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情报告

林毅夫 姚洋 黄益平等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1章 理解中国改革

新改革新在哪里

从两会看中国改革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改革迫在眉睫

为什么说政府职能转变任重道远

完善政府定位，推进政府改革

财税制度该怎么改

如何认识土地制度改革

如何进行国企改革

第2章 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目标合宜可行吗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如何理解改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

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对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

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

怎么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公有制能产生正确的价格吗

中国需要发展自由的思想市场

第3章 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难题

地方债务问题亟待解决

地方债的根源是什么

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是什么

地方债阳光化之路

如何利用和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透视地方债的本质

积极看待地方政府债务

治本之道：地方官员向当地百姓负责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借鉴意义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标本兼治

第4章 人民币国际化新趋势

十年左右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国内

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什么道路

未来15年内人民币将取代美元

人民币将是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

第5章 大辩论：中国房产会不会崩盘

中国住房市场趋势

城镇住房空置现象被高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社会应少关注房地产

预测房地产市场泡沫不现实

中国房地产不会崩盘

第6章 如何老去：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

什么决定了老龄化的影响程度

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如何看空巢老人保健服务政策

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口腔健康

如何看中国式养老

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战略

健康、老龄化问题的研究状况

第7章 中小企业融资与企业家精神

分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多管齐下共推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

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

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第8章 经营非洲：中国企业该怎么办

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战略

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携手应对中国走向非洲的挑战

如何与非洲相处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一：异域风情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二：黄金法则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三：非洲奇遇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四：并购经验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五：境外新政

第9章 走向未来：应对变化的世界

G20的未来与中国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未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全球制造业变革对中国等国的启示

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亚洲一体化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

后记

前言

朗润园如何做智库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志打造一个在教学、科研和智库三个方面齐头并进的一流的学术机构。20年之后，这个坐落在皇家园林朗润园的机构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教学、科研和智库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根据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排名，国发院的影响力在全国智库中排名第二，在高校智库中排名第一。智库工作量化考核的合理性存在争议，但国发院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虽然智库工作并非中国高等学府的传统主业，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把智库建设设定为其重要使命之一，国发院前后三任主任/院长林毅夫、周其仁和姚洋一直把政策研究作为核心竞争力布局。可惜的是，教授们做政策研究，往往是既不计工作量，也不算科研成果，实际上相当于义务劳动。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会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做到既不降低“学术水准”，又鼓励大家研究中国这个“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朗润园不但政策研究做得有声有色，教授们的学术发表也越来越好。

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从表面看有一定偶然性，但实际上是由这个机构的历史传承、创立宗旨与治理结构共同决定的。回顾过去20年的经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是围绕如下三个方面的目标来打造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主动“入世”，研究实际经济问题，而不是待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视野。

朗润园在财务与学术两个方面都是高度独立的。当然独立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作为北大内设的二级学术机构，国发院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朗润园在财务方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为学校贡献了很多资金。做智库没有在财务方面获得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系统性的资助，开支主要来自教授们通过教学获得的收入，相当于“自带干粮闹革命”。

财务独立为学术独立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学术独立的基础还在于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借用周其仁老师的话，这个园子里集中了一批有国家情结的人。教授们既不谋求仕途升迁，也不追求巨额财富，就是想独立地从事研究、自由地发表观点。朗润园甚至从来都不统计获得的领导批示的数量。从初创开始，朗润园就建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比如国企改革、增长政策、金融开放和转型道路，院里的教授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相互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

国家发展研究院真正做到教授治院，也扫除了学术独立性的许多障碍。在朗润园里，教授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无论是教授晋升，还是机构新设，院里的大政方针都要由全体教授审议、投票。院里的行政领导主要发挥组织和执行的作用。朗润园有一大批名教授，他们在院里的地位明显高于院长、副院长。这个教授治院的体制是“六君子”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就建立起来的，20多年来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朗润园智库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分析的严谨性和建议的可操作性。国发院的每位教授们都在海外接受过规范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训练，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基于多年严肃的观察与分析，有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不会出现所谓的“无定向导弹”、前后观点自相矛盾的现象。

学者的政策主张不能得到决策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生不了解“真实世界”，提出来的观点往往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很差。朗润园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和张维迎，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政策分析，有些还经常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赵耀辉、张晓波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者深入基层调研，把脉实体经济状况。在资深教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教授们积极参与基层调研和政策分析，李力行和徐建国等老师就和周其仁老师一起近距离观察甚至深度参与成都与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黄卓、王敏和赵波等年轻教授也参与了许多有关能源、金融和宏观方面的政策分析项目。

保障朗润园智库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授们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与决策者的良好关系。中国国内再没有第二个机构同时拥有这么多具有全国甚至世界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他们的观点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朗润园的教授们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经常与非经常的渠道向决策者们提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参加总书记、总理和各部门包括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专家座谈会。刘国恩和李玲教授是国务院医疗改革政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卢锋教授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长年为财政部提供G20峰会的学术支持。

如果说过去朗润园智库工作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更多的是教授们一种自发的行为，近年来院里大大加强了智库工作的系统性，比如成立了由林毅夫老师领衔的宏观经济分析小组，直接向决策层提供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院里还按照重要政策话题如利率市场化、能源发展战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中日韩经济融合和中美经济合作新模式等设立了专门的研究课题并提出了政策报告。从2010年开始，在周其仁和姚洋两位教授的推动下，国发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起共同建立了“二轨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的专家每年年初在纽约、每年年中在北京定期进行对话，为官方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重要的补充。

与此同时，国发院搭建了一系列公开与非公开的公共政策讨论平台，比如坚持了10年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和开张近两年的“朗润·格政”论坛，都已经成为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综合起来看，朗润园的智库工作确实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朗润园里聚集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这些从海外归来、胸怀国家情结的知识分子到朗润园来，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做一番事业。对于智库来说，人才就是一切，所以说，是这些名教授们成就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反过来朗润园也成就了各位教授。

当然，朗润园的智库建设也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学术机构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量与成果，教授们无法专心从事智库工作。因为缺乏专门的资金来源，智库在聘人和做事时经常捉襟见肘。可以说，目前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资深教授们在支撑着，他们可以不考虑升职、不要工作量，甚至不寻求报酬，将来，年轻一代教授们能不能托得住同样的声誉，现在并不清楚。所以如果国发院和北大真的要下功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就必须在人员、考评和资金安排上实施很多变革，让政策研究成为教授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在这方面，朗润园依然任重道远。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教授们参与了国内几乎每一场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重大争论，包括新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汇率政策、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制度、医疗卫生、电信体系、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等。近年来一直支持、参与朗润园智库研究的唐杰博士把学者们在朗润园发表的最新观点集成了一本册子，作为智石经济研究院策划的《北大国情报告》系列第一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以求教于各方专家。

第1章 理解中国改革

新改革新在哪里[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未来十年的改革蓝图，也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旅程。这次改革决策影响深远，有诸多创新之处。总结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创新之一，明确改革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过去，改革目标讲得不多。本次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各个领域的分目标也非常清晰。经济领域，要实现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持续的发展；政治领域，要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文化领域，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社会领域，要做到更好的保障民生、促进公平正义；最后，还要保护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明确改革目标之后，使改革有了明确的评价标准，可以不再迷信任何一种手段。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次会议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比来看，可以说改革从当年的市场取向，进入国家治理取向。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来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不断弱化，各方面改革的碎片化，缺乏整体国家制度。

创新之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反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针对的是政府过度介入市场行为。近些年，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增大GDP（国内生产总值），大举招商、大拆大建，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土地流转和兼并。

本次《决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让政府不再作为市场行为的推手。另一方面，本次《决定》提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际上是拓展了政府行为的定位，改变了政府仅仅是守夜人的看法。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持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强化宏观管理等。

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有两只手，不是一只手。此次改革被称为是升级版，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全新的路。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思想来看，当前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如何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其代表就是201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发的“市场设计理论”（market design），此前沿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和市场并非非此即彼，二者之间的有效合作才是正确的方向，而新的手段就是信息化手段。在信息平台上，未来的市场同现在的市场不是一个概念。而未来政府去管理市场也不像现在进行单纯的行政审批，政府可以利用充分的信息制定好的规则，并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而非僵硬的指令经济。那将是一个个充满活力又运行有序的新型市场形态。

创新之三，清晰区分五大改革的界限。过去片面侧重经济改革，用经济改革的逻辑指导其他改革。本次会议一方面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不再把“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改革目标，而是仅仅作为五大改革目标之一。这五大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创新之四，由党中央而不是行政部门统筹五大改革。主要标志是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各部门都是执行者，体现决策、执行、监督分开。近些年，我国存在着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仅仅行政部门推动改革的力量有限。本次会议改变了改革的指挥部，加大了改革的推力。另外，五大改革应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由党中央统筹改革有利于改革的协调推进。比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考虑社会影响，深化其他方面改革可以促进经济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创新之五，事权责任适度向中央集中。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的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目前，医疗、教育等职责过于集中在基层，特别是集中在县级，而每个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状况完全不一样，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非常大。事权责任适度向中央集中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创新之六，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本次会议提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当中。像医改这种重大的公共政策是通过广泛汇集民意民智协商制定，是一个选事而不是选人的民主制度，能够确保改革正确的价值取向，抵御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创新之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应对方方面面的挑战，比如全球化要求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挑战。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把安全的内涵扩展，包括意识形态安全、能源资产安全、产业安全、健康安全、文化安全等，从而促进在开放条件下对人、对社会、对自然的保护。

创新之八，改革方法采取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顶层设计是实现目标的制度安排，中央确定目标方向和原则方案。地方探索实际路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允许试错、政府可控的中国式改革，既使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方法和路径。

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会议决定也有不少亮点，注重“整体协同”，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督机制综合改革。这是对安徽基层医改思路的肯定和推广，下一步要把地方医改的经验升级为城市版。会议决定对医务人员激励机制的问题上有重要突破，一方面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一方面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要求去行政化。

新改革新在它的全面性、全局性和全民性。改革文化从过去的碎片化、分权让利转向综合、整合、协作。新改革带来的挑战非常大，“分”是比较容易的，而“合”比较困难。新改革的挑战是配套方案如何制定以及如何落实，需要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真正凝聚全民共识。

[1]2013年11月17日，李玲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演讲原题是“新改革新在哪里？——改革战略和公共服务视角”。

从两会看中国改革[1]

从形式上看，2014年两会朴素、务实，清风扑面而来。过去参会代表不断地念稿，现在念稿的少了。从内容上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本次改革创新之处有下面几点。

第一，简政放权需要配套的体制和健全的机制。制度先行才能放权，否则问题就会很大。行政体制目前没有能力做好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比如我们一个部一般只有几百人，一个省的卫生厅医政处只有几个人，面临上千家医院怎么管？因此，建机制和体制比单纯的放权更重要。

第二，真正落实预算制度需要调整人大开会时间。改革预算制度、打造阳光财政是非常正确的。2014年两会审核了该年的财政预算，但在当时，2014年前三个月已过，这三个月并没有预算。这是问题所在。什么是真预算？什么是建立预算的硬约束？答案是，当年年底审议下一年的预算。这样才行。

第三，金融改革的目的是用一池活水浇灌小微企业，让实体经济活起来。但是我们现在面临扭曲的市场，存在房地产等资金黑洞，放开利率市场化后钱根本到不了小微企业，政策有效性值得深思。实体经济面临劳动力成本、房租、融资成本的全面上涨，经营利润越来越薄，而房地产很容易赚钱，很多人以房养企业，把搞房地产赚的钱养实体经济，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他们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最后导致的是灾难，最近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恰恰靠的是政府压低利率。

第四，开放不能只是紧盯欧美大市场，也要关注非洲、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开辟新的“丝绸之路”，启动“新马歇尔计划”。同时注重开放的对等性，追求互惠共赢的开放，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保护的开放，牺牲自我利益。中国开放的力度真的是超过了其他国家。我在美国从来没看到一家外国的超市、外国的医院，而在中国，超市基本是外国的，外资都可以来开医院。

第五，按照市场规律发展混合经济。所有的经济主体，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市场的竞争主体。至于谁想兼并谁，是私人资本到国有资本里面还是国有资本到私人资本里面，应该让他们在市场中来做选择，在经济方面尽可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无论什么国家，共同的趋势就是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公共产品要靠政府来出资提供，传统方式就要依赖征税，造成福利损失，而中国的国企上缴的利税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是生蛋的金鸡，为什么要杀鸡取卵呢？

第六，民生工作需要明确底线。这次总理报告花了很大的篇幅讲统筹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特别提出底线思维。这个思路很好，但最好明确底线在哪，让老百姓有颗定心丸，否则他们就会一辈子存钱，内需释放不出来。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财政收入的能力，现在已经到了完全能给全体中国人提供基本保障的时候了。不能红利独享，风险自担，要建立红利分享，风险分担的现代社会制度。

第七，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巩固全民基本医保是非常必要的。2003年开始做新农合的时候，财政补助标准只有20元，到2013年已达到280元，十年时间增长了十几倍，增速很快。现在又提高了40元，达到320元，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重视，尽管保障水平还是有限的。

第八，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破除医院创收的机制，不让医生再靠卖药、靠耗材、靠检查来挣钱，院长和医生都实行年薪制。三明市公立医院的改革经验值得借鉴。改革后，把不该吃的药不吃了，不该做的检查不做了，药费从原来14个亿降到7个亿，医保从原来亏3.5亿到结余5000万。可见，改革就是要系统改革，宏观治理，所有的钱综合起来花，主要是花到医生和医院的身上，省下不该花的药钱。

第九，全面深化改革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理念的共识，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责任。其次，是加强宏观治理，提高宏观效率。我国的微观效率是很高的，每个人都勤奋努力，但最终可能都被较低的宏观效率抵消掉。最后，是明确改革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自于哪里，外部的动力源自于哪里。

中国梦远远不是说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而是应该探索以人类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如果能够用较低的成本，让全体中国人生活得幸福健康，这就是中国梦。不以GDP来考核，而是以健康来考核，因为健康可能是最综合的反映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指标，不仅是不生病，还包括人的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完美状态。

[1]2014年3月16日，李玲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等产业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虽然只是几个字的改变，却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中国台湾与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70、80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子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提供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4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儿，达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定的历史性一步。

[1]2013年11月17日，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政府改革迫在眉睫[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到了很多改革目标。如果这些构想能真正实现，将使得我国向市场经济方向又迈进一大步。但是，这次报告中提到的改革多集中于经济制度层面，对于政府改革涉及较少。如果没有政府改革，经济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化，既有的改革成果也可能难以巩固。

为什么政府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政府占据资源过多。当前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到GDP的22%左右。如果再加上一些类似社保、卖地所得等政府其他收入，即按照所谓全口径收入计算，那么政府收入将高达GDP的1/3，并且还有增长趋势。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到GDP的1/3。仅仅这两项相加就意味着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的资源占到整个经济的2/3。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空间就非常小。

第二，政府干预了市场运行。对于一些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政府强加给他们一些社会目标，使其经营目标并非完全以赢利为目的。此外，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大量资源。关于城投债的问题，目前官员、学者中也存在认识分歧。部分人认为下一步地方政府债务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他们的理由在于既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难以监管，不如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于这种观点，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原因在于这样做的风险太高。毕竟这些融资平台并非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不计成本融资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高了市场利率，扭曲了金融市场，挤出了许多正常的企业债。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过高的利率水平将把中国推向一个高风险的区段。

第三，当前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GDP冲动。这与当前干部提拔制度有关。我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市长、书记通常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时间平均是3.7年，中位数是3.2年。这意味着一半左右在三年之后就调至异地了。这必定造成官员的短视行为，从而不计成本进行经济建设。早前是土地开发热，后来中央提倡新能源开发，地方政府又一窝蜂转向发展替代能源，比如以煤制气。其中很多项目是代价极高的，根本不具有经济前景。但地方政府仍有很大动力去做，原因在于现在的税收制度主要是流转税和增值税，也就是说项目开工就会纳税，会显示到地方GDP上。在一个不以利润为导向的税收体制下，地方政府盲目开发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第四，当前政府内部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各个部委实权越来越大，甚至各自为政。权力向官僚集中，不仅可能使得改革陷入停滞，也可能导致国家机器运作出现大的问题。

以上这四点是我认为政府改革迫在眉睫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总理就曾推动过一次政府改革，但那一轮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削减政府规模和简政放权。这个思路是否足以指导下一轮政府体制改革？我认为是不够的。

未来十年改革应有新思路

首先，改革的重头戏应该从根本上剥离政府的经济职能。目前一种建议是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对此，我一方面肯定其积极意义，但也要指出，在不改变现行国企高管任命制度的前提下，仅仅靠向混合所有制转变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我的建议仍是要从根本上剥离政府的经济职能，即政府、企业各自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个口号喊了很久，但就是难以触碰到实质。过去30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就是让地方政府充分竞争，主动参与经济运行。这条路子在今天已经走不通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给裁判员更多入场踢球的机会。

下一步如果要真正将划清政府职能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例如明令限制地方政府到市场上融资。地方政府发债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由中央以税收作为担保，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到市场上直接发债。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参股新建企业，即使是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应严格监管，这包括我们讨论最多的融资平台。

其次，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职能，强化各种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当前地方人大代表更多的是业余性质，只在开会那一两周行使职责，在其余时间并没有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将人大代表这一工作转为兼职化，每个月强制几天要求他们必须履职。这样会使得他们更关注一些民生方面的事情。此外，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更多听取专业委员会的建议。

最后，要在最高层次上引入竞争机制。当前，我们解决党内竞争的方式要么是残酷的斗争，要么就是大家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使得政府班子里思想不统一，甚至出现不守政治规矩的人，这种情况下高层意图的贯彻落实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未来有没有可能实行内阁制，使得政府不至于被官僚体系蚕食？

总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非常宏大，令人振奋，但必须认识到真正推行下去将面临非常大的阻力。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自身不改革，要实现报告中提到的改革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1]2014年4月18日，姚洋教授在“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为什么说政府职能转变任重道远[1]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都很高。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很多方面是预料之中的，比如二胎政策、户口制度改革。这些政策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家庭，改变未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

不过，也有不少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超预期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成为党的任务。这一改变极其重要，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改革的重视。第二，设立了改革时间表，明确规定2020年完成所有改革。过去通常不设置时间表，因为设置时间表就相当于自缚手脚。如果到时改革没有完成，就可以进行问责。第三，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如果公报里的改革都能实施好，到2020年经济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制造业在就业和GDP中的比重都会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会更多依赖国内消费，中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尽管政府的作用还会非常大。

在政府职能方面，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审批过度。以老太太卖鸡蛋为例，100个鸡蛋里可能有一个坏鸡蛋，为了挑出这一个坏鸡蛋，就要把100个鸡蛋都拿出来检查一遍，费时费工。所以，过度审批对经济的伤害非常大。第二，政府特别爱挑选胜者。比如企业可以申请科技部的资金，政府决定把资金给谁。以前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申请，如今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申请，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却没有人追究。在美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能让我们记住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在他们创业初期，有众多创业者和他们处于类似的处境，但99%的人都失败了。市场淘汰机制通过如此高的失败率创造了一个比尔·盖茨、一个乔布斯。政府再厉害也很难挑出最终会成功的1%，所以挑选胜者的做法注定会失败。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大，造成了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环境污染等很多严重问题，成为整个经济的“肠梗阻”。

归根结底，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信息问题。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为民做主的好人，但是再好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13.4亿人想干什么、近千万个企业想干什么。哈耶克留下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政府永远无法解决信息问题，计划者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企业该生产什么。这么说有些绝对，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分阶段的。在古代社会，劳动分工很简单，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政府只需要提供军事、水利、救灾三项服务就可以了。但现代社会不一样，我们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要建立创新式国家，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

本次会议在经济改革方面做足了功夫。以减少审批为例，以前，3000万元以上的投资要先到发改委审批，现在只要企业的投资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一律可以自己去做，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其他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这是巨大的进步。

对于一些改革领域，本次会议没有详细的涉及。这些领域包括哪些？这也很值得分析。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如何约束政府。尽管提到了不少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措施，但还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创新型社会、完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经济民主不是指所有老百姓都参加经济管理，而是要把资源放在社会里，由社会而不是政府来配置资源。

新加坡模式很好，政府高效廉洁，经济发达。但是中国不可能复制这种体制，因为新加坡的人口与面积还不如一个海淀区。如果采取他们的模式，就会造成政府责任无限大，无处不在地管理一切事情，不能容忍任何小的冲突或社会不稳定，社会活力就要下降。

本次会议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一样，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留待我们继续努力。

[1]2013年11月17日，姚洋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完善政府定位，推进政府改革[1]

政府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段时间内之所以成功，一是因为过去经济比较简单，只要按照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改革，就不会犯大错误；二是因为在制度方面有可以效仿的模板。

新形势下不应再靠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体，而变得异常复杂。企业反映越做越难，也跟此有关。经济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其他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结构转型，即：农业占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目前中国经济的制造业占比已经面临拐点。如果没有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继续保持之前的高速增长，但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拐点提前到来。其次，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这也会使经济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像前期那样，可以依赖于低附加值的工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靠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问题。下面是两个典型的案例，说明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的失败。

对创新的管理。几年前政府公布了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并对这些产业提供非常高的补贴。比如对新能源汽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补贴。在这样的补贴之下，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并不令人满意。比亚迪的电动车在政府补贴12万元后消费者还要付12万到16万元，还是非常贵。我们的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员做过研究，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部汽车销量的4%，而节能减排的效果仅有4%到5%。反观美国的特斯拉电动汽车，不享受任何政府补贴，他们选择了制造与销售豪华车的发展战略，成功打开了市场，获得盈利。美国的页岩气公司也是一样，很多小公司没有任何补贴，就成功打出了页岩气。太阳能电池板是另外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的干预非常多，使得中国很多城市的企业都在做太阳能电池板，造成价格越来越低，欧洲对我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征收反倾销税，出现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领域也大多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

地方政府债。以前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是有阶段性。到今天这样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弊端远远大于收益。在目前的制度下，地方政府搞经济建设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4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长或市委书记愿意为3年后的还款负责。不考虑还债支出的话，经济建设成本就不是问题。但如果不计成本去搞经济建设，想遏制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十分困难。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可以发行自发自还的债券，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之外多了融资的手段，但这无法真正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政府改革难的原因在于政府官僚化

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小小的改动就可以使全社会受益。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是少有的自上而下的同时又比较成功的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改革已异常艰难，任何一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制度底线。其中政府改革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实质上的改革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宏伟的改革目标，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很高。

政府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为什么进行了多轮改革，但还是无法解决政府的“归位”问题？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官僚化。政府已经不是一个统一体，而变成了一个个官僚小团体；是官僚在决定哪些领域应该改革，哪些领域不应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面深化改革，比较困难。

莫干山会议是政府和中青年经济学者之间的聚会，现在已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聚会。如今我们可以做的是，把莫干山会议的精神继承下来，重新思考如何发挥社会的活力，让改革机制发生变化。比如通过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机制来进行改革，经过公开讨论，最终形成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方式可能比集权式的改革更为有效。

[1]2014年6月21日，姚洋教授在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主题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财税制度该怎么改[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把财税改革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会议提出建立现代化的财税制度。现代化的财税制度和过去的财税制度的区别在于，后者就是为政府提供运转资金，而前者能够纠正市场失灵、重新分配收入、刺激劳动和储蓄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会议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因此，现代化的财税制度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

下面从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和养老保障改革这三个方面来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

在税制改革方面，会议提出，保持总税负稳定，保持中央财力稳定，推进增值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我国现在的总税负水平，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8%。其中税收占22.6%、社会保障占5.6%。与1995年相比，税收占比提高了12.3%。我国现在的总税负水平与美国接近（美国2011年是29.8%），高于不少亚洲国家（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大幅低于北欧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已经开始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新设了6%和11%的两个增值税税率，并对小规模纳税人按照销售额和3%的征收率计算征收。以后不再有营业税，都是增值税，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例将会更高。2012年税收收入当中，增值税占26%，营业税占16%，消费税占8%，扣除退税之后进口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总和4%，上述间接税合计54%。消费税改革方面，要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而把普通化妆品等商品从消费税的范围删除。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在于对各种应税所得（例如工薪收入、利息、股息、财产所得等）综合征收。这种改革的优点在于公平，但条件是纳税人纳税意识强、征管手段先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需要调节收入分配。房地产税属于直接税、财产税，也很重要。美国20世纪初财产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40%，在引入个人所得税以后，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开始上升，财产税开始下降，但仍然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本次会议没有直接提到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直接税。

目前资源税的税率较低，而且从量计征，将来可能一是提高从量税率，二是改革为从价税。

本次会议提出，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这有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为47.9%（比美国还低），财政支出比重仅为14.9%（美国是57%），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为52.1%，财政支出比重高达85.1%。可见，中央政府直接做的事情比较少。地方财政收入中，来源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占到大概40%。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来源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大约为20%。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一是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满足公众需求，尤其是低收入者的需要；二是增加教育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积累人力资本，减轻贫困家庭负担；三是增加环境保护支出，保护人民健康；四是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弱势群体；五是考虑以现金或购物券形式，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直接补助。

会议决定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这意味着在坚持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前提下，要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账户收支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通过个人所得税，还通过养老保障体系进行个人收入再分配。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会议决定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现在养老保险费率是社会统筹账户占工资的20%，个人账户占工资的8%。美国的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为工资的12.4%，目前有巨额资金积累。我国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高于美国，但还有赤字和债务，需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会议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做了。

三中全会为财税改革指出了大方向，提出了主要任务。落实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性工作要做。财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一方面会使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能提高经济效益，促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2013年11月17日，林双林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演讲题目是“财税制度的改革方向——解读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议”。

如何认识土地制度改革[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至少有六处跟土地制度改革与城镇化有关，在此着重探讨的是其中两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经济学中，产权细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权，以及由转让权派生出来的抵押和担保权。农民的财产包括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所有权以及集体资产的股权。改革30年，农村产权改革重在占有、使用、收益权的界定，但在转让权方面的进展并不顺利，更不用说由转让派生的抵押权和担保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提到农村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也提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以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甚至提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本届三中全会延续了上一届的改革思路，但是力度更强，涉及面更宽，例如涉及了以往从来没提到的农房转让问题。

如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要点。

第一，要进行清晰的确权。所谓清晰就是要在实测的基础上确权到户。现有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记录，往往与实际地块的面积和位置不相符。政府方面要建立统一登记系统，及时更新。

第二，要彻底打破政社合一的农村治理体制。目前农村的基层治理主要靠党委会和村委会这“两委”。村委虽然是民选，但是决策往往受到上级影响，难以保障农民独立的民主权利。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村两委，农村承包地的分配和宅基地的批复主要受到村两委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民财产分配需要由行政体系决定，通过宅基地的分配和承包权的调整，农民的财产有可能被剥夺，无法真正主张民主自治权力，也难以避免村两委寻租行为。因此，赋予农民财产权利，很重要的是改善基层的民主治理，在村两委之外设立农民自治组织，这在全会决定中也提到了。

第三，经由村民自治确立集体经济组织边界，让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固化，改变目前农村增人增地、调整频繁的情况，实现土地“生不增死不减”。这一过程政府无法完成，需要由村民自治实现。

第四，转让权问题。以前不敢提转让权，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需要平均，需要分配给新增人口，另外不能过度流动，否则就无法体现“保障”的含义。但是经过多年改革，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允许流转的土地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只有流动带来的收入才能提供高水平的保障。若因强调保障而限制流转，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同时，城乡统筹理念的深入，也使人们意识到，提供城乡一体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土地。改革思想理念的转变，使得本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点强调农民财产权利，这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形成对比，在五年前那次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出现财产这个词。

第五，政府应常设农村产权登记机构，办理农村确权登记业务，把提供财产权利登记保障作为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务，而不仅仅通过一次运动解决农民财产权利的问题。

第六，在完成确权后，要建立财产权交易的市场。目前全国已经有12个城市设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现状是不存在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也就更不存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原因在于，在严格的用途管制和城市土地国有的宪法规定下，农地只能农用，已有的建设用地只能自用，不能向外流转，导致目前“唯有国有化、才能市场化”的情形，城市建设必须通过征收，这一过程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

至于如何改革，调研得到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路。

案例一：政府主导的集体土地的公开竞价出让。2007年，成都被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的一项内容就是减少征地范围，加大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2008年底，成都锦江区将首批20余亩土地先确权，组建股份公司，并放在交易市场上招拍挂，最终一家企业以每亩80万元的价格取得使用权并获得颁证，农民通过股权形式获得收益。

案例二：农民自主公开出让集体建设用地。成都在统筹城乡改革中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民得知后积极主动参与，自发自主地希望通过土地整理提高自己的收益。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都江堰市一个村庄整理节约出110亩农村建设用地，其中34亩在市场上公开挂牌出让，将收入用于建设新村。

案例三：城乡联建。宅基地一直被国家限制流转，但是私下流转不断，得不到保护。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灾毁农户和城市人共同建房，城里人出钱，灾民出宅基地，通过联合建设的方式，或是各有一栋，或是楼上楼下，或是协商定下面积分配比例，实现了宅基地有保障的流转。这一案例的特色在于，政府提供了地方性的合法框架，制定一系列程序，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使宅基地流转纳入政府掌控的体系中，并为获得使用权的双方颁发证书。农民将所获资金用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大大加速了灾后重建。

案例四：农民向银行抵押集体建设用地贷款。崇州市桤泉镇群安村合作社以集体建设用地作为抵押向成都银行申请贷款3600万。外来的项目投资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一旦投资者违约，将由崇州市土储中心向银行收购债权。银行审核后认为风险可控，批准贷款。这是为数不多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通过抵押贷款获得融资。

案例五：深圳“城市更新”政策。在高度城市化的深圳，名义上国有的土地实际上被原住民控制，被称为“合法外用地”和“违法建设”，政府声明所有权但是拿不走土地，村民用不好土地，市场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出现，在满足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上交32%的土地面积，政府允许土地二次开发、进入市场。交予政府的这部分土地和其他公共设施配建相当于“确权税”。

案例六：集体工业建设用地挂牌入市。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的工业用地将于2013年年底挂牌入市，收益由村级集体与市国土基金按3：7分成，原村集体可在成交后继续持有不超过总建筑面积20%的物业用于产业配套。

全国有大大小小很多改革试验区，试验和创新了很多做法。把地方试验中证明行得通的方法推广到全国，这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

[1]2013年11月17日，李力行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演讲题目是“土地制度改革与城镇化”。

如何进行国企改革

深化国企改革的共识与争议[1]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最新数据显示，OECD（经合组织）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总资产只有3万亿欧元。截至2012年底，我国仍有14.7万家国企，总资产高达91.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1万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仍占国企比重的15%左右，即使在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中，国有独资还占到37%的比重，而在非国有独资的企业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这些都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所在。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是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共识。对于如何理解《决定》，还有不同意见，这是争议之所在。下面结合几个问题具体讨论。

其一，如何理解《决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个人的体会是，首先，作为下一轮国企改革最具争议的话题，“以管资本为主”意味着不能对企业管得过死，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监管机构要从“婆婆”变为“出资人”。其次，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应包括三个部门：国有资本相关政策的制定部门，负责做出增资和减资的决策、制定国有资产负债总表；监管部门；真正的出资人。最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包括具有战略价值、关系国计民生的军工、航空航天、能源等重要行业以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国企，而将以竞争性业务为主、以获得财务收益为目标的国企组建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其二，如何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个人认为，首先，应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来辩证地、动态地把握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定义。原来重化工业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很多国有资本投到重化工领域。现在重化工领域面临产能过剩，下一步国有资本应该更多地投资到未来的短板。其次，国有企业没有必要从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国有资本80%分布在竞争性领域，数量巨大，不可能完全退出，更重要的是没有必要退出。国有资本也可以赚钱，关键是公平竞争，并将获得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中，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后，实现布局调整并不意味着实体企业的消亡。最好的做法是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员工就业的前提下调整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

其三，关于混合所有制，现在大家争论的问题是，其目的究竟是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还是给民营资本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个人觉得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个方面都有。核心的问题在于怎么做。如果把股份制作为混合所有制基本形式，那国有企业二级以下公司早就是混合所有制了。现在还提混合所有制，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还未进行公司制改造的央企母公司，如果不涉及国家战略目标，应该被归到混合所有制下；其次，仍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或者已经实行了股权多元化，但仍然没有实现其他资本进入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最后，建议下一步混合所有制在竞争性领域更多地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要把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和混合所有制发展结合起来。

中国国企引发的国际焦虑[2]

近几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国企也在逐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下面主要讨论国际市场对中国国企怀有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焦虑的源头之一就是中国国企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上升，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们的海外投资集中在能源和资源领域，对中国而言有战略性意义，带有国家安全意识。再加上国企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集聚点，中国政府对国企有很大的控制力。所以，中国国企的对外投资会引起政治方面的担忧和焦虑。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再到拉丁美洲、非洲、欧洲，都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国企并不是国际市场上的最大对外投资者，其规模与人们对它的担忧不成正比。

竞争中立性方面也有不少担忧。中国国企很明显是国际市场上一种新的竞争力量。无论是在制造业、石油还是在高科技领域，国际市场上都有很多竞争对手，他们担心面临来自中国国企的不公平竞争。在讨论金融改革时我们会讨论国有银行的改革，因为国有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和私有银行并没有公平地竞争。

国企问题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协议的讨论。有些国家希望能够更加严格地监管国有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让国际市场更加自由和公平。像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这样的机制明显就有针对中国国企的意味。由于国有企业问题上的争议，从而造成摩擦增大或谈判破裂的案例并不罕见。

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挑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遇到的这些问题应该尽快得到改善。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的态度比较温和。在资源领域，澳大利亚有一个专门的外资投资局进行监管。尽管在处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时有不同的监管标准，但是中国国企在澳大利亚提出的投资需求很少会被拒绝。

让市场选择国企进入和退出的领域[3]

根据市场经济的第一福利定理，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企业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时，社会福利也会达到最优。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提供了恰当的激励，让人们开发正确的产品，彼此获得好处。所以激励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中央计划经济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它不知道哪些该投资，哪些不该投资，哪些该生产，而哪些不该生产。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国有企业。从根本上讲，国有企业存在“管理缺位”问题，即资产是国家所有的，但企业的利润却归经营者个人。如果赔钱还可以不承担相应责任，那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合约方式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激励很重要，那么是否激励越强越好？举一个例子，有一家国有企业做输油管道，产品做好后埋在地下可以用三五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个国有企业在国内也有民营的竞争对手。虽然民营企业的产品非常便宜，但很不耐用。这说明，国企产品价格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国有企业管理不力导致成本高，其二是国有企业确实对品质控制得很好。

需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里并不一定没有竞争力，大家不一定都会买民营企业的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从主观上而言做假冒伪劣产品的动机比较弱。人们对于国有企业仍然有一种信任，特别是当重复购买行为特别少、品质又特别不容易监督时，人们就会更倾向于购买国有企业的产品。看病的例子正是如此，如果医生有太强的利益动机，他所做的决策就会有偏差。

由此引出良性创新和恶性创新的概念。想出新办法把事情做好是一个良性的创新，损人利己以及损人不利己的创新就是恶性的创新。如果一个行业的良性创新成本较低，那它更适合私营企业去做。而对于那些恶性创新成本很低、良性创新成本相对较高的行业，则比较适合国有企业去做。不过具体选择哪些行业，应该让市场说了算。如果一个行业不适合国有企业做，它赚不到钱自然就收缩了。让市场去选择是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一味强制所有的国有企业市场化。

拆分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突破口[4]

国有企业占据了第二、三产业部门的半壁江山。其中，利润率高的国企集中在采油、发电、烟草、煤炭、电力等被国企垄断的行业，而在那些国有企业占比不那么高的行业里，它们的利润相当微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效益比私营企业低不少。即使是在国企利润很高的采油行业，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也比国企更高，更不用谈国企利润低的行业。

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扭曲。中国目前的投资额占世界的20%，GDP占10%，但消费只占6%，差距非常大。从经济学来看，居民的福利来自于消费，投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消费从当期移到未来。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取决于居民自身的权衡，而影响其权衡的关键变量则是投资回报率和居民偏好。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中国缺乏调节投资和消费的市场化机制，从而造成了经济上的失衡。国有企业和居民之间并不发生联系，它既不影响居民的收入，也不影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但东欧国家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很可能是惠及几个寡头或者企业的内部人，形成内部人对国有资本的低价侵占。那么，如何进行国企私有化呢？必须要先有市场，这样才能给国有资本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价，才能进一步完成产权的变更，而市场化的前提就是拆分国资委。

在现行制度下，国资委管理很多国有企业。我们相信国资委的官员很有能力，他们也有动机把国有企业管好，但他们面临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国资委缺乏信息，难以决策；第二，没有适当的标尺去评价国资委的表现。可以说，采油行业的利润很高，是因为国资委管理得好；但也可以说，给定垄断地位，可以获得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因为这两个缺陷的存在，国资委不可能真正管好国企。

我所想到的方案就是拆分国资委，将其拆成几十个甚至更多个国有投资基金，让这些基金相互竞争国有企业所有权，基金的份额则直接进入居民的社保个人账户。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人为地构造出一个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有了竞争，就有了对国有企业清晰的评判标尺，也有了对国有资本清晰的定价。其二，打通了国企和居民部门之间的联系，当居民能够通过他的个人账户看到国有企业每天为他挣了多少钱时，他就享受到了国有企业带来的财富效益。当市场运行很好，国有企业定价非常精准的时候，再做产权的转移，就能够完成惠及所有中国人的国企改制。

这个方案当然也面临很多的障碍，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国有企业由国有基金相互竞争，国有企业真正变成为基金打工的企业，就意味着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日常运营的干预能力大为削弱。如果能够迈出这一步，那就是真正的壮士断腕。

[1]2014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2]2014年4月18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局主席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3]2014年4月18日，王浩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4]2014年4月18日，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第2章 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目标合宜可行吗[1]

这次两会改革方面的感受如下：简政放权需要配套的体制和健全的机制；真正落实预算制度改革需要调整人大开会时间；按照市场规律发展混合经济；民生工作需要明确底线；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破除医院创收的机制，不让医生再靠卖药、靠耗材、靠检查来挣钱。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无疑是两会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对这个目标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目标是否令人满意？第二，这个目标是否可以达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经济增长目标令人满意

在过去两年（2012年和2013年）里面，我国的GDP实际增长率都是7.7%，但是事先的目标都是7.5%。以往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出发点是不希望出现攀比效果。为了减少攀比，所以把目标定得低一些，为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留有余地。最终还是希望尽可能超额完成。但是，从新政府开始，预期增长速度的制定具有了确定性依据。

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一句话：经济增长速度要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这是第一次讲，2014年没有再重复。实际上，2014年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还是依据潜在增长率来制定的。潜在增长率就是在当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的供给数量和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基础上，所能保持的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较好的人口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劳动力供给的充足、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这些与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都是有关的。在1995~2010年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10.3%，与实际增长速度大体相符。

但在2010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折。这一年是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最高峰。在此之后，劳动适龄人口开始减少。2011年的减少幅度并不大，2012年就减少了345万人，今后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潜在增长率也下降了。根据我们的估算，“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7.6%。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假设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十三五”期间就会继续降到6.2%。

只要经济增长速度符合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不会有通货膨胀，也就是可以接受的。比如2013年我们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比过去长期平均水平低了不少，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0%。因此，2014年的增长目标总体上也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

GDP增长目标可以达到

总理报告提到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也提到从需求方施策从供给方发力，也就是用改革红利替代过去的人口红利。我们做的一些政策模拟显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

第一，放松生育政策。由于实行了“单独二孩”的政策，综和生育率有望从当前的1.4提高到1.6。尽管1.6仍然较低，但毕竟比1.4高了一点。如果在较短时间内从“单独二孩”过渡到“普遍二孩”，即每家都能生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或者加上其他措施有望进一步提高到1.94。

第二，提高劳动参与率。我国近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劳动人口的受教育时间延长，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不景气。通过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会大幅度提高。有理由假设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例如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同时，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可以实现资源重新配置。

第三，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破除国企垄断，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样可以改进投资效率，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要改革做到足够好，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较大空间，例如年均增长率可提高0.5个百分点。

第四，进一步完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个错误的认识是，现在就业形势较好，不用担心劳动者的教育问题。实际并非如此，挑战更加严峻。中国当前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教育水平低一些没有太大问题。但以后中国会向资本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时他们就可能面临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除非他们能够迅速提高教育水平。要适应未来的产业结构，中国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要从不足9年提高到12年甚至更高。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在过去20年，通过大学扩招以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广，我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才提高了2.7年。

综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不是增长抑制型的，而是可以带来改革红利。如果要为改革设定一个优先顺序，那就应该着眼于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方面的制度障碍，让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改革红利的改革率先进行。

[1]2014年3月16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1]

2013年我国新一届政府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很好的成绩单。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左右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国际经济相对低迷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要靠内需，内需当中又要以投资为主。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的投资，需要标本兼治融资平台问题，长期看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以及更好的政府协调。

2013年经济表现殊为不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通胀率控制在2.6%，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这样一个成绩单是在重重困难下取得的，很不容易。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经济整体持续低迷。欧洲作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2012年负增长0.6%，2013年负增长0.4%；美国作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7%，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1.8%；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2年经济增长率是1.9%，2013年经济增长经济率是1.7%。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三大市场的低迷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增长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巴西和印度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2.2%和4.9%，远低于中国。

在上述外部压力下，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7%，并且在第二季度下降至7.5%，当时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控制增量、挖掘存量，依靠调结构、促改革，使得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回升至7.8%，并在第四季度维持在7.7%，从而在全年取得了7.7%的增长率。正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谈到的，“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

7.5%的增长目标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增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还在增加，如今要想达到10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必须有一定的增长率才能够实现。二是产能过剩问题。经济增长一旦大幅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产能过剩越严重，就越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陷入恶性循环。三是债务风险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现有项目的使用率就会降低，从而使得回报率降低，债务风险升高。四是政府财政问题。如果经济增长率过低，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捉襟见肘。

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上述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可以实现质量跟效益共同提高，不留后遗症。如何做到这一点？依靠内需是国内外学者达成的共识，没有达成共识的是应该以投资为主还是以消费为主。

在目前外部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如果以国内消费为主，要想实现质量和效益提高、不留后遗症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保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消费的增长将带来债务的增加，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带来危机。对家庭来讲是这样，对国家来讲也是这样。要想实现家庭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些都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

我国由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仍然必须以投资为主。投资将在短期内增加需求和就业，从而增加经济增长率；投资只要做得好，可长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们未来的收入持续增长，从而支撑消费和进一步的投资，使我们得到可持续并且没有后遗症的增长。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呢？有没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空间非常大，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如地下铁路、各种管网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我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2013年我国中央跟地方的负债总和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4%，这样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我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资源投资好，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个质量和效益提高，不留后遗症的经济增长。

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须标本兼治

前面提到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的投资更多的是依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却不能发行地方债，导致各地纷纷设立融资平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多数是长期的投资，而融资平台的借债都是短期债务，因此出现了期限错配的问题。

过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向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减少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结果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开始求助于影子银行。影子银行融资的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并且可监管的程度低于银行贷款，这实际上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政府所做的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率，经济回报率根据一些研究则大概在3%左右，而影子银行的贷款利率往往高达7%~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长期来讲，应该修改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短期来看，在实现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之前，一方面应该像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债，当前总体规模达到4000亿，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到1万亿或更多；另一方面，与其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处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贷款，还不如让他们回归向银行贷款，因为银行贷款比较容易监管，而且利率水平比较低一点。

产业升级需要金融支持与政府协调

如前所述，产业升级将带来大量投资机会。但要做好产业升级，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产业升级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金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要让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个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要有配套措施，否则改革的结果可能跟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目前进展较快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其目标是让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经营更好的企业。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从向银行贷款转为向影子银行贷款。由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高利率并不敏感，更多的资金其实是从企业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逆向选择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仍然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债的风险较公司债低，利率也较公司债低，这样可以把地方政府债的市场和公司债的市场区隔开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预期选择地方政府债或公司债，而不是像当前这样，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在风险和利率上都比公司债占优而挤压了公司债。

同时，除推动利率市场化外，还应该完善金融结构，发展能比较好地为广大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取消当前成立地区中小银行必须有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不合理规定，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让合格的民间资本都能设立地区性中小银行。

其次，产业升级还需要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寻找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第一个投资于新产业的企业来说，若失败必须承担失败的所有损失，而一旦成功，其他企业会迅速跟进，使得第一个企业很难维持超额利润。所以，聪明的企业家往往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就不会有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很多因素不是企业自己能够控制的。例如，新的产业往往需要形成产业集群才能解决物流的问题，而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大量企业同时进驻，其中存在协调问题。此外，新的产业需要新的职业技术人员和新的基础设施，其背后的培训和投资往往需要政府来提供。因此，在产业升级上，如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既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许多阐述可供参考。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回顾2013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但我们新一届政府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展望2014年，我相信只要沿着深化改革的方向，既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那么，效率和质量提高、不留后遗症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1]2014年3月16日，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

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1]

如果是完全依据现在的信息，7.5%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显得偏高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增长目标是根据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时的情况制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不一定是报告公布时的最好预测。当前数据显示，经济下滑幅度比较大。目前很多人预测一季度GDP的同比增长速度会降到7.3%左右。照此，季调后的环比年率增速会降到6%左右。考虑到宏观政策的因应调整，后面的环比增速可能回来一些，全年增速稍低于7.5%的可能性比较大。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增长目标是7.5%左右，有弹性，不是最低值，可能也是注意到了最新的变化。

如果单看一年，经济增长率稍高稍低不是多大一件事情。就算差0.5个百分点，也没有多大影响。比如说对于年收入10万元而且收入比较稳定的家庭，0.5个百分点只是500元，很可能都不会被感觉到。对于一些困难家庭，如果加上其他因素，总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和社会增强对于困难家庭的援助对于这些家庭很重要，但是援助的总量并不大。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具有持续性，年年跌，累计的影响就很大了。比如说对于企业估值，如果只是短期的经济波动，低一点对于以后没有影响，甚至低一点来年还会高一点，那就几乎不用考虑。而对于持续的负面影响，当前的估值就可能面临大的调整。对于那些受经济波动影响大的行业中的负债率很高的企业来说，0.5个百分点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可能导致非常关键的变化。

当前社会面临着很多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硬约束。一个是反腐倡廉，可能影响一些方面的需求，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腐化浪费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是负面影响，为腐化浪费进行的生产只是浪费资源。从长期看，比较清廉和节俭的社会对于经济增长更有利。再一个是环境保护，这方面还有过去的欠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加强环保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这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社会选择问题。目前社会的主流要求增强环保，政府也一再表示治理环境的决心，不太会受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三是受最近突发事件的影响，社会对于安全问题的关心更加突出，旅游等一些产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这一点也是个选择问题，毕竟安全更重要。这三条几乎都是硬约束。还有调整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对增长也有一定负面影响。考虑到这些情况，预测经济增长速度更需要谨慎。

短期的有效刺激还是在投资方面。考虑投资问题，关键是现在的投资在未来可能实现的回报率。目前计算的全社会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高的，即使扣减掉环境欠账也有余。但这是过去的投资在现在实现的回报率。考虑到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和资本产出比的下降，还有资本份额的可能下降，现在投资在未来实现的回报率是个大问题。所以过去不太关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问题还不太大，现在再不高度关注问题就很大了。这里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强调投资效率。为拉动短期需求而刺激投资，在过去也不可取，但因为过去的总体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尚可容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歪打正着的意思。现在歪打正着的概率越来越低，不能再持续了。

[1]2014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理解改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1]

我先从改革史角度简略评论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意义，然后侧重讨论如何实现《决定》提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目标。

过去35年中共召开了八次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转折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出现代化改革动员令，又通过促进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此后七次三中全会，每逢单双届的议事主题会有规律地变换。具体而言，逢双届三中全会聚焦体制改革，如第十二届、十四届、十六届、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推出体制改革决定；逢单届三中全会则主要论农业农村发展或其他问题。会议主题变换其实反映了中国体制转型动力学特点，凸显农业农村问题特殊的经济与政治影响，也显示高层面临危机时灵活调整的务实方针。

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四次体制改革部署，总体来看实施得都很成功，对推进我国改革发展发挥了决定性指导作用。具体效果也有所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历史性破冰成效，农业改革成果超预期。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引向城市，开创20世纪80年代全面改革新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20世纪90年代财税、金融、国企改革以及入世全面开放奠定政治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多领域惠民式改革与边际性改革上成就显著，不过在一些需要“啃硬骨头”关键领域的改革则相对滞后。

在上述背景下，本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具有超出具体内容的特殊意义。《决定》确定了六大领域改革议题，部署十五个方面的改革任务，亮点频频，新意迭出，含金量高，不负众望，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另外，从改革史角度看，《决定》表达了决策层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和勇于突破的决心，成功达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与营造改革氛围的效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决定》显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边际性调整或修补润色，而且需要重点突破、全面深化、啃硬骨头、一鼓作气。这个认识的飞跃对成功回应改革进程“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非常关键。

下面探讨《决定》有关宏观调控的论述。与历次改革决定一样，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也是这次改革决定涵盖的内容之一。《决定》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把“科学的宏观调控”看作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之一。《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决定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简略回顾历史有助于理解宏观调控新表述的新意。计划体制下国家全面控制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虽有全局与局部之分，却无宏观与微观之别。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是改革时代的产物。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要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同时第一次提出宏观调控命题：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求“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十四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决定阐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方法。“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

中共十六大以来十余年，更多强调的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最新改革决定明确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宏观调控手段，提出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实施机制化，体现决策层宏观调控理念的重要创新。针对危机后形势演变以及我国参与G20峰会实践，要求“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显然也是全新表述。再提“科学的宏观调控”，折射高层意识到需系统反思与应对这个复杂问题。

成熟市场经济下宏观政策对象主要指总需求管理与稳定政策，主要针对国民经济或开放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与平衡，宏观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特点，宏观调控职能部门也比较有限。我国经济20余年探索仍未能使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定型，可能与转型期宏观调控实践的一些特点与矛盾有关。

我国对宏观调控的概念和对象界定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而且涵盖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为此在政策工具上就需要借助计划、产业政策等多样化工具；在政策实施主体上表现为很多部门参与宏观调控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这样对象广、工具宽、主体多的格局，有施政灵活的便利性。然而宏观波动有短期变异度较高的特点，宏观调控有相机抉择的特点，这些与结构演变和产业政策取向比较稳定的政策内容难以兼容一致，实践中难免导致宏观调控微观化与干预过多难根治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宏观调控对象过广、工具过宽、部门过多，许多政府部门在很多场合能随意以宏观调控名义干预投资、信贷、准入等方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健全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的目标就会落空。具体宏观调控举措是技术性与短期性问题，宏观调控规则、范围、方法则是体制性和长期性问题，在经济运行层面定义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真实关系。

宏观调控科学化与体制市场化具有双向关系：体制市场化程度制约宏观调控科学化程度，同时宏观调控宽泛化微观化也会固化甚至强化体制中非市场因素与结构，不利于实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决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必将为破解科学宏观调控难题提供历史新机遇。

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在实践中动态丰富与发展新的改革议程，就能实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成熟之日，也就是科学宏观调控目标实现之时。届时“宏观调控”这个体制转型期的特色名词，其中带有计划体制痕迹的“控”字或许会被扬弃，采取“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之类的表述。

[1]2013年11月17日，卢锋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的演讲内容。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1]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特色是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进行转移。由于有剩余劳动力，工业领域能够实现迅速的扩张，而且没有来自于工资上涨的压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起来。

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给予地方政府和个人更多的权利。中国包含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优势，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不仅出现在沿海，也出现在内地。比如浙江省的大唐县每年生产60亿双袜子，山东省的寿光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

通过一个例子可以更好地展示什么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位于上海和杭州之间的地方生产的羊毛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这里有大量以家庭为主的工业作坊，也有大型的工厂，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品牌，还有高速公路两侧的大型交易市场。农民工在这里打工四五年之后，就可以开始自己开创小企业。因为市场准入的门槛比较低，几乎每个人都是企业家。

这种经典的模式能够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但目前中国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还出现了用工荒。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一些企业将工厂搬迁到内地，甚至转移到国外。东莞一个工厂在埃塞俄比亚重新开设鞋的生产车间，转型非常成功。有些人可能认为非洲人都比较懒，不愿意努力工作。实际上，如果有相关的技术，而且给员工提供相关的培训，就可以很好地开发非洲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很好的利润。

还有企业增加研发方面的投入和设备方面的支出。可以看到，从1990年至今，每5年间被批准的专利数目越来越多，近5年甚至是原来的3倍。以前面提到的羊毛衫集群为例，现在都开始使用大型机械代替工人进行生产，效率大大增加。

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比如兴建开发区以吸引外资。但是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用工荒，这时资金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此导致了很多废弃的工业园。在温州，官员的绩效评估还与外资投入挂钩，而这个地方并不缺少资金。

最为重要与紧迫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创新大多自上而下，很少自下而上。中国的教育部和科技部掌握了太多资源，使得研究者很多时候是在向政府申请资金，变成了寻租者，最底层的创新却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有很多研究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研究，这是自下而上的方式。

中国是基于不同的产业集群来进行发展的，而且这些集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政策适用于每个产业集群。为了实现每个产业集群的升级，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所以创新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1]2014年4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晓波教授在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上的演讲。

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增长[1]

从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6%。其中，要素积累可以解释60%~70%，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可以解释30%~40%。其中，要素积累又可分为资本积累（解释50%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积累（10%~2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人力资本增长（11%~15%）、要素重新配置（8%~15%）以及创新（6%~13%）。未来中国不能完全依赖于之前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需要进行“再平衡”。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发展私有经济、增强创新能力。

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人口最多、出口最多的国家。在今后的十年，中国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富有国家的案例非常少。退一步说，即便中等收入陷阱不成立，如何实现收入水平的跨越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了判断未来，需要分析过去。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6%，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持续以10%的增长率增长7年，就能实现经济总量的翻番；即便以7%的增长率，要实现经济总量的翻番，也只需要10年。

除了年均增长率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增长率分解，逐一分析增长的源泉。学界认为，在9.6%的年均GDP增长率中，资本与劳动为代表的要素积累可以解释60%~70%，而剩下的30%~4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要素积累增长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资本增长（贡献达50%）与劳动力增长（贡献达10%~20%）。资本积累是最简单的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是常用的凯恩斯式的刺激经济手段之一。通过增加机器、厂房等方式进行的资本积累能解释一半的经济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除了资本积累之外，劳动力增长可以解释10%~20%的经济增长。这个比例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并不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本身处于很高的水平。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70%，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差无几，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不到50%的女性参加劳动。

除了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30%~40%。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作“索罗残值”，代表的是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很难分析的黑盒子。造成它难以分析的一个原因是短期因素的影响。譬如，当一个国家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短期刺激经济时，其影响会被计入索罗残值，但其实这只能归因于经济周期。当然，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当中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还是能够很好地体现科技的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又可以分解为人力资本积累、重新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以及创新这三个部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11%~15%。

在中国，重新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指的是一系列改革措施带来的资源分配效率方面的改善，比如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改革等。它们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15%。有研究显示，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影响自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以来有所减弱，这也是质疑中国增长潜力的最主要依据。当然，重新分配仍然可以继续进行，譬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但它们不会是中国未来30年增长的最大源泉。

最后一个部分是创新带来的影响。这是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是最难以研究的黑盒子。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专利权保护以及研发投资，因此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非常高，其中2/3来自模仿。减去模仿的贡献后，创新的净贡献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6%~13%。其中根据古典经济理论，模仿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够实现资本从高资本存量国家向低资本存量转移的一种方式。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各国人均收入的最终收敛是不存在的。除了模仿之外，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中国的FDI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再加上被本地企业进行模仿带来的溢出效应，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只是程度很高，同时还可能被低估了。FDI的正向溢出效应以及对现有技术的模仿使得1978年贫困的中国实现了“赶超”式的经济跃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不能完全依赖之前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需要进行“再平衡”。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对于本地市场的依赖，而非依靠出口拉动；如何提高消费，并且减少低效率的储蓄；如何发展私有经济，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带来的扭曲；如何在技术模仿空间缩减的当下，增强创新能力；如何继续开放，使企业能够真正走向全球并获得国际知名度。

可以预计的是，中国下一个阶段改革方向的努力应该是：2020年前实现经济的结构调整；2030年前使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向生产率提高与创新倾斜；2040年前建立稳定和强健的体制，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资本化、银行、金融改革等方面都能够在完善的法律体制框架下有效运行。

[1]2014年3月7日，牛津大学中国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琳达·岳（Linda Yueh）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的讲座“中国的增长：一个经济强权的形成”上发表的演讲。

对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1]

我们先介绍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现状，然后讨论政策选择与未来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并非唯一一个面临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的国家。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困扰着发达国家。在美国、英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大主要表现在高收入阶层的回报增加，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由于失业、移民等原因趋于停滞。

但是，中国的经济不平等恶化速度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快。在改革初期，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非常低，大概在0.3。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意识到需要靠收入差距来激励生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一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提升到将近0.5，为全亚洲最高水平，已经超过了联合国设定的警戒线。同样是在2007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巴基斯坦0.30，印度尼西亚0.34。所以，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过大。

在城市，工资的差异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共同导致了收入差距大幅上升。改革开放之前，工资的不平等程度非常低。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工资的差距逐渐扩大，教育和技能的回报不断上升。一个富有的企业家阶层非常迅速地在中国出现，他们的高收入一部分来自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放，而另一部分来自寻租。中国目前半市场化的经济、薄弱的法律制度、不明确也不安全的产权制度以及严重不完善的问责制度，都为腐败、任人唯亲和寻租提供了空间。统计出来的收入差距尽管已经大幅上升，但可能仍被低估，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城市中的农民工家庭（通常是城市收入最低的阶层）没有计算在内。其次，富裕的家庭倾向于拒绝参与调查。最后，参与调查的富裕家庭倾向于避免报告“灰色收入”。

对于农民而言，农业活动的回报率极低，而本地非农工作和前往城镇打工的回报率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得到本地非农工作，农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打工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则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打工者是来自相对贫困的还是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有证据表明，打工者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因此会减少农村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农村基尼系数的增长已经趋缓。

城乡不平等是中国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城乡不平等对于全国不平等的贡献从1988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54%。在1988年，城市基尼系数为0.24，农村0.33，全国0.38；在2007年，城市基尼系数为0.34，农村0.36，全国0.49。尽管现在有着更大的资源流动性和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比之中央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差异却增大了。1985~2010年，城市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达到3：1。如果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不同，这个比例会减小；如果算上以其他形式体现的城镇补贴，这个比例还会上升。

区域差异也是中国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收入水平上出现大的区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区域差异是收敛还是在发散。中国的数据显示，省份之间的差异在发散。以省为单位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7上升到2007年的0.34。财政分权和贸易自由化都帮助了本身就更为富裕的沿海省份，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未能帮助纠正省份间的收入差异。

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比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2002年，中国全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55，农村0.40，城市0.48，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高。那些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的城市居民取得了巨大的资本利得，相当于住房补贴被资本化了。更一般化的，随着资产的市场价格逐步建立，资本利得的规模巨大，而且在分配方面是非常不平等的。以低于市场价格来收购或侵占国有资产是导致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从国有银行获取低息贷款给一些人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机会。此外，伴随收入上升，家庭储蓄率会急剧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差距。

对于不平等的评估需要做一个价值判断。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是适当的评判标准，同时这种不平等程度应该被减小。但我认为，地方性与不合理的不平等更需要关注与解决。

居民的幸福感和自身收入正相关，与选择的参照组负相关。研究发现，居民选择的参照组范围狭窄。农村居民通常选择自己村的其他人口作为参照组，而城镇居民则通常选择自己城镇的其他人口作为参照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并不关心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社会学研究发现，人们能区分合理的不平等与不合理的不平等。前者是因能力、努力、冒险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他们容易被社会所接受，而后者是市场歧视或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他们为社会所唾弃。

根据上述发现，政策需要特别关注地方性的不平等以及不合理的、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不平等。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第一，让个人所得税成为政府一个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使其累进的特征更突出。2010年个人所得税仅占政府收入的7%，也算不上是累进的。第二，建立统一的社保系统。目前的社保系统是高度分散的，城镇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城市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都有各自的社保制度。第三，各省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来改善。面向贫苦省份、以促进发展为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仍需要进行。第四，改革那些创造了各种不平等获取收入机会的制度安排，例如户籍制度等。第五，政策还应更多地关注高收入者中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中国现在的治理体系为那些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提供了寻租、腐败和攫取利益的机会。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3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治理指标》中，中国的“控制腐败”水平排名第148位，“发言权和问责制”水平排名220位。显然，中国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以消除这些原因造成的不平等。

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根据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先会上升，然后达到一个峰值，最后降下来。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力量决定了问题的答案。一方面，中国现在依然存在着使不平等加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有三种反向的力量可能使经济不平等得到缓和。首先，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缓慢的劳动力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差异会缩小。其次，沿海省份的生产成本提高，刺激生产活动向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以及更多的教育，中国社会正变得更复杂同时也更为开明，这些力量会促使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不平等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势取决于这两方面力量的角逐。

[1]2014年4月20日，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牛津中国经济项目主任约翰·奈特（John Knight）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ICCS）首届年会”上的演讲内容。

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1]

中国到底是就业过度还是教育过度

近些年人们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究竟是教育过度还是就业过度。为了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要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谈起。

过去中国拥有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出现了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04年，当时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从那时开始上涨。后来证明民工荒不是临时性的或周期性的，而是持续至今，改称“招工难”。第二次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当年到达峰值后开始减少。以上两个转变（2004~2010年）代表着一个区间——刘易斯转折时期。目前中国已进入后刘易斯转折时期。

多年来中国求人倍率（就业岗位和求职人数的比值）呈上涨趋势，但是不同劳动群体存在结构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的大部分是农民工，求人倍率较高；大学生求人倍率也在改善，总的来说是在1左右，甚至低于1。这意味着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较快，在过去十年来呈两位数增长。结果是受过较多年限教育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趋同。

在老百姓看来，“读书无用”。这是一种微观负激励。我们今天并不完全知道，这种微观负激励今后会给经济带来哪些问题。但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例子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最终演变成结构性失业，随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就业也得不到恢复。原因在于，经济好转后对人才的要求提高，不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就被挤出劳动市场。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大学生不想去那些不符合他们期望的岗位。如果不办大学，办职业教育，就可以避免类似现象。但是，职业教育面临两个问题：首先，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一定能够培养出真正有用的技能；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重要的是培养人力资本，提高学习的能力。受教育比学习技能的作用更持久。

未来经济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程度一定会更高。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匹配，但是距离产业升级以后的需求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20年解决不了。过去20年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结果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比大家预想的要慢得多。在这方面，日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当初迫于高校扩招造成的就业压力，日本有意减缓了高校的增长速度，结果是降低了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和美国的差距拉大了。这是日本“失去20年”的原因之一。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个是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私人回报，但这种回报有的时候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另外一个是社会回报，这种回报更长久，但个人可能体会不到，应该由政府来埋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显示，社会回报最高的教育是学前教育，之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教育、普通高教，最后是职业教育，以上被称之为拇指规则。

根据上述原理，政府还要更多地支持教育，但是不要侧重于私人回报率高的教育（这部分应交给市场去做）而是更多地投向市场相对失灵的、社会回报率高的教育。即便是今天，我们还应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要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我国的义务教育范畴。

综上所述，教育过度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教育永远不会过度，它存在很多的正外部性，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发展。就业过度的说法可能也不成立。

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与挑战

在过去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的人力资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显著增加，中国学生在国际化考试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大量的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部门。有非常著名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人力资本要比金融资本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如果只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而没有就业机会的话，人力资本也是没办法推动发展的。因此，要增加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服务产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吸收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渠道，需要大力发展。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力资本的改进和升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要增加教育支出，关注教育的不平等性，更好地分配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要改进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韩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出口结构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以纺织品、电子产品为主。由于韩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做得很好，韩国的出口结构如今转变成了以半导体产品、汽车、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三星的发展则是长期科技投入的结果。中国的研发投资在1996~2010期间增长非常快，但与GDP相比，所占比例还很不足够，与其他成功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城乡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与对策

人力资本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选择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以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以要素投入为主，比较粗放。随着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将面临困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导的集约增长模式应成为我们新的发展目标。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是非常低的，与已经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有很大差距。2005年，75%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年。

城乡移民与人力资本关系密切。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但二元城乡结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城乡分化非常严重。

城乡不平等体现在：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存在很大的差距。2005年，90%的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以低技能为主；在城市，43%的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用2012年的数据来看，城镇的孩子接近百分之百完成了初中教育，而100个农村孩子里面真正能初中毕业的只有70个。如果考虑家长在课外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城乡差距就会更大。

农村的孩子又可以分为两类：留守儿童与随迁儿童，二者的比例为60%与40%。从总量上来看，随迁子女有25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规模非常大。

留守儿童受到父母外出打工的影响，在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方面都表现不佳。用同一个考题测试四类孩子：农村的非留守儿童、农村的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城镇儿童。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数学能力和其他三类孩子相比明显要低。同样对这四类孩子进行心理测试评估，留守儿童的情绪不稳定性要显著高于其他三组。心理健康也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户口的限制和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随迁儿童往往得不到和城市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城市公办的学校就学，实际上只有60%的农民工随迁儿童能做到这一点。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同，本来资质较好的随迁儿童也会逐渐落后。

基于以上的事实和发现，我们认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重点应在农村。城镇孩子的教育程度基本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增长的空间非常小。这里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人群概念。教育资源应该跟着人走，一方面投入到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另一方面也要投入到城市，让城市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去满足随迁儿童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我们研究了过去30年的80个国家，将他们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下面报告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

第一，金融抑制在低收入时期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因为低收入时期市场不发达，一些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到了中等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遏制经济增长的效果。步入高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影响，当然此时抑制的主要含义是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度。

第二，法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受到广泛认同的，而且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这种作用都成立。

第三，民主也被纳入了我们的考量，只是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实际的效果，无论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民主可能不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的一种途径，民主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四，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教育在其经济增长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中等收入国家的作用尤为显著。

第五，如果在经济起飞阶段更多地依靠制造业，将有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都是以制造业起家。当今的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巴西、南非和俄罗斯是资源出口国，印度以服务业为主，它们的经济结构可能有一些天生的弊端。依靠资源出口容易导致“荷兰病”，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服务业的封闭程度比较高，所以服务业比重越高，生产力提高越慢。相比之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比较快的，面临国际上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改进与提高。

以上的分析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两点启示。

一是继续提高教育水平。目前中国的两大就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行业。但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取决于人力资本能否推进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那时将对高技能的劳动者有非常大的需求，要靠教育的加强来得到满足。

二是对目前以初中文凭为主的农民工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适应产业升级后的就业需求。农民工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仅仅保持这样一个教育水平，在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可能就不再适应就业要求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失败。

[1]2014年4月18日，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活动之一，【朗润·格政】系列“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在万众楼举行。本报告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韩国大学教授、原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钟和（Jong Wha Lee），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张丹丹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的演讲内容。

怎么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直接的两条：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他部分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涉及。

30%的上缴比例比此前的普遍预期更高一些。其实具体的上缴应当根据情况确定，如果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高，可以少缴一些，反过来就多缴，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甚至具体企业的情况来确定，和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分红比例一样。但是，过去多年实际上缴的少，以至于形成了国企利润上缴说多做少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具体的比例是有重要意义的。划转国有资本没有明确具体的比例，也可以理解为更加灵活，在我看来潜力更大。

多年来，对于高投资甚至高增长有不少负面评价。一方面，以过度牺牲环境和其他一些歪曲为代价追求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然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自我循环，投资效率难以评估，高投资的收益没有多少直接惠及大众，也产生了许多腐败浪费现象，还有薪酬不合理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说国企的资本和收益是全民的，但是没有实际分配，所有权就成了空洞的口惠。所以，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基本意义是将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抽象概念变成必须实现的实惠。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来说，强调的是追求所有者权益的责任、对公众的交代。

过去多年来，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按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看，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在2000年还有67.5%，2008年下降到了58.3%，最近几年有所回升，部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2011年为60.8%。有不少分析指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到这一步没有错，但如果从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提高居民收入，多少有一点味道，好像为了挤奶才喂牛。居民获得收入本身就是目的，至于居民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投资，在通顺的市场条件下是居民自己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怎么处理。一代人通过积累增加了国有资本，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后代，涉及效率和代际公平问题。通过提取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大部分是应当留给后代的，损害环境获得的收益更应当留给后代，此外的资本本金和收益为直接贡献者所有才能提高效率。通过较高的税收和垄断经营以及自我循环提高国有资本积累率，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入显著低于其边际贡献，因此意味着效率的损失。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长期大幅度偏低意味着效率损失。将当代人储蓄形成的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给当代人获益的社保基金，有助于弥补效率损失，也有利于代际分配的平衡。

假如说将全民所有制的产权明确界定到了个人，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就像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一样，那么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问题不太大，较高的积累意味着产权的升值，所有者可以选择持有产权等待未来分配或者变现。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没有及时的收益分配，人亡权废的全民所有制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保持合适的国有资产积累比例就非常重要。

国有部门包括财政和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对于评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益和债务风险意义重大。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对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做了多方面的估计，但由于许多原因，资产的情况难以把握。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但是通过这些债务形成了多少资产，包括项目的直接资产和引起土地增值等情况形成的间接资产，这些情况都不很清楚。目前，全社会投资特别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量非常大，把账算清楚是做好事情的前提。相信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收益上缴比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政府和国企资本账的核算。在这里，按成本价格计算的资本账户核算固然重要，按照预期收益做出的价值评估更重要。

在过去10年里，国民收入高增长，居民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平均的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按说，政府和企业应当积累了不少净资产，但是按一些研究，政府和企业还闹出高负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将账算清楚。特别是政府的收入，多少用于经常支出，多少用于投资，效率如何，哪怕是很简单的评估都是有意义的。弄清楚了这些，才能对很多事情做出评价。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企业报告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当不错，但是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约为零，活期存款真实利率更低，股市投资的回报也很差。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居民收入的损失，另一方面给社会融资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从经济发展和企业融资的合理性角度考虑，应当不断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但是股市长期不景气，市场对于扩容谈虎色变，导致企业上市异常困难。还有长期的真实利率偏低导致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本高积累低分配。国有资产应当保值增值，但是目的是为了居民福利，不能为增值而增值。

所以，让国有资产的本金和收益惠及民众，意义重大。虽然《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只提到了社保和民生，但是，不动国有资本，平衡社保和改善民生就要加税。这样看来，调动了国有资本，相当于降低了未来的税负，对于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都是有益的。

[1]2013年11月17日，宋国青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上的演讲内容。

公有制能产生正确的价格吗[1]

中国改革30年，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使得青年人有机会大展宏图。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值此莫干山会议3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当时的背景、取得的经验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认清未来改革的方向。

双轨制助推价格改革：经验与局限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以后，粮食供应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把农村的承包经验运用到城市改革中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思路。但是承包不仅仅是不吃大锅饭，还要考虑投资多少产出多少，牵涉到价格体系。

价格改革是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在具体思路上，国家计委的主导思想是成本定价。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是变化的，价格取决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由于需求无法调查，成本定价便无法实施。通过调查供应方，只能得出平均成本，而它永远是小于边际成本的。

价格改革之所以很困难，是因为计划价低于市场价，它与低工资相适应，是保障员工基本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城市人口当时都享受计划价，也受限于低工资，很难立即接受高于计划价的市场价。但是计划供应的问题是供应数量严重短缺。

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原来计划价不变，但新开辟出市场，市场上的价格是自由的。这个建议实际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还对一部分人有益，所以阻力较小，很快推行到各行各业。

由于采取了价格双轨制，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计划商品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小，计划价也逐渐被市场价所替代，双轨价格就完成了并轨。但是也有一部分计划价一直保留至今，双轨制仍然在运行。

双轨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官倒现象。在国有制企业的承包合约中，规定的生产任务按照计划价交易，超产部分则遵循市场价。由于市场价普遍高于计划价，所以有寻租权力的人通过将计划内的产品改换成市场产品，就可从中获得溢价收益。官倒问题是莫干山会议当时没有想到的。

正确的价格建立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之上

另外一个莫干山会议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是所有权和价格体系的关系。科斯和诺斯（科斯与诺斯分别在1991、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强调产权对于发现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这些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传入中国。他们的理论并不为当时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知晓。

很多事迹证明，中国的价格改革之所以取得大范围成功，是由于大量私营企业的产生。只有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才能产生出正确的价格。但即使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经济领域产权不够明晰，特别是投资品、土地、资金等，市场化程度相对不足。

公有制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这是因为价格是交换的结果，交易费用是生产价格信号的成本，而这两者都不会出现在公有制企业的考虑之中，即使有，也不是计划者的知识能够完全掌握的。公有制企业可以在价格上搭私企的便车，利用私企所发现的合理价格，做出有效的决策。

总之，纪念总结莫干山会议，就是要在中国对价格理论再阐述、再发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在过去还是百年以后，正确的价格一定是一个健康经济体所必需的，所以可称得上价格万岁。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正常的价格系统，才能达到有效率的一般均衡，使一切买卖畅通无阻。这样的价格系统，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

[1]2014年6月21日，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主题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召开，以此纪念30年前在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该会曾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节是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的演讲内容。

中国需要发展自由的思想市场[1]

制度来自理念

经济学家都知道，制度很重要。但是制度从哪来呢？简单地说，任何制度变革都是理念变化的结果。米塞斯认为，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有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理念在时序和逻辑上是事先存在的。

回顾历史，社会变革通常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或者理念战胜既得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计划经济是理念的产物，它不是来自人类已有经验。中国的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变化，包括从相信计划到相信市场，从相信公有企业转向相信民营企业，从不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企业家精神，从相信闭关锁国转向相信对外开放，从相信人治转向相信法治。这些理念的变化，使得中国过去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

理念来自思想市场

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政策主张之间的竞争。思想市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这个市场创造了原创性的理念，在这个市场工作的人包括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第二个层次是传播市场，原创性的理念通过这个市场被普通人理解，在这个市场工作的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出版社、教师等。第三个层次就是实践市场。实践市场其实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市场上活跃的人包括政策制定者、顾问、政治领袖。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得益于思想市场的形成。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市场，促进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思想解放，以及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司法界对中国法治的探讨。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实验。当时年轻人之所以能提出改革思路，就是因为不受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注重什么是对的、是有效率的，而不是教条主义。平等也在莫干山会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的青年学者与参会的资深官员有一样的发言权，这是莫干山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莫干山会议在价格改革方面提出了新的理念。在此之前，价格只能由政府来制定。为什么价格不合理？当时的解释是因为政府没有尊重价值规律，如果政府尊重价值规律，就能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我参加莫干山会议时提出，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都是不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产生，所以价格改革的出路只能是放开价格管制。

思想市场有后发优势。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连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设备、管理，同时引进了好多西方的思想，其中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影响深远。但是思想仅仅靠引进是不行的。每一个国家变革都有特殊情况，只有思想和特殊的历史、文化、道德、习惯结合起来，这个思想才具有可行性。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本地思想市场的发展。

思想市场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

如今中国改革最为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宪政、法治和民主。中共十八大提出改革目标，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具体包括哪些内容，需要思想市场的讨论。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比，中国思想市场是最落后的。

学者是新思想、新理念的发源地与讲解员。思想市场的发展需要学者具备独立自由的精神。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代，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他们创造的思想变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莫干山会议由于十分平等自由，故对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也有负面的例子，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清朝皇帝的文字狱。他们对思想市场的破坏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破除对思想市场的管制和干预是当务之急。为了保证思想自由，任何思想都不能取得法定的垄断地位，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社会要有对思想的宽容，没有对思想的宽容就没有理念的变化，因为新理念之所以新，就在于它突破传统，与当前的多数认识是有冲突的。

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根源于思想市场受到太多的政府管制和干预。中国的学者要比美国、欧洲的学者更为物质主义，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学者不可能享受创新型活动所带来的快乐，只好转而追求物质享乐。同样，媒体腐败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媒体人没有真正的职业精神，只好去追求金钱。发展思想市场，也需要改革目前政府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助制度。很多学者为了获得资助而做“命题作文”，这就破坏了研究本身的动力与独立性。

总的来说，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1]本节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主题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第3章 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难题

地方债务问题亟待解决[1]

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拥有一定的债务都是正常现象。现在各界特别是学界十分关注地方政府债务，2013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列为六项重要工作之一，说明各界和中央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有各式各样的预测、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报告受到了很多关注，但还没有公布。我个人认为应该在20万亿左右，上下不会差太多。如果这个规模是对的，地方政府债务就称得上规模大、增长快。毕竟2010年底审计后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如今已接近翻倍。上述数据应是严格审核过的累计数，相比于实际规模只会保守，目前也是如此。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很严重，应该及早解决，否则越拖问题越大。上述静态数据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债务的动态过程更为重要。如果利息、新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将不能继续依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实现债务的滚动，到时必然有一部分债务违约，或通过通胀或其他方式使债务的价值下降。当前，政府债务以及企业债务的规模增长很快，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形势严峻。此外，地方政府债务在融资方面不够规范，利用各种各样的融资手段，例如融资平台、银行、信托和影子银行等，实际上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带动银行、财政、土地等多个方面共同循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深层原因有三个。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政府对于GDP的重视，而地方政府的态度源自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是以GDP为中心。政府本应作为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协调各方、维护秩序，但却作为运动员在一线搞经济，挤占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空间。这种模式在改革刚开始时很有成效，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GDP的增速下降，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原本GDP增长应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却被视为一项高高在上的、决定地方官员业绩考核的唯一目标，地方官员只有把GDP做高了才能获得升迁。另外，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其目标的差距变大，地方政府被迫自己寻找资金。以上各种因素叠加起来，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其次，财政制度有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相比过去的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向财政联邦制转变。但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不匹配现象越来越严重。最后，地方政府借债缺乏约束机制。《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借债，但地方政府有各种手段来借钱，并不使用政府的名义，而是创造出很多融资工具。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治标容易做到。政府持有大量国有资产，拥有货币发行权，能够调动国有银行，因而有多种手段和资源来应对暂时的危机。但是治标不能代替治本，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最多能给治本赢得时间，关键还是要治本。

治本工作需要依靠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具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作为非营利组织不能追求盈利，不能跟民间和企业争利。政府只是用税收购买公共品的转手工具，公共品可以由民间来生产制造。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追求地方GDP的增长。其次，财政体制向财政联邦制转变。分税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体制改革和预算硬约束都需要长期的过程。地方政府可以到市场上发债，但前提是要先成为独立实体，受到市场的约束。如果政府破产，应当由债券持有人承担损失，而不是把债务推向上级政府。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管理成本太高，各级政府应该成为独立的实体，到时地方政府破产不是不可能的。最后，应禁止地方政府滥办公司。现在地方政府不发债，取而代之的是成立很多融资平台公司。基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不能把创办经营公司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应把市场让给民间。

[1]2013年12月20日，钱立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地方债的根源是什么[1]

社会各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这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必由之路。其中短期应对措施是指控制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财政实力而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尽管对其规模有不同的估计。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把当前积欠的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干净，由于产生问题的根源仍在，还会不断产生出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相比较，有必要更多地围绕长期制度建设来讨论。

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发展到目前的地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另一个原因就是地方财政体系不健全。

先看“唯GDP论”的政绩观。总结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形式是招商引资、投资拉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投资拉动上所采用的办法大体经历了几种不同形式，可以概括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这一阶段招商引资的办法主要是滥施税收优惠。第二个阶段，1994年财税改革大体上把税收优惠的闸门关上了，随后地方政府开始通过乱收费获得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对外来投资者包建厂房。第三个阶段，1998年开始税费改革，并在2000年之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乱收费的闸门又被关闭了。比如农民手里都有一个“护身符”，纸条上罗列的收费项目可以交，其他的不用交。这时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卖地的收入实施招商引资。第四个阶段，2008年左右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进行了规范，但之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国全力保增长，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产生了。从这个角度回看的话，如果把地方政府债务区分成规范型和非规范型（规范型指的是中央批准的债务），非规范型在过去的30多年中演化出了不同的形式。地方政府债务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投资拉动的发展思路直接相关。

再看地方财政体系的不健全。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这是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框架。分税制从字面上讲来源于联邦财政制，但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大一统国家，是单一制。在单一制下，税收的立法权是不能下放的，因为税收立法权一旦下放，就不是单一制，而是真的联邦制。在税收立法权不下放的条件下，实行分税制，等于是分级财政管理，这也走出了纯粹单一制的固有模式。我国在财政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走出一条中间的道路，可称为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

这样的分税制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具体表现在两个比例关系上。第一个比例关系是中央财政收入当中只有30%的资金用于自身，剩下的70%的资金都是作为转移支付或税收返还再交给地方政府。第二个比例关系是在地方政府收入的60%是自己组织的，其余的40%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这些现象体现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分税制”在很大程度上有退化为“分钱制”的迹象。在1994年之前，我们的财税体制基本上都是分钱制。在1994年之后，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把收入的来源划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并确定了分成比例。如果分税制得以严格地实施，可以达到分事、分税、分管的效果，但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被称作中国国情的特殊因素的阻碍，总是需要做适应性调整，调整的时间长了，体制就走样了。比如说，分税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当财权不能确定下来的时候，应对办法就成了用财力去匹配；当事权也不能确定下来的时候，又把事权退化为支出责任；最终退化成了财力和支出责任之间的匹配。这样就从两权层面的匹配退化成两钱层面的匹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大量资金依赖于上级拨款，导致地方政府缺少长期打算，不会把会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负起应有的责任。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打酱油财政”的迹象。所谓“打酱油财政”，简单来讲就是“给什么钱办什么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像需要管束的孩子，一不留神就要淘气。如果真的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每级政府都负起自己责任的话，地方债就不会演化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地方政府债务的两个根源（政绩观与地方财政体系的不健全）都要作为长期制度建设的重要着眼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些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做出了一些相应的部署。从长远看，长期的制度建设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1]2013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原题为“地方债根源在于政绩观与财政体系不健全”。

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是什么[1]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有三点看法：第一，地方债务风险在流量不在存量；第二，地方债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行为及其软预算约束；第三，财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必要步骤。

第一，地方债的问题不在存量而在流量和现金流。目前看来，地方债是可以解决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地方举债的行为不能得到改善，终将会酿成巨大的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之所以说存量不是问题，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的政府债务负担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关于中国现在的整体债务状况，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相当低。如果把所有隐形负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铁道部的债务、银行潜在的坏账和养老金缺口等）放在一起，总负债大概相当于GDP的100%。这个比例和美国的数据（100%左右）、日本的数据（200%左右）不完全是一个概念，这些国家也没有完全计算清楚养老金缺口到底有多大。中国这个数据和他们相比可能有所高估。

其次，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来看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很多人以为政府负债就是借了钱花掉了，实际上中国政府借的一大部分钱是为了做事情，比如修桥修路。初步估算，我国国有净资产总值远远超过GDP的100%。

当然，资产负债健康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避免债务危机，因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有时候不是资产或资本金出问题，而是因为流动性出问题。流动性应该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在考察了800多家地方融资平台后，发现至少有2/3难以用现金流来支付债务利息。当然，如果平台主要是做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现金流不能支付债务利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样的平台数量过大，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第二，地方债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和预算软约束。很多人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所以导致了债务风险。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行为，就是指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公司应该做的事情，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地方官员忙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好处是GDP增长很快，但也导致了很多问题，影响了其他经济主体的经营环境，同时也影响了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

另一个也是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含义就是借的钱不一定要自己来还。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论是借钱的人还是借钱给他的人，都没有真正考虑借钱人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有一些特别注重城市建设的地方官员，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也得到了很快的升迁，但是留下了一笔烂账，要很多年才能解决。从银行的角度、从资本的角度看，把钱借给地方政府还是很划算的，因为他们都相信这个账最终会由中央还上。软预算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非常难解决的。

第三，预算约束硬化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税改革的一个焦点在于要不要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或者是将一部分事权收到中央。这些讨论的重要前提就是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以解决。否则，以后的后果可能比较难预料。官员考核不唯GDP论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但对于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恐怕还不够。即使在一个完全民主化的社会，地方政府也有增加开支的冲动，这可以说是一种“天性”。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三点做法值得考虑。第一，还是应该延续渐进改革的做法，避免一步把所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落悬崖。第二，化解风险，关键是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以后市长、书记离任不但要做财务审计，更要做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审计。第三，需要同时推进配套的行政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甚至面对破产风险，投资者才会真正考虑投资风险，才有可能真正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综上，现在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要推进市场化和新型城镇化，都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企业的归企业。政府不要做企业，政府也不要替代市场。政府要有比较透明和比较硬的预算约束，关键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1]2013年12月20日，黄益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原题为“化解地方债风险关键在于预算约束硬化”。

地方债阳光化之路[1]

中国目前处于大规模基建阶段，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可以提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债务的忍耐力。美国现在还在享受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建立的基础设施。未来中国大规模基建阶段会有一个停止的时刻，到时可以将战略重心从基建转移到提高科技水平上。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审计署划分的所谓三类债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绝大部分债务都是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看了台账就会有如上的发现，今后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查台账而非只看数据，否则无法看到实际负债。第二，很多地方政府都不知道自己的负债规模，甚至连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等概念都不清楚。政府官员大多不了解实际情况，往往被统计数据迷惑，上下级互相敷衍。因此还是应该开展调研来核实数据，而不是简单地看数据、下结论。

现在的融资平台只是一个架子。如果哪一天真的实现了市场化，就有可能在债务压力下出售资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公司认为自己会出售下属资产，而是等待政府出资兜底。如果要用融资平台公司衡量中国的资产债务问题，一定要了解这样的现实情况。

中国财政体制能否在未来变为美国的联邦制，使外部约束力转化为内在约束力？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转变的过程需要不只100年。就像日本在19世纪就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但西方学者现在仍视日本为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一样，内部的转型非常不易。我们应该专注未来十几年内的国情。在承认中国地方政府需要发债、存在道德风险、面临预算软约束，但又没有内在约束力的前提下，考虑我们该怎么办，这才是面向2020年的政策思路。

在选择何种改革方向上，中国应该一步步走好自己的地方债阳光化道路。美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建立在对政府一系列的限制的基础上，中国直接转向内在化约束这一目标过分理想并且遥不可及。预算约束会慢慢硬起来，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水平。中国现在的改革模式应该是立足现状的渐进性阳光化，骑驴看唱本，且走且办事。

如果今后可以把财权和债权都统一在财政部门下透明化管理，会对地方政府随意发债产生很大的约束力。现在地方政府把债务分散到各个部门，利用各种不规范的方法招商引资，很多官员都有债务指标需要完成。不妨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提高内控的科技含量，实现中央管省、省管市和县的一级级突破。承认软约束和无内在约束，设立针对性政策，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监控，同时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如果这几方面都可以做到，地方政府债务的理性化、阳光化程度就会提高。

[1]2013年12月20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利用和管控地方政府债务[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紧接着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非常符合时代要求。下面从三个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如何规范、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程度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增长快，1996~2010年的年增长速度达27%，其中个别年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这个数字。其中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债务增长4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62%。（2）规模大。如果按照2010年的增长速度，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估计已经达到GDP的29%，远高于1996年的3.4%。相比之下，日本的政府债务虽已相当于GDP的200%，但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近期一直在40%附近波动；美国同样是联邦政府债务较多，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比较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比日本稍微低一点，比美国高得多。（3）债务周期短，2010年还期5年以内的债务占70%。（4）银行贷款多，2010年占79%。（5）融资平台公司举借多，2010年占46%。（6）债务率高。债务率是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目前平均水平已经达到150%。如果计算债务与本级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的比例，平均水平高达250%。（7）债务分布不平衡，有的地方债务率达220%。

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和扩大的原因

很多因素共同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和扩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需要地方政府大展身手。这与我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是客观必需。其他国家在类似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地方政府发债特别多。比如1830年代末，美国州政府的债务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的8倍。1842~1933年地方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速公路、饮用水系统、污水处等。190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州政府的8倍。（2）地方政府财力不足。（3）不能量入为出，这也涉及政府的政绩观问题。（4）土地财政越来越难。（5）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地方政府是不被允许发债的，它的财政赤字应该是由中央政府填平，地方政府发的债都是在预算约束以外的。所以地方政府就存在着依赖心理，只管借钱而没有考虑还钱的问题。

如何规范、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1）把部分地方政府债变为企业债。既然是城市投资公司，能否尝试像公司一样运行，有收益的用收益还债？变为企业债，也许能刺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2）地方政府发债试点应从省级和副省级政府开始，不要一下做到县级政府。目前省级发债占30%，市级发债占44%，县级发债占26%。可见，发债需求中省市级政府是主体。（3）对地方政府实行硬预算约束。如果预算约束够硬，允许地方政府独自发债，就要考虑地方政府是否可以破产的问题。除此之外，投资者也要反思。金融机构不愿意买中央代地方政府发的债，而地方政府自己发的债很受欢迎。背后隐含的道理是这些买家并不看重债券本身的收益，而是看到其他方面的收益，比如对地方政府的一种讨好、支持或是捧场。这种做法也不利于建立硬预算约束。（4）建立地方主要税种。财产税是一个选择。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地方政府没有营业税了，是把增值税的更大份额划给地方呢，还是设立新的地方税种，比如说销售税？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5）提高债务资金利用效率。（6）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7）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偿还能力。经济发展了，基数变大了，债务率也就随之降下来了。

[1]2013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透视地方债的本质[1]

基本事实

近年来中国公共部门债务水平保持稳定。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和2012年大约为15%，和2007年相比略有下降。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010年和2011年维持在10.78万亿，2012年估算约为13万亿~15万亿左右，2013年根据地方政府融资各渠道的数据加总估算上限在20万亿左右，所占GDP比重近年来有所上升。

国债水平绝不是导致债务危机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以欧债危机为例，发生债务危机的五个欧洲国家中西班牙和爱尔兰2008年的国债水平都比较低，甚至低于没有发生问题的德国。其实真正导致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其经常账户存在大量赤字，即存在大量外债。欧债危机事实上是一个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债务危机。从这点来看我们不用过度担心中国会重蹈欧债危机国家的覆辙。

作为地方债的发债主体，城投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杠杆率从2009年开始持续下滑。数据来自Wind（万得资讯，中国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统计范围为超过800家城投公司。2012年它们的资产负债率为57%，和2008年基本持平。这800多家城投公司的资产总量为26.5万亿人民币，乘以57%求得债务量大概在15万亿。所以地方政府债务濒临崩盘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

债务率比较高的行业基本都属于基建的范畴。短期内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必要引擎，地方政府借债来发展基建是合理且必要的；长期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水平仍然较低。以所能想到的任何基建设施来看，至少从人均量上，中国与发达国家都差了一个数量级，不是差一点点的问题。比如人均机动车保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公路长度甚至低于印度。有很多人说西部拖了中国的后腿，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从基建设施人均水平来看，东部比西部更低。

地方债最大问题

基建投资和其相应的地方政府债务有其有益的地方，但它也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项目回报率覆盖不了债务成本。仍以全国800多家城投公司的数据分析，他们整体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3%，但债务成本却较高，平均贷款加权利率约6%~7%。

出现这种利率倒挂现象并不是因为项目不好，而是因为项目存在很强的外部性。比如北京地铁，它便利了百姓的生活，但这种外部性无法变成项目现金回报。

审视地方债问题可以从三个视角出发。第一个视角是微观视角，很多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覆盖不了债务成本，债务不可持续。这也是很多国际投资者认为中国面临债务危机风险的主要原因。第二个视角是宏观视角。从宏观视角看很多基建项目是好项目。这时回报不仅仅包括基建项目本身产生的回报，通过基建项目提高当地的生活品质、提高地价房价、提高税收这些都应该算成广义的回报。可以将地方债看成准国债，从而它的可持续性不依赖于项目本身的微观情况，而依赖于中国政府整体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国整体的国际收支状况。第三个视角是金融视角。虽然地方债稳定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它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为非市场化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结果是扭曲了金融价格体系。大家都把地方债理解成准国债，相信政府能最终保证偿还。于是地方债不再是信用债而是无风险债，地方债的票息率（6%~7%）成为无风险收益率。这是普通企业无法承受的，从而地方债的大量发行挤压了民间经济的融资空间。

化解地方债问题的上中下三策

对策的整体思路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不要把政府应该做的任务加给市场；第二个是非市场化的投资项目要用非市场化方式来融资，与金融市场做出明确切割。

具体的对策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中央财政（或政策性银行）承担起地方政府搞建设的融资责任，这样做的好处是融资成本低并且降低了对金融市场的扭曲，问题是不易在各个地方分配且不易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策是通过向公益项目注入优质资产的方式，在微观层面提升项目回报率，使之能够覆盖资金成本。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政府经营城市向全民经营城市转变，带来公共服务价格上升以及地产价格进一步上升。下策是维持现状，从而债务不可持续，金融市场扭曲依旧。

最后有三个重要的注意点。第一，目前经济增长很脆弱。如果没有其他项目对冲就贸然冻结地方债务的增长，将导致投资大滑坡，全社会进入通缩，令财政及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第二，虽然地方政府债务背后有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是不好的，但这种格局不应该轻易打破。一旦放任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发生，会引发投资者对地方债的“挤兑”。第三，不能盲目相信市场。在关键扭曲没有消除之前，市场化未必是好的，可能会把经济从“次优”带向“次次优”。中国要建立健康的地方债市场，前提是地方政府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要有预算的硬约束。这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但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

[1]2013年12月20日，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积极看待地方政府债务[1]

在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问题上，学界和业界的负面观点很多，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谈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有其不可避免的原因。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道路、桥梁作为地区发展的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可以通过收取过路费、过桥费来偿还贷款，有很多基础和便民设施建设没法用收费的方式筹集建设费用。城镇需要发展，这时举借债务或土地财政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虽然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不少，但仍是结构性问题，或者说形成结构性问题的必然过程。我们在讨论地方债时要认识到这一点。

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和城市基本建设是匹配的。路桥、公园、水电等城市基本建设的使用周期长达几十年，所以按照代际公平原则，这些公共品在几十年期间的收益和其建设成本应该对等。因此，需要考虑城市基本建设带来的债务问题，但也不能看得太重，否则会引起对流动性的忧虑。不要过于强调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着资金链断裂、无法立即偿还的问题。当前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市甚至城镇都还需依靠融资渠道发展。只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底子打好了，才能加速城市化。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务是时势所需，增加的趋势不可阻挡。

最后，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对待地方政府债务不能过于强硬。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增速缓慢回落的阶段，向硬着陆的方向走。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如果对地方政府债务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可能会使宏观经济雪上加霜。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不能强行中断其增长。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要想管理好旧债，同时发放新债，就要用好两个机制，即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其中行政机制在当前要为主。

1.建立首长负责制。有人希望财政部门统计报告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以达到监督管控的目的。但是财政部门表示无权干涉副市长负责的项目，而副市长上面还有市长，市长上面还有书记，这些人负责的项目更是财政部门无权干涉的。统计局、发改委、市委办公室、市长办公室都在做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数据一大堆，好像都关心，但是最后落不到实处。建立首长负责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上级的考核仍然是我们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力量，因为政府官员都怕上级。考核的标准需要改变，同时要把债务情况向社会公开，人大预算也要有专门的报告。如果以上措施特别是首长负责制能真正落到实处，形成合力，一定会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让地方政府破产在中国不具有可行性。中国历来是单一制国家，这是文化、政治、民族、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与联邦制有根本区别。如果中国真的要实行联邦制，也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这样的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连带关系就决定了中央很难让地方政府破产，但是并不等于说对地方政府没有约束。

2.发挥市场机制，把地方债市场做好做大。市场机制的好处在于如果新发的地方债收益率低或偿还无望，投资者就不会购买，最终形成市场对地方债的约束。

在行政和市场两个机制的框架下，再考虑“两类”和“两块”问题。两类是指一般责任债和收益债。其中一般责任债是指政府发债后用税收还债，而收益债是指利用项目收益还债，或是收益管运营、政府管还债。两块是指存量和增量。若把两类和两块都放在两个机制内进行处置，应该会得到较好的效果。比如对已有债务进行总量控制，引入一般责任债和收益债来处置，将存量里能变为收益债处置的债务转给公司。而对于新发债务，一定要明确其类别，是一般责任债还是收益债。如果投资者自己选择购买收益债，那么将来遭受的损失需要自己承担。

把新旧债务划分清楚之后，还应建立专项基金，将债务收益和成本在代与代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对于一个债务项目，需要界定其使用期和偿还期，根据其已有偿付和未来所需偿付计算出总计偿还的数额，与其剩余收益相匹配，并向社会公布。

[1]2013年12月20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外国财政研究室主任吕旺实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治本之道：地方官员向当地百姓负责[1]

地方政府债务是无法避免的。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市政建设又需要适当超前，这些特点决定了市政建设的需求大、融资任务重。如何正确地融资是当前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学界提出了很多应对措施，但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1.难以通过市场机制避免预算软约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来约束地方政府，因为政府在发行债券时需要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发行债券后还要在二级市场随时交易。但是如果中央政府有隐形担保，地方政府的债券没有任何风险，投资者资金的还本付息能得到保证，市场就起不到约束政府的作用。

2.地方官员的任期太短，很难让地方官员对地方债务负责任。地方官员的法定任期是五年，但市一级的平均任期仅为三年，一半以上的官员任期只有两年。是否能通过中央政府新的管制办法约束地方官员呢？这个可能性的确存在，比如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采取债务一票否决制。但这种做法也有弊端，毕竟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权责划分和评判不像计划生育、环保那样容易界定，很难说一个地方的债务应该多高、高到多少地方官员就要被撤职。

3.财政体制转变的空间有限。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地方和中央关系问题上，通过不断摸索，中央决定通过两种办法控制地方政府。一种办法是掌握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如果有地方官员想挑战中央政府，结果很有可能是被绳之以法。但是中央政府不能总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所以另一种办法是要掌握一定的财力，从而可以调动地方官员。中央政府要想控制地方政府，不掌握财力是不行的。因此，进一步分权的空间是有限的。分权之后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失去控制，这是中央政府不太愿意看到的。没有破产机制的威胁，对于地方政府的约束削减了很多。

地方政府债务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让地方官员向当地百姓负责任。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与债务问题无解。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加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这个词在我国的语境下就是让政府更加有权力或者是让权力行使得更高效，而不是如何让老百姓去监督这个权力。目前也存在一些百姓监督政府的机制，比如听证会，但这不是制度化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很容易谁嗓门大政策就跟谁走，造成民粹主义的泛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提到了要加强人大的作用，这是正确的方向，符合宪法的规定。要让地方人大真正发挥作用，最简单也最具体的一条就是要让人大代表看得懂预算，并且对预算和决算都有一定的发言权。美国政府专门设立了预算办公室，雇用几百人研究解读预算。我国也应该将此事提上议程，在人代会设立预算办公室，至少可以雇用几十个专业人员来解读预算，告知人大代表有关预算的具体内容和后续影响，以解决人大代表想读却读不懂的问题，最后预算是否实施通过人代会的表决来决定。如果能从一开始就让地方百姓和人大代表参与决定，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程度会大为减弱。

对于制度漏洞，如果仅去修改，就像在有窟窿的房顶上糊一把泥巴，最后发现泥巴东一块儿、西一块儿，房顶还是会漏雨。所以应该先找到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让地方官员对当地百姓负责。

[1]2013年12月20日，姚洋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借鉴意义[1]

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即总体原则和自治原则并存。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国多制”“国内有国”。在与其自身相关的事务上地方政府是自主的，地方政府根据各州的法律建立。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和财政上的独立性受到州政府的一定程度的限制。

美国地方政府财政

美国实行分税制，联邦政府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州政府主要依靠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不动产税。但实际运用时也没有太过严格区分。2008年州和地方政府收入2.7万亿美元。2009年州和地方政府共得到5368亿美元联邦援助，其中地方政府得到的联邦援助占其一般收入的4.3%，州政府占31.8%。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

美国平均每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约4000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债务飙升。2000~2010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一倍以上。2009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未偿还债务为2.7万亿美元，其中州政府的债务占39%，地方政府占61%。2010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2%。

美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监管体系

监管主要有三个类别。第一个是事前监管，指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的借贷活动做出规定。具体规定有：（1）借贷只能用于长期公共资产投资，一般不能用于政府的日常支出；（2）对借贷的关键变量事先做出限制，这些变量包括财政赤字、偿债比率、担保上限等；（3）要求地方政府做出中期财政预算，例如3~5年的预算，使地方财政沿可持续的路径前进；（4）要求预算过程公开透明，对财政账目进行公开的审计，定期发布财政债务信息。

第二个是破产机制。美国的破产机制是在地方政府失去偿付能力后对有关各方利益的一种保护。破产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公共机构破产与私人机构破产的不同，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又要注意维持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美国的破产法仅允许市和市以下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不适用于州政府。地方政府违约的解决通常有司法和行政两个途径。如采取司法途径，重组程序的主要决定由法院做出。司法途径可以排除政治干扰。行政途径允许上级政府直接控制和干预地方政府，临时接管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美国采取司法和行政两种方式解决地方政府违约问题。

第三个是对隐性和或有负债估算方法的改革。隐性负债中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退休金，它是地方政府的纯负债。这方面争论最激烈的是用什么方法计算退休金的负债，其中最关键的是用什么利率计算负债。现在的估算普遍过于乐观，实际上它的缺口可能已经比较大。或有负债是由于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而引起的，它涉及政府对私人信贷提供的担保。

联邦政府的救助

联邦政府的救助是帮助州和地方政府摆脱债务危机的另一种形式，它对州政府特别重要，因为州政府没有破产的程序。但是在历史上，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救助是十分罕见的，仅有一例。作为一个接近主权国家的政府，州政府应当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来解决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不能指望联邦政府的整体救助，否则会增加道德风险。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因此为确保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公共部门的效率，美国从联邦到州政府通常都明确拒绝为下一级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尽管不提供整体的救助，但联邦政府可能对州和地方政府提供部分救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差异很大，财政联邦制可以作为中国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较难实行。尽管如此，美国监管的措施仍可以借鉴。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筹集资金，通过立法建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建立相对透明的破产和救助机制，规范各级政府之间的承诺关系。

[1]2013年12月20日，张帆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标本兼治[1]

如何认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控，但是潜在风险巨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增长速度过快。我们总是说日本政府债务名列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就有可能超过日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日本的政府债务主要是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搞出来的，而中国的政府债务是在高速增长阶段尚未结束时就已经规模很大了，那么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次，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叉传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有70%是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当中又有多少流到了地方政府名下？！这实际上是很值得思考的。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使得信用链条越拉越长，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隐形化。

最后，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复杂。既有分税制改革以来事权不断下放、财权不断上收、财力责任不对称等财政体制问题，也有金融体制方面的原因，比如银行仍以各级政府控股，和政府之间进行最大的关联交易，还有中央地方关系扭曲、单一制下的道德风险巨大等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

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短、中、长期对策

在审计时应采取“建设性模糊”策略，即有意识地不说债务的处置方法，从而把政府债务审计做得相对准确一点。如果开始就说地方政府债务要由中央政府兜底，那么审计的结果就肯定会高估。反过来，如果中央政府不管，还要追究责任，那么审计的结果一定会被低估。

现在审计完了，那么短期对策就应当是制定危机管理预案，明确如果个别地方或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时的紧急应对措施。中期对策是制定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一揽子综合方案，由超部门的机构进行总体设计。最后，长期对策是财税体制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财政状况越来越好，中央财政却越来越困难，最终导致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政府借钱度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由于事权不断下放、财权不断上收，结果导致今天中央财政日子好过，而地方政府债务缠身的局面。所以此轮财税改革，必须重点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目前财税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方向不明，不像金融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确，就是市场化。而财税改革的目标究竟是应当收权还是应当放权，实际上并没有讨论清楚。有人主张上收事权，有人主张下放财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说明最终方案应当综合采纳这两种思路。

财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本之道，也是财税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最终目标。所谓“地方自治”，就是“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财产权、一级举债权，并且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独立法人实体”，简单地说就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打出“隔断”，真正实现“分灶吃饭”。

为什么要实行地方自治呢？至少有以下几个理由。

1.中国的国情是地广人多，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但凡大国，大都实行联邦制。例如，国土面积前十位的国家中有八个是联邦制，只有两个是单一制，其中一个是中国；人口规模前十位的国家有六个是联邦制，四个是单一制，其中一个是中国。有统计显示，世界上75%的国家在宪法里明确写着实行地方自治。

2.改革的总目标要求实现地方自治。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的现代化，更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和国民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不同，市场经济属于分散决策，因此在本质上要求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地方自治“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架构。

3.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分散决策和分布式决策。

4.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更清楚当地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与中央政府相比更具有信息优势。

5.从现实风险来看，单一制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因为在单一制下，中央和地方关系就好比总公司和分公司，上级管着下级的人、财、物，自然就不能不管其债务。而联邦制的原则才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上级政府不会给地方政府兜底，风险发生后也不会蔓延到整个国家。此外，真正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确实需要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来救助时，上级政府在接管债务的同时就要接管下级政府的选举权、人事权、行政权和财政的支出权，以作为惩罚。

6.从政治发展来看，教科书上讲，“地方自治是民主化的学校”。要想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不出大乱子，就必须从地方自治做起。

7.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传统上讲究“皇权不下郡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同绳子，不可没有，但也不可绷得太紧，集权过度反而会招致强烈反弹。

如何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现在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凡是能够参加国务院决策的都是中央垂直部门，他们只顾下达各种指标，而无人来反映地方政府财力能否实现这些指标。这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得不到及时调整，最终导致地方债务负担过重。

改革方案建议如下：首先，应当分拆财政部，或至少建立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地方事务，一方面及时反映地方政府财力状况，替地方政府说话；另一方面反过来监督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其次，应当设立财政政策决策委员会，不仅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还要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最后，设立内部仲裁机制，当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之间出现矛盾或分歧时，能够及时加以协调，防止矛盾积累和恶化。例如，日本就设有“中央与地方纠纷处置委员会”。

[1]2013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第4章 人民币国际化新趋势

十年左右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1]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是汇率问题研究的延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本人提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三步走的方案，即首先钉住美元，随后钉住一篮子货币，最后实现完全可兑换。其中前两步已经实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本人建议实行双重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大家的支持下，完成了《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一书。

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手段与过程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指该国的主权货币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货币职能，即可以作为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工具。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多半是以上述概念为基础的。不过，从管理科学的视角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手段和过程。

首先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目标与最终目标。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为全球第二位，但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很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2012年美元的国际化指数为52.34，欧元为23.60，而人民币仅为0.87。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远不能匹配。

在国际形势有利、国内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十年左右可以基本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具体而言，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中仅次于美元及欧元的第三大货币，在特别提款权中占有5%以上的份额，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中占有10%左右的份额，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15%以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美元及欧元并驾齐驱的地位。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人民币绝不应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应有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实现发展战略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逐步摆脱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桎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权。除此之外，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起到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具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促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商业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种手段，肯定是利弊共存的。当前，国内也确实存在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其中大部分人是出于对风险的担忧。应当说这些担忧都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从总体上权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改革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积极而慎重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是利大于弊的。此外，还应当警惕少数人出于害怕竞争、保护既得利益，甚至企图继续利用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危言耸听，反对人民币国际化。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绝不能只凭主观的愿望和中国政府单方面的推动，而应当是中国国内金融改革（内因）与国际金融体系（外因）相互作用逐渐演化的结果。回顾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可以看到人民币沿着以下几条路径演化的轨迹：人民币国际化萌芽于边境贸易；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推进人民币跨境流动；随着中国居民出国旅游和留学人数的迅速增加，政府逐步放宽了居民换汇和外币存款的限制，人民币已可在很多国家较为广泛和正式地使用；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增强和居民财富的增加，中国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用人民币在虚拟经济领域内直接对外投资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更取决于世界各国对于人民币的接受程度。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项改革

中国应当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适度开放资本项目，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首先，逐步走向浮动汇率。

绝大多数本币已经实现国际化的国家或地区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只有丹麦实行软钉住，中国香港实行硬钉住。可以说，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最终要走向浮动汇率，但是浮动汇率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

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升值预期导致套利资本流入、境内机构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差、缺乏风险管理经验等。此外，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仍存在较多的管制，利率还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各种价格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市场供求。显然，目前中国还不具备汇率完全自由浮动一步到位的条件。

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在综合比较各种汇率安排的基础上，本人于2009年提出的“灵活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应是中国现阶段较好的选择。汇率目标区是货币当局建立的未来汇率变动的范围，货币当局承诺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汇率维持在目标区范围内。所谓“灵活”是指，汇率目标区是双重的（包括不公开的、范围较宽的软目标区）、可扩展的（最终消除边界）、可移动的。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实施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较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更为主动，兼有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优点。

实证研究表明，人均GDP是影响汇率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在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左右时实现浮动汇率制是没有问题的。预计到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将基本达到15000美元，到那时人民币汇率就可以完全浮动。

其次，渐进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货币对外可兑换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好处可能远远大于成本，所以中国早已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利弊权衡极为复杂，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总体来看，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势在必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项目40个分项中，我国目前基本可兑换的项目有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我国需要逐步有序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最后，适度开放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但并不完全等于资本项目开放，因为资本项目开放不仅应取消汇兑和支付方面的限制，还应取消对交易本身的限制；不仅应取消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还应取消对任何可能对资本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相关措施，例如交易税收和补贴。资本项目开放必然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资本开放的，包括美国在内。因此，应当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参考他国经验，制定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规则。

虚拟经济视角下的汇率问题

由于汇率制度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下面对此重点分析。从虚拟经济视角，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也是对现有理论的一个创新和补充。根据虚拟经济理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观察汇率问题。

1.货币的虚拟化。当货币与黄金挂钩时，货币直接体现着黄金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当货币与黄金脱钩时，货币本身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虚拟化，即货币本身只是一张纸，只有在发行货币的政府信用的支持下才有价值。由于各国的货币发行数量不再受黄金的限制，各国货币的价值也失去了共同的衡量基准，从而使汇率产生了不确定性，特别是汇率需要面临政治因素的影响。

2.货币的两类购买力。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均衡汇率的理论包括：基于价格角度的购买力平价法，基于宏观经济平衡角度的各种方法。其中尤以购买力平价理论应用最为广泛，而且据此得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最为严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巨无霸指数”的核心思想就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由于中国目前所售的巨无霸汉堡价格是15.5元，而在美国是4.07美元，那由此计算的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就是3.8元人民币兑一美元。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巨无霸汉堡成本中劳动力成本、租金以及电费所占比重高达55%~64%，而这三种要素均属于非贸易品，不满足一价定律。笔者认为，需要区分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以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为基础的。当两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时，套利行为会缩小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之间的差距；当一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时，这两类购买力的差距难以缩小。

3.资本跨境流动与实体经济脱钩。具体而言，资本流动渐趋短期化；外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增速显著快于直接投资；热钱不断涌动。汇率变化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影响关系：一方面，跨境资本大量流入会助推输入国货币升值；另一方面，对汇率上升的预期又会加速跨境资本的流入。

4.虚拟经济规模日益膨胀。2012年底，全球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及金融衍生产品的柜台交易余额合计约为771.4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GDP总和的10倍以上。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高达4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均贸易额的50倍。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GDP中金融服务业、房地产和租赁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都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

5.汇率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在货币虚拟化之后，汇率往往不完全是价格的客观反映，而是一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为争夺各自利益，以及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有利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的综合表现。这些博弈在“广场协定”等国际协议中以及一些国家的竞选战中都能得到体现。尤其是，汇率议题成为发达国家欺压发展中国家的新手段。发达国家通过印发货币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发展中国家赚得的货币的相当大部分则形成了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82万亿美元，这已成为我国沉重的负担，因为它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收益率低，导致了人民币在国外升值、在国内贬值的反常现象。

[1]2014年1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第九届与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国内[1]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一直积极倡导人民币国际化，人民的国际化会深深地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的经济活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成功要由国际市场决定，而国际市场的决定取决于国内相应条件。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权在国外，但功课要做在国内。

人民币国际化：现实与潜力

货币有三方面的功能：计价、支付和储值。任何一种货币只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以上三方面的职能就可以称为国际货币。

现阶段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月报告的各国主权货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人民币占比接近零。有研究估计，若中国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占比例可以达到10%~12%，理由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金融市场的规模巨大。

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潜在比重，是由不同的指标所决定的。如果只是根据中国的经济规模做测算，那么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占的潜在比重的确可以高达10%~12%。但是如果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其他质量型、结构型的指标，比如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的深度、经济的自由度等，那么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占的潜在比重估计只有2%左右。

这个数值比上面的12%低了10个百分点，但更为准确可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足够大，但质量不够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重点，就是通过国内的政治、金融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使人民币占国际货币体系的比重由现实水平的2%提高到潜在水平12%。

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大策略

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采取如下的框架性策略：

第一，坚持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开放，维持经济规模的增长，保证国际市场有机会使用人民币。只有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与其他国家及地区保持足够多的经济联系，即保证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增长，才能增加外国商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对中国周边许多国家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而在周边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相对容易。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规模对于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一国即使没有经济规模上的优势，也不能断言此国货币就不能成为国际货币。瑞士法郎是一种国际货币，但瑞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非常小。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美国。“一战”以前，美国的经济规模为全世界第一位，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第二位至第五位国家的总和，但是当时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仍然是英镑。直到“一战”发生，尤其是大萧条结束之后，美元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经济规模都无法保证，人民币国际化更无从谈起。要走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一定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不断增加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

第二，逐渐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保证金融市场的开放、增加市场的深度并保证充足的流动性，方便非居民投资、持有人民币。现行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交易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但必须配套相应政策，保证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后有足够的投资渠道，否则政策难以为继。在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上，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对人民币的需求剧增；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对人民币的需求量迅速下降。这说明境外投资者大多视人民币为短期投机工具，而非长期投资工具。这样的国际化是不可持续的。

日本在货币国际化上的教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日本政府一直大力推动日元的国际化，顶峰时期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份额高达9%，但现在又回到了3%以下。原因一方面是日元升值趋势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在于日本虽然有规模庞大的金融市场，但其开放程度十分有限，市场流动性较低。国际投资者考虑到日本金融市场的退出有难度，对日本金融市场的兴趣并不大。

第三，积极推进国内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国际投资者对我国制度的信心。一国如果政治不稳定，吸引到的只能是短期投资者。反观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然有很多国家持有美元作为本国的外汇储备。原因是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同时大家对美国的长期增长潜力、持续创新的能力、政治经济的稳定性有信心。所以，国际市场是否接受一国货币，不光要看一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市场的开放程度，更重要的因素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否能给国际投资者提供长期持有该国货币的信心。

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政府应起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增加中央银行政策的透明度，让国际投资者相信该国货币政策是可预测的、该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是可信赖的。二是改善我国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退出难度大，公司都不能破产，那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就不会有吸引力。三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政治体制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市场、经济三者能不能长期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路程漫长

虽然现阶段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存在大量需求，但并不完全是因为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和人民币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投资者对全球货币体系和美元前景的怀疑。在危机时期，普遍认为美元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元不可逆转地走上下坡路。但是随着危机的结束，大家对美元的看法不断变化，国际投资者仍然选择在美国市场上投资。这个现象值得思考。这说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放眼世界，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替代者。欧元曾被寄予厚望，但现在来看欧元短期内还不能取代美元。

如果认同以上提出的三个措施，并切实执行，那么人民币未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比重的不断上升是有可能的。但人民币要想真正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改革过程。从世界历史看，历来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的都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如果未来人民币能取代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研究。

[1]2014年1月16日，黄益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不要急于求成[1]

国际货币体系以前并不受关注，如今之所以成为焦点问题，是时代变革的产物。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开始崛起。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三篇短文，其中一篇谈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引起世界关注，也使得国际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

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就要给货币“国际化”下一个定义。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交易需要有媒介，这一媒介就是本国货币。同样，在国际上进行市场交易也需要一个国际媒介，这就是国际货币。

高度国际化的货币有两个特征：一是货币可充分兑换；二是货币规模足够大。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资本走出去、人员走出去，中国的货币和语言也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平行的就是汉语的国际化。目前，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大，但人均量小，科技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仍然差很多，制度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建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关于制度自信，一种理解是现在制度已经很好了；还有一种理解是可以把制度变得更好，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制度。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揠苗助长，不应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而专门投入大量资源。在经济、制度、科技等一系列条件都满足后，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国当下的事情都跟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紧密联系。每个人每天做的事情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实践，都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朝目标逼近。

人民币国际化要注意把握节奏[2]

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30年，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是必要的。从企业的角度看，尽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刻不容缓。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中，中国企业面临许多困难。例如在日常的生产与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项目管制，企业难以抓住机会走出去；国际金融体系与国内金融体系无法对接，国内很多大银行所开具的凭证在国际上不被认可。这样的金融体制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难以支撑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速度，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尽管市场化、国际化之路是大家的共识，但国际化、市场化的确可能带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这对企业发展会有负面影响。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需要把握住节奏和时间点，否则容易出现问题。中国经济体量大，重要的是平稳发展。在汇率问题上，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但在中长期，保持稳定的汇率更为重要，因为这有利于企业根据汇率水平做出长期决策。如果汇率波动频繁，企业有很多行为难以把控，面临很大风险。

总之，人民币国际化刻不容缓，但如何实现国际化是一件考验智慧的事情，需要进行仔细的制度选择和设计，需要考虑如何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理性也要乐观[3]

从企业走出去的角度看，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世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劳动力优势和一定的技术优势。第二阶段是靠国家走出去战略所提供的国家主导的政策性支持。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前两个阶段的优势已逐渐弱化。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转型将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理性，也要乐观。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全球250家最大的国际承包商、全亚洲进入前十名的唯一一家企业，中交集团的企业国际化指数还只有18%，而发达国家很多企业在50%以上，差距巨大。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就差得更远。不是说国家崛起了，货币的国际地位马上就会突破。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好处在于印钱就可以换东西。目前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这是一场灾难。美国人用一堆借条换走了我们的产品与服务。什么时候中国可以靠印钱换东西，中国人就过上了好日子。在这种考虑下，下一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应转变为加大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消耗巨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国资委考核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标准，第一位不再是承包工程等，而是对外投资（含并购）。但这还不够，因为国家对央企的考核是按年度进行，而投资项目很难在一年内见成效。可以考虑将年度考核和领导任期考核相结合，激励央企多看长期效果。

再次，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动、国家主导；另一方面，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主体，企业在内的诸多组织作为推手，共同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升一点，企业就会受益一点。

最后，未来人民币必然成为继英镑、美元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不赞同现在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美国资本项目的相对开放程度大一些，但制定了很多隐形门槛，美国的做法比较高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国内外环境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过程[4]

中国未来30年所面对的环境与过去30年相比将发生巨大变化。过去30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与生产高端产品的发达国家实现了制造分工，是互补关系。现在，一方面，欧洲和美国进行再工业化重建制造业，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性增强；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正向劳动力比中国更便宜的国家转移。

国内也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债务和去杠杆化问题。在政府、居民、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四个部门中，中国最大的债务问题在于非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远高于OECD国家。中国面临非常重要的去杠杆化问题。对于去杠杆化，虽然全社会都有共识，但是没有执行，现实情况是仍在加杠杆。有人说我们先要加杠杆才能去杠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经济学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在加快。十几年之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与欧洲和美国2010年的情况相近，但那时中国人均GDP仍会远远低于欧洲和美国2010年的水平，这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尽管那时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最重要，比总量GDP有用得多。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居民的时间偏好发生变化、居民储蓄率下降。在过去30年中，高的居民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老龄化带来的居民储蓄率下降，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每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在上述国内外环境中，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艰辛、充满挑战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具有国际竞争力。

[1]2014年1月16日，卢峰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2]2014年1月16日，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3]2014年1月16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总裁及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子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4]2014年1月1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若恩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什么道路

中间道路最适合中国[1]

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了多重推动力。其中既有摆脱美元依赖的渴望，促进本国银行的发展，还包括促进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深化金融改革，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等目标。

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发展得很快。国际货币一般要承担三种功能：计价工具、支付媒介以及价值储藏手段。近年来，人民币贸易结算快速增加，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快速增加（主要在香港地区），人民币计价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

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收益在于，跨境业务会更方便，外汇风险降低，对冲和交易的成本降低，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更容易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外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债券的需求会增加，中国居民也可以更多样化自己的投资组合，对于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而言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会降低中国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可能带来的信贷增加会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提高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对其他国家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也有相应的收益与成本。其中收益包括与中国的交易成本降低，投资空间加大，提供了新的国际流动性等。成本则包括可能受到中国金融冲击的影响，人民币流动性收紧时可能带来危机等。

根据以往的经验，人民币国际化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其中中间道路最具吸引力。第一条道路是“先修内在”，指的是先注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自由化，推进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央行独立性，进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改革收到明显成效后，再谈人民币国际化。第二条道路是“先修外在”，指的是立即向全世界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作加速金融改革的催化剂。第三条则是折中的道路，“内外兼修”，既不立刻全部开放，也不一直封闭下去，而是有选择地放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离岸金融市场比如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平台，然后逐步在国内市场推进，建立在岸金融中心，例如上海自贸区。

政府如果选择中间道路，必须考虑的问题是，独立的金融岛是否真的能实现。自贸区这样的”防火墙”，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隔离上海与其他地区？如果上海与其他地区间的防火墙不牢固，那第三条道路就相当于全面开放，无异于第二条道路。

建设金融安全港[2]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不管是作为交易媒介和还是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尤其有趣的是，储备货币一般需要开放的资本账户、浮动汇率、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等条件。对于这些条件，中国无一具备，可人民币却已经被部分国家用作储备货币。

对于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和任务，美元近年的遭遇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发行了高达5.7万亿美元的债务。令人奇怪的是，在美国深陷危机时如此高的债务额度仍然有人埋单。这一现象就使人们注意到金融安全港问题。世界之所以继续购买美国的债务，是因为危机中人们对资产安全的需求会增加。美国尽管深陷危机，但仍拥有独占鳌头的经济规模、良好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制度等。其中包括开放和透明的政治制度，它允许政府政策的自我修正，保障了内部权力的制衡，并为法治打下了基础。若没有这样的制度环境，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很容易受到侵蚀。在美国，退休基金、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保险公司持有大量债务，它们都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外国投资人可以相信，他们持有的美元债务会被偿还。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必须经历一系列改革。在此之前，美元仍然将是全球的主导货币。

推进制度变革、挖掘人民币潜力[3]

为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央行正在实行双轨战略：一方面推进国际上对人民币的使用，另一方面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这种双轨做法仍然不够，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更为关键。中国有足够的经济规模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但是真正的障碍仍然在制度。制度方面的薄弱使得人民币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中国需要提高金融市场的质量，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加强投资者的信任，使政策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使外国投资者确信中国政治稳定。这些都是打造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必要条件。人民币最终是否能成为储备货币不是由央行和中国政府决定的，而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国际市场的决策取决于我们国内如何做。

[1]2014年3月28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货币国际化经验与人民币前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2]2014年3月28日，康奈尔大学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货币国际化经验与人民币前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3]2014年3月28日，黄益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货币国际化经验与人民币前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未来15年内人民币将取代美元[1]

世界货币史可以概括为一种货币取代另一种货币的过程，下一轮站在国际货币舞台的主角将是人民币。未来15年内人民币将取代美元，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推断也是出于中国自身利益考虑的抉择。

对于上述观点的质疑可以总结为三点，下文将对这些质疑一一进行分析。（1）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的那样，各国在货币使用上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很难在短时间内转为使用其他货币。一个常用的论据就是在英国GDP总量落后美国的50多年内，英镑仍保持着货币上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即使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代了美国，也不代表人民币能在短期内取代美元地位。（2）中国的金融体系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不足以支撑起一种国际货币，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目前对于资本账户的种种管制，也反映在金融产品的匮乏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3）中国政府能否给予国外投资者可信赖的产权保护，尤其是当中国自身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不仅依赖于经济规模，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这里说的“制度”既要有可信赖的私有产权制度，也包含开放和透明的政治制度。很显然，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待完善。

货币使用的延续性不应被高估

我们承认从“经济第一”到“货币第一”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但也不应过分夸大所用时间。仅就GDP规模而言，美国在1872年左右就已经超越了英国，但是直到“一战”结束美国才在金融、贸易等多经济领域全面取代英国，成功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在此之后，又经历了十余年时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元真正取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霸主。在这个例子中，从经济全面超越到货币地位超越需要接近20年左右，并非60~70年左右。

人民币取代美元所需的时间将会快于美元取代英镑的时间。除了GDP规模，真正决定一国货币能否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指标还应包括该国贸易量大小、经常账户头寸以及储备货币多少等多方面因素。时至今日，仅就贸易量而言，中国作为接棒者，已经比当年的美国更具优势。基于我的测算，结合经济、贸易、金融等多维度指标，中国的经济综合指标在2011年附近已经超越美国，15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左右人民币取代美元地位绝非天方夜谭。

事实上，在东亚已经出现了人民币地位超越美元的迹象。通过对比2005年6月至2008年6月以及2010年6月至2013年6月这两个时间段，我们发现东亚10种主要货币中钉住美元的货币由6种下降至3种，与之相反，钉住人民币的货币由3种上升到7种。这一升一降显示的是人民币在这一区域的地位正不断攀升。同时放眼世界其他地区，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性正不断提升，其背后原因是各国与中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有人质疑，最近中国周边国家增加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数量，其主要动机是出于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未来一旦这种升值预期降低，各国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兴趣有可能降低。实际上，在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过程中，美元的波动性贬值也确实曾经造成部分国家减少美元在其储备货币中的比例，但这只是短期震荡，总体趋势仍是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类似的道理，未来即使人民币出现小幅贬值，造成周边国家部分减持人民币，这也仅仅是短期波动现象，无法影响到长期发展趋势。

中国金融体系正在不断改革

我的看法是问题当然有，但中国正在进行改革；改革步伐虽然不够快，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向前。近年来，通过将香港、上海等地作为金融实验区，中国正不断放松资本管制。尤其是新近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它将成为政府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具有深远意义。资本账户的开放能够形成金融体系改革的倒逼机制，突破既有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同时央行也在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货币互换、外汇期权等交易，试图在深度和广度上完善金融市场。上述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既是外部压力的产物，也是中国出于自身长远发展的决策。

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中国已经认识到利率扭曲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危害，尤其是低息贷款过分向国有企业集中后积聚的金融风险。未来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资金流向最具生产力的私有部门，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让价格能够真正发挥信号作用。同时借贷成本的上升还能促进企业更多使用劳动力，使得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上升，扭转当前工资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人为干预而累积的大量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央行的烫手山芋，此外，由于种种非市场化行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受了种种阻碍以及贸易制裁，这都是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动力。

关于金融发展水平和货币国际化的关系，有一些争论。比如有种观点认为只有一国具有堪比美国的完善的金融体系后，该国货币才有望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但事实上，金融市场是可以随着开放和改革逐渐自我完善的，我们应该动态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要等到中国金融市场能够完全媲美华尔街之后才着手进行，相反只需在达到类似韩国、印度的金融市场这样一种相对完善的水平后即可逐步推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到了2030年，中国依旧是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就人均GDP而言仍与美国相距甚远，这与美元取代英镑时美国的经济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我的观点是，在一国货币能否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问题上，经济体总规模远比人均收入、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重要得多。规模总量更大，意味着与其他各国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对于伙伴国的影响也更深远。这方面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做一个比较。当时的日本在很多方面都与当下的中国具有可比性：同样都是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同时两国也都有意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但是从各种指标来看，日元的国际化进程都远不如今天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顺利。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使之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关于改革的实施方案，我认为总体而言应该采取渐进式、以少数地区先行试点、保留一定政府干预空间的改革模式，可以逐步在5年内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在10年内逐步推动金融领域重大改革。

中国政府能够给予外国投资者有效的产权保护

这么做是符合中国政府自身长远利益的，所以是一种可信承诺。人民币未来如果能取代美元，不仅本国进出口企业将大大受益，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将再上一个台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建立起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远见，更看重人民币国际化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那么他们是有足够动机来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未来外国投资者会在一次次考验中试探性地建立对中国经济、政治、法律体系的信心，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考验，尤其是当中国面临经济下行风险时。

[1]2014年5月20日和30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rvind Subramanian）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人民币将是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1]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金融格局的重构和升级

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冰岛深陷金融危机，三大主要银行面临崩溃。当时的冰岛总统去欧洲各国寻求帮助却空手而归。然后他把视线转向了中国，中国并没有给予直接的资金帮助，但是中国央行和冰岛央行之间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这是冰岛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第一次获得帮助。这一协议的签署成为一个信号，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帮助冰岛从经济泥沼中复苏。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即使是最主要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美元和欧元的使用量约占全球的70%~80%，英镑约占10%，日元约占7%），也可以很容易陷入危机。这些货币可能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困扰。例如，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本国经济，但是连续3轮量化宽松已经导致全世界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当美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全世界又将面临流动性紧缺的风险。这样的体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世界金融格局需要重构和升级，人民币需要走向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增强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亚洲国家与世界总贸易额的52%~53%，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仅低于一体化的欧盟（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70%~80%）。未来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将迅速扩大。目前这些贸易主要依赖于美元和欧元结算，需要去纽约或法兰克福等遥远的离岸市场兑换，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如果未来能够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就可以获得可靠的、低成本的金融支持，这将大大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往往处于贸易盈余状态，在过去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储备。如果他们能够更多地使用人民币，那么对于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依赖就会减弱。

中国近期的经济改革将为人民币的价值提供支撑

人民币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必须赢得足够的信心和支持。哥伦比亚大学普拉萨德（Prasad）教授对于美元的强势进行了分析。美国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创，在此之后，美国作为一个背负巨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出口、投资、就业全面弱于中国，却依然可以维持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普拉萨德教授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他的主要观察是，经济制度可以给人们使用货币带来信心。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改革，使中国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更加稳定和更加可持续，以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银行体系正在从国有银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向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混合的结构转变。同时，银行体系需要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不应仅仅支持国有项目，而是要加强对民营企业项目的重视，使得在中国具备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人能够获得金融体系的支持。贷款的风险应该依据银行的专业流程进行评估，以确保贷款被发放给高质量的投资项目。

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有很多举措。香港是人民币最主要的离岸交易中心，伦敦和新加坡也在寻求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这将促使更多的交易通过人民币完成。此外，上海自贸区是非常有意义的试点。这一试点既有商业的内涵，包括贸易、关税方面的试点，同时也有金融的内涵，包括对人民币可兑换和对资本项目放开的测试。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继续推进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因为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项目放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人民币国际化将给中国带来挑战

如果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则中国将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其中之一就是不能通过贬值刺激出口。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当时，亚洲货币普遍大幅度贬值，每天都有巨额的资金逃离。如果人民币像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那样贬值，必将引发新一轮贬值，整个过程将没有尽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我作为泰国的副总理兼商业部长访问中国并会见了朱镕基总理。中国政府最终承担起了国际责任，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现在中国面临着套利的挑战。由于人民币持续的升值，交易者在香港市场借入美元，用这些美元换成人民币，再把人民币存入中国大陆的银行。由于香港的美元贷款利率低于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同时人民币还在对美元升值，因此过去几年套利现象非常常见。如今中国的出口开始减弱，美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双向变动。这意味着部分资金可能流出中国，人民币市场必须足够强大以应对这样的冲击。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也需要获得支持。现在已经有国家在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正在崛起的迹象。在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签署的《清迈协议》中已经提出了外汇储备池的安排。为了让人民币能够得到更多国家货币的支持，我建议在亚洲内部应该建立类似的机制，使得亚洲的货币可以共同进退。例如人民币和卢比的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可以做到同时升值和贬值。这种机制未必是协议性质的，可以采取由各国央行定期会晤讨论汇率走向的形式，这将有助于亚洲各国政府持有更多的人民币储备，有助于人们更多地投资人民币资产，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人民币可靠性的信心。

[1]2014年5月20日和30日，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泰国前副总理素帕猜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第5章 大辩论：中国房产会不会崩盘

中国住房市场趋势[1]

中国的住房拥有率水平高、增速快，同时，多套房拥有率也在迅速上升。目前出现大量空置房，2013年城镇住房空置率为22.4%，比2011年上升1.8个百分点。空置房占据了4.2万亿的住房贷款余额，在城镇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是11.8%。城镇住房不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来说，都存在过剩的情况。调控政策应该侧重盘活存量，减少浪费，强化信息披露，正确引导预期。

中国家庭住房拥有情况

中国的住房拥有率不仅水平非常高，而且增速快。2014年3月，中国城镇地区常住人口的住房拥有率（包括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拥有的农村住房）达到89%，比2011年8月提高了4.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OECD国家。美、日、德、法、英、韩等国的住房拥有率在50%~70%之间。中国中老年人的住房拥有率与国际水平差距并不大，主要差别在于年轻人（25~34岁）。比如美国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只有36.8%，中国则高达80.9%。

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地区居民的多套房拥有率也在迅速上升，从2011年8月的15.9%上升到2014年3月的21%。家庭收入越高，多套房的拥有率则越高。中国城镇收入最高的1%家庭（年收入48.4万元以上）的多套房拥有率是53.1%；而收入最低的25%家庭（年收入1.23万元以下）仅有7%拥有多套房。此外，经历过拆迁、拥有成年子女的家庭多套房拥有率更高一些。

城镇家庭住房需求

城镇家庭住房的潜在需求可分为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1）刚性需求指需求弹性系数小，又可分为无房家庭和有房家庭两种。其中有房家庭的刚性需求又可以分为人房分离和分家需求两种：前者是指家庭拥有的住房不在工作以及生活重心所在地；后者是指因家里拥有18岁以上成年子女而可能存在的分家的需求。从2011年8月到2014年3月，无房家庭所占比例从15.2%降到了10.8%，分家需求从7.3%增加到7.8%，人房分离从5.8%降到3.7%，城镇家庭未被满足的刚性住房需求总和从28.2%显著下降到22.2%。（2）改善性需求是指在现在居所的居住时间超过20年，以及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全省中位数并且居住时间超过5年，同时户主年龄不大于60岁。数据显示，全国13.1%的城镇家庭具有改善性需求。

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都是潜在的需求，还需要估算可实现的住房需求，具体可使用三种估算方法。（1）看家庭金融资产是否达到新房总价的30%（即能否支付购房首付款），或换房家庭已有住房资产是否足以支付2012年本省新房均值。按此标准，相当于总家庭3.1%的刚性需求是可实现的，而改善性需求是3.9%。（2）看房价收入比。按照房价收入比低于3倍、6倍和8倍来取值，相当于总家庭2.9%、7.1%和9.5%的刚性需求是可实现的，而改善型需求是1.0%、3.0%和5.2%。（3）看房贷负担。按照月均还款与当月收入的比例低于30%、40%和50%为标准，相当于总家庭8.2%、10.4%和12.4%的刚性需求是可实现的，而改善性需求是3.2%、4.3%和5.3%。根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可实现住房需求仅为潜在需求的18.0%~39.0%。

城镇住房空置率

空置住房包括一套房家庭因外出务工等原因而无人居住的住房以及多套房家庭既未自住也未出租的住房。2013年住房空置率为22.4%（其中首套房空置率5.1%，多套房空置率17.3%），比2011年上升1.8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空置率偏高。比如2010年中国香港的空置率是4.7%，2004年欧盟主要国家为9.5%，2008年日本为13.1%，2001年中国台湾地区为17.6%。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空置率很接近，三线城市总体空置率略高于一、二线城市，但是一线城市首套房空置率只有3%。在六大城市当中，重庆（25.6%）、成都（24.7%）最高，武汉（23.5%）、天津（22.5%）居中，北京（19.5%）、上海（18.5%）最低。北京首套房空置率只有2.9%，而成都首套房空置率高达9.2%。

从住房类别看，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的空置率较高，分别为26.3%和23.3%；自建房、拆迁换房的空置率居中，分别为18.6%、18.2%；房改房、单位集资房的空置率较低，分别为13.5%、9.5%。此外，一线城市商品房空置率是18.4%，远远低于二线和三线城市。

从建筑面积看，空置率呈现倒“U”形特点，即90~150平方米住房的空置率高于25%，而90平方米以下或150平方米以上住房的空置率都低于20%。

空置住房的原因包括很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如果经营工商业，空置住房的概率会增加11.2个百分点；房价租金比提高1倍，空置概率增加6.1个百分点；投资风险偏好强，空置概率增加5.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空置概率增加2.6个百分点；家中有16~30岁的未婚男性成员，空置概率增加2.2个百分点。

空置住房造成资源浪费。截至2013年8月，空置住房占据了4.2万亿的住房贷款余额，所占比重为43%。在空置住房的家庭中，空置房相当于近一半的住房资产（48.3%）。空置房产在城镇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是11.8%。如果房价下跌，空置住房更容易资不抵债（包括银行贷款和民间债务）。

社会各界对我们空置率计算的质疑主要在于1998~2013年的中国城镇住房增量估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增量较小，则空置率也会较低。这个增量可分成三部分。（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住房竣工面积，在上述期间共竣工106亿平方米，这个数据大家都承认，没有问题。（2）没有在国家统计局统计范围内的自建房，这部分现在争议很大。自建房包括两类：因为城市规划的变化，农村的住房变为城镇的社区；城镇地区居民的自建房。我们估计这部分总量为2900万套，52亿平方米。（3）小产权房。这部分我们估计总面积约8.3亿平方米。上述三部分的新增面积减去1998~2013年总拆迁面积（约有23亿平方米），净增面积143亿平方米，而其他机构测算出来的是70亿~80亿平方米，仅相当于我们数据的1/2。由于城镇家庭增加了7000万，而住房多了143亿平方米，毫无疑问有大量住房空置。

住房市场发展趋势及调控的新思路

现有住房存量可以完全满足可实现住房需求。根据估算，可实现的住房需求3250万套，其中包括可实现的刚性需求2300万套，可实现的改善性需求950万套；而总住房供给5248万套，包括空置房供给4898万套，待售商品住宅供给350万套。

从增量上看，城镇地区新增住房需求包括城镇化、新增成年人口以及拆迁/征地。（1）由于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进城，并且高学历人口大部分已进城，未来城镇化速度将减缓。根据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乐观估计，未来5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4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年均提高值（1.53个百分点）的一半左右。按照新增0.84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计算，年新增农民工家庭为336万。（2）新增成年人按照CHFS中2013年拥有13~17岁人口的家庭数，按每个人需要0.5套住房计算，年新增成年人住房需求317万套。（3）过去五年拆迁家庭总数1100万，按照10%增长速度，年均拆迁家庭为242万。根据上面三个数据来估算年均新增住房需求大概是895万套。年均住房供给经过精细估算总计是1600万~2000万套（包括商品房年均供给660万~880万套、去世家庭供给484万套、保障性住房供给450万~680万套），远大于需求量。所以，住房不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来说，都存在过剩的情况。

此外，首次购房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90%下降到2014年3月的19.7%。与此同时，已有一套房的购房者所占比例从10%上升到55.44%；已有两套房的购房者从接近于零上升到24.9%。所以目前中国家庭购房更多靠投资驱动。

住房市场调控的新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盘活存量，减少浪费。短期来看，应该免除租房税费，规范租房市场，保护出租双方利益；中长期来看，应该对多套房征收房产税，增加多套房持有成本。（2）强化信息披露，正确引导预期，可以通过收集并及时发布空置率等关键指标，帮助投资者了解住房市场运行现状。（3）要实现“居有其所”，住房保障“由建改租”，用租房补贴的方式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2014年第二季度住房市场形势

2014年第二季度城镇地区的住房拥有率从第一季度的89%上涨到89.5%，多套房比例从21%上升到22.6%，空置率从22.2%上升到23.2%，买房家庭的比例从4.8%降到2.1%，卖房家庭的比例从0.63%降到0.61%。

第二季度投资性购房为最重要的购房动机，投资性购房家庭的比例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10%涨到24.8%，改善型购房动机占21%，首次购房动机占22.5%，结婚或分家动机占11.3%，教育购房动机11.3%。第二季度售房动机中，预计房价会跌所占比重从一季度的3.8%上升到10%，其他动机包括拆迁29.5%、购买新房25.2%、居住地改变10.3%、投资项目需要资金12.1%等。整体来讲预期和购房售房观念都在分化，一部分人在抄底，一部分人觉得房价会跌所以卖房。

房价上涨预期开始下降，预计涨幅从111.4降到了101.9。与一季度相比，认为房价会上涨很多的家庭从8%下降到2.6%，认为房价会上涨一点的家庭从28%下降到22%，认为房价基本不变的家庭从45.9%上升到54.5%，认为房价会下降一点的家庭从15.2%上升到18.6%，认为房价会下降很多的家庭从3%下降到2.4%。

[1]2014年7月5日，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城镇住房空置现象被高估[1]

首先回顾一下最近发生在西南财大甘犁教授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之间有关城镇住房空置率的激烈争论。西南财大根据所做调查推算2013年我国城镇地区住房空置率为22.4%，空置住房4898万套，现有住房存量完全能满足可实现的住房需求，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寒冬即将到来。任志强先生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有将近5000万套的空置房，1998~2013年住宅竣工面积106亿平方米，扣掉拆迁面积，净增住房面积应为76亿平方米左右，而非西南财大计算的是156亿平方米。甘犁教授进一步回应，1998年城镇地区人均建筑面积18.7平方米，城镇人口为4.2亿；至2012年，城镇人口为7.1亿，中国城镇地区人均建筑面积已大幅增至32.9平方米，因此任志强先生低估了净增面积。下面谈一下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空置房数量被高估34%~50%

西南财大在计算时忽略了我国城镇两种户口的区分：家庭户口和集体户口。由于人均居住面积的计算没有包括集体户口，而集体户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又远小于家庭户，这就使得城镇住房面积和净增住房面积的总量被高估。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中家庭户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8%，因此净增住房面积的高估幅度约12%。任志强先生忽略了小产权房，尽管它的规模不是特别大。

更大的问题在于“建制城镇化”对住房统计数据的扭曲。从1997~2013年初，全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建制变化：由县（市）改为市辖区的共有158个，其中县改区71个，县级市改区的87个。尽管在2001年后，已经实际上停止了县改市的进程，但有些地方好大喜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仍不断尝试改制。在实际操作中，“实际建设”的标准被滥用，一些地方通了公路和自来水后，就摇身一变成了城镇。西南财大的调查基本上依赖于统计局的编码系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和统计局的数据接近并不奇怪。西南财大320个调查社区中有19个社区尽管从国家统计局编码上看是名义上的城镇，但实际仍是农村。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有三成左右居民在农村的住房被算成了城镇住房，这也是造成城镇总住房面积和净增住房面积虚高的原因之一，高估幅度达到25%~30%。

在计算空置房数量时还应扣除装修因素的影响。我国新房中约有65%以上是毛坯房，假定毛坯房从装修到入住的时间是半年，那计算空置房时就应该扣除年供应量的一半，即550万套左右。

初步结论是，即使西南财大的空置率数据正确，我国城镇空置房数量也被高估了，高估幅度达到34%~50%。

空置率数据不一定可靠

西南财大的调查在城镇家庭的抽样不是随机的。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在城市地区，我们收集了各社区的平均住房价格信息，并以此作为社区富裕程度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住房价格由高到低将各社区分成四个组，在住房价格最高的组分配50户样本，而在住房价格最低的组分配25个样本，以达到进一步抽取富裕家庭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富人区抽的多，平民区抽的少，贫民区抽的最少。从理论上来将，这种非随机抽样可以通过权重调整来解决，但由于缺乏公认的历史数据，权重的确定随意性相当大。有关2011年城镇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西南财大在2012年的报告中写的是19.1%，后来经过权重重新调整降低到15%左右。

西南财大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在其最新的报告中，2011年我国城镇地区的住房空置率为20.6%。在其2012年的报告中，介绍了2011年城镇家庭住房的分布情况：拥有零套住房的家庭占比11.9%，1套房占比69%，2套房占比15.4%，3套及以上占比3.63%。在同一报告的68页，又提到“拥有3套以上的家庭非常少，仅占全部样本的0.32%”。假设这0.32%的家庭平均拥有5套房，那么100个家庭拥有111.5套房，空置率只有10.3%，而不是西南财大报告的20.6%。如果后面这个空置率是正确的，要么拥有零套住房的那些人几乎全部住工棚或集体宿舍，要么拥有3套以上住房的家庭的平均拥有套数在50套。这都不太可能。

对未来住房需求和供给的估算

西南财大的研究低估了住房需求。其中农民工大概有1.7亿人次，还有1260万的随迁子女。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工作居住地拥有住房的农民工只有1.1%。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工棚和宿舍里，这使得他们很难被调查到。农民工即使单独居住，也主要住在城郊接合部或城中村，被抽中的概率小于应有比例。这部分人将产生约12096万套的住房需求。此外，西南财大的研究在计算“可实现”需求时，没有考虑城镇户籍居民的跨区迁徙使用市场数据，以及保障房总价少、对支付能力要求低等因素。

住房供给方面存在很多低效配置，不是所有的空置房都是有效供给，有些鬼城也许永远没有多少人去住。四大因素造成上述低效配置：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限购政策和过度资源配置于一线城市。

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未来供给需求的估算。为了简单起见，不考虑老年人逝世造成的住房供应和新增成年人的住房需求，假定两者间基本互相抵消，而拆迁家庭需求计入城镇化需求中。去掉农民工，再去掉25%的伪城镇化，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约为40%。未来10年，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可达60%，新增城镇人口约为2.7亿人。以户均3口人来计算，需要9000万套房。我国目前在2000年前盖的城镇住房约有7000万套，进入加速折旧阶段，未来10年假定约有30%~40%会被拆迁。如此计算，我国未来10年的城镇住房需求是1.2亿套左右。我国2013年完工大约1100万套左右。如此推论，以面积来计，我国新房开工和销售已经处于顶部或已经过了最高点。但随着修建质量和综合配套的提升，住房投资增速仍能够以5%~10%的速度增长。

未来房地产的趋势将从以前“从哪里来，在哪里买房”转为“哪里有稳定的工作，在哪里买房”，住宅供应的区域性分化加剧。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地产开发商内部也会出现分化：小的开发商可能难以生存，大的开发商则可能进一步发展。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财务困境。

[1]2014年7月5日，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1]

2014年6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了《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和住房市场发展趋势》，这份报告所用数据来自CHFS（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下文对CHFS的数据采集过程进行介绍。

CHFS于2009年发起，初期是为了学术和政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库。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在家庭资产、民间借贷、住房需求等方面填补了空白。

统计分析的结果是否能反映总体的真实情况主要取决于样本是否随机，而不是样本量。CHFS实行县、社区、家庭三阶段分层随机抽样。首先，将所有县（含区、市）按照人均GDP水平排序后再分成10组，每组随机抽取8个县。其次，每个县随机抽取4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接着对每一个社区，绘制住户地理分布图，制作住户清单列表，随机抽取20~50户受访家庭，其中农村20户、城镇25~50户，并且在高房价社区多投放样本。最后，在统计推断时，用抽样权重进行调整。

CHFS得到了人行、农行、当地社区及相关机构的大力帮助，访员主要是西南财大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每位访员要接受总计64小时的培训，访问由一个主访与一个配访合作完成，每户家庭的调查都超过90分钟。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设置了很多制度安排，比如说不同时间段无人应答6次或拒访3次才允许更换样本，采取前后呼应的问卷、防止被访者前后相互矛盾，事后采取录音核查等。同时，所有数据采集都是计算机辅助加密，对受访户有保密协议和承诺。一旦访问完成后，被访者的联系方式与访问结果会被分离，以避免隐私泄露。

CHFS在2011年一共完成样本8438户，29324人，这是由600多位西南财经大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参加完成的。2013年的调查涵盖29个省262个县1048个县区，完成样本28142户，总共涉及家庭成员97916人，这是由1600余位西南财大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参加完成的。CHFS每两年进行一次入户访问，间隔期内会进行月度和季度的电话回访。电话回访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从家庭层面及时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动态变化，用微观推导宏观，而且可以迅速建立起追踪数据库。

CHFS获得了比较低的拒访率。2011年，拒访率在全国范围内是11.6%，城市是16.5%，农村是3.2%；2013年，拒访率在全国是10.9%，城市是15.4%，农村是0.9%。这个拒访率比国际水平低得多，比如2010年欧盟家庭金融与消费调查在德国的拒访率是69.7%，比利时是57.6%，法国是30.0%，芬兰是11.1%，葡萄牙是10.3%。

从调查结果看，CHFS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还是值得信赖的。数据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已经远远高于其他机构得出的数据，样本在人口统计上的各种指标与统计局很接近。在其他数据方面，个体工商户的官方数据是4436万，CHFS的推算数据是4423万；小微企业的官方数据是1170万，CHFS的推断数据是1134万；个税总额的官方数据是3730亿元，CHFS的推断数据是3708亿元；公务员的官方数据是689.4万，CHFS的推断数据是709万。

[1]2014年7月5日，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谭继军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社会应少关注房地产[1]

我想就三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以及泡沫是怎么产生的？这可以用啤酒来类比，啤酒有泡沫是因为一瞬间倒得很快而产生的。中国有34个省，600多个市，3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房地产，每个县就好似不同的啤酒杯子。我们在往不同的酒杯里倒酒，有的地方倒得快些，于是产生了泡沫，比如鄂尔多斯；有的地方倒得很慢，于是还没有泡沫。

中国经济有个特殊性，就是供需关系可以被人为地调控。还以啤酒为例，啤酒倒得快了，产生了泡沫，这个时候多喝几口，或者往里面放点冰块、话梅，就能抑制泡沫的产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2003年央行“121文件”开始，历经长达11年的调控，市场上的舆论也是在“春天”“冬天”的说法中转换。尽管这种争论成就了不少“经济学家”，但对于开发商而言，其实质影响很小。

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是真的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我也赞成，但是那些泡沫在一个较长的周期里是会自动消化的，房地产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家都过于关注这个行业了，它自身的问题并没有媒体和经济学家们说的那么严重。我建议消费者和开发商们要在市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

要解决泡沫问题有不少具体的方法可以采纳。一种方法是限制供应，抽紧银根、地根，另一种方法是丰富地区功能，优化配置商业资源、产业资源、公共服务，让城市变得宜居，增加需求。

第二，房价上涨和房子涨价的区分。这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举例而言，如果你已经购买了房子，房价上涨与否就与你无关，你应该关心的是房子是否涨价。房子是否涨价取决于你买的房子进入二手房市场后，卖价是否高于你支付的买价。房价上涨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它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配置的手段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于将房子作为消费品而非投资品的普通消费者而言，关注的应只是房子是否涨价。

第三，城镇化。城镇化不是灵丹妙药，无法解决房地产所谓的供给需求问题，它只能提供有效供应，但不能提供有效需求。城镇化是指农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了城市的土地供应，但是失去集体用地的农民住到了安置房里，并没有增加商品房的需求。2013年城镇化的进程非常迅速，但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却普遍出了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开发商离开三、四线城市，退回了一线城市。2013年供应的房子基本上是2010年开始拿地，那时候开发商的劲头很足，一路高歌猛进，但是后来却发现巨大的馅饼其实是巨大的陷阱，三、四线城市中并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

总而言之，我认为房地产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行业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不应该被过于夸大，社会应该尽可能给予房地产市场少一些关注，放房地产一条生路，让它自然地生长。

[1]2014年7月5日，芭蕾雨国际控股公司总裁黄玺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预测房地产市场泡沫不现实[1]

现在的研究如果没有5~8年的持续积淀，就会很容易说错话，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热点，比如人口问题，都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房地产问题可能比人口问题更复杂。

研究者经常会遇到微观数据跟宏观数据矛盾的问题，这种矛盾在研究房地产市场时应该受到充分关注。西南财大的调查里有很多信息，我们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获取信息进行核对。比如空置率，是20%、15%还是10%，统计的口径不一样、分析的方法不一样，得到的结论就不一样。但是刚才提到2014年一季度末空置率是21%，到二季度末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个就有一定信息量。如果简单地按线性增长计算，5年以后空置率就是40%。其实，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信。如果数据的真实或虚假程度稳定在一个水平，那增长率还是可以使用的。

根据调查也可以研究空置率出现的原因。装修时间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但要算上动态的变化。我记得2000年北大分房子的时候，大家装修了一个星期就住进去了，现在则要慢慢装修，装修完半年以上也不住进去。这种装修时间的延长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类似的，过去春节期间给保姆加工资他们可能就不回家了，但现在加再多钱他们也要回家。这些事情都是变化的体现。变化不是统计数据能直观反映的问题，需要做一些研究才能得到结论。

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按照一个社区的平均房价来分类测量空置率？比如统计房价5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屋空置率是多少，一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屋空置率是多少，5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屋空置率又是多少。这样得到的信息会更多一些。

这个调查的数据，如果本身能再改进一些，让争论再少一些就会更好。数据不怕别人质疑，就怕不去改进，如果不改进将来的水分会更大。我们曾经调查过失业率的情况，后来也将数据按照新指标改进了，但是改进之后增长率就变得不可比，这些问题在计算空置率的时候都要考虑到。

经济的波动有时是短期的，有时则是趋势性的、长期的。制定政策时要将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我们目前的调控政策多是应对短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其实也应该制定一些应对长期波动的政策。一个反例就是，过去房价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银行存款利率低于CPI（消费物价指数）。

预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不现实的。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要是能预知到今天房价是这样，那没有人会持有股票，大家都会去买房子。所以说，有些事情是要事后才能看到的，事后的泡沫和事前的预测是两回事。人活着就要犯错误，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事先可以看到的泡沫解决掉，再把事后看到的纳入研究中，做一些政策分析。

最后我想说，一个产业占经济的比重越大，不代表其对经济的影响越重要。800年前农业占GDP一大半，但现在却已经降到10%甚至更低，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在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短期内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来不及应对，但从长期来看那些问题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只有生产能力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某个行业怎么样，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长期没关系。

[1]2014年7月5日，宋国青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中国房地产不会崩盘[1]

这里主要围绕三点展开：首先，在国际比较的大框架下分析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其次，对中国未来房地产走势给出一个基本判断；最后，评估房地产市场调整将给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程度并未远高于其他国家

在媒体上，时时会出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标题，诸如“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但这些言论经不起数据检验。在剔除通胀影响后，中国的实际房价在2004~2013年总共上升84%，而美国在1997~2005年增长86%，和中国差不多。英国1997~2007年房价上升118%，西班牙也是118%，略超过中国。再看“金砖五国”：巴西的实际房价在2005~2013年上涨139%，俄罗斯在2001~2008年上涨182%，南非在1998~2007年上涨187%，都是远高于中国。所以从房价上涨的角度，并没有太多论据支持中国房地产泡沫最大。

大家经常把中国和日本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重复日本在1989年之后房价长期下跌、总跌幅50%左右的遭遇。具体证据包括两个国家两个时期在总债务与GDP的比例、公司债务与GDP的比例、人口增速、人口结构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我个人的判断是，目前的中国更像1973年的日本，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日本在1966~1973年经历了非常强的房价上涨，涨幅达126%。在1974~1976年房价出现下跌，之后又继续上涨。如果我们现在像1973年的日本，那我们房价大幅度下跌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之所以说目前中国更像1973年的日本，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首先，看经济增长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GDP增速从10%左右下降到6%。中国如今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日本经济增长率从5%~6%下降到2%~3%，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不可能这么低。其次，看经济发展程度。按照现在的价格水平，日本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了18000美元，远高于现在的中国。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非农就业比例、家庭负债与GDP的比例更接近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末的日本。

房地产黄金时代已过，但房价崩盘可能性不大

自1998年房改政策推出以来，过去的15年是中国房地产业的“黄金15年”，但从目前市场成交数据、新开工数据和土地出让等几个主要指标来看，2014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第一个拐点，房价自5月份开始出现环比下降。种种迹象都显示地产业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市场将逐步向常态化过渡。

2014年上半年的这轮调整与2012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基于统计局数据计算的“全国在建住房面积/过去12个月住房销售总面积”指标的历史均值是3.3，意味着如果按照过去一年的速度销售目前在建住房面积的话，整个销售过程要持续3.3年。在2011年之前这一指标基本处于均值水平以下，但2011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超出均值。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说2012年和现在的两波调整都是供过于求的体现。

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相信此次调整过程预计将持续更长时间。（1）这一次的供大于求更多的是全局性的现象，而上次的供大于求主要集中在房价过高或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其中最明显的是一线及沿海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在2011年之后开始加强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调控，使得房地产业大量向三、四线城市转移。（2）从银行信贷、利率政策来看，2014年下半年政策以维持现状为主基调，出现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这种政策上的差异也会使得此轮调整时间更长。

尽管黄金时期已逝，未来房地产业出现崩盘的可能性也很小，主要原因在于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将产生稳定的需求；未来收入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将在需求面起到很大的拉升作用；最后一点是目前政策调整空间较大，一旦房地产出现明显下行迹象，政策松动可能性很大。

未来房地产风险更可能是通过宏观经济向金融领域传导

很多人套用欧美的经验，认为房价下降后，危机将沿着“房贷违约上升—金融产品违约—银行风险集中爆发”这样一条从金融到宏观的链条传导。但我认为，适合中国的分析框架恰恰相反，应该是从宏观到金融。

2014年前5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从2013年的20%下降至15%，这5个点的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已经达到0.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仅仅因为房地产行业调整就会把GDP增速从7.7%拉低到7.1%。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宏观经济风险。经济下滑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将在微观层面反映为企业利润率降低、经营状况恶化和中小企业贷款减少等诸多方面。

我们并不太担心房地产业下行对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原因如下。（1）中国房贷的质量是比较高的，首付比例较为严格。这一点比很多发达国家都做得好。（2）银行贷款中仅有6%~7%是直接贷款给房地产商的，地产商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信托。即便如此，来自信托、银行的流向房地产的总贷款占GDP的比重也不过12%~13%，低于许多国家。（3）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占银行贷款比重约为20%~30%。固然土地价值的变动是一个风险来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以土地为抵押的标的物，这一风险更多取决于宏观经济。所以还是回到之前所说的，宏观经济风险才是更深层次的风险。

总体而言，国际横向比较显示，中国的泡沫程度并不是最大的。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崩盘。仍要防范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宏观经济下滑。

[1]2014年7月5日，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激辩房地产市场前景”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第6章 如何老去：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

什么决定了老龄化的影响程度[1]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的大趋势，它将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目前全世界每一秒钟就有两位老人庆祝他们的60岁生日，每年共有5800万人迈入花甲之年。从人口比例上来看，目前全球1/9的人年过六旬，而这一数字在2050年将达到1/5。80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目前全球有1.6%的人口在80岁及以上，而到了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3%。中国同样处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正以年均超过800万人的速度增长，60岁及以上老人到2013年底越过2亿人，即每7人中将有一名老人。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33.4%，即每3人中有一名老人。老龄化的原因不仅包括日益降低的生育率，也来自于普遍增加的预期寿命。

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对于社会来说既可能是挑战又可能是机遇。究竟它是挑战还是机遇，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与医疗服务的普及，很多老人的健康状况获得显著的提升，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老人生活在病痛之中。

加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给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保障和服务领域带来的挑战是极为显著的。这突出表现在老年人患病状况日益严重。新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的患者是老年人。其中，缺血性心脏疾病、中风和慢性肺部疾病是最主要的老年人杀手，而视觉和听觉障碍、老年痴呆症和骨关节炎则是老年人残疾的主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人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各类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得老年人口医疗负担持续攀升。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国家，重大疾病带来的负担十分沉重，甚至会给整个家庭带来重压。高昂的医疗支出可能使全家人的生活水平倒退数年。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以下策略，从社会各个方面促进健康和积极的老龄化：

首先，在所有年龄段推广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行为，以防止或延缓慢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这包括身体运动、保持健康的饮食、避免使用酒精、不吸烟或不使用烟草制品。这些健康的习惯都可以减少在老年时期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要在青壮年时期便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到老年时期。

其次，通过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高质量的护理，最大限度地减轻慢性疾病的后果。虽然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很多人还是会在老年时期出现健康问题。因此，需要及早发现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等慢性疾病，并有效地管理它们。

最后，重塑老龄化观念。社会必须改变态度，鼓励老年人参与其中。在20世纪，人口构成相当年轻，社会形态与未来有很大不同。在21世纪，我们需要发展老龄化下的新思考模式，并创造一个老年人愿意参与其中的新社会环境。

老年人的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健康服务、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日益超出社会民生范畴，成为关系国家与全球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长期以来致力于与各国政府在人口老龄化政策制定方面进行合作，推动与资助相关数据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为政府制定合适的方针政策提供所需数据，并支持他们将老龄化政策融入国家发展框架中。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何安瑞（Arie Hoekman）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内容。

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1]

我国老龄化目前形势较为严峻，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3%，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总量的20%、亚洲的50%。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老龄化的发展十分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例如法国130年、瑞典85年、美国79年，而中国只用了27年。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未来40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我国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比重将由目前的1/8增加到2050年的1/4。其次，中国的老龄化面临的是经济的不发达，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刚达到840美元。再次，我国老龄化呈现地区的不平衡与城乡的倒置。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在发达国家，城市的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而我国目前农村比城镇高，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老龄化将导致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和劳动力供应压力空前增大。为应对老龄化问题，国际上其他国家在老龄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比如鼓励生育与移民、提供育儿津贴和带薪产假、鼓励老年人就业、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与改革养老金制度、发展老年产业等。

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应对老龄化，抑制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激发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化挑战为机遇，寻求老龄时代的人口红利。我们要转变传统上消极养老、将赡养老人视作社会负担的看法，努力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提高与保障老年人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机会。鼓励老年人通过积极锻炼、增加社会参与以保持心理健康。

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建议方面：首要的是发展经济，这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根本保障；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促进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在逐步放开计划生育的同时，还要突破“养儿防老”的旧思想的束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探索弹性退休制度、将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针对老年人身心发展特征，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健康。

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系统首先需要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大力发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作用，预防控制老年人慢性疾病；建立更加专业化的老年人疾病防控队伍与体系，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医疗和养老的一体化。其次，要尽快建立老年人的长期社会化护理照料制度，以期实现至少应包括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三个层次的护理服务。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中国疾控中心吴静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看空巢老人保健服务政策[1]

我国老年家庭空巢化问题日渐严重。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老年家庭的空巢率已由10年前的26.4%增至49.7%，农村老年家庭的空巢率已达38%。以后随着独生子女家庭进入老年，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工作，我国的家庭空巢率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空巢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突出问题，空巢带来的问题和社会性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给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更大的挑战。

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保健服务资源的可及性比较低。我国老年人健康保健服务政策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尚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老年人公共卫生政策体系；老年人健康保健服务的政策、实践与需求难以适应；现有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政策并未完全落到实处；相关政策构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明显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相关政策的构建城乡间差异巨大，农村老人所获服务明显低于城市老人。

空巢现象还折射出传统养老方式的困境：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有待完善、护理服务亟须发展。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能提供的保障服务不相适应，适合老龄社会要求的专业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应从个体、家庭、社区与政府四个层面，建设空巢家庭老年保健服务政策体系框架。

1.在个体层面，鼓励老人通过适度锻炼、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实现积极老龄化。

2.在家庭层面，则应增加对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关注，协助老人建立健康的生活秩序，尽可能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与环境。

3.在社区层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卫生保健知识宣传，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建立和普及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制度，推行社区老年护理照料；建立并完善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手段为补充的养老体系。

4.在政府层面，应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从制度上解决空巢老人卫生保健服务面临的问题。切实保证养老金的增长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同步，通过建立大病住院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互助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障机制，有效解决老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合理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募捐等社会资金，支持空巢家庭老年保健服务。

同时，政府应大力推进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大力发展基层社区医疗卫生资源。加快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尤其要注意向内地、农村等地区倾斜资源。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由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及卫生部门牵头，制定岗位准入规范，成立专业服务公司或授权医院相关部门组织管理，加强老年保健服务方面的专业队伍建设。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陆杰华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

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1]

社会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关系是多门学科一直关注的研究议题。在这一领域中，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国内外诸多研究证实。英国学者迈克尔·马默特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认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健康水平也越高。社会地位主要通过行为方式、福利水平、心理压力、孤独与社会关系、父母的地位以及遗传等渠道对健康水平产生影响。

关于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作用是否在不同年龄群体中有所不同，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一，“收敛效应”（the convergence effect）；其二，“发散效应”（the divergence effect）。收敛效应认为在青壮年和高龄老年人群体中，生物和生理性因素在人的健康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不同社会地位群体间的健康差异不大；发散效应认为劣势或优势的累积对健康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健康差异会扩大。

我们在中外研究基础之上，将教育与收入作为社会地位指标，验证和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地位是否对健康产生影响；其二，社会地位对于健康的作用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若有变化是怎样的模式等。我们采用多维度健康测量，使用CFPS项目2012年全国最新数据，并根据因变量属性使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意思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第一，在不同健康指标上，社会地位对患病与否的影响不大，但对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影响显著。第二，对于不同健康指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来看，我们发现50~59岁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健康转折的年龄段。同时，这一年龄段也是心理健康随年龄变化的“U”形曲线的最低点。第三，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作用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同时存在收敛效应、发散效应和平行效应。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呈现出随年龄增长的发散效应，教育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体现了随年龄增长的收敛效应，而教育对心理健康、收入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则体现出随年龄增长的平行效应。

与以往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还发现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在不同的健康指标上有不同的表现。此外，除了收敛效应和发散效应，还发现了另外一种社会地位影响健康的年龄变化模式：平行效应。研究表明，社会地位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具有持久性，贯穿于各个年龄阶段，并在某些健康指标上具有累积性。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加速发展和转型之中，社会分化还将继续存在；加之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群规模将不断增加。由于老年人在社会地位与健康方面的分化和变动较大，未来我国社会地位与健康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尽快调整社会公共健康政策，注重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积极扩展社会地位对健康的正向作用，探讨老年人群地位对健康影响的积累或消减因素，对于提高人口整体健康水平和建设健康老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

中国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口腔健康[1]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疾病模式的转变，现今更多中国人存活至老年并患有慢性疾病。尽管口腔健康差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健康后果严重，但在中国，口腔健康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少量现有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人们的失牙和使用假牙，例如有养老金或念过更多书对老年人的失牙情况会起到改善作用。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老年人口腔健康（以牙齿脱落为衡量指标）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判断影响口腔健康的最主要因素、确定在中国老年人群中开展口腔健康的主攻方向。

我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跟踪调查”。这一调查为全国性调查，其中高龄老人样本被更多抽样。分析框架包括与掉牙有关的三组因素：社会经济、行为和健康相关因素。由于百岁以上老年人的失牙状况无明显模式，因而百岁老人没有涵盖在本研究中。多元分析所用有效样本为65~99岁的6368例。

我们发现，年龄是影响失牙的最主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失牙的数量也在增加，60%的百岁老年人全口无牙。尽管其他人群中也有年龄与失牙的正相关关系，但年龄在老年人群中的作用似乎更大，说明中国老年人群中身体衰老以及口腔保健差对失牙有影响。

通过多元分析我们发现其他一些因素也与老年人失牙有关：

在年龄主导老年人失牙的前提下，女性、上学时间短成为老年人最可能失牙的其他因素。而这部分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低下，他们更不可能寻求医疗服务，也是各类健康项目难以触及的人群。

口腔卫生是预防失牙的关键因素。每天刷牙的老年人比每天不刷牙的老年人失牙个数明显要少。在农村，刷牙并不是人人所为，相比81.1%的城市老人，只有52.2%的农村老人每天至少刷一次牙齿。

刷牙以外的牙齿保护因素有少食用糖；但饮酒和经常吸烟与失牙没有关系。大多数被调查的老年人并不经常食用糖，这或许是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却对失牙有积极预防作用。

然而，我们并未发现健康相关的因素（例如是否患有慢性病和有无医疗保险）与失牙有关。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所研究的老年人群还未从近年来的医疗保险全面覆盖和口腔医疗服务的大力推广中获益，或者大多数老年人可能早在患有慢性病之前就已失牙。

我们建议：（1）通过开展口腔健康促进活动，在年轻和年老人群中推广口腔健康行为方式，特别要强调口腔卫生（经常并以正确方式刷牙）以及健康饮食习惯。活动内容应包括提高口腔健康意识、加强口腔健康教育、提供口腔健康的咨询及信息。如果开展更多干预活动且各种口腔健康的早期干预努力奏效，未来中国老年人群中失牙的年龄差异会缩小。（2）提高口腔卫生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促进老年人利用口腔卫生服务。（3）鼓励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更多参与到口腔健康的研究中，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口的口腔健康状况，提炼影响口腔健康的影响因素，发现可影响和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相关领域。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郑真真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

如何看中国式养老[1]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具有起步晚、速度快、老年人口数量大、老人身体精神健康状况差等特点。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投资和创新减少、财政支出的上涨和财政收入的下降。为了避免或减缓老龄化带来的危机，社会经济政策应当做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城镇退休制度时，需要堵住提前退休的口子，放松强制退休年龄，为推迟退休提供经济激励，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可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挑战

首先了解一下世界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升，全世界5岁以下人口不断减少，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不久之后我们将经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65岁以上人口超过5岁以下人口的转折点。按照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10%、65以上的人口占7%），中国在2000年就已是老龄化国家。最近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指标分别上升至13.26%和8.87%，也就是说60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分别为1.8亿和1.2亿。

在世界范围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着很多特殊的挑战。第一，老龄人口占比翻倍的速度远远快于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具有起步晚、速度快的特点。中国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7%到14%只用了26年。相比之下，法国从186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从7%翻倍至14%用了115年。第二，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很大。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80岁以上的人口可能超过1亿。第三，政府发放的养老金非常少，特别是在农村，同时个人投资的机会少。老年人很难通过从政府领钱或个人投资来完成养老。最后，中国的传统是靠家庭、子女养老，但是由于子女数量急剧减少和很多子女外出就业，这一途径也难以实现。这就迫使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靠劳作来养活自己。

老龄化影响广泛而复杂

老龄化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例如投资和创新的减少，这里主要探讨劳动力供给的问题。近几年，经常可以看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和报道，这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产业结构亟须调整。同时，年轻人的税收负担和照料负担也将加重。在这方面，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相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指标。在1999年，中国每一个超过65岁的老年人有10个人抚养，而到2050年这个数字据预测只有3个人。

老龄化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体现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财政支出方面，美国的数据显示政府福利支出的最大部分是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财政收入方面，主要的收入来源是15~64岁的劳动力的收入和财产贡献的税收等。所以老龄化一定会带来财政支出的上涨和财政收入的下降。老龄化的实质问题就是，老年人口增加，养老和医疗开支增加，但是负担这些开支的工作人口却不断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老龄化加快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就业却在不断下降。其中法国60~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降幅最大。这种下降并不是源自劳动能力的丧失。数据表明，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残障率随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显示，随着死亡率不断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就业水平却不断下降。

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而是取决于健康老龄化能否实现和适应老龄化环境的制度创新能否形成。这里有两个关键词。首先，是健康。如果老年人的健康能够改善，护理的需求和疾病的负担也就会减少。其次，是退休延迟。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老年人不腾出岗位，年轻人就不能就业。世界上很多的研究和证据都已否定了这个观点。

采取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或减缓老龄化带来的危机？答案就是，当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时候，社会经济政策应当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将寿命延长的一部分拿出来贡献给社会，一方面可用于增加产出，进而增加养老和医疗开支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使年轻人更多地接受教育，改善人力资本。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基本结果

面对老龄化，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障都需要改革，但如何改革需要数据的支撑；相关政策落实的情况如何、效果怎样，需要进一步的跟踪和研究。出于上述目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从2006年开始策划一项名为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中国45岁及以上居民的代表样本进行隔年追踪、定期回访。

CHARLS项目是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世界银行等资助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数据采集平台。个体样本由完全随机抽样获得。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教育、迁移、婚姻、健康、医疗、就业等信息，并对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情况以及家庭养老资源等也有详细的了解。除此以外，还调查了样本所在地区的社保政策的实行情况、社区历史等社会经济状况。

CHARLS项目采用多层随机抽样。首先在全国所有的县级单位中完全随机抽取150个县/区，每个样本县中随机抽取3个村/社区。每个村、社区目标样本数为24个家庭，并根据适龄率确定初次抽样数。在村级样本框上采用较为准确的住宅抽样，同时辅以GPS（全球定位系统）和照相。严格的抽样保证了调查的质量，调查结果和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非常接近。

下面介绍CHARLS项目的基本结果：

第一，健康状况。24%的老年人需要帮助，33%的老年人面临身体疼痛问题，54%的老年人面临高血压问题，健康状况堪忧。认知能力测试结果显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快速下降，这表明随着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老年痴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另外，老人的心理健康值得关注和研究，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抑郁症状。

第二，医疗服务状况。患高血压的60岁及以上老人中，农村地区有44.4%的人（城市地区是30.3%）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城乡差别很大，治疗率也存在差别。医疗保险已经基本覆盖全部人群，2013年的数据甚至接近100%，但是医疗保险支付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差别。

第三，经济状况。农村老年人贫困现象最为严重，独居、老年妇女较其他群体更贫困。与子女一起生活是农村老年人最大的减贫手段，非同住子女的支持、政府支持、其他资金来源也有显著的减贫作用。从财产数量来看，农村和城镇人口人均财产的中位数分别为1.8万和7.1万。从财产构成来看，房产占财产的73%，是老百姓最大的财产，如何使房产成为可以使用的养老资源，需要进一步的金融创新。土地占农村人口财产的22%，如果土地可以流转，那么农村家庭的养老资源就可以增加。

第四，家庭状况。老年人可以依赖的子女资源将大幅度下降，10年后65~69岁老人的子女个数将减少1/3。从居住安排来看，目前独居的空巢老人占46%，且这一比例不断上涨。但是空巢并不一定意味着孤立无援，因为大部分空巢老人有子女住在同一个村/社区，或者同一个县/市。

第五，退休状况。城市的老年人退休后基本上就不工作了，但是农村老年人还是维持着很高的就业率，并且在城市很多老年人早于国家法定年龄退休。在改革城镇退休制度时，需要堵住提前退休的口子，在保留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放松强制退休年龄，使愿意工作的人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并为推迟退休提供经济激励。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可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年轻人逐渐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优先调整。

第六，养老保险状况。各项养老保险的差异很大，企业养老金和公务员养老金都足以支持两个人的生活，而新农保只够一个人21%的生活费。

总之，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中国老人的身体、精神健康状况都比发达国家差，未来家庭养老资源会急剧下降。但是只要积极地应对，可以变挑战为机会。这就需要改善人口的健康状况，并且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同时还需要有效地利用养老资源，包括老年人的不动产等资产，探索各种可能性。此外，还需要提供养老护理的服务，减轻家庭压力。建议老年人向子女居住地流动，保留子女护理的可能性。

[1]2013年12月3日，赵耀辉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养老论坛“中国式养老的国家挑战与产业机遇”上的演讲内容。

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战略[1]

发展养老服务业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资金筹措比较困难，缺少政策性的优惠措施，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缺乏有力的行业监管机构，社会各界力量投资力度不够，养老服务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供给不足。需要遵循“政策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统筹规划、社会支持”的主要思路，加大投入，加强监管，推进养老服务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多样化、专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投资主体多元化。

发展中国养老业的意义与现实基础

在党的十八大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三中全会再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可以用20个字来概况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关注民生，引导消费，拉动经济，提升质量，推动事业。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现实基础是中国正处在五个转型的路口：人口转变、经济转型、企业转型、社会转型以及政府转型。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为养老业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客观和外在条件；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以及逐步完善为养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运作基础；第三，企业市场营销意识的增强唤起了对养老业发展的主动参与；第四，社会经济的变迁也催生了养老产业的稳步发展；第五，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为养老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基础；第六，公共服务均等化呼吁着公共政策的出台，养老业的发展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

老龄产业的界定与框架体系

老龄产业就是一个目标服务对象为老年人口的产业体系，包括所有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以及就业机会的经济实体，用于满足老年人口衣、食、住、行、用、医疗保健、照料护理、精神慰藉等各方面需求的多行业部门总称。

老龄产业是许多行业部门的通称，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由于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的产业。这个产业有如下几个特点：特殊性、综合性、福利性与市场性的共存。

国内外养老业的发展历程

国外养老业的发展范围比较广，同时较为规范。不过，各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并不相同，特别是北欧、西欧和美国，它们的产业政策以市场为主要导向，和我国国情有很大差异。国外养老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立足较高的经济水平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养老业发展政策，大力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重视对老年产品和服务的研发。

我国的养老业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品单一，还未形成产业规模，消费渠道单一落后，产业发展缺少正确的导向，对于如何利用政策去推动产业发展方向，并没有太好的做法。此外，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的分离是国内养老服务业的一大问题，服务的提供者并没有真正关注老龄人的需求。

中国养老服务业的主要进展和主要发展方向

狭义的养老服务主要分为健康照护和社会照护两大类，而广义的养老服务业则是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与通常所说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是相同的概念，包括居家服务、社会机构服务、志愿服务和邻里互助等。

我国养老服务业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进展：第一，养老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三无对象”、“五保户”转变为所有老年人。第二，养老服务内容由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转变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休闲等全方位服务。第三，养老服务方式方面，除了传统的家庭养老，还出现了社会养老和居家—社区养老这两种新方式，机构养老是社会养老的一种补充形式。第四，养老服务由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四个主体共同承担。第五，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由以前的家庭成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逐步转变为专业的养老服务工作人员。

未来养老服务业有四个主要发展方向：第一，养老服务逐步社会化。包揽养老福利的政府负担沉重，需要鼓励社会各界力量运用各自资源提供养老服务。第二，养老服务趋向市场化。随着老年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老年人需求更加趋向于个性化和多元化。第三，养老服务走向产业化。第四，养老服务逐渐标准化。

中国养老服务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这里主要谈一下挑战。挑战之一是政策体系相对比较滞后，与养老服务业的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目前缺少政府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资金筹措比较困难，缺少政策性的优惠措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挑战之二是行业标准、市场规范的缺失与养老行业盲目发展存在矛盾。我国养老服务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且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整个市场的规范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同时，养老服务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缺乏有力的行业监管机构，造成养老服务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总体质量不高。

挑战之三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与社会投资的力度之间的矛盾。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势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各界力量投资力度不够。虽然我国养老服务需求市场潜力很大，但由于老年人的收入相对不高，即使社会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产品，也因购买能力有限而放弃购买相关的服务产品。鉴于我国养老服务业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属于微利行业，这使得社会投资兴办养老服务业面临一定的风险。

挑战之四是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现实需求与现实养老服务供给的矛盾。从社会机构养老来看，尽管养老床位数在不断增长，但还是难以满足老龄化进程的需要。北京提出“9064”养老模式，即90%是居家养老，6%是社区养老，4%是机构养老。现在离4%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挑战之五是地区及城乡老龄化趋势与地区及城乡养老服务业现状的矛盾。过去老龄化速度比较快的是上海、北京和浙江，按照现在最新的普查来看，老龄化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非常缓慢。怎样解决城乡老龄化倒置，特别是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战略

主要思路是通过政策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统筹规划、社会支持。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政策引导，确定重点；强化规范，提高质量；分类指导，发挥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研究，不断创新养老服务业运行体制，把老年服务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国家扶持行业予以大力支持。加强养老服务业工作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加强相关立法，加大对养老服务业的监管力度，推进养老服务业的规范化、标准化。

第二，努力做到养老服务业城乡兼顾、地区均衡发展，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加大政府对老龄事业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老龄事业的投入。

第三，引导社会各界力量能够参与养老服务业，实现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应对各种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优惠政策和措施。对于国家与民营机构共同投资的养老机构，应当允许获得微利。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应当允许营利，并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根据老年人群体的收入水平、支付能力和不同的需求层次，发展多种形式的老龄产业，福利化、商业化同时发展。发展老年人的精神、心理、文化、教育等方面需求的产业与服务。

第五，推动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提高服务水平。要加大养老服务业人员的培养。对现有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

第六，积极拓展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国际视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本土化的养老业发展道路。

[1]2013年12月3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养老论坛“中国式养老的国家挑战与产业机遇”上的演讲内容。

健康、老龄化问题的研究状况[1]

我国人口老化数量与速度均高居全球榜首，老人年均增长速度超过西方大国2倍。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10年的1.19亿（占总人口8.87%)）增加到2050年的3.3亿~4.1亿（占总人口的23%~26.5%），而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3.4%。最需照料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10年的2000万迅猛增加到2050年的1.1亿~1.6亿。

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这一发展趋势面前，国内外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研究健康长寿老人，希望从他们身上知道如何促进老龄健康。“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老龄研究院等联合资助，由北京大学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执行，在全国22个省市随机抽取一半县市，目前已经进行了1998、2000、2002、2005、2008、2011年6次跟踪（含递补）调查，累计入户访问约9万人次，搜集了包括23800位65岁以上已死亡被访老人的信息。调查内容包括个人特征、家庭关系、生活自理能力、躯体功能、认知功能、生活方式、饮食、心理特征、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与照料等在内的180项内容。同时，进行了最基本的健康体能测试。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得到了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以下是若干政策相关研究的成果：

1.女性高龄老人是弱势中的弱势。高龄老人是所有年龄组中的弱势群体，而女性高龄老人是弱势中的弱势。与男性相比，女性高龄老人不但更有可能丧偶，经济上不能自立，没有退休金，而且她们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生理功能、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都比同龄男性差。年龄越高，性别差异越大。

2.儿童健康与老龄健康密切相关。如果儿童生病时能得到充分治疗（或未生过病），到老年时期生活自理能力丧失、认知障碍及健康状况较差的风险会下降18%~31%。由此可见，老龄健康必须从儿童健康抓起。

3.心理健康有助于身体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正常、躯体活动能力良好和认知功能正常的老人比例从65~69岁到100~105岁急剧下降，然而自评生活满意和自评健康良好的老人比例在65~69岁到100~105岁之间几乎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这充分说明乐观心态是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

4.女儿提供的养老回报优于儿子（尤其是在农村）。养育女儿在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老人存活概率等方面都优于养育儿子，这个现象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明显、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明显。成年女儿孝敬父母的观念指数平均比成年儿子高18%~35%，成年女儿与老年父母的情感关系比成年儿子好30%。主要照料者为女儿/女婿的高龄与中低龄老年人的满意度比主要照料者为儿子/儿媳的高龄与中低龄老年人分别高出45%与13%。既然农民养育女儿的养老回报优于儿子，为什么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现象仍十分严重呢？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村老年父母从儿子获得净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显著比女儿大；广大农民没有完善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所谓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习俗。建议尽快普及完善包括农村的、政府保底的养老保障体系，科学宣传女儿养老优于儿子的实际，扭转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危险趋势。

5.鼓励三代家庭同住或老年父母与子女近邻居住，这样有益于社会发展与家庭幸福。与空巢老人相比，与子女同住（或近邻居住）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改善了40%，健康良好的可能性升高32.4%，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提高54.8%。对于子女而言，相对于与父母分开居住（不近邻），与老年父母同住（或近邻居住）的成年女性的就业可能性增加23.1%，女性就业者每周工作时间增加9.4小时，男性就业者每周工作时间增加6.2小时。可见，三代同堂居住（或近邻居住）模式对老人及其成年子女是双赢选择，政府应采取措施予以鼓励，例如鼓励发展老人与子女近邻居住的复式单元房。

6.保护环境，提升老龄健康水平。在控制个人特征与社区社会经济状况前提下，空气污染会使老年人虚弱指数上升、生活自理能力受损、认知功能受损的发生率增加10~25个百分点。可见，减少环境污染也有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

7.幸福家庭与基本社会养老保障有利于健康长寿。在控制主要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变量下，婚姻质量好的高龄老人的两年期死亡风险比婚姻质量不好的低25%~30%。城镇有养老金的高龄老人的两年期死亡风险比无养老金的低25%左右。农村有养老金的男性（女性）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无养老金的低35%（68%）。从统计上看，这些差距均非常显著。

8.养老护理措施应面向个体层面，实行差异化发展。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健康与寿命差异的1/4左右由遗传基因决定，而3/4由社会行为、营养、环境及其与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针对不同老年人的自身基本特征（包括遗传基因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行为营养干预、养老和护理措施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1]2013年12月2日至4日，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毅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主办的“老年健康研讨暨数据分析培训会”上的演讲内容。原题为“为祖国健康老龄化的科学与政策研究提供支持——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1998~2014）”。

第7章 中小企业融资与企业家精神

分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1]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为主，不能充分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应该根据中小企业的不同特性，采用不同的金融安排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其中成熟型中小企业适合由地区性中小银行提供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天使投资、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融资）等新的金融安排，新的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新的贷款方式和新的融资平台。在政府层面，社会信用体系亟待建立，便于搜集和利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

当前金融体系之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金融改革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为主，主要包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0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公司债、PE等金融安排。总的来讲，农户、中小微企业尽管就业人数占比高达70%、国内生产总值占比60%以上，但是它们在金融服务的获得上还是困难重重。金融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让有限的金融资源能够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经营效益最好的地方。很多中小企业非常有活力也非常有创新精神。如果它们不能得到较好的金融支持，它们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因此，需要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中小型企业的特点

第一，资金需求的平均规模相对较小，显著低于大型企业。第二，缺少抵押品。大型企业一般有大量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抵押品很多。中小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的固定资产少，抵押品相对较少。尤其是一些服务型中小型企业，通常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缺少可以作为抵押品的固定资产。第三，失败概率高。中小企业一般存活的时间较短，很多活不过一年，存活2~3年就已是少见。每年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建立，同时也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死亡。第四，产品和服务的特性有差异。有些企业处于比较成熟的行业，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是成熟的。对于成熟性的中小企业，其风险主要来自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以及企业家的信用。还有一些企业是创新型企业。除了企业家经营能力与信用外，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风险还面临着创新的风险。例如，产品的技术是否过关，产品是否被市场接受。

成熟型中小企业适合由地区性中小银行提供服务

大银行一般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因为大银行的贷款一般靠抵押品，依赖于企业过去经营的历史。中小企业没有好的抵押品，只能靠“软信息”来了解中小企业的状况。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解决成熟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比较好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因为他们对于当地企业家和当地企业的发展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控制风险。地区性中小银行不会去服务大企业，否则就把自身资金全部放在大企业这个“篮子”里，本身风险很大。为了分散风险，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客户需要足够分散。不管从资金规模，还是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地区性中小银行适合为成熟型的传统中小企业服务，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

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需要突破政策障碍。2005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认识到中小企业是经济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所以决定允许地区性中小银行的设立，但是要求成立地区性中小银行必须有一个战略投资者，并且战略投资者必须是现有的商业银行。我国现有商业银行主要都是大银行，它们的业务一直都是往大的中心城市和大企业集中。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主要是在二、三线城市，现有的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积极性参与。这成为一个很大的瓶颈。所以要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应该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那样，民间资本只要合格、能通过审核，那么就应该允许设立民营银行，不一定要有现有的商业银行参与。

鼓励现有商业银行进行各种业务创新

中小银行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现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能够缓解燃眉之急。例如，龙头企业对其下游的农户和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很了解，而且对于他们的诚信情况也很熟悉。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可以和龙头企业进行合作，由龙头企业为下游的中小企业做担保，银行就可以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另外，很多地方都有产业集群，一个镇可能就是一个产业。产业集群里的企业之间有很多的联系，这里包含很多可用的信息。银行可以跟产业集群里面的领头企业合作，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目前有一些中型的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值得鼓励。

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新的金融安排

创新型中小企业可以有新的技术，也可以有新的产品，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因此，创新型中小企业除了企业家经营能力和信用方面的风险外，还面临着创新的风险。他们的总风险会比成熟型中小企业更高。对于这种类型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除了“叔叔伯伯”提供天使投资外，现在也有不少新的金融安排，例如一些了解技术方向、对技术研发有经验也有资本的企业家，可以支持一些新产品的开发，这就是风险投资。在技术和产品成熟后，风险资本需要有一个退出机制，这时就需要有一些二板市场这样的安排。另外，PE实际上不完是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但是做PE的人通常对于行业、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有较好的认识，也能够得到资金供给者的信任，它们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来给成熟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新的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新的贷款方式和新的融资平台。互联网电商有大量的客户信息，可以对客户的类型进行归类。对一个特定类型的客户，可从过去的交易历史、资金流得到客户的信用程度、失败的概率。在一定的风险控制之下，可以为这些经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和服务。互联网除了可以贷款给中小企业外，也有可能变成一个筹资的渠道。因为互联网上做投资和储蓄相对来讲比银行更便利，这就有了“众筹”等新模式。这些互联网金融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应该积极对待。

在政府层面，社会信用体系亟待建立

中小企业的信用是否可靠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前面提到了一些解决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搜集和利用的方法与渠道，比如地区性中小银行、龙头企业、产业集群等。现实中，还存在着很多可用的信息，例如税收的信息、个人银行的往来信息、民政部门的很多信息等。如果能够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金融机构比较好地利用这些信息，就可以对中小企业的违约风险有比较好的控制。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说，信息不对称可能让那些对于双方有利的交易活动没有办法实现。如果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能够从金融机构贷到钱的中小企业比例会增加。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已经呼吁多年，当前要进行金融改革，这点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1]2014年3月19日下午，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服务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1]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一是会计数据质量低、可以抵押的资产少等技术性因素；二是我国金融市场由大银行主导，存在利率管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要靠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机制，不要过度依赖政策支持，尤其是带有扭曲的政策性措施。

技术性因素及政策性因素

首先，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中小企业通常很难直接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况且中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不够发达。传统银行做风险评估和贷款决策时主要看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赢利能力等。中小企业规模小、经营历史短、业务风险高、会计数据质量低、可以抵押的资产少，无法满足传统银行的融资标准，传统银行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所以，由于普遍存在的技术性的因素，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不是中国特有的。

其次，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严重扭曲。一方面，我国的银行部门由国有金融机构主导，大部分规模比较大。大银行资金规模大、人员成本高，不适合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另一方面，我国存在严重的利率管制。利率管制使正规市场利率过低，导致正规市场上部分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会产生两个后果：在政府或者金融机构主导下，有国家或者政府影响力的大企业更容易得到融资；正规市场没有出清，大量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被挤出正规金融市场。影子银行、非正规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正规市场上没有得到满足。正规市场利率压得过低，还导致非正规市场利率过高，给中小企业融资造成进一步的困难。中国特殊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比其他国家难度更高。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三类方法

给定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有以下三大类的办法。

政府提供政策扶持

很多人认为，既然中小企业融资如此困难，政府就应该给予政策倾斜。事实上，政府也的确采取了多种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一些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我国政府要求各银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要达到一定比重。此外还可以建立政府或者民间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利率补贴等。政府给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政策支持是值得考虑的，但不应该成为最重要的解决融资难题的途径。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许多金融机构的行为仍然更接近政策性机构，主要利率参数依然受到国家严格调控，非国有部门融资受到明显的限制与歧视，国内金融抑制的现状近年来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核心问题是放开利率管制，解决融资难的根本之道在于推进金融改革。很多人担心如果利率放开后，存款利率会上升，贷款利率也许上升也许不上升，但如果上升的话估计上升的幅度没有像存款利率那么高。结果就是银行存贷利差会缩小，利润受到不利冲击，同时企业资金成本变高，利润面临下行压力。实际上，放开利率之后，正规市场和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并轨，先前主要从银行贷款的机构的融资成本可能会上升，但先前从非正规市场融资的机构的融资成本反而会下降。通过重新配置资金，市场得到出清，中小企业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融资。

深化金融改革还要求大力发展更适合做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金融机构。大型金融机构规模大、人员成本高，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不具有成本优势，是一种低效率的做法。应当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以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金融机构不应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简单缩小，而应是在业务模式、成本控制、数据收集、风险甄别等方面与大型金融机构有所区别。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发散的多元化经营体系，给多元化的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依靠市场创新发挥作用

如今国内外银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克服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的天然障碍。比如，众多中小银行和外资银行，突破传统贷款审批模式，在审批标准上进行创新，更多关注企业工资、电费、税收和订单等指标。同时，银行职员需要频繁拜访企业，随时掌握经营状况。国内中小银行甚至用企业家信誉、社会关系等软信息来代替传统金融所依赖的硬信息来辅助判断贷款风险。

民间借贷的发展弥补了正规渠道的不足，给中小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民间借贷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理监管，容易产生很多不合理的借贷行为。一旦出现系统性振荡，会面临巨大风险。互联网金融也是对传统方式的替代，它可以利用大数据更有效地进行信息甄别和风险定价。

综上所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不要过度依靠政策支撑；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之前存在的市场扭曲；也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在政府允许市场创新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与创新伴随的金融风险，严防其造成新的系统性风险。

在江浙调研的时候看到当地有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中小企业之间相互担保。企业家之所以愿意提供担保，是因为彼此是多年的朋友或业务伙伴关系。如果不给别人做担保，会让别人觉得很不仗义，以后生意很难做。其实互保不是特别好的办法，因为自己可能对于对方业务不是很有信心，或者并不是很了解。互保的结果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借到钱了，等到一两家出问题了以后大家都出问题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好办法能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担保，相当于给中小企业贷款买一个保险。通过经济手段来做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1]2014年3月19日下午，黄益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服务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多管齐下共推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1]

服务业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人民币汇率、行业管制和准入等因素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型中小企业则还面临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利率管制、信贷市场波动等问题，发展尤其困难。需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包容各种金融创新，保持实际利率和信贷供给的基本稳定。

服务业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

中国2013年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GDP 4000~12000美元），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等问题也更加突出。寻找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问题极为迫切。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可能遭遇发展瓶颈，陷入长期停滞，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方法是从中国经济当前的薄弱环节入手。所谓“薄弱”意味着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中国经济当前的一大薄弱环节是服务业。2011年和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约为41%和42%，2013年提高到约44%。这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74%，中高收入国家是约55%，中低收入国家约49%。总体而言，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

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传统观点下的“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例如机器、设备、厂房等，缺少对人力知识资本的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人力资本，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

服务业是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人力资本存量。例如教育可以提高个人身上附着的人力资本存量，医疗能提高个人的健康和体力。这一重要性在政策讨论中强调不足。

此外，基础设施也非常重要。基础设施包括通信、交通、仓储物流和金融，它连接起国民经济各部门，减少摩擦，便利商业贸易。

服务业的发展能增加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总量。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了，经济进一步增长就有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服务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服务业的发展应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对服务业的需求。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服务业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制约因素。

1.人力资本。服务业是劳动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如果人力资本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就不会高。据测算，二、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工人受过9年的教育（这里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而知识密集型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需要平均11到12年的受教育年限。现在年轻一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高于9年，这可以支持过去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但不足以支持中国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所以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

2.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是人口在空间上聚集，这种聚集带来生产交流的便利。城市化率高的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好，因为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服务半径，超过这个半径，服务业的生产成本将迅速提高。城市的聚集效应使服务业可以在自身的最优服务半径内发展，发挥规模效应。此外，城市化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农民进入城市，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提供了大量学习机会，可以促进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

3.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汇率反映一国的可贸易产品和不可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服务是主要的不可贸易产品。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时，服务的价格也随之被压低，服务业企业的利润水平偏低。人民币汇率低，企业从事出口更加有利可图，企业家就不会把自身的才能和资源往服务业配置，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35%，当前汇率可能已经较接近均衡水平。下一步减少人民币汇率扭曲的方向是增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特别是对中间价的干预。人民币汇率扭曲程度减轻将有利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4.行政管制和准入。教育、医疗和金融这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准入门槛比较高，制约了相应部门服务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缺失问题严重

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意义重大，而其中服务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又对服务业有重要作用。强调服务型中小企业重要，并不是说大企业不重要。强调中小企业的重要性，指的是在那些大企业无法触及的领域，中小型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中小企业相对灵活、决策机制不像大企业那样臃肿，那些不需要规模经济的地方更加适合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一个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补竞争的经济生态系统，更加有运行效率。

如果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补的经济生态系统作为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的中小企业缺失问题比较严重。发达国家的大中小企业是均衡分布的。从就业人口角度看，发达国家约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员在大企业，三分之一在中小企业，剩下的在小微企业。而在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员在大企业工作，剩下的绝大部分在小微企业工作，在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型企业的劳动人口比例很低。

出现中小企业缺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小企业相配套的金融服务没有跟上。大企业由于自身优势，能获得的金融资源较多。小微企业在缺少金融支持的环境下仍能生存，但很难发展成为中小企业。

发达国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经验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其中大企业倾向从市场上直接融资，银行主要是作为它们的支付系统；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成本高，主要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在多层次的、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各种类型企业都能找到对应自身需求的专业金融服务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将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支持和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类型和效率是对应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的。

利率管制和扭曲的影响

中国实行利率管制，存贷款之间有固定的利差。这不利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充分竞争。当利差很大时，金融机构更倾向于为大企业服务，主要在贷款数量上竞争，因为此时单笔贷款的利润已经很高。在贷款利率已经很高时，继续提高利率的风险较大。

信贷市场的波动和利率扭曲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也有重要影响。2007~2009年信贷宽松时，很多中小企业得到了银行贷款，当时的利率为8%~9%。但随后宏观紧缩、利率进一步上升，先前得到的资金反而成了企业的负担，财务杠杆和利息使得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导致破产。信贷的先松后紧，让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很受伤。这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维持信贷水平的相对稳定，维持实际利率的相对稳定。把信贷投向那些本来就不满足贷款条件的企业，反而会增加这些企业的经营风险。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5点政策建议。

1.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征信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这将有助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2.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更匹配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中国当前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仍然严重不足。

3.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改变银行重视贷款数量竞争、忽视贷款利率竞争的状况。

4.包容各种金融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5.保持实际利率和信贷供给的基本稳定。避免宏观周期大的波动将有利于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1]2014年3月19日下午，徐建国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服务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1]

MBA和EMBA都有一个字母“M”。从这个字母谈起，有以下几点感悟：

M的第一个高点：山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2002年7月份，北大山鹰社5位学子遭遇雪崩罹难，网上舆论一边倒地认为这些因登山而失去生命的北大山鹰社学子对不起培养他们的国家和父母。我连夜发帖，题目就是“山鹰精神永存”。我觉得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不缺少知识，也不缺少文化修养，我们缺少的是一种不带功利主义的探索未来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往往是迫于形势改革。而像山鹰社这样组织起来，在学习期间主动挑战自我，利用假期去攀登雪山、探索风险，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和需要的。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写道：在他们精神的指引下，未来5年一定会有中国民间人士登上珠穆朗玛峰。

2002年10月份，CCTV2《人物》节目组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一个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专题节目，问我能否将自己的登山目标改为珠峰。我同意了，并在2003年成功登顶。回忆我的登山历程，北大山鹰社是我的一面旗帜，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发源于北大。M的第一个高点就是我的登山经历。之后的七大洲和南北极的探险，只是登山的延续。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好奇。这与北大山鹰社的精神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企业家精神还牵涉到企业伦理。有个商学院每年都会讨论万科案例。关于万科的“不行贿”，他们每年都会在学生之间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相信。前9年的调查中，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都不超过半数。第10年的时候，把前9年的情况做了个短片，放给学生看，实际是暗示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行贿早就暴露了。在这样的暗示下，相信万科不行贿的人数才过半。企业伦理在企业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认为就是底线。这个底线你把握好之后会越走越宽。万科从2012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市场不讲关系，完全是透明的。由于万科以前坚持伦理底线，就特别适应美国市场，得到的全是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地段。坚持伦理底线难不难？当然难，但是在中国做什么不难呢？你以为行贿受贿不难吗？实际上，坚持伦理底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就像登珠峰，也很难，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

M的低点：社会责任与人生低谷

2005年时，我出发前往北极。在机场送行的队伍中，有一位北大生物学的老教授，他递给我一封信，信里肯定了我的探险和登顶珠峰的行动，并认为我做的事情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我读后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以前登山完全是个性彰显和自我表现，从没思考过我和社会的关系。教授的信告诉我，作为一个名人，我可以把个人的探险行动和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业结合起来。

北极是贴着海的“低点”，这次低点的经历提升了我的思想认识，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行为，思考如何在探险中彰显个人和兼顾社会。一旦认识不同了，行为也相应改变，我就像换了一个人。我随后的穿越南极之旅，就与公益活动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宣传如何保护白头叶猴，并为保护白头叶猴进行慈善募捐。2010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就清楚意识到不要在登山过程中产生垃圾，做到“垃圾零排放”。此外，我们还和西藏的登山学校合作，组建一支专业的登山队伍捡别人丢下的垃圾。我们捡到的垃圾合起来有近4吨，其中有70多个氧气瓶。我们把氧气瓶做成艺术展品，送到了上海世博会宣传环保。

借说M的这个“低点”，我想提一位中国的企业家和他在人生低潮时的态度。他就是褚时健先生，著名的云南红塔集团前董事长。他在经营中犯了错误，女儿因此自杀，处境凄惨。但他保外就医之后，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橙。我曾专门去哀牢山看望他，他淡然对待人生起伏，还兴冲冲地谈论起他2000亩橙园挂果之后的盛景。当时他已75岁，等到橙园挂果时他将近80岁。在那里，他还把橙园和扶贫结合起来，通过橙园带动当地少数民族致富。这次经历让我切实体会到，借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在他顶峰的时候，而是在他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人生中都会遭遇低点，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那么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M的第二个高点：攀登知识的高峰

M的第二个高点起因于在哈佛的经历。我本来计划三次登顶珠峰，已经完成两次，准备70岁时第三次登珠峰。2011年我去了哈佛，到哈佛之后一年，我决定放弃再次登珠峰的想法。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放弃。第一个原因是我难以如愿成为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以前国际上年龄最大的珠峰登顶者是61岁。2003年，我初次登顶珠峰，时年52岁，在登顶珠峰的中国人里面是最大的，但比世界纪录还差得远。同样在2003年，有一个70岁的日本人登上珠峰，把61岁的纪录一下提高了9岁。我如果要打破他的纪录，就要在71岁登顶珠峰。但是在2008年，他再次登顶珠峰，时年75岁；2013年，他第三次登顶珠峰，时年80岁。我想还是不要再和他较劲了。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哈佛的老师同学都觉得我两次登顶珠峰很了不起。但我发现在哈佛过语言关、生活关、学习关比我登珠峰还要难。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决定放弃攀登物理上的高山，而去攀登知识上的高山。物理上的高山是有明确高度的，最高8848米，但是知识上的高山没有最高高度，需要一直攀登。

[1]2014年3月30日，万科董事会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特聘教授王石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的“朗润·中信书院”第五期讲座“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1]

我的两个老师都在这里，我讲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跟万通集团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谈王石。我们1991年办公司，赚到第一桶金。一周年的时候，六个人开了个会，我说以后每年这一天不要大吃大喝，要反省。一直反省到现在20多年了。其中一次反省的时候，功权就说深圳有家公司做事特别规范。我们就说去看看。1992年底或者1993年初，我和功权跑到万科跟王石第一次聊天，但发现彼此意见并不统一。我们当时认为彼此都很有理想，兄弟几个人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王石认为理想最后还需要在经济利益中寻找平衡点。聊后王石请我们吃了顿非常简单的饭。当时我们还去另外一家公司看，对方老板见我们的时候把脚跷到桌子上，晚上请我们去夜总会。之后非常有意思，那个老板被抓了进去，而万科发展得越来越好。1995年以后我们跟王石的接触就非常多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学习万科好榜样”，那时候万科还没有现在这么伟大，但这篇文章的确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经常在想，我们没有富豪爸爸，也没什么特权，那么我们靠什么活下来呢？我们找到三个原因。第一，学好，这包括学习万科还有其他同行。第二，有错误就改。学好的人不等于不犯错误，遇到错误要马上改。比如说投诉，你别一棍子把别人打倒，自己该改造就改造、该赔钱就赔钱。第三，不断学习。海南当年很乱，能看书的人很少，但我们常看书，并互相交流，看书聊天变成了一个自我期待和要求。

其次，周其仁教授。1994年我到了洛杉矶，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我知道周其仁教授在洛杉矶，就赶紧联系他，对他讲我的苦恼。当时我们六个创办人之间出现了分歧，想分家又不知道怎么分。中国民营企业合伙人制度中带着江湖规则，而江湖有进入没有退出，退出就是出卖大哥。要是有人离开大哥，是要“剁”了的。这个办法可以用于别人，但我们六个人之间不能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能说“剁”谁。周其仁教授告诉我，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决分家的问题，而不是江湖的方式剁来剁去。他还讲了一个出价规则：比如说你要走，那我给你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走，那我走，你给我多少钱。1995年我们第一次分家时请了律师。尽管律师第一次发给我们律师函时，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我们按照教授介绍的方法坚持了下来，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最后把家分成了。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不仅要“学好”，多接触王总及其他优秀企业家，还要多接触明白商业文明智慧，并能把好的经验告诉创业者的教授，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传承。如果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会跟很多海南民营企业一样重复着低级错误。

[1]2014年3月30日，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的“朗润·中信书院”第五期讲座“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第8章 经营非洲：中国企业该怎么办

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战略[1]

以前也有不少中国企业走向非洲，具体可分为三种：一是去拿自然资源，因为中国缺少资源而非洲资源非常丰富；二是去做工程建设，因为非洲的基础设施非常短缺而中国的工程建设力量非常强大；三是去开拓市场，毕竟非洲有10亿人口。

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最重要领域可能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东南亚国家、中南美洲国家等相比，非洲是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最好一站，而且可能也是最后一站。

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着手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到非洲国家的1/3。

从1979年开始，中国平均每年增长9.8%，连续35年。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远超当时人们的预期。如今，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是非洲国家的5倍左右，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出口+进口）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的一项最新测算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很快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共有6.8亿人摆脱贫困。如果扣掉中国的贡献，全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在增加。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人的福利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力地带动了世界发展。1998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一蹶不振，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够复苏。由于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经济维持了强劲的增长，东亚经济在危机发生两年以后就很快恢复。2008年爆发的最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是一个例子，随着刺激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触底回升，拉动其他国家出现复苏。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只要增长6.8%就够了，比以前的9.8%低3个百分点。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每年达到7.3%。

外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最近大家听到很多“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17个季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诚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存在体制的落后性；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肯定也有体制的扭曲性。对此，大家并不否认。

但是，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因造成的。在过去表现非常好的金砖四国中，印度、巴西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根据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印度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10.3%，2011年6.6%，2012年4.7%，2013年4.4%；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1.0%，2013年2.3%。相比之下，中国2010年10.4%，2011年9.3%，2012年7.8%，2013年7.7%，情况要好得多。亚洲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体也经历了比中国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速下滑，韩国2010年6.3%，2011年3.7%，2012年2.0%，2013年2.8%。以上的数字表明，我们无法用内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之后出现类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

为了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多个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需要借助“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出口、投资、消费。出口方面，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元区，但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欧元区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2012年和2013年均处于负增长。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美国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0%和1.8%，也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已经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因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非常疲软，“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跑得慢了，上述的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也正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投资方面，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到了四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些项目或是已经完工，或是即将建成。此时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必然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跑得慢了。消费方面，中国国内消费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其他国家消费增长更慢。综上，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实际上是由国际外因造成的。

发达国家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复苏，必须采取有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但可能会导致短期失业率上升。基于这种考虑，结构性改革很难真正推行，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出现持续十几、二十几年的经济萎靡。

扩大内需有助实现发展目标

在上述国际经济形势之下，中国经济显然不能再靠出口来拉动，而应该转向内需，也就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这在国内有不少的争议。

我们认为，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建立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收入水平提高的先决条件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一方面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或生产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市场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不管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必须靠投资来完成。只有靠投资拉动经济，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等储蓄用完就只能靠借债，等到出现过度负债、需要还债的时候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

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资。所谓有效的投资，指的是这种投资应该要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有比较高的社会回报。这样的投资才能够真正拉动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经过30几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们是不是还有好的投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有充足的产业升级空间。发达国家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全世界最前沿，继续投资什么很难知道。中国可以在世界产业链、技术链之内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对容易，从而投资回报率相当高。其次，中国基础设施的欠账还非常多。过去我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很多是城市之间的，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轨道交通、地上铁路，各种管网等都极端欠缺。再次，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的改善也要靠投资。最后，城市化率还不够高。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3%，距离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好的投资机会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中国不仅投资空间大，可以投资的资源也非常多。首先，政府负债水平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其次，民间储蓄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最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用于进口投资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往往政府负债高、民间储蓄低，再加上外汇储备不足，因此即使有好的投资机会，也不能够真正进行投资。这方面是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之处。把这些有利条件用起来的话，中国经济应该可以长期维持较快的增长。

地方政府债务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10.9万亿，担保债务7.9万亿，总共17.9万亿。其中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并不一定需要地方政府还。根据过去经验来看，大概15%需要地方政府来还。这样算起来，7.9万亿当中地方政府要还的是1.2万亿，加上自己必须还的10.9万亿，总计12.1万亿，所占GDP的比重是21%左右，这个比重并不高。此外，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跟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他国家债务一般是外债、用于消费，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一般是内债、用于投资。消费之后，钱就没有了，而投资对应着资产，而且大部分资产是好资产。

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问题是短债长投。像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如果向世界银行借钱，期限可以长达30年、40年，而现在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期限只有一年、三年。原来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后来银行不借了，就变成向影子银行借钱，同样是短期的债务。向影子银行借钱的风险更大，因为影子银行的利息比银行贷款利息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通过长期债务融资来做长期投资。现在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这些法律规定必须改变。在法律还没改变之前，解决办法是与其让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借钱，还不如让他们向银行借钱，这样不仅利息负担比较轻，而且比较透明。另外可以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一些债。“两会”公布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4000亿人民币的债，这个规模还可以提高。

综上，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维持7%~8%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一水平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后的20年都维持了8%~9%之间的增长，中国也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加上人民币升值，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对中国企业进非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走向非洲

前文讲过，中国企业进非洲有三种模式：拿资源、做工程、开发市场。这三种模式有不同的前景。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资源需求非常大，在非洲投资资源产业的市场前景可以看好。非洲大部分资源都已经被欧美控制，这是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中国作为后来者要进入的话基本上只能靠经济手段，矿山的价格当然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过去一二十年是非洲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相当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造成价格上涨，给非洲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但是，出卖资源的钱进入到政府，在政府透明度不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问题，老百姓受益有限，拿资源这种模式会面临很多批评。

其次，非洲的基础设施很差，工程需求非常大。中国有句话是要致富，先修路，这对非洲也一样成立。做基础设施工程的企业在非洲非常稀缺，再加上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前景也很光明。

最后，非洲虽然人口多，但收入低，市场机会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非洲的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1.6%。消费能力的群体集中在城市，人数有限，城市以外的老百姓一般很穷，距离市场非常远，产品根本不能卖到那里去。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这种模式值得大力推进。中国国内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目前普遍是在400~500美元，而且可能还招不到工人。到2020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时，工人的工资水平至少在1000~1500美元之间，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会难以生存。为应对这种挑战，他们可以选择以下三种策略：走向“微笑曲线”两端，抓研发，做品牌；转向生产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本更密集的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或其他行业的产品；转向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发展。其中第三个选择是关键。如果没有加工做依托，就没有办法做好品牌和研发，也难于转向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中间产品、机器设备。

一提到转向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发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中部和西部。实际上这个空间有限，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东部去了，中西部剩余劳动力非常少；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各地工资差异大幅减少。现在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工资差距只有30%左右。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中西部工资也在上涨。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往中西部转移的空间非常小。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海外，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工业革命开始，纺织业、制鞋业等最早都出现在英国，随着英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些产业转移到美国、欧洲等地，“二战”以后转移到日本，60年代时转移到亚洲小龙，80年代时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已经达到日本60年代东亚四小龙80年代的发展水平，我们现在也必然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环节转移到海外去。加工环节留在国内无疑会死在国内。

转移海外的目的地有多个选择，例如距离我们较近的东南亚。当地有很多华侨，语言容易相通。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东南亚人口少，越南总人口才9000万，柬埔寨是1500万，老挝是600万。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这些东南亚国家稍加转移，就会导致他们的工资迅速上涨，速度比中国还快。比如2009年越南的工资大概是中国的1/4，现在已经达到一半，甚至2/3。可见，东南亚不具备完全承接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能力。再加上南海问题，以及美国在后面煽风点火，排华的情绪、民族矛盾的激化会不时出现。

非洲是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最佳选择，也可能是全世界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最后一站。非洲有10亿人口，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情形一样，80%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国家目前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1/10。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20年左右的时间，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没有上涨，为我们赢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当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并在10~15年内保持工资不上涨。如果非洲的工资水平都上涨了，全世界也找不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总是有需求的，必然会继续在非洲生产，不会再往其他地方转移。

非洲目前的基础设施条件、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政府效率确实还不够好，跟中国目前差很远，但比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要好。1984年我第一次从广东到深圳，300公里开车走了十几个小时，单摆渡就要三次，因为当时没有桥。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他们也能够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秘密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书记、省长、市长亲自招商引资，为这些招来的企业排忧解难。基础设施差，可以设一个工业园；政府效率差，可以在工业园里实行一站式服务。招商引资的时候，书记、省长、市长会留下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海关也是同样的情形，可以给这些企业绿色通道，允许他们优先通关。中国的做法就是在基础设施、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对优先发展的产业，给予特殊待遇。按照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标，中国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排名还是90多位，但是优先发展产业的环境是好的，发展起来以后资源变多，再进行改善。

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非洲，是个双赢的举措。对于非洲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出口，摆脱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能找到一条出路，死在国内，与之相关的一亿人就业就会是个大问题。加工环节转移出去之后，总部可以留在国内，都是白领工人，工资水平高，而且关键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要从国内运去，给国内产业升级创造了空间。再加上其他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每年7.3%的增长就能够维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外，在未来几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政治格局也会有所变化，矛盾和冲突可能出现，非洲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里有54票。如果中国不仅给他们发展的机会，而且给他们发展的思路，使他们发展起来，他们当然会支持我们，有利于我们的外交环境。

华坚案例：成就与挑战

2010年3月份，我到埃塞俄比亚首都见到时任总理，向他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告诉他过去他们招商引资没有选对产业，不是越高精尖的产业越好，而是需要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他们的总理一听就明白了，2011年8月份到深圳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时候，就由领事馆找制鞋业招商。华坚公司的张总10月份到他们首都访问，当场决定投资，招了80多个工人送回国内培训。2012年1月份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的公司就投产，年底达到1800人，2013年年底增加到3500人，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

这个故事改变了全世界对非洲的看法。在华坚之前，全世界没有人认为非洲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基地，把产品能卖到欧美市场去。华坚的故事不仅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是盈利的，盈利空间非常大。比如在国内华坚工人工资占售价的比重是22%，在埃塞俄比亚只有10%。埃塞俄比亚工人的生产力水平经过一年达到中国的70%，工资成本从22%降到3%，有19个百分点的利润。当然，埃塞俄比亚的物流成本较高，国内只占售价的2%，在埃塞增加到8%，增加了6%，但仍有13%的利润增加空间。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物流成本就会下去，利润就会上来。

国内招工很困难，在埃塞俄比亚招工则很容易。如果华坚在埃塞俄比亚要招100个工人，只要贴张小纸条，第二天就有两三千人来，有点像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情形，当时农村出来的年轻劳动力要进入工厂很不容易，很多人要走后门才能进工厂。

现在需要国内派管理人才去非洲，以后可以在当地培养管理人员。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招了80多个工人到国内培训3个月，其中6个人在培训结束后继续留在国内，一年以后他们中文讲得很好，回去就变成管理人员，工资2000多元人民币。这在中国国内就是一般工人的工资，但在当地是高工资。多培养一些这样的人，成本就下降，利润还可以不断上涨。

以前买家不敢去非洲下单的原因一是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不能保证时间。我们知道，皮鞋、时装等在圣诞节前后的价格是天壤之别。如果不能按时交货的话，买家损失非常大。华坚的例子证明，在非洲这个地方，只要有好的企业，懂得管理，生产出来的质量是可靠的，而且交货是可预期的，再加上零关税的优惠，买家的订单会大量往非洲走，企业会扩张得非常快。

未来的挑战一方面是人才储备不足，国内对非洲的印象是陌生而且担心的，因此，不太敢去；但是其他国家也不断进驻非洲做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他们和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争夺同一国际市场，所以国内的企业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机遇。比如华坚成功了以后，埃塞俄比亚政府2013年建设了一个新的工业园，所盖的22间标准厂房，三个月不到就被土耳其、韩国、孟加拉等国的企业抢租一空，但中资企业只有一家。可见，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如果不走出去就会死在国内，走慢了也会死在国内。

希望这次研修班能够开个头，让更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老板们抓住投资非洲的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企业，有利于我们的国家，也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内容。

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战略[1]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南非总统祖玛先生时，明确提出积极探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框架上的合作，并对国家开发银行工作做出指示。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外出访就前往非洲，为中非合作明确了方向。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时，提出“461”合作框架。

下面从三个角度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行”）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心得体会。第一，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及意义；第二，非洲基础设施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思路；第三，开行在非洲业务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工作。

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及意义

非洲人口占全球的15%，GDP只占全球的3%，人均GDP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0%。非洲为什么发展落后？开行做了相关研究，认识到非洲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角度加以分析。（1）地理因素。亚欧、北美大陆为东西走向，非洲和南美则基本南北走向，南北维度差异大，远离人类文明中心，阻碍文明的传播。非洲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赤道贯穿中央，气候高温、少雨，人口迁徙难度较高，对经济发展、制度的构建存在制约。（2）历史因素。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的3000多年时间里，非洲大陆大部分是未知和未被开发的广袤领域。此外，开始于15世纪的黑奴贸易从非洲掠取了一两千万青壮年，对民族的繁衍和发展都构成了极大的伤害。（3）现实因素。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际贸易模式使得非洲在全球劳动分工里处于劣势地位；高度依赖国际援助和外债加剧了债务负担；军政府独裁专政和民主政府的腐败，导致国家机器严重失灵；人口素质较低，教育水平低，劳动力质量、数量都远低于其他地区；基础设施匮乏、资金短缺。

在过去10年，非洲经济体实现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有明显提升，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南非、毛里求斯已相对接近现代化国家。非洲经济凸显出两方面优势：一是资源比较优势，二是劳动力充足。虽然教育水平不高，以金融和律师等为重点的人力资本供给和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的需求不匹配，但总体看还是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非洲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开行的建议是，要夯实农业基础，坚定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绕不过去的。要搞工业化，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一定要先行，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制约非洲发展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问题。比如，能源开发率还不足潜力的7%，只有2%的人能够用电，交通、通信也比较落后。

非洲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落后、财政实力薄弱，承担不起大规模投资。世界银行的贷款模式不仅不适用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援助金额也非常不足。整个世行资产规模约3000亿美元，相当于开行的1/4。世行一年对非洲投资约71亿美元，除了农业、医疗以外，投入在基础设施的资金只有10亿美元，一个大型电厂也建不起来。

如何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一个思路就是把有现金流和没有现金流的项目进行组合。1998年，开行在安徽芜湖第一次运用这个思路。此前芜湖的污水治理依靠财政资金，一年仅有一两千万治理费用，作用相当有限。通过将湖水的治理和沿岸土地的开发相结合，开行就可一次贷款一两亿，等于把未来10年的钱一次性投入，从而得以把周边的排污同时截留，把芜湖一次性治理好。后来在北京地铁13号线以及其他项目上，开行反复运用这个思路，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破解基础设施融资问题。

中国在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具备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和技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具备对外投资的资金能力。中国经济与非洲经济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和高度的一致性。王岐山任副总理时曾说过一句话：“非洲的今天是中国的昨天，中国的今天是非洲的明天。”欧美是后消费时代，跟非洲发展阶段有巨大鸿沟，基础设施多是以前的，很少新建。

开行在非业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工作

成立之初，开行仅有少量国际业务。2005年，开行的外币贷款余额仅162亿美元。此后半年国际业务经历了高速增长。2013年末，开行的外币贷款余额达到2505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所占比重超过30%。

对非贷款余额2013年突破200亿美元，接近总外币贷款规模的10%。按照开行的战略，2020年将实现对非贷款占比15%~20%。目前开行在非派驻了45个工作组，覆盖了非洲主要领域，跟多个国家建立了金融合作关系。

2011年，开行研究院牵头，组织全行力量以及国内各个领域的一流机构联合研究非洲发展。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包括能源、交通、信息通信和水资源四个领域，开行增加了开发区组、农业组、矿业组和航空组，作为非洲新版计划。

开发区是实施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工业化进程绕不过去，要实现非洲的工业化，不能走中国的老路，发展乡镇企业。非洲大陆是唯一没有被污染过的大陆，如果开发不当，把环境破坏了，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开发区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办法，它既能很好地实现工业化，又能够实现污水排放的集中治理。

农业方面，非洲的饥饿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农业不去发展，整体发展会很不稳定。

矿业方面是中国需要的，也是能够带来现金流的项目。我们去非洲不是学雷锋，不是去白送钱，我们要的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航空方面，目前中国飞非洲的航线仅海航一家有飞往加纳的航班。大量的人流、物流依靠阿联酋航空、南非航空、埃塞俄比亚航空。

除了投资领域，开发模式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比如铁矿开发，我们提出可以按照勘探阶段、开发阶段、贸易阶段的特点，寻找不同的开发主体，运用不同的开发路径。我们还提出矿、建、路、港一体化。很多非洲国家要什么没什么，路没有，港没有，电没有。如果单独一个企业去做，运输成本、时间成本非常高，而且可能出现修了路却没人运，或者有了产品却没有路的错配情况。

我们的战略研究相当于拿一个筛子，经过多方面综合分析，找到中国的企业可参与的机会，筛掉不值得做的风险高的项目。以上就是开行研究院这三年对非洲国家总体情况、发展瓶颈、未来的趋势、风险特征的认识。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的演讲内容。

携手应对中国走向非洲的挑战[1]

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包括如何助力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尤其是走出去的企业意味着什么？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UNDP为什么要大力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案例，介绍UNDP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作情况。

社会责任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一个从事矿业的中国公司，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同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这家企业不清楚如何使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也并非十分了解。比如路的一边是一个部落，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部落，如果只跟一个部落探讨修建道路的问题，就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同时他们也遇到污染问题，比如土地的污染、海洋的污染。如何分配利润和利益？如何兑现承诺普惠社区民众？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诸多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当地人诉诸法律，最后法院宣告项目停止实施。当地民众甚至自发举行集会并与中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华为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华为对非洲进行投资时非常注重社会责任，与当地的机构合作，从而非常快地融入当地，赢得当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提升了企业形象。比如在肯尼亚，华为和当地电信提供商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关于培训、教育还有救灾方面的援助。华为还支持并帮助一个村级医院，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治疗。

UNDP从事的工作和优势

UNDP关注的主要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中立的组织，UNDP不涉及任何国家或商业的利益。UNDP在促进发展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在全球177个国家拥有网络和办公室，对当地的文化和语言有充分的了解，能够依据环境和社区情况进行谈判和协商，与当地政府、企业、社区以及其他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我们还跟名流合作，邀请名人担任我们的形象大使。UNDP在中国和全球有很好的品牌声誉。如果某一个领域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总而言之，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和中国企业合作，为中国参与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支持，帮助提升企业的品牌和声誉，同时也为当地的社区和人民带来可持续的积极影响。

UNDP为什么要大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UNDP没有任何的商业目的，但为什么愿意和企业合作？目的是希望通过跟企业合作，促使企业关注发展问题。千年发展目标对2000~2015年做了初步规划，目前我们正在讨论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按照顺序分别是：减贫、普及义务教育、男女平等、减少儿童死亡率、提高怀孕妈妈健康状况、对抗艾滋病和疟疾、保护环境可持续性、全球的合作。

企业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减贫和诸多全球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和发展出路，尤其是为经济发展最底层的阶层提供可挖掘的市场潜力。中国在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后。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把中国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推行到其他国家，帮助解决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助理夏美琳（Merriden Varrall）女士的演讲内容。

如何与非洲相处[1]

非洲经济

非洲总面积为30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亿，仅次于亚洲。各类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如石油，天然气、木材、矿藏等等，在世界占有很大比重。非洲共有54个国家、800多种语言，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比较低。通常把非洲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板块，其中南北非经济相对发达；中西非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东非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且资源潜力较大。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非洲总体确实比较落后，48个最不发达国家有33个在非洲。非洲经济总体以农耕为主，矿产木材的低水平开发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落后，生产生活必需品大量进口。非洲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指的是资源带来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会导致权力寻租、腐败的快速增长，破坏其他经济部门的竞争力，令国家反受资源丰富之害。

但是，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迅速，2013年非洲大陆有12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下列国家发展速度位居前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非洲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承接第四波国际产能转移的意愿非常强烈。

埃塞俄比亚的经验可以被称为一种发展模式：以强权政治为基础，保证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行经济改革，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中期经济发展规划，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埃塞俄比亚有9个政党，其中4个组成一个联盟，从1991年到现在一直执政。很多非洲国家是靠外援、靠资源，埃塞俄比亚缺乏资源，也不完全靠外援，而是走上自主的发展道路，经济连续八九年两位数增长，代表了未来一个发展方向。

中非关系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非洲也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国政府领导频繁出访非洲，中非之间政治关系越来越近。习主席出访非洲提出了“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和“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李克强总理访非期间提出中非“461”合作框架。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是个典型的案例。首先，看援助。埃塞俄比亚是中国的重点援助国。对此国内可能有些不同的理解，认为这些钱如果用在中国可以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但是如果非洲贫穷落后，也会拖累全世界。实际上，美国对埃塞俄比亚每年援助和贷款8亿~10亿美元，中国每年也就是一两亿人民币而已，更多是象征意义。但是中国的援助效果非常好。比如非盟会议中心，造价也就几亿人民币，让非洲领导人非常自豪，他们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开会。其次，看工程承包。我国在埃塞俄比亚建设了第一条标准轨道铁路、第一条收费高速公路、第一座风电厂和水电站、第一条通信网等。再次看投资。中国企业投资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女鞋生产出口企业（华坚）、东非第一个玻璃厂、城市综合体等。最后，看贸易。埃塞俄比亚每年从中国进口20亿美元，中国从埃塞俄比亚进口不到4亿美元，这个贸易结构很难改变。

如何与非洲相处

1.如何与非洲政府相处。我们需要做到：了解非洲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心态及需求，注意西方的影响；紧密依靠我驻外使领馆；以守法经营诚信经商为立身之本；依靠境外中资企业商会抱团取暖，集体对外交涉。

以前中国虽然穷，但是做了很多事情，在非洲的政治影响非常大，那一代非洲领导人跟中国关系非常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代非洲领导人都老了、退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领导人已经成长起来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是受西方教育长大的，西方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西方大国一直把非洲视为他们的领地，面对中国的崛起，就攻击中国到非洲掠夺资源，搞新殖民主义。在西方利诱、引诱、胁迫下，非洲国家在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也要调整心态，不能摆架子。实际上中国能拿出来的钱真不多，长处是人力资源，我们可以干的事情从高端设计到最低端的劳动，这是很多国家比不上的。

现在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有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总觉得跟政府打交道很麻烦，回避驻外使领馆。但他们在别人的国土上，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儿，使领馆可以从外交层面上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解决很多问题。最简单的是当所在国发生动乱时，需要使领馆通知并组织大家撤离。

有些企业到某一个国家赚点钱就跑，有点儿不讲形象、不守规矩。比如一个水泥厂，在非洲使用中国淘汰的、非常落后的设备，烧出来的水泥不合格，往往发生质量纠纷。中国企业要想在非洲做好，就要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一流的，不仅可在本地销售，还能出口。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靠谁来管？政府该管，但是管不了这么多，很多事情要靠企业自己来管，要靠境外投资企业商会。商会可以收集中资企业的困难、问题，反映给当地政府。不是一反映马上就有结果，但是终究会起些作用。但是商会不能成为“二政府”，不能为所欲为，甚至出钱买会长。商会跟企业之间要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境外商会建设指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如何与企业及民众相处。以下方面值得注意：尊重为先，人格平等；把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摆在重要位置上；不与当地人争市场；高度重视社区、长老、酋长及宗教领袖的作用。

非洲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不是很聪明，但是人格是平等的，对其不能居高临下。对于当地政府包括警察，要服从，不要搞对抗。非洲人不愿意加班，但是很愿意学习。埃塞俄比亚有能力建设部，很重视发展自己的能力。涉及我们核心机密和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一定要保密，但是基本技能可以传授给他们。

加纳淘金业的案例很有启发性。中国人很厉害，发明的淘金工具的效率可能是当地人的百倍，当地人一天找半克，我们的机器一天就找到上百克，很快把金矿搞干净了，当地人就没有发展了。要给当地人发展空间，不要一下都吃掉，要不然他们会反抗。

索马里州修铁路的经历则显示了长老的作用。当地人员稀少，但民风非常彪悍。负责施工的中土公司拜会当地土王，送了一些中国的电器产品。当地土王只有19岁，但是世袭的，权力很大。沟通的结果是他们意识到中方没有掠夺他们的资源，还会给他们带来方便，就允许中方施工，过程很顺利。

3.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关键在于：学习理解当地宗教及习俗，我们可以不信，但是不能不尊重；学会跨文化交流，不强行输入中国文化；努力履行社会责任，力争融入当地社区。中国企业在海外尤其是在非洲还是比较封闭，门一关自成天下，干完活儿以后打牌，不与当地人交往。跟外面交流少了，融入当地就困难一些。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参赞钱兆刚的演讲内容。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一：异域风情

东部非洲投资环境介绍[1]

这次讨论三个议题：一是非洲的现实状况及经济特点；二是非洲的商业机遇及问题；三是埃塞俄比亚经商经验谈。

非洲现实状况及经济特点

非洲是世界文明和古人类发源地之一，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就是在非洲被发现的。非洲面积3000平方公里，占全球的20.4%；人口10亿，占全球的15%；但GDP只占全球的2%，贸易只占全球的1%。全世界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33个在非洲。非洲地形以高原为主，60%以上面积平均海拔500~1000米，被称为高原大陆。埃塞俄比亚海拔2500米以上，被称为非洲的屋脊。

非洲有54个国家，是个十分多元化的大陆：政治体制上，有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经济发展程度上，既有中等发展国家如南非，也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尼日尔等；文化传统上，有阿拉伯文化、非洲本土文化以及由于殖民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宗教信仰上，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还有本地教；语言方面，有闪含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还有科依桑语系；资源禀赋上，油气矿产、农业、海洋资源都各具特色。

非洲是个充满活力的大陆。从2000年到2012年，非洲GDP年均增长5%。2012年，全球GDP实际增长最快的前20个国家中有9个是非洲国家。2013年全球GDP增长3%，非洲是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年前大量国际资本涌向中国，现在大量国际资本涌向非洲。2010年非洲获得550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是2000年的3倍。《经济学人》杂志已经把它评为崛起的大陆。

非洲成为各类国际政治势力竞相角逐的大陆。传统大国和新兴市场都加大了对非工作力度。非洲是我国多边外交中最为稳定的依靠力量，深化对非合作，扩大中非战略空间已经成为重要的话题。

非洲的商业机遇及问题

非洲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刺激了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非洲中产阶级在崛起，消费能力不断上升。2005~2010年消费的复合增长率是16%，是GDP增长率的3倍。非洲政府越来越重视投资环境。为了更好地吸引海外投资，很多非洲国家在很多方面做了努力。比如，卢旺达投资环境的世界银行排名在过去两年之内上升了50位。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一体化程度远高于亚洲，西非经济联盟和中非经济联盟已经实现了货币一体化。

非洲的问题在于：国别经济规模小，大部分国家政府财力弱，主权信用评级低（全球39个重债国中有32个非洲国家），投资风险依然较大，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不发达，政局稳定性面临挑战，有些国家还处在动乱状态。

赴非投资的企业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1）重贸易轻投资，承包工程多，投资建厂少，扎根意识不足。（2）对投资风险缺少专业分析，要么认为非洲遥远、贫困、风险太大，要么觉得非洲遍地黄金。对于率先找到商机的人来说，非洲的确有很大的机遇，但是对于所从事的行业和市场应该有系统的分析，包括新进入者的威胁。（3）缺乏清晰的投资策略，很多企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有长期的规划。（4）缺乏统筹和指导，中资企业之间竞争激烈。（5）国际商务、金融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6）部分中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埃塞俄比亚经商经验谈

1.海关通关。埃塞俄比亚的总理和各个部长都非常欢迎投资，保证给予百分之百的大力支持。但是，对于投资所需物品的海关通关，部长们不会具体来做，具体执行人员很容易拒绝很多物品通关。比如打孔机器他们没见过，看起来像手枪，属于武器，不能通关。我的做法是找到海关的关长，知道他下面有6个副关长，把副关长一个个拜见之后，找到下面两层执行人员的名字和电话，然后把这些人找来，开了6个小时的会，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来埃塞俄比亚，到埃塞俄比亚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未来要做什么，以及现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带他们到生产线上，从头看到尾。后面的通关就很简单了。有人可能用贿赂的方法，但是效果是一时的，不是长久的。

2.招聘及劳工。刚开始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们找到留学中国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在中国学习过三四年，会讲流利的中文，理论上会是我们企业管理人员的最佳选择。但是后来这些人一个都没有用，因为他们能有机会从贫穷的非洲到中国读书，要么有背景，要么学习成绩特别好，他们都有远大志向，并没有想到一个制造企业扎根，从基层开始做起。我们宁可招大学生到中国，自己培训从零开始。

3.关系。我曾经碰到一个人说他和总统的弟弟是同事，关系非常好，共同做生意五六年，要引荐我。等我通过正常渠道见到总统，问总统有几个弟弟时，总统说他有九个弟弟，他们国家谁都说和他关系好。可见，关系这两个字值得推敲，需要分析哪些关系是一时的关系，哪些关系是真正的关系。我们不会讨论跟某个个人的关系。在与政府官员逐步接触的过程中大家有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政府官员，有自己的政治任务。如果他们的政治任务跟我们目标是一致的，那才可以合作。

华坚集团在非洲建厂经验介绍[2]

我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1982年退伍返乡，在自己村庄创建青春鞋帽厂，拥有员工18人；第二次是1996年南下发展，包括2004年在东莞成立华宝鞋业，员工1万人，2005年赣州华坚国际鞋城一期全面竣工，安置就业1.2万人；第三次创业就是走出国门，投资非洲，现在埃塞俄比亚安置就业3500人，并已实现盈利。

我的经验如下：

1.要以人为本，服务人类。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文化。作为企业家，我们应该用自己的专业智慧和辛勤劳动去服务所有人，做到为社会而生存，为行业而努力。从做有效益的事，到做有意义的事，再到做有价值的事，最终做长远的事。

2.要尊重经济规律。中国要感谢香港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产业转移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现在到了中国为非洲发展提供帮助的时候了。在中国，制造业属于弱势群体，虽然提供了大量就业，但利润微薄，所得税高达25%。制造业向非洲转移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效果还要看国家的政策、自身的管理以及埃塞俄比亚政府如何承接。总之，企业家一定要把握好经济规律，选择适当的投资目的地。

3.要抓住偶然机遇。我以前准备在国内和国外收购一些企业，没想过到非洲发展。埃塞俄比亚总理在一个论坛上听了林毅夫老师的发言后很受启发，就来广东招商。广东省的汪洋书记推荐了华坚。我就带着40多个人去埃塞俄比亚访问。2011年10月份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总理就邀请我在埃塞俄比亚建厂。由于是国家领导人亲自招商，签证、通关等各方面较为顺利。

4.要用好必然条件。埃塞俄比亚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工资是我们的1/8，效率在40%~60%。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对于当地的员工，培训是最重要的，既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尊重他们，又要把他们培训好，改变他们的观念。这样才能把廉价劳动力变成有效价值。除此之外，还要用好国际优惠关税以及低成本的投资环境。

5.要克服现实困难。这些困难体现在语言沟通、文化风俗、法律法规、地方保护、基础设施等方面。我们公司的文件有三种语言：英文、中文、埃塞俄比亚语。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很散漫，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们在工厂里面努力工作，才能拿到工资买面包。面对地方保护，要做到赚钱的事儿不碰，要赚钱可以到国外。我们要和本地人共享，帮他多赚钱，同时控制技术，让他求着你，就像外资企业在中国做的一样。基础设施方面，通信问题可以通过卫星天线解决，电的问题可以通过买发电机解决，道路堵塞等问题需要慢慢解决。

6.要创办有效企业。企业管理一定要机制化，讲究规则。分配机制方面一要注意不能偷税漏税，二要对中方干部科学利用。对于非洲的企业，老板如果不去，企业不赚钱；老板如果经常去，精力又不够。因此要有好的机制，保护职业经理人，提供优厚的报酬，使他们跟企业发展融合在一起。

7.企业文化要注意维持正能量。有的企业经常抱怨国家，抱怨政府，抱怨老板，抱怨家庭，这不是好的企业文化。我们要经常感恩。

中信建设在非洲发展实践分享之一[3]

中信建设之前是一个国内公司，2003年开始制定海外战略，现在95%的业务都在海外。这十多年来，我们在海外拼搏，交了很多的学费，但取得了一些成绩，有很多经验可跟大家分享。

走出去战略是国家在2000年提出的，今天来看这是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很多中国企业都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向了海外，把很多中国的技术、施工、机电产品等带向了国际。

在最初走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乐观，认为海外市场巨大，盈利机会很多。但是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这10年来走出去的企业75%都是亏损的。中信建设一个子公司在海外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在中国国内很容易做好的一些事，比如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建一个家属楼，到了国外就不一定做得好。中国企业在海外水土不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心理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足，人才准备不足，特别是对软性环境的研究远远不够。同样做一件事，中国和海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关注点也是完全不一样。

走出去有风险不意味着不走出去。中信建设在海外取得的成果是从3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正在实施的合同400亿美元，连续六七年排名都在全世界前50名之内，营业额170亿人民币，利润25亿人民币，单个项目都是5亿以上的大项目。海外既有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也会有成功的机会，就看我们怎么去做。

中信建设为什么能够在海外成功？因为我们跟其他中国承包公司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差异化经营战略，二是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差异化经营战略就是我们做其他中国承包企业做不了的事、不会做的事、不愿意做的事。我们给客户提供投资、融资、前期调查、可行性研究等，提供全产业链服务。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一家。现在没有人叫我们承包商，而是叫综合服务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中国承包商的定位。联合舰队是习主席访问安哥拉的时候非常肯定的一个模式，它可以使中国企业联合走出去。我们中信建设在联合舰队中做旗舰，所有参与各方是护卫舰，大家按照不同的职责，去完成共同的事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我们的联合舰队已经有8年了，建筑、工业、农业、矿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固定的长期伙伴。

中信建设在非洲发展实践分享之二[4]

我的报告有四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崛起的非洲，强调现在的非洲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90年代的印度；二是发展和机遇，指出非洲哪些行业、哪些领域有机会；三是聚焦安哥拉，该国过去10年经济增速全球第一；四是吹响集合号，介绍一下联合舰队模式。

崛起的非洲

没有去过非洲的中国人对于非洲的印象是比较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2000年以后，非洲结束战乱，非洲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和平。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3年的全球和平指数，非洲政治环境的稳定性不亚于拉美及东南亚。比如安哥拉的得分是2.15，和中国的2.14非常接近。

非洲日新月异，潜力巨大。过去十年南部非洲经济年均增长4.6%，成为全球增速第二的地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当中有6个是南部非洲国家。在风险调整后投资回报率这个指标上，非洲为13%，高于亚洲和拉美（皆为7%）。非洲人口结构年轻，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显现，很快非洲会超过中国和印度，成为第一大劳动力市场。非洲的富豪阶层已经形成，中产阶级正在壮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根据GDP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和债务等指标的对比情况，非洲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90年代的印度，甚至比它们更有优势。

发展和机遇

非洲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水、电紧缺。虽然现在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速度高于非洲，但是将来非洲一定高于亚太。比如安哥拉就是水比油贵。但是非洲地表水远比中国丰富，之所以缺水是因为不会处理地表水。非洲人的教育程度虽然不如中国人，但是素质比较高。只要有相应设施，收水费也不难。非洲的住房需求量巨大，比如安哥拉的住房缺口是280万套，尼日利亚1500万套，肯尼亚200万套，由此会带来旺盛的建材需求。非洲制造业较落后，制造业产品占总进口量的70%，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转移的碧海蓝天。非洲缺乏粮食，有全球最多的饥饿人口，但有全球最肥沃的土地和水源，农业发展潜力巨大。非洲自然资源丰富，资源与能源是最有潜力的行业，旅游业也很有前途。

聚焦安哥拉

2002年，安哥拉现任总统打死了反政府头目，把国家变成一党执政。在安哥拉2000万人口中，党员有500万。最近这次大选，现任总统的得票率高达72%，执政党地位稳固，政局稳定。安哥拉政府执行能力强、管控能力强，与中美等大国关系良好，积极参与非洲事务，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安哥拉已连续10年经济增速世界第一，但是人均工资仍然很低。中信现在正在建设罗安达自贸园区，其核心特征就是货物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我们会充分利用罗安达的辐射效应，以及海港、空港、铁路的综合交通优势，大力发展建材、医药、食品、纺织、汽车、日常消费品等行业。安哥拉总统对此非常重视。

吹响集合号

海外联合舰队模式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明确让我们总结的。中信的风格一直是国际化、市场化运作，讲信誉、负责任，坚持先予后取的义利观，照顾合作伙伴利益。我们跟有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企业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我们正在打造涵盖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的大型航母。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IFC（国际金融公司）非洲投资顾问、中非咨询董事总经理海宇的演讲内容。

[2]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的演讲内容。

[3]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信建设集团董事长洪波的演讲内容。

[4]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信建设集团投资总监麻锐的演讲内容。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二：黄金法则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15个黄金法则[1]

我们以前提出7个黄金法则，主要适用于项目落地之前的情况。后来我们和已经落地的项目公司交流时发现落地之后问题也不少，于是我们又针对项目落地之后的情况总结了8个黄金法则。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15个黄金法则。这些法则是我们根据多年来在非洲的经历提炼出来的经验，不是来自教科书。希望它能为各位企业家走向非洲起到指导性作用。

项目落地的7个黄金法则

1.法律环境调研，避免盲目投资。如果企业有走向非洲的雄心，看好某个领域、某一个国家，我们建议企业对这个国家有基本的了解。首先是东道国法律所规定的行业准入，这是第一位的，如果不搞清楚，去了之后完全没有意义。还有优惠政策、企业形式、劳动法律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也都很重要。比如，在刚果金开矿，8年以内原矿不能出口，只能做深加工。厄立特里亚外汇管制非常厉害，投资者的钱必须换成当地的货币，投资利润难以汇出。很多国家不允许有一人公司，任何公司都必须要有两个股东。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对外国劳工的比例有限制，比如10%，中资企业不能大量使用中国劳工。

2.做法律尽职调查，规避投资陷阱。很多投资者宣称自己与总统、部长等关系密切，就不做尽职调查，往往造成悲剧性的后果。他们所说的关系密切往往只是一起吃过饭而已。实际上，尽职调查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能带来效益。如果我们去收购别人的项目，尽职调查时发现问题，这些问题将是砍价的理由。比如一个中国国企要在非洲投资两个矿，总投资金额70亿美元。我们去矿产登记局，要求他们把整个区域的矿权都拿出来，结果发现在我们投资的这个区域上居然还有两个尾矿开发权，而这会损害我们的矿权。在非洲做项目，我们强调到现场去做尽职调查，强调不同的团队协同作业。到现场后才能发现很多细节里的魔鬼。比如非洲有很多国家殖民时期所用的坐标体系和现在所用的坐标体系不一样，同样一组坐标数字对应不同的地点。有的企业买完矿后发现，矿脉非常好的部分居然不在自己的矿区。

3.设计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如果想要把一个项目做得很规范，投资结构及税务筹划是很必要的。比如非洲有红利预提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但是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有协议，可以把这个税率降低。如果在毛里求斯设公司，由该公司投资莫桑比克的项目，这样轻轻松松的一个操作就可以省下很多税钱。建设多层公司架构不仅有税务的好处，还有审批的好处，同时还能防范风险，降低资金成本（例如可以降低注册资本）。国内企业有一个特点，集团公司老板直接管下面的公司。这在法律上和财务上造成的结果就是投资人和项目公司是混同的，根本分不清楚。如果项目公司出现事故，完全有可能追溯到母公司。化工类的、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多层公司架构就可以防范类似风险。此外，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习惯把注册资本搞得特别高，因为国内对于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的比例有限制。非洲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很好的公司架构，自有资金放少一点儿，降低资金成本。在这方面，企业家不要盲目自信，需要借助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些问题。

4.认真备案审批，保证投资合规。如果你希望公司走向资本市场，一定要保证投资合规。有个公司矿产资源在非洲，生产加工企业在国内。他们当初到海外投资的时候，一是怕项目被别人抢走，二是没有合规意识。后来企业要上市，为了合规就要补全手续，过程极其痛苦，成本比之前多很多。还有很多非洲项目想拿到国开行或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银行也要看项目是不是合规，发改委、商务部的备案有没有做。如果不合规，银行的风控部门也不会答应，回去补手续又会耽误几个月。

5.谨慎谈判签约，落实权利义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经验不足，相关专业人员不够，容易草率签约。如果对方提供了优惠政策，我们要考量这些优惠是否合法有效。很多时候政府签了协议之后还要议会批准。投资矿业时，都要与对方矿业部或者政府签合同，所适用的法律需要仔细选择。最差的选择是适用对方的法律，这样对方不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世界银行有一个机构专门解决投资者与所在国的投资争议，可以选择这个机构解决争议。对于矿业协议中常见的干股问题，要给予细致的规定。比如干股能不能转让、转让之后还是不是干股。如果规定不细，很容易出现上届政府把干股转让、下届政府继续要求企业提供干股的问题。在合同条款中，可以加入法律稳定性条款，把外汇、投资、社保等政策都固定在签约日，避免签约后政策变更的风险。对于项目成本和合同工期，要有客观的估计，否则对方可以以你违约为理由，把项目收回去。比如刚果金的水泥价格是中国的3~5倍，很多配件在市场上买不到，这些需要通过现场调研才能知道。

6.流程控制，提升投资效率。在一个矿业项目的谈判中，企业花了三天时间和对方讨论如何在矿脉交叉的地方只采自己的矿，不碰对方的矿。实际上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矿权是以坐标界定的，不是矿脉决定的，坐标范围之内从地表直至地心都是自己的矿。如果知道这个概念就不需三天的讨论。

7.借力外部机构，保证专业投资。大项目不仅需要律师、税务筹划、财务审计，还要有地质专家、公关专家、市场调研机构的参与。这些成本是值得付出的。

项目管理的8个黄金法则

1.重视合乎规矩，避免违法风险。很多中国企业家看不起非洲，觉得非洲饭都吃不饱，哪有多少法律。实际上，非洲的立法继承了宗主国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先进，规定得非常细致。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当地合规方面能及格的可能只有一半，没有能得80分的。比如对于总经理的任命，集团发了红头文件，就以为任命完成了，但是根据章程规定，总经理任命需要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否则签字无效。

2.了解当地民俗，避免文化冲突。在有些国家，酋长非常有话语权，尤其在征地方面。中国人在饮食衣着等方面可能会与当地产生一些文化上的冲突。

3.杜绝种族歧视，避免族群冲突。我们很多人歧视黑人，其实很多黑人也看不起中国人，不愿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注意卫生间和厨房的卫生。我们要尽量与非洲人交流。有的企业行动上走出了国门，思想上没走出国门，到了当地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自娱自乐，这种做法是不太妥当的。

4.重视社会责任，改善投资环境。矿业开发协议、石油产品分成协议等投资协议中都有社会贡献条款，中国企业有时对这些事不够重视。实际上如果我们为当地做一些社会贡献，例如建学校、凉亭等，虽然是举手之劳，却能为企业塑造良好形象，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5.提升沟通能力，改善舆论环境。现在不仅当地媒体，国际舆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都非常关注。我们需要下功夫思考如何用好媒体。很多人把政府沟通等同为与官员沟通，这其实不正确，政府沟通和官员沟通采用的方式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

6.提升企业形象，强化员工归属感。中国企业的高管不太喜欢穿西装，跟合作伙伴见面穿得很简单，基层员工恨不得穿着大裤衩儿就出去，很多公司在所在地不怎么体面，这些都影响企业形象。中国企业收购对象的员工在收购前后的表现很让人深思。没有收购的时候，他们很自信，很热情，喜气洋洋；被中国企业收购两年之后，这些黑人一个个低眉顺眼，看人怯生生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把企业当成家。

7.海外投资保险，防范政治风险。

8.预备投资撤出，前瞻管理投资。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思路，还没投资的时候就应考虑撤出的问题。不一定是失败才撤回，有时候上市或者拆分都是撤出。只有企业管理到位，才能及时撤出。比如重要的合同、证照、文件都要保存好。

非洲电视业务投资经验谈[2]

四达时代成立于1988年，搞技术出身，做工程起家，承建了很多省市有线电视的干线网、城域网。后来无论是做系统集成，还是做技术提供，竞争都非常激烈，利润越来越薄，所以就开始寻找出路。做网络运营与内容提供是一个选择，但是中国对广播电视管控比较严，民营企业不能独立运营，只能作为小股东参股，而且有线电视都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建，难以跨越地域、做大规模。

四达时代走出国门寻找机会，考察了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发现只有非洲有机会。当时非洲电视保有量很低，频道数量非常少，一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个频道，更没有类似国内的地方频道。收费价格非常高，仅入网费就要收200美元，安装费额外收50美元，月收视费则是在70美元左右。鉴于非洲90%以上人口的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所以看电视在非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2003年，四达时代确定了公司发展的愿景——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这个集团要在非洲做起。同时，确定了公司的宗旨——让每一个非洲家庭买得起、看得起数字电视，共享数字电视的美好。

具体来说，四达时代围绕广播电视的主营业务有六大块：一是广播电视大型项目的系统集成；二是数字电视网络的投资与运营；三是移动多媒体的运营，如车载电视、手机电视等；四是数字电视信号传输；五是终端产品销售；六是广告销售。

如今我们在非洲23个国家成立了公司，拿到运营牌照和频点资源，建立了星地结合的网络体系，拥有自办频道20个，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播出，年节目更新量超过2万小时。现在还增加了足球频道、综合体育频道、斯瓦希里语频道和豪萨语频道。特别值得骄傲的是，四达拥有自己的译制配音业务，2013年共译制了40部片子，而且配音的质量很高。在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司组织的专家评审中，我们的法语译制和英语译制都获得了第一名。这些节目很受非洲人欢迎。他们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但又非常渴望了解；他们知道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不知道发生了哪些变化。电视节目为他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渠道。

四达时代非洲项目的开业典礼基本都会有所在国总统、总理的出席，经常有各国政要去我们公司。除此之外，四达时代也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走进非洲》纪录片中有一集是专门介绍我们公司的。

回顾四达时代走进非洲的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抓住机遇全力发展。2008年我们运营之初恰逢金融危机，在非洲，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司纷纷撤资。当时庞总的决定是：“不仅要抓住机遇全力发展，而是抓住机遇疯狂发展，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这种决心的激励下，当时公司把所有钱都投到非洲，甚至高管把自己的房产都抵押出去获得银行贷款。如果那时候四达时代也撤出非洲，之后再想进入就会难上加难。

第二，面向普通大众的宗旨为四达时代赢得市场和人心。在我们进入非洲前，电视收费标准之高令老百姓难以承受。我们的初装费仅50美元，现在又降到30美元，收视费仅为2~5美元。在收取低廉费用的同时，却提供了30套优质节目，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民众的欢迎。

第三，端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符合非洲地区的实际情况。广播电视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我们从发射台开始投资建设，一直到老百姓家里的终端，整个产业链我们全部都做。就像高速路是我们建的，跑的车也是我们造的，甚至车上拉的货我们也全包了。庞总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比喻，四达不是去非洲冲业绩，而是要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过日子，在非洲长久地待下去。非洲领导人要求我们培养当地的人才，我们也在这么做，最后将项目交给当地人经营。

第四，非洲国家政府贷款、四达还款的“整转模式”为规模化运营提供重要支持和保证。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么多国家的招标项目，之所以能在竞争当中击败华为和中兴，主要原因在于四达20多年专注于广播电视，对于系统集成、技术支持、网络运营等全套产业链都得心应手。我们将国内数字电视“整转”的做法应用到非洲，帮助非洲国家政府向中国政府申请援助贷款，然后四达从每位用户2~5美元的收视费中扣除0.6~0.8美元，用于向中国政府还款。这个模式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是我们勇于创新而且收到奇效的一个运作模式。

第五，非洲数字电视发展高峰论坛为更多合作提供信任基础和决策依据。四达从2011年开始，每年6月份举办一次非洲数字电视发展高峰论坛，邀请非洲国家电视台的台长、新闻部长、通信管理局局长到北京来进行讨论，讨论数字电视的技术，然后把“国家借款，四达还款”融资模式向非洲官员们进行讲解，同时邀请中国的一些有关部委包括银行领导跟他们见面。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四达在非洲的国际地位和企业声誉，论坛的规格越来越高，邀请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未来五年，我们计划数字电视运营国家达到30个以上，发展用户超过3000万。这将是我们迈向世界级传媒集团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四达案例点评[3]

四达时代在非洲经营发展的骄人成绩，值得深入分析。这个案例反映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普遍性集中体现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国内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只好走出去。重庆力帆、安徽奇瑞都有类似的故事。这跟中信建设走出去有相当大的不同。而特殊性在于，到非洲做数字电视，一般人想都不敢想，能拿到牌照也非常困难，而四达一步步发展壮大。

四达的经营策略非常有特色。比如将初装费一下子从200美元降低到50美元，收视费从70美元降到5美元，市场局面一下就打开了。电视行业跟一般的行业不一样，拿到第一个牌照是最困难的事情，需要说服非洲的政要和决策者，背后肯定有大量的故事。

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在非洲的宣传，这是一个战略性计划。国家花了很多钱在很多地方建孔子学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性价比值得探讨。四达没有要国家补贴，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是国家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做不到的。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跟国家的发展战略达到了融合。最终中国在全世界登堂入室，真正取得实实在在的影响，一部分要靠政府，一部分要靠中信这样的巨无霸国有企业，但是我想还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四达这样的民营企业。

庞总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看似碰大运的决策，背后是理念，是对一个长期战略的思考。在走向非洲之前，一个企业需要有战略规划。这看似务虚，实则务实。有长远的规划，机会来了，才敢去抓机会，才能抓住机会，获得发展的飞跃。

茶叶出口非洲经验谈[4]

本人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曾做过县长秘书和外贸局副局长，1994年下海创办华发茶叶，至今正好是20周年。2001年，我们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茶叶进出口权的民营企业。2002年，我们获得“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这也是茶叶企业里面的第一家。我们还是目前茶叶界唯一的院士工作站。截至2012年，我们连续11年在中国海关位居茶叶加工企业第一名。

以前中国完全是计划经济。茶叶从农民经过收茶站、土特产公司到精制茶厂，然后被调配给全国四个茶叶进出口公司进行出口，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到国外消费者手里。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茶园直接走向世界，最快只要两个月就能到达国外消费者手里。但是这也带来了问题。国外消费者觉得我们的茶叶变味了，因为他们以前喝的是陈茶。为了迎合消费者，我们甚至聘用了茶叶系的两位教授，专门来研究把新茶做成陈茶。

华发之所以决定进军非洲，是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到，广东、福建的茶叶卖到香港之后，最终其实是卖到了非洲。2001年华发拿到出口权之后就努力开拓非洲市场，到现在进入西非市场已经有12年，进入北非市场也已经有6年。我想以三个国家为例来说明华发在非洲的经营模式。

第一，利比亚。利比亚人民购买茶、糖、油、面的机制基本上和我们当年计划经济一样，所以跟利比亚的国家采购公司打交道，赚取的利润比完全靠市场化运作要高得多。利比亚原来的茶叶合同是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的。我们一开始进不去，就找了家法国公司，他们认识卡扎菲班子里面的人，成为我们的中间商，利润平分。卡扎菲下台后，目前的利润是以前的1/5。

第二，摩洛哥。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紧贴西班牙。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是欧洲人。当地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更发达，是中国茶叶出口第一大国。排名前六的茶叶进口商都是皇亲国戚。天坛牌茶叶曾想花三年时间占领摩洛哥80%的市场，但后来被打败了。摩洛哥的茶叶进口商平时非常不团结，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当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推广自己的品牌，他们就联合起来，通过海关、工商、税务把对方搞死。借鉴了之前天坛牌茶叶的失败经验，我们决定只做代工。

第三，马里。马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世界最不发达的15个国家之一，沙漠非常多，有的只是夏天，只是旱季。但它是华发的重要据点。我们对于马里办事处以及后来的马里华发公司一直实行毛利率考核，只要达到利润目标就可以。这是因为我们注意到，非洲多数用现金交易，管得太死反而成本很高。非洲的条件非常艰苦，毛利率考核对于员工来说也是一个激励。马里发生战乱的时候，即使大使馆撤侨时我们的员工也坚决不撤。国有企业撤回去，损失的钱是国家的；而民营企业撤回去，茶叶和设备都要丢掉，辛苦打拼来的血汗钱都没有了。

每家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可能各不相同，解决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华发的经验简单来说包括以下三条：（1）我们实行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才能适应非洲环境，制度化管理就走进了死胡同。（2）提高质量和信誉是我们走向非洲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仍然在不断研发新产品适应市场需要，巩固品牌地位。（3）防范各种骗局。在非洲我们曾经被黑人骗，被白人骗，还被同胞骗。所以各位走向非洲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华发案例点评[5]

第一，华发是现在中国最大的对非茶叶出口贸易企业之一，发展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跨过了三个门槛。首先是了解到中国茶叶运到香港，最终是大量卖到了非洲的摩洛哥，这是解开了一把锁；其次是1997年到了摩洛哥才知道最后的下家在非洲；最后是按图索骥，将茶叶推向全非洲。尹总讲到一句话，我们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发展起来的，这个话可以稍微改一下，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挖计划经济墙角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由一大部分民营经济建立起来的，民营企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第二，走向非洲要因地制宜。尹总将非洲业务归纳为三大类，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避免教条主义，这是民营企业最擅长的。比如马里那个地方就是现金支付，监督交易的成本太高，这不是单个企业改变得了的，你只能适应环境，不能让环境适应你。这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持。我去华发马里公司访问时，司机讲过一句话，他说尹总不是老板，是老大。可见华发的企业文化亲和力非常强，善待员工。这样的企业文化就能适应当地的环境。

第三，现在走向非洲越来越热，尹总反而感觉很冷，说明华发茶叶确实面临着转型。20世纪80年代茶叶的收购价是6元一公斤，出口价格是6美元；现在的收购价是17元一公斤，出口价格是4美元左右。过去一个集装箱是40万元的利润，现在是4000元。随着流通渠道越来越透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国内的贸易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确实面临巨大挑战。不过挑战也是机遇，希望华发能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伦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负责人程军的演讲内容。

[2]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郭子琪的演讲内容。

[3]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对案例的点评。

[4]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浙江华发茶叶董事长尹晓民的演讲内容。

[5]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对案例的点评。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三：非洲奇遇

宝石新缝纫机的非洲奇遇[1]

宝石新从1994年创业至今已有20年，这20年都是跟非洲有直接关系。过去的非洲，中国人非常少，像尼日利亚只有几百个中国人，加纳只有几十个中国人。现在尼日利亚有几十万中国人，加纳有几万中国人。在非洲寻找商机的过程中，有许多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非洲是一块投资的沃土，但是不能盲目地去非洲。去之前要想好你有什么优势去非洲投资，心要静下来，不要浮躁。有的人在非洲很成功，我们跟他搞合作、搞配套都可以，并不是到了国外才是走出去。大家都愿意当鸡头，不愿意当凤尾。实际上当鸡头是很累的，当凤尾很轻松。

第二，必须对走出去的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需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尽量不要一家人都来非洲。如果没有安全，做什么生意都是不现实的。1994年我第一次去非洲（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晚上碰到警察，拿着长枪顶着我的脑袋。这时候刚好从兜里摸出两美元，后来他拿着美元走了。如果没有这两美元，我这条命可能已经没有了。

第三，要培养自己的品牌。我们的缝纫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当时觉得只要价格便宜一点，肯定会占领非洲市场。结果非洲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抱怨质量不好。一个当地大公司的缝纫机是我们代工的，在当地很受认可。两个品牌的缝纫机有相同的检验控制手段，但待遇相差很大，这就是品牌的差异。一个品牌到国外发展必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今天去，明天品牌就被认可了。现在中国人都比较浮躁，包括我自己也一样，从二十几岁开始白手创业，以为艰苦创业、埋头苦干就可以了，但现在如果不学着抬头看路、不用智慧创业，肯定不行。

第四，公益事业也可能带来厚报。阿尔及利亚政府希望宝石新送给他们几百台缝纫机，帮助他们搞技能培训学校。我们同意了，从1997年开始，连续5年送设备和服务，搞“青年创业、妇女就业——宝石新与非洲共发展”。我们当时的想法一是树立宝石新的品牌，二是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没想到5年以后阿尔及利亚政府非常认可“青年创业、妇女就业”这个主题，他们出台政策，要在全国6600多所学校搞技能培训，其中首先要搞缝纫机培训，计划每年拨款十几亿欧元。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机会，缝纫机培训第一年就做了4600多万欧元。

企业家要对自己企业负责任，对非洲社会的发展、对非洲人民也要负责任。只有这样，非洲人民可能才会欢迎我们去。我有两个朋友在非洲砍树，树头不要，根不要，只要树干部分，最后非洲人抗议他们把生态破坏得一塌糊涂。

这次研修班办得非常好，国发院的卢教授在研修班开班之前亲自到每一个企业去听取意见、了解实际状况，工作做得非常细。借着研修班这个机会，我建议在中非民间商会下面成立一个基金，把有意于走向非洲的企业集聚起来，这样走出去以后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小企业走出去的话，大使馆可能不接待，因为他们要处理的大事太多了。这个基金可以搞几个代表性的项目，这些项目必须要落地，把根留在非洲，跟非洲共同发展。

最近我们在台州跟浙江省政府联合建中非国际经贸港，自己在建物流保税园区，全部是海关电子口岸，网上联网。从物流运输、出口退税到银行、保险，都是一条龙、一站式服务，而且收费很低。比如保费一般是4%，那里1%就够了；中小微企业出口退税一般要一个月，那里三天时间就能完成。通过组建这样一个航空母舰，组建一个大的对外贸易服务平台，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欢迎大家参与这个平台。

宝石新案例点评[2]

宝石新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时代产物之一。20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出口竞争力，只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出口，换来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工业品。到了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阶段，就出现“进口替代”，原来进口的一些轻工业品可以自己做了，比如缝纫机。后来规模越做越大，成本越来越低，慢慢地就可以出口了，中国的工业品出口竞争力就强了。

但在这个背景下，宝石新又有个性的闪光点。

1.从出口商品逐渐深入到出口“商品+服务”的新型商业模式。如果只卖东西，竞争者越来越多，压力就越来越大。如果由于某种机缘巧合，在产品上附加了新的内容，无形中就给自己占有的市场加高了壁垒，别人就不容易攻进来。阮总每年捐献200台缝纫机，一共捐献了5年，就感动了对方。这实际上是以真心换真心的过程。“青年创业、妇女创业——宝石新与非洲共发展”这个口号非常好，很贴切，能让政府官员听懂。他们意识到，要搞发展，就要培养人力资本，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的道理。

2.每一个企业家都是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阮总讲了非洲经历，实际上他在国内也有很多故事。比如在包头被抢劫，回家的盘缠都没了，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为了挤进广交会，被别人当作小偷受到白眼和羞辱；为了拿到一个外国人的订单，飞到北京买羽绒服送给外国人的翻译。可以想象这些不光是体力上的付出，心路历程也是很不容易的。

3.阮总能够把握新的机会，这种能力来源于时刻敢为人先的精神。比如朝鲜大使馆官员参观宝石新时问能不能给朝鲜捐献几台缝纫机，阮总当场答应。没想到朝鲜对此很重视，派一个局长过来取缝纫机。后来阮总就跟他的高层建立了联系。这时候再去朝鲜投资，风险仍然有，但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4.阮总悟性高。他初中都没毕业，但英语的语感很好，宝石新品牌的英文是GEMSY，在宝石“Gem”后面加了两个字母，让发音更好听。这种语感对于英语熟练的人没什么奇怪，但对他来说还是很难得的。阮总如果真上了大学会怎么样呢？他也许会变得更聪明，也许就变成一个平庸的工程师，我们就少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非洲建厂的开拓者[3]

鹿王集团是最早到非洲的，1996年就在那里建厂。当时羊绒属于高端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受到中国配额的限制。买配额不划算，而且也买不了那么多配额。非洲则不受配额限制，所以我们到非洲考察了很多国家，最后选择了马达加斯加。鹿王现在主要出口到欧洲，是中国纺织行业里唯一一家在国外做高端品牌的，也是走出去的纺织企业里面规模最大的。

在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和当地政府官员、老百姓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非常尊重非洲人，在马达加斯加实行本地化管理。非洲人并不笨，也很敬业，很吃苦。我们去了以后把工人里面表现优秀的培养成管理人员，从中层到高管。相比派中国人过去，这样可以省下很多成本和费用。

大部分去非洲的中国企业都是做矿产资源或基础设施建设，而鹿王从一开始就是做服装，解决当地就业8000多人，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经常看到当地报纸、电台报道鹿王。非洲没有计划生育，每家有五六个小孩，我们工厂雇用一个人就可能养活整个家庭七八口人。在大选的时候，这些选票很有分量。在非洲动乱的时候，别的行业损失惨重，鹿王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为当地做了重大的贡献，解决了就业。任何政府上来，首先都要维护老百姓就业。

非洲国家受过法国、英国、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很讲法律，但很多地区都很腐败。但钱不是万能的，一些中国企业不懂这一点，为了拉近关系，就送钱，但有时候几亿美元送出去之后事情也没办成。你能给他两个亿，他认为你能给他20个亿，越是这种情况他越掐你的脖子，认为你们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所以在非洲投资一定要有尺度，要提前准备，深入调查，把所在国搞得清清楚楚，才能去做事情，不能一直惯着非洲官员，否则那些官员可能对后来去非洲的中国企业狮子大开口。

即使腐败问题在非洲这么严重，但为了我们今后50年、100年的发展，我们只有走出去。非洲的潜力非常大，劳动力充足。很多村庄、社区全是小孩，二三十年以后全是非洲的青壮劳动力。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产业转移到非洲是非常好的选择。

为什么要到非洲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自从1949年以后与非洲的关系就非常好，和非洲没有领土争端。蒙古国吃的、喝的、用的、穿的全是中国的，本来是很好的投资目的地，但蒙古经常和中国因为边境划分而闹纠纷，在蒙古国设厂就有一定的风险。东南亚国家跟中国有海上领土争端，也是不稳定的。再加上非洲的气候也适合羊毛羊绒制品。所以在非洲设厂对鹿王来说是被逼出来的明智之举。

企业家在非洲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在非洲战乱时，我们做企业的还是要坚持出差，一般人没有这个胆略。虽然可以花钱雇警察，还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不过人活在世上就要努力、奋斗，如果什么都怕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鹿王羊绒案例点评[4]

第一，鹿王因时而动，因势而动，捷足先登，成果非常符合预期。为什么讲因时而动？就是为了拿到配额。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配额限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鹿王羊绒高瞻远瞩，在20年前就想到了走向非洲，其中配额限制是一个直接压力，因为欧美对非洲没有配额限制。多哈谈判以后，经过一个过渡期，现在贸易配额已经没有了，但还有关税。鹿王虽然当时是冲着配额去的，但就算配额没有了，低成本的优势还在。

鹿王选址选马达加斯加，我总结为“天、人、政、工”四个因素：天，就是气候湿润，湿润对羊毛加工很有利；人，这个地方主要信仰基督教，人相对比较和善，比较文明；政，就是政局相对稳定；工，就是劳动力比较多。这符合企业到国外设厂的一般条件。

总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故事，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鄂尔多斯也想去非洲，但没有做成。可见除了思路正确，执行力也很关键。

第二，品牌和贴牌的问题在学术界、业内、媒体一直有争论，很容易强调品牌而批判贴牌，或者强调贴牌而忽视品牌。在这一点上，鹿王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鹿王有1/3的产品是自主品牌，其他都是贴牌的。品牌的建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是投入大量资金之后不一定就有品牌，品牌需要慢慢认知。要形成一个国际主流品牌，除了需要投入资金还要有时间。中国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做品牌的时候。首先，我们的资金实力、储蓄能力很强，积累了很多资本；其次，我们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有了鹿王这样的品牌；最后，中国的世界地位越来越高，当中国GDP规模是美国和欧洲的两倍时，中国的品牌就会变成世界的品牌。但是品牌跟贴牌不是根本冲突的，这是一个在商言商的问题。当企业暂时没有实力的时候就应该贴牌，多赚点钱之后再去做品牌。如果贴牌很赚钱，继续做贴牌也未尝不可。

在非洲建工业园[5]

从2013年5月到2014年5月，已经有三位国务院领导视察了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这一方面反映了中非关系、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紧密，同时也反映了东方工业园已经在当地做出了一定成绩。东方工业园是江苏其元集团投资的，不能由中国政府出面。如果中国政府出面，在西方人眼里，那里就成了殖民地，企业出面就无所谓。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江苏其元集团在非洲首先做的是水泥项目，当时非洲的水泥价格是国内的4倍，利润非常高，由此赚到了第一桶金，并和当地政府建立了关系，为后来建设东方工业园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园区规划面积是5平方公里，实地开发面积是233公顷，现已完成投资7062万美元，修路、买地、盖房等活动都是集团完成，标准厂房、电、水、围网等基础设施都有。目前，东方工业园一共18家企业入住，涉及建材、纺织、汽车组装、鞋业等多个领域。其中10家企业是在那里生产。其他企业在工业园区内注册，享受区内的政策，但是生产活动放在外面，这与国内的做法类似。工业园内不仅有中国的企业，也有世界各地的企业，这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工业园解决了当地就业5300人，在当地上缴税额累计443万美元，产值累计1亿多美元。工业园之所以有不错的表现，也得益于正确的选址。工业园就在高速公路旁，交通非常便利，环境很好，基础设施费用也不高，企业员工可以到不远的地方进行餐饮和活动。

国内的开发区几乎都是政府主导开发的，但东方工业园是民营企业做的，人、财、物属于我们，税收属于当地政府。工业园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土地批租，比如土地买进来是1美元一平方米，将来可以卖到20美元、30美元一平方米。只要有人买，这个事儿没有人管。

工业园解决了很多企业走出去难的问题。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开始露头，很多企业想走向海外，但规模都比较小，而且没有国外的经营经验，所以工业园可以带动更多企业走向海外。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看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看到开发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希望中国帮他们搞开发区。这种模式有很多好处：第一，有集聚效应，能有效降低投资先期工作难度并降低前期费用，让企业将重点放在本企业产品的市场调研和存量资产的利用上；第二，受限于贸易壁垒的产品可以借此转移原产地；第三，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投资保护。

最近，埃塞俄比亚政府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包括运输费的减免和地方政府的一站式服务等等。这些优惠是与开发商的水平能力挂钩的，有些园区可以争取更多的政策，甚至可以要求退税。

东方工业园案例点评[6]

东方工业园的发展过程可用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江苏其元集团来非洲进行投资。最开始其元集团是给在非洲的另一家中国企业供货钢管，发现当地的水泥价格高出国内很多，于是毛遂自荐做水泥厂，非常成功。第二，江苏其元集团决定投资开发区。当时参与在非投资的竞标公司有十几个，由于其元集团自身资质没有达到所要求的150亿销量，所以联合了其他的公司。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成效显著。第三，其元集团下一步准备联手中非基金和沙钢做一个“2+20”计划，即在20个国家的每个国家建2个厂，一个水泥厂和一个钢厂，我称之为“与非洲工业化一起梦想”。

埃塞俄比亚总理在报告中讲的一句话非常中肯：“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是跟数以千计不同功能的开发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巨大的推动力、巨大的引擎。”开发区的制度并不是中国最早发明的，爱尔兰最先尝试，后传到东亚。但在中国，开发区的功能得到了空前展示。一个国家要想在收入水平低、技术落后的局面下发展经济，要把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就要降低交易费用。开发区就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一方面开发区被赋予不同方面的优惠制度和政策，另一方面开发区的基础设施较好。东方工业园办得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跟唯一一条高速公路相连。此外，开发区一般要由当地官员招商，这让企业感觉到自己的项目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重要的项目会有高级官员亲自跟踪，能够及时解决问题。

东方工业园这个案例背后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含义。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在很短的时期内在最穷的一个非洲国家做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也有普及性。它显示了中国有可能把开发区的经验跟非洲国家分享。这样一个共同合作过程，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深化，另一方面能利用我们的成功经验帮助非洲有更好的发展。东方工业园，也包括在非洲的其他投资成功的企业，他们是最好的外交使节，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在非洲最好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武夷集团在非洲的成长[7]

武夷集团是以房地产为基础，以投资开发为重点的大型上市国有企业，如今已在非洲开展业务30年，在坦桑尼亚、几内亚、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地都设有办事机构。集团在非洲开发的项目包括耗时3年完成的、1.2万平方米的坦桑尼亚国际会议中心，仅次于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援建的非盟会议中心。集团还建设了肯尼亚的机场和第一条环城高速路，使得肯尼亚成为东非地区的航空枢纽，到东非、西非和南非都有航班。除此之外，我们每年在肯尼亚拿出100多万人民币做公益事业，比如说送课本、学习用具、提供车辆帮缺水地区拉水等。

武夷集团在非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成绩。比如在赤道几内亚，武夷集团策划并推动了一个河道整治项目。在整治之前那里是一片沼泽，多次造成儿童溺水的惨剧。由此，集团设计了河道治理和排水等建设方案，建成后在原地形成了一个公园，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在西非的刚果（布），武夷集团承建了一个由中国民营企业投资20多亿美元、年产120万吨的钾肥厂项目。由于钾肥在中国非常稀缺，年缺口400万吨左右，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重视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

在非发展的这30年，武夷集团不断感受到非洲人民的友好与善良。2011年非洲发生干旱，中国援助5亿人民币的粮食，武夷集团响应国家号召，调用17辆汽车输送粮食并现场发放。由于当地有大量的饥民，人们很担心会不会发生安全事故。事实上，几万民众十分有序地一袋袋领粮食，非常文明。此外，由于一些部族冲突，在集团施工的一些地方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但由于当地政府的重视，有很多警察的保护，工作环境并非国内想象的那般不安全。

基于武夷的经验，可以为准备去非洲的企业提供两点建议：

第一，深入的市场调研至关重要。现在去非洲，可能会感觉什么生意都可以做。那里价格都很高，起码是国内一倍以上，即使加上出口、采购等成本，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很多人发现非洲的汽车拥有量不小，而且大多都是日本二手车，于是就想投资机修厂。但因为中国工人的维修工资非常高，非洲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又比较有限，所以机修厂往往赚不到钱。这就是之前的市场调研没做到位的后果。

第二，要有专业的人员，不要一哄而上。如果企业在国内已经有很好的专业经验和专业团队，就会为进入非洲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非洲曾有一些小型的中国超市，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经营人才和经验，忽视了关税和进口食品限制等问题，导致食品在运输中滞留，造成了食品过期等问题。相比之下，由于有成熟的专业团队支撑，印度超市则非常成功。

中国投资非洲的经济学[8]

中国到国外的投资，特别是到非洲的投资，不仅在体量上有惊人的飞跃，还在项目种类上有全面的拓展。虽然中国到非洲的投资很早就有，但是真正进行大规模投资是从新世纪之初开始的。投资规模在2002年规模还很小，每年是一两亿，2013年已经增长到20亿；投资存量也从过去很不显著的十多亿的水平，上升到2013年的200亿。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企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国在非洲过去十多年的投资，西方主流媒体总体上以负面评价、质疑、诋毁居多，把中国基于市场经济合理性的行为描绘成新殖民主义。近些年，华坚集团的案例使得西方主流媒体改变了观点，使其重新审视中国在非投资的真正含义和实际内容。我于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梳理了西方媒体通过了解华坚集团逐渐改变看法的过程，这是第一次把华坚作为学术性问题研究。

华坚案例是偶然的，但是偶然的背后一定有合理性。从分类学的角度去看中国企业到非洲的投资，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坚现象，全面分析中国对非投资的格局。我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类型的投资都有合理性，买资源没有错，建基础设施也没有错，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是不对的，但是华坚所代表的这种投资类型确实体现了一些新的经济趋势，更能展现中非投资、中非合作的双赢特征，符合全球化的规律，也符合中国与非洲的根本利益。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资源型项目投资。这将非洲地下的资源变成了宝贵稀缺的资金，对当地发展总体上非常有利。对于中国而言，从资源丰富的国家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资源也是对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支撑。（2）基础设施投资。他们对于解决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限制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中国特别具有竞争力，在设备、施工、运营等方面都很有经验，这个优势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一般会在中国国内大量采购，对中国也很有利。（3）制造业投资。其中包括面向本土市场的投资，这非常值得鼓励，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它会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不可能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效果。其一，这种企业往往跟本土企业有竞争，会产生矛盾；其二，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往往出现一家企业去赚钱，第二家企业去就持平，第三家企业去就亏本。

华坚的投资具有突出的特点。（1）华坚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华坚的投资差不多是最少的，园区内18家企业共投资1.3亿美元，华坚只有450万美元，但是它的就业规模特别大，园区内在18家企业就业的5000人中华坚占了3000人。（2）华坚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就是进口原材料、加工之后再出口。这样就规避了上述本土市场的约束，开辟出更广阔的市场，并且能够创汇，缓解外汇短缺问题。华坚之所以引起轰动，一个原因就是它速度快，2011年12月才开始建厂产鞋，2012年3月份，在埃塞俄比亚制造的鞋已经运到美国了。西方财经媒体的主流记者根本不明白埃塞俄比亚怎么能向美国出口鞋。在美国人眼里，埃塞俄比亚除了拿援助，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创造就业和外汇，华坚还通过岗位培训，提高了当地员工的技能。经济发展理论就讲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非洲人确实因为受到传统村社文化的影响而有点散漫，但不等于不可以改变。华坚的培训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操场用黄漆划出很多脚印，训话的时候员工一定要站在黄漆之内。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种异化，但是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看，这有利于把散漫的农民变成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工人，是必要的。

华坚集团之所以走进非洲，有几点促发因素。首先，埃塞俄比亚总理来中国招商。林毅夫教授在很多非洲国家都讲了他的产业转移理论，只有埃塞俄比亚总理心动了。华坚集团一看对方总理来谈，就要去当地一次，去了之后就决定投资。此外，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2012年要去坦桑尼亚访问。如果华坚的项目完工，他可以去剪彩，相当于给华坚做了广告。其次，中国的土地成本和劳工工资不断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构成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行业向外走的动力，否则他们很可能要自生自灭。向外走之后，设计、管理、市场等还可以留在中国，实际是双赢之举。

中国对非投资是全方位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含有经济意义，还具备政治意义，涉及国际关系和空间战略等各个方面。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宝石新集团董事长阮小明的演讲内容。

[2]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的案例点评内容。

[3]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鹿王羊绒集团董事长郑浩生的演讲内容。

[4]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的案例点评内容。

[5]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江苏其元集团负责人顾宝华的演讲内容。

[6]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的案例点评内容。

[7]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武夷集团国际公司负责人万东胜的演讲内容。

[8]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卢峰教授的案例点评内容。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四：并购经验

非洲并购经验谈之一[1]

非洲是目前很热的投资领域。在全球包括非洲设有140家办公地点的德勤，依靠其多年的经验和对当地经营环境的了解，成为众多企业的顾问，每年评估500笔在非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在非洲，投资标的更多的还是资源。矿业和房地产一样是货币的替代品，都属于资金推动型。目前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对一些有实力的企业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出去的机会。很多资源在北美、南美都很丰富，但出于环保目的，当地不愿意去开发。非洲有资源，也欢迎其他国家的人去投资。

但是资源是在地下的，真实情况并不易得，企业不能完全相信当地提供的报告，而应聘请当地专家来了解真实情况，仔细地去评价资源类产品的投资潜力。比如有的矿品位确实高，但是开采难度大，往下挖1000米才能把矿采出来，不一定值得投资。在国内，一般找老乡了解情况，因为大家彼此知根知底。但在海外投资，就要找有经验的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除了提供技术方面的咨询，还可帮助企业了解当地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例如，很多企业不了解当地税法环境，虽然前两年企业经营得很好，但是第三年被当地税务局查到少交税，结果面临巨额罚款。德勤依靠在当地搜集的相关信息和在当地建立起的人脉资源，帮企业度量投资、并购的可行性。

在非洲，中国企业家的心态需要转变。与印度相比，同样在非洲建一个企业，中国企业派200人去非洲，印度企业只派两个人过去，中国员工要建一个中国城，自己做饭，印度员工则跟当地人吃住在一起。此外，非洲过去是殖民地国家，受西方影响很深，中国企业对待非洲员工不能套用国内的做法，需要掌握管理这些员工的技巧。例如，在工资问题上，中国企业不要以中方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来规定非洲员工的工资，因为后者并不关心企业高层能拿多少工资，他们只关注自己应该拿到多少。

在非洲进行投资时，当地格外重视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一般而言，有成功经验的跨国公司通过披露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如在当地建学校、医院和修路等，来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接受，从而更顺利地开展工作。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发展得更顺利，就应借鉴这方面的经验。

综上，一个成功的海外投资、并购，必须要了解当地情况，明确潜在的风险，利用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或者中介机构来确保投资的收益和效率。

非洲并购经验谈之二[2]

并购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很多企业认为，并购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谁也不可能天天并购。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的发展就是靠并购，靠自身发展太慢了。

并购过程的第一步是战略设计，也就是去什么样的国家，并购什么行业、什么阶段的企业。并购目标选定之后，就可以初步搜集一些信息，有一个初步的估值。如果对方感到我们的诚意，可能向我们进一步开放资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包含了很多方面，财务和法律是最主要的部分，其次是税务、商业和技术。在调查之后，就和对方谈价格，之后是执行和准备交割。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并购操作层面的战术问题。在这方面，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文化上的问题；二是交易规则的问题；三是不确定性的问题。

在文化上，交易对手对中国人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相比之下，非洲人更愿意接受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进驻非洲比较早，而且管理理念与欧美更接近。很多企业不愿意卖给中国企业，往往把中国企业作为最后一个选择。中国企业的投资往往需要通过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部门各种各样的审批，交易对手面临很大的困扰，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提高交易报价的方式来赢得交易对手的支持。

在交易规则上，交易对手和中国企业有不同的标准。在非洲进行并购的交易对手很多并不是非洲当地人。这些企业往往都在英国或者南非上市，劳工是非洲人，但是高管层更多的是白人。由于交易对手更多的是欧美企业，或者是已经被欧美企业同化、培训过的非洲公司，他们在资产定价方面往往关注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和折现率的选择，与国内常用的净利润倍数、净资产倍数等指标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企业必须懂得对方的游戏规则，才能跟他们谈判，否则他们就不愿意谈。

在不确定性方面，由于中国企业愿意做大股东，控制权的变更会在很多方面带来影响，这在并购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比如银行贷款，这个企业在当地银行有贷款，中国企业买进以后，当地银行不再贷款给这个企业，或者需要担保、提高利率。当地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区别性对待，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

以下几个潜在的风险非常值得企业关注。（1）南非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环境造成很大影响。这个政策不仅要求黑人持有企业股权的比例，还规定了黑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导致很多欧美企业撤资。（2）尾矿。很多欧美企业在现金流最好的时候卖矿，这个矿可能已经开了几十年了，矿的品位很高，经营状况非常好。但是等我们接手之后矿的质量就开始下降，现金流开始减少，环保支出非常大。（3）工会势力。工会经常与企业谈判加薪或者改善福利，比如要求每年涨薪8.5%，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会罢工。（4）关联交易。并购之前，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比如水、电、路）可能比较优惠，而并购后的新公司可能无法享受之前的优惠，经营成本要比被并购之前高。（5）社会保障。养老金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可能会是一个大窟窿。非洲的养老金和中国不同，不是企业交完钱就没有责任了。一旦员工的养老金出现投资损失或者因通货膨胀而严重缩水，员工可能会要求企业提高缴费。

专业顾问对于并购的成功很重要。中国人不太习惯找中介，愿意什么事儿自己搞定，去非洲亲身实地考察。实际上中介机构可以组建跨领域的专家团队，他们在当地做过项目，了解实际情况，从而能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聘请专业顾问也是向交易对手发出的重要信号，体现了我们对于交易的重视，这也会换来对方的诚意。

综上，海外并购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行为，而是一套十分复杂的体系。这其中含有很多风险，包括法律、融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方方面面，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涉及专业化极高的知识细节。很多公司越做越大，会建立自己的战略投资部或者企业规划部，实际上就是在企业内部培养有上述这些专业知识的团队，这对企业进一步发展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德勤财务咨询公司合伙人徐斌的演讲内容。

[2]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德勤财务咨询公司总监孙远的演讲内容。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五：境外新政

我国最新境外投资政策解读[1]

我国境外投资的总体情况

20年前，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很少，只有20亿美元。21世纪初，国务院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2013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3位。

在大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上，石油和天然气总额最多，份额超过一半。油气类项目无论是收购还是投资，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很大，一般为几十亿美元。矿业资源占第二位，份额为11%。油气、矿产两项共占资金总额的65%，相比5年前的80%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其他行业的投资增长更快。

在大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目的地方面，澳大利亚获得的投资最多，项目主要集中在油气和矿产领域。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美国和尼日利亚分列二到五位。这与商务部按照第一目的地统计的香港位居第一的排名有所不同。

进一步做好境外投资工作的要点

主要任务包括以下7条：（1）支持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兼并收购等方式，积极参与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提高供应保障能力，同时稳步开展能源资源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2）加强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近年来很多企业通过境外收购获得了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专利，提高了自身水平，也为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3）鼓励国内包括轻工纺织、机械制造在内的优势行业企业扩大境外生产经营，转移国内剩余产能，优化制造产地分布。（4）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通过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引入上下游产业链，进行集群式发展，是解决投资目的地国家配套差问题的较好方式。（5）支持参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领域的投资回收期长，目前处于发展初步阶段，但是未来很有潜力。（6）积极稳妥地推进境外农业合作，开展经济类产品的种植、收购和仓储流通建设等方面的投资。（7）积极拓展服务业境外投资，壮大自身的同时也为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提供服务。

为了提高境外投资水平，需要确立企业境外投资主体地位，实现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享受同等政策待遇，认真做好境外投资环境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在投资前应聘请专业中介机构，进行充分尽职的调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习俗，履行社会责任，避免与当地发生矛盾，寻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为了完善政策促进体系，需要做到以下4点。（1）深化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手续，放宽要求条件。在这方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局已经进行了大幅改革。（2）规范竞争秩序，避免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大协调力度。（3）强化财税支持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为减轻企业税负创造条件。（4）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自主的基础上对重点领域境外投资加大贷款支持力度，同时提供新的金融手段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在服务保障体系方面，需要提高包括人员进出境、海关通关建设、货物出境手续办理、外交互免签证在内的综合服务水平，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投资等政府条约和协定，通过对话机制协调解决企业重要投资项目，建立长期性、定期化的人才培训方式。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新措施

1.项目核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制，最开始的标准是100万美元，2004年提高到资源类项目3000万美元、非资源类项目1000万美元，2010年进一步提高到资源类项目3亿美元、非资源类项目1亿美元。这次则提高到中方投资额10亿美元以上项目。根据这一标准，绝大部分境外投资不需要核准，大大简化了投资手续。另外，敏感国家和地区的列表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而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2.项目备案。10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其中3亿美元以上由国家发改委备案，3亿美元以下由省级发改委备案。同时建立网络备案系统，企业在自己办公室就可以提交相关信息，备案系统会在7个工作日内给予反馈，大大缩短了备案时间。

3.项目信息报告。为了解决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的问题，2009年开始实行项目信息报告制度。这个制度如今得到了保留，涉及范围为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

总体来说，此次境外投资政策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其中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效率，给企业创造更好的境外投资环境。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

非洲的政治经济形势

在这方面有以下五点感受：（1）非洲离中国并不远。过去周总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访问非洲。如今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只需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便可抵达。（2）非洲是有希望的。过去人们总称非洲是黑非洲，觉得那里非常贫穷和落后，最没有希望。但是过去10年里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有7个在非洲。虽然部分国家动乱较多，但总体来看，非洲国家的政治比较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识。（3）非洲有发展的优势。过去非洲未能获得发展主要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不独立，受到殖民主义的干涉，同时缺乏资本，基础设施薄弱。但是非洲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十多亿人口，人口红利的释放能力非常强。同时，非洲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资源，当前的开采规模还很小。（4）全球关注和支持非洲。其中中国对于非洲的关注是重要的推动力。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开始同非洲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成立中非合作论坛，很多中国企业都同非洲有业务往来。在中国的带动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很多国家都和非洲建立了合作机制。（5）中非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非洲国家的资源开发、人口红利释放、对外开放和经商环境的改善将使非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非洲还是全球政治的重要一员。新形势下的中非双边关系和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合作的领域更广、层次更多、水平更高。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我们同非洲在政治上休戚与共，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人文上互相借鉴。

中非经贸关系

总体而言，中非经贸关系成绩斐然，对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目前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2100亿美元，最近一段时期年均增速超过10%。中国在非洲的投资2013年是35亿美元，投资存量大概是250亿美元。如果包括通过第三方渠道进行的投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在2012年底就超过500亿美元了。现在非洲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其中通过工程承包去非洲的有20万人，去非洲经商的有80万人，此外每年有几十万中国人去非洲旅游。非洲的工程承包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这些企业积累海外经验、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2013年，中非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481亿美元。预计2~3年内非洲将超过东南亚成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服务业方面也陆续开展合作，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走入非洲，非洲的航空公司也走入了中国市场。在发展援助方面，对非援助基本占到我们总体援助的一半。非洲比较漂亮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援建的。这是我们重要的外交手段，在政治上得到的回报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中国政府为了促进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诸多努力。首先，建立机制。中国同4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合作协议，同时还在科技和农业等领域签订合作协议，这些都为双边经贸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高层互访，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信息传递和更深入的合作，这是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最后，鼓励建立中介机构，华人商会、华侨商会等民间商会和中介机构的建立对企业走进非洲帮助很大。他们得到的信息往往比政府更及时、更权威、更实用。

未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很多领域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农业领域，非洲的可利用土地很多，而中国面临18亿亩耕地红线；基础设施领域，非洲各国的电力普遍不足，而中国在火电、核电和新能源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大面积建设高铁网、航空网、公路网、码头。落后就是机遇，帮助非洲发展将成为中非互利共赢的关键所在，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上的经验和教训对非洲非常有借鉴意义。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最大优势和保障。

中非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方法

（1）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恶性竞争问题。中国企业不仅在非洲不团结，在其他市场也不团结。协调机制其实是存在的，例如中资企业商会和商务处等，但还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也是未来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2）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商品质量问题。商品质量问题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工业水平和制造能力还不够强，另一方面也是非洲消费档次较低决定的。从长远来看，提升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质量十分必要。（3）西方国家的阻挠。西方媒体对中资企业员工保障、环境保护方面的指责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但也有刻意扭曲的成分。今后面对西方媒体的诋毁，我们的回应需要更加积极、坚决、有自信。（4）我们应该对包括腐败、家族势力等在内的非洲的复杂性有更多的认识。（5）安全问题。

对于中非经贸合作的几点建议

（1）更深刻、更全面地研究非洲，减少信息不对称。国内研究非洲的书籍非常少，研究非洲的杂志非常少，最鲜活的非洲信息很难看到，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差距很大。政府、研究部门和中介机构应加大研究力度、加强信息发布，企业在投资前应做好充分调查。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进展，比如在商务部的网站，非洲54个国家的子站每天都有新信息。（2）关注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发展战略，就很难跟他们有真正的合作。（3）提高自身能力。内部建设是我们将来走出去的基本点，内部建设包括资金能力、建设能力、运营能力、制造能力、人才管理能力以及对外沟通能力。（4）注意承担社会责任。在盈利的基础上企业要尽到自己在当地的社会责任，亏损的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企业大部分能在非洲赚到钱，社会责任方面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只做不说，造成很多困惑和问题。（5）完善小环境建设，保障人身、食品和卫生安全。

对非投资信贷业务介绍[3]

中国进出口银行简介

中国进出口银行于1994年成立，目前仍是国务院直属、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是中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国际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各国不同程度存在有出口促进职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除进出口银行外还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出口银行不仅支持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也支持一般性产品的出口，是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承贷行。2013年的外币贷款规模达到1100多亿美元。进出口银行总行下设三个主要业务部，分别是公司业务部、优惠贷款部和交通运输融资部。其中公司业务部是全行最大的业务部门，为非洲14个国家很多项目提供融资，如安哥拉石油的出口、肯尼亚的港口和埃塞俄比亚的铁路等。优惠贷款部提供的优惠贷款覆盖了非洲的大部分国别。

非洲经济的基本情况和中国对非投资特点

非洲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2000~2012年年均增长率为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更是高达5.6%。2013年非洲经济增速为4%，是全球平均水平增速的两倍。尽管非洲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但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呈现强势增长态势。这与中非合作、中国企业的促进作用分不开。21世纪以来国际对非投资开始增长，2010年达到55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总量不大，但是增长很快，2009~2012期间年均增长率超过20%。

进出口银行对非业务的两种信贷产品

1.境外投资贷款。这是进出口银行为了支持企业进行相关领域的投资，包括收购、新建或改扩建项目而提供的贷款支持。最初，这种贷款的审批程序非常严格，近年规则不断放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比如10亿美元以上才报发改委，20亿美元以上才报国务院。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只要企业在国内银行有信用和资产，就可通过母公司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支持。境外投资贷款的币种分为两种，其中人民币贷款比商业银行同档次贷款利率低1.5~1.8个百分点，美元贷款根据成本来确定贷款利率，分为固定和浮动利率两种。

企业在境外投资，特别是在风险特别高的国家投资时，建议先与中信保建立联系，获得保险支持。海外投资保险主要涉及战争、汇兑等范围，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它比一般的出口产品和工程承包面临的风险点更多，很多情况下能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比较好的保障。

对境外投资有两点建议。首先，投资项目要选好，在经济效益方面要切实可行。以矿产为例，项目本身要聘请技术顾问，对矿产储量进行判断，之后再对开采的基本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和财务分析。同时，为了符合投资国的法律条件、合法投资和经营，在前期调查时还应聘请法律顾问提供咨询。其次，应对项目实现全方位控制，严格审核项目承包商资质，确保施工团队的能力符合项目要求，否则可能会导致项目拖期、停工，影响投资效果。

2.出口买方信贷。这是向境外借款人发放的中长期信贷，用于进口商即期支付中国出口商合同款，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出口。提供贷款的主要原因是东道国没有充足的现金，想延期付款，而分期收款将给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财务压力。因此，需要由政策性银行向对方国家提供贷款，出口企业按进度收款。出口买方信贷的缺点是谈判时间长，设计复杂。国企走出去较早，从出口买方信贷获益多。目前已有一些民营企业同进出口银行企业建立联系，今后合作的前景比较广阔。

非洲国家的投资风险很大，风险点多，上述两个信贷产品根据不同项目的情况进行设计。在政治风险上，非洲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政策缺乏连贯性，同时不同国家差异很大，可能会严重影响投资项目的实施和执行。在法律风险上，非洲强调个人的权利保障，所以企业应重点关注劳工问题。在建设风险上，非洲国家缺乏基本的配套环境和原材料进口环境，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拖期。在管理风险上，中国企业自身还没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思维方式、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上有种种不完善之处。

中非发展基金基本情况与运作模式[4]

是否需要去非洲投资

投资者眼中的非洲具有三个特点：首先，资源的宝库；其次，最后的处女地，意指非洲是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大陆，非洲各国探明资源储量的90%还未被开发，几乎所有的国家刚刚开始或者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最后，最年轻的大陆，据估计2040年非洲将有4亿劳动人口，而那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此之前非洲就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前景的判断和态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题从非洲是没有希望的大陆，到要帮助非洲发展，再到现在的非洲正在崛起。新形势下，非洲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作为战略资源来源地和潜在大市场的经济价值凸显。同时，虽然非洲各国情况差异很大，但是金融机构、货币、关税等方面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快于其他地区，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以“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国际社会形成了“非洲热”，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在非洲展开前所未有的争夺战，加大对非投入力度。

对非投资最大的缺点就是风险。非洲缺乏基础设施，缺乏合格的劳动力，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但是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所言，到非洲投资的确风险很大，但是如果置身于投资非洲之外，风险会更大。

中非经贸合作具有“情感”上的优势，潜力巨大。由于老一辈领导者在过去为中非打下了牢固的友谊基础，非洲朋友认为中国人平等对待他们，相信中国真心帮助他们。中非长期的友好互信是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的基础。从市场、资源和全球配置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非洲；同时，中国的发展阶段与非洲更接近，发展模式以及技术、产品对非洲更适用，非洲也需要中国。在此背景下，中非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中非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10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国际竞争激烈，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主导权仍在宗主国手上。其次，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规模，与整个世界在非洲的经济规模相比仍然很小，中非经济合作的规模和政治友谊的深度不相称。再次，中国虽然对非投资的流量也在增加，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快，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握好赶超的机会。最后，中国少数不法商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破坏了中非合作的基础，直接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象。

怎样去非洲投资

首先，企业要根据所在行业的不同特点进行投资决策。对于大部分的制造业，应先从商品走进非洲市场开始；对于以资源为主的企业，可以尽快去非洲进行资源考察，或选择和已有企业合作。其次，要进行人才的储备。到非洲投资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是人才。人才应是复合型人才，掌握外语，熟悉经营和管理，了解当地文化，具备基本的涉外素养。要把复合型人才团队放在国际化经营的机制下，放在稳定的机制下，避免短期行为。最后，企业可以选择中非基金合作共同投资，享受中非基金长期积累的对非洲各国各行业的投资分析成果。

如何同中非发展基金一起投资非洲

中非发展基金于2006年底设立，是中国唯一的专业对非投资基金，投资了79个项目，分布在31个国家，现在有110个储备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为发现投资机会但是缺乏资金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有资金实力但不愿独自承担风险的企业分散风险，为缺乏非洲经验的企业寻找投资机会，为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的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寻找中国投资伙伴。中非基金同企业的合作形式是成立合资公司，基金一方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但不参与经营，不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着眼于长远发展。合作前，将对企业的合作资质进行反复考察，对投资项目进行专业的可行性研究，帮助企业把关。中非基金对投资阶段无特殊限制，包括新建项目、扩张期及成熟期企业的参股或兼并收购，也可参与部分风险投资项目。另外，中非基金充分尊重投资项目所在国的民族习俗、环保标准和劳工保障制度，将按照国际惯例制定投资项目的社会与环境评估要求。

[1]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巡视员王建军的演讲内容。

[2]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曹甲昌的演讲内容。

[3]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李文的演讲内容。

[4]2014年6月4日至8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本节是中非发展基金副总裁王勇的演讲内容。

第9章 走向未来：应对变化的世界

G20的未来与中国[1]

G20的问世是近期国际外交领域最为重要的成就。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推动了全球秩序的变迁。G20成立于1999年，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通过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达到防止类似金融风暴重演的目的。当时G20会议的参加者是各国的财长或中央银行行长。从2008年开始，G20会议从之前的财长会议上升为领导人峰会，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即使是反对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小布什政府，仍然在欧洲各国的压力下参加了G20峰会。奥巴马当选后，美国奉行多边主义政策，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G20得到了更多支持。

更加广泛的涵盖范围以及更强的代表性是G20区分于G7或G8的最核心特征。G20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3%以上（G8仅有43%），贸易额占全球80%。在G20的框架下，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国代表了亚太地区，有别于之前由日本单独代表亚洲利益诉求的情况。这更好地反映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给亚洲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向世界展示关于国际货币、金融以及其他方面事务的看法，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要求亚洲六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G20的宗旨在于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复苏、改革金融体系、减少经济失衡以保持长期增长，其中包括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7以及WTO（世贸组织）在内的其他有着悠久历史和固定程序的国际组织，并进一步涉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议题，诸如环境变迁。

G20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首先，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存在不对称性。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容易导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这为国际经济协调带来了很大挑战。其次，如何完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制度改革。再次，亚洲在经济复苏方面活力强劲，但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最后，中国如何在G20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在处理国际金融经济事务上表现得并不够积极，但在贸易盈余及货币银行等议题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的国际角色取决于中国的选择。在后危机时期，急需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以使各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彻底恢复过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趋庞大的基础建设规模给了欧洲及美国创造增长的有利条件，但问题是中国的贸易和资本自由度仍然有限，与世界的互动不足。所以在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例如印度尼西亚）中，结构性改革成为优先的议题。为了完善现有的WTO和投资框架，中国可以考虑更多地参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比如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或者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从市场与地理位置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可以通过整合东亚区域贸易安排，提升东亚区域内贸易在全球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也可以通过加大对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此外，环境议题也已经是全球治理中的热点议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如何将全球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的议程进行整合也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APEC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中国应抓住作为APEC主席国的机会。

关于G20的未来，应该看到，尽管G20还不够完善，但G20仍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平台。为了更好地发挥G20的作用，需要确立G20的重要地位（这符合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利益）、优化G20的地区构成（增强其代表性与合法性）、增强G20的约束力（目前G20的决议对于成员国没有强制性）、理清议题的优先顺序（避免圣诞树式的议题堆砌）、推动秘书处的建立。

[1]2013年11月22日下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东亚经济研究局主席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第十期上以“G20的未来与中国”为题的演讲内容。彼得·德赖斯代尔教授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设计者，在早期建立澳日经济合作关系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未来[1]

国际贸易有两个黄金时期，分别是1870~1913年和1950年至今。在第一个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0%上升到20%多；在“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GDP的比重从不到15%上升到25%以上。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运行良好，但是世界贸易规则正在被重塑，过去的观点正在经历重大变化。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亚太地区正在涌现两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下简称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RCEP）。其中RCEP占世界贸易份额的26%，TPP占世界贸易份额的38%。但是任何一个协定都没有同时包含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TPP迄今已进行了19轮会谈，每一轮都会有500~600人参与。他们分成较小的组，分别讨论各个条款。讨论的成果汇总起来有几十个章节几百页的文本。文本中的很多语句都用括号括起，表明不同的国家对此有不同的提议，这些无法由会谈者们解决的分歧最终需要由各国首脑来敲定。美国工业界对自由贸易协定投入很多，但对美国而言，达成贸易协定首先需美国国会的批准授权，政治协调使得贸易协定的签署并不能很顺畅。

TPP起初并不为中国所接受，后来情况才发生变化，中国开始考虑加入TPP的可能性。由于TPP迄今已走过较长一段路，中国现在要想加入TPP已非易事。如果不加入TPP，一种潜在的替代选项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单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可以通过一揽子协商或者次第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关税削减协定等实现。

可以建立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来评估自由贸易协定对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型共包含23个国家和18个产业部门，并假定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模型将贸易壁垒的减少（如削减关税）作为冲击，计算冲击作用下的新均衡状况，由此评价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

一般的CGE模型往往有以下三个不足：（1）低估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类重要举措的影响；（2）忽略诸如生产力提高和FDI增长这类重要效应；（3）高估了新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效果，因为模型会假定所有贸易壁垒都会消除。

这里对CGE模型进行了改进。首先允许企业拥有生产效率上的异质性，即同一部门内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生产效率，从而贸易冲击对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其次是对贸易自由化冲击进行了更仔细的建模，只考虑增量效应，贸易壁垒只是部分地被消除。

因为每个贸易协定都会对各国间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生影响，在利用模型估计自由贸易贸协定带来的效应时，要将贸易壁垒的变化程度进行量化。这里将壁垒减少因子设定为三个变量的乘积，即贸易政策得分矩阵、贸易政策效应矩阵和最大的壁垒削减程度。当存在多个贸易协定时，使用壁垒削减程度最大的那个。

模型计算的结果显示，TPP和RCEP对中国的影响很不相同。前者的总体效应为负，而后者为正。但对日本来说，这两个协定带来的效应都是正，各自约有1000亿美元的收益；对其他国家总计分别有约300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的经济收益产生于贸易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包括行业部门之间的转移和行业内更有效率的企业的转移，以及更加多样化的产品以及国际投资的上升。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单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总体经济收益和TPP或RCEP相当。中美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带给中国的好处相比RCEP能多50%，对美国的好处相比TPP也能多大约50%。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美国，美国则能出口更多的农产品和服务。当然，中美之间达成自贸协定，也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国有企业、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的贸易。

以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例，焦点不在于是否应该禁止，而是如何确保他们和其他性质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地位。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将对其他企业不利。如何确保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公平竞争是关键。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如果国有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它们必须返还给政府。美国的建议是，如果发现国有企业受到了补助，则施以严厉的惩罚，惩罚可以通过关税或者停止贸易等方式实现。

[1]2013年11月12日下午，彼得·彼得里（Peter Petri）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第九期上做的题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讲座内容。彼得·彼得里教授是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金融教授、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目前正在应邀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写关于美中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报告。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1]

当今时代，中美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美之间如何合作与竞争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决策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形势、外交政策，美国的决策也同样影响着中国。

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试图采取一种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相互竞争的同时，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深化合作。”李光耀认为，中美两国无法避免竞争，但可以避免冲突。现在不是冷战时期，当时苏联是为了全球霸权才与美国争斗，但如今中国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对改变世界没什么兴趣。

虽然中美双方都认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然而要真正确立这样的关系还存在以下几个难题：（1）中美战略互信缺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加剧不信任。美国的决策者认为集权制度本质上不够透明，这使其他人更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诚意以及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中国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2）中国外交态势转型。从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江泽民时期的“有所作为”，胡锦涛时期的“和平崛起”到习近平时期的“主动作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不断变化。（3）中国周边国家“蠢蠢欲动”。（4）中美军事较劲儿愈演愈烈。中美海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大。（5）军人不能干政但可以影响民意。（6）非政府势力不断渗透。（7）经贸关系政治化。（8）百年屈辱和今日崛起这两种心态给中国戴上有色眼镜。

虽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仍有诸多困难，但中美间需要和平共处。中美和平共处是两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中美和平共处，才能东亚安、世界安。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都必须向对方做出战略再保证，加强战略互信。

最终中美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重中之重是内政，不是外交。美国方面，民主政治的本质会导致对华关系的起伏。中国方面，政治未来与走向有着不确定性，这给西方世界带来政策上的挑战。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没有基础。中美两国智库发现：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但是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或伙伴。多数受访者认为本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分享领导权。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重视促进经济合作。在这样的基础上，相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不断向前发展。

[1]2014年4月20日，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亚伟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ICCS）首届年会”上的演讲内容。

全球制造业变革对中国等国的启示

制造业与结构变革的角色[1]

这里主要讨论制造业就业的总体趋势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的产业政策。

首先，制造业仍是各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就业创造引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推广使得人均收入增长，进而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二是制造业还提供了向高增加值行业转型的机遇，为经济的动态长期增长提供动力。在就业方面，截至2009年，制造业为全球提供了4.7亿个就业岗位，约占29亿个总就业岗位的1/6。2013年末，制造业提供的工作机会超过了5亿个。

其次，制造业对就业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并不相同。尽管北美、欧洲、日本等老牌工业化国家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0%左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后来居上。与此同时，南亚、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制造业岗位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可以说在过去40年间，全球制造业结构变革的最大赢家莫过于这些发展中国家。

与此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这是否意味着这场结构变革注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零和游戏”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许多相关服务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具体包括研究与开发服务，办公设备和机器租赁业务，房地产相关活动，批发与零售服务，金融中介服务等。这些相关服务业的新增就业岗位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发达国家，从而部分抵消了这些国家在传统制造业就业上的流失。这些制造业相关服务业的兴起标志着发达国家在价值创造、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行业的优势与潜力。

最后，为了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助推结构变革，各国需要从低技术、低附加值、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向更具潜力的部门。这个过程可以借助于工资、技能、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引导，以及更开放的经贸往来和国际协作等手段，但是最终成败还是取决于国家产业政策，只有一整套配套的国家政策，才能使得工业化结构变革和就业增长并行不悖。国家可以以监管者、金融家、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多重身份推行产业政策，但同时必须注意与其他政策密切协调。否则一旦配合失当，其他政策将制约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为防止各国恶意竞争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监管漏洞被发达国家利用，各国应开展国际协作，防止以邻为壑或是两败俱伤结局的出现。

全球制造业变革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2]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制造业内部将经历一场明显的结构变革，不同产业会呈现不同发展趋势。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低技术产业创造了2/3左右的制造业增加值。随后，这一比例逐渐下降。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左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以下同）时，低技术产业不再占据最大份额。

中等技术产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的波动程度则温和许多：先是缓慢上升，再小幅下降。在人均收入较低时，中等技术占制造业增加值20%左右。这一比例在人均收入接近16000美元时达到顶峰，约为28%，随后又下降至23%左右。

不同于中低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活跃，其份额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的5%持续上升。当人均GDP达到40000美元时，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接近54%。

即便是在同等技术程度的产业内部，各细分产业也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随着收入增长，食品和饮料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仍将持续增长，甚至在人均收入达到中上水平后仍能保持一段时间增长。正因如此，食品与饮料行业在任何收入阶段都能持续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显示出其他制造业产业不具备的持续优异表现。相比之下，纺织和服装，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同样倚赖的制造业产业，则表现出另一番趋势：其增加值和就业在一国进入中上或高收入阶段后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下降。其中服装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的下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纺织业的增加值在就业出现下滑后尚能保持一段时间的小幅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纺织产业具有以资本代替劳动力的特性，而服装业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基于跨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食品饮料行业以及纺织服装业仍是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是中低收入国家就业创造和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所在。这些产业普遍进入门槛低，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对于工人的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这一点对于女性就业尤为重要，因为无论一国发展阶段如何，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始终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未来一些竞争力强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将会从这些产业涌现，他们可以从国际市场进一步获利。但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收能力未来必将经历一个下降的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在英、美、德、法等传统工业化国家还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已经反复得到了验证。

[1]2014年5月13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3年工业发展报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举行。本节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与研究司司长卢多维科·阿尔科塔（Ludovico Alcorta）的演讲内容。

[2]2014年5月13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3年工业发展报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举行。本节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与研究司官员原口信也（Nobuya Haraguchi）的演讲内容。

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对亚洲经济总体的增长前景保持乐观，预计2014和201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5.4%和5.5%。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包括发达国家的逐步复苏，以及亚洲各经济体更具竞争力的汇率水平、稳健的信贷增长、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尽管目前东盟五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但我们相信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未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宏观政策方面，就亚洲各国总体而言，我们预计通胀率可以保持在可控水平。考虑到短期内复苏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可持续一段时间，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适当宽松态势。一旦经济有了起色并且风险爆发的概率降低，就应当考虑恢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为防止金融体系出现大的波动，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监管不可忽视。财政政策则应该以中性为主，以保持财政盈余与2013年基本持平。

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危机。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全球流动性的突然紧缩，这是因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利率水平将逐步回升。我们发现，美国如果发生1%的超预期增长，将使得国债长期收益率上涨100个基点，亚洲各国面临更为紧缩的金融环境。一旦全球流动性危机爆发，那些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基本面情况糟糕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将首当其冲。而潜在的内部危机则可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生，比如中国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日本安倍经济学失效，或是其他因政治压力导致的不确定性的上升。

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信贷的快速扩张和不断加速的金融脱媒现象。截至2012年末，中国非银行类金融中介所拥有的资产已经占到GDP的25%。这些游离于监管灰色地带的金融机构一旦发生系统性危机，后果将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仅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为继，未来应转向更多依靠私人消费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下一步中国如果能真正深化改革，将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降低当前金融体系风险。

具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改革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使地方政府收支责任匹配，更多关注于中期财政目标而非短期财政目标，更多依靠财产税和环境税，并且健全社保体系。（2）改革金融体系，逐步由目前更多地对信贷总量的直接控制，转变为让利率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放宽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但同时保持金融监管力度。在转型的过程中很可能伴随着短期经济增速的放缓，如何落实政策将是一个大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有利于私人部门消费提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也使得未来增长更具可持续性。除此之外，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将惠及周边其他国家。

对于日本而言，从现阶段来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GDP增速的上升、整体温和的通胀水平和明显改善的出口。但是，相比于不推行安倍经济学的模拟结果，刺激政策下企业部门的投资反倒有所下降。这反映了企业作为市场微观参与者，由于对政策持续性的信心不足，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因此不敢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一些指标也表明刺激政策这剂猛药的药效正逐渐消退。未来第三波的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对于防止日本陷入滞胀、财政困境以及过度依赖刺激性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未来亚洲各国经济的整体势头仍将以持续增长为主，尽管短期可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发达经济体的逐步复苏，来自外部、内部的多方面因素都可能触发亚洲国家潜在的危机，届时危机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各异。为了防患于未然，各国应以深化改革作为应对。改革可能造成短期的经济下行，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得本国居民以及周边国家获益，也为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可靠基础。

[1]2014年5月7日，亚太局高级经济学家成凯文（Kevin Cheng）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亚洲地区经济展望与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的含义”上的演讲内容。

亚洲一体化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1]

在最近几十年里，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世界其他地区，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1990~2012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速达到10%，是其他地区增速的2倍。尽管如此，目前亚洲总体的贸易开放程度仍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大国的开放进程较为缓慢。相比于贸易一体化，金融层面的亚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也在加快，但速度仍不及贸易领域。

随着多维度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亚洲各经济体间的同步性随之增强。通过梳理1990~2012年间亚洲各国宏观数据，我们发现各国同步性最强的时期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之后同步性有所减弱，但在此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同步性又有所上升。排除特殊的危机发生年份，总体同步性上升的结论依旧成立。

哪些因素会影响同步性的强弱呢？在贸易层面，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贸易量的大小。更紧密的贸易往来会使得外部冲击在各国间传导更快、影响更大。（2）垂直整合程度。当中间投入品替代性较低时，即使不存在来自终端需求面（如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冲击，任何来自中间环节的冲击都可能沿着产业链垂直传导。（3）行业内贸易强度。（4）贸易分工上的相似程度。当两国产业结构越相近时，在面临行业层面冲击时也必将表现出更强的同步性。

不同于贸易一体化对经济同步性的影响，金融一体化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多数情况下，随着银行业和资产配置一体化的深入，各国同步性倾向于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当一国遭遇不利冲击时，资本会流向其他回报率更高的国家，从而造成两国产出的反向波动，表现为较低的同步性。但在危机期间，情况则截然不同，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当各国经济都遭遇不同程度重创时，银行业一体化会使得各国金融机构都要在短时间内回收资金，造成同步性的上升。尽管如此，目前亚洲区域内银行业一体化进程仍相对迟缓，因此对同步性影响也相对有限。

除上述因素以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小觑。未来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将逐渐弱化，而是更多地以终端消费品需求者的形象出现在亚洲经济舞台。这意味着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效果将更为明显，而不再仅仅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渠道发挥间接作用。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国家在次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低约3个百分点，同时亚洲以外国家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

各经济体间同步性的加强也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一国经济波动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为了应对外部冲击，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整空间以及有弹性的汇率、工资和价格体系是必需的。同时，随着各国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建立一个超主权、更高层级的国际金融防护网也变得迫在眉睫。一些局部的央行间双边互换协议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大型的国际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在构建金融防护网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2014年5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处高级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Alfred Schipke）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亚洲地区经济展望与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的含义”上的演讲内容。

后记

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1]

2014年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了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

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溯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与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

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对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

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具体可参见《金融时报》中文网徐瑾专栏《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20年前的国企改革、12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如果一种经济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奏效，尤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

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设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更多而不是少了，效率低了而不是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则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

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悼念会上所说的“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精神，有不同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来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20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在复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1）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2）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首先，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以及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都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其次，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制渐进改革，如果对那些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保护、补贴，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

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者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1）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是否应该先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归结为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

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指标反而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格莱泽和萨克斯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现在的中国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如何？现在回头来看，前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发现，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2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和小凯一起发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

2014年3月萨克斯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

从前苏联国家和东欧、拉美、非洲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数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则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仍然普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干预确实是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尽管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那样认为，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

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像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并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是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

那些以为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的制度转型还不彻底，按这种说法中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

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却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也都和中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和先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小凯、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唯恐不及，越快越好。

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在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下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

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让我更加相信中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则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世行改变观念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也被撤销。结果30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差。”显然他这个回复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是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

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作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并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和维迎争论时，我已经指出《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越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最前沿，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

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忽视了这种差异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才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就发展的问题做了些阐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和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不完全相同，所以，政府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使用，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也就是必须有“产业政策”。

维迎和媒体上的评论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对“有为政府”字面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误解。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其步骤如下：

第一步是政府从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两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国家现有的可贸易产业中去甄别可能符合自己国家现阶段经济的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二步则看是否已经有国内的企业自发进入上述产业。如果没有，则第三步，进行招商引资。第四步则在第一步所确定的产业之外，看是否有企业自己发现并已经进入其他有潜力可以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五步则是为上述二至四步中的企业解决扩大生产或新企业进入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则是给予创新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

上述六步法是根据16~17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实现了追赶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特征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是否进入某种产业，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政府指定的。

所以，需要有第一步是为了避免政府太冒进，这是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企业以发展某种先进的产业为理由向政府寻租，这是在拉美、其他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上述框架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想拥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需要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

同时，发达国家还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20世纪六七十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之上的，2001年推出的iPa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之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了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谷歌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现在居全球领先地位的包含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等各种新技术、新产品，对比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2014年出版的新著《创业型国家：揭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对比之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时，维迎回应说：“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他的辩驳显然是牛口不对马嘴的争论。而且，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结语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300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

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300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印证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

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前途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

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

林毅夫

[1]2014年8月13日，林毅夫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回应“林张之争”。

北大国情报告

林毅夫 姚洋 黄益平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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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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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1章 理解中国改革

新改革新在哪里

从两会看中国改革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改革迫在眉睫

为什么说政府职能转变任重道远

完善政府定位，推进政府改革

财税制度该怎么改

如何认识土地制度改革

如何进行国企改革

第2章 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目标合宜可行吗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如何理解改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

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对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

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

怎么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公有制能产生正确的价格吗

中国需要发展自由的思想市场

第3章 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难题

地方债务问题亟待解决

地方债的根源是什么

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是什么

地方债阳光化之路

如何利用和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透视地方债的本质

积极看待地方政府债务

治本之道：地方官员向当地百姓负责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借鉴意义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标本兼治

第4章 人民币国际化新趋势

十年左右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国内

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什么道路

未来15年内人民币将取代美元

人民币将是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

第5章 大辩论：中国房产会不会崩盘

中国住房市场趋势

城镇住房空置现象被高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社会应少关注房地产

预测房地产市场泡沫不现实

中国房地产不会崩盘

第6章 如何老去：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

什么决定了老龄化的影响程度

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如何看空巢老人保健服务政策

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口腔健康

如何看中国式养老

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战略

健康、老龄化问题的研究状况

第7章 中小企业融资与企业家精神

分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多管齐下共推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

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

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第8章 经营非洲：中国企业该怎么办

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战略

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携手应对中国走向非洲的挑战

如何与非洲相处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一：异域风情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二：黄金法则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三：非洲奇遇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四：并购经验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五：境外新政

第9章 走向未来：应对变化的世界

G20的未来与中国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未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全球制造业变革对中国等国的启示

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亚洲一体化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