单挑大宋朝——王安石

独孤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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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挑大宋朝——王安石/独孤慕雨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4

CAEBN：7-001-000-60494206-6

分类号：王安石 —— (1021—1086) —— 传记　B2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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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挑大宋朝——王安石

独孤慕雨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5.04.01

更新时间：2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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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ISBN：978-7-5008-5274-2

出版时间：2013

目　录

第一章　年少不识愁滋味

01　耕读传家久

02　天才少年

第二章　孤高临霄不屈已

01　不识抬举

02　煮熟的鸭子飞了

03　富贵词人

第三章　汉家烟火起湟中

0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2　李元昊称帝

03　三川口之战

第四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01　断齑划粥

0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03　狸猫何曾换太子？

04　任途难行钱作马

05　国母的羡慕嫉妒恨

06　范仲淹的‘三光’！

07　是战？是守？

第五章　韩琦未足奇

01　要命的鸽子

02　里通外国

第六章　名臣的范儿

01　宋祁的艳遇

02　吕夷简不简单！

03　扶不起的阿斗

第七章　庆历新政

01　攘外必先安内！

02　河西走廊

03　国际笑话

04　辽兴宗的豪赌

05　趁火打劫

06　富弼出使1

07　富弼出使2

08　富弼出使3

09　胡汉和亲未必高

10　庆历增币

11　将军白发征夫泪

12　人傻钱多

13　庆历新政

14　万般皆下品

15　叛逃

16　白衣秀士王伦

17　猪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

18　祖宗家法

19　不作官，做什么？

20　汴梁纸贵

21　大嘴巴欧阳修

22　岳阳楼是怎么建起来的？

23　政坛黑马

24　狄青之死（上）

25　狄青之死（下）

26　避祸

27　公款消费（上）

28　公款消费（下）

29　不叫的狗才咬人

30　欧阳修的羞1

31　欧阳修的羞2

32　风流不下流1

33　风流不下流2

34　艳词门事件

35　关于太监（上）

36　关于太监（下）

37　君子与小人

38　吹牛的代价（上）

39　吹牛的代价（中）

40　吹牛的代价（下）

41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42　自作虐、不可活（上）

43　自作虐、不可活（下）

第八章　宦海沉浮

01　牛刀小试（上）

02　牛刀小试（下）

03　通判舒州（上）

04　通判舒州（下）

05　开封有个包青天（上）

06　开封有个包青天（中）

07　开封有个包青天（下）

08　拆洗王介甫

09　造化弄人

10　万言书

11　仁宗皇帝的烦恼

12　关于专卖的事

13　天子近臣

14　谁做接班人？（上）

15　谁做接班人？（中）

16　谁做接班人？（下）

17　英宗继统

18　英宗继统

19　天子的私心（上）

20　天子的私心（下）

21　大公有私！

22　神宗登基

第九章　步入朝堂

01　国丧从简

02　寻寻觅觅

03　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04　重返朝堂

0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6　谋杀亲夫！

07　权大于法

08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9　得君行道

第十章　大宋发改委

01　制置三司条例司

02　参知政事

03　说话是门艺术

04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第十一章　均输法

01　长袖善舞

02　永远说不清的义与利

03　热脸与冷屁股的亲密接触

第十二章　青苗法

01　让国人汗颜的大宋数据

02　王安石的小额贷款公司

03　皇帝的亲戚

第十三章　谋取横山

01　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

02　老种经略相公

第十四章　南北之争

01　时代呼唤英雄

02　世间岂有绝对公平之事？

第十五章　坐着还是站着？

01　关键是教育皇帝

02　帝王教科书！

03　萧规曹随

第十六章　利国还是利民

01　常平不平

02　青苗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03　坑爹的青苗法

04　令人哭笑不得的司马光

05　树欲静而风不止

06　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八九！

07　老实人的小聪明

08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9　占领舆论阵地

第十七章　三不畏

01　皇帝也有怕的

02　敬天法祖是个宝

03　危言耸听

第十八章　天子门生宰相婿

01　捉女婿

02　神宗皇帝的小九九

第十九章　勿谈国是

01　翰林学士

02　狂犬病患者

03　国是之争

第二十章　文章千古事

01　《答司马谏议书》

02　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十一章　免役法

01　差役与募役

02　构建和谐社会

0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第二十二章　农田水利法

01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02　味道好极了！

03　肉食者鄙

04　吹响集结号

05　鉴往知今

第二十三章　富国强兵梦

01　保甲与保马

02　节流与裁军

03　不是我的过，都是你的错

04　出尔反尔

第二十四章　群体上访事件

01　范仲淹的女婿

02　坑你没商量

03　被致富

第二十五章　市易法

01　重在参与

02　敛财就是敛怨

03　反思与回顾

第二十六章　教育之改革

第二十七章　感动中国的大宋孝星

第二十八章　识人难！

01　先作人、后作官

02　谁也有打眼的时候

第二十九章　一道德

01　百年大计

02　八股与党争

第三十章　方田法

01　消渴症就是糖尿病

02　千步方田法

03　欧阳修的历史功绩

第三十一章　王韶开边

01　平戎策

02　吐蕃赞普

03　亲者痛，则仇者快

04　先下手为强

05　单刀赴会

06　事实胜于雄辩

07　熙河开边

08　大宋速度

09　永远的只有利益

10　王安石军事思想

11　宋、辽边境纠纷

12　政治危机

第三十二章　天灾？人祸？

01　郑侠《游民图》（上）

02　郑侠《游民图》（下）

03　神宗皇帝的检讨书

04　压力山大

05　曾布倒戈

06　有经济头脑不等于有政治头脑

07　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08　久旱逢甘霖

第三十三章　息影山林

01　才成霖雨便归山

02　明月何时照我还

03　贤人吕惠卿

04　放郑声与远佞人

05　权力是春药

06　忘战必危

0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8　谋逆大案

09　道可道、非常道

10　当着和尚骂秃子

11　含沙射影

12　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13　弄巧成拙

14　宋廷的钱荒

15　王雱之死

17　激流勇退

第三十四章　乌台诗案

01　神马都是浮云

02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03　文字狱

04　有罪推定

05　浅尝辄止

06　吃错了药

07　劫后余生

第三十五章　丹青难写是精神

01　相逢一笑泯恩仇

02　元丰改制

03　损人不利己

04　纸上谈兵

05　司马光重返朝堂

06　千载一人

第一章　年少不识愁滋味

01　耕读传家久

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

王安石在年少之时写下如此雄奇之诗句，一个非同凡响的特立独行人物早在未冠之年就对自己期许甚高，希望可以成为契、稷那样的伟大人物。

仔细剖析王安石人生轨迹，就会发现，王安石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至今仍无法盖棺定论的人，心性并不是完全在他少年时期就形成的。

王安石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可以看作是华夏史中世纪一出悲喜剧的话，那么决定这一切的正是他的性格。

人最初的感知，无不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后天的努力也多是先天的延续。毫不例外，王安石的性格，秉性形成，完全是受了父母亲的影响所至。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个有志于在平凡岗位做一番成就的封建小官员。终其一生，他不过是在地方上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在任上，却尽力做些除暴安良、兴利除弊之事。每至一地、皆有官声，去职后更有遗爱于地方。这种居其位、谋其政，忠于职守、清廉自律的为官之道影响了年少的王安石，如果有一个选择题——谁是你生命中影响你至深的人？相信王安石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是他的父亲王益。

王益虽官声不错，却不谙为官之道。有人就有江湖；有官就有官场；有官场就会有官场潜规则。官场潜规则于千年前的赵宋王朝就已经存在。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官二代王安石生于临江军、即今江西清江县临江镇，王益所居的官舍。说王安石是个官二代，并非戏言，他这个官二代是货真价实的。这时候，王益正任临江军判官一职。王益虽是个官，王家在地方上却并不是什么名门宦族。直至王益这一代，通过科考，临川王家才跻身仕宦之途。上溯几代，无一不是扛锄头的农夫。从王益入仕之后，王家从此勉强可以在门墙上高挂‘耕读传家久、读书继世长’的楹联了。

与其他积极要求进步的低级官员不同，王益非但在任上没有跑官要官，反而与上司、地方豪佑不合作。与他截然相反的是，王益上司与地方豪强却是实现了强强联合。官府与地方勾结，鱼肉百姓这种行为在王益眼中视为丑行，嫉恶如仇的王益不但从中作梗，而且努力压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王益因此也得罪了许多的同僚与地方大户，惹的这些人无不对他侧目而视。

王益的不识时务，显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人的利益——挡了他们的财路。在他们群策群力之下，王益这个官场另类很快遭排挤、调任他处。年幼的王安石只好跟着父亲宦游不已，好在少年不识愁滋味，这种颠沛流离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多是增加了一次令人愉悦的远足而已。王益官场蹭蹬不达，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为官之道。在新淦县令、韶州知州任上，仍一如既往，整治地方奸猾之徒，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他的这种不畏强暴，积极维护贫弱百姓利益的行为，使少年王安石在耳濡目染之下，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影响日深。

王益作官，与众不同。他并不是仗势欺人，为抖威风，将惊堂木拍的山响，恼羞成怒之后，对治下小民大棒伺候。他所讲求的是以理服人，史称‘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对待治下生民如此，居家对待妻儿更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相信王安石兄弟几人调皮之后，经常会被父亲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一番。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动用家法，棍棒下面出孝子。王益的这种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法，无疑对王安石年少时候的心智成长益处良多。注重务实的王益，很少在闲暇之余吟风弄月，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善为文。少年时代的王益就曾经拿了自己的写的文章，去名臣张咏那里班门弄斧。张咏看过之后，赞赏不已。得到将寇准讥为不学无术的张咏首肯，王益的文章定有可圈可点之处。王安石青出于蓝，终成一代文学大家，王益所作的教诲、启蒙功不可没。

02　天才少年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与寻常女子的无才便是德不同，吴氏勉强称得上是知识女性。对这位有文化、识见不凡的伟大女性，王安石的文友曾巩如此称赞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这样一位杰出女性，与王益的结合也是一对璧人、天作之合。有如此父母，对于王安石的学养形成作用如何不言而喻。令人称异的是，王安石的外祖母也是位粗通文墨的女性，喜欢阴阳术数之学。家学渊源，少年王安石所学不完全囿于儒家之说。这两位他生命中重要的女性，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直接产生了影响。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继室。作为继母，吴氏非但没有用三聚氰氨奶粉之类伤人于无形的食品去作践王益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反而对丈夫前妻所生的安仁、安道的爱抚远超过自己的几个儿女。吴氏不但是位贤惠善良的女子，而且自嫁与王益之后，育有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五个儿子，另外两个女儿，因为历史上重男轻女的原因，名字是什么根本无由考证了。从王安石传之后世与其妹唱和的诗文中推测可知，这两个妹妹也是知书识礼之人。所有这一切应该皆是拜吴氏所赐！

除了在十三岁到十五岁期间，因父亲丁父忧在江西临川小住之外，王安石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一直都是随着父亲在他仕宦之地韶州、江宁府间奔波。景佑四年、即公元1037年，王益改任建康府通判一职，妻儿再次随他赴任。好不容易生活才安定下来，两年之后王益却积劳成疾，死在了任上。

王益死后，厌倦了奔波之苦的王安石一家，从此在江宁府落了户。父亲的早逝，给正在步入青年王安石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居家守丧的几年时间中，王安石对自己的人生在做了深刻自省之后，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跟随父亲十多年的宦游经历，青年王安石对盛世之下的萧条景象百思不得其解：丰年的时候百姓尚不得温饱，荒年、灾年更将如何？田间禾稼绝收，生民嗷嗷待哺，何以催缴赋税的胥吏就开始新一轮的叫嚣？青黄不接时候，路有倒殍，国家官吏的不作为与漠然更是令王安石扼腕叹息。现实的无奈，对于青年王安石的治学与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赵宋王朝的有意引导之下，学而优则仕在北宋太宗一朝得到了充分体现。更在宋真宗《劝学文》露骨的一番忽悠之下，看到了希望的贫寒士子想要实现凌云之志，只有寒窗苦读一途。不管统治者初衷如何，毕竟身在底层的士民看到了可以参政议政的可能。两宋经济的繁荣，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让教育事业在中世纪的华夏大地得到普及和高速发展。进士及第荣耀无比，成了所有有志之士为体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途。不同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读书热情高涨，竞相投身于科场，甚至有生命不息、考试不止者。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即便是孔、孟复生，也不得不走进考场去挤这独木桥，以期出人头地。王安石在父亲逝后，一改从前只知吟诗作赋、不关心国计民生的情形，开始注重社会现实。他耻于作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而是抱定了学以致用的心思，渐渐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凌云壮志。在建康读书的数年时间内，在悉心研读圣贤书的同时，开拓眼界——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书不读。而且与众不同的是：王安石读书，不拘于前人传注，大胆思考、发前人所无，师古而不泥古。这样一来，日久形成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认识与深刻理解。

儒学在经历了汉唐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在有宋一代形成了新儒学，史称宋学。出现这种情形，绝不是一种偶然。正是因为有许多与王安石基于相同认识的士人大力推动、发奋有为，开创了以已意解经的新学术思想。儒学在北宋迎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伟大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色的新儒学。

儒家的经典是步入仕途的唯一敲门砖，每想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这些足以充饥的画饼，所有有志入世寒窗苦读的士子就浑身是劲、两眼放光。想要实现人生理想的王安石同样不能免俗，父亲的早亡，使全家人失了庇佑，莫说作官造福天下苍生，就算是想要母亲兄弟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也得必须六经勤向窗前读！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奉为圭臬，对孔孟之道王安石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对于圣人之学，他也大胆提出了自己看法。直抒己见：言而无理，虽周、孔所不敢从。对圣人的理解，王安石也认为圣人并非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后天的培养形成。之所以是圣人，完全是在学习中勤于思考的原因。王安石认为：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即使是普通的贩夫走卒，只要是精通其理，同样是圣人。

王安石的这种惊世骇俗思想，在那些自诩为孔孟传人的腐儒眼中看来完全是一种离经叛道，当然是无法容忍的。

其实，王安石身上有许多的行为是时人无法理解的。在建康读书的同时，王安石也注重做社会调查，儒家经典外的学问也是他学习的重点。对农夫女工他一样虚心请教，借此印证圣贤之学的正确可靠与否。在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理解与认识之后，更坚定了他刻苦读书的决心。这种理论联系实际、严谨务实的治学之风影响了他一生，也是青年王安石胸襟见识远超侪辈的原因，同样也成了日后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第二章　孤高临霄不屈已

01　不识抬举

学有所成的王安石在守丧期满之后，于庆历二年离开江宁府，去汴梁城参加可以决定一生命运的科考。在大宋帝国的心脏，王安石结识了赴试的同乡——曾巩！彼时、二人都是白丁，却惺惺相惜从此结为知己。当曾巩看过王安石的文章之后，不禁击节叹赏，拿了王安石的文章去请自己的恩师、当时执文坛牛耳的前辈欧阳修点评。另有一说，此事发生在庆历六年。这种说法应当是根据王安石《上欧阳永书》做出的判定。慕雨认为此说大谬，彼时王安石已经是进士及第，曾巩虽被人讥为迂腐，似无必要行此添足之举。

在宋仁宗庆历初年，欧阳修的文名已经是中外远播，识羞不识羞之人无不以文章能得到他的品评为荣。为文不识欧阳修、便称名士也枉然。如果文章可以得到欧阳修的认可，立刻就会名扬四海，文名鹊起。果然不出曾巩所料，欧阳修一见王安石的文章，惊叹不已、频频点头。

欧阳修把这位青年俊彥比作李白、韩愈，赠诗赞道：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欧阳修本是希望这位后起之秀可以继承李白、韩愈的功业，一洗凡马万古空的。哪知道王安石志不在此，而是以忝列亚圣门墙为幸事，所以在答诗中写道——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通过答诗，王安石委婉、明确的表达了他的志向所在，对于欧阳修这样成名已久的大家赏识，他的表现让人感觉难以理解的同时，进而会生出此人不识抬举之感。

王安石此举究竟是什么原因？

作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世一些出于政治需要的人刻意把王安石列入了法家人物行列。对儒家大加鞭挞，似乎王安石是一个奉法反儒的急先锋。公允地讲，王安石仍是一个深受孔孟文化影响的儒派人物。如果强要往法家上靠的话，至多可以说为一个援法入儒的新儒。也可以视为集儒、释、道三者之学为一身的宋儒。

宋真宗即位之初，与契丹人签署了史称澶渊之盟的城下之盟。为求得心理平衡，在天下臣民面前找回可怜的大国君王尊严，大肆造神愚民，不惜耗费巨额资金，行封禅祭阴之事。此事虽为后世史家所诟病，但也在路过山东孔圣家乡曲阜时候，拜祭了圣人之后，加圣人谥号为至圣文宣王。慕雨认为，这是宋真宗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历代帝王加孔圣的尊号再无出其右者。

统治者推崇，因此对于孔丘这位圣人，北宋的儒生士子是万万不敢轻易非议的。而对待在北宋初年方被奉为亚圣的孟子因为少了顾忌，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在宋时，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如李觏、司马光、晁说之，都曾不同程度的菲薄过孟子，与这几位看法迥异的是，王安石认为孟轲才是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者。因对孟子理解角度的不同，王安石十分崇敬孟轲。

孟轲作为孔丘之学的再传弟子，也是鼓吹仁政爱民思想的儒者。他所提倡的民为重、君为轻的朴素民本思想，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而且随了时间的推移，注定将是越磨砺越光芒。孟子做为亚圣，可说是名至实归。历代儒家建议统治者实施的仁政，主张的宽猛相继虽说无一不是为了维持统治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不能否认，实行这样的仁政，也可以让饱受剥削压榨的劳苦大众得到片刻的喘息。王安石既是以孟轲传人自居的，当然也是仁政的倡导者。从他主政实施变法的作为来看，王安石正是孟轲仁政学说的继承发扬者。

王安石既不愿意做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更不希望自己成为李白那样的诗仙，他心仪的唐人大家却是称为诗圣的杜甫。青年王安石认为作文就是要务为有补于世，文以载道才是他的理想。观王安石传之后世的文集，散文多以政论居多。可见王安石是知行合一、力行不倦之人。心中存了这样的念想，当然就不屑于做那种只知‘雕绘语句为精新’的诗家了。

虽然他一样肯定了李白的才华，但对李白诗作的不食人间烟火心下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訾议。

‘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他却对关心民瘼，人间疾苦事的杜甫心下向往景仰之。众所周知，杜甫的诗更加贴近生活，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对身处社会底层的生民寄与深切的同情。

诚然，做为封建专制王朝的官员，杜甫无非在叹惋的时候，寄希望于政治清明的君圣臣贤。这种认识在千余后的今天仍有知音。禁锢数千年的民众，思想上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有质的改变，把希望只是寄托在包青天那样的清官身上，而不是去寻求建立一种机制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做此想者，不亦惑乎？

02　煮熟的鸭子飞了

青年王安石的思想境界，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跨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窠臼。他已经在以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了。让他做一个逍遥世外的散仙、无视天下苍生疾苦，显然不能。他的作为将远过欧阳修的期许，虽然王安石一生的文章、诗词成就斐然，但王安石志不在此。

当朝臣把庆历二年进士及第的文章进呈仁宗皇帝御览时候，其序列依次为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曾巩这一次却是科场失利，名落孙山。欧阳修眼光老辣，王安石文章果然独步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哪知道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本来是王安石状元及第的事情，却又横生枝节。

当仁宗看到王安石文章中有‘孺子其朋’的句子之后，不由地大光其火。王安石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仁宗皇帝内心很纠结，他最害怕与担心的就是朝臣结为朋党。生性敏感的他心里恨不得将洗脸用的盆改成洗脚桶了，更何况王安石孺子其朋的句子更有长辈教训子侄辈的意思。仁宗皇帝看了，当然心中不爽了。圣天子很不高兴，当然会出现后果很严重的之事。王安石最终因‘此语忌、不可魁天下’的原因，痛失状元郎，煮熟的鸭子飞离了热汤锅。

评判文章一事，自古就是一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事情。英明领袖发话了，本是第四的杨寘最终大魁天下，应该是状元郎的王安石却成了第四名，以二甲第一名及第。虽然与状元郎的无上荣耀失之交臂，但王安石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亦可说是春风得意、少年得志，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需知在有宋一代，是文人辈出、灿若星辰之际。经宋太祖、太宗、真宗的大力提倡，数十年的积淀，于宋仁宗一朝无数的文人涌现，蔚为大观。而其中一人颇具代表性，这位就是晏殊、晏元献。晏殊是北宋初年间的举国闻名的神童，他七岁时候就会写文章，名闻遐迩。事情越传越奇，最后竟然传到了最高当局的耳中。真宗皇帝命人把晏神童召至宫中，亲自考核一验真伪。小小神童不但不怯场，反而超常发挥。真宗皇帝一见大喜，授职秘书省正字。十四岁的晏殊成了八品京官，小小年纪就成了万众艳羡的公务员，从此一路青云直上，三十多岁年纪就做到了宰辅之臣。这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中，无疑是件异事。

庆历年间，晏殊时任枢密使一职。虽然他与欧阳修一样文采横溢，乐于奖掖后进、礼贤下士，但是文人相轻这种陋习是由来已久之事，二人虽然在朝中各有一批拥趸，但二人却已经是心存芥蒂。说起来二人交恶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因为文学之事。

庆历年间，西夏李元昊称帝，与宋廷于西北鏊兵，宋人屡尝败绩。晏殊时任枢密使一职，一日天降大雪，欧阳修等人前往拜谒晏殊。晏殊见漫天的飞雪，酒兴大发，置酒西园招待这些人共饮。欧阳修见国事如此，主军政之事的主官晏殊却仍有此雅兴，作诗讥讽道：

主人与国同休戚，不唯喜悦得丰登。

须怜铁甲彻骨寒，四十余万屯边兵。

晏殊如何会看不出欧阳修诗中之意，心下不爽、只是不好当面发作。欧阳修的诗传至了宋仁宗的耳中，晏殊的枢密使一职也就做到了头，从此晏殊与欧阳修交恶。

讲到晏殊，不得不提及他的诗词了。人们对他的诗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这首《无题》了——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关于这首无题诗，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诗中的富贵气了。前人指出唐白居易的诗句歌声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中充斥着一种富贵气息；在晏殊的《无题》诗流传开之后，很快就有好事者指出：白诗中虽有些许的富贵气，但已经是一种富贵怕见花开的颓败景象，一个下字就带出了江河日下的破败象。远逊于晏殊诗中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那种从容不迫的富贵气象。

诚然，晏诗中并无歌舞楼台之名，然而梨花院落与柳絮池塘又岂是寻常人家所有？而且只有富贵人家才会感觉得到溶溶月色的温馨，嗅的到风轻月白下的梨花清香。衣食无着的贫寒百姓，眼前即便有美不胜收的无限风光，又岂能有此感知力？也只有闲到极致的富贵家子弟才能体会得到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的落寂与忧伤。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与《无题》一诗相较而言，人们知道更多的却是晏殊的这首《浣溪沙》。

晏殊文才出众，词作格调婉约，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这两句竟似佳偶天成，令人无限回味的同时，赞叹再三。而更令人称异的是——这似曾相识燕归来之句却是别人送晏殊的，对于这一段宋词佳话，晏殊自己也不掠人之美，并不讳言此事。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03　富贵词人

晏殊虽做了高官，但和所有文士一样，走在路上，眼观景物，心中却是在搜肠刮肚的构思佳句。有此癖好的人，经常是口中念念有词的一副失魂落魄情形徜徉于道上。

这一年，晏殊因公事赴杭州，途经扬州地方。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风景胜地，晏殊在大明寺暂歇。与现代人喜欢在风景名胜处刻上XXX至此一游不同，古人更喜欢于壁间题诗。当年李白来到黄鹤楼，本来也打算兴之所至涂鸦几笔的，只是在看了崔颢的诗之后却又打消了念头。但就此罢手实在是心有不甘，最后索性提笔在崔颢诗旁边写道：眼前有景道不得，早有崔诗在上头。后人对此精神加以继承发扬，故此，采石矶李白墓旁尽是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了。其实，勇于弄斧、献丑也是需要勇气的，现在不时涌现的这体、那体与厕所文化等不正是班门弄斧的滥觞吗？

官做到一定程度的晏殊已经懒得逐字逐句去读那些题在壁间的诗词，自有侍从左右大声诵读给他听。晏殊所做的只是闭目养神，侧耳倾听，用心品味这睦诗词的意蕴。一连听了数首，都是寡然无味的，因为听的不入耳，干脆大声告诉下属不必念那些诗作者的名字……

在侍从读到——

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

哀音已亡国，废诏尚留名。

仪凤终无迹，鸣蛙只废声，

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

之时，晏殊眼前一亮，忙问作者姓名。当知道诗作者正是江都尉王琪后，晏殊立即派手下去请王琪共进晚餐。

得知是晏殊大人相请，王琪岂有不从之理。饭后，两个千里觅知道的男人理所当然的会谈及诗词。此时正是落英缤纷的暮春时节，触景生情的晏殊忽然想起自己去年写就的半阕词。其中写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晏殊苦思之余也无法再续出后句了，心下十分的苦恼。王琪听了晏殊的叙说，几乎不假思索就说出了似曾相识燕归来之句。晏殊一听，喜出望外。开口向王琪讨要此句，王琪顺水推舟、玉成其事。

从此，王琪成了晏殊府中的一名从官，在晏殊的荐举之下，跻身朝廷清要文秘官员。

欧阳修因为耳白于面、唇不著齿，生的太过随便的原因，也成了晏殊的揶揄之事。一天，晏殊与友人在谈天说地间，忽然指了挂在壁间的唐人韩愈画像道：此貌与欧阳修十分相似，也不知欧阳修是不是韩愈的后身？不过晏某人看重的是他的文章，并不是欧阳修的为人！

无独有偶的是，欧阳修每与人提及晏殊，同样也会不屑的神情道：晏公作品，最好的是小词，诗次于词，文更次于诗。而为人又次于他的文章多矣！

欧阳修这样说，是因为他心下认为写词乃是小道，不是什么正经事情。似乎不值得炫耀。其实，欧阳修的一些词与晏殊的词风相近。多是一些风花雪月，惆怅伤怀的颓废句子。欧阳修这样讲晏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且不说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单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成了多少热恋男女道不尽的甜言蜜语。而欧阳修因为帷幄之事也成了政敌攻讦的籍口，有理由相信一些事情绝不是简单的捕风捉影、空穴来风。

取代了王安石状元之位的杨寘，与晏殊也有极深渊源，杨寘的兄长杨察正是晏殊的东床令坦。他人不知其中原委，而晏殊对于王安石状元之位的得而复失知之甚详。晏殊心知王安石定非池中之物，又听说了欧阳修赠诗的事情。心生惜才之意的晏殊趁着新科进士来拜访的机会，特意约请王安石过府宴饮。

王安石不疑有它，枢密使大人请客，便是鸿门宴也只有欣然就道。宾主尽欢、杯盘狼藉，晏殊请王安石暂留，奉茶从容与语道：后生可畏，他日成就定在晏某人之上！王安石见晏大人如此说，只好谦逊不已。哪知晏殊忽然话锋一转道：老夫有一言奉送，他日当政，当知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王安石听的一头雾水，不知晏殊所指何事，只有口中唯唯称是。辞别出了晏府，却对晏殊心下鄙之。不明究竟自己哪里做的不是，竟惹的枢密使大人如此谆谆教导。其实，王安石既对号称诗仙的李白都放不在心上，又岂会把晏殊这样的富贵词人放在眼中？

进士及第的王安石很快就接到了他职场生涯中的第一个任命——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其实就是为知扬州的地方长官充任幕僚，与后来的师爷所做仿佛。不过那些绍兴师爷多数不能称之为官，他们至多是属于体制外的吏。

然而事情总是令人诧异——古今同理，真正做事的人基本上属于体制外之人。而洸洸乎干城之具的多是肉食者鄙、尸位素餐之徒者居多。这样做的妙处难以言说，当有不测之事发生时候，就可以把罪责推的一干二净了。所有的错都是临时工所为！求，无乃尔是过欤？

初次步入仕途的王安石既无心风月，当然也就无意于明月夜到二十四桥下听玉人吹箫了。他公务之余的时间，都用来勤奋读书。甚至是通宵达旦的苦读不辍。王安石的这种怪异行为非但不被同僚所理解，甚至会被上司误解。试想，一个寒窗苦读十余载的学子，好不容易考入了一个重点名牌大学，仍是不知疲倦的苦读。当然会被认为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举止了。

第三章　汉家烟火起湟中

0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著史之人鲜有秉笔直书的，多数的人都会在其中加入私货。先入为主之后就难免对人物的品评有失偏颇，所以董狐笔只能是传颂今古的一种传奇了。北宋大儒邵雍之子邵伯温虽在自己的私史笔记《邵氏见闻录》中对王安石极尽诋毁之事，却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在王安石任幕僚之职时候，知扬州的人却如走马灯仿佛。庆历五年三月，北宋名臣韩琦从枢密副使的任上，以资政殿学士左迁知扬州。在任上与年轻的王安石发生了一段趣事。

王安石这时候仍是每天夜晚读书立说、通宵达旦，每天到黎明时候才假寐片刻，等到天亮，经常顾不得梳洗，就急匆匆赶至公署。韩琦见这个下属不止一次的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来点卯，心下以为这个少年得志的王安石是每晚流连于风月场所，沉湎于蝴蝶鸳鸯梦中而难以自拔。在李唐之时，就已经有了一扬二益的说法。与那些没有什么追求的贫民百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比，有钱人或自命风流的士子无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做一番销金之旅。

依韩琦的想法，少年得志的王安石当然不会错过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了。这天又见王安石衣衫不整、步履匆匆地赶至公堂，忍无可忍的韩琦不由地语重心长地劝导这个年轻下属道：你还年轻，千万不要颓废，自暴自弃要不得！

对这位年长自己十多岁上司的苦口婆心，王安石无言以对，更懒得解释，只好保持沉默。王安石的心底一定会涌起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感。一个人的寂寞，往往只是一个人的精彩。

等到韩琦知道事情原委之后，不禁对这个晚辈刮目相看，希望把年轻的王安石收在自己门下。哪知，王安石的倔强并不是偶然态，而是一种经常态。知道上司有此意的他，却无论如何不肯屈就。或者，在他的心底已经认定韩琦并不是他的知己。自己弹奏的高山流水，又岂是这种下里巴人所能欣赏的？自己如果主动向上司靠拢的话，会有明珠暗投的可能。

历史证明：在大多时候、自信心是柄双刃剑，既伤人、也伤已。个性太强，终难免会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事情。

与其他人出知扬州不同，韩琦的到来，绝不是件简单的事。讲起韩琦的贬谪，必须得从推行庆历新政的改革先行者北宋名臣范仲淹说起了。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正居于北宋一代的正中间。而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又正好居于宋仁宗在位的中间段。

宋仁宗虽然算不上是个开拓之君，却也可以勉强视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宋仁宗在位的时期虽称为盛世，然而看似太平景象的盛世，其实是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

宋仁宗明道元年、即公元1032年十月，西夏王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即位。李元昊的即位，是十一世纪华夏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西夏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如果说李继迁与李德明父子只是为了自立的话，那么李元昊则把这种民族自立精神推向了极致。他决心要超宗迈祖，立国称帝！李元昊与父祖不同，李继迁、李德明的反宋与抗宋，无非是保有祖宗基业，免得自家的一亩二分田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失去。他们只是希望在一种高度独立、自治的情况下仍与宋保持一种表面的臣属关系。

李继迁在临死之前，曾语重心长的叮嘱儿子：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

他明白地告诉了自己的继任者，在西夏势力没有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时候，认低服小将是既定国策。宋政府不同意，就要坚持，一如既往的坚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李德明对父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在位期间依计而行。而他的继任者李元昊既是年轻气盛时候，又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他耻于永远背靠赵宋这棵大树乘凉，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有这番心思，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经历了李继迁、李德明父子二人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后，党项羌人羽翼渐丰。而李元昊从年幼时就表现出了与父祖不同的王霸之气、与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在李德明在位时期，李元昊就积极投身于东征西讨之中，率兵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劲兵。等到李元昊即位之后，更是兼并了河西走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王国基础。

02　李元昊称帝

李元昊打算立国称帝的野心并不是在他即位之后才有的，早已有此成算的他承袭王位之日起，就开始了他有步骤、有计划的王霸事业。与父祖的仰慕中原文明不同，为了增加民族凝聚力，李元昊更注重的是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唯有摆脱中原文明的束缚与影响，才能建立起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政权。李元昊在更改姓名、服饰、改元去汉化的同时，亲自主持创制了党项民族自己的文字西夏文。西夏文成了李元昊治下的官方文字，西夏文的创制与推广应用，是党项民族增加凝聚力、向心力的民族意识觉醒标志之一。

在努力奉行去汉化、消除中原文明影响的同时，李元昊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建都城、设官制、健全兵制逐步建立完善国家机器。在先进文明面前，有选择的学习与借鉴也是杰出政治家应具备的个人素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李元昊积极准备立国称帝的同时，北宋君臣上下对此却视若无睹，集体陷入了一种失明状态。偶有边将看出了端倪上奏朝廷，也被执政大臣斥为无稽之谈。李元昊紧锣密鼓的动作却没有引起宋廷的严重关注，朝野上下在承平日久的岁月中早已丧失了应有的戒惧之心。

朝内既乏法家拂士，出外亦无敌国外患，北宋王朝最终的覆亡并非朝夕之事，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由来也久矣！

宋廷的姑息养奸，正中李元昊下怀。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北宋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高筑祭坛，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同时改大庆二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李元昊一面亲自前往西凉府祠神，一面遣使向北宋朝廷告知称帝之事。

西夏使者一改从前旧例，从延州抵京师一路之上趾高气扬，穿着本民族服装不肯换装。直到要面见宋仁宗时候才改易汉装。

接过李元昊的独立宣言，宋仁宗虽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仍难掩心底的五味杂陈。眼见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说从前显然就已经失去了必要，当下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对待李元昊这个僭逆。仁宗皇帝心中也无成算，只有把皮球踢给了枢密院的臣僚，由他们拿出相应对策。

让赵官家深感失望的是——这些素日里倚重的大臣竟然是‘枢密院议数日不决’！非但如此，朝臣很快分为了鸽派与鹰派。鹰派主张先斩来使，对李元昊的不臣之举大加讨伐，以示惩戒；鸽派则极力反对鹰派人物的这种不顾现实的过激行为，主张理性对待此事。

双方虽然争执不下，却也没有为难西夏使臣。上朝大国乃礼仪之邦，信义二字还是讲求的。本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国际惯例，决定遣返使人。不辱使命的西夏使臣见堂堂大宋万乘之国不能奈何一个边鄙蕞尔小国，更加显的倔傲不驯，临行之际竟然拒绝接受宋仁宗的诏书与所赐物品。

宋廷上下的软弱不举，更助长了西夏使人的自信。在对待野蛮者的时候，如果表现的更具攻击性、以暴易暴亦不失为一种简单实用的好办法。就这样的让西夏使人自信心爆棚的安然归去，至泱泱大宋如入无人之境，绝非国家之福！

其实，就在西夏使介未上路之前，宋廷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对待李元昊的僭逆不臣之举，宋人再次祭出了百试不爽的经济制裁法宝。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后不久，宋人取消边境榷场，实行经济封锁。同时在边境发布悬赏令：凡是捕获李元昊的密探、赏钱十万；削夺李元昊官爵，募能斩元昊首级者，如果能够斩李元昊首级以献，立即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一职。

对宋廷的这种色厉内荏，李元昊不屑一顾。宋仁宗拒绝承认他称帝一事，本是在他意料之中。故此对北宋绝互市、削官爵，悬赏和备战的举措毫不示弱。既然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无法得到宋廷的承认，李元昊决定针锋相对通过战争来继续夯实他的帝业。与宋君臣手足无措不同的是，李元昊却是谋定而后动：首先，在积极备战之前，先是在西夏国内发起一轮声势浩大的战前宣传动员工作。为统一国内认识，他猪八戒倒打一耙的公开指责宋人背信弃义，煽动无知边民阴谋暗杀自己。宋人的一些愚蠢行为为他提供了口实，也为他的入侵提供了舆论导向。李元昊遗书宋廷指出：自己作为北魏拓跋后裔，称帝于一方也是应有之义，通知宋廷不过是——回赐通和之礼，洊行结好之恩！

李元昊绵里藏针的特意提醒宋人，宋夏交恶曲不在已，自己称帝合情合理。而且西夏与契丹是有传统友谊的盟邦，有契丹大哥在后面撑腰，他并不担忧宋人的报复。

其实，李元昊称帝之事，事先并未知会契丹人。根本没有得到辽廷上下的首肯，对于既成事实，契丹国中暂时保持了沉默，静观事态如何变化。李元昊在没有得到辽廷对他称帝的正式承认之前，也是心底打鼓。这样虚声恫吓宋人，既为鼓舞国民志气、提振士气；也是在籍以安慰自己，没有必要太过心虚，宋帝国是纸老虎。

在他没有登基自立前的数年间，李元昊就在宋夏边境上发起数次小规模的军事挑衅，一者，试探宋人虚实，顺道查看边境山川地理。二者，也算作是自己侵宋前的大练兵、军事演习，借此检验自己手下军兵的作战能力。苍蝇不抱没有缝的鸡蛋——在多次对宋府州、庆州、环州、泾州、原州进行火力侦察后，最终确认了自己称帝以来的第一个军事打击目标：宋鄜延路一带！上诉地区‘地阔而寨栅疏远，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是宋人漫长边境线上的最薄弱环节！

李元昊选择好了延州作为军事打击目标、战略突破口之后，选将派兵，在他的亲自率领之下发动了史称三川口之战的侵宋战争。

03　三川口之战

三川口之战，是李元昊称帝之后与宋廷在陕西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三川口位于今陕西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处。

延州当西夏人出入要冲，虽地势险要，却守非其人。知延州范雍是个既不能控马，亦不能引弓却自以为是的饭桶。得知李元昊率大军来犯的消息之后，惊恐不已，连夜表奏朝廷请求发兵增援。疏入京师，却被执政大臣扣留未报。范雍坐镇延州，盼援军不至，却等来了李元昊的暗通款曲。李元昊的缓兵之计本来太过小儿科，哪知道范雍这个饭桶不知是计，更不会将计就计，信以为真的丝毫未作战备。数日之后，当听到李元昊大军围攻延州北保安军的时候，这才慌了手脚。范雍忙作书请屯驻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二人立即入援。

刘平、石元孙二人做为饭桶的下属不敢见死不救，接到范雍书信之后，立即率军万余驰援土门寨。哪知道李元昊进兵神速，在顺利攻拔了延州外围的金明寨后，业已乘胜直抵延州城下。不得已，范雍再次派人飞马传檄刘平、石元孙二将，命他二人速从土门还军救援延州。

救兵如救火，刘、石二将不敢怠慢，率军昼夜背道而行。在与前来赴援的数路宋兵合军一处之后，结队而行。行不多时、天色已晚，忽有军校来传范雍将令：请刘平、石元孙等人于夜暮时分入城，自己将于东门迎候。为防止西夏奸细混入城中，命宋军化整为零进城。

暮色苍茫之中，不辨真假的刘、石等将领立即传令三军，分批逐次迤逦入城。等到好不容易将军兵分为五十队时候，越琢磨越不对劲的刘平等人起了疑心，再寻那传令的军兵时候，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刘、石二将大惊，急忙派人飞马前行探明军情。片刻探马回报，延州城漆黑一片，应该是畏敌如虎的饭桶对城中实行了灯火管制。让人不解的是，宋前军走的不知去向。二将知道中计，急忙收拢军兵，小心翼翼整队结阵而行。好不容易前行至五龙川，已距延州城只有五里之遥。远处的延州城如一只面目狰狞的巨兽蹲踞在暗夜之中，二将这才心下略安。

哪知道就在此时，忽然间角鼓震天，李元昊伏兵四起，一时不知有多少人马从黑暗中向宋兵掩杀过来。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平地积雪数分。刘平、石元孙率宋军面对蜂拥杀至的西夏军顽强抵抗，两军杀的难解难分、相持不下。宋军中虽然有恐辽的光荣传统，但从来没有把西夏党项羌人放在眼中，也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势均力敌的对手给予应有的尊重。乱军之中，刘平耳朵被乱箭射穿，血流不止仍力战不退。见主将舍生忘死的拼命，宋军将士无不是奋力拼杀、高呼酣斗。黑漆漆的夜里，双方军兵都成了睁眼瞎，只知道一味的向前冲杀。战死、溺死的足有数千。前方宋军与西夏军兵斗的不可开交，战事惨烈异常。一时间战事胶着，宋军既无法冲出重围，而西夏军也一时奈何不了宋军。

仍是因为宋人的怯愵改变了僵持不下的战场形势。前面的宋军在浴血厮杀，而在后面掠阵的宋军将领黄德和见无法突围，不是指挥军马迅速加入战团助一臂之力，而选择了擅离战场，走保西南山。刘平儿子拦在马前苦苦哀求，无奈黄德和只是不听。黄德和的离去，使得宋军后阵空虚。在西夏人一波又一波的冲杀之下，宋军不支终至溃败。刘平率残军千余人继续与西夏军激烈搏杀，终因寡不敌众，刘平与石元孙二将力尽被擒。

三川口之战，李元昊准备充分、谋定而后动，终以西夏军完胜而结束。李元昊乘胜急攻延州，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本已经是危如累卵的城池，竟然因天降大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原因。西夏军御寒衣物准备不足，围攻七日而不能拔。李元昊见师老兵疲，西夏军已逞强弩之末，主动弃围而去。与平原铁骑奔突不同，攻坚战原非党项羌人所长，宋军在城中以逸击劳，在老天爷的帮助之下，终于击退了西夏军。许多时候饭桶也是福将，延州城意外得保不失。

是役李元昊虽最终胜出，在遭遇了宋军的拼命抵抗之后，西夏的获胜也只能说是惨胜。李元昊本想挟战胜之余威率军一鼓作气攻陷延州城的。哪知道其它数路协同作战的西夏军未能得手、尽皆铩羽而归。如此一来，李元昊所部便成了一路孤军。非但有被宋军聚歼于城下的可能，而且西夏军归路也有为宋军阻遏的危险。见收就收，乃是李元昊的明智之举。

范雍见李元昊撤围而走，口中一迭声的高颂阿弥陀佛，哪里敢出城追杀？只好依了兵圣所言归师勿遏，任由西夏人如退潮一般去的干干净净。

李元昊见宋人不敢来追，于是屯大军于金明寨以图再举。

宋军大败的消息很快传至朝中，宋廷上下朝野震惊。参知政事宋庠甚至提出：立刻派重兵驻守潼关，以避李元昊兵锋！

三川口之战以后，西北边患成了宋帝国议事日程中头等大事。事情引起赵官家的严重关注之后，宋廷上下很快形成了空国事边之态势。西北李元昊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宋君臣脆弱潮湿的心。宋仁宗不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简单的只对边防之事重新做了安排部署，一边在边境聚草屯粮，一面走马换将。范雍在此战中暴露出的懦弱无能，显然不适合再知延州。宋康定元年、即公元1040年二月，饭桶易地作官被降知安州，官家任命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

第四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01　断齑划粥

韩琦情知自己独木难支，奏请召知越州范仲淹共同安抚陕西。宋仁宗立即允从，任范仲淹知永兴军。不久宋官家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讲到北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一事，不得不讲范仲淹这位千古名臣。多数人只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却不知范仲淹首先是一个锐意革新的人，他所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影响与规模远不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但庆历新政与范仲淹个人对于王安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范仲淹，字希文。有宋一代，范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由他主持的庆历新政虽只坚持了一年左右，但却开北宋改革的先声，在当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政治大环境下，无疑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千古，可以视为他一生功业的写照！

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并不是泛泛之言。他的前半生，从出生至入仕，完全可以得到印证：他确实是生于忧患之中——

范仲淹的先祖在唐末为避战乱，举家迁往苏州，其后数世都选择在吴越钱氏政权中作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吴越钱俶献土。范仲淹父亲范墉兄弟数人跟随钱氏入宋，赵光义除了优待钱俶一门之外，对于这些割据政权的归顺之臣，明知其中不乏治世才华者，却不敢大用，只是委以地方小官吏而已。这些二臣中，除了南唐张洎之辈为求富贵，不惜卖主求荣之外，多数人选择了逆来顺受，小心夹起尾巴做顺民。

屋漏偏逢连阴雨——范仲淹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范墉卒于徐州节度掌书记任上，留下孤儿范仲淹与寡母谢氏。孤苦无依的谢氏，不得已改嫁了长山朱文翰，范仲淹从此改名为朱说。从年幼之时始，范仲淹的教育就一直没有荒废。据此可知，朱文翰并没有因为他是个拖油瓶而歧视他，朱应该是个厚道人！

朱文翰于长山为官之时，范仲淹与一名同学借寓长山醴泉寺刻苦读书。为磨砺心志，两人每天煮一锅粟米粥裹腹。等到粥凉了之后，就用刀划分为四块，二人早晚各吃两块。菜只是白水加盐加几根韭菜而已。范仲淹的这种刻苦学习经历，便是传之后世的断齑划粥的故事。

在苦读数年之后，范仲淹离开朱家，只身去了南京应天府书院继续读书，此行并非完全是求学深造。一说为范仲淹在长山无意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二十三岁的范仲淹耻于寄人篱下的生活，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京。希望通过发愤苦读，不再依傍朱家、重振家风。不过从史料记载范仲淹是以朱说的名字应试来分析，这个说法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应天府书院是北宋时四大书院之一，读书条件与醴泉寺相较而言虽是不可同日而语，但须知在有宋一代，‘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的现实社会中，毋庸说考取进士十分艰难，就是想要获得发解资格也颇为不易。用挤破脑袋来形容亦不为过！倘若没有‘十年寒窗积雪余，读得人间万卷书’的苦读功夫，想要在无数应试士子中脱颖而出，怕是痴人说梦。来到应天书院后范仲淹生活依然艰苦，从此他经常是衣不解带、昼夜讲诵，读到困倦时候，就用冷水洗脸提神。有家境好的同窗赠他衣食，一概为他婉拒。范仲淹不好声色犬马、心无旁骛只知一门心思读书，很少出去游玩。

这一年，宋真宗皇帝大搞封建迷信，封禅祭阴举国为之癲狂。真宗皇帝路过应天，大家都扔下手中的书本，争相一睹圣颜。没有人愿意错过与伟大领袖近距离亲密接触的机会，书院中只有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苦读不懈。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去看看，皇帝这种稀有动物，并不是凭票就可以参观的。

范仲淹从容道：皇帝终究是要见的，只是现在尚不是时候！

范仲淹如此淡定，心中已经是早存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志，身处逆境，范仲淹却如饮甘饴；胸怀自强自立之心，在书院中苦读不倦。五年之中范仲淹学问大进，不但学的兼通六艺，同时也磨炼了他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人不堪其忧，范仲淹也不改其乐。他始终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身为一介布衣、虽处江湖之远，却心系社稷、天下苍生。据此可知，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并不是一蹴而就之事！

两宋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谓为信然！

宋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时年27岁的他如愿以偿的见到了真宗皇帝。之后，他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职司狱讼的小官，开始了他的职场生涯。

就在范仲淹应天书院寒窗苦读的时候，他的母亲天天在家中烧香拜佛。因为儿子多年不归，思子心切的谢氏经常暗自饮泣，险些因此而双目失明。甫一步入仕途的范仲淹首先认祖归宗，然后把母亲从家中接到身边奉养，以尽人子之孝。

只可惜才跻身公务员行列的他位卑职低，宦囊羞涩。而他又不肯泯灭良心贪赃枉法，做那种吃了被告吃原告的事情。将母亲接到广德任上之后，母子二人仍过着贫俭的生活。在广德呆过两年之后，范仲淹改官亳州。

升官无疑是件令人欣喜之事，范仲淹却因为没有盘缠的原因，不得已之下忍痛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马，筹措资金赴任。

在千余年前的专制王朝居然会发生如此咄咄怪事，这让现代社会吹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大跌眼镜的同时，能否引起他们的良心发现与内心震撼呢？

0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仁宗天圣四年、即公元1026年，在范仲淹38这一年，范母一病不起溘然而逝。范仲淹痛心母亲一身际遇，清苦一生。而自己仕宦不显，不能荣亲，对于未能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事情，直到他晚年仍是耿耿于怀。

其实，范仲淹完全没有必要对此事心存太多内疚。他既已经决意不汲汲于富贵，就安贫乐道好了。从范仲淹一生功业来看，谢氏有子如此，夫复何憾？

天圣五年，晏殊出知应天府。喜欢奖掖后进的他推荐居丧的范仲淹任应天府学，请他回应天书院任教。范仲淹欣然就道，故地重游的他督导学子、从严教学，因材施教。范仲淹初次从事教育就出手不凡，显示出一个优秀教育家的潜质。这一段职场经历为他日后提倡的庆历新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严师出高徒，听说范仲淹执教应天府学，四方学子辐辏而至，其中就有孙复、石介等将来的大儒。

在悉心教学的同时，范仲淹仍积极留心政事，执教第一年里就向朝廷上万言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任宰辅的王曾看到范仲淹所议朝政得失、民间利弊，很是欣赏。与晏殊商议共荐范仲淹出任馆职。

天圣六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出任秘阁校理，跻身清流，完成了从地方官到京官的华丽转身。馆阁之职，级别虽低，却是天子近臣。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乃是国家储才之所在。有一朝荣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台之说。成为国家宰辅重臣只是时间问题了。

范仲淹从二十七岁中进士后出任地方官，直到四十方成为朝官，屈居下僚十余年时间。但多年的宦海沉浮、历练却没有让他学会适应官场，更不谙官场潜规则。入朝不到一年时间，以一个小小的秘阁校理就胆敢对赵宋官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寻常百姓也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道理，更何况这家务事并不是小民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事，而是皇帝的家务事。在家天下的专制历史时期，家事与国事之间的区分是很难界定的。范仲淹偏不信这个邪，此举在朝中无疑引发了不啻于八级地震的官场震动。事情还得从真宗皇后刘氏说起——

宋仁宗天圣年间，正是这位摇拨浪鼓出身的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宋仁宗并非刘太后亲生，但迫于刘氏雌威，朝野上下无一人敢揭开这个盖子，触霉头的事情做起来远没有抬花花轿子省心省力。生性柔弱的宋仁宗对这位母亲也心存敬畏。

天圣七年冬至日，礼官为献媚太后，奏请仁宗皇帝亲率百官为太后献寿于庭。逆来顺受习惯了的赵官家览奏允从，决定率领朝臣在会庆殿朝拜太后并为太后上寿。从做儿子的角度去解释，当然没有错。况且宋廷极力宣扬以孝道治天下，现在赵官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也是应有之义；然而从维护封建礼法的角度去考虑，显然，以一国之尊的天子行臣子之礼是有违礼教之事。朝臣虽然心中明白此举不妥，但却明哲保身的集体选择了沉默。作官就是要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敢于发出不同声音者的另类，除了心智不全就是那种不谙官场规则的愣头青。

况且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两年前就曾发生过。当时，宰相王曾委婉地表示了不满，但根本无人理会。现在历史昨日重现，朝臣已经是见惯不惊了。无声就是默许！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就在万马齐喑时候，范仲淹挺身而出。上书仁宗皇帝与刘太后，指出：天子之亲，自有规章制度可寻。以天子之尊行人臣之礼，不但有亏君道，恐开母后干政之渐；而后宫干政乃是汉、唐败亡之象。

范仲淹为赵官家另外提出了权宜之计——官家在内廷率皇亲宗室为太后祝寿，行家人礼；宰相率文武百官在朝堂向皇帝、太后同贺。

范仲淹的上书，在因循已久的朝堂中掀起了惊天骇浪。首先慌了手脚的不是别人，正是荐引范仲淹入朝为官的晏殊。他虽受刘太后赏识宠信，范仲淹如此做，会被人误会是出自他的授意。太后如果根究起来，晏殊也难逃荐举失察之咎。晏殊已经立朝二十余年，年纪却要比范仲淹小上两岁。闻讯大惊失色的他急忙召来范仲淹责备他行事草率、出言无忌！如此行事，自己也难逃池鱼之殃。

范仲淹无奈之下，只好作书向晏殊解释：仲淹天性不以富贵屈其身。如此行事，非但是尽人臣之责，更是为报大人荐举之恩！先生既如此责备，定是以仲淹为尸位素餐、明哲保身之人，放眼四海，天下滔滔、皆为此辈，又何须先生荐举范某？

对范仲淹义正辞严的辩驳，晏殊只有苦笑一途。好在范仲淹人微言轻，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刘太后根本懒得理会，仁宗皇帝仍依旧例率群臣为刘太后上寿于会庆殿。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朝臣都在为范仲淹庆幸不已的时候，哪知道范仲淹再接再厉、又做出一件令所有朝臣吃惊的事情来。

天圣七年、宋仁宗已至及冠之年，但是刘太后仍没有丝毫撤帘还政的表示。每提起华夏历史，多数的人因两宋的积贫积弱而对宋人不屑一顾。之所以如此，造成这种情形亦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困扰汉、唐数代的内朝问题，在两宋却几乎不能称之为问题。而稍具历史知识之人就知道——在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中，垂帘听政的太后之多，莫过于两汉与两宋。在两宋九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之中，又以宋真宗刘太后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刘皇后不仅在两宋历史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便是在中国女性史中也应据有一席之地。

刘皇后正位中宫的道路与唐武则天相较一样的曲折，但她却远没有武则天的心狠手辣。宋真宗临死之际留下遗诏：尊刘皇后为太后，权处分军国大事。

垂帘听政之初，宋仁宗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刘太后虽然明确表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但现在仁宗已经是个二十岁的成年人了，刘太后却仍不见兑现当初的诺言。太后金口玉言说了不算，但却没有人敢去问个究竟。

权力这剂春药对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人看来，生死攸关，鲜有不留恋的。而且掌权越久，对享受到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就越难割舍。刘太后的出尔反尔，也就变的不足为奇了。

03　狸猫何曾换太子？

仁宗初立，正是主少国疑，大臣不协时候。刘太后大权在握，朝臣也不敢说三道四，使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随着时日推移，士大夫要求刘太后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事，朝野之上已经形成共识，只是无人敢于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恰巧，范仲淹见自己的奏折如风后入江云一样再无音讯，非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越挫越勇，上书请刘太后撤帘还政。

这次，刘太后终于有了回应。对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秘阁校理的一再越职言事、多管闲事，刘太后无法再保持沉默。只是做得太过，又会显的自己无容人之雅量。一番思索之下，只有请范仲淹离开京师，从此耳根清净一些。

范仲淹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被贬出京，任河中府通判一职。范仲淹立朝时日虽短，却让同僚们见识了人的胆色，朝臣中有钦敬他的僚友为他饯行，于都门赞道：此行极光！

在河中府通判任上，处江湖之远的范仲淹仍于天圣八年再次上表请刘太后还政。刘太后仍未理睬他，在他的榜样力量带动之下，进士林可献、大理评事又分别在明道元年、明道二年强烈要求刘太后还政。忍无可忍的刘太后怒不可遏，下令将二人刺配岭南，虽然她无限留恋权力，无奈天年已尽、大限已到，终于在明道三年三月寿终正寝，终年64。

终刘太后之世，她始终不曾卷帘，所以后世人对此多有非议。更有狸猫换太子的无稽之谈传播至今。刘太后虽然人已驾返瑶池，却留有遗诰：以杨太妃、即真宗杨淑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在刘太后健在之时，朝臣多有畏惧。现在人走茶凉，失了顾忌的朝臣对她的政治遗言议论纷纷。御史中丞蔡齐抗议道：哪里有女后相继称制之事？更有甚者，殿中侍御史将大殿的门关了，一把火居然烧掉了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候的摆设物事。

范仲淹贬出京师次年，改任通判陈州。当消息传至陈州，他立即上疏仁宗：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上下且疑陛下一日不可无母后之助矣！对刘太后的遗诏也明确表示反对。

宋仁宗见众议汹汹，胆气登豪的他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回主，删去了刘太后遗诰中杨太妃同议军国事等内容。布告天下，宣布亲政。

宋仁宗亲政之初，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宰执班子，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达出了消除刘太后影响的意图。范仲淹也迎来了职场新生，被仁宗召回京城，任为谏官。

看到刘太后已死、官家亲政，许多惯于见风使舵的官员开始纷纷上书指斥刘太后，希望因此而得到宋仁宗的圣眷。时间没多久，二十多岁的宋仁宗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刘太后，这个自己叫了二十多年的母亲竟然不是自己亲妈。他的生母另有其人，而且已经死了！

得知生母是已死去多年的李宸妃之后，小伙子号恸累日不绝。朝臣有人挑拨离间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而且是丧不成礼。仁宗皇帝一听更加悲伤不能自已，派舅舅李用和前去开棺查验究竟。

原来，仁宗皇帝即位之后，刘太后就把李宸妃请出去为真宗守陵，有意隔绝母子二人，以确保自己权力不会受到挑战。同时派出亲信，千方百计访得李宸妃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并且让这个贫寒不能自给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从九品的小官、此后步步升迁，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刘太后此举虽有未雨绸缪之意，但事情做的并不太过绝情。

得知娘舅李用和确切回报生母李宸妃容貌如生、服饰严具，宋仁宗感慨不已：人言可畏！

就在仁宗在下诏哀痛自责的同时，业已派出军兵包围了刘氏府第，如果事情真的如朝臣所言，母亲是死于非命、且丧不成礼的话，刘氏就有灭门惨剧发生。就在朝臣争先恐后上表指摘刘太后的时候，范仲淹却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特立独行。已任右司谏的他上疏谏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少故，以全其大德。

分析范仲淹的话，不过是在讽劝宋仁宗多记刘太后的好，莫念旧恶。正是站在维护官家利益的角度，请求仁宗禁止臣僚对刘太后的诋毁，是为了有利于稳定时局，安定社会。

华夏数千年历史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能否顺利交接是很棘手的问题。每当年迈皇帝病重弥留之际或年幼皇帝登基时候，稍有不慎，往往会发生政权更迭之事。而为社会动荡最后埋单的却是寻常百姓，遭殃的也往往是草民。从刘太后执政到宋仁宗亲政，没有出现兵戎相见之事，整个社会相对安定，这对社会发展有利。如果宋仁宗一味的对刘太后生前行为穷究不舍，那么他断不会死后被称为仁了。

调合刘太后与宋仁宗母子关系、使权力得以顺利平稳交接，范仲淹功莫大焉。如果刘太后泉下有知，范仲淹如此行径，不知她当作何想？

04　任途难行钱作马

宋仁宗听了范仲淹的劝谏，稍作忖度立即从谏如流。小民人家都明白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皇家宫禁之事宣扬的尽人皆知的话，应该不是什么光明事体！省过味来的赵官家立刻下诏禁止朝臣对刘皇后横加指责。人走茶凉本是应有之义，而在刘太后尸骨未寒之时就尽数否定从前，显然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凡事都应当适可而止，政治尤其如此。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刘太后不肯还政于宋仁宗是有她道理的。赵官家亲政之初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不敢让人恭维的！大臣吕夷简为了在仁宗亲政之始就博得官家好感，上书言事。仁宗皇帝认为言之有理，召他商议新的宰执成员构成之事。吕夷简忖度官家意旨，提出从前刘太后执政时期的重臣张耆、夏竦、晏殊等人应尽数罢政请出朝堂。

仁宗见吕夷简的提议正中下怀，当然大点其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家如此行为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此重要的政事，他却在得意之余透露给了郭皇后。所以如此，应该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十年中，他每日里早请示晚汇报习以为常了。刘太后一死，没有人给他拿主意了，居然去和老婆商议国家大事。郭皇后对宋仁宗留用张士逊一事并无异议，因为张士逊乃是仁宗东宫老师，属于藩邸旧臣，无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而对丈夫打算重用吕夷简之事却嗤之以鼻，她认为：吕夷简也是趋附刘太后的小人，只是行事更加隐蔽罢了！

郭皇后一介女流，只图了一时的口舌快意，不经大脑的口不择言为她的日后被废埋下了隐患。而宋仁宗是个最无主见的人，说他仁不过是史家为尊者讳之语罢了。这时候听了郭氏的话，也认为她讲的在理。

第二天朝堂之上发生的事情，正可以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做注解！当仁宗诏书一出，吕夷简立在殿中，听的目瞪口呆、丈二和尚摸不见头脑。原来非但是夏竦、晏殊等人被贬出京，他也在被贬之列。他毕竟于朝中为官多年，心中虽是五味杂陈，面上却仍不动声色的叩谢天恩，老老实实的离了京师去做地方官。人虽黯然离京，暗地里却请内侍阎文应打探事情原委。

仕路难行钱作马，白花花的银子很快就为他买了个明白！

宦海沉浮本是职场寻常事，只是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政治权力中心实在让人心有不甘。就是出局也要搞清楚问题是出在了什么环节，以利日后东山再起，从哪跌倒再从哪里爬起。

仁宗亲政之后，朝臣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年轻的官家也有振衰起弊的良好愿望。无奈宰相张士逊年迈不给力，手握行重权却难以有所建树，无法担纲重任。万般无奈之下，宋仁宗又想起了罢相的吕夷简。于是召还他复相。

在人们的心中，做为富有四海，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看对哪个中意的女子，那一定是马到成功的了。哪知道金屋藏娇的事情，并不是可以随便成功复制的。宋仁宗的婚姻大事就由不得他自己作主。

仁宗天圣二年，随着官家性发育成熟，他的婚姻大事也成了朝野关注之事。宋仁宗自己中意的王蒙正之女，按常理——王家有女初长成，而且天生丽质难自弃，皆大欢喜的结果自然是一朝选在君王侧了！而刘太后却认为此女太过娇艳，如果纳入后宫、将不利于少主仁宗的健康成长。

刘太后如此想，也不是没有她的道理，当年宋真宗就是醉心于自己的美貌，每天与她共同沐浴在爱河之中不能自拔。如果不是宋太宗赵光义发现及时棒打鸳鸯，宋真宗难免会死在她这把刮骨钢刀之下。

担心宋仁宗沉湎于美色，刘太后亲自拍板——把这个国色天香的天生尤物许配给她的侄儿刘从德，要祸害就祸害侄儿去好了！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境界又岂是普通人所能具备？刘从德说是侄儿，其实却是她的前夫之子。宋真宗所娶刘皇后，乃是个二锅头。

刘太后果然是目光如炬之人：不出她所料，刘从德娶了天下第一美女，不久就成了药渣，死于天圣九年终年24。

亲政之后的宋仁宗又惦记起了从前心仪的女子，将新寡的王氏封为遂国夫人、许入禁内，很显然是打算与之再续前缘，为朝臣富弼所阻。此为题外话！

北宋计百余年历九帝，仁宗一人就在位四十二年。这应该与他青年时候刘太后的管教约束有关，年少戒之在色。史载，仁宗即位之后、未纳皇后之前，居处不离章献卧内。因此宋仁宗的童男之身得以保全，他在位久，应该与此有关。单从这一点来看，刘太后也是有功于赵宋社稷、有恩于仁宗皇帝的。只不过在仁宗意马心猿的年纪，无法体会到刘太后对他的恩情！

见自己喜欢的女子被人横刀夺爱，年轻的仁宗不得以退而求其次，希望立另一位自己喜欢的女子——太祖太宗朝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为后。年轻人心智不全，根本无法知晓政治的奥妙。对于仁宗的幼稚，刘太后也懒得解释，直接为他选择了另一位大将郭崇的孙女为后。仁宗无奈，对婚姻之事只得听天由命：立郭氏为皇后，而张氏只能作美人。

事情又一次证明了刘太后眼光老到，果有过人之处：这张美人真的是个福薄命浅之人。好不容易熬到仁宗亲政，却在明道二年一病不起，一缕香魂径归太虚。仁宗皇帝悲不自胜，追册为皇后。

05　国母的羡慕嫉妒恨

刘太后活着的时候，仁宗再不喜欢郭氏，也得与之虚与委蛇。而郭氏不知天高地厚，仗了刘太后的宠信，非常骄纵、不把丈夫放在眼中。仁宗想要亲近其他妃嫔，还得如偷情一样悄悄进行。现在刘太后升天，失了羁制的仁宗皇帝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封建历史时期的昏庸君主虽多，但无一例外，这些人在最初也不是不思振作，都想有番作为的。宋仁宗亲政后，也是存了作一个有为明君心思的。他一改从前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只是单日上朝的旧例，恢复了每天上朝议政的祖宗旧制。感觉到了大权在握给他带来的快乐，对百官奏疏无论大事小情，事必躬亲。对官家此举，返回朝中的吕夷简委婉的表示了他的不满。劝说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否则要他们这些宰辅重臣何用？

宋仁宗虚心纳谏，立即成了甩手掌柜。只是令吕夷简始料未及：年轻皇帝的表现让做臣子的大跌眼镜，既然政事不必如此辛苦，他转而把剩余的旺盛精力投入到了大内后宫。现在后宫佳丽如云，他可以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了！仁宗很快就宠爱上了尚美人与杨美人。

骄横久了的郭皇后却不甘心长门冷落，不惜以国母之尊与尚、杨二人争风吃醋。历史证明，万万不能小瞧了后宫妃嫔们争宠固位的智慧！

在无数的妙龄女子中可以胜出，相信尚、杨二美人绝不是只靠长了一个漂亮的脑袋。在共同压力面前，正值三千宠爱在已身的两位美人表现的非常团结，联袂与郭皇后针锋相对。或者在她们二人的心底都是存了同样的想法，只有合力才能抵御皇后。如果二人不和，难免会被郭皇后各个击破。

一直在寻找机会发泄心中怨恨的大宋第一醋坛、母大虫郭氏，终于等到一个良机——人在得意时候容易忘形，可能是尚美人见皇后心中对自己恨得咬牙，却也奈何不得她的原因。这位脑残美女竟然当着仁宗的面，讥讽起了郭皇后年老色衰……

是可忍，孰不可忍？郭皇后积压在心底的怒火勃然而发！她见这个小浪蹄子只不过是正四品的五等美人居然还欺负到国母头上来了，当时就怒发冲冠。郭皇后本是将家之后，耳濡目染之余，也或多或少的得了不少家传。恼怒之余，也未顾及自己身份，忽然暴起、一个劈风掌向尚美人粉面打去。

仁宗在一旁边见二人起了争执，本是有意居中调停。正要起身劝说，不防郭后忽然动手、这一掌正打在了他的颈间，郭后心中恨极，这一掌将吃奶的劲也使了出来。一掌虽是打在了仁宗的颈间，却把自己手掌震的隐隐作痛。再看官家龙颈间，一片红肿、爪痕清晰可见。

见皇帝丈夫先是错愕，继而面上青红不定，立时就要龙颜大怒。郭皇后也自感无趣，急忙起身告辞。赵官家望了她离去的背影，哼了一声也顿足拂袖而去。贴身内侍阎文应等几人急忙在后紧随。

阎文应见官家铁青了脸在前步履匆匆而行，故意自言自语道：今日敢打官家，明天还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情来？

仁宗在一众宦官与宫女面前被郭皇后掌掴，本来已经觉得颜面尽失。这时候闻言，头也不回地恨声道：如此六宫之主，不要也罢！

阎文应听了心中暗喜，表面上却假意劝谏道：废后之事非同寻常，当与诸执政大臣商议为是。

宋仁宗一听深以为然，主动去与吕夷简商议废后之事。吕夷简本早在心中记恨了郭后许久，撞到这样的公报私仇机会，如何会错过落井下石。你既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极力赞成官家废后。见仁宗尚在犹豫不决，劝道：光武帝乃汉之明君，废后之举不过是因为皇后有怨怼之语罢了。现在郭后立九年而无子，还敢殴打官家！难道还需要其它理由吗？仁宗一听这种事情竟然也有先例，决意废后。

罢黜宰相谋于妇人，废立皇后，谋于内侍。赵官家亲政之初，如此行事乖张，实在是太过荒唐。

一个枕头不睡两种人，郭皇后的行事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按常理忖度，刘太后死后，失了怙恃的她为固位考虑，理应与朝臣中刘太后曾经宠信的臣子相互借重、团结。而这个将门之后竟然反其道而行，据此想来，郭皇后也是一个头脑太过简单的蠢货。当初，刘太后所以固持已见立她为后，应该也是看中了她好操控的原因。她的被废与她的被立一样，是应有之义！

仁宗废后的事情传出之后，立刻是舆论大哗，朝中台谏官员纷纷上表反对废后。吕夷简对此早有安排，命令有关部门不接台谏奏章。见此情形，孔道辅率范仲淹等十多名谏官诣垂拱殿奏请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干脆避而不见，让一众谏官吃了闭门羹。

孔道辅抢身上前用力拍打门环，声嘶力竭道：皇后乃是天下之母不可轻废，陛下奈何不听台臣谏言？

仁宗一见这些台谏官员在宫中大呼小叫，传将出去，皇家颜面何存？急忙派左右晓谕吕夷简去相机处理此事。

吕夷简不敢抗旨不遵，只得硬起头皮来见众谏官。这些谏官本打算在御前据理力争一番的，哪知道却一拳落空，不满与激愤尽数宣泄在了当朝宰相的身上。吕夷简本来心中有鬼，这时候见群情激愤，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攻击下，更是百口莫辩，被问的哑口无言。好在他心中对出现这种情形，早有心理准备。等一干人情绪略平复时候，才缓缓提及废后之事，乃是出自宸纲独断，自己同样是无能为力。为今之计，只有请众谏官明日面圣直接向官家进谏好了。或者官家看在朝臣、台谏官员反对者众的情形下，会改弦更张。

众官见吕夷简如此讲，也只能听从。吕夷简见众人三三两两的散去，急忙抽身复又来见仁宗，奏道：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此风不可长！

仁宗皇帝听了吕夷简的话，也认为有理：亲政之初，这些台谏官员就对自己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让他心中难免感觉别扭。年轻人个个都是雄心万丈的，更何况仁宗皇帝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赵宋官家。对于废后，心中明知理由太过牵强，但明知是错，也要一错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臣僚明白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

仁宗皇帝情知这些台谏官员不处理，纠缠起来会没完没了的。于是传旨——贬带头反对废后的孔道辅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其他官员罚俸以示惩戒！同时诏示中外，从此台谏官员不得三五成群请对。

第二天，孔道辅、范仲淹准备率众臣子据理力争，大闹天宫。到了待漏院才知道大势已去，废后已是木已成舟，二人成了贬谪之臣。

范仲淹回到京师方数月，又一次遭贬谪。僚友再次饯行于城外，赞道：此行愈光！

06　范仲淹的‘三光’！

少了台谏官员的阻扰，仁宗本以为可以如愿以偿的废了郭后。哪知道事情并没有完全如他所愿——在章惠太后的干涉之下，郭后出居瑶华宫；尚美人入道观、杨美人则出家为尼。三个女人争宠的结果竟然是无一胜出者。出现这意外结局，郭后虽然被废，心中应该多少有些许安慰。

原来，仁宗皇帝没有了刘太后的约束，每天晚上与尚、杨二美人风流快活，酒色过度，身体健康严重透支。年纪轻轻，就过早的出现了肾虚实症的情形。照此情形，只怕赵官家难以寿与天齐、仙福永享！

有鉴于此，宫廷内外又把斗争矛头直指尚、杨二红粉骷髅。众口一词的认为是她们媚上，掏空了龙体，把伟大领袖变成了药渣！至于仁宗皇帝沉湎女色的事情，皇帝执意休妻都做的出来，众人只有三缄其口，无人敢逆龙麟。

章惠太后既然发了话，阎文应就更没了顾忌。杨、尚二位美人接旨之后脑袋一时间没有转过弯来，仍在哭哭啼啼、磨蹭着不肯上路。这奴才去了势，眼前两位美人哭的虽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但他根本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之心，上前老大耳光招呼了破口骂道：贱人，事主至此，还有何话讲？

两个美人郭皇后的耳光没有挨到，却有幸被阎公公辣手摧花。年纪轻轻一个做了女冠，一个做了女尼。从此青灯长伴了此残生，成了专制社会的牺牲。

郭后被废，空出来的位子为号称北宋名将第一的曹彬孙女所得。立后与废后不同，有大臣奏请等捱过刘太后丧制之后再行立后之仪。仁宗置之不理，自行其是。

由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性本是喜新厌旧者居多，而宋仁宗却是个矛盾混合体。极可能这曹氏也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时间不久，居然又想起了郭氏的好处。应该是前妻一漏风掌把他多年的落枕毛病给歪打正着的治好了！官家派人去问讯郭氏，嘘寒问暖、打算与郭氏重温鸳梦。

怎知这郭氏却是个一根筋的烈性女子，对赵官家的示好并不承情：郭氏女又岂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郭氏严词拒绝了仁宗：偷情的事情自己不会干，所有一切最好是光明正大的进行。想要再续前缘，除非百官立班受册。

仁宗还在心下犹豫时候，宫中一人却再也无法坦然面对此事。阎文应公公心中七上八下：自己极力促成了废后之事，如果帝后旧情复燃、郭氏有可能会复立。请神容易送神难，瞅郭氏也不是个好相与，秋后算账的话，枕头风一吹，官家这个粑耳朵听了，自己贱命难保！

阎公公正在心下惴惴之际，却传来了郭氏染恙的消息。仁宗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派身边亲信阎公公前去送医送药。哪知道阎公公不是什么白衣天使，却是催命的黑白无常——数日之后，传来郭氏暴卒的噩耗。朝野纷纷传言是阎文应下毒害死了郭氏，只是猜测归猜测，苦于证据不足，未能捉到真凭实据，大家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这一次，又是天章阁待制范仲淹率先上表劾奏阎文应。

宋仁宗也知道郭氏的死太过蹊跷，不给世人一个说法，实在是交代不了、说不过去。他听从了范仲淹的奏请，将阎文应贬窜岭南。极可能因未能练成绝世武功葵花宝典的原因，阎公公年迈体弱，难以经受鞍马劳顿奔波之苦，死在了南行的途中。

宫禁中少了这人上蹿下跳、兴风作浪的公公，众人弹冠相庆、拍手称快！唯一心下严重不爽的正是宰相吕夷简，无论如何也会让人产生丰富之联想——事关郭后之死，怎么说也应该与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干系。不作贼心也虚的他传话给范仲淹：待制乃是侍从之官，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是请他闭嘴，小心言多语失。

范仲淹懒得解释，据理反驳道：向皇帝进言，正是我辈分内之事！两次的因言获罪，并没有让他学会保持缄默，反而是越挫越勇。

见范仲淹油盐不浸、如此不识抬举，吕夷简也深感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好在办法总会比困难多，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吕夷简心中有了计较——向仁宗皇帝荐举范仲淹任知开封府事。此举看似为国荐贤不避前嫌，实则乃是包藏祸心。一来，开封府事烦任重，范仲淹忙于公务，就无暇议论朝政得失；二者，公务繁忙，就难免会出现忙中出错的情形。那时候，再堂而皇之的把他贬黜出京！如此一石数鸟的妙计，绝非寻常官员可以想的出来。始信为政者多是高智商者，稍有不慎就有出局的危险。

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睦州，到地方之后，重修了东汉严子陵祠堂，并作《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似在称颂严光，其实却也是对自己的期许。在睦州不久，又被改知苏州。在家乡他治理水患，振兴教育，兴办苏州府学，积极为国家培养储备人才。景祐二年八月，范仲淹又被召回了京师，任天章阁待制。

吕夷简之所以荐举范仲淹、本是希望从中寻找他的把柄，把他排挤出京的。哪知道素称难治的汴梁城，在范仲淹到任月余之后，就肃然称治。京师人称赞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吕夷简任相弄权，官员的升迁使用多出自其手，幸进之徒无不奔竞于吕夷简府门。对此范仲淹深表气愤，亲自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与仁宗皇帝，明白无误地告诉赵官家，自他亲政以来得以升迁的官员哪些属于经组织部考察正常提拔，哪些属于吕夷简的私货。特别提醒仁宗——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小心君权旁落，相权膨胀至不可收拾！

仁宗皇帝尚未有所表示，得知消息吕夷简已经是怒不可遏。在官家面前逐一辩驳，并且攻击范仲淹这样做是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对于台谏官员集体请奏对之事仁宗皇帝印象颇深，对范仲淹数次犯颜极谏心生忌惮。亲政数年的他，政治上已经逐步变的成熟起来。权衡利弊，仍支持了吕夷简，将范仲淹贬知饶州。

担心得罪当朝宰相吕夷简，范仲淹从前的好友大多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来为他饯行。独有李纮、王质等数同僚第三次为他饯行于都门。众人感叹再三道：此行尤光！

范仲淹闻言大笑道：仲淹前后已三光矣！烦劳诸位相送。范某但有三寸气在，诸位仍须相送不已。

07　是战？是守？

宋仁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如何驭下是他帝王所学中的首要之事。他也心中是明白范仲淹的进言乃是忠直之语，他对吕夷简也是既要用、亦要防。提拔了王曾任相，正是为了分权。吕夷简独断专行，与王曾异论相搅，正是他所乐见之事。

景祐四年、即公元1037年，王曾因与吕夷简经常在仁宗面前争执不下，朝廷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站在吕的一边，而枢密使蔡齐则与王曾结为同党。仁宗见两派人物立于朝中只知无谓政争，一怒之下，把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等四人悉数罢免。

两年之后，西夏李元昊称帝，西北震荡。仁宗见事情紧急，不得已之下吕夷简复相，重新起用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如何对抗西夏的大略上，宋廷并没有自上而下统一认识。韩琦主攻，范仲淹与夏竦主张采取守势。与夏竦不知敌情、不谙边事，一味怯战不同：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并不是他畏敌如虎，而是根据现实情形做出的判断——鉴于宋廷长期以来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做出的对策。冒然进攻，非但准备不足，反而会有为敌乘虚而入的可能。严防死守，敌人既不能战，又不能长驱深入。进退失据，日久自困，然后相机而战，可收全功！

而荐引他的韩琦却不如此看，他认为：以数十万重兵坐守边城，不能与敌争锋于沙场，令人痛心。

庆历元年春、即公元1041年，赵官家见边境之上数十万宋军事师靡饷，却仍未见有所动作，派人前往军前询问究竟。做为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本是主坚守之议的，这时见官家派近臣到前线视察工作，知道赵官家对自己上疏主坚守之议不满。只好派韩琦、尹洙二人诣阙复旨。明知韩琦主战，而令韩琦面圣，夏竦此举老奸巨猾。

韩琦虽不知兵，却有满腔报国赤忱。在仁宗面前慷慨陈词，力主进兵。宰执中也分为了主战、主守的两派，重权在握的吕夷简也主战。他认为三川口一战之后，朝野上下震恐。好不容易韩琦、尹洙主战，应该全力支持，而不应该泼冷水。枢密副使杜衍认为谨慎行事的好，兵凶战危，就算是可以侥幸成功，也并非万全之策。

仁宗皇帝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洗涮前耻了，见战守双方相持不下，最终决定：有必要教训一下李元昊这个跳梁小丑！传旨鄜延、泾原二路合兵，正月进讨！

范仲淹得旨上表指出：正月用兵不便，正值陕北高原地冻天寒。不如等到春深之时，西夏军兵人瘦马饥，那时候用兵胜算更多一些。鄜延路距离灵州、夏州最近，此一路取守势，一意招抚。免得绝了李元昊议和的念头，那时兵连祸结，非计之上者！

北宋一朝，宋仁宗最是个没有主见的官家。这时见范仲淹说的在理，又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韩琦见事情出现了反复，只得恳请仁宗依前所奏督令鄜延路共同进兵征讨。仁宗皇帝深感为难，灵机一动，居然把韩琦的奏章送至范仲淹军前。范仲淹根本不为所动，仍持坚守之议。

韩琦虽主战，但也知道李元昊黠虏难制。与范仲淹合兵进讨也未必会战而胜之，现在范仲淹的不合作，他心中更无胜算。一番寻思之后，派出尹洙来劝说范仲淹改变初衷。面对说客尹洙的晓之以情、动之以义，范仲淹仍固执己见。尹洙见状叹息道：范公不及韩公多矣，韩公为国奋不顾身。尝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

听了尹洙的激将，范仲淹非但不动声色，反而担忧道：兵者至不祥之事，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

范仲淹并非是有意拆韩琦的台，他与韩琦、尹洙二人私交甚笃，却不因私废公，韩琦果有识人之明！范仲淹经略鄜延路也是得自韩琦的荐引，只是因为二人对西夏边事问题上意见相左。范仲淹对边事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宁愿得罪知己，也不在国事上做出让步。

尹洙耽搁了数日仍不见范仲淹回心转意，只好告辞。韩琦在仁宗面前夸下海口，只好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准备对李元昊兵戎相见，灭此朝食。哪知道还不等他有所动作，李元昊就率十万精兵打上门来，兵锋直指宋渭州地方。泾原路经略使韩琦不敢大意，急忙赶赴前线。尽出其兵，又募勇士万八千人。任命奉诏前来泾州议事的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主将，率兵迎战。

所谓都部署，乃是马步军都部署的简称。‘盖元戎之任，无不统摄也’。此职与三国周瑜之大都督职责相去不远，乃是军界要职。任福作为武将，只是副职，正职由韩琦兼任。知书不知兵者却对军队有绝对的指挥权，而武将作为副职，职业军人只有服从为天职了。

韩琦虽言之凿凿的上表称：李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人，而且是老弱妇女举族从征。但眼见的李元昊率老弱妇女打上门来，却不敢等闲视之。三军临行前，韩琦面授机宜——令宋军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迂回到西夏军后方，然后相机而动。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等李元昊回兵时候再邀击。

韩琦如此布置作战方案，原是存了先为不可胜，然后胜之的心思。宋军各寨之间相距四十里，粮饷供应方便，可以根据战况机动灵活随机处置。

任福虽然领命，心下却不以为然：韩琦一介书生，又懂得什么？

他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有它历史原因的——所谓都部署，乃是宋人军制中马步军都部署的简称。盖元戎之任，无不统摄也。此职与三国周瑜之大都督职权相去不远，乃是要职。都部署一职，经历了由武将担任到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发展变化过程。

所以如此，正是体现了北宋国策由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演变过程。宋太祖时期，都部署一职一概由武将担任，特别是对边防大将，更是委以重任。信之不疑、许以便宜行事。在经历了宋太宗、真宗两朝数十年的承平后，时移事易，宋仁宗时期，制度已经变为：‘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武将，仅能出任副职。’

宋廷统治者此举措，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有关。文人造反与武夫造反不同，知识分子行事往往瞻前顾后，前思后想、束手束脚，等到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的时候，黄瓜菜也早凉了！

第五章　韩琦未足奇

01　要命的鸽子

仁宗新政时候，刘平任鄜延、环庆两路副都部署。石元孙任鄜延路副都部署，知延州范墉虽是饭桶，却是二将的顶头上司。所以延州被围，二将必须招之即来、匆忙应援。举止失措、为敌所乘，是以有三川口之败。任福继任环庆路副都部署，直接受韩琦领导。

即便是被仁宗誉为朕之关、张的名将狄青，也只能任泾原路副都部署，听从文臣调遣。狄青任真定路副都部署时候，韩琦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高阳三关都部署。史称：狄青每至韩忠献、即韩琦家，必拜于庙廷之下。而且每次见到韩琦，甚战灼！甚至韩琦府妓女都敢公然称狄青为斑儿——讥其面有涅文也！戏子都敢嘲笑狄青为黥卒。

狄青一代名将，为国冲锋陷阵、不避矢石，乃是国之干城。他的境遇如此，任福等辈境遇如何、可想而知。如果作为主官的文臣礼贤下士，尊重这些武夫，相应的上下一心，事情还差强人意。只是在有宋一代，重文轻武之风太盛。眼高于顶的文人根本目中无人，极端鄙视武夫。韩琦也是如此，担心任福不听自己节制，又再三叮嘱他：如果不听号令，就算是战而胜之，也难逃诛戮！

三军未动，主将已经就如此被儆示。任福心中做何想，不问可知！

第二天，任福率军出发。宋军于张家堡与西夏军遭遇，双方激战。交战移时、西夏军不支，丢弃马、羊、骆驼、辎重等物溃逃，宋军先锋桑怿在后紧追不舍。任福见状，生恐前军有失，也率军在后掩杀，希望可以趁机扩大战果。傍晚时分，二人合军一处，屯驻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好水；宋后军朱观、武英屯驻龙落川，二军相距五里。相约明日于好水川会师，聚歼西夏军。宋军轻敌冒进还在痴心妄想尽歼西夏军，使李元昊匹马无还。

自以为得计的任福等人殊不知却堕入了李元昊的诱敌之计：李元昊早埋伏了十万精兵于好水川川口，西夏军溃逃原来是在使诈，故意引诱宋军追杀。逐步诱敌深入，故意把宋人引至埋伏圈。

在听了谍报说夏人兵少的消息之后，第二天，任福、桑怿率兵沿好水川一路西行，继续追杀西夏残兵。待追至笼竿城北，正好撞进了西夏军的布好的埋伏圈之中。见前方出现大股的西夏军，宋军匆忙列阵迎敌。桑怿鼓起余勇，向前冲杀。忽然在阵前发现几个大银盒，封的虽严严实实，细听里面却有动静。众人不知究竟，只好等待主将中军赶至。饶是任福久经沙场、见多识广，也不识得这是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任福不知李元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吩咐手下军兵打开来看。得了将令的宋兵打开盒子来看时，忽然从几只盒子中飞出近百羽哨鸽。这些鸽子在黑暗中憋的久了，忽然见了光明。吃惊之余，争先恐后的振翅疾飞，在宋军阵地上空盘旋翱翔。

原来这些哨鸽是西夏人故意留在两军阵前的，鸽子在空中飞翔就是西夏军发起攻击的信号，宋人已经进入了预设的埋伏圈。在中世纪将信鸽运用于两军作战的记载有许多。李元昊的小伎俩，应该是游牧民族狩猎技能在军事中的灵活运用。

等的花儿也要谢了，埋伏在暗处的西夏军听到哨声，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杀出，蜂拥向宋军杀来。西夏铁骑如怒潮汹涌而至，顷刻之间就将宋军分割包围。宋军退无可退，在主将任福与桑怿的指挥下，从最初的慌乱之中省过神来，奋力抵抗。两军箭如飞蝗，金鼓之声震天撼地，宋军力战不退，很快两军阵前尸骸狼藉。

酣战至午时，见宋军仍阵脚不乱，西夏军亦是死伤惨重，李元昊忽然在阵中树起一面二丈有余的大旗。宋军不知西夏人又要搞什么花样翻新的动作，正在心下惴惴时候，只见那大旗向右一挥，右边伏兵大起；向左一挥，左面伏军也呐喊着杀出。原来西夏另伏有两支预备役部队，一直没有加入战团。李元昊见一时奈何不得宋军，再厮杀下去，西夏军会增加无谓的伤亡，所以命令两支生力军迅速加入了作战序列。宋军连续作战，这时与西夏军竭力周旋，本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疲力竭。在西夏精兵的冲杀之下，终于不支，先锋桑怿战死。

当西夏铁骑从六盘山上居高临下、势不可当，如水银泻地一样冲杀而至，宋兵只好败退。宋军被西夏军追杀，迫至崖堑坠崖而死者不计其数。主将任福乱军之中，身中十余箭，有左右劝他降敌。任福不肯、力战而死，父子二人俱死于乱军阵中。

解决了宋前军中军之后，西夏军并力来攻击宋后军，除千余宋军据民居固守，趁天黑西夏军退围得以幸免之外，宋军大部被歼。宋军损兵折将，沉重的打击了主战派的信心。西境震恐。韩琦行至半途还师，阵亡的宋军将士家小数千人拦于马前、聚集号哭，一面招魂，一边泣诉：数日前追随韩公出征，今日韩公独归，尔等却战殁沙场。在天若有灵，魂兮归来！

痛哭之声、声振原野，韩琦悲不自胜、羞愤难当。范仲淹闻讯，叹息道：如此，怎置胜败于度外矣！

宋军大败的消息传至朝中，仁宗皇帝也是寝食难安。韩琦上表自劾，被降一级，贬知秦州。朝中主战派也失去了发言权，参知政事宋庠甚至提议请修葺潼关，以备御西夏铁骑。

02　里通外国

好水川之败看似偶然宋军主将措置不当，致有此败。实则为必然。任福属于临时命将，做为主将的他是环庆副都部署；宋军先锋桑怿则是泾原驻泊都监。任福属于宋廷临时授命，而桑怿则是长期屯扎泾原地区的军事长官。其他将领更是来自各方、不相统属。机器尚且需要时间磨合，上下级之间也是同理。而宋的军制却是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仓促遣将，更是种下了兵败的隐患。

桑怿中计率骑兵追赶诈败的西夏军，唯恐他有失的任福只有尾随。战场上的变化瞬息万变，如何可以按韩琦所想的方略进行？而西夏人如果会按韩琦所愿主动配合的话，这仗还用打吗？

好水川之役极是惨烈，宋军虽是损兵折将，败的十分难看。但将士奋勇，身处重围仍表现的可圈可点，给予西夏军极大杀伤。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李元昊也付出了数千西夏儿郎的生命，方取得是役的惨胜。

韩琦因作战失利，被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与韩琦轻敌主战不同，范仲淹上任之初，针对边防积弊相应做了一些改革。首先做的便是改变现有的统兵方式：延州地方有兵一万八千人，分属三级统领，却没有专人训练，也没有统一指挥人。依照惯例，每次夏兵犯边，官职低微者率弱旅先迎敌，如果战败，上一级再出战。再败之后，主将才率精兵出战。在对敌之时，并不是协同作战，而是按部就班作战。前军在受攻击的时候，其他精兵只是作壁上观。这样一来，宋军人虽众，却根本不掌握战场主动权，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

找到了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之后，范仲淹将军兵分为六将统率，每将分统三千人，各自负责训练作战等事宜。如遇敌军来犯，再视情况出兵御敌。此举极大的改变了从前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情形，宋军战斗力得以大幅提升。

范仲淹提倡的守御作战，并不是消极被动等待西夏人打上门来，而是积极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整兵的同时，严明军纪。修复堡寨，派兵深入西夏境内四十里，收复白豹城。听从边将种世衡的建议，于延安东北二百里处、在原宽城旧址上兴筑新城。种世衡亲自率领蕃汉军民一面抵挡西夏军的不时侵扰，一面筑城。因为地质结构的原因，宋军民凿地一百五十尺深仍不见有水。碰到巨石横亘，打井的工匠打算前功尽弃、再换地方开凿。

种世衡心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益驱动之下，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传令：凡屑石一畚，定价百钱！工人一听工价翻了数倍，立刻精神百倍、顾不得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人人争先恐后凿石。击穿了数重巨石后，果然地下清泉汩汩而出。新城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筑成。赵官家御赐城名为青涧城，青涧城地处险要，既可以与延安互为犄角，又可以窥西夏银州、夏州地方。从此成了宋西北边防线上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津。

种世衡驻防青涧城，开营田、募商贾，通货利、教民习射。很快落地生根，成了宋人锲入西夏境内的一个钉子。

西夏人侦知范仲淹经略延州，相戒曰：无以延州为念，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正是说范雍这个饭桶。

李元昊虽然取得了三川口之战的胜利，但他同时也明白了父祖所言非虚——以当前的国力，西夏尚不足以与大宋相抗衡。眼见范仲淹经营边防体系渐具规模，如果宋廷皆如这样经营边防，长此以往，西夏只有坐以待毙了。一番思索之后，派出亲信去与范仲淹接洽，再次寻求与宋人政治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范仲淹回信，对李元昊晓以大义，哪知道韩琦主战，好水川宋军惨败。李元昊再作书与范仲淹，言语中又多了傲慢不逊之词。

在他看来，西夏连胜宋人两阵。宋军作战能力不过尔尔，故此言语之间又放肆了起来。范仲淹看了书信，感觉将书信原文呈交御前，将是有辱国体之事。也未深思熟虑，就当了使人的面将来书烧毁，然后上表章报知朝廷。

这种事情，如何瞒得过官家在军中的耳目。宋仁宗与朝臣很快就得知了事情原委，范仲淹本是为国为君稍存体面的心思，哪知道他这样简单的处置却犯了赵官家大忌。仁宗皇帝传下诏旨，命范仲淹就此事做出解释。

范仲淹只得据实上奏：倘若官家看了傲慢无礼的书信之后，不能进讨将是国家之羞；直接付之一炬，羞辱只在微臣一身而已。如今新败，不敢上达天听，也是做臣子的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之举！仁宗皇帝见范仲淹说的在理，一时又为如何处置此事而大伤脑筋。无奈之下，再次将皮球踢给了两府宰执共议。范仲淹没有想到自己丹心可昭日月的忠忱之举，在他人眼中却是大逆不臣之事。参知政事宋庠怒不可遏建议道：仲淹可斩！

第六章　名臣的范儿

01　宋祁的艳遇

提起宋庠其人，就得提及宋祁。这兄弟二人，也是仁宗朝的名臣。虽是兄弟，心性却迥异。兄弟二人同一年进士及第，礼部定其名次是宋祁状元、宋庠探花。送请圣载之时，刘太后却认为做弟弟的不应当高于兄长，金口玉言：宋庠为状元郎，宋祁却成了第十名。

刘太后横插一杠，宋祁只有徒唤奈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宋祁与状元郎失之交臂，却也因此而声名远播，更因为人物风流、文章作的花团锦簇，竟然引出了一段奇缘——

一天，宋祁正走在开封的大街之上。迎头过来一队宫车。宋祁识的这些是内家车子，忙不迭地躲避。忽听的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轻声唤他：小宋！

宋祁心中一荡，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宫女含情脉脉地望了他一眼，放下了车帘。宋祁惊鸿一瞥，那宫车却早去的远了。宋祁身不由己向前紧走几步，待见那车子走的不知去向，身虽立在当地，人却早已经痴了。他被这柔情万种的一声呼唤，撩拨的心痒难耐，细寻思那千娇百媚的笑靥，又怅然若失。那宫女纵是再喜欢，也只能如隔星汉，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回到家中，情难自已，挥毫写下了一阙《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篷山远，况隔篷山几万重。

这首小词，信手拈来化用了唐李商隐的无题之锦句，贴切工整，把自己可望不可即的那种缠绵凄恻相思之苦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首词很快就在京师中传唱开来，时间不久，居然传到了仁宗皇帝的耳中。有心成人之美的仁宗将宫女悉数召来，问及此事。片刻宁静之后，一个宫女怯生生的走出来，承认了事情是自己所为。原来这名宫女曾于宫中侍宴，故此识得年轻的翰林学士宋祁。更对他倾慕不已、芳心可可之余竟然情愫暗生。那一天在街上邂逅宋祁，于是就壮起胆子喊了一声。

得知事情始末之后，仁宗命左右请来宋祁。听官家问及此事，宋祁既惶恐又窘迫不已。做为人臣，居然敢动天子身边女子的脑筋，岂不是自寻烦恼？

见宋祁一脸尴尬、无地自容的样子，宋仁宗却乐的哈哈大笑道：篷山不远！亲自主婚，将这名大胆追求爱情的奇女子许配给了宋祁。

与宋祁的轻佻风流不同，宋庠质朴端庄，不好声色。兄弟二人虽已是位尊职显，宋庠却仍律已其严。上元夜宋祁在张灯拥妓欢饮，享受人生。宋庠却在书院枯坐读《易》，耳中听的宋祁那厢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宋庠不禁大皱其眉。第二天派左右责备宋祁穷奢极欲道：还记得从前寒微之时苦读吗？

宋祁不以为然，回道：回报兄长，当初寒窗苦读，为的是什么？

宋祁携酒何妨处处、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诗酒人生，在宋时士大夫间乃是常态。而宋庠自虐如此，却似不食人间烟火者，脸上总是一副别人欠他二百吊钱的神情！反而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宋庠原名宋郊，有忌恨他年纪轻轻就状元及第的人，故意攻击他名字有不臣之意。流言很快传到宋仁宗的耳中，宋仁宗有意大用宋庠，为示对兄弟二人没有厚此薄彼，又为宋郊更名为宋庠。更提拔他出任参知政事一职。宋庠出任此职，成为了复相的吕夷简的潜在对手。

身边有这样一位水火不侵的同僚，吕夷简做起事总感觉如芒在背，一直在想办法把宋庠排挤出朝中。官家既命商议如何处置范仲淹私自交结叛臣李元昊，怎样趁此良机做到既可以打击范仲淹，又可以排挤宋庠的一石双鸟之计呢？

02　吕夷简不简单！

想到得意之处，吕夷简不由心下窃喜。

第二天，吕夷简故意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自言自语道：怎么会有国家大臣私通叛臣之事？待见宋庠在一边侧耳倾听，吕夷简心中暗笑，加重语气道：烧毁李元昊书信，莫非其中有何不足为人道之事不成？

宋庠果然中计，上表弹劾范仲淹：请旨斩范仲淹以谢天下，儆示群臣与边将。

仁宗皇帝虽是个无主见之人，心底却并不糊涂。见宋庠反应如此过激，不由心下嘀咕。沉吟再三道：范仲淹罪不至此吧？

枢密副使杜衍在一旁听到宋庠建议官家杀范仲淹，不由吃了一惊。急忙上前为范仲淹辩白道：范仲淹此举不过是为了招抚叛臣，一心为国不避嫌疑，万不可草率处置！

看到杜衍不附会自己，反而在为范仲淹极力辩诬，宋庠不由心中发虚。以目示意吕夷简，希望他开口帮助自己。宋庠清楚吕夷简与范仲淹曾有过的恩怨，依他所想，吕夷简断不会放过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吕夷简却低了头，既不是忽独与余兮目成，却如泥胎一样做沉默是金状。

不明就里的宋仁宗很想知道宰相吕夷简对此事的看法，于是转而征询起了这位老臣的意见。官家开了金口，吕夷简就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他一派老成谋国的样子语重心长道：杜衍所言是也，此事最好是略示惩戒，万不可重责！

仁宗听了频频点头：杀范仲淹一人容易，只是从此天下人臣民心寒齿冷，还会有谁为他卖命？他对吕夷简不以私废公、假公济私的作法而欣喜，更认定吕夷简做宰相是最佳人选。而宋庠忝列宰辅之重，却无大臣之体，不能为国建言献策。

很快，宋庠被吕夷简略施小计，一脚踢出了政治权力中心，出知扬州；范仲淹也因私交叛臣之事被贬知耀州。

据此事分析可知——光有满腔的热忱与报国之心，怕是会出现报国无门的结局。政治是高智商者之间的博弈，想要有所作为，就得抛弃一些做人的原则，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

从政难、作官难，做一个做事的官更难！

范仲淹在知耀州任上没有几天，就被重新起用。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战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停止窥边。此时的他已经是声名远播中外，已经成了大宋边防线上一日不可或缺的人物。时隔两月，范仲淹徙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委以方面之事。

庆历元年十月，宋廷将西北防务重新划分，设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各兼延州、庆州、渭州、秦州马步军都部署。

宋廷以为兵分四路之后，防地分明、从此可以各司其职，边防之事高枕无忧矣。宋廷接受两次大败的教训，在对西夏战略上逐渐趋于认同范仲淹的积极防御，辅以怀柔、招纳。

李元昊虽取得了好水川之战大捷，但宋军顽强抵抗也给了西夏军重创。西夏军并没有从是役中收获金帛地土，宋军于陕西边境上严防死守、步步为营的积极防御大见成效，令李元昊不能尽知宋军虚实，不知从何下手，只好重新选择攻击点。在好水川之战半年后，重新大举兴兵，此次兵锋直指宋河东麟、府二州。

在攻占丰州之后，数次用兵皆小有斩获的李元昊渐生轻敌之心。宋军在骁将张岊、张亢的带领下坚守麟州、府州，更趁西夏军不备，屡次夜袭夏军营寨。李元昊对宋军机动灵活的战法抓狂不已，盛怒之下更失去了一个统帅应有的冷静与戒惧之心。一不留神，被宋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军在兔毛川设伏，西夏军大败，损兵折将。李元昊见势不妙只得恨恨收军，铩羽而归。

03　扶不起的阿斗

庆历元年十月，朝臣张方平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疏》。认为和戎为利，征戎为害，仁宗皇帝亲政以来，与李元昊兵戎相见。短短数年时间内，就死伤军兵十余万人，军费支出数十万。对战事早已厌倦，看到张方平的上疏之后，深感正合吾意。令张方平将上疏交给吕夷简参阅。吕夷简得知赵官家厌战之后，也立刻从当初的主战转变为力主和议。草草看了上疏之后，拱手道：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张方平的和戎之策既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同，朝中众臣顺风承旨也纷纷附议讲和。和议也渐成朝野上下共识！

范仲淹见宋仁宗和戎之心已坚定，连续上书又提出以钱帛换取西夏臣服的办法。他认为——兵马精劲，西戎所长。宋廷短期内在沙场上难以占据上风；而物产丰富，宋廷百万倍于西戎。对李元昊这种既不能服王化，又不能战而胜之的黠虏，唯有任其所有、胜其所长，用这种啖之以利的王霸之术对待。为了打动仁宗甚至举例说明，以他知越州为例：越州地方一年的纳税绢为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如果用郡的年收入去换取边境的和平，三十万与每年千万相较，孰多孰少？不言而喻！

对于范仲淹的经济账，宋仁宗却不敢苟同。虽然账目一目了然，但用金钱去屈辱的换取和平，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令陕西诸路沿边重臣对范仲淹的提议展开讨论。

即使是被人誉为国手的弈道高人，也多是只知对手弱点在何处，而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很少可以留意的到。这正是知人容易，知己难的道理所在！

李元昊也是弈道高手，做为党项羌人中的精英人物，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技能、指挥艺术都是在战争中学习并进步的。宋人战略从主动进讨转为积极防御，并且辅以经济制裁，点中了他的命门死穴。唯有尽快打破宋人的经济封锁，才能使西夏这个新生政权得以生存。对待实力与已霄壤之别的宋廷，进攻无疑是最好的防御。

最好的进攻方法，当然无过于寻找对手薄弱环节下手了。从河东麟、府二州败退回来的李元昊，又一次将阴鹫的目光盯在了宋漫长的边防线上。宋廷在接受了两次大败的教训之后，对西夏的战略已经完全认同了范仲淹所提出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务实。

由于范仲淹与韩琦的经营边事，宋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得以极大提高。但最高当局制定的四路分兵，也给了李元昊可乘之机。对此，欧阳修提出了他的担忧：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宋廷这种看似严实的防御体系，容易被西夏军所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宋军屡战屡败的宿命。不幸的是，欧阳修的担心并没有引起朝中君臣的注重。

很快，欧阳修一语成谶，他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嗅觉异常灵敏的李元昊又发现了宋军的破绽所在，这次他盯上了泾原路的渭州地方。知渭州王沿做为边帅，官品虽高，却对边事一窍不通。一个素不谙边事的大臣，不知什么原因却驻防在泾原路这一处易攻难守的所在？

再次尝试与宋廷议和未果后，失去耐心的他决意以战促和。经过缜密的侦察，庆历二年闰九月、李元昊兴兵十万犯边。得知泾原路成了西夏侵犯的目的地，王沿不敢大意，急忙派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统军迎敌。

王沿本是个文臣，任边帅不谙兵事还勉强可以理解；而令人费解的是大将葛怀敏也并不比王沿高明多少。他对战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幼稚园水平。仔细分析李元昊与宋军对垒的战术战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知一味的设伏诱敌。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只是这一招鲜，对付宋军却是百试不爽。

葛怀敏率宋军一头撞进了李元昊布下的埋伏圈，定川砦一战，宋军近万人战死，葛怀敏等十六员将领悉数战死。得知定川砦大败的战讯，宋廷再次调整西北防备：在泾原路设置陕西四路都部署司，由范仲淹与韩琦共同主持陕西防务之事。同时依范仲淹所请——调文彥博知秦州、滕中谅知庆州，张亢知渭州。

接二连三的败北，宋廷上下曾经的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雄心不再。仁宗皇帝无奈接受上现实：在军事一途上与西夏争雄是不理智的行为，铁下心来全力求和，双方使介不绝于途……

第七章　庆历新政

01　攘外必先安内！

仁宗皇帝一改从前的迫不及待求和，正是因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宋人边患未平，后院又火起。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极大的震撼了赵宋统治阶层。有感于此，从景祐年间以来，宋廷朝野上下革新政治的呼声高涨。内外交困之下，迎来了庆历三年新政的出台。

李元昊的称帝，间接的激化了宋廷内部的阶级矛盾。战争机器的运转，离不开经济这个润滑剂。紧迫的边事，促使宋廷赋税剧增。宋廷将战争的成本尽数转嫁给了广大劳苦人民。如此一来，本已经是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民，不得已又要分担来自官府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

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压榨激的民变四起。史载：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继而盗贼一年多似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对此情形，宋廷上下很快就达成了高度统一的认识——攘外必先安内！只有先解决了内忧，然后才可以解除外患。

李元昊对赵宋摇曳的橄榄枝，早在心底期盼已久。三比零的战绩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实惠，却使得国内民生凋敝，反战情结蔓延。所有这一切迫使他希望结束战争，早日重回谈判桌前。数年的征战令西夏国内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综合实力已经无力支撑连续、大规模的对宋作战。

因为范仲淹等人的苦心经营，宋边境日益成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宋人实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构思。坚壁清野对付因粮于敌的西夏军队，无疑等于是釜底抽薪。战争成本的增加，成了西夏国民不堪的重负。对宋的战争成了得不偿失的行为，更另李元昊心下纠结的是，他还得面对来自传统盟友契丹方面施加的压力。

辽人在借西夏与宋开战的良机，如愿以偿获得了自身的利益之后。转而出卖了西夏人的利益，开始向李元昊施加压力。一个强势崛起的西夏国，同样也符合契丹国的国家利益。该出手时就出手，适时干涉是符合契丹民族国际利益的。任何试图打破政治平衡的举动都是契丹统治者无法正视的事情。西夏实力的增加，就意味着契丹国际影响力的相应降低。辽庭上下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这是不符合契丹人利益的事情。因此，十分有必要与宋联手制衡西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更何况宋人在旁边不遗余力的挑拨离间。

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始，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军事博弈之后，精疲力竭的宋、辽政权缔结了澶渊之盟。该和约规定：

一，双方从此建立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二，承认现阶段边界的现状，互不容纳亡叛，互不增加军事防御设施；

三，宋廷每年给予辽朝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作为和平的代价。

正是这最后一条，直至今日澶渊之盟仍饱受争议。对于宋人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政策，世人多有诟病。情何以堪啊！这样的和平是屈辱，对于自诩爱国的人来讲是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从最初合约的签订来分析——澶渊之盟应该是个双赢的事情。它给宋辽双方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双方把握了难得的机遇，各自埋头发展经济。凡事有利就有弊，澶渊之盟也可以视为是对宋辽政权一种莫大的伤害。有某种意义是说，辽、北宋政权的相继覆亡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个和平条约的签订！

从宗主国契丹对宋停战议和，双方实现正常邦交之后，眼见的国际间反战成为意识主流，羽翼尚未丰满的西夏人不得已也选择了与时俱进。让他们独力对抗宋廷，显然是以卵击石、强人所难。为求在两大国狭缝中发展，李德明加快了与宋廷的和谈步伐，就在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第五个月，宋夏之间也结束了战争状态，在一年之后正式缔结了景德和约。

与宋辽的澶渊之盟不同，宋与西夏是在不对等身份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状态的。对于澶渊之盟与景德和约，事件亲历者的宋人有如此认识——宋与契丹乃是盟约，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关系上的友好条约。而西夏李德明，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下的内附。宋廷上下对与西夏签订这种和约的原委心中知之甚详，故此，景德和约并未能如澶渊之盟那样郑重其事。

而李德明更是心如明镜，虽然心有不甘，却也知道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所在！捞得实惠要紧，至于在文字游戏方面也就懒得与宋人多做计较了。

历史再一次的证明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有的是利益与利益的得失而已！

随着宋辽澶渊之盟与宋夏景德和约的签订，从前同进退共荣辱的辽夏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共同敌人的消失，辽夏从前结成的战略同盟解体，双方转而向相互戒备、进而敌对转变，表面上双方却仍然维持着礼节性的友好往来，实则是暗流汹涌。辽夏两方保持着尽力的克制，但是从前亲密无间的关系已经不再。辽人率先以法令的形势加强了对辽夏边境上的控制，严禁战略物资、如马匹等物的出口，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形势的民间走私活动。

澶渊之盟的签订，契丹朝无法再南向发展；而景德和约的订立西夏人也无法再东向用兵，双方为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约而同的目光聚焦到了西北。史称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从此成为辽夏势力博弈的热土。双方的交恶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必然之事。

02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贸易的交通枢纽。从两汉开始，围绕该地区的控制权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土著之间的争斗与外来势力的加入，更使得河西走廊注定是干戈不休、硝烟弥漫之地。

唐政权与吐蕃政权的没落，五代的中原政权走马灯般更迭，逐步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与话语权。在沙州、瓜州有曹氏归义军；在甘州有甘州回鹘可汗；在凉州有西凉吐蕃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这些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者，成了东西贸易中间商、二道贩子。这些割据政权成了宋初通往西方的超级收费站，充当着坐地收钱的掮客角色。不但严重影响到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也严重损害了中原赵宋政权的利益。

敢于从强大的赵宋王朝口中夺食，与虎口拔牙一样，无疑得需要绝大勇气。担心过路费成为有命收无命享的河西各政权，为自身安全计，人同此心的想到了寻求保护伞。大树底下好乘凉，拿出部分天价过路费来孝敬契丹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辽廷在立国之初，耶律阿保机就已经把势力触角扩张到了漠北与西域地区。并且与河西地方甘州回鹘政权建立了友好关系。

对于从前的藩属成为今天的宗主，回鹘只好面对现实的无奈。闷声发大财也是明智之举。回鹘与契丹统治者各取所需，辽人在回鹘商人的帮助下，与西域各政权展开大规模、频繁贸易的同时，也在努力继续扩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影响。而回鹘人则从中渔利，攫取巨大财富。

这一切随着宋辽关系的紧张、西夏势力的崛起渐渐变成了往事只堪回味！再次重归一统的中原宋王朝，虽然与汉唐相较疆域逼仄，名为统一，实则不过是对农耕地区的重新归于一统而已。国土虽远不及李唐，即便如此，代表了华夏文明最发达的农耕文明，仍是不能让人小觑的。在宋廷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辽廷上下不得已暂时丢开经营西北，举倾国之力在幽燕地区与宋人展开生死对决。

见辽人分身乏术，以阻卜、党项为代表的西部诸部族趁机在西北掀起了反辽的狂潮。一时间辽廷通往西域的商路断绝。宋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植柳却柳成荫——虽在战场上被辽人杀的狼狈不堪，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大程度的降低了辽人战胜后的喜悦之情。

面对西北地方此起彼伏的叛乱，辽人虽也进行了残酷镇压，无奈南线宋军鸭梨巨大，必须得抽调西部精兵全力应付宋军。这样一来，数次的镇压都变的虎头蛇尾。直至辽廷灭亡，阻卜叛乱一直令契丹人疲于应付。也因此而忽视了东北地方女真部落的迅速崛起，最终导致了辽帝国的覆灭。

迫于日益增加的宋廷压力，辽人选择了扶持西夏李继迁做为牵制力量。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西夏李继迁在契丹人的卵翼之下渐渐发展成为西北的最强势力，而且西夏人日益明显的对河西走廊觊觎之心也令辽廷深感不安。契丹有识之士惊呼养虎为患！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李继迁从宋人手中夺取了河西东部重镇灵州。实际上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不久之后，又攻克了与甘州唇齿相依的西凉府。西夏人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形成了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的战略态势。

李继迁从最初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最终折腾出了偌大一份家业。所有这一切已经对辽廷的河西贸易控制权和回鹘附庸支配权形成了严重挑战。

眼见的从此将会被西夏小弟断了财路，在急匆匆与宋廷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辽朝迅速把战备重心再次移至西北。此番终于可以全力经营巩固其在漠北西域的传统势力范围了，这也是为何辽人与宋廷一拍即合的真实原因所在。对于和平，辽廷上下也是期待已久，与宋人打消耗战，辽廷也奉陪不起。

对复返河西走廊、与自己争雄的契丹人，西夏明智的选择了退避三舍。他们还不具备与辽人反目的本钱，最多是明里暗里给契丹人填堵。事大国不敢不谨！夹缝中求生存，西夏民族的发展与自立也不容易。他们绝不与辽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趁辽人劳师远征、疲于奔命时候，在辽人班师之后对权力暂时出现真空的地带施加影响与干涉。

西夏人此举，更引发了辽人的严重不安。不得已之下，辽人故伎重施，采取了联合、扶持河西土著势力的策略，试图制衡、削弱西夏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却事与愿违，当漠北各地区阻卜的叛乱接二连三的发生之后，辽人焦头烂额地忙于平叛，又无暇顾及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这样一来，西夏乘虚而入，公元1028年，李元昊亲提劲旅，袭破了甘州，数年之后，更攻拔了瓜、沙、凉诸州，实际据有了河西走廊。

从此，亲辽的河西地区势力被李元昊悉数荡平。辽、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终以西夏的完胜而告终。

03　国际笑话

公元1031年，辽兴宗继位，履行先帝圣宗与西夏的约定，将兴平公主嫁给了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但凡是政治联姻，鲜有夫妻和合的。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也同样如此，多数不幸的婚姻还会经历七年之痒一说，而李元昊与兴平公主的这桩婚事，从开始便注定了只能是场悲剧。婚后，二人的感情一直淡漠，根本没有擦出所谓的爱情火花。

公元1038年，二人的婚姻走到了心头，年轻的兴平公主染疾之后，医治无效、郁郁而终。辽兴宗虽然心中怀疑兴平公主的早逝是种非正常死亡，也曾遣使前往西夏责问。但怀疑终究是怀疑，未能抓到真凭实据。此事最后也只能是不了而了。

不管怎么样讲，对于兴平公主的死，李元昊仍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兴平公主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李元昊称帝的这一年死，多多少少也会为辽夏间的关系蒙上阴影。宋夏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宋人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居中挑拨离间的机会。宋廷无力在军事一途上胜出，只好寄希望于友邻契丹对西夏施加压力了。

出使辽廷的宋臣王拱辰就兴平公主的死大做文章，极尽挑拔离间之能事。年轻的辽兴宗心中虽对李元昊势力在河西地区的坐大恨的牙痒，却又无能为力。此时，看似贵为九五之尊，许多事情却由不得他来作主。家事，已经扰的他头痛不已，君权不固，在不曾搞定家事之前，国事更是难以有所作为。面对王拱辰的拱火，只有含糊其辞，王顾左右了！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辽兴宗身世说起——

辽兴宗汉名宗真，虽是圣宗长子，却非嫡长子。生母乃是宫人，齐天皇后无子，取养了耶律宗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辽圣宗病故后，年仅十六岁的宗真得以顺利即位，史称辽兴宗。辽兴宗对齐天太后的养育之恩及自己被确立为君心中充满了感激，对齐天太后侍奉甚谨。然而他的生母却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有着强烈政治野心的她在辽圣宗死后不久，就悍然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兴宗生母耨斤隐忍多年的怨气爆发，这个提前步入更年期的妇女许多行为不可理喻：她竟然焚毁了圣宗遗诏，自封为皇太后、史称钦哀太后，临朝称制，从自己的儿子手中抢走了国事大权。

圣宗在世时候，耨斤就已经不把齐天皇后放在眼中了，多次出言诋毁齐天皇后，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等到辽圣宗一死，蓄谋已久的耕斤更没了顾忌，焚诏夺位，终于实现了人生理想。压过了齐天太后，自称太后，为了巩固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大权在握的她开始了政治大清洗。首当其冲的受害人就是齐天太后，只有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低下高贵的头颅，才能令宫人出身的耨斤心理平衡。她指使亲信诬告齐天太后与北府宰相、国舅等几人密谋叛乱，栽赃齐天太后欲摄政、之后徐议当立者。

在耨斤英明神武的正确领导下，齐天太后等人的阴谋被及时、彻底的粉碎：北府宰相、国舅等人被赐死，齐天太后被迁往上京、并加以囚禁。

耨斤一脚将儿子踢在一边，完全把持了朝政，自称法天皇太后，临朝称制。军国重事，悉听处置。辽兴宗沦为看客，好在他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年纪尚幼的他并没有领略到至高无上权力所带来的快感，每日醉心于诗词、书画间，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浑似不以为然。

耨斤一面诛杀大臣树立雌威，一面大肆培植亲信：其弟孝穆、孝先、孝友几人先后被任为南、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西北路招讨使等要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萧府中的家奴也被委以重任，授以团练使、防御使、节度、观察等职。

法天太后的举贤不避亲旧，一时间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燕京地区的无赖之徒闻风而动，纷纷投机钻营，争相卖身投靠，以进入萧府作奴才为荣！即便是朝野上下尽是法天的亲信左右把持，居安思危的她仍生恐已是阶下囚的齐天太后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本着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耨斤再次断然出手——

辽重熙元年春、公元1032年，她派人前往上京杀害了齐天太后。对母亲的赶尽杀绝，兴宗不以为然，劝阻道：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希望生母放养母一马。兴宗的这种感恩念旧之仁心并没有唤起耨斤心底残存的良知，反而认为这个儿子与自己不一心，在儿子心中生的不如养的亲，自己并没有太重要的位置。显然，儿子无法与自己立足于同一阵营。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更坚定了法天太后的看法。

法天太后摄政之后，一门生三后，四世出十王。南北面契丹族、汉族等国内外事务，皆听萧氏兄弟处置。所有上呈的奏折全由萧氏兄弟聚议而行，兴宗不亲庶务，沦为看客。兴宗不得已，只有韬光养晦，寄情声色犬马之间。他精通音律，身边的乐工很是得宠。一次心情愉悦之下，他将一条银带赐给了乐工。哪知这样一件寻常之事，竟然飞快被告知了法天太后。对儿子亦深存戒惧之心的耨斤，极可能在心底担心儿子也整一出衣带诏之类的事情，把乐工召至面前，皮鞭好生一顿伺候。

深感面上无光的兴宗毕竟年轻气盛，情知自己身周尽是母亲派来的耳报神，自己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母亲掌握之中。想到这里，悲不自胜的兴宗难抑心底的愤怒，壮起胆宣泄了一次对母亲的不满——命令左右杀了一个他认为可疑的内侍！却不知此举一石激起了千层浪，闻讯的法天太后勃然大怒，耨斤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传下令来，执行兴宗命令的凶手被囚禁审讯。

哪知道这奉旨杀人的侍卫吃痛不过，很过就交待了自己杀人乃是出自皇帝的授意。法天太后大发雌威，竟然让儿子与这名侍卫当面对质。对此，兴宗皇帝心下郁闷：贵为天子，却得与囚徒答状，这种事情传将出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国际笑话一桩！自己颜面何存？亲妈行事远不及养母！

令兴宗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法天太后竟然在暗中策划废掉自己，更立自己的同胞弟弟重元为君！在法天的心中可能觉得，毕竟年幼些的要比年长些的更容易摆布！法天太后虽然有政治野心，但却并不具备成为女政治家的才具。这样机密的事情却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出面向兴宗告密的人正是重元。

04　辽兴宗的豪赌

重熙三年、即1034年，耨斤与兄弟、北院枢密使萧孝先密谋，决定废掉兴宗，另立重元为帝。重元偷偷听到了母亲与舅舅的密谋，却将事情告知了兄长。眼见的事情到了火烧眉毛，如果再不出手，自己怕是想作阶下囚也难。兴宗这次没有再犹豫，表现出了一个合格政治家应有的果敢——他抢先一步，占得先机。对于母亲，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亲情的羁绊，有的只是难以遏制的愤怒与不尽的委屈。

耨斤废齐天太后，夺儿子大权，在朝中遍植党羽。众人夤缘而上、飞黄腾达，却尽是萧姓人。她把一个最应该奖赏的人忘记了，这个人就是她曾经的亲信耶律喜孙，正是此人出面告发了齐天太后与北府宰相、国舅等人谋反。耶律喜孙本是首功，可惜却未得上赏，更没有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丰厚回报。

兴宗皇帝早侦知喜孙对法天太后心下不满，于是主动示好。把他争取到了自己的身边，进而掌握了法天太后一伙人的行动规律。这一天，瞅准机会的兴宗一击中的——兴宗召来行宫侍卫亲信百余人，骑马全副武装立于行宫东面二里许的小山之上。耶律喜孙在兴宗皇帝期许的眼光之中，勇气倍增、打马如飞率领左右直入宫中。

耨斤还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懵懂之间，就被军士挟持着登上车，直接送至庆州监视居住。其他国舅爷被逐一抓获，或贬或杀，法天太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羽亲信为骨干的草台班子，瞬间倒塌，顷刻间灰飞烟灭。

法天太后的势力集团被一网打尽之后，辽兴宗终于成了契丹朝廷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辽兴宗亲政之后，放荡不羁不羁、恣意妄为，文人心性展现无遗。宗教只不过是统治者有利治道的辅助工具，然而由于他的提倡，辽全国上下掀起了佞佛的狂潮。许多权贵都令子女为僧尼，到了辽道宗时期，辽国有僧尼数十万众。直至今日，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东北等地区仍有大量的佛寺存在，辽人的建筑风格直承李唐，其中亦有许多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奇迹！这里大赞一个。不过，如此庞大的不劳而食群体，同时也是辽廷的重负，佞佛成了辽廷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忽一日，辽兴宗延请高僧大德为他谈禅说法，当听到《报恩经》的时候，为之大恸。乌鸦尚有反哺之恩，身为九五之尊的他怎么会做出囚禁生母禽兽不如的事情？

重熙八年七月、即公元1039年，兴宗至庆州谒陵，借机将法天太后迎回奉养，并为她举行了再生礼。对于儿子的示好，法天太后却并不承情。幼子虽然出卖过她，她却不计前嫌。在恢复自由之后，法天太后再次图谋废立之事。女人的一根筋行为，实在是难以理喻。不折腾出点动静来的话，似乎无法证明自己，这个世界她曾经来过！

兴宗先发制人，废除太后，将其幽禁在庆州，名为守陵，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史称钦哀之变。兴宗亲政之后，大封功臣，皇弟重元在粉碎法天太后政变中有功社稷，兴宗对他不吝赏赐，封重元为皇太弟。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吸取教训，对耶律喜孙这个反戈一击者兴宗同样圣眷优渥。

兴宗对御弟恩宠无比，一次在酒席上兴宗喝的酩酊，大着舌头亲口许诺，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将皇位交于重元继承。此事之后，重元更加骄纵不法，兴宗出于感激，对他只是一味的迁就。并令重元判北、南院枢密院事，赐金券。军权在握的重元势力急剧膨胀，在朝中形成对兴宗皇权新的威胁。

兴宗对此却心无芥蒂，一次兄弟二人来了雅兴，玩起了双陆游戏。两人身份特殊，当然不会与寻常人家一样小赌怡情。更不会输了之后如小民一样打孩子骂老婆，青筋毕露的大呼不叫。他们的赌注也不是黄白之物，而是以治下的城邑人民作为赌注。

辽兴宗手气却不如脚气旺盛，手潮的他连输数城。天子输的面不改色，一旁观战的朝臣也看的鸦雀无声。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止这荒唐的一幕！众文武保持缄默，并非是担心扰了兴宗的清兴，而是害怕得罪了气焰熏天的皇太弟重元。眼见的兴宗赌注越下越大，再输下去的话，只怕得当龙袍了。

一个伶官在一边见势不妙，上前搅了局。他装腔作势、插科打诨唱道：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一语惊醒梦中人，一场豪赌这才草草收场。

令法天太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愚蠢行为反而帮了重元的倒忙！虽然有俗语说的是知子莫若母，可惜法天并不了解这个儿子。辽兴宗是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犟驴脾气，如果不是法天太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试图在辽兴宗皇位继承问题上施加影响，使得兴宗的心底产生严重逆反的话，辽兴宗传位皇太弟重元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兴宗本来对自己的弟弟宠信到了无以复加，但由于法天太后从中指手画脚，导致了政治上母子二人严重对立。法天太后越是急于立重元为帝，就越使兴宗心生反感。时间一久，兴宗与法天太后、重元母子的对立愈加尖锐。

范仲淹与李元昊书信来往的行为被指为人臣无外交的不臣之举，与之相较，耶律重元的行为简直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了。根本无视皇兄存在的重元，就在兴宗接回法天太后奉养后不久，重元就作书宋廷，希望与宋廷建立直接关系，为将来的僭逆之事让宋人有所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来个友邦惊诧论！

宋仁宗有意将消息透露于辽廷，对于友好邻邦保持了应有的外交礼仪。让宋君臣始料未及的是——宋仁宗的仁，根本没有感动辽兴宗，反而提醒了他：宋夏之间的战事，恰好可以为辽廷要挟宋廷提供了有利时机。这样做既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还可以转移辽国内矛盾、稳固皇权，一举数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

05　趁火打劫

澶渊之盟顺利签订之后，宋辽双方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为南北经济的复苏发展、交流创造了百年难得的机遇，逢年过节，辽宋双方的使介不绝于途，互派使节送礼致贺。双方都十分的重视和平带来的安定繁荣局面。

辽圣宗临终留下政治遗言：不得失宋朝信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就在圣宗尸骨未寒之时，耨斤就焚毁了圣宗以齐天皇后为太后、以耨斤为太妃的遗诏，耨斤自称太后，临朝称制。兴宗发动钦哀之变后亲政，最初，他还极力守护祖宗基业，听从既是国舅、又是老泰山的重臣萧孝穆‘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的变法建议，在国内推行改革。

此举，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加了国库收入。兴宗眼见内内太平无事、户口蕃息，国富民强。而国际间宋夏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不趁此良机，趁火打劫一番，岂不是不智？

兴宗得意忘形之余，竟然对祖宗与宋廷签订的城下之盟心生鄙薄。认为这澶渊之盟对于辽朝来说是件吃亏的事情，不划算的买卖！豪情壮志在胸的兴宗有意欲一天下，谋取三关。数次对群臣讲起：对于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年间攻取关南十县的事情，表示了极大愤慨。光复祖宗故土正其时也！

从真宗与辽廷签订澶渊之盟后的数十年间，宋廷上下一直都在认真履行合约条款。按时按量送交保护费，随着宋辽双方和平的深入发展，双方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前往辽廷的宋人中亦多有无间道，相信辽廷在宋境内也多有以经济贸易为名的间谍事实存在。

辽兴宗公开地为南侵做舆论准备工作，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宋仁宗君臣的耳中。仁宗皇帝慌了手脚——一个李元昊就已经让宋廷疲于应付了，如何有能力两面作战呢？辽兴宗发出的战争恐吓引发了宋廷朝堂大地震，事情必须高度重视：辽帝亡我之心不死，如何应对辽人的南侵，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这一段历史究竟是非曲直如何，已经不可尽知。相信辽兴宗的南侵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宋人在边境上的一些行为却也为辽廷的敲猪缸提供了口实。

宋人与西夏交恶，双方见和平无望，立即自动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在宋廷君臣的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把西夏与辽一样放在对手的位置上加以应有的尊重。西夏党项羌人原本是北宋境内的部族，其首领也自然是宋的臣子。李元昊的自立称帝之事，在宋人的眼中就是僭越与大逆不道。绝不能坐视！

这也是这什么最初宋廷大臣吴育提出‘不以元昊为宋的叛臣或方镇对待，顺其自然、姑严守御，坚壁清野、以挫其锋，等西夏自困之后，然后相机征伐。’对于吴育提出的这种冷处理意见，宰相张士逊表示出十分的不屑，这位宰臣不客气地指出：吴育此说，乃是脑子进水或者被门挤了的原因！

宋夏关系紧张，宋廷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大修边防工事，积极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其中也包括了临近宋辽的边境。宋人如此，应该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辽。

公元1040年四月，宋‘增补河北强壮军’；六月，‘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弓手’。对于宋廷此举，年轻的司马光代替知杭州的父亲司马池草拟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认为朝廷此举扰民！对于司马光的上疏，清人顾栋高赞许道：后日太平宰相规模、肇于此矣！

对于此论，慕雨不敢苟同。安知今日扰民之事，不是为它日安民哉？忘战必危，把和平寄敌人的良心发现实在是愚不可及！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和平的有力保障。两宋的覆亡正是因为尚武精神的缺失！慕雨无意臧否前贤，单就此事而言，便可知司马光心中的和平是何等模样矣！

公元1041年10月，宋修缮河北边境城池。宋人的这种行为，显然有悖于宋辽之间签订的澶渊之盟的条约精神。辽廷对宋人的违约显然不能漠视，宋廷在河北边境上的益兵之举，也成了辽兴宗声言南下的主要理由之一。宋人的这种行为，让正在寻找籍口打算要胁宋廷的兴宗欣喜不已。本来在心中想着要狠敲一猪缸的，哪知道这猪缸居然知情识趣的主动送到了眼前！

他立即传南、北枢密院等重臣，谋划夺回从前被后周攻占的关南十县的方案。等到统一了认识之后，辽重熙十一年、即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这一年也正是青年王安石进士及第的那一年！

这一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辽兴宗正式派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与翰林学士刘六符前往宋廷，二人带给宋仁宗一封辽兴宗的亲笔信。信中，兴宗对宋廷的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之举提出了严正抗议。

宋仁宗首先表示吃惊的并不是信的内容，而是被辽兴宗的一笔飞白体而感到震撼。令他大呼意外的是辽兴宗不但画作的好，字也是写的飘逸不凡。仁宗皇帝火烧眉毛，还有心情淡定地欣赏兴宗的书法，并不是他没心没肺到了令人扼腕的程度，完全是因为宋廷上下早已知道了兴宗书信内容所致。

辽兴宗本来想对宋廷发动一场外交战，先声夺人的，哪知道宋人的钱在辽地已经是大行其道，属于强势货币。宋廷通过特殊渠道早已购得了兴宗御书中的主要内容，也对辽方聚兵幽蓟、打算南犯，此次先礼后兵的事情早已经有了相应的心理准备；而且有充裕时间从容应对。

06　富弼出使1

辽兴宗书信中罗列了宋人四宗罪：其一，周世宗不应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其二，宋太宗从前进攻幽燕，师出无名；其三，西夏与辽乃是甥舅之亲，宋兴师伐夏，应该先知会辽人；其四，宋不应该在河北地区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对待犯了错误的宋仁宗，兴宗本了规过劝善，惩病救人的菩萨心肠，为他指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解决之道——将原来的辽藩属北汉旧地以及关南十县地土归还辽人！惟有如此，才可以‘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面对辽兴宗赤裸裸的要胁，明知辽人此举乃是趁火打劫，宋人却无法硬气起来。已经深陷与夏战争泥淖的宋人，无力两线作战。西夏这样的蕞尔小邦已经让他们疲于应付，现在辽人在幽燕边境上陈重兵，双方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付辽人的战争讹诈？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

辽使刘六符在汴梁城中不可一世，口出狂言：宋人从太宗朝始苦心经营的河北水长城，不足依恃。对此，他不屑一顾，认为这些防御性质的塘泺根本无济于事。辽军‘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也。’在他的口中，辽军上下人等尽是‘铁掌水上漂’，人人身怀一苇渡江的轻功绝学。

对辽使的心理战，宋御史中丞王拱辰洞若观火。见赵官家忧惧不已，当即为他剖析了辽使所说：尽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完全是恫吓。兵不厌诈、辽使危言耸听，辽廷果有此意，怎么能提前透露机密军情？河北水长城，经营数十年，正是横亘在辽人铁骑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辽人根本无法远道奔突。

仁宗皇帝正不知如何应对辽兴宗的问罪，见王拱辰主动为君分忧。立即命王拱辰负责起草复信，对辽兴宗所述逐一据理力争，予以驳斥！

王拱辰早已成竹在胸，奉旨之后，义正辞严对辽兴宗的无端指摘予以回应。

回信开宗明义指出——宋真宗朝与辽人签订澶渊之盟之时，已经双方确认对于景德元年前历史遗留问题‘咸不置怀’。现在辽兴宗提起从前后周朝时的陈芝麻烂谷子之事，显然是有违誓约，完全可以视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举；当年宋太宗用兵幽蓟，乃是报复辽人阻扰宋人完成统一大业，辽人插手宋人的国内事务，已属不该，错的不是宋，而是辽人；对于李元昊称帝之事，李的先人乃是宋廷藩属，曾经‘赐姓称藩、禀朔受禄’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现在称帝乃是僭越、分裂的不臣之举，中央政府出兵，乃是师出有名。况且宋人事前也曾与辽通气，所以辽所指责不能成立。而辽人所说的宋在边境上‘备塞隘路、阅集兵夫’，更是正常的军事例行公事。

自双方罢战言和以来，宋廷谨守誓约，并无丝毫不是。王拱辰的复信与李白醉草吓蛮书有的一拼！仁宗朝散文运动领袖、文坛执牛耳者欧阳修主张道在文先，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王拱辰此文理直气壮、有理有据，一泻千里，这里当大赞一个！

文章表明了宋廷上下对辽廷乱敲猪缸的无比愤慨，可以说非常之得体。然而宋仁宗却不做此想！他担心辽廷果真会大举南侵，那时候国家无力抵挡，自己的江山社稷不保。

赵官家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试想，如果真的宋辽之间开打，以宋的军事实力而言，败北是应有之义。打败了，臣子们还有可能做臣子，而官家却只能是有战死之天子，无投降之天子了。小心应付契丹人的敲诈勒索，对于仁宗皇帝来讲，既是国事，也是家事。臣子们可以义愤填膺，而官家却得平心静气的高屋建瓴的通盘考虑——怎么样平息辽人的怨气，让事态得以顺利解决才是最重要的。仁宗皇帝没有勇气弄险，他决意媾和，契丹人有千条计打上门来，我只应以金钱换和平的老主意。

早在得知辽人陈兵境上之后，仁宗皇帝就开始思考如何消弭灾祸的良策。苦思之下，也惟有延续以金钱换取和平一途！拿定主意的官家，又在为派何人为使的事情而大伤脑筋。虽然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国际战争法惯例约束，但天晓得契丹人会不会按惯例出牌？朝臣爱国口号喊的惟恐落于人后，但心下都明白出使契丹此行凶险。所以朝堂之上，当赵官家的目光扫过这些朝臣时候，大家都不敢去对视官家期盼的眼神，生怕因此而让最高领导产生误会。

如果令王拱辰出使的话，赵官家又担心适得其反。外交无小事，不比作文章。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不代表外交斡旋方面同样会八面玲珑。就在仁宗皇帝为派何人出使的事情心下烦恼时候，宰相吕夷简主动为君父分忧向官家荐贤——使臣非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不可！

吕夷简此举，并不是因为富弼具有外交天赋，是出使契丹的不二之选。也不完全出于公心，而是他的一石双鸟之计：富弼出使如果可以消弭战火于无形，自己一定有为国荐贤识人之功；如果出使未捷身先死，那么还有比堂而皇之的借刀杀人更好的办法吗？

有宋一代，仁宗朝涌现了许多名臣，富弼就是其中之一。史载其人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在任知制诰期间纠察在京刑狱。做事太过认真，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无法容忍朝中出现对他的权势有潜在威胁的大臣，所以他希望趁此良机借契丹人之手除掉富弼。仁宗不知吕夷简肚子中还有这些牛黄狗宝，以为他此举乃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富弼曾经出使过契丹，轻车熟路还是老面孔，正是任使臣的上佳人选。

07　富弼出使2

诏旨一颁布，立即引起朝堂热议。欧阳修闻听之后，担心富弼人身安全，于是上表请官家收回成命。仁宗皇帝好不容易得人，哪里肯听。富弼接旨之后，入宫拜谢仁宗皇帝，叩头恳言道：主忧臣辱，臣不敢惜死！赵官家听的面上动容，只好温言抚慰，先命他为接伴使，负责接待辽使萧英与刘六符一行人等。

萧特末与刘六符趾高气扬踏入宋境，仁宗皇帝按照惯例派出宫中的太监与富弼一同前往国界上迎接慰劳。宋人不敢在外交上失了大国之体，哪知道辽使却不按规矩出牌，萧英装病不肯拜谢如朕亲临的公公。富弼义正辞严、据理力争，见宋人如此强硬，辽使只好改容谢过。富弼见辽使态度有所改变，当下也满面春风的与之折冲樽俎，很快探明了辽兴宗此举的心理预期。

听了富弼的工作报告，仁宗更坚定了当初的看法。为了更好的激发富弼精忠报国的赤忱，官家不惜高官美职进封富弼为枢密直学士之职。依仁宗的心思，富弼对于最高领袖提拔他火线入党一定会感激涕零之余，粉身碎骨浑不惜的报效党国了。哪知道富弼的作为再次让他刮目相看——富弼坚辞，而且委婉地批评官家此举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做为臣子为国为君赴汤蹈火，本为义不容辞之事，怎么能啖以官爵呢？

富弼的一席话，把仁宗说的面红耳赤。得臣如此，国之大幸。官家在非常时期，也根本无暇顾及他言语中的无礼。立刻安排富弼出使之事。

王拱辰国书写的义正辞严不假，仁宗却心虚胆怯，另外修书一封与辽兴宗。富弼正要启程，小女却夭折了。忧心国事的他强忍悲痛，不敢多做停留。急忙踏上北行的道路。行至途中，忽而忆及临行陛辞，赵官家言辞闪烁，表情古怪。富弼越琢磨越感觉其中定有蹊跷，此行自己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耽误了国事却非同小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他壮起胆子打开仁宗皇帝的私人信件。

这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赵官家一笔飞白体与辽兴宗相较虽然不遑多让，信中却明白无误的对辽兴宗表示了妥协退让。富弼心酸不已，自己丹心可昭日月，可是此一去是以国书内容为主据理力争呢？还是按照官家私信内容委曲求全呢？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急忙又返回汴梁请旨。

赵官家就如一个馋嘴的孩子正在偷吃的时候被人抓了现形，一时间闹了个面如重枣。朝臣见皇帝举止乖张，只好保持沉默。仁宗无奈，不好自打耳光，只好将国书重新写过。慕雨按：对于上述这段历史，《宋史-富弼传》中的记载与《辽史》记载有异。而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中所载可以与《辽史》年载相互印证，故采此说。

富弼这才放心，重新踏上了漫漫征程。甫出国门，辽兴宗就派刘六符充任馆伴使来迎。辽人为增加敲诈宋廷的砝码，有意在沿途向富弼展示军事实力。富弼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明白以宋的军事力量确实难以与契丹一较雄长。对夏作战的失利，更使得宋廷与辽的外交方面也丧失了话语权。富弼所能做的也只有稍存宋廷体面，顺利实施官家的金钱外交。

是年六月，富弼一路跋山涉水北行月余方见到辽兴宗。富弼递上国书后率先发难，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两国交好数十年，今日辽人败盟，是何道理？

辽兴宗早知宋使定然有此一问，不慌不忙的解释道：只因南朝违约在先，你们塞雁门、增塘水，修缮城墙，增加民兵意欲何为？我朝臣僚对这种败盟挑衅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纷纷请缨征讨南朝。不是寡人念及南北二朝交好数十年，力排众议，先行遣使求割地，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再兴兵不晚。哼哼……

辽兴宗话里话外无不透露出了一种对宋人的轻蔑，似乎辽人大军一举，饮马黄河就是件轻而易举之事；辽主更把责任与过错全部推在了宋人与臣下身上，自己装出无辜的样子。

听了辽兴宗的强盗逻辑，富弼大义凛然直言相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现在！当年如果不是章圣皇帝（宋真宗）宅心仁厚，澶渊之役，先帝如果不是宸纲独断、未曾听从朝臣建议的话，北人将有匹马难归之祸。

见辽兴宗悚然动容，富弼设身处地、推心置腹道：与南朝缔结友好盟约是符合贵国的利益的，而且这些利益尽归人主，人臣无所得；倘若两国交恶，兵连祸结，利归于臣下，祸乱却需陛下一人担当。凡是劝说陛下对南朝用兵者，都是在为自身计，而不是公忠体国之臣。

辽兴宗闻言心下剧震：对于他提出的败盟要求割地之事，在朝中也不乏持反对意见之人。明确反对兴宗南伐的就有兴宗朝名臣萧孝穆。这位国舅爷与其他几个专横霸道、胡作非为的兄弟们截然不同，做事谦恭谨慎，廉洁奉公。耨斤主政时候，为了避嫌，竟然拒绝接受姐姐的赏赐。当钦哀太后被废，重掌朝政大权的兴宗尽管在朝中对旧势力做了大刀阔斧的清算，但正是因为萧孝穆奉公守法，女儿又是兴宗皇后。因为既是国舅、也是泰山的原因，萧孝穆不但没有被疏远，反而更受重用，出任北院枢密使的显职。

与其他朝臣惟恐天下不乱相反，萧孝穆上表反对南伐，直陈得弊：历史上从辽太宗的数次兴兵南犯来看，得失相当，并无建树。南北通好，是符合南北两朝利益的事情。和平来之不易，维持和平是两朝人心所向；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国力有所增强，但宿将能臣多已作古，朝中无人能担当南伐的重任；宋人虽然在边境上有备战的动作，但并没有越境挑起事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贸然出师征讨，名不正言不顺！

萧孝穆对国际时局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深谋远虑。当他见无法劝谏跃跃欲试的兴宗收回成命，失望之余上表请辞，不惜以撂挑子相谏。辽兴宗极力挽留，此事对他心底的触动极大。只是自己希望趁此机会转嫁危机，打压朝中太后与皇太弟重元势力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摊开来讲。

听了富弼的话，他心底若有所思，望了侃侃而谈得来使一眼，虚心请教道：贵使此话怎么讲？

富弼早在路间想好了如何应对，见辽兴宗在不知不觉间思维已经为自己左右，不禁心中暗喜。面上却平静如水答道：当年晋末帝昏无知，土宇狭小，上下离心，所以契丹人可以深入中原。即使如此，辽人也为此付出了壮士健马物故大半的代价；现在我朝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万众一心。陛下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即使是战而胜之，战争带来的损失是由大臣们担当？还是由陛下一人担当？如谨守盟约，无疑利将尽归于陛下！相信其中利弊得失，陛下不会视而不见的。

辽兴宗听罢富弼所言，面上虽是不动声色，心里却早认同了他的说法。

08　富弼出使3

富弼见兴宗沉默不语，再接再厉游说道：我朝塞雁门，是为了防备李元昊来侵犯；而河北间的水塘也是始于通好之前，并不是现在兴修；而修缮城墙，增置民兵也不过是例行之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误会而已，并非是违约！

兴宗见富弼主动给自己台阶下，就坡下驴道：如果不是有赖卿家直言，寡人险些为臣下所误！吾所欲者，不过是祖宗故地，并不是其它！

见兴宗欲盖弥彰、言不由衷的神情，富弼心下好笑，然而却不点破，只是善意地提醒他如果大家讲道理，以史为据，前有石敬瑭割幽燕之地，后有周世宗攻取过关南十县地之事。大家都讲起收复祖宗故土来，只怕于北朝不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着眼未来的好！

富弼一番话说的辽兴宗哑口无言，细思起来他的话还真的不好反驳。自己所要求的祖宗旧地原本就是宋人的祖宗旧地！

无言以对的辽兴宗安排富弼宋使一行下去安歇，南伐的事情就这样被宋人用言语搪塞过去，辽兴宗心有不甘。打发富弼离开之后，他与近臣紧急磋商应对之策。为使利益最大化，兴宗命刘六符再去馆驿试探宋人对待此事的底线。

刘六符领旨之后，向弼转了辽帝的态度——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

虽然心中明白自己此行只是与辽廷讨价还价，但对辽君臣的这种伎俩富弼仍是洞若观火。如果辽帝真的是耻受金帛坚持要割关南十县地土的话，怎么不和自己当面讲清，反而事后派人来转达？

富弼见刘六符主动登门，就知道自己将不虚此行，虽然是客场作战，却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见刘六符来问，索性装出坦诚的样子直言相告：我皇帝曾言，为祖宗守国，尺寸之地不敢与人，何况十县地土！北朝所欲无非是租赋而已，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皇帝恐两国失欢、兵连祸结，生民重陷于水火，所以不惜忍辱负重屈已增币。如果北朝再坚持地土要求，那么就是有意败盟，曲不在我。澶渊之盟誓约言犹在耳，如果败盟，人神共愤！兵以义动，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终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刘六符听了富弼的说辞，作声不得，只好讪讪而去。富弼在辽人朝堂之上的一番言语，辽文武百官听的清清楚楚。富弼的话已经把战和之事拔高到了忠与不忠、上纲上线的程度。如果主和，显然是与辽帝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再有人执意南伐，居心如何就很让兴宗怀疑了。主战与主和，都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事情。计之上者，就是保持缄默，是战是和等待兴宗的宸纲独断好了。

第二天，辽兴宗请入乡随俗的富弼一同打猎，领略北地无限风光。蓝天白云碧草黄花之间，蜂飞蝶舞、阳光明媚，二人并辔而行、相谈甚欢。趁此机会，兴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想要保持辽宋的传统友谊，最好还是把关南十县地还与辽人！富弼见辽兴宗贼心不死，不得已反复表明了宋方的态度。委婉地指出——北朝既然坚持以得地为荣，由此必然会引发南朝以失地为耻。两朝既是兄弟之国，又岂能一荣一辱？理应是荣辱与共才是！

辽兴宗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猎之后，再次派刘六符表达了他的想法，打算与宋人通婚。

辽兴宗此举，慕雨认为应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想法，不应该简单的视为贪图宋人钱财之举。或者作为一国之君，联姻一事，可以为他在群臣面前多少找回一些尊严也未可知。试想，皇帝陛下与宋皇已经成了亲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啊！

哪知道，求婚一事，也被富弼婉转的拒绝了。可能他心中认为，辽人希望得到一笔庞大的陪嫁才是本心。况且通婚容易产生矛盾，因为夫妻之间的矛盾进而会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碗与盘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事，如此一来，为两国长远利益来看，还是不通婚为好。

辽兴宗之子耶律洪基过几年，就到了适婚年纪。这位皇子正是金庸大侠《天龙八部》中的辽道宗。金大侠书中因为行文的需要，将壮年的辽道宗邂逅了青年的完颜阿骨打，虽然二人可以勉强说成同一时代的人物，但是发生这样的情形显然不能。如果按阿骨打当年为二十岁计，耶律洪基时年就应该是年近六旬。而耶律重元与其子反叛的事情发生在完颜阿骨打尚未出生之时，可能金大侠写作之际虑不及此！小说家言，慕雨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好了！

富弼的理由也很充分，彼时，仁宗皇帝的女儿芳龄四岁，就是出嫁最快也得等个十年八年。虽是金枝玉叶，谁又敢保证没有夭折、猝死的事情。让兴宗之子等到花也谢了，也确实不太合适。通婚一事，解决目前的政治危机，显然行不通。

辽人的联姻之议，辽人出使之时，就已经提出。辽兴宗现在旧事重提，本是意料中事，仁宗皇帝也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对辽廷的政治讹诈，宋廷有意委曲求全，也为之做了两手准备：一，增加岁币，二，宋辽联姻。

从宋人将联姻与增币等而同之的看待来分析可知——赵宋一朝在对待与异族之间的通婚一事上，有着与汉、唐等前朝迥异的认识。富弼反对和亲，并不是秉承仁宗意旨，而是设身处地的在为仁宗着想。能不和亲还是不和亲的好，议婚之事不如增岁币。

09　胡汉和亲未必高

做为人臣，富弼对此事本来无权置喙。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宋君臣对于和亲之事，在认识上居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依仁宗本意，如果辽兴宗坚持和亲之议，他就把信安郡王的女儿、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与兴宗之子梁王。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出塞，赵官家还没有一大二公到那个境界。这种以宗室女充作公主和亲之事也是国际惯例，辽廷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辽兴宗对于兴平公主的死也并不是特别的难过，仁宗作此想也无可厚非。

富弼反对和亲，并非是他固执己见，而是宋廷上下的一种共识。宋祁认为和亲非久安计；贾昌期更是直言不讳和亲辱国！南宋理学名臣朱熹从狭隘的民族偏见出发认为：中国结昏外藩是自取其辱。宋人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也是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之时，中原王朝仍坚持华夷之辩的历史原因。不可以单纯的视作民族不自信，倘若有人敢发胡汉和亲识见高（董必武题青冢语）的异论，等待他的将是不尽的口水与板砖！

当辽兴宗听到宋人坚持议婚则不加岁币之时，不由地大皱其眉。让他等待四五年再议和亲之事，这莫非是宋人的缓兵之计？敲猪缸本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事情，让他傻老婆等花心汉子的话，岂不是竹篮打水！

对于南北通好，富弼也替辽兴宗分析了得失，双方一旦谈不拢开打的话，一定是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以辽人国力并不能确保必胜之道。倘若重归旧好，岁币等物尽归辽主；一旦开打，掳掠所得只怕尽为军士所得。打仗是需要经济支撑才可以进行的，得与失之间的利弊相信辽兴宗自己也可以拎的清。坚持和亲，显然为梁王娶妇之事不具可操作性。剩下只有兴宗为自己娶妇了，而依宋人成例，长公主出嫁的嫁妆只有十万缗。（宋制，当朝皇帝长辈女性称大长公主；同辈姐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辽兴宗真心希望成为仁宗的妹夫的话，就要合计一下，那样做的结果是只有陪嫁可得，而保护费却是每年必须的！

辽兴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富弼站在他的角度急他人所急的国际主义精神，令他感到不解。他总感觉这个宋使此举大有深意，只是一时无法尽窥其中原委。如果听从了富弼的建议，难免会在国际间落下一个躺棺材里伸手，只知道死要钱的坏名声；而讨个南人婆，只得十万缗的陪嫁，这与每年有钱可收比起来，又觉得不值。赵官家胡乱打发个宗室女子充作公主嫁过来，自己岂不是成了冤大头？

无奈之下，辽兴宗只得礼送富弼暂时归国，一来去取国书，二来，到底是要钱还是要人，给自己一段时间好生权衡一下其中利弊，再做最后决定。

富弼风尘立刻动身，仆仆赶回汴京复命。他此番出使可说是不辱使命，赵官家见他安然归来，也是心下轻松不少。解铃仍需系铃人，再次出使的事情更是非富弼莫属了。这次的国书仁宗不敢再马虎行事，而宰相吕夷简却节外生枝——看到富弼无恙归来，他心中既惊且佩。如果富弼达成议和之事，在朝中威望更增，年富力强的他取代自己出任宰相也不是没有可能。苦思冥想之后，吕夷简另出奇招，他为富弼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宋辽议和有一个附带条件，需要辽兴宗应允做为中间人，居中调停与西夏人的战事！

令自以为得计的吕夷简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但他是他有此想法，富弼同样做此想！吕夷简以为富弼能把宋辽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已经是件撞大运的事了。如果趁宋辽议和借辽人压服西夏李元昊，岂不是奇功一件？事情办的漂亮，军功章里有富弼的一半，也有自己的一半；没有办成，也不会影响到宋辽和约的签订，更可以借此事打压一下富弼在朝中的名声；而且事情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和约议定之后，契丹人再有反复。澶渊之盟白纸黑字俱在，辽人也可以寻找种种借口败盟，安知富弼与辽人议和之后，辽人不会背盟？那时的权术，绝非是寻常从政者可以想的出来的。事情果然不出吕相所料，富弼出使的事情，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件遍地荆棘的事情。吕夷简在仁宗一朝圣眷优渥，并非幸至！

吕夷简机关算尽，也没有想到：富弼不但做到了，而且做的十分漂亮。富弼不但用最少的代价为宋人争得了最大的利益，而且通过这次议和，撬开了辽夏之间坚固的同盟，更把战火引向了辽兴宗与李元昊二人。

八月时候，富弼晓行夜宿，再次出使契丹。前番出使夭折了一个女儿，二次出使家中填丁进口，多了个儿子。富弼不敢因私废公，急匆匆踏上北行的征程。这次仁宗皇帝做足了未雨绸缪的工作，不只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居然准备了两份国书、三份誓书。馆伴使辽臣得知宋人居然准备了如许多，也不禁莞尔。

依仁宗君臣所想：如果兴宗坚持和亲之议，就只有一份誓书；如果辽主不能约束西夏，那么只增十万的保护费。国书一份、誓书一份；如果辽主答应约束李元昊，那么岁币可增二十万。国书一份、誓书一份！宋人的保护费要缴，但是不能简单的一缴了事。辽兴宗如果能令西夏向宋人臣服，那么保护费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如果做不到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话，所得只好拦腰砍半，五折十万！

辽兴宗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他明智地选择了钱！南婆虽好，但是在金帛面前，美人也将是浮云。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他们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沉沦了，也崇尚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的金钱至上论！

10　庆历增币

辽兴宗终于想清楚了：与宋作战，辽人并无必胜把握。战争只不过达成和平的一个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战争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南北保持和平，不但符合宋人的利益，而且是辽廷上下人心所向。现在的辽廷与前朝不同，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帅之才多已作古。如果战端一开，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岂不是灰头土脸、自寻无趣？前线辽军如果作战不给力，消极怠工，劳师糜饷，还会削弱国力；略有斩获，功劳又将为统兵在幽燕的皇太弟所得。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只凭宋人设关河洽壕堑的行为就兴师动众，师出无名。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却难有什么好结果。

听了富弼知冷知热的一番游说，辽兴宗怦然心动。只是自己乃一国之尊，为稍存体面也要保持应有之矜持，不能当了使臣与臣下的面直承自己只收现金不要支票。对于宋人提出欲借重辽人压服李元昊之事，辽兴宗未做深思就满口答应。他心中认为只要自己金口一开，李元昊便可指麾立定。哪知道事情远非他作画填词那样简单，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辽宋对再倡和议形成共识之后，接下来所作的就是对一些细节部分的商议了。对于富弼的再次到来，为显郑重其事，辽兴宗在亲自接见的时候，皇太弟重元、皇子梁王耶律洪基在座。礼节性的寒暄之后，辽兴宗直奔主题，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宋人在国书中对输送岁币之事应表述为‘献’！

对兴宗提出的这个小要求，富弼想也没有多想，就斩钉截铁的表示NO！称献不可，献者乃以下奉上之意，运用于两个实力相当兄弟之国显然不适合。况且宋仁宗为兄，辽兴宗为弟，只有兄友弟恭之事，焉有兄献于弟之理？

辽兴宗对富弼的表现心中十分理解，受汉文化浸淫已久的辽兴宗知道他在文字间寸步不让，只不过是在为宋廷稍存体面。做人不能太不光棍，出来混的终究是要还的。许多时候，给别人面子也是给自己脸上涂金之举。辽兴宗汉学造诣颇深、心念电转又提出了自己的折衷意见：用‘纳’字！对于这个略显中庸的纳字，富弼仍坚持认为不妥。

辽兴宗一见去而复返的富弼忽然之间心性大变，不明究竟的他也担心因为细节问题影响了议和大局，于是只好对此事搁置不议。兴宗见无法说服富弼，只得再次遣使前往宋廷商议，九月辽使刘六符至汴京商议增币细节。仁宗不顾富弼苦劝，听从了晏殊的主张，同意在国书中称纳。官家自己都认栽了，富弼如果再固执，不但会前功尽弃，更会被视为破坏议和，所以也只有保持沉默。

辽使一行不虚此行，又为辽廷争取到了许多实惠——从前岁币的交割地是在宋雄州地界，在辽使的坚持下，官家又一次做出让步，从此保护费运送至辽界白沟交割。单此一项，宋人运费又不知增加几何了？宋在与契丹西夏所作的和谈之事，无一不是体现着以金钱换和平的缺钙外交。尽是些口惠而不至之事！

不管怎样，经过辽宋双方的外交努力，一场政治危机终于消弭于无形。在辽廷郑重其事的答应对李元昊施加压力之后，宋仁宗也爽快的答应在从前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每年新增二十万。其中十万是代替关南十县地的赋税，另外十万是辽兴宗居中调停的辛苦所得。这一段历史，宋人称庆历增币，辽史称重熙增币。

宋仁宗用自己的委曲求全吹散了笼罩在两国上空战争的阴云，宋辽之间又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宋人的金钱换和平之举，仔细分析的话，也是种迫于无奈。表面上看，宋人吃了大亏，历史的分析，宋人与辽廷达成的议和，是一种明智的胜出。面对辽兴宗的政治讹诈，宋选择了避重就轻，这样做无可厚非。综合实力远胜辽与西夏的宋，在军事方面是先天发育不良的侏儒。以与大国身份不符的军事力量去与辽、西夏在同一时间死磕，是一种脑子进水的愚蠢行为。

从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签订之日始，在宋人心中就有了‘凡是可以用钱摆平的问题，统统不能称之为问题！’辽兴宗也正是瞅准了宋仁宗人傻钱多，才敢于大敲特敲猪缸的。而辽兴宗改变初衷罢兵议和，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当得知皇太弟背了自己与宋廷暗中书信来往后，他的心中既有感激，又不得不对御弟有所提防。宋人此举既是在向他示好，同时也是有意敲山震虎。辽兴宗当然会明白季氏之忧在于萧墙之内的道理，冒失的对宋用兵，兵败之日便是自己易位之时。见好就收，把注意力集中到内政和巩固皇权之上才是应有之义。战争所得与宋人拱手奉送的成本哪个更划算不言自明，只有傻瓜才会不计成本不考虑后果的折腾。辽宋议和是一种必然，况且双方重归于好，辽在与宋的双边关系中始终占据上风，这次猪缸不但敲的干脆、漂亮，而且注定将以成功范例的形势载入史册。如果辽兴宗意犹未已的继续敲下去，极可能会把猪缸敲破，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观庆历增币一事，虽然可以勉强视为双赢。但无法忽视宋人在辽人政治讹诈面前蒙受屈辱的事实。只是令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庆历二年闰九月，宋人答应增币的消息传到北地，辽兴宗大喜过望，在昭庆殿大宴群臣奖赏有功之臣。是年，此次敲猪缸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刘六符知贡举。为了表达辽廷上下与宋和好的诚心，特意用宋仁宗御赐飞白书八字‘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这既是对宋廷的希望双方和平共处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仁宗金钱换和平政策的肯定与鼓励。

与此同时，在汴京城中的宋仁宗君臣也在额手相庆，庆祝这一得来不易的外交胜利！宋人在低三下四的破财免灾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耀本朝无穷兵之忿，无和亲之辱！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早在中世纪的两宋就在大行其道了，我们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之中国类似的历史不要重演。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11　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廷与西夏血拼，双方都是损兵折将，辽人在作壁上观的同时却成了战争的最大赢家。辽兴宗为与宋人达成议和，不惜牺牲传统盟友西夏人的利益，在捞得实惠之后，既在宋面前充当了一回救世主的角色，又在李元昊面前充当了战争的调停者。兴宗本以为此举好处大大的，哪知道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幸福来的太过突然绝非好事，往往会变成乐极生悲。

宋康定元年、即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咄咄逼人的攻势，慌了手脚的宋仁宗重新起用吕夷简这个能臣出任相职，希望借重他的才具应对各方危机。吕夷简重出江湖，也并没有什么建树，宋与西夏的几次交锋败的狼狈不堪。反而是范仲淹、韩琦在国家用人之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现的可圈可点。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吕夷简，见辽宋和议已成，在宋辽联手打压之下，西夏李元昊将难以有所作为，情知自己如果再恋栈的话就是极为不智，及时抽身离开是非之地才是应该，前思后想过后主动上表以年迈为由自请罢相。

他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朝中谏官蔡襄已经在弹劾他，指出西战不利、内变蜂起的责任完全在宰相一身。好在仁宗还算厚道，没有做出缷磨杀驴诿过于人之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国事靡烂归咎于吕夷简一人也不合适。不过吕夷简的职场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被蔡襄与欧阳修等谏官的一再弹劾之下罢相。之后不久，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与晏殊同时拜相，范仲淹与贾昌朝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枢密副使为韩琦与富弼。

宋仁宗调整宰执班子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意在有所作为。李元昊自立称帝以来，宋廷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沉疴令他触目惊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了振衰起弊，惟有修明政治，除故布新。

宋辽和议达成，在辽兴宗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作用力之下，李元昊虽然心下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好克制怒火重新与宋人坐到了谈判桌前。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执意折腾下去也难以有所斩获的。虽然战和之事未定，但前景却已明朗。范仲淹等人经营边事数年，随着边境之事日趋稳定，政治改革的呼声在朝野上下高涨。

范仲淹亲历三年多边塞生活，深切体会到了干戈不休给人民带来的苦楚。感慨之余，写下了边塞词史上的开山之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如其人，读来清雄悲壮，在宋初词坛异军突起，开后来豪放词派的先河。

五十多岁的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同时，仍以功业未竟、时不我待而夜不难寐。在得到仁宗皇帝的征召之后，即刻启程进京。希望可以从此一展平生所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京城士民对这位年过半百、数次遭贬的国之重臣重回朝中抱以极大热忱，奔走相告。大家盼望范仲淹出任相职，从此天下太平、生民乐业，海内晏然。然而，范仲淹多年的宦海沉浮，饱经世间沧桑，早已非从前空有满腹热情的谏臣模样。他清楚自己此番进京肩负重任，而入京前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他心情沉重：此事不管吉凶如何，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事情还得从夏竦讲起，本来仁宗是任命夏竦出任枢密使一职的，夏竦也已经载奔载欣的准备入京出任军界一哥了。哪知道事情起了反复，出任使相的事情成了泡影，夏竦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

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对他另有任命，枢密使一职改由老臣杜衍担任。当夏竦得知事情原委之后，他不禁对一个人恨之入骨。事情所以起了变化，本来是因为朝中谏官反对。夏竦对这些谏官却恨不起来，他恨的是另外一个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让夏竦记恨了一生一世的人也非凡品，乃是仁宗朝后世人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大儒石介。原来就在吕夷简罢相之后，宋仁宗重新提拔了一些官员充实到谏官队伍当中，这其中就有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四人。这四位都是敢犯颜直谏的，朝野对赵官家这项英明决定拍手称快，时议号称四谏。这四位新谏官受仁宗皇帝知遇之恩，当然得努力工作以思报效君王。对于枢密使一职授予夏竦不约而同的上疏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同志虽然久任边事，却无丝毫之建树，而且与内侍勾结。任命这样的人担任朝廷要职，不但误国误民，还有损君王知人善任之名，显然不能。

几人的弹劾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夏竦确实出任此职太过勉为其难。康定元年，知谏院富弼上疏认为接替饭桶出任陕西都部署缘边招讨使的夏守赟庸怯、寡方略，都钤辖王守忠所用非人，要求仁宗皇帝裁撤二人。夏守赟虽是武将，却可以出任都部署一职，在北宋中期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王守忠是个身体被阉割了的公公，而夏守赟兄弟却是精神被阉割的佞幸。仁宗将边事付以这样的奴才并不是他二人爪牙可用，主要是考虑放心而已。

三川口一战宋人大败，眼见的边事吃紧，关键时刻奴才挑不动大梁，赵官家只有从谏如流将二奴才召还，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都部署负责西北边防事务。

赵官家本打算通过走马换将整饬边防，哪知道夏竦此人在西北不思进取，一到任，就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他不是急于巩固边防、整军备战，反而上演了一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闹剧。他可能自觉武功一途难以胜出，于是就先声夺人的发了一张悬赏令：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

12　人傻钱多

五百万贯加王爵之位，宋人果真是人傻钱多的可以。夏竦此举，只是希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看到赏金如许之多，不惜以身犯险，深入虎穴杀死僭逆李元昊，国家从此再无干戈不休之忧。即便不能，也要先声夺人，在气势上拔得头筹。

哪知道李元昊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人。现在自起炉灶称帝于西北，新败宋人，更是自信心爆棚、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候。哪里会咽下这口恶气？

李元昊对夏竦的悬赏令针锋相对，派人潜往宋境。陕西特产芦箔很是高大，几个扮作贩卖芦箔的夏人走的又累又饿，进入城中一家饭店吃饭。吃饱喝足之后，抹抹嘴埋单后就径直离开了。到了晚上打烊时候，也不见有人来认领失物。那店主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喜不自胜。店主人担心这几捆芦箔和他的饭菜质量一样有金玉其外的可能，打开来验看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里面有李元昊的悬赏布告，白纸黑字写明：有得夏竦之首者，赏钱三贯！

夏竦虽然极力封锁消息，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李元昊的头颅与夏竦脑袋价格比为5000000：3！玩笑开大了，居然成了国际笑话。此事如同生了翅膀一样很快在西北地方传的尽人皆知，夏竦弄巧成拙，被李元昊狠狠地羞辱了一把。

北宋九帝中，宋仁宗做为守成之君，表现的尚属差强人意。他在位的四十二年，成了有宋一代甚至华夏封建专制史上最伟大的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科学文化空前发达，涌现出一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者除范仲淹、欧阳修之外，还有王安石、司马光、三苏父子、曾巩等人，大科学家沈括、苏颂，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金石学的开创者刘敞，世称宋初三先生的大教育家胡瑗、孙复、石介。其中胡瑗、孙复都曾为范仲淹举荐与奖掖，几人与范仲淹、李觏一起兴立宋学，在思想上、理论上积极支持范仲淹。

最是广为人知的就是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对于宋仁宗收回成命、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之事特意做了《庆历圣德颂》一文以纪其事。文中对范、韩、富等人不吝赞美之辞，却对落职的夏竦极尽嘲讽之能事，称夏竦为‘大奸’、‘妖怪’。

石介道德、文章虽无可厚非，然而却不谙政治、为官之道。《庆历圣德颂》一文很快就传播的海内尽人皆知，观其本意，原是为范仲淹入朝主政做舆论引导工作，文章做的花团锦簇、饱含激情，却在无意之中将范仲淹等人推到了与夏竦的对立面。

《庆历圣德颂》一文风行于世，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语。因为这个缘故，石介从此成了夏竦的眼中钉、肉中刺。对此事，据史料记载，恨石介入骨的夏竦：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

退隐泰山的孙复闻讯，对石介的孟浪行为十分担忧，叹息道：介祸始此矣！

前往汴梁赴任的范仲淹读了《庆历圣德颂》之后，忧心忡忡：石介此举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范仲淹刚正不阿，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在要求自己操守清白的时候，只论政事是非曲直，不做人身攻击。石介多此一举的攻击夏竦既与范仲淹行事风格不符，而且在范看来石介如此偏激的言论无济于事不讲，反而会适得其反。授人以柄不说，为他将来的施政还增加了难度与阻力。

范仲淹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事情的发展也如他所料，只是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无独有偶、和石介相比，欧阳修的行为就更令人无语了，他的作为套用当今人的戏说正是：有困难要克服，没有困难要创造困难再去克服！历史再次证明，作官不是做文章，不是温良恭俭让！热心与赤忱并不是从政者的全部，欧阳修与石介不适合作官，而只合适呆在‘环滁皆山也’的地方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浩叹。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都是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赵宋政治积弊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当仁宗表露出有意更革弊政的时候，就积极推荐范仲淹。范仲淹数年经营边事，已经成了国之柱石。这次回京出任宰执，也是众望所归之事。

新任宰相的章得象时年已在六十开外，做为首辅重臣，虽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心下不以为然，但立身于朝，明智地保持了低调，议事时候总是闭了眼一言不发。如同寺庙中的佛像高高在上做出莫测高深的样子，享受人间香火的同时却从不见有求必应。

而晏殊数十年的宦海沉浮，深知官场险恶，他既是范仲淹的举荐者，又是富弼的老泰山。因为身份地位特殊，持政之后仍一如既往的保持圆滑，为政模棱两可，不偏不倚、两面讨好。韩琦与富弼正是年富力强时候，如此一来，五十五岁进入宰执集团的范仲淹俨然成为政坛领袖，登上政治权力中心的范仲淹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舞台。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被正式任为参知政事一职。九月时候，仁宗皇帝在天章阁迫不及待的亲自接见了他。首先官家问以御边大略，然后赐手诏令范仲淹、富弼等几人措置改革事宜。殷切希望范、富二臣‘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

13　庆历新政

数日之后，范仲淹与富弼相继上疏。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此疏一上，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文章也就此成为这次改革的纲领文献。

范所上条陈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名虽为十事，仔细分析其实可概括为三事：一为整顿吏治，二为发展经济，三为加强军备。其中重中之重为整顿吏治！

范仲淹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吏治的整顿之上，可以说是颇有见地。自古吏治真文章，没有好的制度执行人，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

范仲淹首先提出了‘明黜陟’，希望一改从前官场之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政风。宋初的官员升迁有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不论干的好坏、政绩如何，只要是时间一到，大家就官升一级。如此一来，不论是京官、地方官，大家都存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思。人人只知做天和尚撞一天钟，朝九晚五的混日子。如果能勉强完成上面有关部门交待下来的任务，那更是可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之类的了。

倘若有个别人希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卓越的成绩来，那么就势必会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情形。甚至有的官员力求在任上无事，不惜包庇纵容属吏。出现了牛吃赶车人的咄咄怪事！有意瞒报、露报矿难，天灾之事也就更不足为奇了。时间一久，为官只知报喜不报忧。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从县到州、从州到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欺瞒，习以为常，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范仲淹针对此弊政，提出的明黜陟就是要一改从前只循年资的旧规，循名责实，以考课实绩为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有政绩政声的官员不论地方官、京官一律可以不次进用，而庸常官员不能非时进秩。这样做，可以使官员知荣辱羞耻，人人自励。

二，抑侥幸。范仲淹早在天圣二年、即公元1025年，上执政万言书之前两年就曾表奏朝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恩荫制度乃是冗官过滥的原因。只可惜当时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现在他旧事重提，指出恩荫之滥已经造成了‘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审官院常患充塞，无阙可补。’

其实，恩荫制度并不是赵宋一朝独有。读史可知，李唐的恩荫制度无论是授官还是升迁，都远较赵宋优渥。然而却并无赵宋冗官之滥，这可能与他的科举取士数量有限有极大关系。赵宋一朝的恩荫与李唐迥异，所以如此，也是有它深刻历史原因的。

赵宋王朝之前，门阀世家把持政治，这些百事不会，只会作官的人，当官成了他们的专业。寻常百姓根本不能侧身其间，一人为官，子子孙孙、家族中皆是官，根本无需另外搞一套别的办法来实现对权力的完全占有。五代朱梁开始，门阀制度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风光不再，割据势力军阀成了新贵。

赵匡胤在代周自立之后，首先要考虑新政权的巩固问题。想要王朝长治久安，惟有消除五代以来武夫主政的积弊，铲除了军阀政治势力之后，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就需要有新生力量来充实。在权衡利弊之后，赵匡胤明智的选择了文士。他的继任者赵光义，出于去兄长化的考虑，加大了科举取士的力度，迫不及待的扩大官僚队伍完成政治大换血。即使是进士及第的人数由太祖朝至太宗朝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可以加入进士集团的人仍属于凤毛麟角。

真正实现文官政治制度的却是在宋真宗一朝，有幸经过层层选拔考试，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地方到中央的参加最后的考试，并不是件容易事情。录取比例低的可怜，与之截然相反的却是参加科举的成本很高。所有有志跻身仕途的人，首先要做的是十余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读，甚至是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流传甚广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形。

一生皓首穷经的读书，发生范进中举发疯的事情，实在是不足为奇。曾经有过的穷文富武之说不再适用于宋廷，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读书也是一种奢侈事情。老、少、边、穷地区的学子跋山涉水在读书破万卷之后，还得行千里路进京参加足以改变一生命运的科举考试。这些学子人在旅途，风餐露宿一路行来，吃穿用度相信不是个小数。有身体免疫力低下者，在途中感染上‘非典’、‘禽流感’之类的时疫，说不得此一去就得埋骨他乡。可以从众多的应试者之中脱颖而出毕竟是少数人，而其他陪太子读书的落榜者，只得打道回府，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满怀希望兴冲冲而来，却落的垂头丧气名落孙山而归。有的人从穷乡僻壤乍到繁华天街的汴梁城，不能抵抗声色犬马的诱惑，就此放松了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流连忘返，最后沦为洪七公徒子徒孙者也不在少数。

财力雄厚、科场蹭蹬之人，为了博一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咬紧牙关，再苦读三年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科考大战。不是所有人都会象范进那样执著于科举的，许多的人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仕途无望之后，会望峰息心，就此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于世了。

14　万般皆下品

为使庞大的科考队伍产生不竭之动力，宋廷必须抛出足够分量的饵，看不到希望的未来不能称之为未来！许多时候，明明知道不可知的事情就如画饼充饥一样，但仍要一本正经地将饼画的又大又圆才可以。对于不远千里赶来应试的举子，诱惑力最大者无过于当官了。倘若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到头来真的是只做个人民公仆的话，估计用八抬大轿去请，也不会有人来趟这浑水了。当官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话虽说的略显夸张，但在宋时，一人当官，家族沾光。不仅仅是儿孙可以以恩荫作官，不再劳神费力读什么圣贤书，而且三亲六友也可以利益共享，甚至门房、车夫、厨子也有机会混个一官半职。

因为朝廷有了恩荫制度，从此参加科举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了泽被亲故的大好事。考生本人有动力，家属也有动力。如张仪嫂子前倨后恭之事在有宋一代再不会发生，考生在发愤苦读的时候，亲友也会鼎力相助、力所能及的事情根本不用你开口，你所做的只是努力读书。家人不会给你白眼与非议，因为他们也把美好未来寄托在你一人之身。砸缸少年司马光正是因为他年少聪颖，家族才会无怨无悔地支持他们父子读书。他们的亲人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候心里也美滋滋的。

读书应试从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认真读书成了大问题，这样做你对得起众人的期盼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俗谚流传也是情理中事。

世人皆知博彩骗人，但用两元钱去博五百万，这样的机会虽然与一日之内连遭数次雷击不死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但人们仍趋之若鹜。这并非他们智不及此，而是因为巨额资金的诱惑太过巨大。对于每天生活在憧憬之中的人来讲，不可能会再保持清醒之头脑的。因为参与者众，博彩业也因此而成为一项恒久事业。

一代雄主李世民看到天下士子鱼贯进入科场，兴奋之余，一语道破天机‘天下英雄入吾榖中矣！’任何事物自诞生之日，就会随之出现与初衷相反的一面。科举同样如此，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固然给天下读书士子带来了入仕的一线希望，吸引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步入考场，希望通过一考定终生。

真实的情况却是理想的丰满难敌现实的骨感！

赵宋统治者啖以骨之举，因为狼多肉少的原因注定了名落孙山者远多于春风得意者，当每次的希望都变为失望之后，希望幻灭的落第士子由绝望而恼羞成怒，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公开走上了与政府决裂的不归路，寻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这种不走寻常路者并不是赵宋王朝所独有，唐末有黄巢者，通过贬私盐虽然完成了原始积累，却总觉得有钱并不能代表成功。有意步入仕途的他，只是没有想到科考远较走私要难上许多。在多次失意于科场之后，愤然揭竿而起。历史在重演，同样的情形在赵宋也有发生。而且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新问题——士不南奔，则北走尔！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栖的情形再次出现，许多史家把中世纪的中国看成是一个后三国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些失意于科场的士子被科举逼上了不归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他们选择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干脆投奔了宋廷之外的敌对政权。出逃境外成了他们的最终选择。诚然，他们的非法移民与当今高唱红歌者多是外籍爱华人士有质的不同！这些卖身投靠的行为危害性之大，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赵宋立国之后，只是统一了农耕区域。与之并存的政权除了北朝契丹之外，还有数个。宋太宗后期，李继迁为首的党项羌人又崛起于西北，到李元昊继位时候，干脆自立称帝，与宋为敌。在宋廷屡试不第的士子，潜往西夏朝中却成了炽手可热的香饽饽。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张元与吴昊二人，从落魄江湖载酒行，到奉为座上客，冰火两重天的对比之下，这些人心中的感激之情，又岂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15　叛逃

史载，张、吴二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二人因为累举进士不第，多年的寒窗苦读却输在了这最后一哆嗦之上。二人自负所学不凡，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陕西边事中一展所学。然而却无人会、登临意。一怒之下，闻听李元昊称帝之后有意窥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果断越界去投西夏李元昊去了。

李元昊与语大喜过望，立刻引为谋主，从此张、吴二人得到重用。西夏数次用兵大败宋军，皆是张元、吴昊二人经度、运筹帷幄之中。雄才大略的李元昊立国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非常重视培养人才。除了兴学之外，积极延揽宋廷失意知识分子为我所用。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成的人才不知利用，却去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那绝对是呆子！

张、吴二人为李元昊的帝业立下了殊勋，自己虽青史留名了，但因他二人所死的宋夏军民又不知有几许了。据此可知，简单地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怕也不尽然。

科场蹭蹬的绝非只是张元、吴昊二人而已，居‘宋初三先生’之首的胡瑗，被后世誉为开宋学先河的大儒：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和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寢。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忧心也。如此人物、如此用功，科举也与之无缘。四十多岁，仍然在吴中地方做民办教师。景祐年间，才被范仲淹举荐入朝为官。皇祐中，迁国子监直讲、管勾太学，成了大宋最高学府的校长。他科场失意，弟子却占到科场登第者半数。这只能算做造化弄人，时也！命也！

张元在宋廷是个否到家的倒霉蛋，史料记载——旧制殿试皆有黜落，或三取二，或二人取一，亦有屡经省试取进、而见摈于殿试者。头磕的脑袋出血的张元，总是输在这最后的一哆嗦之上。一次、两次可以视作偶然，次数多了难免会在心中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天意如此！考试考到恼羞成怒，继而怒发冲冠也就可以理解了。

张元投奔西夏，无意却做了一件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人的好事。张元出逃最后引起了赵官家的高度关注，痛定思痛的仁宗皇帝立即亡羊补牢，传旨从此但凡是参加进士殿试者‘皆不黜落、永为定制’。从此之后，如张元经历者，无需再外逃了，芝麻官虽小，但聊胜于无，小官也得有人作。从此大家可以安心于职守，心无旁骛了，张元的出逃功莫大焉，历史功绩不可一笔抹杀。仁宗的不得已，无疑再次增加了宋廷的冗官之滥。其间的功过是非，又怎么能辩的清呢？

范仲淹对待这个弊政，也只有稍加抑制，无力从制度本身上加以废止。所以如此，范仲淹也是出于现实之考虑。做为扩大科举考试、实行文官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恩荫制度只能做为科举制的补充出现。废止恩荫制，非但不现实，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

从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熬到有资格享受恩荫这一制度，没有二十年的宦海沉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三十岁入仕计算，五十岁时候方始有资格享受恩荫制。那么到了这把年纪的时候，眼见得要离休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心中所想应该是怎么样趁在位时候为家小谋福祉，胆大的人还会拼死吃河豚，来个最后的疯狂。又有哪个人会对恩荫制度说三道四呢？史料证实，庆历新政的倡导者——范仲淹同样是恩荫制的受益人。

简单的取消恩荫制，不但会打击士子参加科考的热情，还可能导致进士素质的降低，继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保持恩荫制利大于弊，在最宋最高统治者眼中，凡是可以用钱搞定的问题，统统不是问题。明知恩荫制本身问题多多，却只好唱着新歌、弹着旧调子走向覆亡。

简而言之，存在即合理！看似简单的冗官问题，实则是不可救药之事。除了眼睁睁瞅着它侵蚀赵宋王朝健康肌体，却只能徒唤奈何。任何高明的政治家也无计可施，悲哉！而今冗官之滥，远胜赵宋之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着实是件令人忧心忡忡之事。数千年的华夏历史，对此事的解决之道除了空白、就只余革命一途。

三、精贡举，科举取士制度到了赵宋一朝虽然得取空前之发展。在严格了考试程序之后，又于真宗朝采取了密封试卷、誊录试卷的防作弊之法。这些措施的实施，更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原则得以贯彻落实。范仲淹对科举的改革，只能是对考试内容的改良了。考试这一先进制度，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西方社会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惊喜的发现——科举是唯一可以保证文官政治制度顺利实施的一项发明创举。人类在尚未发现其它更优秀的制度代替考试制度之前，考试不但将会存在，而且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科举考试不但影响了华夏千年，而且也在影响着全世界。

科考在赵宋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在宋仁宗一朝考试内容已经不再能够适应社会的要求。对此，范仲淹指出‘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于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困危，乏人如此，将何以救？’那些只知道读书、读死书的呆子讲起诗词曲赋来眉飞色舞、头头是道，然而对于世事人情却懵懂无知，更遑论经纶天下了。这样的考试结果，只会造就无数的冬烘先生。只有改革科举，为国拣拔经世致用之才，方是正道。

针对科举弊端，范仲淹主张：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庆历四年三月，宋廷实行科举新制，科举取士方面：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以三场优劣定去留，取消了从前的帖经墨义考试。

帖经类似今日考试之填空题，墨义是要求将某处经文连同注疏背诵出来。二者主要考的是应试者的背文章功夫，至于文章中的微言大义理解与否并不在考虑范围。范仲淹的改革措施，正是要天下士子知道——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吟诗作赋从此难以取得科场及第，想要出人头地，从此之后，必须不断开拓知识面。培养独立之见解与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考场竞争中最终胜出。

为保证考生质量，规定举子必须在地方学习满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试；地方解发进士诸科人也要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对于德不胜才之辈、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人直接关闭了考场大门。

与此同时，号令全国州县立学，普及教育。一时间，州、府、县学如雨后春笋，教育的推广普及，远至穷乡僻壤。即使是在偏远山村，也形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喜人局面。北宋诗人晁冲之有诗《夜行》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庆历四年四月，赵官家从判国子监王拱辰所奏请：以锡庆院改为太学，置内舍生200人，是赵宋太学与国子学相分享，自行成立学校之始。从此太学成为赵宋王朝最高学府，延聘孙复、石介等鸿儒执教，生员也增加至四百名。宋人的最高教育学府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史称庆历兴学。

精贡举在北宋历史上掀起了兴学高潮，不但推动了宋文化、思想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件意义重大之事。

16　白衣秀士王伦

四、择官长，此举意在严格选任地方官员。官员的任免事关生民休戚，尤其是地方官员贤愚与否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计。

针对从前选用地方官员‘不问贤愚，不较能否，累以资考、升为方面’的旧例，范仲淹希望通过选任，使他们可以恪尽职守，均徭役，宽赋敛，以缓和阶级矛盾。

庆历三年，京西、陕南发生饥荒，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揭竿而起，出现了张海、郭邈山、党君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这些农民军转战于陕、西京、唐、邓、均、房、襄等地，据史所载——赵义军所到之处，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起义军攻打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居然大开城门，开门揖盗。更有甚者，邓州顺阳县令李正已见义军杀到，用鼓乐欢迎入城，酒菜招待，尽一方地方之宜。把办公地让给这些不请而至的食客，恣其劫掠。

无独有偶的是，京西路如此，京东路沂州地区也发生了饥民以武力夺取官仓粮食，继而发展成为饥民起义的事情。宋廷派禁军前往镇压，结果屋漏又逢连阴雨，军队发生哗变，乱军共推王伦为主，与饥民兵合一处，军民一家亲了。王伦所部义军在青州受阻之后，南下进入江淮高邮地区，知高邮军晁仲约不敢抵抗，命令百姓犒以牛酒。这些义军吃人嘴短，吃饱喝足之后，只好抹抹嘴走人。如此维持地方治安，令人吃惊之余，不禁感慨万千。

如果翻检史籍，读到欧阳修的记载‘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之时，相信所有人会认为赵宋王朝已经乱至不可收拾了，白衣秀士王伦也逼上梁山了，赵官家江山倾覆似乎指日可待。哪知道事实真相却令人大跌眼镜——王伦、张海率领的义军人数最多时候也没有超过三百人，其他的起义部队就更少的可怜了，区区数十人而已。与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动辄数十万的规模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

正因为如此，更加暴露了宋地方官员的无能与庸昧。有宋一代的农民起义与兵变之事也表现出了它异于其它王朝的特点！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真实的历史是这些好汉只有三十六人。只是这三十六人组成的造反队伍却可以冲州撞府、纵横齐鲁大地，风风火火闯九州。这种天方夜谭式的传奇故事在北宋年间真实的上演着，而李逵闯入县衙断案之事，也绝非是施耐庵先生天马行空的小说家言。而是有着历史真实版本可供参考的。

而宋江的投降，无疑是明智之举，想作官、受招安的民谚早就告诉了他应当怎么样做！想要成为人上人，除了科举、恩荫之外，这些希望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好汉们只有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一终南捷径可走了。据此可知，官匪一家的说法并非完全属于无稽之谈，而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在两宋，真正成规模、有档次的农民起义应该只是四川王小波、李顺与浙江青溪的方腊起义。其它的多介于兵与匪之间，在条件没有完全满足之前做做贼也无妨，条件得到满足或者大事不好祸到临头那么作官亦不失为‘上好佳’的选择！

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庆历三年十月，诏张焕之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官家命几位组织部的新人分行各路，考察地方官员是否胜任本职工作，根据职场表现，加以升黜。

最高领导发了话、捧了尚方宝剑的几人到任之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开展工作，裁汰幸滥。看到朝廷这次不似儿戏，要动真格儿的了，一些老病昏昧的官员纷纷上表请求致仕。以免被黜落，落个晚节不保，混来混去到头来和小老百姓一起吃个低保，那时候想要安享晚年也将成为一种奢求！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庸者去位之后，一批能干的地方官得到任命，史称‘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

对于全国监司官员的任命，范仲淹尤其严格。每看到有不合格者，就用笔划去。富弼在一边见状，认为他此举太过苛刻，忍不住开口提醒他：一笔勾去容易，但要知道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啼哭了。范仲淹不为所动，坦然解释道：一家哭总比不上一路人哭吧？

17　猪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

五、均公田，所谓公田，是指职田，乃是宋地方官员俸禄的一部分。范仲淹此举，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政府低级官员收支不能平衡，所采取的高薪养廉办法。

每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水平，就是史家学者也是见仁见智，意见难以统一。如果从清代学者赵翼所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来分析，似乎赵宋最高统治者对待官员无不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了。仔细推究，赵翼言过其实多矣！

在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北宋仁宗朝物价飞速上涨。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为例，斗米的价格已经是立国之初的一倍。而官员的俸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位尊权重者，收入不但是低级官员的数十倍，还会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津贴。这些工资基本不用的官员们，当然不会感觉到物价上涨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压力。更不会体会到低级官员‘月光族’的生存窘迫情形。

千里作官，也是为了吃穿。低级官员收入有限，靠俸禄养家糊口、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也成了一种奢望。做为官员就免不了有应酬之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有的人选择弃官经商，有的依靠借贷举债度日。这官作的不但没有前途，反而是苦不堪言。

恩荫制造成了官位的‘僧多粥少’现象，一个萝卜一个坑，虽然在朝中有许许多多的占了茅坑不拉屎的主儿，但是个官却没有位置的人仍有无数。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只有耐心排除等候缺额的出现。这种期盼的心理，一如棺材铺老板盼人多死一样，这些人盼的是当官的早死。而他们补缺之后，又成为别人祈盼早死的对象。如此循环不已。等的时间越久，他们的经济状况就越糟糕，甚至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相。

这样一来，心中的怨气与不满也就与日俱增。当骂了娘老子之后，终于有一天怨气上达天听。赵官家无法再坐视，为了安定大局的考虑，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苦无良策，惟有宋廷让这些不安定因素及早到位一途。君臣群策群力之下，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加快官员的任免，缩短周转期。

从此之后，官员由三年一任，改为两年半，后来干脆缩水至两年、甚至更短。虽然短期内排除摇号的官员少了，但相应又出现了极大的弊端：这些官员在任期内，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政绩如何，而是处心积虑的琢磨如何刮地皮。生恐错失良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草民身。

其实，这些官员活的也不容易。偶尔打次牙祭、有幸吃了一次猪肉，那么当天夜里就一定会梦到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的情景。

如此有损国体、有辱斯文之事，最高当局岂能坐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减轻低级官员守选待阙时间过久、生活困难引发的吏治腐败问题，赵官家不但缩短了官员待选的时间，而且听从范仲淹所上建议，开始实行‘均公田’。希望籍此改变低级官员赤贫的现状，‘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大幅度的为官员加薪，提高待遇本来希望有利国家廉政建设，让这些低级官员稍存体面，活的象个官样。哪知道许多事情，初衷本是好的，在实施阶段却总是走样。一样的亩数田土，原本就有薄瘠之分的。名虽为‘均’，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难以做到平均。范仲淹的均公田并没有完全落至实处，广大的低级官员在空欢喜一场之后，生活仍一如从前的贫寒。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还得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贪不占的官员，那是神不是人了！

前文中所提及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历官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然而就在庆历五年死后，家中就出现了‘妻子冻馁不自胜’的困窘之情，如果不是韩琦、富弼出手相助‘分俸买田以活之’的话，还不知会栖惶成什么样子！另一位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于熙宁六年（1073年），任太常博士从七品的杭州通判之职。却因为拿不出陪嫁外甥女的钱，不得已向好友、当朝驸马爷王侁借200贯应急。

石介与苏轼有人施以援手，而那些寅吃卯粮的大多数低级官员就不会那么幸运了。众所周知，敢于借贷者不是不怕死、就是具备偿还能力的人。宋时的放贷者与今日之国有、民营银行一样，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在利益面前，仁义道德只能算做个屁，有时候甚至屁也不是。这些放贷者敢借钱给他们，完全看重的是他们有偿还能力。如慕雨者，就是想悲壮一次被银行按倒了揭皮，也不会有银行乐意接我的卖身契。这些放贷者与借贷者，约定官员到任之后，就是欠债还钱之时。如此一来，把治平天下、泽被苍生的厚望寄予在这些人民公仆身上，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这些终于等到有实职差遣的官员心底，应该是在走马赴任的途中就在寻思如何的巧立名目大肆搜敛了。这正是两宋三百余年中清官者屈指可数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简单地把吏治腐败与官员收入划为因果关系，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今日之中国人民公仆，（不知从哪里还看的出这些眼睛生在脑壳上面的群体，有一丝仆人模样？）国家政府对待他们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做概括形容！房子、轿子、票子应有尽有，吃穿用度、居家物事等细节之处无一不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衣食无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僚们，表现出来的贪婪与无耻已经让人们在吃惊之余，慢慢麻木。对于他们的无耻人们从最初的震惊到熟视无睹，变化之快丝毫不逊于居高不下的物价飞涨速度。

世风的偷薄，已经成为事实存在。而这些官吏居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有目共睹。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对待这些贪腐官员的处罚！似乎我们的法律忽然间变的极具人文关怀之精神，对于惩治贪腐竟然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宽容与仁慈。不但寄希望于这些人的良心发现，而且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了而了的做出低调处理。纵观历史可知，就是在封建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对于贪腐一事也是采取从重从快从严的坚决惩治，就是以最善待士子温和著称的两宋，在惩治贪腐官员的事情也是毫不手软。因为贪腐而身首异处、弃市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

吏治本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问，慕雨小民本无权置喙，只因无知者无畏，所以斗胆在此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说北宋官员的贪腐行为尚属于情有可原、罪无右恕之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官员的贪腐行为就是不能饶恕的。对待此起彼伏的贪腐官员，惟有痛下杀手诛除。此议看似鲜血淋漓，有失仁恕之道。但却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的良苦用心！借部分人的腔血来儆示后来者，让这些欲行贪腐的官员知道国法之无情，从此心生戒惧。杀部分人，却可以阻止更多的官员前赴后继。在以生命为代价去不惜以身试法的时候，令他们头脑清醒多做些思考。对于遏制贪腐、改变世风将大有禆益！

一味的操妇人之仁，执政党也将沦为看客。当成为在野党时候，再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岂不是愚不可及？在保有统治权、还是惩治贪腐二者之间需要作出决断时候，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一切流于形势，势将成为历史的浮云。细节决定成败、吏治绝不是细节，而是大节！它决定执政党可以走多远。

18　祖宗家法

六、厚农桑。

战争，是烧钱的机器。在量入为出的农业社会中，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首先都要保障农业的生产。在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为支撑战争的继续，不论是战胜一方还是失败一方，都无一例外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当然，再穷也不能穷了赵官家与他领导下的庞大官僚队伍，何况这些官僚中早已经有人两袖清风、一屁股债了。

为应付战争，宋廷理所当然的会想到用之于民、敛之于民。国家承平时期还会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到了战时，无疑更有许多的正当理由搜刮民脂民膏。与西夏的战事，宋廷调发了各地的民夫支前。此举，严重影响到了地方的农业生产。为国戎边的范仲淹深知战争对农事的影响与破坏，现在宋夏双边关系趋于缓和，必须抓紧时间医治战争疮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庆历四年春，宋廷颁旨劝农兴水利、植桑枣，招纳逃户，开垦荒田，鼓励生育。并且把此事当成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内容，厚农桑的措施意在恢复农业、缓和政治矛盾，希望做到耕者有其田，人们安心于农事。从政策的具体落实来看，执行效果差强人意。事情与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挂勾之后，已经影响到了官员的正常升迁。是作官的无一不是想着向上进步的，有了动力之后，地方官对待此事的执行力度当然不会小，兴修水利一事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效。

七，修武备。做为主持陕西边事的军政大员，数年的边塞生活，范仲淹有感于宋兵的作战力低下，适时的提出了修武备的建议。

从北宋立国至庆历的八十余年间，北宋的作战人员禁军与厢军的数量连年增加。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厢军总数计有三十七万八千人，这个数字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已经膨胀至了令人吃惊的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人。禁军马步合计八十二万六千人，此后宋职业兵的数字又呈递降之势。名著《水浒》所言八十万禁军是据庆历年间而言，宋徽宗在位时期全国军队数字亦不足八十万矣。这个冰冷数字的背后，却透露出许多现实情况——从宋太祖朝天下军兵不足四十万来说，泱泱大国的作战部队并不是很多。但正是这不足二十万的禁军人马东征西讨鲜有败绩，到了宋太祖之后，军队人数与日俱增，战斗力却不增反降，仁宗朝时候宋军已经成了百万熊师。

令人纳罕的是，国家草创，正是征战杀伐的多事之秋。全国军人却不足三十八万，而仁宗时候，早已完成了统一数十年的和平国度却有百万军兵。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溯本追源，还需要从赵宋立国之初的祖宗家法说起。

赵匡胤在如愿以偿的代周自立之后，亲身经历了五代数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更迭之事，有感于此，立国之初的赵匡胤就是以防弊作为立国之法的。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固，革除晚唐五代以来的弊政，以免重蹈覆辙。宋太祖在位的十余年里，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防微杜渐。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更何况赵匡胤在憨直的外表下，更有一颗缜密的心。日思夜想之下，还真的让他琢磨出了一条安天妙计——这便是宋的募兵制！

据史载，一天赵匡胤令赵普等重臣献策‘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等人纷纷建言献策，赵匡胤却大摇其头，要他们‘更思其上者’。赵普几人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什么妙策，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太祖请教。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普等人听的心悦诚服，不服高人有罪啊！这计策实在是高，以他们几个做大臣的还真是虑不及此。赵匡胤此举，意在把兵与民做为两个社会阶层的人完全隔离开来，彼此成为绝缘体。这一招乃是釜底抽薪的妙计，普天下的‘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然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皆为良民之卫矣。’

赵匡胤将天下失业的流氓无产者，好勇斗狠者，尽数征召入伍，转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我所用。反过来皆为良民之卫。这办法确实高明的很，赵光义作为继承者，玩弄阴谋诡计还有些伎俩，根本无法超越兄长的政治智慧。只好老老实实地露布天下‘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北宋王朝把天下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与蕃兵四种，禁军也称为正兵，属于主力作战部队；厢军多是海拔略低、体力略逊的，无法编入作战序列，只能在各地从事杂役，虽有兵的名，却无其实，属于打杂的。做些修路、铺桥的事情。二者都属于政府招募，按月付以薪酬、衣、粮等。一旦成为政府军，就会成为终生职业。单以禁军为例，一个禁军士兵，每年宋廷要付与百千的薪金，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将领与厢军，养兵的费用已经成为宋财政中一个最重的包袱。它所消耗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百分之八十。

据蔡襄《强兵篇》记载，宋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用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维持的禁军作战水平如何呢？先来看号称精锐的宋龙卫骑兵在对西夏作战中的表现如何：禁军精锐龙卫骑兵竟然有‘闻其间不能披甲上马者’，宋时的铠甲重量具体如何已不可知，但出现了披甲就无法上战马的战士，实在是令人错愕。而那些其他部队的表现又如何呢？‘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西夏士兵根本不用穿防弹衣，只管奋勇冲锋好了。宋军射出的箭与鲜花无异！

宋禁军已经从国初的百战精兵堕落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对小民耀武扬威、欺压良善还勉强可以，对付契丹、西夏游牧民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与辽、西夏接壤的边境之上，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宋廷按照居民户数人口，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一抽调、编制成乡兵，亦称土兵。在农闲时候加以训练，他们是专供诸路随时调用的预备役，属于机动作战部队。西夏军兵只要一听说来应战的对手是宋人禁军，辄以手加额；而听说是以土兵为主，就相戒不敢轻犯。民兵的战斗力之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挣薪酬的职业军人。如果简单的把宋军事懦弱说成不是宋人不行，是XX军太狡猾了，又岂能令天下人信服？

后人每谈及两宋，总是一脸不屑地认为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似乎羞于提及，而造成这种原因一则是由于偏见与误导，但也必须承认也有它的道理。之所以会贫会弱，正是由于宋太祖所创立的荒年募兵制度。把失地、失业的人民变成职业军人，长期与寻常百姓分离。当有人民因种种问题不满现政权，奋起抗争的时候，这些从前的‘民’转而协助政府对‘乱民’进行武装镇压，成为政府的鹰犬爪牙。如此，本来应流入反政府阵营的潜在力量，华丽转身之后，竟然成了极力维护现政权的中坚力量。这正是宋禁军数量于和平时期不见减少反而却越来越多，即使是成为政府财政负担之后，仍奉行不违的真实原因。

与稳定、巩固政权相较，财政出现赤字危机也只能想办法内部消化。把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尽数释放出来，无疑将成为江水猛兽。

赵宋江山如何会有三百二十年之久？

怎么会两度灭亡于异族之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宋的农民起义有着异于其它王朝的特点，而兵变此起彼伏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切皆如赵匡胤所料，部队在发生哗变之后，很难得到地方人民的支持，在没有折腾出更大动静就会被顺利平灭。这正是赵宋家法‘荒年募兵’制度收到成效所致，它正体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国策妙用！

而范仲淹主张于京畿内和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师卫士，以助正兵。这样做，可以节约部分军饷费用，但他初衷再好，却难以改变赵宋既定国策，让官家违背祖宗家法。恢复推行李唐之时的府兵制，明显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赵宋的不抑兼并土地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数十年，再实施从前的府兵制，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没有可操作性。

因此，范仲淹这一主张，甫一提出，就遭到朝臣的极力反对。在刚开始的瞬间，就匆匆结束。再高明的政治改革家，也有他的短视之处。范仲淹的出发点是立足于臣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当然不会如最高统治者那样，一切皆从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出发。而赵官家在变法还是守旧的取舍上，一切以权衡利弊出发，在关键问题上绝不稍作妥协。不论怎么改革，势必与时政息息相关。庆历新政的历史作用固然巨大，但从开始，改革就注定了只能是无言的结局。

19　不作官，做什么？

八、减徭役。范仲淹在推行精兵失败之后，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政。针对一些地方人口少而官职设置冗滥的问题，范仲淹主张载并机构。如此达到控制官员的数目，减少役人负担太重的问题。

庆历四年五月，将河南府颖阳等五县并为镇，此举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本来已经是排队等待数年都捞不到的实缺，还没有等放开手脚搜刮，就面临了下课。范仲淹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减徭役实施没有多久，就在一片反对声中，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

范仲淹把此事想的太过简单，官员的再就业不能等同于普通工人的下岗。虽然在需要的时候会适时的提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口号，甚至会号召全民管你叫叔叔。可是本叔叔做来无趣的紧，自从下岗之后，再无一人理会过我的再就业问题。之所以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也是因为我等小民有着与身份不对等的高度觉悟！而那些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久了的官员如何会甘心从此变为草民呢？这些官员对新政群起而攻之，也成了情理之事。

不让他们作官，他们又会做什么呢？

范仲淹新政提出的第九条覃恩信与第十条重命令，旨在强调增加政府诏敕政令的作用，同样也是属于整顿吏治范围之内。

许多从朝廷颁发的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等诏敕，虽是良意美法。只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有的敷衍了事，有的有意拖延不落实，更有的干脆置之不理。赵官家惠民之政，多成空谈，一些法令根本无法落至实处。

对待这些阳奉阴违的官员，仁宗也没有办法完全查办。法不责众，在许多地方还需仰仗他们。日子久了，官场上下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因循守旧成风。范仲淹请官家加重处罚力度，主张对三司、转运使、州县不能实施皇帝大赦所颁行天下的宽赋税、减徭役等旨意者；及国家新政者，皆以违制论，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一些地方将中央的政令当成耳旁风，赵官家只有三令五申的颁发诏旨催督，如此一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圈子。不但是小民，就是一些官员也对朝旨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形，范仲淹相应制定了重命令。此举，是希望朝廷颁行制定条例、法令慎重。这样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有违令者严惩不贷。只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一腔赤忱的新政条例推行不久，就成了过眼烟云，令人岂能不扼腕叹惋再三？人生可恨之事，莫过于此！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因为宋仁宗亲政以后，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心底严重不安，也是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力主改革集团对于时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做为封建社会官僚地主中的杰出人物，范仲淹担心的并不是敌国外患，他认为‘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股心之疾，深可忧。’

他认为，解决目前政治危机和日益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改革吏治。从改革官僚制度着手，推行广泛之政治改革，方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建议中，除一条修武备被众宰辅之臣共同认为不妥之外，其它都得以次第颁行实施。

新政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开始实施、推行，得以推行的新政中，除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侧重于发展经济之外，其它七条都是关于整顿吏治的尝试。而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更是改革吏治的重中之重。这些关系到每个官员切身利益的政令一出台，无疑是在朝中扔了一枚重磅炸弹。一石击起千层浪，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首先被范仲淹指为侥幸之徒的人叫嚣喧腾，率先表示强烈反对。侥幸之徒主要包括被载撤的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特权利益的宦官和恩荫任子制度受到限制的大官僚、贵族，特权阶层。据此看来，侥幸之徒的存在并不是个数，而是群体。这些遍布朝野的侥幸之徒上蹿下跳、迫不及待的尽弃前嫌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希望因为反对者众的原因，让一切再回到从前，继续过那种波澜不惊的安逸宦海沉浮生活。

事情果真如范仲淹担心的那样，夏竦很快成了反对新政的领军人物。而反对派挥舞起的利器正是‘朋党’的大棒！夏竦虽在对西夏作战之时并无高明之处，然而勇于内讧的他，外战外行，内战却是个中翘楚！不出手则可，一但有所动作，就一击中的、抓住了改革派的痛脚。朋党是最为统治者所忌讳之事，尤其是在处处设防的赵宋一朝，立国之初，赵匡胤就有感于李唐因党争导致的覆亡，而深恐朝臣结党。每一项重要国策的出台，无不是贯穿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衡精神。到了真宗一朝，赵官家更是公然声称自己对官员的任命、升迁、罢黜，就是有意要让臣子们异论相搅的。

宋人书法艺术虽然未能超越唐人，但也留之后世有苏、黄、米、蔡，宋四大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排名，并非是因为苏轼的书法成就居于首位，而是可能这样读来平仄合辙顺口的原因。世人对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并无异议，却对排在第四位的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而争论不休。

依慕雨的粗疏理解，此蔡似应以蔡京为是。万不能因为他是大奸巨蠹的原因，而轻忽了这厮的书法成就。蔡襄书法成就斐然是真，但也是因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崇有关——

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关系，也因为二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当二人同为朝廷重臣时候，已经不能象在庆历新政时候那样在官场中公开的朋比为伴。多年的宦海沉浮，已经让他们多少知道收敛，相互之间的交往主要改为书文互动。欧阳修与蔡襄，相互之间的文墨切磋仍十分频繁。欧阳修认为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以一代文宗的地位，犹借蔡襄之书以传已文。投桃报李，蔡襄当然会称颂欧阳同年的文章乃是‘并包夷夏数千里，行历周、秦、汉、魏以来数千百年……’了。

文章作的好、字写的飘逸不俗，并不能等同于政治水平高超。北宋年间这样的人物有许多，万幸的是他们生在了北宋，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失了卿卿性命。而蔡襄的诗与他的书法成就相比也不遑多让，一度曾经因为写了一首诗而引的洛阳纸贵。

20　汴梁纸贵

事情还得从范仲淹的三度被贬说起，景祐二年，范仲淹上章弹劾吕夷简，结果反而被吕夷简指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官知饶州。朝臣余靖、尹洙上书为范仲淹抱不平，结果同遭贬官。欧阳修激愤之余，致书指责时任知谏院的高若讷，认为他身为谏官却不能就范仲淹被贬一事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三缄其口乃是不知羞耻。欧阳修在书信中写道：倘若你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我正是范之朋党。把信直接交由朝廷处置好了。

谏院是赵宋一朝御史台之外的另一个中央监察机构，谏院从宋仁宗一朝不再附属于别的官府，而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其中长副长官名为‘知谏院’、‘同知谏院’，设立这一机构，就是要这些谏官规谏皇帝、拾遗被阙，指出朝政得失的。

现在高若讷身为谏官之首，虽有风闻言事、独立言事的职权，但他上了年纪之后，不复当年之勇，已经在考虑致仕养老之事，慑于吕夷简的威势，不愿因为一个贬谪之人而得罪权相。本来打算装个孙子保持沉默的，自己明哲保身，最多是个失职、行政不作为的事情，竟然被口不择言的欧阳修指责为无耻！遭此刺激，高若讷知耻而后勇，他并没有上表章为范仲淹鸣冤，而是当真将欧阳修的书信交给了仁宗皇帝。

赵官家见欧阳修自己跳将出来，直承为范仲淹的朋党，没有不成全他的道理，果断下旨将欧阳修贬为夷陵县令。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四人先后被贬，欧阳修的同年蔡襄据此事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的诗，公开赞誉范、尹、余、欧阳修四人，批评高若讷‘司谏不能自引咎’，直指其为不肖。

被贬的范仲淹并没有什么表示，应该在上谏书之时就想到了有此结局。反到是直接上书营救范仲淹的余靖、尹洙等人对党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正是欧阳修与蔡襄的介入，更使得党争走向扩大化，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参与方式方法也为两宋党争之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被贬逐之臣贴上君子的标签，而将不施以援手的谏官就指为不肖小人。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无语，根本就是一种典型的党同伐异之举。

欧阳修、蔡襄把政治立场与个人品德混为一谈，以君子自居的同时，将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直接归类为小人。将缺乏客观标准的君子小人论引入了政争之中，对北宋后期那种不以立场为标准划分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划分党派的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景祐党争’。

蔡襄的诗对君子有党论的阐释要早于欧阳修的《朋党论》，对肇始于北宋中期的朋党论实有开创之功，更对华夏历史文明产生了影响。在此，慕雨无意臧否前贤，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从来都是一言难尽的！

对于宋诗，后世经予的评价远低于宋词。这与宋诗爱讲道理、喜发议论有关，而且道理往往粗浅，议论也是老生常谈，既无情趣可言，当然读来就味同嚼蜡了。其实，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当代人才有的。南宋时候，金国的士子们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了。其实，这也正是宋诗的一个特色与长处。宋诗的针对性之强，远过唐人的蜻蜓点水。宋诗的直接以诗议政，堪称地地道道的政治诗。而历史的看就会明白，以农业立国的数千年中，普通民众对于参与政治的热情直至今天也不是特别热心的，更不用说对政治诗产生浓厚兴趣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宋人又继往开来的创造出了清新可人的词，此举，在卿卿我我这些方面更有了远迈前人的突破。

蔡襄的这首政治诗很快就传诵于京师，宋时的商业发达，人们的商业意识远超前朝，其中自然不乏有经济头脑的书商嗅出了其中具有的无限商机，立即将此诗刊行于世。果然不出这位书商所料，该书在短时间内就荣登图书销售排行榜第一。宋王朝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在友邦契丹人的密切关注中，此事很快引起了国际友邦的注重，史载——虏使至，密市以还。

庆历初年，吕夷简罢相之后，宋仁宗启用了欧阳修、余靖、王素、鱼周询等四人为谏官。蔡襄再次诗兴大发，作诗颂道：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林相贺复相欢。蔡襄的诗再次引起世人瞩目。鱼周询读到此诗之后，明智的对号入座之后，知道自己并不是士林相贺的对象，主动上表请辞。宋仁宗从其请，即除蔡襄代知谏院。时称四谏！从此之后，四人帮在政治舞台上亦步亦趋，同辱荣、共进退。

鱼周询出了谏院，奔御史台，成了御史台官员。在后来秉承王拱辰之意对苏舜钦等人大打出手，应该与蔡襄的诗作有关。庆历新政的失败，与革新派人物不知团结、四处树敌有莫大关系。

宋仁宗急于改革，这时也忽略了这几人原本就是朋党。六年之前，范仲淹就是被指为朋党而第三次遭贬的，这次夏竦勾结朝中宦官旧事重提，生恐仁宗忘记范、欧阳、尹、余等人为朋党。现在范仲淹把持朝政，谏官也尽是范仲淹荐拔之人。夏竦提醒赵官家，范仲淹这样行事是以国家爵禄树私人恩惠，乃是朋党势力在朝中的再次抬头。

好在仁宗皇帝求治心切，并没有如六年之前简单的将几人贬谪了事。现在新政刚刚在全国施行，还得多多仰仗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官员。仁宗是个最无主见的人，虽然并没有断然出手，心下却难免疑神疑鬼。心中忐忑的他亲自向范仲淹证实此事真伪如何，问他道：寡人从前只知小人结党营私，却不知君子也结党！

范仲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听出官家的弦外之音，只是引经据典回道：方以类聚、人以群分，臣在陕西，见主战者为一党，怯战者亦为一党，在朝中，亦分为邪正之党。如果朋而为国，又何害之有？

范仲淹是反对朝臣结党最力之人。当初，他从西北回到京师迟迟未获重用。欧阳修、蔡襄等人连袂上书，请求仁宗皇帝罢免参知政事王举正，任命范仲淹出任此要职。对于二人的这一举动，范仲淹也认为太过分，以‘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拒绝就任。

范仲淹认为自己行事无愧天地，光明磊落。只是他的回答，却等于是主动向官家坦承自己就是君子党。这正是他素来行事光风霁月，心底无私的原因。宋仁宗做为一国之君，却不如此理解问题。他想到的是，任由范仲淹的朋党势力在朝中坐大，朋党会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的呈细胞裂变似增长。数年之后，朋党递相援引，朝野之中尽是范党。如此一来，势必会对他的君权造成威胁。想到这里，宋仁宗不由惊出浑身冷汗。

似乎为了证明夏竦的攻击不是空穴来风，欧阳修再次暴露出了他的政治不成熟——他主动授人以柄，写下了千古名篇《朋党论》。此举，本来是对反对变法派进行反击、辩驳。不过他做事有欠考虑周详。文中，不但公开承认了夏竦攻击的朋党实有其事，还振振有词道：朋党自古有之，不过有所区别的是分为小人党与君子党。小人以得为朋，是伪朋。而君子则以同道为朋，乃是真朋！

欧阳修的表现让人欲哭无泪，最后他还一厢情愿的总结道：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的文章只是从想当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丝毫没有虑及赵官家看到此奇文之后会作何想？好的文章虽然可观，但也如好心往往没有好报一样，会出现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的后果！

21　大嘴巴欧阳修

欧阳修的文章虽在唐宋八大家中当之无愧的据有一席之地，而且成就斐然，为后人所景仰。然而他的政治智商却至多是个学前水平，既不知官场险恶，且是身处政治漩涡而不自知。《朋党论》无疑是一步贻人口实的昏招！

有一些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极力战胜困难，迎难而上；而另有部分人却是没有困难，也是人为制造出困难，继而战胜困难。毫无疑问，欧阳修就是后者。

就在他炮制出《朋党论》一文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口诛笔伐之前，还做过一件欠妥的事情。史实证明——光是依靠满腔政治热忱的人来革故鼎新，推行变法只怕是痴心妄想。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欧阳修与石介在庆历新政中的表现极为恰当。文章做的花团锦簇，并不代表在官场、职场上同样可以游刃有余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庆历新政之初，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指出两制官中奸邪者未能尽去，同时指责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把攻击的苗头直指两制官与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众官员。欧阳修的草率，将这些本可以与在吏治改革中互通声气，相互声援的御史台官员推上了改革的对立面。为庆历新政的夭折埋下了隐患。

王拱辰与欧阳修二人其实大有渊源，二人既是同科进士及第，王拱辰更是在这年的科场中独占鳌头。二人同朝为臣之后又有了一层新关系：两个人都娶礼部侍郎薛奎之女为妻。令人解颐的是——也幸亏薛家多女，王拱辰先娶，欧阳修后娶；（欧阳修一生三娶，二十七岁之时已经两次丧妻。胥氏、杨氏死后，续娶了礼部侍郎薛奎之女。）王拱辰在丧妻之后再娶妻妹，这种奇事，被欧阳修戏称为‘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事，其实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留待后文细述。

按常人理解，欧阳修与王拱辰应该关系亲密才对。然而，二人政见不同，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欧阳修可归为范仲淹的革新派人物，而王拱辰却属于吕夷简一派。欧阳修的观点虽然只是代表了他个人，但因为有明道年间的朋党余波，作为与范仲淹同为四贤之一的他一言一行，都理所当然的会被视为改革派集体意志体现。欧阳大嘴巴也被世人当成范仲淹改革派的代言人，话一出口，便是覆水难收。欧阳修既不会再做奇文去解释以上观点谨代表个人，更不会如某部发言人一样：当官不贪的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对欧阳修的攻击，王拱辰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却在心底恨的咬牙。他在等待反戈一击的良机，欧阳修的上书为改革派树敌无数，从此御史台官员与范仲淹等人在朝中形同水火。王拱辰与欧阳修本是同年进士，范仲淹尚在边塞之时，正是此人率领众御史与谏官连上十一道奏疏反对夏竦为枢密使，王拱辰还曾拉着仁宗的袍袖要求官家从其请。本来王拱辰对新政并无恶感，完全可以成为范仲淹新政推行的得力助手。欧阳修的一道奏章，把他为首的一大批官员直接化友为敌。读史至此，只有感慨叹息再三了。

很快，欧阳修表章的效益显现——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权知凤翔府的滕宗谅和并、代副都部署张亢贪污‘公使钱’。

公使钱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给，类似于今日机关单位的小金库，而又有所区别。公使钱供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年节之时相互馈赠之用，虽然可以吃吃喝喝，用国家的钱公然送礼，但不可以成为宦囊的额外收入。

这样一来，事情具体的执行起来，如何把握尺度就成了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

说起滕宗谅，多数读者都不知道这厮为何许人也。如果一提起范仲淹的名传千古之作《岳阳楼记》来，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贬谪之臣滕子京正是滕宗谅。大家心下恍然，原来是这位爷啊！这位滕子京也是位话题人物，后世有为其抱屈者，也有人认为他咎由自取。

史实却是，滕宗谅首先成了庆历新政政治斗争的牺牲，说他是贪腐官员是比窦娥还要冤上数分的。从他死后身无长物来分析，说他是个贪官难以令人信服。事情究竟如何，虽然已不可尽知，但滕宗谅因为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而名垂千古，即使蒙不白之冤，又何足道哉？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记载，庆历年间，滕宗谅‘治最为天下第一’，滕子京应该是位官场政绩不错的官员。他勇于任事、重视教育，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二人引为知己。范仲淹入京主持庆历新政，滕子京接过负责陕西边事的重任，与张亢二人深受范仲淹器重。

现在御史官员率先弹劾滕宗谅，明显是顶庄舞剑，意在范公了。范仲淹对此心知肚明，只好见招拆招，在仁宗面前又吐唾沫又发誓的力保滕宗谅绝无贪腐之事，甚至不惜提出辞去参知政事一职。

对范仲淹的曲意回护，王拱辰也针锋相对。以辞职要胁，而且说到做到立即付诸行动，第二天就不到御史台视事。赵官家在中间左右为难，事情不能就这样僵持不下，不想办法解决，大家全撂挑子成何体统？仁宗只好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取证，事情闹的沸沸扬扬，远在凤翔的滕宗谅得知消息之后，在调查组尚未到来之前，他做出了相应准备工作——把历年来公使钱出入账簿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此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

这样一来，没有了证据，就无法坐实滕宗谅贪污公使钱的罪。不过从他对此事的处置上分析，滕宗谅此举有欲盖弥彰之嫌！如果真的是清清白白，又何必出此下策？所以贪污挪用公款的罪名也就无法洗清了，其实从史料相互矛盾的记载中也可以推测出事情大概。但凡有政绩官声的官员，都难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既要有政绩，又无视官场潜规则，那么只有受排挤、靠边站和卷铺盖滚蛋两条道可供选择。

在目前国情下作官，想要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只怕也难。良墨与否惟有心迹可知，作官但行好事，又何须注重一些虚名小节，适当的融入社会，贪点、占点，只要觉得良心上过意的去也算是难得的好官了！如果永远是一副刀枪不入的冷面孔，立足官场也难。再说政绩官声岂不是痴人说梦？天下无官不贪，信矣！

22　岳阳楼是怎么建起来的？

滕宗谅虽然抢先毁灭了‘罪证’，然而他的贬谪也成了墙倒众人推的事情。其实，高若讷之所以支使下属攻击滕宗谅，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他这一手，套用江湖中的切口就是：本大侠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就要伤人！

滕宗谅真正被贬谪的原因，却是因为他曾经公开批评过最高领导、英明领袖。如果只是不疼不痒的说上几句还好，滕宗谅曾经不留情面的说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每天什么也不干，只知道纵情声色。偶尔‘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滕宗谅与他人委婉提醒不同，劝谏官家自重节欲，不是一边察言观色，一边娓娓道来。却不知为尊者讳，有一说一不留丝毫回旋余地。

亲政之初的仁宗，正是急需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时候，岂能不勃然大怒？做为九五之尊多临幸几个嫔妃也得忍受臣下的唠叨不成？

怒不可遏的仁宗，以言宫闱事不实为名，将滕宗谅谪出京师。从罪名上就可以看的出赵官家有点太过恼羞成怒了，言宫闱事不实？难道他在临幸之时需要谏官旁观不成？坐在朝堂之上意马心猿，哈欠连天难道不是纵欲无度？结合正史、野史的记载，仔细分析就可以得知，滕宗谅所说皆为事实。

王拱辰弹劾滕宗谅正是瞅准了他有前科，现在事情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多年，但宋仁宗仍是记忆犹新。不顾范仲淹的劝谏，坚持将滕宗谅贬知虢州。而王拱辰仍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心，累表弹劾不已，滕子京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滕宗谅到了岳州之后，埋首地方，悉心治理。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发亮的。世间所缺的，不过是揩拭的抹布而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重修岳阳楼提需要大笔的资金。地方百姓就算感激父母官滕青天，踊跃前来出几个义务工还是有的。木材、砖石等物还需真金白银去购买的。这次滕宗谅不敢再打公使钱的主意了，好在他智商并没有因为贬官而有所迟滞，一番寻思之后，很快让他想出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生财之道——

滕子京派出手下官吏，布告地方：凡是有陈年旧账、呆账、死账的人家，一律报官。官府负责催讨，只是钱执行回来就不还苦主了，等于是大家赞助重修岳阳楼的善款！

在经济空前贯彻落实的北宋年间，出现‘三角债’、‘老赖’、‘白条子’、‘执行难’的经济纠纷问题不足为奇。大家本来对这些陈年死账不抱希望，这时候见滕大人出面负责讨债，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那些欠债不还的见债权人成了官府，立刻慌了手脚。

直至今天，平民百姓都知道凡是敢于成立讨债公司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有着难以言表的深厚背景。这些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尽快的罄其所有还钱，历史上有破家县令、灭门知县之说，现在滕子京更是知州大人，滕总成立的北宋第一家有着官方背景的讨债公司，甫一挂牌营业，哪个人敢触其霉头？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之事！那些欠债人不敢亲劳滕大人玉趾，主动上门如数还债。滕大人没有和他们计利息已经很给他们薄面了！

在滕子京的努力下，再建岳阳楼的资金很快到位，再建工程如期开工、竣工。庆历六年九月，应滕宗谅之请，范仲淹欣然挥笔，直抒胸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下了脍炙人口千载之久的名篇《岳阳楼记》。

从重建岳阳楼一事可知，滕宗谅这个人物绝不寻常。说他没有经济问题，慕雨持保留之态度。从他秉性来看，花的少了也不是他的性格。只要不是把钱存到瑞士银行生息，花的多点也无所谓。《岳阳楼记》刊行于世方半年，滕子京就饮恨郁郁而终。呜呼，行大事不拘小节者，滕宗谅、滕子京是也！范仲淹‘闻其凋落，痛极填膺’（慕雨按：范仲淹祭滕宗谅诔文之句）。

范仲淹在朝中面对地方官员、宦官、御史台官员的群起而攻之，心力交瘁之余，对滕宗谅被弹劾一事虽施以援手，却对他最终遭贬爱莫能助。滕宗谅的事情还一波未平，就发生了仁宗朝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水洛城事情’。这次是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事情发生在陕西边境。究其根本，还是韩琦主攻派与范仲淹主守派之间政见之争的延续。事件双方的不克制，险些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引起了赵官家的严重关注，派人出面调停，才总算是平息。

范仲淹奉旨回京执政，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可谓位高权重。郑戬与范仲淹既同朝为臣，又是‘担挑’。因此也赞同筑城固守的办法，极力推行范仲淹的既定方针。支持手下刘沪修筑水洛城，而知秦州文彥博与知渭州尹洙都不主张筑城。事情的起因是水洛城还没有竣工，郑戬就被调离陕西。

知渭州的尹洙乃是属于韩琦主攻一派，从前郑戬在位时候，不便公开表示反对，这时候见郑戬离任，少了顾忌，立即公然反对继续筑城。刘沪水洛城筑到多半，眼见尹洙阻止之下就要功亏一篑，当然不会听从。双方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发生了严重对立。尹洙盛怒之下，居然派出手下大将狄青率兵拘捕了刘沪。

本来，主边事的几人就立项筑水洛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郑戬的强有力支持下，水洛城修筑工程得以强行上马。在奉诏还京之后，韩琦在仁宗面前奏请罢修。又请罢四路招讨一职，改郑戬知永兴军。宋仁宗正要倚重韩琦，对他所请无不允从。改知永兴军的郑戬上表详述筑城之利，坚持依旧议筑城。

一时间，朝臣中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议者纷纷不决’。赵官家再次发扬民主，派手下去做现场调研。最终水洛城终于修筑成功，正是今日甘肃庄浪。依韩琦、尹洙之见，水洛城根本没有修筑的必要，认为是一种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从史料记载分析可知：水洛城的修筑得到了地方少数民族、边民的大力支持，筑城之事是各方意愿的综合体现。而尹洙却失去理智，居然要狄青往斩不听号令的刘沪等人。好在狄青虽是一介武夫，却心思缜密，没有听从他的乱命，只是将刘沪几人‘囚之以闻’。即使如此，仍出现了‘城中蕃汉之民皆逃溃，生户及亡命等争据其地’的情形。尹洙的孟浪行为，造成边境震荡，其罪不小。

23　政坛黑马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范仲淹的知人善任。在陕西边境数年，他发现提拔了大将种世衡、狄青，理学名家张载。

在赵宋立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就有意引导，历经数十年的潜移默化，于北宋中期的仁宗一朝，文官政治制度得以确立。文官掌握了话语权，引领了舆论导向，朝野之上形成了崇文的风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万般中就包括了武将。自从社会有了根深蒂固的歧视、轻贱武夫风气之后，武夫们也变的不自信起来。宋廷武将整体素质出现了大滑坡，一大批怯懦无能、见识平庸的武夫充斥军营行阵。偶有异于常人者，也会落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结果。两宋最著名事例无过于仁宗朝对名将狄青、王德用、种世衡等三人不遗余力的无端猜忌和压制。

狄青最初只是普通禁军一兵。在对西夏作战之时，因为作战勇敢，总是披散着长发，戴了一个青铜面具冲杀在前，西夏军兵当者立毙。狄青这种百万军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的绝世武功，让西夏人吃尽了苦头，同时也引起了经略司判官尹洙的注意。

一次，尹洙不惜自降身份主动去和狄青闲聊起来。一接触说话，才知道狄青并不是他心中认为的只是一个‘杀人机器’，而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尹洙就把狄青推荐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拔冗亲自召见了狄青。了解之后，也觉得狄青是个可造就之材。宋夏纷争不已，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范仲淹对狄青寄予厚望。于是赠他《左氏春秋》反复叮嘱：若身为将领，不知古今之事，只是一介匹夫而已。

得到三军总帅的慰勉，狄青从此在鞍马劳顿之余，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兵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从听了范仲淹的指点、开始读书之后，狄青无异是脱胎换骨，很快就声名雀起。

宋廷在与西夏争锋中数尝败绩，痛感于军事的怯懦，赵官家急需在军中树立一个榜样。正在这个时候，狄青的名气越传越远，最后竟然传到了最高当局、英明神武的宋仁宗耳朵中。赵官家对这位昔日的禁军一兵产生了浓厚兴趣，很想一睹这个传奇人物的绝世风采。索性亲自下诏要狄青入京，此举，一国之尊降旨一个禁军士兵，让那些说宋人崇文不尚武的人大跌眼镜。

仁宗本想在天下臣民面前秀一下自己爱才不拘一格之心的，哪知道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脚步。狄青接到诏书，正要入京面圣，参加巡回讲演之际，李元昊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军事进攻。抗击侵略者的事情重过入京面圣，狄青只好暂缓起程，投身于抗战之中。等的心焦难耐的宋官家，闻讯失望之余，更增加了心底的渴慕之情。专门派出宫廷画师前往陕西境上，将狄青的模样绘制成图带回汴梁以慰圣怀。

在武夫不受待见的北宋，狄青的际遇可以说是一种偶然。然而细思之下，就可以明白狄青的偶然也有着他的必然性。狄青能从一个禁军小卒最终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朝野注目、名闻中外，举足轻重的将领与当时北宋内外时政息息相关。在与西夏李元昊的对决当中，宋廷损兵折将、颜面尽失，急需树立一面旗帜提振人心、鼓舞士气。狄青不但得到名臣范仲淹的赏识，更得到了赵官家的垂青。无形中狄青身价倍增，人们迫切想要揭开这位传奇英雄的神秘青铜面具。国家需要这样的将领与西夏争雄沙场，冲锋陷阵。

狄青在北宋政界成为黑马，冉冉上升的军界新星，缘自时代呼唤英雄的需要。而当战事趋于缓和，国外国内再无战事，狄青的好日子也很快走到了尽头。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歌词，完全可以说的清狄青的心曲——不要留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在崇文抑武的两宋，武夫的最终结局不外乎有两种：一、郁郁而终，二、身首异处。与岳飞的惨烈而死相比，狄青还算幸运，至少他得了善终！

庆历四年六月，因为水洛城事件的原因，知渭州尹洙被调离，仁宗皇帝决意任狄青知渭州，接替尹洙，此举立刻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强震。朝臣纷纷上表反对，这一次，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就仁宗皇帝的任命一事意见竟然出乎意料的统一，一致强烈反对，尤其是谏官余靖接二连三的上书，他认为渭州乃是国家西北重镇，从前范仲淹都不能专任其政。如今却要让狄青一介武夫主持当地军政事务，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多年来宋祖宗家法的浸淫之下，士大夫、文臣心中早已对武夫不得专任地方一事形成了共识。

宋仁宗的草率行事，引来朝中一片反对之声，已经是一种条件反射。为了让仁宗改变初衷，余靖特意提醒官家，本朝武将整体素质低下，所以才派文臣加以镇抚。武夫只有做二把手的份，想要把这个副字变成正职，微臣不敢奉旨！

史载，余靖此人不修边幅，长期不洗澡、不沐发，衣服也不换洗。如此，日子一久，身子难免会有些异味。好在赵宋一朝并没有如蒋公中正那样提倡新生活运动，也就无人对余靖的不讲个人卫生而说三道四了。更何况余靖乃是谏官，他不去吹毛求疵别人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朝臣哪里会自寻没趣地对他横挑鼻子坚挑眼？这样一个有味道的贤臣在仁宗面前侃侃而谈，只是这口臭、腋臭就会将官家熏倒。史料中未曾载得仁宗有重口味的嗜好，也没有罹患鼻炎，余靖的慷慨陈词对于宋仁宗来讲，无异是种痛苦的折磨。

另据史料记载，余靖因为谏阻重修开宝塔一事，宋仁宗退朝回到后宫，对左右诉苦道：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估计因为谏阻狄青出任知渭州一事，余靖的口水也没少飞溅在官家的脸上。再加上其他官员的拼命反对，宋仁宗只有收回成命。

24　狄青之死（上）

宋仁宗在位虽是北宋承平时期，却也并非是高枕无忧的天下太平。皇祐二年、即公元1050年，宋太宗时期留下的隐患爆发。侬智高攻陷两广，朝野上下震恐。仁宗决定派狄青率军平叛，言官再次纷纷上书，指出狄青做为武将，不能总督各路军马。必须另派走马承受监督制约，以免日后狄青功高震主、成尾大不掉之势。

仁宗听了众臣谏言，又没了主见。难下决断的他去问宰辅庞籍的意见，庞籍为他指点迷津：从前宋军屡战屡败，都是因为没有大将居中指挥调度作战。各路军马各自为战，如此容易被敌人趁虚而入、各个击破。陕西与李元昊用兵以来，损兵折将就是因此。狄青智勇双全，独当一面完全可以胜任。希望官家不要担心，自取败亡。一番话说的仁宗茅塞顿开，这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狄青为将节制各路兵马，进讨侬智高，去争取胜利。

走马承受一职是宋设立的一个官职。属于皇帝的特派员、身份公开的特务，多由太监担任，位卑而权重，负有监察地方的职责。表面上方便中央与地方联系，实际上是朝廷派往各地方的耳目。在军中虽无监军之名，却行的是监军之实。因为有随时写内参的特权，这些人在地方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而地方官员生恐有什么把柄握在这些人手中，不得不放低身段，对这些奴才曲意奉承，虚与委蛇。

即使没有了走马承受的掣肘，狄青仍不敢大意。久在行伍的他，深知宋军的积弊。所以人还在赶往岭南的途中，就传令前方各部，不得擅自行动，一切行动尽听节制。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广西路钤辖陈曙贪功，不听狄青将令，趁着主将尚未到来，贸然率八千宋军向侬智高发起了进攻。哪知军功章没有捞到，却被侬智高杀的大败。宋军新败士气沮折，军心大受影响。狄青赶至岭南，端坐中军大帐开始点将，当众宣布将陈曙及其手下三十二名违令将领一律斩首示众。

赵宋自立国以来，也没有对打败仗的武将处以极刑之事。更何况是一次斩杀三十余将领，顿时三军震肃，众将股栗。有幸躬逢其盛的大谏官余靖在一边看的挢舌不下、目瞪口呆，他身上的虱子也感觉到气氛有异于平时，急忙逃遁去也。主将立威，整肃军纪之后，狄青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数月时间就平灭了侬智高的叛乱。

岭南平复之后，宋仁宗认为狄青劳苦功高，打算任之为枢密使。哪知道才露出些口风，就立刻招来了朝臣们的一致反对。这次连宰臣寄籍也极力反对，认为多赏赐狄青些钱就足矣。

庞籍对待狄青的态度，出征前后竟然表现的判若两人。仔细忖度其实所以如此，却是应有之义：在庞籍为首的文臣心目中，早有了定式思维，如狄青这类武夫，本就是不应有思想的杀人机器。如刀一样，需要时候，取出来磨砺一番使之锋利异常；等到战事一了，最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刀呢，最好是收在鞘中，好生保养看护，以利将来再使用罢了。倘若狄青是文臣的话，自然是另当别论了。试想，文彥博只因平贝州一城之乱，就授以了宰相之职；狄青平的是广南西路，莫说是枢密使一职，庞籍主动让贤也有可能。在文人眼中，每个武将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有选择造反的潜在可能。所以没有起来造反，正是由于文臣极力压制的原因。现在不造反，并不等于将来不造反。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这些心怀叵测的武夫就会蠢蠢欲动。基于此想，文臣当然不会轻易听从官家的旨意，极力反对了。在他们心底，所以压制武夫，完全是出于爱护、属于一种保护性措施。这些武人最好是俯首帖耳的看文臣眼色行事。如此国家幸甚、生民幸甚，皆大欢喜。

如果说庞籍反对狄青出任枢密使一职果然是如他所言，这样做本意是对狄青的保全与爱护的话，那么力挺狄青出任枢密使的参知政事梁适，细究其本意实在是其心可诛！

做到参知政事显职的梁适，政治上仍积极要求进步本来无可厚非，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做赵宋帝国的首辅之臣。不过只是这一步之遥，宰相之位就如同美女如花隔云端。伸手似乎触手可及，可总是可望不可及的难以捕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其实这句话太欠商量。一个新兵蛋子，每天在心中希望的可能是先做班长才是人之常情。做将军必须在军界熬资历到一定时候方可，梁适做为副宰相，觊觎宰相之职乃是应有之义。

依照惯例，如果宰相之位出缺，应该是由任枢密使一职的官员继任。时任枢密使一职的正是被欧阳大嘴巴指为不肖的高若讷，梁适想要绕过高若讷直接上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在赵官家提议令狄青出任枢密使一职，使梁适看到了自己将来接任宰相之职的可能。做为武臣，官做到军委主席一职，已经是顶了天了，在赵宋朝廷不可能出现武夫出任宰相的事情。如果狄青担任枢密使，那么梁适就可以顺利上位。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谋定而后动的梁适在朝中上下立刻展开公关，在他的不懈运作之下，狄青终于出任枢密使一职，而不肖臣高若讷的宰相梦就此破灭。

25　狄青之死（下）

狄青得以成为军界一哥，心中定然会对梁适心存感激。做为身负绝世武功的大将，他的舞台本应该在军营与沙场，却冒失的闯进了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身处政治权力中心的他，怎么会明白官场远比战场要险恶数分的道理呢？战场之上敌我阵营分明，而且多是明刀明枪的厮杀与较量，而政治斗争则敌我的界线太过模糊，你来我往、你死我活的争斗多是在觥筹交错中进行的。施以冷箭，打冷枪的可能正是站在你身后的亲密战友。为朋友两胁插刀者固然有，但更多的却是背后捅刀子的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同样适用于这种不见硝烟的政争。

狄青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只是这些同僚手中政治斗争的一枚棋子而已。狄青的人生际遇，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敏，不能尽识官场险恶的原因。一介赳赳武夫与文臣们斗起机心来，显然是没有机会胜出的。政治的险恶不是寻常人可以尽知之事，为官难，做一个有作为的官更难。

狄青从普通一兵凭着不懈的努力，因缘际会做到了枢密使一职的高位。他的人生经历，令无数长年受压抑与蔑视的禁军士兵看到了希望。他们将狄青视为草根阶层的骄傲，北宋新兵入伍，先要在脸上或者手臂间刺字，标明部队番号。抗金英雄岳飞除了背上有字，手臂间应该也有刺字。狄青虽然成为了枢密使，却没有听从仁宗皇帝的劝说，仍保留了从前面上的刺字，以激励后来者。这样的人物当然有资格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由于名气太大，每次他出府门，外面围观的总是人山人海。禁军士兵也侧身其间，争睹狄青风采。

狄青府门外的拥堵现象，很快引起了朝臣们的严重不安。众臣子并不是去知会相关部门做好交通管制等措施，而是心中恐惧——因为狄青‘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朝臣们对狄青深受军民爱戴之事忧心忡忡，其中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欧阳修这位大嘴巴。

在滁州任上做了二年的醉翁后，欧阳修改知扬州、颖州，继而丁母忧……等到再回到京师之时，已经是十余年之后的事情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十多年在地方颠沛流离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热情：重新出任翰林学士的他接二连三上书仁宗皇帝，指出：以武将掌机密而军心人情，绝不是社稷之福！狄青虽没有什么过错，但不能保证他手下军兵不会有所图谋。万一陷狄青于不义……欧阳修只差说出太祖黄袍加身的事情怕有历史重演的可能了。未雨绸缪，为今之计只有立即将狄青出知地方，消弭祸事于未萌。否则，悔之无及！

宋仁宗仍在犹豫之时，京师中又传出了许多关于狄青的谣言，有将他与篡夺李唐的朱温视为一类的，说他家狗头上生角的……各种流言不胫而走，病中的仁宗更增疑惧之心。

狄青见自己无端成了众矢之的，知道天子脚下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主动上表请辞枢密使一职。宋仁宗顺水推舟，命狄青出知青州。

狄青本以为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所，耳根会清净一些。哪知道谣言纷纷是既惹不起，也躲不起。人在青州，造谣、中伤、与无端猜忌仍紧紧相伴。流言令赵官家寝食难安，听从了文彥博的建议，一个月派两次中使去青州问候起居。每次听到这些太监扯了唐老鸭的嗓子宣诏，这位曾经的大宋战神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狄青活的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终于病倒，半年之后就不治而亡。

得知狄青死去的消息，朝堂之上的君臣悬起的心终于踏实了。没有人对一代将星的殒落表示叹惋，似乎只有用死来证明他不曾有过不臣之心。只有以死明志，才可以洗涮他的造反嫌疑。狄青的死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寿终正寝，而是死在了赵官家与朝臣们的联袂迫害摧残之下。

观史可知，历代统治者从来是不惮做烹狗藏弓之事的。其间的区别只是做来隐蔽与否而已！在承平时期，狄青的存在就成了宋帝国的隐患，不设法排除这颗不知何时爆炸的炸弹，如何让赵官家君臣心安？同样是为国家东征西讨，与岳飞的兔未死、狗先烹相较，狄青还算捞到一个‘善终’。而岳飞的死，与其说是死于赵构与秦桧的陷害，不如说是死于赵宋崇文抑武的家法之下。

‘莫须有’的罪名果如神来之笔！

这个罪名同时道出了有宋一代所有武将的真实境遇。正是有了几近二百年的积淀，所以秦桧这厮才可以脱口而出。这样的杀人借口都琢磨的出来，秦桧不做宰相都有点屈才了！对风波亭岳飞的惨死，举朝文武大臣都保持了惊人的缄默，是以知杀岳飞者，非独为秦桧一人。无声就是默许，当时的朝臣尽是帮凶。

即使是没有秦桧这厮，也会有张桧、王桧、李桧挺身而出的！

26　避祸

在最高领导的英明指导下，尹洙被调离渭州。水洛城的修筑工程得以重新上马，一场改革派内部的纷争终于平息。铁的事实给了欧阳修炮制的《朋党论》绝妙的反讽，范仲淹也从中深切体会到了改革的艰难。就在他喘息未定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他惶恐不安的事情。这次出手的人是夏竦，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是你方唱罢、我即登场，彼此之间配合默契，应该是夏竦与王拱辰之间冰释前嫌了。

好水川一战，宋军死伤万余，任福以下几十名将领战死。这次战役，张元也跟随在李元昊左右大力襄助，宋军损兵折将大败，战后，张元奉李元昊之命于界上寺壁题诗道——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诗落款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张元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情跃然壁间。从大宋一介籍籍无名之辈，到成为李元昊的座上宾。身份地位变化之大令他欣喜若狂，也是情理之事。只是这位被他讥为‘何曾耸？’的夏竦丢人丢出了国门之外的他虽外战外行，内讧起来却是个中翘楚。

痛失枢密使一职的他，对石介的怨恨日甚一日。夏竦日思夜想的寻思如何出一口心底的恶气，绞尽脑汁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偷天换日’的妙计：夏竦府上有一婢女写的一手好字，夏竦有意令她临摹石介的笔体。假以时日，那婢女写出来几可乱真。

庆历四年，在他指使下，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故意篡改了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信。将其中关键的一句，石介劝富弼‘行伊、周之事’改为‘行尹、霍之事！’一字之差，二者意思相去不啻千里。伊尹与周公都是辅佐天子的古贤臣，而汉霍光却是行废立之事的权臣。这一字之差，不但污陷石介，而且将改革派的中坚富弼也一同攻击。一石二鸟的同时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此事很快在朝堂之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多数臣子情知其中定有蹊跷，但消息仍是不胫而走。事情很快被仁宗耳目侦知，官家对范仲淹等人结党一事仍在心底纠结不已，一听竟有此事，心中更增疑惧。照此情形，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的新政步步为营，现在革命居然革到了自己的头上。仁宗仔细琢磨，又觉其中有诈：石介如此行为，于理不合，去年还在为自己歌功颂德，数月后就欲行废立之事。前后所说大相径庭，这个变化委实太快。

仁宗虽是无主见之人，但并不是个傻瓜。知道事情也绝非空穴来风，深知背后定有文章。官家做起文章来虽说没有石介那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但他仍决定要借此事做做文章。趁此机会敲敲边鼓，有必要让范仲淹几人知道目无君父的结果。仁宗皇帝心中暗自盘算，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对此事不置一辞。赵官家此举，是要范仲淹自己给他一个合理的交待。范仲淹如何会感觉不到如山的压力？自己立于朝堂之上已经是天下人瞩目的风头浪尖，继续呆在京师如踞炉火，让他焦虑不安。范仲淹想到了暂避一时，想等事情过去，事态略平复再回朝中主持变法不迟。恰在此时，陕西边事又起事端，于是趁机奏请巡边。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范仲淹前往陕西途经郑州故相吕夷简居处，在经历了多年宦海沉浮之后，范仲淹对于为政又有了更深的体会，身心俱疲的他也理解了当年吕夷简为相的艰难，于是主动登门拜访。

吕夷简见他不在朝中主政，却有暇过府相访，甚是惊讶，问他道：参政不在朝中，何故至此？范仲淹不愿吐露心曲，含糊其辞推说只是经抚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刻返京。

吕夷简虽身处江湖之远，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对范仲淹推行新政受阻之事早已有所耳闻。这时候察言观色，情知范仲淹口不由心，此时的他，早已将富贵权势看的极淡，知道范仲淹新政有益于国家，索性直言不讳道：此番离京，怎么能再回去呢？如果只是经略边事，在朝中完全可以！

范仲淹闻言如醍醐灌顶，只是事已至此，开弓没了回头箭，也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了。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置身事外，却对朝事洞若观火：范仲淹前脚离开汴梁城，攻击新政的奏章就如雪片般飞至御前。自范仲淹、富弼二人离京巡边之后，三位也清醒过来，自己身处是非中心，已是百口莫辩，只好也主动请辞。仁宗哪有不允不理，石介出为濮州通判，翌年死于任上。石介死后不久，‘妻子冻馁不自胜’富弼与韩琦知道后，‘分俸买田以活之’。只是从此新政少了一员得力干将。

范仲淹在朝时候，有他这个大个子在前面顶着，富弼尚感觉不到太大压力。现在范仲淹离京，富弼备感压力空前，只好也上表请辞。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两个新政的主脑人物相继离开，新政也处在了停滞状态，改革陷入了泥淖。

范仲淹、富弼、石介离开汴梁不久，九月，仁宗皇帝罢了晏殊的相。杜衍升任宰相。晏殊的去职，更让朝野士民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即使晏殊自任相职以来，一直刻意保持着与新政集团的距离。然而他既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举荐者，又是富弼的泰山大人，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因为身份特殊的原因，就算他极力想要撇清自己，人们仍很容易地把他与新政派联系起来。他的被罢相，人们更是视为改革派在朝中失势的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仁宗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这次他不顾谏官蔡襄等臣子的反对，力排众议，把陈执中从地方召入了中央。蔡襄等谏官只知陈执中刚愎自用、不学无术，却不知陈执中于真宗朝时就曾谏请立太子，对当今皇帝有拥翊之功。仁宗此举，既是报恩，又是任贤不避亲故。蔡襄见反对无效，心灰意冷之余，也上表自求外任。正打算对朝臣进行政治大换血的官家焉有不从之理，毫不犹豫就允从。改革派在朝中又失去了与反对派斗争的喉舌。台谏官员已经多是反对改革者，改革派的骨干基本被排挤出朝。

27　公款消费（上）

即便是这样，反对者仍在担心有一天改革派会卷土重来，为防止他们死灰复燃，本了除恶务尽之心，反对派再次对改革派在朝中的残余大打出手。这次他们将斗争的苗头指向了新宰相杜衍，杜衍虽然年纪要比晏殊还要大上十多岁，思想却并不守旧。在朝中对范仲淹等人发动的新政极力支持，出任宰相一职之后，尤其对‘抑侥幸’这一改革措施执行最力。对于那些饶过自己，直接走仁宗后门的官员一律抵制。史载，‘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请官家收回成命。本来做为新政的追随者他已经被列为了攻击对象，如今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范仲淹人离开了京师，新政却因为杜衍的坚持并没有完全停止。杜衍也就此成为反对派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夏竦表演一番之后，王拱辰再次闪亮登场。这次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范仲淹的追随者，备位馆阁的朝臣。其中首要人物苏舜钦既是范仲淹所兴荐，又是宰相杜衍的乘龙快婿。打击苏舜钦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一石数鸟的妙用。而从这些新晋的馆阁之臣身上寻找突破口，正是王拱辰老练奸猾之处。

苏舜钦是仁宗朝天下知名的酒鬼，此人身材魁梧，狂放不羁。别人是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位仁兄却是用读书佐酒。读书也是他饮酒的开始，每读到快意之处，就会拍案大叫，为之浮一大白。

仔细检索宋词，凡是与酒有关的词作佳构数不胜数。

如晏几道的‘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销愁。’为了喝酒，虽然没有诗仙那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迈之情，但以金钗换酒销愁，也得酒中真趣矣。

苏轼：‘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观苏学士一生虽然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很少，却也是经常诗酒自娱，时而自怨自艾要一蓑烟雨任平生，夜饮醒复醉后忽而又张罗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就连欧阳修也是喜欢饮酒的，既有‘人生何处似樽前’的感叹，亦有对自己一生的写照之词‘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居然把酒与书视为同好，可见醉翁之意亦不见得不在酒中！得酒中妙趣的宋人数不胜数，借他人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者有之；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有之；而因酒误事，被弹劾丢官的也不是什么奇闻。

宋士人的诗酒人生与时代背景有关，他们喜欢饮酒是闲出来的结果。宋廷的官僚队伍庞大，好多机构都是叠床架屋，如此一来，势必造成人浮于事。故此，宋词中的闲愁多是感叹落花谢了春红等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人生苦短之类的颓废言语；更有闲愁恨、相思之苦，檀郎寡情之类的无病呻吟语！

后人每提及两宋，异口同声认为那是一个文恬武嬉、不思进取的年代。这样讲虽有失偏颇，却也并非是信口雌黄。在北宋真宗朝承平之时，宋官员所享受的国家法定假日为一百天。相信仁宗朝除了庆历年间边境不宁之外，其它时间的节假日应该与真宗一朝相差无几。平均三天多就会有一天是休息日，也无怪在士大夫中会发出光阴须得酒消磨的感叹。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席的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宋的开创者赵匡胤也是个瘾君子。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并非传奇，而是实有其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家的榜样力量无穷，士大夫与小民好饮成为风尚。有宋一代，虽对武将百般猜忌提防，对文臣待遇却十分宽松。虽然因为贪杯会误事、闯祸，不过彼时尚无酒驾入刑之说。所以有幸生活在两宋的士大夫无需太多的担心。官家推已及人，对偶尔喝多了撒酒疯、闹个酒炸的臣子最多只是一笑置之、不予深究。北宋首都汴梁城的建筑规模莫说是与今天的紫禁城无法相比，就是与汉唐的长安、洛阳相比也显的太过寒碜。非但如此，门禁也不严，就算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庆祝的普通日子，官家也会召集近臣举行酒会。君臣在一起喝的生忘形、死忘名，陶然共忘机。没有臣子担心醉酒君前失仪而战战兢兢，只管开怀痛饮。而且留宿宫中的官员也在岗位上饮酒自娱，没有律令加以限制。也不会有谏官因为饮酒而弹劾大臣。

28　公款消费（下）

赵宋立国之初，一日，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款待朝中的翰林学士。这些满腹经纶的士子尽是后周遗臣，赵匡胤悉数为我所用。赵官家虽然光风霁月，并没有丝毫轻视怠慢这些二臣的意思。哪知这些人都是宦海沉浮多年的，不敢在这个昔日同僚面前太过放肆。官家频频举杯劝酒，无奈众人矜持，一场酒会略显冷清而平静。赵匡胤酒吃在口中，只觉得意兴阑珊。又坐的片刻，见众人仍是点到为止只好挥手令众人退下。众文士闻此纶音，忙不迭的离座谢恩。正在这时，殿角却传来喧哗之声。众人看时，却是翰林王著喝醉了。这时候正喝的兴起，哪里肯就此走人？本来量浅，这时候更是不胜酒力，闹将起来。赵官家见众人一脸的惶恐，示意令侍卫搀扶王著离去。哪知道他仍赖在那里不肯挪窝，衣冠不整的甩开众侍卫之后，踉跄着走到殿角屏风处，以袖掩面、放声大哭。几个与他素日交好的同僚见状，担心官家大发雷霆，急忙上前七手八脚强行架了他离去。

次日即有人上疏，说王著所以在宫中大放悲声，乃是思念前朝周世宗柴荣。原来在后周世宗朝时候，王著就深得柴荣器重，有意任他为相，令人叹息的是，正是因为他的贪杯原因，只得作罢。现在王著思及前朝旧主曾经的圣眷，酒醉之后痛哭失声也是应有之义。

哪知道赵匡胤看了奏疏，轻轻丢在一边，漫不经心道：王著一介酒徒，胸无城府。早在世宗幕府我就识得此人！他念旧也是可以理解的。

赵官家发话了，如果再有人敢嚼舌头难免会令英明领袖心下起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从赵匡胤对此事的处理上来分析，他确有高明之处。一个武夫将政治玩至炉火纯青，为两宋奠定了三百余年的基石实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赵宋草创时期，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穷治此事，就会令朝臣寒心，无利于他巩固政权；不予追究，既可以收拾人心，又显得自己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赵匡胤的代周绝不是一种偶尔，也并不是在陈桥受人拥戴就可以黄袍加身的。如果拿了两元还有机会可以中个500万的话，那么皇位可以这样得来的机率为零！只是赵匡胤可以将改朝换代的事情做到如此的温情脉脉，完全可以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单是从这一方面来讲，称为千古一帝亦不为过！

赵匡胤不但没有对王著秋后算账，反而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以示不疑。而王著这个书生没有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仍然没有改掉酗酒贪杯的劣习。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宿值宫禁，又喝的忘乎所以，半夜三更拍打宫门，非要面见官家。赵匡胤见王著实在是闹的不太象话，担心长此以往，还会做出什么出格举动，将他罢为比部员外郎了事。

做为馆阁清要之臣，闲来无事也要寻个籍口共谋一醉。更何况是秋时举行的赛神会，就更应该开怀畅饮了。而且依照惯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饮酒，无需自掏腰包，而是公款消费。当然直接向官家伸手要酒钱还没有这个先例，这天饮酒的钱是‘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据《渑水燕谈录》记载）供完神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大家喝酒大快朵颐的钱。纸是奏邸的公文之类，北宋的物资再生利用工作做的有板有眼，节约、绿色环保意识也深入人心，这里赞一个！

苏舜钦任监奏邸，卖了纸的钱除祠神之处，当然由他支配了。史载，苏舜钦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如此人物，身边当然不乏文友与酒友。于是趁此良机呼朋引类，开怀畅饮。躬逢其盛者皆一时之才俊，与会者有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宋敏求等十几人。这些人多数是范仲淹所荐举，十几人喝的酒酣耳热，又觉的只是这样喝素酒，远不如喝花酒来的痛快。于是又召来伎女同饮，如此一来，一场酒喝的莺啼燕舞。有了这些女子秀色可餐、彩袖殷勤捧玉钟，众人便是不喝也醉了七八分。十几人喝的兴致高昂，又开始以诗佐酒。座中王益柔喝的七晕八素，乘兴做了一首《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遗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之句。

众人喝的杯盘狼藉，酩酊大醉方兴尽而归。哪知人在忘乎所以之时最容易乐极生悲。几人滥饮无度，不知隔墙有耳。事情立刻被早在暗中收集黑材料的王拱辰手下侦知，王拱辰得报大喜，立即安排手下御史官员弹劾苏舜钦等十余人挟妓饮酒，诽谤周、孔的大不敬之事。强烈要求仁宗对这些人处以极刑，以正视听。

赵官家一听果然大怒：寡人尊儒重孔，为的是向世人彰显求孜孜求治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臣竟然敢将周公与孔夫子差遣做奴才？居然还要让自己也去搀扶！如此目无君父，是可忍，孰不可忍？仁宗皇帝盛怒之下，连夜派人将与会之人悉数捉拿，送至开封府治罪。朝臣闻讯也纷纷附和官家，其中宋祁、张方平几人更是表现的义愤填膺，上表章弹劾，尤其是作诗的王益柔罪在不赦。几人如此愤激，其实是希望通过此事借机打击范仲淹。王益柔得以任殿中丞、集贤校理，正是因为范仲淹的鼎力举荐所至。

29　不叫的狗才咬人

事件当事人苏舜钦的泰山大人杜衍因避嫌的原因不方便出面表态，这时候朝中新政派人物除了韩琦再无别人，韩琦避无可避，只得硬了头皮向仁宗当面陈情：苏舜钦几人只是醉饱之过，不宜深究；王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现在朝事急需处置的还有许多，而朝堂重臣却就此事穷究不舍，其中原由，实在是耐人寻味！一语点醒梦中人，赵官家也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清除了范党，再生一朋党。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岂非不智？既作此想，仁宗皇帝便把高举起的屠刀又收归刀鞘。最终只是将苏舜钦、王益柔等十几人除名的除名，贬职的贬职，尽数驱出了京师。

苏舜钦仅比欧阳修小一岁，同时代另有与之齐名的人物梅尧臣。二人并称‘梅苏’，与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鼎足而三。梅尧臣与苏舜钦的友情不只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学主张之上，二人不但是文友，也是酒友。

梅苏二人的诗多是以表现民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著称于世的，梅尧臣的诗，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时间过去了千年，种糖菜吃不上糖仍不是什么稀奇事。梅尧臣虽然好饮，却因阮囊羞涩无法滥饮而身体康健。苏舜钦在四十岁之时就英年早逝，应该是与他好饮不知节制与此次被贬谪有莫大关系。

王拱辰虽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见这些人被尽数驱逐，仍无法抑制心底的欣喜，拍手称快道：此番终于一网打尽了！

范仲淹人虽不在京师，却密切关注着朝中的大事小情。得知苏舜钦、王益柔等十余人被除名贬职之后，更是心下不安。赵官家虽然并未深究此事，但自己仍难脱知人不明之咎。正在踌躇之际，十一月时候，仁宗皇帝颁旨天下，其中有‘至道之世，不为朋党。’之句，向朝野士民公开了自己欲尽去范仲淹朋党的决心。非但如此，更不点名的批评朝中大臣有‘阴招贿赂、阳拖荐贤’之事！话说的含蓄，但明眼人一看就是此语针对范仲淹而言。范仲淹一见到诏书，立即上表请辞。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免去他的参知政事一职，命其出知邠州。

这次趁机落井下石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装菩萨的重臣章得象。之前，他对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的新政在心底虽不以为然，却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动物学家证实：最厉害的狗是从来不乱汪汪的那种，这种狗与那种见人陌生人动辄上蹿下跳的狂吠不止的有所不同，只咬不叫，最是令人防不胜防。而那些冲你乱吠的狗往往是心底发虚、胆怯的。

宋仁宗接到范仲淹的辞职申请，便要立刻允从。他虽做了皇帝已经有二十多年，却并不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章得象见他如此行事，在旁边提醒官家：范仲淹浪得虚名，向为天下士民拥戴，如今一请辞便立即允从，恐惹的天下人众口喧腾。认为官家这样做是轻黜贤臣，莫如暂且不允，如果范仲淹上表谢恩，就是他请辞乃是有意试探君王，其心可诛。那时再罢职，就名正言顺，让人无话可说！

仁宗皇帝听了章得象的话，心中汗颜不已。这个表面看上去沉默寡言的老头，原来竟然心底磁实的紧！做皇帝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事情，略有处置不当之处，就会惹的出许多的是非。

听从了老奸巨猾的章得象指点，宋仁宗依计而行。范仲淹的请辞原是出于无奈，并不是本意如此，改革正进行到关键时刻，自己拍屁股走人就会前功尽弃，怎么说也是心有不甘。这时候见仁宗不允，以为官家回心转意，真心挽留自己。于是果真如章得象所料上表谢恩。

仁宗皇帝一见范仲淹的谢表，更对章得象另眼相看。心底也认定了范仲淹此举是借了撂挑子为由，以退为进的要胁自己。心中得意的赵官家这次没有再犹豫，即刻颁旨罢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一职，将这位贤臣一脚踢出了政府。同时被罢职的还有富弼，他被出知郓州。

富弼的被罢仍是夏竦不放弃、不抛弃的努力结果。石介虽然已经作古，但仍没有逃过夏竦的攻击与污蔑。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在所有改革派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滁州地方发生了一件谋反的大要案。滁州地方有位名叫孔直温的狂生因谋反被诛，抄家时候，发现了此人与死去的石介有书信来往。贤臣远逐、佞倖得志，夏竦此时已经是任宣徽南院使的高官。石介死了，仍难消他心底的怨恨。很快朝野上下传言纷纷石介未死，而是奉了富弼之命北走契丹了，联络契丹人欲里应外合造宋仁宗的反。

30　欧阳修的羞1

赵官家本来对这种捕风捉影的话将信将疑，见夏竦说的有鼻子有眼，心底又信了数分。颠覆政权与别的事情不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探明究竟，官家允夏竦所请：派出亲信左右会同地方官开棺验尸！夏竦为泄私忿，却陷仁宗于不义。好在时任京东转运使一职的吕居简并不糊涂，圣旨不敢违逆，但具体如何操作却是有弹性的！他提醒宫里的钦差太监：如果发棺是空的，石介举族诛戮亦不为过；如果石介的死尸真的在棺中，将如何收场？传至四方，恐惹物议。发人冢墓，非圣德事！

这位公公也是灵醒人，一听吕居简言之成理：如果自己坚持发棺验尸，官家将来下不来台，说不好会借他的人头来平息众怒了。伴君如伴虎的话可不是随便吓唬人的！下面干净了，还可以凑合着活。如果上面吃饭的家伙也没了，那可就是彻底清净了！

该公公仍不敢大意，自己的小命再要紧，须知君命难违。听从了吕居简的建议，将石介的家属、门人、参与丧葬之人传来，数百人一同结状保证：石介确实死了！

中使回京复旨，看到数百人以身家性命开具的‘石介死亡证明书’，仁宗皇帝也醒悟过来：自己被夏竦涮了，所谓石介未死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

虽然石介的事情已经被证实确是夏竦的攀污，但赵官家仍决意尽去朝中范仲淹朋党。在富弼被罢河北路安抚使、枢密副使、出知郓州之后，杜衍也被罢相。杜衍的罢相，却是新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功劳。

最初，谏官蔡襄与孙甫二人极力反对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重职。认为他‘刚愎不学’，恐难以担此重任。仁宗一意孤行，陈执中终于跻身执政行列。蔡襄与孙甫已经去职出知地方，陈执中一时间鞭长莫及，转而迁怒于孙甫的举荐人杜衍。趁着苏舜钦、王益柔的‘奏邸之狱’，陈执中将攻击矛头直指杜衍。说杜衍‘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此举正合赵官家之意。范仲淹、富弼等人遭贬谪，杜衍又成了新政的代言人。杜衍也成了仁宗的眼中钉，横竖看总感觉这糟老头才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黑后台’，隐藏在朝中的朋党残余。

官家认为杜衍在朝中‘颇张朋党之风，难处咨谋之地！’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精神的仁宗皇帝下旨罢去杜衍的相职，将他出知兖州。

杜衍任相方百余日就遭罢黜，眼见得朝中新政派领袖与骨干接二连三的被排挤出朝，韩琦见官家逐步恢复从前旧制，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开口，新法就会尽废。于是上疏替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抱屈鸣不平，仁宗皇帝根本不予理会。

韩琦见上疏如石沉大海，无奈只好再思良策。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就有人诣阙告御状，所告之人正是范仲淹、韩琦在陕西倚重的尹洙。事情还是因为水洛城，究其根本，仍是边事的战守之争、改革派内部矛盾的延续。如此一来，朝臣夏竦、王拱辰、陈执中、宋庠、贾昌朝等无不是幸灾乐祸。作壁上观的还好，更多的是于其间推波助澜，希望借此将朝中改革派人物悉数清理出朝。

尹洙因为水洛城的原因，最终被贬知晋州。韩琦本来与尹洙就是至交，现在却只能坐视他落难却不能救。情知自己再立于朝中也将是众矢之的，左思右想之后只有自请外放。这次赵官家连象征性的挽留也懒得做，就命他出知扬州。

自韩琦走后，朝堂之上坚定的改革派只余了大嘴巴欧阳修一人。做为硕果仅存的改革中坚，他也为新政做了最后的努力。上表为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鸣冤，奏疏上后，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将自己也暴露在了反对派的枪口之下。于是众人群起而攻之，这次是拿欧阳修的私生活说事儿。欧阳修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众所周知，宋词之得以流传至今，是与李唐时期创立的官妓制度有关。宋沿袭李唐旧例，将从事演艺和准色情服务的女性编入一种特殊的户籍，即乐籍。这些女子必须在官府的酒会、节日娱乐活动中侑酒、歌舞助兴。许多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宋词百分之九十九是写给这些女性的，或者干脆就是以这些女性的口吻来填词。这些诗词有个专用名称——艳词！

31　欧阳修的羞2

自从词这个新生事物诞生之日起，词家多以它赠妓。而如果是写给亲密爱人，抒发一下夫妻之情的时候就是用诗不用词了。这个惯例终于被打破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正是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伉俪情深的苏轼思念王弗，填了一首千古名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得夫如此，夫复何憾？

与王安石一样，欧阳修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他四岁时候死了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完全得自母亲郑氏。在缺衣少食的贫寒生活境况下，郑氏不但含辛茹苦的把欧阳修兄妹二人拉扯长大，而且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字教欧阳修识字。为后人所熟知的‘画荻课子’典故，正是出自欧阳修母子二人。

宋初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是史称西昆派的馆阁体文章，这种马屁诗文是形式大于内容，注重的是词藻华丽、对偶精工。读来朗朗上口，却又空洞无一物。西昆体主要人物中以杨亿、钱惟演、丁谓等数人为其佼佼者。杨亿为人刚介耿直，而丁谓则截然不同，善于阿谀奉承。传至后世的溜须之说，正是说的丁谓这厮。

欧阳修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无意间得到了一部《乾坤大挪移》的文学秘笈。原来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文集，欧阳修如获至宝，从此卧薪尝胆、废寝忘食的仔细研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年后他下笔文思泉涌，一时间文名雀起，地方无出其右者。只可惜造化弄人，欧阳修参加了两次乡试无不是名落孙山。落榜之后，他一度曾经颓废不振。多亏有母亲郑氏鼓励安慰，欧阳修才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高考复读。

天圣八年、即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母子二人苦尽甘来。而欧阳修更是独步天下，成为文坛执牛耳者。在各类文体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与地位最高，在北宋年间，人们就将他与韩愈并称，号为一代宗师。

据滁州地方志记载，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成文之后，‘远近争传’。当地商人都带了摹本，行走天下，遇到关卡征税，就取出相赠，以此偷税漏税，这一招居然百试不爽。从这些野史的记载中就可以得知：欧阳修的文章风行天下受欢迎的程度如何，更可知即使是负责征收过路费、税赋的小官吏亦是读书人。倘若这税官是个目不识丁、眼中只认的钱的蠢货，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至多在他的眼中是揩屁股纸罢了。说不好当时就会撕的粉碎，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扔在空中，继而对这些试图行贿而又不得其法的商贾饱以老拳了。

欧阳修做为北宋年间的大文豪，为改宋初以来的浮靡文风，在他倡导之下发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古文改革运动。虽然认为填词只是微末功夫，但他的词名也是声名远播，牢牢占据金曲排行榜的前三甲。《宋人逸事汇编》中有一则故事足以说明慕雨所言不虚！

仁宗年间，欧阳修曾经两度出使契丹。一次在契丹国中，大文豪享受了辽廷超常规格的接待。不辱使命归来的他，途经河北。时任河北安抚使贾文元得知消息之后，早早的就做了接风的准备，希望借着尽地主之谊的良机，结识一下文坛一哥欧阳修。贾文元有这样的想法，应该与他出身同进士，有自卑心理的原因。

做为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都喜欢别人的奉承。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人性弱点，许多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会有意无意的怀了不同目的做出投其所好的事情来。而‘投其所好’看似简单，实则操作起来颇具难度。怎么样将拍马做的行云流水一般，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拍的好的或者就此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而也有个别不擅此道者，拍马拍在了马腿之上，因不得其法而出现‘驴不胜怒、蹄之’的结果。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宗师，投其所好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他面前大谈文章之法。不过这贾文元虽有心结识欧阳文豪，却担心班门弄斧会弄巧成拙。他又不甘心错过这种良机，毕竟象欧阳修这种文坛达人不是可以如‘大宝天天见’的。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安排一场别具一格的‘工作餐’。

欧阳修有一个宋时文人士大夫共有癖好——擅风情！而且欧阳修赏花、赏月、赏佳人，与他的艳冶词一样是北宋官场尽人皆知之事。

32　风流不下流1

欧阳修取笑晏殊的词多是婉约笔写柔曼词，二人交恶也与此有关，相互攻击不已。然而历来学者谈起宋词来，都以‘晏欧’并称二人在宋词中的地位。欧阳修的词与晏殊的词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词作中比比皆是。

如果不是事先说明，会有人以为这词是柳永的作品。这种柔媚到极致的艳词会是著作等身一代文豪的作品？有人会认为这是伪作，也有人会对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法而嗤之以鼻。事实却是——这的的确确是欧阳修所作！写艳词与他反对浮靡的文风并不冲突，文辞严谨、不苟言笑也并不等于不解风情。

这种看似不谐调之事，其实是与两宋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宋时，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实在是件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两宋时除了官妓之外，社会上还有私营的娼馆青楼，官僚大户人家也有家伎。把两宋视为士大夫的天堂完全有道理，大家不会因为风流事而担心葡萄架会倒，社会风气使然！

直到今天，俗语仍有‘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交’来形容喜事连连。却不知这四大喜之说正是源自南宋。

欧阳修金榜题名之初，也正是他洞房花烛之夜。依常理忖度，有幸嫁得金龟婿的女子除了窃喜就是窃喜了。而食色性也，也是人之常情。新妇虽然知道丈夫满腹才华，等见到真容时候却不敢相信欧阳修生的如此随便：面白过耳、唇不著齿。继而会顿生父母误我之叹——包办婚姻害死人啊！从欧阳修一生三娶就可以知道第一任妻子对婚姻期望落空之后，一定是郁郁而终了。有理由相信，新婚妻子的失望也写在了脸上。依欧阳修的智商没有道理看不出来。

新婚妻子的言行应该严重打击了欧阳修的自尊心，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怕丑，欧阳修我腹有读书气自华啊，更何况丑也不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

新科进士、新婚丈夫欧阳修很快就得到了一份职务，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

时任西京留守的正是钱惟演，如果不是父亲吴越国主钱俶于宋太宗朝奉土称臣，钱惟演即使不能即位为君，做个太平王爷应该是情理之事。造化弄人，成为大宋官员的钱惟演可以在文人灿若星辰的仁宗朝以文胜出，足见他于文学之道有过人之处。钱惟演乃是西昆体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这位仁兄好读书名声在外，用手不释卷来形容最为恰当。因为上厕所总是捧着本书，时间一久竟然得了便秘的毛病。而且此君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别人读书是默读，他却是高声朗读，越是便秘痛苦，越是读书之声朗朗。时间一久，左右只要是听到钱府的读书之声，都明白钱大人又在厕所里读书了。

无独有偶的是——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载：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

欧阳修与钱惟演相较之下，更多了两上。或者这也是他文学成就远过钱惟演之处的原因之一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主官好文，当然会有一帮同气相求的文士围绕在身周，其中就有尹洙、梅尧臣等有志振兴古文的同道中人。大家见面寒喧并不是问‘你吃了吗？’，而是问‘最近读什么书啊？’

欧阳修来到西京，立刻和上下级打成一片。大家都有着相同的兴趣与爱好，臭味相投也是应有之义。

大家在公务之余，公署之上诗酒文会不断。欧阳修在洛阳如鱼得水，一展才华，很快在士林中打出了知名度。只是没有几天，人们就发现了欧阳修有些不对劲——他和一个官妓好上了！

情况应该是：只要这名官妓在座，欧阳修就会满面红光的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且是‘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好到如胶似漆中的男女情热如火，眼中只有彼此，当然有时候会旁若无人了。

33　风流不下流2

这天，钱惟演按旧例设宴与僚属们诗酒自娱。到了开宴时间，大家都已经落座，欧阳修却没有按时出现。而且，那名官妓也不见身影。领导请客，下属居然敢迟到？

开会可以睡觉，可以迟到，但领导请客最好是识相点来帮趁着干点什么的好。胆敢迟到，明显是给脸不要脸了！

幸亏请客的是有涵养之人钱惟演，换作其他估计早会拍案而起了。

当他看到欧阳修与那句官妓前后脚的姗姗来迟，当着众人不便计较欧阳修‘先生何来之迟也？’转而责问那名官妓：“为什么来晚了？”

官妓托辞回答道：“天气炎热，在凉堂小睡，起来后发觉丢了发际的金钗，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慕雨注：如果这官妓答道‘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晌贪欢’的话，故事简直就太惟美了！）

钱惟演见欧阳修闪躲的目光，心下好笑，却不好意思当面点破。于是笑道：“既如此，必须欧阳推官作词一首，替你少偿过失。”

不等那官妓开口相求，欧阳修抢身上前，取了文房之物，即席填了一首《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那官妓明明说金钗遍寻不见，欧阳修却又告诉众人‘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明明是在枕头旁边呢，怎么会找不见了呢？如果不是他亲身经历其间，又怎么会知道金钗是在枕旁呢？

显然，欧阳修知道这种风流韵事是好事不出门，八卦传千里的。宋人之中，私生活无懈可击者似惟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数人而已，就连后世称为两宋名臣第一人的范仲淹，也有恋雏妓的记载。与官妓交往不是什么有伤风化之事，与其成为同事间的笑料，不如索性大大方方直承其事。这样一来，大家反而不方便再说三道四了。

尹洙、梅尧臣几人见他这般才情，带头大声叫好。钱惟演也频频点头，故意让那官妓满斟了一杯酒酬谢欧阳修。然后令公库出资，补上那只丢失的金钗。

事情过后，钱惟演委婉的讽劝欧阳修要他适而可止，年轻人戒之在色！要知道这时候的他正是新婚不久，如果伉俪情深的话，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官妓即使是生的再漂亮、才情再过人，也只有做妾的份。而且这种女子多是诗词曲赋皆略知一二的，心中只有对欧阳大人的钦慕，又哪里会嫌他生的太过随便呢！

极可能钱惟演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没有顾忌到欧阳修的感受。所以在欧阳修后来奉诏修《五代史》、《唐书》的时候，对吴越钱家痛加诋毁。是以知，以德报怨者，并非只是寻常百姓的专利。

事情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欧阳修的风流韵事仍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贾文元虽是同进士出身，但跻身士林，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安排好酒宴之后，亲自唤来治下官妓叮嘱：准备一些好听的曲准备劝酒，既诚心待客，就要把欧阳修侍奉舒服了。哪知这名官妓却似浑不在意，只是口中唯唯、随口答应。贾文元见状，心中有些放心不下，又让都厅特意吩咐这官妓。哪知那官妓仍是一副不咸不淡的神情，贾文元心里拔凉拔凉的，一时无计可施，感叹再三‘关键是教育农民啊！’他以为这官妓乃是山野之人，哪里会解风情？懂什么艳词！

哪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大跌眼镜——酒席筵前，宾主把酒言欢。那官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而且那曲唱来低回婉转，似有诉不尽的相思之意。却见欧阳修把盏静听，每当那官妓唱毕一首，不等贾文元开口，便为之浮一大白。那官妓连唱数首，欧阳修竟然连饮数杯。把贾文元在一边看的挢舌不下，待见欧阳修醉眼迷离，眼光只在那官妓身上扫来扫去，他还只道欧阳大人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矣。（慕雨注：史载，欧阳修是个高度近视，应该也有重度散光，看官妓当然是美女如花隔云端似一副色痨的样子）

34　艳词门事件

宴席散后，这官妓有无陪寢史未有载。只记有贾文元去问事情究竟，这才知道这官妓所唱的艳词，原来尽数为欧阳修大人所写。要知道宋词之所以可以流传至今，全靠的是这些官妓等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来传播的。这些官妓，即使不识得欧阳大人，但不能不会唱他所填的词。官妓当着欧阳修大唱他所作艳词，欧阳修当然会为她频频举杯了！

（慕雨注：贾文元、即贾昌朝，仁宗时名臣，谥文元。考此人为同进士出身，有辩才。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一度曾接任杜衍出任宰相之职。欧阳修此次出使应在公元1054年之时，贾昌朝此举应该也有赎罪之意。事情原委详见后文！）

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尽数被贬谪，欧阳修不知韬光养晦，仍然上疏仁宗皇帝道：

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所以臣为陛下惜也！

欧阳修的奏章，惹来被他指为群邪的反对派大臣嫉恨。很快，政敌在他的冶艳词作与帷薄不修之事上大做文章，这正是北宋仁宗朝有名的‘艳词门’事件！

欧阳修有一个一母同胞的妹妹，这位美眉年幼克父、长大克夫、继而克兄，着实是个超级扫帚星。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男人没有几年，就守了寡。丈夫早死，本来没有子嗣的欧阳美妹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寡居回家的她将丈夫前妻所生的一个孩子带回家抚养。这与欧阳修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张氏长到十五岁成年之时，由欧阳修作媒，把她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

欧阳晟在虔州司户任上被罢官，回到家中惊奇的发现——脑袋上的乌纱帽虽然没了，却被妻子戴了一顶碧油油的绿帽子。原来欧阳张氏在他不在家的时候，难耐寂寞，竟然与家中的管家勾搭成奸。欧阳晟无颜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帽子戏法’一怒之下，将淫妇张氏扭送至了开封府。

知开封府的官员名叫杨日严，名字中虽有一个严字，可惜却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已。从前在知益州的任上因为贪赃枉法，曾经遭到欧阳修的弹劾。杨青天得知跪在下面的犯妇居然是欧阳修的外甥女，立刻就想到了要趁此良机公报私仇，暗中指示手下，想方设法，把案子攀污上欧阳修。

假公济私本来是杨青天的个人行为，哪知道人同此心的朝臣远不止他一人，嗅觉灵敏异常的谏官钱明逸也听说了这件事情。钱、杨二人一拍即合，钱明逸很快将此事就捅到了最高当局：欧阳修与外甥女早有奸情，证据便是欧阳修写的一首《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得到上峰杨青天的授意，开封府的衙役们施展手段。在严刑逼供之下，张氏很快就承认了在自己没有结婚时候就和欧阳修之间有了奸情。现在与人通奸是惯性使然，张氏证实，这首艳词的确是当年欧阳修所作。在开封府办案人员的循循善诱之下，张氏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更爆出许多猛料——往事不堪回首！（此处略去若干字……）

鉴于案情重大，为正纲纪也有必要将此事彻查。欧阳修在朝野之上也有他的拥趸，开封府右军巡院判官孙揆只是劾查张氏与管家通奸之事，无意株连欧阳修。陈执中、贾昌朝等人见事情没有如他们之愿，心中大怒，再派出户部判官苏安世去复审。兹事体大，仁宗也很快得知了这件事情。为探明究竟派了宫中的亲信宦官王昭明参与复审。赵官家在心下嘀咕：这个文章作的正气凛然，被他依为肱股之臣的老先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令士林不齿的龌龊事来？

仁宗担心苏安世会趁勘察此案循私舞弊，所以又派出身边的太监来往监视。赵官家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许多朝臣确实打算趁此良机把‘艳词门’办成铁案。

35　关于太监（上）

在特定历史时期，太监做为一种刚性需求而存在。有宋一代，北宋宦官并非如史家所称的那样只是‘供扫洒而已’。他们不单纯只是皇帝家奴的身份，更多的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重要政治工具出现的。在《宋史》之中青史留名的43名公公中，曾经有统军履历的就有18人之多；出任钤辖、都监、巡检、走马承受，监视军队者就数不胜数了；更多名不见经传皇城司的小太监做的就是做一些类似‘包打听’的侦探工作，就是许多不在皇城司任职的公公，也义不容辞的担当起了千里眼、顺风耳的角色；这样的事情做的久了，小民百姓就亲切地称他们为‘狗太监’了。

对待奴才除了要经常性的‘饵以骨’之外，还要严加防范他们反噬主人。千年前的赵宋统治者明白‘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对这些没卵子的奴才既要充分利用，又要时不时收紧项圈：与文臣、武将相比，宦官的升迁颇有难度。想要爬到宦官级别中最高的正六品押班，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有五年的边任经历，带御器械五年，年龄五十岁以上，而且数十年宦官履历中不能有任何污点的。

如果一个正常公公的自宫之日按十五岁始算起，那么他必须要经历五年的军营生活，必须在最高领袖身边呆够五年，还得保证牙好、胃口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寿至五十之后，数十年间没有一点过错才能在众多的太监中脱颖而出。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直至七十方可做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赵官家要求太监们在五十岁之前就要完成。

这不能责怪这些皇帝专业户，请为他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与其他朝臣相比，首先，太监不会被别有用心者施以性贿赂。他们已经具备了免疫力！太监除了喜欢钱之外，追求的东西还能有什么？更何况，哪个人是嫌钱多了扎手的呢？多多益善才是人的本性。也不要因为太监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帮凶，而对他们这个独特群体而心生反感。这些公公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的。他人不作官，起码还可以做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而他们在自宫之后，还是人吗？不紧密的团结在圣明领袖身周他们能去哪里？

做个合格的奴才真难！

一般人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也没有了什么进取之心，更何况是少了重要原动力的太监群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公公们提纲主角的另一项光荣艰巨任务就是负责审理案件！许多时候，他们即使不是主审，也会抢个沙发、或者坐在板凳之上做陪审团的主要成员。赵官家任命他们临时出任这种职务，并不是这些公公在闲暇之余自学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因，而是这些奴才会更多的体现人主意志。

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政治最为清明的一个专制历史时期，士大夫可以对皇权说不！儒学自从成为主流文化以来，真正大放异彩的正是赵宋王朝。宋儒开创的理学，使儒学的辉煌再在汉、唐之后再攀高峰，将儒家文化渗透、传播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宋人功莫大焉。虽然历史上因为范仲淹的事功盖过了他对宋学形成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范仲淹是宋王朝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开创者！这正是慕雨文章所要弘扬之外，南宋理学名臣朱熹如此评价范仲淹：“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从范仲淹谥号为‘文正’，就可以看的出世人对他历史作用及地位之肯定。

范仲淹被后世誉为两宋人物第一人，名至实归。

范仲淹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正是基于此认识，范仲淹在入仕之后，极言敢谏，‘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虽然宋人的这种廷争面折精神是希望加强封建君王的自律意识，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由此而流传下来的士大夫忠君思想仍在激励着世人。千余年前的宋儒精神，让现代的一些因循苟且，尸位素餐之徒感到汗颜。以史为鉴，更能照出肉食者鄙的丑恶面目！

千余年的宋儒这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被深深植入了每一个后世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只凭此一点，两宋人物就值得大书特书。实在有必要改变人们对赵宋王朝的误读！

令人叹惋的是，最高统治者从来认为：如果只是从方便使用的层面来看，奴才显然要远过人才得心应手。如此一来，许多案件在没有审理之前，就会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宋一代，宦官参与审理案件敢于主持公道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万幸的是，欧阳修赶上了下面没了，良心却在的一位宅心仁厚公公。

36　关于太监（下）

苏安世与王昭明奉旨前来主持‘艳词门’的狱事，苏安世准备按照贾昌朝、陈执中等宰执的意思向王公公提议‘不如锻炼’！

苏安世并不是担心张氏在狱中出现营养不良或者消化不良的情形，让张氏加强身体锻炼。他没有安那个好心，他所说的锻炼，即是罗织罪名。

事实再次证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无比正确性——苏安世敢于明目张胆的说出这种话来，也是有他道理的。

不久前，就在欧阳修担任河北转运使一职时候，曾出使辽国。仁宗当时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手，正是这位宫里来的王公公。（慕雨按：重要职责、重要人臣身边安排一个官家的亲信太监，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治术。太监之所以讨厌，就因为他们常常站在士大夫的对立面。其实人们不但要在打狗时候看一下主人，在骂狗的时候也需要看一下的。）对于官家放一个千里眼在自己身边，欧阳修不敢拒绝。仁宗皇帝这样做，也是源于祖宗家法。但是让自己带着一个公公去作一国使介，欧阳修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以内侍为使介，国无人乎？’

北宋虽然设有隶属于内侍省的往来国信所专门负责与契丹通使交聘之事，但从目前所知史料来分析，这些太监们所作只是迎来送往，或者是做为随从暗中监视，并不是国家正式外交官员。据史料记载，宦官作使节的事情两宋只有5人。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北宋末年的史上最牛公公童贯了，即使是在朝中有‘媪相’之称，但对任命他为正使之事，蔡京也以同样的理由表示了非常之不满。宋徽宗一见自己的两个宠臣掐上了，只好居间调停，童贯最终以副使身份前往辽国。（事情始末详见慕雨拙作《覆辙——文明的挽歌》一文！）

见欧阳修明确反对以王昭明为副使，仁宗也就不再坚持。毕竟此事没有先例，自己开这个头不大好。史称仁宗是个万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人。这话虽然听着让人心底感觉别扭，但也可以知道，仁宗不是个极具个性的老板。他知道自己只配做领导，至于具体事务只有多听多信朝臣意见好了。这样的守成君主看似怯懦，但远比那些心中志存高远，做起来却眼高手低的英明领袖要强上许多的。

仁宗早把这事情忘在脑后，而苏安世却记得清清楚楚。依他的理解，官家此举意在让王昭明趁机报一箭之仇，故意送一个人情与王昭明，否则那么多没卵子的，为什么偏偏要派一个与欧阳修有过节的公公来此呢？既然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自己就应该顺手牵羊来一个隔壁阿二不曾偷了。

苏安世太过先入为主，却没有想到看走了眼。王昭明表现出来的光风霁月坦荡胸怀，让他大感意外。王昭明随手翻阅着案件卷宗，婉转的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昭明每天在官家左右，欧阳修这三个字听的耳朵中也起了茧子。现在苏大人这样做，异日老奴难逃官家诛戳。

（史载：王昭明道：“上令某为监勘，正欲尽公道，锻炼何等语也？”）

苏安世一听这王公公绵里藏针的话，只道王昭明这样说乃是秉承仁宗的意旨。看了一眼身旁这位公公不生胡子的老白脸心中暗暗吃惊，自己人微言轻，这样做只是希几位宰执之意行事。如果一意孤行只怕会触怒了赵官家，到那时几位大人情急之下一定做出丢车保帅的事情，最终倒霉的只能是自己。况且，欧阳修与自己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也没有必要将事情做的太绝。

心中忐忑不安的苏安世，不敢再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赌明天。只是就此把欧阳修解脱，又觉难以向几位宰相大人交待。有许多时候‘县官不如现管’，几位宰执商量着为他定制几双小鞋穿的话，这官也做的无趣的紧了。于是不再穷究‘艳词门’之事，最后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购置田产，却用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为由表奏朝廷，了结了这桩传的沸沸扬扬的风流公案。

欧阳修因此事被贬知滁州，四十岁才出头就自号醉翁，数年的贬谪生活，须发尽白，可见当时心理压力之大。而《望江南》一词作者到底是何人，也成了一桩历史谜案。后世学者专家多有认为该词确系欧阳修所作，可惜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而就此认为这词与欧阳修无关，显然也难以自圆其说。宋士人玩妓、赏妓是种红尘乐事，为妓女填词也是寻常之事。依了欧阳修自己的认识，这种情形不过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罢了！

37　君子与小人

欧阳修私生活的不检点，让他谤随一生，事情过了二十年之后，再次身陷‘盗媳门’事件。事情究竟如何？留待后文叙述！

宋士大夫的这种游戏人生心理，综合分析就会明白：大胆露骨的淫冶讴歌之词不过是他们在‘文以载道’之余的一种身体与精神放纵，一种本真的自然流露。是他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只能称为风情；而那些官妓却总是把这种风情错解为爱情，这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而已……

做为士林翘楚的欧阳修久在江边站，难免不湿鞋。一代儒宗也是人嘛！

王昭明巧妙的假传圣旨，保全了欧阳修的清誉，也因此而名载史册。可见，太监群体里也是心地良善之辈居多。而苏安世也没有能做到两面讨好，时间不久，也被降职使用。多年之后，欧阳修在奉旨修《五代史》时候，在其中《吴越世家》部分对钱家多有贬毁之词，也与吴越钱俶后人谏官钱明逸的迫害打击有关。

欧阳修此举乃是文人心性使然，他的文章学自韩愈，也沿袭了韩愈排佛的思想。年轻时候也做了不少呵佛骂祖的事情，英雄到老皆皈佛——人到晚年的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其意为：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和一老翁。这时他始信释道之说，对年轻时候的孟浪应该有所反思了。

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改革派人物已经被反对派尽数排挤出了朝廷。范仲淹等人所推行的新政全部废罢，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从前老样子。

实施新政，宋仁宗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样做是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以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新政，是希望可以籍此振衰起弊，挽救宋帝国的危亡命运。改革是因为车到山前、迫不得已之事；尽废新法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缘故——京东、西路的兵变、民变之事渐次削平，国内动荡的局势已趋于平静；与契丹的边境争端顺利得到解决之后，和西夏李元昊的和谈也成定局。

埋首于改革之事的范仲淹几人，疲于应付来自各方的干扰，根本没有考虑到时事的变化。几个得力助手又是一派书生意气，按既定方针推行新政，而且丝毫不避朋党之嫌。

暂时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宋仁宗，继而着手解决朝臣结党之事。既然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直承朋党之事，那就只好将这些不避朋党之嫌的君子们分贬各地了。

范仲淹与欧阳修简单、天真的把朝臣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党，理论上看似无可厚非。其实仔细分析，理论正确的，实际操作起来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远远出乎他们意料，范仲淹在最初攻击吕夷简结党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游离于潜规则之外的官场了。

把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简单的认作是朋党的原因也不尽然。但是将朝臣简单的分为君子与小人的行为，就是在人为的为改革设置障碍了。对于轰轰烈烈的新政，朝臣大多数是观望者与置身事外者。把这些人粗暴的归类为‘小人’岂不是在为改革树敌？事实证明，在所谓的君子与小人之间有许多中间派。改革的事情，最好是团结多数才能推行。只凭一已之力，任何事情也只能建立在理论阶段而难以深入开展。更何况‘君子’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容易被‘小人’欺之以方，最终被人主敬而远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其说是反对者众的原因，不如说是自身不足的结果；庆历新政既是范仲淹等人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不如说是宋仁宗的个人需求。当这种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产生动摇之时，新政的失败也就变成不可逆转之事。在改变所有的错与恪守祖宗家法相较的时候，宋仁宗理智的选择了后者。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曾经的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变的不再。他虽不是具有开拓魄力的人主，但做为守成之君还基本合格。

当宋仁宗看到国家积弊丛生，急需改革的时候，立刻起用范仲淹等人、主动召见，这些求贤若渴的行为完全是顺应潮流的事情；当他看到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听到来自朝野上下的反对呼声，让他对改革产生严重动摇也是正常的事情。制定改革的方案容易，而具体实施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38　吹牛的代价（上）

范仲淹推行的新政重点部分就是‘吏治’，在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改革的声音从来都是处于微弱状态的。在改革派成为少数派，被反对派群起而攻之时候，最高统治者出于自身政权稳固的考虑，当然会选择牺牲占少数的改革派，以换取反对派的理解与支持。

这种背叛与避重就轻的行为，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可能会被人攻击为品质有问题，但对于宋仁宗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却正是一个合格君主的应有之义。因此，不论发起庆历新政的初衷如何，都无法避免失败的噩运。宋仁宗没有将范仲淹等改革派朋党人物诛除，而将他们贬往地方任职历练、发挥余热，也算是他‘仁’至义尽了。

就在宋廷推行新政的同时，陕西边境上与李元昊的政治斗争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鉴于形势，识时务的李元昊主动坐到了与宋人和谈的谈判桌前。他不打了，战争并不是他的目的，只是手段。所有的战争最终结局无一不是走到谈判桌前，不同的只是早与晚的区分而已。

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廷举全国之力疲于应付。而与宋廷综合国力相去甚远的西夏更是不堪重负，在战争之初，李元昊军事顺利展开的同时，还略有所得，勉强可以做到以战养战。然而随着宋廷采用了范仲淹的建议之后，宋的边策成了以守待攻。李元昊在军事上虽占据优势，但随了宋人步步为营，转战略进攻为防守的政策实施，优势也在一点点丧失。

李元昊在范仲淹坚壁清野的防御法面前，也无法继续施展他的绝世武功。连年的战争成了西夏国内脆弱经济基础不能承受的重负。与此同时，李元昊也无法漠视来自国内出现的厌战声音。宋廷有实力与西夏打消耗战、持久战，而李元昊却不敢舍命陪君子。战争需要经济来维持，新开张的西夏李氏集团有限公司财力薄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对赵宋集团的‘蛇吞象’计划。理智的在适当时机坐回到谈判桌前还可以保存体面，就在战事无法继续开展的时候，辽廷势力的介入，使得国际形势更朝着有利宋廷一方发展。

该出手时就出手固然是好汉，而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金盆洗手更是英雄。李元昊虽然心有不甘，但情势迫人，只有低头。

辽兴宗在敲诈勒索宋人大有收获之后，转而不惜牺牲西夏利益，出面调停宋夏之间的关系，向李元昊施压命他重启‘三方会谈’。李元昊如果拒绝谈和，将有同时面临宋、辽两国军事力量合力打击的可能。以西夏国的穷家薄业，显然无法对抗这两个超级大国，与宋辽两国在同一时间叫板，无异是螳臂挡车。韬光养晦，在夹缝中委曲求全才是最佳选择。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李元昊不得不重新制定相应对策。直面现实与人生虽然痛苦，但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元昊必须认真对待宋夏议和之事，如果可以从谈判桌上得到自己觊觎的一切，又何必甘冒奇险去大动干戈呢？与宋交恶开战以来，西夏国内经济极速恶化，首先经济来源中最重要的银万两、绢万匹，钱两万贯的宋廷赏赐成了泡影。宋廷关闭了边境榷场，西夏国中物资奇缺，物价沸腾，因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加重了本民族内的阶级矛盾。李元昊本来希望以战养战，转嫁政治、经济危机与宋人。哪知道事与愿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在得到了宋人增加的岁币之后，拿人手软、吃人嘴短的辽廷与赵宋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握手，再次结为战略同盟；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使李元昊备感‘鸭梨’空前。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情形出现，与宋再开和谈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辽兴宗在宋人面前夸下海口，李元昊向宋称臣只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哪知道，吹牛的代价之大令他始料不及——现在的李元昊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他争取自立就是希望可以在国际间增加话语权，总是做小弟能有什么前途？

李元昊在接到辽兴宗的‘圣旨’之后，先是表现出了十分的不屑，对兴宗这种背叛传统盟友的行为表示了应有愤慨之后，很快就派出使臣去与宋廷接洽议和之事。

在西夏递交宋廷的书信中，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囊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富弼对李元昊称臣于契丹而只称子不称臣的举动非常不满，提出只有李元昊称臣才能重启议和之事。蔡襄更对李元昊书信中称‘兀卒’之事愤慨不已，依他的认识，‘兀卒’者吾祖也。祖、显然是要比父高出一辈的，李元昊这是饶着圈子在占大宋王朝的便宜。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富弼、蔡襄等朝臣的表现，宋仁宗却自有见教。只要议和成功、李元昊不再公开称帝，对于文字细节上面又何必‘斤斤计较’！

39　吹牛的代价（中）

庆历四年十二月，宋夏再次达成和议。表面上李元昊接受了宋廷册封为夏国主，宋廷赐西夏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西夏奉宋正朔，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从前模样。

宋人的金钱外交成效显著：对于李元昊的请和，如果宋廷上下再表现的略矜持一些，相信还可以节约一些钱财的。不过，从来不差钱的赵官家却没有等待的耐心，一心只想着息事宁人、破财免灾。

平安二字值千金，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宋夏之间的议和，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实现了双赢。

出乎仁宗皇帝意料之外的是，辽兴宗从居间调停宋夏议和之事，忽然又变的反对宋夏议和。辽人前后表现的截然不同，最初仁宗错愕不解，继而大喜过望。

没有人可以在‘银弹攻势’面前保持镇定，辽廷上下在得了宋人的钱财之后，转而与西夏背盟：不但对李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反而遣使敦促他与宋廷议和。辽兴宗最终决定与西夏背盟，不能简单的认为他眼中除了眼屎之外就只有钱！做为契丹国的掌舵人，他必须综合考虑问题。宋辽交好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于途。双边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这时候选择与西夏李元昊结盟，他并不能人辽廷带来什么利益，反而为了应付西夏的这个麻烦制造者，辽廷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辽人冒着与宋人发动全面战争的风险，结果却换来了西夏与辽相侔的政治平等地位。这无论如何也是令辽廷朝野上下难以接受的事实！在实现与宋的正常邦交之后，再与西夏结盟就更失去了必要性。在利益面前，败盟之事并不会在辽兴宗的心底留下任何阴影，更不会因此而心存歉疚。

辽兴宗对李元昊表现出来的桀骜不驯感到颜面尽失，继面恼羞成怒。而李元昊对辽兴宗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也是同样的强烈不满。在宋使面前，李元昊毫不隐讳自己的内心真实：“朝廷议和，何必往问契丹？”他对宋人抬出辽兴宗来迫使他屈服深表悲愤。

李元昊对从前带头大哥的不讲江湖道义很快就还以颜色，在得知辽兴宗与宋人单方面媾和之后，他故意在辽夏边境之上制造事端，明里暗里的怂恿边境之地的部族叛辽附夏。

辽夏的边界线有一千五百余公里，在如此漫长的疆界上产生分歧争议本来也是平常之事，只是从前两国交好，一切矛盾就会因双方的极力克制而趋于弱化。当双边关系紧张之后走向公开破裂，种种矛盾就会随后爆发。边境部落问题也会成为双方冲突不断和扩散的导火索。因为族属一致、语言相同的历史原因，生活在辽境的一些党项部落对西夏有更多的归属认同感。西夏对这些部族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羽翼未丰之前，李德明还经常违心的奉辽廷号令参加对自己同族部族的征讨。这种无条件的服从，自李元昊立国之后一切成为历史。在李元昊的支持下，辽境内党项各部落开始出现叛逃潮。这些党项羌人又在李元昊的支援下，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契丹军兵。

辽兴宗遣使责问，李元昊态度不逊，极其傲慢：‘谓契丹为北边，又言请戢所管部落不要越界生事，失两朝欢好。’听了辽使的回报，辽兴宗不由的怒火上撞——从前的马前卒，现在胆敢不把老大放在眼中。这样做，无疑会使他在国际间的形象声望大损。盛怒之下，辽兴宗不顾群臣的拦阻决意御驾亲征。不把李元昊打的满地找牙，他就不长记性了。

辽兴宗亲率十万契丹铁骑前来与李元昊对决，辽夏双方大打出手，作壁上观的宋人就成了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元昊顾不得再与宋廷较一时之雄长，一改初衷的主动请和，匆忙遣使向宋奉上称臣的誓表。他这样做，就是希望避免两线作战。而且和约之中宋人答应的岁赐与开放榷场也将成为他向辽兴宗叫板的本钱。

辽兴宗碍于个人形象，虽然没有要求宋廷出兵相助，但却提出宋廷不得与夏人继续议和。宋仁宗对辽夏交兵有些不敢相信，这幸福来的也太过突然了。这也正是范仲淹、富弼二人见新政受阻，急于离开是非之所的时候。事情恰逢辽夏交兵，仁宗皇帝本来就在心中担心辽、夏使诈，所以急忙分派二人前往陕西、河北等地经制边事，既可以备御辽夏兵分两路进攻，又能将范仲淹的朋党势力借机清除。

40　吹牛的代价（下）

在观望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宋廷上下惊喜的发现——辽夏交恶实有其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幸灾乐祸的宋人为了坚定夏人对辽作战的信心，宋仁宗听从了出使辽廷归来的余靖建议：立即封册李元昊，使得李元昊安心全力对付辽兴宗。

辽夏大打出手，宋廷上下于其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宋人如此举措，亦无可厚非，可以视为国际间政治博弈的你来我往而已。

辽兴宗为自己的吹牛之举付出了血的代价，损失之大，便是每天去敲宋人的猪缸也难以在短期内夺回全部损失——辽兴宗亲征，十万大军很快越过了夏辽边境，长驱直入400里向夏人腹地挺进。

李元昊不敢大意，亲自坐镇指挥军事行动。无奈辽军与宋军不同，在辽军铁骑怒潮般的冲击下，西夏军很快就溃不成军。见契丹军兵漫山遍野的杀至，真有一股‘踏破贺兰山缺’的气象。李元昊心生惧意，开始后悔自己横挑强邻的草率。只是势成骑虎，这时候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好在李元昊本是个烧杀掳掠界的高人，当然知道辽军作战的厉害所在。在做了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李元昊就采取了避其兵锋、主动退却的战略战术，率部退守贺兰山捕捉战机。辽军见西夏军一触即溃，勇气倍增的同时也更生轻敌之心。

辽兴宗画作的妙笔生花，于军事一道却是一个十足的二货。不知道李元昊的败退乃是诱敌，只是一味地追击，结果数日之内再次深入西夏界百余里。战事进行的太过顺利，与之相伴的弊端尽显：辽军远至，对后勤军需之事心存以战养战、因粮于敌的念想。只是事与愿违，李元昊针对游牧民族的作战特点，相应的制定出了坚壁清野的对策——每退必尽焚其草莱！

李元昊釜底抽薪的手段直接导致了‘契丹之马无所食’。担心辽军从战场中及时抽身，李元昊再出奇招：因其退、乃许平，假意罢兵派出臣下向辽兴宗主动请降。议和可成，则会消弭大祸于无形；如果不成，也可以为自己完成对辽作战拖延时间，创造有利条件。

辽兴宗却不知李元昊狡诈如斯，以为他见辽军势大所以真心前来请和。李元昊既然知道错了，找足了颜面后的辽兴宗也就决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稍示惩戒，给他一个‘许以自新’的机会。

兴宗遣使先责备李元昊招降纳叛背盟的事情，在一番声色俱厉之后施以春风化雨——辽夏化干戈为玉帛，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见辽兴宗与李元昊约和之后，就张罗班师的事情。辽廷重臣萧惠感觉难以理解：十万辽兵跋山涉水，难道是为陪伟大领袖做一次难忘的远足不成？既来之，则安之。为今计之上者，莫如……

辽兴宗听从了萧惠的老成谋国之言，第二天，趁天色尚未大亮对西夏不宣而战。李元昊面对气势汹汹来袭的契丹军，指挥若定。西夏版的著名战例‘退避三舍’揭开了大幕——

李元昊率军主动战略大撤退，后退三十里以避辽军锐气，萧惠穷追不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灭此朝食。李元昊再次率军后撤，萧惠再追。在辽军的奋勇追杀之下，连续几天时间中，西夏军共退三次约百里。每次撤退，都‘尽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在辽军人困马乏的时候，李元昊又主动请降。

做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李元昊在战争中学习兵法，此举深合兵圣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妙旨。见辽军将士放松戒备之后，李元昊率西夏军突然发起了攻击。面对李元昊的西夏军，萧惠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李元昊自杀式的冲锋，正好可以聚而歼之。李元昊前来，并不是和萧惠一人单挑，而是群殴。很快李元昊所率西夏军就陷入了重围，饿虎难敌群狼，更何况这狼群无边无际。

敌军围困万千重，李元昊无法做到我自岿然不动。就在他展开生产自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肠子也悔青的时候。天不灭曹，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老天爷开眼了——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改变了战局！

41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鸣镝乱飞、喊杀震天、遍地尸身狼籍的战场上忽然漫天舞黄沙。狂风卷集着乌云，荒凉无垠的戈壁变的天错地暗、飞沙走石，铺天盖地的沙尘呼啸而来。正在舍生忘死冲杀的契丹军慌了手脚，眼睛也无法睁开这仗还怎么打啊？

与契丹兵截然相反的是，西夏军多数是生于斯、长于斯，对漫天飞舞的黄沙早已经是见惯不惊了。李元昊暗呼侥幸，急忙趁天助我也的良机，率军展开了疯狂的屠戳。西夏军根本不需用刀去砍了，只需趁风扬沙子就可以战胜对手了。战场形势在瞬间发生了惊天逆转，契丹军乱作一团，大家争相逃命，现在比拼的不再是杀敌勇气，而是比哪个人的轻功了得。脚下黄沙被败退的辽军踩的荡起了更多的沙尘，大家都低了头如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所有人担心的并不是这样漫无目标的逃跑会撞到西夏人的刀枪，而是担心自己跑的不是足够的快，无法超越身旁喘息如牛的同伴。史载，辽军大败，因此而‘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

李元昊得理不让人，无暇顾及打扫战场，挟战胜之余威就势向辽兴宗御帐所在的大本营发起来了进攻。胆寒之余的辽军一败再败，辽兴宗‘单骑突走、几不得脱’。辽兴宗鸡没有偷到，险些把本金也全部蚀了。

慕雨猜测，李元昊完全有能力做到‘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辽兴宗得以逃出生天，并非是他凌波微步素日勤加修习的结果，而是李元昊没有胃口消化他这样大的战利品，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好将来见面。所以‘纵之去’，是有意放走了辽兴宗这个漏网之鱼！政治在有些时候，也要考虑到推己及人。还需遵从江湖道义，明白‘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道理。

把辽人皇帝也俘虏了，契丹倾国来攻，李元昊就算是有三头六臂，只怕也无法抵挡。适当的给对手留有余地，既有利于自己在江湖中扬名立万，也可以避免四处受敌，自取灭亡之道。

辽兴宗本来希望一战彻底解决李元昊的精锐，哪知道李元昊在双方尔虞我诈的交锋中技高一筹。艺不如人的兴宗如意算盘落空不说，还被昔日的小弟痛扁。此一战，因为发生在今日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地区，所以史称‘河曲之战’。是役，辽兴宗损兵折将不说，近臣也被西夏军活捉了数十人，连女婿也成了李元昊的阶下囚，夏人缴获的辎重器物堆积如山。

河曲之战不久，李元昊主动遣使向辽兴宗请和。为了表示诚意，不但没有象对待其他俘虏那样把兴宗女婿鼻子割掉，还把他完璧归辽。辽兴宗即使是对李元昊恨的咬牙切齿，但新败之余，一时间难以发动第二次对西夏的作战。万般无奈之下，勉强答应了西夏人的请和。

担心新败会引来宋廷的轻视与嘲弄，辽兴宗故意隐瞒真相，派人在宋辽边界张榜公告，大肆吹嘘此次征夏的战绩。没有不透风的墙，辽军被李元昊杀的‘舆尸重伤者，自西相继而至。’的实情，早已被宋人在辽境谍者上报了朝廷。辽兴宗的面子工程，却落的颜面扫地。辽兴宗欲盖弥彰的行为，更成了国际间的笑谭。

李元昊在与辽人相互交换俘虏之后，把其余的尽数施以劓刑，向宋仁宗献俘。此举与当年孙权杀关羽之后将头奉与曹操同理，摆明了就是嫁祸于人。宋廷君臣都是熟读史书之人，哪里看不穿李元昊的包藏祸心。元昊的捷报收下，拒绝接收俘虏，这样多没有鼻子的契丹人，实在是不好笑纳。

其实李元昊这次可以战胜辽兴宗，是应该好好的谢谢宋人的：首先，宋人与他适时签订了和约，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不用担心会腹背受敌的；其次，宋人不但为他提供了急需的物资与钱财，还数年如一日的为西夏军充当陪练。正是因为广大的西夏军战士经过与宋多年战争的洗礼与磨砺，在实战中锻炼提高了作战技能，才将契丹军打的满地找牙的。宋人这种陪上人、赔上钱，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高尚精神感动天、感动地、也感动了李元昊，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和议！

李元昊在三败宋军之后，随机应变、指挥有方再次取得了对辽作战的胜利，河曲之战也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颠峰之作。他在战胜之后，立即不失时机的主动向辽兴宗请和，更是他政治手段日趋成熟老练的表现——

42　自作虐、不可活（上）

多年的对宋作战，已经使国内经济面临崩盘。国内各种不满声音高涨，这一切在军事胜利的掩盖下可以逐一化解。倘若对辽作战失利，他不但有身亡的危险，而且新成立的西夏帝国亦难逃覆灭的厄运；对辽的作战胜利，既有对手辽兴宗的优柔寡断，也是因为辽军承平日久，军事作战技能减弱的原因。在国际间，西夏的综合国力既不能也宋相比，与辽相较也相距甚远。战胜求和，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河曲之战李元昊的胜出，奠定了宋辽夏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

辽兴宗率十万辽军远征，却落得损兵折将大败而逃。是役，暴露出契丹军的软肋，曾经纵横天下无敌手的契丹铁骑从此风光不再。反观西夏军，在李元昊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机动灵活的在运动战中相机消灭敌人，重创辽军。河曲之战过后，检讨战败原因的辽廷不得不重新审慎对待西夏政权，重视辽夏漫长边境的防务。重熙十三年、即公元1044年十一月，辽兴宗从西夏败归，改云州、今日山西大同为西京。显然，这样做是意在加强西南防务，镇慑西夏所采取的亡羊补牢之举。

辽夏之间的大战，以李元昊的完胜结束。心中吃惊、沮丧，后怕的不仅是辽兴宗，宋廷上下对战事的结果也瞠目结舌，李元昊的大获全胜虽然有自天佑之的因素，但是役中西夏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之强确实令人生畏。

庆历八年，李元昊龙游大海，时年四十六。在权臣没藏论庞的授意之下，众臣拥立刚满周岁的谅诈为帝。上元昊庙号为景宗，尊谅诈生母没藏氏为皇太后。西夏遣使向宋辽告哀，宋廷与辽廷皆遣使慰奠。宋廷中有人主张趁西夏主少国疑时候兴兵讨伐，陕西安抚使程琳竭力反对。他认为‘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不如因而抚之。’

宋仁宗本来就不是个喜欢生事之人，这时见有人持此异议，也就乐的就坡下驴，遣使册谅诈为夏国主。宋人操妇人之仁，不愿意做伐人之丧的下作事。辽兴宗却不如此认为，四年前的军事失利，一直以来在他心底记忆犹新。李元昊虽然死了，但可以找他的儿子秋后算账。何况这时候的西夏国中‘母后干政，外戚专权’，正是用兵的良机。

辽重熙十八年、即公元1049年，兴宗再次发动了第二次伐夏之战。数路大军越过边境，气势汹汹来报数年前丧师辱国之仇。西夏人再次故计重施，坚壁清野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辽军无法通过打草谷的传统方式筹集军需粮草，只好自备给养，运输的‘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为报仇辽人这次投入了大本钱。历史悲剧不幸重演——深入不毛之地的辽军主力，因为辽统军大将萧惠的自大轻敌，又一次被西夏军杀的大败。

主力部队作战失利，其它几路辽军亦无功而返。西夏人在大败来犯之敌后，主动提出议和。辽军事上失利，无力短期内大举，只好又一次同意议和。两次的战败，给辽夏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产生的裂痕只有靠时间来愈合。辽廷也对双方关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极力扶持西夏周边的吐蕃势力对西夏进行牵制。

经历了祖、父两代人苦心经营，传到李元昊手中的党项羌人终于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随了实际控制区的扩张，李元昊的野心急剧膨胀，加快了称帝自立的脚步。公元1038年，自以为时机成熟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了西夏帝国。在形成与宋辽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时候，李元昊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伟略。与宋、辽争锋之时，丝毫不落下风。成了宋仁宗、辽兴宗的梦魇。

他的英年早逝，却是因为自身猜忌、凶鸷、暴戾的缘故。没有死在沙场上，却死在了儿子的剑下。父子相残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李元昊是英雄，而英雄最难过的是美人关。好色是男性的通病，李元昊妻妾后妃众多。称帝以后更是变本加厉的寡人好色，因为欲壑难填，终于身死名灭，为人所笑。

李元昊的一些举止在宋人眼中看来，非但是难以理解，简直是禽兽不如。李元昊心狠手辣，可以将自己的生母鸩杀。有其父必有其子，李元昊之子敢用剑砍父亲，完全是一种青出于蓝的行为，有样学样而已。

西夏大庆三年、即公元1038年十月，李元昊称帝之时，就公开立长子宁明为皇太子。令人称异的是，太子却是心慕华夏文明之人。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喜欢道家辟谷之术的太子希望可以功夫有成之后，白日飞升、肉身成仙。可惜的是，投错了胎的他却生在了帝王家，无法做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未能得到高人指点的他，自以为是胡乱修飞道术，竟然练的走火入魔。辟谷的功夫终于练成，人却因不能进食而死。宁明的死可能是因为他得了厌食症的关系，慕雨奉劝减肥中的男女，健康第一，减肥的最好办法无过于运动。操之过急反而会欲速则不达！

43　自作虐、不可活（下）

老大成仙去了，老二顺理成章的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老二宁令哥生的酷肖父亲，深受李元昊喜爱，被继立为太子。等到儿子成年，李元昊就开始为他张罗婚事。帝王家的婚姻之事只能是政治联姻，李元昊为儿子选择的佳妇乃是党项大族没移氏之女。

哪知道李元昊一见没移氏之后，惊为天人。本来是为儿子娶妇的事，竟然变成了为自己纳后。可能李元昊认为儿子年轻，来日方长。他预知了自己来日无多，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多享受一下艳福，基于此认识，本来应是儿媳的没移氏成了他的第七任正式配偶。

宁令哥见未婚妻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小妈，事情变化、身份变幻之快令他措手不及，情何以堪啊？纵观史籍，如此荒唐的事情并非个例。无一例外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无不伴有宫廷、人伦之变。李元昊也未能逃过劫难——

李元昊在笑纳了儿妇没移氏之后宠以专房，称为新皇后，在天都山为之大起行宫。对国主的这种无耻行径，士民钳口，朝臣更是保持了应有的沉默。元昊宠妃、太子宁令哥生母野利氏的兄长（一说为叔父）野利遇乞对野利氏长门冷落心下不满，不时有牢骚之语。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李元昊的耳中，本就对野利遇乞心有疑忌的李元昊动了杀机。

宋夏战争之时，野利氏的两个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是李元昊的左膀右臂。兄弟二人不惧矢石的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宋人对此二人恨之入骨。青涧城屯扎的宋军就如锲入西夏境内的钉子，令西夏人寢食难安。野利兄弟与种世衡各为其主，也在边境上演了一幕幕斗智斗勇的好戏。本来对野利氏兄弟早有猜忌的李元昊堕入宋人反间计之中，自断臂膀，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斩杀。

皇后野利氏本来是向李元昊哭诉二人死的冤枉，希望丈夫为自己家族主持公道。哪知道事与愿违，又为自己找来了新的情敌——杀了野利二人之后不久，李元昊明白过来也后悔莫及。听了野利皇后的请求之后，就派人寻访野利兄弟亲族以示抚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找到了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没藏氏为避祸，躲入了庵中出家为尼。李元昊见她一袭缁衣仍难掩绝世风采，立时就魂不守舍，很快一对男女打的火热。未已，没藏氏为他诞下麟儿，这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谅祚。

李元昊先是与没移氏如漆似胶，继而与没藏氏恩爱异常。野利氏见李元昊如此行止，难免口出怨言，传至李元昊耳中，喜新厌旧的李元昊索性将她废黜，幽居在冷宫。宁令哥先是娇妻被夺，很快母后被废，心中充满了对李元昊的怨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切被没藏氏兄妹看在眼中。为了给尚在襁褓中的谅祚争夺帝位的继承权，琢磨出了借刀杀人的妙计。

第二年的上元夜，李元昊喝的烂醉如泥，被没藏讹庞撩拨的失去理智的宁令哥下定决心趁此良机弑父。宁令哥持剑闯入李元昊卧室，在父亲的积威之下，宁令哥心中胆怯。闭着眼睛向李元昊狠狠砍去，却只削去了李元昊的鼻子。巨痛之下，李元昊长声惨呼。听得外面脚步声杂沓，宁令哥慌了手脚，丢了剑扭身就逃。宁令哥径直来投没藏讹庞，以为此间是藏身的安全之地。怎知没藏府第不是避风港，他冒失闯入正是自投罗网。

没的藏躲的宁令哥与他的母亲被一同处死，罪名是谋逆。李元昊因为鼻创血流不止，辗转呼号数日之后，不治而死，遗令由从弟委哥宁令继位。人亡政息，此时的朝政大权已经尽在没藏讹庞掌握之中，朝臣们只有顺其自然，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从此西夏国中军政重权，尽在后族没藏氏掌握之中。由此发端的母后干政、后戚专权，也发展成了西夏政治史的一个特色。

李元昊的死，与他的好色固然有关，但更多的却是疑忌之心所致。猜忌心使得李元昊疑神疑鬼，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称帝之后，战争‘所获器械鞍马，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厚获。’审视历史，中原农耕民族很少在与游牧民族的PK中占上风，原因有许多，撇开农耕民族喜欢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安土重迁不说，可以实现耕植自给的农民，即使刀架在了脖子上也有人会选择放弃抵抗，说他们会主动攻击他人，既是勉为其难，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而游牧民族具有侵略性，一者他们生产资源结构不同，二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要弱，所以他们非常乐意自带干粮去捡现成便宜，弓马娴熟更他他们的强盗行为动作起来事半功倍。

从前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一忽悠，一声口哨，追随者云集，大家都愿意跟着带头大哥越境生事抢掠，习惯了这种没什么就去抢的杀人越货生涯。等李元昊称帝之后，好处大家不能共享，辛苦却要比从前付出的要多。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但其他部族已经对李元昊有了抱怨之词。集团内部的这种不和谐声音，甚至厌战心理，也正是李元昊为什么不惜再次称臣，急于与宋议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八章　宦海沉浮

01　牛刀小试（上）

在担任了数年悠闲自在的淮南签判之职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王安石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

在宋初，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甲科高第者，在地方上任职满一届者，都可以申请考试‘馆职’，去史馆、集贤院、秘书省任职。这样一条作官的‘终南捷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的，必须是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甲科高第者才可以。庆历四年，王安石是以第四名进士及第的，当然有资历缩短宦海沉浮的时间。然而王安石却并没有那么做，这让所有想方设法寻找晋身之阶的官僚大惑不解。彼时已经有‘一朝荣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台’的说法，跻身馆阁之臣，从此就会成为宰辅之臣的候选人。在圣明天子身边混个脸熟也不件容易事，以王安石的文章才情，通过这样的考试不过是举手之劳。人们再次领教了王安石的特立独行。

王安石选择留在地方，主动放弃可以接近最高领袖的机会，后世有人攻击他的这种出人意表之事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认识既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更是未能设身处地的立足于王安石的角度去做详尽地思考。试想，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倡导的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一年就草草收场，如何不令青年王安石有所思？以范仲淹的道德文章尚且只有贬谪的结果，就算是每天呆在仁宗皇帝身边，年轻的王安石影响力如何，不问可知。

以王安石的心性，一定会对时政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与理解，范仲淹的遭遇必定在王安石身上重演。与其在朝中清谈与作官样文章，不如在地方实实在在做些事。理论联系实际，多些社会实践，会对朝政得失更多些深入的了解。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王安石当然不愿意在数年清闲乏味的职场生活之后，再去过那种每天只是喝茶读报的职场人生。馆阁之职虽然清要，有机会接触到英明领袖。但他既以圣人自期、有救世之心，当然愿意多接触下层民众，了解生民疾苦。多些低层历练，为的是有助于将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安石到了鄞县之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亲自下乡，对当地农业生产进行摸底调研。十多天的时间内，王安石奔波辛苦走遍了鄞县境内的十几个乡。宁波在北宋时候还是穷乡僻壤，鄞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虽然水资源丰富，却仍受干旱影响，农业生产仍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一连数日深入基层的走访，触目惊心的现实让王安石不敢相信——地方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形同虚设，农民辛苦一年，维持温饱也是困难。

在五代时候，吴越割据政权钱氏历世为防治海潮泛滥，专门派有营田吏负责农田水利的修建与疏浚，所以鄞县地方可保丰稔。吴越归土之后，数十年来，地方官吏疏于管理，从前的设施已经无法使用，所以出现了靠水无水的怪事。北方的干旱也严重影响到了鄞县地方的农业生产。

十多天的跋山涉水并没有让王安石感觉辛苦，望着治下生民期盼的眼神，初为地方官的王安石更觉肩上责任重大。借着深入田间地头的机会王安石不耻下问，向当地经验丰富、年长的农夫请教如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些农夫见新来的知县大人关心民瘼，感激之余，也为父母官指出了影响当地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鄞县虽然多山，但跨江负海、并不缺水。只是荒废了数十年无人疏浚，没有了储水设施。雨过天晴之后，水也全部流入了大海。如果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就可以旱涝保丰收。只是农田水利的建设没有官方出面组织领导，以数户农人之力无法完成。

农业实现增产丰收，无需政府指手划脚，只要出面组织、引导就足矣！

农民不是不明白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只是如愚公移山者少之又少，而智叟更多一些。地少的农家有心无力；让地多的上户拿出钱子来投资基础设施，无异是与虎谋皮。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使从前的水利设施多数淤塞，多山的鄞县陷于干旱的威胁，百姓生计难以为继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遂人愿，王安石既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恰逢到任第一年秋天是个难得的丰收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王安石及时组织治下各乡农民在农闲时候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的兴建与疏浚工作。受尽了干旱带来的苦楚的农户，无不欣然景从。

经常出入基层农户家庭，王安石对宋王朝治下的小民生计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在知鄞县的第二年，为了使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下等农户增加收入，免遭地主豪强的剥削，王安石将官仓中的粟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低息贷借与当地低收入农民，约定秋收之后还本付息。此举，不但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还可以将官仓中的粮食实现新陈相易。

02　牛刀小试（下）

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鄞县官民皆大欢喜。四百年之后，朝代更迭，王安石遭受了许多诟病与非议，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有遗爱于鄞县人民，因此，鄞县人民感激之余，为他立了祠堂纪念。直至今日王安石祠堂仍昂然伫立，无语的诉说着幽幽往事。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曾经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就会牢牢地记住他，并且给他应有的尊崇！

王安石在知鄞县任上三年，推行了许多便民政策。他在地方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成了他日后在宋神宗朝‘熙宁变法’中的一些条例部分。鄞县，也是他改革思想成型期的试验田。

在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并没有只是埋首于处理地方政务。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朝政大事。不过因为人微言轻的原因，他的建议与理解，只能在他诗作与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

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草草收场，没有为积弊丛生的宋王朝带来根本改变。鉴于与西夏战争已经画上句号，国际形势已经是高唱和平的主旋律，朝中执政大臣文彥博、庞籍等几人就建议仁宗皇帝‘省兵’。国家承平之时，当然没有必要保持数额庞大的军队。一百多万军队的养兵费用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成了王朝最大的一笔支出。因此财政渐渐变的捉襟见肘。正在为财政赤字问题忧心不已的仁宗皇帝，见二位执政大臣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岂有不从谏如流之理。

‘省兵’诏旨传至内地，六万军兵解甲归田。驻防边境的部分军队调防内地，解甲归田的军兵生计如何，宋廷却并没有好的安排办法。王安石虽然对行伍之事是个门外汉，但旁观者清，他看到了宋王朝兵多却没有战斗力的弊病所在。王安石并不反对裁军，但他在如何裁军上却与提出‘省兵’的执政大臣们意见相左。王安石写下了一首《省兵》的诗，抒发了自己的政见与对裁军之事的理解。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拒方完坚；以众抗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从诗中大意就可以窥知王安石对国家军政的个人意见，他认为，裁军虽然是要进行的事，但并不是当务之急。宋王朝的军事一团糟，并不是其它，而是择将方面的失误导致。说是有将，实则无将，为国戍边的基本上只有兵而没有合适的将领。将领既没有才干，且没有专断之权。如果再裁军，那么胡人来犯，如何抵敌？这些兵骄横怠惰已成习性，一旦离开部伍的约束，就算是回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能种得了田吗？目前要做的应该是发展农业生产，澄清吏治，惟其如此，生民乐业，选择称职的将领，职权明晰，省兵之事自然是水到渠成。

王安石从传统儒家理念出发，倡导先农思想。而不把军事改革独立的看待，完全是一种不在其位谋其政的高瞻远瞩。农业为立国之本，不顾发展农业，对内不抑兼并，而草率简单的裁军，更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一厢情愿的裁军，只会将那些军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因素。只有让这些军兵乐意重操旧业，然后再议‘省兵’。王安石在知鄞县任上勤劳政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短短数年间，从前淤塞的沟渠疏通了，影响灌溉的山石也凿开了，新修的水利设施与从前的相结合，更好的发挥出了蓄水与灌溉的作用，保证了在干旱之年有所收获，不至于颗粒无收。

知鄞县任满，王安石已经是三十一岁。离开鄞县之前，他独自划着一叶小舟，最后一次来探看心爱的女儿的坟墓。小女儿长眠在了山青水秀的鄞县地方，为此王安石感慨不已，作诗道‘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此生从此各西东’。从这件事也可以窥知拗相公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正是——

谁谓英雄不洒泪？人情儿女最关怀！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之职。宋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开创性的在各府、州、县、军、监、等地方政府除设置长官之外，另外设置了通判一职。虽然‘通判’之职比长官名位要低上许多，但各种文书公文必须要通过通判和地方长官联名签署方能生效。因‘通判’之职起了牵制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朝野上下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形象的称之为‘监州’。

舒州治所在今天安徽潜山，与明州鄞县一样，也是个山高路远坑深的偏僻所在，三国豪杰人物周郎周公瑾就是舒州人。王安石到了地方，当然会发思古之幽情，寻找追寻名人的足迹。哪知道一问之下，大失所望——当地居民竟然不知周郎为何许人也，更遑论寻访千古风流人物遗迹了。在舒州通判任上，王安石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

03　通判舒州（上）

其一，皇祐四年五月，改革的先行者范仲淹在赴颍州知州途中病卒于徐州，时年六十四。《岳阳楼记》一文刊行天下之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已经成为王朝士大夫群通用座右铭。仁宗在庆历新政之后再没有召回重用，这时候痛失国之干城，却追封他为楚国公，并赠兵部尚书之职，谥‘文正’！

考历史上虽然谥号称‘文正’的人臣有许多位，但真正当的起这二字的只怕屈指可数。范仲淹以天下为已任，在振作宋士大夫名节上的开创之功值得称赞。宋代士大夫砥砺名节以及政治主体意识的高度觉醒，无不是始于范仲淹。范希文居庙堂之高则忧国忧民；处江湖之远，兴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新政失败之后，虽然饱受非议，却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汲汲于富贵，千载一人，谓为信然！

宋亡而仲淹精神不死，千古名臣，更何言哉？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距徐州不远的王安石听到了范仲淹发自内心的呼喊，得知范仲淹弃世的消息，王安石痛心疾首，‘硕人今亡，邦国之忧！’。悲愤不已的王安石写下了《祭范颍州文》诔文中写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讫终，名节无疵。

以范仲淹继承人自许的王安石担心自己‘矧鄙不肖，辱公知尤。’从诔文中推测，王安石与范仲淹之间应该有过书信来往，喜欢奖掖后进的范仲淹对年轻王安石期许甚高。现在斯人已逝，三十二岁的王安石惟恐自己辜负了前贤的期许，所以心里更增了数分不安。

其二，王安石在知鄞县任满之后，曾有一段‘守阙’等待新的任命时间。期间他仍可以申请赴‘馆职’考试，王安石再次放弃了这种机会。他在鄞县兴农倡学的卓异治绩引起了朝中大佬们的注意，执政大臣文彥博向朝廷推荐他参加馆试。在舒州通判任上，他曾两次接到朝堂诏旨，命他赴阙应试。对待来自中央的赏识，王安石一如从前表现的不识抬举。他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婉转的谢绝了文彥博的好意，同时请求让他安心终满舒州通判之任。

后世有人把王安石这种行为指摘为‘吊起来卖’，似乎王安石是待价而沽者。这种说法既有哗众取宠之嫌，更是有失公允。宋王朝官员的薪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情形，简单的用多寡来讲，很难说的清楚。众所周知，馆阁之职，备位清要，收入水平不高。此时的王安石自己有家室儿女，还得赡养母亲、祖母，整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靠他的官俸维持。做通判，按照旧例有8顷的籍田。有了这8顷田的职务补贴，王安石整个家族就基本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王安石不试馆职的理由无可非议，不应只视为他的托辞。

选择留在地方，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更与他一贯坚持的呆在地方可以‘少施其学’有关！对于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举止，褒之者称为淡泊名利；贬之者称为沽名钓誉。两者评论不啻霄壤之别，王安石毁誉千年，直到今天仍是争论不下的焦点人物。其实，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说王安石不愿意升官也不见得，只是他与众不同，没有那样强烈的升官发财欲望。他并不是为了作官而作官，作官并不是他的生活全部。在亲情操守面前，升官的事只有束之高阁。

王安石的清高，不是自命清高，也不是假清高。儒家道德理念已经流注于他的血液当中，他对那些世俗虚荣嗤之以鼻也是发自内心的。即便是后世攻击他的人，也悲哀的发现，绞尽脑汁之后也无法从王安石私德方面找到任何瑕疵。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大写的人！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在宋时虽然还未流行，但做为地方主官之一的王安石只要有心改变宦囊羞涩的窘况，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的。王安石安贫乐道，不愿意以权谋私，选择了清廉自守。这种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为臣之道，辉映千古。

仁宗皇祐五年六月（公元1053年），王安石九十高龄的祖母病逝于临川。第二年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他立即赶回家乡料理祖母丧事。离开任职三年的舒州他心中感慨万端，临别作诗云：

皖城西去百重山，陈迹今埋杳霭间。

白发行藏空自感，春风江水照衰颜。

时不待我感慨之情跃然纸间，作为舒州通判，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理想丰满不敌现实的骨感，令一直以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王安石苦闷不已民。数年来的宦海漂泊，他更深入地了解了民间疾苦与王朝的吏治腐败。与离开鄞县的轻松不同，从诗中更可以读出他心底的无奈与叹息。

04　通判舒州（下）

初到舒州，同僚就领教了王安石的落落寡合。众人设宴为他接风洗尘，王安石面对盈盈笑语，却无心饮食，留下了‘自愧多病少欢颜，独负佳宾此时乐’的诗句。王安石的精彩，只能在享受孤独的时候感受：王安石跻身官场本是体制内的人，却总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叹，难以融入官场。他的不入俗流并非是位高权重之时方有，而是由来已久之事。‘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一面是对百姓生死漠然的腐败官员，一面是贫民困苦不堪的现实无奈。等到离任时候这种情形没有根本好转王安石心情无法喜悦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俗话说的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王安石在临川处理完祖母丧事之后，回到汴梁听候朝廷差遣。才到京师不久，王安石接到中书送至的敕牒，要他出任集贤院校理。虽然不愿意去汴梁应馆试作京官，但这次朝廷特旨，王安石不用参加考试，直接授集贤院校理的官职。

王安石不经考试就直接出任低于修撰、高于校勘的集贤校理馆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仁宗皇帝对这个朝臣一而再、再而三大力举荐的官员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不但允许王安石不经考试就直接出任集贤校理，而且干脆把人情作足，允诺他无需按规定任满一年，就可以改授它职。简单的讲，集贤校理一职只是王安石的晋身之阶，在一年之内，他仍有进步空间，还可以升官。

如果换作旁人，碰上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估计半夜睡梦中都要笑醒来。哪知道王安石仍是荣辱不惊的一如平日，连上两封奏章，再三陈述家庭经济困难，不愿意作京官。庆历年遭贬谪的欧阳修这时候‘王者归来’，对王安石的澹泊贫寒赞不绝口，‘邦有道、贫且贱，耻也。’欧阳修因为王安石的事情，专门上表请求仁宗皇帝另授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大宋王朝也需要树立王安石这样的淡泊名利的人臣风范，仁宗从谏如流，金口玉言，王安石改任群牧判官。

这个官职比集贤校理官阶略高，而且薪酬增了许多。王安石并非迂阔、不谙人事的人。再坚持下去，就不是不识抬举了。无奈之下，王安石只好赴任。

王安石的际遇，惹来了同朝为官者的妒忌。一样是作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待遇呢？

集贤校理一职并无定额，当时也在任此职的一名叫沈康的官员，得知王安石新的任命之后，表示了严重不满。只是他不敢去亲自去和赵官家理论，找到了执政大臣陈执中，申诉道：‘我在集贤院任职已久，屡次求为群牧判官而未获恩准。王安石只是个不带职朝官，资历比我浅，为什么他却先出任了群牧判官？’沈康有此一问，也是情理中事。王安石出任群牧判官虽是特例，但在论资排辈的官场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

陈执中义正辞严驳斥他道：‘王安石数次辞让如试馆职，所以朝廷有此不次之迁。王安石从来不为自己争取过什么，你却与这样的人来相争，你的脸皮远较王安石为厚！’沈康听了，再厚的脸皮也禁不得这样的嘲讽，羞惭而去。

两宋有许多名臣，其中尤其是以北宋仁宗朝人才最盛。套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是‘惟宋有材、于斯为盛’。宋人才之盛，蔚为大观。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间，大宋帝国精英聚集的地方，却正是在群牧司。

群牧司的职责是总领内外饲养、放牧、管理、支配国马之政。在现代人眼中视为等闲的马政，在宋时却是国家大政。群牧司的主官称为群牧使，在宋时，想出任煌煌帝国‘弼马温’之职的绝不是随便找个猢狲就可以的事，而是必须由翰林学士、两省侍从官以上出任此职。时任群牧使之职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群牧司判官的定额只有两名，另一位出任此要职的大臣，正是大名如雷贯耳的司马光。一时间群牧司之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仁宗朝人才之盛，据此可略见一斑。

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人物，除了面如重枣的关二爷，就是这位黑脸包公包大人了。关羽关云长因为义薄云天的原因，直至今日仍受世人香火供奉；而包公包青天却因为嫉恶如仇、为民主持公道的缘由而为后世所景仰。

在蒙元历史时期，人们无法摆脱异族残民以逞的高压统治，包拯化身为百姓寻求解脱的理想寄托从此以后活跃在戏剧舞台。与《宋史》中包拯的传记聊聊千余字相比，流传至今关于包青天的话本、戏剧、洋洋大观，保守估计也有千万字之多。

包拯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安徽庐州合肥县一户殷实的农家。包拯的黑不是后世传说形成的，而是生就的黝黑。包拯二十八岁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外派知县、税监等职，包拯都以路途遥远，亲老无法随行而辞职。直到父母相继亡故、守孝期满，包拯才在亲友的敦促之下申请出仕。（而一些文学作品中，包拯的父母早早就弃世了，是由嫂嫂将他抚养长大的。为了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咒人父母早死，文人心性之恶据此可知一二。）

05　开封有个包青天（上）

包拯步入职场后，第一个职务是做扬州天长知县，这时候已经距离他进士及第十年了。人生苦短，能有几个十年？士子们十年寒窗苦，正是为了进士及第，出将入相的光宗耀祖。包拯为了奉养双亲，放弃了出仕的机会甘于寂寞。纵观史书，历朝历代，虽然统治者极力在弘扬孝道，但作官恋栈不能为父母终丧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在将《孝经》擢为六经之首的赵宋王朝，儒风流布天下，孝道深入人心士林，可以做到如包拯者也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包拯殁后，宋廷谥之为‘孝肃’，这一个孝字绝非是浪得虚名！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尽人子之孝而不汲汲于富贵者，方能移孝作忠，这也是任何时代大力倡导孝道的缘故。

世人只知包拯断案如神，清廉自守，却不知他真正得享大名源自于他的直言敢谏。庆历三年十一月，经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推荐，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之职。这个时候，正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推行的开始。御史掌握言路、职在监察，官职虽然不高，却是统治者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庆历新政中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与以王拱辰等人为首的保守派，王拱辰任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官员当然要选择以主官马首是瞻，坚定的站在一道战壕并肩战斗。然而包拯却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任御史虽然是得自王拱辰的举荐，但却没有追随他反对新政。他对新政表示支持，却同新政官员保持了应有的距离。

包青天没有加入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党，依欧阳修的理解，包拯就是个小人了。欧阳修、蔡襄几人将君子、小人的道德评判引入政治斗争当中，首开宋王朝党争的先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是以知‘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

包拯在庆历新政之后做了几年的转运使，回到汴梁升为知谏院。谏院与御史台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监察机构，只是在后来人们逐渐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御史台合称台谏，都成了言事官。在知谏院任上包拯任职两年，他没有结舌保身，畏惧多言取祸。上了大量的奏疏，展现了他犯颜直谏，嫉恶如仇的谏官风范。历史上最著名的谏官无过于李唐王朝的魏征了，而包拯正是以前贤为榜样，不避忌讳、不畏权贵、不避亲仇的直言敢谏，史称‘有古诤臣之风’！

包拯任官二十多年间，弹人无数。其中广为人知的有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继而弹劾宰相宋庠。

宋庠是范仲淹贬谪之后继任参知政事的，不久再迁枢密使，拜平章事。皇祐三年春，包拯连上两道奏章弹劾宋庠。奏章并没有指出宋庠有什么具体失职，而是批评宋庠在高位之上七年没有任何建树，而只知固位食禄。一句话宋庠在任上属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这样的人在包拯眼中看来，属于无耻之尤。在其位不谋其政、行政不作为者，无功就是过。最终，包拯弹劾奏效，宋庠被贬出知河南府。

包青天的见识令所有薄古厚今者，情何以堪？

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的公仆们的的确确是无耻的紧！

包拯弹劾当朝宰相的故事，远不及他弹劾‘国丈’张尧佐热闹精彩——

张尧佐说是‘国丈’，其实他只是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只不过因为张贵妃父亲早死，仁宗皇帝爱屋及乌，就进用了张尧佐。张尧佐仪仗着圣眷优渥，自称‘国丈’。

在中国，最猛烈的风并不是破坏力巨大的台风，却是‘枕头风’；最大的网不是互联网，而是关系网。

宫中有宠以专房的张贵妃，张尧佐很快青云直上。庆历年间，已经由一个小小的知县升任权知开封府。志得意满的张尧佐俨然已经是国之柱石，皇祐元年九月，张尧佐更上一层楼迁为三司使，成为掌握宋王朝财政的最高官员。有人臣委婉的指出，张尧佐不过是个庸人，没有为国理财的才干。而包拯奏疏就不会这样客气了，很快他就上疏弹劾。奏章中明确指出，张尧佐仅凭裙带关系，骤然升至三司使之职，让‘天’字号的草包去担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玩笑开大了。

其实，张尧佐本人是进士出身，是凭真才实学跻身王朝官僚队伍的。在张贵妃还没有得宠时候，他就已经是吉州推官了。史称其‘持身谨畏、颇通吏治’，与大家想象中的外戚飞扬跋扈截然不同。相信即便是没有张贵妃这个强援，也会得到提拔的。现在既有了外戚的身份，又成了火箭式干部，当然会让所有人心下不爽了。

06　开封有个包青天（中）

仁宗正与张贵妃打的火热，对包拯的弹劾不予理睬。包拯再接再厉，连上两章，恳请仁宗以国家为重收回成命，另任张尧佐它职。右司谏陈旭、吴奎等大臣也纷纷上表附和。

仁宗见众怒难犯，不得已只好免了‘国丈’的三司使之职。却另外授予他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四职作为补偿，同时赐张尧佐的两个儿子同进士出身。

宣徽院是总领皇宫内部诸司及内侍的职务，宣徽院使也可以说是大内总管，是王朝内当家的。按照规定，宣徽使在上朝时候，班次紧随在两府执政之后，地位颇高；景灵宫使虽是养老的闲职，但却必须由两府执政年老后改授，属于荣誉性高职；群牧制置使一般由枢密使、枢密副使兼任或者改任此职，地位略近于两府。如此一来，张尧佐因祸得福，名位反而更高了。诏旨一出，舆论大哗。

史载，张贵妃与仁宗一夜缠绵，将仁宗侍候的爽歪歪之后，仁宗皇帝满口答应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之职。哪知道，事与愿违——诏旨一出，群情汹涌。包拯发起了台谏官员履行职责。退朝之时，留下百官，提出要与仁宗皇帝‘廷诤’。所谓‘廷诤’，是专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又称为‘面折廷诤’，意思是指臣下在朝堂之上当着所有臣子的面向皇帝提出批评，坚持要皇帝改正错误。台谏官员一旦集体廷诤，便是表明御史、谏官对仁宗的任命誓不两立，乃是一种集体共识。这样做，也是公然不给圣明天子面子。

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着台谏官员的七嘴八舌攻击，仁宗皇帝慌张之下，口不择言说错了话：‘节度使不过是粗官，有什么好争的？’这时候御史中资历最浅的唐介越众而出，当众指出‘节度使之职太祖、太宗皇帝都曾担任过，只怕不是什么粗官！’一句话就将仁宗堵的哑口无言；包拯更是黑了脸在朝堂之上口若悬河，说到慷慨激昂处，一张黑脸凛冽挟霜，唾沫星子也飞溅到了仁宗皇帝的脸上。

仁宗的‘仁’就在于他虽然有时也做些愈矩的事情，但却性情温和，属于那种既无本事，也无脾气的老好人。做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仁宗明白保护言官有利于封建政治的长远利益，所以即使是这时候被包拯唾沫星子喷了一脸，也没有当场雷霆震怒。受了委屈回到后宫，揩着脸上的‘洗面奶’，心有余悸地埋怨张贵妃：‘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众意难违，仁宗也颇感左右为难。张尧佐也知众怒难犯，知情识趣的主动上表请辞。仁宗皇帝终于松了口气，取消了他宣徽使、景灵宫使的任命。（朝堂之上有不同声音出现是好事，我们国民对国外议会成了精武门而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于会嘲笑。而真正应该反思的却是我们自己，表决的同时居然会出现全票通过的咄咄怪事，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国家之福！宋王朝的一些政治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弘扬。简单的否定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包拯的黑脸，在大宋王朝朝野成了辟邪物，也成了检验官员良否的标尺。以至于当时有‘包弹’这样的谚语流传，如果哪个人品行有亏，就会被人戏为‘有包弹矣’。如果品性高洁，自然是‘没包弹’。（现代官员不知还有几人，胆敢站出来拍了胸脯说自己‘没包弹’呢？）

国人有喜欢借古讽今的光荣传统，在不方便抨击当今社会贪腐官员的时候，就会退而求其次地用夸奖从前清官方式来排遣胸中的郁闷。用声讨历史上的贪官与夸赞青天大老爷发泄不满并无不妥，只是这种指桑骂槐的方式属于舍本逐末，如果多从完善制度来规避贪腐事情发生，岂不是更好？

把政治清明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身上，不亦惑乎！

07　开封有个包青天（下）

王安石到了群牧司任判官不久，很快就结识了一生中的欢喜冤家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他比王安石要大两岁，也早两年进士及第。这时候司马光也任群牧司判官一职，一个群牧司竟然会有三个震铄古今的人物同时出现，似乎是上天故意安排一样。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才华横溢，而且都是属于撞了南墙不回头的执拗性格。并且一样以圣人自期，所以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引为知己。二人相见恨晚，经常在公务之余，品诗论文、谈论朝政得失，时间不久，两个男人如果几天不见，竟然会有如隔三秋之感。

正是国家承平时候，群牧司并无要紧公务处理，大家到了公堂之上，例行公事之后，作的最多的就是清谈而已。忽一日，群牧司衙门内一丛牡丹花盛开，姹紫嫣红、芳香袭人，不但引的蜂蝶翩跹其间，就是衙门中的人路过也要驻足观赏。

老包今天心情大好，突然来了雅兴，命手下在院中置办了一桌酒席，与僚属一起饮酒赏花。包大人一张黑脸从来是不苟言笑，因此人们都说‘看到老包笑一笑，比黄河清还要难。’现在突然见到包大人一张大黑脸与那怒放的牡丹争奇斗艳，群牧司的官员们也在心底乐开了花。难得领导有此兴致，百无聊赖的其他官员岂有不重在参与之理？众人坐在花前、围了酒席团团而坐，饮酒赋诗，一时间说说笑笑气氛欢洽热烈。

包拯端了酒杯正要饮，一眼瞥见席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位正襟危坐，身前的酒杯空空如也。包拯不禁心下纳罕，开口相询：‘两位为什么不饮酒？’

王安石与司马光见上官问起，起身躬身回话‘属下素不喜饮酒。’

包青天听了，大笑道：‘人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无妨，今日须少饮。夫一人向隅，举座而不欢，况且你二人都不饮。

胥吏听包大人如此说，连忙上前为二人斟酒。酒倒上了，但二人仍是看也不看。

包拯有些心下不快，又不便因此事而扰了众人清兴。亲自站起身来走到二人座前，亲自拿起杯，先端至司马光面前劝道：‘君实，肯饮一杯无？’

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一样的倔强，但从他少年砸缸一事就可以窥知，他也是个机变百出的人，只是老来心性大变，做事固执的有些难以让人理解了。这时候包拯亲自劝酒，司马光只得站起身来接在手中一饮而尽。

见司马光喝了，包拯凝视着王安石，黑脸上漾着盈盈笑意问他道：‘介甫，你呢？’王安石恭恭敬敬站起身来回道：‘属下生平不饮酒、恕难从命，请包大人担待一二。’

包拯端了酒杯尴尬的立在当地，自失的一笑道：‘难得今天大家高兴，你只饮一杯好了！’王安石不为所动，只是推脱不能饮酒，似乎那杯中不是酒水，而是毒药。

座中其它官员见包拯难堪的站在那里，急忙上前打圆场道：‘介甫，包大人一片热忱，你就喝一杯好了。’

就连司马光也在桌下轻轻踢了踢王安石的脚，王安石仍不予理会。见不论同僚如何劝说，王安石只是不改初衷，包拯只好自己找个台阶下，一面赞叹不已‘介甫不饮酒，如何知饮者之乐？’一面重新落座。

关于王安石的固执，从前大家只是道听途说，此事之后，同僚们总算是领教了王安石的执拗。王安石认为，只要是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的。如果交朋友，王安石这样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然而在官场之上，王安石的这种性格，却是最不受欢迎的。古往今来的官场之上，无不信奉‘花花轿子众人抬’的潜规则，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有王安石这个官场异类在座，就会让所有人感觉如坐针毡。

08　拆洗王介甫

群牧司的一个判官，居然不给不给仁宗皇帝面子的包大人面子！王安石孤芳自赏、落落寡合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宋官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声名远播之后，王安石更少了一些官场的应酬、迎来送往。而且王安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他对于穿衣服根本不讲究，一身皱褶的官服，穿许久也不洗换。他的这些行为举止，在一些官员眼中，简直就是‘有辱官体’。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王安石表现出的执拗让人难以理解，但他在群牧司蓬头垢面、手不释卷的苦读，许多人仍折服于他的道德文章，在京师中仍结识了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吴仲卿等数位知己。（在《辩奸论》奇文中，王安石被形象的形容为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姑且不论文章是否为苏洵所作，单是有此见识者，就为笔者所不喜。《辩奸论》奇文之事留待后文探讨！）几位好友见他这样，就经常约定好时间一起去沐浴。事先为他准备好了新衣服，偷偷把他的旧衣服收了。洗完出来，王安石拿起衣服就穿，也不知道自己换了新衣，更不去问是谁给他准备好的，几人戏称此事为‘拆洗王介甫’。

忽一日，几个僚友宴会，也请了王安石赴宴。彼时的汴梁城中，有招妓佐酒的惯例。几人落座不久，几名风尘女子应召而至，一时间席间燕语莺声，欢声不断。‘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正是说的北宋年间汴梁城中士大夫们的红尘乐事。这个时候的王安石三十出头年纪，还没有达到‘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修为境界，又不方便指摘几个朋友的孟浪，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从此以后，凡是类似的场合，再也不会有人来请他凑这个热闹了。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做一件好事容易，难得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有人说王安石的清高是种假清高、伪道学，试问，偶尔的假清高可以装，一生一世的清高又岂是寻常之辈可以装的来的？遵循儒家道德并身体力行的王安石不喜声色犬马，正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受人非议不过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罢了。

无独有偶，与王安石相互引为知己的司马光也是这样一位‘没有情趣’的人。他认为‘衣只为挡寒，食仅为充腹’，所以自奉甚俭，不过没有王安石那样的不修边幅而已。与年少砸缸的机智勇敢不同，人到中年的司马光自号迂夫，有一则故事，可以证实司马光不但迂，而且是有些太过死板。

司马光在洛阳居住时候，一年的上元夜，夫人想要出去观灯。司马光不愿意她出去，就说：‘家里有的是灯，为什么非得到外面去看？’

夫人听了，哭笑不得，故意道：‘还要看一看外面的游人。’

司马光振振有辞反驳道：‘难道说我是鬼吗？’虽然只是夫妻之间的戏谑之语，但仍可以看的出司马光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虽然在公事之余还有司马光、吴仲卿等几位好友可以谈古论今，相互考较学问，但在群牧司判官任上，王安石仍然感到窒息的痛苦。在两年左右的判官任上，他一连十多次的申请外调。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中旬，王安石由群牧判官调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

虽然工作有了调动，王安石仍然不安于位。提点开封诸县镇公事，仍是身居京师的闲职官，与他希望到地方广阔天地、大有所为的意愿相违。苦闷之余的他写了一封《上执政书》，希望朝中执政大臣体谅他的苦衷，改派他到东南地方上任职报效国家。好在这时辅政大臣是欧阳修，他一直以来都对王安石这个后生晚辈寄予厚望。见他不肯在京师担任无所事事的闲散官员，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独当一面。索性成全他所请，不久之后，派他出知常州。

嘉祐二年五月，如愿以偿的王安石各别友人离开京师赴任。本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之事，王安石却乐不起来：先是弟弟王安上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大病一场，屋漏偏逢连阴雨，行至扬州地方，自己的一个儿子早夭。步步行来步步蹉跌，行行走走，直到七月时候才来到常州任上。

宋时的常州，并不象今日一提起来江苏，人们就知道经济最发达地方是苏南的‘苏、锡、常’三地。王安石第一次做州郡长官，就面临了来自职场的挑战：常州是‘田畴多荒、守将数易’，人浮于事、官员只知因循苟且的地方。

09　造化弄人

王安石决定仍然从抓农业生产入手，经过仔细地调研勘测，一年之后，他决定要在常州地方兴修一条运河。如果这条运河修筑成功，从此常州地方就会旱涝保丰收，使常州地方的农业生产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农田水利建设无疑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但他移文治下各县调集民夫之时，却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大家不是拖延不办，就是不予理会。就连浙西路转运使也不支持他的工作，发文告知王安石，只允许他在所属地方征调民夫。王安石满腔热忱，却被上司当头泼了冷水。

如果换作旁人见反对者众，就会偃旗息鼓了。但王安石却是个欲挫欲勇的人，虽然困难重重，但王安石仍要迎难而上。没有上峰的支持，可供王安石调发的民夫数量有限，运河工程虽然如愿开始建设，但进度慢的可怜。在没有挖掘机械的宋时，这样的政府工程完全是靠人力来完成，必须依靠人海战术方能奏效。

就在王安石为运河工程进度缓慢忧心忡忡时候，祸不单行，恰逢淫雨霏霏、连月不停，民夫在淋漓、泥泞中掘进，生病的有许多，工地上竟然出现了自杀身亡者。天时人事不利，王安石万般无奈之下，运河工程只得作罢。王安石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从在知常州任上就已经初显端倪。运河之役的失败，与他仓促上马有莫大关系。但事情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王安石没有在自身不足方面寻找原委，而是简单的归咎于其他官员的不合作。许多事情并不能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政治尤其是如此，可悲的是，终王安石一生，他也没有多在这方面有所反思。

运河之役的草草收场，令王安石心情悲愤莫名。对自己劳民伤财，后人也不得其利而引以为恨事。本来打算在知常州任上多呆些时日，好稍补前失，哪知道接到新的诏旨：命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造化弄人：继任常州知州的正是那个对王安石不次升迁表示过强烈不满的沈康。两人职务对调，王安石不开心，沈康也心有不甘。上次是王安石后来者居上，这番好不容易捞到一个肥缺，结果再次被王安石空手入白刃，心中不免会羡慕妒嫉恨五味杂陈了。

王安石在常州不足一年，再次踏上漂泊的宦游之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治所虽在江西饶州（今江西波阳），但是提点一路的刑狱，必须要在一路地方州县之间来回奔波巡视，忠于职守就无法每天陪护在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身周尽人子之孝。苦于忠孝不能两全，王安石虽然赴任开始了新的工作，但仍不断的上表章希望朝廷可以为他安排一个既可以就近照顾母亲，又可以为国效劳的差使。

王安石自从出仕以来，似乎就对朝廷颁发的任命就没有满意过，这也成了后来人们诟病他的一个方面。别的人捞到个一官半职就要乐的屁颠屁颠了，哪里敢挑肥拣瘦？而王安石却在与圣明天子讨价还价。别人虽然没有他这种勇气，但不等于没有勇气批评他！许多为他担心的朋友纷纷作书信，劝说他不要再推辞，不但令推荐他的朝臣为难，也会葬送自己的锦绣前程。

推荐王安石出任大宋提刑官的是副相曾公亮，王安石给他写了一封诚恳的书信，希望他举荐自己出任它职，结果是如泥牛入海，事情没有了下文。王安石虽然在任上不断的请辞，但却并没有耽误公务。在任上，他不拘一格选拔饶州学官一事，就可以看出他日后执政的用人思想。

王安石出任了大宋江东路提刑官，巡视到饶州地方按查酒务，刚到厅上，忽然见有人题诗于屏风之上——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黎携酒看芝山。

王安石吟咏再三，问堂吏此诗为何人所作？左右告之，诗作者乃是监饶州酒税的刘季孙。

刘季孙正是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北宋与西夏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之战中宋统军大将刘平之子。正是由于赵官家在军中的耳目宦官黄德用带兵临阵脱逃，才导致了宋军三川口之战的失利。宋军主将刘平、石元孙战败被俘，黄德用临阵脱逃，却诬陷刘平投敌，事情最终败露之后被处死。宋夏庆历和议签订之后，西夏人释放了历次战役中俘虏的宋军将领，这时候刘平已死，随军征战的几个儿子也已战殁，只有幼子刘季孙一人受父亲余荫做了正九品的右班殿直低等武官。

一个武夫，居然会有如此过人的才情？

王安石与刘季孙攀谈之后，心生惜才之意。也不再检查他的工作，放心的离开。回到传舍，正好碰到郡学生来拜见，请求他为地方选拔一名主管一州教育的学官。王安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任命刘季孙暂时代理饶州学事。

10　万言书

在崇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即便是武臣的薪酬要远高于文臣。然而由文职改作武臣，文臣认为此举是对他们人格的一种公然污辱。当年仁宗皇帝希望范仲淹、韩琦等几人改任武职，几人不约而同的上表强烈反对，此事只好不了了之。而由武臣出任文职，更是前所未有之事。

王安石新委任执掌一州州学的居然是一介武夫？消息传出，立即舆论大哗。虽然此任命与王朝任人规章制度严重不符，但事实证明，刘季孙出任此职确是最佳人选。

关于刘季孙的才华，就连苏东坡学士也对之赞不绝口，称刘季孙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而且曾有赠诗一首——

《赠刘景文》（刘季孙，字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橘绿时。

王安石任大宋提刑官时间不长，就再次接到了新的任命：委派他出任三司度支判官！到中央出任财政部重要官员是其他人梦寐以求之事，而王安石接到诏命之后，很快就写了《上富相公书》推辞。这个时候朝中任宰相的正是富弼，当时大宋朝野之上有‘四真’之说，乃是指真宰相富弼、真翰林学士欧阳修、真御史中丞包拯、真先生是指宋初三先生之一的任经筵侍讲胡瑗，‘四真’意思是指朝廷得人。宋王朝任命官员也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遵循，新近执掌朝政大权的富弼并没有理会王安石的请求。等的花儿也谢了的王安石无奈何之下，只得回京赴任。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前度刘郎去又回，重新返回汴梁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是年近四旬，多年来的宦海沉浮，并没有将他打磨成世故圆滑的官员，却让他更深刻的体察到了大宋帝国立国百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方面的积弊，现实问题症结所在。一些规章制度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帝国机器的正常运转。人近中年的王安石的脑海中已经逐步形成一套改革弊政的方案，年青时代就有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他，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影响之下，回到汴梁席不暇暖，就把一系列改革建议整理成文，洋洋洒洒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进呈仁宗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做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员，却目光如炬的发现了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帝国已经痼疾缠身，必须在疾在肌肤之时施以针砭。在上书中王安石指出，如今政事已经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为使大宋帝国长治久安，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相应的提出了为帝国培养人才和理财的政治主张。

哪知道仁宗皇帝看了王安石椎心泣血的万言书，认为文章条理分明、一气呵成，果然有大家风范，夸过之后就丢在了一旁。仁宗皇帝并不是对他的当头棒喝没有知觉，也并不是讳疾忌医。在他心中，王朝虽然百病丛生，但情形远没有王安石说的那样严重，不变法就会祸不旋腫。在他内心深处，更有一件困扰他多年的事情——

仁宗十三岁少年即位，亲政至今已有二三十年。后宫佳丽如云，仁宗皇帝先后宠爱过的嫔妃没有数百，也有数十名之多。说出来不敢相信，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没有子嗣，真正的孤家寡人。泱泱帝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只是这种事情岂能为外人道？

史称：仁宗皇帝是个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的皇帝！这百事不会，应该是包括不会生儿子一事的。幸亏这话仁宗皇帝不可能听到，否则再好的脾气也会龙颜大怒的。

欺负谁不好，不知道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这种事情作臣子的也不方便出手相助，无计可施的仁宗皇帝，只好扩编后宫队伍，寄希望于大面积撒网、重点培养了。只是辛勤耕耘之下却收获甚微，除了后宫从此以后又多了几个女儿之外，后宫妃子宫女们并没有为他诞下麟儿。虽然这些公主芳名史料未见有载，但可以想象的到，她们的名字依次为赵招娣、赵唤娣、赵引娣、赵拉娣、赵盼娣……

生个姑娘好歹还能让仁宗空欢喜一场，而更令圣明天子沮丧的是，挥汗如雨辛苦播下龙种之后，却连跳蚤也没有收获一个。

正史中记载了他数次不豫，令人深表遗憾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另据野史的记载，却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嘉祐初，仁宗寢疾，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良已。自尔以其穴为‘惺惺穴’。

其二，仁宗尝患腰疼，李公主荐一黥卒治之，用针刺腰，才出，即奏曰：‘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赐号‘兴龙穴’。

宫中御医虽不乏杏林高手，却不似赤脚医生般胆大妄为。胆敢在伟大领袖身上做针灸实验，需要冒身家性命的风险。事实证明，保守性治疗的最佳效果，最多也只能是差强人意。

11　仁宗皇帝的烦恼

从这两则记载分析可知，仁宗皇帝的临床症状极可能是因为他房事无节制而引起的，肾虚引的腰膝酸软也是情理之事。而房事过频，完全是因为仁宗求子心切。在没有儿子出世之前，仁宗皇帝就得生命不息，造人不止。男欢女爱之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种享受，而是种痛苦。

圣明天子为了后继有人努力耕种的同时，为华夏传统中医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王安石现在呈上的是龙虎丹，圣明天子服了之后龙精虎猛为帝国后继有人而不遗余力的话，那仁宗皇帝当然会予以重视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可能是王安石一生中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写的辛苦异常。可惜的是，王安石苦心孤诣写就的万言书，结果只能是明珠暗投。

王安石没有等来仁宗皇帝的答复，却等来一项临时任命——送契丹使臣至界上！

王安石与契丹使并辔而行。一行人历时十八日方行至河北白沟界上（今河北北拒马河）。

非但是‘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王安石与契丹使臣也因言语不通而一路上保持沉默，此次北行之旅没有丝毫之乐趣可言。深秋的‘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雄奇北地风光，并没有给王安石带来愉悦，他写下了数首边塞诗。毫无例外的是，这些诗中仍有太多的政论成分——

《入塞》

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

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从王安石写就的边塞诗中多少可以读的出王安石的外交思想与爱国主义情怀。往返于北地边界与汴梁之间虽然寂寞枯燥，但也让他有机会亲自到边境上实地了解宋境边防情况。在政治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一些别有居心的‘学者’与‘专家’将王安石诗意故意曲解，认为‘荒云凉雨水悠悠’之句正是描写的幽燕之地在契丹人统治下荒凉景象，而燕人泪数行就是说明了边民长期渴望统一的赤子之热忱。

岂不知北地深秋荒凉苍茫正是应有之义？

朔风凄紧，燕人迎风流泪，掉过头南望也是生活常识！宋辽自澶渊之盟签订以来，数十年间和平共处，双方都埋首发展经济，共同创造了中世纪华夏的灿烂文明，和平是值得肯定的事实。王安石注意到王朝上下文恬武嬉，不修战备，指出忘战必危是事实，而说王安石谴责了和平是契丹统治者与北宋统治者的投降与妥协，而且给边民带来深重灾难，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一面之辞。

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参加了对榷茶法改革意见的讨论。从李唐王朝开始，茶叶逐步成为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各地开始形成饮茶的风尚，唐末统治者千方百计的增加赋敛，茶叶遂有幸与盐一样成为王朝重要搜括目标；赵匡胤代周立国以来，茶叶生产发展迅猛，茶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与李唐王朝相同，宋王朝的茶叶生产也是以东南地区最为发达。

鉴于东南茶区在宋代茶叶生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宋政府对东南茶区的茶叶生产、茶叶贸易十分重视，各种管制茶业的制度措施陆续出台。茶法变更随了王朝发展而变更频繁，但这种变更都不可能跳出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制度之外。这种政府统购统销的制度，称之为‘榷茶法’。

‘榷茶法’规定，茶叶只能由政府实行专买专卖，禁止民间私蓄、私贩，凡违反茶法者视为违法犯罪。北宋规定的榷茶法日渐完善，逐步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销式的茶叶间接专卖体制。宋政府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垄断经营——首先把持了货源，在淮南六州设置十三山场，采茶之民称为园户，隶属于山场。政府先预付给茶户购茶款作本金，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交茶租之外，剩余产品必须全部卖给官府。用最低的价格垄断了货源的宋政府，高价卖给商人。居中获利，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茶商从政府手中购得茶叶之后，辗转运往各地，于西北乃至少数民族地区仍可以获得巨额回报。

以湖南一地为例，据史料记载，每斤茶政府的收购价是220文，运费100文，卖出价格是每斤960文，转手之间，茶叶每斤政府获利640文。

什么是坑爹，这就是坑爹！而且还是坑你没商量。

更有可恨者，如五代时期，占据幽州城的刘仁恭，想出了一个迅速致富法，他垄断经营茶叶生意，所谓的茶，干脆就是树叶！用此树叶代替彼树叶，按当代人理解，刘仁恭这厮太有才了。

然而，即便是如此利润惊人的生意，宋政府仍经常有赔本赚吆喝的风险。看似一本万利的生意，仔细分析之下就会清楚，免费的午餐不好吃。一些隐性的支出数额巨大，宋政府往往会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尴尬。刻剥百姓的名声在外不说，还落的两手空空如也。本来应该是八面玲珑的事，却事与愿违的做成了两面不讨好。这种情形在当代也时有发生，譬如……此处略去若干字。

12　关于专卖的事

众所周知的是，依靠垄断获取暴利，是个别人靠权力自肥的一种短视行为。只是垄断价格虽然可以用政府机器强制执行，但商品质量如何单靠政府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收购上来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政府就会有可能将货物砸在手中。

政府部门在制定茶政之时，过于轻视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政府既然可以强行规定了茶叶的价格，民众就针锋相对，于是上缴茶叶中就出现了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事情。出现这样的情形，也是政府自身政策的原因，为了使国库充裕，统治者自作聪明的制定了官员奖惩制度，茶功课做的好，就有升官的奖励。为完成任务，升官发财，官员在收购茶叶的时候，也就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作法，更有人干脆与茶农沆瀣一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根据史料记载分析可知，茶农造假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种普遍行为。宋政府不得已之下，又多了一项打假的开销。制假售假的事情，并不是在当今之中国方有，而是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打假实在是件任重道远之事。

政府的垄断经营，既伤害了茶农的利益，也损害了商人的利益。政府成了茶叶的唯一合法拥有人，而且明码标价，看似童叟无欺的背后，实则是霸王条款。（读此小文者，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千万要理解正确，本人并没有攻击当今国企的任何意图）民间从来就不乏与政府或明或暗叫板的人，商人做为行走四方、见多识广之辈，其中更是有胆大妄为者。一些茶农与商人为了增加收入，于是就另外合作开辟了一条致富风险路——走私！

在宋时，从事走私的人不只是商人，甚至许多官僚士大夫也不顾的斯文扫地的加入了走私大军。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质次价优的官茶，反而对质优价高的私茶趋之若鹜。走私的泛滥，势必对宋榷茶制度带来严重冲击。为了保证颗粒归公，政府有必要亡羊补牢，打击走私势在必行。而铤而走险的走私者，采取化整为零法、游击战法、蚂蚁搬家法与政府部门斗智斗力，直至最后发展成为斗勇——走私者干脆联手合作，武装走私，走上了与政府公然对抗的道路。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政府从此又多了一大笔抚恤金的支出。在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武装走私之后，不得已的宋廷祭出招安法宝。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走私者摇身一变，成了体制内的官吏。或者他们会成为政府驱使下的打击武装走私急先锋也未可知，但这些百无禁忌的人从经商到作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的，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只不过与武装走私相较而言略轻一些罢了。

另外一项重要支出是茶叶统购上来之后，贮藏与运输的问题。在物流业不发达的宋时，运输就成了制约榷茶制度发展的最大瓶颈。速度缓慢、运能低下、突发性事故频发、成本过高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因素。

走水路虽然可以快捷，但也有风高浪急、翻船的风险，茶叶泡了水之后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物，更何况泡的是江河水。即使是出现这种事情的机率较低，平安保险公司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来接这个政府大单；走陆路，众所周知，宋王朝缺马，运输的主角只能由老黄牛承担。而牛，虽是可以负重致远而著称。但除了天牛会飞、五色神牛与牛魔王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之外，绝大多数牛都是迈着不急不躁的步伐在闲廷漫步。一头牛一天平行移动三十里的就是超水平发挥，倘若碰到天阴下雨道路泥泞，那么这牛的移动更会变的与蜗牛一样缓慢。等拉到目的地，新茶也变成了陈茶。增加运力、运输提速也成了一项庞大的开支。

更有一项开支就是政府对具体办理茶务官员的督导。宋王朝被人诟病，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宋的冗官冗吏。在很多时候，人多力量未必大。官多闲着容易打架，还会出现官商勾结之事。（人们对官商勾结一事深恶痛绝，却不曾想过官不与商勾结，难道会和草民勾结吗？）

人浮于事、朋比为奸、相互推诿。龙多不治水，工作效率低下，无形中又加大了茶叶的交易成本。

官僚体制管理效率越差，监督各级官吏的支出就越大。监督成本越高，就越容易在监督过程中产生以权谋私的情形。如此恶性循环不已，政府只好眼眼眼闭地默许了这些代理人从中渔利，如此一来体制越发变的腐败。

官字两张口，这些官员信口开河就可以从中获利。将一些劣质茶叶说成是极品贡茶，商人的经营成本也因为极速增高，而损害了商人利益。没有了利润，商人也失去了做茶叶生意的积极性。没有了销售渠道，政府只好承担销售商的角色，而国营的情形如何，只需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商业如何就会清楚。

宋政府实施的榷茶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对于这一点，时任宰执的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几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宋廷朝堂之上，都在热议茶政的事情。几人向仁宗奏陈之后，仁宗皇帝派人到地方询察，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也倾向于茶叶取消专卖、实现自由通商。

13　天子近臣

宋的榷茶制度，表面上看似乎政府从中获利颇丰，实则是名实不副之事。榷茶制度在宋政府交了巨额学费之后，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事实面前，宋政府最终迫不得已承认了——政府的介入已经不是助推力，而是成了商业繁荣的阻力。

宋王朝榷茶制度的最终失败，对于今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深刻的借鉴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干预经济等问题在千年前的宋王朝就已经出现，如果再让这样的问题成为困扰我们改革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政府将是愚不可及的政府！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诞生，都有它合理、进步的一面。但制度本身却无法完全判断它良与不良，只要是适应了时代需求的制度便是良法，反之则非也。适用于一时之制度者，绝非适用于一世。时移世易，曾经的良法也将变为不良！

王安石的万言书虽然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注重，但在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中引发了共鸣。这些人不但对王安石的文章才华所折服，更对其高瞻远瞩的眼光赞赏不已，王安石的名气也与日俱增。王安石在朝野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嘉祐五年（公元1061年）十一月，朝廷对王安石另有任命，委派他与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修起居注意味着从此可以每天长伴圣明天子左右，记录仁宗皇帝的一言一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次司马光极可能受王安石的影响，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拒绝此项任命。司马光在连上五道辞职书被拒之后，老老实实的前去报到，勉强就任新职了。王安石则比司马光还要倔强的很，五辞之后，仍拒绝接受任命。王安石虽然不愿意日夜陪伴在伟大领袖左右，仁宗皇帝却不作此想。王安石思想虽然激进，但人品如何他还是非常的放心的。

仁宗命令左右直接把任命书送至王安石办理公务的桌案之上，看他如何推脱。王安石一见相关人员，就脚底板抹油开溜，直接躲到了洗手间。来人找不到他，干脆把诏书放在了桌上就扭身离去，王安石一见，命令手下人如博尔特者把诏书追还使者。仁宗一见王安石如此执拗，他的牛脾气也发作，王安石连上八道辞职申请，都不予理睬。王安石一看再固执己见，仁宗皇帝就有恼羞成怒的可能，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接受了这项任命。

在圣明天子身边呆了半年，仁宗皇帝直接升任他为知制诰之职，代替天子起草诏书制诰之类的文字工作。这次王安石没有表现的从前一样，没有推辞，接受了这一官职。

嘉祐七年（公元1063年）秋，王安石被临时委派去纠察在京刑狱。在此任上，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案件——

在北宋仁宗年间，城市文化已经迅猛发展，而斗鹌鹑也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大家都喜欢吃鹌鹑蛋，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鹌鹑天性与蟋蟀一样喜欢斗。

汴梁城中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常胜将军’鹌鹑，为他赚了许多钱。有一个发小看到之后，眼红心热直接开口向他讨要。这无疑是在向他要摇钱树，这少年当然不会同意。那人见他不肯，仗着两人关系密切，索性拿了鹌鹑就跑。

这少年怒不可遏在后紧追不舍。眼见追及，少年飞起一脚向他踢去。哪知道这一脚正中同伴肋下，那同伴未曾防备，一脚被踢的气绝身亡。人命关天，案件移交开封府，官府判处少年罪当偿死。

14　谁做接班人？（上）

王安石审阅卷宗之后认为，死者未经事主同意，与盗贼同理。那少年追捕盗贼，不过是过失杀人，应当是无罪释放。

王安石复审结果一出，开封城中顿时沸反盈天。不但是开封府官员不服，就连死者家属也不服气。案件申诉到最高法院——大理寺！终审支持开封府官员的初审结果，认为少年应当抵命。对王安石，大理寺特意行文批评，要王安石检讨他的错误。事情本来不过是例行公事，无需较真，哪知道王安石对外宣称‘我无罪，何错之有？’。见王安石拒不认错，大理寺官员上疏请求仁宗责罚王安石。王安石不为所动，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从现代法理来分析，此案件中，少年是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的，他所犯最多是过失杀人。应该是罪不至死的，只要赔偿苦主一笔银两，判处徒刑若干惩戒就足矣。但说无罪当庭释放，也不应该。开封府官员与王安石在此案的处理意见上都有失公允，王安石的断案虽然有失偏颇，但他此举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考虑问题，毕竟人命关天，多死一人，也无济于事的。

南宋末年，出现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其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之句。这位苏老泉正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老泉名号到底应当归为苏轼，还是他的父亲学界仍未有定论）老苏胡子一大把，年纪到二十七方有志于学，发愤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大儒。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过《三字经》的传播，数百年来一直在激励着莘莘学子。

学有所成的苏洵参加了科举考试，却科场蹭蹬。每次满怀希望而来无不是失望而去，眼见的仕途无望，苏洵只得另觅捷径。老苏领了两个儿子去拜访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希望得到赏识荐举。张方平对三苏父子极为欣赏，当时就告诉苏洵，这两个孩子都是天才，老大聪明可爱，然而不如老二少年老成，将来的成就或者老二要比老大要强上些许。

这老大正是苏轼苏东坡了，而老二就是苏辙苏颖滨了。得到张方平赞赏的苏洵信心倍增，带了两个儿子直奔汴梁城。首先他来拜见的正是已是一代文宗的欧阳修，欧阳修一见三苏文章，惊为天人，在他不遗余力的宣传之下，三苏的文章在大宋王朝声名雀起，一时间‘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开封纸贵的盛况。

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苏轼兄弟二人参加了这年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二人如愿以偿，一同进士及第。苏轼在他的文章中激扬文字、纵横捭阖，个人政治观点初现端倪。苏轼也认为改革是势在必行之事，只是他的建议与王安石所上万言书截然不同。苏轼既反对因循苟且、主张变革，但却反对骤变而主张渐变；既讲法治，但又反对仅讲法治，而更重人治和德政；反对王安石的开源理财观念，主张节俭重义。其它主考官都赞叹苏轼文章‘文义灿然’，而王安石认为他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执政之后，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以经义策论升降天下士，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因为二人对文章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日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王安石变法派的对立。政治斗争逐渐向意气之争、文学思想之争转变，学问之道与政治观念混为一谈。王安石的文学主张，也为自己树敌不少，变法最终失败也是情理之事。

仁宗嘉祐八年三月，带着十二万分的遗憾，做了四十二年太平天子的宋仁宗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消息传出，士民如丧考妣般痛哭流涕，连远在北地的契丹君臣也为之落泪。在韩琦等重臣主持之下，濮王赵曙入继大统，是为英宗。英宗皇帝不是仁宗的儿子，乃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

濮安懿王儿子之多，完全可以组织两只足球队踢对抗赛了，而圣明天子富有四海却子嗣艰难。仁宗皇帝也曾经有过儿子，在他三十四岁之前有过三个儿子，可惜龙种娇贵人间留不住，先后出生，相继夭折。仁宗在位期间，先后多次不豫。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仁宗皇帝才登殿，帘子才卷起，忽然之间发病，这次病发作没有预兆，时间久，仁宗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幸亏有文彥博主持大局，才总算勉强度过这次政治危机。经历此事之后，朝臣无不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与迫在眉睫。

过了数月，见仁宗皇帝身体恢复健康，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专制君主时代，立储之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事，即便是百官之首宰相也不敢随便在这种事情上乱发言，生恐招来君王疑忌而有不测之祸。范镇上疏无异于惹火上身，奏疏一上，朝野震动。文彥博也惊出一身的冷汗，私下里责备他作事孟浪，如此大事为何不事前和他商量一下。范镇慷慨陈辞道：‘此事上疏，我是做了最坏打算的。与执政商议，如果你不答应，难道说我就因此而放弃上疏吗？’

15　谁做接班人？（中）

远在并州通判任上的司马光也积极声援，鼓励范镇再接再厉，并且也上疏朝廷建议立储。对此仁宗皇帝不置可否，也不表态，只是将这些奏疏发往中书，交由执政大臣处理。文彥博等人见仁宗皇帝不发话，也明智地选择了搁置不议，在许多时候，冷处理也是种婉转的表明态度方式。

迫于朝臣压力，仁宗提拔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之职。范镇在家待罪三个月，已经是须发尽白。仁宗皇帝见了也是心中感慨万端，流泪恳请臣子，再给他两三年时间，寡人已经在努力播种了。

嘉祐三年‘国丈’张尧佐去世，仁宗皇帝松了一口气，冲着朝臣发脾气道：‘台谏官员以为我任用张尧佐，就象唐明皇一样用杨国忠一样，国家会有播迁之祸。依我看来未必！’

话音未落，一旁边的户部员外郎唐介立即表示反对：‘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只怕还不如唐明皇的结果。他还有儿子肃宗起兵靖难，恢复社稷。不知陛下靠谁？’

仁宗皇帝听了，当时就面色大变，唐介所说虽是实情，但这话讲的太过刺耳。想发怒又不知道从何发起。面上青红不定了好一阵，方解嘲道：‘立储之事，已经在和韩琦商量了。’

如果说唐介这样揶揄圣明天子还只是限于冷嘲热讽阶段，而张昪（卞音）的行为就可以视为主观故意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张昪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也幸亏宋仁宗的‘仁’不是装出来的。

——史载：张昪担任御史的时候，经常上表疏攻击两府大臣，仁宗皇帝一天语重心长的警告他：‘卿本孤寒，何为屡言近臣？’

仁宗皇帝这话，听着有点推心置腹的意思，也并没有什么特殊含意在其中。哪知道张昪听了，当场反驳道：‘微臣怎么能说是孤寒呢？只怕真正孤寒是陛下您自己啊！’

仁宗皇帝一听，心想自己富有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能说是孤寒呢？于是就不解地问张昪：‘此话怎讲？’

张昪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微臣家内有拙荆犬子，外有亲戚故旧，不能说是孤寒；而陛下外无良将、内无贤相，‘惟昭阳二人而已，岂非孤寒？’”

仁宗听出了张昪的言外之意，张昪仍是在笑他没有儿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

退朝回到大内，仁宗皇帝越琢磨张昪的话越心中悲凉。哀声叹气了许久，与曹皇后二人泪眼人对泪眼人。没有儿子成了仁宗皇帝人生中最大的心病，野史记载，到了仁宗晚年，每逢真宗忌日，仁宗皇帝就要大哭一场，‘其声甚哀。’！

这哭声中既有无奈，又有不甘，眼见的‘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自感多不接世的仁宗生恐死后无颜去见先帝于地下，故此痛哭。只是子嗣这种事情，却是心有余力不足之事。人们经常说的心想事成，不过是在安慰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找宽心罢了。

嘉祐三年，欧阳修继包拯之后出任开封府尹，包拯改任御史中丞。上任当月，他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事情，上了《请建太子疏》。

所有大臣在心底都在为帝国后继乏人而担忧，仁宗动辄‘不豫’，他的健康问题令他们忧心忡忡，万一哪天伟大领袖忽然挂了，那么朝政就会出现动荡。权力能不能顺利完成交接是关系到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希望圣明天子早点确实接班人。

仁宗皇帝却不作此想，饱读史书的他心底深处总是在怀疑这些臣子们此举是否出于公心。历史上那些借拥立新君弄权的侥幸之臣太多，堂而皇之的借立储之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者大有人在。

仁宗读了包拯的奏疏，问他道：‘不知卿家认为立何人作储君为是？’

包拯读懂了仁宗的心思，他坦荡荡地直言无讳道：‘微臣请立储君，是在为了江山社稷考虑。陛下如此问，就是怀疑微臣的居心所在。臣老矣，且无子，不是在为自己身后计！’包拯说这话的时候，儿子包繶在五年前就死了，留下的幼子也刚夭折不久。君臣二人现在是难兄难弟，包拯建议立储是大公无私之举。

16　谁做接班人？（下）

韩琦出任执政大臣之后不久，也向仁宗进言，请求他早立储君。仁宗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借口后宫中已经有孕在身者，等等看。

等来等去的结果还是生了丫头片子，仁宗皇帝欲哭无泪！

嘉祐六年，司马光知谏院，先后一连上七道奏疏请仁宗早立皇储。而且提醒韩琦等人，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哪一天，禁中有人拿出一张纸，说命何人为嗣，那时候木已成舟，悔之无及。

在司马光、韩琦等人的推动之下，朝堂之上对立储之事的紧迫性形成了共识。迫于形势，仁宗避无可避，只好顺水推舟问韩琦，立宗室中何人最合适。

宋王朝沿袭唐人制度，将所有宗室安排集中居住。这些皇室至亲，基本上属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统治者对近亲宗室始终采取厚养而不用的防范政策，更加意提防大臣与宗室之间的来往。这些宗室在汴梁城中，实则过着一种坐井观天的高级囚徒生活。说他们是猪，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并不为过。

仁宗皇帝这样问韩琦，显然是内心深处对他不敢放心的无意识流露。韩琦听了，当然知道这话的份量，急忙撇清自己‘宗室不与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立何人应出自圣断！’

仁宗皇帝无子，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正是后来继位为君的赵曙。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赵宗实，宗实四岁入宫，长到八岁时候，被送回了王府。这是因为仁宗皇帝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了，有了亲的，养的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宫中了。在这四年当中，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高滔滔。这两个孩子年纪相当，这滔滔也是个小淘气，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成了玩伴，颇有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意思。

庆历末年时候，仁宗心血来潮，向曹皇后提议‘我们曾经收养过的宗实与滔滔年纪也大了，我二人为之主婚，成全此佳儿佳妇如何？’曹皇后当即应允，于是仁宗皇帝的养子赵宗实就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高滔滔。一场皇家婚礼办的热闹非凡，宫内外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一时间成为美谈。

现在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继承人，仁宗当然倾向于赵宗实了。见仁宗亲口说出了名字，韩琦与左右重臣，立即跪下高颂‘官家圣明，国家幸甚，苍生幸甚，从此江山社稷后继有人！’

众人这样做，是生恐仁宗反悔，所以趁热打铁，将生米做成熟饭。

史料的记载说明韩琦等人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比车驾还宫，不食者再，左右问安否，上垂泪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

虽然迫于压力，仁宗皇帝确立了宗实为皇储，确立了皇储，就等于交代了后事。对此，显然仁宗仍是心有不甘。左右有人提醒官家，后宫中某妃已经即将临盆，为什么不再等等呢？

上曰：‘是他韩琦已处置了。’复泣下。

尽管仁宗皇帝心中再不情愿，储君之事还是在历经坎坷波折之后得以确立：赵宗实在这年八月，被正式立为皇子，改名为曙。半年之后，仁宗皇帝在一天夜里突然去世。走完了他波澜不惊的一生。有一首诗完全可以当成对他一生功业的总结报告——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令驾鹤西游的仁宗始料未及的是，他万般无奈之下所立的储君赵曙却并不希罕他的恩赐。仁宗皇帝圣旨布告天下立赵宗实为皇子时候，赵宗实正在家中为父亲濮安懿王守孝。朝旨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之职，以便为立储之事做为过度阶段。不料赵宗实拒绝出任此职，先是以父丧为由、后以生病为借口，不肯上任。韩琦当机立断建议仁宗，任命赵宗实为知宗正寺，外人就会认为宗实是皇子了，不如直截了当的为他正名。仁宗这时候已经是船头江心堵漏迟，无奈之下只有点头表示同意。

仁宗皇帝半夜去世，曹皇后阻止了内宦出宫报丧，而是派左右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重臣黎明入宫。韩琦入宫见状，立刻建议曹皇后宣如赵曙入宫。赵曙赶到皇宫，方知仁宗皇帝大去，曹皇后命他入继大统。赵曙听了，连称不敢。牛不喝水强按头，趁他正在错愕之间，韩琦抢身上前与众人七手八脚将皇袍勉强给赵曙穿在身上。闻召赶来准备草拟遗诏的王珪撞到这幕场景，惊的目瞪口呆，呆立在当地、握了笔的手颤抖的不知如何是好。

17　英宗继统

韩琦处变不惊，一面宽慰赵曙，一面吩咐王珪只需按自己所说写就可以。饱读读书的王珪颤抖着手拟就了遗诏，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在朝堂之上当众宣读了遗诏，同时向中外宣告，新皇帝已经于昨日在大行皇帝柩前即位，这位新君正是英宗皇帝。

英宗不愿意做皇帝，并不是故作高姿态，而是真的无法承受这种失望与希望相互交织的煎熬。仁宗公开立他为皇子时候，英宗已经是三十一岁的成年人。他临行之际，不知此一去是祸是福，叮嘱手下人道：‘好好地看护好我这个老住处，或者官家哪天有了皇储，我还得搬着铺盖回来住的。’

也不能怪宗实心下怅茫，从他父亲那一辈，家中就曾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折磨。英宗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是宋太宗第四子商王赵元份之子，也是宋真宗的侄子。赵允让也有过与英宗相似的经历，历史的精彩就在于无巧不成书——

当年真宗所立的悼献太子死后，曾将赵允让养在宫中，准备立为太子。数年之后，仁宗出生，才将他送出宫去。

赵允让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对母亲的孝顺，一年夏天，他的母亲楚国太夫人偶感风寒。虽然正是炎夏酷暑季节，但是为了母亲早日康复，赵允让坚持陪伴母亲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中。母亲去世之后，赵允让悲痛异常，出丧之时披麻带孝，步行十多里地，扶棺直至顺天门。他的至孝品行，也感染了儿子赵宗实。

英宗的遭遇与父亲如出一辙，所以在他心底对做皇子之事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对于似乎触手可及的帝位也不敢表现的太过热情。在朝堂之上，他身份尴尬，而且在家中也是无足轻重的。依宋王朝对待宗室的制度，继承父亲的爵位也只能是嫡长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老十三的份。所以他在接到宗正寺的任命之后，一再推辞，不肯接受。

做为宗室，他太清楚身处皇储之位的凶险了。皇储表面风光无限，实则是成了众矢之的。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多少宗室弟子明争暗斗、骨肉相残。这时候的他正在为父亲守丧，笃孝的他不愿意因为皇子之位而使自己孝道有亏；况且成了皇子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是福是祸，前途难卜。在宫中四年虽然他尚在年幼时候，但宫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留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他对未来充满着恐惧感。

赵宗实不奉诏，正中仁宗下怀。事情就这样拖延，万一真的上天开眼，自己有个一男半子，也就没有必要传位于宗室了。

僵持状态维持到嘉祐七年八月，仁宗终于下定决心正式立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父丧已除的赵宗实却仍不接受太子之位，以生病为由数十次的上疏推辞。这时候，宗实身边的亲信王府记室周孟阳为他指点迷津，询问英宗为什么这样总是在推辞。英宗实言相告，自己这样做，是不敢求福，但想免祸。

周孟阳开导他道：‘现在天下臣民都知道你是皇太子了，如果一直谦让，万一哪天真的别人做了皇太子，难道你就会安然无恙吗？’周孟阳认为，做皇太子是福不是祸，即便是祸，也躲不过的！与其被动的躲避，不如直面人生好了。

史料证实，周孟阳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世间事从来就是：有人辞官归故里，就有人漏夜赶科场。

——赵宗实对任皇太子之事推三阻四，素以‘友爱’著称的宋太宗之孙、北海郡王赵允弼眼见的仁宗不起，他自认为‘最尊属、心不平’，并且在朝堂之上公然声称：‘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

赵允弼言外之意有资格继位为君者，舍我其谁！

好在韩琦有勇有谋，态度坚决的告诉他‘先帝有诏！’并正颜厉色的提醒他‘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虽然史料之中对此事的记载只是寥寥数语，但背后发生的事情定然是惊心动魄。史家这样做显然是在为尊者讳之举！

一语点醒梦中人，想要免祸，只有自己做皇太子，否则将来不但做不成太平王爷，而且还会有杀身之祸。惊出一身冷汗的赵宗实恍然大悟，不敢再推辞，立即接受了任命。再次踏入宫禁的他心底一片茫然，只带了些日常翻阅的书籍。这样做，也是方便随时离开。对继承皇位，他仍不抱太多希望。

现在仁宗忽然弃世，赵曙化茧成蝶一跃而成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天而降的幸福将英宗彻底击晕了。最初几天，他的表现可圈可点，很快就赢得了大臣们的拥戴。第四天晚上，英宗就有了反常的举止，连声呼唤左右，说有人行刺，左右侍卫赶至御前救驾，可是除了他苍白惊恐着面孔立在屋中，四下里阒静无声、空无一人。

四月八日是仁宗皇帝大敛的日子，紧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裂。英宗疯了，在仁宗灵柩前他狂号奔走，举止失常。立在一旁的韩琦立即拉下帷帘，命几名内侍强行扶持了英宗，葬礼得以正常举行。

鉴于英宗患病暂时不能处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韩琦等朝臣只好请曹太后暂时垂帘听政。

英宗的病本来就是心病，现在发作起来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对左右太监宫女非打即骂，搞的宫中上下人人自危。非但如此，更对曹太后、朝臣出言不逊。一次韩琦亲自侍奉汤药，英宗只喝了一口，就嫌苦，用力一推汤药撒了韩琦一身。这一幕正好让赶来探看英宗病情的曹太后撞见，急忙让左右人取来衣服为韩琦换上，韩琦推辞不敢接受，表示这是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曹太后感慨不已道：‘当个宰相真不容易！’

曹太后不曾想过，突然间让赵曙做一国之主也不是件容易事。英宗病情发作时候，不但对在一边问疾侍奉的皇子不闻不问，就连前来视疾的曹太后也态度恶劣，经常恶语相向。一来二去，曹太后左右人挑拨离间，英宗与曹后之间就产生了罅隙。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见英宗，面奏曰：“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至不忍闻，臣实痛之。”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

无处诉苦的曹太后，当初也是赞同赵曙继统的，现在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有打落门牙和血吞。自认倒霉之余只好把满腹的委曲向臣子倾诉，希望他们明白她的苦衷。

就在曹太后与英宗二人之间几乎水火不容时候，到了仁宗皇帝出殡的日子。令所有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作为皇位继承人，英宗在这一天本来是应该亲自主持祭拜的。哪知到了这一天，他居然称病不出，殡仪因此而取消。

在内外压力之下，拖延了四天之后，英宗皇帝推脱不过只好前往集英殿祭奠仁宗。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素来以孝顺著称的英宗，理应在祭奠时候嚎啕大哭一番，向天下臣民展示一下人子孝道的。哪知道他行过礼之后，木了脸立在那里，根本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英宗的行为，不但是他自己饱受非议，就连所有人也感觉面上无光。这绝非是感情深浅的事情，而是事关国体、国格的大事，传将出去，那将贻笑大方。曹太后虽然当初在立赵曙为皇子的事情上极力赞同，但英宗的表现让她大失所望。更加有人在其间挑拔，于是就有了废英宗的打算。

曹太后日渐冷落英宗，病中的英宗也有所察觉。一天韩琦入宫问疾的时候，英宗对韩琦埋怨道：‘太后待我无恩！’韩琦替曹太后辩解道：‘哪里有不是的父母呢？陛下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多检讨一下自己的不是！’英宗听了，连连点头。一个巴掌拍不响，完全归咎于曹太后也不应该。

韩琦等朝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不过是权宜之举。英宗皇帝身体恢复健康，曹太后就应该归政于英宗。哪知道，母子二人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眼见的英宗皇帝身体日益康复，曹太后却迟迟不肯撤帘归政。一天朝堂之上，曹太后假装不经意之间竟然问韩琦汉代昌邑王的事情（汉昭帝死后，大臣霍光迎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因其无道而废。）曹太后这样问，显然是在向韩琦透露自己有废英宗的企图，投石问路之意。由哪个人作皇帝，不能等同于孩子过家家，频繁换人，就会引起朝局动荡不安。从一切惟稳的角度出发，韩琦、富弼等朝臣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极力在英宗与曹后之间调停。

欧阳修也向曹太后进言：‘太后侍奉仁宗皇帝数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四海。当年张贵妃有宠，太后可以泰然处之，现在母子不能相容，是何道理？’

18　英宗继统

见曹太后仍不为所动，欧阳修加重语气道：‘现在天下臣民对英宗继统皆无异议，正是因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有遗爱于四海。现在太后一妇人，臣等四五个书生。不是有仁宗遗爱，天下人谁肯听从？’

曹太后虽然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出自名门。但在张贵妃得宠时候，因为触怒仁宗，险遭废黜。完全是因为朝臣的支持，才一直任后宫之主。现在欧阳修的言语，话中有话，软硬兼施。先扬后抑，明白无误的告诉她，必须严格按仁宗既定方针办，千万不要有其它想法。

曹太后听了欧阳修的话，正在心中掂量一意孤行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时候韩琦趁机进言：做为人臣，他们只能照顾到朝政外事，而内宫的事情就全靠太后辛苦。英宗如果有个意外，那么太后也怕不会安稳。太后照顾好皇上，当然会得到众臣子的拥护与爱戴。韩琦担心曹太后一时走极端，英宗殒命，将会带来朝政动荡，所以提醒曹太后，现在的她是与英宗祸福与共的，如果英宗有什么三长两短，她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听了韩琦话里话外透露出来的威胁与警告，曹太后心中恨极，却不敢发作。这几个书生气十足的重臣，说的出就做的出。

对待病中的英宗皇帝，朝臣们显然更显得的有耐心。司马光为英宗解读了自己对孝道的认识，告诉圣明天子，生育之恩虽大，但养育之恩更重。希望英宗可以孝顺曹太后，那么朝野之间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

与司马光谨小慎微不同，韩琦与英宗之间的对话没有了咄咄逼人与绵里藏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官家，父慈子孝的事情，寻常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三皇五帝中，为什么独有舜帝被称为大孝？正是因为他能忍受父母不慈的原因！希望英宗效仿舜帝，即便是曹太后有什么不是，也要能够尽孝。让英宗皇帝在既缺钙又缺爱的时候，仍要坚持尽孝。做到与前贤相媲美的道德模范，这样就会天下归心。英宗就会成为天下人敬仰的圣明天子！

韩琦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不由英宗不感动。为了维护新君脆弱的内心世界，韩琦干脆明白无误的告诉新君，有错在先的并不是英宗，而是曹太后。公道自在人心，只要英宗表现的高姿态，天下臣民就会爱戴英宗！

英宗的病情这时候也渐已好转，听了韩琦推心置腹的话，岂有不从之理。自己主动去曹太后面前尽孝，既可以平息谣言，又可以重塑自己至孝的美德，为自己亲政扫平阻碍，如此一举数得之事不去做，岂非傻瓜？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的宋英宗一改从前作为，从此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再不当众控诉曹太后的不是。他的痛改前非之举，也多少消弭了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

眼见的英宗与曹后之间关系出现缓和迹象，韩琦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潦乱的举措，督促曹太后归政。

人们总是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讥讽读书人，其实在许多时候，读书人的智慧还是令人心下钦敬不已的。

公元1064年的新年伊始，韩琦与朝臣绞尽脑汁之后，为帝国拟定了一个新的年号为‘治平’！所有人都希望新的一年中，天下治平，英宗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韩琦见曹太后无动于衷，于是一计未成，另生一计——为了为英宗亲政制造舆论导向，向天下臣民宣告他病体康复。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皇帝玺宝尽数掌握在曹太后手中，曹太后不主动交出，平时英宗走到哪里，曹太后就亦步亦趋相随。正好这年京畿地方久旱无雨，韩琦冠冕堂皇的借口请天子亲自出城外醴泉观祈雨，将天子玺绶等物骗了出来。

新君大病初愈第一次出巡就是为天下生民祈雨，如何不令百姓感动莫名？当英宗在群臣陪伴之下出城之际，道路两旁观者如堵，黎民百姓齐呼万岁拜舞于尘埃。祈雨结束之后，玺绶等物也理所当然的没有归还曹太后。

哪知曹太后沉的住气，并没有主动讨要。不得已之下，韩琦再出奇招。一天，等群臣向曹太后禀事全部退下之后，韩琦却并没有走的意思。帘后的曹太后无法径直离去，只得询问他有何要事。韩琦开门见山地向她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出为地方官。

曹太后乍听此言，不禁吃了一惊。继而很快省过味来，明白韩琦这是在向自己逼宫。踌躇良久，表态道：‘相公怎么可以离开朝堂？应该退的人是我！’

19　天子的私心（上）

韩琦情知曹太后此话说的言不由衷，立即顺水推舟，例举了前朝数位贪恋权势为后人诟病的垂帘听政者，极口赞颂曹太后今日之事。

曹太后在帘后听的心乱如麻，起身正要离去，韩琦望见，上前再拜故意问道：‘台谏官员今日上表章请太后何时还政，不知太后决定哪一天撤帘？’

曹太后听得不耐烦道：‘叫做也是相公，不叫做也是相公。’言罢丢下韩琦悻悻而去。韩琦环顾左右，大声喝令仪鸾司撤帘。

这一声断喝，殿上诸人耳中无异是佛门金刚狮子吼，在他积威之下，仪鸾司官员不敢违逆，上前撤帘。帏帘拉开，尚且可以看见曹太后怒气冲冲的背景与裙裾。曹太后见势已至此，知道不还政也不成，只得从宫中递出手书，表示愿意还政英宗。

经过韩琦等朝臣的努力，曹太后迫于压力，终于还政英宗。就在所有朝臣为安然渡过一场政治危机而额手相庆的时候，另外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却爆发了。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这一事件，对宋之后的华夏历史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宗亲政之后不久，就应韩琦之请下了一道诏旨，命朝臣讨论‘濮王’的追封问题。（不知韩琦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只是理想为他为了树立新君的威仪，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渠道）英宗推已及人，心底明白从前父亲帝位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折磨有多么的痛苦，所以一旦做了皇帝，对亡父未能作皇帝而遗憾在心，只好在他身后加以尊崇以作补偿。亲政不久的英宗虽然在心中极希望为自己的生父正名，但他心中明白，自己根基尚浅，这一年多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了朝堂之上大臣的力量。在没有取得朝臣们的谅解之前，自己的决定只能停留在空想层面之上。

不出他所料，很快朝堂之上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意见：一派以韩琦、欧阳修等数位重臣为首，支持他追封亲生父亲濮安懿王为‘皇考’；另一派以台谏官员为主体，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王珪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濮王较仁宗年长，所以英宗应当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子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而韩琦、欧阳修等人的理由则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双方都是饱读诗书之辈，熟悉前朝历代典章制度。一时间朝堂之上各执一辞、引经据典，针锋相对，一场辩论大战进行的不亦乐乎！

坚决支持英宗‘皇考’之说的韩琦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有着难言的苦衷，英宗亲政之事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波折，如今新君急需树立权威。否定英宗，就等于前功尽弃。现在英宗虽然亲政，但扶上战马之后，还必须由他这个重臣护送前行一程才可以。在英宗不能熟练驾驭马匹之前，韩琦仍重任在肩。众所周知，韩琦从立储之初就是力挺英宗的，所以在此事上仍然要坚定不移的予以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韩琦也是属于被英宗实施了政治绑架。为了宋王朝的政权稳定，他已经成了有进无退的马前卒，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也只有义无反顾的奋勇向前了。

而欧阳修这时候的表现，慕雨个人认为，对待此事的态度，可以从欧阳修自幼丧父一事上追寻根源。他认为‘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支持英宗，完全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

历史发展到赵宋王朝，有一个远迈前朝的社会进步，就是整个士大夫集体的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起真正得以实施贯彻的科举取士制度，向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公平的提供了竞争上岗的舞台。历经数十年的积累，开始在仁宗一朝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强要寻找一个类似，那么可以视为今日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集体。一个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崭新价值观念的特殊群体崛起，并且很快构成了宋代官僚的主体，理所当然的，该集团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必然自觉而强烈的反馈到宋代君主官僚政体中来，在朝堂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是水到渠成之事。两宋第一名臣范仲淹倡导的‘以天下为已任’和宋儒张载所标榜的‘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一阶段士大夫群体在朝野之上发出的最强音。在此影响之下，从仁宗朝开始，宋朝堂之上、宋官僚集团当中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共识！

胸怀‘以天下为已任’大志的士大夫步入仕途，他们心中已经自许为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等天下重任的实际承担者。而在职场实现这一人生目标，能够不受职守拘束，直接施展抱负的官职，除了作宰相就是作台谏官员了。而做宰相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先从台谏官员做起好了。当这些有了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的台谏官员出现在朝堂之上时候，就会因为恪尽职守，自觉形成独立正直、刚直不阿、不为身谋、无所畏避的职业道德。

20　天子的私心（下）

宋王朝统治者对台谏官员的宽容，既是专制政治日趋成熟的表现，也是台谏官员作用日益重要的原因。

台谏官员在朝中主要作用为：一，帮助最高统治者制衡相权；二，抑制外戚势力的形成；三、负责对干政宦官的弹劾；四、尊崇文臣，抑制防范武将。台谏官员的存在有助于君主政体的稳定与巩固，对此深有体会的宋仁宗直言无忌‘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

宋王朝的统治者可以容忍在朝堂之上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实在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一个政府能不能听的进去批评和反对声音，是它开明、民主与否的评判标尺。万马齐喑而一枝独秀绝非国家之福！

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史家此语大有见地。

作为一种监察制度，台谏在北宋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台谏官正直敢言的元气正是形成于宋仁宗一朝。韩琦支持英宗的‘皇考’说，立即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员。本来就有权力监督制约相权的台谏官，无法体会到韩琦的苦衷，简单的认定韩琦这样做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本来支持英宗‘皇考’说的人就在朝中是少数派，这时候，曹太后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反对。英宗见状，急忙传诏，此事暂且搁置不议。

就在争议双方准备偃旗息鼓之际，事情却忽然出现了转机。一度支持司马光等人的曹太后却改了主意，认为应该追封濮王为‘皇考’。就在所有官员一头雾水的时候，细心的台谏官员发现了其中的蹊跷——曹太后的诏书是由欧阳修所书！

有迹象表明，为了达成英宗皇帝的私心，极有可能欧阳修和韩琦等人串通了曹太后身边的宦官，说服了曹太后改变了初衷。这让更多的官员感到愤怒，制衡相权是他们的本职，打击外戚势力在朝堂之上抬头也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相权与后戚勾结，更是犯了台谏官员的大忌！

不论曹太后诏书是不是自己意志力的体现，毕竟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不能抵赖。见诏书正中下怀的宋英宗，立即招来执政大臣商议如何平息朝臣们的非议，稳定政局。韩琦对此只说了一句‘臣等几人是奸是忠，陛下心中最清楚。’便不再言语。欧阳修则直接告诉英宗皇帝，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现在已经是势同水火，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至于如何取舍，英宗宸纲独断好了！

英宗犹豫再三，终于下了决心，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

圣旨颁发之后，英宗也明白这几人是无过而受罚，心中很是过意不去，特地吩咐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在贬台谏官员的同时，他也预料到事情一定会引的舆论大哗，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发出上谕，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虽然英宗已经做出让步，不再坚持称濮王为‘皇考’，但消息传出，仍遭到了朝臣们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集体自请贬职。就连英宗藩邸旧人也反对他的称亲之举。

英宗没有料到自己贬谪吕诲等三名台谏官员，竟然惹来会朝堂之上如此强烈的反对。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放低身段亲自出面平息众怒，亲口许诺反对派首脑人物王珪为执政，希望他顾全大局。为求朝政趋稳，英宗可谓处心积虑，软硬兼施。

而对付另一个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司马光，更是投其所好——治平三年，司马光将写就了《通志》八卷上呈英宗御览，该书正是他毕生心血《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见到书稿之后，对他所作的工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鼓励他再接再厉，希望他继续编纂下去，等书结稿之日，自己另赐新名。不但如此，更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组织编纂之事，更进一步指示将编写的事情从此放在崇文院内，允许司马光和他的编纂班子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图书资料。为他编纂图书大开绿灯，但有所请无不应允。

为了求得司马光的谅解，更批准为他的编纂工作提供皇家专用的笔墨纸砚等物，划拔专项资金全力支持。供给书局人员水果、茶叶、点心等物，派出宦官专门侍奉左右。

有了最高当局重视，图书编纂事情很快就步入正轨。有了来自英宗皇帝的最高指示，大大改善了图书编纂的软硬条件，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事业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坚实的后盾。

新君的知遇之恩让司马光在感动之余不再固执己见，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仍要执行，明智之举无过于‘理解万岁’吧！

21　大公有私！

为了生父在身后有一个名分的事情，英宗亲自掀起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波，在他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之后，事情终于圆满的划上了一个句号。天下臣民再次见识了伟大领袖的‘笃孝品行’！

‘濮议’之事到今天几乎要有千年之久了，事情真相如何早已是不可尽知。韩琦、欧阳修转而向曹太后寻求帮助之说也是查无实据的，而且一直以来极力摆脱曹太后干政的韩琦是不是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在竭力阻止了曹太后干政之后，又主动去借助外戚势力来达到目的。这本身就是个疑问！

而曹太后从反对转为支持，也不是没有可能。英宗皇帝在此事上显然是有私心杂念的，但他的这种私心，只要细心忖度，还是可以理解的。英宗以宗室入继皇统，素来以孝顺闻名的他，血浓于水，将自己的父亲在身后也升格为皇帝，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孝道罢了。曹太后勉强同意他这样做，也是稍补其从前缺憾之意。

英宗在‘濮议’中的行为，严格的理解，可以视作他尚未完全进入角色之前的政治不成熟。因为历史原因，英宗并没有接受一个帝王所应该接受的教育。他仍没有完成由‘小我’到‘大我’的过度，在家与国之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直接导致了朝堂之上的动荡与不安。

他坚持的‘孝道’不过是仍停留在了从前为人子为人臣的认识阶段，尚未能明白自己已经是一国之君。移孝作忠，这个忠理应是忠于自己的王朝！

为满足一已之私心，却造成朝堂之上群臣的分裂，英宗犯下的错误可说是不可饶恕！

慕雨个人认为：宋亡之兆，肇始于‘濮议’之争！

宋英宗以宗室身份继位为君，表现的只重私人感情，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谥之为‘英’也算是名至实归。

氏的侄儿，被郭威收为义子之后，传位于他。柴荣即位之后，称郭威为父，而对其亲生父亲柴守礼始终尊称‘国舅’。后世称柴荣为明君，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在国与家之间，柴荣拎的一赵宋王朝是赵匡胤从后周小皇帝柴宗训那里‘禅让’得来，而后周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皇后柴清二楚，绝不因私废公。

宋英宗与后周世宗相比，高下立判。

宋英宗死400年之后，历史上新的一幕‘濮议’再次上演——明嘉靖皇帝以先皇堂弟的身份继位为君，在如何对待生父一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私心更过宋英宗。嘉靖皇帝为给自己的父亲争名分折腾了三年之久。（宋英宗一年半）先后有200余名大臣卷进了此事，有19名官员因此被杖杀，失了卿卿性命。（这些台谏官员生不逢时，让明矾们情何以堪！）

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根本不叫个事的事情，在彼时却事关国计民生。不但背后有君权、相权、臣权的博弈，更是公权与私利的纷争！

当所有朝臣不能避免的卷入‘濮议’之争的非常时期，王安石却置身事外，躲过了这政治风波。嘉祐八年仁宗大去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悲痛欲绝，按规定，官员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人们总是在攻击万恶的专制社会，而没有注意到当代官员竟然不会错过借父母丧事捞钱的情形。可想而知，道德沦丧至了什么程度。）王安石弃官扶柩回到江宁为母亲守孝。

22　神宗登基

治平三年，守孝期满，鉴于王安石官声清正，宋英宗连下三道诏书，要王安石进京。居丧期间的王安石虽然远在江宁地方，但仍对朝事保持着应有的关注。经过分析判断，他觉得英宗并不是个有大作为的君王，回去做京官无异于自陷泥淖。他决定，珍惜生命，远离是非之地。因此果断的托疾不出，在钟山之下读书。

史实证明，女人第六感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力，有着远过男人的惊人准确。当初见英宗体质太弱，曹太后就有意改立他人。只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担心朝堂之上再次重现母后干政之事，所以明确表示反对。英宗亲政之后，除‘濮议’之事乖张之外，其它举措尚可圈可点。无奈的是他身体不佳，处理起政务来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健康的原因经常不能视朝。

韩琦见正应当是年富力强的英宗却是个病秧子，数次请他早立储君。治平三年十一月，年纪轻轻的英宗再次出现‘不豫’的情况。病情导致他出现了失语，但神智有时仍清醒。病情略有起色，他就挣扎着在榻上处理国事。一日韩琦见到赶来视疾的英宗长子颖王赵顼，叮嘱他朝夕不离皇帝左右。时年18的赵顼没有听出韩琦的弦外之音，回答这位重臣这是人子之责，必须的。

韩琦无奈只好加重语气、意味深长道：‘不完全为这个啊！’

十二月时候，英宗病情加重，韩琦奏请他‘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说完把准备好的纸笔交在英宗手中。英宗在病榻上支撑着病体，歪歪扭扭的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了，将纸还给英宗，请他重新写过，注明这大王是何人。

英宗只得再次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颖王顼’三字，一边潸然泪下。君王落泪，左右侍应无不同声悲泣。这种时候如果不表现出悲戚之情，岂不是无君无父？

事隔半月，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立即派人去请皇太子入宫，这时候英宗还没有彻底僵硬，手忽然动了一下。另一重臣曾公亮担心英宗复甦，大家就会背负大逆之罪，提醒韩琦再等等看。韩琦拒绝道：‘先帝即便复生，也只能是太上皇了。’立机立断安排赵顼柩前即位。

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韩琦勇于担当，这让那些历史关键时期每临大事，就总想着自己的安危进退的风云人物能不汗颜吗？

曹太后最初反对英宗称濮王为‘皇考’，事情过去了许久又有手诏赞成称‘皇亲’之事。曹太后的出尔反尔，令所有朝臣大呼意外。台谏官员根据诏书为欧阳修所书推断，发生这样的事，必定是欧阳修、韩琦等人勾结太后左右太监所为，宰执集团有‘希恩固宠、巧饰欺罔’之嫌。‘濮议’之争在英宗千方百计调和之下，一场政治风波终于逐渐平息。英宗终于达到了目的，强烈支持他的重臣欧阳修却在事后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集诸怨于一身的替罪羊了。

欧阳修身处‘濮议’的风口浪尖时候，正是他声望最隆之时。此时他的文章已经成一代宗师，宋散文大家六人，除欧阳修自己之外，其余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五人无不曾受他奖掖。在他的不遗余力弘扬之下，他所提倡的文章应上继韩愈、平易通明，终于蔚然成风。英宗得以继统，欧阳修也曾于仁宗前建言。在调停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误会和‘濮议’之争汹涌之际，欧阳修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濮议’之争不可开交时候，只要是听到有人在朝野间发出赞同支持他主张的声音，欧阳修就会引为知己。本来已经是近视的他政治上又有了短视行为，他的这种心理被一些政治投机者看在眼中，喜在心上。这些故意跳出来附和‘皇考’之说的人并不是在心底赞同此说，不过想利用这个良机结识韩琦、欧阳修等宰执重臣，求得一条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饱受非议，被人攻击的焦头烂额的欧阳修哪里会想到这层。一个名叫蒋之奇的江苏宜兴人，原任太常博士，政治上积极主动要求进步的他参加了考制举试（前文所说文学侍从特种试），可惜的是竞争激烈，名落孙山。朝里无人怎作官？蒋之奇决定另辟蹊径，他直接求见欧阳修，对追崇濮王为皇亲之说赞不绝口，认为既合于情理，又不违背礼制。欧阳修见有知音自动登门拜访，喜出望外。见他试卷策论也堪读，于是尽力援引，终使蒋之奇升任监察御史里行。

第九章　步入朝堂

01　国丧从简

濮议之争平息之后，反对派台谏官员多数被无罪贬谪，朝堂之上一股怨气郁结。这股怨气不但笼罩在欧阳修身上，也同样包括他所荐举的蒋之奇等人。蒋之奇此时已经升为御史，但在朝堂之上却被人视为欧阳修一党。官升了，人在官场却被孤立。被人指指戳戳的滋味不好受，升官带来的喜悦被这种不自在冲淡了许多。

欧阳修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助，但他从来不读《仪礼》，因此之故，不但闹出笑话，而且险些因此而闯祸。神宗皇帝登基，在福宁殿接受遗诏时候，百官都穿衰麻之服拜见新君。一贯善于抓辫子扣帽子的台谏官员发现欧阳修丧服里面却穿着一件紫地皂花紧丝袍，立即参劾他大不敬之罪。神宗新立，一切以稳定为主，所以并没有深究此事。

每当新君登基，总是会大赦天下以示仁德普施。欧阳修的堂房妻弟因案被劾有罪，希望趁大赦天下的机会，拜托欧阳修将自己的名字列入被赦免名单脱罪。哪知道欧阳修不肯假公济私，这亲戚恼羞成怒之余，就在四下散布流言诽语，说欧阳修和儿媳妇吴氏之间有奸情。

这种八卦绯闻从欧阳修的亲戚口中绘声绘色地说出来，更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朝堂之上早对欧阳修满腹怨气的大臣更是幸灾乐祸的大肆传播，惟恐天下臣民不知道欧阳修扒灰。事情很快被蒋之奇听在耳中，这家伙觉得实在有必要落井下石反戈一击。所以上殿单独向神宗皇帝弹劾欧阳修，希望以此表明自己与欧阳修划清界线。神宗皇帝当然不会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来，让他将证人找来当场对质。这种传闻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想要捕风捉影也无风影可捕捉。晚年的欧阳修更是‘视一成两、仅分黑白’，眼睛的严重近视也影响到了他的识人，现在蒋之奇反噬、倒打一耙，只能怪自己遇人不淑了。

庆历年间，欧阳修任谏官时就曾搜罗一些朝臣‘闺门暧昧难明之事’弹劾他们，哪知道报应不爽，自己一生两次被台谏官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面对政敌的诬陷，欧阳修百口莫辩，年长的他可曾为当年行事孟浪而心生悔意？经常取笑别人的欧阳修，再次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欧阳修人生之大不幸，正是他因帷薄不修而谤随一生。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蒋之奇弄巧成拙，被贬斥出京，而欧阳修的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朝中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说他在政事堂议事专断。从前英宗皇帝曾赞许他‘性直不避众怨’勇于担当的优点，在青年神宗看来，却是他独断专擅的表现。欧阳修也敏感的觉察出了新君的微妙心理，于是主动三次上表请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有意平息公愤，所以假意挽留一番，乃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命欧阳修出知亳州。

台谏官员的强势存在，有效的防范了官员以权谋私情形的出现，台谏督察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行。但良法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也会出现过了保质期的现象。

宋王朝的台谏制度，在仁宗朝时候就出现了弊端。其一，台谏势力迅速膨胀，相权受制。因此而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两府大臣与台谏官员势同水火；其二，台谏官员‘风闻奏事’的特权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引发了官僚集团的相互报复，完全背离了当初统治者孜孜求治的初衷。官员行事变的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形成这种肆无忌惮的攻击大臣的风气之后，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上下离心，因循苟且的一系列恶果。所有这些败亡之兆，无不与宋台谏制度未能及时修正有关。

不到二十岁的神宗皇帝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年龄，他有决心将国家治理的国富民强。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披了皇帝新装的新鲜感还没有完全消失，高涨的热情就被三司使韩绛的一番话从沸点拉回至冰点。韩绛实话实说，告诉新君他所接手的宋帝国面前财政状况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仁宗、英宗两朝四十余年积累的一切国家财富只是纸间冰冷的数字！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神宗无奈之下，传旨：先帝国丧一切从简！哪知道圣旨一出，立刻引来舆论哗然。在将《孝经》擢为六经之首的北宋年间，神宗这样做，无异于是自打耳光。

贫民百姓尚且知道‘事死如生’，而富有四海的君王却要求丧事从简，这让朝中宰执重臣无法接受。再穷也不能穷领袖，办理先帝丧事哪怕是砸锅卖铁的罄其所有也要风光大葬，礼仪规格、制度，丝毫不能马虎行事。这不仅是后代儿孙敬与不敬的问题，而是事关国体国格的大事。

堂堂宋帝国居然没有钱办理国丧？传将出去，无疑是国际新闻头条。

02　寻寻觅觅

花钱是小事，孝道才是大事。

只是这些执反对意见的大臣没有想到，一贯‘不差钱’的大宋王朝这会儿是罗锅上山——前（钱）紧！仁宗皇帝被臣民称之为‘仁’，会花钱、敢花钱，不把钱当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以韩琦为首的反对派要求一切按老规矩办理，祖宗旧制不可违逆。丧事办的寒酸了，更有损新君个人形象。

历史上许多名臣权相，做事情都是飞扬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韩琦做宰相也是如此，对他的行事风格，副相曾公亮很是反感。现在见韩琦在新君面前仍保持一贯的跋扈，曾公亮终于觉得有必要出来坚决表示反对了。为了维护新君的权威，他不惜与韩琦据理力争。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国用不足，国丧从简。居家过日子都知道看米下锅，新君量力而行无可厚非。

韩琦素来就不把曾公亮放在眼中，这时候见他在朝堂之上率先发难，立即寸步不让的予以反驳。什么钱都可以节省，只是国丧不可以。不依惯例而行，天下军民当作何想？

眼前这位对自己有拥戴之功的三朝老臣韩琦，神宗皇帝是敬畏有加的。但理智告诉他，现在自己已经是一国之君，个人感情与国事要分的清楚。丧事从简，也是他希望趁机破除仁宗朝以来凡事竞豪奢的恶习，建立起自己的君威好机会。（从这一点分析可知，神宗作皇帝比英宗要合格）他觉得不能让韩琦在朝堂之上，仍象从前那样的强势，有必要打压一下他膨胀的相权。于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意见，‘先帝生前一向推崇节俭，死后丧事从简正是人子成全他的美德啊！国家四年来两遭大丧，现在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国丧从简也是情非得已。’

韩琦没有料到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一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面孔，竟然心底如此瓷实。议政第一天就驳回了他的建议，心中虽然吃惊，但他仍想试探一下新君的分量，于是不动声色的将皮球踢还给新君，看他如何接招：‘陛下，微臣以为破费钱财事小，国体事大，帝王之丧古来皆有定制，这是礼仪所在，万众瞩目。倘若太过简慢，只怕无知小民会认为官家孝道有亏。’

朝堂之上，群臣一听韩琦弦外有音的在批评新君孝道有亏，一时间都面面相觑、不敢作声，侧耳细听看神宗如何回答。神宗被韩琦逼到墙角，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示弱，于是不卑不亢、侃侃而言道：‘随，动而悦。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与时俱进的意思，《周易》原文，姑且借用。）竭天下之力而行国丧当然可以，但万一西北有警，如何对付？江山社稷因此而不保，岂非更是大不孝？’

神宗一番话掷地有声，朝臣听了无不点头，心中若有所思。

时间不久，弹劾韩琦的奏折就雪片般飞至神宗御前。指斥他立于朝中并无建树，而且独断专权。神宗皇帝见状，知道韩琦已经不再适宜立于朝堂之上，只是在短时间无法找到可以替代者，只好在暗中物色一个足以担当重任的臣子。

偌大一个宋帝国，居然会出现国丧从简的咄咄怪事，这既是神宗要面对的无奈选择，也让一些食君之禄、为君分忧的大臣为国家窘迫的财政状况而忧心忡忡。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庆历新政失败后时隔二十年，朝野之上呼唤改革的声音再次高涨。

对于改革，朝廷上下已经形成共识。改革是势在必行之事，只是如何改革，改革从何处入手却一时间并无成算。

神宗虽然年轻，却很明白自己的能力。政治经验几乎为零的他是很难统筹全局，领导一场至上而下的改革。他在不断的接见朝臣，从中仔细观察，物色一个足以能够托付重任的大臣。朝堂之上除了韩琦，就应当是另外一个三朝老臣富弼了。此人深孚众望，当年也曾积极参与庆历新政，支持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只是从前的友谊不再，一直以来受韩琦的压制。这时候富弼任枢密使之职，只是因腿疾的原因行走不便，因此也和韩琦的强势不同，并没有成为朝堂之上的众矢之的。渴望实现富国强兵梦想的神宗皇帝特许他坐肩舆，由他儿子扶着进宫。

为示重视，神宗皇帝大开方便之门，特地命开内东门小殿接见。在这里接见大臣，是对元勋重臣的一种特殊礼遇，可以简化君臣礼仪。也可以直言无忌地直奔主题。年轻的神宗向富弼表达了他锐意进取、极想振衰起弊的意思，同时不忘提出‘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03　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富弼的回答无异于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富弼先是罗里啰嗦的说了一些无关宏旨的东西。神宗不得已，只得直奔主题垂询边事。主持宋帝国军政的富弼明确告知新君‘愿陛下二十年之内口不言兵！’

神宗沉默良久，不甘心的继续向他请教治国应该以什么为第一要务？富弼知道自己刚才所说的不中听，却仍然固执己见‘天下安宁为第一。’六十四岁的富弼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勇于担当的富弼，这时候他只是希望一切惟稳，建议神宗皇帝萧规曹随，按既定方针施政。

送走了富弼，神宗又把希望寄予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在朝中同样是名望极高，官声与口碑俱佳。在神宗即位之初，司马光将他这几年编纂的《通鉴》进呈神宗御览，做为帝王教科书，文章中总结了历代功过得失。神宗皇帝读后很是欣赏，亲自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将自己颖王府中的藏书尽数赐与他希望有助于图书的编纂。司马光又上札子历数从前差役法的弊端，积极提倡改革。

对司马光的道德文章神宗极为欣赏，但究竟他的政治才能如何，却没有把握。神宗召见司马光，请他阐述治国之要道。司马光建言献策，治国之三要为：一、选拔贤人；二、赏必信；三、罚必严。神宗一听大失所望，司马光此说完全是老生常谈，选拔贤人为第一，只是这贤人贤否，就得需要时间来检验。请司马光讲当务之急，这第一条就明显无法体现一个急字。富弼老迈怯懦，司马光书生气十足，再看其他朝臣不是保守就是迂阔，朝堂之上竟然无一人入的神宗法眼。

就在神宗皇帝为变法人选的问题苦恼异常时候，一则朝野间喧腾众口的说辞传到了青年天子的耳中——‘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王安石从政20余年，到了嘉祐、治平年间已经成为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风云人物。

当时的士大夫都以不识王安石庐山真面目为人生恨事，王安石的声誉鹊起，朝廷每次授予高官，惟恐他会推辞。对此，就连向来说话慎重的司马光也有这样的认识——‘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王安石，对这个名字神宗皇帝早已心仪已久！

大宋朝野之上有王安石的许多粉丝，其中有个叫韩维的既是王安石众多崇拜者之一，也是他的朋友。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和吕公著、韩维四人意气相投，结为好友，时称‘嘉祐四友’。韩维另有一个身份是陪太子读书（侍迩英讲），太子正是后来的神宗皇帝。韩维视王安石为古今第一人，道德文章远迈前贤。在他的影响下，青年神宗曾读过王安石的大量文章，尤其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赞叹不已。王安石精辟独到的观点令青年神宗由衷佩服，关于他的特立独行更是令神宗向往不已。当时神宗就向父亲请求任命王安石做他的侍读官，以便朝夕得到教诲，只可惜英宗没有应允，神宗与王安石缘悭一面。

王安石高、大、全的形象早深植神宗心底，现在听到这种传言，如何不在心底有所触动？即位之初，他就下诏传王安石进京。神宗皇帝渴望一睹‘伟人’风采，只是王安石借口养疾，不肯奉诏，仍继续在钟山读书讲学。神宗皇帝再接再厉，数月之后，令王安石知江宁府。

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州，也是韩维的主张。韩维久在神宗身边侍奉，知道官家急于改革，但又不希望王安石骤得大用，这样做无疑会引来物议沸腾，欲速则不达。而神宗对于起用王安石也是同样心中打鼓，他决定先做一番民意调查。

他第一个征询的是重臣曾公亮，对王安石从前的不奉诏，王安石总是称疾不出，是真的有病还是托疾不出？这时候的曾公亮因为在朝堂之上公开的和韩琦唱对台戏，二人已经势同水火。他从神宗期盼的眼神中读出了新君有意对王安石大用，只是拿不定主意而已。对于王安石的为官为文，曾公亮一直都十分的欣赏，否则也不会荐举他担任提刑官之事。这时候如果援引王安石入朝，王安石一定会投桃报李，追随自己左右挤兑韩琦。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神宗：‘王安石文章道德俱佳，屡召不起，应该是身体健康的原因。或者也与先帝不肯降尊纡贵有关，陛下应恳辞切言相召，庶几治道！’

听了曾公亮模棱两可的说辞，神宗更是一头雾水。他深知此事关乎国家大政，不敢不慎重，本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心，又去询问礼部侍郎吴奎的意见。哪知道吴奎对王安石的评判与曾公亮的认识南辕北辙。他语重心长的劝神宗：‘王安石一介书生，做事迂阔。而且非常偏执，绝非宰辅之才。如果重用他，肯定会引的朝政动荡，不可收拾。’见神宗半信半疑的神色，就把当初自己在群牧司与王安石任同僚，王安石拒绝包拯劝酒之事绘声绘色的说与官家听。

04　重返朝堂

神宗听了沉默不语，他虽然知道王安石行事卓而不群，但没有料到竟然如此的褒贬不一，评判相距霄壤之别。如果说所有的大臣都众口一词的夸赞王安石，那么王安石不可能获神宗重用。正是因为对他的评判大相径庭，更让青年神宗心中欲罢不能。

排除万难，下定决心的神宗命韩维作书与王安石，让他准备入京。韩维一听，委婉的提醒神宗，欲大用王安石是公事，不可由他一人作书相召。依王安石公私分明的心性，见了他的书信，定然不会应诏的。只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请，王安石非等闲之辈可比，当然不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宗一听有理，急忙问韩维‘计将安出？’韩维告知官家，王安石的儿子现在就在汴梁，素日里也经常拜访自己，最好是如此如此。神宗一听大喜，立刻依计而行。

果不出韩维所料，王雱从韩维口中得知新君有意大用的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达到了江宁。王安石数年间虽然在钟山地方潜心读书教学，但时刻关注着朝堂之上的动静。二十余年苦学深思，历任郡县之职，正是为了一展所学‘达则兼济天下’的。

遥远的理想在一夜之间突然变的似乎触手可及，面对此情此景，王安石不禁怦然心动。然而深植心底的骄傲油然而生，他仍不忘在江宁城楼之上题诗表示一下自己的矜持——

北山云漠漠，南涧水悠悠。

去此非吾意，临分更上楼。

不久之后王安石就接到诏旨，命他入京出任翰林学士之职。这次他没有推辞，立即欣然就道。和他同时接到任命的还有司马光，二人在分别数年之后，再次重逢在京师，同时出任翰林学士。（宋王朝的执政大臣，大多数是从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选拔任命，俗称为‘四入头’。出任这四种职务的未必尽做宰执重臣，但宰执之臣却是从其中挑选。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出任翰林学士，说明对二人神宗皇帝都有意大用。）

哪知道，两个惺惺相惜的男人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论。

这一切源自熙宁元年的郊祀。神宗登基，按惯例第二年改元（这样做，是表示对先帝的尊重，有宋一代，只有宋太宗在距离第二年只有一月时间曾迫不及待的改元。原因如何，见仁见智好了！），然后就要举行郊祀、接下来就应该是大赦天下这一套。

在有宋一代，各种名目繁多的祭祀多达数十种，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无过于郊祀。郊祀是祭祀天地的仪式，由皇帝主持，惯例是每三年举办一届。神宗皇帝登基以来举行郊祀是第一次，也是他在天下臣民间的精彩亮相，意义重大。郊祀按例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之后由官家亲自宣布大赦天下，赏给臣下军民钱物，以示皇恩浩荡，德被四海。

郊祀虽然只是统治者为显示皇家威严而定立的一种礼制形式，但其中最让所有人期待的却是郊祀之后的赏赐。祭祀结束之后，官家会支付数量不菲的赏赐，以保证官员有相对充足的物质财富，增加他们对王朝的忠诚与向心力。郊祀赏赐支出的物资计有：银绢、银勒马鞍、衣物、金带、腰带、等贵重物品，中级以上官员主要支付金银和绢，下级武官和军人则直接支付现钱和绢。每次郊祀之后的赏赐是无论官职大小，见者有份。

从史料的记载可以知道，郊祀是专制社会中的光荣传统。神宗朝之前的郊祀封赏数额呈逐年递增之势，到了英宗在位的一次郊祀居然支出总额为惊人的1320万缗，占到了宋帝国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强。郊祀赏赐总额，要比百官一年应得的薪酬总额还要多出两倍有余。虽然之前的赏赐还可以勉强继续，但因为耗资巨大，早已经成为一项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

由于支出过于巨大，朝堂之上也曾经有人指出郊祀应该中断。然而最高统治者认为那么做既起不到节约的作用，而且有悖敬天法祖的本意。后来即使是在与西夏在西北鏊兵，也没有停止郊祀之事，只是国家财政日益恶化，不得已之下削减赏赐数额，只不过这一切努力因官员人数的急剧膨胀而变成一种徒劳。

神宗皇帝现在面临人穷志短的问题，依他的心思，郊祀要进行，但最好是不花钱。但世事从来都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敬天地、祖宗就要破费。

神宗皇帝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收拾人心，立即就有朝臣看在眼中，主动提议，罢赐两府重臣银绢之物。两府朝臣薪俸丰厚，当然不会特别在乎这些赏赐。但是如此一来，宰执率先表态，其他官员也就不能再去领这些赏赐。大家拿不到赏赐虽然嘴上仍会一如既往的山呼万岁，但腹诽是难免会有的。

稳定压倒一切，登基不久的神宗当然不愿意因为节约财帛而弄险。兹事体大，神宗下旨朝臣探讨解决之道。

0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司马光对此事提出了他的高见——俭约从自我作起，官家以身作则，听凭朝臣自愿辞去赏赐；王安石认为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站在整个国民经济角度去考虑此事，认为光靠节约和自觉是解决不了财政危机的。只有想办法开源才是硬道理！事情从最初的要不要在郊祀之后赏赐，很快变成了一场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辩论。

有意思的是，一场关于经济领域的辩论却是在两个翰林学士间展开。（历史上的儒生多是复合型人才，所谓经纶世务者多儒士，并不是传说。）

正方出场人物：王安石，他认为——国家财政困窘，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的大臣。现代人所说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反方出场人物：司马光，他立即指出——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不过是在沿袭从前汉代桑弘羊的老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赋敛盘剥罢了。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向司马光解释道——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可以使国库充盈。

对王安石此说，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焉有是理？天地间钱财，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政府国库充盈，正是想方设法从百姓那里盘剥所得。这样做，比增加赋税更加可恶！

素来交好的两人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神宗皇帝也无法评判。关键时候王珪挺身而出，八面玲珑的他上前道‘司马光的省费从近贵始，所言极是；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担心有伤国体，说的也有道理。到底是哪个人对，只有请陛下裁定！’

王珪的话看似模棱两可，却将矛盾的皮球踢还到了神宗脚下。他的话也是代表了所有朝臣的想法，显然大家都急切想要知道神宗的真实想法。这笔钱对收入有限的一些大臣来说不啻是久旱之望虹霓，或者他们早就在心底打算着如何利用好这笔横财了。

在近千年前，王安石拥有的现代经济观点当然是一种骇人听闻。

他的超前经济思想不只是饱读诗书的司马光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青年天子当然听的更是如闻天书，不过最打动他的无过于王安石所说的‘不加税而国用足’。这正是他千方百计寻找的治国要道，现在知道宝藏开启密码的人就立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能让他血脉贲张的？帝国目前只是用节流的办法来完成财富的积累，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

没有青草吃的马儿跑不快！

最终，神宗决定综合各方意见，做出了明智的决断：既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也不能一下断了臣下们的财路。熙宁初年的郊祀耗资800万。帝国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没有丰厚的物质做基础，什么也做不成。皇帝做起来也无趣的很！

王安石的超前经济意识注定了他将集毁誉于一身，注定他是个距离现代近的伟人，反而与同一时期的人越行越远。

郊祀盛事简办，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如愿得到赏赐的群臣不敢对新君怨望，却归咎于这个新来的翰林学士。就是这个讨人嫌的家伙挡了他们的财路！王安石入朝不久，就为自己树敌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变法推行时期反对派是多数派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因郊祀与司马光展开的辩论，只是王安石在所有人面前公开他的理财观念。那么熙宁年间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就可以视为变法派与反对派公开斗争前的一个序曲部分。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会与王安石变法扯上关系？

历史就是如此，一件刑名之争的背后，却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在熙宁初年，所以也有了各种势力的博弈。

案情经过如下——登州有一妇女名叫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从二人名字来看就知道是普通的农夫农妇，一桩婚姻也是门当户对。如果不出意外，这阿云嫁了韦阿大，生几个娃。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是一辈子了。哪知道这阿云‘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勿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

史实证实——美女凶狠，请勿靠近！

人们经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形容一些女子的不如意人生，阿云就是如此。显然她是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甚至连个丫环的命也没有。想那韦阿大生的太过随便，让青葱岁月的阿云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之上，也确实有点让小女子恼火的。悲夫，生的丑不是韦阿大的错，错的是他不应该想要娶一个美女作老婆。现在更被毁容，缺了一根手指，成了鬼见愁。即便因此而扬名天下，估计再不会有哪个姑娘敢嫁他了。

这样简单的一个案件，从地方到中央，几乎将朝堂之上的重臣尽数卷入，神宗皇帝因此而数下诏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在朝廷中引起了激烈争论，案情反复不已，都不能最终定案。

06　谋杀亲夫！

案件顺利告破之后，登州地方官首先进行了初审。知州许遵认为这阿云作案时候‘许嫁未行’，所以案件适用‘应以凡人论’；又因为这阿云‘被问即承’有自首情节，所以判定她减等断遣；哪知道将初审意见上报中央最高司法机构之后，事情却节外生枝。审刑院与大理寺官员认为许遵这是‘葫芦僧判葫芦案’，案件应该是谋杀亲夫未遂，按律当斩。

如果按大理寺的解释，不但阿云要人头落地，而且登州知州许遵也要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他上奏神宗，对大理寺的判决提出异议。

专治王朝宋居然是个法治社会？南宋学者叶适形容宋王朝的法制工作之时，曾不无自豪的如此讲‘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宋王朝是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国度。事实面前，读者朋友信了吧？你不相信不要紧，反正我是信了！

人命关天，案件移交至神宗御案，请他裁夺。圣明天子有好生之德，‘敕贷阿云死’，送刑部复审。案件被最高当局严重关注，按现代人理解，应该可以圆满的划上句号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好戏才拉开了序幕。令神宗皇帝大跌眼镜的是，刑部官员居然将他的圣旨当成了耳旁风，公然对抗天子‘敕贷阿云死’的终裁。认为许遵用刑不当，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青年天子表示自己的不满更令所有人大呼意外，他不但重新申明自己的意见，更直接将事件当事人知登州许遵提拔为判大理寺事。事情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不但让从前司法部门大理寺官员情何以堪，而且引起了台谏官员的严重不安。青年天子如此独断专行，决非社稷之福。他们群起攻之，认为许遵议法不当，请神宗收回成命。

台谏官员的反对，让不明所以的许遵也满腹牢骚。圣明天子都夸奖自己‘累典刑狱、强敏明恕’了，这些专业不对口的谏官居然对自己的专业水平说三道四？

他一边据理反驳，一边请求神宗皇帝将案情下两制共议，还他一个公道。神宗想听一听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此事的意见，趁机考察二人，于是特意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此案。

结局却是两位翰林学士的意见相左，更将阿云一案成为朝野议论的焦点。司马光认为阿云论律当‘合从绞罪’，宜如大理寺所定；王安石却上章对法司、大理寺的评判按理据律一一予以驳斥，认为阿云罪不至死，同意许遵的初审意见。

神宗当然不会自打耳光，表示支持王安石的观点。于是下诏从安石所议，圣旨一出，立即引来朝堂之上反对声一片。台谏官员要求再选官定议，即位之初的神宗见众议难违，只好又令另外的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等几人再议。吕公著、韩维几人经过慎重考虑，从法制精神的本意来评判，同意王安石的观点，之后据实上报。

宋神宗再次用诏令的形式肯定了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审刑院、大理寺官员上表弹劾吕公著等人所议不当。神宗皇帝无奈何只好麻烦王安石与这些法官们展开辩论，这些法官死搬教条固执地认为他们的判断无误。对此，神宗又于熙宁二年二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也正是这个时候，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

神宗皇帝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一者，是源于王安石个人的因素。王安石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诗词文章皆有过人之处；二来，王安石政绩突出，不求闻达，在朝野官员中声望日隆，在出任参知政事一职之时，声望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最重要的是神宗皇帝锐意改革，对王安石印象极佳，通过观察更坚定了任用王安石的决心。

神宗变法心切，却不知这种看似巧合之事，却更激起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愤慨。新的任命一颁布，他们不仅是反对神宗提倡的‘谋杀自首法’，更把矛头直指王安石。对神宗皇帝的诏旨拒绝执行，御史官员的介入，最终将两府大臣也全部卷入了这场纠纷。一场表面上是关于‘刑名’之争的事情，最后竟然变成了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者的博弈了。

阿云一案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因司法解释存在争议，但实质却在于——敕令与法律之间的斗争！按现代人的理解就是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但需要指出的是，宋的法律制度是法律条文与皇帝敕令并重的，同样据有法律法规的作用。王安石等人认为，要变革不适时宜的旧法条文，主动调整阻碍发展的旧制要比被动改变要好。想要做到，必须冲破祖制的条条框框束缚，扫除百余年来形成的因循守旧势力。但这样做仅凭一已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要依仗神宗的最高立法权，提高他所颁布的敕令在现时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王安石等人力主以神宗敕令做为评判阿云狱案的标准，既是出于将来有利推行变法的考虑，更是对古圣贤法治思想的正确理解。

07　权大于法

王安石这样做有一个最大的弊病，提高敕令会加强皇帝的独断，因此而使得君权无限膨胀。没有了羁制的君权，王朝将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也是他为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依法治国并不是要拥有司法解释权的阶层因此而有了杀人的正当理由，杀人并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社会和谐繁荣的一种手段。从这个层面来理解，需要普法的并不是百姓，应该是对官员的法制教育！

而神宗皇帝虽然年轻，但也必须要在即位之初，就树立起一言九鼎的君威，‘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支持王安石、许遵就是等于在支持自己。从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阿云狱案的争论焦点变化，就可以知道——论争的范围早已经超出了对阿云如何定罪量刑的范围，反对派已经调转枪口攻击起了王安石。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仍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从吏治方面开刀。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将这种可能消弭于萌芽状态。

北宋历任宰执大臣，多是谨守成宪、‘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角色，作官都是抱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墨守成规的想法。从富弼、范纯仁在阿云狱案的表现中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庆历新政中的改革中坚，如今也成了反对改革的急先锋！

时移世易，从前的改革倡导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安知不会成为今日改革之主要阻力？

他们希望将王安石的变法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扼杀于摇篮，众人攻击王安石‘不通时事’，所谓的时事，不过是说王安石是官场另类，有他一人在，其他人就如坐针毡。而变法还没有开展就‘中外人情嚣然胥动，’不过是威胁神宗，所说‘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更是无稽之谈，所谓‘元元’就是他们自己！不安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

王安石入京，郊祀费用就大额削减，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如果继续执政，还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伤害他们既得利益的事情！司马光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枚棋子，这位冬烘先生经常被人当枪使，自己非但不觉，反而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读史至此，岂能不令人发一声浩叹！

熙宁二年八月神宗再次下旨重申：‘谋杀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争论了一年多的谋杀自首法终于尘埃落定，神宗的这条敕令成为全国通行的法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这胜利的代价却太过巨大。无数法司、台谏官员因此之故而被贬，随着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开展深入，这些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变法的攻击，变法与反变法者之间的博弈也成了更加隐蔽、愈加尖锐的斗争。

王安石重返朝堂没有几天，刚愎自用的韩琦因‘濮议’之事树敌太多，受群臣攻击，眼见在朝堂之上无法立足，韩琦只好主动请辞，神宗顺水推舟，拜为使相（荣誉虚衔，从一品官。赵普亦曾担任使相出知地方！）出镇地方。临行之际，神宗询问他谁堪继任宰相之职，王安石如何？韩琦听了，谏道：‘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于宰辅之位则不可！’

对于王安石这个后生晚辈，韩琦在心中一直爱恨交织，当年在知扬州时候，二人就曾有过误会。韩琦任宰相，一直以来压制王安石，据野史记载，当初翰林学士之职出缺，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可以补缺，但韩琦故意荐举了张方平出任翰林学士之职。韩琦此举并不完全是出于嫉贤妒能的心理，而是在韩琦的心中认定王安石只是个颇识难字的书生，并无治国平天下的才具。

神宗皇帝身边的侍读大臣孙固也与韩琦不谋而合，他也认为王安石文章道德相当出色，适合充任翰林学士与谏官，却无容人之雅量，不适合作宰相。（从这话就可以得知：谏官由无容人雅量的人担任最好，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儿最适合作谏官。）神宗皇帝每次问他，孙固都是一样的回答，这样的情形让有意大用王安石的神宗心下抓狂不已。

兼听则明，他决定再听听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他问司马光：“王安石何许人也？”

司马光据实回答：“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执拗，此其实也。”

08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司马光的一番言语，坚定了神宗皇帝的信念，王安石才堪大用。

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大臣想见圣明天子不容易，就是皇帝见大臣也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王安石人就在汴梁城中，神宗皇帝与之却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冬去春来，疏忽一年。

熙宁元年四月，迫不及待的神宗失去了耐心，他等的心焦难耐，召王安石越次入对。

君臣知遇，千古称颂。望着眼前这个虎眼牛耳的中年男人，神宗开门见山问他：‘治国之道，以何术为先？’

见青年天子求治心切，王安石也心下感动。直截了当回答‘以择术为先！’

神宗希望做一个开创之君，试探性的问这个敬仰已久的臣子：‘唐太宗是一个怎么样的君主？’

王安石听了微笑道：‘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当以尧、舜为法！’

神宗听了一怔，这不是在为难寡人吗？

王安石察言观色，解释道：‘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是对传统的政治做了些修补，继承了无为而治的治法，并无自己的政治创新。贞观以前是民不聊生的隋，此后李唐诸帝也没有几个出色的帝王，所以显得他特别的突出而已。’

王安石的观点出人意表，神宗还是初次听到有人如此解释‘贞观之治’闻言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他再次把话题拉回到现实，紧接着问王安石道：‘祖宗守天下，可以做到承平百年，粗致太平，依赖的是什么？’

王安石知道一言难尽，又见时间已晚，于是谨慎道：‘祖宗制度博大精深，并非数语就可以说的清楚。容臣告退，仔细梳理之后，然后奏闻陛下如何？’

听王安石这样讲，神宗这才注意到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殿中内侍已经在轻手轻脚的准备灯烛之物照明了。于是点头应允、轻轻一笑道：‘也好，来日方长，如此有劳卿家了！’

回到家中的王安石对神宗提出的问题前思后想，更觉得重任在肩，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宋帝国衰弱不振的症结所在。热血沸腾的他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政论文。文中提出宋帝国承平虽然百年，却是积弊丛生，必须尽快进行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

同时，文章最后仍不忘记鼓励神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安石坦率的指出，本朝百年无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一旦有天灾，加上外患，那么就会有亡国之祸……读到札子的神宗皇帝再三玩味，更觉得字字玑珠，只是文章单单指出了祖宗政治的弊端，对于解决之道竟然没有丝毫提及。但言语中无处不透露出一种革故鼎新舍我其谁的意思，王安石的说辞更令神宗皇帝心痒难耐。

数次接触，王安石为神宗指点迷津：治道之先——变风俗，立法度！

神宗更加坚定了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决心。神宗皇帝召见王安石的消息，如同插了翅膀一样很快在朝野之上尽人皆知。臣民无不在私下里纷纷忖度这君臣二人的谈话内容，虽然大家并不知道他们谈话具体内容，但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新君新气象，一股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风潮正‘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青年神宗自读书以来就有富国强兵的梦想，偌大一个帝国却要每年付出名为‘岁赐’的保护费与异邦，让他感觉到莫大的耻辱。

年在弱冠的神宗志向远大，他决意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以光复汉家河山为已任。

一天，青年天子顶盔束甲英姿勃发的去见太皇太后（仁宗曹皇后）。兴高采烈的问道：‘娘娘，臣著此好否？’

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虽然，使汝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宗皇帝清楚父亲与曹后之间有龃龉，他这样做也是希望居间消弭矛盾。）

神宗被当头泼下的冷水搞的索然无味，悻悻地脱下了身上的甲胃。

作为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女，曹后却不欣赏青年神宗的尚武精神，这当然令神宗感觉到郁闷了。（此事见载于《铁围山丛谈》及《邵氏闻见录》。慕雨认为，曹后此说应有两层意思，其一，希望神宗皇帝不要贪军功，妄兴边事；其二，意思也是说，如果让皇帝亲自奔驰疆场，那么国事堪忧。而许多作品中断章取义的只是理解为曹后反对神宗妄兴边事，希望他和为贵，按既定方针办。）

09　得君行道

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如何肯听曹后劝谏。即位之初，他就将宋太祖赵匡胤年间以来蓄积财帛的库房景福殿更名，自己写了一首诗明志——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历代太祖皆可称艺祖，此处指赵匡胤。）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一库房贴一字，共计三十二库。（这笔钱，是赵匡胤首创的专款专用钱，意在赎回幽云十六州地土。如果契丹人不愿意，就买凶杀人，按劳取酬。）神宗在位期间又陆续积蓄了大量资金，增建了二十间库房，神宗为此另外作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在神宗的心底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洗雪前耻。

但他明白，现实与梦想之间是有差距的，战争是需要坚实的物质做基础的，帝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发动战争。神宗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积累大量资金，现在他一门心思都是如何生财。现在那些重臣不能体会到他的殷切之心，只是用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搪塞他，这些因循、苟且度日的想法实在是令豪情壮志在胸的神宗失望。现在朝堂之上的王安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见解不同凡俗，让神宗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二人革故鼎新的想法不谋而合，王安石的札子上后，更坚定了神宗重用他的决心。

经过反复考查试探，神宗皇帝终于决定力排众议，重用王安石。当他婉转的向王安石提出‘朕须以政事烦卿’之时，王安石的回答更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王安石没有丝毫的犹豫，斩钉截铁的回答：‘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王安石明确告诉神宗皇帝，自己此次奉诏入京，就是帮助天子成就事业的，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见神宗嘉许的目光望着自己，王安石同时吐露心曲，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今天下士民习于苟且，恐怕政事开展未见效果就会引来反对声一片！’

王安石的担忧并不是未雨绸缪，曾遭多方掣肘的仕宦经历，一直以来让他引以为恨。神宗皇帝深恐王安石打退堂鼓，急忙表明观点，‘他人以为你只知经术而不晓经纶世务，但寡人深知卿材堪大用。国是如此，我也需要你的鼎力相助。’

一个是欲有所作为的君王，一个是欲得君行道的名臣。

二人志同道合，君臣千载一遇，对变法革除弊政达成了共识。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之职。

王安石入京一年多，就获得重用成功跻身宰执集团。事情并没有让朝臣感觉吃惊，虽然朝堂之上不乏反对声音，但更多的人在内心对王安石任宰执大臣仍充满了期待。希望他振衰起弊，为死气沉沉的帝国注入活力。

王安石成为宰执之时，这个集团共有五人。当时传言为‘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

生，跻身决策层的王安石壮志在胸，显得生机勃勃；老，曾公亮年迈，但仍抖擞精神为国为民贡献余热。当时有人写有‘老凤池边蹲不去，饿鸟台上噤无声’讥讽他恋栈。曾公亮无奈，屡次上表请辞，神宗皇帝却希望借重他推行改革，一直不允；病，富弼因为腿疾的原因，从前与韩琦意见相左，所以经常称病不视事。官场浮沉数十载，他变的英气全无，偶尔的发言也是谨小慎微，将残余精力尽数转移在了研修佛法；死，反对王安石最力者唐介，台谏官员出身，仁宗朝名臣。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未几，他屡次上疏反对，结果神宗曲意回护王安石，唐介因反对无效而郁郁而终；苦，另一位副相赵抃能力略逊，每当看到王安石所颁布的变法条例，只会‘苦也、苦也，’的叫苦不迭。

第十章　大宋发改委

01　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明显了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在任参知政事不久，为了减少变法阻力，顺利推行改革各项措施，他奏请神宗特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机构。（人们总讲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可以视作当今社会的国家发改委。）

神宗登基以来，对自己君权一再受到挑战也大为光火。情知不依王安石所请，想要成就事业，只怕精力会在更多的争论之中消磨殆尽。阿云狱案前车之鉴不远，在这场争论中，神宗见识了一些官员的手段，认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也看到了守旧势力的顽固，同时也意识到加强君权的迫切性。

欲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求贤若渴，为了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有必要为王安石的请求大开绿色通道。基于此认识神宗当即点头应允，‘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央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王安石此举乃是在政府之外另设政府，本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哪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他身后，北宋末年的蔡京与南宋的秦桧两位大奸巨蠹有样学样，也架空政府，独揽朝政。这也成为他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变法专门机构，这应该是与他吸取了改革先行者范仲淹的失败教训有关。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范仲淹在主持庆历新政的时候，也是担任参知政事一职未几。做为副相，范仲淹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同意，变法就要失败。倘若王安石不设立条例司这样的机构，关于财政的改革新法就必须交由三司执行；关于军事的改革得交给枢密院办理。依当时的行政效率分析，新法极有可能在推行之初就要面临夭折。（推托与抵制，就足以让变法胎死腹中）

三司与枢密院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王安石虽居参知政事的显职，却不能越权去指手划脚。有了条例司这个部门之后，王安石可以安插亲信，推行变法细则。设立这样的机构，王安石不会因为孤立无援或因事务繁忙而影响了改革的实施与深入开展。

‘制置三司条例司’正式成立，一场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大幕徐徐拉开。

条例司的成员多由王安石推荐，其中吕惠卿任起草变法条文的检详文字官；（吕惠卿人品虽不足道，但其擅长文学。以文学先后见知于欧阳修、王安石。）曾布、（其兄长是王安石朋友曾巩）章惇二人出任编修条例官，真正主持条例司日常工作的是吕惠卿。

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辙被神宗钦点出任检详文字官，神宗虽然年纪不大，但与父亲英宗不同，他曾经接受过数年正式的帝王学教育。对于许多帝王心术知之甚详，甚至于有些地方可以无师自通。神宗不但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条例司公事，还安排了苏辙加入条例司。此举，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苏辙曾上疏要求改革时弊。

在任命了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条例司公事之后，一次司马光入对，神宗故意问他：“最近任命了陈升之为宰相，不知外面有何议论？”

司马光趁机吐露心曲道：“福建人狡猾，楚国人轻率。现在两个宰相都是福建人，两个参政都是楚人，他们一定会拉帮结派。天下风俗，如何能淳厚！”（司马光地域歧视心理极重。人无完人，难道南方人尽是一无是处？所以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有关宋史的史料不下数千万字，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尽知。（慕雨按：关于读史，清人郑板桥曾有一副对联——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隋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话虽说的有点不中听，但却不乏启迪！）

个人认为，其实真正贯穿宋王朝数百年历史始终的无非是‘制衡’二字！

赵宋立国之初，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刻意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种统治正是通过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调配来实现的，中央是以政事堂和枢密院对掌大政，称为二府；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李唐时的机构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许多的官职只是官阶而已。形成了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的政治格局。各机构之间既互不统属，又相互制约，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垂直管理。宋初，为了分割相权，特立了参知政事之职作为宰相的副职。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使合称‘宰执’，负责三司的长官三司使俗称‘计相’，地位则仅次于执政。

02　参知政事

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并没有引起朝堂震动，因为他不过是五分之一而已。而且作为一个新人，也不会有太多的话语权。然而履新不足一月，由王安石主持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横空出世，俨然已是凌驾二府之上的政治机构，当然会引起朝臣的不安。这个新机构的设立无疑会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与宋王朝的祖宗家法相悖。

王安石虽然对‘条例司’这个机构成立会招来朝堂上反对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仍没有料到反对的声音来的如此之快。

条例司挂牌成立刚刚三天，侍御史陈襄上书指出，条例司虽是因兴利而设，但不合圣人之道，必须立刻罢去。

神宗看了奏章，担心会引发朝堂之上新一轮的争论，干脆将奏疏留中不发。

对此，王安石先是愕然、很快就释然，他排除谏官的干扰，并没有因为反对而裹足不前。只要有神宗皇帝的坚定支持，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努力。

主持变法的机构条例司也成立了，王安石却不急于颁布变法条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新法实施之前，他决定先做好调研工作。他先是听取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等财政部门官员的意见，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

制定政策之前要多做调研，这是他历任州县之职为政的经验，事实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走出去了解实情，远比留在朝中争论‘闭门造车’要好，改革的具体措施，要以调查结果为依据。

谋定而后动，很快王安石就任命了刘彝、谢卿材、程颢、卢秉等八名官员到各地进行调研。这八名采风使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应是北宋理学名臣程颢，程颢这时候得吕公著荐举入朝为官，甚得神宗赏识。

这一天神宗突然若有所思的问他：‘王安石是圣人吗？’程颢当即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

在理学名臣的眼中王安石不修边幅，一屋不能扫，何以扫天下？

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当中，王安石更成了獾的转世投胎，隐喻他本来是异类，却冒失的闯入了人间。

后世的话本中更是直接称王安石为猪了，这正是因为猪的性格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所以被人呼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也被后世认为是猪的转世投胎。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固然不值一哂，但也可以从一些方面可以窥知王安石确实是不注重个人卫生的。如果他真的是只猪，那么他也应该是一只有思想、遗世而独立的猪！

采风使的工作重点是调查各地赋税及当地的农田水利情况，以利将来变法工作的推行。消息传出，朝堂之上再掀反对声浪。采风，这名听着似乎只有上古方有，王朝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王安石惯于标新立异，这一次证据确凿。侍御史刘述立即在第一时间上书，言词激烈的指出：王安石执政不足两月，就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现在开官设署，派手下按行天下，显然是在扰民。此人言行乖戾，最好是及早罢黜，逐出朝堂。

台谏官员在前面打头阵，重回两府的宰臣富弼虽然对青年天子所谓的更弦易张不明究竟，但王安石做为一个小字辈在朝堂之上锋芒毕露，实在令他如芒在背。现在神宗与王安石二人设立条例司，最感觉不舒服的正是他这个首相。即使是寻常小民也看的出，此举显然是视他如无物。虽是首相，却已经在朝堂之上完全成了摆设与看客。如果仍然保持缄默，还不知道王安石会搞出什么名堂。

是可忍，孰不可忍？

富弼当着神宗，在朝堂之上疾言厉色的质问王安石：‘朝廷已经设有三司，为何更立一三司？’

对于这个曾经荐举过自己的三朝老臣，王安石在心底十分尊重，见富弼问起，只好回答：‘设置条例司，正是要立法度施行天下，此乃权宜之举，富公只看它所制定的法规于国于民有利否，何必在名分上斤斤计较？’

富弼悻悻道：‘祖宗旧制，原有深意。沿袭百年，并无不是，何必变更法度？’话虽然如此说，面色却已略霁。

03　说话是门艺术

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候，在一旁的唐介听的怒不可遏，对王安石，他有一种无名的厌憎，从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阿云狱案以来，唐介就加入了攻击王安石的阵营。五代人物有素称‘不倒翁’的冯道，王安石十分推崇。哪知道唐介却对此人十分憎恶。二人之间因此也曾发生过不快。神宗皇帝本来是考察王安石的能力，哪知道竟然事与愿违，令王安石过早的在朝臣面前暴露了他的一些思想，引来反对者的群起而攻之。

对王安石早有成见的唐介接过话题，揶揄道：‘介甫张口闭口尧舜，尧舜之时为政清简，何曾有滥设机构之事？’

对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王安石没有顾及到他重病缠身，大睁了两眼，不甘示弱地反驳道：‘效法尧舜乃是效法上古贤君的精神，莫非两府、三司这些机构在尧舜之时就已经有了吗？不晓先王之道，正是缘于诸位不读书啊！’

王安石口无遮拦的说完这些言语，也自知失言。

一时间朝堂之上鸦雀无声，众人不知如何应答。神宗皇帝也觉得这话太过刺耳，正要出面打圆场时候，在一边沉默无语的赵抃出来救场。批评王安石道：‘介甫此言差矣！如尧、舜、稷、契之时，又有何书可读？’说完话，摇头叹息不已。

王安石知道刚才一句话得罪了满堂朝臣，明显是在贵已卑人，听了赵抃的话知道他话虽然似在责备自己，实则是在和稀泥。一时间心乱如麻，立在当地作声不得。

神宗见所有人都尴尬之极的怔忡在朝堂之上，只得出面为王安石解围‘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寡人亲设，与介甫无干。方设数日，怎知好坏？此时争论，为时尚早！’

神宗的话制止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唐介本来已经病体支离，此事过后不久就撒手归西。唐介曾是台谏官员的领军人物，有惟恐天下不乱者将他的死归咎于王安石。从此，台谏官员更将王安石恨之入骨，必欲弹之、逐之而后快。‘熙宁变法’从最初就注定了荆棘密布，困难重重。

不管朝野上下众议纷纭，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工作仍有条不紊的陆续展开。做臣子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神宗皇帝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做基础。

而困扰帝国的首要问题，无过于财政赤字。人们可以诟病王安石的变法逐利，却不敢公然反对神宗。所有的指责也可以视为指桑骂槐，神宗必须给予王安石强有力支持。否则变法不能进行，财政状况得不到改善，官家权威也无由体现！

所有这一切注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只能从想办法生财入手，而求利在士大夫的眼中却是说不得之事，一说便是错！

为了平息朝野上下汹涌的反对浪潮，神宗特意向天下颁布圣旨，为改革鼓吹——朕以为欲致治于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怪不得二十岁的神宗是大宋CEO，人家懂事长大了！）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虽焦劳乎昃食之间，其将何所施哉？（改革不能只是视作天子一人之事，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要向天下臣民指明，个人即便是废寝忘食的日理万机，仍不能做到富国强兵。神宗此说，可以视为推行改革的最强理由！）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大弊，而使美利之源，流通而不竭。

神宗也发现了王安石树大招风的苗头，所以不得已由幕后走到台前，为王安石主动分担压力，告诉天下臣民条例司的设置是寡人的意思。此举也是要所有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如此一石二鸟之事，属于帝王心术中的小儿科，读者不可不知。同时在诏书中对变法的未来成就做了画饼充饥似的意淫，希望变法可以为帝国带来‘流通之不竭’的财源。

圣明天子挺身而出为王安石分谤，效果上好佳，朝堂之上安静了许久。哪知道这表面的平静下面却暗流汹涌，熙宁初年政事纷纭，天象也是极不平静，河决、地震、干旱不雨各种极端气象频繁发生。

04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五月，御史中丞吕诲的《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奏章一出，更是令反对变法的声音甚嚣尘上。吕诲指出王安石奸诈十事为——

一、倨傲，任知制诰期间断鹌鹑案不认错；

二、见利忘义、好名嗜进。指王安石从前托疾不出，如今高官厚禄反而不再推辞之事；

三、不识君臣上下之分，此处指王安石在经筵要求坐讲一事；（王安石入朝之后曾为帝师）

四、掠美于已、敛怨于君，指王安石数次得到神宗回护；

五、挟情坏法、徇利报怨，此处指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争论阿云案一事；

六、作威作福，指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期间，援引弟弟王安国之事；

七、窃弄权柄、斥逐大臣，此处指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罢黜不附已意者；

八、气死唐介，凌辱大臣；

九、离间天子骨肉；

十、设置条例司兼领军权、财权。

在罗织了上述罪名之后，吕诲认为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

根据他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误天下苍生，必是此人！

有王安石在，朝中便无宁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王安石卷铺盖滚蛋。

做为言官，吕诲这样做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在英宗朝之时，他便是以上表章弹劾欧阳修而闻名天下的。现在这样做只是恪尽职守。只是他所例举的罪名多数根本不值一驳，而且将个人品德与政治品德混为一谈。让人读来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有心者只要仔细对比，就可以从《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与《辩奸论》中找出许多相近的言词与说法。这是否也可以作为《辩奸论》为伪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呢？

而野史《邵氏闻见录》中更是把变法之事直接说成是王安石劝诱神宗竭天下以奉一人，此说实在是令人惊诧莫名了！

王安石遭此打击，愤怒之余连上两章请辞。神宗封还他的表章极力挽留，劝导他道：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还怎么样作事呢？

“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青年神宗皇帝告诉王安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王安石的请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小伎俩而已，他这样做当然既有撇清自己，同时也有借重神宗打击异已的含意在其中，并不是真的撂挑子。

只是王安石的个性太过刚强，他居然将神宗的话理解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四处树敌的同时，也在人为的为改革变法设置路障。

安慰好了王安石，如何处理吕诲着实令神宗为难。吕诲的奏章多有诛心之语，不能不让他有所警觉。但当他向吕诲问起这十项罪名的真实性如何时候，吕诲又无法一一找出相关的证据。所有这一切指责多是捕风捉影，属于言官‘风闻’奏事的范畴，神宗也不能过深的责罚他。

一面是改革之事势在必行，一面又要丢开祖宗家法的羁制。而他所接受的帝王之学，又告诉他这样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万般无奈之下，将心中的苦闷说与曾公亮‘若贬吕诲，恐怕增加王安石的内心不安！’

贬与不贬吕诲的官，神宗为此在心底纠结不已。

而王安石这时候新法第一项‘均输法’正要出台，担心会引发更多台谏官员的反对，知道了此事，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微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感觉心下不安呢？’

王安石的意见决定了吕诲的命运，很快，已经在家待罪的吕诲被出知邓州。

‘待罪’是台谏官员最后的撒手锏，是台谏官员以强硬措施来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也是维护台谏言事不屈服于君权、相权的保证性制度。吕诲这样做，也是和王安石的辞职一样也是种胁迫君王的迫不得已手段。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由人来执行，这正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宋王朝官僚制度的完善不但是在中国专制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放眼四海也同样令现代西方列强不敢专美！宋王朝所实施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与实践，非但足以让西方人自诩的近现代文明感到沮丧，同时也更令我们后世儿孙愧怍不已。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王安石丧失了一次团结台谏官员的良机，他本应该就此事正好表现一下自己宰相肚里能行船的宽容与大度，争取朝臣对他推行新法的理解。但他却没有及时的化敌为友，放低身段去化解恩怨。王安石的固执，让变法派成为了朝堂中的少数派，也为将来的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

第十一章　均输法

01　长袖善舞

吕诲因弹劾王安石而被贬出京，朝堂之上短时间内没有了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的第一个变法措施也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七月时候，神宗下旨‘均输法’在淮、浙、江、湖等六路开始率先推行。

为了打响变法第一枪，王安石奏请神宗成立了六路发运司，总理六路收入和支出。它的主要职能是‘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宜畜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其有无。’王安石颁行均输法，本意是想要借用‘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以改善原来发运使‘籴买、税敛、上供’的工作，希望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王安石为神宗算了一笔账，信誓旦旦的保证，这样做可以为国家节省三分之一的费用。

神宗做为帝国掌舵人，也深知‘贪污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道理，有可以节约巨额资金的办法，岂有不从之理，于是任命江淮发运使薛向为首任六路发运司长官。同时拿出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作为资本交由薛向负责运营。薛向领旨之后，向神宗请求自置官署，神宗无不应允。

薛向得以出任此要职，正是缘于王安石的荐举，他是北宋年间难得的理财专家，长袖善舞、颇有陶朱公之才。

北宋太宗年间，西夏党项羌人势力崛起于西北，从此北宋王朝失去了战马的来源，只好在各地设置养马场。当时沙苑地方也设立了养马站，占地约有千顷，一年费钱四百万贯，每年却只能繁殖出三百多匹马驹，养马的费用远高于从前买马。薛向在仁宗朝曾任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路转动副使。见养马得不偿失，薛向果断的将千余顷田地转租于流离失所的农夫，却将陕西解池所产的盐去边境买马。解盐因为质次价高的原因素来不为中原人民所喜，现在将卖盐所得直接用于买马，每年可以购马万余匹，而地租的收入也是不菲。这样有见识、有担当的官员在仁宗年间还属凤毛麟角。

王安石在群牧司任判官时候发现了薛向的才干，对他的作法大加赞赏，并且上书建议朝廷由薛向专门负责买马事宜。薛向久在地方，深知国家财务弊病。做了六路发运使之后，就对从前弊端做出了相应调整：从前漕运之中时常因风高浪急发生船只倾覆之事。在此之前，漕运之中船工趁此机会贩运货物、走私贩私，谎报船只沉没，或者直接凿沉船只，毁灭罪证，吞没国家财物中饱私囊。

为了保证汴梁城的物资供给，有关部分只得征调民间船只加入货物运输。薛向在担任六路发运使之后同样招募了部分私船，然后将官船与私船混合编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吞没国有物资事情的发生。由于措施得力，保障供给的同时，船只与船工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他遵循王安石提出的‘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在六路地方遍设耳目，各地方商业信息及时准确汇总。得知确切的消息之后，薛向及时组织人力物力抢购抢运。此举，不但促进了物资流通，而且降低了国家物资运营成本，杜绝了过去浪费与贪污事情的发生，均输法实施之后，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公私两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均输法的推行，很快挤压了大商人地主的投机的暴利空间。眼见的被新法断了财路，他们联合朝中的反对变法势力向均输法提出了质疑，抓住薛向推行新法中的工作失误大肆攻击新法。均输法颁行之初，就遭到了侍御史刘琦（从六品）、侍御史里行钱顗（从七品）的公开反对。

钱凱对王安石的攻击不是第一次，而是在阿云狱案之中就屡次上表攻击。这次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次他们避重就轻将斗争矛头直指薛向，攻击均输法虽善，‘然使小人为之，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则不雇乎夺商贾之利。’。他们只知道攻击新法，却不明白神宗对薛向的任命并非只是王安石的举荐那样简单。（原因见于后文）神宗见台谏官员不依不饶的攻击变法，当即将二人贬官离京。

台谏官员的设置就是为了制衡监察相权，现在刘、钱二人所做正是行使正当职权。神宗将言官简单的贬谪出京，却惹恼了一位强人。此人正是时任同知谏院（以它官领谏职，称之为知谏院，范纯仁知谏院是兼职。）范纯仁。他此时虽然并未知名于当世，但他的父亲却是两宋第一名臣范仲淹！

他愤然上书指出——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功利，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已者为不屑，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凱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

在表白了他的担忧之后，不忘记建议神宗‘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同时指出任命薛向主持均输法是在‘引用小人、使争利柄。’

敛财就是在敛怨！

02　永远说不清的义与利

如果说刘琦与钱凱二人只是瞎汪汪的狗，那么名臣之子范纯仁目光如炬、出手奇准，他直击王安石要害——王安石变法，无疑是违背了儒家圣贤的义利观：根据范纯仁的理解，孔圣人‘罕言利’而且孟轲也曾经说过‘何必曰利！’但他也明白‘圣人非以财利为不可用也，盖恶其诱导民心，以滋贪欲之风耳。’

现在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违反了‘先道德而后事为，先教化而后法度。’的儒家行为原则。欲求近功则忘其旧学，采取了管仲、商鞅的富国强兵之术，是对儒学原旨的背叛。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更令范纯仁无法忍受的就是王安石刚愎自用、党同伐异，为了推行均输法，王安石力排众议、执意任用薛向在前，一言不合，贬谪言官刘琦、钱凱在后。这种行事风格，更令范纯仁不能忍受！

范纯仁的眼光显然远比刘、钱二人高明，他将对变法的攻击上升到了义与利的层面。这样一来，所有朝臣就无法再装聋作哑的置身事外了。事情不再是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大是大非的高度。

两宋数百年历史长河中，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下的话题，这就是范纯仁抛出的利器‘义利之辩’！与官家共天下的宋士大夫没有一个人可以躲的过这场辩论，这种辩论直到今天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是非成败，也多是从‘义利之辩’这个角度展开的。在儒家历史中，‘义利之辩’从来都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在孔子提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之后的千余年间，义与利之间就势同水火，在所有儒生心中存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念头，这也是为什么儒生一提起法家来一脸不屑的重要原因；更因为义与利的争论产生了君子与小人的概念，而这种评判在许多时候就是以义与利来做评判标准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在数千历史中商只能排在士、农、工之后，屈居第四的一个原因。

而令人悲哀的是，就连圣人也哀叹做君子着实是难。按圣人标准来衡量，这个世间哪里有什么君子？所谓的君子不过是一种人生理想境界而已，大家只要坚持不懈地向这种人生境界努力了，就勉强可以称为君子了。

须知有宋一代的经济呈飞跃式发展，经济繁荣不是仅靠义就可以做到的。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宋士大夫阶层也开始了对‘义与利’的重新解读——苏洵对此的认识是‘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时代的进步，让这些有识之士感觉到了利与义之间是互生共荣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后来理学名臣朱熹直截了当的指出‘圣人岂不言利？’而宋儒的领军人物范仲淹在经历了许多人生无奈之后，终于将义与利的评判标准重新做了制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大夫不必耻于言利，他们应当追求的是：在社会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后，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脱贫致富了！

只是这样的大义直到今天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范仲淹千古一人，正是缘于许多自诩君子的人不会有这样的耐心。

宋士人多流连风月、诗酒自娱便是明证。生命苦短，花开堪折直须折好了。之所以会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之事，完全是因为他们同样明白神马都是浮云，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的道理！

现在由范仲淹之子提出对变法的批评，显然不可等闲视之。名人效应引起了神宗的高度紧张，他明白王安石推行的变法遭人诟病，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攻击王安石，其实地球人都知道薛向的本金是官家从内库拿的。从某种角度去理解，薛向的敛财正是在替他一人做资本的投资与运营。大家揣着聪明装糊涂，都清楚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只好将斗争的苗头直指王安石与薛向。其实他们无不是在指桑骂槐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在对义与利的理解方面，显然范纯仁并没有体悟到父亲的苦心孤诣。但他仍然指出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本来面目：王安石变法所用的管、商之术，并非是纯儒所学！对范纯仁的攻击，王安石作《商鞅》诗一首予以回应——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03　热脸与冷屁股的亲密接触

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华夏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于列国之间变法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这是一场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变法，也是成功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变革。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子，（小老婆生的）复姓公孙单名鞅。因为后来封于商的原因，后世称之为商鞅。他自幼饱读管仲、李悝等人的‘刑名之学’，成为中国历史上法学思想代表性人物。商鞅虽然满腹经纶，却按当时周王朝宗法制度的‘嫡长子继承制’所限，他根本没有机会在卫国一展所学，遑论治国。好在当时的中国列国纷争不已，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他离开卫国只身来到魏国寻找发展的机会。可惜当时的魏国国君根本不予理会这个远来之人，更不会重用。当秦孝公向天下发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之后，再次踏上了迢迢的旅程，希望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找到体现人生价值的热土。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商鞅以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之时，根本引不起秦孝公的任何兴趣。当他第三次端出自己准备以久的霸道学说时候，秦孝公眼前一亮，这才有了夜半虚前席之事。在与秦孝公达成对改革的高度共识之后，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精心导演之下，上演了一出令人称羡不已的移木立信之事。在他主持下的变法轰轰烈烈开展，秦人终于一跃成为国际最强国，为日后秦始皇一扫六合、并吞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鞅虽然最后遭遇了车裂的酷刑，但他身后改革仍继续进行。变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变法不浮于形势，而且不急功近利，脚踏实地的进行。

商鞅的变法不只是影响了秦一个王朝，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华夏历史。秦人之后的政治制度，始终没有脱离他变法的范畴。

王安石并不讳言自己是以商鞅自居的，他也希望神宗皇帝仿效秦孝公那样支持商鞅实行变法。

令人遗憾的是，王安石百密一疏，没有想到他虽然取法于商鞅的精神，但由他主导的变法本身正是失在燥急。欲速则不达，这也是变法终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商鞅》这首诗也成了王安石代表法家与守旧的儒家殊死斗争的铁证，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一些文人所反复引用。似乎不把王安石贴上法家的标签，就对不起马克思这个大鼻子！

但这些人却对王安石高举的变法保护伞《周礼》之事视而不见，这种有目标性的选择，不但令慕雨心下鄙之，更为王安石这个争议人物而感到悲哀！

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从前的历史人物评判就会出现不同的标准，用平常心来解读历史的情形或者永远不会出现。因为我们注定也将成为历史！

可喜的是，余生也晚矣！倘若赶上一个因言获罪的年代，慕雨估计后半生将在牛棚中数星星度过了！悲哀啊，这既是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更是文明的堕落！

范纯仁既任知谏院之职，他就有监督神宗恪守祖宗家法，谏请君王更改诏令的责任。然而踌躇满志、正欲大展宏图的宋神宗却生恐变法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草草收场。况且范纯仁这些言论只是推理，并没有拿出有利的证据来做为攻击新法的依据。而是仅仅依靠猜测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这样批评变法，似乎理由太过牵强。

范纯仁见自己所上奏疏神宗无动于衷，立即认为自己不再适合留在谏院，于是主动请求罢去知谏院之职。神宗顺水推舟命他判国子监。

对于范仲淹之子，王安石当然要区别对待。派人转告范纯仁，希望他改任知制诰之职，离开台谏。对王安石的示好，范纯仁毫不犹豫的予以拒绝，公权私授如何会发生在范仲淹之子身上？

一不小心将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面的王安石没有去检讨自己，反而在恼羞成怒之余，转而提议神宗从重从快从严处置范纯仁。神宗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所以很快就将范纯仁罢职，‘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远远的将他打发离开了汴梁，来个眼不见心不烦。（这也是对范纯仁的保护）

此后十余年间，范纯仁一直辗转于各地做地方官。在地方上历练了多年之后的范纯仁对王安石的变法有了深刻的了解，变的不再如从前一样只知一味的反对，而是在‘元祐更化’时期，主张恢复青苗法。

第十二章　青苗法

01　让国人汗颜的大宋数据

做为专制王朝的官员，身任显职的范纯仁终于体会到了‘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的苦恼，为了维护宋帝国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只好建议重行青苗法。

不幸中的成幸——他的提议虽遭到了司马光非难与攻击，但并没有因此而贬官。范纯仁在心底发出叹惋的时候，才会明白当年王安石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远过于父亲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不是王安石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熙宁变法极可能会出现夭折情形。

难得的是，范纯仁在北宋末年是个保持清醒头脑的官员，他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同时也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试图趋利避害，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如果历史会按照范纯仁所希望的那样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措施做更正和有选择的保留，那么华夏历史去往何方仍是个未知数！可恨的是，自以为是的司马光在党同伐异、排斥异已的道路上比王安石走的更远，宋王朝在党争、内讧不已中最终走向了覆亡。

如果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在王安石一人身上，实在是有点偏激，但如果说没有一点干系怕也难以服众！

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见均输法略见成效，王安石又趁热打铁推出了‘青苗法’。为慎重起见，最初的青苗法只是在二年九月经神宗批准之后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路，相当于如今‘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划分）

说起青苗法，必须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制度。简单的理解，常平仓可以视为现代社会的国家战略粮食储备库。

这个被所有人称为善法的常平法，最初的理论基础正是源自被儒家视作法家人物的范蠡、李悝、管仲等人提出的轻重之法和平籴思想。从汉宣帝时期首创常平法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断断续续的实行过。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平抑粮价，积谷防饥，在国家用兵之际方便调拨，免得临时抱佛脚。只是史实证明，任何善法都具有时效性。常平法也不能例外，虽然它可以保护‘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利益，但到了北宋年间，已经弊端丛生，常平出现了不平的现象——

首先，地方常平仓每到秋收籴（音敌，买入）入之时，基本上只占全部买入的小部分。到了真正需要赈济时候，常平仓的粮食粜出少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敞开供应，又会立刻出清。等到常平仓的粮出净之后，囤积居奇的奸商哄抬粮价，从中渔利；其次，路途遥远。常平仓多设立在州县的偏远地方，（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军事用途的考虑）不方便需要的农民就近购买，因此功效大打折扣；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吏与奸商勾结，共同营私舞弊。国家的善政成了他们发财的工具。

不可否认，在农业立国的中国，常平法在稳定巩固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统治者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广大生民的利益，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荒年歉收的时候，政府开仓赈济、作粥救人，不惜赔本赚吆喝也是必须的。只是常平法到了宋神宗年间，各地的常平仓多数已经是名存实亡，它所具备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作用消失殆尽。

（慕雨按：宋史的妙曼，就在于她总是令人一头雾水。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从浩瀚的宋史资料中毫不费力的找出相关证据来反驳笔者的观点，而且在学界对宋常平法是不是彻底失去效用也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如果非要争个是非曲直，那么文章就会成为学术论文性质了。）

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是针对几乎丧失功能的常平法而制定，青苗法与从前的常平法并不冲突，二者之间互为补充，青苗法是在北宋熙宁以前常平仓职能变化的基础上推行的。史料记载，‘新法之中，兼存旧法。’青苗法并没有完全否定常平籴粜之法。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基本上类似于现代出现的农村小额贷款信用社！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事情并不只是在唐王朝发生的。据专家学者考证计算：在有宋一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了一倍，比唐代提高30%，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1984年中国每劳生产4379斤！历史在过去了几近千年的时候，国人在人均生产的数字方面才超越了宋王朝。这个数字太让人汗颜了！

虽然农业生产在北宋年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人口增长迅速，也很快就会消费了增产增收的部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导火索许多就是吃饭的问题，只要勉强可以维持温饱，安土重迁的农民没有几个人愿意铤而走险的。（我们的国民是世界上最好愚弄的！）对于经常寅吃卯粮，经常断炊的农民来说，倘若有幸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他们还可以保证最低的生活需求，勉强维持温饱。但稍有极端气候、和灾害发生，他们就束手无策，只能自求多福了。

02　王安石的小额贷款公司

王安石在明州鄞县任上时候深谙民生疾苦，近年来极端气象频仍，关心民瘼的他为了保证农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推出了青苗法。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家可以向政府贷款，春天贷款，秋收时候连本带利归还，利率为20%。

用常平仓粟米做本钱放债的事情并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即便是在史称‘开元盛世’也曾有过类似青苗法的实施，唐政府规定的利率更是高达50%。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之前，陕西等地方也有用常平仓粟米放债取利成功的先例。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打击民间高利贷，抑制兼并。据史料记载，彼时民间高利贷的利率在100%～200%之间波动；二，鼓励农业生产，通过青苗法贷款，农民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在田间地头劳作，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三，在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宋虽然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农业人口仍是占有多数。这样做可以令政府财政在短时间内飞速增长。

王安石的青苗法虽然在某些地方有成功推行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最初只是在三路地方试行，最令王安石担心的是贷款人的还款能力。他所设立的青苗贷款法与现代农业银行有共通之处，只是这样的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在九百多年前，确实超前的让人难以置信了。直到今天，现代银行业虽然已经建立健全了评估制度和保障制度，但仍会出现不能完全收回贷款，被人放了鸽子的事情。

在北宋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仍在困扰当代银行业的难题，显然是个考验人智慧的事情。

就在王安石为此事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之时，吕惠卿积极建言献策——把贷款人按贫富组合，五户为一保。富户不但也要贷款，同时还要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贫下中农提供贷款担保！

吕惠卿的小聪明看似是在杀富济贫，为王安石分忧，实则是一手臭不可闻的昏招。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办法，也实在是找不出第二种解决之道。王安石无奈之下，也只好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瞧了！

青苗法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颁行之后，有了前面台谏官员吃扁的前车之鉴，言官们这次没有冒然上表章弹劾。大家都决定暂且观望，静观事态变化，等到时机成熟群起而攻之，那样效果更好。

朝臣有耐心等待，年迈的宰相富弼却觉得时不我待。他一面在心底后悔当初荐举王安石的孟浪，一面暗中观察，现在他终于看清了神宗的用意所在。趁着范纯仁表章中公开批评他‘老而不退’，有恋栈之嫌的他此时佛法修为大进，当即决定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辞表交至神宗御案前，神宗却没有批准。虽然富弼的表现让新君失望，但有了两年的职场历练，神宗皇帝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富弼虽年迈，却是三朝老臣；腿脚虽不利索，但在朝中却仍举足轻重。一请就允从，会给所有臣工物伤其类之叹，也无法显示出人君尊老爱贤的雅量。见神宗拒绝了他的请求，富弼深知这种挽留不过是作戏而已，千万不能当真。再留在朝堂之上作看客，只能是自取取辱而已。富弼连上八表请辞，神宗这才允从。

政治如同作戏，名角的与跑龙套的区别就在于——即便明知是作戏，名角也要一本正经的将作假做成温情脉脉。

角色定位精确与否，入戏快慢决定了片酬的多寡！

神宗对主动请辞的富弼也不吝美职，赐与他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亳州，富弼等于赋闲养老了，成了靠边站的人。富弼离开中枢，宰相之职由曾公亮担任。

君臣临别之际，神宗皇帝问这位三朝老臣道：“卿即去，谁可代卿者？”

六十五岁的富弼推荐曾担任过宰相之职的文彥博，文彥博此时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对此，神宗皇帝只好沉默不语。

良久神宗再次开口相询：“王安石如何？”这次轮到富弼默然了。很多时候，无声并不等于是默许。沉默也是种态度，这时的富弼不过是在委婉的表示反对而已。

庆历新政的草草收场，令一场主要关于吏治的改革无疾而终。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虽然侧重于经济，但他也明白吏治改革的重要性。宋王朝的荫补制度虽然是为了防止出现现代社会的‘五十九岁现象’而设置，（古人的政治智慧并不比现代人弱多少）是希望这些官员在为治下生民谋福祉的同时，不会有后顾之忧。哪知道良法在发展百年之后，早已经背离了初衷。因此而导致的冗官问题成了帝国财政沉重的包袱，由此而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更是数不胜数！

03　皇帝的亲戚

范仲淹的抑冗官因为过于激进，希望一举改变仁宗朝的冗官面貌，招致了朝野上下官僚的不满与愤怒。反对者势力浩大使得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很快便以流产而告终。范仲淹新政希望澄清吏治导致被人攻讦的殷鉴不远，所以王安石一直在琢磨帝国冗官的深层次成因。

神宗登基之上，祖宗旧制已经百弊丛生。社会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矛盾愈显复杂化。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包含了对诸多制度的改革内容，神宗也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这其中亦有对官员荫补制度的改革，神宗希望趁机对荫补制度进行全面整顿。

其中对后妃、宗室、公主等皇亲国戚的荫补制度的改革，率先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王安石熙宁变法尚未展开之前，就有谏官上疏提出抑制荫补太滥的问题。神宗下旨令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几人制定了一套新的官员和其它各种特权阶层的具体荫补办法，新法降低了荫补子弟的授官标准。这样做仍是出于节流的经济思想。两府大臣居然可以将自己家的仆人、私人医生也荫补为官，这也是为什么范仲淹整理吏治之时，朝野上下反对之声汹涌的一个原因。（当代官员的司机、秘书、之类的身边工作人员，追随领导时间久了，也有机会作官，不过只是专制官僚制度的滥觞而已。至于这些人能力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王朝在京官员月俸共计四万余缗，京畿地方禁军军费月支出为十一万缗，而宗室每月的开支就有七万余缗，这个数字尚不包括生日、婚嫁、丧葬和逢年过节的赏赐数额。王朝财政收入无法平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冗兵与宗室的费用太过庞大。对此君臣上下达成了共识。

神宗与王安石希望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当然需要对宗室问题下大力气整顿，以维护王朝统治的安定。这也是为什么神宗即位不久，就开始着手整顿改革宗室制度的真正原因。

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下诏‘别其亲疏，异其等杀’，将宗室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相应作出明确规定：

宣祖（赵弘殷）、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尽故杀其恩礼。

祖宗袒免亲未赐名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袒免（以外）亲更不赐名，只许令应举。

‘环卫官，无定员，无职事，皆命宗室为之’环卫官只是光拿钱无事可做的荣耀官职，又称南班官，《容斋随笔》对此的解释是‘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唯一的实际意义就是按月拿一份俸钱，是属于光吃饭不干事的闲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

这次宗室改革条例一颁布，既得利益受损害最严重的就是宗室袒免以外亲（五服之外）的远亲。这些人不敢去与神宗争辩，把怨气全部撒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众人等王安石下朝之后，一哄而上拦住王安石高声呼喊：‘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

对这些无理取闹的龙子凤孙，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厉声回答：‘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慕雨按：先祖神位安奉入庙称为‘祔’或‘升祔’；搬出称为‘祧’或‘祧迁’。关于王安石主张赵匡胤高祖僖祖赵朓祧迁之事，关乎宋王朝礼制，此处略过不表，如有疑问，请查询相关资料。）

听了王安石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些老赵家的不肖子孙哑口无言，‘皆散去’。

在唐代，袒免以外的血亲已经和庶民无异。但在宋初，宽厚仁义的赵匡胤规定：凡是宗室子弟，都能授官并享受宗室待遇。但是，宋王朝为防止唐王朝时期出现的宗室干涉朝政之事发生，却另有一个硬性规定，凡宗室皆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从前宗室人数较少，宗室问题就不能成为问题。到神宗熙宁时候，宋王朝承平百年，宗室人数已经比立国之初多出不知几何，对所有的宗室都授官显然不能。为了安抚这些从此不是皇亲的皇亲，神宗皇帝允许他们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进入仕途的大门。宗室子弟可以象普通士大夫一样读书、应举。

神宗这样做，一者是迫于经济压力的原因，在此之下，仍要维持自己赵姓宗族的特殊利益。宗室应举的事情虽在北宋年间没有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南宋中期，由于宗子的大量繁衍，按照神宗旧制宗室登科的人数迅速增加，形成了宋代官僚群体中特殊的宗室士大夫群体。

虽然宗室应举的中选率极高，（最初为五选一、七选一，在众人反对之下改为十选一……）但一旦落选之后就从此只能成为庶民一个。而宗室中也有不成器的，南宋年间居然出现了娶娼为妻者。实在是把老赵家的脸丢尽了！

第十三章　谋取横山

01　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

宋神宗这次大刀阔斧的对宗室荫补制度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之事。炎黄子孙历来有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的传统，宋神宗与王安石发起的这次改革其实是在向传统伦理的挑战。改革调整宗室授官制度虽然对减少宗室开支有好处，减少了宗室官员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王朝许久的冗官冗费危机，但改革的终极目的仍是‘富国强兵’。此举，王安石需要有勇气、有担当，神宗皇帝也需要有绝大魄力。

就在王安石心下惴惴不安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朝臣主动站出来对此项改革持反对意见。对于此事，史载：‘荆公（王安石）行一切不恤之政，独于此事，未为不然。’，苏东坡更是用‘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八字予以高度评价！

除了改革宗室荫补制度之外，所有新法都在反对派攻击范围之内。

在遏制宗室冗官恶性膨胀之事上，变法派与反对派达成了高度一致性。一时间朝堂之上似乎又出现了和睦祥和的气象。眼见的条例司成立了，均输法、青苗法也实施了，而一贯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却选择了缄默，实在是令所有人大呼意外。

对待熙宁新法，司马光最初保持沉默却与宋与西夏的交恶相关——

李元昊在与宋王朝签定了‘庆历和约’不久，就死在自己儿子的剑下。宁夏之间保持的表面和平景象，随着夏主赵谅祚的年纪渐长而不复存在。西夏人对宋边境的骚扰日甚一日，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关系公开破裂之前，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屈野河西的划界问题。西夏虽是蕞尔小邦，却胆敢肆无忌惮的叫嚣‘我马足所践，即为我土’。

为了惩戒西夏人，宋王朝再次祭起经济制裁的法宝。虽然最终对边境达成了谅解，但到了嘉祐后期，宋廷仍不解除与西夏关市的禁令。谅祚成年之后，继承了乃祖乃父的衣钵，一面对宋王朝称臣，一面加紧了对宋边境的侵扰。

其实，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挑起争端、宁夏之间爆发战争开始，宋王朝上下在争论主战与主守政策的同时，就开始探讨如何防御西夏的进攻和改变王朝边防虚弱的现状。对此，朝野上下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若干的对策与措施：

一、修筑沿边城寨；（战略防御措施）

二、召募土兵和蕃汉弓箭手；（相对禁军作战力低下制定出的对策）

三、组建蕃兵；（以夷制夷）

四、绥抚沿边熟户蕃落；（与西夏抢夺边境资源与边境人民，增加胜算）

五、联络唃厮啰、河西回纥、牵制西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六、兴屯田、置营田；（准备与西夏打持久战）

七、选将练兵；（改变从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状况）

八、减骑兵、增步兵；（消极防御作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对西夏军完成最大限度的杀伤，战胜之后也不能趁此机会追杀，扩大战果。）

九、令商人入中实边；（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持，打仗就是烧钱）

十、令诸路应援；（御敌于国门之外，一方有难，离不开八方支援）

十一、和好契丹等等；（又打又拉、孤立西夏，遏制与反遏制）

以上这些建言虽然多为宋统治者所采纳，并付诸实施，但这些只是建立在防御作战思想之上的下策，不能完全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在此期间，边将刘平与范仲淹相继提出了根本解决之道——谋取横山！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桥山，南连耀州，北抵盐州，东接延州，绵亘八百余里，盖邠、宁、环、延、绥、鄜、坊诸郡县，皆在桥山之麓，宋人称横山之险，亦即桥山北垂矣。宁夏以横山为界，以北为西夏所有，山南为宋界。刘平和范仲淹提出的主张是以攻为守，抢据横山，掌握战场主动权。范仲淹与其他的消极防御作战截然不同，不失为一个高明有远见的方略。只可惜恰逢宋夏签定了‘庆历和约’双方停战，握手言和，这一战略就只能束之高阁。

神宗皇帝做太子的时候，经常与韩维纵论天下，彼时的赵顼正是心雄万夫的年龄，对泱泱帝国居然会屈服于契丹、西夏夷蛮的武力威胁，交纳保护费而深感耻辱。继位之后，如何富国强兵、一洗前耻，顺理成章的成了青年天子的远大政治抱负。

02　老种经略相公

在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尚未展开时候，神宗就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而强兵正是为了解除来自北方契丹人的威胁，但西北党项政权与辽人互为犄角。本了先易后难的战略构想，为求抢得先机，有必要在与契丹人最后摊牌之前，先解决掉相对弱小的西夏。

西夏虽然在三国博弈中是力量最弱者，但它的对宋王朝的危害却远超契丹人。解决困扰宋帝国多年的西北边境问题，就得改变从前对西夏只做战略防御的既定国策。解除西夏割据势力，必须要夺取西夏左厢横山之地，切断西夏赖以生存的右臂。同时旁取熙河湟鄯地区，隔绝西夏与吐蕃的联系。从左、右形成对西夏的伞形包围，解决了西夏之后，再用兵契丹。

青年神宗皇帝‘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欲完成华夏的大一统！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彻底掌握了朝政的庆历新政党人韩琦、欧阳修向英宗提出攻取横山、永绝边患之议。但卧病在床的英宗自顾不暇，事情只能不了了之。第二年的年底，任陕西转运使的薛向上疏言边事，重新提出了浅攻谋取横山的建议。这个时候的英宗已经是病入膏肓，根本无法批阅奏疏，入宫侍疾的神宗‘见而奇之’。从此在心底牢牢记住了薛向这个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推行均输法之时，王安石一推荐，神宗皇帝立即用之不疑的根本原因。而那些上表攻击王安石任用私人的台谏官员，如何会知道这其中内幕呢？

虽然事情因为英宗的去世再次被暂时搁置，而薛向的建议则受到了神宗皇帝的高度重视，一直记在心中。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六月，知青涧城种谔（种世衡之子）上奏神宗：谅祚穷兵黩武，新的移民政策不得人心，激起横山部族的反对，现在数万横山边民打算在部落首领嵬名山的率领下内附。只是他人微言轻，不敢答应，所以上疏请圣明天子定夺。

神宗因此特意召见了陕西转运使薛向，密秘赐金五十两。等到薛向告辞离京时候，再次赐金同时不忘叮嘱他，切勿向两府宰臣泄密，事情只由他亲自手诏指挥。经过措画，最终决定诱降嵬名山。神宗皇帝要薛向保守机密，自己却在事后觉得事情太过儿戏，就透露给了任枢密使的文彥博。哪知道文彥博担心一个人反对无效，告诉了权御史中丞司马光。司马光立即上书神宗皇帝‘论纳横山非便’。

司马光认为‘凡边境有事，则将帅迁官，士卒受赏，无事则上下寂寂，无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国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为国开边，在冬烘先生司马光的眼中竟然成了人臣之利，非国之利的事情。

司马光会有这样令现代人大跌眼镜的观点？

这其实并不值得惊奇，一切正是缘自宋士大夫建功立业进取精神的丧失。

人生三不朽：上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中国士人对人生价值的取向基本游移在此三个层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三不朽之事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代是华夏历史大发展的时期，有幸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其人生价值取向把立功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汉代班固虽然是文吏，但却认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就有了他投笔从戎的传奇；南朝刘宋宗悫，在‘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时候，却表现的‘独任气好武’，所以就有了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诗句！可悲的是，受前人的影响，李白不愿意只是做个御用文人，在‘仰天大笑昂首去’之后，却卷入了一场兄弟阋墙的纷争当中。

华夏文明发展到北宋这个伟大历史时期时候，多了‘荒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之事，却罕有‘闻鸡起舞’的情形。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统治秩序稳固的重要性，宋学兴起，宋儒逐渐丧失了自我。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位移，由汉唐时期的对功名追求转移到了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

这种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是‘不着调’之事，却是宋人的人生价值的首选。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慨随着时间推移消失的不见踪影，范仲淹写下了开边塞词先河之作的《渔家傲》之作后，居然会被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为国家开疆拓土、征战沙场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宋尚武精神之缺失据此可见一斑！

安于现状与不思建功立业，与宋初确立的重文抑武国策结合在一处，构筑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士大夫精神家园。宋之后，再没有出现一个值得称道的军事家。这是否缘于宋朝武将地位的下滑？如果这种时候有人去和司马光讲‘忘战必危’的道理，估计他会有无数的理由来振振有词的反驳。

第十四章　南北之争

01　时代呼唤英雄

神宗见到司马光的上疏之后，责备文彥博‘轻呢坏事’。恼怒之下令司马光重新只是做他的翰林学士去了。种谔在与神宗皇帝建立了单线联系之后，从此有了专任之权。他兵分两路，一路亲自挥师疾驱绥州，另一路由大将折继世率军入银州。宋军奇兵奔袭一举迫降了嵬名山，收获‘酋豪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孽畜十余万’。

西夏谅祚得知之后，立即出师四万余来争夺，种谔身先士卒，击溃了西夏军，保住了胜利果实。

种谔攻取绥州，是宋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拉开了宋夏横山争夺战的序幕。此役标志着宋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神宗闻讯后欣喜若狂。立即任韩琦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负责陕西的军政事务。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欲哭无泪了，先是知延州陆诜认为种谔轻举妄动，命令他退兵。种谔背后有老大神宗撑腰，更兼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陆诜不予理睬。

司马光得知消息，焦急万分来见神宗，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担忧。招降嵬名山不过是灭一谅祚，另立一谅祚而已。

朝堂之上的谏官纷纷上表弹劾种谔擅兴边事，制造边衅。枢密院下令将种谔押解到长安监禁、讯问，种谔见势不妙，将神宗皇帝交给他的所有密诏、公文、往来书信全部烧毁，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替伟大领袖背了黑锅。（这锅背的真黑，不过也值。给皇帝背锅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会有，如果把圣明天子撂了，估计种谔当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在宋时，忠君爱国也是风险极大的技术活！）种谔最后被贬官三级，随州安置。

青年天子赵顼心中明白，枢密院如此处置，名义是针对种谔，实则是项庄舞剑之举，朝堂之上的主和派在向他施压。种谔为国开边不但无功反而遭贬的情况，更令神宗明白了朝堂之上政治的险恶与复杂。要打败西夏、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首先面对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朝堂之上的群臣。

如何协调内部矛盾，对于青年天子来说，着实棘手！

‘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在熙宁初年完全正确！

时代呼唤英雄——神宗皇帝必须要找一个有担当的人，来替他遮风挡雨，清理一团乱麻的朝政，襄助他完成富国强兵的壮志。就在他从希望、期望到失望、绝望时候，横空出世的王安石令他如获至宝。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齐心协力上演了一出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变法大戏！（尽管，变法大戏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了大变戏法）

司马光最初对王安石寄予了希望，暂时选择了观望。开始时候，他只是讨厌王安石任用的几个新人。吕惠卿、曾布这几位，最是令他憎恶。出生于北地的司马光，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歧视南人心理。他的这种心理其实在朝堂之上，是种公开的秘密。

在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赞同变法的多为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却是以北方人居多。从这个现象来看，南方士人确实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北方人与南方人相较则老成持重，因循守旧者居多。所以如此，不过是地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据此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北方人保守，但不可否认，北方人性格中更尊重传统，传统观念深厚，这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观。所以王安石之后的各种改革，多是从南方试行，之后在北方推广的。

熙宁变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应该与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人民饱受战争苦楚有关，久经动乱的人民内心企盼安定，不愿意变动。这种意志体现在了代言者的朝臣身上，所以他们会对新法群起而攻之了。直到今天，南方人的思维仍要远比北方人活跃，浅意识中就不受陈规陋习的约束。多数人善于变通，注重实际利益。

即便是将试卷糊名，也可以从文章内容中读出作者是哪里人氏。譬如屈子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这种恣意汪洋、天马行空的文章，北方人是万万做不出的。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唐宋王朝经济重逐渐南移，本来在五代时期就比中原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发展更是迅猛。以福建为例，‘国初举子尚少’。中唐时期，福建人更是被中原士人讥为‘闽人未知学’。这种情形到了北宋中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是与宋统治者大力提倡读书崇文的深入人心有关，更是因为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差钱的福建人可以长期居住在汴梁中游学，了解朝廷科举动向。

宋政府另外出台相关政策：只要是在开封住满七年，出具完税证明，就可以取得开封户籍。（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别扭的感觉啊？）而北方社会却因为经济资源日渐枯竭的原因，士人不可能长期游学京师。这样一来，南方学子难免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科考中占得先机。

02　世间岂有绝对公平之事？

后世人选评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据有六席。而这六位，无一例外都是南方人。

北宋中期和后期，福建士子中举的数字出现井喷式增长，北宋时期进士的总数为9630人，南方士子共计有9164人。南宋时期的进士总数为18694名，年代不详者为609名，在共计28933名的进士当中，出身福建者为7144名，为全国最高。其次为浙东4858，江西为3861名……南宋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的科举中，福州籍举子更是扬眉吐气，包揽了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这样的纪录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从上述数字就可以看的出——科举，一场看似公平的游戏，竟然成了南方士子崭露才华的华丽舞台。

北宋的科举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无人理会，发展到千军万马挤破头的变化。科举几乎成了南方士子担纲主演的独角戏，北方人多数时候只是作壁上观。面对此情此景，如何保障所有北方人在朝堂上的利益，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南方士子在科场之上异军突起，引起了朝堂之上北方士人的严重不安。由此而引发了北宋年间旷日持久的关于解额与科举的争论。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立下了‘不以宦寺掌兵、不以南人为相、不杀士人’的祖宗家法。这个祖宗家法，成了北方士人在南方士子大举入仕的紧逼之下无奈使出的撒手锏。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不以南人为相’的祖宗家法早在宋真宗在位时候就已经打破了。

对于科举这个游戏，游戏规则制定者，也要平衡各方利益，规定了每一路应试的名额。这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解额’，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可以一窝蜂的跑到首都来参加进士考试的。

宋政府有关解额的规定和制度也呈现复杂多变的情形，不与时俱进的话有部分人不答应！其中对解额规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实施科举的间隔，三年一试的这个制度是确立于英宗这个病夫之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前的解额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变化了。影响解额数目变化的既有国家权力对各方面的政策性判断，也有各地对扩大名额的要求。而福建地区从最初的十名到十八名，直到南宋末年的100名。即便是增加发如此多的名额，但仍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问题。

于是一个直至今天仍在困扰政府教育部门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人们经常谈及的‘高考移民’问题。

历史再次证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肉食者鄙，人民、只有人民才有不竭的智慧，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动力！

南方人民非但不差钱，而且脑壳异常灵光，转念一想，就有了冒籍参加科举（高考移民）的事情发生。（姑且借用这个名称，识者莫笑！这种问题在宋史相关资料中有太多，此处不一一例举。）

当读书考试也成了有钱人的专利时候，可以想见来自社会底层穷人心底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愤怒。

在北宋中期，读书应试成了南方人的专利产品，这当然引起了朝堂之上代表北方利益的大臣不安。对待南方士子的高考移民之事，他们当然不能坐视，更不能只是将阑干拍遍、有恨无人省。率先发飙的是‘砸缸少年’司马光，他是陕西人（也可以说是山西人）当然要挺身而出为北方人说话。

司马光上疏指出：诗词曲赋不足以观言，且容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周礼》、《春秋》与《论语》等等经书。

司马光的建议表面看似公平，其实有失公允。北方士子长于经学，这样一来长于诗词曲赋的南方士子考试中举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可以说，是在没有考试的时候就知道了结果如何。见无人附和他的提议，越挫越勇的司马光又提出了逐路取人的办法，希望以此来遏制南方士子在朝中势力的崛起。这些明显是针对南方士子的主张，当然会引起南方人的反感。与司马光针锋相对的正是一代文宗欧阳修。他提议按才取士！

虽然欧阳修的提议看上去同样公平异常，其实也是存了私心的。如果依了欧阳修的建议，本来已经落了下风的北方举子从此只怕连做陪绑的机会也没有了。

第十五章　坐着还是站着？

01　关键是教育皇帝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教育不平衡，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难题。

司马光与欧阳修各自为了南北利益而争的不可开交，欧阳修的提议只能让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公允的讲，司马光的提议更具战略眼光、高瞻远瞩，落后地区的教育与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科举取士，也影响到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这种情形贯穿了王安石变法的始终。

‘南人轻巧’、‘南人误国’、‘不宜冠多士’，在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中，这些陈旧观念也成了北士用来攻击南人的重要依据。熙宁变法从最初的国是之争发展成为意气之争，北宋最终陷入党争的泥淖中，遭遇了灭顶之灾。

悲夫！在北宋，那种山西多将、山东多相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神宗虽然继位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却敏感的嗅到了朝廷中若隐若现的南北不和气息。现在朝中元老重臣多为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的北人，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却多是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方的南人。如何调和南北之争成了急待解决的大事情。

司马光并非不关注变法，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王安石的变法进程。与其他人冒失反对不同，他更希望从变法中找到不足之处，然后相应的找到解决之道。

现在的他，感觉宋帝国就象失足落入水缸的顽童，而王安石就是背后的推手。而吕诲、范纯仁、陈襄、等人不过是些手足无措惊散的玩伴，岂能如司马光一样坚定沉毅？

现在的神宗皇帝对王安石信之不疑，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只是一般的浮言怎么能令神宗迷途知返？

司马光在静待变法实施之后，出现不良后果再予以有力批驳，有过砸缸经验的他深谙‘该出手时再出手’的道理！他一直在为王安石没有知人之明而忧心不已，王安石颁行‘青苗法’之后，司马光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青苗法’与‘均输法’不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动作。现在虽然只是在三路试行，一旦在全国推行，必然会扰乱社会。

司马光似乎看到了青苗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种强烈的责任心迫使他不能再保持缄默。机会很快就来了——

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

人非生而知之，这个‘人’当中也包括做皇帝的。皇帝也是人，说成天子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连至圣先师孔圣人也曾经自言自语‘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学者也。’圣人都在发愤读书，做为宋帝国的青年掌舵人神宗更是没有理由不学习了。

北宋有许多的祖宗家法，其中就有经筳制度。有宋一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与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北宋的缔造者赵匡胤虽是一介武夫，但他戎马倥偬之时就已经在留意前代所以兴亡治乱之故。创立宋王朝之后他‘首幸国学’增广学舍、崇祠文宣王（孔圣人）法前代兴治善政之美俗，戒其致乱之倒行逆施。赵匡胤确定了崇文的国策，同时为后世儿孙设立了经筵制度。

简单的说，经筵就是专门为帝王所特设的御前讲席。宋经筵制度规定每年的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这个时间并不一定会严格遵守，好学的皇帝也经常随时召侍讲之臣于便殿。老赵家的儿孙们追念祖宗创业守成之艰难，为保国运昌隆，多数谨守祖宗家法。

北宋历代皇帝都对太子的教育极为重视，毕竟好学的天性是在少年时候开始形成。这些日后的帝王深居宫中，有许多时间要与后妃、太监、宫女这些人接触，容易受她们引诱沉迷享乐，由此而造成亡国之祸。虽然这些天子日理万机，但在退朝之后，多与侍读、侍讲大臣讨论经史，不但可以增长知识、开拓心智，而且多和儒臣在一起，会相应的减少与内臣的亲近。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后宫、宦官干政的可能。（这些侍读、侍讲一般皆是由饱学儒臣、耆儒、硕儒担任，换其他人担任有可能被皇帝学生的提问搞的狼狈不堪，一问三不知的话，岂不是要严重影响到做学生的皇帝学习热忱？）

关键并不是在于教育农民（小民），而是在教育最高领袖！

只是在许多时候，做大臣的都三缄其口的选择了明哲保身，失去羁制的君权膨胀，由此而带来的灾难与痛楚却要小民去承受。在重读专制王朝历史时候，如果可以对数千年来的先民政治智慧作批判性继承，至少我们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02　帝王教科书！

历史上一些君王天赋虽高，却往往自视甚高的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宋的经筵制度就是要这些帝国掌舵者明治乱、知兴亡。英宗皇帝即位之后不久就发起濮议，正是因为他确立太子之位时间太晚，没有能够完成关于帝王之术的教学有关。

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帝王之学的教育，现在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变更法度，引发争议。理所当然，讲官们在进读、进讲的同时多就此事展开辩论，侍讲、侍读官员也各执一词，希望可以影响年轻的神宗皇帝。经筵因此也成了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

宋以儒术治国，政治上虽有党争、纷争之事，但历代帝王谨遵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激励了读书人的崇尚气节之事，宋之有三百余年之国祚，与宋代帝王崇儒重道有直接之干系。

仁宗之前的讲官都是坐讲，熙宁元年四月（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与吕公著请神宗依先制再行坐讲。神宗传旨命太常礼院详议，礼院大臣很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神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向宰相曾公亮讨教。曾公亮据实以告官家，自己当年侍仁宗经筵是站着的。

此事之后，王安石经筵进讲，神宗赐坐，王安石不敢坐。终神宗之世，侍讲皆立讲。王安石提议坐讲之事，也成了御史吕诲罗织攻击的罪名。哲宗元祐元年春（1086年）重出江湖的司马光推荐理学名臣布衣程颐入朝，授以崇政殿说书之职。（秩卑资浅之庶官）

哲宗皇帝时年十一，程颐两次上书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滔滔）请复行坐讲之礼。再次引发了朝臣对经筵是行坐讲还是立讲的热议。程颐夫子请坐讲本来是向年幼的哲宗灌输崇儒重道，哪知道并不能被太皇太后所喜。在未被采纳之后，再三请求致仕。程颐将朝堂当作了自家菜园，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就选择撂挑子的行为很快就招来了谏官的弹劾。很快程颐的说书生涯结束，被贬出京。

一样是在提议坐讲，王安石的行为就会被吕诲罗织为罪名，而对同时提议的吕公著只字不提；对于程颐的遭遇更是寄予同情，同样的事情在不同人做过后，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史家如此行为实在令人无语！

当神宗将最为司马光不喜的吕惠卿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之后，司马光更是心下悲愤不已，这简直要比当众被人掌掴还要让他感觉颜面扫地。不过，很快司马光就释然了。神宗皇帝这样做，也为他提供了与吕惠卿在官家面前辩论的良机。或者，这也是官家有意而为之，一想到当了所有重臣吕惠卿在自己义正词严的质问面前汗颜不已的惶恐样子，司马光更是跃跃欲试。

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在青苗法颁行月余之后，神宗于早朝之后在迩英殿召开经筵，由司马光讲他自己编纂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修成之后，成为了帝王必读教科书。宋徽宗虽然也曾读过此书，可恨可叹的是，司马光的心血力作并没有挽救宋帝国的覆亡。教科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谏作用！）

这一天，司马光奉旨进读《通鉴-汉纪》，趁此机会司马光盛赞曹参代萧何为相之后一遵何之故规，得守成之道，使天下晏然、生民衣食无忧。

——汉惠帝二年，萧何死后推荐曹参继任相国。曹参任相之后一切按萧何既定方针办理，对萧何任用的官吏继续留用，令他们各司其职。曹参任相三年时间中力求清静无为不扰民，遵守萧何制定的规则。使得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称颂曹参施政清简，史称‘萧规曹随’！

惠帝对曹参的行政不作为十分不解，一个芝麻官上任都要可劲折腾，美其名曰‘新官上任三把火’。堂堂大汉帝国首相面对着物价沸腾却只知道饮酒，既没有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也没有为地方官员制定新的GDP绩效考核标准；更没有在帝国各地掀起新一轮的跑马圈地、城镇化浪潮；更对廉租房中尽是住着些开宝马奔驰的社会现象不置可否。至少你也要立法将切菜刀列入管制刀具之类！

被上面找来过组织生活的曹参看出了惠帝的不快，他开诚布公的对惠帝解释道：‘陛下与先帝相比，感觉谁更圣明英武？’惠帝尚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回答自愧不如。

曹参见惠帝这样回答，再接再厉问道：‘臣与萧何相较如何？’曹参不如萧何，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是，惠帝见曹参这样问，也只有如实告知‘相国不如萧何！’

曹参立即接过话头道：陛下圣明！既然陛下不如先帝，臣亦不如萧何，那么对于先帝与萧何所立制度又岂能超越？现在只需遵照从前典章制度施政就足矣！

03　萧规曹随

司马光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解读，委婉的讽劝神宗不要胡乱实施变法。只是熟知历史典故的司马光却忽略了历史事实，那就是汉初崇尚的无为而治是有它背景与原因的。正是因为秦法的苛繁，才有了刘邦的‘约法三章’之事。用千年前汉事与宋相比似乎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神宗听了司马光的话，立即明白了他是在借题发挥，变相攻击新法。问他道：‘使汉帝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对神宗的疑问早有准备，当即回答：‘岂只是汉代！如果夏朝之君能常守尧舜之法，到现在夏朝仍会存在。周武王灭纣仍遵从古法。汉朝正是因为没有遵从萧何旧法，才导致了最后的覆亡。’

听得司马光朝堂之上侃侃而谈，众多反对变法的朝臣无不在心底暗挑拇指，姜还是老的辣，司马光看似对新法没有丝毫之意见，但话里话外无不是在攻击新政。司马光说出了所有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大家不约而同的将眼光聚集到了吕惠卿的身上。

吕惠卿与司马光已经在神宗面前有过数次的短兵相接，能言善辩的吕惠卿丝毫不落下风。这时候听司马光借古讽今，吕惠卿更是难以容忍。见司马光一脸不屑的望着他，吕惠卿顾不得其它，越次而出径直走到神宗面前道：‘陛下明鉴，司马光此说关系朝廷大政，微臣有必要为新政据理力争。司马光所说虽然引经据典，但却有移花接木之嫌！’

吕惠卿话一出口语惊四座，他指责饱学硕儒司马光引经据典有不实不当之处，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众人敛息屏气静待他接下来如何说。神宗心中窃喜，望了吕惠卿嘉许道：‘愿闻其详！’

吕惠卿得到官家的首肯，胆气更豪，拜谢过神宗之后立在殿上沉声道：‘汉曹参代萧何为相之后，并非一切皆依萧何旧制，他也曾废除过萧何的挟书律、三族令。先王之法也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者惟三纲五常也！’

对吕惠卿的说辞，司马光不等神宗点头，直接予以驳斥‘惠卿所言只是礼仪，而非律法。周王重旧礼，反对诸侯变乱法度。乱世用重典，治世则轻刑，因时而异罢了！’

吕惠卿立刻抓住司马光自相矛盾的地方，笑问道：‘好一个因时而异，难道异不是变吗？’

司马光面上一红，立即唇枪舌剑与吕惠卿争辩起来：‘变与异不是一回事！异不过是修正而已，变则是推倒一切重新来过。治理天下如住房屋，房子有了损坏，只要及时修补就可以；如果只是因为房屋年久就推倒重建，天下焉有是理？放眼朝中，谁又足以担此重任？’

吕惠卿寸步不让，嘲讽司马光道：‘世上如有不坏的房屋，世间就有不变的法。面对危房只是做修修补补的事情，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重建虽然事繁任重，但惠卿等人愿敢为天下先。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见吕惠卿在自己面前满口的之乎者也，司马光索性不再理会。吕惠卿见状也明智的选择了沉默，一场经筵最终不欢而散。

宋的经筵制度，旨在教育君王多作革心反省。明、清也继承宋人的政治智慧，对宋的经筵制度明儒刘定之极为推崇，他说——

宋时诸帝之不废讲学，盖汉、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时悖德虐政不若汉唐叔季之尤甚。汉唐有篡弑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于上之人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讲学之效岂可诬哉！

从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始，就开始有了经筵之事，只是未能如宋一样的形成制度。刘定之此说虽有溢美之嫌，但有宋一代的农民起义无论是规模与破坏都不能与汉唐相较，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司马光这样的大臣经常在皇帝身边耳提面命，做官家的总会有些反省。日久天长，经筵制度终究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宋的祖宗家法，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的！

第十六章　利国还是利民

01　常平不平

王安石推选的‘青苗法’是北宋神宗熙宁变法时的最重要的新法，也是饱受争议的一项。而如何看待常平仓，却是探讨青苗法无法饶行的第一个大问题。

青苗法又称为‘常平新法’，具体实施办法是：将常平、广惠仓现存的1500万贯石粮食全部换成现钱，将现钱借贷给广大乡村农户，如果有结余也可以借贷给城市坊郭户。五户或者十户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分夏料、秋料两季借贷，时间分别是在正月三十日、五月三十日以前，分别于五月、十月随才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并非是闭门造车，而是参考了李参在陕西为预籴军粮而散青苗钱之法以及自己在鄞县任地方官时候‘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一些成功经验。应王广廉（王珪外甥，曾于陕西转运司任上私行青苗法）的建议与请求，王安石下定决心改革常平仓法而实行青苗新法。

王安石决心改变‘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的现状，希望青苗新法可以做到‘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推行青苗法的初衷是利用政府的力量打击豪强高利贷，使他们无法肆无忌惮地在荒歉之年兼并农民。通过政府贷款，农民不仅‘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而且‘于农时之作，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青苗法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又可以抑止打击兼并，增加农民的收入，这种一石数鸟的办法确实是高明！

但李参的办法实际是一种预籴军粮，是不是有利息未有明确记载；王安石在鄞县的借贷之政，虽出借钱谷取息，但是否是用常平仓的钱谷也只能存疑。因为在神宗熙宁之前，地方常平仓属提刑司专管，除了诏令可以移用之外，是不许擅自挪用的。

青苗法既称为常平新法，那么它的推行势必要与常平仓的经营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正是在常平仓职能变化的基础上制定的。也可以视为王安石在常平仓的经营出现了一系列弊病的情况下对它的一次重大改革尝试。

宋时常平仓的经营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赈、贷、粜。赈，即赈济，政府在天灾等紧急情况之下，以常平仓粟无偿赈济，或施粥救人。此法属于救急于一时，而不可长久；可以长久操作的惟余贷与粜，贷即是在春荒或饥荒时候，政府下令将常平仓出借，等到秋收时候收回；而粜，则是在年丰谷贱时候，加价购入。等到了年歉谷贵时候，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以平抑物价。粜，是政府为了防止出现因‘多收了三五斗’而谷贱伤农的一项善政！

但政府也绝对不会做亏本赚吆喝的生意，粜，可以降价销售，但必须要保证不能赔本！

通过籴粜可以用来平抑谷价，这才是常平仓的主要职能。但事与愿违的是——自常平仓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设立之后，虽然也平价籴粜以平谷价，但是一则因官吏怠慢及豪强地主把持，籴粜常遭到破坏而无法贯彻实施。

在此之前，北宋中期的经济思想家李觏（音构）就曾经指出，常平仓有三大弊端——

其一，为数少之弊：一郡之籴，不数千万，其余毕入于贾人。至春当粜，寡出之则不足于饥也，多出之则可计日而尽也。于是，贾人深藏而待其尽，尽则权归于贾人矣。

道高三尺、魔高一丈，为了防止商人和非缺粮户套购赈灾粮，不得已之下赈粜采取小额出粜的方式。每人每次限购一斗以下，这样做可以适当延长赈灾粮出粜的时间，尽可能的阻止粜粮落入商人和非缺粮户手中。

其二，为道远之弊：仓储之建，皆在郡治县之远者，或数百里。真正需要帮助的贫民因为这个缘故，‘终弗得良之矣’。

其三，为吏奸之弊：举掌人之政，营私舞弊，贱价贵卖。常平仓良法实行未已，就成了豪商大姓和胥吏相互勾结，借平籴之际，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

常平法在实行过程中，已经严重变质：地方官吏利用季节差价，有意哄抬粮价，中饱私囊；而商贾大户趁机屯集居奇，牟取暴利。而且这种情形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常平仓规定，粮斛储存三年以上，必须要以新换旧，以防陈腐。而且常平旧法粮斛只能等到灾伤价贵时候方能出粜，这样一来，一般数年才出粜一次。直接在市场低价出粜既需要有足够的储备，而且配粜要统计户等高低、人口多寡，因为工作量大，参与官吏多，自然会存在不少弊端。有的地方官吏偷懒，不及时出粜，甚至导致了粮斛腐烂变质。如此一来，许多地方的常平仓在宋中叶已经是有名无实，它所应具备的调剂粮价和救济作用业已接近于消亡。

02　青苗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一些地方常平仓除赈、贷之外，实际已是有名无实。良法善政也变成了榨取生民血汗的工具！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是北宋年间最早大规模实行有息借贷的。早在仁宗朝之时，有息借贷不但有人主张，而且或明或暗的已经付诸了实施。

景佑二年（1035年），时任御史中丞的杜衍就上疏仁宗以为：国家列郡置常平仓，所以利农民、备岁饥也。然而有名无实者，制度不立耳。臣以为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远迩，计户口之多寡；取贱出贵，差别其饥熟；信赏必罚，责课于官吏；出纳无壅，增减有制；本息之数，勿假以供军；敛导之时，禁其争利……此法之役，盖以抑兼并、惠贪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坚，本息渐增，则公私获利矣……议者若云，圣朝不当出息为名，此又不稽其实也。周公制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又贷万泉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

无独有偶的是，庆历二年（1042年）余靖也上疏指出：景德年间（真宗朝年号、1004～1007）起置常平仓‘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每至夏秋两熟，准市价加钱收籴，其出息本利钱只委司农寺主掌，三司不得支拨，自后每逢灾伤赈贷，使国有储蓄，民免流散者，用此术也。’

据此可知，在杜衍、余靖先后提到的常平仓经营中都有出息之说，如‘本息渐增’、‘其出息本利钱’、‘本息之数’等句。

另有学者认为，熙宁之前，常平放贷不收利息——杜衍所说的‘本息渐增、公私获利’，是将籴本视为母钱，将‘府库斥乳香犀象真珠之类’在价高时‘斥卖’，以弥补本钱的不足。灾荒时把低价所籴的粮斛量添价赈粜给民户，以达到‘取息’之效，可使常平本钱持续增长。杜衍所言是籴粜增值之道，而非赊贷取息之术，不能作为实施有息赈贷的证据。

事情究竟如何，虽然学界仍未有定论，但笔者倾向于常平仓放贷有利息之说！

北宋元祐元年（哲宗朝年号、1086年），左司谏王岩叟在《请依旧法赈济免河北贷钱出息》的奏疏中写道——

臣按：祖宗赈济旧法，灾伤无分数之限，人户无等第之差，皆得贷借，但令随税纳元数而已，未尝有息也。故四方之人，沾惠者普，街恩者深，郡县仓庾以陈易新者多。其后，刻剥之吏阴改旧法，必待灾伤放税七分已上方许贷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

有学者认为‘其后，刻剥之吏阴改旧法’即指实施青苗法。对此说，笔者不敢苟同！须知青苗法乃是光明正大的颁行，与‘阴改旧法’之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不能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条例多是为国敛财，就认为他是‘刻剥之吏’！这样讲，既有失公允，又有失厚道！

更不能因为青苗法中有‘必待灾伤放税七分已上方许贷借……’类似的规定就断言在青苗法之前常平仓的贷借全部是无息。

青苗法的推行，犹如在死水一潭的朝野之中扔进了一块巨石，百年以来一成不变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骚动不安。

相对于社会中百分之百的高利盘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显然极具诱惑力。青苗钱对于贫困农户无疑极具吸引力，只是所有人在短时间内无法看透赵官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天上忽然掉下的馅饼不但不敢下嘴，甚至有点惶恐。（青苗法的饱受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一直没有能够领会王安石变法的美意。王安石没有注重变法的宣传工作，也是导致日后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第一个人成功的办理了青苗钱借贷之后，很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申请借贷的队伍。

与寻常百姓表现出来的对青苗法热忱不同，地方官员则表现各异：一些人在开始时候就在琢磨如何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借着大力推行青苗法捞取政治资本，期盼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有的官员在挖空心思的寻找新法中的漏洞，希望雁过拔毛、从中渔利；有的则对新法表现的十分的不耐烦，骤然增大的工作量让他们心生怨恨。他们居其位而不谋其政，在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地熬到组织部考察之后，升迁了事。这样一来，在执行过程中至多只是走走形势，敷衍塞责。

更有甚者，转任成都路转运使的范纯仁履新之后，他命令所属州县一律不准推行新法。中央的命令到了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被拒之门外。王安石对他这种破坏和阻挠非常气愤，神宗皇帝也感到难以理解。随即降范纯仁知和州，还未到任，再徙庆州，把他安排到了与西夏的边防线上。

03　坑爹的青苗法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究其本心仍是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富国强兵梦想，彻底扭转政府财政赤字情形。

改革派自然迫切希望各地方官员多、快、好、省的干出成绩，只要青苗法推行之后可以交出巨额的财政收入，才会增加话语权，方便其它新法的陆续出台。同时，王安石希望可以趁推行新法的机会，抑止兼并、竭力缩小贫富差距，巩固王朝的统治基础。

然而，因为地方官员良莠不齐，不可能领悟到王安石的良苦用心。新法在各地的实施发生了变异！一些地方官见农户踊跃申请借贷，立即擅自提高了利率，从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惮于如此繁杂的工作，直接选择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一刀切！不管你需要不需要贷款，牛不喝水强按头，只管按户贷款给你。把钱贷出去之后，只等着到日子挨家挨户连本带息收回。交不出来，就牵牛拆屋，抓人吊打。实在收不上来钱，还有担保户替他们掏腰包。一番折腾下来，这些官员的政绩远远超过了一些认真执行政策的地方官。

为了达到增收的目的，有一些地方官员不择手段：‘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

为拉动内需动员了所有社会资源，娼女也成了青苗法的拉拉队员，明显就是授人攻击新法的口实。

尼玛，这样的官员太有才了！

数字出官出政绩，长袖善舞的官员是好官员！

卖力推行新法的官员如此，而另一些官员选择的是行政不作为：他们把新法布告一贴之后，就完事大吉。当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时候，直接告诉对方，相关事宜仍在研究之中。或者煞有介事地告知对方，青苗钱资金暂时没有到位，请耐心等待。（执行难啊！）

尼玛，这不是坑爹吗？谁不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等到秋收时候，再去贷借，那不是腊月三十逮了个兔子吗？

青苗法在执行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快就被反动变法的官员反映上来，各地表章雪片一样飞至神宗御前。此前，知通进银台司（通进银台司专门接收各地奏章，向下发布圣谕的机关。范镇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范镇为翰林学士。未审孰是！）范镇上疏神宗指出：所谓青苗钱，是李唐衰乱之世权宜之计。‘青苗在田，先估其直（值），收敛未毕，已趣（取）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范镇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视为与盗跖行为相同，这时右正言李常、孙觉也推波助澜，向神宗告御状：王广渊在河北强行抗议青苗法，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

王广渊在河北的个人行为，也成了后世学者攻击非议王安石变法的口实。他们根据上述史料认为，青苗法虽然有抑止兼并的精神，但不是一种扶贫政策。户高等的可以多借钱，而那些真正需要钱的低等户却只能少借。这样做只是从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借贷的长久运转需要而考虑的。

仔细想来，这种情形事隔千年，在当代社会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真正需要钱的人却无法贷到钱，而那些有钱的人多是银行的座上客。穷人因为钱少的原因，当然无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无法促进钱货的流通。不受银行员工的待见也是情理之事！

不可否认，青苗钱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高利贷，只是需要指出的是，高利贷并不象一些地方实施的青苗法实行抑配，高利贷的利率虽然高，但胆敢借贷的人并不是很多，市场份额毕竟有限。而青苗钱在采取了抑配之后，每个人不管需要与否，都要借钱还息。以至于青苗息钱一年的总量可以高达二三百万贯，傻子也可以算的出这个账，政府从贫民手中敛取的息钱总数，要远大于高利贷从农民手中剥削的数量。

社会现实毕竟是人傻钱多的主儿少，穷棒子多啊！

04　令人哭笑不得的司马光

言官们纷纷上表攻击青苗新法，列举各地执行新法中的弊政。司马光再也无法坐视，他也上了《乞罢青苗疏》，公开批评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

司马光认为：夫民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之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贫者苟且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在自悔也。是以富民者常借贷而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随手即尽，富者则独偿数家之债，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司马光的这番话，相信许多人会有哭笑不得的感觉。司马光对穷人富人的理解有点太雷人了！其实司马光的认识在宋时颇具代表性，是许多士人的共识。许多士人虽然入仕为官，但他们皆是阅世不深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想当然的认为富民之所以富，都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聪明，而不是因为有个富爸爸和官爸爸的原因；而那些穷人之所以穷，正是他们好吃懒作，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的原因。（这话听着似乎在说汉高祖刘邦）富人放贷给穷人，并不是在剥削，而是在帮助穷人脱贫。（司马光没有碰到因病返贫等情形，所以就简单地把穷人视为懒人。显然，他说话的角度很成问题！）

不可否认，高利贷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破坏和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对形成资本主义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但高利贷在中国专制历史时期，只能会造成经济的衰落与政治的腐败，而不会如西方一样会成为形成资本主义的杠杆。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延长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都会不同程度的对高利贷朝廷限制和打击。

青苗新法初衷虽好，但具体执行人粗暴的将商品信贷手段和封建经济一体化政策结合起来，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高利贷的活动，但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新法虽善，但最终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劫富济贫没有如愿，结果加剧了政府与普通民户之间的对立，还影响了商品信贷关系的正常发展。

司马光担心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但穷人没有富裕起来，而且十年之后，富人也变成穷人了。

王安石当然不会有这样的理解，多年的宦海沉浮，他深知贫富差距扩大绝非国家之福！贫富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如果政府不作为，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最终酿成动乱和社会动荡。

有感于此，王安石将抑制兼并当成了自己执政期内的一个既定方针。对于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王安石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早在青苗法还没有出台时候，王安石与吕惠卿商议之后，告诉苏辙，请他指出不当之处并提出批评意见。

所以请苏辙过目，正是因为在此之前，苏辙也曾探讨过官方性质贷款的可能性。为了论证此事的可行性，苏辙与王安石人同此心的寻找到了《周礼》来作为理论依据。抑制兼并之事，并不是王安石一人关注的国家大事，改革旧制也是朝堂之上的共识。

史载，苏辙论青苗法云：“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其贵贱，而以国服为之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

苏辙在认真的看了青苗法条例之后，首先肯定了青苗法的初衷：“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

见王安石热切的目光望着他，苏辙继而指出了新法的不足之处：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

如此一来，势必会出现‘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地方官吏为了收回本息，自然会‘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

见王安石听得聚精会神，苏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学习前朝李唐刘晏，借鉴汉时的常平旧法。‘举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

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在任上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改革，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辙建议王安石汲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其实是婉转地奉劝王安石学习刘晏‘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理财精神。

王应麟在他编写的《三字经》中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至，有为者，亦若是。’

05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三字经》虽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但王安石不可能读到南宋人所撰写的蒙学读物。他饱读诗书，如何不清楚苏辙的弦外之音？深思片刻，谢道：“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

史载，此事之后王安石‘逾月不言青苗’。

哪知道，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的‘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的一番言语，终于打动了王安石。既可以抑制兼并，更可以便民，还能快速聚敛钱财，如此一举数得的善法岂能不行之天下？

令王安石感到欣慰的是——司马光等朝臣的奏疏并没有动摇青年神宗推行新法的意志，天子对王安石推行新法予以坚定之支持。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青年天子心中明白：内忧外患纷然，财政赤字严重的王朝必须要走变革之路，否则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别人急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心急如焚。而想要实现富国强兵梦想，只有依靠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基于此认识，神宗对朝堂之上的反对声音，理智地采用了冷处理。对王安石寄予厚望的他，不愿意变法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草草收场，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树欲静而风不止，令王安石感到愤怒的是——面对甚嚣尘上的反对声音，从前一贯支持改革的陈升之开始变得首鼠两端。史称陈升之‘深狡多数’，从前没有发迹之前，深受王安石器重。（王安石只识君子不识小人，不识人也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之职，陈升之也做了枢密使。神宗任命二人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从而开创了有宋一代中书与枢密使共管财政的先河。在推行变法之初，陈升之与王安石合作愉快。即使他内心反对，表面仍极力赞同。甚至有时候故意在一些小问题上与王安石唱反调，王安石也没有看穿他的把戏，反而更认为陈升之此人好合作。所以，极力推荐陈升之出任宰相之职。

知人知面不知心，怎知这陈升之成功上位之后，见反对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成了众矢之的，就急于撇清自己，开始琢磨着要与变法派划清界线。他不希望天下士民再将自己也视为变法派中坚，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请求神宗皇帝道：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

忽然见陈升之不愿意再继续主持条例司工作，王安石不明所以，解释道：“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

觉得自己翅膀变硬的陈升之，被逼无奈，终于说出了埋在心底的真实想法：“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已任？”

从制置司成立以来，陈升之、吕惠卿等人一直被神宗和王安石视为得力干将。这时候忽然听到从他以反对派口吻说出的言语，王安石顿时明白陈升之为自己安排退路，想撂挑子，不禁面上勃然作色。

神宗见自己倚重的两个重臣生了龃龉，忙和稀泥。宽慰王安石：“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书，以制置条例并归中书，何如？”

王安石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在认清了陈升之本来面目之后，不露声色诋毁道：“升之以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故耻任此职。陛下置司，本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韩绛，共事甚便。”

神宗情知王安石与陈升之二人已经心存芥蒂，二人无法再如从前那样和平共处。为了继续实施新法，只得点头应允王安石所请。

于是枢密副使韩绛替代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绛与王安石乃是同榜进士（见前文），王安石每次奏事，韩绛都会附和，必定说：“安石所陈皆至当！”韩绛成了王安石的追随者，坚定地支持了新法的推行。而陈升之也并没有如愿以偿，反而成了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既为变法派所不齿，更不被保守派所接纳，被朝臣戏称为‘筌相’（取得鱼忘筌之义），不久，陈升之因母亲病故回乡居丧，从此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对变法声浪，神宗也不能再淡定，为了平息众怒，不得已之下也得传诏各地，对杜绝出现抑配做了亡羊补牢。神宗传诏天下：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举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阻谒者亦如是。

神宗皇帝的最高指示传达至地方之后，各地抑配之事有所收敛。百姓踊跃申领青苗钱的奏疏不断报至中央，神宗心情愉悦，财如春潮滚滚而至，帝国财政捉襟见肘的境况将大为改观。

06　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八九！

令青年天子心下郁闷不已的是，他的这种喜悦之情很快被韩琦的一道奏章吹的不见了踪影。

史称，‘行青苗法，众议皆以为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一时间朝堂之上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就在此时，谪大名府的老臣韩琦上了一道语重心长的奏疏，指出了青苗法在地方上实施以来的各种弊端——

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励精图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到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执行。

为了证实地方抑配之事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作为物证，韩琦随同奏疏附上地方官员强令百姓贷款的告示原件。

事实胜于雄辩，人证物证俱在，良法美意也变了味道。据此，韩琦进而质问道：各乡富户，从来都是放贷之人。今乃强迫其贷款，怨声载道；至于贫穷之人，本勉强度日，今必令其出息，衣食不足，息从何出？

奏章之中韩琦提醒年青的赵官家，如果任由青苗法继续推行，就会民不聊生的情形，到那时候就船到江心补漏迟了。

与范镇、孙觉、张方平、司马光等人空洞的老生常谈不同，韩琦的这份奏疏材料充分，有理有据，悲天悯人之情跃然纸间。一个遭贬谪的三朝老臣虽身处江湖之远，却仍心系社稷。神宗皇帝心中感叹不已。

看了奏章之后，神宗心情沉重。史载：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见曾公亮、陈升之等人都沉默不语，王安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道：“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慕雨按：安石此语有强词夺理之嫌！他既有存在即合理的认识，那么对高利贷的存在也就不应该有抑止的必要了。索性一切都听凭市场经济规律来做决定好了。）

见神宗与几个执政大臣都不作声，王安石更是大光其火，理直气壮道：“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在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

对于朝野之上可能出现攻击青苗新法敛财的情形，王安石早有心理准备。他为自己变法找了一个‘周公遗法’的正当理由！

在变法尚在准备阶段之时，王安石就未雨绸缪地为即将实施的各项变法寻找指导思想。

王安石明白未来变法面临的最大阻力不是百姓，而是士大夫阶层。所以他将眼光聚焦在了《诗经》、《尚书》、《周礼》三经之中，王安石尤其看重《周礼》，后来，日理万机的他拨冗亲自注解此书，终于和他的儿子、弟子、门人一同修撰出一部后世称颂的王安石新学巨著《三经新义》。（包括《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其中《周官新义》或称为《周礼新义》！）

对于王安石为什么这样倾尽全力亲自修撰《周官新义》一书，史称‘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政治理想、治国方略，描绘出一幅自己希望中的政治蓝图，为新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周礼》一书旧说为周公所著，历史发展到北宋，宋儒一反对前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注，继而对经典本身也表示怀疑。疑传派以前文所述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等人为主；而疑经派则是从仁宗亲政后发难，最初是欧阳修怀疑《周易》。直到后来王柏怀疑《诗》、《书》，始终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刘敞、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朱熹、叶适等一百余知名士人。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司马光率先对《周礼》提出疑议，在他的《论风俗札子》中写道：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

07　老实人的小聪明

熙宁二年六月，欧阳修在《问进士策》中也说：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然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

这些疑经派人物中自然也包括硕儒王安石，但他却对周公对此书的著作权没有丝毫之怀疑。非但如此，他更认为《周礼》一书真实的反映了周时的社会真实情况。现在为了鼓吹变法，他有必要不遗余力的推崇其历史价值。

王安石感叹如此重要的一部儒家经典，居然没有引起所有士大夫的足够重视。现在有必要重新注释《周礼》，阐发其中的幽微。王安石这样做，还可以方便推行各种变法，为政治需求提供理论依据。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的确经常引用《周礼》做为理论依据。在《答曾公立书》中直承其事，写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这也成了后世人们攻击王安石推崇《周礼》，注释《周礼》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儒家经典完全是叶公好龙。

王安石一番言语之后，神宗仍然沉默不语。见官家缄默，曾公亮和陈升之无法再保持淡定。他们也明白言多语失的道理，只是顺着神宗的意思，旧话重题‘坊郭不当俵钱’。

王安石自不免又要与他们争辩一番，针锋相对地指出坊郭俵钱也是有它原因与益处的：‘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需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

陈升之反驳道：‘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

事实面前，王安石仍然固执已见道：“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

陈升之与王安石相执不下，史称‘久之而罢’。神宗‘终始以琦说为疑’，见自己大费周章仍然无法说服赵官家，王安石怏怏不乐回到家中。

多年以来，他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而且民以食为天‘农不可以在兵后’。王安石认为民富则国富，对于农事，只要政策正确引导，就可以从民富继而实现国富。

年青的神宗即位之初就急于‘富国强兵’，对变法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当他遇到‘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的王安石之后，更是信心百倍，以为变法之事可以一蹴而就。

由于急于求成，青苗法在没有经过仔细论证和充分的酝酿就仓促上马，在许多方面存在致使的缺憾。因为一些地方在推行新法之时‘计息推赏，否则废黜’，所以出现了‘官吏畏罪希进，所散惟恐不多’的情形。保守派和反对派攻击青苗法与兼并之家的高利贷相较而言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现在反对青苗新法的声音在朝堂之上成为一股洪流，神宗皇帝心理开始出现动摇。当从他口中轻率地说出‘韩琦真忠臣……’等言语时候，在王安石耳中无异于炸雷。王安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怀疑与不信任，他心底感到悲愤、不平、委屈。做为帝国的掌舵人，神宗的话会令王安石产生误会，当然也会让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产生误读。如此势必会助长反对派的气焰，打击变法派的积极性，为改革增加不必要的阻力。

一日不见王安石这个肱股之臣，青年神宗皇帝心中茫然若失。王安石坚定的认为新法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的善法，而韩琦却也言之凿凿地指出‘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对青苗新法推行中出现的各种弊端，王安石也并不讳言。

在朝堂之上王安石虽竭尽全力回护变法，神宗却心下不以为然。召见陈升之与曾公亮，命令他们暂停推行青苗新法。消息一传出，朝堂之上反对变法的官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当读过王安石‘称疾不出’的表章之后。年青的神宗皇帝一时间心乱如麻。他没有料到王安石表现的如此过激，立即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起草一道批答王安石奏章的诏旨，敦促他尽快照常视事，赵宋帝国须臾离不开他。令方寸已乱的神宗始料未及的是，他的一时疏忽，却给了至诚君子司马光可乘之机，司马光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良机，代笔成了他政争的利器。

司马光在代拟的诏旨中，借用神宗的口吻将昔日的好友痛加贬斥：

——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朝，惟心委诚，言听计从，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远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诿谁？袛复官常，无用辞费！

这哪里是劝说王安石复出视事的诏书？分明是在口诛笔伐王安石！

08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司马光有意激怒王安石，要他主动提出辞职。王安石果然中计，在接到诏旨之后，他先是愕然继而勃然大怒。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第一时间就‘抗章自辩’同时提出了辞职。

神宗皇帝接到王安石的奏章一读之下，大吃一惊。奏章之中王安石不但对司马光所言加以驳斥，而且在激愤之余提出辞职。

神宗这才恍然，原来司马光所拟诏旨其中另有文章，于是封还王安石《自辩疏》，并且亲笔写了一封语气诚恳的道歉信，安慰王安石——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见之，甚愧！

年青的神宗不惮改过，他没有运用司马光的春秋笔法。而是为了表示歉意，不惜放低身段对王安石着意安抚，检讨自己。

以一国之尊向手下臣子认错，在专制历史长河中实在是属于凤毛麟角。见神宗皇帝主动向自己承认错误，王安石也不便再拿大。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把握尺度的问题，政治也同样如此。什么时候该保持的矜持点儿，什么时候应该主动迎合，是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养。王安石虽然倔强，但他并不傻。现在神宗皇帝表现出来这样一个高姿态，自己如果还坚持就是不识抬举了。

王安石本来也没有打退堂鼓的心思，既然现在神宗皇帝给足了他面子，他就要就坡下驴。司马光和一众反动派没有高兴几天，就沮丧的发现王安石重新出现在朝堂。

圣明天子更当面向王安石解释道：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

王安石心下感动，宽慰神宗道：“但力行之，勿令小人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

君臣二人尽释前嫌，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尘埃落定。

王安石复出视事，即刻令曾布驳斥韩琦的奏疏颁示天下。韩琦再次上疏抗辩，神宗皇帝这次没有轻信任何一方的说辞，而是派出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前往开封府界暗查青苗法执行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两个太监不辱使命，回来覆命没有发现抑配现象，而且‘民情深愿’积极拥护青苗新法。韩琦闻讯认为天子宁愿听信身边宦官，也不再相信元老重臣，主动上疏请‘罢河北安抚使’的兼职，神宗‘从之’。

神宗再听到反对派言论之后，也不象此前一样半信半疑了。王安石则听从了吕惠卿和曾布的建议趁此机会对朝堂之上的反对派进行了大清洗：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御史刘颁被贬为鄂州通判；

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

苏辙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王安石考虑到台谏喉舌多为反对变法者把持，开始试图掌握舆论工具，为未来朝廷的变法造势。王安石急需将支持变法者提拔至重要岗位之上，基于此想，打破常规将他学生李定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等人坚持原则表示反对，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和右正言李常也分别上疏反对新法，都被逐出朝廷。以至于数日之内，台谏一空。

王安石在变法尚未开始推行之前，就知道变法之事困难重重。即使对‘条例司’这个机构成立会招来朝堂上反对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仍没有料到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的竟然会是他的知己吕公著。

09　占领舆论阵地

吕公著是仁宗朝名臣吕夷简之子，与现在的官二代的粗鄙无文不同，他完全可以称为世家公子。与王安石同年进士及第。韩维、吕公著等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经与王安石有了文字往来，后来更与司马光四人共称‘嘉祐四友’。但是事情到了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文中，王安石与这些人的交游也成了王安石欺世盗名，攀附名士的罪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于前贤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之所以很快失败，王安石汲取了经验教训。他认为当时范仲淹只任参知政事，身为副宰相，不能逾越宰相和其他的执政官，掌控改革大权。所以在取得神宗皇帝的同意之后，成立了北宋年间的‘发改委’——制置三司条例司！

哪知道条例司挂牌成立刚刚三天，他的好友吕公著就上书神宗，说条例司‘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机构的设立破坏祖宗旧制，引的朝野侧目而视，希望神宗立即裁撤。

王安石也深知从前庆历新政的失败正是因为无法逾越监察机构的监控，所以在改革之初就开始注重控制台谏。王安石采取的办法是曲线救国，逐渐地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使其由监督政府变成政府的一个附庸。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才数月时间，御史中丞吕诲就察觉出改革力度太大，就给王安石扣上了‘动摇天下’的大帽子，做出了‘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的判断。吕诲认为变法即将危及政权的稳定而全力抨击反对。但吕诲的反对不但无效，反而引起了王安石的警觉。王安石排挤吕诲出知邓州，同时不计前嫌荐举吕公著继任御史中丞之职。

怎知王安石此举弄巧成拙，吕公著并没有与王安石保持一致，而是选择了与昔日好友反目，接任御史中丞之职后连上两道奏章，弹劾王安石擅权、任用私人，大有不达目的誓不收兵之势。青苗新法开始推行，吕公著仍一如既往的强烈反对。

《邵氏闻见录》记载：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指王安石）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出知颍州。（吕公著是不是曾经说过这种话，已经并不重要，他的遭贬谪主要仍是因为他反对新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台谏力量，紧接着王安石又荐举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与王安石相‘雅善’，而且他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二人之间严格讲来算是姻亲。

王安石这样做，有违宋王朝的台谏回避制度。此举，誉之者视为他‘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而毁之者称他这样做是在作用私人，公权私授。

一个相较而言好的制度一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非常困难的。台谏机构是维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有力保障，对宰相起监督作用，对君王起谏诤作用。王安石对台谏制度的破坏后果很严重，此后，台谏官员监督君权、相权的功能丧失，沦为当权者扼杀士大夫舆论自由的工具。君权、相权无限制的膨胀，绝非国家之福！

熙宁三年四月，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推行变法，赵抃多次提出异议。‘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哪知道赵抃一犹豫，机会稍纵即逝。十天之后王安石复出，‘由是新法不罢’。赵抃肠子也快要悔青了，‘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神宗与王安石根本不为所动，不得已之下，赵抃‘累章乞罢’惹的神宗不胜其烦，‘遂命出知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升任参知政事。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令曾公亮大感意外。当初他荐举王安石是为了排挤韩琦，哪曾料到韩琦遭贬谪，自己也成了靠边站的看客。苏轼批评他身处高位却不能纠正弊端，曾公亮哀叹道：“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担心自己也被人讥讽为恋栈，知道自己在朝堂之上身份尴尬，曾公亮只好以老迈为由主动请辞。神宗皇帝命他出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对于这位老臣青年天子甚感失望。

正在这个时候，陈升之也因母丧归籍居丧。知蔡州欧阳修以老病为由数上章请求致仕，神宗从其请，命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很短时间之内，朝堂之上的重臣多数离开了政治权力中枢。在一些悲观的反对变法人眼中，朝堂之上昏天暗地，已经完全成了变法派的天下。

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一时之间似乎王安石终于迎来了变法革新的春天。

其实熙宁新政得以继续，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尽述？

第十七章　三不畏

01　皇帝也有怕的

就在熙宁三年春天时候，众议纷纷，在王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中间盛传一种传说，王安石曾经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三句话——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世人皆知，宋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实施文官政府制度的王朝，宋真宗一生之中虽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却在大中祥符元年封禅，下泰山后幸曲阜，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祥符五年更是改谥为‘至圣’！此一谥号为后世公认为最允当，尊孔重儒在北宋年间已经是朝野上下的共识。

孔圣人曾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曰’在宋时甚至超越了皇权而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三不足’之说是在公然与孔圣人大唱反调，显然是欲陷王安石于不仁不义。这些居心叵测的人谣传王安石有‘三不足’之说，明显是要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的舆论浪潮，妄图动摇改革的基石。

当风言风语生了翅膀一样在朝野传播时候，只有王安石一人被蒙在鼓里。他又在为即将试行的免役法而宵衣旰食，日理万机的王安石没有其它的精力去理会世俗的眼光和人们对他的指指戳戳。

没有不透风的墙，风言风语终于传到了宫禁之中。三月的一天，突然有一天神宗问起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被天子问的一头雾水的王安石莫名其妙，只好老老实实回答道：“不闻。”

神宗此问，事出有因：就在昨天，翰林学士司马光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借为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拟定试题的机会，其中一道‘策问’将此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向参加测试的官员提出拷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给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辩之。

司马光既然直言要这些大臣‘愿闻所以辩之’，自然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所以应试者，要他们对‘策问’中罗列的‘三不足’之说加以抨击。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光上次借拟旨之机加了私货的事情令青年天子记忆犹新。殷鉴不远，神宗皇帝不敢再完全相信这位翰林学士。果然，当他看到司马光呈上的‘策问’试题之后，立即看出了其中的猫腻。神宗果断的命左右人用纸将试题贴盖，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王安石涨红了脸正要发作，神宗侃侃而谈道：“陈荐（字彥升，此时暂主管御史）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闻此言，松了口气的王安石先是肯定了圣明天子的作法：“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王安石见神宗听的频频点头，继而话锋一转指出：“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同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仔细分析王安石话中之意，王安石从前未曾在神宗面前提到过‘三不足’之说。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完全否认流言内容，尤其是对其中‘天变不足畏’之语，更没有直截了当的作出肯定与否定。所以如此，正是王安石听到神宗皇帝怒气冲冲地讲出“……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的话之后，说话只好尽量委婉一些。

其实早在此前，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就已经发表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言论。

富弼闻言大骇，担忧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就有意地将山崩、地震等自然灾害记录在案，圣人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历史到了西汉年间，儒家与专制王朝最高统治者一拍即合，开始了愉快合作。儒家提出的一些‘纲常伦理’之说从此成为统治者的驭民之术，为了制约皇权，董仲舒也相应的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天人相通、相互感应！不仅是天能干预人事，人也可以感动上天。董仲舒开创性的将天人格化，认为做为上天代言人的‘天子’如果做出了违背天意、不仁不义的事情，上天就会震怒。人世间就会有极端天象出现，通过灾异对天子进行公开谴责与严重警告。天子对于天谴理应感到恐惧，改行仁义之政。如果政通人和的话，上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奖励。

02　敬天法祖是个宝

这个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显得十分荒诞的理论，仔细寻思就会发现，此一说其实大有深意！在皇权至上的专制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人和权力可以制约皇权。众所周知的是，失控的权力就如不羁的烈马。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考虑到有必要对皇权加以制约。所以在绞尽脑汁之后，想出了用‘天’来羁制‘天子’的妙招。但是天是不会说话的，所以只好将地震、日蚀、洪水等一些极端天象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力体现。在宋时，负责解读上天意志的人无可置辩的是士大夫的事情。

天何言哉？

天道远、人道迩，士大夫不过是在借上天的口规劝讽谏君王罢了！

表面上看来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论’，实则是士大夫为了制约君权琢磨出的‘撒手锏’！富弼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失去了羁縻的权力会成为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如出柙猛虎一样，极具破坏力。直接的‘逆龙鳞’与针砭时弊，就会引的君主龙颜大怒；而借天变之机，以天的代言人身份说话，天子就会委屈自己，尽管心有不甘，但仍得低头认错。

在两千余年专制历史长河中，士大夫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专利发明权，经常借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来借题发挥，达到借天变说事尽管所起作用有限，但舍此之外没有了其它更好的制约君权手段。所以，‘天人感应论’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值得后人肯定！

可悲的是，‘天变不足畏’的思想做为熙宁变法的战斗性口号提出已近千年。这一口号一直因为歌颂王安石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而被后世人广为传颂。现在国人更是漠视大自然对人类提出的警告，为了发展经济，做出了杀鸡取卵的蠢事，在破坏了生态之后换来所谓的政绩，之后再下大力气整理。这也是时代赋予‘天变不足畏’的另类诠释！

‘敬天法祖’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但是对儒教教义的提炼，而且是华夏民族的一项重要信仰内容。与其说这一概念是种宗教思想，不如将它视为是一种影响国人生活至深的政治观念。儒家经典《中庸》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句，可知‘法祖’之说其由来也久矣。

法祖可以简单的分为法‘立国之祖’与法‘古圣王’：法立国之祖，如周人法文王、武王、周公之法。秦二世在即位之初即尊奉始皇，为其立庙。秦之后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无不群起效仿，不敢随意更改乃祖的命令与规章制度；而法古圣王，则是‘祖述尧舜’。不管统治者是张王李赵，在开国之初就会建立自己的帝王谱系，追溯祖宗。此项工程以直至找到三皇五帝为祖宗的确切证据方告一段落。法祖不但可以明正统、序尊卑，严纲常伦理的功能，而且发展到后来已经与宗教的关系渐行渐远，完全成为了统治者宣传自己的正统地位和维护神圣权威不被侵犯的工具。

在讲究纲常伦理的宋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就是对皇权的一种蔑视和挑战，反对派这样讲正是要离间他和神宗皇帝的关系。从赵匡胤开创赵宋王朝之始，就给予了豪绅大地主阶层以种种特权。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收夺豪绅大地主已有的特权，使他们知道收敛，从而兼并之事可以受到限制。最终延长赵宋王朝的专制统治。而尽人皆知，宋是一个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特殊专制王朝。王安石心中的‘民’是草民、寻常百姓，是‘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而反对派心目中的‘民’是富豪大户人家，是‘能致人语之豪户’。虽同是士大夫，但因对‘民’的解读存在分歧，所以对熙宁新法的推行就会出现两种泾渭分明的理解。

现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是在部分的剥夺豪绅大地主大商户的既得利益，如此一来朝野中的士大夫代言者如司马光、韩琦、富弼、范纯仁等人当然会挺身而出托辞‘法祖’、‘守成’的堂皇理由反对变法。

反对新法就是在反对圣明天子，而恶毒攻击王安石就不会有这样的顾忌了。没有神宗皇帝的首肯，熙宁新法根本无法推行；而失去王安石的强有力支持，新法就会胎死腹中，草草收场。反对派攻击王安石，是希望通过去掉天子的左膀右臂，使神宗孤立无援，改革自然无法继续进行。

早在王安石步入朝堂之始的阿云狱案之事中，王安石就在着意维护青年天子的尊严了。他认为‘谨奉成宪’并不是真正的法祖，早在仁宗在位时期，王安石就清楚地表述了他所理解的‘敬天法祖’只是‘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政’是指‘当法其意’，并非是其他人所理解的‘谨奉成宪’。

03　危言耸听

南宋理学名臣朱熹评王安石亲自注《周官新义》之事，不无感慨，一针见血地指明王安石所以如此，只是要‘借其名高以服众口’。

王安石‘法先王之政’的真实用意，只是在托古改制。

攻击王安石的‘三不足’之一的人言不足恤，在当时一些文献的记载中为‘流俗之言不足恤’。

由此可见，王安石并不是执抝到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的，他所反感的只是流俗之人的‘流俗之言’。而流俗之人正是那些站在大地主官僚立场上竭力反对变法的官员，这其中就包括从前在庆历新政的中坚分子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史实证明，从前的改革派，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也会成为再次变革的强大阻力。而且几人年纪渐长，无复当年之勇。凡事希望因循守旧，以不折腾、无为政治为尚！

其中富弼在年迈体弱之后，转而将精力放在了研习佛法与修道的事情之上。多年的宦海沉浮，消磨了英雄气，他松懈了意志，只求自己可以躲开尘世的喧嚣，大隐隐于朝，希望在朝堂之上独善其身。一个作宰相的高官，竟然长年累月的尸位素餐，无所施为，这怎能不贻误国事？对于这样的人物，当然也会被王安石归类于流俗之人了。富弼的不作为，终于使得他于熙宁二年罢相。

令人称异的是，富弼无意留心国事，但却喜欢经营宅园。在他致仕之后，跨着驴离开政治权力中心的开封来到洛阳，过上了优游林下的日子。洛阳城中有许多退休赋闲的大臣，而富弼的宅子的景物之胜无出其右者。园中景物构思、亭台花木皆出自他的匠心，富弼住在园中闭门谢客，享受他自己经营的田园风光。寿至八十之时，富弼在书桌旁边的屏风上写下八个大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物伤其类，富弼的被罢黜，司马光很是无奈。不平则鸣，有一次，司马光乘机向神宗进言：“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神宗一脸无辜地回道：“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坚欲去。”

司马光听神宗这样讲，急忙替富弼申诉道：“彼所以欲去者，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特指王安石）不合故也。”

见司马光又将话题转移到攻击王安石身上，神宗急忙替王安石分辨道：“若有所施为，朕不从，而去，可也：【富弼】自为相，一无施为，唯知求去！彼信于（姓氏）尼【尼姑】之言，云，‘虽亲，国家事亦勿与知’故也。”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明智地选择了沉默。相信对于富弼的一些作为他亦有所耳闻。司马光反对新法的颁行与众不同，他是不遗余力地一如既往反对，不敢有一日之懈怠。见朝堂之上老臣日渐稀少，神宗皇帝动起了‘异论相搅’的心思。（这正是他法祖的表现之一！）官家决定任命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以防王安石变法派一党独大。司马光一贯反对变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然而司马光却以此为契机与神宗皇帝开始了讨价还价，多次拒绝此任之后，他向赵官家解释道：“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见神宗侧耳倾听，司马光担心天子仍一意孤行推行新法，为神宗皇帝描摹凄惨景象道：“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士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

见青年皇帝听的悚然动容，司马光继续说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司马光极力阻挠新法的推行，也惹的王安石心下不快。司马光不愿意无功受禄，九次上表章力辞枢密使之职。见神宗不抛弃不放弃地仍执意要任命政敌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他表示反对道：“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王安石忘记自己从前与吕公著、司马光也是朝夕相处之辈！政见不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私人之间的友谊）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第十八章　天子门生宰相婿

01　捉女婿

神宗终于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了冯京为枢密副使。冯京此人虽然并无什么政治建树，但此人在中国科举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在我国家1300多年的科举史中，连中三元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人，冯京就是其中牛人之一。

风华正茂的冯京在乡试、会试、殿试中三度夺魁，此时他正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北宋年间中上层士人择婿风尚中，流行着一种为后世人津津乐道的‘榜下择婿’法。王安石所题写的‘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诗句正是专门记载这种盛况的。

由于冯京不但是连中三元，而且人也生的‘丰姿秀美’，立即成为诸多达官贵人竞相争夺的抢手货。（冯京于仁宗朝1048年至1049年间连中三元，时年27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汴梁花的少年得志时候。）据《宋史》记载：‘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带，曰：“此上意也。”顷之，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奁具目示之。京笑不视，力辞。’

冯京好不容易推辞了张尧佐的美意，战战兢兢地甫出虎口，却又遭遇了‘拉郎配’。另据周煇《清波别志》所载，外戚张耆对‘唐僧肉’也垂涎欲滴：‘冯当世文简公（文简为冯京谥号）初登第，张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拥至其家。顷，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奁具甚厚。冯固辞。’

这哪里是在择婿，这分明是在捉婿！王安石也不能免俗，他为自己的女儿在榜下捉的女婿正是蔡卞。（北宋徽宗朝权相蔡京的兄弟）

冯京虽然婉拒了外戚的联姻，却最终连娶富弼两女，做了宰相富弼的东床，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宰相婿’。

正因为这个原因，冯京也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传奇。

历史的妙曼正是要人一头雾水，非但是正史与野史中的记载略有出入，就连冯京此人的人品也成了后世之迷：仁宗一朝，就有冯京‘外文采而中实贪畏’的传言，而且外号人称‘金毛鼠’！可见冯京是个双重性格的人，人性的复杂性据此可见一斑。

或者张尧佐与张耆的女儿都生的太过随便，即使是贴上丰厚的嫁妆也难以打动状元郎的心思？亦或是冯京好不容易进士及第，摆脱了从前商贾之子的尴尬身份，侪身士林，不愿意与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外戚结亲也未可知！

宋神宗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既有安抚富弼这些三朝老臣的用意，更是因为虽然冯京也反对变法，但表现的并不象司马光那样偏激。王安石只有勉强接受，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他无力拒绝。固执已见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熙宁三年七月，神宗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两个月后，又擢为参知政事。于是，‘凡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神宗皇帝为保守派官员在朝中立起了另外一面‘赤帜’。

帝王心术耐人寻思！

02　神宗皇帝的小九九

在任命了冯京为枢密副使之后，神宗仍然心下踌躇。史载：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平稳。”

显然，冯京任枢密副使之职后，采取了明哲保身、结舌避祸的办法，不能令神宗皇帝满意。

王安石察颜观色，只说冯京任此职差强人意。

见王安石装糊涂，神宗只好把话挑明：“京弱，并用光，如何？”

王安石急忙表明态度，劝阻道：“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

神宗深知司马光道德文章罕有其匹，而军事一道他却是个门外汉，只好老老实实回道：“不晓！”

王安石顺水推舟道：“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

对王安石此说，神宗表示不敢苟同，辩解道：“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

见王安石意似不屑，神宗继续举例说明道：“金日磾（西汉武帝朝名臣，与霍光同为武帝托孤重臣）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

见赵官家这样讲，王安石指出：“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

见君臣二人说的热闹，在一旁静听的曾公亮冷不丁忽然插口道：“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王安石闻言大喜过望，立即顺着曾公亮的话题道：“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言者。”

神宗本来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也是有调和变法派与反对派矛盾的意思。毕竟反对者众变法就会难以全面实施的。政治既是种平衡术，也是种照顾多数人利益诉求的事体。被曾公亮一句话逼上了悬崖的神宗乜斜了一眼面前的这个老臣，无奈何只得表态道：“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

一直以来反对青苗法的曾公亮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然昏头涨脑地戳穿了圣明天子的心思。这时候见神宗意味深长的望了他一眼，顿时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为了弥补过失，急忙改口‘又论光可用’。

王安石听神宗言语中已有松动之意，担心天子听了曾公亮的话再次改变主意，立即反驳道：“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

异论相搅本来是宋王朝统治者的驭下之道，这样的帝王术本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事。但曾公亮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曾公亮史称‘执法平恕、政简刑清’，宋仁宗朝之时，奉旨修撰主编军事科学专著《武经总要》，这部历时四年方修成的军事科学巨著记载了历代有关军事的典章制度，各种战例、武器生产及火药配制的详细资料。《武经总要》不但对之后的王朝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书中关于火药配制的记载至少要比欧洲国家早三百余年，充分证明了我大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并运用于军事的国度。

宋人的发明改变了世界，这样一个需令后人景仰的王朝却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其匹配的尊祟，实在是令人遗憾。正确品读宋史，给予宋王朝在专制历史中应有的崇高评价，是一件有着极其重要现实意义的事情！

第十九章　勿谈国是

01　翰林学士

王安石极力反对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正是他深知司马光拥有的翰林学士职务在朝堂之上身份地位特殊的原因。

我国两千余年的专制历史长河中，只有在宋王朝之时，士大夫才真正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阶层崛起。而且蓬勃发展，在北宋仁宗年间终于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权力共享的政治格局。翰林学士之制，始创于李唐。李唐之时的翰林学士如李白者，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高级清客而已。翰林学士制度真正有所发展、完善是在赵宋时期。

笼统地讲来，翰林学士也可以称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凡是从宫中发出的大大小小文件，大都由其草拟。与寻常人理解中的秘书不同，翰林学士并非是被动的起草文件，接受的最高指示如果有不是不足之处，翰林学士可以‘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同时，翰林学士之职还兼有天子顾问之责，享有无须排除等候直接加塞儿面见君王的特权。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翰林学士之职的担任者，不是知名于世的大文人，就多是与皇帝有一定特殊关系。（如藩邸旧臣）

担任翰林学士的必定是士大夫中的翘楚，士林楷模，为士大夫所倾慕崇拜。他们之中的多数，也积极奖掖后进，拥有许多门生。宋王朝历代统治者任用这些文坛达人掌机要，不但可以博取惜才爱人，尊重知识分子的美名，而且也有笼络、引诱士大夫合作的良苦用心；反过来，一旦担任了翰林学士之职，位于清贵显要之地，则意味着文坛地位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更易为士大夫所景仰。

翰林学士另有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就是主持参与科举考试。统治者选择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既是考虑到文坛翘楚的鉴赏力，足以服众；二者用天子秘书来选拔人才，如此灌输‘天子门生’的观念可收事半功倍之利。凡事有利皆有弊，这种以翰林学士主持科举的做法，客观上为翰林学士借机扩大势力与影响提供了便利。

有人就会有江湖，有政治就有派系之争。这种情形在党争特征明显的北宋年间更是如此。不但是同榜进士大都结为一体荣辱与共，互称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携，而且对擢拔其科举及第的主持贡举官员，终身奉为座主，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保持坚定的一致性。

翰林学士既有这样的势力背景，以及本来就拥有的文坛地位，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中的精神代表。对他们的言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执大臣都不敢小觑。

对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开创一代煌煌文治的宋太宗曾感慨道：“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如果说宰相是位极人臣的话，那么翰林学士则可以称为文人之极。

有学者将皇权、相权、与台谏官员称为权力博弈的三角形。其实在宋时台谏官员名义上仍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中的一分子。其实台谏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无法与皇权、相权构成三角形的，而介于皇帝、宰相之间的翰林学士，却可以与皇权、相权形成一个三角形。仔细分析，台谏官员不过是反映勾通舆情的绿色通道，而翰林学士却是连接深居九重的天子与外界政府之间的管道。

翰林学士虽是个无实职有实权的职务，却因为它具备了天子耳目喉舌的功用，所以在朝中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在翰林学士设置之初的李唐之时，就已经有了皇帝将翰林学士之任多委私人，有意架空宰相的情形。

翰林学士表现出来的强势，实际上削弱了宰相的权力，等于是皇权的延伸。翰林学士既可兼任其它要职，而且还会临时请他们与其他政府高官一同议政和推荐官员。翰林学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举考试外，管理、推荐、选拔有才能的官员也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如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等。另有领通进银台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达，这正是朝廷中一个重要的喉舌位置。（如范镇以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之职，所以史料中对他事迹的记载就会出现忽而是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翰林学士范镇这样的记载。）

翰林学士之职因为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在需要维护士大夫道统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与宰相朝臣站在一起抗拒皇权；（因为同属一个阶级阵营）而在抵制臣权膨胀的时候，就会与皇帝站在一起，极力维护皇权。

做为政治动物，翰林学士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入主中书作宰相，这正是每一个翰林学士在政界终身奋斗的人生理想。从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完成的不过是从士大夫精神领袖向权力代表的角色转换而已。正是因此，王安石惟恐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之职，为改革设立更多的人障，所以才会竭力阻挠。

鉴于曾公亮只谙兵家要旨、不懂为政之道，显然已不再适合宰辅之任。此事后不久，神宗打发他出知永兴军，眼不见心不烦了事。

02　狂犬病患者

复出视事的王安石一时间风头甚健，无人敢撄其锋。就在所有人三缄其口的时候，却有一伶官对新法出言冷嘲热讽，充当了反对改革的急先锋。此人正是名垂青史的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任宫廷教坊使数十年，声名远播，时人称之为‘丁使’。据《铁围山丛谈》载：‘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汴京东南角楼街巷诸瓦肆勾栏）作为嘲诨，肆其诮难，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见丁使触怒了王安石，神宗急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在神宗皇帝的保护下，丁仙现逃过一劫。但他以一介伶官讥讽政治的勇气却感动了无数世人。因此，当时有‘台官不如伶官’的俗谚流传。

为了革新政治，王安石逐步控制了台谏，掌控了舆论阵地。反对变法的重臣被排挤出了朝堂，改革在王安石推动之下大刀阔斧继续进行。

然而，个人品德崇高并不能弥补专制政治的缺憾！

许多朝臣的不合作，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引用一些年轻新晋之辈助已。尽管他明白人才对于新法推行的重要性，但却在选拔任命官员的同时遭遇重重阻力。

王安石不善交际，更不善于利用反对阵营的内部矛盾，做好分化瓦解工作，从中争取拉拢中间势力为我所用。在整个变法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人才缺乏始终是困扰变法的一个大问题，严重影响了熙宁变法的顺利开展。

王安石当局者迷，而他的学生陆佃却旁观者清，明白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不无担忧地进言道：“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慕雨按，国人知道陆佃生平的不多，然而他的孙子陆游却是尽人皆知，名垂千古。陆游的散文‘专尚风骨、雄浑沉着’堪称南宋一大学，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既与家学相关，也应与王安石新学有关。）

听了陆佃的话，王安石震惊不已，他【惊曰：“何乃尔？事与惠卿议之！”】

王安石‘又访外议’，陆佃实言以告：“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

王安石强颜欢笑，为自己辩解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

陆佃叹惜道：“是乃所以致人言也。”（这正是王安石招致谗言的重要原因）……

陆佃没有卷入变法是非之争，而是选择了做一个消遥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旁观者清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变法的症结所在——

吏非其人，纵然再有良法美意，最后也只能变成弊法害民！

任何时期，人才难得亦难知。要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成为有益社会的官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乏投机钻营、首鼠两端之辈。如唐垌，此人原为‘三朝社稷臣’韩琦所赏识。熙宁间，韩琦辞去相位，他转而投靠了王安石，以积极拥护变法的崭新面目出现在朝堂之上。为了取得变法派的信任，甚至公然提出‘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的过激言论。（据此看来，不识人者并非王安石一人！）

唐垌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高额回报，不久，变法派人物邓绾就推荐他出任侍御史，很快再升任同知谏院。但唐垌并不希望只是做变法派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他觊觎的职务是馆职，求之不得后‘怒安石易已’。竟然当着神宗皇帝咆哮朝堂，公然对王安石进行恶意中伤。

——一口气罗列了王安石及变法派官员六十余罪名，说他‘专作威福’，‘至诋为李林甫、卢杞’；再骂曾布‘擅权’；攻击文彥博、冯京‘知而不敢言’；又骂王珪‘曲事王安石，无异厮仆。’继而是元绛、薛向等官员‘无异家奴’；张商英为‘安石鹰犬’。唐垌就象吃过了疯狗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辞，所有的朝臣都是他的攻击对象。

面对唐垌的疯狂举动，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怒不可遏，淡定道：“此素狂，不足责。”事后却感慨再三：人才难得，亦难知！

历史告诉我们，有没有忠于变法事业的德才兼备人才，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人才的匮乏，注定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终将会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着眼点多在‘制度’，而司马光多注重的是‘人事’，倘若二人能尽释前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改革的深入开展，相信北宋这个专制王朝还可以攀上另外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只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03　国是之争

‘国是’之说，始创于先秦。但其真正盛行却是始于两宋。作为最高国策或新型的专制模式，宋王朝‘国是’的确立与推行，始于熙宁！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三年四月，【上（神宗皇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光（司马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富国强兵，是神宗皇帝的既定国策，所以他重用依赖王安石共定新法为‘国是’。只有这样，才能使新法制度化而赋予神圣不可动摇性。而司马光却认为神宗以新法为‘国是’，是独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的‘国是’。在司马光眼中看来，神宗的‘国是’乃是‘国非’不足为‘国是’！

为此，王安石力排众议，支持神宗使用皇权将新法确立为‘国是’，正是为了抑制司马光等绝大多数‘守成’之人的反对意见。以新法为‘国是’，就是要通过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模式，为推行新法保驾护航。熙宁变法之初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从一开始只是‘国是’之争，而此后方与‘国是’之争渐行渐远，变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意气之争。

纵览华夏历史，唐宋时期是社会生产力急剧发展的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产品供给的增长，江南的开发，不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空间的快速扩大，使得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的长足发展。数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大国。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变化，是一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要引起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直接导致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在汴梁城中‘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这种贫富的分化，进而导致了从前原有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解体。‘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起的财富力量崛起是与传统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的。然而这种发展是历史大势所趋，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要经历重大的变化。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旧的保守思想势必要与新兴的商品经济思想发生龃龉，这种新旧文化冲突在专制历史时期有个专有称谓是‘义、利之辩’。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唐时就有人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批判。如白居易的《早送举人入试》一诗中就写道：‘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名利本为俗世重，几人为此误平生？利与名仍是时下人追逐的东西，悲哉！）

中唐以来，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的斗争一直在持续中，王安石对此的看法是：‘利者义之和，义固为利。’。王安石不但这样认为，而且以之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简单的将义与利说成是水火不融，已经不能与时俱进。宋人对义、利相统一的认识已非王安石一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化，最终导致了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功利学派似与本文并无太大干系，故不在此赘言）

从整个唐宋思想史来看，义、利之辨始终据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与王安石一样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头脑，理学名臣程颐就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他以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象他这样有着非此即彼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也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现在王安石推行变法，公然说出‘利者义之和，义固为利’惊世骇俗的话来，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所有人的攻击了。做为与天子共天下的士大夫，几乎都是儒者，当改革改到他们头上时候，为了保有既得利益，他们也必须要与王安石放手一搏的。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遭到人们群起而攻之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必须要建立在思想改变的基础之上。

思想上拐不过来弯，行动上当然会与思想南辕北辙了！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国是’。北宋熙宁年间的‘国是’表面上看是‘变与不变’的争论，实则仍是‘义、利之辨’！

历史的悲哀在于——当‘国是’之争沦为朋党间排斥异己、党同伐异、倾轧政敌的斗争工具之际，王朝亡国亦是祸不旋踵。

第二十章　文章千古事

01　《答司马谏议书》

就在朝堂之上万马齐喑，仅余的反对变法者也保持了缄默的时候，司马光再次挺身而出。他本是与王安石性格趣味相似的朋友，如今却因为政见不同的原因，针锋相对争的不可开交。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样缺乏情趣，不像苏东坡、欧阳修、富弼等人那样喜欢欣赏华丽的东西。

晚年的他自号‘迂夫’，居住在洛阳时候也建了一座园子。与富弼的园子大异其趣的是，司马光的园中最付钱的就是他的五千余卷藏书。居处与如寻常农家园圃无异，读书写作感觉疲惫，就拿起钓竿去钓鱼，或者汲水灌花，扛起锄头修理竹林。毎当劳作之余，司马光就会登上小园的高阜之处，极目远眺，悠然自得，认为人生乐事以耕读为最。于是命名自己的小园名为‘独乐园’。

李常、范纯仁等人认为王安石是个刚愎自用、性格执拗的人，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与王安石执着于变法一样，司马光认为自己反对变法也是在坚持真理，维持的是大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现在，王安石的权势在朝堂之上达到全盛，凡是反对公开反对变法的官员不是被贬出京，就是坐了冷板凳。愈挫愈勇的司马光更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他反对变法并非一已之私利，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激励他必须为反对变法而竭尽全力。在绞尽脑汁之后，司马光决定利用自己曾经与王安石的旧谊来做最后的努力。于公于私，他都不希望王安石从此成为路人。熙宁三年四月，司马光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私人书信，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直言无忌的批评了王安石的做法，希望从前好友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对于王安石这个昔日好友，司马光十分了解他的性格。年过半百的司马光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却仍未脱书生意气，他天真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摆事实、讲道理，王安石就会幡然悔悟，停止变法。

本来是婉转的劝诱，但文如其人，一如从前与王安石说话的直言无忌。在第一封书信中，他开门见山地全面批驳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司马光希望一如仁宗朝那样无为而治，同时不忘提醒王安石，执意变法就是在与天下人为敌，这样做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在另外两封信中，司马光不但逐项攻击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且更为王安石指出了他的性格缺憾：

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皇帝之前，如与朋友相争于室，不少降辞气，视帝王之威如无物也。及宾客下属谒见，曲意迎合者，则亲而礼之；正言直谏者，则勃然大怒，或大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辞之毕也。

诚然，做为王安石的故交友人，司马光确实是说到了王安石性格的弱点上。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之患不在于知人，而在于知己！日后司马光执政，与王安石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对待‘正言直谏者’，不是动辄大怒，就是不等人把话说完，就言于上而逐之。

在权力这剂春药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永远保持淡定。

司马光的每一封信无不是下笔千言，极尽苦口婆心之能事。在他连书三封长信之后，终于盼来了王安石的复信。司马光打开回信，见只有薄薄的数张纸而已。草草一读之后，心头却似压了一座千钧巨石。

王安石的复信史称《答司马谏议书》，不可否认，王安石的文气之雄，在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当推第一。千年之后，再读此文，即使糊名，仍可以从恣意汪洋的文中散发出阵阵不羁狂放的气息。王安石的文字，通篇都笼罩在一股磅礴的‘气场’之中。凡是读过他文章的人，无不会感受到无法掩盖的灼人眼目的雄气与霸气。褒之者谓‘笔力雄奇’，而贬之者则从文中读出了一个永不言败、刚愎自用的斗士声嘶力竭的呼喊声。

因为一个大鼻子的俄国人列宁曾莫名其妙的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所以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关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之争，也被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本来是大儒的王安石被人为的披上了法家的外衣，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自然就成了官僚、大地主的代言人，腐朽、堕落、保守的儒者。司马光的所作所为，也被说成是顽固派对变法的恶毒攻击与肆意诽谤。面对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王安石在回信中表现出了一个大无畏革命家的英勇，他旗帜鲜明的表明了自己坚持变法，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决心。

02　将改革进行到底！

对于司马光希望利用旧谊打动他、进而影响他，阻止变法的想法，王安石不予理会；而且申明了自己与司马光政治主张、原则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对王安石攻击自己罗列的四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罪责’，针锋相对的一一予以严厉驳斥。

王安石认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王安石推行新法，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天下人理财。这样做，并不是简单的为国家敛财、为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理财之说与他任翰林学士之时提出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王安石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对于推行新法的原因，王安石在回信中写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在信中结尾处，王安石揶揄司马光道：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一句话：不变法、毋宁死！

让王安石在宰辅之任上墨守成规、无所事事，根本办不到。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将司马光反对变法说成是一种复古或者还有些许道理，但攻击他是卖国的儒家路线，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了。游目骋怀的看历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并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最终覆亡，两次变法并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根本，所以不论变法成败与否，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

如果将北宋的覆亡简单地归咎于王安石与司马光，实在是错的离谱。宋的覆亡并非是亡于变法，而是灭亡于一种腐朽的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只是以制度破坏者自居，沾沾自喜、不能成为新的制度的创建者，那么未来的中国仍将重蹈两宋的覆辙！

第二十一章　免役法

01　差役与募役

见朝堂之上反对变法的大臣多数消失，神宗心底也有了一丝不安。做为赵宋王朝的掌舵人，他深谙帝王之术，朝堂之上没有反对声音绝非国家之福！

思来想去，神宗决定‘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但改革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罢去这个机构，既是为了抑制以王安石为主的变法派势力的急剧膨胀，也是为了给天下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一个交待。条例司罢去归入中书，但仍以变法中坚分子‘吕惠卿兼判司农寺’主持变法日常事务。

对于罢去条例司，史书中亦有明确记载——

原因：熙宁三年五月，先是，言者皆请罢条例司。（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想、真正有权力罢去这个机构的怕只是神宗。）

神宗这样做，首先必须要考虑如帝师一样加以尊崇的王安石心底感受。在青苗法推行初显成效的紧要关头，他不希望因此而令王安石感到不安，所以神宗先去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可并入中书否？”

王安石见神宗这样讲，立即明白了天子的言外之意，思忖片刻之后回道：“修条例未毕，且臣与韩绛共领是司，每请间奏事，今绛在密院，未可并，请缓之。”

现在韩绛已经不再任枢密使，晋为参知政事侪身中书。神宗皇帝有了理由裁撤条例司，这次他立即‘降诏以其事还中书’。

同时‘又以手札谕安石，凡修条例司掾属，悉授以官，青苗、免役、农田水利等法，付司农寺，命吕惠卿掌之。’

令司马光感到万分沮丧的是，他的反对不但未收到任何成效，王安石的改革却更不断深入开展，熙宁三年，准备多时的免役法也终于出台。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一项。

宋代继承李唐及五代以来的遗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两税法。宋两税俗称二税。两税自中唐推行之后，在历经五代战乱的演变，到了北宋年间，内容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两税法与宋实行的许多典章制度一样，在专制历史时期和吏治败坏的时代，实行的过程中不可能十全十美，出现了许多‘时弊’而非‘法弊’的情形。

本来是钱为夏税、米为秋税的宋二税法比唐代两税多了许多附加名目。北宋王朝从建国之始，财政就陷入了冗兵、冗官、冗费入不敷出的局面。神宗之前的统治者也曾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可悲的是不断增加的税收，仍难以摆脱财政困窘的现状。越穷越征、越征越穷，如此恶性循环不已。政府聚敛无度，人民的税负日重一日，苦不堪言。

北宋前期，人民不但要缴纳不菲的二税，而且还必须按户等高下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按规定，服差役的是乡村上三等户，三等以下户一律免役，官户、坊郭户、女户、寺观户、单丁户与未成丁户也在免役之列。此消彼长，差役负担分配的不平等，自然引起了应役户的强烈不满。

宋代差役和徭役名目繁杂、弊端极多，严重危害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宋代徭役担任修城、筑路、掘河等事，而差役则有‘主官物’的衙前；有‘课督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有供官府驱使差遣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各种杂役。

在这其中特别是里正与乡户衙前的职役最重，沉重的赋役已经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

虽然名义上政府明文规定了差役‘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但实际上上等户经常将差役转嫁到中下等户，因此，各种差役负担往往落在中下等户身上。繁重的力役负担，迫使无力承受的民户‘贱卖其田，或逃而去’，差役法发展到神宗一朝，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的生产。

仁宗朝之时，差役法的诸多弊端已经引起了欧阳修的严重不安。差役法实施过程中，‘累世勤俭积富’的三、四等人户因为担负了乡县的各种差役在短短的三五年之间就‘减耗空虚、逃往破败’，出现了因差役而返贫的凄惨景象；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州县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独得免差役。’真正有能力负担差役的人家却属于特权阶层，无需服差役。有鉴于此，欧阳修极力主张改变这种状况，并且提出上等户和下等户一视同仁‘一例差役’。

但欧阳修提出的改革差役之弊，不过是要清除地方上差役负担不合理的现象，问题的最关键在于国家应该要‘量民力而制国用’，不要涸泽而渔。他认为政府‘不先制乎国用，而一切临民而取之’，因此尽管‘今尽取民之法’，但国家仍财用依旧不足的原因正是在于‘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

02　构建和谐社会

欧阳修认为应对差役弊政的办法是——量入以为出！只要制定出相应的政治制度，就完全可以构建一个‘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的和谐社会。

只可惜，受先贤范仲淹的影响，欧阳修提出的建议虽是切中时弊、富国富民，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只能是开风气之先，对于差役弊法，他并没有拿出相应的解决之道。但他在学界掀起的新思潮却无疑影响到了王安石，欧阳修不仅是文章作的好，他也是北宋经济思想界新思潮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关于差役的弊政，司马光、韩琦、苏辙等人也有所发现，只是他们未能如王安石一样殚精竭虑地去寻求解决之道。王安石认为变革差役法，可以‘去其苦疾、抑兼并、便趣农’，同时还可以解决大量出现的城市游民就业问题。

其实在募役法出台之前，在四川和江南地区因为雇用的原因，投名衙前和长名衙前增多了。地方官员考虑到职役负担增加的事实情形，把酒坊和河渡钱请负了。在广大的江南地区，由担当职役的衙前负责酒坊经营和洒渡钱的征收，其中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补偿支付给了衙前。

对于革新差役法弊政，神宗也早有此意。熙宁二年三月，他下诏制置三司条例司‘讲立役法’。与一些新法的仓促上马不同，免役法是经过集思广益与深思熟虑之后，到年底才明确了‘计产定赋、募民代役’的基本原则。为了慎重，大方向确定之后条例司派出专员携带草案，前往地方与各州县官就免役新法细节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次年九月，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诸县实施役法的条目。神宗生怕免役法也会如青苗法一样引来朝野群起而攻之，于是命令判司农寺曾布（吕惠卿因丁父丧暂时离开了汴梁）、邓绾、和知开封府韩维会同赵子几详议。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免役法在开封府界诸县开始颁行实施。免役法的主要内容为：

一、衙前重役和承符、散从官、弓手、典吏等役，不再由上四等乡村户轮差，而是改为雇募第三等以上户充当，随役之轻重而定报酬之多寡；

二、耆长、户长等仍由第一、第二等户轮差，为期一年。做为报酬，应役期间免纳役钱15贯；

三、凡是此前按规定依次充差役的第四以上户，既不再服役，就要依其资产交纳免役钱。城镇居民户分为十等，上五等户从前没有差役负担的，按其资产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官户从此不再享受免役特权，也要按户等或财产减半出钱。女户、寺观户、单丁户、与未成丁户等，三等以上户也要按其资产减半出钱。

四、根据‘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和‘诸路各从所便为法’的原则，各地自行确定役额人数，预算役钱收支数量。另外新规定，除足用的雇值之外，为防天灾人祸，各地可额外多取2分，称之为‘免役宽剩钱’，以备不时之需。

王安石慎重推行的免役新法，正是针对力役负担不公的赋役积弊而设立。新法的颁行，原有的差役制改为了募役制。应役户可以出钱雇役，从前法律规定的不应役户也得往出掏钱助役。免役钱和助役钱依然一律按户等高低、财产多寡平均摊征，下等户不输役钱。如此一来，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法律的形势取消了不应役户的特权，使役法渐趋公平。又因为雇值均敷，可以尽量避免各地之间徭役的不均现象。最重要的是，从此之后，寻常百姓只须出役钱，不再亲自服役，避免了此前差役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破坏，也增加了百姓流徙往来的自由。

我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赋役制度是双轨制的，也即按照人丁征调徭役和人头税，同时又依据田亩的多寡征纳田赋。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开始推行两税法，宣布放弃计丁定庸调及租的传统作法，变按丁口征收赋役为按资产征税，开始了华夏古代赋役征收结构从双轨制向单轨制演进的历程。从此，人头税在赋税收入中的比重日趋下降，而田亩税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宋初就出现了将差役向代役税转化的趋势。但真正实现均平赋役，减轻徭役束缚却是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的‘免役法’。

王安石主持实施的‘免役法’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摊丁入亩的演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免役法’的实施既是适应中唐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两宋之后明王朝‘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赋税改革的重要基础。

种种资料显示，‘免役法’的制定不但是中世纪宋王朝神宗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即使在华夏历史上‘免役法’也是一件重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熙宁年间变法的任何一项变革措施。王安石用有偿的雇佣制代替了无偿的劳役制，依经济规律分析，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承担差役过程中的一些合法不合理现象，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0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神宗皇帝、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为避免重蹈‘青苗法’推行时对一些问题考虑不周的覆辙，对免役新法精益求精，七易其稿。

大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了，也相应的制定了对策。所有人以为，这样谨慎的操作，免役新法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免役法实施过程中遭遇的阻力竟然远超青苗法等。

劳役制是农业生产的一大桎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敌。王安石等人推行雇役法的初衷，是要解放生产劳动力，将原来表现为劳役形态的封建义务变为货币形态的义务。据汪圣铎先生《两宋财政史》研究，雇役法给宋王朝财政带来的增收是各项新法中最大的，其最主要的聚敛表现为雇役宽剩钱。王安石没有想到在免役法与‘保甲法’并行之后，百姓在交纳雇役钱之后，钱照纳而复役如初，且政府又将雇役钱挪作他用，雇役法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宋廷增加收入的一个新手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经济、文化、风俗各不相同，雇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弊。在吴、蜀这些经济较富裕地区，普遍认同雇役法；而秦、晋等经济较落后地区，百姓因为供应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杂役早已习以为常，反而更愿意继续执行差役法。

囿于北宋神宗时期全国各地事实上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方的乡村人民对役法也产生了不同的要求。贬谪地方历练多年的范纯仁终于认识到了役法的复杂性，他既反对王安石举国皆行雇役的作法，也不赞成此后司马光尽复差役法的刚愎自用。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他的合理建议根本不被司马光所采纳。对司马光的偏执表现，范纯仁感慨万分：“是又一王介甫矣！”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下亲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者，十中无一；复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于民意者，又加少焉；能合于民，而不顾身之得失，违上之喜怒肯尽已心而行者，百无一矣。’

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相对容易，官员的素质提高却非一蹴而就之事。很难想象一个极端自私，只知固位邀宠的‘公仆’怎么会做出利国利民的举动！

第二十二章　农田水利法

01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神宗虽是生于膏梁之家、长于宦竖女子之手，锦衣玉食之人，但也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问题。他曾经说过‘灌溉之利，农事大本’这样有见地的话。而王安石在鄞县的时候就大兴农田水利的建设，更深知此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早已经有了‘养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为始终，治水土诚不可缓也’的深切体会。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理所当然的对熙宁年间的农田水利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熙宁二年冬十一月，农田水利法顺利颁布。新法鼓励懂得水利技术的官员与贫民重在参与，希望所有人积极建言献策。而且承诺凡是做出突出贡献者不论官员与百姓皆给予一定之奖励。农田水利法是体现专制国家经济职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成了熙宁变法中一项成效显著的新法。也是唯一真实体现了王安石变法思想中‘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项新法。

众所周知，江河水文是自然环境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

宋的农田水利新法，其中重点工程就是对黄河的治理。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植被较好，适宜人类生存生产。因此，华夏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黄河既是哺育华夏各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产生华夏文明的摇篮。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源出青海高原巴颜卡拉山脉雅合拉达合泽山东麓的约古宗列渠，干流长达5464公里，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自治区，最终在山东垦利县境流入渤海。由于自然的原因，黄河具有水量小而就业率大和含沙量在的特点。这种水文特点使其在历史上有猛涨猛落、洪水易泛滥而河床不断抬升的特点。再加上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破坏，更强化了这个特点，使历史上的黄河一直是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

据专家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达1500余次，平均两年就会出现一次决口的灾害。（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黄河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的改道。

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植被较好，适宜人类生存生产。华夏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黄河既是哺育华夏各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产生华夏文明的摇篮。秦汉以来，历经数次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更换，森林草原植被屡屡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的情况愈演愈烈。大量的泥沙冲刷到黄河之中，在进入下游的冲积平原之后，水流缓慢，以致河床淤积，河身日浅，河床在某些地方高出地面，逐渐形成了‘悬河’。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动荡不已，五代更是干戈纷纷，百余年间无人过问治河筑堤之事。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堤改道，成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了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北流经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经西汉大河故道、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黄河下游分为北流与东流两股，史称二股河。

宋神宗熙宁年间，不论东流还是北流，仍时常决溢，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宋廷对河患只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并无根治办法。长久以来，人们日循苟且，竟然对偶尔的疏浚河道工程，也有人极力反对。深恐因‘聚大众、兴大役’而引发民变。甚至有人说‘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治理与不治理，结果仍一个样。

王安石对黄河的水患形成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黄河之所以常常决口，正是因为河床抬高，如果不加以治理，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河水流速越来越缓，泥沙越沉积越多，水患的发生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熙宁元年的黄河洪水，损毁良田无数。对黄河水患，神宗皇帝深以为忧，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对策。这时河北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提议：开浚二股河，堵塞北河道，使黄河归入东流。此议一出，立即招致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却对此议极为赞许。

02　味道好极了！

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之后开始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

他力排众议，果断组织力量开修疏浚二股河，把河水导向东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北流堵塞。‘程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三年之后，王安石不无得意的向神宗汇报了治理黄河以来取得的成绩：昨修二股河，所用工夫、物料，比北流所费不多，又出公私田土为北流所占者极众，向时潟卤，今皆沃壤。河北自此必丰富如京东，其功利非细也。

从此，程昉受到神宗赏识与王安石的重用，他也兢兢业业，勤于政事，认真贯彻农田水利法，在治水与淤田工作中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熙宁三年，神宗再命程昉组织疏浚漳河。此项水利建设工程浩大，用人‘凡九万夫’。反对派纷纷上疏，认为此举是劳民伤财，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王安石不为所动，鼎力支持程昉治理漳河的工作。程昉不负变法派众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程，使北宋政府获得巨大收益。史载，漳河疏浚之后，根除了原武地方二、三十年来的水患，使数千顷的田地得到了丰收。

此后程昉又马不停蹄，致力于河北诸水的治理疏浚。他在河北地区导引滹沱河水淤田（淤田是将河水冲下来的沃泥，利用决水之法冲到咸卤之田地内，使之变为膏腴良田），很快工作大见成效，“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他又率领他的治河大军修整了滹沱河的河床和堤坝，‘出却好田一万顷’，并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使沿河诸县百姓得到沿河三四百里的退滩沃田，百姓深受其惠，他们联名上书向北宋政府致谢，颂扬程昉的政绩。程昉还在沧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种稻’，‘添灌塘泊’，使沧州百姓受益良多。

反对派无视程昉治水与淤田的巨大成绩，抓住他工作中个别的失误，大肆上书攻击，或说治理水患之举‘岂惟徒劳，必大烦扰’（苏轼语）。或指责他‘假朝廷威福，恐动州县’（御史盛陶语），更有甚者，如文彦博之流，竟闭目瞎说，说疏浚漳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得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据理一一进行了驳斥。

熙宁八年四月，王安石与神宗皇帝的奏对之时说：‘程昉尽力于河北……所开、闭河四处，除漳河、黄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万余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给程昉治田之功以非常高的评价。

陆佃《陶山集》中另有记载：面对各种非议，神宗也产生了疑虑。一度派出中使去取回淤田之土‘自尝之’，神宗吃到口中‘极为细润’味道好极了。事实胜于雄辩，经过调查，这才相信‘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并非虚妄之言，而是确有其事。

反对派的攻击与流言不攻自破，对于程昉治河之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对其主持的河北地区的淤田成绩作了如实记载：‘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

程昉以一介刑余之身，因治水一技之长，对熙宁变法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程昉也因此而见知于神宗，更为王安石所推重。然而，在一些反对派官员的眼中看来，这也成了王安石勾结内侍的铁证。

另有野史记载，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居然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说成是王安石勾结内侍，蒙蔽神宗。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治理黄河水患，不能治标不治本。王安石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泛滥和决口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悬河’问题，设法做到黄河‘水由地中行’才能保证黄河水溃堤之事的不再发生。于是‘铁龙爪’和‘浚川杷’这两种新型治水工具应运而生。《宋史·河渠志二》记此事云：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

铁龙爪和浚川杷这类新创的治水工具甫一面世，就受到了王安石的肯定和支持，在对其型制不够完善之处加以改进之后，立即投入试用。就在他为治理黄河想方设法努力之时，却受到了司马光的反对和嘲笑。司马光认为，浚川杷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是在河水深时使用它，它就不能‘及水于底’，触及泥沙，虽屡经往来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如在水浅时，则杷齿被河底泥沙所阻碍，便将无法前进，篙工无可奈何，只能‘反[杷]齿向上而曳之。’

03　肉食者鄙

当把铁龙爪改良成浚川杷之后，在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就在王安石大力支持下，先由黄怀信试用它去浚治二股河。用了二十二只船，在八小时内，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趋之，因又渲刷，一日之间，又增深一尺。’浚川杷的试用既取得了成绩，王安石就向宋神宗进一步建议：今沿河诸埽，如都用浚川杷疏去沙觜，即水自移徙。若不辍工，虽是二股河的上游，也同样可使其水行地中。并且为神宗描绘美好前景道：如能再制造几千件浚川杷，则诸河都可永免浅淀之患，即每岁可省开浚河道的物料夫功几百千万。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在开封设置了一个‘疏浚黄河司’，以李公义为主管人员，令其专门负责用浚川杷疏浚黄河的事情。计划从卫州地段的黄河开始疏浚，向东一直达于海口，要使黄河的整个下游都能‘水由地中行’。最先的打算，是要用三百只船和三百副铁爪，‘浚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但到熙宁八年夏实际操作时，却把规模缩小为‘用船五十只，铁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只把从大名到海口的这一段进行一次疏浚，以实践检验浚川杷的功效究竟如何。如果能使河道增深到预期的程度，那就再把规模扩大到最初打算的那样。试验从大名府地段开始。在这开始的地段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施工之前，大名府新堤一段的河水已开始在许村港泛滥，以致二股河又出现了‘浅淀’的情况。经过‘用浚川杷于二股河上下疏浚’之后，就又把泛滥散漫的水势夺回过来，使其重‘归于二股河行流’；而从‘退滩内所出民田数万顷，尽成膏腴。’

在刚刚开始的试验期内，再次遭到保守派元老文彦博的大力阻挠和破坏。文彦博这时正做大名府的地方长官。当北宋中央政府要他‘核实’使用浚川杷疏浚二股河的功状时，他不但不肯遵照办理，而且乘机对浚川杷大肆攻击，以为用杷浚河会为‘天下指笑，以为儿戏’，接连三次上书论列此事。他先是推脱说，‘浚川司浚河身，始末尽在河底，深浅固难详验’；继而说，‘河水浩大，非杷可浚。夏溢秋涸，固其常理。河水涨落，不由杷之疏浚，虽河滨至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最后干脆信口开河‘去年用杷疏浚，退出地少，今年不曾用杷，却退出地多。显是自秋深霜降，河水减退’。文彦博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居然说出‘所浚河身尽在河底，深浅难验’的话，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治沙、治黄直至今日仍然不是件易事。

如果用现代水利科技知识去评判王安石治理黄河，确实会出现如文彥博所说‘天下指笑、以为儿戏’的情景。王安石治理的黄河的重点是在下游地区，‘浚川杷’虽可以在短时间内加深河道，但搅起的泥沙只是随着流水的冲刷而产生位移，最多只是换个地方就再次沉积下来。作用毕竟有限！

真正令黄河水患不息的原因是在上游与中游。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的黄河中游曾是我国的暖温带林区，河岸两侧的山上几乎全是茂密的森林，山下平川原野，植被覆盖良好。唐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森林取伐主要是依赖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此时，西北地区沙漠化已然加剧，天然植被更是受到严重破坏。加上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尤其是无节制的采伐，使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极大破坏，水土的流失越来越严重。黄河水患因此也越来越酷烈。

黄河治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理，应该是从上游中游的水土保护开始作起才会解决根本问题。一者，受客观条件所限，王安石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二者，彼时的上游、中游并不在宋人掌控之中，谈何治理？所以，我们不能以王安石见不及此而责备贤者。真正要受谴责的是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保守派。就在王安石殚精竭虑的为天下兴利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之时，他们不是漠然视之，就是冷嘲热讽。

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这种‘肉食者鄙’的官员才是应该遭人唾弃与鄙夷的！

等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变法派的其他人物无意继续支持使用浚川杷治理水患的事，没有人愿意费力不讨好的为了此事而与文彦博进行斗争。疏浚黄河司在王安石罢相后不久，即明令撤销。其主持人李公义也另委新职了。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兴修水利，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打人海战。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之后，最棘手的问题无外乎资金了。

农田水利的建设，必须要突破这两个难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此，曾巩所言‘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确是一语中的。

水利建设，一般来讲不但工程浩大、颇费时日，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而且在十一世纪的中国，水利建设常常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必须要避开农忙季节与汛期。因此，神宗与王安石要想大力兴修水利，必须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统一规划进行。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04　吹响集结号

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面前一个难题。政府知难而上，吹响了劳动力集结号：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结合的办法。

人们总是讥讽宋王朝有冗兵冗吏，却不知这一切正是缘自于祖宗家法。宋代募兵制中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部队的总称。不隶属于宋廷作战序列的厢军中，有‘堤防’、‘堰埭’之称的厢军。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宋王朝兴修水利的专业兵种。

厢军是职业兵，雇佣兵，既有薪水，亦吃着皇粮。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国家需要，这些水利兵自然要参加水利建设。

厢军虽然承担起了政府杂役，但其中水利兵的数量毕竟有限。一旦碰到重大项目的水利建设，厢军也会因人少而影响工程的进度。征调民夫本来就是历代王朝的惯用手法，现在自然会动用国家机器征集农夫弥补劳力不足了。

只要严格控制、防止出现因乱摊派而导致的群体性骚乱，集中攻坚，运用人海战术，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良策。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堤‘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既不耽误农时，又相应的减少了政府支出。

熙宁年间是个天灾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赈灾防灾也成了朝政大事。为了安抚流民，防止出现民流田废乃至农民起义极端事件的发生，更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扰民招乱的风险，政府及时出台了‘以工代赈’的政策。将救饥恤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亦是解决劳工不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如此行事，也是统治者极力标榜的体恤下情之仁政！

王安石大力推行‘以工代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之有效的。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南宋时候，工赈仍非常之流行。

农田水利新法，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生产发展、增加赋入的开源思想。神宗在位时期，推行的工赈法，除了获得救灾、兴利的实际效益，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堵塞冗兵之源，是解决宋初以来冗兵问题切实可行的新方法。

司马光为了编排王安石，在他的《涑水记闻》一书中记录了一则关于王安石兴修农田水利的逸闻。故事真伪虽已无法尽知，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安石对农田水利念兹在兹的情形。兹录于此，以搏诸位读友解颐：

集贤校理刘攽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

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

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

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

介甫大笑，遂止。

为‘冗兵’之弊病忧心不已的官僚集团，只知道舍本逐末的呼吁裁减已招之兵源，却不知从源头上解决根本之道。通盘考虑变法全局的王安石，对军政制度的重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清醒认识。极力推行募饥民以兴利，尽量避免灾民涌入军队，尽管在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改变赵匡胤遗下的‘荒年募兵’祖制，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冗兵，起到了节费的效益。饥民少入伍，厢军人数就相应的不会增加。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募饥兴役的次数增加，地域广、成效显著，既发展了农业，开辟了财源，同时又控制了冗兵的无序增长，节裁冗费。

王安石‘以工役救荒’的农田水利新法，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

05　鉴往知今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本来就是个烧钱的事情，让本已经是财政困乏的政府难以承受。好在神宗皇帝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对于经费开支表现出来了难得一见的慷慨。当王安石与官家探讨经费问题之时，神宗表态道：“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

除去政府出资部分之外，尚有摊派一途。摊派水利经费自古皆然，宋神宗自然也不例外。为了保障新法顺利推行，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颁《农田利害条约》中规定：水利经费先‘纠率众户’，如果有‘民力不能给者’，允许‘连状借贷支用’（利息一分）。地方百姓有义务‘出备名下人工物料’，如果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完成，‘有违约束者’，就会做出相应‘科罚钱斛’的惩处。为贯彻落实王安石抑制兼并的精神，摊派的多少也是以采取按田亩多少出钱的办法。地方上推行农田水利法之时，也有意无意的抑制富户。

这样一来，农田水利法虽然最终受益最大者莫过于大地主阶层，但许多地方并非是晓之以理的劝诱这些大户豪绅自愿出钱。

让这些短视的既得利益者出钱，显然是在与虎谋皮！

农田水利新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时反对派的抨击、诋毁，农田水利法也被司马光列为朝政‘六大缺失’之一！

根据各种历史资料显示，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年间的推行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由于措施得力，出现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喜人成就。

据史料记载：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短短数年间，除垦荒和疏浚河道外，单修水利田就有10793处，受益田高达36万余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虽然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足，但熙宁变法仍取得了可观的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后人肯定。

熙宁年间农田建设在劳力与经费筹措上，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方式方法，其中以工贷赈、按户等出资，鼓励地方大户出钱出力，政府低息、无息贷款的方法，为后世农田水利的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些古人所遗传的政治智慧直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鉴往知今，走入历史才能更好的为当今社会把脉。如果只是不屑的认为‘祖宗不足法’，那么我们无疑是地球上最愚蠢的民族。

第二十三章　富国强兵梦

01　保甲与保马

宋王朝是一个全面推行募兵制的国度，相比于从前的府兵制，募兵制显然是一种时代的进步。然而，宋统治者因汲取了五代以来变乱纷纷的教训，矫枉过正地极端防范武夫，竟然把军营逐渐变成了关押‘罪犯’与准乱民的流动监狱。

到了神宗年间，军营更已经发展成为收容老弱的福利院。王安石主政之前，北宋政府所募养的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一百四十余万之众。然而百万之众却因骄惰成性，在对西夏的作战中屡战屡败。政府花费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巨额财政，却恩养着百余万中看不中用的军兵。对此弊政，此前不少士大夫早已经有清醒的认识。纷纷上疏要求裁减军队的数量，提高军队的作战力。与所有人相同，王安石也认为募兵制不足为恃。在变法之初，就提议恢复兵农合一的古制。在他看来，‘吏与士、兵与农合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倘不能理兵，恢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迫切希望重建新秩序的王安石对变更兵制之事‘主议甚力’，神宗皇帝‘卒从之’。熙宁三年十二月，保甲法开始在京畿开封、祥符二县率先实施。

司农寺新条例规定：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从所伏，及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名著《水浒传》中晁盖就是保正，属于家大业大的土财主。这样的人会造反？作者这样写或者正是为了表明宋的统治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吧！）

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不以多少，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亦令附保，内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余弓箭等并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

从新法内容中可以窥知：做为专制王朝中士大夫中的佼佼者，王安石不能完全无视自己也是统治集团成员的事实，所以尽管他推行变法意在摧抑兼并，但变法的最终目标正是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保甲法’正是意在巩固皇权，保护大户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而设。

推行保甲法的主要目的，一来是要在各地乡村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加强阶级镇压的力量；二者在此期间，用受过训练的民兵逐渐替代雇佣兵执行驻防和征战任务，为募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探寻可行之道。

保甲法的实施，仍是神宗、王安石君臣希望通过裁军、提高王朝军队的作战力，减少冗费的支出，制服西夏、契丹，恢复汉唐盛世的广袤疆域，重新实现全中国的大一统。

‘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保甲法正是王安石对募兵制逐步进行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他‘省兵’的梦想在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变成现实。

华夏中古冷兵器时代，骑兵在争雄沙场时候是一支决定战争走向的武装力量。宋廷与契丹、党项游牧作战，往往难以占得上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抵挡不了对方铁骑的冲锋。游牧民族马背上的功夫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在秋天草肥马壮时，他们就举国南下，所到之处，生民涂炭。北宋无奈只有修筑坚固的城堡作被动防御。

为了在战争中占得先机，北宋必须武装自己的骑兵。北宋前期，战马是由政府牧马监饲养供给。只是在农耕地区养一匹战马需要占地三十亩，国家广平牧马监放养五六千匹战马，占用良田一百五十万亩。牧马监饲养战马，不但费用高昂，而且养出的马匹质量太次。投入与产出，相距遥远：这些马匹‘驱之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根本无济于事。宋仁宗时，担任过群牧使的包拯、宋祁、叶清臣等著名大臣，一再向宋仁宗建议动员民户养马。宋神宗继位后，群牧使李中师也再次提出“废漳河南北牧马监，省国费养马于民”的建议。保甲法推广后，民间养马的主张具有了可操作性。

熙宁五年（1072年），诏令开封府界诸县保甲自愿投名养马，马匹由官府供给，每年3000匹。司农寺根据宋神宗的旨意，拟定了《保马法条例》，从开封府界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愿意养马的保甲户，一户可以认养一匹，财产多的允许养两匹。马匹由牧马监配给，或官府给钱自己购买，不允许强行硬配。开封府界认养总数不得超过三千匹，五路不得超过五千匹。保甲户可以用马匹追捕盗贼，但是不允许跑过三百里。开封府界养马户一年免交二百五十束蒿草，五路养马户每年免去折变、沿纳等赋税。官府定时派人检查，养得好的给奖励，马死了，由认养者赔偿。按中等价计算，官府养一匹马一年花费二十七贯，民户只需发给十八贯，一匹能节省九贯，八千多匹一年能省八万贯。原牧马监费，又省掉一批官员和5000人马监兵，牧地出租，岁收课100万缗。（熙宁年间的保马法与元丰年间不同，此后保马法的变化暂不在文章探讨范围）

02　节流与裁军

王安石为‘富国’而积极推行新法开源的同时，也十分留意节流。

神宗即位以来，朝臣早有连篇累牍的奏疏提出减裁冗兵的建议。王安石也认识到‘天下困敝，惟兵为患’，所以‘减兵最急’，如果‘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正因有此共识，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人对王安石提出的裁军之议除了在个别细节之上有异议之外，基本上持赞同意见。

熙宁二年（1069年）‘始议并废’军营，次年始并诸军，全国禁军定额为58万。熙宁四年厢军也比照禁军进行整顿，‘改立新额’为22.7万人。裁军的主要方式有：

一、简汰退军，神宗下旨‘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二、缩短军役期，年老放为民。新制规定‘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

三、以工贷赈，限民入伍。此前的祖宗家法是‘荒年募兵’，灾荒年份为防止饥民起义，宋政府都将饥民中的青壮年招募为厢军；新法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法，组织饥民参与水利兴修工程。如此一来，限制了大量丁壮饥民流入军营影响农业生产，又修建了必要的水利工程。正是由于推行了工赈，才使熙丰年间的厢军人数大为减少。

四、省并军营，整编易制。

在数次对西夏作战失利之后，宋军作战力低下的弊端暴露无遗。对于一个实力弱小的边鄙政权如此，如果去和实力比西夏强大不知多少的契丹去一较雄长，其结果如何不言自明。神宗志在恢复、有感于这样的现实，迫切地希望改善军队素质，加强军队作战力。在制定和推行了保甲法以训练民兵的同时，开始尝试推行‘将兵法’走富国强兵之路。

熙宁六年（1073年），宋神宗在枢密副使蔡挺的协助下向全国推行“将兵法”。神宗下令军队全部进行整编，马军一营三百人，步军一营四百。龙威军三十九指挥，合并成二十指挥（宋代安抚使以下，总兵领兵一万，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三千，指挥领兵五百，都头领兵一百，押官领兵二十五人）。宣威军全部合并到威猛军和广捷军，宣威军的建制撤销。陕西步马军人三百二十七营合并为二百七十营，河北河东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营。

宋神宗下令，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壮的留下当兵，五十岁以上的裁减为民。京城裁减的禁军，允许携带妻子迁至淮南一带生产劳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营后的禁军士兵分三等，上等兵月俸一千文，中等兵五百，下等三百。每年秋季，全国禁军大比武，通过比赛决定所有官兵的升降。

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全国军队整编告一段落，禁军五十七万，厢军八百四十指挥，二十三万，全国军队总数为八十万。比宋英宗治平年间减少三十六万，比宋仁宗庆历年间减少四十五万。军费因此大大减少，国家财政宽松了许多。全国九十二将，三十七将部署在河北、京东、京西，对付辽国；四十二将部署在陕西、甘肃，对付西夏；其余十三将分布到全国各地。陕西、甘肃兵力最多，是防御的重点，其次是北方。

宋神宗完全改变了宋太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完全抛弃一百多年的“更戍法”。新的将领可以“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干预”，将校有带兵训练、能领兵打仗的实权，将校认识兵，士兵必须服从将校。经过整训，军队纪律和战斗力明显提高。

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旨在强军的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宋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为北宋走出‘积弱’的怪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变法派在军事方面的革新，无疑是为北宋提高综合国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各种新法最初多在京畿之地推行，正是因为开封是帝国心脏的原因。倘若在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试行，成效会因距离而大打折扣。而京畿地方，天子脚下，神宗可以随时掌握新法发展动态。

司马光连作三封书信本来想劝旧友悬崖勒马，哪知道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一文彻底粉碎了他心底残存的幻想。在第一封信中，他也曾回顾了从前与王安石的友谊：‘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与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

即使是到来后来的信中将王安石离经叛道的事情公诸于世，司马光也仍然留有回旋余地，只是让天下人尽知王安石的荒谬，从而迫使王安石改过自新。哪知道王安石却坦然的承认确有此事，这样的结局大出司马光的意料。王安石如此执迷不悟，令所有反对变法人形成了共识：王安石已经是不可理喻、无可救药了。

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认为自己忧国忧民，而执意变法的王安石则是祸国殃民。神圣的使命感促使司马光终于下定决心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从前的友谊只能代表从前，现在的政争已经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紧要关头。打不倒王安石，他宁肯选择离开朝堂，也不愿意再与王安石同朝为伍。

传之后世的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真伪存疑，该文是否确系出自司马光之手笔者不予采信。但其中‘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之句，则如实反应了朝堂之上司马光与王安石已经是完全敌对的两股政治势力。

03　不是我的过，都是你的错

如何安置司马光这位老臣，年青的神宗皇帝心情复杂。他明白，想要变法就要倚重王安石。但他并不愿意完全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他对变法派的支持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对反对派的打击也并不是倾尽全力，特别是对保守派中的元老重臣——韩琦、富弼，以及朝廷中颇有声望的司马光等人，根本就不想触动他们。相反却一意姑息迁就，予以重用。

坚定变法信念的人并不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反对新法的阵营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对此王安石也有清楚地认识，他曾说道：‘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别人反对新法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而司马光的反对却是一如既往。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他的反对，令王安石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理性丧失殆尽，接受正确意见的可能性茫然无存。

后世有学者专家攻击北宋的灭亡始于王安石的变法，亦有人认为北宋覆亡的始作俑者是司马光。虽然言过其实，却从中可窥王安石的‘拗’与司马光的‘偏执’于一斑。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理学名臣程颢检讨熙宁变法得失，曾不无感慨道：“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

诚哉斯言，如果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一人一事，实在是有失公允！

神宗明知司马光极端仇视变法，却仍‘欲大用光’。神宗派出大臣刘有方给司马光传话，‘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

史载：是日，光入对于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

对司马光青年天子仍寄予厚望，殷切之情跃然纸间。

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

司马光婉转的提醒天子，不是我的过，都是你的错。

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也。”神宗明白司马光意有所指，只好王顾左右地劝诱他恪忠职守，则不为尸禄也。

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

司马光也有自己说不出口的苦衷，依他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形下注定难以保持沉默。人微言轻，多言无益。司马光在质问圣明天子，时势如此，自己只有明哲保身了。

上曰：“相反者何事？”

神宗这样问显然是揣着聪明装糊涂，明知故问！

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对于神宗这些小儿科的作秀手段，司马光虽心下好笑，但仍心直口快地一语点破。

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朕耳。”

见司马光似乎心有怨气，神宗只好温言安慰。

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

显然，司马光并没有给神宗留情面，他在为自己辩解。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攻击新法的良机的。

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

兼听则明——神宗最不放心的仍然是关乎帝国命运的新法推行问题，他愿意听听饱学硕儒司马光的内心真实想法。

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

司马光则固执已见地认为：不仅是用人的方面有问题，就连推行的新法也有大问题。绝非善法！

见司马光仍在固执地攻击新法非善法，神宗明白眼前这位老臣是不会与他合作了。对此，神宗难以理解，他疑惑地问道：“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

见天子这样责备自己，司马光急忙分辨道：“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狥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也。”

为使‘异论相搅’，宋神宗一面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一面又重用一些保守派官员进入政府，以行牵制。在元丰改制的时候，神宗仍‘欲新旧人两用之’，坚持‘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神宗忠实的执行祖宗家法，有意用保持两派政治势力平衡来维持巩固统治。此举虽无可非议，但自以为得计的他却在无形中也助长了反对变法派的嚣张气焰，严重消弱了变法派的信心与力量。熙、丰变法最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正是与他的这种帝王心术有关。

04　出尔反尔

面对保守派掀起的反对汹涌浪潮，王安石奋起反击，他一面紧锣密鼓的准备出台其它新法措施，一面据理力驳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变法论点。他不顾‘怨诽之多’，‘不量敌之众寡’，继续推行各项新法。作为宰辅之臣，他缺少黜免官员的权力，排除元老重臣的阻挠变法，许多时候有心无力。无奈之下，除了在一些时候不惜以撂挑子威胁神宗做出抉择之外，就只有寄希望于青年天子。希望神宗能及时察觉这些大臣的破坏活动，并予以防止、打击。

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再次提及‘司马光甚怨卿’时候，王安石趁此机会进言道：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测，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熙宁新法如煲汤，神宗皇帝在添了把柴之后，见锅中略起微澜，就立即加了一瓢凉水降温。神宗这样做，使宋王朝永远地失去了一个振兴的机会。

对王安石丧失信心的司马光虽然饱读诗书，但当局者迷的他也失去了平常心。朝堂之上，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傲慢与偏见令他始终不愿意与王安石合作，神宗皇帝也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

见无法说服司马光，神宗只好从其请。熙宁三年九月，‘罢司马光知永兴军’。

司马光离京之际，神宗皇帝寄语这位老臣：“本路民间利害当以闻！”，司马光恭恭敬敬答道：“谨奉诏！”

神宗希望借重司马光为国守边，哪知道司马光此一去在任上的作为却令人不敢恭维。熙宁三年冬，西夏不断在边境上制造事端。面对西夏的挑衅与侵犯，神宗命令沿边各地加强防御，并调发义勇戍边。司马光在知永兴军任上，却以‘公私困弊、不可举事’为由，擅自撤去了许多防御措施，还拒绝催讨青苗钱。

公元1062年，几乎与王安石上仁宗《言事书》（嘉祐五年，1060年）的同时，司马光也上仁宗《论财利疏》。在表章中，关心生民疾苦的司马光为民请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向仁宗建议对百姓减负、‘养其根本’，莫行杀鸡取卵之事，主张农民只负担租税，不应再有其它额外的负担。

英宗治平二年，司马光再上《论修造札子》，仔细分析时政弊端，指出衙前多破家。同时献策道：‘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其余轻役则以农民为之。’充当里正的百姓，如遇乡里不能按时交纳赋税的或者逃亡的，只好自己先行垫付。担任国家差役不但要倒贴，还有倾家荡产的可能。苏辙对此弊政也深恶痛绝，在他的《再言役法疏》中建议道‘民被差役，如遭寇虏，神宗皇帝昭此厉害，始议立免役之法。’

哪知事隔多年司马光却一改初衷，极力反对王安石为减轻百姓摊派重负的免役法，在知永兴军任上、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拒不执行募役新法。而苏辙也拼命抵制募役法，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雷倒众生。

政府本来是想借鸡下蛋的，哪知道被司马光一折腾，却变成了鸡飞蛋打！神宗皇帝见状，担忧坏了边防大事，于次年四月，以司马光判西京留台。回到洛阳的司马光从此安心编撰《资治通鉴》，‘自是绝口不复论事。’

第二十四章　群体上访事件

01　范仲淹的女婿

按当代人的理解，神宗、王安石君臣等人制定、颁行的免役法应该是向那些应该服役现在却免役的人家收取一定费用。

出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钱天公地道！

哪知道免役法甫一推出，就在地方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千余年来，人们对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早已经是习以为常。免役法与清朝雍正年间推行的官绅一体纳粮仿佛，遇到阻挠也是应有之义。让官绅士大夫和‘泥腿子’们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显然，这是有辱斯文。

这让士大夫们情何以堪！

这次从中作梗的是枢密使文彥博与枢密副使冯京，充当急先锋的人却是任东明县令的贾蕃。

贾蕃虽只是京畿之地的一个县令，却身份特殊：这厮既是范仲淹的女婿，又是枢密使文彥博的门生。

文彥博与司马光一样，也是名垂后世的神童。少年司马光砸缸救人，而文彥博也不遑多让。文彥博小时候和一群儿童击球，无巧不成书，球掉进了树洞里。当其他孩子大眼瞪小眼，束手无策的时候，文彥博取来水浇灌树洞，球随着水慢慢浮了上来。

仁宗朝之时，文彥博就曾出任宰相之职。到神宗继位时候，文彥博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三朝老臣。熙宁四年时任枢密使之职，成为军界执牛耳者。

三月时候，神宗在资政殿召见二府大臣，‘出陕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对于边防不固、内外交困令神宗深以为忧。

文彥博趁机抨击新法道：“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

见文彥博率先发难，冯京也壮起胆在一旁儿添油加醋道：“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极劳弊。”

当着王安石等变法派大臣，神宗皇帝必须要态度鲜明的支持新法。听文彥博和冯京二人这样讲，赵官家立即据理力驳道：“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咱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

冯京低了头不敢吭声，文彥博挺身回道：“保甲法制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则其劳扰可知。”

见神宗犹疑不定，文彥博继续进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见文彥博又绕回到改革的是与非之争，神宗不得不申明：“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神宗说完上述言语，笃定的望了这个老臣一眼，看他如何应对。改革是利国利民之事，如果文彥博再表示反对，那么就是自寻无趣了。哪知道文彥博没有丝毫犹豫，振振有辞地脱口而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也百姓治天下也。”

许多的事是做的说不得，说的做不得。政治尤其如此。虽然这个理由确实是冠冕堂皇，但事情是你知、我知，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最好是不要戳破的为妙。而文彥博这时不知作何想，居然口不择言地说出了所有反对变法者的不敢讲的心声。

事实确实如此，神宗无法辩驳。

文彥博的一句话将神宗噎的哑口无言，年青的天子面上青红不定，怔忡在龙榻上沉默片刻，无助地向王安石等人望去。

在一边忍耐了许久的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接过文彥博话头反驳道：“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见王安石终于开口说话，文彥博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道：“务要人推行耳。”

言外之意在攻击王安石变法所用的人都不是合适的人选。

02　坑你没商量

王安石如何会听不懂文彥博语含讥讽？立即反唇相讥道：“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虽然免役新法制定的初衷是希望减轻农民沉重的劳役负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出现了‘惟务敛之多而行之竣，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的弊端。为了体现政绩，一些地方官想办法增收创收，将原来规定无须纳钱的免役户也一律交钱。个别地方百姓胳膊扭不过大腿，居然出现了‘杀牛卖肉、伐桑卖薪’凑钱的极端事例。

一样的事情不同的人来做，就会出现迥异的结果。

熙宁四年五月的一天，开封士民惊讶的发现，无数的农民包围了王安石的府第，北宋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了。

免役新法在京畿东明县开始试行之时，明文规定：‘乡户自四等以下勿输（役钱）’。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的官员并不是每天琢磨着如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想方设法的使坏、下绊子干扰新法的实施。

东明县令贾蕃就是这样一个人，原因无它，做为文彥博的门生必须与座主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

宋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分为五等。其中一、二、三等为上户，二、三户也称为中户，四等、五等为下户。如何划分户等虽然有法律具体条文规定，但法律是死的、执法的人却是活的。在东明县地方，知县贾蕃自然是我的地盘我作主，对国家法律自有他的解释权。免役钱本来是针对上等户而设，既然不愿意服役，那么退而求其次，拿出钱来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统筹‘募民代役’；为了保护四等、五等户的利益，下等户无须交纳役钱。

贾蕃对募役新法从内心厌憎，但在神宗、王安石的眼皮底下耍花枪是需要绝大勇气的。那么多的高官因为反对新法而遭贬谪的殷鉴不远，他不敢也不愿意螳臂挡车。

如何既避免与王安石变法派官员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制造事端、破坏新法的推行？

在不知谋杀了多少的脑细胞之后，自以为得计的他终于想出了应对之策——表面上贾蕃大张旗鼓的宣传免役新法，暗地里却在户等的划分上作起了文章。在他的唆使下，手下人有意将原本是下等户中的四等户提为三等中户。这样一来，本来无需交钱的下户就要额外的负担一笔不菲的支出。

这不但是坑爹、还是坑妈的无耻行径！

那些本来无需交纳役钱的下户们还没有体会到国家出台新政带来的喜悦，就从幸福的峰顶跌落在失望与愤怒的深渊。村民不服，前往县衙申诉，却被告之本县无权受理此案！

见治下的百姓已然群情激愤，贾蕃趁机火上浇油，一脸无辜的告诉所有人：做为县令，面对朝堂上的政令，自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做，不过是在忠实的执行领导精神。而这个领导，就是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大人！

03　被致富

贾蕃有意将事情说成正是出自王安石的授意，自己不过是代人受过，奉命行事而已。百姓如何会知道其中竟然会有如此多的猫腻，熊熊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大家很快做出决定，去找王安石讨个说法！

黎明前的黑暗笼罩在平坦的官道上。一千余名、数百四等户携儿挈女汇成了愤怒的海洋拥入京城，北宋史上最大的集体维权活动爆发。

这些人很快就找到了王安石的宅邸，并且把府门围的水泄不通。当王安石一身朝服，正要出门之际。被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唬的不轻。此前，从未有类似事情发生。上访民众因求告无门而直接找到宰相府上，实在是太过‘耸人听闻’。

让国务总理大臣处理寻常百姓的差役小事？万幸的是，这些村民没有遭遇到‘黑保安’与‘黑监狱’的联合执法！

见到王安石，所有的人拦于马前哭诉于地，声泪俱下的控诉户等划分的不合理，不期而至的‘被致富’成了他们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问明情由之后，王安石气愤填膺。面对突发事件，他开始了危机公关——王安石向上访的群众保证：国家律令，岂容亵渎？如果事情确实是如大家所说，一定要还大家一个公道！政府会查清所有人的真实户等，不会让大家在出了力之后再出钱。王安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国家宰辅重臣说出这样信誓旦旦的话来，上访的百姓不敢不相信。他们满怀希望的回到家中静候处理结果。

我们的人民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民，一千年是，一千年后仍然是！一千年前有的官吏是混账王八，现在这种情形仍然持续存在。

等村民散去之后，王安石立即派出开封府提点刑狱赵子几彻查此事。事情很快真相大白，贾蕃不但不按保甲新法推行，而且故意制造事端，终于无法收拾酿成此次群体事件的发生。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王安石立即责成有关部门从重、从快、从严处理此事。当相关人员去找贾蕃质询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位县太爷居然人间蒸发了。事后方知，贾蕃并不是畏罪弃官潜逃，而是因为此事平步青云，从东明县令任上离开了是非之地奔赴京城在进奏院履新了。

进奏院职事由文彥博及其党羽控制，在这种时候将贾蕃调入进奏院。此举，明显是在阻挠新法的推行，帮助贾蕃躲避惩处。（如果说文彥博与此事没有一点儿瓜葛的话，也只有外交部发言人相信这种鬼话了。）

为顺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必须要杀一儆百、严惩有意制造事端者。王安石向神宗建议道：“知东明县贾蕃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近枢密院选差勾当进奏院。去年，进奏院妄以朝廷事报四方，令四方疑懈于奉行法令。今使勾当，宜得平实者，如蕃殆不可用。”

开封作为首善之区，天子的耳目遍布城中。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冲击一国宰辅之臣府第的大事。神宗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此次突发事件的始末，震怒之下，他当即表示要穷纠责任人贾蕃。（上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明事件，给了反对派口实。也提醒神宗和王安石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必须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神宗令人穷究此事，这才知道贾蕃不但蓄谋破坏免役新法，而且有意阻挠保甲法的实施。贾蕃曲解保甲法，令当地百姓‘皆不知当时之法’。造成当地人民对新法因不了解而有了抵触心理，使改革之事在东明县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为了使得新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行，王安石趁机将暗中支持贾蕃、酿成‘东明事件’的幕后人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一并清理出了朝堂。

贾蕃有意将水搅浑，意在令新法在试行的阶段就搁浅、触礁，其居心可谓恶毒之极。范仲淹倘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想？

‘东明事件’也为神宗与王安石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再次发生，神宗发旨颁行天下——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官职吏并从违制，不以赦降原免！

贾蕃的拙劣表演只能是自食其果，相反却使得不甚成熟的新法从此日臻完善。

‘东明事件’也成了一个标志性政治事件，表明了熙宁年间发生的变法派、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渐趋复杂化、隐蔽化，纯洁改革官员的队伍也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熙宁五年时候，政治眼光敏锐的王安石高瞻远瞩，他觉察出了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变法运动中存在着严重不足。

第二十五章　市易法

01　重在参与

在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强力推动下，熙宁年间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一些在野的有志之士也不甘寂寞。

熙宁五年三月，一个署名‘草泽人’的上书朝廷，阐述了自己对开封城中市易的看法，提出了在京师中建立‘常平市易司’，由政府管理京师市场。一介草民参政议政，很快就引发了朝野热议。

这个自称草泽人的平民正是魏继宗，魏继宗在他的市场分析报告中指出：多年以来，汴京城中形成的物价剧烈波动，正是因为其中有一支无形的黑手在操控市场。京师物价涌贵是少数富户大室在兴风作浪，他们的方法并无出奇之处，只不过是‘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济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

一些富商大户趁一些商贾‘货到地头死’的时候以极低价格收购，之后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等到市场因为货物短缺、价格飞涨的时候才出手，足不出户就收得‘数倍之息’。这样一来，严重损害了中小商人和市民的利益。导致‘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得聊其生。’慈不掌兵、义不行贾，在商言商，没有一个商人愿意做只赔不赚的生意。

针对此弊端，魏继宗建议由政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在物价低的时候就增价购入，物价贵的时候就损价平抑市场。这样一来，就会打击富室大户的垄断，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

魏继宗的设想与王安石抑制兼并、富国强兵的想法不谋而合，读过魏继宗的上疏，王安石深表赞同。这样的人才必须要破格拉入自己的变法智囊团委以重任，王安石立即召见魏继宗，与之商议制定了一套详实的条文。

熙宁五年三月，做为改革的试点，开封城中设立了大宋第一个市易务。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委派三司判官吕嘉问为第一任市易务提举，拉开子实施市易务的大幕。魏继宗因人才难得也被破格提拔，在市易务中担任了相关职务。神宗皇帝大笔一挥，拨下一百万贯作为原始资本，市易务负责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同时规定，商人只要向市易务抵押财产，就可以40%的年息赊购市易务库存的货物到全国各地贩卖。

神宗皇帝这次钦点吕嘉问担任市易务重任，乃是事出有因。熙宁初年，年轻的吕嘉问因为积极赞同推行新法，被王安石吸引进了变法决策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吕嘉问是仁宗朝名臣吕夷简之孙，吕公著、吕公弼从子。史载，‘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为了支持王安石改革，吕嘉问不惜背叛自己的家族。

吕嘉问如此支持新法，自然会令急需人才助已的王安石大力荐引了。吕嘉问得到王安石的青睐，未几出任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他在任上雷厉风行进行改革，推行连灶法于酒坊。岁省资金十六万缗，一时间名声大噪。从此吕嘉问善于理财的印象深深地记在神宗皇帝的心底，挥之不去。市易务这种新设机构并无成功范例可供参考，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行阶段。成立之初缺少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具体操作者，吕嘉问自然是不二人选。将吕嘉问推上新的工作岗位，神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为国家再立新功。

有圣明天子的赏识在前，宰执王安石的支持于后，吕嘉问决心将汴梁城中的市易务做成一个花团锦簇的样板工程，不辜负君王的期盼。信心百倍的吕嘉问不久就向神宗皇帝呈上关于市易务的三十条建议，立志要为市易法向全国范围的推行铺平道路。

从魏继宗上疏到市易务正式成立不足月余，王安石变法的干练与高效率据此可见一斑。开封市易务大获成功，短时间内京师市场繁荣，市民、中小商人收获颇丰。富室大户受到抑制，只好暂时隐忍。此后，市易务很快在其它大城市中推广。并颁布了详实系统的市易法。政府从商税与赊销中也取得了巨大利益。究其根本，市易法的初衷亦是如青苗法一样，体现了王安石贯有的公私两利变法思想。这个办法，与常平法一样，是依靠政府力量来平抑物价。

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吕嘉问却认为政府为他设置的经营范围太过狭窄。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他鼓励手下人开动脑筋、转变思想，务求将市易务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成为新法推行的排头兵。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他以身作则之下，市易务直接将水果、芝麻、梳朴、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也纳入了经营范围。

吕嘉问甚至动起了将盐、帛等物也纳入市易经营的念头，此举无异是断了他们财路，立刻引来豪商大户及守旧官员的强烈反对，纷纷扬言市易务要‘尽收天下之利，自作经营’。吕嘉问只好另择蹊径，想出不同名目的贷款方式，玩起了资金运营。由于利息比社会上的高利贷要低很多，中小商人及农民都乐意借贷，如此一来又大量提高了政府收入。吕嘉问的创收很快得到了神宗、王安石君臣二人的肯定，不久市易务升格为市易司，并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市易法，开封市易司做为各地市易务总机构，为国敛财立下汗马功劳的吕嘉问当仁不让的主持了市易司日常工作。

为了保证贷出去的钱不至于象断线风筝一样有去无回，吕嘉问想出一个办法：规定凡是向市易务贷款的商贩一律如实做财产申报，并且以房产等不动产做贷款抵押。（今天的国有银行一天收入数亿元人民币，完全是吸金机器，其由来也久矣。玩宋人过时的游戏，算什么本事？）

02　敛财就是敛怨

汴梁城中的赤贫百姓，根本没有产业可以抵押，但他们也有贷款的意向。这些百姓投状市易务，要求分享改革成果。面对群众呼声，吕嘉问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生财的机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吕嘉问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便民措施：市易务也贷款、贷货给这些贫民，并且为他们专门划出了经营场所，允许他们在御街东廊上兜售赊来的水果等物。为了维持秩序，规范经营，吕嘉问派出相关工作人员对自由市场进行监督管理。根据每日营业额的多少，收取一定数目的本息。（吕嘉问此举，和现代社会的工商管理类似。宋经济空前繁荣，经济意识之强令后人咋舌！）

在堂堂上国的御街上做小生意，在一些人的眼中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不仅是有碍观瞻的小事，而且会引来观国之光的‘友邦惊诧论’。

枢密使文彥博一日前往相国寺行香，见此情景，当时就大皱眉头。在第一时间他就上疏神宗指出这样做有损大国国体，（百姓饥寒交迫方是不损国体？文彥博这厮的认识在过了千年之后仍有市场！哀我生民，悲苦实多！）丢人现眼大发了，强烈建议立即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神宗皇帝览奏之后，立即召见王安石与议，希望停止这些‘繁细’有伤国体的经营项目。王安石力挺吕嘉问的各项市易新法，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压力。市易法侥幸没有夭折！

王安石的本意是抑制兼并，由政府来充当企业的法人。地球人都知道政府办企业的结果如何！更何况平易务是直接由政府做生意，结果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政府垄断比大户富商垄断都是垄断，并无质的区别，五十步与百步都是跑路。所不同者，政府不会获得太多的暴利而已。直到今天政府采购，仍然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暗箱操作。官捣、官倒，不把自己捣的倒台，官员经商与民争利的现象就不会断绝。

王安石的悲哀就在于，许多的变法在后来都变质。事与愿违——他认为这样做是在为国家理财，而反对派眼中看来，王安石这些行为却是在‘敛财’！

市易务本来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哪知道发展到后来，中央考核干部，将市易务利润指标作为参考依据。地方官员为求政绩，却只拣紧俏商品抢购，政府成了天下第一号的‘投机倒把’商！市易务也成了垄断经营的实力最雄厚的‘国营企业’，那些市易务的官员从中上下其手，雁过拔毛，改革来改革去，改革却为腐败作了新嫁衣。

好的动机，并不会有好的结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安石变法成了新的腐败温床，熙宁变法为后人所诟病，也是情理之事。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03　反思与回顾

东明事件给了王安石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要加强基层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必须要把真正支持改革的人选拔到关键岗位之上。人才不足、用非其人，再急于求成的话，是对改革事业是种严重伤害。为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写下了《上五事札子》，对已经推行的新法做了全面的反思与回顾，同时对新法推行过程中遭遇的几个问题提醒神宗皇帝留意——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此处戎单指西夏，后文详叙），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

……

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

……

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

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在文中，王安石语重心长的强调了选拔人才和稳步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委婉地批评了宋神宗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富国强兵’的做法，已任宰相之职的王安石更感觉责任重大，已经意识到变法之事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只能是事与愿违。对青年天子提出忠告，有意为改革降温。

以天下事为已任的王安石早已经在关注人才的问题，早在嘉祐四年春天，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提出改革法度的同时，就指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迫切性。

其文中写道：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能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王安石认为，法度要靠人来执行，在变法之前，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大批人才，只要人主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可供使用，变更弊法就会容易许多。对此，王安石还相应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一系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

北宋王朝发展至仁宗时期，吏治已经十分腐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吏现象空前严重。多数的地方官员追求的并不是有所作为，只是三年任满，磨勘升迁，一切政务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敷衍了事。加之台谏官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动辄无端攻讦。这样一来，‘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动一为，辄曰恐致人言’。

整体政治环境如此，更催生了朝堂之上、官场之中因循苟且的陋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辞烂调甚嚣尘上。即便是在‘庆历新政’时期，敢作敢当者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在仕途上几经沉浮之后，也丧失了进取的锐气，政治上日趋保守。至于其他人则更是如此，这样的人才状况，熙宁变法推行遇到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成功跻身政治权力中枢之后，汲取了从前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尽量采取谨慎处置态度。不仅没有裁汰冗官，反而有意的增加了吏禄。对一些极力反对阻挠新法实施的大臣，多授予只享受优厚俸禄，不领具体差遣的宫观之职。

官员本来是因事而设的，但在有宋一代却有许多与行政事务需要无关的闲职。（赵宋王朝的一些政治智慧，在今天中国仍在传承）如祠禄官，他们只拿工资，没有行政工作可干。祠禄官也称宫观官，宋真宗在位时期创立。（王安石对祖宗家法并非尽数反对，而是有选择的加以扬弃。）宫观官最初人数甚少，在宋神宗时期开始急剧增加，王安石看到范仲淹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裁减官员太狠，遭致反抗最烈，因而改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措施，安置不同政见者，让他们离开实权岗位，回家拿俸禄。

这样做，虽然国家骤然间增加了一些财政开支，但减少了变法的阻力，不失为一种理性人性的权宜之计。以钱换取政局的稳定，得大于失。譬如司马光即被授以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拿着丰厚的俸禄，可以安心在洛阳创作。《资治通鉴》这部帝王教科书的最终编撰完成，王安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除故就要布新，王安石重用新人，着力培养和选拔变法人才，以逐步代替尸位素餐的老朽昏庸的官员。做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曾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居然提拔了十三次。（这样火箭式提拔干部，自然会引来非议。）

第二十六章　教育之改革

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必须要为改革储备各种人才。变法之初，由于司马光等‘老成’之人极力反对，无奈之下，王安石只好启用了一批下层官僚。这批颇有吏才的变法官员，在道德上、人格品质上，难免会良莠不齐。

熙宁三年间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王安石：这一年，进士及第者三百余人。只是在究竟定哪个人为状元一事上，考官意见不统一。主考官吕惠卿见叶祖洽文中有‘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对新法大唱赞歌之句，立即引为知己毫不犹豫地将叶祖洽擢为状元，上官均第二、陆佃第三。哪知道复审的考官刘贡父却不这样认为，而是将上官均列为第一。附合吕惠卿意见的官员呈报之时又改回为叶祖洽第一，哪知道另二位御试官杜大临、苏轼阅后甚是不悦，‘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另一个考官宋敏求干脆认为‘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他希望多擢用北方士子登第，至于状元郎是叶祖洽还是上官均都是福建邵武人，哪个人做状元他都不会高兴。

主考官意见不一，最后只好请神宗皇帝定夺。神宗‘令宰相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毫无悬念，神宗皇帝听读卷子之后，也与叶祖洽有了共鸣，钦点他的熙宁三年状元郎。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因为叶祖洽在策试中竭力主张革新政治，所以也引起了保守派官员的忌恨。从此叶祖洽仕途坎坷，到元丰年间，宦海沉浮多年之后还只是个小小的校书郎。状元郎如此，其他进士在熙宁年间的遭遇如何，可想而知。

庆历新政时候，范仲淹虽尝试对科举考试制度做改革，可惜没有等到人亡政就已息。做为改革的先行者，他对教育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也深刻地影响了王安石的改革思想。

神宗继位之初，科举考试仍以诗赋声病取进士、记诵默写试明经，导致士人‘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作官的全是些不通世事的书呆子。这样的官员能处理好日常公务已经是勉为其难，根本不可能在任上有所作为的。王安石决定对科举考试内容作大胆改革。

宰执天下的王安石，试图利用经自己改造过的经术思想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达到统一变法思想的目的。为此，王安石向神宗建议道：“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熙宁四年二月，颁布了‘贡举新制’。新法明确规定：废除明经（明于经术之义）诸科，原习者一律改考进士科；进士考试罢诗赋、帖经、墨义、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其中一本经，必考项为《论语》、《孟子》（任选一种）。每试四场，先本经，次考兼经与大义十道，要求‘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

科举制度从创立之时起，就一直在不断完善中。

科举制度发轫于隋、唐之际，历史在进入北宋之后，随着专制经济的发展，士族势力彻底崩溃，庶族地主力量不断壮大。官僚政治最终代替了门阀政治。

宋太祖及其继承人，吸取了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了使新兴的王朝长治久安，在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之后，必须要彻底打破门第限制，广泛搜罗人才，扩大、巩固统治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历代统治者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主要措施有——

一、禁止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所有进士及第者皆为天子门生，座主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

二、严禁朝臣‘公荐’举人；（防止公权私用，添加私货）

三、令食禄之家子弟覆试；（最大可能的杜绝走后门）

四、实行殿试；（给予进士及第者无上荣光）

五、控制知贡举的权力；

六、设置别头试；

七、实行封弥、誊录之法；（密封卷的起源）

八、防止考生作弊——严禁挟书、传义、举烛等一切越轨行为；

综上所述可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完善考试规则，杜绝作弊行为发生，根除考试之中的人情因素而努力。却并没有尝试对考试制度的根本内容作改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科举制度只能是一种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在北宋年间得到长足之发展乃是不争的事实，明人徐有贞曾赞道：“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诚哉斯言，纵观中国专制社会的历史，宋代确实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王朝。北宋中期就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物。（知名不具）

任何的制度都有其局限性，北宋年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宋代科举以诗赋、策论、经义取士，内容褊狭，不足以尽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弊病。

王安石现在罢废以背书为能事的明经诸科，废除专讲声病对偶（指唐、宋科举所考的诗赋，这类文体对字词的平仄、对仗等方面要求甚严，稍不慎就会违犯规矩，科场蹭蹬）的诗赋考试，就是希望可以不拘一格的选拔一些能‘讲求天下正理’的知识分子入仕。因此，像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无一不是由地方官选入朝廷担任要职，成为变法派的骨干力量。

第二十七章　感动中国的大宋孝星

百善孝为先

然而，经过王安石等人推荐而获得不次拔擢的变法派官员，却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保守派官员或捏造罪名、恶意中伤、或抓住其在推行新法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极尽诋毁、攻击之能事。

后人对于邓绾与李定二人的非议最多，王安石识君子不识小人于此亦见一斑。

李定饱受后人非议既因他不服母丧，更应该与他元丰年间曾在乌台诗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关。关于李定不服母丧之事也成了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派的把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推荐李定的人是知审官院（类似当今之组织部负责人）孙觉，孙觉字莘老，是宋初三先生胡瑗的弟子，以学行闻名于时。孙觉是支持变法的，他认为新法推行之际，难免会有投机分子加入，所以建议王安石用人之时要擦亮眼睛，‘可以处外不可以处内，可以责之事而不可以责之言。’孙觉的建议可谓真知灼见！他推荐的人如何会是卑鄙小人？

另，李定官做到可以任子的时候，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其人孝友之性可知一二。而司马光所质疑的：“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正是李定属于变法派人物的原因，而所说不服母丧之说，更是另有原因。

据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所载，李定的母亲‘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李定父亲）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妈，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亦不为过。’

李定不服母丧情有可原，最多是有些道德瑕疵而已：按《礼记》记载，孔氏不丧出母，况于妾母耶？此举，李定虽于孝道无亏，但却成了人们攻击新法的事由。也算是保守派极力反对变法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证据。

发生在李定身上的事情如果放在当代之中国，只能算是个芝麻大点儿的屁事，甚至在一些官员眼中屁事都谈不上。可悲的是，他生不逢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与他同一时代的一个官员弃官千里寻母的故事，成功入围《二十四孝》一书。

这个官员就是朱寿昌！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今江苏天长）书载：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

有诗赞曰：

七岁离生母，参商五十年。

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

儒家文化宣传的伦理道德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只是简单的批判，无异是一种数典忘祖的不肖行径。《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做人，不但不能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亲，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相比，李定所作所为自然是黯然失色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情虽是个人行为，但恰逢发生在熙宁变法年间，于是他的孝行也卷入了政争。朱寿昌在熙宁三年（1070年）寻母之后，永兴钱明逸将此事奏知朝廷，要求表彰朱寿昌的孝行。此事迅速震动朝野，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为朱寿昌的孝行感动，并都撰文、诗表彰他的孝行。

朱寿昌感动天地的孝行，让同是扬州人的李定情何以堪？李定不服母丧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情不啻霄壤之别，此时正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斗的如火如荼之时，保守派如何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

故此，保守派纷纷建议神宗皇帝将朱寿昌授职为京官。王安石推行变法需要李定这样的坚定分子支持，如果同意授以朱寿昌京官的话，不但是给李定难堪，而且无异于是自打耳光。

王安石坚决反对授朱寿昌京官，神宗皇帝骑虎难下，最后朱寿昌主动息事宁人，请授河中通判之职。此地距离同州地方较近，方便照顾自己的几个同母异父弟妹，也方便他们尽孝。此事最终得以平息，然而，朝野士大夫结集《送朱寿昌诗》三卷以表彰他的孝道，苏轼为之作叙（慕雨按：苏轼祖父名序，故苏轼作序时不叫‘序’，而是改作叙！）

保守派攻击李定，无非是借机攻击王安石推行新法。然而，事件当事人李定名虽曰‘定’，人却无法表现的‘淡定’。据说李定读到苏轼写的序言之后，心中非常痛恨。于是，上疏神宗弹劾苏轼，说苏轼作诗讪谤朝廷。好在神宗没有深究此事，只是将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事隔多年，李定仍无法对此事释怀，这次罗织罪名报复苏轼，终于酿成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诏狱：‘乌台诗案’！（后文详叙）

苏轼与王安石交恶，二人只是因国是之争。日后可以一笑泯恩仇。而得罪李定这样的人，会带来无穷的后患。是以知，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古人诚不我欺！

第二十八章　识人难！

01　先作人、后作官

而另一位被保守派攻击的人物邓绾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不敢令人恭维了。他的一句‘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王安石因此也吃了挂落，被人讥讽为亲其党类、用其私人，真是比窦娥还要冤上数分了。

邓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为礼部第一，因此迁宁州（今甘肃宁县）通判。邓绾的出发点，在重科举取士的北宋年间可谓不低，只要努力，假以时日，做到地方大员和京官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邓绾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新法在全国各地开始轰轰烈烈推行，从中嗅出味道的他立即上疏神宗，马屁拍的山响道——

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拍了神宗皇帝马屁之后，邓绾再接再厉作书给王安石，史称‘贻以书颂，极其佞谀’。

王安石得书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新法自推行以来，朝野引来反对声浪一片。此时的王安石刚愎自用，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声音，对于称颂新法的声音，不论是出自哪个社会阶层，无不是破格提拔。邓绾正是瞅准了这一点儿，投其所好。

果不出邓绾所料这一招收得奇效，他得以跑步进京面圣。

神宗心情大好，朝堂之上问邓绾道：“识王安石否？”

邓绾老老实实回答道：“不识！”

上曰：“今之古人也！”

又问：“识吕惠卿否？”

邓绾仍是大摇其头：“不识！”（吃上摇头丸了）

上曰：“今之贤人也。”

等到退朝之后，邓绾前来拜见王安石。对于邓绾，王安石也寄予厚望。宾主一见如故，史称‘欣然如旧交’。王安石关切地问他道：“家属俱来乎？”

绾曰：“承急如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诧异道：“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王安石直接将有意大用他的意思告诉了邓绾，君臣二人对之期许甚高。

邓绾听的心花怒放，只是好事多磨。事情出现了反复：‘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陈升之和冯京自然不愿意将支持变法的人放在朝堂之上，增加变法者的力量，所以趁机从中作梗阻挠。

邓绾一听自己跋涉千里，居然落得只是空欢喜一场，还要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不过是升任知宁州之职。距离他自己心中预期的官职太远。公然发泄不满道：“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

有人见他连升两级却仍是满腹牢骚，故意问邓绾道：“君今当作何官？”（这一问显然是包藏祸心的）

绾曰：“我不失作馆职。”（赤裸裸地向组织伸手要官，无耻之尤！）

旁边人听了，不觉哑然失笑，故意揶揄他道：“君得无为谏官乎？”

明眼人都知道是在挖苦邓绾，哪知道他却一本正经回答道：“正自可以为之！”哪知道，第二天，朝堂之上任命邓绾为‘集贤校理（次等馆职）、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熙宁三年九月一日创置，应为改革需要而特设之职。孔目房专管文书档案之事，类似于今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做为宰相属吏，事烦权重。王安石为变法储才，很注意从官阶不高的年轻人中选拔人才，所以中书检正官大多官职卑微，为了能让这些年轻人进入中枢机构干事，以锻炼其吏才，专门设立了‘中书诸房习学公事’一职。北宋末年政坛上的一些显要人物有许多皆出自检正官，如章惇、曾布、张商英、安焘、李清臣、吕大防、许将、蔡京等人！）之职，邓绾居然一步登天，不但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而且更是宰相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隶属中书掌孔目房记录功过簿。众人闻讯无不吃惊。

这个时候，正是新法饱受非议的非常时期。邓绾来到汴梁城中，不敢与乡人相见。他也担心自己投入改革阵营，会引来嘘声一片。但消息仍如插上翅膀一样，在京师中传的尽人皆知。‘乡人皆相笑骂’！邓绾不得已，只好自我解嘲道：“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

其实邓绾完全可以挺直胸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只是他做贼心虚，以为别人窥知了他的内心世界，政治投机毕竟是种令人不齿的行径。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时候的邓绾还没有完全暴露出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面目，邓绾好运连连，没有几天，又传来消息：‘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02　谁也有打眼的时候

从邓绾所言的‘笑骂从汝’中可以知道这话讲来十分之勉强，与言为心声一点干系也不会有。这时的邓绾内心深处还有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而后世的一些政府官员无耻行径就更是令人咋舌了。与其说这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不如多从用人机制方面去做探讨。

在剥削阶级与私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专制历史时期，完全是出自公心的为国荐贤寥若星辰。即使偶然有一二完全出于公议的荐举，也不能保证会百分百的‘不走眼’。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不能量化的模糊概念，‘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斯之谓也。利之所趋，假象往往比真相装得还像，举人难免会出偏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对此，苏轼有清醒的认识：若欲高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LEI）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就连司马光也有走眼的时候。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举荐‘十科’人孙准，称其‘行义无阙、堪充馆阁’，哪知道话音刚落不几日，就爆出此人‘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的消息。司马光自感无趣，只得向朝廷谢罪。此事，对竭力吹捧以荐举取人的司马光来说，实在是辛辣的讽刺。

司马光如此，苏轼兄弟也好不到哪里去。知易行难！苏氏父子三人当初曾受知于张方平（张方平过目不忘，‘凡书皆一阅，终生不再读’大宋奇才！），投桃报李，他们也必须要对张方平的后人亲故加以提携。在宋时，有一个流弊，就是得举者因为依靠举主的推荐才踏上仕途，所以他们必然对举主感恩戴德，相互之间容易结成宗派，成为朋党。而朋党对宋政治的严重危害之大亦是不容回避之事。

哲宗朝时，王巩宦海沉浮就体现了这种政治弊端。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而且曾从苏轼学。如此一来，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同样是在元祐元年，苏轼以宗正寺丞王巩‘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为由，举其‘十科’中的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十科——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YAN）科。）

苏轼举荐王巩之事一出，立即招致洛、朔两党台谏官的激烈反对，有的攻击王巩‘奸邪及离间宗室’；有的指责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王巩‘轻薄无行、少有其比’，这样的人如何可以称的上节操方正？

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怒不可遏奋起反击，苏轼认为台谏官员对王巩的弹劾是‘诬以过恶、了无事实’无中生有之事；苏辙则针锋相对，认为王巩‘生于宝贵，志节甚坚，好学力文、练达世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力挺王巩出任差遣。

洛党台谏官员不甘示弱，固执已见，或言王巩‘资禀憸邪、行迹污下’，有的旧账重提苏辙‘曾受张方平赠遗’现在这样做不过是‘报其私恩’罢了。一时间，围绕王巩蜀、洛、朔三党争吵的不可开交，此时的党争已经完全丧失了评价人物好坏的客观标准。举荐知人之难，据此可知一斑。

北宋之亡，正是因为宋士人的这种意气之争。

北宋之亡，司马光、苏轼等人亦不得辞其咎！

天下国家之事误于奸慝之手者，十之二三；误于不通世务‘君子’者十之七八。信矣！

第二十九章　一道德

01　百年大计

反对派对新法推行百般阻挠，而神宗皇帝态度不坚定，对保守派的姑息纵容，王安石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在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之后，决心再接再厉地对学校教育制度进行广泛深入的改革。他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于有为于世。’如果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势必要在‘一道德’统一认识方面下大力气。而改革教育不失为一种可行之道！

熙宁四年十月，王安石对原有的太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三舍法’。

新法规定：初入太学的为外舍生，熙宁年间不限名额，元丰年间限以2000名；外舍生在一年之后经考试可升为内舍生，熙宁年间名额为200人，元丰年增为300。内舍生再经考试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名额仅为百人。上舍生中上等者，可以不经考试而直接授官。而且规定，上舍学生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国家负担。

在此之前，宋王朝的太学徒有其名，‘学舍虽存，生徒至寡’，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不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此，新法规定，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根据所教学生三舍进退的人数我寡进行考评升黜。（高分低能的这种教育流弊直至今日，教育坑人啊。）

新法在整顿太学的同时，对太学之外的州县学也有一定的发展与补充。熙宁四年，下令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置学，并配备教授，赐给学田。

做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敏锐的察觉到了朝堂之上南北官员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以南方士子形成的官僚集团，在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往往相互援引、奖掖，在朝中或明或暗的排斥异己，左右朝局。

长此以往，这种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势必会影响到新法的推行，王安石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本来政治就是一种平衡术，任何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的人事变动，都耐人寻味。

为了打击、弱化朝堂之上南人的政治势力，有必要让更多的北方士子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他有意在改革科举、教育制度的时候，对北方士子做了政策倾斜。王安石规定：北方五路士子改进士科后，一律另场考试。适当放低录取门槛。特别给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考生优待，将‘旧合放解额，并还本路’，使‘东南士人不得侵夺’。而且在考试之前，特意为上述五路士子设置了学官，具体指导士子进士科考试训练，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考试章程，在最终的考试中占得先机，以消除因改革而带来的各种不便。

当一些政治势力逐渐成长为既得利益集体之后，它不由自主地会排挤和压制潜在的对手。从此为了巩固已有的政治果实，不再为社会、政府贡献智慧与力量，非但如此，甚至不思进取、形成痼疾，进而变质成为影响和阻挠社会进步的反对势力。与之衍生的还有不可根治的贪腐，如果不能消除于萌芽状态，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主持的关于科举、教育制度的改革，继庆历新政之后，再次掀起了一个办学热潮，史物‘熙宁兴学’，其中得失成败值得后人深思。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司马光不问情由通通表示强烈之反对，而只有关于科举的改革正合他心意。所以，在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王安石死去之后，司马光上台执政，各项新法被废除，唯有科举改革的成果被基本予以保留。

王安石改革科举、教育的举措并非只是影响了有宋一代，而是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

改革科举，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众所周知，在有宋一代‘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的社会中想要出人头地，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应发解试的士人，有些州郡竟多达万余人，应省试者也动辄四五千人，要在成千上万的举人中，仅录取数百名进士和明经诸科，（慕雨按——可叹的是，千余年前的王安石虽有远过侪辈的不凡见识，但仍没有琢磨出高校扩招的妙计。没有将高等教育当成一种赢利模式来国家生财，令当代国人专美于后世，实在是件憾事！）若无统一的评卷标准，确实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

明经、诸科以帖经、墨义取士，虽屡遭人诟病而不能废罢，正是因为它是以背诵经文，注疏的正确与否来作为评判标准的。有了这个标准答案做标尺，很容易评出成绩的高低好坏，更可以让那些科场失意的人输的无话可说。至于，在以往的进士科中，虽然也有许多声音主张废诗赋而用策论，或诗赋、策论并重，但终究因‘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缘故，‘祖宗以来，莫之有改。’

王安石新法采用经文大义取士，因为允许引用诸家之说，参以已意，竟然出现了‘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的情形。这样一来，就令主持考试的官员深感为难。因为在评卷的时候，没有了国家标准，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分出高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同样的文章不同的人来阅读，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判，这种事情不足为奇。）

对于这个问题，王安石早有准备，在改革科举制度的同时，‘中书撰大义式颁行’。如此一来，士人在经义考试中有了必须遵循的格式。对于这种国家标准为何物，后人虽已不可尽知。但从彼时王安石为士子所撰的范文《非礼之礼》、《王霸》、《仁智》等文章来分析，虽然该标准不强求对仗排偶，但已引入古散文的章法和唐诗以来的格律，有了破题、承题及若干个比，从而开创了后世八股文的先河。这种文体经南宋诸学人的完善与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明、清时文——八股文的基础。

02　八股与党争

熙宁八年二月，为了‘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宋廷设立了经义局，修撰新义。前文中述及的《三经新义》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中的《诗经新义》与《尚书新义》由王安石门人弟子同共完成，其中既有王安石之子王雱与吕惠卿二人的功劳，亦有王安石女婿蔡卞和妹夫沈括等人的撰注，而《周官新义》则由日理万机的王安石亲自操刀。《三经新义》正是为了变法派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中表述也基本上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宋代大义呈文主张‘推明义理之学’，不拘一家之学，话虽说的冠冕堂皇，但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王安石的新学唯我独尊，士人从功利目的出发撰作时难免会故意趋奉。自《三经新义》颁布之后，当时学者无不传习，‘凡士子应试者，自一语以上，非《新义》不得用。’很快，《新义》就成了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唯一标准，这种情形说的好听点儿就是统一思想，讲的难听点就是禁锢思想。

等到王安石的学说在南宋年间饱受非议之后，理学空气弥漫朝野，理学名臣朱熹的《四书集注》代替了《三经新义》成为士人应试的标准答案，从而奠定了元代之后考《四书》文的基础。于是进士科无论是试大义还是策论，都有了统一的标准答案。

对于这种情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一针见血的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居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他始料未及。这也是他为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用经义策论取士，正是希望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来实施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这种作法令道学家‘二程’十分反感，指名道姓的批评道：‘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则不能然，是已与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启口容声，皆至德也。’

另一位文学巨匠苏轼的认识既不同于二程，又有别于王安石。在王安石上疏探讨科举改革之际，苏轼便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罢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并指出在经学之士石介与文学之士杨亿之间，宁可取后者而不敢前者。在苏轼看来，经学之士‘迂阔’，不及文学之士‘耿介’。

王安石、二程、苏轼三方各有大批拥趸，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促使了政治上的分党，政治上的分党造成了文人群体的分野。事实上，对于文与道或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正是促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形成的重要原因。（文官政治的弊端，在宋时就已经暴露无遗。然而，因地域、思想的不同而形成的政治斗争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在不断地发生。如何避免北宋年间恶性党争的历史重演，应该是每一个关心国、家福祉的国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按王安石的本意，是希望将经生培养成知‘经术’的文学之士，使其人其文‘务为有补于世’，担负起治国经邦的重任。但事与愿违，故而招致其他文学之士的强烈不满。从专颂帖经、墨义到专颂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于这次科举改革的缺失，晚年的王安石也有所察觉。曾感慨再三道：“欲变学究（即经生）为秀才，不谓变秀才（即文士）为学究也。”对于出现这种结果，已是暮年的王安石有心无力只能深表遗憾。

在此之前，教坊间已有讥讽之言流传于世，史载，教坊杂戏云：“举子学《诗》于陆师农（陆佃），学《易》于龚深之（龚原）。”（王安石恼恨教坊人，也是事出有因）哪知道这些教坊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陆佃与龚原皆是王安石门生，其中陆佃诗文俱佳，尤以七言近体诗见长。陆佃之孙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亦极擅此体。清人沈德潜《谈诗晬语》中赞扬道：‘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故四库馆臣赞曰：“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慕雨按：陆游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名对，如《夜吟》句中之‘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兹不多录。）

王安石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希望可以‘务为有补于世’，并以文学盟主自许，希望自己所学可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王安石继承了欧阳修喜欢提携后进的优良作风，为使文坛保持常青而广栽桃李。悲哀的是，那些投机者多是看中他的政治资源，并没有多少人是甘心寂寞，愿意使文学之道上发扬光大。团结在他左右的人不是文学青年，而是政治投机客，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师生，而是政治权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安石提携的多是些投机分子，无情无义的小人。这样的结果，既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在文坛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王安石执政之际，门庭若市，人人尽道是门人；罢政后，门庭冷落，‘人人讳道是门生’。

对此，宋人张舜民有《哀王荆公诗四首》其一云：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王安石的悲哀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新党成员的复杂性亦有别于洛党与蜀党，这些人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党内结党，令王安石身前身后饱受流言蜚语之攻击。有人言之凿凿的将北宋的覆亡归咎于王安石，虽有失偏颇，却也有一定道理的。

呜呼，世风之偷薄也久矣，人情如纸，古今同理！

第三十章　方田法

01　消渴症就是糖尿病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时年65岁。第二年七月，欧阳修卒于颍州，时年66岁。从致仕到去世仅一年余时间。消息传出，反对变法派又多了攻击王安石的口实，他们认为欧阳修的死是源自王安石的政治迫害。

新法在各地推行之后，在许多州县遭遇了抵制。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认为青苗法违制，自作主张的不散青苗钱，被降职为监南康军税；许州长葛知县乐京言助役不便，干脆撂了挑子，弃官而去；常平使者召集唐州各县令传达免役新法精神，湖阳县令刘蒙认为新法不便，不肯与议。上疏指出新法的害处之后，也自劾离去。

反对浪潮汹涌，其中颇具影响的却是从前的文坛领袖、知青州欧阳修。欧阳修上疏神宗皇帝提议‘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如此始是不为利。’，同时请贷款自愿。青苗法本来就是收取利钱的，欧阳修却想让荷包不鼓的神宗皇帝做冤大头，上疏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欧阳修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主儿，在申请未果之后，直接在自己管辖的青州地方停止发放青苗钱。

这时候朝中有人建议追究欧阳修的罪责，王安石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这时更不愿意树敌太多，令保守派趁此事大做文章。及时制止道：“欧阳修只是不识藩臣大体而已”。神宗这才悻悻作罢。

宋王朝法定退休年龄是70，欧阳修在65岁的时候就主动申请退休，态度之坚决、早已引起了朝野士人的强烈关注。在距离退休尚有五年的时候就退出政坛，苏轼惊诧不已，对欧阳修‘力辞于未及之年’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欧阳修主动求去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非人们妄自忖度的政治上失意。当一个人生活自理也是问题的时候，还能奢望他治国平天下吗？据后世专家学者根据史料考证，欧阳修患有严重的消渴症，即当今困扰国民的糖尿病。到了他晚年时期，受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得已之下只得上疏求去，‘古者七十而得谢，所以优其臣也。不任以事而养之于家，所以爱老也。’

欧阳修的身体素来羸弱，从现代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讲，是得自父亲的遗传。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有严重的近视弱视问题，据史载‘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

欧阳观卒年59，欧阳修才是个四岁的孩子。按达尔文的观点，男性的某些生理特征更易遗传给后代。从欧阳修的体质来分析，欧阳观父子的弱视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欧阳观55岁得子，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也早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欧阳修因此体质较弱，应与此有重大干系。

欧阳修从小跟随寡母依靠叔父欧阳晔生活，艰难度日，出现营养不良之事也不足为奇。青年时期寒窗苦读，严重透支了身体健康，所以在二十余岁进士及第时候，在众人眼中竟然是个‘目眊瘦弱少年’状。先天不足，后天也没有补足。宦海沉浮，年方四十便自称为‘醉翁’，其中既有自嘲的成分，亦是他中年早衰的真实写照。（事情始末详见前文）到了晚年，欧阳修受糖尿病并发症困扰，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甚至危及生命。即使是这种情况，他仍坚持带病工作。史载，‘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

欧阳修主动请求致仕，除了政治方面的一些原因之外，确实是有身不由己的问题。试想，如此健康状况，生活也无法自理的人，如何混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朝堂？主动退出，不失为明智之举！

欧阳修忧心国事，在数十年宦海漂泊之中，以匡救时弊为已任，也曾为解决国家的政治危机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他的一些改革思想，也影响到了推行新法的王安石。

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国家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受此影响，‘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政府行政不作为，既没有严格限制占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持占田的平衡均势。这样直接导致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的严重后果。当积弊丛生之后，再去着手变革，显然是困难重重。

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众人亦是见仁见智。一些人认为最好是恢复井田制，对此，欧阳修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代之迹不可复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欧阳修试图通过‘尽地利’的办法和核实土地亩数以平均赋役的‘千步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合当时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来改革旧制。

欧阳修一面批评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今取民之法尽矣’，然而又为国储不足，不能在国家‘卒然有事’之时满足国用而担忧。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者‘悉以冗费而糜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造成这‘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所以他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民有遗力、地有遗力’的地区实行‘营田’，由官贷其种，鼓励私人有牛者‘乐为官耕’，并且按照‘岁田之入与中分之’的原则合理进行利益分配。

02　千步方田法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通判滑州时，其部属秘书丞孙琳与大理寺丞郭咨创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这个方法在洺州肥乡县实行后，收效显著。史载，‘逃户归业者五百余家，复得税数不少，公私皆利，简当易行。’欧阳修对这个方田法极为赞同，他曾亲自前往‘临近州军……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上疏仁宗‘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同时向朝廷荐贤，请召孙琳、郭咨二人‘任之三司’，共同商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方田新法事宜。

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新法实行之初大见成效，豪强大地主隐产漏税的情况有所缓解，减轻了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嘉祐五年（1060年），尝到甜头的宋仁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方田均税法。哪知道却引来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强烈反对，官府乘此良机向百姓增赋加税，导致民怨沸腾。河北路曾因此爆发了‘凡千百人，聚讼于三司’的群体上访事件。此一事件，直接后果是方田法无疾而终。

大量的田地逃税漏赋，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了贫富不均的严重社会现象。因此，彻底清查田地，增加税入成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一项重要任务。

熙宁五年八月，欧阳修死后月余，政府采用蔡天申的建议，颁布了新的方田均税法。此举旨在清丈田亩，检查漏税，均定田赋。

方田之法规定：每年九月，各县委派令、佐丈量土地，并在帐籍上注明田地的形状和色质。清量完毕，以土质而定肥瘠，分为五等。按土地的等级均定税赋。至次年三月丈量结束，‘揭以示民’，三月公示之后如无异议，即书户帖，连同庄帐交给各户收藏，作为‘地符’。所方之田四角，立木或植树为标记。今后的土地买卖，官给契、县置簿，皆以此为准。

均税之法规定：各县以税赋‘祖额’为限，从前对零星税额加征的办法不得使用，超额增数均加以禁止。凡瘠卤不毛之地，任民耕种。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等荒地，皆不征税。（老虎不敢去打，打几只苍蝇又管的什么大用？）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当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它始行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末，终止于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实施跨度长达十余年的一项新法，却并没有如其它新法一样招致保守派的阻挠与反对，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方田法推行范围并不是如后世人所说是全国，而是只限于北方几路而已。众所周知，北方山险、地土平阔处少，而且陵阜多而川泽少。这些地方，显然不适合方田；方田均税法推行速度缓慢，施行区域有限，所带来的震荡、冲击不大。新法规定，方田须在‘年丰’、‘农隙丰熟日’、‘岁丰农隙’的时候进行，不得扰民。一旦有‘灾伤’就叫暂停！所行方田并非同时展开，而是分批进行，开封府界十九县每年方五县，陕西路税赋最不平均县先行方田，‘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者不得过两县’。

这样的规定，让本来不喜生事的地方官吏，更是有了磨洋工的借口。测量工作时断时续，缓慢进行。方田均税法推行缓慢，施行区域有限，自然带来的震荡与影响力也有限了，冲击不大也是情理中事。

欧阳修在推行方田均税法受挫之后，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他知道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因为千步方田法本身有重大缺失，而是在于制度运行过程中因监督机制不健全，无法避免出现官吏作奸犯科的现象。

王安石在神宗朝推行的方田均税法是欧阳修等人提出的千步方田均税法的继承与发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同样也没解决好用人问题及地主豪强势力的阻挠而最终失败。

65岁的欧阳修在知蔡州任上要求致仕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此有明确记载：‘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而冯京不顾欧阳修年迈体弱的事实，仍是‘固请留之’，神宗也不愿意欧阳修离开政坛。

王安石对此有不同意见，“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

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

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

在一边的王珪提醒王安石道：“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

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佳。”

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

上以为然。

03　欧阳修的历史功绩

【慕雨按：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其中记录王安石变法始末之翔实，在现存宋代文献中无出其右者。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因此，李焘记述王安石变法过程所具有的思想倾向和取材，无疑会对后人研究王安石变法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

虽说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是良史的基本要求。但历史学家修史之时不能不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政治观点的制约，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李焘也不能例外。

考李焘生活的时代，正值北宋灭亡，南宋草创动荡不安，宋金对峙的时期。南渡的宋高宗不求恢复，为了开脱徽宗与钦宗亡国的罪责，由蔡京追溯至王安石及其主持下的变法活动，完全否定了北宋中期以来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王安石的新学也因此而受到抑制。

李焘生长于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博览经传、独不乐王安石学’，甚至‘耻读王氏书’。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一事上，李焘与宋高宗、司马光等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因此，在记述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之时，在取材上，李焘虽然对各种纷乱的官私史比对异同，力求其是，但仍有非常明显的是元祐诸贤而非王安石集团的政治倾向。

对此，后人读史至此，只能发一浩叹！】

熙宁五年八月，饱受病痛折磨的欧阳修终于得到了解脱，卒于颍州家中，时年66。欧阳修文名满天下，闻此噩耗朝野之间士人黯然神伤。

北宋中期一扫李唐、五代以来的专尚四六、华而不实的文风，欧阳修具有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并且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大胆怀疑的精神支持之下，向《易经》提出从来没有过的挑战。他认为《系辞》、《文言》、《说卦》三篇并不是孔子所作。两千年来，从学术思想发展史或经术思想发展史来看，对六经提出置疑的只是寥寥数人而已。因为敢为天下先，欧阳修成为了宋代疑经第一人。他对《易》经提出的挑战，不仅是骇世惊俗之举，而且无异于给那些习惯于抱残守缺、学术上不思进取的文士以当头棒喝。在欧阳修的推动之下，宋人在学术上开始的自由探索日益蔚然成风，对有宋一代的学风发展极其有利。欧阳修对经学的大胆怀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对宋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做为一代儒宗，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欧阳修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始终放在第一位，庆历新政虽只是昙花一现，但欧阳修将文风、学风、政风的变革统一起来，为后来者王安石指明了前行的道路。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一扫百年来的积弊！舍此，无其它捷径可寻。

欧阳修以他深厚的文学艺术成就，一直影响着北宋的文坛。在他的奖掖提携之下，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鼓励和赞誉。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更是通过欧阳修主考科举时中举的。欧阳修与曾巩等五人，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二人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宋占六席，与欧阳修开一代文风不无关系。

欧阳修死后，祭奠他的文章有许多，然而当世独推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为第一。王安石写的祭文简练凝重，气势磅礴，同时又蘊含了无尽的怀念与忧伤。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文章今日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政见的不合并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私谊。在欧阳修殁后月余，就再次推行新的方田均税法，正是对逝者最好的肯定。王安石的祭文一出，粉碎了许多捕风捉影的流言。有王安石的褒扬，欧阳修泉下有知，其喜洋洋者矣。

噫，微斯人。宋人风骨，于今绝矣！

熙宁四年六月，朝堂之上枢密使文彥博、副使冯京，参知政事吴充皆是反对新法之人，另一参知政事王珪乃是骑墙派，保守派大臣在朝中仍有不小势力，对新法仍极尽掣肘破坏之能事。

神宗也迫切希望将支持变法的人才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忽一日忧心忡忡地提醒王安石道：“人才绝少，宜务搜拔。”

王安石对神宗时常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也很无奈，这时候借机讽谏道：“人才须奖成。若趣赴朝廷法令，欲立事功，辄为人所攻沮，附同流俗，即虽有过恶，群邪共相推荐容护，则中才已下孰敢正论直行？此人才所以坏而可使者少也。若不能改，此恐无由得人才。”

神宗焉能听不出王安石的旁敲侧击之意，只好王顾左右了。

第三十一章　王韶开边

01　平戎策

后世将熙宁变法的功过尽数记在王安石一人身上，乃是事出有因：南宋统治者将北宋灭亡的罪责追溯到了之前的熙宁变法，人们自然要为当朝皇帝避讳，把王安石作为主要的诅咒对象是符合共同利益的事情。宋神宗在熙宁年间推行新法的主导作用，也就有意识地加以了忽略。

学界认为可以用‘熙丰变法’来代替‘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真正作用只是在于熙宁年间，所以更确切的说法似乎应为‘熙宁变法’。

宋神宗继位之时不足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登基之后才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内忧外患加剧的烂摊子。神宗心雄万夫，决定励精图治，发奋有为。这个时候正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不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突出，改革时弊重振大国雄风已是朝野的共识。

在所有的呼声当中，王安石有关改革的不凡见识首先在士大夫中得到广泛赞誉，因此也引起了求贤心切神宗的注意。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奏疏中向新君具体阐述了他的富国强兵政治主张，与宋神宗‘将大有为’的思想不谋而合。

第二年，神宗迫不及待的将王安石不次提拔为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新机构，开始全面主持变法工作。一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庆历新政的变法在北宋自上而下的展开。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金陵（王安石）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而已。’上下一心，君臣相得，亦师亦友。

神宗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强兵，逐步削弱契丹与制服西夏。史载，‘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在边境上小试牛刀之后，种谔有功社稷，却替天子背了黑锅。此事之后，神宗更加明白富国强兵之事任重而道远。只有加紧变法，改革军政，才能达到制服西夏、削弱契丹朝的既定国策。在孜孜求治的同时，神宗也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帮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

攘外必先安内！

王安石亲眼目睹了熙宁初年宋与西夏交锋时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所以在积极推行新法的同时，也十分留意军事人才的发现培养。

很快一个人的身影闯入了君臣二人的眼帘，这个人就是王韶。

王韶，江州（今江西九江）德安人，进士及第之后，任新安县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在任上王韶得到当时任任提点江西刑狱蔡挺的赏识。王韶在参加制科考试落第之后，得知从前的上司知庆州，索性前往投奔。此后客游陕西、深入不毛之地，收集、采访边事。王韶特意向蔡挺了解西部边情，蔡挺‘遂以前后士大夫言边者悉示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悉心调研，王韶对边防地理、军务、山川险隘无不尽知。返回京师，得知新君‘智勇、有志于天下’，立即将自己经营边事的想法整理成《平戎策》三篇上书神宗。

王韶首先认定‘西夏可取’，在上疏中献策道：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758～759）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毡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相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西夏人之右臂……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掌握之中矣！

神宗读了王韶的《平戎策》喜出望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韶一介文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亲自深入北疆了解边情，提出的联合西蕃各族，直插西夏腹地的策略，无疑值得认真对待！

——吐蕃民族生活于西藏地区，是一个剽悍善斗，以战死为荣的古老民族。‘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

自李唐以来，吐蕃部落加紧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唐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军大举进入鄯（今青海乐都，包括湟水流域）、廓（今青海尖扎县北）、河（今临夏州）、芳（今甘南迭部东南）诸州，同时也迁来了部分吐蕃部落，使这里成为以吐蕃人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入宋以来，大量分布在河陇地区的吐蕃皆其遗种，保留了该民族崇勇尚武的精神。

02　吐蕃赞普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在高昌（今吐鲁番）经商的河州蕃人何郎业贤独具慧眼，在见到吐蕃赞普（吐蕃王号，最高统治者）苗裔、相貌堂堂的欺南陵温以后，立即认定奇货可居，完全可以利用其高贵的身份，号令和统一河湟一带吐蕃诸部。（慕雨按：吐蕃民俗尊崇贵种、畏服贵种是其天性，‘但见贵种则已悦慕附从’！）何郎业贤将欺南陵温请回河州，安置在 心城（旧址在今甘肃夏河县北）。不久，又被当地另一大姓耸昌厮均移至移公城（今临夏州西）。“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统帅河州各吐蕃部落。

占据宗哥（今西宁平安等地）的僧人李立遵、邈川（今乐都一带）首领温通奇，得知赞普后裔在河州的消息后，凭借自己的势力，将唃厮啰劫至廓州（今化隆），继而又迁至宗哥。唃厮啰被尊称为‘欺南陵温赞普’，汉意即‘继承王位的业运赞普’。这个时候的唃厮啰还是个12岁的孩子，李立遵与温通奇互争雄长，需要有中间人来平衡制约两大实力派。二人公推一个孩子做首领，一者是唃厮啰年幼便于操纵控制的原因，二来，有确厮啰这个赞普后裔作首领，可以号召族人共同对抗党项外侮。

此后，李立遵自为论通（大相），与唃厮啰成为翁婿。把两个女儿嫁给唃厮啰为妻，生瞎毡与磨毡角二子。李立遵以唃厮啰的名义，号令各部。逐步建立了一个统辖河湟地区“有胜兵六七万”的吐蕃政权。结束了“族帐分散，不相君长”的局面。

唃厮啰掌握了政权之后，内外施政方面采取了一些结合当地实际的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内，在青唐城兴建宫殿屋宇，设立政府办事机构，制定一套仪仗、规章，在他频繁活动的青唐、积石、河州、甘加等地筑城建寺，利用宗教加强对族人的统治，用“盟誓”的手段保持上层之间、上层和各大小首领之间的联系。同时，特别发展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增强了实力。对外，加强与宋廷的联系，抵御西夏，使其雄立于河湟地区。

十一世纪初，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族历经分分合合，逐步由分散不定而走向局部统一，形成了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青唐吐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北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间有鄯、洮、河、渭、岷、叠、宕、廓州，其疆域大致包括了宋廷的熙、河、洮、岷、湟、鄯、叠、宕等州和积石军，但其统治的主要地区是地形险要，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的河湟地区，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

由于河湟一带地形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即是各少数民族诸如先零羌、北凉、西秦、吐谷浑、吐蕃等首领‘互相争逐之地’。李元昊也希望将河湟之上收入囊中。宋廷为了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对河湟地区的掌控者唃厮啰不惜用丰厚的爵禄和赏赐来拉拢争取。唃厮啰统治的河湟地区成了宋夏必争的战略要地。

李立遵与温逋奇之间的政治平衡也因为确厮啰与李立遵的联姻而打破，李立遵一跃成为唃厮啰政权中的掌握实权的最显赫人物。急剧膨胀的势力也助长了李的野心，他自恃实力强大，开始觊觎赞普之位。鬼迷心窍的李立遵居然背着唃厮啰多次上书宋廷，要求宋政府封他为赞普，企图借重宋人的力量取唃厮啰而代之。

因为翁婿不和，导致三都谷一战被宋知秦州曹玮（北宋名将曹彬之子）击败。此一战，河湟吐蕃元气大伤，曹玮因此威震西域，吐蕃畏服。此后唃厮啰每闻玮名，‘即望玮所在，东向以手加颡’；（慕雨按：吐蕃民俗敬畏强者，对敬畏之人合手加颡以示尊重！）赞普如此，吐蕃部民更是对曹玮敬畏有加：甚至在三都谷作战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宋廷有此名将，岂能谓无人？

随着战败，唃厮啰与李立遵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最终翁婿二人分道扬镳。唃厮啰摆脱李立遵，率部投靠了温逋奇。唃厮啰一方面‘以温逋奇为论逋’，一面积极恢复势力。又娶当地大族乔氏女为妻‘生子曰董毡’。乔家族是吐蕃大族，居地在洮州之西、河州西南。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攻占西凉府，六谷蕃部十余万人投奔了唃厮啰。再加上数万归附的回鹘人，唃厮啰实力大增。宋廷册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温逋奇为归化将军。李元昊如果全力南下侵宋，就必须要消除这一后顾之忧。

03　亲者痛，则仇者快

宋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派25000人来攻唃厮啰，哪知道对手太过强悍，所部军兵‘败死略尽’，领军大将苏奴儿也成了阶下囚。李元昊怒不可遏，亲自率兵打上门来，唃厮啰见党项人势众，一面坚守鄯州不出，一面寻找机会破敌。唃厮啰得知李元昊在渡河之时，在水浅之处插了旗帜做标记，于是偷偷派人将旗帜移在深水区‘以误元昊’。等到双方决战结束，元昊率败军渡河，士兵从有标记之处争渡，结果‘溺死十八九’，李元昊大败，唃厮啰‘掳获甚众’。此后，唃厮啰屡次用奇大胜西夏军，李元昊从此再也不敢深入河湟之地。

见唃厮啰如此武功盖世，宝元元年（1038年），宋廷遣使不远千里册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每年支出大彩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希望他与宋廷结盟，‘出兵助讨西贼’。

唃厮啰的势力大增，却引发了另一次严重分裂。温逋奇发动了一场政变，拘捕了唃厮啰，‘囚厮啰于阱中’。好在吉人自有天相，赞普的这种坐井观天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政变很快平息。政变虽然平息，但吐蕃政权却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再次的分裂。失去温逋奇政治势力支持的唃厮啰只好率领本部人马将王城由邈川西迁至青唐。

唃厮啰在迁居青唐之后，依靠乔氏家族的力量，声势得以复振。唃厮啰与李立遵翁婿二人交恶，加上新妇乔氏年轻貌美，唃厮啰与两个妻子的婚姻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唃厮啰命令前妻出家为尼，并将其安置在廓州居住，同时‘锢其子瞎毡’。另一个儿子磨毡角则惶惧之下‘结母党李巴全窃载其母奔’宗哥，父子三人从此反目成仇。

亲者痛，则仇者快——青唐吐蕃统治上层的分裂，给了觊觎吐蕃地土人民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可乘之机。李元昊在世之时趁吐蕃内部纷争之际，派人‘重赂间之，且阴诱诸豪酋’，紧接着出兵攻占了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故地’。李元昊趁机扩张，断绝了‘吐蕃通中国道路’。

唃厮啰成为吐蕃各部的首领，军事颇具实力使其成了宋、西夏博弈之时极力拉拢的对象，远在漠北的契丹人也加强了与吐蕃的联系。辽廷在上京的同文馆设置宾馆，给各国信使居住。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宋、辽、西夏之外的第四种势力，唃厮啰也成了香饽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辽兴宗重熙年间，契丹人两次与西夏的作战失利。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元昊决心再接再厉——1050年，西夏妄图挟战胜之威攻拔契丹边境要塞。结果招致辽廷报复性惩罚。两次的战败令契丹人知耻而后勇，小宇宙爆发的辽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的辽军直杀到西夏首都兴庆府，在西夏腹心之地大肆劫掠。又攻破西夏重要的粮食基地摊粮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北），尽发禀储而还。（李元昊此举，标准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1053年，西夏人不得不主动向辽廷请和，双方战事这才平息。

辽兴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虽然双方终于又坐回到了谈判桌前，但战争给双方带来的裂痕却在短期内无法愈合。议和后的辽夏关系无法再重回从前的蜜月期，双方已经心存芥蒂。辽兴宗吸取历次对夏战争只注重正面战场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扶持河湟吐蕃政权从侧翼牵制西夏。

辽兴宗死后，其子耶律洪基即位，史称辽道宗。宋嘉祐三年（1058年）辽道宗依前约送公主入青唐与唃厮啰之子董毡完婚。青唐城中‘谯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辽廷‘欲徙董戬（董毡）凉州，与之相近’牵制西夏，唃厮啰‘辞以道远，兵难合，乃止’。笼络唃厮啰的吐蕃政权，联姻不失为一个高明手段。

公元1061年，十四岁的夏毅宗谅祚与讹庞儿媳梁氏私通，（早熟的孩子伤不起）因为保密工作的疏忽，结果被讹庞之子捉奸在床。讹庞大怒，阴谋杀掉谅祚。（戴绿帽子的不急，做公公的却急了。可发一笑！）哪知道家贼难防，这梁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吃里扒外，向相好谅祚告了密。谅祚奸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谅祚设计擒斩讹庞父子，（家有贤妻，夫不横死，此事当为娶美妇者戒！）杀红了眼的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皇后汉藏氏也杀掉，另立梁氏为皇后。（红杏出墙，付出就有回报）讹庞父子之死，是谅祚亲政的开始。

04　先下手为强

谅祚亲政之后陆续接纳了唃厮啰所部叛降之人，加上夏辽关系恶化，契丹人与吐蕃结为姻亲，因此，唃厮啰的吐蕃政权成了西夏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候的唃厮啰政权名虽统一，其实四分五裂不相统属：宗哥城为李立遵后人所控制，邈川重镇则控制在与唃厮啰有杀父之仇的温郢成俞龙（温逋奇之子）手中，黄河南部则由唃厮啰兄长扎实庸龙控制；河州地区则被‘怨其父’的唃厮啰长子瞎毡所掌握。一时间，唃厮啰陷入三面受敌的窘境。

谅祚见机会难得，继承父亲遗志再次对唃厮啰用兵。哪知出师不利，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反而是损兵折将铩羽而归。碰了壁的他转而联结吐蕃以抗宋，企图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入寇宋朝边境，掳掠财物弥补损失。

为了师出有名，公元1064年，（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蓄谋已久的谅祚借口宋人有意侮辱夏国使节，准备在边境挑起争端。宋泾原副总管刘几得到确切消息之后，立即报知暂代秦凤经略使陈道古，请派兵加强边防。哪知道这位代经略使根本不予理会，结果西夏十万军来势汹汹攻入秦凤路、泾原路，驱胁归宋的党项熟户80余族归夏，杀宋弓箭手数千，掠人畜约万计。

尝到甜头的谅祚第二年卷土重来，于正月、三月、十一月之间三次侵扰边境，祸害边民，‘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

见宋人软弱可欺，宋治平三年（1066年、夏拱化四年）走顺了脚的谅祚这次亲自披挂上阵，率兵数万攻入宋境内庆州之大顺城（今甘肃西峰市北）。大顺城被围三日，却固若金汤。谅祚自感面上无光，恼羞成怒的他‘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哪知道因为太过醒目，成了宋人的众矢之的。宋守军用强弩拼命招呼这个不请自来的强盗头，谅祚中箭受伤。夏兵锐气尽丧，无心恋战，谅祚只好匆匆退兵。

战败归来的第二年，谅祚派遣使人向宋神宗‘献方物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新登基的宋神宗答应同夏讲和，赐西夏绢500匹，银500两。（与仁宗皇帝的出手大方相比，神宗皇帝好生小气！）

哪知道心雄万夫的神宗答应讲和只是缓兵之计，和议草签方两月时间，宋边将种谔出奇兵迫降了西夏绥州监军司嵬名山。谅祚率众来夺绥州，又被种谔大败于大理河。狼狈败还的谅祚，很快就一病不起，龙游大海，时年21岁。因为谅祚的英年早逝，宋夏边境的争端暂时趋于平静。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69岁的唃厮啰病故，其三个儿子不和，分裂为三部。实际为两部，长子瞎毡、次子磨毡依附李立遵余党，控制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但不久俱亡。瞎毡之子木征割据于河州，制控了黄河以南各部。第三子董毡，一直为唃厮啰所信任，唃厮啰死后，由董毡继位，占据并控制了黄河以北湟水流域。董毡继立，为求得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遣使加强了与宋廷的友好往来。宋廷为了抑制西夏的南下侵扰，欲其助一臂之力，固此对董毡十分重视，颁布诏书，承认了他继父名爵的合法性。

此前，薛向与种谔曾提出经营陕北之议，由绥州向横山发展，占领整个陕北，再由北而南，居高临下，形成对西夏的战略优势；王韶的《平戎策》概言之有三个要点：其一、经制河湟一带蕃部的必要性，河湟一带的蕃部因为唃厮啰的去世，而内部相争不下，已经成为一种由独立于宋、西夏之间的政治势力变成了不稳定或不确实政治因素。因此，在未来的宋与西夏政治博弈当中，蕃部已经成了一个不可确知的变量。其二、经制河湟，可以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西夏人无法尽力长趋南下。其三、吐蕃内部的纷争，给了宋、西夏可乘之机。只要方法得当，完全可以将河湟地区纳入宋廷的势力范围。先下手为强，出手晚了，就会被西夏人捷足先登，大错铸成，那里再做补救，实在是愚不可及。

如果薛向、种谔与王韶等人的战略设想可以完成，就会形成南北深入西夏两侧的半包围圈。在陕西、宁夏、甘肃的地区构成夹击西夏的态势，不但可以威逼西夏，而且可以一举荡平西夏，洗雪祖宗八十余年来被西夏人肆意欺凌的耻辱。

一想到这里，年青的神宗不禁两眼放光、心潮起伏难平。

05　单刀赴会

第二日，神宗破例接见了官卑职微的王韶，仔细听取了他的战略构思。王韶将自己在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的所见所闻向神宗一一禀明，指出：现在宋廷应该从渭源（甘肃平凉）着手，直插青唐湟源的河湟地区，经营此地既可将青唐吐蕃为已所用，又可阻止西夏势力在此的发展。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果现在不去占得先机，听任西夏势力在河湟地区发展壮大，将来再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西夏，绝非国家之福。

神宗当即决定，委派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专门负责此事。王韶故地重游回到陕西，立即筑渭源上下二城，屯兵作为进取河湟的基地。熙宁三年，王安石荐举王韶负责秦州西路招抚吐蕃诸部事宜，募人营田以实军资。

为了使王韶心无旁骛的按既定方针经营边事，熙宁三年冬，神宗相继贬黜秦凤经略使李师中、窦舜卿等，另外委派支持变法的韩缜知秦州。王韶升任太子中允，提举秦凤西路蕃部及市易司事，设市易司于古渭，赐钱30万作本金，以川交易物货给之。

神宗、王安石君臣二人对王韶开拓河湟一事寄予厚望，而王韶果然不负重望，谋定而后动：在到任之后积极开展对蕃部的招抚工作，经过数年的认真准备王韶开始付诸行动。

青唐族是古渭州吐蕃大族，人马颇众。有沙克精谷、讷支蔺毡、张族、党令征、鱼角蝉等部族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区。其中一个号称族大难制的俞珂龙部落，势力最强。渭源羌和西夏都在极力拉拢，而众将却劝说王韶进兵讨伐。王韶以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决定单刀赴会前往招抚。

熙宁四年春夏之交，为了表示诚意，浑身是胆的王韶亲率数骑直趋俞龙珂帐进行招抚。王韶‘抵其帐、谕其成败’，并且留宿帐中以示不疑。俞珂龙没有料到王韶有如此胆识，感动之余‘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由于宋廷对吐蕃用‘中国法教驭之’，日久天长的儒家思想灌输，吐蕃部族人民也渐习汉法，渐变风俗，渐有华风。俞珂龙因久闻宋廷包拯大名，仰慕其人品，上表请求宋神宗赐姓‘包’。

神宗没有因为他不求赐国姓‘赵’而心下不爽，反而玉成其事，亲赐其姓名为‘包顺’，准其世守岷州！包顺及其后人，为宋守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史称‘秉心忠义，前后战功为一路属羌之最’！

王韶在边地兵不血刃招抚吐蕃部族十余万丁口，在边境之上引起极大震荡。受此影响，一些小的部落也选择了归附宋廷。相继归附宋廷的又有二十余万口！北宋所辖疆域，因此而扩展一千二百里。

王韶的胜利消息，极大的振奋了变法派的士气。因此，王韶也成了朝堂内外反对变法派的攻击对象。王韶在边塞亦积极推行各项新法，设置了市易司、营田司等变法机构。此举，既活跃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同时也保证了军需供给。王韶在边塞实施的变法，为熙河的胜利开拓打下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也招来了朝堂上的群起反对。一时间流言蜚语纷纷，‘内则为大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王安石知道王韶人才难得，在朝堂之上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竭力支持王韶经营河湟。

人言可畏，众人摇唇弄舌神宗也大受影响，竟然也认为王韶的招纳是种无用功。

熙宁四年六月的一天，神宗在朝堂之上公然表明观点——

上曰：“韶招纳未有效。”

王安石不知天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闻言诧异道：“只今招出，即是其效，为用与否，即在朝廷与将帅尔。”

神宗望着王安石一时间有点怔忡，这时候文彥博在一边插言道：“招纳无补。”

力挺王韶就等于在维护新法，王安石对日益老成的神宗皇帝尚须谨言，对于枢密使文彥博就不会太过客气了，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不烦兵、不费财，能抚结生户，不为西人所收以为边患，焉得为无补？”

06　事实胜于雄辩

王韶不等不靠，兵不血刃拓地千里，岂能是无补？任由西夏人将河湟吐蕃收附，西夏人如虎添翼，那时候宋廷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王安石担心的正是河湟吐蕃‘若为夏人所收，则为患大矣。’

事实胜于雄辩，王韶的功绩绝不能因一点瑕疵而一笔抹煞。然而神宗也不敢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中，在熙宁四年八月，新设立了秦凤路沿边安抚司，命王韶主持安抚司及营田市易；另外安排了高遵裕作副手，表面上看似乎从此王韶事权归一，其实神宗是在王韶身边安排了自己的眼线。高遵裕正是英宗皇后高滔滔的伯父，乃是货真价实的外戚。

不久，原受宋廷羁縻、受命为河州刺史的另一个蕃部大首领木征（瞎毡长子），提出了反对朝廷对蕃部朝廷招纳的意见。兹事体大，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逵向神宗请求机宜。朝堂之上王安石与文彥博等人再次对王韶平戎之策可行与否展开大辩论。为了坚定神宗的开拓熙河的信心，王安石激励天子道：“仁宗仁恩在群臣可谓深厚，夏国陵侮仁宗最甚，群臣欲报仁宗，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

王安石敏锐的体查到神宗皇帝的摇摆心态，上疏专论此事，建议神宗道……稍假王韶岁月，宽其衔辔，使谗诬者无所用其心，则臣敢以为事无不成之理。臣于郭逵、王韶，何所适莫？但蒙陛下知遇，异于众人，义当自竭，以补时事，故辄忘进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陈愚，伏惟陛下裁赦。

宋神宗读过奏章之后，终于坚定了支持王韶开边的决心。为了王韶可以专心边事，将郭逵调离秦州去判渭州。而将吕公弼调作判秦州兼秦凤路经略使，使王韶从此行事不再受边地最高行政的掣肘。

对神宗此举，王安石赞成道：“陛下专以此事委之，必尽力。此大事，陛下宜留意。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根本，且不劳民费财。”

王安石为天子描摹了美好远景，现在王韶抚纳河湟吐蕃，正是为了兼制西夏，恢复汉唐故疆！

在王安石的坚持下，熙宁五年五月，宋廷升古渭寨为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作为开拓熙河的根本。同时划秦州所属宁远、大洛门、小洛门、哑儿峡四寨属之；七月，实力大增的王韶兴筑渭源堡（今渭源城）；八月，王韶光复武胜。胜利消息传来，王安石大喜道：“洮西既为内地，武胜更为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居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

神宗传旨改武胜军为镇洮军，以高遵裕知军事，在镇洮军设置市易司，赐钱五十万作本金。

冬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等州及通远军，升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继续向洮西推进。

此时的河、洮、岷等州还在吐蕃各部控制之中，王韶决计率兵长途奔袭去攻取河州，制服木征。熙宁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

很快，王韶军事进展太过顺利的负作用显现：一些吐蕃部落迫于军事压力降附了宋廷。不久之后降而复叛。王韶率军平叛顾此失彼，木征趁机又夺回了河州失地。王韶再次挥师西进，攻破诃诺木藏城（今广河县城）稍事休整之后，王韶决定长途奔袭率兵直趋河州。

王韶率军穿行于露骨山（陕西渭源县南部与漳县交界处，山体如森森白骨，故名露骨山。民间传说，此处即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处）而南，露骨山山势险峻，道路崎岖难行，许多地方只能牵马而行。宋军跋山涉水进入洮州界内，大败木征弟巴毡角，南山诸羌望风披靡。木征得知消息大为惊恐，留下部分人马守城，亲自率精兵尾随宋军伺机发动攻击。

王韶手下将领建议率众直扑河州，他却不作此想。王韶认为，如果兵临河州城下一时无法攻拔，木征在与城内守军遥相呼应，‘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经过详思，王韶决定兵分两路作战：派遣手下大将景立思率一部进攻河州，自己亲率一部宋军与尾随于后的木征周旋。

07　熙河开边

木征百密一疏，陷入宋军伏击圈，王韶‘与战、破走之’。当宋军会师于河州城下之时，留守的吐蕃军兵只道是木征首领凯旋，‘已而知其非是，乃降。’

此战王韶表现出来的阳刚与勇武，颠覆了后人诟病宋王朝‘积贫积弱’之说，明人有诗赞曰：

露骨山前月色高，夜闻胡骑在临洮。

将军为挂平羌印，独倚长虹看宝刀！

在光复河州之后，王韶继续前进。率兵至马练川，收降蕃部瞎吴叱，继而攻拔宕州（今甘肃宕昌）。岷州本令征以城降，宋军遂占据岷州（今甘肃岷县）；王韶分兵破青龙族于绰罗川，岷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诣军降。蕃部闻知王韶麾下宋军所向无敌，相继举城归附。

从熙宁五年开始、第二年八月王韶再下河州，历时一年半的这一战役，史称‘熙河之战’。宋军在王韶的正确指挥下‘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僻（辟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王韶的平戎策大获成功，宋廷取得了开创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

这一战，因为交通讯息的不通畅，王韶率领的宋军与大后方失去联系数十天，‘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朝堂之上流言纷纷、人心不安，弹劾王韶丧师辱国者众，只有王安石坚信不疑。王韶如果战败，王安石不但相位不保，而且新法的推行也将会因此而半途而废。

王韶的捷报于十月上旬陆续送至朝堂之后，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

熙宁六年九月，王安石率同其他执政大臣，以收复熙州及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上表称贺。

数日前失去王韶消失之后，神宗如坐针毡寢食难安。当捷报传来欣喜若狂。见到贺表，神宗兴奋不已。

史载：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遣内侍李舜卿谕旨曰：“洮河之事，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

王安石不敢居功，极力推辞道：“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

神宗见他这样，‘又令舜举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翰林学士元绛有诗纪其盛事，其中有‘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之句！

神宗心中清楚：没有王安石一人力挺王韶独当一面，宋人在熙河之役中不可能取得辉煌战果。话说到这份上，见天子赏赐确是出于至诚，王安石这才诚惶诚恐地接受。

南宋朱熹曾收藏了数封当时王安石写给王韶的书信，后来朱熹将这些信的内容转抄送给王韶的曾孙王阮，并且作《答王南卿》一文，信中写道：“……家有荆公与襄敏公（王韶谥）手帖数纸，见当时事，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若论熙河之役，则二公实同心膂，无异说也……”可见，如果没有王安石的鼎力支持，熙河之役极可能变成一次虎头蛇尾的军事行动。

王韶经略熙河，意义重大：熙河之役的胜利，是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运动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与悲观派的有力打击；经略、招抚河湟吐蕃部族的成功，与种谔谋取横山遥相呼应，对西夏政权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摆脱了从前对夏作战中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实现了王韶《平戎策》提出的使‘西夏有腹背之忧’战略目标。

王韶经略熙河之前，甘肃及青海地区的吐蕃各部四分五裂，不但时常受到西夏政权的侵扰，而且内部纷争不已，严重影响了河湟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与社会发展。王韶兼并、招抚吐蕃各部，使之纳入北宋政权的保护之下，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族之间的内耗与战争。而且客观上促进了甘肃、青海之间的各民族融合，有力的推动了该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社会安定。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上述地区渐行另法教，吐蕃人民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差异在融合中逐渐缩小，具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

熙河开边，王安石功莫大焉！

08　大宋速度

熙河开边的成功，使得一度因西夏的掠夺战争完全中断的‘丝绸之路’再次通畅。回鹘、大食，西域诸国的商队可以经过河湟地区往来于中西之间，宋廷不但可以再次获得急需的战略物资马匹等物，而且还活跃了北宋的经济，加强了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宋文明得以远播西域。

王韶所上的《平戎策》对北宋政府制定的开边政策影响极大，也是神宗皇帝此后制定对吐蕃政策的重要依据。王韶经营河湟，意在制扼西夏，在控制了河湟地区之后与横山战场相呼应，合力击灭西夏。王韶把他的战略构思精练为‘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如果据有河湟之地诚得而耕之，其利岂止威伏羌戎而已耶。立下为国开边的殊勋，王韶因此‘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第二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

宋人在河湟地区紧锣密鼓的兼并与招抚，立即引起了西夏政权的严重不安。

谅祚去世之后，年方七岁的儿子秉常即位，其母梁太后垂帘听政。梁太后任用其弟梁乙埋为国相，辅佐处理朝政，同时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和罔萌讹。史载‘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这位梁太后伉俪情深，不忘给阴阳两隔的谅祚发顶绿帽子御寒）移逋、萌讹皆以昵倖进。（梁氏的面首还不少！）’，‘彼所用谋国者，非梁氏叔伯即兄弟。’很快西夏政权由外戚势力所把持，梁氏一门排斥异己、为所欲为。

宋熙宁二年，梁氏向宋上表，请求废汉礼，改用蕃礼，神宗许之。梁氏的倒行逆施，很快引起了朝中党项贵族和汉官的强烈反对。元昊弟嵬名浪遇精通兵法‘老于军事’，在谅祚朝时曾任国相，此时任都统军。梁氏因为他‘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梁氏集团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

梁氏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使得上下离心‘部族携二’。在社会矛盾、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之下，梁氏想到了转移民众视线的办法，大举入寇宋朝边境，以转嫁政治危机。

熙宁二年三月，梁氏先是上表神宗，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失陷的绥州。宋廷已将绥州更名为绥德，神宗自然不会答应。四月，梁氏以此为由，派兵进攻宋秦州，破刘沟堡，宋将范愿战死，宋廷损失士卒数千人。

第二年四月，西夏人卷土重来，希望夺加失地，双方在庆州一线对峙相执不下。八月，夏举全国兵力号称三十万进攻庆州，宋军竭力应战，抵挡住了西夏军的猖狂进攻。

就在西夏与宋激战方酣之时，吐蕃董毡出兵在后面偷袭了夏人。董毡继位之后，十分注重与宋的睦邻友好关系，数次遣使入贡。神宗继位之后依唃厮啰例回赐，并且对董毡‘加太保、进太傅’，第二年，再‘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蔺逋叱为锦州刺史’希望他在关键时候助大宋一臂之力。宋廷的未雨绸缪很快就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回报，西夏空国出兵侵扰环、庆二州，继而又猛攻大顺城。宋军损失惨重，眼见不支。董毡趁西夏国内空虚，沿边袭扰，有力的牵制了西夏攻宋的兵力。

西夏陈军坚城之下本已经是师老兵疲，这时又闻后院起火，只好悻悻退兵。宋廷得知董毡施以援手，‘赐玺书、袍带奖激之’。

夏军退出战场之后，宋廷出兵报复，从庆州一线还击西夏并进驻陕北，更于熙宁三年十一月，命参知政事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开幕府于延安，全权负责陕西、河东一线对夏作战事宜。

熙宁四年（1071年）元月，宋廷以知青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蛰伏多年此番出山仍决定按此前谋取横山的既定方针对付西夏人。为了夺取宜农宜牧的横山地区，亲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位于无定河边，托定故县北之滴水崖。啰兀在西夏语中意为驻守！），于啰兀之北大败夏军，同时派兵两万抢筑啰兀城。

种谔在啰兀筑城，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要地打入的一个楔子。宋人打上门来是自夏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夏廷恼羞成怒，‘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夏人积极准备反扑，种谔更加紧了筑城，在筑啰兀城的同时，派兵进筑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种谔步步为营，一连串的以大宋速度（啰兀城‘凡二十九日而毕’）筑城行为令西夏统治集团十分恼怒。

09　永远的只有利益

二月，梁乙埋倾全国兵力发起了对宋的反攻作战。攻顺宁城，围抚宁，连战克捷，‘于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西夏乘胜夺回了啰兀城。

见战事不利，神宗急忙下诏班师。西夏虽暂时占据了上风，但战争是拼的综合实力。西夏脆弱的经济基础无力支撑与宋连年的战争，本来是想以战养战，哪知道却得不偿失。连年的战争，引起了国内人民严重不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熙宁四年五月，梁氏明智地放低身段主动向宋廷提出和议。九月西夏再度遣使由延州入宋，向宋廷讨要绥州，神宗仍予以断然拒绝。第二年七月，宋与西夏和议成功，双方约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各立烽堠。

董毡此前对宋廷环、庆之役的鼎力援助，使西夏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董毡已经成为夏国西部边陲的大患。恰逢此时王韶发动了熙河之役，此举极大的破坏了吐蕃与宋廷之间的传统友谊。西夏立即想到了利用宋廷出兵河湟的机会，结好董毡，向董毡表达了改善双方关系的建议：将西夏国主秉常的妹妹、夏国公主嫁与董毡之子蔺逋叱为妻，双方联姻共同对抗强敌宋廷。

王韶开边本来是希望开辟进攻西夏的第二战场，改变宋廷数十年来对夏作战的不利局面。初衷不可谓不善！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建功心切的他从最初的招抚为主，演变为武力的征服。简单的把征服与归顺划等号，显然是种一厢情愿。此举不但违反了部分吐蕃人民的心愿，也使董毡投附西夏对抗宋廷成为一种唯一的选择。

西夏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势必极尽拉拢吐蕃部族之能事。西夏统治集团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主动提出与吐蕃尽释前嫌，愿结为秦晋之好。大力支持吐蕃的抗宋斗争；而宋对瞎毡、磨毡角部落的兼并，使湟水流域的董毡顿生唇亡齿寒之感，迅速改变以往与西夏的敌对关系是符合吐蕃民族利益之事。出于共同‘抗宋’的目的，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化敌为友也是情理之事！

熙宁五年十二月，西夏与吐蕃合亲的事情传至中原，在宋廷引起不小的震动。王安石向神宗提议设法阻止，只是宋人的消息太过闭塞，此时西夏公主早已到了青唐，生米成了熟饭，木已成舟。（大宋国情报工作的滞后，真是害人不浅啊！）

董毡在积极寻求外援的同时，派手下大将鬼章进入熙河，与木征及当地吐蕃诸部互为表里一道抗击宋军，以求恢复河湟故地。在踏白城之役中，鬼章率众二万余，分筑三城与宋军周旋。宋知河州大将景立思等人战死，吐蕃军取得了自熙河之役以来对宋作战的最大胜利。木征趁机联合西夏进围河州，一时间情势急转直下，熙河地区情势危急万分。朝堂之上保守派与反对派都无法再淡定，再起弃熙河之议，神宗为此焦虑的茶饭不思。

踏白之战后，吐蕃大将鬼章一战成名，‘时出之以慑制，西域、于阗等诸国皆畏惮之，董毡藉此一战之胜遂复其国’。解铃还须系铃人，很快王韶衔命出征，救兵如救火，王韶日夜兼程赴援。

王韶赶至军前，‘熙方城守，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

王韶再次展现了他的用兵才能，力排众议，分析敌情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

谋定而后动，王韶率兵‘直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木征知道援兵受阻，见机不妙，立即风紧扯乎‘拔栅去’。此后木征一直流窜于西蕃境内，直至熙宁七年四月，王韶大破西蕃，始出降。

河州之危顺利化解，宋廷上下终于云破天开。当初，景思立战死，神宗为之旰食宵衣，屡次下诏告诫王韶切勿轻敌。等到王韶的捷报传来，‘乃是，帝大喜’。

10　王安石军事思想

年轻的神宗可以转悲为喜，老成谋国的王安石却无法开心起来。熙河之役大获成功后，王安石也曾为此欣喜不已，他以为此战之后‘羌兵自此无传箭，汉甲如今不解累’。现在河州危局虽解，然而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踏白之败与河州的危局使王安石清醒的认识到，夏蕃联盟对宋经营熙河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清醒过来的王安石，重新审视王韶的《平戎策》，及时的对《平戎策》做出了修正。王安石作书与王韶，给经略熙河的他在信中如此写道：

……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完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诚能挫董毡，则诸羌自服，安所事讨？

王安石在书信中明确告之王韶：暂时停止尽取湟、鄯的战略意图！

计划赶不上变化，从前王安石也曾于神宗面前慷慨陈辞‘木征既取，则董毡、夏国皆知惧，如董毡亦非难取也’。然而事实却告诉王安石，与其‘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远不如继续实行‘联蕃制夏’政策来的稳妥；为了打消董毡的顾虑，令他迷途知返，王安石主张与董毡重修旧好，厚抚为我所用。‘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

此后，王安石虽然离开了政治权力中枢，然而他的对蕃政策却被神宗所继承。背靠大树好乘凉，吐蕃民族很清楚，宋廷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失是一个好的盟友，更何况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决定了董毡的最后选择。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在宋廷的努力下，河湟吐蕃终于与宋再续前缘，恢复友好睦邻关系。

洮、河流域很快安定下来，宋廷得以继续实施制夏战略。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对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董毡作为宋的忠实盟友，也应宋廷的要求出兵助战。董毡派遣‘酋长抹征等率三万人赴党龙耳江及陇、朱、珂诺，又集六部兵十二万，约以八月分三路与官军会一。’

神宗本来是见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外戚争斗不已，政坛动荡，担心辽廷先于宋人发兵。神宗想占得先机，一举灭亡西夏，哪知道事与愿违：宋军作战太不给力，五路大军被西夏杀的大败。

西夏侦知吐蕃出兵的消息，抢先发兵袭击斫龙城附近西罗谷的董毡部属，却被董毡的养子阿骨里打败。继而夏人又以许割斫龙以西地来引诱董毡叛盟，也遭到对方严辞拒绝。董毡表现出来的忠诚，令宋神宗大为感动，所以在五路大军失败的情况下，仍厚抚青唐吐蕃董毡，晋封他为武威郡王！

历史悲剧总是在不断的重新上演：

神宗朝之后，短视的宋廷再一次把吐蕃政权逼上了联夏抗宋的不归路，夏蕃得以继续和亲。宋廷‘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王安石一语成韱！熙河之役是兼并、招抚散布于河湟地区已经势微的吐蕃部落，其时董毡无力再次统一各分裂势力，而这些分裂势力处在北宋与西夏之间，无法久存。要么归附北宋，要么归附西夏。出于自身安全计，宋廷出兵攻占熙河地区无可非议。

在完成了对熙河之地的用兵之后，王安石以其政治家独有的敏锐眼光，在权衡利弊之后，及时对王韶的《平戎策》做出了修正。一昧的使用武力征服，只会适得其反。王安石修正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更见其远见卓识于一斑。

其政治智慧对今日中国之民族问题亦有借鉴之意义！

年轻的神宗经常是旰食宵衣，辛勤处理政务。怎耐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八九，继承的江山社稷家大业大，经常是烦恼不断，按倒葫芦瓢又起。国际国内的事务繁复，许多时候令他疲于应付。

宋、辽自仁宗朝庆历年间发生过辽兴宗索求关南旧地一事以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平对峙与友好往来。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双边关系在数十年后的熙宁年间再起波澜。

国际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11　宋、辽边境纠纷

辽宋之间再起争端，主要原因是辽夏关系的改善：

从11世纪70年代以后，辽夏关系逐渐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并且再次开启了友好合作的局面。辽夏关系的转暖，是出于双方的政治需要。辽廷方面有此诉求，是因为经双方协商妥善的处理了影响双边关系中的边境部族问题。西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代替叛逃党项输贡，以此方式来满足辽廷宗主国的政治、经济要求。只要有人埋单，辽廷也就乐得顺水推舟答应不再就边境问题寻衅。此时，辽廷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西北阻卜部族的反叛越演越烈，严重威胁到辽王朝西部边疆的稳定。及时的从辽夏边境抽身，尽全力镇压阻卜人是明智的选择。与夏王朝恢复旧好，辽廷还希望借重西夏的军事力量，共同反击和镇压阻卜；另外重点的一点是，宋廷对内刷新政治，对外积极开拓，在西北的话语权、政治地位已经呈现超越辽王朝的趋势。特别是在对夏战争中，宋廷一度取得进取横山、经略河湟的重大战果。宋神宗继位以来，短短数年间就扭转了此前对夏作战中的不利局面，而且树立了其在西北政局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继续，西夏的衰亡指日可待。接下来宋人就会掉转枪口全心全意地对付辽廷了。

辽朝担心有朝一日宋人也会把自己当作灭亡目标并不是杞人忧天，宋廷开拓河湟、制扼西夏，最终的目的正是与契丹做一个历史大清算。有鉴于此，辽廷大幅度转变了以前敌视西夏的政策，开始积极介入宋夏战争，力助西夏走出败亡的困境是符合契丹民族整体利益的事情。

熙宁四年（1071年），宁夏争夺啰兀城地区，西夏在失利之后，向辽朝请援。辽道宗‘发腹里兵三十万往西界’聚集在宋辽边境上对夏表示声援。

第二年，辽宋两国间爆发了边境纠纷，事件很快升级，辽国派兵七八千越过拒马河界，由此开始了近两年之久的边境属地纷争。

公元9世纪后期契丹人崛起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政权，此后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辽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不断南进，因为辅立了后晋石敬瑭政权，所以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地土。北宋在继承了后周国土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疆域，并试图夺回燕云故土。宋辽之间经过数次较量，最终认同均势局面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中古中国的又一个南北朝。

从此，辽宋双方各据当时中国的南北半边，两国之间有一条大致稳定的边界线，其中自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以北，边界为拒马河，又称白沟河，经霸州（今河北霸州）东至海口，也被称为界河。界河以西，主要是以后晋所献十六州中南边军州军为界，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和宁边州（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南）及金肃州（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等州南境为辽国南部边界。北宋在灭亡了北汉之后，也继承了此边界。

影响辽宋两国关系的正是领土与边界问题，辽宋关系中最为敏感的也是边界。北宋为此在辽宋边界地区，河北东、西路和河东路北部沿边地区设有缓冲区。在河北缘边为两属地，在河东边界则设有禁地。在与辽廷的争锋之中，宋人总是居于守势。为此北宋为了防御辽朝的进攻，缓解边境的压力，避免直接冲突，在辽与处理边境事务时候予留了弹性空间。方便双方在边界事务的处理中游刃有余。

在宋辽边境之间的缓冲区也称为两输地，顾名思义，两属意为既属于宋，同时也属于辽，两输为既向宋供租赋，又向辽缴租赋。居住于两属地的人户，称为两属户或两输户。两输地之北为全属辽国地区，之南为北宋国土。

在熙宁五年之前，辽国不曾派兵进入拒马河以南的两属地区。熙宁五年和六年时，辽国多次派兵越过拒马河，平静多年的两属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

事情的起因是，北宋缘界河巡检赵用，因北人在界河上捕鱼，并劫夺界河司船，赵用忍无可忍，派兵过河追捕。失去理智的宋人越界河十余里，不但夺回了鱼船，而且报复性的焚烧了不少的北界房屋。事态迅速扩大，辽廷开始举兵过拒马河南两属地，并提出要求北宋罢乡巡弓手。

关于这一事件，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这是契丹人的挑衅。似乎是辽廷预谋已久，有意制造事端，挑起边衅。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宋，是不符合契丹国家利益的事情。故意制造事端，挑起争端，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推行的各种关于军政方面的改革，已经引起了契丹政权的严重不安。

12　政治危机

熙宁三年制定的保甲法推行以来，经过严格的训练，保丁具有了较高的武艺，一些人‘事艺精熟’，其精锐程度甚至‘更胜正兵’，超过了禁军的作战力。由于保甲法使‘农民半为兵’不但引起了司马光等人的担忧，而且民兵队伍的壮大，也令‘夷狄望风震恐’。宋人在雄州两属地创建乡巡弓手，契丹人对此深感不安，一直在寻找机会提出了罢却乡巡弓手的要求。赵用过界事件，正为契丹人找到了责备宋人的借口，于是出兵巡逻拒马河以南两属地，此后辽国巡马时常出现在拒马河南两属地。后来干脆着手在两属地设立边防哨所，显然是想将军事存在形成一种常态。

辽廷在越境增设边防哨所的事情引起了朝野震动，神宗深感不安。廷议中枢密使文彥博、副使蔡挺主张针锋相对‘候其来，必争令拆却’。

神宗担心辽廷不会善罢甘休，忧心不已道：“拆却若不休，即须用兵，如何？”

蔡挺斩钉截铁答道：“不得已，须用兵。”

神宗却对同时与辽夏吐蕃交兵信心不足，‘以为难，曰：彼如此，何意也？’

王安石主张依从辽人的要求，暂时罢却乡巡弓手，并断定辽国不会侵占两属地。

文彥博等认为，如果尽罢乡巡弓手，‘恐两属人户为北人所占，若向时放税，便为北人所收，不可复取。’

王安石则认为‘时异事殊，即应之不可一揆。今观北人惟欲无事，非敢倔强也。如占差役人，则我占人数比契丹所占甚多，然契丹乃欲依见在所占人分定。’

王安石希望息事宁人，并不是对契丹人畏之如虎。而是担心事态扩大之后，宋廷有两线作战的风险。现在谋取横山、熙河开边的事情正进行到关键时候，必须尽全力支持王韶等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军事上的失利，牵一发而动全身。会令轰轰烈烈开展的变法戛然而止，任何影响新法推行的事情都必须要防止发生。

神宗与王安石在处理这次政治危机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想到了绥靖政策。果然，熙宁六年六月之后，再未有辽巡马过河的事情发生。人同此心，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任何扩大事态的军事挑衅都是一种不理性的盲动。宋与辽之间都不希望打破这种国际的均衡态势，所以做的最多的是一种政治讹诈。一时的隐忍是为了将来的暴起发难，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国际纠纷，事件当事人通常时候是不会诉诸武力解决的。

事情终于平息，契丹人果如王安石所料并没有在北宋边境安置哨所，这一事件也没有影响到王韶攻取河湟的军事行动顺利实施。

兵圣孙子云：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王韶熙河开边大获成功，宋廷取得了一场空前的军事胜利。清人梁启超对此赞誉有加道：自韶之为安抚司，不过二年，而辟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取二百余年来沦没之旧疆，一举而复之，亦可谓振古奇勋也。

开拓河湟之地的成功，也令王安石的声誉达到了颠峰。军事的胜利有力的支持了国内各项新法的实施，保守派的反对声音渐趋势微。

第三十二章　天灾？人祸？

01　郑侠《游民图》（上）

就在王安石准备大刀阔斧的继续深入变法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不期而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先是各地出现蝗灾，好不容易度过蝗灾，哪知道从下半年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滴雨未落。大河小溪都干的河床龟裂，草木枯黄，庄稼旱死，墒情如此，春播等农事根本无法继续进行。

大灾之后，许多地方青黄不接，人们不得已之下离乡背井，开始携儿挈女的逃亡。一群群面黄肌瘦的难民，汇成一股股逃难的洪流，向汴梁城涌来。

各地报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来，神宗御案上每天都是这种申请赈济的奏疏。神宗与王安石为此忧心不已，安排各地积极赈灾，展开生产自救。然而，或因地方官员办事效率低下，或因政府赈灾的存粮有限，赈灾工作只能是杯水车薪，难民仍如潮一样涌入汴梁城。繁华似锦的御街之上，满眼皆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灾民。

面对百年一遇的灾情，宋廷君臣束手无策，只能徒唤奈何。神宗皇帝心下郁闷，自己即位以来，旰衣宵食孜孜求治，国计民生稍见起色，上天就降下如此大灾。如今民不聊生，自己大赦天下、祈雨、避殿减膳、平抑米价，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不见上苍垂怜，天降甘霖，难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

俗语有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熙宁年间的宋廷却是既有近忧，亦有远忧。面对天旱不雨和辽廷的政治讹诈，王安石竭力支撑危局，协助神宗皇帝共度时艰。就在他身心俱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之事，使王安石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不得已请辞相职。一幅史称《流民图》的小画作，成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导火索。

开封监安上门郑侠，把一些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假称紧急公文，呈送神宗。在这幅图中，郑侠倾尽其能，如实地描绘出饥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女之状，这些惨状，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动容、洒一掬同情之泪。

令所有人诧异的是，郑侠却与王安石大有渊源。

郑侠、字介夫，福建人，生于庆历元年（1041年）。嘉佑四年（1059年）郑侠父亲任江宁酒税监，数年之后郑侠到父亲任所附近的清凉寺‘闭户苦学’。对郑侠好学不倦的精神，因母丧回籍讲学的王安石‘每称之’。郑侠因此也有幸成为王安石的弟子，（王安石自言‘尝从臣学’）二人有师生之谊。

治平四年（1067年）郑侠中进士第，授职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后开始推行新法，擢郑侠为河南光州（河南潢川）司法参军，主管地方民、刑案件。熙宁五年，郑侠任期满之后进京述职拜见恩师。熙宁四年开始，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于是朝野上下出现了‘天下争诵律令’的普法热潮。王安石的法制建设也是在为推行新法夯实基础，不但可以提高官员的执法水平，还可以推广普及法律文化。王安石希望郑侠参加这个考试，如此一来，可以不次提拔成为京官，做自己改革的重要助手。

然而，郑侠在地方任上却亲眼目睹了许多新法在实施中的种种弊端，无意参加这种考试，谢绝了王安石的好意。郑侠虽对新法持有异议，但却以为‘安石知己、思欲尽忠’所以将自己在地方的见闻一五一十的告诉王安石，希望可以引起王安石的注意。师生二人话不投机，见王安石沉默不语，郑侠立刻知趣的告退。

此后，郑侠数次上书王安石，议论新法害民之事，王安石只是不答。不久，郑侠改任京师监安上门之职。王安石虽不满郑侠不附已，却派儿子王雱经常探望他。

02　郑侠《游民图》（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修撰《三经新义》，请郑侠参加协助，郑侠又以‘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为由婉拒。王安石尊重郑侠的选择，对此一笑置之。师生二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日渐疏远。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郑侠终于领教了恩师王安石的执拗。

王安石性格中的‘吝’也是尽人皆知之事：

曾巩，王安石从前的好友，‘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

神宗有一次问曾巩：“安石何如人？”

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

神宗听到曾巩的回答，深感不解，问道：“安石轻富贵，何吝也？”

曾巩答道：“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

诚哉斯言，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不善于作自我批评与反思的人！他性格中的缺憾也是变法最终黯淡收场的重要原因。

郑侠每天眼中见到的全是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灾民，本来天灾已经让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了，然而一些开封府的官员却仍以影响市容为名驱之如豖羊。郑侠看的流民悲号啼哭之声惨烈，心中更是悲愤不已，由此更坚定了反新法的信念。他知道讽劝王安石无用，决心要冒死为民请命。郑侠情知文字不足以打动神宗，于是发挥所长，眼含热泪，心情复杂地用丹青妙手绘就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流民图》。同时郑侠写了一道上神宗疏，自己越职言事是‘上畏天命、中忧君国、下忧生民’请求天子将‘诸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

郑侠担心自己人微言轻，上疏根本交不到神宗手中。于是将奏疏和画假称紧急公文，私自发‘马递’送到银司台。有宋一代，只有紧急军情与突发事件才可以发‘马递’。郑侠一个城门守的芝麻官，擅自发‘马递’直通银台司，向天子上奏，属于严重违法违制。

收到‘马递’相关人员不敢耽搁，立即在第一时间交到了圣明天子手中。《流民图》画面上流民卖妻鬻子、辗转挣扎的惨象强烈的震憾了神宗，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眼皮下的首善之区居然会有如此令人心酸的场景。诚如郑侠疏中所言：‘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

首善之区如此，其它地方情形如何可想而知！

郑侠指出：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并且赌咒发誓‘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

史载，‘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第二天，神宗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曰：“识侠否？”

神宗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表明。王安石看了此图也是极为震惊，当时心潮澎湃，既没有想到城中流民如此艰辛，另外根本没有料到郑侠会有此一举，当时应该是大脑一片空白。

怔忡片刻，省过神来的王安石才想起‘因乞避位’。

神宗却另有计较，只因为一幅画就罢了王安石的相位，太过骇人听闻。‘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只追究郑侠的‘擅发马递’之罪，本身就是耐人寻味之事。

郑侠，也是“荆公门人”，他上《流民图》为民请命，率先攻击新法的行为在一些人的眼中看来无异是种欺师灭祖的背叛行为。但郑侠心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义，为天下苍生鼓与呼，这样的背叛只能令人肃然起敬。郑侠的背叛，也与王安石拒谏有一定关系。当反对新法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他更应该保护戒惧之心，多听取不同的声音，及时修正各项变法条例，求得更多人的谅解与支持。

一意孤行，虽千万人吾亦往矣勇则勇矣，但丝毫无益于世，绝非大智！

是非功过，世人自有评说。后人有诗赞曰：“空怀忧国长沙泪，难绘流民郑侠图”，郑侠身后谥为‘介’，果是名至实归！

就在神宗为天旱不雨而心下纠结不已时候，北邻辽王朝也来趁火打劫：熙宁六年冬，契丹遣使至汴梁，说宋廷边防军的口铺（边防哨所）侵占了蔚、应、朔三州地境土。宋廷的行为是在对契丹政府的挑衅，辽廷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重新划分疆界。

一时间内外交困，王安石一边据理力争、小心应对契丹人的政治讹诈，一而还需为天灾流民之事而焦虑。好在他从来认为‘天变不足畏’，对这种极端天象只当作是突发之事，并没有对天象过多的萦怀，他心中担心的是反对派官员趁机而起攻击新法。

辽廷的无理取闹，在神宗眼中看来却以为契丹人是有备而来。年轻的天子每日又在为万一外交交涉不成，如何应付契丹人的南侵而心惊胆颤。

史载，‘上忧契丹’，王安石为神宗剖析道：“岂有万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必是事尚有可思处！”

继而开导天子曰：“以今日土地、人民、财力、无畏契丹之理！”

一天，忧心忡忡的神宗对王安石道：“卿向不以天象为忧，然此次旱灾凶恶，不比往常，你我君臣都当反身自省……”

王安石并没有察觉异样，依然宽慰神宗道：“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今年偶遇灾旱，也非异数。但尽力救助而已，不必过于忧虑！”

见王安石仍是用这些老生常谈来搪塞自己，神宗心下不快，反驳道：“此事岂小事？朕恐灾害如此严重，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

王安石正要争辩，见神宗神色憔悴、心绪不宁，知道他最近因国事懊恼，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03　神宗皇帝的检讨书

熙宁七年三月的一天，神宗在延和殿忍不住对翰林学士韩维（韩绛胞弟）大倒苦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

韩维食君之禄、为君解忧道：“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愿陛下痛自责已，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命，有所蠲放，以和人情。”

韩维婉转地在批评圣明天子，损膳避殿这些办法只是流于形势而已，于事无补。只有拿出诚意来，才能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之道就是在于诚恳地承认错误，下诏广求直言。（要求倾听朝野的呼声，多听批评意见）

神宗认为韩维所言在理，数日之后颁下罪已诏：

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至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

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正理。三事大夫，其务悉交儆，成朕志焉。

神宗下诏书广求直言，消息很快传至大江南北。远在洛阳著书的司马光再也坐不住了，饥民遍野的惨象比空洞的文字更有震撼效果。现在天子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不趁机指摘新政，岂非不智？

数日之后，司马光绞尽脑汁拟就的奏疏放在了神宗御案——

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等了数年，终于等到了一个闰月年）

……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必须要肯定神宗作法的正确性，先扬后抑，做文章需要章法）

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云。（司马光有时也非常的虚伪，既说‘夫复何云’，何必啰嗦数千字攻击新法？）

……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异……更为宗庙生民之福乎？（从文字中流露出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意思，令人汗颜啊！）

然自诏下以来，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当今之急务，生民之疾苦，力为陛下别白言之者乎？（司马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担心神宗下诏流于形势，没有人真的站出来为民鼓与呼！）

盖必有之矣，而臣未得闻也。臣窃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国厚恩，备位侍从……不敢予国家之议，四年于兹矣。（司马光自问自答，而且对自己的上书寻找更多的理由。没有攻击新法已经四年了，在他的心中无一日不在惦记尽废新法之事）

幸遇陛下发不世之诏，问以朝政缺失，斯实千载一时，古人虽在吠亩，犹不忘君，况居位食禄者乎？（千载一时，机会难得）

是以不敢畏当途，避众怒，爱微躯，保妻子，心知时事之可忧，而塞默不言也。（这话欠商量，其间的四年哪里去了？难道不是畏当途，避众怒吗？）

……然六年之间，百度分扰，四民失业，怨愤之声，听不忍闻，灾异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委婉的责备圣明天子）

岂非执政之臣，所以辅陛下者，未得其道欤？（开始切入正题）所谓未得其道者，在于好人同已，而恶人异己也。（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怎知这批评用在自己身上也最是合适不过。）

……于是天下之士，躁于富贵者，翕然附之，争劝陛下益加委信，顺从其言，严断刑罚，以绝异议；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来，中外执事权者，皆此属矣。其怀忠直守廉耻者，皆摈斥废弃，或罹罪谴，无所容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言之太过）

方今朝政缺失，其大者有六而已：

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

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

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

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

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

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司马光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一直在心中无法释怀，所说新法弊端既有实情，也多有不实之言）

……凡此六者之为害，人无贵贱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后之臣，日誉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圣意，附会执政，盗富贵耳。（地球人都知道新法不好，只瞒着圣明天子一人。这话让神宗皇帝情何以堪？）

……窃观陛下诏书，寅畏天灾，深自咎责，丁宁恳切，欲有所改为也……陛下诚能垂日月之明，奋乾刚之断，放远阿谀，勿使壅蔽，自择忠谠，为台谏官……如此则中外欢呼，上下感悦，和气薰蒸，雨必霑洽矣。（把天象与人事扯在一起说事，这是司马光惯用的伎俩，不如此，无足以打动神宗。）

04　压力山大

如果说韩维只是隐讳的提示神宗皇帝，那么司马光干脆就是将天旱不雨的灾害完全归咎于新法的推行了。神宗‘避殿减膳’，只是自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罢去王安石、尽废新法，才能感动上苍，普降甘霖。（司马光此疏具体上于何日，已不可考。按内容推断，应在郑侠上《流民图》之后）

司马光之后，知青州滕甫也相继上疏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神宗虽敬畏上天，但司马光攻击的新法一无是处，他也无法尽信。自继位以来，他自认为旰衣宵食，所行政事无不是利国利民之举，新法的实施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司马光对新法的否定，神宗从心理上也无法接受。如果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就意味着推行新法六年来自己所作的所有努力全是无用功！

但司马光披肝沥胆之语，又令他悚然动容。神宗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御弟赵颢）至太皇太后宫’。

仁宗曹皇后年纪渐长，体弱多病，在后宫调理静养。

见到神宗，太皇太后强打精神陪着叙话。神宗小心伺奉，哪料的曹后忽然话锋一转道：“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

话从深居九重的太皇太后口中说出来，神宗略一怔忡，心下不快。但老太太既然提及，只好含糊其辞道：“以利民，非苦之也。”

曹后岂能看不穿神宗的小九九，不以为然地建议道：“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

神宗无奈，只好实言以对，回道：“群臣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

神宗明白，王安石在朝一日不可或缺。

曹后听了正在沉吟之际，一旁陪话的祁王却突然开口道：“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

宋‘祖宗家法’规定：对待宗室‘优之以爵禄’，但‘不责以事权’。对宗室只是加以尊崇，授以无实权之显职，有意不与插手朝政的机会。这样做，基本上排除了他们权力无限膨胀的可能性，也是对宗室的一种保全，对统治者与宗室都有好处。赵构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宰相道：“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贤才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亲情在权力面前黯然失色，权力不但使人泯灭良知，还与亲情绝缘。

祁王现在所能做的事情不过是‘请安问膳’而已，对国事根本无权置喙！

祁王的话，惹的神宗龙颜大怒，当场发作道：“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

见兄长说出如此诛心之语，祁王当时目瞪口呆，哭诉道：“何至是也！”

一场团聚最终不欢而散。

其实，神宗并非是恼怒祁王干政。而是心底的愤怒与忧郁无法宣泄，恰好祁王撞到枪口上而已。

王安石和变法派制定推行的市易法，大致是以西汉中叶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为借鉴而建立的。立法的初衷是‘直以细民久困于官中需索，又为兼并所苦，帮为立法耳’。摧抑兼并，就是要政府分享从前一向由豪商大户所独享的利权。如此一来，市易务的运行势必要损害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利益。

北宋对皇亲国戚执行‘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的特殊政策，不让他们过问政治，但鼓励他们兼并土地、经商谋利。外戚向经是京城有名的‘影占行人’，他与宫中内侍勾结每年从专供皇室的交易中获得令人咋舌的巨额回扣（直到今天，政府购买仍是黑幕重重。国家的钱，不赚白不赚！白赚谁不赚？）；太皇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是有名的大商人，欺行霸市，贱买贵卖（史称，曹佾‘得外戚之体’，在神宗朝之进更是夹紧了尾巴作人：‘佾口不敢荐一人，佾门不敢接一人，日饮醇酒，以自娱乐而已’元丰年间被封为济阳郡王，成为宋代外戚中的第一位封王者。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差钱的外戚，仍不忘记与民争利，实在是无耻之尤。）；特别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她的家人在京城里参与众多生意，受到的打击和损害最大，高太后对变法派和王安石恨之入骨；文彦博的家人更是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熙宁五年华山悬崩，文彥博居然将此归咎为市易司在汴梁城卖水果造成的。（多亏他也想的出来这大宋朝的蝴蝶效应）所有皇亲国戚、太监大臣、富人大商团结起来，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指向变法派。

05　曾布倒戈

时间不久，‘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不便者，且曰：“王安石变乱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再三坚持，神宗‘乃已’。

哪知道神宗口中答应着，却暗度陈仓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吕嘉问在掌管市易司的时候，立功心切，背着王安石违反法令、多取利息的事情也没少做。随着市易务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富商大户在商业方面的垄断活动空间越来越逼仄。一些富商干脆转行去开设质库（当铺），转而在资本运营领域寻找新机会了。更多的人却在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攻击市易法，市易司这个天字第一号国企日进斗金，无疑是在虎口夺食。

对于一些中小商人来说，市易法也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商业机会，他们除了叫苦连天之外，只有更加恶毒的攻击市易法了。这些‘群众呼声’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会混乱，与外戚、皇亲、朝臣们反对市易法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更让熙宁七年的政坛如同乱麻。

神宗本来对市易法从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当初吕嘉问在市易法实施之前，上疏神宗关于市易法三十条建议中，曾经明确提出：‘兼并之家，较固取利，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

吕嘉问主张对豪商大户垄断市场和价格的行为，按律治罪。希望新法的实施有法可依，用法律去规范大商人的行为，为市易法保驾护航，提供法律依据。

这样做，虽会对市易法的顺利推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因此引起的反对声浪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神宗皇帝看到这个建议后，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用朱笔划去了此条，使之未见于颁布的市易法之中。他心底非常明白这些‘兼并之家’到底是些什么人了！当太皇太后、太后、祁王，包括他身周的内侍都在众口一词的反对新法时候，神宗终于明白，改革是真的触了众怒了。对祁王神宗皇帝可以厉声的呵斥，但太皇太后的忠告他必须斟酌再三了。

郑侠上《游民图》之后的一天夜晚，神宗命左右交给三司使曾布一个手札，其中有‘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颇妨细民经营。众言喧哗，不以为便，致有出不逊之语者。卿必知之，可详具奏’之语，密命曾布查明市易司‘妨细民经营’的实际情况，如实上奏朝廷。

神宗绕过王安石直接向三司发号施令，而且旨意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左。事情太过突然，不能不令曾布寻思其中缘由：显然，这是一个宋神宗对市易法产生动摇的危险信号。

作为改革主力、王安石高级助手的曾布，敏锐地感到了帝、相之间产生的微小罅隙。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静更深，曾布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必须作出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跟定神宗皇帝，按最高指示办，这无疑是一条风险为零、最为稳妥的路，但势必将与变法派反目成仇；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与市易司一边，联合变法力量共度时艰。坚定赵顼信心，打击反对力量，使新法得以继续，这样做政治生命有戛然而止的可能。

现在，年轻的神宗皇帝撇开王安石，直接向他这位宋帝国最高财政机构的长官下达指令，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一向以变法大业为己任的曾布，决定与从前的自己分道扬镳。

他虽是吕嘉问的顶头上司，但二人之间早有龃龉：

市易法开始实施之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他既得神宗皇帝的青睐，又有王安石的支持，根本不将三司使薛向放在眼里。屡次攻击薛向阻挠市易法的实施，王安石并没有深入调查，听了吕嘉问的一面之词，罢了薛向的官，另外推荐了曾布为三司使。如此一来，更助长了吕嘉问的气焰，薛向前车之鉴不远，曾布心中恨极，也只好极力容忍这个部下的蛮横无理。

现在神宗既有意整顿市易司，他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公报私仇。此前，曾布受命察访河北，他征辟魏继宗为察访司指使调查市易司存在的问题。作为市易法的建议者，魏继宗实监市易务，对吕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

神宗既然定了调子，曾布决定顺风承旨。

06　有经济头脑不等于有政治头脑

市易法开始实施之后，魏继宗以布衣之身跻身朝堂，担任了市易司中重要的职务。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开封市易务的试点取得巨大成功，京城市场空前繁荣。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市易务很快扩展到了十几个大中城市，并颁布了系统完整的市易法，北宋政府从商税与赊销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收益。魏继宗并没有为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他在暗中考察汴京实行市易法后的实际效果，力争使市易法更加完善、更趋合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分析报告，准备再次上书，建议将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整改。

正在此时，三司使曾布让他把市易法实施以来，市易务的一些做法欠妥当及需要改进的意见整理出来，以便下一步充实提高。这正与魏继宗的想法相同，他也没加考虑便把自己对市易法的看法说了出来。史载：‘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榷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市易法确实在许多地方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魏继宗对吕嘉问的不满溢于言表，曾布灵机一动‘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

听了魏继宗的话，王安石不由大吃一惊。责备魏继宗道：“事诚如此，何故未尝以告安石？”

魏继宗实言以告：“提举（吕嘉问）日在相公左右，何敢及此？”

王安石听了心中波澜起伏，只好默然不语。

曾布见状，问王安石：“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

王安石百密一疏，乍闻魏继宗之言，他心烦意乱之余，并没有慎重考虑如何善后。更没有料到曾布并不是如实向神宗汇报工作，而是加了不少自己的‘猛料’：

崇政殿上，曾布以反对派口吻加进自己的主观推测全盘否定了市易司的成绩，无限夸大了市易司工作中出现的弊端。诋毁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堂而皇之的指责吕在执行市易法过程中‘务多收息以干赏’，并诬蔑市易司垄断各种商品‘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吕嘉问是在‘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

曾布将市易法攻击的一无是处，吕嘉问就是最大投机商、官倒、新的兼并者。

尤其可恶的是，他居然恭维神宗：‘陛下以久旱焦劳，诚垂意于此（市易法），足以致雨。’

这简直跟朝野之间反对派一个论调了！曾布的努力付出立刻就有了回报。神宗对他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要他再立新功，‘必欲考见实状，非卿莫可！’

曾布的表现，令朝堂之上所有人目瞪口呆。不但变法派不解和愕然，就连反对派心下对他的行为也十分的不齿。

魏继宗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懵懵懂懂之间坠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满腔热忱的报国之心，竟然成了政客们相互攻讦的工具。曾布为了迎合神宗，竟然将自己的工作报告肆意修改，他对市易法的一些反思也成了反对派攻击新法的口实，魏继宗终于领教了政治的险恶，光有经济头脑没有政治头脑只会撞的头破血流。

无端卷入政治斗争的魏继宗不久后被关入开封府狱中，‘夺秩勒停’，沦为变法派内讧的牺牲品。

07　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为了消弭因曾布的倒戈而给市易法带来的恶劣影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极力辩白，同时推荐吕惠卿与曾布一同追查事件真相。

直到王安石罢相之后，这件所谓‘市易司违法’案才查了个水落石出：

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至是揣知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然议者亦不以布为直。

曾布的政治投机，最终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整个事件的恶果却是导致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曾布在这场赌博中并没有取胜，摇摇摆摆的宋神宗经变法集团的打气，又恢复了对市易法的信心，于是该法稍经变更后，继续发挥作用，而野心勃勃的吕惠卿也辜负了王安石的殷切嘱托，不但沉重打击了曾布，而且也把忠于新法、却不附已的吕嘉问排挤出了朝堂。

此次事件，是以皇太后及诸王为首的守旧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变法的高潮。宋神宗意志的动摇，导致曾布倒戈，曾布的倒戈导致变法派内部严重的分裂。从此，曾经屡次成功地挫败反对派进攻的变法派，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开始走向衰败。

曾布是变法派中功勋卓著的人物，是王安石的两大得力助手之一，一直主管新法的推行工作，曾与吕惠卿共同制订免役、保甲等法，卓有成效。他还与反对派及其反变法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打退守旧派对免役诸法的反对高潮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安石曾经说过“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可见曾布在王安石心目中的位置，他的反戈一击，正赶上神宗皇帝的动摇、旧党力量不断强大，变法极度困难的时候，给新法的推行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

识人难，正是因为世间德不胜才者居多。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需日月的磨砺才知，一个官员的政治品德，需在危难之际才能知道！

神宗对市易司的质疑，令王安石悲愤莫名。他敏锐地感到了反对派要趁此机会致吕嘉问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市易法如果被紧急叫停，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关键时刻，他必须力挺吕嘉问，为此不惜与神宗争辩：‘非嘉问孰敢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辩’。

在事关祖宗家法的一些地方，神宗表现的寸步不让。更不会理会王安石的反对意见。历史证明，当改革革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身上之际，总会遭遇强大的阻力。王安石的改革必须要在神宗设置的框架之内进行，改革并没有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在专制体制下的改革不可能走的更远。神宗皇帝的直接干预与宸纲独断，不仅妨碍了王安石具体改革法令的执行，更是推行新法的最大障碍。

荆公变法，殚精竭虑，其过程之艰难，其遭反对之激烈，为史所罕见。王安石坚忍不拔的个性使得他能够顶住一切反对、保守的巨大压力，推动改革的大舟前进。他有勇气和信心粉碎反对派的进攻，却无力阻止皇权的最后决断。

令人扼腕的是——造成神宗皇权的无限膨胀，也有王安石自身的原因。

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亦不为过！

自熙宁六年以来，王安石屡次上表章主动请辞，都被神宗皇帝驳回。熙宁年间的改革，神宗离不开王安石的鼎力支持。

史载，王安石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一枚当二，如后世钱之当十、当二十、当百者），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神宗见反对者众‘欲罢之’。

王安石见神宗总是不调查、不问情由的政策反复，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

见王安石称疾不出，神宗只好主动承认错误，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

王安石动辄称疾不出视事，在神宗眼中看来就是以撂挑子威胁自己。但朝堂之上没有了王安石，改革之事就无法继续，改革夭折，富国强兵的理想就会成为空想。情急之下，神宗不惜以一国之尊赌咒发誓自己对王安石之情‘天日可鉴’。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安石如果再固执已见，就是不识抬举了。伴君如伴虎，逆龙鳞的结果如何饱读读书的他岂能不知？

08　久旱逢甘霖

枢密使文彥博屡次反对新法的实施，因此成了变法派官员的眼中钉。监察御史张商英上疏弹劾，（事情亦有可能是出于王安石的授意，或者是张商英的个人行为。）不但未能动的文彥博分毫，反而‘坐不实贬’。

此后，文彥博出判大名府，在任上消极怠工，在地方有意不实施新法。转运判官汪辅之将情况据实上奏神宗，哪知道圣明天子居然做出了令人诧异的举止：

神宗‘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神宗皇帝金口玉言，而且是雷厉风行，不久之后，果然将汪辅之免了官。天子将变法之事说成细务（小事），既是对反对变法派行为的鼓励，也令变法派官员沮丧不已。

另据《宋史-蒲宗孟传》记载：

帝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宗孟率尔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

帝不语，直视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宗孟惭惧，至无以为容。

神宗虽然是在反驳蒲宗孟之言，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安石在一旁心中会作何想？

蒲宗孟既‘无以为容’，王安石当为‘无地自容’！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中将此事记载于王安礼任右丞之时，明显有为尊者讳之意。

宋人杨仲良将此事如实记录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之中，兹转录于此以证笔者所言不虚：

六年（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孟宗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

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才之叹……余文同上！

可见，蒲宗孟此说明白无误是熙宁六年八月贬官之前，而《宋史》一书有意模糊，亦是如邵氏相同的心思使然。

读史至此，岂不令吾辈发一声浩叹？

神宗笼络在野的元老重臣无可厚非，但公然在朝堂之上长保守派威风，自然会使变法派官员感到寒心了。

神宗的草率，也挫伤了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性。他曾不无委屈地辩白：

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

观王安石之意，也是在温婉的批评神宗。造成人才缺乏的局面，也要在自己身上多找原因。神宗的一些行为，伤害了广大变法派官员的感情，如果只求得相安无事，又何必自寻无趣呢？

神宗对保守派官员的包庇、纵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变法派阵营的分裂。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出现动摇，甚至对新法反戈一击，更令新法的推行举步维艰。

在神宗下罪已诏并广求直言后数日，再次下诏‘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

神宗终于下定决心，紧急叫停了各项新法。诏出当天，一场期盼已久的甘霖终于姗姗而至。这场‘及时雨’更使天下臣民坚信了‘去安石、天乃雨’的传言，从来宣称‘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心情抑郁至极处。年青的神宗皇帝此前对自己言听计从，随着时日的推移，神宗越来越表现出来的强势令王安石如坐针毡。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势必要加强王安石的相权，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开展，王安石的相权也进一步扩大。在保守派的眼中，王安石执政的一些行为，完全可以视为‘擅权’。但神宗明白，朝堂之上只有王安石一人是‘横身为国家当事’者。所以对王安石个人性格中的缺憾，神宗只好隐忍。

第三十三章　息影山林

01　才成霖雨便归山

随着年龄与政治经验的增长，神宗的帝王心机也变的日益深沉。相权的扩大，与君权的消弱相对。神宗逐渐纠结于‘君臣相与、遂失威福之柄’的烦恼。各项新政实施以来，政权已趋稳定，财政状况一改从前捉襟见肘的拮据，神宗也开始难以接受王安石对君权的钳制与干涉，无法容忍大权旁落。

从对司马光上书、郑侠献《流民图》等人的处置来看，王安石敏锐的感觉到了神宗心底对他的不信任。王安石知道自己必须要离开是非之地了：圣明天子都降罪已诏向天下臣民认错了，如果自己选择继续留在朝堂之上，不但会被人讥为恋栈，而且是自取其辱。

王安石上表求去，神宗一如从前挽留。但王安石明白，这次神宗的挽留只是例会公事，所以立即再上表章恳请，‘疏凡六上，言词哀恻’。神宗皇帝也明白君臣二人心中已存芥蒂，知道王安石去意已决，只好退而求其次，请王安石为国荐贤。王安石离开之后，千头万絮的朝政还需要有人来帮助神宗处理。王安石也担心因为自己的离去，而断送此前的变法绩效。于是为国荐贤——旧友韩绛、变法得力干将吕惠卿！

神宗暂时叫停变法，并不是就此真的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

得知王安石自请罢相的消息，吕嘉问、张谔等人担心王安石的离去而使改革夭折，守着王安石哀哀哭泣，王安石心乱如麻，只好故作好整以暇状安慰二人道：“已推荐吕惠卿了！”

几人这才收住眼泪，他们心底也清楚，神宗皇帝不相信眼泪！

数日之后，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史载：安石荐绛代已，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

在交接完工作之后，王安石乘舟而下，飘然离开了汴梁城。王安石七年前踌躇满志的离开江宁北上，如今黯然而别，数年弹指一挥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的心底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去职而丧失对变法的信心，他曾于《乞解机务札子》中与神宗约定：

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足以成圣治，臣义难以更留京师以速官谤。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于异时，或赐驱策，即臣已尝面奏，所不敢辞。

朝堂之上每天为应付朝政纷争而殚精竭虑，令时年54岁的王安石身心俱疲。舟行至瓜洲，满眼绿色春意盎然。王安石一扫连日来的颓唐，欣然命笔，写下了千古佳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观此诗格调清新、意境幽远，尤其是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句更是千古绝唱。一个生动形象的‘绿’字更是将无形的春风跃然纸间，成了该诗作的诗眼。（王安石的诗以工取胜：据载，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但这样一首好诗因为对写作时间的争议，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其中有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说，又有熙宁八年二月说。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言为心声、王安石的诗词多是有感而发的政治诗。

02　明月何时照我还

当代科教书中虽然收录了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但都将此诗的写作时间记为熙宁八年的二月。这样写正是因为有意突出作者的写作背景，教科书中故意将这首诗说成是王安石二次拜相北上时所作，意在突出作者的思乡之情。

对此说，慕雨不敢表示苟同——王安石的第二次复出仍然有勇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精神，不可能刚刚离开江宁就思乡！很难想象一个心系天下的伟丈夫，甫出家门就思乡。

笔者妄自忖度：此诗应写于熙宁七年，王安石在第一次罢相赴江宁任上的途中！

王安石近乡情更怯，泊舟瓜洲，距离江宁旧居已经‘只隔数重山’。春风拂来，满眼皆绿，王安石对改革变法重燃激情，遂发出‘明月何时照我还’之感叹！此句既有故乡遥望数重山，返乡心切之意，更有何时重回朝堂，将变法进行到底的期盼。至于何以有五月瓜洲水两岸方绿之事，熙宁七年春的大旱便是最好的诠释！

王安石的另一首咏怀诗《君难托》可以作为笔者此说的佐证：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

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

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

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

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王安石的咏怀诗多是抒发其抱负及出处进退之间矛盾心理，格高韵远，既彰显其大政治家的风度，又有诗人浪漫洒脱的不羁气质。这首《君难托》看似以一个女子的口气对爱人负心薄幸的谴责，其实是婉转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胸襟。即使是‘君难托’，而我仍然是信守当初的承诺。显然，王安石是告诉世人，不管怎么样，自己虽是所适非人，但对变法大业仍是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到底！

时隔多年之后，王安石再回江宁故地重游心中自是感慨万千。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他行吟的足迹，国计民生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他难以做到‘心如秋水静’，王安石身处江湖之远却仍心系天下苍生。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在知江宁任上，王安石虽暂时离开了权力中枢，没有了日理万机的繁忙公务，他更可以在寂静的时候对改革与变法做反思与回顾。他仍无时不在关注着朝堂上政治的变化，当得知新法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罢废，在韩绛与吕惠卿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法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继续实施。

王安石欣慰之余，却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吕惠卿非但是令他大失所望，吕惠卿已非吴下阿蒙，更不是那个频繁出入自己府第的后生晚辈了。

作为王安石制定、推行新法的最重要助手，吕惠卿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小王安石十一岁，却以王安石弟子自居。与一些江湖从学者不同，在荆公门下，吕惠卿的经术、才干与文学是王安石最为赏识与器重的一位。正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器重与提携，加上吕惠卿在变法初期表现出来的异常坚定与积极，吕惠卿得以在政治上迅速发迹。

史载，王安石罢相之时‘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安石力谏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惧安石去，新法必摇，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

从史料记载中分析，王安石荐举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似乎是一种政治交易。《宋史》中的记载虽不可尽信，但也可以略窥王安石对吕惠卿信任之笃与吕惠卿对变法事业用情之专。

吕惠卿人品虽不足称道，但却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吕惠卿以文学先后见知于欧阳修、沈遘（沈括从侄，以文学知名于世）、王安石，欧阳修称他‘材识敏明、文艺优通，好古饬躬’。沈遘说他‘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以过人’。

如果说欧阳修为国荐才是因近视，那么王安石荐举吕惠卿则是短视。治平四年（1067年），吕惠卿时任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王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此时的王安石只是想着为国荐贤，并没有个人好恶。

03　贤人吕惠卿

熙宁二年（1069年）之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制定新法急需助手，这时想到了与他‘雅相好’的吕惠卿。

史称：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初，至自江宁，即屡荐于上，事与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时论以吕惠卿为‘贤哉回也’，并非是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认为‘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必先择人，令编修条例’。于是荐举吕惠卿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开始了各项新法的制定与调研工作。

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对吕惠卿信之不疑，翰林学士司马光却目光如炬的向神宗指出：‘惠卿憸巧，非佳士。’

见神宗默然，司马光不忘旧谊，作书提醒王安石：吕惠卿乃是‘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不但是眼光‘毒’到，而且话也‘毒’，居然真的是一语成谶！）

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因王安石的极力推荐，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之职。吕惠卿履新之后极力劝说神宗重行新法，韩绛任宰相，对王安石所行新政亦是‘萧规曹随’。这时候见吕惠卿提议，自然是极力赞同。神宗本无意尽废旧法，君臣几人一拍即合，变法之事继续进行。

与韩绛、王珪、冯京等人相比，吕惠卿城府更深。他摸准神宗‘励精图治’之志犹存，所以率先倡议恢复新法；王安石罢相，正好可以将变法中的种种‘失误’尽数推卸在这个‘替罪羊’身上。他决定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尽快树立起自己在朝堂上的权势。

吕惠卿经深思熟虑之后，在政坛之上开始了一系列的闪转腾挪：他决定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曾布沮害市易案’、‘吕嘉问市易违法案’！

恰在此时，章惇从西南回京（关于王安石知人善任，章惇经略西南，为国拓边之事不在文章探讨范围），吕惠卿即刻委派章惇主持这两个案件的勘查工作。

仔细分析吕惠卿用章惇之意，便知吕惠卿是个政治智商极高的狠角。章惇虽是变法派人物，但多年不在汴梁，对朝堂之事、党争更是不甚明了，这样一来，吕惠卿既可避免被人攻击用人惟亲，二来事情办的漂亮，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办砸了，错误自然是全是章惇一人。而且章惇这个人选也容易为变法派、保守派官员所接受。

曾布对市易法有疑议，并非是空穴来风：

吕嘉问等人在市易务的运作过程中，多收利息以图奖赏，确实存在违背市易法的立法原意的事情。市易司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偶尔会动用政府力量，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卖货给市易务。吕嘉问在打击旧的兼并同时，又形成 了新的垄断！

正如郑侠在向神宗上的《流民图》中所指出的：‘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祸更加重了天灾对百姓的损害，这就使得神宗对市易务的活动产生了怀疑。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二十日夜，神宗降手札给市易务的主管机构三司使曾布，令他对市易务的活动进行调查。吕嘉问没有料到市易司违法成了政坛焦点事件，对曾布、魏继宗的调查不免心中打鼓：‘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调查遇到阻挠。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发动群众，曾布经神宗同意，以三司名义出榜募人告发吕嘉问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牍的不法行为。

王安石做为变法的领军人物，对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可能不知晓一二。此时王安石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深知一旦问题的盖子被揭开，势必遭到反对派对新法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极力淡化此事的恶劣影响，想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纠正失误，于是打算连夜收缴文榜，但见榜上盖有神宗御宝，才只好罢手。

王安石弥合变法派内部分裂的努力因罢相而失败，在他离京之后，神宗催促根究市易问题赶快作出结论。

吕惠卿因自己已升任参知政事，要求辞免与曾布同根究市易司事的任务，并建议此事交由章惇勘查，同时提议将有关此案的材料上缴中书，以便逐一比对情节的异同。

五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令章惇、曾孝宽就军械监置司立专案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吕惠卿又令中书户房统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统计结果与曾布所说皆不同。数日后，曾布向神宗说明了他与户房所统计数字不同的缘故，神宗同意曾布的说法。虽然曾布极力为自己辩诬：认为自己身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所陈之事，皎如日月’。但他也明白吕惠卿此人睚眦必报，这时既‘秉政，势倾中外’，再任命了与自己有矛盾的章惇来办理此案，事情绝对没有好结果，因此明智了保持了沉默。

熙宁七年八月，军器监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终于结案，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今江西上饶），罪名是：‘坐不觉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曾布最终因失职、渎职的罪名，被吕惠卿如愿以偿的排挤出了朝堂！

04　放郑声与远佞人

曾布被贬，案件的另一个主角吕嘉问也因‘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为名，被罢去市易司提举之职贬知常州。二人并没有同病相怜，此后吕嘉问对曾布子孙大打出手，冤冤相报何时了？

吕惠卿施展手段，既打击了‘沮害市易’的政敌曾布，又罢免了民怨沸腾的‘市易违法’主要负责人吕嘉问。此举，既赢得了圣明天子的赞扬，也收获了百官的称颂，吕惠卿在朝堂之上树立起了公正无私的光辉形象。

一时间吕惠卿权倾天下，奔竞之徒纷纷投附，以吕惠卿马首是瞻。

吕惠卿为了排斥异己，旧事重提郑侠《流民图》一案，挑拔神宗道：“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慕雨注：郑侠二次上疏中所言），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

前些时候，神宗忙的昏头涨脑，并没有想到这一层。此时听吕惠卿提起，不由也心生疑惑。

数日之后，神宗装作不经意地问冯京道：“卿识郑侠否？”

冯京矢口否认道：“臣素不识侠！”侍御史张琥闻风而动（极可能是出自吕惠卿的授意），‘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并不象冯京说的那样，有人反映‘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神宗下旨彻查，郑侠一案牵连进来许多官员。在吕惠卿示意之下，最后居然将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也牵连其中。

王安国情怀耿直、嫉恶如仇，曾于无意间得罪了吕惠卿。据《东轩笔录》载：

王荆公初为参政，间日阅晏元献（晏殊）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平甫（王安国字）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

时吕惠卿在侧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

吕以为讥已，自是与平甫相失。在吕惠卿的不懈努力之下，冯京被贬知毫州，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熙宁七年八月病卒，时年47）忧国忧民的郑侠最后被编管英州居住。

吕惠卿的一些行为不但赢得了神宗的高度赞扬，也赢得了市井商贾小民的衷心拥护。随着新法在各地的重新实施，跻身政治权力中心的吕惠卿心理也发生了巨变：他一面排斥异己，不将宰相韩绛放在眼中。一面培植个人政治势力，举贤不避半的将亲族吕升卿、吕和卿、方希觉等人荐引入朝。

熙宁七年七月，‘护法善神’吕惠卿为了显现自己的高明，听从了其弟吕和卿的提议，创立了‘手实法’。

手实法规定：每一户农民按官府确定的价格衡量自己的家产，由户主自报家业，官府折合成钱，以定户等高低。普通农户的家业包括农舍、田产、牲畜、家禽、和其它一些浮财。各地政府根据申报的价值按五分之一征收税钱，地方官吏据丁口、财产总数和役钱总额，分摊各户的应纳役钱额，公之于众两个月，如果没有异议就照此实行。

为了防止小民作弊，手实法规定，如有隐瞒谎报，许人户告发，官府没收其所有财产，并以三分之一赏告发者。

相信吕惠卿的这个办法如果用之于当世的官员财产申报，所有普通百姓将会拍手称快。然而他这手实法却是冲着中低收入的寻常百姓而设，而且有意的许人户相互告发。政府故意发人性之恶，实在是混账的可以。

手实法在各地一推行，立即引的鸡飞狗跳，怨声载道。

第一个上疏反对‘手实法’的地方官是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州治在今山东诸州）事。一入境，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密州治下自秋入冬，方圆千里久旱未雨，荒歉之年已成定局。‘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触目惊心。

到任上不久，苏轼一而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力求将灾害的损失减少取最低。同时向神宗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疏中指出——‘京东（密州属京东路）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密州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酌情减少税赋差役。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再推行吕惠卿新创立的‘手实法’无疑对民生是雪上加霜。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在到任二十几天，便向韩绛递交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书中责备韩绛渐开告讦之门‘岂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哉’？并且以‘手实法’非朝廷创立，而是出于司农寺‘擅造律’为由，表示在密州地方坚决抵制‘手实法’的决心。

其它地方自推行‘手实法’之后，人伦人情不再，邻里之间相互提防，相互猜忌，和谐社会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民众相互告讦农事无心理会，地方讼事不绝，地方官叫苦不迭。反对、置疑‘手实法’的奏疏雪片般飞向神宗御案，众语纷纷，皆言‘手实法’虐民害政。

究吕惠卿本意，推行‘手实法’是对王安石新法的补充与发展，是在‘丰富’新法内容。事实却是，‘手实法’是对变法的巨大破坏。此举，既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亦令新法在民间人心尽失。变法走向扰民的极端，逐渐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拥护。

吕惠卿的倒行逆施，令朝野士民又回忆起了王安石主政的好来：王安石虽然性格有严重缺陷，但他的‘狂狷少容’与‘刚愎自用’是性情使然，与吕惠卿的弄权揽权有质的不同。

‘护法善神’成了‘害法急先锋’，引起了‘传法沙门’韩绛的极度不安。鉴于吕惠卿一贯表现出来的强势，韩绛自忖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密奏神宗，请求复用王安石以安政局。

05　权力是春药

神宗对吕惠卿结党营私的事情也是深恶痛绝，韩绛的请求立即允从。

权力是春药，吕惠卿自大权在握之后，在朝堂之上兴风作浪。那种一呼百喏的快感令他陶醉不已，很快就沉湎于权力的快感之中难以自拔。

吕惠卿最担心的就是王安石的复出，史称：

‘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

吕惠卿想方设法封杀王安石，得知神宗准备复相王安石的消息之后‘闻命愕然’。此前借郑侠一案，吕惠卿将王安国逐出朝堂，神宗对此深感愧疚，派遣使者前往江宁慰抚王安石，王安石对使者泣。等到年底郊礼时候，吕惠卿‘虑荆公复进’，趁机向神宗提议‘进荆公为节度使、平章事’。

哪知道神宗洞察了吕惠卿的小九九，遽问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

被圣明天子识破用心，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选择了沉默。

神宗既决意再度起用王安石，主意既定立刻雷厉风行，‘翼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賷诏往江宁召安石’。

王安石并未推辞，立刻收拾行囊重返汴梁。于熙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朝见神宗。

熙宁八年二月癸酉（2月11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编者注：北宋沿袭唐五代之制，宰相常兼三馆馆职。如果三人为相，则上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简称‘昭文相’；次相兼监修国史，简称‘史馆相’；第三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简称‘集贤相’。如果二相并置，则上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并兼修国史，次相则领集贤殿大学士，显示二相的高低差别。）

在离开政治权力中心近一年之后，王安石‘前度刘郎今又回’！

邵氏对此事记载为‘公不辞，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将王安石重返汴梁说成是‘千里江宁一日还’，显然是暗讥王安石热中权力。查江宁至开封府界共计二十二程，宋制‘六十里有驿’，两地相距一千三百余里。（2月11日至3月27日中间相距几天，小学生就可以算的出来。邵氏此说，明显有污辱后人智商之嫌！）

邵伯温埋汰荆公无所不用其极，实在是有失厚道！

君臣二人一别经年、再度重逢自是唏嘘不已。

神宗对王安石的复出仍寄予厚望，殷切期盼道：“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

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仔细剖析神宗此语，似有撇清自己之意。）

王安石并没有多想，向圣明天子坦露心曲道：“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以助陛下盛德大业而已。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愿陛下察臣用心。”

虽然明知‘君难托’，但王安石仍愿意助君大有为、粗有所效！

王安石甫回京师政事千头万絮，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置契丹于年前提出的边境纠纷一事！

熙宁七年三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见了辽使萧禧。对他道：“三州地界事小，边疆守臣即可办理，何必专派贵使不远千里亲至。朕即刻派一职官前去当地察看，你朝也派一职官前去商谈，如何？”

萧禧一看赵官家如此知冷知热，岂有不从之理？辽使在汴梁城中逗留了半月，带了宋廷的国书回国复命。萧禧北归不久，王安石也离开朝堂至江宁任知州。在此期间，神宗派出刘忱、吕大忠到代北与契丹人交涉国界一事。双方各执一词，直到年末也未能就此事达成共识。

辽人回国中向辽道宗请示，宋廷也召回了刘、吕二人，另外委派了韩缜前往代北全权负责与契丹边界一事。

熙宁八年，就在王安石尚在进京途中时候，北使萧禧重新来到汴梁城，递交了辽主的国书。

辽人信中道：“近览所司之奏陈，载详兹事之缕细。谓刘忱等虽曾会议，未见准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饰虚言。殊无了绝之期，止有迁延之意。若非再凭缄幅，更遣使人，实虞诡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达。”

06　忘战必危

见辽廷对外交途径解决边境争端的事情失去了耐心，神宗慌了手脚。立即下诏给元老重臣韩琦、富弼、曾公亮、文彥博等人，要他们就此事发表意见，提供对策。

就在此时，王安石也赶回朝中，重登相位。

王安石就契丹人对地土需索不已之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契丹无足忧者！

王安石激励神宗：陛下非睡王（指辽穆宗），契丹主非柴世宗，则陛下何为忧之太过？忧之太过，则沮怯之形见于外，是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

王安石认为‘忧之太过’就是灭自己威风，长契丹人志气。‘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王安石苦口婆心地劝谏神宗，希望神宗鼓起勇气，勇敢面对契丹人的政治讹诈。怎知百余年的恐辽心理深植神宗心底，他力求息事宁人，在好不容易打发走辽使之后，‘御笔’督责韩缜：

疆界事，朕访问文彥博、曾公亮，皆以为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酬。朝廷已许，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

在神宗恐辽心理作祟之下，宋廷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命缜往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新任知代州周永清一同与韩缜分划地界，周永清表示‘疆境不可轻以予人，臣职守土，不愿行。’

神宗固遣之！

韩缜、周永清就算在心底有十二万分的不情愿，但也只能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是以知清末李鸿章卖国之说大可商榷。

韩缜为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契丹人据理力争，神宗皇帝却威胁他‘卿家族可保乎？’。为这样的老大做事，既是韩缜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在九百余年后，当从慈禧的口中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来，实在是其由来也渐矣！

后世学者有为慈禧辩诬者称老佛爷此举是‘减损’，而非卖国。从‘满招损’的道理来理解，此说成立无疑，但国人作此想，可知西人是否也人同此心呢？

当列强用国人的忍辱负重来挑战我们的忍耐底线之时，再说‘减损’岂能自圆其说？

神宗崽卖爷田不心疼，正是因为韩琦、富弼等辈的主张与王安石截然不同的原因。

神宗认为这几人皆是三朝老臣，‘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特意下旨垂询如何应付契丹人领土要求，要他们建言献策，‘待遇之要，御备之方’。

韩琦积极响应神宗的号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不该整军备战，从事武备；要求将边境之上的防守武备自动撤除，将内地州郡练兵教战之事一律叫停。‘尽改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

无独有偶，富弼的建议与韩琦所言仿佛：这位老臣居然认为‘不可一向独谓虏人造衅背盟’，契丹人重划地界的要求绝非有意挑衅，而是因为宋廷‘修完器甲，简练卒伍，增筑城垒，积聚刍粮’所致。只有‘纳污含垢，且求安静’，‘推诚以待’辽人，才能化解这一政治危机。

然而，最后见诸于史籍的记载之中，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邵伯温在他的《邵氏闻见录》当中记载为：

……文潞公（文彥博）、曾鲁公（曾公亮）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

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

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里云。

邵伯温因为父亲邵雍与司马光等人交好的原因，不顾历史真实的颠倒黑白，把坚持寸土必争的王安石说成了出场国家地土的卖国贼。不但不顾文彥博、曾公亮‘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的事实，污蔑王安石提议‘以与为取’，实主弃地。

在文中，邵氏大发感慨：

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土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代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即便退一万步讲，未得神宗首肯，王安石岂有权力为此卖国之行径？

说王安石是‘猪’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辞，王安石是只羊，标标准准的一只‘替罪羊’！

呜呼，王安石之冤远过窦娥，荆公之冤，岂可胜数哉？邵氏如此春秋刀法，后世读者不可不知！

0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韩绛任相，因为不满吕惠卿擅权，所以力主王安石早日复职。哪知道，王安石并没有因为短暂的离开性格有丝毫的改变。重返朝堂的王安石仍一如从前强势独断，很快与韩绛二人之间的旧谊也荡然无存。

熙宁八年五月，王安石提议刘佐提举市易司。韩绛认为刘佐此前在市易司坐法贬职，所以不再适合担任此职。而王安石却认为现任官员‘不知买卖次第’，不及刘佐长袖善舞。

两人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

王安石振振有词道：“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

韩绛对王安石这种‘带病提拔干部’颇有微词，认为王安石这样做是对国法的破坏。（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

神宗见两个重臣，在自己面前争的面红耳赤。和稀泥道：“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神宗这样做，表面上是两不偏袒，其实仍是支持王安石之议。

韩绛见争不过王安石，犟脾气发作，‘再拜乞辞位’，悲愤不已道：“如此，则宰相不可为。”

神宗没有料到韩绛一言不合，反应如此过激，愕然道：“兹小事，何必尔！”

韩绛倔强道：“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

等到韩绛真的称疾不出，王安石这才省悟到‘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的道理。他竭力请求‘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

王安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韩绛虽勉强复出，但不久之后‘数称疾固求罢’。最终出知许州，离开了朝堂，与昔日的好友王安石分道扬镳。

性格决定命运！做为政治人物王安石吝于改过，更遑论‘闻过则喜’？执拗性格是他人生致命的缺憾。

如果在这个时候王安石主动作一些退让，事情就会皆大欢喜、得到圆满解决。可惜的是，王安石的执拗远过韩绛，只要是他认定对的，就是所有人反对，他仍然会固执己见。王安石与神宗一言不合，往往‘必面折之，反覆诘难’直到争的神宗做出让步才罢休。与韩绛争执，也不会因为旧谊同僚而做出丝毫退缩。

王安石此时心态：争不过圣明天子，还争不过同僚吗？固执已见，也是在流露自己对神宗独断专行的不满。神宗偏向王安石，也是对他复出之后心存歉疚的原因。

做为人臣，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必面折之，反覆诘难’的行为，在清高宗乾隆眼中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叛逆。在他的《御批通鉴》一文中，乾隆从封建帝王的角度出发，对王安石做了公开批判：

安石抗章，神宗巽谢，成何政体？

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

被当代人奉为明君圣主的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政治的黑暗乃是不争的事实，做为最高统治者，乾隆自然无法理解宋王朝实施的政治是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民主’政治。他心中的臣子应该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而王安石‘要君’与‘不恭’的行为在他看来无疑是对皇权的亵渎与挑衅。自然是要切齿痛恨的了！

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时期，孟子提出了震铄古今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史载，当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候勃然大怒，立即将孟子逐出孔庙。

乾隆不可能实施分权制衡的开明政治，心底也不可能产生宋人的自由之精神、平等之观念。把家天下政治推向极致的统治者又有什么资格对宋人政治说三道四？

明、清因为统治者个人对王安石的态度，而直接影响了世人对王安石这位历史人物的正确评判。今天，宋政体中的民主光芒只能引后人遐思回味了。

08　谋逆大案

南宋统治者可以将北宋的覆亡归咎于王安石，近现代的积贫积弱又不知归咎于何人？

直到今天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仍有争论，韩绛坚持原则并没有错，但任用一个资质平庸的官员去做敛财的事情，确实是太过勉为其难；而任用德不胜才者去为政府行聚敛之事，往往会立竿见影、收事倍功半之效。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道德、世风影响破坏巨大。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之燥急，正是因为王安石对人的使用上无法听取不同意见。王安石为后人诟病，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宋人的悲哀，同时也是国人的悲哀。

就在王安石为与契丹人领土争端焦头烂额之际，却没有想到一场针对他的诏狱正在悄然而生，而且愈演愈烈。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逐步开始推行，为了减少来自各方的压力，王安石劝神宗加强皇权、鼓吹独断。

王安石的这些作法，引起了苏轼的注意。熙宁二年，苏轼任国子监考试官，他发策云：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蔡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

王安石饱读诗书，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史实，只是他一意推行新法，只有借强化君权来推行新法。见苏轼有意讥讽自己，心中很是不爽，极力撺掇神宗贬谪苏轼。

神宗君权的加强，使得从仁宗朝以来形成的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这无疑是一种大倒退。岁月无情，很快就证实了苏轼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在王安石的教育与鼓励之下，神宗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经验的积累，人也变的自负起来，感觉良好的他甚至有些飘飘然，当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了。处理事情不但越来越主观独断，而且变的疑神疑鬼。神宗开始不经过政府、不经过监督，以御笔手诏的方式随便下达旨意，神宗在位期间，大量诏狱出现。王安石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一件宗室造反的大要案，居然是从一件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民告官案件所引发：

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沂州民朱唐告余姚县主簿李逢谋逆。

朱唐只是沂州的一介草民，但他却‘素与逢游’。

李逢祖父李昌言曾做过参知政事之显职，李逢自己也曾中过进士，但此后仕途不畅，只当过余姚县主簿之职，案发时候正在徐州家中闲居。事业不顺，家庭婚姻也不和谐。李逢夫妻关系紧张，其妻被他‘久弃出外’。事业、婚姻不顺遂的男人难免会借酒浇愁，喝多了发发牢骚、感慨一番世人‘不识男儿未济时’更是应有之义。只是李逢交游甚广，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好言‘天文休咎’。

如果李逢只是与二三好友私下里谈天说地，也并没有大碍。但他却经常与朱唐讲这些，朱唐听的多了，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向彭城县、徐州地方官员检举告发。（李逢交友不慎，后果很严重！）

朱唐满怀希望的前往衙门以民告官，哪知道地方官员官官相护，根本不予受理。朱唐开弓没有回头箭，索性返回沂州向京西东路、西路的监司告发。

谋逆乃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提点刑狱王庭筠不敢耽误，立即前往调查。经过调查取证，最后结论是察无实据：‘无结构之迹，谤讟朝政，或有指斥这语及妄说休咎’，李逢虽有谤讪朝政之语，却无谋反之实迹。朱唐‘妄希赏’、所以才来告发李逢谋反，最终判李逢流放编管。对此，刑部与大理寺官员也无疑议。

统治者对治下的官员贪腐之事可以选择睁只眼、闭只眼，但对妄图颠覆政权的事情却极为重视。神宗皇帝见奏疏中有‘指斥之语、妄说休咎’等敏感字眼，立即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奏状中轻描淡写，神宗怀疑地方官吏有意为之。（治下出了谋逆的大案，地方官员自然难逃责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是应有之义！）谋逆属于在要案，神宗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另外派出权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前往徐州核实。

蹇周辅‘善于讯鞫，钩索微隐，皆用智得情’，是个酷吏。经过他‘不懈’地努力工作，案情出现重大转机：李逢一案背后另有隐情，居然事涉太祖皇帝赵匡胤四世孙、宗室赵世居！（宋太祖赵匡胤后世子孙用字为：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太宗赵光义子孙为：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从宗室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世次，是太祖还是太宗的子孙。）

‘烛影斧声’属于宋初三大迷案之一，一直以来坊间就有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的传闻。赵世居是赵匡胤的后裔，真正的天潢贵冑。不但喜好文学，广交天下士大夫，而且在宗室中颇具影响力。听到案情居然与赵世居有关，神宗皇帝立即警觉起来。

09　道可道、非常道

神宗皇帝首先就对赵世居做了有罪推定，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赵世居长的象一个人——宋太祖赵匡胤！

三月时候，神宗另外派出知制诰沈括、知谏院范百禄二人同赴御史台彻查此案。案件既成圣明天子亲自督办的大要案，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缜密紧张的侦破工作。此前负责此案的提举刑狱王庭筠畏罪自缢而死，（估计被专案组上了‘手段’）赵世居与他的医官刘育锒铛入狱。

案情很快又有了重大突破：专案组成员很快在赵、刘二人家中起获了重要罪证——大量的书简与图谶！

谶纬之说，其由来也久矣：专制统治者往往利用图谶之说力证自己‘君权神授’，而寻常百姓私藏与私造图谶都属于严打范围。

关于天文图谶之禁，赵宋草创之际相当严厉。此后逐渐法令松驰，嘉祐年间编敕规定‘流三千里’。北宋年间相术流行，自宰相至平民，信者其众。致使‘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赵世居私藏图谶之事，既可以无限上纲上线，又可以一笑置之、不足为怪。

然而，在彼时，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修改法律、制定、颁布新法，邓绾领会了圣明天子的意图，立即上疏神宗，建议修改相关法律‘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言，官为焚弃，过两月许人告，重赏之，犯人处死。’（邓绾这厮成君之恶，可恶！）

有了法律依据，杀起人来也变得理直气壮了许多！

真相大白，案件侦破工作本来已经进入尾声，哪知道吕惠卿却从此案中发现了机会，他决定火上加油，把案情扩大。于是案情横生枝节，调查转变了方向，重点调查赵世居与刘育二人的人际关系与交游圈子。

赵世居喜好文学，交际广泛，在士林中很有声誉。案发之际，赵世居官职为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虽然有将军的名号，其实都是虚职，光杆司令一个而已。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朝野中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人自危。没有人愿意和谋逆这种案犯扯上干系，很快，知瀛州刘瑾（父刘沆、仁宗朝宰相）、知明州滕甫（李逢妹夫）被发现与李世居曾有过书信来往。吕惠卿有意将案件放大，真正的用心不过是要将谋逆案攀扯上一个叫李士宁的道士。

这个牛鼻子是真的牛——‘先亦私入睦亲宅（宗室聚居地），与之（赵世居）游’。

李士宁、蜀地人（蜀地多道流人物，是否与地域相关待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一书中记为‘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誔，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

李士宁既是方外之人，自然属于资深驴友了。

他喜欢云游四方，足迹曾至汴梁城。不只是吕惠卿，许多人都知道李士宁曾是王安石府上的座上客：‘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

其实，早在王安石江宁居丧期间，二人就已经相识。李士宁曾精准的预言了王安石‘逾二纪为宰相’，王安石亦有《寄李士宁先生》诗相赠：

楼台高耸间晴霞，松桧阴森夹柳斜。

渴愁如箭去年华，陶情满满倾榴花。

自嗟不及门前水，流到先生云外家。

王安石对李士宁倾慕之情跃然纸间！

现在赵世居谋逆诏狱已成诏狱，李士宁曾先后与赵世居、王安石二人过从甚密，王安石亦难逃干系。

李士宁曾经赠赵世居一把钑龙宝刀，恭维他道：“非公不可当此！”而且信口胡柴‘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李士宁果然有些法术，赵匡胤后世子孙果然在事隔百年后重享其祚！）

十七、八年前，李士宁为赵世居母亲祝寿，献诗云：‘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语出《仁宗御集》，司马光说李士宁目不识书，怕是另有所指。）李逢对赵世居解释这两句诗时，认为诗句暗示赵世居当受天命，贵不可言。赵世居闻言大喜，对李士宁‘赂遗甚厚’。

王安石虽与赵世居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但事情传至圣明天子耳中，他即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神宗皇帝不产生丰富之联想也难。

10　当着和尚骂秃子

最终，赵世居因谋逆而被赐死，其子孙除籍为民，终生监禁；妻女、子妇、孙女度为尼姑，交寺院监管；赵世居兄弟降官两级，叔伯兄弟孙子降官一级。同案犯李逢、刘育陵迟处死，刘育妻子分配广南，为军员奴婢。刘瑾、滕甫二人夺官，大宗正司宗旦等人劾罪以闻。

令吕惠卿深感失望的是，赵世居谋逆一案的相关人员都得到了严肃处理，而案件中的主要人物李士宁却只是杖脊，湖南编管的轻微处罚。圣明天子及时洞悉了吕惠卿的险恶用心，御史范百禄因在此案中的表现太过抢眼，贬为宿州监酒税。

神宗担心王安石因自己兴起诏狱而不安于位，主动对王安石解释道：“士宁更有罪，于卿何损？况今所坐，并无他！”

王安石绵里藏针答道：“士宁纵谋反，陛下以为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内省实无由知？亦无可悔恨。然初闻士宁坐狱，臣实恐惧。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

王安石虽然君子坦荡荡，但事关谋逆亦难免心生‘恐惧’。神宗兴起的诏狱涉及面广，相关人员更是心下惴惴。所以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对神宗作了批评，神宗虽然王顾左右，心底却不以为然。此后元丰年间再兴‘乌台诗案’便是明证！（事情详见后文）

宗室赵世居谋逆一案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凡是与赵世居有交谊的、来往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牵连。更多置身事外的人将眼光聚焦到了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的身上！

王安石对吕惠卿十分器重，也十分的信任，‘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苏辙语）。但吕惠卿在王安石的提携之下跻身政治权力中心之后，却做出了落井下石、欲置王安石于死地的事情。

保守派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在王安石个人私德方面，从来没有找到任何的把柄。反观吕惠卿的道德人品却根本不敢让人恭维。吕惠卿落所作所为激起了士林的公愤，神宗皇帝也对他朋比为奸之事亦有所发觉。吕惠卿本想借赵世居一案将王安石排挤出朝堂，一党独大。然而，他却对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估计不足，结果弄巧成拙，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很快，就有御史蔡承禧弹劾‘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吕惠卿执政之后，援引私人，将他的两个弟弟从地方调入中央任高官显职。其中吕升卿更荐引为崇政殿说书之职，成为安置在神宗身边的耳报神。

经筵既是皇帝学习的地方，也常常变成议政的场所。经筵上的议论往往会对时政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最高当局对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崇政殿说书之职可以直接接近神宗，有了这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吕升卿就能得到较快的提升机会。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经筵是许多官员希望得到重用的跳板。吕惠卿将他的弟弟充任崇政殿说书之职，正是希望他也步自己后尘，成为吕党在朝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吕升卿此人与吕惠卿不同，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每次在为神宗讲学时候，被天子问的瞠目结舌。只好目视旁边的沈季长（王安石妹婿），请他解围代答。经筵严肃之地，却成了吕升卿耍宝的舞台。

御史的弹劾引起了吕惠卿的警觉，他决定以退为进向神宗主动请辞道：朝廷可以无臣，而不可以无安石，此臣所以求去也。

吕惠卿要挟神宗在他与王安石二人之间做一个最终的选择，无奈神宗只是不允。

政治手段日渐老练成熟的神宗在朝堂之上打起了太极拳：

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

神宗当着和尚骂秃子，显然是有意令吕惠卿难堪。神宗有意无意的举止，却令吕惠卿在悲愤之余，更加迁怒于王安石，吕惠卿恼羞成怒之余，亲自走向前台直接攻击起了昔日的恩师。

神宗对吕惠卿的作法非常反感，有意提醒王安石：“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

王安石却并没有听出神宗弦外之音，问道：“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

11　含沙射影

神宗索性直言相告：“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则每事必言其非。”

王安石仍极力回护吕惠卿，劝神宗用人但用所长，讽谏道：“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纤介见于辞色，使其不安。”

神宗却不这样认为，要王安石举例说明：‘上曰：何事？’

王安石见神宗装糊涂，只得实话实说：“如对惠卿数称臣独无适，莫独无私，则惠卿何敢安位？国家所赖，恐不宜如此遇之！”

王安石为了朝政的稳定，极力为吕惠卿辩诬。吕惠卿却与之截然不同，在神宗面前含沙射影的诬蔑王安石。

吕惠卿再次请辞，逼迫神宗在他与王安石之间做选择道：“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

虽然一山不容二虎，眼见的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已经是势同水火。但神宗为了政治力量的制衡，仍明确告诉吕惠卿：‘终不令卿去。’

吕惠卿见无法达到个人目的，干脆直接挑拔起了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

装疯卖傻问神宗道：“陛下数宣谕臣以参贰安石，不识何也？参知政事，莫参知陛下之政事否？”

见吕惠卿越说越露骨，神宗仍不为所动，斩钉截铁道：“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

熙宁八年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

王安石虽然极力回护吕惠卿兄弟，吕升卿却利用各种机会攻讦王安石。一次，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为了让天子相信他所言非虚，居然用自己的老母亲赌咒发誓：‘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吕升卿此举，确实是混账的可以。名教罪人！）

消息传至台谏官员耳中，很快就有人上疏弹劾吕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见吕升卿触了众怒，神宗终于下定决心要‘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

数日之后又有御史上疏弹劾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请求神宗乾纲独断，予以处置。

神宗览奏，即日传旨：

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灭私，为国司直，呵蔽所与，屈扰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出知陈州。

吕惠卿终于如愿以偿，被逐出朝堂，贬知陈州。随着吕惠卿政治势力的倒台，手实法也因‘公私烦扰、怨声载道’而被罢废。

吕惠卿被贬谪之后，吕升卿也落职，降授太常寺太祝，监无为军酒税。

吕惠卿是一个极具才干的变法中坚，王安石对他期许甚高。熙宁初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职，向神宗荐举道：‘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贬谪吕惠卿无疑是会挫伤变法派官员的积极性，忧惧之下，王安石真的病倒了。‘上遣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赉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

朝中有王安石，神宗无需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墙倒众人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候御史中丞邓绾转而投靠吕惠卿，成了吕惠卿攻击政敌的马前卒。这时见吕惠卿失势，担心因吕惠卿下台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程，立即跳出来反戈一击，揭发华亭知县张若济党附吕惠卿，为他在地方与民争利、抢夺民田，证据确凿，民愤极大，强烈要求神宗追查吕惠卿及张若济贪赃枉法事。

邓绾为了表明自己与吕惠卿划清界线的立场，不忘上疏提醒神宗：“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神宗从谏如流，‘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知湖州’。

其他官员也群起而攻之，弹劾吕惠卿在任上荐引亲族、弄权贪污——其弟吕升卿、吕和卿、吕温卿等人勾结地方官贪赃枉法，侵占民等事被揭发；吕惠卿的舅舅郑膺横行两浙，人称‘郑六舅’，他强借民钱、低价侵夺民田；吕惠卿自己出资七百贯，交由一个商人为他理财。商人交还一千贯利钱之后，吕惠卿仍需索不已，商人被逼无奈自缢而死。

身为堂堂帝国宰执，却做求田问舍之事？吕惠卿借变法谋一已私利，确实是伤害了所有支持变法者的感情。

12　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与吕惠卿的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不同，王安石在私德方面无懈可击、近乎完美。他不愿意做那些蝇营狗苟之事，更不愿意以权谋私。据宋人吴坰《五总志》载——

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好砚！）

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直几何？”（说的极是！）

另据《萍州可谈》记载了一则王安石清廉朴素的故事：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待客之道！）

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荆公必盛馔。（准备着大快朵颐了）

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估计早点也没有吃，只等着吃大餐呢！）

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以为满汉全席做起来颇费功夫）

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大失所望了！）

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由奢返俭难！）

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身教重于说教！）

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吕惠卿与王安石相较，品德高下立判！

吕惠卿作茧自缚，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然而他在陈州并不是闭门思过，反而更加疯狂地攻击王安石。上表自诉‘观宰臣气焰，必欲致臣于死’！他认为王安石兴起‘华亭之狱’公报私仇，要求神宗还他公道，王安石只得‘请改差人’。

王安石之子王雱‘犹恐不得，切责练亨甫、吕嘉问（王安石复相之后，再次启用了吕嘉问，这时吕任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

王雱没有父亲那样多的顾忌，他担心打蛇不死、反遭其噬，所以私下与练亨甫、吕嘉问等人商量，希望把华亭之狱办成铁案，令吕惠卿永世不得超生。练、吕二人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取邓绾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

哪知道急于求成、百密一疏，被‘惠卿素结台吏遽告惠卿于陈’。吕惠卿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即绝地反击上疏神宗‘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绾等入奏，中书出敕，如出一口。’

另有‘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之言。

吕惠卿贼咬一口，入木三分的污蔑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使矫令，罔上要君。’而且危言耸听的指出，王安石如此行事，‘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吕惠卿不忘提醒神宗‘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于此而不稍裁抑，犹恐非长久之道。’

并且断言‘安石必不敢以此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也以不义要陛下也，其可从乎？’

奏疏最后，忧国忧民的吕惠卿极尽挑拔离间之能事，大义灭师道：‘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也。’同时不忘记标榜自己‘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

神宗知道事情无法瞒过王安石的耳目，索性‘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神宗帝王术越来越炉火纯青，断不会错过这种敲山震虎的良机）王安石没有料到吕惠卿贬谪之后如此的丧心病狂，心中五味杂陈。自己问心无愧，只得‘谢无有’。

说起政治之道，其实国人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

为了保证巩固政权，政令畅达，数千年的专制官僚体制中，在宋王朝之前就已经有了职事回避制度。北宋的职事回避虽然不仅仅只限于台谏官员为主体的中央监察部门，但关于台谏官员的职事回避不但较前代更趋制度化，而且远比宋廷其它政府部门更为严格。宋台谏选任制度明确规定：现任宰执的亲戚、子弟不得荐充为台谏官。所以，即使是知谏院吴充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但在王安石被擢为参知政事之后，立即上疏主动请辞。（许多政治制度的制定、实施，宋人做的非常到位。一些制度直至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13　弄巧成拙

除避亲之外，宋台谏官员的选任还有避嫌的制度：一、现任宰执曾经担任过举主的人不能出任台谏官；二、台谏的兼权职事不能是宰执属官；三、台谏非公事不得与宰执私相往来。

御史中丞邓绾虽然没有直接与王安石来往，但他与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交通，也是犯了大忌。吕惠卿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大做文章！宋廷的台谏回避制度，确保了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台谏官员可以畅所欲言，基本上做到了对相权的分权、制衡，有力的保证了中央集权政治的运转。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为了新法顺利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逐渐罢黜了占据舆论高地的旧党台谏官员，而任命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担任台谏之职。此后，神宗在元丰年间做出的改制工作，其中也有部分是针对遭到王安石破坏的台谏制度的修复。

王安石怏怏不乐回到府上，越琢磨越觉得其中定有蹊跷，向儿子王雱追问情由，王雱见父亲神色冷峻，不敢隐瞒，只得一五一十的告以实情。

素来行事光明磊落的王安石见儿子背着自己做出这种事来，忍不住责备了儿子几句。哪知道王雱本来就‘先病疽’被父亲说了几句之后，‘忿恚增剧’。

王雱早慧，年未冠时就已经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年）24岁的王雱进士及第，任为旌德尉。在此期间，王雱写下了《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等著述。太学正范镗曾经献诗恭维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虽然这马屁拍的言过其实，却也可知王雱学术文章确有过人之处。

熙宁四年，邓绾、曾布荐，神宗授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此后，王雱受诏注《诗》《书》，不久擢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官为龙图阁学士。《诗》、《书》、《周礼》修成之后，神宗对王安石、王雱、吕惠卿、吕升卿等人推恩升职，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吕惠卿却认为王雱生病，参预经局之事甚少，认为王雱加此官职‘极为无名’，提出了反对意见。沉疴缠身的王雱得知消息，又羞又怒，赌气不受，‘引疾避宠’。从此王雱在心底深恨吕惠卿！

另有一说：此时王雱已经病重，‘不及告谢，而从其父出金陵。’

据野史记载，依现代医学理论解释，王雱显然有些性格缺陷，属于偏执狂类精神疾病。史载：

雱娶同郡庞氏女，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已，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王雱结婚初就有了精神病的初发征兆，婚检的重要性据此可见一斑！）又与其妻日相斗閧，荆公知其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是时工部员外侯叔献者，荆公门人也，娶魏氏女，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死了丈夫之后如此，强过扇坟妇人多矣。）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在如何对待吕惠卿一事上，王雱与父亲的意见相反，据宋人廮晦叟《珍席放谈》一书记载——

荆公、吕吉甫同在下令，势燄相轧，遂致嫌隙。吕不安，谓人曰：“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不意为人谗，失平日之欢，且容惠卿善去。”

人有达其言于荆公，公闻之，谓其子雱曰：“吕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曰：“公不忍人，人将忍公矣。”

虽然此说真实与否，已不可尽知，但王雱在对待吕惠卿一事上，是力主痛打落水狗的，操妇人之仁，反而会受制于人。王安石虽然无意与吕惠卿倾轧，但人在朝堂，身不由己。对待已经成为政敌的吕惠卿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而是要如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

历史告诉我们：农夫和蛇的故事在不断的发生，或者就在你我身边！

政治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智、斗勇、斗狠，和吕惠卿这样无道德操守可言的人无需按常理出牌。

王雱本来是要帮忙，哪知道事与愿违，结果却变成了添乱。吕惠卿的恶毒中伤与离间，终于在神宗心底留下了阴影。王安石也因内疚，‘数求去’，从此之后，‘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是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笑话，在笑过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为什么把财富埋于地下才觉得安全？

一直以来，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待货币的态度问题。西方人愿意消费而不愿意储蓄，多数中国人则喜欢省吃俭，哪怕是一年只有极少的利息也愿意放在银行生息。仔细忖度人们的心理，就会明白：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最质朴的智慧。我们大可不必嘲笑讥讽，普通百姓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享受人生，而是我国福利政治制度的缺失严重所导致。

14　宋廷的钱荒

从宋代货币流通的渠道看，货币的集中是有其历史特点的。北宋年间，货币总是不断向商人、地主手中集中，形成流通中货币的集中与积累。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宋代的商业尽管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较高较快的增长，但是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商业的发展仍然独立于生产之外，货币还没有与生产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资本，货币就只是单纯的购买手段，是单纯的财富象征。在商人、地主手中积累起来的货币，除部分用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继续流通，或用于购买土地之外，大部分是被作为积累财富的方式加以贮藏的。（有钱人是‘守财奴’，穷人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形在我国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仍是如此）

北宋时期，货币贮存在富人圈中是种风尚，许多富人有个人库藏，称为‘镇库钱’。这些货币一旦被贮存就永无见天日，或者是累世不用。如咸平县张士宁‘尝畜皇祐钱万贯，谓之镇库钱’，青州麻员外‘至富，号麻十万……其富三世，算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这些大户财力雄厚，甚至连政府也要向他们借贷：‘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北宋政府曾向永兴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万贯，最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

宋人这种喜欢贮存货币的风尚，直接导致了钱荒的形成。

熙宁年间，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由于推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开荒、淤田、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另外，多项抑制兼并的新法也成效初显著，原来流入商人、地主的部分社会财富，转到了国家手中。变法短短十余年，至元丰年间，国家财政已经大为改观。从过去入不敷出变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大好局面。王安石的理财大获成功！

虽然变法的积极性毋庸置疑，但新法的实施，也直接导致了赋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司马光上疏反对新法，也是与此有关。神宗皇帝也并不讳言，曾对大臣吕陶道：“现钱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转用。”苏辙也指出其中的弊端：“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田夫蚕妇，力作而无所售”。

从理论上来讲，政府将赋税收上来之后，再通过各种渠道返回民间，推动货币的流通，减少钱荒的压力。

然而，神宗皇帝却只许天子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不愿意臣民贮存货币，他却是个敛财的高手。神宗不但为宋太祖赵匡胤创立的‘封桩库’重新命名，而且至即位以来积蓄了大量资金，增建了二十间库房，神宗为此另外作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神宗在元丰年间加快了强军建设的步伐，希望一洗前朝之耻。攒钱正是为了对西夏、辽廷用兵。

在王安石的鼎力支持下，新法将天下臣民囊中的钱集中到了赵官家手中。

神宗转而把这些钱放入了自己的小金库，自然这些钱也退出了流通领域。如此一来，变法更加重了钱荒。另外，宋钱的面值小于其币材值，这种情形更导致了民间‘多销铜钱为器’的事情发生。如果能获取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都会践踏世间的一切道德与法律去追逐它。更何况宋人销钱铸器可以‘获利五倍’！法禁再严，都难以完全禁止人们铤而走险。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后世人眼中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货币，却是当时国际间的通用货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宋钱乃是辽、夏、等并立政权的通用钱。如果只是从货币角度看，宋、辽、夏（包括后来的女真政权金）俨然处在一个货币体系之中，宋廷所铸的巨额铜钱为这个货币体系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宋廷的商业繁荣、海外贸易的拓展，宋钱大量流向东亚地区的高丽、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交趾等国，以及印度半岛和波斯湾阿拉伯地区。把宋廷说成是内陆国家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迟至北宋中期，从北到南分布着二十余个港口城市，泉州甚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令人遗憾的是，宋人的面向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时期戛然而止。在世人眼中古代航海事业达到巅峰的郑和七下西洋，也是我国海洋发展遭受重挫的标志性事件。（让明粉情何以堪）

直至今日，仍不时有宋钱在世界各地出土的新闻报导见诸于世。其中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约有70%～80%属于宋钱，尤以北宋钱居多。（认为宋‘积贫’的筒子们要认真思考一下是否转变对宋的误读了！）

王安石如何能料到改革会出现钱荒的严重后果？

15　王雱之死

相信类似的情形即使是发生在当今之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高明的经济学家找出解决之道。王安石对此也并没有好的对策，群策群力之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折二钱’。

神宗却顾虑重重，对王安石道：“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

王安石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劝谏神宗道：“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

神宗自己也想不出比王安石更高明的办法，只好‘令复行之’。宋廷行折二钱并没有引来邻国的说三道四，首先不乐意使用的正是京畿小民。当他们拿着折二钱购物时候，却发生了‘以用折二钱不售’的咄咄怪事。接下来拒绝折二钱的是神宗自家人：‘然两宫旋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

寻常百姓不用折二钱可以大板伺候，‘两宫不欲用’，神宗也束手无策。

折二钱在流通中首先遭到了后宫的抵制。王安石担心如此一来上行下效，折二钱不能收到解决钱荒的效果。于是据理力争，‘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

吕惠卿叛出师门，导致变法派内部严重分裂，变法力量大为削弱。此举，不但对变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对王安石的个人声誉带来了极为恶劣的负面效应。

王安石重新拜相，仍一如从前‘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

再次拜相，王安石悲哀的发现，重新回到朝堂的他，已经是圣眷不再。‘上意多厌之，事多不从’！

早已经过了青春叛逆期的神宗变的比从前难伺奉不说，还时不时地不加掩饰的在王安石面前流露出一种厌恶与不耐烦。从以前的言听计从到现在情形，神宗变化反差太大。对此，王安石无可奈何感慨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王安石再次称疾不出，神宗见他故技重施，心中很是不满，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神宗也知道王安石与自己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所以不惜对天盟誓来表明心迹。王安石见神宗这样赌咒发誓，‘乃出’。再称疾不出，那摆明就是不给圣明天子脸了。

伟大领袖被驳了面子，龙颜震怒之下会夷人九族！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复出视事不久，王雱病情转重，眼见不起。

神宗表现出了他的领袖人文关怀——‘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

天妒英才，两天后王雱终告不治，卒年33。为了抚慰王安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神宗特旨赠王雱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

神宗对王雱身后给予尊荣，同时传诏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令太子右赞善大夫王安上护雱丧归葬江宁’。

王雱的英年早逝，令年过半百的王安石悲痛不已。王雱与王安石既为父子，又是王安石制定、推行新政的重要助手。王安石闲暇之余，不是与王雱做学术探讨，就是听取儿子对新政的意见与建议。王安石对王雱寄予厚望，王雱既是事业上的帮手，也是王安石的精神支柱。

王雱的死，对王安石的打击巨大，舐犊情深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王安石陷入了深深地自责当中：因为公务繁忙疎于对儿子的关爱已是不该，更不应该在儿子病重的时候责骂他……

哀悔过甚的王安石在短短数十日内人变的形销骨立，从此心性大变、重回朝堂之后沉默寡言。王安石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势之人，‘何须更待黄梁熟，如觉人间是梦间’，他知道是到了他应该离去的时候了：

富弼、曾公亮、文彥博、司马光、吕公著、吕惠卿、曾布、章惇、冯京、韩绛，不管是对手，还是助手，这些人都相继离开了朝堂，王安国、王雱先后弃世……

想起自己一片丹心为国为民，大公无私，却不被所有人理解。现如今落的众叛亲离、更加天子无端猜忌，王安石厌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坚请辞职，几乎中断了所有的公私往来。

17　激流勇退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事，神宗皇帝表现出来的不信任，终于令他心底残存的期望化为泡影，王安石坚定决心要激流勇退——

原来，练亨甫在得知王安石有意请辞之后，担心自己从此在朝堂上失去政治靠山，于是决定‘复为谀媚以自安’。

他自知人微言轻，于是怂恿御史中丞邓绾：“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丞相，则庶几可留也。”

邓绾与练亨甫一样心思，二人一拍即合。只是这二人太过横竖都有点‘二’，他们议定为王安石争取的‘殊礼’是：

以丞相子雱位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侄皆馆职，京师赐地宅田邸，则为礼备矣。

邓绾的上疏呈交御览，神宗对此不置可否，‘亦颔之而已’。

又一日，王安石再次向神宗请辞。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得一稳便第宅耳”。

王安石听的一头雾水，不知神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问道：“臣有何欲，何为赐第？”

神宗故作高深地笑而不语。（估计眼神中流露出了那种‘小样，忽悠，接着忽悠！’的神情）

神宗笑的极暧昧！

回家府中，王安石越琢磨越感觉其中必有缘故。（应该是一晚上也没有休息好）

‘翌日，荆公请其由。’

上出绾章，荆公即乞推劾。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王安石自己上疏抗辩称：

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绾为国司直，职当纠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与宰臣乞恩，极为伤辱国体……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亨甫身在中书习学公事，兼臣屡尝说与须避嫌疑，勿与言事官子弟交通，今审知所闻，即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乞以臣所奏付外，处以典刑。

很快，真相大白。熙宁九年（1076年）冬十月，神宗做出最高指示——

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

反对变法的官员基本上被排挤出了朝堂，因吕惠卿的倾轧，变法派势力也大为消弱。

王安石不得已之下向神宗推荐陈襄与吕嘉问二人，神宗对陈襄出任龙图阁直学士并无异议，但否定了吕嘉问，推脱道：“陈襄甚好，嘉问更候少时。”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得力助手襄助，偌大帝国的繁重政务全部压在王安石一人身上，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王安石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过了半个月，王安石旧话重提。

神宗王顾左右，忽然话锋一转问王安石：“闻相公欲去多时？”

王安石没有料到神宗有此一问，仓皇对曰：“欲去久矣，陛下坚留，所以不敢遂去。”

王安石并不是傻子，岂能听不出神宗的言外之意？‘既下殿，即还家乞去。’

数日之后，传来神宗诏旨：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此前，王安石数次请辞，但神宗都没有同意，并传令各文书通进部门，不得接受王安石辞职的奏疏。无计可施之下，王安石作书同年王珪：‘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幸甚。’希望王珪看在二人既是同年、且是同僚的份上，替自己在神宗面前美言几句，批准自己的辞呈。

现在神宗厌烦了君臣之间的这种推推让让，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得君行道’梦想一同结束了。

第三十四章　乌台诗案

01　神马都是浮云

王安石二次任相时间仅有一年又八月，接任宰相之位的是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二人政见不同。

史称‘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

2010年，一句‘神马都是浮云’迅速窜红网络。浮躁的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大彻大悟！

‘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如浮云一样知道进退呢？真正懂得盈缩之道的，华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也是屈指可数。王安石正是深谙‘冲虚’要旨之人，他终于明白神宗真正需要的是‘晓事’的臣子，而非‘办事’之臣。

‘得意浓时正好休’：在适当的时机选择离开，无疑是明智之举！

王安石离了汴梁，再次踏上返乡路程。对于他的离开，神宗心中五味杂陈。对于王安石二次罢相的原因，正史、野史不约而同的玩起了文字游戏——

《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李焘直接将王安石罢相的原因记为咎由自取：

王安石与吕惠卿二人相互倾轧，吕惠卿使发撒手锏——‘发其私书’！王安石书中有‘无使齐年知’之语，齐年者冯京也，神宗‘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

此说，已为专家学者考证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另据宋人吕本中《杂说》记载：

一天，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

嘉问自然希望君王回心转意，再次起用王安石，所以婉转回道：“近亦得安石书，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

上曰：“是则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朕耶？”

相信去职后的王安石与吕嘉问保持着书信来往的，对于神宗在朝堂上的举动，应该可以很快得悉。

在明白神宗无意再次起用自己之后，王安石彻底心灰意冷了。回到江宁之后，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故后世称‘半山堂’）平日骑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王安石罢相之初，神宗皇帝特赐良马一匹。不久‘宝马’就因不服水土而死。王安石索性改用‘宝驴’代步）

王安石‘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既然悟到了‘神马都是浮云’，王安石自然也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道理。远离了朝堂的隐居生活，安之若素好了！没有垣墙，正是他心底坦荡的最好写照！

王安石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起优游林下的退隐生活。

王安石早年曾登上飞来峰，写下了：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如果说这首《登飞来峰》是他对变法前景的向往与憧憬的话，那么《雨过偶书》就是他在经历了无数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之后，终于体悟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无比悲凉了。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王安石这次真的厌倦了纷纷扰扰的浊世红尘。

雨过偶书

霈然甘泽洗尘寰，南亩东郊共慰颜。

地望岁功还物外，天将生意与人间。

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窗枕簞闲。

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

在执政期间，王安石竭力推行新法，希望摧抑兼并，减轻普通百姓的重负。正因为如此，许多海外学者都称王安石为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家，一个希望通过官僚政策达到社会公平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王安石试图在传统儒家道德社会中，建立一个训练有素、行政管理高效的现代官僚体制的尝试只能是种一厢情愿。变法虽然失败，但这种有益的尝试却正是他留与国人丰厚的政治遗产。从这一点看，将变法简单的说成失败似乎太过武断。

02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有野史称王安石反复吟咏‘诸葛一生成何事，只合当初作卧龙’，似乎在说王安石对此前推行变法颇有悔意，显然是在讥讽荆公。而真正小觑诸葛亮的却是司马光，司马光在《从始平公城西大阅》一诗中写道：坐镇四夷真汉相，武侯空复道英才！王安石却对诸葛亮十分推崇，在他写的《诸葛武侯》一诗中颂扬诸葛亮道——

晖晖如长庚，孤出照一方。

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

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

竖子祖余策，犹能走强梁。

物伤其类，对‘得君行道’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人生际遇，王安石感慨再三。

王安石的功过是非，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事情，变法结果固然重要，其过程同样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数十年的宦海沉浮，王安石不再是从前那个豪情壮志在胸的热血青年。既然冷酷的政治现实已经无法让他实现自己‘立功’的伟大抱负，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将精力转移在‘立言’之上了。

王安石晚喜《字说》，野史称‘王荆公作《字说》时，用意良苦，置石莲百许枚几案，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即啮其指，至流血不觉。’

在读书著述的同时，王安石也喜欢上了佛、老之学。

据《冷斋夜话》记载：

王安石的一个女儿嫁与吴安持（吴充之子）为妻，被宋廷封为蓬莱县君。受父亲影响，工诗、多佳句。

王安石贬谪回到江宁，她写诗宽慰道：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里远，依然和泪看黄花。

王安石收到《一封家书》之后，‘以《楞严经》新译本付之，’并且和诗一首——

青灯一点照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幻，世间惟有妙莲花。

逐渐勘破红尘的王安石，慢慢开悟。他曾于蒋山一座寺院的门扉上题诗一道：

口含天宪手持钧，已是龙墀第一人。

回首三千大世界，此身犹是一微尘。

游于释、老之学多年，暮年的王安石放下了从前的荣辱得失，已经变的豁达、恬淡，深得禅宗真趣。

裸退之后的王安石不理俗事，过起了隐逸的闲散日子。退出政坛的他不再过问政事，很快‘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变的门庭冷落。

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感慨世风偷薄、人心不古，他作词一首明志——

揉蓝一水萦花草，寂寞小桥千峰（嶂）抱。人不到，柴门自有清风扫。

元丰七年（1084年）的夏天，忽然有客到访他的小桥流水人家。王安石得知来人是苏轼之后，不禁喜出望外。一度有人传言苏轼已死（其实是得了红眼病，躲在家中治病无法出来会客），得知故人无恙，王安石丢下手中的书卷，骑了驴亲自赶往江边迎接。

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宋神宗从幕后走向前台，亲自主持新法。并且特地改年号为‘元丰’！

神宗向天下臣民宣告，他才是改革的主持人。即日起，继往开来的大宋子民，‘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王安石于江宁闭门读书参禅的时候，继庆历年间发生的‘进奏院案’文字狱三十多年后，宋廷再次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文字狱。这个针对苏轼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宋王朝统治者对士人的优容是有口皆碑的事情，所以，宋的文字狱也有着与其它王朝截然不同的特色。

（所谓乌台者，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许多柏树，经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柏树之上，晨来暮去，号为‘朝夕鸟’。因此，后世称御史台为‘乌台’。由御史发起的这次诏狱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宋实施的是文官政治，文人的政治斗争虽然远不及武夫之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样血腥、恐怖，但文人之间的斗争却远较武夫来的惊心动魄！

03　文字狱

乌台诗案又是神宗发起的一个诏狱！

王安石教会了神宗皇帝独断，在王安石离开朝堂之后，神宗的这种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吴充在接替王安石出任宰相之职后，请求神宗如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旧臣，司马光在洛阳得知消息兴奋异常，致信吴充历数了废除新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然而变法派蔡确搬出‘萧规曹随’的典故劝谏神宗：新法乃是陛下所创，前相助成，后相废除，会令百姓无所适从。

听了蔡确的劝谏，神宗保持了沉默。王安石虽然离开了朝堂，但并不代表人去政息，富国强兵的梦想仍萦绕在神宗的脑海中。见神宗无意废除新法，吴充只好打消了念头，司马光空欢喜了一场。此后蔡确出任参知政事一职，次年吴充罢相，王珪独相。王珪虽是首相，却尸位素餐，人称‘三旨相公’（上朝进奏名为‘取圣旨’；接受批阅，名为‘领圣旨’；归见僚属，名为‘已得圣旨’。这才是神宗真正需要的臣子！）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变法派官员，元丰二年五月，神宗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兼判司农寺，御史中丞是高检检察长，而司农寺又是实施变法的主要机关。神宗把李定提拔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希望他感君王知遇之恩，推行新法、打击反新法势力。

蔡确在担任御史中丞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就升任为参知政事。神宗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对李定极大的信任了。李定感恩戴德之余自然希望步前者后尘，政治上要求进步了。

李定上任月余，正打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任上作出成绩时候，苏轼撞到了枪口之上。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朝野之人，只有苏轼一人反对新法改革科举制。因为他一贯抵制新法，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极力排挤。苏轼无奈只好自请外放，神宗命他通判杭州。

苏轼离开是非之地，此后辗转徙于徐州、密州。元丰二年，苏轼再徙知湖州。到了湖州任上，苏轼按例上表谢恩。

本来苏轼做这种应用文，应该是小菜一碟的，只须拣皇恩浩荡、生民如沐春风，形势一片大好，微臣愿在新的岗位上努力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犬马之劳的字眼堆砌就足矣，他偏偏为了对仗工整，写出了‘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排比句。

福祸无门、惟人自招，苏轼真是何苦来哉？（还说自己‘老不生事’？他是老生事才对，不老生事就阿弥陀佛了！）

文人心性害人不浅，有御史官员机智勇敢的从他感恩的心中发现了新的政治斗争动向：

李定还没有到任，就有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指出苏轼《湖州谢上表》‘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句中有‘谤讪讥骂’攻击新政之嫌！

七月二日，李定和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一同上奏，列举苏轼历年来所作诗文‘讪上骂下’、‘指斥乘舆’，是可忍，孰不可忍？强烈要求圣明天子‘断自天衷，特行典宪’。神宗皇帝接过几个大臣精心编撰的苏轼诗摘集句，立即眉头紧锁——

咏青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水利：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课吏：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神宗读的怒往上撞，立即颁旨：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神宗龙颜大怒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熙宁年间的变法，反对声浪此起彼伏，而且言辞激烈异常。神宗也不为所动，对反对派官员至多是贬官了事；现在苏轼只是写点小诗讥讽一下，神宗就如坐针毡，怒不可遏？仔细分析就明白原委了，从前所有的攻击与非议全部是冲着王安石去的；元丰年间，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在主持变法工作。此时的朝堂重臣，清一色的变法派官员，即使是反对变法的官员，也明智了保持了沉默。

当所有人‘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偏偏就有苏轼不信这个邪跳将出来反对新法，对新法冷嘲热讽。因为苏轼文名远播，所以他的影响力极大。苏轼的举止，在神宗眼中看来不是简单的‘不识相’，而是对他君权的一种挑衅！神宗决定枪打出头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将苏轼的这种嚣张气焰压下去，这样做可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04　有罪推定

见到圣谕，李定立即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乞选官参洽，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

神宗见李定如此知情识趣，很快做出重要指示：此案由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二人负责审讯，同时‘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赉往’。

神宗皇帝这一次又做出了‘有罪推定’！苏轼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已经由伟大领袖定下了调子。这种权大于法的事情直到今天仍在我们生活中时有发生，在专制历史中更是太过寻常，不过发生在宋王朝相对少一些而已。即使这样，后世文人都在哭着喊着要求穿越回宋做赵官家子民！

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领导的重要指示，李定等人迅速展开了缜密的刑侦工作。天子的意志就是最高意志，苏轼很快就从湖州被押解入京。史称专案组倍道疾驰到了湖州，‘二狱卒就絷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这时候的苏轼虽然心中忐忑，但当看到妻子哭哭啼啼哀伤的样子，装出好整以暇的样子，在世人面前秀了一次他的名士风度——

他回头对妻子王闰之（此时王弗已逝多年，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时年31，苏轼43岁。这时候的朝云12岁就追随苏轼左右，时年17，苏学士是真名士自风流！羡慕嫉妒恨啊！）笑道：“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王闰之正在悲不自胜之际，忽然听苏轼此言，不禁破涕为笑。苏轼见她正哭的梨花带雨忽然忍俊不禁的盈盈笑脸，想起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不由地痴了……

【据《东坡志林》载：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

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詠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

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王闰之自然知道这诗的典故，故此破啼为笑。）

八月十八日，御史台开庭审理苏轼一案，此时，方通知苏轼：奉圣旨根勘！

苏轼一听，有最高指示，自己的案子乃是诏狱，属于‘两特一极’的大、要案，当时就明白了抵赖将是徒劳的。宋虽然是个法制国家，但彼时没有律师可以为苏轼做无罪辩护。即便是真的有，又有哪个律师敢和圣明天子的皇权公然叫板呢？

此后，案件的审讯取得阶段性成果：苏轼承认曾写过讽刺性诗文送给朋友！

案件有了新的变化，李定等人立即上奏，要求扩大取证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挖出隐藏在深处的反对变法者。

十月十八日，神宗墨宝批复：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讽刺政事，该取问看若干人闻奏。有了神宗御批，就等于手中有了尚方宝剑。

所以拖延了这样久，是因为在此期间，专案组的工作遭遇了来自各方的阻力。首先是宰相吴充婉转的表达了自己的对此事的不满——

一天，吴充忽然没头没脑的问神宗：“魏武帝（曹操）何如人也？”

神宗被问的莫名其妙，随口道：“何足道！”

吴充趁机讽谏道：“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闻言，佯作吃惊道：“朕无它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有这么考核人的吗？）行将放出也。”

吴充问及，神宗才迫不得已做出表态。饶过宰相直接兴起诏狱，首先就是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神宗皇帝虽知法犯法，却还多少知道要有所顾忌！

法制建设的重点并不是在于普法教育广大群众，而是在于纯洁执法队伍。因执法而犯法的事情，在我国家屡见不鲜，建立法制容易，健全法制工作却任重道远。

05　浅尝辄止

苏轼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诏狱开始之初，他就打算绝食自求了断。

恰在此时，因为吴充表现出的关切，神宗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遣使就狱有所约敕’。

神宗发了话，‘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神宗明白，苏轼只是反对新法，而不是反皇帝！（这话听着好像和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相同，梁山泊的好汉不能对政治体制提出改良，即使是真的反了皇帝，最多也只是另外推举‘公明哥哥’做皇帝罢了！）因此，神宗改变了初衷，从‘杀一儆百’改为了浅尝辄止。打骡子惊马，只要借苏轼文字案刹住朝野间涌现反新法风，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吓唬一下苏轼，让他知道如何夹紧尾巴作人。如果苏轼真的死在监狱之中，神宗就会蒙上无法容才的恶名。

神宗派人到狱中传达最高指示，李定等人略一思忖，便领悟了领导的意图。许多的事情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政治尤其如此！神宗这样做，审判官员自然心中明白其中厉害，所以对苏轼不敢动刑。

出了意外，审判官就是替罪羊。

一些文学作品中，居然有对苏轼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之说，不知据何记载？

李定等人在不违背最高指示政策范围内绞尽脑汁想要使案件得到突破性进展，也只有改为谩骂与侮辱了。

与此同时，犯官苏轼在交待了一些审案官员已经掌握的材料之后，也开始了与专案组成员斗智斗勇。他只承认自己学唐人白居易作讽喻诗，表示对新法的不满，有讥讽之实，却绝不无限上纲上线的恶毒攻击圣明天子；对于审案官员已经掌握的材料，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并不讳言。对于拿不出根据的，他矢口否认。

坦白从宽这种真实的谎言，千余年前的古人也明白，听听则可，相信的话，那就是脑袋进水了！

见苏轼摆出了‘肉头阵’一副周旋到底的样子，李定等人也无计可施。除了侮辱苏轼的人格，搞搞疲劳战术，老虎凳与辣椒水他们不敢乱用。在苏轼身上难以有重大突破，只好多做外调工作，在收集物证上多下功夫。

有志者、事竟成，在李定等人不抛弃、不放弃的不懈努力下，从全国各地收集上来的苏轼专案资料源源不断地向汴梁汇总。

功夫不负有心专案组，经过数月的内查外调，诏狱工作人员共收集到苏轼创作的有讥讽内容的诗52首、文10篇、赋一篇。

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结案奏闻，为示慎重，神宗委派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复核，苏轼供认不讳，洋洋洒洒写了二万余言的‘供状’，并表示‘甘服朝典’。

最终专案组向神宗建议：判处苏轼两年徒刑，以观后效！

神宗对如何处置苏轼一事也颇感踌躇，因为事情震动朝野，居然传到了后宫之中的太皇太后曹后的耳中。

一天神宗去给曹后请安，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懌？”

对曰：“更张数事未就，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

太皇曰：“得非轼、辙乎？”

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

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

因泣曰：“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

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不久曹太皇太后病情沉重，神宗皇帝打算大赦天下为她祈福。曹后阻止道：“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皇太后的意见神宗必须尊重，所以对苏轼最后处置必须慎之又慎。

在苏轼一案审讯期间，朝野上下臣工也展开了营救工作：

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也得知了消息，上疏神宗指出——岂有盛世杀文士之事乎？

杀苏轼，就等于自承治下非‘盛世’，王安石知道神宗此人‘好名畏义’，故有此说！

张方平、范镇等人‘皆上书救之，不报’。

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也为苏轼求情，向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06　吃错了药

当所有人在积极营救苏轼的时候，‘三旨相公’却表现的吃错了药一样，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史载：

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

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珪语塞。

所谓文字狱，必须要由文人来锻炼。读书之人伤不起，伤不起！

这时候苏轼的好友章惇在一边乘机进言，反驳王珪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神宗见章惇帮腔，点头道：“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汉末三国初年人物，其中尤以荀爽、荀攸、荀彧知名于世）、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当所有关心苏轼狱案的人在努力营救时候，苏轼在狱中度日如年。

一次偶然，苏轼差点自寻短见！

苏轼因为走的太过匆忙，只有长子苏迈跟随父亲入京。（他想填首《声声慢》亦不可得矣！历史告诉我们，发牢骚不但要看对象，更要掌握时间。）

苏轼情知此一去凶险，所以与苏迈约定：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提前通知他，也好让他有心理准备。

苏迈在外面一边为父亲鸣冤奔走，一边悉心照顾苏轼的饮食。

世间之事，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居多，雪中送炭者少。苏轼本宦囊羞涩，更加上身陷不测之渊，在汴梁城中‘居大不易’。

‘踰月，忽粮尽’，苏迈‘出谋于陈留’，临走之前，委托亲戚代自己送饭，心烦意乱之际忘记告诉亲戚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约定！这亲戚也是好心，知道苏轼在杭州作通判喜欢吃鱼，特意为他烹了一条鱼送到了御史台。

苏轼自然不知其中缘故，当他看到‘最后的晚餐’时候，当时就精神崩溃了。

苏轼无心饮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习惯使然，苏轼仍秉性难移，作《寄子由》（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二首托付后事。

其第二首诗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更何况是生离死别？

苏轼兄弟手足之深情跃然纸间，读来使人心酸。当苏轼的绝别诗送呈御览之后，神宗读后也为苏轼的过人才情所折服，心底顿生恻隐之情。

十二月二十六日，历时数月之久的‘乌台诗案’终于尘埃落定——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神宗最后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对苏轼做出了宽大处理：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对于苏轼被贬谪黄州，也有一种说法流传于世：苏轼曾经得罪过《河东狮吼》主人公陈季常的父亲，所以把他打发到黄州，是方便黄州大户陈季常报复。哪知道陈季常怕老婆是真，但却与苏轼臭味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一天，陈季常正招待苏轼吃‘花酒’，忽然陈季常的老婆闻讯醋海翻波，打上门来。陈季常大惊失色，骇的失魂落魄。苏轼作诗一首调侃道：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陈妻柳氏郡望为河东，故此苏轼写为‘河东狮吼’。此后‘河东狮吼’就成了讥讽悍妇撒泼无理取闹的代名词。

在贬谪了苏轼之后，神宗对案件相关人员也做了严肃处理：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停勒。

王诜、字晋卿，工词善画，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人为友。王诜的画格调高雅，自成一家，如果有作品现世，再破华夏古人画作拍卖纪录，应该不成问题。其人亦放浪形骸，不拘小节，颇具魏晋风度，是个蔑视皇权之人。《水浒传》中，高俅便是进入他的府中才得以发迹。而高俅之前正是苏轼的书童。（王诜相关事迹详见拙作《覆辙》）

07　劫后余生

对于自己这个亲妹夫，神宗下不去黑手。数年前，王诜就卷入了赵世居谋逆一案中，神宗并没有对他如何，只是罚铜30斤了事。现在，王诜再次卷入苏轼诗案之中。闻知御史台立案，王诜得知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苏辙，有意让苏轼有所准备，消灭罪证。因为与苏轼关系最亲密，来往书信最多，因此对王诜的处罚也仅次于苏轼。

对这个豆腐掉进灰堆的妹夫，神宗皇帝是既打不得、也拍不得：王诜数次欺侮妻子，如果不是蜀国公主久病，神宗念在兄妹情深，王诜这次‘原情议罪，实不容诛’。

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苏辙为了营救兄长，上疏神宗恳请免苏轼一死，自己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神宗索性成全他们兄弟二人的这份情谊！

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30斤；

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毫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管，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邠、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钱世雄、各罚铜20斤。

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于以苏轼的贬官而划上了句号。劫后余生的苏轼来到黄州，请得城东荒地数十亩，耕读度日。因地处城东，皆为坡地，故名‘东坡’。苏轼在此修建了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躲过一劫，侥幸之余却更焕发出了创作激情，迎来了生命中文学创作的高潮。在仕途上经此打击之后，苏轼文学创作中释、道的出世和超世思想愈发严重，文风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文章与词作也表现了其性格中通脱、放达的一面。如果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只是他对词内容上的突破的话，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在写作风格上的大胆突破。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创作的许多词作、文章脍炙人口，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一天，当神宗读到苏轼《水调歌头》‘琼楼玉宇’之句时，吟咏再三，感慨道：“苏轼终是爱君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针对苏轼的这次文字狱，其实只是宋人台谏制度的惯性作用使然。后人只看到了狱案是李定等台谏官员‘小人得志之秋，率意径行’，却忽略了神宗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更没有想到苏轼的个人悲剧正是宋台谏制度在士人党争中的必然产物。

官场箴言：领导、只有领导才是永远正确的！

后世有人认为，苏轼是被屈打成招的，他的本意并不如台谏官员构陷的谤讪。其实仔细分析就明白，讽刺与谤讪二者之间又如何分辨的清呢？后人这种想法完全是出于纯粹的爱屋及乌罢了！数年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自己写的《乞郡札子》中直承其事：

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苏轼自己也承认诗文中确实有语涉讽谏之语，正是因为他创作的许多词作、文章脍炙人口，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所以他才希望通过诗文来‘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的。

史实证明了苏轼所言非虚：

一天，当神宗读到苏轼《水调歌头》中‘琼楼玉宇’之句时，吟咏再三，感慨道：“苏轼终是爱君的！”

感动之余，神宗立即传诏将苏轼从黄州移至汝州。因赴汝州必须途经金陵，故此苏轼特意前往蒋山拜访王安石。

得知苏轼过访的消息，大病初愈的王安石激动异常，他第二天一早就亲自骑了驴赶往江边等候。

第三十五章　丹青难写是精神

01　相逢一笑泯恩仇

二人之间虽政见不同，但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文学造诣都是十分的仰慕。

熙宁年间二人之间还发生过一桩文学公案：

王安石曾有咏菊诗一首：

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擸得一枝犹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苏轼看了之后，心下不以为然，想起前人有诗句写道‘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苏轼拿起笔来嘲讽王安石道：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哪知道在十年之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到了黄州不久，苏轼才知道自己糗大了——‘菊惟黄州落瓣’。

‘子瞻见之，始愧服’。

苏轼虽通脱不羁，但见年长自己16岁的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不敢托大，急忙起身相迎。手忙脚乱之余帽子也忘记戴了，（不冠而迎）。作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见苏轼这样讲，王安石不以为意大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脱口道：“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朝云调侃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确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苏轼性格中的弱点，苏轼到老这种心直口快的毛病都没有改，这时候讲这种话实在是大煞风景。

见苏轼把话题扯回到政治之上，王安石只好微笑、保持了沉默。

苏轼也自知语失，急忙转移话题。

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尽释前嫌。

苏轼在江陵‘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当王安石读到苏轼写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时候，王安石赞叹不已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也恭维王安石所写的‘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二句为‘自屈（屈原）、宋（宋玉）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但他却对王安石晚年力作《字说》时有揶揄：王安石谓坡，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

然而这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友谊，经过了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苏轼对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有了新的认识。这时王安石大病初愈，舍宅为寺，真诚的邀请苏轼定居于秦淮河畔与自己相邻。

苏轼对此提议不无感激，并提诗一首相赠：

骑驴渺渺入荒岐，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径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王、苏二人皆是心性豁达之人，明白人生长恨水长东的道理。苏轼盘桓数日后，二人挥手作别。离开之后，苏轼曾作书问候，王安石也回信劝勉苏轼‘跋涉自爱’！

元丰年间，神宗并没有怠慢王安石。元丰元年，诏王安石以集禧观使居钟山，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从此王安石被人称为荆公。

在王安石罢相之后，神宗一面反思了变法中的弊端，一方面起用了一些变法派官员继续深入改革。为了达到政治力量的制衡，以将一些保守派官员安排在了重要职位上：在重新起用冯京为枢密使之后，元丰三年吕公著也重回朝堂出任了枢密副使之职。

熙宁年间推行的新法虽然为王安石招致了无数的谩骂与非议，但改革成就斐然，宋廷的财政状况得到改观，成为赵宋王朝立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王安石在收获板砖无数之后，神宗成了一个‘不差钱’的皇帝。

神宗在修改了富国与敛民之间尺度后，又协调了新旧二党之间的矛盾。当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开始着手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元丰年间神宗主政时期的各种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混乱，元丰改制之前尤其如此。赵匡胤立国之后，在建设自己新的官制同时，并没有完全取消旧的官制。（许多时候，破比立更具可操作性。所谓的‘不破不立’那只是想当然耳！）如此一来，新旧混杂，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权不明就成了有宋一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但性质却与前进截然不同。譬如：户部尚书，如果没有特旨，他就无权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能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该级别的特殊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有一个特殊称为为‘差遣’。仍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负责，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02　元丰改制

除了寄禄官与差遣之外，宋廷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贴职。除部分带贴职的中央官员确实兼有馆阁实务之外，大部分的贴职只是荣誉性的职衔。这种情形通称为‘贴职’，也称‘职名’，简称‘职’。如此，就形成了宋廷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变法年间，神宗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机器效率的低下，对官员的杂冗有了清醒的认识。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权，提高政治效率，他决心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元丰改制恢复了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于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却改称为都堂。新制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不管如何改制，神宗仍沿袭了祖宗旧制，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并没有改变。当有官员主张废除枢密院之时，神宗立即表示明确反对。文武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是官制改革的红线！任何尝试改变制衡政治的努力只能是种枉然。

新的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不但一改从前的人浮于事的弊端，而且还为财政支出节约了大笔费用。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有生搬硬套《唐六典》之嫌，但元丰改制无疑是次成功的官制改革。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地土还给宋朝的建议，囚禁了惠宗。西夏统治阶层发生内讧，一时间谣言四起。宋边臣鄜延路沈括、权鄜延路军马副总管兼第一将种谔等人认为乘其君长未定，应当以讨伐问罪为名，发大兵直捣兴灵，覆其巢穴。

种谔还认为辽廷对西夏觊觎已久，现在西夏内乱，恐辽人先发制人。如果契丹兼并西夏，则对宋有极大的威胁。‘故今此事系朝廷为与不为，决不决耳，所谓楚得之则楚胜，汉得之汉胜。今西夏疆场若归中国，则契丹孤绝，彼势既孤，则徐为我图矣。’种谔的建议与神宗吞并西夏之志不谋而合，宋廷遂决计兴师讨伐西夏。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神宗发动了五路大军‘分进合击’，数十万兵马从三个方向发动攻击，希望会师于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城下。是役史称‘灵州之战’。宋廷一改从前的被动挨打，主动出击西夏正是因为改革成就斐然，国力大增的原因。王韶熙河拓地千里，不但有力的打击了西夏政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的鼓舞了神宗收复失地，重震国威的信心。

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西夏军先是沿途依险设阻，全面防御，但因兵少力弱很快被宋军突破防线，西夏损失惨重。西夏朝廷立即修正作战计划，及时接受教训。转而采取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终于转劣为优，在战争中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转败为胜，大败宋军。

是役，神宗仍沿袭着祖宗旧制‘将从中驭’，不停的从汴梁城发往前线上谕，遥控指挥作战。未战之前就下手诏约束诸路将士‘听节制立功者重奖，不用命连坐全家’。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却并没有任命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统一指挥，而是任命宦官李宪为五路统帅，另外任命外戚高遵裕为北路军统帅，节制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部。另一个太监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听王中正节制。

五路大军三个主帅，两个是太监，一个是外戚。

神宗重用的不是太监、就是外戚，还有就是如‘三旨相公’之类的庸才。王安石被罢免，正是因为神宗用人思想所致。三人中除李宪表现尚可之外，其他皆无将兵之材。（李宪虽是个太监中的极品，但继承他衣钵的义子童贯更是极品中的极品了！童贯相关事迹详见笔者《覆辙》一文）

正是因为这个高遵裕嫉贤妒能，导致了宋军作战失利：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刘昌祚攻占鸣沙川之后，挥师疾进逼近灵州城。当时夏军大败，宋军兵临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宋先锋几乎夺门而入。高遵裕‘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坐失战机。宋军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没有攻克，反而被夏人控开七级渠水所灌，夏军又分后断了宋军粮道，士卒冻溺而死不计其数，溃不成军。西夏乘机在后掩杀，高遵裕所部蕃汉部骑八万七千人，民夫九万五千人，只余13000败归。

03　损人不利己

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作《灵武诗》其中有‘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之句，正是说的这种惨景。张舜民因诗中语含讥讽而被贬为监彬州酒税，说真话有罪无功。

宋廷在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以损人开始，却以害已告终。

神宗对灵州之役寄予厚望，半夜时分接到宋军失利的消息，起绕床榻而行，彻夜不能入寢，因此也落下了病根。战后，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不复议再举事’。一方面却姑息败军之将，将高遵裕、刘昌祚、王中正贬官了事，更是拒绝要求处死主帅李宪的建议。（没有办法不姑息，真正的责任人是神宗自己）不但没有处置李宪，反而将其擢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

灵州之战，虽然宋军损失惨重，其实双方主力并没有大的交锋。所以对这次战败，李宪心有不甘。元丰五年（1082年），李宪向神宗‘上再举之策’。

神宗对灵州之战的失利一直以来无法释怀，他一直寻觅战机，准备洗雪前耻。鉴于灵州之战时攻克西夏诸州却无法固守的经验教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代筑城，作为进瞰西夏的桥头堡。神宗立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边境经营其事。

关于沈括其人其事，不在本文述事范围，故不载，但后世有人说苏轼狱案是因为沈括的诬陷，那实在是无稽之谈。更有人想当然的认为沈括入昭文馆，苏轼入史馆，二人先后曾是两院院士，因此是同事，据此得出结论二人私交甚笃。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而沈括却已经是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沈括在两浙路的主要职责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监督与差役灾荒等事，并不是代表中组部到地方考察官员政绩。

至于野史中‘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箴贴以进，云：词皆讪怼。’事情发生在熙宁六年，距离乌台诗案的元丰二年长达六七年之久，神宗皇帝不但没有处罚苏轼，反而在沈括回京之后将他由通判升为知密州。

因此说沈括是科学巨匠、道德小人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有一些文章中将沈括说成是王安石的妹夫，更是错的离谱太多了。

徐禧行边之后，却担心沈括、种谔二人分功，提议先于永乐地方建城。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地势险峻，在此筑城可以控扼横山，长驱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

然而，在永乐筑城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永乐接宥州，附横山，距银州故城25里，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峭壁悬崖。地势虽险峻，但却没有水源。

对徐禧的主张，种谔极力反对，指出这样做的后果是‘城之必败’。

然而，沈括却改变了初衷，转而附和徐禧，神宗很快采纳了徐禧的建议。七月，神宗诏令泾原、环庆、熙河兰会路诸路兵马声援鄜延路进筑横山。八月，徐禧、李舜举、沈括等率蕃汉兵十余军，八万余人，役夫荷粮者十六万，从延州出发开始筑城。

徐禧再一次创下了一个大宋建筑史上的速度：

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历时十四日即大功告成，神宗皇帝赐名为‘银川寨’！神宗以为徐禧有诸葛之亮，哪知道徐禧却是个只知‘纸上谈兵’的庸才。

对西夏人来说，横山是其腹心之地，当然无法坐视宋人的这种筑城行为。永乐城筑成仅十日，西夏便倾全国精兵前来攻夺。

永乐城筑毕，徐禧只留下大将曲珍率领士兵800戍守，自己却率众返回了米脂驻防。闻知西夏前来攻夺永乐城，徐禧居然大言不惭道：“贼若大至，是吾立功之秋也。”担心沈括与自己争功，所以留了沈括守米脂，亲自率领军马赴援。

西夏军隔了无定河排兵布阵与宋军对峙，军情紧急，曲珍派人急报徐禧，徐禧却好整以暇道：“黠羌取送死乎？”徐禧以兵万人，列阵于永乐城下。部将高永能请乘西夏军列阵未稳之时出击，徐禧不听。见夏军精锐铁鹞子军开始渡河，曲珍提议‘半济击之’徐禧又不听。夏军渡河之后，发动了攻击，宋军大败。

徐禧登城西望，只见城外漫山遍野皆是西夏兵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

屡失战机，眼见的情势危急，永乐城小人众，粮草供应不足，水源也被西夏人切断。曲珍再次建议绕道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薄弱环节，向那些老弱病残孕发动攻击。这样做既可以摆脱不利困境，同时可以扰乱西夏军心。

04　纸上谈兵

无奈徐禧只是不听！很快永乐城就成了‘上甘岭’，开始有宋军绞马粪解渴，宋军中出现非战斗减员，军卒渴死大半。沈括闻知消息，率众来援，受到夏军阻击，沈括无奈只得率军退保绥德城。

九月二十日，终于苍天开眼，是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宋军终于可以有水喝了，夏军却趁机发起了攻城作战。宋军拼命抵挡，战况惨烈异常。西夏军‘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尸，昼夜急攻’。面对夏军怒潮般的攻势，宋军左支右绌，却仍难抵挡。多日饥渴，大半的宋军精疲力竭，丧失了作战能力，根本无力形成对攻城夏军的有效杀伤，夜半时分永乐城终告陷落。

徐禧、李舜举与高永能被乱兵所杀，守城士兵与役夫几乎全军覆没。‘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只有曲珍等数人逃过一劫！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宋军战败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之时面对辅臣忽然感情失控，哭的山河变色、日月无光。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就是再强的人也有权利说疲惫。见圣明天子哭成泪人，朝堂之上所有臣子都不敢仰视。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时候就是再没心没肺的臣子也必须要装出一副如丧考妣的痛不欲生的神色来。

永乐之败极深地刺激了神宗脆弱的神经，从此‘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

宋廷损兵折将，而作为战胜国的西夏也并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因连年用兵，战争导致‘岁赐’与‘和市’两绝，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因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而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生活饥寒交迫、国内怨声载道。夏统治者不得不再次与宋廷媾和，重新遣使通好，称臣纳贡。宋廷也恢复了对西夏的岁赐。

因为宋军将士的不给力，神宗皇帝的强军梦想彻底破灭。人所以坚强，就是因为在心底有这样那样的理想与信念在支撑。此后不久，梦想破灭的神宗不仅是精神萎靡不振，而且灵州之战落下的疾病日渐沉重。

年纪轻轻的神宗身体每况愈下，元丰七年（1084年）秋，神宗大宴群臣时候‘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病痛折磨的神宗免疫力低下，大殿之上居然出现中风症状。朝臣惊的目瞪口呆、乱作一团。

元丰八年，见神宗病情略微有所好转，辅政大臣王珪等人开始劝说他早立太子。神宗也自知不起，无奈点头同意。二月，神宗病情日趋恶化，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于是传旨立延安郡王赵慵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

赵慵是神宗第六子，时年十岁。史载‘元丰间屡失皇子’赵慵前面的五个哥哥全部夭折，本是行六的他成了帝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眼见神宗不起，朝臣蔡确与邢恕四下活动，打算拥立神宗的弟弟雍王赵颢或者曹王赵頵为帝。不但朝臣另有打算，就连赵颢与赵頵二王也极为关心选立太子之事。他们二人经常借口探望神宗病情入宫，实则觊觎帝位。神宗虽在病中，但仍洞察了两个弟弟的居心，只可惜这时的他病体支离，只能对二人‘怒目而视’。到了神宗病重之际，赵颢甚至提议由自己侍寢。

高太后曾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发生的所有政治风波，如何会看不出其中蹊跷。为了防止发生不测，她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寢宫。同时，加快了立赵慵为储的步伐。三月时候，高太后向朝臣宣读神宗圣旨，立赵慵为太子，改名为赵煦。数日之后，38岁的神宗皇帝龙游大海，皇太子赵煦柩前即位，是为宋哲宗！（相关之事，请参阅拙作《覆辙》一书！）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虽然被后世称为‘女中尧舜’，但她却是个坚定的反对新法者。在神宗执政时期，囿于祖宗家法，她不敢过多干政。

高太后这时大权在握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垂帘听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力的老臣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在位期间被雪藏十五年，从熙宁六年（1073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的十余年间做了五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在此期间司马光不但埋首编撰完成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更创造了官员任官观使时间最久的北宋纪录。

司马光入朝之后，连上数道表疏，指出熙丰年间的变法全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忧民，实为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到底‘姜还是老的辣’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重返朝堂之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全面废除新法。

05　司马光重返朝堂

司马光主政之后，北宋历史进入‘元祐更化’时代！神宗去世不久，禁看《字说》。是年七月，首先废除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为‘元祐’，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的继续开展。

三月，司马光要求全国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消息一出，远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不禁愕然失声道：“连这也要废除吗？”良久，自言自语道：“此法终不可罢！我与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曾考虑到的。”

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一者是他十多年政治不得意，郁郁不得志有关；二者是因为重出江湖的他已是风烛残年之人，在他心底弥漫着一种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青苗、免役、将官之法与西夏的和解仍没有完成，司马光将此四事称为‘四患’，他感叹道：“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司马光提出的‘五日尽罢免役法’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个官员奇迹般的做到了。这人就是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司马光称赞他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为之有？”蔡京因此荣膺元祐元年大宋帝国杰出官员之首。

对于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许多官员表示了明确反对。但司马光表现出来的执拗竟然远过王安石，根本听不进丝毫的反对声音！

司马光本来是要‘拨乱反正’，结果却是矫枉过正！

此前王安石息影山林，他所制定的新法神宗虽做了修订但大部分仍保持不变、继续推行。所以王安石可以过‘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的散淡隐逸生活。

神宗的死讯传至江宁，王安石无法再淡定。人道迩、天道远，他没有料到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神宗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想起从前神宗皇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王安石就不禁悲从中来、涕下沾襟。自从他归隐之后，神宗一身系新法存废。如今神宗归天，新法还会继续推行吗？

王安石心底希望神宗后继有人，新法可以继续推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愿望只能是种一厢情愿。忧愤之下，王安石开始借酒消愁。

据野史《研北杂志》记载：

有王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部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喻其意。”老兵自然无法体会到王安石对新法的感情，各项新法倾注了王安石毕生的心血。此前他虽然远离了政坛，但新法仍在继续。如今神宗驾崩，依目前情形，极可能会‘人亡政息’。王安石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一直以来无法忘怀他的熙宁变法，他仍在时刻关注着政坛风云变幻。

据《邵氏闻见录》载：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廷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他对司马光上台主政，心底充满了担忧。

坏消息接踵而至，一连窜的打击之下，王安石崩溃了。眼瞅着自己新手建立起来的新法被一一罢废，人生悲哀以此为甚。

66岁的王安石心底惟有无限的悲凉，终于一病不起！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在神宗去世一年之后，王安石病逝于金陵。

王安石死后，除了安礼、安上兄弟外，其它的门生故吏避之惟恐不及，竟然无一人赶来吊唁。张舜民对他生后的凄凉，寄予深深地同情。以《哀王荆公》诗吊之——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支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远，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是蒋山。

世风浇薄、世态炎凉，今人亦如是！

王安石的死讯传至汴梁，同样是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也已经病入膏肓。司马光挣扎着作书于吕公著：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致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吕公著字）以为如何？

尽管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他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反而是对其道德文章做了肯定。司马光建议朝廷厚恤王安石，以振起浮薄之风。

06　千载一人

司马光为人方正、道德高尚，学术文章亦足以为后世法，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政治家。朱熹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诸臣有切中肯綮的评判，他认为‘元祐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司马光确实是道德有余而才智不足之人，做台谏官员格君心之非最是称职。后世有偏激者甚至认为北宋的覆亡与司马光有关，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选择司马光作宰相，是宋廷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司马光的意见，高太皇太后也只有尊重。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代表哲宗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对王安石的一生官方有了盖棺定论。

其文如下：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于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引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粮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迫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屐如遗。屡争席于樵，不乱群于虞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呜呼！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苏轼写的制词巧妙的躲开了关于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着重从文学道德、经学才识方面对王安石做出了高度肯定。南宋年间有人据此认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一事不置一词，正是他对变法颇有微词的原因。

对于后世腐儒的认识，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苏轼任地方官多年，使他对变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元祐更化’全盘否定新法的时候，再跳出来为王安石大唱赞歌，那他也实在是愚不可及了。相信‘乌台诗案’使他仍心有余悸的，公道自在人心，不说并不代表他是非不明。

对于北宋年间变法的是与非，对与错争论仍将继续存在。见仁见智好了！

兹录王安石《读史》诗一首，以飨读者作为文章结束语：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文章写来不但是辛苦异常，而且感觉心情也非常之沉重。恍然间，似乎荆公峨冠博带向我们走来！

王安石，千载一人而已！

2012-5-23于北京初稿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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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年少不识愁滋味

01　耕读传家久

02　天才少年

第二章　孤高临霄不屈已

01　不识抬举

02　煮熟的鸭子飞了

03　富贵词人

第三章　汉家烟火起湟中

0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2　李元昊称帝

03　三川口之战

第四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01　断齑划粥

0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03　狸猫何曾换太子？

04　任途难行钱作马

05　国母的羡慕嫉妒恨

06　范仲淹的‘三光’！

07　是战？是守？

第五章　韩琦未足奇

01　要命的鸽子

02　里通外国

第六章　名臣的范儿

01　宋祁的艳遇

02　吕夷简不简单！

03　扶不起的阿斗

第七章　庆历新政

01　攘外必先安内！

02　河西走廊

03　国际笑话

04　辽兴宗的豪赌

05　趁火打劫

06　富弼出使1

07　富弼出使2

08　富弼出使3

09　胡汉和亲未必高

10　庆历增币

11　将军白发征夫泪

12　人傻钱多

13　庆历新政

14　万般皆下品

15　叛逃

16　白衣秀士王伦

17　猪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

18　祖宗家法

19　不作官，做什么？

20　汴梁纸贵

21　大嘴巴欧阳修

22　岳阳楼是怎么建起来的？

23　政坛黑马

24　狄青之死（上）

25　狄青之死（下）

26　避祸

27　公款消费（上）

28　公款消费（下）

29　不叫的狗才咬人

30　欧阳修的羞1

31　欧阳修的羞2

32　风流不下流1

33　风流不下流2

34　艳词门事件

35　关于太监（上）

36　关于太监（下）

37　君子与小人

38　吹牛的代价（上）

39　吹牛的代价（中）

40　吹牛的代价（下）

41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42　自作虐、不可活（上）

43　自作虐、不可活（下）

第八章　宦海沉浮

01　牛刀小试（上）

02　牛刀小试（下）

03　通判舒州（上）

04　通判舒州（下）

05　开封有个包青天（上）

06　开封有个包青天（中）

07　开封有个包青天（下）

08　拆洗王介甫

09　造化弄人

10　万言书

11　仁宗皇帝的烦恼

12　关于专卖的事

13　天子近臣

14　谁做接班人？（上）

15　谁做接班人？（中）

16　谁做接班人？（下）

17　英宗继统

18　英宗继统

19　天子的私心（上）

20　天子的私心（下）

21　大公有私！

22　神宗登基

第九章　步入朝堂

01　国丧从简

02　寻寻觅觅

03　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04　重返朝堂

0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6　谋杀亲夫！

07　权大于法

08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9　得君行道

第十章　大宋发改委

01　制置三司条例司

02　参知政事

03　说话是门艺术

04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第十一章　均输法

01　长袖善舞

02　永远说不清的义与利

03　热脸与冷屁股的亲密接触

第十二章　青苗法

01　让国人汗颜的大宋数据

02　王安石的小额贷款公司

03　皇帝的亲戚

第十三章　谋取横山

01　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

02　老种经略相公

第十四章　南北之争

01　时代呼唤英雄

02　世间岂有绝对公平之事？

第十五章　坐着还是站着？

01　关键是教育皇帝

02　帝王教科书！

03　萧规曹随

第十六章　利国还是利民

01　常平不平

02　青苗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03　坑爹的青苗法

04　令人哭笑不得的司马光

05　树欲静而风不止

06　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八九！

07　老实人的小聪明

08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9　占领舆论阵地

第十七章　三不畏

01　皇帝也有怕的

02　敬天法祖是个宝

03　危言耸听

第十八章　天子门生宰相婿

01　捉女婿

02　神宗皇帝的小九九

第十九章　勿谈国是

01　翰林学士

02　狂犬病患者

03　国是之争

第二十章　文章千古事

01　《答司马谏议书》

02　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十一章　免役法

01　差役与募役

02　构建和谐社会

0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第二十二章　农田水利法

01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02　味道好极了！

03　肉食者鄙

04　吹响集结号

05　鉴往知今

第二十三章　富国强兵梦

01　保甲与保马

02　节流与裁军

03　不是我的过，都是你的错

04　出尔反尔

第二十四章　群体上访事件

01　范仲淹的女婿

02　坑你没商量

03　被致富

第二十五章　市易法

01　重在参与

02　敛财就是敛怨

03　反思与回顾

第二十六章　教育之改革

第二十七章　感动中国的大宋孝星

第二十八章　识人难！

01　先作人、后作官

02　谁也有打眼的时候

第二十九章　一道德

01　百年大计

02　八股与党争

第三十章　方田法

01　消渴症就是糖尿病

02　千步方田法

03　欧阳修的历史功绩

第三十一章　王韶开边

01　平戎策

02　吐蕃赞普

03　亲者痛，则仇者快

04　先下手为强

05　单刀赴会

06　事实胜于雄辩

07　熙河开边

08　大宋速度

09　永远的只有利益

10　王安石军事思想

11　宋、辽边境纠纷

12　政治危机

第三十二章　天灾？人祸？

01　郑侠《游民图》（上）

02　郑侠《游民图》（下）

03　神宗皇帝的检讨书

04　压力山大

05　曾布倒戈

06　有经济头脑不等于有政治头脑

07　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08　久旱逢甘霖

第三十三章　息影山林

01　才成霖雨便归山

02　明月何时照我还

03　贤人吕惠卿

04　放郑声与远佞人

05　权力是春药

06　忘战必危

0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8　谋逆大案

09　道可道、非常道

10　当着和尚骂秃子

11　含沙射影

12　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13　弄巧成拙

14　宋廷的钱荒

15　王雱之死

17　激流勇退

第三十四章　乌台诗案

01　神马都是浮云

02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03　文字狱

04　有罪推定

05　浅尝辄止

06　吃错了药

07　劫后余生

第三十五章　丹青难写是精神

01　相逢一笑泯恩仇

02　元丰改制

03　损人不利己

04　纸上谈兵

05　司马光重返朝堂

06　千载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