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委会

李长声 主编 汤祯兆 茂吕美耶 野岛刚 桥本隆则 王东 成庆 黄章晋 姜建强 内藤康 俞天任 任饮冰

刘柠 张明扬 闾丘露薇 席越 朱白 马少华 维舟 叶倾城 张石 贾葭 执行主编

编委会（按音序排列）：

陈冠中 陈嘉映 陈菊红 李方 李长声 梁文道 韦森 徐晓 杨瑞春 张大春

《大家》编辑部：

贾葭 贾永莉 余江波 代金凤 赵琼 曾子楠 于兴乐

目录

- 卷首语

- 祝贺《大家》出版

- 编者言

- 那就让它有趣一点吧

- 维度

- 两千年友好的神话

- 谁又误解了谁

- 日本人与猫

- 从“饮会”看日本社会的礼仪与规矩

- 艺伎，情色日本的边缘诗学

- 春画是改变日本社会的利器

- 日本AV九问

- 视野

- 咄嗟失道趣东瀛

- 靖国神社游记

- “靖国神社问题”的前世今生

- 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

- 不可不说的石原慎太郎

- 日本“耻文化”的是与非

- 不可尽信《菊与刀》

- 星期ONE

-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

-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 专业，专业，专业

-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

- 文艺

- 在街头流浪的影像

- 大家书评

- 当外国人来敲门

- 美国如何驯化日本

-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 尽精刻微的日本“冰鉴”

- 大家书架

- 阅读中了解日本

卷首语

祝贺《大家》出版

撰文\鸠山由纪夫[1]

翻译\张石

值此《大家》出版之际，谨表示由衷的祝贺。《大家》是各位经过长期努力结出的硕果，令人欣慰，盼望能早日看到这部著作，一睹为快。

本书的主题定为“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我感到这是非常好的主题。

日本和中国有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历史。从古代开始，日本文化就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无论是汉字还是佛教，都主要是从中国传到日本，而中国的近、现代文化，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化的启迪。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同文同种”。

但是，如果因此忽略了日中文化的巨大差异，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日文化是一种相似的文化，不去认真学习和理解对方的文化，必定会产生误解、论争，甚至会使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友好与相互信任的关系失去根基，并遭到破坏。

日中有着不同的风土，不同的历史，从表面上看，确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内在的本质却多有不同。

从语言上看，中国和日本都使用汉字，但是从语系上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从语法形态上看，汉语是孤立语，日语是黏着语。

中国和日本在古代都是佛教国家，但是在古代中国，僧侣是不允许结婚的，而日本僧侣从古至今一般都可以结婚。

从日常生活来看，日本人举行日本式的婚礼时，新娘从头到脚一身白，被称为“白无瑕”；而在中国，从头到脚一身白是葬礼时的服装。

不同的文化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历史，用自己的文化尺度去评价与衡量他国的文化，必然产生文化误解和文化错位。

目前，在日中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出现了论争与对抗，追根溯源，或许不同文化的因素也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我痛感持续不断的日中文化交流是不可缺少的，不能只通过媒体的报道去了解对方，媒体的注意力经常集中在对方国家特殊的一面，而文化的真髓深藏在普通的生活和普通的民众之中。

衷心祝愿此次出版取得圆满成功。

2014年3月吉日

鸠山由纪夫先生特意将签名写成“鸠山友纪夫”，以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1] 鸠山由纪夫，日本政治家，东京都出身。八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前任日本民主党常任干事会代表、第93任内阁总理大臣。

编者言

那就让它有趣一点吧

撰文/李方[1]

孟子虽然迂腐，但他有一句话我们忠实地实践着：“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个敌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帝，七八十年代是苏修，很不幸，到了今天，因为历史，中日之间的敌意有增无减。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解，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会出现大逆转？二十四五年前，我有个师弟，当时还是学生，被叫去参加座谈会。会间上厕所，一抬头，大领导也在嘘嘘。该大领导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一个人，可能是不想让师弟尴尬，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其实我也不喜欢日本人。”多年后师弟跟我讲这个事，我还是想不清楚，这种逆转，到底是由于个人情感，还是利益计算后的决策。

同样让我想不清楚的是我老爸。老爸70多了，前段时间跟他聊时局，老爸突然蹦出一句：“日本人最坏了。”我家祖辈是种田的，日本人打过来，我祖父消失了一段时间，再出现时已经是八路军。谈起那段历史，任何人都不可能说他不恨日本人。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老爸应该还是种田的命。以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老爸骂过日本人。那么，老爸的逆转，到底是因为以前没讲实话，还是这些年受时局和舆论的影响？

所以，我们真的未必很清楚中日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它可能出于国家思维惯性。我们做企业的最怕没有让你恨得牙痒的竞争对手，国家未必不是这样。它可能出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计算，也可能是某些年被压抑的民族情感的释放，抗战那些年在中国民众心里形成的群体记忆并未完全随时间流逝而淡忘。

还有，是不是因为彼此了解不够？我觉得这个药方很像中医里边的六味地黄丸，包治百病但并不救急。日本我也去过几次，虽然都是浮光掠影，多少也接触到一点。嗯，这个国家老龄化严重，年轻人与中国相比看上去缺乏进取心，根本无心也无意真的跟谁过不去。可是且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绝对不能以一般政治一般国民去判断日本历史的走向，何况这个国家一向有少数人暴走的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陆军部少壮派暴走过，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何尝不是暴走？我们完全无法断定未来不会有人继续暴走。这种事情恰恰是反逻辑反常识的，而不幸历史往往是反逻辑反常识的。

我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各种想不通而组织这个专辑，但反过来说如果事事想通也没必要做它。或许我们简单一点，就是好奇心。这好奇心是对日本，可能更是对我们自己。以前我在BBS上玩过“你拍一我拍一”的接龙游戏，有个网友接得最巧：“你拍我，我拍你，拍着别人找自己。”本质上，我们对别人的好奇，了解别人的愿望，终究都是想要了解自己。我们没法左右别人怎么想，有时候甚至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我们确实走到这一步了。这不是很有趣吗？请原谅我用“有趣”这个词去掩盖一些沉甸甸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事情更好一点，就让它有趣一点吧！

[1] 李方，腾讯微博总编辑。

维度

两千年友好的神话

撰文/李长声[1]

又要到5月，想起了日本的麻生太郎，人送外号“撇式大嘴”。他当过首相，之后又当上了副首相，2013年就是这时候，在印度放言：“中国和日本在海上国境相接，但我们一千五百多年来和中国没有过非常融洽的历史。”

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还记得这句话。这是他的真心话，从历史来看，这也是真话。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认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历史是漫长的，只是近代不好了，它接二连三打我们。可麻生一语道破真相。他的话好多人不爱听。对于不爱听的话，有些中国人的法子是只装没听见，或者说他们失言，先替人家找了个台阶。

纵观两千年历史，中国与日本之间至少发生过五场战争。除了宋朝，中国的主要朝代都曾被日本挑战，打过仗。

说到唐代，人们乐道遣唐使。始自630年，二百六十余年间日本任命遣唐使二十次，这次数诸说不一，不管成行与否，总之两国的关系给人以文化的、和平的印象。然而，史实是平安朝第一次遣使赴唐三十年后，中日之间就开打第一仗，即所谓“白村江之战”。当时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唐军救援新罗，灭百济。遗臣泣日庭，天智天皇先后出兵五万余，与唐军海战，被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日本遣唐固然是修好之举，但更要紧的是取经图强。常有人说日本人欺软怕硬，可是从这场大战来看，那时日本还叫“倭”，就敢于挑战强过它N倍的大唐。

第二战是所谓“蒙古袭来”，时当镰仓幕府时代。忽必烈的铁蹄也要跟日本“通问结好”，数次遣使，但“日本国王”不答复“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不仅不“感戴来朝”，甚而砍了来使的脑袋。元与高丽联军入寇，掳掠而归。日本拟反守为攻，出兵高丽，未果。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再度出兵。兵分两路，江南军从宁波渡海，战船三千五百艘，兵马十万，主体应该是降元的宋军。一场台风袭来，溺毙过半，积尸成岛。元军大败，只有少部分人逃回国。日本人从此迷信风是神风，国是神国，而中国人留下了“倭人狠不惧死，十人遇百人亦战，不胜俱死”的印象。

第三战在所谓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觉得日本小了点儿，打算把天皇迁到北京去，他自己要定居宁波，振兴贸易。1590年遣使朝鲜，“假途入明”被拒绝。1592年出兵朝鲜半岛。明军入朝，与日军交锋。丰臣病亡，这场战争不了了之。

第四战即明治时代的所谓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当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首相伊藤博文写信，道：今日我对朝鲜之势力犹不及支那之积威。日本为压倒大清，扩大势力，迫使清军先撤走，引发了这场战争。我大清一败涂地。李鸿章颠儿颠儿地来日本割地赔款，还挨了一枪。不久，日本历史上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正跳着舞，听说第一笔赔款进账了，眉开眼笑地说“可算有钱啦”。后来跟俄国打仗，一文钱都没捞到，国民就不答应了，在日本第一座洋式公园那里聚会闹事，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

第五战就是民国年间的中日战争了，现今电视上天天还在打。1927年和1928年蒋介石两度挥兵北伐，日本先后向山东增派兵力，攻击济南城，驻留的北伐军死伤数千人，揭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战序幕。

不打仗的岁月不等于友好，也可能人家在卧薪尝胆。1949年以来，友好叫得欢，但摩擦不断，当下甚至已剑拔弩张。战争没有打起来，人们的心头已罩上阴影，以后再破冰、融冰，相逢一笑，也得给泯恩仇找出些理由。祖上曾阔过的历史给中国人养成了一种脾气，那就是自以为是，最终欺不了人，也可以自欺，自我安慰。日前有一行中国人造访新潟县，县府召集五六岁的孩子击鼓欢迎，远客感动大大的，说是从懵懂无知的孩子们身上看见了中日之间的草根交流，看见了中日友好未来的力量。真像是说梦。

历史昭然若揭。不禁想到郭沫若。四十多年前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他用如椽之笔写过一首词，为贺为祷，有云：“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同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

作诗不妨浪漫些，譬如唐代有“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云云，早就为美国人备下了“日本神话”的题目，但身为史学家，郭老未免没算清历史账，想来是有意为之罢。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何曾友谊两千年来着，“风雷激大洋”岂止甲午战争以来的八十来年。这样自作多情，或者一厢情愿，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可为鉴呢？说不定只会是一面风月宝鉴，要了卿卿性命。以史为鉴，首先那历史必须是真实的。

或许有人说，友好指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不好定义。狭义可以指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各种艺术。广义的解释，有人说是“人群通过学习获得的一切活动的复合体”，有人说“文化包含工具、制度、习惯、价值、语言等极多的事物”，还有人说“文化是一切社会活动，包括语言、婚姻、礼仪、艺术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是这样定义的：“文化是特定的社会或社会集团所特有的、精神的、物质的、知识的、感情的特征混合体，不单是艺术、文学，而且包含生活样式、共生的方法、价值观、传统以及信仰。”现在思考文化又多了几个特点，例如，伴随全球化进展和信息发达的文化蚀变（具有异文化的集团持续接触，使某一方或者双方的集团原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又如，文化被加上修饰语，成为“暴力文化”、“和平文化”等。友谊或友好终归是政治概念，与文化交流不是一码事。过去千百年的友好往来，中国人东渡基本是亡命，例如朱舜水、梁启超、郭沫若。历史上只有一些和尚是出于主动，历尽风波去弘教，也捎带了世俗文化，特别是宋明年间。

日本为什么不顾死活，非往大唐派遣一船船的使节团不可呢？有人曾做出这样的诠释，说：663年白村江之战，水军被唐军歼灭，日本人杞忧天倾，那时候的状况正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65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可能是大唐令日本遣使来朝（第五次遣唐），遣唐大使参加大典，列于属国之间。702年遣唐，是来向唐朝报告大宝律令在这一年修订，但执节使粟田正人等为何逗留两三年呢？估计是唐朝给日本留作业——迁都，用这个方法折腾其国力。虽然迁都藤原京才七年，但唐命不敢违，只好又迁都平城京。建造都城，全国遍建国分寺，民众贫穷，国家疲惫。白村江战败后的遣唐既是朝贡，又是出于防御政策，用大唐牵制朝鲜半岛。这样诠释真叫人忍俊不禁。

唐太宗念其路远，相约二十年一来朝，但实际也做不到。遣唐是国家行事，首先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每一次都耗尽国库。遣唐使的行列里从来没有皇家人，固然是畏惧风波之险，九死一生，但终止遣唐，理由主要还在于茫茫大海之上商旅已不绝于途。有宋一代，两国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商人和僧侣取代了国家，民间往来成为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主流，例如负责重建东大寺的重源和尚三度赴宋。唐代文化主要是传入朝廷和贵族，而宋代文化及生活方式由日本的或中国的僧侣拿回来或送过来，不仅进入上层阶级，而且从寺庙流入民间。辛辛苦苦拿来的东西往往被高档化，正如廉价服装优衣库、大众澡堂极乐汤到了中国都提高了身价。中国游客到日本发思古之幽情，寻寻觅觅，与其找唐，不如在生活及文化中找宋，例如奈良东大寺的大佛是宋朝工匠陈和卿协助再造的，但几经焚毁，如今观光的却又是江户时代修复的了。唐也好，宋也好，都不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在日本看见的文化全都是日本文化，在人家的文化里挑挑拣拣，认来认去，终归是无聊。

日本有一种怪物叫天狗，陈寅恪批注《旧唐书》，有这样一条：“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输入。”什么东西传到了日本都会被改造，天狗也伸长了鼻子，趿拉上木屐，而且当中一个齿。去日本旅游很容易看见，例如连锁的大众酒馆“天狗”，门口或者店内挂一个面具似的天狗，狗脸红红的。郭沫若的新诗《天狗》大概写的是日本天狗：“我的我要爆了！”“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孙悟空跟二郎神比试，变成一堆屎，被天狗吃了，可见中国的天狗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这首诗莫非意在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

京都曼殊院藏有两卷14世纪的古画《是害房绘卷》，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这个是害房是大唐的天狗头领，渡海来到比睿山，变作老法师，找天台座主慈惠大僧正斗法，结果被捆住打个半死。想要泡温泉疗伤，日本天狗说，温泉是灵地，去了更遭殃。一群日本天狗就做了澡盆，烧水帮是害房浴疗，然后举行歌会，送它回老家。画上的天狗是人身，从头到尾很像鹰。这一则日中友好的佳话出自大约12世纪前半叶成书的《今昔物语集》第二十二卷《震旦智罗永寿渡此朝语》。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写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师，狂妄而冷酷，人送绰号“智罗永寿”，就是这中国天狗的名字。友好多是在文学艺术中。

战火遍地也会有文化的交流，譬如有人就研究日本侵华时期的电影。豆腐很早从中国传到了日本，有人讨厌腐字，就写作豆富或豆府。日本豆腐非常嫩，水分多罢了，一般叫绢漉豆腐。做豆腐传统用卤水（氯化镁），四周是海，最不缺这种晒盐的副产品。京都有个做豆腐的人被征兵，随军到中国，惊奇中国人用石膏（硫酸钙）做豆腐，幸而没有被我们的地雷战、地道战什么的给打死，回老家重操旧业，用石膏做豆腐，创出了名牌。这家豆腐店在京都的嵯峨野，川端康成、司马辽太郎曾把它写进作品里。多么好听的地名，旅游时不妨去那里一游。

度尽劫波兄弟在，中日豆腐很好吃。

[1] 李长声，作家。旅日多年，写了几本随笔，被称作“知日”。信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之，不装。

谁又误解了谁

──从日夜世界的秩序看日本社会内部的错位逻辑

撰文/汤祯兆[1]

从中国眺望日本，我们从来不乏数之不尽的惊奇疑问。最简单的有：为何那么多年轻女性投入AV乃至风俗业（色情行业）的大军？为何红灯区可以在各城市公开、井然有序地营运？日本人为何好像对环保又或是文化保育不遗余力，但现实中强硬好战的军国立场同样也显而易见？凡此种种矛盾现象，要一一细数，相信必可达至数不胜数的地步。可是，我想于此先提出一个基本逻辑命题：中日误解及错位涉及跨民族的文化对照问题，但以上一连串的异色世相以及矛盾冲突，如果先撇除我们从外人观之的窥秘及猎奇角度，那么回到日本自身的民族体系上，是否又可以有一致的共同认知？又或是，其实所谓的错位及误解，本来就一直存在，甚至身处日本当下的社会中，同样不能避免各种内部撕裂式的理解沟通差异。此所以我会尝试回到日本现场，去梳理一下分歧误解的现况及成因脉络；先尝试了解清楚大和民族的内部矛盾，大抵才是进一步考虑分析跨民族异文化对照的立论基础。

日夜世界的言说

日本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评论家宇野常宽的新著《日本文化的论点》，正好竭力处理日本社会互不理解的内部现象矛盾，从而提出一些“可视化”的观点令彼此得以沟通互动。他指出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日本社会已出现巨大的理解鸿沟。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的乌托邦岁月，Japan as Number One的呼声高唱入云。国际舆论一片唱好，令日本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峰。但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后，以往由制造业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早已一去不返；政府方面，自民党及民主党也逐渐被公众看透政策立场上根本就无甚差异，于是很多的基本前设均益显现出不合时宜的一面来。简言之，日本的黄金年代其实是以核心家庭为社会建构的潜在对象。父亲为终身雇员，母亲为专业家庭主妇，配上一对子女，于是就可以与社会上由保育园开始至家电的构成设计等接上轨道。但就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以上的条件再不适用于眼前的社会形势。过去以核心家庭为本所建构出来的一代人，以及后来生成的家庭解体一代，逐渐成为日本民众分裂的基础分子元素。

宇野常宽承接另一位当红评论人滨野智史的界定说法，把两者区分为“日的世界”及“夜的世界”，并加以进一步的深入剖析。用最简便的方法来说明，前者是一切可视的既定成规及秩序，从媒体上而言就是已成熟建立的大众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及报刊等，或可以“可视化”来描述它们的性质，特点是建制化、程序化，存在自身已生出潜在目的：巩固既有秩序，好让整个系统可以继续存活运作下去。当然，宇野一众人的使用策略，背后也存在着等同僵化，以及上一代不合时宜却死扼权力不放的批评指向所在。反过来在“夜的世界”中，指向的焦点就是已成为日本社会热潮的“社交网络服务”（SNS）风气，即从对Twitter、Facebook及Niconico等的沉迷现象出发，勾勒背后庞大匿名使用者的生态逻辑。这两个世界，基本上可与上文提及的两代割裂作大体上对应的审视。

由1995谈起

当然，以上的说法区分或许还流于理论化及相对抽象，所以我想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切入，好让读者容易掌握两代区分的实感。更重要的，是呼应我于文首建立的观测基准——当日本社会于世代对立的处境下，撕裂成出现大量误解及错位的情况，不先了解掌握，则更加难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去做什么对照分析。

速水健朗是我颇喜欢的评论人，他最新的著作为《1995年》（旧作《手机小说的秘密》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大家回想起1995年，日本确有不少即使是如我们这样的海外旁观者，也同样熟悉认知的大事发生——沙林毒气事件、阪神大地震以及《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开播等。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若即若离的1995碎片，重拾日本社会文化大氛围转向的契机。有了对细节的坚实掌握和反思才可以营构全景，也才可以循此去掌握“日的世界”和“夜的世界”生成交替的秩序，从而更易对应现实情况。

把1995年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加以审视，也非始于速水健朗。中西新太郎在《1995年——未了的问题圈》中早就提出，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气事件，此两大灾患的降临，清楚地揭示出以往的社会模式及生态，不可以再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当然，凡事都可以有两面看的可能性，社会学家铃木谦介正好认为1995年可视为战后经济增长年代终结的代表年份，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雇用崩坏以及文化上的后福音战士现象等，也可以被看成新时代的降临契机——以上的社会外缘条件变化，本身已属孕育日夜世界交替的温床。

就让我们先回到阪神大地震发生的当天吧。那是1995年的1月17日上午5时46分，最大震度为尼克特制7.3级。5时左右是大部分人的就寝时间，加上属直下型地震，所以对民众的打击来得直接且严重。据报大地震的死者为6434人，完全毁坏的住宅超过10万幢，影响18万个以上的家庭；半毁的为14万幢以上，受影响家庭超过27万个——简言之，这是日本自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一般舆论都会视阪神大地震为1995年的标志性事件，关键之一是令本来隐而不显的问题悉数浮现。我当天凑巧也在日本大阪，犹记得一觉醒来，打开电视后传来的影像，竟然有如《超人》剧集，出现大桥折曲、汽车在半空悬挂等科幻特技场面，唯一差异只不过是没有哥斯拉或卡美拉之流在镜头前出现而已。当然，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海外游客，未能回到现实的错觉的影响也仅及身而止。可是当天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竟然也较我好不了多少，在看过6点整的NHK新闻后，由于当时仍未有现场片段传送，首相居然低估了地震的威力，返回床上继续睡觉。到秘书处传讯过来确认此为一大事，已是7点半，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足足有两小时之久。

村山首相在中午已成立“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但由于与神户联络不上，所以对现场的死伤人数以及灾情严重程度大抵一无所知。简言之，首相根本没有留意到震情的严重性。此所以当天首相的行程，竟然与原定的安排并无二致，继续出席一些早已安排好的面对财界人士及各党派的游说大会。以上的疏忽及无能后来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和痛斥。

除了村山富市外，当时的兵库县知事贝原俊民也备受批评。他在家中已然看到外边因地震而四处起火的情况下，竟没有立即回县厅办公救灾，抵达时已是8时之后。而当时向自卫队提出灾害派遣支援出动请求的权限，正好就是在知事身上。简言之，他的疏忽失职和首相可谓不分伯仲。此所以地震率先揭示，政府官僚制度的僵化，已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由此才出现及泛起民间社会的自救呼声。

另一方面，据后来的报告指出，地震中的死伤者主要为70年龄段的人，其次为60年龄段的人及80年龄段的人。死者平均年龄为58.6岁，可谓正式敲响了日本进入老龄社会的丧钟。事实上，国际标准早已定下凡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国民人数14%或以上，就属于“老龄社会”，而日本于1995年即已超逾此比例。事实上，当时的死者大部分集中在神户市东滩、滩、长田、中央、兵库及须磨六区与西宫、芦屋及宝冢三市。以上地区的住宅大多为于经济高度成长期所建成的木造住宅，早已进入老朽化的阶段，加上居民又大多为老年人，就更容易因直接及间接的原因（如肺炎、心律不齐及心肌梗死等并发症致死）而离世。

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除了一些上文提及与灾情直接有关的外在条件，如地震强度、抢救失时又或是居屋抗灾地不足等，更重要的是发现不少老年死者，本来都是孤独一人生活，所以在事发后也没有他人可以及时伸出援手。凡此种种，正好反映出地震所揭示的早已溢出了天灾范围，而且把潜藏的日本社会问题，如政治上的因循怠惰以及社会上的老龄后遗症等同时暴露出来，且迫使大家不得不正视现实的沉重打击。

志愿工作者元年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一年内，日本出现了人数大约达137万的志愿工作者涌往灾区赈灾。后来经济企划厅编撰的《2011年度国民生活白皮书》直指1995年是日本的“志愿工作者元年”，提及当年大量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学生赶赴现场，较政府由上而下推行的救灾行动，来得更直接及有力，从而令大众对公民社会及民间社会的职能有了更强烈的憧憬。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也等同于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决定了将来一切要自求多福的生存态度。

作家兼政客田中康夫在《神户震灾日记》（1996）中，正好从纪实角度点出一种人心的演化。他在书中提及，地震发生前一晚如常带了舞小姐回家温存，早上醒来收到友人留言“神户处于坏灭状态”，电视上看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后，自言感到不可再继续留在东京过一成不变的生活。两日内致电各志愿团体组织，发现早已人满为患，后来发觉大阪教区招募志愿人士以摩托车把物资送往灾区，于是他喜出望外立即出发。终于在灾后第四天由关西机场出发，乘了20小时摩托车便到达现场动手救灾。

书中也记述了一些在灾场赈灾的伪善情况及气氛，但无论如何，它正好提供了一种大家不可再延续过去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的契机，彼此必须正视现实重新上路。重新上路不代表明天一切会更好，而且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状况必会衍生，不过那始终是第一步。也可以说“幸好”有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预演，才得以令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民间救援来得更加有条不紊。当然，后者因为灾害更加严重（9级地震加上辐射泄漏），死伤者牵连更广，但如果不是早已催化及启动了志愿者的编制机能，相信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

以上仅集中针对由1995年阪神大地震而生发的变动及影响，便足以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地壳变动”。由首相到地方政客的无能，均清楚显示过去“日的世界”体系的官僚化，早已僵化至失效的境地。而老龄社会的降临，乃“日的世界”享受了富裕文明后的后遗症，简言之就是社会要“还债”的时候到了──过去在一帆风顺黄金遍地的日子没有积谷防饥，现在千疮百孔般的纰漏自然一发不可收拾。此所以志愿者元年的启动，正好从现实世界上说明了“夜的世界”的新世代势力的抬头。他们的组织生成，正是透过“社交网络服务”的活用，从而建立出种种体制外的渠道系统。因而由匿名性的交往，反过来建构出具名的社会运动，去补充“日的世界”的盲点及缺憾。事实上，在流行文本中可见到社会整体对由“夜的世界”所生成的自助元素，不仅从社会性层面予以肯定，甚至连个人化的人际网络层面也获高度评价。就以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2013）为例，电影中的次子昌次（妻夫木聪饰）和纪子（苍井优饰）的相交，正好得力于与灾民的仁心相连——他们正是因投身于“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救灾活动中，同以志愿者身份而认识并发展成情侣关系。从山田洋次的上一代角度出发，去肯定这一段创作出来且反映出对“夜的世界”秩序“加持”式的祝福，可见社会整体已感受到过去因世代隔阂而出现的毛病早已病入膏肓，希望“夜的世界”的育成且开花结果，以填补“日的世界”之纰漏，已成为一几近宣之于口的祈愿了。

“社交网络服务”的想象力

宇野常宽指出“夜的世界”的关键词，在于“日本的想象力”及“情报社会”两词。就以上的现实情况而论，正好是透过“社交网络服务”所建构出来的“情报社会”联系，令大量匿名的网络用户会聚起来，然后透过网络上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刺激，从而建立出一种对改造社会既定成规的“想象力”来。由1995年阪神大地震至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志愿工作者大军，正好循此“夜的逻辑”体系生成而来。

体现在日本流行文化上，我们不难找到大量的其他例子来说明他的观察。从畅销小说而言，现今声名鹊起的冲方丁于代表作中便清楚流露出针对“夜的世界”口味及市场的书写策略，而市场反应均证明大受欢迎。他的《天地明察》（2009）正好把“夜的世界”对“社交网络服务”的沉迷风气，融入历史小说的潜背景中，于是从中唤起大家心底里的认同好感，令小说得以大受欢迎。涩川春海是一个数学迷，小说冒头便出现“算额绘马”的描述。“算额绘马”就是与数学相关的绘马，日本人自古就有把愿望写在绘马或匾额上奉纳给神明的习惯，而开始大抵是有人想把学会算术又或是解决题目时的喜悦奉告神明，但演变下来就成为大家公开所学的场所。透过大家都会去寺庙和神社，于是确保绘马有一定的浏览者基础，甚至就连没有资金出版研究成果的人，也能以此手段获得廉价的发表机会。当中不少只会写出题目及出题者的名字，于是便变成为给浏览者的战书，诱使不少人在绘马上作答回应。答案正确时会得到“明察”的肯定，如果错误出题者便会写上“惜哉”或“谬误是也”——逐渐成为一种极其认真的娱乐风气。互不相识的各路英雄正好透过绘马作为江户时期的“社交网络服务”媒体，从而好让大家光明正大地在算术上一较高下。

圆堂都司昭在《娱乐小说进化论》中，认为这正是一种Web 2.0年代的网络沟通状态，即透过书写“部落格”，然后等待他人的反应回响，然后由博主再加以回应。当中没有出版及视听媒体等“大众媒体”存在，只是把资料置于公开的环境中，让同好之士得以从中交流及相互切磋，严格来说那当然仍属前SNS年代的沟通模式。但冲方丁显然想把网络时期的信息情报流通环境，置于江户时代中去让人反思，把左右今人的著作权问题又或是不同形式的网络传讯规条限制等加以凸显，去教人反思无偿沟通──尤其置于知识层面上的重要性。简言之，涩川春海身处的正是一知识共有化的理想社会形态，就好像今时今日会聚网络上的各路好手合力完成林林总总的网络知识大全辞典，理论上正是SNS年代下所有用户向往的美好新世界所在。

撇开小说的板块暂且不论，延伸至更为人认知及受人传诵的演艺事业文化，AKB48的例子更能充分说明“夜的世界”的想象力降临。如宇野常宽所言，AKB48正是“社群媒体”（Social Media，即包含“社交网络服务”及其延伸出来的不同媒体世界）时代下的偶像，她们与以往日本偶像倾向依赖杂志、电视及电台等大众媒体来维持知名度的运作不同，以秋叶原的专属场地作长期固定的演出，加上透过“社群媒体”中互联网的不同工具来逐步积累“人气”，从而奠定今时今日国民偶像的地位。此所以透过民主化的投票手段去决定AKB48成员的排名及去留（“选拔总选举”活动），当然可以看成所谓的民主精神体现，宇野亦以此来肯定“夜的世界”介入了“日的世界”的运作秩序，打破了原先的既有成规（以艺能界为据出发而言），从而建立出崭新的美好新世界来。

结语

上文花了不少篇幅，交代了日夜世界之间的角力，且由具体现实又回到虚拟文本，旨在说明因世代而生的误解及错位，几已成为日本社会内部的既定逻辑，甚至逐渐形成一种互动的“秩序”——当然，一切肯定仍在互动生成的过程中，会出现怎么样的终局肯定无人可以预知确认。更甚的是，上文较为强调“夜的世界”之势力扩张，但我个人的观察是“日的世界”之既有秩序也非坐以待毙。就以AKB48的例子而言，当“夜之世界”宣示了AKB48代表了不再依赖大众传媒，转而以“社群媒体”作为建构人气基础的新时代偶像，同理言之，我们也可以视之为“日之世界”的上位者更加精准地捕捉到时代的转变，从而满足彼此虚幻的心灵需要。顺应及利用“社群媒体”的言论趋势，其实也是AKB48幕后首脑秋元康成功的策略之一。如果AKB48可视为一种“民主化”的过程，其实也是秋元康所施与及设计出来的“民主化”游戏。民主化的幻象与其说是“夜之世界”的夺权，不如看成为“日之世界”利用“社群媒体”为个人的AKB48消费模式加以赋权的合理化过程。

是的，现实情况从来不应作简单区分，我的简略及粗浅说明暂时仅到此为止。

[1] 汤祯兆，香港影评人、作家。

日本人与猫

撰文/茂吕美耶[1]

猫的驯化

在日本，一般人提到“猫”，通常指的是“家猫”，学名为“Felis silvestris catus”。最新研究显示，目前已知道的现存于全世界的家猫（与人一起生活的猫），其祖先是13.1万年前的更新世（亦称“洪积世”）末期，在中东沙漠地带生活的非洲野猫（亦称“沙漠猫”），学名为“Felis silvestris lybica”。

一般认为，古代人为了保护谷仓，抓了非洲野猫的幼猫加以驯服，用来防鼠害，这些猫正是短毛猫的直接近亲。另一种亚洲野猫（Felis silvestris ornata）则为长毛猫的直接近亲。

2004年4月，在大约9500年前的塞浦路斯岛（位于地中海东部）的Shillourokambos考古遗址，发现了一具与人葬在一起的完整猫骨架化石。

猫遗骨离人遗骨的距离仅有40厘米，骨骸连接在一起，没有屠宰过的痕迹，而且由于同一处还埋了贝壳、磨光石、斧头等人工装饰品的陪葬品，证明了这只猫不是偶然闯进人类的坟地，而是被有意与人类安葬在一起，这正是目前最早的“驯养猫”证据。

据说，比起现代家猫，这只猫的遗骨骨骼更接近非洲野猫。

某些专家主张，家猫和人类的共生关系并非“人类强行驯服猫”，而是猫主动接近人类。这和农耕文化的开幕有关。

人类学会农耕技术，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积存辛苦培育的农作物。于是，觊觎那些储藏谷物的老鼠、鸟、原始期的狗、狐狸等，也开始聚集在人类四周。

如此一来，窥伺这些小动物的肉食动物野猫（当时是野生种的非洲野猫），也开始接近人类的村落；人类这方，因为非洲野猫不是来偷吃积存谷物，而是来捕捉老鼠等害兽，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介意，双方逐渐萌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猫的驯化正是由此开始。

塞浦路斯岛本来就没有非洲野猫，在该岛被挖掘出的猫遗骨，可能是从中东地域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与绵羊、山羊、狐狸等动物一起被带入岛内。当时的非洲野猫的作用，或许类似现代的“威士忌猫”（Whisky Cat），是保护谷物不受老鼠危害的仓库看守吧。

早期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蒸馏所养的猫，称为“威士忌猫”，除了担任酒厂守护员，同时还兼负“吉祥物”的作用。

苏格兰地区Glenturret蒸馏所饲养的一只名为“Towser”的长毛玳瑁猫，殁于1987年3月20日。这只猫于在世的24年间，一共捕获了28999只老鼠，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威士忌猫”。当地甚至还特地为它竖立了一座铜像以兹纪念。

现代的猫不会捉老鼠，是因为人类开发了鼠药和捕鼠工具，不再需要猫的技能。原则上说来，是人类社会产生了变化，并非往昔的猫比较勤快，而现代的猫变得懒惰。

日本各个时代的猫

第一次出现在日本考古学中的猫遗骨，是12件约公元前1世纪的猫股骨等，出土自长崎县壹岐市胜本町的弥生时代遗迹。由于当时的壹岐市没有山猫存在的迹象，而且猫遗骨和现代家猫的骨骼酷似，因而被断定是家猫。

2007年9月于兵库县姬路市四乡町的“见野古坟群6号坟”，也挖掘出留有一般认为是猫足迹的“须惠器”。“须惠器”制作于6世纪末至7世纪中。足迹是鲜明的5个肉球和掌球，没有指甲，留在直径约3厘米、名为“杯身”的附有盖子的餐具内侧。

若是其他野生动物留下的足迹，必定有指甲，能够留下“没有指甲的足迹”的动物，只有山猫或家猫。但山猫警戒心很强，不可能在人类生活圈内的陶器或土器上面留下足迹。如此推测下去，便只有家猫才有可能在人类制作的陶器或土器上留下足迹了。

以文章形式最初登场的猫，是平安时代文献《日本灵异记》中的猫，在这之前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中都没有与猫有关的记载。

以下是根据文献整理出的日本各时代简略的猫的历史。

平安时代的猫

“平安时代”是公元794年至1185年（或1192年）期间。

平安时代初期写成的日本最古老的说话集《日本灵异记》第三十回，记载着庆云二年（705年）时，丰前国（福冈县东部）某男人于死后化为蛇，打算进儿子家，无奈被赶出，之后化为狗，再度被赶出，最后化为猫，终于得到一顿盛宴，让儿子饲养下来。

平安时代中期的女作家清少纳言执笔的随笔《枕草子》第六段，描述了第六十六代一条天皇和定子皇后是典型的猫奴，甚至给猫从五位以上的女官位阶。

据说这只猫是来自朝鲜半岛的贡品，亦是有关日本猫的最古记录。

某日，这只猫遭名为“翁丸”的狗追赶，逃进天皇怀中。发怒的天皇不但惩罚了狗，还将狗流放于孤岛。

可是，狗翁丸竟遍体鳞伤地再度返回朝廷，看到的人都为狗的坚强性格而流泪，一条天皇也深受感动，最后让狗留在宫中。

平安时代中期写成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描写，姬君养的猫“缠着竹帘嬉戏，‘咪咪’叫着”；《更级日记》也记载“猫烧死了”，可见这时代的猫都养在屋内，而且用绳子系着。

不过，其他平安时代的古籍中亦出现“野猫”这个词。如此看来，古代日本和现代日本大概一样，既有养在家里的宝贝猫，亦有在外自生自灭的野猫。

镰仓时代的猫

“镰仓时代”是公元1185年至1333年期间。

据说这时代的“金泽文库”为了保护佛教经典，特地从中国南宋进口了猫。

“金泽文库”是镰仓中期的武将北条实时建设的武士门第文库，算是日本初期的私立图书馆。所在地是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金泽町，不是石川县的金泽。

镰仓时代的朝臣藤原定家的日记《明月记》，是定家从治承四年（1180年）到嘉祯元年（1235年）的56年间，认真仔细记录下来的日记。日记中出现尾巴分叉成两条的“猫股”，也就是日本著名的猫妖。

《源氏物语》里的猫

《徒然草》也记载了“猫股”传说，看来这个时代的人相当惧怕上了年纪的老猫。这是因为中国的猫鬼和金华猫等民间传说故事传入日本，再被改编为日本味的故事吧。

当时的“猫股”多指上了年纪的黑雄猫，躯体很大，尾巴尖端分裂为两条。

室町时代的猫

“室町时代”是指公元1336年至1573年之间的237年。

当时，猫是珍贵的赏玩动物，存在价值与原本的驱逐老鼠功效相去甚远。为了不丢失珍贵的猫，当时有很多人都用项圈豢养，像现代的狗一样。

让猫恢复本来职位的人，正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甚至发出“不准用项圈系猫”的布告。据说多亏此禁令，才使鼠害锐减。

江户时代的猫

“江户时代”是1603年至1868年期间的265年。

这个时代，真猫极为宝贵，有人甚至到养蚕农家串街叫卖猫画，当作驱除老鼠的护符。养蚕农家的天敌是偷吃蚕的老鼠，对养蚕农家来说，猫应该算是一种近似守护神的存在。日本最古的《蚕饲养法记》甚至记载“养蚕人家，家里务必养猫”。

根据日本群马县的古记录，在一匹马价格为一两白银的时代，猫的交易价格是五两白银。这也证明，会捉老鼠的猫，其价值远超过农耕马。

养蚕农家的吉祥物“招财猫”，也是诞生于江户时代。此外，著名的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师歌川国芳亦是典型的猫奴，而且是猫奴中的猫奴。

江户时代的养蚕农妇

宠爱黑猫的宇多天皇

宇多天皇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第五十九代天皇，曾一度臣籍降下，赐姓源氏，并以侍从身份在朝廷做官，因此又别称“王侍从”。

由于父亲意外地成为第五十八代光孝天皇，宇多天皇于仁和三年（887年）恢复皇族身份，并被册封为皇太子，于同年举行即位仪式。他不但有官僚生活经验，连即位的始末也与众不同，是位很特殊的天皇，在位时间为公元887年至公元897年。

《宇多天皇宸记》（即《宽平御记》）是日本现存天皇日记中年代最古的日记，也是日本天皇亲笔写日记的首例，总计十册，不过并非全部流传下来，而是零零碎碎被保存着。

“宇多天皇与黑猫”的故事正是记载于《宽平御记》。附带一提，宇多天皇的日记与其皇子醍醐天皇、皇孙村上天皇的日记被合称为“三代御记”。

在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片断日记中，有一段宇多天皇记述当时所养的黑猫的文章，这段记述已经成为日本现存最古的“猫奴日记”。原文和译文如下：

宽平元年二月六日。朕闲时。述猫消息曰。骊猫一只。太宰小贰源精[2]。秩满来朝所献于先帝。

译文：宽平元年阴历二月六日（阳历为889年3月11日）。闲着没事，来描述我的猫：这只黑猫，是大宰府次官源精结束任期返回都城时，献给先帝的。

爱其毛色之不类云云。余猫皆浅黑色也。此独深黑如墨。为其形容恶似韩卢[3]。

译文：毛色非常罕见，其他猫都是灰色，只有这只猫漆黑如墨，实在很可爱，简直像韩卢一样。

宇多天皇

长尺有五寸。高六寸许。其屈也。小如秬粒。其伸也。长如张弓。

译文：体长1尺5寸（约45厘米），高约6寸（约18厘米）。蜷曲时，小如黑黍粒；伸长时，像弓那般长。

眼睛晶莹。如针芒之乱眩。耳锋直竖。如匙上之不摇。

译文：瞳孔闪亮如针，光彩照人；耳朵像汤匙一样，直立不动。

其伏卧时。团圆不见足尾。宛如堀中之玄璧。其行步时。寂寞不闻音声。恰如云上黑龙。

译文：端坐时，蜷曲得不见脚和尾巴，宛如窟中的黑璧玉。行走时，不发任何声响，恰如云上的黑龙。

性好道引暗合五禽。常低头尾着地。而曲耸背脊高二尺许。毛色贶泽盖由是乎。亦能捕夜鼠捷于他猫。

译文：它似乎很喜欢导引术气法，动作与五禽戏[4]一样。虽然总是低着头，尾巴贴在地面，但起身伸长背脊时，有2尺（约60厘米）高。是不是因习得导引术气法，毛色才这么美呢？而且，夜晚抓老鼠时的敏捷性，比其他猫杰出。

先帝爱翫数日之后赐之于朕。朕抚养五年于今。每旦给之以乳粥。

译文：先帝宠爱了数日，即赐予我。我养它已有五年，每天早晨给它吃奶粥。

岂啻取材能翘挺。诚因先帝所赐。虽微物殊有情于怀育耳。

译文：并非这只猫特别出色，我才如此做，而是先帝赐予之物，无论怎样小的东西，都很珍贵。

仍曰。汝含阴阳之气。备支窍之形。心有必宁知我乎。猫乃叹息。举首仰睨吾颜。似咽心盈臆。口不能言。

译文：我试着向猫说，“你具备了阴阳之气，也有四肢七窍，你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吧”。然而，猫只是叹了一口气，纹丝不动地仰视我的脸，似乎怀情满胸，只是不能说话而已。

通常愈有教养的日本古人，在汉文中愈倾向于使用华丽辞藻，但脸不红气不喘地对猫以“韩卢”“堀中之玄璧”“云上黑龙”等华丽辞藻给予最高级赞赏的人，在日本的文章史上确实史无前例。可见宇多天皇爱猫爱到甚过现代猫奴的境界。

况且即便是宫中，每天给爱猫吃“乳粥”，简直奢侈到巅峰地步。

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每天勤快地写日记，并非基于对文学的关心，也非出于名人的骄傲，而是为了保护家门而必须做的工作。

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正是“继承前例”。凡事不容许任何变化，必须彻底记住所有前例，能效仿先人做的“前例”的男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能干的男人”。

因此，为了将来，为了子孙，当时的贵族都怀着“只要跟着我做，绝对不会出错”的使命感，每天拼命写日记留给子孙。这就是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为何会留下那么多日记。

以藤原道长的亲笔日记“御堂关白记”（日本国宝、世界记忆遗产）为首，日本平安贵族确实留下了大量日记。

也因此，宇多天皇在记日记时，肯定也意识到这点，才会多此一举地辩解说：“诚因先帝所赐。虽微物殊有情于怀育耳。”

看他于最后写的那段文章，相信每位现代猫奴看了都会感同身受地用力点头吧。

日本作家、浮世绘画家与猫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养着狗、禾雀和猫。漱石前后养了三只猫，不过成为《我是猫》的主人公的是第一代的猫。那只猫是迷路的野猫，几次抓出去，又跑进家中，令漱石很头痛，不得已才决定养下。

虽然漱石在《我是猫》中将之描写为三色猫，但其实只是普通的条纹猫。这只猫很爱恶作剧，经常在半夜搔抓已经熟睡的家人的脚，或在房间闹腾腾地奔窜，气得漱石常手持尺子追赶。

漱石给狗取了“赫克托耳”（Hector，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哥哥）的名字，却没有给这只猫取名，总是称它为“猫”。漱石似乎比较喜欢狗。

那只猫被养了四年，不知何时竟死在漱石家屋后的库房的炉灶上。附带一提，漱石养的狗狗也掉进邻居家的池子溺死，禾雀则因为家人忘了喂饵食而饿死。

漱石虽然不喜欢猫，但那只猫死了后，他也觉得很可怜，不但给猫造坟，还发出猫的死亡通知书给弟子们。

由于担忧弟子们收到死亡通知书的明信片后会大张旗鼓地涌来，便在明信片后补写一句：“主人目前正在执笔《三四郎》，不用特地来参加葬礼。”

之后，漱石又养了两只猫。第二代的猫全身漆黑，取名为“怪物”。据说是抱养来的，但这只“怪物”比第一只猫更调皮，时常欺负家里的小孩子，随处拉屎，把夏目家闹得鸡飞狗跳。

夏目漱石的《猫死亡通知书》

其后收养的第三代猫，也在漱石家待没多久，就被正在收拾寝具的漱石夫人给活活踩死了。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少年时代的照片中，有几张与猫一起拍的照片。他从小便很喜欢动物，特别疼爱猫。他在文章中描述，“我很喜欢那个忧郁的动物。它们不会表演技艺，并非它们学不会，而是它们认为那种事很愚蠢。它们那种有点卖弄小聪明又爱耍脾气的表情，排列整齐的牙齿，冷酷的谄媚，我真的喜欢得无以名状”。

《假面的告白》成书时，负责封面的画家猪熊弦一郎送了一只名为“贴贴尔”（《青鸟》中的哥哥）的雄猫给三岛，三岛称其为“贴尔”，非常疼爱。据说那只猫是美男子，毛色很漂亮。

然而，三岛婚后，由于夫人不喜欢猫，必须把“贴尔”托付给紧邻的父母家。尽管如此，每逢夜晚，“贴尔”总会到三岛的书房敲窗户。三岛每次都偷偷让“贴尔”进房，再拿出事前藏在桌子抽屉里的小鱼干给“贴尔”吃。

后来，那只猫和某只不良雌猫成为夫妇，不良雌猫在三岛的书房生了六只小猫。三岛在行李箱盖子上铺了毛毯，小心翼翼地养着。不过，即便是猫奴的三岛也不可能瞒着夫人偷偷在书房养六个“私生子”，于是只留下一只，其他全送人。

三岛的父亲是典型的狗痴，不太喜欢猫。他在《我的儿子，三岛由纪夫》中描述，时常设法让三岛养的猫失踪，不过，三岛会立刻再度收养其他的猫。

有一次，三岛的父亲听说如果让猫吃了涂上铁粉的东西，猫会在一个月内死亡，于是马上付诸行动。不料，那只猫没有死，反倒精神百倍，变得凶暴起来，将三岛的父亲平素很珍惜的意大利礼帽咬得破破烂烂。

三岛由纪夫的猫

鹤屋南北（第四代）

提起鹤屋南北，或许有人不知晓他是何方神圣，但说起《东海道四谷怪谈》，应该有不少人略有耳闻吧。第四代鹤屋南北正是歌舞伎剧《东海道四谷怪谈》的作者。

说起来，猫妖在戏剧里登场，人们也对猫妖感兴趣是江户时代后期的事。让鬼魂灵异登上舞台，并在舞台设计与剧情有关的机关，起点正是鹤屋南北的《独道中五十三驿》（文政十年，即1827年）。

在这出戏中，第二幕和第四幕都有猫妖登场，其创作过程非常有趣。

因为之前写的《东海道四谷怪谈》极为卖座，鹤屋南北打算动笔写新作品，每天都在构思剧情。该年初春，江户三大歌舞伎剧场之一的市村座的塔架上，卡上一只纸鸢，纸鸢上画着一个口中含着长袖和服的女人头像，众人纷纷攘攘地跑去观看。

鹤屋南北见状，暗忖，观众可能都在期待今年秋天的戏剧最好也是鬼怪故事，于是决定执笔写与“东海道五十三次”（从江户到京都的驿道途中所经过的53个宿场）有关的怪谈剧本。然而，写到让猫妖登场的第二幕时，无论怎么绞尽脑汁也写不出猫妖的衣裳，只得暂时停笔。

南北家里养着猫。某日，那只猫出门散步，不久，口中叼着一张画从后门回来。鹤屋南北仔细观看那张画，原来是浮世绘画师歌川丰广画的“杀生石”，画中的“玉藻前”穿着平安时代的华丽十二单衣。

“玉藻前”是传说人物，原是狐狸，因被人识破，逃到那须野时遭射死，灵魂化为妖石，之后，凡是挨近妖石的人或鸟兽都会惨遭其毒手。

鹤屋南北看了画中的“玉藻前”身姿，灵机一动，便采用平安时代的十二单衣当作猫妖的衣裳，如此解决了难题，再度动笔写成《独道中五十三驿》。

东海道四谷怪谈

歌川国芳

在所有日本浮世绘画师中，江户后期的浮世绘画师歌川国芳是最著名的猫画家。他不仅擅长画猫，更是无与伦比的猫奴。家里经常养着数只猫，有时把猫放进怀中出门逛街，有时让猫趴在膝上作画，疼爱得很。

而且，他还在自己的隐号中用了“猫”字，如“一妙开猫好”“白猫齐由古野”“五猫亭恰好”“养白猫恰好”“三返亭猫好”等，甚至连印章都用了与猫有关的图样。所谓“隐号”，是著名画师在描绘春宫画时，因忌惮官府而另取的笔名。

从这些隐号类推，歌川国芳家里至少养着五只猫，而且其中有几只是白猫。

国芳的猫奴指数比现代猫奴高出许多，他在教授弟子时，总是让弟子以猫为对象练习素描。据说家里不但有猫灵牌，而且每只猫都有各自的履历书。门生中人才辈出，如一猛斋芳虎、一蕙齐芳几、太苏芳年等人，都受到老师的影响，也很喜欢画猫画。

在模仿浮世绘画师歌川广重的名作之一《东海道五十三次》的三连画《猫饲好五十三疋》作品中，国芳总计让73只猫登场，正因为他家里养着猫，猫的动作和姿势画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国芳在这幅作品中还隐藏了语言游戏。譬如在起点“日本桥”中，由于“日本桥”和“两条鲣鱼干”发音类似，国芳便让猫咬着两条鲣鱼干；在“沼津”中，基于“沼津”和“鲶鱼”发音相近，就让猫和鲶鱼对峙。

歌川国芳的《猫饲好五十三疋》

歌川国芳也画武士绘，别称“武士绘的国芳”，不过，同时也以猫画师闻名于世。江户人都把他描绘的猫画当作驱鼠符，在当时极为畅销。据说只要贴着那张猫画，家里就不会出现老鼠，即便有老鼠，也绝对不会恶作剧。不管事实如何，都足以证明他的猫画栩栩如生。

现代日本的猫咖啡厅/“猫家”埼玉县大宫店

现代日本人与猫

在日本，猫狗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尤其是猫，日本人的爱猫情结已经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猫文化。除了数不清的猫咖啡厅、猫岛、招财猫商品、动漫机器猫、凯蒂猫、猫咪站长等，就连日语中也有大量与猫相关的形容词或谚语。

此外，每年2月22日更是举国庆祝猫节的“猫之日”。2月22日的“2”字发音类似猫叫，因此自1987年起，每年这个日子便被定为“猫之日”。这天，日本网络真的会变成“猫世界”，商店举办猫展，个人博客贴出自家爱猫照片，日本Twitter更是猫咪满天飞。

有位美国女性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最能体现日本社会以及民众对猫情有独钟的特殊现象。

她曾在日本长期停留，非常怀念在日本的生活。她举出一个在日本与猫接触的例子：“日本有很多没有被特定人士饲养的野猫。但在日本，宠爱野猫的人非常多，无论路上或公园，都有人定期在喂养这些野猫。”

这位美国女性初到日本时，无意中捡了一只野猫，住在日本期间，始终饲养着猫。她说，她在日本生活的回忆中，点点滴滴都与猫有关。

当她告别了到处都有猫影子的日本生活，回到美国后，却不再饲养曾经那么深爱的猫了。据说，在美国，很难发现像日本猫那般容易接触并亲近人类的猫。又说：“在日本，整个社会环境都容许让野猫自由自在地生活，一般民众对猫极为宽容。”

最后，她描述：“无论野猫或家猫都可以和善接触，这是我在日本生活时的小小乐趣。我非常怀念那样的日本生活。”

日本人自以为是猫，其实是虎

最后来一段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小故事。

话说日本和英国之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双方政府正式商谈之前，某位日本青年外交官负责与英国方面先做事前协调。

然而，双方见面时，英国的代表只是单方面地滔滔不绝，事情毫无进展。

外国人甚或日本人常说，日语很难懂，不过，英式英语也有不少独特的词汇与特有的措辞，不像美式英语那般干脆利落。

而且，从对方的表情和态度，日本青年外交官明显可以读取到对方鄙视自己的态度。

于是，青年外交官开始制止说个不停的英国人。

“我完全听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过，倒是明白了英国政府没有诚意打算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回去向祖国报告。”

日本青年外交官如此说后，不理会其他阻拦的英国官员，径自回大使馆。

日本媒体没有报道此事，但在英国，似乎有人拿这件事在英国议会大做文章。

说穿了，日本青年外交官只是打算利用对方的人种歧视，作为谈判的一种技巧，让事情进行得对己方有利而已。

不料，英国的次官级官员于日后访问了日本大使馆，不但为此事表示歉意，还表明已经更换了代表，希望与日本方面再度进行商洽。

“上次那位代表怎样了？”日本相关人员问对方。

“你们日本人自以为是猫，但实际是虎。你们以为只是轻轻地搔抓了对方一把，不过，也请你们想象一下被老虎飨以致命一击的人的下场吧。”英国次官级官员答。

[1] 茂吕美耶，日本埼玉县人，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市，是娴熟中文与日文的水瓶座作家。

[2] 源精是嵯峨天皇（786～842年，第五十二代天皇，在位时间为809～823年）的孙子，宇多天皇是嵯峨天皇的曾孙。

[3] 韩卢，中国战国时代善驰的猎犬。

[4] 五禽戏是模仿虎、鹿、熊、猿、鸟之动作的中国传统健身法。

从“饮会”看日本社会的礼仪与规矩

撰文/野岛刚[1]

在日本，“饮会”（多指公司白领在下班后跟上司或同事一起喝酒聚餐的社交活动）是一种具有特别社会意义的行为。尤其对公司白领来说意义非凡，“饮会”上的表现关系到“出人头地”，这么说并不夸张吧。另外在与人相处时，如果不积极参加“饮会”，朋友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成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担忧。

然而，很不巧的是我并不擅长“饮会”。每当参加公司举办的“饮会”时，我就后悔自己生为一个日本人。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想把自己所了解的日本“饮会”之特殊性介绍给各位中国读者。

我进入报社是在1992年。公司分配我去的第一个赴任地是九州佐贺县的佐贺支局。当时，佐贺支局除了支局长、次长以外还有6个年轻记者。地方支局的支局长或次长在下班后非常喜欢带着年轻记者去开“饮会”。偶尔几次还好，但基本上每周都得去一次，真没有比这更麻烦的差事了。

我绝不是一个偏执的人，但不太喜欢浪费时间。在“饮会”时谈论的话题大多是上司过去的“当年勇”或失败经历，所以过半年以后“饮会”上就多次听到同样的故事。慢慢地我就觉得太无聊，逐渐把这种心情写在了脸上。

有一次，次长这样对我表达他的不满：“你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在听我讲话，如果嫌无聊的话下次不用来参加‘饮会’也行啊。”

当时的我（或者说现在也一样）反抗精神很强，心里想“既然上司说了不来参加也行，那就不用去啦”。后来在次长组织“饮会”时我是同事中唯一没出席的。

然而在日本企业里，这么不善于处理同事关系的做法就意味着没法“出人头地”。我理解到这一点是在赴任佐贺的两年以后。

有个同事跟我同一年同时到佐贺赴任。他这人不错，性格开朗，很善于社交，挺受领导喜欢，但工作方面不那么优秀。客观来看，就写报道的能力来说我比他优秀两倍。虽然这是在自说自话，但我确信这一点。

日本报社的晋升机制跟中国等海外报社有些不同。日本的报社，其报纸发行量巨大，在全国各个地方都设有采访报道网。新记者进入报社后最初的赴任地基本上是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城市。在这里的最初两三年，新人一边进行有关采访的培训，一边接受上司的考察，以判断他的能力、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考察各种因素来判断其能否顺利进入下一阶段。从基层采访点最初调动的目的地是札幌、仙台、横滨、名古屋、神户、广岛、福冈等地方中心城市。我当时在佐贺支局，所以第一道难关就是看能否顺利调去福冈。

有一天，人事部门贴出通知，宣布和我同时来佐贺的那名同事被调去福冈。返回支局后我看到的是那名同事和次长在一起相谈甚欢的情景。这时我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醒悟到，在日本社会里“饮会”有多么重要。结果，我调动去福冈时已比他晚了一年。至少这一年的时间是因为我在应对“饮会”方面的失败，白白损失了。

从那以后我也多少有些变化，积极参加“饮会”。但也并不是对上司那些无聊又自负的话题都摆出一副津津有味的倾听状。

如果我是普通上班族或许会这么想，没有必要为了出人头地而曲意逢迎。对于抱有这种想法的我来说，相比于跟上司去喝酒，和采访对象一起喝酒吃饭更有益处——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公司来说都有好处吧。所以我一直把“跟上司的交往”控制在最小限度。

这样做的结果或许也并未完全影响我的晋升和发展吧。只是，如果当初能更圆滑地处理“饮会”，或许可以更早些、更有利地构筑起社会地位吧。

顺便提一下，出席日本“饮会”的中国人经常议论的话题是“付账的方式很麻烦”。这一点我确实同情中国朋友。不少日本人也很头疼这个问题，总是疲于为付账方式操心。

日本的“饮会”和中国的宴席在主旨上有些差异。中国的宴席基本上是以“款待”对方为目的。所以在出席宴会的人当中，经济上比较优渥或者地位较高的人应该埋单，主导饭局。

反过来说，在中国饭局上不出钱的人会被认为比较“小气”，在朋友圈里评价会降低。对于被请客的人来说，对方从钱包里掏出来的埋单钱是什么性质都无所谓。是他个人的钱？还是组织的招待费？或者是从客户那里收取的贿赂款？这些都不太介意，重要的是对方请自己吃饭了这件事本身。

在日本“饮会”该由谁付钱这一点则比较模糊暧昧。因为“饮会”的目的基本上是“联络感情、加深友谊”之类。谁请谁的这种意识比较淡薄，付账时基本都是AA制。

当然，年龄、收入水平和地位等状况，很多情况下在付账时会综合考虑。这时对外国人来说就很难办。比如，公司里一个上司带着三个部下去吃饭。结账时是2万日元，上司自己出1万日元，剩下的1万日元由3名部下分担。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上司一个人全付了，其他人就会对他评价很好，认为这个人“比较大方”。如果上司说“咱们AA”，大概会被周围人说成“小气鬼”吧。但是，“饮会”上怎样埋单不像在中国那样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重大要素。日本人会觉得，对方请客了就挺幸运，不请客的话就当运气差了点，也无所谓。因为，基本上是以“联络感情”为目的，所以参加“饮会”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的部下里有不少中国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挺多，但他们基本上从不想付钱，这在他们的价值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只是个普通工薪族，也有家人，家庭开销也挺大的。比方说我带着五六个部下就算去吃便宜点的中华料理，也要花两三万日元。这些都让我一个人来付的话就比较痛苦，但我也碍于面子硬着头皮去付了。

可是，这时候身为中国人的部下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连一句“多谢款待”都不说。我知道在中国社会，大家不太把向对方说“多谢款待”当成一种礼貌，所以我也没多想什么。可普通日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在心里想：“他们是多么没礼貌啊。下次还要再请他们吃饭吗？”

反过来，我在中国被别人请客吃饭后即使反复说“谢谢，多谢款待”，对方也不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不仅如此，还会觉得“这个人把我请他吃饭当作这么大的事儿？真是个失礼的家伙”，反倒会招致对方不愉快。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饮会”上点菜的方法。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菜都由宴会组织者来决定。点什么菜、怎么点也考验着这个人的能力和经验。

我在担任朝日新闻驻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支局长时，农历新年前必须得组织饭局请部下吃饭。每到这时我最紧张的就是点什么菜。因为我点的菜好不好吃，意味着我这个外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他们的社会，考验着我对他们的饮食文化的了解程度。因此，在中国被别人请客吃饭倒是件很轻松的事。什么也不用操心，等对方把所有菜都点好后轻松享用就行了。

相比之下，日本“饮会”上点菜形式就比较公平，赋予每个参加者平等的机会。如果因为年纪大就随便决定了所有的菜，那么之后其他参加者肯定会在背后议论“这个人太自作主张了”。话说回来，在日本的“饮会”上所有出席者都是地位平等的，这里包含着一个想法，即这顿饭的前提是AA制，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点自己想吃的饭菜。

我曾经听说过，不少中国人在被邀请去参加日本人的“饮会”时，当被问到“想吃点什么”时感到非常困惑。在中国的价值观看来，很难想象被请客的一方去点菜。可是，日本人在请客时很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所以就产生了这种沟通上的问题。

中国出版了很多介绍日本的书籍，但几乎没有详细介绍有关“饮会”的日中差异的书籍吧。然而毫无疑问，是否理解日本“饮会”的礼仪与规矩关系一个人能否融入日本社会。很多中国人并不是很了解日本的“饮会”文化，所以一直很不适应日本社会。作为日中相互了解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加深对日本“饮会”的研究。

[1]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等职，现任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新鲜日本》主编。

艺伎，情色日本的边缘诗学

撰文/姜建强[1]

雪花中的艺伎，就像飞舞着的精灵

纸灯下施着粉黛的笑。

竹窗里晨起的慵懒。

闲散时浮生里的短暂欢快。

是繁华极艳，却又隐藏着悲伤之哀。

日本的艺伎完全是肉身艺术品的终极姿态。这种艺术品既有高度的美，又具有满足大众游玩的要素。艺伎象征日本人美的意识。艺伎的一举一动都在美的规范下样式化。艺伎个人的情性（如果有的话）只能隐藏在职业的假面背后。艺伎通常继承先辈的名字，脸上涂上很厚的白粉，所以你是谁，她是谁，你与她有何不同，基本没有分别。她们是一个化验室里出来的“无臭”标本，或者说是同一试管里出生的“婴孩”，又或者说是一棵树上开出的山樱花。

作家永井荷风在其《江户艺术论》中曾这样描写日本的艺伎：凭倚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她们总是令我欢喜。

谷崎润一郎为日本艺伎设计的意象是：京都美人、往昔祗园艺伎们的花容月貌、清幽小庵、绉绸、雪白肌肤、香绫泪、脂粉、裙边、紫色、灰紫色、茶室、孤寂、茶釜之音、炭香、熏香、一株山茶花。

这是一个神秘的青春女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迷幻的为上流社会男性服务的“圣地”。因为神秘，因为迷幻，所以300多年来，日本的舞伎、艺伎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巨大的“黑洞”。因为是黑洞，所以又吸引了为数不少的日本文人学者来解构其谜。

京都特有的凛冽寒冬，并不好过。纷纷飘落的飞雪，冬日夜晚的寒气，愈发沁人骨髓。雪粒敲打着葛藤葺的芦庵屋顶，噼啪作响。

一位头戴十二月花簪的美丽艺伎，身着浅色素雅的和服，足蹬高高的木屐，右手轻巧地撑着白色丝绸的伞，静静地伫立在茶屋的门前。暮色时分，团团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在舞伎的周身飞舞。

静谧。寒风。冷雪。

雪花中的艺伎，就像飞舞着的精灵。

艺伎的边缘诗学——粹

毫无疑问，艺伎作为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一种理论上的或者说是哲学上的关照，它的色彩就会黯淡很多，它的腔调也会弱很多。在人们的观念中它的认知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从哲学上完成对艺伎知性关照的是九鬼周造（1888～1941年）。这位“东洋的贵公子”（大桥良介语），发明了“粹”这个日本式的独特的概念。他在1930年42岁时出版的《“粹”的构造》一书，是在巴黎写成的。他在巴黎哲学名人堆里，用“粹”这个无法翻译的概念，玩转于东洋与西洋之间。因为西方人怎么也不会知道，“粹”是与江户时代欢场同时成长的一个概念。

九鬼的父亲九鬼隆一是驻美全权公使、贵族院议员。母亲波津子是京都花柳界出身的美貌艺伎。而母亲在回国的船上，又与陪同她回国、写有名著《茶之书》的冈仓天心擦出恋的火花。火花一燃就是九年。冈仓天心为此失去了美术学校校长的职务。母亲的不伦之恋给九鬼带来思考：理想化的女性究竟为何物？

九鬼带妻子缝子去欧洲留学是在1921年。33岁的时候，九鬼因遍历欧洲美女，使得缝子与他离婚。九鬼甚至写出了这样的诗句：“路易丝为了取悦我/身着日本刺绣的衣裳而出。”他的第二任妻子中西菊江是一位年轻的艺伎。同时九鬼还暗恋着好友岩下壮一的妹妹，据说也是一位艺伎，因此他对艺伎的感觉更为感性直观。通过考察艺伎的本质，思考艺伎的文脉，他发现用“粹”（いき）这个日本语来表述艺伎是最为妥帖的，他说：“所谓粹就是东方文化的，或者说是大和民族特殊存在样态的显著的自我表明之一。”其极致就是“民族存在的解释学”。而“粹”的结构被解析为“对异性的媚态”、“意气”和“达观”。

这个“粹”字的巧妙在于：它否定了用色情一词来涵盖或轻视艺伎的倾向。然而它又抓住了情色世界里男女双方极尽能事的风流或装模作样，更是将在表面上属于出卖色相，与男人周旋的艺伎，集约成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意的人生态度。艺伎在男女交往中看似属于被“侵犯”的主体，如狎妓商人或男子与不止一个艺伎打交道等。这时的艺伎要如何保持不被迷惑，不被“侵犯”，这就需要通晓色道，通晓人情奥秘等对人性的极致认知。九鬼说这就是“粹”，一种和式的审美意趣。九鬼曾经向海德格尔阐述过何谓粹，这个时候他的语言也充满了粹：“所谓‘粹’就是像和风吹过来，明亮闪耀，为之吸引的静谧。”

九鬼从原理构成的角度，将“粹”限定为三个主要特征或者说内涵：

第一是对异性的“媚态”；

第二是来自武士道的“意气”；

第三是来自佛教的“达观”。

何谓媚态？晚唐诗人崔钰写过“朱唇啜破绿云时，明目渐开转秋水”这样描写美人饮茶的诗句，这是否属于媚态？但九鬼的视角是全然不同的。

在他看来，所谓媚态就是异性间因永远无法合一而生出的一种姿态。如果男女异性间完全能合一的话，媚态也就消失了。随之生出倦怠、绝望、嫌恶之情。九鬼引用永井荷风《欢乐》中的一句话：没有比一直想得到、最后得到了的女人的命运更为悲惨的。何以成为悲惨的呢？就是因为异性间的媚态消失了，共同幻想论中的男女之情也就不复存在，带来的是给对方的束缚，以致剥夺了双方的自由。而如果男女之间走到哪里都是属于异性间的相互吸引与依存，而且这种相互吸引与依存总是保持着二元紧张关系的话，媚态就永远存在。而媚态永远存在的话，就构成了“永恒的女性”这个浪漫故事的由来。

这就与九鬼内心的女人像相吻合：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恋人，巴黎欢场的路易丝，她们的媚态与他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故而她们也是他心中永恒的女性。所以，媚态诉诸的本质就是要异性间的吸引永远持续，但同时又不能打破两者之间限定的极限，即保持“自他二元”的紧张关系。所以九鬼周造最后总结说：“媚态的要领是在可能的限度内使距离接近，但又不达到距离差的极限，作为可能性的媚态实际上是作为动态可能性的媚态。”

将媚态用于艺伎，强调的不仅是风月之道，还包括修炼自己内在的知性气质。对客人不能来真的，但也不能不真。不能纯情，但也不能无情。媚态之形成，可以是一颦，一笑，一回眸，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可体悟，却令人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对艺伎来说如何将与客人的距离切近到极限，但又让客人意识到不可亵渎乱来的涩味。

将媚态用于客人，强调的是客人如何做到洒脱和通达人情，不重感官不恋物，在骨子里让人感到有一种绅士与商人结合的自由恬淡的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媚态诉诸的是一种精神的清洁。不失自尊，不执着于寒碜的对方，从而达到一种类似禅宗“悟”的境地。它是江户人恋爱美学的再现，九鬼更把它放大成“大和民族独特的解释学”。

无疑，艺伎的媚态使异性客人带有一种容易接近的假想。但这里的难度在于：媚态不是无原则地许诺客人，更不能做出卖身的举动。但同时又必须对客人保持长时间的吸引力并拉近距离，尽可能地延长与客人的二元紧张关系。这就需要武士道式的“意气”，通俗点说就是自尊。具体的表现就是卖艺不卖身。但“水扬”与“旦那”的关系（“水扬”是指以前的艺伎要物色一位有钱有地位的水扬相公买下其初夜权，今后还要资助这位艺伎。这位水扬相公就是艺伎的“旦那”。二战后这一做法已经取消）不在卖身之列。

问题是终日与男人周旋的艺伎有自尊吗？

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没有自尊，艺伎就是娼妓；强调自尊，艺伎就是道德化身。在九鬼那里，自尊是用来保持自他二元的紧张关系不趋向合一，为媚态的二元可能性提供进一步的紧张和持久力，以保证“粹”的完成。这就需要艺伎对异性有时要表现出反抗意识。这里的自尊又表现为一种凛然，一种不屈，一种豪迈，一种侠义，一种顽强。最后，自尊的最高境界演化为艺伎道：金钱买不到倾城。鄙视金钱，连手都不碰，不知物价，不诉苦。这也是九鬼所主张的自尊坚持到最后，就是粹的性情。

当然艺伎不为钱，这是谎言。但说艺伎就是为了钱，这是妄言。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网野善彦曾说过，艺伎是背负着万人之志的圣女。而圣女又是能用金钱来买卖的商品。这两件事是矛盾的悖理的，应该反过来才是。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尊有时会得罪客人，而得罪客人就会影响艺伎馆的收益。这是艺伎和经营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收起自尊，强吞苦酒与泪水，这几乎又是艺伎们的共同选择。她们整天处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生活环境中。她们不能结婚，不能像常人一样得到爱情和家庭。照九鬼的说法，她们是“生活在苦海里的人”。这就需要一种“达观”的心态来消解这些痛苦。

所谓达观就是要放得下，不为情不为结果不为背叛所纠结。九鬼的母亲为情而发疯，这给他留下一个思考：作为角色的女性，没有达观的心态，何以可能？也知道“达观”这个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是艺伎在这个行业中，没有达观的心态，一天也难以生存。艺伎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之所以在常人的心中留下形象，就在于将勉为其难的或者强制性的达观，上升到了主体自律的境界。这有点像康德所言的“物自体”的命运。

九鬼在欧洲冶游的诗中，有一首提到了“粹”：

我的心啊！

在春夜的勒奈的身上，

嗅到了

与故乡粹相似的香气。

这是什么样的香气呢？

就是从艺伎身上散发出的媚态、意气、达观的三股香气。

母性的魅力与女性的污秽

有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的艺伎文化确实是岛国风土上的一枝花，那么开放出这枝花的土壤是什么？也就是说，产生艺伎文化的更大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日本远古神话。从中可以窥视到日本人的原像。

人类最大的一个特长，就是能创造出与自身相吻合的神灵，日本人也不例外。在日本，神道这个词最初出现在7世纪。这是为了区别外来的宗教如佛教、儒教等而使用的。神道的一个特点是看不到有过抽象的冥想痕迹，也没有一个在我们的世界外面还有一个世界的意识，或者说根本没兴趣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神道也是宗教确实是困难的。

在神道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先天地就带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认定只有处女才能在神宫里侍奉；另一方面认定生活中最上位的角色是母亲。日本的太阳神天照大神就是依此逻辑思路演化出来的。在父系社会，太阳神是男性。大地女神与太阳男神结婚是神话的基本物语。在印度，也把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视为生命力的象征，鲜明地具有男性神的性格。而保有母系社会痕迹的神道则是反向的。大地是由握有矛的男性神大国主来统治的，而生命之源是水，从水面升起的太阳象征日本，但她是女性的。这位天照大神还成了日本天皇家的皇祖神。火的神话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在日本神话里，伊邪那美女神生出火神，但为此而死去。但是在父系社会的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男神。

日本人一方面为女性所具有的母性魅力而执迷，另一方面又将女性视为污秽的存在，恐惧女性所持有的作祟魔力。神话中伊邪那美是生命的创造者，但同时她又被描写成死与污秽的化身。此外，因妒忌而后成为怨灵作祟的大体也是女性。《源氏物语》中，有僧侣对一位母亲这样说，你的女儿与已婚男性最好不要保持关系。母亲问为什么？僧侣这样说：女人生下来就罪孽深重，在其本性中潜伏的恶之情如果爆发的话，女人就会在漫漫长夜中迷失。如果你的女儿妒忌男人之妻的话，你的女儿在今世和来世绝对无法解救。

这里就生出日本男人对女性所具有的敬畏情感。一方面是执迷，另一方面是敬畏。舞伎、艺伎的原生态，在这里有所显露。在被设定的空间里，男性客人与舞伎、艺伎之间，不就是一种执迷与敬畏的关系吗？在客人的眼里，舞伎、艺伎具有母性的魅力，同时又带有作祟的魔力。执迷与敬畏使得他必须定期逛花街。执迷是心里想着母亲的魅力，如果不见上一面总要思念。敬畏是心里想着对女性的恐惧，如果不见上一面说不定哪一天向我作祟，我就倒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去花街，与艺伎欢谈，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祓禊”（日本语为みそぎ），以起到清净和消除污秽的作用。

所以，在日本女人总是被欢待。就像天照大神被脱衣舞女欢待，诸神在喧闹，在大笑。这里，诸神的舞台才是形成日本大众文化的基础。日本文化这种时而猥亵、时而清净、时而温顺、时而暴力的素朴一面到今日还在存续。

在日本，脱衣舞最初的出演者就是天钿女命。为了把天照大神从天岩户引诱出来，天钿女命跳起神圣的脱衣舞。这个脱衣舞就是为了“让神快乐”的日本神乐的原形。神乐现在还在一些神社上演着，但对大众来说已经失去魅力。但是这个神乐之魂则用现代剧种的形式演绎着。这就是日本大街小巷的脱衣舞剧场。

日本脱衣舞最高的场面就是“特出”。舞女们在舞台的中央向离台不远的男性观众靠近，慢慢地靠近，然后最大限度地张开双腿。观众轻声地呼吸，小剧场被宁静包围。魔术般的性器，在神秘的灯光下，在观众面前毫无神秘地亮出。舞女们面带母亲般的微笑，好像在招呼观众们靠近些，再靠近些。男人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兴趣点都集中在女性解剖学构造的这一点上。显然，台上的舞女并不是男人欲望屈辱的对象，而是如母亲般，像女神一样完全支配着男人的欲望。这个带有神奇、紧张的仪式到最后，是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来消解。男人们掏出手帕拭擦着脑门上的汗珠。这是痴迷与紧张后渗出的汗珠。这里由神道而触发的日本产的大众文化，与由佛教而触发的外来的贵族式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仔细体会一下，京都祗园里上演的花街戏，不就是这个模式的再现吗？只是脱衣舞女成了艺伎，小剧场成了茶屋，观众成了客人。衣，当然是不脱了，而代之其他的艺技表演。也有母亲般的微笑，也有紧张的静谧，也有痴迷的客人。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座敷上的艺伎并不是男人欲望屈辱的对象，而是如母亲般，像女神一样完全支配着男人的欲望。到最后，客人也是用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来消解。更有甚者，男人们掏出手帕拭擦着脑门上汗珠的动作都与脱衣舞剧场里的一样。不可否认，这就是因日本神道而触发的大众文化的DNA遗传因子。

这是否就是日本男人总喜欢往女人那里跑的一个原因？在日本男人的眼里，女性是个群体像，而不是单株的出水芙蓉。花街的存在，舞伎、艺伎的存在，再推而广之，大街小巷里的斯纳库等小酒店的存在，它们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最大原因就是基于日本这种民俗与文化的异质。因为是异质，所以其他民族是很难复制的。在岛国之外，有听说舞伎、艺伎在其他地方复制成功的吗？这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的，艺伎属于“人情领域”给在“孝的领域”里面感到疲倦的人们以安慰。人们没有理由不去尽情享受。但这两个领域各有所属。

能使夜更静更悠久的力量

一方面是天使的化身，是安抚男人心灵创伤的母性象征，具有崇高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沾上青楼女子的风韵，心照不宣地既卖艺又失身。什么都不绝对化，也不相对化。这或许就是日本艺伎引人入胜之处，这或许也是大和民族柔软性思维在艺伎身上得到了恰到好处的体现。

这里想起了张爱玲关于艺伎的一段话：“《青楼十二时》里我只记得丑时的一张，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木屐，一只手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她立在那里，像是太高，低垂的颈子太细、太长，还没踏到木屐上的小白脚又小得不适合，然而她确实知道她是被爱着的，虽然那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心定，夜显得更静了，也更悠久。”

你看，一名艺伎竟然能使夜更静，更悠久。这得是多大的力量！怪不得谷崎润一郎用艺伎来代表他“圣洁的Madonna”。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要追问何谓艺伎的话，我们倒也可以将它解释成一种游乐的文化哲学。这种游乐的文化哲学，它的本质在于母性体质的弥漫与渗透。

它的核心概念是：天照大神、模拟恋爱、撒娇、粹、唯美。它的基本框架是如何将男人对象化成杯中酒，如何将自己对象化成瓷娃娃。

它所涉及的基本名词有：发簪，和服，色彩，木屐，白粉，红唇，黑齿，细步，魅影，小巷，暗香，和乐，和歌，脖颈，玉手，秋波，肌肤，温柔，甜美，取悦，祭品，国粹，阴湿，风雅，小巧，纤柔，色相，静谧，回荡，哀愁……

与它对应的和式范畴有：樱花，相扑，寿司，动漫，榻榻米，歌舞伎，富士山，金阁寺，武士道，浮世绘，美少女，卡哇伊，AKB48……

当然这个游乐的文化哲学始终贯穿着一条难以撼动的主线：艺伎并不是被男人欲望所屈辱的对象，恰恰相反，她像女神一样完全支配着男人的欲望。这种令人们跌破观念值的逻辑颠倒，也只能在情色日本堂堂地上演。这也是情色日本对我们还有点意味，还有点异样感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还要谈论艺伎的一个原因。

[1] 姜建强，曾于大学任教，研究哲学。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

春画是改变日本社会的利器

撰文/桥本隆则[1]

印刷技术的变革带动了日本春画的革新，春画的兴盛推进了日本社会的转型——从中世纪的武士贵族社会向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快速演变。春画改变了日本社会。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日本学术年会，在轻食茶会上，我向身边的一位日本风俗历史专家请教，哪个时代是日本最开放的时代？他的回答出乎了我的意料，他认为既不是现在的平成时代，也不是昭和时代（20世纪80～90年代）而是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1680～1850年左右）。

江户时代的日本，一般平民的识字率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之前的朝代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对于当时江户出版的读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原来只有诸侯（大名）、武士们可以接触读物，之后一般的普通技师、商人还有平民都可以阅读这些读物，并享受到高水准的文化产品。

这些读物因为还没有接触到西方的伦理道德，只是与当时江户生活密切相关的手抄本、荤段子等，还有详细描写男女性生活的春画，所以一般民众不管男女都没有隔阂地愉快地接受下来。

从历史资料来看，当时日本的春画开始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日本在江户时代前后盛行的、以描绘美人为主要内容的浮世绘。这种画作就像中国的年画，因为其中不乏简单的描绘各种生活场景的内容，也有男欢女爱的场面，所以在京都与江户等地被贵族与富裕平民所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江户时代初，正值中国的明朝末年，中日间的海禁已经逐步解除，两国贸易盛行。当时明代的流行小说《金瓶梅》成为日本江户上流社会喜爱的读物，而与《金瓶梅》同时来到日本的还有明代的春宫画。这种珍奇物在日本狠狠赚了上流社会的贵族一笔。

因为这个营生能赚钱，所以许多贸易商想肥水不流外人田，垄断了春宫画的市场。当时中日虽然有贸易，但中国的春画实际并没有大量进入，因此他们通过江户的出版商，开始请当时专门画浮世绘的画师画春宫画。这就是日本春画的开始。

刚开始时，这些画师看到出版商出的价格高，并且他们比较擅长模仿他人作品的粉本技术，只是模仿来自中国的春宫画，另外再加上直译的日本语内容。这其实就是春宫画的日语版。慢慢地这些画师从模仿中掌握了技巧，春画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于是他们就不再满足于模仿，而是要自我创新，于是具有日本特色的春画由此诞生。

中国的春宫画与日本的春画不同，中国春宫画的重点是男女行为姿势，而日本春画除了描写人，还描写背景，这样的画法反而让人有稳重的感觉。

同时这种性艺术的普及，是由雕刻木版传到日本以后获得极大推动的，出版文化的兴盛也造就了整个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发展。如元禄时代著名的日本古代性文学巨著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心中》，一大批有实力的作家崛起反过来为日本出版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相同时期，日本有很多画师也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如上方绘画师西川佑信、吉田半兵卫、月冈雪鼎等都是画春画的高手，色情小说、色情段子的插图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特别要指出的是，佑信画师与一般的画师不同，一般画师只是为了画场景而画，而他却从江户的平民的角度，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深入浅出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包括性生活）。真实的情景、写实的手法以及画师本人的感受都包含在这一幅一幅画中，西川佑信的画促进了日本中世纪社会从以武士、贵族为主的古典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快速转型。

此外，春画画法技巧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大的突破。原来浮世绘的制作是一张一张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这样所需要的时间很长，而且画出来的数量只有一张，可以鉴赏的人数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浮世绘只是在一小部分人中流行传看。当菱川师宣开创了木版春画，也就是木版印刷，从原来的单张发展到批量的印刷，日本春画从此进入了贫民家庭。

在日本近代木版印刷技术发展下，春画的发展势头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顶峰，如在画中男女双方穿着衣服进行性行为的很多，这样就需要对和服的色彩、花纹以及式样等进行详细的描绘，所以在女性读者中，春画就是一张现代的时装画报。

当色情艺术之花在日本这块土地扎根开花，日本江户时代（文化文政时期）的平民蕴含的力量大爆发，社会文化从上方（大阪）转移到了江户。文学创作方面，江户诞生了滑稽本、黄表纸、人情本、川柳等，这些都很流行。

春画的绘画技巧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对春画描绘的金银摺、空摺、艳摺等手法的充分运用，使得画面的层次更清晰，人物的细部描写（表情等）栩栩如生，透空感、真实模糊感、凹凸感都会在木版印刷中体现。当浮世绘的逼真程度提高后，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江户庶民的极大欢迎。当然，江户的出版业也随着浮世绘的繁荣而繁荣起来，随之更是带动了物流产业的大发展。

与春宫画等在中国明代、清代的遭遇有相似之处，日本江户时代中，随着将军（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更替，有时春画或者色情小说会遭到严厉管制，但是它以顽强的生命力保存下来，而且还有发展。因为当时买春画的不仅有平民，很多诸侯或者武将也在购买收藏江户的各种各样的春画。有些大名（诸侯）会请来当时一流的画师或者色情作家，为自己专门绘制、制作特有的春画年历。在每年的正月以后大家就拿着这些年历来到议事殿中，新年第一项工作就是交换春画年历，然后相互品评，最后选出当年的最佳春画。

春画不仅在日本流行，江户时代还流传到海外，特别是与日本有特殊关系的英国。英国一直就很喜欢收集各国的文物与艺术品，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在馆藏的700多万件各类藏品中，在东亚文化的名目下，日本的艺术品占很大一部分。其中以日本的绘画、瓷器（万里烧）等为主，而绘画中就有以当时江户时代人们的性生活为题材的浮世绘（春画）。

在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于性的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样本来只是在日本国内出现的春画，就流向了世界各地。在欧洲，这些日本春画让欧洲的艺术家们惊讶，于是在1860年前后，出现了一股收集日本春画的热潮。

据我所知，在世界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中，大约收藏有250幅春画。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开展览，所以，很多世界艺术家曾呼吁大英博物馆方面，在2013年公开展出这些春画，提供给世界各国的研究者，研究日本的风俗。

为什么日本的春画会这样受欧洲民众的欢迎？笔者一直在专栏中谈到日本风俗文化的分水岭。在明治维新以后，江户时代的自由生活，被政府的严密统治管理所取代，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为止，关于性的描写都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被政府严厉取缔。

相反，因为从中世纪开始的宗教管理，性在欧洲被视为一种禁区。日本这种毫无顾忌地描写性场面的春画的到来，让欧洲民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官冲击。就像我在开篇时所谈到的，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对于性的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禁忌。现在我们看作是犯罪或者难以接受的事物，当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根据资料，我可以很负责地下结论：在欧洲性开放以后的各种事物，早在日本江户时代就很普遍。日本人是这样自由奔放地生活，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文化，特别是性文化很感兴趣。

根据多项研究，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是当时人们普通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对事物的看法的表现。而春画是以性为主题的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些绘画，有的专家甚至提出，江户时期性生活的自由度，远远超过今天。

当然这个还是要由阶层、宗教以及婚姻等基本规则决定，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在寺庙的和尚中，都存在众多的同性恋群体。性不分男女，在夜廊（妓院）中卖春，以及夜间闯入民宅等行为，都被社会公认，不受任何处罚。

虽然当年的日本没有像今天的情人旅馆这样的场所，但当时的幕府法律也没有所谓的公开猥亵罪，所以当时的男女都有在野外苟合的行为。还有些偷情的男女会在院中的树影下欢愉，农村的男女更方便，在打谷场的麦秸上匆匆了事。这些江户时代人的种种行为就变成了春画。

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旧时发生的事情。当年春画流传到英国，促使英国人进入日本，并与美国一起逼迫日本放弃锁国政策打开国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春画在闭塞时代，促进了日本与外界的交流，更是一种改变日本社会的利器。

[1] 桥本隆则，旅日华人，博士学历，现居日本大阪。主攻国际关系，《联合早报》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约评论员。

日本AV九问

撰文/王东[1]

引子

那是2011年大地震前的一个周末，我应邀参加一场独特的见面会：AV女优和粉丝们的小聚。起因是某家AV经纪公司鉴于苍井空在华的走红，也希望能为旗下的女优们开拓中国市场，所以要听听我们的意见。

出席的AV女优有四位，七海奈奈和明日花绮罗当时已经是知名角色，其他两人则刚刚出道。从外表上看，她们和东京街头频频可见的有姿色女生没什么分别，两位新人甚至略显拘谨，而七海和明日花亦不如作品海报上明艳。

前来捧场的粉丝约三四十人，主办方租了一个带舞台的小酒吧，还空了一些座位。清一色的成年男子，年长的五旬上下。大家彼此并不相识，也缺乏互动，每个人都神色平和。即便是两位知名女优以活泼的语气营造着欢快气氛，他们也只是有礼貌地微笑和鼓掌。最后的上台参与游戏环节，被选中的幸运观众仍旧未见特别兴奋，看上去人人木讷有余。

整个见面会在平缓温馨的氛围中结束，只是最后女优们和粉丝一一握手时，粉丝们的一声声“请努力”显得真诚热切。我觉得，这或许是见面会的核心主题，粉丝们要让女优感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事实上，他们更加迷恋的，也许并非眼前人，而是存在于AV作品中的女生们。

后来因为地震，该公司的海外业务拓展暂停，我也未加在意，但某日，出版社给我发来拙作的读者问卷调查，在“您最想看到有关日本哪些题材的文章”的问题下，近半的人选择了AV。惊讶之余，也促使我开始留意关于日本AV产业的资料。不过，虽然看过一些AV作品，也搜集了些许相关的数据和论述，但未能深入调查和实地考证。我对于AV的了解也仅能停留在一名普通观众的皮毛阶段，堆砌一点花絮逸事，写来实在忐忑。窃以为日本的AV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实有从文化上加以研究的必要，若能看到方家高论，幸甚。

为什么IT公司喜爱AV女优？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直白，是因为前不久的年末年始期间，多家中国大型IT企业的年会活动都邀请了日本的AV女优出场助兴，俨然形成两个业界的亲密互动。而两个行当之间的共同之处在哪里？答案可能是技术。

日本AV产业和影像制作及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扮演了新技术的尝试和推广方面的重要角色。这么说并不过分。概括地说，日本AV产业迄今为止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但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影片质量、社会影响力和经济规模上，也有三个飞跃，而每一次都离不开技术进步这个推手。

日本AV产业的滥觞是1981年，其发祥受益于手提摄像机和录放机的普及。此前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已有含色情内容的“粉色电影”，在一些专门的小影院放映，但那是胶片摄制，而所谓AV的V来自Vedio（录像带），拍摄工具变成了摄像机。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毕竟，能接触并利用胶片摄影机的人士并不多，而家用摄像机使得AV的创作更加简捷和大众化，此乃AV蔚为潮流的基础。泡沫经济全盛期，日本家用录放机的普及率在40%以上，录像带出租店在全国突破了万家，AV成为年营业额上百亿日元的巨大产业。

第二个阶段肇始于微软的Windows 95宣告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加上不久后互联网的出现，AV进入全新的数码时代。数码技术，尤其是DVD的亮相，使得作品的影像质量和传播方式有了飞跃提升。在经营模式上，录像带出租店被DVD贩卖店取代；在业界传统上，迅速壮大的制片公司和固定的AV女优签约，建立“专属”女优体制；在企业规模上，由AV制片人高桥于1995年创办的新公司SOD，今天已是业界巨头，其营收从1996年的3亿日元发展到今天的150多亿日元，17年内50倍的成长速度，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个阶段的新动力是互联网。2005年起，规避日本法律、设立于海外的无马赛克作品发布网站大批涌现，加剧了传统AV录像带的衰败。翌年，AV作品在日本已经不再以录像带形式发行，Vedio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录像带已走入历史，徒显沧桑。而在这一时期，各家AV制作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被日本经济产业省纳入了官方认可的行会管理机制。作为商业类型的AV产业，或许算是修成了正果。

接下来，日本的AV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笔者不敢妄言。但这个行业一直走在科技变革的前沿，对新生技术极为敏感，2010年已经出现了家用3D版AV作品，下一步的趋势，据说是和手机这一移动终端的深度结合。

IT程序员和AV女优，这么说彼此并不疏远，更何况，在中国大陆无法公开发行贩卖AV作品的限制下，IT从业人员早就是最有力的传播者和最得意的博览者。只不过，即便咱们是上市公司，出场费也不用给那么多。

AV只属于男观众，女人不看吗？

当然不是。有数据分析称，全世界色情网站的浏览流量中，应有四成来自女性。在日本，针对女性观众的AV颇有红火之势。

某日，大阪的一家书店前排起了长龙，全是女性，年纪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岁上下不等，她们在等着和一本写真集的主角、35岁的AV男优一徹见面握手。一徹的性感写真集由出版巨头扶桑社发行，迅速登上日本亚马逊的图书排行榜第九位，马上进入了再版程序。他的另一场粉丝见面会，门票从4000日元炒到20000日元。而生活中，他的很多服装和皮包来自女粉丝的慷慨馈赠。

一徹和另外两位男优号称“色情三剑客”，很受女人们的欢迎。在专程赶来的粉丝中，甚至有小学生的妈妈们组成的主妇团。她们表示，对丈夫们喜闻乐见的AV作品没有兴趣，并且有抵抗感，但通过女性杂志知道了一徹之后，买了他的作品，“能够忘记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所以想见到一徹本人，当面向他道谢。

一徹所属的AV制作公司位于东京，五年前成立，专门制作给女性看的AV作品，目前保持了每个月三部左右的进度。该公司的负责人说，设立企业的原因是多年来在网上买AV的女性顾客逐渐增多，但她们反馈了不少观感，多数是不满，“看得让人不耐烦”，“这样的设定不可理喻”。于是，给女性度身打造的AV就成了必然。这些片子的制作人员除了男优不可避免，其他大多都是女人。该公司社长牧野说：“男性看的AV片儿内容很简单，但女性的就需要加进一些描写恋爱的场景，要有剧本。而且，一般的AV片儿寄托的是男性的幻想，有些对女性而言是会产生不快感的。”她甚至很专业地指出，在性行为表现上，男观众不愿意看到同性的后背遮挡住女优，而女人不然，“那个姿势更符合她们对紧密拥抱的期待”。这大概是性心理学的范畴吧。

在AV作品之外，面向女性的官能杂志也呈现逐渐增多的势头。对此现象，立教大学精神医学教授香山表示，日本的“草食男”在不断增加，相比之下，性欲强烈的女子却逆转上位。她们的经济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都在变强，而且也会在社会生活中积累不少压力，所以把官能当作调节心理的手段。有趣的是，“色情三剑客”被女性们比喻为日本一种白菜叶卷肉馅的食品，“外表草食男，内在肉食男”，这是她们的审美标准。

日本社会的女性地位是个总被质疑的话题，但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众多的AV男优也能拥有当红女优受到的瞩目，那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算不算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做AV女优，容易吗？

在AV渐成产业化之后，AV女优应运而生。

1984年，田所裕美子作为真正的专业AV女优登场，在她之前的女演员基本上来自“粉色电影”。现在，AV女优这个词，已经在当代汉语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或可算是日语“汉化”的最新例子。而苍井空在中国的迅速走红，亦从侧面验证了AV女优作为一个特殊职业的巨大影响力。

三十年里，著名的AV女优也算群星璀璨。这个职业群体的诸般变化，亦能反映日本社会几十年来的某些陵替起伏。就AV女优而言，美貌和繁盛程度都比过去大幅增长。有数据为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止，AV女优的总人数大约为700人，每年涌现出的新人在50人上下。但如今，和各家制作公司签约的AV女优总人数为6000～8000人，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二，也就是4000～6000人被新人替换。这意味着每天都有十多名生力军加入AV女优的阵营，可谓惊人。而依照不完全统计，30年的AV史，涌现过的女优多在20万人以上。考虑到每天几百部的新作，这个数字并不算夸张，抑或还有低估。

但是，采访过700余位AV女优的作家中村淳彦表示，女优分单体（独当一面的主打女优）、企划单体（二线）、企划（普通水准）三个级别，100名应募的女性当中，能进入企划级别的十余人，企划单体级别的三四人，最高的单体女优真的是百里挑一。

传统的AV女优发掘方式多是制作方人士在街头尾随搭讪，新的方式则是在各类媒体刊登“募集模特”的广告，甚至也有女生主动找上门来。过去街头搭讪而来的姑娘，有时到了片场临时反悔，更有的因为受了“上电视节目”之类的哄骗而吵闹起来，总之纠纷极多。今天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改观，那些女孩子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抵触不大，制作方可以省去一番口舌。

为何新一代日本姑娘中从事AV女优的人逐渐增多？最直接的答案，似乎当然是为了金钱。这话倒不完全对。因为和过去相比，AV女优的金钱收益不但没有水涨船高，反而不断下滑，甚至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一方面，免费下载的影像泛滥，冲击了AV作品的市场，一部作品的制作费最高曾经可达1000万日元，眼下有的仅为十分之一。另一方面，AV女优的数量大增，也造就了“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局面，称之为混乱的战国时代并不为过。

那么，AV女优到底能赚多少钱？

1998年亮相AV业界的森下胡桃目前从事写作，她回忆自己19岁时踏入AV行业，以和制作公司一气签下12部作品合约而闻名，但报酬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丰厚，最高的月份不到150万日元。1996～1999年，小室友里是日本最红的AV女优。她虽已引退，但和业界人士还有往来。据她说当年出道时出演一部作品的报酬至少是100万日元，此后逐渐下跌，退出前每部约70万日元。而现在的新人，有的处女作报酬只有5万～10万日元，实在让她大感震惊。据媒体披露，如今的AV女优酬劳还有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名叫红音的女优在电视节目中说，最差的时候拍摄一部居然只有3万日元的报酬，收入最高的月份也仅有80万日元。2012年春，一位名叫杏树纱奈的姑娘很大胆地晒了自己的收入，她从事AV拍摄约三年，总收入是1823.45万日元，银行存款还剩下393万日元。最多的一个月里，她赚了312万日元。这个金额并不能说具有暴富性的诱惑力，因为若以一位普通公司女职员年收入250万日元的水准，也就是七年的水平。她本人对自己的选择颇为后悔，觉得为了这样一笔钱把身体商品化很不明智。

必须指出的是，导致女优们到手的金钱不多的根本缘故，是经纪公司的抽成，通常高达70%。由于这类经纪公司每每被与黑社会等势力联系到一起，如此比例也并不奇怪。

金钱的诱惑并非主因的话，那么是为了出名？

以AV女优起家，成功转型为电视名人的饭岛爱（已故）是最著名的例子。另一位2000年出道的及川奈央，金盆洗手后进入演艺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还在国营电视台NHK的重头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了角色。也许有些满怀明星梦的少女，期待着走她们的道路，由AV女优进军主流演艺界，但那样的概率实在太小太小。我那次见过的七海奈奈，据报道已经从AV界引退，成为一名职业演员，算是不多的成功例子之一。

做AV男优，幸福吗？

不止多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最想从事的职业是AV男优，但这美梦倘若成了真，也许又是一个叶公好龙的笑话。

爱知县半田市的一名消防队员业余出演AV色情片，主动向上司坦白后，因为身为公务员，可能会遭到市政府的处分。这位小伙子是看到广告上的AV男优招募，才决定去试试看，制作公司让他放心，说一定不会被人发现。他去出演几次，每次得到5万日元的报酬。据说他作为消防队员，身材健美，体格良好，所以很受赞赏。

5万日元，在AV男优中算是极高的薪酬了。AV男优在日本据称大约有300～500人，更有说法称真正称得上职业AV男优的不足百人。其中每次出演能拿到3万～5万日元报酬的一流男优只有10～30人，剩下的多是所谓“汁男优”。极少数顶级男优能够达到年收入1000万日元以上的富裕层生活水准，“汁男优”则完全不能靠这个行当混日子。

AV制作公司的人士说，“汁男优”当中，大部分是有固定职业的条件不错的男子，公务员之外甚至有警务人员。公司职员和小老板很常见。他们投身这领域，主要是出于对AV的热爱，对能和女优一亲芳泽充满了憧憬。他们多是制作公司临时招募，现场收入大约3000日元～5000日元，不过这也让他们满足了。年龄上，20岁到50岁阶层的都有，而“汁男优”因为在片子里不大露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相貌。所以，有的人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从事这个，20多年来一直参与，却在日常生活中无人知晓。

AV杂志记者曾描写过“汁男优”的现场情景：他们完成了一次射精之后，从工作人员那里取得一个圈形橡皮筋，套在手腕上。影片摄制结束后，他们数着自己的橡皮圈，每一个换得一张1000日元的纸币……

从生理角度讲，女性对连续性行为的承受力远远大于男性，所以AV男优的辛苦，同为男性者可以想见。然而，即便是女优的收入再低，也总好过可怜的男优们，这个行业，大概是日本最不同工同酬的吧。有趣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把AV看作是在性行为上男权强势意识的呈现，可在绝大多数作品当中，AV男优却完全被异化成了某种人形道具。

AV女优的内心世界什么样子？

一个人将自己的性行为商品化，展示给公众，总是一件需要相当勇气的决定吧。AV女优们在踏入这个特殊行业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作家中村淳彦的《作为职业的AV女优》汇集了他对700余名AV女优的采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社会学著作。他的观点是，如此之多的女性涉足AV，问题出在新一代日本女性的心灵上。

中村淳彦提出了一个独到的概念：承认欲求。在他看来，这些女性从小就缺少被认可、被肯定的经验，心灵处于空虚寂寞的状态，而变身AV女优之后得到的“真美”“性感”之类的赞颂满足了她们的“承认欲求”。因此，即便是作为AV女优的收入不易维持生计，也还是有大批的年轻姑娘投身其中。这倒可能应了那句话：姐演的不是AV，演的是寂寞。

中村淳彦认为，日本的AV业界目前处于女优供给过剩的困境。按照他的观点，也许这折射出了普遍性的心灵危机。笔者觉得有一定道理，日本人特别在意他者的“承认”，书店里众多的外国人所著的“日本人论”就是证明。

“承认欲求”的另一个论据，是日本某机构最近做的一个调查，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问题是：在这个智能手机时代，是否曾拍摄自己的性行为？结果令人惊奇的是，39%的男性承认有过，女性的比例却高达52%。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异？女性为什么更多地接受拍摄性行为？一位女白领的答复是：“如果那拍摄的画面能帮助男友自慰，而不是看AV的话，我会觉得很骄傲。”

另一位作家黑宇幸宏写了一本《裸心：我为什么选择AV的道路？》，书中有他对佐伯奈奈、龙泽优奈等八位一流AV女优各自的长篇访谈。最特别的是，这些访谈往往是一边饮酒一边进行，最长的连续十六个半小时，女生们醉了，吐了，醒了。在酒精的驱使下，AV女优们倾吐了大量直白的感受和经历，确实，少不了被家人或恋人背叛、独身母亲的劳累辛苦、欠债无力偿还的悲惨、童年时代被同学欺凌的痛苦回忆……说实话，这些都未必是投身AV业界的必然理由，毕竟人生的悲剧是更大面积的广泛存在。但是，女优们多少打开了一扇自己心灵世界的窗子，让人们能多理解她们，也给她的心灵透透气。

女优霞果穗曾在日本AV业三十周年的最受欢迎30人评选中夺得第27名，今年她正好30岁。她在和黑宇幸宏访谈开始时就带着酒意说：“要想和我坦诚说话，就不要叫我霞果穗，我要说的是我自己，本名的自己。”

AV女优在作品中裸露的是肉体，但她们的心灵却裹得严严实实。

她们也基本上是寻常女子。退役AV女优峰奈由佳现在是漫画作者，她回想过去和影迷们的握手会等活动，有时也会遇到对方索要联络方式，而她对于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排斥，只要对方“穿着普通，整洁程度普通，言谈举止普通”就好。这三个普通的要求，其实别有深意。当然，她也希望那位影迷能和她聊聊她的博客、她的画作或其他AV以外的活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的孤独。演的人是，看的人呢？

你看无码还是有码？

无码（马赛克）还是有码，这是一个问题。

早在AV的录像带时期，“表里”之争就一直是焦点，“里”是无码作品，“表”是市面常见的有码作品。两者都是色情录像带，区别在于出演者性器官的直接暴露与否，以及前者违法后者合法。

“里”的全盛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是独立制作。虽然图像粗糙，内容单调，但其口碑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表”的制作相对精良，却会受到“真戏假做”的质疑。更有趣的是，围绕着表里的纠葛，这团小小的马赛克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斗争焦点。

1988年，昭和天皇病危，日本警方借整肃社会风气为由发起打击行动，逮捕了大批“里”制作业者。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识分子持续和官方展开斗争，最终换来了官方将马赛克的方块数量减少5%的“退让”。这场斗法具有一种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据什么算出了5%的数字？5%的减少会保证公共道德的安全吗？

今天，由于服务器放在美国的网站规避了日本的法律规定，无码作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到处传播。看起来，无码就要打赢这场战争了。但并不见得，近年来，有码作品在日本反而有回潮迹象。

过去提到有码无码的问题，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释是，适当的马赛克增加了朦胧和含蓄的气氛，藏而不露，符合日本的传统美学观念。这个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而今天的性心理学家和社会学者指出，有码AV作品的回潮主要是在年青一代男性身上体现，与“草食男”现象可堪对照。

性学家平准司认为，日本年轻男性的有码派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把女性过分美化，沉湎于幻想，无法接受性器官的暴露，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优甚至自己。过去的人是“看不到而想看”，现在则是“不想看就看不见”，这当中的变化，实有社会风气、人心的波动蕴含其中。

AV的意义何在？

这是一个很难轻易回答的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关于性的公共禁忌纵使多种多样，但进入私人领域时，那生命最原始最基础的东西往往会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对此，只要不曾伤害他人，最好的态度也许是理解与宽容。

首先，AV反映出的是人的观淫和窥阴取向，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乃至法规的禁止，于是，观看AV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至于人为什么会有观淫和窥阴的冲动，那可能属于深奥的人类学范畴，笔者学养不够，未敢妄议。其次，人类在性上面的癖好，可能和饮食的口味一样丰富，AV或许给那些需求独特的人士提供了安抚的可能。举几个例子。日本某制作公司曾推出一位50多岁的相貌身材均相当丑陋的中年妇女主演的AV作品，居然卖出了700余盘，有利可图。这带动了日本AV业界的“熟女”风潮。而一般人认为AV女优的胸部丰满是必要条件，但事实证明，一部由胸部几乎扁平的女优主演的作品竟然热销一万多盘，形成了“平胸”系列。

以上说的姑且算是从人性原初角度出发，接下来要谈的是从社会角度来看，AV的深层蕴意为何有必要探究。

日本维基百科对AV作品的定性是一种商品，一种在观者自慰时用来辅助性幻想的特殊商品。与真实的性行为相比，性幻想是自慰不易割舍的重要部分。而AV产业在日本的兴盛，是建立在男性为主的性幻想需求之上的。

有日本学者认为，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男性的航海经历使得他们在海上漂泊时只能依靠自慰来排遣性冲动，可是若把这个当作现代人性幻想需求的根源，似乎有点言过其实。性幻想的成因，可能和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有关，也可能和社会对于性的种种约束有关。我们曾经常说的“看黄片儿”导致现实生活中失控的乱性冲动，那大概是处于某种强烈性压抑的环境下的人性反弹。日本的性风气算是开放的，但同样会有压抑，这种压抑可以通过AV求得缓解，释放心理焦虑。

在日本的繁华街市里，有专门提供单间供人观看AV的店铺，配备纸巾和自慰器具；所有的音像出租店内，都必定有一个作品相当丰富的成人AV角。顾客基本上都是男性，有青年也有中年。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和女性在商场的服饰货架前翻来拣去没任何分别。很多日本男性从少年时代开始观看AV并自慰，养成了习惯，以至于在某杂志的一次调查中，数据显示已婚男子中约有三四成每周仍要自慰一两次，AV则是为他们提供性幻想的源泉。

众所周知，日本的恐怖电影与西方的恐怖电影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和表现形式，AV亦然。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欧美的色情影像作品更注重观淫，而日本的AV强调提供想象。有论述就提出，日本AV与欧美作品相比的特点，在于对女优的访谈和很多篇幅的美丽形象展示。观者因此可以获得代入感，把自己幻想为可以一亲芳泽的幸运儿，有些接近心理治疗的功能。

另外，日本AV中也有不少性虐待题材的作品，抑或更具文化分析的价值。粗略而言，这类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与其说是通过展示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不如说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达到“安心”的状态。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作“轻度性虐待”（ソフトSM），在一般的娱乐性报纸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并形成所谓“SM美学”。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被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在AV作品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男性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

归根结底，AV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是具备一定“治愈”功能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和恐怖片差不多。女性喜欢看恐怖片，男性喜欢看A片。这么说也许不算太离谱吧。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多年前和日本朋友聊天，他说到AV女优，有些忧虑地说：“如果自己的妻子曾拍过AV，心里的滋味会很奇怪……”

但中村淳彦指出，这十余年来，日本社会对于AV产业的宽容程度有很大改观，自然也包括AV女优。在他接触的例子中，有的退役女优结婚生子，生活幸福。也有的男性表示，只要是娶到美女，也并不介意她曾从事此一行业。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已故的饭岛爱在退出AV业界后于电视行业的成功，对AV女优的社会形象有颇大的改善作用。

客观地说，日本人的性观念自来比较开放，相关的道德标准亦不脱现实，对于女性依靠出卖色相（不论是否发生肉体关系）赚取金钱本来就持宽容态度。饭岛爱的成功转型，又把AV女优这个有些遥远到神秘程度的身份展示于公众化的电视屏幕，让大家看到了她和一般娱乐圈女星并无分别的谈吐举止。在这个基础上，对AV和女优的道德苛评越来越缓和了。

58岁的日本主持界天王巨星明石家秋刀鱼，在日本演艺圈的地位类似中国台湾的吴宗宪，前妻是演技派影后大竹忍。他曾被媒体报道和小他30多岁的两位AV女优优希真琴、片桐绘里华分别有染，姑娘们甚至在电视节目上大谈特谈他的性器官特征和喜好。片桐表示，和她保持了肉体关系的大明星还不止明石家一人，而她身边的女优们不少也都在演艺圈有自己的性伴。这类八卦新闻揭示了AV女优们和主流演艺圈的密切往来，尽管这往来通常是赤裸裸的性，但至少说明了AV女优们并没有受到排斥和蔑视。毕竟，以明石家秋刀鱼等人的身份，并不难吸引其他女性。

与演艺圈走得近的AV女优们确实存在转型其间的可能，前面提到的及川奈央至今仍活跃于电视剧和舞台剧的领域。尤其是出演国营电视台NHK主打的连续剧《龙马传》，前AV女优的身份一度成为媒体的话题。

当然，并非所有的AV女优都抱着曲线进军主流演艺圈的梦想，AV作品的演出也未必能磨炼出像样的演技，但她们或许更加倾向于自己是一位演员。就像有国人开玩笑将AV称作“爱情动作片”，女优们男优们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

苍井空为何成为老师？

日本AV作品和中国有关系的，女优当以台湾出身的观月雏乃最为著名，另外还有过一位上海出身的惠美梨。最近，有两位分别叫杉山美里和元井明奈的女生，也都自称来自上海，但后者似乎曾以湖南女留学生“张丽”的名字拍了处女作。再就是数年前，曾有日本制作公司到北京、上海等地，用偷拍买春的方式摄制了多达几十集的“小姐”系列。与之相比，日本AV在中国一般民众当中的影响，确实到了连日本人都颇感吃惊的地步。

最突出的例子是苍井空的持续走红。

分析日本AV在中国的潜在扩张，有多重因素不能忽视：东亚在审美等方面的文化接近，对发达国家的仰视心理，客观的生理冲动及解决需求……但导致苍井空在中国化身“苍老师”的，更关键的可能是对社会现行道德规范和体制的不满。

在日本，老师（日语“先生”）是非常严肃的用语，除了教师、律师、医生、议员等身份之外，以老师相称或有恶意挖苦之嫌。这也是一些日本人在得知“苍老师”称呼时大为不解的原因。然而，将苍老师放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你会发现其含义有别种阐释的空间。

首先，“老师”在中国作为社交中的身份称呼，已经和先生、小姐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凸显了现代汉语在称呼表达上的不足。其次，也是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来自“苍老师”隐含的讽刺味道。被讽刺的包括虚伪而不切实际的道德规范，假大空的宣传噱头，挂羊头卖狗肉的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下的猥琐真相。苍井空事实上已经脱离了AV业界，虽然并没有按照日本的做法正式发布引退宣言。她以AV女优的身份光明正大地走秀、出席活动、与粉丝交流互动，确实构成了一种讽刺。苍老师，是以不正经来对付假正经，此或乃一种王朔式的回应？

结语

日本AV（成人色情片）这个Made in Japan的独特产品，不仅缔造了在其国内每年逾几千亿日元的庞大产业，也在海外拥有相当的观众和市场，成为另类的文化输出。对此，最初翻开AV事业第一页的人士们，应该是难以想象的吧？

最后，笔者未能和AV行业有更多的接触经验，作品阅历亦有限，写这篇文字诚惶诚恐，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见谅。

[1] 王东，辽宁人，客居日本，弃文从商。著有《别跟我说你懂日本》《敛与狂》（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视野

咄嗟失道趣东瀛

——日本佛教一瞥

撰文/成庆

摄影/成庆[1]

探访日本，各人大概各有期待。寻常旅人大概极易沉醉于东瀛的“春之樱”与“秋之枫”，毕竟“在绚烂中消逝”不仅是难得一见的美景，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感受大和民族对于美之无常的沉溺。可是，要理解孤悬于东海之外的岛国，无论是“樱与枫”，抑或是“菊与刀”，大多只停留在某种浅层的想象上。就比如说，那遍布京都、奈良的寺庙与神社，我们能洞悉它们的秘密吗？

初次日本行，以“佛教”作为此行主题。笔者喜读汉传佛教史，东瀛佛教直承唐宋遗风，自然是最好的参照物，而且要在此岸满地疮痍之后去感受那汉传佛教的丝丝气韵，东渡或许是不二选择。

短短十数日的行程基本集中在关西，从大阪直奔京都，盘桓数日，上比叡山，然后转往奈良，最后再绕道上高野山。

对日本佛教稍有了解者，或可明了此路线的某些含义。日本佛教诸宗派的地理分布，随各宗引入、兴盛以及分化的时代而不同，最后形成了汉传佛教的某种“层累效应”。例如，奈良作为“六宗”（三论、法相、成实等宗）的重镇，大抵可代表隋唐初期前的汉传佛教，而京都则充分彰显了唐代佛教鼎盛时的风采，而远离关西的镰仓则洋溢的是宋时禅宗的气息。

“奈良六宗”基本上是诸家齐放，不尊一宗，如三论、法相、成实等宗都各自竞逐，彼此交融。而进入京都时期，则是以天台、真言二宗领其风骚，也正是这二宗，开创了数百年比叡山与高野山并立的局面，影响至今。至于今日国人所熟悉的茶道、剑道，那正好是镰仓时期禅宗流布的文化果实，镰仓远离京都、奈良，而这只是因为新兴的武士阶层想借助禅宗来表达他们异于公卿、贵族的文化认同，无论是以“清寂”闻名的茶道，还是以“勇、义”为主轴的武士道，都得益于禅宗精神的哺育。相比而言，天台、真言二宗，都是以名相仪轨烦琐、器物庄严华丽而见长，故多受公卿、天皇青睐。日本各阶层的文化竞争，多以佛教作为参照，此则与中土略有差异也。

一入山门，凉风自来

抵达大阪，匆匆地游历大阪城，此处自是战国迷的好去处，虽是毁后重建，但仍可领略天守阁昔日的辉煌。城内四处可见纪念“大阪冬之阵四百年”的旗帜，丰臣家的兴衰史，是日本中世史的重要标志，正是在其基础上，才得以开启延续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而再往后，那就是让大清国颜面尽失的明治维新了。

在京都寻找到预订的下榻处，一眼便看见街对面的本能寺，织田信长昔日殒命于“本能寺之变”。虽据学者考证，位于中京区的本能寺并非当年信长被围自杀的旧址，但前来探访东瀛佛教，却首先与这位火烧比叡山的“灭佛者”不期而遇，这究竟是何种因缘？

在三条河原的街道旁，不经意看见“坂本龙马遇刺处”的标识，而就在附近的大楼旁，还能看见“明治三杰”之一桂小五郎的纪念像。在这座千年古都里，明治人物似乎仍在熠熠生辉。相比而言，此地同光年间的中国贤人义士，反倒被后来的革命浪潮湮没得无影无踪，今日谁还记得起魏默深、郭嵩焘？

穿过鸭川河——这是京都的灵魂所在，直奔南禅寺。京都寺庙鳞次栉比，如无计划，依序看去，恐一日也走不过数个街区。而且由于宗派杂多，泛泛观之，难有头绪。

南禅寺是临济宗南禅寺派的总本山，创寺约在14世纪末，那是汉地禅宗传入日本的鼎盛期，它位列“京都五山”之首，这“五山”的名号，也只不过是效仿南宋“五山十刹”罢了。

南禅寺三门

入南禅寺，便见高大“三门”（即山门），游人散坐于山门前，门后则透出一片浓绿。南禅寺“三门”是日本佛寺三大山门之一，巍峨雄浑。这等山门气派，在如今的汉地寺庙中反倒难得一见，人皆道岛国民族无大气象，仅观南禅寺山门，或可纠此谬见。

盘桓于山门前，竟有难舍之意。入寺，见一石碑，上刻禅僧所题俳句：“一入山门，凉风自来。”禅宗因不重教理，故标榜不立文字，但却留存语录无数。汉地禅宗除机锋棒喝之外，禅僧多有与儒生文人吟诗唱和者。虽僧传中并不立“诗僧”一门，但佛教史上却隐隐有一个诗僧传统，从唐代的寒山到近世的八指头陀，均是以佛理入诗见长。

入到寺内深处，可见江户时代的国宝级建筑——方丈室，进门便见禅门偈语——“照顾脚下”。今日汉地禅寺，常见“照顾话头”的偈语贴于醒目处，时时提醒修行人观照起心动念。至于“照顾脚下”，如今更多只有提醒游客谨慎行步的意涵吧。

沿回廊徐徐观赏，日本佛寺一绝——枯山水便深藏其中。以砂石表山水意象，颇有一花一世界的禅意，也合符禅宗的“极简主义”风格。

在寺内四处游走，多见游客，不见僧侣，完全缺乏汉地寺院僧俗杂处的“烟火气”。游人觉得无妨，我却隐隐觉得不安。偌大寺庙不见僧侣，多似游玩之地，却不见活泼泼的信仰氛围。

日本佛寺今日的格局，有其历史的渊源。如今的游人如织大概是明治以来，尤其是战后日本佛教各宗派从衰败中重振的结果。传统依附于寺庙的檀越（施主）制度逐渐松散，寺庙财产多被政府征收，战后许多寺庙的住持常需兼职才能弥补资用，逼迫名寺古刹多以开放观光为收入来源。南禅寺这样的名刹，收入基本无虞，但是许多乡间小庙，却相对难以维持，所以也曾见高野山上的寺庙住持在早课后兜售牌位，只是这些“生意”多隐匿，不足为外人道也。

南禅寺的光与影

偶遇的本妙寺

京都寺庙众多，但附属于不同宗派，彼此夹杂，如不留心，根本不知各家之间有何差异。沿路走去，随处可见许多不知渊源来历的寺庙。路边偶遇一间“本妙寺”，门口立有“鬼子母善神”与“赤穗义士”两块石碑。“鬼子母神”较易知晓，出自《法华经》中“鬼子母神”发愿护持《法华经》的典故，所以尊奉《法华经》的天台宗、净土宗以及日莲宗多有供奉“鬼子母神”的传统，将其作为重要的护法神祇。但这一传统在中国的天台宗与净土宗传承中则不多见，无疑是日本佛教的发挥。而那一方“赤穗义士”之碑，纪念的则是江户时代赤穗藩的四十七位家臣为报藩主切腹废藩之仇，夜袭斩杀将军家臣吉良义央的事迹，寺中供奉着“赤穗义士”的木像。武士道的“忠义精神”在日本往往与佛教无缝对接，甚至有位美国学者专门著书《战争中的禅》（Zen at War）来分析日本禅宗与军国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这恐怕也算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奇妙混合物吧。

青山只解磨古今

出南禅寺，顺着小路前行，便是通往“哲学小路”的方向。在小径旁发现一家不起眼的寺庙，大门紧闭，门口立有一方“达摩大师”的纪念碑，旁边的木板上书有两句摘自中土典籍《禅林类聚》的禅门偈语——“青山只解磨古今，流水可曾洗是非”。这类偈语，古来禅门用来开悟，今人路过，恐也只是增加一些旅途的兴致而已。

“哲学小路”的名气到底有多大，我其实并不清楚。这条因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而得名的步道，虽然可以想见夹樱缤纷的美景，但成为名胜，恐怕是京都人对“康德式哲人”的某种敬礼。沿小路直走，游人渐少，进入寻常的住宅区里，屋旁有一小寺，后有一墓园，规模不大，墓碑依次而立。阴阳毗邻，如在中国，则非吉祥之地。一路走来，发现日本寺庙多设墓园，供亡者安葬于此，据说费用不菲，时常引人诟病。

夕阳西下，天色近暗，路旁并无标识，只觉渐入深处，绿荫渐浓。前方有一木牌，上书“法然院”，寺名既是“法然”，当属于法然上人所创的日本净土宗。

从下望去，大门颇有几分破旧之意，顺着山势往上走，寺门内树木浓荫，虽有夕阳的光线照射，但仍显昏暗。所以只是顺着山势往上，突见一塔矗立，四周全为墓地。细看此塔，下方刻有“摹江州阿育王塔”。“江州”一名，或许指今日之九江，这兴许是当年的日僧仰慕汉地阿育王塔的庄严而在此仿制的吧。

绕塔三匝，步入墓园，天色虽近昏黄，但仍可清晰辨识墓碑上的字样。墓地四处可见地藏菩萨像，地藏信仰在日本文化中的影响远超中土，尤以墓地所见为最。一肘长许的地藏像矗立亡者旁，于偶入的我们也生起莫大的安慰，顿有吾不孤也之感。后来才知，法然院葬有著名史家内藤湖南、经济学家河上肇，可在那密布的墓碑间要找到一两位熟悉的名字，除非有特别的因缘，更多可能是相见不相识。

寺院墓园的地藏菩萨像

快步走出墓地，遇到一对外国情侣询问墓地旁的泉水可否饮用，我们对日本墓园习俗一无所知，善意劝告不饮为佳。过去常知日人惯以清水濯洗墓碑，不知是受中国禊祓习俗的影响，还是与佛教有何种关联。但就我所知，汉传佛教虽有“供水”之仪轨，但却无扫墓濯洗的风俗，恐是自家文化的发明。

何当归本国，继踵大师风

次日清晨，依旧沿着三河原町，穿过鸭川，但此行目的地则是天台宗的门迹寺院——青莲院。因这些年研读天台教典的缘故，所以对天台一宗有莫名的亲近。传入日本的天台一宗，势力影响远超中土，姑且不论今日比叡山作为天台祖庭仍具影响力，京都一地，天台宗寺庙众多，足以想见当年天台一门的威势。

前年参访浙江天台山，朝礼祖庭，瞻仰祖师行迹。询问当地的年轻朋友可知天台宗的源流，答道，当地人只知国清寺，多不知天台宗为何。可是入了国清寺、智者大师塔院，却处处可见日本、韩国佛教各宗派所建、所立的纪念堂、塔碑，两地对待天台宗的态度，可窥一斑。

国清寺内有赵朴初所书的“行满座主赠别最澄大师诗碑”，上刻唐朝行满法师当年写给日本天台宗最澄大师的临别诗：“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何当归本国，继踵大师风。”这一去，天台宗在东瀛获得了赫赫声名，中土反而一而衰，再而竭，虽有民国谛闲大师中兴，但革命潮流却将天台法子席卷至台港等地，今日虽有年青一代戮力学修，但要复兴恐仍需时日。

京都天台宗门迹寺院——青莲院

未到青莲院，却在路边偶遇一石碑，上书“坂本龙马、阿龙结婚式场迹”。根据史载，坂本龙马是在青莲寺举行婚礼，但此处分明是寻常的建筑，原来此处原属青莲院塔头金藏寺之领地，后因寺毁而不能探寻旧迹，徒留一方碑刻作为纪念。

继续前行，向右拐入缓缓上升的斜坡，便可见青莲院的门庭。青莲院在游人心中并无盛名，但是对于日本佛教而言，它有相当的地位，位列“睿山三门迹”。所谓“门迹”，其实是皇家贵族子弟出家之寺院。天台宗因最澄大师的开宗及弘扬，又因比叡山毗邻京都，重教典的传统颇能吸引好文尚艺的公卿贵族，所以日人尝有言，“天台属公卿”，可见台宗与皇族公家的密切联系。现任青莲院门主东伏见慈晃之父慈洽是明仁天皇叔父，当年曾任青莲院门主，后传位于慈晃，还曾引发教界的轩然大波。不过这皇族把持门迹寺院的传统，至今仍是不绝。

青莲院不大，却极尽清幽之意，其中最有特色之处，则是可在回廊静赏“池泉回游式”之庭院。或许是因天台宗风，青莲院相比禅寺的那种简洁，多了几分雅意。堂内见一条幅，虽夹以假名，但仍可辨认出所书内容是《千字文》中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书者就是现任门主慈晃。为何在醒目处不悬挂美文禅语，反倒是此等“蒙学文字”，想必是日人多喜好这其中的“天然反复，不假造作”的自然趣味吧。

一路看来，日人于寺庙的修建，除多采用唐宋汉地寺庙的形态与布局，也多注入东瀛特有的“美感”，如枯山水与各式的庭池。只是此等建筑，如细细品味，则觉精致有余，而少有唐宋寺庙的洒脱与秀逸。台湾法鼓山当年在抉择道场建造风格时，独取唐风，不取明清，也是看重唐寺的雄浑大气。至于明清以后中土寺庙风格的粗鄙化与俗化，恐怕又是另外一段值得追溯的历史了。

智慧乃道

出青莲院，直奔毗邻的净土宗总本山知恩院。日本净土宗与汉地净土宗并没有直接传承，创宗者法然上人根据汉地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的《观经疏》等论述加以发挥而创宗，倡导念佛求生净土法门。因为净土法门强调凡夫皆可往生净土，而与天台等宗多只弘传于贵族公卿中有别，所以在日本曾引发一阵巨大的信仰风潮。法然上人也因此受到他宗嫉恨，因此遭罪流亡土佐国，多年后才被赦免，回到京都。

沿路而上，从知恩院侧门入，在寺内胡乱兜转，见一厅堂中有僧众吟诵，脱鞋进入，方知寺院正进行诵经超度法会。堂内分内外场，外场皆铺以榻榻米，供信徒、信众休息，还有幼童在其中嬉笑追打。而内坛则举行法会，主法僧人依序诵经超度各家亡者。超度完毕，信众即可离开内坛，场外的信众则依序入场候补。

盘坐于外场，静听内坛僧众梵呗，与汉地音调大相径庭。参与法事的僧人五六人，声调却极为铿锵有力，有如战场冲锋，相比而言，汉地梵呗声韵则较为柔和曲折。

不等法事结束，起身出堂，绕过正在整修的御影堂，便可见法然上人像与长长的阶梯，通往知恩院的灵魂之地——御庙。在阶梯入口旁，竖有一碑，上书“智慧乃道”。想起方才刚刚走过的“哲学之道”，东西文化之间，一喜谈“智慧”，一则多论“爱智”（Philosophy），皆以“智”为目标。只是东方重顿悟圆成的“慧”，西洋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则多重分析归纳之“知识”。二者迥然有异。

登上“智慧乃道”，尽头即是御庙，门前立有书有“南无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刻像的石碑。净土宗以持名“南无阿弥陀佛”为简易法门，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种信仰形式多落粗鄙的神教祈福，不过这多是因为未深入汉传佛教源流而造成的误解。净土一宗的修行，在汉传佛教系统中，常依天台、华严教理，只是这两宗教理玄奥难解，常人难入，故高僧大德多告诫信众，以实践为入手处，称名念佛，即可渐晓佛理，往生净土。只是这样复杂的源流，外人不知，教界中人也多不理解。

法然上人像

京都天台宗门迹寺院——青莲院

在御庙参拜结束，出大势堂，见堂前门扉上贴有“信心”二字。净土宗的修行以“信愿行”为核心，故多提“信”，而少言“理”，只是在现代理性主义兴盛的今天，人们多怀疑，多批判，似乎少能对某一种学说或宗教生出极大的“信心”。但事实上，今天无论是中土还是东瀛，净土仍为最重要的信仰传统之一。或许，在怀疑主义最盛之时，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渴望往往也会更强烈吧。

[1] 成庆，大学教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佛教史。

靖国神社游记

撰文/黄章晋[1]

2013年4月23日，168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人数为2008年的两倍，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中日关系再临考验。靖国神社虽被我们骂了百遍，到底里边是怎样情形，少有国人以亲历方式描摹，我去过靖国神社两次，还算观察用心，这里不妨把2009年的见闻游记再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

这次到东京，我说要去靖国神社看看时，有同伴问：靖国神社对中国人开放吗？日本人可以去的地方中国人也都可以进去看吗？我用2005年的经历回答说：是。不过，2005年时，小泉还在台上，靖国神社正是最敏感问题，所以，我虽然前后写过多篇介绍靖国神社的文章，但自己去了靖国神社，却没敢写出一篇认认真真的见闻，今天，就把这一课补上。

到东京，去靖国神社最方便的办法，是乘地铁到“九段下”，出站沿着东科大走一段，抬眼便可望见靖国神社门口那个巨大的鸟居标志。

靖国神社占地面积不大——9.9万平方米，空中俯瞰，轮廓像一把头朝西、柄朝东、刃指北的菜刀。靖国神社正门即刀柄位置，游客入内，大体方向是自东向西。10米高的“靖国神社”石碑立于路右手，石碑后不远即那个青铜铸造的23米高的“第一鸟居”。

“第一鸟居”后的路面立有金属杆，以阻止汽车进入，前行约百米，路中央为大村益次郎青铜像。大村益次郎是靖国神社创始人之一，铜像立在靖国神社的显要位置，恰如大村本人在日本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指挥讨幕军打败幕府军的军事家，创建日本近代军制的改革家。前者奠定了近代天皇制统治，后者奠定了近现代日本军队。

过大村益次郎像复行百米，便是“第二鸟居”，较第一鸟居矮小许多，不过十来米高的样子，鸟居之前为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左望，二十米外就是神社外大马路上的车流。“第二鸟居”之后，是“神门”。“神门”形制接近中国寺庙的山门，两扇门上各有一象征皇室的金色菊花纹章。

“神门”正前方不远，是“中门鸟居”，与“第二鸟居”尺寸相仿，鸟居再往前，就是拜殿，对寻常游客而言，这已是走到了靖国神社的中心。若过了神门往右转，便是著名的“游就馆”。

“拜殿”是靖国神社除鸟居外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建筑，因为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图片，大都是某政要走出拜殿的情形。该殿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是从屋檐两边垂下的绘有菊花纹章的布幔。布幔下可见类似祭坛状的箱形物居拜殿中央。在靖国神社，此处禁止游客贴着拜殿对里边拍照。

“拜殿”或许是靖国神社建筑群落中轮廓最大的建筑，但绝不比中国寻常知县们办公的县衙更高大。

（二）

寻常日子，游客到了“拜殿”，只能对着“拜殿”和祭仪所、参集所、本殿、元、灵社等建筑围成的院落止步。因为这里是供奉着“战殁者英魂”和“参拜英魂”的地方。每年除了新年祭祀、春秋两季的祭祀和8月15日的祭祀外，通常不对游客开放。我们看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场景，有一部分，是进入“拜殿”之后的这个院落。

就一个游客而言，从靖国神社大门进来，直到拜殿前，所能看到的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全部加在一起，其实只有拜殿、本殿、灵玺簿奉安殿三座建筑。就平面图看，这也应当是其全部，而三座建筑的面积，加一块儿可能也不到1000平方米，靖国神社的核心，也即在此了。

顺带说一句，靖国神社里没有什么牌位，自然更不可能有日本首相对着战犯牌位鞠躬默哀的情形。以靖国神社那么小的地方，根本没法摆放下200余万个灵牌。所谓的灵位，实际上是存放于神社最后面的灵玺簿奉安殿的花名册——灵玺簿。

下面再说说靖国神社里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游就馆。游就馆其实就是军事博物馆，此名出自荀子“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有劝慰后来者学习烈士、榜样之意。

日本虽自明治维新至二战无条件投降，几十年间可算得武功赫赫，但这个军事博物馆的规模和面积之小，也许是举世罕见的。游就馆上下两层，总共14个展厅，估计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在靖国神社，只有这里需要门票，成人每张门票800日元，折合人民币50多元。

如果算计门票价格与博物馆内展品数量，可能游就馆是最不合算的。因为，日本作为战败国，不但曾经展示的战利品被悉数夺回，而且本国军队的武器也被收缴一空，故游就馆里展品少得可怜。我怀疑，全世界只要有军事博物馆的国家，实物展品数量就不会还有比这里更少的。

游就馆里展示的二战期间的日军装备实物，我能记得起来的计有：零式战机一架，九七式坦克一辆，150毫米加农炮、榴弹炮各一门，四一式山炮一门，樱花式自杀飞机一架，回天式人操自杀鱼雷一枚，长门级战列舰小锚一副，150副炮一门，武藏号战列舰炮弹4枚，可能还有一两挺舰载高射机枪。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成摞成捆的三八大盖、歪脖子机枪，这里一样没有。但全世界军事博物馆里绝不会像这里一样，到处摆放的都是装备模型，恍惚中如进了高级军品模型店。

所以，你一进游就馆的大门，就会看到居然还有一台蒸汽机车。此为当年在日本修筑的泰缅铁道上跑的车头，当然，这个车头就像其他展品一样，被擦洗得如同刚刚出厂般簇新。顺带说一句，整个游就馆的展厅，虽然装饰不新，但布置陈设之精心，可称得上像国内的精品商店。而且，你在绝大多数展厅，完全看不到有工作人员在场。

游就馆里真正的镇馆之物，应当是古代的刀剑和铠甲。摆放这类展品的展厅很小，但展出的这些藏品，几乎样样算得上日本的国宝级文物，有些名刀的使用者、刀剑铸造者为何许人，都有明确说明。

从“幕末维新”到“大东亚战争”，各展馆基本是以图片、模型和少量影视片段为主。我留意了一下“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展馆最末的一个图表对比，清军除了军舰数量吨位外，海陆军人数均为约略数字，在海陆军战费项目上，日本精确到万日元，战死者一项上，日本精确到个位，而清军相应栏目，全部为不详。我想，中国恐怕从来就没有过精确统计数字吧。

真正刺激中国人的，是二战期间几个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遗物展示，譬如被东北军秘密处决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导火索和借口之一的中村震太郎，譬如被虹桥守军击毙引发上海抗战的大山勇夫，譬如上海之战中的日军“肉弹三勇士”，譬如挑起卢沟桥事变的一木清直。

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到此参观，看到照片上那些几乎各个满脸横肉、表情狰狞的“英烈”（尤其日本陆军将官，无一不是一副狰狞凶狠表情），会如其所愿地产生那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情吗？我深表怀疑。

世易时移的证据，至少我就亲眼看到几幕：在一个水下特攻队员的青铜雕像前，三个日本年轻人围着这个手持炸药筒全身裹扎得像欧洲古代重甲骑兵般的怪物看了一阵，咬着手指哧哧笑了起来。是啊，当年日本穷途末路时，为摧毁敌钢铁巨舰，竟然能想出如此山寨的主意来，怎能不令人发笑？在最后一个展馆，一个老人臂夹一摞自印的宣传物，热情激动地为围在身边的几个年轻游客宣讲着什么，一年轻人乘老者不备，悄悄把正好奇的女友牵到一边，把塞到手上的宣传物卷成一把，边笑边摇头地离开了这个小小的热闹人群。

游就馆有几个展厅，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挂着二战期间阵亡日军的照片，上注其姓氏、生卒年月及地点等项。对国内读者来说，这个场景的照片与靖国神社牌位传说，易使人产生这里即是战犯灵位的联想，显然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不过，我没看明白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几千张照片，如果它真要搜集死者照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张照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次到游就馆，正逢着举办幕末维新专题展。2005年去，逢着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所以当时的专题是“日露战争”，不知道这里是否有过“北支战争”之类的展示。

（三）

在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看来，靖国神社是东方特色的“国家英雄”纪念碑。所以，先后有阿根廷、泰国、秘鲁、智利、巴西、法国的海军，美、英、德、意等国的其他军种前来参观纪念。

而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日军赶跑了东南亚的英、法、荷等西方殖民者，为东南亚国家在战后的独立带来极大便利，所以，东南亚国家中，除了越南、新加坡外，几乎多数国家的元首或政要都曾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纪念。

在中国人印象里，靖国神社是日本最特别的地方之一，但靖国神社实际上又绝非一个庄严神圣的所在。在安静的日本，靖国神社甚至可算得上相当热闹，虽然我目力所及，靖国神社各个角落的游客、神社人员连带警员，至多同时一千人，不过，这恰是其能维持到今日局面的生存之道（有兴趣的读者看完此文章后，不妨看我另外一篇旧文《当年谁拯救了靖国神社》）。

从“第一鸟居”到“中门鸟居”，是靖国神社最热闹的地段。路右边的树林后是草坪，草坪上是一个挨一个的地摊，多半贩卖各种真假古董或珠宝之类纪念品，品相并不比中国各旅游区的同类强。地摊边上，是热热闹闹围着的游客讨价还价。看到这种景观，我难免要想，也许里边颇有中国制造的吧？一圈幔帐围了供游人换装成武士摄影留念的摊子，似乎只有欧美人光顾。顺带说一句，这次我看到的游客，欧美游客至少有四分之一。

靖国神社这样的地方，当然也有与战争有关的商品，但极少。比较惹人注目的，是一个老先生在路边上摊开一张三米多长的白纸，上面是手绘的“大和”战列舰线描图，真是一幅很棒的作品。可惜我刚凑上去看，两个冒失的日本年轻人就从草坪上蹿出来，一个泥乎乎的脚印正好落在图纸上！于是一连串日本人必然有的鞠躬、致歉、纸巾、手绢……最后，这两个不知所措的年轻人长久地低着头蹲在那张被泥巴涂污的图纸前发呆，像蔫头耷脑的鹌鹑。

“第二鸟居”前的十字路口最是热闹。有一个角上是木质的售货亭，除各种靖国神社纪念品外，还有印有政治人物卡通漫画或他们书法的纺织品在售，价格都不算贵。这个售货亭，应当是神社自己创收的摊位。在这个路段创收的另一个项目，是与遍布全日本的其他神社别无二致的售卖祈愿牌。专门有两个报栏式的架子悬满了人间的种种愿望。

售货亭旁的草坪上有几排长条桌椅，供游客吃喝抽烟聊天，中午时分，几乎没有空座。这里是最容易找到疑似军国主义分子的地方。我进神社路过时，见到一个一身日本旧陆军装扮的中年男子边吃喝边与同伴谈笑风生，傍晚离开时，见到两个老头挤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指指点点，他们旁边的桌子上，一个廉价小录音机大声放着《海军进行曲》。我凑过去看，电脑里似乎放的是《硫磺岛来信》抑或《风语者》一类的好莱坞太平洋战争片。

（四）

在十字路口右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上面立着几个喇叭，不过没敢出声。车身的标语让人一望便知这是日本右翼宣传车：国体护持、教育正常化、北方领土夺还。

没有人敢猜测，几年后，是否又会爆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但在我看，以目前的趋势，无论日本极少数的右翼如何勤勉，靖国神社都会随着亲历战争的一代和阵亡者亲子一代的消亡，而逐渐被无情的时光汰去其固有特殊意义的死物。无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如此。所以，靖国神社的政要参拜问题，我以为总有一天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任何人的参拜都不会把它象征的灵魂唤起。

然而，靖国神社也许是个沉睡的火山，危险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被重新触发——如果有一天，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日本自卫队员，譬如在伊拉克，意外身亡，那么，按照靖国神社二战后厚生省—靖国神社形成的特定“神格认定”惯例，它就会自动被触发，靖国神社就会增加新的“英灵”。比起首相参拜，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危机和政治难题。

[1] 黄章晋，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2013年4月辞职创办新媒体“大象公会”，任总编辑。

“靖国神社问题”的前世今生

撰文/刘柠[1]

每年临近“8·15”，中日两国都很神经兮兮：中方睁大眼睛，盯着日本政客的每一个动作，包括桌面下的“小动作”；日方虽说也“谨小慎微”，仍不免动辄得咎。如今年（2013年）“8·15”，共有105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安倍内阁的3名阁僚。另有约100名国会议员由秘书代为参拜；而首相安倍晋三尽管未亲自参拜，却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敬献上了一份“玉串料”（即祭祀费）。安倍的这种“小动作”，虽然注定会挨右翼的骂，却也逃不脱中方的“记过”，可谓两头不讨好。

说靖国神社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实不为过。只是定时炸弹之所以恐怖，在于它不知将于何时爆炸，而靖国神社这枚炸弹，爆炸时限似乎被“约定俗成”地设定于“8·15”这一天。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参拜日，如春秋两个大祭，分别为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20日，按说也相当重要，但唯其少了所谓“终战日”的政治象征性，一般来说，不被看成是国家祭祀，似乎有种“罪轻一等”的意味。有些“狡猾”的政客（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会刻意避开“8·15”，而在春秋大祭时参拜，实际上是充分评估了“中国风险”（主要是中方，其次还有韩国）后的策略性选择。安倍多半也属于这种政客。

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原名为东京招魂社），由于在二战时期扮演了国家神道象征的角色，在战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对国家政治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曾经历了一场存废之争，后因美国着眼于对日占领稳定性及东西方“冷战”的考量，靖国神社得以保留，从战前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的招魂设施变身为特殊宗教法人。

战后，靖国神社当局预料到陆海军部即将被解散，遂临时决定于1945年11月19日举行祭祀，将尚未合祀的一般战殁者一起招魂合祀。截至1967年10月，靖国神社分四次实施了对乙丙级战犯亡灵的合祀。1978年10月17日，在家属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靖国神社当局又把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处刑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亡灵悄悄地合祀进来。至此，靖国神社合祀的构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据说，昭和天皇（裕仁）出于皇室的“洁癖”，生前从此再未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及皇后最后一次参拜是在1975年11月）。

靖国神社问题的初次爆发，是在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第一位在“8·15”当天，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说是第一位，其实也是唯一一位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即使是后来跟中方彻底闹掰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在6次靖国参拜的最后一次，选择于“终战日”当天参拜，但究竟是以首相的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其实是刻意做了暧昧化处理的。

中曾根康弘，这位前帝国海军中尉、大藏省官僚出身、29岁即当选国会议员的踌躇满志的政治家，是自民党内的实力派精英。成为首相之前，履历丰富，历任过几乎所有的重要阁僚，从交通相、通产相，到科技厅长官、防卫厅长官，不一而足。作为首相，在任1806天，是日本现代史上第六位长期执政者，也是公认最有作为的“宰相”之一。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自信爆棚，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大增。对外，出席七国峰会（G7），与中美协调，构筑了建基于共同利益及领导人之间个人交情之上的大国关系；对内，向垄断宣战，拆分国铁、日本专卖公社和电（信）电（话）公社，大刀阔斧地推进民营化改革。中曾根其人政治成色保守，即使在自民党内所谓“中道保守”的谱系中，也属于偏右者，有较浓厚的鹰派色彩。以靖国参拜而论，他是战后历代首相中参拜次数最多者之一，多达10次，仅次于佐藤荣作的11次。他鼓吹“新国家主义”，主张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核武化和修宪。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他公然揭橥“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纲领，试图为“大东亚战争”正名。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1985年的“终战日”，“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名字出现在靖国神社的参拜贵宾签到簿上。

这下子可炸了锅。说“炸锅”，不是在日本，而是炸在中国。学者杨继绳说：“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第298页]——中曾根的靖国参拜像一粒火星，溅到了中国的油锅里，引发了这场学潮。8月底，北大“三角地”率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中曾根康弘，抨击“复活军国主义”，兼涉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呼吁纪念“九一八”，去天安门游行。“9·18”当天，在校方及海淀公安分局民警的阻拦下，大部分学生未能走出校门，只有数百名冲出校门的北大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9·18”过后，事件仍未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第299页]

是年，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应邀访问北京。一到北京，她便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气氛：“不习惯寒冷的我，马上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但还是禁不住直发抖。”“立于北京的闹市区东单街角上的大告示牌上，张贴着揭露战争中日军残暴行为的照片，人群聚集，我整个身心都在打战。”[见山崎丰子《“靖国批判”中的北京》（载于《文艺春秋》，1987年4月号）；下同]北京夏秋以来的动向，也极大影响了她的采访进度：“直到夏天都还相当顺利的采访预约，9月中旬以后，突然变得难以推进，一筹莫展。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采访，一概被拒，理由清一色是‘生病’‘长期出差’等，就像约好了似的。……安倍（晋太郎）外相、樱内（义雄）前外相访华时，也未能见到胡耀邦。在这种情势下，连原定于11月中旬与我的会见也被取消了”；“随着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日的临近，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越发激烈，校内的大字报开始批判胡耀邦，胡被打上了‘中曾根首相的老朋友、亲日派’的烙印。”然而，就在山崎正陷于绝望的时候，却得到中方通知——与胡耀邦的会见“复活”了，而且日期就定在“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天。

山崎丰子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拜会胡耀邦时的谈话要点。针对“8·15”前后，中国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日方在宝钢引进项目中“以次充好”、“强行推销”等传言，山崎说：“我并不是说只希望对日本给予好评，特别是关于宝山钢厂项目，西德只承担了无缝钢管的份额，而日本则是连续七年零八个月致力于合作，共投入千余名技术人员。其中有些人跟中方从业员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车间小屋，加班加点。对这种日方的合作非但不予承认，中方的一些报纸，还刊登所谓中国被日本骗了、遭人强买强卖等报道，弹劾日本，这是非常遗憾的。希望媒体要公正报道。”对此，胡耀邦表示：“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并不知情。但公正报道是很重要的。”

山崎接着说道：“再有，在学生的反日游行中，打出了‘经济侵略’的口号。对一个主权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施侵略的，而且日本应该也没有强行推销。”胡马上说：“呵呵，那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当然也还有其他不正确的口号，甚至有过‘胡耀邦是亲日派’的口号。要把十亿人的意志统一成一个是不可能的。今天，也有不赞同党和国家做法的人，但人数很少。中国有句谚语叫‘丑儿家家有’，说的是哪家都会有一个样子长得不济的丑娃。”

最后，话题切入靖国神社问题。胡耀邦说道：“我不会就同一件事反复谈，正式的意见，我只谈一次。我想说的是，我们绝不是干涉日本的内政。但希望日方也要注意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受八国联军侵略，过了85年，记忆才好不容易变得淡薄了一些。而抗日战争刚过去40年，怎么也要再过40年左右，才有可能淡然面对。这点也请贵国予以考虑。”“他声调不高，绝无一点盛气凌人的感觉”，山崎回忆说。

会见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双方都相当坦率。山崎在会见后于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记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感觉：靖国神社问题绝不是一次性的问题，也不是敷衍一时就能解决的。“我深切感到，这是一个在了解人的心痛的基础上，务须加以慎重解决的问题。”从山崎丰子的回忆可知，胡耀邦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对日方，胡耀邦还在中方内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酵”。据彼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对杨继绳回忆：“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9·18’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第299～300页]杨继绳认为：“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第300页]

当然，胡耀邦所做的这些协调、疏导工作，如果得不到日本领导人的回应，从而激活中日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话，恐怕也会流于无用功。中曾根其人保守归保守，但绝对重视中日关系，尤其对来之不易的两国领导人个人友谊所维系的良性互动格外珍视。虽然从政治立场上，对自己1985年“8·15”的公职参拜，他从未表示过后悔，但却从翌年起停止了参拜。

他先是派外相安倍晋太郎（即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之父）去中国，与吴学谦外长接触，谋求协调。安倍回国后，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访华的感触。继而，受中曾根之托，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借赴北京商务出差之机，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

据中曾根在回忆录中记述，稻山临回国的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官员，“面带紧张、严肃的神情来到他下榻的酒店”，表示：“（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很大影响……务请向中曾根首相转达望停止参拜的希求。”

至此，中曾根才算彻底明了问题有多深刻，适时地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自民党内保守派政治领袖，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他没能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曾收到过寄自极端右翼团体“赤报队”的子弹。

中曾根之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国内保守派的“目标”。如果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单对中国，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可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良苦用心仍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不过这是后话了。就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初“发酵”及其应对而言，中曾根康弘与胡耀邦之间的良性互动，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成功——可惜，却是唯一的一次。

[1]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中日之间》等。

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

撰文/内藤康[1]

2013年，日本股市以历史性的走高表现收官。相比2012年终收盘价格，2013年的股价上升率达56.7%，为41年来最高。首相安倍晋三也开创历届首相先河，出席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年内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纳会”。他在仪式上笑称“新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重回增长道路。将努力让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强调将继续着力于推进货币政策。

安倍担任首相以来，推行的经济政策带动企业业绩恢复、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扬，受到较高评价。安全保障方面则纠正了民主党执政时的失误，将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推上了解决之路，表现可圈可点。

然而，外交方面则留下了诸多课题。特别是在与中韩两国关系改善尚无进展的情况下，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突然参拜靖国神社。与中韩两国的对立已成必然，就连一直作为同盟国强化双边关系的美国也表示“失望”，此事也可谓是减分对象。

虽说在此时强行参拜是出于个人信条，但应该也预想到了周边国家的反对。可安倍为何选择在此时进行参拜呢？

与首相关系密切、以保守论调著名的《产经新闻》在27日晨刊中报道称，安倍早在10月就已决定参拜。据悉，与安倍聚餐的友人询问其“是否参拜”时，安倍淡然答道“年内必将参拜”。

据《产经新闻》称，安倍已彻底考虑过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若进行参拜，必将招致中韩两国的强烈反对。同时，不希望东亚地区再起波澜的同盟国美国也会有强烈反应。即便如此，政府相关人士称“首相考虑了诸多情况后认为此时最佳”。他还称“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已有进展，‘日美关系不会从根本破裂’（语出日本外务省干部），因此首相判断能够承担与相关国家关系紧张带来的风险”。

安倍在就任首相以前就将“参拜靖国神社”写入竞选公约。在众院选即将开幕的2012年11月举行的党代表讨论会上，安倍就上次在任首相期间未能参拜表示“极度遗憾”，称“对英灵表达崇敬之情竟遭外国不满，不能理解。该考虑日本领土内有没有地方是首相不能去的”，一表强硬态度。

曾被中国媒体评价称“比小泉更小泉”的安倍保守倾向强烈，始终主张首相应参拜靖国神社。然而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2006～2007年）重视改善与中韩关系，未进行参拜。据12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称，安倍在2007年曾考虑在春季例行大祭上秘密参拜。因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当时访日，安倍未能如愿。然而安倍在当年夏季参院选举中铩羽而归，在秋季例行大祭的参拜机会到来之前就匆匆卸任。对于吸取第一次执政失败教训，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和参众两院选举的安倍来说，参拜已不是“去不去”，而是“何时，在何种时机去”的问题。

针对安倍的此种想法，美国一直暗示其不要参拜。2013年10月3日，访日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参观了靖国神社附近的千鸟渊战殁者公墓并献花。日本首相和防卫相在访美时，有参观追悼国家军人的阿林顿烈士公墓并献花的惯例。据悉，美方高官指出千鸟渊与阿林顿烈士公墓最为相似，认为参观这里比参拜靖国神社更为妥当。

2013年冬天安倍派首相助理卫藤晟一赴美，就参拜一事试探美国的意向。据《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出席会谈的美方人士面露难色称“觉得不能得到理解”、“奥巴马政府如此看好安倍政府，有些得不偿失”。可以说本次参拜是一场考虑了对中韩甚至对美关系的影响之后的赌注。

其实，认识到负面影响却大胆行动的“安倍式作风”在2013年12月《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通过中也有体现。舆论认为法案将剥夺言论和报道自由而大加批判，国会周围也连续几天举行了反对法案的示威游行。然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却故意无视反对之声，强行使法案通过。法案成立后共同通信主持的舆论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瞬间跌至47.3%，跌幅为10.3%，显示了国民对法案的强烈不信任感。

安倍本次参拜后，美国不仅使用“失望”这一强烈措辞，还指出“将关注首相再次确认其对过去的反省和对日本和平的决心的表现”。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这是美国为阻止安倍反复参拜而发出的信号”。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也在12月30日称“对日本领导人采取加剧与近邻各国紧张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她也称“日本是重要的同盟国和友好国。日美在各种问题上都是关系紧密的伙伴，这点是不变的。我们计划就有分歧的问题继续进行对话”，表明认为此事不会对日美总体关系产生影响。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哈斯特尔特也称：“对为国捐躯的士兵表示敬意，这是各国共通的。安倍的行动和别国领导人的行动并无不同”，和对外的批判声音相比温和不少。然而，美方的反应必将影响以后可否参拜。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国内的观点。安倍在“脸书”上的一条评论“决心建立一个不再让人饱受战争之苦的时代，发誓不再发起战争”获得了7.9万人次以上的“赞”。然而更能反映多元意见的舆论调查中，对安倍的参拜则喜忧参半。共同通信在安倍参拜后的28日、29日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需要考虑外交关系”的被调查者占69.8%，大大超过认为“不需考虑”的25.3%。关于参拜，认为“好”的被调查者占43.2%，认为“不好”的意见则占47.1%，批判的观点依然占上风。

我们再来看看主要报纸的报道。平时对安倍政府评价相左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两大报纸的社论在这一问题上竟观点一致。《读卖新闻》在27日的报纸中指出：“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是由于里面合祀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被处死的前首相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还建议称“现在的靖国神社无论对天皇还是对外国要人而言都很难参拜。需要以无宗教的国际追悼设施的建立为中心，讨论建设谁都能不存芥蒂进行参拜的设施”。

《朝日新闻》也在当天的社论中称“非常明显，对于甲级战犯的政治家的执着引起了所有问题”，指出“建议新建一个能平等地追悼军人，还有遭到空袭、原子弹爆炸和地面战争而身亡的平民百姓的设施”。

执政党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也呼吁建立国立追悼设施。关于该设施，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时代的2002年，时任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的私人咨询机关也建议称“有必要建设无宗教的永久国立设施”，但没有进一步讨论。

关于甲级战犯问题，天皇的参拜也为此事投下阴影。笔者以前在名为《靖国神社之“结”》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2008年《日本经济新闻》揭开了被认为是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所写的“富田笔记”的存在。内容显示，昭和天皇对1978年甲级战犯的合祀表示强烈不满，事实也证明昭和天皇和今上天皇在甲级战犯合祀后并未参拜。现在的靖国神社并不一定能得到国民理解，原因也在这里。

自民党内部方面，2012年9月，时任干事长石原伸晃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称“让靖国神社变成天皇陛下能参拜的神社，这是很重要的”，表达了同现任干事长石破茂相同的见解。为了解决问题，该如何决断？答案已经清晰。吸取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和反省，创造与国际社会和谐相融的新传统，我相信日本拥有此种智慧。

[1] 内藤康，媒体工作者。

不可不说的石原慎太郎

撰文/张石[1]

石原慎太郎1932年9月30日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须磨区，是获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的日本小说家，也是画家，同时又是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派政治家。他是典型的新右派，既反华也反美。石原一直否认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宣扬日本民族之优越性，否定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话语中充满种族歧视、蔑视妇女等反人权的论调，有时甚至就是胡言乱语。他不停扰乱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表示：东京都政府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由此亲手酿成了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但是，以上所述都是石原慎太郎给人的表面印象。为什么他能够在日本凝聚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他为什么能够搅动出如此狂乱的国际波澜？可以说，这不仅与他表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更与他在历史与社会中所扮演的复杂的、鲜为人知的深层角色有关，这一点从下面我们所列举的几个事例中可见一斑。

应运而出：扮演“日本父亲”的角色

2011年10月，日本的《正论》杂志以“谁最适合做日本的首相”为题做舆论调查，安倍晋三排名第一，而石原慎太郎排名第二。2011年12月30日，在《朝日新闻》所进行的同类调查中，石原慎太郎竟然排名第一。他还在1999年的东京都知事直接选举中高票当选，2003年力克群雄，以史上最高票308万票再次当选，并在2007年和2011年实现第三、第四次当选，他的人气在日本可谓如日中天。

这样一个否定现代民主主义、思想陈旧而自以为是的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日本人的爱戴与拥护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石原慎太郎是一个聪明人。他是小说家，也当过演员和电影导演，深知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也善于将其艺术才能用来导演政治和社会的戏剧。他非常擅长诱导社会心理，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并得到最集中、最强烈的社会聚焦。石原曾在他1999年出版的《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一书中骄傲地讲述了自己作为作家、演员是怎样将其才能运用到政治权谋术中的。他说：“从我这个搞写作，并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有时还自己登台演出的人看来，那些我后来认识的大多数政治家或相信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家的官僚们的技巧和权谋，其实还达不到一出戏剧的水平，他们恐怕谁都没写过一出戏剧吧？他们可能也无法体验到扮演角色的人的满足感。我以如此的自信，在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悄悄地把我得意的‘作品’，运用到了政治世界。”[2]

首先，在文化上，石原敏锐地发现，战后的日本，是一个“缺少父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对古老父性的乡愁的时代”，因此他要扮演一个“日本的父亲”的角色。

在日本战前的男权社会中，父亲是绝对的存在，父亲所持有的伦理观与道德观，是家庭生活中的绝对基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是在父权支配下的。在日本社会中，父权大致的功能有四：第一，家庭中的专制统治功能，即建立经济基础与维持家庭内秩序的功能。第二，文化传承的功能，向下一代传授民族传统文化与本家家训家规。第三，排他功能与呵护功能，防止外部力量侵入，在发生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外敌侵入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保护。第四，完成国家统治的基本构成单位的职能。

这种父权扩大到社会，就是以“父兄”为基本构成的男性统治社会。日本的明治政府是以户主（父权家长）为最基本统治单位进行行政统治的，其从下至上的排列顺序为户主→户长（区、町、村等基层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区长→府县→中央政府→天皇。当时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而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实行“地租改革”和“征兵制”。这两项政策的实行，都是通过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实现的，而最大的父权，就是“神圣的天皇”。

日本战败以后，支撑日本日常生活基础的天皇制崩溃，“父权家长制”也在新民法中被废除。而从来没有在市民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个人自由和自我支撑能力的日本人，会因父权的崩溃而丧失生活的依据与支撑。

深深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美国，保留了天皇本身，并使其“父权”完全象征化与符号化，而美国的意志超越天皇及战败的日本政府。

1945年9月，裕仁天皇亲自到盟军总部去见麦克阿瑟。裕仁与麦克阿瑟此次见面的那张合影使日本人震撼：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个头只到将军的肩膀，他穿着燕尾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表情僵硬。这张照片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议论。人们这样解读这张照片：“麦克阿瑟似乎要强调照片中所暗示的令人惊讶的权力差异。”而这种权力的差异，表示美国已取代天皇成了日本的“新父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为美国制造军需产品中发了横财，他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父权”也有所认同，但是在日本走向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与美国的摩擦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末持续十余年的日美纺织领域的“纤维大战”，到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进入长久的不振，日美摩擦愈演愈烈。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冷战体制结束，在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意义也开始受到质疑。1995年，在冲绳发生了三名美军士兵强奸一名12岁日本小学生的恶性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掀起了反对冲绳美军基地运动，人们要求美军退出民间设施密集的宜野湾市普天间，将基地用地返还冲绳。这一运动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都使得日本人对美国这个“新父权”的怀疑不断加深。一种追忆以往父权的“恋父情结”油然而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日本社会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1982年出版的《中空结构日本的深层》一书中指出：

最近，“父权复兴”的声音突然高涨，有关家庭与教育的评论家力陈“强大”的父亲的必要性。虽然人们在热烈主张“能够理解孩子的父亲”是理想的，但是也出现了强调“可怕的父亲”之必要性的教育评论家，并令人感到困惑。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操之过急地希望“父权复兴论”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父权复兴论者，认为战后的“民主教育”做过头了，或者说是失败的，他们不仅赞美日本往昔的父权，甚至其思维开始跳跃到“征兵制度复活”的主张上去，认为这是与“强大的父权”一体同生的制度。

在这里呼喊“父权复兴”的人们，侵入中空结构的空虚中（河合隼雄认为日本文化的结构是“中间空虚”），试图在这里安置“父性”。在他们主张“父权复兴”的背后，是希望重新恢复我国曾经存在的父性并将之“古为今用”，这仍是与那种怀念“过去的好时代”的老人的感伤结合在一起的乡愁。他们叫着：“父啊，你曾那样强大”，想要复兴过去的父性。我们刚才提及的人们所热烈讨论的“复活征兵制论”的深层心理之动因也来源于此。[3]

1996年，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林道义的《父性的复权》成了最畅销的书，他从精神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强调了“父权复兴”的重要。他说：

父不成其为父，父亲无法履行父亲的职责。整合家庭、提出理念、承传文化、传授社会规则的父亲的作用正在消失，结果造成家庭像一团散沙，成了人们所说的“旅馆家庭”。由此产生不分善恶的人，使没有整体观念的自私自利与软弱无力的人不断增加。[4]

而“父权复兴”之所以成为新时代日本的“集体无意识”，也与日本正从一个单一民族走向与世界各民族融合，走向国际化的历史必然趋势有关。

日本从公元4世纪建立统一国家以来，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汹涌的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惊涛骇浪，挡住了异民族入侵的坚船利舰，也遮断了日本与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融和的机会，就是到了近现代，日本作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特色，也仍然长期地延续着。

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深刻的变革正顺着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波涛向这个群岛国家延伸。“惊风飘白日，光景西驰流”，日本人在不知不觉的岁月流逝中，蓦然回首，发现他们作为单一民族的古朴风景正在世界走向最大限度的融和与交流的背景下稀释、变形。他们也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从非移民国家走向移民国家的不可避免的挑战。

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展，使日本通过引进外国劳动力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成为历史的必然。据日本经济企划厅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日本劳动力人口从2005年开始减少，预计一直到2025年，每年以40万人的速度递减，2025年以后，每年以60万人的速度递减。而联合国在2000年1月11日公布了最新的人口动态统计概要，概要显示，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八大先进工业国在未来50年里，为维持一定水准的劳动力人口，必须从外国接受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移民。据统计，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已由1995年的8700万降至2000年的8600万。今后，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劳动力人口的骤减不可避免。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下降至5700万这样一个低下的水平，为了维持1995年时的水平，到2050年日本应该输入3000万外来劳动力，平均每年将接受60万人。

但是，一些日本人在心理上还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笔者曾在就日本吸收外国劳动力问题采访日本经济企划厅时问接待笔者的官员：现在日本引入外国劳动力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位官员坦诚地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人还没有学会和外国人和睦相处，日本人在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还很不足。

据日本舆论调查协会2012的调查，接受调查的日本人中认为应该积极推进移民政策的仅为1.7%。尽管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显示来日外国人的犯罪呈不断减少的倾向，但是一部分日本人仍然担心接受移民会带来犯罪率的上升、日本文化的稀薄化及日本人工资的下降。[5]

日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深深地留恋他们单一民族所特有的“美德良俗”，深深地留恋渗透在他们社会每个角落的方圆规矩，他们担心外国人如果成为日本社会的组成部分，那樱花于绿雨中微颤般的生活与文化的静谧与微妙，会在外国人粗糙的手足中消失。正是“人情不似春情薄，守定花枝，不放花零落”，当他们听到时代的脚步已扣响日本半掩着的锈迹斑斑的国门时，他们半是惊愕，半是恐惧，并慢慢化作悲凉的留恋……

面对日本不得不从单一的民族走向移民社会、不得不学会与世界上的多个民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共存共荣的危机，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人带领他们保存他们的“美德良俗”。抵抗不仅是无形的、可利用的、可作为美丽的装饰的文化，而且是作为异文化的活生生的载体——大批异文化的人的到来，一种新时代的“恋父情结”也油然而生。

而石原慎太郎就是要在“缺少父权的时代”扮演“日本父亲的角色”。

1997年，石原写了一本书叫《无父国不立》，这是他迎合社会心理，并使自己在社会的舞台上得到最多关注的一部“杰作”。书中为日本曾有过的充满暴力、战争、专横的父权社会辩护，为在战后民主主义中崩溃的父权权威和古老的家族制度唱起赞美的挽歌，并提倡“父权的回归”。

他说：

我老早就想说的事，心理学家林道义在《父性的复权》这一著作中替我说了。他分析道，一般来说，男性在抽象能力方面比女性强。抽象能力，是超越个别的具体的观察对事物进行全面展望的能力，是做出长期的、宏观判断的能力，这一能力对于作为家庭“司令部”的父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他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6]

在书中，石原要建立家庭和国家的“司令部”般的“父权”，以“使我们重新感受到悠久、深厚、独特的文化、文明这一巨大的历史的父性存在于我们的背后”。

他在书中写道：

回顾过去的日本并与现在的日本比较，那充满美好光景的昔日日本令人怀念，而现在的日本让我们感到有太多的丧失、太多的惶惑与欠缺，而这些都植根于战败与战后美军的占领。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美军似乎结束了对日本的统治，但是各地存在的美军战略基地所象征的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以其麾下的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美国的优越感和日本对美国的卑躬屈膝，也是我们这种丧失感的根源。

战后日本绝对的统治者麦克阿瑟，给予日本人的心理的、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叼着玉米芯烟斗，戴着雷朋墨镜，身着潇洒的军服，身材高大。他来到日本，说日本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们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由于他在日本的登场，日本建立在男性中心主义上的父性与父权，在刹那间被这个异邦人巨大的存在感吸收、抢夺了。[7]

石原慎太郎不仅写书，而且身体力行地扮演“古老的父亲”形象。他强调维持日本古老的秩序与道德，宣扬父亲必须独裁式地治理家庭，父母平等会造成孩子们精神与秩序上的混乱。他经常以一个排外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2000年4月9日，他在自卫队第一师团的建队纪念会上讲话，他说：

看一看今天的东京，有很多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外国人连续进行非常凶恶的犯罪活动。现在东京的犯罪形态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发生重大的灾害，预计会发生“三国人”大的骚扰事件。对付这样的事件，警察的力量是不够的，那时我们会请你们出动。为了东京都民，我们希望你们不仅要救灾救急，维持治安也是你们应遂行的一个重大任务。

“三国人”是日语中的一个贬义词或曰歧视用语，用以称呼其前殖民地的居民。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当时日本有大量不属于占领者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战前朝鲜和台湾地区并入日本，战后日本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而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在日的朝鲜人、中国台湾人失去了日本的国籍，日本政府对他们不负担任何义务。像这类在美军占领期间无所归属的来自第三国的人，被称为“三国人”。因这种称呼带有浓厚的负面印象，后来很快被废置不用了。石原是那个时代长大的人，熟知“三国人”这个词的含义。他费尽心机挖出这个“死语”，当然出于深思熟虑，这是他扮演“日本的父亲”的一句关键的“台词”。而他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在日外国人等的强烈抗议。

他反美，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咒骂美国，说美国在波茨坦宣言中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篡改为“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将美国人撰写的宪法强加给日本人，美国人是破坏日本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的元凶。1989年出版的反美作品《日本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发行125万册。

他反中反韩，邻国越强大，他反得就越厉害。他挑起钓鱼岛争端，与其说是为了政治目的，不如说是为了突出他的角色特征——一个排他的日本的呵护者，一个古老的父亲。

当日本的一部分人对于“美国新父权”充满怀疑的时候，当邻国日益强大且不时地使他们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当传统“年功序列”（论资排辈）、“终身雇用”制度不断崩溃，使他们失去了归属感的时候，当他们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走向移民社会，不得不学会与世界上的多个民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共存共荣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古老的父亲，以带领他们走出危机并保存他们的“美德良俗”，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和依托感。于是，具备排外、恋旧、专横、顽固的古老日本父亲性格的石原慎太郎，就被他们选中了。

时而“左倾”：列宁与毛泽东的粉丝

在日本，均富思想，“平等”、“平均”等社会主义思想，不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那里，都很有市场。贫富悬殊，为日本人所痛恨，日本的GDP排名世界第三，但福布斯富豪榜上日本人却非常少，经常是前一百里没日本人的影子。可以说，日本现在是世界贫富悬殊最小的发达国家。

日本战前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和北一辉也都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那个时代的革新贵族如近卫文麿、德川义亲、木户幸一，也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受到当时军部年轻将校们的支持。战前的军国主义者实质上多是“民粹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大都主张在经济政策上采取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共产”，而是“平等”。

石原慎太郎的精神遗传因子可能主要来源于战前的“民粹社会主义”。他对战前日本的独裁统治、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不仅很少批判，而且赞美有加，他的思想脉络大致和战前的“民粹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他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嗤之以鼻；他反美，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咒骂美国，说美国人是破坏日本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的元凶；而在他成为众议院议员以后，最初尝试的议员立法，就是设定日本产业末端的中小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和促使其劳动契约合理化、承认相关官厅调停权的立法，但是遭到代表日本大企业利益的自民党议员们的反对，无法成功。反对他的自民党议员们说他是“政治与安全防卫上的右翼，经济上的左翼”。

石原慎太郎虽然以反华著称，但是他对毛泽东却是高看一眼，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更是赞美有加。

2012年11月30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的党魁讨论会，轮到石原发言时，他说：“日本现在处于衰退、孤立状态，究其原因有种种，而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大问题。使日本陷入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问题，就是宪法问题。”

石原慎太郎博览群书，哲学、文学、法律、心理学等著作无所不读，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特别赞赏。1968年夏天，石原以3012552票的最高得票数当选日本参议员议员。这一年秋天，他在临时国会上进行了当选议员以来的第一次国会提问。

在国会外务委员会上，石原向当时的外务大臣爱知揆一提出有关日本外交方面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在多中心外交和一边倒外交中日本外交的组合及一边倒外交中冲绳返还的问题。

他在《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一书中写道：

那时的提问有点像在大学国际政治课堂讨论时提出的问题，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上的提问，可能很书生气，但是我日后有关外交问题的趋向和内涵，都是以这最初的提问为出发点的，这得益于我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中唯一一本让我刻骨铭心的书。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而《矛盾论》作为方法论中的方法论，的确是合理而实用的。[8]

他还在该书中运用《矛盾论》的观点解析历史问题：

不仅历史，人世间的所有事物必然会具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而对于战争的评价，也不能仅仅用善与恶加以判断。战争中我们提倡“一亿总玉碎”，战败后又提倡“一亿总忏悔”，在这为日本人所喜欢的粗暴的二元论中，无法发现复合的事物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价值。

正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透彻地分析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在日本近、现代所经历的几场战争中，欧美先进列强的殖民统治是主要矛盾，后来派生出对这一统治的反抗和迎合这一次要矛盾，轻易地用道德上的善恶价值观进行裁断是轻率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冒渎。[9]

石原慎太郎还经常把《矛盾论》用在他的“反帝国主义”历史观中，他还指出：

列宁说：“近代欧洲的繁荣，只能建立在掠夺殖民地丰富资源和奴役其近于奴隶的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是非常精辟的分析。

使他们这种繁荣结构遭到破坏的，是在有色人种中唯一一个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日本。以日本为导火线的太平洋战争，只是欧洲列强殖民统治的副产品，它不仅促进了亚洲，而且促进了全世界殖民地的独立。[10]

但是石原慎太郎所代表的“民粹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有相近之处，也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水火不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横向的国际联合，主张世界革命；而“民粹社会主义”主张在国内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日本史学家渡部升一曾用小龙虾和河蟹的生存状态来说明“民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小龙虾是一种竖爬的螃蟹，而河蟹是一种横爬的螃蟹，在小龙虾不存在的地方，河蟹可以生存、繁衍，但如果把小龙虾和河蟹放在一个容器里养，小龙虾就会把河蟹全部吃掉。他认为：“民粹社会主义”就像小龙虾，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就像河蟹，在“民粹社会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难以产生。战前在俄国产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被“民粹社会主义”的势力消灭了。（见渡部升一《从日本史看日本人·昭和篇》，祥传社，1989年，第209～210页）其实日本也是如此。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如日中天，左派社会主义则日趋衰落，也许与这种历史渊源有一定的关系吧？

钓鱼岛问题的深层：石原慎太郎与阿基诺家族

菲律宾和日本都在岛屿问题上与中国有冲突，双方都希望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从表面上看，菲律宾和中国的黄岩岛冲突与日本和中国的钓鱼岛冲突是两回事，其实其深处隐藏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石原慎太郎就是把黄岩岛冲突与钓鱼岛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2012年4月18日，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说：“中方欲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听起来和宣战布告差不多。”他宣布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他认为，“国土本应由国家来收购，国家不买，才由东京都出面买”。他说：“不管哪个国家不高兴，日本人要保卫日本的国土！”由此掀起了一场钓鱼岛大战。

而在石原爆出要购买钓鱼岛的时候，中菲黄岩岛之争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刻。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德尔皮拉尔”号进入黄岩岛海域，对在该海域避风停靠的12艘中国渔船进行袭扰，被赶到的中国“海监75号”和“海监84号”制止。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紧急约见菲律宾驻华临时代办，就黄岩岛海域出现的紧张局势向菲方提出交涉。4月20日，中国最先进的渔政公务船“渔政310船”抵达黄岩岛海域，维权护渔。4月23日，菲海军两艘战舰和一架反潜机赶往黄岩岛海域。4月25日，菲外交部宣布将在一周内“邀请”中国到国际海洋法法庭打官司。5月2日，菲外长表示，南海为菲律宾“核心利益”，并再次高调呼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5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第三次约见菲律宾驻华临时代办时，中方向菲方发出最后通牒。

现任菲律宾总统的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出身于政治世家——阿基诺家族，是已故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和原菲律宾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1932年11月27日～1983年8月21日）的独子。贝尼格诺·阿基诺是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施行军事管制法时期（1972～1981年）的主要反对党领袖，1983年流亡归来抵达马尼拉机场时被暗杀。

贝尼格诺·阿基诺与石原慎太郎交情甚深。1968年，石原以3012552票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为日本全国选区中得票最高的，当时阿基诺和他一样，也在菲律宾的选举中，以全国选区最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阿基诺那时正在日本出差，为自己工作的广播电台采访，听说了石原的事，就请日本外务省介绍他去访问石原，石原虽然不知道他来访的目的，但还是接待了他，他们谈得很投机。经过交谈后他们还知道了两人本是同一年出生，都出生于1932年，更觉得意气相投。石原对阿基诺印象很好，觉得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富贵人家的少爷，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11]

1970年春，阿基诺招待石原一家去菲律宾旅游。阿基诺到日本时经常住在石原慎太郎的家中。阿基诺1972年受到马科斯总统颁布的军事管制法的打击，被囚禁8年。1977年11月又因被指控帮助共产党和在1967年谋害一个村庄族长而被判死刑。在阿基诺被关押期间，石原慎太郎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甚至筹划乘船去营救阿基诺。他还亲赴菲律宾的监狱里去探望。后来由于国内外群众的抗议，马科斯总统下令重新审理阿基诺案件，1980年5月，阿基诺获准假释出狱去美国就医，在美国度过了3年的流亡生活。而这期间石原慎太郎把他的三儿子、2005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现任外务大臣政务官的石原宏高送到阿基诺在美国波士顿的家中寄读。石原宏高和菲律宾现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年龄上相差4岁，想必从小就是玩伴，而石原宏高最崇拜的人，就是他自己的父亲石原慎太郎与阿基诺三世的父亲贝尼格诺·阿基诺。

1983年8月，贝尼格诺·阿基诺为了以选举为手段，与马科斯独裁统治抗争，坚持要冒死回国，无论石原慎太郎怎样劝告，阿基诺都不听。当时马科斯政权惧怕他回国，并发表声明说：原参议院议员阿基诺从美国出来时没有办正式的出境手续，也没有携带护照；本来他没有政府的特别许可，是不能回国的，政府目前也不打算让他回国，所以所有国家的航空公司都不应让他乘机归国，如果有航空公司无视菲律宾政府的这一警告，让他登机归国，则该航空公司今后将被禁止进入菲律宾。而在阿基诺出发的前夜，有人已经告诉阿基诺，马科斯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暗杀“剧本”：他一下飞机，就立刻有人把他枪杀，然后再叫人把凶手干掉，嫁祸于人。但是阿基诺最后选择了台湾的中华航空毅然回国，他在出发前一天写给石原慎太郎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明天，我就要踏上危险的旅途了。在我国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个人要去做这种事。我可以在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但是我选择了回到孤独的牢房，或者是站在行刑队的面前。如果马科斯为我准备了行刑队，对我来说，也许是悲剧，但是这也许正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在尼加拉瓜，那个战斗的编辑查莫罗被暗杀了（指1978年1月10日发生在尼加拉瓜的反对派人士查莫罗被尼加拉瓜索摩查独裁政权暗杀之事。——笔者注），但是这一事件成了索摩查政权没落的导火索，而我的死，也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变革的开端，马科斯将与杀死我的枪弹一起给予我莫大的荣誉。

我将像甘地一样，为了与卑怯的独裁者做斗争，带着真实与正义一定会胜利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回到我的祖国。

不论我的命运如何，我都会感谢神给予我你这样的朋友。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异邦人，一直没有忘记我，在我身陷囹圄的时候，我们的友谊经历了痛苦的考验。在你来到波士顿的夜晚，你向我诉说了你认真地做出了营救我的计划，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和你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从那个瞬间开始，我们成了真正的兄弟。

宏（石原宏高）真是一个好儿子。他长大以后，会像你一样，足以使你引为骄傲。他心地善良，无论是谁都喜欢他，朋友很多，特别是对自己所决定的事情，一定会尽全力去完成。我虽然和他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我为你能给我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

愿你和你的家庭得到神的恩宠。[12]

1983年8月21日，阿基诺刚刚走下他所乘坐的中华航空881次班机不久，一名士兵就从后面连开3枪，射穿他的头部。枪击他的人也马上被机场上的军人击毙。

而在1986年的菲律宾总统大选中，阿基诺的妻子科拉松·阿基诺继承丈夫的遗志，获得菲律宾反对派的一致推荐而参选总统，并于2月25日上午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独裁政权虽然垂死挣扎，但是天怒人怨，军队倒戈，马科斯一家仓皇逃亡国外。

在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后，石原慎太郎与夫人及石原宏高一同去马尼拉祝贺，他们还来到马尼拉郊外的墓地吊唁贝尼格诺·阿基诺，而所谓的“墓”就是一个巨大的石棺收纳着阿基诺的遗体。石原和儿子宏高抚摸着石棺，喃喃地和他交谈着，他们久久站立，泪如泉涌……石原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政治家的共鸣，更是男子汉的信任与共鸣，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情怀是我在日本的政坛中绝对体验不到的。对我来说，这是一出我自己也置身其中的完美的剧目。”[13]

而在中菲黄岩岛之争最炽烈的2012年4月29日到5月1日，石原宏高与其哥哥，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一起访问马尼拉，访问了石原宏高在幼小时就已相识的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4月30日上午11点，他们访问了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干鄢宫（Malaganyan Palace），之后他们哥俩和阿基诺三世及多名政府部长共进私人午宴。他们还热议黄岩岛问题，石原宏高回国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现在，菲律宾政府请求日本政府为他们提供巡视艇，但是现在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艇的可利用年限只剩7年了，因此现在正在研究。

石原伸晃干事长提议，日本也有钓鱼岛问题，可以和处在同样遭遇中的菲律宾合作，总统表示同意。

中国的海洋活动，不仅使近邻诸国担心，也使美国担心，石原慎太郎知事有关钓鱼岛的发言，是因为有关领土问题的意识不断高涨，同时也意识到了邻国的状况。我们必须与抱有同样问题的菲律宾、越南等合作，并进一步全面利用日美同盟，封锁中国的海洋侵入。

2013年7月27日，访问马尼拉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与阿基诺三世的会谈中表示，将向菲律宾提供10艘新建造的巡视艇，并在自2014年开始的3年里完成并提供给菲律宾。日本媒体指出，此举“旨在通过加强警卫队来制约中国的海洋扩张”。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钓鱼岛问题和黄岩岛问题的深层联系以及石原慎太郎挑起钓鱼岛问题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及他所扮演的深层角色。

[1] 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2]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45页。

[3] 河合隼雄：《中空结构日本的深层》，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47、55页。

[4] 林道义：《父性的复权》，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1页。

[5] 《高耸在来日外国护士面前的壁障》，见《华尔街日报》2013年10月12日。

[6] 石原慎太郎：《无父国不立》，光文社，1999年版，第29页。

[7] 石原慎太郎：《无父国不立》，光文社，1999年版，第166～177页。

[8]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88～89页。

[9]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121页。

[10]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120页。

[11]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

[12]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488～489页。

[13] 石原慎太郎：《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文艺春秋，1999年版，第495页。

日本“耻文化”的是与非

撰文/俞天任[1]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确实有其道理，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能出大家的地方。比如在日本文化学研究方面，比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1946年撰写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更伟大的成果，我还没看到过。更为奇妙的是，本尼迪克特是在从没有到过日本的情况下，单凭阅读和采访而得出了这个成果。

本尼迪克特从基督教文明的观念出发，通过对资料进行认真而细致的分析，解读出了日本文化和当时（也一直延伸到了现在——笔者注）被认为是世界主流价值观基础的基督教文化最大的不同——所谓“耻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和基督教教义所拥有的“罪”的意识相比，日本文化更加重视的是“耻”。因日本的神道没有一个单一至上的神，所以行为的检验标准无法用一个观点来衡量，只能看其是否合符社会或者所处环境的主流观点，存不存在“耻辱”而来调整其行为模式。

用这个结论，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很容易解释和他们文化有不小差异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解除当时他们对日本人最大的一个疑惑——日本人并不信奉基督教教义，却同样拥有惊人的团队意识和进取精神，并取得了不亚于他们的成就。而在基督教固有文化沙文主义思维方式中，“异教徒”是做不到也不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认识还是基于文化沙文主义的，她把基督教的所谓“罪文化”作为文明的基准来衡量其他异种文化。所以，《菊与刀》不是什么圣经，它只是一份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报告，只要报告的结论能够满足需要，人们并不会对其采用的调查样本和中间结论解释过于苛求，但如果要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强行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

比如对日本“耻文化”的形成，本尼迪克特的解释是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一元性的神的存在。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属于亚伯拉罕诸教，是一元神的宗教，信奉独一创造神的教义，都将亚伯拉罕视为信仰上的始祖。伊斯兰教中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

再有，日本并不是像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那般，是多神的国家。从对神的“敬畏”程度上来说，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

虽然有这些不足，但是“耻文化”的概念在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时确实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不管起因是否出于对“羞耻”的害怕，日本文化中的“从众”心理确实比别的民族要更加明显一些，即使在接受了崇尚个人的美国式价值观念六十余年之后还是如此。

比如最近2005年、2009年、2012年，这三次日本众议院大选的结果就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2005年，小泉纯一郎因为参议院反对他有关邮政事业民营化的构思而解散了众议院进行大选，那次他成功地说服了日本选民而获大胜。但四年后的2009年，自安倍晋三开始，接连三届自民党内阁的拙劣表现使得自民党人气尽失，在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然而民主党并没有执政经验，在执政的三年内所犯错误比自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在2012年底的大选中，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的日本人又再一次全民回头支持自民党。

更有趣的是，2005年、2009年的选举中，都出现过胜利的幅度过于超出想象，以至于两次选举中分别获胜的自民党、民主党居然赢得了议席，却没有提出足够的候选人，不得不把议席转让给其他政党这种不可想象的奇闻。

其实，不管是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罢，在这三次选举的前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而日本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就会由衷地觉得如果不投自民党或者民主党的票几乎就是在犯罪，这种在其他国家很罕见的大起大落的选择变化，除了用“耻文化”中的从众心理来解释之外还真找不到什么方法能够说明。

甚至，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多少也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现在的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确实很难理解一般讲来接人待物还算彬彬有礼，连说话都尽量控制音量，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人，怎么就会在战争中做出完全判若两人的举动。其实这也是一种从众心理在作怪——长官说了，或者别人已经那么做了，自己不做是不行的。

战后的六十几年中，日本从未参加过任何战争，当然就不存在战争犯罪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有一个很具特色的社会问题，从这个社会问题上也能反射出来日本“耻文化”的一个坏影响，那就是中小学校里的“抱团欺负人”（いじめ）问题。

哪个国家的孩子吵架打架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像日本小孩这般抱起团欺负人的，却很少见。这种欺负还不只是小孩吵架，严重的时候也有暴力行为。

比如，要是在日本看见有哪个孩子在上下学的路上背着几个书包，不用问，就是在受欺负。受欺负的孩子还不一定就是气力弱的小个子，人高马大的并不在少数。只要别的孩子看他不顺眼了，不带他玩，大家一起不理这孩子就行了。在其他文化里面，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可在日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肯低头的，帮团伙老大们干干活，弄点钱来孝敬孝敬老大们，实在要是想不通呢，就只能自杀了，所以日本时不时有中小学生自杀的新闻出现。

当然不能说“耻文化”都是负面的东西。努力追随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模式，在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问题时，对于维护社会的健全稳定所起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2006年，日本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福冈市政府的职员因饮酒驾驶撞上了另一辆汽车，造成一户人家仨小孩同时溺水死亡。这起悲惨的交通事故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一是由于饮酒驾驶，二是肇事者是公职人员。

笔者所在的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没几个人，以设计为主，但是老板也很郑重地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在会议上老板很认真地对大家说：“本公司绝对禁止酒驾，哪位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绝不酒驾的话，现在就请辞职，不要给公司带来麻烦。”在同来往关系户的交谈中，笔者得知所有的关系户内部都有这样的通知，不同的只是具体用词。

如果哪家公司发生了这种顶风作案的事件，严重的情况下，其余公司都会停止和这家公司的业务，以表示自己对社会共识的拥护。这就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制裁，迫使各公司不得不注意约束自己公司的员工，哪怕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如果肇事的是某个公司的雇员，他所在公司肯定要付出代价，什么“临时工”之类的托词是没有用的。

日本企业都有一些“经营理念”什么的，不少企业的理念中都有一句：“做产品先做人。”至于为什么有这一条，是因为真的相信，还是因为惧怕员工的行为不慎而给公司带来损失，则无人知道。

在日本，是不能公开号召抵制哪家企业的，算“业务妨碍罪”。如果伴有什么威胁行为的话，就算“威力业务妨碍”，追究和处罚相当严厉（在日本刑法上，对“业务妨碍”的处罚比对“公务妨碍”还要更加严厉——笔者注）。但实际上，哪怕员工在业余时间因个人原因而违反了社会秩序，公司也肯定会出面赔礼谢罪，就是因为害怕客户进行这种自发的制裁。

当年日本皇太子德仁亲王要结婚的时候，反对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因为，小和田雅子的外祖父江头丰曾出任过造成水俣病公害的“日本窒素”的社长和会长，而且在事发后，应对态度很坏，直到最后也没有向受害者谢过罪，所以反对的人们害怕小和田雅子嫁入皇室会对皇室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现在确实有人在低声嘀咕，把这些年日本皇室遇到的一些麻烦归结到江头丰在水俣病上的责任，说是一种报应。

当然，对一种文化形态去谈好或坏是不合适的。文化形式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

[1] 俞天任，笔名“冰冷雨天”，自称“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浩瀚的大洋是赌场》《谁在统治着日本》等。

不可尽信《菊与刀》

撰文/任饮冰[1]

“由于日本‘耻’文化影响深远，当今女性受性侵、羞辱后仍不敢向人倾诉，唯有透过自残方式抒发心中悲愤。”这是加在一幅画旁边的注脚，在这幅黑白相间的画中，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摆在房间内，一名少女无力地坐在地上，身体倚靠在床上，右手手腕以上满是用刀自割的血痕。

“耻文化”三个字俨然已成为日本文化最精辟的概括，深入人心，这当然得益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出色研究。她在《菊与刀》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日本人形象：出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得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体主义”倾向，而“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在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第一次接触《菊与刀》这本书，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后如痴如醉。此后又买了几个版本的译本，重读了数遍，应该算得上是迄今为止重读遍数最多的一本书。类似百度百科描述的话，“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我曾也深以为然。

然而，当怀着这样的先入观念来到日本后，会不经意地发现：单纯地用“耻”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或日本社会之种种，虽常常有用，但并非屡试不爽，很多场合下存在解释困境。日本社会之复杂以及背后复杂的要因，恐怕绝非一个“耻”字可解。

事实上，《菊与刀》是一本杰作毫无疑问，但其写作风格却明显地带有浓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这一研究受托于美国政府，其研究初衷是为美国战后占领日本提供决策参考。经典之作的确不会过时，但如果“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不可避免地将滞后于时代，甚至有可能将犯诸多主观错误。

实际上，与其在中国、欧美等海外的备受推崇相比，日本主流学界从始至终都未打消对这本书所持的怀疑和非议。就在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大家们就曾在《民族学研究》杂志开辟特集探讨——准确地说是批判。

在这次探讨中，川岛武宜、和辻哲郎、柳田国男等赫赫有名的学者均对《菊与刀》贬大于褒。川岛武宜直言本尼迪克特的分析“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和辻哲郎则更为苛刻地称，“《菊与刀》根本不具备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是全体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对军国主义宣传和普通日本人观念进行区别”。针对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文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文化”，柳田国男一点儿都不以为然地强调：“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而‘耻文化’本来只限于武士阶级。”

可以说，在这些日本学界大家看来，不懂日语、从来都没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使用上错漏百出，分析视角缺乏历史维度，并且试图构建同质性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的做法并不恰当。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仍认为只用“耻”来概括日本文化是不够的。比如副田义等日本学者在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同时存在，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换句话说，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文化”仅仅是日本社会伦理规范的“表层”。

土居健郎也对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不满，“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含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罪文化’是注重内心深处的内在行为规范，而‘耻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在行为规范，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界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其次，将‘罪’与‘耻’截然划分，看成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也显得过于片面。事实上，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开始注重同欧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交流。加地永郁子就专门介绍了美国学者拉米斯的研究。拉米斯在《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中几乎彻底否定了《菊与刀》的价值。拉米斯认为，《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给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因此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是为了向美国人说明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宽容”，向日本人说明美国胜利是给予日本国民的很大利益。为此，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所谓的文化相对性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征服者态度”、“和‘文化的类型’一样，与其说《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篇政治论文”、“本尼迪克特抽取的日本文化的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是被昭和军国主义时代强化和夸张的概念综合”。

从《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日本人形象是“菊”与“刀”极端矛盾对立、分裂的人格。然而，山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研究了战后日本人论的系谱后指出，“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军国主义者的考察来构筑“同质性日本人”，最终得出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虚像”。

更进一步说，当我们对日本的所谓“耻文化”充满了好奇和不解时，某种程度上或许正说明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事实上，正如森三树三郎所言，“日本的‘耻文化’实际上源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这一观点与本尼迪克特本人的考察基本相同。让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耻文化”（即在乎别人评价的外在行为规范），其实恐怕不单单可以在日本人身上找到影子，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日本人形象，又未尝不与鲁迅、柏杨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有几分切合。

因此，在观察日本社会、分析日本民族性时，纵然可以将《菊与刀》作为重要的参考，但绝不可将《菊与刀》神化。归根结底，《菊与刀》的考察素材和视角是否准确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而取一些生活例子来论证《菊与刀》对“耻文化”的论证何等正确恐怕也不免显得有些勉强。更何况，日本固然不是中国，但在强调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如何特殊之前，当时刻谨记这些所谓“特殊性”往往或多或少地含有中国因素或中国人的影子。这些因素和影子或是当代的或为过去的“中国”，有一些还在被我们继承，有一些则早已被我们“打碎”，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任饮冰，旅日作家。在日本生活多年，朝未受命但夕常饮冰。

星期ONE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

撰文/刘柠[1]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6日，中国地方[2]的广岛天气晴好，无一丝云，却出奇地闷热。

清晨7：09，空袭警报拉响，因为城市上空出现了3架B-29轰炸机。但飞机很快就飞走了，7：31，警报解除，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的节奏。然而，45分钟后，另一架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Enola Gay）号盘旋而至，然后从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了一颗长3米、直径71厘米、约3吨重的“新型炸弹”，代号“小男孩”（Little Boy）。炸弹在距地面570米的空中爆炸，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150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异样光芒。火球缓缓上升，直至6000米高空，形成一团蘑菇云。蘑菇云的下面，成了地狱：爆炸中心点方圆500米以内，全部人和物被3000～4000℃的高温烧成焦炭。截至当年11月，据日本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逾7.8万人死亡、8.4万人受伤、1.4万人失踪、6万户家屋全毁或半毁。其后，因核辐射而罹患被称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并最终死于该症者，不计其数，乃至精确的统计至今仍无法完成。1976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说，死于“热线、暴风和放射线的人多达14万（误差1万）”。一个繁荣的城市，就这样被一颗神话般的“新型炸弹”彻底摧毁。

从军部、政府到普通国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种武器的袭击。8月8日，刊载于《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只是说：“6日，广岛市受到敌B-29轰炸机的攻击，发生相当程度的受害。敌在攻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其详情目下正在调查。”爆炸发生时，正在位于广岛宇品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服役的一等兵、战后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学者的丸山真男，结束了一次紧急集合，暂时解散后，刚回自己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的情形大吃一惊：“首先，入口处大门的合页脱落，门朝里倒下。有的桌子翻了个个。到处是散落的文件，一屋子净是玻璃碴子。”F中佐踉跄着进得门来，头上脸上被纱布包扎，只露出眼睛。丸山问：“中佐，你怎么了？”中佐“嗯”了一声，大声说道：“日本也要尽早造出好的炸弹！”当晚，丸山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了杜鲁门的声音：“投下了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杜鲁门又谈了几句原子弹制造和试验的由来，说起初“源于德国的开发”。虽然丸山的英语听力有限，但他还是捕捉到了“Atomic Bomb”（原子弹）的表述。他边听边笔记，然后火速把笔记送到参谋室。可参谋们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这位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在说什么。[3]

与此同时（8月8日），大本营派遣了一个调查团飞赴广岛，实施受害调查。该调查团由陆军中将有末精三带队，包括陆军省的高阶军官和理化学研究所（理研）的精英科学家，其中就有仁科芳雄博士。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1890年出生于冈山县浅口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21年，赴欧留学，曾长年跟随卢瑟福和尼尔斯·玻尔等大师精研量子物理学，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具有前沿国际视野。回国后，于1931年在理研内设立仁科研究室，推进量子物理学研究，是主导战时日本原子弹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

黄昏时分，运输机抵广岛，在城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仁科博士脸紧贴舷窗，俯瞰机翼下满目的废墟，低声自语道：“这是原子弹……”登陆广岛后，通过X光片被感光等事实，仁科迅速断定这种“新型炸弹”就是原子弹——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紧接着，8月9日，长崎复遭“新型炸弹”的袭击。五天后，仁科飞赴长崎调查，再次确认了“被爆”的事实。广岛、长崎先后“被爆”，首先意味着日本在原子弹研发竞争中的彻底败北。

正如广岛核爆后，杜鲁门在广播讲话中所言，二战期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原子弹研发竞争，确实源于德国。1938年1月，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菲里茨·舒特拉斯曼（Friedrich Wilhelm Strassmann）首次取得了铀235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论文发表后，举世震惊。彼时战祸未起，欧洲还是“太平盛世”，故该成果才能为世所知。

最受震动的是美国。当时美国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德国逃亡而至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首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希特勒很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原子弹的研发。于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德国先行造出核弹的话，势必会称霸世界，因此务须先发制人，“这种炸弹如果用船运，假如在港湾爆炸的话，一发就足以让港湾和周边的部分设施毁灭”。爱因斯坦写这封信是1939年8月，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随即下达了原子弹研发的指令，同时批准了6000万美元的预算——此即后来所谓“曼哈顿计划”的雏形。至1942年9月，美国为开发计划共投入了逾50万人和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在国内相关各州和加拿大建设了数万英亩的研究、实验和制造设施。作为民主国家，可以说破例构筑了旨在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核弹的“举国体制”。

与美国相比，在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和实验阶段，德国虽一度领先，但在核弹研发过程中，却丧失了先机。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排犹政策，“恨屋及乌”，觉得“原子物理学是犹太人的科学，而“美国作为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没啥了不起”。大概是早年失意的小布尔乔亚艺青经历使然，希特勒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全无体察，认为两年后才有可能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无非是“明天的兵器”，远水不解近渴，而他迫切需要的是导弹等“今天的兵器”。尽管有施佩尔等人拼死谏言，却终未得到希特勒的理解和支持——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核弹的研发。

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却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陆军和海军方面均做了相应部署，设定了战略目标，铺设了研发体制，其主导者就是仁科芳雄。据美国历史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的研究，日本原子弹开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41年至1942年为第一阶段，是军部组织的预备调查期；1942年7月至1943年3月为第二阶段，由海军主导的专家委员会论证制造原子弹的现实可行性，即“B研究”[4]；1942年底至1945年4月为第三阶段，在陆军的主导下，在东京帝大实施“に号研究”[5]；第四阶段始于1943年中，至战败无果而终。在海军的主导下，于京都帝大实施了“F研究”[6]。

与美国不惜以“举国体制”打造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德国在原子弹研发上的投入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只有约100名科学家和1000万美元。以至于战后，美国调查团对战时德国的核武研发状况进行了一番深入调研后，团长Kramish说：“整体而言，德国铀制造设施的规模之小，到了滑稽的程度。”那么，与德国的“滑稽”相比，日本如何呢？约翰·道尔认为：“与美国所投入的研发经费进行准确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与美国研发计划的规模之差到底有多大，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粗略地以战时1美元兑4日元的汇率来估算的话，曼哈顿计划所投入的20亿美元应该是日本的3000倍以上。”

3000倍，是什么概念？何况这还只是研发资金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人力和物资要素的话，两国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战后，透过曾参与战时原子弹研发工作的科学家所写的一些回忆文字，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窘况。如加热实验必须使用砂糖。因砂糖在当时是珍贵的战略物资，属于珍稀奢侈品，陆军方面迟迟不予配给。彼时在理研负责六氟化铀制造实验的一位名叫木越邦彦的年轻研究员实在等不及，不得不回家从自家的厨房“监守自盗”，偷偷带回实验室，乃至遭到母亲的训斥。1944年5月，终于从陆军方面入手了20千克砂糖，木越立马成了理研的大红人。拎着砂糖一路走过职场，无论到哪，都会被人围住：让俺也尝一口！

事实上，虽然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焦虑感，锐意敦促原子弹的研发，但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却认为不仅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完成实弹的研发和制造。甚至连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观。1949年，仁科在接受《国王》（King）杂志的采访时，坦率承认战时日本科学家虽曾致力于核武器研发，但最终却达成了制造原子弹“不可能”的结论的事实。据历史学者、《文艺春秋》前主编半藤一利（Kazutoshi Hando）的研究，早在1941年10月，陆军方面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核裂变应用前景的报告，请求理研仁科研究室予以研究。当时，仁科研究室有百余名研究员的豪华阵容，不乏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流科学家，如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武谷三男等，俨然是日本现代物理学的“麦加”：

如果在那个时点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开个会的话，说不定会拿出与德国同样的研究成果。理论上，这些优秀的日本头脑，比德、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遗憾的是，仁科“嗨”了一声，从大河内博士手中接过计划方案，便搁进写字台的抽屉里，没有任何付诸实际运作的迹象。也不知为什么。而这时，朝永、坂田、武谷等人，应该还蒙在鼓里。

1942年12月2日，是原子物理学史上划时代的时刻：在芝加哥大学实施的、由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主导的铀235元素核裂变实验获得成功。当然，反应堆上插着控制棒，保证不会产生临界反应后的爆炸，但原子弹爆炸原理的推论被证明，人类能造出原子弹已无悬念。差不多正是在这个时候，仁科博士突然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翻出一叠报告，递给竹内柾教授，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军部来了这么个东西。说是利用原子核分裂反应，能做成炸弹，从而成为强力的兵器，说日本也要研究一下原子弹。”而这位竹内柾教授，当时只有31岁，是理研宇宙射线研究团队的一名青年科学家。1961年，半藤一利作为《周刊文春》的记者，曾采访过竹内：

采访时，（竹内）已是年近50岁的学者。无论如何，日本把全权交给一位年仅31岁的物理学者，原子弹制造研发算是正经起步了。可那些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美国，原子弹研发是注入了庞大的资金，作为一大国家事业而起步的。日本则慢悠悠的，暂且托付给一位科学家，开始了原子弹研究。

战后，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也对战时日本原子弹制造研发的失败多有反思，但这种反思基本上不是围绕原子弹研发本身之罪错的道义原则问题，而是针对何以美英等民主国家能调动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和资源，应对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的大规模原子弹制造研发工程，反而是帝国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却失败了，缘何如此的“历史教训”的检讨。1953年，曾负责铀矿探索的原陆军技术军官山本洋一发表长篇回忆文章，严厉批判对原子弹研发工作负组织、主导之责的仁科芳雄等民间科学家，“只重视纯科学，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则缺乏理解”。

应该说，山本的指责不无道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至接受军部的研究委托之前，仁科研究室在籍的百余名物理学者中，从事原子能研究者连一个人都没有。另一个现代物理学研究重镇——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主导、以尖端原子理论及实验而著称的京都帝国大学也大同小异。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种像英、德、美那样，由科学家动议，以原子弹研究的必要性诉诸政府的情况全无记录。相对于军部的“急功近利”，越是顶尖的科学家，沉湎于纯粹“学问”的倾向越是强烈，对原子弹研究的兴趣便越是寡淡。

仁科其人的心态确实是一个谜，他生前也绝少披露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他无疑是一个爱国者。约翰·道尔从他作为原子弹制造研发工作的组织者，应对却不甚积极，甚至颇有些消极被动这一点，认为他从内心对野心膨胀得失去了理智的军部感到失望，但却在为挽救国家而努力。他为原子弹研发而投入的选手，也许并非是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如竹内柾和木越邦彦两位青年科学家，前者并非原子物理学家，而是宇宙射线研究的专家，后者连同位素分离的专家都不是，却被仁科拉来做制造六氟化铀的实验。可另一方面，如果仁科不做这种安排的话，两位科学家十有八九会被征召入伍，战死沙场也未可知。事实上，木越确实因仁科调他来从事六氟化铀实验而免除了突然而至的征召。他回忆当时仁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他愿不愿意来做六氟化铀的实验，“你只要弄一弄那个，就可以不去打仗了”。如此，客观上，仁科确实为国家保留了一批科学精英，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科技文化昌明的动力源。

毋庸置疑，在美日原子弹研发竞争中，日本远远落在了后面。确切地说，与美国倾其国力、志在必造的“正经”研发活动相比，日本充其量停留在研究的水平，尚未进入研制阶段。但对这一点，日本直至“被爆”的一刻，似乎并不知情。

历史往往相当吊诡。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总统一声令下，“曼哈顿计划”悄然启动，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几个特定的实验室和基地——美国原子弹研发事业正式起跑。翌日，珍珠港便遭日本“奇袭”，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之耻，对美国核打击目标的确立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此时，美国的敌人还有纳粹德国——若德国携其理论上首创的原子弹对美制造第二个“珍珠港事件”——这成了美国的梦魇和推动原子弹研发的动力。

经过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竞跑，至1943年5月，美原子弹研制终于有了眉目。一般人会以为，当时美国还在跟德国打仗，原子弹的首要目标是纳粹德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这时起，日本已取代德国成了最大目标。据日本历史学者石井修研究：

在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的阶段，确曾出现过“对德国动用”（原子弹）的话语。但其后，无论是“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委员会，还是陆军决策层，包括白宫人士，从相关政策决定者口中，“对德国动用”云云的说法，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确实抱有自己是在与德国竞争的意识。

而另一方面，“对日本动用”的话语倒是从很早时就出现了。如1943年5月5日，在“曼哈顿计划”的军事政策委员会上，由于特鲁克群岛上驻有日本联合舰队的基地，会议曾检讨过向该设施投掷原子弹事宜。其中的一位成员，还说要对日本本土投掷。又过了一年多，1944年9月，日本果然被确立为核打击目标，并为此组成了美陆军第二十航空军第509混成团的编制。到了1945年5月，在马里亚纳群岛提尼安岛附近的南鸟岛、特鲁克岛、罗塔岛等地开始集中训练，练习空投一种称为“Pumpkin”（南瓜）的圆形物体。[7]

1972年，《海德公园协定》（Hyde Park Agreement）内容首次曝光，令世人大跌眼镜：早在1944年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已然达成了要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约定。1945年4月23日，“曼哈顿计划”的指挥官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中将在致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将军的信中坦言：“我们的目标一贯是日本。”据说，1945年2月至3月期间，史汀生将军的副官哈比·邦迪便已经草拟了关于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的声明文本，文本以“今天……于日本投下……”的措辞开头，只有时间是空白，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美国原子弹制造研发的步伐不仅未放缓，反而全力提速，乃至令一些参与研发的科学家感到不解，甚至有人就此脱离了研发工作。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便于此时退出了“曼哈顿计划”，回到利物浦大学教书，后创立了著名的核裁军和平组织“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赶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争取对日占领的主导权，遏制苏联。德国投降后，苏联单方面撕毁《雅尔塔协定》，闪电“收割”，把此前遭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绝不容忍东欧的“悲剧”在冷战“桥头堡”日本重演。日本投降一旦延迟，那么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期限就将到来，美国将在对日占领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此时的课题，已不是日本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

围绕日本缘何非遭美国核打击不可的问题，一个几乎见诸所有历史教科书的令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因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美国决定对其实施核打击，苏联也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对美国而言，此乃所谓“尽早终结战争，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战的最佳策略”。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据半藤一利的研究，1945年7月26日，联合国军方面发表了被视为对日劝降“哀的美敦书”的《波茨坦宣言》。翌日，日本接报。裕仁天皇看到文本后，对东乡外相说：“结束战争总算有了眉目。原则上对此只能接受。”[8]但彼时，日本政府已经在私下委托苏联斡旋停战，正在等候苏方的回复。出于“信义”，客观上无法立马接受宣言的条件，而推掉苏方的“调停”。日本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斯大林此前已得到杜鲁门对日将实施核打击的通报，只盘算着如何能早日对日进攻，是完全无意斡旋的。在这种情况下，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基于“无可奉告”（No Comment）的意图，对新闻界表达了“默杀”的立场。29日，日同盟通信社[9]将铃木的表态译为“ignore”（无视），并向全世界报道。日本时间29日当夜，英国路透社和美联社（AP）又分别在自己的报道中，将同盟通信社报道中的“ignore”译成了“reject”（拒绝）。表面上看，至此，英美媒体完成了“日本拒绝《波茨坦宣言》的条件，决意将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的信息传递，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共识。但其实，7月24日，在《波茨坦宣言》发表之前，投掷原子弹的秘密指令就已经下达，形势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当杜鲁门总统最终认可的原子弹投掷方案出台的时候，日本的政府高官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苏联的“和平斡旋”。以近卫文麿为全权代表、众多实力派重臣为特使的应对体制已调整就绪，准备一俟莫斯科有回复，立即切入和平交涉。日本的时代错误在于，在该讲政治哲学和道义的时候，过于迷恋实力，动辄“亮剑”；而明摆着是肮脏的政治交易，甚至是赤裸裸的欺骗的时候，却以“武士道”的“清流”面目出现，言必称“信”。回首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日本确实曾一再扮演这种“不合时宜”的尴尬角色而不自觉。

回到本文的主旨：那么，美国究竟为何非要动用原子弹不可，为什么是日本呢？窃以为，如此结局背后，至少存在如下四种动因，正是这些动因的错综作用，导致了美国对日本动用核武的唯一结果：第一，原子弹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志在必掷”的实用武器研制的。要知道，美国原子弹制造研发源自纳粹德国核武研发的刺激，带有极强的危机感。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何时、在哪儿使用炸弹（指原子弹——笔者注）的最终决定权在我，这一点不容错位。我一向把原子弹看作是一种兵器，理应付诸使用，对此从无任何疑念。跟随总统左右的最高军事顾问们曾劝诱我使用之。我与丘吉尔会谈时，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过‘如果有利于终结战争的话，赞成动用原子弹’的话。”可见，既然是兵器，使用没商量——是美国战争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第二，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日本就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且越往后，越具体化（见上文）。理论上，德国应该也是目标之一。但美国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是在德国投降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7月17日——客观上，德国已经“不赶趟”了（当然，关于假如德国在时间上“赶趟”的话，美国到底会不会对它动用核武的问题，需做另一番论证，在此不赘）。

第三，对苏牵制。美国历史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在其著作《原子弹外交》（Atomic Diplomacy）一书中，论证了美国如何以原子弹为砝码，在对苏外交中争取主动的过程。杜鲁门继任总统是在1945年4月12日，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终结战争，并在战后格局中争取主导权，而最吃紧的问题就是应对波茨坦会议。由于彼时原子弹研发已到了核试验的最终攻坚阶段，杜鲁门尽量想把会议日程向后推迟，以期能拿到踏实的“原子弹牌”。波茨坦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在第一时间分享了“孩子诞生”（指核试验成功）的情报，但通报斯大林则是在一周之后。斯大林并未显得很吃惊，若无其事地说了句：“是嘛……那么就可以在日本使用了。”暗中却加紧了从“满洲国”进攻日本的进程，同时下令莫斯科的原子弹研发工作提速。

第四，对日种族歧视。这一点，作为深层动因，很少表面化，特别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下，一向鲜为人所提及，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也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恶论”的既有成见。杜鲁门有句名言——“对兽类要像对待兽那样”——说的就是日本。当然，歧视从来是双向的：有日人针对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猴子”的侮辱性蔑称。既然是诸如“兽类”“猴子”等非我族类，动用“新式武器”歼灭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回过头来看，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但唯其如此，日本对其“被爆”的悲剧，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接受“宿命”，绝少听到高调的控诉。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先于哪个国家最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制造成功，它就会使用”。[10]日本国内甚至不乏“原爆拥护论”者，如上文中提到的原陆军技术官僚山本洋一便认为“战争就是战争”，遑论对殖民和侵略战争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传统左派。

正因如此，1945年8月6日，广岛“被爆”后，日本政府虽然通过瑞士等第三国表达过对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制造的反人道罪行的抗议，但面对美国政府，时至今日，却一次都未曾正面提出过直接的抗议。而这一点，至今仍鲜为人知。

[1]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中日之间》等。

[2] 日本的行政区划，指中部地区，即本州岛西部，包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和鸟取五县。

[3] 丸山真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真男話文集』（みすず書房、2008年6月第2刷），469～472頁。

[4] B为“Bomb”（炸弹）的缩写。

[5] 战时日本原子弹研发工作的暗号名。“に”为仁科芳雄姓氏开头的假名，一般写作片假名的“ニ”，为区别汉语起见，本文中特写作平假名的“に”。

[6] 核裂变研究，F即“Fission”的缩写。

[7] 五百旗頭真、北岡伸一編『開戦と終戦——太平洋戦争の国際関係』（星雲社，1998年10月版），128～129頁。

[8] 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平凡社，2004年2月初版），464頁。

[9] 二战时期，日本最大的垄断通讯社。1945年解体，被拆分为共同通信社和时事通信社。

[10] 『日本文明77の鍵』（梅棹忠夫編著，文芸春秋社，2005年4月初版），210頁。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撰文/张明扬[1]

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最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最器重的下属隆美尔最后都被他干掉。然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当我们谈及二战时的巨头大佬时，墨索里尼可能是大国领袖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就是在轴心国内部，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恐怕最多也只是希特勒的一个二流配角。

但如果回到这段友谊故事的最初，你会发现，当墨索里尼达到个人政治生涯巅峰之际，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崇拜者罢了。可以这么说，比希特勒年长六岁的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希特勒只是那个将“法西斯主义德国化”的模仿者，用港片中的流行桥段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就好比一位德高望重的黑帮老大，随着时势的发展，风头和声势逐渐被当年的小弟希特勒超越，尽管权势的消长阶段摩擦不断，但小弟一辈子都还是对大哥尊崇有加，还经常帮不中用的大哥排危解难。说到这里，我不禁恶俗地想起了黄金荣和杜月笙。

墨索里尼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是第一个将其付诸政治实践的。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此时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1923年，希特勒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但结果却是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法庭之上。

等到希特勒最终像墨索里尼一样走上政治舞台之巅时，已经是十年之后的1933年了，当然，希特勒的夺权模式完全是“修正主义”，墨索里尼靠的是街头革命，他靠的却是民主宪政。

就算在希特勒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元首”之后，墨索里尼至少一开始对这位昔日崇拜者的态度仍是十分冷漠。如果说此时存在一个由德意组成的“法西斯国际”的话，墨索里尼显然仍处在那个教主与导师的崇高地位，而希特勒则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刚刚挤进法西斯界，固然是有功于“法西斯国际”，但却威胁到了教主的地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德国还未从战败国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方面与看上去很美的意大利尚有差距。

已经执政十年的墨索里尼甚至在给希特勒的书信中用老师的口气倚老卖老，“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懂得更多，因为我已有40多年的执政经验”。

1934年，偶像与粉丝，导师与弟子终于初次相遇。很难想象的是，这段“伟大的友谊”竟然是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情境中开始的。当年的6月14日，希特勒主动上门到威尼斯首次“拜见”了墨索里尼，目的是来表明德国对意大利的“小弟”奥地利没有非分之想。据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渲染，希特勒当时“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墨索里尼看了希特勒第一眼后便对副官说，“我不习惯他那个样子”。

墨索里尼对这个法西斯弟子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不堪，对希特勒的“话痨”尤为感到莫名其妙，将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仅仅一个月后，墨索里尼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希特勒的这一恶劣印象——在德国对于奥地利表现出“异动”之后，直接拿出了四个师作出兵状，武力恫吓希特勒不要轻举妄动。

面对导师如此的武力羞辱，以脾气火暴著称的希特勒这次的表现绝对是忍气吞声，不仅迅速收敛了对“祖国”奥地利的野心，并且在此之后端正态度百般讨好墨索里尼，隔三岔五地派使者到罗马去交好，大有藩邦出使“上国”的意思。

希特勒对友谊的执着未必感动了墨索里尼，但最终感动了命运之神。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了英法等西方世界的各种敌视，英国甚至还宣称要“制裁”意大利。此时，只有希特勒表示了对墨索里尼的各种理解和大力支持，“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又迎来了一次夯实与墨索里尼友谊的绝佳机会。在墨索里尼决定出兵支持佛朗哥后，希特勒也迅速做出了追随出兵“与子同仇”的决定，预演了日后二战中他们携手参战的“感人”景象。

这两次“公关”显然是彻底打动了墨索里尼。1936年10月，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第一次签订了有同盟意义的条约，墨索里尼在这其中又发挥了他法西斯理论权威的长才，首次提出了“轴心”这个日后让全世界人民闻风丧胆的著名词语。撇开国与国的关系不谈，此次签约也可视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柏林结义”，拉开了两人友谊的正式开端。

此时，希特勒这位新入伙的小兄弟也开始让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德国的国力和军力正在飞速膨胀中。为了表示自己也同样重视这份友谊，墨索里尼做出了一个让希特勒感动终生的决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出兵兼并奥地利，此时他最大的心结是——墨索里尼是否会反对，毕竟，仅仅4年前，墨索里尼还差点为此与希特勒大打出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道，在决定出兵当天，“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疯狂的等待着”，“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当晚，希特勒终于得到了这份友谊的回报，墨索里尼表示“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此时的狂喜简直是语无伦次的，不断地重复着“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最感人的一段话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我也很确信，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友情表白，大有“我爱你，就算与世界为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在未来7年中，希特勒不断地忠诚履行着这句美丽的诺言，直到自杀身亡。

值此感天动地之时，可是，我不得不煞风景地说一句，墨索里尼从未对这份友谊给予如希特勒这般的重视与付出。准确地说，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他那趾高气扬但却外强中干的“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他奇特却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既希望利用战争为意大利开疆拓土，临战时却又待价而沽；而与希特勒的友谊，最高最高也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1939年8月底，二战爆发前几天，就在希特勒热切盼望墨索里尼履行盟约参战之时，以好战著称的墨索里尼突然耍赖了。他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出兵清单”，从石油、钢铁、木材到高射炮，几乎要了个遍，用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的话来说就是“清单足能气得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

墨索里尼的临阵退缩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差点也准备放弃战争。最终，希特勒决定单干，在9月1日出兵波兰，二战由此正式爆发。不过，希特勒甚至没有对背信的墨索里尼表示出一点不快，仅仅要求前偶像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对其进行精神支持：报纸广播上的积极宣传；虚张声势牵制英法兵力；劳务输出到德国。

足以显示所谓这段友谊内涵“丰富性”的是，墨索里尼甚至在暗地里希望希特勒战败，还主动派人向英法一方泄露情报。据其女婿齐亚诺在1939年11月的日记中的爆料：“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1940年1月，新年刚过，墨索里尼甚至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声称即使有了意大利的帮助，德国也不可能战胜英法，最“忠言逆耳”的是，信中质问希特勒“是否有必要孤注一掷地去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

“反战英雄”墨索里尼的预言日后被证明无比准确，但很可惜，不仅希特勒没有听进去，就算是他自己，当看到希特勒数月之后炫目的军事胜利之后，也迅速摇身一变成为主战派。

1940年3月，墨索里尼声称决定参战，但条件竟然是“当英法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让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面对如此露骨且厚颜无耻的参战条件，希特勒竟然还是没有生气。据说，此时除了希特勒一个人尚属热情之外，德国军队没有任何人对于意大利的参战与否有兴趣。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这次是说话算数的。6月11日，当他发现法国已基本战败，参战条件已完全具备之时，意大利果然急不可耐地参战了。不过，热闹地打了一周之后，意大利的32个师竟然没有让法军的6个师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后退一步，然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希特勒顺带也厚道地捎上了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军事神话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法西斯江湖的老大，墨索里尼自然是不愿拱手相让。几乎在出兵法国的同时，做着罗马帝国梦的墨索里尼也开始在非洲入侵英国人的埃及。尽管账面上是意军的50万对英军的5万，意大利竟然无法理解地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连自己的老本东非殖民地也差点丢掉。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又不顾希特勒的反对执意出兵希腊，结果又是惨败。意军首次攻击便被击退，被人数少一倍的希腊军队压着打，甚至还出现了意军27个师被希军16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面对墨索里尼留下的这两个烂摊子，又是希特勒默默地跟在后面擦屁股，原本不想打的希腊最后也打了下来，原本想集中全力进攻苏联，但还是派了隆美尔到非洲处理残局，没想到还打成了战神。

不过，作为代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的关系已然逆转，在这一经过实力重组的友谊构成中，墨索里尼从昔日的导师和偶像变成了希特勒的跟班与小伙伴。当然，与发迹后的杜月笙一样，希特勒在明面上仍然对墨索里尼给够面子，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背后的意大利，希特勒可能只有鄙夷可言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此时对墨索里尼的友谊已经无法从人脉等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意大利与其说是德国的好帮手，还不如说是损友，德国军官团甚至认为，意大利不参战德国的胜面反而更大。

1943年7月，在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两周，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随即被软禁。可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宁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这位党的创始人，甚至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辩护，用威廉·夏伊勒的话说就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

除了希特勒，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在接下去的几周中，希特勒每天都在军事会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营救”墨索里尼。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甚至包括戈培尔都对墨索里尼是否值得营救深表怀疑，除了希特勒。

仅仅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派手下最得力的特种兵指挥官斯科尔兹内奇袭软禁墨索里尼的高山别墅，只用了四分钟，甚至连一枪都没放，就救出了墨索里尼。据说获救后的墨索里尼紧抱着斯科尔兹内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不会抛弃我。”

在此之后，墨索里尼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末角，在意大利北部意气颓唐地经营着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念旧。戈培尔在日记中对此时软弱的墨索里尼大为不满，“他不像元首和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做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在法西斯革命家和爱国者两种评价之间，我想，此时的墨索里尼的选择应该是后者。

对于墨索里尼这最后一段的政治生活，看一部帕索里尼的禁片——《索多玛的120天》就足够了。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处决，留下了一张和情妇一起尸体被倒挂的著名历史照片。仅仅两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身亡，兑现了他对墨索里尼“共患难，同命运”的承诺。

墨索里尼的死讯，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听到的最后一批外界消息中的一个。

[1] 张明扬，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专业，专业，专业

——灾难报道为何谣言泛滥

撰文/闾丘露薇[1]

早上接到香港同事电话，说有突发消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班失去联系了。第一反应，哪里来的消息，同事说，新华网的微博发布的，转述法新社的消息。追问有没有航班号，同事说，还没有。

一边安排同事赶去机场，一边查找相关英文信息，只有俄罗斯RT的转述，查找北京国际机场航班信息，显示从吉隆坡到北京的MH370航班延误。这时香港同事来电，说看到法新社的原文了，而航班号也已经确定。

很快，微博上的媒体账号开始一堆消息，微信也一样，不过都不是一手来源，转发又转发。最先大家疯传的，是说航班找到了，降落在越南的一个叫作Naming的小机场，由于这个地方名字的拼写和中国的南宁相似，于是到了微博上，变成了南宁。

如果说，网友传播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带着善意的期待，对于媒体来说，报道引用这个最初来自Facebook上一个自称马航工作人员的留言，只能说太不专业。根据常识，航空公司的员工知道了这样的消息，意味着航空公司也知道了，而降落在越南的机场，难道越南官方会不知道吗？而依照正常思维，如果说，出了问题，会存在隐瞒，比如飞机失联几个小时之后，马来西亚航空才公布消息，媒体最先得到的信息的来源是Twitter，但是在全球瞩目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好消息，航空公司为何不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

还有一个消息，在差不多十个小时之后，还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传播，声称是CNN的报道，飞机在越南坠毁在山区了。很多媒体的官方账号第一时间转播，可是我去CNN网站查找，却看不到。

媒体，尤其是微博上的官方账号，大家都希望能够发布最多最快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些媒体都没有一手消息来源，于是成了资讯传递手。当然，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媒体都是二传手，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媒体都不在现场，只能依赖通讯社或者是在现场的媒体。甚至，通讯社很多时候也是二传手，只不过它们传播速度快，可以把一些地方媒体的资讯，迅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通讯社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在传递消息的时候会非常审慎，专业的通讯社都有自己的查核要求。

转发或者传播二手资讯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是专业媒体，和网友的区别在于，要确保信息的来源。比如，看到别人说是CNN的报道，或者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官网的消息，至少要去这些地方确认一下，一来确保真实，二来别人也可能转述错误。只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只要转述的时候说清楚来源是哪里，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体：根据某某媒体转述某某媒体转述某某媒体的报道，当然，还有一些媒体，干脆把来源省去，显得好像是自己的一手信息。

这是所有媒体面临的考验：谁都想做到又快又准，但是如果要保证准确就会比别人慢，愿不愿意坚持呢？

这确实是很难取舍。CNN在报道波士顿爆炸案的时候，虽然快，但是错了很多，不但被波士顿警方嘲笑，就连奥巴马在白宫记者晚宴上也拿CNN取笑了一番。当然，有些媒体会觉得，这无所谓。

因为接触到了家属，还有参加了马航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于是很多媒体有了一手资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报道是否准确呢？

成都晚报官方微博账号的一条对记者会的报道，召来了批评，因为他们报道说，马航在记者会上宣布，飞机安全降落了。当然，这已被现场其他记者证明是错误的。但为何会出这样的错？

我看了现场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发言人只是表示，他们也看到了关于在越南Naming的小机场降落的传言，正在核实。但这一信息在这家媒体的官方微博当中，变成了发言人的肯定性表述。如果是记者向后方的编辑这样说的，那显然是记者的理解力出现了问题，如果记者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编辑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显然是编辑的不专业。不过我猜测，不管是前方记者还是后方编辑，都没有听说过Naming这个地方，只知道南宁。

为何会这样？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听别人的表述。很多时候，不愿意认真倾听，于是最终得出符合自己主观愿望的结果。但这正是记者编辑必须要避免的。

不少人批评媒体对家属用镜头和问题狂轰滥炸，这个问题，其实在汶川地震之后，就有了很多讨论，也有不少文章甚至著作专门讲述媒体应该如何做。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到底是不是应该采访家属？对此，我想说的是，媒体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采访，但是同时也要专业，恪守伦理。

煽情和记录家属的悲伤，并不是记者的职责，除非对方希望向媒体诉说；但是反映家属的不满和诉求，却正是媒体需要做的，也是家属在很多情况下唯一的依靠，尤其是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商业力量时，相对弱势的家属需要靠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

公众可以批评媒体的不专业，违反新闻伦理。比如公众并不想看到家属悲伤的神情，很多家属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因为悲伤已经顾不得，在媒体的镜头前也来不及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同时公众不能彻底否定媒体的职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对航空公司的处理不满意，如果没有媒体，你可以找谁？

[1]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著名记者、主持人。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

撰文/席越[1]

上个星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搞笑访谈节目《两棵蕨类之间》（Between Two Ferns）时，喜剧明星兼节目创始人Zach Galifianakis故意说奥巴马是一个书呆子（Nerd），而这位美国总统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书呆子，米歇尔怎么会嫁给我呢？不信你去问问米歇尔。”似乎米歇尔是他信誉的保证。

我一点不好奇奥巴马是不是一个书呆子，我更关心米歇尔是如何嫁给他的。

与混血儿奥巴马相比，米歇尔才是血统纯正的非裔美国人。她的高祖杰姆·罗宾逊曾是弗兰德菲尔德种植园中辛勤劳作的奴隶，死后葬在了专门埋葬奴隶的坟地里。父亲是一名为芝加哥市政府工作的锅炉维修工，母亲是学校的一名秘书。换言之，米歇尔的家庭是美国最普通的工薪阶级，据美国媒体报道，她小时候生长在芝加哥南部的蓝领聚集区。从美国非裔奴隶的小白屋（奴隶们集体住的木屋通常刷着白漆，有些连窗子都没有）走向白宫，整整用了五代人。米歇尔是这段漫长而艰巨的行程的唯一实现者。

人人都有均等成功机会，草根阶级也可向精英上层流动是“美国梦”的核心部分。这个梦，相比奥巴马总统，米歇尔是更好的代言人。

米歇尔的一次讲演中，提及父亲，说他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还要坚持工作，每次出门之前即使手脚不灵便也要自己穿衣服。她说看到那个景象，深为感动，说他是她的榜样，因为他一直辛勤工作和生活。据说，在米歇尔兄妹出生后，母亲为了照顾他们就再没有工作，一家四口人都靠工薪阶级的父亲来供养。同时，他们从小家教甚严，举一个例子，每天只被准许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有点像我们中国父母的管教方式。我敢保证，这一个小时的电视内容还必须是少儿节目或者动画片。

总之，一个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一个蓝领阶级的家庭，却培养出了两名普林斯顿的毕业生——米歇尔和她的哥哥。米歇尔从小学业优异，跳级，读为天资聪慧的孩子们准备的天才班，最后进入哈佛法学院，得到了法律博士的学位。

简单概括一下年轻的米歇尔姑娘吧，她就是我们从小听说的那种县级、市级高考状元，女学霸。学霸最后一直通关成为女博士。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米歇尔事业发展顺利。她先在一家全美排名第六的大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几年后成为芝加哥市市长助手，负责城市规划和发展，之后她成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执行董事……在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前，她是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University of Chicago Hospitals，主要针对学生和社区服务）的副董事长，同时还是几个机构的执行董事。2006年，她做副董事长的工资是二十多万美元，加上其他职务的收入，大约四十多万美元。在大选时，她比丈夫挣得多就已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事。

她和奥巴马的相遇是在律师事务所时——学霸米歇尔当初只是选择了一个跟着她实习的实习生约会而已。有过北美实习经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有正式职务的公司员工眼里，实习生不过是一个学生，一个小屁孩儿。更何况米歇尔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女律师……但是，当年学弟奥巴马追求得很真诚。

在米歇尔所有的才能中，我最崇拜的是她做妈妈的本领。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她说两个相差两岁的女儿都由自己一手带大，从来没有请过保姆。她的两个女儿每次出现，都是一副阳光明媚、家教很好的模样。奥巴马经常赞扬妻子，说米歇尔可以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是个高效率的持家能手”。她还会为奥巴马做他最喜欢的番茄蒜蓉小虾。

除此之外，我无法想象一个“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之间挣扎、疲于奔命”的米歇尔如何坚持每天健身45分钟，并保持着“结实饱满的手臂”。为了展示这两条令人骄傲的手臂，她最喜欢穿无袖的背心裙出现在公共场合。《纽约时报》以语言犀利著称的专栏女作家Maureen Dowd称赞米歇尔的“雕塑般的肱二头肌”，是“现在唯一一个能令人振奋的‘美国力量’的象征符号”。

和“高效率持家能手”及“雕塑般的肱二头肌”相匹配的，是把白宫的草坪变成有机菜园子和在美国校园推行“新营养午餐”标准。

新营养午餐花了总统先生1亿美元的增加性财政拨款。在2010年的《健康与消除饥饿儿童法案》之前，美国大部分学校食堂提供的午餐通常是：急冻比萨饼、急冻炸鸡块、急冻炸薯条、可乐。2012年，米歇尔宣布了该法案的最终要求后，新的午餐于当年秋季开始推出。到2014年7月1日，所有的谷类食品都必须为全谷类；校园午餐的含盐量在未来10年内，必须减少一半。同时，以往可以吃到的果汁冰棒，今后将改为新鲜水果，比萨饼皮将采用全麦面粉制作，油炸马铃薯块也由地瓜条取代。

这可能是米歇尔为肥胖比例日益增长（目前的数据是17%）的美国青少年们做得最实际的一件事情。也只有一个真正的母亲，才会对孩子的饮食和健康如此在意，同她相比，同样聪明、自律、强势的希拉里的母性细胞要少好几个百分点——如果这些特质也可以用选票和支持率来表明。

有一种说法是，当选民们不知道选谁做总统，就选他们的第一夫人。谁的夫人更漂亮，更聪明，更让人喜欢，侧面也反映了这位先生的能力——能够追到如此完美的女性的男人一定有卓越之处。这种心态在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布什口中得到印证，老布什有两个儿子，哥俩都从政。有人问芭芭拉·布什，这两个儿子谁会成为美国总统，芭芭拉·布什说，她不知道这两个儿子谁更像美国总统，但是劳拉更像一位第一夫人。

让我们再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今天美国人的婚姻处在“自我表达婚姻”（self-expressive marriage）的时代，人们把寻找婚姻的对象看成实现更好的自己、完成个人塑造的一个可选择的方式。“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电影《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的这句台词，可被理解成志同道合的婚姻的标签。

或许这句台词可以变成“是你的存在，让我想成为一个总统”。这是真的，在奥巴马准备竞选总统时，米歇尔看过他的竞选计划之后才答应和他并肩战斗。作为一名高层职业女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多家机构的董事，她不但为丈夫的竞选计划把关，更利用她在商界的人脉为奥巴马的竞选筹集到不少赞助。很难想象，没有米歇尔的奥巴马会竞选并且连任成功，总统应该是那个站在第一夫人身边、象征着美国的那个人。

洪晃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中曾提及，有75%的中国女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米歇尔，无疑是美国独立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例子是“干得好才能嫁得好”。

最新数据表明，有高达64%的美国民众对米歇尔抱有好感，比总统奥巴马高出11%。她的人气一直高于奥巴马，我甚至认为，如果米歇尔和希拉里一同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那么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别忘了，希拉里也是一名出色的第一夫人。

如何嫁给一个美国总统？答案是：比总统更牛。

[1] 席越，专栏作家。著有《他们的中国》《先嫁书后嫁人》。

文艺

在街头流浪的影像

——记森山大道

撰文/朱白[1]

（一）

2013年4月，我先看到了荒木经惟的书《东京日和》（荒木经惟、荒木阳子著，罗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说不上喜欢里面的照片，但是荒木的文字我很确定地喜欢，那是一种从容自然的流露。当时我没想到这些恰好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作家们所欠缺的，如果理解到这一层，那肯定会更加喜欢和珍爱荒木经惟的文字。

也许对于荒木来说，写出这样的文字并非刻意，也不是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交谈，甚至就是口述的我也不意外。不过当然不是什么口述，而是日记体，记在便签上，记在生活的角角落落里，关于他和他所失去的妻子。

森山大道作品

正是源于这种喜欢，随后广州举办荒木经惟的摄影展时，我难得去看了一次。在开幕当天，冲动或者不惜大老远和女朋友赶过去，放在别人眼里也许都不算什么，但我却觉得对于不爱热闹和赶时髦的自己来说，的确只有出于真心喜欢这个理由才说得过去。

随后不几日，朋友小平所在的出版公司做出了另一位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的《犬的记忆》（金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朋友看在我喜欢荒木经惟的份上自然又寄给我一本。作为并行的两位日本当代摄影大师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我的书桌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森山大道这个名字，如果之前看到的关于这本书的宣传和部分图片以不是实体书的理由不算在内的话。

起初森山大道的黑白照片没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倒是时而觉得这本书印刷太差了，怎么将黑色照片弄得那么脏，甚至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嘛。

（二）

人总是有阶段性的认识和态度，这一点不奇怪。后来看到森山大道的访谈，他也经常将此作为口头语，比方说“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言外之意就是当下如此，以往和以后不一定。我对森山大道的认识也是，从黑乎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迷恋得难以自拔，只有一周的时间。

我喜欢《犬的记忆》中森山大道寡淡和无欢的情感世界。他非执拗但也有点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往情史，还有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场景的碎碎念，这些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角色很模糊但有着人的味道的艺术家。

时间并不能更改一切，但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诸如心境、判断之类的东西。此时是2013年6月2日，我有一大把的东西要写，有用来维持生计的，也有自己想用功努力的，但却怎么都提不起精神，只想回顾一下我与森山大道的“交往”过程。这是怎样的一种矫情我暂时还认识不到，但可以确认的是，两个多月以来我被其吸引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森山大道作品

比方说，我在网上浏览了一切能找到的关于森山大道的东西。看了一部纪录片《犬的记忆 森山大道·写真之旅》（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2NTE5MDY0.html），脚本和作品跟同名书有重复，但能听到森山大道自说自话和阐释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东西，也算是一种惊喜。在广州美术学院对面的巷子里看到《北海道》（Hokkaido，Daido Moriyama，2008），没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一本有可能是盗版的画册，但我站在那里将之从头翻了一遍。看人家的不过瘾，对于据说有着强烈占有欲的天蝎座来说，我势必要拥有一点才行，于是我上网找到了进口摄影集和台湾版的书籍，几天下来，收到的进口摄影集和台版书籍大大小小已有十来种了。虽说买书一贯是我的日常行为，但是短期内如此冲动地买上千把块钱的还是第一次。当然，网络自然是如今了解一个人的有力方式，比如我在豆瓣网上找到一个ID叫“熊仔侠”的人，他不但翻译了《犬的记忆 森山大道·写真之旅》，还翻译了《森山大道·映像》［Daido Moriyama：In Pictures（2012）］，及时公开了片源和中文字幕。

当一种关注源于难以自拔时，这至多说明你已经在沉沦了，至于能否得到和得到什么则完全考虑不到。拿到手里的Daido Moriyama：The World through My Eyes（Skira，2010年11月版）有一种非比寻常的厚重感，价格不便宜，也的确够厚，铜版纸四百多页。整版出血的大图，好像再大的纸张都不够摆放，不留一点余地，这是森山大道摄影集一贯的风格。这本合辑几乎涵盖了森山大道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几乎那些被人熟知的作品都收入进来了。虽然将抹掉时间概念的图片一起看，会忽略森山在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但从中你也能发现什么东西在一个人贯穿的生命中是固执而顽强的。

森山大道作品

（三）

森山大道是一位说和写都非常厉害的摄影师，了解他的言论和文字当然也是进入他摄影作品的一扇窗口。《昼之校 夜之校》（陶玲玲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森山大道的讲座，大多为学生提问，也有森山就一个话题延展开去的夫子自道。在高校的讲台上，森山大道一点都不像教授或者大师，最多是以前辈的体验来告解大家。技术、流程、器材、手法等细节，对于许多风格化艺术家来说将这些公布那无异于一种破产，可是森山显然不在乎这些，他更愿意像他观察世界时的视角一样，沉到地面的高度平静无私地与人交流，袒露所有。

《写真物语（上）：日本摄影大师语录1889～1989》（亦安工作室，2012年12月版）从学术和欣赏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当代摄影，有自说自话，也有他们所处历史坐标位置的划定。历史的作用便是能看到今人的影子，从森山进而到日本当代摄影，这本不厚的历史书能告诉你很多东西的来龙去脉，看到东松照明、中平卓马的言论和作品，知道其实一切都是有来去和传承的。顺便说一句，台湾人的编辑真认真，栏目格式内容都严谨可见，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产品了，没有执着和热爱有时候很多事真的干不了，也不会去干。

能够见证森山大道的“写”的，除了《犬的记忆》，就是这本《迈向另一个国度》（苏志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此书包含了森山的随笔和一些拍摄计划的来龙去脉。《犬的记忆 终章》（廖慧淑译，台湾商周出版，2009年11月版）暂时还没有简体字版引进，台湾版的当然可以一解饥渴，只是这本的印刷和装订真的有点一般。

同样在台湾出版的《摄影的人生，旅行的意义：RICOH GR∕GXR与森山大道等摄影家的写真纪行》（森山大道、横木安良夫等合著，台湾悦知文化，2012年10月版），是看过森山大道作品后有意追随者所热捧的。但它的所谓指导意义“教科书”，不是一本正经地指导，而是让那些你熟悉的器材一一出现，将动作场景复原到第一现场，算是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森山大道作品

森山大道作品

森山大道作品

要说可以观摩摄影师工作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好的渠道便是纪录片。《≒NEAR EQUAL 写真家森山大道》是紧跟森山大道的生活和工作拍摄的，里面的森山依然平易近人，对习惯、感觉、记忆娓娓道来。纪录片的场景中包括森山第一次尝试使用数码相机，他快速地掌握了数码相机的工作方式，并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会跟老朋友开玩笑地说自己已经进入了数码时代。

也是在这部纪录片中，我第一次看到森山大道谈论自己的家庭，其他场合只有在一个年表里交代过他结婚生子的时间。森山说自己没有跟老婆孩子住在一起，起初是一周回去一次，后来变成一年回去一次。他说把自己交给了摄影，义无反顾。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一个当初因为失恋而走上摄影道路的艺术家，感情生活竟然如此平淡甚至是不尽如人意。

（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森山大道的一切对于我都有一种治愈功能。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上床睡觉时躺在床上打开一本森山的画册，那些扑面而来的剧烈黑白对比，以及呆板疯狂的面孔，对自己来说总有一种踏实的疗效。它们甚至可以成为反击庸常化和荒谬不堪生活的一种武器。

我看了很多森山先生的摄影集和作品，各种能实现的渠道都算上，反正数量上已经不少了，以至于新到的一本书拿在手里，总会发现一些老相识的照片。这不意外，反而可以产生一种温暖的情绪，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自觉自己与森山大道先生有了某种并非深刻但一定很厚重的交往。

几年前一个同样喜欢欧美摇滚乐的同事问我，如果要花很多钱去看音乐现场最想去看谁的，我想都不用想说，我想看的都死了。对于认为只需守旧就已经很满足的我来说，不管是Kurt Cobain还是Jim Morrison，他们都已经归于泥土，其他人见与不见都不是情结所在了。可是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去问候一个人，那我就能说出森山大道的名字了。

对于我来说，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喜欢上一个艺术家，是一件非常轻浮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我会刻意回避，如果是别人，我甚至会报以嘲笑的表情。但事实是，世界从来没有所谓的规律可言，尤其在心境和精神层面上来说。

森山大道的作品连同他所写的散文和访谈对话中的所言，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我逼仄狭隘的视线里，有如此魅力的艺术家并不多，活着的更是没有几个。森山大道那张四四方方的大脸有一段时间竟然会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梦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会想着他的某一幅作品或者他讲话时的样子入睡——很惭愧，更是羞愧，一个“直男”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体会到这种羞愧，也应该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一点心境乃至正在言说的这个人有多厉害了吧。

《森山大道，我的写真全貌》（黄亚纪译，原点出版社，2013年4月版）是一本集多年的访谈合辑，如此厚重的言论同时扑面而来，几乎可以看作是森山大道的一种自我消解。他的观点和行为背后的精神，在一次次对谈中得到了体现。从中也不难看出，森山大道在“说”的时候可以理性十足，且充满对异化世界的不确定感。无论是对“挑衅”行为的解释还是对自己备受争议的摄影风格的阐释，都有他个人的非大路货的解释。

这本书中有一张跨版照片，小女孩疯狂地在跑，表情怪异。那不是年轻的表情，好像是在巨大的恐惧过程中的一种内心流露。事实上在森山大道抓拍这样的照片时不太可能有某种危险出现，但那种表情究竟是什么，又如何而来呢？这是让我发呆许久的一张照片。在这本台湾新近出版的访谈录中，这张照片的印刷不是很好，失去了一点质感。在Thames & Hudson出版的Daido Moriyama（2013年4月版）中，尺寸缩小了，但铜版纸印刷更显精致和表现力。总之，这是一张经典作品，在很多森山大道的书籍中也经常作为配图出现。

森山大道作品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小女孩在跳绳的照片，玩耍，但一点也不可爱，甚至表情中的愤懑和拼命劲儿，还会让人感到恐惧。这同样难以解释，但也同样地产生出莫名的震撼感。

我刻意不回忆和引用森山大道“说”，因为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所谓的金句了。可能是我模糊了视线，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有意义、哪些一般般了，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显得重要和金贵。在豆瓣上一本“我看过”的森山大道的书上，我的评价是“说什么都不客观了”，是啊，一个失去客观和判断力的人，其实就不必说什么了。

读者可以不关心我的这种个人状况，但至于“何以至此”却值得花点时间一探究竟，因为这有助于你产生了解一位优秀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的兴趣。我可是评论家啊，至少也是一个以写文学和电影评论为主的写手吧，客观和判断力都应该是随身之物，在品评和审美的对象面前我从来都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清醒。这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发生在接受森山大道之时出现了如此慌乱状态，大概又可以说明这个家伙有多厉害了吧。

森山大道作品

森山大道作品

如果你也好奇这种语言上极其肤浅和苍白的描述之下的厉害，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两本森山大道的画册和书，翻看一阵子，我觉得那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并且是值得的。

[1] 朱白，书评人，专栏作家。评述作品涉及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

大家书评

当外国人来敲门

——中日两国相同的“开国”经历，不同的历史书写

撰文/马少华[1]

报刊一些周期性的选题设置，往往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有一些选题的“周期”看似比较长，但其实可能是对当下社会议题和社会心理的回应。比如在刚刚成立了自贸区的上海，近一段时间的报纸上就有关于“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的报道（更多的可能是广告）。当然，也有说是“庆祝”的。但“庆祝”就引发了疑虑。因为，上海是怎么“开埠”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全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是怎么“开埠”的？这么一问不要紧，就问出民族情感问题来了——包括民族的耻辱感。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商口岸的打开——“开埠”本身，也意味着“打开国门”。而“打开国门”，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战败的结果。这就不免让人至今纠结。

我曾偶然在1901年9月的《清议报》上读到一篇转载自日本报纸的评论《中日兴亡之一关键》。该文作者的观点很独特，他认为，中日两国在近代之所以走上强弱异势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日两国外交启端之相异”。

所谓“外交启端”，即作为东方国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启端”，就是美国“水师提督”佩理“以军舰强请通商，日本遂大开国门”；而在中国，则是广州的英商的对华鸦片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鸦片战争和战后的“五口通商”。

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对于日本而言，“外国（即美国）以强大势力威吓强请”“使国民之神经为之冲刺，幕府之骄心为之挫折”，“当时有志之士，虽不胜悲愤，在今日观之，却若与我一佛棒耳”。所以，在该文作者看来，日本“开国”，接受外来事物就较少内部的阻力。

而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开端，始于英商的民间非法贸易，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一直取“哀恳”“恭顺”的态度，“苟不至损其利益，则唯中国官吏之命是从，中国因此益长其一层骄傲心”。林则徐在虎门焚烧了鸦片，“外人之在场观者，莫不称颂中国施政之公，以谀中国官吏，且英领事不敢单以此事遂至用兵，因是益长中国之骄傲，后虽屡被打击，而其顽迷尊大之性，终不可移。所以至今日之衰弱危亡之状态者，实开国时所遇之势有以使之也”。

上个世纪之初的这位日本作者的分析，虽然有简单归因的倾向，但的确耐人寻味。它启发我想到两国内部对于外来威胁性信息的反应效率问题。

美国人佩里所率军舰仅仅以军事威吓面对日本，就惊醒了这个东方小国。而一场真实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却不能惊醒一个大帝国——直到又过了50多年，被那个小国再次打败。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个中原因除了中国有比日本更为自信的文化资本之外，也可能反映出：中华帝国的内部信息传播—反应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举国动员机制，其效率明显低于日本。而这种信息传播—反应机制的效率，与国土幅员大小有关，与政治文化有关，与权力的层次简繁有关。而这里所言的信息，不是指靠“八百里加急”的驿马传递的动态消息，也不是指西方科学技术这一类静态知识，而是指对某一种大势的判断和意义的认同。它的传播速度，比前两种信息更依赖于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而不是物质化的传播工具。在今天也是一样。

此外，这篇文章还从中日两国所面对的西方列强的不同进行分析，即“中日两国开国事业之顺逆难易所以不同者，谓由开国当初之引导者不同”。

那么，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引导者”有什么不同呢？

英国当时已经侵占印度，其势力范围与中国相接，在东亚全面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而美国则跨越太平洋而来，初试通商于日本，并且一开始就“严禁输入鸦片，设海关，定港务，及教征收船舶之顿税”，因此不可能因保护鸦片贸易而发生战争。

这个观点其文阐述得不是很清楚，大意可看出英美两国的规范和文明程度相异，对中日两国的伤害程度也相异。无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是在日本，那个以军事威吓强迫日本“开国”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及其行动，是一直受到纪念的，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就是纪念文章。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把这个人物和这个事件当作是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在中国，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以及贸易、战争中的英商、英将，则一直在中国史书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两者待遇差异悬殊，恐怕不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有更宽大的胸怀尊重对手吧？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其中的“开国”这个词，就是“打开”的意思。而我们一般汉语语境中所言的“开国”，则是一个王朝或新国家的建立，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就是这个意思，“开国元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而日本这部史书中的“开国”，则是指“被人开国”——即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远征至日本江户湾，日本被迫签订条约，由此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政策，也由此走上了仿效西方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幕大戏就是明治维新。这个“开国”，是“打开”之“开”——哪怕是被迫的。

如果拿这种“开国”的含义来看我国，那么，我们相类似的近代“开国”比日本还要早呢，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被迫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但以此为起点，我国却走上了一条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道路。我们也有机会，比如洋务运动，比如戊戌变法，但都没有抓住，一直到几近“亡国”——首都数次被破，国土大半沦丧。而差一点“亡”了我们这个国的，正是比我们“开国”晚的日本。

由明治重臣大隈重信邀集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们合作撰写的这部鸿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既包括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珍贵回忆录，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教育、商务，乃至医学、数学、海运、铁道、通信等各方向重要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史。实际上，这部书的集体作者们都是怀着激动和豪迈的心情来写下这一段五十年“开国史”的。因为，这一部“开国史”正是日本由一个文化边缘的海岛国家走上世界民族之林，迈入世界强国的道路。我虽粗略翻阅，也不免被其感染，确实有令人深长思之的价值，因为，虽经百年，日本这部“开国史”，仍然是我们国家史书建设中所缺失的一类。

我想到，除了被梁启超贬称作“相斫书”的二十四史之外，我们还没有这样一部激动人心的豪迈史书，因为我们的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伤痛和控诉。当然，合作书写这一部大书的明治诸臣，当年也肯定没有想到日本在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最终被人“亡国”的结局。这也是令人感慨的。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所记录的翻天覆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我国史书中对王朝嬗替和储位之争的描写。而其历史价值也比后者大得多。

所以，以此相较，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史书，我们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传播，太留心于那些实际上价值并不大的历史细节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传统。它告诉我们，我们离一百年前日本明治诸臣的见识还有多远的距离。

翻阅《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偶然在《民间教育事业》一章中看到这样一段有传奇色彩的逸事：

天保十一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土佐渔夫中滨万次郎漂流至无人岛（今称小笠原岛）为美国商船所拯救，偕往其国。嘉永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自美国还，献世界通览、万国舆地图及美国书籍数十卷。及其六年美国提督柏理来航，其书颇为之用。万次郎亦擢膺要职。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日本与美国始缔暂定条约，继则俄、英、法三国亦效之际订立通商条约。至是幕府始警醒锁港攘夷之策不可复行。而回视前野、衫田等先觉者奋起译述兰书之时，盖八十余年矣。

这一段历史叙述颇为耐人寻味。除了那个渔夫的遭遇有一些传奇色彩之外，基本上都是历史事实的连缀。但是，这位渔夫起的作用，颇有象征色彩，他是第一个走出日本、走向世界的人，并且给日本带来了知识与信息，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这与日本“开国”重要起始点——美国“提督”佩里率领的军舰来航，也有着微妙的关系。而这些传奇性事件或历史性事件，与更早一些时候从另一个渠道接近世界的译书事业相比，到底哪一个对日本开放影响更大，似乎还说不清。因为后者并没有“事件性”。“非事件性”的行为，对历史的影响，在评价上往往并不如“事件性”的行为大。这可能是因为其显性化的程度不如“事件性”行为。

这篇《民间教育事业》还提到，日本最早接触和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兰学”）的人群，是一些医生——在幕府任职的医官。文中提到的有丰前中津藩的前野良泽、小滨藩的衫田玄伯。

“武人执政时代，医生讲学颇淹通，最为幕府及诸侯所器重。故明治维新以前咀嚼泰西科学之精华与其讲论方法者莫若医生。”

文中记那些日本前贤翻译之艰难，令人感慨。

打开日本思想开放之门的，竟然是一群医生！

如今回头来看这个与我国敌意越来越深的国家，彼此之间，已强弱异势。那个曾经成功的国家，似乎已不足为师。它们对那个屈辱的“开国”事件的价值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后面日本由此强大了，由此感激——这一点中国已经没法比。另一方面则也可以解读为——就像他们如今对美国的态度一样，是基于崇拜强者的民族性格。

在对历史的功利化书写中，你可能遮蔽价值和道义的标准；但是，在对历史的情感化、道义化的书写中，你也可能遮蔽那些本来可以强健国民性格的积极因素。他们可能失于彼；而我们可能失于此。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作者：〔日〕大隈重信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5月

[1]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有《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美国如何驯化日本

——评《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

撰文/维舟[1]

日本政治中常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一些政治家竭力扩大国家权力，并不顾邻国及国内的反对声浪做出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强硬行为，宣称日本也要成为正常国家；但另一面，他们却又都不约而同地强化美日同盟，以致美国稍示“失望”，便已足够让他们紧张不已。这其中的吊诡在于：日本之所以不能算“正常国家”，原因正在于它对美国的深层依附结构关系[田中派元老后藤田正晴在2003年便曾说过，日本已沦为美国的“附属国”（zokkoku）]；但口口声声说要摆脱这种状态，实现“正常国家化”（或“普通国家化”）的日本政治家们，却反倒更进一步倒向美国的怀抱，仿佛只要美日同盟牢固，全世界的反对都不成问题——这种心态本身，正是日本对美结构性依存的生动体现。

政治词语常带有迷惑人的意味。“同盟”一词便是如此：它乍看似乎意指双方平等结盟，但现实政治中则实为鲜见。正如2001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澳大利亚人明讲的那样，“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愿意为保卫美国而捐躯。这就是联盟的含义”。在美日关系中，这样的不对等甚至更明显，这不仅有当年日本战败的原因，还有种族上的因素。涩泽尚子在《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中证明：美国将日本视为未成年人、艺伎的想象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优越感，这使两者的关系在起初便建立在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日本对美国的依存，最直接的根源无疑是那次战败。在战败之前，美国乃是日本的敌国，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美英鬼畜”，美国文化对日本人也并无吸引力。据常任侠回忆，在二战前夕，日本的电影院里很少有美国片，“不像中国十之八九是美国片；在日本则欧洲英、法、德的片子也颇多”，那时的日本所醉心的其实是西欧文化，尤其是英德文化。传统上，日本人向来认为美国只是个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国家，在“精神”和“文化”上不足挂齿；直到战后初期，在日本基本没有美国文学的译著，英语只是选修课，美国以及美国文化几乎无人知晓。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战后日本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如何重塑日本国民对美国的认识，强化交流，以促成其对美国及美国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对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优越性的认识。没有这种认同，则美国对日本的软实力从何谈起？概言之，美国的使命是驯化日本，使这个“拥有燃烧着特殊能量和野心的少年”（美国银行家G.K.Weeks 1919年语）成为自己的小伙伴，而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少年管教所”的问题学生，而美国则应耐心教导这个幼稚、冲动、危险、不成熟的民族，使其在美国这个传教士的引导下走向文明。

显然，美国的战略极其成功。战后日本实现了民主主义、经济繁荣和抑制军事力发展这三大目标，这三者均有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一个民主、繁荣但没有威胁的小伙伴，将是美国的“资产”而非“负担”。战后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被占领国家，没有国家主权也没有外交关系，实质上是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殖民地，美国人得以全面推行其战略。约翰·道尔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曾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改革者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总督……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无疑，那时的美日文化交流——即美国软实力的载体——本质上从属于这一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这一点之所以重要，还不仅在于对日本产生吸引力，也是出于抵制苏联的影响力。在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精神上的真空状态使许多国民感到迷惘，这既使日本人毫不抗拒地接受了美国制度（“只要是从美国引进的东西，日本便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想买”），又使得他们可能会被另一种竞争性体制所吸引。1955年，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在访日后曾说：“既不能造成支配他们或者强迫他们的印象，又要让日本国民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答案是现成的：通过文化输出来将日本美国化。这首先需要将美国大量的文化产品翻译给日本人，不如此则无法将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展现给日本国民。来自美国的漫画与好莱坞电影，对日本国民的美国想象产生了巨大冲击。

美国何以能成功？除了美国强大的实力之外，有一点值得指出：美国在推行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心理。占领当局有意不去触动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保留其部分传统遗产，例如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和服从权威的意识。这样，诸多美日文化交流举措得以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它也利用了日本人自认比亚洲邻国优越的国民心理，尤其是对俄国自近代以来便怀有的恐惧与不信任感，阻止日本人的战争暴行记忆，同时更重要的，是将日本塑造成一种独特文化模式，暗示其根深蒂固的非亚洲性。这样，“一个在心理上疏远亚洲的日本从来没想过要加入亚洲大家庭，而是选择和美国绑在一起”（Gavan McCormack，《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事实上，英国和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它们在战后都极端亲美，而与自己所属地区的邻国摩擦不断，Ian Bremmer将之称为“三角帆三国”（JIBs），认为这三个国家都在心理上与本地区疏远，而无法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每到日本政治家不顾邻国“感情受伤害”而做出种种出格举动时，国人（以及韩国人）常会愤慨并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这种仅触及表面的直接感受常常未能意识到：日本政治中的这种种表现，几乎都可追溯到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安排，其谜底仍在日本对美国的结构性依存之中。不管日本政治家是高喊睦邻友好还是修宪扩军，他们无人能摆脱美国在早先给日本穿上的紧身衣，反倒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日本与邻国越发疏远而更紧靠美国，直到美国感觉这过分的忠诚不符合自己利益。

松田武在分析中也已意识到，美国对日的软实力，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结果：它往往既促进了繁荣，又使日本制度中某些原有的问题进一步固化和恶化，并“培养了众多永远也无法摆脱依赖性的心理结构的日本研究者”——其实何止是学者如此，日本的政治家及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松田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美国软实力的依存：他在序言中便已说明，他的独立思考极大地得益于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即“从别的视角来思考”（think otherwise）的“威斯康星精神”，“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我的血液之中了”。虽然他批评一些学者“丧失了作为日本研究者的主体性”，但他本人的“独立灵魂”也是美国文化教导的结果，甚至“软实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美国缺乏对日软实力，那两国关系将如何演变？答案恐怕是相当不乐观的。在这方面，冷战时代的苏联可被视为一个失败的案例：苏联虽将东欧牢牢把握在手中，必要时不惜展示自己的肌肉（硬实力），但它却长期无法铸造牢固的文化认同，因为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附庸国”的心目中，苏联这个老大哥的文化并无优越性可言，甚至还不如自己，更不用说与西欧、美国相比了。事实上，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中国人深信自己在文化上比苏联更优秀。这种文化上的低劣感，一直以来是俄国控制势力范围时最大的弱点之一。

当然，“软实力”也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战后日本的首相，如不能得到美国支持，是没有一任能做得长久的。这种“不应做我不喜欢的事”的“软实力”实有“硬实力”为基础的。松田武的著作主要讨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认同感，但这些自离不开政治等更根本的领域。在我看来，日本这种“半永久性依存”还有更深远的原因：同是战败，日本对美国的依存心态为何比德国强烈得多？原因大概是：和四大国分片占领德国不同，美国在战后是单独占领日本，在战后的地缘结构中，德国是多边框架，而日本却是单边对美，那种特殊的依赖感更强。

此外，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典型的投机主义国家，几乎每次都与国际政治中的最强者结盟：先是英国，然后是纳粹德国，之后是美国。这种心态更往前推，则是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下的边缘化状态——日本学者内田树将之称为“边民性格”，即一种自认偏离主流而边缘化、“自己不具备从零创造制度的无能的自觉”。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对美国一边倒的架势，与公元663年白村江之战后日本全面吸收唐朝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当时唐朝的“软实力”是日本人自己主动吸收的罢了。美日同盟，对日本而言，只是新的“华夷秩序”，是自己早已熟悉的结构。松田武在讨论中，处处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半永久性依存”或“依附”是不正常的、不好的，但或许对日本民族的“边民性格”来说，其潜意识里真正想的乃是如何利用这种依存结构，使自己所能得到的好处最大化。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

作者：〔日〕松田武

译者：金琮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1] 维舟，70后，知名书评人。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评《放浪记》

撰文/叶倾城[1]

我确实不喜欢林芙美子。

1938年，惨烈的武汉会战后，大武汉沦陷，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随大部队进入武汉。血腥的杀戮在她笔下是这样的：“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这也许能说明，在我阅读《放浪记》的时候，厌恶与同情为何会杂糅在一起，混乱地出现。作品与作家到底血肉相连，不爱这个人，还能不能爱这部作品？

要说林芙美子的故事，先要从她的父母说起。她母亲林菊，是旅馆老板家的女儿，天生丽质且感情奔放，曾三次与男人同居，并分别生下三个私生子女。她父亲宫田麻太郎，小林菊十四岁，是从事和服买卖的云游商人，在林家投宿时与林菊一见钟情。家人反对林菊远嫁，林菊却不顾一切，随宫田远走下关，并于1903年生下了第四个私生子：林芙美子。因为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所以芙美子登记在舅父名下，从母姓。父母的漂泊成为林芙美子骨子里的血，也奠定了她一生流浪的基础。“从我父亲那时起，我便失却了故乡。因而旅途就是我的故乡。”

林菊的前三个孩子，都是交还男方家里的，芙美子是唯一一个跟在她身边的，是实质上的独生女，独得母亲所有的爱。但八岁那年，一场风暴吹入芙美子幼小的人生。父亲聚敛了可观的家财后，执意将一位艺伎领回家中。“那天正是旧历正月，下着大雪。母亲带着八岁的我离开了父亲的家。我只记得，去若松必须坐船。”林菊是魅力不尽、永无空窗期的，这一回，陪在她身边的，是原来为宫田经营商店的经理泽井喜三郎，小她二十岁。

母亲和继父做过工，也行过商。“那之后，我就过上了无家的生活。无论走到何处，皆有置身于小小客栈的感觉。”小客栈里，有矿工夫妻、镶了假眼的流浪说唱师、狂人、卖蝮蛇假酒的骗子和失了拇指的妓女。芙美子记得，有一次和妓女一起去洗澡，看到她的腹部文身，肚脐是一条蛇，喷吐出鲜红的舌头。作为孩子的芙美子，目不转睛盯着那浅蓝色、可怕的青蛇文身。

小学四年她转学七次，没有交到一个亲密朋友。十二岁，芙美子休学当小贩，去矿山卖扇子、化妆品、一文钱一个的夹馅面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无论赚多赚少，母亲都给她三文零花钱，她拿来买双儿美人的故事书。

长大后，流徙岁月里，经常有人问起：“你的故乡在哪儿？”她只能答：“说不上什么确定的故乡。说起来，原籍是东樱岛。”求职时的履历书要写原籍，她还注明那儿是温泉胜地。“然而写得那么远，谁都不相信。”于是她干脆将原籍改成了东京。

而她最眷恋的城市，是尾道。1931年她创作的《风琴与鱼町》，开篇第一句：“父亲的手风琴拉得真好。”以小女孩的视角，娓娓记述了一家三口在尾道清贫而温馨的日子。后来因为父母在当地欠债太多，芙美子无法再回尾道。“然而，对那度过了少女时代的海边小镇，却怀着恋情一般的憧憬。”

也就是在尾道，她遇到了初恋。

15岁那年，初露文学才华的芙美子进入尾道市立高等女学校（现广岛县市尾道东高等学校）就读。为了筹措学费，她夜间还去帆布厂打工。私生子的身份、穷困的家庭环境、平凡的外貌，都令她不愿意与人接触，躲进文学的世界。她也因文学，与一位土豪家的公子冈野军一相识相爱。毕业后，更随着去明治大学读书的冈野来到东京，开始比翼双飞的同居生活。

这段恋情遭到冈野家人的极力反对，因为芙美子的来历不明。冈野家人说：“不能找个姑娘，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芙美子多次哭泣，想到万一怀孕该如何是好，便跑到长谷司的墓地，在碑石上拼命撞击腹部。冈野让她安心，说：“你长期受苦，对人失去了信心。可你要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相信我。”

但1923年，大学一毕业的冈野随即回乡，自此音信全无。翌年1月，苦等数月的芙美子找到对方家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找别人说吧。”男人只说：“我是个无法依赖的男人，算了，望你喜结良缘。”之后，冈野与同级毕业的一位女护士结合。

“他的话至今让我心动，是他送我那本《萨宁》，也是他教会我如何恋爱，是他第一次把我带到东京，也是他对我信誓旦旦……我们彼此曾坚信不疑，那么努力地工作，甚至忘记了养父和母亲。然而，那些肤浅的、年轻的恋情岁月，却比泡沫更加虚幻。”

爱人远去，日子还要继续，林芙美子在东京，开始动荡求存：给作家近松秋江当女佣；摆地摊，为此需要贿赂地头蛇；给学生当助手；在玩具厂当女工；在牛肉菜馆当女侍……最山穷水尽的时候，甚至还考虑去玉井（私娼区）卖身。

日子再困难，众人都嘲笑一个女工的阅读书写，她却仍然没有放弃文字：断断续续地读，持之以恒地写。十年放浪生涯，攒下几十万字日记，就是后来她最著名的作品《放浪记》。

看《放浪记》，简直无法不令人起痛惜之心：玩具厂的工作，每天定额350件，日薪仅为七角五分。而开销是这样的：三叠大的小客栈铺位，一宿是三角钱；肉豆腐盖浇饭是一角钱，杂煮和泡菜的一顿饭，是一角二……她就着咸菜吃茶泡饭，觉得太阳如萝卜切口。而除了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外：她还买稿纸，六分或八分一叠，腰带一块钱零八分，烤鲫鱼一角，以及美颜水，两角八——读到此，我不由微微一笑，困窘至极，仍不泯灭爱美之心，是日本女子的天性吗？

还有那些单身女子一定会遭遇的困境：被上司性骚扰，她尖叫抗拒，上司皮笑肉不笑地说：“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坐船出海，看到一双铁青的大手就在帐外，随时可能突发兽行，不敢做什么，只能大声咳嗽，被好心人救了。同住的女学生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老头子父亲。为了生存，她也接受过客人的礼物，对人低声下气，忍耐人家“仿佛来到小妾家中”的轻狎态度。她身边就有年轻的女子，为了一件大衣和戒指的虚荣，轻易走上卖身的道路。

母亲给她安排过相亲：“京都圣护院煎饼屋老板的儿子。在市政厅工作，是个好男人。”而牛肉面店的少年阿良，向她提起柏拉图——是太知道她不可能以身相就吧？那么能远远地看着她，也是好的。

《放浪记》里记录的，是她的苦难，也是全世界底层女性的共同命运。

困顿中，她结识了话剧演员田边若男。田边向她诉说前女友的无情无义：“每一次巡回演出，我都帮她拿包……那娘儿们却背着我，穿着睡衣悄悄钻进别人的房间。”

总之，都是人家的错，他是深受伤害的薄命男。文艺男的样貌，大致相同。

天寒地冻里，两个瑟瑟发抖的人，必须相拥取暖。芙美子嫁了田边。一旦生活窘迫，田边就让她去典当衣服，她心甘情愿。当她无意中发现柜子里有一张面额很不小的存折时，还是百感交集、很不是滋味。

而田边竟与人有染。“我悄悄跟到男人住下的公寓，蹑手蹑脚爬上宽大的楼梯……我看到那个男人——曾经倚着我的胸膛哭泣的男人，居然和那个扎着桃形髻的女伶，像鱼一样地缠在一起。”婚后两个月，他们仳离，一场欢爱如梦无痕。

田边后与一位艺人结婚，数年后，他的妻子因肺炎病逝。

又只剩下她了，赤裸裸地受着苦，冬天脚上长满了冻疮，夏天患上脚气——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暴露一切，包括丑态百出。不矫饰、不造作、不美化。她不是“绿茶”也不是女神，她只是一个相貌平凡、有一切人类丑态的人。

不过她的爱，真是来得疾如风暴，几个月后，她便遇到野村吉哉，不得志的诗人，穷困潦倒，患有肺结核，“嘴唇红得吓人”。

野村性格古怪，他“抱紧我压在身上，说要让我和他同病相怜，拼命地将肺里的气息呼在我脸上”。自私冷漠，芙美子的母亲来看望他们，他照样不理不睬；行事几近无赖，芙美子去酒吧打工，他借口“去视察敌情”，不打招呼就直接过去，把芙美子吓得不敢出声；他对芙美子多次詈骂，说她是“又粗又短的猪脖子”，还拳打脚踢，用饭碗砸她，抓着头发把她按到榻榻米上毒打，还动过刀。

这种日子，林芙美子不止一次想到死，“也许，我的人生已到尽头。我想去死。这样子活下去真是太累了。一个人的时候孤寂难耐，两个人一起又更加痛苦，这个世界真是虚幻无比”。一年多后，正如之前的每段恋情，芙美子与他分袂。

而饥饿是芙美子永远的主题：当女侍，伙食是魔芋，旁边就是要送出去的餐食：黄澄澄的炸鸡排；她每天每天吃白菜，白菜里加酱油，没有肉。肉烧白菜，是她幻想之中的菜肴，一种梦想。每当路过鱼店，她得闭上眼睛憋住气。母亲来看望她，带了火车上吃剩的盒饭。这样的伙食在她笔下是：“我脸也顾不上洗，赶着吃那散发着木质清香的盒饭。红色的鱼糕片，梅干酱炒牛蒡丝，还有魔芋条炖肉金针菜。我真是大快朵颐。”她写得越兴高采烈，我们看得越心酸。

多么像中国的萧红，极度饥饿几乎令她半疯狂：席子能吃吗？桌子能吃吗？萧红终于早逝。芙美子比萧红幸福，大概在于，23岁那年，她遇到了学画的手冢绿敏，结为夫妻，性格温存包容的手冢一直陪伴她左右，直到她生命的终点。并在她去世后，整理她的著作及文献。

所以，早恋是有好处的，可以分手许多许多次，心千疮百孔，身体仍是绮年玉貌。一连串爱恨离合，仿佛已经地老天荒，但有时候，最后一个糖葫芦是好的。她对手冢不是没有怨言的：“他是一个以作画为生的人，却因为善良而无法营生。尽管结婚七年来，我始终暗自欺盼他能够找到一条营生之路，然而时至今日，除了侍弄庭院和作画之外，看不出他有一点想要工作的想法。”但他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也令她进入一生中最稳定的创作时期，完成了《清贫记》《牡蛎》《浮云》等诸多作品。

她把多年日记整理成书，在杂志上连载，大获成功。1930年出版单行本后，两年间，销量达六十万册，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超级畅销书。她过上了安居乐业、爱人陪伴的生活，也有一位小女佣照料她了，正如她当年伺候别人。十年放浪生涯，至此终结。

《放浪记》是这样诚实的一本书：“西洋诗人矫揉造作，崇奉虚构。我却想抛开那般矫饰，饿了就写作饿了，恋慕就写作恋慕。这种诚实的写作无法成立吗？”所以里面真实、琐碎、丑陋，变异，无所不包，连母女在山野上拉屎的细节都一一备记。林芙美子本人也极其偏爱这部作品，曾自言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死后作品还将流传下去。但我却有一种自信，唯有这部《放浪记》还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如果林芙美子在这时去世，世人会为她感叹说：红颜薄命，天妒英才。但她活到了战后。在侵华战争期间，她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与其他文人记者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笔征”，以笔为武器，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为侵略者鼓而呼。林芙美子作为笔部队唯一的女作家，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芙美子，为国上战场。——请原谅我下意识的油腔滑调，我只是在想象当时日本的媒体文章。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作为唯一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荒凉的武汉平原”？

不，武汉是九省通衢、烟火繁盛之地；江汉平原是天下粮仓，素来肩负“湖广熟、天下足”的使命。是什么令它们荒凉？侵华日军。

我自命并不偏狭，从来不因为中日之间的情仇，对日本文学艺术有所偏见。我为山口百惠的《绝唱》哭泣，我为《小意达的花儿》伤感，想起《24只眼睛》，我叹息。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都是灾难。但对参与战争者，绝不原谅，绝不同情。那段时间的林芙美子，极力用文字诗化美化残酷的战争，毫无反思，还尽情展示了勃勃野心。她在《战线》中写道：“真想把武汉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

而这，是不是她的错？某种意义上，所有女人都是政治盲。大部分女人没有立场可言，亲爱的人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他们的立场。张爱玲会说：“对近代史没兴趣，它劈头盖脸打上来。”林芙美子读书不多，行事全凭动物般的直觉，《放浪记》里几乎完全没有对现实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她念念叨叨的无非是：我要活下去，找一个爱我的人，写小说。她不关注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她对家或国都没有要领。但无知和自私自我，从来不是赦罪的理由。

那期间，芙美子曾三次赴华为侵华日军鼓而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东南亚多地。后来战事吃紧，她退居夫家附近。1945年，和平了，她重返东京，写下《晚菊》，获第三届女子文艺奖，是她一生的巅峰。1951年，她因心脏病去世。故居现已成为新宿区林芙美子纪念馆。

直到现在，《放浪记》仍然深受读者欣赏，曾三次搬上银幕。最后一次，导演是成濑巳男。而光成濑一人，就先后六次把芙美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还包括《晚菊》《稻妻》《饭》等。

而在《放浪记》的结尾处，成濑安排了这样一幕：送走访客的芙美子，重回案头，写了几行之后，倦极，伏案而睡。亲爱的手冢过去，轻轻给她披上了衣服。

看到这一段的我，竟然有泪盈睫，为她前半生的苦难终于得到报偿。但，《放浪记》能抵消她的笔部队生涯吗？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武汉平原，会如何回答？在读者之外，在女性之外，我是中国人，而像亿万国人一样，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放浪记》

作者：〔日〕林芙美子

译者：魏大海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1] 叶倾城，作家。著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住在内衣里》《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麟夜》等多部长篇小说。

尽精刻微的日本“冰鉴”

——读刘柠的《中日之间》

撰文/张石[1]

最近，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两国中很多媒体、学人等或出于“民族义愤”，或出于商业动机，或觊觎“一鸣惊人”，多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凸显对方国家的“丑陋”与“敌意”，酿就“群情激奋”的“民族自尊”。由此迫使舆论泥沙俱下，失去了细致观察、冷静反省、精密分析的余裕，也使中日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日渐倒退，雾里看花，一片模糊。近日读了中国东亚学者刘柠的著作《中日之间》，不由得深为作者冷静的思索、精辟的分析和澄澈的视点而动。此书在高屋建瓴的鸟瞰中寻幽探微，在纵横开阖中析缕分条，不失为近年来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中的“冰鉴”。

焦点透视，高屋建瓴

文化论其实就是文化释义，由于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中日两国学者历来具有整体上的不同风格与方法。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接近，重理论与逻辑推理，而日本人重精密的实证与资料的占有。重理论与逻辑推理有时高屋建瓴，容易把握事物的整体趋势，但容易发生“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树无枝，远人无目”的模糊性，而过于注重实证的日本式的释义，可以把握事物的精微之处，但往往发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定位性缺失”，反倒让人难以把握事物的真相。而刘柠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不仅对日本文化的内涵有深刻的了解，并深受日本精密的考证学风影响，同时在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有颇深的理论造诣。因此，他的日本研究在高屋建瓴的鸟瞰中有精细入微的焦点透视，在还原本质中有独特的建构。

如书中《日本政治资金的起源、构成及其法律限制》一文，首先详尽地论述了日本政治资金的“发展史”，在日本政治大历史的背景下析缕分条，总结出架屋叠床、环环缠绕的政治资金的小历史，而作者在把握历史矿脉的同时，绝不忽视历史细节，经常假以精确的数字，使其释义严整而精密。他在文章中写道：“作为在战后日本社会呼风唤雨、根深叶茂的老牌执政党，自民党的派阀大佬可谓个个身手不凡，精通‘炼金术’。譬如，处于主流或准主流地位的派系，往往要在选举前举办招待会，以联络感情，这种招待会只赚不赔。如1987年中曾根派举办的一次派对，发出1万多张招待券，每张2万日元，共收入2.088亿日元，刨除850万日元的场地费和饮食费外，净赚2亿多日元，利润率高达96%。而中曾根派在自民党中毕竟是少数派，敛财能力其实有限，与竹下派、福田派等实力派阀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在注意行文的流畅、可读性与美感的同时，刘柠非常注重以翔实的数字突出细节，书中的许多文章，如《日本人的身份证》《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看民主党治理官员“下凡”》等都具有这个特点。

但是，文化的释义如果仅仅停留在精密考证上是不够的，释义的本质不是将事物孤立为“最独特的东西”，而是设法找到被释义对象在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位置，也就是找到它与其他文化符号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广泛，其联系方式越丰富，对象也就越具有典型性和启迪性。我们可以以一部文学作品为例，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名著，正是因为它的释义者——批评家在最广泛的符号系统中为它找到了联系的“关节点”，在形而上的层面，找到它与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的联系；在形而下的层面，找到它与阶级、阶层、风土、社会等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观察者知识的完备性与认识的深刻性为什么有时比大量地占有资料更重要）。对历史事件的释义也是如此，仅仅考证出历史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精准的事实因素是不够的，它对后人的启发与警示，更来源于释义者对这一历史事件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所隐藏的复杂与微妙的关系的激活与揭示，并由此做出精准的历史定位。对一种文化载体的成功释义，不仅取决于释义者对其本身的“独特的质量”的测量，更取决于对它所包含的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发掘。对于文化的载体来说，质量应是最能唤醒关系的存在。

刘柠在重视学术细节的同时，也善于把他所释义的对象放在更广阔的“关系”中，为其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精准的文化定位。如在《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把五四运动放在“1918年，历时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30多个国家间进行战后处理，重建‘国际新秩序’”这一大背景下，细致分析五四运动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的内在联系，然后又把舞台移到中韩留学生从事独立运动的日本，进而得出精辟的结论：

五四运动即使不是“被选择的”，也确确实实是“被刺激的”结果。当然，这种刺激不仅来自被奴役的韩国，也来自奴役者日本。而且，这种刺激，既有负面的一面，也有正面的一面。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其总体特征是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后者给韩国、中国以负面的刺激，客观上构成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作用力；而前者则相反。

就这样，作者以韩国的三一运动解读中国的五四运动，又以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解读大正时代的日本，在“三点测量”中完成了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内涵的发掘及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画龙点睛，犀角独探

《中日之间》的每篇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但是本书是以轻松的笔调、优美的行文、生动的事例构成的文化随笔集，阅读它是愉悦的、非刻板的，同时能获得重要的学术性启迪与文化信息。这种文本风格的建构，来源于作者多方面的努力，而在行文中善于对话语对象进行画龙点睛、犀角独探的总结，形成提纲挈领的简洁而透剔的语境是一个重要因素。

又如作者在《核电大国日本的前世今生》这篇文章中，不仅详尽论述了日本核电发展的历史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背景，而且以生动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语形成提纲挈领的结论和生动的语境，作者在文中指出：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电大国陷入困顿期，欧洲国家则开始出现脱离核电的倾向。但事件对日本影响却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兆瓦）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之所以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动力来自所谓“国策民营”（即政府规划，民间电力公司运营）的二元体制：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官僚力主发展核电；而核电产业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日本媒体历来不乏对“原子力行政”的批判。

在这里，作者用“国策民营”和“反哺”这两个关键词，单刀直入，直逼日本核电事故的“人祸”本质。

在日本，负责监督原子能安全的安全保安院，是经济产业省的直属机构。推进原子能发电的组织与安全监督组织并未相互独立。它们和东京电力等电力公司，以及核电站推进派政治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利益共享的“原子能村”。

从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可以看出，这个“原子能村”是一种互相包庇、掩盖，有福同享、有难共逃的共谋体制。

据日本共产党众议院议员盐川铁也调查，东京电力的副社长席位成了监督官署经济产业省退休和退职干部的“指定席”。迄今经济产业省的“两退”干部，到10家电力公司再就职者共计45人，包括：东北电力、九州电力各6人；北海道电力、东京电力、北陆电力、关西电力各5人；冲绳电力4人；中部电力、中国（日本一地区名）电力、四国电力各3人。

这些电力公司都与核能源发电有关。在这种官商勾结结构下，经济产业省对核电力公司的安全监督必然会松懈而暧昧，因为电力企业不愿意投资没有利润、只有成本的安全设施；作为利益共享方的经产省和核电站推进派政治家，自然对东电言听计从。

这种利权共享的“原子能村”结构，早就埋下了福岛核电站危机的种子。

1988年末，福岛第二核电站3号机组的冷却水再循环泵内，掉入脱落的螺丝和垫圈，共响起3次警报声，东京电力一直隐瞒事故事实。直到1989年1月6日，异常警报再次响起，才向福岛县政府报告。当时的县知事佐藤荣久佐大怒，痛批东电的隐蔽体制。

2000年，有东电职员内部告发说，东电长年隐瞒设备检查记录，连支撑核反应堆炉心重要零件的损伤都隐匿不报，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没有到现场调查，只是把事情通报东电，让后者自行调查。东电后来回答：调查过了，没这回事。直到2002年8月29日，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才将此事电传通知福岛县。而这些隐蔽行为的叠加，正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的前奏。

而追其根源，正像作者所概括的那样，来源于日本核电事业“国策民营”的结构与核电企业对官僚与政治家的“反哺”。

虚己求真，澄澈视点

《坛经》中云：“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这句话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事物的运动来源于“心”，似乎是主观唯心论，其实六祖慧能在这里另有深意，那就是我们认识事物时，必须虚心静气，只有心如止水之时，事物的本质才能映现在我们澄澈的心灵之镜中，不然就会发生“人有亡斧者”之类的先入为主的认知错误，以至于“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人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俄而掘其沟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皆无似窃斧者也”。当然，认识客观事物，不可能完全除去主观因素，但是尽量虚己求真，克服先入观念，获得澄澈视点，是逼近事物本质之释义不可缺少的学术修养。

《中日之间》中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少有情绪化的因素，没有所谓的“义愤”和“崇拜”，尽量避免将感情色彩涂抹在释义的对象中，尽量不让情绪扭曲对象的形态，结论来源于事实，褒贬留给读者，由此获得了一个澄澈的“释义镜像”。

书中对许多人物作了历史钩沉，如李大钊、齐世英、梅屋庄吉、野坂参三、川口孝夫、清水安三、永田洋子……但是在刘柠笔下，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无论是伟人抑或恐怖主义者，都获得了一个澄明透剔的“原尺寸镜像”，而作者像一个尽职的“清洁工”，以他娓娓道来、不抑不扬的笔调，呵护着此“镜像”不被恩仇、好恶等情绪的“尘埃”遮蔽。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澈的“镜像”的获得，来源于有关释义对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对事实关系的精微把握及作者虚己求真、白水鉴心的视点。与其说作者在叙述历史，不如说他正在努力“擦亮历史的眼睛”。

《中日之间》

作者：刘柠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1] 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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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了解日本

整理/赵琼

死忠，《叶隐》所承载的日本民族性

说日本总要说到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其民族性影响颇深，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所以要了解日本，就必先了解武士道，而研究日本武士道者，必以《叶隐闻书》为首要。《叶隐闻书》，一般只叫它《叶隐》，计十一卷。卷一卷二题为教训，由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类似明清的清言，通常被当作武士道第一经典的，主要是这两卷。卷三至卷九记述佐贺藩历代藩主及武士的言行，卷十记外藩武士言行，卷十一附录，这些卷大体为事例汇编。

佐贺是樟叶遮隐之地，德川家康封锅岛氏为佐贺藩主。山本常朝（1659～1719年）是佐贺藩武士，也就是地方公务员，从9岁起服侍锅岛光茂，当其撒手人寰时，本想跟了去，但当时已禁止殉死，代之以出家，时年42岁。“无论山奥土下，生生世世守护主人之心乃锅岛武士之觉悟，吾等之真髓”，这就是《叶隐》的根本精神。

《叶隐》之教，叫作“武士道”，其教说是不管主君如何，都必须一忠到底。对于死，《叶隐》宣扬舍身，以死“奉公”，而且以死“忍恋”，以死“喧哗”。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发布《喧哗停止令》，禁止拔刀解决纷争，偃武兴文，而山本常朝的态度，是对已过去的时代及秩序的眷恋。他打算为藩主殉死，也足以表明其心态之守旧。为主公效忠，主动赴死，这种思想有扰乱社会之虞，所以《叶隐》被封杀多年。

但《叶隐》在佐贺的藩校并不曾被用作教科书，它最初刊行是1906年，打赢了日俄战争，整个日本正处于好战的狂热之中。刊行者中村郁一把此书呈献乃木希典陆军大将，数年后乃木携妻为明治天皇殉死，或许是此书面世的第一个影响。大正年间印行《叶隐》，偏巧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是佐贺人，为之作序。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1937年，《叶隐》一下子风行起来，被当时的日本军国青少年奉为圣典，“武士道就是找死”一语足以支撑特攻队捐躯。战后，“叶隐武士道”被痛加批判，丢进故纸堆。1967年三岛由纪夫出版《叶隐入门》，说“它是提倡自由的书，它是提倡热情的书”，《叶隐》由此翻身，并跟着他走向世界。1969年收入日本名著丛书，《叶隐》一书这才成“古典”。

《叶隐》是一部全面了解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重要原典。

《叶隐闻书》

作者：〔日〕山本常朝 口述/[日]田代阵基 笔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李冬君

出版时间：2007年5月

老丑，日式审美的恐惧

川端康成，1968年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获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当他在瑞典科学院领奖时演讲了《美丽的日本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在这篇文章中川端康成引用了诸多古典文学诗词，来抒发自己对于日本、日本这个民族的美的体验。

从温婉的《雪国》到孤寂的《睡美人》是川端文学美的演变——战前的川端文学是一种伦理性很强的文学，伦理意识压抑了官能的美意识，二者达成了妥协，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描写“连女性的手也不曾握过”（见《文学的自叙》）的纯情。而在战后，这种妥协关系破碎了，官能的美意识渐渐取得了自为的主体性。

《睡美人》是川端康成晚年的代表作：在一个秘密旅馆，专门供应用安眠药弄睡着了的美人给老人们玩弄。这些丧失身体机能的老人，如果以醒着的女人为对象，一定会因为自己的老丑被印证而无地自容。作品的主人公江口老人是个例外，他还没有完全丧失身体功能，因此他玩弄睡美人时还含有人性的机微。但他没有用这点机微来满足欲望，而是利用这点能量生发出无数回忆和联想，从而使过去活生生的生活与现实的虚假形成了对照。最后，小说是以一个吃了过量安眠药的睡美人和一个老年旅客的死而告终的。

这世界并非只有幸福与健康，丑在很多场合是必然的，是宿命。在人性被压抑的世界，一定有人会走向衰败、堕落、疯狂。知道占有美的幸福的人，也应该知道被丑占有的痛苦。作为艺术家，如果不进入这丑之中，不深切地体验这丑的剧烈的痛苦和凄楚的宿命，就没完成艺术家的使命，表现“真、善、美”的艺术家也只有进入、表现、拯救了人生的“魔界”——丑的宿命之后，才能进入真正完全的艺术的“佛界”。川端康成晚年的创作，就是试图以进入“魔界”为手段，达到这种至高的艺术极地。《睡美人》所表现的，就是“魔界”，也就是人生丑的宿命。在这篇貌似“色情”的作品里，读者并不能体验到官能的性刺激，而是深刻地体验了丑的宿命的深沉痛苦和这痛苦寻求救济的焦渴。

最后，作者用死来结束这部作品，进而把丑的宿命推向了永恒。老人的死证明了他们永远不能拯救自己，姑娘的死证明他们永远不能被拯救。他们企图用模拟的死证明自己生的真实，其结果却证明了自己生的虚假；他们企图用沉睡的美洗刷自己的丑，结果更清晰地映现了自己的丑陋。他们虽然获得了对姑娘身体的支配权，然而他们不可能被承认为人（特指小说中的场合），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承认他人是人，同时也被他人所承认。而《睡美人》中的老人们，不能满足成为人的条件中的任何一项，他们丑的悲剧、丑的宿命是地狱般的永恒。

《睡美人》在艺术上是川端文学的顶峰，川端独特的艺术在这里达到了极境。梦呓，象征，色彩斑斓的意识之流，细腻、迷离的官能之网，构成了一个内容极其复杂，组织极其严密、精微的文学世界。

《睡美人》

作者：〔日〕川端康成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叶渭渠，唐月梅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今天如何阅读日本

中国人写日本，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清末黄遵宪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民国周作人为代表，第三阶段是抗战后的一些台湾文化人，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赴日的大陆人。李长声是80年代后赴日写作的代表之一，他认为中日之间有三大差别，“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中国多民族，日本基本上单一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日本自诩万世一系”。也因此，中日虽然只一水相隔，差别却千年有之。

李长声长年生活在日本，他把源于阅读的对日本的理解，在生活中去体悟、去验证。比如，他谈到日本人为何在战争中那么凶残，他说这是二三子的问题：日本的长子才能继承家业，次子三子只能给老大当长工，或过继给别人、入赘。“当兵是二三子的出路，明治维新以来上战场的主要是他们……没有土地，没有一技之长，人生是绝望的，诸行无常，不由地追求像樱花那样暴开暴落，做事也格外残暴。”又如，他分析日本人喜欢复仇的心理，“名誉，面子也，要面子的事随时随地都会有，武士以此找死，杀人或自杀。对名誉的维护甚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复仇带有一个情字，很容易打动人心，况且人们也借以发泄对恶势力及当权者的怨恨，这正是武士小说有读者市场的根由。”洋洋万言，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详细介绍了复仇现象的渊源，直到明治政府才立法禁止。

这些都是在《纸上声》一书中作者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很是有趣。这何尝不是中国人想知道的日本呢？不仅如此，书中李长声读漱石、芥川、松本清张，恰好接连点出了三个时代：明治、大正、昭和；更直言：读漱石如读明治，而芥川则为大正翘楚之一。至于清张，先生虽未明言，却也足以担得起昭和的“担子”。通常为作家草草贴上时代的标签是危险的，但这里上述标签全然没有暗示漱石足以代表明治的文坛或是漱石小说里的风情足以覆盖明治时代的意思；相反，倒是在提醒读者要留意漱石小说的诸多细节所对应着的明治时代的社会风土或当时文坛的风云际会。这本身，便是小说与社会史之间的一种对读。

这便是李长声惯常地对日本、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观察和写作，言语间透着些“这事我最有发言权”以及“人家也没你想得那么严重”的意思。譬如他会讲小林多喜二被警察拷打致死，当时文艺界同行口诛笔伐当局暴行，写些《悼念小林君》之类的文字，结果作者笔锋一转，说日本的左派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改弦易辙，进行了十多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此树倒猢狲散，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冥顽不灵。又屡提及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卫队集体喝倒彩，可见战后不过十多年，军国主义早成明日黄花，无人捧场。

正因此，李长声先生被称为“知日作家”，他的书自然是“知日”的好读物。

《纸上声》

作者：李长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李长声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7

（大家）

ISBN 978-7-5097-6105-2

Ⅰ.①中… Ⅱ.①李… Ⅲ.①中日关系-研究 Ⅳ.①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028号

·大家·

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

主编/李长声

执行主编/贾葭

助理主编/赵琼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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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字数/186千字

印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105-2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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