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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邓正来

序言

第一章　个人主义：真与伪

第二章　经济学与知识

第三章　社会科学的事实

第四章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第五章　竞争的含义

第六章　“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二）：辩论的状况

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

第十章　商品储备货币

第十一章　李嘉图效应

第十二章　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

邓正来

一、引论：问题的提出与论述步骤

哈耶克于1945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论文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因为根据我对哈耶克50年代以后论著的研究，我发现，哈耶克这部论著中的许多观点都构成了他此后观点的出发点，尽管他在此后的讨论中对它们做出了重大的修正。(2)在这些重要的观点中，一如哈耶克这部论文集的书名所示，“个人主义”可以说是其间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因为它不仅构成了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方法论论证模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标示出了其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尽管我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做出了详尽的研究(3)，但是我却一直未能对作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专门的讨论。(4)因此，我将借此次“翻译性”研究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部论著的机会而对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若干评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论者在研究哈耶克“个人主义”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它置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这个题域中加以讨论的(5)，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尤其是他在《个人主义：真与伪》这篇著名论文中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并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含义，而且还具有“规范个人主义”（normative individualism）的含义。这是因为第一，哈耶克本人在该文中宣称，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换使用(6)，而这意味着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还是一种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并主张某种特定“善”的规范个人主义，因此，我们可以经由他对“个人主义”的讨论而大体洞见到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的要义；第二，为了拯救和捍卫自由的社会秩序，哈耶克认为还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宗教或道德所提供的那些基本且一般的原则的政治哲学，而他为《个人主义：真与伪》一文所选定的题目则表明，“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表现为一套原则的哲学：这些原则实际上就隐含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或基督教国家的政治传统当中，只是眼下任何易于人们理解的术语都不再能够对它们做出明确无误的描述罢了。因此，在我们确定这些原则能否继续作为我们的实践指南以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它们做一番详尽的重述。”(7)

然而，一方面考虑到我已经对作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规范个人主义给出了比较详尽的阐释，而另一方面则考虑到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仅在西方学术界中有着悠久的学术瓜葛，而且还在当下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其间比较著名的有两例：一是布坎南和范伯格认为哈耶克所提出的“文化进化”理论中的“群体选择”在根本上背离了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8)，进而导致了“范伯格与哈奇森”之争(9)；二是A.P. Hamlin从认定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过程性质及其自由主义的结果性质出发，断定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无从消解的紧张或矛盾(10)。因此，在本文的讨论中，我拟把关注点集中在哈耶克“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一面，亦即学术界统称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问题上。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整体主义”与“唯个人主义”这两极之中所做的任何一极选择，而是试图通过同时否定这两种方法论而开出一种能够使社会现象得到真正理解的方法论。一方面，哈耶克乃是最早呼吁经济学研究回归到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家之一。一如我们所知，早在1931年，哈耶克就经由批判宏观经济学而力主经济学家应当根据个人行动去解释经济过程的结果(11)。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所有自认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论者一样，哈耶克对那种从一种被假设成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的理解中推论出个人行动的“社会理论”或“集体主义”——亦即所谓的“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进行了持之一贯的批判。然而另一方面，哈耶克则对那种原子论的化约论的社会理论（atomistic and reductionist theory of society）——亦即哈耶克所谓的“唯个人主义理论”（individualistic theory）或“伪个人主义”（false individualism）——做出了尖锐的批判。显而易见，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哈耶克是如何通过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既反对笛卡尔式的化约论个人主义又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式的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第二，哈耶克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而达致了一种能够同时否弃上述两种方法论的既非化约的又非本质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12)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归为一个问题进行追问，而这个问题就是“何谓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含涉到的具体方面，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主要遵循这样两项论述步骤：一是对Michael Simon（一定程度上也包括Steven Lukes）以及当代“社群主义”论者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提出的批判观点进行讨论，二是从哈耶克反对“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方面出发对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比较详尽的阐释。最后，本文将经由上述讨论而达致下述两项相应的结论：第一，Simon和Lukes的批判，就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言，可以说是完全误置了对象，这是因为这类批判未能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不同解释做出仔细的辨识，进而也不可能洞见到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独有的特性；而当代“社群主义”论者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的批判则根本无法适用于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第二，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遭遇的批判

（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论战沿革

一如前述，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也始终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换言之，自从论者提出雏形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始，这个论题便一直是学术界主要关注的论题之一，而且由此引发的学术论战也始终不断。众所周知，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是“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因为它们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化约的或分析的原子论形式。这意味着在现代主义方案中，“整体”应当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手段（regressive analysis）而得到人们的理解。这种分析手段的具体步骤是：首先把整体分解成假设的基本的构成性“部分”，然后再试图仅仅根据那些只具有原子性质的和只具有外部关系的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这些整体提供一种理论的重构。这一知识论担当所具有的一项基本的形而上假设或前设宣称：部分、原子或个人具有根本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因而也享有着本体论上的首位性。G．B．Madison甚至认为，现代（亦即后笛卡尔的）机械物理学乃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13)

就社会研究领域而言，S．Lukes指出(14)，最早阐明这项原则的乃是霍布斯，因为霍布斯认为，“在我们可能知道整个混合体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将被混合在一起的事物”，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经由它的各种构成性原因而得到最佳的理解”(15)。此后，这项原则又为启蒙时代的众多思想家所采纳，当然维科和孟德斯鸠是这个方面的例外；正是在这些思想家的努力下，一种个人主义的解释模式开始凸显出来了，尽管他们就界定这种解释模式具有哪些要素以及包括多少要素的问题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套用David L. Prychitko的话来说，“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倡导者论辩道，根据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去分析社会现象，如果不是一种十足谬误的话，那也是极具误导性的。”(16)Hamlin则以一种较为具体的方式概括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项基本命题：第一，人之个体乃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唯一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第二，个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除非受到强制；第三，没有人能够像利益者个人那样了解他自身的利益。(17)

具体到社会学领域，这种思维方式或论证方式被称为“社会学个人主义”（sociological individualism），比如说穆勒和一些功利主义者就认为，“社会现象的法则只是而且也只能是人的感情和行动”(18)；再者，Ginsberg也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这样一种理论，即社会应当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集合，而这些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则纯粹是外部的关系”(19)；因此，在这些论者看来，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具有一种次位的实在性或本体论地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初叶，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论证模式却遭到了许多思想家的反对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思想家为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视角，其核心要点在于人们应当在解释的过程中赋予集体现象以本体论上的首位性，因为一如孔德所言，一个社会“同几何面不可分解成线条或线条不可分解成点一样，也不可以分解成个人”(20)。当然，这场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一方而以整体主义为另一方的论战还在诸多不同的题域中反复出现。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抽象”理论之间的论争、历史哲学家之间无休无止的论争、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论争——其间最重要的论战之一是涂尔干（Durkheim）与塔德（Gabriel Tarde）之间的论争——以及现象学社会学家在应对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的宏大理论叙事时而引发的重大论战。(21)对于社会学领域中的这场论战，亦即J．亚历山大所称之为的“个体论的秩序理论”与“集体论的秩序理论”之争，我认为我们可以征引他在较为晚近的时候所给出的一个相当精妙的概括：(22)

“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然而，尽管所有的社会学家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在有关秩序的实际产生问题上却常常迥然不同。我称他们是个体论的秩序理论与集体论的秩序理论之争。如果思想家们预先假设一种集体主义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会把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模型看做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秩序对于新生的个体来说，是‘外在’于他的既定事实。如果集体主义者描写个人，那么，他们或许会承认社会秩序既存在于个体内部又存在于个体外部。实际上，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然而，这里讲的这种观点，无论社会秩序被概括为行动者内在的或外在的，在集体主义观点看来，它都不能被视为纯粹的此时此刻思考的产物。根据集体主义理论，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尽管这种导向在那些承认行动有自主因素的集体主义者看来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而，对集体主义理论而言，经济决定个体行动者的经济行为的方向，而不是企业家创造了经济；宗教制度决定个体信仰者的行为，而不是赋予个人信仰的教会；政党组织创造了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家创造了政党。个人主义虽然常常承认在社会中的确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并且也的确认知到有某种可理解的模型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坚持认为这些模型是个体协商和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结构不是简单地被个体所传递而实际上是依靠行动者在个体不断的实际交往中创造出来的。对他们来说，个体不仅仅具有自由成分，而且能够在连续不断的历史时期的每一历史阶段改变社会秩序的基础。基于这种观点，个体并非在其内部传递秩序，而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愿遵从或违反社会秩序。”

在哲学领域中，一如我在“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些论者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秩序观大加批判并主张个人的利益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紧密和谐，进而试图用这种具有较高一致性的社会秩序之“群体”或“整体”理想去替代那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念。正是在这种“群体”或“整体”观念的支配下，卢梭对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中的个人观念进行了批判，黑格尔对康德有关个人之自主性的理想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而自由主义的当代批判论者（亦即“社群主义”论者）则把批判矛头指向了较为晚出的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人自由主义哲学中的个人主义观念。(23)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些论战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乃是一种经由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而形成的一种界分两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进路。实际上，从历史上看，有关两种“个人主义”的问题早在托克维尔时代就已经以一种颇为隐秘的方式存在了，而且还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关注：这可以在托克维尔所趋近的斯密式的个人主义与他在《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反对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照中见出。(24)但是，真正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并最早对之进行追问或探究的论者却是马克思·韦伯和哈耶克等论者。社会学家Joseph Agassi在一篇分析制度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与心理个人主义（psychologistic individualism）间区别的论文中，比较详尽地讨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的渊源及其主旨。(25)他在该文中指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这个术语可以用来形容“个人主义”、“心理主义”（psychologism）、“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及“制度主义”等术语。众所周知，“方法论的”这个术语乃是与“本体论的”（ontological）这个术语相对的——因为前者与其说是一项命题，不如说是一种论证模式：当我们用那些从科学方法领域中得出的论辩去论证一项命题的成效性或有效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方法论的”这个术语来形容这项命题。韦伯就在他的研究中对他自己的关于方法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of method）与出现在其历史研究中的个人主义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乃是同米塞斯一起共同发明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的，因为正是米塞斯把韦伯所采用的“关于方法的个人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individualistic methodology）这个术语转述成了其当下的形式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哈耶克、波普尔和哲学家华特金斯（J．W．N．Watkins）则使这个用法得到了普及和深化；最为重要的是，一如Agaasi所犀利指出的，韦伯和哈耶克等人还发起并推动了哲学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而这一转换“乃是20世纪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26)。从另一个角度讲，Jeremy Shearmur也相当正确地指出，哈耶克通过指出任何捍卫特定分配制度的理论必须考虑个人的社会性质以及个人理性有限的观点，而对那些因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立基于虚构的人性和社会的理论而对之大加批判的社会思想家，给出了自韦伯以降最为持久且最为全面的回应(27)。实际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哈耶克阐明了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那种原子论的个人主义间的明确区分。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遭到的批判

一如前述，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自提出以来便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而我认为，其间与本文讨论紧密相关的有这样两种批判：一是M．Simon和S．Lukes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的批判，二是当代“社群主义”者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的批判。(28)我之所以选择并强调这两种批判，其原因乃在于前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套用David L．Prychitko的话来说，哈耶克、米塞斯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其他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在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这种用法，“但是这种用法并不是没有批判者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当代科学哲学家始终在对整个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着尖锐的批评”(29)；而后者乃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颇为盛行的情势下通过批判当代自由主义的方式而凸显其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的，因此透过对这场新一轮批判观点的讨论，我们不仅可以间接地洞见到哈耶克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间的区别，而且还可以认识到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原子论的个人主义间的区别。

（1）Simon和Lukes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

美国哲学家Michael A．Simon在1982年发表的一部题为《理解人的行动：社会解释与社会科学观》（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Social Expla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Social Science）的著作中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价值进行了质疑(30)。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Simon的批判乃是以S．Lukes于196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方法论个人主义重考》（“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观点为基础的。Lukes在这篇论文中指出(31)，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阐明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不可行的。在论证的过程中，他首先指出，人们一直信以为真地认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群体是由人构成的、制度是由人加规则和角色构成的。规则是人遵循的或不为人所遵循，而角色则是由人承担的；传统、习惯、意识形态、亲属关系和语言都是个人行事、思考和交谈的方式。所有类似于此的关于世界的所谓命题，在他看来，实际上都是陈腐之词，亦即他所说的“陈腐的社会原子论”（Truistic Social Atomism）。Lukes进一步指出，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也同样是陈腐之词，因为作为对解释或论证的一种规定，方法论个人主义明确宣称任何被视作社会现象或个人现象的解释都不应当被视作是解释，除非它们是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的事实做出的解释；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原则上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只有个人具有本体论上的实在地位，而社会现象只是心智的构造之物，因而不具有实在的地位。更为紧要的是，在Lukes看来，哈耶克所主张的有关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唯有根据个人行动才能得到解释的观点，也是这种陈腐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32)因此，Lukes得出结论认为：第一，哈耶克所提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毫无贡献可言，充其量只是引发了一场“大混战”而已；第二，哈耶克所赞成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亦即他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一文和《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动》（The Counter - 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书中所提出的那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伪装的个人主义，因为它企图通过只关注有关个人的事实而从根本上质疑个人有可能就社会现象给出类似于法则的陈述的能力，同时以一种暗度陈仓的方式去实现证明政治自由主义正当性的谋划(33)。

与Lukes一样，Simon也倾向于把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仅仅视作是一种伪装成方法论论证模式的意识形态诉求。Simon认为，“经济学乃是一门关于集体行动之结果的科学，而不是一门关于行动本身的科学。”(34)在Simon看来，在实现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存在着两股主要的知识努力：一种是简单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而另一种则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简单的制度主义观点中，个人行动者在知识论上被降到了一个极为次要的地位，如果不是毫无地位的话；与之相对，社会制度则被理论化成了一种真实的实体，亦即具有自身生命的集体物，因此一种“群体心智”或某种其他的超个人实体被确认为是一种推动制度发展的力量。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乃是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以原子论的个人为核心的方法论个人主义。Simon认为，那种简单的制度主义观点存在着极大的谬误，因此现在唯一可以替代这种幼稚的制度主义的方法乃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此外，他还认为，正如David L. Prychitko所概括的那样，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哈耶克的论著也对那些赞同社会实体的制度主义观点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敌意；更具体地说，哈耶克所反对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第一，社会整体构成了一系列对于人们来说乃是给定的客体；第二，这些社会整体乃是由那些无从化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则所支配的；第三，制度和社会代表了独立于个人的力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Simon提出上述主张却“并不是为了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反对幼稚的整体主义，而毋宁是要指出，方法论个人主义也是一种不可欲的、哲学上极为糟糕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手段”；(35)这是因为Simon认为，第一，确实存在着不能被化约至个人层面的社会事实；第二，制度虽说不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但是它们仍有着自身的生命；第三，那种因此而认为集体仅仅是心智建构者的观点乃是错误的；第四，从理论上假设一个超个人的实体以解释社会现象的做法，应当根据实用的考虑而非本体论的考虑加以判断。(36)正是基于上述观点，Simon进一步指出，在努力通过仅仅根据个人行动者而对社会制度进行解释时，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实际上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解释成了原子计算单位的结果，而这无异于把个人成分从他们研究的社会现象中切割掉。这就是说，如果社会科学家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制度当作人之行动的集合结果（既不是某种超个人实体的结果也不是孤立个人最大化的结果）加以理解的话，那么上述形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路就是无法成立的。最后，Simon经由这种论证方式而得出结论认为，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目的与其说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企图，毋宁说是一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谋划。(37)

显而易见，Simon和Lukes的批判实际上都是指向那种幼稚的原子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们却把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也误解成了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关于Simon和Lukes误解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问题，我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然而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先借用Prychitko的话对这个问题做一扼要的概括：“Simon和Lukes并不理解，奥地利学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解释显然区别于那种为诸多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拥护的个人主义。”(38)

（2）社群主义者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

众所周知，自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正义论》始，英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便基本上为他的论题和他的研究范式所支配，正如Barry所指出的，“当代关于正义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这部书上，而且任何关于正义的阐释也都无法完全不论涉到这部著作。”(39)从研究论题的角度来看，甚至诺齐克的重要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未能脱离罗尔斯的论题范围，一如他在该书中所坦率承认的，“《正义论》是自约翰·穆勒的著作以来所仅见的一部有力的、深刻的、精巧的、论述广泛和系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著作。……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40)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则可以说英美政治哲学的发展因罗尔斯《正义论》重新确立起了义务论伦理学而步入了一个“罗尔斯时代”或“以罗尔斯为轴心的时代”，一如Kelly所指出的，“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一书于1971年发表以后，这样的道德论证便迅速成了讨论政治哲学所有问题的支配性范式”(41)，而这个范式的主要特征便是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从功利主义走出而步入了“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支配性话语之中(4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论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诸如约翰·罗尔斯（他本人乃是康德传统中的一个理论家）理论那样的有关正义的模式化说明与罗伯特·诺齐克以资格或权利为基础的理论（道德权利在该理论中被认为对所有其他的价值都构成了基本的约束）之间的对峙，乃是一种穷尽了所有似乎可能的阐释性说明的对峙”(43)。

罗尔斯经由承继和发展康德的道德义务伦理学而指出，个人在政治思想和信念等方面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乃是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的，但在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的领域内，却可以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原则。正是立基于这一洞见，罗尔斯确立了正义伦理学的两项著名的基本原则：一是个人基本自由优先和基本权利平等的“第一自由正义原则”；二是机会均等和改善最少数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差别原则”(44)。然而，诺齐克则承继了17世纪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个人权利至上”理论以及蕴含于其间的有关个人和个人权利之正当性乃是先定的道德假设，一如他所言，“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45)；诺齐克在这一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进而确立起了国家的正当性原则，即正义的国家乃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而这也就是诺齐克提出的极为著名的“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原则。因此，从逻辑上讲，在“最小国家”原则下，个人行为应当且惟一能够遵循的道德准则，只能是立基于“个人权利至上”这项道德原则的“权利”原则(46)。显而易见，无论是罗尔斯还是诺齐克，他们的道德哲学论辩方式基本上都是一种以“个人权利（或个人自由）”为核心概念、以制定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为理论宗旨的“社会契约型”的伦理学论式。在他们的论式中，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及其社会保障是首位的：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作为一个理性的和自利的道德个体，个人引发了一种必须尊重他在公平的情势下会同意的那些正义规则的义务；然而在诺齐克的理论中，个人则引发了一种必须服从法律（亦即在任何阶段都不会对作为一个道德个体的个人的当然权利加以侵犯的那种法律）的义务。

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上述个人主义观念却遭到了“社群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而在这些批判者当中，则以A.麦金泰尔、迈克尔·沃尔泽、本杰明·巴伯、M．桑德尔、R．P．沃尔夫（Wolff）和查尔斯·泰勒等人为主要代表。“社群主义”者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全力阐明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的个人主义在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与其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二是努力揭示当下社会的社群观，而这个观点的首要原则便是强调道德共同体的价值高于道德个体的价值，并强调社会、历史、整体和关系等非个人性因素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基础性和必然性意义(47)。但是，社群主义者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批判与本文讨论紧密相关且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却是当代自由主义只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自由个人之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正当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实践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目的所承诺的责任。更进一步看，这一批判还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社群主义者与当代自由主义者所论争的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之一，即伦理学的价值本源究竟是个体我，还是作为社群的我们？社群主义者就此指出，当代自由主义者以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为当然的基点，所寻求的乃是一种正义规则伦理和自由义务伦理，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社群的价值以及由此而对一种以社群善为价值目标的价值伦理或以个人内在品格为基点的德性伦理的探求，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如果说，功利主义没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独特性（distinctness），那么，作为公平的正义则没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共同性（commonality）。由于它把我们的约束看做是优先的、已经固定的和普遍适用的，所以它把我们的共同性降归为善的一个方面，并把善降归为一种纯粹的偶然、一种无差别需求和欲望的产物，与道德立场毫不相关。(48)”

与桑德尔的批判相类似，其他一些社群主义者也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当代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麦金泰尔甚至得出结论说，当代自由主义不过是18世纪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家们的现代性伦理谋划意图的继续，因而也必定与它们的先驱理论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因为它试图按照其所设计的人性概念为道德或道德规则提供合理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所竭力论证的那套道德规则甚至其论证本身与它所确信的那种人性概念存在着深刻的不相容性：一种完全缺乏社会历史情景解释的、自然化的或“未经教化的人性”如何能认识自身的真实目的呢？一个只享有此种人性而又不能认识其真实目的的个人又如何去认同、接受和实践非人格性的客观道德规则呢？(49)因此，麦金泰尔认定，这是启蒙运动以降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家们所一直面临且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通过上述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批判，社群主义者宣称，一个社会不只是经由某种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间的结合，它毋宁是一个人们因共享一些相同的习俗和信念而结合在一起的社群。因此，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种关注保护或增进个人权利的学说，而是一种确保一种共同善或共同目的的学说(50)。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社群主义者认为，当代自由主义之所以无助于那些关于善社会之性质以及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这类问题的讨论，根本原因乃在于当代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具有任何社会理论的政治哲学。当然，他们并不认为当代自由主义的这个谬误是当代自由主义者个人的知识问题，相反他们认为这实是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所特有的缺陷，一如R．P．沃尔夫在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时候所尖锐指出的，当代自由主义的真正问题乃是“那个整个政治哲学传统的内在缺陷所致”。(51)

沃尔夫所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内在缺陷，实际上就是最深层地植根于不同自由主义学派所共同始于的那个理论假设，即个人乃是一种孤立的、非社会的造物和一种只关注个人一己私利的造物，而所谓社会和政体只是个人与个人联合的结果而已；因此，在他们看来，个人才是道德和政治义务的真正本源。社群主义者指出，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理论正是从这样一幅虚构的人性图景出发，建构起了他们对社会的解释，即社会契约只有在以下情形中——亦即调整个人间关系的诸原则必须与那些达成“社会契约”的“个人”所自愿接受的原则相一致的情形中——方可得到正当性的证明，但是他们却完全忽略了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性质。换言之，自由主义传统赖以为基础的上述个人主义假设，未能而且也不可能对支配社会互动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过程给出真切且充分的解释，但是在社群主义者看来，这样一种解释却是一种哲学试图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必要前提。

根据上述批判，社群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个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中，最彻底否定任何诉诸人性或人的社会环境者乃是康德，因为那些必须接受的正义规则，乃是那些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rational being）的规则，进而在他那里，社会理论与界定正义规则的问题毫无关联。罗尔斯的自由个人主义亦是如此，他与康德一样，只有一个理性的理论，而没有一个人性的理论；诺齐克尽管批判罗尔斯的观点，然而由于他关于社会世界的性质或人性的解释对于他的个人权利的性质毫无影响，从而使他不可能界定出作为社会存在的真实的个人，所以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对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解释架构的延续而已。归根结底，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传统无法给人们提供一种具有社会理论的政治哲学，因为个人的社会性质与他们的论证不涉。

三、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正如我在本文引论的讨论中所指出的，本文的结论之一是“Simon和Lukes的批判，就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言，可以说是完全误置了对象……而当代‘社群主义’论者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的批判则根本无法适用于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当然，在我对这个观点进行论证之前，它还只是一项假设而已；而这意味着，我们在得出这项结论之前，必须首先回答“何谓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依循此一逻辑，同时考虑到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下文的讨论将直接采用哈耶克本人的术语“真个人主义”）乃是在对他所谓的“伪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亦即我们在上文所说的“整体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得到确立的，因此我将在下文中结合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批判来阐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

毋庸置疑，哈耶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术语乃是“个人主义”。但是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本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喜欢“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甚至还对采用这个术语感到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一如他所指出的，“的确，我在准备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考察了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标准描述；然而，这项考察工作的结果却使我感到后悔不已，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此之前怎么会把自己信奉的那些理想与这样一个被如此滥用和如此蒙遭误解的术语联系在一起呢？”(52)当然，哈耶克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扰，实是因为下述两个事实所致：第一，当下广为人们采用的政治术语在含义上极其含混不清，甚至同一个术语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都往往意味着几乎相反的意思；第二，同一个政治术语还常常会把那些实际上信奉彼此对立且不可调和的理想的人捆绑在一起，并且把这些理想间的根本区别给遮蔽了。“像‘自由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今天都已经不再能够意指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了。它们现在所描述的不过是一堆在性质上颇为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大杂烩，而这些原则和事实之所以同这些术语发生了某种联系，则纯属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使然；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时候甚或只是在同样的名目下主张这些原则和阐述这些事实以外，这些原则和事实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言。在这个方面，受害最大的政治术语莫过于‘个人主义’这个术语了。”(53)

于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既然“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的含义如此含混不清，那么哈耶克为什么还要继续采用这个术语呢？当然，从哈耶克的论述来看，他继续采用“个人主义”这个术语，主要是出于这样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因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思想史中一直被用来指涉哈耶克所力图捍卫的那种自由主义理想，但是需要预先强调的是，这绝不能被误解成是因为“个人”在哈耶克的理路中占据着本体论上的先于社会等集合体的地位；二是因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哈耶克那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它可以被用来反对“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正如哈耶克本人所指出的，“不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除了意指我所信奉的那些理想以外——还意指其他什么东西，仍有两个比较充分的理由使我继续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我所旨在捍卫的那个观点：第一，我所旨在捍卫的那个观点始终是经由‘个人主义’这个术语而为世人所知道的，而不论这个术语在不同的时候还可能意指其他什么东西；第二，这个术语的特性可以表明，‘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乃是一些论者刻意杜撰出来用以反对个人主义观点的。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可以取代社会主义的制度。”(54)

（一）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55)的批判

一如前述，“个人主义”这个术语不仅被反对它的人歪曲得面目全非了，而且还一直被人们用来描述各种对社会的不同看法，其区别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它们与传统上被视作是其对立面的观点之间的那种区别程度(56)；换言之，尽管方法论个人主义在总体上讲都试图根据个人行动去描述或者解释社会现象，尽管哈耶克所界分的苏格兰思想传统与欧洲大陆的笛卡尔思想传统基本上都是以“个人主义”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的(57)，尽管哈耶克的方法论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哈耶克那里，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所依凭的原则却是有根本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则明显表现在下述两个关键方面：首先，伪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任何把个人视作出发点并且假定个人乃是经由一种形式契约的方式把自己的特定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统合在一起而形成社会的哲学家来说，信奉自生自发的社会产物的做法从逻辑上讲乃是不可能的”，(58)而真个人主义则是唯一一种旨在阐明自生自发社会产物之形成的现象并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理论；其次，伪个人主义必定会达致这样一种结论，即只有当社会过程受个人理性控制的时候，它们才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个人的目的，而真个人主义则与此相反，因为它坚信，如果让个人享有自由，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大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成就。

的确，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所意指的就是这种试图使社会现象得到人们理解并主张个人理性有限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而且也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捍卫的惟一的一种个人主义，而且我坚信，它也是人们能够持之一贯捍卫的唯一的一种个人主义”(5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强调对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或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质进行阐释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为自由政治秩序提供一种基本的政治原理。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乃是这样一个洞见，即个人主义所提供的乃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有关孤立个人的权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60)。从哈耶克提出的这个洞见来看，其间显然涉及“个人”这个核心观念中两个紧密相关且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一是“个人行动及其客体”，二是“个人理性”。立基于此，当然也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拟在下文中把讨论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并且结合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的批判来阐明他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

（1）哈耶克对“个人行动及其客体”的认识

哈耶克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乃是“最为愚蠢”的一种误解，因为这种观点把作为个人主义基设的“个人”竟然理解成了在事实上自足于社会并且从形而上的角度把它假设成了在本体论上先于社会或者先于其在社会中的成员身份的那种孤立的个体实在，亦即“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观点，而不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61)实际上，哈耶克所理解的“个人”，一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质上乃是一种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zoom politikon）；因此，具体到社会政治秩序层面来看，哈耶克所认识的“个人”，只能当他作为并非由若干个人按照刻意的方式集中控制并计划的社会共同体（而是由个人经由自由互动而自生自发形成的且在成就方面远远大于个人“心智”纯粹之总合的未意图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时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进一步指出：第一，如果“伪个人主义”所信奉的这种“个人观”是正确的，那么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人们理解社会现象来说就毫无助益可言了；第二，也是更为紧要的，如果人们只是从“唯个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亦即按照原子论的方式，完全从个人本身的角度去认识社会，那么作为一种对解释的规定，方法论个人主义就不仅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政治秩序或社会经济秩序毫无助益，甚至还会使个人行动以及个人间的社会互动本身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因为在哈耶克看来，既然个人或个人行动在性质上乃是社会的，那么社会现象就绝不能被化约至孤立个人或孤立个人行动的层面。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伪个人主义”之所以会忽视“个人”所具有的这种社会特性，实是因为它经由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论具体化”（methodological reification）(62)的思维方式而把它所做的方法论上的抽象误作成了形而上的实在；这就是说，通过这种错误的置换，“伪个人主义”不仅把“个人”看成了某种由物理特性决定的“给定之物”，甚至还把“个人”假定成了有着一种先于社会的本体论实在地位。

为了更好地洞见哈耶克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上述具有社会性的“个人”观，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和把握哈耶克论述中的这样三个要点：首先，作为“个人”构成要素的“个人行动”及其“客体”实际上都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实在地位，因为这些构成要素并不是由所谓的物理特性或某一终极原因决定的，而是由种种不确定的主观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哈耶克曾经在研究社会科学的事实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把某个行动者在不同情形中制造某个产品（比方说一个纱锭）的不同方法视作同一种生产活动的事例，并不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制造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客观的或物理的相似性，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该行动者有着相同的意图。”(63)哈耶克进而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我们谈论其他人的可理解的行动及其客体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列举出——而且任何一门科学至今都无力告诉我们——我们据以认识这些行动及其客体之存在的所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因为任何这些类型中的成分所拥有的共同特性并不是物理特性，而必定是某种其他东西。(64)为此，哈耶克还在《社会科学的事实》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比如说，他指出：

只要我的活动是在与我自己同样的人当中展开的，那么我就极可能根据银行支票或左轮手枪所具有的物理特性而得出结论说，对于持有者来说，它们是货币或是武器。当我看到一个拿着一个贝壳或一根细长管子的土著人的时候，这件东西的物理特性很可能无法告诉我任何东西。但是，当有关的观察告诉我贝壳之于他是货币、而细长管子之于他则是武器的时候，这就会使这个客体明确地显现出来——如果我对这些货币观念或武器观念不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讲，类似的观察很难使这些客体较为明确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这些人的行为。我之所以能够理解并适应一种“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就是因为我渐渐地不再把它视作是一种具有某些物理特性的东西，而是把它视作是一种与我自己有目的的行动之模式相符合的东西。(65)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宣称，无论是在个人活动的客体方面，还是在个人行动本身的方面，致使我们认识它们的并不是它们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哈耶克认为它们的物理特性不会进入我们对它们的分类过程之中，而仅仅意指“任何物理特性都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对任何这些类型所做的明确的定义当中，因为这些类型中的各个成分未必具有共同的物理特性，而且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不可能有意识地或明确地知道这样一项标准，即一个客体至少具有各种物理特性当中的哪一项特性才能够成为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分”。(66)

其次，哈耶克进一步主张，在我们认识或理解个人行动及其客体的时候，起关键作用的实是作为认识者的我们与被认识者所具有的意见或意图，因此社会科学家不应当而且也不能只关注孤立个人行动的“事实”或者仅仅关注个人行动之客体的“物理特性”。具体言之，从一个方面来看，就我们试图认识的个人行动之“客体”而言，它们“都不是根据它们所具有的‘实在的’特性加以界定的，而是根据人们对它们的看法进行定义的。简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事物乃是人们认为的事物。钱之所以是钱，语词之所以是语词，化妆品之所以是化妆品，只是因为某人认为它们是钱、语词和化妆品”；(67)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我们试图认识的“个人行动”而言，“只要我们把人之行动解释成有目的的行动或者有意义的行动——无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还是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不同种类的行动本身做出界定，而这种界定所依凭的并不是什么物理特性，而是行动者的意见或意图。这个事实导致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后果，比如说，……当我们说某人有食物或钱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说他讲了某个语词的时候，我们这种说法当中肯定还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他知道食物能吃、钱可以用来买东西、语词则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当然，这种说法当中也许还包含有许多其他的意思”(68)。这显然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在努力使诸如上述“个人行动”或“客体”这样的社会现象得到理解的过程中必须诉诸在性质上完全属于互动意义的领域，因为一如哈耶克所言，如果人们只是从“钱”的物理特性去理解，那么“钱”就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圆金属片”而已(69)；与此同理，如果人们只是从个人言说这个“事实”去探究，那么“语词”本身也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伪个人主义”的方式去理解，那么不同的个人对这些客体所采取的相应行动也会表现为完全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行动。

正是因为如此，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认为，“我们唯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70)显而易见，哈耶克的这段文字表明，个人之间所存在的并不只是“伪个人主义”所断言的那种外部关系，而更是在心智模式的方面的内在关联，正如Chris Sciabarra所恰当指出的，“立基于社会学的探究，哈耶克……揭示了一种有关内部关系之哲学的诸要素。对于哈耶克来说，个人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因为个人只是某个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71)当然，这也是哈耶克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始终坚持下述观点的原因之所在，即“真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我们发现：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这就是乔希亚·塔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和埃德蒙·伯克所阐发的伟大论题，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一项伟大发现：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72)。当然，我们也可以借用G.B. Madsion立基于阐释学角度做出的分析来阐释哈耶克这段文字：“它彻底否弃了任何形式的原子论个人主义，而且也否定了所有下述形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亦即霍布斯传统中那样的主张：只要对社会现象的说明不是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的事实加以表述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无法接受的。”(73)

再其次，哈耶克真个人主义还认为，社会科学家对社会政治秩序或社会经济秩序（包括它们的构成方式和作用方式）的认识或理解必须经由对个人行动及其客体施以“类推”认识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这即是说，“当我们讨论那些被我们视作其他人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采用类推的方法，亦即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会把其他人的行动以及他们行动的客体归入到我们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知识而知道的那些类型或范畴中去。我们假定其他人对某种目的或某种工具、某种武器或某种食品的认识与我们的认识是一样的，正如我们假定其他人就像我们一样也能够知道不同颜色或不同形状之间的差别一般。”(74)换言之，当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个人行动及其客体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客体分类系统投射到该行动者的身上，并且依据这种方式对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行动添附其他意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客体分类系统投射到某个行动者的身上，所依据的并不是我们对该行动者的观察，而毋宁是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类型来认识我们自己的。(75)更进一步说，这些类型或这些概念“所意指的乃是我们‘以直觉方式’认识到的一种事态；此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概念，而且所有的社会交往亦即人们之间所有的交流也都是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7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类推”认识方式确实表现出了一些后现代论者在讨论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时所说的那种“主体间”性质(77)。

立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的核心要点在于：“个人行动”及其“客体”在本体论上或在经验上并不先于社会而存在；换言之，个人在实在序列上并不优先于社会，而只是在意义序列上优先于社会。正如Madison所指出的，哈耶克真个人主义中的“个人”所具有的首位性乃是道德论的而非本体论的，而这意味着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必须从知识论的角度而不能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一种“形而上的”个人主义（a metaphysical individualism）乃是一种断言个人与社会相比有着一种本体论上的首位性，而社会只具有一种次位的实在地位；与之相反，一种“知识论的”个人主义（an epistemological individualism）则主张，个人并不先于社会而存在或者社会绝不能被化约成个人。(78)显而易见，一方面，通过对“个人行动”及其“客体”的上述理解，哈耶克在批判伪个人主义的过程中主张一种真正试图使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得到理解的非本质主义的和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79)：它不仅认为社会不能被化约至那些只具有外部关系的孤立的个人层面，而且还认为伪个人主义所始于的那种由孤立个人形成社会的理论假设也不能成立；而另一方面，哈耶克则试图经由对个人间心智和行动互动的“类推”认识而使社会秩序得到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一认识的基础上做如下的追问：如果社会秩序要得到维续和个人的安全或自由要得到维护，那么人们必须确立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进而通过这样的追问而形成维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准则，套用哈耶克本人在探究真个人主义特征时的话来说，“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80)

（2）哈耶克对“个人理性”的认识

实际上，哈耶克不仅明确指出了伪个人主义试图根据孤立且自足于社会的个人理解社会现象的谬误，而且更是揭露了伪个人主义试图根据有能力通过运用“个人理性”的力量设计最优制度并取得最优结果的个人去理解社会现象的那种企图所具有的危害。从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来看，伪个人主义经由错误地解释作为“个人”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的“个人理性”而导致的危害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它实际上构成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渊源，一如哈耶克所说的，“这种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this 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还始终隐含一种演变成个人主义敌对面的趋向，比如说，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因此，它“必须被视作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渊源——就此而言，这种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可以说与某些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理论有着同样的重要性。”(81)二是它在社会实践中还导向了“集体主义”的制度性安排，因为哈耶克指出，“对社会做个人主义的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反对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pseudo-individualism），因为这种伪个人主义还会在实践中导向集体主义。”(82)

的确，哈耶克乃是在批判伪个人主义所宣扬的上述“个人理性”观的过程中确立起他自己的“个人理性”观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探讨和理解哈耶克的这一观点。首先，哈耶克始终认为，能够反映伪个人主义这种“个人理性”观点的乃是这样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著名假定，即每个人都最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一如我们所知，类似于此的假定在当代福利经济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其间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论者们首要关注的乃是对均衡状态的分析以求评估出整个社会的功利，于是他们只能按照一种极端的方式把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化约至孤立个人的层面，进而又把这种孤立的个人化约成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经济人”。哈耶克指出，伪个人主义经由化约论的手段而达致的这类假设对于真个人主义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来说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伪个人主义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真个人主义赖以为凭的真正基础是：“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第二，我们能够据以发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便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尝试和发现他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83)这意味着，在哈耶克那里，真个人主义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一项基本假设：“人之天赋和技艺乃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从整体上讲，任何一个个人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基本的主张，那么它就意味着，人之理性（即大写的“理性”）并不像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亦即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来讲都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可资获得的，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an interpersonal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84)

显而易见，哈耶克的这种“个人理性”观实际上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个人有限理性”观。哈耶克之所以强调这种“个人有限理性”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试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伪个人主义完全误解了“理性”这个核心概念。如我们所知，哈耶克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所谓理性，我并不认为它在此处的含义是指那种构成了思想之链以及推论证据的领悟能力，而是指一些明确的行动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所有的德性以及对于确如养育道德所必需的一切东西。”(85)由此可见，哈耶克所提出的这种“个人理性”观的实质在于，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另一个人所具有的利益或被允许实施的能力做出最终的判断。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哈耶克的这种“个人有限理性”观表述为这样一种主张，即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而这一植根于人之社会性的主张又至少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的内核：一方面，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而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或者说个人理性并不能独立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所以它也无法脱离生成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成一种能够自上而下地审视它们并对它们做出评价的地位。(86)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个人“理性行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哈耶克在讨论的过程中确实承认个人“有目的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比如说，他曾明确地指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87)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将“理性行动”与“有目的的行动”等而视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哈耶克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有目的的行动”或者个人“有限理性的行动”与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个人“理性行动”或者个人“无限理性的行动”混为一谈。一如我们所知，哈耶克及奥地利学派所提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每个个人都是根据一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并行事的，这就是说，每个个人乃是在追求一己目的的过程中并根据其对实现这些目的的选择方案的认知进行选择和行事的。”(88)当然，对认知的强调乃是与另一个相关的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心智的内容，从而决策的内容，并不是刻板地由外部事件决定的”(89)。Theodore A. Barczak恰当地指出，由于心智的内容并不是由外部事件决定的，所以哈耶克对“有目的的行动”的理解并不能与“理性行动”等而视之，因为理性行动不仅涉及对一种最优行动方案的追求，而且更是隐含着一种“存在着有关机会的客观知识”的假定。显而易见，根据这种假定，个人只能根据客观世界的情势行事，但是至为关键的是，个人行动的意义在这里却被忽略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中，个人根本就不是按照其目的行事的，而是被化约成了一个被动的反应者。与伪个人主义的这种假定相反对，哈耶克认为，个人乃是根据他们对机会的主观认知行事的；正是由于对个人认知的理解对于阐发一种适当的个人行动概念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作为个人行动的构成要素之一，认知确实是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对个人行动的一种指导，认知乃是不可化约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认知能力既不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也不是由一种无所不包的理性决定的，所以认知始终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所采取的一种主观行为。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的这种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乃是作为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一部分的个人认知所具有的社会性。(90)

其次，经由上文的分析，哈耶克还对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在“个人理性”观上的区别做出了明确的概括：“一种观点在一般意义上认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只具有相当小的作用；这就是说，这种观点主张，尽管人类事实上只在部分上受理性的指导，尽管个人理性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人类还是达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成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一，所有的人都始终可以平等且充分地拥有理性（Reason：亦即用大写字母开头的‘理性’）；第二，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直接结果，因而也受着个人理性的控制。我们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前一种观点乃是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心智之局限性的产物，因此它促使人们对那些有助于个人创造出远比他们所知道者更伟大的成就的非人格的且无人格特征的社会过程（the impersonal and anonymous social processes）采取一种谦卑的态度；而后一种观点则是人们过分相信个人理性之力量的产物，因而也是他们蔑视任何并非理性刻意设计之物或任何为理性无法充分理解之物的产物。”(91)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的“个人有限理性”观的要旨并不只在于揭示伪个人主义者误解“理性”这个核心概念的事实，尽管他们对“个人理性”这个核心概念所持的立场确实构成了他们所提出的基本命题的知识论预设。在我看来，哈耶克这一论辩的目的更在于阐明并批判伪个人主义经由它所主张的这种错误的“个人理性”观而形成的那种“建构论唯理主义”，因为如他本人所指出的，那种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之于刻意设计的“建构论唯理主义”与一种认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多数秩序都是个人行动所产生的先前未预见的结果的真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虽说只是上述两种观点之间所存在的更广泛区别当中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二者之间所具有的最大区别之所在。(92)

众所周知，伪个人主义通过主张无限理性和理性至上的观点而宣称，个人凭借理性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条件的所有细节，但是这在哈耶克看来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致命自负”，(93)并且与真个人主义完全相违背。(94)哈耶克指出，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盛行，导致人们不再愿意容忍甚或尊重任何无法被视作是理性设计之产物的社会力量；而正是这样一种普遍倾向，在当下构成了人们欲求全面经济计划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对全面经济计划的诉求还只是一场更广泛运动当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因为“在道德规则和惯例的领域中，在人们试图用一种人为杜撰的语言去替代现存的各种语言的方面，以及在现代人对那些支配着知识增长的进程所持的态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倾向。眼下，人们一般都相信，在科学的时代，唯有一种人造的道德制度、一种人为杜撰的语言，甚或一种人造的社会，才能够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此外，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遵循他们无法经由理性证明其功效的任何道德规则，或者越来越不愿意遵循他们并不知道其理据的那些惯例。显而易见，人们所持的上述信念和倾向，实际上只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表现而已——而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成为一个设计严密的且得到人们公认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这种伪个人主义想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有意识的个人理性的产物”。(95)

再次，哈耶克立基于上文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与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之间的不同还可以见之于它们在基本命题方面的冲突(96)：第一，建构论唯理主义传统所提出的基本命题之一是人生而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而这种秉赋能够使人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或重构社会，并宣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97)然而，进化论理性主义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未意图的经验总和。因此，他们的命题可以表述为，文明于偶然之中获得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理性设计的产物。(98)第二，上述两种传统之间的最大区别还表现为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不同认识以及它们对所有在漫长岁月中并非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成果之价值的不同判定：显而易见，建构论唯理主义在证明制度安排的效力方面确立了一个谬误的条件，即所有“并不明显服务于共同同意的目的的制度……都应当被否弃”；(99)然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命题则认为，各种使我们得以适应世界的规则系统，乃是一种进化的成就，因此与上述个人有限理性的主张相关联，这些规则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理性不及的性质。就此而论，进化论理性主义所提出的乃是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即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到的传统或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或任何个人理性所能预见的情形，因此关于这些规则系统的重要意义，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则系统，亦不会妨碍它们有助于个人目的的实现。(100)

不容我们忽视的是，根据对个人有限理性的认识以及根据任何个人或任何一些人都无法知道为某个其他人所知道的特定事情这个事实，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还得出了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结论，即“它要求对所有的强制性权力或一切排他性权力都施以严格的限制”。(101)当然，哈耶克在这里所旨在反对的只是那种运用强制手段以形成组织或实现结社的做法，而绝非结社本身，因为真个人主义“根本就不反对自愿结社，相反，他们的论辩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项主张，即在很多人看来唯有经由刻意决策才能做到的众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个人之间自生自发和自愿达成的合作而做得更好。因此，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应当是一个热心主张自愿合作的人士，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自愿的合作都不会蜕变为对其他人的强制或导向对排他性权力的僭取”。(102)

针对真个人主义的上述实践性结论，哈耶克还做出了下述两项重要的推论，而透过这两项推论，我们则可以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洞见到真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尖锐对立：“首先，法国大革命所旨在实现的那种目标主张，应当用刻意的方式压制所有的居间性安排和结社，并且把刻意组织起来的国家视作一方而把个人视作另一方，但是真个人主义却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全部真实情况，因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非强制性惯例或约定也是维续人类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要素。其次，个人在参与社会进程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并自愿根据日益发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必须做好准备并自愿遵循那些并非智性设计之结果的惯例或约定，尽管这些惯例或约定的正当性在特定的情形中很可能是无法辨识的，而且这些惯例或约定对于个人来说也常常是难以理解的和理性不及的”，(103)但是伪个人主义却“把所有上述较小的群体全都分解成了一些不存在任何内在凝聚力而只有国家强行设定的强制性规则对其适用的孤立的原子，……并且试图对所有的社会交往关系都做出规定，而不是把国家主要当作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以防较小的群体僭越强制性权力”。(104)

（二）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的批判

一如前述，真个人主义所提供的乃是一种试图使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得到人们理解的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有关孤立个人的权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却并没有因此而转向采纳一种与伪个人主义同属谬误的方法论“集体主义”，亦即我在本文开篇所论及的那种方法论“整体主义”。尽管哈耶克认为，各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框架始终会对个人行动产生影响，因而个人从内在的角度来看乃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是他却依旧坚持主张，真个人主义“这一论辩的首要目的乃在于反对那些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的社会理论”。(105)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那种主张“伪社会理论”的集体主义的批判，因为正如前述，伪个人主义也会在实践中导向集体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曾经举例指出，“伯克首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个人主义’，随后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集体主义’；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并不是矛盾的，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卢梭的情形与其他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所宣扬的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必定会导向集体主义”。(106)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主张真个人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即对他所谓的“现代心智”（modern mind）进行批判，而这种“现代心智”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既为“伪个人主义”也为“集体主义”所共同信奉的“不尊重不受个人理性有意识控制的任何事物”(107)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108)立基于上述因素，当然更是考虑到哈耶克对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批判也是以他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为依凭的，因此我拟在下文讨论哈耶克观点的时候采取一种概述的方式。

众所周知，哈耶克在《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动》一书中论辩道，社会科学中有两类观念：一是构成性观念（constitutive ideas），二是解释性观念（explanatory ideas）(109)。前者意指这样一些观念，即我们试图做出解释的社会现象乃是由个人的行动、信念和意见构成的，而后者则意指另外一些观念，亦即我们在理解或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哈耶克认为，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是以诸如“社会”或“阶级”这类颇为盛行的解释性观念的有效性为基础的，(110)因为“那些社会理论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entities sui generis）：这就是说，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111)因此，对于“集体主义”来说，诸如社会、国家、无产阶级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与行动者个人相比较，不仅具有首位的实在性，而且也有着更大的价值。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集体主义”还经由将一般性的“理性”观念和“意志”观念偷偷转换成特定的“群体心智”、“集体意志”或“主权者意志”这种方式，不仅赋予了那些概念以整体性，甚至还赋予了隐藏在“群体心智”、“集体意志”或“主权者意志”背后的某个特定个人意志以正当性(112)。由此可见，这种“集体主义”的实质在于：一方面否定任何并非直接出于理性设计甚或理性不及的各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试图仅根据唯理主义的理性观并且以极端的方式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重构社会秩序。

但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却在根本上认为，诸如社会或阶级这样的集合体在特定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因为众所周知，社会或阶级并不会实施诸如储蓄或消费这样的行为，而唯有个人才会如此行事；因此哈耶克指出，把社会这样的集合体理解成自成一体并且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观点以及把任何价值或任何重要性赋予有关集合体的陈述或有关经济集合体的行为的统计性概括的做法都是极其谬误的。一如前文所指出的，“伪个人主义”之所以忽视“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特性，实是因为它经由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具体化”的思维方式而把它所做的方法论上的抽象误作成了形而上的实在，并且通过这种置换而把“个人”假定成了有着一种先于社会的本体论实在地位；与此相同，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所犯的错误：方法论“集体主义”之所以不意识“社会”这类集合体根本不可能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事实，就是因为它经由这种完全错误的“方法论具体化”思维方式而把它所做的方法论上的抽象误解成了一种先于个人的本体论实在。据此我们可以再一次重申，哈耶克通过真个人主义观念的阐发，既是为了否定孤立个人决定社会存在的有效性，也是为了否定所谓前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个人存在的有效性。

关于哈耶克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还有必要对其间的两个要点做进一步的强调：首先，诸如社会这样的集合体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客观事实。哈耶克指出，人们自现代以来普遍认为，当我们从观察个人行为转向观察社会集合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含混且主观推测的王国转向了客观事实的王国，而这正是那些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模式而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所持有的信念。(113)当然，最明确阐释这种信念之知识基础的论者之一乃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因为孔德曾经在一段著名文字中宣称，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就像在生物学的领域中一样，“客体的整体”，与它的组成部分相比较，“肯定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了解，而且也肯定能够更快地为人们所掌握”。(114)因此，孔德所试图创建的那种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上述信念或与此类似的信念为基础的。(115)立基于此一认识，哈耶克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诸如“社会”或“国家”（乃至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是客观事实的观点纯属谬误，甚至还是幻想；此外，人们称之为“社会事实”的东西，从“事实”这个术语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特殊意义上看，与个人行动或者它们的客体一样都不是什么事实，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特定种类的结构都不可能具有一些并非出自其定义（或者我们解释它的方法）的特性。这是因为这些集合体或这些社会结构对于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像自然单位那样是给定的，而且它们对于观察来说也不是给定的确定的客体；换言之，我们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整个实体，而始终只是我们借助于我们的模式从该实体中选择出来的某个部分”。(116)

其次，“社会”这类集合体不仅不是给定的客观事实，而且还是人的心智建构。按照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讨论社会集合体，但是只能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因为社会集合体在事实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而只是经由个人的行动、意见和态度而得到建构的。哈耶克进而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集合体“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构的那些模式一样，毋宁是一些我们根据我们在自己心智中发现的那些要素建构起来的心智模式；因此，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做的事情，从逻辑的意义上讲，恰恰与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时始终做的事情一样，因为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我们只不过是把日常言说中所遮蔽的和含混不清的东西阐释清楚而已”。(117)显而易见，哈耶克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这个要点并不是要把整体化约成其部分的总合，而毋宁在于告诫我们诸如社会这样的不可化约的“社会集合体”并不是那种能够从科学的意义上解释个人行动的本体论实体，而毋宁是一些意义客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个人之理解和能动作用这类范畴的支持，亦即离开了“个人”，那么这些意义客体便是无法得到人们理解的。(11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宣称，所有关于集合体的陈述从逻辑上讲都是从有关个人的陈述中推论出来的，但是他却并不试图经由这个主张而把社会的存在建立在那种所谓“先行存在”的孤立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是为了从纯粹孤立个人的范畴中或者从个人的心理中推论出社会范畴，因为他明确认为，社会科学绝不能被化约成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所关注的只是个人有意识的行为，而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却是个人行动所导致的种种理性不及和未意图的社会后果，一如他明确指出的，“人们错误地认为：第一，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个人行为；尤其是第二，我们所使用的那种精致的分类方法或者是对个人行为的解释，或者有助于这样一种解释。事实上，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承担这样的任务，更不可能成为这项任务本身。如果说有意识的行动可以得到‘解释’，那么这也是心理学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学或语言学、法理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部门的任务”。(119)

众所周知，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在诸多学科部门中的实例都做过比较具体且详尽的批判，本文虽说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我还是试图征引一个事例来说明哈耶克的这个观点。考虑到方法论集体主义把方法论上的抽象误解成本体论实在的错误乃是与历史科学论者所主张的那种把集合概念宣称为具体实体的错误极其相似的(120)，又考虑到哈耶克本人在分析时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尽力将这个问题与社会领域中那个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经验性的学科即历史学联系起来加以解释，那么这也许更具有助益。对‘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的性质进行考虑乃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那些想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不断地劝告社会科学家从历史中寻求他们的事实，并用‘历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来代替那种经验方法”(121)——对于我们理解他的真个人主义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文拟采用哈耶克对所谓历史“事实”所做的分析作为我们说明他所主张的这种观点的一个事例。

哈耶克指出，他所理解的社会理论在逻辑上要先于历史学，因为它阐明了历史学所必须使用的那些术语。此外，历史学家所论述的不仅是特定民族的个人行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被人们称之为社会现象的东西，但是唯有根据一种讨论历史要素如何组合在一起的理论，历史学家的事实才能够被当作某种特定种类的事实加以解释。(122)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并不会把社会现象或社会集合体当作整体去讨论，也不会谎称自己能够经由经验观察而发现这些社会现象或社会集合体之运作或变化的规律。与此相反，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恰恰在于组合它们的各种要素，也就是提供由结构性关系构成的各种组合方案，而历史学家在把他实际发现的那些历史要素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时候则必须诉诸这些组合方案。(123)

关于历史“事实”，哈耶克首先提出了这样一组问题：人们所说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意思？人类历史所涉及的那些事实对我们而言是否像物理性事实一样重要，还是有着什么其他意义？滑铁卢战役究竟是什么东西？当然，哈耶克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对它们进行回答，而是要对人们如何确定其所拥有的某则特定信息是否构成了“滑铁卢战役”这个“事实”的一部分进行追问：那些并不是拿破仑极端卫士的犁田者是否是滑铁卢战役的一部分呢？(124)哈耶克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至少向我们表明了这样几个要点：第一，历史“事实”并不是“给定的”，而只是我们经由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任何试图定义它们的尝试都必须采取某种心智重构的形式，亦即某种模式的形式，而构成这种形式的要素则是可理解的个人态度。”(125)当然，哈耶克承认，在大多数情形中，这种模式是极其简单的，因此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因此也就没有理由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一种“理论”。但是哈耶克紧接着指出，如果我们的历史事实就像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一种社会制度或一种土地耕种方式那般复杂，那么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就会是一种周期性和经常性发生的过程，或者是一种持久关系的复杂模式；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它们并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唯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构它们，完全是因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亦即我们据以建立结构的那些关系）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126)

第二，人们并不能根据时空的坐标来定义某个历史事实。哈耶克尖锐地指出，人们之所以产生了有关历史事实是“给定的”幻想，实是“因为人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所致，即我们能够根据某个历史事实在时空上的坐标而从物理特性上对这个历史事实做出定义”。(127)但是这在他看来却是十足的谬误，因为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个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再者，这个特定的时段，或者任何其他时段，根本就不是什么确定的“历史事实”，也不是单个的历史客体，因此人们不可能根据时空的坐标来定义一个历史事实。相反，根据每个历史研究者的旨趣，他们可以就这个时段提出无数不同的问题，而且相应的，他们也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不同的解答并建构起由相互联系的事件构成的不同解释模式。一言以蔽之，“这正是历史学家在不同时代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128)

第三，所谓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些解释模式或“理论”。哈耶克经由上述的分析而宣称，所谓我们必须先研究“给定的”历史事实，然后才有可能对它们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并非实情。真实的情形毋宁是这样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个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我们绝不能把国家或政府、战争、商业活动或一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因为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术语时，我们始终是在意指一种根据可理解的关系而把个人活动联系起来的组合；这意味着，我们乃是在使用一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我们论题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因此哈耶克明确指出，社会集合体，亦即历史学家所讨论的社会集合体，与有机体（动物或植物）世界中的恒定结构不同，从来都不是给定的，而是由历史学家经由阐释或解释而创造出来的；换言之，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些理论，而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所具有的特征恰恰与理论社会科学所建构的那些较为抽象或较为一般的模式相同。(129)

最后，哈耶克得出结论认为，历史现象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告诉我们的东西；而且也唯有通过解释其他人的意图和计划，历史现象才能够为我们所理解。“历史现象并不是物理性事实，因为我们据以重构历史现象的那些要素始终是我们自己的心智所熟知的范畴。当我们不再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心智的类推去解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其他人的事情的时候，历史也就不再是人类的历史了；换言之，历史也就变成了一种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历史，正如我们有可能就一个蚂蚁堆所书写的那种历史一般，或者正如一个来自火星的观察者有可能就人类所书写的那种历史一般。”(130)

四、结语：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的意义及其遗存的问题

经由上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第一，Simon和Lukes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就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而言，可以说是完全误置了批判对象，因为他们的批判以及与其类似的批判都未能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中的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做出认真且仔细的辨识，因此它们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独有的特性；而当代“社群主义”论者对“原子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出的批判虽说有效，但是却显然无法适用于哈耶克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所指出的，“当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把他们的批判矛头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于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的批判却失去了原本具有的效力。因为正是在这里，哈耶克透过对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述和建构而作出了他的最大贡献：尽管他的政治哲学还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是他的研究却表明存在着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以亚当·弗格森、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洞见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也正是通过他的研究而得到了推进和发展”。(131)

第二，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哈耶克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基本步骤而主张一种既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非化约论和非本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一是通过主张个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的个人互动性质而批判了“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那种自足于社会的并且具有充分理性的孤立个人观以及“集体主义”所宣称的那种独立于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个人的社会观；二是通过强调“个人”和“社会”并非本体论上的实在而是意义客体的观点，而揭示出了“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视方法论上的抽象为本体论上的实在这种“方法论具体化”思维方式的致命谬误；三是通过主张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和强调个人主观解释或理解的能动作用而批判了“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所隐含的“一对一”的客观主义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扩展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唯科学主义。(132)姑且不论后现代主义论者对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社会理论所做的后现代评价——比如说哈耶克理论的“后现代时刻”以及哈耶克理论的“阐释性转换”——是否确切(133)，我个人依旧认为，哈耶克所做的努力无论如何都给我们开放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伪个人主义”或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视角，正如Barry所说的，哈耶克在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时候、在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时候，“开辟了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支配性的理论之一”。(13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指出，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正如任何其他论者提出的理论一般，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一些西方论者也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根据我个人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乃是下述两项质疑：一是R．F．Harrod提出的批评，二是Hamlin做出的更具实质意义的批判。尽管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批判观点，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们的观点在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甚或哈耶克自由主义这个问题上仍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135)

一如我们所知，哈耶克在讨论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时候，明确讨论了它们各自所属的知识传统。就“真个人主义”的知识渊源而言，哈耶克指出，“我所努力捍卫的真个人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始于约翰·洛克，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和大卫·休谟，后又经由乔赛亚·塔克、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以及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的努力而首次达致了其鼎盛时期。……我认为，在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中，有两位人物的论著对真个人主义做出了极为精彩的阐释：他们是阿列克赛·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136)关于“伪个人主义”的知识传统，哈耶克则认为，“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的边沁主义者或哲学激进分子，却日益受着另一种具有不同起源的个人主义的影响。上述……与真个人主义全然不同的思想流派，虽说也以个人主义之名著称于世，却主要是以法国论者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论者为代表的——而情势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在这个思想流派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支配作用。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百科全书’派成员、卢梭和重农主义者”。(137)

然而，Harrod在“哈耶克教授论个人主义”（Professor Hayek on Individualism）一文中则根据哈耶克对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的知识传统的阐释而对他的个人主义标准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他认为，在讨论个人主义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讨论的标准必须正确，但是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真与伪》这篇论文的标题本身却隐含着一种教条主义。为此，Harrod给出了他自己的六项标准，尽管他认为它们并没有穷尽其含义。第一是历史标准：人们可以根据那些业已获得个人主义解释者资格的大师的观点来检测其他论者的观点是否与前者相符合；第二是词源学标准：人们可以通过设定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必定强调个人的重要意义而对其他论者的理论是否做到这一点进行判断；第三是科学标准：真个人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与真“个人主义”的命题相符合的理论，而与伪命题相符的理论则是伪个人主义；第四是价值目的标准：个人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对目的或价值的一种陈述，因此，如果个人主义确立的目标或价值乃是人们实际上所珍视的东西，那么这种个人主义就是真的；第五是实现价值的手段标准：在这里，个人主义并不确定终极价值，而只确定那些实现人类共同接受的较为基本目标的手段；因此，如果个人主义规定了一套事实上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准则或手段，那么这种个人主义就是真的；第六是道德标准：真个人主义可以被认为是陈述了人们应当努力实现的那些价值，而不论人们是否实际上做出了这样的努力。(138)

Harrod据此指出，首先，哈耶克对某些论者的征引肯定可以把他的标准视作是上文所述的第一项标准（即历史标准），而这意味着，哈耶克把自己严格归属到了伯克、斯密、托克维尔、阿克顿、洛克和休谟这个脉络之中。但是，Harrod指出，根据这项历史标准，他却不能被认为确立了他的理据，因为在Harrod看来，洛克必须明确无误地被排除在这项标准之外，当然哈耶克本人也确实没有阐明他把洛克纳入这个标准之下的理据(139)。此外，哈耶克最欣赏的那些论者，除了斯密以外，实际上都不是研究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的道德哲学家。其次，Harrod还认为，当哈耶克论证说个人主义应当意指某种与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反对的理论的时候，他显然是在意指上述第二项词源学标准；而在论述的过程中，当哈耶克强调指出“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的时候，他似乎是在意指上述第三项科学标准并背离了上述第四项价值目的标准和第六项道德标准；而且哈耶克论辩的展开还表明，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还意味着上述第五项实现价值的手段标准。因此，Harrod得出结论认为，哈耶克教授不仅没有搞清楚他自己所说的个人主义指的是哪些含义或者他所选择的究竟是上述标准中的哪些组合及其赖以为凭的理据，而且还在他的分析中凸显出了他的观点的专断性。(140)

当然，A．P．Hamlin在“过程个人主义与结果自由主义”（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一文中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具实质性的质疑。(141)Hamlin首先论证到，个人主义论辩的主线之一乃是过程个人主义（procedural individualism），(142)它通过关注“把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自由界定为一种目的本身”这种善的定义而得出了一个直接的结论，即一致同意或一致性的要求（a unanimity requirement）乃是确使个人的利益行为产生“善”的一项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由于采纳了这种“善”的定义，所以过程个人主义强调的乃是行动或政策得到选择的那种过程，而不是选择的结果或具体内容。正是一致和自愿同意这种过程，才是过程个人主义的唯一的伦理标准，而且也证明了过程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的正当性。(143)于是，他指出，假定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和上述特定的“善”之概念是成立的，那么过程个人主义就必须遵循最低的伦理立场，亦即由一致和自愿同意这项标准所提供的那种伦理立场；最后，他宣称，“个人主义乃是一种纯粹关注过程标准的原则”，而且也只有过程个人主义才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144)

在论证了过程个人主义以后，Hamlin又紧接着从“目的—手段”的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论证到，关于自由主义，可以得到确认的乃是下述三种彼此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自由主义观认为个人自由只是一种目的本身，因此它在任何重要的方面都与过程个人主义无甚区别。第二种自由主义观认为自由只是一种手段，亦即Hamlin所说的结果自由主义，因为它强调结果标准的确定问题；(145)再者，他还认为，这种结果自由主义在一般意义上乃是与过程个人主义不相融合的，因为如果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手段，那么自由主义就必须被视作是与一系列特定且严格限定的社会结果而不是与一种过程等而视之的。第三种自由主义观则认为自由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并力图把前两种自由主义观点的要素融合在一起。Hamlin论证说，在没有详尽讨论构成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目的—手段”关系的情况下，第三种自由主义观是无法成立的，而且也是不自恰的。因此，主张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自由主义论者必须首先完成这样一项论证，即对各种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详尽的分析，进而为自由与各个目的之间所存在的“目的—手段”关系给出准确的形式。(146)

Hamlin据此宣称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乃是一种过程个人主义，并且认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基本上是一种视自由为一种手段的观点，因为把自由主义视之为一套社会结果的观点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是显见不争的，比如说哈耶克认为：第一，“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而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的方式的原则”；(147)第二，“我们对自由的坚信，并不是以我们可以预见其在特定情势中的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148)

最后，Hamlin得出结论认为，过程标准与结果标准之间的紧张、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作为目的的自由与作为手段的自由之间的紧张，都深深地植根于哈耶克的论著之中，并且还产生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和潜在的混淆。此外，他还认为，哈耶克论著中所存在的那种紧张可以说是过程个人主义与结果自由主义间真正紧张的一个范例。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形式上讲还是从内容上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也不是视自由为手段这种自由主义观与视自由为目的本身那种自由主义观之间的一种妥切的融合(149)；这是因为哈耶克虽说在另一个场合确实把自由确立成了目的本身：“自由与法治的目的乃在于整体的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已知且特定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有助于人们追求各种个人目的的工具而被维续下来的”，(150)但是由于他在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各种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详尽的分析和论证，所以他也就不可能为自由与各个目的之间所存在的“目的—手段”关系提供准确的形式。

【注释】

(1) 当然，与此部论著之论题紧密相关的并且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另一本论著乃是哈耶克于1952年出版的《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动》（The Count-Revolution of Science, Glencoe, Ⅱ），因此请读者在关注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问题的时候参见他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

(2) 正如哈耶克本人在一篇论文中所给出的提示一般，“抽象规则对于协调人们在那些不可预见的新情势中所采取的持续性行动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抽象规则在下述情形中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了：协调众多不同的个人在那些只是部分上为每个个人所知道而且也只有在发生的时候才能为他们所知道的具体情势中所采取的行动。这不仅导使我达致了我在自己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进行所有思考的出发点，也许还解释了为什么我——尽管我一度只是一个极为纯粹且所涉范围狭窄的经济学理论家——从专门经济学的研究转入了对所有那些常常被视为哲学的问题进行探究的原因。回顾这些变化，这似乎始于我将近30年前所发表的那篇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考察了在我看来是纯粹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我在那篇论文中得出了这样一个主要的结论，即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乃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而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运用了并非集中在任何一个心智之中而只是作为无数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知识而存在的大量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一认识到获致下述恰当的洞见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这个洞见就是个人在其行动中遵循的抽象规则与作为个人应对具体而特定的情势（亦即在那些抽象规则加施于他的限度内他对所遇到的具体而特定的情势所作的应对）的结果而形成的那种抽象的整体性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当时，正是通过对‘法律下的自由’这个古老概念（亦即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以及由这个概念所引发的那些法律哲学问题的重新探究，我才就自生自发秩序的性质获致了一幅我现在认为还算比较清晰的图景——而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哈耶克：“理性主义的种类”，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217页）。

(3) 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360页；《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论文集〉编译者序》，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13—154页；另请参见我接受政治学教授张小劲的学术访谈：《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若干讨论》，载《法大评论》第一卷第一期，方流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335页。

(4) 当然，我曾经在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偶尔也论涉到个人主义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哈耶克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13—154页。必须承认，我本人并没有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讨论，然而自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部论文集最早于1991年节译成中文出版以来（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学术界也未有其他论者对这个问题做过相应的讨论。

(5)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极为繁复，但是考虑到本文的主旨，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讨论；相对简要但比较完整的概括，请参见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个人主义”条目以及参考文献，邓正来主编（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354页。

(6) 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见本书边码，下同——编注）；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应当足以表明，“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而与主张放任自由的现代自由至上观的原子论个人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后者对于哈耶克来说也是伪个人主义的一个范例。

此外，所谓“规范个人主义”，在这里主要是指A．P．Hamlin所说的那种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并加之于某种特定“善”概念的个人主义（参见A．P. 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19）。就此而言，Buchanan也许提供了一个构成规范个人主义之基础的有关“善”概念的最简洁明确的定义：“大约这样一种情形（即它们允许个人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东西——而不论那是什么东西，只以彼此同意这项原则为限）就可以被判断是一种‘善’的情形”（J．M．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2）。

(7)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8) 比如说，布坎南认为，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观念乃是经济学的唯一原则，此外，他还把自生自发秩序与个人利益追求相勾连，认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原则还可以在更广大的社会领域中得到适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却不同意将它扩张适用于制度和法律结构的层面，因为这会导致“群体选择”替代“个人选择”，进而“群体”替代“个人”（参见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6—117页；他在该书中还明确指出，“在一篇早期的论文里，我批评哈耶克将自然秩序原理延伸到制度和法律结构。在那篇论文中，我只是指出了哈耶克的论点存在内在矛盾；我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排除或解决这个矛盾”［同上书，第110页］。布坎南在这里所谓的“早期”的“批评”，是指他在Law and the Invisible Hand一文中对哈耶克观点的批评；他的这一批评也可见之于他在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194］一书第十章注释〔1〕中所做的阐释，“我对于哈耶克对现代史的深刻解释及其对改善人类福祉的诊断的基本批评，在于他对社会进化将在事实上确保有效的制度形式生存下来的笃信不疑。哈耶克对人类改革制度的有意识努力极不信任，以致他毫无批评地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哈耶克对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然却不须把进化过程提升至具有理想作用的地步。的确，改革有可能是艰难的，但此一事实却并不构成我们将进化过程提升至理想地位的理由”）。

在这个方面，范伯格也曾专门撰文指出了哈耶克所提出的“文化进化观”从“个人”向“群体”的“论式转换”问题；他指出，哈耶克的论述表明，事实上他在回答那些能被期望自发生成的规则为什么会增进整个群体的效率的问题时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也没有一贯地追求过一种个人主义的进化论观点；相反，这里毋宁存在的是哈耶克论式的转换，即从行为规则系统因有助益于实施它们的“个人”而得到发展和支配的观念，转换成了一个颇为不同的观念，即行为规则系统因有助益于“群体”而渐渐得到了遵守（参见V．Vanberg，“Spontaneous Market Order and Social Rules：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F．A．Hayek's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III），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pp.177-201）。

当然，约翰·格雷也承认哈耶克文化进化理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是否一致的问题；他指出，对不同的行动规则和认知规则所做的自然选择在哈耶克那里乃是文化进化机制。理性选择乃是伴随自然选择过程而在的，因而前者无法解释后者。于是，这里即刻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对社会进化或文化进化所做的这种说明是否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一致。毋庸置疑，当哈耶克论及不同的群体通过它们不同的规则和惯例所做的选择而发生的文化进化时，他实际上认为，这种群体选择有着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特征。这就是说，群体只是被看成了一种启发性的手段（an heuristic device），而不是该理论中的基本单位。与此同时，如果说把这种自然选择理论适用于社会解释的做法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完全相符合，那也不是完全显而易见的。自然选择进路的问题在于：在通过参照个人的生存价值而阐释个人之特性和倾向等时，它消除了个人选择和个人目的在社会解释这一最终水平上的地位。自然选择理论似乎通过把行动者的选择变成生存机会中的一种从属性变量而使其丧失了它们在解释中的核心地位（John Gray，Hayek on Liberty，Basil Blackwell，1984，pp．52ff）。

(9) 关于“范伯格与哈奇森”之争，参见D．G．Whitman，“Hayek contra Pangloss on Evolutionary System”，in Peter J. 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Polit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156-177。具体而言：一方面，范伯格认为，“群体选择”与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冲突；由于群体选择从理论上讲乃是含混的，而且也是与哈耶克个人主义进路的基本主张不相一致的，所以范伯格主张，为了拯救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就必须放弃群体选择。另一方面，哈奇森（Geoffrey Hodgson）也赞同范伯格的观点，并且认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群体选择”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哈奇森却明确主张，为了保有群体选择，应当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至少也应当对它做出修正（参见Geoffrey Hodgson，“Hayek's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An Evaluation in the Light of Vanberg's Critique”，Economics and Philosophy，1991，7，67-82）。此外，关于这个问题，N. Moldofsky也从另一个角度对范伯格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参见他的著作：Order：with or without Design？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c，1989，p.31）。关于对“范伯格与哈奇森”之争的回应，也请参见D．G．Whitman在上文中的观点。

(10) 参见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 ed, by J.C. Wood and R.N. Woods, Routledge, 1991, Vol.IV, pp.16-29；关于Hamlin的观点，我将在本文的“结语”中略加讨论。

(11)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London：Routledge and Sons, 1931, p.4。

(12)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其他论者的研究以外，后现代哲学家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解释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也有着较大的启示意义，请参见Theodore A. Burczak, “The Postmodern Moments of F. A. Hayek's Economics”（pp.81-108）以及G. B. Madison, “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pp.130-149）,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同时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Theodore A. Burczak和G. B. Madison两位论者的研究的影响。

(13) 参见G. B. Madison, “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31。

(14) 参见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62。

(15)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ed., Sir W. Molesworth, London：John Bohn, 1839-1844, vol.I, p.67; vol.II, pp.xiv, 109，转引自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62。

(16) David L. Prychitko,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A Note on its Crities”,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ag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21。

(17) 参见A. P. Hamlin, “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 in F. 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 ed, by. J. C. Wood and R. N. Woods, Routledge, 1991, Vol.IV, p.19。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更为详尽的陈述，也可参见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 Row, 1957, J. M. Buchanan and G.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Joh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London：Heinemawn, 1973; J.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8)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9th ed.,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5, vol.II, p.469，转引自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62。

(19) M. Ginsberg, On the Diversity of Morals, London：1956, p.151，转引自G. B. Madison, “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40〔1〕。

(20) A. Comte, Syste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Paris：L. Mathias, 1951, vol.II, p.181，转引自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62。

(21) 参见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71〔6〕。

(22)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同时请参见J．亚历山大对原子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论战的看法，“个人主义理论之所以如此诱人和强有力，是因为它们以一种公开的、明确的和彻底的方式维护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的预先假设认为个人是理性的或是道德的，他们都承认，行动者不受被称为物质强制的情景或道德影响的约束。然而，在我看来，个人主义立场的自由是以巨大的理论代价换来的。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构的唯意志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理论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我认为，个人主义理论的道德设计鼓励了那种认为个人不需要他人或社会的幻想。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理论承认社会控制的存在，并认为这样就能够对社会控制进行明确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论在道德和理论上都优于个体论思想。当然，问题在于这种利益是否只有以一种难以接受的代价才能获得。又是什么使集体主义理论有所失呢？它所假设的集体力量与个人意志、唯意志论和自我控制又是何种关系呢？我们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必须了解一个重要事实：有关秩序的假设并不需要任何有关行动的特殊假设”（同上，第10页）。

(23) 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群主义”者对当代个人主义论辩的批判，一方面揭示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共同理论预设，另一方面则透过它的批判本身而凸显出了它的批判论式与某些为人们久已熟悉的对个人主义的早期批判论式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社群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对早期个人主义批判者的观点的一种重复，或者说是对那种源出于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传统的一种变异性延续。当然，Amy Gutmann的观点更为准确地分梳了这些批判观点的理论渊源脉络，“像本世纪60年代的批判者一样，80年代的那些批判者也指责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的且不可挽救的唯个人主义。但是，这一新的批判浪潮并不只是对旧的批判的重复。早些时候的批判者为马克思所激励，而当下的批判者则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激励”（Amy Gutmann,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308-322, 1985, p.308，转引自B. M. Rowland, Ordered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 A. Hayek, Greenwood Press, 1987, pp.116-117）。此外，对于这种一浪复一浪的批判思潮，C．Larmore也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他甚至指出，“这种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模式的反复重现和陈腐，正表现出了它的贫困”（C. Larmore,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 1987, p.93）。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请参见Chandran Kukathas, 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Oxford, 1989, pp.105-124。

(24) 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哈耶克具体指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只是在人们把真个人主义的另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即托克维尔）的一本著作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才引入英语之中的，然后托克维尔在此后出版的《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这部著作中却用‘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描述了一种他所痛恨且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伯克还是托克维尔，却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更接近于亚当·斯密的立场——而关于亚当·斯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真个人主义者；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伯克和托克维尔所反对的那种‘个人主义’也是与斯密所主张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同上）。

(25) 参见Joseph Agassi,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p.150-161。

(26) 同上，p.151。

(27) 参见Jeremy Shearmur, “Hayek and the Wisdom of the Age”, in Hayek's Serfdom Revisited, ed. by A. Seldon, pp.67-85。

(28) 需要指出的是，“社群主义”者的批判并不只局限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还含括到了规范个人主义的层面，但是考虑到本文的主旨，我的讨论将主要局限于前者。

(29) David L. Prychitko,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A Note on its Crities”,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21。

(30) Michael A. Simon,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Social Expla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关于Simon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请主要参见其论著中的第45—50页。

(31) 参见Steven Luk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p.162-172。

(32) 同上，p.163. Lukes的这个观点所指的是哈耶克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唯有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当然他也是在指沃特金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所做的如下说明，即“按照这项原则，社会世界的最终构成者乃是个人，他们多少恰当地是根据他们的倾向和他们对其情形的理解行事的。每一种复杂的社会情形、制度或事件，都是个人的倾向、情形、信念、物理资源和环境的某种特定组合的结果”。

(33) 参见同上，pp.164-165。

(34) Michael A. Simon,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Social Expla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p.187。

(35) 参见David L. Prychitko,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A Note on its Crities”,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22。

(36) 参见同上，pp.123。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Simon和Lukes还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了另一项批判，他们所采用的论证方式是：如果社会事实可以通过一种对个人的分析而得到解释，这就是说，如果将社会事实化约至个人的层面是必要的，那么社会科学家为什么就必须止步于个人意识的层面呢？Lukes据此认为，当人们提出“什么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可以把什么特性适用于个人？”这类问题的时候，人们应当去考虑一种个人的遗传性构造及其头脑的物理状况（参见Steven Lukes，“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66）。在较为晚近的时候，诺齐克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即如果社会制度必须根据个人目的的结果得到解释，那么社会科学家为什么就不应当去解释个人目的的物理起源呢（参见David L. Prychitko，“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A Note on its Crities”,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125）？

(37) 参见同上，p.123。

(38) 同上，p.123。

(39) N. Barry, 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Lodon：Macmillan, 1979, p.126。

(40)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41) R. Kley, Hayek'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4, p.11。

(42) 在哲学家伊赛亚·伯林纪念文集《自由的理念》（The Idea of Freedom）一书中，法律哲学家H．L．哈特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别撰文确证了这一政治哲学转向的趋势，“我认为，任何熟悉过去10年来在英美两国出版的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著的人，都不可能怀疑这个论题——即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汇合点——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当下正在目睹从一个曾经被广为接受的旧信念中转换出来的过程，这个旧信念便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它的恰当形式的话）必定能够把握政治道德的实质。然而新的信念则认为，真理一定不在于那种视集合或平均的一般福利的最大化为其目的的原则，而在于一种关于基本人权（亦即保护个人的具体的基本自由和利益）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为这些权利发现某种足以坚固的基础，以应对那些久以为人们所熟悉的批评观点”（H. L. A. Hart, “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 in The Idea of Freedom, ed. by Alan Ry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7）。

(43) J. N. Gray, Hayek on Liberty, Oxford, 1984, p.7。

(44)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9页。

(45)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6) 诺齐克的这一权利原则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获取的正义原则”，即任何人都必须通过其自身的能力和劳动去获取财产；二是“转让的正义原则”，即任何财产的转让与分配都必须立基于个人的自愿而不得以任何方式侵损个人的权利；三是“矫正的正义原则”，即以正义的方式矫正分配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侵损个人权利的行为和后果。请参见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9页。

(47) 例如，麦金泰尔立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伦理学与德性理论，主张把人视为生活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而同时又具有自由德性追求的人类群体；泰勒凭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原则，反驳当代自由主义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主张给予人的社会历史情景以更高的理论地位；桑德尔则运用后现象学哲学运动中产生的“后个体主义”观念反驳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无限制”、“无约束”的个人主义，主张共同体的善必须得到尊重、个人的权利必须得到限制，甚至认为人们的共同性、关系性和交互性优于个人的自我性和唯一性。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万俊人：《关于美德伦理的传统叙述、重述和辩述（译者序言）》，载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又请参见万俊人所撰写的一篇论题相关的论文：《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3期，第144—160页。

(48) M.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1982，p.174，转引自并参见万俊人：《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同上〔47〕，第148—150页。

(49) 同上。

(50) 同上。

(51) R．P．Wolff，Understanding Rawls：A R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A Theory of Justice，Priceton，1977，p．210。当然，罗尔斯和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论者也对这些批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鉴于本文论题的设定，我不可能在这里对他们所做的回应进行讨论，关于他们的观点，请主要参阅约翰·罗尔斯，“Justice as Fairness：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4（1985），pp.223-251；Dwo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Cambridge，Mass.，1986。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捍卫自由主义和对自由主义做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当代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批判做出根本的回答，这是因为他们依据对人性和社会性质的虚构性解释而建构起来的善社会的模式，依旧无力解释人类是如何型构各种社会秩序的；即使是罗尔斯也只解释了一种无知之幕下的自由状态中的社会正义原则，而未能在特定的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对这些社会正义原则在某种社会秩序中能否被证明为可行的问题做出解释。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236页。

(52)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53) 同上，第3页。关于这些政治术语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术语之所以含混不清的缘由，请参见哈耶克为辨析政治术语之含义而撰写的专论：《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54) 同上，第4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哈耶克依据正文中所给出的理由而在早期的论述中仍采用了“个人主义”这个术语，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此后哈耶克不曾再使用过这个术语，即使在他为了甄别政治学术语而专门撰写的《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的论文中，他也未曾论及“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参见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55) Madison颇具想象力地把这种“伪个人主义”论证模式称之为“鲁宾逊范式”（The Robinson Crusoe Paradigm），参见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34。

(56) 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57) 哈耶克明确指出，伪个人主义“虽说也以个人主义之名而著称于世，却主要是以法国论者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论者为代表的——而情势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在这个思想流派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支配作用”（同上，第4页）。

(58) James Bonar，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1983，p．85，转引自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59)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60) 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一章有关自由状态与自由权项的讨论，第3—18页。

(61)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62) 参见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40。

(63) 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64) 参见同上，第61—62页。

(65) 同上，第66页。

(66) 同上，第61页。哈耶克还用一种扼要的方式描述了他在正文中所说的情形，“客体甲、乙、丙……可能在物理上截然不同，而且我们也绝不可能用列举的方式穷尽它们，但是这些客体却因某人对它们持有相同的看法而成了同一种类的客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某人对它们持有相似看法这个事实，也唯有经由这样一个说法才能够得到界定：该人将通过采取A、B、C……中的任何一种行动来对待这些客体——与前述相同，这些行动也可能在物理上不尽相同，而且我们也无力用列举的方式去穷尽它们，但是我们却切实地知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意指’同一个东西的”（同上）。

(67) 同上，第60页。

(68) 同上，第62—63页。

(69) 参见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注释第52页〔18〕。

(70)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71) Chris Sciabarra，“The Crisis of Libertarian Dualism，”Critical Review，I，no．4，Fall，1987，p.90，转引自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33。

(72)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73) 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34。当然，David L. Prychitko也指出，那些批判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哈耶克实际上是把经济学看成是一种现象学科学（phenomenological science）。这种哲学立场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the positivist methodology）乃是颇为不同的，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标准理论。与这种标准理论不同，哈耶克的观点对生活世界之于理解个人行动及其产生的集合结果的意义所具有的必要性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因此承认人们彼此理解之意义的重要性始终是哈耶克研究范式的主要依凭（参见David L. Prychitko，“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Austrian School：A Note on its Crities”，in Peter J. 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24-125）。

(74) 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75) 参见同上；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还举例指出，“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穿过一个交通拥挤的广场，不停地躲闪某些车辆并且不时地停下来让其他的车辆先走，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肯定要比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东西多得多。实际上，即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某种与我们在此前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行事，以上所述也是同样有道理的。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次看到一块大石头或大雪块正从山上滚下来压向一个人并且看到他正在撒腿逃命，那么我当然知道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在类似的环境中我自己会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完全有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同上，第63—64页）。当然，哈耶克还举了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毋庸置疑，我们大家通常都是依凭这样一种假设行事的，即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其他人的行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形中，这种做法也是极为可行的。但是这里的麻烦却在于：我们对于这种做法永远都不可能有彻底的把握。我们只要看一个人做几件事情或者听他说几句话，我们即刻就可以确定此人是精神健全的而不是神经错乱的，从而也排除了他会做出无数‘古怪’事情的可能性：这些‘古怪’的事情乃是任何人都无力用列举的方式予以穷尽的，而且也是无法被归入我们所知道的理性行为这个范畴之中的——当然这仅仅意味着，那些行动是无法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得到解释的。我们既不可能确切地解释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知道一个人是神经正常而不是精神错乱的，也不可能排除我们万一犯错误的可能性。与此同理，我实际上只需要经过一些观察就能够即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男人正在向某个人示意或者正在追求某个人，或者正在向某个人表示爱情或者正在惩罚某个人，尽管我在过去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是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的。然而，我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从实际生活的角度上来看，已是足够确定了”（同上，第64页）。

(76) 同上，第64页。

(77) 这个术语乃是我从Madison那里借用来的；他就这个问题还进一步指出，哈耶克真个人主义所具有的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性质乃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确切要义之所在。这种一般性进路的经典范例乃是胡塞尔在其Cartesian Meditations的第五卷中所采纳的，在这里，他试图对主体间性的“构成”给出某种说明（参见G．B. 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37）。当然，我们也确实可以从哈耶克的论述中探及到这种“主体间性”的意蕴，比如说他曾经指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人之活动的客体是属于同一种类还是属于不同的种类，或者是属于相同的类型还是属于不同的类型，所依据的并不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这些客体的知识，而是我们认为被观察者所拥有的有关这些客体的知识”（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此外，他还指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乃是一个我们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必定会用一种不同于我们观察自然世界的方法去观察的世界。我们可以用一种颇具助益的比喻说法来描述这种情形：我们从外部观察自然世界，但是却从内部观察社会世界；就自然世界而言，我们的概念是关于事实的概念，因而必须与事实相符合，然而在社会世界中，至少有一部分为人们最为熟知的概念乃是社会世界得以形成的要素。正如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思想结构的事实乃是我们彼此有可能进行交流或进行沟通以及你们有可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的条件一样，这种共同的思想结构也是我们大家据以解释诸如我们在经济生活或法律中、在语言中以及在风俗习惯中所发现的那些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同上，第76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曾经对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胡塞尔的“自我主义”（egology）做了一番颇有意义的比较，参见他的著作：Main Trends in Philosophy，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9，p.138。

(78) 参见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137-139。

(79) 关于“真个人主义”不是本质主义的问题，哈耶克明确指出，“正如Karl Pribram业已阐明的那样，个人主义乃是哲学唯名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各种集体主义理论的根源则是‘唯实论’传统或（一如卡尔·波普尔现在所采纳的一个更适当的称谓那样）‘本质主义’传统（Pribram，Die Entstehung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Sozialphilosophie 〔Leipzig，1912〕）。但是，这种‘唯名论’认识进路只是真个人主义所具有的特征，而卢梭和重农学派的伪个人主义，与笛卡尔主义一脉相承，则属于极端的‘唯实论’或‘本质主义’”（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注释第6页〔7〕）。

(80)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81) 同上，第4页。除此之外，哈耶克还明确认为，“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还具有这样两种危害：“第一，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始终是人们理解历史现象的一个重大障碍；第二，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对人们信奉历史发展之必然规律以及经由此一信念而产生的现代宿命论负责”（同上，第10页）。

(82) 同上，第6页。

(83) 同上，第15页。

(84) 同上。

(85) John Locke，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ed．W．von Leyden，Oxford，1954，p．III。

(86)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哈耶克所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毫无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8页。我们在这里可以对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做如下的概括：第一，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哈耶克坦率地指出，“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0页）；第二，如果说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那么它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例如哈耶克指出，个人理性是一种“工具”，一种“抽象思想的能力”，因此它服务于个人的方式，乃是引导个人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行动，并使他能够把复杂现象抽象成一系列可把握的一般性规则，进而引导他的决策（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9页）；正是立基于此，哈耶克确立了他关于理性的立场：“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

(87)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关于这个问题，Theodore A．Burczak指出，尽管有论者认为，哈耶克从来没有强调过有目的的行动，而且在当代奥地利人把有目的的选择强调为其经济学的基础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乃是米塞斯的观点而不是哈耶克的观点，但是Burczak指出，哈耶克把私有财产权当作一种确受保障的领域加以捍卫的事实却显然设定了这样一项预设：至少在某些情势中，人们是有意识行事的。因此，他明确指出，哈耶克关于“有目的的行动”的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理性行动”（请参见Theodore A．Burczak，“The Postmodern Moments of F．A．Hayek's Economics”，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89）。当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赞同Barczak的观点。

(88) L. H. White，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Auburn AL：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84，p．4，转引自Theodore A．Burczak，“The Postmodern Moments of F．A．Hayek's Economics”，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89。

(89) G．P. O'Driscoll and M．Rizzo，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New York and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1。

(90) 参见Theodore A．Burczak，“The Postmodern Moments of F．A. Hayek's Economics”，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88。

(91)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92) 参见同上。正如哈耶克在另一个场合所指出的，“18世纪社会哲学家所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是用一种批判的和进化论的理性主义（a critical and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取代此前便已存在的那种幼稚的建构论唯理主义（the naive 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前者所探究的乃是有效运用有意识的理性的条件和限度，而后者则把所有的制度都解释成了人们为了实现一个可预见的目的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产物”（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93) 参见哈耶克所著一书的书名：《致命的自负》（原译《不幸的观念》，刘戟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94) 真个人主义乃是一种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the antirationalistic approach）；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指出，它“很可能是英国个人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这种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认为，人类并不是一种具有极高理性和智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十分缺乏理性且极易犯错误的存在，而且人类所犯的具体错误也唯有在一种社会过程之中才能够得到纠正；此外，这种认识进路的目的还在于使一种极具缺陷的理性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认为，这种认识进路之所以能够在英国人的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伯纳德·孟德维尔的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所致，因为正是孟德维尔第一个以一种极为明确的方式阐发了这一认识进路中的核心理念”（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95) 同上，第25页。

(96) 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236页。

(97) 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8) 参见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与第三范畴：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2—380页。正如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此一传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99) 参见哈耶克：《建构主义的谬误》，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实际上，哈耶克早就指出，“唯理主义进路在这一点上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予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相背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页）。

(100) 当然，关于这些基本命题之间的冲突，哈耶克也曾借用J．L．Talmon的重要论断对此做过一般性总结：“一方认为自生自发及强制的不存在乃是自由的本质，而另一方则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和获致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前者主张试错程序，后者则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p.71，转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

(101)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02) 同上。

(103) 同上，第22页。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指出了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下述三种观点：“一、真个人主义肯定家庭的价值及小群体之共同努力的价值；二、真个人主义信奉地方自治和自愿结社；三、真个人主义的理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的，即人们通常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经由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得更好。”（同上）

(104) 同上，第23页。

(105) 同上，第6页。

(106) 参见A．M．Osborn在她所著Rousseau and Burke（Oxford，1940，p．23）一书中的讨论；同时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注释第5页〔4〕。

(107)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108) 正如哈耶克本人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一文的结论中所指出的，“个人主义教导我们：只有当社会是自由的时候，社会才会比个人更伟大；换言之，只要社会受到控制或指导，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控制或指导它的个人心智所具有的力量的限制。如果现代心智妄自尊大，不尊重不受个人理性有意识控制的任何事物，而且也不知道在哪里及时止步，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断言说，一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的视域及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将不断地萎缩，直至把我们的所思所虑最终限制在我们的心智所及的范围之内’”（同上，第32页）。

(109) 参见Hayek，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Glencoe，II，1952，pp．37-38。

(110) 参见Hayek，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Glencoe，II，1952，p．53。

(111)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12) 就此而言，哈耶克对这种转换过程做过详尽的批判，尤可见之于他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拙文《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第二节“哈耶克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13—154页。囿于篇幅，本文不赘述。

(113) 参见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14) 同上。

(115) 同上。

(116) 同上，第74页。

(117) 同上，第69页。

(118) 参见G．B．Madison，“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 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138-139。

(119) 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也请参见Hayek，The Counter - Revolution of Science，Glencoe，II，1952，p.39。

(120) N．Barry也指出，“方法论集体主义所犯的基本错误乃是与历史循环论者（historicists）在宣称集合字词意味着具体实体时所犯的那些错误极为相似的。这种观念乃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一个系统特征，而且也确实构成了社会科学中那种知识理论的实质”（N．Barry，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79，p.35）。

(121) 参见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22) 参见同上，第72—73页。哈耶克还指出，“当然，这也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符合的，即历史研究常常会迫使理论家去修正他们建构的解释或理论，或者迫使理论家去提出他能够据以整理或安排他所发现的信息的新解释或新理论”（同上，第72页）。

(123) 参见同上，第73页。

(124) 参见同上，第70页。

(125) 同上，第71页。

(126) 同上。

(127) 同上，第74页。

(128) 同上，第75页。

(129) 参见同上，第70—71页。此外，哈耶克还明确指出，“所谓‘国家’或‘城镇’这样的术语是不能根据物理特性加以定义的；这些术语所意指的乃是一种由种种关系构成的复合体，而当这些关系得到明确阐释的时候，它们也就构成了该论题的一种‘理论’”（同上，第71页）。

(130) 同上，第75—76页。

(131) 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132) Madison在《哈耶克与阐释性转换》（Hayek and the Interpretive Tum）一文中指出，“哈耶克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肯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所做的批判乃是英语世界中对唯科学主义所做的最早的批判之一”（参见G．B．Madison，“Hayek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in Peter J. 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65）。另请参见G．B．Madison的另外一篇论文：“How Individualistic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130-149；N．Barry，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79，pp．35ff。

(133) 参见Theodore A．Burczak，“The Postmodern Moments of F．A. Hayek's Economics”，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81-108；G. B．Madison，“Hayek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p．64-80。

(134) N．Barry，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79，p．35。

(135)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列举这两位论者对哈耶克观点的质疑，并不表示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对于R，F．Harrod提出的批评，我认为虽说对我们认识“个人主义”极具启示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阐明个人主义原理的时候诉求确当的理据，但是他却没有明确辨析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规范个人主义原理之间的区别；对于Hamlin提出的批判，我认为他为我们认识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而且也确实指出了哈耶克未阐明“目的—手段”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但是这里的核心问题却在于：即使Hamlin关于“过程个人主义”与“结果自由主义”不相融合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然而当我们试图把这一逻辑适用于哈耶克的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证明的是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就是Hamlin所说的“过程个人主义”这种观点。颇为遗憾的是，Hamlin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对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进行任何论证，只是先就方法论个人主义给出一个极为一般性的概括，然后再将这个一般性的概括宣称为“过程个人主义”，最后因哈耶克主张个人主义而断言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也是“过程个人主义”。这里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与“过程个人主义”不同，那么Hamlin至多只能说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有问题，但是他关于“过程个人主义”与“结果自由主义”不相融合的观点即使能够成立，它也无法适用于哈耶克的观点。

(136) 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37) 同上。

(138) 参见R．F. Harrod，“Professor Hayek on Individu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I，p．70。

(139) 参见同上，第70—71页；比如说，他指出，当我们考察哈耶克教授所阐释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洛克和边沁归入“伪”个人主义者，尽管从政治思想中的权威论著来看，这个定论并不一定是终结性的。

(140)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分析，请参阅R．F．Harrod，“Professor Hayek on Individualism”，in F．A．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I，pp.69-75。

(141) 参见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p.16-29。

(142) 规范个人主义论辩的另一条主线，在Hamlin看来，可以被称为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立场。这个立场既可以是主观的，亦可以是客观的。他指出，那种试图根据纯粹个人主义的理据来支持自由市场的过程制度乃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犯了一个混淆“手段与目的”的错误；再者，仅从规范个人主义诸原则中也无法推论出任何支持自由市场的一般性理据，或者任何特定的制度结构。Hamlin论证到，一旦过程被视作是个人主义的目的和手段，那么就会产生下述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所有的个人都同意，在自由市场过程与所有其他可能的过程之间，应当赞同前者；要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主张。如果存在着一致同意，那么显然存在着支持创造和维续自由市场的理据，但是这种理据在性质上却完全是过程性质的；如果他们都不同意，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支持特定自由市场之制度过程的纯粹个人主义的理据了（参见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p.20-21）。

(143) 参见同上，第20页。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注意Hamlin所强调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一致同意”或“一致性”原则本身并不是一项可以通过一致同意加以改变的社会规则或制度。毋宁说，一致同意原则乃是一项为了满足过程个人主义的“善”之标准而必须达到的条件。因此，人们必须仔细地辨识下述二者间的区别：一是作为制定规则的一项制度性决策的一致性，二是作为过程的“善”之标准的一致性。这意味着，个人可以选择决策规则而非一致性，而且这样一种非一致性的决策规则也的确可以在宪法阶段上得到一致性支持。在这种情形中，这种宪法本身可以被视之为是“善”的——亦即过程意义上的“善”，但是生存于该宪法之下的社会却不能被证明或假设为是“善”的，因为仅只一项过程标准还不足够。因此，他经由推论而认为，一种过程性质的宪法未必甚或在假设上都不能被认为会产生一种过程性质的社会（参见同上，第20页）。

(144) 参见同上，第21页。

(145) 参见同上，第23—24页。Hamlin还明确指出，“正是这种自由主义观点（亦即自由被视作是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结果一种纯粹的手段的观点），我称之为结果自由主义”（同上，第23页）。

(146) 参见同上，第17页。

(147)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6页；Hamlin还指出，“我早先论证到，正如结果自由主义在一般意义上讲必定与多数民主制不相符合一样，它也必定与过程个人主义不相融合”（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23）。

(148)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关于Hamlin对哈耶克这段文字以及这段文字的内容所做的具体讨论，请参见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C．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p.25-26。

(149) 参见同上，第17页。

(150)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关于Hamlin对哈耶克这段文字以及这段文字的内容所做的具体讨论，请参见A．P．Hamlin，“Procedural Individualism and Outcome Liberalism”，in F．A. 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J. C. Wood and 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p.25-26。

序言

FOREWORD

初看上去，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些论文所关注的论题似乎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很快就能够发现，其中大多数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的确，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从道德哲学的问题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问题到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论文中，我却是把上述问题当作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方面来看待的。这些问题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很容易就从本书的前六篇论文中见出；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讲，后面三篇讨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文也可以被视作是我用前六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对一个特定问题所做的具体分析，尽管我在撰写这些论文的时候尚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在本书中，只有最后三篇论文是讨论与前述论题多少有些不同的理论问题或政策问题的；但是，由于我相信这三篇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在过去所讨论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人们将在日后所讨论的问题，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使人们以一种较为方便的方式认识到这些问题。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较为通俗的读物，即《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那本书中，我论及了一些与本书讨论的某些议题相关的问题。因此，为了对公众负责起见，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本书并不旨在成为一本大众性的读物。在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中只有几篇论文（第一篇和第六篇论文，可能还有第四篇和第五篇论文），可以被视作是我对《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扼要阐发的某些实际结论所做的补充性文字；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由于我感到情势迫切，所以我才比较匆忙地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把这些观点先行发表了出来。显见不争的是，本书中的其他论文都是写给我的同行看的，因此也是相当专业性的。应当承认，所有这些论文都是我在追求一个长远目标的过程中撰写的文字；它们虽说不是结论性的文字，但是眼下却肯定可以被用来取代业已成为过去的那些旧文字——亦即《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的观点。我或许还应当补充指出一点：就晚近我在这个题域（亦即本书大多数论文所关注的那个题域）中所发表的论文而言，本书并没有收入我撰写的另外两个系列的论文：一是探讨“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的论文，二是探究“对科学的反动”（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的论文，因为我想使它们成为一部更宏大且更系统的著作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分别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a）1940年卷和1941年至1945年诸卷中查阅到这两个系列的论文。

在这里，我要感谢《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Economica）、《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伦理学》（Ethics）和《新联邦季刊》（New Commonwealth Quarterly）等杂志的编辑们，因为他们同意我在这本论文集中重刊我最初在那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此外，我也要感谢Messrs．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出版社（London），因为他们同意我把我最初发表在他们于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中的两篇文章收入本论文集中一并发表。

F．A．哈耶克

于伦敦经济学院

第一章　个人主义：真与伪

18世纪和大革命，就像似一种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巨流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巨流则引导人们去追求绝对的权力。(*)

——托克维尔

一

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如果有人倡导任何明确的社会秩序原则，那么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一定会被指责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因为现在的人大都认为，明智之举意味着：第一，一个人在处理社会事务的时候不死守固有的原则，而是“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每个问题；第二，一个人不仅在一般情形中接受权宜之策的引导，而且还随时准备在彼此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寻求妥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原则没有为人们明确认识到而只是隐含在特定的决策之中，或者说，即使原则只是表现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模糊想法，原则仍有着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而且也是无从规避的。因此，在“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人们实际上正在从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迅速步向一个具有十足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

在本文中，我不仅打算捍卫一项有关社会组织的一般性原则，而且还将努力证明，我们的社会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注定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从一个以人们普遍承认某些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带回到一个由直接命令创造秩序的系统中去的运动，而人们对一般性原则的厌恶和对就事论事之行事方式的偏爱，则正是这场倒退运动的产物。

经历了过去30年的各种事件以后，我们也许已无甚必要再去强调“没有原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这样一个道理了。如我们所知，在过去30年的岁月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实用主义观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增强我们控制发展情势的能力，反而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境地之中；此外，我们对原则的蔑视所导致的唯一结果，便是我们竭力不予关注的事件的逻辑反而支配了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这种努力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原则的指导，而毋宁是今天是否还存在着一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便能够遵循的可以普遍适用的原则。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能从哪儿找到一套可以为我们提供明确指导的一般性原则呢？我们又能在哪里找到一种不仅可以为我们指明道德目标而且也可以为我们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方法的内在一致的哲学呢？

从教会在阐释一种全涉性社会哲学（a complete social philosophy）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无数教徒从同样的基督教基本教义出发所得出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来看，宗教本身并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指导。毋庸置疑，宗教势力的式微或宗教影响的衰退乃是我们现在缺失知识方向和道德方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宗教的复兴却并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我们对一项得到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原则的需要。因此，我们还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宗教或道德所提供的那些基本且一般的原则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我为本文选定的题目表明，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表现为一套原则的哲学：这些原则实际上就隐含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或基督教国家的政治传统当中，只是眼下任何易于人们理解的术语都不再能够对它们做出明确无误的描述罢了。因此，在我们确定这些原则能否继续作为我们的实践指南以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它们做一番详尽的重述。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在于这样两个事实：第一，正如人所周知的那样，当今的政治术语极其含混不清，甚至同一个术语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都往往意味着几乎相反的意思；第二，亦是一个更为严苛的事实，即同一个语词好像还常常把那些实际上信奉彼此对立且不可调和的理想的人归为了一类人。比如说，像“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民主”（democracy）、“资本主义”（capitalism）或“社会主义”（socialism）这样的术语，今天都已经不再能够意指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了。它们现在所描述的不过是一堆在性质上颇为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大杂烩，而这些原则和事实之所以同这些术语发生了某种联系，则纯属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使然；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时候甚或只是在同样的名目下主张这些原则和阐述这些事实以外，这些原则和事实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言。

在这个方面，受害最大的政治术语莫过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术语了。它不仅被反对它的人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应当始终牢记，一些在今天已经不再时兴的政治概念，只是通过反对这些政治概念的人对它们所做的歪曲描述才为大多数当代人所知道的），而且还一直被一些论者用来描述若干对社会的看法，但是这些对社会的看法之间却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程度甚至不亚于它们与那些在传统上被视作是其对立观点之间的那种区别程度。的确，我在准备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考察了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标准描述；然而，这项考察工作的结果却使我感到后悔不已，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此之前怎么会把自己所信奉的那些理想与这样一个被如此滥用和如此蒙遭误解的术语联系在一起呢？但是，不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除了意指我所信奉的那些理想以外——还意指其他什么东西，仍有两个比较充分的理由使我继续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我所旨在捍卫的那个观点：第一，我所旨在捍卫的那个观点始终是经由“个人主义”这个术语而为世人所知道的，而不论这个术语在不同的时候还可能意指其他什么东西；第二，这个术语的特性可以表明，“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术语乃是一些论者刻意杜撰出来用以反对个人主义观点的。(1)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可以取代社会主义的制度。

二

在我解释我所谓的真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的含义之前，先扼要地讨论一下这种真个人主义所属的那种知识传统，也许是不无益处的。我所努力捍卫的真个人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始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后又经由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努力而首次达致了其鼎盛时期。关于埃德蒙·伯克，亚当·斯密曾经把他描述成他所知道的唯一在他们之间没有进行任何事先交流的情况下就对经济学论题做出与他完全相同思考的人。(2)我认为，在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中，有两位人物的论著对真个人主义做出了极为精彩的阐释：他们是阿列克赛·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我认为，在我所知道的论者当中，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可以说最为成功地发展了苏格兰哲学家、伯克以及英格兰辉格党人的政治哲学之精华；然而与此同时，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的边沁主义者或哲学激进分子，却日益受着另一种具有不同起源的个人主义的影响。

上述第二种与真个人主义全然不同的思想流派，虽说也以个人主义之名著称于世，却主要是以法国论者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论者为代表的——而情势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在这个思想流派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支配作用。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百科全书”派成员（Encyclopedists）、卢梭（Rousseau）和重农主义者。此外，从本文所考虑的各种原因来看，这种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this 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还始终隐含有一种演变成个人主义敌对面的趋向，比如说，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由于只有上述第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我主张把它称之为真个人主义；与之相反，前述第二种个人主义则很可能必须被视作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渊源——就此而言，这种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可以说与某些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理论有着同样的重要性。(3)

我认为，最能够说明当下普遍存在的有关个人主义含义之混乱状况的乃是这样两个事实：第一，人们通常都把（当然他们有理由这样做）埃德蒙·伯克——亦即我所认为的真个人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视作是卢梭所谓的“个人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因为伯克担心卢梭的理论会迅速地把国家瓦解掉，甚至还会把国家分解成“个体性的尘埃与粉末”；(4)第二，“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只是在人们把真个人主义的另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即托克维尔）的一本著作翻译成英语的时候才引入英语之中的，然而托克维尔在此后出版的《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这部著作中却用“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描述了一种他所痛恨并坚决反对的态度。(5)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伯克还是托克维尔，却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更接近于亚当·斯密的立场——而关于亚当·斯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真个人主义者；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伯克和托克维尔所反对的那种“个人主义”也是与斯密所主张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

三

现在，我们需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真个人主义有哪些本质特征呢？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即刻指出的是，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a theory of society），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只此一个事实就应当足以驳倒若干一般误解中那种最为愚蠢的误解了，亦即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观点，而不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6)如果这种愚蠢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个人主义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来说也就毫无助益可言了。但是，真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却与这种观点相去甚远，因为它认为，我们唯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7)这一论辩的首要目的就在于反对那些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的社会理论（collectivist theories of society），因为那些社会理论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entities sui genems）：这就是说，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做个人主义分析的第二个目的则在于反对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pseudo-individualism），因为这种伪个人主义在实践中也会导向集体主义。真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我们发现：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8)第三，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这就是乔赛亚·塔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和埃德蒙·伯克所阐发的伟大论题，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一项伟大发现：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多数秩序都是个人行动所产生的先前未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那种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之于刻意设计的观点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实乃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所信奉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学派所主张的所谓的“个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最大区别。(9)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区别只不过是下述两种观点之间所存在的更广泛区别当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一种观点在一般意义上认为，理性（reason）在人类事务中只具有相当小的作用；这就是说，这种观点主张，尽管人类事实上只在部分上受理性的指导，尽管个人理性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人类还是达致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成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一，所有的人都始终可以平等且充分地拥有理性（Reason，亦即用大写字母开头的“理性”）；第二，人类所达致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直接结果，因而也受着个人理性的控制。我们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前一种观点乃是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心智之局限性的产物，因此它促使人们对那些有助于个人创造出远比他们所知道者更伟大的成就的非人格的且无个人特征的社会过程（the impersonal and anonymons social processes）采取一种谦卑的态度；而后一种观点则是人们过分相信个人理性之力量的产物，因而也是他们蔑视任何并非理性刻意设计之物或任何为理性无法充分理解之物的产物。

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the antirationalistic approach）很可能是英国个人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这种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认为，人类并不是一种具有极高理性和智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十分缺乏理性且极易犯错误的存在，而且人类所犯的具体错误也唯有在一种社会过程之中才能够得到纠正；此外，这种认识进路的目的还在于使一种极具缺陷的理性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认为，这种认识进路之所以能够在英国人的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伯纳德·孟德维尔的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所致，因为正是孟德维尔第一个以一种极为明确的方式阐发了这一认识进路中的核心理念。(10)

另一方面，就阐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前述反唯理主义的观点之间的区别而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里征引笛卡尔所著《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一书第二部分中的一段文字。笛卡尔论辩道：“由诸多分立部分拼凑起来的作品，鲜有比一个大师所完成的那些作品更完美的，这是因为那些拼凑起来的作品实是经由不同人的手而完成的。”紧接着，他在征引了一个制订计划的工程师的事例以后（这一点极为重要）继续指出，“那些从半开化的状态出发而渐渐地发展成文明社会的国家，仅仅是因为经历了各种特定的罪行和纷争所造成的伤害之后才前后相继地制定出了它们的法律并在人们当中实施它们；这些国家经由这一过程而拥有的制度显然没有那些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共同体而形成的国家所拥有的制度那么完善，因为后者的制度乃是经由某个明智的立法者所颁布的指令而形成的。”为了能够使人们理解他的这个观点，笛卡尔还补充道：在他看来，“斯巴达在过去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所拥有的每一部特定法律都优越，……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追求一个单一的目的，亦即那种最初由某个个人确立的目的。”(11)

如果我们沿着这样一个脉络（即从笛卡尔、经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人们今天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依旧信奉的那种典型的工程师态度〔the characteristic attitude of the engineers〕的脉络）对这种社会契约型的个人主义（social contract individualism）或各种有关社会制度的“设计”理论的发展沿革做一番进一步的探索，我想是很有意义的。(12)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叙述可以表明：第一，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始终是人们理解历史现象的一个重大障碍；第二，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对人们信奉历史发展之必然规律以及经由此一信念而产生的现代宿命论（the modern fatalism）负责。(13)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唯理主义观点虽说也以“个人主义”之名而为人们所知，但是它却在两个至为关键的方面与真个人主义截然不同。首先，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伪个人主义的观点，即“对于任何把个人视作出发点，并且假定个人乃是经由一种形式契约的方式把自己的特定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统合在一起而形成社会的哲学家来说，信奉自生自发的社会产物（spontaneous social products）的做法从逻辑上讲乃是不可能的”；(14)而真个人主义则是唯一一种旨在阐明自生自发社会产物的形成现象并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理论。其次，各种设计理论必定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只有当社会过程受个人理性控制的时候，它们才能够服务于人的目的，因此，这些设计理论也就会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而真个人主义则与之相反，因为它坚信：如果让人们享有自由，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多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成就。

反唯理主义的真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区别，可以见之于整个社会思想领域。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都以同一个称谓即“个人主义”为世人所知，而且在部分上也由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论者，所受到的法国传统的影响与其所受到的英国传统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差无几，所以人们也就渐渐地把各种各样与真个人主义完全相违背的观念和假设错误地当成了真个人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就当下误解亚当·斯密及其信徒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观点而言，最能够说明这种误解观点的也许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这样一种信念：第一，斯密等人发明了“经济人”（the economic man）这个可怕的概念；第二，由于他们的结论是根据严格的理性行为之假设或依据一种错误的唯理主义心理观点而得到的，所以他们的这些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有人说，斯密等人的观点认为：第一，人天性懒惰、目光短浅和好于挥霍；第二，唯有通过外部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按照经济的方式或谨慎的方式调整他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去实现他的各种目的，那么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也许更接近事实。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看法，对于斯密等人就人性所持有的那种极其繁复且非常现实的观点来说也是显失公平的。由于讥讽和嘲笑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主张的那种被认定是错误的心理观点已经成了眼下的一种时尚，所以我也许可以在这里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与现代论者所发表的大多数颇为自得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论著相比较，我们在认识人之行为的方面仍然能够从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要点实是不容争议的：斯密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人们处于最佳境遇时有可能偶尔取得的成就，而毋宁是在人们处于最糟境遇时如何才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做损害他人之事的机会。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把坏人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我认为，不论人们如何强调斯密等人所主张的个人主义所具有的这种价值，都是极为恰当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些好人来运作这种制度，也不取决于所有的人是否能够变得比他们现在更好；相反，这种社会制度乃是经由多样且复杂的人而发挥作用的：这些人时好时坏，有时聪明，但更多的时候却愚蠢。斯密及其信徒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有可能把自由赋予所有的人的制度，而不是要建立一种把自由仅仅赋予“好人和聪明人”的制度——而后者恰恰是他们的法国同时代人所希望建立的那种制度。(15)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论者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才能发现一套激励制度，以便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依从那些决定着其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的发现还表明，私有财产权制度在这个方面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激励，而且这种激励的作用之大和范围之广，也是人们在此前对它的理解所无法企及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者并不认为这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是一种最完善的制度；更有甚者，第二，他们也不曾认为“利益”之间会存在一种所谓的“自然和谐”，而不论实在的制度安排为何——然而，当下的人们对他们的观点所做的另一种曲解却宣称，不论实在的制度安排为何，“利益”之间都存在着这种“自然的和谐”。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者并不只是意识到了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而且更是强调指出了“建构良好制度”的必要性——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主张“利益竞争和妥协好处的规则和原则”(16)可以对种种彼此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同时却毋须给予任何一个群体以某种能够使它们的观点和利益始终压倒所有其他人的观点和利益的权力。

四

就上述基本的心理学假设而言，我们有必要对其间的一个要点做一番更为详尽的讨论。由于那种认为个人主义赞同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观点乃是致使如此之多的人厌恶个人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人们在认识这个问题方面所存在的思想混乱实是由一个知识上的真问题所引发的，所以我们还必须对个人主义所提出的这些假设的内涵进行认真和仔细的考察。当然，下述两个事实乃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在18世纪伟大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中，正是人的“自爱”（self-love）甚或人的“自私利益”（selfish interests），被他们描述成了一种“普遍的驱动力”（universal mover）；第二，所谓“自爱”或“自私利益”，他们主要指的是一种被他们认作是普遍盛行的道德态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术语并不意指那种狭义的“利己主义”（egotism），亦即只关注一个人自身的即时性需要的那种“利己主义”。“自我”（self），亦即人们应当加以关注的那种“自我”，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在内；此外，即使我们把人们事实上所关注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这个“自我”里面，那么这也不会对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所提出的上述论辩产生任何影响。

与这样一种完全可以被视作是无从确定的道德态度相比较，更为重要的乃是知识方面所存在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是任何人都无力加以改变的，而且它本身也是个人主义哲学家据以得出那些结论的一个充分的基础。这就是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局限（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换言之，这个事实就是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因此构成他们行动之旨趣或动机的也只是他们的行动在他们所知道的范围中所具有的那些即时性结果（immediate effects）而已。与人之心智只能够有效理解他处于中心位置的狭小圈子中的事情这个事实相比较，人们在道德态度方面有可能存在的各种区别，就它们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而言，实乃是微不足道的；再者，不论一个人是十足的自私者还是最完美的利他者，他所能够有效关注到的人的需要也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需要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是否（或者是否应当）由自私的动机所指导，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让他在他的行动过程中接受他所能够知道的和加以关注的那些即时性结果的指导，或者我们是否应当要求他去做那些被某个其他人——亦即被认为对那些行动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理解的某个其他人——视作是合适的事情。

那种得到人们广为接受的基督教传统认为，如果人的行动想具有价值，那么他就必须在道德问题上享有循其良知的自由；正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人想尽其所能为共同的社会目的作出一己的重大贡献，那么他就应当享有一种充分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自由，亦即我们必须允许他按照他对自己所知道的和所关心的特定事物的关注去行事。这些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在事实上决定着人之行动的有限关注究竟如何才能够转变成有效的激励以便他们尽其所能并且自愿地为那些他们并不知道的需要作出自己的贡献。最初，这些经济学家乃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即逐渐发展起来的市场乃是促使人们参与到一种比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更为广泛且更为复杂的过程当中去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也正是通过市场，才使得人们在实现“那些并非他们自己目的的目的”（to ends which were no part of his purpose）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古典思想家在解释他们主张的时候使用了一些注定会引起误解的术语，因而也获得了赞美“自私”的名声；当然，这种现象在当时几乎是无从避免的。实际上，我们只要试着用简单的语言来重述这个正确的论辩，那么我们即刻就可以发现个中的原因。比如说，如果我们用一种简洁的方式把这个论辩描述成“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中受（并且应当受）他们的利益和欲求的指导”，那么这个描述立刻就会被误解成或歪曲成这样一种错误的主张：“人们只受或应当只受他们个人的需要或自我利益的指导”，然而我们真正的意思却是，应当允许人们去追求他们认为可欲的任何目的。

人们用来强调一个重要观点的另一个极具误导性质的说法乃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假定，即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的利益之所在。然而，对于个人主义者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来说，这个假定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个人主义者的论辩真正赖以为凭的基础乃是：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第二，我们能够据以发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便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尝试和发现他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个人主义的基本假设认为，人之天赋和技艺乃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从整体上讲，任何一个个人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基本的主张，那么它就意味着，人之理性（即大写的“理性”）并不像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亦即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来讲都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可资获得的，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an interpersonal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显而易见，这一论辩假定，所有的人在其天赋和能力方面都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另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或被允许表现的能力做最终的判断。

在这里，我或许可以略微强调一下这样一个要点，即正是因为人们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或不相同的（unequal），所以我们才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如果所有的人在天赋和倾向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为了实现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我们就必须区别对待他们。所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平等的或相同的；而且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人们在职能上的分化才毋需由某种组织化的意志予以武断地决定，相反，唯有在我们确立了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这种形式平等（formal equality）以后，我们才能够确使每个个人找到适合他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地对待人们（treating people equally）与试图使他们变得平等（attempting to make people equal）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像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样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形式”（a new form of servitude）。(17)

五

根据对个人知识（individual knowledge）之局限性的认识，以及根据任何个人或任何一小群人都不可能知道某个其他人所知道的所有事情这个事实，个人主义还得出了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结论，即它要求对所有的强制性权力或一切排他性权力（coercive or exclusive power）都施以严格的限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所旨在反对的只是那种运用强制手段去建构组织或促成结社的做法，而不是结社本身。个人主义者根本就不反对自愿结社，相反，他们的论辩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项主张，即在很多人看来唯有经由刻意决策才能做到的众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个人之间自生自发和自愿达成的合作（the voluntary and spontaneous collaboration of individuals）而做得更好。因此，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应当是一个热心主张自愿合作的人士，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自愿的合作都不会蜕变为对其他人的强制或导向对排他性权力的僭取。

当然，真个人主义并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因为无政府主义只是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产物，而这恰恰是真个人主义所旨在反对的。真个人主义并不否认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s）的必要性，而是希望对这种权力施以限制——亦即把这种权力局限在那些必须凭靠其他人来阻止强制的领域之中，并且期望把强制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所有的个人主义哲学家很可能都会同意这项一般性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这项原则在具体情形中的运用并不总是很了解的。就此而言，不论是被极度滥用和极易误解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个说法，还是更为古老的“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那项原则，在这个方面都无甚帮助可言。事实上，就上述两种说法都倾向于认为我们只能够使事态保持原状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种论辩也许要比没有答案更糟糕；显而易见，这两种说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政府活动的可欲的领域或必要的领域。然而，至于个人主义哲学是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一种实际的指导，最终还必须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使我们对政府的活动范围与政府不得干预的活动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分。

在我看来，一些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一般性规则，都是直接从个人主义的基本准则中衍生而来的。如果每个人都努力通过运用他个人所特有的知识和技艺去追求他所关注的目的，又如果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准备为他并不知道的那些需要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那么显而易见，做到下述两点便是极为必要的：首先，他应当有一个界分极其明确的责任范围；其次，他所能够取得的不同成就对于他的相对重要性，必须与他的行动所具有的较为遥远的且在他看来未知的结果对于其他人的相对重要性相一致。

我们在这里将首先讨论责任范围的确定问题，而把上述第二个问题留待下文讨论。如果人们想保有一种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或技艺的自由，那么责任范围的确定或界分就绝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亦即把那些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但他们却不得不努力去实现的特定目的分派给他们的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行设定一种具体的义务，而不是在界分一种责任范围。再者，责任范围的确定或界分，也绝不能采取另一种方式，亦即把某个权力机构所选择的具体资源分配给他们的方式，因为这个权力机构所做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强行摊派具体任务一样都是个人无从控制的。如果人们想发挥他们自己的天赋，那么他们的责任范围的确定或界分就必须出自他们自己的活动和计划。人们在应对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方法——亦即先于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而存在的那种解决方法——便是接受若干形式原则（formal principles）：“一种对该社会中每一位成员都同样适用而且也是他们行事赖以为凭的恒久性规则”；(18)这些规则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们能够使人们对“我的”和“你的”做出界分，因此，根据这些规则，个人及其同胞便可以确定什么是他的责任范围以及什么是其他人的责任范围。

一如我们所知，一种政府治理的活动乃是依据规则而展开的，而这些规则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告知个人什么是他必须在其间进行活动的责任范围；另一种政府治理的活动则是依据那些旨在强行设定具体义务的命令而展开的。然而近些年来，这两种政府治理活动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区别已经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些许进一步的考察。实际上，这两种政府治理活动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无异于“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与运用立法机器（而不论它是否是民主的立法机器）取消自由的做法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区别。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治理活动应当以某种指导原则为基础，而毋宁在于政府应当仅限于要求个人遵循他们所知道的并且能够在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加以考虑的那些原则。此外，这还意味着：有关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的问题，或者有关个人能够期望其同胞去做什么事情或不去做什么事情的问题，肯定不取决于他的行动有可能产生的某些遥远且间接的后果，而取决于人们可以假定他所知道的各种极易为人们认识到的即时性情势。个人必须有规则可依，换言之，个人必须有那些指涉典型情势的规则——亦即根据那些能够为行动者所知道的情势做出界定的（而不考虑它们在特定情形中所具有的久远影响）规则——可以作为依凭；这就是说，只要这些规则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得到人们的遵循，那么它们就将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发挥有助益的作用，尽管它们在“那些会产生恶法”的众所周知的“疑难情行中”无法做到这一点。

个人主义制度赖以为基础乃是这样一项最为一般性的原则，即它把人们对一般性原则的普遍接受视作是它在社会事务中创造秩序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比如说，一份晚近发表的主张控制经济的蓝皮书认为：“组织的根本原则主张，……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能够给社会提供最好服务的手段应当是普遍盛行的手段”；(19)显而易见，这样一种依据原则而展开的政府治理活动实是与前述个人主义的原则相对立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事实表明不是原则而只是权宜之策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时候，亦即当所有的事情都要取决于权力机构在律令当中把什么东西宣称为“社会利益”（the interests of society）的时候，谈论原则问题只会导致严重的思想混乱。原则乃是防止彼此矛盾的目的发生冲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套固定的目的。我们之所以必须遵循一般性原则，实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并充分评价所有的结果，进而我们也绝不可能用这种并不存在的完全知识和充分评价来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只要人不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那么能够给个人以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用这样的一般性规则来界分个人得以在其间进行决策的领域。如果政府不是被限制在某些特定种类的行动范围之内，而是能够按照任何有助于特定目的之实现的方式任意使用它的权力，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可言了。正如阿克顿勋爵早在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无论何时，只要人们把某个明确的目标确定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目的——尽管这个目标是某个阶级的利益之所在、是这个国家的安全或强盛之所在、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所在，或是捍卫某种纯思辨理念的根本之所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必定会在某个时候堕落成一个专制国家。”(20)

六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仅仅认为，个人主义的秩序（an individualist order）必须以抽象原则（abstract principles）的实施为基础，而不得以具体命令的实施为基础，那么这依旧没有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般性规则究竟是何种规则的问题。个人主义秩序虽说把强制性权力的运用主要限制在了一种方式上，但它还是在设计一套最有效的规则的方面为人的独创性留下了几乎无限广泛的领域；此外，尽管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仍必须通过经验去发现解决具体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是就这些规则的可欲性质和可欲内容而言，我们还是可以从个人主义的一般性原则中学到许多东西。从上文所述的内容中，我们首先可以做出这样一项重要的推论，即由于规则在个人制定自己计划的时候会起到指导的作用，所以它们就应当旨在成为长期有效的规则。在本质上讲，自由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政策一定是长期性质的政策；然而当下流行的那些时尚——亦即强调短期效果并且用“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亡”的论辩来证明强调短期效果的做法是正当之举的那种时尚——却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们去诉诸那些只适合于即时性特定情势的命令，并用这些命令去替代那些根据典型情形而加以确立的规则。

然而，为了建构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我们不仅需要而且也确实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得到了比上文所述更为明确的帮助。一如我们所知，努力使人们经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需要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不仅产生了“私有财产权”这项一般性原则，而且还帮助我们确定了不同种类的财产权所应当加以适用的具体规则。为了使个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些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实际影响，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责任范围”就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把他的行动对其他人从他控制的东西中获得满足这一点所产生的各种直接影响涵括进去。从总体上讲，这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的财产权观念而得到实现，亦即把财产权理解成使用某一特定之物（也就是移动物资或法律人所谓的一种“动产”〔chattels〕）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涉及地产（或不动产）的时候，却会产生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方面，承认私有财产权原则并不会对我们有多少帮助，除非我们明确地知道所有权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再者，当我们转而考虑诸如空气控制、电力控制、对发明的控制以及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控制这样一些较为晚近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对财产权原则的理据进行重新探究，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个人在特定的情形中所应当具有的控制范围或责任范围。

在这里，我无法对一种有效的个人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适当的法律框架这个引人关注的论题做进一步的探究，甚或也无法对政府据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个人行动之有效性的许多辅助性职能（比如说，帮助传播信息和帮助根除那些得以切实避免的不确定性问题）展开讨论。(21)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除了实施那些根据个人主义原则完全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私法和刑法以外，还可以发挥许多其他的（但却不是强制的）作用。

就此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乃是另一个要点。尽管我在上文提到过这个要点，但是它太重要了，因此我必须对它做进一步的考察。这个要点就是：任何行之有效的个人主义秩序都必须是按照下述两种方式加以型构的：第一，个人对其能力和资源的不同用途所能够预期的相对酬报乃是与他努力的结果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相对效用相一致的；第二，个人所能够预期的这种相对酬报也是与他努力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与人们对他的努力所做的主观评价相一致的。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市场（an effectively competitive market）必须满足上述两个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就上述第二个条件而言，我们各自所具有的正义感往往会与市场所做出的非人格性质的决定发生抵触。然而，如果个人想享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不可避免的是：第一，他必须承担这种选择所具有的风险；因此第二，市场对他的酬报，所依据的并不是他的意图的善恶，而仅仅是以他努力的结果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自由的保有乃是与彻底实现我们有关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理念不相融合的。

七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理论肯定有助于我们型构一种适当的法律框架，而且也肯定有助于我们改进或完善那些以自生自发的方式衍生而成的制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理论所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能够或应当被视作人之理性刻意型构之物的那部分社会秩序只是全部社会力量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换言之，国家，作为对刻意组织起来的和有意识指导的力量的体现，应当只是我们所谓的“社会”（society）这一极为丰富的有机体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此外，国家所应当提供的也只是一种能够使人们自由地（因而不是“有意识指导”地）进行最大限度之合作的框架而已。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做出另外两项推论，而立基于这两项推论，人们可以再一次洞见到真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两项推论就是：首先，法国大革命所旨在实现的那种目标主张，应当用刻意的方式压制所有的居间性安排和结社（the intermediate formations and associations），并且把刻意组织起来的国家视作一方而把个人视作另一方，但是真个人主义却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全部真实情况，因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非强制性惯例或约定也是维续人类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要素。其次，个人在参与社会进程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并自愿根据日益发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必须做好准备并自愿遵循那些并非智性设计之结果的惯例或约定，尽管这些惯例或约定的正当性在特定的情形中很可能是无法辨识的，而且这些惯例或约定对于个人来说也常常是难以理解的和理性不及的（irrational）。

上述第一项推论已经十分清楚，因此毋需赘述；此外，我也不打算对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与此项推论相关的三种观点做进一步的强调：一、真个人主义肯定家庭的价值及小群体之共同努力的价值；二、真个人主义信奉地方自治和自愿结社；三、真个人主义的理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以这样一种主张为基础的，即人们通常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经由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得更好。与真个人主义所信奉的这些观点构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这样两种做法：第一，把所有上述较小的群体全都分解成一些不存在任何内在凝聚力而只有国家强行设定的强制性规则对其适用的孤立的原子；第二，试图对所有的社会交往关系都作出规定，而不是把国家主要当作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以防较小的群体僭越强制性权力。

就像这些较小的群体一样，传统和惯例对于一个个人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传统和惯例不仅本身是在自由社会中进化生成的，而且还在没有强制实施的情况下确立起了一些较有弹性的但却往往会得到人们遵循的规则；而一如我们所知，正是这些规则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了一种很高程度的可预见性。人们自愿遵循这类规则的意愿——不仅是在人们知道遵循这些规则的理由的情况下，而且也是在人们没有明确的理由去违背这些规则的情况下依旧自愿遵循它们的意愿——实是社会交往规则得以逐渐进化和不断改善的一项必要条件。此外，如果人们想使否弃强制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准备服从或遵循那些并非出自任何人之设计的而且其理由也是任何人都可能无法理解的社会过程之产物的意愿，也实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22)如果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惯例和传统，那么该群体中的成员就可以在甚少组织和强制的情况下顺利展开有效的合作。更有甚者，与那种没有这种共同惯例和传统的群体相比较，这种群体所需要的正式组织和强制也要少得多；当然，这只是人所周知的一个常识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把上述情况颠倒过来看，也极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人们对这种情形知之甚少；这就是说，唯有在传统和惯例使得人们的行为具有很高程度的可预见性的那种社会里，人们才有可能把强制减小到最低的限度。(23)

现在，我将对我提出的第二项推论进行考察。我的第二项推论认为，在任何人的行动的影响都远远超出其可能的知识范围的复杂社会中，个人服从那些非人格的且看似理性不及的社会力量乃是极为必要的；所谓“服从”（submission），在这里不仅意指把行为规则作为有效的规则接受下来（亦即个人在不考虑什么样的问题在特定情形中将取决于人们遵循这些行为规则的情况下就把这些规则接受下来），而且还必须意指个人愿意根据那些会深刻影响到其财富和机会的各种变化以及他本人有可能完全不理解其原因的各种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行动。现代人对上述情形一般都极为反感，除非这种做法的必要性能够经由“每个人都知道的且可以得到证明的理由”而得到证实。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人们对智性的渴望——尽管这种渴望是可以理解的——却产生了一些任何制度都无力满足的虚幻的要求。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人们除了在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那些对他来说必定是无从识别的社会力量与服从上级的命令之间进行选择以外，别无他途可循。在个人只知道严格的市场戒律的情形中，他也许会认为受某个其他富有智性的人的指导是更可取的；但是当他对此进行尝试的时候，他很快就会发现，市场戒律至少给他留下了某种选择的余地，而接受其他人的指导则不会给他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此外，可以在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也要比在强制下只能接受一种方案好得多。

的确，人们一般都不愿意容忍或尊重那些无法被视作是智性设计之产物的社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人们在当下欲求全面计划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然而它却只是一场较广泛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实际上，在道德规则和惯例的领域中，在人们试图用一种人为杜撰的语言去替代现存的各种语言的方面，以及在现代人对那些支配着知识增长的进程所持的态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倾向。眼下，人们一般都相信，在科学的时代（an age of science），唯有一种人造的道德制度、一种人为杜撰的语言，甚或一种人造的社会，才能够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此外，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遵循他们无法经由理性证明其功效的任何道德规则，或者越来越不愿意遵循他们并不知道其理据的那些惯例。显而易见，人们所持的上述信念和倾向，实际上只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表现而已——而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成为一个设计严密的且得到人们公认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这种伪个人主义想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有意识的个人理性的产物。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信念和倾向不仅肯定不是真个人主义导致的结果，甚至还会使真个人主义自由制度的运行变得极为困难或变得不可能。的确，个人主义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即尽管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不可或缺之基础的那些自生自发的制度安排也许并不困难，但是这些基础一旦被摧毁，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一种刻意的方式再重新构造出这样一种自由的文明了。

八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用一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说法来说明我力图详尽阐明的这个观点。这个说法认为，虽然人们一般都把德国人看做是很容易管教的人，但是人们也常常把他们描述成十足的个人主义者。这种所谓的德国个人主义往往被视作是德国人之所以始终未能确立起自由政治制度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种观点是有些道理的。就“德国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所具有的唯理主义含义而言，以及从德国人坚持发展那些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个人有意识选择之产物的“原创”个性（original personalities）这一点来看，德国人的知识传统确实偏爱一种鲜为其他国家所知道的“个人主义”。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与同龄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从外表上来看，这些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特别倾向于遵循共同的惯例，而不会为自己能够在绝大多数方面保持独特性和原创性感到自豪（但是这对我来说却是极为自然的）；当时，我本人对此感到极为惊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震动。如果你对这样一种个人经验的重要性有所怀疑，那么你将在绝大多数德国人对英国公共教育制度的讨论（一如你可以在Dibelius所撰写的那部研究英国问题的著名著作中所发现的论述一样(24)）中充分证实这种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当然，你还会因为不断地看到英国人和美国人自愿服从共同惯例的倾向而感到惊讶，并且明确认识到这种倾向实是与德国青年欲求发展“原创个性”的抱负（这种“个性”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为最终被他们视作是正当且真实的东西）截然不同的。的确，这种对独特且不同的个性的狂热崇拜，在德国的知识传统中有着极深的根源；此外，通过德国知识传统的一些最伟大的倡导者（尤其是歌德〔Goethe〕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对独特且不同的个性的狂热崇拜还超越了德国的边界，而这一点则可以明确见之于J．S.穆勒所撰写的《论自由》（Liberty）一书。

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不仅与真个人主义毫无关系，而且还可以被证明是阻碍个人主义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如果人们太“个人主义”了（这里指的是“伪个人主义”），如果人们因为不情愿而无法自觉遵循传统和惯例，又如果人们拒绝承认任何并非有意识设计的产物或者拒绝承认任何无法向每一个人证明其是理性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自由的社会或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否能够顺利地运行就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这种“个人主义”的盛行常常会使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士对是否有可能在自由社会中确立起秩序这一点深感绝望，甚至还会迫使他们去寻求建立一个专制政府并用它的权力把一种并非自发产生的那种秩序强加给社会。

在德国，这种对刻意组织的偏好以及相应的对自生自发且不受控制的社会力量的蔑视，尤其得到了民族统一斗争所产生的那种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倾向的强有力支持。在一个以各种地方传统为主要基础的国家里，努力寻求统一的做法不仅意味着全面反对或压制几乎所有自生自发生成的东西，而且还意味着持之一贯地主张用人为的创造物去取代它们。从晚近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德国人对自己不曾有过的一种传统所做的歇斯底里的追求”(25)那种情形来看，德国人只能以创建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亦即一个会把他们认为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强加给他们的极权主义国家——而告终；事实就是如此，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的。

九

一如前述，有一种认识进路坚持主张，只有当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密计划之结果的时候，这种秩序才能被证明是一种可以得到公认的秩序。如果说当下盛行的逐渐步向中央控制所有社会过程的那种趋势真的是这种认识进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显见不争的是，这种趋势极容易造成这样一些状况，而在这样的状况中，唯有一个拥有全权的中央政府才能够维续秩序和保持稳定。实际上，把所有的决策权都交由权力机构去掌控这个做法本身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乃是政府强加给它的，而且个人也成了可以随时互换的零件：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明确的或持久的关系，所存在的只是那种无所不包或无所不管的组织为他们所规定的关系。套用现代社会学家的行话来说，这种类型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一种人所周知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然而，“大众社会”这个术语却多少有些误导，因为这种类型的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讲，并不是该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所促成的结果，而是由于下述情势所致：第一，这种类型的社会并不具有任何自生自发的结构，所具有的只是由刻意的组织强加给它的结构；第二，这种类型的社会自身并不具有演化变异的能力；因此第三，它只得去依赖一种能够刻意塑造和型构它的力量。一如我们所知，在较大的国家中，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通过刻意组织这种方式自上而下地把那些自生自发的形成物扼杀掉——而那些自生自发的形成物则是以那些极为紧密且极为亲密的关系（它们要比存在于大规模组织单位中的关系更紧密且更亲密）为基础的；因此，唯有在上述情形中，它才会与社会成员的数量紧密相关。

19世纪，亦即当上述中央集权化的趋势第一次变得明显可见的时候，反对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便成了个人主义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反对中央集权趋势的观点在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的论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在上文的讨论中业已指出，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乃是19世纪真个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实际上，这种关注还可以从他们对小国家和由较大的单位组成的联邦组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同情心中见出。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只有小国家才能成为维续自由社会的最后一片绿洲。在一些较大的国家中，中央集权这一致命的进程正在日益加速，而且现在对其加以阻止也已为时过晚了，因为这些国家正在步向上文所说的大众社会，而在这种大众社会中，独裁制度将成为它们最终且唯一的拯救之道。甚至那些小国家能否摆脱这种厄运，也将取决于它们能否避免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毒素的侵袭，因为民族主义既是人们竭力追求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进行刻意组织的诱因，也是这种追求的结果。

从知识上讲，“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孪生概念，因此有关个人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态度问题，值得我们做一番专门的讨论。然而，我在这里只能够指出，19世纪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与欧洲大陆所谓的自由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区别，实是与它们分别对真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的继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唯有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是反对中央集权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在欧洲大陆盛行的那种自由主义却是赞同上述三种思潮的。不过，我应当补充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如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J．S．穆勒以及此后从其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英国自由主义，既可以归属于英国的传统，也可以归属于欧洲大陆的传统。我认为，在有关这些基本区别的讨论当中，阐释最为明确的莫过于阿克顿勋爵对穆勒的妥协观点（亦即他对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所做的妥协）所做的批判了。(26)

十

一如我们所知，在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两点区别；而阿克顿勋爵和托克维尔在讨论民主和平等问题时对他们那个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各种取向所持的立场，则为这两点区别做出了极为充分的说明。真个人主义不仅信奉民主，而且还坚持认为民主的理想渊源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个人主义确信所有的政府都应当是民主的政府，但是它却并不迷信多数决策的全知全能，更是拒绝承认“那种根据人民起源之假设所提出的观点，即专制权力与宪政自由（constitutional freedom）一样都是合法的”。(27)真个人主义认为，在民主制度中，其实与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制度中一样，“强制性命令的领域也应当被限制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28)再者，真个人主义还特别反对人们在当下对民主所持的那种最为致命的而且也是最危险的误解，亦即我们必须把多数的观点视作是正确的并对未来的发展有着约束力的观点。尽管民主是以多数观点决定共同行动这一原则为基础的，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多数观点就应当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使这种看法对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来说是必要的）。相反，民主的全部正当性都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少数人观点也许会在日后成为多数人的观点。的确，我相信，政治理论在近期必须给出回答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下述两类领域之间找到分界线：在第一类领域中，多数人的观点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而在另一类领域中，情形则正好与此相反，因为在这里，只要少数人的观点能够产生某些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的结果，那么人们就应当允许这种少数人的观点占据支配地位。我确信：第一，在对某个特定贸易部门的利益进行考虑的情形中，多数人的观点始终是反动的和僵化的；第二，竞争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为少数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机会；只要少数人的观点可以在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支撑的情况下就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观点就应当始终享有这项权利。

就总结真个人主义对民主的这种态度而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再一次征引阿克顿勋爵所撰写的这样一段文字，即：“真正的民主原则，亦即任何人都不得享有宰制人民的权力的原则，却被用来意指人民的权力是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对其施以约束亦无从规避的权力。真正的民主原则，亦即不得强迫人民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原则，却被用来意指绝不能要求人民去忍受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真正的民主原则，亦即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尽可能获得解放的原则，却被用来意指集体性的人民的自由意志将不受任何约束。”(29)

然而，当我们转而讨论平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即刻就指出，真个人主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均主义（equalitarian）。显而易见，除了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人们以外，我们实在没有理由采取任何其他方法把人们变得平等。个人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的特权，亦即反对对任何并非以平等适用于一切人的规则为基础的权利提供任何保护，而不论这种保护是依据法律还是依凭强权。除此之外，个人主义还认为，政府没有任何权力限制有能力的人或有运气的人去达致他们有可能达致的任何成就。当然，个人主义也同样反对政府或群体对个人所可能取得的地位施以任何僵硬的限制，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用来长久地维续不平等的状态，还是用来创造平等的状态。个人主义的主要原则认为，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无权决定另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地位；此外，个人主义还把这一点视作是个人实现自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条件，因此我们绝不能为了满足我们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或者我们的妒忌心理而把这项重要的条件牺牲掉。

从个人主义的这个观点来看，通过阻止任何个人凭借他们经由努力无法获得的优势条件（比如说出生在一个有着比一般人更有知识或更为明智的家长的家庭里）去获益的方式而强迫所有的人都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也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就此而言，个人主义确实要比社会主义更少“唯个人主义”的成分（individualistic），因为它认为家庭与个人一样都是合理的单位；再者，个人主义认为，其他一些群体与个人一样也都是合理的单位，比如说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共同体或信奉同一种宗教的共同体，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而在很长的时间中成功地为它们的成员维续一些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物质水平或道德水准。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托克维尔这样指出，“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在平等这个词上有共同点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民主是在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约束和奴役中寻求平等。”(30)阿克顿勋爵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并且相信，“法国大革命对于自由来讲之所以是灾难性的，其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它所主张的那种平等理论”；(31)他还认为，“这个世界曾经有过最好的机会，但是却被人们错过了，因为他们对平等的狂热致使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落空了”。(32)

十一

一如上文所述，这两种思想传统虽说有着同一种称谓，但是它们所依凭的原则却是根本对立的；当然，就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区别而言，我们也许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然而我却不想太过偏离本文所设定的任务，因为本文的目的在于：第一，对上述情形所导致的思想混乱之根源进行追究；第二，明确指出知识脉络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而不管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这个传统就是我称之为“真”个人主义的传统。这种真个人主义的传统乃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捍卫的惟一的一种个人主义，而且我坚信，它也是人们能够持之一贯捍卫的唯一的一种个人主义。因此，作为本文的结论，我将对我在本文开篇时所提出的观点做一番重申：一如我们所知，人类经由一些过程而达致了并非任何个人所设计的亦非任何个人所理解的各种成就，而且这些成就的伟大程度也确实是个人心智所无力企及的；因此，真个人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对这样一些过程表示谦卑的态度。此时此刻，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心智是否应当继续作为这种过程的一部分而发展下去；换言之，人之理性是否应当把自己严格置于它自己所设定的约束之中。

个人主义教导我们：只有当社会是自由的时候，社会才会比个人更伟大；换言之，只要社会受到控制或指导，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控制或指导它的个人心智所具有的力量的限制。如果现代心智妄自尊大，不尊重不受个人理性有意识控制的任何事物，而且也不知道在哪里及时止步，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断言说，一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的视域及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将不断地萎缩，直至把我们的所思所虑最终限制在我们的心智所及的范围之内”。

【注释】

(1)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鼻祖圣西门主义者造出来的。他们先是杜撰了“个人主义”这个术语，用以描述他们所反对的那种竞争社会；后来，他们又发明了“社会主义”这个词，用以描述一种中央计划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根据某项可以在一个工厂内部适用的同一原则加以指导的。关于这些术语的起源问题，请参见拙文：“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Economica，VIII（new ser.，1941），146。

(2) R．Bisset，Life of Edmund Burke（2d ed.，1800），II，429。另请参见W．C．Dunn，“Adam Smith and Edmund Burke：Complimentary Contemporarie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Vol．VII，No．3（January，1941）。

(3) 卡尔·门格尔乃是现代刻意复兴亚当·斯密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the methodical individualism）的第一人，而且也极可能是指出社会制度设计理论（the design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与社会主义之间联系的第一人。参见他所撰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1883），esp．Book IV，chap．2；在该章的结尾处（p．208），他指出，“实用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乃是与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的意图相反的，因为它必定会导向社会主义。”颇为重要的是，重农主义者已经经由他们的出发点，即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出发点，不仅趋近了社会主义（这一点在他们的同时代人Morelly所撰写的Le Code de la nature著作〔1775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还开始主张那种最为糟糕的专制主义。Bodeau在当时就指出，“L'Etat fait des hommes tout ce qu'il veut”。

(4)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in Works（World's Classics ed．），IV，105。他在这里指出：“因此，国家本身会在数代人的期间被分解成个体性的尘埃或粉末，并最终弥散在茫茫宇宙之中。”Burke（正如A．M．Osborn在她所著Rousseau and Burke 〔Oxford，1940，p.23〕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个人主义”，随后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集体主义”；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并不是矛盾的，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卢梭的情形与其他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所宣扬的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必定会导向集体主义。

(5)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 Henry Reeve（London，1864），Vol．II，Book II，chap.2。在这里，托克维尔把个人主义定义为“一种成熟且平实的情感，它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倾向于从其众多的国人中脱离出来，而成为其亲朋好友中的一员；因此，在他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之后，他愿意听任整个社会自行其是。”该书的译者在给这段文字所作的译注中指出，他因为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法语术语引入英语而要向读者致歉；他为此解释到，他不知道“有哪个英语词是可以与这个说法的意思完全相对应的。”正如Albert Schatz在下文要提到的那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在这一独特意义上使用这个沿用已久的法语术语的做法乃是完全专断的，并且也严重混淆了这个术语业已确立的原有含义。

(6) 已故论者Albert Schatz在他对个人主义理论史所做的精彩研究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nous voyons tout d'abord avec évidence ce que l'individualismen' est pas. C'est précisément ce qu'on croitcommunément qu'il est：un système d'isolèment dans l' existence et une apologie de l'égoisme”（L' Individualis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Paris，1907］，p．558）。我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当然它也值得更多的人一读，因为它不仅对该书书名所标示的论题的讨论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而且还对一般经济理论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7) 在这个方面，正如Karl Pribram业已阐明的那样，个人主义乃是哲学唯名论（philosophical nominalism）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各种集体主义理论的根源则是“唯实论”传统（the “realist”tradition）或（一如卡尔·波普尔现在所采纳的一个更适当的称谓的那样）“本质主义”传统（“essentialist”tradition）（Pribram，Die Entstehung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Sozialphilosophie 〔Leipzig，1912〕）。但是，这种“唯名论”认识进路只是真个人主义所具有的特征，而卢梭和重农学派的伪个人主义，与笛卡尔主义一脉相承，则属于极端的“唯实论”或“本质主义”。

(8) 参见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st ed., 1767），p．187。另请参见亚当·弗格森第187页至188页上的这段文字：“社会形式的起源乃是模糊不清且遥不可及的；早在哲学出现以前，它们便因为人的本能（the instincts）而非人的思辨（the speculations of man）就产生了……但是，我们却把那些唯有通过经验才会渐渐地为人们所知道的东西、那些为任何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到的东西，以及那些在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品格和氛围的情况下任何权力机构都无法使个人去履行的东西都归于了一种先于它们的设计。”

把亚当·弗格森的这段文字与其同时代人在表达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基本思想时所做的类似陈述做一番比较，也许是颇具意义的。

Josiah Tucker, Elements of Commerce（1756），重印于Josiah Tucker：A Selection from 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ed．R．L. Schuyler（New York，1931），pp.31 and 92。塔克在这里指出，“关键既不在于压制自爱也不在于削弱自爱，而在于给它以这样一种引导，即通过增进其一己的私利而使公共利益有可能得到增进……本章的论旨在于表明：人性中最普遍的驱动力（即那种自爱倾向）有可能会（而不是始终会）把个人的努力在各种情形中都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个人有可能通过追求一己私利的种种努力而使公共利益得到增进。”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1776），ed．Cannan，I，421。亚当·斯密在这里指出，“通过这种方式来指导一个人的劳作，其产出可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所意图的只是他自己的收益，在这种情形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一样，他乃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增进着一种并非他意图之一部分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这种目的并非个人意图之一部分，并不总是坏事。通过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个人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往往要比他真的意图去增进社会利益的时候更为有效。”另请参见他所著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一书，Part IV（9th ed.，1801），chap.i，p．386。

Edmund Burke，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1795），in Works（World's Classics ed．）VI，9。埃德蒙·伯克在这里指出，“仁慈而明智之士在处理一切事物的时候，都会要求人们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同时，把普遍利益与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功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论他们是否乐意这样做。”

过去一百年来，绝大多数论者都在对上述陈述进行污蔑和嘲笑（就在不久以前，C. E．Raven还称上文所征引的伯克的陈述是一种“邪恶的说教”——参见他的著作Christian Socialism 〔1920〕，p．34）；但是在此之后，也就是现在，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位现代社会主义著名理论家在采用亚当·斯密的结论，这无疑是颇有趣味的。根据A．P．Lerner的主张（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New York，1944〕，p．67），价格机制的基本社会效用在于：“如果它得到适当的使用，它就会激励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追寻他自己利益的同时去做那些与普遍的社会利益相符合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讲，这乃是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的伟大发现。”

(9) 参见Schatz，上引书，pp．41-42，81，378，568-569；尤其是他所征引的Albert Sorel的文章（“Comment j'ai lu la ‘Reforme sociale，’”in Reforme sociale．November 1，1906，p．614）；他在这里指出：“Quel que fut mon respect，assez commande et indirect encore pour le Discours de la methode，je asvais deja que de cefameux discours il etait sorti autant de deraison sociale et d'aberrations metaphysiques，d'abstractions et d'utoples，que de donnees positives，que s'il menait a Comte il avait aussie mene a Rousseau．”有关笛卡尔对卢梭的影响，可进一步参见P．Janet，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3d ed.，1887），p．423；F. Bouillier，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artesisnne（3d ed.，1868），p．643；and H．Michel，L' Idee de l'etat（3d ed.，1898），p.68。

(10) 孟德维尔在经济学史中所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或只为少数论者（主要是Edwin Cannan and Albert Schatz）所理解；今天，他的这种重要意义正在渐渐地为人们所承认，而这要归功于他所撰写的《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这部伟大著作的出版。为此，我们还要感谢已故学者F．B．Kaye为这部著作所做的精彩无比的编辑工作。尽管孟德维尔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已在1705年的诗体文中得到了体现，但只是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一书的第二部分中，他才对劳动分工、货币以及语言等现象的起源做了极为重要的阐释和特别详尽的说明（参见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ed．F．B．Kaye 〔Oxford，1928〕，II，142，287-288，349-350）。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从他对劳动分工之发展的说明中征引一个关键段落：“我们常常把那些实际上应当归于时间之延续的东西以及实际上应当归于无数代人（所有这一代代人在才能和精明方面都无甚差异可言）之经验的东西都统统归于人类天赋的卓越和人类洞见力的深邃”（上引书，p．142）。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都把维柯（Giambattista Vico）和他提出的但却常常被人们错误征引的那个论式“homo non intelligendo fit omnia”（Opere, ed. G. Ferrari 〔2d ed．；Milan，1854〕，V，183）视作是反唯理主义社会现象理论（the antirationalistic theory of social phenomena）的开端，但是现在看来，孟德维尔既先于维柯也超过了维柯。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孟德维尔还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在语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可敬可贺的贡献——语言理论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引发了与其他社会科学那些问题有着共同性质的问题。

(11) Rene Descartes, A Discourse on Method（Everyman's ed.），pp.10-11。

(12) 关于工程师心智型论者对经济现象所特有的那种认识进路，请参见拙文“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Economica，Vols．IX-XI（new ser.，1942-1944），esp.XI，34以次。

(13) 自从这一讲义第一次发表以来，我还读到了Jerome Rosenthal所撰写的一篇极具启发性的论文：“Attitudes of Some Modern Rationalists to Hist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IV，No．4 〔October，1943〕，429-456）。该文比较详尽地阐明了笛卡尔及其弟子Malebranche的反历史主义态度，而且还列举了笛卡尔在Recherche de la verite par la lumiere naturelle一书中藐视其他论者研究历史、语言、地理，特别是经典文献的一些颇具意义的事例。

(14) James Bonar，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1893），p.85。

(15) A. W．Benn在其所著History of English R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6）一书中正确地指出，“按照魁奈（Quesnay）的观点，遵循自然（nature）意味着根据对我们周遭的世界及其规律的研究来确定何种行为最有助于健康和幸福；与此同时，自然权利意味着追求那种依此方式确定的行为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只属于明智和善良之人，而且也只能被授予国家监督机关乐于承认其为明智善良的那些人。但是，亚当·斯密及其信徒则认为，自然意味着冲动和本能的总和，而正是这些冲动和本能赋予了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以生命的活力；此外，亚当·斯密及其信徒还主张，只要让那些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就会形成最好的安排，因为他们相信：第一，局部的失败将会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成功中得到更多的补偿；第二，每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将被证明是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相符合的”（I，289）。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Elie Halevy，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1928），尤其是pp，266-270。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与他们在法国的同时代人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见之于Gladys Bryson晚近所做的研究Man and Society：The Scottish E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inceton，1945）。她在该书第145页中强调指出，所有的苏格兰哲学家“都想摆脱笛卡尔唯理主义（及其强调的抽象智性主义及先天理念）的束缚”，而且还反复强调了大卫·休谟（pp.106，155）的“反唯个人主义”（the “anti-individualistic”）的倾向（而所谓“唯个人主义”的倾向，亦即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伪“个人主义”意义上的那些倾向）。但是，她在一些地方也犯了一些一般性的错误，因为她把他们都看成是“当时那个世纪思想的代表和典型”（p．176）。在很大程度上讲，由于人们接受了德国的“启蒙”思想，所以他们仍然倾向于把所有18世纪哲学家的观点都视作是相同的观点。实际上，从许多方面来看，那个时期的英国哲学家与法国哲学家之间的区别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重要。由于人们在过去相信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承继了大量的东西，所以他们一般都习惯于把亚当·斯密和魁奈捆绑在一起看待；然而，既然这一信念已然被W．R．Soctt的晚近发现（参见他的著作Adam Smith as Student and Professor 〔Glasgow，1937〕，p．124）所驳倒，那么上述那种思维习惯也就完全应该寿终正寝了。同样重要的是，据称亚当·斯密和休谟的研究都是因为他们为了反对孟德斯鸠的观点而受到激励的。Rudolf Goldscheid对18世纪英法社会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所做的某种颇具启示意义的讨论——但是多少有点被他对斯密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敌意而扭曲了——可以见之于他的著作Grundlinien zu einer Kritik der Willenskraft（Vienna，1905，pp.32-37）。

(16) Edmund Burke，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1795），in Works（World's Classics ed．），VI，15。

(17) 托克维尔在其论著中曾反复使用这个术语，用以描述社会主义的后果，但是在Oeuvers complets, IX（1886），541处，他却指出：“如果我必须找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说法来表达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奴役。”请允许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正是托克维尔所采用的这个说法，在我为自己的一本新书确定书名（即《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18) 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Book II，chap．4，§22：“政府治理之下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意味着在生活中有一种长期性的规则可以依循，而这种规则对于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而且也是由该社会所设立的立法机关制定的。”

(19) Lerner，上引书，p．5。

(20) Lord Acton，“Nationality”（1862），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1907），p．288。

(21) 政府为个人减少可以切实避免的不确定性而能够采取的适当行动，乃是引发众多思想混乱的一个论题，因此我想，应当让正文中对这个问题的简单提示保持原样，不做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保护一个特定的人或一个特定的群体免遭一种未曾预见之变化所可能造成的侵损乃是颇为容易的（即在变化发生以后阻止人们注意这种业已发生的变化），但是这种做法只是把损失转嫁给了其他人，而并未阻止这种损失。比如说，如果政府通过禁止新发明的引进而对投资于某一非常昂贵工厂的资本进行保护并使其不至于因这类新发明而被废弃掉，那么这种做法就增加了既有工厂所有者的安全，但是却剥夺了公众可以从新发明中获取好处的权利。换言之，如果我们通过阻止人们根据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去适应某种未曾预见的变化而使人们的行为变得更具有预见性，那么这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唯一能使不确定性真正减少的做法就在于增加对它的认识，但却绝不在于阻止人们使用新的知识。

(22) 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认识进路与真个人主义认识进路之间的区别，在法国的研究者对英国社会制度中明显具有的理性不及之品格所表达的不同观点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圣西门抱怨道：“cent volumes in folio，du caractere plus fin，ne，sumraient pas pour rendre compte de toutes les inconsequences organiques qui existent en Angleterre”（Oeuvres de Saint-Simon et d' Enfantin 〔Paris，1865-1878〕，XXXVIII，179）；托克维尔则阐述说，“que ces bizarreries des Anglais Pussent avoir quelques rapports avec leurs libertes，c'est cequi ne lui tombe point dans l'esprit”（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7 th ed．；Paris，1866〕，p.103）。

(23) 再一次征引埃德蒙·伯克的话来提醒读者并使他们知道，对他来讲，道德规则的力量之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可能性乃是极其关键的一项条件。这样做是否还有必要呢？伯克指出：“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实是与他们用伦理规范约束自己欲望的倾向、他们视其对正义的爱要高于一己贪婪的看法、他们的忠实及平和压倒其虚荣和专横的程度、他们乐于听取明智且善良之建议而不愿接受无赖式奉承的倾向完全成正比的。”（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1791〕，in Works 〔World's Classics ed．)IV, 319）

(24) W．Dibelius，England（1923），pp．464-468 of 1934 English translation．

(25) K．Vermeil，Germany's Three Reichs（London，1944），p．224。

(26) Lord Acton，“Nationality”（1862），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pp．270-300。

(27) Lord Acton，“Sir Erskine May's Democracy in Europe”（1878），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p.78。

(28) 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1906），p.10。

(29) Lord Acton，“Sir Erskine May's Democracy in Europe”，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pp．93-94。

(30) 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etes，IX，546。

(31) Lord Acton，“Sir Erskine May's Democracy in Europe”，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p.88。

(32) Lord Acton，“The History of Freedom in Christianity”（1877），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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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哈耶克于1945年12月17日在University College（Dublin）所做的第十二次芬利演讲的文稿；最初由Hodges, Figgis & Co., Ltd.（Dublin）与B. H. Blackwell, Ltd.（Oxford, 1946）发表。

第二章　经济学与知识

一(*)

本文的题目确实有些含混不清，但是这绝非偶然。的确，本文的题目所论涉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有关不同社会成员所持有的知识的假设和命题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这个主题与另一个也可以在这个题目下进行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而这个问题就是：形式性的经济学分析（formal economic analysis）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传达了有关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识。实际上，我的主要观点认为，人们可以把一些同义反复的说法（tautologies）——经济学中的形式性均衡分析（formal equilibrium analysis）实质上就是由这些同义反复的说法构成的——转换成一些命题，而只要我们能够用那些有关如何获得和传播知识的明确陈述充实那些形式性的命题，那么这些命题就可以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各种因果关系了。简而言之，我所主张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经济理论中，亦即在唯一关注经验因素之含义及其因果关系进而得出结论（从理论上讲，这些结论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进行检验的(1)）的那一部分理论中，经验因素实是由一些有关获取知识（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的命题构成的。

也许，我应当首先提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颇具意义的事实，即晚近以来，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为了推动理论研究超越传统均衡分析所具有的局限性而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很快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研究的结论乃是以我们就某个要点所做的假设为基础的——即使这个要点与我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至少也是有关预见（foresight）的观点的一部分。我认为，一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最初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有关预见之假设的那个讨论领域，乃是风险理论领域（the theory of risk）。(2)富兰克·H．奈特（Frank H．Knight）的论著在这个方面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完全可以证明它的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特殊的理论领域。事实表明，论者们在此后不久提出的一些有关预见的假设，对于解决不完全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中的棘手难题（亦即垄断和寡头等问题）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此以后，越来越显见不争的是：第一，在探讨货币和工业波动这类更显“动态”（dynamic）的问题的过程中，论者们就预见和“期望”（anticipations）所做的假设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第二，更有甚者，论者们从纯粹均衡分析中借用并引进到这些领域中的那些概念，比如说均衡利率（an equilibrium rate of interests）这样的概念，也唯有根据有关预见的假设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界定。这些情形似乎表明，在我们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人们为什么应当永远正确这一点做出解释。

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似乎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唯有根据有关预见的假设，我们才能够阐明均衡概念本身，尽管我们尚未就这些基本假设的确切内容达成共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文的稍后部分进行讨论。此刻，我只想表明这样一个看法：从眼下的情势来看，不管我们是否想对静态经济学（economic statics）的边界做出界定，也不管我们是否想超越它的边界，我们都无力回避有关预见的假设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究竟应当具有何种确切的作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是否有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呢？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对一个所涉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中的某个特殊方面进行讨论；实际上，我们本应该在一个更早的阶段上就直面这个所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的确，只要我们试图把那个同义反复的系统——亦即那些构成了均衡分析主要内容的系列命题（由于这些命题只是作为我们讨论之出发点的那些假设的转换形式，所以这些命题必定是真实的）——适用于一个由众多彼此独立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情形，那么就一定会产生在本质上与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些问题相类似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第一，我们在纯粹分析中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以及相关的分析方法，唯有在被用来分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时候，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第二，当我们把这个概念用来解释诸多不同个人间互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步入了一个颇为不同的领域，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了一个具有全然不同性质的新因素。

我确信，有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隐含在整个现代均衡分析之中的趋势会把经济学变成纯粹逻辑学的一个分支部门，亦即由一系列自明的命题构成的知识部门——就像数学和几何学一样，它们只受内在自恰性（internal consistency）这个标准的检测。当然，他们也没有耐心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却似乎认为，只要这个过程被推进到足够远，那么它就肯定会产生一种自行救济的办法。当我们从我们有关经济生活事实的论证中把那些事实上属于演绎的部分提取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仅把我们论证中的一个要素当作一种纯粹的选择逻辑（Pure Logic of Choice）彻底地分离了出来，而且也把另一个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因素分离了出来，并对它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我对晚近把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形式化的种种趋势所做的批评，并不是说这些趋势发展得过头了，而是说它们尚未被推进到足以把这门逻辑学分支完全分离出来的程度，而且也不足以把探究因果关系的工作恢复到确当的地位，亦即把形式性经济理论当作一种与数学相同的工具加以使用的地位。

二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我能够证明我的观点即这类纯粹均衡分析的同义反复命题（tautological propositions）并不能够被直接用来解释社会关系之前，我必须首先证明：第一，如果均衡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一个个人的行动，那么它就会具有明确的意义；第二，这种意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一些反对我的观点的论者有可能会认为，正是在这种有关个人行动的情形中，均衡这个概念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有人想在这种情形中使用这个概念，那么他只能够说，一个孤立的人始终处于均衡的状态之中。虽说上述“一个孤立的人始终处于均衡的状态之中”的说法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它却依旧只能够表明，这是一种误用均衡概念的典型方式。实际上，真正与此相关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孤立的个人本身是否处于均衡状态之中，而毋宁在于他所采取的行动当中究竟有哪些行动是彼此均衡的。均衡分析中的所有命题，比如说相对价值将与相对成本相符合的命题，或者一个人会使任何一种要素在其不同用途中的边际收益均等化的命题，都是关于行动间关系的命题。当一个人的某些行动能够被理解成某项计划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这些行动就可以被视作是处于均衡状态之中的。只有当实际情形就是如此的时候，亦即只有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某个同一时刻而且也是在一系列相同情势中加以决定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行动间相互关系所做的陈述——也就是我们从我们关于该人的偏好和知识的假设中推论出来的陈述——才具有适用性。在这种均衡分析当中，作为我们研究出发点的所谓“基据”（datum），实是相关的人所知道的所有事实（除了他的趣味以外），亦即他知道其存在（或者相信其存在）的情况，因此严格地讲，这些所谓的“基据”并不是客观事实。我认为，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推论出来的那些命题才必定是一些先验有效的命题，而且我们也才能够使我们的论辩在逻辑上保有它的自恰性。(3)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只有当一个人持续采取的先后行动都是同一项计划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这些行动之间才会存有某类均衡关系；因此，这个人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所发生的任何变化，亦即会致使他修正自己计划的任何变化，都会打乱他在他的知识发生变化以前所采取的行动与他在此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那种均衡关系；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在他的预期被证明是正确的期间内所采取的行动才能构成均衡关系。第二，由于均衡是行动间的一种关系，又由于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从时间上讲必定是相继发生的，所以显见不争的是，就赋予均衡这个概念以任何意义而言，时间的推移便是至关重要的。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一提，实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未能在均衡分析中给“时间”留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据此声称均衡必须被视作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观点实是一种无稽之谈。

三

尽管我在上文中指出了我对这种均衡分析在被用于分析竞争社会之情势时是否具有意义这个问题所持有的疑虑，但是我也不想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最初提出均衡这个概念，完全是为了描述不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关系这个理念的。至此，我所论辩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就我们用均衡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个人的不同行动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言，这个意义上的均衡概念根本就不可能被直接用来描述不同的人所采取的行动间的关系。因此，这里的真问题乃在于：当我们说一种竞争制度是均衡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这种均衡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我们所持的认识进路，人们似乎可以推论出这样一个答案：如果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在某个时段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在执行他们各自在这个时段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的个人计划，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均衡。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我们对这种说法的意义做进一步追究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发现，这种答案所引发的棘手难题似乎要远远多于它所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确，用这个概念去描述一个孤立的人（或者由一个人所指导的一群人）在一个时段中根据先行制定的计划所采取的行动，是不会有什么特殊困难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中，这种计划的执行或实施显然不需要符合任何特殊的标准。当然，这种计划有可能是以一些有关外部事实的错误假设为基础的，因此个人（或者由一个人所指导的一群人）必须对该项计划进行修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生活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可以使个人有可能按照最初的设想去执行或实施这项计划的外部事件。

然而，上述情形却是与那种由许多人同时但却独立制订计划的情形不尽相同的。首先，为了使这些计划能够得到执行或实施，它们就必须以这些计划的制订者对一系列相同的外部事件所做的预期为基础，因为，如果不同的人把他们的计划建立在彼此冲突之预期的基础之上，那么任何种类的外部事件都不可能使这些计划得到执行或实施。其次，在一个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他们的计划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一些需要其他人采取相应行动的行动涵括在内。这意味着，如果不同的个人想使人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执行或实施他们所有的计划，那么他们的计划就必须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保持一致。(4)换言之，由于任何一个人在制订其计划的时候都是以这样一种预期作为其部分基据的，即其他人将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所以一个人的计划是否切实涵括了那些能够构成另一个人制订计划的基据的行动，对于不尽相同的计划有可能达成一致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

在传统的均衡分析论述当中，有一种假设认为：第一，以表示个人趣味和专门事实的需求一览表这种形式而存在的那些基据，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给定的；第二，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按照同样的前提行事，那么这一定会使他们的计划彼此相应合。从表面上看，传统均衡分析中的这项假设似乎避免了一部分上述棘手难题，但是论者们却常常指出，这种研究进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由一个人的行动是其他人的基据这个事实所引发的那个棘手难题，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之中。然而，迄今为止，论者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均衡分析过程当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种更具普遍性质的认识上的混乱，而我们在上面所论及的那种情形仅仅是其间的一个特殊事例而已；当然，这种更具普遍性质的认识混乱，实是由“基据”（datum）这个术语本身的含混性所导致的。所谓基据，在这里意指的是应当成为客观事实的东西，而且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显见不争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基据乃是与那种在过去构成人们对纯粹选择逻辑做同义反复之转换的出发点的基据完全不同的。在过去，“基据”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那些展现于行动者心智中的事实，而且也唯有按照这种方式从主观上去解释“基据”这个术语，才会使得那些命题成为必然的事实真相。对于有关的个人来说，“基据”意味着是给定的和已知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论者们从分析一个个人的行动向分析某种社会情形的转换过程中，“基据”这个概念的含义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四

人们在理解“基据”这个概念时所存在的上述混乱，实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遭遇到如此之多的困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番更为详尽的研究。当然，“基据”意味着某种给定的东西，但是这里开放出来的而且在社会科学中有可能给出两种不同回答的问题则是：这些事实对谁来说应该是给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似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困惑，但是他们却总是试图通过强调这些基据是给定的这样一个事实——甚至通过使用诸如“给定的基据”（given datum）这类同义反复的说法——来消除他们内心存有的这样一种疑虑，即他们自己并不很清楚这些事实对谁来说是给定的。但是，经济学家所采取的这种规避做法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所指称的那些事实究竟是对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来说是给定的，还是对经济学家想解释其行动的那些行动者来说是给定的？如果那些事实对于行动者来说是给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个系统中所有不同的人都知道相同的事实；或者说，那些“基据”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否有可能是不同的。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基据”概念乃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应当加以仔细地界分：一方面是客观事实（即实在事实）意义上的那些“基据”，亦即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应当知道的那些“基据”；另一方面是主观意义上的那些“基据”，亦即我们试图解释其行为的那些行动者所知道的那些“基据”。因此，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指出的那样，有关主观意义上的基据为什么应当与客观意义上的基据相一致这个问题，乃是我们必须给出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我们用这种界分来回答“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所可能具有的含义的问题的时候，这种界分的作用也就即刻凸显出来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从主观的意义上讲，还是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我们都可以认为，主观基据，亦即那些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属于给定的主观基据，与那些必定是依凭它们而制定出来的个人计划这二者之间是一致的。我们的意思也许只是说：第一，这些计划是彼此相融合的；因此第二，生活中显然存在着一系列可以使所有人的计划都得到实施或践履并且不会使任何人受挫的外部事件。如果意图间所存在的这种彼此相容性不是给定的，又如果任何一类外部事件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预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这并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当然，我们也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而在这种情形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对自己的计划做出修正；或者，用一个在过去具有相当含混之涵义但现在看来却完全适合这种情形的说法来说，我们也会遭遇到这样一种情形，而在这种情形中，“内生的”干扰或失调（endogenous disturbances）乃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考虑，即个人所依凭的那些主观基据是否与客观基据相符合，而且计划所依凭的那些预期是否会因此而得到事实的证明。如果这种意义上的基据之间的一致性乃是均衡所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那么有关这个社会在最初的时候是否处于均衡状态这个问题，人们除了在其计划的那个时期结束的时候用一种回顾的方式对之加以判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循。如果我们宣称说，在这种情形中，均衡——亦即按照上述第一种意义所界定的那种均衡——有可能会因为（客观）基据所出现的无法预见的变化而受到干扰，又如果我们据此而把这种情形描述成一种内生的干扰或失调，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更符合沿用已久的习惯。事实上，除非我们对符合预期的外部发展与不符合预期的外部发展做出明确的界分，而且除非我们把下述的偏离都界定为一种“变化”，而不管事实性的发展对预期发展的偏离是否意味着某种绝对意义的“变化”（change），否则我们就很难赋予人们常常使用的“（客观）基据发生变化”那个概念以任何明确的含义。比如说，如果季节的变化突然停止了，而且气候也从某个特定的日子起不再发生变化了，那么这肯定意味着我们意义上的那种基据发生了变化，亦即一种与预期相关的变化，尽管从绝对的意义上讲，与其说它意味着一种变化，倒不如说它是指变化的缺失（an absence of change）。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只有在存在着前述第一种意义上的均衡的情形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各种预期彼此相应合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谈论基据变化的问题。如果那些预期相冲突，那么外部事实出现的任何发展都可能在证实某个人预期的同时使其他人的预期落空；因此，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什么是客观基据的变化这个问题做出判定。(5)

五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我们可以说它在某个时点上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意味着，组成该社会的个人为即时性行动所制定的不同计划是彼此相融合的。再者，一旦社会达致了这种均衡状态，那么只要外部基据与该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预期相符合，这种均衡状态就会持续下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均衡状态的持续就不是以客观基据绝对永恒不变为前提条件的，从而也未必仅仅意指一种静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均衡分析可以被用来描述一种逐渐进化的社会，也可以被用来描述那些近来一直给我们的研究造成许多麻烦的只具短暂性质的价格关系。(6)

一如我们所知，近些年来，均衡与预见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7)；然而，我们在上文的讨论却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阐明了这个问题。这似乎表明，均衡这个概念仅仅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的预见在某种特殊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如果每个人的计划都恰好是以他们对其他人所旨在采取的那些行动的预见为基础的，又如果所有这些计划都是以他们对一系列相同的外部事实的预见为基础的——因而在某些条件下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改变计划，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预见也就必定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正确的预见并不像人们在有些时候所理解的那样是达致均衡所必须满足的一项前提条件。实际上，正确的预见毋宁是一种均衡状态的限定性特征。此外，这种意义上的预见，也毋需是完全的，而所谓“完全的”（perfect），乃是指这种预见必须扩展至无止境的未来或者每个人都必须正确地预见每一件事情。实际上，它毋宁意味着这样一个道理：第一，只要预期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均衡就会持续下去；第二，只是在与个人决策相关的那些问题上，这些预期才必须是正确的。然而，有关什么才是相关的预见或相关的知识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中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前，我很可能应当先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种均衡状态的意义以及那种均衡状态如何才会受到干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事例：在建造房屋的时候，人们会不停地做各种相关的准备工作。造砖工人、铅管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都会不断地生产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在每一种情形中都必须与建造特定数量的房屋所需要的特定材料的数量相符合。与此相同，我们还可以做这样一种设想，即一些有可能成为房屋买主的人正在存钱，而达到一定数量的存款则能够使他们在某个时候买下一定数量的房屋。如果所有这些活动都代表着为建造（和购得）相同数量的房屋所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当所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都发现他们能够实施并完成自己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说这些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均衡。(8)然而，事实也未必如此，因为其他并不属于他们行动计划范围之内的情势，有可能被证明与他们的预期不尽相同。一部分材料有可能会因为某种偶然事件而遭毁坏：不论是环境使得建设工作无法进行，还是某项发明会改变所需材料的各种比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基据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扰乱了业已存在的那种均衡状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相融合，那么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某个人的计划就肯定会被打乱，而且也必须做出修正；因此，如果每个个人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都能够被理解为他在一开始就制定的那项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贯穿这个时段的整个行动复合体就不会表现出它们在前一种情形所具有的那些特征。(9)

六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强调了个人计划的彼此相容性(10)与个人计划同实际的外部事实或客观基据的一致性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毋庸置疑，在我强调这一区别的时候，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主观上的相互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就不是由外部事实造成的。当然，如果不同人的主观基据都是由他们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的经验所造成的，那么这些主观基据就没有理由彼此不相一致。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却在于，纯粹均衡分析并不关注这种一致性是如何达致的。在描述纯粹均衡分析方法所提供的一种现存的均衡状态的时候，论者们实际上只是假定主观基据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均衡关系并不能仅仅从客观事实中推论出来，因为对人们将做什么事情的分析只能够以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作为出发点。此外，均衡分析也不能只以一系列给定的主观基据作为出发点，因为不同人的主观基据既有可能相融合，也有可能不相融合；这就是说，这些主观基据先行就决定了均衡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有当我们对自己为什么关注那种被人们公认为虚构的均衡状态的各种理由进行追问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更为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无论过分追求纯粹经济学的论者偶然说过些什么，有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唯一能够证明我们关注这种均衡状态的合理理据乃是这样一种假定：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均衡的趋势。正是根据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的论断，经济学才不再是一种纯粹逻辑的行当，而成了一门经验科学（an empirical science）；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着手对这种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展开一番讨论。

根据我们对均衡状态之意义的分析，我们应当很容易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均衡的趋势”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具体内涵。实际上，这个论断也只能具有这样一种意思，即在某些条件下，不同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知识和意图应当越来越趋于一致，或者用较少一般性的和较不精确的但却更为具体的术语来说，人们的预期，特别是企业家的预期，将会变得越来越正确。依此形式，“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均衡的趋势”这个论断就显然是一种经验性的命题，也就是一种有关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断言——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断言应当是可以进行检验的。此外，这种论断还为我们所做的多少有些抽象的陈述赋予了一种颇有道理的常识性含义。当然，这种论断的唯一麻烦在于：我们对下面两个问题仍然一无所知：第一，我们据以认为“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均衡的趋势”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个人知识赖以发生变化的那种过程的性质是什么。

七

有关均衡分析的一般表述通常都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那些有关均衡如何发生的问题似乎全都解决了。但是，只要我们对此做一番较为详尽的考察，那么我们即刻就能够发现，这些浅显的论述充其量只是给先已做出的假定提供了一种皮相性质的证据而已。(11)一如我们所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论者们一般采用的手段就是提出一个有关“完全市场”或“完善市场”（a perfect market）的假设，而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时为每个成员所知道的。就此而言，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两个要点：第一，那种为了满足均衡分析之假设所必需的完善市场绝不仅限于意指各类商品的特定市场；第二，必须把整个经济系统都假设成一个完善的市场，而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同时知道每一件事情。这样，有关完善市场的假设就仅仅意味着，即使该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没有被假设为绝对的无所不知，也至少应当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地知道所有与他们的决策相关的事情。由此可见，我们“领域中的那个不为人知的怪物”（that skeleton in our cupboard）——亦即我们已经用祈祷和禁食的方式驱赶走的那个“经济人”（the economic man）妖魔——又装扮成了一个类似于全知全能的人从后门溜了回来。

如果人们无所不知，那么他们便会处于均衡的状态之中——显而易见，这个陈述是真的，因为我们就是依此方式定义均衡的。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有关完善市场的假设只是对那种认为存在着均衡状态的观点所做的另一种表达而已，但是却依旧未能对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将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产生的问题做出任何解释。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想提出这样一种论断，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人们将趋近均衡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些人将经由何种途径获得必要的知识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当然，任何有关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获取知识的陈述，都只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所有这样的假设都是同样可以被证明为有道理的。在这里，我们只能采用一些有关因果关系的假设，因此，我们所做的假设就不仅必须被视作是可能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人视作是全知全能者，那么我们所做的这类假设就肯定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必须被视作是有可能为真的东西；此外，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还必须有可能证明这种假设在特定情形中是真的。

这里的关键要点在于：人们正是从经验中习得了这些显然具有辅助性质的有关他们如何获得知识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却构成了我们所提出的命题（亦即有关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命题）的经验性内容。当然，作为对我们的命题所指涉的那种市场类型所做的描述，这些假设常常是隐而不露的，而且也很不完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如何获取知识和如何传播知识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尽管它有可能是其间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学家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假设的性质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与作为纯粹选择逻辑之出发点的更为一般的假设颇为不同的。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有下述两点：

第一，作为纯粹选择逻辑之出发点的那些假设，乃是众所周知的为所有的人都共同知道的那些事实。它们可以被视作是界定或界分某种领域的公理，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能够理解或能够在思想上重构其他人的思想过程。因此，它们可以被普遍地适用于我们所关注的那个领域——尽管这个领域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肯定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再者，它们所指涉的乃是人们所采取的某类行动（亦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理性的”行动，甚或只是“有意识的”行动，以区别于那种“本能的”行动），而不是人们采取这类行动的特定条件。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我们在试图解释社会过程时所必须采用的那些假设，所关注的却是某个个人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亦即他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与外部事实相一致的问题。此外，有关因果关系（亦即有关经验如何创造知识）的论断，也必须以这样的假设作为依凭。

第二，尽管在纯粹选择逻辑的领域中，我们的分析可以做到详尽无遗，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这个领域中能够逐渐形成一种可以涵盖所有能够想见的情形的形式性手段，但是那些辅助性质的假设却必定是选择性的，亦即我们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情形中选择出那些因某种缘故而被我们视作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某些情势特别相关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12)当然，我们也可以发展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定义上讲只限于“完善的市场”或者某种经过类似限定的现象，正如选择逻辑仅仅适用于那些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目的之间分配有限资源的人一样。对于如此定义的领域来说，我们的命题将再一次成为一种在先验上为真的命题，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分析进路来说，我们却没有办法证明那种认定现实世界中的情形与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情形彼此相似的假设是合理的。

八

一如我们所知，有关人们据以获得相关知识的条件以及人们据以获得这种相关知识的过程这两点乃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现在必须转而对经济学家在这两点上究竟提出了何种具体假设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经济学家在这两点上通常采用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下述两个方面对它们做更为详尽的考察：第一，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探究，即这些假设对于解释一种趋向于均衡状态的运动来说是否是必要的以及是否是充分的；第二，我们还必须阐明这些假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现实情势的证明。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的研究恐怕只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因为直到现在，我还很难确切地说出究竟什么是我们据以认定存在着一种趋向于均衡状态之趋势的假设，而且也无力宣称说我们的分析已经可以适用于现实世界了。(13)我绝不能自欺欺人地宣称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了。因此，我在这方面也只能够提出一些问题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我们想阐明我们论辩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回答。

在确立均衡状态之必要条件的方面，经济学家们大体上达成共识的似乎只有“基据的不变性”（the constancy of the datum）一项条件。但是，在我们认识到了“基据”这个概念的含混性以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而且有十分正当的理由认为——这项条件根本就无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假定——就像我们很可能必须假定的那样——“基据”这个术语在这里乃是按照它的客观意义加以使用的（我们必须牢记，它实际上也涵括了不同个人的偏好），这依旧不能证明：它对于人们实际获取必要的知识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或者，这也无法证明：它确实意指一种有关人们据以获取必要知识的各种条件的陈述。颇为重要的是，至少有一些论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项附加性质的和独立的条件，即“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的条件。(14)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客观基据的不变性既不是一项必要的条件，也不是一项充分的条件。它之所以不可能是一项必要的条件，实是因为下述两个事实所致：第一，任何人都不想从绝对意义上去解释客观基据不变性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绝对意义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再发生了；第二，一如我们所见，一旦我们想把周期性发生的变化甚或按常规速率发生的变化都涵括在客观基据不变性这项条件之中，那么我们能够定义不变性的唯一方法便是关注预期并根据预期进行定义。因此，这项条件仅仅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肯定存在着某种可以辨识的常规性（regularity），而正是这种常规性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事件做出正确的预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显然不足以证明人们将学会正确地预见事件，甚至也同样不足以证明基据是绝对不变的。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来说，基据的不变性绝不意味着独立于他本身而在的所有事实的不变性，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唯有其他人的趣味而不是他们的行动才能够在这个意义上被假定为是不变的。由于所有的人在获悉外部事实和其他人的行动以后都会修正或改变他们的决策，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持续变化的过程会停下来。当然，这些棘手的问题乃是人所周知的，(15)而我之所以在这里论及它们，只是为了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人们据以达致均衡状态的那些条件，我们实际上知道的少之又少。然而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决定不再沿用这种认识进路，尽管这并不是因为经验上的可能性问题（亦即人们的主观基据会渐渐地相应合而且还会逐渐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可能性问题）不属于那些尚未得到解决且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毋宁是因为我认为，就认识和解决这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而言，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具成效的进路。

九

我在上文中探讨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人们有可能获得必要知识的条件问题；二是人们赖以获取这种必要知识的过程问题。在过去的讨论中，这两个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论者们的重视；但是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与上述两个问题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却根本没有得到论者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个人必须拥有多少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我们才能够谈及均衡状态。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想让均衡这个概念具有任何经验上的意义，那么这个概念就不能预设每个人都无所不知。在此之前，我曾经出于无奈而使用过一个未曾定义的术语即“相关的知识”（relevant knowledge），也就是与某个特定的人相关的知识。但是，这种相关的知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不可能仅仅意味着对某个特定的人的行动具有实际影响的那种知识，因为如我们所知，举例而言，如果他先前所拥有的知识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又如果他在此前所拥有的乃是有关截然不同领域的知识，那么他的决策就完全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的问题(16)；这个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问题颇为相似，而且还至少与劳动分工问题一样重要。的确，自我们所研究的这门学问创始以来，劳动分工问题就一直是论者们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但是知识分工的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尽管在我看来，知识分工这个问题乃是经济学（亦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宣称要解决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若干人（其中的每个人都只有一点知识）之间所发生的自生自发的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实现价格与成本相符合这样一种状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却唯有经由某个拥有所有这些个人之全部知识的人的刻意指导才可能得到实现。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之间所发生的自生自发的互动关系确实实现了与上述事态相类似的事态，因为在当时，正是有关价格趋于与成本相符合这样的经验研究开创了我们这门学问。但是，在我们的分析当中，由于没有阐明不同的人为了达致上述那种状态而必须拥有何种信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仍是以每个个人都无所不知这样一个假设为依凭的，因而也就未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在我着手对不同人之间的知识分工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与此相关的那种知识做一番更具体的讨论。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之所以一直习惯于只强调价格知识（knowledge of prices）的必要性，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是他们混淆客观基据与主观基据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有关客观事实的那种全涉性知识（亦即人们完全知道客观事实意义上的那种情形）在过去一直被视作是当然的。近些年来，甚至有关时价的知识也都被视作是当然的，以至于一些论者认为，就知识问题而言，唯一存有疑问的方面便是对未来价格的预期问题。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个人认为，价格预期乃至有关时价的知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当中一个很小的方面而已。我所关注的知识问题中的那个更为广泛的方面，实际上就是有关人们如何能够获得和使用不同的商品(17)以及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切实获得和使用这些不同的商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知识问题，亦即为什么不同人的主观基据会与客观基据相一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知识问题是在不同人的主观基据与客观基据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而绝大多数当下的均衡分析研究却只是假定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如果我们想阐明为什么这些命题——亦即对于一个人针对某些事情（也就是他相信具有某些特性的事情）的态度来说必然为真的那些命题——最终也可以适用于社会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上文所说的那种一致性问题给出解释。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行动，所涉及的或者是确实具有上述特性的事情，或者是社会成员出于某种原因——亦即我们必须给出解释的那种原因——而通常认为具有上述特性的事情。(18)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探讨一下我在上文中一直在讨论的那个特殊问题，亦即为了达致均衡，不同的个人必须拥有多少知识的问题（或者他们必须拥有多少“相关”知识的问题）。只要我们牢记这样一个显见的道理，即均衡要么在过去不存在，要么正在被扰乱，那么我们就已经相当趋近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一如我们所见，如果一个人或者因为他的趣味发生了变化（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因为他了解到了新的事实而改变了他自己的计划，那么均衡关系就会中断。但是显见不争的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了解到那些会使他改变计划的新事实，而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可以在偶然之中了解到新的事实，这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按照一种并不是他努力执行其原初计划的必然后果的方式了解到新的事实；或者，一个人也会在他努力执行其原初计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现，他的预期乃是与事实情势不相符合的。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试图按计划行事，那么他的知识只需要在他执行该项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加以证实或修正的时候是正确的就足够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也可能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而如果他知道这些事情的话，那么这种知识肯定会对他的计划产生影响。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肯定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为了达致均衡，一个人所必须拥有的那种相关知识，乃是他根据他的原初状况而注定能够获得的那种知识以及他在当时制定的那些计划。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种知识——如果他是在偶然的情形中获得这些知识的话——都会对他有帮助并使他改变计划。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有可能达成一种均衡的状态，仅仅是因为一些人没有机会了解到那些——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会使他们改变其计划的事实。换言之，达致一种均衡状态的可能性，只是与一个人在努力执行其原初计划的过程中注定可以获得的那种知识紧密相关的。

尽管这样一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均衡状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并不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亦即被视作是一种最优状态意义上的）均衡状态。为了使这种分散知识综合达致的结果可以与一个全知全能的独裁者所指导的结果相比较，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些其他的条件。(19)尽管人们完全有可能界定出个人为达致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拥有的知识量，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在这个方面做过任何真正的尝试。在这些其他的条件当中，很可能要包含这样一项条件：任何资源所具有的每一种可资选择的用途，对于拥有这类实际上被用于实现某种目的的资源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已知的；而且也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这些资源所具有的所有不同的用途都被直接地或间接地联系了起来。(20)但是，我在这里只是把这样一项条件当作一个事例而已，其目的在于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大多数情形中，人们实际上只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足够了——每个领域中都有一定数量的个人拥有所有的相关知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和阐释，实是一项有意义且极为重要的工作，但是颇为遗憾的是，它却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虽然我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批判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我却不想让读者感到我对我们业已取得的成就极其失望。即使我们在论证的过程中跳过了一个基本环节，我仍然相信，借助于隐含在经济学论证中的理路，经济学要比任何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都更可能对所有社会科学都力图做出解答的那个核心问题做出解答，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存在于不同人心智中的分散知识所做的综合，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结果——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试图以刻意的方式达成这种结果，那么指导者就唯有在拥有任何个人都绝不可能拥有的知识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个人所采取的自生自发的行动将在我们能够加以定义的那些条件下实现对资源的分配；尽管对资源的这种分配并非出自任何人制定的计划，但是我们却仍可以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它，就好像人们是根据某项单一的计划而达成这种结果似的。从论证的角度上讲，在我看来，对上述问题的阐释，实际上也就解答了那个有时候被人们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为“社会心智”（the social mind）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这类主张一直为人们所反对，但是我们却大可不必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这是因为过去的论者们在阐释这类主张的时候并没有采用正确的理据。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提一下其间的另一个要点：如果这种趋向于均衡状态的趋势（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存在着这种趋势）只是趋向于一种与人们将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知识相关的均衡状态，又如果知识所发生的任何其他变化都必须被视作是通常意义上的“基据的变化”（均衡分析根本就不讨论这种变化），那么这意味着均衡分析确实无力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这类知识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当然，这种情形也极有助于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做出解释，即纯粹分析（pure analysis）根本就无力对诸如新闻出版机构这类以传播或交流知识为目的的机构和制度进行讨论；此外，上述情形甚至还可以被我们用来解释这样一种令人极感惊讶的现象，即对纯粹分析的关注常常会致使人们无视广告这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

十

我在上文中对一些值得我们做更详尽考察的论题所做的讨论，确实不是很系统；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用这样的讨论来结束我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在这里，我只想补充指出下述两点。

第一，我在上文中指出，如果均衡分析这种形式性研究想有助于解释现实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运用经验性命题（the empirical propsitions）；当然，在我强调这种经验性命题的性质的时候，以及在我强调那些与此相关的有关人们如何习知相关知识的命题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形式性分析所采用的那些命题的时候，我并不是意在表明，它们在这个方面为经验研究开放出了一个广泛的领域。我很怀疑这类研究是否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就此而言，重要的问题毋宁在于：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论点对现实世界的适用性所依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性问题；换言之，当我们用我们的论点去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的论点需要在哪些方面接受检验或证明。

第二，我当然也不意在表明，我在上文中所讨论的那类问题，从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论点来看，实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只能够反对他们把先验的与经验的这两类不同的命题（而我们知道，这些命题乃是每个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常常会采用的命题）混为一谈的做法，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会使人们无法搞清楚他们在宣称一种特定的陈述是有效的时候究竟指的是哪一种有效性。较为晚近的经济学研究虽说已经避免了这种错误，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新一代经济学家却付出了一项代价，因为他们使他们的论点与现实世界之间究竟存有何种相关性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含混不清了。由此可见，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在于发现一种途径，使我们的分析原本具有的那种常识性意义重新凸显出来，因为我担心，正是在我们的分析变得越发精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忽略它本应当具有的那种常识性意义。有人甚至会认为，我所阐释的大多数观点实际上只是些陈腐之词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很可能有必要不时地把我们自己从论辩的具体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用一种相当平实无偏的方式对相关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追问。因此，即使本文只是阐明了这样两个要点：一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二是我们在偶尔的情形中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答案，那我也会认为本文的目的已经成功地达到了。

【注释】

(1) 或证伪（参见K．R．Popper，Logik der Foschung 〔Vienna，1935〕，passim）。

(2) 有关预见的重要性逐渐被引入经济分析之中的过程，更为详尽的研究很可能始于Irving Fisher所撰写的著作：Appreciation and Interest（1896）。

(3) 关于这一点，尤请参见Ludwig von Mises，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okonomie（Jena，1933），pp.22以次，160以次。

(4) 据我所知，在社会学中，还没有论者尝试着从个人目标及诉求间的一致与不一致或和谐与不和谐这个角度去系统分析社会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令我感到不解的问题。

(5) 参见拙文：“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Economica, II（new ser., 1935）,265，重印于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1939）。

(6) 把均衡这个概念从静止状态概念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在我看来，只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展开的一个过程的必然结果而已。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并不是本质性的，只是因为历史偶然的缘故所致。今天，这一点很可能已经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如果说这两个概念至今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分离，那么很明显这仅仅是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提出有关均衡状态的可供人们选择的其他定义——而我们知道，这种可供选择的其他定义可以使人们用一般性的方式陈述均衡分析的命题（亦即在本质上独立于静态均衡概念的那些命题）成为可能。然而显见不争的是，均衡分析的大多数命题不应当只在那种有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的静止状态中使用。这个分离的过程似乎始于Marshall及其对长期均衡与短期均衡所做的界分。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参见他的如下观点：“均衡自身的性质以及据以决定这种均衡的各种原因的性质，都将取决于该市场被认为可以延续的时间长度。”（Principles 〔7th ed.〕, I, 330）有关均衡状态并不是一种静止状态的观点，早就隐含于拙文“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XXVIII（June, 1928）之中；此外，如果我们想使用均衡方法来解释任何与“投资”相关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个观点也是极有助益的。就整个问题而言，许多历史方面的信息可以见之于E．Schams，“Komparative Statik”，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II，No．1（1930）。另请参见F．H．Knight，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London，1935），p.175n；而自本文初次发表以来的进一步发展状况，则请参见拙著Pur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1941），chap.ii。

(7) 请特别参见Oskar Morgenstern，“Vollkommene Voraussicht und wirtschaftliches Gleichgewicht”，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I（1934）,p.3。

(8) 另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事例当然是“投资”与“储蓄”之间在比例上（按照相对成本）的一致性，即企业家在某个特定的日期按比例供应生产品和消费品，而消费者一般也将在这个日期按比例在生产品与消费品之间分配其资源（参见拙文“Price Expectations，Monetary Disturbances，and Malinvestment”〔1933〕，重印于Profits，Interest，and Investment 〔London，1939〕，pp.135-156，and “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同上书，pp．83-134）。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许有必要论及这样一种现象，即在考察同一个领域（亦即使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那个领域）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考察危机理论领域的过程中，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G．Tarde强调指出，“信仰的冲突”、“判断的冲突”或“愿望的冲突”乃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Psychologie economique 〔Paris，1902〕，II，pp.128-129；另请参见N. Pinkus，Das Problem des Normalen in der Nationalokonomie 〔Leipzig，1906〕，pp.252 and 275）。

(9) 这里有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为了能够论及均衡状态，每个个人是否必须正确呢？或者说，如果作为对不同方面的错误进行补偿的结果，出现在市场上的不同商品的数量都是相同的（就好像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一般），那么这难道还不是充分的条件吗？但是我却无法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均衡需要满足上述第一个条件，但我却能够想象得到，一个只满足上述第二个条件的更为宽泛的均衡概念也常常是很有用的。当然，对这个问题做更充分的讨论，还必须考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赋予大数法则以重要性的观点。从一般角度上讲，请参见P．N．Rosenstein-Rodan，“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ies of Money and Price”，Economica, August, 1936。

(10) 或者，由于纯粹选择逻辑具有同义反复特性，所以“个人计划”和“主观基据”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不同个人的主观基据之间也具有一致性。

(11) 近来，亦即当人们不断强调指出均衡分析只描述均衡的条件而不期望从基据中推论出均衡之状况的时候，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人们的默认，尽管很难说是得到了人们有意识的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均衡分析当然是纯粹的逻辑分析，而且也不涵括对现实世界的断言。

(12)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界分可能会有助于人们解决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在“理想类型”对经济理论论证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社会学家一直强调说，经济理论的分析步骤中一般都包含着特定理想类型的假设，而经济理论家则明确指出，他们的论证是一般性质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运用任何“理想类型”。其实，在经济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那种纯粹选择逻辑的领域内，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一旦他们想用它来解释一种社会过程，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某种“理想类型”了。

(13) 在这一点上，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往往要比他们的后继者更清楚。比如说，请参见亚当·斯密Wealth of Nations（ed. Cannan, I, 116）：“为了使不同方法的所有利弊都能达致这样的均等，那么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亦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那些方法必须是在周遭地区为众人所知的，而且也必须是确立已久的……”；或者请参见大卫·李嘉图Letters to Malthus（October 22，1811，p．18）：“说人们不知道经营其企业及偿付债务的最佳且最便宜的方式，并不能算是给了我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它也几乎可以被用来反对政治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命题。”

(14) 参见N．Kaldor，“A Classificatory Note on the Determinateness of Equilibrium”，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I, No.2（1934）, p.123。

(15) 同上书，passim。

(16) 参见L. v. Mises, Gemeinwirtschaft（2d ed.; Jena, 1932）, p.96：“Die Verteilung der Verfugungsgewalt uber die wirtschaftlichen Guter der arbeitsteilig wirtschaftenden Sozialwirtschaft auf viele Individuen bewirkt eine Art geistige Arbeitsteilung, ohne die Produktionsrechung und Wirtschaft nicht moglich ware.”

(17) 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要比通常所谓技艺的东西更宽泛，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立也要比劳动分工的含义更宽泛。简单地说，“技艺”仅仅意指一个人在他的行业中所使用的那种知识；而为了能够对社会过程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还必须了解某种更深一层的知识——这种知识乃是人们并不直接使用的有关行为其他可能性的知识。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我们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只是在所有的知识都是预见之能力这个意义上才可以与预见等而视之。

(18) 经济理论中的所有命题所意指的事物乃是我们根据人们对它们的态度进行定义的那些事物；这就是说，经济理论有可能偶尔提到的“糖”，并不是根据其“客观的”性质进行定义的，而是根据人们相信它将在某个特定方面满足他们某些需求这个事实进行定义的；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各种困难和思想混乱的根源，特别当这一点与“证明”问题勾连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当然，在这一点上，理论社会科学（the verstehende social science）与行为主义方法（the behaviorist approach）之间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区别。我并不能确定，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者是否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他们想保持逻辑一贯，那么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否弃那种传统方法；或者说，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个结果，那么他们是否将持之一贯地遵循自己的方法。这将意味着，举例来说，货币理论中的那些命题也就只能仅仅意指“带有某种特定标记的圆金属片”这类东西了，或者某些按照类似方式定义的有形物体或一组物体了。

(19) 这些条件一般都被认为是不存在“摩擦”的。在晚近发表的一篇文章（“Quantity of Capital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V，No.5 〔1936〕，638）中，Frank H．Knight正确地指出，“在经济学的讨论中，‘错误’是摩擦的通常含义。”

(20) 对于确保下述事实来说，这只是一项条件，但却很可能不是一项充分的条件。这个事实就是：在一定的需求状况中，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不同的用途中所具有的边际生产率应当是相等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生产的均衡应当是可以达到的。正如有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任何一种资源所具有的每一种可能的用途应当在一群拥有那些用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资源的所有者当中至少为其中的一个人所知道，但这并不是一项必要的条件，而其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资源所有者所知道的可供选择的用途已在这些资源的价格中得到了反映。按照这种方式，一种商品的可能用途有m，n，o……y，z，而有关这些用途的知识的分配则可能是充分的：如果把其所拥有的一定量的资源用于m用途的A人了解n的用途，又如果把其所拥有的一定量的资源用于n用途的B人了解m用途，而如果把其所拥有的一定量的资源用于o用途的C人则了解n用途，如此往复，直到把其所拥有的一定量的资源用于z用途的L人仅了解y用途。我不太清楚，除此之外，为了使不同要素能够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组合起来，还需要对不尽相同的知识做何种特定的分配。不过，对于完全均衡来说，我们还需要做这样的假设，即消费者知道满足其需求的商品的耐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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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乃是哈耶克于1936年11月10日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主席就职演讲，后来发表在Economica，IV（new ser.，1937），pp.33-54。

第三章　社会科学的事实

一(*)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尚不存在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可供我们用来描述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那些学科。尽管“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这个术语——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使用该术语的意义上看——在过去差不多可以涵盖这个领域，但是它却早已不合时尚，而且从当下的情形来看，这个术语还会把一些相当不妥的含义传递给大多数读者。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认为有必要在本文的题目中使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这个为人们较为熟悉的术语。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指出，并不是所有关注社会生活现象的学科（disciplines）都提出了我们拟在这里进行讨论的特定问题。比如说，人口统计学或者有关传染病传播的研究所论涉的现象无疑都是社会现象，但是它们却没有提出任何我们力图在本文中进行考虑的具体问题。如果让我来称谓这类学科的话，那么我认为它们乃是真正的有关社会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 of society），而且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但是，它们却与对语言或市场的研究以及对法律和大多数其他人类制度的研究截然不同。我在本文中旨在考虑的正是后一类学科，而且我也只得采用“社会科学”这个多少有些误导的术语来称谓它们。

我将在本文中指出，经验在这些知识领域中的作用与它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完全不同。然而需要承认的是，我本人在最初的时候便是在坚信自然科学方法有着普遍有效性的情形下开始探讨我所关注的论题的，因此我最好还是先对这个问题做一番解释。我最初接受的专门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种狭义的科学训练，而且我当时所接受的甚少的哲学或科学方法的训练也只是马赫学派（the school of Ernst Mach）和逻辑实证主义的（the logical positivists）晚期思想。然而，所有这类知识只是在人们当中创生了这样一种意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可以肯定地说，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讲道理的经济学家正在不断地违反那些经由自然科学实践而产生的为人们所接受的科学方法准则。再者，即使是自然科学家，当他们开始讨论社会现象的时候（至少就他们捍卫常识来讲），也是在违反上述那些科学方法准则；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形中，亦即当自然科学家真的力图把他的专业思维习惯适用于社会问题的时候，他的这种努力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这种后果对于社会研究领域中的所有职业研究者来说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指出大多数试图把社会科学“科学化”（scientific）的具体尝试所具有的荒谬性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想对我们自己所采取的方法给出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就绝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虽说我们的方法在具体适用的时候会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但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它们却有些类似于人所周知的“中世纪经院主义”（medieval scholasticism）。

二

在讨论了上述导论性质的问题以后，我现在准备直接切入本文论题的核心并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讨论什么种类的事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即刻就引发了另一个从许多方面来讲都对我所关注的论题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当我们说“某一特定种类的事实”（a certain kind of facts）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事实究竟是因为属于某一特定种类的事实而对于我们来说是给定的，还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特定的方法来看待它们而使它们成了这样一种给定的特定种类的事实？当然，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衍生于我们的感官知觉的（sense perception），因而也是源于我们有关物理性事实（physical facts）的知识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知识只是有关物理性事实的知识呢？实际上，对所有上述问题的回答，都将取决于我们所谓的“某一种类的事实”（a kind of facts）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自然科学中，有一种相似的情形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够想见的所有的杠杆或钟摆都有着化学的和光学的特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杠杆或钟摆的时候，我们却并不是在谈论有关化学的事实或光学的事实。使诸多单个事物成为某一种类事实的乃是它们所具有的这样一些特性，亦即我们为了把它们视作一类中的成分而选定的那些特性。这当然只是一种老生常谈。然而它却意味着，尽管我们有可能处理的所有社会现象都具有物理特性，但是就本文的论旨而言，这些社会现象却未必都是物理性事实。对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是物理性事实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我们在讨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将如何发现那种便于我们讨论的分类方法（亦即对那些社会现象进行分类的方法）。我们所观察的人之行动（human actions）以及这些行动的客体（the objects of human actions），究竟是因为它们对于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来说在物理上相同或不同才成了相同种类的事物或不同种类的事物，还是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从现在的情势来看，社会科学各个部门无一例外地都在关注人们在应对他们环境——亦即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物——的时候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些行为方式乃是社会科学各个部门据以建立众人间关系模式（pattems of relationships）的要素。如果我们想解释或理解人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必须如何对他们活动的客体进行定义或分类呢？当我们试图解释人们对这些客体采取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什么来对这些客体进行分类呢：是这些客体的物理特性——亦即我们通过研究它们而能够发现的东西——还是其他什么因素？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些事例。

在这里，我们拟把诸如工具、食物、药品、武器、语词、语句、通讯和生产活动——或者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东西——视作我们的事例。我认为，这些都是在社会科学中不断出现的人之活动的那种客体的恰当事例。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概念（更为具体的事例亦复如此）所指涉的并不是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某些客观的特性（或者观察者能够从它们那里发现的特性），而是某个其他人对这些事物的看法。人们甚至无法从物理方面对这些客体进行定义，因为根本就没有一种单一的物理特性是某一种类中的任何一个成分所必定具有的。这些概念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部门中通用的那些抽象概念，因为它们乃是从这些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全部物理特性中抽象出来的。它们实际上是那些有时被称为“目的论概念”（teleological concepts）的实例；这就是说，它们只能够通过指出下述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而得到界定：第一个方面是目的；第二个方面是拥有这种目的的人；第三个方面则是被该人视作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种恰当手段的客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所有这些客体都不是根据它们所具有的“实在的”特性（real properties）加以界定的，而是根据人们对它们的看法（opinions）进行定义的。简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事物乃是人们认为的事物。钱之所以是钱，语词之所以是语词，化妆品之所以是化妆品，只是因为某人认为它们是钱、语词和化妆品。

上文所述之所以并非十分显而易见，实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知识与我们自己的知识相差无几。的确，当我们所考虑的乃是某些有着一种截然不同于我们的知识的人——例如迷信巫术者——的时候，这个问题便会凸显出来。显而易见，一种被认为可以保护携带者生命的护身符或者一种旨在确保获得好收成的祭祀仪式，都只能根据人们对这些东西的信念进行界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在试图解释人们行动时所必须运用的那些概念的逻辑特性亦复如此，而不论我们的信念是否与上述那些行动者的信念相同。从理解一个人的行动来看，一种药品是否是药品，完全取决于那个人是否相信它是一种药品，而与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是否赞同他的看法无关。要想明确牢记这种区别，有时候是颇有些困难的。例如，我们可能会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去研究家庭生活的时候，与此相关的并不是甲是乙的生身子女，而是甲与乙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两人都相信这是事实。这种相关性与这样一种情形也无甚差别，即甲和乙都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我们认为并不存在的精神联系。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这种相关性方面的区别在这样一种一般且显见的陈述中最为凸显，即可能为观察者所拥有但却不为行动者所拥有的任何有关客体的所谓高级知识，都无从帮助我们理解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的动机。

由此可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人之活动的客体是属于同一种类还是属于不同的种类，或者是属于相同的类型还是属于不同的类型，所依据的并不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这些客体的知识，而是我们认为被观察者所拥有的有关这些客体的知识。立基于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那些原因，我们肯定会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们有关客体的知识“附加”（impute）给被观察者。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把有关客体的知识“附加”给行动者的做法究竟是以什么理据为基础的；第二，这种“附加”意味着什么；第三，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定义人之行动的客体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在我对这几个问题进行追问之前，我必须先用一点篇幅去讨论一下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不得不面对的第二种要素：它并不是人之行动所指向的环境，而是人之行动本身。当我们考察我们在讨论可理解的人之行为（intelligible human behavior）的过程中所必须采用的对不同种类的行动进行分类的做法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情形与我们在分析对人之行动的客体进行分类的做法时所遇到的情形完全一样。在上文给出的各种事例中，最后四个事例可以被归入这个范畴；这就是说，语词、语句、通讯和生产活动乃是这种人之行动的事例。就此而言，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同一个语词的两个事例或同一项生产活动的两个事例成了同一个种类的行动——亦即与我们讨论可理解的人之行为相关的那种同一个种类的行动？确凿无疑的是，这些事例不具有任何共同的物理特性。一如我们所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sycamore”这个语词的发音是不同的；而我之所以把它们当作同一个种类的事例来对待，根本就不是因为我明确知道这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sycamore”这个词的发音有着什么共同的物理特征，而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是甲还是乙都旨在通过这些不同的发音或符号去意指同一个语词，或者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乃是把这些不同的发音或符号完全当作同一个语词加以理解的。与此同理，我之所以把某个行动者在不同情形中制造某个产品（比方说一个纱锭）的不同方法视作同一种生产活动的事例，也不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制造方法之间存有着任何客观的或物理的相似性，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该行动者有着相同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人之活动的客体方面，还是在不同种类的人之活动本身的方面，我在上文的讨论并不是说它们的物理特性不会进入我们对它们的分类过程之中。我所主张的实际上是这样一项论辩，即任何物理特性都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对任何这些类型所做的明确的定义当中，因为这些类型中的各个成分未必具有共同的物理特性，而且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不可能有意识地或明确地知道这样一项标准，即一个客体至少具有各种物理特性当中的哪一项特性才能够成为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分。我们可以用一种简便的方式来描述上述情形：一如我们所知，客体甲、乙、丙……可能在物理上截然不同，而且我们也绝不可能用列举的方式去穷尽它们，但是这些客体却因某人对它们持有相同的看法而成了同一种类的客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某人对它们持有相似看法这个事实，也唯有经由这样一个说法才能够得到界定：该人将通过采取A，B，C……中的任何一种行动来对待这些客体——与前述相同，这些行动也可能在物理上不尽相同，而且我们也无力用列举的方式去穷尽它们，但是我们却切实地知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意指”同一个东西的。

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这样的反思，无疑会使我们感到一些烦恼。但是，我也确凿无疑地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我们谈论其他人所采取的可理解的行动的时候，上述做法不仅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所作所为的唯一方式；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讨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由人进行的或者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具体活动，那么我们就必须依凭这样一种论证方法。当我们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正在“玩耍”或正在“工作”的时候，亦即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正在“刻意地”做这件事情或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说一个人看上去很“友善”或一个人被“吓坏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完全有可能对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中如何辨识这样一种东西的方式做出解释，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无力列举出（而且任何一门科学——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也都无力告诉我们）我们据以认识到这些东西之存在的所有不同的物理特性。任何这些类型中的成分所拥有的共同特性并不是物理特性，而必定是某种其他东西。

事实上，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把人之行动解释成有目的的行动或者有意义的行动——无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还是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人之活动的客体以及不同种类的行动本身做出界定，而这种界定所依凭的并不是什么物理特性，而是行动者的意见或意图。这个事实导致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后果，比如说，从客体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经由分析的方式而推知行动者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我们根据一个人对某一客体的态度去定义这个客体，那么关于这个客体的定义也就当然会隐含一项有关该人对这个客体的态度的陈述。当我们说某人有食物或钱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说他讲了某个语词的时候，我们这种说法当中肯定还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他知道食物能吃、钱可以用来买东西、语词则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当然，这种说法当中也许还包含有许多其他的意思。我们说法当中的这种意思是否重要，亦即明确阐发这种意思是否会增进我们的知识，一要取决于当我们对某个人说这个或那个东西是食物或钱的时候，我们是否只是陈述了我们据以获得这种知识的那些被观察到的事实；二要取决于我们的意思是否包含了比这更多的东西。

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知道一个人对其所处的环境持有某些特定的看法呢？当我们说我们知道他持有某些看法的时候——亦即当我们说我们知道他把这个东西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或者他把那种手势或声音当作一种交流手段来使用的时候，我们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否只是指我们在某个特定情形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看见他嚼咽食物、挥舞铁锤，或者制造噪音？或者，当我们说我们“理解”一个人的行动的时候，亦即当我们谈论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或“为什么”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就不会常常把某种超出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至少某种超出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能观察到的东西——“附加”给他呢？

如果我们现在用一点篇幅来考虑一下那些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最为简单的行动种类，那么下述情形即刻就会凸显出来：当我们讨论那些被我们视作其他人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采用类推的方法，亦即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会把其他人的行动以及他们行动的客体归入我们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知识而知道的那些类型或范畴中去。我们假定其他人对某种目的或某种工具、某种武器或某种食品的认识与我们的认识是一样的，正如我们假定其他人就像我们一样也能够知道不同颜色或不同形状之间的差别一般。因此，我们总是会把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客体分类系统投射到某个其他人的身上，并且依照这种方式对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他的行动添附其他意义；当然，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客体分类系统投射到某个其他人的身上，所依据的并不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观察，而毋宁是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类型来认识自己的。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穿过一个交通拥挤的广场，不停地躲闪某些车辆并且不时地停下来让其他的车辆先走，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肯定要比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东西多得多。实际上，即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某种与我们在此前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行事，以上所述也是同样有道理的。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次看到一块大石头或大雪块正从山上滚下来压向一个人并且看到他正在撒腿逃命，那么我当然知道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在类似的环境中我自己会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完全有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毋庸置疑，我们大家通常都是依凭这样一种假设行事的，即我们能够用这种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其他人的行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形中，这种做法也是极为可行的。但是这里的麻烦却在于：我们对于这种做法永远都不可能有彻底的把握。我们只要看一个人做几件事情或者听他说几句话，我们即刻就可以确定此人是精神健全的而不是神经错乱的，从而也排除了他会做出无数“古怪”事情的可能性：这些“古怪”的事情乃是任何人都无力用列举的方式予以穷尽的，而且也是无法被归入我们所知道的理性行为这个范畴之中的——当然这仅仅意味着，那些行动是无法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得到解释的。我们既不可能确切地解释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知道一个人是神经正常而不是精神错乱，也不可能排除我们万一犯错误的可能性。与此同理，我实际上只需要经过一些观察就能够即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男人正在向某个人示意或者正在追求某个人，或者正在向某个人表示爱情或者正在惩罚某个人，尽管我在过去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是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的。然而，我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看，已是足够确定了。

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亦即在科学分析的过程中采用类似于此的概念是否合理的问题。就这些概念而言，它们所意指的乃是我们“以直觉方式”认识到的一种事态；此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概念，而且所有的社会交往亦即人们之间所有的交流也都是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这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出于下述两个原因而不采用上述概念：一是因为我们无力阐明任何物理性的条件——亦即我们能够据以切实地推知那些业已规定的条件确实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情形之中的那些条件；二是因为我们出于前一个原因而无力确定任何特定事例是否真的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那个类型中的一个成分——尽管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都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会对这一点感到犹豫不决，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在社会科学中保留这样一种分析方法似乎是与现代科学思想最为明显的发展趋势相冲突的。但是，这种冲突真的存在吗？我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发展趋势，已被一些论者正确地描述成了一种趋向于从自然科学中逐步消灭一切“带有人之特点的”解释（anthropomorphic explanations）的趋势。这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在对待或讨论人的问题的时候也不得采用任何“带有人之特点的”方法呢？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样一种把过去的趋势外推至社会科学的做法的荒谬性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当然，我不想在本文中提出与行为主义方案（the behaviorist program）相关的所有问题，尽管在对本文的论题做更系统研究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必须这样做。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科学各学科是否有可能对它们从一种纯粹的行为主义视角加以关注的那类问题进行讨论——甚或持之一贯的行为主义是否有可能。

经由对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分（当然这种界分是颇有疑问的），我们也许可以陈述出严格的经验因素与另一种附加因素（即我们在解释其他人的行动时从自己心智的知识中添附上去的那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我在特定的情形中把什么样的面孔认作是一种“友善的面孔”（亦即这个概念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当我说这是一张“友善的面孔”的时候，我的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显而易见，这个术语所具有的任何日常意义上的经验都不可能告诉我这个说法的意思。我说一张“友善的面孔”的意思并不取决于不同具体事例所具有的那些物理特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些物理特性有可能毫无共同之处可言。相反，我乃是经由学习而把它们认作是同一个类型中的成分的——再者，使它们成为同一个类型中的单个成分的因素，也不是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物理特性，而是认识者附加上去的一种意义。

当我们转而关注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上述区别的重要性便会随之增加。只要我的活动是在与我自己同样的人当中展开的，那么我就极可能根据银行支票或左轮手枪所具有的物理特性而得出结论说，对于持有者来说，它们是货币或是武器。当我看到一个拿着一个贝壳或一根细长管子的土著人的时候，这件东西的物理特性很可能无法告诉我任何东西。但是，当有关的观察告诉我贝壳之于他是货币，而细长管子之于他则是武器的时候，这就会使这个客体明确地显现出来——如果我对这些货币观念或武器观念不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讲，类似的观察很难使这些客体较为明确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这些人的行为。我之所以能够理解并适应一种“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就是因为我渐渐地不再把它视作是一种具有某些物理特性的东西，而是把它视作是一种与我自己有目的的行动之模式相符合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说理解一个人行动的时候的所作所为就是要使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东西与我们自己心智中业已形成的模式相适应，那么人们当然可以由此推知，我们所观察的人与我们自己的差别越大，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东西也就越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还可以由此推知，我们不仅不可能认识一种与我们自己心智不同的心智，而且就连谈论一种与我们自己心智不同的心智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当我们论及其他心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极为相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认识进行解释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再能够“理解”了——谈论心智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可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只是一些我们唯有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理特性才能够进行分组和分类的物理性事实。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颇具意义的观点：当我们从解释与我们自己十分相似的那些人的行动转向解释那些生活在一种与我们极其不同的环境中的人的行动的时候，恰恰是那些最为具体的概念会首先失去它们在解释人之行动方面的作用，而那些最为一般或最为抽象的概念则可以使它们的助益性保持得极为长久。比如说，我所拥有的有关我周遭的日常事物的知识，以及我所拥有的有关我们据以表达思想或情感之方式的知识，在解释大地岛（Tierra del Fuego）居民行为的时候实在是无甚用处可言的。然而，我对自己所说的“达到一种目的的一种手段”的意思的理解，对自己所说的一种食物或一件武器、一个语词或一种符号，甚至一种交换或一件礼物的意思的理解，在我试图理解大地岛居民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却仍是颇有助益的，甚至还是十分关键的。

三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讨论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对个体行动及其客体进行分类的。在这一节中，我必须转而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我们进行这种分类的目的何在。虽说对分类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耗用了我们大量的精力——甚至可以说是耗用了太多的精力，比如说经济学中的情形就是如此，以至于一位最著名的现代经济学评论家都把经济学描述成了一门纯粹的“分类”科学（taxonomic science）——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分类的关注却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像所有的分类一样，社会科学中的分类方法对于我们想解释的任何东西来说都只是一种安排事实的便利方法而已。然而，在我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必须先完成下述两项工作：首先，对一种普遍盛行的误解做出澄清，以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其次，对论者们就这种分类方法频繁提出的一项主张进行解释——对于任何一个在自然科学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项主张听起来都是极其可疑的；然而，这项主张却是从我们客体的性质当中推论出来的。

人们错误地认为：第一，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explain）个人行为；尤其是第二，我们所使用的那种精致的分类方法或者是对个人行为的解释，或者有助于这样一种解释。事实上，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承担这样的任务，更不可能成为这项任务本身。如果说有意识的行动可以得到“解释”，那么这也是心理学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学或语言学、法理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部门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的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经济学家通常都有点羞于承认他们所承担的这一部分任务“只”是一种逻辑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论者亦复如此。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然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直面这个事实，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明智。

我在上文提到的那项主张，直接源于我们的这项首要任务——作为应用逻辑学（applied logic）的一个分支部门——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但是，这初听上去却会令人大感震惊，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能够用一种“先验的”、“推理的”或“分析的”（a priori, deductive or analytic）方式从我们自己心智的知识中推演出一种分类，而这种分类则可以穷尽（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以穷尽）一切可能形式的可理解的行为。尽管论者们很少是以公开的方式并且总是以隐含的方式提出这项主张的，但是，当有人指责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内在意识瞎编造知识和其他一些同样蒙遭滥用的术语的时候，所有对他们的嘲笑和讥讽实际上都是冲着这项主张去的。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讨论可理解的行为，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心智做出解释的那些行动；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时候，这项主张也就不会令人感到震惊了，而且事实上还变成了一种自明之理。如果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只是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智相似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必定能够从我们的心智当中发现所有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当然，当我说这种分类能够从理论上穷尽一切可能形式的可理解行为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发现另一种情况：在解释人之行动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会采用某些我们至今还不曾分析过或还没有搞清楚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使用这些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讨论任何特定类型的可理解行为（亦即被我们定义为前述意义上的同一个种类的那些行动）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在那个领域的范围内对可以被归入其间的各种形式的行动做出详尽无遗的分类。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选择行为——亦即因为可资用以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或资源处于稀缺状态而成为必要的那些选择行为——都定义为经济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地把各种可能的情形细分成若干种可供选择的状态，但是在每一种状态中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而不会存在第三种可能的选择：一种特定的手段有可能只对一种目的或对多种目的有助益；一种特定的目的有可能通过一种手段或多种不同的手段而得到实现；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或者需要有选择地或者需要合并地使用不同的手段，等等。

然而，我现在却必须停止讨论我所谓的这项首要任务，并转而去讨论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这些精致分类的问题。简言之，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我们把那些按照上述方式进行分类的不同种类的个人行为当作我们据以建构假设性模式（hypothetical models）的基本要素——而我们之所以要建构这些假设性模式，实是为了再现或重构我们所知道的存在于我们周遭世界中的那些社会关系模式（the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即这种方法是否是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正确方法？在这些社会结构中，难道真的就不存在我们应当像我们观察和衡量物理性事实一样加以观察和衡量的明确且实在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吗？此外，难道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不应当（至少是）通过观察和体验的方式——而不是根据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能够发现的各种要素去“建构模式”的那种方式——去获得我们所有的知识吗？

人们普遍认为，当我们从观察个人行为转向观察社会集合体（social collectivities）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含混且主观思辨的王国转向了客观事实的王国。这正是所有那些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模式而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所持有的信念，而对这种信念的知识基础做出明确阐释的则是“社会学”（sociology）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当时，他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宣称，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就像在生物学的领域中一样，“客体的整体”，与它的组成部分相比较，“肯定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了解，而且也肯定能够更快地为人们所掌握”(1)。他所试图创建的那门科学，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这种信念或与此类似的信念为基础的。

我相信，那种认为诸如“社会”或“国家”（乃至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在任何意义上都要比可理解的个人行动更加客观的观点纯属幻想。我将在本文中指出，我们称之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s）的东西，与个人行动或者它们的客体一样，都不是自然科学中特殊意义上的那种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theoretical social sciences）中所建构的那些模式一样，毋宁是一些我们根据我们在自己心智中发现的那些要素建构起来的心智模式；因此，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做的事情，从逻辑的意义上讲，恰恰与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时始终做的事情一样，因为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我们只不过是把日常言说中所遮蔽的和含混不清的东西阐释清楚而已。

在这里，我无力将这个问题与所有的理论社会学科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有能力做到的只是将这个问题与这些理论社会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即经济学）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可能不得不耗用远远多于我用来研究专门细节的时间。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问题与社会领域中那个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经验性的学科即历史学联系起来加以解释，这种尝试也许更具有助益。对“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的性质进行考察乃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那些想把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不断地劝告社会科学家到历史当中去寻求他们的事实，并用“历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去代替那种经验方法。实际上，在社会科学本身的范围以外（似乎特别是在逻辑学家当中）(2)，人们大体上都坚信，历史方法乃是人们达致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的合理途径。(3)

我们所说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类历史中涉及的那些事实对我们而言是否像物理性事实一样重要呢，还是有着什么其他的意义？滑铁卢战役、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政府或封建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而是先对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一则特定信息是否构成了“滑铁卢战役”这个“事实”的一部分进行追问，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那些并不是拿破仑极端卫士部队的犁田者是否是滑铁卢战役的一部分呢？或者说，那些在听到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时戒掉鼻烟的旧贵族算不算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呢？对这类问题进行追问至少可以表明这样一个道理，即我们不能根据时空的坐标（spatiotemporal coordinates）来定义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说，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个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古希腊的语言或罗马军团的组织，18世纪波罗的海的贸易或普通法（common law）的进化，或者任何部队的任何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就这类事实而言，任何物理性标准既无力告诉我们什么是它们的组成部分，也无力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任何试图定义它们的尝试都必须采取某种心智重构的形式，亦即某种模式的形式，而构成这种形式的要素则是可理解的个人态度。毋庸置疑，在大多数情形中，这种模式是极其简单的，因此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一种“理论”，也就无甚道理可言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事实像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一种社会制度或一种土地耕作方式那般复杂，那么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就可能是一种周期性和经常性的过程，或者是一种持久关系的复杂模式——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它们并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唯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构它们，完全是因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亦即我们据以建立结构的那些关系）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用一种反论的方式来说，我们称之为历史事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些理论，而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所具有的特征恰恰与理论社会科学所建构的那些较为抽象或较为一般的模式相同。所谓我们先研究“给定的”历史事实，然后才有可能对它们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并非实情。真实的情形毋宁是这样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个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我们从来就不是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或一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术语时，我们始终是在意指一种根据可理解的关系而把个人活动联系起来的组合方案。这就是说，我们是在使用一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我们论题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当然，以上所述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情形，即为我们完成理论化工作的通常是我们的信息提供者或资料提供者，因为这些信息提供者或资料提供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会使用诸如“国家”或“城镇”之类的术语，而所谓“国家”或“城镇”这样的术语则是不能根据物理特性加以定义的；这些术语所意指的乃是一种由种种关系构成的复合体，而当这些关系得到明确阐释的时候，它们也就构成了该论题的一种“理论”。

由此可见，从我使用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个术语的意义上讲，社会理论在逻辑上要先于历史学，因为它解释并阐明了历史学所必须使用的那些术语。当然，这也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符合的，即历史研究常常会迫使理论家去修正他们建构的解释或理论，或者迫使理论家去提出他能够据以整理或安排他所发现的信息的新解释或新理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学家所论述的不仅是特定民族的个人行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些能够被我们称之为社会现象的东西。就此而言，唯有根据一种讨论历史要素如何组合在一起的理论，历史学家的事实才能够被解释成某种特定种类的事实。社会复合体，亦即历史学家所讨论的社会集合体，与有机体（动物或植物）世界中的恒定结构不同，从来都不是给定的。这些社会复合体乃是历史学家经由阐释或解释而创造出来的——这种阐释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以一种自生自发的方式完成的，而且也是在没有任何精准手段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亦即在我们处理诸如语言、经济制度或法律等问题的时候，这些结构却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如果没有精准手段的帮助，对它们的重构或重释就不可能不遇到错误诠释和逻辑矛盾的危险。

这正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旨在完成的使命。社会科学理论并不会把社会集合体当作整体去讨论，也不会谎称它们能够经由经验观察而发现这些社会集合体之运作或变化的规律。依我所见，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乃在于组合这些集合体，也就是提供由结构性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hips）构成的各种组合方案——亦即历史学家在试图把他实际发现的那些要素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时候所能够使用的那些组合方案。历史学家肯定会频繁地使用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当然，历史学家有可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这些社会理论的，而且在关系不太复杂的那些领域中，他们也许仅依凭本能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观点。但是，当历史学家转而讨论诸如语言、法律或经济这类比较复杂的现象但却依旧不屑使用理论家为他们所建构的解释模式的时候，他们几乎肯定会蒙遭失败。理论家可以通过下述做法而极为有效地阐明历史学家“蒙遭失败”的情形：一是向历史学家指明他们的观点彼此矛盾；二是向他们指出，在他们给出的各种解释中，他们已然主张了一种“因果”序列，但是只要他们的假设得到了明确的阐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因果序列乃是与他们的假设不相符合的，也就是无法从他们的假设中推论出来的。

我们可以从上述讨论中推论出两个相当重要的结论，不过我们在这里却只能够对它们做一些扼要的说明。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由经验规则（empirical rules）意义上的“规律”组成的；而所谓经验规则，在这里乃是指那些有关可以从物理特性的角度加以定义的客体之运行方式的规则。社会科学理论所旨在达致的目的不外乎为我们提供一种推理或论证的技术；这种推理或论证的技术将有助于我们把个别事实联系起来，但是它却与逻辑学或数学一样，并不是关涉事实的。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绝不能经由事实而得到证明或被证伪。我们能够证明而且必须加以证明的只是我们的假设确实存在于特定情形之中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涉到了这个要点所引发的特殊问题和困难。我们可以说，这个方面产生了一个真正的“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尽管人们一般都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对这个问题做出极其肯定的回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理论本身，亦即用于诠释的思想体系，是绝不可能得到“证明的”；这就是说，人们只能够对它的自恰性或一致性进行检测。理论有可能因为它自己所指涉的那些条件从未出现而变得毫无相关性；或者，理论也可能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足够数量的条件而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但是，理论却同逻辑学或数学一样是不可能被否证的。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一如前述，这种“合成性”理论（compositive theory）——我喜欢这样称谓它——乃是经由立基于可理解的要素建构模式这种方式来“组合”社会“集合体”的，但是这种“合成性”理论是否就是唯一的一种社会理论呢？或者说，我们是否有可能不再把这些集合体的运行当作整体并对它们做经验性的概括呢？换言之，我们是否有可能不再把语言或制度之变化的规律当作我们所旨在达致的目标——而我们知道，这种规律恰恰就是那种“历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所要达致的目标？

一如我们所知，当“历史方法”的捍卫者先强调所有的历史现象都是独特的或独一无二的、尔后又声称他们的研究能够达致一般性概括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但是在这里，我却不准备对这样一种荒谬的矛盾做详尽的讨论。不过，我想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我们于任何具体的情形中都能够发现的无数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当中，如果只有那些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心智模式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社会现象才能够被视作是一个客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该项客体所具有的特性就不可能超出那些得以从我们的模式中推演出来的特性范围。当然，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建构一些与具体情形越来越契合的模式——例如一些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有关国家或语言的概念。但是作为一个类型中的各个成分，亦即作为我们能够做出一般性概括的彼此相似的单位，这些模式绝不可能具有任何我们并未赋予它们的特性，或者绝不可能具有任何不是从我们据以建构这些模式的那些假设中演绎推论出来的特性。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特定种类的结构都不可能具有一些并非出自其定义（或者我们解释它的方法）的特性。这是因为这些集合体或这些社会结构对于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像自然单位（natural units）那样是给定的，而且它们对于观察来说也不是给定的确定的客体；换言之，我们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整个实体，而始终只是我们借助于我们的模式从该实体中选择出来的某个部分。(4)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在这里对“历史事实”的性质或历史的客体做更为详尽的探讨，但是我却愿意简单地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虽说这个问题与我眼下讨论的论题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但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亦即当下颇为流行的“历史相对主义”学说（the doctrine of historical relativism）的问题。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学说认为，不同时代的人或不同年龄的人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必定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个学说实是由这样一种幻想所导致的：历史事实对于我们来说乃是明确给定的，而不是我们对那些被我们视为与回答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一系列被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进行刻意选择的结果。当然，我还认为，这种幻想乃是因为人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所致，即我们能够根据某个历史事实在时空上的坐标而从物理特性上对这个历史事实做出定义。但是，按照这种方式定义的一件事情，比如说，“1618年至1648年间的德国”，却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客体。众所周知，在按此方式定义的时空连续统一体内，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无数有意义的社会现象，而它们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截然不同的客体：某个家族的历史、印刷业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变化，等等。这些现象也许有联系，也许没有联系，但是它们与人类历史中的任何其他两个事件一样都不是单个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这个特定的时段，或者任何其他时段，根本就不是什么确定的“历史事实”，也不是单个的历史客体。从我们各自的旨趣出发，我们肯定能够就这个时段提出无数不同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可以相应地对这些问题给出不同的解答并建构起由各组相互联系的事件构成的不同模式。这正是历史学家在不同时代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我们提出了特定的问题，我们才得以从发生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无数不同的社会事件中，挑选出一系列明确的可以被称为一个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的事件，所以，人们对不同问题做出不同回答的事实，就无法证明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事实持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处于不同时代但却拥有相同信息的历史学家会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然而，只此一点却可以证明历史知识有着不可避免的相对性这个命题是有道理的。

我之所以论及这个问题，实是因为这种历史相对主义乃是那种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一个典型产物；而那种“历史主义”事实上又是人们把唯科学的偏见（the scientistic prejudice）误置于历史现象的一个产物——换言之，那种“历史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实是因为“历史主义”的主张者相信，社会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就如同自然界的事实一样始终是给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现象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是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告诉我们的东西；而且也唯有通过解释其他人的意图和计划，历史现象才能够为我们所理解。历史现象并不是物理性事实，因为我们据以重构历史现象的那些要素始终是我们自己的心智所熟知的范畴。当我们不再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心智的类推去解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其他人的事情的时候，历史也就不再是人类的历史了；换言之，历史也就变成了一种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历史，正如我们有可能就一个蚂蚁堆所书写的那种历史一般，或者正如一个来自火星的观察者有可能就人类所书写的那种历史一般。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对社会科学实际关注的世界所做的这种说明似乎表明，社会科学乃是在描述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混乱不堪的世界，那么我希望这些人能够牢记：这些学科所研究的乃是一个我们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必定会用一种不同于我们观察自然世界的方法去观察的世界。我们可以用一种颇具助益的比喻说法来描述这种情形：我们从外部观察自然世界，但是却从内部观察社会世界；就自然世界而言，我们的概念是关于事实的概念，因而必须与事实相符合，然而在社会世界中，至少有一部分为人们最为熟知的概念乃是社会世界得以形成的要素。正如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思想结构（a common structure of thought）的事实乃是我们彼此有可能进行交流或进行沟通以及你们有可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的条件一样，这种共同的思想结构也是我们大家据以解释诸如我们在经济生活或法律中、在语言中以及在风俗习惯中所发现的那些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基础。

【注释】

(1) Cours, IV, 258。

(2) 参见例如：L. S. Stebbing,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Logic（2d ed., 1933）, p.383。

(3) 我认为自己不需要在这里提防这样的误解，即我将论及的有关历史学与理论二者间的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意味着要削弱历史学的重要性。我甚至愿意强调指出：第一，理论的全部目的都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现象；第二，如果没有特别渊博的历史性质的知识，最为完善的理论知识实际上也是无甚用处的。但是，这一点实际上与本文的论题无关，而本文的论题则是“历史事实”的性质以及历史学和理论在对这些历史事实的讨论过程当中各自的作用。

(4) 顺便提一句，我本人并不确信正文中最后一点真的构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一个区别。但是，如果这真的没有构成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也是自然科学家犯的错误所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处理的乃是实在之整体，而不是从实在中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的确，我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能够谈论或认知一种以那种纯粹论证方式为我们所知道的客体——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与“某种单位类”（它实际上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相区别的客体呢？但是，这整个问题却与本文论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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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于1942年11月19日在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宣读，后又发表于Ethics, LIV, No.1, October, 1943，pp.1-13。我在本文中提出了不少问题，而其中的某些问题则在我所撰写的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一文中做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后文分三期发表在Economica之中，1942—1945。

第四章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一(*)

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人们熟知的某些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这就是说，对什么是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最佳用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们的上述假设之中了。解决这个最优问题（this optimum problem）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已经完全设定了，因此我们可以经由数学的形式而得到最佳的陈述；用最简洁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任何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在它们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必定是相同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所面对的那种经济问题。再者，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方法也没有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仍不失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之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datum），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

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就不只是一个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当然，“给定”（given）在这里意味着那些资源对于一个按照刻意方式去解决由这些“基据”所设定的某个问题的单一心智来说是“给定的”。据此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经济问题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给定的知识——的问题。

我以为，人们在晚近对经济理论所提出的诸多修正方法——尤其是许多运用数学的新方法——并没有阐明上述基本问题的特性，反而遮蔽了它的特性。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合理组织经济的问题，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却不得不反复论及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methodological questions）之间所具有的紧密关系。实际上，我希望在本文中阐明的许多论点，乃是各不相同的论证路径在未预期的情形下已然达致的结论。但是，从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情形绝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当下发生的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的产生，则是因为人们把自己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误置于社会现象的做法所致。

二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都把一整套有关配置我们可资使用的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称之为“计划”（planning）。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此外，在众人共处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是由谁制订的，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以最初并非为计划者所知道而是为某个其他人所知道的、尔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为基础。把这种知识——亦即人们制订计划时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知识——传递给计划制订者的各种方式，对于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再者，究竟什么方式才是运用最初由个人分散掌握的那种知识的最佳方式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是与这里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亦即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而这正是所有有关“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之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争论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人们在当下的争论中所使用的那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计划”一术语，一般都是意指中央计划，亦即根据一项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整个经济系统。另一方面，竞争则意味着由许多独立且分立的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这二者之间的居间性方案则是把计划交由有组织的行业——或垄断者——去制定；尽管有许多人都在谈论这种方案，但是当他们真的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却不再喜欢这项方案了。

关于这三种制度当中哪一种制度有可能更具效率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然而，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个问题，则又取决于我们在下述两种做法中采取何种做法才更可能取得成功：一是把所有应当加以运用的但最初却由许多不同的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权力机构去处理；二是把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与其他人的计划相应合而需要的那种相关的额外知识都传输给这些个人。

三

就此而言，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较可能为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我们应当较具信心地期望可以为那些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呢？如果说人们在今天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重要，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一种知识，亦即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在当下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与此相关的一种知识。我们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的知识——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把这方面的困难转嫁到了如何挑选专家这个问题上面。在这个方面，我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要点：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它也只是那个所涉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一如我们所知，在今天，谁要是宣称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总括，那他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宣扬类似于异端邪说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一般性规则之知识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就此而言，我们只需要牢记下述几点，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第一，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在接受理论训练以后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第二，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第三，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知识，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了解并操作一架未得到充分使用的机器、掌握并使用某个人所具有的可以得到更佳运用的技艺，或者意识到供应品中断期间所能依凭的供应品储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了解并掌握更好的可供选择的其他技术有着大体同样的助益作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瞬间即逝之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一瞬即逝之情势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在今天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蔑视，而且任何因拥有这种知识而占据了较佳位势（亦即比那些掌握着更多理论知识或技术知识的人占据了更佳位势）的人居然也被认为是行为不端的人。那些因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这类设施而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不诚实的人，尽管社会运用这个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它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有着大体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以为完全不会受有些论者在过去所主张的赤裸裸的唯物主义谬论之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那些旨在获得这种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活动的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体系当中，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设定为是“给定”的。当下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认为，所有这样的知识都应当理所当然地极容易地为每个人所掌握；而且那种旨在反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毫无道理的指责也常常是以这类知识并非如此容易为人们所获得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究竟通过何种方法才能使这类知识尽可能广泛地为人们所获得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必须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

如果说竭力贬低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重要性乃是当今一种时尚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实是与变化（change）本身的重要性在今天蒙遭贬低这个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确，一些变化的发生必定会要求人们对生产计划做出重大的修正；然而，就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繁性而言，“计划者”（通常都是以一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做出的假设与其反对者所做的假设却差别甚大，因为“计划者”的假设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人们事先就能够制定出时间跨度较长且事无巨细的经济计划并使之得到严格的实施和遵循，从而不再需要制定任何重大的经济决策，那么制定出一项调整一切经济活动的总体计划的任务也就容易多了。

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指出，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者至少按照人们的预期那样去发展，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要进行决策（即制定一项新计划）的新问题了。如果有人认为变化——至少是日常的调整措施——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那么他无异于是在主张，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太重要了。出于这个缘故，那些坚信变化的重要性正日渐降低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宣称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技术知识变得日趋重要而退居次位的人。

在现代生产拥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是否就真的只有在建立一家新工厂或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工序的时候才偶尔需要进行经济决策呢？一旦一家工厂落成，所有剩下的问题是否就真的只是些可以由该家工厂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问题了，而且也不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足以适应日益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情势了？

的确，有相当多的人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根据我的考察，他们所做的这种回答却是得不到商人或企业经营者所具有的实践经验证明的。在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样一个行业就能够起到一项检测的作用），避免成本上升这项任务要求人们做出持之不懈的努力，而我们知道，仅此一项任务就会消耗掉经理们的一大部分精力。一个低效无能的经理浪费掉作为获利之基础的差别成本（the differentials）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此外，即使技术设施相同，生产成本也可能极不相同。我们可以说，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商业领域中的常识，但是从经济研究的文献来看，经济学家却好像并不熟知这些情况。一如我们所知，生产厂商和工程师们始终都渴望能够在不受货币成本这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生产工作，而他们对此欲求的强度，恰恰证明了这些因素涉入他们日常工作的程度。

经济学家之所以越来越容易忘记众多构成整个经济系统的持续发生的小变化，其间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越来越着迷于统计上的综合指标，而这种综合指标肯定会比具体细小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综合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却不能——正如统计学家往往倾向于做的那样——通过“大数定律”（the law of large numbers）或随机变化的相抵方式而得到说明。因为就统计而言，我们必须处理的那些因素，虽说数量很大，但是却没有大到足以使这样的偶然性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持续流动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续，实是因为下述情形所致：第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精心的调整；第二，人们每天都在根据前一天所不知道的情势做出新的安排；第三，一旦某人不能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另一个人即刻就会顶掉他的位置。更有甚者，一些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能够依靠外部环境或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而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求，比如说盖屋顶的瓦、文具或表格纸，以及这些工厂无力自己生产的但是根据这些工厂的运作计划却是它们所需要的而且也很容易在市场上购买到的各种设备。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还应当简要地论及这样一个事实：我在上文中所关注的那种知识，因其性质的缘故而不可能进行统计，从而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因此，这样一种权力机构所必须加以使用的统计数字，也就不得不通过下述方式去获得：对事物间的细小差别进行抽象，亦即以一种有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把那些在地点、品质和其他特定方面不尽相同的项目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视作同一个种类的资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中央计划，因其性质的缘故而无力直接对这些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考虑；第二，中央计划者将不得不去发现某种其他的方法，从而使“当事者”或“现场的人”（man on the spot）能够根据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决策。

五

如果我们大家都赞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推知：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刻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做出最终的决策。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解决：先把所有这样的知识都传递给某个中央机构，并在这个中央机构整合了所有这类知识以后再发布命令。因此，我们只能够经由某种非集权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只回答了我们问题当中的一个小问题。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非集权化的方式，实是因为我们唯有依此方式才能够确使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事者”也无法只根据他自己所拥有的有关周遭环境之事实的有限但却直接的知识进行决策。因此，这里依旧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当事者”试图使他的决策与更大经济系统的整个变化模式相应合的时候，人们如何才能够把他所需要的更多的其他信息传递给他呢？

“当事者”究竟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呢？在他的直接知识视域以外的诸多事件中，究竟哪些事件与他的即时性决策具有相关性呢？此外，他究竟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事件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起事件几乎都可能对“当事者”应当做出的决策产生某种影响。但是他却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对于“当事者”来说，下述情况的发生乃是无关宏旨的：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丝钉有较大的需求；为什么纸袋要比帆布袋更容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特定的机床在眼下很难买到，等等。实际上，对他有意义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与买到他关心的其他东西相比较，买到这些东西究竟是难还是易，或者他所生产的或使用的替代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急需或在多大程度上不为人们所急需。因此，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有关特定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但是，他却毋需对那些会改变这些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予以关注，除非它们对他周围的那些具体事物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在上文中称之为“经济运算”的方法（或纯粹的选择逻辑方法）至少能够通过类推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到价格体系据以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即使是一位掌握了某个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经济系统之全部数据的控制者，也无法彻底弄清楚每次对资源配置做某种微小调整时那些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确，纯粹选择逻辑方法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极其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这样一位控制者想解决这种问题，也唯有通过建构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这样的方法——也就是给每一种稀缺资源都标上一个数字指标的方法：这种指标不可能从某种特定的资源所具有的任何特性中推演出来，但是它却可以反映出（或者可以集中体现出）这种特定资源在整个手段——目的结构（the whole means-ends structure）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这种控制者都只能够去考虑那些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的量化指标（或“值”）；而且也唯有通过逐个调整这些量值的方法，他才能够恰当地重新安排他的措施，而毋需从头去解决整个问题，亦毋需在任何阶段上同时考察它的所有方面。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s）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先对一个极其简单且常见的有关价格体系之作用的事例做一番讨论，并据此探明价格体系所具有的切实作用。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使用某种原材料——例如锡——的新机会，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然耗尽。显而易见，上述两种原因当中究竟哪种原因造成了锡的紧缺，对于锡的用户来说并不重要——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在这种情况中，锡的用户只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一直消费的那部分锡，现在用在其他地方可以盈利更多，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绝大多数的锡用户来说，甚至都没有必要知道什么地方对锡有更大的需求或者节约用锡究竟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其他需求。只要其中的一些锡用户直接了解到了这种新的需求并把这种资源转用于这种新的需求方面，而且只要那些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的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系统。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锡的用途，而且也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用途以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然而，所有上述影响实际上都是在绝大多数提供这些替代品的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显而易见，整个上述情形构成了一个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形成却并不是因为该领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洞见到了其间的所有情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人视域是紧密关联的和相互交搭的，因此相关的信息可以经由许多中介而传递给所有的成员。由此可见，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更确切地说，地方各项价格之间的关系乃是由运输成本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解决办法；当然，一个控制者在掌握了所有这方面的信息以后也可能达致这种解决办法，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由所有涉入这一过程之中的个人分散掌握的。

六

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the price system）的真正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是这样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化，价格体系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也就越有限。（然而，甚至当公布价格［quoted prices］变得相当僵化的时候，那些经由价格变化而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将通过契约的其他条款而发挥作用。）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很经济；这就是说，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一如我们所知，唯有那些最关键的信息才会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亦即通过某种符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士。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电信系统（a system of tele communications）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电信系统能够使单个生产者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运动（就像工程师观察若干仪表的指针那样）就可以根据各种变化去调整他们的活动——当然，他们所了解的变化也只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那些变化而已。

当然，这些调整活动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达致“完善的”或“完全的”（perfect）程度，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认为它们是“完善的”或“完全的”。但是，我颇感担忧的是，我们所养成的那些根据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大体“完善的”或“完全的”知识（perfect knowledge）这一假设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们无法洞见到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而且还会致使我们在判断价格机制之效力的时候采用一些颇具误导性的标准。令人极感震惊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即使用数个月的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却都能够用一种更为节约的方式去使用这种原材料或者用这种原材料制成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当然，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活动调适到一个极其完美的程度的，因此他们的利润率只能始终保持在相同的甚或“常规”的水平上；即使如此，这种情形仍足以构成一项奇迹。

我故意使用“奇迹”（marvel）这个词，目的就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克服人们在理所当然地看待价格机制之运作时常常带有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价格机制是人类刻意设计的产物，又如果受价格变化之引导的人们懂得他们的决策有着远远超出其即时性目的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价格机制早就应当被赞誉为人之心智所达致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了。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一方面，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嚷嚷着主张“刻意指导”的人——以及那些根本就不相信某种未经设计（甚至是在人们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便自发形成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经由一种刻意的方式都无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人——应当牢记：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才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因此，这也是一个如何才能否弃刻意控制之必要性以及如何才能提供激励以使个人在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去做可欲之事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与我们的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紧密关系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艾尔费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所指出的，“尽管所有的格言书和大人物在演说时都反复强调说，我们应当养成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思考的习惯，但这却是一个根深蒂固且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因为事实表明：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而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形在社会领域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我们会不断地使用一些我们并不理解其含义的公式、符号和规则，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还能够得到我们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然发展起了一些惯例和制度，然而我们这种成就所依凭的则是那些在其各自领域中被证明为成功的、进而又成为我们文明之基石的习惯和制度。

的确，人类最初是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的，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一种而已。正是通过这种价格体系的作用，劳动分工（a division of labor）和以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那些喜欢嘲弄和讥讽任何上述主张的人，通常都是通过一种暗讽的说法来歪曲这种主张的。他们指出，这种主张竟然宣称说，这种最适合于现代文明的价格体系乃是通过某种奇迹而自发形成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主张实际上是极有道理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我们的文明赖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制度，实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不曾发现这种方法。那么他们仍可能会发展起某种完全不同的其他文明类型，就像某种白蚁“国”一样，或者某种完全无法想象的其他文明类型。对此我们只能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性体系——在这种替代性体系中，现行的价格体系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亦即对于那些最激烈抨击这种价格体系的人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那些特征）仍能够得到维续：比如说，它已然达到的能够使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并因此而可以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程度。

七

在很大程度上讲，有关价格体系对于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任何理性计算来说是否是必不可少的争论，现在已经不再是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那种争论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件幸事。一如我们所知，早在25年以前，当冯·米塞斯（Von Mises）最初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不可能维续一个以当下既存的极其广泛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这个命题的时候，他的这个命题便遭到了一阵阵嘲弄和讥讽。今天，一些人仍然觉得很难接受这个命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方面的困难已不再是政治上的问题了；当然，这种情形也营造出了一种更有助于人们进行理性讨论的氛围。当我们看到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说“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乃是不可想象的”时候，当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大厅中为冯·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的时候，又当阿巴·勒纳（Abba P．Lemer）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Adam Smith）并强调价格体系的基本作用乃在于激励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去做一些符合一般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就确实不能再被归于政治偏见了。显而易见，当下的分歧乃是因为纯粹知识上的分歧所致，尤其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分歧所致。

我记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晚近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它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方法论分歧当中的一种分歧。在那些根据实证主义某一分支观点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熊彼特可以说是佼佼者。在他看来，经济现象似乎是客观给定的彼此直接影响的商品量，而且几乎是在不受人之心智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发生这种彼此影响的。唯有根据这个理论背景，我才能够对他给出的下述令我惊讶不已的论点做出说明。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理论中有一项基本主张，即“消费者在估价（‘需求’）消费品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对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进行估价”(1)。他在此基础上更是宣称，在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理论家仍有可能根据上述基本主张进行理性的计算。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熊彼特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因为消费者从来就不做这样的事情。熊彼特教授所说的“事实上”，大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估价之中，或者是指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一如我们所知，隐含关系乃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只有当所有相关的事情都同时为某个人所知道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意义地宣称这种逻辑关系。然而显见不争的是，生产要素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对消费品的估价，而且还要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当所有这些事实都同时为一个人所知道的时候，他才能够以逻辑的方式从他所知道的这些特定事实中得出相关的结论。但是，实践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恰恰就是因为：第一，这些事实绝不是同时为某个人所知道的；第二，在解决这种问题的过程当中，人们只能运用那种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

如果某个人知道所有的事实（正如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对于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那样），那么他自己就可以确定某种解决方法。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仍未得到任何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证明，一项解决方法究竟是如何通过每个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人之间的互动而得以产生的。假设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这种知识——正如假设所有这种知识对于作为解释者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一般，无异于认定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无异于对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所有意义重大的事情的无视。

一个持有熊彼特教授之立场的经济学家，显然会因为“数据”或“基据”这个术语的含混不清而跌入它为冒失鬼所设定的陷阱之中；这种情况很难被解释成一种简单的失误。我认为，这种情况毋宁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那种习惯于无视我们必须直面的那些基本现象的认识进路确实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因为第一，人的知识必定是不完全的；第二，人们因此需要有一种不断交流知识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据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以人的知识与特定情势中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的假设作为实际出发点的认识进路，诸如许多采用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家所持的那种认识进路，都会把我们的主要任务所旨在解释的那种问题排斥在考虑之外。我绝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以起到一种有益的作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这种均衡分析已然致使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家误以为它所描述的情形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相关性的时候，亦就是我们必须提请人们牢记这样两个道理的时候了：第一，均衡分析根本就不探讨社会过程的问题；第二，均衡分析只是我们着手研究主要问题之前的一种有助益的准备工作而已。

【注释】

(1) 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Bros.，1942），p．175。我认为，熊彼特教授也是所谓帕累托和巴龙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这一神话的始作俑者。其实，帕累托和巴龙这两位学者以及许多其他论者只是做了这样两项工作：第一，陈述了合理配置资源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第二，指出了那些条件在本质上是与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相同的。他们的工作与那种试图阐明人们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发现可以满足那些条件的资源配置方法的努力截然不同。帕累托本人（巴龙继承了他的全部学说）根本就没有声称他已经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而是明确否认了人们能够在没有市场帮助的情况下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参见他的著作：Manuel d' economie pure（2d ed., 1927），pp．233-234。我则在拙文“Socialist Calculation：The Competitive ‘Solution’”（Economica，VIII，No．26，new ser.，1940，125；亦即本书的第八章）的开篇征引了其间的相关段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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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 No.4（September, 1945）, pp.519-530。

第五章　竞争的含义

一(*)

若干迹象表明，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近年来一直在“竞争”（competition）之名下讨论的问题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称之为竞争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论者——其间著名者有克拉克（J．M．Clark）和马克卢普（F．Machlup）等人(1)——始终在大胆地尝试把这方面的讨论拉回到现实中来并把关注力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是论者们却依旧普遍认为：第一，经济学家在目前使用的竞争观念乃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观念，而商人们使用的那种竞争观念则是对语词的一种滥用；第二，所谓“完全竞争”或“完善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的理论为人们判断竞争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模式——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竞争与“完全竞争”或“完善竞争”这个判断模式不相符合，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竞争就是不可欲的，甚至还是有害的。

我认为，这种观点几乎毫无道理可言。因此，我将在本文中努力阐明这样两个问题：首先，这种完全竞争理论所讨论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理由被称为“竞争”；其次，这种完全竞争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在指导政策制定的方面也无甚作为。完全竞争理论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这种理论自始至终假定，竞争过程——根据早期理论较为正确的观点来看——趋向于产生（或者有可能成就）的那种事态实际上早就存在了；第二，如果这种完全竞争理论所假设的那种事态早就存在的话，那么它不仅会把“竞争”（to compete）这个动词所描述的所有活动的余地都切割掉，而且实际上也会使这些活动变得毫无可能。

如果说上述两种情况只是影响了“竞争”一词的用法，那么这显然无关大要。但是，经济学家却似乎经由该词的这种独特用法而自欺欺人地认为，在讨论“竞争”的时候，他们所论涉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仅仅假定其存在的那种事态据以产生的那个过程的性质和意义。事实上，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驱动性力量完全没有得到讨论。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那些致使完全竞争理论陷入这种怪异状况的原因做详尽的讨论。正如我在本论文集的其他两篇论文中业已指出的那样，(2)那种对于分析个人行动来说颇为妥适且必不可少的同义反复的方法（the tautological method），在此一情形中却没有理由被扩展用来讨论我们必须加以处理的某种社会过程方面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社会过程中，无数个人的决策不仅会相互影响，而且还必定会前后相继。处理上述第一类问题（亦即个人行动的问题）的经济计算方法（或纯粹选择逻辑的方法），实是由一种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各种态度进行分类的手段构成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描述单项计划中各个不同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技术手段。实际上，这种经济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已经隐含在它的假设之中了，因为这些假设所设定的同时为某个人所了解的那些欲求和有关事实的知识，已然决定了一种唯一的解决方法。显而易见，这种分析所讨论的关系乃是逻辑关系，它们所涉及的只是制订计划者个人的心智从给定的前提中得出的那些结论。

然而，当我们所处理的乃是一种许多人都在尝试制定他们各自计划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再假设说，那些“基据”对于所有制订计划的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因此，这里的问题也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个人据以制订各自计划的那些“基据”如何才能与他们所处环境（其间还包括其他人的行动）中的客观事实相适应呢？尽管在解决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运用我们的技术手段以求迅速地探明一系列特定基据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所必须处理的却不仅是不同个人所依凭的彼此分立的那些基据，而且还有一种必定会涵括不同个人之基据所发生的持续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在上述两种对象当中，后者甚至要比前者更重要。一如我在此前指出的那样，促使事态发生变化的因素在这里乃是以不同个人获得新知识的形式出现的，或者是以不同个人间彼此关系所促成的各种基据变化的形式出现的。

只要人们牢记现代竞争理论所处理的基本上只是所谓的“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状态这一点，那么他们即刻就可以发现上文有关变化因素的讨论与我在本文中所关注的那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在现代竞争理论所关注的那种竞争均衡的状态中，不同个人的基据被假设成是彼此充分调适的，但是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却是这些基据彼此调适之过程的性质。换言之，对竞争均衡状态所做的描述甚至都不准备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发现了某项条件，那么就会导致某种后果；相反，它只是试图对它的结论已隐含于其间并且可能存在的那些条件进行界定，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那些条件据以产生的方式。我想在这里先扼要地交代一下本文的主要结论：竞争，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构成静态分析之基础的那些假设却把这种作为动态过程的竞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给切割掉了。

二

只要我们对任何一本现代教科书所开列的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条件做一番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切实地认识到，现代竞争均衡理论假设存在的那种情形，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解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因为它是竞争过程导致的结果。顺便提一句，在上述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些条件中，大多数条件不仅构成了论者们分析“完全”竞争或“完善”竞争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论者们对各种“不完全的”或“垄断的”市场进行讨论的假设；这些讨论自始至终都假设存在着某些与现实情形根本就不相符合的“完善”状态或“完全”状态。(3)即使如此，从本文的论旨来看，这种完全竞争理论仍不失为我们研究的最具启示意义的个案。

虽然不同的论者会以不同的方式陈述完全竞争的基本条件，但是下述条件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可能已是足够充分了，因为一如我们所见，那些条件并不是真正彼此独立的。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完全竞争或完善竞争一般会提出下述三项预设：

（1）同一种性质的商品将由众多较小的销售者供应或为较小的购买者所需求，然而其中却没有一个人期望通过个人的行动对价格施以人们可感受到的影响。

（2）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而且对于价格的波动和资源的流动来说也不存在其他的限制。

（3）所有参与市场过程的人都完全了解相关因素。

我们暂且不对为什么需要这些条件或者把这些条件假设成给定的条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两个问题进行追问。但是，我们却必须对这些条件的含义做一番略微详尽的探究，而且从这个方面来看，上述第三项条件可以说是一项极为关键但也是最含混不清的条件。显见不争的是，每个参与市场过程的人都完全了解每一件影响市场的事情这样一项假设，根本就无法成为一项标准。在这里，我不准备对完全的知识和彻底的预见实际上会对各种行动产生摧毁性影响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悖论展开讨论。(4)此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第一，当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第二，真正的问题毋宁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够使尽可能多的可以获得的知识得到运用。因此，这种情形给一个竞争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发现”拥有最多知识的人，而毋宁是我们必须拥有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才能使任何拥有特别适合于某项特定工作之知识的人在激励之下尽可能地去从事该项特定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市场参与者应当掌握什么样的知识这个问题做一番略微详尽的探讨。

只要我们考虑一下某种制成消费品（finished consumption goods）市场的情况。并且从该种商品市场中的生产者或销售者的立场出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发现，这些人被假定知道生产该种商品的最低成本。然而，就人们唯有通过竞争过程才能够发现这些事实这一点而言，上述被假设为从一开始便给定的知识实是这个题域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看来，这乃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正是在这里，竞争均衡理论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通过它的假设把唯有竞争过程才能够完成的主要任务给切割掉了。第二个问题与此也无甚差别，因为生产者被假定知道所有的信息：消费者的希望和欲求，其中还包括他们所需求的商品种类和服务种类以及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实际上，上述情形根本就没有理由被视作是给定的事实，而应当被视作是有待竞争过程加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消费者或购买者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他们被假设在竞争均衡状态中所拥有的那种知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假设成他们在竞争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拥有的知识。他们之所以知道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选择，实是因为市场中发生的种种活动（比如说广告这类活动）所致；此外，整个市场体制的作用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传播购买者据以行事的信息这样一种需要的。

只要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追问，那么作为竞争均衡理论出发点的那些假设的独特性质也就凸显无遗了。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上述那些条件全都得到了满足，那么在通常由“竞争”这个动词所指称的那些活动中，究竟还有哪种活动可能存在呢？在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回忆一下约翰逊（Johnson）博士给竞争下的定义。他指出，竞争乃是“努力获得另一个人同时也在努力获得的东西的行动”。这样，在一个被这种“完全竞争”支配的市场中，就日常生活中被用来实现那种目的的手段而言，究竟还有多少手段可供一个销售者使用呢？我相信答案肯定是：“一点都没有。”因此，根据“完全”或“完善”竞争的定义，为人们所生产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做广告、进行削价和进行改进（“使之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务拉开差距”）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全都被切割掉了，因为“完全”或“完善”竞争实际上意味着一切竞争活动的不存在。

在这个方面，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人们关注：完全竞争理论以一种明确且彻底的方式把市场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所有人际关系都从它的视域中排除了出去。(5)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关于可资获得的商品或服务的知识确实是很不充分的，但是这却可以通过我们与提供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或公司的交往经验而得到弥补；这就是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有关信誉或善意的竞争。我认为，上述这个事实乃是可以帮助我们把日常问题解决好的最为重要的事实之一。在这个方面，竞争的作用恰恰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谁将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亦即我们能够指望哪家杂货商或旅行社、哪家百货店或宾馆、哪位医生或律师可以为我们在解决我们必须直面的各种特定的个人问题时提供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显见不争的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竞争有可能是非常激烈的，因为不同的个人或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绝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我们才能够得到像我们现在所获得的那样好的服务。竞争在这个领域中之所以被描述成不完全竞争的那些原因，实是与这些人的活动所具有的竞争性质毫无关系的，而是由那些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如果说任何两个医生都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会低一些，而仅仅意味着他们之间任何激烈程度的竞争都不会产生竞争在他们的服务完全相同时所会产生的那些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把我们实际上所说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必然区别说成是竞争的缺陷，实际上掩盖了这个问题中的真正含混之处，有时候还会使人们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

虽然有关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的假设初看上去似乎是完全竞争理论赖以为基础的所有那些假设当中最令人感到惊讶且最为虚假的一项假设，但是它实际上却只是完全竞争理论赖以为基础的另一项预设所导致的一个结论而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经由该项预设而获得其存在理由的。的确，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许多人都在生产同样的商品而且还掌握着生产该商品的同样的客观设施和机会，那么我们确实有理由说（尽管根据我的了解，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方面做过这样的尝试），所有这些人早晚都会知道绝大多数与判断该种商品市场相关的事实。每个生产者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了解到每个其他生产者所了解的事实，而且还可以因此而渐渐地了解到其同胞所知道的东西，进而了解到他们对其产品的需求弹性（the elasticity of demand）。不同的制造商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某种相同产品这种情形，事实上最有利于在他们之间产生完全竞争所要求的那种知识状况。这也许仅仅意味着，只有在人们对某些商品持有相同看法的时候，这些商品才可能在与我们理解人之行动相关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尽管人们也有可能开列出一整套有助于所有参与一系列紧密关联之活动的人据以了解到与他们的决策相关的事实的物理性条件。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这些事实并不总是像它们在许多人至少能够生产相同产品时那般有助于达致这种结果的。那种认为经济系统可以被分割成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商品市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讲，毕竟只是经济学家想象的产物，而且也肯定不是生产制造领域和个人服务领域中的常规现象——而有关竞争的讨论主要关注的则正是这些领域中的常规现象。实际上，还有一个事实也几乎是不争的：任何两个生产者的产品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即使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产品出厂以后必定会被送往不同的地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区别只是引发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一部分事实，因此，即使我们假设不存在这些区别，那也丝毫无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一些主张完全竞争理论的狂热者甚至还常常因为坚信完全竞争有着各种优长而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辩：只要人们通过强制性的标准化措施来减少现有产品的品种，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好地运用资源。从现在的情势来看，人们在众多领域中都有不少理由提出这样一项主张，即只要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不同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通过采取一些共同同意的建议措施或标准来帮助推进这种标准化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诉求却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截然不同，因为这些人认为，为了获得完全竞争的各种裨益，我们不仅不应当考虑人们的不同趣味，而且还应当制止持续不断的改进试验。显而易见，把所有的房屋都建成同一种样式以创造一个房屋的完全市场，并不是一种改进；其实，这种试图消除各种产品之间所存在的差别从而使竞争达致完全状态的做法，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也绝非是一种改进。

三

如果我们暂时忘掉那些构成完全竞争理论之基础的虚伪假设并且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追问（即如果任何两种商品都不完全一样，那么竞争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那么我们很可能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竞争过程的性质和意义。如果不是因为分析这样一种情形颇为困难，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对这种情况做一番比较详尽的考察。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一方面很难对不同的商品进行分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去处理一个由相近替代品组成的持续性序列——其间的每一种替代品都与其他的替代品略有不同，但是这种差别又不会使这一持续性序列发生明显的中断。我们经由分析这种情形中的竞争而获致的结果，与我们分析另一个行业（亦即生产完全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的某种同质性商品的行业）中的竞争所得到的那些结果相比较，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更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更为确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任何两种商品都不完全一样这种情形太过极端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转而对另一种情形进行讨论，在这种情形中，任何两个生产者都不生产完全相同的商品——不仅所有的个人服务是这样，而且许多制成品市场中的情形（一如书籍或乐器等市场中的情形）亦复如此。

就本文的论旨而言，我们毋需对这类市场做彻底的分析，换言之，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追问：竞争在这类市场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虽然这方面的结果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肯定是不确定的，但是这种市场仍会形成一套价格，而依据这套价格，每种商品的售价之便宜，足以使它的出价可以低于其潜在的相近替代品的价格——这种情形本身绝不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因为一如我们所知，除了那种在市场中反复试错并由每个参与市场的个人逐步了解相关情势的方法以外，我们在试图通过任何其他方法以求发现这样一种价格体系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当然，在这样一种市场上，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一致性，从人们的预期来看，一般只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对个别商品的需求弹性可以趋近于完全竞争理论所假设的那些状况，或者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可以趋近于无穷大的状况。但是关键在于，在这种情形中，这种作为某种可欲之情势或某种应予达致之目标的“完全”标准，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相关性。人们判断竞争之成就所应当依凭的那种可供比照的情形，不可能是一种不同于客观事实并且通过已知手段都无法达致的情形，而应当是一种在竞争遭到禁止的情况下有可能存在的情形。这就是说，可以作为检测标准的不应当是一种不可能达到因而毫无意义的理想，而应当是我们对种种不存在竞争的时候有可能存在的状况所做的改进。

在这样一种情形中，如果竞争处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状态，那么我们又如何将这种竞争中的状况与那些在只有经当局特许的人才能够生产某些特定的商品，或者价格由当局加以规定，或者这二者同时存在的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的状况加以区别呢？显而易见，在不存在上述“自由”竞争的情形中，不仅那些最懂得如何生产因而能以最低成本生产某些不同产品的人不可能去生产那些产品，即使是消费者最喜欢的所有那些产品（如果他们有选择权的话）也绝不可能有人去生产。再者，实际价格与某人有能力生产这些商品的最低成本之间也无甚关系可言。事实上，在缺失“自由”竞争的情形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所能够选择的状况，亦即他们的基据，乃是与他们在存在着自由竞争状况下所能够选择的那些状况截然不同的。

这个方面所存在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能够按照特定的边际成本获得特定的商品或特定的服务，而主要是人们的需求究竟通过什么商品和什么服务才能以最廉价的方式得到满足。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亦即一种试图发现比此前更好的新的做事方法的尝试。只要有经济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我们便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以上所述就始终是真实的，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由那些要求人们做出调适的无从预见的变化引发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唯有我们未曾预见的并且未做准备的那些情况，才需要我们做出新的决策。如果不需要人们做出这样的调适，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知道所有的变化都已经停止了而且万事万物也将永远像现在这样持续展开，那么也就不会再有资源使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如果一个掌握了能够把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削减50％的专有知识或技艺的人能够生产这种商品并且只将该商品的价格削减25％，那么他依旧会对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在于该商品价格的削减，而且还在于他由此而做到的成本节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唯有通过竞争，我们才能设想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类成本节约。即使在每一种情形中，价格正好低到足以使那些不具备这些优势或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优势的生产者退出某种商品的生产领域，从而可以使该种商品的生产变得尽可能的廉价（尽管许多商品仍会以大大高出成本的价格出售），这依旧可能是一种除了允许竞争自由展开以外通过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达致的结果。

四

任何两个生产者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不可能相同，实是因为完全竞争理论通过注重一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绝不可能达致的长期均衡状态而无视的那些事实所致。从任何特定的时刻来看，某家特定公司的资产，在很大程度上讲，始终是由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所决定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该公司应当最充分地运用这种特定的资产（包括其员工业已获得的各种能力），而不在于该公司若有无限的时间去适应持恒不变之环境的话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充分运用某种耐用但却会枯竭的资源这个问题而言，一种讨论“完全”竞争理论必定会关注的那种长期均衡价格（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price）不只是与这个问题不相关而已，因为完全竞争理论经由过分关注那种长期均衡价格之模式而得出的那些有关政策的结论还有着高度的误导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那种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形中价格应当与长期成本相等的观点，常常会使人们赞同这样一些反社会的做法，比如说：要求一种“有序”竞争（orderly competition）以确保一种公平的资本回报以及要求根除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等等。实际上，人们常常会惊奇地发现，理论上对完全竞争的狂热与实践上对垄断的支持，乃是同时并存且彼此呼应的。

然而，上文所述仅仅是许多关键要点中的一个要点；实际上，完全竞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忽略了时间因素（the time element），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完全丢失了所有与理解竞争过程紧密相关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竞争过程视作是一系列事件的展开（当然我们也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竞争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不论在什么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够以最低成本制造某种特定的产品，而且事实上他也能够以低于相对于他而言的次优竞争者的成本出售他的产品，但是他在力图扩大其市场的时候却常常会被其他竞争者赶上，而后者又会再被某个其他竞争者赶上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当然，这个过程会依此方式不断展开。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市场绝不会处于一种完全竞争的状况之中。然而，这样一种市场中的竞争不仅是非常激烈的，而且也是人们达致这样一种事实性状况——即有关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能以任何已知方法所能达致的廉价水平供应给消费者的那种事实性状况——的基本因素。

当我们把类似于此的一种“不完全”市场与一个相对“完全”的市场（比如说谷物市场）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更加真切地洞见到构成本文讨论之基础的那种区别了——亦即那些不可能为人之活动所改变的某种情形之中的基础性客观事实与人们据以适应这种情形的竞争活动的性质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区别。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乃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由众多生产者生产某种完全标准化商品的市场——正如上述相对“完全”市场中的情形一般，那么竞争活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余地可言了，因为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市场中，竞争活动有可能促成的那些情形，一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市场中，生产这种商品的最佳方法以及该商品的特性和用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乃是在几乎同等程度的水平上为所有市场成员所知道的。众所周知，每一则重要变化的信息的传播速度乃是极快的，而且对这种变化的调适也是极快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忽视这些短暂的转变期间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而且也只会对这些转变期之前与之后的两种准均衡状态进行比较。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短暂且为人们忽视的转变期间里，竞争所具有的各种力量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变得极为凸显。因此，如果我们想对这种转变期以后产生的那种均衡状态做出“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对这种转变期间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研究。

只有在一个调适慢于变化速率的市场中，竞争过程才会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此外，虽说调适缓慢的原因有可能是竞争不够，比如说进行某种交易活动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障碍，或者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ies）的特性导致了某些其他麻烦，但是调适缓慢却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竞争不够。当准替代品种类繁多而且变化迅速的时候，如果人们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发现各种可资获得的可供选择物的相对长处，又如果对一类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只是以一种非持续性的方式间断出现的，那么即使竞争非常激烈且极为活跃，调适也必定是相当缓慢的。

把这种情形中的客观事实与人们用以应对这种情形的手段的特性混为一谈，很容易使我们无法洞见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竞争必须作用于其间的客观情势越复杂或者越“不完全”，竞争也就越发重要。由于竞争绝非只是在“完全”状态时才是有助益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在商品或服务的性质使得人们绝无可能创造出一种理论意义上的完全市场的那些领域当中，最需要竞争。竞争必定具有某些缺陷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人们反对竞争的理据——正如解决任何其他问题的方法很难尽如人意这个事实，不能成为人们反对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据一般；或者一如人不可能完全健康这个事实，也同样不能成为人们反对健康的理据那般。

一如我们所知，在绝大多数情形中，由于我们的需求和知识会发生不断的变化，或者由于人的技艺和能力各不相同，所以我们绝不可能要求众人都来提供某种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于是，在这类情形中，理想的状态也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大量的产品和服务都具有同样的特性。经济问题乃是一个如何使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得到最佳运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我们在不同于现实的假设情形中应当做什么事情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根据一个完全市场的假设去讨论资源的运用问题——如果这意味着这些资源必定不同于其现在的情形，那么这种讨论便是毫无意义的；再者，如果说我们的任务乃在于最佳运用当下的个人所具有的知识，那么讨论某个拥有完全知识的人会做什么事情的问题，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五

赞同竞争的论点所依凭的并不是那些唯有在“完全”竞争的情形中才会存在的境况。尽管当客观事实使竞争有可能趋近“完全”竞争状态的时候，这种情形确实可以使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运用，尽管人们也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排除竞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人为障碍，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那种在性质上必定属于不完全的竞争状态就不能同任何其他已知的手段一样使资源得到极为有效的运用。一如我们所知，自由进入市场只能保证做到这样一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按照资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低经常性(6)的消耗水平进行生产——只要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可资获得的，那么人们就会对它们产生一种有效的需求。甚至在上述情形中，即使消费者为这些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相当高——只是略低于那种能够满足该消费者需求的次优方法的成本，我认为，这种结果还是超出了我们对任何其他已知的制度所能做的期望。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点，即只要不存在政府行动可以设置或可以排除的那些人为障碍，那么任何商品或服务在任何时候都极不可能只按照局外人——如果他进入该领域——能够期望从中获得超额利润的那种价格予以供应。

我认为，以上所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切实的启示，即我们不应当太过关注某一特定情形中的竞争是否处于完全的状态，而应当更多地去关注该情形当中究竟是否存在着竞争。我们有关分立行业的理论模式所遮蔽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实践中，有竞争与没有竞争间的鸿沟要比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间的鸿沟大得多。然而在当下的讨论中，人们却倾向于不容忍“不完全”竞争，而对扼杀竞争的做法缄默不语。对竞争蒙遭刻意压制之时通常出现的那些结果所做的研究，与那种只纠缠于实际竞争所具有的某些缺陷（亦即与那种不符合特定事实的理想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缺陷）的研究相比较，很可能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竞争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我之所以在这里特意强调说“竞争蒙遭刻意压制”而不只是“没有竞争”，实是因为只要竞争没有在国家的帮助下或纵容下蒙遭彻底的压制，那么一般来说竞争总是会发挥它的重要作用的，即使它发挥作用的速度比较缓慢。经验证明，那些因压制竞争而常常导致的恶果，实是与不完全竞争所可能产生的那些弊病截然不同的。同价格可能与边际成本不一致这个事实相比较，更为严重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垄断受到强大保护的情形中，成本有可能大大地高于所必需者。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以较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其危害是比较小的，但前提条件是：只要任何其他人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效率超过了该垄断者的效率，这种垄断就必须即刻消失。

最后，我想在这里重申一下本文的出发点，并以一种较为一般的形式重述一下本文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在本质上讲，竞争乃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竞争使经济体系达致了统一性和一贯性，而这正是我们在把它视作是一个市场的时候所预设的前提条件。竞争使人们对什么是最好的和什么是最便宜的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正是因为竞争，人们有可能知道的各种可能性和机会才至少会与他们事实上所知道的一样多。据此我们可以说，竞争乃是一种关涉到基据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任何视这些基据为恒定不变之事实的理论都肯定无法洞见到这种过程所具有的任何重要意义。

【注释】

(1) J. M. Clark, “Toward a Concept of Workable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XXX（June, 1940）; F. Machlup, “Competition, Pliopoly, and profit,”Economica, Vol.IX（new ser.; February and May, 1942）。

(2) 见本书第二、第四章。

(3) 尤其是这样的假设：第一，对某一特定商品所确定的统一价格必须在任何时候和在整个市场中都占据支配地位；第二，销售者知道需求曲线的形状。

(4) 见O. Morgenstem, “Vollkommene Voraussicht und wirstchaftliches Gleichgewicht”,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VI（1935）。

(5) 参见G.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Price（1946）, p.24：“经济关系如果涉及了经济单位间的任何人际关系，就绝不是完全竞争的关系了。”（另参见上引书，p.226）

(6) “经常性”成本在此并不包括一切真正的过去成本，但是却肯定包括“使用者的成本”（user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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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主要内容已于1946年5月20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演讲（Stafford Little Lecture）中发表。

第六章　“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

一(*)

如果说在今后几年中，也就是在唯有那些只注重实用问题的政治家才关注的那段时间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朝着政府施加更多控制的方向发展，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项真正的纲领，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那些想反对这种趋势的群体所信奉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哲学在帮倒忙。实际上，一些群体帮倒忙的情形要比仅仅缺乏纲领的情形更糟糕；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地方，一些群体在谎称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时却在支持这样一些政策，而我们知道，只要这些政策所依凭的那些原则被普遍化，那么与那些公开宣称的社会主义政策一样，它们也会导向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一些论者嘲讽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绝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在我看来，这种嘲讽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理论上讲，行业保护主义、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以及保守主义群体所主张的农业政策，实际上与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更为广泛地控制经济生活的那些建议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如果那些较为保守的干预主义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政府的控制活动严格限制在他们所赞同的特定范围之内，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这纯属幻想。在民主社会中，一旦人们接受了政府应当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地位或生活状况承担责任这项原则，那么这种控制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政府扩展至其他的领域，用以满足大众的欲求和偏见。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这项戒规（that discipline of a competitive market）来律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再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中去了。我们的近期前景之所以无甚希望，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在世界各地，任何有组织的政治群体都不赞同真正的自由制度。

这些有组织的政治群体都认为，那些只注重实用问题的政治家极可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当下的公众舆论也认为，任何其他方法都是不可行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公众舆论为政治家所设定的那些可行性的限制，肯定不同于它为我们所设定的限制。有关这些问题的公众舆论，实是过去数代像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造成的结果，因为正是他们营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只得在其间进行活动的政治氛围。的确，我常常与已故的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意见相左，但是我认为，他曾经就他的亲身经验使他特别有资格发言的问题所写的一段文字，却是再正确不过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极少数思想统治的。掌权的疯子只会道听途说，而且还是从若干年前的拙劣学者那里获取疯狂之念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思想所具有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力量相比较，可以说被大大地夸大了。当然，思想的作用并不是即刻就能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有结果；这是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许多人在25岁或30岁以后都不会再接受各种新理论的影响了，因此，公务员、政治家，乃至鼓动者所运用的那些思想观点，不可能是最新的思想观点。但是，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1)

我们必须从这种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因此，如果一个自由社会要得到维续或得到恢复，那么我们所必须传播的就是信念，而不是那种在眼下看似可行的东西；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些信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家所受制于的那些在当下盛行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智地认识到劝说和教育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虽说我们希望，就应予采用的手段和应予采纳的方法而言，公众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合理观点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假定，公众所拥有的许多基本价值和伦理标准至少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普遍盛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完全无从论证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本文的任务甚至也在于表明，我们这代人为自己所确立的许多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或彼此冲突的，因此追求其间的一些目标将会危及某些更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很可能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从一些方面来看，某些道德目标已经牢固确立起来了，而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也已找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合适手段。即使我们不应当完全赞同那种赋予这些较新的价值以新的重要性的做法，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做到下述两点：第一，假设这些价值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人们的行动；第二，对这些价值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所可能占据的地位做一番认真详尽的考察。当然，本文主要考虑的乃是人们对更大安全的诉求和对更大平等的诉求。我相信，无论是从“安全”还是从“平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对自由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安全”及“平等”与不能提供的“安全”及“平等”做出极为仔细的界分。

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把当代人的关注点从他们现在所致力于的那些有害政策的方面引向努力实现个人自由和捍卫个人自由的方面，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关注当代人的道德倾向。除非我们能够根据一项争取自由的纲领为人们的改革热情确定一项明确的任务，除非我们能够为那些具有无私精神的人们指明他们能够为之奋斗的各项改革，否则他们的道德热情就肯定会被利用来反对自由。19世纪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所犯下的最为致命的策略性错误，很可能就是他们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第一，否弃一切有害的或不必要的国家活动乃是所有政治智慧的极致；第二，有关国家应当如何使用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赋予它的那些权力的问题，并不会致使明晓事理的人们发生严重的分歧。

当然，并不是所有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约在100年以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当时他还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曾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中的一个问题。穆勒在他所撰写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版中这样写道：“私有财产权原则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得到过公平的试验；财产法也从来不曾遵循过私有财产权正当性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原则。只要立法者倾向于赞成分散财富而不是集中财富，倾向于鼓励分割大宗财产而不是努力使它们保持完整，那么这些法律就会把那些根本就不应当成为财产权的东西当成财产权，并且把一种只应当是有条件的财产权的东西当成绝对的财产权……因此，人们可以发现，私有财产权这项原则实际上与那些自然灾害及社会危害毫无切实联系可言，然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些灾害和危害，曾经致使无数的人都急切地去考虑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而不论这种努力是多么的无望。”(2)实际情况是，几乎不曾有人在如何使财产权规则更好地与它的理据相符合的方面做过努力，而且就是穆勒本人，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很快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限制或取消私有财产权这项原则的方案方面，而不是更有效地使用这项原则的方面。

有论者指出，那种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解释成彻底否弃国家活动的做法（而不是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解释成一种按照精心的方式把竞争、市场和价格作为指导原则接受下来并且通过运用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框架而使竞争变得尽可能的高效和有助益——唯有在竞争效率低下的场合才以法律作为它的救济手段——的政策），与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主动支持垄断势力的做法一样，都会导致竞争的式微。这种说法虽说夸张，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在本文中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一个一般性命题认为：与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相比较，政府采取某些行动反而能够使竞争变得更有效和更有助益。就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某些行动而言，论者们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它们的作用，尽管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常常会给人们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他们早就把这些政府活动给忘了似的。的确，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不仅是以制止暴力和欺诈为前设的，而且也是以保护某些权利（如财产权、契约践履权等等）为前提条件的。在过去的讨论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人们承认私有财产权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这两项原则也确实是每个自由主义者所必须承认的原则），所有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仿佛财产法和契约法从一开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它们最合适的终极形式似的——亦即那种能够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作用的形式。在我看来，过去的讨论之所以令人感到极不满意，就是因为上述观点所致。事实上，只是在我们赞同了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这两项原则以后，真正的问题才会开始出现。

当我把这次讨论的论题称之为“‘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正是上述这个事实。当然，这两个称谓未必意指同一个系统，而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则是上述第二个称谓，即“竞争秩序”所描述的那个系统。就此而言，我也许应当即刻就做出一点补充说明：我所说的“竞争秩序”（competitive order），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序竞争”（ordered competition）几乎正相反对。竞争秩序的目的在于使竞争有效运作，而所谓“有序竞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则始终在于限制竞争的效力。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那么显而易见，对我们这个论题的描述，从一开始就可以把我们的认识进路与社会主义者的认识进路区别开来，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认识进路与那些保守主义计划者的认识进路区别开来。

在这篇导论性的评论文字中，我只能设法提出一些我们必须加以讨论的主要问题，并把详尽考察这些问题的工作交给后面的发言者去承担。也许我应当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指出，尽管我们主要关注的乃是如何使市场在它能够发挥作用的任何地方都发挥作用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数量的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卫生和健康服务）乃是不可能由市场予以提供的；当然，市场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类服务的提供者无法向这些服务的受益人索价，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不可能只让那些愿意支付费用的人或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独享这些服务的好处。这方面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例，一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卫生和健康的事例一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需要对此做一番较为详尽的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类情形会渐渐地变成这样一些情形：这类服务的提供者能够把他们所提供的全部服务出售给任何想购买这些服务的人。在讨论的某个阶段上，我们还必须回过头来再对下述两个问题进行考虑：第一，在这些服务当中，究竟哪些服务是我们必须始终期望政府在市场以外加以提供的；第二，政府必须提供这些服务的事实将会对市场经济赖以展开的各项条件产生多大的影响。

二

除此之外，我还必须论及另外两类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乃是竞争秩序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被人们称为市场政策（market policy）本身的那些东西。第一类问题是：为了确使经济达到充分的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我们大家很可能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周期性失业的缓减问题，至少在部分上取决于货币政策。当我们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必定是我们有多大的可能性使货币管理再一次达到自我调节的水平或至少使它因为受到既定规则的约束而达到一种可以为人们所预见的程度。第二类主要问题（我们因无法在现阶段展开详尽研究而不得不假定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某种明确的答案）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把那种为失业者或因年龄及身体状况而无法被雇佣的穷人提供某种救济的做法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这个问题而言，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考虑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对这样一个要点进行考虑，即采取何种形式提供这种救济才会对市场作用的发挥产生最少的干预；换言之，我们不应当对提供这种救济是否可欲的问题进行考虑。

我之所以论及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加明确地界定出我的主要论题。当然，在我着手开列问题（当然在本文中我也只得满足于此项工作）之前，我还想补充指出一点：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在这些论题上发生分歧乃是极其可欲的，而且分歧越大越好。眼下最需要的就是如何使这些涉及竞争秩序的政策问题再一次成为公开讨论的热门问题。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把人们的兴趣引到这些问题上来，那么我们也就等于作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

三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主要的论题应当有如下述：第一，财产法和契约法、公司法和社团法（尤其包括工会法）等问题；第二，如何处理那些垄断机构或准垄断机构在一个合理制定的框架内仍可能具有的地位的问题；第三，税收问题以及国际贸易问题；第四，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是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上述论题的范围内对确使竞争秩序变成一种有效秩序所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进行考虑。

就财产法和契约法这个广泛的领域而言，正如我在前文中业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防止犯这样一个错误，即误以为仅依凭“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这两项原则就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了。这两项原则之所以不是充足的答案，因为它们的含义太模糊不清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追问：财产权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什么样的合同应当予以强制履行？应当如何解释合同？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应当把什么样的标准格式合同纳入日常交易的非正式协议当中去？实际上，只是在我们做如此追问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

就财产法而言，我们不难看出，那些适合于调整日常生活中可移动的“物”或“动产”（chattel）的简单规则，其适用范围并不适合于被无限地扩大。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土地方面产生的问题（尤其是现代大都市市区土地方面产生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种以某项特定财产的使用只会影响到该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财产权观念，在这个方面实是无法成立的。毋庸置疑，在现代城市规划者所关注的问题当中，至少有许多问题都是政府或地方当局注定会加以关注的真问题。除非我们能够在类似于此的领域中对什么是合法的或必要的政府活动以及什么是政府活动的限度这样的问题提供某种指导，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埋怨其他人不严肃对待我们反对其他各种不太合理的“计划”观点。

在某些其他领域中，防止垄断和保护竞争的问题，因人们在晚近把财产权概念扩展适用于其间而变得更为尖锐了，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乃是财产权概念被扩展适用于诸如发明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这样一些专有权领域的情形。我确定无疑地相信：第一，在这些领域中，盲目地套用那种针对有形物而发展起来的财产权概念，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垄断的发展；因此第二，如果我们想使竞争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尤其是在工业专利权领域中，我们还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究：授予垄断专有权（a monopoly privilege）的做法，对于科研投资所具有的那种风险来说，是否真的是最恰当和最有效的奖励方式呢？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专利权问题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极为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在所有这样的情形中，我们都不应当适用一项现成的原则，而必须先回到市场体系这一基本原理上去，然后再为每类情形确定政府应当加以保护的确切权利。这至少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所必须承担的一项任务。我认为，我用一个颇为著名的判决来说明我的想法，也许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在这项判决中，一位美国的法官论辩说，“关于竞争者不得使用他人专利权的那项建议，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回应：这种排他性的要求恰恰可以被视作是专利权所授予的核心权项”；他就此还补充说，“正如任何财产所有者都有使用或不使用其财产的特权一样，而不论其动机为何。”(3)我认为，正是这位法官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我在上文提出的那个说法，即法律人士所采取的那种扩大财产权概念的机械做法大大促成了一种有害且不可欲之特权的确立。

四

经由扩大私有财产权这个简单概念之适用范围的机械做法而造成不可欲之后果的另一个领域，便是商标和专利商标名的领域。我本人毫不怀疑，立法在这个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工作要做，而且确使有关产品来源的信息具有充分性和真实性的努力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方面，不过只是其间的一个方面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只强调对生产者进行描述而忽略对该商品之特性和质量做类似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促成了垄断状况，因为商标最终被当作了对这种商品的描述；于是，这种商品也就当然只有该商标的所有者才能够进行生产了（比如说“柯达”或“可口可乐”）。如果商标的使用只是在与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描述性名称相关的方面才得到保护，那么我们也就完全有可能解决好上文所述的棘手难题了。

合同领域中的情形也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合同都应当予以强制实施，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必定会主张不应当强制实施那些“限制贸易”的合同，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认为“契约自由”可以切实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一旦我们把缔约的权利从自然人扩及公司和与此类似的机构，那么人们据以确定责任人的方法以及据以确定如何决定和保障公司财产（亦即限制该公司责任范围的财产）的方法也就不再可能是合同，而必定是法律了。

“契约自由”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解决之道，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今这种复杂的社会中，没有一项合同能够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预防所有的偶然事件；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社会经由司法和立法的过程而逐渐形成了各种用途的标准合同，它们不只是特别实用易懂，而且还决定着对所有事实上能够订立的合同的解释，甚至还可以被用来弥补所有事实上能够订立的合同的空缺。实际上，人类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从来就没有（而且也极不可能）把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那种契约责任完全交由合同当事人自己去决定。在合同领域中，一如在财产权领域中那般，恒久性法律框架中的确切内容，亦即私法规则，对于竞争市场运作的方式来说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在过去50年当中，立法和司法在卡特尔、垄断和限制贸易等问题方面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下述两个问题：第一，私法的发展——不管它是法官立的法律还是立法机构修正的法律——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进程背离竞争制度或趋向于竞争制度；第二，私法发生的这种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亦即关于什么是可欲的社会秩序的观点）所决定的。我确信，即使在“契约自由”这项原则得到充分贯彻的场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契约自由”这项原则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立法和司法的这种发展也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竞争的式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们究竟应当从哪个方面着手对这种法律框架进行修正从而使竞争变得更为有效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从知识上做过认真努力的研究。

当然，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领域，乃是公司法领域——特别是涉及有限责任的法律领域。实际上，这也是我最能够阐明自己观点的一个领域。我认为，立法在这个领域中所采取的那种特定形式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垄断的发展，或者说，仅仅是由于特殊立法赋予了特殊的权利（与其说是赋予了公司本身以特殊的权利，不如说是赋予了那些处理公司问题的人以特殊的权利），企业的规模才成了一种优势，而这种优势甚至超出了技术事实可以证明其为合理的程度。我认为，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绝对没有必要被扩及至由个人组成的有组织的群体，而且更有甚者，政府有时候还有义务保护个人，使他们免受有组织的群体的侵害。我还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公司法领域中的情形似乎与我在上文所论及的财产法领域中的情形颇为相似。一如前述，在财产法领域中，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动产而发展起来的那些规则，在毫无鉴别和未加适当修正的情况下便被扩展适用于各种新的权利；与此相同，把公司视作拟制的人或法人，也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公司法会自然而然地把一个自然人所享有的所有权利都扩展适用于公司。当然，人们也许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此设计公司法，可以阻止个人公司的无限增长；因此，如何在不强行规定任何钢性限制或者不给予政府任何不可欲的直接干预权力的情况下做到阻止个人公司无限增长的问题，实是我们可以展开讨论的较具意义的问题之一。

五

在整个上文的讨论中，我一直刻意地要求自己只从雇主的角度出发来讨论有效竞争的要件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只有雇主这个方面才具有重要意义，而毋宁是因为我相信，从政治上讲，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亦即劳工或被雇佣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有所作为，除非雇主本身信奉竞争并且表现出他们愿意对他们自身的问题进行整顿或改革。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自欺欺人，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讲，我们任务当中最关键、最棘手、最精致的部分就在于如何才能制定出一项适当的有关劳工政策或工会政策的规划。我相信，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个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最前后矛盾或最为不幸的，即使在今天，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仍是最不确定的和最含混不清的。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先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无甚理由地坚决反对工会本身，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才彻底改变了这种立场，但是这时，自由主义又转而在许多方面赋予了工会不受一般法律约束的豁免权，而这种做法实际上使暴力、强制和恐吓等手段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如果说恢复自由经济还有一点希望的话，那么如何才能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对工会所拥有的那些权力施以适当限制的问题，便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所有问题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在宣读这篇论纲性文章的过程中好几次都想请你们参阅已故学者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论著，而我现在特别提请你们关注他所撰写的“对工团主义的反思”（Reflections on Syndicalism）那篇论文，因为他在那篇论文中以一种罕见的勇气和犀利的洞察力阐述了这个问题。(4)

当然，晚近以来，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承担起了所谓“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的责任以及因为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而变得越发严重了；不过，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在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把这些问题与较为一般的货币政策问题区别开来，尽管我一直主张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把它们区别开来。有关国际贸易、关税及外汇管制这类重要问题的情形亦复如此；不过，我现在也只能简要地谈一谈这些问题。尽管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去认识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应当有什么疑问的，但是这些问题又切切实实地给近期的发展造成了一些棘手的难题，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当作即时性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当作长远原则的问题来处理。对于我在上文中论及的另一个问题，即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很可能不应当用这种方法加以处理。

六

如果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列举一些主要的问题，那么我现在就必须赶紧结束本文；但是，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再最后论及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即税收领域。当然，这个领域所涉的范围极其广泛，因此我只想对其间的两个方面做一点简要的讨论。第一个方面是累进所得税——亦即按照目前业已达致的并旨在实现极端平均主义目的的税率而实施的那种所得税——所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导致了两个最为严重的后果：（1）这种税制使成功者实际上不可能通过积聚财富而在社会中崛起，因此它会使社会的流动处于停滞的状态；（2）它几乎扼杀了所有自由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亦即拥有独立资产的业主。一如我们所知，这些拥有独立资产的业主在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在捍卫不受政府控制之独立领域的方面一直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只是在这些拥有独立资产的业主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这种作用。第二个方面乃是现代继承税——特别是英国所实施的那种遗产税——所造成的影响；当然，我在上文对累进所得税所做的评论也可以适用于遗产继承税这个问题。但是，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当即刻就补充指出，继承税制当然也可以成为促使社会更大流动并促使财产更为分散的工具，因此它必须被视作是实现一项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应当因为这些工具蒙遭人们的滥用而去责备该项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

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本文没有论及。但是，我希望本文的讨论已经清楚地阐明了我在建议大家讨论这个论题时所想到的那个领域。即使本次大会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会因为这个领域所涉的范围太过广泛而无法充分地讨论该领域中的全部问题。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希望：第一，这些讨论能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因此第二，从我们的这个目的来看，无论我们先讨论哪个问题，实际上都是无关紧要的。

【注释】

(1)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 1936）, pp.383-384。

(2)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st ed.）, Book Ⅱ, chap.1, §4（Vol.I, p.253）。

(3) Continental Bag Co. v. Eastern Bag Co., 210 U.S. 405（1909）。

(4) Henry C. Simons, “Some Reflections on Syndicalis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II（March, 1944）, 1-25；重引于她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12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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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克于1947年4月在瑞士“朝圣山会议”（a conference at Mont-Pelerin）讨论这个论题的分会开始时已经陈述了本文的基本内容。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

一(*)

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终于步入了一个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对那种长期以来未经批判性思考就假定人类可以按照理性方式重构社会的信念进行讨论的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按照刻意的方式调整所有的社会事务肯定要比任由独立的个人在他们之间发生明显杂乱的互动关系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于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治群体都主张，在实现某个目的的过程中，必须由中央政府对人们的大多数活动进行指导。人们似乎认为，改进自由社会中的制度乃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早在此之前，这些制度便已经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结果了，亦即一种原本有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把这种混乱状况变得井然有序、用理性来组织社会，并根据人们的愿望和共同的正义观念事无巨细地刻意型构人类社会，亦就成了唯一值得理性的人类所尊奉的行动纲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今天的情势来看，有一点乃是显而易见的——也极可能是争论各方都会表示同意的一点：在上述信念不断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重构社会的过程所隐含的某些最为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问题做出成功有效的回答了。许多年来，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所关注的几乎只是伦理学的问题和心理学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方面的讨论也仅仅出自那种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阵营本身。从一个方面来看，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正义是否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以及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原则应当被视作是正义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般的意义上讲，是否真的可以相信人们具有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行来说极为重要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尽管社会主义者自己对于这种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也没有明确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面这个问题确实引发了某些实际困难，但是它实际上却并未触及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核心。当时，人们所质疑的只是这样一点，即新兴国家的权力机构是否有能力确使人们严格地执行它们所制定的计划。换言之，人们在当时所质疑的只是执行这些计划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计划——即使在不存在上述执行困难的理想状态中——是否有可能实现人们所欲求的目的。因此，这里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或教育的问题；当然，“只是”这个说法在这里意味着，在这些基本的困难消失以后，上述种种其他障碍就肯定会得到克服。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对这类设想的可行性也就无话可说了，而且我们也确实不可能再对这类设想的利弊做任何科学的讨论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它乃是一个个人价值判断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人们却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做理性的讨论了。因此，其中的一些问题只得交由心理学家去判断，如果他们真的有办法说明人们在截然不同的情势中会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无力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做任何的评论，更不用说经济学家了。由于许多人都相信，经济学家的知识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只适用于那些按照不同于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中不会存在的特定制度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们直到今天还依旧认为，上文所述的情形就是事实。

二

这种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是否是以人们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经济问题这个理念为基础的呢？或者说，它是否证明了持有这一信念的人根本就不懂经济问题为何物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给出明确回答的。从通常的情形来看，答案很可能是后者，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感到惊讶的。经济学家看到的那些重大的经济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也必须加以解决的那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并不是那些可以由任何人按照刻意的方式即刻就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如人们可以按照刻意的方式即刻解决各自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一般。在一个纯粹竞争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去关注其他人的经济问题，而只会关心他自己的经济问题。因此，在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这个术语的意义上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经济问题的存在应当为其他人所知道。但是，把可资获得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却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外，尽管这方面的决策不是由任何人刻意做出的，但是竞争机制确实促成了某种解决办法。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一般性的方式来阐述上述问题，那么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在难度上还是在性质上，这个问题都与那些工程性质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engineering）截然不同。的确，现代社会越来越关注那些具有工程性质的问题，但是这种倾向却极容易使人们无法洞见到经济问题所具有的那种截然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很可能构成了经济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不为人们所理解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人们在讨论这两类问题时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也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这方面的混乱。“努力从给定的资源或手段中获取最大的成果”这个人所皆知的说法，显然把上述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问题都涵括在内了。比如说，试图发现一种能够使他们从一定量的矿产中冶炼出最大量金属的冶金学家、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用一定数量的人力去建造一座大桥的军事工程师，以及力图建造一种能够使天文学家看到更为遥远的星球的天文望远镜的光学仪器制造商等，所关注的实际上都是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实是由他们在每一种情形中的目的这个单一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由可资获得的资源或手段旨在达到的那些目的所具有的绝对确定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使旨在实现某个明确目的的可资获得的资源或手段指的是一笔先已确定下来的用以按照特定的价格购买生产要素的钱，这也无从改变这个问题的基本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根据特定价格来决定生产某一特定商品之最佳方法的工业工程师，所关注的也只是技术问题而已，尽管他们会说他们是在努力发现某种最经济的方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唯一能够使他们的决策在性质上变成一项经济决策的因素，并不是他们进行了多少计算，而毋宁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计算乃是以他们在市场上发现的价格为基础的。

一个指导社会共同体中所有经济活动的人所必须直面的那些问题，唯有当该共同体中各种需要之重要性的序列乃是按照一种明确且绝对的方法（比如说，某一需要的满足始终可以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加以实现的那种方法）加以确定的时候，才会类似于一个工程师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如果这个指导者有可能先决定生产食物这项必需品——把它当作最重要的需要，就像它是唯一的一种需要似的——的最佳方法，然后只是在某种资源或手段在彻底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之后还存有余留之时，再去考虑其他商品的供应问题（比如说服装的供应问题），那么这里也就确实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了，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这种情形中，只有那种不可能被用于实现食物这个首要目的的资源或手段（或者是因为它不能被转变成食物，或者是因为人们对食物已经没有进一步的需求了）才会余留下来。人们在这种情形中所遵循的乃是这样一项标准，即他们是否已经生产出了尽可能最大数量的粮食，或者他们采用与此不同的方法是否就不可能生产出比这更大的粮食产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人们进一步假定认为，他们应当留下尽可能多的资源去追求其他的目的，那么这项任务也就不再只是一项技术性质的任务了，因为它会具有一种与技术任务截然不同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多少资源才是较大量的资源这样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如果一名工程师提出了一种给追求其他目的留下大量土地但极少劳动力的方法，而另一名工程师则提出了一种给追求其他目的留下大量劳动力但极少土地的方法，那么在不存在任何价值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来确定上述二者当中何者是更大的量呢？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只依凭技术考虑而得到明确的判定，因为在这种情形中，每个生产部门中的主要问题可以再一次被化约成一个从任何给定数量的相同资源中取得最大产量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中，每个生产部门生产多少产品这个剩余下来的经济问题，会变成一个从性质上讲极其简单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然而，一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那么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据此我们可以说，一旦人们为了追求不同的目的而竞相需求那些可资获得的资源，经济问题便产生了。判断经济问题存在与否的标准，乃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的成本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成本（cost），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所意指的只是把特定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所会产生的利益。不论这种成本所意指的是把可能属于工作的部分时间用于娱乐，还是把物质资源用于另一个可以选择的生产部门，都没有什么差别可言。显而易见，在任何可以想见的经济制度中——亦即人们必须在特定资源的不同用途之间做出选择的经济制度中，都必须进行这种类型的决策。但是，我们却绝不能按照我在上文提到的事例中有可能采取的那种专断的方式对两种可供选择的用途进行抉择。即使经济制度的指导者本人颇为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食物始终要比另一个人的衣物更重要，那也未必就意味着一个人的食物要比两个其他人或10个其他人的衣物更重要。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较次要的基本需求做一番考察，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意义。生活中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人们对增加一个医生的需求要比他们对增加一个中小学教师的需求大，但是在一个医生的培训成本比一个教师的培训成本大两倍的情况下，增加三个教师却似乎要比增加一个医生更可取。

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这样的经济问题在当下的经济秩序中并不是通过任何人的有意识的决策而得到解决的；然而，正是这个事实致使大多数人都无法意识到这类经济问题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否生产某种物品和生产多少该种物品的决策便是经济决策。但是，某个个人所做的这样一种决策只能够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一如我们所知，进行这种决策的个人乃是根据特定价格进行这种决策的。个人经由这种决策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影响这些价格的事实，并不会影响他的选择。这种经济问题中的另一部分乃是通过价格体系的运作而得到解决的。但是，这种问题却是按照某种唯有通过系统研究价格体系之运作才能揭示出来的方式而得到解决的。有论者早已指出，任何人都没有必要理解价格体系的运作。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人们不理解价格体系，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不让它发挥作用。

人们对经济学家与工程师的相对功绩所做的一般评价，极为明确地凸显出了这个方面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样一种说法很可能并不算夸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程师乃是一些做实事的人，而经济学家则是一些高居在象牙塔中解释工程师用心良苦的努力为什么会蒙遭挫败的令人作呕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看法透露出来的那种意思，即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但工程师则可能不予理会的那些力量确实是不重要的而且也应当不予理会，却是荒谬不经的。实际上，唯有经过经济学家那种特殊的训练，人们才能洞见到这样一个道理，即那些给工程师宏大之心设定限制的自生自发力量，本身就为解决这种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遵循那些自生自发的力量为我们提供的那种方法，那么这种问题就只有按照刻意的方式去解决了。

三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当下之所以看不到经济问题的存在，除了精致复杂的现代生产技术日益使人眼花缭乱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情势并非总是如此。在上世纪中叶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公众理解和通晓经济问题的水平无疑要比人们现在的水平高得多。然而，那种以其非凡的影响力增进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the class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却是建立在一些并不可靠且在部分上肯定是错误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知识的普及也是以一定程度的简单化为代价而达到的；而事实证明，这种程度的简单化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败落的原因之所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只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失去影响力很久以后，逐渐重建经济理论的努力才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其基本概念中所存在的缺陷而无力解释经济制度之运行的程度，实际上要比人们在最初对它的判断低得多。但是，就在人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前的那段时间当中，危害已然造成了，而且由此造成的恶果也已不可挽回了。一如我们所知，古典政抬经济学的衰落使得理论分析这种观念在公众心目当中信誉扫地了。于是，人们试图用一种对经济现象之发生的纯粹描述去取代那种对经济现象之原因的理解。结果，对经济问题性质的理解，亦即好几代学者所达致的那项成就，也就丧失殆尽了。当然，一些经济学家仍在关注一般性的分析，但是，由于他们对重构经济科学的纯抽象的理论基础太关注了，所以他们也无力对那些关涉到政策的意见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分析经济学（analytical economics）的暂时消沉，那些与计划经济的建议切实相关的问题才甚少得到论者们的详尽考察，而且这些问题被无视的程度也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分析经济学黯然失色这一现象本身却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内在缺陷所致，也绝不是因为人们因此而产生的重建传统经济学的需要所致。如果这种现象不曾与另一场运动的崛起（亦即明确反对在经济学研究中采用理性分析方法的运动）碰巧相应合的话，那么情势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所谓的经济学历史学派（the historical school in economics）的崛起，可以说构成了下述两种现象的共同原因：一方面，它摧毁了经济理论的地位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学派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切实动摇了人们对社会在将来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认真思考的信心；(1)这是因为经济学历史学派所信奉的核心观点认为，唯有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资料，人们才能够确立起经济学的规律。一旦历史资料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那么任何这类尝试都注定会蜕变成一种纯粹的记录和描述，而且还会使人们在看待是否存在规律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彻头彻尾的怀疑态度。

我认为，找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难。除了那些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以外，在所有其他的科学中，经验展示于我们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无力直接加以观察的那些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的任务便在于重构或重释那些过程。我们就这些过程的性质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必定是假设性的，而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则是看它们是否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其他现象。我们之所以能够经由这种归纳方法而对一般规律或有关因果过程的假设做出系统的阐释，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进行试验的可能性（亦即对同一现象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出现进行观察的可能性）表明，在我们所观察的现象中存在着一些明确的常规性。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进行试验，因而我们也就不可能像我们在自然科学中那样获得有关复杂现象之明确常规性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人的位置，亦即处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居间位置——对于其中的一种现象来说人是结果，而对于另一种现象来说人又是原因——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所需要的那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经验的组成部分，亦即我们思考构成物中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科学中，这些复杂现象的要素可以确定无疑地为人们所知道。然而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却至多只能对这类要素进行推测。这些要素的存在，要比由它们所引发的复杂现象中的任何常规性都更加确定无疑，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真正的经验要素。几乎不容置疑的是，正是这些经验要素在这两组学科的论证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构成了人们对它们的逻辑特性认识不清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运用演绎论证的方法。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必须从某个本身就是归纳概括之结果的假设开始；而在社会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则是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开始的，而且还必须运用它们去发现直接观察无力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据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经验演绎的科学（empirically deductive sciences），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人们无力直接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的科学。但是，出于方法论问题自身的缘故，我认为本文不适合讨论这些方法论问题。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表明，在经验主义于自然科学中大获全胜的年代，人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才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方法强加给社会科学的，而我们知道，这种尝试必定会致使社会科学发生重大的灾难。这种因为目的错误而着手进行的尝试，亦即探寻那些永远不可能在相同的条件下观察到两次的复杂现象中的常规性的尝试，只能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一般性规律是不存在的，亦即由构成性要素（the constituting elements）之恒定性所决定的内在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因此第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的唯一任务便在于对历史上的变迁进行描述。正是由于人们否弃了古典时代牢固确立起来的那些恰当的分析方法，他们才开始这样认为：第一，除了人们制定出来的那些法律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生活法则；第二，所有被观察的现象都只是社会制度或法律制度的产物，只是些“历史范畴”（historical categories）而已；此外，这些现象也绝不是从人类所必须直面的那些基本经济问题当中产生的。

四

从许多方面来看，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实质上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那种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个产物。尽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某些方面也采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工具，但是他却几乎没有运用古典经济学家作出的一项永久性的重大贡献——亦即他们对竞争所做的分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却真心实意地接受了上述历史学派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核心主张，即大多数经济生活现象都不是恒定原因的产物，而只是一种特殊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因此，历史学派最为风行的国家——德国，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容易得到人们接受的国家，这一点可以说绝非偶然。

这一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与当时社会科学中普遍盛行的反理论倾向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人们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的真实问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整个唯历史观使得人们根本无力洞见到任何独立于历史框架的具有恒久性质的经济问题，而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也相当持之一贯地竭力阻挠人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组织问题及其运行状况做任何探究。如果变化是由历史所具有的无从抗拒的逻辑所引发的，如果变化是进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也就无甚必要详尽地知道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了。如果绝大多数决定当下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都不存在，又如果在新社会中，除了由历史变化进程创生的新制度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问题，那么人们也就确实没有事先解决新社会中任何问题的可能性或必要性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对任何试图刻意建构一项有关这样一种乌托邦的运作计划的尝试进行了讽刺和讥笑。只是在偶尔的情形中，而且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我们才能够在马克思撰写的论著中发现他就新社会不像什么的问题所做的论述。如果有人想从马克思的论著中找到他就人们据以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性原则所做的任何明确的论述，那么他肯定会无功而返。(2)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马克思学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果一个论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组织问题进行思考，那么他即刻就会不幸地被贬斥为“不科学的”论者，而这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学派的成员有可能使自己招致的最为可怕的谴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外，所有根据某种从本质上属于历史的角度或“制度”的角度去认识经济现象的观点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主义分支学派，也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为它们成功地扼杀了人们研究任何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政策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的所有企图。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只是为了回应来自外部的批判，他们自己才最终承担起了这项任务。

五

讨论至此，我认为，我们显然有必要对那项所谓的“社会主义”纲领的若干不同方面进行区分，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以“社会主义”之名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加以讨论的。就人们开始信奉中央计划的早期阶段而言，人们在无所限定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理念与计划理念等而视之的做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有道理的。此外，就一些主要的经济问题而言，人们把社会主义理念与计划理念等而视之的做法，从今天的情势来看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其他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者却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为其他现代计划者的纲领承担任何责任，反之亦然。在这里，我们必须加以界分的乃是人们旨在达到的目的与人们所建议的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实际上所必需的手段。人们之所以对这二者的界分认识不清，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实现较为狭义的社会主义目的所必需的那些手段也可以被用来实现其他的目的；因此，我们所关注的那些问题实是由手段而不是由目的引发的。

所有较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即“无产者”社会主义（proletarian socialism）所信奉的共同目的，都在于通过对资产的收益进行再分配的方式来改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地位。这意味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以及对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将采取集体控制和指导的办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集体主义方法也可以被用来为相当不同的目的服务。比如说，某种贵族统治就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集体主义方法来增进某个种族的精英或其他精英的利益，也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为某个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目的服务。如我们所知，这种集体所有制以及相应的集体控制方法，对于任何试图把收入分配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区别对待的努力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的事实，则使上述情形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在下文中我们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传统社会主义的目的，并用“计划”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方法，则是比较方便且恰当的。因此，从社会主义这个术语较为狭义的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少一些社会主义与多一些计划或者少一些计划与多一些社会主义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不管怎么说，计划这种方法肯定可以被用来追求那些与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毫无关系的目的。据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是否同样有可能把社会主义与计划完全分离开来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拟在下文中进行探讨；当然，针对这种集体主义方法所展开的各种批判性研究，已经促使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种种尝试。

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有可能把方法问题与目的问题区分开来这一点，对于科学讨论来说实是一件大幸事。关于终极目的的有效性问题，科学确实毫无发言权可言。我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接受这些终极目的，但是我们却无力证明或证伪它们。我们经由理性的方式能够论辩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特定的措施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会达致所欲求的结果。然而，如果人们所提出的某项方法只是作为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一项手段，那么他们在实践中试图把有关技术问题的论辩与价值判断分离开来的做法就会变得极为困难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一个手段问题的产生会与许多截然不同的伦理理想相关，所以人们才希望把价值判断从相关的讨论当中完全切割出去。

社会主义和其他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所追求的大体相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种不受资源私有制支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必须满足这样一项共同的条件，即决定这种分配原则的权力机构也应当有权控制资源。不论这些分配原则的实质是什么——亦即不论它们有关正义的或可欲的收入分配的理念是什么，它们都必须在一个纯粹形式的但却非常重要的方面保持相似，这就是说，它们都必须按照一种能够把一系列竞相冲突的个人目的的重要性依次排列的形式加以陈述。正是这个形式性质的方面，亦即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必须解决如何在无数竞相冲突的目的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这样一个经济问题的事实，构成了作为一种方法的社会主义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在一个幅员辽阔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中，这样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是否有可能以一种合理的精准程度（亦即以一种等同于或接近于竞争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的成功程度）去落实这样一种价值序列中所涵括的各种内容，而不在于这样一种特定的价值序列是否肯定会比另一种序列更优越。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乃是较为狭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所有其他旨在实现计划社会（a planned society）的现代运动所共同遵循的那些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定目的。

六

由于我们在下文中将只关注上述狭义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旨在实现计划社会的现代运动所共同遵循的那些方法而不是它们所旨在达到的特定目的，所以从现在起，在这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将是方便且合适的。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涵括了集体控制生产资源的所有情形，而不论使用这种集体控制方法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出于本文的考虑，我们没有必要对这种控制方法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做进一步的定义，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我们旨在讨论的那些方法做一番更为详尽的定义。当然，社会主义有许多种类型，但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传统名称，比如说“共产主义”（communism）、“工联主义”（syndicalism）、“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等，却是与我们试图对各种方法所做的分类极不相符的；此外，晚近以来，其中的大多数名称也都与政治党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与明确的纲领无甚关联；因此，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名称对于本文的讨论来说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每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对资源所实施的中央控制和指导所达到的程度。为了认识到它们在这个方面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先讨论人们最为熟悉的那种社会主义类型，然后再考察它的各项安排能够被改变的程度。

那项得到人们最广泛拥护的而且初看上去也是最有道理的社会主义纲领，不仅规定了集体所有制，而且也规定了由中央权力机构统一指导所有物质性生产资源的使用问题。与此同时，该项纲领也试图继续保障人们在消费方面的选择自由和在职业方面的选择自由。至少欧洲大陆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派，在本质上讲，是按照这种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而且绝大多数人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想象社会主义的。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人们最广泛的讨论的；而且论者们在晚近所提出的大多数批判也主要是以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为靶子的。的确，由于人们一般都把上述类型的社会主义视作是唯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纲领，所以在大多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论者们一般也不会对他们所讨论的究竟是何种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做出详尽的说明。这种情况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影响，因为人们根本就无法搞清楚，一些特定的反对意见或批判观点所针对的究竟是这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

出于这个缘故，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牢记下述两种可能性，并在讨论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对它们进行详尽的考虑：一些特定问题的产生是否是因为那些构成了所有社会主义纲领之基础的假设所致，或者说，它们的产生是否只是因为那些构成了某一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基础的假设所致。比如说，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或职业选择自由就绝不是任何一项社会主义纲领的必然属性；再者，尽管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应当取消这些自由的主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近以来，社会主义者在回应人们对社会主义立场所做的批判的时候却认为：第一，只要保有这些自由，那么原本设想中的那些困难便真的会随之产生；第二，只要事实证明取消这些自由乃是必要之举，那么对于维续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其他优越性来说，取消这些自由就绝不是什么太高的代价。因此，我们有必要以一种一视同仁的方式来看待这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从大多数方面来看，这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乃是与一种在过去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制度相一致的，而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所有的产品都归集体所有，此外，中央权力机构还可以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这种由中央权力机构指导一切事务的社会，可以被视作是一系列其他程度较低的中央集权制所能达到的极限形式。与这种社会相比较，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过的那种为人们较为熟悉的社会主义类型则有着更多的分权取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具有较多分权取向的社会主义类型与计划仍然有着极为广泛的关联——亦即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在实践中对所有生产活动都施以某种程度的指导。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诸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联主义这样一些比较倾向于分权的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予以关注，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承认，这些制度没有为人们合理地指导经济活动提供任何机制。然而，晚近以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人们提出的批判，社会主义思想家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把一定程度的竞争重新引入他们的方案之中，以便克服他们所承认的在中央全权计划的制度中有可能出现的棘手困难。当然，在讨论的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有必要对个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可能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各种形式做详尽的讨论；不过，我们将在后面的论文中进行这项工作。(3)但是，我们却必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在此后展开的讨论中，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由中央权力机构全面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那种安排——这个特征被普遍认为是所有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可以有各种程度的变化；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我们必须始终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为了使社会主义这个称谓继续具有意义，我们必须保有何种程度的中央控制；其次，能够使我们把一种制度视作是我们题域中的一种制度的最低限度的假设是什么。即使人们发现，某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乃是与人们按照竞争方式去决定个别资源所旨在实现的那些目的以及使用这些资源的方法的情形相融合的，我们还是必须做出这样的假设，即“谁应当为社会支配或掌控特定数量的资源”或“不同的‘企业家’应当被委托掌控或支配多少资源”这样的问题都必须由中央权力机构来决定。这似乎是与集体所有制理念相符合的最低限度的假设，因为这种最低限度的中央控制仍然能够使社会共同体对那种源于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收益保有支配权。

七

我认为，如果中央权力机构不对生产资料施以这种最低限度的控制，那么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计划”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否则，这种情况就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各个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可能都会赞同上述看法，尽管大多数其他信奉计划控制的人仍然会把“计划”视作是某种可以在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内做理性尝试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如果“计划”的意思是指权力机构经由命令的方式实际指导生产活动（不仅决定应予生产的数量和有待采用的生产方法，而且也规定有待确定的价格），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证明：并不是说这样的计划是不可能的，而毋宁是说任何这样一种计划措施都会产生挫败它自身目的的反作用，而且任何试图按照这种计划持之一贯行事的努力也都会使中央权力机构采取越来越多的控制措施成为必要之举，直到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置于这个中央权力机构的控制之下。

在对社会主义进行这样一种讨论的限度内，我们显然不可能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国家干预这样一个独立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明确指出本文的一个限定，即我们在本文中将不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一项得到人们公认的分析表明，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国家干预的做法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会选择采纳的替代性方案，甚或我们也不能够指望这种方案可以为人们解决各种相关问题（亦即该项方案所适用于的任何问题）提供一种稳定的或令人满意的方法。(4)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再做一点解释，以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当我们指出上文所论及的那种只指导经济活动而不控制生产资料的局部计划乃是不合理的时候，并不等于我们认为，唯一能够按照理性方式予以主张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形式。与此同理，我们也没有理由假定，历史上形成的那些特定的法律制度就必定是最为“自然”的制度。对私有财产权原则的承认，未必就意味着现行法律对这种权利之内容所做的特定界定是最合适的。究竟何种框架才是确保竞争得以最顺利和最有效展开的最为恰当的恒久性框架这个问题，实是一个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令人悲哀的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承认法律框架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并不是承认我们在上文中所意指的那种“计划”也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可能性。这里存在着一种我们绝不能忽略的实质性区别，亦即一种恒久的法律框架与另一种制度之间的区别：一如我们所知，一种恒久的法律框架的目的乃在于为私人积极主动地根据各种变化做出必要的调适提供各种必要的激励；而在另一种制度当中，这样的调适却是经由中央权力机构的指导加以实现的。正是这一区别——而不是维续现行秩序与引入新制度二者间关系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争点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上述两种制度都描述成理性计划的产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种情形中，只要人们愿意接受那些在缓慢渐进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计划所关注的就只是恒久性的制度框架，而且人们还可以否弃这种计划；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中，这种理性计划却只得去应对各种日常的变化。

毋庸置疑，这种类型的计划所关涉的乃是一种迄今为止不为人类历史所知晓的极其重大的变化类型。人们有时候宣称，眼下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只是对前工业时代社会形式的回归。但是，这却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使在中世纪基尔特制度处于盛行的时期，以及在商业活动蒙遭极其广泛限制的时期，它们也不曾被人们当作一种实际指导个人活动的手段加以使用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类措施绝对不是人们在调整个人活动方面能够设想出来的最为合理的恒久性框架；相反，从本质上讲，它们只是个人积极主动进行的即时性活动可以在其间自由展开的一种恒久性框架而已。由于我们力图把限制主义这个老办法当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变化进行调适的手段加以使用，所以我们在根据中央计划指导即时性活动的道路上比以前走得更远了。如果我们沿着我们已然步入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如果我们努力持之一贯地行事并且努力与任何孤立的计划行动所具有的自我挫败取向作斗争，那么我们肯定是在从事一项迄今为止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的实验。但是即使在眼下这个阶段，我们也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我们想对这种做法所具有的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种制度，由于受到各种局部计划和限制主义方案的抑制，实际上与任何可以按照理性方式加以主张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去甚远，正如它也不同于任何完整一贯的计划制度一般。在对计划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究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把今天存在的资本主义设想成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实是一种谬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与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相去甚远，而且也与任何形式的中央计划制度区别甚大。我们今天的社会不过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干预的混乱世界而已。

八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衰败，主要是因为它未能把它对基本的价值现象的解释建立在它对经济活动之源起所做的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此之前曾经极为成功地把这种分析方法用在了它对较为复杂的竞争现象的分析方面。劳动价值论（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乃是对价值所具有的某种虚幻实质进行探究的产物，而不是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当经济学家开始追问“使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待商品的究竟是什么情势”的时候，他们便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因为：只要经济学家按照这种方式来追问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即刻就能够认识到，把明确的意义或价值赋予不同的商品单位，在解决无处不在的为了实现多种目的而竞相使用有限资源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过程中，实是极为必要的一个步骤。

只要存在理性行动，价值问题就一定会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经济学家才能够着手对各种价值形式做出系统的考察，因为它可以使价值在不同经济生活安排中的形式凸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央指导经济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现代经济学的阐释中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显而易见，根据存在着某种唯一的得到人们一贯遵循的价值序列这样一个假设来讨论这些基本问题，要比根据无数不同的个人遵循他们各自的价值序列这样的假设来讨论这些问题容易得多；因此，在研究新制度的早期论著中，共产主义国家（a Communist state）这个假设就常常被论者们当作一种阐释的工具加以使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极有助益。(5)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论者们在当时只是用它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论采用何种解决办法，都必定会引发基本上相同的价值现象（亦即租金、工资和利息等现象）；实际上，我们唯有在一个竞争社会中才能观察到这些价值现象。此后，那些早期的论者们便开始着手证明个人独立活动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以一种自生自发的方式产生这些现象的，而不再去追问这些现象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是否有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得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一如我们所知，一种得到人们一致同意的共同的价值序列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而这一点则使得“价值现象是否有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得以产生”那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它可能具有的实际意义。的确，这个新学派中的某些早期论者不仅认为他们已经切实解决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且还相信他们的效用计算方法（utility calculus）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能够把个人的效用序列与其种对整个社会客观有效的目的序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现在却普遍认为：第一，那些早期论者的后一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而已；第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能够使我们对不同个人的需求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或评估的科学标准；虽说我们仍然可以在某些特殊问题的讨论中发现一些包含有对不同个人的效用序列进行比较的结论，但是这些比较却是毫无道理的。

然而显见不争的是，分析竞争制度的研究却经由不断的推进而揭示出了这种竞争制度以一种自生自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复杂性；因此，经济学家对人们用刻意决策的方式解决那些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感到怀疑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现代“边际效用”学派（the modern marginal utility school）的先驱者当中，有一位最著名的人物，他就是德国的戈森（H．H．Gossen）。早在1854年，戈森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者所设计的中央经济权力机构很快就会发现，它实际上给自己设定了一项远非个人力量所能企及的任务。(6)晚期现代“边际效用”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的过程中也常常以一种不甚明确的方式指出了戈森的批判观点赖以为基础的那个要点，即在不存在私有财产权的情形中人们是很难进行理性计算的。就此而言，坎南（Cannan）教授特别清楚地阐明了这个要点。他在论述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唯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制度和交换惯例”才能够实现，“而我们知道，如果不存在私有财产权制度和交换惯例，从‘价值’这个词所具有的任何合理的意义上讲，价值都是不可能存在的”。(7)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以外，当时的论者们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所具有的各种可能形式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方面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义方案供其他的论者进行考察。(8)

20世纪初期，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N．G．皮尔逊（N．G．Pierson）就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的问题也发表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种一般性陈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皮尔逊的陈述才最终激怒了当时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家K．考茨基（K．Kautsky），惹得他打破了人们在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实际运行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的沉默并在一次演讲中描述了革命结束伊始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他所做的描述仍有诸多牵强之处，而且也表现出了他对许多问题并不是十分肯定。(9)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考茨基的描述只能够表明，他在当时甚至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经济学家已然洞见到的那个问题。因此，考茨基的回应便给皮尔逊提供了详尽论证这个问题的机会；皮尔逊在一篇最初发表在荷兰《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上的论文中指出：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与任何其他的经济制度完全一样，都存在着自己的价值问题；因此第二，社会主义者所必须承担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在不存在一种价格体系的条件下应当如何确定不同商品的价值。皮尔逊的这篇论文在现代论者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题域中可以说是第一篇重要的文献；尽管在当时，荷兰以外的论者并不知道皮尔逊的这篇论文，而且他们也只是在独自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以后才从德文译本中知悉他的观点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发表的唯一讨论这些问题的重要文献仍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此外，皮尔逊的这篇论文还因为讨论了若干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中有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而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10)

自此以后，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展开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基本上都只限于表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诸如工资、租金和利息这些主要的价格范畴必须以一种与它们在今天的表现方式相同的方式涵括在计划当局的计算当中并根据基本相同的要素加以确定。现代利息理论的发展在这个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庞巴维克（Bohm-Bawerk）(11)以后，卡塞尔（Cassel）教授也特别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经济活动的理性计算中，利息必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论者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力图说明，人们在实践中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可能得到这些基本的量值。当然，有一个论者至少有些接近这个问题了，而他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龙（Enrico Barone）。巴龙在190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的论文中进一步阐发了帕累托所提出的某些主张。(12)这篇论文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为人们按照下述方式思考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即按数学方式分析经济问题的那些工具也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央计划当局所承担的各项任务。(13)

九

随着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亦即当社会主义党派在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开始执掌政权的时候，论者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就必定进入了一个崭新且决定性的阶段。一如我们所知，在这种情势下，政治上获胜的社会主义党派不得不着手对如何制定一项明确的行动纲领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论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头几年中所发表的那些社会主义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对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这个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受到了人们在战争岁月中取得的那些经验的深刻影响；而众所周知，在战争岁月中，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管制食物和原材料的机构，以便应对它们在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可能出现的严重短缺现象。当时的人们一般都认为，战争时期的经验表明，不仅中央指导经济活动的做法是可行的——甚至比竞争制度更优越，而且那种为了应对战时经济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计划手段也可以被用来持久地管理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

俄国革命以后若干年中发生的迅速变化，几乎没有为俄国的论者们留下冷静反思的时间。因此除了俄国的论者以外，许多国家的论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德国和奥地利在当时则是社会主义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严肃辩论的重镇。一如我们所知，长期以来，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方面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奥地利，一个强大且统一的社会主义党派对国家经济政策所施加的影响也很可能超过了社会主义党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的影响——当然俄国的情形是个例外。因此，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奥地利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我们也许有必要在这里附带地指出，与俄国所取得的经济经验相比较，奥地利所取得的经济经验很可能与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有着更为紧密的相关性，但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头10年中，论者们却几乎没有对奥地利的经济经验做过认真且严肃的研究。实际上，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奥地利经济实践的重要性，有一点都是无可置疑的，即奥地利的论者为人们理解这些问题而作出的理论上的贡献将被证明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在致力于讨论这些问题的早期社会主义文献中，从许多方面来看，最具意义并且在认识相关经济问题之性质的方面最具特色的文献（尽管这种认识在当时依旧十分有限），乃是奥托·诺伊拉什（Otto Neurath）于1919年出版的一部论著。诺伊拉什在这部论著中试图表明，战时的经验已然揭示出：第一，在对商品供给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人们有可能不考虑任何价值因素；第二，中央计划当局所做的所有计算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以实在的方式展开，这就是说，人们毋需按照某种共同的价值单位进行计算，而是可以根据实物来计算。(14)但是，诺伊拉什却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进行价值计算会给任何合理且经济地使用资源造成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更有甚者，他还把这种不进行价值计算的做法视作是一种优点。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之一鲍尔（Bauer）大约在同时发表的论著做同样的批判。”(15)颇为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上述论著以及当时发表的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献中的观点做任何详尽的讨论。然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必须提及它们，实是因为：第一，它们是在新一轮批判产生冲击之前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极为重要的代表性观点；第二，新一轮批判中的大多数矛头自然而然地都是冲着这些论著中的观点去的，虽然其中的一些批判观点是以隐含的方式提出的。

在德国，这方面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社会化委员会”（socialization commission）所提出的种种建议而展开的，而我们知道，当时建立这个“社会化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对国家把个体产业转变成国家所有企业和国家控制企业的种种可能性进行讨论。正是在这个委员会或与之相关的因素的影响下，诸如E．莱德勒（E．Lederer）、E．海曼（E．Heimann）以及命运不济的W．拉特瑙（W．Rathenau）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化计划，而这些社会化的计划后来则成了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主要论题。然而，从本文的主旨来看，德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建议不如他们奥地利同行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意义，因为它们主要关注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竞争制度于某些其他方面依旧有效的情形中对个体产业加以社会化组织的问题，而未能构想出一种完全社会化的制度安排。正是出于这个缘故，这些建议的倡导者也确实没有必要去正视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一个刚刚开始以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研究这些问题的国家中，作为那个时代公众舆论状况的征兆，这些建议又是十分重要的。在那个时期所提出的若干规划中，有一项规划也许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这不仅是因为该项规划的提出者乃是当今甚为流行的术语“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发明者，而且也是因为该项规划与目前（亦即1935年）在英国极为流行的各种计划观点特别相似。这就是由帝国经济部长维塞尔（R．Wissel）和他的助手经济副部长W.冯·莫伦道夫(16)在1919年提出的那项规划。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所提出的对个体产业进行社会化组织的建议很有意义，而且由他们的建议所引发的讨论也与眼下英国正在讨论的许多问题紧密相关，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建议却不能被视作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那种社会主义建议，因为它们恰好位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居间地带”。正是考虑到上面所论及的各种原因，本文也就不打算对他们的建议展开讨论了。

十

自此以后，论者们更是以一种使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再可能从相关讨论中消失的方式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当然，此项荣誉非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莫属，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此方面作出贡献的学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这篇论文中（该文于1920年春季发表），米塞斯论证道，在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中，理性计算的可能性乃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经由货币表现出来的价格为这种计算的可能性提供了基本条件。(17)米塞斯教授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所取得的成就，而这主要表现为他对下述两个问题所做的详尽论证：第一，唯有在市场定价方式不仅适用于制成品而且也适用于所有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条件下，经济地使用可资获得的资源才是可能的；第二，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设想出任何其他的能够以一种与竞争市场定价过程相同的方式把所有相关的事实都考虑在内的过程。从这篇论文以及他于此后将此文收入其间的一本大著来看，米塞斯教授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一个起点，而所有想得到人们认真对待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批判性的，都必需从这个起点出发。

毋庸置疑，米塞斯教授的论著不仅最为详尽且最为成功地阐明了那个自此以后成为关键之所在的核心问题，而且还对所有进一步的讨论都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然而，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巧合现象，因为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另外两位杰出的学者也经由各自的研究得出了与米塞斯教授极其相似的结论。第一位学者是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身后出版的杰作《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该书于1921年面世——中，韦伯明确讨论了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制度中使理性决策成为可能的若干条件。韦伯像米塞斯（当韦伯把自己的讨论稿交付打印以后，他才注意到米塞斯的论文并对该文做了征引）一样坚持认为，由计划经济的重要倡导者所提出的实物计算方法，并不能为计划经济制度中的权力机构解决它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他特别强调指出：第一，资本的合理使用和维护，只有在一种以交换和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制度中才能够得到保障；第二，由于一个完全社会化的制度不可能进行理性计算，所以它完全有可能造成各种极为严重的浪费，而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足以使那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无力养活当下的人口。

“有人认为，一个人只要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努力对待或解决无货币经济的问题，那么他早晚都能发现或发明出某种计算制度；然而这种观点在这里却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这个问题乃是完全社会化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就这个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而言，如果人们对制定一项‘计划’的方法一无所知，那么谈论一种理性的或合理的‘计划经济’也就肯定是不可能的。”(18)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观点同时在俄国也得到了发展。1920年夏天，在新体制取得了最初军事胜利以后的短暂间隙期间，亦即人们唯一能够公开发表批评意见的时候，鲍里斯·布鲁茨库斯（Boris Brutzkus）这位杰出的主要以研究俄国农业问题而著称的经济学家，在一系列演讲中对那些支配着共产主义统治者行动的理论教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些演讲在主要的结论上与米塞斯和马克斯·韦伯的学说特别相似，尽管第一，它们源于布鲁茨库斯对俄国在那个时代必须直面的具体问题所做的研究；第二，它们是他在与外部世界断绝通讯联系因而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奥地利和德国的学者们所做的同样努力的时候写成的。这些演讲以“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经济问题”（The Problems of Soci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为题发表在一份俄国杂志上，而且只是在许多年以后经由德文译本的传播才为更多的论者所知悉。(19)与米塞斯教授和马克斯·韦伯一样，布鲁茨库斯的批判也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即在一个必定没有价格体系的中央指导经济的制度中是不可能进行理性计算的。

十一

虽然马克斯·韦伯和布鲁茨库斯教授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而名声大震的，然而实际上却是米塞斯教授所给出的更为详尽且更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他在其巨著《一般经济学》（Die Gemeinwirtschaft）中所做的阐释，对欧洲大陆学者在这个题域中的进一步讨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米塞斯教授这部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当中，许多论者都试图直接回应米塞斯所提出的挑战并且力图证明：第一，他的主要命题是错误的；第二，即使在一个严格按照中央指导方式运行的经济制度中，人们仍能够在无甚重大困难的情况下精准地确定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好几年——在此期间米塞斯也曾两次对他的批判者做过回应，(20)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最初所建议的那种严格按照中央指导方式运行的计划制度而言，那些批判者根本就不可能驳倒米塞斯的核心命题。众多批判者最初提出的大多数反对意见实际上只是对米塞斯教授措词的吹毛求疵而已。的确，米塞斯在讨论的过程中偶尔使用过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多少有些不严谨的陈述，但是他的意思却是说，社会主义使理性计算变得不可能了。当然，只要人们的构想还具有某种意义，那么他们构想出来的任何行动方案就都是可能的；而所谓“可能的”，乃是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讲的，亦即这种方案是可以进行试验或检测的。这里所存在的只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所构设的行动方案是否会达致所预期的结果，这就是说，所构想的行动方案是否与它所旨在服务的那些目标相一致。一如我们所知，在最初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中央权力机构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方式同时达到这样两个目的：第一，实现一种独立于生产资料私有权的收入分配理想；第二，达到一个至少接近甚或超过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产量。然而，就上述两项目的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已然承认，中央权力机构指导所有经济活动那项行动方案并不是一种能够达致那些目的的可行途径。

但是，即使人们承认米塞斯教授的主要命题，这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当放弃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途径；这一点也是相当自然的。米塞斯教授这个命题旨在达到的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亦即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那种迄今为止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最可行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方面转移到对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的探究上面去。我们可以把那些承认米塞斯核心命题的人所做的反应界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首先，有一些人认为，效率的丢失，亦即因为没有理性计算之手段而导致的总财富的减少，对于实现一种能够更为正义地分配这种总财富的制度来说，也许并不是一种太高的代价。当然，如果这种态度乃是以这种态度的持有者明确认识到这种选择所会导致的结果这一点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对这种态度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可能还会有些疑问，即那些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否能够找到许多赞同他们观点的人来支持他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方面的真正困难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这个问题究竟持什么态度，将取决于中央指导经济活动的做法因为无力进行理性计算而可能导致的产量减少程度——当然，这种程度乃是相对于竞争制度中的产量而言的。尽管我个人认为，认真仔细的研究可以使人们确信上述两种产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要想证明上述差异究竟有多大，绝非易事。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可能从一般性的考虑当中推演出来，而必须以人们对上述两种不同制度的运行所做的详尽认真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因此，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以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为前提，而他们唯有通过系统地研究经济学才能获得他们认识这些问题所必需的知识。(21)

另一些论者则认为，只有当米塞斯把他的批判局限于它主要指向的那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它才是有效的；因此，这些论者仍然试图去建构一些可以免遭这种批判的其他社会主义方案。这便是人们对米塞斯教授的批判所做的第二类反应。在欧洲大陆晚些时候展开的讨论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观点，而且也极可能是较有意义的那一部分观点，都趋向于朝着这个方向推进。这股思潮又可以分为两大取向。一方面，论者们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克服有关的困难，即扩大计划的成分并使计划的范围大大超出人们在此前所构想的程度，进而彻底取消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论者们则试图引入各种各样的竞争因素。当然，在我所编辑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的不同章节中，论者们还对上述设想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克服有关的困难以及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这样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注释】

(1) 在我就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Economica，May，1933）这个问题所做的致词中，我对本文只能一笔带过的一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2) 马克思在其著作（尤其是《哥达纲领批判》〔Randglossen zum Gothaer Programm〕1875）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各种不同的说明，而K．Tisch则对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做了极精彩的汇编；他的工作对我们很有帮助。参见K．Tisch，Wirtschaftsrechnung und Verteilung im zentralistisch organisierten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1932），pp．110-115。

(3) 参见本书第九章。

(4) 参见L. von Mises，Interventionismus（Jena，1929）。

(5) 尤其参见F．von Wieser, Natural Value（London，1893），Passim。

(6) H．H．Gossen，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ss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Braunschweig, 1854）, p.231：“Dazu folgt aber ausserdem aus den im vorstehenden gefundenen Satzen über das Geniessen，und infolgedessen über das Steigen and Sinken des Werthes jeder Sache mit Verminderung und Vermehrung der Masse und der Art，dass nur durch Feststellung des Privateigenthums der Masstab gefunden wird zur Bestimmung der Quantitat，welche den Verhaltnissen angemessen am Zweckmassigsten von jedem Gegenstand zuproduzieren ist．Darum würde denn die von Communisten projectierte Zentralbehorde zur Verteilung der verschiedenen Arbeiten sehr bald die Erfahrung machen，dass sie sich eine Aufgabe gestellt habe，deren Losung die Krafte einzelner Menschen weit übersteigt．”

(7) E. Cannan, 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1893；3d ed.，1917），p．395。坎南教授后来还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献。参见他的论文“The Incompatibility of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载于The Economic Outlook（London，1912）。

(8) G．Sulzer试图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至少表明他对其间的实际困难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他的努力却被完全忽略了。参见G．Sulzer，Die Zukunft des Sozialismus（Dresden，1899）。

(9) 这个演讲最早乃是由该论者在1902年4月24日在Delft所发表的，不久后便以德文出版；此后，这个演讲的英译本与另外一份演讲稿（亦即在1902年4月22日在Delft发表的那次演讲）一起，以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Morrow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London，1907）为书名出版。

(10) Pierson的论文的英译本收录在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中，而拙文则是该书的导论。

(11) 除了他就利息发表的一般性论著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提及他的论文“Macht und okonomisches Gesetz”（Zeitschrift for Volkswirtschaft，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1914），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篇论文都必须被视作是他此后撰写的那部重要著作的奠基之作。

(12) V．Pareto，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II（Lausanne，1897），364以次。

(13) Barone这篇论文的英译本乃是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的附录。

(14) Otto Neurath，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München，1919）。

(15) O．Bauer，Der Weg zum Sozialismus（Wien，1919）。

(16) 这项计划最初出现在1919年5月7日一份呈送内阁的备忘录中，后来由R．Wissel在两本小册子中详加阐述。这两本小册子是：Die Planwirtschaft（Hamburg，1920）和Prak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Berlin，1919）。

(17)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Vol．XLVII，No．1（April，1920），英译本重刊于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在米塞斯教授Gemeinwirtschaft（Jena，1922；2d ed.，1932）一书第二部分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更加精细的讨论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书后来由J．Kahane以Socialism（London，1936）一名译成英文发表。

(18)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Vol．III（Tübingen，1921），pp．55-56。

(19) 这些演讲的最初题目是“Problems of Social Economy under Socialism”（Ekonomist，winter of 1921-1922）。这些演讲后于1923年在柏林以俄文小册子的形式重印；1928年则以Die Lehren des Marxismus in L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为书名的德译本在柏林出版。最后，这本著作，与他就俄国经济计划发展所做的另一项讨论一起，在英国又以B．Brutzkus，Economic Planning in Soviet Russia（London，1935）为题出版了英译本。

(20) Mises，“Neue Beitrage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Vol．LI（1924），and “Neue Schriften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Vol．LX（1928）。

(2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有必要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是对现存的（或者被认为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与那种有可能根据理想型假设进行运作的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比较的话——或者说是对那种理想型的资本主义与某种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比较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比较就绝不可能是终结性的。如果我们想让这种比较对原则性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这种比较就必须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按照这样一种形式加以实现的，亦即在人们必定会接受的人性及外部环境这一给定的条件下最为合理的那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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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于《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F. A.哈耶克编辑，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35。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二）：辩论的状况

一(*)

不论社会主义者如何贬低其他论者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批判已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然，绝大多数“计划者”（planners）依旧没有受到这种批判的影响。此外，各种群众运动的众多奉承者或追随者对于那些致使社会发展方向发生变化的知识思潮也始终处于不意识的状态之中。(1)更有甚者，由于俄国声称它已然实现了计划经济，所以这个制度的存在也使得许多对它的发展进程一无所知的人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俄国的经验实际上充分证实了人们先前产生的那些疑虑是有道理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却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个核心问题的性质，而且也日益承认了那些旨在批判并反对各种在过去被认为极具可行性的社会主义类型的观点所具有的力量。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已经没有什么人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了：在一个想保有消费者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的社会中，试图经由中央权力机构来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努力，实是人们在复杂的现代生活条件下根本就无法通过理性完成的一项任务。的确，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虽说那些已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还没有完全放弃由中央权力机构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主张，但是他们为这种立场所做的辩护却或多或少显出了强弩之末的态势；在这道最后的防线上，他们所做的努力只能够证明这样一点，即“从理论上讲”，解决办法总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几乎没有人甚或根本就没有人再宣称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是可行的了。我们拟在下文中对其间的一些主张展开讨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最近提出的绝大多数方案却都试图通过建构一些可供人们选择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努力来规避上述棘手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本质上多少有别于人们最初的批判所指向的那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类型，而且还被认为可以免遭传统社会主义类型所蒙遭的那些批判。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晚近发表的有关这个论题的英语文献进行讨论，并尝试对论者们在近些年来为克服现已认识到的那些困难而提出的种种建议做出评价。然而，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以前，先简要地谈一谈俄国的试验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也许不无益处。

二

当然，现在就着手对俄国试验的具体结果进行考察，既无可能，也不可欲。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参阅一些颇为详尽的专门调查，尤其是布鲁茨库斯（Brutzkus）教授所取得的那些研究成果。(2)在讨论的这个阶段，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两个较为一般的问题：第一，经由对具体经验所做的这种考察而得到确认的那些结果如何才能与较为理论化的论证相一致？第二，经由先验推理而得出的那些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经验性证据所证实或者所否定？

我们也许有必要即刻就提请读者注意，我们根据一般性考虑加以质疑的并不是计划本身的可能性，而毋宁是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亦即人们是否有可能实现计划所旨在达到的那些目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我们据以判断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预期的失败所具有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没有理由预期生产会在计划经济中停止，也没有理由预期中央权力机构在运用所有可资运用的资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甚或也没有理由预期它的产量会永远低于计划经济启动以前的水平。我们应当预期的是：在中央权力机构决定可资获得的资源之用途的情形中，其产量会低于其他环境相似但市场价格机制却自动运作的制度中可能达致的产量；而前者之所以会出现产量低的情况，也许是因为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致：第一，在侵损其他部门的情形下过度发展了某些生产部门；第二，采用了某些在特定情势中并不妥适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有望发现，某些产业的过分发展乃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却无法经由增加这些产业之产量的重要性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我们也有望看到工程师们在根本不考虑某些产业所采用的最新生产方法是否在经济上适合于其他产业的情况下就肆无忌惮地滥用这些生产方法的现象。因此，在许多情形中，最新生产方法的采用，只会成为滥用资源的征兆，而绝不是成功的证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中央计划，那么这些方法原本是不可能为人们所采用的。

的确，从技术角度来看，俄国在某些工业设备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常常会给一些偶尔关注俄国问题的观察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而且人们也常常会把这种成就视作是俄国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俄国取得的这种重大成就对于人们回答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那个核心问题来说却是无甚意义的。一如我们所知，某家新工厂是否能够被证明是该行业增加产量之结构中的一个有助益的环节，不仅要取决于技术上的因素，而且也更取决于一般性的经济情势。比如说，如果一台拖拉机所替代的劳动力要比制造一台拖拉机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的成本（加上利息）便宜的话，那么一家最好的拖拉机工厂仍算不得一项资产，而且对这家工厂的投资也只是一种亏损而已。

然而，一旦我们摆脱了那种因俄国拥有庞大的生产设施而产生的极具误导性的迷惑力对我们的支配（俄国的这种情况极可能对那些毫无批判力的观察者产生很大的迷惑作用），那么我们在检验计划成功与否方面也就只剩下这样两个合理的标准了：第一，这种制度实际上给消费者提供了多少商品；第二，中央权力机构所做的决策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毋庸置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依据前述第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只能得出一种否定性的结论，只要该项标准所适用的对象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小集团。实际上，所有的观察家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与战前的俄国相比较，俄国大众的当下处境也已经大大恶化了。显而易见，这种比较的结果乃是很多人都会赞同的。不过，人们也承认，沙皇俄国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极有助益的条件；再者，如果在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权统治下，俄国的资本主义原本是可以取得高速进步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俄国在过去15年中蒙遭的灾难（亦即在当时被认为会有助于日后进步的“大饥荒”），到现在也早应该结出一些果实了。如果我们假定课税导致了对消费的限制（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些税收收益出于投资的考虑而被投到了竞争性的行业，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为我们的比较分析提供一个更为妥当的基础了。几乎无从否认的是，除了眼下尚不可企及的那些事情以外，上述那种做法原本是可以使一般生活水平得到迅速且大幅度的提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只是这样一项任务了，亦即对计划当局行事时所依凭的那些原则进行实际的考察。尽管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俄国那场试验的变化过程进行追溯（即使以扼要的方式进行追溯也是极不可能的），但是仅根据我们对它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前文所提到的布鲁茨库斯教授的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指出，论者们在此之前以一般性论证为基础而提出的那些预见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人们在一个无货币的经济中根本就无法进行理性计算；而这正是米塞斯教授和布鲁茨库斯教授在此之前做出的预见。众所周知，在俄国自此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其政策屡次反复，而这种发展进程只能够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实践经验去了解各种障碍，然而一如前述，论者们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系统分析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揭示出了那些障碍。换言之，这样的发展进程并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新问题，更不用说解决办法了。官方的行事方式依旧未变，也就是把实施计划过程中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困难都归罪于那些不幸的个人——他们因妨碍计划的实施（或者是不服从中央权力机构的命令或者是在执行这些命令的时候太刻板）而遭到了迫害。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意味着权力机构只承认在要求人民忠实执行计划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困难，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实际上却是由所有的中央计划所具有的内在困难造成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诸如布鲁茨库斯教授所提供的那些资料中做出这样的推测，即当下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朝着一种更为合理的计划方法的方向发展的，而是试图否弃过去所采用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并用强硬的手段去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因此，相对于过去所采用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而言，取而代之的则是对特定问题进行越来越专断的且彼此孤立的决策，就好像它们是根据即时性的偶然情势做出的一般。对于研究政治学问题或心理学问题的论者来说，俄国的经验可能极具启示意义。但是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者来说，它只不过是给一些定论提供了某些注脚而已；此外，它也无助于我们对那种试图以理性方式重构社会的诉求所提出的那个知识问题做出解答。为了对这个知识问题做出解答，我们必须对各种可以想见的不尽相同的制度做一番系统的考察——当然，只是从理论建议的层面上讲，我们才能把这些制度的存在视作是同等重要的。

三

正如我在前文（即本书第七章）中已然指出的那样，英语世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要相对晚一些，因而讨论的水平也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很难说这些初步的努力已然切中了真正的要害之处。泰勒（F．M．Taylor）和罗珀（W．C．Roper）乃是最早涉入这个领域的两位美国人。他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包括英国学者迪金森（H．D．Dickinson）的分析——都旨在表明，根据人们知道所有相关的基据这项假设，有待生产的不同商品的价值和数量都可以经由运用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据以解释竞争制度中价格形成方式和生产方向的那种手段加以确定。(3)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可能”（impossibility）意指的是逻辑上的矛盾，那么泰勒和罗珀等论者所说的那种情形就不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他们不仅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在逻辑上可以想见的方法来确定价格，而且还试图用这项论辩去驳倒那种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的主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采取的这种论辩方式只能够表明，他们还没有洞见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所主张的这种方法对于人类来说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必须努力对这种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做一番考察。显而易见，任何这样一种解决方法都必须以某种方程体系的解式为基础，一如巴龙（Barone）在其论文中所提出的那种解式一般。(4)但是，在这个方面，真正相关的并不是这种方程体系的形式结构，而是求得一项数学解式所必需的具体信息的数量和性质，以及这种数学解式在任何现代社会中必定会关涉到的任务的规模。从进一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这种信息必须详尽到何种程度以及计算必须精确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种解式变得最为精准，而毋宁在于这种制度必须成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其结果至少可以与竞争制度所达致的结果相比较。现在，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番更为详尽的考察。

首先，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央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做法真的取代了个体企业管理者的积极创新作用，而不只是对个体企业管理者在某个特定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施以某种极不合理的限制，那么中央权力机构只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就不够了，而必须实施事无巨细的指导并且对一切事情负责。的确，如果中央权力机构无法在决定人们是应当继续使用还是应当废弃那些业已投入使用的设备和工具的同时决定人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来使用或废弃它们，那么它就不可能以合理的方式决定：第一，究竟应当把多少原材料或新设备分配给某个具体的企业；第二，这样的分配按照什么价格（亦即计算意义上的价格）才是合理的。实际上，正是诸如专门细节、某种（而不是另一种）原材料的贮存、任何一项小的节约措施这类问题，共同决定着一家企业的成败；因此，任何一项不想成为纯粹浪费的中央计划，就必须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央计划制定者就必须把每台机器、每件工具、每幢建筑物都当作单个事物来对待（因为它们的作用乃是由它们各自特定的损耗程度及其所在位置等情况所决定的），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类在物理上相似的东西中的一个事物来对待。这项要求也同样适用于每一批位于不同地区或者在任何其他方面有别于其他批量商品的商品。这意味着，为了在这个方面达到竞争制度所能够达到的那种节约程度，中央计划当局的计算就必须把现有的工具产品基本上视作是由一如个体单位那么多的不同产品组合而成的产品。就日常商品（比如说短期消费的半成品或制成品）而言，中央计划当局所必须考虑的日常商品的不同类型在数量上显然会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数量高出许多倍——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它们的技术特性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只要中央权力机构还想确使这些商品获得最低限度的有效使用，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它就绝不能把两种产地不同、包装不同或出厂时间不同但在技术上相似的商品的作用等而视之。

一如我们所知，在一种由中央指导所有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中，实施个别计划的经理实际上被剥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用一种商品取代另一种商品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中央计划当局在计算的过程中也就必须自己去分别考虑为数如此巨大的不同商品单位。显而易见，仅仅这样一项统计任务的负担就要比人们迄今为止所做过的任何这类统计工作都沉重得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还只是中央计划当局在计算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部分信息而已。实际上，中央计划当局所需要的信息，还必须包括对每一种产品所具有的所有相关的专门特性（其中包括把产品运到其使用效益较大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成本、大修或改装的成本等）所做的详尽说明。

然而，这种情况却引发了另外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问题。众所周知，人们在对竞争制度中的均衡状态进行解释的时候所做的那些理论抽象通常都包含有这样一项假设，即某一类特定的技术知识乃是“给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最佳的技术知识都会集中在某一个人的头脑之中，而是意指时刻都存在着具有各种知识的人；因此，在那些竞相争取某一特定工作的人当中，一般来讲，那些能够最为适当地使用这种技术知识的人将会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但是在一个中央计划的社会中，唯有当所有这类知识都能够在中央权力机构的计算之中得到使用的时候，从已知的技术方法当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才是可能的。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这种知识必须集中在一个或至多是很少几个实际确定那些有待解答之方程式的人的头脑之中。毋需强调的是，即使就那种能够被恰当地视作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知识而言，这种想法也是极为荒谬的。一如我们所知，在人们实际使用的知识当中，许多知识都不是以这种现成可得的形式“存在”的。大多数得到实际使用的知识都是隐含在思维方式之中的，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个别管理者在面对一系列新情势的时候能够即刻发现新的解决方法。为了假定这些数学解式是可行的，我们还必须做出这样一项假设，即把众多知识集中在中央权力机构手中的做法，意味着它同时也拥有着一种发现改进这类细节之方法的能力。(5)

在能够切实发现合适的生产方法和计算出合适的产量以前，中央计划当局还必须掌握第三类基据，亦即与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相关的那类基据。在一个消费者可以随其所好自由地花费其收入的社会中，这些基据必定会表现为所有消费品（亦即可以在任何可能的价格组合条件下购买到的消费品）之各种数量的完整清单。显而易见，这些数值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种立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未来一个时期进行估计的性质。但是，过去的经验却无力为人们提供他们在预测未来时所必需的全部知识；此外，由于消费者的品位和喜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上述有关各种商品数量的清单也就不得不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之中。

仅仅收集这些基据这一项任务就已经超出了人之能力所可能企及的限度；这一点很可能是显见不争的。然而，如果中央控制的社会想与一个把收集这些基据的任务分散给个人去承担的竞争社会一样有效地运行，那么中央计划当局就必须自己去收集和考虑这些基据。我们姑且假定“统计技术这项困难”——大多数计划者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都带有一种轻蔑的口吻——实际上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中央计划当局在解决主要问题过程中的第一步而已。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搜集到了这些资料，它还必须做出与这些资料相关的具体决策。于是，进行这项基本的数学运算工作的量值就将取决于有待确定的未知量的数目，而这些未知量的数目又将与应予生产的产品的数量相等。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不同时间完成的所有制成品都视作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必须在某个特定时刻开始生产或继续生产这些产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很难说这些产品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但是我们却可以毫不夸张地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这些产品的数量级至少是成千上万的。这意味着，在每一个持续不断的时点上，每一项决策都必须以求解联立微分方程式的平均数为基础，而实际上，从我们在当下（1935年）所拥有的任何已知手段来看，这样一项任务实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完成的。然而，中央计划当局却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去制定这样的决策，而且还必须以迅速的方式把这些决策即刻传达给那些必须执行这些决策的人。

很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并不需要这样一种精确度，因为眼下的经济制度之运作本身就没有达到这种精确度。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很正确。的确，我们永远都无法达到这样一种方程系统的解式所描述的那种均衡状态，但这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只要外部的变化没有完全停止，我们就不应当指望能够实现那种均衡状态。当下经济制度的关键特点在于：它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细小的变化和差异做出反应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中，只要决策者想进行这种计算，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故意忽略这些细小的变化和差异。因此，在所有这些细节问题上，中央计划当局都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决策，然而一如前述，恰恰是这些细节问题的集合，决定着生产工作能否取得成功。

任何一个意识到这项任务工作量的人，都不可能一本正经地建议实施一种以综合方程系统为基础的计划制度。那些坚持捍卫这种分析方法的人所信奉的实际上只是这样一种信念：从一个给定的状态（亦即被假定为先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状态）出发，人们可以经由一种试错的方法（a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而逐渐适应日复一日发生的细小变化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这项主张的意义却因为它所具有的下述根本错误而大为减弱了。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绝不能做这样的假定，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引发的相对价值的变化乃是无关宏旨的，因此人们可以把先行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价格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而还可以避免对价格体系做出全面的重新安排。但是，即使人们无视这一极其严肃的反对意见，他们也毫无理由认为这项任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完成。为了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甚至不是一种可以使他们趋近竞争所提供的那种解决方法的方式，我们只需要做到下述两点就够了：第一，牢记中央计划当局在确定价格时所经验到的那些困难（甚至只是在为极少数商品定价时所碰到的那些困难）；第二，进一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这种制度中，中央计划当局并不是只对几种商品进行定价，而是必须对所有的商品（不论是制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进行定价；此外，它所促成的价格变化也必须像资本主义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价格变化那般多样和频繁。任何单项价格发生的几乎每一点变化都会使成百上千项其他价格的变化成为必要，而且这些其他价格发生的大多数变化也绝不是按比例发生的，而是受不同程度的需求弹性影响的，也就是受替代的各种可能性和生产方法的各种其他变化影响的。如果有人设想：第一，当价格变化的必要性为人们注意到的时候，所有这方面的调整都可以通过中央权力机构持续发布命令的方式予以实现；第二，每项价格都需要加以确定和进行调整，直至某种程度的均衡得到实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设想肯定是极为荒谬的。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价格，虽说完全不可行，但却至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所谓中央权力机构可以在对经济制度某个细小部分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定价，则是一项在任何情势下都无法用理性方式完成的任务。任何试图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尝试，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陷入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那种数学解决方法的困境之中，要么被人们完全否弃。

四

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困难，我们也就不会对下面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了：实际上，所有试图认真思考中央计划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对人们有可能在消费者所产生的每一种即时兴致都有可能完全打乱那些精心制定的计划的世界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抱任何希望。现在，人们或多或少开始承认，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可能还包括职业选择的自由）与中央计划乃是两个无法相容的目标。但是，这却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消费者趣味或品位所具有的无从预见的性质乃是人们成功进行计划的唯一的障碍或主要的障碍。晚近，莫里斯·道布（Maurice Dobb）就循此思路得出了与之相符的逻辑结论；他宣称说，如果做出否弃消费者选择自由这项牺牲可以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的话，那么这项代价就是值得的。(6)毋庸置疑，这实是一项非常勇敢的举措。在过去，社会主义者始终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生活就像是兵营中的生活一般，其间的每一个细节都受到了严密的管制。然而道布博士却认为，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里当然不会去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道布博士向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公开宣称这些观点，那么他是否能找到众多的追随者呢？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的观点是否为我们解决我们所考虑的那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

道布博士公开宣称说，他已然放弃了现在为迪金森和其他论者所持有的那种观点，即这个问题能够或应当通过一种定价系统而得到解决——根据这种定价系统，制成品的价格和原材料的价格可以按照某种市场方式加以确定，而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则可以经由某种计算系统而从上述价格中推演出来。但是，道布博士本人却陷入了一种怪异的幻想之中而不可自拔；他居然这样幻想道：定价的必要性仅仅是因为那种认为消费者的偏好或品位应当得到尊重的成见所致，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学理论的各种范畴以及所有有关价值的问题都会失去它们原有的重要意义。“如果同酬制度得以通行，那么市场定价方法就会因此而失去它所谓的那种重要意义，因为货币成本在这里可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我们并不想否认，取消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做法会在某些方面使这个问题变得简单一些。由于一个无从预见的变量被切割掉了，所以需要进行重新调整的频繁程度也就被降低了。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像道布博士那样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可以完全不需要某种定价方式了（亦即完全不需要再对成本与收益做精确的比较了），那么这只能表明这些人对这里所存在的真正问题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只有当人们能够假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是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时候——即只有当生产不是根据某种详尽界定的偏好顺序加以指导的（而不论这种顺序是以多么专断的方式加以确定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当人们能够假定社会主义国家只是盲目地生产某些产品而且消费者也只能得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价格才会失去它的必要性。道布博士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会失去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失去。只有当成本决定价值而且（在可资获得的资源被人们以某种方式加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又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时候，道布博士的观点才有可能站得住脚，因为这些资源得到使用这个事实本身就会赋予产品以价值。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有较多的东西可以消费还是只有较少的东西可以消费，我们应当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应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是否会重新陷入始终处于饥饿边缘的野蛮状况之中——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使用我们的资源。在不尽相同的产业中，对资源做一种经济的分配及组合与对资源做一种不经济的分配及组合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就等于资源匮乏与资源充裕之间的差别。的确，一个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排列社会成员不同需求之序列的独裁者，不仅使自己免去了发现社会成员真正偏好的麻烦，而且也使得自己不用再去承担把无数个人的需求序列拼凑成一个体现普遍正义观念的一致同意的共同序列这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要独裁者想以任何程度的理性方式或逻辑自恰的方式去遵循这项规范，亦即只要他想实现他认为应该成为该社会目的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就必须解决我们已然讨论过的所有上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甚至会发现，他的计划还常常会被各种无从预见的其他变化所打乱，因为趣味或品位的变化绝不是唯一的变化，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无从预见的变化。实际上，气候的变化、人口数量或人口健康状况的变化、机械设备的损坏、某个矿藏的发现或突然耗尽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常规性变化，无一不会迫使他不时地去调整自己的计划。一如我们所知，自由的理想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只要人们意识到了这种理想的意义，那么就甚少有人会轻易地放弃这种理想；然而，即使独裁者以牺牲这种理想为代价，我们可以说，他仍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变他的计划为真正可行的计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无力克服他在变其计划为合理行动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

五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我们对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一，道布博士所主张的那种激进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赢得众多的追随者；第二，许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都从一个大体相反的方向去探寻解决之道。一如上文所述，道布博士的目的就是要根除各种传统社会主义方案中残存下来的那些自由因素或竞争因素，然而大多数较为晚近的讨论却旨在全面地引入竞争机制。在德国，论者们实际上已经出版了有关这类建议的论著而且还对这些建议展开了讨论。但是在英国，沿此脉络的讨论却仍处于萌芽的阶段，而且迪金森先生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也只是在这个方向上所迈出的小小的一步而已。但是众所周知，一些思考这些问题的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却要比迪金森等论者走得远多了，他们甚至还准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并彻底恢复竞争，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竞争至少是与国家保有一切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融合的。虽说我们还无从征引到他们就这些问题出版的论著，但是我们从交谈和讨论中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却已经足以使我们对他们的主张做一番考察了。(7)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计划都非常有意义。它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基本观点认为：在独立企业家之间或者个体企业管理者之间应当存有市场和竞争，因此，一如当今社会中的情形一般，所有的产品（无论是半成品还是制成品）都应当有货币价格；但是，这些企业家却不应当是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应当是领取薪水的政府官员；他们根据国家的指令行事，而且他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能够按照正好收回成本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

追问这样的方案是否仍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范畴，并没有什么意义。从总体上看，它似乎仍应当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我认为，这里所存在的乃是这样一个更严肃且更重要的问题，即它是否还应当被认为是计划？它所含有的计划成分似乎还没有人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一种合理的法律框架所包含的计划成分多。如果这种方案能够按照一种纯粹的形式加以实现，亦即按照那种把指导经济活动的任务全都交由竞争去决定的形式加以实现，那么这种计划的作用便会局限于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一种恒久性框架的方面，而在此一框架中，具体的行动则是由个人的积极主动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那种被认为能够比“混乱不堪的”竞争更合理的组织人之活动的计划或者中央组织生产的做法，在这种框架中也就毫无立足之地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方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还将取决于重新引入竞争的程度——这就是说它还将取决于一个在本文看来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即什么样的单位应当是那种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的独立单位？

初看起来，这种制度可能有两种主要的类型。我们既可以假定竞争只存在于行业之间，而且每个行业也只被视作是一个企业；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假定，每个行业内部都存在着许多独立且彼此竞争的企业。在上述两种制度类型中，只有在后一种制度类型中，这种建议才能够真正免遭大多数反对中央计划的意见的指责，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会产生它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耐人寻味，因为从它们所具有的纯粹形式来看，这些问题可以说从最普遍且最根本的角度对私有财产权赖以为凭的基本理据提出了质疑。据此而言，这种质疑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是否能够按照合理的方式决定所有的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而毋宁在于相关的责任和相关的决策是否能够成功地交由那些既非所有权人亦非对自己所负责的生产资料享有直接利益但却彼此竞争的个人去承担。使用任何现有生产设备的责任为什么应当始终与个人利益（亦即他们与使用这些设备所可能产生的利润或亏损之间的利害关系）勾连在一起呢？这样的安排有什么决定性的理由呢？或者说，它实际上是否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体管理者——他们在上述建议的方案中代表社会行使社会所享有的各项财产权——是否会恪尽职守并竭尽所能地去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的服务呢？

六

当然，我们最好还是在对这些方案做详尽考察的时候再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我们进行这项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论证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想使竞争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完全引入竞争而不能只在部分上重新引入竞争呢？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情形展开讨论，即一方面，完全整合起来的行业由中央权力机构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又与其他的行业进行竞争以求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争得生产要素。这种情形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出了我们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那些社会主义问题，因为那些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施计划安排的论者正是希望通过为特定产品创设这样的垄断企业而对自由竞争这种所谓“混乱不堪的”状态进行“合理化”管制的。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在唯有通过创设垄断才可能对各个行业进行计划或合理管制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做法是否与普遍的利益相符合？或者相反，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出如下的假设：第一，这会致使人们采用不经济的方式去使用资源；第二，一些被人们视作是经济的方法，从社会的角度看，实际上却是不经济的。

一些论者指出，在普遍垄断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确定的均衡状态；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资源会得到最充分的运用。从现在的情势来看，论者们所提出的这种理论观点已经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了。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理论观点在实践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通过征引一位大学者埃奇沃思（Edgeworth）的一段文字来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是颇为恰当的，因为他是创建这种理论观点的主要学者之一。

埃奇沃思指出，“有论者曾经建议道，作为一种经济理想，每个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都应当被组成一种独立的联合体。这幅图景确实具有某些吸引力；而且初看起来，这幅图景在道德上也不令人可憎，因为当所有的人都是垄断者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人会成为垄断的牺牲品了。然而，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却可以发现，这幅图景中存在着一种特别有损于产业部门的因素，因为它会造成某些商品之价值的不稳定，而我们知道，人们对所有那些商品的需求乃是受其他商品（亦即一类范围很可能极其广泛的商品）之价格的影响的。在那些会因为这种新制度的确立而蒙遭损失的人当中，有一类人乃是本杂志的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他们就是那些研究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这类理论经济学家会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工作，亦即研究各种决定价格的条件的工作。在这种新制度中，唯一能够幸免于难的便是经验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这个学派原本就是在那种与其研究相适合的混乱状态中发展壮大起来的。”(8)

在这种情形中，如果不是因为大多数计划倡导者所研究的那种秩序也会不复存在，那么抽象经济学家在这种新制度中失去工作这个事实就很可能会令这些计划倡导者感到心满意足了。由于人们可以用一种更为一般的方式来描述埃奇沃思所指出的那种价值的不稳定性或者均衡状态的不确定性，所以它们就绝不是一种只会使理论经济学家甚感不安的可能性事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根本就不可能使可资获得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也根本不可能在每个行业中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亦即使每一种要素的作用都不会明显小于它被用于其他地方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中，普遍盛行的实际上只是这样一种调整产出的方式，亦即不是从每一种可资使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收益，而是使那些可以被用于他处的要素的价值与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价变得最大化。这种致力于垄断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最佳使用可资获得的要素的状况，实是把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本身变成一种“稀缺性生产要素”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一个充满了这种垄断的世界里，上述情形也许不会导致全面的减产——当然这是在某些生产要素未得到使用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由于它用一种不经济的方式把要素分配给了不同的行业部门，所以它肯定会导致产量的减少。即使人们可以证明埃奇沃思所担忧的那种不稳定性非常小，上文所述的情形依旧不会改变。它有可能达到的乃是这样一种均衡状况，其间，只有一种稀缺性“要素”有可能得到最充分的使用，而这就是剥削消费者的那种可能性。

七

致使产量减少的情形并不是按照垄断方式全面重组生产部门那种做法所具有的唯一弊端，这是因为一些论者所宣称的那种唯有在按照垄断方式“重组”生产部门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节约”，在经过人们较为详尽的考察以后，被证明是十足的浪费。实际上，在当下主张各个行业都应当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那些情形中，其目标都在于处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成果。(9)一些论者有时候宣称说，竞争会使引进某项技术发明的可欲做法变得不可能；然而在其他一些场合，某些论者反对竞争的理由却是竞争会经由强迫那些愿意继续使用旧机器的生产者去使用新机器的做法而造成浪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中，正如我们毫不费力便能够证明的那样，那种为了阻止竞争情形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制定的计划，肯定会导致社会浪费（social waste）。

一旦某种生产设备已经存在了，只要使用这种生产设备的成本（即“主要成本”）低于以其他方式提供相同服务的总成本，那么使用这种生产设备就是可欲的。如果这种生产设备的存在阻碍了人们引进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那么这意味着，用更现代化的方法生产相同产品所必需的那些资源，可以被更好地用在某个其他方面。如果老式企业与较现代化的企业比肩并存，而且这些较现代化的企业还承受着来自较落后的工作方式的“残酷竞争”的威胁，那么这只能意味着下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较新的方法实际上并不是更好的方法，而人们之所以引入这种新方法，实是因为计算失误所致，因此人们原本就不应该引入这种新方法。在这种情形中，只要新方法的运作成本实际高于旧方法的运作成本，那么纠正的办法也就只有关闭这家新企业了；即使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家新企业在“技术”方面比较先进。另一种情况是（当然也是更可能发生的情形）：尽管新方法的运作成本低于旧方法的运作成本，但是其成本却还没有低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在冲抵了旧工厂的运作成本后，其余额仍足以支付建造新工厂的利息和其他定期支付款。人们之所以在这种情形中引入这种新方法，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计算失误所致。这家新工厂原本就不该建，但是，一旦它建成了，那么能够使公众从这些已被误用的资本中至少获得某种好处的唯一方法，便是允许它把价格降到竞争的水平并且注销该企业的部分资本值。如果通过强制关闭旧工厂而以人为的方式维持新工厂的资本值。那么这种做法只能意味着：为了保护新工厂所有者的利益而向消费者课税，但是同时却不提供任何补偿性好处，比如说提高产品产量或改善产品质量。

当然，上文所述在日常频繁发生的情形中会变得更加清楚。在日常生活的情形中，从过去未建新工厂而现在建造新工厂有利可图这个意义上讲，新工厂确实是有优势的；但是，经营这种新工厂的企业也可能是在价值膨胀时期建造该工厂的；因此，只要这种企业因为在这种时期建造这种新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之中，那么这种企业就会因此而负债累累、债台高筑。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即一些企业从技术上讲是极具效率的，但同时却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之中），据说在英国的一些行业中并非罕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企图通过压制来自于低技术企业的竞争而保住新企业资本值的做法，一如前述，只能够使生产者仅仅出于保障债券持有者的利益而把价格维持在本不该有的高水平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正确的解决之道应当是把膨胀的资本减值到一个较为恰当的水平上，因为在这种情形中，来自于低技术企业的潜在竞争便能够产生一种有益的作用，亦即促使新企业把价格降低到一种与现时生产成本相适应的水平上。那些在时运不济之时投资的资本者也许不会喜欢这种做法，但是显而易见，它却是与社会利益相符合的。

为了使资本保值而制定的那种计划，如果采取阻碍人们引进新发明的做法，其危害也许会更大。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形——亦即我们有理由假定计划当局要比个体企业家具有更犀利的远见而且也更有资格来评断未来技术进步的可能性的那种情形——做一番抽象的概括（我们很可能应当做这样的概括），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试图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尝试都注定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那种被认为是根除浪费的手段，事实上却成了造成浪费的原因。企业家所具有的合理预见力会告诉他们，只有当一项新的发明有可能在耗用较少现有资源的情况下（亦即在较少牺牲这些资源所具有的其他可能用途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与他们在过去享受到的相同服务的时候，或者，只有当该项新的发明有可能在支出不按比例提高的前提下提供更优服务的时候，才可以引进这项新的发明。在这种情形中，现有设备资本值因此而必定出现的跌落，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社会损失。如果这些现有设备可以被用来实现其他的目的，那么它们在其当下用途中的价值下跌至低于它们可以在其他用途中所获得的价值的情形便构成了一种明确的信号，即我们应当把这些设备转用它处。如果这些现有设备除了当下的用途以外别无他用，那么它们在过去的价值也就只有一种信号的作用了，而这种信号可以告诉人们，在彻底放弃那些现有设备的做法成为合理之举之前，这项新的发明必须降低多少生产成本。唯有投资资本的所有者，才会对保持业已投资资本的价值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情势中，能够保持业已投资资本之价值的唯一方法，便是阻止其他社会成员去享用新发明的好处。

八

人们很可能会反对我们的说法并且认为，我们在上文中提出的责难对于那些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垄断者来说也许是言之有效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整合产业来说却肯定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些产业的管理者会按照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把价格正好确定在收回成本的水平上。的确，前一节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因为我们在前一节中主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计划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一些常常被认为与各种计划形式紧密相关的所谓优点进行考察，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揭示出某些必定会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安排相伴随的问题。的确，我们在讨论的下一个阶段中还会碰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却必须回过头来集中讨论这样一种情形：垄断性产业的运作并不是为了谋求最大利润，而是努力使这些产业就像存在着竞争似的那样去行事。那些要求这些产业以正好收回其（边际）成本的价格为目标的指令，是否就真的给人们提供了一项明确的行动准则呢？

就此而言，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可以说都太过关注一种假设的静态均衡状况的条件了，而这使得他们（尤其是那些提出这一特定解决方案的现代经济学家）把一种根本就不现实的精确性和明确性赋予了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概念，然而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成本现象都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精确性和明确性。在存在普遍竞争的条件下，“生产成本”（cost of production）这个术语确实有一种非常精确的含义。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普遍竞争的领域和一种静止状态的领域，并去考虑一个与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现存的生产资料都是那些很可能无法重复的特定过程的产物；由于不断变化的缘故，大多数较耐用的生产设备的价值与生产它们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几乎没有甚或根本就没有关系，而仅仅是以人们期望它们在未来所能够提供的那些服务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些因素才能被视作是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成本的问题，实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可能根据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内部发生的任何过程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只要人们不先对使用相同机器设备的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做出某种假定，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回答。通常被称为“生产成本”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成本因素，因为它并未被计入产品价格之中，而是一种类似于租金的东西或是一种折旧配额（亦即根据所预期的准租金的资本值而必须允许的那种折旧配额）；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因素乃是以人们预期会在未来通行的那些价格为依凭的。

对于一个竞争性行业中的每一家企业来说，这些类似于租金的因素将取决于价格，但是作为一种指导，它们在企业决定适当产量方面的可靠程度和不可或缺性却并不亚于真正的成本。相反，唯有依凭这些类似于租金的因素，企业才能够对一些受这种决策影响的可供选择的其他目的进行考虑。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着某种独一无二的生产设备，它既不能被其他设备所替代，也不能在该垄断行业以外加以使用，因而也就没有市场价格可言。这种生产设备的使用并不会涉及任何独立于其产品之价格便能够加以确定的成本。但是，如果这种生产设备是耐用设备，而且它的损耗速度也是可快可慢的，那么只要企业试图在任何时候都以合理的方式确定适当的产量，这种生产设备的损耗与毁坏就必须被算作是真正的成本。当然，企业之所以必须把它们看做是成本，不仅是因为该企业必须对这种生产设备有可能在未来提供的那些服务与它在当下较集中地使用这种生产设备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而且也是因为这种生产设备的存在可以把取代这种设备所必需的而且同时也可被用作他途的某种其他要素节约下来。这种生产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这里乃是根据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次优方法所承受的那些牺牲加以确定的；因此，这些服务必须按照一种节约的方式加以使用，因为对某些其他需要的满足也是间接地以它们为基础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当相关的经济制度允许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其他可能的方法在影响该产品的价格方面展开实际竞争或潜在竞争的时候，这些服务的价值才能够得到确定。

众所周知，这里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源于公共效用规范的领域。的确，诸如人们在缺乏实际竞争的情形中究竟如何才能模拟出竞争的作用以及如何才能让垄断机构把价格确定在相当于竞争价格的水平上这样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讨论。但是，所有试图在这个方面找到一种解决方法的努力却都失败了；正如福勒（R．F．Fowler）在晚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10)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固定资产是可以广泛使用的，而且也只有在其产品的价格为人们知道以后，人们才能够确定该项固定资产的利息和折旧这项最为重要的成本因素。

即使如此，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且认为，上述观点也许可以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却有较为充分的理由无视这种观点，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确定短期产量时实际上也不会考虑固定成本这个因素。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只要人们试图合理地配置资源（尤其是在个体企业的管理者需要进行这种决策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肯定有必要用该企业的总收益来进行资本重置的工作，而且从这种重新投入的资本中所获得的回报还必须高于这些资本用于其他场合时所获得的回报，至少与它一般高。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据某种历史状况（比如说有关设备在过去的生产成本）来确定依此方式而获得的资本之价值的做法，都是极具误导性的。任何特定设备的价值，以及因此而必须计入成本的某项特定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都必须根据人们对回报的预期（亦即对可以获得相同回报的所有可供选择的其他方式以及这种设备所具有的所有可供选择的其他用途进行的考虑）进行确定。所有因技术的进步或需求的变化而引发的所谓“设备废弃”问题，亦即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这里又成了我们讨论的核心论题。我们之所以不可能要求一个垄断者按照那种在竞争条件下起支配作用的价格去定价或者把价格定在与必要的成本相等的水平上，实是因为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竞争的成本或必要的成本乃是不可能为人们所知道的。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垄断企业的管理者会违抗命令去谋求垄断利润。但是，这确实意味着，由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对一种生产方法在与另一种生产方法相比较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经济上的优势进行检测，所以垄断利润也就会被一些不经济的浪费所冲抵。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考虑，即在动态的情形中，利润是否就无法发挥必要的作用，以及利润是否就无法成为促使人们对任何变化做出成功调适的主要平衡力量。当然，在某行业内部存在着竞争的情形中，开办一家新企业是否可取这样的问题，只能够根据既有行业所取得的利润来决定。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尚未讨论的那种更加彻底的竞争情形中，利润作为一种促使变化的动因或激励乃是不能被否弃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任何一种产品只由一家厂商生产的情形中，该厂商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该产品价格的情况下根据需求来调整该产品的产量，除非生产该产品的成本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供给赶上日益增长的需求之前，该企业又该如何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些产品呢？更为重要的是，该企业又应当如何判定把追加的要素运至生产场所而产生的最初成本是否合理的问题呢？因此，劳动力流动或转移以及其他要素流动或转移的成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临时投资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投资唯有在投资者能够按照市场利率水平持续赚回其利息的情况下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这种与建立一家工厂或扩大一家工厂有关的无形投资的利息（“信誉”不只是一个受购买者青睐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把各种必要的要素聚集于一个恰当地方的问题），肯定是这种计算中的一个极为基本的因素。但是，一旦企业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投资，那么这种利息也就不能再被视作是成本了，而有点像利润，因为它表明最初的投资是合理的。

当然，绝非所有这方面的困难都是与那种主张根据国家垄断方法组织生产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对下述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我们应当如何界分各个行业；这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设备乃是许多生产部门所需要的，那么该家企业的行业归属问题应当如何确定呢？第二，我们应当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管理者的成败呢？具体言之，一个“行业”是否应当把生产任何一种制成品的所有过程都涵括在内呢？或者说，一个“行业”是否应当把所有生产同一种即时性产品的工厂都涵括在内，而不论这种产品将被用于什么样的其他过程？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中，有关的决策当中都将包含这样一种决策，亦即企业就采用何种生产方法所做的那种决策。是否每个行业都应当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工具的问题，或者是否每个行业都必须从另一个大规模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部门去购买它们的问题，显然会对它使用一种特定且专门的设备是否有利可图这个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与那些试图以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重新承认竞争的社会主义建议联系起来做一番比较详尽的讨论。上文的讨论似乎已经足以表明，如果有人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通过保有竞争的方式来解决其间的经济问题，那么仅仅采取折衷的办法，也就是局部引入竞争的办法，肯定无助于人们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因此，只有当竞争不仅存在于各个行业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各个行业内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指望竞争会有助于实现它所旨在达到的那个目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对这样一种更加彻底的竞争制度进行考察。

九

初看起来，这样一种既拥有行业内部竞争又拥有行业间竞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运作方面为什么会优于或劣于竞争性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预期会产生的所有棘手问题，似乎都只是些具有心理特性或道德性质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却毫无定论可言，因为这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在性质上却是与那种“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颇不相同的，尽管论者们在考察以后证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初看时那般大。

这种情形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企业应当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谁应当成为它的管理者？应当把什么资源交给企业管理者以及如何对他的成功或失败进行检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绝不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行政管理问题——亦即当今任何一个大型组织都必须处理的人事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对行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它的影响程度也不会亚于一个真正的计划当局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首先牢记：第一，在这种“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对中央经济权力机构的诉求并不会有明显的减少；第二，这种权力机构还必须掌控与计划性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权力机构几乎一样大的权力。如果社会是一切物质性生产资源的所有者，那么至少在分配这些资源和控制这些资源之用途的方面，必须有人来实施这项权利。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个中央权力机构设想成一种把可用资金借贷给最高出价者的超级银行。中央权力机构实际上是把资金借贷给那些并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因此，中央权力机构就必须由自己来承担一切风险而且也无法像银行那样享有一定货币量的索赔权。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中央权力机构对一切物质性资源都享有所有权。因此，中央权力机构的决策也不会仅限于对货币形式的自由资本以及土地形式的自由资本进行再分配，因为它还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决策：这就是说它必须根据它对某个在过去管理一家特定工厂或使用一台特定机器的企业家所做的评价去决定是否应当把这家特定的工厂或这台特定的机器继续交由这个企业家去使用，或者决定是否应当把这家特定的工厂或这台特定的机器转交给另一个承诺要使它们产生更大回报的企业家去使用。

在想象这样一种制度的时候，颇为可取的做法便是做出如下的假定：第一，在个别企业之间进行的初始的资源分配乃是以历史上既有的行业结构为基础的；第二，选择管理者的工作也是以某种效率标准和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如果既有的行业组织形式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那么人们也就只有根据所涉范围极为广泛的中央计划对此进行改进或做出合理的修正，然而这种做法却会把我们重新置于竞争性制度所旨在取代的那种制度之中。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采纳既有组织形式的做法也只能暂时应付那些困难。每一种情势的变化都必定会促使这种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因此中央权力机构就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施一项彻底的重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权力机构又将按照什么原则行事呢？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般，变化乃是相当频繁的，而且也是极难预见的。在这种情形中，企业家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其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为基础，而各个不同企业家的预期自然也是不尽相同的。至于把一定数量的资源交给谁去使用的决策，其根据必须是企业家个人对未来回报所做的承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这种决策必须以一项可以说明企业家个人预期获得特定回报具有多大可能性的财务报告为依凭。当然，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评价风险量的客观标准。因此，应当由谁来决定人们是否值得去冒这种风险呢？中央权力机构在进行这种决策的时候，实际上除了企业家过去的表现以外别无任何其他依据可循。但是，中央权力机构又应当如何判定某个企业家在过去所冒的风险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再者，中央权力机构对于冒险的态度是否与该企业家拿他自己的财产去冒险时的态度一样呢？

下面我们先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家的成败与否将如何加以检测呢？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第一步需要探明的乃是该企业家是否成功地保持了交由他管理的那些资源的原有价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最好的企业家偶尔也会失手，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重大亏损。如果该企业家的资产因一项发明的诞生或需求的变化而变得陈旧了，那么他是否应当受到责备呢？再者，又应当如何去判定他是否应该去冒一定的风险呢？更有甚者，一个因为从来不去冒险而一直没有出现亏损的企业家是否就一定是一个极有助益于社会利益的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将导致一种偏好安全企业而非风险性企业的趋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性的企业，乃至纯粹投机性的企业，在“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性。专门从事商品投机的人把承担风险这项职能专门化的做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实是一种极为可欲的劳动分工形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投机者的资本量应当如何确定呢？他的酬报又应当如何确定呢？一个在过去成功的企业家应当被允许持续亏损多长时间呢？如果对亏损的惩罚是企业家必须放弃“企业家”的地位，那么可能出现的亏损情形难道就不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并且致使企业家不敢去把握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的损失也可能意味着资本者地位的丧失，但是可能获益这一吸引力却始终是抵御这种威慑力的因素。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吸引力却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普遍不愿意从事任何风险性买卖的趋势完全有可能把利率降到近乎于零的地步。就此而言，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情况难道会有益于社会吗？如果这种情况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沉醉于各种绝对安全的投资途径所致，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以牺牲所有尝试那些未尝试过的新方法的做法为代价的。虽说进步不可避免地总是会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浪费”联系在一起，但是只要收益在总体上超过了亏损，那么这种进步又有什么不值得呢？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讨论资源分配和资源控制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棘手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即决策机构将如何在短时间里判定某个正在运行的企业是在充分使用还是没有在充分使用它的资源呢？一如我们所知，甚至一家企业是在盈利还是在亏损的问题，也将取决于企业家根据该企业的设备而对未来回报做出的预期；这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把一种明确的价值赋予了该企业现有的固定资产的时候，它的结果才能够得到确定。如果另一个企业家承诺从这种固定资产（甚或只是某台机器）中取得一种更高的回报（亦即高于现在的使用者据以做出其评估的那种回报），那么又应当如何决策呢？在这种情形中，是否应当仅仅根据另一个企业家做出的承诺就把某一固定资产或机器从现在使用者的手里拿走并且转交给该承诺者去管理呢？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情形，它只说明了资源在企业之间的不断转移；然而，资源的这种转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却是持续进行的，而且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源的这种转移也是极有助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里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里，实是由前者亏损而后者盈利的情形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至于谁有权利拿资源去冒险以及应当交给他多少资源去冒险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乃是由成功获得和持有这些资源的人自己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将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决定这个问题呢？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是否可以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自由地把利润拿来再投资呢？就此而言，这个管理者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进一步扩大现有企业所涉及的风险与他把这些资本投资到其他地方而可能获得的收益或者把这些资本用于消费而可能得到的好处做一番比较。在对风险与收益进行这种估算的过程中，该企业家是否会把社会有可能从这些资本中得到的好处看得与他自己的收益或损失一样重要呢？

有关应当给予个别企业家多少资本的决策，以及因此而涉及的有关单一控制的个别企业应当有多大规模的决策，实际上都关涉到了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最佳组合的决策问题。(11)然而，有关位于一个地方的某家工厂是否应当扩大而位于其他地方的另一家工厂是否不应当扩大的问题，却是由中央权力机构决定的。实际上，所有类似的情况都是由中央权力机构拍板的；而就中央权力机构制订计划的情况来看，很大程度上就好像是它而不是企业家在实际管理或经营企业似的。尽管企业家个人在某一明确规定的合同期限内很可能有权管理交给他管理的工厂，但是所有新的投资问题仍必须交由中央权力机构去决策。因此，对资源处置权所做的这种分割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中央权力机构都不能真正地去制订计划，而且在出现错误的时候也不可能明确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所谓有可能在不要求决策者对其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便创造出完全竞争情形的假设，纯属幻想而已。这种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准竞争的制度，这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中：第一，真正负责的人并不是企业家而是那些批准企业家决策的政府官员；因此第二，所有棘手的难题实际上都是因创新自由及责任判定这两个问题的不明确而产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又往往是与官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2)

十

如果我们至此还不能说这场有关虚假竞争（pseudocompetition）的讨论已有定论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上述讨论明确指出：第一，如果我们想对这种虚假竞争的状况进行成功的管理，那么我们肯定会遇到各种重大的障碍；第二，这种虚假竞争制度产生了无数的棘手难题，而只有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够相信，这种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将与那种以生产资料私有权为依凭的竞争制度所产生的结果相类似。我们必须指出，从这些方案的现有内容来看（即使考虑到它们所具有的暂时性质和试验性质），这些方案似乎要比传统社会主义者就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所提出的方案更不可行。的确（甚至要比计划本身的情形还确定），我们在上文中提出的所有棘手难题都“只”是因为人之心智存有缺陷这个事实所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事实的存在会使那种认为这些建议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说法变得不合道理，但是确凿不争的是：第一，阻碍人们实现他们所欲求的目的的那些非常严重的障碍的确存在；第二，人们似乎也没有任何办法克服那些障碍。

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不再对这些建议所引发的具体困难做进一步的讨论，而是去想一想下面这样一种情形所具有的真实含义，也许会更有意义。这种情形就是：如此之多的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年轻社会主义者都放弃了对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信奉而且还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人们在废除私有财产权以后仍有望保有竞争这样一种可能的境况上面。让我们暂且假定，通过保有竞争这种方式，人们有可能实现类似于那种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竞争制度所达到的成就。当人们建议用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模仿了竞争的制度来取代那种在过去被认为比任何竞争制度都更优越的中央计划制度的时候，他们是否充分意识到了他们已然放弃了通常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的诸多希望呢？再者，我们还可以对这些建议采取竞争制度的社会主义方案做这样的追问，即这种制度究竟还剩下哪些优越之处可以用来弥补效率方面的损失呢？实际上，只要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早先提出的反对意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的损失实是由下述事实导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竞争必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这个方面的问题也只得留待中央权力机构经由专断决策的方式去解决。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在中央计划制度这个理念方面不得不放弃的那些幻想，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如我们所知，那些原本寄希望于计划制度会比“混乱不堪的”竞争制度具有更高生产力的人，现在却只得放弃这种幻想，转而去指望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有可能接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他们原本希望收入分配可以完全不依据人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而只需以正义的考虑为依凭（更为可取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分配理解成平均分配），但是他们现在却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有可能用一部分源于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收入去补充源于劳动的收入。再者，事实已然证明，有关取消“工资制度”（wage system）的期望，亦即有关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按照完全不同于追逐利润的资本者所遵循的原则行事的那种期望，也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在这里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讨论，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指出，那种寄希望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避免危机和失业的想法也肯定是错误的。的确，中央计划制度虽说不可能不犯那类会导向资本主义危机的较为严重的错误，但是它却至少拥有这样一项长处，即它有可能迫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以平等的方式去分担它的损失。中央计划制度在这个方面确实有优越之处，因为当它为了纠正错误而发现有必要采取降低工资措施的时候，它有可能通过颁布法令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竞争性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比竞争性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地避免危机和失业。也许，一项明智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危机和失业的严重程度——虽说这在竞争性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当然，即使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优点，因为它有可能通过让劳动阶级分享土地和资本的回报这种方式来改善他们的相对地位。实际上，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改善劳动阶级相对于资本者的地位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劳动阶级的绝对收入会得到增加，甚或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会保持在与此前一样高的水平上。这个方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形，将完全取决于一般生产率降低的程度。我们在这里必须重申的是，大凡能够在一篇短文中提出的这类一般性论断，根本就无法使人们得出决定性的结论。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分析仔细且深入地适用于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些现象在量上的重要性做出大致恰当的评价。这个问题自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有可能就某种新建议的制度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何种切实的影响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这里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考虑，即无论是当下的国民收入在绝对数量方面所出现的任何程度的减少还是它在未来增长率方面所出现的任何程度的下降，对于实现更大的收入平等这个道德理想来说，是否就不是一种过高的代价呢？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科学论证必须给个人信念让路。

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人们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后果之前，亦即在人们大致认识到他们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前，他们是无法做出这种决策的。这个领域中之所以仍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含混之处以及人们之所以仍然不愿意承认这个方面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所倡导的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这一点（而不论它是一种计划性制度还是一种竞争性制度）几乎毫无概念可言。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有效的策略就是把这个问题故意遮蔽起来；因此，他们一方面宣称中央计划制度有着各种好处，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被问及他们将如何解决某个特定的棘手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又诉诸竞争。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明计划与竞争究竟如何才能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被组合在一起；而我们知道，只要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么人们就肯定有理由坚持这样的主张：第一，我们必须把计划与竞争这两项可供人们选择的制度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二，任何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都必须从中抉择出自己所赞成的一种制度，然后再对自己准备如何解决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种种棘手难题做出说明。

十一

我们并不想妄称说，我们在本文中经由考察那些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方案而达致的一些结论必定就是最终的定论。然而，前些年的讨论中却似乎呈现出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亦即从今天的情势来看，我们还没有能力在知识上做到下述两点：第一，通过“计划”这种制度来改进我们经济制度的运作状况；第二，通过某种不会使生产力受到巨大损害的其他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这个问题。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经验”，而是使我们能够把握迄今为止我们只学会对其加以描述但还没有学会对其做出解答的那个问题的知识。当然，任何人都不想放弃发现这个问题之解决方法的任何一种可能性。但是，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来看，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的问题，却肯定是大有疑问的。就此而言，我们至少必须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思想活动由于受到一种经由考察而大体可以被证明是无从实现的理念的吸引或支配而一直循着错误的路线在发展。如果这种可能性被确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虽说我们无法通过这一点来证明我们固守这种趋势启动之前的状态乃是一种可欲之举，但是我们却能够证明我们当时的思想运动如果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可能会更可取。比如说，我们确实有某种理由认为，努力使竞争环境更趋完善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比人们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试图通过实施计划来阻碍竞争的各种做法更为合理；而一如我们所知，这些试图通过实施计划来阻碍竞争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使得几乎任何一种其他状况都变得比眼下这种状况更可取了。

毋庸置疑，人们对计划的信念确实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的结论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些信念所具有的优点，那么这肯定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在一个执意实施计划的世界里，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这样一种情形，即研究的结论表明，顽固坚持计划制度的做法必定会导致经济衰退。即使论者们已经开始从知识上反对这种计划制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在数年之内仍将朝着计划制度的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克服计划制度所具有的棘手难题的方面存在着一种可能的且实际可行的方法，那么我们的这种努力肯定会最有助于消除当今的经济学家在展望未来世界的时候必定具有的那种极其忧郁的心情。即使那些并不赞同任何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人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希望：既然世界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运动，那么人们就应当可以证明朝着这个方向运动是可行的，而且灾难也应当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从今天的情势来看，想发现这样一种解决方法不只是极不可能的，甚至还是完全不可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在努力探寻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的过程中，贡献最小的恰恰是那些倡导中央计划制度的人。如果人们真的能够发现某种解决方法的话，那么这也将主要得益于那些至少阐明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性质的批判家所做的努力——即使他们对发现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注释】

(1) 颇为遗憾的是，这也可以适用于大多数有组织的集体努力——亦即公开宣称要对计划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那些努力。任何对诸如Annales de l'économie collective或有助于“世界社会经济委员会”（World Social Economic Congress，Amsterdam，1931）并由国际关系学院（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以World Social Economic Planning为名（2 vols.，The Hague，1931-1932）出版的文献进行研究的人，都将在探寻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些主要问题的过程中无功而返。

(2) B．Brutzkus，Economic Planning in Russia（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35）。

(3) F. M. Taylor，“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IX（1929）；W．C．Roper，The Problem of Pricing in a Socialist State（Cambridge，Mass.，1929）；H. D．Dickinson，“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Economic Journal，June，1933。

(4)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载于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35）一书的附录。

(5) 有关试验和使用真正的新发明这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参见本书原文pp.164以次。

(6) 参见论文：“Economic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a Socialist Economy”，载于Economic Journal（December，1933）。最近（亦即在他的著作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London，1937，p．310），Dob博士就其他论者对他早些时候的陈述所做的这种解释表示了反对，但是在我重读他的陈述以后，我依旧很难按照任何其他意思来解释他的这段文字。

(7) 对晚近出版的研究这个问题的两部著作的讨论，请参见本书下一章。

(8) F．Y．Edgeworth，Collected Papers，I，p.138。

(9)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A．C．Pigou，Economics of Welfare（4th ed.，1932），p.188，以及拙文“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Economica，May，1933，p．132。

(10) The Depreciation of Capital，Analytically Considered（London，1934），pp．74以次。

(11) 有关竞争条件下个体企业规模如何确定这个问题的更为详尽的讨论以及有关它影响不同生产方法之适当性及产品之成本的方式的更为详尽的讨论，请参见E．A. G. Robinson，The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Industry（Cambridge Economic Handbooks，Vol.VII），London，1931。

(12) 关于这些问题的极富启发性的讨论，请参见R．G．Hawtrey，The Economic Problem（London，1926）以及J．Gerhardt，Unternehmertum und Wirtschaftsführung（Tübingen，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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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于《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F．A.哈耶克编辑，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35。此文发表于1935年。

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

一(*)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前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两个章节乃是紧密相关的。第七章讨论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社会主义将完全摈弃那种根据价值进行计算的方法，取而代之的则是某种以能量单位或其他物质量值单位为基础的实物计算方法（calculation in natura）。尽管这种观点至今尚未销声匿迹，而且仍为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信奉，但是它却遭到了经济学家们的明确否弃。与此紧密相关的第八章所讨论的则是这样一项建议，即应当由计划当局通过采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所实施的计算程序去发现价值，而不应当把价值交由竞争去决定。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帕累托（Pareto）就这项建议所做的讨论很可能依旧是最终的定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些论者有时候居然认为帕累托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他在阐明一种联立方程系统如何能够被用来解释那些决定着市场价格的因素以后又补充道：

“这里也许要指出的是，这种决定方式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对价格进行数量计算。现在，让我们提出一项最有利于这种计算的假设：第一，我们成功地克服了我们在搜集有关这个问题之数据的方面所存在的一切困难；第二，我们知道所有不同的商品对每个个人的效用值以及生产所有商品的全部条件，等等。显而易见，这实是一种极为荒谬的假设。然而，即使做出这样的假设，也不足以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正如我们所见，在一个有100人和700种商品的情形中，将存在70699种不同的状况（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忽略的大量情势还会使这个数目进一步增大）；因此，我们也就必须去求解一个含有70699个方程式构成的系统。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代数分析的能力；只要我们考虑一下从四千万人口和数千种商品中获得的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方程式数目，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试图求解它们的想法就更是代数分析所无力企及的了。在这种情形中，数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角色就会互易：不是数学去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去帮助数学。换言之，如果说人们真的有可能知道所有这些方程式的话，那么人力有可能获致求解这些方程式的唯一手段便是遵循市场给人们提供的那种实际解决之道。”(1)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乃是这场讨论的第三个阶段；就此而言，兰格教授和迪金森博士对各项有关竞争性社会主义（a competitive socialism）之建议方案的详尽阐释，可以说已经对这个阶段讨论的争点做出了极为明确的界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们在阐释过去展开的讨论所具有的意义的时候常常是以一种近乎于颠倒是非的方式为手段的，又由于在本文拟进行讨论的两部著作中至少有一本著作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倾向，所以我们似有必要对过去展开的讨论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做一番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个要点是关于最初批判之性质问题的。当时，这种批判所指向的乃是大约1920年以前一直盛行的那些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较为原始的观念。当恩格斯（Engels）在《反杜林论》（Anti-Duhring）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生产计划“可以不通过引入著名的‘价值’概念就极容易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极为妥帖地表述了当时盛行的那种观点（现在仍有些论者在倡导那种观点，比如说奥托·诺伊拉什［Otto Neurath］）。正是为了反对这一正当时为人们普遍信奉的观点，皮尔森（N．G．Pierson）、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其他一些论者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想按照合理的方式运行，那么它的计算就必须接受那些也可以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法则（formal laws）的指导。我们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观点乃是由那些批判各种社会主义计划方案的论者提出来的，因为兰格教授，尤其是他的著作的编辑，(2)现在都倾向于认为，只要人们能够证明经济学理论的形式原则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那么他们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些批评家的责难。然而事实却是，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从来就没有人否定过这些形式原则应当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米塞斯和其他论者所提出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形式原则是否应当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是这些形式原则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否能够得到适用的问题。因此，当兰格和其他论者征引帕累托和巴龙（Barone）的观点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所取决于的因素与竞争性社会中的那些因素基本相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完全歪曲了帕累托和巴龙观点的原意而且也离题太远了。当然，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论者指出过这个问题了，而在这些论者当中，冯·维塞尔（von Wieser）可以说特别重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者中却没有一个人曾设法证明人们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发现这些价值（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在试图按照合理方式运行的时候必须加以运用的那些价值），而且一如我们所见，帕累托本人也明确认为，这些价值是不可能通过计算加以确定的。

从这一点来看，论者们对早期社会主义方案的批判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3)，这些社会主义方案的捍卫者大都不得不认可那些批判者的观点，而且还只得去重新建构一些此前任何人都不曾设想过的全新方案。尽管这些全新的方案反对早期的观点，即人们在不依据价值计算的情况下仍有可能按照合理方式制订计划，但是我们却有理由认为这些方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如我们所知，这些旨在通过某种其他手段而不是经由那种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来决定价值的新建议也产生了它自身的问题，尽管其性质截然不同。兰格指出，由于这些全新方案的倡导者用一种新的方法去建构新方案以应对人们在最初提出的那些批判，所以他们“放弃了基本的观点”并且“退守到了第二道防线上”；(4)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像兰格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公平的。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想通过给这个问题制造混乱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退却吗？

在兰格对这场争论现状所做的描述当中，还存在着另一个极误导人的地方。阅读过兰格著作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种认为价值应当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数理经济学的技术（亦即通过求解成千上万个方程的方式）加以确定的观点，乃是那些旨在嘲弄现代社会主义论者之努力的批判者恶意炮制出来的。然而事实却是，社会主义论者们（包括迪金森博士在内）不止一次非常严肃地建议人们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个棘手难题；当然，兰格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然而需要承认的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迪金森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论者都已经明确地放弃了他们在早些时候提出的这项建议。(5)

二

此后，论者们又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议，亦即用重新引入竞争的方法来解决确定价值的问题；而这项建议的提出则表明，这场争论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五年前，亦即当我试图对这些努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评价的时候，(6)我只能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间进行的口头讨论中去搜集材料，因为当时还没有论者对竞争性社会主义（competitive socialism）的理论基础做过系统的阐释。不过，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两部著作现在却填补了这个空白。第一部著作收集了兰格最初发表于1936年和1937年的一篇论文、已故的泰勒教授于1928年撰写的一篇早期论文以及这部著作的编辑利平科特（B．E．Lippincott）所撰写的一篇导论。需要指出的是，利平科特所撰写的这篇导论，除了以一种比较拙劣的文笔无甚必要地重述了兰格的论点以外，还通过大肆吹嘘兰格的论点和过分夸张他的论点的方式，(7)致使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对兰格那篇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的论文产生了偏见。虽说兰格所发表的这篇论文文字生动活泼，而且也仅限于概述这个论题，但是它却是在用一种严肃的方式努力解决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某些主要难题。

与上述第一部著作相比较，H．D．迪金森在更晚近的时候出版的那部著作可以说对这个领域做了更为全面的考察，但是它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在实质上却与兰格等人所建议的那种解决方法没有什么不同。(8)迪金森这部著作确实是一部名著：结构完整、文体明晰、论述简洁，从而也应当在一出版以后即刻就成为该题域中的权威著作。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阅读这部著作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为它可以使经济学家感到经济学理论的晚近发展并非徒劳无益，甚至还有助于把政治分歧转变成一些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问题。迪金森博士本人也很可能会同意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他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他所阐释的大多数经济学观点都是从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此外，从迪金森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可欲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所得出的那些基本结论来看，他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同行间的差异实际上要远甚于他与“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迪金森博士这部著作的上述特点，以及他在考虑和采纳他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时所持有的那种开放态度，使得人们对他的观点进行讨论这件事情成了一件能够令人真正感到愉快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者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乐意承认这部著作乃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做出的最新的全面论述的话，那么我相信，这部著作便可以为人们展开进一步的极富成效的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正如上文业已指出的那样，兰格与迪金森这两位论者对解决方法所做的主要描述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决定相对价格，但是他们又都不同意把价格直接交给市场去决定，而是建议采取一种由中央权力机构进行定价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定价制度安排中，某种特定商品的市场状态，亦即该种商品的供求关系，只具有向该权力机构提示所规定的价格是应当提高还是应当降低的作用。此外，这两位论者也都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全盘接受价格机制和拒绝完全恢复价格机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正好也认为全盘接受价格机制这种做法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乃是行不通的（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据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不论，并且把下述两种情形视作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发挥它在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中所具有的那种作用；第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不同的当事人在市场上交换商品的那种比率也必须由中央权力机构通过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把他们所建议的那种组织方式中的细节问题留待后文去讨论。在这里，我们将首先从下述三个方面来考虑这种解决方法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就此而言，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第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与那些主张用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制度（a planned socialist system）去取代混乱的竞争状况的愿望相符合呢？第二，他们所建议的那种方法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主要难题呢？第三，他们所建议的那种方法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适用呢？

我们可以用相当简要的方式来处理上述第一个较为一般的问题，尽管人们若想确切地认识这些新建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要点：如果一个原本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现在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竞争这种机制来指导各行各业的行动，那么社会主义者最初所提出的有关计划比竞争更优越的主张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否弃掉。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直至不久以前，人们还常常把计划与竞争视作是彼此对立的，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几乎所有的计划者（除了他们当中的少数经济学家以外）在今天还依旧认为这二者是彼此对立的。我以为，兰格和迪金森所提出的方案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所有的科学计划者都感到失望，因为套用布莱克特（B. M．S. Blackett）晚近的话来说，那些科学计划者相信“计划的目的主要在于克服竞争所导致的后果”。(9)如果人们真的有可能像迪金森所相信的那样减少竞争性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专断因素，那么迪金森等人的方案就会使那些科学计划者更感到失望了；一如我们所知，迪金森希望他所主张的那种“自由意志论的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个人主义制度（an effective individualism）”(10)。但是颇为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迪金森的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

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第二个一般性问题是：兰格与迪金森这样的论者所建议的那种由中央权力机构定价——同时由各个企业或消费者根据给定的价格来调整供需关系——的方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解决那个被人们公认为用数学计算方法无法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言，我认为，他们提出这项主张的理据实在无法令人理解。兰格和迪金森都宣称说，即使人们对初始价格体系的选择是完全随意的，人们还是有可能经由一种试错的过程而逐渐趋近那种适当的价格体系。(11)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认为，尽管这种方程式系统太过复杂以至于不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经由计算而得到求解，尽管其数值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种复杂且多变的方程式系统却还是可以通过专断地植入试验性数值并且经过反复试验直到发现恰当的解决方法而得到有效的求解。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比方来说，这样一种管制价格的体系与一种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系之间的区别，大体上就像两支不同的部队之间的差别一样：在一支进攻部队当中，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只有在接到司令部发布的特殊命令以后才能行动，而且也只能在司令部所规定的距离范围内行动；而在另一支进攻的部队当中，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都可以利用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去见机行事。当然，把一个集体经济的指挥机构想象成一个不仅是“无所不在且无所不知的”机构（正如迪金森所认为的那样(12)），而且还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因而能够适时地根据所需要的幅度来调整每一种价格的机构，从逻辑上讲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在人们进一步考虑了实现这种价格调整的实际机制以后，他们却会开始怀疑是否还有人真的会认为，在现实可能的范围内，这样一种体系有可能（即使只有微小的可能性）达致竞争体系所具有的效率；而我们知道，在竞争体系当中，所需要的调整变化乃是经由那些有着直接相关关系的个人所采取的自生自发的行动而实现的。

当我们稍后研究兰格和迪金森等论者所建议的那种制度性安排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机制如何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然而，就这个一般性问题而言，我们却不得不怀疑，这项特定的建议很可能是因为建议者过分关注有关静态均衡的纯理论问题而提出来的。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所必须处理的只是那些近似恒定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问题的症结仅仅在于发现一种能够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大体不会发生变化的价格体系，那么我们正在讨论的这项建议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数据是给定的和恒定不变的，那么人们也就确实能够通过试错的方法来趋近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情形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持续不断的变化才是不争的铁律。人们是否能够达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那种趋近可欲均衡的状态，将完全取决于人们能够做出调整的速度有多快。在现实世界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种特定的方法是否能够最终达致一种假设的均衡状态，而在于究竟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够确使人们以一种更迅速且更彻底的方式对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中日益变化的情势做出调整。当然，由市场中的当事人即时议定价格的方法与那种由上层硬性规定价格的方法之间究竟在这个方面存有多大的差异，乃是一个实际判断的问题。然而我却坚信，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上述第二种方法在这个方面确实要比前述第一种方法差很多。

在第三个一般性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还是因为太过沉湎于纯经济理论的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入了歧途。就此而言，正是完善竞争或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这个概念，使得这两位论者显然忽视了一个他们的方法根本就无法适用的但却极为重要的领域。在存在着一个相当标准化的商品市场的条件下，我们至少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价格都应当由中央权力机构提前作出规定并使这些价格沿用一段时间。但是，对于那些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标准化的商品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按照个别订单或根据招标才进行生产的商品来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大部分“重工业”——它们当然是应当首先被社会主义化的行业——的产品就属于这个范畴。许多机械设备（大多数建筑物和船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的部件，几乎都不是从市场角度出发而生产的，而是根据特定契约进行生产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中就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并不是纯理论意义上的那种“完全竞争”。实际情况是：在那些行业中，相同的产品很少会在短期内重复生产两次；那些在任何情形中都竞相成为替代供货人的生产者群体，几乎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是不同的，就像竞相得到某个特定工厂的服务的潜在顾客群体每周都会发生变化一般。在所有上述情形中，为产品定价以达到“供需平衡”有什么基础呢？如果价格在这里应当由中央权力机构来规定，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每一个个别场合中都由中央权力机构进行规定，而且还必须以该权力机构对所有潜在的供应者和购买者的计算结果所做的审核为基础。毋需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可能的购买者选定他所需要的某种特定的机器或某幢特定的建筑物以前确定价格还是在这以后确定价格，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形。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生产者在把估价报给可能的顾客以前，生产者的估价必须先得到该权力机构的批准。因此，在所有上述情形中，除非权力机构在实践中亲自承担企业家的所有职能（也就是说，除非兰格和迪金森等论者所建议的那种制度被否弃并且用一种完全的中央管理制度来取代它），否则定价的过程就会变得麻烦之极并成为拖而不决的原因，反之就会完全流于形式；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

四

不论人们选择何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所有上述因素在我们看来都是值得人们加以关注的相关性因素。然而，在我们进一步展开我们的讨论以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先对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所建议的实施行业管制的具体机构做一番更为详尽的考察。他们两人对这种组织所做的描述颇为相似，尽管兰格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要多于迪金森，因为迪金森在讨论大多数经济组织问题的时候主要是让我们去参考韦伯夫妇（the Webbs）和科尔（G．D．H．Cole）的著作。(13)

这两位论者都详尽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中：一方面，职业选择乃是自由的而且也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即通过工资制度）进行调整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地花费他们的收入。很显然，这两位论者都试图把消费品的价格交由日常的市场过程去决定（尽管迪金森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不是很肯定）(14)，并且把工资的问题也交由有关当事人通过谈判去决定。(15)此外，他们也都赞成，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不应当把所有的行业部门都社会主义化；相反，在社会主义化的部门以外，还应当保留一个由那些在本质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小企业构成的私营部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种与社会主义部门共存的私营部门的存在并不会产生任何特殊的棘手难题；对于他们的这个观点，我很难苟同。但是，由于篇幅的缘故，我无法在本文中对这个问题展开适当且充分的讨论；更为具体地说，从本文的论旨出发，我将略去对私营部门的讨论，并且假设所有的行业部门都被社会主义化了。

中央经济权力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确定除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以外的所有价格。在兰格的描述中，这个经济权力机构就是“中央计划局”（Central Planning Board）；而在迪金森的描述中，它则被称为“最高经济委员会”（Supreme Economic Council）。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中，将根据迪金森的说法，把这个机构简称为“经委会”（即“S．E．C”）。就特定价格如何公布和变更这个技术问题而言，我们可以从兰格的论述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根本就谈不上充分；而迪金森则更为详尽地研究了“经委会”在规定价格时应当作为指导的那些因素。的确，这两个问题都有各自的特殊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分别讨论。

根据兰格的说法，“经委会”会不时地发布泰勒教授所说的那种“要素价目表”（factor valuation tables），也就是有关所有生产资料（劳动力除外）的价目表。(16)在这些价格的有效期限内，这些价格必须成为不同企业之间一切交易的唯一基础，并且构成所有行业和工厂进行计算的唯一基础；此外，管理者们也必须把这些价格视作是恒定不变的。(17)但是，无论是兰格还是迪金森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价格的有效期为多长时间。这一点实是这两位论者在论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含混之处之一；而这个含混之处的存在则使得人们几乎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想把他们所建议的那种制度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价格的有效期限究竟是事前确定的，还是应当在任何可欲的时候随时加以变更？泰勒教授似乎倾向于前一种选择方案，因为他指出，特定价格的适当性将在“生产期”结束的时候表现出来；(18)兰格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印象（至少在一个场合是如此），因为他指出，“任何不同于均衡价格的价格都将在结算期结束的时候表现出有关商品是剩余还是短缺”；(19)但是，他又在另一个场合指出，“那些价格要经常不断地进行调整”；(20)关于这个问题，迪金森只是指出，“在一系列价格能够通过一个连续估算过程而最终得以依据稀缺和替代原则加以确立以后，除了人们做出了重大的技术革新或者消费者在品味和趣味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外，微小的调整便足以使这种价格体系处于均衡状态之中。”(21)兰格和迪金森所做的这些论述，难道不是最恰当地说明了他们因受到现代经济学迷恋静态均衡状态的影响而无法理解价格机制所具有的真正作用吗？

尽管迪金森在实施价格变更这个机制的问题上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但是他却要比兰格更为详尽地研究了“经委会”在进行决策时所必须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因素。与兰格不同，迪金森对“经委会”只观察市场并在出现过度需求或供给的时候调整价格进而通过试验去发现一种新的均衡水平这一点并不感到满意。他更希望“经委会”能够把那些通过统计方法确立起来的供需一览表当作确定均衡价格的一种指南。显见不争的是，他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只是他早期信念中的一个残余观点而已，因为他曾经在早期的论著中指出，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运用联立方程式的方法而得到解决。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所见，他依然相信这个问题能够“通过求解两三千个联立方程式”而得到解决，(22)而毋宁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些必须输入方程运算机器的数据本身乃是持续不断变化的”），但是他却依旧相信：第一，通过统计方法来确定需求表的做法，即使无法替代那种试错的方法，至少也能够有助于那种试错的方法；第二，努力确立瓦尔拉斯均衡系统（the Walrasian system of equilibrium）中的常数数值（原文如此）乃是非常值得的。

五

无论“经委会”用什么方法确定价格，而且也不论它在什么时候颁布价格以及它颁布的价格的有效期有多长，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与价格由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当事人自行决定的情势相比较，“经委会”确定价格和调整价格的速度要慢得多；第二，在“经委会”定价的情形中，商品价格因质量不同和时间及地点等情势的不同而产生的差价也会小很多。在真正竞争的条件下，价格会在直接相关的当事人知道情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即刻就发生变化，而“经委会”只有在当事人提出报告、报告经过核实、由此引发的矛盾被消除了以后才能采取行动；此外，新的价格也只有在所有相关当事人都被告知了以后才得以生效——这既是指事先确定的新价格生效的日期，亦是指那种涵括了一种精心设计之制度的核算公告，而通过这种制度，每个生产管理者都能够持续不断地被告知他在进行计算时必须赖以为凭的那些新价格。由于每个管理者事实上被告知的商品价格要比他实际使用的商品的价格多得多（至少会包括所有可能的替代品的价格），所以也就有必要定期出版一些把所有价格都涵括在内的完整的价格清单。显而易见，尽管经济效率要求人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去调整价格，但是迪金森建议采取的那种由“经委会”确定价格的做法在实践中的实施却只会使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内才可能得到调整。

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指出，这种确定价格的方法只能为各类商品规定统一的价格，因此，那些以时间、地点和质量等特殊情势为基础的差别也就无法在这类价格中得到体现。如果不做这样的简化处理，那么我们知道，“经委会”必须进行分别定价的商品数量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然而，这意味着，生产管理者就不会有动力或主动性（甚至没有真正的可能性）去充分运用各种特殊的机会、特殊的交易条件和他们特殊的地方情势为他们提供的各种小优势，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他们计算中的内容。当然，这还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只需要给出一个事例便能够说明这些后果），用额外的费用去迅速救济某种突发的短缺情形也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官方机构采取行动之前，某种地方性的或暂时性的短缺现象不可能对价格产生影响。

由于“经委会”所确定的价格的有效性必须持续一段明确的时间，又由于这些价格必须从一般的角度出发按照货物种类加以确定，所以这种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价格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将根本区别于自由制度中的价格。但是，这一点对于这种制度的运行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兰格郑重其事地指出，价格只是作为“人们据以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指数起作用的”，(23)此外，在这样一种确定价格的制度中，这种“具有参数性质的价格函数”将得到充分的维续，而正是通过这种函数，价格将给每个管理者的行动提供指导，尽管这些价格并不是由这些管理者直接决定的。(24)正如兰格本人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某个商品供需间所存在的所有不相一致的现象都可以通过价格的适当调整而得到解决的时候，核算价格的确定性才能够成立”；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限额配给制度必须予以否弃”，而且“那项按照最低平均成本进行生产的定律也会变得毫无意义，除非价格表现出了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25)换言之，只有当任何人都能够始终按照时价买到或卖出他所希望的商品量的时候，或者只有当任何人都可以在其商业伙伴自愿的情况下自由地按照最便宜的价格买进或按照最昂贵的价格卖出他的商品的时候，价格才能够成为合理核算的基础。一如我们所知，如果当某种要素的价值对于某人来说高于其价格的时候他却不能更多地购买该种要素，又如果当某种要素的价值对于某人来说低于某个其他人愿意支付的价格的时候他则不能卖出该种要素，那么显而易见，价格也就不再是表示可供选择的机会指数了。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做一番认真的考察，我们就可以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要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了。但是，在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一下这些管理者是由什么人构成的以及他们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职能。

六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在另一个问题上也是含糊其辞：独立管理的企业单位具有什么性质以及决定这种单位的规模及其管理方式之选择的那些因素又具有什么性质？兰格似乎对以国家托拉斯方式组织各种行业的问题进行了考虑，尽管他只是在论及“国家煤业托拉斯”这个例子的时候提到这个重要问题的。(26)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什么是“一个”行业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与本文论题紧密相关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却明确认为，各个“生产管理者”（managers of production）都可以对与他们各自相关的特定商品施以垄断性控制。在一般的情形中，兰格乃是在极其含混的意义上使用“生产管理者”这个术语的：(27)它究竟是指整个“行业”的经理们还是意指一个单位的经理，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些关键之处(28)，他在对工厂的管理者与整个行业的管理者进行界分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对他们的职能做任何明确的限定。此外，当迪金森论及经济活动“由企业分权管理并由大量独立的集体经济机构来承担”——这些机构将“拥有它们自己的名义资本及自己的损益账户，而且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像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独立企业那样经营或管理”(29)——的时候，他的观点就更加含混不清了。

不论这些生产管理者是谁，他们的主要职能似乎就是根据“经委会”所确定的价格（以及根据市场所决定的消费品价格和工资）去决定如何生产商品和生产多少商品这样的问题。他们将在“经委会”的指导下按照尽可能最低的平均成本进行生产(30)并且不断扩大个别工厂的生产，直至边际成本达到价格水平为止(31)。兰格认为，各个行业的管理者（与个别工厂的经理相区别）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必须把整个行业中的设备数量调整到这样一个程度，亦即使得“该行业”在生产每一种“能够按照那些与边际成本相等的价格出售或进行核算”的产品的时候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成为一种尽可能最低的成本。(32)

这个方面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但是颇为遗憾的是，我们却无法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所引发的那些难题太过棘手而且也太过复杂了，因此需要写一篇专门的论文才能够对它们做出恰当且充分的讨论。这个特殊的问题所牵涉的乃是降低边际成本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按照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的观点，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事方式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运作方式乃是极其不同的，因为社会主义企业会不断地扩大生产，直到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为止，而不是直到价格与平均成本相等为止。尽管他们采用的论据颇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却很难说这两部著作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恰当且充分的论述，因而也就更难说这两部著作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了。然而，在本文可资运用的有限篇幅内，我们也只能够对迪金森博士的这一论断——即“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降低成本要比增加成本更为普遍”的论断——提出严肃的质疑；从迪金森博士这个论断的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成本显然是指边际成本。(33)

在这里，我们将只对该项建议中这一部分所引发的一个问题进行考虑：“经委会”如何才能够确使人们切实贯彻“价格应当达到企业据以生产出一定产量之商品的最低边际成本的水平”这项原则呢？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管理者的忠诚问题或能力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我们可以假定社会主义管理者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不仅有能力而且也渴望以廉价的方式进行生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实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中并不存在一种在真正的竞争经济制度中能够把成本降到尽可能最低限度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亦即价格竞争的力量。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一如人们在目前讨论诸多经济理论问题时的情形一样，人们常常会把成本曲线当作客观给定的事实来对待。就此而言。他们实际上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种在特定条件下最为廉价的方法乃是一种必须有待企业家去发现的东西，有时候还必须有待企业家几乎日复一日地去不断发现的东西；与此同时，即使存在着某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从通常的情形来看，发现最佳方法的人也绝不是老牌企业家（即负责管理既有工厂的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确使价格降至最低成本水平（亦即个体企业能够据以生产出那些可以按此成本出售的产品的最低成本）的那种力量，对于任何了解一种较为廉价之生产方法的人来说，乃是一种以自担风险的方式参与竞争并且以低于其他生产者的价格去吸引顾客的机会。但是，如果价格由中央权力机构来确定，那么前述那种方法也就被排除在外了。在中央权力机构定价的情形中，某人是否能够根据变化的情势对生产技术做出某种改进或调整，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说服“经委会”相信他能够以更廉价的方式生产某种商品，因而也能够相应地降低该商品的价格。据此我们可以说，由于有新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可能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在商界中的地位，所以一如前述，只要他无法使“经委会”相信他生产该商品的方式更廉价，那么他的这个新想法也就不可能经由实验而得到证明。换言之，一个相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局外人所做的每一项计算都必须经由中央权力机构的审查和批准；因此，中央权力机构在这个方面将不得不承担起企业家的所有职能。

七

在本节中，我们拟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者”（无论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一个行业的管理者）与“经委会”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若干问题做一番简要的考察。一如我们所见，这些生产管理者的任务乃在于按照一种可以使他们生产的边际成本尽可能地与价格一样低甚至与价格相等的方式去安排生产。这些管理者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成功的事实又应当如何加以证实呢？他们必须把价格视作是给定的；而这会把他们变成一种人们在晚近称之为的纯粹的“数量调节者”（quantity adjuster）；这就是说，他们的决策范围仅限于生产要素的数量以及他们使用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按照业已规定的价格，他们没有手段去激励他们的供应商为他们提供多于他们愿意提供的东西，或者由于按照业已规定的价格，他们没有手段去激励他们的购买者按照业已规定的价格从他们那里购买多于他们愿意购买的产品，所以他们也就常常会无力去贯彻当局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他们按照业已规定的价格不能获得更多的所需材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扩大生产以使其成本与价格相一致的唯一方式，便是使用低质量的替代品或使用其他不经济的方法；此外，当他们按照业已规定的价格无法出售他们的产品或者他们在价格未通过行政命令降低以前无力出售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就只能停产了。然而众所周知，在真正竞争的条件下，他们早就可以通过降价的方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通过行政命令定期变更价格的做法所产生的另一个重大的棘手问题，乃是对未来价格波动的预测问题。在我看来，兰格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方法有些太过大胆了，因为他指出，“为了进行核算，价格必须被视作是常数，就像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家看待那些价格似的”。这是否意味着即使管理者确实知道某项特定价格必须被提高或被降低，他们也必须在行事的时候装着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似的？显而易见，这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事先采取行动来应对他们所预期的价格波动，那么他们是否应当被允许利用行政当局在调整价格方面所出现的延误呢？那些因价格变更的时机不当或指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又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兰格和迪金森不仅没有解答上述问题，而且也没有对另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做出回答。这两位论者在论及“边际成本”的时候，就好像这些边际成本是独立于管理者所能够计划的那个时期似的。显而易见，实际成本在许多情形中都必须取决于适时购买，正如它们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一般。任何时期的成本都绝不能被说成是仅仅取决于那个时期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讲，它们既取决于这些价格是否得到了人们的正确预见，也取决于人们对未来价格的看法。即使从短期来看，成本也将取决于现行的政策对未来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掠夺性使用机器并且不顾机器的保养这种做法是否经济，亦即是根据需求的特定变化做出重大的调整还是尽可能地与既有组织搞好关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讲，都将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事实上，几乎每一项关于如何生产的决策，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虽说管理者肯定会对这些问题持有某些看法，但是只要未来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中央权力机构所做的决策，那么人们就绝不能认为这些管理者应当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变化这件事情负责。

的确，个别管理者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当局所采取的行动，但是仅此还不够，因为他还必须使该计划当局相信他已经尽其所能了。无论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一般来讲更可能是在事后），管理者的所有计算都必须经过该权力机构的审查和批准。这种审查和批准的做法并不是一种旨在检查该管理者的成本是否真的与他呈报的成本相符的敷衍塞责的查账；实际上，这种审查和批准的目的乃在于明确这样一件事情，即这些成本是否是可能的最低成本。这意味着，这种管制的做法不仅需要考虑管理者实际上所做的事情，而且还必须考虑管理者原本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和他应当做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中，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管理者应当始终有能力证明，从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看，他实际上做出的那项决策乃是一项正确的决策，二是他应当证明他自己最终是正确的；然而，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做法当中前一种做法更重要。如果说这种情形还不会导致最为恶劣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我就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形会导致这种现象了。

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管理者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个一般性问题的题域之中。迪金森明确指出，“责任实际上就是指财政责任（financial responsibility）”；如果管理者“对盈亏不负责任，那么他就会光靠运气去做各种极具风险的尝试，并指望这些尝试当中有一项尝试能够取得成功”。(34)然而，对于那些不享有私有财产权的管理者来说，这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迪金森希望通过建立一种奖金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一制度安排也确实足以阻止管理者去冒太大的风险。但是值得我们追问的是，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正是与之相反的问题吗？这就是说，如果在管理者的冒险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将由某个其他人在事后对他们从事这项冒险活动是否正确的问题进行评定，那么管理者也就肯定不敢去冒险了。正如迪金森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这个方面应当遵循这样一项原则：“虽说盈利未必是成功的标志，但是亏损却肯定是失败的标志。”(35)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就这种奖金制度对各种风险活动所具有的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呢？在这样的情势中，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管理者自己去决定是否从事任何在他们看来极有必要的风险投机活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便是回过头去重新诉诸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计划制度，以求避免和克服那些内生于整个制度之中的矛盾现象。

八

当我们转而考虑新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上文所述就更有道理了。所谓新投资的问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涉及经营单位规模（即资本）变化的问题，而不论它们是否涉及总资本供给的净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一是有关可用资本供给之分配的决策问题，二是有关资本累积率的决策问题；当然，把这种界分推至极端的做法肯定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关应当储蓄多少资本的决策肯定也是一项有关应当满足哪一种资本需求和不应当满足哪一种资本需求的决策。关于行业之间和工厂之间的资本分配问题，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都赞同应当尽可能地维续利率机制，但是必须以专断的方式对储蓄规模和投资规模进行决策。(36)

不管人们多么想依凭利率机制来分配资本，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这种资本市场绝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市场。兰格认为，利率也是“由资本需求相等于可用资本量这一条件所决定的”；(37)而迪金森博士则竭力想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在各个企业制定的可供选择的活动计划的基础上，“经委会”可以构造出一项资本总需求的方案，而这项方案则能够使它确定出资本需求得以与资本供给量相等的利率。就此而言，迪金森对这些最复杂的结构性安排的可行性所表现出来的惊人信任以及他在构想这些结构性安排时所展示出来的独具匠心，都可以从他的下述说法中得到证明：在某种情形中，“有必要先规定一个临时的利率，然后允许不同的集体经济机构在这个临时利率的基础上彼此重新签约，进而制定出它们最终的资本需求方案”。(38)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上述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个题域中的主要难题。的确，如果人们真的有可能依照它们所具有的表面价值去接受所有管理者（包括未来的管理者）就他们各自能够按照各种利率有益使用的资本量所提出的报告，那么某种类似于此的资本需求方案就有可能是行得通的。但是我却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要点都不会过分，即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计划当局视作是“一种把可用资金借贷给最高出价者的超级银行。中央权力机构实际上是把资金借贷给那些并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因此，中央权力机构就必须由自己来承担一切风险而且也无法像银行那样享有一定货币量的索赔权。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中央权力机构对一切物质性资源都享有所有权。因此，中央权力机构的决策也不会仅限于对货币形式的自由资本以及土地形式的自由资本进行再分配，因为它还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决策：这就是说它必须根据它对某个在过去管理一家特定工厂或使用一台特定机器的企业家所做的评价去决定是否应当把这家特定的工厂或这台特定的机器继续交由这个企业家去使用，或者决定是否应当把这家特定的工厂或这台特定的机器转交给另一个承诺要使它们产生更大回报的企业家去使用”。

上述文字出自笔者五年前所撰写的一篇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中真正竞争之可能性”的论文。(39)当时，论者们对这种制度只是做了相当简单的讨论，因此我们也就只能指望在这些新思想得到系统阐述以后找到某种答案。但是令人极感失望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这两部著作却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任何答案。综观这两部著作，它们始终都在宣称说，对投资活动施以控制的做法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极有益处的，但是它们却没有对这种控制究竟应当如何实施以及计划当局与那些彼此“竞争”的企业单位的管理者之间的职责究竟应当如何划分等问题给出任何说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迪金森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并不能够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某些选择的时候会受到计划当局所规定的方向的支配而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管理者毫无选择权可言”；(40)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文字，却根本无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我们在上文进行的讨论似乎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只有当计划当局能够核查和复审企业家所做的所有计算方案的时候，它才能够实施其控制投资和指导投资的职能。

就此而言，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似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又重新捡起了人们早期所信奉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要比竞争制度更优越的那些观点，而且还想用这样一种希望来宽慰自己，即“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集体经济机构”(41)至少能够掌握与个体企业家一样多的知识或信息，进而还能够做出即使不优于至少也相当于企业家现有水平的决策。正如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试图表明的那样，真正的竞争有一个主要的优点，亦即通过这种竞争，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可以得到运用；而我们知道，如果这种分散的知识要在中央管制的经济中得到运用，那么中央权力机构所制定的每一项计划都必须把所有这些分散的个人知识考虑进去。(42)那种认为所有这种知识都可以自动地为中央权力机构所掌握的假定，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得要领。当兰格说“社会主义经济的行政管理者所具有的有关生产函数的知识乃是与资本主义企业家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知识完全相同的或者前者与后者一样都缺少有关生产函数的知识”的时候(43)，他是否意在宣称计划当局有能力拥有我们在上文所说的所有那种信息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如果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行政管理者”包括了各种单位的所有管理者和中央组织机构的所有管理者，那么这段文字的意思当然是很容易为人们接受的。但是即使如此，它也无法解决我们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段文字所意在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意思，即计划当局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使用所有由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那么它只是在用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设进行辩论而已，而且也是以那种“构成性谬误”为基础的。(44)

在指导或控制新投资这个重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其他问题上，这两部著作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这个问题五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现在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也只能够重述我在此前撰写的一段文字，“有关应当给予个别企业家多少资本的决策，以及因此而涉及的有关单一控制的个别企业应当有多大规模的决策，实际上都关涉到了资源如何才能得到最佳组合的决策问题。然而，有关位于一个地方的工厂是否应当扩大而位于其他地方的另一家工厂是否不应当扩大的问题，都是由中央权力机构决定的。实际上，所有类似的情况都是由中央权力机构拍板的；而就中央权力机构制订计划的情况来看，很大程度上就好像是它而不是企业家在实际管理或经营企业似的。尽管企业家个人在某一明确规定的合同期限内很可能有权管理交给他管理的工厂，但是所有新的投资问题仍必须交由中央权力机构去决策。因此，对资源处置权所做的这种分割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中央权力机构都不能够真正地去制订计划，而且在出现错误的时候也不可能明确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所谓有可能在不要求决策者对其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便创造出完全竞争情形的假设，纯属幻想而已。这种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准竞争的制度，这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中：第一，真正负责的人并不是企业家而是那些批准企业家决策的政府官员；因此第二，所有棘手的难题实际上都是因创新自由及责任判定这两个问题的不明确而产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又往往是与官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5)

九

即使撇开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中央权力机构全面指导经济活动这个问题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论，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中央权力机构全面指导经济活动这个问题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续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个问题来说乃是至关紧要的。兰格和迪金森这两位论者所做的讨论表明，他们明确意识到了中央计划制度对个人自由的种种危害；而且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要构想这种竞争性社会主义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这类危险。迪金森博士甚至指出，“资本主义计划的存在只能以法西斯主义为基础”；再者，如果制订计划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控制者的手中，即使是社会主义的计划“也会变成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最大的专制”。(46)但是，迪金森和兰格这两位论者认为，他们所提出的那种竞争性社会主义制度却可以避免这种危险。

如果竞争性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向上真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消费者选择的结果（亦即价格体系所反映的那些结果），又如果计划当局必须决定生产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生产这些东西的情形只是例外情形而不是常规情形，那么这两位论者所提出的上述主张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有根据的。然而，上述情形究竟与实际情形有多大区别呢？一如我们所见，中央权力机构乃是经由它对投资的控制权而实施它在支配生产方向方面所具有的广泛权力的；实际上，这一点毋需经过繁复的讨论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权力机构还必须以专断的方式考虑其他几个因素；虽说迪金森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本就谈不上穷尽这些因素，但是他在讨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其间的几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对资源在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因为一如我们所知，这个问题的存在始终要求决策者对满足什么特定的需求和不满足什么需求这一点做出决策。第二个因素就是决策者必须以专断的方式“对资源在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47)从迪金森所设想的极为广泛的“公共消费部门”来看，这个因素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其他社会资源将不受价格机制的控制，而只受制于中央权力机构的决策。的确，迪金森只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和“地区规划与土地定价”之间的选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阐释其他论题的时候，他还是想诉诸有效计划的方式去解决这些论题当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并依此方式去纠正市场中的各种结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迪金森常常暗示说，人们有可能通过审慎干预的方式纠正价格机制所导致的各种结果，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就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做过明确的讨论，当然也不曾提出过任何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明确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兰格的论述就更是如此了。

迪金森对待工资变化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说最为明确地凸显出了这两位论者在这个方面的想法。迪金森指出，“如果某个行业的工资太低，那么计划机构就有义务调整价格和产量，从而使所有行业中技术相同、责任相同、难度相同的工作都能够得到相同的工资。”(48)显而易见，这里所依凭的并不是价格机制和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一如我们所见，迪金森本人还在稍后的文字中进一步指出，虽说“任何特定行业中所存在的失业现象给降低标准工资提供了一种看似强硬的理由”，(49)但是“降低工资的做法却是可以加以反对的，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低工资这种做法……会招致人们的不满，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则会使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配置问题始终处于不经济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因此，当“发明创造的出现和组织管理的改进使得人们只需要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就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时候，社会就应当努力去发现新的需求并使其得到满足”(50)。“教育和启蒙性质的公共机构（而不是赢利性质的私人企业的雇用者和中间商）所使用的那种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广告机器，在使人们继续认为他们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同时还可以把需求引入社会认为可欲的轨道之中。”(51)

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以及迪金森想让他所构想的“经委会”实施家长式管制［a paternalistie control］的许多其他类似的方面(52)）以外再对中央权力机构有必要“根据进出口的全面计划”协调国民生产这个事实(53)进行考虑——因为自由贸易乃是“与集体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54)那么有一点便可以说是相当明确的，即只有少得极其可怜的经济活动才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中央权力机构所做的专断决策的直接指导。其实，迪金森特别认真地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即“通过一个职责明确的计划机构，国家完全可以自己来考虑所有的经济活动”；此外，他甚至还补充指出，这种做法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幻觉”，即“产品的分配乃是由人力所无法企及的那些必然力量支配的，就像那些支配气候的力量一般”。(55)这只能意味着，与大多数其他计划者一样，迪金森本人也把他所构想的那种制度中的生产活动看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受刻意且专断之决策所指导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专断决策在他所构想的那种制度中应当发挥上文所述的极为广泛的作用，但是他（也包括兰格）却依旧信心十足地认为，他所构想的那种制度并不会堕落至独裁专制制度的深渊之中。

关于这个问题，迪金森只是提及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使一个社会主义计划者希望实现自由，他也无法在继续成为一名计划者的同时做到这一点”；然而，他所给出的那种答案却使人们怀疑他本人是否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上述那个论点赖以为基础的因素。他的答案只是指出，“一项计划始终是可以变更的”。(5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要害之所在。这里的困难在于：第一，为了在一个极其广泛的范围内制订计划，社会成员就各种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所达成的共识必须比一般情况下所存在的那些共识更具广泛性；因此第二，计划当局只得通过使用强力和宣传这类手段来促使人们达成这种共识并且强行实施一种共同的价值序列。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其他的论著中做了详尽的讨论，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57)我在那篇论文中所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注定会变成集权主义的命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已经得到了不少论者的支持，而其中一些论者所给予的支持，则是最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众所周知，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晚近出版了一部研究俄国问题的著作，他在该书中指出，“尽管这是事先未预见到的，但是斯大林主义确实是社会主义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政治和文化伴随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58)我认为，伊斯特曼这段文字至少表达了我的上述命题所旨在表达的意思。

尽管迪金森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他在其著作的结论性文字中所做的论述却与集权主义的观点非常接近。他指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那种对经济学与政治学所作的界分（而且始终是人为的界分）将毫无立足之地；而且社会中的经济机器和政治机器也将彻底地合二为一。”(59)当然，这恰恰是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极权教条。对经济学与政治学所做的界分之所以无从立足，实是因为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关尽可能协调个人观点和欲求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强行实施某种单一价值序列的问题，而所谓“某种单一价值序列”，也就是自圣西门（Saint-Simon）以降的社会主义者始终梦想实现的那种“社会目标”。在这个方面，极权社会主义者的那些方案，亦即从迪金森所列举的霍格本（Hogben）教授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方案(60)一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方案，都要比迪金森本人所相信的那种美好且理想式的“自由意志论的社会主义”图景更现实、也更具一致性。

十

当然，本文所讨论的这两部著作都有着相当高的学术质量，而对这种学术质量的最佳证明则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论者在对这两部著作做了如此详尽的评述以后仍能意识到，他所做的这番讨论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了它们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更为详尽的考察显然会超出一篇论文的篇幅所能及者；再者，由于许多疑难问题在这两部著作中都没有得到解答，而是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所以人们只有撰写一部比这两部著作篇幅都大的专著才能对这个论题做出适当且充分的讨论。当然，这两部著作（尤其是迪金森的著作）也比较详尽地探讨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其他问题，只是我们在本文中未能对它们展开讨论而已。在这些重要的问题当中，不仅包括了这两位论者都提到过的如何把私人部门与社会主义部门结合起来这个棘手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了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关系这类重要的问题以及货币政策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迪金森在他的论著中只用了一个篇幅极小的章节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从总体上来讲，这个章节也是这部论著中最令人感到不满的一个章节。

作为一项比较完整的讨论，本文还必须指出这两位论者的论述中所存在的这样两类文字：一是反映早期信念或观点之残余的文字（而这纯粹是政治信仰的问题），二是能够使读者明确感受到的一些与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观点不相一致的文字。比如说，迪金森反复论及阶级矛盾和剥削问题的文字或者他屡屡嘲笑竞争所导致的负面后果的文字，(61)以及兰格论著中颇令人感兴趣的有关“经济学家赞同社会主义的理据”（the economist's case for socialism）那个章节中的大部分文字，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兰格所采用的那些论据从有效性的角度来讲乃是颇有疑问的。

当然，上文最后提及的那些问题只是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两部著作在总体上都不是彻底的正统社会主义作品，以至于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怀疑，这两部著作有可能是因为保留了太少的传统社会主义论点而使得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非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者的接受。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直面某些实际困难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彻底重构社会主义学说的大胆且勇敢的尝试，这两位论者的努力仍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感谢。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否特别可行（即使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否可行）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仍是可以加以质疑的。实际上，对于那些（包括迪金森在内）希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个人主义制度”(62)的人来说，采取一条不同与此的道路很可能会更有前景。

【注释】

(1) V．Pareto，Manuel d'economie politique（2d ed.，1927），pp．233-234。

(2) 参见B．E. Lippincott in LT，p.7。

(3) 最著名的例外是Dr．M．Dobb。参见他的著作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1937），chap.viii，以及他对Lange的著作所做的评论，见Modern Quarterly，1939。

(4) LT，p.63。

(5) D. p.104，and K．Tisch，Wirtschaftsrechnung und Verteilung im zentralistisch organisierten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1932）。

(6) 载于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1935），有关“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的论文。

(7) 兰格博士的文章被认为是“在巴龙贡献基础上取得进展的开创性论文”，并通过“无从驳倒”的论据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不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LT，pp．13，24，37）。

(8) 使人难以理解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迪金森博士在其著作中（文献目录中除外）只字未提兰格教授的著作。

(9) 参见Sir Daniel Hall and others．The Frustration of Science（London，1935），p．142。

(10) D，p.26。

(11) LT，pp．70 and 86；D，pp.103 and 113。

(12) D，p.191。

(13) D，p．30。

(14) LT，p.78；D，p.60。

(15) LT，p.78；D，p.126。

(16) LT，pp.46 and 52。

(17) LT，p.81。

(18) LT，p.53。

(19) LT，p.82。

(20) LT，p．86。

(21) D，pp.100，102，and 103。

(22) D，p.104。

(23) LT，p．78。

(24) LT，pp.70 and 86。

(25) LT，pp.93-94。

(26) LT，p．78。

(27) LT，pp.75，79，and 86。

(28) LT，pp.76 and 82 n。

(29) D，p.213。

(30) LT，p.75。

(31) LT，p.76；D，p．107。

(32) LT，p．77。

(33) D，p.108。

(34) D，p.214。

(35) D，p.219。

(36) LT，p．85；D，pp.80 and 205。

(37) LT，p．84。

(38) D，p. 83 n。

(39)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1935），pp.232-237；see above，pp.172-176。

(40) D，p.217。

(41) D，p．191。

(42) 参见拙文，亦即本书第二章。

(43) LT，p.61。

(44) 这一谬误的另一个更为糟糕的事例可以见之于Lippincott教授所写的介绍兰格教授和泰勒教授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毫无疑问，中央计划局可以行使很大的权力，但是它行使的这种权力是否比私人董事会集体行使的权力还要大呢？虽说私人董事会的决策分散于各处，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意识不到它们所产生的集体影响，即使是经济衰退的事实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4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p．237；see above，pp．175-176。

(46) D，pp.22 and 227。

(47) D，p．205。

(48) D，p．21。

(49) D，p．127。

(50) D，p．131。

(51) D，p．32。

(52) 参见Passage（D，p.52）；亦即迪金森有关“那些不会自愿为自己实在想要得到的东西预先付款的人”的一段文字。

(53) D，p．169。

(54) D，p．176。

(55) D，p.21。

(56) D，pp．227-228。

(57) 参见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Public Policy Pamphlet”No．29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and，since this article first appeared．in 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1944）。

(58) Stalin's Russia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New York，1940）。

(59) D，p.235。

(60) D，p．25。

(61) D，pp.22 and 94。

(62) D，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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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于Economica，Vol．VII，No．26（new ser．；May 1940）。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这样两部著作：一本著作是奥斯卡·兰格和弗莱德·M．泰勒（Oskar Lange and Fred M．Taylor）所撰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ed.，B．E．Lippincott，Minneapolis，1938）；另一本著作则是迪金森（H. D．Dickinson）所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Economics of Socialism，Oxford，1939）。这两部著作在本章中分别简称为“LT”（Lange-Taylor）和“D”（Dickinson）。

第十章　商品储备货币

一(*)

如我们所知，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无疑有着某些重大的缺陷；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下盛行的全面谴责和否定金本位制的做法却存有某种危险，因为它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金本位制也具有一些为大多数其他替代性制度安排所不具有的重要优点。当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一种对管理货币（managed currency）进行明智且公允控制的制度确实有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金本位制。然而，即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方案也不是一项实际可行的建议。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那些为一个国家的货币管理而设计出来的各种方案相比较，金本位制有着下述三个极为重要的优点：第一，它实际上是在不使国家货币政策屈从于一个国际权力机构之决策的情况下创设一种国际货币；第二，它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自动调整的状态，因而也是处于一种可以预见的状态之中；第三，金本位制的机制所保障的基本货币的供应，从总体上讲，乃是循着正确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二

我们绝不应当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去低估金本位制所具有的上述优点的重要性。采用刻意的方式去协调各项国家政策的做法之所以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实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只能在少数几种情形中为我们提供明确无误的指导，因此那些旨在实现某些利益——亦即几乎总是以牺牲其他利益为代价而得以实现的某些利益——的决策也就不得不以主观判断为基础。然而，那些彼此之间毫无协调性可言的只受各国自身即时性利益所指导的国家政策，从其对各个国家的总体影响来看，完全有可能比那种最不完善的国际本位制度（international standard）还要糟糕。与此同理，虽然金本位制的自动运作方式还远非完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金本位制度下，政策乃是受已知规则指导的，因此各国政府当局的行动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此而言，只此一个事实就完全有可能使这一不尽完善的金本位制要比某项较合理但却较难理解的政策更不会令人感到不安。一如我们所知，金价上涨会刺激黄金生产，反之，金价下跌则会抑制黄金生产；这项一般性原则至少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即使它与其在实践中运作的方式并不相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赞同金本位制的诸项要点，都是与黄金本身所固有的任何特性毫无直接关系的。实际上，任何以这样一种商品（亦即其价值是根据其生产成本进行调整的商品）为基础的得到国际公认的货币本位制，在本质上都具有与金本位制相同的优点。在过去，黄金实际上是国际货币本位制能够赖以为基础的唯一物质；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当时笃信黄金这一不可理喻的但却极为真实的信念所致——或者可以表述为是因为人们在当时普遍迷信黄金这一不可理喻的但却极为真实的信念所致，而正是这种信念使得黄金得到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为普遍的认可。只要这种信念继续盛行，那么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就有可能在没有详尽设计或刻意组织给予它以支持的情况下得以维续。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正是上述那种成见或信念使得国际金本位制有了可能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成见或信念的存在就至少有可能使一种国际货币在人们尚无法建构起任何以明确的协议和全面的合作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情形中得到实现。

三

晚近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却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在确立国际货币制度这个领域中的前景和机遇。这个决定性的变化就是人们在心理上的变化。当然，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发现这种变化：首先，人们在过去所具有的尊捧黄金的那种不可理喻的成见——亦即曾经赋予了黄金以特殊优势地位的那种成见——现在已经被深深地动摇了，尽管它被动摇的程度也许没有众人想象的那般严重；其次，在许多国家，上述那种尊捧黄金的成见甚至已经被一种同样强烈且不可理喻的贬低黄金的成见所取代了；最后，从一般情况来看，人们现在也都更乐于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合理安排了。因此，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对论者们所提出的一些能够在继续保有一种自动运作的国际货币本位制之优点的同时避免黄金所具有的特殊缺陷的其他替代性制度做一番重新审视。近来，一些研究金融问题的资深学者从实际可行的角度出发精心设计出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替代性安排。的确，这种替代性安排对于许多在过去为金本位制辩护的人来说有着特别大的吸引力；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替代性安排当成了他们的一种理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货币安排要比任何其他的实践策略更优越。

在我们描述这项新方案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我们力图避免的金本位制所具有的那些真正缺陷做一番扼要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缺陷”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缺陷。的确，人们常常论及的黄金生产中所存在的那些“变幻莫测的变化现象”很容易被夸大。黄金供给在过去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只是在黄金长期短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切实需求以后才发生的。实际上，黄金供给无法及时根据真正的需求变化进行调整，才是人们坚决反对黄金的关键之所在。在黄金供给自身调节过于缓慢的条件下，如果人们对高流动资产的一般需求出现了暂时的增长或者某个新兴国家接受了金本位制，那么这类变化都注定会导致黄金价值的大幅度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基本上是一种滞后的现象，所以增加的供给品往往只会在人们不再需要它们的时候才出现。因此，这些新的供给品根本就无法缓解人们对它们的需求，而会成为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障碍；更有甚者，为了应对有可能暂时出现的需求增长情形，黄金储备会得到持续的增加，而且还会在需求再次回落的时候为信贷的过度膨胀提供基础。

当然，上述最后一点与金本位制所具有的一个真正悖论性的特征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所有的个人都试图做到更加迅速的调整和应变，但是这个事实却并没有使社会在灵活应变的方面变得更强有力。然而，在一般的情形中，个人试图达到更加灵活通变的那种欲求却常常是对一种真实的社会需求的表达。此外，在一些时期中，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使这样一种情形变得相当可欲，即我们所具有的大部分资产都应当被赋予各种形式，随时可以被我们用来应对那些会在无从预见的情势中产生的需求。合理安排我们事务的做法要求我们做到这样一点，即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从生产用途较为有限的产品转向生产那些在所有情形中都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比如说，用途最为广泛的原材料产品。一如我们所知，在实施金本位制的情形中，个人对灵活通变之欲求的普遍增长只会导致黄金一种产品的增加，亦即那种实际上只能够被用来为个人提供清偿准备金的产品，甚至更是那种除此之外几乎毫无其他用途，而且其供给量的增加也滞后于需求增长的产品——在这种情形中，这种产品之需求的增长对该产品的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将大大超过它对该产品的产量的影响，或者换言之，这种产品之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各种其他价格的普遍下跌；再者，一旦这种产品的供给得到增加，同时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再次回落，那么供应过剩的这种产品就唯有通过降低它的价值或者普遍提高各种其他产品之价格的方式才能够被售出。这实在可以说是对金本位制的一大讽刺。

四

一段时间以来，论者们提出了许多以其他商品而非黄金为基础的更为合理的方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仍在普遍尊捧黄金，因此这些较为合理的方案也就无甚实际意义可言了。然而，从眼下的情形来看，上述方案中至少有一项方案值得我们予以密切的关注，因为这项方案可以说是这个题域中诸多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集大成者；而这就是两位美国学者即纽约大学的本亚明·格拉海姆（Benjamin Graham）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拉海姆（Frank D．Graham）在晚近详尽阐释的那项方案。这两位学者原来并不相识，但是他们却提出了极其相似的观点；近些年来，他们更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出版物中对他们所提出的这项方案做出了极其充分的阐释。(1)尽管他们的计划初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和相当繁复，然而事实上，它却是极其简单且特别可行的。

这项计划所主张的一个基本理念认为，货币应当只根据一种固定的仓单组合（亦即可以被用来交换一定数量的可储备的原材料商品的仓单组合）进行发行，而且还应当用相同的“商品单位”加以兑换。比如说，100英镑不应当被界定成多少盎司黄金，而应当被界定成一定数量的小麦、加上糖、加上铜、再加上橡胶等原材料商品。由于货币完全是根据人们对所有适当数量的原材料商品所做的完整统计（本亚明·格拉海姆在他的计划中列举了24种不同的商品）来发行的，又由于货币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加以兑换，所以所有这些商品集合的总价格是固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亚明·格拉海姆所说的固定价格只是所有这些商品集合的总价格，而不是这些商品中的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价。就此而论，各种商品与货币的联系方式将区别于复本位制（bimetallism）中金银与货币联系的方式，因此，一单位货币既可以买到某一固定量的黄金，也可以买到某一固定量的白银。换言之，各种商品与货币的联系方式毋宁类似于这样一种方式：根据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金银混合本位制”（symmetallism）之名提出的那项计划，似乎只有一定重量的黄金和一定重量的白银的合计价格才是固定的，而每种金属本身所具有的价格却是可以浮动的。

如果这一制度得到实施，那么对流动资产需求的增长就会导致人们去囤积那些具有最普遍用途的原材料商品。货币的储藏，非但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而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仿佛它在要求人们囤积原材料商品以应对一些人储藏货币的做法。当被储藏的货币再次进入流通领域而且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再次增长的时候，人们就会用囤积起来的那些原材料商品去满足这种新的需求。由于商品集合始终可以按照某一固定的货币总量进行交换，所以这种商品集合的总价格也绝不会下跌至低于这一货币总量的数额；再者，由于货币又可以按照同样的——或者仅有微弱差别的——比率进行兑换，所以这种商品集合的总价格也绝不会上升至高于这一货币总量的数额。由此可见，该项方案的目的乃是与一度为人们广泛讨论的“物价指数表”（tabular standard）或“指数货币制”（index currencies）的目的极其相似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其直接且自动的运作方式来看，这项方案却是与上述“物价指数表”或“指数货币制”不尽相同的。就此而言，至少有一点是颇有疑问的，即任何选择出来的商品的价格水平是否有可能通过刻意调整货币量的方式而被有效地维持在固定的水平上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只要金融当局随时准备按照某一固定价格出售和购买选择出来的原材料商品单位，那么这种原材料商品的总价格就不会发生变化。

正如这项计划的美国倡导者所建议的那样，该项计划主要是供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施的。然而，赞成在美国采用这项计划的理据也可以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的国家。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同的国家在采用这项计划的时候可能会以不同的商品集合为基础，而这种情况则会导致一种新的极不稳定的局面；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项计划不仅能够而且（为了达到其目的）也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方式加以适用；或者，从实际的情形来看，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应当根据同样的原则来实施这项计划。的确，人们必须对本亚明·格拉海姆的方案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特定的原材料商品集合（5种谷物、4种油脂和含油种子、3种其他食品、4种金属、3种纺织纤维，以及烟草、兽皮、橡胶和石油）以及该项方案中的某些其他细节做出修正，但是该项方案的原则却不会给它在国际社会中的适用造成任何重大的麻烦。在下文概述此项方案运作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将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至少在英国和美国，货币乃是以含有相同成分的商品单位为基础的。

五

考虑到眼下存在的种种情形，我认为，在需求有可能发生回落的时候，上述计划最容易付诸实施。一如我们所知，在这样的情形中，实际上只要预先为某个商品单位确定一个略低于市场时价的买入价格，那么这项计划就能够自动生效了。一旦原材料商品的需求在此后开始回落，而且它们的价格也开始下跌，那么该项计划参加国的金融当局就可以出价买进任何不可能在市场上按照那种固定价格出售的商品单位。金融当局购买这些商品单位的做法可以弥补工业需求的减弱——而且对于积攒在私人手中的任何量的货币来说，相应数量的原材料商品也得到了库存。在这种情况下，原材料商品的需求在总体上也得到了维续，但是这种制度所维续的只是人们对原材料商品整体的需求，而不是人们对任何一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因为某种特定商品的产量完全有可能过剩，因此也需要降低其产量。

至于这项方案的运作有助于稳定人们对原材料商品之需求的方式，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金矿开采业在过去乃是唯一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期保持稳定繁荣的行业，所以按照这项方案，这种原材料商品的生产者甚至还有可能在相同的情势中因为有能力按照一些较为有利的条件与工业品制造商交换他们的产品而使他们享有的繁荣程度得到一定的增长。从金矿开采业的繁荣本身来看，该行业的确因为太过弱小而无力对自身领域以外的情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确保原材料商品生产者的稳定收入却可以大大有助于稳定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而且也可以大大有助于阻止经济萧条的态势日益恶化。的确，这方面的好处并不会只为那些生产商品单位中某项商品的人所独享；甚至一个并不生产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国家也可以从这项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获取与其他国家基本相同的好处。一如我们所知，只要这个国家随时准备用其本国的货币按照某一固定的价格去购买那种商品单位，那么对于原材料商品的生产者来说，由此而流通到他们手中的所有货币，除了用来购买那个国家的产品以外，也别无他用。

六

初看上去，这项计划的实施有可能会酿成重大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是有关考察却证明，这项计划并不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通货膨胀，因为该项计划有可能引发的那种货币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讲，既不可能导致价格的普遍上涨，也不可能导致消费品的普遍短缺，而一如我们所知，通货膨胀最具危害的效应则是通过价格的普遍上涨或消费品的普遍短缺而发生作用的。事实上，该项方案有许多优点，而其中的一个人优点就是它能够在任何货币膨胀酿成危险之前便自动阻止它朝这个方向发展。实际上，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项方案在萧条时期的实施情形，因为该项方案在繁荣时期的有效实施乃是以此前的（如经济活动滞缓时期发生的）商品储存为基础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整体状况的改进使得闲置的现金储备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候，该项方案的运作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

只要金融当局能够按照某一固定价格出售它们的商品储备，那么构成商品单位的原材料商品的总价格就不会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并不是价格上涨和随着需求增长而出现的产量增加，也不是储存的货币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是把储备的原材料商品投放到市场中去，并且把出售这些原材料商品而获得的那些货币暂时存放起来。个人在经济萧条时期以现金形式所做的储蓄并不会被白白浪费掉，而会以随时供人们使用的原材料商品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经济活动的复苏并不会给持续平稳的原材料商品生产带去某种额外的刺激。我们有理由把那种导致原材料商品生产过度膨胀的暂时性质的刺激因素（亦即因为原材料商品价格在繁荣时期的急剧上涨而形成的那种刺激因素）视作是造成普遍不稳定现象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根据这项推荐的方案，人们却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危险——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只要金融当局拥有可以出售的商品储备，那么人们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当局必定拥有足够多的商品储备以兑换个人在经济萧条时期储存起来的所有的额外现金（如果把政府在此项方案生效之初控制的商品储备也计算在内，那么金融当局所拥有的商品储备则会更多），所以在那些商品储备用尽之前，货币流通的缩减几乎肯定会阻止膨胀的出现。

七

一如上文所述，此一方案看上去颇为复杂，实际上却极易操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项方案中，金融当局或政府机构也没有必要去直接处理众多构成了商品单位的商品。无论是收购各种所需商品的凭单，还是实际储存商品的活动，都可以完全交给个人去处理。专职经纪人会在商品凭单的市场总价格跌落至略低于标准价格的时候及时地考虑收购这些凭单；而在这些凭单的总价格高于上述标准价格的时候，他们则会即刻考虑把这些凭单拿到各种市场上去抛售和重新分配。就此而言，金融当局的职责，与它在金本位制下买卖黄金一样，乃是自动实施的。

这并不是说该项建议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这项建议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只是我们无法在这样一篇短小的概述性文字中对它们进行全面且详尽的讨论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论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至少对其间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考虑，而且一些论著还提出了若干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在这里，我只准备提一下其中的某些要点：第一，商品实物贮存的成本可以用金融当局买卖商品单位的价格差额来支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根据商品发行的货币的持有者会自动承担利息的损失，所以商品贮存的成本当中并不包含任何利息费用）。第二，商品单位的构成及其必然会出现的周期性变化所引发的那些问题，也可以通过采用一项能够使商品单位之构成及其周期性变化摆脱政治纷争困扰的客观原则而得到解决。第三，根据贮存地点等诸如此类的因素而产生的质量差别和等级差别的那些问题，也不会产生无法克服的棘手难题。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就该项计划而言，把各种最为重要的商品涵括在商品单位之中的做法，不仅会对这些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与这些商品极其类似的替代品的价格产生几乎相同的影响，就好像这些替代品本身也被涵括在了商品单位之中一般。

然而，即使在本文这样一篇短小的概述性文字中，我们也必须对下述两个特殊的要点做一番扼要的讨论。首先，该项计划具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征，即金融当局有权按照严格界定的条件同意人们用远期交货合同来换取或取代原有的贮藏商品凭单。这项措施乃是为了应对商品单位中任何一种商品的暂时性短缺所出现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也可以使人们用商品储备这种手段去稳定个别商品的价格。人们可以通过下述做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即每当商品的时价高出该商品“未来”价格某个固定百分点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期货”来取代现在的商品。

其次，只要人们希望维护黄金价值或者希望阻止黄金价值骤然下跌，那么按照某种方式把黄金价值与这项商品方案挂起钩来就不是什么难事；于是，黄金虽说不会对货币价值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黄金的价值却会与货币价值一起得到稳定。的确，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鉴于所有的国家都特别关注黄金价值的维持问题，那么上述措施是否可欲呢？第二，它是应当被用来无限期地确使黄金生产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还是应当被用来渐进地但却是可以预见地减少黄金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呢？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皆属于本文毋需加以考虑的政治问题。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关键要点仅仅在于：只要人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种种并不会削弱该项新方案所具有的各项优点的方式把黄金与这项新方案挂起钩来。

就此而言，有一种观点很可能是有道理的。这种观点认为：一方面，人们用以支持金本位制的所有的合理论辩，实际上可以更好地被用来支持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那项方案；而另一方面，这项方案却避免了金本位制所具有的大多数缺陷。但是在判断这项计划是否可行的时候，我们却绝不能把这项计划仅仅视作是一项有关货币改革的方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牢记：第一，商品储备的积累肯定会留有部分国家政策的痕迹；第二，政治方面的因素使得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眼下可以进行计划的任何未来期间中把原材料商品市场完全交由市场自身去处理。然而，所有旨在直接控制特定商品之价格的计划都会遭到人们最为严厉的质疑和反对，而且它们也肯定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遭遇到重大的难题。因此，除了金融方面的考虑以外，我们还特别需要诉求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那些在本质上只能够按专断且不可预见的方式行事的独立机构不得实施这些控制措施，而且这些控制措施也必须受一种自动且可预见的规则的支配。如果人们能够把这种制度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结合起来，那么人类就会朝着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世界经济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因为按照这种方式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可以确使我们这个世界重新获得各种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并且在原材料商品的流通方面获得一种更大的自由。

【注释】

(1) 尤请参见Benjamin Graham，Storage and Stabilit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1937），以及Frank D．Graham，Social Goals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2）。在此之前，荷兰经济学家J. Goudrian教授在其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曾经提出了一项与此几乎相同的建议：How To Stop Deflation（London，1932）；当然，我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并没有读到这份文献。Benjamin Graham在此后出版的著作中（World Commodities and World Currenc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1945）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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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早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LIII，No.210，June-September，1943，pp.176-184。

第十一章　李嘉图效应

机器与劳动力处于持续的竞争之中，而且前者往往要等到后者的工资有所增加之时才能够得到运用。(*)

——大卫·李嘉图

一

在晚近发表的一篇讨论工业波动的论文中，作者曾经征引过一个“广为人们熟知的李嘉图命题，即工资的增加会促使资本者用机器去取代劳动力”；(1)需要指出的是，我在征引这个命题的时候实际上抱着这样一个幻想，即我们可以用一种为人们更熟知的而且也更容易得到人们接受的方式来阐述李嘉图此前一直采用的这个论辩。但是，论者们对我发表的那篇论文所做的各种评论却否弃了那个想法；(2)此外，对讨论该论题的早期文献所做的重新检讨也揭示出了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形：自李嘉图（Ricardo）最初提出这个命题以降，(3)它得到了无数论者的拥护和使用，但是据我所知，它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论者的充分阐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庞巴维克（Bohm-Bawerk）、Wicksell、米塞斯（Mises）等学者所发表的著作也没有对这个命题做过任何详尽的阐释，尽管这个命题对于他们在其论著中所进行的重要讨论来说乃是根本之所在。这个命题在20世纪初以来出版的一些其他的一般性理论著作中也得到了频繁的征引(4)，尽管这种征引极其简略——这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这个命题已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但是经过考察，我们却可以证明，这种征引方式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也常常是以错误的论证为基础的。尽管在有关高工资对机器使用之影响的实证研究当中，这个命题一直被视作是一项公理性的命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却无法为这种看法寻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据。(5)有关这个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可以见之于晚近出版的某些德文论著。(6)但是若干年以前，亦即当英国的希克斯（Hicks）教授在他的著作《工资理论》（Theory of Wages）的一个章节中使用该项命题的时候，萧富（Shove）先生在对该著作的书评中则对李嘉图这个命题做出了回应：只要利率保持不变，工资的普遍变化就会对各种生产方法的生产成本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这一点乃是无从否认的），因此，工资的普遍变化不能改变这些生产方法各自的相对优势（这一点不能成立）(7)。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萧富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了人们在回应李嘉图这个命题时的一个标准观点。尽管萧富先生只是对该章节中的一段文字进行了批判，但是此后不久，希克斯教授还是把整个章节都给删掉了。希克斯教授的这个举动似乎意味着他业已放弃了他原来所提出的那个主张。(8)在更为晚近的时候，卡尔岛（Kaldor）先生在他所撰写的一篇论文——我们将在后文中对该文进行讨论——中接受了该项原理，但是他却将该项原理的重要意义严格限定在了某些颇为特殊的情势之中。(9)

实际上，这个命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在晚近的讨论中被指向的那种特殊情势。的确，那些完全拒斥该项命题的人，似乎同时也无力赋予那种有关特定且有限的实际资本供应（a given and limited supply of real capital）的观念以任何意义；(10)这种情况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当然，这些人之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实是因为无论利率受到纯金融因素何种程度的影响，实际资本的短缺都将通过李嘉图效应（the Ricardo effect）而最终为人们所感知，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一效应，投资量才肯定能够最终被调整到一个与消费品需求相适应的水平上。因此，这个命题乃是一般生产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论者们未能就该命题达成共识的情形，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在较为复杂的工业波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且明显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努力对该命题赖以为基础的理据做出更为详尽的阐释，乃是极其必要的。

当然，在我们努力对该命题赖以为基础的理据做出更为详尽阐释的时候，我们将以下述两个条件为限：首先，我们将尽可能地使我们的尝试不去涉及资本理论中那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其次，我们也不准备把我们的阐释直接适用于工业波动的问题，但是下述两种情况除外：（1）在整体上强调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2）集中讨论那些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工资下跌的效应而非工资增加的效应。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论述方式，乃是因为我们认为，该项原理正是依凭这种方式才与工业危机的阐释具有特别的相关性。为了对该项理据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梳，我们将逐渐推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节中集中解释我们所采用的那些概念，并根据那些能够使我们不考虑货币利率的假设对这项一般性原则做出阐释。在确证了这项一般性原则以后，我们将在第三节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投资需求的具体方式展开讨论。第四节将着手考虑李嘉图效应与贷款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当然，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首先根据那些基本真实的信贷供应假设来探讨这个问题。此后，我们还将在本文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文字中根据一种“完全弹性的信贷供应”（a perfectly elastic supply of credit）的假设继续讨论前述第四节中的问题——尽管“完全弹性的信贷供应”这项假设极不现实，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些颇具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一如我们所知，任何试图对这种理论命题做统计学证明的尝试，还必须考虑若干其他的因素；因此，我们拟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中对这些因素做一番讨论。

二

本文称之为李嘉图效应的那个命题宣称，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工资普遍变化将会改变不同的行业部门或不同的生产方法——它们在使用劳动力与资本（“间接劳动力”［indirect labor］）的比重或程度方面不尽相同——所具有的相对的获利能力。然而，从该项命题的原初形态来看，它所宣称的却是：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工资普遍增长并不会使那些运用较多资本的行业部门或生产方法的获利能力降低到那些运用较少资本的行业部门或生产方法所具有的获利能力的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将特别关注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情形，亦即更加关注这样一个命题：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工资普遍下跌将会产生与上述效应相反的效应。(11)

工资与产品价格间关系的普遍变化有可能是下述三种情形造成的：第一，产品价格发生了普遍的变化；第二，工资发生了普遍的变化；或者第三，那些会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知识或大量其他的物质性要素发生了某种变化。尽管上述变化中的任何一种变化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中的自变量（the independent variable），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却绝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那些因为人们使用的资本与劳动力间的比重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所探究的问题来说乃是一种因变量（the dependent variable）。

我们在这里据以阐明这个命题的乃是制成品（或“消费品”：以下简称“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这样一种特定种类的变化，同时现金工资则被假定为处于恒定不变的状态（因而相对于上涨的商品价格来说也就是下跌了）。我们假设，这种价格的上涨乃是因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需求的增长则是由人们从生产投资货物（investment goods）中所获得的收入的增长造成的，而且这种需求的增长度还超过了商品产量所能轻易增加到的那种量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进一步假设，企业家期望商品价格至少能够在某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在某个新高的水平上。然而，我们却不打算就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价格的任何变化提出任何假设，因为这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中的一个部分。

有关商品价格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现普遍上涨的假设，当然意味着所有的工资相对于商品价格来说都已下跌了。对这个问题予以强调乃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该项原理常常被误解成是在指涉这样一种情形，即只有与机器相关的劳动力的工资才会发生相对于价格的变化，而那些在生产机器过程中使用的工资则是不会受到影响的。(12)我们应当即刻承认的是，伴随着工资水平相对于最终价格所发生的普遍变化，不同生产方法生产制成品的成本也必定会发生相同比率的变化——如果我们假设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利率。据此，我们认为，对不同行业部门或不同生产方法进行投资的吸引力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本节的论旨来看，为了把货币利率所具有的影响排除在外，我们需要暂时假定，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货币借贷问题：企业家或者拥有他们所运用的全部资本（而且国家也将通过有效的方法禁止企业家把其资本出借给任何其他人），或者受到一种严格配给信贷安排的限制。此外，我们还将假设，在商品价格上涨之前，所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都是相同的。一如前述，在讨论商品价格变化所具有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将把所有的利率因素都排除在考虑之外；而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将在后文中成为我们主要问题的现象暂时搁置起来。当然，把这个核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的做法，将有助于我们把该理据中那些似乎仍需要加以明确阐释的较为基本的部分抽离出来并进行专门的讨论。

因此，我们现在所要讨论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如何影响企业家在工资支出（或称“流动资本”投资）与机器支出（或称“固定资本”投资）之间即时分配他们所支配的资金的。为了避免由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复杂局面——我已在另一部论著中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了讨论，(13)我们可以假设本文所关注的企业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它们所雇佣的劳动者不仅生产各种原材料，而且也生产燃料，一如某家边远地区的造砖厂一般。

就确定资本与劳动力在各种企业和各种可能的生产方法中的比例关系而言，我们还需要提出一项明确且尽可能没有争议的评断标准。从本节讨论的论旨来看，最为简便的标准便是“周转率”（the rate of turnover）这个概念；这个标准有一个优点，因为商人们都很熟悉它。显而易见，这个概念既可以适用于一个企业的全部资本，也可以适用于一个企业的任何一部分资本。众所周知，一些企业可以期望在两个月内“周转”一次资本（即从现有收入中拿出与其资本等量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再投资），而另一些企业却只能够期望在五年甚或十年里周转一次资本；再者，至少在部分上讲(14)，这种周转率还将取决于某个企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性质及其所采用的方法的特性。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任何特定的企业内部，它的部分资产可以在一年内“周转”（或者完全变成现金并用于再投资）12次，而其他的资产却只能在20年内完全摊提一次或重置一次。“周转率”（作为一个整数或者一个分数）表示资本在一年期间周转的次数。的确，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周转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或生产方法，或者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周转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或生产方法，都是极其便利的，因此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们偶尔也将用“需要较多资本的”（more capitalistic）这个专门术语来指称周转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或生产方法，并用“需要较少资本的”（less capitalistic）这个专门术语来表示周转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或生产方法。

“资本周转率”这个概念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特别有帮助的出发点，因为工资与价格关系的变化显然会首先影响到企业每次销售耗用了一定费用的产品所得的收入。只要商品价格仍然高于它们的成本，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就会成为资本在每次周转时所能够产生一定比例利润的源泉；此外，产品价格相对于成本而发生的任何程度的上涨也能够使企业家在每个时间单位内从他们所拥有的一定资本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较为频繁地周转他们的资本。

我们假设在价格上涨之前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亦即资本回报率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都是相同的那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周转率与每次周转所得的盈利比例之间的关系乃是非常简单的。为了避免采用“利润”（profit）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我们将在后文中采用下列术语：（1）我们将用“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这个术语来表示一家企业全部资本的年净回报百分率（或者一家企业任何部分资本的年净回报百分率——但是就部分资本而言，我们发现有必要对它进行单独计算）、“管理工资”的净值和风险酬金的净值。(15)在我们所指称的那种长期均衡的状态中，这些内部收益率对于所有企业和每一家企业的每一部分资本来说都是相同的。（2）我们将用“利润率”（profit margin）这个术语来指称每次销售——因而也是每次资本周转——所获得的按百分比表示的盈利比例。只要我们记住周转率表示的是总销售额（更确切地说是一年内出售产品的费用）超过该企业资本价值的次数，那么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想使内部收益率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利润率也就必须与周转率发生相反的变化。因此，如果我们用I来表示内部收益率，用T来表示周转率，并用M来表示利润率，那么这三者间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I＝TM，或M＝

比如说，如果内部收益率为6％，那么一家企业每年周转资本6次的利润率就肯定是1％，而一家每两年只周转一次资本的企业则可以从全部销售中收益12％，而且一家每十年只周转一次资本的企业也肯定能够挣得60％的利润率。(16)

价格的普遍上涨（比如说5％）又是如何影响不同企业的内部收益率的呢？由于价格的普遍上涨意味着销售任何量的商品（其生产成本保持不变）所得的收入会成比例地增长，所以它也就意味着每次周转所得的利润率将明显增长至与价格增长相当的水平。比如说，价格普遍上涨5％对上文所列举的三家企业的影响表现为：年周转率T为6的企业，其利润率将从1％增加到6％；年周转率T为1的企业，其利润率将从6％增加到11％；而年周转率T为1／10的企业，其利润率则将从60％上升到65％。用相应的周转率乘上这些利润率，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一家企业新的内部收益率为6×6％＝36％；第二家企业新的内部收益率为1×11％＝11％；而第三家企业新的内部收益率则为1／10×65％＝6.5％。(17)

在本文假定的各种情势中，不同企业内部收益率的这种差异不可能在短期内使这些企业所支配的资本发生任何变化（除非这些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差异对这些企业间资本分配所具有的影响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将着手研究相同的变化对任何一家企业不同资本部分之收益率所具有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而不再去考虑它对不同企业之收益所具有的影响之间的差异。关于某家企业不同资本部分所具有的独立且可确定的周转率和收益率的概念（这个概念肯定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在实践中很可能从来就没有人对它做过精准的界定），乃是以人们有可能确定不同资本部分的边际产品这一点为基础的；反过来，这种情形又是以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方式建立在人们有可能改变不同资本形式的组合比例这一基础之上的。一如人们所见，我们认为，在某种相关的意义上讲，改变这种组合比例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即使在短时期里这种可能性也是相当高的；因此，我们将在本文下一节的讨论中对我们之所以持有这个观点的理据做出解释。然而现在，我们将继续以这样一种假设为依凭，即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而我们不仅能够确定企业任何一部分资本的边际产品以及由此所挣得的利润率，而且也能够确定这部分资本的周转率。(18)

就这一分析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在上文中使用过的三家企业的例子来说明相关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假设，即对于我们目前所考虑的某个特定企业所拥有的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说，用来投资现时工资的资本总量的周转率为6，用来投资机器设备等操作性工具的资本总量的周转率为1，而用来投资重型机械、厂房等要素的资本总量的周转率为1／10。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我们确定了6％这个统一的内部收益率以后，产品价格将随之上涨5％，因此从各种不同资本中所挣得的内部收益率就会与前述事例一样分别增长至36％、11％和6．5％。如果具有不同周转率的各种资本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上述假设的状态就显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状态。因此，为了增加对高周转率资本的投资并减少对低周转率资本的投资，重新分配现金支出便是相当有必要的。在各种投资形式的预期收益率再次变得相同之前，这种变化将持续发生，而且只要上述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该企业的所有资本在最终与新的条件相符合之前，本期投资也会一直采取这种新的形式。因此，该企业所具有的一种新的且再次得到统一的内部收益率将被确定在6．5％与36％这两极之间的某个点上；而根据这一新的内部收益率，该企业从其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只是增加了一些重新投入的额外利润）中所能够挣得的总收益就完全有可能达到它的最高限度。

尽管内部收益率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再次得到了统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行业部门（在较小的程度上讲，也包括同一行业部门中的不同企业）来说，内部收益率依旧是不尽相同的。一家企业的内部收益率是否可以得到固定，不仅要取决于该企业资本的原始构成，而且也将取决于它转而采用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less capitalistic methods）所造成的成本增加的程度。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某些行业部门的产品性质所致，它们所需要的资本也就相对较少；显而易见，正是这些行业部门会保持较高的收益率，而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行业部门却只有较低的收益率，尽管这两种行业部门都倾向于尽可能地进行变革，以求采用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19)

三

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前，先简要地讨论一下相关现象在短期内可能具有的量的意义（quantitative significance）乃是相当可取的。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这种论点虽说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其结果的实践意义却是相当微小的。当然，如果我们先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论证，然后再对它做一番更为具体的阐述，从论证的角度上讲可能会方便一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很可能在还没有完成这项论证以前读者就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因为读者会认为，尽管人们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具有某种实践意义，但它却是一个只具有微小实践意义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如此之冗长繁复的论证浪费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却是以一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的。当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或者比较耐用并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比例，唯有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通过一种渐进且缓慢的方式才可能得到改变。但是，这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现有的全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而是企业把其现金支出用于更新（或增加）这两类资本资产的相对比率。正是在这个方面，日常经验和一般性的理论研究都表明，这种比例在短期内乃是极易变化的。

我认为，上述错误观点很可能是由一些描述各种其他的长期均衡状态的教科书通常采用的那些例证（亦即它们对那种从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向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过渡所做的种种说明）造成的。人们所熟悉的有关“生产方法变化”的事例，在这里主要是指那些通过用另一种类型的机器去更换现有的全部机器、用耐用性较高的机器去取代耐用性较低的机器、用节约劳动力较多的机器去取代节约劳动力较少的机器，或者用更长的生产过程去取代较短的生产过程而引发的各种“生产方法变化”的事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这些“生产方法变化”的事例所强调的似乎只是一个从短期来看确实不怎么重要的方面。因此，为了洞见到这种趋向在短期内也具有强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克服教科书中“比较静态学”的观点给我们造成的前见，而且还必须努力以一种更加实际的方式去考察企业家将不断做出的各种具体决策。

囿于篇幅，我们只能挑选几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希望，这些事例可以表现出短期中有可能出现的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变化。

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些企业家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备有一定数量的耐用机器，而在这些机器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机器是需要在短期内进行更换的。如果相关的条件一如既往保持不变，那么这些企业家就必须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地把他们赚到的折旧提存投资到同样的机器当中去。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种做法能够使他们的资金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我们绝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在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后，他们还会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特别在需求增加的时候，除了增添他们在此前一直使用的那种机器以外，还存有大量增加产量的其他方法可供他们选择。如果他们无法通过借贷而使其内部收益率降至从前的水平，那么与他们在过去使用的那些方法相比较，前述方法中的一些方法似乎可以产生更高的利润。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以凸显出它们所具有的有利可图性：第一，这些企业家可以增加其现有机器的使用强度（也就是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正如我们所知，他本来是需要通过购买同类新机器去更换旧机器的，而现在为了获取利润，他只需要使用原本投资当中的一部分资金去支付劳动力的工资就可以了；第二，这些企业家也可以用大量廉价的机器来替代那些业已报废的机器。尽管上述第一种方法很可能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却都可能为这些企业家所采用。

在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些企业家可以采用各种方法来迅速提高产量；而众所周知的方法则有这样几种：延长工时、实行两班工作制或三班工作制、给那些操作机器的工人提供额外的帮助以使他们能够全力关注机器的操作工作而不再去承担其他相关的辅助工作，等等。一般来讲，上述方法将增加每个产量单位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个事实的存在则会使企业家在商品价格上涨之前不去采用这些手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将增加每个产量单位的边际劳动力成本——比如说增加到4％，(20)那么这种方法在商品价格上涨5％的情况下就仍然会有1％的额外利润；因此，在周转率为6的情况下，这个1％的额外利润就会使这种投资方式的内部收益率保持在12％；相比之下，如果使用这台机器的周转率为1／10，其内部收益率便只能是6．5％。由此可见，这种比较昂贵的生产方法现在变成了这样一种方法，亦即能够使企业家所支配的有限资源实现最大利润的那种方法；此外，只有当投资于更多劳动力的资金收益的回落以及投资于机器的资金收益的增加使得这两项收益率再次在某个中间值上相等的时候，操作机器所需要的劳动力才会停止增加。

的确，即使在短期内，这些企业家也可以考虑对他们的机器做各种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调整方式不仅是为数众多的，而且也都具有增加边际成本的效应。首先，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即只给机器提供不尽完备的保养和监测措施、选用临时的代用品而不是进行彻底的大修、检修和大修机器的周期间隔越来越长或次数越来越少；显而易见，这些措施会降低现有机器的效率并缩短其寿命，但是，只要即时产量能够因此而有所增加的话，那么这些措施也是完全值得采用的。第二种可能的方式是：对设备的核心部分不做任何更换或更新，而只是对一些诸如自动进料器和其他可以由手工操作的小配件之类的可节省人力的辅助性部分进行更换或更新。第三，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即这些企业家很可能会用二手机器来取代新的机器。许多老工厂都备有一定数量的旧机器以在需求的高峰期或在紧急状况中临时使用，因为对于这种情形，储备新机器的做法乃是不值得的；此外，许多部门也都在供应各种能够被用于此途的二手机器。最后还存在着第四种可能性，即这些企业家有可能会用新机器去替换那些报废的机器，但是这些新机器的价格却比较便宜，而且效率也比较低下。只要企业的内部收益率仍保持在高于过去的水平上，那么用购买一台具有较高效率机器的价钱去购买两台较低效率的机器便完全是有利可图的——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两台较低效率的机器能够使该企业的产量高于那台较高效率机器所能提供的产量，尽管这需要配有更多的劳动力。

如果我们所考虑的并不是上述种种可能的变化对企业资本储备各个构成部分之比例的影响，而是这些变化对企业用现金购买各种资源的支出比率的影响，或者说是它们对企业总支出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之比例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商品价格发生普遍变化的缘故，此后量值的大幅度变化就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中，即使企业家暂时放弃对机器的诉求并试图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再谋求大幅度增加产量的做法，也是有利可图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极端的情形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对某些新型设备的需求的绝对下降却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可能出现在下述三种情形中：第一，正如在建筑物和重型机器的情形中一样，有关的设备必须是定做的，因此这些设备购买者的大量资金在生产周期中就必须滞留在设备购置方面而无法产生任何即时的收益；第二，企业正在逐渐转向购买某种新型的（如更节省劳动力的）但却更加昂贵的机器，然而这种转向或过渡现在却要停止了；第三，一般来讲，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方法的变化会促使它们从需求一个群体生产的设备转而需求另一个群体生产的设备。(21)一如我们所知，对于生产某种设备来说，任何劳动力都是具体且明确的；由于企业对这种设备的需求现在已经减少了或者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最终需求的增长也会因此而导致资本货物行业部门中的失业情形。

四

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还必须引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企业有可能按照一种由市场决定的而且未必随着资金需求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的利率进行借贷。如果我们所做的各项假设在一些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实际情形大体相符，从而能够使我们判断出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所可能具有的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企业按照上述利率借贷的那种可能性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到此为止所达致的那些结论。有关“完全弹性的信贷供应”（perfectly elastic supply of credit）的情形从理论上讲乃是极具意义的，但是从实践上讲却是无甚相关性的；不过，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论者们极其频繁但却相当错误地把“完全竞争”或“完善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这个范畴适用于上述问题的事实，颇为明确地表明了上述两种情形与论述先后顺序之间的鲜明区别。实际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来说乃是极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向同一个借款者连续（或追加）提供的贷款绝不意味着“同一种商品”（而所谓“同一种商品”，在这里乃是指论者们在竞争理论中使用这个术语时所表达的那种含义）。虽说“完全竞争”在商品市场中意味着任何单个购买者都能够按照某种给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他所希望购买的任何数量的商品，但是据此而做出这样一项假设却肯定是荒谬的：即使在竞争最为完善的货币市场中，每一个借款者（就此而论，亦指任何一个借款者）都能够按照某种给定的利率借到他所希望借到的任何数额的资金。一如我们所知，这项假设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即在特定的情势中，一个借款者为一宗大额借款所必须提供的担保并没有他为一笔小额借款所必须提供的担保那般可靠。因此，每一个可能的借款者都必须面对一种上坡形的信贷供应曲线——更为确切地说，他们都必须面对一种阶梯性上升的“曲线”，而不是一种连续性的供应曲线；这种阶梯性上升曲线表明，尽管利率在某些限度内会保持不变，但是只要借款者按照某种给定利率的借款能力达到了某一限度，那么利率就会出现明显的阶梯性增长。

在任何给定利率的条件下，限制企业借款能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虽说不是唯一的因素——便是该企业所具有的资本规模。银行家一般都不愿意把高出一家企业所有资本一定比例的钱款借贷给该企业，而且他们也非常关注这样的事情，即向他们贷款的企业并没有在同时向两家以上的银行贷款；如果该家企业逾越了这个限度，那它就只能按照一个更高的利率或者根据某项更为苛刻的其他条件向银行借贷资金。在银行只给流动资本投资这种金融活动提供贷款并且可以有效地拒绝为固定资本投资活动提供贷款的情况下，任何企业在为提高产量而能够筹措到的资金数额方面所受到的各种限制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严格意义上的贷款行为——特别是短期的贷款行为——只能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确保资本的流动性，而且在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仅靠贷款本身并不足以使那些投资于不同企业的资本的收益率变得相等，甚或也不足以使这些收益率与某个特定的市场利率相调适。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除了贷款这种方式以外，我们还有必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流转资本，比如说，完全分担企业风险的方式，亦即变更企业股份资本（share capital）的方式或者变更我们通称为企业“业主资本”（own capital，与“借入资本”borrowed capital相区别）的方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一种流转资本的过程肯定要比追加银行贷款的方式缓慢得多，因此这种流转资本的过程也就常常会导致下述两种情形：第一，正如我们所知，尽管企业通过使用一定量的资本有可能赚到钱，但是大多数企业却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这么多资本；或者第二，它们唯有在大大高出“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才能筹集到这么多资本。

然而，上文所述并不意味着一家企业能够根据某种给定利率借款的最高限额将一成不变地与它所拥有的资本成比例。如果一家企业的经理能够使某家银行的经理相信，他拥有一个从新增加的资本中赚取大量利润的特殊机会并因此而能够提供一大笔安全保障金以防他的乐观估计被证明是无甚依据的，那么该家企业的经理就能够从该家银行处借贷到比另一家企业更高比例的资金。一般来讲，与经济前景暗淡时的情形相比较，所有企业在经济前景甚好的时候都能够从银行处借贷到在比例上高于它们所拥有的资本的贷款。(22)所有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那种阶梯性上升的信贷供应“曲线”，在整个经济前景好转时会向右侧偏移，而在整个经济前景恶化时则会向左侧偏移；这种供应曲线所出现的此类倾斜变位常常会以一种与利率发生彻底变化（亦即整个曲线的升高或降低）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作用，而且人们也常常会刻意地利用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预期利润的任何普遍增长都可能增加企业所能借到的款额，但是在许多情形中，它所增加的却是企业愿意按照现行利率借款的数额；当然，这种情况可以使企业的借贷能力达到这样一种限度，而超出这个限度，这些企业也就只有在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后才能够筹集到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虽然按照现行利率，某种需求将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种需求却不是一种“有效的”需求，因为它无法被归入现行利率所适用的那些范畴之中去，因此这些现行利率仍会保持不变。这种情形类似于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所导致的那种情形，尽管前者乃是在没有权力机构干预或没有垄断机构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也只是银行对借款者“信誉”（credit-worthiness）的看法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毋须详加解释的是，只要人们愿意按照现行利率借贷的款额大于他们按照这种利率能够借贷到的款额，那么决定各个不同企业内部收益率的就是这些借款额，而不是现行的市场利率。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讨论的情形那样，根据我们在上文中所列举的那些条件（我们现在还必须在那些条件上再增设一些限制特定企业之借款能力的条件），上述的内部收益率对于各个不同的企业来说乃是不尽相同的；此外，每家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会受到其自身的内部收益率的支配——这种内部收益率有可能大大高于那种也许根本就不曾发生变化的市场利率。内部收益率的上升会促使企业普遍转向诉求那些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当然，这种转向也会因为各个企业内部收益率的变化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考虑，即与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追加信贷的情形相比较，企业能够获得追加信贷的程度是否会减缓企业内部收益率上升的程度呢？进而是否还会减缓它们向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转向的程度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乃是与我们试图在下一节中以较为一般的方式进行讨论的那个问题相类似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主张能够在信贷供应完全弹性这一情形中有效，那么确定无疑的是，它在我们眼下所讨论的这种情形中就更可以适用了。因此，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主张在这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形中是否有效的问题。

五

关于特定利率下的信贷供应乃是完全弹性的假设，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我们认真思考其含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它还是一种十足的幻想；此外，这项假设也使得相关问题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棘手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这项假设使得我们必须去直面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所以我们接受它并对它进行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从这项假设所具有的最为纯粹的形式来看，它所提出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影响不同生产方法之相对获利能力的货币要素与实在要素（the real factors）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有论者认为，如果信贷供应是完全弹性的，那么决定何种投资形式最具获利能力的就必定是货币利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主张可以用下述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论断作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论断做出明确的界分。一种论断认为，在这种情形中，成本与价格的关系（或者工资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肯定是经由工资的变化或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加以调整的，因此它们可以使这二者间的差额与货币利率相一致；另一种论断则认为，即使当这种情形没有发生而且工资相对于商品价格也保持在极低水平的时候，支配投资形式的依旧是货币利率而不是成本与价格的关系。

就这两种论断而言（特别就其间的第一种论断而言），牢记这样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乃是非常重要的，即我们所考虑的那种情形显然不是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一种隐含有诸多会导致连续且不断变化之原因的状态。实际上，这种状态乃是我们正在探讨的一种累积过程的典型事例；在一种低于所有企业或大多数企业内部收益率的利率下，完全弹性的信贷供应乃是造成价格和货币收入发生持续变化的原因之所在，而且在这种情形中，价格和货币收入的每一次变化都会使进一步的变化成为必要。就这种情形而言，那种认为“均衡状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关系的观点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必定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至少某些价格间的关系肯定是失衡的。从下述两个命题来看，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一，价格必定与边际成本相等；第二，要素的价格必定与其边际产品的预期价格（亦即根据企业能够无限制获取信贷的那种利率而打过折扣的那种价格）相等。关于上述第一个命题，我们只需要指出这样一个要点：除非从一种非常特殊且与本文论旨不涉的意义上讲，(23)它在极短的期间内乃是无法成立的，尽管一种断言价格必定会始终与相关意义上的边际成本相一致的教条信念很可能要对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许多含混不清的观点负责。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更想关注的乃是上述第二个命题。

有论者认为，如果特定利率下的货币供应具有完全弹性而投资需求没有弹性的话，那么前者就只能够决定供需平衡时的收益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信念乃是经由类推的方法从另一项普遍法则中推演而来的。该项普遍法则认为，如果任何一种物品的需求量或供应量从某一特定价格来讲都是完全弹性的，那么它就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这一特定价格将成为唯一的价格。尽管这个论点在我们讨论“实在”要素供需关系的时候乃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它还是忽略了眼下这一情形与上述情形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因为在眼下的情形中，相关的“价格”乃是两类产品（亦即劳动力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而具有完全弹性的供应却不是这两类产品之一种产品的供应，而只是最初被用于这两类产品之一种产品的货币的供应。此外，它还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用于上述一种产品的货币支出额的任何增加都注定会导致用于另一种产品的货币支出额的增加。

如果按照此前的说法，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乃是一种不均衡的状态，那么这确切地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处理两类趋向于把同一个价格（更确切地说，乃是上述两类产品价格之间的那种关系）确定在不同数值上的力量。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是（只会发生缓慢变化的）一定产量的消费品和人们用其一定比例的收入去购买消费品的特定倾向，而对于每个雇佣量（从而也是对于收入总额）来说，一定产量的消费品与购买消费品的特定倾向这二者的结合决定着商品价格与所有要素价格之间的确切比率；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一种完全弹性的货币供应，它决定着要素价格与产品价格之间的某种固定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是与上述第一类要素所决定的那种关系不尽相同的。

当然，无从否认的是，实在要素所决定的商品价格间的那种关系可以经由货币流量的变化而发生极大的变化。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实在”要素所决定的价格结构因此而被扭曲的程度和时间长度是否就没有限制呢？或者说，最初引起一组商品价格上涨的额外货币会迅速地引起另一组商品价格上涨的事实，是否就不会对价格结构被扭曲的可能程度起到某种限制作用呢？这个问题颇类似于另外一个问题，即当我们以足够快的速度把某种液体倒入某个容器之一侧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按照我们所欲求的任何程度使这一侧的液面高出另一侧的液面呢？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一部分的液面高出其余部分的液面，显然取决于这种液体有多大的流动性和黏稠度；如果这种液体是浆状或胶状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使它达到高于水状液体的高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绝不可能按照我们所欲求的程度随意地使该容器中的一部分液面高出其余部分的液面。

正如液体的黏稠度决定了它的任何一部分液面能够高出其余部分液面的程度，收入增长导致消费品需求上升的速度也同样限制了我们（通过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生产要素这种方式）能够使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于其产品价格的程度。(24)如果我们假定，在一个资本储备奇缺但“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却很高的新兴国家里，利率（money rate）通过专断的方式被降到了极低的水平，那么上述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尖锐。如果我们所考虑的那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它在下述情形中也必定是站得住脚的，即按照低利率获取不限量货币的可能性会导致工资被提高至贴现值（discounted value）的水平——不仅是现有劳动力边际产品的价值，而且也包括了在机器（亦即一种在低利率下安装就会有利可图的机器）安装以后劳动力能够被期望生产出的那种边际产品的价值。实际工资所体现的劳动服务的总价值可能要比当下消费品的总产量大得多，而且也肯定要比当前劳动力的整个产量大得多。这种情况一定会使消费品需求和消费品价格得到相应的增长。如果价格依此方式上涨的情势激励了企业家去借贷更多的钱并进行更大的投资，那么这种情况只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且企业家期望价格上涨得愈快，他们也就必定会愈发加速价格超出其期望的上涨趋势。尽管企业家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成功地把工资提高到劳动边际产品之预期价格的贴现值水平，但是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他们实际上都不可能把实际工资提高到与低利率相一致的数值水平上，因为提供这种实际收入的目的并不在此。

在我们必须把上述因素适用于其间的那种情形中（比如说处于膨胀晚期阶段的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那种情形），情况确实会有所不同，但这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已。确凿不争的是，企业家并不能通过提供较高的货币工资（money wages）而把实际工资（real wages）有效地提高到与低货币利率相一致的水平上，因为他们越是提高货币工资，商品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25)此外，在这种情形中，还存在着这样两种限制性因素：第一，消费品并不在其中；第二，只要所有的投资都采取高资本的形式，那么雇佣的每一次增加也只能够给消费品产量增加一小部分雇佣价值而已。显而易见，上述讨论促使我们对第二个确凿事实进行考虑，因为这个事实支配着我们正在讨论的情形。这个事实表明，在这种情形中，可使用的劳动力并不足以使企业家在增加当下消费品产量的同时促使投资达到利率所标示的限度。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只要有未雇用的劳动力储备可以使用，那么企业家就的确没有理由不动用无限量的资金同时去做这样两件事情：第一，通过采用昂贵但却快捷的方法去增加近期的消费品产量；第二，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为较低成本的生产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利率能够在膨胀的早期阶段控制情势的原因之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就投资量而言，这意味着低利率在这些情形中是有效的，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一旦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实际工资仍可以通过货币工资的比例性调整而得到维持。

六

一如我们所知，如果情势按照与我们相反的观点所估计的那样发展，则肯定会导致种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因此，只要我们对这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做一番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下述情形乃是显见不争的，亦即在各种按照上述方向发展的情势中，实际工资的下降和投资支出的减少虽说有早晚之分，但却是无从避免的。的确，企业按照某一固定利率可以获取无限量的货币而引发的商品价格上涨会导致投资支出和实际投资的增长；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劳动力储备可以使用，所以投资支出和实际投资增长的实现只能以减少近期的消费品产量为代价。由此引发的货币收入的增加和最终需求的增长，加之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将造成消费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当然这是相对于工资而言的。上述观点认为，消费品价格如此这般的进一步上涨将会促成投资的进一步增加，但这却是以减少消费品（包括其他商品）的产量为代价的；据此推测，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没有人再去生产消费品而且所有的人都去从事这样一项工作：提供那种注定只能在某个较远的将来生产消费品的机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在这个间隔期间内死于饥饿了。尽管在膨胀的早期阶段很可能存在着朝此方向发展的某种趋势，但是人们却不必怀疑，各种制约性力量实际上会在那种极端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发挥它们的作用并制止这种发展趋势。这促使我们对这个观点的第二种论式进行讨论，而根据这种论式，在这个方面起支配作用的必定是货币利率。

在阐释这一论辩的学者当中，最重要的是卡尔岛和威尔逊（Wilson）。(26)这两位学者虽说承认，较之于利率，工资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很低的水平上，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不论如何，只要货币供应是完全弹性的，那么支配投资形式的就是利率而不是工资水平。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试图阐明的那样，这两位论者在很大程度上都简化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以至于他们未能对他们旨在阐明的观点做出证明。他们以一种颇无必要的精致方式做出证明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只要能够按照某种特定的利率获取无限量的货币，那么何种生产方法在获得了适合于它的设备以后能够使最高的本期利润高于本期成本的水平，就将完全取决于利率。但是，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就已经强调过的那种自明之理的另一种论式而已：只要利率维持不变，那么实际工资的变化就不可能改变不同生产方法的相对成本。需要指出的是，卡尔岛和威尔逊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对那些从不同生产方法中所得到的利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他们比较了运用不同资本量的生产方法，然而却根本就没有把创造出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方法所必需的额外实际资本的成本计算在内。他们之所以会忽略这个问题，实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可以获得新设备之前的那个过渡期里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设备是否有可能得到使用，确切地说，还将取决于这个间隔期间中所发生的情况。卡尔岛和威尔逊认为，只要人们任其自然而然地发展，那么现行收入超出现行支出的数额从未来的某个日子起将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未被告知现在与未来那个日子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观点仍未解决上述问题。当我们在上述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间决定选择何种方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以某种新的长期均衡形成以后可能出现的状态作为基础，而且还必须对现在与长期均衡形成之间的期间里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考虑，因为日后究竟会形成何种长期均衡状态的问题恰恰是以这段期间中发生的事情为基础的。卡尔岛和威尔逊所采取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研究步骤：先把那些决定资本供应的实在要素从他们的基据中切割出去，然后再假定资本量在长期阶段中肯定会做出自我调整，进而使它的“边际效率”达到完全由货币要素所决定的那种利率水平。

更为具体地说，卡尔岛和威尔逊假定，只要人们可以获取资金，那么在他们假定的情势中，通过成比例地（亦即按照可以在某一特定价位上出售的产品数量的增长比例）增添设备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产品需求，就肯定是一种极有利可图的方式，尽管按照这种方式，通常只有在经历了某个相当长的间隔时期以后才有可能赶上并满足那种增长了的产品需求。只有在（并且在这个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假设所需要的额外设备正在商店中等待出售而且即刻就能够安装使用的条件下，上述间隔时期才不会出现。显见不争的是，这项假设意味着，扩大生产所需要的所有实际资本早就存在了。当然，这项假设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当所有的企业都同时处于相同状态的时候，该项假设却是无法成立的。在我们所关注的那种情形中，实际上唯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延误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得到额外的设备以及由它们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品。在产出更多产品之前这段间隔时间里，原本通过更加快捷的生产方法有可能获得的那些利润将会失去，因此它们也应当被算作是较远将来之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疑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即企业家完全有理由同时并举这样两项工作：通过采用快捷但却昂贵的生产方法迅速提高近期的产量，同时通过定制更多的机器设备来为较远的将来做准备。但是，这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实在资源（real resources）的数量，特别是劳动力的数量，是否足以使企业家同时并举这两项工作。或者换句话说，这里凸显出来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然而无视这个问题却是论者们在当今讨论这些论题时的一个时髦做法）：资金的无限供应是否能够确使实在资源也得到无限的供应呢？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在我们所关注的那种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这个棘手问题，而且他们的这种做法还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仿佛成功地把特定的资本供应这个因素从该问题的相关基据中切割掉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做一番更加详尽的考察，那肯定会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带来相当大的启发。在这个方面，卡尔岛在本文所参引的那篇论文中对这个论题所做的阐述，特别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该文中明确宣称，他将探究所有有关个别企业的产量受制于“下降的产品需求曲线和／或上升的生产要素供应曲线”的情形(27)——更有甚者，他还把“下降的产品需求曲线和／或上升的生产要素供应曲线”视作是唯一可能替代无弹性信贷供应这一限制因素的东西。但是，当他着手讨论这类情形的时候，他却假定“对于个别企业来说，生产要素之供应的弹性乃是无限的”；后来，他甚至还在这篇论文的一个注释中采用了这个明确的假设。(28)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事实上只是论证了他开始允诺要给出证明的所有情形中的一部分情形，但是他的论述却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他已经对所有的情形都给出了证明似的，而且还持之一贯地把他最初设定的选择性方案（无弹性信贷供应，或者下降的产品需求曲线和／或上升的生产要素供应曲线）视作是与下述两种情形间的界分相一致的：一是有利可图的生产方法仅由工资率（rate of wages）来决定的情形；二是有利可图的生产方法仅由利率（rate of interest）来决定的情形。

卡尔岛未能正视劳动力供应之有限性的效应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可用于投资的实在资源的短缺正是通过劳动力供应价格的上涨而得到体现的——而这种实在资源的短缺现象则是由消费品生产者竞相需求这种资源所造成的。实际上，他的结论完全出自这样一种假设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假设下才是正确的，即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供应的弹性是无限的。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就确实有理由认为，企业家可以成功地运用无限量的货币资金通过昂贵的生产方法迅速增加产量，同时也可以成功地为晚些时候采用某种较为经济的生产方法去生产更大量的产品做好准备。如果企业家能够按照某一不变的价格获取未使用的劳动力储备，那么无限量的资金也就意味着对资源的无限控制。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情形却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形。

只要我们暂且假定每家企业都代表了一种高度整全性的生产过程（这就是说，每家企业不仅生产制成品和所有需要使用的原材料等产品，而且还生产前述产品所必需的全部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洞见到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那个问题了。在本文考虑的各种情势中，每一家整全性企业（integrated firms）都只有通过提供较高工资这种方式才能够吸引到额外的劳动力；再者，尽管需要资本相对较少的行业部门可能会发现以牺牲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行业部门为代价并且通过支付较高工资的方式来增加劳动力乃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对于所有企业或者对于具有平均“资本密集程度”（capital intensity）的行业部门或企业来说，在没有闲置劳动力可以使用的条件下，这种情形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本文的论旨来看，这类企业有可能代表着一种普遍趋势；因此，对于其间的每一家企业来说，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商品生产与机器生产之间分配它所拥有的特定劳动力。在变化完成以后的整个时期里，使现有收入超出现有支出的数额达致最大化的方法，从暂时的角度来看，就是把劳动力从商品生产方面转移到机器生产方面去。这种方法显然会造成现有商品产量的下降，从而也会导致现有利润的削减——削减后的利润不仅会低于那种通过采用快捷但却较为昂贵的生产方法（直至边际成本恰好等于价格）的方式而可以在保持过去产量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的水平，而且还会低于那种经由采用快捷但却较为昂贵的生产方法（直至边际成本恰好等于价格）的方式而可以在增加现有产量的条件下有可能达到的水平。实际上，为了生产额外的机器而不得不割舍的那些利润，必须被视作是更大利润——亦即从未来某个时刻起可以持续不断挣得的那种更大利润——的成本，因而也必须与这些更大的利润相抵消。正是这个项目（亦即代表着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所涉及的额外等待的成本），根本就没有被卡尔岛或威尔逊纳入他们的分析或计算之中。由于人们在这种间隔期间中可以挣得的利润，一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有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它们也就更可能使情势变得不利于那种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过程。换言之，周转率较高的生产方法之所以能够产生较高的利润，并不是因为在卡尔岛所设想的那种新均衡状态业已确立以后这些利润会以较高的速率自然增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那种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所产生的利润会比那种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所产生的利润先开始自然增长。企业家在决定是否应当制造那些额外设备的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的，恰恰是从现在开始起所挣得的利润，而不只是制造了那些额外设备以后才会产生的利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有当我们所谓的整全性企业的内部收益率上涨到了足够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们才肯定不会把劳动力从商品生产方面转移到机器生产方面去，而会把劳动力从机器生产方面转移到商品生产方面去。这种转向并不只是暂时性质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最初使这种转向看上去是有利可图的条件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消费品价格始终高于工资，那么这种转向就肯定会继续下去。

在我们结束有关整全性企业的讨论以前，我认为还有必要对这些企业生产机器的车间中所发生的事情再做一番较为详尽的考量。一如我们所知，在上述把劳动力从机器生产方面转移到商品生产方面的情形中，这些生产机器的车间将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也可以被用来间接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力；此外，这些车间还必须去生产精密度较低而且成本也较低的那类机器。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它们会使某个特定种类的劳动力出现过剩的情况，而我们知道，这些劳动力也就是那些专门从事较为精密机器生产的人或者一些从事与机器总产出成固定比例的必要工作（例如把生产机器所需要的原材料提炼出来的工作）的人。换言之，一些可以在较广泛领域中使用的劳动力的短缺会导致某些特定种类的劳动力的失业，而这些特定种类的劳动力则正是从事某些机器种类之生产的特别专门的人士。

即使我们放弃整全性企业这个假设，其结果也肯定不会有什么两样。虽说这个道理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但是我必须承认，要想准确地设想出这种情形的具体发生方式却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形中，这个问题的物理性条件一如前述：第一，可使用的劳动力肯定不足以在迅速增加消费品产量的同时还能够生产更多的机器以求在将来某个时候通过运用更有效的生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第二，如果企业家决定采用较为昂贵但却更加快捷的生产方法，那么这也同样能够使他们挣得更大的利润。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因素能够使企业家预见到这种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企业家相信根据现行价格他们既能够雇佣到劳动力以便即刻提高产量，也有财力让机器制造商为他们生产机器，那么努力将这两项工作同时并举对他们来说便是有利可图的；换言之，个别企业家在这种情形中也就不用再去直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了：用同样的劳动力或者去生产更多的商品，或者去制造更多的机器；再者，只有当他和所有其他处于相同情形中的企业家都试图如此行事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我们应当从下述四个事实中去探寻。第一，为近期生产做好准备工作这一点肯定会首先得到企业家的关注，这是因为近期有可能获取的利润若没有得到，那么它们（也许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长期业务）就会长久地为某个竞争者所获取，而晚一点获得较高效率的机器只会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到商品的产量，而且也只会把生产成本降低的日期推迟一点而已。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企业家来说，较远将来的不确定性也会日益增加。虽说企业家可以期望较高的价格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是与他们对这种情况在近期的发展态势的把握相比较，他们对这种情况是否会在较远的将来持续下去这一点却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因此，根据“抓紧时机”这项原则，企业家肯定会优先考虑近期获利一事。

第二个事实是：由于从短期来看，商品产量的任何增加都会使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比那些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供应价格的日益上涨对前者的影响也就当然要比它对后者的影响更明显；这就是说，试图获取增加特定商品产量所必需的机器的努力所面临的机器价格上涨的情形，与使用一定量的劳动力（亦即那些需要较少资本的生产方法在生产相同产量产品时所必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所造成的工资上涨的那种情形相比较，要严重得多。

第三个事实是：就商品生产者最初增加商品产量（并不是不采用额外的机器而是采用那种较廉价的机器）而言，他们只会在临时投入使用的机器报废以后才会对具有较高精密度的机器产生需求；因此，这些商品生产者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中完全不需要那些具有较高精密度的机器。

最后一个事实（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只要商品生产者实际上未能成功地把产量迅速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亦即把边际收益率降至商品生产者可以期望在长时间中予以保持的水平所必需的那种程度，那么他们就无法确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各种因素当中，究竟哪一种因素的变化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换言之，只要采用快捷的方法所产生的利润实际上没有下跌，而且商品生产者也唯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够获取所有有可能即刻产生的高额利润，那么为了能够获取一种风险较大且比率较低（尽管总体上较高）的未来利润而进行比较周密详尽的准备工作这件事情，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也就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只要人们企图把迅速增加产量和准备更多的机器这两件事情同时并举，那么收入和最终需求的变化就会继续超出消费品生产者的预期。唯有在投资大幅度削减以后，那些昂贵的生产方法的成本才可能赶上价格的水平，而且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也才会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充分意识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上文的讨论并不能令人感到十分满意；因此第二，对竞争造成这种结果的精确过程给出更为清晰和明确的描述乃是极为可欲的。但是，对于我们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却毫无把握。我们所探究的乃是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情势的发展将取决于各种变化相继发生的精确顺序，而且其间任何时候发生的情形都极可能是“混乱不堪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战争期间的情形那样。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无法准确地说出企业家会在何时放弃那种彼此相克的做法，亦即同时并举增添精密设备和迅速提高产量这两项工作的努力。我们只能够指出：第一，我们所关注的李嘉图效应被延误的时间越长，促使其形成的那些力量也就肯定会变得越发强大（这就是说，最终需求的增长会引发相应比例的投资增长；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久，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其成本上涨的幅度也就必然越大）；因此第二，那些力量不论早晚都注定会变成这种情势中的支配性因素。

七

任何想从那种可获得的统计信息中发现李嘉图效应是否切实发挥了上述因素所具有的那种作用的尝试，都会遇到相当多的棘手难题。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够对下述两个问题给出说明：第一，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的尝试究竟会遇到哪些棘手难题；第二，为什么迄今为止可获得的证据依旧无法使人们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我们必须首先指出的是，尽管论者们有时候会在这个方面使用“实际工资”（real wages）这个术语，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工资与产品价格间的关系却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实际工资”这个术语的含义没有任何密切的关系。虽然论者们在讨论实际工资的大多数情形中所意指的就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与他用这些工资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却是企业家所担负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这种成本与他所生产的产品之价格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要点：甚至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与企业家所担负的劳动力成本有时候也可能是不同的。(29)需要指出的是，更重要的区别乃是工人用其工资所购买的产品之价格与用这些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之价格间的那种区别。此一区别主要源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生活费用”（cost of living）主要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但是就本文的论旨而言，制成品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讲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因素。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本文的论旨而言，任何特定产品价格之变化的重要性乃是伴随着用于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相对资本数额（用于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数额相对较少，而用于制成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数额则相对较多）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我们牢记，就我们的论旨而言，需求从需要相对较少生产资本的商品向着需要大量生产资本的商品的转移将会产生与总需求增长相同的影响，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洞见到上述观点的重要意义了。一如我们所知，任何统计调查在最初的时候都极可能只关注任何特定行业部门的产品价格与工资间关系的变化对企业家向该行业部门进行投资所造成的影响。就人们尝试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调查而言，价格很可能应当根据生产不同产品所使用的不同资本数额进行加权。当我们所必须探讨的乃是一种“开放系统”（正如统计调查中常常会出现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对国产商品的价格与进口商品的价格做进一步的界分。

第二，虽然从“生活费用”的角度来看，具有相关意义的乃是零售价格，但是就本文的论旨而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却是制造商所得到的价格；而且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出于我们在本文中毋需详加探究的种种原因，制造商所得到的价格（或者至少是批发价格）的波动也确实要大于零售价格。

第三，尽管从“生活费用”的角度来看，具有相关意义的乃是工资与某一固定数量商品之价格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本文中所关注的却是劳动力成本与这些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边际产品之间的各种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边际产品本身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它既可以成为我们所关注的李嘉图效应的一个结果，也可以因其自身的变化而成为这一效应的原因。换言之，当边际产品所发生的变化是由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比例所发生的变化引起的时候，边际产品的变化就表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而当边际产品所发生的变化是由“基据”的变化且特别是由技术知识的变化引起的时候，它们则表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当发生技术更新的时候，至少当技术更新呈迅猛且普遍之势的时候，技术更新就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引发各种极为重大的棘手难题。

只要技术知识保持不变，那些与本文论旨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与这种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之价格间的关系，在一般的意义上讲，便是与某一固定量的劳动力之成本同某一固定量的产品之价格间的关系相同的——尽管在我们考虑一种“开放”系统的时候，某种重要的原材料的价格所发生的变化有可能会扰乱这种简单的关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们必须把技术知识的变化考虑在内，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多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知识的增长能够使我们在使用完全相同的机器和承担完全相同的其他费用的情况下将产量提高20％，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的即时效应就会与该产品价格上涨的效应极其相似。如果知识的变化是孤立发生的，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任何特殊的棘手难题。但是，当知识变化与价格变化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颇为棘手的难题，而且还很难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为了判断出与技术更新相伴发生的任何价格变化的意义之所在，我们还必须知道当下情势中哪一种价格关系与此前存在的那种价格关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与产品价格之间究竟哪一种关系现在能够在影响投资的吸引力方面与技术更新之前存在的价格关系相差无几。关于这个难题，我现在还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注释】

(1) Profits, Interest，and Investment（1939）；另请参见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chap.xxvii。

(2) 尤请参见H．Townsend对拙著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的评论，载于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40以及T．Wilson，“Capital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载于Review of Economic Stuides, June，1940。此外，我一直未能读到C．Welinder撰写的论文：“Hayek och ‘Ricardoeffekten’”，载于Ekconomisk Tidskrift, March，1940。

(3) Ricardo原则的相关文字段落，主要见之于Works, ed. McCulloch, pp.26 and 241。

(4) 例如：N．G．Pierson，Principles of Economics，I（1902），pp.219，308；G. Cassel，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Interest（1903），p．116，他在这里指出，“假设利率不变，那么劳动力变得越昂贵，对预期劳动力的替代也就会越大”；F．A．Fetter，Economic Principles（1915），p．340；H．R．Seager，Principles of Economics（2d ed.，1917），pp.278，289；R. G．Hawtrey，The Economic Problem（1926），pp.324以次。另请参见H．G．Hayes，“The Rate of wages and the Use of Machinery”，以及C．O．Fisher，“An lssue in Economic Theory：The Rate of Wages and the Use of Machinery”，载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23；Fisher的讨论极具特色，因为Hayes对这个论辩所做的错误表述，轻而易举地就被他给推翻了。

(5) 例如：G．von Schulze-Gaevernitz，Der Grossbetrieb（1892）；J．Schoenhof, The Economy of High Wages（1893），pp．33，279；L. Brentano．Hours and Wages in Their Relation to Production（1894）；以及J．A．Hobs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1894），p.81。

(6) 尤请参见H．Neisser，“Lohnhohe und Beschaftigungsgrad im Marktgleichgewicht”，Weltwirschaftliches Archiv, Vol.XXXVI（October，1932）；以及A. Kahler, Die Theorie der Arbeiterfreisetzung durch die Maschine（Leipzig，1933），pp．75以次。我也许应当补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Neisser教授的缘故，我才确信这个命题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当（亦即他的论文发表的那个时候）我在同一份杂志发表的文章里面被这个问题完全搞晕了的时候，正是他即刻就发现了我的错误，而且还当面向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认识混乱。

(7) J．R．Hicks，The Theory Wages（1932），chap，ix，以及G. F．Shove在Economic Journal杂志中发表的评论文章（XLIII，September，1933，471）。

(8) J．R. Hicks，“Wages and Interest：The Dynamic Problem”，载于Economic Journal，Vol．XLV（September，1935）。

(9) N．Kaldor，“Capital Intensity and the Trade Cycle”，Economoca, Vol.VI, No．21（new ser.；February，1939）；另请参见他所撰写的：“Annual Survey of Economic Theory：The Recent Controversy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Econometrica, Vol.V，No．3（July，1937）。

(10) 正如我在其他论著（Pure Theory of Capital，esp.p．147）中所试图指出的那样，对这种“资本供应”的唯一适当的描述就是对不同时距中可能的产出流量（亦即能够从现有资源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之范围做彻底的计算。至于在这些不同的产出流量中究竟会生产出哪一种产出流量的问题，将首先取决于那种所谓的“雇佣率”（rate of employment：即某个期间前后相继的时间中雇佣人的比率）以及雇佣将采取的形式、那些反过来又取决于最终需求的要素、货币工资的水平，乃至由此而产生的货币工资与产品价格的关系。一般来讲，只有一种产出流量，而在生产它的过程中，它将产生一种具有特定规模和时距的收入流量，以至于那种收入中的一部分（即在任何时候都将被用于消费品的那部分收入）将正好与眼下消费品产出的成本（包括企业家在决定实际采用的生产方法时所预期的那种资本回报率）相等。Bohm-Bawerk（就更不用说Wicksell了）的致命错误在于：尽管他相当清楚现有的资本货物库存可以生产出多于一种的产出流量，但是他却仍然试图通过把资本货物的库存与明确的消费品数量等而视之的做法来简化他的阐释，而且还试图在他的举例说明中用固定的可资获得的货币资本量来指代它。只要我们牢记他的这种简化处理方式，那么Positive Theory一书中最后一章就“充分发展的资本市场”（The Market for Capital in its Full Development）这个问题所做的著名分析便是极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任何切实地用货币总量来表示资本供应的人来说，那种分析却肯定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势毫无相关性的。

(11) 由于G．F．Shove已经在检测阶段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判，所以我现在不会对这样一个问题再如此深信不疑了，而这个问题就是：确证这项命题反比的真实性也可以同样证明原初命题的正确性。

(12) 尽管后来的许多论者都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但是李嘉图却明确地假设了工资的普遍变化；他简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工资上涨百分之十，难道“机器的价格就不会”按相同的比率“上涨”吗？参见Works，ed．McCulloch，p.26。

(13) Profits，Interest，and Investment，pp.29以次。

(14) 当然，周转率不仅取决于经营活动的性质和所采用的技术方法，而且还要取决于企业家的技艺和成功。在同一行业中通过采用相同的技术方法而能够比其他的人更好地运用一定资本量的企业家，毫无疑问会从这种技艺中获得一种差额利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本文讨论的那个事实），即拥有相同技艺的企业家（在不同的行业并采用不同技术方法的企业家），为了从他们的资本中挣得同样的收益率，他们就必须从每一次周转中挣得不同的利润率。众所周知，比如说，由于一位旧书商的周转率要比新书商的周转率慢许多，所以他必须（与新书商相比较）从每一本售出的书中挣取更大的百分比。

(15) “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这个术语乃是我从K．E．Boulding那里借用来的：“The Theory of a Single Investment”,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XLIX（May，1935），478以次。然而我认为，在此之前，该术语的德语对应词（更准确地说就是“innerer Zinssatz”）已经在论者们讨论信贷配给的影响的文献中得到了使用；不过，我现在无法明确指出该术语得到使用的具体时间或者使用该术语的具体论者。

(16) 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在这里将不考虑复利（compound interest）这个问题。

(17) 当然，这些数字表明了价格的上涨对不同企业的利润所具有的影响，而且这些数字也将通过这些企业的资本组合所发生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18) Hawtrey博士在其评论拙著Pure Theory of Capital的文章（Economic Journal，June-September，1941，p.286）中试图根据“储蓄能力的纯成本”而对投资收益率所做的评估与根据其对最终产出的边际贡献而对投资收益率所做的评估这二者做出界分，并且宣称：前一种评估在通常情形中是可能的，而后一种评估却唯有在例外的情形中才是可能的。但是，上述两种方法却肯定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而且任何一者看起来都不可能比另一者更有帮助，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第一，我们假设，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经过调整以后可以使产出保持恒定不变；第二，我们假设，除了一种资源以外所有资源的数量都是恒定不变的，而且人们可以看到一种资源的变化对产量的影响。换言之，上述第一种方法所根据的是依照等概率曲线的运动以及要素间边际替代率的变化，而上述第二种方法所根据的是与同一种图解中的轴线相平行的运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边际产品的变化。

(19) 有论者指出（亦即由Wilson在上文所征引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第一，我在前面那个论辩中又一次采用的数字事例乃是颇具误导的，因为在现代情势下，实际的选择并不是在够用几个月的资本与够用一两年的其他资本之间展开的，而是在各种各样都可以沿用许多年的机器设备之间展开的；第二，在它们之间，由产品价格变化所导致的收益率的区别极小，因此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在我们给出的说明事例中，在具有周转率为1／10的资本收益率将从6％上升到6．5％的情形中，具有周转率为1／12的资本收益率就会从6％上升到6．417％——这样一种区别确实是无足轻重的。但是，Wilson在做批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领会这项论辩的要点。他的批评乃是以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为基础的，而这种认识混乱则很可能是由两种不同的陈述在字面上的相似性所导致的。的确，一种较耐用（或较节约劳动力）的新机器将取代不太耐用或不太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但是，这个说法的意思却是与另一种说法即“新增加的资本将取代其他要素”的意思不尽相同的。如果新增加的资本——亦即投资到较昂贵（因为较耐用或较节约劳动力）的新机器中的那种额外资本量——高于那种用一种相同的机器去取代旧机器所需要的额外资本，那么它未必就可以取代旧机器。这个说法毫无意义。它注定可以节约其他的费用，亦即减少其他所需的要素的数量，而且用额外资本来替代投资于这些其他要素的资本的收益也必须与额外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用一种略微简单的方式来阐明这个道理，即投资于机器的额外资本可以通过把机器制造得更耐用的方式而被企业家用来替代更多的劳动力，其结果是在机器方面新增加的投资，与投资于不太耐用的机器设备的资本量相比较，可以替代更多的劳动力（因为根据任何规定的利率，只要机器的寿命的延长在比例上超过了额外的开支，那么把机器制造得更耐用便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说，投资于机器的额外资本可以被用来把机器变得更能够节约劳动力，而在这种情形中，更为显见不争的是，用新增加资本去取代的并不是其他的机器，而是现有的劳动力。正是通过对（在Wilson所反对的那种说明事例中）一项价格上涨对一项两年投资的影响与一项价格上涨对几个月投资的影响所做的比较，我理解了我的理据，而且根据这些假设似乎为真的情形之于更现实的情形（即企业采用那些可以沿用十年甚或二十年的机器设备的目的在于节约现有劳动力的那些情形）来说，就更是确凿无疑了。如果我们对一个企业全部资本的周转率（或“投资的平均期”）和收益率进行计算，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周转率还是收益率的变化仍然是很小的。但是，这里的关键要点却在于：在任何时候所做的决策都未必是指涉全部资本的，而且从现在重新投入的资本总额中所获取的那种替换收益也是绝对不同的。

(20) 如果有人反对说，那种被我们假定为由人们采纳超时手段或相似的手段而导致的成本增加不可能很小，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第一，（我们所假设的）百分之五的价格的微小上涨并不会具有这种特定的效应；因此第二，它需要有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五的上涨才可能产生这种效应。

(21) 我在讨论价格和生产的时候引入了“生产结构”（structure of production）这个术语，目的是为了描述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之间进行现有劳动力的分配。然而，论者们有时候却似乎从唯物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生产结构”这个术语，而这种解释则助长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我所讨论的“生产方法的变化”（changes in methods of production）意味着实际投入使用的机器所发生的一种突发性质的变化。但是，我所谓的“生产结构”却显然可以在实际投入使用的设备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些设备也只会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化；当然，这类变化中最彻底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机器生产的全部停止，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仍可能在消费品生产中继续使用原有的机器。

(22) 应当指出的是，依此方式而施加于企业借贷能力之上的限制将是一种会变化的限制，它只会在短期中得到确定，但是却会随着收入和最终需求乃至获利前景的增加（而这是由对此前信用的每一次增加而导致的）而逐渐得到强化。换言之，它只会限制信用膨胀率，但是却不可能阻止一种持续的、渐进的、（就估计借贷者的担保而言，如果其资产的账面价值因价格上涨而被抬高了的话）甚至还是无限的信用膨胀。

(23) 如果我们把短时期中增加产出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企业家个人的努力）都涵括在边际成本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按照某一特定比率增加产出的成本都涵括在边际成本之中，那么这个命题就可以在最短的时期中成为真实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那么边际成本就不再是唯一与产量相关的东西了，而且我们也必须去考虑每一种增加产出之比率的单独边际成本曲线——由于我们假设了一种较快的增长率，所以这种边际成本曲线就会下降，直至（就一种突发性质的产出增加来说）变成垂直线。

(24) 当然，经济均衡不同于我们所采用的那种流体力学的直喻，其间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价格间的均衡状态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可获得商品的实际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这些实际的变化却只会强化这种趋势，因为它们必定会起到与金融因素相反的作用：在我们的情形中，它们的作用在于增加参与生产非消费品之物的人的比例（当然是与可资获得的消费品的产出相比较而言的），进而扩大工资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差额——而当新货币流动一停止，它们就会确定下来。

(25) 当然，整个劳动力在社会实际收入中的比重也是严格固定的。货币工资总量的增加能够使劳动力侵吞掉领取年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但是，为了使越来越多的人当中的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实际收入（以牺牲那些领取固定货币收入的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做法所必需的货币工资的上涨就不得不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也就是高到企业家不可能提供的程度，直至他们最终期望发生一种急骤的通货膨胀。换言之，我们当然不希望否认这样一点，即这时会出现某种强制储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牺牲那些领取固定货币收入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否认的只是这样一点，即通过强制储蓄，有可能（从消费品的角度来看）给予日益增多的参与生产投资货物的人以一种恒定不变的工资。我们也许还应当补充指出，正文中的论辩并不意味着所有以工资形式支付的额外货币收入都会即刻被用于消费品，而仅仅意味着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会即刻被用于消费品（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Profits，Interest，and Investment，pp．52以次）。

(26) N. Kaldor，“Capital Intensity and the Trade Cycle”，Economica，February，1939，以及T. Wilson，“Capital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une，1940。

(27) 正文征引书，p.46。

(28) 上引书，p．50，n．4。这项假设隐含于本页乃至前一页的整个讨论之中，因为只有当人们可以按照某一特定价格获取无限量的劳动力的时候，“资本水平供应曲线”才会具有实际意义。

(29) 这种情况乃是由税收、社会保险费用、影响工作条件的立法规定或工会规章所发生的变化导致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某位论者对瑞典和奥地利行型活字操作工的“实际工资”所做的一项详尽的比较统计分析；该项分析似乎在结论部分指出，尽管工资购买力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在奥地利要低很多，但是它们对于制造商来说却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力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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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初发表在：Economica, IX, No.34，new ser.，May，1942，pp.127-152。

第十二章　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

一(*)

有论者认为，国家间联邦制（interstate federation）所具有的重大优点之一在于：它不仅可以消除阻碍相关国家的人员交往、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的壁垒，而且还可以使人们有可能在其间创建起共同的法律规则、一种统一的金融体系以及共同的通讯沟通控制措施。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当然，就创建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区域所会产生的物质利益而言，可能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此外，经济联盟与政治联盟的结合似乎也被人们视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所必须论证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的建立将会给人们实现某些为他们广为珍视的宏大目标设定若干极为明确的限制，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阐明为什么废除联邦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壁垒不仅是伴随着实现国家间联邦制这个主要目的而产生的一项令人欢迎的举措，而且也是实现这个主要目的所依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

毋庸置疑的是，国家间联邦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障和平：一方面，通过根除联邦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隐患并且为解决各国间有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提供有效的处理机制来避免联邦各国间的战争；另一方面，通过把该联邦建设成一个极其强大的联邦进而消除蒙遭任何外部攻击的危险这种方式来避免或阻止该联邦与任何其他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果这个目的只需要依靠一种并未扩展到经济领域的政治联盟（political union）就能够得到实现，那么在一种更广泛的联合有可能阻碍人们实现其他理想的情况下，许多人都可能会只同意建立一个承担共同防务之目的和实施统一外交政策的共同政府。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创建国家间联邦制的所有计划之所以都把经济联盟包括在内（有的计划甚至还把经济联盟视作是国家间联邦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实是有着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可以依循的。此外，历史上也不曾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未建立共同经济体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在它们之间建构起一个实施统一外交政策和进行共同防务的联盟；实际上，历史上之所以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也是有着特别充分理由的。(1)尽管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例，即若干国家在没有为实施统一外交政策和进行共同防务提供某种机制的情况下便缔结起了关税同盟，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若干国家决定依赖某种统一的外交政策和某种共同的防务力量的做法——恰如奥匈帝国各成员国的那种情形一般——却不可避免地是与共同管理关税、货币和财政等事务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

联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各种关系为上述情形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据，因为在没有共同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情况下，确立一项统一的外交政策并向联邦以外的国家派出一个共同代表的情形乃是很难想象的。如果国际条约只应当由联邦来缔结，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联邦必须对所有对外关系的安排享有独占的权力，而其中当然包括对进出口等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此外，如果联邦政府（union government）还应当对维持和平负责，那么联邦（而不是联邦的成员国）就必须对所有可能损害或有益于其他国家的决策负责。

再者，实施一项共同防务政策所必须满足的各种要求也是同样重要的。不仅国家间的任何贸易壁垒会阻碍人们最充分地使用可获取的资源并削弱联邦的实力，而且因各种地方保护主义（regional protectonism）而形成的地方利益共同体也肯定会给实施一项有效的防务政策设置各种障碍。一如我们所知，想使局部利益服从联邦整体利益乃是难上加难之事；但是，只要联邦各成员国继续成为独立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居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壁垒把他们与联邦其他各国隔离开来而只能绑在一起共同获益或共同受难），那么它们在实施一项共同防务政策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可能会因为这些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而受到阻碍。然而，这仅仅是我们在下文中必须加以讨论的一个更加宽泛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维护联邦内部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可以说为人们把联邦扩展到经济领域提供了一个最无可置疑的理由。对一个国家施以任何程度的经济隔离措施或孤立措施都会致使该国居民在利益方面达成一致，进而还会致使该国居民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居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确，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这类冲突了，因此我们会把它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即使如此，这类冲突也绝不是一种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事情。有论者认为，对某一地域中的某个特定行业产生影响的某种变化，对该地域中的所有居民或者绝大多数居民的冲击要比它对其他地区居民的冲击更为强烈；但是，这种观点却是毫无理据可循的。我们所持的这个判断也可以同样适用于那些现在已组成主权国家的地区和按照专断的方式划定的任何其他地区，尽管它无法适用于关税壁垒、独立的金融组织，以及所有其他对人员的自由交往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构成障碍的因素。的确，正是由于这些壁垒的存在，才使得最初对某个特定群体具有影响的各种益处和侵害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并且扩展至几乎所有居住在该国境内的人。这样的经济边界创生出了一些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共同体都具有这样一个极为本质的特征：它们很容易把所有的利益冲突都变成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人员构成会不断发生变化的那些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它们所导致的那种冲突也就成了某个国家居民群体之间的永久性冲突，而不是位置各不相同的个人之间的那种冲突——我们知道，这些位置各不相同的个人有时候会就某个问题与一个群体站在一起反对另一个群体，而有时候则会就另外一个问题与后者站在一起反对前者。众所周知，国家设定的限制将导致该国人口的生活水平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与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相比较）(2)；虽说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但是它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发现他的利益与一个稳定群体的利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与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只此一个事实就注定在那些群体之间引发尖锐的冲突。一如我们所知，始终存在着一些极容易为某一特定事件或某一特定措施所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尽管这种情形是无从避免的，但是，如果人们可以做到这样两点——第一，这些利益共同体的组合不成为恒定不变的共同体；特别是第二，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地域上相互交叉重叠而且也绝不会被人们长久地视作是某个特定地区的居民所组成的群体——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情形便是与维护较大规模统一体的内部团结这一利益相符合的。

我们拟在后文中对下述情形进行检视：在现有的联邦制度中，那些比较隐蔽的保护主义手段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各国之间造成日益升级的冲突和不断激增的报复行动的，甚或致使各国动用武力的，尽管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联邦各国都无权采用诸如关税和独立货币这样一些较为显见的保护主义手段。再者，如果联邦各国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保护主义手段，那么它们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实是不难想见的。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原有主权国家之间所订立的政治联盟，如果没有经济联盟作为辅助，根本就无法长久维续下去。

二

如果联邦各国间不仅不存在关税壁垒而且人员和资本也可以自由流动，那么这种情形肯定会产生某些极为重要的结果，然而这些结果却常常为人们视而不见。显而易见，这种情形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各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如果商品、人员和货币可以自由地跨越各成员国边界进行流动，那么各成员国自己制定的经济政策和采取的行动也就显然不可能对各种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形中，联邦成了唯一的市场，而且联邦内部各地区的商品价格也只会因为运输成本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联邦内部，任何一个地区在生产任何商品（亦即可以被运往其他地区的商品）的条件方面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联邦其他地区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同样，在联邦内部，任何一个地区在投资机会或劳动报酬方面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即刻就对联邦内部所有其他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供应及价格产生影响。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几乎所有旨在扶持特定行业部门的经济政策都是努力通过影响价格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无论这是通过市场营销委员会还是通过限制方案加以实现的，也无论这是通过强制性“重组”特定行业部门还是通过取消特定行业部门过剩的生产能力加以实现的，其目的都始终在于限制供给并据此抬高价格。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做法对于联邦各成员国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在联邦内部，各国政府已不再拥有市场营销委员会的各种手段以及强行垄断个别行业部门的其他手段。如果联邦各国政府仍然想扶持特定的生产者群体，那么它们就只有用普通税收筹集到的资金去直接资助那些生产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保护手段，亦即英国在晚近为保护本国糖类、奶制品、咸肉、马铃薯、棉纱、煤炭和铁制品的生产者免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恶性竞争”（ruinous competition）而采取的那些保护手段，却是无法加以采用的。

此外，联邦各成员国也显然无法实行一种独立的金融政策。由于采用了统一的货币单位，联邦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所享有的行动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而它受到限制的程度至少会像它在刚性的金本位制下所受到的约束一般——由于在传统的金本位制下，国家间的汇率波动要大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汇率波动或联邦内部允许出现的可欲的汇率波动，因此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在联邦内部所受到的限制很可能还会更大。(3)事实上，人们甚至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在一个有着普遍金融体系的联邦制度中，独立的各国中央银行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在这种情形中，联邦很可能必须把这些银行组织起来并将它们纳入联邦储备体系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不争的，即那些在根本上受个别国家经济条件和财政条件所指导的国家金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种普遍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的金融政策都必须被视作是联邦的事务而非国家的事务。

然而，即使联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程度没有它对货币和价格的影响那样大，联邦的存在也会使联邦各国于涉经济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当然，联邦各国可以对产品的质量和所采用的生产方法进行控制，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联邦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排斥联邦其他各国所生产的商品，那么某个国家通过立法而对某个特定行业部门所施加的任何负担都会使该行业部门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而这当然是相对于联邦其他各国中的同类行业部门的情形而言的。正如现有联盟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即使类似于限制使用童工或限制工作时间这样的立法，对于个别国家来说，都会变得很难实施。

再者，在纯粹的财政领域中，个别国家征收岁入的方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各国之间所存在的较大的流动性，肯定会使各国不去征收任何有可能促使资本或劳动力外流的税种，而且许多间接税种的征收也会变得相当困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各国都应当避免滥用各国间的边境管制措施——这一点无疑是可欲的，那么事实将证明，对任何容易进口的商品进行征税都会变得极为困难。这种情形不仅会使联邦成员国放弃诸如烟草专卖这类税种，而且还很可能会使它们摒弃许多其他的特许权税种（excise taxes）。

我不打算在这里再对联邦有可能给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所设定的上述限制做进一步的讨论，因为上文的讨论可能已经充分阐明了联邦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普遍影响。事实上，为了防止联邦各国规避联邦为了确保人员、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而制定的那些基本规定，我们可能还必须把那些对于建立联邦来说极为可欲的为各国行动自由所设定的限制性措施规定得比我们迄今为止所想到的那些限制性措施更严苛些；此外，联邦各国采取独立行动的权力也可能不得不受到更多的约束。当然，我们拟在后文中再回过头来对这个要点展开讨论。

这里唯一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适用于各国的经济政策，而且也适用于各种在范围上具有跨国性质的贸易组织及职业组织所实施的那些经济政策。一旦国家边境不再关闭而且自由流动也得到了保障，那么所有这样的国家组织——无论它们是贸易公会、卡特尔，还是职业协会——都将失去它们的垄断地位，因而也将失去它们作为国家组织所享有的控制其服务或产品之供应的权力。

三

读者阅读至此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联邦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经济权力因此而受到了限制，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把联邦各国无法践履的那些职能接管过来，并且承担起联邦各国无法从事的计划与调控工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新的困难出现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这样一篇短小的考察文字中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比较可取的做法就是把它们与政府干涉经济生活的最制度化的方式（即关税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们关于关税问题的讨论，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形式的限制性措施或保护性措施。当然，我们也会在后文中对特殊形式的政府调控问题做一番讨论。

首先，对联邦内部的某个特定行业进行全面保护，对于那些眼下正在从这种保护政策中获益的生产者来说并不会有什么帮助，因为其他与上述获益于这种保护政策并期望通过这种保护政策而使自己免遭竞争的生产者处于竞争状态的生产者仍可以在此后进入该联邦之中并获得同样的保护。一如我们所知，英国的小麦种植者几乎无法从一项把英国的小麦生产者、加拿大的小麦生产者、也许还有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都归入同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中获益。同理，英国的汽车制造商也很难从一个同时把自己与美国汽车生产商都涵括在内的关税壁垒中获得好处。实际上，这个问题毋须详尽阐述，便是一目了然的。

一如前述，在某些情形中，联邦之外肯定会有一些极为重要的生产者——亦即某个特定行业想获得全面保护以免遭其竞争的那些生产者；然而，即使在这类情形中，也会产生许多特殊的困难，而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的关税系统内部却是没有这类困难的——这当然是从程度上而言的。

我们也许应当首先指出，为了使某一特定行业从某项关税中获益，其产品的关税税率就必须高于该行业生产者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关税税率。按照统一税率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统一关税，只会在牺牲所有其他行业利益的情况下有助益于所有与进口商品存有竞争的行业部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好处的影响范围却是完全无法掌控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仅仅有助于人们旨在帮助的那些部门。尽管这样一种关税趋于减少该联邦中所有人的物质财富，但是它却极可能被用来强化联邦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凝聚力。因此，就这种关税的实施而言，似乎是不存在任何特殊困难的。

当然，这个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困难只会在下述情形中产生，即用一种关税来扶持某个特定行业并旨在使该行业以一种高于它在没有这种关税时的增长速度迅速发展，或者用一种关税来保护该行业并旨在使之免遭种种会令其衰败的不利影响。在这些情形中，为了资助一个特定的群体，就必须迫使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付出代价。

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当下流行的意识形态比较容易使该社会中的其他人相信，保护“他们的”冶铁业、保护“他们的”小麦生产行业或者无论“他们的”什么行业，都是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人们对“他们的”工业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出于备战而对国家实力的考虑，通常都能够促使他们同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当然，人们之所以同意做出这样的牺牲，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他们做出的牺牲将有助益于他们熟悉其生活状况的那些同胞。然而，这样的动机是否也会对该联邦中的其他成员国起到有益的作用呢？法国农民是否有可能愿意出更多的钱去买肥料以帮助英国的化工业呢？瑞典工人是否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柑橘以帮助美国加州的柑橘种植者呢？伦敦城的职员是否愿意出更多的钱去买鞋子或自行车以帮助美国的工人或比利时的工人呢？或者说，南非的矿工是否情愿花更多的钱去买沙丁鱼以帮助挪威的渔民呢？

显而易见，在联邦中商定一种统一关税的问题，在性质上乃是与民族国家中所产生的那些问题极其不同的。一方面，联邦的做法缺少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亦即对同胞的同情）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如果联邦真的强大到了无所畏惧的地步，那么就连共同防务这个论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说服力。我们很难想象，联邦各成员国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就使用关税来保护特定行业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在所有其他的保护措施方面，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假如各个国家间的情势一如联邦中不可避免的情形那样极其繁复多样，那么那种吵嚷着要求帮助的黄昏行业或衰落行业也就肯定会在联邦范围内的同一个领域中碰到诸多要求自由发展的朝阳行业或进步行业。因此，联邦为了维持其间某一地区的生活水平而延缓或阻碍另一地区的发展，与民族国家在其内部做到这一点相比较，要困难得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当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为了保护某个群体免遭竞争而“调控”（亦即约束）另一个群体之进步的问题的时候，联邦各国所具有的情势多样性及其所达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也会给联邦立法造成诸多极为严重的障碍。一如我们所知，一个联邦所采取的许多种干涉做法，虽说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上会受到欢迎，但却会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中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像限制工作时间或强制性的失业保险和保护福利条件这样的立法，在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生活在较富裕地区的人不仅会要求这样的立法而且也可以从中获益，然而，如果这些人生活在较贫困的地区，那么诸如此类的立法就有可能伤害他们的利益并招致他们的强烈反对。从总体上讲，这类立法（如定居法）只有在符合这样一项条件的时候才能够得到适用，即它在某个地区加以适用的时候不会给人口流动设定任何限制。

当然，这些问题在我们所了解的民族国家中也是存在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却因为民族国家的国民具有相对同质的特性、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以及共同一致的传统而变得较为简单了。事实上，今天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和构成通常都可以使人们就他们不致蒙遭损害的国家干预程度达成一致意见，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大还是小。在较小的民族国家中（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居民数量的规模或地域的规模，而且也在于那种与既有群体——亦即多少是同质的且能够相对自给的群体——相关的规模），那些试图使这种民族国家做到自给自足的尝试根本就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如果城镇甚或比城镇更小的行政区是主权性质的单位，那么在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中，几乎任何行业都是无法得到保护的。一如我们所知，所有不拥有也不可能创建某个特定行业的地区，都会成为那个特定行业的产品的自由市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主权性质的单位远远大于它们今天的规模，那么把某种负担强加给一个地区的居民以帮助另一个极其遥远地区的居民（他们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几乎所有其他的方面都可能与前一个地区的居民不同）的做法，也会变得极为困难。

制订计划或者中央指导经济活动的安排乃是以人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为前设的；而且计划能够得到实施的程度也是以人们就某一共同的价值序列所能够达致的共识程度或所能够得到实施的程度为限的。(4)显而易见，达成这样一种共识的程度乃是与一个地区的居民所具有的观念和传统的同质性及相似性成正比的。尽管在民族国家中，民族性的神话（myth of nationality）会促使人们屈从于多数的意志，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领导政府的多数乃是由不同民族的人和有着不同传统的人组成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愿意屈从于它对其日常事务所做的任何干涉了。一如常识告知我们的那样，如果一个由众多各异的民族组成的联邦的中央政府不想看到联邦内部各群体对它日益强烈的抵抗，那么该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就必须受到限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又有什么做法能够比中央指导经济生活这一必定会歧视某些群体的制度安排更彻底地干涉个人生活呢？似乎无从质疑的是，联邦政府调控经济生活的范围要远远小于民族国家政府所能及的范围。再者，正如我们所见，由于联邦各成员国的权力将受到较多的限制，因此我们已然熟知的诸多干涉经济生活的措施在联邦制度安排中也就毫无实施之可能了。

只要我们对最发达的计划形式（即社会主义）所引发的问题略加思考，我们便可以极为明晰地阐明我们在上文中所陈述的观点。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是否有可能加入一个由大西洋地区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联邦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然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无法进入该联邦，并不是因为那些民主国家不愿意接纳苏联，而是因为苏联绝不可能遵从该联邦所规定的各种条件，而且也绝不可能在维续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准许商品、人员和货币跨越它的边境自由流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联邦是否有可能实行一种社会主义的治理制度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这个问题略加考虑，那么这项方案的不切实际性也就昭然若揭了。一如我们所知，在这样一个联邦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所具有的传统和所接受的教育乃是相当不同的，因此他们肯定无法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计划可能引发的那些核心问题。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完全由当今民主国家组成的联邦（正如Clarence Streit所建议的那种方案一般），它们试图在该联邦中实施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治理制度的难度也是显见不争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情形，即英国人或法国人有可能会把保护其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简言之，一个自由国家所承担的那些职能——委托给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去承担；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会愿意授权这样的联邦政府去调控他们的经济生活（亦即授权该联邦政府去决定他们所应当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因为这样一种情形既不可能，也不可欲。与此同时，在一个联邦中，调控人们经济生活的这些权力也不可能交由各个民族国家去实施；因此，联邦似乎意味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联邦成员国的政府都不享有对经济生活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的权力。

四

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联邦当中，某些在今天普遍由民族国家行使的经济权力既不能交由联邦去实施，也不能交由个别成员国去实施。这个结论意味着：如果联邦想具有可行性，那么它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减少政府的治理活动。具体言之，某些经济政策要么交由联邦去实施，要么任何机构都不得实施。至于联邦是否实施这些权力，将取决于人们是否有可能就它“是否应当使用这些权力”和它“应当如何使用这些权力”这两个问题达成真正的共识。但是这里的关键要点却在于：在许多被证明不可能达成真正共识的情形中，我们宁可在某个特定领域中没有任何立法，也不愿意屈从于那种会瓦解联邦经济统一体的国家立法。的确，在一些问题上宁可不要立法也不准备采纳国家立法的做法，乃是对我们是否在知识上已经成熟到了足以建构超国家组织这一点进行严格考验的一个标准。

在现有的联盟或联邦中，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可以说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且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所谓的“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s）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都站在黑暗势力的一边。特别是在美国，所有的进步党人士都一直倾向于在所有无法制定联邦立法的情形中赞同采纳州立法，而不论这样的州立法是否与维护联邦经济统一体相融合。结果，在美国，各州独立制定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促成了共同经济体的逐步瓦解；当然，这种趋势也可以同样见之于瑞士联邦(5)。

这些联邦国家的经验表明，禁止关税和与此相类似的其他明显阻碍国家间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的措施，并不足以阻止上述趋势的发生。事实证明，一个着手通过行政法规来实施全国计划的国家很容易就能够做到对上述规则的规避，以至于这种国家只需要通过诸如卫生规则、检验或审核规章以及对各种行政调控措施收缴费用的规定就能够达到地方保护主义所能达到的所有结果。由于国家立法者在这个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所以显而易见的是，联邦宪法所规定的任何具体的禁令都不足以阻止国家立法者在这个方面继续施展他们的才能；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却很可能不得不授予联邦政府以各种普遍的限制性权力。这意味着，联邦必须拥有阻止个别国家用某些方式去干涉经济活动的否定性权力（the negative power），尽管联邦也不得拥有代替个别国家行事的肯定性权力（the positive power）。实际上，在美国，联邦宪法中保护财产和契约自由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其中的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中所规定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就践履了这项职能，而且它们在阻止联邦以较快的速度分裂成众多独立经济体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极可能要比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作用大得多；但是这些条款却因此而成了那些要求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各州控制经济生活的权力的人不断抨击和嘲弄的对象。

当然，对于某些与当今民族国家相一致的领域来说，政府采取的某些行动始终是极其有效的，而且与此同时，政府也能够在不危及联邦经济统一体的情况下在一国范围内继续从事这些活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一个联邦当中，各成员国的经济权力却显然会而且也应当被逐渐削弱。各成员国的权力不仅会因为它们的一些职能被联邦所接管而遭到削弱，而且也会因为一些职能既不能交由联邦也不能交由各成员国加以实施而只能交由立法加以控制而遭到削弱；更有甚者，在一个联邦当中，成员国向更小的行政单位下放权力的情况也很可能会大量存在。众所周知，人们之所以在今天把许多活动都委托给了主权国家，完全是因为他们想增强国家的实力；然而实际上，地方当局甚或更小的行政单位可以更加有效地从事这些活动。在过去，人们都是在试图把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变得尽可能强大这种诉求的基础上主张中央集权论点的；但是在联邦制度中，所有这类论点都已经消失不存了，而反对中央集权的论点却比比皆是。所辖范围相对较小的行政单位不仅能够实施大多数可欲的计划，而且这些行政单位之间的竞争，加之它们无法设置各种贸易壁垒的事实，也会对它们从事的活动构成有益的制约，进而还能够在为各行政单位进行可欲尝试之举留有余地的同时把这种制约大体控制在适当的限度范围之内。

我们或许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第一，所有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联邦中就不存在足够的空间供其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了；第二，在经济事务方面，极端的自由放任（extreme laissez faire）也是毫无必要的。因此，上述讨论仅仅意味着：第一，联邦中的计划不能采取人们在目前广为熟知的那种计划形式；第二，联邦也绝不能用事无巨细的干涉措施和行政规章来取代市场所具有的那些非人力所及的力量（the impersonal forces of the market）；第三，特别重要的是，联邦经济也绝不应当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影响：这种发展模式，正如一家颇有影响的周刊在晚近所指出的那样，也就是“英国领导者日益习惯”的那种“可控垄断机构（controlled monopolies）所指导的国家发展”模式(6)。在一个联邦当中，经济政策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亦即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的恒久性框架的形式；在这个框架内，个人的主动性不仅拥有极为广泛的施展舞台，而且也可以发挥出尽可能有益的作用；此外，联邦经济政策也必须对竞争机制进行补充，因为在竞争的情形中，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某些服务根本就是无法通过价格体系而得到提供和调整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就联邦政策本身而言，它在本质上必须是一种长期性质的政策，而对于这种长期性质的政策来说，“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都将死去”这个事实乃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当然，正如目前常常发生的情况所示，上述事实绝不能被人们当作他们按照“身后之事与我何干”（après nous le deluge）这项原则行事的借口。一如我们所知，联邦应当采取的那些政策所具有的长期性质，实际上使得人们根本就不可能预见到那些政策的结果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因而也就阻止了人们去诉诸最强有力的“利益集团”间的争斗来裁定有关的纷争。

在这样一篇短小的论文中，我们显然无法对国家间联邦政府在其必须遵循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方面所担负的种种肯定性任务展开详尽的讨论；此外，我们在这篇小文中也不可能对诸如金融政策或殖民地政策这些无疑会在联邦制度中继续存在的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然而，就上述最后一个问题而言，我们也许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人们很可能会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殖民地应当由各成员国来管理还是应当由联邦来管理？但是，这个问题却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在对联邦所有成员国实施一种真正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door policy）的情况下，从支配和管理殖民地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对于该联邦的所有成员国来说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不论这些殖民地是个别成员国在管理还是联邦在管理。但是一般来讲，把管理殖民地的问题视作是一种联邦事务而非一种国家事务，毫无疑问会更可取。

五

我们在前述的文字中一直在论证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乃是任何国家间联邦制取得成功的一项必要条件；因此，作为结论，我们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其反题也同样正确：废除国家主权并创建一个有效的国际法律秩序既是对自由主义纲领的一个必要补充，也是自由主义纲领所达致的一个逻辑结果。在晚近展开的一场有关国际自由主义（international liberalism）的讨论中，有论者确当地指出，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缺陷之一便是它的倡导者未能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唯有在国际安全这个框架（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内才有可能在各国的居民之间实现那种为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和谐。(7)罗宾斯（Robbins）教授从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的那些结论，我认为可以用他的这样一段文字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既不存在什么同盟，也没有彻底的统一；既不存在什么Staatenbund（邦联），也没有Einheitsstaat（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的只是Bundesstaat（联邦制）”(8)；罗宾斯教授的那些结论，从本质上讲，乃是与斯萃特（Clarence Streit）晚近从政治方面做出详尽阐释的那些结论极其相似的。

19世纪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因为它未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它未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事件所致，19世纪的自由主义先是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结为盟友，后来又与社会主义结为盟友，但是这两股力量却是与自由主义所信奉的主要原则不相融合的。(9)19世纪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与民族主义结盟，乃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巧合所致，即在19世纪的时候，先是在爱尔兰、希腊、比利时和波兰，尔后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民族主义所反对的那种压制恰恰是自由主义所旨在反对的那种压制。稍晚些时候，自由主义又与社会主义结成了盟友，其原因则在于这两大运动一度就某些终极目的所达成的共识遮蔽了它们二者在努力实现其目标时各自依凭的方式之间所存在的根本的不相融性。但是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当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在名义上而且还在实质上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巨大威胁的强大组织的时候，当——甚至在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内部——社会主义者渐渐具有更多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者也渐渐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的时候，试图复活真正的自由主义，难道不是在异想天开吗？当然，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乃是那种坚定信奉自由理想及国际主义理想而且从其暂时误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错误之路上已经返回到正确方向上来的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逻辑产物，国家间联邦制的理念应当能够为所有曾经对自由主义甚感绝望、甚至还在疑惑的时候放弃其信仰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一个崭新的支点。

我们所论及的这种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曾经为西方民主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公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基础，而在今天，它又构成了民主政府的根基。但是从政党的角度来看，即使某个政党所拥有的自由主义精神略多于其他政党，它们还是统统都背离了自由主义的信念，尽管它们背离的方向不尽相同。然而，国际民主秩序之理想的实现却必须以真正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复兴为前提条件。唯有当我们能够要求政府只可以在我们能够达成真正共识的领域中行事的时候，政府才有可能根据共识进行治理活动（government by agreement）。与此同理，唯有当国际政府只有权实施一种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纲领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够在国际领域中被证明是可能的。如果民主政府在国际领域中真的得到了实现，那么它也只不过是确证了国家领域中的经验而已，因为显见不争的是，唯有当我们不给民主政府施加过重的任务而且多数也不滥用他们的权力去干涉个人自由的时候，民主政府才有可能在国家领域中发挥有益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实施的范围乃是我们创建国际民主政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一项很高昂的代价，而且所有真正信奉民主制度的人也应当随时准备为此付出这项代价。“和平选举以免杀戮强制”（counting heads in order to save breaking them）这项民主原则，毕竟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明的唯一经过验证且被证明非常有效的和平变更政府的方法。无论人们把政府的其他目标视作多么可取或多么可欲，防止战争或内乱却肯定应当被视作是政府应予实现的一项首要目标；再者，如果政府的任务只限于实现这项目标和少数其他主要的目的，那么上述被人们视作极其可取或非常可欲的其他理想就必须给它们让路。

尽管我对某项目标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我却不会因为明确指出了人们在实现该项目标过程之中所存在的种种障碍而感到有何不妥。我对下述两个问题确信不疑：第一，这些障碍乃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这些障碍的存在，那么它们就会在稍晚的某个时候成为暗礁或荆棘，而在这些暗礁或荆棘面前，人们寄于国际组织的所有希望都将归于破灭。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些困难，我们也就越有希望克服它们。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些为众人共同信奉的理想唯有通过眼下几乎没有人会赞成的方法才能够加以实现，那么无论是从学术的公正来讲，还是从权宜的角度来考虑，我们都不应当阻止一个人去阐明他所认识到的实现这些特定目的的正确方法——即使这些方法正巧是某个政治党派所赞成的，亦复如此。

【注释】

(1) 自“威斯敏斯特法案”（the Statutes of Westminster）以降，英联邦国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陈述的例外，还需拭目以待。

(2)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一个国家中所有的人的生活水平因这些条件的缘故而趋向于朝同样的方向发展，类似于生活水平或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这样的概念才不会仅仅成为统计意义上的抽象之物，而会成为极其具体的现实情况。

(3) 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请比较拙著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London，1937）。

(4) 关于这个问题和下面那个问题，请参见拙著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Public Policy Pamphlets，”No．29，Chicago，1939）以及新近出版的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5) 关于美国的情形，请参见R．L. Buell，Death by Tariff：Protectionism in State and Federal Legislation（“Public Policy Pamphlets”, No，27，Chicago，1939）以及F．E．Melder，Barriers to Inter-state Commerce in the United States（Orono，Me.，1937）。

(6) Spectator，March 3，1939。

(7) L．C．Robbins，Economic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Order（1937），p．240。

(8) 上引书，p．245。

(9) 这种趋向可以明确地见之于John Stuart Mill的论著中。当然，他逐渐转向社会主义这一点乃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所接受的“民族主义”教条也超过了它与其整个自由主义方案相融合的程度。在他的论著Considerations of Representative Covernment（p．298）中，他指出，“一般来讲，政府的边界基本上应当与民族的边界相符合，而这乃是自由制度的一项必要条件”。为了反对他的这种观点，Lord Acton指出，“不同民族在一个国家中的结合，正如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的结合一样，乃是文明生活的一项必要条件”；此外，他还指出，“同一个国家中的这种多样性，对于阻碍政府试图越出所有人共享的政治领域并进入不受立法调整而受自生自发的法律支配的社会领域的尝试来说，乃是一道坚固的屏障”（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1909〕，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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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初发表在New Commonwealth Quarterly, Vol., No.2, September, 1939, pp.1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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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

序言

第一章　个人主义：真与伪

第二章　经济学与知识

第三章　社会科学的事实

第四章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第五章　竞争的含义

第六章　“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二）：辩论的状况

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

第十章　商品储备货币

第十一章　李嘉图效应

第十二章　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