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两访中国茶乡（上册）

两访中国茶乡（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两访中国茶乡 / (英) 福琼 (Fortune,R.) 著 ; 敖雪岗编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ntions in the himalaya

ISBN 978-7-214-15643-3

Ⅰ. ①两… Ⅱ. ①福… ②敖… Ⅲ. ①茶叶－文化－中国 Ⅳ.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0055号

两访中国茶乡（上册）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ntions in the himalaya

(英) 福琼 (Fortune,R.)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一章

初见中国，第一印象——登陆香港——港湾概况——维多利亚城——中国城，赤柱 与小香港——香港岛概况——暴雨的威力——“欢乐谷”——中国人罢市以示抗议——山顶风光——气候——岛上的植物——少数几种土生动物——定居点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中国居民的特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香港作为贸易口岸的发展前景

1843年七月六日，从英国启程四个月后，中国的海岸第一次进入到我的视线当中。尽管我经常听说，这一地区的山丘都很贫瘠、荒芜，但我还是没想到，这些山丘是如此荒凉。从船上看过去，到处都是一派似乎烧焦后的景象，裸露的地表上，花岗岩石和红土随处可见。树木稀少，勉强成活的一些，也不堪它用，只能用做柴火，倒也正好满足了这一带中国人对木柴的需要。枞树似乎比较适应这片土地，山坡上到处都是。但因为土地贫瘠，再加上中国人对树木的砍伐，这些枞树外形矮小，如同灌木一般。难道这片土地就是我在英国常听说的“花国”[1]？一个遍布茶花、杜鹃花与玫瑰花的国度？

经过几小时的愉快航行，在穿过一些岛屿后，我们最终到达了美丽的港湾——香港，我们的船就停靠在维多利亚新城前面。香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港湾，港湾呈不规则形状，长大概有八到十英里，最窄处只有两英里宽，其余则有六英里宽，到处都可以停靠船只，是船只避险的理想之地。在港湾南面，是香港山，北面则是中国大陆的山体，港湾就嵌在两者之间，被四周的山体掩蔽着，即使遭遇最猛烈的风暴，船只也完全不用担心安全。

新建的维多利亚城就坐落在香港岛的北部，沿海岸铺开，并随着山势向南陡峭抬升。这时候的维多利亚城还显得有些奇特，从海上看去，也不太规整。但随着各项城市规划的实施，更多漂亮房子建起来，这个小城市将成为一个很美的地方。等到我1845年12月份离开中国的时候，维多利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房子、新街道，就像变魔术一般竖立起来了。一些大型市政建筑，比如供士兵居住的军营已接近完工。商人们的坚屋华厦也建了不少，还有一些正在建造当中。维多利亚的西侧还建了一个中国城，主要是中国人居住其中。沿着海岸铺了一条路，美丽的皇后大道，长约数英里，路两边新起了很多漂亮的房子，很多很不错的商店，比起广州的商店来，它们可能还有点逊色，但肯定和澳门的已经不相上下了。事实上，很多澳门的商家已经把他们的事业转移到香港来了。自从英国人离开澳门以来，原来做生意的那块地方已经没什么价值了。香港的市场也很兴旺，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从大陆运来的中国各地的产品，比如中国土产的水果、蔬菜等；鸡、鸭、野鸭、鹌鹑、野鸡；各种各样的肉类；事实上，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买到。 此外，像英国的西红柿、豌豆，以及其他一些外国蔬菜，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大量供应。

在新城之外，岛上仅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中国村镇。它们都在岛的南边，以前叫做香港仔和赤柱[2]，后来被总督德庇时爵士[3]改为斯坦利和阿伯丁[4]， 其实就是两个渔村而已，阿伯丁位置更重要一些，所以政府在这儿一直驻扎了一支军队。

香港岛是珠江口最大的岛屿之一。从东到西，全岛大概有八英里长，最宽处也不过六英里，最窄处则只有三英里，形状很不规则，向海中东边突出一块，西边伸出一截，但也因此形成了很多海角与港湾。试想一下，一个狭长的岛屿，多山，从山顶伸向海面的斜坡上，高高低低地均匀分布着一些深沟大壑，这些沟壑，从山顶陡插入海，从上到下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在山洪长年的冲刷之下，或者是山体崩塌的结果，这些沟壑中裸露出一些巨大的花岗岩石块。沟壑中溪水充沛，中国人充满诗意把此地称作“香港”，更准确地说，“香江”——馥郁芬芳之江，正是从这些溪水而得名。可是在雨季，倾盆大雨之下，这些小溪暴涨成山洪，以万钧之势从山间冲下，冲垮一切。1845年5月，维多利亚就经历了这么一场暴雨，雨水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很多房子被毁坏了，不久前花巨资建好的马路被冲垮了，下水管道也冲裂了，很多桥梁以及公共建筑都被彻底毁掉了。《香港人报》报道上面这场水灾说：“水灾给那些新修的马路以及正在修造中的房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倘若雨水再肆虐一两个小时，很多房子就要被泡塌了。雨水还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五点钟的时候，整个皇后大道，从市场入口一直到市场里面，都被泡在两到四英尺深的洪水中。上山的那些街道，此时都还在不断为皇后大道这个大“湖”输送水源。特别是卑利道[5]，洪水从山上冲下来，把它面前的一切都裹挟而去。水退之后，卑利道就如同一条干涸了的河道，上面布满了石块与建筑残骸。从皇后大道通向海边的各条道路也都泡在了雨水中，通向灰泥商行的那条街道有好几个小时都急湍横流，路两边的房子靠着匆忙垒起来的土墙才勉强逃脱厄运。大概六点的时候，雨势虽然减弱了一些，但这条道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通行。有位苦力，试图淌过德己立街，却被马路上的急湍冲得无法站稳脚跟，幸亏他及时抓住了一副床架。新近建好的下水道无法将洪水排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附近一所新建的房子，进水达三英尺深，好几段墙都被冲垮了。地势较高的街道，其明沟系统也遭到破坏，有不少甚至是被彻底摧毁，只留下一点点痕迹让人还能看得出此地曾经是街道。律政司司长办公楼的外边原本有一条路，远处倾泻而来的水流使得这条路也变成了一条河，水流咆哮着冲破办公楼厢房的屋项，将办公室的大部分东西都席卷而去。大半条皇后大道都被两三尺厚的泥、沙覆盖，几乎所有的排水沟也都被淤塞了。军需部的桥梁被冲跑了，黄泥埇[6]的桥梁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了。有几个中国人埋在垮塌的房子下面，失去了生命。 听说薄扶林村[7]也有山洪暴发，冲垮了一处茅棚，里面住着一些修路的中国苦力，除了三位因攀上树木得救，其余的苦力都失踪了，很大可能是被冲到大海中去了。”

岛上可供耕种的平地很少，严格说来，只有维多利亚东边两里外的黄泥埇这一块平地，英国人把它叫做“欢乐谷”，可它也不过二、三十亩而已。此外便是山脚下的小块土地以及山间的一些梯田，加起来也没多少。过去，中国人常常在黄泥埇种些粮食和蔬菜，但这个地方很不卫生，政府担心，种植所需用水遭到污染后可能传播虐疾，于是禁止本地人在黄泥埇种庄稼，并且开始着手把这块土地排干。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岛上的生活完全仰仗中国皇帝治下的大陆来供应，至于供应与否，则全看他的喜怒了。现任总督德庇时爵士就职后不久，就在香港立法院的建议下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岛上现有居民，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登记在籍，接受大英帝国派出总督的管理。出于其对外国人一贯的猜忌心理，中国人认为这条法律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是为了欺压他们而制定出来的。于是他们行动起来，反抗这条法律，所有的买办和其他头面人物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切断对香港的供应。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停了，苦力们不干活了，装运物资的船也停航了[8]。他们想用这种罢市的方式来逼迫立法会改变法律。最终他们成功了，立法会改变了登记法令，新条令更能照顾中国人的感受。

山顶景色极其壮观，让人印象深刻。高高低低、荒凉、粗糙的群山连绵起伏——海拔最高可达两千英尺左右。极目远眺，海面上散布着很多与香港岛类似的岛屿。山的一侧，美丽的香港湾就躺在我们脚下，港湾中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山的另一侧，则是浩瀚的南中国海。

香港的气候很不好，不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这儿的天气都已证明对身心不利。七月、八月是最热的两个月，温度计显示的最高气温可达94华氏度，最低也有80华氏度。日夜温差通常在10度左右。冬天的时候，气温有时可掉到冰点以下，但这很少出现。只要太阳一出来，外出的话就必须带上遮阳伞，如果你硬是不带的话，必将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后悔，因为这儿的空气实在是太干燥了，让人难以呼吸，又找不到什么东西来遮挡直射下来的阳光。但冬天如果寒潮到来，北风吹面如割，屋中又必须生火取暖。实际上，一年四季，这儿的气温都是变化无常的。

岛上的植物还是让人很感兴趣的，特别是若干年以前，当这些本土植物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迄今为止，平地上我见到最漂亮的是某一紫薇属植物，有两到三种，花色则或红或白或紫。夏天，当此花盛开的时候，它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山楂花，但又比山楂花开得更绚烂。海岸附近野生着很多这样的花。 更高一些的地方，在岩石缝里，漂亮的龙船花到处盛开，在香港的阳光照耀下，红色的龙船花是如此的鲜艳夺目。山谷之中则生长着各种蕨类与藤蔓灌木，没什么观赏价值。但在流水不断的岩石之间，我们发现了漂亮的唇柱苣苔，开着毛地黄那样的紫色花朵，非常优雅，我很快就把这种植物选送给了皇家园艺协会，如今，在英格兰的很多花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岛上树不多，东一棵西一棵的。枞树较为常见，中国沿海各处都有分布。杉树香港较少，大陆则很常见。乌桕树也是地产物种，但本地人却不知道利用乌桕果。各种各样的榕树也很常见，有一种叫垂叶榕的，树形很美。有几种竹子长得也很好，配合周围的生长环境来看，很是赏心悦目。

中国人只关心果树的种植，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果园，种有芒果、荔枝、龙眼、王枇、桔子、香橼和柚子等。

尽管香港有不少本土的灌木、树木品种，但整个岛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贫瘠很荒凉。要想改变这一面貌，岛上的土质是个很不利的因素。不过，政府的雄心，乃至居民们个人的努力与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先天不足。几年之后，香港，或者说维多利亚新城，将展现出与今天很不相同的面貌。我们只需看看香港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可以推知不久的将来了。前些时候颠地先生[9]、大法官凯恩先生[10]、渣甸先生[11]、马齐森先生[12]在自家土地上，以及司徒瓦先生在那条上山的路上，都种了一些树，如今这些树已经长得很漂亮了。

岛上地产的动物种类并不算丰富。我经常看到野山羊在人迹罕至的危岩峭壁上吃草。此外还有野鹿与狐狸，但很少见。鸟类则只有两三种翠鸟，一些小鸣禽，以及少量斑鸠等，树林、灌木给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大陆上的鸟类更多，当地人捉了很多野鸡、鹧鸪、鹌鹑、鸭子、水鸭、丘鹬、鹬等，拿到香港市场上来卖。香港岛的山中难得见到这些鸟儿的身影，一旦它们现身香港，就说明它们在大陆身陷囹圄了。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幸运的是，水里的物产比陆地上的要丰富得多，每天送到市场上出售的的鱼类品种，多得让人难以置信。鱼，与米饭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主食。

沿着海岸线有很多花岗岩采石场，这些采石场给维多利亚新城的建设提供了石料。 岛上很多地方的花岗岩都处在风化过程中，有些聪明人士据此推断说，这也许就是岛上流行 “香港热”的原因，这种恶疾很难治愈，业已夺走了好几百人的生命。

秋天八、九、十这三个月，很容易让人生病。1843年我初到此地，岛上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有个叫“西点”的地方，建有几个军营，看起来好像与别处无异，但对于大多数驻扎在此的士兵们来说，这儿却是一个伤心之地。 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总司令萨尔顿勋爵[13]不得不把那些幸存的士兵们撤出来，把军营推倒。前面提到的黄泥埇，也就是所谓“欢乐谷”，是另一个高发病率的地方。我的一个旅伴，戴尔先生，以及他的合伙人，希望出来在新天地大展一番拳脚，住在欢乐谷，没几天，他们就染上病，再过几天，就去了那个“永远没有回程的未知国度”。岛上的其它地方，当时认为更安全一些，其实发病率也很高。 死去的人员中包括璞鼎查法官以及令人尊敬的马儒翰先生[14]，他当时担任中文翻译一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礼逊博士。璞鼎查法官才出来不久，受政府委派正打算回英国，却不幸染病身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用不着再举例了，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我们这个新的殖民地，当时的状况有多糟糕，这种热病又是多么凶险，只要染上，就很难治愈。医生们能够开出的唯一处方就是赶快到澳门去，离开香港。

当时，岛的南边据信比北边要更安全一些，维多利亚新城不幸位于岛的北边。人们普遍相信，新城应建在南边，因为西南季风的缘故，南边的空气更新鲜，而北边因山地的阻挡，大部分西南季风都吹不进来。但是，这一说法很快就被证明错了，驻扎在南边香港仔的军队，发病死亡率比那些在维多利亚城的还要高得多。

维多利亚的本地人口主要有小店主、商人、仆人、渔民以及苦力，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体面一些的中国商人都不愿意把家安在这儿。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不幸就只好和这个国家最下贱的人为伍了。城里到处都是小偷与强盗，最近因为建立了强有力的警察队伍，他们才收敛一些。 在没有警察之前，一到晚上，就有盗匪拿着刀枪闯入民宅，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些胆大妄为的盗匪甚至连总督也不放过，有天晚上把总督府也抢了，另外一次则偷走了哨兵的枪支。这些武装歹徒，有时人数可达100人之多，他们来去自如，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幸好这些偷抢事件现在很少发生了。我在岛上以及附近大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本地居民们还是挺友好、文明的。我到过附近的峡谷、山地、村庄、乡镇， 从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这样的人。但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没有他们所想要的，我总是非常小心，身上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的衣服，经过在岩石与树丛中的跋涉之后，即便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之后，岛上的外国人口有了很大变化。以前，这儿只有几个商人，互相知根知底，都是些很正直、很高尚的人。现在，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从英格兰到悉尼，成群结队来到这个天朝上国，混杂在一起。

作为一个贸易地区，我担心香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华南的大部分进出口业务都必须在广州进行，现在也还是如此，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将这些业务转到香港来的可能。但是，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鸦片生意的商人。香港也可以成为各洋行的总部所在地，因为华南已经与英国、印度开通了汽船班轮，香港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英国、印度市场的最新消息。 而且，香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如果再发生一场新的战争，香港的重要性也许就将得到确认。英国人不会忘记自己在澳门为了寻求葡萄牙的保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让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庇护在饱经枪林弹雨、高高飘扬了几百年的米字旗[15]之下，对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1] 译者按：原文是“flowery land”。中华之“华”原意指花，福琼应该知道“华”字的本意，所以这儿故意用花国来表示反讽。

[2] 译者按，原文“Chuckchew”，应是“赤柱”的音译。

[3] 译者按，有时也译做戴维斯，著名汉学家。

[4] 译者按，斯坦利，原文作Stanley，即赤柱村所在，从英国首相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斯坦利勋爵）得名，斯坦利于1841年担任英国殖民大臣；阿伯丁原文作Aberdeen，其地即香港仔村所在，从曾经两任英国外相的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第四代阿伯丁伯爵）而得名。福琼以Stanley对应香港仔，以Aberdeen对应赤柱，顺序颠倒。

[5] 译者按，原文Peel Street。查香港舆地文献，普遍认为这条道路是从1930-1935年间的香港第18任总督Peel爵士而得名。依福琼此书，则Peel Street之名于1844年便有了。

[6] 译者按，原文WANG-NAI-CHUNG，即黄泥埇，正式的英文名应为Wong Nai Chung。

[7] 译者按，原文POKFOWLUM，现在一般叫做Pok Fu Lam。该村原名又为薄凫林。

[8] 译者按，德庇时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殖民地成立以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论洋人华人，一律征收人头税，每年洋人5元，华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

[9] 译者按，原文Dents，疑即英国人Lancelot Dent, Dent & Co(颠地洋行，也叫宝顺洋行)的老板。大鸦片商人。

[10] 译者按，即1844年任香港总巡理官的William Caine。

[11] 译者按，原文Jardine，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老板William Jardine.

[12] 译者按，原文Matheson，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合伙人Matheson.

[13] 译者按，原文为Lord Saltoun, 即Alexander George Fraser, 17th Lord Saltoun (1785 – 1853)，曾参与英国与拿破仑的滑铁庐战役，后来又参与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率英军攻打镇江，后驻守香港。

[14] 译者按，原文J.R.Morrison，即John Robert Morrison，中文名马儒翰，或称小马礼逊，著名传教士与汉学家马礼逊之子。

[15] 译者按：作者在这儿引用了THOMAS CAMPELL(1774-1844)《英国海军之歌》中的诗句：Whose flag has braved a thousand years,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

第二章

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南澳岛的鸦片集散地——南澳岛上自由自在的英国人——岛上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谋生手段——新任总兵的新政策——樱桃白兰地酒改变了他的看法——职责所在，送往北京的报告——厦门——厦门的商业——农民簇拥下的乡间旅行——没有发辫——山岭——鼓浪屿——战争的破坏作用——奇怪的岩石——岛上恶劣的卫生条件——植物和鸟类——访问地方长官——地方长官的住宅与庭院。

8月23日， 我离开了令人愉快的香港湾，乘船前往厦门。当船绕出港湾的西口，沿着香港岛的南侧前行的时候，我看到了美丽的赤柱小镇以及建在镇上的军营。这个镇子小小的，更像是一个村子，它坐落在深水海湾的岸边，沐浴在西南季风带来的新鲜空气中，比位于岛屿北侧的维多利亚新城要卫生得多。

我前面提到过，那段时间我们这个新的殖民点正流行一种恶疾，现在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来了。我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病势凶险， 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也许是新鲜的海风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也许是老天爷发慈悲，我活了过来。途中我们遇到了一场强风，这场强风把我们阻在一个深水港湾中，在风浪中颠簸了三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鸦片码头南澳岛[1]。

南澳岛是个小岛，位于香港与厦门的中间，以鸦片走私的集散地而著名，外国鸦片船与中国走私商人就在这儿进行他们的非法交易。那时候我刚从英国来，脑袋里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神圣想象。 我原以为，我大概只能远远地看一看这个天朝上国，作为夷人，我们的双脚大概是不能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所以当我看到鸦片船的船长们在岛上自由地走来走去，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船长们已经在岛上修了很多条路，建了一所类似于吸烟室一样的房子，以便夜晚上岸休息时使用。他们还修了马厩，养了一些中国的小马驹，在岛上到处骑着玩，实际上，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一点也没引起本地中国人的反感。

岛上也聚集了成千上百的中国人，他们在这儿建起了一些棚屋，一个集市，或者说市场，为鸦片船提供补给。就像在欧洲经常看到的那样，一旦鸦片船移到附近别的什么地方停靠，所有这些本地人，他们的房子、市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会跟着鸦片船一块搬迁，反正他们搬起来也很容易。有个船长告诉我，暂时搬离原来的锚地，是船长们有意为之的。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正好在搬迁后的一两天来到这里，我会发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已被彻底抛弃。船长的话里面并没有任何夸张之辞。几个月后，我又回到这儿，岛上刚经过一次搬迁，整个小村子搬得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男人、女人、孩子们，他们的棚屋、渔船以及他们的一切，都跟着鸦片船一起搬迁，然后在新的停靠点附近的海滩上把家安下。

这些村民的谋生手段各异，种种手段实在令人吃惊， 其中一种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村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小艇，用来给鸦片船运送禽畜如鸭子、鸡以及其它东西等，其中一种小艇，由五六块厚竹板捆扎而成，看起来更像是筏子。可怜的村民们就坐在这种筏子上，划着两片桨，整个筏子以及筏子上运送的东西通常都泡在海水里，村民们供应给鸦片船的那些家禽就处在这样一种极其可怜的状态之下，自然活不长久。

几个月后，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2]收到一封来自南澳地方政府官员的抗议信， 信中说，英国人在南澳岛上修建房屋，修筑马路，正在把南澳变成另一个香港，但是根据《条约》[3]，英国人无权这样做。前任中国官员对英国人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离职后，新任官员在对待海盗的问题上，以非凡的能力和勇气而著称，抗议信即出自他手[4]。璞鼎查爵士承认英国人在岛上的行为有违法之处，但他也批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这些行为的姑息容忍态度，他希望给英国人半年的过渡时间，以便售出或转移他们留在岛上的物品。中国政府答应了这一请求。

我在岛上碰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办事特点。1845年10月，我来到南澳， 就岛上的事情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只要态度谦恭一些，再带上几瓶樱桃白兰地酒，那位善良的前任官员的态度就会缓和很多。 鸦片船的船长们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中说，遵守有关规定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些的，比如，船长们必须把房子推倒，但马厩与马驹则可以保持原样，考虑到船长们已经养成的习惯，他们在岛上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娱乐，马照跑，烟照吸。信中甚至暗示，船长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重建一所新房子，没人会来干预。同时，他肯定也会向北京报告，说进犯岛屿的夷人已被赶跑，甚至无中生有，说发生了一场战斗，俘获并摧毁了一些夷人的船只，以此来夸大渲染他的光辉成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我照方抓药，在岛上进行植物研究的事也就一路顺畅了。岛上的山与前面提到的那些山一样贫瘠， 自然资源，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与香港类似。

南澳岛大约有十五英里长，时宽时窄，有的地方大概有五英里宽。最主要的镇子位于岛的北侧，面朝一个很美的海湾，海湾里停满了渔船。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海岸线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帆船，帆船的主人，那些渔民，也许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努力的一群人。很多渔民都喜欢光着身子干活，而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这种情况并不太常见。

离开南澳岛，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北上厦门。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吃惊地看到，海岸上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有些地方则是沙山，刮大风的时候，沙粒被风吹起，落在船上的缆绳上，把缆绳都变成了白色。搅起的这些沙粒让身处附近的人很不舒服。山中时不时也能看到一些相当肥沃的平地，种有红薯、水稻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的主要农作物。海岸边的高山顶上，远远的内陆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高耸的宝塔，对于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水手们来说，这些宝塔作为地标，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快到厦门的时候，我们穿过了东碇岛[5]，这个岛的中间，有一条天然隧道， 当船只列队穿行其中的时候，那种新奇的景象让人印象极其深刻。下午，我们的船停靠在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码头。

厦门是个三线城市， 绕着城市走一圈大概有七、八英里，人口30万左右。在我到过的城市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厦门大概是最脏的，甚至比上海还脏，尽管后者已经够糟的了。秋天的厦门，天气还是很热，街道窄窄的，只有几英尺宽，上面盖着草席，给行人遮挡阳光。 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流动摊贩在制售食物，推销他们的美食，它们散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的气味， 弥漫在城市的每一处，令人窒息。郊区则比城市里干净得多，但由于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习惯使用马车，所以道路都很狭窄。

中国最好的最有进取心的水手都来自厦门以及附近的沿海地区。移民到马尼拉、新加坡以及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的中国人，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厦门以及福建沿海的。所以，这一地区也就成为了外国废旧物品交易中心。战争期间[6]，我们的军官注意到，这儿的商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商人，更了解英国的风土人情，他们都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殖民地，并且觉得新加坡很好。

自从开口通商以来，厦门已经开设了数家洋行，尽管交易规模比起更北边的上海来说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可观。进口物资主要有印度棉花、纱绽，英国白细布，美国产品以及鸦片等，此外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用帆船从马六甲海峡附近运来的产品。自从英国领事进驻厦门以后，鸦片船就不允许停在港口里面，它们现在紧贴着港口外停靠，与中国的鸦片贩子们在那儿进行交易，可以不受惩罚。

在厦门进行贸易有个不利情况，我们最想要的出口物资，茶叶与丝绸，这两种东西运到厦门比运到北边的港口上海要费事得多，这当然对厦门很不利。不过厦门在相当一部分贸易业务上也有其便利之处。在厦门，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可以流通：美元、卢比、英国先令以及六便士、荷兰硬币等等，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币值则以重量来计算。碰到大额交易，一般是棉花与鸦片交易时，有时也使用中国的黄金——金条，一般都认为是纯金。

逗留厦门期间，我不断地深入到内陆，有时沿着河流上溯到很远 ，然后上岸，在附近地区进行我的植物学研究。在远游的过程中，我不经意间路过了很多乡镇、村落，通常我都会施施然走进去，没碰到过任何阻拦。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天热的时候，当我坐在大榕树——通常种在屋子旁边——的树荫下乘凉，全村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聚拢在我身边，好奇而又不无害怕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有人开始摸我的衣服，有人翻看我的口袋，另外几个人则查看我采来的标本。他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我是个行医的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身边就围满了各层次、各个年龄段的病人，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帮助与建议。在中国农村，病人多到让人吃惊。很多人接近失明。皮肤病患者更多，至少在这个地区是这样，患病情形让人作呕。 病因则可能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以及糟糕的卫生习惯有关。

有一天我在岛上的群山间穿行，我估计从来就没有英国人到过那个地方。那天天气很好，村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在地里面干活。我的到来，让他们似乎都很激动。从他们的言语与手势来看，我觉察到一股敌意。不管是山上还是川谷里，每个人都对我喊道：“伙计，回去”；或者：“伙计，回到你的舢舨上去”，意思就是让我回到船上去。但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应付这种场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走到他们中间去，试着去改变他们的心情。这一次，我又大获成功，几分钟内，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孩子们四处奔走，为我搜集各种植物标本，老年人则主动递给我烟杆，让我抽他们的烟。然而，当我接近他们的村子时，他们似乎又对我起了疑心。 如果我就此掉头回去或者停在原地不动，他们定然会很高兴。可这不是我的做事方式，尽管他们 努力诱使我回到我的舢舨上去， 但我不为所动。于是他们指着天空，那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告诉我说暴风雨就要来了，可这对我也不起作用。当发现不可能改变我的计划后，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派一些孩子回去 ，把我要来的消息通知村里人。当我走进村子，发现全村所有能走动的，包括猪啊、狗啊，都出来了，为的是看看我这个“伙计”。 很快，我把他们——狗除外——都逗乐了，至少他们不会急于把我赶走了。一个德高望重，看起来像是村长的人，拿来了一些糕点和茶水，客气地请我享用。我谢过他，就吃了起来。数百个人围着我，他们很开心，“他吃喝的样子和我们一样”，一个人说。“看”，几个在我身后的人说，他们正在认真研究我的后脑勺，“看这儿，这个外国人没留发辫。”于是整个人群都转向我身后，女人们与小孩子也不例外，看这是不是事实，我有没有辫子。人群中有个人，很像个花花公子，留着一根好看的发辫，发梢还系着丝绸，他走到我跟前，解开一块本地人用做头巾的布，于是他的长发便很有风度地披在他的肩头，他骄傲地对我说：“看这。”我称赞他的发辫很美，并表示如果他允许我把他的发辫割下来，我愿意把它戴在自己的脑后。 他似乎被这种提议恶心坏了，而旁边的人们则都哄堂大笑起来。

这一地区的山岭比我此前此后看到的都要贫瘠得多，山上全是裸露的岩石与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沙砾，长着零星一些植物。山的高度则从海拔500英尺到2000英尺不等。离海岸较远的内陆有一些比较平坦的土地，较为肥沃，出产大米、红薯和花生，此外生姜和糖的产量也相当高。

鼓浪屿正对着厦门城，扼守着厦门的交通。战争期间，英军攻占了这个岛，一直到1845年春天，在中国付了一部分赎金后，才把它交还给中国。鼓浪屿是个长度不超过两英里的不规则形状的小岛。 战争以前，居住在岛上的似乎都是本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岛上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但从其残留部分可以看出以前的样子，显示出前房主的富有。看到这些残垣断壁，曾经美丽的鱼池，如今杂草丛生，遍地垃圾，以及像房屋一样残破不堪的花园，你不禁满心希望，你的安宁、喜乐的家乡，能够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带来的灾难，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免受战争之苦。按照我听到的说法， 本地那些贱民对岛上这些房子的破坏比英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还要恶劣，他们把一切能带走、能卖掉的东西都拆走了。

有些巨大的岩石（花岗岩），靠着自然的伟力，以奇特的姿势矗立山头而不倒，引起游客们的极大兴趣。其中一块岩石，似乎是被某种天生神力抬举到现在的位置，然后留在那儿，只是为了让后世的参观者在惊叹之馀，琢磨它是怎么来到此地，又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的，尽管一丁点火药就足以将其从山顶轰落到平地。另一块巨石则矗立在海港的入口处，然而，这块巨石似乎快要倒塌了，所以在其一侧现在砌了一段石础来支撑它。有关这块巨石，当地人有个说法，只要巨石不倒，对于外国入侵者来说，厦门就不可攻克。 不幸的是，这一说法在英军面前不灵验了，尽管这块巨石还像以前一样矗立不倒，厦门却如同其它地方一样，被英军攻克了。

厦门岛，特别是其东北面与东面，卫生条件很不好。 西南季风盛行的时候，热病与霍乱在岛上非常流行，十分危险。英军占领厦门期间，因气候而病倒的士兵，比攻打厦门时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的士兵要多得多。1843年秋天，病倒的军官以及第18爱尔兰步兵团的士兵，其数量之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失去同志或朋友，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气氛真的非常压抑。 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头天还好好的一个人，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抬进最后的安息地。英军的小小墓园都快要爆满了，到处都是翻出褐红色泥土的新坟，死亡名单上几乎每天都要增加两三个人。但令人称奇的是，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一支由何尔上尉率领的小分队，上到军官，下到士兵，却完好无损。他们当时驻扎在岛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们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以前我们对中国卫生状况的美好想象就会消除得更多。这些美好想象都是因为前人给我们的误导而产生的，他们住在澳门或广州的阴凉而又通风良好的房子里，以为全中国便都是如此。漫步在鼓浪屿岛上时 ，我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些英国人的墓碑，按照碑文记载，这些英国人150年前便埋葬于此，因为中国人对死者坟墓的格外尊重，这么多年过去，这些坟墓一直保存了下来。最近这些坟墓由海岸上我们的一位船长重新修葺，又安上了墓碑。这位船长也因其可敬可赞的 善行而博得“死而不朽”的美名。

在厦门的石头山以及一派荒芜的景致之中，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植物学研究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而且，这儿的植物群落与广东的一样，带有很多热带植物的特点。在厦门的园林中，有几种美丽的灌木，其中大部分如茉莉、桂花、月季、菊花等都已经很有名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常见品种。在树篱以及岩石缝里，长着很多鸡矢藤， 一种小小的藤蔓植物， 非常漂亮，但气味很难闻。厦门有 几种特别美丽的玫瑰，开着小小的重瓣花，又简洁又漂亮，可惜没有花香。以上这些植物我都送了一些回国，种在园艺协会设在奇西克[7]的花园里了。

鸟很少，种类更少。实际上这不难想象，鸟儿们在这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找不到。厦门有一种白翼的小鹩哥，一大群一大群的。白颈乌鸦、爪哇雀、印度鸢以及两三种翠鸟也很常见。在我逗留厦门期间，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何尔上尉给我的帮助很大，他很喜欢植物，也熟悉邻近地区各种植物的分布情况。

一天，我和何尔上尉以及艾伯里神父[8]，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一同前去拜访一位地方长官[9]， 参观他的住宅与花园。他家位于郊区，在海边的一座石头山旁。 当我们到达他家的外院时，很多下级官吏已经候在那儿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迎进一间看起来像办公室的房间。在客气地请我们坐下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烟杆和鼻烟壶， 一种用玻璃和石头制成的小瓶子，相当精美，里面装着些类似于苏格兰鼻烟的东西。房间里有两张榻，或者说床， 其中一张榻的上面摆放着一盏点着的小灯，灯旁一根鸦片烟管。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到来打断了这位鸦片吸食者的享用过程。按照这个国家的风俗，茶也很快给我们端来了，但态度相当冷淡，艾伯里神父告诉我们，如果事先就被介绍给地方长官的话，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接待。我们尝了尝茶，以免辜负主人的好意。

几分钟后，地方长官走了进来，把我们带进一个更精致的客厅。这个客厅很大，很通透。客厅一头立着雕花的古董架，架子中间摆放着一座时钟，以及一些插满花的精美花瓶。中国人对古旧物品充满了崇敬之心，我这次就有机会见识到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架子上的一个瓷瓶，地方长官告诉我们，已经在他家五百年了，而且，这个瓷瓶有个特别的地方，用它来存放鲜花或者水果，可以延迟其腐败时间。他特别自豪于这个瓷瓶的悠久历史，非常爱惜地把玩着它。出于唱戏——或者说演戏——的需要，客厅的另一头稍稍抬高了一些。中国人，上到最高层的官员，下到最底层的老百姓，都非常喜欢看戏。茶很快端上来了，装在茶壶里，这是欧洲的喝茶方式，而不是中国人常见的那种。中国人喝茶，第一步是把茶叶放到杯子里，然后泡水，喝茶的时候茶叶就留在杯底。这种喝茶方式肯定会得到阿伯丁那位挑剔的先生的喜爱。很多年前，当咖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的时候，这位阿伯丁人抱怨说：“房东太太送来的咖啡既不浓，也不淡。”中国人喝茶的时候是从来不加糖的。

地方长官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离开家多长时间了？更特别的问题是，我们多大了？又仔细查看我们的衣服，很显然，他对我们穿的彩色马夹感到最满意。然后他邀请我们走出客厅，到屋子外面去看看。这间屋子坐落在山脚下，屋子后面带着一个花园。花园确实很美，小径上面覆盖着繁茂的榕树，巨大巉峭的岩石下藏着阴凉的岩洞，一股清泉从山间流下，再从岩底泻出。 主人对这股山泉赞赏备至，为了取悦他，我们于是都满怀热切地喝了一些：说实话，在这样一个地方，这种山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主人又给我们拿来望远镜，很显然，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很稀罕的玩意儿。他把望远镜放在一个大大的石头桌子上，仔细地调好镜头，然后让我们凑上去看。但我们都不习惯这样子使用望远镜，都像平时一样把它拿起来，抓在手里往外看。地方长官似乎很吃惊，我们竟然能这样用望远镜！在把花园中的宝贝都展示一遍之后，主人领着我们又回到客厅， 重新给我们上茶，一块上来的还有六七种点心。这些点心，坦白地说，不管中国人认为多么好吃，我是一点也不喜欢。我后来在舟山、上海吃到过很好的圆面包和起酥蛋糕。又聊了一阵子，我们起身告退，主人邀请我们随时可以来做客。 天已经黑了，火把照着我们往河边走，在我们身后，就像往常一样，跟着成百上千的可敬而又文雅的中国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这么一大群保镖护卫着，我们真的为此而觉得荣耀。

[1] 译者按：今属广东汕头市南澳县。

[2] 译者按，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香港第一任总督。有时也译作砵甸乍。

[3] 译者按：这儿指的是清政府与英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4] 译者按：文中提到的这位地方官应是南澳镇总兵赖恩爵，他于1841年9月至1843年12月任总兵，以缉捕海盗著名。

[5] 译者按：东碇岛，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以东的洋面上，英国人把它叫做“CHAPEL ISLAND”。

[6] 译者按：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下文提到的战争都是指这次战争。

[7] 译者按，奇西克（Chiswick），位于伦敦，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在此设有一个花园。

[8] 译者按，原文为Rev. Mr. Abele, 疑福琼此处记忆有误，Abele当作Abeel, 即美国传教士雅禆理。雅裨理(David Abeel)是新教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之一。1829年10月，他和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汉语、马来语和暹罗语，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雅裨理在会晤期间向徐继畲传福音，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徐继畲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情况。

[9] 译者按，该地方长官疑即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徐氏于1843年起在福建任职。

第三章

离开厦门——台湾海峡的风暴——狂风把我们吹回深沪湾——深沪湾——中国人是怎么交税的——当地人的性格特点——爬山——深沪湾宝塔——有趣的风景——遭到攻击、抢劫——我仆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安全回到海边——淌过海滩的新方式——泉州湾

在考察了厦门周边的所有地区，完成了我的研究工作后，九月底我又开始了航程。这次航行要穿过台湾海峡，前往舟山、宁波和上海， 这三地是我们英国驻军最北的地方。这时，西南季风已经结束，开始盛行东北季风，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风暴，一路上都是逆风逆水，这对我们的航行来说自然非常不利。最终，迫于天气， 我们只好把船停进泉州港，大风打坏了船首斜桅，也没办法继续前行了。有一阵子，海浪如山，我们的船在浪涛中忽上忽下，整个甲板经常就泡在水里。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这场风暴的威力，有一条至少重30磅的大鱼被浪涛甩出，砸在船尾舵楼的天窗上，在把天窗砸破之后， 这条鱼馀势未消，直接摔到了船舱的桌子上。

我们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把货物转到了另一条船上，然后登上这条船， 继续我们的航行。这段航程甚至比前一段更危险， 出港几天后，就在快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场更可怕的狂风， 每一个曾在这片海域航行过的都知道这种狂风的厉害。我们船上新换上的最结实的风帆被狂风撕成了碎片，舷墙板也被海浪冲跑了， 尽管我们有最好的航海技术，也都非常努力，我们的船还是被吹得倒退，退到了南边很远的地方，比一星期前我们出发的泉州港还要更南边的地方。那些可怕的夜晚让我很长时间都难以忘怀。有天晚上，可怜的东印度水手们为了避风，都挤在船底。 高墙一般的浪涛，冲到了甲板上面，从船头到船尾，一路横扫而去，我们似乎是坐在汪洋中一块随风簸荡的细木板上。我已经下到舱底， 船长也来到舱底察看气压计，这时，我们感觉到一股巨浪狠狠地撞击我们的船身，并且听到了爆裂声，似乎船体一侧已被撞裂。同时，天窗玻璃也被撞碎，散落在我们周围，海水就从那儿冲进了船舱。我断定我们乘坐的这艘小船已经解体。可是船长兰德斯已经冲到甲板上，察找船体所受损伤，并试图修复它。天虽然已经很黑了，但他还是很快就发现，我们的露天甲板舷墙已被击穿，原本固定在船身中部的长艇也被冲到船尾， 幸好船尾的舷墙将其牢牢地挡住了，否则它和我们那些船员都将被冲进咆哮的怒涛之中，那样的话，即使老天爷也救不了他们。我有两个装植物的玻璃柜子，里面装的都是从厦门采来的植物，放在甲板上，现在被砸成了碎片，那些植物，自然也都被毁掉了。在从英国来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包括那著名的“风暴角”附近，我都没有经历过中国东海岸这种东北季风初起时的天气。风暴中，为了使我们的船不至倾覆，我们把能降的帆都降了下来，三天之后，风暴终于减弱了一些，这时我们才又升起一些帆，驶向陆地，到达深沪[1]，比一个星期前我们出发时更南边的地方。

深沪湾位于厦门以北大概50英里的地方，这些年，它一直是外国鸦片船的中转站。即使是战争期间，这些中转交易也无视中国官员的禁令而一直在这儿进行。 深沪湾沿岸乡镇里的本地人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人，一位船长曾给我讲过本地人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对本地人的行事方式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几位鸦片贩子登上停在海边的一艘鸦片船， 提出要向船主借些枪，他们愿意用一大笔纹银来做抵押，当然，这些纹银的价值远超所借枪支的价值。他们答应一两天内就把枪支归还。当被问及借枪的目的时，这几位鸦片贩子回答道，政府官员及差役们很快就要向他们征收税款，而他们决定拒缴。 他们说只需要四、五支枪就够了。 船主把枪借给了他们，一两天后，当他们来还枪的时候，问他们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们说很顺利，他们把那些官员赶到山上去了。有了枪，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太难。

沿岸各个乡镇的村民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 在这方面， 他们倒与封建时代英国边境上的那些边民类似，那时候，强权即公理。与那一时代类似的还有，这儿的中国人也干一种类似于敲诈勒索的勾当，一方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给另一方，然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是，以上这些行径，我敢说，还不是本地人行事中最恶劣的， 他们是当今社会最伟大的小偷与强盗，在这方面，我是有过教训的。

有一天，我派我的中国仆人下船上岸，沿着我给他指定的方向，搜集所有他能找到的植物。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只带回来几种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东西， 很明显，这些东西是他上岸后就在附近采集来的。我感到很恼火，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他为自己辩护说，他之所以没往我指定的方向去，是因为那个方向的泉州人会打他，抢他的东西。我那时候不相信他，认为这是他的懒惰习性在作怪，正如大部分每月支取薪水给人提供服务的中国人那样，而他身上这种习性又特别明显。我于是决定第二天我要亲自前往，并且让仆人也跟着，用这种长途跋涉的方式来惩罚他。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跳进一只特意为此而租来的中国小船，划到岸边。海岸边高高溅起的浪头 把我全身上下都打湿了，这种浪头下，特别是坐着这种小船，登陆上岸还是相当危险的。 上岸后，我就开始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行，这时船老大以及别的一些人都围了过来，试图劝说我不要去，他们说，我肯定会被泉州人骚扰，他们会抢走我的东西甚至把我杀掉。我也看到这些中国人手里拿着的火药枪和长竹竿，仆人告诉我，这些是他们被迫带在身边用以自卫的武器。我这时有些后悔，为了安全，我应该多带一些船员下来，事实上，船长伍德罗在我出发时也曾好心地提出多派几个人跟着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决定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前进。我的目的是爬到山上去，其中的某个山顶上有一座宝塔，我急切地想爬到宝塔那儿去，希望站到宝塔顶上，好好地看看这一地区的情况。

沿着海岸边，有很多亩平地，都被用来蒸发海水，晒制海盐。 盐是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往内陆再深入一点，有很多适宜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红薯和花生，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秋粮作物。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本地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为了好看，箍成半圆形，这在华南地区很常见。另外一些坟墓则什么装饰也没有。 这当然是由墓主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这些山与厦门一带的山很相似，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山谷两侧零星散布着一些野生植物，有些植物还是相当漂亮的。前文提到的那座宝塔，就耸立在最高的山峰上，给海边过往的船只提供一个参照坐标。

上山的路上，总是有几百个中国人簇拥在我身旁，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个什么大怪物。这一地区，虽然荒凉，人口却很密集，随着人越聚越多，我甚至猜想，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能蹦出个中国人来。整个场景非常滑稽，这边厢是我和我的仆人，我们在山谷的一侧，带着标本盒子以及其它工具，采集我们所能发现的植物标本。那边厢则是四五百个中国人，他们站在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脸上带着惊奇的表情俯视着我们。 那个时候，他们的容貌特点、举止行为以及穿着打扮，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奇异。我想，我们彼此之间对对方都是怀有这种吃惊、好奇的心情。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较为文明的，但是最后出现了一点麻烦。这些中国人对我脖子上带的一条丝绸围巾很感兴趣，这个地方的中国人戴一种类似头巾的手帕，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的这条围巾戴在他们头上，肯定很好看。他们提出种种可笑的方案来与我交换这条围巾，有人单手捧来一把辣椒，另一只手指着我的围巾，这表明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交易；另一人则想用一些花生来交换，还有些人给我拿来一些杂草。但所有这些人，都很谨慎，拿来交换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我用自己知道的中国话跟他们说了几句，有两个人听到我说的话后，飞快地跑回村子，同时示意我留在那儿等他们回来。我当然不会把他们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但为了取悦他们，我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很快回来了，带来一瓶白酒，他们以为我是向他们要这个东西，便拿它来换围巾，很显然，他们认为我难以拒绝这样一桩买卖。这时候聚拢起来的人数已经相当多了， 我继续往山上走，开始往山顶爬。我经常采用这样的办法来摆脱中国人，他们一般都懒得跟着我走很远的路，毕竟还是很需要体力的。 我的策略奏效了，很快我身边就没什么人了。当我爬到宝塔所在的最高山顶时，俯视着来时经过的平地，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会有那么多人聚集在我周围，就在山的四周，散布着很多较大的村镇，可是站在平地上，我是看不见它们的。

站在塔前，我惊讶地发现它非常破旧，几乎就残破不堪了， 虽然它的主体部分，因为当初建设得很牢固，现在还算大体完整。 几尊石像或者神像，圆屋顶，夹层墙，中间一部旋转而上的楼梯，通向每一层的外廊，风穿廊而过，发出呜咽的悲鸣。这座塔也就仅此而已。察看了全塔，我又站在塔上向四下眺望，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到数十里以外。 而极目之处，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些荒凉的石头山。就这样，无人注意到我，更没人前来打扰我。

欣赏了山顶的美景，我要从山上下到平地去。这一次我走的是一条与上山不同的路，但是，我才下到平地，就又被当地人围了起来。这时已经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我的仆人，正如我早晨出发时所预料的那样，应该是很累了。这时他开始耍些小聪明，能少走一些路就少走一些。为了采集植物，有时候我会绕个大弯，而他则总是抄近道，奔我们最终要去的方向而去。有几个人这时紧紧地跟着我，从他们的举止中，我看出他们用意不良。 他们假装要带我去个地方，那儿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植物、花朵，我于是听任他们跟着我，并且试图取悦他们。我们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一所大房子，正当我毫不犹豫地朝房子走去的时候，那几个中国人开始更贴近我。我感觉到有人在掏我的口袋，于是猛然转身，看到其中一人正拿着一封掏出来的信跑开了。 一看到我发现他的小偷行径，他把信扔在地上，跑走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发现有几样珍贵的东西已经被盗了。这个意外让我停下脚步，转头搜寻我的仆人在哪儿，我看到他在较远的一个地方，正遭受十来个本地人的侵袭。他们手持匕首，围着他，威胁说如果他敢有一丁点的反抗，就要捅死他。他们动手抢夺他身上的东西，稍微值钱一点的都不放过，我那些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植物则被他们扔得到处都是。我察觉到我们的危险处境，马上扔下那些扒手，迅速跑到仆人那儿去救他。那些本地人看到我跑向他们，扔下我的仆人就逃，逃到站在不远处旁观的同伙那儿去了。到了仆人身边，我看到他吓得脸都白了，但又十分兴奋，他没忘记提醒我，他昨天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我必须承认情形确实很危险，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离开这儿。于是我直奔我们下船上岸的那个村子跑去，我的仆人则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当我们到达上岸地点时，船老大很高兴地迎了上来，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长时间了，担心那些泉州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对付我们呢，是抢是杀？海水已经退潮了，露出大概半英里宽的沙滩，沙滩外就是汹涌翻滚的海浪。 船老大起初说，天亮以前是不可能回到大船上去了，村子里的人也答应给我提供一些煮好的粥[2]（一种食物），以及过夜的地方。我谢过他们的好心帮助，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能回到大船的三桅甲板上去，我会更高兴，因为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赶往舟山去。听了我的话，船老大给附近的船民打了一个手势，马上他们就都行动起来了，他们抬起小船，走过沙滩，把船放进海里，我则跳到一个非常结实的中国人背上，让他背着我像赛马一样迅速跑过湿漉漉的沙滩，然后把我放在小船里。 他们驾着小船，娴熟地穿越翻卷的浪涛，把我们送到了大船上。尽管全身都湿透了，我还是安全无恙地回到了大船，但这一天的冒险经历，使得中国人的形象在我心中又差了很多。

在我的仆人和当地人打斗的过程中，我们收集来的植物几乎都被破坏殆尽。这些植物中，有几株风铃荷花的根苗，这儿的山里面到处野生着这种植物，还有六道木的一个新品种。 这两种植物后来都安全送到了英国，现在就种在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里。

泉州湾也是外国船只停靠的一个码头，就在深沪湾以北几英里的地方。这儿的中国人自上次战争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南澳岛一样，把船停在泉州湾的船长们，早晨和傍晚的时候，现在也有马可骑了。

这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这个插曲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某个原因，船长们的马厩必须挪挪窝，挪到海岸旁的另外一个地方。为此专门雇来了一些工人，把垒砌马厩的石头从旧址搬到新址那儿去。但工人们的工作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本地人给拦住了，这些人把石头搬走，并且占为己有。可是，几天以后，当我们的人经过马厩旧址时，吃惊地发现所有搬走的石头又被搬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中国更高一级官员干预的结果。 我想，这个插曲表明，政府官员很想维持与英国人之间的和平局面，而不是像有些号称消息灵通的人宣称的那样，说什么中国内地正在准备与英国人再进行一次战争。

这一带，无论在植物还是总体特征方面，都与深沪湾相同。邻近港湾入口的地方，有一块陆地，这块陆地的构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块陆地一部分是岩石山，另一部分则由大片大片的沙岸构成，这些沙岸就像是被可怕的风暴从海底卷上来的，又像是被大自然的伟力簸荡而成。贝壳、圆卵石、大块岩石，还有沙子堆积成了这块还在不断扩张的陆地，从而与它周围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本省沿海各地的人一样，本地人也从事偷窃与海盗的勾当。然而他们也是中国最好、最有敬业精神的水手，无论哪个港口，都有他们的身影。随着英国商船获准进入北方[3]各港口，他们的业务遭受到的损失最大。

在这儿我必须向鸦片码头上各位船长们给予我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他们总是乐意向我伸出友谊之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不断前进。

[1] 译者按：原文是“Chimoo”，不知确指何处。仔细比照地图后，疑是今天的福建泉州深沪镇。

[2] 译者按：原文“chow-chow”，作者用括号自注曰“食物”，应是作者根据当地人的语音拼写出来的一个词。估计是“煮粥”一词的语音拼读。

[3] 译者按：本书所谓中国北方，指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华北。

第四章

登陆舟山——舟山概况——定海县城——农业——主要农作物——麻类植物——制作绳索的棕榈——用作肥料的红花草——油菜花——植物群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乌桕树——绿茶——竹林以及其它树木——水果——杨梅和金橘——定海居民与各类商店——店门上的英语店招——新语言——对外国人的阶层划分——常见的眼病——晒盐——提取乌桕脂的方法——人工控温孵鸭法

我们的船修得差不多了，我们又能继续航行了。这一次我们运气很好，只用了十天就从深沪湾抵达了舟山群岛。快到舟山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外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停泊在崎头洋[1]外，等待涨潮。这时船长兰德斯慷慨地允许我坐着小艇，由船员们送到岸上去。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植物时，我就确信，我以后的工作都将在这儿进行，我的任务也一定能顺利完成。这儿的山不再荒凉，要么种上了庄稼，要么长满了漂亮的绿草、树木以及灌木丛。我高兴地回到大船上，几小时后，我们的船停进了舟山的良港。

舟山岛很美，也很大，有二十英里长，十或十二英里宽。它四周的海面上散布着众多的小岛，一路驶来，风景如画，令人心动。陆地上群山耸立，肥沃的山谷斜插入海，岛上则是连绵的群山、山谷、溪流，与苏格兰高地的景色颇有几分相像。在每个山谷的入口，都有一些山路，沿着这些山路，人们可以进入到舟山岛的腹地。这些山谷，在群山环抱之中，美丽而又富饶，山谷大部分地方都被树木覆盖，有一些地方则被开垦出来，从这些业已 开垦的山谷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山涧清溪的灌溉之下，是多么肥沃， 植物种类又是多么丰富。旅行者可以周游整个舟山岛，在山谷或山路上蜿蜒穿行的时候，他可以时不时地看到一眼大海，直到最终，大海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面前。 我们的香港岛有舟山岛这样的自然条件吗？有舟山岛这样的美景吗？这个岛如果是在我们富有进取心的英国商人手中，几年时间它将会变得何等出色啊。

岛上最主要的城市是定海，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它被英军两次攻占，它也因此而闻名。与其它五个通商口岸[2]相比，定海很小，城墙周长只有三英里不到，郊区也并不广阔，人口大约26000人。我在舟山的时候，舟山还在英军手中，按照《南京条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6年才结束。 定海当然就成了英军司令部所在地，英军在岑港[3]和沈家门[4]也驻有军队，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岛的西边和东边。英军司令官是詹姆斯 肖德少将[5]，斯坦利爵士有一些信件托我转交给他。他对我很好，在定海城内给我找了一处房子，让我得以迅速地开始工作。我有幸结识了第二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他当时驻扎在岛上。这位先生热衷于植物调查 ，曾经不知疲倦地做过一些研究，因此给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岛上那些引人注目的植物，只要他看到过，他都给它们绘图，这让我马上就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否则的话，光是寻找这些信息，就将耗费掉我几个月的时间。

这（1843年11月）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年四季，我经常访问舟山，因此详细地了解舟山岛的土地、物产、植被等情况。山上的土地属于肥沃的砾质壤土，山谷中的土地则显得更硬一些，一方面是因为腐殖质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复地被水流浸漫。南方贫瘠山地中的花岗岩，这儿也有，这些花岗岩表层通常都覆盖着泥土与植物，但毫无疑问，就如同南方山地的花岗岩一样，在早前一段时间，这些花岗岩也应是荒凉贫瘠的。

所有的山谷与坡地都被开垦了。低地上出产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坡地上则是红薯。在春天和初夏的几个月当中，山地和坡地上都种着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玉米等，低地的稻田则太潮湿，不适合栽种这些东西。岛上也种有棉花，但产量可忽略不计，只能满足田家自用。岛上出产苎麻，有野生的，也有种植的，高约三、四英尺，表皮含有强度很高的纤维，本地人生产并出售这种麻制品，用它可以制作绳索或船缆。苎麻中还可以提取出一种非常好的纤维，用来织成夏布。在舟山的山坡上以及浙江省的类似自然环境中还种植一种棕榈树，它的苞叶中也可以提取出一种高强度的纤维，特别适合制作绳索与船缆，但在强度和韧度上，比产自马尼拉的麻绳还是要差一些。在中国北方，这种棕榈树的苞叶还可用来制作蓑衣，一种树叶编成的衣服，以及同样质地的一顶帽子，下雨的时候，当地人穿着它御雨。尽管看上去有点可笑，但穿着它，遮风挡雨的效果确实很好。 在中国南方，人们则用竹叶以及其它草木的阔叶来编织蓑衣。

在收割完最后一季稻子后，稻田马上就被翻耕，准备种上耐寒的绿色庄稼，比如红花草、油菜，以及其它属于白菜科的东西。 苜蓿，或者说红花草，都种在山嵴上溪水浸漫不到的地方，因为冬天那几个月，山谷都会被溪水淹没。我第一次来到舟山的时候，看到红花草在田地里种植如此广泛，我很是疑惑，不知道它是派什么用场的，因为中国人饲养的牲畜很少，路边或未开垦的山坡上那些牧草就足够喂养这些牲口了。经过询问，有人告诉我，大范围种植红花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它作为肥料来肥田。当地人也采摘新鲜红花草的大叶子，把它做为一种蔬菜。

油菜（一种油料作物）在五月初结籽，这时就可以收割了。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浙江和江苏，这种作物得到广泛种植。 油菜籽可以用来榨油，人们对菜籽油的需求量很大。为了那些不熟悉植物的读者，我下面介绍一下这种作物，它是白菜的一种，花茎有三四英尺高，开黄花，结出来的长荚菜籽与其它白菜属植物相似。四月，油菜开花的时候，田野里一片金黄，空气中洋溢着菜花的芳香，雨后的空气更是如此，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

牛拉小犁，很有名的手摇水车，是此地农事中两种最主要的工具。犁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却很管用，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人来说，公牛或水牛拖拉的小犁，比我们国家更先进的工具还要适用一些。水车则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很多水汲引到高处，然后迅速流进各处的稻田，我经常长时间地站在一旁看着，赞叹这种装置的简单实用。

舟山岛以及浙江省陆地上的植物群落，与南方各地的植物大为不同。几乎所有具有热带特征的植物都消失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在全世界各温带地区都能见到的那些植物。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山中野生的美丽的紫藤，它攀附在树篱或树木之上，花枝下垂，用它优雅的花朵点缀着上山下岭的小路。在南方民房及寺庙周围常见的细叶榕，这儿却无人知晓。许多在南方只有高山上才能见到的美丽的开花植物，在这儿则选择海拔较低的地方落户。舟山岛山坡上随处可见的杜鹃花就是我特别想要提到的一个例子。很多人已经在奇西克的游园会上见到并赞叹过杜鹃花的美丽身影，比起同一花系中的英国本土花朵，杜鹃花显得更为美丽。但很少有人能想像得到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壮丽景象，在这儿，无论你向哪个方向望出去，触目之处，都是云蒸霞蔚的杜鹃花海，非常漂亮。引人叹赏的不仅是杜鹃花，此外还有铁线莲、野玫瑰、金银花，前面提到的紫藤，以及上百种其它花卉，杂花争艳，让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是一个“中央花国”。山野中常见的还有几种桃金娘属、杜鹃属植物，但石南属植物却一种也没有见到，我估计这一带并不出产石南属植物。

舟山的山谷里长着很多乌桕树，每年从乌桕籽里可以榨出很多桕脂和桕油，岛上也因此建起了几个榨油坊。岛上樟树也很多，但并不提取也不出口樟脑。到处都栽种着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邻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自己消费掉了。 每户小农或佃农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房主精心种植的茶树，但看起来他们并不想大规模种茶。实际上，真要大规模种茶，还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这儿的土质并不是那么肥沃。尽管茶树长得都还不错，但和陆地上那些茶叶产区的茶树相比，在繁茂程度上还是远远不如的。竹林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竹子，很是吸引人，舟山的景色也因此而具有了一些热带的风情。有一种黄色的竹子，它的躯干挺拔洁净，竹梢和竹枝则在风中摇曳生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它更美的了，看着它，我总想起家乡松林中那些小松树。南方的枞树在这儿也很普遍，它似乎不受规则的约束，全中国哪儿都能见到它，什么样的海拔高度也都能生长。松树家族当中的一种，南方很少的杉树，在这儿也很多。此外，有钱人经常在自家墓地周围种上几种青柏和杜松，山谷里与山坡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墓地。

舟山的水果种类确实很少。夏天的定海市场上，也有桃、葡萄、梨、梅子、柑桔等，但这些都是从大陆上运过来的。然而，岛上也出产两种佳果，一是杨梅，一种红色的水果，有些像藤地莓或草莓，但又像梅子一样果肉中有核。另一种是金橘，一种较小的柑桔，和椭圆形的醋栗一般大。金橘果皮很甜，果肉却很酸。去过广州的人都知道，广州的蜜金橘很有名，住在广州的人每年都要买一些蜜金橘寄回家去作为礼物。蜜金橘就是将金橘用糖腌制一番，味道非常好。舟山的山坡上到处都长着金橘林，金橘树可以长到3至6英尺高，当枝头挂满黄澄澄的金橘时，还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舟山各岛海拔高度各不相同，土地也互有差异，很多山陵与川谷都还处在一种原生状态，所以这儿的植物资源很丰富，而且，让我满意的是，我还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没见过的植物，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舟山人很安静，对人没有恶意，对我则一直都很文明，很友善。正如舟山的植物一样，舟山人也与他们的南方同胞大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是向着更好的方向，而非更坏。当然，这儿也有小偷和坏人，但相对来说只是个别情况，而且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结果就是，即使是没有采取什么保护措施的财产，大部分情况下也还是安全的，偷盗现象几乎绝迹。岛上居民可以分成三个阶层：乡下人或者说农民，苦力；城镇里的店主；政府官员或军官。定海以及其它城镇的商业看起来主要是以衣、食为主。 自从舟山被英军攻占，直到它被归还给中国政府，岛上增加的英军士兵人口使得舟山的商业也变得繁荣起来了。水果、蔬菜大量地从大陆转运过来，鱼的供应很充足，三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头上好的羊，市场里甚至有很多牛肉出售，这可是违背了中国人的宗教信条的，这些牛肉的标价从八块到十二块不等。他们如此迅速地就适应了我们的生活习惯，给我们提供生活所需，这让我们吃惊不小。商店很快开始供应英式烘烤面包[6]，各式成衣要多少有多少，每个兵营附近都聚集了很多裁缝，海滩附近的商店一大半都是这种裁缝店，一个个都赚得瓢满钵满的，尽管他们制售的每一件衣服，价位都很合理。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古玩店，出售竹木或石头雕刻的神像，香炉，古老的青铜制品，只有中国人脑子里才能想象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形象，以及各种各样的瓷器和图画。丝绸商店也很多，出售各种精美的绸布，比广州的要好，还比广州的便宜。店里还出售各种刺绣，那种精致，那种美丽，若非亲见，绝难想象，中国人就用这些刺绣制成围巾、围裙，卖给我们英国的女士们。

定海的店主们认为取一个英文的店招有助于招徕更多的关注，生意也会更好。走在街道上，看着那些不同的店招，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店招都出自于士兵和水手们给店主的建议，诸如“STULTZ，裁缝，来自伦敦”，“BUCKMASTER，海、陆军指定裁缝”，“DOMINIE DOBBS,杂货店”，很多店招都写明店主是“女王”陛下御用的，其中一个店招上写道“至高至上维多利亚女王陛下、阿尔伯特亲王殿下御用裁缝”，店招下面是一行笔划相连的字“定做各式制服”[7]，我看了好一会才明白过来。对英文执照的需求也很大，很多执照足可发人一噱。在屡经愚弄之后，可怜的中国店主对这些执照实在放心不下，所以他们不断地把它拿出来请教别的顾客，他们问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这样写行吗？”回答可能是这样的：“哦，行，伙计，这样就可以了。不过，稍微修改一下，更好。”可怜的伙计于是跑去拿来一枝笔，对执照做了一些修改，不用说，这样改来改去的执照比最初的要可笑得多。

和英国人打交道的当地人，几乎都懂一点英语。这些人同时也与葡萄牙人、马来人、孟加拉人打交道，很快他们就把所有这些语言都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对于这种语言，即使是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也难以分析清楚。最可笑的是，当地人一直认为他们讲的都是纯正的英语。

中国人用来区分岛上外国人阶层的方法非常滑稽。通常来说，他们给外国人安上三种头衔：满大人，或者按他们的发音：满大宁[8]；先生；喂[9]。第一阶层是“满大人”，包括政府部门中有一定官衔的人，以及陆、海军中的军官。高级官员叫“BULLA BULLA 满大人”，低级的则叫“CHOTTA CHOTTA 满大人”，“BULLA”和“CHOTTA”是梵语词汇传到中国后的讹音，意思是“极大”和“极小”。商人被尊称为“先生”。普通士兵、水手以及其它社会层次较低的人，都被划入“喂”这一阶层。“满大人”并不是汉语，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英国人通常用它来称呼中国的政府官员；“先生”是汉语当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专家或老师，通常作为尊称用来称呼受尊敬的人，就如同英语中的“sir”。但“喂”则是个全新的称呼。“喂”或者“ 哎”， 是英军士兵或英国水手说话时最常用的发语词，在我们攻占北方城镇之后，中国人不断听到我们的士兵用这一词句来互相打招呼，自然就以为这是较低阶层的称呼。我们经常听到当地人互相打听，这个英国人是“满大人”、“先生”还是“喂”？

和中国南方相比，皮肤病在这儿不是很常见，这也许要归因于这儿更宜人的气候。但当地人也严重地受到各种眼疾乃至失明的困扰，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怪罪当地的理发师，在给顾客剃完头后，这些理发师还要给顾客修修眼皮，挖挖耳朵，结果导致顾客失明失聪。这样做还使得眼睫毛经常内翻，睫毛与眼球摩擦很快便造成发炎。我的朋友，马克维医生治好了当地很多这样的穷人，凭着最善良、最仁爱的胸怀，他每天都要抽 出一部分时间来专门做这事，病人们从岛上的各个地方涌到他这儿来，满怀喜悦接受手术，哪怕手术非常疼痛也绝不哼哼一声。 凭着高超的医术，医生不可思议地治好了很多病人，这让他的名声不仅传遍岛内，也传到大陆上的镇海与宁波，很多病人便从那儿来到岛上，恳求得到医生的救治。 一天，我和医生一起外出考察植物，当我们经过山脚下一间小小的茅屋时，里面冲出夫妻两人，恳请我们走进他们的陋室，我们进去以后，夫妻俩又是给我们搬椅子，又是上茶，对着医生千恩万谢。这家男人的眼睛以前快要全瞎了，家里的活也没法做了，听说有这么一位神奇的洋大夫，便来到舟山，很快便重见光明。

舟山以及邻近岛屿上的很多居民都以在海滩上晒盐来维持生计。冬天的时候，将大堆的泥土堆积到海边的平地上，夏天天气变暖后，把土堆摊开，每天往泥土上定期浇几次海水，水分很快就蒸发掉了，留下的是盐分很高的卤泥。等到卤泥中的盐分通过这种方式彻底饱和之后，接下来的步骤便是过滤。盐民们先用泥土筑成一个圆盆，圆盆底部放上很多稻草或青草，上面再放一些木炭或炉灰，然后，用一层泥巴将这些东西四面包围起来，中间堆上卤泥。接下来，定期给卤泥注水，卤泥中的盐粒便融解到水中，过滤之后，流到圆盆底部，通过安放在底部的一根竹管，流进圆盆旁边的一个槽井，这时得到的便是清澈的、含盐度很高的卤水。然后再把卤水放进一个大锅中蒸煮，直到水分都被蒸发出去。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什么精制海盐的方法。在深沪湾，那儿的中国人单纯靠阳光来蒸发海水，他们并不需要像舟山这样反复操作以提高卤泥的含盐度，但深沪湾的海水非常干净，而舟山群岛因为邻近大陆上几条大河的入海口，特别是长江，所以周围的海水都是黄黄的，很混浊。

下面有关中国人用乌桕籽榨取桕脂的方法的介绍，来自于劳衣斯医生，他服役于马德拉斯步兵团，曾在舟山岛上驻扎过一段时间。

“采摘乌桕籽一般是在十一、十二月，这时天气开始变冷，树上的叶子也都落光了。我在岑港曾看到过采集的场景，那时我在军营旁边隔着一个村子的射虎山谷里打猎。乌桕籽运到加工桕脂的作坊之后，首先要把乌桕籽从茎梗上摘下来，然后把乌桕籽放进一个木桶。木桶上部敞开，底部则开了一个洞。把木桶放置在一个铁锅上（铁锅的直径有的与木桶差不多，有的则比木桶大得多，锅深六到八英寸），锅中放水烧开，就这样把乌桕籽蒸熟，目的是使桕脂变软，更容易剥离。我看到一个炉子上并排放着四、五只铁锅，炉子高约三尺，宽四、五尺，长有八到十英尺的样子，炉子一头生火，用谷糠、干草以及其它类似的廉价而又易燃的东西作为燃料。火道则直接接在每口铁锅下面。”

“乌桕籽要蒸十至十五分钟，蒸好之后，把它们倒进一个石臼里，两个男人这时开始用石杵轻轻地捣舂它们，目的是通过捣舂把桕脂与乌桕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捣舂之后，把石臼里的东西都倒在一个筛子上，一边筛一边还要在筛子底下用火加热，就这样，桕脂分离出来了，或者说，差不多都分离出来了。为了避免还有未分离干净的桕脂，他们通常要把上面这套程序再做一遍。乌桕籽的其它部分被研成粉，用来榨油。”

“这时候的桕脂有些像表面粗糙的亚麻籽粕，但桕脂上面的白点更多，而且因为桕脂与乌桕籽在未以捣和筛的方式分离之前，两者之间有一层棕色的薄膜，所以桕脂也变成了棕色。将这些桕脂装进一个中空的稻草圆筒之中，这个稻草筒由五、六个稻草编结的圆环垒叠而成。等稻草筒装满之后，再把这个稻草筒搬到榨脂机里面。榨脂机看起来很粗陋，很简单，但正像中国的其它东西一样，用起来效果却很好。榨脂机包括一根长长的粗粗的圆木，圆木被切开摆放，中间大概隔着1.5到2英尺的距离，圆木底下则有一块厚厚的木板，整个榨脂机用铁钉钉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木槽。桕脂就放在这个槽中，然后把一个个三角楔子用石槌紧紧地楔进木槽，桕脂就这样被压榨出来了，通过木槽底部的一个小洞流进放在榨脂机下面的水桶里。这时候的桕脂一点杂质也没有，呈美丽的白色半液体状，但它很快就会凝结成固体，如果气温低的话，会变得很脆。收集桕脂的水桶内壁要撒上或抹上一些细细的红土，红土晒得很干，用来防止桕脂粘在桶壁上， 这样就很容易把凝固的桕脂从桶中取出来。桶中取出的桕脂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了。用植物性桕脂做的蜡烛容易烧软，在热天也容易融化，所以通常还要在这样的蜡烛外面再裹上一层各种颜色的蜡，或红或绿或黄。那些用作寺庙香火的蜡烛通常做得都很大，烛身上还要描上一些金字，用以装饰。”

“榨完桕脂后留下的残渣，可以用做燃料，也可以送到田里去做肥料。乌桕籽的其余部分，在榨完桕油后，其残渣也是这样处理的。”

舟山有个老头很出名。每年春天，他靠人工控温能孵养出成千上万只小鸭子。他的孵鸭场位于定海县城北边的一个山谷里，英军军官们以及到岛上来的观光客都喜欢来此参观。对于初来乍到的观光客，人们首先就会问他，有没有看过孵化鸭子，如果没有，人们就建议他到这个老头那儿去看看，看看他的鸭子。

五月末的一个美丽清晨，我第一次去这个孵鸭场参观。舟山五月的清晨与英格兰的类似，但要更暖和一些。空气中有些雾和水气，在半山腰自如地舒卷，定海县城就建在山间的平地上。习惯于早起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尽管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都很贫穷，但他们似乎还是很知足，很快乐。穿过县城，从北城门出来，再经过一些才种下早稻的稻田，五分钟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位穷苦老人的小屋。他用中国式礼节接待我，请我坐下，给我端来茶，又递上烟杆，这是中国人家里常备的两种东西，须臾不可或缺。在谢绝这些东西后，我请他允许我参观他的孵鸭场，他马上就带我前去。

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和石头砌成，质量不好，房屋地面则是潮湿的泥土，其居住条件就连安置牲口都颇为勉强。这样的房子以前苏格兰也有，但是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都尘封到历史中去了。我这位新朋友的房子也不例外，关不严的、松松垮垮、吱吱呀呀的门，又脏又破的纸窗，鸭、鹅、鸡、狗、猪，屋里屋外满地都是，显然，对于这儿，它们和主人一样，享有同样的主权。此外，房子里还有主人的孩子们、孙子孙女们，说不定还有重孙子重孙女们，所有这些人，混杂在一起，头都剃得光光的，辫子长长的，穿着那些奇怪的衣服，真应该成为讽刺画家克努山克[10]笔下大书特书的一个题材。

孵鸭场就建在房子隔壁，一座长长的棚屋，四壁都是泥墙，屋顶上则苫盖着厚厚的稻草。从屋头到屋尾，沿着墙边摆着很多圆形的草编篮子，为了防火，这些篮子都被抹上了泥巴。在篮子底部，放着一块瓦片，或者说，这块瓦片就是篮子的底。瓦片上点着一个小火炉子，——每个篮子里都生着这样一个火炉子。篮子上面盖着一个草编的罩子，盖得很严实，而且整个孵化期间都一直这样盖着。在棚屋的中间，叠放着很多大架子，在孵化的某个阶段，需要用这些架子来摆放鸭蛋。

当鸭蛋送过来之后，它们被放到篮子里，在它们下面，生着小火炉子，维持一个固定的温度。通过温度计，我观察到这一温度大约维持在华氏95-102度之间。中国人则是依靠自己的感觉来调节温度。放在这样的温度中四五天后，鸭蛋被小心地取出来，一个接一个送到一扇门那儿，门上挖了很多小洞，大约鸭蛋大小，中国人就举着鸭蛋，迎着这些小洞透过来的光线察看鸭蛋，他们能看出哪些鸭蛋好，哪些不行，好的当然送回到以前的篮子中去继续孵化，不行的就淘汰了。又过去九到十天后，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计算，总共要大约十四天，这些鸭蛋从篮子中取出，排放在架子上，这时候不再需要加温，但需要用棉花把鸭蛋盖好，上面再盖上一层毯子一样的东西。这个阶段又需要十四天左右，直到小鸭子啄破蛋壳，整个棚屋于是到处都是这些小生命。摆放鸭蛋的架子很大，可以放好几千个鸭蛋。等到小鸭子孵出来了，整个场景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周围村子里那些养鸭子的当地人，都很清楚哪一天可以来把小鸭子带走，小鸭子出壳不到两天就会被卖光，之后便转到新家去落户了。

[1] 译者按：原文KETO POINT, 即崎头洋，今舟山市长峙岛与小千岛外的一片洋面。

[2] 译者按：指按照中英《南京条约》新设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城市。

[3] 译者按：今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镇

[4] 译者按：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港

[5] 译者按：英文名James Holmes Schoedde, 曾率队参加英军攻打镇江的战役。

[6] 这儿蒸糕点的方法很有独创性。大铁锅里放水，锅下烧火，锅里坐着一个竹制的蒸笼，蒸笼里放着要蒸熟的面包、糕点之类的东西。好几个这样的蒸笼，一个套一个地叠起来，蒸汽从最下面的那个蒸笼传到最上面的那个，一次可以同时蒸熟很多东西。这些蒸笼的边缘都严丝合缝地套在一起，最顶上的那个蒸笼上面再罩上一个严实的罩子，防止蒸汽逸出。这儿也能见到我们英国常见的那种砖炉。

[7] 译者按：原文是“UNIFORMAOFALLDESCRIPTIONS”，单词之间没有空格。

[8] 译者按：原文是“mandalee”，作者此处是模仿舟山人对“mandarin”一词的发语。

[9] 译者按：原文作“A-says”

[10] 译者按：CRUIKSHANK（1792-1878），英国著名的漫画家和书籍插图画家。曾为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小说作插图，所作插图影响了全世界很多读者。

第五章

第一次访问宁波——灵桥——城市与宝塔——行医的传教士——宁波的气温——中国人的保暖方式——小炭炉——我的住处——中国赌徒——宁波的商店——丝绸和刺绣——玉石——棉布印染——搓绳——古玩店和店里卖的东西——家具街的家具——宁波的银行业——贸易前景不好——寺庙和虔诚的信徒——矮化树——培植矮化树的方法——参观官员们的花园——北山俯瞰——农业——山岭中的本地植物群落——墓地——裸露的棺材

1843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宁波。宁波是个大城市，它坐落在舟山群岛西面的大陆上，居民大约有38万。宁波离海有十二英里左右，两条清溪在这儿相汇，汇成一条大江[1]，大货船和帆船可以在这条著名的江上航行。这两条清溪，一条从西而来，一条从南而来，在宁波会合，南来的溪水上建有一座船桥[2]，方便对岸郊区的人们过河。这座桥非常简单，但建得非常巧妙。桥由很多大船相连而成，每条船都间隔一定的距离，用沉锚泊在固定位置，船与船之间铺设木板相连，这使得整座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浪潮的涨跌而起伏。这种方式也给渔船和过往船只的通行在桥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不用担心潮位有多高，假如这桥在潮水面前能坚韧不催的话。但春天涨水的时候，急流从船与船之间的间隙冲过，有时还是担心大水会把桥给冲垮了。

宁波防卫坚固，四周有长达五英里的高高的城墙和壁垒。城墙内到处都是房子，很多地方的房子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城内有两、三条很好的街道，和我到过的其它中国城市相比，这几条街道实际上都要更好一些，更宽一些。城内有座天风塔，从天风塔内的楼梯爬到一百三十英尺高的塔顶上，你可以将整个城市以及周边的农村尽收眼底，“天风”意思就是天边吹来的风[3]，这座塔显然年深日久了，就像其它类似的塔一样，显出一派衰败的景象。每次参观这个地方，庙里的和尚们都会陪在我身边，拿出茶和糕点来招待我，希望以此换来一些小小的施舍。

我第一次去宁波的时候，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4]还没到任，我对于去哪些地方，到哪儿住，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把船和仆人留在河边，自己则蹓跶进这个城市，做些侦察工作，想着也许事情会因此而有些转机。很快，不少当地人就围拢在我身边，其中有一些无赖青年，这些无赖在战争期间被那些当兵的带坏得不成样子，但也幸运地因此能懂一点点英语，给我提供一点基本的服务。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红毛精”——红头发的人，中国人用来称呼所有西方人的一个词语——住在城里，而且马上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到了他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我的一个旧相识，一个行医的美国传教士。医生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中国人一样，留着辫发什么的，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穿着实在是滑稽可笑。后来，随着我对中国服饰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想起在中国人眼中，这位医生可能留下的形象，我就不禁哑然失笑。他的长袍太过精美，比官员穿得还要高级，他的帽子却只是商人甚至是苦力们经常戴的那种。如果我们的英国读者想知道医生的这种装束有多奇特，那就请试想一下，一个伦敦的法官穿着他精美的黑色长袍，戴的却是垃圾工人的帽子，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想起有一天傍晚，天黑以后，我们出门来到大街上，去看赛神会，我很快发现，穿着中式服装的医生，远比英式穿着打扮的我更引人注目。中国人因为他的滑稽扮相而乐不可支。我在医生家里找到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每天都有很多中国人来找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但却是一个非常热心于行医的传教士。

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得很冷了。十二月和一月份的时候，池塘、运河里都结着厚厚的冰。城里这时候最有人气的商店是各种各样的成衣店，在这些店里，所有的外套都衬着各式各样的皮毛里子，有不少还是很名贵的那种皮毛。就连那些最穷的中国人通常也要穿一件衬有羊皮的厚夹衣或大衣，或者棉衣用以御寒，他们很难想象，欧洲人怎么能穿得那么单薄地走来走去。天冷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在衣服外面再加一件粗重的大衣，就是这样，那些中国人还是要来摸一摸我衣服的厚薄，然后告诉我，我肯定会觉得冷。他们保暖过冬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很少，或者说从来不，会想到应该在房子里生个火来取暖。随着严寒的加剧，他们就再穿上一件或两件外套，直到觉得身体所保存的热量比散失的热量多为止。等到阴冷潮湿的早晨过去，和煦温暖的中午到来，他们就一件件脱去外套，到得傍晚，再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穿上去。春天的那几个月，他们把外套渐渐地都脱下来，等到夏天，他们只穿那种农家纺制的薄薄的棉布或夏布衣服。

在中国北方（冬天），女人们有时用一种小铜炉来取暖，这种炉子圆圆的，像个小篮子，通过炉盖的张口大小来控制木炭的燃烧以及热气的发散。人们通常把铜炉放在桌上或地上，用来暖手暖脚。照顾孩子的也提着这种小炉子，把它放在小孩子的脚边。但只有最冷的那段时间才会用上这种炉子，其余日子还是要靠又厚又暖和的衣服。婴儿在冬天都要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是一个长宽相等的包裹，等到天气暖和，脱去那些厚衣服之后，你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过去那个你见过的人等同起来。

我在英国从来没感到像宁波的冬天这么冷过，然而，正像我在气候那一章中提到的，光从温度计上看，气温并不是很低。我住的这所房子密闭性太差了，冷风从各处缝隙中钻进来。窗户很大，不像英国装的是玻璃，这儿都是纸窗，而且很多地方连纸窗都没有，大大地敞开着口子。白天还好，从早到晚我都在外面跑来跑去，但长夜来临，风吹得窗户簌簌作响，烛光摇曳，这样的夜晚又冷又难挨。

为了打发这漫漫的长夜，也为了暖和自己的身体，我经常会到主街上去蹓跶蹓跶。中国人都很好赌，哪怕是最穷的中国人也无法抗拒赌博的诱惑。每当夜幕降临，这条主街上，就会摆上很多出售桔子、糖果、各种小玩意的摊点。所有这些摊点，都有各种骰子、轮盘赌之类的，周围聚拢了一大群人，人们纷纷掏出铜钱来试试自己的手气，从他们紧张的面容和大呼小叫来看，他们的内心完全被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占据了。

在前面提到的成衣店和皮货店之外，城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商店。在离主街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丝绸店和五金店，就像英国那些古老的建筑一样，这些商店门面小小的。但门面虽小，里面却陈列着大量的人见人爱的精美刺绣。这些刺绣比广东市场上的绣品要精致得多，昂贵得多，两者完全不一样。英国市场的庞大需求诱使中国人生产出这些时尚衣物，在这些北方的市场上，因为常常有英国人光顾，摆放着很多这样的东西，女人的围裙、围巾、披肩、提包，以及其它英国式样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些精美的绣品。

中国人把玉看得很宝贵，宁波也有很多玉器店，加工并出售玉器，这些玉器被雕成中国人熟悉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很多条街上都有印染场，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给棉布印上一些花样，这样的印染场在全中国各个市镇都能见到。在江边的郊区，很多人从事搓绳这个行当，上文提到过，人们用棕榈叶可以制作出非常结实的船缆与绳索，适合帆船使用，也有人用苎麻——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英国人则把它叫做大麻——的表皮来制作这种绳子。当然，街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古玩店，陈列着各种形状的竹雕，号称可以大大延长鲜花、水果保鲜期的古代瓷器、漆器，日本舶来的装饰品，犀牛角雕制品，铜器，以及其它一些定价虚高却备受中国人看重，因而不惜重金购买的东西。我认为宁波最独特的地方是，这儿有一条街，专门生产、出售一种很特别的家具，来过宁波的外国人把这条街叫做“家具街”。街上摆着床、椅子、桌子、盥洗盆、柜子、衣橱等等，这些东西在造型上很有中国特点，精心嵌入各种木料、象牙，很能体现中国的人情、风俗，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写照。每个看到这些家具的人都会喜欢上它们，但十分奇怪的是，好像只有宁波出产这些家具，另外五个通商口岸，包括上海，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当然，这些昂贵的家具，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用得起。

宁波有些较大的钱庄，这些钱庄与北方各城镇都有联系。钱庄负责调节货币的币值，以此来操控物价的升降，所起的作用正与英国银行相同。显而易见，宁波是个富庶之地，城里和郊区都住着很多退休的商人，他们早年赚了很多钱，现在则想在奢华、休闲的宁波享受生活。但是很不幸，这种氛围 却不利于活跃本地的对外贸易。尽管宁波很大，很富裕，人口也多，但我们的商人还是觉得，更北部一点的港口，上海，无论是作为欧洲和美洲货物的销售地，还是作为中国主要产品茶和丝绸的采购地，在这两方面都比宁波更重要。从外部条件来看看，宁波本身很大，周边人口很多，又有便利的水运连通中国各地，所以宁波的对外贸易也可以做大。时间以及商人们的不懈努力将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

宁波有很多外国人喜欢的寺庙，但是最著名的那几座寺庙，坦白地说，我并不喜欢它们那稚气的、金光闪闪的外表。其中最好的，也是最为排场的要属天妃宫[5]。文庙以前很大，也很有名，但战争中它被摧毁殆尽，直到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也没有有关的重建计划，或者修缮安排，似乎中国人认为，这一神圣殿堂已经被夷人玷污了。佛庙里摆放了很多雕绘好的木偶神像，“三宝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之神，一般都非常高大，通常有三十到五十英尺这么高。在这些大佛像，以及众多的小神像面前，可怜的走入迷途的中国人屈膝下拜，焚香，奉行种种崇拜的仪式。这些佛寺，或者按通常的说法，“庙”，遍布于每条街道、城门口甚至城墙上的镝楼。你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虔诚精神，但又希望他们的这种精神能用于更高明更专一的目标上。我常常站在一旁，看着这些单纯的信徒，特别是那些女信徒，她们看起来就像《旧约》里的雅各布说的那样，热忱地向神祷告，采用各种办法，试图使神灵相信自己，并最终赐给自己所要的东西。祷告之后，人们通常用两块小木片来占卜，木片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则是圆的，将木片抛向空中，等它落到地上，如果朝上的那面与心中所想的一致，则为吉，如果不一致，信徒们就要烧更多的香，一次又一次拜倒在祭坛前，更为虔诚地祷告。他们的礼拜仪式与罗马天主教教堂的仪式很大一部分都相同，某个星期天下午，我经过城门口，听到念颂与祷告的声音，我非常吃惊，这声音与其他地方基督教堂里的声音并没有什么两样，我马上循着声音走进去，但让我失望的是，那只是城中众多的佛寺中的一个而已，传到我耳中的念颂之声也是献给神佛的。这些众多的寺庙，大多数处于衰败状态之中，和若干年前相比，明显缺乏足够的维护。实际上，即便是宁波城，尽管它很富庶，有很多便利条件，也仍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宁波正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可以佐证我前文对中国真实状况所做的判断。

到达宁波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考查中国官员们的花园。我从英军军官们那儿知道一些相关的消息，战争期间，宁波曾被英军攻占，军官们当时就驻在城里。由于中国人的防范心理，我遇到了在厦门时一样的困难，但最终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参观了几个官员的花园和苗圃，并且找到了几种新植物，这些植物丰富了我的收藏，很有价值。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到了宁波，我也四处打听传说中的黄色山茶花，如果有人能给我弄一株来的话，哪怕付出十块钱的高价我也在所不惜。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不久，就有人给我送来了两棵山茶花树，，一棵据说开淡黄色花，另一棵的花色要深一些，就像双黄玫瑰那样。 两棵花树上都有尚未绽开的花苞。我敢肯定，这个中国人是在骗我，为这样两棵我以后百分之百要扔掉的植物付这笔钱，我是不是太蠢了？但我又下不了决心，担心失去找到黄色山茶花的机会，尽管这个希望很渺茫。这个骗子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他在每个花盆上都贴了一个手写的标签，很显然，标签以及标签上的字都有一些年头了。对付这种人，我也只好多留些心眼，我要他把花先留下，明天早上再来，到时我会给他一个答案。我请一位可敬的中国商人帮忙辨认标签上写了些什么，没什么问题，和那骗子告诉我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其中一盆写着淡黄色花，另一盆则是深黄色。“你看到过黄色山茶花吗？”我问这位商人朋友。“没有”，他用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说，“我从来没见过 ，我认为没有这种花。”第二天早上，花的主人来了，问我是否下决心买。我告诉他，我正要出发去香港，我想带这两盆花一起去，它们很快就将在香港开花，如果确实是黄色山茶，我会付钱给他的。但他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最终我们答成妥协，我先付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等证实无误后再给。以这样的条件，我得到这些山茶，并把它们带到了香港，等到它们开花的时候，不用说，什么黄花也没有，只有一些雄蕊而已，它们都是没什么价值的复瓣花。

宁波官员们的花园很漂亮，也很特别，里面种植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各种中国园艺树木，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经过矮化的品种。这些矮化树，有很多都非常奇特，显示出中国人的耐心与聪明才智。有些品种只有几英寸高，但看起来却充满岁月的沧桑感。除了这些袖珍的老树之外，还有不少树木被培植成中国常见的塔状，或者拗出各种动物的造型，最爱欢迎的造型是鹿。拗造型通常选择杜松，因为这种树木容易弯曲成想要的样子。鹿的眼睛和舌头则是后来添加的，整个造型非常逼真。一位宁波官员急于把他的喜好强加给我，要将其中一种动物——当然，其实是植物——作为礼物送给我，但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而且我的植物收藏已经够丰富了，我只好拒绝他的好意。显然，这位官员把这份礼物看得很珍贵，而且肯定会诧异于我的品位之低。

另一事例也可以证明中国人对这类植物的喜好程度。我第一次到达中国后，有一天在香港的山中漫步，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矮小的石松子，我把它挖出来，带到邓慈先生的花园，那时候，我采集到的植物都放在那儿。“哎呀，”一位上了年纪的买办一看到它就发出一声惊叹，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其它的苦力和仆人也都围在篮子边，欣赏这棵奇怪的植物。 我曾经从英国带来一株千年仙人掌，后来我把它送给了广州的一家苗圃，那次我给他们展示这株仙人掌，他们脸上显露的也是这种满足的神情。我问他们为何如此喜欢这棵石松子，他们用粤式英语回答道：“哦，他[6]太美了，他每年只长一点点，如果他能活到100岁，他也只有这么一点高。”他们把手放在石松子上面一、两英寸的地方，向我比划着说。这棵小树确实很漂亮，天生就是一棵迷你的矮化树，难怪中国人这么喜欢它。

每一个介绍中国和日本的作家，都会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矮化树，而且他们也都会试图介绍一下培植这种树的方法。实际上这一方法很简单。按照众所周知的植物学中最普通的一条原理，只要阻断树液的循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树木和叶子的生长，这可以通过嫁接、限制根部空间、阻止水分吸收、扭曲树枝以及上百种其它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很清楚这一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让自然界服从于他们的特殊喜好。中国人告诉我，第一步是选种，选择最小植株的最小种子，这听起来绝不可能，但我观察到的事实又不容我否认。我经常看到中国园丁从一些种在花园里的植物上挑选一些蘖芽或枝条，为了达到矮化的目的，被选中的一般是发育不良的那一类，其中又以两侧对生的或枝叶整齐的最为优先，因为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一侧枝叶的矮化树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第二步则是将主干扭曲成“之”字形，这一步骤主要是控制树液的循环，同时促进侧枝的生长，让这些侧枝顺从人的意志，在主干的指定部位生长出来。等到种在空地上或苗圃里的蘖芽长出根系，通过仔细检视，挑出那些最合适的蘖芽，移入花盆，这时要按照我前面提到的原理，选那些又窄又浅的花盆，因为这样的花盆只能装入少量的泥土，不足以满足植物的需要，容纳的水分也有限，只能勉强维持植物的生存。等到侧枝生出来了，要把这些侧枝捆绑起来，扭曲成各种造型。顶枝和生长旺盛的枝叶通常要被剪掉，但凡有点生机的幼枝，它们的生长也会被用各种办法来进行压制。面对这些违反本性的压制，树木通常都要争斗一番，直到它们的精力都被耗光，然后它们才会乖乖地听任人的摆布。但中国园丁们还是不敢放松警惕，因为，也许植物的根系会穿透花盆扎入土壤中，也许它们可以得到充足水雾的滋养，也许有那么一条幼枝在短时间内得以自由地生长，出现这些情况，早已失去的生命力又会回到植物体内，造型优美的中国矮化树也就毁了。有时候，就像桃树和李树，两种经常被选做矮化树种的树，这些树开花开得很繁盛，人们很少干预它，但年复一年地这样开花，它们就不太容易长高长大了。通常用来进行矮化的树种有：松树，杜松，青柏，竹子、桃树、李树，以及一种小叶榆树。

在宁波官员们的花园当中，有一个花园很特别，外国人来了基本上都要去参观一下，很受喜爱。它位于城市中心的某个湖旁边，主人是个早已退休的老人。他早年独立经商，现在则莳花弄草，享受宁静的桑榆之乐。老人的房子和花园都很独特，这种独特只有亲历才能体会，难以用笔墨形容。这一带在堆筑假山时有个共识，讲究与自然浑成一体，这也是所有花园的一个主要特点。 老人通过粗犷的洞穴将房子的各个部分贯通起来，这些洞穴乍一看上去像是地下通道，它们连接着各个房间，最后通向房子后面的花园。在穿庭过户时，游人可以瞥见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之中有座假山，四周种着一些低矮的树木。假山前照例挖了一个小小的池塘，园柳低垂，轻拂水面，惹人怜爱。

穿过这些地方，顺着前面提到的过道往前走，突然就置身于花园之中，各种低矮的树木，花瓶，假山，装饰性的窗户，开着美丽花朵的灌木，一下子都映入眼帘。

需要谨记的是，我在这儿能描述出来的非常有限，花园最大的特点是在曲折变化的空间之中，游人可以透过假山、墙上的拱门等时时瞥见景物，同时用大片的灌木或树林来分隔不同区域。

退居以后的张大夫——我记得这是他的姓氏——就在这儿消磨掉每一个平静的夜晚。 我前去拜访老人的时候，他对我非常礼貌，在深深地躹过几躬之后，他请我坐在他旁边的尊位上，仆人们上来给每位客人献茶，茶的味道非常之好。老人又派人四处送信，请自己的好友来参观外国人，他们很快就都赶到了，一个接一个，把房间都快挤满了。仆人们似乎也不见外，挤在人群中，放肆地对我评头论足。我身上的每件东西他们都要看看，仔细地检查，特别是我的手表，看起来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请我把手表拿给他们，他们把它举到耳边，这样也许可以听到手表的走动声。老先生然后领着我参观他的房子，向我展示房子里收藏的各种玩意儿。他是个大收藏家，古铜器、木雕、瓷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摆放在几个房间中。我们又从屋子里来到花园，时值冬天，树叶都落光了，所以花园中的那些树木是美是丑，是珍稀还是普通，我也说不太清楚。又喝了一些茶之后，我便告辞了，答应下次回到宁波一定会再来拜访老人。

这段时间我还参观了其它几个官员的花园，这些官员对我都非常客气，送给我一些小园艺作为礼物。这些园艺植物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不仅因为它们代表主人的心意，而且我得到的这些植物或者切枝当中，有一部分属于稀见品种，只有富人的花园中才能见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宁波城所在的这块平原，纵横至少各有三十英里，四周则全是山，只在东边面朝大海留了一个豁口，豁口所在便是镇海县城，它同时也是宁波的海港。从山顶望出去，宽阔平展的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美丽蜿蜒的河流与运河在其间纵横交错，当地人便借助这些水路将本地出产的各种农副产品运到宁波去，再从宁波运到杭州府以及全世界各地。稻米是附近农村低地的主要夏粮作物，到了冬春两季，则大规模轮种油料作物。等到油料作物结籽成熟，可以收获了，也正好是播种早稻的时候。我前文提到的红花草，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儿也大量种植。 实际上，宁波的农产品，不管产自低地还是山上的坡地，都与前面描述过的舟山的农产品完全一样。

宁波北面山上的植物群落与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基本相似，只是分布范围更广一些。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大陆上的动、植物种类总是要比邻近岛屿更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岛屿也很大，而且只与大陆隔着一条窄窄的水道。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野生的黄色杜鹃花。比起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山来说，北面的这些山显得更荒凉一些，不管大树还是小树，难得见到几棵。这与我下面要介绍的宁波南面几英里外的那些山有着很大的不同。

坟墓遍布整个平原，这给外来者留下一个这儿人口众多的印象。在从宁波到山里去的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坟墓我还有些奇怪，但当我爬上山顶，俯视山下开阔的平原，平原上到处都是人烟稠密的城镇与村庄，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就像舟山与上海一样，在这儿，行人经常能碰到摆放在地面上的棺材，很多棺材已经腐烂，死者的尸骨都曝露在外。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经常看到很多棺材一个叠一个，三、四十个堆放在一起，主要是那些夭亡儿童的棺材。我听说它们只是暂时放在这儿，但从大多数棺材的外观来判断，它们已经放在那儿好多年了，里面的尸骨恐怕早就化为尘土了。

[1] 译者按：即宁波甬江。甬江由西来的余姚江和南来的奉化江汇合而成。

[2] 译者按：船桥所在即今宁波灵桥所在位置。灵桥横跨于宁波市奉化江上，俗称老江桥，原为船排连锁而成的浮桥，是宁波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桥。始建于唐曾名东津浮桥。1936年改建为现代桥梁。

[3] 译者按：这座塔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天封塔”，是宁波老城区一座标志性的古建筑，始建于唐朝，据《鄞县通志》记载：天封塔系“唐武后天册万岁及万岁登封（公元695—696年）纪元时建，故得是名”。福琼误将“天封”听为“天风”，望文生义，遂解释为天边吹来的风。

[4] 译者按，原文为Thom，即Robert Thom，汉语名字为罗伯聃，1833年7 月经法国前往中国，1834年2月抵广州。以后在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Co.,又译广州渣甸商行）就职，很快在余暇学会了汉语，是当时很少几个认识汉字的外国人之一。1840年，他在英国领事馆当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在广东、舟山、镇海和澳门等地活动，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间任镇海民政长官，颇受好评。1844年5月5日，他被任命为宁波第一任英国领事，1846年9月14日，在任地病逝。

[5] 译者按：原文“Fokien Temple”，即福建会馆，也叫天妃宫。天妃宫，原址在今宁波市区东渡路与江厦街交叉处，始建于宋绍熙二年，正式名称为“宁波府灵慈寺”，民间称为“天妃宫”，1950年毁于战火。

[6] 译者按：原文为了模仿说话者的粤式英语，用的是He，而不是it

第六章

有关中国人的语言——宁波附近的冰库——简单、实用的冰库——一种新奇的捕鱼方法——捕鱼的鱼鹰——鱼鹰怎样捕鱼——买了两对鱼鹰——鱼鹰的生活习性

沿着甬江上溯到宁波，一路上我注意到有很多草房子，我于是让仆人去向船老大打听，这些草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他很快就到正在掌舵的船老大那儿去了，两人交谈了至少十分钟之久，仆人垂着头回来了，从我身边溜过去，只字不提他询问的结果。“喂，”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岸上的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带着世上最严肃的语调，他回答说，船老大告诉他那些房子是用来冬天驻扎士兵的。 “不可能”，我说，“要是驻扎士兵，不可能需要这么多房子。”“咳，”他说，“船老大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因为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于是自己跑去问船老大。我这时已经懂得一点点汉语了，很快我就问出了真相，原来这些房子都是冰库，船老大告诉我，夏天的时候，人们对冰块的需求量很大。汉语在中国各省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广州人和一个北方人，他们彼此之间无法交流。我的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澳门人，来到中国北方之后，如果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他对我简直就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在这件事情当中，汉语“ping”这个词——或者应当更准确一点，这个发音——同时对应着两个汉字，“兵”和“冰”，这一下子就把我的仆人搞乱了，一个估计一辈子都没见过冰的人，于是他想当然地以为那些房子是用来驻扎军队的，是冬天的兵营，而非冰库。

对于这些结构简陋的冰库，我很好奇，也有些怀疑，在炎热的夏天，冰块在这些房子里是否可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写给林德利教授的信中，我记录了我的调查结果，这封信发表在1845年的《艺园者纪录[1]》上：

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您给我看了一些发表在《艺园者纪录》上的信件和建筑冰库的计划，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与我下面将要给你介绍的中国冰库完全不同。在甬江右岸，镇海县城的上游，以及北部中国的其它一些地方，我见到过这些冰库。 去年（1843年）冬天，我第一次考察它们，发现它们的结构、布置都与我所熟悉的英国冰库大为不同。我以前认为，对于冰库来说，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可就是在这些东西上，中国与英国的冰库也有不同，我因此对中国冰库的效率大为怀疑。但现在，1844年8月末，许多冰库里的冰都还塞得满满的，这令人信服地解除了我的疑虑。从我以前对这一地区的介绍中，您也许已经了解到，宁波位于一块纵横二、三十英里的平原的中央，甬江就从这平原中间流过，那些建在甬江沿岸的冰库，完全曝露在阳光之下，而这儿的阳光，与我们在英国所经历的很不相同，这儿的阳光更澄澈，更猛烈，也更火热，即使是我们英国最好的冰库，处在这种阳光下其效率如何也有待检验，而作为一个英国人，这种阳光对我的体质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些冰库的地基和周围的土地几乎一样高，地基大概长二十码，宽十四码。用土坯和石头砌起来的墙非常厚，高十二英尺，实际上，与其说它是堵墙，不如说是一段堤。墙上有一扇门，门外与地平齐，方便把冰块搬出来，门内则有是一个坡道，可以把冰块顺着坡道送进去。墙头，或者说堤上，架放着高高耸起的屋顶，用竹子搭建而成，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乍一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而且是在像中国这样火热阳光下的夏天！

中国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制冰方面也摸索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同时花费又很少。他们在冰库周围留下一块与河道相通的平地，冬天，在寒冷天气到来之前，他们在这块平地上蓄上水。水结成冰，就可以给冰库提供充足的冰块。春天到来，则翻耕这些平地，种上水稻，从冰库下面排出来的水又正好给秧苗提供生长所需。当然，在这儿，也像在英国一样，当冰库里存满了冰块时，就用厚厚的稻草把冰块仔细覆盖好。就这样，中国人用很少的花费就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冰库，又通过一种很经济的办法将冰库储满，这样，在炎热的夏天里，中国人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冰块来给鱼保鲜。

我现在想，如果想寻求一种花钱更少、效率更高的冰库建造方案，那么是应该基于与中国人的方案相比呢？还是基于与英国常见的老式地下冰窖来相比？这实在是个问题。随信附上冰库的素描，素描中展现的是我沿着甬江上溯时看到的冰库的样子。宁波，八月，1844年。

这封信发表以后，我又得到了很多机会来检验这种冰库的质量，不管这些冰库是在宁波、舟山还是在上海，我最终发现，冰库质量令人满意。1844-1845年的冬天是个暖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结过冰，冰库自然也就没有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着大量的冰块，这些冰块都是前一年存放在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仍有冰块出售，而这些冰块至少已经存放了一年半时间，甚至更久。

对中国人来说，冰块很重要。中国人在食物方面，很倚重水中捕捞来的鱼，有了冰块，即使在最热的天气，鱼也可以存放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以贩卖到别的一些地方去。

每天都有大量的鱼从城市上游的江里捕捞上来。中国人捕鱼的办法很聪明，也很搞笑。有一天，我坐着船航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是在潮水快要上涨的时候出发的，这样我就可以充分利用潮水的力量，在退潮之前，把我的船送到尽可能远一些的地方。在宁波城上游的江边，我看到几百条小船停在那里，每条船上都有两到三人。我从他们船边经过的时候，潮头刚好过来，这些小船马上就冲了出去，桨橹并用，用最快的速度划到江上去，一划到看中的位置，他们马上就把渔网撒了出去，然后开始制造噪声，用桨和橹拍击水面，这样做，我估计，是为了驱鱼进入渔网。在这个地方停留大约一刻钟以后，所有的小船就又出发，往上游而去，寻找下一个捕鱼地点。在那儿，渔夫们又重复刚才的捕鱼方式，发出同样的噪声等等。涨潮时候，他们就这样一直跟着潮水往上游走到很远的地方，直到退潮，他们才调头往回走，船上满载着第二天早晨要送到市场上去的鱼。

我在北方这几个省还看到过另一种捕鱼方法，甚至比上面提到的方法更奇特一些。了解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北方的每一条河、每一个湖里都盛产鱼类，事实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池塘，也长了很多鱼。当我第一次看到渔民在池塘中捉鱼的情形，我感到非常惊奇。这个渔民光着身子，有时候淌水而行，有时候游入水中，不夸张地说，他简直就称得上是水陆两栖的。这时候，他将手举过头顶，然后下挥，迅猛地拍击水面 ，水花四溅，发出很大的声音。他的双脚也没闲着，它们在池塘底部的泥土里探来探去，告诉它们的主人哪儿有鱼。很快，渔民就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了，他潜入水下，他潜水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你都要为他担心了，但不必惊慌，几秒钟后，他又浮上来了，一只手抹去脸上、眼上的水珠，另一只手里炫耀似地举着他刚抓到的那条可怜的小鱼。他把鱼稳稳地扔进鱼蒌，然后又开始继续刚才的捕鱼动作。之所以拍击水面，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是为了让鱼感到害怕，这些鱼就在鱼民的脚边游来游去，一旦受到惊吓，它们立刻钻到池底的泥土中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可以用脚探到它们，然后马上潜入水中把它们抓出来 。

在中国人捕鱼的所有办法中，最简单的莫过于驯养用于捕鱼的鸬鹚，这些鸬鹚，通常又叫鱼鹰。它们真是太棒了。我经常在内陆的湖泊、运河上看到这些鱼鹰，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它们那不同寻常的驯服样子，我真的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下面所写的这些东西。我第一次见到鱼鹰是在离宁波几英里外的一条运河上。我那时候正在赶路，前往这一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寺庙，我打算在寺庙里住上一段时间，在附近收集一些有关自然、历史的物品。看到鱼鹰，我马上就让船夫收帆减速，为了观察鱼鹰怎么捉鱼，我们的船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河面上有两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渔民和大约十到十二只鱼鹰，鱼鹰都站在船舷上，显然，它们也刚刚来到这个捕鱼点，正要开始它们的新工作。这时候，主人命令它们从船上出发，久经训练的鱼鹰立刻就跳到水里，在河面上四散开来，开始搜寻鱼的踪影。鱼鹰有着一双海绿色的眼睛，很漂亮，它们快如闪电，一旦发现鱼的身影，就俯冲入水，用尖尖的槽口一般的喙嘴将鱼叼住，鱼就再也没有逃脱的可能了。鱼鹰这时浮上水面，嘴里叼着那条鱼，主人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它召回小船。和狗一样，鱼鹰也很驯服，它们游向主人，听凭主人把自己拎上帆船，在吐出捕获的猎物后，又投入新的工作。更令人称叹的是，如果某只鱼鹰捕获了一条大鱼，大到它难以把鱼带回小船，别的鱼鹰看到它遇到困难，都会赶过来帮助它，一起奋力叼着鱼并把鱼拖回小船。有时候，鱼鹰似乎也会偷懒或贪玩，在水里游来游去，却不干活。这时候，主人就用撑船的长长的竹篙，拍打鱼鹰旁边的水面，但并不伤害它，同时用一种生气的语调向它大喊。鱼鹰就像逃学的顽童，被人发现自己忘记做功课了，立刻不再贪玩，继续它的捕鱼工作。鱼鹰的脖子上套了一个小线圈，防止它把叼着的鱼吞下去，要非常小心这个线圈，不能让它松开，滑落到脖子下面去，否则鱼鹰便容易有哽咽窒息的危险。

自从这一次在宁波的运河上见到这些鱼鹰，后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主要是杭州府与上海之间的乡村，我又有机会观察它们，看它们怎么捕鱼。在福州府附近的闽江，我也看到过很多鱼鹰。我非常想得到一些活的鱼鹰，如果可能的话，把它们带回英国去。在劝说中国人将他们的鱼鹰割爱给我时，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在农村碰到这些中国人，能够与他们谈到这个话题就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些地方通常位于内陆，他们从来没见过英国人。我转而求助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2]，承蒙他帮助，派了一个与领馆有关系的中国人去往农村，为我谋来了两对鱼鹰。现在的问题是，从上海到香港的这段航程中，它们吃些什么？我们买来很多活鳝鱼，把它们装在一个盛有泥土与清水的坛子里，这些鳝鱼将是鱼鹰们的主要食物。鱼鹰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鳝鱼，把它们整条吞下，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再把它们吐出来。如果哪只鱼鹰运气不好，将鳝鱼吐出来了而又没来得及再次抓住它，别的同样贪婪的鱼鹰，就会立刻把鳝鱼抢走，飞快地把鱼吞下去。它们经常为争夺一条鳝鱼而发生争斗，一条鳝鱼要不被某只鱼鹰独占，要不就是被鱼鹰们坚利的牙喙撕扯成两半，然后它们各自跑开，将夺来的那一半战利品吞入肚中。旅程中，我们在海上碰到了一场强风暴，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小小的快船，颠簸摇晃得非常厉害，海水从船头卷过船尾，把甲板上的东西都泡在水中。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我把头伸出船舱，首先看到的便是鱼鹰们正在吞食漂浮在甲板各处的鳝鱼，我当时就知道，装鳝鱼的坛子一定是倾覆或者摔破了，那些没被鱼鹰吃掉的鳝鱼则已经游到大海中去了。风暴过后，船上能找到什么，我就只好喂给它们吃什么。等到船抵达香港的时候，鱼鹰们的状况并不太好，有两只很快就死了，剩下的两只也不可能活着带回英国，我只好杀了它们，把它们的皮保存了下来。

把鱼鹰卖给我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大渔场，用于养鱼，也饲养鱼鹰。这个渔场在上海与乍浦之间，离上海大概有三、四十英里远。即使是中国人之间做交易，鱼鹰的价格也很高，我估计每对鱼鹰要卖六到八元，也就是说，一只要卖到三十至四十先令。我急于了解鱼鹰的饮食及其它生活习惯，麦华陀先生[3]，时任上海领事翻译，热心地给我帮忙，把我的问题转给了那个把鱼鹰带给我的中国人，下面记录的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回答：

鱼鹰主要以小鱼、黄鳝、豆腐为食，每天下午五点，每只鱼鹰要吃六两（八盎司）黄鳝或小鱼，以及一斤豆腐[4]。养到三年以后，四、五月份的时候，鱼鹰开始产蛋，孵蛋则要借助母鸡。鱼鹰将要产蛋的时候，脸会变红，这时候就要将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准备好。产蛋日期必须清楚地写在蛋壳上，二十五天后小鱼鹰就孵出来了。小鱼鹰孵出后，将它们取出，放在棉花上，给它们身上浇上一些温水，头五天喂给它们吃鳝鱼的血，五天之后，将鳝鱼肉剁碎，喂给它们。对这些小鱼鹰必须精心照料。

捕鱼的时候，要用草绳把鱼鹰的脖子系上，防止它们抓到鱼后把鱼吞下去。八、九月份，每天早上十点钟，就要把鱼鹰赶下水去抓鱼，直到下午五点才让它们上岸。一直到来年三月，都是这样。三月份以后，就不让它们捕鱼了，要等到八月份再重新开始。公鱼鹰和母鱼鹰很容易区分，公鱼鹰体形更大，羽毛颜色更深，也更有光泽，但更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脑袋，公鱼鹰的脑袋更大，母鱼鹰的要小一些。

以上就是鱼鹰的生活习性，与凡鸟很不相同。这里面提到的月份都是指中国农历，鱼鹰不在夏天捕鱼，而是从秋天开始，大概十月份的时候，直到五月份左右结束，也就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到三月。

[1] 译者按，原文为“GARDENER’S CHRONICLE”，此外遵照周建人先生所译《物种起源》一书对该杂志的译法。

[2] 译者按，原文为BALFOUR，即George Balfour，（1809年－1894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在上海开辟租界。原为马德拉斯炮兵部队上尉。1843年，受命担任首任英国驻沪领事。1846年回国。

[3] 译者按：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年-1885年），一译麦特赫斯脱，全名瓦尔特·亨利·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外交官员。1839年随父亲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来中国，历任英国驻福州、上海、杭州和汉口领事。

[4] 译者按：鱼鹰在换羽期要适当增喂豆类食品，如豆腐等，每只每天300到400克。

第七章

1843年底访问上海——我的借宿之处——上海人的偏见与迷信——上海概况——店铺与商业贸易——食品——进行外贸的重要码头——中国的出口商品；茶叶、丝绸都很容易运到上海——上海附近地区概况——运河——农业——逝去者的坟墓——森林、树木——花园与苗圃——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苗圃——狡猾欺诈的中国人——中国式晚宴——看戏

在五个通商口岸中， 上海位置最靠北，人口估计有27万。 上海位于舟山西北一百英里的地方，紧临一条大河，这条河在十二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汇入著名的扬子江，或者叫洋子江[1]。外国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流经上海时它的河面宽度与泰晤士河在伦敦桥处的宽度差不多。它的主航道很深，如果熟悉水情的话，很适合船只的航行。但河里也有很多长长的泥滩，对外国船只的航行形成危险，除非这些船碰上了顺风，又正好在河口找到了一位好导航员。

1843年末，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时英国在上海刚设立领事不久，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帮我在一栋又像银行又像政府兑钱点一样的建筑里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和我同住的还有丙三位在这儿做生意的先生。由于我们谁也没有把厨具带在身边，所以不用说，我们的食物看上去就非常粗劣，即不是中餐，也不是西餐，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四不像。房间里冷得让人难受，我们常常在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全身都已被雨水打湿 ，如果下雪的话，雪花就从窗户中飘进来，落在地板上，一环一环的，像花圏一样。然而，周围的一切都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的身体、精神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很多事情，如果换在别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难以忍受，但在这儿，我们都不把它们当回事儿。每天，只要我们一出门，街上就会聚集起数百人，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只是为了能看到我们一眼，那种情形，就如我们想见女王的心情一样急切。每扇门、每扇窗户里都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盯着我们，脸上傻乎乎地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地球人，而是天外来客。孩子们看着我们的神情更多是害怕，是畏惧，这肯定是他们的父母灌输给这些幼小心灵的，而这些父母，自己或多或少也同样有些害怕。中国人称呼我们为“鬼子”，也就是恶魔之子的意思，这个称呼加深了人们对我们的错误印象，特别是对那些年幼的孩子来说，以至于让他们产生了对我们的一种近乎迷信似的恐怖。这一时期，我们经常听到类似于“鬼子来了”或者“快来看鬼子啊”这样的话语，他们甚至常常嘲笑我们，冲着我们喊“鬼子”。有些英国人认为，在通商之始，出现这种污辱性的称呼，不管多么轻微，都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为此他们向英国领事表示过抱怨，领事先生很快就向上海道台，也就是上海的最高长官，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抗议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上海街头不太听得到这一污辱性称呼了。即使有些顽童，忘不了先前教给他们的那些言辞，无意中喊出“鬼子”，旁边马上也会有可敬的人们出来呵斥他。

当地人对我们的害怕，几乎达到了一种近乎迷信的程度，下面这一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和一位朋友应邀到停在河中的一艘船上去参加晚宴，比起我们岸上那又冷又无聊的房子来说，船上要舒服得多，所以我们一直在那儿呆到快十一点钟。一到晚上，上海城的城门就都关闭了，而且郊区各条里弄之间的交通也被一重又一重大大小小的门给切断了，这些门大概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紧紧关闭了。这显然是一种古代习俗，用以防止来自敌人或作乱者的突然袭击，却在和平年代仍然沿用下来。所以，登岸以后，我们发现郊区所有的门都已关闭落锁，而我们必须通过其中至少一道门才能到达我们住的地方。街道悄无人息，所有的房子都关着，白天大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都进入梦乡。“我们怎么过得去呢？”我朋友问道。“摇门吧”，我说，“也许会有人来应门，这门这么旧，摇一摇或许就把它推开了。”我们抓住门，使劲地摇着，同时大声叫喊，希望有人出来给我们开门。看门人手中的灯光现在正朝我们移过来，我朋友又向他大声叫着，催他快点。 最终来了两个提着灯笼的人，脸上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睡意朦胧的表情，晚上很冷，所以他们头上都裹着围巾。他们看不太清楚门外站着什么人，又因为我们嘴里蹦出的一两个中文词，他们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门外是几个夜归的中国人。 取下门栓，打开门，看到面前站着两个可怕的“红毛怪”，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开门看到我们时那错愕吃惊的样子。 是否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者，我们背后就跟着一队士兵要再一次来攻占这个城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转身就逃，快如闪电，把我们留在身后，听凭我们把门关上，或者把军队放进来。 我们静静地走回家，除了这两个勇敢的守夜人，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上海城四周建有高高的城墙和城楼，这些防卫设施与其它中国城市没什么两样。城墙周长大概有三英里半，城内绝大部分地方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城外郊区，尤其是沿河一线，则非常开阔。尽管天一黑城门就要关闭，但人们还是可以在天黑以后进出，条件是付几个买路钱。当城门为某一个人打开的时候，其它人也就趁机跟着蜂拥出入，付钱的只有打头的那个人。规矩就是这样，所以穷人如果想进出城的话，他只好等着，直到有钱人过来，付钱以后，大家一起进出。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寺庙，甚至城楼上的某些地方，也建有寺庙，立着很多佛像。当地人进到这些寺庙烧香，下跪，对着异教偶像行礼如仪。算命占卜的、行骗的也大行其道，从他们那些容易轻信的国人手中赚了个瓢满钵满。在上海的各条街道上，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你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奇怪的是，唱戏，或者说演戏，这种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娱乐，竟然也经常在寺庙里进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地，我们天朝上国的朋友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恰恰相反。

上海的街道都很窄，一到白天就挤满了做买卖的人。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让他动心的当然是街道两侧的各式商品：丝绸、刺绣，就像我在宁波看到的一样，棉花以及棉制品，瓷器，各种镶着皮毛的华丽的衣服，商店中摆得煞是好看的长达六英尺的竹烟管，书画作品，铜器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玩店，店里售卖着竹雕饰品、古瓷器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看重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各种吃的，商店门前的货摊上摆放着大量的鱼、猪肉、水果以及蔬菜等等，有时候把街道都挤占得难以通行。常见的蔬菜品种外，本地人常吃的还有荠菜，一种三叶草或者红花草。这些蔬菜，特别是后者，烹调得当的话，味道还真不赖。餐馆、茶馆、糕点铺随处可见，从最简陋的饮食挑子，那种将厨具与炉子都挑在肩头，边敲竹梆边吆喝的流动摊点，整个挑子加起来其资产也超不过一块钱，到那种挤满了数百人的大酒楼、大茶馆。 只要花上几个铜钱（1000或1200个铜钱相当于一块钱），中国人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包括米饭、鱼、蔬菜、茶等的大餐，我完全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有着更多的不幸和贫穷。这儿的乞丐们看起来也很快乐，而且中国人对这些乞丐也都非常友善。

上海现在是中国海岸线上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自然也就吸引了公众更多的注意。我到过的那些城镇中，没有哪个具有上海这样的优势：它是中华帝国的门户，进出中国的主要关口。沿着黄浦江进入上海，扑入眼帘的是一片林立的船桅，马上就能让人意识到这儿的贸易规模有多大。来自沿海各地的船只云集于此，不仅有华南的，还有来自华北山东、北直隶的，每年还有相当多的船只来自新加坡和马来群岛。上海便利的内陆中转优势也举世无匹，它位于扬子江冲积平原上，平原上众多美丽的河流纵横交错，其间又有很多运河往来钩连，大多数运河近乎天然形成，另外一些则是人类的伟大作品。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平，潮水在起起落落之间，能够深入到内陆很远的地方，有利于地方上的人们将其出口货物运送到上海，也方便他们把进口来的货物分送到很远的内陆去。上海港内聚集了很多大大小小航行于内河上的船只，在内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可以见到这些航船四处往来的身影。自从上海开埠以来，这些航船给上海运来大量的茶叶、丝绸，将其供应给我们那些已在这儿开设商号的英国商人们，再把交换来的欧洲、美国的工业品运回到内陆去。我们的白棉布很受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将白棉布染上特定的颜色，然后裁剪成自己喜欢的服装样式。从我们了解到的中国地理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从出产地运到上海，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只有宁波也许是个例外。而茶商带着卖茶所得的钱从上海回去时，所冒风险也要小得多，因为这一带的中国人更规矩一些，对于茶商来说，这也是吸引他们到上海来卖茶的一大原因。我知道，有人认为，相比于宁波和上海，福州府更靠近红茶产地。但请记住，现在出口到英国的红茶只有很少一部分产自武夷山，因为武夷山的红茶和产自其它地区的红茶相比，更粗糙，品质也低得多，而这些地区更靠近北边，在某个高山山系的北部边缘。 中国北方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生丝都将销往上海。 考虑到以下这些因素：与杭州、苏州以及古都南京这几个大城市毗邻；区内贸易规模巨大，众多河流与运河带来的便利的内河航运条件；茶叶、生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最后，众所周知，上海已经成为我们英国棉纺制品的一大市场，我敢断定，几年以后，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此外，这儿的气候也更宜人；人们更守规矩；外国人受到尊重，可以随处走动、骑马，只要能在当天赶回来就行。应当承认，就居住而言，比起南方各地，上海也有很多优势。

我前面提到过，这一带河网密布。只要一离开大清帝国的驿路，这些河流就会给行人的旅行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这样的麻烦 还不只是一次两次。我总是不得不强迫船主们，不顾他们的反对，把我渡到小河的对岸去，特别是我刚到这儿，对当地一点也不熟悉的时候。这些船主看起来很害怕我，如果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小船，他们担心我会抢走他们的小船，那时候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外国人的。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我到上海西边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出于这个那个的原因，我没有沿着老路，而是按照我认定的方向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把我挡住了，我站在那，看到大约两英里外有一座桥。我尽可能地加快脚步，往桥边走去，因为天就快要黑了。不幸的是，就在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在离桥一箭路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条小运河，这条运河与前面那条大河垂直，正好把我挡住，这下子我真的无路可走了。但是几分钟后，我看到一条小船过来了，我们站立的这边河岸上还有一个人正用纤绳拉着它往前走。船一靠近，我们就向船上的人大喊，让他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到河对岸去。船上的人似乎都很害怕，他们让岸上拉纤的那位回到船上，把船刺到运河中间，然后全力划桨，准备离开。很快，这只船就要走掉了，我们对它也将鞭长莫及，留下我们自己在黑夜中摸索前路，或者跳入运河那深深的泥水中。 被逼无奈，我只好命令我的仆人，“向他们喊话”，“如果他们不马上停船，我就要向他们开枪，把他们都杀掉。”同时，我向小船前面一点的地方开了一枪。这些威胁奏效了，他们马上把船划了过来，飞快地把我们送到河对岸。我给他们付了船钱，希望他们，下次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时，能够给那些赶路的人行个方便。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直到看不见他们了，我们都还能久久地听到他们的大笑声，以及有关这次冒险经历互相打趣的声音。

作为一个农业地区，上海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花园，有着迄今为止我在中国看到的最肥沃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世界上可能也罕有其匹。上海离最近的一座山大概有三十英里，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这座不过二、三百英尺高的山显得很是有些突兀。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我站在这座山的山顶，四处了望，只在远远的南边的地平线处，看到有那么几座小山，与周边地形截然不同。那些山，我后来搞清楚了，就位于乍浦八旗兵营附近。其余便是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平原，没有高山，甚至连小山丘都没有。 这儿的土地属于肥沃的壤土，土层很厚，出产丰富，包括小麦、大麦、水稻、棉花等，此外还出产大量绿色蔬菜，如卷心菜、萝卜、山药、胡萝卜、茄子、黄瓜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这些蔬菜主要种植在城市附近。土地虽然平整，但总体而言，地势还是要比山谷和宁波附近的平原高得多，所以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棉花也就成了这儿的主要农产品。实际上，这儿是南京棉的一大产区，大量的棉花就从这儿装船运往华北、华南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所产棉花既有白棉花，也有黄棉花，南京布[2]即由黄棉花纺织而成。

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农业发达，相比于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这儿看起来更像英国一些。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像英国那样用来堆放杂物的农家场院，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茅草屋顶。田里面一道垄，一条沟，布置方式也和英国一样。 如果没有那些竹子、当地人头上的长辫子，以及他们平常所穿衣服的提醒，说不定你还误以为自己是在泰晤士河畔呢。

城市附近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被用作墓地[3]，圆锥形的小土坟随处可见，坟上长满了长长的杂草，有些坟上还长出了一些灌木、花朵。就像在宁波与舟山一样，在这儿的田野上，也能不时地看到摆放在地面上的棺材，棺材上面用稻草或草席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免受天气的破坏。通常说来，亲属们对这些棺材照看得都很仔细，但也有一些亲属不太上心，所以有时候，虽然不多见，也能见到一些破败的甚至因年深日久而垮塌的棺材，死者的遗骸都暴露在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装殓小孩子的棺材，这些棺材被悬空放在地面上的一些木桩子上，顶上用稻草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受到天气的破坏，这些儿童的父母用这种方式，让路人感知他们心中那种柔和却又深刻的悲情，以及他们所遭受的那种失去爱子的痛苦，这个爱子，本来可以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如今却躺在这棺材里，反倒要他们照看。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一般在离城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墓园，墓园中种着青柏和松树，还有存放祖宗神像的家庙和祭坛，家庙里可以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看坟人全家就住在这儿，保护墓园，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进烛上香。再有一些人，则埋在公共墓地里，也许可以这么称呼吧， 我在上海附近就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建有大大的房子，房子里有好些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靠墙摆放着一溜棺材。

就如上文所描述的，这是一块平坦而又经过高度开垦的土地，不可能还保留着丰富的地产物种。但这一带的村庄、农舍，掩映在一丛丛美丽的竹林中，看起来也别有一番热带风情，只是，这一地区具有热带特点的也就这些竹子了，至少从林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前文我曾提到过，有钱人家的墓园里种有青柏和松树，这些树遍布这一地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这当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柳杉，一种美丽的松树，类似于诺福克岛[4]与巴西所产的南洋杉树。枝繁叶茂的柳杉非常具有观赏性，它的主干就像落叶松一样直直地竖立在地面上，两旁生出很多侧枝，这些侧枝几乎与主干垂直，末梢则像烟柳一样优雅地垂向地面。柳杉的木质带有一种绞状纹理，结实耐用，深得中国人喜爱。它修长笔直的树干，常被中国官员以及和尚们用来作为房屋或寺庙门前的立柱。这种柳杉在日本同样很有名，日本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1843年秋天，我从上海寄了第一批柳杉种子和植株回去，幸运的是，当它们寄到奇西克的皇家园艺协会时，状态都很好。 希望柳杉能够抵挡住寒冷的侵袭，这样它们就将成长为英国树林中最靓丽的树木。

银杏树是我在上海见到的唯一一种树型高大的树种，因为叶子与一种叫女贞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外形相似，所以人们通常又把银杏叫做女贞。银杏树也是中国人喜欢矮化的树种之一，所以，园林中也常常能看到那种矮矮的银杏树。在中国城镇的每一个市场中，都有银杏果实出售，叫做白果，有些像干杏仁，但更白、更圆、更饱满一些。当地人似乎很喜欢白果，尽管我们欧洲人很少吃它。江边、运河边或者在中国人的园林中，常常种上一些垂柳，和我们英国的垂柳属于同一品种。 此外还有一种榆树，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自然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

真正属于上海地产的植物种类虽然不多，但上海却汇集了从中国各地运来的植物品种，摆在苗圃中等待售出。只是这儿没有宁波那样的属于官员个人的私家花园。上海本质上是个商业城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自然也都投身于商业活动中。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与宁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尽管上海的私家收藏不多，但作为弥补，我找到了很多苗圃，在这些苗圃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植物品种可供出售，这其中，有不少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欧洲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些植物存在，有些还是观赏性很强，很有价值的品种。起初，在寻找这些苗圃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害怕，有关这些郊外的苗圃，哪怕是一丁点信息，中国人也不愿意透露给我。他们告诉我城里有很多花卉商店，但却否认知道郊外的苗圃或花园。

“如果你想得到这些花”，他们说，“就到花店去，你为什么不在那儿买呢？上海人都在那儿买，你也应该这样。”

“但是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说。

“把你想要的东西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找。”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些名字？我又不懂中文。这么说来，我只要把名字告诉你，你就可以从苗圃买到它？”

“是的。”

“哦，那么郊区确实有一些苗圃？”

“有，但都在很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对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知道不能轻信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除非你有充足的理由，但在这件事上我就找不到相信他们的理由。那些植物的样子，我只需瞥一眼，就能判断出它们来自郊区，而且，从其状态来看，离这儿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它们的根上还附着一些地里挖出来时的泥土。然而，在好几天时间里，我四处碰壁，找不到这些苗圃。直到有一次，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我才打破了中国朋友对我的消息封锁。这一天，在查找苗圃无果之后，我和我的仆人从城外返回，走到北城门附近。那时候我正试着收集一些中国鸟类的标本，我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鸟儿，就用枪把它打了下来。于是，附近的孩子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他们对我的枪很感兴趣，因为这与中国人那种笨重的火绳枪完全不同。“喂”，我对身边的这些孩子们说，“有谁知道，到最近的一个苗圃去，怎么走？我想去那儿买些花。”“跟我来，跟我来”，六、七个孩子马上叫了起来，让我感到又高兴又意外的是，我发现，我原来离某个苗圃的大门已经很近了。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苗圃，它的主人在城里开了一个花店，上文记录的那段对话就发生在我和他之间。天已经很黑了，植物也看不怎么清了，我只好把地点记了下来，第二天再来。但第二天我还是没能进得去。在我快要走近的时候，一个放哨的小男孩，拔腿就跑回到园丁家里去了，把我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他们。我离大门还隔着老远，他们就把大门关闭，上了门栓，任何劝告和请求都消除不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以利诱之也无法奏效。第三天、第四天同样如此，哪怕我改变不同的路线，可是小哨兵总是恪尽职守，让我的希望落空。为了成功，我只好求助别的途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从一开始就很关心我的事情，无论我碰到什么麻烦，他总是很热心地给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请他派领事馆里的一个中国官员陪着我一同前往这个苗圃，向他们解释，我只是想买些植物，无意抢夺他们的任何东西。以我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我们都知道，只要解释清楚了，这些以种植并出售花卉为生的穷苦花农，会很欢迎我到他们的苗圃中去买东西。接下来的一天，在领事馆派来的官员陪同下，我又一次出发了。我们靠近苗圃的时候，小哨兵已经像往常一样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并且立即跑去报信，大门也马上像前几次一样被关上并且上了门栓。我们静静地走上前去，敲门，但没人回答，苗圃好像一下子被废弃了一样。 那个官员非常清楚，园丁一家就躲在门后，他开始向他们喊话，嘲笑他们胆子小。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花木丛中有动静，然后里面的人鼓起勇气，大着胆子走到门前来窥视我们，最终，在确认没有什么危险之后，门栓被取了下来，我们才得以走进这个苗圃“圣地”，在那儿，我很快就发现了几棵特别有价值的植物。坚冰既已打破，在中国官员的帮助下，我又知道了另外几个苗圃的名字与位置，不久我就一一造访了它们。尽管这时候正是冬天，植物都处在休整期，几周之内，我还是收集了很多植物，后来它们都开花了，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而且观赏性都很强。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又客气又胆小的花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他们不仅与我相处愉快，而且，还请我把朋友和熟人也邀来看他们的花。我也确实经常这样做，由于我们对他们很友好，很照顾他们的生意，所以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好，我相信，这一印象将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在我前一次离开上海回英国的时候，我到其中的一个苗圃去，搬运我寄养在那儿的植物。在我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苗圃老板对我说，“下次你来上海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苗圃了。我在旁边一个地方买了一家苗圃，我会搬到那儿去，希望能在那儿见到你，你要什么样的植物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说，“但是我在中国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DA ENG CO[5]——去了， 它在很远很远的西方，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再见。”

他然后友好地祝福我一路顺风顺水，祝福我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们快乐团聚。

我提到这一场景，只是想表明，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些穷苦人家，在他们的情感上发生了怎样一种变化，与他们那些傲慢无礼的南方同胞截然不同，这些中国北方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是非常真诚的。

但这儿的中国人，大多数也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狡猾，一样不诚实。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位舟山的花卉画家告诉我，在上海附近的苗圃里，有几种很珍稀的牡丹花。 每年广州都要从北方省份运来一些牡丹花，开着玫瑰色或白色的花朵，如今这种花也传到了欧洲，变得很常见了。但是据说，尽管我并不相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那儿出产的牡丹花能开出紫色、蓝色或黄色的花来，只是这些品种的牡丹从来没有卖到广州去过。为了这些花，我作了很多调查。那位画家，坚称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品种，而且，如果得到一小笔报酬，愿意凭记忆为我把这些品种给画出来。我立刻把钱付给了他，在他画好以后，我就带着这些画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城里的一家花店，我把这些画展示给花店老板看，这位花匠立刻答应可以给我找来这些品种，但他又说，它们非常贵，因为上海附近并没有这些植物，他必须派人到一百英里以外的苏州去，才能把货调来，一来一去，至少也要花去八个人工。能够得到它们，我当然很高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了，而且，如果真是从一百英里以外运过来的，这个要价也不算太离谱。 到了约定的时间，牡丹花到货了，确实是很珍稀的一些品种，在英国，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得到。在这些品种的花朵中，有淡紫色的、紫色的，还有一些近乎黑色的，其中有一种花，中国人把它看作是黄色的，但实际上只是白色的花瓣中间，有点淡淡的黄色痕迹而已。总的来说，这些牡丹都还是很珍稀的，我对自己的出价很满意。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不久以后，我发现这些牡丹花实际上来自上海城外不到六英里的一个地方，而且，大名鼎鼎的苏州，它城里的那些牡丹花，也都来自这同一地方。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冬天。很少有植物在这时候开花，只有菊花是个例外。这儿的菊花品种和中国南方一样多。中国园丁们都知道怎么种好菊花，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季节里，大家的兴趣就都集中在菊花上面。我收集到的主要是些落叶植物，在冬天这段时间，很难断定或者描述某种植物属于哪个品种，所以我在选择时，部分看它属于哪个科系，同时部分根据中国人对它习性的一些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植物学很熟悉的人，对植物价值的判断都不会太离谱。我收集的那些植物都没有让我失望，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很多品种后来都证明非常具有观赏性，价值非常高。

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其它一些欧洲人一起，受邀到一位官员家去看戏剧表演，或者说，看唱戏，然后还与这位官员一起共进中餐。四抬大轿把我们接到他的府第，在那儿，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一大群朋友。作为雷打不动的礼节，主人很快就给我们上茶了，之后，一位仆人手举着托盘走进来，托盘里放满了热腾腾的湿毛巾，和家中厨房里常用的那种毛巾差不多，他给我们每个人递了一块。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些毛巾是用来干什么的，只好看着中国朋友们，看他们怎么做，他们用这些毛巾擦脸擦手，于是我们也原样仿效，尽管心里并不太乐意。我后来注意到，这种礼节在中国人之间很常见，在走得满身是汗之后，擦把脸确实能让人神清气爽。在像中国这样炎热的国家，比起用冷水洗脸或洗澡，这种做法确实更好，更有益于健康。

在我们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演员们已经在唱戏的大厅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演员走进我们坐着的房子，手里拿着几张细长的牙牌，牙牌上写着当时最流行的几出戏的戏名，屋主人和他的朋友们点到哪出，演员们就演哪出。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点戏，但我们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很难听懂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请我们点戏也就是装装样子。在最终点定了今晚的演出曲目后， 我们被引到看戏的大厅，这间厅很大，略近正方形，大厅顶头有一个供演员和乐队表演的舞台，厅的一侧和外面一条巷子连在一起，中间只用一道栏杆隔开，所以公众也可以来看戏。大厅中间坐满了客人，屋顶上则悬挂着很多中国灯笼。 演出开始的时候，还是下午较早时分，所以并没有点亮灯笼，演出全靠自然光。在这儿演戏不像在英国，不需要把自然光全遮掉。

演出一开始是些哑剧之类的技艺表演，就像圣诞节时我们在英国剧院看到的那些一样。接下来的演出，从演员说的话和做的手势来看，似乎是一出悲剧之类的东西。 所有曲目都有些类似于歌剧，演员们则用假噪子演唱。演出中经常有些翻跟头的表演，非常熟练，非常灵巧，比别的部分更能吸引我们，也许是因为它们最容易懂吧。

演出服装非常华丽，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没有女演员，因为按惯例女性是不能上台表演的，女性角色都由经过挑选的那些男生女相的男人或男孩子来反串，他们的扮相与着装是如此完美，如果不是熟悉内情，很难发觉他们其实是男的。

演员们的唱腔听起来并不悦耳，至少我们英国人欣赏不来。伴奏的则有锣，一种很吵闹的乐器，以及中国人常用的一种管乐器，有些像风笛。实际上，整场演出，噪音似乎压倒了其它，我们实在受不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演员们在舞台上画着的各种各样的脸谱，这些脸谱，就像英国戏剧中非常讲究的场景或布景一样，一定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含义。最受欢迎的似乎是大花脸，很多出戏中都有大花脸的出现。没有帮助观众入戏的舞台布景，舞台上只有一张简简单单的屏风，有时候就用这屏风来代表房子，演员们便从这虚拟的房子中出来亮相。舞剑则有些真刀真枪的样子，也许是演出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两柄剑，把这两柄剑在他们脑袋周围飞快地甩来甩去，同时，他还要不停地做出飞腿踢人的美妙样子，让他的腿、脚和他的双手、双臂一样忙个不停。演出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我们离开演戏大厅，进入到另一间房子。这时候，仆人们则在忙着把演戏大厅布置成餐厅。

等到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们被隆重地引到餐厅，安排在最主要的尊位上落座。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中国人在安排他们自己的座席时那种繁文缛节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足足花了近一刻钟的时间，主客双方才终于各自就座。每个人都把尊位推让给身旁的客人，而身旁的这个客人也并不认为他自己就应当坐在这个尊位上，然后，在相互鞠了很多个躬，说了很多恭维话之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坐在了让自己满意的位置上，这时候，晚宴开始了。

餐桌上摆了很多小盘子，都是些精美的时令水果与蔬菜，此外还有很多昂贵的汤菜，比如著名的燕窝以及类似的东西，有不少菜肴，即使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也非常可口。仆人们一直在忙着把桌子中间的盘子撤去，换上新菜，直到最后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了，还一直在继续上新菜。很多新菜只是展示了一下，一点没动过就又被撤下去了。我们第一次使用筷子的情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非常可笑，但他们很有礼貌， 没有笑话我们，尽量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晚宴刚一开始，演出就又恢复了，一直在活泼地进行着。演出间歇，旦角们还走下舞台，用各种各样的酒给客人们劝觞。演出期间，每个客人都领到了一些钱，这些钱是在演出结束时用来打赏演员们的，赏钱拿到以后，整个剧团的演员都登上舞台，向台下深深地鞠躬致谢，然后退下去。与此同时，宴会仍在继续，又上了几百道新菜，大多数又原封不动地顺序撤了下去。那些中国客人有时候抽抽烟，有时候看到中意的菜肴，也吃上几口，对端上桌的每一道菜，众口一词，都称赞不已。

这时候我们这顿饭已经吃了三、四个小时，尽管一切都那么有趣，我们还是觉得有些累了，坚持不下去了。“晚宴还有多久结束？”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个语言学家，就是他将演戏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解释给我听的。“哦”，他说，“还要三、四个小时呢。不过你要是想走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很高兴得知，中国礼节并不在意我们是否提前退席。我们叫了正在前院等候的轿子，主人和他的客人们打着灯笼把我们送了出来，然后我们就与来时一样，坐着轿子离开了。我的第一次中国晚宴的经历也就这样结束了。这以后，类似的请客吃饭屡见不鲜，吃饭的地方既包括富人的华宅，也包括穷人的寒舍，甚至还经常是在和尚们的寺庙里。

[1] 译者按：原文作“Child of the Ocean”

[2] 译者按：南京布，英文Nanking Cloth, 又名Nankeenbosom。《中国服饰史》一书这样介绍南京布：“长江一带生长的一种棉花，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其实在长江流域均有生产。惟对外商品市场上，以南京民间生产较多且易集中）。”《南京商贸史话》介绍说：“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范围内，英国的纺织工业相当落后，美国的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南京布在质地、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生产的布匹，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南京布被大量出口，成为欧美贵族追逐的时尚物品。”据《南京商贸史话》一书的记载，1820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运到英国的南京布多达20万匹以上。英国散商在1817年至1827年间，每年运出的南京布保持在40万至60万匹左右。美国更是消费南京布的大买家，1809年一年，美国就从中国运回南京布370万匹，1819年一年又运走313万匹。 英国1883年出版的《中国博览》记载：“中国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越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英国）人人以穿着‘南京布’为荣，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就不配称为绅士，难以登大雅之堂”。据南京作家时盛麟先生研究，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3] DAVIS在其《中国人》一书中介绍说，死去的中国人都埋在荒山的山坡上。

[4] 译者按：原文NORFOLK ISLAND，即今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诺福克岛。

[5] 大英国或大不列颠，中国北方的人这样称呼我们的国家

第八章

回到华南——珠江——虎门要塞——这一带的物产——泣柳——荷花的种植——珠江上的船只——理发室——壮丽的花船——节日期间的江上风景——水上城市的秩序——水上房屋——中国人灵巧的游泳与潜水技术——花地苗圃——中国新年——被中国人攻击、劫略——随后发生的针对英国官员的攻击事件

舟山是我此次中国北方之行的总部。我现在就带着我在上海收集到的那些植物前往舟山，准备从那儿去香港以及南方的一些港口。舟山的山上都覆盖着白雪，天气刺骨般寒冷。中国人每天都将大量的山鸡、水鸟贩卖到岛上来，卖给豪爽的英国人。 从大陆上运过来的还有一种小鹿，送到岛上时通常都还是活的。四、五只上好的山鸡，要价不过一元钱，鸭子、水鸟也相当便宜，一头鹿的价钱，我记得通常是在两到四卢比之间。

驻扎在岛上的英军军官，他们喜爱射击，为此他们租用中国人的小船，渡海前往大陆的山里，好好地锻炼了一把身体。至于舟山岛上，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都少得可怜。

在把东西都打好包以后，我便搭上了一条往南的航船。在中国海的季风吹拂下，一路无话，没几天我们便到达了香港。我把那些北方收集来的植物都装进玻璃柜子，然后就把它们送往英国去了。

以前来的植物学家们早就把中国南方扫荡过好多遍了，所以我并不指望在这儿还能找到什么值得送回英国的新的或者有价值的植物。我计划在三月或四月的时候再一次北上，希望能在那儿呆上一个季度。在此之前，我在南方还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于是决定前往广州、澳门一游，反正它们离香港都很近。

对于游客而言，来到这一名邦大国，珠江无疑属于给他们印象最深、最震撼的地方之一。在珠江入海口附近，从香港到澳门，一路上遍布着很多小岛，风景很好。无论是从香港到广州，还是从澳门到广州，航行过程中都要经过一连串的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数都是山岭，上面薄薄地覆盖着一层植被，时不时裸露出累累的巨石，以及黄色的砾质粘土。

但是，行船当中，有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美丽的江湾，江边几亩平地，林木掩映之中散布着几栋漂亮的房子或草庐。航行在这些小岛之间，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暇想，在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远离罪恶的人世，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的生活想必又快乐又单纯，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地上有出产丰富的稻米，海中有无穷无尽却又随手可得的上好海鱼，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可是，这种快乐、单纯的梦想很快便被现实粉碎了：在这些安静的小村子里到处都是海盗，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冷血暴行使得这条广州与香港、澳门间的水路变得非常紧张、危险。那些装有值钱货物的三桅帆船、小艇经常被这些海盗打劫，船员、游客们都被杀死，船只则被肢解破坏。

在顺风顺水中航行了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珠江的门户，著名的虎门。战争中被毁的虎门要塞已经又重建起来了，而且规模比以前要大得多。如果是英国士兵把守这儿，世界上任何一支敌舰胆敢通过的话，都将被轰成个稀巴烂。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要塞，我想，在领教过我们的军事力量之后，尽管他们今后可能变得更难对付一些，但在英国和其它西方文明国家的军事进攻面前，他们的抵抗仍将是软弱无力的。

过了虎门，江面变宽了很多，看起来有如一片内海。景色也变得漂亮了，就像在画中一样，两岸平坦的垦田与虎门外那些贫瘠的荒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辽阔的平原，外围环绕着一带远山，这些远山，尽管也与别的山岭一样贫瘠，却正好给眼前这片风景衬上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溯江再上去几英里，就可以看到停靠在琶洲和黄埔港里的船只，以及差不多每个游客都会提到的著名的黄埔塔[1]，此外还有众多的别的一些塔和寺庙，这些都告诉游客，名城广州，这个天朝上国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就要到了。江中有很多岛屿，都是珠江以及它那众多的支流冲积而成，黄埔村或者说黄埔镇就坐落在其中的一个岛上。

江中冲积而成的小岛，以及陆上的平地都出产很多稻米，江潮被江堤约束着防其肆虐，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引潮水对农田进行灌溉。江堤上也没荒着，而是种上了大蕉作物。高岸之处，潮水灌溉不到的农田，则使用水车引水，就是这种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水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输引很多江水，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黄埔附近，甘蔗得到大面积种植。在中国，甘蔗的需求量很大，人们喜欢直接嚼甘蔗，甘蔗也可以用来制成冰糖和红糖。尽管很多种红糖的颗粒也都特别细小，但住在这儿的外国人还是很少使用红糖，他们更愿意用冰糖磨成的又白又细的糖粉。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看到过像我们用的那种块状糖，我想中国人不生产这些东西。

平地上和江边到处都栽种着中国常见的那些果树，数量非常多。主要品种有芒果、番石榴、黄枇、荔枝、龙眼、桔子、柚子等等。此外，还有青柏、金钟柏、榕树以及其它榕树科品种，还有一种松树，因为通常生长在江边、运河边，所以中国人又叫它水杉。常见的植物还有竹子，以及一种与英国泣柳很相似的柳树，中国人给这种树取名为“垂柳”，“垂”指垂泪，与它的英语名称“泣柳”之“泣”字，两者惊人的一致。这又让我们联想起，犹太人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时，把竖琴挂在柳枝上的历史故事，这故事表明，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柳树看成是悲伤的象征。这正如青黑肃穆的松树、柏树，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人们都喜欢在坟地、墓园种上这些树木。

广州城的珠江上下游两岸，种了很多荷花。这些荷塘，也像稻田一样，被江堤保护着。种植荷花，既可以赏花，它的根——莲藕，又可以食用。中国人非常喜欢莲藕，每天都有大量的莲藕运到市场上出售。每年夏、秋两季，当荷花开花的时候，整个荷塘都呈现出一种快乐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但在其余的季节里，枯败的荷叶与花枝，以及静止不动的脏兮兮的水面，对住在附近的人家来说，就一点也不美了。

珠江上有一处景致非常吸引人。在洋行附近，沿江停靠着许许多多的船只。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上到俗称“花船”的华丽大船，下到剃头匠的小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水上城市，这个漂浮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人口。在乘船上溯的时候，游客可以看到一种很小的船，也许从来都不曾看到过这么小的船，它漂在水面上，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几块捆扎在一起的木板，这就是剃头匠的船，剃头匠乘着它东奔西走，更准确说是东漂西荡，每天靠着给中国人剃头、修眼睛、掏耳朵来讨他的营生。顺便提一句，理发师的这些营生对他同胞们的眼睛、耳朵产生了很多伤害，他对此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灵巧地操着小舟，摇着橹，在这个浮在水上的城市中，在那些比他的小舟更大、更威风的大船间，迅捷地穿来穿去。游客还可以看到，就像他在澳门与香港看到的一样，这儿也有那种船体封闭的船，船上带有三个独立的舱房，非常整洁、干净，这样的船，大大小小各种型号都有，当地人或者外国人租用它作为摆渡用船，把人、货摆渡到停在江中的大货船或航船上去，或者用于短途航行，到河南[2]、花地这样的地方。船中间那个舱房实际上就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小房间，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图片与鲜花，两侧都有窗户。船头的舱房归桨手们使用，船尾的舱房则用来准备船主一家的伙食。

广州行商[3]们的船，以及那些大型花船都非常华丽。这些船的船舱结构与其它船差不多，但在修建、装饰上却要高级、奢华得多。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船的甲板上安放着一个木头房子，房子的入口位于船头附近，除去留给水手们站立、撑船的空间，这个入口占据着船头，精雕细刻，排场无比，让人不禁对房子内部的种种奢华充满了想象。在这个华丽耀眼的房间里，屋顶上挂着很多灯笼，走道上装饰着镜子、图片、诗歌，所有这个民族癖好的那些元素都集中展现在这儿，在这间漂浮在水上的宫殿里。

此外，还有供商人们将货物驳送到黄埔码头的驳船；运送旅客到香港、澳门以及全国各地去的客船；配有很多船桨，沿江上下样子古怪的官船（我曾经看到过一艘这样的船，每一边船舷上都有四十支桨）；最后则是又大又笨的航海的货船。这些形形色色的船只，又因为特定的用途而做了不同的调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一到节日，整个江面上便呈现出一派欢快的、激动人心的场景，特别是到了夜晚，灯笼点亮之后，无数艘装饰着华灯的船只在洋行附近的江面上[4]往来行驶， 同时，狂热而间或又有些悲伤的中国乐曲声，嘈杂的锣鼓声，闭塞闷热的空气，古怪的民族——既乖张又自负，所有这些都将给游客带来永生难忘的印象，这种由欣喜、同情、钦佩、蔑视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印象将一直留在他脑海中，难以磨灭。在这个巨大的水上城市范围内，必须遵守它自身的一些规则，所有的大船都排在一起，成行成列，中间空出一条条通道，小船在这些通道中来回穿行，就像市镇中的马车或其它交通工具一样。住在水上的这些人家似乎对鲜花有着特别的偏爱，他们把花种在花盆里，摆在自家船只高高的船尾上，或者摆在那小小的船舱里。中国金钟柏、栀子花、苏铁树、鸡冠花、金桔等等，这些似乎是他们最喜爱的一些品种。 在这些水上人家的浮动房屋里，祭坛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情况下，祭坛都很小，但确实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可怜的人们每天就在祭坛前点灯烧香，给他们想象中的神灵送去一缕馨香。

广州城内及其郊区，据说有大约一百万居民。在珠江两岸，以及广州郊区众多的运河两岸，街道旁都是些木头房子，这些房子全靠深深打入泥土中的木桩子支撑着，在外观上很像英国市场上可以推来推去的木棚子。不同之处在于，英国那些木棚子的支柱下面都装有轮子。此外，在这儿，几百间房子挤在一块，中间留出一条歪歪扭扭、不甚规则的街道，成千上万的人就快乐而又健康地生活其中，可是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环境适足以让他们把性命丢在这儿，这又是两者在居住人员上的一点区别。

最让我惊讶的是江中游泳的那些老妇人与小孩子，这条江看起来就像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水中的鱼儿，他们在江中显得如此自在。中国船民一直以熟悉水性著称。自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因为这个缘故，被派去码头执行逮捕小偷任务的警察常常空手而归，这些中国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有被捕的危险时，就都从船上跳下去，潜入水中，在水下一直游到警察抓不到他们的地方，或者游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比如属于他们同伙的某条船，码头上停靠着很多这样的船。

我很快就去参观了广州附近著名的花地园林。 “花地”，顾名思义，种花之地。如今妆点着英国花园的很多漂亮植物，就是首先在这儿采集，然后运到英国去的。花地园林，位于城市上游两、三英里的珠江对岸，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苗圃，培育苗木用以出售[5]。

花地苗圃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园艺的典型代表。有关这一园艺，我们欧洲的作家们已经做过很多介绍。因此，在亲眼目睹之后，我也想对这一典型代表做些详细的描绘，以资见证。苗圃入口处便是园丁们住的房子，从入口进去，是一条窄窄的步道，沿着步道两侧，摆放着一行行大花盆，大部分植物就栽种在这些花盆里面。像这样的苗圃，花地一共有十二个左右，面积有大有小，根据苗圃老板的经济实力而有不同，但要是和伦敦的苗圃比起来，哪怕是和伦敦最小的苗圃相比，这儿的苗圃通常还是要小一些。这儿也有用于移栽的苗圃，不同的植物都移种到同一块土地上，而且对那些名花名木进行矮化的第一步工作也在这块土地上完成。在花地苗圃，有大量的山茶、杜鹃、桔子、玫瑰，以及其它一些著名的品种。一到花时，中国人就到这儿来购买这些花卉。秋、冬季节最吸引人的当属佛手，中国人购买这种奇特的植物，把它摆在家中或供在祭坛上。佛手以其奇特的外形和香味而广受欢迎。橘子树也种得很多，这些经过矮化的橘子树，开花、结果都很繁盛，结出来的橘子呈暗红色，大大的，扁平状。在中国，橘科包括很多品种，其中有一种他们叫做“金柑”的，果实为椭圆形，小小的，做成蜜饯非常好吃。秋天的时候，这儿还有九里香、米兰、龙船花、紫薇等，观赏价值都很高。

当然，花地最诱人的季节还是春天，在牡丹、杜鹃、山茶、玫瑰以及其它种种花朵的簇拥下，这些苗圃一下子变得绚丽起来。杜鹃花开得很灿烂，让我想起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花园中的杜鹃花展，但是这儿的规模更大。每家苗圃都成了花的世界，各种花色如红色、白色、紫色等都揉杂在一起，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非常漂亮。春天的花地，到处都生长着香甜的木犀与含笑花，空气中洋溢着它们的芬芳。矮化树木，正如意料中的那样，在这儿占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它们被培育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菊花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重要程度仅次于矮化植物，中国人很善于照料菊花，可以说，超过任何一种别的植物。中国园丁们大量种植菊花，他们是如此喜欢菊花，以至于有时候不惜违背他老板的吩咐，宁愿丢掉饭碗，也不愿放弃这些心爱的花朵。有人告诉我，已故的比尔先生[6]过去经常说，他之所以在花园里种上一些菊花，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讨好他的园丁，他本人对菊花并没有什么偏爱。

牡丹并非中国南方的土产植物，每年一月，都要从北方省份运送大量的牡丹来到南方。一到南方，牡丹很快就开花了，于是中国人把它们买回去，装饰自己的家。等到花开过了，牡丹也就被扔掉了，因为在广州、澳门这些偏南的地方，牡丹长不好，来年也不会再次开花。牡丹是按花苞的个数来定价的，很多牡丹都卖得非常贵。

在花地苗圃，尽管植物学家们可能发现不了什么新的植物品种，但这儿还是很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春天，当大多数植物都开花吐蕊的时候，苗圃呈现出一派极其绚丽的景象，非常壮观，正如它的中文名字“花地”所表明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开满鲜花之地。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这一年的春节在2月18日。当地人要购买很多各式各样的花卉，用来装饰他们的房子与寺庙。在通往花地的河中，我看到很多小船，船上装满了桃树、李树的花枝，以及吊钟花、山茶花、鸡冠花、木兰等时令花卉。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吊钟花，含苞待放，插在水中养一两天后，花苞绽放，看起来又新鲜又润泽，就如同不曾脱离它的本枝一样，难怪它深得中国人的喜爱。黄水仙的需求量也很大。在广州街头，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水仙球，养在小小的花盆中，花盆的水中还点缀着几颗白色的石头。中国人对于矮化树木和奇特造型的特别嗜好也可以从黄水仙上看出来，他们把水仙球倒置在盆中，让其植株与花朵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如此一来，中国人便觉得它无比的赏心悦目了。广州的花店、街角到处都摆放着这些可供出售的花卉，数量非常多，可还是很快就被中国人抢购光了。在这个时节，中国人觉得鲜花是不可或缺的。不只是房子和寺庙被鲜花装点一新，连那些河上的小船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于很大一部分以水为生的广州人来说，这些小船就是他们漂浮的家。那种通常被称做“花船”的小船，在过年的时候，被各种颜色的鲜花，以及挂在桅杆和尾舵上的俗艳的旗帜装扮得喜气洋洋。中国人也特别喜欢烟花、爆竹，一连好几天，城区各处都要燃放大量的烟花、爆竹，这既是中国人宗教庆典的一部分，也是敬奉神灵的需要。春节这一天以及随后的两三天内，商店都要关门歇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穿上他们的节日新衣，到各处的亲戚及朋友家去串门、拜年，就像我们英国人在国内时一样。在这个时节，成群结队的人前往花地苗圃，许多上流社会的年青人，他们也乘坐着成百上千只花船来到花地取乐，就像我们英国人聚集在里士满 或汉普顿宫一样。 很多穿着入时的女人也乘坐花船来到花地，她们在苗圃中四处闲逛，在广州，只有这个时节，她们才可以抛头露面一次。

在中国北方呆的几个月期间，除了一两次例外，我接触到的当地人都显得很有教养，我开始对中国人这个民族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愿意像信任北方各省的人一样，信任广州人。但很快，通过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我发现自己错了。在广州城北边，大约几英里以外，有一些小山，我常常希望能到山上去，考察一下那儿的植物资源。有天早上我出发了，穿过城区，向着小山走去。大约两、三英里之后，我来到城市边缘的郊区，正好与外国洋行所在的地方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7]。刚出门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一些人辱骂我，叫我“番鬼”，但到了这儿，这种辱骂声渐渐就听不到了，我估计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些不良少年与下等人麕集的地方，在广州的背街小巷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我现在走在一条路况不错的路上，两旁都是农田与花园，衬以远山，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多奇怪啊，我心底暗自纳闷，住在洋行的那些外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到这边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一下田园风光？这对放松精神，改变他们的单调生活肯定大有好处。

就在我静静地往前走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骑马的中国士兵，他用手势和言词，极力劝我顺原路折回去。但那个时候，我对粤语一窍不通，以为他只是不希望我在农村闲逛，所以就没理会他，继续往前行进。很快，我发现好几伙面相不善的家伙，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似乎一直在紧紧地盯着我，我开始怀疑他们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我现在来到了一座小山前，这儿看起来像个墓园，四周都围了起来，但门却大大地敞开着，似乎是个公共场所。为了看得更远一些，我走了进去，开始往山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些尾随在我身后的人，开始围到我身边，向我索要礼物，人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危急。开始的时候，我还试着跟他们讲道理，等到了山顶上，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落入了他们的陷阱，怎么样逃脱出来，是摆在我面前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

这个时候，不再有人向我伸手要东西了。匆匆忙忙地打量了一下周遭的情形之后，我开始在心里寻思从他们中脱身的办法。看起来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只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顺原路回到广州去。“你最好从这边下山”，有个家伙指着山的另一面的一条峡谷，用蹩脚的英语对我说。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立刻就看穿了他的企图，他是想把我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我断定，之后他们就将动手把我身边的东西都抢走，有可能连衣服都会被剥光。“不，不”，我说，“我用不着去那儿。”然后就开始从山上原路退下去。这些中国人现在离我更近了，看起来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把我拦在这儿。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有人抢到我的帽子，拿着它跑远了，另一个则抢走了我的雨伞，好几双手伸进我的口袋，甚至还有人想脱掉我的大衣。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从我这儿分一杯羹，而人数却是如此之多，除非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鼓起所有的力气，纵身向下面的人群扑去，有几个家伙被我打得顺着山坡滚了下去，而这一击，也差点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用力过猛，也因为地面不平，我踉跄了一下，摔倒了，但幸好我又迅速地站了起来，继续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我的目标是冲到我进来的公墓大门那儿去。这时，山上的中国人开始喊山下的同伴关上大门，这样就可以阻止我跑到公路上去。 我马上意识到，一旦门被关上了，我也就成了瓮中之鳖，随他们摆弄了。我决定全力阻止他们。我挣脱了抓我的那些家伙，从人群中冲向大门。我冲到了门边时门已经合上了，但幸运的是还没有从外面栓上，我用力把门撞开，门外几个忙着栓门的中国人被我撞得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我冲到了公路上，那儿现在聚集了好几百个中国人，有一些人看起来很体面，但绝大多数显然是小偷、强盗之流。那些体面人不会，也可能是不敢，给我施以援手。石头从四面八方向我砸过来，有块砖头重重地砸在我后背上，差点把我砸倒，我疼得有好几秒钟都要晕过去了，只好靠着墙调整呼吸，让自己恢复过来，同时想着，好在现在来到大路上，相对安全一些了。但我很快就从这种幻想中清醒过来，因为这些歹徒又聚拢到我身边，抢走了我的好几件东西，这些东西前面没被抢去，最终还是难逃一劫。因为附近这些人家显然都不是善类，贸然躲到其中某家人的房子里去，无疑是件很冒险的事，所以我只好与这些强盗们一路纠缠，且斗且逃，这样大概有一英里左右，我才离开这一地区，回到人烟密集的市区。我经历的这一险况其实不难理解，考虑到种种因素，我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很让人出乎意料了。

回家的路上，因为帽子和伞都丢了，阳光晒得我很不舒服。在中国南方，只要是晴天，哪怕是春季，阳光也非常毒辣。我很想到店里去买一顶中国人戴的帽子，可是那些歹徒把我抢得分文不剩，什么帽子也买不起。好在我把手表留在家里，否则必定在首先被抢之列，那些中国小偷对手表有特别的偏爱，非常清楚它们的价值。

我那时与可敬的庄蒙德先生住在一起，他后来告诉我，我受到攻击的那片区域，是广州郊区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大约一两年前，三位他熟悉的先生，在那儿有着和我类似的经历，但结局比我还惨，他们的衣服差不多给中国人扒光了。

我这件事发生以后，又过去了两年左右，三位受政府委派来到中国的先生，马丁先生，史丹顿牧师[8]，以及杰克森先生，有一次不小心逛到郊区去了，就在那儿他们也受到了攻击。 他们给英国领事写了一封信，抱怨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封信可以清楚地说明广州当时的情形，所以我把它迻录在下面：

大概早上七点的时候，我们正在城外，沿着北边城墙散步，锻炼身体。 这时，我们受到了几个中国人的攻击，从外国人称为“五层楼”[9]的建筑那儿开始，这些人就一直跟着我们，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开始，他们向我们投掷石头，好几次都砸中了我们，危及我们的生命。这些人的攻击又得到另外一些人的帮助与鼓励，后面这批人在高高的城墙上，跟着我们，向我们扔掷大石头，如果被他们砸中的话，那可就真的没命了。杰克森先生是第一个被剑和匕首伤到的，他的手臂被刺伤了，脖子上的金项链也被抢走了。史丹顿牧师和马丁先生注意到杰克森先生没跟上来，就又回头来帮助他，结果他们自己也被抢了。一位暴徒挥刀刺向马丁先生的胸膛，另两位则试图把他摔倒 在地上，就在他与这些人缠斗的时候，他的口袋又惨遭黑手洗劫。杰克森先生与史丹顿先生的处境也差不多。后者失去了他的手表，前者的手表虽仍在，但其余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暴徒们得手之后就离开了我们，但城墙上的那批人又继续跟了我们一段时间，向我们投掷大石头，做出种种威胁的手势，骂着一些难听的脏话。

我们沿着城墙继续南行，想走到江边去，这时又有一帮人跟踪并攻击我们。杰克森先生胸口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暴徒们用房顶上揭下来的粗椽条作为他们的行凶工具。在这一次攻击中，他们抢走了杰克森先生的手表，撕破了我们的衣服，有一阵子他们甚至想剥光我们的衣服。我们没做什么抵抗， 这样做徒劳无益，因为对方人数众多，手中拿着武器，而且这些攻击还来自于城墙和城楼上面。

这场暴行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我们都是政府官员，同行的还有一位教会的牧师，我们没有采取一点过激的行为，要不是牧师劝阻住杰克森先生和马丁先生 ，也许就要发生流血冲突了。到了人口较多的郊区，我们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回家，但一路上还是不断听到那些污辱性的称呼，其间夹杂着“杀死他们、杀死他们”的叫喊声。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英国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我们不应再容忍中国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肯定有能力制止此类每天都在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个人袭击事件，也有能力制止我们反复遭遇的此类伤害事件。禁止我们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实际上是在怂恿中国的下层阶级，让他们误认为我们低人一等，于是他们就非常无礼地对待我们。就我们所知，到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不断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种袭击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减少，也没有因我们的善意而缓解，反而看起来越来越频繁，敌对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热切希望维护和平，推进双方的友好关系，所以我们写了这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们认为，除非中国政府惩治这些犯罪行为，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译者按：又名琶州塔，塔高60余米，为旧时进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清时羊城八景之一“琶洲砥柱”即是指此塔。

[2] 译者按：原文HONAN，即旧时广州人所讲的河南，今天的海珠区一带。

[3] 译者按：清朝奉行锁国政策，自乾隆时始，仅允许在广州一地设立对外贸易的牙行商户，其中最兴盛的有十三家，称为广东十三行。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富甲一方。但随着《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1843年起，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广东十三行的辉煌时代也随之结束。

[4] 译者按：在今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附近的江面上。

[5] 译者按：花地，在今广州芳村花地河醉观公园一带。旧时这一带有很多园林、苗圃，醉观园即是其中著名的一所。醉观公园内今设有花地苗圃纪念园。

[6] 译者按：原文MR. BEALE，疑即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颠地洋行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

[7] 译者按：根据这一方位，大概在三元里一带，这一带有抗击英国人的传统。

[8] 译者按：原文V. STANTON，疑即英国传教士史丹顿（Vincent John Stanton）。史丹顿是圣保罗书院第一任校长及创办人。他亦担任香港首位殖民地牧师。

[9] 译者按：即今广州越秀公园越秀山小蟠龙冈上的镇海楼，又称望海楼，俗称五层楼。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楼高二十八米，为清朝羊城八景之一。

第九章

访问宁波绿茶产区——山轿——天童禅寺——寺庙周边的风景——和尚讲述的寺庙历史——与和尚们共进晚餐——第一次使用筷子——中国人的餐桌礼仪——进餐时的看客——我的床铺——打野猪——陷阱逃生——竹林驱兽办法——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又名礼拜岛——岛上的寺庙与神像——青铜神像——林木与藤灌植物——店铺中出售的神像——上海、宁波所见到的敬神仪式——赛神游行——新教传教士——医疗传教协会——罗马天主教教士

我把采集来的那些植物分别装在三条船上，从香港运往英国去了。这之后，在1844年三月底，我再一次动身，乘船前往北部省份。在1844年和1845年的两个夏季当中，我走访了中国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以前对欧洲人一直是紧闭的，但又有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东西。

大概在五月初，我与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开始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茶产地。我们得知，在这片绿茶产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庙，天童寺，离宁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旅行期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落脚歇息。我们走了十二或十四英里的水路，因为运河到山脚下就结束了，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或坐着轿子上山。上山的这种轿子非常简便，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中间悬挂一块木板，当作座位，此外还有两块横着的板子，一块靠背，一块搁脚，头顶上再撑一把大大的中国伞，用以遮阳挡雨。

中国人都是中国式的哲学家。在前往天童寺的路上，因为坐船时间太久，坐累了，好几次我们都从船上下来，沿着岸边的小路往前走。河里还有很多航船，与我们同一个方向，满载着一船船的乘客。大部分航程中，为了满足乘客对我们的好奇心，这些船与我们的船靠得都很近。中国人但凡能找到一种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就不愿意走路，所以当这些乘客看到我们很喜欢走路的样子，自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不奇怪吗”，一位乘客说，“他们像我们一样有船坐，却宁愿走路？”这在他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合情理的习惯。直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位先生，说出他那精辟的论断，这场讨论才算平息下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显然，争论各方都接受了这个论断。

我们到达天童寺的时候，天已经昏黑了。由于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从里到外浑身都湿透了，看起来很狼狈。僧人们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似乎都很吃惊，但马上就拿出最大的热情和善意来招待我们，让我们很快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给我们端来了火盆，好烘干我们的衣服，给我们准备好晚饭，又把他们最好的几间房拿出来，供我们歇息。大多数僧人从来没看到过英国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好奇关注的对象。我们的衣服、容貌、吃饭的样子、行为举止，对这些单纯的人们来说，无一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范围，并且相互间传递着很多有关我们的笑话。

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能够脱下那些仍然潮湿的衣服当然让人高兴。等到早晨起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风景比我以前在中国看到的都要美得多。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养下，出产品质上佳的稻米。两侧山地更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林。进出天童寺，需经由一条长长的大道，笔直的大道两侧都是松树。在快到寺庙时，大道拐了几个弯，在沿着两个人工湖的边缘画出几段优美的圆弧之后，道路在一段石阶前结束。沿着这段石阶拾步而上，便是天童寺的大门。寺后以及两侧，都是随势赋形的山峰，海拔从一千英尺至两千英尺不等。与南方那些荒山不同，在这些山上，厚厚的带有热带特征的植被一直覆盖到了山顶，包括各种草丛、藤灌植物及各种林木等。 山谷中长着一些非常漂亮的竹子，山坡上则长着高大的青松。

吃过早饭，来了一位大和尚，非常恳切地邀请我们与他共进午餐。其间，他还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寺庙，向我们讲解寺庙的历史：好几百年以前，有个非常虔诚的老人，他远离世俗，来到这座山上修行。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动中，潜心苦修，以致忽略了自己的现世需要，甚至连饮食也忘记了。但上天不会让这样一个人挨饿受苦的，一些儿童奇迹般地出现在他身旁，每天给他提供食物。渐渐地，这位圣人的名声传遍了这一地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拜他为师，于是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这有着一大片建筑的“天童寺”，寺名就从上天派来的这些儿童得来，“天”指上天，“童”指儿童。等到老人逝世以后，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天童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信徒遍布全国，连最偏远的地方都有，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皇帝。信徒们来到天童寺顶礼膜拜，在祭坛上献上各种供奉。于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的殿堂，就这样不断扩大规模，旧殿堂让位于新殿堂，直到形成今天这种主体结构。

所有的殿堂里都摆满了偶像，或者说，他们所喜爱的神灵的塑像，比如三宝如来、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四大天王以及其它众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国王和伟大人物。这些神像高达三、四十英尺，摆放在这些宽敞高大的殿堂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们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些平房与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成犄角。每位和尚在自己的住所都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佛龛里供奉着一些小小的神像，和尚们经常在这儿进行一些个人的修行活动。

我们参观了各个殿堂和钟楼，钟楼里面摆放着一座体积庞大的铜制洪钟。之后主人把我们引到他的住所，在那儿，餐宴已经摆上桌了。佛教僧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吃肉，所以我们的餐宴都是素食。就像平常吃的中国菜一样，这些菜都盛在小圆盘子里端上来，汤菜之外的每一盘菜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便人们用筷子夹着吃。和尚们设法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蔬菜，通过他们的精心烹调，吃起来非常可口。实际上，有几道菜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看，都非常像肉食，以至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蒙蔽了，以为我们努力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小块食物是鸡肉或牛肉之类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至少在这一天，我们善良的东道主如终坚持素食，一整天下来，吃的都是蔬菜。餐桌上陪着我们的，还有几位和尚，很多等级较低的和尚以及仆人，则都挤在门口和窗外。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用筷子的那个笨拙劲儿，围观的人群必定感到非常奇怪，尽管他们非常礼貌，我还是看到他们有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好不容易被我们夹起来的那一小块美食又滑落到盘子中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外国人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这一场景更恼人、更可笑的了，特别是当他整个上午都在山里转来转去，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要用好筷子，首先把筷子夹在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两只筷子要平齐；然后把两只筷尖小心地一起伸出去，对准那块你已垂涎良久的美食，注意筷尖之间只需留出食物那么大小的空间；小心地把食物夹起来；啊哈，但，抬手的时候，筷尖通常会把不稳，滑来滑去，这样，那块你满心以为就要吃到嘴的东西又掉回盘子中去，甚至掉到别的盘子中去了。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直到这个新手完全失去耐心，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瓷勺，他觉得还是这个更得心应手一些。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人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尽管不是我们英国人所欣赏的那种方式，这些中国朋友，看到你的困境， 出于热情与礼貌，他们会隔着桌子，从对面伸出他自己的筷子，也许还沾着他嘴里的余沬，把你想要的食物夹起来，送到你面前的碗里来。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礼节，还是得表达你的感谢之情，同时把食物吃下去。

在餐宴中，主人告诉我们，天童寺一共有大约1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宣教，因而常常不在寺中。当问到寺庙如何经营下去时， 主人说，附近相当一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寺庙，这儿出产的竹子很好，还有各种树木与灌木的枝桠，收集起来可以一捆一捆地当作柴火卖掉，每年出售竹子和木柴可以获得很大一笔收益。天童寺还有一部分茶田与稻田，和尚们亲自耕作，出售这些农产品也是一笔收入。此外，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到寺庙做礼拜的信徒们的捐献，以及和尚们在特定季节外出四处化缘所得。和尚之间当然也是有等级的，有一些和尚就只能充任仆役，不管是在寺院里还是在田地里。和尚们看起来又单纯又善良，但实际上他们无知、迷信得要命。去年寺庙附近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可能是由于台风，也可能是伴随台风而来的大雨造成的，这次滑坡把十到十二亩左右上好的水稻田给埋了起来，提到这些的时候，和尚们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这对天童寺来说是个不好的兆头，其中一个和尚则出自中国式的礼貌，说他确信我们的光临将为这个寺庙消灾袪邪。

在参观了茶园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之后，罗伯聃先生、马礼逊先生（死去的马礼逊博士之子）[1]以及辛卡莱先生就回宁波去了，我则留了下来，就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做些研究。我通常一整天都不在庙里，直到晚上，才带着我采集来的植物，如果运气好的话，旅途中还能捕到一些鸟，回到庙中。和尚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这个洋人，他们最感兴趣的看起来是我的进食，就如同人们在观赏一头野生动物时一样。我的晚餐摆在房子中间的一张圆桌上，一半是中餐一半是西餐，尽管这种混搭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但考察锻炼以及山间的新鲜空气还是让我胃口大开。筷子对我来说很快就不是什么障碍了，我现在几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筷子。中国人一般要在大厅两侧摆上一些椅子，现在这些椅子都被和尚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坐满了，每个人嘴里都含着一管烟杆，旁边摆着一杯茶。我非常尊重我的东道主以及他们的朋友，但也只好请求他们不要吸烟，因为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旁吸烟我感觉很不舒服。在其它方面，我想我表现得还是非常有礼貌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朋友们离开以后，那一晚我体会到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孤独。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或者回家，或者上床睡觉，最后主人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哈欠，提醒我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我的卧室在楼上，中间要路过一个小神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神龛里供奉着“天后”，也就是观音，同时也供奉着其它一些神像。神像前的祭坛里正焚着香，一盏孤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在室内，整个房间似乎都笼罩在一层沉寂肃穆的气氛之中。僧人们正在做晚课，楼下以及邻屋的房间都传来他们那特有的唱经的声音，耳中听到的锣声，以及钟楼里那口洪钟不时撞击出的庄严单调的钟声，这些都表明僧人们正忙着做各种法事。置身于这样一种场景当中，又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自己的家乡与朋友，很容易让人在头脑中生出一些终生难忘的感受。在这个夜晚，我与和尚们一起呆在天童寺里，那些在我脑中生出的莫名情愫，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后来经常去天童寺，多次路过那个小神龛，睡在同样的床上，在寂静的夜里听着同样肃穆的声音，但只有这第一晚的感受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

这些和尚，无论是处于最高职位还是最底层，都对我表示出了最大的关心和善意。只要我不反对，很多和尚就兴高采烈地陪着我在寺院附近四处转悠， 一个拿着我的标本书，另一个拿着采来的植物标本，第三个则拿着我捉来的的鸟儿，不一而足。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与他们自己笨拙的火绳枪相比，两者太不一样了。他们把枪上的撞针看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可是他们又特别胆小，每次我射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离我远远的。

有天夜里，一位高僧带着一群人来到我这儿，告诉我晚上有只野猪从山上下来，将竹林里刚刚破土而出的幼笋都糟蹋掉了，这时候的竹笋可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么”，我说，“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帮个忙，把枪借给我们用一下”

“好啊，枪就在墙角那儿。”

“嗯， 可是你还得帮我们把枪弹装上。”

“没问题，我来装。”我马上就装好了枪弹。“拿着，当心别射着自己人。”他们迟疑了好长一会儿，没人敢上前接过这把枪。他们又讨论了好半天，最终，一位发言人站了出来，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开枪，如果我愿意跟着一起去，射中的野猪就归我一个人吃。对这些佛教徒来说，这当然没什么损失，他们本来就不吃肉，或者说，不应当吃肉。我们这一群人就这样出发打野猪了。夜很黑，竹林里什么也看不清，也许野猪听到三十来个和尚以及仆人们的声音，早就退回到山上的丛林中去了。我们既没见到什么野猪，也没听到什么野猪的动静，尽管如此，我得承认，我还是相当高兴，比碰到了野猪还要高兴。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开枪，我误中和尚的机率可能比射中野猪的机率还要高一些。

对付这些糟蹋财产的野兽， 和尚们有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在山坡上挖陷阱。这一地区遍布泉水，陷阱还没挖好，就已经蓄了一半水进去。阱口然后用树枝、碎屑和青草盖好，以吸引野猪前来，等到野猪真用猪嘴来拱食这些东西，阱口一下子就塌了下去，野猪也就头朝下地掉到陷阱里去了。这时候，野猪绝不可能逃出生天，它要么是淹死，要么就乖乖地成为中国人的猎物。对不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来说，这些陷阱非常危险。好几次我都差点陷了进去。有一次最危险，那天我刚从密林中钻出来，无意中踩在了某个陷阱那充满危险的阱盖上，感觉到脚下的泥土在往下陷，我双手外挥，设法抓住了附近的一条小树杈，全靠它支撑着我才能爬到结实的地面上来。事后我去看这个陷阱，发现阱盖上那些松松的掩饰物已经掉到陷阱里去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深深的陷阱，里面蓄了一大半的水，陷阱口很窄，底部则宽大一些，就像一个大大的中国花瓶，这样一种构造是为了防止掉进去的野猪再爬出来。一旦掉进去了，如果没有外援，只凭我自己，几乎不可能从里面脱困。而这些陷阱一般都挖在最偏僻最原始的山里，得到外援的机率就低得可怜。

另一个保护幼笋免遭野猪破坏的办法则显得很聪明。找一段大约八到十英尺长，比成人手臂还粗一些的竹子，将其从中剖开，剖到只剩四分之一处，然后将这段竹子系在竹林中某棵树上，两者相交成四十五度角，剖开的那一部分自然松开，然后用一根竹绳， 一头牵住这段竹子，另一头则牵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地方。当夜深人静，野猪从山上下来拱食幼笋的时候，守护人便一前一后拉动竹绳，带动那段竹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这种声音又响又闷，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去很远，受到惊吓的野猪便跑回它山上的巢穴中去了。我第一次在晚上听到这种竹片的敲击声时，它传遍了四面八方，我还以为那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呢，因为这种闷响的声音很像中国寺庙里做法事时一种乐器[2]发出来的声音。

这一地区散布着很多寺庙。其中一座叫阿育王的寺庙，我曾经去参观过。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一样，规模都很大，看起来财力也很雄厚。它们不仅拥有寺庙周围的大片田产，而且控制了周边很多规模较小的寺庙。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都选址在山中那些风景最为优美、浪漫的地方，附近通常都保留有或新栽种了大片树林。这些特点让人想起英国乡村绅士们的居家之地，在中国这儿，则成为寺庙特有的一些标记。整个中国的寺庙都是如此。当一位疲惫的旅行者，在东方的烈日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到远处山坡上、树从中露出的华堂精舍，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在那儿，他可以得到僧人们礼貌而又友好的招待。

普陀，外国人一般把它叫做“礼拜岛”，是舟山群岛中东边的一个岛屿。普陀岛是中国在这一带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 整个岛方圆不过五六英里，属于丘陵地形，山坡上以及小山谷中树林密布，特别是邻近寺庙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由于普陀离舟山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战争期间，很多英军军官都先后来这个小岛游玩，他们交口称赞岛上的优美风光，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有人还告诉我，岛上的和尚喜欢搜罗各种植物，特别是兰花。和尚们收藏的植物品种非常丰富，因为寺里有四处云游的游方僧人，他们到过中国最偏远的省份，还有来到岛上的信徒，每年的特定季节里，很多信徒来到岛上朝拜礼佛，他们供献给寺庙的赠品里就包括很多植物品种。我于是决定到岛上走一趟，亲眼去看一看。我的普陀之旅于1844年的七月成行，陪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我的朋友，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

我们晚上离开舟山，顺潮而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普陀。登岸以后，我们沿着道路越过一个山岗，在山岗的另一边，我们下到一条美丽浪漫的溪谷。就在这溪谷里面，建了一大群寺庙。当我们从山岗上往下走，第一眼看到这些寺庙建筑时，还以为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城镇呢。等到深入其中，所见所闻令我们趣味盎然。寺庙前面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种满了睡莲，宽宽大大的绿叶上面，开着红白两色莲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每个来到普陀的游客都要在这儿欣赏一番这些美丽的睡莲。池塘上有座雕饰繁富的小桥，通往寺庙，与附近的古塔正好在一条直线上，两者互相映衬，景色非常优美。

佛堂、宝殿都很宽大，里面立了很多神像，情形与上文描述过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差相仿佛。神像大都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通常为木雕或泥塑，再厚厚地镀上一层金。这儿有一座小庙，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我们却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精美的青铜雕像，如果拿到英国肯定很值钱。这些青铜雕像，当然比其他神像要小得多，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是我在中国旅行期间迄今看到的最好的雕像作品。

看过这些寺庙，我们继续东行，大约两英里之后，来到位于海边的另一个寺庙集中地。穿过一个类似于凯旋门一样的建筑，我们进入到寺庙的院子当中，从院子里面可以俯瞰大海。这儿的寺庙， 在构造上和其它地方的都一样。因为已经计划将此地作为我们在岛上停留期间的根据地，我们选定了一间看起来最干净的寺庙，在得到大和尚的准许之后，没有过多的耽搁，我们就把床和行李都搬到庙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对岛上各个地方进行了一番考察。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寺庙之外，岛上还有大约六十至七十家小寺庙， 它们都建在山坡上，每个寺里有三、四个和尚，这些和尚都听命于自己的上级，也就是附近某个大寺的方丈住持。即使是最高的山顶上，海拔大约1500至1800英尺的地方，也有一座规模很大，修繕完好的寺庙。 顺着蜿蜒的石级蹬道，可以从海边一直上攀到这个寺庙，半山腰还修了一个简易的休憩场所，疲惫的香客们可以在这儿歇歇脚，也可以在一旁飞流下来的山涧中喝喝水，以便提神醒脑。左近还有一座立满神像的小庙，香客们可以在这儿祈求神灵赐以力量，保佑他们到达最终的目的地。看到山顶上这座佛寺保存如此完好，我们都很吃惊。现如今，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但也有一些例外，少数几所保存完好的寺庙，就被认为是有神灵护祐，从而在人们群众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不过，绝大多数寺庙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

从普陀山顶的这个寺庙往外看，景色非常壮观。高高低低的群山在白云下连绵起伏，海面上点缀着数百座小岛，有的富饶，有的则是光秃秃的石头山。 往西边诸岛看去，海水浑黄一片，有如泥浆，往东边看去，蔚蓝的大海就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两者相交之处，界线分明，有如泾渭。

就如所有其它佛寺的周边一样，岛上的树木也都保存得很好。 我们看到的主要有枞树、杉树、紫杉、青柏、樟树、乌桕树、橡树以及竹子等。 在树林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自然生长的山茶，从二十到三十英尺高不等， 茎杆粗细则与其高度相称。可是，这些山茶只有最常见的红色这一种。除此以外，普陀山的植被便与舟山岛上没什么两样了。

每个和尚都栽种了一些自己喜爱的植物，他们住在山上的小寺庙里，这方面的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得多。看到这些穷苦的人满怀兴趣地照顾着花草，我们都很高兴，可是这些花草的数量和种类又让我们非常失望。根据我们听到的一些说法，我们原本以为会有很多花草，很多种类。

普陀山作为佛门清净之地，岛上住的全是和尚，少数几个俗世之人，不是仆人，就是与和尚们有着某种关系。岛上不允许女人居住，因为按照佛教教义，和尚们是不能结婚的。据估计，岛上一共有20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经常要离开普陀，出去化缘，以支持他们的佛教事业。这儿的寺庙，也像天童寺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土地所得用来维持寺庙的运转，不足部分则依靠信徒们的捐献。每年，在不同的时段，都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主要是女性信徒， 来到这些寺庙。她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鞠躬跪拜， 行礼如仪，展现其对神灵的虔敬之心。每到这时候，寺庙中或进门处便摆出很多货摊，出售香火、蜡烛、银元宝以及其它可以祭献给神灵的供品。香客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就在庙里面用掉，有些则带回去作为镇宅之符，护佑全家老幼。出售这些东西的利润自然也都用于维持寺庙的运转。看着这些可怜的愚信之人，他们当中有人跋涉几百英里来到普陀这儿或者其它地方的名刹，一展其虔敬之心，你不得不钦佩他们这种精神。我在天童寺期间，适逢寺里举办一个三天的法会，香客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他们穿着得体的中式袍服，挤在通往寺庙的马路上，那种情形，让我不禁想起圣经时代，在那些日子里，耶路撒冷正处在全盛时期， 犹太人，这上帝挑中的子民，从遥远的地方前来朝拜圣地。

尽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一种怜悯的情怀来看待佛教僧人、信徒们的宗教信念，但对于这种信仰行为，基督徒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从哪方面讲都应该相信，这些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在这方面，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基督徒做得还不够好。郭士立先生[3]，在他的普陀岛游记中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说，“我们参加了僧人们的晚祷，他们唱着巴利经文，就如天主教堂里唱拉丁经文一样，手中握着挂在前胸上面的念珠。 其中一位僧人手拿一个小钟，通过钟声可以调整晚祷的节奏。间或还敲一、两下鼓与大钟，以唤起神佛对这些祷文的注意。祷文是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参与其事的没有哪一位对这套仪式表现出任何兴趣。一些人在默念经文时，另一些人则一边四处张望，一边 互相说话开着玩笑。还有几个在场的人，他们没有进行晚祷，而是一直盯着我们看，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哪怕一丝庄严的气氛。”郭士立先生所描述的当然都是真的，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他们的寺庙中住了几个月后，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上述描绘远不具有普遍性。 在某些场合，我也看到过类似场景，但这种轻浮的、漫不经心的举止通常都发生在那些仆人或旁观者身上，他们并没有参加到仪式中去。在那些可敬的僧人身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恰恰相反，他们做法事时表现出的那种庄严常常让我感动不已。我经常在僧人们举行祷告的时候走进寺庙，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而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会觉得很抱歉，可是他们都以最庄严的神态继续着自己的祷告，就当没有我这个外国人一样。直到一场法事结束，他们才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带着极大的好奇，认真检视我的衣服以及我身上的一切东西。不只是僧人如此，那些居士，特别是女性居士，他们在公众场合做法事时，看起来同样也很虔诚，至于他们是否确实表里如一，或者说，他们这种虔敬之心能维持多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在匆匆忙忙就给这些中国人下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基督教的教堂里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国的小脚女人，或者一位中国官员，他帽子上镶着金顶子和孔雀翎毛，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这时候我们教堂里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对这些佛教僧人，我还远远谈不上什么欣赏，一般而言，他们都很愚昧，对佛教简单教义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但他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佛教之外还有两个教派，一个是孔夫子的信徒，或者叫儒家；另一个是道教门徒。虽然这三个教派的信徒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每个省份都有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中国政府不仅默许这些教徒的存在，而且就像其它三个教派的信徒一样，他们也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犹太教在某些地区也有分布，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河南开封府。

中国人不断举行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这至少说明他们非常迷信。 在南方各个城镇，每个家庭在室内室外都设有祭坛或神龛，室内的神龛一般设在客厅或商店的尽里头，视情况而定，有些神龛设在离地几英尺高的地方，上面摆放一些象征着祖宗神灵的东西，周围放上一些带有金箔的华丽彩纸。在中国元月和其它节日， 神龛前的香案上还要烧香，点上蜡烛。室外的神龛则像一个小炉子，所有那些祭祀活动都在这儿进行。 在小村庄附近，有时候甚至是很偏僻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庙、祭坛，装饰着俗丽的彩画或彩纸，周围插着一些烧剩的蜡烛和线香棍儿。在中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些出售神像的店铺，各种神像各种尺寸都有，价钱则从几文钱到一大笔钱不等。摆出来售卖的这些神像都很有些年头了，其间显然经过好几次的转手。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中国人转让这些神像，是因为它们无法取悦于自己，之后再买进更高级别的神像，希望后者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或者给自己的家庭、村庄带来财富。

给神灵必须定期上供，供品之丰富，一定会让初次见识它的外国人感到大开眼界。1844年11月，在上海期间，在租住的房子里面，我就目睹了这样一场最奇妙的盛筵。这家人在这天举行了敬神祭祖的活动。一大早，人们就把屋子的大厅布置好了，大厅的中间摆上了一张桌子，很快，桌子上就摆满了小碟子，里面盛着各式各样中国人日常吃的那些食物，一切都非常精美，难以形容。又过了一会儿，桌子上点起了很多蜡烛，开始焚香，青烟和馨香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好友都穿着盛装，依次来到桌前和神龛前反复磕头、鞠躬。此情此景，虽然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但在我看来，还是很有些动人之处，一方面我为房东及其朋友受到蒙蔽而惋惜，另一方面我又被他们的虔诚所打动。这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们开始往供桌前的地板上堆放很多彩纸叠成的银元宝，就是中国市场上通用的那种银锭的形状，然后从供桌上取下一根燃着的香炷，插进彩纸银元宝中，将这些银元宝焚烧殆尽。不久，等到人们认为神灵已经馨享了这顿美食之后，所有的食物就从桌子上撤下来，切成一块一块的，给家庭的全体成员分享。

还有一次，在宁波，我到离城有些距离的乡下去，等我回到宁波城东门的时候，天已经变黑了。我就住在东门附近一位商人的家里，但城门已经关上了。在大力地敲了两、三下门后，守门人马上把我放了进去。我现在走在宁波城最宽最好的大街上，街上看起来亮亮堂堂的，而且与中国城市通常入夜后的情况不同，这儿显得还很热闹。各种音乐声传到我耳中，包括锣声、鼓声以及悲凉而又悦耳的笛声。我想看看怎么回事，于是快步走上前去，我看到那儿正在举行一个敬神的活动，但是规模比我以前看到的类似活动要大得多，给人的印象也深刻得多。桌子摆到了大街上，每种东西都要更大一号，也更贵一些。这一次，摆在桌子上的不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食物，而是整头整头的牺牲，桌子上面，一边摆着一整只猪，另一边则摆着一整只羊。猪像通常一样，将猪毛褪得干干净净，羊则把皮剥去了。两者的内脏都被掏空，身上分别放着一些花、一个洋葱以及一把刀。桌上其余地方还摆着一些有钱的中国人通常享用的美食，诸如鸡、鸭、众多复杂的菜式、水果、蔬菜和米饭等等。桌子一端放着一把椅子，以便神灵坐着用餐。筷子像平常一样摆放在碗碟旁边。灯光照亮了整个这一片地方，青烟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散入空中。 乐队时而奏响那些优伤的民族曲调。整个场景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奇特，真是前所未见。

在北部城市，我还经常看到另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活动——赛神游行大会。 我曾在上海看到过一次这样的活动，游行队伍至少有一英里长。 各种神像、佛像都用最好的绸布装裹一新，坐在华美的四抬大轿上，轿前轿后则簇拥着众多的信徒。这些信徒为了今天这个场合都穿上了盛装，并且佩戴上象征自己地位的各种徽章。游行队伍中有一列高级官员，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官服，有些官员帽子后边拖着宽宽的花翎，这些花翎都用孔雀翎毛制成，另外一些官员则穿着华丽得有些夸张的袍服，低低的帽子上插着两枝长长的黑色鹖羽，垂到肩膀上就像长了两支角一样。凶神恶煞的差役们头上带着高高的圆锥形黑色帽子，手中拿着鞭子，随时驱赶那些冒犯官驾的人。几支乐队，分别位于游行队伍的不同位置，边走边吹奏一些乐曲。我很想知道游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一直跟在队伍后面，直到他们在郊外的一座寺庙前停了下来。人们从四抬大轿上把神像请下来，毕恭毕敬地把它重新放回到寺庙里去，早上这些神像就是从这儿被请出来的。无数的信徒就在这些神像前鞠躬、焚香，在供桌上呈上自己的供品。寺庙周围还有一群群衣饰精良的妇女、儿童，他们跪在地上，看起来都非常虔诚。草地上堆放着大量用纸叠成的银元宝，等到这天仪式结束的时候，这些由各位信徒带来的银元宝，都将作为神灵的供品被烧化，献给神灵馨享。整个场面非常有趣，但任何一位基督徒看到这种场面，都会因此而产生一种深深的怜悯之情。

在漫游中国期间，我常常碰到一些传教士，既有基督教新教的，也有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教士在中国人中间已经辛苦传教了很多年。但直到最近，基督教新教的传教范围都主要限定在澳门与广州，战争结束以后，传教士们才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传教。有些传教士现在就定居在刚对外国人开放的通商新口岸以及我们的香港岛上，并且把香港作为他们的传教总部。

医学传教士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在治疗肆虐中国的多种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了病人心中。来自伦敦会的雒魏林[4]医生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每天他的诊所里都挤满了病人，许多病人来自偏远的农村， 这些病人在他那儿得到了很专业很周到的照顾，他们不用花钱就得到了这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服务。神父麦都思先生[5]，在东方工作了很多年，热心于传教事业，他目前也住在上海。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语学者，能用汉语给中国人布道传教。此外，他还有一台中文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刷并传播上帝的福音。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又有几位先生和他们的家人来到这儿，努力地学习这边的语言。宁波、厦门也住了一些传教士，英国、美国来的都有。我估计，闽江旁边的福州府在此之前也应该有一些传教士了。

从我自己接触中国人的经验， 以及我所了解的医学传教协会的工作来看，我相信，医学传教协会在协助传教士转变中国人的信仰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但我又不得不指出，迄今为止，局面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部分中国人，应该说大部分，对任何宗教都漠不关心，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则既顽固又自负，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一种宗教比他们自己的更好更纯粹，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在传教时，与新教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把自己圏定在中国这几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中，而是深入内陆，散布到全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一位主教，来自意大利的一位绅士[6]，住在离上海若干英里以外的江苏省，我经常在上海碰到他。 这位主教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居住的地方，他常常被那些皈依的教民包围着，事实上，那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小村落，他住在里面非常安全，我估计，很少会有甚至完全没有政府官员来找他的麻烦。当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便有他们的教中兄弟或皈依者到离居住地最近的港口来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秘密送进内陆。他们脱下西式衣服，换上中式服装，头剃得光光的，就这样被带到今后将要开展传教工作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开始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之前没学过的话，大约两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向当地人传教。这些可怜的教士，他们为了自己支持的事业，需要面对很多困难与危险。尽管我并不赞同他们所传播的教义，但对他们这种忠于信念的热诚和牺牲精神，我还是要表示崇高的敬意。自从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就彻底放弃了欧洲的风俗、习惯以及富足的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再也听不到来自父母、朋友、家庭的消息；在他们面前是一块异教徒的土地，陌生的人们既冷漠，又对传教士们为之牺牲一切的宗教漠不关心；他们知道自己的坟墓将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远离自己早年的家。他们似乎有着第一批传教士那样的精神和热情，就像圣主分派第一批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时说的那样，要“把福音告诉每一个人”，要“听从上帝的召唤”。

有了这些传教士的上述努力，皈依者的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但是我担心他们，这一担心也同样适合新教的传教士们，会被一种虚假的表相或誓词误导。许多中国人一点原则性也没有，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们可以欺骗性十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者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如果给他们一点诱惑的话，他们又可以变成一个佛教徒。但即使如此，全体中国人，要转变成为一个名义上信仰基督的民族，这一天的到来必定仍然非常遥远。当代那些预测千禧年太平盛世就要到来的人，如果看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辽阔幅员，以及这个国家的三亿个灵魂，他们在发表那些荒唐而又愚蠢的预言之前，必定也会有所迟疑，进行一些反思吧。

[1] 译者按：马礼逊有六个子女，此处不知是马礼逊的第几个儿子，但肯定不是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因为马儒翰已于1843年病逝于香港。

[2] 译者按：作者指的乐器应该是木鱼

[3] 译者按：即KARL GUTZLAFF，中文名郭士立、郭实猎、郭实腊等，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1803年生，1826年至东南亚传教，1831年前往中国，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刺探情报。著有《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购买茶籽和茶苗。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香港开埠后任抚华道。1851年卒。

[4] 译者按：William Lockhart，中文名雒魏林，是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1811年10月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838年被伦敦会派往中国广东，1838年7月31日他与另外一名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一道前往中国，后辗转于南洋巴达维亚、马六甲，和中国广州、澳门、香港、宁波舟山、定海、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医疗传教工作。1843年12月，他到上海传教，并行医治病，擅长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

[5] 译者按：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麦都思。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16年被派往马六甲，1843年至上海传教，参与创建墨海书馆，与王韬合作，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著有《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所见》等书。

[6] 译者按：福琼笔下的这位主教，应该是罗伯济，又名罗类思（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罗伯济1841年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当时南京教区的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江苏松江府农村，罗伯济的主教府便设在浦东的金家巷，后又在松江张朴桥创办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

第十章

舟山群岛——小船遇到风暴——非常不安——金塘岛，又名银岛——岛上的居民——看到外国人他们很吃惊——扬子江——江中众多的沙洲——我们的三桅船搁浅了——寻求中国人帮助的新方法——吴淞口——鸦片码头——有关鸦片贸易——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

1844年夏天，我经常到舟山群岛的各个岛屿去进行考察，特别是位于舟山和大陆之间的那部分岛屿。为此就必须租用一些中国小船，尽管这些小船并不是那么安全可靠。从舟山到位于甬江江口的镇海，距离大约为三十英里，这样一段跨海的航程通常来说是轻松愉快的，因为这一部分海面夹在陆地中间，大部分时候就像池塘一样波平浪静。但有时候狂风大作，从群山之间的豁口处扑来，这些中国小船往往来不及将风帆取下，被风吹得几乎都要倾覆。有一次就特别危险，我死里逃生，差点就葬身鱼腹之中。那一次我雇了一条船，从宁波驶往舟山，由于时间紧急，我希望能尽快赶到舟山。 我们沿着甬江顺流而下的时候，风才刚刚开始刮起来，等到达甬江口镇海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些暴风雨的前兆。船夫把这些征兆指给我看，他很担心，希望我们不要在天亮之前出海。但我因为要搭乘一艘现在泊在舟山港内的英国轮船，担心赶不上船，所以就没同意他这种谨慎的安排，而是坚持不再耽搁，马上出发渡海。 经过一番争论，尽管不情不愿的，他们最终还是启锚了，继续我们的航行。在从宁波到甬江口的这一段航行中，河流沿岸的陆地和群山庇护着我们的小船，使得我低估了强风的威力。但一等到小船驶出港口，来到开阔的海面上，我就知道，要求船夫在这样一个夜晚渡海，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时候谨慎一些，再调头回去，要是还能调头的话，那该让人有多高兴啊。可是太晚了，在迅猛的春潮和海浪的推动下，这时候想要调头回镇海，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于是只好继续往舟山驶去。“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浪，你没多带一些风帆在船上？”我对船主，一位久经风雨的福建老渔民问道。“不要怕，不要怕”，他用蹩脚的舟山英语安慰我，“我能对付它。”“但我还是很担心，福建佬，”我回答道，但话刚说出口，一阵强风就朝我们扑来，同时，一股巨浪打在船舷上，几乎就要把小船倾覆在海面上，很快，从船头到船尾，整条船就都泡在海水里。“降下风帆，降下风帆，快，快，”舵手喊道，“要不我们都要沉到海底去了。”几个船夫奔向风帆的位置，幸运的是，风帆很顺利地降了下来，我们的小船又正了过来。但因为船身进了很多水，所以小船的每次摇晃和起伏都显得特别剧烈，小船的每一次颠簸看起来都要把它覆没，把我们抛向怒涛之中。我们又把风帆升起几英尺，注意让它避开风头。 这时天全黑了，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到，群山也看不真切，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只有远处海岸上几星灯火，一闪一闪的看得很清楚。船夫们现在都围在舵手身旁， 请求他试试，看能否返航回镇海。但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转舵，把船身调转过来，十月八九小船将不受控制，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话，小船就真要沉没了。我立刻走过去，站在舵手身边，让别的船夫不要干扰他。我告诉舵手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前行，同时尽快找到一个小岛，到它的背风处去躲一躲。作为最后一个救命招数， 船上的人现在开始往外扔他们的私人物品，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以至于任何劝告勉励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了，他们不愿再照看小船，也不愿帮着把海水从船身中舀出去。然而，船主或者说舵手仍然在恪尽职守，我们能够活下来，毫无疑问，多亏了他的坚毅态度和航行经验。幸运的是，风这时候暂时平息了下来，这使得我们能够把风帆扯得更高一些，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小岛，它和其它众多的小岛一样，散布在这一带的海岸附近，我们于是躲在小岛的背风处。一等到小船抛锚泊定，所有人一齐动手，把海水从船中舀出来。我们的处境很惨，每个人的衣服、床铺等，都完全泡在水中；我带在身边的一些植物标本，当然也都彻底被毁了，好在这些只是一些副本；但我们还是都放松了下来，对活下来感到庆幸不已。 天亮以前，我们的船就恢复正常了，这时候天气也好转了，我们于是继续前往舟山。

金塘岛，英国人把它叫做银岛，是舟山群岛中一个大岛。虽然邻近舟山，却很少有英国人光顾这个岛，但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岛上的群山、峡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缘故，我经常把我的小船停靠在它众多的海湾中，到岛上进行植物资源方面的考察。岛上居民都很纯朴，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岛。当我出其不意地来到他们的小村子，他们总是感到非常惊奇。读者们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假如有一个中国人突然闯入到苏格兰高地或威尔士某个偏僻的村子里来，这种从未有过的景象给村民们带来的又会是何等的惊讶与震动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吃力地爬上金塘岛某座美丽的山头后，我看到山背后几码远的地方有个中国小伙子，他正忙着收割长草和灌木之类的柴火，因为太投入所以就没注意到我。我走近他干活的地方，站在他上面的一块岩石上，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抬起头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霎那间他脸上的表情，即使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他脸上吃惊的神情也不会比这强烈多少。实际上，我估计他大概认为我是从云端上降下来，或者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大约有那么一、两秒种，他像施了魔法一样定在那儿，然后扔下手中的柴刀，从岩块和石头间飞快地逃下山去，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相信，直到他穿过狭窄的山谷，到达山谷那一边的村子之后，他才敢扭头往身后看看。消息很快就在村民中间传开了，他们冲出自己的小屋，大批聚集在房子前。我缓慢而又镇静地向他们走去，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恐惧。那位割草的小伙子，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但等到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上海港坐落在舟山西北大约80到100英里远的地方，舟山位于北纬30度，上海则位于北纬31度20分。离开舟山群岛，向北航行到上海，船左边的海域就是杭州湾， 然后进入著名的长江口。长江，又叫洋子江，顾名思义，即海洋之子也[1]。从中国南边开始一直到这一纬度，都是多山地形，但到了这儿，地势为之一变，变得非常平坦。在很多地方，陆地比河流本身还要低，河流全靠两边又大又坚固的河堤束缚着。山地景象彻底消失了，即使爬到船上最高的桅杆处，远远的地平线上也看不到一座山的影子——放眼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就是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也是北方南京棉的主产区。这是一片深厚肥沃的土壤，不敢说全世界，在中国，它肯定是最好的土地。

在长江口给船只导航相当困难，特别是在阴天，部分原因是水中有众多的沙洲，潮位高的时候，这些沙洲都没在水面以下， 另一部分原因是很难找到明显的地标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已经有几艘船陷在这些沙洲中，整艘船都被损毁了。我第一次进入长江的时候，低水位时船只搁浅是个很常见的现象。但因为这些船大部分都是小小的鸦片走私船，船夫们对这一带都很熟悉，所以当潮水上涨的时候，这些船很容易就脱困了。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乘着微风，溯流而上，借着风势，我们当时的船速大概达到了每小时六、七英里。领航员唱歌般地喊着“水深3寻半”“水深3寻”，船长以为我们正行进在正确的航道内，于是他到舱底去了一两分钟。正当领航员还在唱着“3寻”之歌，这时，我们突然感觉到船底擦到了河床，两秒钟不到，我们的船就牢牢地在淤泥之中搁浅了。这时候潮水正在迅速退去，由于我们的纵桅帆船一侧位于深水区，我们被迫把船上所有的备用船板拿出来支撑船体，防止它倾覆。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趁着涨潮脱困？在下午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很多货船跟在我们后面，溯流而上，前往上海。现在，有些货船在离我们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抛锚，停在那儿等待潮水上涨。经过商议，我们的船长决定登上其中某艘船，请他们挪一挪船的位置，离我们的船更近一些，这样就可以用一根缆绳把两艘船连结起来，等到涨潮，河水把我们的船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就可以把我们的船从搁浅的地方拖出来。 因为我会讲一点汉语，于是也被请进小船，这样我可以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目的，同时还要告诉对方，我们会给他们丰厚的报酬，并不是让他们白干活。小船里面的船员们都佩着短剑，为了慎重其事，船长身上穿着一件旧军装——这件军装过去属于某位海军军官，头上戴着一顶鸡冠型帽子，腰间悬挂着一把长剑，船长就这样全副打扮地坐在小船中。夜很黑了，但天气很好，我们勉强能看到最近的那艘货船的桅杆。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货船的旁边，被甲板上负责警卫的人盘问着，他很快就发现我们是外国人，于是跑去报警，大喊道：“红毛精来了”。红毛精就是红头发的人。没有过多的与他们交涉，我们都跳进了货船，但是环顾四周，甲板上却空无一人——警戒的和其它人都躲到船舱下面去了。船长指挥我们的人下到船舱口去，让他们把中国人都叫到甲板上来，他命令他们一定要善待中国人。我们的水手就这样充满善意地、 快乐地四处寻找那些中国人，这场景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很快中国人就很不情愿地被水手们从其藏身之所拖出来了，水手们把他们都集中在甲板上。我于是向货船船长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因为我们的船现在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中，迫切需要他们赶快启锚前去帮助我们。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他们将得到二十元钱作为酬谢。他们凑在一起协商了一下，最后过来告诉我们，他们愿意在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但这和我们想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很了解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个“明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只不过是用来摆脱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的一个借口。我们于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并再一次要求他们立刻启锚。他们又开始另一轮协商，对我来说，这很明显是他们的一个缓兵之计，我们整个晚上可能都会被这样拖延下去。我建议我们的船长安排他手下的人去把中国货船的锚绞起来，把帆也升起来。水手们早就很不耐烦了，很乐意听从这样的安排，那些货船上的船员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也都帮着一起干，于是几分钟后，货船就开动了。货船开到离纵桅船最近的一个安全地方，抛锚停了下来，一根粗绳把两条船连结在一起，等到潮水涨到我们的船能浮起来的时候，中国货船就可以把它从淤泥中拖出来。这一切在当晚都顺利实现了，我们然后把船安全地泊在三寻深的江水中。天亮以后，我们发现那些中国朋友已经升起了帆，连我们承诺的酬金也没要就走了。

吴淞是个小村镇，上次战争期间这儿曾发生过一场战斗。吴淞位于另外一条河的河岸边，欧洲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2]， 上海河就在这儿流入到长江。吴淞是中国鸦片走私船进行交易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估计，近年来，这儿的鸦片交易量可能比其他所有地方的交量量加在一起还要多一些。

已经有很多有关鸦片贸易以及吸食鸦片的言论了，所以我在这儿多说几句有关鸦片的话并不算太离题吧。众所周知，绝大部分运到中国沿海来的鸦片，都是在我们东印度的领地上种植和生产加工的。 那些以鸦片贩卖为主业的英、美商人们，他们用快船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在中国沿海各港湾他们还维持着一支接应的船队，通常，由快船把从印度或香港运来的鸦片倒给前来接应的船只，然后由后者再转手给中国的鸦片走私商们。 中国的这些走私商来自附近各个港湾或村镇，他们坐着小船，带着很多人手，全副武装，以保护这些通常说来非常值钱的东西。海岸边的这种交易场所，它们除了鸦片，其它什么生意都不做，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形式，用银锭或墨西哥银元来交换鸦片。在其它一些交易场所，外国商人有时也用鸦片和生丝、茶叶这两种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进行以货易货，他们觉得这样做也不错。

在英国，经常会有一些有关鸦片走私和吸食鸦片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词。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以为这些走私商们和全副武装的海盗差不多，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英国舞台上，他们的形象还真就是一副海盗的样子。但恰恰相反，从事鸦片走私交易的都是一些非常体面的人，他们手中拥有大笔资金，作为第一流的商人，他们在文明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是很受尊敬的知名人物。鸦片贸易，虽然违禁，但它大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走私，远方的人们被“走私”一词误导，因而对此产生了错误印象。确实不假，输入和吸食鸦片，是被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但这种禁止，只是一种空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有的中国官员，至少是绝大部分官员都吸食鸦片，而且，就连天子陛下他自己，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鸦片的嗜食者。不管中国政府是怎么说的，事实是，它并不打算真的停止输入鸦片，但它却必须时不时地颁布一些强硬的法令来禁止鸦片，只不过这些禁令都仅限于出现在北京政府的文档中，对于皇帝的忠诚子民们来说，一点限制作用也没起到。现在，所有的聪明的外国人，以及中国人当中的很多开明人士，都认为，在交纳小部分税款的情况下，鸦片的输入应该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去除走私所带来的很多弊端，而中国国库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收入。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某位以英勇善战而知名的海军将官，也会受命带着很多战舰，开到鸦片船集中的地方，试图将这些船只驱离中国海岸。然而，士兵们敲着锣，隔着老远就放枪，战舰耀武扬威地来巡视一圈，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一套路，而这看起来就是武力清剿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那些小鸦片船就静静地停泊在那儿，很明显，它们对这场大张其鼓的示威行动并不怎么关心。于是带队将领马上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求这些鸦片船拔锚离开海岸，不得再返回天朝帝国的水域，否则将被彻底消灭。

以前这样的命令还有一些威慑作用，但现在一点效果也没有了。 传令兵带回来的消息称，“那些外国船只都是全副武装，它们不肯挪地方”。这样的消息足以让带队将领冷静下来，不再逞勇，于是他便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既不敢向这些外国蛮夷的船只开火，但又不能任由它们留在当地。如果他不能把它们赶跑，这要是报告到总部去，势必对他的英勇形象造成伤害。带队将领转而换上另一种腔调，他请求鸦片船的船长们帮忙，把船开到外海去呆那么一两天，过后他们就可以把船再停回到原来的地方。鸦片船的船长们同意了这一请求，第二天早晨他们便起身把船开往外海。一旁了望的中国军队，于是又是敲锣，又是放枪，发出震天声响，他们跟在鸦片船后面，直到很远的地方。 带队将领这时向他的政府递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经过一场与外国蛮夷的大战，他已经把他们驱离中国海岸，甚至很有可能，他会在报告中说，他把几艘蛮夷的船轰成了碎片，另外一些则被击沉海底。而就在这份报告还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鸦片船就已悄悄地回到其原来的泊锚之地，一切都照旧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处理事情的典型方式。

来自孟加拉的鸦片分为两种，即巴特那和贝那勒斯[3]， 这两种鸦片品质好，纯度高。 而来自孟买的马尔瓦鸦片[4]则总是掺杂了很多其它成分，中国的鸦片贩子们一定要在检测了它的质量之后才肯购买。检测方法如下：选定一个或多个有意购买的货柜，打开货柜，取出三四个外形不佳的鸦片膏块，从每块上切下一点，放入一个铜勺，铜勺下烧着炭火，鸦片加热后溶化在水中，将溶化后的鸦片倒在一张草纸上过滤，如果鸦片质量还过得去，就能很容易地渗过草纸，流到草纸下面的盆子中去。 如果它渗不下去，中国人就认为这种鸦片质量不过关，掺杂了太多其它成份在里面，这些成分或者不溶于水，或者渗不下去。这样的鸦片当然只能以压得很低的价格出售了。

溶液从草纸中滤下去以后，要对这张纸进行仔细的检查。如果纸上有任何沉淀物，比如沙粒或者其它碎屑，就说明鸦片是掺了假的，其价值自然也要减少很多。过滤后的溶液倒进一个干净的铜壶，放在炭火上慢慢地煨烤，直到所有的水分都蒸发掉了，这时候留下来的就是纯鸦片。把这些鸦片倒进一个小瓷杯中，慢慢搅拌，仔细观察。这个时候主要看的是鸦片的颜色，鸦片贩子们一边搅拌，一边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线查看，如果它像果冻一样黏稠，贩子口里就念“铜古”；如果它带着白色，就念“白色”；如果带红色，就念“红色”；如果鸦片品质一流，或者像东印度公司发过来的货物一样，他就念“棕色白”。

吸食鸦片的过程和我刚才描述的检验过程很像。将准备好的鸦片放在一个专用的小杯子中，吸食者头枕在枕头上，旁边点着一盏灯。吸食者用一种针状物挑起一点鸦片，放到蜡烛上去烧，等到鸦片点燃以后，把鸦片填进烟枪的烟锅之中。 在吸食的过程中，要把烟锅一直对准蜡烛的火苗，燃烧产生的烟就被吸食者吸入肺中，就如同印度人或中国人吸烟时的动作一样。一烟锅的鸦片只能吸一两口，所以，吸食上瘾的人就要不断地把鸦片填到烟锅中去。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见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他都无法否认，吸食鸦片，特别是过量吸食，对受害者的身体、精神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从我观察到的情形来看，我可以断定，过量吸食者的数量被大大夸大了。确实，每年从印度进口来的鸦片数量非常巨大，但请不要忘记中国广大的疆域以及它的三亿人口[5]。乔瑟林爵士[6]，在他的《中国行军记》一文中，对过量吸食鸦片的后果有如下描述，这些描述都是他在新加坡的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可怕的奢侈品，如果吸食过量，几天之后就会让吸食者脸色变得苍白、憔悴，如果持续几个月，甚至只需几星期，足以让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在吸食成瘾后，如果离开鸦片，吸食者所遭受的痛苦，难以用言辞形容。只有在或多或少地满足了他们的鸦片瘾之后，他们才显得有点精神。在那些害人不浅的鸦片馆里，晚上九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鸦片吸食者：有的是在勉强压制了一天的欲望后，匆匆走进来过瘾的；有的人刚刚吸食了一两口，在鸦片的刺激下大声谈笑；躺椅四周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无力地躺在那儿，脸上挂着傻笑，他们一门心思只想着鸦片，只想着快点进入那极乐世界，完全顾不上其它任何事情。而这出人间悲剧的最后一幕， 通常就发生在这鸦片馆后面的一间房子——停尸房中，那些鸦片吸食者就平躺在里面，进入到他们为之疯狂追求的极乐世界，在一番盲目的求索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休息了。”

[1]译者按：福琼把“扬子江”听成了“洋子江”，所以有如此说法。

[2] 译者按：也就是黄浦江。

[3] 译者按：巴特那（Patna）和贝那勒斯（Benares，现在改名叫Vanarasi）分别是印度东北部恒河左岸的城市，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园分布在这一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两个城市分别开设了加工鸦片的工厂，这两种鸦片便是不同工厂的产品。

[4] 译者按：马尔瓦鸦片，产自印度孟买附近的马尔瓦高原地区。与孟加拉鸦片的种植、加工全由东印度公司控制不同，马尔瓦鸦片主要是由印度中、西海岸的印度本土资本力量操控，故其质量参差不齐。

[5] 据估计，中国最新的人口数据为367000000.

[6] 译者按：即Robert Jocelyn，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担任Saltoun爵士的军事秘书，著有《中国行军记》（又译作《在华从军六月记》）等

第十一章

1844年的上海——上海的苗圃与植物——出发前往内陆的山区——运河与桥梁——骑着马驹去历险——找到一种蓝染料，“天青”——山岭及其植被——当地人吃惊地看到来了一个外国人——他们的好奇与真诚——发往英国的植物——又一次深入内际的旅行——北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午夜遭贼——访问著名的苏州府城——苏州城概况——发现一种新植物——地处贸易中心位置的苏州——百万人口——回到上海

1844年4月18日， 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在这儿总共停留了两到三星期左右。此行最主要的目标，是趁着植物开花，到北方各地看看所有这些植物，因此，对我来说，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自然是越短越好。我曾经提到过，在1843年冬天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买了一些牡丹花，这些牡丹据说非常漂亮，花色与英国现有的牡丹品种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当然没机会见到它们开花的样子，所以这一次就特别想得到一些正在开花的这种牡丹。 我原打算派我的老朋友再去一次苏州，买一些牡丹回来，只是这次要和他规定好，买来的一定要是正在开花的牡丹。可是，有天早晨，我正赶往城外，到离上海不远的乡下去，路上我碰到了一位花农，让我吃惊的是，他挑着一担盛开的牡丹，要到城里去卖，那些牡丹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则有深紫、淡紫、深红等各种，都是一些英国人认为不可能有的品种，这些品种甚至在广州也从来没见到过。这次正好有两位英国绅士和我在一起，他们都是很好的汉语学者，所以我们很快就问清楚了牡丹的产地所在。从花农篮子里植物根系的状态来看，我敢肯定，这些牡丹从土里挖出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两小时，因此，种植牡丹的地方离上海最多也就六至八英里，我的这一估计后来证明非常正确。毫无疑问，去年秋天，我那位苗圃里的朋友就是从这儿买到那些植物的，如果不是碰巧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去，也许我还要请他再去一次呢。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苏州附近根本就没有牡丹园，就在上海那个种牡丹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位来自苏州的人，他特意跑到那儿去买牡丹。在各种植物次第开花的时候，我每天都到种牡丹的地方去，为皇家园艺协会买到了一些很美很动人的品种。

上海近郊的农村我都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我很想把我的考察延伸到内陆去，特别是上海西边的几个山丘，据说只有三十英里左右的距离。在这方面，很难从中国人那儿得到什么信息，他们很不愿意外国人走进内陆。这一时期，因为我们的一些英国同胞的鲁莽举动，中国人的疑心大大增强了，那些同胞雇了一条小船，沿着一条小河深入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仿效中国人的样子，用竹篙测量河流的水深。中国政府怀疑他们测量水深有什么特别的企图，立刻就向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提出抗议，领事先生于是只好通报了这一情况。

然而，我还是决心要努力完成这一计划，我找来了一匹小马，一个袖珍罗盘，在一个大清早开始了我的发现之旅。山丘听说位于西面，于是我往西骑行了大概八到十英里，可是连个小土坡都没看到。罗盘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向导，不光是去的路上，就是回来我也还得靠它指明方向。道路通常只有四到六英尺宽。 乡下的道路也有主干道与支路之别，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幸运地一直沿着主干道在走，只要不离开主干道，就不至于被这一地区纵横交错的河网困住，因为在河流与主干道相交的地方，都建有很结实的的石桥。终于，山丘在远方露出了它们的身影，因为急于抄近道，我不知不觉离开了主干道，很快我就被支路和河网纠缠住，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支路上的桥梁都已年深日久，又窄又破。走在这些小桥上面，小马的马蹄不时被卡在木板之间。最终，我们来到一座比前面更破的桥前，尽管我已经从马身上跳了下来，并且使出浑身解数，鼓励这匹马跟着我一起上桥，但它还是很不情愿。小马试探着跟我上了桥，但是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它的蹄子被那些破败的桥板卡住了，它挣扎着要把蹄子拔出来，可是小桥禁不起这样的挣扎，桥中间整个就垮塌下去了，我及时跳到了河岸上，整座桥与马驹儿都掉到河里去了。幸运的是，这匹可怜的马驹儿朝着我所在的这一边河岸游了过来，在它钻出水面的时候我抓住了它。马身上全是泥巴，马鞍与马笼头自然也干净不到哪儿去。在附近劳作的农夫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摆脱了河网的纠缠，重新回到主干道上。对我来说，这是个教训，我后来骑马的时候，只要是在中国，再也没有离开过主干道。

下午两点左右，我来到了小山附近的一个镇子。自从离开上海，小马驹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呢，它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我急着想从店铺里买一些玉米给它吃。洋人来到镇上的消息就像闪电一样迅速传开，很快，我身边就聚拢了男女老幼数千人，他们跟着我，急于想看一看我的长相和穿着。 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又文明又谦恭，我唯一要抱怨的就是围观的人太多了，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便。有个小男孩，为了得到几个铜板的报酬， 答应带我去家商店，找些给马吃的东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前往我想象中的那个卖玉米或干草的店铺。出乎我意外的是，我们最后来到了一家小饭店，我的小向导走过来向我要钱去买米饭。“但是我想买的是马料，”我说。“没问题，给我钱，我可以给它买一大盆米饭来。”“那你还得给它带一双筷子来，”我说着，把钱放到他手里。小马用筷子吃东西，这个说法让围观的人群都笑了起来，他们的态度也随之变得好起来：在中国内地游历期间，我经常发现，与当地人开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

我的小马驹看起来很享受它面前的美食，我也在这家店里吃了一些米饭。饭后我徒步考察了最近的一座山，我很快认定，在这附近花些时间做调查是有价值的。因为不信任当地人会照顾好我的马，它可是我从上海最高长官那儿借来的，我决定还是自己把它带回去，以后要来的话就租一条船，通过这一地区密布的河网，回到这儿来，这样我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回到上海，时间已经很晚了，这天我一共骑行了至少六十英里，累得够呛。

几天以后，我租了一条船，趁着涨潮，大清早就出发了，涨潮的时候潮水会涌进这一带的每一条河流。当天傍晚我就来到了山边，一路上经过的土地都很富饶、肥沃。上海周边的主要农产品是棉花，在穿过一片棉田后，我看到一块土地，上面主要种着某种十字花科的植物。从这种植物中可以提取出一种靛青或蓝色的染料，中国人把它叫做“天青”。大量天青被运往上海及中国北方的各个城镇，用以染制蓝布。在中国，穷人穿的衣服主要都是用这种蓝布制成。生产天青的这种植物，我带了几株活标本回到英国，如今它们就在皇家园艺协会的花园里开着花，而且很快就会为其确定一个合适的学名[1]。

离山越近，地势越显低洼。在这个时候（六月），田里全都放满了水，大面积种植水稻。一般说来，在这片大平原上，高田都用来种棉花以及上面提到的十字花科植物，更容易灌溉的低田则作为稻田使用。一路上我时不时看到一些很大的银杏树，这一地区长得最高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一树种。每个村子边上都有绿竹掩映，散布各地的坟墓周围则标志性地点缀着一些柏树和松树，中国人就在这些树下长眠。

这些山丘与我在中国南方看到的山截然不同。它们高不过四百英尺，也不像我在前文描述过的那些山那样陡峭、崎岖。地面上不时有些剥落的岩石，但数量并不多，总体而言，这些小山给人呈现的还是一派田园风光。比起其它一些邻近上海的地方，这一带的森林覆盖率要高得多，当然，植物种类也多得多。然而，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带没有杜鹃花。尽管这些山南边六、七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就盛产这种植物，而且，那些在舟山、宁波的山区里与杜鹃花共生的植物，在这儿长得也很茂盛，而杜鹃，作为这些植物最为喜爱的共生物种，却见不到它的身影。我很难相信，那些介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小山就是杜鹃这类植物分布区域的最北限，可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却表明，事实可能就是这样[2]。

这一带的村民第一次看到我时都很吃惊。在我乘船经过的各个村镇，男女老少，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都分列在两边的河岸上看我，他们甚至招呼我从船上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机会更好地打量我。 在我因为爬山而离开小船的时候，我的船夫常常通过允许人们参观我的船舱的方式，借机发了笔小财。他们很喜欢我碰巧带在身边的一张“图片时报”，于是我只好把它留给他们。然而，有一点应该大书特书，就我的经历而言，尽管每天有数百人趁我不在来参观我的小船，我在这个地方却从来没有失窃过任何东西。要不就是船夫特别警觉，要不就是当地人对洋鬼子的东西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寄希望于他们都是些有荣誉感的人，恐怕靠不太住。

完成了对这些山丘的考察，我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了上海。海伦斯图亚特号，第一批由上海直航英国的航船之一，这时候正准备启航，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装满植物的箱子托运给了皇家园艺协会，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等到运到目的地，这些植物都已经不成样子了。把这些箱子托运走以后，我决定要再到内陆去一次。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人，或者说，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听说过苏州府这个城市。一个外国人，如果走进香港、广州或南方任何一个城镇的商店，当他询问一件不同寻常的稀罕物的价格时，他肯定会被告知，这个东西来自于著名的苏州城。如果他想订购一些高级商品，那也必定来自苏州——精美的图画、雕像、丝绸，甚至漂亮女孩子，这些都产自苏州，苏州就是中国人的人间天堂，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可以与苏州媲美的城市。此外，我还从上海苗圃里的中国花匠那儿听说，苏州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园林和苗圃，他们用来出售的植物，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都购自苏州。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我要突破天朝帝国那些荒唐的禁令，到这座远近闻名的城市去看看。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找到一个愿意陪我前往的船夫，他们都很怕政府官员。 就在我上文提到过的那件事发生以后，清朝官员发布了严令，规定船夫们可以带洋人顺河出海，也可以沿河上溯到上海上游一二英里远的地方，但不得超过宝塔的位置[3]，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顺着支流西进。这直接侵犯了我们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权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对此很快就做出了必要而又审慎的反应。之后不久，在所谓的划界确定以后，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居住者可以到内陆做一天的短途旅行，也就是说，只要他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回来就行。

最终我联系到了一条船，然后我们就出发了。船夫既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我要离开上海多少天。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要到乡下去探寻植物，必须带足好几天的食物。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中国仆人也告诉他们：到乡下四处转悠，寻找各种植物，对我来说，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我没有坏心，而且我也会注意不给他们惹上什么麻烦。这些话给了船夫们一些信心。因为顺风顺水，我们很快就离开上海有相当一段距离了。我非常清楚苏州的方位所在，通过随身带着的袖珍罗盘，我掌控着前进的方向。等到离开上海二、三十英里后，我觉得是时候了，可以向我的同伴们透露此行的目的地了。首先我把我的仆人拉到一边，他是个很活跃的家伙，在劝说别人做他喜欢的事情方面，很有一套。“现在，”我说，“我想去苏州看看，如果你能说服那些船夫去苏州，等到回来我送你一件价值五元的礼物；而且，你告诉他们，在谈好的劳务费基础上，我可以给他们再加一倍。”经过一轮长长的讨论，他们最终决定接受我的请求。

旅途中我当然得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我把头剃得光光的，然后戴上漂亮的假发和长辫子，不知道它以前属于哪位中国人，想必他为这一头秀发而颇为自得吧。这样装扮一下，我相信自己看上去还满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在相貌和眼睛上相差甚远，但是，相较于中国南方，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北方更不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北方人的面部特征和南方人相比，更接近欧洲人，南、北中国人在面部特征上有很多不同。

在中国，运河就相当于旅行者的马路，船则相当于他们的马车，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好马路和好马车。这样一种运输方式自有它的优势，尽管我们英国人并不觉得这种优势有多么了不起。在涨潮的时候，潮水沿着河流深入内陆，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在潮水的推动下，船只行进的速度相当快，旅行者则可以舒适地躺在他的小船舱中，这时候，船实际上就相当于他的房子。

离开上海后，运河先是向北，过了一段时间折而向西，它的各条支流纵横交错，遍布这一地区。我们沿途经过了一些很大的镇子以及带有城墙的城市，在其中一个叫嘉定的城市， 我们停了下来，在它的城门楼下面过夜。我在船舱里把床铺好，很早就睡下了，希望第二天早上涨潮时就能出发，这样接下来的这一天就可以走得尽量远一些。但是，正如我们英国人说的：

人算不如天算[4]

晚上，船舱窗户中灌进来的阵阵凉风吹到我头上，把我冷醒过来，而这扇窗户我睡前是把它关上了的，我立刻跳了起来，四处查看。 黑暗中我看到船已经顺着潮水漂到运河下面来了，现在和其它小船挤在一起，这些小船就像我们的船一样，系在岸边过夜，河岸上树枝低垂，小船和树枝互相刮擦。我赶快把仆人和船夫叫了起来，他们吃惊地揉着睡眼，大声嚷道，一定是有盗贼光顾了我们的船。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点灯察看以后，我发现我的所有衣服，不管西式的还是中式的，都不翼而飞了。我们的这位不速之客，不光是拿走了船上所有人的东西，还割断了系住小船的缆绳，把船推到河中间，在我醒来以前，我们的船已经沿着运河漂了很长一段距离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一点钱放在我的中国钱包里，这个钱包被我放在了枕头下面。

“怎么办？”在我们把船系在河边的其它小船上以后，仆人问道，“你的衣服全丢了？”“是的，”我笑着说道，“现在我们最好是回到床上睡觉去，等天亮以后再说。”我们都同意了，很快，大家又都酣睡起来。天亮以后，我派仆人带着几块钱到嘉定城里去，给我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继续我们的航程。

嘉定城又大又坚固，但是城墙和门楼还是有些破败的迹象。很明显，这儿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著名的雕刻作品就是在这儿创造出来的，北方的中国人对此都很熟悉。离开嘉定以后，我们沿着狭窄的运河又继续向北行进了几英里，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小船就被抛入到一条又宽风景又美的运河之中，这条运河更像是一个湖，或一条大河，它横贯东西，可能在吴淞与南京之间的某个地方汇入长江。这儿的景色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又宽又平的河面上，成百上千只大大小小的中国船，鼓着风帆，穿梭往来于其间；随处可见的宝塔耸立在树林或佛寺之上，在这片宽广辽阔的平原上，到处都是这些佛寺。在小昆山的山顶上，建有一座寺庙，每年特定的季节里，很多人从苏州和周边市镇来这儿随喜。放眼望去，整个地区就是一大块连片的稻田，随处都可听到悦耳的水车转动声，成百上千的农民正在田中快乐而又自足地劳作。沿着运河又继续向西行进了一段路程，然后运河开始分叉，其中的一条支流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另一个城镇，太仓州。太仓州很大，像嘉定和上海一样，外面有一道护卫的城墙，尽管人口可能不如后二者稠密，但城镇规模却比它们要大一些。城墙边的运河旁停靠着很多老旧的大帆船，很明显，这些船现在只能作为房子住人，已经经不起任何风浪了。城中的房屋与城墙等已是破败不堪，却还是挤满了大量的人，男男女女，特别是小孩子们。从这方面来看，太仓州也像嘉定一样，呈现出一种衰败的景象。

快到苏州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山，将平原围了起来。这些小山，我后来发现，就在苏州城西边几英里远的地方。这儿的农村，也像嘉定周边一样，都是大片的稻田。踩水车的有很多女人，每台水车上通常有三到四个女人，这些婆娘都有着一双大脚，更准确说是一双未经缠裏的天足。事实上，如果她们也像平常女人一样缠足的话，是不可能站在那儿踩水车的。在社会地位较低的劳工阶层中，缠足还是很普遍的，在我看到的几百个纺线或从事其它农业活动的女人中，只有小部分人没有缠足。

在苏州东边几英里外的地方，有个很大很美的湖，宽约十二、三英里，松江府以及这一方向来的船只就从这个湖进入苏州。过了这个湖，原本已经变得很宽的运河这时开始收窄，沿途不时经过一些桥梁，两岸有很多村庄和市镇，所在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又大又重要的城市。 6月23日，一个令人愉快的夏日夜晚，我们来到了这个闻名遐迩的城市。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乘着微风，我们的小船迅疾前进，桅杆与风帆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随着我们继续前驶，船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桥上以及河岸两边都有很多灯笼在移动。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船安全靠岸了，和其它几百条船一起，停泊在这座名城的城墙下面。为了防止不速之客再次闯入，我们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预防措施，然后，仆人、船夫和我很快就熟睡过去了。

第一缕晨曦到来的时候，我就起床了，我的中国仆人把我仔仔细细地装扮了一番，然后我派他到城里去找一找苗圃，希望从中采集到一些我想要的植物。等到他带着这方面的信息回来，我们就一起进到城里，选购植物去了。

我必须承认，在离船上岸的时候，面对将要进行的冒险，我感到相当紧张。在乡村地区，我也曾扮过中国人，成功地蒙混过关了，但要想蒙混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城市里的人，我知道还是很难的。中国的狗就像中国人一样敏锐，这一次，作为我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老对手，它们显然把我认作是自己的中国同乡了，这立刻给了我信心。中国的狗对于外国人似乎格外仇恨，一见到外国人就狂吠不已，直到外国人离开它们主人住的房子或村子很远，看不见了才会停下来。

城墙外有一道濠沟或运河，河上有一座桥，我过桥的时候，桥上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闲逛，他们靠着两侧的桥栏杆，低头看下面来来去去的船只。我也停了下来，低头看着那些快乐而又自足的人群，想到自己现在就在天朝最时尚的城市当中，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英国人到过这儿呢，心中不禁有种胜利的窃喜。那些在桥上闲逛的，似乎压根就没人注意到我，我于是知道，从外表上看，我和中国人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如果偷偷地告诉他们，此刻有一个英国人就站在他们身边，不知他们会有多惊讶呢。

从总体特征上看，苏州城与其它北方城市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它显然是各种奢侈品、财富的聚集地，城市当中看不到像宁波那样破旧、衰败的景象。与城墙平行有一条很大的运河，像里士满的泰晤士河一样宽，既做护城河又起到航运作用。就像嘉定与太仓州一样，河边也停靠着很多废弃的船只，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房子，对那些喜爱水上生活的人尤其如此。这条运河通过各个拱洞，通往城里，然后分出很多支脉流往各处，有的支流很窄很脏，有的则扩展成非常漂亮的湖泊，居民们就通过这些河流将远处农村的产品运到家中。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在这条又宽又美的运河上，整个地区也因此洋溢着一种欢快、繁荣的特质，在广州、上海以外的中国其它城市中，这种特质并不是经常能感受得到的。城墙和堞楼都很高，维护得也很好，形制上与宁波的非常接近，但整体状况比宁波的要好很多。东边的城墙，我一直沿着墙边走了下来，不到一英里长，但北边和南边的城墙则要长得多，所以整个城市是个平行四边形的样子。东门附近的城区，也就是我进城的那个城门，远谈不上有多好，街道又窄又脏，居民层次似乎也是最低的。但越往西边，房屋和街道就越好，商店也很大，所在这些都表明这是城里面那些有钱人和权贵居住的地方。城门都有中国士兵牢牢地把守着，城中每条街道和巷子都与这些城门相连，一到晚上九点或十点，城门就被关闭了。这个省的巡抚就驻扎在城中，所以把他眼皮底下的这座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

苏州城里的苗圃数量被我那些上海的中国朋友们夸大了，但有些苗圃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我从中买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有一种白色的藤萝[5], 一种漂亮的黄色重瓣月季[6]，以及一种类似于山茶花的，开着白色大花的栀子花。现在这些植物都运到英国了，很快英国的各个花园里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苏州的苗圃里育有很多矮化树，很多树的造型都很奇特，树龄也很长，与我们英国人不同，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两种特性。

中国人认为，苏州女孩子的长相是全中国最好的，从我看到的那些女孩子来判断的话，她们确实担得起这样的美名。她们所穿衣服用的都是一些很好的料子，剪裁得非常得体、优雅。 在她们身上，我找到的唯一的缺憾就是她们那变形的小脚，以及她们为了显得更白而在脸上涂脂抹粉的那种样子。但我眼中的所谓缺憾，却正好是中国人的内心所好，于是这些风习就盛行开了。

苏州府似乎是中国中部省份的商业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特别适合承担这一角色。在它南边，有宁波、杭州、上海，以及其它众多的市镇，北边则有清江府[7]、南京，甚至北京，苏州就处在南北商业贸易的中心，这些地方通过大运河，或者成百上千条遍布这一地区的不甚知名的小河流联通起来。上海有着与苏州类似的优越条件，有朝一日， 在发展与欧美的贸易中，它必定会成为一个占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

我在苏州及附近地区停留了几天时间，在做完了当时情形下我所能做的事情之后，就启程返回上海了。到达上海的时候，因为我的英式服装都被那午夜造访的不速之客偷走了，所以我只能穿着中式服装上岸。我的伪装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走在有很多熟人的街道上，竟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出我来，甚至和我住在一起的我的朋友麦肯齐先生，在我坐进他的房间后，刚开始的几分钟他愣是没认出我来。

在上海城里，就像在中国其它大城市一样，有很多公共的热水浴室，这些浴室对本地人的健康和舒适生活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住在上海期间，每天都要经过这样一家浴室，我想对它做一番介绍。浴室外面有两间房子，用以更衣。第一间最大，给那些贫穷人家使用，第二间则给那些认为自己较为尊贵，需要保留更多隐私的人使用。在进入到最大的那间房子时，门旁边挂有一块牌子，告诉你如何收费，门口站着一个收钱的人。房子中间和四周立着好些柜子，一排一排的，柜门上安着锁和钥匙，供浴客们存放衣物，方便他们从浴池出来时找到自己的衣物。房间的另一头，有个小门，从小门进去便是浴池所在了。浴池大约30英尺长，20英尺宽，除了四周一圈窄窄的过道，中间全是水，水深从一英尺到18英寸不等。浴池的四围铺的都是大理石石板，浴客们就从大理石石板上踏进水中，也可以坐在石板上洗浴。 用来加热的锅炉放在室外，但其火道则一直通到浴池的中间。

下午和晚上，浴室里总是挤满了浴客。 进入浴室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有些受不了，一进门，一股热气或水气就扑面而来，眼睛里、耳朵里到处都是，让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向外冒汗。蒸汽让浴室里非常昏暗，在昏暗的光线中，中国人在水中嬉戏着，他们那黄黄的皮肤、长长的辫子，在英国人看来，不啻为一种非常可笑的场景。

那些使用普通浴室的顾客，浴资只要六个铜板，其余的浴客则要十八文钱，但可以从浴室经营者那儿得到一杯茶和一管旱烟的额外服务。我应该介绍一下，一百个铜板相当于英国的4.5便士， 这样算下来，一个下层老百姓只需付一个法新[8]就能洗上一个热水澡；而其余阶层的人，只需不到一个便士的钱，就可以享受一个热水澡，一间专享浴室，一杯茶，一管旱烟。

[1] 天青已被确认为一种新品种，其学名为“Isatis indigotica”

[2] 译者按：杜鹃花在中国的分布北限是河南信阳，而非福琼猜测的杭州湾北畔一线。

[3] 译者按：该宝塔疑即龙华寺塔。从上海旧县城老西门出来，龙华寺塔是一标志性建筑，

[4] 译者按：原文是 the best laid schemes of mice and men gang aft agee， 是一句苏格兰谚语，出自Robert Burns的诗歌"To a Mouse"。

[5] 译者按：原文是法语GLYCINE.

[6] 译者按：这种花引进英美后，以福琼之名命名，现在就叫FORTUNE’S DOUBLE YELLOW ROSE.

[7] 译者按：清代清江府即现在江苏省淮安市。

[8] 译者按：即FARTHING，一英镑等于960法新，4法新相当于一便士

第十二章

中国棉的种植——黄色的棉花——分布地区——棉花产地概述——棉田——肥料，以及施肥的方式——套种作物——播种时间——播种方法——雨水——夏季田间管理——早期雨水的重要性——成熟与采摘——棉农以及他们的家庭——晒棉花、弹棉花——棉花交易——棉农在交易中的自主性——棉花交易时拥挤的街道——棉花进入货栈重新包装——家庭自用的棉花——作为柴火的棉花秆

中国棉，又叫南京棉，属于植物学家们所说的草本棉，在中国北方，人们把它们叫做“棉花”。中国棉当年便可分出枝条，根据土壤的肥力，它可以从一英尺高长到三或四英尺高，每年八月至十月间开花。花色呈淡黄色，就像与它同一族属的木槿、锦葵一样，花朵绽放的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它们把大自然赋予给自己的都展示出来，然后开始皱缩，很快就凋谢了。也就在这一阶段，它的果荚开始迅速膨胀，等到成熟以后，果荚的外表皮爆裂，露出洁白的棉花，它的籽实便嵌在棉花之中。

黄色的棉花，中国人又把它叫做“籽棉”，南京布便是由它纺织而成。籽棉和上面提到的白花棉花在结构与总体外观上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经常在种植它们的棉田里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尽管黄色品种比起白色品种来，长得更矮小一些，但它并没有什么特质可以表明它属于不同的类别。黄色棉花只是一个附属品种，尽管它的种子通常还是长出黄色棉花，但毫无疑问，它们也经常长出白色棉花，反之亦然。因此，在上海的近郊，黄色品种的棉花经常会出现在白色品种的棉花田中，而再往北边几英里，在长江边的宝山附近，主产黄色棉花的棉田里，我也经常能采集到白色品种的棉花。

南京棉主要种植在上海附近的平原上，是这一带夏天的主要农作物。这一带是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虽然地势很平，但比河流和运河的水面还是要高上几英尺，因此很适合棉花的栽种。而本地区其他一些地势低平的稻米产区，比如宁波平原，这些地方多沼泽，土地湿软，易遭水患，有时完全被水淹没。当然，上海附近也有一些又低又湿软的土地，这些土地种的也是稻米，而非棉花，在稻米生长期，由水车送水将这些稻田淹平。棉田通常都很平坦，站在上海城的屋顶上，也确实看不到什么山，但整块棉田还是呈现出一种赏心悦目的波状起伏。总体而言，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肥沃的一块土地，它由富有营养的壤土构成，哪怕只是提供少量肥料，也可以年复一年地生产出大量庄稼。

中国人给棉田施加的肥料无疑是特别适合棉花这种庄稼的。这一地区运河、池塘、水沟纵横交错，从这些地方挖出来的淤泥便是棉田的肥料。这些淤泥，部分由腐烂的长草、芦苇以及水中肉质植物形成，部分是大雨时从高田上冲刷下来的表层土壤。 在中国，所有的农业活动都在规定的时间里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从过去的农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体现在给棉田施肥上，最明显不过了。四月初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农夫们便开始忙着清理池塘和水沟，首先他们把水抽掉一部分，然后把淤泥翻上来，堆到附近的田里晾晒，几天之后，等到淤泥中多余的水分都被排出来了，再把这些淤泥运走，平摊在棉田上。在施肥之前，需要对棉田作一些处理，在这一地区，人们借助普遍使用的牛拉小犁先把棉田犁耕一遍，然后再用三眼钉耙把棉田细翻一遍。有时候，棉田地块太小，容不下水牛和它拉的犁铧，松土和翻土的工作便全由人力完成。当淤泥刚被平铺到棉田上时，它还是硬硬的，板结成块状，等到第一场雨水降临后，这些淤泥就与棉田的表层土壤混合在一起了，这时再将土地细细地平整一次，就可以播下棉花的种子了。路边的粪肥和炉灰也被当作肥料，仔细收集起来，其使用方式也和对淤泥的使用一样。

相当一部分棉田在冬天或者休耕，或者种上那些在棉花种子播种之前就能收割的庄稼。然而，两种不同的庄稼也经常同时种在同一块土地上。比如小麦这种冬季作物，在上海地区，它一般在五月末收割，而棉花种子合适的下种时间是在五月初或四月末，因此，为了能在小麦田里种上棉花，中国人就把棉花种子按正常的时间下在小麦当中，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棉花已经长到地面上几英寸高了，因为接触到更多的阳光与空气，它们可以更为茁壮地成长了。上海的生长季，也就是从春末的最后一场霜降到秋天的第一场霜降这段时间，对于棉花的生长和成熟来说，是不太够用的，因为棉花很容易受到霜降的伤害。 中国农民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能从土地上收获两季作物，只好在冬季作物还没收割的时候就将棉花的种子播种下去。但农民们还是更愿意在播种棉花种子前就将冬季作物从田里收割掉，因为这样可以将土地好好地处理一番，给它施肥，可是如果冬季作物没被收割的话，这些事情就都做不了。在这一地区，前一季作物还没成熟并从田里收割走之前就套种下一季作物，这一做法非常普遍。甚至在秋天，在棉花秆还没从田里收走的时候，别的种子就常常已经开始发芽，正准备着生长出一种柔弱的农作物呢。

四月末五月初——棉田已经按上文所述的方式处理过了——人们用篮子把棉花种子带到地头，开始播种。通常，人们只是把种子撒出去，也就是说，把种子撒在地面上，然后棉农们在地面上来回走动，用脚将种子小心地踩到土里去。这样做不仅可以把种子埋到土里面去，而且也能像压路机一样起到粉碎土块的作用。种子很快就开始发芽了，它们首先生根的地方便是堆积在土地表层的肥料。有时候，也不用撒种这种方式，而是用条播或块状播种方式，但这些播种方式并不常见。这些播过种的条、块土地经常用油渣饼碎末作为肥料，所谓油渣饼，就是棉籽榨油后剩下的残渣。在这个季节，随着季风的转换，降水总是很充沛，温暖的雨水滋润着大地，种子于是膨胀起来，开始以非常快的速度生长。中国的许多农业活动都随着季风的转变而调整，农民们从过去的生产经验中得知，一旦刮了七个月的北风和东风转变成了南风和西风，大气中就将带上充足的电离子，每天都会有阴云带来降水，给庄稼提供养分。

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人们精心地照料着棉田。在撒种密集的地方，人们要将棉株剪得疏落一些，要给根部松土，还要锄去杂草。如果气候适宜，因为土地肥沃，庄稼便可以长得很好。但如果七、八月间天气异常干旱，庄稼的生长便会受到制约，即便棉田此后在频繁的降水中得到滋润，庄稼也不可能完全恢复过来。1845年的天气便是这样，与前一年相比，棉花长得很不好。这一年春天天气还很理想，直到七月，棉花长势都很好，随后干旱天气来了，这制约了棉花的生长，让棉花一直恢复不过来。尽管后来也下了很多雨，但为时已晚，雨水只是让棉花长高，长叶子，但却再也不分泌那些有助于最终开花结果的东西了。

从八月到十月末，棉花就持续不断地开花，如果秋天天气温和，有时候也能持续到十一月份。但寒冷的夜晚有时也会冻伤花苞，阻止它们生成种子。1844年的秋天，10月28日晚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气温一下子降到冰点，运河和池塘边都结了冰。

因为每天都有棉铃绽开，所以必须定期采摘棉花，否则它们掉到地上就会弄脏了，这当然会降低它们在市场上的品级。每天下午，棉田里都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中国农民，采摘成熟了的棉花，将它们带回家。由于农民的棉田通常都很小，几乎所有的农活都是由农民自己和他的家庭来做。这个家庭有时候由三代甚至四代人组成，包括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甚至太爷爷，将棉花收到自己家的囤仓中，这种活他们已经干了八十年了。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从所干的农活中得到一些好处，因为收来的棉花都是自己家的，收获越多，全家人就可以过得越舒服。当然，也有很多规模较大的棉花农庄，在这些农庄里，除了庄主一家，还要另外雇佣一些人手来干活，但更多的还是小块棉田，人们就像上文介绍的那样在田里劳动着。甚至家里养的山羊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稀罕景象。几乎每户棉农家都养着几头这样的动物，它们都是小孩子最好的玩伴，常常跟着小孩子们来到棉田。尽管小孩子们手小，但他们也可以像大人一样采摘棉花，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采来的棉花运回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孩子们的玩伴，山羊背上挂着口袋，口袋里装着采来的棉花，山羊就这样把棉花驼回了家，很明显，连山羊都知道，要为全家的幸福生活出一份力。

不管棉花品质有多好，只要还没采摘到手，中国人就一直放不下心来。这取决于秋天的天气是否干爽，如果棉荚绽开的时候正好下雨，棉荚掉落到地上的泥土里，棉花即便不是全毁了，对其品质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棉花运回家后，每天都要把它们摊开在离地大约四英尺高的架子上，在阳光下暴晒，这样做是为了把棉花中的水分都去除掉，所以当然只能在大晴天才这么做，晚上则要把它们收回到屋子或囤仓中去。等到晒好了，就开始分离棉花与棉籽，这一步骤要通过大家都熟悉的轧花机来进行。轧花机有两个辊轮，当辊轮转动的时候，它把棉花都吸进去，把棉籽留在外面。 这个装置又简单又漂亮，能够很好地实现设计者的意图。现在，棉花可以送到市场上出售去了，一部分棉籽则留下来做为明年的种子。

秋天的早晨，倘若天气晴好，通往上海的道路上便挤满了一群群的搬运工。他们从种植棉花的村子里出来，肩膀上用竹扁担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两头是两大袋棉花。 他们匆匆忙忙地将棉花挑到镇上，把它们卖给商人。这些棉花商手下有很多货栈，就从这些货栈里，他们把棉花发往全国各省。搬运工，或者小棉农们——大多数小棉农都要自己把棉花挑到市场上去——在棉花交易过程中都是很有自主权的。在货栈里，他们把棉花拿出来给商人检视，问商人像这样品级的棉花可以出到什么价位，如果出价低于棉农的期待，他们立刻就把担子挑起来，挑到下一家货栈那儿去。在这个季节，在棉花货栈聚集的河边街道，你几乎就不可能走得过去，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棉花从乡下运来。大棉花商们买进这些棉花，把它们卸在货栈里，重新用一种更整齐更紧凑的方式打包，然后送到货船上去。

在用棉花纺线织布之前，还需要将棉花中的棉结除去，这一众所周知的过程在我们印度的殖民地也很常见。要除去棉结，需要一张有弹性的弓，将弓弦埋在摊在桌子上的棉花之中，工人们不断地弹拨弓弦，棉花便被弹到半空中，这样可以分开纤维同时又不撕裂或者破坏它们。与此同时，弓弦振动时带来的气流又可以将棉花中的灰尘及其它杂质吹走。经过这个流程，中国棉花就变得特别纯净和柔软，最挑剔的行家都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棉花能比得过它。它比从印度斯坦进口来的棉花要高级得多，在中国市场上，它的售价也总是要高一些。

每一位棉农或者说村民都会把自家棉田里出产的棉花留下一部分来，以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女人们在家里主要做些清洁、纺线、织布的事情，在这一地区的每个农家，都可以看到一部纺车、一台小型的织布机。在过去，这些也是英国农村中常见的东西，然后现在它们都让位于机器生产了。这些织机主要由妻子、女儿们来操作，有时候，不能下地干活的老人和小孩也会在一旁帮帮忙。一些人口众多而又勤劳的家庭，它们织出的布匹数量，大大超过自家所需，这些多出来的布就拿到上海或邻近市场上去出售。每天早晨，在上海的某个城门附近就有一个这样的市场，人们聚在那儿，把他们那一小卷棉布卖出去，换来的钱再拿去买这一带农家不生产的茶叶或其它生活必需品。

等到棉田里最后一批棉花也采摘完了，人们就把棉花秆也背回家去做柴火。 这样，棉花这种作物的每一部分就都派上了用场：棉花可以做成衣服给人们穿，也给人们换来了各种生活必需品；多余的种子可以榨油；棉花秆可以用来烧火烹煮他们那些简朴的饭菜；就连烧火留下的草木灰——最终的残留物——也可以播撒到田里去作为肥料使用。而且，在棉花秆没从田里拔出来之前，我上文介绍过的那种套作的生产方式——在旧的作物还没从田里收割之前，就开始播种新的作物——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在还留有棉花秆的棉田里，人们常常会种上诸如红花草、大豆以及其它一些作物。就这样，中国北方省份的农民们，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来尽力延长生长季节，以便他们从肥沃的土地中多收获一些东西。各位看官需要谨记的是，这一地区的土地属于壤质土，既深厚又肥沃，可以在不施肥的情况下，连续出产多种庄稼。大自然对这个地方的中国人真是太慷慨了，把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他们：不仅土地是全中国最肥沃的，而且这儿的气候，对于大多数热带作物和全球所有温带作物的生长繁殖来说，都是非常适宜的。

第十三章

中国的气候条件——夏季与冬季——香港的温度——上海的温度——季风——台风——台风到来的征兆——亲身经历一次台风——台风对植被的破坏——大雨——旱季与雨季

为了了解中国农业，有必要知道一些中国的气候情况。中华帝国的疆域跨越了二十三个纬度，从北纬18度到北纬41度，从东经98度到东经123度。在它的广袤疆域内，既包括热带地区，也包括温带地区。作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且位于该大陆的东部，中国易于出现极端气温，夏天极热，冬天极冷，世界上处于同一纬度的其它很多地区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位很优秀的作者[1]，曾在其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对此做了下述非常感性的描述：“尽管北京在纬度上比那不勒斯还要更靠南面将近一度，前者是39度54分，后者是40度50分，但北京的平均气温只有华氏54度，而那不勒斯的平均气温是63度。在中国首都，冬天时气温计指针要降得比那不勒斯的更低，而夏天则比那不勒斯要高一些。从十二月份到三月份，这儿的河流封冻时间据说长达三、四个月。1816年9月，在过去的那个大使馆里，既使是呆在阴凉处，我们还是测到了90至100度的高温。众所周知，在那不勒斯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南端的国家，很少会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寒冷，这样的高温也不常见。‘欧洲，’洪堡[2]注意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它因此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大陆西部比东部更温暖，同时气候也更温和，很少出现极热和极冷的天气，特别是后者。’”

从我自己的温度记录表上，该表由最好的纽曼牌自记温度计记录而成，我发现，在香港，一年中最热的两个月，七月和八月，水银柱显示的室内温度经常高达华氏90度，有一天甚至到了94度，最低温度通常比最高温度低大概10度左右。冬天，从十一月到三月，温度经常下降到冰点附近，有时候，广州及附近的山区还会出现降雪，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中国的这一带地区，由于受到海洋的影响，极热和极冷天气的出现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北方的内陆地区，极端天气就大为增加了。在中国南方，冬天、春天的几个月里，北风刺骨地寒冷，实际上，二月份的香港、澳门，在寒冷程度上，我觉得比英国还要更难挨。

上海属于江苏省，处在北纬31度20分的位置，在这儿，极热和极冷的天气比我们在南方诸省经历到的要厉害得多。感谢雒魏林博士的热心，在我游历中国各地不在上海的时候，帮我记录气象表，使我得到一份长达近两年的非常完整的观察记录。从表中可以看到，七月和八月是最热的，有好些天，室内气温在某些时段高达华氏100度，像这么热的天气，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当我住在上海的时候，不得已只好住在中国房子中，这些房子设计得都很不好，热空气很难排出去。到十月底，气温有时候又低到冰点左右。1844年10月28日晚上，未摘完的棉花和其它一些夏天种在田里的热带作物都被霜打坏了。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是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严寒程度就像我们英国南部一样。 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季，气温低至华氏26度，12月18日晚上，以及1月4日，更是低至24度。但这个冬天，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特别暖和，以至于采获到的冰还达不到正常数量。在正常年份，池塘和运河里经常要结上几英寸厚的冰，可以提供数量充足的冰。因此，我毫不怀疑，在大多数年份里，气温恐怕比冰点至少还要低二十华氏度，也就是在华氏12度左右，也许还要更低。这儿的冬天也经常降雪，但阳光很强烈，积雪在地面上并不能保留太长时间。

如果去除这些极热、极冷的天气，上海的气候可以说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差。而且，寒冷的冬天对当地人也是很有好处的，对欧美人好处尤其多，因为它可以强健人们的体魄，这样人们就能够禁受住极热天气了。四、五、六月，天气宜人，尽管正午的阳光很烈，但午后有令人愉悦的微风，夜晚则清凉可喜。秋天的天气与上面几个月差不多，有金风送爽，也有比英格兰更为澄澈的天空。连续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太阳都会在早上升起，按照它的轨迹运行，然后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落下去。

每年四月末到九月中旬，西南风盛行，剩下的时间则盛行北风和东风，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这两种季风的交替在中国南方很有规律，但在北方则变化更多一些。在舟山或上海的纬度位置，尽管也有盛行的季风，但从反方向刮来的风也并不少见。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七月到十月之间，这一地区经常出现可怕的大风，外国人把这种风叫做“台风”，实际上“台风”就是汉语“大风”的讹音。风暴会给陆地和海洋带来非常可怕的破坏。气压计可以提前几个小时预警风暴的到来，所以，外国船只通常都会降下它们的船桅和帆桁，如果可能的话，还会移到一个安全的锚地去。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锚地，他们就会采用另一种冒险的策略，将船干脆开到海上去。中国人虽然没有气压计的预警帮助，他们也总是可以判断出什么时候台风将要到来，他们主要依靠下面这些迹象：风向，台风季节本应是西南季风盛行，这时变为北风或东北风；风力变猛， 而且逐渐加大；天空低垂，乱云飞舞；海面出现大浪大涌，卷上海滩。所有这些都预示风暴就要来了。当这些迹象出现的时候，海岸边捕鱼的船队便会收起它们的渔网，把风帆张满，尽快地向海岸驶去，然后这些船只被拖到岸上，或者驶进一些可以躲避风浪的小河汊。那些沿岸航行的货船，不适合在恶劣天气中航行，必须抓紧时间躲进一个避风港，在那儿它们才能安全躲过风浪。 幸运的是，老天爷自有安排，在中国海岸线上安排了很多优良的避风港，作为船只免遭风浪侵袭的保护措施， 货船上雇佣的那些领航员都非常清楚这些避风港的位置。

我在中国期间，亲身经历了两次大风暴，一次在海上，另一次则在岸上。幸运的是，在第一次风暴中，我们的船得以驶入一个深水港湾， 在抛下三只铁锚后，我们的船非常安全地渡过了这一次风暴。另一次则发生在1844年8月21日与22日，那时我正在宁波。我看到中国人惊慌失措地到处乱跑，互相叫喊着“台风就要来了，快做准备”。支在门窗上遮挡阳光的遮阳蓬，被人们匆忙取了下来，很多不结实的房子，也赶快用支撑物加固了一番。农民们也在田里忙碌着，那些高高的粟米，眼看就要成熟了，农民们把穗子先收割下来，留下长长的秆子等到以后再割。快要成熟的粟米非常重，如果不收割进来，大风一吹，粟米散落一地，收成就彻底毁了。江边和运河边的庄稼，如果可能的话也都要移走，否则它们会被风吹到水里，漂到很远的地方去，主人再也找不回来。树上快要成熟的水果也都被匆忙摘了下来，不必要的树枝都要砍掉，剩下的树枝则扎在一起，然后支撑加固。

台风的风力逐渐加强，到22日清晨天亮以后，风力似乎达到了最强。在MACKENZIE先生的房子里，那时我就住那儿，我们度过了一个心惊胆战的夜晚。大风在屋顶盘旋咆哮，每一阵风似乎都比前一阵风来得更猛烈，到最后我真的担心房子要垮蹋下来，把我们埋在废墟之中。天亮以后，整个房子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所有的地板、桌、椅上都覆盖着一层灰土，以及屋顶上掉下来的碎瓦片和灰泥。由于台风肆虐的威力一点也没减弱，麦肯齐先生和我都很乐意逃出我们住的这所破损严重的房子，到附近去看看台风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效果。风力如此之强，吹得我们几乎都站不稳了，实际上，我们常常被风吹到路外边去，然后只好手脚并用地爬回来。一向平静美丽的甬江，这时也涨水了，江水都要溢出堤岸了，却又被风力阻了回去，于是江水变得像海水一样狂放不羁。整个地区都变成了一片泽国，因为甬江的众多支流以及纵横交错的小运河，这时都涨水了，水溢出堤岸，把地势较低的稻田都给淹了。很多小船倒都安然无恙，它们或者躲在避风的小河汊里，或者被拖到河水冲击不到的堤岸上。但是港口中常见的那些运输木材的大帆船，很多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些船泊在城外，像往常一样，船上大部分木材都绑在船的两侧。在风和浪的双重作用力下，很多货船的绑绳都被拉断了，圆木从船侧滚了下来，有的顺着水流漂走了，有的则被冲到岸上。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此刻就在抢夺这些冲到岸上来的木材，他们一点“财产所有权”的意识都没有，抢到之后马上就把木材搬到自己家去了。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或政府雇员出来制止此事。英国领事以及其它外国居民雇用的中国仆人也往他们的外国主人家里搬了很多圆木，当这些中国仆人被主人斥责为不诚实时，他们想必非常吃惊。我们英国人把这些圆木当然都还给了它们的主人，这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在河的对岸，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在干着同样的非法勾当。这一段城墙与河流平行，那些无赖们，在城里朋友的帮助下，不慌不忙地把木材吊上城墙和堞楼，没人前来制止他们的这种行动。

大概早上九点钟左右，风向开始变化了，从最开始的北风变为东风和南风，但风暴的威力仍然很大，肆虐不已。返回的路途有些艰难，因为到处都被水淹了，而且风力强劲。在田野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家庭，他们围着一具棺材，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棺材按在地面上，以免它被大风吹跑。这一带的风俗是，要把死者的遗体停放在地面上，有时候要用短短的木桩子把棺材架起来，架在离地而几英尺的空中。在今天这种情形下，这些可怜的人就真的要与大风搏斗，最终确保他们亲属遗体的安全，让他得以安静地长眠。这个时候，气压计指针指向28度30分，但台风还是非常猛烈，直到中午，风力才慢慢减弱下来。到了晚上，虽然天色看起来还是很不好，但很明显，台风已经过去了，这时风向转为西南风。江水很快就回落到平时的水位，船只也开始往来航行，完全中断了的各项工作又像平常一样继续进行。这次台风总计持续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既安宁又美丽，但眼前都是一派破损和毁弃的景象。街道上布满了破碎的瓦片与泥灰；很多房子连屋顶都给掀走了，墙也吹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受到过台风的凌虐。田野里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就在两天前，树木与篱笆都还是绿油油的，花园里到处都开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花朵，一切都透出一种夏日特有的欢快。可是现在，这些植物都从绿色变成了病怏怏的枯 黄色，花也凋零了，树被连根拔起了，断成了数截，很多作物都被彻底毁掉了。

台风过后，我们得到消息说，海上有很多人因此而丧生。好些天以后，我们的船只还经常能在海岸线附近发现船体残片以及帆船残骸，它们漂在海面上，无声地诉说这段可怕的故事。一艘开往舟山的英国船，因为台风不得不砍断桅杆，一两天之后，才由英国的一只汽船把它拖进港口。SHAW先生那天正好在船上，他告诉我，台风那天，有一阵子非常平静，然后，风向完全转了，从另一个方向吹来，而且风力变得非常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些短暂的间歇期里，船顺着巨浪，在海里颠簸起伏，非常费力地前进，这时候，已经控制不住船了，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

此前一年，这一地区也被台风光顾过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日，另一次是十月一日。舟山岛上，这些台风表现得最为暴烈，庄稼都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岛上的小溪水位猛涨，成了一条大河，把挡在面前的所有东西都冲掉了。土地上的所有庄稼，主要是稻田，要不就被冲走了，要不就被流沙覆盖，完全不能用了。这一时期舟山岛还在英军占领之中，军官们住的那些修修补补的房子，也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在1844年的台风中，一位军官建在海滩上的房子眼看着就要被风卷了起来，要不是坎贝尔准将正好路好，及时发出警报，并命令一队士兵从军营里出来帮助把房子压住直到它脱离险境，这所房子肯定要被强风吹跑了。

相比中国北方地区，中国南方和热带地区的雨季、旱季对这些地方中国人的性格影响更大。在香港与南方各省，从十月到三月为冬季，通常也是旱季，特别是十一、十二以及一月份。雨季最明显的时候是在一年中季风转换的时候，大概是五、六月份，以及九月份，这时候雨下如注，可能是因为季风转换而导致静止锋就停留在这一带上空。

在北方，季风转换的时候降雨也很丰富，特别是在春天，这时候庄稼刚刚种下去，雨水对这些庄稼的生长就非常及时。然而这一部分的中国属于温带，如果套用热带地区的雨季和旱季概念，并不怎么合适。在冬天的几个月里，香港处于旱季，但上海却与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持续不断的大雨和降雪在上海是很常见的。实际上，比起南部中国来，北部中国的气候与英、法两国南部的气候更相似，虽然这儿要更热一些，却也因此让我想起每十年或十二年便会碰到那么一次的英格兰南方的美丽夏天，在这样的夏天，接连好些天甚至几个星期， 天空都一碧如洗，夜晚则零露漙漙，植物因此而得以滋养。

有关气候的这些知识有助于读者们更好地了解下一章将要介绍的中国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1] 戴维斯的《中国人》。译者按，戴维斯即Davis, Sir John Francis(1795-1890)，德庇时爵士。英国外交官、汉学字。著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中国杂记》等。

[2] 译者按：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地理学家、博物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第十四章

中国农业——有关中国农业先进程度的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辞——山区土地——茶田——平原土地——夏季作物——水稻及其栽种——中国式的犁与耙——水稻一年几收——浙江省夏季收获两季稻的办法——收割水稻——梯田——“天青”，北方从这一作物中提取蓝色染料——夏季山地作物——红薯的栽种——花生——冬季作物——著名的山东白菜——油菜——小麦、大麦等——冬季作物成熟——肥料——两种专门栽种的植物肥——植物肥的栽种和使用办法——覆盖种子的草木灰肥料——草木灰的使用办法——经常使用的其它肥料——粪缸——作为粪肥的大便、小便——粪肥的使用办法——庄稼的连续生产和轮作

从远古到现在，中国政府都很重视农业，鼓励发展农业。在这儿，农民的地位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农民都要高，每年春耕开始的时候，皇帝都要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1]。作为天子，也就是说，作为上帝与他的臣民之间的中介者，皇帝先要严肃地斋戒、祈祷三天，然后下到农田，亲手扶犁，并把一部分粮食种子撒进地里，以此表明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样才能从土地中获得足够多的收成以养活众多的人口。

然而，在谈到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一话题时，很多作者的文章都有过分夸张之嫌。中国政府对外国游客总是充满了戒心，所以有能力说清楚农业技术的外国人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只好发挥他们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那些有机会进入并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对农业技术，他们显然所知不多，对别的国家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如此。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在西方各国，农业技术正飞速向前发展，而中国的农业，正如很多其它方面一样，却停滞不前，因此，比起以前的作家们笔下的中国农业来，现在的中国和我们西方的技术差距应该更大了。 我们头脑中关于中国农业的很多错误认识都来自于这些从前的作家们，特别是那些只知道辗转抄袭的作家们的描述。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上要超过印度土著或其它一些半开化的国家，正如中国在很多民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样，但如果要拿现在的中国农民来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聪明的农夫们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拿只能在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来和英国海军相比，或者拿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相比，后者的船队可以到达全世界每一处洋面，商业活动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在中国游历了将近三年，我将详细介绍三年期间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农业的情况，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在这三年当中，从中国南方到北方，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到不同的种植方式及其收成状况，所有这些都记在我那时的日记中。

我先介绍南方省份的农业情况。 这儿属于热带地区，在很多方面，从土地到所种植的作物等，都与北方的农业有所不同。

中国南部山区的土地非常贫瘠，稀疏的植物中间随处可见突起的花岗岩石块，土地则是干烧粘土，其中掺杂一些风化或者分解后的花岗岩石子。这种土地，土质本来就很贫瘠，人们还时不时将上面生长出来的长草和矮灌木割去做柴火，如此一来，土地就怎么也养不肥了。有时候，人们在山上放火烧田，希望给这些土地提供仅有的一些肥料，但它们还是非常贫瘠。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山地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粗糙而又生硬，没有人想着要在上面种些什么东西，也几乎不可能这样做。靠近山脚的地方，则随处可以见到一些梯田，人们在田里种上小块的水稻和其它作物，比如红薯、花生之类的。但在这一地区，这种梯田与处于原始状态的广阔土地相比，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已。

厦门以及福建省内邻近区域的山地甚至比广东省的还要贫瘠一些。在厦门岛内的一些山上，游人有可能走上几英里也看不到什么野草。山侧除了剥落下来的大块黑色花岗石，以及就像火烧过的红色粘土，便什么也没有了，但这儿似乎已经是中国这一片贫瘠国土的最北边了。当我们到达福州府附近的闽江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山上可以看到植被了，这当然是因为这儿的土地要更肥沃一些。福建北部和整个浙江省的情况都是如此。我曾爬到闽江入海口附近海拔三千英尺的山上，看到山顶上的土地都被开垦了。山上的土地属于砾质壤土，虽然远谈不上肥沃，但它却包含了更多的植物质和腐殖质，而且土层也更深厚。这些额外的植物质使得土地更肥沃，足以维持庄稼的生长成熟，从而使农民的辛苦劳作得到相应的报酬。当然，有些山地比别的山地要更高产一些，比如福建和浙江的茶叶产区，它们不仅更肥沃，而且还被赋予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特点。一篇得到广泛认可的有关中国的文章曾经分析过茶叶产区的土地特点，它说：“中国的茶田基本上全由细小的石英砂组成——约占84%，以及一定数量的碳酸铁和碳酸铝，只有1%的植物质。”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怎么得来的，又是针对哪儿的茶田做的分析？也许是针对广州附近的红茶产区吧，但如果这是针对北部茶叶产区的肥沃土地作出的分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即使是在这儿，以及中国中部最肥沃的山区，也并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大部分山地甚至全部山地都被开垦出来了，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山地都还保留着原始风貌，从来就没有人去开垦过。我急于指出这一点，是想纠正那些被误导的读者，他们相信，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不管多么荒凉多么贫瘠，都被勤劳肯干而又技术出众的中国人开垦出来了。我自己在来中国之前，也是带着同样的想法，但第一眼看到这些崎岖多山的海岸，我就明白自己错了。不幸的是，对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总是倾向于走极端，不是把它想象成全然荒芜，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富裕的天堂。

就象山地一样，在中国，不同省份的河谷或平原中的土地也千差万别。 这些河谷或平原的海拔都很低，很多情况下甚至比河流和运河的水面还低。在南方，土地中包含着硬度很高的硬粘土，以及小部分沙土，但几乎没有植物质和腐殖质。这就是广州和澳门的土地特点，实际上，南方省份的土地都是如此，除非是在大城镇附近，因为施肥的影响，土地的自然特性也许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香港以北四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不仅是山地不再贫瘠，河谷与平原中的土地特性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在闽江流域，与南方土地几乎全由硬粘土构成不同，这儿的土地也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植物质，因而是一种很好的壤土，有点类似于我们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好的麦地，出产的庄稼品质也很好。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河谷海拔越低，其土地特性就越接近南方的硬粘土，反之亦然。比如，以河流和运河的水平面为基准的话，上海地区的土地要比宁波地区的高上几英尺，宁波的土地中所含有的硬粘土就比上海的要多，所包含的植物质则比上海的要少一些，远不如上海棉田那么肥沃。

稻米，作为主要食物，自然是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主要农作物。在南方，气温较高的几个月里，可以成活两季水稻，冬天还可以再种一季耐寒作物。

春天，在冬季作物从田里收割之后，就要开始为播种早稻而平整土地了。用水牛或公牛拉的犁，看起来很简陋，但可能比我们英国的犁更合用一些，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英国的犁显得太重了，很难控制[2]。稻田在翻耕之前通常都要放水淹平，翻耕稻田就是把一层六到八英寸深的泥土和着水一起翻上来，这层泥土下面就是坚硬的硬粘土层。耕田的时候，犁头绝不会深入到表层泥土以下，所以耕田的人和牛在田里艰苦劳作的时候，能够在表层泥土下稳稳站住。南方通常使用的水牛很适合这一工作，因为它喜欢在泥浆里滚来滚去，常常泡在稻田旁边的运河里面戏水玩。但对犁田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个遭罪又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儿，不过人们还是干得很欢。犁田之后就是耙田，主要是为了把表层土壤耙松，不让土地结块，或者是为了把肥料埋到土壤当中去。所以这儿的耙没有我们英国那种长长的耙齿，在耙被拖着往前的时候，农民们需要站在耙上，把耙压在泥土里。犁田和耙田不只是松松土，而是要把整块土地搅拌在一起，直到它成为一个泥潭，泥土变得又滑又软才告结束。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往田里插稻秧了。

在平整稻田之前，人们就已经播下稻种了，秧苗密密地种在一小块施了很多肥料的秧田里。等到稻田平整好了，秧田里的秧苗就可以移栽到稻田中去了。有时候，在播种之前，中国人会把稻种放在厩肥中浸泡几天，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南方较为常见，并不通行于全国。

人们把秧苗从秧田里小心地扯出来，然后送到稻田中。这些稻田现在很平整，里面放满了水， 水深三英寸。秧苗被一排一排地分栽进稻田，每排大概包含十二撮秧苗，行距则在十到十二英寸左右。栽秧速度快得惊人，农民们将一些秧苗夹在左臂下面，把它一捆捆地扔在将要栽种的稻田里，他们很清楚需要多少秧苗，几乎可以精确到以棵为单位计算。这些一捆一捆的秧苗然后被拾起来，从中分出数量适中的一小撮秧苗，用手插进泥土中，等到把手抽出来以后，混合着一部分泥土的水马上就流进洞中，把秧苗的根部覆盖起来，秧苗就这样栽好并保护起来，用不着再费什么事了。

在南方，早稻在六月底七月初就可以收割了。在早稻成熟以前，另一季稻子的秧苗就已经播种在秧田或稻田的某个角落里了。等到稻田重新犁过，平整好之后，这些秧苗就可以马上移栽进去。第二季稻子十一月可以收割。

在宁波这样的纬度位置，北纬30度，夏天不像南方那样长，所以不能像南方那样种植庄稼。宁波的农民在夏天也能收获两季稻子，其做法是，在第一季水稻种下去之后两到三星期左右，把第二季水稻也交错地种进去。栽种第一季稻子的时间是在五月中旬，收割则要到八月初，这时候交错种植的第二季稻子才长到一英尺高左右，还是绿油油的。等到第一季稻子收割完，要将其土地深翻一遍并施上肥，第二季稻子这时有了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成熟得特别快，大概十一月中旬就可以开镰收割了。

到了再北边一百英里的上海地区，夏天就更短了，即使是宁波的办法也不能保证双季稻了，所以上海的农民只好满足于收获一季稻子，这季稻子在五月底种下，十月初收割。

五月份东北季风转变的时候，降雨量很大，对农民来说，这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他要种水稻，还因为这个季节里的其它众多的农业活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各项农业活动，有着很强的机器运转一般的规律性。如果对这些规律产生的背景做个小小的调查的话，只做有关农业方面的背景做调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规律，并不像米提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那样是随意规定出来的，而是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制定的，正因为遵从了大自然规律，各种农业活动才可能获得成功。就如稻子和棉花要种在低地，而红薯要种在山上，一年又一年，每年都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这些规律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什么个人成见，也不是因为有皇帝的诏命，它们不过是过去生产经验的总结。经验告诉农民，这个时候适合做这些农活，因为这时候断断续续会下很多雨，雨水可以让泥土和空气更滋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幼苗才能在泥土中把根扎牢，才能把足够的养分输送到茎干上去。

水稻生长期间，如果能取到水的话，稻田里总是要把水放满。山脚下的梯田靠山上流下来的溪水灌溉。要是稻田比附近河流和运河的水面高，则靠水车车水来灌溉，全中国各地都在使用这种著名的工具。水车有三种，主要原理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在于其驱动方式：一种靠手摇，一种靠脚踩，第三种则靠畜力，一般是水牛或公牛。稻田就这样一直泡在水中，直到稻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才不再需要水。在夏天，还要到田里去耘一两次田，这样做即使不是必须，至少也是很有好处的，耘田是为了把水稻根部周围的泥土翻搅一遍，同时把长出来的杂草除去。如果天气潮湿，稻田里的水就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农民们淌着齐膝的泥水在田里收割水稻。

等到水稻成熟，人们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有点像我们英国人的镰刀——来收割它。收割上来的稻谷一般就在稻田里马上脱粒，但有时候，特别是在北方，人们把稻谷扎成一捆一捆的，挑回家然后再脱粒。实际上，中国北方的各项农活与欧洲非常相像。

有关中国的著作几乎都会提到梯田，就像其它东西一样，它们要不被作者过分夸大，要不就被过分贬低。就我而言，福州府附近闽江边上的梯田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至少它带给我的震撼在别的地方都不曾有过。沿着美丽的闽江上溯，两旁的梯田就像通到山上去的楼梯，一层叠着一层，有时候可以上升到海拔六百到八百英尺高的地方。当水稻或其它庄稼还很幼嫩的时候，这些梯田都披上一层耀眼的新绿，在荒芜贫瘠的群山中，它们就像一座座花园。中国人采用梯田系统，或者是为了使得山坡上能够蓄水以便种植水稻，或者是为了避免大雨将其它农作物根部的浮土冲刷到山下去。于是所有的山坡都被开成了梯田，这些梯田并不需要像稻田那样水平，只要平得可以阻断雨水冲到山下去的势头就可以。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种在山上的红薯和其它农作物，通常都是沿着横向的或者说水平方向的垄坎种植，而不是纵向的垄坎，事实上，如果纵向安排垄坎，初夏时节的大雨将把山上的浮土与这些农作物一起冲下山去。

水稻种在较低的梯田上。人们通常会从山谷中引出一条水沟，这条水沟从山中穿过，来到最高处的梯田，水流进梯田并将这一块水平的土地淹平。当梯田的水位上升到三或四英寸时，对于种植水稻来说，这么高的水位已经足够了，水就从田畔特意留出的缺口处流到下面一层梯田中，把这一层梯田也同样淹平。就这样水一直流到最低处的梯田。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种植水稻的梯田都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灌溉用水，直到稻杆呈现出金黄的成熟光泽，不再需要水了，这时候人们就不再把流水引到梯田中来，而是让它顺着原来的水道流走，或是把它引到山里面别的地方，去灌溉其它庄稼。山里面溪流众多，遍布整个山区，这些溪流对农民来说非常重要，它们一般从较高海拔的山谷中喷涌出来，农民们可以随意把这些溪流引到较低的山地。把溪流从一个地方引到另一个地方，看到水流在自己面前如此驯服，没有什么别的农活能比这个更让农民们高兴的了。在我游历这一地区的时候，当地人经常提醒我注意这些他们开凿的沟渠，我恭维他们做得很出色，这让他们非常高兴。类似灌溉方式并不限于稻田，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香港的颠地洋行花园监督栽种一些大树和灌木的时候，树木种好以后，我给它们浇了很多水，并且要求园丁第二天早晨再浇同样多的水。第二天，当我回到种树的地方，我吃惊地发现有一条小水渠，被分成很多水道，在这些新栽树木之间汩汩流动。因为这儿本来是没有水渠的，我顺着它查看水源所在，发现它是从附近山谷中引过来的，这样做比用水桶一趟一趟地提水要轻松得多，同时效果也更好。

低地上还种植了其它一些夏季作物。比如，在南方各省，大量种植莲藕，这种作物价值较高；菱角、蓖麻、荸荠、空心菜，以及其它一些蔬菜，这些蔬菜在中国各个市场上需求量都很大。此外，甘蔗在广东省和福建省也有大面积种植，也许中国其它一些地区也有甘蔗种植。

在江苏省，我注意到一种名为“天青”的植物，当地农民种植它主要是为了得到一种蓝色的染料。中国南方各省大量种植并生产靛蓝，此外，每年还要从马尼拉和马六甲海峡各地大量进口这种染料。但在北方各省，我从来没看到过靛蓝这种作物，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冬天太冷的缘故，所以它的位置就被天青取代了。天青叶子的加工方式与普通靛蓝叶子的加工一样。叶汁的颜色最初呈蓝绿色，在充分搅拌和暴露在空气中以后，它的颜色变得更深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蒸发让它变得更粘稠了，但我没观察到这一加工过程。

山区的夏季作物当然与平原的有所不同。从福建省往北，一直到长江三角洲，这儿的山地是中国最肥沃的山地之一。通过我上文介绍过的办法，这些山地都已经开发成了梯田，主要农作物是红薯和花生，因为水稻种在较低的梯田上，所以我没有把水稻计算在内。在南方各省，冬天气候温和，整个冬天，红薯一般都留在地里，但是北方的冬天很冷，为了保护红薯，当地人不得不把它们挖出来。等到四月份，再把那些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红薯，密密地种在房子附近或土地一角的苗圃中，它们很快就吐出新芽，等到五月初的时候，这些新芽就可以移栽了。与此同时，山坡上的红薯地也都平整好了，一行行水平方向的垄坎，其行距大概在两英尺左右。大约5月10日到12日左右，这些红薯苗就被切下来，移栽到地里面，它们长得就像茅草一样快。红薯长势如此喜人，真是让人吃惊，而且也没见到农民们怎么去照料它们。但请记住，这时正好是季风转换的节气，雨季刚刚开始，天空总是阴阴的，难得有那么一天不下几场阵雨，所以空气湿得都可以拧出水来。花生在南方各省种植最为广泛，特别是在福建省，红薯则更适合北边一点的省区，在这些地方的山区，红薯是主要粮食作物。

在澳门和广州附近，冬季农作物当中也包括了很多我们欧洲人吃的东西，比如土豆、豌豆、洋葱和卷心菜等等，种植这些东西是为了供应给住在香港和广州的欧洲人。这儿一般是在十月份种植我们欧洲的土豆，人们认为这个时候栽种才能获得好收成，但由于土豆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种植户们就想方设法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停地种土豆。有几个中国地产的卷心菜品种，冬天的时候，不管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广泛种植。这几个品种不像我们的卷心菜，中间没有硬硬的菜心，如果出口到英国去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市场。山东和北京出产的著名的“白菜”，或者说白色卷心菜，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蔬菜。中国南方种不了白菜，都是夏天的时候在北方各地出产。每年秋天，大量美味的白菜从北方用帆船运往南方，正好赶上十月份开始刮东北季风的时候。

在北方各省，主要的冬季农作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大豆、油菜，以及其它不甚知名的蔬菜。这些农作物既可以种在山上，也可以种在平地上，同一块地，夏天种红薯，冬天就种这些东西。在南京地区，一般是十月份播种这些作物，种在那些刚收完夏季水稻或棉花的土地上。通常是在棉花或其它夏季作物还没收割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冬季作物种到地里面去了，幼苗在棉花等作物间生长出来，准备在后者收割之后取代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各种农作物都有充足的成熟时间。福建的小麦和大麦四月份成熟，上海邻近地区的则要到五月中旬左右才成熟。在泉州和厦门附近，小麦长得很差，农民们用手就能把小麦扯出来，就像我们英格兰和苏格兰沼泽地里种的小麦一样。上海肥沃土地上长出来的小麦和大麦当然要好不少，但不论是小麦还是大麦，其品种都比我们英国的低劣得多，而且因为中国人把它们种得太密，所以它们通常都长得很高，但结出来的麦穗和麦粒却偏小。大豆和豌豆看起来与我们英国的品种完全一样，但肯定是中国北方土产的品种。为了从油菜籽中榨油，人们大量种植油菜，秋天种到田里，等到四月或五月份，油菜籽就成熟了，收割之后的土地正好赶上种水稻。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说，所有土地的使用都像这样很有规律，而且，像有些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土地一刻都不曾闲置抛荒，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舟山岛，以及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全部稻米产区，冬季时要种植两种主要用作绿肥的植物，一种是小冠花属，另一种是三叶草，或者说红花草。秋天的时候，在潮湿的稻田上堆起高垄，类似于人们栽种西芹的那种垄坎，绿肥种子就播种在这些垄坎上面，行距为五英寸。 过不了几天，它们就开始发芽了，离冬天结束还很早的时候，垄坎上就已经长满了茂草。绿肥就这样一直生长到四月份，等到需要为栽种水稻平整土地了，这时把垄坎推平，新鲜的绿肥于是散落在稻田表面。等到稻田中灌满了水，又用犁、耙翻耕、松土，这些散落在田里的绿肥于是半埋入泥水中，很快就开始腐烂，散发出一股很难闻的腐败气息。在这一地区，所有的稻田通常都是用这种办法沤肥，绿肥腐烂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氨，无疑给秧苗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这一地区柴草稀缺，所以大部分的稻草、棉花秆和干草，这些本来应该用来肥田的东西都被当作燃料烧掉了。 为了肥田，农民们只好种植绿肥。使用新鲜绿肥，而不是事先将它们沤好，这肯定来自于农民千百年来的经验，他们发现这样对秧苗的生长最有利。中国农民并不是什么化学家，他们对于植物物理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某一次偶然情况中，他们的祖先发现采用这套办法很有好处，于是以后也照着施行，并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

早稻收割以后，稻田里就只留下错行栽种的晚稻了，它要到秋天才成熟。在翻耕栽种早稻的那行土地时，早稻稻茬和部分稻秆都被埋到泥水中去，它们很快开始腐烂，就像春天时的绿肥一样，给晚稻提供养分。各种鱼虾也通常像这样用做肥料，给稻田施肥。

草木灰是另一种价值很高的肥料，在所有农业地区使用得都很常见。夏天的几个月里，人们把各种各样的植物垃圾都收集起来，堆在路旁，这里面包括稻草、杂草以及树木果皮等，然后放火慢慢地焚烧几天，直到所有这些散发恶臭的植物垃圾都烧光了，化为一堆具有充足养分的馀烬。之后再把这些馀烬翻搅几次，直到它看起来像英国农田里使用的腐殖土。这种肥料并不是用来撒在田里，而是用来覆盖种子，其方法如下：在播种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挖坑，另一个人跟在后面点种，第三个人则抓起一把这种肥料，把它覆盖在种子上面。由于这种肥料的主要成分是植物质，它能使种子在发芽期间保持一种疏松而又潮湿的环境，同时又给种子提供养分。中国平原上的粘性土壤容易给发芽期间的种子造成伤害，草木灰这种肥料对改良粘性土壤，不管是从物理上还是化学上，都有好处。通过上述播种方式培育出的幼苗，能够获得所需养料以满足其最初的生长，然后幼苗才有机会吸收粘性土壤中的物质，把根牢牢地扎到土里去。

通常称为“粕饼”的肥料，捏碎之后，其使用方式和草木灰一样，此外，它也可以撒到土地表面。粕饼是各种植物种子榨油后剩下的残渣，比如乌桕树、各种豆类作物，以及上面提到的油菜等植物的种子。中国农村对这种肥料需求量极大，因而在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中所占比重都相当大。骨头、贝壳、陈石灰，烟灰、灰烬、毛发，以及各种垃圾，也被农民们争先抢购用来肥田。

在广州附近的花地，苗圃老板们有一种很奇特的营养土，他们把这种营养土切成一个个小方块，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帮助盆栽植物的生长。这些营养土主要是从附近种植莲花的池塘和湖泊中挖来，价值很高，品质最好的泥土，其要价是一元钱三担[3]，两元钱七担。品质差一些的泥土常常装在用竹木编成的箱子里从广州出口到英国。

为了让庄稼能够茂盛地生长，与其它肥料相比，农民们最想得到的是粪肥。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最方便最明显的地方，都有一个大水箱或是陶罐放在那儿，用来收集这些粪肥。在欧洲任何一个文明城市，这种做法都会让人觉得受不了，很讨厌，但在这儿，不管什么阶层，有钱的没钱的，都堂而皇之、心安理得地这样做着。我相信，如果你向中国人抱怨这些粪肥桶不断散发出来的恶臭，他们定会觉得无比吃惊。几乎每个中国的市镇都建在河流或运河旁，河水通常被引到城下，绕着城墙流淌，这样起到护城河的作用，同时河水也被引入到城市的很多地方。在城里的这些地方，都停着长长的大木船，大便、小便就倒进这些船里，然后由船把它们运到乡下去。城市周边土地所需的粪肥则通常是由挑夫们运送过去，每天早晨，挑夫们挑着一担自家田里出产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卖，回家的时候则挑着两桶粪肥，粪桶在担子两头晃晃悠悠。英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把大便、小便倒进粪池，然后就把它搁在那儿发酵，直到把它们浇到田里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不总是如此。在北方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粪肥都是未经发酵就直接浇到田里去了，当然，在给庄稼施肥之前，这些粪肥都用水给充分稀释过了。毫无疑问，中国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新鲜粪肥的肥力肯定要强得多，而在发酵之后，粪肥中的大部分氨气都已经跑光了。就我所知，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检测粪肥的办法，但他们似乎很清楚，如果任由粪肥暴露在空气中，随着氨气的释放和消散，其肥力将大打折扣。所以，无需发酵和腐化，粪肥直接就被浇到庄稼上去了。下午时分，或天气多云的日子里，农民们从附近的池塘或运河中提水，倒进粪池中稀释粪肥。等到这些做好之后，他们把粪桶装满，像往常一样，竹扁担两头一边一桶挑到地头。到了田里面，每个人都手拿一个竹制长柄小勺，用它舀起粪水，然后浇到庄稼上去。像这么强劲的肥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给庄稼带来一些伤害，但如果是在庄稼还很幼小，还在蓬勃生长的时候，这样施肥使得幼苗得以吸收其中的氨气，对幼苗的生长和促进丰产都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稀释后的粪肥一般施用于小麦、大麦、各种卷心菜，以及其它一些园艺植物，但不适用水稻，因为水稻生长期间，稻田一直都被水浸没着。

粪肥有时候也在经过发酵和腐化后再使用，即使如此，它的肥力仍然很强。在广州附近的苗圃，晒干后的粪肥经常和莲塘中挖出来的塘泥混在一起，用来帮助盆栽植物生长，或者用来给苗圃中某种特别喜欢的树木施肥。

尽管有时候土地也会有几个月的抛荒时间，但并没有一个定期的休耕制度。农作物的轮作也不是很常见。实际上，就平原低地而言，这儿的土地都是那种硬粘土，可以连续不断地出产大米，无需担心土地的负担过重以至土地肥力穷竭的问题，所以不需要轮作。

[1] 译者按：作者这儿指的是皇帝亲自参加的“藉田”仪式

[2] 有几架英国犁被送到中国，免费提供给中国人使用，但他们不想用它们。

[3] 中国的一担相当于133又1/4磅。

第十五章

重返舟山——以前都认为舟山不适合居住——最初驻扎在舟山的英军部队的死亡率——舟山岛其实很宜人——作为英国殖民地，舟山比香港要优越得多——有关中英南京条约——宁波——官员们的花园——中国女人的举止——前往香港[1]——中国人的坟墓——最佳的坟墓选址——风水先生们的说辞——风水先生们如何欺骗人们——人们向李太郭先生请教坟墓选址的好坏——有关坟墓的大概介绍——亲属们要定期扫墓——不同形状的坟墓——田地里摆放的棺材——存放棺材的祠庙——松江府附近的墓地——中国人喜欢在坟墓上种的花儿

我第一次到舟山是在1843年的秋冬季节，到了1844年，从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春天结束，我又得到一些机会，时断时续地考察这个美丽的岛屿。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前那些有关舟山气候的恶劣印象都完全消失了，这儿有着中国沿海最宜人的气候。

记得英国军队刚刚占领舟山岛的时候，军队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每个人都说这个岛的气候在中国是最差的，不适合居住。军队中流行恶性感冒，很多英勇的士兵因此而丧命。其中又以皇家第2苏格兰步兵团的损失最为严重，这个团那时候驻扎在一个绿色的山丘上，俯瞰整个城市，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肯定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儿更卫生的了。这个山丘至今还叫“苏格兰步兵团山”,只是山头到处都是安葬着我们同胞的累累坟墓。

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么高的死亡率是由别的原因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定海县城周边的稻田。伤病人员被从香港、厦门送到这儿来进行康复治疗。驻扎在舟山的部队，其风貌也与香港部队有明显的区别。马德拉斯团的马克维医生，在这方面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经常说，如果有好的医疗技术，再加上一般的护理，这个美丽的岛屿可以成为英军在东方最宜人的驻扎基地。事实上，大家现在似乎都有些后悔，我们应该夺取舟山，把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以此保护我们的对华贸易，而不是把荒凉、气候又不好的香港作为我们的殖民地。有人甚至走得更远，建议政府仍然要采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会很遗憾地发现，像英国这样一个又伟大又崇高的国家，在与中国这样软弱无力的国家达成严肃条约时，完全就不需要和中国进行什么谈判，也无需做出什么承诺，只要英国稍稍做出不答应的样子，就会促使中国政府放弃舟山岛，哪怕这个岛非常重要，可以控制整个中国中部那些最重要的地方。可是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没把这笔买卖做好，但木已成舟，我们也只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得到舟山，我们不光是可以为英国军队、商人提供一个完美的根据地，也可以保护我们在中国北方的贸易，这些贸易，最终将比我们在广州的贸易重要得多。而且，这样的话，我们就将在一个更广大、更重要的世界区域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而英国商人迟早都要进入这一区域。显然，我在这儿指的是日本和朝鲜，从舟山出发，这两个迄今都还没对欧洲开放的国家都在几天的航程之内。 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2]

春天的舟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它让英国人想起自己的家乡，早晨，露珠在青草上闪耀，空气又清冽又新鲜，鸟儿在树梢上歌唱，花儿结成一条条彩带，从树上和篱笆上垂下来。

岛上的新植物，有些我在去年秋天就已经发现了，现在则是第一次看到它们开花的样子。早春的时候，山坡上开满了一种漂亮的黄色瑞香花；杜鹃花也到处都是，一种我曾经介绍过的最美最引人注目的花儿，这个时候开得正艳。漂亮的醉鱼草新品种，外形非常优美，紫色花朵带着长长的花穗，从山坡树篱上繁密地披挂下来，这种花常常与著名的紫藤花长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植物，中国北方最漂亮的花卉之一，锦带花，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花，还是在岛上定海县城一个中国官员的花园里。在这个春天，锦带花的枝条上开满了高贵的玫瑰红花朵，赢得所有人的交口称赞，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所有这些植物以及其它一些品种，虽然都是舟山地产的，它们现在都已经移栽到英国的花园里了。

宁波位于大陆上，大概在舟山以西四十英里左右。这个夏天我在不同的时间去过宁波几次，路上遇到的麻烦，比起去年秋天来要少得多。我现在会说一点中国话，对整个城市很熟悉，知道官员们的花园和苗圃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官员们对英国人以及其它外国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奇，因为这些洋人有可能就要在这个港口定居下来了。我很快就感觉到，由于我和这些官员可以用中国话进行交谈，他们都很欢迎我的到来。那些苗圃老板发现，我付给他们的钱和他们从自己同胞那里赚到的钱一样好使，于是他们也把羞怯之心抛到一边，凡是我看上的植物，他们都急于推销给我。

官员们的花园里一派热闹的景象，特别是在每年的头几个月里。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花园里有很多很漂亮让人很感兴趣的植物新品种。五月的一个晴朗早晨，我一走进某个花园的大门，就被一大团黄花吸引住了。这些花儿铺满了一大块墙面，花色也不是普通的黄色，而是带了一点浅黄，让这种花儿显得很别致，因而更引人注目。我立即跑上前去，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双黄藤本月季新品种。根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这种月季原产于中国更北方一些的地区，因此我敢断定，它能够很好地适应较冷的欧洲。 另一种月季，中国人把它叫做“五色月季”，也是此次宁波之行在另一个花园中发现的，本地人通常把它归到月季这一类去，但其开花方式却既特别又漂亮。有时候，它只开单一颜色的花，——或者红色或者法国白色，很多情况下，在同一棵花树上，两种单一颜色的花朵都有——，另外一些时候，每朵花上又都两种颜色的花纹。这种花也像普通月季一样耐寒。

我们通常都认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是不能与外人相见的。在这方面，中国风俗确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儿的女性，就像大多数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的女性一样，都隐在幕后，比起她们的丈夫，她们被认为是低人一等。比如说，她们不能和男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看戏的时候，她们必须躲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样，她们既能看到台上的表演，又不暴露自己。但即使有这样一些风俗，妇女也还是不能完全与社会隔绝，至少，她们就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受宠若惊。带着极强的好奇心，她们聚拢在我的周围。起初，她们都非常害羞，只是从门窗后面偷偷地窥视我，但是，渐渐地，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害羞心理，她们开始镇定自若地站在一旁观看。 通常她们都会隔着一小段距离，但如果你往她们站立的地方移动，她们会假装受了很大的惊吓，四散逃开，可是不久就又回到原地。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坟墓，这些坟墓，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在南方，当地人并没有像我们英国那样的固定的墓地或墓园，死者坟墓就散乱地分布在山坡各处，通常都选择那些位置最好的地方。比较富裕的人家经常把死者埋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们要请一个风水先生，这个人的职责就是替死者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安葬之地，他随着灵枢一起来到指定的地方，装模作样地显得在看阴宅位置方面很内行的样子，同时他还要查看土地情形，因为若干年后，死者朽化成灰，总是要归于尘土的。经过查勘，如果他觉得这块地不合适，马上就会要求送葬队伍继续行进，前往附近的下一个地点，直到他觉得合适为止。我估计，很多中国人生前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墓穴，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大商人前去拜访年迈的伍秉鉴[3]，一位已逝的广州行商，外面送进来一个托盘，托盘上摆着几坨不同种类的泥土，伍秉鉴仔细地察看着这些泥土，然后挑中了一种，他希望将来能够委身其中。

选择坟地时，背山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特别是当这个位置还面临一片美丽的海湾或湖泊时，那就更好了。不过，我认为，在所有的坟地位置中，如果有那么一条小河，在山脚下曲折萦绕，那么，把坟墓安在这样的山脚下，应该是人们最满意的。风水先生们手握罗盘，还要确定尸体应该朝哪个方向摆放，这也是关乎风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位老相识，很聪明的一个中国人，他告诉我，风水先生在劝说人们听从他的吩咐以获得将来幸福的时候，所说的话语通常都非常具有鼓动性，风水先生告诉人们，如果关心、尊重他们父辈的遗骸，那么，作为一种回报，他们或他们的子孙，或者某位他们最关心的人，来世就将享受荣华富贵。就像站在他们父亲坟前所看到的那条小河一样，河水洋洋，流走又萦绕着流回来，他们的生活也将像河水一样平静、快乐，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葬入坟墓，就像河水回流一样，得到儿孙辈的尊重、爱戴，馨享儿孙对自己的吊祭。

这些风水先生通常都是欺诈成性，他们利用人们的盲信来牟利。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死者入土一段时间后，风水先生会上门拜访死者的亲人，告诉他们，说是由于某个他编造出来的原因，现在必须给死者迁坟。如果死者亲人拒绝这样做，风水先生就会威胁他们：“那好，我不管了。但以后你死了，你的子孙或亲人也可能会这样对待你的遗体，你在阴间的生活将很痛苦。”可怜的人们受到欺骗，心里感到不安，于是掏出更多的钱来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墓地。

已故的李太郭先生[4]，有一次在闽江江边的山间散步时，来到一个墓园之中，人们以为他精于选址，于是死者的亲属们都围着他，向他咨询坟地位置的好坏。李太郭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位置的好坏将给子孙带来相应的祸福。这些江西来的堪舆师、风水先生或者说算命先生，他们根据地形判断吉凶，从中上下其手，赚了很多钱。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说法并不相同，所以人们也乐于听一听陌生人的意见。”

在我游历中国南方的过程中，我经常在山中最偏僻的地方碰到一些坟墓。 这些坟墓的外形都差不多，通常是在山坡上箍出一个半圆形的结构，死者就埋在后面。 有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坟墓前面，会修砌好几级半圆形的台阶。有钱人家的墓地，这种半圆形结构都用砖或石头砌成，规模也更大一些。在半圆形结构的中间，当然也就是靠近尸体的位置，树着一块刻有文字的墓碑，加略利先生[5]是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他告诉我，墓碑上的描述通常都非常简单，只是刻上逝者的姓名，他死于哪个朝代哪一年等。中国墓碑上的文字都很平实，一点也不夸张。有些情况下，我不知道是否全都是这样，在尸体腐烂后，要把骨殖从坟墓中挖出来，小心地把它们装进一个陶罐，然后把陶罐放置在山坡的地面上[6]。死者亲属会在每年规定的时间里，前来给这些陶罐和坟墓进行祭扫。他们先给家长或者族长上坟，然后依次是各个家族成员的坟墓。在这些坟墓前面，他们献上供品，焚香祭扫。扫墓结束以后，他们要在一起会餐。

有一、两次，正好是扫墓的时节，我深入到内陆的大山之中，即使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区，我也碰到了不少前来扫墓的人群。看到他们聚集在坟前，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感动的一幕。他们向死者献上各种供品，表达他们对死者的崇敬和热爱。 这里面有跪在丈夫坟前的寡妇；有为父亲或母亲而哀哀哭泣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年龄都还很小；有时候，也有白发老人，他们原本指望能在风烛残年得到子孙的赡养，可如今体味到的却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他们清除掉坟墓周围的荒草、杂草，然后种上喜爱的花木，用以装点坟墓，使坟墓变得绚烂一些。

在厦门附近，埋葬死者的坟墓不再到处都是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厦门人口众多，不得不如此。但在这儿的农村，就如其南边的省份一样，我有时在那些偏僻的、人迹罕至的山里面，也会碰到一些坟墓，不过很明显，这些坟墓都属于有钱人家。

越往北，圆形坟墓越少，坟墓的外形开始变得多样化了。在舟山、宁波以及这一地区的其它地方，很多棺材就放在地面上，只是在棺材上面苫盖一层稻草。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公共大马路的两旁、河流或运河的堤坝上，森林里或者乡下较为偏远的地方，都可以放置棺材。 有时候，苫盖的稻草都已经全然不见了，棺木也朽坏了，那些死去的中国人的遗骸都暴露在外边。在舟山岛的一处山坡上，骷髅和骨架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当我在这个地方漫长的树木丛中穿行时，不止一次地踩到了棺材板上。

我相信，在这一带，那些有钱人家通常还是会把死者埋到地下去，有些还会建起一个很庄重很大方的坟墓。舟山岛上就有三四个这样的坟墓。在埋葬死者的坟堆前面，铺了一条很美的路，还有精美的石雕，与南方圆形坟墓不同，这几个坟墓都用砖石砌成方形。墓地四周通常都像英国一样，我想全世界大概都是如此，种上一些苍松翠柏之类的。乔瑟林爵士，在他的《中国行军记》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一番生动、恰当的描写：“山坡上就像随意栽种的一样，到处都是一丛丛的松树，透过密密的松叶，可以看到民房和寺庙的屋顶，林间景象也随之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些众多的小树林中，不仅是行人为其优美的景致吸引而停下脚步，死者也挑中这儿作为他们的长眠之地。坟墓上长着一些甜甜的铁线莲和芬芳的花朵，看着眼前这静谧的景象，哪怕是最粗心的人面对如此美丽的坟墓，恐怕也不能无动于衷吧。”

在上海一带，我经常看到一些大房子，看起来像是有钱人家专门建来作为祠庙的。在这些大房子里，通常在其中的某个大厅停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摆着很多神像的祭坛，祭坛前即使是大白天也高烧着祭献给死者的香烛，死者亲属就在这儿举行各种各样的祭奠仪式。在这些祠庙或者说家庙外面，通常种着一些松树。有时候，在死者遗骸入土之后，庙里面便只剩下祭坛和一些相关记录，通常会安排一位仆人和他的家庭留下来照顾这些东西。

英国人刚开始在上海定居的时候，有些人曾想着到农村去买所房子，这样他们全家便可以享受悠闲的生活和新鲜的空气。1843年年底的一天，我陪着一位老朋友，着手操作这样的事情。离开上海六到八英里之后，我们注意到附近林子里有一所看起来很不错的房子，于是决定进去看看，问问房主是否愿意转让它。我们走近房子，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连狗，这个一直和我们作对的敌人，似乎对我们也没有生出任何疑心。路上的中国人——我们身后一直跟着不少中国人，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看到我们走向这所房子，都远远地停下来，非常感兴趣地看着我们。 我们敲响了房子的大门，然后走到一边，以免应门的人看到来访者是个红毛精，或者说红毛怪物，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英国人，我们深知，如果让他们看到我们，这闭门羹恐怕是吃定了。过了几秒钟，我们听到了脚步声，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用汉语嘟囔了几声，那位可怜的家伙，推开门的时候还完全不知道危险就迫在眉睫呢。我永远也忘不了，当他看到我们静静地走进房子时，他脸上露出来的那种又震惊又恐怖的表情。与此同时，看到他上当受骗后的窘样，外面的那群中国人爆发出了一阵开心的大笑。

我们于是走到院子当中，路面铺设得很整齐，整栋房子看起来保养得也很好。那位吓坏了的向导，领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挨个参观，一切看起来都很适合作乡间别墅，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它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我朋友也说，这是他看到过的最好的一所房子，他一定要争取把它买下来。最后我们来到一间像是主客厅的房间，“啊，这儿可以做我的画室”，我朋友说道，“但这是什么？”朋友接着问道。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具大大的棺材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于是知道，我们闯入了一所专门存放死者遗体的祠庙。

在我深入内陆的游历中，有一次我在松江府城附近看到一座特别奇怪的坟墓。它坐落在山坡上的树林中，很明显，这是城里面特别有钱的人家或某位大人物的坟墓。从山脚一直到半山腰的坟墓所在之地，有一段很宽的石阶供行人拾级而上，台阶两旁立着很多石头雕像。这些石像的出现次序，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如下：首先，一对山羊或绵羊分立两旁，其次是两条狗，第三是两只猫，第四是两匹马，配有马鞍和马笼头，第五是两个巨大的和尚，整个场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但又印象深刻。在宁波也有一座类似的坟墓，但规模要小得多。

中国人种在坟墓上和坟墓间的都是那种又朴素又漂亮的花儿，人们不会在坟墓上栽种昂贵的茶花、牡丹或花园里那些精美的花朵。有时候，人们也会在圆锥形的土馒头——坟堆——顶上种上一些茂草，这些高草随风摆动，很是漂亮。在宁波，人们种的则是野蔷薇，它们很快就爬满了整个坟堆，等到春天蔷薇盛开的时候，坟墓上便开满了一片纯白的花朵。在上海，坟墓上种的是一种漂亮的球茎植物，某种石蒜属花卉，等到秋天它开花的时候，整个坟墓上便全是大片大片绚烂的紫花。我第一次发现银莲花的时候，它正盛开在上海城门附近的坟墓中间，银莲花每年十一月开花，这时其它花朵都已凋谢，所以它最适合用来装点人们的长眠之地。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人们通常要把死者的遗骸在家中摆放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大量这样停放在家中的棺材，从我观察到的情形来看，许多棺材已经摆放好些年了。这些棺材用料厚实，非常坚固，接缝处仔细做过密固处理，所以尸体腐化的时候，并不会有臭味逸出来。

中国人对死去亲人的这种留恋和尊敬，大部分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是年深日久后最终形成的一种强制性的风俗。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们高尚而又纯洁的情感需求，我一点也不怀疑，当这些中国人定期聚集在各自祖先的坟前，祭奠他们的亲人时，他们会想象将来的情形，当他们自己不在人世的时候，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会定期前来给自己扫墓，不会将自己遗忘，这样，他们就将一直活在子孙的心中，不会随着肉体的腐化成泥而彻底消失。

[1] 译者按：前往香港是作者在《漫游中国三年记》中第十七章的一部分内容。《漫游中国三年记》后来作为《两访中国茶乡》的卷一再次出版，这时候，作者把前往香港这部分内容删除了。但标题却仍然保留下来了，应是作者忘了把它删去。

[2] 如果中英之间再发生一场战争，是否应该占领舟山到时就将成为一个问题，占领舟山是否正当也值得讨论，恐怕只能依照当时的情形来判断了。中英条约中还需要作一些很重要的更改：首先，坚持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其次，允许英国商人到全中国各个港口进行贸易；第三，要取消那些荒唐的居住限制条款，这些限制毫无必要，相反，它们容易传递给中国人一些有关外国人的错误观念。如果外国人犯了法，就让中国政府逮捕并惩罚他们好了，或者把他们遣送给最近的英国领事馆。在南方各地区，最后这一条尤其显得必要，因为这儿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更深；而在北方，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地方政府纵容犯罪分子逃逸。如果中英条约能做这样一些变动，我相信，将为我们与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之间的关系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3] 译者按：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商名伍浩官，清朝中叶富商，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家资巨万，长期担任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4] 译者按：即George Tradescant Lay（约1800-1845年），中文名李太郭。李太郭是英国自然学家、传教士、外交官。1836年至1839年间，李太郭作为大英圣书公会传教士前来中国，期间学习了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后进入英国领事界，1843年出任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1844年任驻福州领事，1845年又任厦门领事。同年因病逝世。

[5] 译者按：即Joseph Marie Callery， 中文名加略利，法国人，著名汉学家，曾任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编有《中文百科词典》等书，著有《太平天国初期纪事》等。

[6] 译者按：作者描述的可能是客家风俗。客家有二次葬习俗。

第十六章

中国北方的春天——新花卉品种——从宁波到镇海——各色乘船人等——船舱中的早晨小景——乍浦的满洲城——商店及其贸易——蜂拥而至的围观群众——访问政府官员——官员们提出免费给我提供一条航船——他们的真实意图——与他们周旋的办法——离开乍浦前往上海——平湖一带的村镇——访问产丝区——桑树的种植——育蚕——到达上海——领事馆的信件，内附上海道台的协查通告——令各方满意的回复

整个冬天我都呆在香港和马尼拉，等我回到中国北方，春天也正好刚刚开始。 在这个季节，没有哪个地方比这儿更宜人更舒适的了。风轻轻地吹，天空总是蓝蓝的，早晨则清清凉凉。不久，植物就开始疯长，比我在英国看到的同类植物的生长都要快得多。到四月中旬，落叶乔木和灌木的叶子就都已经长齐了。大麦开始挂穗，油菜开始开花，山坡上，平原上，都是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空气中也洋溢着油菜花的花香。

这个夏天，我的任务是把那些我看中的最有观赏价值的植物都收集完整了，然后亲自照看着，把它们护送回英国。因此，我抓紧时间前去拜访那些老朋友，官员以及苗圃老板等，趁着植物开花的时候，挑选自己中意的品种。

从宁波到上海大概有一百英里。我在宁波地区的考察工作结束了，急于回到上海，越快越好，这样才赶得上看杜鹃花开花，我很想把这种花也纳入到我的收藏中来。再过两个星期，杜鹃花的花期就要过了，一旦错过，我就没办法辨别它们的品种。从宁波到上海有两条路，一条是外国人可以走的，另一条则只让中国人走。按照那条合法的路线，必须先到东边大概三十或四十英里以外的舟山，当时舟山还控制在英军手中，然后从舟山找机会登船驶往吴淞或上海。我知道，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我很可能要在舟山等上八到十天，才能碰到一条这样的船，这样的耽搁会让我的计划彻底泡汤。 我于是决定，走那条明令禁止的路线，到时候再随机应便。

陆上的行程非常有趣。当我到达位于镇海的甬江入海口时，我发现有几条小船当天晚上就要驶往乍浦[1]，我立即登上了其中的一条船。 我很诧异到现在为止我的行程都如此顺利，我原本以为一开始我就会遇到极大的麻烦。我后来发现，这要归功于我的中国仆人，他正好是镇海本地人，认识那条船的船主。他劝说船主，让我走这条路线不会有什么坏处，反正，到了乍浦，他能够让我很容易就登陆到岸上，没人会知道我是怎么来到乍浦的。

晚上，因为风和海潮，也为了等到更多的乘客和货物，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然后终于启锚出发了。横穿杭州湾的时候，海潮非常迅疾，中国帆船和小艇只有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才渡得过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小船上那些旅客朋友们，奇奇怪怪的各色人等都有。我们挤在小船中部的船舱中，床铺沿船身两侧排下去，中间只留下勉强可以通行的空间。旅客当中有些是令人尊敬的商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身上也有一些让人不快的卫生习惯。在他们那暖暖和和的衣服褶皱里，慷慨地滋养了很多虱子。 在我的床铺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箱子、枪盒以及其它一两个盒子把我的床围起来，如果可能的话，防止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生物离开它们那正直仁慈的主人，到我这儿来安家落户。但即使是这样小心在意，我也还是不可能把自己与中国人隔离开来，因为船身的颠簸倾侧有时候会让我们从船的一边滚到另一边去。

大半个夜晚，中国人都在吸食鸦片和香烟中度过。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船舱中换上了另一副奇特的景象。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进入到酣睡之中，经过小船整晚的颠簸抛掷，他们在船舱各处挤成一团。他们的外貌、面容，在夏日黎明的朦胧光线中，给我这个外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些躺在我面前的家伙，我差不多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都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儿有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家伙，绝对不会错的，他面容苍白，形容枯槁，呼吸急促而又紊乱，而且他是如此之瘦，以至他的脸颊骨似乎都要把皮肤刺破了。一些人看起来饱经忧患；另一些看起来睡得很沉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必定是轻松愉快的。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前额都剃得光光的，脑后的辫子则凌乱地拖在地上。

大半个晚上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们的船在杭州湾上已经驶出去很远，北边的地平线上，现在可以看到乍浦附近的山了。船上的伙计这时候都在忙着准备早餐。海上的中国早餐主要有米饭、鱼肉和蔬菜。船主向乘客们提供餐食，乘客只需要在船费之外，额外再付一点点餐费就行。如果乘客不想吃早饭或晚饭，他就不必付这笔钱。早餐之后，一些人开始抽鸦片或其它香烟，这以后，大多数人又再次上床，很快就睡着了。在旅行当中，中国人除了吃饭、抽烟和睡觉以外，很少做别的事情，在我游历中国的这整个期间，我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中国人在旅途中阅读。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的船停靠在乍浦旁边的一个泥湾中，有不少帆船就搁浅在这港湾的浅水滩中。我将自己的行李转移到一只小艇上，然后坐着小艇划向岸边。“你最好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把裤管也卷起来。”快要上岸的时候，一位船员对我说道。这一建议很明智也很有必要，当我们的小艇靠岸时，我发现我必须在齐膝深的淤泥中跋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才能踏上坚实的土地。接下来发生的就将关系到我这次冒险行动成败与否了。等我从淤泥中走出来，我打听到了一个最近的水池子，开始冲洗自己。我当时穿着普通的英式服装，也不打算伪装自己。还没等我洗完，我身边就已经围起了好几百中国人，尽管这地方在上次战争期间曾被英军攻占过，但他们还是像第一次看到英国人一样，表现得非常好奇。他们问了很多问题，诸如“我从哪儿来的”、“我要去哪儿”、“我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上百种其它问题，都向我或是向我的同伴提了出来。但他们表现得都很文明，一丁点招惹我的意思也没有。我现在走向城镇旁边的小山，调查本地的植物资源。路上我参观了几座寺庙，战争期间，它们都被英军的炮火轰塌了，到现在还仍然保持这种倾圮的状态[2]。成百上千的人跟着我来到小山，在山顶上我看到了这一带最美的一片风景。南方的山地延伸到这儿就结束了，再往北则是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远眺南边和西边，只见群山巍峨耸立；而往北方远眺，极目之处全是肥沃平整的田野，上千条运河灌溉滋润着这片土地，城镇和乡村星罗棋布，众多人民就在这儿勤劳而快乐地生活着。乍浦和它周边一带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

在考察了小山之后，我下山走进乍浦的满洲城[3]。城外郊区广阔，人口众多，但城墙围起来的城内则有些逼仄。城呈四方形，城墙周长不超过三英里，这些城墙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四周环以护城濠沟，这条濠沟同时也起到了一条运河的作用。城内居住的主要是八旗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活与乍浦的中国人被完全分隔开来了。

街道、房屋、商店，这些都与我前文描述过的其它城市差不多。实际上，中国城镇的相似度很高，一个熟悉中国北方各个城镇的旅行者，如果蒙上眼睛把他带到其中的某个地方，估计他很难判断出，自己到底是在乍浦、宁波还是上海。我注意到商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货物，与日本做生意的那些商船每年都会带一些东西到这儿来。

等到我把所有感兴趣的东西都看过之后，已经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我开始考虑离开乍浦前往上海。我已经通过仆人把驶往上海的船只停靠的地方打听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到那儿去雇一条船。整整一天都有很多人围在我身边，到处跟着我，现在我就要走了，围观的人数更是大大增加了。每条街道上、每条巷子里、每个窗户后面甚至所有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但所有的人都非常文明，一点恶意也没有。等到我来到运河边，试图与某位船老大交涉的时候，簇拥在我身后的人群数量是如此之大，如果我登上某条船，这条船势必要被他们挤得沉到水里去。可怜的船老大们都被吓坏了，无论我愿意出多高的价钱，请他们搭载我，他们都不动心。他们恳求我不要上船，因为那样的话，还不知道我身后那些拥挤的人群会制造出什么事故来呢。

我现在进退两难，而且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最后，我决定求助于政府官员，尽管这大大地违背我的初衷。如果可能的话，千万不要和中国官员打交道，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于是，在打听到负责船政管理的官员住在哪儿以后，我便出发前往拜访他，当然，身后还是跟着一大帮人。在我们前往官员家的路上，我的仆人跑上前来，请求我不要把他为我跑腿的事情告诉这位官员，也不要说是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的。由于我已经可以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需要他在中间做翻译，当然，我也很不愿意因为他而给自己增加什么麻烦。

到了官员家，大门是敞开着的，我大胆地闯进了接待室。对于家仆们来说，要把我身后那拥挤的人群挡住，绝非易事，他们半是威胁，半是用鞭子驱赶，好不容易才把人们挡在外面。 在中国使用鞭子可比在英国要随便多了，对付聚众闹事的人，通常都是用鞭子，那些人也知道自己罪有应得，受到鞭打也一声不吭。

“告诉你家老爷，我要见他，”我高声对其中一个仆人说道。他立刻走进里面一个房间，随后就有一位官员跟着他一起出来了。这位官员穿着威风凛凛的全套官服，官帽、顶珠、孔雀翎毛等等，我向他鞠了几个躬，他也很有礼貌地向我回揖。“我急于赶回上海”，我说，“为此想雇一条船，但没有您的帮助寸步难行，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按照中国人交谈的习惯，他重复了我说的话，然后向我问道：“您贵庚？”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很客气的问候方式，通常都是他们最先询问的问题之一。 我谢过他的问候，告诉他我的年龄，然后问他多大，之后又一次提出关于船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答应派一个手下去给我雇一条船，同时邀请我用些茶和点心，很快，茶点就摆到了我面前。这位老官员对我随身带的枪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它的枪栓和撞针，他说他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东西。趁我津津有味地品尝茶点的时候，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我来这之前最后一站是哪儿，谁告诉我这儿有一条道路通向上海，等等。有些问题我回答了，有些我装着没听明白，这样做很方便。最终，由于我仆人犯下的一些错误，大家都知道他是我雇来的。这一情况很快就报告给了这个官员，官员派人把我的仆人找到，对他进行了严密而彻底的盘查。

在进行这些的同时，本城职衔最高的官员也来了，他的同僚专门把他请来开会，讨论我的问题。 这些大人物在一间密室里磋商了很长时间，出来以后，他们用一种最平淡无奇的语调通知我说，他们打算给我免费提供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船，把我载到上海，而且，为了让我旅途更舒适，他们会派另一条船来运送我的仆人和行李。乍一听，这样安排真是太慷慨了，但我在天朝帝国呆了这么长时期，知道必须审慎地弄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这样才能挫败他们掩藏在表面的斯文与慷慨之后的险恶用心。在这一事件中，他们的用意我非常清楚，不过是像下面这样：按照南京条约，在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中，如果有英国人越过了指定的边界线，他将被逮捕并送交最近的英国领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将对越界的这个英国人施以重罚。因此，如果我接受他们的“好心”帮助，到达上海的时候，我恐怕就将由他们的“座上宾”变成一个“阶下囚”，并且十有八九，将被这样移交给英国领事。 另一方面，如果我自己雇船，谢绝中国官方人员的陪同，按照条约的字面规定，我都还是绝对安全的，当然，到达上海后，可能会对我提出一番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不需要出面做任何事情，除非我在界线以外真的被捕了，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官员在处理这一类事件时都非常小心，以免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

我打定主意，不管做什么我都不能输了礼数，于是在鞠了很多次躬，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后，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无端接受他们如此好意，我可以自己支付这笔费用，只需要他们允许我雇一条小船，外加三四个船夫，把我送到上海就行。他们不断地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我则仍然坚定地表示拒绝。于是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磋商，这一次，我估计他们决定试试能否从我仆人那有所突破，于是他们把我的仆人找来了。他们让他告诉我，从乍浦到上海路程遥远，而且一路之上有很多匪徒，我们肯定会成为这些匪徒的攻击目标，如果不加派一只船和一些士兵来保护我们，出了事他们概不负责。“告诉他们”，我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平常的走法去上海，多说无益，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路上碰到匪徒，我刚才展示给他们看的武器足以击退他们的攻击。”他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派了一位军官和他的仆人给我，说是他们也要去上海，如果我允许他们一道同行的话，将会非常感谢我。我还是硬起心肠，拒绝了这一礼貌的请求。这些官员们于是发现，要么动用武力，要么允许我自己离开，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动武。

这时候来了一位船老大，说他已经做好了前往上海的准备。在我起身出发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仆人和差役们都已经派到外面去了，他们的职责是把围观的人群隔开，护送我安全地登船。两位官员陪着我，我们声势浩大地向运河边走去。聚集的人群很多，但他们都非常安静，也非常文明。到了上船的地方，在谢过两位朋友的好意，与他们道别之后，我登上了船，小船被推送到河中，很快我们就将人群和乍浦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们经过的这一带农村，地势非常平坦，土地都经过高度开垦。比起我曾到过的任何一处低地平原，这儿的森林植被也要茂密得多。当我们到达一个叫平湖[4]的镇子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镇子规模相当大，离乍浦只有几英里远，我决定晚上就在这儿休息。第二天黎明，我叫醒了中国人，继续赶路。我们此时经过的是一片广阔的产丝区，田里面种植的主要是桑树，当地人在这个时候（5月18日）都忙着采摘桑叶，喂给蚕吃。

这儿的桑树都经过嫁接，所产桑叶又厚又好。我采集了一株这样的桑树，现在已经把它移栽到英国，我想研究这一特定的桑树品种，看它与欧洲用来养蚕的桑树是否相同。 但它现在还没成熟，这一点尚无法断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一带出产的生丝被认为是全中国品质最好的。这一情况是归功于这种桑树呢，还是归功于气候与土壤，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证明这一桑树与南欧种植的那些桑树属于不同品种，那么，把它引进到意大利去就显得意义重大了，因为中国丝线比意大利所产丝线要重得多，适合制作那些对韧度和光泽度要求较高的纺织品。

桑树，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灌木，都栽种成行。河堤就是一个适合栽种它们的好地方，人们控制着桑树的生长，让它们在高度上不要超过四英尺或者六英尺。当地人手拿一把结实的大剪刀，把树干附近的新枝全给剪下来，然后捋下新枝上的桑叶，或者把新枝捆起来运回家，然后再把桑叶捋下来。在剪枝之前，这些桑树看起来生长得很好，枝繁叶茂的，树叶子都还闪闪发光，在剪枝之后，桑树看起来就像一根根枯死的树桩子，在这个盛夏季节，呈现出的却是一片奇特的冬天般的萧飒景象。但这儿降水丰富，土地肥沃，用不了多久，像桑树这样的树木又都会长得生意盎然了。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在新枝和树叶从树干上剪下来之后，中国人立刻就给树根松土、翻土，他们看起来很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桑田面积都较小，通常由农家自己及其亲属耕作。他们不光是要种植、修剪、培育这些桑树，而且还要采集桑叶、喂蚕、抽茧等等。

在我留连于这片产丝区的时候，我参观了很多农户，看到了养蚕的场景。蚕通常养在暗室之中， 暗室里面装了很多架子，这些架子一层层地叠起来，从地面一直叠到屋顶那么高。人们把蚕放在圆圆的竹匾上面喂养，每一层架子上都放一个竹匾，如果想查看的话，竹匾可以很方便地抽取出来。可怜的蚕农们看到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他们之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总是以为，我此行是要把他们的蚕抢走。在我到过的每一个村子，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那儿没有蚕房，尽管他们家门口附近的桑叶和桑枝早就泄露了天机。他们总是把我引向别的地方，向我保证我到那儿肯定能找到蚕房。但等到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们就都很信任我了，向我展示他们喂养的蚕，以及他们是怎么养蚕的。

过了杭丝产区之后，我们继续向东，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松江府，这是上海以西大约30英里的一个大镇子。 我们把船停在松江府的城楼下过夜。 第二天黎明，我们继续上路，当天下午就到了上海。我住在朋友MACKENZIE先生的家里。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乍浦的老朋友，我前面提到过的军官，他正与中国仆人聊得热火朝天呢。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乍浦的事情，非常清楚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已被报告给道台，上海的最高官员，从道台的角度开虑，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一两天后，我有幸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领事馆的信，内有一份翻译好的道台发给他的文件：

英国领事

上海，1845年5月21日

先生阁下，

今晨自上海道台处收到协查通告一则，兹将翻译件送达你处并请你处做出合理解释。希尽快回复。

牛马走，

巴富尔,

英国驻上海领事

所附翻译件如下：

听闻贵国商人福琼及其随行译员叶明周，从镇海赶赴上海，途遇阻风，飘至乍浦，幸赖浙江地方官员保护并沿海岸线送回，目前该商人居住名乐货栈。相烦领事先生代为查明该商人所乘何船。祈请回复是盼。

颂安

（翻译无误）译员：麦华陀

我反复循诵这份文件，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人的圆滑。他非常清楚这里面一句真话也没有：我并不是从镇海出发，而是宁波；我在海上一路上都是顺风，平安到达目的港， 根本就没有碰到什么横风；最后，我并不是沿着海岸回来的，而是走的内陆中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路线。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位老道台的好意，他希望我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于是，在不让任何人受罚的原则下，我给英国领事送去了下面这个回复，这个回复无疑会让道台满意，而且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

领事先生，

很荣幸收到您昨天送来的信件，内有一份上海道台的协查通告的翻译件，您要求我对此通告尽快做出回答。我对此答复如下：道台通告中的所有描述都与我的情况不符，他一定是弄错了，或者误听了传言。特此奉告。

您的朋友。

不用多说，此后我再也没听说这事了，从这可以看出，我的回复一定很对道台的味口。我回到上海的时机正好，我用这段时间处理了手边的一些事务，对自己能圆满地完成陆上旅行，我感到非常满意。

[1] 译者按：今浙江嘉兴平湖市乍浦镇

[2] 译者按：1842年5月18日，英军为控制长江，封锁运河，迫使清政府屈服，派兵进犯乍浦，乍浦清军将士与之进行了殊死较量。乍浦保卫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打得最英勇最出色的一次。

[3] 译者按：乍浦位置显要，地处江苏与浙江两省接壤的地方，扼据杭州湾北岸，清政府在此驻扎了八旗官兵，分设水师左右营，建置满洲城。

[4] 译者按：今浙江嘉兴平湖市。

第十七章

前往闽江岸边的福州府——雇佣引航员的新办法——闽江口——江岸上的风景——福州万寿桥——中国轿夫——受到当地人的骚扰——城市与郊区——本地商业——鱼鹰[1]——银行业——福州人的性格特点——喜爱戴花的福州女人——人口——福州发展外贸的前景——官府对我们的监控——官员们的欺骗性言论——离开福州府前往茶山——山景——红茶产区——这一带的农业——本地水果

处理完上海的事情以后，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搭船前往闽江边上的福州府。福州府是福建省的省会，位于北纬25度30分，在著名的武夷山附近，距舟山和广州差不多远。在快要进入闽江口的时候，我们把船停在了白犬列岛[2]的某个背风处，希望找到一个渔夫把我们的船引导进闽江，因为闽江口的航行，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直到最近才对这一带的水情进行了一次并不算全面的调查。乘坐船上的小艇，我们来到岸上，发现一个小小的渔村，里面住了一些男人和男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外表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剽掠之徒。这些人似乎只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个时段到这儿来打鱼，渔期结束后，他们就转移到陆地上更舒适的地方去生活。岛上从来不允许女人居住。

我们相中了一位显得最是饱经风霜的人，问他熟不熟悉闽江水道，是否能够把一艘吃水三噚的船引入到闽江中。他立即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但等到我们请他上船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犹豫起来，也许是因为不信任我们，又或者是因为害怕，他的这一行为若是被官府知道，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肖先生、弗里曼船长还有我，我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的 船和整船货物正处在危险之中；闽江口那众多的充满危险的沙洲历历在目；这个人拒绝给我们提供服务不过是出于害怕和无知，我们由此决定，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用强，逼着他为我们服务，这样做应该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们于是把船停靠在他的帆船旁边，把他和他的帆船都强行带走。一旦到了我们的船上，他很快也就不再害怕了。

中国人肯定是一个奇怪的、令人难以索解的民族。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把他们船上的人强行带走时，别的船员竟是那样的冷漠，他们的同行——小港湾里当时还有其它几条船——也是如此，他们甚至没怎么抬头看我们。在我们登上小船，绞起锚链，扯起风帆的时候，他们也没表示出一点起码的关心。

第二天早晨，在引航员的带领下，我们的船出发了。通过一条海图上没有标记出来的水道，他把我们引进了闽江。对于闽江每一处的水深，我们这位引航员都了如指掌，最后，我们的船安全停在了一座小庙旁边，这儿离闽江口大约有几英里的距离。最危险的航程是一段两旁都是沙洲的河道，在经过这段水域之前，我们的船长非常平静地对引航员说，如果因为他犯错而导致我们的船搁浅的话，我们将把他的发辫割下来。对中国人来说，这几乎就是最严重的惩罚了。引航员听了之后，耸了耸肩，一脸狡诈的样子，然后说：“好吧，我们走着瞧”。安全到达停泊地之后，这位老人觉得现在该轮到他回敬我们一个笑话了，他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一只手甩着他的发辫转圈圈，叫道，“哈，我的发辫怎么啦，还要不要割它？你们满意吗？”

当地人把我们进入闽江的水道叫做“五虎门”[3]，意思是有五只老虎守在这儿。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大的一块巨石，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岛， 被劈成五个金字塔形的礁石。 中国水手们对这些礁石都很敬畏，事实上，他们是把它们当海神来崇拜的，每次出海回来，水手们经过它们旁边的时候，都不会忘记给它们上供，向它们表示感谢。人们经常讽刺中国人对他们宣称信奉的宗教很不虔诚，但是他们在烧香的时候，在庙里做礼拜的时候，那种热诚虔敬的神态，估计要让很多自称是更神圣、更纯洁的宗教信徒们自愧不如。

闽江口以及一路上溯到福州府的风景都很美，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地形不同，闽江的江面宽度和江水深度都在不断变化。在闽江口和另外一些河段，江水和两岸的山岭之间有一些低平的土地，这些地方的江面宽度一般在一英里以上。但在别的河段，高山夹岸而起，这儿的江面就很窄，水流很深、很急。从闽江口到福州府城，大概有两三处这样的河段。 整个这一地区以山地为主，有不少海拔三千英尺以上的高山。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雷雨多发时节，雷雨中这些高山看起来更高大更肃穆。

很明显，战争期间，中国人很害怕我们侵入到这儿来，我注意到江两边那些险要的地方都修筑了军用工事，但现在这些工事里的枪都撤走了，工事也都倾塌了。

沿江上溯几英里，有一个很小的镇子，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要塞，闽安[4]。闽安地理位置很好，坐落在小山的斜坡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江面，如此险要的地形，如果由英军来把守的话，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闽安下游一点的地方，闽江被拦腰阻断，石头、破船把所有水道都阻断了，潮位高的时候这些石头和破船都淹没在水中。我想，这个防卫计划是想把英军的战船都阻在这些障碍前，然后通过建在附近的炮台把我们的人都用炮火消灭掉。

江岸上有很多寺院、小庙，建得都很漂亮，极尽夸饰。庙里的和尚们非常喜欢无花果树，菩提树的一种，经常把它们种在寺庙旁边，它们暗绿色的树叶和四向伸展的枝条提供了一片遮蔽烈日的浓荫，清凉可喜。在福州府下游大约九英里远的地方，河岸左边的小岛上建有一座美丽的宝塔[5]，附近就是大型船只的泊锚之地，对这些大型船只来说，再往城里走就有些冒险了。江边所有的低矮山丘都开成了整齐的梯田，种上了红薯和花生。只要是较为肥沃的地方，哪怕是海拔至少2500英尺的高山上，也都种上了一些东西。但大部分山地还是非常贫瘠，光秃秃的花岗岩裸露在外。岩石之间泉水终年不涸，这些泉水在山间汇入溪谷，跌宕之时形成了很多美丽的瀑布，最终都流进闽江。有些地方，林木很是茂密，至少在中国属于还不错的那种。这一带的风景——山间蜿蜒游淌的美丽河流、岛屿、寺庙、村庄以及要塞——虽然不是最丰富多彩的，但总体上说来，我认为，在我到过的中国各地中，还是最美、最有传奇色彩的。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区坐落在山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大约距闽江口有二十英里远。闽江从其郊外流过，联结两岸的就是著名万寿桥[6]。人们都说这座桥有一百个桥拱，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拱桥，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壮观。万寿桥全长2000多英尺，有五十个用石头砌成的结实桥墩，连结相邻桥墩的是一片片巨大的花岗岩石板，这些石板就是大桥的桥面。雨季的时候，迅疾的江水从桥墩间奔涌而下，大桥却能屹立这么多年而不倒，这本身就证明这座桥建设得有多么坚固。

我们把船停在闽江口，然后，肖先生、弗里曼船长和我搭了一艘当地的船前往福州。就在我们上船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那位引航员，他这时已经习惯了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他走上前来请求我们搭他一段路，搭到前面第一个市镇就行。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回到他打鱼的白犬岛上去，他回答说，“路上的强盗会把你们付给我的领航钱全抢光，我得先把这些钱存在镇上一个朋友那儿，确保它们的安全，做完这些事，我再回到岛上去。”

由于最近下了大雨，水流很急，我们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才上遡到福州府。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万寿桥附近弃船上岸，立刻就打听英国领事住在哪儿，有人告诉我们，他住在城内的一座庙里面，大概离我们上岸的地方有三英里远。由于郊外所有的街道那时候几乎都泡在水中，有些地方水深甚至达到四英尺，我们不可能涉水走这么远，也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尝试。很多轿夫围着我们，执意要把我们推进他们的轿子，就像伦敦的售票员把人推进他的马车一样。我们乖乖地顺从了他们的意思，坐进轿子，往领事住的地方出发了。这儿的人们没看过什么外国人，所以显得特别无礼，让人觉得恼火。成百上千的人跟着我们，簇拥在轿子周围，四面八方都听到他们在叫“番仔”“番仔”，他们对外国人的特有称呼，有时还夹杂一些带有更多恶意的称呼。我们的中国仆人，走在轿子旁边，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受到众人的攻击和谩骂。在一条街道上，积水非常深，以至于我只好站在轿子上，就这样我的脚都还是泡在了水里。到了这儿，人群变得骚动起来，他们开始向我们泼水。起初，我们那几个仆人对这一切还逆来顺受，但他们的好脾气也有耗尽的时候，他们开始和攻击者对着干。于是整个场景变得既可笑又让人生气，幸好我走在前面一点的地方，没有卷入到这一场混战中去。 弗里利船长则全程参与其中，浑身都湿透了。等到我们进到城墙里面以后，就再没人来骚扰我们了，我想，是因为城里面的警察力量更强大一些吧。

整个城市都用城墙围了起来，依靠城墙来设防，就像宁波和上海一样。福州的城墙周长至少有八、九英里，按照通常的做法，东西南北各设有一个城门。 城墙上有些地方，包括四个城门上面，都建有镝楼，每座镝楼里都配备有枪炮。按照有关文章的介绍，这些炮都是上次战争开始后才铸造的。城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密集的房屋，只在南门到北门之间有一小块地方现在还空着。 城内有两座相当漂亮的宝塔，一些小山，小山上建了一些寺庙。站在小山上，整个城市和郊区的风景都尽收眼底。英国领事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山上[7]。

中国城市的街道都是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街道比别的街道宽些，有些街道上的商店更有趣更吸引人一些，但绝大多数街道都还是又窄又脏，福州府自然也不例外。看起来，这儿的铜产品交易规模很大，很多商店里都摆满了各种铜器，特别是锣鼓，大大小小的锣鼓，数量非常之多。 福州的铜主要是从琉球用帆船运来，一起运来的还有相当数量的黄金，据说这两种金属原本是从日本进口的。我后来曾在闽江口登上两只驶往琉球的帆船，看到上面装满了茶油，船上的人们告诉我，他们要用这些茶油去交换琉球的铜。福州也生产大量的铁器，铁丝销售范围很广。然而，这儿最大宗的贸易物资还是木材，大量的木材顺着闽江漂下来，占用了郊外江边的很多亩土地，成百上千艘货船来自于厦门、宁波、乍浦，甚至有些来自于更北方的一些省份，如山东和北直隶的一些港口。这些船常年来这儿从事木材交易，交易的主要是一种常见的松木，用于建房。所以在装船之前，木头通常都要锯成适合建房的长度。在这儿，质量上好的硬木板也是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运送木材的这些货船在装船时很有技巧，大量木材被捆扎在船的两侧，这样装上货以后，货船的宽度比未装货之前要宽上三倍左右。

与我到过的别的城市相比，福州的银行业要发达得多。在交易中，钱票使用很广泛，人们对钱票很有信心，比起银元和铜钱，人们更愿意使用钱票。有些钱票的票面价值很低，大约四百铜钱，仅相当于十八个便士，其它钱票的票面价值则很高。

比起北方各城镇的人，福州人在生活习惯上通常要更洁净一些，看起来也更活泼一些，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比起其它地方的人来，他们更接近广州人。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福州吃牛肉甚至喝牛奶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没人吃的。实际上，在别的地方，看到英国人吃这些东西，中国人总是掩饰不住他们的吃惊。

福州妇女特别喜欢用花朵——既包括真花也包括假花——来装饰她们的发型。乡下女人喜欢那些又大又艳丽的花，比如红色的芙蓉花，而那些有教养的年轻女孩则喜欢茉莉花、晚香玉这一类的。但是，比起真花，假花用得更普遍一些。

据估计，福州府的人口大约有五十万，如果加上郊区和附近众多村子里的人数，我相信这一数字并没有高估。不过，直到我要离开中国了，在贸易方面，这儿却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这让我忍不住想，福州在人口众多这方面的优势被过分夸大了。对于英国来说，福州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像北方的港口城市上海那样重要，其原因只要列出下面这一条就够了，福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地位。福州周围全都是山地；河流湍急，有些河段又太浅了，而且还经常发洪水；如果要把货物自由地流通到内陆的农村去，这样的地理条件自然是很不利的。 有人认为福州府有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它靠近武夷山和红茶产区，于是认为福州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即红茶出口到欧美的中心。但这种推测现在已经证明是靠不住的，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比起运到福州，红茶运到上海或宁波要更容易一些。

上述不利条件之外，福州人看起来属于那种无法无天的人，与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完全一样，而且他们与广东人一样，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则非常自负。自从对英国开放以来，福州已经发生了好几次骚乱事件。

拜访过英国领事之后，我们又回到郊区，打算租所房子，以便在此期间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等到回到河边，我们发现，我们的行李和仆人都已经在一所宅子里安顿好了，宅子是由官府派来照顾我们的一个人提供的。我们很高兴可以避开门外那些骚扰我们的人群，所以对于住处就没过多挑剔，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被严密监视起来了，我们所有的行踪都被报告给了官府。

闽江有不少河段还处在洪水泛滥之中，在这些地方行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向导和脚夫，出发前往乡下很远的一个地方，之所以带上脚夫，是因为知道有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仍然淹在洪水中，脚夫也许可以背我涉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还很顺利，但等到江潮开始上涨，我很快就发现，我要么是原路返回，要么就下定决心别管什么水不水的，因为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全都被水淹了。我不愿意退回去，于是继续往前，我们经常要在齐腰深的水中淌水过去，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而且头上还顶着烈日，气温之高就连荫凉处都至少有华氏95度。这种情况就是铁打的人也抗不住，我后来就因此而病倒了，病得很厉害。

我现在很想深入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出产红茶的山区里去。但是那些中国官员，他们通过探子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他们极力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把我的情况汇报给领事，诱使他相信他们，他们说，劝阻我进入内陆的唯一原因是，外国人在那儿很难取得乡民的信任，因而很不安全，而他们会逐步与我想去的那些地方的官府进行沟通，在这以后也许我就能安全地前往了。但是我与中国各地的官员们打了太多的交道，知道官员们说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看穿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之后。在这件事上，他们这样做就是想一天一天拖延下去，直到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当中国人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们唯一考虑的是，是讲真话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还是讲假话？哪种办法更能实现目标，他们就选择哪种，也许，他们稍微偏向的还是讲假话。

当官员们发现，有关乡民们暴烈和仇视外国人的性格特点，尽管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我还是不为所动，决定前往，于是他们转而宣称，说那一带根本就不出产茶叶。他们满心以为，一个英国人要去探访中国农村，除了看看他喜欢的茶叶是怎么种植的，此外便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了。事实上，所有中国人都确信，如果不是天朝帝国出产了这些东西，像英国这样的蛮夷小邦根本就不可能自立自存。据报道，天子陛下，也就是中国皇帝，他在上次战争期间就曾亲自号召他的臣民，使用一切手段，禁止英国人获得茶叶和大黄，其中茶叶是英国人生活所需，大黄则是英国人治病所需，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皇帝陛下说，英国人就一刻也生活不下去了，用这种办法来征服英国人，比起使用武力来要容易得多。

我告诉中国官员，我不在乎那些山上是否有茶园，简而言之，我已经铁下心来要去看一看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出发了，踏上了前往茶山的道路。路上穿过了一片平原，位于福州城北和山岭之间，平原上种植的主要是稻子、甘蔗、姜以及烟叶。小山丘的山坡上以及更高一些的山岭坡地上，夏季大量种植的是红薯和花生。 随着道路的上升，山岭越来越崎岖，庄稼越来越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那些本土的植物品种。

我们吃力地攀行在一段著名的山道上，这段山道全程都经过铺砌，而且半道上还有一座供行人休息的亭子。我们爬到了山顶，山顶是这一带的至高点，眼前风光非常壮丽：闽江河谷远远地伸向其它山岭；福州城尽现眼底，宝塔，寺庙以及城中耸立的谯楼；宽阔平静的江流，蜿蜒流入大海；以及争高直指、负势竞上的群山，这一切都让人既惊奇又羡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些山里，大约海拔2000英尺和3000英尺高的山上，我找到了自己迫切寻找的红茶产区，而我那些亲爱的官员朋友们却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也到过北方的几个绿茶产区，我很想弄清楚，这两个地方的茶树是属于同一品种呢，还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品种？ 这一次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一大片茶园，而且正好碰到当地茶农在采摘茶叶和加工茶叶。我不仅采集到了一些新的植物标本来丰富我的收藏，而且还得到了一株活的茶树。我后来把这棵茶树带到北方的绿茶产区，在经过细致的对比后，我发现它与绿茶茶树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运到英国去的，来自中国北方的那些红茶和绿茶，实际上产自同一茶树树种，它们在颜色、味道等方面的不同，仅仅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已。

山民们看到外国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从住的地方跑出来，挤在一起看我，但是比起他们那些住在山下面以及福州城里的同胞来，他们要文明得多，也有礼貌得多。

这次出游回来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考察福州周边的苗圃，这些苗圃里有一些让人感兴趣的植物。全中国各处花店里都有售的著名的佛手柑，似乎在这儿才能长得最好，实际上，这儿看起来就是佛手柑的原产地。福州府一带简直就是个开满了山茶花的大花园，在中国别的地方，我从来没看到过开得这么旺盛的山茶花，也没看到过种得这么好的山茶花。龙船花和绣球花也长得特别好，特别漂亮。绣球花总是开一种深蓝色的花朵，比我在英国看到的颜色要深得多。它们都种在肥沃的壤土上，这种壤土里含有一种化学物质，正是这种化学物质使得绣球花开出了深颜色的花朵。

在这儿，就像更北边一些的地方一样，冬天的时候，农民在田里种上小麦和绿色蔬菜，到了夏秋两季，大部分低平的土地，至少是所有那些有灌溉条件的土地，种的都是水稻。早稻七月份成熟，晚稻错行栽种在早稻的稻田里，这种做法也与北方省份一样，晚稻要到秋天才能成熟。烟草在福建省得到大量种植。农民们小心翼翼地伺弄着这种植物，尽可能地让烟草叶子长得大一些，漂亮一些，为此他们要定期摘除烟草开出来的花朵，同时也要把所有那些小而无用的叶子在其刚长出来的时候就摘除掉。和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相比，糖和生姜在这儿也种植得更广泛一些。山坡上则大量种植红薯和花生。

水果当中，李子不错，但比起英国的李子来还是要差一些。桃子外形长得有点奇怪，但没什么价值。然而，那些也许真正能称得上是中国水果的，比如荔枝、龙眼和黄枇却非常好，这儿的气候很适合它们的生长。我在福建的这段时间（七月），荔枝树上结满了小小的红色果实，非常漂亮，和那些深绿明亮的树叶正好互相映衬。闽江流域还种有大量的桔子、香橼和柚子，但这些水果的成熟期都不在这个时候。我也第一次看到了通常称为“中国橄榄”的果树，因为它的果实与欧洲橄榄相似而得名，此外还看到了中国枣树，结出的果实与进口到英国的那些大枣没什么两样。

福州府附近的田野里，大量种植着芳香的茉莉花。妇女们把花插在自己头上，有钱人家也在桌子上摆些花，用作点缀。我估计，从南到北，所有花圃里供应的茉莉花都产自福建省。还有一些别的花卉植物，比如九里香、米兰以及金粟兰等，栽种这些植物是为了采摘它们的花朵，将这些花儿和茶叶混在一起。

在我停留福州期间， 我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沃克尔先生的大力帮助，本地人也一如既往地给我制造各种麻烦，让人恼火不已。做完在这一地区要做的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1] 译者按：本章并无鱼鹰的内容。当是作者在编辑第一版《漫游中国记》时，删除了正文中的有关内容，但标题的相关部分却忘记删除了。

[2] 译者按：白犬列岛今属福建省长乐市，位于闽江口东南侧，下辖东犬岛、西犬岛、林坳岛、犀牛屿、永留屿、破浪石屿、大屿、小屿。面积5.17平方公里。

[3] 译者按：又名五虎礁，位于福建连江县闽江入海口，五座巨大的礁石，宛如五只猛虎蹲在波涛汹涌的江水中。

[4] 译者按：闽安古镇位于福州下游30公里处。闽江下游江流曲折，两岸群山耸立，闽安镇所在地势最为险要，最窄处只有600米，是扼守闽江口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在此设置炮台，作为进出福州的第二道防线。

[5] 译者按：指罗星塔。罗星塔建在闽江下游马尾三水汇合处的罗星山上。旧时罗星山孤悬江中，山顶屹立一塔，便是罗星塔。罗星塔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过去，外国船只来福州都在罗星塔下抛锚，所以外国水手又把它称为“中国塔”。

[6] 译者按：即今解放大桥。万寿桥横跨闽江，连接两岸的台江与仓山。它始建于元代，全长391米，桥面由石板铺就，桥下有37孔水道。1931年桥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进行了拓宽。1949年后改名为解放大桥。

[7] 译者按：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于1844年到任，最初租住城外台江鸭母洲民房。李太郭以在城外居住“有恐水火、盗之虞”，坚求入城。李太郭一开始打算在城内白塔寺附近赁居，遭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及士民反对。李太郭后遂于城内乌石山积翠寺赁屋数间居住。则此小山即乌石山也。

第十八章

搭乘一艘帆船——离开闽江——感冒发烧——帆船上对海神的祭拜仪式——受到海盗攻击——船上的乱象——胆小的中国人——击退海盗——船员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安全泊锚——另一支海盗船队——回击海盗及其后果——到达舟山——船员们的忘恩负义——让他们信守诺言的方法——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热心地照顾我——大桃子——把植物打包——离开中国北方——驶向英国——到达泰晤士河——结束

在我访问福州的那个时候，尽管福州已经向英国开放，而且英国也在这儿派驻了一个领事，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福州却是无足称道的。上文已经介绍过了，进入闽江的航行非常困难，也非常危险， 很少有外国船只愿意冒险来到这个港口。所以当我完成了这儿的植物研究工作，打算回到北方的上海时，我只好搭乘中国的帆船，有一个这样的帆船船队几天以后正要驶往宁波和乍浦。因为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外国人，对外国人很戒备，所以我对于能否劝说他们接受自己搭乘并没有什么把握，如果他们不肯接受的话，我就打算到闽江口去，看到船就先上去，不管礼不礼貌，也不管船上的人愿不愿意。我派我的仆人前去打听船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让我大为惊喜的是，仆人回来时把船长和一些水手也带了过来，他们不仅是同意我搭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急切地想与我同行呢。

宁波和乍浦的帆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木材。木材就堆在甲板上，船舷上面和两旁也用粗大的竹缆绳绑了一些木材，这些竹缆韧劲非常强，绑扎得非常结实。在福州府码头，有时候可以看到几百艘这样的货船正在装货，特别是在夏天，当季风风向有利于它们返航的时候。官员们对这么大的船队非常戒备，不允许他们携带枝支，即使是用于自卫也不行，很显然，官员们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枪口调转过来反对政府。这样规定的后果就是，这些可怜的船员，还有他们船上的货物，很容易就沦为海盗们的猎物，而这一带的海岸又充斥着众多的海盗。

货物装好以后，船长前来通知我，船就要出发了，请我前往登船。在我打包行李的时候，他开始仔细地查看我的武器，并且问我：“希望你的枪能正常使用，你带的火药和枪弹充足吗？”“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呢？”我说，“我敢保证，这次沿着海岸航行，我们连个射击的目标都找不到。”“你会找到射击目标的，”他回答道，“我们很可能会被强盗攻击，外面的海岛上有很多这样的强盗。”“‘强盗’是谁？”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于是便问我的仆人。“强盗就是海盗，”仆人说，“我们都被他们吓得要命。”“胡说八道，”我喝住他，“没有什么海盗敢来攻击我们，如果有，他们会后悔的。”这个时候，对于沿海这众多的无法无天的家伙，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认为这都是船长和仆人的胆怯在作怪。

我一登上船，我们就收锚启航，驶向闽江口。一共有大约一百七十只帆船，组成了一个驶往北方宁波和乍浦的很大的船队，每只帆船都像我们自己的船一样装满了木材。当天晚上，船长们在我们的船上举行了一个会议，指派了一名代表去与官府交涉，请官府派战船护送船队，以免船队遭受海盗的攻击。与官府的交涉进行了好几天，但官员们的要价太高了，船队无法满足，于是最终决定继续航行，不要官府的护送。就在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突然起风了，从北方刮来一阵大风，一连刮了三天，然后它又转为南风，风力就像前面那阵北风一样猛烈，这样又刮了三天。这些帆船从来不在暴风雨的天气中出海，即便是顺风也是如此。就这样，又是刮风，又是和官府谈判，我不得不在闽江口等了两个礼拜，只好强迫自己适应帆船上的生活。

只要身体健康，我在船上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过去这个夏天，特别是在福州府的时候，我一直在野外奔走，这逐渐破坏了我的体质，前一阵子凭着身体硬撑，还能把风寒驱走，现在风寒一下子把我打倒了。我病倒在简易小床上，一连躺了很多天，陷入间歇性昏迷状态。好几次，当神智清醒的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对自己说，我的旅行就要结束了，闽江岸边将新增一座孤坟。死在异国他乡，没有一个朋友或者英国同胞来帮我合上双眼，或者跟在灵柩后面送我入葬，我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一连好几天都是顺风，天气看起来也稳定下来了，船长来到我躺着的地方，告诉我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出发。他又一次问我步枪和手枪能否正常使用，是否带够了火药和子弹。我仍然认为他们过分夸张了旅行中的危险，我笑着说：“不用担心，一切都很正常，要是海盗胆敢来犯，我保证击退他们。”然而，我清楚地看出来，船长和船员们对于这趟航行是真的很担心，如果再来一阵风暴，他们将很高兴又可以找到延迟出发的借口。但现在他们已经找不到再拖延下去的借口了，他们决定，整个船队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

中国船员出海之前都要祭拜一下神灵，求得他们的护佑，这样整个航程才有可能又快又顺利。于是，在这一天，我们这条船的船舱都布置得井然有序，桌子上摆放着一碟碟猪肉、羊肉、水果和蔬菜等等，香案前点了一会儿蜡烛，烧了一会儿香，整个过程非常严肃，让人印象深刻。厨师看起来像是主祭，他负责安排整场祭礼。在以后的日子中，就像这天一样，厨师每天都要点亮神龛前的蜡烛，焚香，向神跪拜，这些都是他的职责。

第二天一大早，整个船队都开始行动了，它们全都在同一个时间出发，为的是可以互相保护。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沿着海岸线快速行进，很快就看不到闽江以及它那美丽而又浪漫的风景。互相保护的计划似乎很快就被放弃了，大船队分成了三、四个小船队，各自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下午四点左右，当我们离闽江已经有五十或六十英里远时，船长和领航员匆忙来到我的船舱，告诉我他们看见很多强盗，就在前面，停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对这一说法不屑一顾，说他们是把看到的每一条帆船都当成了海盗，但他们仍然坚持说那些人就是海盗，我于是觉得还是小心为上，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从床上起来，拖着发烧的病体，仔细检查了我的那些武器，清理了步枪、手枪上的火门，换上新的火药帽。在给步枪装药时，我还给每一发都压入了一颗弹丸，手枪则插在了两边的口袋里，然后耐心地等着将要发生的事。等到最近的那艘帆船驶近，借助一副小小的便携式望远镜，我看到它的甲板上站满了人，这时我对它的意图再也没有丝毫怀疑。领航员是位年老多智的人，他走到我跟前说，他认为抵抗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也许能击退一艘甚至两艘船，但我不可能对付得了五艘海盗船。那个时候我不想采纳任何人的建议，也不想听从任何人的差遣，我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去。我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被海盗抓获，我一点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脑袋敲晕，然后把我扔进大海，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我逃脱的话，他们会很危险。但同时我也承认，要击退这么多的海盗船，希望渺茫，要是自己没有登上这艘船该有多好啊。

我周边的情形很是奇怪，船长、领航员，还有一两个中国乘客，他们都下到船舱底层，把他们的钱和值钱的东西藏到压舱物中间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普通水手也把他们的铜板钱到处乱藏，船上陷入一派喧闹而又混乱的场面。等到他们把稍为值钱的东西都藏好之后，这才开始为防卫做些准备。人们从船舱中把盛满小石头的篮子搬了上来，把石头倒在甲板上可以随手取用的地方，一旦敌人攻到近处，别的武器不顶用了，这些石头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在中国的各个地方，这种防卫办法很常见，如果敌人和自己的武器差不多，这种办法很顶用，但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福建沿海，所有的海盗船都配备了火枪，因此，哪怕是一甲板的石头也阻止不了海盗。

就在这一片喧闹之中，我的仆人有那么一会儿不知去向，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改妆易容，连我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特意穿上了从水手们那儿借来的破破烂烂的衣服，而那些水手也都穿上了自己最破的衣服。 我问他为什么穿成这样，他告诉我海盗只会扣押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才可能付得出大笔的赎金，而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海盗们觉得不值得动这个手。

我身边围着几个船员，他们东一个想法，西一个主义，应该说，他们此刻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给你添乱而已。很多人提议赶快调转船头，逃回到闽江去，但最近的海盗船离我们只有不到两三百码，他们只要向下风推一下舵柄，就可以用枪炮给我们一阵连续的侧击。我们船上陷入到一片沮丧和惊慌失措之中，除了两个掌舵的以外，其余的人都逃到船舱里面去了。我很担心这两个人随时也要离开他们的岗位，那我们可就要乖乖地成为海盗们的猎物了。“比起强盗们的枪来，我的枪离你们的脑袋要近得多，”我对那两人说，“如果你们离开船舵，我马上就把你们击毙。”这些可怜的人看起来很不安，但我想，他们最好还是甘冒海盗的枪炮，坚守在岗位上，而不要来尝试我的枪法。大木板、成堆的旧衣服、毯子以及类似的一些东西，只要是在手边，我们都把它们堆在一起，用来抵挡海盗的射击。我们把风帆扯到最高，正值顺风，所以我们的船走得很快，速度大概在每小时七到八海里左右。

海盗们的射击就落在离我们非常近的位置，我因此能够推测出他们枪支的射程和威力，这对我有些用处。指望我们那些胆小的船员前来帮忙，那是完全靠不住了，他们当中连个敢于上来投掷石头的人都没有，这可是他们摆在甲板上待用的。实际上，等到海盗们再靠近一些，投掷石头可能还是会起到那么一点点用处。顺风和满帆航行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那些追逐我们的海盗，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要快得多，很快就要追上我们了。离我们最近的海盗又朝我们开火了，这一次枪弹就落在我们船尾后面。我仍然保持着安静，因为我想让我的武器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在这之前，我不能开枪。海盗的第三次射击紧接着又过来了，它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射穿了风帆，但没伤着掌舵的人和我自己。

海盗们现在对捕获战利品看起来非常有信心了，他们来到我们船旁，像恶魔一样呵骂着，叫喊着，同时给他们的枪换上弹药，很明显，他们并不想节约他们的子弹。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一开始就拟好的计划现在要经受实战的考验了，如果这些海盗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些孬种，那我们肯定要落入到他们的魔爪，谁也救不了我们。即使现在，隔着半个地球，在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仿佛还能听到他们那可怕的叫喊声。

最近的海盗船现在离我们已不到三十码，他们的枪又重新装满了子弹，我知道他们这一次射击将彻底覆盖我们的甲板。“现在，”我对舵手们说，“你们看着我，一看到我趴到甲板上，你们就马上照着做，否则你们将被他们打死。”我知道，现在跟在我们船尾后面的海盗，如果不把他们的船舵转向下风，使得他们的舷舱门与我们的船尾形成直角，他们就没办法向我们射击，因为他们的枪都是从舷舱门里射出来的。所以我牢牢地盯着他们的舵手，一看到他向下风推舵柄，马上命令我们的舵手躲在一些木头后而，脸朝下趴着，同时我自己也趴了下来。我们刚趴好，就听到枪声呯呯地响了起来，子弹在我们头顶很近的地方呼啸而过，我们身旁的木头都被枪弹打得碎片乱飞。幸好我们当中没人受伤。“快看，大人，”我的一位同伴叫道，“快看，他们离我们非常近了。”他不想再像刚才那些受到他们连珠般的侧击。带着同样的想法，我从我们帆船那高高的船尾后面挺身而出，趁着海盗船离我们只有不到二十码，趁着海盗们还在咒骂叫喊的时候，我对准他们的甲板来回射击，子弹从我的双管枪中喷射而出。

就像听到晴天霹雳一般，海盗们都惊呆了。毫无疑问，他们中很多人被击中了，可能还有一些被打死了。不管伤亡怎样，整船的海盗，大概不下四、五十个，刚才还都挤在甲板上，现在却奇迹般的都不见了，他们一个个躲在舷墙后面，或者脸朝下趴着。他们完全被吓坏了，以至于连掌舵的人都没有，风帆在风中下垂，而我们的帆船仍然高挂着满帆，保持着既定的航向，很快就把海盗们抛在船后老远了。

现在又有一艘海盗船，就像前面那条船一样，冒冒失失地朝我们冲过来了，而且两条船连射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既然对付前面那条船我们大获成功，我于是决定依样画葫芦，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这条船，暂时不去理睬它的射击，等到它离得更近一些的时候再说。但这一计划现在变得有些复杂。前面被我们打退的那条海盗船现在修正了航向，一直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另外三艘海盗船，虽然离得还很远，但也正在全速前进，要加入到战斗中来。这时，第二艘海盗船已经差不多与我们齐头并进了，他们不断用枪朝我们的甲板进行射击。 我们像上次一样还是盯着这艘船的舵轮，尽量把自己藏好。与此同时，我那几个掌舵的可怜伙伴，还在不断请求并且祈祷我赶快向这些强盗开火，否则我们都要被他们杀死了。一等到海盗们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码的时候，我立刻就把双管枪对准他们开火，像上次一样把他们的甲板横扫了一遍。这一次，他们的舵手中枪倒下了，其它几人也肯定受了伤。在那一两分钟里，除了海盗们举着用以保护自己免遭枪伤的木板和各种防护物，我眼里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没人掌舵，这艘海盗船很快就被风吹偏了，远远地落在了我们后面。

就在我观察这艘海盗船的时候，我们的人向我喊道，船尾又有一艘船靠近了，因为被我们船上的主帆遮住了所以我没能看到它。幸好，这是一艘像我们一样装运木材的宁波货船，稍早一些时间，这艘船已经被海盗们劫持，虽然它仍然在匪徒们的控制之下，但因为船上没枪，所以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危险。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可怜的宁波船员，一个个似乎都非常沮丧，非常害怕。我后来才知道，一旦船只被劫持，船上所有的重要人物，比如船长、领航员以及乘客都要被从船上带走，海盗们然后登上这条船，开着它驶往位于某处海岛的老巢，一直把船扣在那儿直到收到高额的赎金。船和人都需要交纳赎金，如果收不到赎金，海盗们就会把船上的主桅、帆樯以及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搬走，然后将船付之一炬。

另外两艘海盗船在我们后面跟了一段时间，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再不敢追上前来。最终，所有的海盗船都驶离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轮到我们那些“英雄”般的伙伴们从其藏身之处出来亮相了，他们飞快地钻出来，像刚才的海盗一样咒骂着、叫喊着，并且嘲笑海盗，喊着海盗再回来继续战斗。 他们勇敢地抓起石头，扔向那些撤退的海盗船，但只扔出去不到十分之一的距离就掉入海中。倘若这时有个旁观者，没看到这群人前面的表现，说不定还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勇敢的人呢。好在那些海盗不会赞同这一看法。

在船长、领航员、船员和乘客们看来，我现在就是天下最伟大最好的人之一。实际上，他们都跑上前来，跪在我面前，像给什么大人物下跪一样，向我表达他们深深的永久的感激之情，只是他们对我的这种谢意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太阳的光辉慢慢隐没在福建山岭的后面，那些较为虔诚的乘客和船员，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崇拜、感谢想像中神灵的机会，他们倒头向它下拜，感谢它让他们从海盗手中逃脱出来。夜幕降临后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安全的锚地，这儿的地方官员手腕强硬，那些横行别处海岸的海盗，都不敢来这儿骚扰。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发了，这一天的航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傍晚我们来到另一个安全的锚地，或者说集结地。锚地里集结着很多船只，这儿的安全来自于停泊船只的数量以及船只自己的防卫力量，而不是因为海盗对地方官府有多畏惧。我们到达的时候夜色很美，天上一轮满月，亮如白昼，海潮对我们的航行也很有利，因为我急于赶路，于是极力劝说他们继续航行。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一到锚地，看到一只大船队停在那儿，我们船上的铁锚马上就抛了下去，他们决定这个晚上就停靠在这儿。我感到很恼火，但又知道多说无益，只好静静地上床睡觉。这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样子，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甲板上传来一片喧闹声，我想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发现我们又启航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于是我走上甲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船上的人，船刚停下来的时候，看起来都是准备睡觉去的，可是不久，锚地上别的帆船都把锚收了上来，开走了，原来它们只是停在这儿等海潮上涨，然后趁着涨潮要驶到附近的几条河里去。我们船上的人这下子都慌神了，唯恐海盗趁我们抛锚的时候前来袭击，他们立刻把锚也收了上来，继续向前航行。当然，这一结果倒是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天傍晚，我发着烧，躺在自己床上。这时船长匆忙下来，告诉我他们发现了另一支海盗船队，而且很明显，那些船停在那儿，就是在等着我们。我只好撑着病体起床，来到甲板上，通过我的望远镜，我看到从大陆附近的岛屿之间驶出来六条帆船，很明显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与上次不同，对于它们是不是海盗船，这一次我并不怎么怀疑。这些无赖船只，你只要看过一次，以后当它们从巢穴里遛出来时，你再不会把它们和别的船只搞混。 它们那快速帆船的船体结构，风帆的独特形状，倾斜的船桅，以及甲板上排成一排的拥挤人群，这些都告诉人们，他们干的到底是何种营生。我们必须为再一次的较量而做好准备了。

我现在想，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实力上做做文章，看能不能瞒过这帮海盗。再一次与他们交手，我担心难以成功，特别是如果让他们知道船上只有我这一个外国人的话，就更难办了。我知道他们很怕外国人，怕外国人的枪，我的打算是，让他们误以为船上有很多外国人，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外国人。 为此我把我的闲置衣服都搜罗出来，从船上的人当中挑选那些长得最不像中国人的，让他们穿上我的衣服。 同时，我让他们把用来升起风帆的各种短棍收集起来，这些短棍，从远处乍一看上去，与火枪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海盗们知道船上有一枝双管枪的情况下，这种相似就更有欺骗效果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好，我相信我招来的这些“新兵”会给我提供一定的帮助，但离我们最近的海盗，这时已经首先冲过来了，对着我们就是一阵连珠般的射击，我手下那些中国人哪见过这个，他们马上吓得要死，扔下手中的“武器”，跑到船舱下面去了。不只是他们，就连那两个舵手也蠢蠢欲动，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跑下去，我只好像上次那样警告这两个舵手不要离开岗位。

就像前面的海盗一样，这些海盗一边冲过来，一边时不时地放一阵子枪。我按照自己以前的计划，观察他们的举动，等到他们离得足够近了，然后才用我的枪给他们来一个可怕的精准打击。海盗们射出的子弹现在就在我们耳旁飞过，把我们的风帆打得到处都是洞眼，他们像通常那样吵吵闹闹地过来了，完全意识不到我将会用什么来迎接他们。 冲得最快的海盗船最后一次把舵柄推向下风方向，我们一看到它这个动作，马上就趴了下来，让他们射来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趁着海盗们开枪以后重新装弹的空当，我用枪对着他们前后扫射，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 这让他们大为震惊，因为我们还是高挂着满帆，于是一下子就冲到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去了。海盗船队里又有两条船追了上来，朝着我们开了几枪，但他们显然误以为我们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离不开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有关。最后，夜色降临了，他们放弃追击，离开了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安全的锚地。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在发烧生病，但现在它又回来了，而且病势更为凶猛，我很高兴能下到船舱中，躺倒在自己床上。

夜里我听到船上有巨大的喧闹声，但因为发烧很严重，身体非常虚弱，我无力关心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早上，仆人告诉我，喧闹是由晚上到达的三艘帆船引起的，这三艘船一直逃到锚地入口才摆脱了海盗们的追逐，仆人说，他们本来是四艘船一路同行，其中有一艘就被海盗们掳去了。

这三艘船上的船员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好几个船员都受了重伤，他们把我请去，希望我能帮他们取出伤口中的弹丸。伤口很大，创口如锯齿般撕裂，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枪里面射出来的都是铁丸。我建议伤者赶快到舟山去，那儿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

尽管风向、海浪都有利于航行，但我们的船一直到早上九点都还没有任何起锚的迹象。我于是派人把船长找来，问他是否不打算前进。他告诉我，他和其它帆船的船长们开了一个会，大家决定向官府申请战船的保护，得到保护之后再继续前进。因为现在离舟山只有八、九十英里的样子，这么近的距离，我可以很容易雇到一艘小船，于是我对船长说：“好吧，那我就要在这儿和你们分手了，因为我身体很不舒服，我想尽早赶到舟山去。”“去，”我转头对我的仆人说，“雇条船来，我要到舟山去，把船带到这儿来，越快越好。”在他下船的时候，几个船员围着他，劝他不要去。尽管拿着我的薪水，他更想取悦的却是他的同胞，他在外面闲逛了一会儿，然后回来告诉我，用不着上岸了，岸上没人愿意把船租给我，把我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因为船上来过一个住在岸上的人，他曾告诉过我，说有很多可供出租的船只，我对仆人的欺骗感到非常恼火，我警告他，如果他不马上去给我找一条船来，我就要惩罚他。看到我决心已定，他这才阴沉着脸，转身跳进一只帆船，一点也不费事地就给我找了一条船来。船长和船员们这时都围着我，恳求我不要离开他们，同时答应马上就起锚，继续航行。尽管我的目的地是舟山，但我搭乘的这艘船却是前往宁波的，因为所有这些运送木材的帆船不是到宁波就到乍浦。现在既然他们请我留下来，我告诉他们，除非他们愿意驶进舟山港并把我在那儿放下，否则我还是要租用小船，因为我想尽快赶到舟山，这样好早点看病吃药。“哦，”他们说，“只要你同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开往舟山，把你放在那儿，然后再到宁波去。”得到这样的保证以后，我才答应与他们结伴同行。

其它船的船长现在也来到我跟前，问我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船不受海盗的袭击，如果能保证，他们也愿意起锚和我们一起走。在我告诉他们，我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之后，他们说那他们就只好等在这儿，直到官府做出相应的安排，因为他们不敢单独出海航行。我们于是告别了他们，继续自己的航行。那天白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形迹可疑的船只，船员们把它们都称做“强盗”，但没有一只船敢靠上前来攻击我们。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崎头洋面，从大陆伸到海中靠近舟山的一个海角，碰到了一只庞大的商船船队，为了互相保护，它们结伴一起南下。有些船靠到我们船旁边来，急切地向我们打听有关强盗的情况，问我们大概有多少强盗。我们的船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我们遇到和交手过的海盗数量大大地夸张了一番，这让那些人忧心不已。到了晚上，洋流变得对我们不利，虽然还是顺风，但风力也变小了，我们只好把船停下来，直到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来到甲板上，发现我们就停在崎头下面，离舟山码头只有几英里远。我以前经常来这儿，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这真是这些天来我看到的最令我开心的景物了，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让我得以从海盗中全身而退。

就在船员们正在起锚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船长和领航员，来到船舱，比起以前，他们今天显得更为放肆，也更为精神一些。他们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他们改变主意了，不再前往舟山，我也因此必须与他们一道到宁波去，到了宁波，我很容易就能搭到前往舟山的小船。我感到非常生气，他们这完全就是忘恩负义的一种行为，要知道我可是两次把他们这艘船从海盗手里保全下来。我谴责他们的忘恩负义，揭露他们说，现在不再有强盗出没了，他们觉得安全了，便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我了。“但是你们要搞明白，”我继续说，“你们随便怎么忘恩负义都可以，可是必须兑现昨天对我的承诺，在你们回到宁波之前，把我送到舟山港。看到没，看到这枝步枪和这些手枪了，它们可都是装满了子弹的，你们都见过它们是怎么干掉那些强盗的，别逼我把枪口对准你们。破坏约定却不受到惩罚，英国人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和你们一样熟悉怎么去舟山，起锚以后，我会站在船舵旁，如果舵手胆敢驶向宁波，他一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我的威胁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当天上午，这些家伙颤抖着把我安全送到了舟山。

这最后几天，又是发烧，又是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我过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到达舟山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妙了。可是因为我收集来的植物，大多数都存放在上海附近，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它们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在看到有一艘将要驶往长江的英国轮船后，我立即上船了，一路顺风，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得到了我朋友MACKENZIE先生的热情招待，在KIRK医生的精湛医术治疗下，我慢慢不再发烧，很快又可以照料我采集来的那些植物。

在上海附近，我收获了一些很重要的植物资源，这当中有一种又大又好吃的桃子我必须在这儿提一提。这种桃子每年八月中旬开始上市，十天以内采摘的桃子都非常好吃。这种桃子出产于上海城南几英里外的桃园，单个桃子平均周长十一英寸，重十二盎司，也许这就是某些作家称为北京桃的，关于它，作家们讲了很多夸张的故事。上海这个品种的桃树现在也种在植在皇家园艺协会的花园里了。

我从福州府、舟山、宁波等地采集来的植物现在都集中到了上海，我把它们都打包起来，然后在十月十号，离开了中国北方，前往香港和英国。在顺江而下的时候，我环顾四周，心里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满足，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我收集到了那些最有价值的植物品种。只有那些耐心的植物收集者，他们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把别的国家那些有价值的树木和花卉品种介绍到自己的国家，只有他们才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香港以后，我把采集来的植物分别装进八个镶有玻璃的柜子，运往英国。留在我身边的还有一些成活植物以及别的植物的副本，我打算亲自照看着，把它们带回英国去。我北上广州，从那儿搭乘前往伦敦的“约翰库珀”号轮船，十八个装满中国北方珍贵植物的玻璃柜子就放在这艘船的船尾。12月22日我们启航了，经过一段漫长但又顺利的航行，我们于1846年5月6日到达泰晤士河。植物状况都非常好，它们马上就被移植到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中去了。从那时起，它们大量地开花结果，不断繁衍，如今已经成为各个公园与苗圃中常见的品种了。

两访中国茶乡（下册）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ntions in the himalaya

(英) 福琼 (Fortune,R.)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一章

第二次访问中国——上海——新英国城镇——穿上中国服装——走进内陆——剃头——嘉兴府及其古老的坟地——湖泊和菱角——采菱的方法——丝绸主产区——出口量增加——石门县城——防贼——杭州府——中国后花园——杭州城及其郊区——穿着华丽的杭州人——城中冒险记——彭埠——作保——中国客栈——雇船前往徽州——杭州在商业和关税征缉中的重要地位

1848年九月，一个晴好的下午，我搭乘一艘中国船，又一次来到黄浦江上，驶向上海这座古老的城市。船只靠近上海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首先是一片林立的桅杆，不像以前只是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帆船桅杆，现在也包括一些相当大的外国轮船的桅杆，这些外国轮船主要来自于英国和美国。那天就有二十六艘大货船停泊在港口中，这些货船满载着我们工厂的产品而来，再满载着丝绸和茶叶而去。但更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些轮船，而是河岸上呈现出的一片新貌。我听说有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把房子建在这儿，实际上我上次离开中国以前就有那么一两所房子正在建设之中，但现在一个崭新的、规模相当大的市镇取代了以前那些破旧的中国茅草屋、棉田和坟地。中国人则带着他们的家庭、财物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逐渐退守到农村，这让人不禁想起美国西部土著居民的迁徙，其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人通常都是自觉自愿地离开，而且他们也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了充足的财产赔偿。相较于其它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把死去亲人的尸骨迁出去，这些尸骨通常就葬在房屋附近的自家土地上。因此，路上遇到一些苦力或亲朋抬着棺材西去，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很多时候，当棺材打开时，里面的尸体都已经完全腐烂了，没办法移动。 这种情况下，某位中国人也许就会拿出一本书，书里面罗列着一系列骨头的形状，以此指导人们搜寻死者残留下来的最后遗迹。

一群群中国商人，他们从远方的内地前来上海参观，其情其景让人感到非常好笑。他们徜徉在河边，脸上挂着吃惊的表情。河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横帆的船只、岸上洋人的房子、洋人的马和狗，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吃惊，甚至比看到洋人还更惊奇一些。比尔先生[1]拥有这儿最好的一所房子，那些体面尊贵的中国人不断地向他提出请求，迫切希望能到这英式住宅中看个究竟。比尔先生总是非常和善地同意这些请求，让人们在参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希望通过参观我们舒适而又精致的住宅，能让这些“文明”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些“蛮夷之人”的印象有一些改观。

市里面建有一座漂亮的英式教堂，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之一。人们还从中国人手中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墓园，墓园四周砌有围墙，中间则是一个小礼拜堂。我们也许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最终把这个地方变得比现在更宜人一些。比如说，铺上一些人行道，种上一些垂柳、青柏、松树以及其它一些合适的观赏树种，这将使这个全世界最关心墓地的民族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这次我来到北方，是为了给皇家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种植园 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我应该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中采集这些茶树和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我现在着手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宁波附近的各个茶叶产区，出产适合中国人饮用的优质茶叶，但这些茶叶却不是很适合外国市场。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的不同所导致的，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但谁又说得准呢。就我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访问过徽州的茶叶产区，也没有人从那儿的茶山上带回来茶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只是从宁波的茶叶产区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然后假定宁波的茶树品种与徽州茶区的完全一致，那我此行就将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要是从宁波附近的茶区采集茶树与种子，那就太容易了。外国人获准访问舟山群岛，比如舟山和金塘，这两个岛上都种了很多茶叶。也可以到名刹天童寺去，天童寺离海边大概二十英里，寺庙周边也大规模地种植着茶叶。但是徽州茶区却在内陆之中，离北方港口无论是上海还是宁波都有二百英里之遥。对欧洲人来说，那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除了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没人踏进过徽州[2]这一茶叶圣地。

我决定好了，如果有可能，就从这一著名的茶乡采集茶树和种子。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其一是雇佣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采集茶树和种子，然后把它们带回来；其二是我亲自前往。乍一看上去，似乎别无选择，只有第一种途径是可行的，当然也是最容易的。但第一种途径有几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假如我为此雇了一些中国人——肯定有很多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怎么才能保证他们带给我的茶树和种子都是从徽州茶区采集到的呢？指望中国人的诚实是靠不住的。我这样说似乎有点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雇来的中国人出于自己的方便，他们会到邻近几英里远的内陆，找一个最近的茶乡——我自己也能很轻松很安全地找到那儿——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等上一两个月后，他们会带着采集来的茶树和种子，跑来见我，如果问到的话，他们会打赌发誓，说茶树和种子都是从我指定的地点采集来的。他们也可能确实去到我指定的地方，但既便如此，我还是不能确信那便是事实。于是我放弃了这第一种途径，决定亲自前往徽州做一番刺探。这样我不仅可以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的茶树，而且也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以及栽种方法等信息。

这次我找到了两个徽州人作我的仆人。我派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是否有可能深入到徽州去。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是想去徽州，很容易，他们愿意陪我一道前往，条件是我要脱下自己的英式服装，换上中国人的服饰。我知道如果我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他们。

我的仆人给我找来了一套中式服装，还有一根发辫，这根发辫我前几年戴过，是由一个理发师给我精心编结的。所有的东西很快都准备好了，只有第一段航程的船还没雇好。这个时候要想雇船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刚刚严惩了几位船主，他们带着三、四位外国人前往内陆探访蚕丝产区。这几位外国先生穿着英式服装就闯进去了，很自然，这引发了蚕丝产区官员们的抗议，抗议随后转到上海官员这边，结果就是外国人再也不可能雇到船了。于是我指使我的仆人用他的名义去雇船，仅称还有两个人要与他同行。仆人同意了这一主意，很快他就带着一个协定或者说租约回来了，他和另外一个人约定，由这个人把我们载到杭州府去。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但现在我雇来的这两个徽州人开始互相猜忌，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管事，他们相信，管的事越多，就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情况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仆人主要做一些跑腿和翻译的事情，另外一个更像是通常所说的搬运工。我于是把事务更多地交给前一个人处理，这引起了另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不快。通常情况下，我应该把他们中的某一位打发回家，但由于我对他们俩都缺乏信任，我想，他们这种互相猜忌的状态也许会对彼此形成一种制约。前路漫漫，而且又都是我不熟悉的路程，如果他们串通好，在抢劫我之后逃走，把我扔在遥远的内地，那我可就处在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中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猜忌，我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一种防卫措施。

因为我想尽可能地保守此行的秘密，所以我打算趁着夜晚坐轿子离开上海的英国租界，前往上海县城的东门，我雇来的船就停泊在那附近的河里，我可以从那儿登船。但大大出乎我意外的是，我注意到有一艘船，就是我已经雇定的那种，停在英国租界的码头边上，看起来像是在等待我的到来。“那是你雇来的船吗？”我问王姓仆人。“是的，”他说，“搬运工已经把整个事情都告诉船主了，说有一个英国人要来坐他的船。”“那船主还愿意走这一趟吗？”“哦，当然，”他回答道，“如果你愿意增加一点船费的话。”我答应了这一条件，然后，又经过长久的拖延后，启航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因为船主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所以我上船的时候还是穿着英式服装，而且在第一天的航程中都穿着它。

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离开上海较远了。船主建议我该按照约定，脱下英式服装，换上中式衣衫了。换衣服是小事一桩，可是我还必须把头发剃光，这就需要一个理发师了。在我雇来的两个仆人中，王属于较为活跃的，可是那天早上，他因为发烧和疟疾而病倒了，于是理发的任务便落到了搬运工身上。这位搬运工骨架粗大，笨手笨脚，他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是我将要前往的那个茶区的当地人。在拿来一把剪刀后，他把我脑袋前面、后面和两侧的头发都剪掉了，只剩头顶的一小块头发。在用热水给我洗过头后，他拿出一把小剃刀，开始给我剃头。我想，我应该是他手下的第一个顾客，出于仁慈的考虑，我也满心希望自己将是最后一个。实际上，他并不是在给我剃头，而是在我那可怜的脑袋上刮来刮去，我疼得眼泪顺着脸颊直流，疼得大叫起来。他口里一直说着：“哎呀，糟糕，糟糕”，手上继续他的工作。更糟糕的，也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船老大还不时往舱里偷看，很显然，他很享受这一切，似乎是在欣赏一场一流的表演活动。如果不是因为身负时刻需要小心谨慎的使命，如果不是相信这位可怜的搬运工已经尽力而为了，我想我会设法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可笑。剃头最终结束了，我换上中式服装，我的仆人和船主都说效果非常好。

上海以西的农村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人工运河，坐着航船，人们可以到达这个省区的任何一个市镇。有些运河连通到大城市，比如松江府、苏州府、南京等，通过大运河北上的话，还可以通向首都北京。还有一些运河则通向西边以及西南的地区，形成一条条通衢大路，通往乍浦的八旗兵营、杭州府，以及其它密布在这一广袤平原上的众多市镇。

我们向西南方向进发——我的目标是杭州府。第一天顺风，我们的船一直驶到了泖湖[3]，离上海大约120-130里[4]远的地方。在这我们停下来过夜，我们把一根杆子砸进长满青草的湖岸，然后把船系泊在杆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午前到达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镇子，叫做嘉兴县，再往前不远，则是嘉兴府，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市。

嘉兴府看起来和上海差不多大，居民数量大概也相同——27万。它的城墙和外廓曾经破败不堪，但当英军占领了乍浦——离这儿并不太远，这儿的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惊吓，他们出钱出力，把护卫城市的城墙修得十分牢固。这就是船主讲给我听的故事，向我解释为什么这儿的城墙状态如此之好。城边的运河里停了很多废旧的运粮船，考虑到这儿的水深，这些船的规模都很大，很显然这些船现在都被本地人当作住房在使用，但有些船已经半沉入水，看起来已经被彻底废弃了。大运河沿线大一些的市镇边上都停了一些这样的船只，当这些船只太破，无法再供政府使用时，它们似乎就被拖到最近的城市，或者被政府用做住房供人们居住，或者卖给出价最高的买者。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杭丝产区，运河的河岸上种了很多桑树，田野里也到处种着一行行的桑树。

在嘉兴府西边，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墓地，墓地景象让我觉得大为惊奇。这片墓地范围很大，让人可以想见这个城市人烟稠密的状况，很显然，这片墓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头了，很多墓碑都已断成碎片，和死者的骨灰混杂在一起。但这个“骷髅地[5]”却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像我们英国大一些的镇子里看到的教堂墓地那样，在这儿，埋葬死者的坟墓周边种着垂柳、桑树以及一些杜松、松树等，野玫瑰和各种各样的攀爬植物爬满了坟墓，整个地方因此呈现出一派既神圣又悦目的气象。

告别了古老的市镇，我们继续西行，进入到一片相当宽广的水域，也许这儿就是著名的太湖的一部分，至少它也是流入到太湖当中去的[6]。水很浅，大部分水面上都长着菱角，当地人直接叫做菱。菱角的外形很奇特，像公牛的脑袋和牛角，全中国的人都很喜欢吃它。我见过三种不同的菱角，其中一种菱角的果肉是红色的，很漂亮。

湖面上到处都是往来航行的女人和男孩子，他们坐在木盆里，其大小、形状类似于我们通常用做洗澡盆的那种，往来采摘着菱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种简陋的木盆更适合用来采摘菱角的，木盆里面坐着人，还装着那些采来的菱角，它们很轻松地穿行在大片菱角植物之中，同时对这种植物又不造成任何伤害。看到这么多人在湖上游来游去，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木盆里，整个场景实在是很滑稽。

穿过这片湖泊后，我注意到，运河的河岸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上，栽种的都是桑树。显然，丝绸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在这两天的行程中，这段时间我应该航行了一百英里左右，除了桑树我很少看到别的树种。这些桑树照料得都很好，非常茂盛，生长出来的桑叶又大又好，同时还很有光泽。我是沿着一条直线横穿这一地区的，知道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丝绸产区的面积大小，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直径至少100英里的圆圈那么大。而且，请记住，这还只是中国众多丝绸产区中的一个而已，当然，它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以下数据有助于商人和丝厂厂主们对中国消费的丝绸数量有更好的了解：战后开埠的上海港，在两三年内，其出口的生丝数量由3000包增加到了20000包。我想，这一数据可以表明，中国市场的生丝产量必定非常之大，它才能轻而易举地满足这额外增长出来的需要。就像茶叶市场一样，在丝绸市场上，用来出口的产品数量与中国人自己消费掉的产品相比，只占了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 每年用以出口而额外多出来的这17000包生丝，对市场上的生丝价格或丝绸价格没有带来一点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了。

石门县[7]，一个位于杭州府东北大约140里远的镇子，是一路上接下来值得一提的地方。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但没什么商业，而且整个城市都已破败不堪，城墙上长满了野生灌木，很多地方已经倾圮塴塌。它过去显然也曾繁华兴旺过，但这些早就成了历史陈迹。船员们告诉我，这一带充斥着小偷与强盗，所以晚上大家不能都去睡觉，否则天亮之前船上有些东西肯定会被偷走。

我们大概是下午三点到达这个城市。当天早晨的时候，天气较冷，还下着雨，船员们全身都湿透了，这时候他们都不想再往前赶路。于是我只好决定当晚就留宿下来，在石门，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挨的夜晚。夜幕降临以后，我的仆人和船员们讲述了一些江洋大盗的故事，讲到后来，他们自己都觉得害怕，这已经足以让我感到环境的险恶了。而大风在塴塌的城墙间呼啸而过，发出凄厉的声音，风声中更兼着雨声，雨点敲击着船顶，不断滴到我们的床上，那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就寝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安排，我的搬运工和一位船员晚上不睡觉，由他们守卫放哨，防止贼人偷盗。搬运工在船舱里守卫，与我呆在一起，另外那位船员则在船尾守卫，那儿也是船上做饭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两个“哨兵”放了多久的哨，但是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也就是黎明前的一点时间，发现这个地方的危险性被他们彻底抛到了爪哇国，也可能是被他们抛进了自己的梦乡，他们都睡得死死的。别的人也都睡得很香，看起来没人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来骚扰我们。我把他们都叫醒，这天早晨天气晴好，我们向着杭州继续赶路。

在这三天的航程中，我们经过的都是一片非常平坦的土地，只在松江府附近看到过三、四座小山。但是现在，风景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这片开阔平原的西部、西南边缘，出现了一些山岭。我们路过了一个叫塘栖的镇子，就在我们经行的大运河旁边，熙熙攘攘的，规模很大，离杭州东北大概几英里远。这儿的土地很平整，看起来很肥沃，也很美。地势高一些的土地都种满了桑树，低田种的则是水稻。

快到杭州的时候，比起我曾留意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一些，培植得也更好一些，这倒让我想起英格兰某些大城市的郊外，也栽种了很多东西。杭州附近有很多漂亮的果树林，枇杷、杨梅、桃子、李子、桔子，以及所有其它产自中国中部的水果，都种了很多。

杭州府周围一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大运河以及它众多的支流，不仅给这一带提供了灌溉水源，也提供了便利的航运条件，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一带出产的名品运到外地去。远山，紧邻城市又远远伸向大海的美丽海湾，汇入海湾的钱塘江，这些都使得这儿的风景格外迷人。

十月二十二的夜晚，我来到了杭州府郊外，杭州坐落在中华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又是这一地区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接近或进入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一种提防心理，原因除了他们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生的反感以外，还因为他们在杭州设有一所海关，对外国的进出口货物课以关税，而这是违反《南京条约》的。官员们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外国人获准来到这个城市，这一敲诈勒索的行径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从而被迫中止。

随着我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近，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运河又宽又深，河面上成百上千条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忙忙碌碌，干着各自的营生，很多船与我们的船驶往同一方向，另外一些船则驶离杭州，赶往苏州、湖州、嘉兴以及其它市镇。大运河又分出很多小运河，通往各个方向，组成了这一地区的一张交通网。

到达这一段航程的终点以后，船员们起身把船停靠在数千条同样的船中间，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决定就在这儿过夜休息。第二天黎明，我花了一点时间，考查我们的方位所在，我发现我们停在大运河终点处一个很宽很大的池塘边。因为我在杭州城里并没有什么事要处理，而且只想继续上路，前往徽州茶区，所以我不想冒险进城。在离开上海以前，在我查看地图并确定路线时，我问手下的那些人，我们是否有可能绕过杭州城，到达钱塘江江口。他们都告诉我这很容易，而且强烈反对我进入杭州城。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西湖边经过，在那儿，我们可以舍弃上海租来的船，然后步行或坐轿，走上一段30里的路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取道杭州郊区，到达我们事先计划好的目的地。这一计划看起来相当可行。所以，当我们到达杭州郊外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方位所在，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正在杭州郊外的西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日出后，我就派王上岸去雇一顶轿子，同时雇一些搬运工来搬我们的行李。王回来以后告诉我，他已经在附近的一家客栈把这些都安排妥当了，我们现在必须往客栈那儿去了。下船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街道行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然后走进这家刚才谈到的客栈。没人注意我，哪怕是一丁点的注意也没有，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说明我穿着得体，很像个中国人。

我们的上海船员们提着我们的行李，陪着我们一道前往，实际上，我估计我们是被他们当作客源介绍给这家客栈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立刻就告诉他们的朋友，那位客栈老板，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在结清了租船费用后，他们不再指望从我这儿能得到什么，所以我想，我的身份秘密是再也保不住了。我以为在雇轿子方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一是因为中国人对官府的恐惧，二是他们可能会因此向我多敲诈一些钱财。那位靠出租轿子和出售茶水为生的老人，他不动声色地办着这些事情，似乎对每一位顾客都一事同仁，哪怕这位顾客是个外国人。轿子很快就雇好了，我可以继续上路了。客栈老板把第一段路程——大约全程的一半——的脚力钱付给了轿夫们，同时还给了他们另一笔钱，用来雇另一顶轿子，好接着走剩下的一半路程，直到一个叫彭埠[8]的地方，彭埠就位于钱塘江的岸边，这条大江在杭州汇入杭州湾。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坐进轿子，我的两位仆人则跟在后面，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迅速地前进。这样走了一英里之后，我原以为很快就能来到开阔的乡村，但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深入到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面。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仆人在骗我，我们最终要穿过杭州城。这些怀疑很快就被城市的城墙和堞楼证实了。但这时候提出反对已经太晚了，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听任他们的安排。

我们穿过城门来到城里。杭州城看起来很古老：城墙和堞楼都很高，保养得也很好。城门口照例有一些士兵在把守。我们经过的一些主要街道，与欧洲城市的街道相比要窄一些，但马路铺设得很好，让我想起宁波的主街。但杭州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商业角度来看，都比宁波重要得多。它是浙江省的首府，城里面住着很多政府的高级官吏，还有很多大商人。当与上海和宁波作对比的时候，人们经常说，上海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宁波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而杭州则融合了前两个城市的优势，而且，杭州还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它在浙江省的地位就如苏州府在江南省的地位。DU HALDE曾引用过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座地上的天堂，城墙周长有四十里，也就是八英里左右。尽管城墙里面还有很多花园和空地，但整个城市的范围还是相当大，很多地方的人口密度也很高。杭州郊区的范围也非常大，居住人口肯定也很多。斯当东爵士[9]推测整个城市和郊区的人口加起来大概和北京差不多，杜赫德[10]则估计有一百万人左右。

杭州的房子与宁波、苏州，以及其它北方城镇的房子惊人地相似。如果被蒙着双眼放到这些中国城镇的大街上，甚至是某个我熟悉的城市大街，取掉眼罩之后，我肯定很难判断出我究竟置身在何处。它们之间肯定有差别，只是我们这些“夷人”看不出来而已，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差别却是显而异见的。

我注意到杭州城里不少地方都建有牌坊一样的建筑、大人物的纪念碑，以及巨大的佛寺；尽管这些建筑也能吸引人们的一些兴趣，有不少也很新奇，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们还是无法与我们在英国见到的同类建筑相比。

白天的时候，大街上的商店把它们前面的门板都下了下来，这样行人就可以看到、知道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很多卖金、银饰品和玉器的商店。古玩店也很多，里面有中国人珍视的各种玩意儿，比如古代的瓷瓶、青铜器、竹雕、玉石雕刻的瓶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物品。我也路过了很多大的绸布店，从城里面穿着丝绸衣服的人数来看，这些绸布店的生意肯定很兴旺。实际上，触眼所及，一切景象都表明杭州是个富裕奢华的地方。就像我到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一样，这儿也有大量的面向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茶馆和饭馆，里面似乎不缺顾客，总是挤满了上百个本地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花上一点钱，或者说，几个铜板，就可以得到一份健康而且份量又足的食物。

除了政府官员、商人、店主以及与上述行业相关的普通劳动者外，杭州城里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丝织业便是最主要的一个行业。杜赫德估计从事丝织业的人口大约在六万左右。我注意到有很多人从事纺线工作，其他人则忙于从事漂亮的刺绣，整个中国的这一部分地区都以刺绣而闻名。

杭州人的衣着都比较华丽，在中国，他们一直以时髦而著称。除了那些最底层的劳动者和苦力，大街上那些高视阔步的杭州人都穿着那些丝绸、缎子、绉纱一类的衣服。有一天，我的中国仆人将杭州人与他们老家的人在穿着上做了一翻比较，他们说，在他们乡下也有很多有钱人，但他们穿得都很平常、很朴素，而杭 州人，不管有钱没钱，不穿上那些华丽的绫罗绸缎就觉得不舒服。“实际上，”他们说，“在杭州，你很难判断谁有钱谁没钱，因为一个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穿在自己的身上。”

在我们穿越了大概半个城市之后，轿夫们把我放了下来，告诉我说他们不走了。我从轿子里钻了出来，四处寻觅着我的仆人们，希望他们给我一个解释，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我们已经给轿夫们付过钱了，他们应该负责整个这一段的行程。但我的仆人们，这时候却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们可能是走了一条别的什么路，更有可能则是，一旦发生纠纷，他们就故意躲开我。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出来。然而，让我惊讶和欣慰的是，这时另外来了一顶轿子，让我坐着它继续前行。我到这时才明白我们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客栈老板已经将一笔足够的钱付给了第一拨轿夫们，让他们为我们第二阶段的行程雇一顶轿子。 但一路行来，他们挪用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用来喝茶、抽烟，于是第二顶轿子的轿夫们不干了，剩下的那点钱不足以让他们接下这个送人的活。两拨轿夫间现在开始争吵，声音非常大，但这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了，看起来没什么人注意他们，这对我倒是一件幸事。我现在置身其中的情境很特殊，绝对没什么可称羡的，如果让人知道一个外国人现在就站在杭州府的市中心，我身边很快就会聚集起一大群人来，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冷静行事，勿嗔勿怒”，所有想到中国来旅行的人都应该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变化，十有八九你终将走出像我现在所处的这样的困境；但如果你试图强行干预，可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一向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但在这个事情上，我却没办法听任事态的发展。

我本来已经坐进了第二顶轿子，正耐心地等待第一拨轿夫们对挪用第二拨轿夫的脚力钱用于喝茶抽烟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这样的尝试并不成功，第二拨轿夫们威胁着要把我从他们的轿子上赶下来。我知道这样可不行，靠着我那蹩脚的汉语，我很难找到另一顶轿子，而且我对于前面要走的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只好被迫卷入到这场争吵中，答应在到达目的地后给轿夫们补齐所差的钱数，才结束了这一场争吵。这显然是第一拨无赖轿夫们算计好的，但总算是结束了进一步的扯皮，轿夫们抬上轿子，一颠一颠地继续前行。

从大运河终点处的池塘走到城市另一头的江边，一共是28到30里左右，也就是五到六英里之间。离开城市以后，我们又穿过一片高低起伏的美丽乡村，这段路程大概有两英里，然后进入彭埠镇，这个镇子就沿着钱塘江的江岸而建。钱塘江又叫之江，就在这儿流入杭州湾，彭埠是杭州的海港。

一路上我都没见到我仆人的踪影，以至于我都开始设想这段行程结束以后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冒险情景。轿夫们说着一口古怪的方言，我很难听懂，只好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能听懂的是，他们要把我带去一个叫HONGLE[11]的地方，但HONGLE是什么，我想象不出来。

奉行自己的行事原则，信任眼前的人和事，这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也很少担心结果将会是怎样。最终我听到轿夫们说HONGLE到了，我正想看看HONGLE 是什么呢，轿子已经放下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一段行程已经结束了。让我大为惊喜的是，原来HONGLE是一家既安静又舒适的客栈，里面住着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游客。从轿子里钻出来，我静静地走到客栈大厅的另一头，在堆在那儿的很多箱子中寻找自己的行李。自从我离开上一家客栈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我的行李以及我的仆人了。但它们确实是被安全地送到了这儿，由一位走在我们前面的搬运工送过来的。几分钟后，我的两位仆人也露面了。

我们告诉客栈老板，说我们想沿江上溯到徽州去，并且向他打听租船的事情。我们很快发现，原来帮人作保，或者雇请船员，也是他客栈业务的一部分。中国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如下办法来办理的：当要雇请一位仆人，或者租一条船时，上述仆人或者说船东都要花点钱，请来一位有家有产的体面人，让这位体面人在租约上替自己居中作保，然后将这份租约交给仆人的东家，或者说船只的雇主，由东家或雇主保存这份租约直到合同圆满结束。中国人通常都这么做，看起来他们对社会下层的人一点也不信任。

我很快就吩咐王去租船，让他把船主带到客栈来，起草一份租船合同并签上双方名字。另外一个仆人也跟着王一块出去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留在这个全是陌生人的陌生地方。

我所在的客栈是一所很大的老房子，就坐落在钱塘江的江岸上。房子随地势而一头高一头低，较低的那一头用做棚舍或库房，用来存放各种物品和客人们的行李。较高的那一头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供房东和客人们在上面用餐。桌子四周坐着五、六个体面的中国商人，他们正用长长的竹烟竿吸烟，谈论当天的新闻和生意情况。这些人很有礼貌地在桌旁给我让了块地方。我坐了下来，开始像邻座一样吸烟，而且吸烟的节奏快慢也与他们一样。在客栈的另外一些地方，这些商人的仆人们，或其他一些搬运工，都懒洋洋地倚靠在椅子上或货物上，有的则睡着了，睡得很香。似乎没人特别地关注我，我坐在那儿，很快就变得意定神闲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我稍微有些不安，但事后想起来总是让我自己大笑不已。这时候开始准备吃中饭了，客人们相继起身离开桌子，在房子的其他地方踱来踱去。时间已是中午，因为没有吃早饭，我感到相当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来上一顿午饭，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对我来说，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用过筷子了，对于使用筷子我一点信心也没有。我以前一直没想到过这个严重的问题，否则在从上海来杭州的路上我就会做些练习，到这时候肯定已经用得很纯熟了。看到一个人把筷子用得别别扭扭，对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稀奇的呢？我敢担保，这样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于是我那天只好，尽管我得承认，我并不情愿，放弃吃饭的念头。

饭菜这时候已经摆到桌子上了，客人们都被叫着名字，邀请到桌前坐下。“SING WA, SING WA”（这是我与中国人交往时用的名字），“来来来，坐下吃饭。”我很想违背我的决定，坐到桌前去，但最终还是觉得谨慎些为好，我回答道：“不，谢谢，我等会再吃，等我仆人回来再说。”我想，客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吃饭的安排有所不同，这再正常不过了，我的拒绝因此看起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时间不长，我的仆人就回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船主。我们与他签了合约，客栈老板则是他的保人。这些手续都顺利完成后，我们离开客栈，下到停在河边码头旁的船上去。其它几位客人也到了，我们都要睡在船上，因为船要到第二天日出的时候才出发。对我来说，这真是让人既兴奋又刺激的一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一点遗憾也没有。然后我们都躺下休息了。

我现在所在的钱塘江，其源头远在西方的大山之间。其中一支源头发源于徽州的山岭之间，另一支则靠近与江西省接壤的常山镇，第三支则发源于武夷山北麓。这几支源头在东流的过程中合流，流经杭州，注入杭州湾。所有的绿茶、红茶都顺着这条江运往上海，这些茶叶到杭州时要转一次船，从钱塘江里的船转到往来于大运河上的船。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杭州府非常重要。南部和西部各地的货物都必须经过杭州，才能运往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比如苏州、松江以及上海等地。同样，所有外国进口的货物以及平原地带的一些产品，诸如丝、棉之类，要销往南部和西部，也要经过杭州。杭州看起来就像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门户，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允许和承认，什么东西都送不出去，也运不进来。

我们通过上海进出口的货物，在经过杭州时，当地的地方政府便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对这些货物百般刁难，他们扣留我们的货物，向货物非法征税，种种敲诈勒索，来自于商人们的各种抱怨不绝于耳。终有一天，那些有关外国人不能越过租界活动的愚蠢规定会被清除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地贸易、旅行，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这一天不会离得很远。但现在，随着这些税额的逐步增加，我们的政府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争取把杭州府也变成对外开放的码头，或者在杭州派驻一个领事，以鼓励并保护我们在此的贸易。

[1] 译者按：即上卷所述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至上海发展。

[2] 写下这段文字以后，有人告诉我，神父麦都思先生曾经到过这一地区的部分地方。

[3] 译者按，原文作Maou lake，具体指哪个湖，疑不能明，从谐音以及下文地理方位的描述来看，疑即上海松江与浙江嘉兴交界处的泖河，泖河水面宽阔，作者把它看成是湖。

[4] 一里通常认为相当于一英里的三分之一，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一英里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可能更接近事实。

[5] 译者按，原文作“place of skulls”，语出《圣经》。

[6] 译者按，作者以为是太湖的一部分，误。按其行程，疑为今嘉兴市城西的南臼湖一带。

[7] 译者按：清朝石门县，民国时改为崇德县，后崇德与桐乡两县合并为今天的桐乡县。清朝石门县县城在今桐乡市崇福镇。

[8] 译者按：原文KANDU，不知今在何在，或者即彭埠？疑不能明。

[9] 译者按：即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1781年5月26日－1859年8月10日），父亲是外交官兼东方文化研究者乔治·伦纳德·斯当东。1792年伴随着身为副使的父亲与乔治·马戛尔尼一同前往中国庆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俗称小斯当东，英格兰旅行家及东方文化研究者。

[10] 译者按：即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年－1743年），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虽然他终身未曾到过中国，但却出版了非常详实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

[11] 译者按：Hongle即商行，作者误以为是个地名。

第二章

离开杭州府——中国航船——风景与土产——奇异的山岭——我们的旅伴——鸦片烟鬼——我的身份泄露了——严州府城——两个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急流与水碓——价值很高的棕榈树——鸟——石灰岩与青石——茶树——发现一种新的垂枝柏——垂枝柏之美——寻获树种——奇特的回声——水面上与陆地上的乞丐——恻隐之心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我们开船了，把船划向江中。这一段钱塘江很宽，宽约三、四英里。我们乘坐的是一条非常结实的平底船，船头和船尾都收成尖角。普通船只，比如那些在上海看到的船，放到这儿都不适用，因为这儿的水流又浅又急，江中众多的礁岩与石头很快就会将它们撞得稀巴烂。

我们的船上装满了货物，还搭载二十位左右的乘客。货物都堆在舱底，乘客则安排在货物上面一层。在船的两侧，各搭建了两行卧铺，卧铺中间是一条走道，乘客和船员都可以顺畅地来往于船头和船尾之间。体面一些的乘客睡在靠里的铺位上，他们的仆人和搬运工则睡在靠走道的铺位上。

中国床铺并不奢华，包括一条垫被，供人躺卧，一个硬硬的方形枕头，还有一条棉被，可以遮盖身体，用以御寒，仅此而已。

我的铺位在船尾，一个矮个子占据了另一侧的铺位，我的两个仆人则睡在我们之间。船上的厨房，说是厨房，其实只是放置了几件做饭的器具而已，就摆放在外面的船尾，邻近舵手的位置。

每位乘客，当他搭乘这些船的时候，船上负责按一定的费用向他提供一日三餐。我们早上喝粥，中午吃米饭，晚上又是米粥。如果乘客想吃别的东西，比如茶、鱼、肉或蔬菜，他都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准备原料，自己烹煮。这样安排看起来不错，对于那些想在旅途中尽量节省着花钱的人来说，船上的伙食就足够了。除了船上提供的饮食，很多旅客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东西，茶也许算是个例外，旅客们都随身带着茶，而这在中国花不了多少钱。

每天早晨，船上给我提供一盆热水，水里面有一块洗脸布，这些都是供我用来盥洗的。中国人一般是这样进行盥洗：先把洗脸布浸在热水中，把它拧干，然后用这块又热又湿的洗脸布擦拭双手、脸、脖子以及脑袋等。这种盥洗方式并不是最有效的，但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它却是让人感到清爽的最好办法，尤其是当一个人进屋之前走得又热又累的时候。比起冷水浴来，这种盥洗方式更能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而且可能也更健康一些。

穿好衣服后，我可以得到一杯茶，真的只是茶，没有糖，没有牛奶，在中国喝茶从来不添加这些东西。大约八点钟的时候，厨师将六个大陶盆放在饭锅旁边，每个陶盆都满满地盛着稀粥，放在那儿敞凉。等到稀粥凉得可以喝了，陶盆就被搬到床铺之间的过道中，排成一行，乘客们自发地分成几组，每组四个人，开始用早饭。按照这样的安排，矮个子，也就是睡在我铺位对过的那位，我的两个中国仆人，还有我自己就分在了一个组，我们这个组离船尾最近。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小盆子、一双筷子，大陶盆中有一把木头勺子，我们就用它把粥舀进自己的小盆子。

除了仆人给的几个红薯，前一天我没吃什么东西，我这时候饿得厉害，别说是粥了，比它味道更难吃的我也肯定难吞下去。我顾不上周围还有中国人在场，也不去考虑他们看到我用筷子的古怪方式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实际上我做得很不错，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全然忘记如何使用这高度文明的吃饭工具。当然，比起其它的食物来说，用筷子吃米饭和喝粥要更容易一些，因为饭盆子通常都是举到嘴巴跟前，里面的东西一半是吸进去的，另外一半用筷子拔拉进去就行。

我们的船顺风又顺着潮水的方向，所以在江面上行驶得很快。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景色非常迷人。我们已经离开了长江三角洲平原，进入到如诗如画一般的山区。山上长了很多树木，从山脚到山顶，到处都是松树、柏树、杜松等，它们那暗绿色的树叶与平原上众多乌桕树那成熟深红的树叶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杭州附近还有一些桑树，但随着我们往钱塘江上游深入，桑树渐渐消失了。烟叶、玉米、小米，以及小部分稻米，看起来是这儿平地上的主要农产品；而小米和玉米在较低一些的山坡上也有种植。

佛寺和佛塔随处可见，它们高高地耸立在林表。西湖边上矗立着一座名为“雷风塔”[1]的宝塔，顾名思义，就是“打雷刮风之塔”。看起来这座塔非常古老，野生荆棘和其它一些杂草从塔墙上长出来，长得甚至比塔顶还高，这显然加速了这座塔的衰败。雷风塔是这一带的一个独特风景，它让我想起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处那众多的古城堡废墟。

夜晚，当天黑得看不清航道的时候，我们的船就停在一个小乡村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启程。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杭州府西南方向四、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了。

与我同船的乘客主要是些商人及其仆人，他们都很安静，也很驯良，实际上他们除了吃饭和抽烟，就只是斜躺在床上或睡觉，很少做别的事情。其中一位是个确定无疑的鸦片烟鬼，他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瘾君子。在旅行过程中，我看到过很多鸦片吸食者，但这个人是其中最可怜的一位，他显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很有钱。他的床铺上围着丝帘，枕头上带着漂亮的刺绣，被套用的则是某种最为昂贵最为柔软的绸子面料。所有这些他使用的东西都揭示着一种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

可是，在第一天的旅行之中，让我们看看并描述一下他那床帘后面的世界吧。床帘总是低垂并且拉得严严实实，特别是当风的那一面。他穿着最精美的丝绸衣服，侧躺在床垫上，头下则枕着一只刺绣的枕头。他身侧燃着一盏小灯，嘴里含着一管鸦片烟枪，正在那吞云吐雾。吸了几分钟后，他脸上浮现出一种陶醉的神色，就像喝酒之人后喝到微醺状态时的样子，这是鸦片烟起作用了，他此时应该是进入到那极乐世界中去了。

一两分钟以后，他跳下床来，叫来一壶茶，酣畅地喝上一顿，然后开始在船上四处蹓跶。他明显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聊天、开玩笑。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抽烟叶，然后又喝上一顿茶，就躺下睡觉了。但他的睡眠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很明显，他总是被一些奇怪而又可怕的梦境困扰着。最后他醒过来了，又像以前一样继续吸食鸦片。就这样日复一日。既使是在寂静的夜晚，当周围的一切都沉入睡梦中时，他那脆弱的意志力仍然难以抵御对于鸦片刺激的渴求。在这次旅行中，我晚上醒过来的时候，常常发现他那盏小灯都是亮着的，闻到那种令人不舒服的烟味，在船顶上空盘旋。

无节制地吸食鸦片给这个人的身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他现在又瘦又憔悴，脸色灰白枯槁， 皮肤则呈现出一种玻璃般的光泽，这是鸦片吸食者的一个显著标志。很明显，他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可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还在试图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他吸食鸦片是为了治病，鸦片对他的健康不可缺少。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时，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会觉得，造物主创造出人类，人作为上帝最杰出的作品，可是当感观刺激与享乐控制着一个人的时候，就如鸦片控制着他，这时人又是多么可怜啊。

第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地道的中国人了。但我的搬运工，这个愚蠢、多舌的家伙，好像保守这个秘密，会把他压得浑身不舒服一样。我有一两次看到他和一位船员在窃窃私语，后来证明，就是他告诉这个船员，当然是当成一个极大的秘密，说我是个外国人，上海众多的红毛鬼子当中的一位。渐渐地，这个秘密就传开了，船员们和乘客们都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拿眼睛偷偷地看我。 我对此心存疑惑，就把王拉到一边，问他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成了大家感兴趣的对象。“噢”，他说，“搬运工是个大笨笨，他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你最好让他滚蛋，如果你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话。”[2]用简明易懂的英语来说就是，他告诉我，苦力是个笨蛋，他告诉所有人，说我是个外国人，如果我不想惹麻烦的话，最好是让他滚蛋。

再不会错了，我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我很想惩罚一下那个搬运工，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能够免受处罚，要感谢我们所在的这个特殊场合。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家伙后来被自己的同胞惩罚得够多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他就像是在耍猴一样。

一路无话，直到我们抵达严州府[3]，距杭州大约380里，位于北纬29.37.12度，东经119.32.47度的一个大城市。严州府城也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用围墙护卫着，城墙全长约四英里。看起来这儿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但停泊在城外河里的船只数量很少，从这点来看，我估计这个城市在商业上并不是很重要。严州大量出产家居用品，只是简单油漆了一下，价格比沿海城市要便宜很多。严州也是前往徽州的船只的集散地，因为要给船上人员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相关生意便做得很大。从城市规模来看，严州大约有20万居民。他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富有，至少在穿着方面，他们肯定不如其近邻杭州人那样华丽。

在府城下游一点的地方，有两座非常漂亮的塔，其中一座建在造型奇特的圆锥形小山上，名字叫做伏龙塔[4]。江水在这儿分成两支，或者更准确地说，两条支流在这儿汇合，一条支流来自南边，部分发源于江西与江南省交界之处，另一部分则发源于武夷山北麓，我以后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方。而现在我要走的则是北边的支流，这条支流发源于徽州的绿茶产区。

严州府附近的山都较荒凉，但山谷与低地则很肥沃。严州正好处于杭州与徽州之间半程的位置，我们的船员似乎也想趁机利用这个机会，把严州当作一个中间休息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段河流的流速大大提高了，需要增加不少船员。我们在严州停了两天，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买了各种东西，比如给船员们穿的草鞋，剩下这一段航程我们要吃的大米， 以及各种可以贩卖到上游乡村以便牟利的货物。把时间耽搁在这儿，我一点也不反感，这正好让我有机会见识一下这个古老的市镇，以及这个地区的部分农村，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我们停留严州期间，我的仆人王，这个又蠢又倔的家伙，几乎把我们都陷入到一个糟糕的困境中。在还钱给一位船员时，他似乎给了人家一块有缺损的银元，这块银元因为在镇子里用不出去，船员又把它拿回来了。这时候王正在喝三烧[5]酒（中国的某种酒），当船员把银元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喝得很高了。他断言那块银元与他给船员的并不是同一块，所以他与那块银元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经过一番争吵，他又把银元收回去了，然后动身进城，用他的话说，他要自己去把它兑换掉。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肩膀上挂着一串价值相当于一块银元的铜钱，他带着胜利的口吻大叫着：“银元好得很呢，用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有笨蛋才会用不出去。”他然后把铜钱扔给那个船员，用一种又恼怒又激动的语气问对方现在是否满意。船员静静地接过那一串铜钱，开始清点并检查它们。过了一两秒钟，他把铜钱还给了王，说这些乱七八糟的铜钱都是一些劣币，如果王用这些铜钱来还债，会让他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不想接受这样的钱。他现在要求王用品相上好的铜钱来还他。王表现出一副很愤怒的样子，“我给你一块银元，”他说，“你说它不好。我给你换了，给你铜钱，你又还给我，你到底想要什么？”乘客们现在都聚在他们周围，眼看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更大的风波。但在经过一阵高声争吵后，可怜的家伙最终把铜钱收到口袋里去，同时申明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威胁说将来一定会向王进行报复。

两天以后，船上新增加的人手都已经到位了，该买的东西也买到了，我们的船向江中驶去，把严州府城抛在我们身后。我们现在的航向是西北，在很多江段水流都很急，于是很多地方都用水流来推动水碓，碾磨大米以及其它粮食，给它们脱壳。在严州府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我看到了第一架水碓。 乍看上去，我以为它是一艘蒸汽船，因此感到非常吃惊。中国人告诉我们那些住在华南的英国同胞说，在中国内陆，蒸汽船很常见，我一度以为这些中国人说的都是真的。等到离得更近一些，我发现这所谓“蒸汽船”是下面这样一种装置：一条大大的船或驳船，船头船尾牢牢地拴在某处水流湍急的河岸边。船侧安着两个轮子，有点像蒸汽船的船桨，用根车轴把这两个轮子贯串连接起来，车轴上装有很多短齿轮，每个齿轮转动的时候，它都会推动一个重重的木锤，把木锤推到一定高度，然后让它落下，把放在下面碾槽里的粮食碾碎。受到激流的推动，轮子带动车轴迅速地转动，于是木锤便不断地举起、落下。船上用茅草盖顶，这样可以避雨。随着我们向着上游深入，像这样的水碓变得极为普遍。

大约在严州上游十到十二英里的地方，土地变得稍为肥沃一些了，山上长满了低矮的松树，低地则种满了乌桕树、樟树和竹子。这一带农村大量种植玉米和小米，因为这儿大部分是山区，种不了水稻。

我们现在前行的速度非常慢，因为水流太湍急了。不时出现的险滩，常常使得我们花费好几小时才能溯流而上。十五个纤夫，用长长地纤绳系住我们船上的桅杆，在岸上拉着船前进，还有五、六个船员拿着长长的竹篙，奋力地撑着船。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展现中国人那不屈不挠的毅力。当打量着像这样的一条河时，也许有人觉得它根本就不适合航行，但即使是这样的困难条件，人们也还是凭着艰辛的劳动和不屈的毅力把它克服掉了。

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慢慢前进，这倒很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轻松方便地调查这一带的植物资源。我一般在天亮时起床，整个早晨都到河岸边的山坡上和山谷里进行考察，然后及时赶回到船上吃早饭，吃完早饭，我通常都由我的仆人陪着再到岸上去，漫步过程中一旦发现什么种子、植物或者花儿，就采集下来交给仆人拿着。每次上岸，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爬到最近的一座山上，看这条江到底绕了几个弯，有多少险滩，这样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个数，在我们下船的这段时间里，它有可能走多远。如果滩流很多，我们知道船会走得很慢，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走到较远一些的地方，反过来，要是河流看起来很直，河床也相对较平坦，我们就只能在离开河岸不远的地方活动。

在树木当中，最常见的是由森柏格命名的日本油桐，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桐油树，这种树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富含油脂。此外还有乌桕树，提供桕脂和桕油。这儿的山坡上有一种棕榈树，是此地以及华中各省唯一一种土产的或者种植成功的棕榈树，长得非常好。这种树看起来像是稷竹的一种。对于华北的中国人来说，它的经济价值非常高，它那大大的、棕色的像毛发一样的苞叶可以派很多用场。当地帆船上用的绳子和缆索就是用这种苞叶编织而成，这种绳子即使是在水下，使用寿命也很长。尽管这种树与椰子树的纤维有些相似，但用来编织绳索的话，前者可能比后者还要更好更结实。这种苞叶也可以用来加工成棕床垫，当地不管什么阶层，很多人睡觉用的都是这种床垫。下雨的时候，下田的农民以及其它劳动人民都喜欢穿戴用这种苞叶制成的斗笠和簑衣，可以将绝大部分雨水挡在身外。这种树还有很多别的用途。此外，在当地，它还是一种很有观赏价值的树呢。

希望有一天，在英格兰南方以及欧洲其它一些气候温和的地方，山坡上也能种上这种漂亮的棕榈树。带着这样的期待，我把几棵棕榈树送回了英国，送给位于KEW的皇家花园[6]的希廉库克爵士，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把其中一棵转交给阿尔伯特王子位于怀特岛上奥斯本行宫[7]的花园。

有关这种有趣的棕榈树以及本篇中其他一些树木，书中附了一些速描，我要感谢R. N.号[8]的克雷克诺福特船长在这方面的好心帮助，作为雷纳德船的船长，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得到了侨界高度而又公正的赞扬。

这一地区有很多石灰岩， 因而建了很多烧石灰的石灰窑，这些窑建得就像我们在英国看到的石灰窑一样。江面上有很多水禽，比如鹅、鸭子、野鸭，以及几种很漂亮的翠鸟等等，都很常见。山里面则有很多野鸡、山鹬以及鹧鸪等。我估计也有很多鹿，但我一只也没见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快乐地过去，天气很好，当地人很平和很友善，风景又非常之好。我的中国仆人和我自己，经常在走得脚酸之后，坐在山顶上，享受着周围如画的美景。这条美丽、清澈的江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在群山之中蜿蜒流淌，一会儿波平如镜，深沉静美， 一会儿却又是浅滩急流，河床上到处都是岩石。在有些江段，江边林木蓊郁，树木将其枝条垂入水中，而在另一些江段，水面上岩石巉峭，与急流砰渹撞击。

这一带地处山区，远方的山岭，高高低低，从三百英尺到三千英尺不等，它们或者孤峰特立，或者连绵起伏，或者沟壑纵横，姿态万千。总之，景色非常迷人，那些鲜活的画面将长久地印在我脑海中。

10月29、30两日，我们经过了茶园[9]、早禾埠[10]、港口[11]以及淳安县城[12]等城镇，这些地方都很值得说一说，特别是淳安县城，它至少有10万居民。 在茶园镇的对面，有一座外形奇特的小山，山体主要由漂亮的青色花岗岩构成，中国人非常喜受这种石料，从山里挖出来的青石[13]被广泛使用于各种装饰用途，特别是用来修砌坟墓。大量青石就因此而沿着新安江，送到了下游的严州与杭州。

这儿与我要去的绿茶产区毗邻，所以山坡上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茶园。山谷里则常常出现一些高大的樟树，特别是在村庄附近。乌桕树仍然很多，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当乌桕树披上秋天的霜叶，曾经的碧树，现在变成深红胜血的秋林，那美景真是叫人心醉。

但这一带最美的树还要数一种枝叶纷披的柏树， 这种柏树我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从来没看到过，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新树种。我是在一次日常散步的过程中第一次发现这种柏树。我注意到离我所站的地方大约半英里以外，有一株漂亮的杉树，大约六十英尺高，树干笔直，就像诺福克岛[14]上的松树一样，而枝叶纷披，又像圣赫勒拿[15]的柳树。这棵树的枝条，最开始是从主干上垂直生长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上翘的优美弧线，在枝条最尾端再稍稍下垂。在这些主要的枝条上，又长出其它一些又细又长的小枝，这些小枝都直直地下垂，使得整棵树像垂柳一样，非常漂亮。它让我想起欧洲剧院或公共场所里那些又大又华丽的枝型吊灯。

这会是什么树呢？很明显，它属于松树一类，但比起其它松树，它树形更美，观赏效果更佳。我走向——不，实际情况是——跑到这棵树跟前，这让我的仆人大为惊讶，他们显然以为我发疯了。当我站在树下，发现它不只是可以远观，近看显得更漂亮。它的主干非常直，像柳杉一样，叶子则像著名的金钟柏的叶子，只是细长得多，也漂亮得多。

幸好，这棵树上结了很多成熟的果子，这是此刻我最想得到的东西。树长在一家乡村客栈的地面上，属于客栈老板的财产，一道围墙把我们和它隔了开来，我承认，当时我非常想爬过墙去，但又记起自己此刻扮成了一个中国人，如果这样贸然闯入，那是很不合体统的，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于是走进这家客栈，在一张桌子前静静地坐了下来，为自己点了一些吃的。吃完以后，我们掏出烟杆开始吸烟，主人很有礼貌地陪着我们一起走到院子之中闲逛，那儿有我真正感兴趣 的东西。“你这棵树长得多漂亮啊。我们生活的沿海一带从来没见过它这样的，希望您送给我们一些种子。”“确实很漂亮”，主人说，我们的夸奖显然令他感到很高兴，他很乐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很珍惜这些种子，把它们安全地送回到英国，现在它们已经在英国落地生根了。希望几年以后，在英国的风景当中，能见到这种可爱树木的动人身影。这之后，随着我们继续西行，这种树越来越常见，经常可以看到它们一丛丛地长在山坡上。这种树叫做垂枝柏。

船在淳安县城旁边停了一晚，10月31日早晨，我们离开县城，继续我们的行程。走了一小段路程之后，我们来到群山之中一处显得特别荒凉的地方，这儿可以产生一种特别奇怪又非常清晰的回声，中国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响山[16]。到了这儿，船员们与乘客都高声大叫，尽力用最大的音量喊出各种奇怪的声音，以此作为消遣。声音在山间一遍又一遍地回荡，非常清晰，首先是近处，然后是远处，峰鸣谷应，直到最后回声慢慢消失。中国人对于这个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偏见，他们告诉我，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最喜欢住在那些荒凉而又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们说，这些回声就是鬼在不停地重复这些叫喊声，把声音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我们来到一个险滩前，新安江上的这些险滩都很难越过。我看到很多小船都等在这儿，一旦有大船到来，它们就围上前去。这些小船都是江上的乞丐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年迈的老人，或男或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上了年纪而头发斑白，而且很明显，不少人已经老得有点糊涂甚至痴呆了。他们希望能从东部沿海富裕城市来的船上乘客那儿得到一些救助。中国人以尊老敬老而闻名。据说，一位著名的英国商船队长，有一次在广州被暴民围攻，情形很危险，但当他举起自己的帽子露出满头的灰白头发时，暴民们后撤了，让他全身而退。考虑到中国人对于老年人以及斑白者的尊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船上有个传统，每天早上，船员们都会往一个小竹筒中存一把米，以便施舍给穷人。这样乞丐们在要饭时通常都不会落空，实际上，如果不给他们 一点东西，很难把他们打发走，他们对你纠缠不休，非常烦人。涌到我们船前的乞丐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船员们常常抱怨，哪怕只给每位乞丐一、二盅的大米，他们也应付不过来，所以船员们只好吁请乞丐们的谅解。但除非把整个竹筒里的米都倒在伸过来的篮子里，否则乞丐们就会鼓噪大喊，抱怨自己没得到应得的那一份粮食。

有时候江水太浅，江中全是石头，只有靠近江岸的地方才有一条能让船通行的水道。岸上的乞丐们很清楚这些水道的位置，他们通常就守在那儿，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篮子，将篮子悬挂在一根竹竿上，伸到船员们身边，希望得到救助。这些岸上的乞丐就如他们船上的弟兄们一样难缠，他们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我直到现在才了解到，在中国，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比如这些船员，他们都很有同情心。很少有乞丐——他们人数众多[17]——会空着手回去。这也许是因为，尽管这些船员都很无知，也很迷信，但他们都相信一个道理，真心行善，不求回报[18]，终有一天会得到福佑。

[1] 译者按：即雷峰塔，作者误听，下文且解释为“temple of the thundering winds”

[2] 译者按，此处作者引用仆人的鳖脚英语，后面自己又用正确的英语解释了一遍。

[3] 译者按：今属杭州，严州府城位于今建德市梅城

[4] 译者按：这是根据英语回译的塔名。梅城附近的三江合流处有双塔，名为南峰塔及北峰塔，与此处塔名不符。

[5] 译者按：原文sam-shoo, 即samshu, 来源于广东方言“三烧”音译，所谓三烧，即三蒸三酿之酒，原料为小米或大米。

[6] 译者按：即英国皇家植物园，全名为Royal Botanic Garden, Kew，现在常简称为Kew Garden。Kew是地名。Kew Garden地处伦敦西南。

[7] 译者按：奥斯本行宫，OSBORNE HOUSE，位于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夏宫。

[8] 译者按：即下文Reynardt号船。

[9] 译者按：此镇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今天淳安的茶园镇为后来异地重建。

[10] 译者按：原文做TSASA POO, 遍查淳安县旧志，唯早禾埠差相仿佛。早禾埠位于旧新安江畔，且界于茶园与港口之间，为当时一水陆码头。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1]译者按：此镇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2] 译者按：原文为“SHANG-I-YUEN”，即淳安县。原淳安县城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3] 译者按：又称茶园青石，质地细韧，颜色呈鸭蛋青，可以雕龙刻凤，凿狮凿麒麟，以及祠堂石柱、石梁等。

[14]译者按：原文NORFOLK ISLAND，即今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诺福克岛。

[15] 译者按：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南大西洋中的一个火山岛，隶属于英国，孤悬海中。拿破仑就是在这里流放直到去世。

[16] 译者按：原文为“FUNG-SHU”,不知所指。查《严州府志》卷三“山川”，淳安县城西有“响山”，其下注文云：“在县西十八里，有深潭，舟人呼之，其响相应。”地理位置、对回声的描述适与福钧描写的相同，疑即此处。今人黄宾虹《新安江响山潭镜心》国画，作于1950年，新安江水库未成之前，响山犹在万山群簇之间，一片荒野景象。今则水中几座小岛，浑然不似旧时地理矣。

[17] 译者按：原文their name is legion, 从”my name is legion, for we are many ”变化而来，语出《圣经》。

[18] 译者按：原文casting their bread upon the waters, 语出《圣经》Ecclesiastes 11而稍有变化。

第三章

威坪镇——船员威胁要报复——坐守天亮，毫无必要——省界关卡——进入徽州——茶树以及其它庄稼——看中国戏——渡船和渡船上的姑娘——转移货物——床底下的两具棺材——某位官员的花园——山上的植物——仆人的建议——离船登岸——不理睬鸦片烟鬼——屯溪——屯溪在茶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土地、物产的特性——第一次看到松萝山

10月31日夜晚，我们到达威坪[1]，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四周有城墙护卫，居民大概有15万人。威坪位于与徽州交界的地方。

王姓仆人与那位船员之间的争执并没被遗忘，船员觉得他实施报复行动的时机到了。最后这两天，他一直在向有些乘客暗示，他将在威坪采取某种行动。这些乘客把听到的都及时转告给王，这让王开始害怕起来。其他一些中国人，他们与王并没有什么交情，看到王害怕的样子，似乎很享受，于是极力夸大这种危险，让王自己吓唬自己。王在旅途中也和他们有过几次争执，于是整个人群似乎都在与他作对。当我们到达威坪时，情形就是这样，让人觉得很不安。

我们把船紧贴着城墙下面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左右，天全黑下来了。每次船停靠在城镇旁边，船员们都要趁着夜晚上岸去，这一次他们又上岸去了，只留下一两个看船的，因为白天太劳累，这时候也躺下来准备睡觉，绝大部分乘客也像他们一样躺了下来。这时我看到我的两个仆人在交头接耳说些什么，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由于白天走累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任由思绪飘向遥远的故乡。

慢慢地，我由冥想进入到梦乡，这时候我觉得有一只手在推我，同时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听出那是王的声音，让我不要睡觉。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发现船员们密谋要加害我们，这天晚上他们就要把我们沉入到江水之中。“他们现在到城里叫帮手去了，”他说，“等到他们认为我们睡着了，他们就要动手了。”

我几乎不知道该拿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不管是离上海还是宁波大概都有三百英里，天又非常黑，如果他们真要加害我们的话，别人的任何帮助，我们基本上都指望不上了。但我自己很难相信，在中国的这个内陆地区，人们通常都很温和，也很驯良，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我并没有像王希望的那样起床，只是告诉他我会注意保持清醒状态。

威坪镇建在新安江江边的高岸上。在火把和灯笼的照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城门，从这个城门到河边有一条路，其实就是一个斜斜的坡面，我们从船上可以看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提着灯笼，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从城里出来下到河边来的人。夜色深沉，一片静寂，可以清晰地听到远处细微的声音。最终城门打开了，出来大概十二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灯笼，他们沿着坡岸向船走下来。“起来，起来，快，快，”我的仆人说，“他们回来了。”我立刻跳下床，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等待那将要到来的危险。我的两个仆人看起来也是高度警觉，紧紧地站在我身边。走在最前面的人现在已经到船边了，他轻轻地跳上船，从门外往船舱里看了一眼，“喂，你们想干什么。”我的两个仆人同时喊道。那家伙咧着嘴笑了一下，说他不想干什么，然后就从我们船上跳到旁边停着的另一艘船上去了。他的同伙也都跳到周围的船上，消失不见了，把我们毫发无损地晾在那儿。“你现在看到了？”王说，“我告诉你他们要抢我们的东西，把我们沉到江里去，你还不相信。如果不是我们醒着，做了准备，我们就全完蛋了。”

我必须承认，我这时也有点动摇了，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早就能猜出结局了，一定会觉得这件事非常可笑，但对我来说，它却事关重大，一点也不敢当作儿戏。乘客们这时都上床了，但都没有睡着，一直在小声交谈，这一情形显得很可疑，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敢肯定，真要有事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帮我们，反而有可能去帮那些船员来对付我们。

这之后又过了半小时左右，城门再次打开，我们看到又有一些人提着灯笼顺着坡岸下来，就像前面那批人一样。这一次来的是我们船上的那些船员，王猜测他们是到城里与朋友们策划一场阴谋去了。等到他们上船以后，看到我们那架式，他们装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们笑话王，说他们并不打算把王沉到江底去。王镇静地回答说他不相信他们，然后转头告诉我，他敢肯定他们仍然想谋害我们。这些家伙这时都躺下来睡觉，让我们也把灯笼吹灭，像他们一样上床睡觉。但我的仆人没有听从，因为他们坚信，船员们不过是在假寐而已。

就这样，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一直都保持着高度警觉状态。船员们看起来早就睡熟了。夜晚非常安静，只有水碓发出的叮当声不断传来，这儿的水碓类似于我曾描述过的那种，有那么几架就立在城镇对岸的险滩边上。夜幕中，这座古老城镇的城墙与城楼若隐若现，黑乎乎的，像座监狱一样。一切都很安静，似乎都沉入到了梦乡之中。我自己很想去睡觉，但我的仆人们反对这样做，于是我只好陪着他们，又陪了一个小时。这之间我们虽然警醒，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感到又冷又困，再怎么劝阻也强撑不下去了。我告诉王，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就叫醒我，然后我就躺下去了，衣服都没脱，很快就进入梦乡，梦里有强盗、船员以及水碓等。

等我醒来，天已经亮了。我们的船已经开动，正在迅速地沿江前行。十五位船员在岸上拉纤，厨师则忙着给我们准备早饭，一切照常，似乎困扰我们的事情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的仆人，前面盯得太累了，这时直挺挺地躺在船上的地板上，正在酣熟呢。由于别的乘客也还在熟睡，我安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回想昨晚的事情，这之后，因为急于想看看这座古城在白天是什么样子，我走出船舱，来到高高的船尾，站在掌舵的老水手身旁。

太阳这时候刚刚升起，晨曦照耀在威坪那古老的城墙与门楼上。阳光下的威坪老城看起来与夜晚多么不同啊，而人们的想象力又进一步推波助澜，把它想象成了一座牢房，黑漆漆，阴森森，里面住着的全是一些窃贼、强盗。可现在，它就像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清澈美丽的江水从旁流过，四周环以小山，多么浪漫美丽的风景，又有年深日久的城墙在旁拱卫。可见白天与夜晚有多么不同，而人们的想象力又有多么强大。

回到船舱之后，我发现我的仆人快要醒了，正在揉眼睛呢。“怎么样，”我说，“什么事也没发生，船已出发了，我们离开威坪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哦，那太好了，”其中一位说，“但如果不是我们那么警觉，我们恐怕就活不到这个早上了。”

因为江水现在变得很浅，而且很多地方水流也很急，我每天都有一些上岸散步的机会，可以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但离开威坪之后不久，我的一位仆人就告诉我，我们现在两省交界之处，在这儿我最好不要经常上岸。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值得我听一听。在这一地区，新安江就像一条公路或运输通道一样，把两省连接在一起，政府也派了军队来保护这一通道。每个省在交界处的江边都设有自己的关口。在浙江这边，我们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江边小镇，镇子里住的主要是军人，他们受命于杭州的官员，派来保护这一通道。在跨过两省省界之后，我们马上来到了另一座有着相似规模以及外观的镇子，同样驻扎着军队，只是他们听命于江南省徽州府的官员。这两处军队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边界警卫的作用，我估计，他们对彼此并不会怀有什么善意。这让我想起，在古老的封建年代，我们英国各部落在边界上也是这样互相警戒的。上、下水的船只在经过这儿时都要接受登船检查，并且要把通行证拿出来给军官查验。

那位与王有过争执的船员现在又威胁要在这儿教训一下王，这让王感到很害怕。但这位船员，如果真是这样想过的话，却并没有真的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行，我们安全地通过了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省界关卡。

等到我们深入到徽州地界以后，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到岸上去散步。江水很浅，很多地方还有很多礁岩和石头，船很难从中找到一条可以通行的水道。新安江仍然在山区穿行，随着我们不断前行，这儿的山岭慢慢地变得越来越肥沃了，很多山岭，一直到山顶上都种满了东西。山坡上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茶林，茶林中间种着一些庄稼，比如小米和玉米等。小米和玉米生长于夏秋两季温度较高的月份，看起来可以给茶林起到一些遮荫的作用，这可能对茶林的生长有些好处。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把各种农作物混在一起耕作，实际上，这一实践遍布全中国各地。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像这个山区里这样长得那么好的小米和玉米。正是这些庄稼成熟的时候（11月2日），中国人已经开始进行收割了。

这一带非常漂亮，也很有意思。在那些较为贫瘠的山上，很多地方都种上了杜松和松树，而那些较为肥沃的山上，则是一块块已经成熟的玉米田，这些散布各处的玉米田与其周围深绿色的茶林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高兴的是，我在这儿看到了众多美丽的垂枝柏，一丛一丛的，他们生长在山坡上，一般都在村子附近或种在墓园中，无论生长在哪儿，它都给周遭的景致增添了一种动人的风采。

在上岸行走的时候，我一般尽量避免进入较大的市镇。但这一次，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使得它能被拉上一个浅滩，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船。于是我们走在一起，很快就来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我们到达的那天正好碰到当地的节假日，于是我便有幸看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情景。

镇子位于对面的河岸上。两条河在这儿汇合，镇子就夹在两河中间。其中一条河都快要干涸了，河床现在就用来举办节日庆典。我们站立的堤岸比河床要高出大约150至200英尺左右，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俯看庆典活动的最佳视角。

一眼看过去，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精巧的七级宝塔，大约四、五十英尺高，就建在干涸的河床上，宝塔旁边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避暑别墅，装饰得很华丽，别墅周围看起来像是一个漂亮的花园。在别墅的走廊和阳台上，安放着一些男男女女的塑像，这些塑像外面都裹着华丽的衣服。窗边则有一些鸣禽在唱歌，比如很受欢迎的画眉鸟和金丝雀等。河床上还挖了一个人工湖，湖面上似乎漂着一些浮萍。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儿属于某个有钱有势的人。

不远处搭了一个戏台，成百上千的当地人就挤在戏台前面，台上正在上演的戏文显然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有时候戏文看起来让人很悲伤，偌大的人群竟然鸦雀无声，另外一些时候，戏文又正好迎合了观众们的想象，让他们暴笑不已。台上的演员都披红挂绿，穿着那些华丽之极的丝绸或缎子衣服，显然，他们正竭尽所能，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靠近镇子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上面这样一副场景。“快，”我的同伴们说，“快，看戏去。”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朝河上的一座桥走去，这座桥可以通到镇子里，通到举行庆典的那地方去。从堤岸看过去，可以看到全景，我对此感到很满意，所以就拒绝了他们到镇子里去的邀请。我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年老的矮个子，他处处不忘向我们表达他的善意，这时候也表示，他愿意留下来陪着我和我的仆人。我们在绿地上坐了下来，美美地欣赏着眼前的这片景致。中国人的劲头真足，好像在那儿逗留一整天也没问题，可是我们的船要沿着另一条支流前行，我们必须回到船上去了。于是我们从桥上走过去，穿过镇中心。看起来压根就没人会想到，我竟然是个外国人。实际上，那位可怜的矮个子老人受到的关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多一些。在这个镇子里，除了一些大茶行，以及一些生产茶叶箱的木器店外，我没看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穿过镇子，来到另一条支流旁边，然后走进一条渡船，渡船将把我们渡到河的另一边去。在渡船上的乘客之中，有两位非常美丽，穿得又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和她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她们走上船来，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然后开始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我不禁把她们的行为举止和五个通商口岸中她们的同胞姐妹作了一番对比。那些穿着得体的女人看到外国人，总是像看到野蛮凶猛的动物一样，飞快地逃走。如果这两位漂亮的女孩子知道一个“夷”人此刻就坐在她们旁边，天知道她们会惊骇成什么样子。

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上来了，晚上就停在镇子旁边的江面上。所有人都申请到岸上去看戏，有些人还很热情地邀请我一块去，但白天看到的景象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们全都回来得很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早晨按照通常的时间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

船行了一段距离之后，船老大走了进来，告诉乘客，由于江水太浅，我们的船负重太多，吃水太深，无法通过，所以必须另雇一条船来，转移部分货物。而且他还面无表情地提议道，雇船的费用应该由乘客承担，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乘客们尽快赶到目的地。由于钱的数目不多，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我们雇了另一条船。

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有些目瞪口呆，虽然中国人对它可能早就司空见惯了。当第二条船靠到我们边上来的时候，我们这艘船的船舱底板揭了开来，下面的货物被转移出来，这时我发现船上乘客中竟然还有几个我从来没有计算进来的人。两口大大的棺材，每口棺材中都躺着一个中国人的尸体，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中，棺材就直接放在我床板下面的船舱里，而我却一点疑心也没起过。也许是因为，事实也确实如此，知道周边环境又能怎么样呢？它并不会让我自己感觉舒服一些，反而会让自己睡得不踏实。两口棺材被移到另外一条船上去了，它们将运往死者最后的安息地。经过询问，我了解到，死者是徽州本地人，多年以前就离开家乡移居到杭州去了，后来就死在杭州。现在他们的灵枢被朋友送回故土，将埋到祖坟里面去。

第二天，当我和其它一些乘客在岸上步行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处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大花园，一座寺庙，这些都属于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不久前，这家的家长刚刚去世，但这个地方保护得都还很好。因为看起来它向公众开放，于是我们决定进去看看。

用英国人的眼光来衡量的话，这个花园算不得很精美，但很明显，这一带的中国人都认为它别具一格。花园里到处都是一些四四方方的小庭院，庭院里面布置着一些假山，种着一些当地人喜欢的花卉。到处都是桂花、牡丹、南天竹以及其它一些常见的灌木。在一些漂亮的池塘里，则长满了惹人爱怜的睡莲。但令我最感兴趣的植物当属某一新品常绿冬青树，它的叶片有点像葡萄牙月桂，非常漂亮，观赏性很强。

建筑物当中有一座漂亮的小塔，我们爬了上去，站在塔顶，周围的风景一览无馀。很明显，这个地方是专为演戏以及大规模节日庆典活动而准备的。山庄、宝塔、露台、祠堂，这些建筑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给人以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向导们引着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就像在英国一样，这儿也要给向导付费，此外还有一点也很像英国，我们从一个向导手里被转交给另一个向导，每个向导我们都必须付钱。

在这一带山坡上，我看到很多在中国别的地方特别是沿海山地当中很少见到的植物。最为常见的是芳香的腊梅，在英国，它最近也大受欢迎（露天条件下它在圣诞节期间开花）。但这些植物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我在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发现的一种，很可能在英国它也将大放异彩。我在这里要讲一讲我们在屯溪是如何偶然发现它的。我和我的搬运工当时正在离镇子不远的小山上采集茶树种子。在把能找到的所有茶树种子都采集完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一株非常完美的垂枝柏，我非常喜欢这种树木，于是决定走上前去，到它生长的地方去近距离地观赏一番。我示意仆人也一起跟着我，看看能不能在树上找到什么成熟的种子。等我们走进村子，发现这棵树长在一个花园里，四周围有高墙。我们自然以为墙上某处应该开着一个门，于是绕着墙走，直到走进一个小山庄，看起来这个山庄只是一个供主人临时落脚的地方。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大模大样地进到山庄里面，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废弃的花园当中，此外还有一座大宅子，以前必定是华堂大厦，现在却也像花园一样，满目荒凉。我从远处看到的那株垂枝柏就长于花园之中，上面结满了成熟的籽实，采集这些籽实进一步丰富了我已有的收藏。

对这儿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我们就准备离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在花园的一处僻静角落，长着一株很特别的植物。 等到走近了，我发现那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常绿伏牛花。 它的每片叶子都像英国冬青树的叶片那么大，叶片上刺很多，闪耀着一种暗绿色的美丽光泽。这种灌木高约八尺，枝叶繁茂，比其它已知的十大功劳属植物都要漂亮得多。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太大了，我难以移动它，把它带走。我摘了一片叶子，把它的位置记了下来，希望从内地回来的时候，能够伐下并带走一些枝条。

我现在对仆人王的怯懦和恐惧非常恼火。他仍然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的敌人，那个船员，一直在威胁着他。我笑话他，努力让他相信，那个船员不可能伤害他，但没起什么作用。最终他走过来，将他正在谋划的一个计策告诉我，他打算第二天就依计而行。其实很简单：他和我将下船到岸上散步，表面上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但这一次不打算再回到船上去了。我问他，那我们的床铺和行李怎么办，另一个搬运工又该做些什么？他回答说，那些东西都必须留在船上，如果我们堂而皇之地离开，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来阻拦他， 至于那个搬运工，因为他很不可靠，所以也必须把他留下。王甚至不打算支付我们的船费。这就是他日思夜想想出来的妙计，他告诉我，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把它付诸施行了，现在希望得到我的同意。

我对这档子事仔细考虑了几分钟，决定不采纳他的建议。我不想抛下那些茶树种子，以及我搜罗到的其它新植物种子，我并不相信，事态已经到了如此紧急的地步，以至于要抛下一个搬运工不管，还要拒付乘船的旅费。“你的计划不可行，”我说，“如果你能正大光明地离开，带着你的同伴，付清所有的船费，我就不反对你，不管你是打算上岸还是另外雇一条船。但如果是像你现在计划的这样，我不会跟你走。”我后来为自己能够坚决地留下来而感到非常高兴。

一两天以后的早晨，人们告诉我，我们离屯溪只有不到三十里的路程了，当天晚上就能赶到那儿。屯溪是我们这艘航船的终点，到了屯溪，我们就该下船了。下午两点左右， 我们离屯溪只有不到四英里了，因为江水非常浅，船行进得非常艰难，大部分乘客决定步行前往屯溪。我们都开始整理行李，为步行做准备。那个吸食鸦片的家伙，因为清楚他的底细，我一点儿也不信任他，现在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我们到底要去这一带的哪个地方。我的中国仆人们，这一次算是稍微学精了点儿，他们都没向他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他们这样做，是想防止船上这些人与今后我们要打交通的那些人互通声气。

付清了船费，整理好了行李，我们将要前往下一个停留之地，我的两个仆人也就此做好了分工。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我让搬运工照顾行李，我则带着王下到河岸上，步行朝屯溪走去，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屯溪。屯溪是个很繁荣很忙碌的市镇，离徽州府大约二十英里左右，是徽州府的主要码头。屯溪坐落于北纬29.48， 北京再往东 约2.4’经度的位置。因为江水很浅，无法再往上游行驶，所有杭州、严州来的大船都需停靠在这儿上下货物，所以这儿也就成了一个贸易中心。几乎所有的绿茶都在这儿装船，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运往杭州，然后再转运到上海。运往广州的绿茶则要向西先翻过一片山岭，那儿有一条流往鄱阳湖方向的河。

这一带人烟稠密。从我们下船的地方开始，一路上都是房子，可以算是屯溪的郊区了。屯溪据估计有15万居民，最大宗的贸易物品就是绿茶。这儿有很多大的茶叶商，他们从茶农或和尚们手中购买茶叶，然后进行加工与分类，把茶叶分成不同的批次，运往上海或广州，在那儿再卖给外国商人。据说每年屯溪要运出去七、八百批次的茶叶。我也注意到这儿有很多木器店，生产柜子，光是这一行业就雇了不少人。实际上，屯溪和周边人口稠密的地区可以说都是因为茶叶对外贸易而兴盛起来的。

从严州府一路行来，新安江两岸几乎都是高高的山岭，但是到了这儿，这些山岭似乎都退了开去，留出一条宽宽的美丽的河谷，新安江就从河谷的中间流过。几乎所有的低地都种上了茶树，这些土地富含营养，非常肥沃，茶树当然也就长得非常茂盛。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茂盛的茶树，这让我相信，土地对于徽州绿茶的高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城里面消磨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向人打听哪儿可以雇到一顶轿子，把我们抬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按照指引，我们来到一家客栈或者说茶馆里，那儿有些轿子可供出租。客栈里发生的事情当时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后来想起也常常笑得不行。当我们走进这间客栈时，里面有很多旅客，各个阶层的都有，有些人在喝茶，有些人在抽烟，剩下的则趴在椅子或桌子上睡着了。看到有陌生人进来，那些即不安分又很好奇的人，开始对我们问长问短。我的仆人王就是本地人，当地方言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很显然，他尽量不想多开口。至于我自己，我告诉他们，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当中有个家伙显得很特别，他眼光比较敏锐，大概看出我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不想被我们敷衍过去，于是不停地问我很多问题。最终，那位年长的客栈老板走上前来，极其严肃地说道：“你这样问来问去是没用的，他只懂官话，而你又不能说官话，他当然听不懂你讲的话，你也听不懂他的话。”这番话似乎让各方面都很满意，于是再也没人来打搅我了。

轿子已经备好了，我们都坐进轿子，穿过市镇，跨过新安江，踏上前往松萝和休宁的道路。我们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到了目的地，第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松萝山[2]，据说绿茶最早就是在这座山上发现的。

[1] 译者按：此镇现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今天的淳安县威坪镇为后来异地重建。

[2] 译者按：松萝山，在今安徽休宁县，所产松萝茶，明清时非常有名。

第四章

松萝山——山中和尚与松萝茶——海拔高度——岩层构成——茶树栽培——种子保存方法——茶树苗——给绿茶染色——染色原料——中国人为什么要给绿茶染色——绿茶饮用者所吸入的普鲁士蓝和石膏的数量——中国人不喝这样的茶——沃灵顿先生的调查结果

松萝山，位于江南省休宁县，县城位于北纬29度56分，东经118度15分。在中国，松萝山很有名，因为绿茶最早就是在这儿被发现，也是最早在这儿炒制的。在1693年出版的休宁县志中，有关这座山有如下介绍，鲍尔先生[1]曾引用过这段话：

邑之镇山曰松萝，多种茶，僧教吴人郭第制法，遂名松萝，名噪一时。茶因踊贵，僧贾利还俗，人去名存。士客索名松萝，司牧无以应，徒使市肆伪售[2]。

松萝山比平地要高出个两、三千英尺左右。山上很荒凉，不管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它肯定产不了多少茶了。实际上，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山上栽种的茶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满足庙里的和尚们自己饮用，在松萝崎岖的山间，散布着很多这样的寺庙。但每个中国人都对松萝山抱有极大的兴趣，对很多中国作家来说，松萝山本身就是一个写作题材[3]。

绝大多数可供出售的高品质绿茶，都产自这一带较为低平的土地上，以及南边若干英里以外婺源的低平土地。因此，在山地茶叶和茶园茶叶之间就有一些区别，后者专指那些精心栽种在平地上的茶叶，这儿的土地属于肥沃的壤土，有些像上海那些适合种棉花的土地，但在质地上又更松散一些，混杂了相当比例的沙土。

这一带的岩石主要由志留纪石板构成，与英国发现的此类石板差不多。石板上面则是一种红色的石灰质砂岩，与欧洲新出的那些红砂岩类似。当这些砂岩风化成碎片的时候，它们会给荒山染上一抹微微的红色。在这些岩石中，我没看到有机物残骸形成的化石，但时间也不允许我对这些岩石再做细致地调查了。

这儿的植物群落带有北方特点，也就是说，在英国或印度北方常见的那些品种在这儿也很常见，而那些热带地区才有的灌木、树木品种在这儿完全看不到。这儿只有一种植物，与那些热带植物有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我前文提到过的棕榈树，但这种棕榈树也比其它的棕榈品种要耐寒得多。某种冬青也很常见，这种冬青和英国品种颇为相似。各种各样的橡树、松树、杜松都有很多。草类、蕨类以及其它低矮灌木和北方的草本植物，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各 式各样的代表物种。

在徽州府的绿茶产区，我估计也包括所有其它栽种绿茶的地方，茶树都是由种子繁殖而成。茶树种子在十月成熟。把种子采集下来以后，人们通常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就这样一直保存到春天。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只有小部分茶树种子能够发出芽来。就像橡树和栗子树的种子一样，如果暴露在剧烈变化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这些种子就给毁掉了。

到了三月份，人们把茶树种子从篮子中取出来，种在土里去。它们通常种得很密，成排成列的种在苗圃里，或者种在茶园里某块空出来的角落上，有时候，为了提高茶园的土地利用率，会在茶田的每个空闲位置种上五、六颗种子。

茶树苗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移栽一般是在春天季风变化的时候进行，这时候甘雨时降，雨水温暖。树苗种植成行，株距约四英尺左右，每行大概有五、六棵树苗的样子，行距通常也是四英尺左右。等到第三年，这些茶树就可以开采第一批茶叶了。在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人们很少会让茶树长到三、四英尺以上的高度。

如果冬天特别寒冷，茶农们会用稻草把茶树包裹起来，保护它们不受霜冻，防止寒霜和降雪折断枝条。

很多欧洲和美洲人口味独特，他们喜欢“彩色”的绿茶，徽州的绿茶产区有一道专门针对外销绿茶进行染色的工序，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一番全面、特别的描述。我当时把这一工序细心地记录了下来，下面就是我从记录本上一字不落地移录过来的：

监督茶农工作的负责人亲自操作这一染色工序。他将买来的一部分普鲁士蓝色染料投入到一个瓷盆中，在这个有点像化学研钵的盆子中，他把染料碾成细粉状。与此同时，将一部分石膏放到正在烘烤茶叶的炭火上去烧炙，这样做是为了把石膏烤软，便于把它也研磨成细粉，就像普鲁士蓝染料磨成的那样。烤了一段时间以后，将石膏从火上取出，捣碎，在研钵中磨成细粉。然后将这两种准备好的细粉，按四份石膏、三份普鲁士蓝的比率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淡蓝色的粉状物备用。

在烘烤茶叶的最后阶段，这些淡蓝色细粉将被添加到茶叶上去。在茶叶从铁锅中取出来之前，大概还剩五分钟的时候——通常点一根线香来计时——，负责人用一把小小的瓷勺，往每个铁锅中的茶叶上都洒上一些细粉。工人们然后用双手迅速地翻炒这些茶叶，这样做是为了让颜色分布得更均匀。

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道，要是那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让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一个文明人竟然会喜欢这种染过色的茶叶，而不是更自然的绿茶，这真是太可笑了。难怪中国人要把西方人看成是“蛮夷”。

有一天，一位住在上海的英国绅士，与一些来自绿茶产区的中国人进行交谈，他问中国人，为什么要给绿茶染上色，如果不染色岂不是更好？中国人承认，如果不染上这些成分的话，绿茶会更好，而且他们自己也从不喝这种染过颜色的茶叶，但是公正地说，既然外国人看起来更喜欢添加过普鲁士蓝和石膏的茶叶，这样的茶叶外观更一致，更漂亮，而且这些添加物也很便宜，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做呢？更何况染过色的茶叶通常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花了一些功夫，想准确地搞清楚，在给绿茶染色的过程中到底添加了多少染料。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把染色工序透露给中国或国外的什么人，只是想告诉那些英国，特别是美国的绿茶饮用者，他们每年吸收到身体内的普鲁士蓝和石膏到底有多少。每14.5磅茶叶需要使用8钱2分5厘乃至一盎司的染料。英国或美国人每喝掉一百磅染过色的绿茶，饮用者实际上便饮入了半磅以上的普鲁士蓝和石膏。而且，我还要告诉这些染色茶叶的饮用者们，中国人吃猫肉、吃狗肉，吃老鼠肉，可就是这些中国人，在喝茶方面，他们惊讶地举起双手，对上帝的子民们表示非常同情。

茶叶加工者们使用两种普鲁士蓝，有一种很常见，另外一种我只在中国北方见到过。这后一种普鲁士蓝比常见的更轻一些，带点浅白色，非常漂亮。在广州，人们常常使用姜黄根，但在徽州，我还没见人用过。

我从茶厂的中国人那儿拿到了一些添加物的样品，这样可以明确无误地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些样品去年（1851年）开大博览会的时候送回到英国，其中一部分被送交给药剂师协会[4]的沃灵顿先生，他以这方面的调查分析而著称。在一次化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宣读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出版在化学学会的《会议记录和论文集》中，在论文中，他指出：

福琼先生从中国北方向工业博览会提交了一些茶叶染料样品，这些样品，从外观上看，毫无疑问属于纤维石膏（经过煅烧）、姜黄根，以及普鲁士蓝。后者所带的浅白色，很可能是因为其中混杂有矾土或高岭土，正如我以前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混杂物导致其中出现氧化铝和二氧化硅，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在这一过程中使用高岭土或滑石。

[1] 译者按：鲍尔，即Samual Ball, 东印度公司的检查员，著有《中国茶叶的栽培和加工》（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1848年出版于伦敦。

[2] 译者按：康熙《休宁县志》原文作：“邑之镇山曰松萝，远麓为琅源，多种茶，僧得吴人郭第制法，遂名松萝，名噪一时。茶因踊贵，僧贾利还俗，人去名存。士客索名松萝，司牧无以应，徒使市肆伪售。”鲍尔引用该书时，漏掉第二句“远麓为琅源”，又误读第四句，将“僧得吴人郭第制法”误解为和尚教吴人制法。

[3] 译者按：明清文人对松萝茶甚是推崇，明代谢肇浙云：“今茶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清代冒襄 《岕茶汇抄》 云：“计可与罗岕敌者，唯松萝耳。”清代江澄云 《素壶便录》 中亦云：“茶以松萝为胜，亦缘松萝山秀异之故。山在休宁之北，高百六十仞，峰峦攒簇，山半石壁且百仞，茶柯皆生土石交错之间，故清而不瘠，清则气香，不瘠则味腴。而制法复精，故胜若地处产也。”又云：“徽茶首推休宁之松萝，谓出诸茶之上，夫松萝妙矣。”

[4] 译者按：原文做APOTHECARIES’ HALL，估且译为药剂师协会。

第五章

在王老先生家受到热情招待——四处冒烟的中国民居——我的搬运工和矮个子旅伴——他们遇到的危险——中国人的取暖方式——采集茶树种子——一段关于小檗植物的故事——获得小檗的幼苗——欺诈成性的中国人——离开著名的松萝山——王试图欺骗轿夫——编造“大将军”的故事——离开屯溪——山景——顺江而下的乐趣——山间的强风——到达西兴——绍兴府——曹娥——百官镇——到达宁波

在离题对绿茶以及首次发现它的这个地方做了一番介绍后，我再回头继续讲述我的旅程吧。

我们到达松萝乡下以后，我就住在仆人王的父亲家里。我们到达他家时天已经快要黑了，他家坐落在松萝山山脚周边两英里范围以内的小山之中。好在我亲自选定了这个地方，考虑到我此行的目的，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儿更合适的位置了。老王先生是个农民，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日子曾经过得很不错，但就像大多数不走运的人一样，他现在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似乎对他儿子感情很深。他妻子也来欢迎我们，同时对因为家里太穷而招待不周表示抱歉。我也尽量礼尚往来，争取在客气程度上不输给他们，很快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了。

晚餐很快就摆上了桌子，我们手握筷子，开始努力消灭面前的食物。中国人有早睡的习惯，所以我们不久也都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没办法出门。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国人的村舍因密闭性太差，住在里面很不舒服。我住的房子里面住了四家人，两家在楼下，两家在楼上。 每家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因为没有烟囱，厨烟散得到处都是，然后从房门、窗户、屋顶等地方逸出去。本地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一点也不介意，但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几乎就难以忍受。烟气熏到我眼睛，让我痛苦得都要疯掉了。而且走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烟气。所以快到吃饭时间，所有炉火都烧起来的时候，我总是很害怕，但又没有任何办法，除非是跑到外面的大雨当中，于是我只好尽力忍受这种痛苦。

第二天晚上，我的搬运工和那位矮个子老人把我的行李运到了，他们将从船员们手中死里逃生的精彩情形讲述给王听。搬运工说，他非常警觉，整个晚上都呆在一座庙里，那是唯一一个他觉得还算安全的地方。并不是他们说什么我都全盘相信，特别是现在行李都安全回到身边，要是船员们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坏，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雨一连下了三天，天气又非常冷。中国人抵御寒冷的方式就是穿上厚重的衣服，还有就是，这样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通过大声读书来抗寒，他们用一种类似于唱歌的腔调，反复朗读，越快越好。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玩累了之后，他们就都上到床上去，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只有呆在床上才觉得最舒服，他们强烈建议我也照着这样做。

正常的天气情况下，我可以从窗户里看到松萝山，但现在它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重重的雨滴把所有的树木和灌木都压弯了。一直到第四天，终于云开雾散，太阳像往常一样又普照大地，万物都披上了一层光辉，令人振奋，让人愉快。我这时每天都呆在外面，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忙着采集各种种子，调查山上的植物，收集绿茶种植与加工的各种信息。 就这样，我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和幼苗，都属于茶叶贸易中最上乘的品种，我也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就是我在上一章向读者们介绍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忘记美丽的小檗新品种，就是前面我提到过的那种植物，我非常希望能采到一些样品，把它介绍到欧洲去。我常常派王到附近的一些花园去，让他尽力给我找到这些小檗植物的幼苗，我不相信这种植物会如此稀少，以至于只生长在一个地方，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那个年代久远的花园。但是，可能是王没找到，更大可能是王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我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天早上，我把周围三、四个家庭的人都召集起来，把带在身边的那片叶子展示给他们看，我告诉他们，谁要是把这种植物的幼苗给我采来一株，我就给谁一块钱。让我又惊又喜的是，马上就有人走了出去，不到五分钟，他就带着一片新鲜叶子回来了，正是采自我刚才谈到的那种植物。“很好，”我说，“就是它，给我挖一株幼苗来，根部保存完好，这奖金就是你的了。”他们压低声音，互相商议了一阵子，最终回答我说，这株植物有些药用价值，植物主人不会卖它的。“把这株卖给我，你们可以拿着这钱买回一打这样的东西。”“不行，”他们中一个回答道，“这棵树长在我叔叔的花园里，他已经够有钱了，不会要你的钱。他生病的时候，时不时要从这树上采摘一些东西，所以他不会把树卖给你。”这真是让人恼火，但这些中国人又很固执，只好另辟徯径了，就像人们常说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下定决心就这样办。“好吧，既然如此，”我说，“让我看看这棵树总行吧，别担心，我不会碰它的。”一开始，他们甚至连这也要拒绝，但在王的劝说下，他们最后都同意了，领着我来到一个小小的乡间花园，花园里面长满了野草。那株美丽的灌木就长在那儿，静静地开着花，仿佛是被人遗忘了。王的叔父似乎把它当作无价之定，不管我怎样努力劝说，他都不肯将它转让给我。也许他真的很看重这棵树的药用价值，但在这一带乡村，它应该并不稀见，可以轻而易举就找到顶替之物。所以，他很可能是认为，为了得到这株植物，我会愿意付出更多的钱。

第二天，王的另一个亲戚偷偷地前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对另一个地方很熟悉，那儿有我想要的同一种植物 。如果我付些报酬， 他愿意给我把它挖来。我立刻和他约好，告诉他，我只要植物的幼苗，而且根部要保持完好，否则它们对我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而且还真做到了。那天他带回来三株完好的植物，把它们都卖给了我，后来我把它们带回上海，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带到了英国。

我在松萝附近呆了一个星期，之后开始考虑带着我收集的植物回到东部去。我的搬运工现在不断地骚扰王，希望能从王那儿诈出一些钱来。搬运工看到王被船员吓成那个样子，这无疑让他觉得，王的胆小怕事也许可以给他一点可趁之机。但王现在是在父亲家里，自然要胆大得多。搬运工向王讨要四元钱，但王拒绝支付这笔钱。搬运工在发泄了一阵污言秽语之后，离开了王家，威胁要带一些村里人来，逼王就范。但不到一小时，搬运工就回来了，身边并没有跟着什么同伴。也就是这时候，我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人把搬运工找来，威胁说，如果我再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要惩处他，把他的工资扣下不发。这之后，他变得安静多了，但这桩纠纷得到最后解决，还要等到他收到一笔欠款之后。

这时候，王老先生，我就是住在他的房子里，有事要下山到屯溪去一趟，我希望他帮我雇艘船，把我们载到下游一个叫西兴[1]的地方。王老先生按时回来了，带来一份他与船东签下的租契。我看不懂中文，只好请王把租契读给我听，并且给我解释一下，特别是有关租金的那一部分。租契写明了船将把我们载到哪儿，坐船的有多少人，每天船上将提供三顿饭，餐费又是多少，以及租船的费用等。有关这最后一笔费用，王告诉我，租约上写明，一共二十四块钱，我应该在开船的时候付一部分，剩下的等船到达的时候付清。

我身边剩的钱只有三十元左右了。一路上，要买什么东西，我都要付出很高的价钱，我敢肯定，中国人这种漫天要价的手段在我这儿一定是用到极致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乖乖就范，知道这是实现我预定目的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但现在我必须对此做一些反抗了。我们乘船要去的西兴，离任何一个有英国人居住的通商口岸至少都还有100英里，只有到了这些通商口岸，我才能搞到一些钱。我敢肯定，还要花上同样多的钱，我才能从西兴到达宁波，而这笔费用我现在没办法支付。此外，我也非常清楚，至少是有理由怀疑，王告诉我的这个价目大大超过了他父亲与船东商定的实际租船价格。我于是对王说，这租约肯定不对，而且，不管它对不对，我都不会支付这么高一笔费用，必须想另外的办法搭顺水船下去。对我胆敢怀疑他的诚实，王显出很是愤愤不平的样子，然后开始进行亢长的解释。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好了，不可能接受他说的租价，我可以自己或是让搬运工去另外租一条船，我甚至暗示说，如果这样行不通，我可以联系屯溪的地方官员，请他帮我找到一艘要价合理的船。我让他不要再哆嗦下去了，然后就离开了他。

这一处理方式如我所愿地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几分钟后，王老先生就回来了，冷冷地问我愿意出多少钱租船。“你这样问又有什么用呢？”我回答道，“你告诉过我，你已经讲定了二十四块钱的租价。如果想用这条船，我当然就必须付这笔钱了。如果不租这条船，我只好损失你所说的已经付过的定金了。”“别担心，”他说，“告诉我你能拿出多少钱来租船，我们看看到底够不够。”“行，”我说，“到宁波我只能出二十元，这笔钱我知道已经足够走这一趟了。”“好吧，”老王非常冷静地说，“从屯溪到西兴这条船就收你十五元钱，我担保剩下的五元钱够你到宁波了。”我同意这种安排，很明显，能达成这笔交易，王老先生很满意。这不奇怪，我把合同保留了下来，后来在宁波我让人帮着翻译了这个合同，发现到西兴只要五块钱的租船费用，而不是二十四元，王氏父子毕竟还是从这笔交易中赚到了十块钱。

这就是中国人的品格。他们不会跟你讲实话，除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我常常认为，如果对他们利益无损的话，他们更愿意说假话。

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种子都包起来了，植物也打好了包，我雇了一顶轿子，11月20日下午，我们和老王一家道别，和声名远播的松萝山道别了。这天下着大雨，湿漉漉的，去屯溪一路上都很不舒服。到得傍晚，风更大，雨更狂，雨丝从轿子前面灌进来，我只有一些油纸，可以盖住脚和膝盖，随行的人也用油纸护着自己，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作用，离目的地还很远的时候，我们浑身就都湿透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没到屯溪呢，天就彻底黑下来了。在这逼仄的道路上，我的轿夫们艰难地行走着，很容易滑倒。我们一直沿着河边高高的堤坝前行，在这样一个夜晚，走在上面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前面那个轿夫掉下去，我肯定也会被甩到堤下的河里去，实际上，如果不是后面的轿夫紧紧地抓住轿子，我肯定已经连同轿子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掉到高岸下面去了。

终于我们看到镇上的灯火了。一进到镇里狭窄的街道，我就吩咐轿夫把我放下，等着我的仆人从后面跟上来。轿夫们于是在一家茶馆前停了下来，他们走进茶馆，要了一些茶点。在他们进到茶馆的时候，我留在外面等着我的仆人，担心他们有可能在黑暗中超到我们前面去了。几分钟以后，王非常激动地走到我身边，几乎是一把把我拖出了轿子。“来——快点！”他说，“把轿子留在这儿，我们赶快走。”我从轿子中出来，以为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在泥泞和雨水中往前冲去。我们没走多远，轿夫们就追了上来，他们抓住王的脖子，索要脚力前。“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我们出发的时候，用来支付这些轿夫的钱，我已经给过你了，而现在你竟然想不付钱就溜走。”“别嚷嚷，”他回答道，“我以后会向你解释这笔钱的去向，但现在请再给我一些钱，先把他们打发走。”我照着做了，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轿夫们离开以后，我责备王不诚实。他于是告诉我，因为他是从我的轿子后面跟上来的，他注意到在我的轿子后面紧跟着另外一顶轿子，里面坐着一个大将军，他担心这个人想抢劫我们并把我们关进监狱。

我们继续前行，再没看到过那个所谓的“大将军”，也许大将军一路上想着的是找个房子避一避这暴雨而不是来抢劫我们。实际上我强烈怀疑这整件事不过就是王耍弄的一个花招，想以此摆脱轿夫们，这样就可以不付给他们工钱，而这笔钱应该在动身的时候就支付给他们。

我们现在来到屯溪，过了一座桥来到河对面，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船。我的床褥和衣服都被雨打湿了，整个晚上都很不舒服。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刺船离岸，顺着河水飞奔下去。

前一晚的暴雨已经云收雨歇，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美的早晨。太阳闪着金光，空气清新凉爽，眼前的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船员们都用不着费什么劲，船就顺着急流迅奔而下，两岸的森林、城镇、村庄都纷至沓来。有时候，当我们凝神注目，看到前路好像已经被群峦叠嶂给挡住了，但等船到近前，在至少三千英尺高的山岭间，总有一条通道豁然出现，我们的船就从夹岸对峙的高山之间一掠而过。

时令刚过月半，月光下的景致非常美丽，让人难忘。有时候，一轮满月高挂山头，在清澈的江面上洒下一片柔和的清光，浮光耀金，仿佛江面上撒落着无数颗珠宝。当我们的船贴近到东边的河岸时，月亮看起来就像是落到东边的大山后面，在升起的地方落下了，把我们留在阴影之中，就这样，在船只不断行进的过程中，月亮多次升起又落下，直到它升到高空，大山再也无法遮挡倾泻而下的月光。

江水很急，很多地方布满了礁岩和大石块，对于航行来说非常危险。每到夜晚，我们就被迫往江岸上砸进一根竹竿，把船系在这根竿子上过夜。有一次，天气突变，这在山区很常见，晚上我们上床时天气还很平静，一点变天的迹象也没有，但快到午夜的时候，两、三阵强风接踵而至，不到一刻钟时间风力就加大成狂风。我被一阵吹开门的强风惊醒，强风几乎把船舱顶都要掀掉了。与此同时，船也被从停泊处吹跑，飘到江水中间。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因为这一部分江流中到处都是石头。所有人都起床了，船员们划着两根大桨，撑着竹篙，试图把船再靠到岸边去。另一些人则试图把船舱顶用绳子牢牢地绑在船身上，我担心舱顶可能还来不及加固就会被大风刮跑。船员们到处乱叫，就像中国人通常表现的那样，所有人都在发号司令，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而这时候，我们的船还在急风和猛浪的推送下一路飞奔。每时每刻我都担心船会撞到礁岩上，片板不存。幸运的是，他们最终设法把船靠岸了，船搁浅在一片沙滩上，重新系泊在那儿。

到了白天，风力减轻了很多，但仍然很猛烈，无法开船。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被迫留在原地。我们的船员邀请了一些朋友到船上来，他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滞留在这儿，这些人在一起吃饭、打牌，自娱自乐一直到这天下午。等到天气好转以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三天以后，我们到达了严州府，如果是上水的话，这一段旅程要走十二天。又过了三天，也就是离开屯溪后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西兴。

西兴是一个繁忙的小城镇，位于杭州府上游几英里的地方。西兴所处的位置很重要，就在徽州通往宁波的大路上。大量船只停靠在小镇旁边的江面上，有些是从徽州、严州以及上游其它城镇来的，也有很多是从杭州来的。我估计整个城镇和船上的人口加起来，可能要达到二、三万人。

我经常听说钱塘江潮水非常迅猛，但直到这个晚上，我从来都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都坐在船里吃饭，更准确说是晚饭，因为这是一天里的第三顿也是最后一顿饭，这时候我听到有海潮涌来，停泊在那儿的船中间传来很大的喧闹声。“涨水了！涨水了！”好几百个声音在这样喊着，我们船上两三个船员跳了起来，跑出去想把船控制住。 我也走了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条巨大的波涛朝我们翻滚过来。波涛所到之处挨次把船只都卷了进去，瞬息之间就把船调转了一个方向，直到整个船队都被卷入到浪涛之中。这番景象，只有苏格兰高地上暴涨的河水才与之差相仿佛，在苏格兰，暴雨过后，山间溪谷都汇入某些河流，暴涨的河水冲到低地，一路上洪水泛滥，将面前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

打发走了徽州的船之后，我们穿过西兴小镇，来到一条小运河的起点，在那儿我们重新雇了一条船，前往一个叫上虞或者曹娥的镇子，上虞离甬江的源头不远。运河很窄，在一片美丽的山区中穿行。很明显，这一带的低地都非常潮湿，只适合栽种稻谷和蔬菜。

在西兴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我们路过了一个小镇子，镇子里有一个盐业局。这一段运河晚上禁止行船，我估计，可能是为了防止各种走私活动。大概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船被拦了下来，我们被告知，只有等到白天才能继续上路。我以为这是必须遵守的法令，但是王走上前来，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前进，他说，如果我想继续赶路，只需付给拦船士兵大约二十文钱（一个便士），这样我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方式。我们当然选择付钱走人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绍兴府。它坐落于北纬30.6度，东经120.29度。绍兴城里人烟稠密，居住人口大约与上海相当（27万）。城市周边有城墙和各种守卫措施，就如同与它规模差不多的中国其它城市一样。

运河从绍兴城的城墙外边绕过，形成一道护城河，又分出一条支流，直接穿城而过。我很想看看这个城市，便吩咐船夫把船驶向城市，从门楼里的一个拱形水门处，我们进了绍兴城。

绍兴府城墙的周长约在三至四英里之间，但就像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城墙里面也有一些空地。运河两岸的房子都比较矮小、破败，但城市另外一些区域的房子外观就要好一些。生活日用品方面的交易量很大，又由于绍兴正好处在杭州和宁波中间，有很多旅客来到这里。绍兴附近山上种了很多茶叶，这些茶叶的质量我认为都不错，仅次于徽州出产的茶叶。

在眼前这一片景象之中，中国人引为自豪也因此特意指示给我看的，是紧邻城墙外边美丽小山上的一座精美佛寺。在城里，我见到了很多牌坊，这些牌坊是为旌表守节妇女而树立的。从牌坊数量来看，这儿的守节妇女必定非常多。但绍兴最出名的，还是这儿涌现出来的众多师爷，这些师爷遍布中国各地。无论你在哪儿遇见他们，他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是在绍兴城里接受到这种职业培训的。

绍兴周边的农村地势低平，运河纵横交错。不远处的小山，看起来都很荒凉，至少和我刚去过的绿茶产区的山岭比起来，它们远谈不上肥沃。水稻是这儿的主要农作物，就像中国这一带所有的地势下湿的土地一样。平地上和小山的山坡上则长着很多乌桕树。

大约下午三点，我们到达了上虞。在这儿我们从西兴租来的船上下来，步行了大约一英里，穿过一片农田，来到另一个叫做百官[2]的小镇。小镇坐落在一条河的河边，这条河流入杭州湾，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它就是流到宁波去的甬江呢，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百官镇是个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镇子，镇里有很多货栈、饭馆、茶馆等，以满足过往旅客人员货物歇脚的休息。我估计这儿以前住过外国人，所以本地居民对外国人的外貌特征很熟悉。我一进入到这个镇子很快就被他们认出是个外国人，但他们对我还是非常友好，我轻而易举就租到了一条可以载我上路的船。为了租船，我走进了一间商行，这是一家兼营租船业务的客栈，签订了一份租船合同，按照这份合同，客栈老板将亲自把我送到宁波去，费用是三块钱。

这个晚上，我们翻越了两处河埭，对于小船来说，这些河埭起的作用就相当于英国运河上的水闸。我们的船通过一道斜坡被绞盘拖到河埭上。通过这种方式，船可以从较高水位的河面上转到水位较低的河面上，反之亦然。这种方式在中国很普遍，而欧洲使用的水闸，在中国似乎还没见到过。当我们的船在中国灯笼的照耀下，顺着斜坡迅速地滑下去的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经历过类似场景的人来说，比如说我，其效果就显得非常奇特了。第二次翻越以后，我们就来到了甬江的江面上。

这个晚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市镇，余姚。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们航行在一条又宽又美的江面上，我知道它流经宁波，在镇海汇入大海。这一带总体来说属于丘陵地形，但甬江两岸一定范围内都是一些平地。这些低平的土地很潮湿，沼泽遍布，只适合栽种水稻。

山坡上有很多坟墓，这清楚表明，我们正接近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坟墓旁边栽了很多杜松和松树，把这些死者的最后安息地妆点得更宜人，也平添了一些肃穆的气氛。田边、河边以及山坡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乌桕树，从其栽种之广泛来看，对于中国人来说，乌桕树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植物。

船到宁波之前没发生什么值得一记的事。当古老的宁波城和那些宝塔、寺庙以及城楼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些景致就如同熟悉的老朋友一样，欢迎我的归来。在经过一段漫长而又危险，但很多方面又让人很高兴的旅程之后，这些多年前就很熟悉的景致，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译者按：原文做“nechow”。从下文描述的情形看，“nechow”应是浙东运河的起点，即杭州西兴古镇所在地，此处即以“西兴”对应这一地名。

[2] 译者按：百官镇，原为浙江省上虞县县冶所在地，现为上虞市百官街道所在地。

第六章

金塘岛或者曰银岛——岛上的人民与物产——乍浦湾——乍浦湾航线的优势——上海的新年——花店及其所售鲜花——南天竹——菊花——驶往香港——装满野味的轮船——广州种子，以及种子的包装方法——有关毒死种子的错误想法

到了宁波以后，我租了一条中国人的船前往金塘。金塘又叫银岛，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位于舟山和甬江入海口之间，大约北纬三十度的样子。这个岛长约七英里，最宽处大概在两到三英里之间。我看到有两只鸦片船停在沥港[1]小码头，船主普利斯曼热情的接待我，给我在船上找了一个休息的地方。

银岛尽管离舟山很近，但在英国人占领舟山期间，却很少有英国人光顾这儿。个中原因说来话长。据说这儿是那些违犯政府法令的官员们的流放之地。有了这一背景，再加上它的名字，人们都愿意相信这个岛上藏有很多财富和奢侈品。而且，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军官和士兵不得踏足银岛，因为岛上驻有中国士兵，如果遇到上次战争中击败过自己的敌人，这些中国士兵有可能被激怒。带着一脑子这样的想法，我很自然地认为银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可是这些所谓的士兵啊财富啊之类的我统统都没看到。山谷间散落着一些小村子，没有什么像样的市镇，从居民们的外表来看，总体上说他们都很穷。岛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什么好勇斗狠的士兵，也许，自从1844年以后，这些士兵就都撤走了吧。

这儿的居民，就像舟山和宁波的一样，都很安静，与人无害。他们对我很友好，经常热情地招待我。只是，除了善意，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为了表达善恴，他们请我到屋子里坐下，更经常的则是坐在门前的凉棚下，这时他们总忘不了给我递上一杯他们的国饮——茶。 在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让人消困解乏，哪怕是起到一半的作用也好：我是指像中国人喝的那种又纯又正的茶水，既不加糖也不加牛奶。在消困解乏方面，它比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好很多。茶可以解渴，可以提神，还可以袪除这种气候所引起的种种疾病。

虽然银岛上住的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也不是那些勇敢的战士，但这儿的自然风景还是最为美丽的，它是舟山群岛上最美的一座岛屿。在这次访问中，岛上的美景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穿过沥港小镇或者说沥港村，我很快就来到海边第一列山的山脚下，顺着小道翻过山顶，就可以进入岛内。路边、山上我看到很多乌桕树。本地人仔细地把乌桕树种籽收集起来，这些种籽因为富含油、脂而很有经济价值。 在第一列山的低矮山坡上，零星散布着一些茶田。当我爬到第一列山的山顶，往山的另一侧眺望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美景。山下是一座宁静优美的山谷，其间散布着一些小小的农庄，山谷四周都是长满灌木和各种树木的山岭。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很多树叶都已染上或红或黄的秋韵，快到它们飘离树梢的时候了。乌桕和某种枫树的叶子呈现出的是一种明亮的血红色，而其它枫树的叶子则接近白色。这些颜色斑驳的树叶和深绿色的松叶互相映衬，显得格外漂亮。一丛丛的竹子和前文介绍过的棕榈树则给这个地方又增添了一点热带风情。

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中国人都讨厌走远路，我的仆人也不例外。从他们磨磨蹭蹭落在后面的样子来看，一旦我走到前面看不见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就会掉头回去。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回到家，告诉我说，他们在山里和我走失了。这让我感到很恼火，因为我原本打算采集到更多的茶树种子，我只好安慰自己，决心第二天把他们牢牢看住。第二天早晨，我租到了一匹小马，和两个偷奸耍滑的家伙一起出发前往位于小岛中部的茶园。和我一起的还有普利斯曼船长，他看到我的两个仆人前一天的行径，于是带着满腔的好心，愿意帮助我监督他们。当我们翻过第一列山，正下山往另一侧山谷走的时候，这两个中国人又像前一天一样消失了。我们骑着马往回走了一段路，发现他们慢悠悠地走在后面，显然又打算和我们“走失”，然后回家去。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得逞了。我让他们赶上前来，然后和船长一前一后，把他们夹在狭窄道路的中间，继续赶路。我必须承认，我们大概是绕了一些路才到达目的地，路上一共花了大约三、四小时。我们从山坡上的茶园里采集到了很多茶树种子。在结束这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们悠然地骑着马，走在回家的路上，中国仆人则带着今天的收获跟在后面。每天我们都这样工作，直到我们把几乎所有的茶园都拜访了一遍，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

银岛上有一连串山岭和山谷，与舟山情况类似，但在外观上比舟山的更为多样。翻过第一座山，走下山谷的时候，旅行者最初可能以为，他四面都将被山岭包围，但继续前行，山路却又慢慢地从山窝里转了出来，眼前又出现了另一条山谷，和前面的山谷一样漂亮。就这样，像一个绚烂的万花筒一样，一幅幅绘自大自然之手的图画交替出现在行者眼前，美妙无比。

银岛上种植的茶叶比舟山群岛任何别的一座岛屿上的都要多。除去本地人喝掉的，大部分茶叶都销往宁波和乍浦，供那儿的人消费，或是出口到马六甲海峡。尽管都是些好茶叶，可它们并不是按照英、美市场的口味来加工的。乌桕树和油桐树，也都出产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资。前者以出产桕油和桕脂而闻名，这两种东西在中国用途很广；后者出产一种很有价值的油脂，它可以和中国产的著名油漆添加在一起使用，所以这种树通常又叫做漆树。

对这几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我也收集了一些种子，加上采集来的大量的茶树种子，我把它们都小心地包裹好，然后离开银岛，经由乍浦前往上海。这条路线是我几年前开创的，现在往来于这两个北方口岸的外国人也经常走这条路线，尽管《南京条约》并不允许外国人走这条路线，但中国政府也没有表示反对。好些国家的领事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商人、传教士，都利用这条路线。如果考虑到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像这样一条疏散路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季节变换的时候容易引起发烧感冒之类的疾病，我非常清楚，有些病人就是因为及时送到舟山群岛才得以挽救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条经由乍浦的路线，要及时将病人送到舟山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仅剩的另外一条路线是经由大海。我提到这些，不只是想说明我们当时与中国人签订这个条约有多么愚蠢（这个条约，中国人不遵守它，我们英国人也不遵守它），而且想说明，对于这些因为偏见和傲慢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打破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成很多事。

乍浦湾上海盗横行，如果没有配备强大的武装的话，船只在这儿航行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1845还是1846年，可怜的美国传教士娄礼华[2]先生就是在这儿被害的。他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可是结果却令人如此唏嘘。我乘坐的船只配备了很强的火力，而且船上还有两个印度士兵，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安全地横穿了乍浦湾。然后我租了一条运河上的小船，静静地摇往上海，一路上没发生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

现在是一月中旬，在中国北方，正值严冬。中国人的春节就要到了，就在24日，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收债，忙着整理帐目。如果新年到了，还有欠债未还，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儿。商人们和店家在这个季节都会给出很大的优惠以回收钱款，所以外国人通常认为这是买便宜东西的好时候。买东西必须趁着年前，因为新年一到，商店都将关门，除了零星一些交易，所有的买卖都将暂停，大约要一星期左右，才又像往常一样继续做生意。春节期间，鲜花很受欢迎，人们用它来装点节日，就像英国的圣诞节期间一样。一月中旬，我到上海的一些花店去看了看，惊奇地发现，经过人工催花，很多花儿都已经开始上市了。我以前并不知道，在中国，人工催花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段。木兰属的很多植物，花儿都开得很盛，开花的还有各种重瓣桃花、小小的漂亮的白麦李花，以及各种山茶花。但让我震惊无比的，是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将牡丹花催得盛开。有好几种牡丹花都已盛开，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室外所有东西都冻得涩瘦干枯的时候，这些牡丹花却呈现一派生意盎然的样子。这些花都被捆扎起来，防止它们开得太快。所有这些玩艺都从著名的苏州府贩运过来，那儿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奢糜之都。

一年当中的这个季节，正是众多盆栽的金桔树挂果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的金桔树上挂满了小小的、椭圆形的桔红色果子。这些金桔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桔子，与那些被催开的鲜花夹杂在一起，烘托出一种非常好的节日气氛。我想，要是英国人对金桔有着更多了解的话，人们在冬天这几个月里会非常乐意用金桔来装点自己的家。它比桔科任何别的种类都更耐寒，它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也更繁盛，而且它无疑还是一种容易栽种的植物。这儿还有一种植物，结着红色的浆果，类似于我们英国的冬青，这就是南天竹，中国人把它叫做“天竹”，也就是说是天堂来的竹子。这个时节，人们从农村运来大量的南天竹枝条，沿街叫卖。每根枝条上都结着大串大串的红色浆果，很像冬青结的果子，这些红色的果子与南天竹那暗绿的闪着光泽的叶子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南天竹主要用来装点祭坛，不仅是用在寺庙里，也用于私人住宅，甚至船上面也要用到它，因为这儿的每间房子、每条船上都有自己的祭坛，这也就是它得名“天竹”的原因吧。

但中国花匠们最喜欢的冬令花卉还是菊花，尽管春节期间它通常已经过了最美的花时。对中国花匠们来说，没有什么别的植物能像菊花这样让他们吃这么多苦头，但他们也因此最擅长栽种菊花。在中国花匠们的手下，山茶花、杜鹃、玫瑰等也能长得很好，花开得也不错，但在伺弄这些花儿方面，我们英国人比他们做得更好。只有菊花，中国人的栽培技术是举世无双的。这些菊花，哪怕是花匠们中途接手照管，他们也可以让它在自己手中随心所欲地生长起来。有时候我发现这些菊花被培育成动物的形状，比如马或者鹿，有时候又被培育成类似于宝塔的形状，宝塔在中国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无论它们被培育成什么样子，或者只是自然地生长，这些菊花总是显得生命力很旺盛的样子，绿叶繁多，花开得也很繁茂。

就像在英国一样，在中国，菊花在冬天开花。开花的时候，对菊花的需求量很大，人们用它来点缀庭园、厅堂、寺庙等。菊花不择贵贱，它可以种在最底层中国人的茅草屋里，也可以长在红顶子的官员家里。

回到上海以来，我一直都在忙着把茶树种子小心地种到育种箱里，这样好把它们送到印度去。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达的轮船，我决定带着收集来的东西先到香港，再从那儿把它们送往印度。

在我们乘船的这个时节，各种各样的野味都可以在上海找到很多，商人们抓住机会运了很多野味南下，送给他们在香港和广州的朋友。我们这艘大船的船尾看起来就像是一排圣诞节期间的禽鸟商店，野鸡、山鹬、野兔、鸭子、野鹅以及水鸭等等挂得到处都是。每个宽敞一点的地方，比如艇架、小艇、船尾栏杆等处，都被这些东西占满了。此外，船上还有很多笼子，里面装满了无票乘船的活鸡。很多禽鸟长得都很漂亮，特别是那白颈的野雉、羽毛色泽各异的鸭子和水鸭等。

所有这些货物都免收运费运往南方；但它们毕竟是些容易腐烂的东西，通常来说，在货主和船主之间会达成一些默契，如果某一野味有变质的迹象，那么，或者是把它吃掉，或者就要扔到船外去。因为有些船主和乘客也许本来就有点晕船，无福消受这些行将变质的野味散发出来的味道，尽管对那些等待收货的人来说，这种味道是多么诱人啊。

了解了以上事实，就可能容易理解我们这一趟香港之旅的伙食状况了，吃得真不算差。好在我们船上有一个医务人员，他人非常好，我可以负责地说，每一只得到处理的肥美的山鹬、野鸭或是野鸡都经过他亲手检验，宣告那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款野味被扔到船外去。

我们的船刚一出海，就把所有的风帆都升了起来，我们御风而行，非常畅快。离开扬子江之后的第四天，我们就跑完了一千英里的全程，安全泊进了香港码头。

茶树都完好地到达香港，我立刻着手安排船只，把它们转运到印度去，到达印度的时候，它们的情况都非常好。

在香港，所有的闲暇时间，我都在山里面闲逛。经常陪在我身边的是尚宾船长，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好的植物学家之一，就是他发现了美丽的红花荷，然后由胡克爵士[3]插图发表在《植物学杂志》上。

离开香港北上之前，我决定再去广州一次。经常会有一些外国人，购买一些植物种子，然后把它们寄回英国、美国，送给自己的朋友，我很想知道这些植物种子是怎么加工，又是怎么包装的。我以及别的一些正直的人，一直以为，这些种子在卖给我们的商人之前，都被中国人煮过或用某种毒药毒死了，为的是不让中国的美丽植物流入到别的国家，也为了他们的种子生意不受损害。

中国人颇为不善，但就像其它身居下流的人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为众恶所归，被描得越来越黑。“过来，阿庆，”我对一个老年人说道，他通常出售这些植物种子，因为送给了他一株罕见而奇特的植物，也因为他的恩典，我在他那儿面子够大。“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包装那些卖给外国人的种子，到你的种子仓库去吧，把这一整套过程从头到尾给我都展示一下。”阿庆把我领到花园的中间，那儿有一间观赏棚，也用作种子仓库。棚子里立着一些架子，架子上放着很多小瓷瓶，正是那些我在伦敦看到的装有中国种子的瓶子。“坐吧”，他说，“我向你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做的。首先我要从植物身上采集种子，然后把每一种种子都分别放到这些小瓶子里，这以后把这些瓶子都放进一个个小盒子里，准备寄到欧洲或美洲去。”“这些我都明白，”我说，“但是瓶子里面，和种子放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白色的，看起来像是灰一样的东西，在英国的时候，我们猜测那是骨灰，有些人认为把骨灰和种子混在一起是为了提供养分。“烧焦的虱子(burnt lice)，”阿庆说。“烧焦的什么？”我问，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微笑。他像法官判案一样，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又重复了一遍。读者们可能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所以我在这儿要解释一下，中国人发不出英文字母“r”的音，在汉语中没有这样的音素 ，如果碰到英语单词中有“r”，他发音时不可避免地要用“l”来代替“r”。因此这儿他其实想说的是稻草灰（burnt rice），或者谷糠烧剩下的灰，而不是烧焦的虱子（burnt lice）。我于是问他为什么在包装种子时要加入稻草灰，他用粤式英语回答道，“S’pose my no mixie this seed, worms makie chow-chow he.”尽管广州人认为这种英语很纯正，但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不用稻草灰和种子混在一起，虫子就要来叮这些种子了。”他指的是旅途中种子有可能生蛆。“别生气啊，”我说，“但我们英国人认为你们在其中做了一些手脚，把这些种子都给杀死了，而不是尽力保护它们。”“我知道，”老人说，“你们认为我把它们都煮了一遍！”

因为蛆虫的原因，要想在中国南方保存树木或灌木的种子，殊为不易。毫无疑问，这也就是为什么广州的种子运到英国以后很少能够发芽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与种子的年龄有关，几年前收来的陈种子通常与新种子混在一起，都送到国外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可怜的阿庆既没有煮过种子，也不曾用过任何毒药去杀死种子。

[1] 译者按：沥港码头在今金塘岛西北沥港镇，为进出金塘岛的主要码头。

[2] 译者按：娄礼华，又名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美北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娄理华1842年抵达澳门，1845年转往宁波，翻译圣经。1847年8月在宁波与上海之间的杭州湾被海盗杀害，年仅28岁。[

[3] 译者按：即威廉·杰克逊·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1785年7月6日－1865年8月12日），英国植物学家。

第七章

福州府——官员的猜忌——摆脱盯梢的好办法——山中景色——鼓山寺——和尚与神像——佛牙以及其它遗迹——树木、花草——福州府城——城门关闭后，中国式的出城办法——沿着闽江上溯——中国猎人以及他们的猎狗——狩猎野鹿——天童寺风景——路边的小庙——和尚与虹吸管——东湖

我搭乘北上的那艘船现在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我的行李也搬到了船上，我们驶往福州府，福建省省会。按照条约，这个口岸对外国人开放，但到现在为止，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已经证明它并没有什么价值。这儿的英国领事官员已经大幅减少，港口中也只有一个英国商人。许多英、美来的传教士驻守在城里或郊外，耐心地开展他们的 工作，但在这群并不领情的人们中间传教，我估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福州府的官员以及百姓，大体上和他们广州的同胞类似。他们对外国人都抱着猜忌心理，希望把外国人从自己的省里面赶出去。他们监视外国人的一举一动，按时向政府汇报。

一到福州府，我就让人把行李送到一所空着的房子里去，这所房子由何利船长租用，蒙他慷慨允许，停留福州期间我可以住在里面。我走进房子，上楼，想找一间可以铺床的房间，这时我听到下面有人向我的仆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中国人都很喜欢打听，但类似的打探一直在继续下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于是走下楼，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头上戴着一顶嵌有铜顶子的帽子，显然是某个级别很低的官员，他站在我的仆人面前，气势逼人地正在盘问他们，由于他说一口福建方言，而我的仆人都是北方人，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整整十分钟，他们的交流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方都没聪明到想要改变一下方式。我转向我的仆人，问他们这个人是谁，他想要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他是个官员，问了一些有关我的问题，但由于他说福建话，他们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

中国人通常都很害怕他们的政府官员，在这件事上，我的仆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就为什么滞留这么长时间给我做了一个清楚明白的解释。但我忘不了以前在这儿受到过的政府探子们的骚扰，我立刻吩咐仆人不要理会这个盘问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那个官员从房子里走出去，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

在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我出去拜访马礼逊先生，他是英国领事的翻译人员，领事先生则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想远远的离开福州一段时间，这时正在前往香港的路上。马礼逊先生住的地方离我只有两、三百码远。在我前往那儿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跟踪我，我回头看了看，发现是那个老伙计，刚才那位官员，他正跟在我屁股后面呢。我转过身来，他停了一会儿，因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于是想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拦住他，尽量客气地问他想去哪儿。他说他正要去河边的某个地方，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你不可以明天去那儿吗？”我说；“拜托了，因为我今天要去那儿，我不喜欢有人跟着我。”说话的时候，我用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地把他转过去，然后很客气地向他鞠了一个躬。这家伙看起来相当困惑，咧开嘴笑了笑，然后走开了，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我后来得知，所有的外国人都曾经被这样跟踪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按时汇报给了官府。

我经常听人说起福州附近的一所著名佛寺，于是决定去那儿参观一下。这个寺庙名叫鼓山寺[1]，坐落在福州城东几英里以外的山里面。鼓山寺似乎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圣地，所有的善男信女在特定的季节都要到这儿来做礼拜并还愿。到了山脚，我穿过一个宽大的山门，开始往山上爬。鼓山比闽江江面大约要高出3000英尺的样子，鼓山寺就位于2000英尺高的半山腰，距离山顶大约还有1000英尺左右。一条铺得很好的登山道，宽约六英尺，一路向上通到寺里。游人沿着这条蜿蜒的山道往山攀爬，不时可以领略到一些只能出现在想像中的美景，算是对他艰辛爬山的一些回报吧。倘若从石缝之间、从林间往下俯瞰，游人可以看到一些荒凉、崎岖的山谷，山谷中的土地是如此贫瘠，哪怕是像中国人这样辛勤付出，也得不到什么回报。转过一个山角，有一个供旅人歇脚的地方，这种歇脚之处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疲惫的香客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憩一下，欣赏欣赏壮丽的风景。在他眼前， 是闽江那宽阔而肥沃的河谷，河谷中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水道，居住着众多辛苦劳作的人民。

一个小时以后，我爬到了庙门的位置。几个百无聊赖的和尚正在通往第一进殿宇的台阶上闲逛。一看到我，其中的一个就跑去通知他们的监院或者住持了，这位住持走下来迎接我，非常客气。我告诉他我是来寺庙随喜的，我久闻寺庙的大名，希望他能派个人领着我参观一下。于是来了一位身着黄袍的僧人，由他领着我到这座气势恢宏的宝刹各处去转转。

鼓山寺的建筑设计与宁波附近的天童寺如出一辙，实际上，只要知道其中一座寺庙的情形就可以想见另一个了。鼓山寺有三座大殿，沿着山坡前后排列，第二个大殿的地势比第一个大殿的要高一些，第三个又比第二个更高一些。僧房则建在三大殿两旁，与三大殿呈垂直围合之势。三宝佛，也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千手如来佛，以及其它众多的神像挤满了这些大殿。在其中的某个大殿里，我看到佛像前摆放着上百个蒲团，上面跪着那些虔诚的信徒，殿里面到处都点着蜡烛，焚着香。

看完了大殿，我又被领着去参观厨房和餐厅。要是知道每天都有一百多位和尚在这儿进餐，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地方值得来参观一下。餐厅很大，四四方方的，里面摆了很多桌子，和尚们就在这儿享用他们那俭朴的伙食。我参观的时候，他们刚刚坐下来，正准备用餐。于是我看到一大堆的和尚聚在一起，我以前还从来没机会看到这么多的和尚呢。这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各式各样的人混杂在一起。大多数和尚的脸上都是一片麻木无知的表情，他们的级别通常都比较低。住持以及那些高级别的和尚则显得很聪明，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但所有人都面有菜色，让人看了不舒服。看到我走进餐厅，很多人都站了起来，客气地邀请我坐下来吃碗饭。我谢过他们，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继续我的参观。厨房里最吸引参观者的是几个非常大的铜罐子，它们用于煮饭。

然后我们来到藏经楼，这儿收藏了很多经书，都锁在书柜里，显然很少有人阅读过它们。我听说在藏经楼里供奉着一件珍贵的遗物，也就是释迦牟尼的牙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在举行重大法事时，这些东西偶尔也会拿出来展示给游人们看。我向僧人提出，希望能够参观这些宝物，他于是把我带到旁边紧挨着的一座小庙里，他说那些东西就保存在这里。“你口袋里有钱吗？”他非常严肃地问道，“因为我必须在祭坛前焚香礼拜，然后才能打开宝物盒子。”我给了他一点钱，但是告诉他，我不信佛，所以我不会在祭坛前焚香，给他的钱只是对他友善行为的一点回报。“你们国家不信佛吗？”他问。我回答说不信。“那你们信什么？”我向天上指了指，说我们信上帝，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哦，我知道，”他说，“他叫耶稣，是吗？”他们已经了解一点天主教了，看起来，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已经有不少人皈依了天主教。我们这样说着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和尚把蜡烛点亮了，正在祭坛前烧香。“现在，”他说，“过来参观一下这珍贵的佛牙吧。”我走上祭坛，打开一个大箱子的盖子，一个被铁栅栏保护起来的遗物就展现在眼前。所谓的佛牙就平放在一个扁平盆子里，大约六英寸见方的一大块白白的东西，与其说是牙齿，不如说更像一块石头。在它后面是另一件遗物，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可要比佛牙稀罕多了。它看起来像是用一小块水晶制成的小瓶子，瓶子里放着一块很奇怪的东西。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水晶瓶，瓶口用某种办法吊着这件遗物，但因为在铁栅栏后面，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现在，”和尚说，“从这边看过去，告诉我你在瓶子里看到了什么。”我从他指定的方向看过去，看到里面有个人头一样的东西，眼睛正盯着我看。但他们告诉我，这是长在佛祖前额上的一个东西，如果哪个人头上也长着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那就表明他的修行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很快就要成佛成圣了。“现在到另一个角落来，告诉我你看到的这个遗物是什么颜色。”我照着做了，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呈一种微红色。“啊，太好了，”和尚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只有有福之人才能看出它是这种颜色，不同的人看它，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你看到的颜色是最吉利的。”[2]

老和尚这时候把我领去另一个地方，参观著名的泉水。泉水在一个山谷之中，这是我见过的风景最优美的林中谷地。我们沿着一段石头铺砌的台阶下去，走过一座横跨山谷的桥梁，来到一座小庙跟前。在小庙的一侧，清冽澄澈的泉水从山间喷泄而出，注入下面一个小小的池塘。而在小庙的另一侧，则放了一口大锅，或者说一个大水壶，锅里整天都在烧水，以便给游客准备茶水。这儿也有很多和尚在四周散步，显然他们都是这座庙里的和尚。他们很友好地接待我，请我在门边的一个桌子旁坐下。其中一个和尚拿起一个杯子，接了满满一杯泉水，然后端给我品尝。他们都称赞说这泉水很好，它也确实是很不错。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泉水，于是他们又给我倒来一杯用这泉水烹制的茶。

喝过茶，我起身沿着一条铺砌的小路在附近的山上闲逛，山间有一些自然生长的植物。树木只有杉木和一种高大的冷杉树，大大小小的都有。小路两旁则长着很多美丽的灌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杜鹃。那时正是春天，这些美丽的花儿刚开始吐蕾。在英国我经常看到那些培育得很好的杜鹃花，在花园里、在园艺会上，它们当然也非常漂亮，但就我自己的喜好而言，我更喜欢那些山坡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花朵，它们从灌木从中探出身来，或是把它们那珣丽的色彩和别的花朵混杂在一起，在互相映衬中显得格外美丽。

我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一处陡峭的悬崖边，到了这儿，小路也就结束了。 悬崖上面建了一座凉亭。我走进凉亭，在一张为游人准备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在这儿我欣赏到了这些天来最为壮丽的一幅风景。在我头上，就是有泰山压顶之势的鼓山山巅，比我所站的地方还要高上1000英尺。在我脚下，则是崎岖而乱石嶙峋的山谷，许多地方非常荒凉，另外一些地方则长满了树林灌木，非常的原生态。再往外看过去，便是美丽的闽江河谷，和刚才见到的景致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福州府就建在这一河谷之中。闽江从河谷中流过，江面上来来往往的有很多小船和各式货船，一片忙碌的景象。河谷中的农田在众多沟渠的灌溉之下，呈现一片绿色。而这幅美丽画面的背后则是与鼓山齐高的连绵山岭，闽江就从这些山岭中穿过，流出天地之外。

鼓山日出是中国人很喜欢的风景，很多人晚上就借宿在寺里，然后点着火把登上山顶，以便及时看到日出。我能想象得出，当这些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将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壮观景色，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内陆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被眼前的风景所陶醉，我在美丽的景区里徜徉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我的仆人提醒我，应该动身往福州城赶了。与和尚们告别后，我们就下山了。到了山脚下，我们发现我们的船一直就等在那儿，借着涨潮我们很快就把船划回了福州桥[3]。

因为约了我的朋友，住在城里的康普顿先生一起吃饭，而他住的地方离我所在的福州桥大约还有两三英里远，所以我急忙雇了一顶轿子，赶赴他家。这些轿子就是福州的出租车：任何人，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坐上它去你想去的地方，就像我们英国稍大一点的城市里的出租马车一样。

福州城门一般天黑之后很快就关闭了，城门钥匙要交给某位高级官员掌管。我以前呆在福州的时候，总是要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出城，担心被锁在里面出不来，因为这儿的城门一旦关闭，不管你是谁，都只有等到第二天早晨城门才会再次开启。而在别的一些不太知名的城市，比如上海、宁波，只要掏个几文钱就可以让人把城门打开，至少一直到晚上很晚的时间都是如此。

但中国人总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规避这些严厉的规定。福州人也有一种进出城市的办法，这种办法相当可笑，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办法竟然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协助，难怪福州的地方官们对此了如指掌呢。

我们的晚宴结束以后，康普顿先生和我悠闲地走向城门，发现它已经因为入夜而关闭了。中国人看到我们想出城，好心地指点我们到一侧的门楼那儿去，告诉我们说，到了那儿就会有出城的办法。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很快来到门楼上，那儿我们看到一幕最奇特最滑稽的场景。一架梯子就放置在城墙边，上头靠着一个射击孔，很多人就像蜂窝里的蜜蜂一样从射击孔里爬上爬下。一位守在那儿的卫兵显然赚了不少钱，因为每个上下的人都要塞给他几文钱，作为梯子的使用费。跟在一队中国人后面，我也从梯子上爬了下去，这让那位天朝守卫人员大跌眼镜，他料不到一位“洋人”也会来走这种捷径。

我在福州又呆了几天，并从附近的山岭上采获到一些茶树，之后就急着要赶往上海和宁波。我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是海路；另一条是沿着海边的陆路，这条路途经温州；第三条路则是沿着闽江上溯到建宁府，翻过武夷山。最后面这条路的路程最长，因为它要一路向西，往著名的武夷山的方向走上好远。出于多种考虑，我很想到武夷山去一趟，于是决定选择闽江路线。

在这一地区做完了该做的事情之后，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顺流来到闽江口。在这儿我租了一条船，开始了我的行程。在福州城上游几英里的地方，闽江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支流经过福州城[4]，别一条向南边一点的地方流去了[5]，但在距海十英里远左右的地方它们又合二为一。我走的是南边这条支流，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开福州城。一路上顺风顺水，我坐的船沿着江面迅速上驶，第一晚我们就到了第二桥[6]那么远的地方，也就是距福州城三、四英里的上游，这让我很满意。在这儿我们把船划进码头，停在那儿过夜。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又上路了，继续沿着闽江前进。一路上同行的还有很多船，它们分别前往水口[7]、延平府[8]和建宁府[9]等地，这些都是闽江沿岸的市镇。因为我穿着中国服装，压根就没有什么人注意我，我自己也觉得，实现原定计划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从闽江口雇来的船夫完全不知道我的意图，他们现在问我，打算坐着他们的船深入到多远的地方去，以及，我是否愿意坐他们的船回来。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坐他们的船到水口，一个距福州城大约240里远的镇子。他们吃惊地举起手来，叫着说他们的船根本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哦，那好呀，”我回答道，“那我重新租条船，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为此讨论了一两分钟，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可以这样做，于是答应把我载到水口。

迄今为止，我们都在通常说的闽江河谷里航行，这条河谷非常肥沃。荔枝、龙眼、桃子、李子树等，在河边的平地上随处可见。这儿大量种植馥郁芳香的米籽兰，为的是把它们与烟草混杂在一起，给烟草增加一些香味，此外还有给高级茶叶增加香味的金粟兰等。农田里面大面积种着甘蔗、烟草等。除了数量众多的蔬菜之外，我还看到了很多芳香花卉，其中意大利玉簪花和茉莉花显得特别多。市场上就有茉莉花出售，女人们竞相购买它，把它插在自己鬓边。

船行到福州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时，我们似乎离开了闽江河谷，风景随之一变，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很多地方，高山夹岸而起。这些山岭大多数都很崎岖，很荒凉；但也有一些山岭看起来较为肥沃，高高的山坡上都已经进行了垦殖；第三类山岭则长满了树林和灌木。在村子附近的小块平地上，常常可以看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果树。树林里长的主要是些普通的中国松树和杉树。总之，这儿的景致很有特点，让人难忘，让我觉得，虽然这次旅行有诸多不便，但还是很值得。

这儿的木材交易非常兴旺，实际上，这也是福州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我们不断看到大木排顺流而下，放到福州去。在有些木排上，我看到还搭着小房子，放排人就住在里面。对我来说，这种放排的工作似乎是非常快乐的，放排人顺流而下，一路饱览两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过着快乐的生活，我简直都要羨慕嫉妒他们了。

这一带的闽江两岸，人烟看起来并不稠密。从福州到水口，不管多大的市镇，我连一座都没看到，即便是村庄，哪怕是那种小小的村子，数量也很少，而且相互之间间隔得很远。退潮的时候，我每天都会上岸去，在岸上，我有机会见识到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过着很贫苦的生活，但他们都很平静，与人无害，迥异于那些生活在闽江口以及海岸附近岛上的人。后者非常危险，他们以抢劫和剽掠为生，经常与官府对抗。

第四天早晨，我们到达了水口。前往北部各镇的旅人到了这儿一般都要弃船登岸，雇顶轿子继续北行，因为江中急流险滩太多，船只逆行，前进速度太慢。

水口镇位于江的左边，地理位置很好。这是个小镇，我估计最多也就有五六千居民。镇子虽小，江边却停了很多船。镇上的主要营生似乎就是为船上的水手、行人供应他们西进内陆或东下海滨所需要的种种物资。

我吩咐仆人前去另外雇条船来，我自己则在小镇里以及周边地方转了一圈。两小时以后我们又在刚才上岸的地方会面了，我发现他们没雇到船。现在他们很希望我坐着轿子继续我们的行程，他们说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旅行方式。由于这段行程很长，如果这样走的话，我担心身边带的钱不够，要是谨慎一些的话，我最好是把这一有趣的旅行往后推迟一段时间。

我在想，这种情况下，我能做出的最好的安排，应该是派仆人继续前往武夷山的优质红茶产区。我可以带着他们走海路到宁波，然后派他们穿越武夷山区回到福建，可是这样安排的话，没谁敢保证，他们确实会到武夷山去走这一趟，他们很可能就从自己家乡附近采几株茶树，然后回到我身边，假装他们到过武夷山。但如果是派他们沿着闽江上溯，那红茶产区就在他们的必经路线上，他们没有骗我的必要。不管他们带回来的是什么茶树，我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辨别出这些茶树是否来自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在头脑中做了这一番推演之后，我给仆人留出了一笔足够多的钱，用来支付他们路上的各种开支，购买我想要的东西。此外，我还许诺他们，如果他们能顺利完成我布置的任务，还将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然后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赶路，我则独自回到闽江口，在那儿我发现有一条葡萄牙的三桅帆船正准备驶往宁波，于是我搭上这条船，十二天以后就到了宁波。

三个星期以后，我的一个仆人回到了宁波，他采集了很多茶树幼苗带过来，这些幼苗无疑都采自武夷山的优质红茶产区。从他的描述来看，他和他的同伴似乎在路上发生了争吵，在我离开他们后不久，他们也在建宁府分手了。

王按照我的吩咐从福建继续北上到徽州的绿茶产区，在那儿的绿茶产区又采集了一些茶树。王曾经在去年秋天与我一道到过徽州。对他而言，假装从武夷山采集到茶树苗，比起假装从徽州采获要容易得多，因为他可以骗我说，他到过武夷山，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到过那地方。可是事关徽州则不容他撒谎，因为我有下面要提到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付他，这种手段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非常有效，而且不只是对王，对其它人也很有用。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秋天拜访徽州绿茶产区的时候，我曾经发现了一株很漂亮的常绿灌木，这种灌木我只在徽州看到过。所以我吩咐王，在采集茶树的同时，他必须把这种灌木也给我采集一部分来，如果不照做的话，他就拿不到我许诺的奖金。王到达宁波的时间比另一仆人晚了五个星期，只给我带来小部分植物，以及一个长长的帐单。但他确实到过徽州，带给我的东西也很有价值。

呆在宁波等这两个仆人的这段时间，我决定再去山里回访一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离城二十英里远的天童寺。路上，我碰到了一位老朋友（来自上海的韦尔斯先生），他在天童寺周围的山里面玩了好几天。在他闲逛的时候，他碰巧遇到了一帮中国猎人，他们约好次日举行一场打猎比赛。我愉快地答应了朋友的邀请，同意加入这场比赛，想见识一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前往约定的地点，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中国人已经带着他们的枪和狗在等着我们呢。这群人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领头的是个长得很好的中国人，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中国人，他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优雅的前额显得很饱满，面容非常开朗。

别的人似乎都很尊敬莫泽，唯他马首是瞻，莫泽就是那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的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长长的火绳枪，枪身细长，如果使用的不是中国火药而是英国火药的话，这种枪显然不是很安全。所有带枪的人这时都跑到我这来，让我给他们一点火药和子弹，看起来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比自己的东西更高级一些。然后他们点燃了手臂上挎着的火绳，把助猎犬和猎狗都叫到一块，开始狩猎野鹿。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春日早晨，在这北方的山岭中，春天是一个明秀可爱的季节。青草上闪着露珠，小鸟在唱着它们的晨曲，中国农民已经在田里劳作，树从中、森林边有很多割草工人在劳动，我们的同伴就向他们打听野鹿的出没地点，最终他们问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决定到附近的一座长满低矮树木的密林中去设伏驱兽。

现在那些带着枪的猎手都分散到树林边缘的各个地方去了，助猎犬和猎狗则进入到丛林之中。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中国猎狗，它们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是有趣。这些猎狗似乎嗅觉方面并不怎么突出，但它们目光犀利，跑得很快，受伤的动物很难从它们脚下逃脱。负责驱兽的助猎犬也很聪明，它们能领会主人的意图，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高声吠叫。但这些狗始终还是无法与我们英国的猎狗相提并论。

在林中驱赶了一会儿后，一头野鹿从山坡上的丛林中跳了出来。有只猎狗在追着它，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这个地方，望着它可能从灌木丛中跑出来的那个地点。最终它进入到猎手们的射程。韦尔斯先生和一个中国人隔着同样的距离向它开火了，其中一枪打断了野鹿的后腿，猎狗们很快就把它扑倒了。就这样，丛林后的动物一只接一只地都被成功驱赶出来，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一天的打猎成果感到很满意。

回到船上，我们又累又饿，我们贪婪地吃着晚餐，与食物又进行了一场战斗，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翻山越岭，走了大概五、六英里，前往古老的天童寺。在沿途第一个山口，我看到那儿有一座小小的庙宇和一座损毁的宝塔，山顶的风景显得非常壮丽。在我身后就是宽阔的宁波谷地，地面上河渠纵横，非常肥沃。在我身前则是一座宁静秀丽的山谷，山谷四面都被山岭围合起来。山谷里面种有水稻，较低的山坡上还散布着一些茶田，再高一些的地方则纯任天然，没有什么人力的痕迹。

到处都开满了野花。黄色的杜鹃花开着大大的花朵，颜色非常鲜艳，把山坡装点得分外美丽。这儿还有一种花木，植物学家们以前没发现过它，所以在欧洲鲜为人知，这种花木叫白鹃梅，和杜鹃花一样美，而且和杜鹃一样，连片开花，绽放着大块大块的雪白花朵。

下山的时候，我路过了一个很简陋的小庙，石碑上说这里面供奉的是土地神。

山路上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小庙或者石碑，特别是在寺庙附近。虽然是一种偶像崇拜，但它们也表达了人们对上天的一种感激之情，感谢上天赐给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大地，迎来了春天。

一路上参观了不少地方，等我到达天童寺这个庄严宝刹时，天已经过午了。钟楼里的大铜钟正在敲响，僧人们都在赶往大厅，因为礼佛的时间到了，他们就要开始做礼拜了。

当我走进我曾住过的僧房时，我发现我的两位上海朋友，包曼先生和科克医生，都住在这儿。医生正在摆弄一个虹吸管，通过它把一个水槽里的水吸干，想以此在和尚们面前炫耀一下，并教会这些和尚怎么用它。但要想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或者说，让中国人认识到有什么事是他们所不懂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和尚默默地看了几秒钟，然后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指着用来给僧房送水的竹管，说道，“难道这些水管里的水不是往高处送的，想送它到多高就到多高？”这些竹管确实可以把水送往高处，但它的工作原理与虹吸管不一样，因为给这些竹管提供水源的泉眼都在高高的山坡上。

一两天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离开了天童寺，前往东湖。我们租了一条船，泛舟湖上，把整个湖岸都转了一圈。当人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是医生之后，他就收到了很多病人、残疾者、盲人的治病请求，他们认为他包治百病。在医生给一位老人看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好笑的插曲，我朋友听着老人说话，以为老人希望交纳一点费用，但再一询问，原来情况正好相反，老人是想让医生明白，只有这些诊治都是免费的，老人才肯接受医生的诊治。

我本来可以在这一带停留更长时间，但我的仆人已经从武夷山回来了，所以我的假日至此也就结束了。于是我回到宁波，为下一次或许是更重要的旅行做准备。

[1] 译者按：仔细对比作者对寺庙的描述，应是涌泉寺，涌泉寺位于鼓山山腰，故作者把它叫做鼓山寺。

[2] 铁栅栏让我没办法凑得更近去观察这些宝物，对和尚们所说的，我只能姑妄听之。但在回到福州府后，我请马礼逊先生（著名的马礼逊博士之子，马礼逊博士是最早最优秀的中国学学者之一）把他的老师找来，希望从他那儿，如果可能的话，得到更多的消息。这位老先生是绍兴府人士，绍兴以出产文人而闻名于中国。他也曾参观过鼓山寺，看到过这些宝贵的佛祖遗物。面对我的询问，他给出的答案与我从和尚们那儿听来的没什么两样。

[3] 译者按：指福州城区闽江上的万寿桥，即今解放大桥。

[4] 译者按：闽江北支又名白龙江。

[5] 译者按：即乌龙江。闽江在福州城上游分岔，北支又叫白龙江，南支又叫乌龙江，两支在马尾附近合流。

[6] 译者按：即洪山桥，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重建。

[7] 译者按：即今宁德市古田县水口镇。

[8] 译者按：清朝福建省行政区，旧治在今南平市延平区一带。

[9] 译者按：清朝福建省行政区，旧治在今南平市建瓯市

第八章

离开宁波前往武夷山——我的向导——三角小旗及其来历——又见新安江——江岸春景——严州府和大洋镇——雷雨夜中的小溪——船娘——中国版的考德尔夫人和中国式闺训——自然物产——垂枝柏以及其它树木——我们的船被债主劫持，风帆被拿走——中国式欠债人——兰溪镇——镇上的房子、苗圃及商业买卖——兰溪谷——丰富的物产——衢州府——蚊子和蚊香——到达常山

我对自己那次沿着闽江上溯的旅行结果不太满意，尽管我的一个仆人从那著名的红茶产区给我采集到了很不错的茶树苗和种子，而且，即便他想从别的什么地方弄一些茶树来骗我，也因为我把他的行程都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不太可能得逞。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能亲自去那红茶产区参观一趟，我会更满意一些。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到欧洲，那就是，我不能完全保证，那些被我介绍到帝国设在印度西北诸邦的茶园里的茶树苗都确实来自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我心里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就是翻过武夷山，到那著名的山区去看看。不管怎样，我下定决心要再做一次努力。这一次我决定从宁波出发，因为这儿的人对外国人不像南方比如福州、广州的人有那么强的偏见。

刚从那一带回来的那个仆人自告奋勇，愿意陪着我再走一趟，因为他对道路已经很熟悉了，应该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来做向导了。他向我展示了一块三角形的小旗子，这是他以前陪护一个官员去北京时得到的，他告诉我，有了这面旗子在手，没有谁敢来骚扰我们。我非常怀疑这面旗子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但还是让他自己看着办。

雇好船之后，五月十五日的夜晚，我们离开了宁波。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沿着甬江上驶，河岸上的英国领事馆、传教士们的房子依次在我们眼前掠过。这是一个沉闷无聊的夜晚，当夜色将我们完全包围起来之后，大雨便倾盆而至。我情绪低落，无法掩饰心中的担忧，这次旅行路途漫漫，而且可能会充满各种危险，那些将要踏上的乡间道路我一点也不熟悉，而所带的这个向导也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但木已成舟，我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全能的主，他会像在别处一样保佑着我，我决心振作起来，勇敢去面对路上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危险。

仆人这时候走了过来，提醒我该改变装束了，我于是换上了中国服装。这样装扮以后，我估计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也认不出我来了。实际上，当我照看镜子时，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了。“真不错，”仆人说，“等我们到了兰溪，我再给你买顶草帽，这身装扮就更完美了。”

第二天早晨，黎明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正经过一个很大的市镇，余姚，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曾经到过这个城市。余姚四周建有城墙，在城墙和堞楼里面，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山，山顶上建了很多佛寺。余姚的城郊部分一直沿着河岸伸展，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体。几英里以后，河道变窄了，混在众多的河渠之中都快分不出来了，看起来我们就要接近这条河的源头了。不久 ，我们就来到一处吊桥，或者说一道斜坡之前，也就是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河埭上的斜坡。

我们和另外五十条左右的小船都等在那儿，等着绞盘把船拖过河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这些船当中，大多数都来自宁波，像我们一样乘着这次涨潮来到这儿，都要到百官镇去。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们。这时候来了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大嗓门船夫，很明显是个恃强凌弱的家伙，他本来排在我们所有船的后面，现有开始不耐烦了，想挤到前面来，插队翻过河埭去。在连声喝骂与威胁之后，他成功地越过了很多排在他前面的小船，最后和我们的小船排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排到这儿的，所以我不希望这个家伙越过我们排到前面去，但我又不想惹什么麻烦，于是抱定决心，在他和我的船东之间发生争执时，我不会出这个头。但我的仆人是个很勇敢同时也很强壮的人，他显然已经决定了，要出来打抱不平，不让这家伙挤到我们前面去。当这个家伙来到我们旁边的时候，他开始动手把我们的船拨到一边，就像他对前面那些船做的一样，同时还用一种威胁的语调，说他有急事，喝令我们让他过去。“你过不去的，”我们船上的一位船员说道，同时把我们的船头往河岸又靠紧了一些，这样就把通道给堵上了。“哦？但我一定要过去，”那家伙回答道，毫不理会我们船上船员的愤怒抗议，继续把我们的船往边上拨，努力想挤到前边去。我那位仆人，他名叫辛虎[1]，现在挺身而出了，他愤怒地质问那个家伙想做什么。“你可知道，”他说，“这船上有个官老爷。你最好小心点。”“我才不管什么官老爷呢，”那家伙说，“我必须到前面去。”“那好吧，”辛虎说，“我们走着瞧。”他走进船舱，拿出前面提到过的那面三角小旗子，又静静地走出来，把旗子系在我们船上的桅杆上。“喂，”辛虎对那家伙说，“你想超到前面去吗？”让我吃惊的是，那位不停在叫嚣着的家伙一下子变得像温柔的小羊羔一样，在结结巴巴为他的行为解释了几句之后，他安静地坐在他的小船船尾，像其它人一样等着轮到自己。别的船上的船员们，看到这一幕， 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辛虎脸上带着微笑向我走了过来，说道，“你看到这面旗子的效力了。”我承认这让我很吃惊，请他把它的来历告诉我。他说，若干年前，他为一个皇室官员服务，陪着这个官员和其家庭前往山东和北京。在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就拿着现在这面旗子，保护自己免遭骚扰。在辛虎返回老家的时候，那位老官员把这面旗子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是这样说的），他也经常在类似的场合把它拿出来用一用。能为皇室服务，辛虎感到很自豪，他见过老皇帝道光，也曾穿过黄色的制服，现在他还保留着这制服呢。

两条绳子把绞盘和我们船的船尾连在一起，船通过一个斜坡被绞盘绞了上去，然后进入到水面更高一些的运河里。几英里以外，我们又遇到了另一条水面更高一些的运河，用同样的办法，我们的小船又被拖了上去，进入到这条运河中。这条运河通向百官镇，百官镇也是它的终点，镇子很小，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它。我们在这儿舍舟登岸，步行来到通向绍兴府与西兴的运河边，在那儿我们另雇了一条船，然后继续我们的航程。因为以前我曾经走过这条水路，前面章节中对它也有充分描述，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西兴小镇。我们在这儿换了一艘大船，沿着新安江继续往徽州方向上溯。我想提醒一下读者，这条江在过了杭州府后不久就流入大海。作为一条福建北部、江西以及徽州等地通往东部沿海大城市杭州府、苏州府、上海的主要水路，几乎所有从中国北方出口的红茶和绿茶，都是通过这条水路运送出来的。考虑到有些商人对此可能有些兴趣，下一章我将对这条水路做些调查。

我们航行在新安江上的时候，正好赶上顺风，船只上驶速度很快。船上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个旅客，他们都是西部来的乡下人，对外国人了解得很少，似乎根本就没意识到我是一名外国人。我估计，我的仆人告诉过他们，我来自长城以外一个很远的省份，能够了解到这个情况，尽管不是很确切，他们似乎也就很满意了。而且，我这时已经很了解他们的习性和生活方式了，我的筷子用得很好，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逊色，着装也自认为没有一点差错，我拖着一条光溜溜的黑发长辫，它接在我自己的头发上，都快垂到我的脚跟那儿了。

我在上一次航行的时候已经描述过这条江上的美丽景色。那时候是秋天，植物都染上了各种秋色。现在则是春天，春雨时至，山岭、溪谷都披上了一层可爱的新绿。山上的溪水顺着山谷流淌下来，形成成千上百个漂亮的瀑布。这一带任何时候都美得让人惊心，无论春天还是秋天，很难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美。

离开西兴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古城严州就已经在望了。这一段新安江流经一个很美很富饶的河谷，严州城就建在这个河谷里面。“河谷里到处都是樟树和乌桕树”，这是多年前博学的耶稣会教士所做地图上的一句话，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在严州下游一点地方，两条支流汇合在一起。其中一条我曾经提到过，来自西北部，发源于徽州诸山，去年秋天，我就是沿着它一直上溯。另外一条支流来自西南，部分源头位于与福建交界的大山之中，还有一些源头位于常山西北的山岭， 这一带是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之处。

我要走的是这后一条更大一点的支流。我即将进入一个我以前从来没走过的新地方。如果我想完成自己的计划，我就必须在陆路上跋涉200英里，而且还是在山里面。 我决定好了，所带的行李，不管什么东西，都越少越好。但我的仆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性，一路走下来，他的东西总是越聚越多。我们开始上路的时候总是东西很少，但很短的时间内，他的行李肯定就会多到让人头疼。因为他在严州府有亲戚，我叮嘱他把所有的东西，除了少量衣服和睡觉的垫子，其它都寄存到亲戚那儿。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上次我们沿着闽江开始上溯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将一个在福州府买的很好很新的大衣箱扔掉，损失很大。我看着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打包装好，只留下前面说过的那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然后让他上岸，把那些包裹送到他亲戚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了，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叫大洋[2]的小镇，小镇坐落在兰江[3]左手边的江岸上，附近就有一个险滩。这一段江水因为不受海潮的影响，所以江面上的险滩也就变得更多。付出极大的艰辛之后，我们的船终于成功地渡过了这一险滩，但船夫们也都非常累了，我们决定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呆在大洋，我也得以从容考察一下这一带的自然物产情况。

等到我散步回来，我看到我们的船已经从河边的停泊位移走了，被拖到了一条小溪里面，这个晚上它都将系泊在那儿。好几个小时了，天空一直都是黑乎乎的，很吓人的样子，一切都预示着，暴雨随时可能降临。天黑以后，大量小船都涌进了我们停船的小溪，以免受到大江上可能出现的洪水暴涨的危害。我永远也忘不了最后那批船涌进来时的混乱与喧闹，每个人似乎都只关心自己船的安全，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小船和别的船挤在一起，被后来涌进来的船碰撞了很多次。

所有这些严州与兰溪的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一个的水上家庭，因为这些船的船老大或者说船长把他们的妻子乃至整个家庭都带到船上来了，而在徽州，也就是沿着另一条支流上溯可以到达的那个地方，船老大们则把自己的家庭留在岸上的老家。这些女人在船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她们像男人一样划桨、撑篙，在这些体力活上，她们并不输于男人。要是一旦有什么纠纷发生，需要开动口舌之争时，这些女人所起的作用，就要大大胜过男人了。在这个夜晚，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船涌进小溪避险，它们彼此撞来撞去，带来很大的混乱。这时候大江上水流很急，小船顺流而下，高速地冲进小溪。夜已经很黑了，豆大的雨点开始砸了下来，蓄势已久的雷雨和大风夹杂在一起。水面上不时有明亮的火光闪烁，照亮着我们周围乱七八糟的人群。船只野蛮碰撞时传来的船夫怒骂声，孩子们的哭声，还有四处传来的女人们尖叫着吩咐男人以及互相责骂的声音，如果不了解这些人的话，你可能会以为，有什么天大的祸事就要发生了，而我对此早已是司空见惯，所以一点也不惊慌，尽管有雨水从船顶渗进来，把我的床铺都打湿了，但我还是得承认，除了感到非常好笑以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中国人种种紧张的表现不是没有道理的。两小时以后，洪水冲下来了，将面前的一切东西都裹挟而去。如果哪条船还泊在大江里的话，这些船都会被洪水卷走，也许早就撞成碎片了。这样的山洪在当地并不罕见，熟悉水情的船员们，在洪水到来之前，都会小心地把船从江面上挪开，特别是当山洪将在夜间暴发的话。

我们最终都安全地泊在小溪里，那些口舌之争，以及其它一些争夺，渐渐地都平息下来了。人们时不时就眼前发生的情景说上一两句话，开心地笑上一两声，这都表明，几分种以前，他们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恶意。

感到不安的只有我们船老大那位贤良的妻子。她丈夫天黑之前就上岸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她目送着他离开，对他的离去显然有些愤愤不平。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船老大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喝得醉醺醺的。这位贤良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位考德尔夫人[4]——没有放过他，同时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听听中国妻子的闺训。我们这位中国式贤妻并不比她的英国榜样差了多少，她很快就把她丈夫训得睡着了，因为她一直唠叨到深夜，所以我也只好学着她丈夫，睡觉了事。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雷雨以及它带来的影响都消失不见了。太阳给山顶烘染上一层金色，树枝上还挂着水滴和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江水下降了不少，但水流仍很湍急，无法上溯航行，所以我早早地吃了些早餐就上岸去了。

江面现在看起来宽了不少，两边的山岭则似乎向后退让了一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美丽富饶的河谷。河谷的花岗岩岩床上面，覆盖的都是肥沃深厚的砂壤土。我看到了一些桑田和茶田，但种得最多的显然还是乌桕树。浙江省种的乌桕树非常之多，这说明，乌桕以及乌桕籽里面榨出来的桕油一定非常重要，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散布在乡间各处的还有一棵棵松树，这些松树树立在墓园周围，对墓园起到了很好的美化效果。在这些松树当中，经常能看到垂枝柏的美丽身影，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树木还是去年秋天在绿茶产区的时候。

下午三点钟，河水不是那么迅疾了，我们又继续上路。在大洋和兰溪之间，我们渡过了很多急滩，但因为一路都是顺风，我们行进得还是很快。第二天，大概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兰溪不到三十里了，很有希望当天晚上就到达兰溪。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把我们的行程给耽搁了。我们当时正快速地航行在河道右侧，这样航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遇到了一处急滩，我们必须把船移到河道左侧去，贴着岸边才能通过这处急滩。我们刚刚通过那儿，突然从河堤后面，跳出来四个男人，把我们的船夺了过去。然后我们的船员和这几个陌生人就开始大声地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争吵起来。我把辛虎叫了过来，这时的他，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已然卷入到争吵之中，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我们的船老大曾在上一次经过这儿时买了一些米，但并没付钱，债主和他朋友这次来是决心要把钱讨回来，如果讨不到钱，他们就要把风帆扯下来带走。这无异于把我们的船劫持下来，因为没有风帆我们的船不可能逆流而上，要知道水流还是非常迅疾的。

当我走出船舱，我发现有两个人已经爬到船顶上去了，正在解开绳索，要把风帆拖下来。老债主则站在船头，冷静地 在一旁观望，看着他手下的人做着这些事。我们的船老大则退到船尾，静静地吸着他的烟竿。但他的妻子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她暴跳如雷——请原谅我这样用词——，拖着她那小脚，在盛怒之中跳来跳去，一会儿冲向债主，一会儿冲向她丈夫，一会儿甘言劝诱，一会儿又怒气冲天，但这些都没起什么作用。“把钱还给我，”债主冷酷无情地说，“否则我就把风帆带走。”她乞求他让小船开到兰溪，把货卸下来，那时候就有钱还债了。“哈 ，”债主说，“我以前放过你们一马，可你们并没有还钱，而是运了一船新货物，跑到杭州去了。不，不，这一次你必须在这儿就把钱还了，只要我手里有你们的风帆，就不怕你们跑了。”威胁、承诺、利诱看起来都没用了，这位老债主简直就是油盐不进。风帆被解下来了，搭在一个来人的肩膀上，然后这些人就走了。

这对我来说就很不利了，因为我找不到其它办法去兰溪。最终辛虎建议，由他走路去兰溪，然后带一条小船下来，再把我和行李接过去。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起来也没别的更好的主意了，所以我表示同意，然后他就离开了。船上的人，除了船老大与他老婆以外，似乎都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他们躺在自己的铺子上，很快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日出的时候，我被船上一阵喧闹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我就看到船老大站在船头，威胁要跳江自杀。他老婆和他手下的一位船员则把他拉住，两人都劝他不要寻死，回到船里来。 他拼命挣扎，从两人手中挣脱出来，然后开始不慌不忙地脱他的衣服。其他人都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则因为看到他这样糊里糊涂的，所以满心希望他跳到江里去清醒清醒。可是看到没人理他了，他似乎又改了主意， 他心事重重地盯着江水看了一会儿，然后静静地走进船舱，叫人把烟竿拿来，开始抽烟。不久他就动身前往兰溪，试着筹钱还给那位债主。

中午，我的仆人带着一艘小船来了，这艘船是前来接我去兰溪的。这时，仆人和船老大的老婆为了四百文钱——约合一先令零六个便士——又开始吵了起来，这笔钱是我的仆人许诺给那艘兰溪来的小船的。按照他的看法，最公平合理的做法是，大船的船老大应该亲自把我们送到兰溪，或者由他来负担把我们送到那里去的别的交通工具的费用。现在因为船老大没办法送我们，所以仆人就决定，从我们要付的一路上的伙食费中扣除一部分，用来充抵雇佣小船的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付这笔钱的话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建议他赶紧把钱付掉。但他强烈反对这样做，并且开始把我们的行李往小船里搬。与此同时，那个女人威胁说，如果不给四百文钱的话，她就要赖在我们的小船上不走了。她说到做到，爬到我们的小船上来，还让她手下的一个人把她的孩子递给她，一个大概只有一岁的婴儿。这幕情景，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话，可真是觉得够搞笑的了。要是带上这么一些累赘上路，可就太不方便了，为了把事情简单化，不再产生进一步的纠纷，我吩咐辛虎赶快付钱。我们把行李搬到小船上，撑船离岸，通过划桨和拉纤，大约在当晚六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兰溪。

兰溪(NAN-CHE)，有时候英文地图又把它叫做LANCHEE，位于严州府以西120里左右。兰溪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中国城市之一，它让我想起的更多是英国的某个地方，而不是中国的城市。这儿的房子通常都是两层，外表很整洁。 兰溪依江而建，背后则是如画的山岭，一座毁弃的古塔更是强化了这幅美景的总体效果。兰溪方圆大概有两英里半或三英里左右，居民大概有20万人。城市前面的江上面船很多，这些船不断往返于兰溪、严州、杭州以及其它东西方向的城镇。

辛虎急着想去大肆采购一番，他告诉我兰溪出产的所有东西都很好，建议我为剩下的水路行程事先准备大量物品。与此同时，我们也雇好了另一条船，它将把我们载到常山去，常山就在这条江的源头附近，或者说，到了常山，这条江就不再适合行船了。等到这些事都做完了，我们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天也就快要黑了。这一天我们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这时感到又累又饿。我们的新船东，人非常好，对我们很照顾，他很快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有米饭、鱼、蛋和蔬菜等， 再加上我们从兰溪买来的好东西，比如辛虎隆重推荐的蛋糕和酒，真是太丰盛了。

第二天早晨，我上岸去参观这个城市，同时也想调查一下对外出售植物的苗圃。我听说兰溪有三、四个苗圃，由于兰溪是个四方交汇之处，又远离上海、宁波以及其它的沿海城市，我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新品种，好送回英国去。

我穿过一些拥挤的街道，这些街道与上海的没什么两样。所有中国的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高度相似。商店的构造与布局相同，商店里的东西也相同，一切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所以，只要到过中国的某个大城市，人们就可以想象出这个国家所有别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城郊找到了苗圃，我调查了其中的三个，但没发现什么新的值得带走的品种。苗圃里种有大量的茉莉、大青、玫瑰、杜鹃、山茶花以及莲花等， 但对我来说，它们都算不上新品种，我在沿海各地也见到过很多。苗圃老板们都非常友善，一点也没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外国人。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苗圃里竟然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一些新品种，比如苏州、杭州或沿海各地苗圃里没有的那些植物。“哦，”他们说，“苏州都没有的东西，你不要指望在兰溪能找到。”我无功而返，回到船上，然后开船开发，继续我们的行程。

兰溪所在的河谷甚至比严州那儿的河谷更漂亮。河谷周围都是山，山上一片片松树、柏树以及樟树林，江水就从肥沃的河谷中间蜿蜒流过。乌桕树种得很多，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低地上种的几乎全是乌桕树。在我到访的这个时间里，乌桕树新绿的树叶与松柏暗黑沉郁的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个河谷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漂亮花园，被周边的山岭围护起来，但随着我们沿着江流向西边上溯，这些山岭渐渐地露出了一些豁口，河谷也变得更为开阔。我后来发现，这条河谷从严州府上游的大洋镇一直延伸到了与江西交界的常山。远方的山岭看起来既崎岖又荒凉，即使像中国人这么勤劳，也没办法把它们变得适于农业生产。

距兰溪九十里，我们到了龙游，江边的一个小地方。这儿有三座美丽的宝塔，都建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樟树很多，长得都很高大。我到达这儿的时候正好碰上夏收时节，人们忙着收割小麦、大麦等谷子，然后打谷子。这儿也种了很多大麻，用来制作麻绳以及船上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注意到田里还种了大量的荞麦、玉米、小米、大豆等。有一种小蘗，很明显属于我们英国小蘗的一种，在这儿也得到广泛种植，但我不知道他们种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是为了药用或作为染料吧。

龙游以上，河道在很多地方都变窄了，水流也变得很急。岸边立着几架老水车，破败不堪的，完全不能用了。林木纷披，枝条轻拂水面，让人想起英国乡下的河流。我们路过了很多小村子，但直到衢州府都没看到什么稍大一点的或重要一些的地方，衢州府是个大城市，距龙游以西大约90里，距兰溪180里。

6月1日天亮后不久，前方出现了两座宝塔，这通常意味着我们快要到某个大地方了。那就是衢州府，我们这时离它只有三、四英里远了。等到离城更近一些，桔子树越来越普遍。茶树也种了很多，但茶叶品质并不算第一流。花生和豆子种得也多，这两种植物都喜欢轻质砂土。平地当中有很多小山丘，这些山丘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为砖红色的石灰质砂岩，中国人也没怎么去开垦它们。

衢州城里有一座漂亮的船桥，我们就从桥下面经过。如果下暴雨，江水大涨，人们就会把这座桥暂时挪走。衢州府可以算是个二线城市，但它并不是很重要，至少从商业角度看不太重要。它也不大，城墙总长不到两英里，城墙内还有很多大片的空地，上面什么房子也没建。从行政角度上看，它比兰溪的级别高，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衢州停了几个小时，补充了一些必需品，然后就继续上路了。

在衢州上游一英里左右的地方，两条河流交汇在一起，其中一条来自西南，发源于福建山脉的北坡；另一条从西而来，源自常山过去几英里的地方，常山就是我们这段行程的目的地。我们沿着左边[5]的支流前行，这条支流又窄又浅，险滩很多。

晚上我们与一些类似的船只都泊在一个小村子附近，我们将在那儿过夜。天气非常热，蚊子让人觉得烦不胜烦。前一天晚上，我和仆人都因此而无法合眼，我现在看到这些可怕的东西在我周边飞舞，担心又将要一夜无眠。我们的船老大，听到我们在谈论这些蚊子，便问辛虎为什么他不去买些蚊香来，他说那个村子里可能就有蚊香卖，有了它可以把蚊子从船上都赶跑。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我立刻吩咐辛虎去弄一些来。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四支长长的线香，与庙里通常烧的香没什么两样，只是更长，外观更粗糙一些。他告诉我，这四支蚊香只花了两个铜板，如果它们真能起作用，那是相当便宜了。

两支蚊香现在吊挂在船顶下面，点上之后五分钟不到，所有的蚊子就都从船上跑出去了。我们非常高兴，这一晚睡得很甜很香，都是拜蚊香所赐。我一直很担心在旅途中碰到这些虫子，因为我没有带蚊帐之类的，蚊帐太占地方了。但我现在发现，只要能弄到蚊香，就再也不用带蚊帐了。

中国人用来驱走蚊子的材料有各种各样，我们刚买到的这种蚊香是由树脂木的木屑制成——我估计是杜松的木屑，同时掺杂了一些易燃物质使它得以燃烧。一段截开的竹片，大约三、四英尺长，外面裹上这些东西，制作好之后，这根蚊香就像一根密实的藤条或者说小藤杖。竹片上端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可以挂在墙上或船顶的钩子上。点燃之后，蚊香就一直往上燃烧，烧到离钩子还有六英寸时，由于这一部分的蚊香里面没有装填易燃物质，它就会熄灭掉。燃烧的时候，它释放出一种芳香，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香味并不难闻。有时候，也可以用纸把这些木屑包着卷起来，这种纸包的蚊香，烧的时候放在房子的地面上就行。各种蒿草也同样可以用来制作蚊香，把蒿草的茎、叶绞起晒干，然后可能再拿在某种液体中浸泡一下，让它们更容易燃烧。

蚊子对这些东西都极其讨厌，点着蚊香的地方就很少有蚊子来光顾了。我带着疑问也买了一些蚊香，大白天也点着它们，不管我走进的船舱或旅馆里有多少蚊子在漫天飞舞，只要我把这“香烟”点上，它们很快就都消失了，然后我可以安逸地坐在那儿，或是美美地睡上一觉。发明这种宝贵“香烟”的人对他的国家真是做出了贡献，至少也应该赏一个顶戴花翎什么的。但我估计，就像中国其它的发明一样，它们的年代都太久远了，以至于那些最早的发明者的名字都已经无从知晓。

很明显，我们现在正接近兰溪江的源头，它同时也是钱塘江的一个源头。常山此时已经遥遥在望，常山县就是因这座山而得名。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林立的船桅以及常山县城。顺着一股强风，我们迅速驶过这一段江面，很快就把船安全地停在了一大堆船只之间，停船的地方离城里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

到了常山，船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了，我必须上岸继续我的行程。 于是我决定在常山过夜，以便把接下来的运输工具敲定下来。

[1] 译者按，原文为Singhoo，估计是福琼根据仆人中文姓名的发音而拼写的。仆人的中文姓名难以确知。

[2] 译者按：今浙江建德市大洋镇

[3] 译者按：这一段江水名为兰江。

[4] 译者按：考德尔夫人为Jerrold D. William (1803-1857)所著小说《考德尔夫人闺训》（“Mrs. Caudle’s Curtain Lectures”）中的主人公。刘半农（笔名瓣秾）曾将其翻译成中文，题为《帐中说法》，发表在《中华小说界》1915年3月第2卷第3号。小说全篇用考德尔夫人的口气，数落她丈夫的种种不是，在细诉日常琐事中极嬉笑怒骂之能事。

[5] 译者按：作者原文如此。疑笔误或记忆有误。从衢州上溯前往常山，应当沿着右边的支流前进。如果沿着左边支流，就到江山了。

第九章

常山县及其商业贸易——步行——我的轿子和轿夫——路况——一队搬运工——路边的客栈——两省交界处——在中国客栈用餐——使用筷子的好处——遇到两个广东商人——玉山县城——玉山城的商业贸易及其重要地位——广信府——我仆人投机夏布生意——中国式体面取决于行李多少——乡村情形及其出产物——到达河口镇

常山是个三线城市，据说离衢州府有140里。从别的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我估计常山的人口大约在两到三万之间。城市建在离江大概一英里的山脚下，其郊区则一直延伸到了江边。常山街道很窄，与杭州或是宁波相比，这儿的商店寒酸得多。常山没有什么商业，但因为它坐落在沿海城市通往福建红茶产区，水陆大码头玉山[1]、广信府[2]、河口[3]，以及鄱阳湖甚至广州的主要道路边上，所以它的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镇里面到处都是商行、客栈以及仓库，供旅客、搬运工以及货物歇脚停留，货物主要以福建红茶为主。

到达常山后的那个早晨，我们告别了我们的船和乐于助人的船老大，步行前往城里的客栈，想在那儿为下一阶段的行程雇几顶轿子。我们在街道上穿行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对此我非常高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并不想惹人注目。到了客栈，老板很客气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端来茶。我们向他打听有关轿子的事情，他回答说，他的轿子都是一些没有蓬盖的，然后把门厅那儿的轿子指给我们看。我发现这些轿子与我在宁波山间经常乘坐的那种山轿完全一样，于是告诉他，有这样一顶轿子就可以了。这种轿子非常简单，两根长长的竹杆，中间安放着一个无遮无挡的座位，竹竿下吊着一根小小的横杆，用于踏脚。再把坐垫在座位上铺好，虽然简单粗糙了一些，但我这辆“华车”也可以上路了。

早饭后，轿夫们都来了，我们于是出发。这条路上，像我们这样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有些人坐着像我一样的轿子，有些人则在座位上面用竹子搭了一个棚子，棚子上盖着一层油布，这样就可以遮一遮阳光，挡一挡雨。这样一顶轿子，也许比我现在乘坐的轿子要舒服一些，只是已经太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样，头顶上撑着一把中国伞，我缓缓向前行进，心里安慰自己，坐在这样的轿子中，比起那虽然舒适一些但却把自己遮蔽起来的轿子，我至少可以欣赏到更好的乡村风景。

穿过常山拥挤的街道，我来到了开阔的农村。昨晚下了一场大雨，今早则天气晴朗，所以这场雨只是给乡村增添了一些自然风味。清凉的空气让人感觉非常舒适。山坡上的青草和山谷里的秧苗呈现一片最为鲜活的绿色，每棵树，每株灌木的枝条上都挂着大大的雨滴，这些雨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加上早晨清新的空气，让我开心得无以复加。

我们走的是这一带最宽最好的一条路，它由花岗岩铺成，大约十二英尺宽，路上一点杂草都没有，不用再说什么了，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这条路上的交通有多繁忙。这一带总体上属于山地，但山间谷地上也有很多良田，这让我想起舟山群岛上那些美丽的岛屿。一路上，我们不需要翻山越岭，因为道路经过的这些小山丘似乎都为它开辟出了一条通道。

离开常山后，在最初几英里路程中，我们没碰到几个行人，我满心以为，这一天都会在这种宁静的乡村地区旅行，就像走在我们英国的乡间道路上一样。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走完了这一小段安静的路程之后，我们遇到了一长队搬运工，他们挑着满满一担子茶叶。这些茶叶将运往杭州府，从那儿再运到上海，然后卖给英、美商人。我的轿夫走得很快，我们一路上超过了很多与我们同一方向的行人，他们都是把茶叶运到常山以后返回的搬运工。但虽然是回程，这些搬运工也并非空着双手，他们挑着棉花、棉布、绳索或各种其它的货物，这些货物有的是从国外进口而来，有的则出产于沿海各地。一路上每隔一里左右，就有一家客栈和茶馆。在这些客栈和茶馆门前，通常都会用茅草搭起一个棚子，以便为那些停下来歇脚的行人遮阳挡雨。

我们就这样走了三十里左右，我的轿夫说他们要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我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渴了，于是吩咐他们在前头第一家客店把我放下，他们照做了。我们走进客店，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我的仆人和轿夫们则坐在另一桌。好客的客店老板娘在我们每人面前都摆了一个茶杯，往里面放了一些茶叶，然后倒进满满的开水。很显然，她没打算给我们提供糖或是牛奶之类的。别的桌子前都坐满了人，大部分是挑着茶叶去常山的搬运工，他们挑的担子几乎把客店门前的路都堵上了。我们喝着茶，我发现，如果不加糖，不加奶，纯正的茶水喝起来非常提神。不时有店小二前来给我们的茶杯续满开水，通常要这样反复续上两三次水，或是喝到没有茶味为止。

抽完了一管烟，付了每杯两文的茶钱之后，我钻进轿子，继续上路了。我们沿着夹在两山之间的道路上山，一座用石头砌成的牌坊和通道告诉我，我正站在浙江省的边界线上，马上就要踏进江西省。两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类似于城墙，牌坊当然就位于隘口的正中间。整个这片地方看起来像是处在战事之中，两边各有一个兵营，分别代表各自省份进行警卫。但这些兵营现在都荒废了，我注意到兵营附近只有女人和孩子。毫无疑问，在和平年代，士兵们都化剑为犁，投身到土地屯垦的事业中去了。

尽管一路上还是每隔一小段就有一个小村子和供人歇脚的客店，但我们很少再碰到大一点的镇子，哪怕中等规模的也没有。直到中午，我们才来到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比我们一路上碰到的镇子都大，不过我忘了它叫什么。在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了哪儿之前，轿夫们已经在一个大客栈门前把我放下来了。客栈门前停着很多轿子，都属于那些与我同一方向的行人，或是从西边返回常山以及东部其它城镇的人。

我一跨出轿子，客栈老板就亲自迎了上来，我的轿夫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说我打算在这儿用餐。我很生气，但又觉得最好还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就顺从他们点了晚餐。我曾经向辛虎严格规定过，决不在商人们经常出没的客栈逗留，因为我不希望碰到那些在上海和广州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商人。我最不想见到的是广州商人，他们不断来往于茶叶产区，这些人与上海人一样熟悉外国人，可是对外国人又有着更深的偏见。但辛虎落在后面，不知道轿夫们的所作所为，后来知道了也来不及了。我后来了解到，轿夫们这样做有其充足的理由，因为他们每给客栈介绍一名客人，自己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份晚餐。

这家客栈又大又宽敞，从镇上的主街一直向后面延伸。客栈门面是一排木板或百叶窗一样做成的门板，可以随意拆装。这些门板每天早晨拆下来，晚上再装上去。整个客栈一共有三进，第一进临街，第二进在第一进的后面，最后面的是第三进。客栈四厢都是些小房子，供客人住宿。

搬运工和轿夫们都挤在临街的第一进，他们在那儿吃饭、抽烟。第二、三进则提供给各位旅客，但因为每一进的大门都敞开着，很容易就从房子前面看到后面。

我从轿子里下来，跟着店小二来到第二进房子，在那儿我看到房子四边各有一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是空着的，我在这张空桌旁坐了下来。为了让自己显得稳重一些，我点燃了烟竿，开始抽烟。店小二给我端来了一杯茶，然后就去服侍别的客人了。我这时候才有空闲时间打量一下周围这陌生的环境。在我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商人，一眼看过去我就知道他们来自广东省。很明显，他们对我很感兴趣，正在打量我呢，毫无疑问，我一进门，他们就看出我是个外国人了。其中一人我在上海经常见到，他看上去似乎希望我能认出他来，但他要失望了，因为我没有理睬他探寻的目光，装得好像以前没见过一样。然后我看到他与同伴低声说话，并且依稀听到了“番鬼”的字样。这时候辛虎走了进来，他刚到客栈，就开始忙着让人准备晚餐。很快晚餐就准备好了。店主很有礼貌，就是有点多嘴，在他布菜的时候，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出于中国式的礼貌，他问我姓甚名谁，今年多大，哪儿人氏，去往何方。对他的这些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让他满意的回答。比如说，当他问我从哪 里来的时候，我回答他说，从常山来。对于去哪儿的问题， 我回答说去福建。这样回答尽管有些笼统，却都非常真实。广东商人都竖着耳朵听我们的对话，其中一位还悄悄地怂恿店主再多问一些问题。

这些先生们想知道我是从哪儿出发来这儿的，又是到福建的哪个地方去，以及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问题，知道这些答案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向他们透露底细为好。

我面前现在摆上了几盘菜，店老板还给我倒上了一杯酒。我轻轻地啜了一口酒，拿起筷子开始用餐。我用筷子的经验现在已经非常丰富，水平与中国人几乎就不相上下了，又因为我对中国餐桌上的各种礼节都很熟愁，所以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以前在内陆旅行的时候，也包括这一次的旅行，我都会放弃所有欧式的生活习惯和享受。筷子替代了刀叉，茶和低度烧酒代替了更烈的酒水，中国烟杆代替了马尼拉雪茄。这些东西让我上升到了文明礼仪的一个更高阶段。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彻底忘掉刀、叉这类野蛮的工具。因为所有的肉食和蔬菜，在烹煮之前或端上餐桌之前，都已由庖人在厨房内把它们切割好了。等到各式菜肴用这种方式准备好，送上了餐桌，这时候，筷子这种又古老但又很管用的工具就可以大展神威了。谈到刀叉，你能用它们来吃米饭吗？能用叉子在不同的碗碟中叉起那些美味的细小食物吗？想想都觉得很笨拙。要是用刀叉，首先你必须将食物扒到碗底，然后才能用叉子叉起一些东西来，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像新手使用筷子一样，在用叉子把食物往嘴边送的时候，食物中途掉了下来。但如果正确使用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出现这样的麻烦和危险了。最细小的食物，哪怕是一粒米饭，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筷子夹起来。静下心来想一想，不管人们怎么贬低筷子，使用筷子都是最有效、最明智的， 我觉得我们欧洲人使用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媲美。除了造物主创造的手指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比筷子更灵便的了。

吃完晚饭，店小二将一个盛着热水的木盆端在我面前，木盆里有一块湿布，这样我可以用它来擦手擦脸。我把湿布拧干，用中国人的方式把脸、脖子和手都擦了一遍。这样擦洗之后，我又回到桌边。这时晚餐的那些杯盘都已撤走，店小二又重新把茶给我端上来了。

广东人还坐在对面的桌子上，但绝大多数人这时都离开了，刚才他们在广州人的煽动下，也偷偷地窥视着我。我想，他们看到我吃饭喝茶与其它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肯定会感到有些吃惊，他们会觉得自己最初的判断没错，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我终究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的轿夫们也跟我一样用完了晚餐，他们通过辛虎传了一个口信过来，说他们可以上路了。我像中国人那样，给店老板微微鞠了一躬，也给广东商人们鞠了一个更小的躬，然后钻进自己的轿子，又上路了。我一离开这家客店，人们就把正在为我们付帐的辛虎围了起来，向他提了很多有关我的问题。按照他的描述，他把他们彻底弄迷糊了，就像以前一样，他告诉人们，说我来自长城以外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对于那些知道底细的人来说，听到这一解释，他们就不会再提什么问题了。

一路上还是有很多搬运工：实际上，从常山到玉山的这整条路上，络绎不绝的搬运工们几乎就连成了一条线，不曾中断过。玉山是我们要去的市镇的名字。随着我们继续前进，这一带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我们已经跨越了分水岭，分水岭那边的河水都向东流，这边的则流向西方。地势变得平坦起来，很明显，我们正在接近某条较大的河流。最终我们看到了一座小山，上面长满森林，人们向我介绍说，玉山县城就在附近，县名就取自这座小山。我们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县城，从早上到现在，我们一共走了大约三十英里。

玉山规模颇大，四面建有城墙，我估计城里大概有三、四万居民，看起来它比常山要大一些。和常山一样，玉山也位于某条适于航行的河道起点。武夷山区、鄱阳湖以东地区，这些地区的商品如果要运往杭州、上海以及附近其它城市，就必须在玉山上岸，由搬运工挑到常山。所以这两个城市连接起了两条最重要的河，也因此把中国最富裕的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了[4]。其中一条河通向大红茶产区，另一条河则通向绿茶产区，也通向有着肥沃的桑田、棉田的沿海地区。这两个城市，两条河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的大量产品就通过这儿的商行转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走过一座漂亮的石桥，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城墙下面。进了城门，我们沿着主街前行。主街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显然都在忙着做各种买卖。商店与我经常描述的差不多，在这儿，我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产品。就像他们守着另一条河的源头的常山邻居一样，玉山的人们也忙着储藏和转运各种运到这儿来的商品。城市的西郊沿着河边，一直延伸出去很远。我们转而朝着西郊方向前进，很快就到达了一家商行或者说客栈，这家客栈由轿夫们推荐，是他们定点联系的客栈。

这个镇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长久逗留。所以一到商行，我就吩咐仆人前去雇船，以便继续赶路。他很快就把这事办妥了，半小时以后我们离开了玉山，一路顺风，我们迅速地向着西方顺流而下。

我们雇的船要把我们送往广信府，大约距此一百里或九十里远的一个城市。由于河水迅疾，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船停在了广信府河边。 看上去广信府是个很大的城市，但几乎没什么商业。广信府的城墙和堞楼似乎保存得都很好，河上有一座漂亮的船桥。我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没法再做详细考察。

辛虎现在要去重新雇条船，同时要把我们一路上的生活必需品也搬到船上去。他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回来以后，他借口说去拜访了他的一个同乡朋友，向他打听这一路上的情况。 我很乐意相信他的这番解释，但随后不久就有一个人到我们船上来，搬进来两大包夏布，总重至少在四十磅以上，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是谁的东西？”我问。“哦，是我的，”辛虎回答道，“这儿的夏布很便宜，我想带一些给我上海的朋友。”这让我很恼火：他爱买东西的老毛病又犯了。要知道，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途经陡峭崎岖的众多山岭，在这些地方，这些包裹都要由搬运工们搬运。我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自己的行李，也逼着辛虎把他多余的东西都留在严州府，可现在他又要带上一个比我们所有行李还要大的包裹，指望我雇更多的搬运工把它在武夷山区里搬上搬下，就因为广信府的夏布比起上海或宁波来要便宜那么几文钱。我相信，除了中国人，别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试着和他讲道理，让他明白他这样做很蠢，也很不合适。但他的说辞也貌似有理。“你看，”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搬运工替我们挑行李，但我们把行李减少了那么多，他连一半的重量都没挑到。现在加上这些夏布，并不会增加任何花销，搬运工的担子还能更平衡一些。而且，”他继续说道，非常严肃，“在中国，带着很多行李上路的客人总是比行李少的客人要得到更多的尊重。”

在我们进行这番争论的时候，船正向着河口的方向顺流急下。河口是个大镇，在广信府西边九十到一百里左右。河水穿行在山谷间，山谷中密布着很多小山丘，左右两边外围则都是高大的群山，巍峨耸立。我看到很多奇特的岩石，看上去就像小山一样，但上面寸草不生。这些岩石矗立在平地之上，就像天然的纪念碑一样，看上去很是奇特古怪。

我经过的这一带是一片广阔的稻米产区。触眼之处，没看到什么大树，即使是沿海一带作为农业重要副产的乌桕树，这儿也很少看到，有也是零星几株。樟树很常见，但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樟树那么高大。在河面上顺流而下，有时也会看到一些很美很浪漫的景致，河岸上林木纷披，枝条轻拂水面，还有那些奇特的纪念碑般的岩石，它们本身就够引人入胜的了。

离开广信府的当天下午，我们到达了河口镇。现在我已经到了此行的最西端了，从这开始，我要折而向南，前往武夷山的一个山口，翻过这个山口，就可以进入武夷山了。这部分旅程只能坐在轿子上完成了。

[1] 译者按：今江西省玉山县

[2] 译者按：元末至清末行政区划名，治所在今上饶市信州区。

[3] 译者按：今江西省铅山县县治所在地，为江西四大古镇之一，信江流域交通杻纽。

[4] 译者按：作者所指的两条河，一条是信江，起点在玉山，最终流入鄱阳湖。明清时期，武夷山区的红茶很多经由信江边的河口镇中转，或者向东沿着信江上溯，到玉山后上岸，由挑夫挑到常山，然后在常山顺兰溪江、浙江东下杭州、上海等地；或者向西进入鄱阳湖，然后沿赣江上溯，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另一条是兰溪江，起点在常山，最终流入杭州湾。

第十章

河口镇——地理位置、贸易及其重要性——武夷山的山轿——山路——路边的乞丐——美丽的山区风景——和尚和他的钟声——铅山县城——路况——茶叶搬运工——茶叶箱的不同搬运方式——茶叶产区——土地与茶园——我第一次住进中国客栈——客栈服务——脏兮兮的客房——自我安慰及用餐

河口，中国南方人又把它读做HOHOW[1]，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北纬29度54分，东经116度18分，坐落在信江左岸， 我就是沿着信江来到了这里。从城市规模以及与其它城市的对比来看，我估计这儿大概住了30万居民。河口是红茶交易的一个集散地，来自中国各处的商人们云集这儿，或是来买茶叶，或是把它们转运到中国的其它地方去。

城里面，特别是沿着江堤一带，到处都是大客栈、茶叶商行以及仓库。江岸边系泊着很多船只，有那种只能搭载一两个乘客的小船，也有大型渡船，还有官员们用各种旗子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官船。此外还有大货船，把茶叶以及其它商品或是运往东边的玉山，或者运往西边的鄱阳湖。河口对于西边内陆地区的重要性，就像上海和苏州对于沿海地区的重要性一样。

到了河口以后，我前往城里面的一家商行或者说是客栈，雇了一顶轿子和几个搬运工，我要坐轿翻过武夷山，前往武夷山附近的崇安县[2]。其中一位搬运工要挑着我们的行李，包括那一大包夏布。在我们与客栈老板签署雇人与租轿协议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们，河口与武夷山之间距离320里，而且，因为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区道路，我们至少需要四天时间才能走到。我经常查看地图，测量距离，所以听到要走这么长时间，我有些吃惊，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老板说的很有道理，我应该相信他。我在测算距离的时候，没有把一路上我们必须翻越的众多山岭计算进去，这些山岭不只是横亘在我们的路途之中，而且使得实际道路远比地图上显示的要长得多。

翻山越岭可不是儿戏，所以出发之前，我们把轿子检查了一遍，把它尽可能地加固。用于这种长途山路的轿子与城里面以及平原地区使用的轿子不同，山里面常见的轿子，只有两根结实的竹竿和一块让人坐在上面的横板，此外别无他物，这很适合短途旅行，但对于三、四百里的长途旅行来说，日晒雨淋的，这样的轿子就很不方便了。

武夷山的轿子在制造时更多考虑到乘客的舒适，在轿子座位的上方，用竹子搭了一个小棚子，棚子上盖了一层油纸或是油布。座位还有一个四十五度角的靠背，座位本身，加上踏脚板以及其它，通常有四英尺左右长，这样，乘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斜靠 着睡觉。座位以及靠背上通常还铺上了一层软软的东西，就像常用的床垫那样的， 使得这个轿子很舒服。

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我坐上轿子，我们离开河口，穿过我前面提到的山谷，往南边前进。山谷中有条小河蜿蜒[3]，小河源自武夷山北麓，最终汇入河口附近的信江，我们这一路上好几次跨越这条河。

离开河口山谷以后，我们开始逐渐进入山区，时不时地道路就要翻过一个相当陡峭的山口。在翻越其中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的轿子被一群乞丐围住，我从来没遇到过像这样纠缠不休的乞丐。在我前边几码远的地方有另一个行人，也被他们围困了好长时间。我听到他抱怨说，他口袋里已经没有零钱了，恳求他们走开，但这似乎只会让乞丐们变得更令人讨厌了。他有没有给乞丐们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他们放开他朝我走了过来。我口袋里一个铜钱都没有，而辛虎又远远地落在后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闭上眼睛，假装睡得很熟。他们举着篮子向我讨要施舍，而我自然是进入到了“熟睡”状态之中。“老爷，老爷，[4]”他们在我耳边大声呼叫，想尽办法要把我唤醒。 在发现光是叫喊没用之后，他们开始用手敲打轿子的两侧，最后还伸手来抓我的衣服。我很怕中国乞丐碰到我的身体，因为他们通常都脏得难以形容。我猛然翻身坐起，几乎把轿子都弄翻了，这让我的轿夫们很生气，他们立即让乞丐们停止乞讨，逼他们离开。在到达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示意轿夫们把我放下，让他们也休息休息。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或者说是供行人歇脚的地方，就建在山顶上，站在房子里往外看，视野非常好。

在前方的山谷里有一个小镇子，名叫铅山[5],乍一看，它就像是完全包围在群山里面，但实际上，我前面提到过的小河就流经小镇，它在山里面蜿蜒流淌，一直流到河口。

在下山前往铅山的路上，我又碰到了另一群乞丐，但这时我已经准备了一些铜钱，很容易就把他们打发掉了。这些乞丐有很多是跛子或瞎子，不知怎么地，他们都想跑到我的轿子跟前来。

快到山脚的路上，竖着一个牌坊，在我们经过这个牌坊的时候，一位老和尚走了出来，敲了三次钟。这是表示对我的欢迎？还是为了我此行的安全、顺利而向神灵示好？我不得而知，但老和尚显然希望能够从我们这儿得到点什么，作为他这番苦心的报偿，辛虎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们经过牌坊的时候给了他几文钱。

我们现在到了铅山，这个镇子离河口大约有60里，就位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岸边。尽管不大，小镇看上去却很繁荣。它坐落在福建红茶的运输通道上，搬运工们将红茶背下山来，几乎都是在这儿将红茶装船，然后运往河口。也因为两个城镇之间有这条水路沟通，所以一路上我并没看到多少行人。但很快我就要走上一条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大道，就像我在上一章描述过的位于两河源头之间的那条道路一样。

我们走进铅山镇的时候正当中午，我走进一家客栈，要了一些茶点，搬运工们则开始用餐。等到我们重新上路，发现路上有很多坐着轿子来往于茶乡的行人，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在熟睡。对于在山里行走的人来说，这样做太普遍了，所以制造轿子时就要考虑怎样才能让旅人们睡得更舒服。

路上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背着茶叶箱子的搬运工。大多数人只背着一箱茶叶。人们告诉我，箱子里都是一些高品级的茶叶，茶叶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触到地面，所以这些茶叶送达目的地的时候，通常保存得比那些低品质的茶叶更好。茶叶箱按下述方式背着：两根竹竿，各长七英尺左右，这两根竹竿的一头，一边一根，牢牢地与茶叶箱绑在一起。两根竹竿的另一头则并起来绑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三角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搬运工可以把茶叶箱扛在他的肩头，脑袋则正好夹在两根竹竿围成的三角中间。为了把茶叶箱更轻松地背在肩头，箱底还会绑上一小块木板。下面这幅素描可以清晰地说明这种背送茶叶的方式，比任何文字都要更简明一些。

搬运工们就这样背着茶叶箱，当他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竿一头插在地上，把竹竿垂直竖起，这样整个箱子的重量就都由地面承受去了，搬运工一点也不觉得吃力。在山里走那种陡峭的山路时，有了这种设施就会很方便，因为有些山路陡得每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如果搬运工们没有这种便利的工具，茶叶箱就要不断地放到地面上。而当搬运工们在客栈或茶馆休息的时候，茶叶箱也可以支在竹竿上，靠墙竖着放在那儿。

所有低档次的茶叶，都用普通方式把它们挑下山来，也就是说，搬运工们用扁担挑茶叶，扁担两头各挑一箱。等到他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客栈里，茶叶箱就直接放在地上，沾到泥土，等它们运到目的地，茶叶的外观就不如那些用另一种方式运下山的高级茶叶了。

我们现在经行的这条道路，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山路。它一会儿带着我们穿越美丽的山谷，一会儿又在山坡上盘旋蜿蜒，道路经常就紧贴着山边，让人心惊胆战，然后它又带着我们插进前面的另一座山谷。当我们翻过山口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在山顶位置歇息一 会儿，四处看看，看看已经被我们抛到身后的山谷，再打量一下前面道路中那还有待征服的山谷。一长串搬运工们，他们或是背着满是茶叶以及其它货物的箱子，或是抬着坐着山轿上的旅客们，显出一派既忙碌又奇特的景象。他们或是在山边踟蹰挪动，或是蜿蜒穿行于谷中 。这才是日常生活里面中国与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离开铅山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产茶区。在肥沃山丘的低坡上，茶林随处可见。有时候平地上也有茶林种植，但这些平地通常都很干燥，排水条件很好，比起稻田来说地势也高得多。这些茶园的土地，都是红壤土当中混杂着相当比例的碎石和沙子。许多茶园是新近开辟的，很明显，在这一地区，茶树种得越来越多。这一带栽种、加工的茶叶，如果送往上海、广州这样的出口大市场，比起武夷山南麓的茶叶来，速度要快得多，也便宜得多。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要结束了，这一天我们从河口出发，走了很远。我们打算在武夷山脚下的一个小镇过夜，镇名大概叫做紫溪[6]。在我漫游中国期间，我还从来没在中国客栈住过呢，对于这种客栈，忍不住便产生了很多遐想。我把辛虎叫过来，让他和搬运工先把行李送进去，找个可以过夜的体面一些的房间。

紫溪夹溪两岸而建，地方很小，也很穷，靠着来往于武夷山的商人和搬运工们，也靠着附近茶叶种植、加工所带来的一些交易，小镇经济才能维持下去。

轿夫们抬着我，远远地跟在辛虎后面，镇里面有很多家客栈，他沿着镇上的大街，一路上问过去，最终走进了其中一家。辛虎迅速地进去查看了一番，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回到大门口告诉我相关情况。在客栈老板的邀请之下，我穿过外院，走进客栈的前厅。

这家客栈，比起我前文描述过的那家，虽然小一些，格局却是完全一样的。面街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敞开的，全靠一些柱子和门板把它和街道隔开。店小二手里拿着一块毛巾，飞快地把桌子和椅子擦了一下，他很有礼貌地朝我鞠了一个躬，请我坐下。然后他给我端上一杯茶，又拿来一支香给我点烟，做完这些之后，他就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

现在我可以仔细打量一下我的住处了。客栈的前面一部分摆了一些桌子，供行人歇脚，很多人就坐在桌旁吃饭。我经过他们身旁时曾经瞥了他们一眼，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打量他们。我的轿夫和搬运工都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劳累一天之后正在享用他们的晚餐。辛虎则跟着老板忙前忙后，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如，他给我点好了晚餐要吃的东西。 大概这样就能把老板的注意力转到店里的生意上去，而不是老来盯着我。也许真是这样吧，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想到，竟然会有个外国人来他的店里面过夜，所以他也没问我什么麻烦的问题。

在我坐着的大厅四周，有很多小小的睡房，我的行李就被送到其中某一间去了。我很难把这样的睡房叫做卧室，它大概有十二平方英尺的样子，里面放着两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可以透进光线的通道，只有前面的木板墙，因为其高度离屋顶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从上面可以透过来一道光，或者是当房门开着的时候，从门廊那儿透进来一些光。此外，凹凸不平的地面，布满油渍和泥巴的污秽墙面，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联想起很多东西，而我就将在这儿度过一个夜晚。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环境会让人非常沮丧，但我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把这些不利因素都考虑到了。我从没有奢望此行会是一趟舒适之旅。我知道这儿的人民在住所卫生方面不是很讲究，所以对于此行将要遇到的一些不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条件就是这样，你要是不想给自己找不痛快，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它。

我于是把辛虎叫了过来，吩咐他在把我晚上睡觉的被褥铺上去之前，要先把床铺打扫一下。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店小二来告诉我，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摆在大厅中间的桌子上。伙食很朴素很家常。一大盆米饭，另外一些碟子里则盛着鱼、蛋、猪肉，蔬菜则有卷心菜和竹笋。我觉得竹笋非常好吃，在剩下的旅程中我总是会点这道菜。

米饭、蛋、鱼、竹笋，我每样都吃了一些，剩下的都留给了辛虎，似乎每一样都很合他的胃口。晚餐结束以后，碗碟都撤了下去，茶水又摆上了桌。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我们点上烟杆，任青烟打着卷袅袅飘向屋顶。

[1] 译者按：作者此处所谓的南方人可能是指广东人，HOHOW即粤语对“河口”的发音。

[2] 译者按：现福建省武夷山市。

[3] 译者按：从上下文看，这条小河就是铅山河，源自武夷山，流经铅山县境，于河口镇汇入信江。

[4] 对清朝官员或政府职员的一种称呼。

[5] 译者按： 作者看到的是今天铅山县永平镇。明清时，铅山县县治在永平镇，故又称为铅山。镇在铅山河沿岸。1949年7月，铅山县治迁到河口镇。

[6] 译者按：原文CHUCHU。此镇不知今为何名，按其大概，应在今铅山县紫溪乡一带，或者，CHUCHU即是紫溪的发音，估且以紫溪对应之。

第十一章

第一次看到武夷山——山口——一株高大的松树——树名及其历史——山里面的植物群落——植物新品种——闽江源头——住人也住牲口的客栈——崎岖的山路和另一山口——凛冽的山风——让人忍俊不禁的中国老太太——糖和茶勺——一位热情的客栈老板——点心——到达崇安县城——地形、大小及其贸易情况——茶园

一宿无话，我睡得很沉很舒心，就像睡在家乡的老房子里一样。天亮以后，我们早早地用过早餐，然后就上路出发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壮丽的一幅场景。我已经在如同波涛一般的群山之中奔波了一段时间，但现在，著名的武夷山就巍峨屹立在我面前，山峰直刺低云，高高地挺出在云表之上。整个山系似乎有上千个山头，其中一些山头造型非常奇特，让人震惊。很难判断这些山峰到底有多高，和我以前了解的一些山峰相比，也许武夷山最高处在海平面六到八千英尺之间。较低的山坡上有一些开垦过的坡地，但再往上就又崎岖又荒凉了。

我喜欢在清晨欣赏这类风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早晨这番景象显得特别清新、美丽，而随着白天的到来，这种清新美丽就会消减？还是因为，相比于其它时间，人在早晨的时候更容易被外界所感动？也可能是这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使得清晨的风景更宜人，更赏心悦目一些。如果我第一次看到武夷山不是在清晨的时候，我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眼福吧。这是个晴朗的早晨，空气冷冽，太阳刚从东边升起。阳光照在崎岖的山顶，给迎着阳光的山顶洒上一层绚丽的金色，而背阳的一面则看起来阴郁而肃穆。那些奇特的山石，就像巨大的人像或动物雕像，它们立于山巅，使得这番景象变得最为壮观。

从河口开始，我们走的路就起伏不平，我们爬了很多山，不过我们常常又从山的另一边翻到下面的峡谷中去。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慢慢地爬升到了海平面较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最高的武夷山主峰的山脚下，开始向着山口爬去。这条山路大约有六英尺宽，上面铺着花岗石，我们沿着它在山上绕来绕去，渐渐地爬得越来越高，终于，当我们转完高处的一道弯路时，我们看到了前面高山中的山口。这个山口比周围的山体都要矮得多，在它两侧，都是高耸的山峰。快要到达山口的时候，道路一下子变得很陡峭了，即使是中国人也都从他们的轿子中下来，开始步行，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不会这样做。从山脚走到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山口，一共有二十里，或者说五英里。

山口是很繁忙的交通要道，它连接着福建和江西两省，红茶产区的茶叶就是通过这条大道，翻过大山，运往中国中部和北部省份。在路上转弯的地方，我们遇到并超过了很多搬运工，那些往北走的搬运工身上都背着茶叶箱，往南走的搬运工则背着铅以及茶叶产区需要的其它一些货物。坐在轿子里的商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往返于崇安县[1]、星村[2]以及附近的某些地区。不管我是抬头往山口看，还是往下看我刚走过的盘山道路，我发现一个虽然忙碌但又奇特的景象：不管路上有多少搬运工，也不管路况好坏，我从来没看到过并行的两个人， 这与其它国家很不相同。每个人都跟在他前边人的后面，前后距离看起来就像一队移动的蚂蚁。

每隔四分之一英里，或是更短的距离，就有一家茶馆，供那些在山路上辛苦跋涉的行人歇息。我们一路上也经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喝杯本地山里面产的真正的武夷红茶。上山的路上，我一直都是自己走上去的，急着想调查一下山里的土特产。我的轿夫们对此非常高兴，这与他们同胞的习惯做法很不一样。

最终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省界大门前，这几个大门就是福建省和江西省的分界点。大门的柱子都是天然形成的，原本就是这亘古不变的大山的一部分。大门呈拱型，与中国城市的城门极为类似。穿过拱门时，我看到一队守卫的士兵正懒散地站在那儿，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们，也没想着要来检查我们的行李。我们很快就通过了这个关口，进入到另一个省份，把江西省留在了我们身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福建省的景象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雄伟、壮丽的景象，左右两边都是高耸的山峰，而身前目力所及之处，遍布整个地区的似乎都是各种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山峰。

带着惊奇、崇敬的心情看着眼前这番景象，我的注意力被一棵孤高挺拔的松树吸引了。它就长在关门旁一百码处，旁边不管大小任何别的树木都没有。它靠近关口的独特位置，它的高度以及那完美对称的树型，使得它看起来非常显眼。“这是一种什么树呢？是一种新品种吗，还是英格兰也有的一种树？”我必须承认，在那几秒钟里面，我眼中只有这棵树，看不到别的东西。轿子、搬运工、群山，这些都被我抛在脑后，我相信，如果这时候卫兵们阻止我进入福建省的话，我唯一想请他们开恩的便是让我得以前去仔细观察一下这棵卓尔不凡的松树。

然而中国卫兵们看起来并没有丝毫干预我行动的意思，而且，因为树就长在路边，我很快就走上前去，发现它原来是棵日本柳杉，一种我已经引进到英国去的树种，尽管这种树在英国长得还很幼小，但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的树木，尽管我希望自己发现的是一种新品种，但看到这么高大、对称和优美的树木，经我之手引进到欧洲，我内心还是感到相当自豪。它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高，也许还要更高一些，像标枪一样笔直，底部的树枝低拂地面。不像其它的中国树木，这棵树未经剪伐，很显然它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同行的中国人抬着头，景仰地看着这棵树，他们告诉我，方圆这一带这种树只有这么一棵，是某位前任皇帝经过武夷山的时候种下的。

武夷山的本土植物也让人很感兴趣。山谷里长满了竹子，很多都很漂亮。到处都是中国马尾松，但长得都不算大。山上较高的地方有各种橡树，有一种蓟花，类似于英国品种，也长了很多。山顶附近看不到什么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青草以及其它一些草本植物。

我也发现了一、两种新植物，我要在这儿特别介绍一下。一种是非常漂亮的绣球花，另一种则是开着红花的绣线菊，颜色有些类似于风毛菊，但两者习性不一样。在武夷山的福建一侧，我也发现了一种很美的糯米条，要是把它种在英国人的花园里，可能会很受欢迎。这种糯米条的花开得很大，就像锦带花一样，带一点淡淡的蓝色，花期很长而且非常繁盛。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花的时候，还以为它是糯米条呢，但在把它送给林德利[3]博士考查之后，我注意到他认为这种植物是糯米条。糯米条是以阿贝尔博士[4]的名字命名的，阿贝尔博士在一种很奇特的情况下发现了这种植物，当时他正陪着英国大使从北京赶往广州，就在这武夷山西北边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他发现了糯米条。

我时不时地把这些植物挖取出来，把它们都带在身边。很多次我都差点被迫扔掉它们，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杂草，一点价值也没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背在身上加重他们的负担。但是凭着决心和坚持，有时候再加上一些许诺，一些威胁，我最终还是让他们背着这些植物走了几百英里，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寄放在比尔先生在上海的花园里。现在这些植物都已运到欧洲，也许它们是第一批直接从武夷山运过来的植物。

山坡上流下来的溪水现在都往南方的崇安县方向流去，我旁边的小溪肯定就是闽江众多源头中的一支。过了山口后，大概又走了三十里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做青湖的小镇，我们打算就在这儿过夜。青湖离我们昨晚过夜的地方大约有七十里，而且一整天走的都是陡峭的山路，高低不平，我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很高兴有个休息的地方。

青湖是个小镇子，沿小溪而建，这条溪水淙淙前行，渐渐地水面会变得越来越宽，到最后就成为从福州府边上流过的那条水势浩大的大江了。小镇建在山谷里，两旁都是高高耸起的山峰。我们沿着主街走下去，看到三个广东人趁着傍晚也在散步，他们显然很欣赏这儿的美景。我把辛虎叫过来，吩咐他找客栈的时候注意不要住到那三个广东人的客栈里去，因为这些人住的城市里有外国人居住 ，我不想与他们见面。

我们走进客栈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这家客栈既可以住人，也可以住牲口，我说的牲口，不是指马，而是指猪，猪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牲口，特别是在福建。客栈布局与我上次住的那家完全一样，所以我也用不着赘述了。经过一天的劳累，我很早就睡觉了，我睡得如此之香，即使是睡在羽绒床上也不会这样。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必须翻过另一个山口，虽然不像昨天的那么高，但风景依然很美。因为山势低了一些，所以山坡上长满了树林和灌木，让我想起曾在巴达维亚和新加坡附近看到过的热带景象。山上有一些漂亮的杉木林，里面长着我在中国看到过的最美的杉树。

在这样的山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工程想必非常巨大。道路上方和下方的山体都很陡峭，崎岖不平。中国人把路修出来以后，觉得这样的道路还是很危险，为了防止人们掉下去，又在许多路段朝外的一侧安上了厚重的石头栏杆。从山路上看下去，远远的有一个美丽的小山谷，周边山上流下来的瀑布在山谷里汇聚成了一条小溪，溪水在岩石和树林间潺潺流淌。有些路段实在是太高了，我往下看的时候都有些头晕目眩。

我们翻过山口的时候，正好在刮大风，我只好让人把轿子上的顶棚取了下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有连人带轿被风吹到悬崖下面去的危险，实际上，即使是把顶棚取了下来，还是很危险，我觉得还是下轿自己走路更安全一些。路上我们在一家茶馆门前停了下来，茶馆由一位健谈的老太太经营，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哎呀，”我的轿夫一走进茶馆就叫道，“这个鬼天气，风太大了。”“呸，呸，”老太太说，“这算什么，也能叫做大风？不过是一场和风而已。你不了解山里的风，我们家的房顶都经常被刮跑，有时候走在大路上，要是不抓着点什么，人都要吹跑。我告诉你啊，真正刮大风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把轿子抬过山口。啊，你要是尝过那种大风的滋味，就不会把这也叫做大风了。 ”

喝过她给我们端来的茶，辛虎问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按这一带的习惯，我们应当付多少钱？这个人回答道：“当然是一文钱一杯了，这儿茶很便宜的。”我们把茶钱扔到托盘上，叫老太太来把钱拿去。老太太来了，但她不肯收下钱，她告诉我们说：“我家并不是开茶馆的，等到我开茶馆了，尽管这不太可能，那时我再来收茶钱。”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不收钱。但老太太这样做也没损失什么，因为我又向她买了一些蛋糕和别的东西，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继续上路以后，我们又说了她的好多笑话，大家笑得非常开心。

这天上午，天都是阴阴的，等到风停下来的时候，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只好走进另一家茶馆躲雨，这一躲就是好几个小时。雨还在下着，我们又往前走了一点，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有一家客栈，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找了几间客房过夜。店老板对我特别殷勤，像往常一样，我一走进大厅，就把茶水给我端了上来，但这一次，茶杯里放了一把造型奇特的勺子，茶里还加了糖。我以前从没看到过中国人加糖或使用勺子，所以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泡茶方式乃至于茶叶本身，是否与中国人无关，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问题。但只有我们初进客栈时送上来的茶水是这样冲沏的，后来端上来的茶又都回到中国人常见的方式，也就是将茶叶先放到茶杯里，然后用开水冲泡。

辛虎对于抛向他的诸如“你家老爷是干什么的” 这样的问题，辛虎总是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他是长城以外某个遥远国家来的一位老爷。”这样的回答对于那些提问者来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辛虎自己对英国的准确方位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也表示怀疑。不管如何，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在这个小村子里，我们的店老板，这位纯朴的乡下人，听说客人是位老爷，这消息明显对他起了作用，他对我更加殷勤了，直到殷勤得让人生厌。他为端上来的伙食不好找了很多借口，诸如“如果我能早点通知他，我会光临他的小店，那么他一定会准备得更好一些”之类的。我称赞他的客店和伙食，试图在礼仪上不输给这位热情的老板。

那个晚上，老板的儿子，一个小男孩，前来问我要不要吸鸦片，说他们客栈里有一些很好的鸦片烟。我谢谢他，当然，也谢绝了他的好意。通过调查，我发现，所有这些客栈，都存有鸦片烟，这些鸦片分成一小份一小份零售，就像伦敦的旅馆里出售香烟一样。这让人很不舒服，与那么多吸食鸦片的家伙呆在一起，作伴同行，我后来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晚上九、十点钟之间，就在我正要上床休息的时候，辛虎走了进来，告诉我说老板希望我能一起去享用他准备的一顿精美晚餐。我以为辛虎说的是“点心”。我想，要是店里来了一个中国 老板很看重的贵客，晚上上道点心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我对这种习俗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吩咐辛虎去告诉老板，请他原谅我不能前去，因为我已经吃过晚饭，我不想在晚上再吃任何东西。但辛虎说，不吃点心，这很不合常情，建议我最好还是尊重这一带的习俗。我于是跟着他走进大厅。大厅里我看到一张摆满杯盘的桌子。我们的店老板为此特意杀了几只鸡，鸡肉已经切成小块，盛在鲜美的鸡汤里摆在桌子上。如果我很饿，一定会大脍朵颐一次，但现在这种状况下，我并没有多少享用它的食欲。老板亲自在旁边招待我，逼着我吃东西。他指着不同的盘子，用他最殷勤的待客方式，不断地说，“尝尝这个，尝尝这个。”我尝了不同的菜肴，把每样感兴趣的都或多或少尝了一些，最后，我觉得，即使是按中国的礼节，我也做得很不错了，便放下筷子，表达了我对这顿“点心”的满意。但他还是拼命邀请我再吃一些，并把各个杯盘都推到我身边，称赞它们做得不错。只有等到他觉得铺排够了，才把这些菜最终撤走，给我上茶。我现在总算是摆脱纠缠，可以上床睡觉了，我担心吃得太多会做恶梦，又为吃得太多而生出一些罪恶感。

第二天一大早，店小二就来了，招呼我前去用点心。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享用了这些美食，但胃口却要好得多。可是让我奇怪的是，就在这之后几分钟，我的早饭又摆上桌了，就好像我什么都没吃一样。辛虎这时候来了，问我他应该为老板的这些额外招待付多少钱，尽管老板当时说不收钱。我当然要给老板一笔不菲的酬金。我暗自怀疑，辛虎或搬运工们在点心这件事上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于是吩咐辛虎以后注意，不要再招来类似的事情。我知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的要走，还要花很多钱，到时候要是没钱了可就糟了。

我现在已经邻近福建的红茶产区了。我看到这儿种了大量的茶树，它们一般都种在较低的山坡上，或是种在村民的园子里。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了崇安县，红茶产区的一个大镇子，附近出产的茶叶几乎都要集中到这儿然后再转运出去。根据许多年前耶稣会士的记载，崇安县位于北纬27.47.38，县城建在一小块肥沃的平地上，属于建宁府管辖。我曾在溯闽江而上的旅程中提到过建宁府。

崇安县城的城墙长约三英里。城墙和堞楼的很多部分都已破损，长满了野草，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可以肯定，这些城墙都是在战争年代而不是现在修建的。居民大约有十万，但我没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估算数字，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郊区人口。郊区人口稠密，面积广大，一直沿着小河两边向外伸展出去很远。

城里有很多茶行，红茶都在这些茶行里分类、包装然后销往外国市场。我一路上碰到的那些搬运工们就是在这儿装货的。来自全中国各地从事茶叶销售和出口生意的商人都来到这儿，购买茶叶并为运输做些必要的安排。特别是广东人，来得很多，他们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与外国人的生意做得很大。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广东人在散步，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碰面。这些广东人在外形上还是很容易和福建本地人以及更北方一些的中国人区分开来。

崇安县城所在的这块平地并不算大，县城周围都是山，有些山上种了很多茶树。尽管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有些较为肥沃的地块，但是这些山看上去大部分都很荒凉。平地上也种了很多茶树，这些茶树毫无例外都种在小溪的堤岸上 。我会将这一重要产茶地区的茶叶栽培的有关言论都集中到一章里面，方便读者们阅读。

我到达崇安县的时候时间还挺早，我在县城里只停留了三个小时，利用这些时间，我考察了一下县城，我和我的手下还吃了些东西。然后我又钻进轿子，上路赶往四、五十里外的武夷山。我们一走出镇子，路面看起来就变得与我们前面走过的完全不同。事实上，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运茶的大道，那条大道在到达崇安县城后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更窄更荒凉，所有那些坐在轿子里的行商、肩上背着茶叶担子的搬运工，以及形形色色混杂在一起的人群，这些我们在大山中一路随行的，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我们一行在路上踽踽独行。

[1] 译者按：即今福建省武夷山市。

[2] 即今天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

[3] 译者按：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1865)出生，英国植物学家。

[4] 译者按：克拉克·阿贝尔（Clarke Abel，1780-1826），1816-1817年阿默赫斯特勋爵访华使团中的官方植物学家。发现了糯米条，后来这种植物属名便以他的名字命名“Abelia chinensis”。

第十二章

武夷山——上山——到达寺庙——寺庙及其风景——奇特的岩石——受到和尚们的热情招待——我们的晚餐以及餐桌礼仪——一场有趣的谈话——黄昏漫步——岩石的构成——土地——武夷山顶所见——和尚们的墓地——月下小景——中国烧酒——茶树种植——采茶时需要用到链子和猴子——茶商——茶农们的快乐时光

等到我完全走出崇安县的郊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大名鼎鼎的武夷山[1]。它位于上一章我提到过的那块高原上，包括好些个小山头，每个山头看上去都不到一千英尺高。它们外形一致，山上几乎全是一些陡峭的悬崖。似乎是老天爷某次威力巨大的震动把整个山体抬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另一股力量又把山头拉得有些错位，并把这大山头分裂成上千座小山头。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武夷山才有可能呈现出现在这种风貌。

中国人把武夷山看作是最为奇特，也最为神圣的地方之一。在鲍尔先生引用的一本中文书里写道：在福建省所有的山岭中，最美当属武夷山，最好的水也在武夷山。武夷山非常高，也很崎岖，山环水绕的，似乎有神灵看护，再没有比这儿更神奇的了。从秦汉到现在，很多方士和修道之人，佛、道两家都有，都在这儿得道成仙，白日飞升的不可胜数。但武夷山最有名的还是这儿的特产，也就是著名的茶叶。

在崇安县到武夷山的半道上，我在一块隆起的坡地上站了好一会儿，仔细打量着我面前的这一奇特景象。在我还没到达武夷山之前，我期待着能看到一副奇妙的风景，我必须承认，眼前的风景远远超过我此前所有的想象。那些耶稣会士的描述、那些中国人的著作，除了有关山的高度之外，其它方面一点也没有过甚其辞。这些山头并不是很高，实际上，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山脉相比，武夷山都要低一些，尤其是和我不久前刚刚翻越的高山比起来，它更是要低得多。随行的中国人非常自豪地指着那个地方说，“看，那就是武夷山，你们国家有什么山比得上它吗？”

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非常强烈，我只好躲到路边一棵大樟树亭亭如盖的树冠下面。我本来想一直呆在那儿，直到天黑了什么风景都看不到了再说，但我的轿夫们，眼看着此行的终点就要到了，说他们已经好了，可以上路了，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从崇安县到武夷山大约只有40、50里，但这只是走到山脚下的距离，而我们打算投宿的那家寺庙却在山顶附近，所以我们要走的路程远不止这个数。到了山脚以后，我们打听前往寺庙的道路。“你们想去哪家庙？”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武夷山上有将近一千家寺庙呢。”辛虎解释道，我们不知道那些寺庙的名字，我们希望到最大的那家去。最终，有人给我们指示方向，前往某处悬崖脚下，等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以为可以在山上半山腰的某处看到寺庙，但我们什么也没见到，只看到一条在岩石间辟出的小小山路，通向某处似乎难以逾越的地方。我现在必须下轿了，然后在山路上蹒跚爬行，经常要手脚并用。好几次，轿夫们都停下来不肯走，说轿子一步也前进不了了。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也只好跟在我后面爬着把轿子抬了上来。

此时是下午两点左右，天空几乎一丝云彩都没有，天气热得让人觉得可怕。我沿着这些陡峭崎岖的山路往上爬，汗水从每一个毛孔中涌出来，我开始担心要发热病和疟疾，以及所有那些旅行者在这种酷热气候中容易染上的病。最终我们爬到了山顶，看到一个林木繁盛的地方，我的眼睛为之一亮，马上知道寺庙就在附近了。因为我远远地走在轿夫和搬运工们的前头，所以我找了个有树荫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让自己在走进这佛门圣地之前先凉快下来。几分钟以后，我的随从们也到了，脸上都挂着微笑，因为他们都从树缝之中看到了寺庙，知道到了庙里就可以休息，也可以吃喝了。

和尚们的寺庙和僧房通常似乎都建在那些风景秀丽的地方。这些地方之所以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种了很多树，林木保护得很好，所以旅人一眼就能辨别出这些地方，哪怕是在几英里以外。在这一点上，这儿的和尚们倒是与欧洲过去的那些大德高僧类似，正是有赖于他们的品味和悉心照顾，我们现在才能在欧洲看到那些茂密而美丽的森林景致。

我们正在走近的这座寺庙，或者说这一建筑群，坐落在武夷山顶一个小山谷的斜坡上，这个小山谷似乎就是为了建寺庙而特意挖出来的。山谷底部有一个小小的湖，湖光在树丛中晃漾，水面上开了很多莲花，中国人很喜欢莲花，寺院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莲花的身影。从湖边到寺庙，土地上种的全是茶树，很显然，这些茶树都得到了人们的精心照料。而在湖的另一边，也就是远离寺庙的那一侧，则都是密密的森林、灌木等。

在建有寺庙的这一侧，有一些奇特而又引人注目的岩石，像巨大的纪念碑那样竖立在那儿。它们彼此之间离得很近，每块岩石都有80到100英尺那么高。毫无疑问，和尚们当初选址在这儿建造寺庙，就是被这些外表古怪的岩石吸住了吧。方丈和尚的僧房就建在其中一块大岩石脚下，我们现在就朝那个方向拐了过去。爬上一段台阶，又穿过一道大门，我们来到了寺庙前。一个正在门廊下面玩的小男孩，看到我们立刻跑去通知方丈，说有陌生人看他来了。很快，方丈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和我见面。辛虎向他解释说，尽管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但武夷山的美名也传播到了那儿，所以我决定在武夷山住上一两天，希望庙里边能够在我们停留期间给我们提供饮食和住宿。

方丈和尚一边听着辛虎的解释，一边从烟叶袋里掏出一些烟叶来，用手指和大拇指卷成一根烟卷，然后把它递给我，让我塞到自己的烟管里。对于住在山里面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寻常的动作，我想，这个举动表明他欢迎我的到来，带有很明显的友善意味。我也同样友善地把烟卷接过来，点燃烟管，开始抽起烟来。

与此同时，我们这位主人把我领进一间最好的房间，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把小男孩叫进来，吩咐他给我们端来一些茶。现在我就在这原产地的山上，品尝着这纯正无任何杂质的茶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喝茶，也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如此感激有人给我端茶。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爬上山来，我觉得又热又渴又累。茶水很解渴，我的精力很快又恢复了，我想起了一位中国作者说过的话，他说，“茶之为用多矣，种茶，其效日增，饮茶，令人神清气爽”。

尽管我已经能在中国的好些地区使用汉语与人交流，但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不要在庙里与这些和尚们长时间攀谈。我让仆人去与他们交涉剩下来的一些事情，仆人很能干，可以把我们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他告诉和尚们，我来自于长城以北一个遥远的国家，不会讲这儿的方言。

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小男孩又来了，他通知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老和尚朝我鞠了一躬，请我前往吃晚饭的餐室。我也不失礼貌地请他走在前面，他当然不肯这样做，而是跟在我后面，并请我坐在他左手边的尊位上。桌子上还坐了另外三位和尚，其中一位的相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前额很低，一双眼睛放肆无礼地到处乱看，身上留下了很多出天花的痕迹。总之，他是那种让人见了就想躲开，不想与其有任何瓜葛的人。年纪大的那位高僧，容貌正好与其属下相反，他六十岁左右，看上去很智慧，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温和、诚实、守信等品格，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都在桌边坐下，每人倒了一杯酒，老和尚说道，“呷酒，呷酒[2]”，也就是喝酒、喝酒的意思。每个人都举起自己的酒杯，和别人碰杯。碰杯的时候，我们互相鞠躬，同时还要说，“呷酒，呷酒。”然后拿起我们面前的筷子，晚餐这才开始。桌上摆满了小碟子，每个小碟子里都盛着一种不同的食物。我吃惊地发现其中有道菜竟然是小鱼，因为我一直以为佛教信徒是不能碰任何荤腥的。其它碟子里都是一些蔬菜， 包括竹笋，各种白菜如新鲜白菜和腌白菜，白萝卜，豆子，豌豆以及其它种种，做得都非常可口。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蘑菇之类的菌子，非常好吃。有些蔬菜做得让人很难相信它们真的是蔬菜。所有的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盘鱼以外，都那么好吃。每人面前还放了一碗米饭，这是我们晚餐的主食。

吃饭的时候，和尚们都一直劝我多吃一些。他们推荐哪道菜的时候，就指向那道菜，同时嘴里还要说，“吃鱼，吃白菜，”或者“吃饭”之类的。对我来说，他们的客气，恕我直言，有些太过火了。因为他们不光是指着那道他们推荐我吃的菜，而且还伸出他们自己的筷子，替我夹菜。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像他们希望地那样把这些菜都吃下去了，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吃饭的时候，辛虎与和尚们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辛虎这些年走南闯北，他给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南、北各个省份的情况，和尚们对此则所知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他告诉他们他去过北京，描述皇帝长什么样，他骄傲地把自己穿的侍从制服指给他们看。这制服一下子就让和尚们觉得辛虎是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们无所忌惮地评论着各省的人，就好像在谈论别的国家的人，如同我们英国人谈论法国人、荷兰人或丹麦人一样。他们不喜欢广东人，满洲人不错——皇帝就是满洲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很坏，特别是鬼子，鬼子指鬼的儿子，他们用这个词来指代西方国家的人。

吃完晚饭，我们都从桌边起身，回到大厅。每人面前这时都摆着一盆热水和一条湿毛巾，好让我们餐后可以擦把脸。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中国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脸，但他们很少用肥皂或类似的东西。按照这种真正的中国方式擦过脸和手后，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去走走，考察一下附近的山岭和寺庙。

我让辛虎陪着我一起去，我们走下台阶，然后沿着下到谷底小湖的小径往下走。一路上我们参观了好几个寺庙，但看起来都不怎么样，没一座赶得上福州府附近的鼓山寺。实际上，这儿的和尚们看上去更关心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而不是他们的佛事。我注意到，寺庙前面到处都搭着一些竹架子，架子上放着筛子，这些筛子都是用来晾晒茶叶的。和尚们和他们的仆人们都忙着加工这些昂贵的茶叶呢。

我们走到湖边，湖水很美。莲花的大叶子亭亭地长在水面上，水下有金鱼和银鱼在游来游去，周围则都是一些崇高伟岸的山岭。离开小湖，我们继续沿着似乎通到某处悬崖下的小径往前走。远远地看上去，这个山谷似乎没有出口，但走近了才发现那些巨大的岩石之间还是有一道裂口，裂口间有一条小溪流淌，溪边有一条小路。小溪只有六到八英尺宽，看上去像是日积月累才将岩石冲开，从岩石间挤出这么一条出路来一样。

这些岩石中含有一些黏板岩，它们以岩脉的形式嵌在大块大块的石英岩中，而花岗岩则横七竖八地嵌在这些黏板岩中， 这些花岗岩，因为含有青黑色的云母的缘故，呈一种深黑色。在这一地区，很多主峰的峰顶都是由这种花岗岩组成。

黏板岩上面是一些砂砾岩，砂砾岩主要由嶙峋的石英石组成，这些石英石由石灰凝聚在一起。与砂砾岩间杂的还有一种石灰质砂岩，在这种石灰质砂岩中，含有白云石灰岩。 地质学家现在可以看出来了，武夷山这些大岩石由一种很奇特的混合物构成，这就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我从这些岩石上取了一些样本，把它们带给了加尔各答的法尔康内博士和萨哈兰普尔[3]的詹姆森博士，他们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地质学家。

茶田的泥土由一种棕黄色的粘土组成。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粘土的话，会发现它由岩石颗粒和腐殖质组成，其中，腐殖质所占比重又相当高，而腐殖质非常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就能茁壮成长。

从岩石裂口中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壁立的岩石，上面还有滴落的泉水。出来以后我们就来到一片空旷的原野。在考察过这儿的岩石与土壤之后，我想看看周遭的风景如何，于是我努力攀上了寺庙旁边的山顶，山顶视野非常好，不枉我辛苦一场。在我脚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块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种着茶树。我站在一个最高的山头，崇安县城和星村镇所在的肥沃山谷都在我眼前一览无余。纵目远眺，连绵不绝的武夷山脉从东边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的西边，在福建和富饶、人烟稠密的江西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穿越的屏障。

太阳现在落到武夷山后面去了，这儿的黄昏很短促，最后一抹光线提醒我，还是小心一些，回到我借宿的寺庙附近去为好。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埋有九个僧人的坟墓，它位于山坡上，对于僧人们来说，这看上去是他们遗体很好的一个归宿。很显然，这座坟墓本来是岩石下面一个天然洞穴，前边留有洞口，和尚们的遗体就埋在里面，上面是拱形的岩石，人们又把前面的洞口也用岩石封了起来。这样死者就埋骨于他们钟情的山岭里面，直到山崩地裂的那一天，天使长吹响号角的时候[4]，他们的遗体才会从这坟墓中暴露出来。

坟前有一块类似祭坛的平地，我在上面看到了这九位逝者的名字，还有不久前刚刚烧过的香火残烬，这些是人们定期给他们上坟时留下来的。后来那位高僧告诉我，岩石洞里还可以容纳一个人，这是给他自己留的， 这位老人似乎很期待将来归骨岩穴的日子。

我现在已经就在寺庙附近了，不用再提心自己会迷路，所以我也不急着进到庙里去。夜幕慢慢降临，这就是武夷山之夜了。四野笼罩在一片肃穆的静谧之中，寺庙中偶尔传来一声锣、钟的声音，那是有些和尚还在做晚课呢。这时月亮升起来了，夜景看起来比白天时又更添一番魅力。那些奇特的岩石，它们那陡峭的山形高耸在寺庙之上，一部分被灯光照亮着，另一部分则隐在黑暗之中，显得非常古怪，非常不自然。下面的湖水则闪着波光，似乎铺满了珠宝。

我在一块岩石边上坐了下来，眼睛在这些周遭的物事上流眄。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我是不是在仙境之中？我看的时间越长，这些东西似乎就越不真切，想象中这些岩石啊、树啊都似乎变成了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在这种时候，我喜欢让自己信马由缰地想象一些事情，反正建起这样一个空中楼阁又不费什么钱，推倒它也很容易。

辛虎这时候出来找我了，他说我们的夜宵已经备好了，和尚们都在等我。我走进去的时候，发现菜都已经摆好了。我们在桌边坐了下来，每人都互相碰杯，喝了一杯酒，这顿饭吃得和前面那顿饭一样。就像我们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我很不喜欢中国的烧酒，类似于印度亚力酒的一种烈酒，只不过是用稻米蒸馏出来的。事实上，商店里通常出售的那种烧酒和剧毒物品没什么两样。但武夷山烧酒却很不同，它和某些较为清淡的法国葡萄酒类似，稍微有点酸，但入口很好，不会喝醉，除非你喝下很多。我没办法搞清楚，这种酒是用葡萄制成的？还是某种制作工艺不同，加了很多水的烧酒？不管怎么样，它和中国饭菜配在一起，相得益彰。

吃饭的时候，辛虎和僧人们的话题转到了这边山岭的奇特风景上，以及散布在山间的众多寺庙，这些寺庙很多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告诉他们，下午我散步的时候是多么高兴，我看到那些奇特的风景时又是多么震惊。这些称赞武夷山的话语似乎让这些善良的和尚们高兴得不得了，也让他们变得更容易交流了。他们告诉我们，每一座山里，每一个山头都建有佛庙，总数至少有999间之多。

山里的所有土地看起来都属于这些出家之人，如前所述，他们分属于佛、道两派，但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还是属于和尚们。也有一些专为供应北京皇室而建立的庄园，它们叫做皇家苑囿，但我估计，这些苑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接受和尚、道士们的控制和管理。到处都种着茶树，哪怕是最为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峰顶和险峻的岩坡边缘，也是如此。鲍尔先生曾描述说，据说到这些地方去采茶的时候要用链子把采茶人绑起来。我甚至听人说，我忘了是听中国人说的还是别的什么人，采茶的时候要请猴子来帮忙， 具体是这样做的：这些猴子似乎不喜欢干这活，所以并不肯主动采茶，如果看到这些猴子到了种有茶树的岩石上，中国人就朝它们扔石块，这使得猴子们很生气，它们于是开始折断茶树的树枝，把树枝朝着袭击它们的人扔下来。

我不能断定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茶叶的采摘需要用到链子或猴子，但我想，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么通过这两种途径采来的茶叶数量也一定非常少。绝大部分茶树还是长在山坡上较为平坦的土地上， 这些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因为各种腐殖质和高处随流水冲下来的沉积物变得很富饶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茶树看起来是种植在山间较为荒凉的土地上，这样的土地在武夷山到处都是。

一整天都在山里辛苦跋涉，我累得很早就上床休息了。辛虎后来告诉我，他一晚上都没合眼。看起来他不喜欢那个面相丑恶的和尚，对福建人也有很强的偏见，他以为这些人会对我们进行谋财害命的勾当。我倒没有这些担心，睡得很踏实，直到天亮才醒，醒来以后觉得精力又恢复过来了，可以应付一天的劳累。我叫人送来一些水，美美地洗涮了一番，一天之中只有这时候我才能 有的一种奢侈享受。

在我住在山上期间，我碰到了很多来自崇安县的茶叶商人，他们来到山上，从和尚们手中购买茶叶。这些人就借宿在庙里，有时甚至是住在附设的僧房里，直到他们的买卖做成了。然后他们把搬运工叫来，把茶叶运到崇安县去，在那儿，这些茶叶再做一些加工，然后包装卖往国外市场。

第三天早上，因为已经把这一带山里比较有趣的地方都看过了，我决定换个地方借宿。吃完早饭，我送给老和尚一件礼物，感谢他的好心招待，礼物虽小，但这让他对我的尊敬增加了不少。我们把轿夫叫了过来，然后离开了舒适的佛寺，往更远的山里面前进。下一步是到哪儿借宿呢，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庙里的和尚把我送到大门口，用中国的方式和我道了别。在我们在山里钻来钻去的时候，我看到采茶的人们正在山坡上的茶园里忙着采茶，他们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快乐而又心满意足的比赛，互相开着玩笑，到处都充满快乐的笑声，还有一些人在唱歌，就像庙里那些古树上的鸟儿一样高兴。

[1] 译者按：此处指狭义意义上的武夷山，而非广义意义上的武夷山系。作者为了表示区别，狭义意义上的武夷山，他用的词是Woo-e-shan, 而广义意义上的武夷山系，他用的词是Bohea Mountains.

[2] 译者按：原文作“CHESUE, CHESUE”，“呷酒”的谐音。

[3] 译者按：原文为SAHARUNPORE，今名Saharanpur, 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

[4] 译者按：作者指最后的审判日

第十三章

九曲溪——道士——道观——杜赫德先生所描述的武夷山——巨掌按出来的神奇印迹——购买茶树苗——深夜历险记——前来参观我的人——将植物打包准备启程——星村镇及其贸易状况——离开武夷山——山景——针叶松林——岩石、山谷、瀑布——荒凉的山路——飞鸟以及其它动物——小镇石陂街——当地物产——莲花的多种用途——浦城茶叶——浦城县城

我们现在翻过大山，朝着星村镇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红茶交易的一个大市场。道路很糟糕，只能供人行走，在有些地方，不过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窄窄的一些蹬道而已。我们大约走了两英里左右，看到一所孤零零的庙观，建在依山流转的小溪边。这条小溪在武夷山中随着山势而迂回环绕，所以中国人把它叫做九曲溪，溪水把整个山区分成两部分，南部和北部，北部山区所产的茶叶据说更好一些。这儿出产一种特别高级的小种茶和白毫茶[1]，但我估计它们很少有机会出口到欧洲去，即使出口，数量也会是非常非常小。

我们现在到达的这座庙观很小，外表很不起眼，看起来只是供人们从星村到山里去半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庙里正有几位行人和搬运工坐在门廊里喝茶。这是一座道教的寺观，里面住着一位很老的道士和他的妻子，道士用不着像和尚们那样把头发剃光，而且我估计他们也可以结婚成家。

老道士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按照当地风俗，他递给我一些烟丝，还给我泡了一杯茶。辛虎问他观里有没有多余的房间，我们是否可以在这儿借住个一两天。能有机会赚点钱，他看起来很高兴，立刻就把我们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我们也不是特别挑剔，就同意租住在这儿。

这座道观，就像我前面描述过的房子一样，依着一面垂直的悬崖建起来，悬崖就变成了道观坚实的后墙。崖顶就高高地悬在道观上面，不停地有水从崖顶滴到道观的屋顶上，所以给人一种总在下雨的感觉。

九曲溪就从道观前流过。沿着溪流有很多小船往来上下，人们告诉我，很多船都是来游玩赏乐的，他们跑到山里来观看奇特的风景。小溪水流很急，这些小船就像飞一样地顺流而下，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中。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欣赏这些奇特的悬崖和山岭，在其山顶或崖顶附近，通常总建有一座庙观，种了一些茶树。这些山和悬崖看起来如此陡峭，似乎只有通过梯子才能爬到那上面的庙观里去。但就是在这些悬崖上，通常都已凿出了一条条蹬道，人们可以踩着这些蹬道爬到山顶。

杜赫德在描述这些山的时候说，“这些和尚或者道士们，设计开凿出一条条蹬道，通往那些供奉神佛的庙观，然后这些彩船、马车以及所有载着那些观光客的交通工具就都被吸引到这儿来了。游人顺着小溪进到溪谷中来，溪谷两侧就是这些壁立的悬崖。观光的俗人们仰望着恍如神迹的富丽堂皇的庙观，他们必定认为，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建成这些庙观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办到，而只能是靠着某种神力。”

我没有看到杜赫德笔下的马车，如果有的话，它们也一定是因为某个专门的目的而来，或者来自于某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区没人使用马车。至于彩船，在河里倒是很常见，如果它们能驶进到这儿来，那这儿也就不会有这么神奇了。

在一些悬崖上可以看到很奇特的记号。远远看上去，它们似乎是某只巨手按出来的印迹。我没有走到很近去观察它们，但我估计是因为悬崖上有水渗出来，然后沿着岩石表面向下流淌，大部分印迹应该就是水流浸渍腐浊造成的。它们看起来不像人力所为，但人们后来的所作所为使得它们看起来很奇特。皇帝和其它一些达官巨富到山里来玩的时候， 他们会在一些石头上刻上大字，然后把这些石头嵌到悬崖里去，这样，远远地看上去，这些印迹就非常奇特了。

给我借宿的那位老道士看起来生活得很窘迫，道观周围的土地太少了，难以维持他的生活。时不时会有一位信徒到山里这些道观来做礼拜，然后给道士留下一小份礼物，但来访的信徒实在太少了，间隔时间也太长了。除了周围那些风景之外，老道士的道观实在是很不起眼，也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无法吸引那些达官巨富。

给这位老道士付了我和手下人的餐费，我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就出门去考察这些山岭。我参观了很多茶田，成功地采集到了大约四百株幼苗。这些幼苗后来完好地运到了上海，现在大多数都在喜马拉雅的帝国茶园里茁壮成长呢。

老道士和他妻子点不起蜡烛，也点不起油灯，所以他们养成了早早就上床睡觉的习惯。 因为晚上太潮湿了，我住的地方也远谈不上有多舒适，所以我也很快就仿照他们的榜样上床睡觉了。辛虎与我同住一室，他说他不相信这些福建佬，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睡前他要把我们阁楼房间的地板门放下，整个晚上都把它关死。我睡觉的时候，不管睡得有多死，如果有什么不正常的声音，哪怕很小的一点声音，我也会惊醒过来。睡到深夜某个时候，我醒了过来，有那么一两秒钟，除了大雨敲打屋顶的声音，我什么别的声音也没听到。但很快，下面有一种轻微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眼睛很自然就转向那地板门。我吃惊地发现地板门慢慢地打开了，然后一个人的脑袋伸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终还是决定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他要做什么，同时也尽可能地做好了防卫的准备。慢慢地，这个人的身体出来了，他走进房间，四处摸索，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么。这下把辛虎吵醒了，他非常害怕，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然后大叫着让我起床。“雨水从屋顶滴到我的床上了，”这个人说，我们立刻就认出原来是可怜的老道士。我们松了一口气，对自己这么警醒感到好笑。老人在那漏雨的地方加盖了几层垫子，然后爬下楼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把门关上，”辛虎在他出去时这样说道。“最好是开着，”老道士回答说，“天太冷了，不用担心，山里面没什么东西会来伤害你们。”辛虎没有反驳他，但老道士走了以后，他还是起床，悄悄地把地板门关上了。那一晚上再没什么来打搅我们的睡眠。

这对老夫妻一点也没意识到我是个外国人，但我的手下人告诉他们我是个满洲官员，这多少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不便。有时候，我在房子里的时候，那些过路的乡下人，或是那些放下担子进来喝茶歇脚的人，对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显得非常好奇。好几次他们一点招呼也不打就爬到我的阁楼上来了。接待他们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是非常客气地，很耐心地把自己展示给他们看。但有一次，我差点就要笑出来了。一位老道士，显然是老得有些糊涂了，他前来看我，一进我的房间，他就跪在地上，向我磕了好几个头，或者说用最为卑微的姿势向我跪拜了几次。我把他轻轻拉起来，不再让他这样谦卑地跪着，向他解释说我不需要他这样大礼参拜。另一个道士走进来，希望我能前去参观一下他的道观，就在附近山上，他告诉我，曾有一位过去的皇帝到过这个道观。

我在这位好客的道士的道观中住了两天，把大部分武夷山都走遍了，也考察了它的物产情况。第二天晚上，在与那些轿夫、搬运工签了一份新合同之后，我告诉老道士，我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继续上路。他友好地邀请我再住一段时间，但看到我说得很认真，他走出去，到他的茶园里去挖了一些茶树幼苗来，他请我把这些树苗收下。我曾经送给过他一件小礼物，他非常感谢，这让我很高兴，所以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树苗，这下子我的行装一下子大大增加了。这些树苗和其它的植物一样，它们的根部都被小心地用潮湿的苔藓包裹起来，然后外面再裹上一层油纸，用上油纸是为了让它们避开阳光，也避开中国人刺探的目光，倒不是说他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多么猜忌，而是免得他们看到之后又哆哆嗦嗦向我们提很多不相宜的问题。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向那两位善良的东家夫妇告别，开始翻山越岭前往星村镇。

星村是一个小镇，就建在闽江某一条支流的溪岸边，这条小溪把武夷山分成南北两部分，也把小镇分成两半，中间一道桥梁把它们连在一起。镇上有很多客栈、饭馆和茶叶店，给前来这儿的茶商和搬运工们落脚。周围山上出产的大量茶叶，都被运到这儿来进行交易，然后送往崇安县，翻过武夷山运到河口去。

到达星村镇的时候，我很想沿着闽江直下福州府 。如果一路顺利，没碰到什么麻烦的话，四天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行程，因为整个行程都不需要换船，直接到达目的地。可是这条线路有两个缺点，一是我不能参观更多地方，另一个就是， 一旦到了福州，我要离开那儿比较困难。

在头脑中权衡一番之后，我决定，既不走福州府这条路线，也不沿着我来时的路线折返，而是走另一条路，直接向东到浦城县，然后翻越武夷诸山，从山北下到浙江省。我查了一下，从武夷山到浦城县有280里，考虑到都是山路，这一段路程需要走三到四天。

我们在星村打了个尖，然后就继续上路了。掉头向东之后，我们又渡过了一条闽江的支流，这条支流沿着山脚绕了一个弯。

现在我要 和武夷山道别了，它无疑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山岭。若干年以后，当中国真正对外国开放，自然学家们可以在这些山中无拘无束地漫步，不用时时担心罚款或是被投入到监狱之中，他们才能真正享受到这儿的美景。特别是对于地理学家来说，武夷山对他们的吸引力绝非寻常可比。也许会有一个像默奇森那样的地理学家，在看过这儿的山之后，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山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在地球存在的哪一阶段形成的，一直到今天，这些山的奇特造型仍然在吸引游人那疑惑的目光。

从武夷山到浦城县有一条直路，这条路要经过崇安县。但是还有一条别的路，在更南边一点的方向，直到距离浦城县还有一天路程时才与崇安过来的那条直路汇合，我决定走这条路。我们一路向东，沿途有一条小溪，也是闽江的支流，发源于东边某座山，大部分时间它都与我们所走的道路并行。

这条小溪有很多险滩，河床上到处都是大岩石和小石头，哪怕是小船也无法通行。离开武夷山后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到了一座山的山脚下，这座山很高，我们一直与之并行的小溪就发源于此。这儿离我们前一晚投宿的小镇上梅镇[2]并不远。

翻越这座大山时，我们看到的风景比我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都要美。它和武夷山的风格完全不同。山坡上长满了针叶松林（杉木），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杉树长到足以成材的尺寸。 大部分杉树都至少有八十英尺高，枝干插直。我以前也从来没见过像这样枝繁叶茂的杉树，有时候这些叶子呈一种深绿色，但另一些时候它们又带点蓝色。毫无疑问，这儿的山里面杉树品种肯定很多，而杉木也无疑是这一带最有价值的木材之一。

我们沿着一条铺得很好的山路走进一座深深的山谷。路上常有低拂的树枝碰到我们头顶，道路也随之变得幽深起来。到处都是一片原生态的景象。山坡上流淌的溪水，从悬崖上跌落下去，消失在枝繁叶茂、带有一些热带景象的松林中。这些溪水在山脚汇成小河，流入闽江，使闽江水势更为浩大。

我们从山脚向上走了一段距离以后，山路开始变得非常陡峭，我只好从轿子里出来步行。有那么一两次，我远远地走在仆人们前面，一个人走在那似乎无比荒凉、寂寞的道路上，我自己都几乎有些害怕了，好像随时都可能有老虎或其它肉食类动物从密林中窜出来咬人。从开始爬山，到登上山顶，我们用了大约一小时。天快黑了，又很热，看到山顶那儿有一间小客栈，我很高兴。我在客栈里喝了一些茶，觉得很不错，很提神。

在山顶休息的时候，我欣赏到了一幅非常壮丽的景象，对辛苦跋涉的旅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奖励吧。之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路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红嘴蓝雀。这种鸟很少有长到像英国雀鸟那么大的，通体是美丽的淡蓝色，尾巴上几根长长的羽毛，羽尖则是白色的。它们通常都是十只或者十二只一群，当它们在山谷中掠过，翅翼张开的时候，看上去真是非常美。我们还看到了几种松鸡，显然是些不为人知的新品种。野鸡、鹧鸪以及啄木鸟很多，也很驯顺。似乎没有什么猎鸟的中国人来打搅它们。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小鸟，我在中国其它地区都没见到过，它们一直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让我很后悔手边没带个什么捕鸟的工具，否则就可以把它们抓住，丰富我的收藏了。有一种小鹿，我前面提到过，数量也很多，中国人告诉我，在这儿，野生老虎和野猪并不常见。

离开武夷山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了一个繁忙的小镇，石陂街[3]，这个小镇位于崇安县到浦城县的大路上。我们在这儿休息了一晚。到现在为止，我们走过的路，有相当一部分都非常糟糕，人们告诉我，接下来的路都很好，只要再走一天就可以到浦城县了。石陂街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中，这个山谷土地肥沃，主要农产品是大米，但我也看到，地势稍低一些的灌溉水田里种了很多莲藕。莲藕是莲花的地下根茎，中国人吃得很多的一种蔬菜，上市的时候各个菜市场都有莲藕出售。人们把莲藕切成小片烹煮，然后把它们像竹笋一样盛在小碟子里端上摆满各类碗碟的餐桌。好吃的藕粉也是用莲藕加工而成。这一带就像福建其它地方一样，也大量种植烟草。在山谷周围的山岭上，有些地方林木茂盛，有些地方则似乎未经垦辟，很是荒凉。

距离浦城县越来越近了，我们又进入到一个茶叶产区，很多低矮的山丘上都种着茶树。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儿的土地较为贫瘠？还是因为管理方式较为落后？浦城县的茶叶在市场上的卖价没有武夷山茶叶那么高。但毫无疑问，两个地方的茶树都属于同一品种。

离开石陂街后，整整一天，道路就在山里面绕来绕去，直到我们进入到一个很宽很美的山谷。山谷中间就是浦城县城所在。一条美丽的小河，也是闽江的支流之一，从县城城墙外流过，城墙外的河上架着一座桥。城外看起来非常贫穷，实际上，整个县城并没有什么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更像是一个乡下的集镇。我估计城里面住了十五万人左右，城墙和堞楼之类看起来都非常老旧， 上面长满了野草和各种藤蔓植物，城墙外也像很多别的中国城镇一样环绕着一条运河或者说护城河。

这儿茶叶交易的规模也相当大。茶叶都装在篮子里翻山越岭地运往浙江，再从浙江通过河流运到杭州府、苏州府和宁波等地，我估计只有极少量茶叶，如果有的话，出口到了国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茶叶沿着闽江运往福州府。

我已经离开了中国的这个红茶产区，这一产区以出产高品质红茶而享誉于世。趁现在这个合适的机会，在我继续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以前， 我在接下来的几页篇幅中，将集中介绍我此行搜集到的有关茶叶的一些信息。

[1] 译者按：两种上等红茶的名字

[2] 译者按：原文作SHEMUN, 查地图，疑即上梅，今上梅乡政府所在地。作者从星村镇出发，然后沿着梅溪前进，直到石陂镇，SHEMUN应是此中某一村镇，上梅庶几近之。

[3] 译者按：原文SHE-PA-KY，石陂街，今福建省浦城县西南石陂镇。

第十四章

武夷山的土壤——茶园位置——茶树的种植与管理——茶园规模——包扎方式——茶叶戳记——从茶叶产区到沿海的运输路线——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时间——茶叶生产、加工的费用——茶叶运输到沿海的费用——外国茶商的收购价——中国茶商的利润——期待高级茶叶能够降价——苏东坡教你怎么烹茶——苏东坡关于茶叶特性及其益处的的言辞

武夷山各处茶田的土壤似乎差异很大。最常见的是一种棕黄色的黏土。这种黏土，仔细分析的话，含有相当一部分腐殖质成分，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前面提到过的岩石颗粒。

那些位于山脚下的茶园，其土壤颜色更深一些，腐殖质成分也更多，但一般来说，茶园土壤都呈棕黄色或是红棕色。通常而言，如果其它条件都较为合适的话，中国人更喜欢中等肥沃程度的土壤。比如说，武夷山的某些地方非常肥沃，但所产茶叶的品质却很差，另一方面，群山之中有一座小山，叫做八大山[1]的，却出产了崇安县一带最好的茶叶。八大山山坡上的土壤就属于中等肥沃程度，也就是说，它含有较高比例的腐殖质成分，其中混有一些黏土、沙粒和岩石颗粒。

就目前所看到的，这一带绝大部分茶树都种植在山坡上。我也注意到，梯田上的茶园里也种了很多茶树，而且比山坡上茶园里的茶树长得更繁茂。但这些茶园通常比河流的水面要高出许多，因而排水条件非常好。我 们可以看出来，武夷山以及附近一带的茶树都是在如下的环境中生长的：

1，土壤肥沃程度中等，呈棕红色，含有大量这一地区的岩石颗粒

2，茶田因为岩石的特殊构造以及山坡上不断渗出来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湿润程度

3，由于山势的自然倾斜，茶田的排水状况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也因为比河流水面高出许多，导致排水良好。

在这些红茶产区，就像在绿茶产区一样，每年都要用树种培育大量茶树幼苗。采集茶树种子一般都在每年的十月。等到冬天，这些采来的种子要与沙子和泥土混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种子才能够保持其新鲜状态。等到春天来了，将种子密集播撒在茶园的某个角落，以后再把树苗移植[2]到别的地方。一岁左右的树苗，可以长到九英寸到一英尺高，这时候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茶树行距约为四英尺，每个树坑里栽种五六棵幼苗，每一行中的树坑与树坑之间距离通常在三到四英尺。但有时候，在土壤贫瘠的地方，大部分武夷山的土地其实都是如此，树苗会种得更紧密一些，等到这些树苗完全长大以后，看起来就好像树篱一样。

茶树幼苗一般在春天发芽生长，四、五月份正值季风转换的时候，给这些幼苗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雨水。这种潮湿、多雨的气候使得幼苗能够在它们的新家里扎下根来，除了锄草松土之外，几乎不需要为它们做什么别的事情。

茶树远看的话，就像一株常绿小灌木。游人在武夷山的山岩间穿行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些茶树，每座山的山坡上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茶树叶呈深绿色，与周边那奇特而又常显荒凉的山景正好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采摘茶叶会对茶树造成很大的伤害，茶农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茶叶开采之前，他们会很注意让茶树保持在一种生命力旺盛的状态中。幼苗一般在两三年内都不会采摘叶子，直到它们完全长大了，生出强壮有力的枝条。过早采摘茶叶，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栽培方式。我注意到，即使茶树完全长大了，对那些长势不太好的茶树，茶农们也不会采摘太多茶叶，有时候甚至绕过它们，不去采摘这些茶树的叶子，避免影响它们的生长。

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土壤也很适宜，茶树老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萎缩，生长不良，茶叶的出产量下降从而使得茶农赚不到钱。所以在那些管理得好的茶园里，茶农们每年都要把一些老茶树移走，用新的树苗来顶替它们。一棵茶树，它处于全盛时间的生长期有多长，当然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能够持续给茶农带来盈利，茶树树龄也不宜超过十年或十二年，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太合适，通常在这之前要把它们挖出来，把地方腾出来让给新的茶树。

崇安、星村以及武夷山周边的茶园规模通常都较小。没有哪家我参观过的茶园能生产出一手600箱以上的茶叶。但我们这儿说的“一手”，这个词儿并不是茶农们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下面的流通过程中发明的：崇安、星村的那些茶商亲自或者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前往这一地区的各个小镇、村落和寺庙，从和尚道士以及茶农们手中收购茶叶，这些收购来的茶叶运到茶商家中，都堆在一起，当然，不同品级的茶叶还是要尽可能分开，这些堆在一起的茶叶，以 620箱或630箱为一手。同一手茶叶，其形态、等级都是一样的[3]。倘若不是经由这样一种收购方式，那么同一手茶叶，就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茶叶。到了大茶商手中，这些茶叶再经过重新烘焙、包装然后再销往国外。

同一手茶叶的箱子都包在一起，上面标上这手茶叶收购商的戳记。一年又一年，同一手茶叶，或者说，标有同样戳记的茶叶，就这样运到外国茶商那儿去。慢慢地，有些茶叶的名声更好一些，要价也更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这一手的茶叶和去年这一手的茶叶质量就一样好，尽管它们买自同一个人，箱子上也标着与去年一样的戳记。肖先生告诉我，有些加工与包装茶叶的茶商，他们在找到能把茶叶销往国外的买家之前，并不在箱子上标上戳记，这一做法并不罕见。这位买家，熟知市场上哪种茶叶更紧俏，因而能够为他的茶叶标上一个更合适的戳记。无论如何，他会注意，避免给他的茶叶标上一个名声不好的戳记。

我收集下面这些信息是为了搞清楚，如果可能的话，一箱或者一担茶叶运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费用。如果我能够或多或少把这个情况弄清楚， 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每年从这一贸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降低茶叶价钱，同时，我们自己的关税也能相应地下降一些，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全体英国人民都喝得起这种美味健康的饮料——“让人兴奋却又不至于迷醉其中的茶水”[4]。

因此我会尽力描述红茶从出产地到出口码头——广州或上海——的整条运输路线。我们已经看到了，武夷山附近最好的产茶区生产出来的红茶，几乎都被茶商们从茶农手中收购过来，然后送到崇安县，在那儿茶叶被标上某一戳记，卖给与外国茶商打交道的中间商，大部分中间商都是广州人。

中间商购买了标有某一戳记的茶叶，他需要雇佣很多搬运工，把这些茶叶箱子往北挑过武夷山，运到河口镇去，或者运到离河口几英里远的小镇铅山，在这两个地方把茶叶装船。如果只是普通茶叶，那么每位搬运工肩上可以用扁担挑上两箱茶叶， 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这些茶叶箱子经常被磕磕碰碰，而搬运工休息的时候，也经常会把它们放到地面上，而地面又常常泥泞不堪。但那些高级茶叶，正如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是不能放到地面上的，搬运工们要一直把它们挑在自己肩上。

从崇安县到铅山一共有220里，到河口有280里。商人们坐在轿中，路上需要花上三到四天，但搬运工们挑着重重的茶叶担子，路上则要五到六天。

在铅山和河口一带，也就是武夷山脉的北麓，也种植、出产了很多销往国外的茶叶。成千上万亩土地上种的都是茶树，但很明显，大部分土地都是最近几年才被开垦出来种上茶树的。这一带出产的茶叶，也像武夷山脉南麓出产的茶叶一样，运到河口然后再送往出口码头。更西边一带靠近鄱阳湖的地方，出产一种叫做宁红或者宁州茶[5]的茶叶，这些茶叶也从水道运到河口然后送往上海。

河口镇，广州人通常把它叫做“河吼”，位于北纬29.54’，东经116.18’，就坐落在信江[6]岸边。信江源自东北方向的玉山，向西注入鄱阳湖。河口镇很大也很繁荣，到处都是茶叶商行，全中国各地的茶商都来到这些商行，有些人就呆在河口，从商行里购买茶叶，另外一些人则翻过武夷山，前往崇安县。等到中国真正向外国人开放，我们的商人可以自己深入到内地来购买红茶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河口作为自己活动的中心，从河口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武夷山、宁州，以及徽州婺源的绿茶产区。

茶叶运到河口以后，装上平底大货船，然后送往广州或是上海。如果是送往广州，船就要向西航行，进入鄱阳湖。鲍尔介绍说，船要经过南昌府、赣州府，然后一路经过多次转运，翻越大梅岭以及广东、江西交界处的连绵群山。翻过山口之后，搬运工们要背着茶叶走上一整天，然后再把茶叶重新装上大船，运往广州。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整个路程下来，大概需要六个星期到两个月[7]。

如果是运往上海市场，装茶的船就要逆流而上，向东驶向玉山。玉山位于北纬28.45’，东经118.28’，离河口有180里。水流湍急，平均算下来的话，至少要四天才能走完这段水路。要是顺流而下的话，这段水路只要一天就能走完。

茶叶箱子运到玉山以后，这些箱子要从船上卸下来送到货栈中去，这时候要雇请一些搬运工，由搬运工把这些箱子往东挑到常山，就如同把这些箱子从崇安县挑到河口一样。 玉山位于一条往西注入鄱阳湖的河流的源头，而常山则坐落在一条往东注入杭州湾的河流旁边。从玉山到常山大约有一百里，行人乘轿的话一天之内很容易就可以走完，但挑着茶叶箱子的搬运工需要两到三天才能走完。

茶叶运到常山以后，装上货船，顺着河流运往下游。从常山到杭州大概有800里，由于一路下行，五六天时间就能轻松地完成这段路程。到了杭州，茶叶箱子再由江船转移到运河上航行的船上，由这些船运往上海。从杭州到上海的距离约为500里，需要五天时间。

我们这样就把红茶从武夷山运到上海的路线走了一遍，距离及所需时间如下：

里 天

崇安县到河口 280 6

河口到玉山 180 4

玉山到常山 100 3

常山到杭州 800 6

杭州到上海 500 5

总计 1860 24

通常而言，三里相当于一英里，如果这样算的话，那么准确的里程数就是620英里。但我倾向于认为，一英里不止相当于三里，也许相当于四里，在中国的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相当于五里。按这一比例计算的话，整个里程估计为400英里，这一数字庶己近之。计算日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换船的时间，以及恶劣天气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我们就要多留出四天时间。如此一来，整个行程便要花上28天，这大概是路上平均要花的时间。

接下来我要计算一下，这些茶叶一路上要征收多少费用，在这方面，我必须承认，在相关数据的准确性方面，我不像前面那一项那么有信心。在我沿河上下，或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有关那些里程数和天数，我并不需要依靠那些中国人的介绍。他们介绍的任何事情，特别是那些有关中国内陆的介绍，你必须时刻小心，不要轻易相信。幸好我得到了肖先生的帮助，他那时住在上海，作为一个商人，他懂中文，这使得他能够在有关茶叶费用的方面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普通优质红茶的价格。1848年12月，英格兰市场上出售的这种茶叶，要价大概在每磅八便士。这种茶在上海的售价是，1846年为每担12两银子，1847年为每担11两银子，1848年为9到10两银子，1949年7月为11两银子，这些售价中都包括了出口税。

假设这些茶叶是从崇安县经由我上面描述的路线运来，那么一路上雇请搬运工和雇船的钱大概如下：

铜钱

崇安县到河口（陆路） 800每箱

河口到玉山（水路） 150

玉山到常山（陆路） 400

常山到杭州府（水路） 200

杭州府雇表搬运工 10

杭州府到上海（水路） 180

运费总计 1740每箱

每箱1740文钱相当于一担2718文钱，如果用银钱计算的话，大概是1.8元银元，或者1.359两银子。此外还要加上产茶区茶叶的价钱，批发商用于检测、购买木炭、雇请劳力炒茶，茶叶箱子和包装的费用，以及海关费用和出口税等。

茶农出售上述这种茶叶的要价大概是每斤80文钱，相当于每担四两银子。下表是各种费用总计：

茶叶售价每斤80文 4 两银子/每担

茶叶箱子钱和包装费用 0.847

批发商的额外费用 1

上述运费 1.359

杭州府海关费用 0.037

上海出口税 2.530

9.773

我相信，这些条目所载的都没什么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普通茶叶的利润就很微薄了，微薄得几乎就让人怀疑，生产商是否还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生产规模。

但请记住， 所有列举出来的这些费用，除了茶叶收购价不同之外，对普通茶叶和高级茶叶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是高级茶叶的卖价就高得多了。举例来说，高品级的茶叶和精品茶在上海的价格，我是指包括了关税的茶叶价格，1846年12月是从20到28两银子不等，1847年从18到26两银子不等，1848年从14到22两银子不等，1849年7月则是从16到25两银子不等。而这种茶叶在英国市场1847年11月的卖价是从每磅1先令到1先令4便士不等。

据说，茶农把这些精品茶以每斤160文的平均价格卖给中间商，实际成交价可能比这要高些。但是假设真正的成交价就是每斤160文钱，那么情况就如下面所示：

茶叶每斤160文…… 8两银子/每担

别项费用总计，就如上文计算的那样，最低数目为： 5.773

总计： 13.773

四舍五入的话，把这些精品茶叶运到上海码头的总体费用为14两银子。而英国商人在上面记载的四年时间中，他们付出的平均收购价是22两银子左右，这样，一担茶叶的利润就很清楚了，为8两银子.

但在我们下结论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1846年和1847年，上海的茶叶交易主要是通过商行来进行的，而这些商行主要是由广州人来运营，而非上海本地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知情人士，很难说得清楚，付给崇安县那些茶叶商人的价钱究竟又是多少。如果这一数目大大低于我们上面提到的价钱，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在1848年，当茶叶价钱位于14到22两银子这个区间时，中国人抱怨说，这样的价钱简直就是跳楼价。但即使是这样的价格区间，其平均价也有18两银子，每担茶叶仍有4两银子的利润。考虑到茶叶交易规模很大，而这些交易相对来说又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即使是上述最低的利润水平，也能累积成巨大的数额。哪怕是比上面这些报价还要更低一些的价格，对这些中国茶商以及中间商们来说，要从中获得丰厚的报酬，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

上面这些论述似乎可以表明，中国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更愿意种植生产那些高品质的茶叶，正是这些茶叶，给他们带来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我现在已经详细列出了不同等级的茶叶在其产区的生产成本，它运到海港码头的距离，以及它卖到外国商人手中时各项费用的总和。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规定那些中国茶商或中间商们，他们最多应该攫取多少报酬[8]。但如果上面这些计算都正确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饮用自己喜爱的茶水时，特别是那些中、高品级的茶叶，所花的钱能够比我们现在付的茶钱再大幅降低一些。

抱着这样的美好憧憬，我还想给我们餐桌旁优雅无比的女同胞们提一点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中国这个饮茶王国的一位作家，他就如何烹出最好的茶水提了一些建议。“烹茶的时候，”东坡说，“要取活水在活火上烹煮，活水仍须活火烹[9]。这是一个老传统。烹茶最好是用山上流出来的泉水，河水其次，井水最差[10]”。所谓活火是指无烟有焰的炭火。

“煮茶的时候，不要把水煮得太过，一开始，开水冒泡仅如蟹眼，然后有些像鱼眼，最终烧开时则像无数的珍珠，从水中冒出来，消散开去”[11]。这就是烧水的方法。

东坡还提到了六种茶叶的名字，都是一些享有盛誉的茶叶。这些名字都太过花哨，所以我想把它们移录过来，博读者们一粲。名字如下：第一泉茶，白露[12]，石乳[13]，露芽[14]，钱芽[15]，以及小江园[16]。

东坡说，茶叶性凉， 如果无节制地饮茶，将让人疲乏困倦。乡野之人在喝茶之前要往茶里加一些姜和盐，以缓解其凉性。茶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植物，种茶有很多好处，喝茶，则使人的元气更加清明透澈。上至高级官员、公爵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穷苦大众甚至乞丐都喜欢喝茶，每天都要喝茶，一日也离不开它[17]。另一位作家在谈到茶叶时说“喝茶能使人心思纯明，去除疲乏，减缓或防止头痛，人们普遍都很喜欢喝茶[18]。”

[1] 译者按：原文为“Pa-Ta-Shan”，不知今在何处，姑且译为“八大山”。

[2]有时候，种子也播撒在要栽种茶树的地方，播撒地时候，要成行成列，当然，这样播撒的种苗就不需要移植。

[3]有时候，同一手或一合茶叶又分成两种，每一种茶叶通常有300箱左右。——鲍尔《茶叶的栽培与加工》

[4] 译者按：原文是“the cup that cheers but not inebriate”，原是WILLIAM COWPER书中赞美饮茶的一句话，后来19世纪中期英国为推广喝茶，取代饮酒而引用这句话作为广告宣传用语。

[5] 译者按：宁州茶出产于今江西修水一带，修水县在清代叫做宁州。

[6] 信江是这条河靠近河口时的名字，信江的上游在地图上叫做LONG-SHIA-TONG-HO

[7] 引自《茶叶的栽培与加工》

[8] 我并不认为茶农或者种植者赚了很多钱，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拿去了。

[9] 译者按：出自苏轼诗《汲江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10] 译者按：这几句话原是出自陆羽《茶经 五之煮》，其文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11] 译者按，苏轼有《试院煎茶》一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古人烹茶煮水，说水有三沸。陆羽《茶经》云：“其沸，如鱼目， 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陆羽的三沸中第一沸为生出鱼眼一样的气泡。到了宋代，人们观察更细致，认为鱼眼气泡之前，还有象蟹眼一样的小气泡，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沸。所以元代人王祯在其《农书 茶》中总结道：“当使汤无妄沸，始则蟹眼，中则鱼目，累然如珠，终则泉涌鼓浪，此候汤之法。”福琼引用中国古人所做的诗文，从其文意来看，更像是在引用王祯的话，而非苏东坡。

[12] 译者按：原文white dew. 唐宋时比较有名的白露茶有洪州西山白露。

[13] 译者按：原文coral dew. 不知作者到底指的是什么茶，姑以石乳译之。唐宋时比较有名的石乳为建州团茶的一种，产于建州。

[14] 译者按：原文dewy shoots. 唐宋时比较有名的露芽有福州方山露芽，又名露牙。

[15] 译者按：原文money shoots. 不知所指，暂译为钱芽。

[16] 译者按：原文rivulet garden tea. 应即唐宋时较为知名的小江园，产于剑州小江园，即今福建南平。

[17] 译者按：福琼把这几句话看成是东坡所说，实际上它们是元代王祯在其《农书百谷谱之十》中论及茶叶时说的，其文云：“然茶性冷，多饮则能消阳。山谷益以姜盐煎饮，其亦以是欤，因并及之。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福琼这几段话应该都是从鲍尔先生的《茶叶的栽培与加工》一书中辗转而来。王祯在文中说到的山谷，即黄山谷，北宋诗人黄庭坚，福琼与鲍尔不知道山谷是个具体的人，把山谷翻译成countrymen，所以译者也将错就错，将countrymen翻译成“乡野之人”。

[18] 译者按：这几句话应该也是本于王祯《农书》论茶话语，《农书》云：“茶之为物，择滞去垢，破睡除烦，功则著矣”。

第十五章

茶树的地理分布——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茶树树种——同一茶树树种既可产红茶也可产绿产——中国制茶工人用水黄皮树叶加工茶叶——他们真做成了——红茶和绿茶的不同缘于加工方式不同——绿茶的加工方式——红茶的加工方式——两种加工方式的不同之处——沃灵顿先生对此的解释——人们熟知的现象——茶树——红茶茶树产出品质较差的茶叶——最好的茶叶都由绿茶茶树产出——武夷山茶树——气候、繁衍对茶树的影响——美洲与澳大利亚的茶树种植——英国植物园里的茶树

茶树种植虽然一直到最近都有着种种限制，但茶树在东亚地区却得到了广泛种植。森柏格[1]告诉我们，在日本，无论野生还是人工栽培，茶树数量都很多。瓦里茨博士[2]说，交趾支那也有茶树种植。我在中国也看到，从南方的广州一直到北纬31度附近的北方地区，都可以种植茶树。牧师先生说，在山东省滕州府，北纬36.30’附近也有茶树种植。

但中国的茶叶主产区，绝大部分出口到欧、美地区的茶叶的出产地，都位于北纬25度和31度之间，最好的茶叶产地则都位于27度和31度之间。

广东附近种植的茶树，生产出广东茶叶，植物学家们把这种茶叶叫做红茶，而更北方一些，产自绿茶产区的茶叶，则被称作绿茶。前一种茶树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植物学家们相信，武夷山的红茶都是由广东的这种茶树生产而来，而后一种茶树被称作绿茶茶树，是因为市场上的绿茶都是由这种茶树生产出来的。这些名字似乎误导了公众，以致很多人，一直到几年以前，都坚信红茶只能由所谓红茶茶树生长出来，而绿茶则由绿茶茶树生长。

在1846年出版的拙著《漫游中国记》[3]中，我对中国不同地区的茶树作了一些调查。尽管我承认，广东茶树，也就是植物学家所说的红茶茶树，看起来与北方那些绿茶茶树有所不同，但是我发现，不管是红茶还是绿茶，都可以由红茶茶树或绿茶茶树生长出来，红茶与绿茶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外观，主要是颜色上面，这些区别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加工工艺不同而导致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经提到我在福州府附近发现的红茶茶树，那儿离武夷山并不远，这些红茶茶树与浙江省种植的绿茶茶树看上去完全就是同一种植物。

我的这种看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尽管我当时到过了沿海很多茶叶产区，但我并没有深入到更广大的内陆茶区去，而市场上的茶叶正是来源于这些茶区。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现在，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成立了，因为我已经访问了徽州的绿茶产区，也访问了武夷山周边的红茶产区，在访问过这些遥远的内陆地区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形成的看法。

确实，中国人很少在同一地区生产两种茶叶，但这更多是因为传统，为了便宜行事，而不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茶农们也因为经验的积累而通常更擅长加工某种茶叶。在茶叶产区，情况通常都是如此，但也不排除一些特例。众所周知，鄱阳湖附近的宁红茶产区，这儿出产的高级红茶声誉日隆，但以前这儿只出产绿茶。在广州，根据茶农的喜好以及市场的需求，从所谓的红茶茶树上既可以加工出红茶，又可以加工出绿茶。

我要在这儿讲一讲我们在加尔各答时发生的一件插曲，这个插曲比从同一种茶树上分别加工出红茶和绿茶来更让人觉得稀奇。我那时候正带着六个中国的制茶工人，以及一大批茶树树苗和其它茶叶种植加工所需要的设备工具，前往印度西北诸邦的政府茶园。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法尔康内博士那些天和我们呆在一起，他希望看看茶叶的加工过程，并请我把他的这一心愿转达给那几位中国人。他还邀请了已故的贝森内先生和别的一些朋友一起来见证这一过程。我告诉中国人将要做些什么，吩咐他们把需要用到的工具都拿出来。他们很快就照做了，砌了一个小小的炉灶，炉灶上安了两个铁锅，正如中国茶叶加工所看到的那样。

到这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从哪儿去弄到一些茶叶呢？加尔各答植物园里没有茶叶，除了喜马拉雅之外，附近其它地方也没有。“没有叶子我们怎么加工茶叶呢？”中国人吃惊地说。我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法尔康内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只是想看看茶叶的加工过程，加工出来的东西只是看看而已，并不需要真的品尝，所以他们必须到植物园里去，试着找到一种可以替代茶叶的树叶子。

他们对这一解释很满意，走到园子里去寻找替代叶子了。很快，他们回来了，带回来几包叶子，其中一种属于水黄皮， 看起来很适合做这个事情。 一些当地人于是被派去大量采集这种树叶，并把树叶送到进行这一加工程序的房间。

与此同时，中国人把火也生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就绪。采来的树叶现在被投入到铁锅中加热，经过几分钟加热，再把这些树叶取出来揉搓，然后把树叶撒在竹匾上摊开，将树叶表面的水分晒干，最后，再把树叶投入到铁锅中，用手翻炒，直到树叶完全干燥卷曲。这之后用筛子分拣叶子，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几种：熙春层茶,熙春茶[4], 雨茶, 特等茶, 以及珠茶。有几种还要再烘烤几次，还有几种的某些部分要染上颜色。整个加工过程结束以后，加工出来的东西和市场上的茶叶如此相像，以至于二十个人当中，有十九人一点也不怀疑它们是茶叶。这样，在加尔各答，用这种完全不像茶树的高大树木的树叶，也加工出了品相很好的“绿茶”。用这种树叶，应该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工出类似红茶的东西。

我并不想在这儿连篇累牍地探讨红茶和绿茶是如何加工的，只是想尽量简略地介绍一下，红茶和绿茶在制作过程中的加工方法。这些方法，就像大家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某些环节上互不相同，正是这些环节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色泽上的不同。毋庸费言，不管红茶还是绿茶，它们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刚采下来时也完全一样，都是些新鲜幼嫩的茶树叶子。

绿茶：将茶园里采来的叶子薄薄地摊铺 在竹匾上，这样做是为了把叶子表面的水分晾干。晾干的时间很短，通常只要一到两个小时就行，具体还要看当时的天气情况。

与此同时，用来翻炒茶叶的铁锅也用柴火慢慢加热了。每个铁锅中都投放进一部分茶叶，炒茶的人用双手迅速地翻搅着这些茶叶。在高温下，茶叶很快就开始产生变化，发出爆裂的声音，变得非常潮湿、平软，同时也蒸发出大量水汽。这样翻炒四、五分钟后，将茶叶迅速取出，倒在一张用来揉搓茶叶的桌子上。

接下来就是揉搓工序。几个人围在桌边，把茶叶分成几堆。每个人都用手抓起尽量多的茶叶进行揉搓，把它们搓成一个球状。然后在桌子上把这个球状物揉来揉去，大力挤压的同时还要对这些叶子进行搓绞，目的是把叶子中的汁液和水分挤出来。这些茶叶球经常被打散，递到工头那儿，由工头对茶叶进行仔细检查，看茶叶揉搓得是否合乎要求。等到工头觉得差不多了，茶叶就从桌子上移下来，搅散摊在竹匾上，直到剩下的茶叶都完成了揉搓工序。不管怎么样，茶叶都不会长时间地放在竹匾中，有时候它们也会被立刻投到炒锅中去。

茶叶被重新投进铁锅之后，炉底要一直烧着碳火，火要小，但要一直烧着，同时工人用双手快速地翻炒着茶叶。有时候茶叶还要被取出来摊在桌子上再揉搓一次。大约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以后，茶叶都炒干了，颜色也固定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些茶叶再没有发黑的危险了。它们现在呈一种绿色，但以后这种绿色还会变得更鲜亮一些[5]。

加工过程中最特别的这一部分就这样结束了，加工好的茶叶放到一边，等待更多茶叶被加工完成。下一步加工程序是簸扬和筛选茶叶，用筛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把茶叶筛选一遍，这样可以去除一些灰尘和杂质，同时也把茶叶分成不同的等级种类，比如屯溪茶、熙春层茶、熙春茶、雨茶、珠茶等。在这一加工程序中，要重新翻炒茶叶，粗劣一些的茶叶只需翻炒一次，精制茶叶则要翻炒三、四遍。等到这一加工程序完成，茶叶的颜色就完全出来了，精制茶叶的颜色呈一种暗暗的蓝绿色。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要加工绿茶，首要一点是，茶叶采摘下来之后几乎马上就要进行烘炒，其次，在揉搓之后，茶叶上的水分也要很快烤干。

加工红茶时，茶叶在从茶园中采摘下来以后，要把茶叶放在大大的竹匾或竹盘中摊开，就这样晾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茶叶是在晚上采摘下来的，要这样一直晾到第二天早上。

这之后茶农们用双手把茶叶扒在一起，把茶叶抛向空中，让茶叶在空中自然分开，然后落下来。人们就这样簸扬茶叶，还要用手轻轻地长时间拍打这些茶叶。最终，等到茶叶变得平软无力的时候，这些茶叶就被堆在一起，放上一个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这时候如果仔细查看这些茶叶，会发现它们已经微微变了一些颜色，同时很软很湿润，散发出一股清香。

接下来的加工步骤就和绿茶的加工工序完全一样了。茶叶被投到一个铁锅中，翻炒大约五分钟左右，然后放到藤桌上进行揉搓。

揉搓之后，把茶叶薄薄地摊在筛子上，放到露天的室外去。在茶山附近的村子里，经常可以看到村前立着一些竹架子，这些架子就是为此而专门制作的。茶叶就这样露天放置大概三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茶农们要轮流查看这些筛子，给茶叶翻身，并把它们一张张分开来。这部分晾晒的工作适合在晴朗干燥、阳光又不是太烈的天气中进行。

到这个时候，茶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水份，体积也大大缩小，这些茶叶然后被挪到作坊里去，再一次投到铁锅中，翻炒三到四分钟，然后取出，像前面一样再揉搓一次。

这时候要把碳火准备好。火上面扣着一只中间细两头粗的圆筒，圆筒上面放着一面筛子，筛子上堆着寸许厚的茶叶。茶农们仔细观察着这些茶叶， 五、六分钟后，他们把茶叶从碳火上取下来，对茶叶进行第三次揉搓。揉搓好的茶团堆在一块，直到所有的茶叶都揉搓好了。这些茶团然后被打散，像前面一样摊开在筛子上，再放到火上去烘烤一次，这次时间稍微要长一些。有时候，最后的这道烘烤和揉搓工序，要再重复一遍，直到茶叶呈现出深黑色。

等到所有这些工序都走完了，茶叶就厚厚地堆放在一个篮子里，再放到碳火上烘烤。茶农们这时用手在堆得厚厚的茶叶中掏出一个洞来，这样，碳火冒出来的烟气或水蒸汽就可以从这个洞中排放出去，同时也可以让热力上达，之后，茶农们用一块竹匾将整个茶叶篮子罩住，被罩起来的碳火此前就已经热力大减。茶叶就这样放在碳火上用慢火烘烤，直到它彻底烘干。茶农们在这一过程中要小心看护，不时还要把手伸到茶叶中搅动一番，这样才能使茶叶受热均匀。红茶就这样加工出来了，后期还要对它们进行一些品相上的加工，比如筛、捡、修整等，不过这些工作都是茶农们在方便时再着手进行的。

要把茶叶加工成红茶，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在采摘下来以后，未进入烘烤程序之前，这些茶叶可以在作坊里晾晒一段时间。其次，对这些茶叶要进行簸扬轻拍，直到它们松缓变软，然后把茶叶堆放在一起，在烘烤之前还要再重复进行一次这样的簸扬。第三，翻炒几分钟并且揉搓之后，这些柔软潮湿的茶叶要在露天摆放几小时。第四，最后要用碳火把它们慢慢烤干。红茶与绿茶加工工艺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因为工艺不同，所以它们的颜色不同，特点、功效也不同，比如绿茶使人兴奋、无眠等特点，这些特点就与红茶不同。我前面提到过药剂师协会的沃灵顿先生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也观察到了这些情况。

“问题都不证自明了，”沃灵顿先生在谈到红茶和绿茶的不同物理、化学特性时说，“这些不同的特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在从事本单位的日常工作时，从别的一些途径做过一些观察，通过这些观察，我头脑中有关这个问题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我说的这个观察途径是指草药的脱水过程，这些草药大多是含氮植物，比如颠茄、天仙子、毒芹以及其它一些植物等。种植者或收集者将这些植物一串串捆好，从乡下送来，如果送到的时候这些草药还很新鲜，天气也够凉爽，那么脱水干燥之后，它们就会呈现一种亮绿色。但如果情况与之相反，在运送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耽搁，或者长时间处于一种密闭状态，因为自发的发酵作用，它们会处于一种自热状态，当把这些草药散开或是敞开的时候，它们会散发出一些水汽，拿在手中，能感觉到温热。当这些植物脱水干燥之后，绿色就荡然无存了，植物呈现出一种红棕色甚至黑棕色。我也注意到，将这些植物叶子浸泡在清水中，然后将浸泡液小心蒸发，可以提取到一些棕色的氧化物，一些化学家把这种氧化物叫做APOTHEM。同样，将红茶茶液蒸发后，也能得到类似的东西。很多植物，它们如果浸泡在水中，在受到空气的氧化作用后，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些植物表皮会开始变黑， 慢慢地溶液也会变黑 ，溶液蒸发之后同样得到一些不溶于水的氧化物残留。对于绿茶，我也发现，如果把绿茶弄湿然后再次干燥，把它暴露在空气中，它的颜色几乎会变得和普通红茶的一样黑。这些观察结果让我相信，红茶和绿茶在品质和化学特性上的区别，是由特定的加热或发酵过程，以及伴随该过程产生的氧化作用而导致的，它们间的区别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脱水干燥的过程中加热温度不同而产生的。那些熟悉中国制茶过程的人们，可以部分证实我的这一看法，他们说，用来制作红茶的茶树叶子在烘烤之前，总是要暴露在空气中，放上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就把其中的原因完全解释清楚了。确实，沃灵顿先生在他位于药剂师协会的实验室里观察到的现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家花园的树木身上观察得到。早秋的时候，那些刚从树上吹落下来的树叶，颜色都是棕色的，有的还是暗绿色，但是这些落下来的叶子，如果暴露在空气及潮湿的环境中，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的话，它们的颜色都会变得像红茶的黑颜色一样了。

我接下来该就茶树做些调查了。据说，中国出产有两种不同的茶树，这两种茶树都已经引进到欧洲。其中一种是广东的茶树，叫做红茶茶树；另一种出产于北方的茶树树种，叫做绿茶茶树。前一种茶树主要分布在广东，所出产的绿茶和红茶品级较低。 后一种茶树分布在大徽州地区以及邻近省份，所产的都是高级绿茶。一直到几年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武夷山的高级红茶也是由广东那种红茶茶树生产出来，于是就把广东的这种茶树称为红茶茶树。但情况并非如此。

1845年我第一次参观福州府的时候，我注意到福州附近种植的茶树与广东茶树截然不同，很明显，福州的茶树与浙江的绿茶茶树属于同一品种。福州距武夷山不远，我有理由相信，武夷山的茶树应该与福州的一样，但我那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可是现在，我到过武夷山，到过武夷山周边的许多地区，我面前就摆着脱水干燥后的各种茶树标本，对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应该更有发言权。

我认为，武夷山茶树与绿茶茶树同种同源，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而稍稍有些变异。在仔细考察以后，我发现两者之间只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这些区别并不足以把它们判然分开，更别提成为不同的种类了，在很多茶树上，甚至连这些细小的区别都看不到。这些区别包括：比之徽州的茶树，武夷山的茶树枝条分蘖得更少一些，它的叶子有时候颜色也更深一点，叶子边缘的锯齿更细密一些。

不过，随便走进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园，都有可能发现，这个茶园的不同茶树之间，其区别比我上面列举的这些区别还要明显得多。个中原因很明显，就像我们的山楂树一样，茶树所结种子非常多，这些种子不可能与它们的母体在各方面都完全一样。所以，在中国，茶树品种不仅只一两个，而是有很多品种，但这些品种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小。同一棵茶树的众多种子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年复一年地繁衍，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的茶树相互间出现一些细微的差异，尽管它们都出自同一个源头，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徽州和武夷山的茶树属于同一种类，因为繁衍的气候条件不同，所以两者之间后来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

至于广东茶树，也就是植物学家们称为红茶茶树的那种，尽管在特性和生长喜好等方面与绿茶茶树有所不同，但它们两者也可能是由同一种茶树繁衍而来。

但所有这些品种上的变异，对最好的茶叶产地，福建和徽州产茶区里的那些茶树来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商业价值。因为，茶树在不断繁衍的过程中，也许只有在这些地方树种才能得到改良，而在其它地方，这些树种却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在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种茶，我们应该从上述福建、徽州地区采集树种。

最近一些年，人们尝试着在美国和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种植茶叶[6]，我估计，这些努力最终都将让人失望，以失败而告终。茶叶的生长需要合适的气候与土壤条什，如果我们只是把茶树当作观赏性植物来种植，把它们移植到美国与澳大利亚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还希望商业上能获利，种植茶树就不仅要考虑气候与土壤条件合不合适，还要考虑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劳动力很便宜，茶园里的工人，每天的工钱不过两、三便士。这点工钱，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雇得到人吗？如果这样的工钱或报酬请不到工人，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茶业种植者们又如何在市场上与中国人竞争呢？

在英国，中国茶树已经很常见了。在皇家植物园KEW园[7]里，这些茶树已经露天生长了好些年。还有很多别的植物园，以及几乎每一所苗圃里，都可以看到中国茶树。茶树是一种很美的常绿灌木，每到冬春时节，也就是山茶花开花的时候，白色的单瓣茶花也都争相盛开。但人们种植茶树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花卉，尽管茶花之美也确实值得欣赏，而是因为茶树能够给人们提供自己喜爱的茶叶。

那些拥有茶树，种植茶树以做消遣的英国人应该记住，即使是在中国的产茶区，茶树如果种在低洼的湿地也是很难成活的。很少有英国人能够在种植茶树方面获得成功，这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要想让茶树成活，通常应该把茶树种在温暖的坡地上。如果能够在英格兰南部或爱尔兰找到这样一些温暖的地方，说不定我们的英国同胞还真能生产出自己的茶叶呢，即使收获不到茶叶，也还可以把茶树当作芳香的花卉植物来欣赏。

[1] 译者按：森柏格，即Carl Peter Thunberg, 又叫做 Karl Peter von Thunberg, Carl Pehr Thunberg, 或者 Carl Per Thunberg (11 November 1743 – 8 August 1828), 瑞典博物学家，曾在日本生活工作。

[2] 译者按：纳萨尼尔·瓦里茨（Nathaniel Wallich，1786年1月28日－1854年4月28日），出身丹麦的植物学家和外科医师。起初他在靠近加尔各答的丹麦殖民地工作，后来加入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参加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

[3] 译者按：实际上就是本书第一卷。

[4] 译者按：也就是绿茶中的雨前茶。

[5] 我并不是指那些被人工染绿的茶叶。

[6] 我将在下文谈到印度的茶业种植。

[7] 译者按：该园位于伦敦，创建于1795年，2003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十六章

浦城县的客栈——鸦片鬼和赌徒——中国生活方式的诱人之处——午夜的纠纷——辛虎以线香为武器——第二天雇不到帮手——辛虎挑上行李，我们出发了——扁担断了——混迹于乞丐之中——有关中国的乞丐——乞丐头目——施舍——继续赶路——山口和寺庙——两省交界处的小镇以及驻防士兵——行李盘查，获准上路

在对茶叶和茶乡做过一通介绍之后，我现在应该继续讲述我的行程了。我到达浦城县的时候，天就快要黑了。整个下午雨都下得很大，我身上全湿了，很不舒服，所以很高兴能有个客栈让我们躲躲雨。这个客栈看上去不太体面，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不是天气的原因，我也许就会掉头而去，另找一家客栈，但外面又黑又湿，我决定就在这儿住下来。

到了这儿，按照合同，我在武夷山重新雇来的轿夫和搬运工们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第二天就可以打道回家了。他们一般更愿意按天结算自己的工钱，我让辛虎现在就把他们剩下的工钱都结清，尽快把他们打发走。辛虎告诉我他已经照做了，但这个晚上，他们还是打算和我们住在这同一家客栈里。

热腾腾的晚餐最后终于摆上了餐桌。这些食物要是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显得很粗糙，令人难以下咽，但我已经习惯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这些摆在面前的食物似乎非常诱人，我也确实是放开肚皮，大吃特吃起来。我的轿夫们，收到了工钱，现在都坐在旁边一间屋子的桌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赌博游戏中去了。辛虎则与客栈老板一起，安安静静地吸着他的烟竿。店里还有很多别的客人在四处蹓跶着，其中一些客人的面容，让人看了觉得并不舒服，从他们灰黄的面颊来看，这些人显然都是些鸦片鬼，也或者是些赌鬼，总之，就是让人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想与之打交道的那种人。

门外一直在下着大雨，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让人不快，客栈里的一切又让人看着生厌，我于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去了。因为白天过于劳累，尽管我对这个客栈和客栈中的旅伴有些不放心，我还是很快就熟睡过去。睡到大约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愤怒的叫声吵醒了，我能分辨得出，其中夹杂有我的轿夫和辛虎的嗓音。我跳下床来，非常担心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叫声越来越大，还有扭打的声音传来，我怀疑有人正在对我手下的人进行打劫，试图抢走我们的东西，甚至可能要危害我们的生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人命并不值钱，而福建在这方面的口碑并不好，也许我们落到小偷和强盗的贼窝里了。就在不久前，辛虎还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著名的线绸之乡湖州和他的老家徽州之间的山区，他说，有天晚上，四位行人住进了马路边的客栈，他们好吃好喝了一顿，然后抽鸦片、赌博，一直到将近半夜。第二天早晨，其中三人付了自己的旅费离开了，但第四人却不见了。后来他的尸体在附近一个水坑里找到了，他被塞在自己的行李箱中，从尸体外观看，他死于凶杀，凶手则是他的几个同伴。

想到这样一个凶杀故事，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匆忙穿上衣服，我打开房门，走到发生纠纷的地方。眼前看到的一幕足以吓坏胆大的人，但同时又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可笑。大约八到十个壮汉，包括我的轿 夫在内，正在围攻我的仆人，仆人站在那儿，像一头陷入困境的老虎，他背靠着房子的墙壁，手中拿着一根大大的线香，不时向那几个威胁着要靠近他的人挥舞着。最冒进的几个家伙有时候被这线香刺中，他们被逼退回去，嘴里骂骂咧咧，发誓要尽快抓住他。整个这一幕场景让我想起司各特的小说中BAILLIE NICOL JARVIE[1]挥舞着火炬的生动画面。

如果我只是一个与此无关的看客，看到这一幕，也许我会大笑不已。但此刻我身在一个奇特的国家之中，周围都是一些含有敌意的人，作为弱势一方，我确实感到有些惊慌。我身上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小手枪，那种要把枪管拧下来再重新装弹的玩意儿。到了危急关头，我也许可以用这把手枪来警告那些攻击者，保全我的小命。想到它也许还能起点作用，我赶紧跑回房间把它取了出来。但在查看之后，我发现潮湿的天气已经让枪管生锈了，枪管已经拧不下来，于是这枝手枪彻底成了摆设。

吵闹声仍在继续，而且一有可能就变得更大一些。我装出无所畏惧的样子，直直地走到争吵者中间，把我的仆人和其他人分隔开来，问他们为什么争吵。那些轿夫和搬运工一直都很尊敬我，他们马上退了下去，同时口出怨言，说他们有一部分钱被人吞没了。在打听清楚之后，我发现，辛虎对自己的工资报酬不满，于是他用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想方设法侵占了轿夫和搬运工的300文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先令。辛虎极力狡辩，否认这一指控，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轿夫和搬运工们说的是真话。我也不想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说不定就为了这区区一个先令，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呢，于是我命令辛虎赶快把钱付给他们，不得有丝毫迟延。

这一举措让客栈恢复了平静。之后我吩咐辛虎来到我的房间，让他把房门关上。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辛虎的所作所为把那些人深深地得罪了，他们危胁要报复他。这之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即使是他们都已经躺到床上了，我听到他们还在谈论这件事。辛虎仔细地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很明显被他们吓坏了。他请求我允许他点亮一枝蜡烛，让这枝蜡烛一整晚都照亮着我们的房间。

在我们房间的隔壁，仅仅隔着一块木板墙，住着十多位吸食鸦片的家伙。那柔柔的、令人恶心的鸦片烟的烟味从木板墙的缝隙里到处钻进来，让人很不舒服。很快，这些人吸进去的鸦片烟起作用了，他们开始大声说笑，很显然是已经进到那“极乐世界”里去了。在他们头脑中，有关辛虎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似乎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吸了鸦片之后，他们就像是一群疯子，疯子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我真是很难想象。这些情况让我好几个小时都没法睡着，但最终我还是进入睡乡，直到日光射进我那可怜的房间才又醒了过来。一切都静悄悄的。辛虎和衣躺在他的床上，睡得很死，那些吸食鸦片的家伙最终也进入到梦乡中去了。

我把辛虎叫醒，吩咐他去另雇一顶轿子和一些搬运工，好带着我翻过武夷山区，前往浙江省。辛虎回来以后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新雇的轿夫和搬运工吃完早饭后很快就会到客栈来。我们同时也要了早饭，开始为出发做准备。我急着离开浦城县，想赶在辛虎的敌人实施他们的报复方案前离开。如果给他们时间的话，我估计他们肯定会这样做。后来发来的事情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

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昨晚卷入到冲突中的一个家伙走了出来，他竭力阻止我们雇请新的帮工。他告诉这些人说，辛虎为人很坏，工钱起初答应得好好的，到了地头却不肯付钱。他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新雇的帮工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会跟着我们走了。

“哼，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样的蠢事，”我对辛虎说，“在这家店里是别想再雇到轿子和搬运工了，那些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你。”“是这样的，”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家客栈，离开这儿的一切，特别是昨晚住在这儿的那些人。行李可以由我来提着，我们先离开这儿，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轻而易举地雇到轿子，请到搬运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看起来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了，事实上也是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办法。我于是吩咐他去买根扁担和一些绳 子，这样他可以挑着我们的行李，与此同时，我则忙着把我的植物和其它一些东西打包，行李体积越小越好。

辛虎带着扁担和绳子回来了，他挑上行李，我们离开了这家客栈，在这家客栈里，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夜晚。

大雨已经下了好些个小时了，这时候更是变得如瓢泼一般。街道上已经积满了雨水，几乎就难以通行。我们只好淌水前进，很快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来到北边的大路上，这条大路通往武夷山的山口。在距离城墙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辛虎用来挑行李的扁担突然断成了两截，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掉到了满是泥水的马路上。这段马路夹在一片稻田中间，附近没有任何房子可以让我们进去躲避一下，也找不到可以买扁担的地方。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都快忍不住了，要大发一场脾气，狠狠地教训这个坏家伙一顿。但我看着辛虎，他站在那儿，身上的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往下流，我又不忍心指责他。他手中拿着断了的扁担，泥泞中洒落着我们的行李（其中也包括他买的夏布），他看起来显得特别无助。

我看到马路前面半英里左右有一个小棚子，这些棚子通常都建在路边，用来给行人歇脚。我于是决定走到那儿去，至少在那儿我们还能躲躲雨。我把一部分行李扛在自己肩上，吩咐辛虎扛上剩下的，匆匆朝小棚子赶去。这些棚子到了晚上一般都住满了无家可归的乞丐，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乞丐在棚子里面睡得正香呢，还有一个乞丐正在准备早饭。对我们的到来，他们似乎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有些睡觉的人只是懒散地睁开了一下眼睛，但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厨子则继续不管不顾地烹制他的食物。

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是没办法继续前行了，我打发辛虎回到城里去雇顶轿子，请些搬运工来，我则留在乞丐们当中照顾行李。因为担心辛虎会落入到敌人手中，被他们扣留下来，甚至严重地伤害到他，我吩咐他绝对不要走到那些人住的那部分城区去，我相信他能充分意识到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辛虎离开我做他的事去了，我则坐在乞丐们中间。我以前还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也真诚希望这样的荣幸今后不再有。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有残疾，一些人的伤痕则是伪装出来的，另一些人四肢健全，但额头低窄，眼神无主，显然是脑筋有问题。所有的乞丐都是蓬头垢面，满身尘污。中国乞丐很多，大体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种。第一种确实很可怜，或瞎或跛，或者就是染上了什么肮脏的皮肤病。第二种乞丐是那种想方设法装出各种假相骗取人们同情心的；第三种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一种，则是那些疯疯颠颠或是脑筋有问题的人。人数众多的乞丐散布在全中国各地，他们拉帮结派，有自己的规矩和条例，也有自己的“帮主”。乞丐在中国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挨门乞讨，似乎把人们给他们的施舍看成是理所当然。在大一点的城镇里，商店老板对他们都很头疼，如果不给点钱财就无法摆脱他们。尽管商店老板或普通人家施舍给每一个乞丐的仅是一点点，但加起来数目就不小了。而中国的铜钱也正好适合乞丐们的乞讨行为。一百文中国铜钱大约只相当于我们的四个便士，而乞丐们一次乞讨所得很少有超过一文钱的，通常要比一文钱少一些，乞讨与施舍一般是以下面这种古怪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每一百文一串的铜钱当中，总会夹杂有不少劣币小铜钱， 店老板会拿出一枚这样的劣币给乞丐，或者由乞丐先拿出一枚劣币给店老板，而后店老板再给乞丐一枚正常大小的铜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乞丐一次乞讨所得大约在半文钱左右，相当于五十分之一的便士。我估计，在很多情况下，城里的居民们通常都已经和乞丐头目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居民们施舍过钱以后，就会有一张小纸条贴在这家人的门柱上，在约定的时间内，不再会有别的乞丐来找这家人的麻烦。

在这样一个多事的早晨，我就是与这样一群人呆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雨。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奇心，让我一个人呆在那儿想自己的心事，说起来都是一些烦心事儿。我还要走上三百里左右的山路，才能到达河流的源头，这条河有一个支流就发源于武夷山的北麓，然后一路汇入富春江，最终流到杭州湾。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如果我雇不到轿子，我就将被迫扔掉大半部分行李，包括那些我在武夷山里采获来的茶树。要是我当初沿着闽江放船直下福州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翻越这些大山，那该有多好啊。可现在抱怨也没用了，木已成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辛虎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一顶轿子和一些搬运工，避开我们昨晚入住的城区，他轻而易举地就从另外半个城区雇到了这些人。悄悄地但又是真诚地与浦城县以及那些乞丐们道声再见，我坐上轿子，继续往前赶路。

从浦城县到山脚下（我现在向着北方行进），道路一直在起伏不定的田野中穿行。田里面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比水稻田高一点的地里面也种了相当数量的烟叶。大量乌桕树又一次进入到我的视野中来。

从浦城县向北大约四十里路，我们经过了一个大镇子，我当时忘了把这个镇的名字记下来，现在也就记不起来它叫什么了[2]。我们在镇子里吃饭休息，停留了两个小时左右，然后继续赶路。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了武夷山里面一个叫做TSONG SO[3]的小地方。为了避免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旅客，我吩咐辛虎前往镇里最主要的一家客栈。客栈老板在门前迎候我，把我引导到上厅，厅堂两侧都是一些客房。我选定了一间房间，把行李放下，然后回到厅堂喝茶。到了吃饭时间，精美的晚餐就摆到我面前来了。这最让人揪心而又烦恼的一天就这样以一种平静、惬意的方式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地用过早饭，就又上路了。路况不错，但因为都是山路，我们走得非常辛苦。这一天我们翻过了三个山口[4]。这些山，就像武夷山一样，似乎也都成了佛教的领地。这天早晨，登上第一个山口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站在了一座寺庙的土地上面，这座寺庙就位于道路的左手边，道路的右手边则是一座很大的茶楼，供过往的行人歇脚。两座建筑物之间扯上了一块蓬布一样的东西，为行人提供了一个遮阳避雨的地方。

有位小和尚看到了我们，他跑过来，给我们安排好一张桌子，又给我端来茶。等到我喝完茶，他回去拿来一个大本子，上面可以写上捐给寺庙的钱财数量，以及捐献者的名字。他把这个本子递给我，表示无论数额多少，都将万分感激。辛虎向他解释说，我不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不会捐钱给寺庙。我们给了他一小笔钱作为茶资，在谢过他的招待后，我们离开了。小和尚合上那个本子，把它拿走了，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满意。

日中时分，我们到达了另一个山口，就像前面的山口一样，这儿也有一座寺庙，寺庙旁边也有一座茶楼或者说休息室。

我们现在位于两省，也就是福建省和浙江省的边界线上，必须穿过一个驻有很多士兵的边界小镇。小镇名叫清溪[5]，就建在一条西流的山间小溪的岸边。我们进到小镇，我注意到士兵们无所事事地散布在四周，有些士兵在河水里洗衣服，另一些在茶楼里抽烟，更多的士兵则坐在门边聊天。所有人的眼睛似乎都在紧盯着过往的行人，检查这些行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在穿过了半个城镇之后，我们停在一家茶楼前稍事休息。辛虎请我呆在轿子中别下来，等到我们走出八旗兵的兵营再说，我觉得这样做是比较明智的。我们停下来的这段时间，有个下级军官走过来盘查我们，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他只是简单地问辛虎，我们从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等到他打听到这些消息后，他就离开了，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

我们然后跨过小溪，我估计那就是福建与浙江省的界河[6]。在我们面前，是另一座高耸的山峰[7]，过小溪不久我们就开始爬山，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如果这个插曲发生在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小镇上，也许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我轿子上有一根竹杠，我一直觉得这根竹杠不太结实，这时它突然断成了两截，轿子也随之摔到了马路上。这事真让人觉得窝火，但我还是得谢天谢地，幸好它没有发生在八旗兵的兵营里。

轿夫们说，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找根竹杠。于是我把辛虎留下来照看行李和那顶破轿子，自己则继续朝山口爬去，顺道调查这一特殊地区的植物资源。在这儿我又看到了我曾在武夷山西麓第一次看到的绣线菊。这儿的绣线菊也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山谷里、较低的山坡上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

我爬到山口的时候，看到轿夫和搬运工们还在山下很远的地方。他们显然把一切都重新弄好了，正在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来。我在山顶上等着他们一起爬了上来。他们说，为了买一对新杠子，他们被迫花了200文钱，我告诉他们，这笔钱等到达目的地后我会算给他们的，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在后面的路途之中，他们在很多小事上对我都很客气。

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很多，而我们还要赶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打算过夜的小镇。在这一带山区，几乎每个夜晚我们都会遭遇一场暴风雨，大雨一下就是好几小时。而此时乌云已经显露出下雨的迹象了，我们只好加紧赶路。

我们终于赶到了那个小镇，它坐落在山间盆地中，很是漂亮。小镇名叫“二十八都[8]”，我们刚走进镇子，滚滚的雷声就越来越近了，豆大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我们要赶快找到客栈才好。很快，我们找到了一家很舒适的客栈，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1] 译者按：BAILLIE NICOL JARVIE是司各特小说《红酋罗伯》（又译为《罗布罗依》）中的人物。该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中文译本。

[2] 译者按：从作者前后叙述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仙阳镇。

[3] 译者按：TSONGSO不知何地，从作者前后叙述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九牧镇。《徐霞客游记》记仙阳至九牧凡三十五里，九牧有可住宿之处，徐氏即曾宿于九牧。

[4] 译者按：这三个山口，依次分别为梨岭、枫岭、大竿岭。清光绪年间《续修浦城县志》卷十四防守条云：北向仙阳……又西北二十里为渔梁……又北二十里为梨岭……又二十里为枫岭……从此过大竿岭，即为闽浙分界矣。

[5] 译者按：此镇不知今在何处。福琼说这是第二个山口上的一个小镇，则应在今浦城县盘亭乡深坑村枫岭关一带。查清光绪年间《续修浦城县志》卷十四兵制，清朝在枫岭设有枫岭塘，驻兵八名，负责防务。文中所指小溪当是盘亭溪。

[6] 译者按：这条小溪不是闽浙两省的界河，闽浙两省在此处的分界线是以大竿岭为界。《续修浦城县志》卷二疆域记载浦城北抵浙江衢州府江山县大竿岭界一百里，其文曰：大竿岭与江山县交界，各以半岭为分界。立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县交界界碑，距城九十五里。

[7] 译者按：此峰当即闽浙交界处之大竿岭。（或云，大竿岭即是枫岭。《续修浦城县志》并没有采纳这种说法，而是把枫岭与大竿岭看作两座不同的山，大竿岭在枫岭更北面一点。参见注88）

[8] 译者注：即今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

第十七章

名刹——周边风景——树林、灌木——和尚们的早课——离开寺庙——有关佛教的一些想法——基督教传教的重要阵地——传教士们面临的困难——天主教及其努力——基督的慈悲——新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前景——有关中国开放的白日梦——用竹子造纸——路上遇到的一位老官员——清湖镇——雇船前往西兴——回到上海

第二天我们仍然在山里面跋涉。山路虽然很窄，但路况很好，足以显示中国人的勤劳特性。我前面介绍过，这儿的很多山口都设有关口，这些关口与城门差不多。在浙江省界附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注意到其中一座山的山顶上设有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前后只隔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关口之间有一排长长的房子，以前显然是做兵营使用的，但现在都无人居住，残破不堪了。我估计，只有在动乱年月，军队才会驻扎到这里来吧，而在和平年代，他们可能更愿意呆在山下的村镇里，而不是跑到这荒凉的高海拔地区。

当我们爬到这座山的山顶时，中国人告诉我们，我们从北面的山坡下去时，应该会经过一座很有名的寺庙。他们说，这座庙叫关帝庙[1]，坐落在山中风景最美的地方，可以休息歇脚，非常有名气。很显然，这座庙在当地名气很大，于是我们赶往那儿，决定在庙里用餐，并且在那儿消磨掉这天剩下的时光。没走多远，我们就走进了一条漂亮的竹林小路。这些竹林以及其它一些高大的树木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入到这座佛寺的领地了。

关帝庙建在一处陡峭的山坡旁边。走近以后，我们看到寺庙位于道路的右手边，餐厅则位于道路左边，两者之间的空地上方搭起了一个茅屋顶，用来遮阳挡雨。寺庙分为三进，后一进比前一进依山势而抬升。庙里面摆满了神像，很多神像都很大。餐厅规模也很大，对于那些住在山上的和尚们来说，这个餐厅无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笔可观的利润。餐厅中间有很大一片地方，上面有屋顶覆盖，四面则敞开着，里面摆满了给客人准备的桌子、长凳、椅子等。餐厅四周则是厨房、炉灶， 以及大客栈应有的那些附属设施等等。

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我对这儿的植物资源也很感兴趣，考虑到就要与武夷山道别，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于是决定在这个庙里多停留一两天。好心的和尚们自然不会拒绝我这样一种安排，他们给我提供了一间房子，白天我可以用它存放行李，晚上可以在里面睡觉。

中国人对此处风景的称赞一点也没有溢美，确实很雄伟，让人印象深刻。寺庙后面便是耸立的高山，寺庙前面透过树缝可以看到宽广肥沃的山谷。除了茂密的竹林，寺庙旁边还种了一些种类各异的高大杉树。

我曾提到过，这些山岭似乎都属于佛教的领地，我接下来就要描述一下和尚们是怎么做早课的，这些都是我在庙里亲眼所见。

因为急于看到整个早课仪式，在和尚们开始集会前的几分钟，我就站到通往大殿的一条走廊上了。我没等多久，一个老和尚就从我身边走过去，站到一个大大的木鱼后面，这个木鱼悬挂在走廊屋顶下面。老和尚用木棰敲了几下木鱼，木鱼发出沉闷的巨响，响声传遍整个大殿。接着钟楼里的铜钟也敲响了三次，于是我看到和尚们从各自的僧房里走了出来，每人左肩都披着黄色的僧袍。同时还有一位老者手中敲着一块方板，四处转悠着，唤醒那些可能还在睡觉的和尚，同时提醒那些懒惰的和尚们开始进行祈祷。

和尚们进来的这个大殿非常之大，面积足有100英尺见方[2]，高可60英尺左右。屋顶由众多粗壮的梁柱撑起。三尊大佛相——过去、现在、将来之佛，每一尊都至少有30英尺高——就立在大殿中间。三宝佛前有个祭坛，祭坛前的地面上摆放着至少一百个蒲团，举行法事时，和尚们就跪在这些蒲团上面。在这座宽敞大殿的四周，还摆放着很多小一号的神像，据说这些神像代表的都是那些成佛成圣了的国王，以及别的一些伟大人物，这些人物因为活着的时候非同一般的虔敬而出凡入圣。

我注意到，有个人与和尚们一块进来，他点燃祭坛上的蜡烛，烧上香。香烟袅袅上升，整个大殿都充满了那种浓重而又宜人的香味。大殿里似乎一下子变得肃穆起来。和尚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神色都非常虔敬，眼观口，口观心，很少有人将眼睛抬起来。他们排列在祭坛的左右两边，跪在蒲团上，慢慢地向佛像磕上几个头。这时候，大钟又敲响了，开始时很慢很庄严，渐渐地节奏加快，所有人这时候都一动不动。

和尚们然后集中起来，大约一共八十个左右，开始做法事。我坐在门边看着他们。离祭坛最近的和尚开始敲一只小钟，另一人击鼓，全体和尚都要拜倒几次。一位和尚这时候敲起木鱼，木鱼是中空的，比人头还要大上许多，木鱼声和铜钟声就这样交替地响起。仪式进行到这个阶段，一个年青和尚越众而出，他站到祭坛前面，慢慢地鞠躬，反复几次之后，开始诵经。另一位和尚，很明显是主事的，敲着木鱼控制诵经的节奏，其它人则用一种很是低沉的声音唱经或者说诵经。法事开始的时候，和尚们都面朝佛像，分立在祭坛左右，但这时，他们突然转过身子，面对面站着。开始时诵经节奏还比较缓慢，这时速度逐渐加快，到诵经速度最快的时候，一下子又戛然而止。大殿里就这么沉寂了两三秒钟，然后传出一个领唱的声音，它唱了几句之后，全体和尚又都加入合唱，于是诵经声又一切如旧。

越众而出的那个年青和尚现在又面朝佛像站在了祭坛前，在靠近大门位置的蒲团上，他跪了下来，低头磕了几次头。他然后迈着缓慢庄重的步子，走到祭坛前，拿起祭坛上的一个瓶子，给它加满水。用手比划几下之后，他撒了一些水滴到祭坛上，做完这个动作，他从瓶子里倒了些水到一个杯子里，然后慢慢地端着杯子从祭坛前退回到大门边。跨出大门，他把手指伸到杯子里的水中蘸了一下，然后将水滴洒向门边的石柱。

年青和尚做着这些的时候，别的和尚继续在诵经。诵经节奏不时发生变化，一会儿快速流畅，一会儿缓慢凝重，但总是那种哀伤的调子。在这一部分法事结束之时，所有的和尚都在祭坛前跪下，等到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祭坛右边的站成一列往右边走，左边的站成一列往左边走，和尚们一个接一个沿着宽敞大殿的两侧往后面走，边走边合着小铃铛击出的节奏，继续用低低的声音诵经。当这两列队伍在大殿的另一端碰头时，他们便调转身来，按照来时的顺序再走回去。这样的游行大概要持续五分钟左右，然后和尚们在祭坛前站定，嘴里诵经不辍。一两分钟以后，全体和尚又都跪了下来，就这样跪着诵一会儿经。等到他们再次站起来的时候，那些站在左边的先唱一段经文，唱完之后跪下去，然后站在右边的接着唱一段，唱完也跪了下去。左边的再站起来接着唱，就这样左右两边轮流诵经，依次在祭坛前俯伏拜倒，一直持续有十分钟之久。接下来的法事与刚开始时差不太多。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法事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法事期间，大殿门口都挂着一块厚厚的帘子，用来遮挡阳光。就在法事刚刚结束，门帘从两边拉开的时候，那一瞬间给人留下的印象既奇特又震撼。几缕红色的阳光射进大殿，祭坛上的蜡烛看起来很是昏暗，那些巨大的佛像似乎也比平时显得更大更古怪。一个接一个，和尚们像来时一样，慢慢地神情肃穆地退出大殿，看起来他们还深深地沉浸在刚才那个自己参与过的法事当中。几乎所有的和尚都转移到了餐厅，他们马上就要在那儿用餐了。佛教徒不食荤腥，但是他们会设法多吃一些米饭和蔬菜。看到其中一位和尚一顿所吃米饭是如此之多，我大为吃惊。但通常来说，和尚们看起来还是很瘦弱很憔悴，这恐怕主要应归因于他们的生活缺少运动，同时食物构成又不合理。

第三天早晨，我喝了一杯真正的武夷红茶用以提神，这也许是我在这武夷山里喝的最后一杯茶了，要知道，这茶可就是因为这山而得名的啊。然后我就告别了和尚们，离开了这座寺庙。我的手下都还在享用丰盛的饭菜呢，我把他们丢在后面，自己先下山了。山坡很陡，所以山路也修成了“之”字形，弯弯曲曲的。我有时候走在充满热带景观的茂密树林里，有时候山随路转，又能瞥见下面山谷里的一些景象，山谷中都是绿毯一般的稻田。

回头仰望，我还能看到密林深处偶尔露出的寺庙一角。阳光跳跃着照在上面，琉璃瓦闪闪发亮，好像铺满了宝石。它看起来更像一座仙苑，而不是住人的地方。想到这点就让人难过，不管这儿看起来有多么的如仙似幻，周边的景色又是如何美丽，但始终有一片黑乎乎的乌云笼罩在它上面，因为它的祭坛专为那异教的帝神而献祭。

等到中国真正开放了，这片山区有可能会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教的重要阵地。毫无疑问，传教士们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将独居于此，切断与家乡朋友、亲戚间的所有联系。在这方面，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走在前面了，他们不顾危险，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克己忘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很清楚有些人怀疑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图，但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新教教徒，我不愿意象这些人一样那么刻薄，我并不认为传教士们远离他们在这个尘世上所热爱的一切，包括朋友、家庭、祖国等等，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永远离开这些东西，来到这异教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福音，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什么所谓的别的动机。有传教这个良好的意愿，这本身就是值得赞美的。每次我听到人家贬低传教士的辛勤工作，我都觉得很难受，因为我非常清楚，他们为了传教遭遇到了多少困难。

新教教会中有很多传教士，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大胆无畏的精神丝毫不逊色于宗教改革时期 。对这些传教士来说，他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如何深入到中国腹地中去。他们也可能还没考虑，是否应该把他们的传教事业从外国人业已获准居住的五个通商口岸扩展到更大范围的领域中去。但毫无疑问，若干年之后，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另一场战争及其惨烈后果难以避免，一旦这些情况发生，这个庞大的国家就将对所有国家的外国人开放。到那时候，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传教事业拓展到我上面描述的偏僻的武夷山区来。在上帝的眷顾下，这些佛庙也能沐浴在普照的太阳光辉下了。佛庙中也能传诵上帝的美好福音，并且这些福音将从山头传到山谷，又从山谷传到山头，直到这片广大的地区都能听到这一美妙动听的纶音。

我坐在山脚一棵大樟树下，一边等着我的手下，一边愉快地梦想着这些巨大的变化，想象着这片山区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沉浸在这番思绪中，好像听到了安息日召唤教徒们前去做礼拜的钟声，甚至好像看到穿着节日盛装沿着山谷上来的广大信众，听到他们歌唱那动听的晨曲：——

醒来，我魂，当随朝阳

开始一天当尽本分。[3]

我脑袋里还在胡思乱想这些事呢，我手下的人到了，我钻进轿子，在山谷中继续前行。在寺庙下面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一家造纸厂，用竹子造纸。田野上立了几个大大的水箱，用来浸泡毛竹竿子。这些毛竹似乎要在石灰水中浸泡上一段较长的时间，然后取出放到石头上锤打，直到它们变得非常柔软，或者说，直到把竹竿中那些较硬的物质去除干净为止。

穿过这片种满水稻的山谷，我们开始攀爬另一座山岭，到达山顶之后，眼前看到的是一派壮丽的风景。我们现在处在武夷山脉的北麓，四周的山峰似乎都在向后退缩，于是眼前便空出了一大块宽阔的山谷。我们现在离要去的河水源头已经很近了，这天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峡口的小镇， 小镇沿河两岸而建。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峡口镇上的一个大客栈里过夜。吃晚饭的时候，有个年青姑娘，看起来像是老板的女儿，出来给我们佐餐助兴，那个晚上，她用某种弦乐器，有点类似于吉它，边弹边唱，给我们唱了好几个小时的歌曲。真是非常美妙的音乐，我像中国人一样，非常喜欢这些音乐。就在这个晚上，客栈老板告诉我们，明晚会有一个大官住到他的店里来，这个大官是从北京朝廷来的，要到福州府去，为了接待他，已经有一些打前站的来做事先准备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寺庙里碰到了这位老官员和他的家人，他们在这个庙里歇脚吃饭。与他同行的，除了他的几个属下，还有几个女人和孩子，以及众多的仆人、士兵等。我们在庙里遇到他们的时候，这支队伍把整条道路都占住了。我们只好耐心地等他们吃完饭，然后才再上路。他们要翻越武夷山，走的正是我们来时的道路，而我们则走他们来时的道路，前往清湖。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就到了清湖。清湖是个繁忙的小镇，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位于流到杭州湾的那条大江的某个支流的源头，从沿海城镇，比如杭州府、上海等，前往武夷山东边的城镇，比如浦城县，所有往来交通都必须经过清湖。浦城这一带出产的茶叶，都要装在篮子里运到这儿来，然后再运往东北方向人口稠密、富庶的江浙去。

一到清湖，我们就进到一家客栈吃饭，然后打听怎么雇船。这一次，我亲自付给轿夫和搬运工们工钱，不想再发生一次像浦城县那样的纠纷。一路上，这些人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我在付给他们工资、轿子修理费用之外，还额外赏给他们一笔酒钱，给他们买烧酒喝，一般来说，他们很希望得到这么一笔赏钱。他们看起来相当满意，在躹了很多个躬后，动身返回浦城县去了。

辛虎现在外出雇船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搭船顺江而下。他不在的这当儿，我房间里来了一个理发师，问我在山里跋涉了这么长一段距离之后，要不要理个头。用不着说，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辛虎很快就带着一个船家回来了，他和船家讲定了，雇他的船直下西兴，大江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小镇。

当我坐着船顺着江流快速下驶的时候，我想，这次旅程中所有的困难、危险就算是都结束了。尽管这儿离西方人居住的通商口岸还有两到三百英里，但这条江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它在清湖镇等着我，然后把我安全地送回家。

一路上再也没有发生什么让我不快的事。坐船东下的路上，我又到美丽的兰溪参观了一回，我在严州府也停了一天，为BEALE先生在上海的花园采集了一些垂柳的树种，最终我抵达了西兴。

接下来的路程我前面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在近三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我按时回到了上海。尽管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使用筷子吃饭，但我也没忘记怎么使用刀叉，不用多说，我非常愉快地享用了一顿英式晚餐。我从武夷山带到上海的茶树树苗都完好无损，它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在喜马拉雅的山坡上蓬勃生长呢。

[1] 译者按：原文SHAN TE MAOU，即关帝庙。清代仙霞岭上主建筑群有关帝庙和天雨庵，都坐落在仙霞岭东北半山腰上。郁达夫写于1933年的《仙霞纪险》一文云：北面出关，下岭里许，是一个关帝庙。规模很大，有观音阁、浣霞池亭等建筑。1942年，关帝庙毁于日军炮火，只留一片废墟。关帝庙西侧是天雨庵，天雨庵建自宋代，清康熙年间闽浙总督李之芳重建。清查慎行有《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一诗，诗云：虎啸猿啼万壑哀，北风吹雨过山来。人从井底盘旋上，天向关门豁达开。地险昔曾当剧贼，时平谁敢说雄才？煎茶好领闲僧意，知是芒鞋到几回。山僧用好茶招待诗人，福琼亦曾享受到这一待遇。关帝庙、天雨庵连在一起，想来福琼难以分辨，下文记叙其参观寺庙做法事云云，疑即是在天雨庵中。

[2] 译者按：约为900平方米。

[3] 译者按：著名晨曲《醒来，我魂，当随朝阳》的头两行，这首晨曲是由十七世纪英国人THOMAS KEN作词，十八世纪BARTHELEMON配曲。

第十八章

茶树以及运往香港的其它东西——装船运往印度——又一次搭船回到北方——茶树安然到达印度——招募制茶工人的办法——访问舟山——借宿之处——抽鸦片的官员——白天他的外表形容——夏日清晨的舟山——皇帝的命令——定海——普陀山又名礼拜岛——不知何方语言的古代石刻——在寺庙前放生池里钓鱼的中国人——被和尚们追打——圣洁的莲花——我的假期结束了——采集茶树种和树苗——回到上海——制茶工人招募到了——离开中国北部

八月份的天气特别热。这个时候如果在阳光下暴晒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这个秋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想冒这个患热病躺倒的险，所以直到九月末，我都老老实实地呆在比尔先生舒适的屋子里。

在十、十一月份，我又从徽州和浙江省各地采获了大量茶树种子以及幼苗。这些东西都运到上海，打包装好，准备运到遥远的印度去。它们存放在比尔先生的花园里，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茶树，不只是来自于舟山金塘岛以及宁波地区，还有来自于著名茶区松萝山和武夷山的。我准备了很多玻璃柜子，用来装运这些植物，我亲自看护着这些柜子，把它们都运到了香港。为了以防万一，在香港，我又把它们分成四批，分别装在四艘不同的船上运往加尔各答。

等到所有这些植物都装上船了，我就又离开香港北上了。

1850年的夏天，得知这些茶树都安全抵达了加尔各答，我非常满意。法尔康内博士在加尔各答，詹姆森博士则在安拉阿巴德[1]，他们两个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茶树运到喜马拉雅的时候情况都很好。我到中国的使命之一，到此可以说是完成了。如今，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但此时还有一个更艰难更没有把握的任务摆在我面前，我需要从这些最好的产茶区里招集一些茶农，把他们带出去。如果是从沿海城市招人，那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招来。不久之前，就有一船移民登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轮船，在厦门和广州，招徕劳工的事情也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但我需要的人都在遥远的内陆，只有他们才熟悉怎么加工茶业。

为了让我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比尔先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他的代理商，一位知名的且受中国人尊敬的先生，答应帮我做些沟通工作。与此同时，为了接收我从宁波附近茶区采获来的另一批树种与树苗，我也离开了上海，前往宁波。

就像往常一样，六月末的天气已经非常热了，这时候要是暴露在阳光下，特别是在一个内陆地区，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于是决定离开我呆的那个僧院，到舟山群岛的某些岛上去借宿。

我很想看看舟山岛，我们曾经占有这个岛一些年头，但现在它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我发现它现在变得很兴盛了，看上去有了很大改进。它的优良港湾中停满了南来北往的货船，而且这些货船似乎都是以舟山作为它们的始发地。沿着海岸还建起了一个大镇子，很难再找到英军占领该岛时英国人曾住过的那些房子。

英国人建的大医院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海关一类的机构，为公众提供服务。我到了那里，想找个住宿的地方。在那儿，我碰到了一个老官员，他很客气地接待我，让我住在楼上他隔壁的一间房子里。

这位老官员抽鸦片已经很有些年头了。晚上，我仆人给我铺床的时候，他把床铺安在紧靠着老人房间的那面墙下。“你最好不要把你老板的床安在这儿，”办公楼里一位工作人员说，“老爷抽烟，睡觉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噪音来。”我后来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

大概晚上九点的时候，这位老官员开始上床，点亮他的小烟灯，开始吸食那令人上瘾的鸦片烟。直到我上床，以及上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吸一会儿。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从深睡中被一阵奇 怪的噪音吵醒。过了那么好几秒种，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现在哪儿，隔壁住的又是谁。最终我记起仆人曾收到过的警告。鸦片烟开始起作用了，那位老烟枪很明显是睡着了，进入到梦境之中，他的鼻腔中发出一种很刺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和粗重的呻吟声把我吵醒了。

拂晓的时候，我起床了，走出房子时经过了他的房间。他睡得正沉，安安静静的，烟枪就摆放在床头的一张小桌子上，小烟灯则放在烟枪一侧，房间里仍然满是鸦片烟的味道，让我只想赶快逃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楼里楼外给我的感观截然不同。楼里我所看到的是一位堕落的人，所谓“万物之灵”的可怜样子；楼外我放眼万物，空气既清新又柔和，因为每年的这个季节，风都是从南方的海面上吹来。露珠在青草上闪烁，小鸟也开始了清晨的欢唱。

等我结束早晨散步，回来时发现老官员已经开始用早饭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左右，新登基的皇帝[2]颁布了一项禁令，不仅谴责了吸食鸦片的行为，而且威胁要严厉惩罚那些吸食鸦片上瘾的人。任何一位在政府供职的公职人员，一旦吸食鸦片，不仅要降职、开除，而且他的家庭、子孙也要因此受到牵连，蒙受耻辱。但这项禁令最可笑，也最能说明这位皇帝陛下在此类事情上对他的子民是多么仁慈体贴的，是该禁令这几个月并不马上生效，今年已经开始吸食鸦片烟的，允许他们吸到今年年底！这条禁令对社会必然产生一定的震动，不仅是对中国人，对那些鸦片烟的进口商也是如此。但那些熟知内情，以及了解中国人办事风格的人，都把这一禁令当成一张废纸，不过是唱些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判断没错，等到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早就把这一禁令忘掉了，那些烟鬼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抽着鸦片。

我在舟山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舟山人收到这一禁令的时候，老官员显然也知道这条禁令了。“你看，”我对他说，“这怎么办？你昨晚吸烟了，你没看到这张禁令吗？”“我看到了，”他说，“但它要到明年才生效。”我住那儿的那段时间里，以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在九点左右走进我房间，脸上带着微笑说，“我现在要去吸烟了，你知道明年我就不能吸了。”我很清楚，这位老人现在吸得比以前通常吸的都要多，当然也更沉迷于鸦片之中了。

岛上所有的英文标记都被抹掉了，裁缝、鞋匠以及其它一些手艺人，他们那些奇特的英语名字以及店招，在那时候是多么有趣啊，可是现在都消失不见了。一切都完全用中文标识，要是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没人会相信这儿曾经被英国人占据过一两年。

在舟山呆了几天以后，我继续前往另一个岛屿，普陀山。这个岛我前文也提到过，外国人通常又把这儿叫做“礼拜岛”，因为这儿住的全是和尚和他们的信徒居士。我在这个时候到岛上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因为我的身体，酷热的天气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状况；二是希望得到一份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墓碑铭文的抄本。

上岸以后，我翻过一座山，朝着一座大庙走去，这座大庙建在山中间的一个小山谷里。就在路边，我看到了刻有铭文的石碑，一共两块，这些石碑看起来就像小小的墓碑，而且，就像通常这种情况一样，每块石碑的底部也都有一小块用来烧香的地方。

石碑上刻的不是汉字，中国人都不认识那些符号。我曾向普陀山最有学问的僧人们请教，但还是没人认得出来。不只是不认得，甚至都没人知道，这些石碑是怎么立在那儿的，这方面的消息一点都没有。

这些符号看起来有些像印度北部的某些文字。其中一块石碑明显比另一块要晚一些树立。在这块石碑上，那些未知的符号都刻在石碑顶部，下面接着是一行中国文字。这些中国文字，经过辨认，看起来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通常用做和尚们做法事时的开场白，即“南无阿弥陀佛”。上面那行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大概要等到某些东方学者才能回答吧。

第二块石碑明显要更古老一些。石碑上没有中国文字。

这些石碑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立到这儿的，现在猜都猜不出来了。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也许这些古老的石碑下面就躺着某些早期传教者的遗骸吧。也许是受到当时异教徒的迫害，他们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上安下家来，并且安息于此。

在把这些符号都抄下来之后，我继续下山，朝着一大群寺庙走去。来到山脚下，我看到寺前有一个很漂亮的放生池，池里开满了莲花。等到走近了，我发现有个中国人正在池边钓鱼：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一带的佛教徒不允许有任何杀生行为，也从不吃肉，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显然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他躲在横跨池上的一座桥的桥柱子后面。但他的这一举动还是很快就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束了。在不远处，桥的另一侧站着一群人，他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脑袋剃得光光的，这说明他们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显然正在焦急地关注着钓鱼者的一举一动。最终，其中的一位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离开众人，为了不让钓鱼的人看到自己，他特意绕了一个圈来到桥边。和尚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机警，所以他来到桥边，站在钓鱼者的身旁，后者却还浑然不觉。等到和尚轻巧地把竹竿架在钓鱼者的肩膀上，那个钓鱼的家伙吓了一跳，然后才觉察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除了那个钓鱼的人，其他人都觉得这一幕非常可笑。钓鱼者起初似乎想对和尚翻脸，但那位和尚很年青，也很壮实，一点也不留情面地把竹竿压在对方身上。其他和尚这时也都赶到现场来了。钓鱼者看到他们，显然是考虑到“好汉不吃眼前亏”，拔腿就往山上跑，和尚们则在后面追着他。如果不是我的出现，分散了和尚们的注意力，钓鱼者很可能就被他们抓到了。

和尚们看到我，停下追赶的脚步，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请我前去参观他们的寺庙。而这个时候，那个不幸的钓鱼者还在拼命地往海边的山上跑呢。在与和尚们打了招呼之后，我问他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奇怪的场景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是个小偷、强盗，他来自于附近的某个小岛，到这佛国圣地来钓鱼，杀他们的鱼儿。

在和尚们的陪伴下，我走到池边欣赏风景。在这个季节，没有哪种花儿能比莲花更美、更高贵的了。我站在那座小小的桥上，左右顾盼，我看到成千上万朵莲花，它们或白或红，亭亭升出水面，映衬着美丽光洁的绿色荷叶。这些荷叶，它们或是躺在平滑的水面上，或是立在那长长的枝干上，比起荷花来，很难说哪一个更美，两者互相映衬，显得非常和谐。水里则有金色、银色以及其它种种鱼儿在来回游动，在宽阔的荷叶荫映下，它们显得很是自在，对刚才发生在它们的庇护者和捕猎者之间的这场对抗一点也不知情。

一时风景如画。池塘四周都是林木茂密的青山，山高海拔五百英尺左右。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寺都集中在池塘北面，占去了很多英亩的土地，其它较小的一些寺庙则星散在山坡后面的树丛中。

开满荷花的湖面，青山，古庙，夜空洒落的点点星光，照耀着这片景致，让人几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置身仙境之中。

莲花，又叫荷花，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因为中国人，不管什么阶层，都很喜欢莲藕，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可口的蔬菜。在中国北方，荷叶枯萎的时候，莲藕长得最为粗大，人们把它挖出来，等到冬天拿到市场上出售。每到这个季节，菜贩们的小摊上总是摆满了莲藕。尽管当地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或是作为其它菜肴的一部分，但我坦白地说，我从来就不爱吃它，一般说来，外国人都不太喜欢藕。藕还可以制成一种很不错的芋粉，据说这种东西与我们从西印度进口来的在质量上不相上下。莲子也很受欢迎，通常都是把莲子烤熟了再吃。

九月初，我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离开舟山群岛前往大陆。这个时候，西南季风行将结束，北风渐渐地开始盛行，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我派了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或者说，我还可以约束到的一些人到徽州和福建的产茶区去，给我再收集一些茶树种子，我自己则在宁波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我往返宁波很多次了，每次来到宁波，我都能感受到驻宁波的英国领事们的善良与热情，比如说我第一次到宁波时的领事，已故的苏利文先生，以及后来的领事布鲁克罗伯特先生，我欠着他们一份大大的人情。宁波领事馆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花园，我经常借用这个花园来存放我的植物。

在采集了大量茶树种和树苗后，我于十二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我发现已经招募到了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人，一切都很顺利，比我最乐观的想象还要顺利。一大堆加工茶叶所需的各种用具也都运到了。接下来，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只要把植物打好包，就可以动身前往印度了。

看着这些内地的中国人与他们的朋友和祖国告别，那幕场景颇为可笑。我雇了一条大船，停在防波堤边，载着他们和他们的行李将离开上海，顺着黄浦江前往入海口，”ISLAND QUEEN”号轮船就停在那儿，第二天早晨，这艘轮船就将驶往香港。上船的地方挤满了那些要背井离乡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出发的时间到了，八个中国人刚一登船，船立刻就滑入江流。于是船上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岸上他们的那些朋友，双方都抱着拳，互相给对方作揖，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对方保重身体，祝对方快乐，看得出来，他们的祝愿都出自真心。第二天早晨，”皇后岛”的船长法兰开船，我们告别了北部中国。

[1] 译者按：印度北方城市。

[2] 译者按：指咸丰皇帝。 1850年春天，道光皇帝去世，其子奕詝继位，年号咸丰。

第十九章

有关茶树种子的试验——往远方寄送种子的最好办法——橡树和栗树种子也可如法炮制——到达加尔各答——检查运送植物的状况——继续上路——孙德尔本斯三角洲——到达安拉阿巴德——到达萨哈兰普尔——帝国茶园——中国制茶工人落脚于此——与他们道别——有关印度种植茶叶的一些想法——莱尼托风景——王莲

1848年秋天，我曾经送了大量茶树种到印度。有些树种包在宽松的帆布袋子里，有些则埋在干土中放进箱子里，还有一些用的是小包装，希望通过邮局快速地寄过去，但这些方法都不是很成功。茶树种一旦离开泥土，只能存活很短一段时间。这就像橡树和栗子树一样，要想把这些有价值的树种送到远方的国度去，非常困难。

但在1849年，我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稳妥的办法，可以把这些树种运送到外国去同时还能够存活下来。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只能短时间存活的树种，其中就包括茶树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树种收集起来之后赶快把它们种到育种箱里去。

我第一次试验是这样做的：我从中国最好的丝绸产区采集了一些小桑树，我把它们都种到一个箱子里，就像平常种树那样，然后给它们浇水。两三天以后，等到泥土干透了，把大量茶树种撒到泥土表面，然后在种子上面再盖上大约半寸深的土，浇上水，用一些木板把这些泥土盖紧。这之后就像往常一样，把整个箱子绑起来，绑得越紧越好。

箱子运到加尔各答之后，里面的桑树长得都很好，茶树种也在运输途中发芽了，泥土表层长得到处都是。法尔康内博士在收到箱子后写信给我，他告诉我说，“桑树周围到处都是新发出的茶树幼芽，密密麻麻的。”

今年（1849），大量茶树种则是撒播在几行茶树苗之间。在运往印度的旅途中，这些种子同样发芽了，一直运到终点喜马拉雅， 这些新芽的长势都很好。

在试验成功的消息从印度传回来以后，我决定继续用同样的办法来包装那些箱子，这一次我将亲自带着它们走一回。于是，我在每个箱子的茶树苗之间都撒满了茶树种。

这样包装、准备好的箱子一共有十四个，我手中还剩了大量的树种，大约在一蒲式耳左右。我打算用下面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些种子。我准备了两个玻璃柜子，用来把中国采集到的山茶花运往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我把茶树种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掺杂在种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铺上这样一层泥土、种子的混合物，两者大概是1：2的比例，把那些山茶花从花盆中轻轻取出，放到这一层混合物上面。山茶花之间的空隙也都用这种混合物填满，填到一定高度为止，然后再在最上面撒上少量泥土，把顶部的种子覆盖起来。给柜子里浇水，浇得透透的，然后用木板把柜子中的泥土固定下来，再把柜子盖子像平常一样合上扎紧。

我收集到的植物和种子，现在装满了十六个玻璃柜子，我带着它们，以及上一章描述过的中国制茶工作和各种设备，离开了上海。这一天是1851年的2月16日， 中国沿海一直在刮着东北季风。因为是顺风，我们把所有的帆都升起来了，四天之后，我们的船就驶完了将近一千英里的路程， 停靠在香港码头了。我们马上换船，登上了 “玛丽伍德夫人”号蒸汽船，三月15日到达了加尔各答。我们与皇家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管法尔康内博士住在一起，就是在这一次，我们用印度山毛榉的叶子按制茶工艺仿造出了茶叶，我曾经在前面几章描述过这一过程。所有的玻璃柜子都搬到植物园中，经过检查以后按顺序放好，等待下一段旅程。

当柜子在加尔各答打开的时候，那些茶树苗的生长情况都很好。一行行茶树苗之间播撒的茶树种也开始发芽了。因为柜子里还有足够的空间，我们就没有干涉这些种子的发芽生长。但是那些播撒在山茶花之间的茶树种子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我们打开这些装有山茶花的柜子时，发现所有的茶树种子都已经胀大，正要开始发芽。因为山茶花不需要再运往下一站，所以我们把山茶花轻轻地取出来，装进花盆，这些山茶花一切照旧，似乎就像没有离开过中国一样。我们准备了十四个新柜子，里面装满泥土，那些正在发芽的茶树种就密密地撒在泥土上面，然后上面再按照通常的做法铺上一层土。几天以后，茶树幼苗就破土而出了，几乎每颗种子都发芽了。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把一万两千株茶树运到了喜马拉雅的茶园。

每年都有一些欧洲人，他们尝试着把欧洲的橡树、栗树种子运送到遥远的世界各地，但这些尝试通常都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像我上面所描述的，把种子种在柜子里，他们肯定就能成功。如果运送的距离太过漫长，他们可以把种子播撒得稀疏一些，不要太密。

我照看的这些植物都已经做好上路的准备了，印度政府通知我们，我们可以于三月25日搭乘一辆小火轮船沿河上驶，最远可以到安拉阿巴德。这个季节，正好是印度的旱季，胡格利河的水位都很浅。 所以我们必须沿海下驶到河口，然后横穿孙德尔本斯三角洲。这个广袤的三角洲从孟加拉湾西侧的胡格利河开始，一直延伸到孟加拉湾东侧的吉大港[1]。整个三角洲被切割成数百个岛屿，有些岛屿看上去是被海水侵蚀而成，有些岛屿则是因为纵横交错的河流切割陆地而成。这些纵横交错的河流都是恒河的入海口，浩瀚的恒河就是通过这些入海口把自己的河水泻入孟加拉湾。

孙德尔本斯三角洲茂密的植被让我非常吃惊。树木都很矮小，看起来像灌木一样。它们都生长在水边，很多树枝都低垂到水中。在很多地方，地面都很低，在涨水或春潮的时候，它们几乎都全被淹掉了。

三角洲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无人居住， 孟加拉虎就在它自己这片王国里无拘无束地的生活。据说，有些穷苦的砍柴人会坐船到这儿来砍柴，尽管他们也会采取很多驱虎的手段，他们还是经常被老虎叼走。有个和尚就经常被人用船带到这儿来，他的任务就是到岸上砍柴的地方，施展一些驱虎的法术，但这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下面要讲的这段奇闻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只小火轮船，在经过孙德尔本斯时，正好没有燃料了，这之后不久，一位军官登上了一艘柴船，希望弄到一些木柴，好让火轮船能够继续航行，开到最近的煤炭码头去。可怜的砍柴人死死请求军官，希望能够留下这些他花了好些个星期才弄到的柴火，为了得到这些柴火，他已经失去了六个伙伴了，这六个人都是被老虎叼走的。“怎么回事？”军官问，“难道你没请和尚来做法术驱虎吗？”“哎呀，那是没用的，”砍柴人说，“老虎第一个叼走的就是和尚。”

小火轮在这些狭窄的水道中穿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鹿群，安静地在林边吃草。这些鹿看起来非常驯顺，我们可以来到离它们很近的地方，直到它们被小火轮惊扰走散。

离开加尔各答后的第五天，我们驶进了恒河的主航道。在介绍印度的材料中，河两边的城镇都经常被人提到。 所以我也许只需要提一下，我们依次经过的较大城镇有巴特那, 达纳布尔[2], 加济布尔[3], 贝拿勒斯[4], 米尔扎布尔[5], 最后我们于四月14日到达了安拉阿巴德。亚穆那河[6]就是在这儿汇入恒河，但两条河在安拉阿巴德城堡以上的河段都不适合火轮船航行了，所以我们只好上岸，从陆上继续往萨哈兰普尔[7]前进。所有的茶树都被搬到岸上，放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直到上路的准备活动都安排好了。娄则先生，政府派来负责处理此事的专员，他显得很着急，希望安排好一切，把所有这些人、植物等安全、快速地送往目的地。我也要感谢政府代表瓦丁顿先生，他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

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财物，茶树和制茶设备，一共装了九辆大车。因为每天只能找到够拉三辆大车的公牛，所以最后决定，在这个月的16日发三辆车，17日发三辆，剩下的三辆则在18日发出。我坐着一辆政府的马车于19日晚上离开安拉阿巴德，因为我的速度较快，所以从安拉阿巴德到萨哈兰普尔, 这一路上我可以多次巡查上述三批人、货。

所有人、物都按时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然后移交给西北邦植物园和政府茶园的主管詹姆森博士。打开柜子的时候，所有茶树都长得非常好，柜子中一共有不下12838棵茶树，还有很多还处在萌芽阶段。尽管经过了从北部中国开始的长途旅行，中间又不断转换运输方式，这些树苗仍然绿油油的，生机盎然，就似乎它们一直长在中国的山里面没有挪过窝一样。

我从中国带来的制茶工人都安置在一个农场里，给他们分配了很好的房屋和花园，为了帮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来，一切能做的都给他们做了。在我离开包里[8]的那天早晨，这些离乡背井的都早早就起床了，穿着他们的节日礼服来跟我道别。他们交给我一大堆写给他们中国亲戚的信件，请我帮他们把信件发出去。他们也送给我一件小礼物，希望我把它接受下来，一路上我好心照顾他们，他们很感激我，这是他们的一点小小心意。这个礼物我当然是拒绝了，我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正做着的工作，是我一直梦想要实现的。这时候离开他们，我感到很抱歉。我们在一起旅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都很信任我，把我看作是他们的领导和朋友。而我自己对他们也很友好，我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让其他人尽量友好地对待他们，从我开始聘请他们一直到离开他们，把他们留在这山间的新家，我从来没有惹他们生气过。

我现在收到印度政府的命令，让我到西北邦的茶园去考察一番。这些茶园都位于马苏里[9]和莱尼托[10]之间的各座山里面，占地总计达八百英亩。总的说来，这些茶园运营得都很好，有望获得极大的成功。四面八方都是适合栽种茶树的土地，可是现在，不论是对当地人而言，还是对于政府，这些土地都没有什么价值。

今天，当喝茶变成英国以及它那广袤殖民地人们的生活必需时，大规模的、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了。对于印度当地人来说，茶叶生产对他们自己也是意义重大。这些可怜的帕哈里[11]人，或者说山区农民，他们目前连日常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要说什么奢侈享受了。他们地里出产的粮食，运到最近的市场去卖， 所得连运费都抵消不了，更别说赚到钱去买什么日常必需品或者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他们只有一条普通的毯子，白天用它当衣服蔽体，晚上用它当被子取暖，他们的房子只是一间泥巴糊成的土屋，遇到恶劣天气，这样的房子基本上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庇护。如果这儿的部分土地能够出产茶叶，当地人不仅可以向市场提供一种价值不菲的商品，他们自己也可以喝上健康的饮料。和茶叶的价值比起来，它所占的体积是如此之小，运输费用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当地人就可以找到赚钱的办法，让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更快乐一些。

如果对上面所说的有疑问，我们只需越过印度的边界，看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在中国，即使是按照最严格的意义来讲，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中国人从来不喝冷水，他们讨厌冷水，认为它有害健康。从早到晚，他们最喜欢喝的就是茶了，他们喝的茶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不加牛奶和粮，只是用白开水把茶叶中的草本精华泡取出来。熟悉中国人这种生活习性的人都很难想象，要是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茶叶，这些中国人该怎么办。我敢断定，如果能推广喝茶的习惯，一定会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健康、更舒服。

印度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人有些类似。这两个国家的贫穷家庭都很少吃肉类食品，日常生活以大米和其它粮食作物及蔬菜为主食。既然情况是这样，对印度人来说，让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培养喝茶的生活习惯也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为了让他们喝茶，那就一定要有廉价的茶叶让他们喝得起茶，印度人不可能买得起四到六先令一磅的茶叶，如果是四到六便士一磅还差不多。这个价格要做到并不难，只要他们在自家山地上种植茶叶就可以了。如果这能实现，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实现不了，那么印度人民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同一般的福利了，能够把这种福利提供给治下的老百姓，每个开明政府都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种植茶叶当然是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但中国这个植物王国里的其它一些植物品种也不容忽视，如果能把这些植物品种也引进过来的话，那么印度人民的生活就要大大改善了。比如，有一种果树，学名叫毛杨梅，喜马拉雅地区有其野生品种。在中国，这种水果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种，与印度品种比起来，就好像苹果与野苹果，两者相比高下立判。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品种的水果，如果印度北部的人民也能吃上它的话，那不啻为一种享受。我们英国的樱桃、栗子、品种较好的梨子，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引进到喜马拉雅地区来，在阿尔莫拉[12]，气候与英国差不多，这些水果都应该长得很好。

中国北部的某些竹子品种，特别是产茶区寺庙周边常见的那种又高又细、竹干笔直的竹子，引进到喜马拉雅也会产生很高的经济价值。在加瓦尔邦[13]和库马翁邦[14]，这样的竹子在市场上都很紧俏。

到达莱尼托后，我受到了琼斯上尉很周到的招待，他让我住在他的房子里，直到我动身前往密拉特,在我回加尔各答和英国的途中，我要在密拉特停一下。莱尼托是我在喜马拉雅看到的最美的地方之一，风景优美的湖边全是林木茂密的高山。环绕湖边修了一条很美很宽的道路，山坡上则散布着当地人的房子。湖面上每天都有双桅帆船和游船来来去去，站在高处看下去，此情此景，让人觉得非常美妙，非常神奇。从我所站的一个位置看出去，可以看到湖水，四周高山的缺口中，可以看到延伸到远方的印度平原。平原上空有大片大片的云彩，可是这些云彩的高度还是比湖面所处的位置要低得多，湖面上的小船实际上在一个比这些云彩还高的水面上划来划去。

7月28日，我离开了莱尼托，前往平原地区。巴腾先生陪着我走到山下我们要参观的一个小花园，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早餐。这儿的风景非常荒凉、壮观，难以笔墨形容。在我们身后是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的大山，面前则是一望无际、无遮无挡、一座山都看不到的印度平原。

巴腾先生现在离开我，回到他山中的家里去了，我也踏上了回乡之路。我路上顺道参观了著名的德里城和阿格拉城。于八月29日到达了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我与法尔康内博士一起住在植物园里，直到开往英国的大火轮船准备好了让客人登船我才离开。

九月五日， 我有幸第一次在印度看到王莲开花，在植物园里的一个水塘中，这株王莲长得非常繁茂，毫无疑问，它很快就会成为印度花园中的一大景致。正如我们的日不落帝国敬爱的女王一样，以女王名讳命名的王莲也必将成为花中之王，称雄各地。

[1] 译者按：今属孟加拉国。

[2] 译者按：原文DINAPOOR，现在英文名为Danapur。

[3] 译者按：原文GHAZEPOOR，现在英文名为Ghazipur。

[4] 译者按：原文BENARES，即今天印度的瓦拉纳西。

[5] 译者按：原文MIRZAPOOR，现在英文名为Mirzapur。

[6] 译者接：原文Jumna，又译做朱木那河，中国古代则将其译为阎牟那河。

[7] 译者接：原文SAHARUNPORE，现在英文名为Saharanpur.

[8] 译者按：原文PAORIE，现在英文名为Pauri

[9] 译者按：原文MUSSOOREE，现在英文名为Mussoorie

[10] 译者按：原文NAINEE TAL， 现在英文名为Nainital.

[11] 译者按：帕哈里族人，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和邻近喜马拉雅的印度山区。

[12] 译者按：原文ALMORAH，现在英文名为Almora

[13] 译者按：原文GURHWAL，现在英文名为Garhwal，英殖民政府时邦名，现为加瓦尔专区（Garhwal Division）。

[14] 译者按：原文KUMAON，英殖民政府时邦名，现为库马翁专区（Kumaon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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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访中国茶乡（上册）

两访中国茶乡（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