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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田文昌：走出律师制度的认识误区

刘文元：解决律师执业难需要法律的进步

付洋：从未出过庭的律师

袁裕来：我的那些事儿

唤醒“法律睡美人”的使者

中国律师是什么？

田文昌：走出律师制度的认识误区

王和岩 | 文

被称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田文昌，从1985年从事兼职律师开始，至今已执业超过25个年头。

25年来他辩护过许多著名的案件，曾被誉为正义的化身，但也曾被蔑称“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之一”。

对于这些看法，田文昌并不十分在乎，他认为关键是要对律师制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事实上，尽管目前中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很快，但对律师职责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很大的误区。

田文昌认为，在过去老一代人的心中，律师就是施洋、是工人领袖、是革命先烈，为穷人说话，舍生忘死。老百姓对律师和法律服务没有客观认识，很多人直到今天在认识上还有误区。

“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对律师要么天使化，要么妖魔化，是对律师定位的曲解。”

上世纪90年代初，田文昌相继代理了受害人控告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案、81名乘客向西北航空公司索赔案等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一时间，在众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正义的化身，是包青天。于是，发生了很多令他印象深刻的尴尬事。

一次，一位40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到京都律师事务所，找田文昌咨询民事案件。田文昌给他做了详细的分析，对方也很满意，准备签委托协议了，谈到律师费，“一听说我要收律师费，他很惊讶地说：‘你也要收费？’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算我看错了人。’起身走了。”

还有一个30多岁的上访妇女，找到了田文昌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家，见到田文昌，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话：田教授救救我，人家说公检法都归你管。“这样的例子很多，它很能说明当时社会上对律师制度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

令田文昌忧虑的是，不独社会上对律师制度有不少偏见，包括律师自身也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重视。

2003年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田文昌，主持人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田文昌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王志又问：如果律师的职责和社会道德冲突，还是如此吗？田文昌答：还是如此。这个回答当时引起了很多人包括同行的非议，指责他扭曲了律师维护正义的形象。但后来修订后的《律师法》，明确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排在了律师职责的第一。

田文昌认为，这就是进步。它表明这些年来他和一些同行的呼吁还是在发生影响。

田文昌表示，律师制度本身是舶来品，对它的认识肯定需要有个过程。他还说过一句同样引起了很多争议的话：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

“很多律师不同意，说怎么不代表正义？你不代表我代表。我说，律师是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怎么能说代表正义呢？当然律师可以追求正义，但代表正义与追求正义是两回事。律师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追求正义，就是通过对法律程序的整体参与去维护和体现正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职责定位问题。”田文昌说。

中国律师制度的四个阶段

出身学者的田文昌，将中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作为舶来品的律师制度在中国历史渊源仅为百年。古代中国只有讼师，没有律师。有些人认为讼师和律师的渊源差不多，在田文昌看来，两者完全不同。最直接的体现是，律师在法庭上有发言权，而讼师从来没有，只是代写文书。

在中国，首先提出现代法治概念是清末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他第一个引进德国、日本的法律制度，也包括律师制度，但很快清政府就垮台了。这是第一阶段。

辛亥革命后，1911年至1949年。当时民国政府主要引进的是德国、日本的律师制度，有一定的发展。但因为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律师制度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曾经出现过几个有名的大律师，如施洋、史良等，但数量很少，也很难发挥作用。随着1949年政权更迭，第二阶段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始于1953年，新政权借鉴前苏联制度，开始建立中国的法律制度。当时北京的张思之律师首先受命组建法律顾问处。随后几年，全国律师数量增至数百个。但是1957年反右，几百个律师全部被打成右派。律师制度整个被摧毁。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给坏人辩护的人也不是好人。受此影响，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中国没有律师。

1979年，中国历史上开始第四次重建律师制度，发展至今30余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律师制度的只有100年，而这100年中，律师制度真正得以发展的只有最近这30余年，跟国外的律师制度发展历史相比差距很大。这是对中国律师制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历史性原因。

田文昌其人

1985年，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田文昌开始做兼职律师。

回忆起最初做律师的日子，田文昌的脑海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有趣故事。他说，那时，社会上老百姓对律师这个概念非常陌生。节假日，他们常常带着政法大学的学生上街搞普法宣传。在西单、东单、北太平庄等地的大街上，打着横幅，摆着桌子，进行义务法律咨询。一开始根本没人理睬，后来开始有人在远处观望、交头接耳，再后来凑上前观看，没人敢问，再后来有人在跟前围着看着，乘人不注意，逮着一个，拽着胳膊和衣服，拉到小胡同去偷偷摸摸地问。

“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如果有人问法律问题肯定不是好事。人们对法律和律师的概念都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田文昌说。

做了20多年律师，代理过无数案子，田文昌已经忘却了代理的第一个案件，但他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个救人命的案子”。

1985年，“严打”正酣。田文昌接了一个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吕东明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闲着没事就用家里的丰田轿车拉黑客，结果碰到一个从新疆劳改回来的盗窃集团。这伙人包他的车帮朋友搬家，吕东明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半信半疑中每天帮他们搬彩电、冰箱之类的物品。

双方谈好条件，包车期间他们负责修理。正好一次他的车轮胎给人扎了，这几个人就把别人轮胎偷来换上，他没有反对，等于默认接受了盗窃的东西。几天后案发，警察顺着轮胎印找到他家，他带着公安将那伙人抓获。

那伙人痛恨吕东明出卖了他们，遂一口咬定他是同伙。一审法院把吕东明作为主犯，八个被告五个死刑，他排在第四位。吕东明的母亲是北京邮电大学教师，二审找到田文昌的时候，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

田文昌接了案子后，经调查发现，吕东明根本就没有盗窃动机。当时，吕东明的姥爷在美国，他家很有钱，姥爷给他买了五台电脑，一辆丰田轿车。

调查中，田文昌获知吕东明有个小账本，记载着每天的公里数和这伙人欠他的钱，每隔十天半月结一次账。“我觉得这个账本很重要，它说明吕东明跟他们是雇主和雇佣的关系。”

田文昌通过预审员找到账本，二审期间，用它作为证据提交，救了吕东明的命。虽然二审改为死缓仍然过重，但当时保住性命已经很不容易。

据田文昌介绍，吕东明是个电脑天才，后来在监狱里发明了两项排除计算机病毒的技术专利，媒体都报道过。“当时不少外国公司对他感兴趣，我想，他现在应该早就出来了。”

理性对抗

作为执业多年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田文昌将这些年来控辩双方的关系概括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律师和公诉人几乎是配合关系，形式上对抗，但没有实质性对抗，当时律师是配合司法机关办案，辩护的空间较小。

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律师体制改变，律师事务所从国有变成了私有，律师走向民间化，向私权利方向发展。结果是走极端，矫枉过正。控辩双方变成了冲突性对抗，法庭内外，激烈对抗，甚至互相仇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冲突性对抗阶段。

第三阶段，随着对控辩双方职责定位的正确引导，对诉讼程序认识的加深，现在可以说是开始走向正常——理性对抗。但是田文昌认为，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理性对抗。

田文昌认为，从上述三个阶段控辩双方关系演变可以看出，不同阶段对律师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在逐步发展的。

在田文昌看来，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可以有效避免法外因素对法律的干预。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社会秩序的混乱，只有靠法律制约。否则，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国家政权。而律师正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

田文昌简历：

1947年生，1983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5年开始做兼职律师，1986年任法律系副主任，1995年创建京都律师事务所，任该所主任、合伙人。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现兼任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等数百万字。

刘文元：解决律师执业难需要法律的进步

王和岩 | 文

69岁的刘文元，是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刑辩律师。

作为律师制度恢复的亲历者，年近古稀的他，是同龄人中较少的科班出身的律师。

对于律师制度重建的30年和眼下面临的困难，这名自上世纪80年代初法官出身的老律师称：“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法律进步中存在问题。若要法律得以实施，必须要设立救济措施和保障性条款。”

荒唐岁月

1969年，刘文元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政法专业毕业。时值“文革”正酣，“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刘文元的同学，有的去部队，有的到工厂，刘文元则前往河北省三河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1年底，三年再教育合格后的刘文元，被分配到三河县公安局军管会。“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只有公安局初步恢复。“当时办案，侦查、起诉、审判一条线，全部是我一个人。”刘文元说，在那种情况下，每个案件的侦办质量，只能由具体承办人把握。他学过法律，在侦查和审判时，他允许犯罪嫌疑人申辩，也会根据其申辩去调查取证。但更多的案件则完全依据承办人的主观臆断，那时形成的错案较多。

刘文元说，“文革”中，在他所办的案件中，只有一件“文革”后被甄别平反。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富农，家里的搪瓷脸盆坏了个洞。他把两个磨损的毛主席像章拼在一起，焊在了洞上，后被人揭发。当时县委常委定案，认为他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按照反革命罪判决。刘文元“批评教育”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富农被判了两年管制。

“‘文革’后案件复查，我第一个提出这个案子应该平反。我所主持审判的案子，‘文革’中就这一个有问题。”

1974年，全国法院开始逐步恢复。这年四五月，刘文元被调到三河县法院出任刑庭副庭长。刘文元说，整个三河县法院，一年也就是40多件案子，绝大多数都是刑事案件。而受过科班法学教育的审判人员，只有他一个。

“蜜月”时期

1981年6月，刘文元被调回北京，进入成立伊始的北京市司法局。其时，北京市司法局设立了法律顾问处，是北京律师事务所的雏形。

期间，刘文元被组织部抽调参与筹建东城区司法局，负责法律顾问处、公证处的筹建。自此，刘文元留在东城区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工作。两三年后，法律顾问处改为律师事务所。

据刘文元回忆，1981年8月东城区法律顾问处成立，当年大约承接了12起案件，包括两起民事案件。此后的1982年1月，影响深远的《律师暂行条例》实施。该条例将律师定性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刘文元说，由于律师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在侦办、审理一些疑难案件时，检察院、法院会主动找律师分析案情。“当时的东城区政法委书记很开明，每次召开公检法司联席会，都主动邀请我们所主任参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案件，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彼此依然很平和；法官的办公室可以随便出入，法院还允许律师们拿着卷宗回到所里摘抄。不过那时，只有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律师方能介入。

这种“蜜月”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三部法律的出台，即1997年，《律师法》、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刑法》相继颁布实施。

执业之困

在《律师法》中，律师身份被界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人员。新《刑法》中增加了日后备受争议的第306条，即律师伪证罪。这一条款，从实施至今，被律师界视为歧视性条款。

刘文元认为，我国的立法是由执法机关来确立的。这就意味着立法过程实际上就是执法机关争权夺利的过程，这也是为何立法不好的所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警察、检察官、法官都参与了，就不让律师参与。”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第一次询问后，律师即能会见当事人。表面看上，律师的权利扩大了，但执业风险高了。因为法律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律师的权利时，只规定了应当如何，没有强制性规定。没有司法救济手段，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一直困扰着这些年来律师的执业活动。

刘文元回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司法部出于保护律师的考虑，专门发文规定，未经《刑事诉讼法》培训的律师不得办理刑事案件；通过培训后的律师，须持有加盖培训标志的律师执业证方能会见当事人；同时还规定了两名律师会见制度，等等。“这些规定当时很多同行有意见，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司法部保护律师的一种方式。”

“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法律进步中存在问题。因此，要呼吁设立救济措施和保障性条款。惟其如此，法律才能得以实施。”

刘文元简历：

1941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一级大律师，先后从事过警察、法官、律师工作，曾任刑庭副庭长职务。自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律师——中国第153位律师，作为当今仍在职业的中国资格最老的律师之一。

刘文元从事律师执业后，一直以刑事辩护为主，30年来先后承办了1200多件案件，其中有1000余件是刑事辩护案件。

付洋：从未出过庭的律师

王和岩 | 文

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工作过九年的付洋，1988年转行做了律师。

提起当年的选择，付洋说，我们这代人，有点不安分，不安于现状。当时觉得在法工委立法搞了九年了，立了这么多法律，到底实践中是怎么执行的，很想见识见识。

不过，做律师至今，付洋未出过一次庭。

“我过去做了那么多年的立法工作，认识很多司法界的人。我出庭赢了官司，人家说我是有关系有背景；输了官司挺难看的。”付洋告诉财新记者。

不言而喻，这个背景是指他的父亲——彭真。

“文革”教训

有着新中国法律主要奠基人之称的彭真，上世纪70年代末复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十多年，彭真一直领导全国的立法工作，直至退居二线。

1979年，国家进入“文革”后的第一个立法高潮。彼时，浩劫之后，法治废弛，百废待兴。《律师暂行条例》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于次年在第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其时，彭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付洋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上实施改革开放、政治上追求民主法制。“我认为民主法制建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这个认识既来自历史经验，也是现实的需要。

付洋表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胜利后，面临建立新中国的重任。解放初期，中国政治生活中曾有过一段立法高潮。不幸的是，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和战争年代的消极影响很快显现，“文革”更是将集权统治推向了极端。国家主席、元帅死于非命，大批专家、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残酷迫害。

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使得一批主政者在当时形成了“建设国家要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前提”的共识。

彭真与立法

“文革”十年，彭真大部分时间在秦城监狱度过，加上被软禁的时光，失去自由长达十多年。

上世纪70年末，彭真复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十多年，彭真一直领导全国的立法工作，直至退居二线。

据付洋回忆，这位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复出伊始就说，新中国进入全新时期，必须要依法办事，不能像革命时期那样无法无天。

这种认识，与其“文革”中的切肤之痛分不开，也和他早年曾系统阅读过法律书籍有关。

说起来有些荒诞，只有初中文化的彭真，对法律最初的兴趣和认识，竟然来自他的第一次坐牢经历。

1929年，彭真被抓进国民党监狱。大牢里，他所能接触的书籍只有法律。在长达六年多身陷囹圄的日子里，彭真通过阅读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当时的法律体系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

出狱后，彭真曾任晋察冀边区书记，主持制定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他就全面研究新政权的设计。”付洋说。

在延安，彭真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审干扩大化的问题，我觉得也给了他不少教训。”

建国后，彭真一直主管政法工作，直到“文革”被打倒。在那个“左”风盛行、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彭真主管政法工作，总是在强调打击敌人、打击犯罪的同时，主张必须依法办事、严禁“逼供信”、绝不能冤枉好人。

彭真同志复出所做的第一件事，重新修订逮捕拘留条例，主要强调不能乱抓人，必须走法律程序，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对干部群众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诬告陷害。

1979年，全国人大相继制定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付洋回忆说，当时很多人不解，怎么这么快？实际上这两部法律1954年就开始起草。“在我的印象里，《刑法》在‘文革’前就已经搞了30几稿。这次出台，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将‘文革’中一些很深刻的教训补充进去。”

付洋说，父亲彭真是坚持法治理念的人。他曾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在当下的中国，这话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付洋简历：

1949年生，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1979至1987年在全国人大工作委员会工作，任职至经济法室副主任。主要参加过《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法》《矿产资源法》《药品管理法》《公司法》《环保法》等40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1988年创办康达律师事务所。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第三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9年开始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袁裕来：我的那些事儿

袁裕来 | 文

找到作为一名律师的感觉

1989年，浙江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石化总厂从事了几年普法教育工作，1994年10月在上海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取了律师资格考试，当年年底就回到了家乡宁波做起专职律师。而之所以不在上海做律师，而要回到家乡，则是跟我们的文化和当时的法制环境有关。我们的文化习惯于找熟人，当事人碰到法律事务找律师也同样如此，而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家乡，在上海可谓举目无亲。而更加重要的是，与公检法的关系，几乎是律师打开局面的必备条件，只有在家乡才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宁波，我竟然做了两年多“冒牌律师”。因为上海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律师资格证书不发给个人，据说为了防止有人以律师资格证书冒充执业证书，当时社会上多数人尚不懂律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的区别。由于拿不到律师资格证书，就无法申领执业证书。但是没有执业证书，并没有影响我正常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状，不论是公检法、还是社会，都不大注重律师的法律知识，大家关心的是跟公检法的关系，而公检法很多是复员军人，很少有着法律专业背景。

那个时候律师的制度是什么，我倒是没有怎么关心，但司法现状，大家都不大重视法律，律师的工作主要好像就是跟法官拉关系。我这个人不大习惯于做辱没自尊和尊严的事，但却因此而处处碰壁。一次，一件很小的民事案件，在一个法庭里开庭。我的当事人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开酒店的，平日里看来也是有些胆量的主。对方当事人是一位颇有些姿色的少妇，开庭那天，在法庭上的表现异常激动。独任审理的法官则在法庭上，公然安慰她，叫她不要激动，说让她放心，他会把事情弄好的。庭审期间，该法官宣读了一份依职权调取的书证，让我方发表意见。我要求看一下证据，法官却坚决不同意。我坚决地表示了异议，并退出了法庭，但当事人却仍然坐在里面。事后，我向法院院长进行了反映，后来案件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但是，当事人却解除了和我的委托关系，说人家律师千方百计地跟法官拉关系，我不但不拉关系，还跟法官对着干，简直不可理喻。

既然司法环境如此，我也曾经试着跟法官接关系。一次，通过一位已经担任某事务所重要职务的同学请一位法院经济庭庭长吃饭，庭长叫了整个庭的法官。席间，我去敬酒，整个庭的法官大多都爱理不理的。饭后，庭长站在远处口头跟我告别，我在他的眼睛看到的却满是鄙夷，似乎在说，过来吃饭，算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

这一刻，我的自尊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这样的律师工作，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当然，律师不仅在公检法面前没有地位，在其他政府官员也同样如此。

虽然失望虽然沮丧，但我依然没有绝望，我的内心深处依然在期待着转机。我转而开始学习理论知识，等待改变，我基本上是每星期阅读一本著作。

2000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因注册商标被假冒，宁波一家公司委托我一起去上海打假。上海某区工商分局接到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很快找到了造假单位。然而，之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我多次到工商分局，希望获知查处结果。办案人员表示，制假公司负责人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询问笔录，案件还需进一步调查，案情必须保密。甚至事后，工商分局不同意向宁波公司送达处罚决定书。无奈之下，宁波公司以工商分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认定违法事实不全面不完整、处罚太轻等理由，提起了行政起诉。该案历经二审，最终以宁波公司胜利而告终。从这场诉讼中，我找到了多年来一直渴望着的东西——做一名律师的感觉。工商分局为了避免败诉的结果，竟然两次派经济检查大队负责人到宁波找我们商量，并促使侵权人赔偿了宁波公司的经济损失。

实权部门在法律面前低头，才充分显示了法律的威严，律师也因此获得了尊严。代理行政案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由此，我走上了代理行政案件的征途。

不能让法官轻松判老百姓败诉

代理行政案件，不仅能够体验行政机关在法律面前低头的快感，同时更加能够看到承办案件人性闪光的一面。

行政诉讼司法环境的恶劣，是众所周知的。当然，这是必然的，因为人民法院不具有独立性。人民法院都设有党组，院长是党组书记，副院长等法院领导和主要业务庭的庭长，以及中层骨干都是党组成员。法院党组自然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个案的裁决方面，党政领导可以左右人民法院，甚至党政领导可以随便将法院的负责人挪到党政部门任职或者甚至免职。法院院长、副院长被调任政府法制主任、副主任，行政庭庭长调任拆迁办任主任，在实践中是司空见惯的。在党政领导眼里，人民法院的地位甚至远远不如重要的政府部门，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地位也远远不如重要的部委。道理很简单，我们一直来追求的是“抓革命、促生产”，追求的是GDP，法院不管怎么服从大局，与政府通力协作，也不可能产生GDP，这是由司法权本质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期待人民法院中立呢？中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法官。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无需党政领导提出要求，人民法院就会主动向党政领导投诚。

说起来有些怪异，正因为行政诉讼的司法环境很恶劣，法院和法官权力很小，反而常常能够看到法官人性闪光的一面，大概是那些正直的法官总是希望着能够保持底线。而民刑庭的法官，却因为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大，却常常会表现很骄横的一面。因此，说起来，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现在似乎正是我代理行政案件的黄金时期，一旦在行政权面前，司法权足够强大，却又没有选票直接或者间接的监督，我的尊严和其他同行一样也会变得非常脆弱，就如代理民、刑案件的绝大多数律师；或者甚至与法官共同制造司法腐败，就像很多在各地能够呼风唤雨的律师一样。

这成了我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即，在代理行政案件过程中，用不着搞司法腐败，当然搞了也没有用，能够始终保持着律师和为人的尊严。作为民、刑案件律师做得到吗？行政案件虽然难办，但通过反复艰苦的努力，借用于媒体等其他力量，大多数案件仍然得到了解决。

大概在2003年下半年，我成了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而且，渐渐地变成了只代理老百姓一方。我相信律师的使命之一就是制衡公权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法官在行政诉讼中都会努力去保持底线，甚至可以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竭力去保持底线的法官，总是小部分。很多时候仍然需要律师去不断地激发和争取。在行政诉讼中，律师和法官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律师当然应该尊重法官，这可以说是律师职业伦理的要求，律师的工作某种角度就是配合法院解决当事人面临的纠纷，毕竟案件是由法官裁决的，即使是由法院领导决定的，毕竟也是需要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汇报的。不尊重法官，伤害了法官的尊严，造成了法官与当事人的对立，案件当然就没有了希望，即使原本协调的案件法官也肯定会放弃。

但是，另一方面，律师在法官面前不能唯唯诺诺，不能让法官轻松地裁决老百姓败诉。在行政案件中，裁决老百姓败诉是轻松的，裁决行政机关败诉则是需要努力争取的——有时不仅需要在法院内部努力，还必须做行政机关的工作。可是，谁又喜欢艰苦地努力呢？法官也是普通人，这时候就需要律师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让男法官感到不支持老百姓简直就是不是男人——一点正义感也没有；让女法官感到不支持老百姓简直就不是女人——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努力去激发法官的正义感

执业过程中，我和法官、法院的碰撞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

诉讼文书应当由法院送达，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的送达义务却变成了律师领取，这是律师地位的真实写照。简单地估算，从立案到领取终审裁决书，至少要跑法院13趟。经办法官或者书记员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律师反反复复往人民法院跑。把律师折腾得筋疲力尽，这几乎成了司法实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说得严重一些，律师的尊严，就是这样在反复领取法律文书的路上遗失殆尽。在我身上，这种情况就不再上演。

那是2006年发生的事情，我代理的一起行政诉讼案开庭。1月12日，法院书记员打来电话：

“袁律师，1月16日下午宣判，你来领一下出庭通知书和传票吧。”

“让当事人去一趟法院，差旅费也不少。请给我寄来吧。”

“还是你来拿一趟吧。”

按照法律规定，开庭传票和通知必须在开庭前3天送达。如果寄过来，就超过了法定的送达时间，为此，这位书记员不依不饶地让我去法院取这个开庭通知书。

由于书记员的过分坚持，我觉得有必要给她讲讲道理了：“按照法律规定，诉讼文书应该是法院送达，而不是律师或当事人领取吧？！”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这个道理我知道，我们原来在学校也学过，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你要看什么单位，”这位书记员显然有些不高兴了。也许，书记员在想，你一个律师，讲话要老实一些，不应该讨价还价。现状确实如此，别看对方是书记员，很多律师对书记员都叫法官的，年纪大一点的，还得叫老师，但我却坚持要让法院讲一讲法律。

大约30分钟后，两位法官将出庭通知书送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打电话，只签收了送达回执，连头也没抬，以至于我的同事觉得我“挺那个”的，似乎觉得出庭通知书让法官亲自送达，有些“出格”，不合“常规”。但是，同事们同时也感到，我算是给他们出了一口气，为律师长了脸。

这种拉锯战，在我刚刚代理行政案件的初期是常常发生的，不过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书，法院都会用邮政专递寄过来。

以下情况，在早些年是经常碰到的，去年又重复发生了。

一次，起诉某区政府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开庭前三天，我收到了法院寄过来的答辩状，但没有证据材料。我拨通了主审法官兼审判长、行政庭副庭长的电话。

“证据材料可以查阅，但不能复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提供证据材料必须按照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也没有规定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复印证据材料。”法官说。

这种事情，早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我就曾经碰到过，之后的几年里，我没有再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想到，这次又碰上了。

“你的话是没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在讲述了法律依据后，我接着说，即使法律没有规定，法院也应该允许当事人复印证据材料，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对于证据材料进行充分研究，在法庭充分表述质证意见。而这不正是法庭的职责吗？让双方当事人及时拿到对方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也就成了合议庭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法庭甚至应该督促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及时到法院拿对方的证据。

最后，我对于她偏袒区政府的行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最后她终于同意我们复印证据材料。当我的助手去复印材料时，她竟然有些伤感地说，她做法官15年了，还是第一次被律师批评。

后来，我发现这位法官其实很正直，我们之间并没有因此留下任何不愉快。她还向我要了几本我的办案手记，说是送给区政府法制办的。

在如今的司法环境下，无法依法审判的法官和代理律师的矛盾总是无法避免，就在本文写作的几天，我在上海嘉定区法院出庭代理，竟然发生了法庭公然违反司法解释规定，在庭外调查取证以证明政府行政行为合法的事情，我在法庭上对此提出强烈的异议，以至于发出将和当事人商量准备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的警告。

其实，从内心上来说，我对法官一直是尊敬有加的，当然不是那种带着屈辱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深深明白，如果行政庭法官不受尊重了，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日子是不会好过了。律师，尤其是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去激发法官的正义感，不管是立案受理阶段，还是审理阶段。因此，偶尔里我和法官也会发生一些争执，大多数是因为我感到法官偏离了自己的职责。很多法官对我的坚持，也是十分理解，甚至有些法官迫于压力，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裁决时，会在私底下向我作一些解释，表示歉意。

来自当事人的压力

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心态，与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当事人心态不一样。他们希望律师能够顶住各种压力，至少能够敢于讲话，敢于把他们的主张通过律师的身份充分表达出来。如果两者发生了接触，他们甚至能够容忍和支持律师得罪法官、法院和政府。因为，这是他们权益得到解决的起点。就是凭着这一点，使我得以一直保持着律师的尊严。

2003年，我在浙江嘉兴代理一起征地拆迁案件。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10月9日开庭。可是，当事人之前针对省政府批准征收决定已经提出复议申请，省政府并已经受理。后者的复议结果，直接关系到前者的审理结果，因此，我向嘉兴市中院书面提出了中止诉讼的申请。但审判长不同意中止。对此，我提出了质疑，双方在电话里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如果你非要开庭的话，我将申请你回避，”我显得非常激动。

后来，当事人打来电话给我，说他们得知我跟审判长吵过架之后，很感动，对我的信任感大增，他们认为我既然敢跟审判长吵架，就不会出卖他们。他们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律师会出卖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案件的当事人都很通情达理。政府和政府官员常常不讲法律、不讲道德，但认为老百姓都是纯朴、热情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就近年我代理行政案件的感受来看，甚至可以说，律师主要的压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当事人，许多当事人让我无所适从。至于，案件办结后，不按约支付代理费，相比之下是很次要的事。

这是一起很小的案件，当事人27平方米自留地被人非法占用建造房子，向国土资源局提出投诉，继而以国土资源局行政不作为为由，向县政府提出复议申，被驳回后又向中级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再三协调，给出方案：一是县政府同意受理案件，并责令国土资源局作出处理决定，但希望当事人能够撤诉；二是，第三人补偿或者赔偿当事人30万元。我再三告知当事人，这是可能达到的最佳结果了。

在一审判决之前，主审法官发短信给我，会判决我方败诉，并且已经向省高院作过请示，希望我能够说服当事人撤诉。我给当事人看了短信，可是他们不接受我的意见，说是宁愿败诉，或者一分钱拿不到。最后，案件当然败诉。二审开庭后，当事人才告诉我，之所以不愿接受我的意见，是因为她们以为我可能被政府制服或者收买了。

律师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实在是很难受的事情。当事人明明对于现在的司法环境和法律知识一无所知，委托了律师却又不相信律师，实在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现实中政府制服或者收买律师太容易了吧。

有些案件当事人几十个到几百个，事情就会复杂得多。让人头疼的是，有些当事人不仅不肯接受律师的建议和意见，而且会要求律师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打官司。律师必须不断地跟当事人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然而，这个工作谈何容易？很多当事人不仅是第一次接触法律，让他们理解专业的法律知识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极个别当事人耍无赖，蛮不讲理，甚至“反打一耙”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当然，即使在社会底层，在经历过了疯狂的强制拆迁之后，也仍然有不少人保护着正直的品格。譬如，杭州一位当事人，案件办结后，不仅给了送来了2万元奖金，直到现在仍然每年都会给我寄来“明前龙井”。

我一直在强调，我之所以会成为专门代理行政案件原告的律师，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弱势群体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或者与他们相处、交往特别令人愉快，而是基于自己个性的选择。我喜欢站在弱势力群体一边，与强权相抗衡，如此才能显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促使社会更加和谐。

和政府打交道

坦率地说，在我代理的案件中，很少碰到地方政府按照规则出牌的，也就是说，很少碰到政府愿意诚恳地和我商量如何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采取在当事人面前造谣中伤、对我威胁利诱等办法。政府机关会告诉当事人，这个律师是个骗子，甚至早些年浙江海宁一位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曾经在拆迁大会上公然造谣说，“律师总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你们给袁律师10万元，我们政府可以给他100万元、几百万元”。

而直接跟我接触时，很多地方政府则不外采用利诱或者威逼。曾经有一次，某地政府官员竟然问了律师事务所的银行账号，让某房地产开发商（拆迁人）直接把几十万元钱打了进来，并说不需要发票。我赶紧让律师事务所把钱退了回去，简直有些惊慌失措。更多的一些政府机关，则是提出通过司法局先付给我一些钱。对于这样的提议或者说要约，我当然是一口回绝。我感到很难理解，在有些政府官员眼里，律师原来竟是如此低贱。当然，这种事情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了。

除了利诱，就是威逼。其中，很多时候压力就集中到宁波市司法局。

那是我刚刚开始代理行政案件的时候，我代理了一起杭甬高速公路慈溪延伸段的征地纠纷，是浙江慈溪市的重点工程，而当时的宁波市司法局局长就是慈溪市人。征地协议是镇政府和村委会签订的。我们请求撤销镇政府征地协议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刚寄出没有几天，宁波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就叫我去一趟。原来，原来慈溪市政府派了司法局局长、法制办主任、工程所在镇镇长等，到了宁波市司法局。当地政府担心，这起案件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理由是慈溪市不少镇都有这种征用土地情况，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虽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中午还在一起用了餐，我终于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还特地向司法局领导再次汇报了自己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宁波市司法局领导的支持。

后来，慈溪市政府复议决定了撤销了镇政府征地协议。农民们认为，既然征地协议撤销了，政府在他们承包地上施工就是违法的，结果聚集起来把施工设施掀翻，派出所传唤了几位领头的农民，并跟农民说，要通过政府把我的律师执业证书吊销。

那时的我刚刚入道，不免有些心慌，第二天一大早就找到了宁波市司法局，当时的老局长安抚了我，说派出所敢对我采取行动，局里肯定会出面交涉。当时的陈卫中局长曾经是浙江师范大学教师，他对待年轻律师就像对待学生一样。在以后很多重大敏感案件中，我接受委托后，都会向他汇报，他一直支持着我，只是强调要依法办事。毫无疑问，陈局长在我起步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更多惊险的事情，则是近几年出现的。因为随着我影响面的扩大，代理的案件也就更复杂更敏感了。2007年，我在浙江新昌代理了4起行政案件，新昌县政府责令县司法局以文件形式要求浙江省司法厅对我进行查处。有媒体记者采访了解，原因是当地政府官员认为那几起案件在当地“刮起了民告官的风暴”，使一些重大项目无法按计划正常实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浙江省司法厅移交宁波市司法局办理，最后，宁波市司法局调查认为“尚未涉及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不予处罚”。这一事件经过媒体曝光后，在全国引起较大震动，被不少同行认为是当年律师界十大事件之一。宁波市司法局又一次保护了我，同时也向浙江省司法厅做了不少解释工作。

出乎意料的，前些日子，新昌县又有很多村民找到了我。与3年不同的是，这次是县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求村民们走司法途径，政府方面甚至要求村里为村民们垫付律师费等费用。原来，村民们因为征地纠纷，从2006年开始持续上访，仅北京就去了6次，最多一次人数达30人。这些上访，给当地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但是，政府并非是真正支持民告官。我接受委托后，向新昌县政府、国土资源局等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他们却又在找借口拖延公开，案件最后很可能再次回到上访途径。只是，再次回到上访途径时，事实和法律关系应该会更加清楚。或许我能做的就是这些，虽然我希望在正规法律途径中解决问题，希望基层政府和这些农民能够走出上访怪圈。

2008年9月4日，浙江省司法厅赵光君厅长等一行，特别到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看望了我和同事们。这一事情，在我个人博客上公布后，曾经引起了网友各种猜测。赵厅长特别关照，希望我在代理行政案件中能够注意“度”，实际上这是对我依法执业的肯定。这是迄今为止，司法行政部门给予我的最高级别的支持。

我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专门代理行政诉讼之路上的这些支持因素，更多的只是基于浙江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及一些领导人的个人修养。只要律师业由政府管理，而不是自治，矛盾就是必然的。律师的本质特征是自由性或者说独立性，只对法律负责，而不应该服从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律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制衡公权力、保护人权，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就更不用说了。

2007年我代理的有关宁波市栎社国际机场的一起案件。宁波市栎社国际机场飞行区平行滑行道系统扩建工程开工建设。原本就存在的机场和周边村民之间，因噪声超标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村民们到浙江省信访局信访时，信访局建议他们找一个好的律师，走司法救济途径。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我。谁知和我建立委托关系几天后，村民们为了阻止施工，竟组织起来冲击了机场。

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了其中四位起主要作用者。同时，鄞州方面到宁波市司法局交涉，认为我在本案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村民们确实是在与我建立委托关系之后采取了过激行动，而且，自从委托了律师之后，村民们对抗政府的行动变得非常团结。

好在我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特别约定，村民们不得上访和从事过激行为。面对着合同中这样的内容，鄞州方面的指责当然没有依据了。宁波市司法局也再次表示了支持我依法执业。后来，几位被拘留的村民获释后告诉我，办案民警在询问村民时，重点询问了我有没有唆使他们闹事，颇有些想把我拉下马的味道。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的执业压力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栎社机场的环评是由国家环保部审批，环保设施也是经过验收的，为什么会噪音超标呢？于是，我针对环保部的两个行为提出了复议申请。环保部复议决定如果不能符合村民们的要求，村民们肯定会提起行政诉讼。

环保部领导指示希望宁波市政府能够妥善解决问题，于是事情引起了宁波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里主要领导的意思，是坚决不能让环保部做被告。据悉，此时，台塑二期项目落户宁波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正等待环保部的环评意见。另外，宁波地铁项目，也正等待环保部审批。就这样，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具体协调由市委政法委挂头，后者又将任务布置给了宁波市司法局。就这样，谈判就在我和宁波市司法局领导之间展开。

当然，我也听说，市领导的指示是要施加压力，但压力不能太大，以免律师直接撤出，使事情进一步扩大，或者有外地律师介入。有谈判空间，这就好办了，作为代理律师，我有机会为当事人争议可得的最大利益！最后，事情解决得比较理想，一度众口难调的近百名村民的情绪也终于平息了。

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唤醒“法律睡美人”的使者

陈有西 | 文

中国律师制度三十年，确实需要很好地梳理，放在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去梳理，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反思。

最近中央两办专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这体现了中国律师业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我将其理解为三句话：关注律师生存状况；重视律师权益保障；加强律师体制管理。对于这个文件，律师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为了整肃，有的认为是为了重视，有的认为是中国律师重回官方化的迹象。我觉得各种理解都有其道理，但是作正面的“重视”解读更切合实际。这个文件说明十七万律师已经成为中国法制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央已经将其纳入议事日程进行研究。

中国律师业三十年，有从官方（国办）转制为民间（合作、合伙），又从民间企图重新纳入官方的轨迹。在律师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建影响力，发挥优秀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但是有些地方对这个文件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将律师党建庸俗化——好像只要律师一入党，用党的组织原则去管理律师，就能够迅速产生大批“红律师”，就能够抵消和消除“黑律师”，就能消除律师业的不良现象，这是非常有害的思维。特别是把中央文件的精神简单理解为想培养出大批“听话”的律师，则更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有些管理者没有明白法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律师功能性质，企图对律师也进行“服从教育”。这些人没有明白，加强控制会从根本上扼杀律师职业。同时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大贪大腐，根源在于权力自身，律师入党并不能解决“红”与“黑”的问题。

六十年枯荣

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演进，一直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1949年新政权成立时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被作为“反动旧法人员”而全部作废。法统断了，律师业也断了。从1954年到1957年，是新中国律师的萌芽时期，北京、天津、上海、沈阳试行推广律师事务所，全国有将近3000名律师，19个省（市）成立律师协会，有几百家法律顾问处。旧法时期的一些法律人员和苏联法学思想培养的一批法律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律师。1957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全国30 ％的律师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文革”动乱年代，公检法都砸烂了，造反派用运动进行“司法”，律师再次全军覆没，全国只保留了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一块牌子，有四五个人装门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邓小平、彭真痛定思痛恢复法制，说“还是要讲法制，讲法制靠得住些”。整治社会治安恢复公检法，“严打”需要再次恢复律师辩护。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中国律师制度枯木逢春。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中国律师业的民商法律服务需求，商业律师在中国大量发育。由于一直坚持“专政”和“严打”，刑事律师一直没有真正被重视，只是作为完成法律程序需要的一种门面。

《刑法》《刑事诉讼法》“两法”实施到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刑事律师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但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出于公权力控制的需要，刑事律师的环境日趋艰难。近两年，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维稳”的呼声高涨，控制成了社会第一需求，处于公权对立面的辩护律师更加不被官方信任，被认为是一种麻烦。商业律师大发展的同时，刑事律师被打压的事例在全国不断发生，以至于法学界出现了“法治大倒退”的一致认识。

这当然不单指刑事辩护的环境。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政治经济百废待兴阶段，律师制度和法治建设的青春和荣光，虽然幼稚粗糙但充满活力，相比今日中国律师业的迟暮和混沌，有识之士已经焦虑万分，但是按旧思维模式想控制社会的人却乐此不疲。而且以商业律师的繁荣，掩盖中国律师业本质上的倒退。

以十七万人的规模，中国律师业已经没有独立理性的声音。大量优秀律师离开刑事法庭，钻进以挣钱为唯一目的的市侩圈。在政治压力和商利引诱下，有的律师趋炎附势向公权分一杯羹，丧失对法律理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成为没有目标、勾兑司法的人。律师业进入规模扩张、而人格堕落的时期。

法律人“进军”

中央在这个时期发出加强和改进律师业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正面理解积极引导，尊重人类律师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就会扭转这种颓废的世风；如果进一步作控制操纵理解，则会更加加重中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堕落。

中国已经有600多家法学院，每年有数万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进入律师业。不管从哪个角度，律师都已经是国家不可忽视的法制力量。律师是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唯一代表民权的法律力量。在公安、安全、检察、法院、监狱、司法、教授、律师等法律共同体中，律师是唯一不拿公饷的、站在公权对面制约公权的力量。

在刑事领域，律师在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器面前充当着监督者的角色，防止司法专横和冤假错案，保护着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权；在商事领域，律师处理着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法庭活动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让大量沉淀资本重新投入流通，帮助经济发展；在民事领域，律师帮助排解大量的社会成员的各种矛盾，帮助政府治理实现社会和谐；在国际开放领域，律师帮助处理贸易纠纷、树立交易规则，为国家对外开放和交往服务；在政治领域，律师必将成为国家合格司法官的基地，中央文件已经明确要从律师中选择法官、检察官，发展党员干部和人大、政协成员。律师业将成为一些理性政治人物的训练营，成为新型政治家产生的摇篮。因此，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已经离不开律师。

因此，对中国律师这支队伍视而不见、将其推向自生自灭的个体户层次，不如放上日程进行主动管理。因此，重视律师业体现了中央高层的一种新思维，开始准备把中国律师业纳入国家政法体系、甚至政治框架体系来考虑。因此，无论是中国律师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会真正地提高。这同当年从司法局机关分离前的拿工资律师的“官方化”是不同的。

这次中国律师的重归官方视线，会是一种“法律人治国”的肇始。不止是一种“招安”，而是一种“进军”，这种“进军”是对国家进步、人民权利有利的。

唤醒“法律睡美人”的使者

另一方面，这次文件重视律师，出发点确实也不全是从正面开始的。而是这几年中，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律师都站在公权力的对面，援用现有的法律标准，对一些公权侵犯民权的问题公开说“不”，依法抗争，用已经制订的法律程序将一些膨胀的权欲关进法律的笼子。官方一些人物感到了不自在，觉得律师“缺乏大局观”、“不守纪律”、 “不听招呼”，因此想把律师纳入体制内管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口号下，让律师成为驯服工具，听从权力的话，对一些制约权力的法律不要太当真，服从权力的要求，牺牲公平正义去向权力投降，实现暂时的表面上的和谐。目的就是要中国律师成为听话的绵羊，成为权力的帮助者而不是监督者。

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被贬过乡村、关过牛棚的革命家重视法制，是因为亲身经历了无法无天时代国家的灾难，知道靠圣人治国不如靠制度治国。有权的人都希望无限扩张权力不受制约，因此制订了法律往往也会遗忘，而律师就是这种制约的直接产生者。有权人需要法庭这个工具不断提醒，而这个提醒的启动人，就是民权的维护者律师。

因此，律师是唤醒“法律睡美人”的使者。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他代理的当事人的。而这个法律，是官方的主导下产生的。因此律师只是以早先的共同约定去防止即时的权力滥用，并不是真正的公权对抗者。文明和谐的社会，要把权力这个野兽关进笼子。笼子的栅栏就是法律，参与围起栅栏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律师。对于有权人来说，律师是本能地令人生厌的。但是律师是矛盾的理性释放器，能够帮助有权者更好地管理社会，实现长治久安。

因此，我们的政治家不能过于遗忘历史教训，企图把律师也纳入驯服工具体制，这样国家离专制、混乱就不远了。还是应当保留这个监督、制约的力量，保护民权，修正公权的失误，真正共建和谐社会。

作者为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中国律师是什么？

刘桂明 | 文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标志着律师制度正式重建。当时处于“文革”后各项制度百废待兴的阶段，无论是出于刚刚走出牛棚的老干部深受迫害而需要保护被告人辩护权的初衷，还是因为外国有我们也要有的心理，中国的律师制度在历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昙花一现和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后，终究还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与改革开放同步而予以恢复重建了。

这个恢复重建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在1978年《宪法》中作出了保护被告人辩护权的规定；二是1979年7月刑法、刑诉法等法律的出台，加快了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步伐，此后，各地开始由法院出面恢复设立法律顾问处；三是1979年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当年12月9日，司法部向全国发出“关于恢复律师制度的通知”；四是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在法律层面正式恢复重建。

但是，律师真正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与职业出现，还是在1980年11月进行的对“四人帮”的审判。在那次审判中，律师第一次在全国、在电视里、在中国人面前正式亮相。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习惯。他们实在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还要培养律师为那些“坏人”辩护？

按照《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应当说，这个定义和定位在当时是比较准确的。那时律师制度刚刚恢复重建，需要给律师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定位才能向社会宣示它的存在。为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在至今看来问题诸多的“严打”工作中，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实践中，中国律师都发挥了正常而独特的作用。于是，律师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了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也成了“政法干警队伍”的重要一员。

律师业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如何不断发挥律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上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那个时期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国资所，其优势在于，律师都是“政法工作者”，都是国家干部，不存在现在的会见和阅卷等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调动律师个人的积极性，在1986-1993年之间，许多律师事务所都面临一个如何改革的问题，有一部分律师事务所开始走向合作所改革。但是，在1986年开始试点、1988年全国推行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律师事务所财产的归属和财产分配如何界定？这是律师业改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如果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如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样，在探索实践当中就面临许多难题。因为既要解决过去的老问题，又要解决眼前的新问题。于是，当时的新一届司法部党组主动适应了这个变化，在全国各地启动了“重中之重”的律师体制改革。

1993年6月，司法部提出了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总体思路，年底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意味着律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律师进入市场。可以说，这是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年的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动作，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实践。当然，这样的改革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阻力。像传统的行政级别、行政编制等，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1996年《律师法》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律师制度的形成。《律师法》制定过程中，争议比较大的是对律师职业性质的定位问题，另外还有律师管理的问题，比如说能否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等，而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观念问题。应当说，这些争议到2007年版《律师法》修订才真正得到一定解决。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时候，律师还是吃财政饭的“公家人”，所以反映在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中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但“国家法律工作者”能否为社会尤其是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就成了让人们困惑的问题。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则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律师成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直到2000年所有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律师完全成了“下海”的法律中介工作者。这个定位使律师的身份一下子失去了公权力的权威。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律师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其中的“当事人”三个字，就蕴涵了深刻的意义。

如果说过去“为国家提供法律服务”有些太高了的话，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则有些太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说是实打实。按照传统的理解，律师应当是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抗衡公权力，制约公权力，同时平衡公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法律说的“当事人”已经不局限于公与私，只要具备委托或指定的情况，律师就可以依法介入，就可以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当事人”这三个字的表述，不仅是一种法律语言的规范，更是一种律师职业定位的回归。

律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以后，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碰到了很多执业困境。特别是他们的辩护往往意味着和公安和检方对抗，容易引起职业报复。而“律师伪证罪”的出现，更是导致刑辩律师执业环境的凶险，这就是被律师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刑法》第306条。

我的观点是：第一，这是一种现实存在。不管是职业报复还是社会误解，它已经明白无误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律师头上；第二，这是一个法律存在。在法律没有修订之前，它对任何一位律师都有效。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呼吁对这个条文进行修订。但是，在修订之前，我们既要尽力尊重它，也要努力规避它。在我们这个没有律师文化传统的国度，即使没有这个条款，也会还有其他办法制约和压制律师的正常执业。

律师自由执业、律师行业自律以及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在这三重关系上，在律师业发展的这30年中，政府的管理与干预是被强调得最多的，以至于至今还被看成是律师管理的重要法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律师行业自律开始被不断强调。尤其是1996年版《律师法》颁布后，律师行业自律已经被作为“两结合”（行业自律与政府管理结合）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管理之中的“律师自由执业”，始终未予正式回应。其实，《律师法》第二条中关于“当事人”的定位，正是“律师自由执业”的正常写照。在我个人看来，应当是律师行业自治与律师个人自律相结合，律师自由执业与政府管理干预相配合，律师管理创新与律师业务拓展相契合。

在前些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是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后来确立了统一司法考试，被认为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制度之一。不过，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更优秀者进入法官队伍和检察官队伍。但现实是，这条途径看来有些渺茫。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律师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定位：第一，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第二，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服务者；第三，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第四，做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者；第五，做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者。

应当说，从律师作用发挥层面看，这种定位是有其道理和依据的。为此，我个人希望，律师群体应当争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在管理上有所作为，作为管理人才的资源库，律师可以做企业家，可以做政治家；二是在立法上要有所作为，律师通过个案的努力，促进立法，完善立法；三是在普法上有所作为，律师通过自己的执业行为已经做了很多普法工作，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普及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普及一种精神和理念；四是在服务上有所作为，律师要为社会、为政府、为个人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法律服务。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副总编、原《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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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土壤不能承受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