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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地

你往哪里去？

你要去哪里

生命的结构，不可猜度破识

西区4号楼4单元1204

此时此地

文/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作家，著有《告别薇安》、《二三事》、《莲花》、《清醒纪》、《素年锦时》等。

“真正卓越的人即使是被身处的时代所锻造，但同时却可以超越时代。时代是窑，思想是瓷器。瓷器保存得好，可以代代流传。窑很容易毁坏，也不重要。”

也许古代很好。那时经济和科学尚不旺盛，生活实际而单纯，内心的拓展面却抵达极限。这个极限是，一部五千字《老子》似已说尽一切，说透所有。古人何来此等大智慧。大智慧之外尚有好情趣。到处旅行，一路讲学一路收弟子，既与底层匠人艺人为伍，又热衷指导和劝说各国领袖。他们喝茶，下棋，在竹林里弹古琴，去高山白云处探访隐士，读经传，写诗文，与月亮也可共舞同醉。那时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一定与我们现在不同。现在的人，热衷以丑化搞怪为乐。喜欢快速廉价的方式。做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去热闹的地方。修炼自己是乏味的，到处骂人和发牢骚是有意思的。小聪明小才智以及拿姿做态是骄傲的，与人一颗清净谦卑的心是低处的。为功利忙碌是重要的，自足生活是次要的。诸子们在各自的时代里，也许都是寂寞的人。如果来到二十一世纪，看到自己的学说被活学活用，也一定不会后悔生活在一个没有电视机没有出版商的时代。真正卓越的人即使是被身处的时代所锻造，但同时却可以超越时代。时代是窑，思想是瓷器。瓷器保存得好，可以代代流传。窑很容易毁坏，也不重要。

国外也许也很好。但度假或者观光可以，几月或几年都不是界限。定居是不去的，即使生活会比较方便，人的心态也更开朗。为家里的小朋友买来儿童读物，读到“临深履薄，夙兴温清。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渊澄取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读到“佛经对仙语，夏耨对春耘。烹早韭，剪春芹，暮雨对朝云。”我想，她会幸运自己出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能够学习到辉煌无比的汉字。只有中国的孩子才能看到这样大美的字，学习这种文化。祖传财富是多么宝贵。自己的国家是最骄傲的。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可以哪都不去。不要抱怨环境。不要逼问形势。不要苛求自己。一切其实只是随着自己的心在安定或动荡。身心坦然，可以四处安家。身心虚浮，哪里都不是家。人要平和良善，拥有安全感，就要和心，和身体，和天地，和宇宙，和大道，一起和谐。个人是汇成大海的那一滴一滴小水珠。数群小水珠改变不了大海的方向。大海的波澜起伏却需依仗大群小水珠的状态。波涛平，大海开阔。波涛变，大海动容。只是做和谐的个人何其难。地铁站，一个售票员因为乘客拿不出零钱用一百元买票，就爆粗口辱骂对方。公立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对病人呼来喝去毫无尊重怜悯。个体若没有做到自我和谐，就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不和谐的群体。而不和谐的最终形式是，人人觉得一切也许本该如此。《礼记》里提到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假设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继续深化，这样理想境界也只是古人心怀之中的良辰美景。富裕的人更富裕，贫穷的人更贫穷。怜悯救济不能解决问题。人性中的亲和慷慨也不是生来俱有。曾有人说，这个时代有不少让人担忧的地方，选择做父母难道不会有害怕？对孩子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食物不安全，幼年吃到的是有太多添加剂的香甜奶粉和米粉，长大之后，竞争激烈，大多数人无法被指导建立稳定的信念和价值观。娱乐明星们风光，商界精英们成功。时尚杂志一边兜售广告一边灌输物质制造幸福的幻觉。儿童一学就会的不是唐诗三百首，而是电台播放的流行情歌。在这样喧嚣刺激随波逐流的时代里，人若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会追逐外物始终找不到自己。他一定也无法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时代也许如前人所说，是一列火车。上车下车的人很多，身不由己。上了车，最后达到的总是同一个地方。生命是短暂的。坐火车的过程，并不是为了抵达那个目标。我们热烈执着地追求过的这个或那个，看起来盛大光荣，不过是分内或分外的事。重要的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在心里的记忆，以及对自己的一生检验之后的自我判断。人的生活，最大的组成部分是情感，创造和付出。对父母的尊重，对孩子的抚育，对若干男性或女性曾经持有过的深刻爱慕，与自然的欣赏和共处之心，与悠悠岁月的并肩飞翔，对一些雕虫小技的爱好，写作，阅读，弹琴，听曲，绘画，园艺，电影，种种。帮助过别人。用手劳作，创造过财富。诸如此类的种种组成，对普通微小的个人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因此，选择做父母是与时代无关的事情。选择要去往哪里也是一个可有可去的问题。幸福一定是虚幻的，而生活真实无比。历历在目，血肉交织。人类已经为自己或他人的幻术付出太多牺牲。最终人度过生命的方式却如同唯一真理，劳作，吃饱，穿暖，创造，生死不过求一个平常欢喜。还能如何。在一个社会里，心怀兼济天下是志向，但若没有余地，独善其身是根本。这是微小个人能做到的最底限的责任。融汇在时代的大海里，维续它的波澜壮阔，波涛起伏，与它共进退。不要活在对未来的向往里，不要活在对远方的憧憬里，不要活在对幻术的期待中，不要活在对自我的背离中。真实自然地生活在当下，心安就是所在。

你往哪里去？

文/孟湄

孟湄，北京出生。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自由职业，从事管理咨询与服务。做过工人，机关干部，外企管理人曾在巴黎和香港生活，1994年回到北京定居也做文学翻译，译作有《斯万的爱情》（普鲁斯特）《那么一种微笑》（萨冈）《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昆德拉）、《窗》（彭塔利斯）。

“世界看上去有很多越来越相似的外表和符号只是不一定让生活更简单明了不如说让人看到越来越多的悖论和无把握感到越来越多的不解和疑问。”

初二，把过年的烟花留在身后。上了飞机往巴黎。听说法航把春节期间巴黎－北京的班机砍掉了一半。半个月前订票时我在电话里跟票务小姐抱怨怎么没有我要的那个钟点的航班，“大过节的您去哪儿呀？”飞机上果然人不很多。找到了我的座位，放好行李，坐定，转身看到邻座是一位中年男子，长着一脸和他的眼睛一样温和的络腮胡子，像是穆斯林人，也许是中东一带的吧，我想。他看我面朝着他，于是冲着我微笑，礼貌彬彬的。我们互相点了个头。从姿态和装束上觉得出来，他和我一样，不是第一次坐国际航班。一路上，我们看差不多一样的杂志，报纸，关注一样的题目：新闻，天气，国际政治，球赛，股市，资产，时尚，健康。我们选一样的午餐菜单，一样地吃奶酪、甜品，一样地品尝香槟酒和红葡萄酒，用一样的客气时不时地跟对方说一声“对不起，碰着您了”，或者“不好意思，请给我让一下”。但是我们互相没有再说更多的话。我埋头在随身带的小说里，他一直拿着遥控器在一个个电影节目之间跳来跳去。北京－巴黎，十个小时天上路程。我们各自用矜持的国际性的礼貌守在自己的星球里，走在各自的路上。记得最早几次坐飞机出远门，那时候可不是这样。我那阵子在飞机上爱跟邻座搭讪聊天。“您去哪儿？”“您去做什么？”世界永远像是乱七八糟的线团，摘不清，理不出来，我那时以为多问问，多知道一点，可以多给自己一些踏实，不至于出门老是迷路。所以我经常在飞机上和身边的人说话，聊聊天气，聊聊马路，家长里短。不光是我自己这样，大家都差不多。碰上有趣的人，可以听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记得有一次，身边是一位从小离开温州到外面移民的商人。回到国内探亲兼做生意，人看上去有快五十多岁了，从容体面，客客气气。“您去哪儿？”，他先开始问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已经开始讲飞机要飞多少时间，机上一共要吃多少顿饭，这家航空公司饭菜味道如何，我发现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回答，他是想要说话，而且特别是想要有人听他说话。“等飞机起飞上去了，我就给你讲我们老家的事。”他一边说，一边把脚上的鞋子脱掉，整齐地摆好，换上飞机上的拖鞋，看得出是个常坐飞机的人。我们的交往就这么开场了。一五一十，他从1949年以前说起，先是讲他的家族在他老家那一带是怎样的情形，然后是1949年以后，他如何离开了老家，他们的家庭如何先是在法国然后在意大利立脚和发达，然后如何做到拉丁美洲，非洲，他们如何打理家族的事业，家族里的投资是怎么做的，公共关系，跟移民局，跟税务，跟警察，跟华侨之间，跟中国的大使馆是怎么做的；还有怎么准备家族的后继事业，筹划和安排子女的学业，财产继承……整个一套中国版的《教父》。那些年，飞机上跟素不相识的人就像跟这个温州人一样，可以有很多有趣味儿的聊天。聊起来天南海北，生意，生活，有声有色。那些年我出门的体会是：在旅途上跟素不相识的人讲话，可以是场美好的艳遇。你尽管听，或者尽管讲，对方也是尽管讲，或者尽管听。我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然后到站了，艳遇结束了，彼此连姓名都懒得留下。全部的惊喜在于：计划好的旅行意外加上了一个括号，里面竟然生出一段微型探险，路上只有你和一个陌生而又短暂亲近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括号至少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国际航班比现在少很多，飞的时间比现在要长，飞机上的人好像比现在多很多话。人之间距离似乎更近一些。就是这样，身边有些很平常的事经常会让我突然醒悟，发现周围的变化。潘石屹在一篇博客里引用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列出惊人的数字衡量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和惊人的变化。读的时候我心里想：数字到底是扁平的，符号的。让人惊讶的在数字外：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比现在70或80后的人要更有幸（当然也包括很多不幸）。因为我们经历了数字后面那么多不同的极端的环境和场面，从自己微小的位置，以纯粹个人的方式，走过了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是那么多事件和故事里的普通见证人和活着的人。那些颜色，那些声音，那些身体上皮肤上的感觉。还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和小伙伴们在大院儿里爬上老榆树上摘榆树荚儿吃；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夏天，我们停课了，好几个小伙伴在玉渊潭的湖里天天泡着，学会了从十几米高的桥上往水里跳水（那时候叫跳冰棍儿）；那年我们不到十五岁，第一份学徒工的工资是十六块钱人民币，让我自豪地去跟母亲说以后等他们老了不用再去干校，我能养得起他们；还有那一年邓丽君的歌曲铺天盖地走进了北京的街巷，我居然有几次在街上小商店的录音机前听得走不动路；北京798，去年秋天在尤伦斯看到费大为策划的1985回顾展，在雪白风雅的展厅里一件件展品和艺术品让我抑制不住涌到眼眶的怀旧情感：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飞机到了巴黎，邻座的穆斯林男子和我友好地交换了微笑和一句bye bye，我们就继续各自的旅程了。我想我们在彼此眼里，大概就像是隔一条马路的居民，说不定明天去银行或者在一间商店门口就会又碰上一面。走出飞机场，巴黎还是那股空气湿润的味道，高速公路上还是那么塞车，香榭丽舍大道还是那么繁华动人。从凯旋门看过去，来去车辆的灯在暮色中拼成了白色和红色的长线。忽然想到北京傍晚的三环路也是一样颜色的光和线。世界看上去有很多越来越相似的外表和符号。只是不一定让生活更简单明了，不如说让人看到越来越多的悖论和无把握，感到越来越多的不解和疑问。巴黎的年轻人向我嘲笑总统的新任夫人成了意大利新款汽车的代言模特。清早的广播报告法国的雇主和高级管理阶层去年收入增加40%，但是老百姓要注意：巴黎奥利机场这周有国内航班罢工，工会的理由是公司盈利提高雇主收入提高公司股票升值，工薪族调薪的承诺却没有兑现。饭桌上法国人抱怨中间等级以下持续好几年收入不增长，报纸上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对总统的信任到了第五共和历史上最低的水平；社会学者报告法国的青少年有30%表示跟父母没有话说没有交流；世界卫生组织说忧郁症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的主要疾病之一。我们往哪里去？世界往哪里去？像每一次一样，我想到巴黎大街上找个咖啡馆，要一杯茶或者咖啡，看着人群来来往往，享受发呆。这次坐飞机的时候，在一本杂志里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法国大厨，到过纽约，伦敦，香港，上海。几个月前他在美国芝加哥的飞机场等飞机，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突然转身站住，朝他看好久，不住地说“我在哪儿见过你”，“我在哪儿见过你”，终于想起来了：“对，夏天，科西嘉岛，海边，你也在排队”两个人客气地寒暄几句然后各自继续上路。美国旅行后，大厨回到巴黎，在自己公寓的阳台上浇花，抬头往隔壁阳台张望，突然惊讶：不远处也在浇花的邻居，就是在芝加哥飞机场遇到的那个人呀。大厨说：没想到这么近。我想说：没想到这么远。

你要去哪里

文/胡月

胡月,曾任媒体主编，现为自由创作人。曾旅居西班牙，尼泊尔等地。

“外来者和原住者，本是可以相互救赎的，但是，现在他们站在天堑的两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才能越过它，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汇合。”

这真是一个好题目。去年住在加德满都的时候，楼下从新泽西来的邻居美国人杰森说，按照原计划他早该回国了，可是尼泊尔的大选迟迟不举行，弄得他至今已多呆了快一年，接下去还不知道要再呆多少时候。杰森骑一辆摩托车，常常背上大号的背包出门，去尼泊尔各地的选区帮助当地建设选举体系，他在这儿学会了讲尼语，神情上也多了不少东方式的平淡内敛，跟那些初来乍到的白人游客差别很大。其实，在加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都多多少少带着这种平淡神色，而游客们往往表现得既亢奋又过度友好，仿佛一面对自己能走进尼泊尔这种神秘电影般的环境而感激涕零，一面又因为当地物价低廉、生活困苦而滋生了居高临下、不知所措的滥同情。尼泊尔人和外国人的关系是奇怪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跑来，当义务、加入援助组织、消费旅游服务，但是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尼泊尔人痛苦的人却不一定有几个；尼泊尔人逢遇外国人便哀诉本国的不好、生活的艰难、个人财力上的贫穷，同时毫不犹豫地伸手求助，在他们的角度，自己国的人便可能是世界上极少数非常不幸的人类一员，而来到尼泊尔的这些外国人，若不是来自天堂，也是来自半个天堂，对像自己这样不幸的人施以援手，是他们的本分和义务—他们有那么多钱，白给我一些又有什么？这恐怕正是不幸的根源：施舍的一方和讨施舍的一方，都没有真正去找一找造成这个不幸局面的深层原因，而是默契地达成了一个表面化的解决方案：一方讨钱，一方给钱。只要没了，就再要；要的别太频太狠，给的也常给。这个契约恐怕是比所谓的“探寻不幸根源”更容易也更光鲜：要的老能要到，暂时的痛苦缓解了，就不必立“重新作人”的志，吃“痛改前非”的苦，不用卧薪，当个国际救援的寄生虫就好了；不用尝胆，有钱的时候多喝点好酒，没钱的时候多喝点劣酒，好日子歹日子，反正全世界那么多有同情心的发达国家不能看着佛陀老家的人就这么饿死吧？在中国，人们说一醉解千愁，而在尼泊尔，人们一醉就唱歌跳舞，哈哈大笑，根本连清醒时候那些可愁的都不记得。说实在的，往往在加都，你会看到那些长期驻尼的外国人，比尼泊尔人自己，更为尼泊尔人发愁。这些走南闯北、行经亚洲、非洲、欧洲，看过各种国情、见识过各种地域观念、旁观过各种不幸表现形式的黑白黄黑人们，比这些刚刚打开国门四十年、几百年里仅在1990年才遭遇第一次战争（还是毛党与政府军的局部内乱）搅扰的尼泊尔人，更清楚尼人所生存的这个大地球，如今是个什么局面，尼人所求助和想要依赖的这些各国政府，又都各怀着怎样的鬼胎；他们也看得清，这些怀着无知幻想、把希望寄托到未知世界上的尼人，是多么的懒惰、任性、不理智，愚顽并狡滑。我的许多朋友，来自各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救援组织、或者是单枪匹马跑到加都来当义工，一开始决定留下的原因，都是因为“喜欢这里”，或者煽情一点儿说，是爱上了这个国家。就像人恋爱一样，陷入热恋的时候，往往对对方都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但爱上就是爱上了，爱上了，就要尽力去做，让被爱之人能得到幸福。文化的隔膜、成长背景的巨大差异、经济能力的悬殊，这些无形的巨墙在微观上，其实在留下来的外国人和他们的尼泊尔朋友之间，造成了客观上的巨大鸿沟，所谓“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感情化的讲法，并不能成为真正解决困境的切实工具，尼泊尔人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外国人所不能给予的。就像再美好的热恋，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代替双方未来的婚姻之路。而留下来的外国人，却是为了对尼泊尔的热恋，才与它签下了一份长期的契约。

2007年，在国王势微、传统封建治理方式崩塌的情况下，尼泊尔人把希望转向了仍处在原始阶段的民主化体制上。来历各异、草草组成的七个政党组成了联合临时政府，共同认可年过八十的亲皇派婆罗门柯依拉腊做首相，这个政府的功用，是在全国大选、组建尼泊尔历史上第一届民主政府之前，负责过渡期的国家管理。这个大选，便是我邻居杰森的驻尼目地，也是我那些使馆朋友们，目前在使馆内开会的主要议题。整个尼泊尔大选，从策划到确认、到具体在各个深山野民中开展起来，无一不是世界各国的推动在背后。住在喜马拉雅山里的山民，不懂得“政治”这两个字的含义，“国王”对他们来说，更多地出现在民间传说而不是日常秩序中，尼泊尔甚至没有做过详细的人口统计，而现在，忽然要选举了，这一切要从零开始，就像美国人当年在沙漠上建立拉斯维加斯，民主选举制度，是尼泊尔人走投无路、伸手向外援讨来的唯一出路。但是，就像前面说的，民主国家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和尼泊尔这样国家的一切一切之间，是两个世界，是微观中隔着天堑和鸿沟的两个世界。大选，是民主世界从自己的世界里找到的，尼泊尔的出路，这条路也许不是错的，甚至是唯一的，可是，在走上这条路面之前，尼泊尔人又如何越过挡在这条路之前的巨大鸿沟呢？外国人站在路的这头，说：你走过来！尼泊尔人站在路的这头，说：我是要过去！可大家都不知道，中间的那道鸿沟，该怎么过。外国人抱怨尼泊尔人不肯有勇气跳过来，尼泊尔人抱怨外国人不肯再搭把手。而这些外国人说：我搭了，你没看见吗？可我的胳膊就这么长，剩下的，得你自己跳！在沙漠上建起一座大城市，是要花很多钱的。这些钱当然不是尼泊尔卢比，而美金和欧元，还有印度卢比。尼泊尔临时政府之腐败贪污、荒唐而不作为，也跟尼泊尔的困境一样出名，这些用于选举的钱，各自进了七党中谁谁的腰包，本身就是一笔让内部打罗圈架的烂帐。不知所措的国民一会儿寄希望于这个党，一会儿那个党，最后明白了，没有一个好东西，然后就只指望大选快点进行，可是如果这七党没有一个好东西，全国人又该选谁呢？不管了，先选了再说呗，总比这样下去，谁都不干事，谁都在上面呆着，谁都靠各国的选举援助资金分赃，谁都对着全国人撒谎强吧？大选是尼泊尔人的指望，不管怎么样。至少，选了之后情况会变吧？人们说。他们已经被眼下这不知去哪里的困境弄疯了，弄麻木了，也弄烦了。只要选举就好，老百姓这么说。七党可不这么想：只要我还没占压倒性多数，大选就不能开始搞。于是在原定的大选前期，手里握着枪杆子的毛派闹“退出政府”，耍无赖了：我选不上，我就不参加选举了，我还抢东西、绑架人、收保护费、打游击去，要不选完了，我一被收编，就什么都没了。毛党一闹，其他没军队的党就怕了，怕毛党对自己也来横的，于是又求毛党回来。毛党说，回来也行，大选先别选了吧？六党一想，反正现在我们都不占优势，不选也好，与其让一个党侥幸当选，不如谁也没选上，谁都在临时政府里继续向外伸手，继续分下一轮的赃。我和使馆的朋友去年十月到喜马拉雅山区徒步，进山半个月，无电话无网络，一回到博卡拉，就从旧报纸上看到了临时政府再一次宣布“取消大选”的消息。我们简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尼泊尔人平平静静地证实了这一点。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取消大选了。尼人已经出离愤怒，无话可说。当然了，人家也声明了：不是永远取消，现在时机不到，待有一天，时机成熟，会大选的。时机总会成熟的。如果时机永不成熟，那么国家也许就腐烂了。

但是，谁能解决这个困境呢？所谓的路，所谓要去哪里，总要开始走才行。哪怕是错的路，也是要先走起来，才能辨别是不是真错吧。在得知大选取消的隔周，当地报纸上又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大选资金35亿卢比随风而逝”，用的词，是那本著名的小说“Gone With The Wind”,合4亿人民币的国际支援就这么打水漂儿了。水漂是打了，可这水漂，不是打到印度洋里，大西洋了，尼泊尔是不靠海的。这些水漂，都打到了各政客的私家人工湖里。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杰森不知道该去哪里，这漫长的选举还要拖多久？最终会不会举行？自己是留下等还是回家？从日本来刚从文化专业毕业的文子不知道去哪里，她这么热爱尼泊尔的音乐和舞蹈，这么喜欢这里的小孩子，这么想帮当地做点事儿，可是她却感到孤独，感到交流的吃力，感到人们除了希望她给点实在的小恩小慧、带着艳羡的眼光看她的随身听，自己对这个国家，一无用处，而她从压抑紧张、而发达的日本来到这里，就是想使自己感到“有用”。还有孤身丧偶、在海外漂泊半生的外交官，还有负责帮助尼妇女获得平等权益的单身母亲，他们的所有欢乐，他们人生状态的优劣，甚至都和尼泊尔人的幸福紧紧相联，因为他们把生活的坐标和重心，就落在了对这个国家的扶助上，甚或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如此需要他们的地方，才让他们避免了困顿在西方式的现代化中，无人理睬地孤独下去的命运。外来者和原住者，本是可以相互救赎的，但是，现在他们站在天堑的两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才能越过它，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汇合。我想，明智的人都不会把这简单地归结为贫穷与富有、现代文明与非现代文明的冲突问题。也不会说，此事与其他人无关。在这样一个时代，行遍全球，不管是在泥石流冲毁的喜马拉雅山中独木桥前，还是在一路畅通的欧际高速公路上，每一个人，都未必能真正回答这个提问:你要去哪里。

生命的结构，不可猜度破识

文/安妮宝贝

作家，著有《告别薇安》、《莲花》、《二三事》等。

2011年春天，我抵达此地。连续十年，将近每年一次，总有一段时间来到这个高山大湖之间的古城。它的外围道路不断扩展，街道两沿的店铺也日益密集，抵达此地的各色人等越来越多，但只要它的地形保持安定，遗留的陈旧建筑还未被破除，或者，山脉依旧气势大美，湖水还是清澈开阔，我就会保留持续去往那里的习惯。每次住10天左右。一个纯粹的度假。

这个古城，对我来说，类似现在寓所处于中间位置的小客厅，连接周围不同方位的房子，光线暗凉略显隐蔽，我在这窄小容量之中，放置柔软厚实的暗红色长沙发。午后，打开落地灯，阅读一本书，直到无意中入睡。这样一段小憩时光，给予能量，能够起身后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它是让人得到安定和静谧的所在。

有时孤身一人，有时是和朋友或者爱的人。它对我的情感持直接开放的状态，没有隔膜，也没有不适，这种地貌气氛，是柔和而坚韧的容纳和贯通，默默无言，任由来去。某种程度上，它在我内心，比浙东的故乡更有归属感。物理层面的故乡，是一种注定的宿命，你的血肉之躯生发于此，但你也许会对它持有叛逆之意。你决定离开，或者再不回去。它最后成为一种理性的现实，而非感性的回归。

因为短暂匆促，未有机缘认识固定朋友，平日也只是与山水做伴。大湖周围有零星的古老村落可以探访，观看建筑，流连当地集市，有时在小店门口闲坐半日。晚上在装饰粗糙的小餐厅里吃晚饭，新鲜材料直接排列在路边，屋檐下悬挂腊肉、风肝、熏肠之类，柜台上放着大玻璃罐盛装的青梅酒。时间很多，吃饭从容，身边的人陆续走空，厨师服务员店主人结束工作，围坐一起看电视连续剧。窗外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渐渐呈现密集趋势。大概大片浓云正飘过上空。喝完杯中酒，结账走出店门，脚步略有趔趄。这酒虽然是独饮，却喝得人浑身暖和，心都是热烫的。路边的杏花树正在盛期，满树繁盛粉白花朵，挺立在夜色暗沉的巷道，分外寂静。店铺门口的灯笼，稀薄地亮起来。坡道上端，就是巍然耸立的山峦。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它是很美的山脉，即便它普通平常，但它近在眼前。

白日人群褪去后的古城，就是我心中的模样。世界很大，佳美境地更多，但对我们有作用的，只能是触手可及的、可以接近和抵达的、能够与之相伴的一个所在。因为，大多数时，我们对生活可做出的选择并不多。

8年前，我携带一只超重的行李箱抵达北京，箱子里有一只童年时期的旧玩偶，还有在上海睡过的一只枕头。8年之后，我逐渐厌倦这座北方城市，它的气候、交通、食物、人际关系、城市结构、生活方式⋯⋯却发现离开它变得困难。生命兀自延伸，在8年中以种种具体形质的方式扎下根基，在泥土下盘根错节，牢固坚定。离开需要具备足够强烈能带来撼动和说服的理由。这样才可能动手把这些根块逐一挖起，携带着危险和空洞重新开始旅途。我自问是否能够做到。

热忱，天真，勇敢，诚挚，不计代价，心无旁骛⋯⋯这些和青春的贫乏艰难、盲目无知紧紧捆缚在一起的特质，随着阅历、路程、经验、意识的积累叠加，有时成为丝缎上被印染的一块色斑，无法洗净，只能褪淡。有时成为一场对面高山上的火灾，无可能逼近和挽回，是毁损，也是昂贵的美景。只有尽量保留少年般赤诚的心灵，给予洞见、容纳、舍离、坚韧，刚柔并济，清明豁然，才有可能击退外界环境及客观世间带来的标示、附加、冲击、变异。保持心性的自由和独立，给时空留出足够的开放性，有力气做出变动和无常中选择，并担当选择。

幼年时见多身边各式成人，日夜颠倒劳碌，为赚钱疲于奔命，身心扑出外界，忽略家庭建设和维护，缺乏对个体心灵、审美、精神、体验等种种内在价值的开发和关注，始终觉得这是巨大的荒芜。人的存在感，从哪里获得？我虽那时年少幼稚，也不免心生疑问，觉得人的生命一定不能是为衣食住行、金钱往来这样的物质存在所垄断。如果我们的骨血全部用以灌输于俗世的目的，那么如果有灵魂存在，它又如何回归它的道路⋯⋯生命结构，也许如同宇宙结构，不可猜度破识，略有界定也全无意思。没有是非，对错，高低，明暗，兀自存在着，不断发生变化，没有什么目的，却有一种秩序，一种规则，一种尊严，一种覆没所有有形存在的沉默⋯⋯它是带有超越性的任务和使命所在。如果我们局限了它的存在，那么也是贬低自己的生命质量。

想得到什么样的生活，意愿或实践在此命题上无法成立。生活背景由各种组成结构和决定因素组成，庞大复杂繁琐艰深，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种种概念和意识又开始出来作祟，导致我们一直在跟无法如愿不够完满充满缺陷和弊端的种种对抗、辩驳、质问、推动。同时它又无比单纯，那不过是跟随着自己的心或者灵，就孑然一身上了路。

如同彼时，我坐在蚕豆开花期的田野边上，时而阳光剧烈，晒得人眼冒金光；时而浓云飘过，落下清凉硕大的雨点。大风掠过，作物绿叶如波浪向前推动，光线变幻，发出唰唰声响。这景象这般幻化无常，使人旁观数小时都不觉厌倦。穿越人迹稀少的小镇街巷，抵达田埂，只是为了拥有一段午后内心充盈的时光。物我相投，又两相遗忘。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最终有什么可能性，只看到它在当下的每一刻发生着。至于过去和未来，那是另一回事情。

西区4号楼4单元1204

文/王丫米

新景家园是北京西花市大街一个普通民宅小区，搬离那里两年了，每次路过，总会在出租车上伸头看看那栋楼，如果有同伴，还要兴奋地指给他：“快看，我们科学松鼠会最早就在这里。”大部分人不会看房子，而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意识到自己的唐突，我通常讪讪地笑笑，然后不甘心地补一句：“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好。”

一群爱科学的博士

第一次接触姬十三和他的科学松鼠会，是在一个大型饭局上。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博士时，顿时有了压力，不过没一会儿，就发现他们根本不像理科生。学天文的gerry说买天文望远镜都是为偷看隔壁女生宿舍，学地球物理的Topaz介绍自己的专业，说是研究天体和地球怎么谈恋爱。大家谈论的，都是一些奇思妙想，跟现实生活一点关系没有。突然看见这么多有趣的人，我兴奋得像开始恋爱一样，暗下决心以后要经常和他们泡在一起。几乎每个加入科学松鼠会的人，心情都和我差不多，这么多可爱的人凑在一起，不是团购指星笔看星空，就是去郊区认植物，谁还会有心思聊房子炒股票呢？

这个愿望没多久就实现了。当时科学松鼠会的网站成立了半年，引起不少媒体关注。这个由90多个科普作者成立的组织，所有工作都由志愿者完成，各种合作事项越来越多，大家觉得这样松散的结构不利于发展，想要用正式注册NGO的方式来解决。当时我正赋闲在家，又有NGO的经验，于是姬十三委托我来做这项工作。

咨询了一大圈，发现在当时的政策条件下，注册NGO绝无可能，想要正式的名分，只能注册公司。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听到“商业”两个字就本能地排斥，但这是唯一的办法。10多个在北京的核心人员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以社会企业的形式运作，不以赢利为目的，赚来的钱除了支付运营成本外，用以科学松鼠会的持续发展。

最后做出这决定的会议，参加者有10多个人，全部成了股东。这些人除了我和在雅虎工作过的姚笛，不是学生就是媒体工作者，都没有开公司的经验，注册时，公司章程、规则、各种表格让每个人都头大无比。

一个松鼠文化传播公司最终注册成功时，大家还是因为科学松鼠会终于成为合法组织热烈庆祝了一番。那张营业执照被大家传来传去，啧啧赞叹了很久。在场的大多数人从没见过这东西。

到处流浪

注册公司之后的几个月，科学松鼠会出了第一本书《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还有四五个定期举行的活动，跟各种媒体、机构的合作也不少，工作量其实很大，但除了我，所有参与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能在晚上或周末碰头商量，再分头执行。2008年冬天，我们几乎泡遍崇文门地区所有的咖啡馆，经常在人家打烊的时候被请出来，又跑到夜宵餐厅接着开会。电脑放在一堆小龙虾壳中，一群人端着啤酒对着屏幕指指点点，激烈讨论甚至争吵。有一次讨论到太阳升起，除了我以外，所有人揉揉眼睛，在晨风中打车上班去了。

长期如此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个个成了黑眼圈的熊猫。虽然没人抱怨，但都知道非长久之计。有一天有人提出：还是租个办公室，找点全职的工作人员吧。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但现实马上冰冷冷地甩了过来：当初凑钱是为了注册公司，一旦租了办公室有了工作人员，这点钱能撑多久？当时科学松鼠会成立不到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也就几千块。出书拿到的那点版税，分给每个作者才几百块。这时大家才突然明白，基于兴趣做了那么多事，但不赚钱，甚至还要贴钱—打车、吃饭都是自己出钱，没有人想过报销这桩事。

那时我们刚录完《小崔说事》，崔永元在屏幕上坏坏地调侃姬十三，结尾突然给我们的书做了一个广告，松鼠会的网站马上就宕机了。科学松鼠会上了热门搜索榜，也迎来又一次荣誉。可荣誉背后的松鼠会正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当时大家的心情，就像自己的孩子钢琴弹得特别好，急需一笔钱送他出国参加比赛，以后可能还会花更多的钱……

谁会忍心让孩子放弃钢琴生涯？虽然没想出赚钱的办法，大家还是共同决定，租办公室吧！要全职员工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人员很快确定下来，2009年3月底，姬十三从博闻网辞职，小庄从《新发现》杂志辞职，加上我和一个小女孩杨杨，4个人，每人月薪2000—2500。这点钱应付不了生活，但我们给家人的理由都是同一句话：架不住喜欢。

有家了

姬十三辞职后第一天就开始找房子，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说看中一套复式月租才2900。没过一会儿，他的电话再次打过来：“我想签了……你们应该来看看，我真的觉得很好啊……”

2009年4月4日，我按照姬十三给的地址去看房。走进西花市大街没多远，就是新景家园。看着挤满小摊贩的小区门口，我心里有点打鼓：生活气息也太浓了吧，一点不像一家高科技公司所在地啊。可一进房子，立刻喜欢得不得了。宽敞的客厅旁边有一个斜顶的空间，白色的木地板虽然落满灰尘，但是八成新。楼上楼下房间都朝南，洒满了阳光。姬十三站在屋子中间很得意：“就知道你会喜欢。”我按捺住满心的喜悦，从厨房到洗手间一点点看过去，像主妇一样不断点评：“嗯，基础很好，这里的污渍可以拿钢丝球刷掉……这可以铺块地毯，摆个矮几做会客空间……”姬十三眉开眼笑地看着我：“都归你管！都归你管！”

锁上门离开时，看到门上1204的门牌号，突然意识到一个巧合：新景家园4号楼4单元1204，而那天是4月4日。姬十三开玩笑，将来要是科学松鼠会很牛很牛，有人给它写传记的话，一个科学组织选定了一个都是4的地方，也算是破除迷信的一个小细节。

彩色办公室

四处给人打电话：我们有松鼠窝啦！消息被不断传递着，松鼠们、媒体们、朋友们走马灯似地来参观，姬十三就像一个买了豪宅的土财主，每天得意地给大家介绍：这是洗手间，这是小仓库，这是阳台……而我自告奋勇做起了总设计师。

楼下的小房间用来做办公室，客厅放一张沙发，靠墙的部分做会议桌。楼上房间作为松鼠或者朋友出差临时歇脚的客卧。我和姬十三跑了好几趟宜家，就为从打折区挑到合适的家具—有划痕的会议桌、有瑕疵的椅子等。宜家的沙发太贵，去了几次都不舍得买。我又到家具城逛了几次，最后看中一张，但是要1000块钱。我给姬十三发彩信：“坐下去就不想起来。”姬十三狠狠心，特批了。这个沙发是唯一正价买来的家具。

房子虽然基础很好，毕竟旧了，把墙壁刷成彩色的？算了一下，进口漆300多元一桶，所有的墙壁都刷了需要天价。我们决定自己动手。跑建材城买了最便宜的环保白漆，各种颜色的色精，按照网上的攻略买齐工具，找了个周末，叫来众多松鼠一起刷墙、安装家具。

屋子里挤满了博士，但基本都是85后，没一个有居家经验。我打印了攻略，开始指挥，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指导一群博士做事，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博士们显然不谙此道，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官。虽然看起来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可一会儿配好的油漆用完了，但是墙边还没刷，只好配一桶颜色更深的漆重新刷一次；一会儿博士去给开关贴封胶带，他用的是井字形的包扎方式，刷墙的博士刷子一挥，胶带再一揭开，墙上出现了几道白条。

另一边安装书架和办公桌的博士们，也不断返工，我高兴地奚落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在意，我们有家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呢。所有人都对这屋子赞不绝口，都动了要搬过来的心思，甚至有人说：以后装修婚房也不会这么快乐了吧。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累散了架，在地板上七扭八歪地坐着躺着。油漆飘荡着新家的味道，我们关了灯，把窗户都遮好，在黑暗里开始讲鬼故事。一群准科学家，没一个怕鬼的，所以常常是一个人阴森森的讲完了，引来一阵笑声。我静静地靠在墙角，想这真美好啊，要是时光停下来多好啊。

几天下来，这间屋子越来越漂亮。白色沙发上加了几个彩色的软垫，谁来都要坐一下。客厅的墙被刷成桔黄色，花了60块钱刻了科学松鼠会的logo贴了上去，于是价值60元的背景墙，成为所有人初次来抢着拍照的地方。办公室是浅蓝色，配着宜家的白桌子，上面摆满了装饰品：乱蓬蓬杂草头发、笑咪咪的山神，4个小老鼠用靴子做成的家，刚开花的柠檬果、郁郁葱葱的幸运树……

松鼠们来这儿，从不空手：要么一大束花，要么草莓、芒果，会议桌上永远飘着果香和花香。我在msn签名上开玩笑说募集冠名家具，大家都当了真。很快就有了李倩花瓶、李淼台灯、苏震茶几、卓群黑板……《科技人生》的制片人冯其器有一天下午拎来了两个吊灯，这两个小太阳就挂在了天花板上。

彻底布置完成那天，举行了一个庆功宴，订了几个蛋糕，买了很多酒。20几个松鼠的笑声惊扰了全楼，邻居来敲了几次门，我们使劲道歉，吐吐舌头，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喧闹起来。

穷欢乐

2009年4月底，工作正式开始。姬十三请来一位做行政的姑娘明静，正式工作人员变成了5个。没过多久，菲宇、量子熊猫、郑然3个实习生加入，8个人，看起来是个像模像样的公司。分工也很明确，小庄带着3个实习生管理科学松鼠会的网站，我负责品牌推广和商务合作。明静给大家印了名片，但我们出去还是习惯发科学松鼠会那张，也许潜意识里，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公益组织而非“公司”。

谁都清楚，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募集到资金的公益组织。那段时间我们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们靠什么活下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横在我们面前，10万块的注册资金，只够付几个月的房租和薪水。很多个晚上，姬十三、小庄和我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有什么好主意。

等着要做的事太多了，90多个会员的有效组织，整改发稿流程，网站改版，规范VI，推广镜像、机构合作、活动组织……一件件事堆过来，解决这些的同时，还要建立制度和规则。每个人都忙得热火朝天，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压力和痛苦，温暖和欢乐的工作气氛，让工作成为一件幸福的事。

这种穷欢乐的感受，我在科学松鼠会的周年庆中体会最深。搬家以后，正赶上几个松鼠从国外回来，有不少外地的松鼠也要赶来，于是大家商量搞个生日会。每个人都很兴奋，认识了那么久，这可能是松鼠们聚的最全的一次了。

只有我觉得心情很沉重，不说30多个松鼠，这一年很多人帮过我们，不请谁来都觉得愧疚。100多个人的活动，从场地到执行，再省也要几万块钱。和姬十三商量了一下，觉得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个预算。

朋友帮忙推荐了九朝会，因为即将开张，有宣传需求，所以谈到了一万五的价格。对方觉得给了我们很大优惠，但我心里清楚，一万五我们也出不起。我找到他们的副总，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又语无伦次地描述了一下科学松鼠会和这次活动对我们的重要性。听完之后，他把场地费免了，又帮我介绍了21cake的总经理，赞助了我们5000块的蛋糕。从九朝会出来，我又连夜找到一个做场地布展的朋友，朋友答应免费布展……

最后的活动有170个人参加，150人就餐，背景板、签名墙一个都不少，而唯一的花费是挂在舞台上的气球，几百块钱。

重要的是活下去

热热闹闹的生日过了，冰冷的现实又横在面前，但不去想钱的话，日子依然很快乐。彩色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做客，有的朋友出差不住酒店，偏要到办公室楼上的沙发上留宿。有一次我同学来访，当时沙发上有人半躺着上网，会议桌边一个人在吃麻辣烫，一个人在看书，逐一介绍过去发现都是客人，于是诧异地问我：你们这是什么奇怪的公司啊？

也正是这样的奇怪，引来很多媒体拍照、报道，科学松鼠会知名度越来越高。走到哪儿，亮出松鼠的身份，常常获得艳羡的目光，这让大家觉得很自豪。但曝光率再高也抵消不了焦虑感，上一天班，10万块钱就少一点，赚不来钱，好日子还能过多久？

如何赚钱的讨论也进行了不少，但大多不切实际。人力资源就有困难，办公室里除了实习生，4个全职人员的工作量接近饱和。也不可能依靠松鼠们，一来他们都有工作或者学习任务，时间难保证；二来很难制订一个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这个团队最有价值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但除了写作，知识转化成金钱的办法，我们想不出。

和很多机构谈过之后，姬十三终于拿到了第一个可以盈利的项目：给CCTV10《绿色空间》栏目的暑期特别节目做策划。虽然每集只有几千块钱，但起码开张了。那段日子，除了我和明静，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在忙这个项目，经常熬到很晚，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终于可以赚钱了。对姬十三来讲意义更为重大，他始终不像苦苦思索商业模式的创业Leader，更像个大男孩，面对谁都毫无保留地坦诚，天天讨论科学松鼠会的困境，将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如今赚到第一笔钱，也像是给了朋友们个交代。

科学嘉年华

有了点进账，我们的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但仍然克服不了焦虑感。公益组织和注册公司这两个尴尬的身份，让赚钱的道路上到处是雷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不用别人说什么，自己就有很多坎儿过不去。逼到没办法，我找到以前公司的老板，尝试做彩信杂志，他一直从事SP行业，公司在电信方面有很多资源，但这个建议被大家否决了，原因是：彩信杂志整体质量太差，听起来感觉不好，读者会伤心的。

作为商业环境的逃兵，我有时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彩信项目让我和大家第一次发生了冲突，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输出的是科学内容，当生存问题摆在面前，仅仅因为“感觉不好”就不做了吗？冷静下来想想，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的人，我爱他们，也因为他们的这些特质，还是接受他们吧！在我们最擅长和喜欢的领域想办法。

最后我们决定，做一个中国的科学节，来证明我们大型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能力。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项目带来的启发：用公益内核的活动获得商业企业的支持，也许是条可尝试之路。名字很快定了：科学嘉年华。科学，可以像嘉年华一样欢乐。

很多次策划会，碰撞出无数好点子，最后我拿着有3条主线、20多场活动的方案跟不同行业的人讨论。央视主持人白桦、网易博客频道主办胡漾、环球音乐的程旸、奥美广告的东东枪……所有人的意见惊人的一致：别贪大，踏踏实实来，明年再说。

别贪大？也许是之前太顺利了，我们都有点不服气。带着点赌气的心态，我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活动。算了算钱，姬十三咬咬牙决定出4000块钱的薪水招两个人。夏小蝉和胡佳来了，放弃了之前高很多的薪水，而且一入职马上就开始了加班生涯。

那是一段陀螺一样的日子，预热活动就办了10几场，礼品做了10几种，几百种物料、几十家合作机构，算下来有上千个任务。彩色办公室彻夜亮着灯，连续熬了几天夜。有一天姬十三坐在椅子上，脸色蜡黄说很难受，紧接着鼻血就流下来。

所有的合作伙伴、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松鼠、所有我们能想到的资源全部被卷了进来，全都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某个晚上，柴静和陈晓卿逼着我们全体出来吃夜宵，他们说，你们必须放松一下，不能这么玩命。那两个多小时，确实成了我们记忆中唯一放松的时间。

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两天的活动，正赶上北京第一次降雪，赶上北航出现甲流，但科学嘉年华每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所有的观众都很兴奋。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3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节。又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那之后，赞助科学嘉年华的兴业全球基金预订了下一年的活动，科协也投来了橄榄枝，松鼠会终于活了下来。

凝固的记忆

如今科学松鼠会已经搬离了西花市大街，我也离开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离开的决定，那时我自己也说不太清。如今回望，那所房子里装满的美好时光在记忆里历久弥新，那段时光带给我的欢笑与眼泪，也许是很多人一生都不曾体验过的，而且，那些人至今还留在我的生活里，依然是我最亲密最坦诚的朋友，这是生命馈赠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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