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不安的生活

职场——办公室，一个失去安全感的地方

沉重的责任

从成功到糊涂

尖叫

那些高强度工作的人

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饼干公司里的隐形权威

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雾都中的老外

战斗在厨房

人人都爱达芬奇？

创业——特立独行的人做与众不同的事

“如果”只有24小时

78个股东的咖啡馆

千人合作型饭馆

游戏——玩物并非丧志，游戏亦可指引人生

书店：这门奇怪的生意

30岁之前不要存钱？

下一次，谁是国王

不多不少，及时信任

修行——活着是种修行，帮我们悟出幸福的真谛

没多久，他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Easy至死

失位者得先

我有一片夜空

慢节奏打酱油岁月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人需要走出去

理想——走在羊肠小路上的梦想者

不一样的京胡

放大镜背后的真相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乐谱——我们是城市这篇“乐章”上忽快忽慢的音符

快的六百年

新疆时间·毛驴的慢生活

纽约时间·慢得理直气壮

北京时间·迷失在家门口

放弃就是一种慢

艺术——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成了艺术

像小贩一样卖东西

用时间创造不朽

赶场

阅读——除了书，还有很多事物能让我们读懂生活

再见，独立书店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社区的内心秘密

只剩下噱头

大众——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生活故事会

毒枭的女人

克林顿已成历史

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傻世界 笨生意

古板——日本人的古板，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的榜样

日本公司八大奇（一）

日本公司八大奇（二）

日本公司八大奇（三）

秘鲁为何出了日裔总统？

恋旧——坚守传统的德国人，靠“手艺”称霸世界

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向德国企业学什么？（一）

向德国企业学什么（二）

德国的慢，是一种能看明白的慢

德国：警告，行动，告知

出奇——失去创新精神，美国人连游行都变成了游戏

美国的创新天赋（一）

美国的创新天赋（二）

为什么美国人不干粗活？

我也占领了华尔街

淳厚——虽然不靠谱，但是印度人正在加快追赶世界的步伐

为什么要去印度

德里的“中国先生”（一）

德里的“中国先生”（二）

德里的“中国先生”（三）

孟买的中国客栈（一）

孟买的中国客栈（二）

孟买的中国客栈（三）

孟买的中国客栈（四）

身影——迈出国门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重返利比亚（一）

重返利比亚（二）

重返利比亚（三）

瑞典“龙门”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一）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二）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三）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四）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五）

多元——平等，战乱，多元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眼睛”

小马冻蒜

法国人的平等基因

俄罗斯式民主亲历记

越南：一个幽灵飘荡的国度

从索马里到班加西

抗议文明向左，罢工向右

另一个欧洲

意大利——新欧洲人来了

欧洲时间

中国人来了

“中国速度”

新新欧洲人

到意大利“挖”人才

离开意大利

西班牙——和中国人一起转型

“经济动物”

故乡与他乡

转型之路

“中国人长生不死”

归程

德国——厚重是一种力量

印象德国

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重识德国制造

西门子的孩子

“我们不把企业文化贴在墙上”

赶场

人，都是有出身的

娜塔夏

希腊——迷失在自由中

欧洲的起点或终点

假如俄狄浦斯王再生——谁是凶手？

今日苏格拉底的问题——反省自己

俄底修斯之旅——在阳光与黑暗之间

波兰——欧盟新希望

新欧洲 旧欧洲

要得多，就要做得多

波兰即欧盟？

波兰没有经济危机？

消失在历史中的波兰

波兰机会

波中家庭

波中婚礼

别样的欧洲

小城故事

粮食，一个乌克兰商人的生意

法国人的平等基因

俄罗斯式民主亲历记

不安的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安的生活 / 何力编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04–3482–2

I. ①不… II. ①何… III. ①社会问题–中国－通俗

读物 IV. ①D66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1226号

不安的生活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何 力 编著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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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482–2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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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写序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一件事，因为书的内容是王涌、国卿带领我们《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的内容团队合力完成的，我只是挂了个名。但想到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没有序言的书是令人失望的，这就好比到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少了前奏的烘托似的，序言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编者对书的感情。

显然，对这个系列丛书，我是有感情的。2011年夏天，我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全球商业经典》，这是一本以商业为起点，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趋势、未来战略、商业模式、投资机会的前瞻性杂志；同时它也是一本好读好看的杂志，是一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的杂志。在“全球视野、中国主张、创新实践”的编辑方针下，《全球商业经典》力图超越传统的新闻维度，推演商业、社会的深层逻辑趋势，把信息碎片整合为清晰的图景，告诉人们嘈杂背后的真相、混沌中隐藏的秩序、万物并作而共赢的路径和一个时代的价值归属。如纪德在《地粮》中说：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我们希望杂志是一种目光，投向哪里，就有对存在本身的有痛感的触摸，传递的是关心和关爱。

如我们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王涌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全新上路的自信和乐观，就来自于我们要忽略表面的变化，抓住深层的未变。由此，我们选择与其让读者知道一百件事，不如让读者明白一件事。一本商业杂志，如此选择，是因为我们没能力把复杂的商业世界简单化。因为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总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的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的确，如何在飞速旋转的时代找寻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属于我们独有的看待生活与商业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商业世界融洽并富有特质与创造性的建设未来——重新认识市场、理解竞争、懂得生活，建构人与商业的新关系，这对身处无所不在的商业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这两本书便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动机与情感，对过去一年《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精华内容的重新编辑与整合的产物。

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的回忆录《柏林童年》中说，如果没有在火车站等很长的时间，旅行中最大的快乐就被剥夺了。高效率与一致性是资本的最爱，而独到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我们与之抗衡的武器。希望我们《全球商业经典》系列丛书能给你带来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

职场——办公室，一个失去安全感的地方

沉重的责任

“我基本没有幸福感。”他反反复复说了三次，“如果他们要我接这个班，从义务的角度，我会这么去做，但如果让我自己选择，要是有人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宁愿多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不希望朝九晚五，一周六天都在公司。”

曹可臻

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老叶的脸上写满倦意，但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过去6个小时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同一件事——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从2009年开始，老叶一直在公司内负责这项工作，在他看来，这是最终能解放他自己的伟大工程之一。

老叶其实并不老，1984年生人，但朋友们都喜欢称他“老叶”。他个子不高，很瘦，帅气的脸上爬着与年纪不符的皱纹；他说话语气很平，波澜不惊，少有感叹，也没什么激情，有些暮气沉沉。

老叶的大名叫叶凡，是长城电器集团副总裁，但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习惯这么介绍他——长城电器集团董事长叶祥桃的儿子。

应召回归家族企业

叶凡出生在浙江东南沿海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他出生时正是“温州模式”——小企业、大市场崛起之时。20世纪80年代，数十万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在温州各乡镇兴起，30万温州经销员奔波于各地，在全国建立市场网络，成为让国有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叶祥桃就是其中一员。不到10年，温州创造出了一个个产业群，柳市镇成为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

叶祥桃从自产自销的电器产品作坊开始创业，叶凡曾是自家作坊里最小的“员工”。“那时我们做的断路器里有个特别小的装配，我年纪小，手小，就会帮着他们一起装”。

1988年，叶凡的父亲叶祥桃与三兄弟和一个妹夫，一起创办了乐清长城电器元件厂。之后公司发展迅猛，将有资金纽带关系和生产协作关系的20几家企业联合起来，进行控股或兼并，组建了浙江长城集团。2000年，长城电器集团进入温州电器业前四强。之后，长城电器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2005年底，其下属有销售总公司、电气公司、成套公司、变压器公司、电源公司、高科公司、防爆公司、进出口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等9大公司。2007年，长城电器集团的产值已逾60亿元。

然而发展的同时，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随着企业慢慢做大，以往“船小好调头”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不再那么奏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发展。这是温州许多家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近几年，不少家族企业开始分家、败落，甚至倒闭。

2006年，叶家兄弟决定通过股权改制和全面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方式解决发展瓶颈，在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部分家族成员退出管理岗位，转为投资者；叶凡的二伯叶祥尧则继续担任董事长，叶凡的父亲叶祥桃通过竞聘担任总裁。2008年，叶祥桃接受了亲戚们的股份转让，出任董事长。

不过，长城电器去家族化的进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国内现阶段还没有一批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尤其在温州等二三线城市，能够和企业一起共进退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少之又少。于是，2006年，只在西门子中国公司工作了半年的叶凡被家人召回了长城电器。

对家族的决定，叶凡并没有反对，他一直都是个“乖小孩”，成绩不错、很听话，而且他认为现阶段自己在外创业，成功的机会很小。

一进入长城电器，叶凡就被“空降”到高科公司做副总经理；两年后，调任变压器公司做总经理；2009年，他再次升职，担任集团副总裁，主管行政和海外业务，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个集团的信息化管理建设。

找到切口

外界看来，叶凡在家族企业的“平步青云”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做些闲职，但他并不那么认为，因为“在每一个岗位都需要花很多心思”。在高科公司时，他和团队一起重新设计了产品形象、打通渠道，使得主要产品电工（电源开关）的销量翻了近十倍。如今，他负责的集团信息化建设尽管不会有如此明显的效益产出，但却是一件更不容易的大事。

信息化是企业管理的手段，它将生产过程、物料移动、事务处理、现金流动、客户交互等业务可视化、流程化、规范化，不仅能帮助管理者快速做出正确决策，使企业资源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岗位规范化，大大降低人为的不确定因素。

要使长城电器这样的老民企彻底实现信息化管理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大阻力就是员工不愿意放弃旧有的工作习惯，适应新规范。事实上，长城电器从2002年就开始实施一些管理软件进行信息化管理，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

“信息化能否成功有三方面的因素。”张洁说。他是长城电器高科公司的现任总经理，在叶凡之前曾处理过信息化改革的事务。“第一，领导的重视程度；第二，项目负责人对公司的熟悉度和出发点；第三，信息系统是否建立在企业的实际情况之上。”在他看来，叶凡是推行信息化的不二人选，“他在家族中的位置、他的利益出发点，没人比他更合适”。

作为大型制造企业，长城电器的产品有几万种，零部件更是不计其数，既需要通过数据掌控全部细节，还要制定符合自身的流程、规范岗位、使权力透明化、清晰管理界限等，依靠手工管理和经验，管理者几乎无法深入管理细节中。叶凡说：“管理细节是父辈的短板，他们在掌握大方向上非常老道、有经验，但他们定不出流程细节，所以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更细节的问题。”

“不过，信息化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这个瓶颈突破了，可以把公司的管理氛围提升一大截，但如果突破不了或夭折了，背后说叶凡坏话的人肯定更多，毕竟已经投入1000多万元了。”郑云说。他是叶凡进行信息化变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也是董事长叶祥桃的拥趸，比叶凡大一岁。

长城电器的信息化改革已推进两年了，内部员工对叶凡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他的脾气和过度细致的工作作风。

“有时我会很气愤，比如他们犯很低级的错误时。”叶凡承认自己给人的感觉“凶”了一点。生气时，他常常摔手机，他手中的iPhone已经是第五个了。郑云是和叶凡接触最多的同事，有时他去汇报工作，也会先问问别人叶凡的心情如何，再选择相应的汇报方式。不过他也理解叶凡：“毕竟他的责任和压力是逃避不了的，再加上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身上必定有些傲气，不喜欢别人顶撞。而且他对事不对人，改正后就和没事一样。”接着，郑云话锋一转，“不过作为领导，心直口快不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叶凡的父亲就完全相反，他不会轻易评价一个人，如果他发火了，那人基本上就该走了。”

郑云悄悄地告诉我，有时他也会把“叶凡”称为“叶烦”。“他抠细节抠得太细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我们的模式要往新模式靠，肯定需要时间，有些东西抠得太死太细了，适得其反。”张洁也表达了相似的感觉。

父子总起分歧

叶凡其实挺清楚自己的性格弱点，也尝试着去改变，但他太想把事情做好了。张洁明白叶凡的苦衷，他比叶凡大两岁，既是叶凡的朋友，也曾做过叶凡父亲5年的助理，对他们父子都比较了解：“第一，叶凡的思路得到了长辈的认可，但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第二，他做事的风格和他父亲不一样，目前还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第三，他父亲对他要求比较苛刻，其他人也是拿着放大镜看他。”

叶凡不喜欢回答关于父亲的问题，感觉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这种感觉在张洁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两个人到一起就掐架”，父子俩都是个性极强，又很有想法的人。像很多企业家二代一样，叶凡说要得到父亲的表扬似乎比登天还难，对他来说，父亲更像领导，而不是亲人。

在公司里，叶祥桃收到关于叶凡最多的投诉就是他不能按时上班。“每次碰到这种情况，董事长就会把他叫过去大声训斥一通。”张洁说。但叶凡仍是屡教屡犯，他有自己的逻辑：“我父亲现在确实是兢兢业业，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公司，晚上七八点才离开，但他在我这个年纪也没做到这点，他不能以自己的年龄标准约束年轻一代；再者，我不注重有多少时间在办公室，我更在意能不能把事情解决好。”

在管理理念和具体事务上，叶凡和父亲常有分歧。叶凡说：“在具体要求和任务上，我当然会尊重父亲的意见，但我会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这好像又给他造成不知我在做什么的印象，但我自己问心无愧，会继续去弥补很多他没有关注到的层面。”

张洁感觉他们父子之间的沟通不是非常有效和友善：“他俩沟通的机会不少，但董事长总以父亲的角度训斥，而叶凡又希望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平等沟通。最后的结果双方都不会很满意。”

每当叶凡和父亲出现分歧，张洁总扮演和事佬，“我都是‘批评’董事长、鼓励叶凡，但同时我也让叶凡理解父亲。父亲对他肯定要严一点，那么多叔伯兄弟看着，不是说我是董事长、总裁，就给自己儿子更多的机会，机会应该靠能力得到，而不是因为父子关系，董事长必须站在公司的立场上，做到公正。”

在张洁看来，叶祥桃对儿子是有爱却不表达出来。郑云则认为让叶凡主导集团的信息化改革是董事长的良苦用心：“我觉得董事长是把叶凡放到这个位置上进行磨炼。信息化涉及公司的财务、销售、采购等各个方面。董事长没让儿子马上接班，而是先做信息管理系统，和财务专家、管理专家一起做软件模块，亲身参与公司架构，对今后管理肯定有好处。”

张洁理解叶祥桃对儿子的苛刻，觉得那是父亲希望叶凡充分锻炼。但他认为，与其让叶凡这样“自生自灭”，按照自然规律生长，还不如早一点确定叶凡接班，围绕这个目的，重点培养，创造一切有利机会锻炼他，让他加速成长。

张洁也曾和前任董事长、叶凡的二伯叶祥尧讨论过“接班”的话题：“老董事长说叶凡适合当董事长，不适合当总裁。当总裁要每天打卡上班，进行常规的日常经营，而叶凡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形象也很好，又是学金融出身，分析能力强，适合做决策、做政府等集团外围的高层公共关系等，不应把他绑在公司里。”

叶凡对于做不做长城电器的董事长或总裁并不太介意，但他的计划是在他这一代人的领导下，企业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工厂的管理，能够达到合资企业的水准。“合资企业的管理很严格，民营企业想要体现出一些竞争力，或者要做百年企业，就必须在管理方面进行严格约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住在老人皮囊里的小孩

“如果你父亲明天辞职，你能够带好这个公司吗？”我问。

“我可以。从能力上我有这个自信，但我未必会这么做，因为太累了，如果要我一辈子挑这个担子，我觉得太不值。”叶凡淡淡地回答。

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所在的咖啡吧特别热闹，而叶凡神色憔悴，他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天，第二天一早还要去参加一个投资会议，这意味着整个星期他都没有休息时间。

“我基本没有幸福感。”他反反复复说了三次，“如果他们要我接这个班，从义务的角度，我会这么去做，但如果让我自己选择，要是有人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宁愿多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不希望朝九晚五，一周六天都在公司。”叶凡说即使今后他必须接班，他也要改变这种状态，改变领导方式。他希望在公司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管理者可以不用投入太多精力在日常管理与运营中。在他看来，老一辈的管理就是以老板的身份去管理，规则设置不细致，存在漏洞，一旦人离开，风险系数就很高；而他现在主导的信息化改革就是企业的保险杠之一。如今的长城电器总部位于温州北白象。经过30年的发展，柳市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企业，北白象成为新的柳市。我到长城电器总部采访时，叶凡特意指着一条生产线说：“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接着，他讲起长城电器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要做电器业的‘富士康’。目前，国内电器产业到了一个分水岭，一些有渠道优势的企业应该从生产中退出去，专攻销售，而像我们这样有坚实生产基础的企业应专注生产更高品质的产品。”

叶凡带我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产品陈列室。在那里，他对产品的精通让我感受到了之前从没在他身上看到的激情。我问他：“你喜欢这些吗？”他却笑着说：“没有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的生意，必须研究透。”

半个月后，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叶凡，他依然暮气沉沉的，有些憔悴，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对他的形容——住在老人皮囊里的小孩。那一刻，我特别想告诉他一句话：“要找到自己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为了责任而过活。”

这句话出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新一代企业家成长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曲军。在和“企业家二代”接触中，他发现“接班人”中有一种特征非常明显的类型——“他们都是乖孩子，很努力，也很用功。他们为了责任而接班，大部分人的心理年龄超过了实际年龄，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沉重感。”

曲军说：“是否选择接班是一种博弈，要么你为了责任，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最怕的是为了责任，干一行又不爱这行，这不是好的接班方式。”这类型的二代企业家尽管努力工作，但他们都为自己的将来留了一个口。曲军说：“这就是使命和责任的区别——责任是为了家人，让自己转变，而使命是我喜欢的事业，我的一生就为了它。站在使命感的角度，责任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带着责任去做事，你永远觉得这不是我人生的全部，这是企业家二代最大的痛苦。”

希望叶凡身上的责任之重不会成为责任之痛。

从成功到糊涂

你可以看到，这些“鸡血班”的主流学员们不是傻瓜，不是失败者，都是跑码头拜山头江湖上闯过来的人物，甚至都几乎可以贴上“成功人士”的标签了。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这么容易被吸引，情绪这么容易被调动？

李天田

一个“鸡血班”毕业生的自述

2010年中秋节，我到一家合作多年的客户那里去出差，坐在他五米多长的大班台对面，突然发现他背后的老酸枝书架上醒目地摆着一个装满了五颜六色幸运星的大水晶瓶。我不确定现在的人们还知不知道什么是“幸运星”，不过在十几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用细长的彩色纸条折叠“幸运星”几乎是每个小女生必修的“女红”。

所以你可以想象，十几年后当我突然在这位年营收300亿元人民币、身穿伦敦裁缝手工制作西装的青年企业家办公室里发现一瓶“幸运星”，而且凭目测就知道其数量是999个的时候，我有多么得乐不可支。

他一脸慨叹地问我：“你知道思八达吗？”这是我第一次从自己认识的人口中听到“思八达”这个公司：“听说过，挺邪性的，怎么了？”他说：“那是太邪性了！这家公司一直在给我电话推销刘一秒的课程，很贵，而且听着神乎其神，所以我怎么可能去呢，就连电话都不接。结果，他们的销售小姐真的很有毅力，每天都给我发短信，早晨发励志格言，晚上发养生信息。这不，前段时间说是来祝我中秋节快乐，送了一个包裹到公司前台，打开一看，就是这个玩意儿。留言说是亲手给我叠的，据说从我第一次拒绝她开始叠，每叠一个就许一次愿，相信叠到第999个的时候我一定会接受他们公司的课程！”

这种推销的路数不新鲜，但是有人真的在现实中搞一把也确实很吓人。我好奇地问：“那你到底去没去啊？”“你说，人家一小姑娘，我一大老爷们儿，人家跟了我这个客户半年多，怪不容易的，我再不去也有点太难为人家，几万块钱，对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就去呗！”“啊？几万块钱？多长时间的课程啊？”

这时，这位大佬脸上表情变得很怪异：“三天！就三天！你知道多少人吗？600人！整整600人！你知道在哪儿上课吗？峨眉山的大庙里！你知道吃啥么？路边上排队，前面搭一个凉棚，一人发俩一次性塑料餐盒，排半个小时队去打饭！”说到这儿，他气得都呛咳嗽了。

一想到他穿着伦敦裁缝做的羊绒西装裤蹲在峨眉山马路牙子上吃盒饭的画面，我顿时欢乐极了：“哈哈，那你们没造反啊？肯定乱套了吧？”

没想到，他变得神秘兮兮：“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太离奇了，不仅没人造反，而且，四个字——如痴如醉！人人都说这是对自己刚学到的信念的实践！我是真心觉得受不了这罪，但是连我这暴脾气都不敢提意见，好像一提意见就显得特别异类。”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知道了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思八达的这位老板兼讲师叫刘一秒，肯定不是真名，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无论工作人员还是学员，都尊称他“秒哥”。秒哥讲课时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激动，经常热泪盈眶。几万块的培训费，是采取“终生免费复训”的机制，也就是说，今后再听刘一秒的同一主题“宗教智慧”课程就是免费的，不过要听更高深的“三弦智慧”则需要另外缴费。现场的600人当中，根据他的估计，大约有300来人是参加复训的，他的一位同桌已经复训了两次，而且表示“还要来”！

我正在啧啧称奇，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对了，我不懂这行，看不出什么门道来，这样好不好，下个月还有这个课程，我请你，咱俩一起去，你自己感受一下！”想到现场可能充满的“打鸡血”的氛围，再加上想到欠人一个好几万块钱的昂贵人情，我吓坏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严词拒绝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这位大佬给我发了个短信：“上次刘一秒的课程你说不感兴趣，这次我又发现了一个课程，在深圳，没有那么贵，36000块钱，九天的课分三个月上，我已经替你把钱交了，你到时候去上课吧！哈哈！”

完了，用我们同事的话说就是——不能把客户的面子当鞋垫子啊！于是，满怀着被逼无奈的心情和一名知识工作者的沦落感，我不情不愿地飞去深圳参加这个名字充满着庸俗成功学意味的机构举办的培训。

去之前，还呼朋引伴地准备和深圳的朋友好好聚聚，结果，一报到，首先被告知：三天的课程时间完全排满，每天您大概只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是可以自己支配的。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的第一个晚上，是“团队组建”活动。我们每九个人被随机组成一个小组，取名飞鹰。按照年龄进行排序，为了体现“人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珍宝”这个理念，每个人不再有自己的名字，彼此之间必须以“宝”相称，说错扣分。年龄最大的叫大宝，次之叫二宝，在我们组，我的年龄最小，于是就成了可笑的“九宝儿”。主办方给每个小组派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当辅导员，美其名曰“小天使”，当时我们组的男生还嘻嘻哈哈跟小天使开玩笑，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她的可怕威力。我们必须在小组中选出一名组长，七个小组的组长再竞选这次训练营的总头头，叫做“营王”，我们的组长50岁了，是一名外地驻京办的主任。

“验明正身”完毕，魔鬼训练开始。老师在台上示范一套标准动作，叫做“组雕”，可以说是一种“微型团体操”，风格跟跳大神儿差不多，要求每个团队成员动作整齐划一，像朝鲜的阿里郎演员似的把这套动作完成，还要边做边喊本小组的宣战口号。说实话，傻极了，要不是为了给请客付钱的人有所交代，我一定是甩手就走。

老师说，每个小组自己练习，直到练会为止，第二天早上，七个小组要比赛。

结束这套流程，已经是晚上十点半，组长征求我们意见，晚上练还是早晨练？我连想都没想就说：“这有什么难的，早起半小时练练得了！”各位“宝”们也没有异议，于是我们飞鹰组就回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八点开课，我们七点钟在酒店后院集合，结果发现有两三个组的人已经面色绯红地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八点钟，正式开课。在一阵震耳欲聋的迈克尔·杰克逊“战栗”背景音乐中，一位女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冲上了讲台，接着就是声嘶力竭的问好和开场白，非常有传销范儿。我不禁很刻薄地在心里给这个课程起名为“鸡血班”。

紧接着，我们组的噩梦就开始了。老师宣布“组雕”比赛开始，每个组顺序上去表演。轮到飞鹰时，我们已经胆战心惊，在我率先做错了一个动作之后，抢拍、踩脚等等事故接连发生。这时，老师面无表情地说：“飞鹰的小天使，出列！”我们那位可爱的小姑娘就面色苍白地站了出来，老师说：“飞鹰没有完成任务，罚小天使50个俯卧撑。”

小天使二话没说趴地上就开始当众做俯卧撑。完成之后，老师说：“飞鹰组，重新表演！”这次，我们心理压力大极了，又当众表演了一遍跳大绳儿，但不幸的是，还是很不整齐。老师说：“飞鹰第二次任务失败，小天使，一百个俯卧撑！”天哪！当时我都快急哭了，就想着怎么能把小天使救出来。最终，我们的小天使做了200个俯卧撑，胳膊都抖得只能俯卧不能撑了，我们总算是勉强通过了比赛。

价值2000的第一个上午就这么结束了。老师啥也没讲，就练我们来着。

下午，高潮来了。老师要求每个组选代表轮流上台讲自己来这个课程的原因和第一天的体验。我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每个人看在眼里，营王生怕我再闯祸，选了三宝和五宝上去分享。三宝是国内一家著名的西饼连锁店的店长，是被她那著名的摄影爱好者老板出钱送来的。她介绍说老板参加了某一期课程，觉得非常激动，回去就安排把全国的300多家连锁店的店长轮流送来参加这个培训，临来前老板要求他们必须把这套激励人、鼓舞人、训练人、改造人的方法学会，带回公司并用在自己的工作中。

五宝是位盘着上世纪80年代发髻、纹眉、纹眼线、纹唇线的中年妇女，在东北某个地级市开了两家美容院，身上有股子奇特的杀气。她说，她来上这个课是非常奇特的机缘。有一天，她久未见面的一位同学的妹妹约她喝茶，去了以后，对方问她能不能看在跟姐姐交情的面子上帮个忙。五宝就说，你说说什么事儿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结果，对方就在咖啡店里扑通一声跪下了，说：“姐啊，你能不能借我36000块钱？”五宝吓坏了，心想，完了，肯定是吸毒了。但她怕出事儿，只好问，你要这钱有整有零儿的，要干吗啊？对方说：“姐啊，我参加了一个帮人成功的课程，我觉得太适合你了，太想和你分享了，但是我没这么多钱，请不起你，你看这样行吗，你一定去上课，这36000块钱学费算我借你的，以后我一定还给你！”五宝好奇心就来了：“什么课啊，能把人整疯了，不用你请，我自己去！”五宝的故事引起了老师的极大热情，赶紧组织给五宝鼓掌（顺便说一句，怎么鼓掌也是专门培训过的，必须按照节拍来，鼓错掌了小天使也是要做俯卧撑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记住老师出场必配“战栗”式催情背景音乐、同学分享必放类似“二泉映月”式的催泪背景音乐之外，已经彻底晕菜。因为，课程完全没有内在逻辑，老师也很少讲实质性的内容，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团体操、讲故事、俯卧撑，在这种体系里老师更像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创业人生”真人秀主持人，非常入戏，动不动就跳到桌子上咆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讲故事的主题越来越深入和惊悚，“我最见不得人的隐私”“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我最恐惧的是什么”等等，有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有一个男人上台分享时，甚至说起了他因为一心扑在创业上而耽误了孩子脑膜炎的治疗，最后孩子夭折的故事。此人咣当一声跪在台上，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地冲着台下咣咣磕了三个响头，一边喊：“孩子，你原谅我吧！”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课堂完全就像一个灵堂。当老师哭着宣布这一组在这轮分享中得到最高分时，惊得我坐在位置上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熬到第三天，终于要结课了。在我像个脑震荡患者似的离场之前，才发现会场的工作人员是穿着两种不同颜色衣服的。一问之下才知道，其中2/3的工作人员居然是往届学员，自付差旅、自愿回来做义工的。到我去上课的时候，这已经是第40多期学员，粗算一下：每期平均60人，每人3.6万元学费，一半以上的义工，项目收益可想而知。

为什么是他们

说实话，在"鸡血班"的日子里，我一直在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怎么了？第二，为什么是他们？

你可以看到，这些鸡血班的主流学员们不是傻瓜，不是失败者，都是跑码头拜山头江湖上闯过来的人物，甚至都几乎可以贴上“成功人士”的标签了。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这么容易被吸引，情绪这么容易被调动？

他们在毕业时所表达出来的激动之情，无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上课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孤独，还有这么多“家人”和自己有相类似甚至更悲惨的经历，自己的感受和烦恼有人理解；二是这个课程实在太神了，要是自己回去后能这样管理和影响手下的人多好！

对于这样一群人，“鸡血班”准确地戳到了他们的软肋，令他们不禁浑身酸软麻痒：

第一，单轨制的生存方式已经掏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随便去问50后、60后甚至75年前的商界人士们，问问他们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我相信你会看到，超过80%的人是没有什么持续稳定的个人爱好的，每一天都是在超长工作时间、两三场应酬和无数周旋中度过。对于那些有个人爱好的少数派来说，最常见的爱好是：户外运动，因为很多顶级大佬都在玩这个，潜意识里是一种成功学标签，而且可以借此远离家庭；收藏，津津乐道的是藏品的价格高低而不是其美学特征，甚至有些人最早钻研收藏是从给官员送礼开始的；运动，比如高尔夫，大多数也是从应酬开始，但是的确有人为之着迷；旅行，大多数时候跟豪华旅行团或者考察团走，不愿意自己操心行程。

这批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肝部疾病最为常见，各种原因的睡眠障碍比比皆是。他们最主要的假期就是春节，而且基本上除了年三十到初二这三天之外，从腊月进小年开始就是每天轮流宴请各种关系单位。曾经有一位年轻的总经理算过，在整个正月里，他差不多要喝掉30公斤左右的白酒或者烈性洋酒。大部分人跟配偶没太多话讲，还有一部分人对婚姻生活感到抓狂，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外关系（或长或短）很普遍，但是离婚的比例并不高。所谓的“朋友”大多数是生意上还算聊得来的一些人。会看书或者杂志，但仍然是以商业实用的为主，机场书店是他们最主要的买书场所，不大看“闲书”，除非腰封上写着“看盛宣怀如何驾驭政商之道”或者是“郭台铭的枕边书”“如何带出狼性团队”。

第二，不安全感如跗骨之疽。

当下的企业家盛极而衰的拐点有个标志——放狠话。当一个人开始公开跟政府、官员叫板，放心，他的企业马上要出问题了。为什么？成功确实会让一个人产生一种错觉：我成功了，所以我无懈可击。对不起，老实说，没有一家公司的发家史无懈可击，只有问题大小、性质的区别。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如此。所以，放狠话就是说胡话，这只是当事人在极度自我膨胀时投射出来的一种镜像，但与事实刚好完全相反，它只能暴露出他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们曾经在一次客户联谊活动上，请一位著名医学专家来做一场关于健康的讲座。为了活跃讲座气氛，教授让助手临时发了一份抑郁症量表给二十多位在场的企业家。现场分析结果出来后，教授惊讶地把我叫到一边：“里面出现了五个中度抑郁、一个重度焦虑、一个重度抑郁，我不会公开信息，请你告诉他们马上就医！”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在这群高驱动型风格的人身上，不安全感造成的往往不是怯懦，恰恰相反，而是躁郁和狂妄。“鸡血班”采取的办法正是无限制地助长这种狂妄，让人无暇去思考自己身上的问题，逃避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把问题完全推到“创业艰难”“身不由己”“环境如此”等等外部原因上。在这种狂妄之上还要去培养人们强势、霸道、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你看，你看，我多不容易，我多么深沉，我已经在研究心灵问题，我在进行爱的传递。

第三，从干不成到不会干。

当然，“鸡血班”的很多同学的生意规模还远远没有发展到有资格自我膨胀的地步，他们之所以来“鸡血班”，是另外一个原因——创业时人们都说他干不成，没想到意外成功了，结果，很快发现自己不会干了。

眼界的狭窄、经验的局限，让这些企业家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正常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病急乱投医”。这个阶段的民营企业家特别容易向两种势力学习领导力：一是体制内种种的行政制衡术；二是神秘的帝王术。

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学习什么，也不了解那些看起来莫测高深的管理工具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些教方法、教技术的培训课总是听起来很枯燥，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些“改变你自己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理念。当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时，人们总是更容易把能力不足和态度问题混为一谈，提高能力很慢，但转变态度仿佛很快。

在课堂上他们也确实在某些瞬间体验到了呼风唤雨、指哪打哪的极乐，也确实看到这些“鸡血班”本身营造出来的超强的团队凝聚力，所以就更加剧了认同，恨不得把“鸡血班”的全套办法都搬回自己的公司里去。只是，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回去之后就不大好使了呢？为什么自己的良苦用心就成了员工的笑柄了呢？所以，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只能一再地出来“复训”，继续找答案。

（本文内容有删节）

尖叫

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

潘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阿英的夜半尖叫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她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无法控制。

“听到人家议论我做梦尖叫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醒来，尖叫声就消失了，接着我就又睡着了。不过，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朝着一个码头走，想要坐船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把两个村子隔开了，要想到另一个村子去的话，就只能坐船。我眼巴巴地看到船就要开走了，心里很着急。但是我的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又疼又累，想动也动不了。我心里怕得要死，因为船就要开了。我眼看就要被丢下了，天愈来愈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感到的巨大恐惧使她完全失控地尖叫起来。然而就在她发出尖叫的一瞬间，她醒过来，随即又倒头睡去。她和其他女工们都太累了，因此很快又都沉沉睡去。

正如Elaine Scarry（伊莱恩·斯卡瑞美国哲学家，著名学者）所言，当身体经受剧烈疼痛的时候，世界、自我以及声音，或者几乎全部，都会失去。如此接近这种痛楚使我发现自己——一个经验尚浅的民族志学者——被推上了一条新奇而陌生的旅程。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码头、河，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好像曾经到过那里似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被留下来加班到11点半，而且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又要搬到新宿舍。我觉得很累，浑身上下到处都很疼，身体简直就好像不是我的。我无法控制身体，也没办法止痛。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声音把我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做那个梦并发出尖叫了，一次又一次……”

阿英每天晚上重复发出的尖叫声，似乎在向人们倾诉她正在经历的某种创伤。但是除了身体上异乎寻常的疼痛之外，阿英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被精神分析理论列为个人创伤的特别意外或突发事件。

我于1996年3月底搬进了她所在的宿舍。阿英在工作中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除了1996年春节时候她祖母的去世。阿英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后，立即和工厂请假并赶回远在湖南农村的老家。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赶回工厂上班，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但阿英认为祖母83岁高龄辞世应该属于寿终正寝，虽然她确实感到很悲痛，但却也算不上是意外打击。

阿英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什么令她震惊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她的意识领域首先经历的是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身体痛楚。

阿英对自己身体疼痛的理解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她觉得疼痛显然是由于繁重的工作压力所致，但有时候她又会觉得是因为24岁的自己年纪太大，已经没有精力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对工厂的工作已不再能适应。在这里，年纪大的意思是指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女工的平均年龄约为20岁，她们的健康状况往往在进厂工作3年之后便陆续开始恶化。

说到结婚，阿英也是进退维谷。24岁的她已经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在农村，24岁几乎是女性享受单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独身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一般到了阿英这个年纪，女工们就会返回农村老家。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很明显，资本主义机器恰好利用了这些个体的冲突与文化的期望。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接下来正好是结婚的“好”时候，她们将生儿育女，为父权制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

支配预示着抗争，让我们重新回到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中去。

福柯（米歇贝·福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并不把梦的经验当成是对清醒现实中的缺失的一种替代，或者是被压抑的欲望一厢情愿的实现。他希望恢复人类想象体验的最终可能性，梦以其自身的超越展现出一条通向世界的彻底的自由之旅。福柯说，在梦中，人类会“看到现在和将来的自己，自己所做过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并发现自己的自由被束缚于世界的必然之上”。

阿英将挣扎连同痛楚一起推入梦中，以此恢复身体与自我的统一。在梦中，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无望地挣扎着：她正在跑着穿过一条河，试图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于她来说，梦就像一个家；借用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的话说，梦是希望，是实现现世存在的极大可能。梦为阿英的生命建构了一个家，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而且非常真实，但是在梦中她却总是在向着某个陌生而未知的地方奔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拼命想过那条河。可我就是打定了主意要那样做，去追那条船，我很坚决。看到船开走了，我发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好像要去冲开挡在我面前的一切障碍。”

在经典的中国农村场景中，河经常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界线。一个女性过了河，便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通常是跨入自己的婚姻生活。阿英决心要和现在的生命、所有的痛苦以及无法忍受的存在方式决裂。决意过河意味着她渴望在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那里有崭新的存在可能性以及机遇。一个24岁的生命还太年轻，不应该枯竭。这是一个过客、一个放逐者的体验。尽管她实际上进退维谷，身体的痛楚更是将她撕裂，但那冲动、那呼喊，却正是她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

尽管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着一条裂缝，但是阿英由于穿过了无意识，因此挽回了一个失去的自我。阿英在梦中的失败再现出她的窘境：进退两难，然而她继续挣扎着想移动她那精疲力尽、动弹不得的身体。对未来的憧憬，又一次在梦中遇到障碍，她爆发出一声尖叫——这是最真实的抗争，在梦的边缘将自己唤醒。

那些高强度工作的人

他们都在“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四家著名会计事务所的简称）工作，报酬高，升迁规则清晰，却也是以劳动强度过高而闻名。

叶雨晨

生活取决于命

孙先生（男）

职位：经理

工作时间：7年

收入：年薪40万

孙先生今年年底即将迎来30岁的生日，一张稚嫩的娃娃脸包裹在古板的西服套装下显得格格不入。

“在四大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命！”孙先生说。这意味着入行时能遇到一个好师父。他曾有好运遇到领路人，2010年便晋升为经理。今年的审计忙季，孙一人承担了七个项目，伺候好香港合伙人，与难缠的客户沟通协调是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压力。

孙是合伙人评分排行第一的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近这两年里，他主持的项目中没有一个人辞职——这在这个高流动性的行业里几乎算得上是奇迹。

孙说，他与其他一些经理不一样的是，他并没有为了向老板展示自己工作的高效率而不断缩短项目周期，反而会经过合理估算后，向合伙人申请多一些时间。于是，孙所在项目里的员工总能比其他组的员工早下班几个小时，甚至在最忙的时候，仍能保证每周五晚上不加班的福利。

孙说：“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但我真心觉得自己已经30岁了，得开始做点对别人有意义的事了。”他的想法是，人会复制长辈对待自己的模式，等现在手下的这些小朋友们（四大人对级别较低的员工的昵称）成长到他现在的这个职位，也许会像自己现在这样，多为下面的人着想，这样也许就能改变“四大待人刻薄”的形象。

另外一方面，尽管工作是高强度，但也有规则相对清晰的优点，某种程度上能缓解人的心理压力。春节前，京东商城曾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尽管薪水比四大优厚，工作也比四大清闲，但他没有动心：“在四大，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七年之后我将成为partner中的一员，年薪百万不成问题，但在京东，我什么时候才能升到CFO呢？这太没有安全感了。”

只不过，孙现在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充满了，没时间也没心情找女朋友。

忙碌是体现你价值的标准

小段（男）

职位：实习生

工作时间：2个月

工资：10元/小时

去年6月，经过层层选拔，小段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四大，成为一名实习生。要知道，四大的实习生选拔比入职考试还要严格。

第一天去客户的公司做审查，小段就碰了个大钉子。年审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辞职了，新顶替上来的小段不熟悉这家公司的账户设置，就向财务部门咨询。会计主管很鄙视地瞥了他一眼：“我之前解释过好几遍了，你们怎么还问啊，还四大的呢，怎么水平这么差！”

尽管来之前已经抱好谦卑的学习态度，但这句话依然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抱着 “我给四大丢人了”的愧疚，“我怎么那么笨”的自卑感，小段每次看到这位会计主管就躲着走。

经过几周的适应，小段逐渐适应了四大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起入职的实习生也逐渐分出了优劣等级。小段负责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而与他同期入职的另一个实习生则更多地被指派去做琐碎的工作。小段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慢慢开始有些羡慕那些能按点回家的实习生。可是，在四大，忙碌是体现你个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

有了这段实习经历，小段拿到了四大中三家的offer，但他最终选择了农业银行总行。跟他做出相同决定的实习生不在少数。“四大的实习经历的确教会了我很多，但顶着四大的光环太累了，频繁的加班更让我筋疲力尽。”

美女变泼妇

刘小美（女）

职位：现已离职

工作时间：3年

工资：8000元/月

一年前，在亲朋好友多角度全方位的劝说下，刘小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四大。用她男朋友的话讲：“一枝花的年纪何苦受这等摧残，美女都变泼妇了！”

作为某著名财经大学会计系的学生，刘小美在毕业时与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选择了四大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入职两个月后，小美的第一个审计忙季开始了，每天加班到夜里12点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时间一过晚上11点，小美妈的催命连环call就会准时响起。有一次，已经被一堆底稿弄得焦头烂额的小美终于忍不住咆哮了，母女俩的冷战持续了两个月。

男友曾经试探性地提出建议：“咱换个工作成不？”这立马引起了小美强烈的反弹：“换个工作你养得起我吗？我还不是为了咱俩以后的未来？你要是有本事点儿我乐得做家庭主妇！”这种反弹极大地伤害了男友的自尊心。

只要一到忙季，小美身边的人就如临大敌，平时温顺可爱的小白兔立马变身女金刚，家人、恋人、朋友纷纷采取疏远政策，生怕一点小事会触怒小美。忙季结束后，小美突然觉得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寂寞极了。而她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忙季焦虑症，只要一进入年审阶段，小美就会感到深深的无助和压抑。在第四个忙季到来之前，小美终于递交辞呈，离开了四大。

现在的小美就职在某世界500强公司的内审部门，工作不忙，薪水不错，正计划着明年与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四大的工作太熬人，尤其对姑娘来讲，有起码半年的时间不能好好约会，俩人在一个城市却搞得像异地恋一样，一个月也见不了两回。我不想成为孤家寡人，也不想那么早就变黄脸婆，所以我珍惜生命，远离四大！”

北漂族才辛苦

小虎（男）

职位：普通员工

工作时间：2年

工资：7000元/月

小虎进入四大工作两年，体重不降反升。

虽然他每天晚饭后回到办公室，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加班到几点，但在他看来，赶上经常加班的项目也有好处。四大规定，每个月底之前36个小时的加班时间算作加班费，超出的折合成闲季的假期。

在这里，审计部门经理以下共有五个等级，如无意外，工作第一年到第四年的员工每年可上升一个等级，所以小虎还未感受到竞争。而且，项目会把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谁遇见点困难，周围人都会伸手拉一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

不过，小虎把自己的好心态归结于自己是北京本地人，在他看来，那些在四大奋斗的外地同事们就远没有他这么舒心了。“我加班再累，回家也能喝上一口热汤，也能有个地方安心地窝着睡一觉。但他们就不同了，除了工作压力还面临着经济压力。4个人合租公司附近一间6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人每月平摊900块，在公司的一日三餐，每餐平均下来也要30元，下班太晚只能打车，这又是一笔开销。他们赚得多，花得也多，确实压力挺大的。”

从普通员工晋升为经理，是一个瓶颈。但是小虎计划在四大做满5年就离开，“最好能够跳到一家国企当总账会计，最不济也能混个负责重要科目的会计当当吧。”

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像这样的考场和班级，随时在那里升升降降。社会变迁如此之快，谁的位置也不安稳，压力不大才怪。低端的固然难受，中间的和高端的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在患得患失。

铁皮娃娃（心理学专家）

寒假的一天，我送女儿去上奥数班之后，在等候区的沙发上坐着。这时风风火火地走进来一位妈妈，向前台询问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班到底教些什么东西。前台说是看图说话之类，显然不能让这位妈妈十分满意，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孩子报上了一期——当然，价格是以千元计。

我在那儿看得十分感慨，这刚小学一年级啊，着的哪门子急呢。可这样腹诽人家，又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我不也坐在这里？寒假回来，问问我教的初一学生，有谁假期上课外班了，呼啦啦站起了一片，他们互相问候，惺惺相惜。据说，越是好班、好学校，这种情况越是普遍。听家长说，有的重点中学老师一开学站在前面问，这部分内容你们都学过了吗？一看全班都学过了，就直接讲更高级的东西。如今校外教育年产值数以亿计，真不是闹着玩的。

一位同事这样评论：这就好比看比赛，本来大家都坐在看台上，都能看见，可有一些人站了起来，结果最后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因为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见了。

说起来，还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能怪那些先站起来的人吗？的确，有些家长本身特别焦虑，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就把自己的压力变成孩子的压力。课外班看准了这个需求，利用这种焦虑感，制造出市场。

不管起初如何，一旦一个游戏规则形成了，就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什么想法，参与者全都“绑架”进来。不仅我们不能免俗，前一阵见到一位心理学家，是国家心理教育方面文件的起草人，他的孩子也不能免俗。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只中小学生，从幼儿园到亲子班的孩子们都挺忙的。连孩子都被折腾到这份儿上，这不安全感您说得有多大？

永远都在比较

我是几年前转行当教师的，所以对学校的好多规矩都不太熟悉，对于别的老师司空见惯的现象，我看却总有点时空错乱的陌生感。比如监考。

学生大考是按照成绩分考场的——真感谢我上学时还没有这种技术，据说是为了防止作弊。所以，在一班，也就是第一考场考试的，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以此类推，在十几考场的孩子，就是垫底的了。如果监考的恰好是这样的考场，可以预计，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一片一片的孩子拿到考卷后不久，一个一个开始趴在桌子上睡觉。还有一些不睡或睡不着的，就在那里无聊地扭来扭去。有同事从这样的考场出来就感慨，这些考场的孩子，一个个站都站不直，腰都是软的。可见，所谓腰杆不硬，不仅是比喻，也是写实。

要是只有这些对自己、对学习都放弃的孩子也就罢了，最难受的是那些在考场排名的升升降降之间煎熬的孩子。同事曾经接受过一个学生的心理咨询，他有考试焦虑——因为上次考试去了较差的考场，觉得很没有面子，承受不了。

记得我第一年教高一的时候，第二学期开学，两个女孩来找我，其中一个是我的课代表。课代表说：“我调到另一个班了，课代表我推荐让她来做。”我很奇怪地发现她看上去有点难过的样子。她们走后，我才听同事感叹地说，这个重点班的孩子，因为成绩掉出多少名之后了，所以被调到普通班。

这升升降降的，大人都要被整出心脏病了，何况孩子。

不仅降了班难受，升了班也难受。我遇到过一个孩子，原来在普通班，到了高二，升到重点班，很不适应。觉得重点班的同学都很假、很装，明明考得很好，说考得不好；觉得老师对自己这样从普通班升上来的另眼相看——虽然这可能是主观感受，是不适应的表现，可毕竟是不适应。

在心理学上，并不是发生了坏的改变压力才增大，而是只要有改变就有压力。在测量压力的量表中，不仅降薪、失业会造成压力，经济情况的明显上升、显著的事业成就也是压力。

说起来，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像这样的考场和班级，随时在那里升升降降。社会变迁如此之快，谁的位置也不安稳，压力不大才怪。低端的固然难受，中间的和高端的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在患得患失。

而我们的文化，又特别善于做比较，标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比较等级的位置，就如同我们会那么天经地义地用分数给学生划分考场一样。

安全感离不开秩序感

我们小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上学了。如今很多孩子是坐私家车上学的，早上上学时间校门口堵成一片。要是仅仅因为路上车太多导致堵塞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时候拥堵是人为制造的。

有时我看到车风恶劣的车时，就忍不住想：别看今天开着车——甚至是名车，很威风，可是加塞的心情，还是和三十几年前排队买排骨或带鱼时差不多。加塞儿是短缺经济的结果，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菜市场什么时间再卖这些高蛋白的东西。经济上缺乏安全感，再加上缺乏应有的秩序意识，结果就是加塞儿。类似的概念，在学校叫作弊；在商场叫不正当竞争；在官场叫腐败。

我在美国待过几年，美国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而是路上的秩序。

记得有一次路过一个小镇，那里正在修路，单方向只有一个车道通行。我心想这下坏了，得堵多久啊。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到了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发现那里没有警察，没有红绿灯，只有一个大大的STOP，但四个方向，真的是每个方向一次过一辆车，秩序井然，难怪当时我们可以这么快地通过路口。

回国后，类似的无灯无警察的小路，一定是堵得一塌糊涂。总会有自作聪明的车，从自行车道或人行道插到前面去，最后把几个方向都卡死。

当然，我们在排队方面也在进步，比如世博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排队。可就是那时候，还是有人乘管理人员不备，面带得意之色，横跨栏杆加塞儿，估计心里比刘翔夺冠还要高兴。

我一向相信，外在的环境是人内心状态的体现。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拥堵混乱的街道，就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如此混乱、缺乏秩序。我们共同合作制造了一个混乱嘈杂的环境，又在这个环境中，感受到压力、感受到不安。

安全感离不开秩序感。所谓秩序，就是知道事情有一定之规，有准则，有公平。相信秩序存在，我们才可能感到安全。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耐心等待；有安全感的人才会选择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有安全感的人才会相信双赢。而在一个秩序不受尊重的环境中，没有人会感到安全。加塞儿的人通过不守秩序买到排骨或带鱼来获得优越感，归根结底是另一种自卑；而排队的人则一边排着，一边担心自己的那一份被别人买走。

男人在忙什么？

在我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圈子中，都是女人比男人多。一个圈子是学心理学的，从大学时班级中1∶2的男女生比例，到如今在任何一个心理学培训班、工作坊去目测，男人都是稀有动物。另一个圈子是基督徒，这个除了在教会里目测，还有国家的统计数字，男女比例大概是3∶7。如此说来，如果一个学心理学的男士信了基督，就是凤毛麟角、稀有动物里的稀有动物。

我想过，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吗？是必然的吗？如何解释？也许，女人比男人更关注内心世界，所以才会到心理学或信仰中去寻找答案，寻求超越？尽管这两个方向殊途也不同归，但毕竟都与心灵有关。

那多数的男人们都在做什么呢？最简单的回答，都在忙事业。

除了事业，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让男人们忙碌。身体健康的，有的打球，做户外运动；身体一般的人，有的喝酒、打牌、上网打游戏；等而下之的，有赌博、性泛滥、物质滥用、家庭暴力等等。在这份清单中，很多都与成瘾行为有关，也就是瘾症。这些事情，印象中多半是男多于女的，也是一般女人常会对男人抱怨的方面。

瘾症的心理学解释和情绪有关。有瘾症的人通常在体验和表达情绪上有障碍，于是通过成瘾行为来释放情绪。比如喝酒，说借酒浇愁，显然是期望通过喝酒来调节情绪；抽烟的人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说的是成瘾物质带来的快感；赌博也会在大脑中形成和物质成瘾类似的机制，所以下注会越来越大，这是成瘾行为的又一症状，即对刺激物的适应，需要加大剂量才能保证同样程度的快感；至于性滥交，病理上有可能是所谓性爱成瘾；还有看似最无害的工作狂，也可能是工作上瘾，通过工作逃避面对自己的情绪、情感。

内心不安的时候，当女人们看到内心的缺失并设法寻求解决时，男人们却可能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需要，而是在成瘾的行为中去寻求替代的满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溺中，忘记过去、忘记未来，只有当下的快感。

假如我们时代典型的男女结合，是一个在情感上不满足的女人和一个忽略内心世界、沉溺于某种瘾症的男人，这两个人怎么能过到一起去呢？难怪我们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婚姻家庭不稳定，后院都不安稳，何来安全感？

一岁前的不安

中国的汉字很厉害，比如，这个安全感的“安”字，是一个房屋里有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中，往往是家中的女人承担着营造家庭气氛的责任，男人普遍对情绪不敏感，安全温暖的气氛要靠女人来营造。一个善于调节自身情绪也善于包容他人情绪的女人，就为一个家庭带来了安全、平安、安稳；而一个情绪化的、喜怒无常的女人，对家庭的伤害甚于男人。当然，女人的安全感也离不开男人。男人对女人的爱以及男人在经济上为家庭营造的安全感，是女人安全感的来源。

这就要从社会层面进入到心理层面 了。

从个体发展来说，人的安全感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1岁。这个年龄最重要的是建立和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成功建立起这种依恋关系的孩子，会形成内心的信任感，在亲密关系上成为安全型的人。反之，如果1岁的孩子不能和一个主要照看者形成稳定的依恋关系，他/她会终生带着一颗不安的心，成为焦虑型、逃避型或紊乱型的人。研究发现，婴幼儿时期的依恋关系，能够预测一个人20多岁以后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我们感觉现在缺乏安全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不安是一种普遍的心态，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就要怀疑，是不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妈妈的依恋关系没有建立好呢？不安，翻译成心理学的词汇就是焦虑，焦虑型的依恋关系，来自时亲时疏、对孩子时好时坏的母亲——要说明，这里的“坏”，恐怕并非母亲的意愿，而是婴儿的主观感受。

成年人所有的竞争、不确定感、你争我夺、完美主义，不都像一个没有被无条件接纳和无条件关爱的孩子的举动吗？他/她所有的表示，都是试图用自己的行为来争取到一点有条件的爱——如果我更成功、更有钱、更有权势，我就会被爱了。一个从小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了是不会这么躁动的。

问题是，在孩子最需要关爱的时候，本该在家安然度日的妈妈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忙于工作，把孩子寄养给了老人、保姆？或是因为两地分居，一个人又忙家务又忙工作照顾不过来？种种不得已，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

中国女人为何强悍？

我参加过很多心理工作坊。

同心理培训不同，心理工作坊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现场做个案。

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一位香港来的专家感慨地说在内地做个案发现一个普遍的家庭模式：母亲过于强势，而父亲软弱、逃避，由此带来家庭关系模式的失衡，孩子深受其害，也就是这个来参加工作坊的案主的心理问题。

这些工作坊的同学，有搞心理学专业的，也有很多是白领、知识分子、企业人士等等。但内心中，他们还是一个不被爱的小孩子。

另一次，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治疗师在访谈时，谈到中国女人的强悍，说这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代价。百年来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女人必须要足够强大才能支撑起家庭。她的姥姥在战乱中一个人大着肚子逃难、生下她的母亲，这样一种记忆，已经深深铭刻在了民族的潜意识当中。时代之殇，成了个人之伤。

家庭治疗理论认为，症状即关系。那么，如果这个时代的“症状”是不安的话，那么必定是在某些关系上出了问题。比如，时代的压力造成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而影响到下一代，造成亲子之间关系的张力。创伤就是这样在代际之间传承，国外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发现，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至少会传递到第三代。

很多人对心理咨询不以为然，不就是说说吗？说，并不容易。如果你想想，要把自己在潜意识和意识边缘挣扎的事情、要把生命中最不堪的记忆回想起来、说出口，你就可以理解，为何说和听都不容易。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潜意识中压抑的内容越多，这个人心理健康的程度就越差。当他/她说了出来，进入意识领域，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被理解、被接纳，问题也就消解了。

如果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当成一个来访者，而这个来访者又有那么多不可说、不想说或想说也想不起来的事情，有那么多不敢正视、不能正视的伤害，那么我只能说，这个来访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实在有待提高。

如今，我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这片土地上能让人产生回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个时代好像这样的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工作，穿着时尚的服装，在拥挤的城市道路上开着车烦躁地左奔右突。

可如果你能有一个特殊的镜头探进他的内心，你会看到他几十年来、近百年来的伤和痛还没有愈合，那些被草草包扎的伤口还在化脓、淤血、发炎——难怪这个人心情常常莫名烦躁，有时还会突然爆发一下；一时大干快上、夜夜笙歌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时又哀伤自怜、失眠抑郁。这样一个人，无论外表如何风光无限、光鲜亮丽，内心世界却支离破碎、漏洞百 出。

有一年我出差去塞班岛。这个岛屿是当年二战末期日美战斗最惨烈的地方，现在上面有美军的纪念碑，也有很多日本人的纪念碑。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塞班纪念馆里看到的一本图画书。书里，当地土著老人们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孙辈，然后孩子们用儿童画把老人们的叙述画了出来。虽然塞班土著的损失在二战史上如此微小，但他们自己并未遗忘。回忆的过程，就是面对和医治的过 程。

你不知道的事，对你影响最大

如果要回顾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有限的探索，可以这样讲：安全感，需要的是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秩序，比如爱。

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那么从父性的角度，我们缺乏稳定的秩序感——秩序、规范主要是父亲式的权威教给我们的；从母性的角度，我们缺乏无条件的爱——情感更多来自母亲式的包容和赐予。古人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阳刚正气不足以立天，温柔包容不足以润物，我们又到哪里去安身立命？

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你知道的事情对你影响大，还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你影响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后者。

在讲心理健康和人际沟通中，有一个概念叫“约哈里之窗”，就是把沟通中的内容分为四个区域：开放区（我知、别人也知）、隐私区（我知、别人不知）、盲区（别人知、我不知）、未知区（大家都不知）。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未知区。所以知道的、说得出来的，可能并非最本质的。当我们追问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时，也就是在追问，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忽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生活依然继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每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新信息、新情况冒出来挑战我们的身心。大人们还是要忙着挣钱，孩子们还是要忙着上课外班。这几年，媒体都在说要慢下来，把慢生活作为一种时尚：慢生活，大快感；慢一点，等一等灵魂。慢，的确很奢侈，说要慢下来的媒体人，不是比谁活得都要忙碌吗？

慢下来做什么？人的内心永远没有外在世界变化那么快，慢，是为了给心灵医治、成长的时间；给心理适应压力变化、调整状态的时间；给男女彼此了解、学会彼此相爱的时间；给父母和孩子好好说话、彼此认同的时间；给社会各群体沟通对话、相互磨合的时间；给人将目光从外部转向内部、关注生命更本质的东西的时间。

时代如此，环境如此，自我如此。也许我们依然有十万个理由感到不安，但那个让我们能够安心的支点也许只有一个。如果，当不安的感觉再度浮现在我们的心中，那也许正是我们要面对、正视自己并且去追问和寻找的时候了。

饼干公司里的隐形权威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

刘晋锋

像往常一样，上海几百位工会主席到党校接受培训。闲暇间歇，两位中年男子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生产快消品的卡夫公司多单身女青年，而出产工业品的公司尽是宅男，他们决定联手做月老。

张颖（化名）是卡夫公司的新人，两个月前她加入了工会，是因为一些看得见的好处：“工会给会员发福利，还发起工间操，让员工在工作间歇活动肩颈和眼睛……”

以上这些，符合我们对中国工会的一贯想象，但卡夫中国的工会主席陈宝庆非常肯定自己可以做得更多。

命令

那个女人走过来，眼睛看着别处，碰了一下陈宝庆伸过来的手，迅速甩掉，隔着会议桌，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想干什么？”

“请坐！”他说。她身高180，他164公分。

“我只有五分钟，我要去看医生。”

“请坐！”他说。她不说话。他仍然坚持：“你不坐下，我没有办法讲话。”她勉强坐下来：“你要讲什么？”

“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团队，他们是新成立的工会的成员，我要把每一位都介绍给你认识，不会超过五分钟。”

她冷脸听完，走了。

2007年年底，卡夫合并达能在全球的饼干业务，原本的竞争对手变成一家人，合并过程被严格保密。周五合并成功，下星期的周一，她，原达能饼干业务的中国区总裁戴乐娜（Lorna Davis）被任命为新卡夫的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她只有周末两天时间去了解卡夫信息，为她的新职位做准备。不过，她从不害怕任何挑战。

戴乐娜来自南非。她的母亲评价她说：“她有很强的个性，她总是团队里的领导。”1997年，她加入达能公司，没过多久就成为达能在新西兰、英国和巴黎的董事总经理。2003年，44岁的她成为达能中国董事总经理。

五年之后，也就是在2008年初，她的人生中经历一次特别的冲突，就是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比她矮16公分的中国男人，直接对她发起挑战。

当年1月24日，卡夫员工被通知到万达影院看电影并开会，戴乐娜突然向大家宣布要将卡夫的北京总部迁往上海。她说完就离开了，“就好像天阴下来了，大家心情都非常压抑。有的人甚至流泪了。”

一些管理者比员工更早知道搬迁的决定，戴乐娜问他们：“告诉我上海好还是北京好？”他们说北京好。戴乐娜非常生气：“你告诉我北京好在哪儿？”她马上对一位达能管理者发出命令：“你告诉他上海有多好！”一些不服气的管理者选择了不合作，直接离开。

这是卡夫中国总部北京员工绝不会想到的“强权”。曾经，卡夫中国总部办公室从盈科中心搬到SK大厦（相距几公里远），公司提前三个月知会员工，告诉他们搬迁之后的利弊，并征求意见，统计搬迁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如今，要搬迁到1000多公里之外，却是这样强制的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公司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依此模式处理？”另外一个更有深意的猜测是：“这是为了保留上海达能的团队，以迂回的方式稀释北京卡夫的团队。”

当然，公司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为员工提供较高的经济补偿，他们的做法从人力资源和公司管理的流程上看十分职业，也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但戴乐娜忽略了一点，就是这家年销售额超过370亿美元的公司一向有善待员工、注重协商的传统。事实证明，卡夫员工对于自己在整件事中是否被管理层平等对待和尊重最为敏感。

陈宝庆认为：“不是说高于法律标准就万事OK了。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界定的，得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通才行。”

有人想到应找人代表员工与公司谈判，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工会。”

谈判

在一个有等级存在的组织之中，单个人很难成为与不公正抗衡的一方，员工唯有整合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才能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力量需要由一个或几个人来代表。

陈宝庆出场了。

他颊丰鼻圆，天气稍微有些热便汗流如注。彼时，他还是为人低调的部门经理，手下只有一个员工，但他是卡夫在中国招聘的第一位员工。公司里，年轻人称呼他为“宝哥”，他对此也很享受。

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来自卡夫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任总裁。那时是80年代初，他问陈宝庆：“你是为谁工作？”陈宝庆头脑一震，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总裁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工作，提升你自己的价值，未来才有人愿意出高价聘请你。”

接下来20多年，他是非常努力的员工，担任过市场部经理，也做过区域销售总监，是“相对维权意识”较强的人——这些经历和性格特质使得他成为领导这次维权最适合的人选。

卡夫工会从筹备到成立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只花了七天。虽然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员工，但几乎没有人了解工会的相关法规条例。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那时刚刚成立不久，他们迅速地响应了。

公司成立工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司管理方向所属管委会提出申请，成立筹备组，得到批复之后进行选举；一种是员工自发组织，只要5%的员工有意成立工会，便可申请。一天之内，陈宝庆等人便征集到了70多个员工的签名。

“一开始，我们有些担心。在中国，总工会也是政府机构，他们如果怕惹麻烦，会不会就不批准？”后来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全国50多名卡夫员工代表在得到全体员工授权书的前提下，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陈宝庆全票当选为工会主席，这一天是2008年的2月21日。他面临一个新的团队，工会委员来自各个部门。前三天开会，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会议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

陈宝庆回顾这件事情，发现起步阶段最难的事情是他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威信”。虽然，平常大家互相尊重，知道宝哥这个人还不错，但大家并不了解他是否有组织、写作和演讲能力。陈宝庆说：“在一开始，我当选可能是因为没人肯出面。”员工中难以出现一位既敢于担当又富有威信的人，这是一个常见的难题，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主席李广彪对此常常深感头疼。

陈宝庆决定开设一个员工信箱，给大家三天时间提建议，以匿名的形式投寄。三天之后收到了300多份建议书——当时卡夫中国在北京只有200多名员工。

意见搜集起来之后，又是天翻地覆的讨论。陈宝庆认为太多的建议没有任何价值，他提出三条：第一，公司涉嫌违法，而他们不可能撤销决定，所以改为要求公司道歉；第二，大家表达了各自的困难，但可浓缩为一个字——“钱”，所以要为员工争取好的赔偿；第三，公司要很好地安置留下不走的员工。

“集体合同”这个陌生的词浮出水面，成为劳资双方谈判的核心——这正是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对他们的建议。集体合同是工会代表员工与公司签署的，它适用于企业的每一名员工，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拥抱

在卡夫收购达能饼干之后，戴乐娜遭遇过更具破坏性的抵抗，这来自于她的老本家达能。达能在上海漕宝路有一家生产饼干的制造厂，工人担心达能被卡夫吞并之后，达能工厂就会被关掉。这一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纾解，高层与工人也缺乏交流。担心失业的工人罢工了一个星期。戴乐娜非常生气，她雇佣了一家外资的保安公司去与员工周旋。

关于此事，有一个传言：在冲突的过程中，保安疑似故意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工人发现之后，要求公司道歉。戴乐娜面对墙壁，坐了很久。

陈宝庆非常不赞成暴力型对抗。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有人提出罢工的激烈主张，他是最反对的人。他警告他们：“你们一定要完成本职工作，否则也会授人以口实。”在工会与资方进行谈判的那些天，卡夫中国的销售额不减反增，这是以陈宝庆为代表的员工谈判的重要砝码。

陈宝庆不为人知的谈判技巧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他一手拿《劳动合同法》、《工会法》，一手展开情感攻势，经常对戴乐娜的代表、人力资源总监黄琪博说：“我们都是卡夫的人，卡夫员工会因此感谢你们！”

陈宝庆说：“我把我在公司学到的谈判技巧，用于与公司进行谈判，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的，可是为了员工，实际也是为了公司，我最后还是要这么做。”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每一天双方都要就当天达成的共识进行签字。然后，陈宝庆会写一个当天谈判总结邮件发给所有同事。有一天，人全走光了，陈宝庆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站起来，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来。

一方是强势的管理层，一方是众口难调的员工，陈宝庆常感身心俱疲。黄琪博亦如是，他背后的戴乐娜一直没有露面，但戴乐娜每天都要批示双方的谈判结果，然后向更高一级的领导汇报。

谈判过程波澜起伏，也有过进行不下去的时刻，但双方都已经付出了艰苦的代价，也取得过共识，所以没有人愿意放弃。达成最终共识的那一天，黄琪博是最开心的人。

集体合同的签署仪式在公开场合举行。那一天，陈宝庆一早就睡不着，提前到达建国饭店的会场，他发现戴乐娜也早到了。休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她向他敬了一杯茶，对他说：“请喝茶！”进入会场之前，她对他说了一句让他深有感触的话：“你是爱卡夫的！”

陈宝庆说：“这个集体合同能够签署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戴乐娜，不会有今天的集体合同。它本身的价值是我们双方合作的结果。”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戴乐娜给了陈宝庆一个紧紧的拥抱。

但人们仍有被“秋后算账”的恐慌。签署集体合同的那一天，有记者提问道：“戴乐娜女士能不能留住陈先生这样在前期为争取员工利益作出重大贡献的员工？”陈宝庆事后说他对那位记者心存感激。曾经有朋友劝诫他，不要当出头鸟，与公司正面交战的人，就算是离开公司也难以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

戴乐娜说：“不，恰恰相反，接下来我们会认真考虑陈宝庆先生的位置。”后来，戴乐娜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他成为卡夫中国唯一一位内部专职销售培训师。同年6月，卡夫中国授予他“国家贡献奖”，这是卡夫中国员工得到过的最高级别奖励。

这场合并给卡夫带来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此前在卡夫，一项决策的诞生和执行，负责各品类或品牌的管理者都不能只是简单地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学会说服下属并与其达成共识。因此，卡夫公司的高层领导们在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一般是20年。但这种“协同效应”一旦过头，就会变成一个公司锐意进取的绊脚石——戴乐娜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卡夫公司遭人诟病的保守文化。而戴乐娜也意识到卡夫内部对员工的尊重所带来的好处。卡夫中国后来仍然继续扩大其事业的版图，在2009年收购了吉百利。整合吉百利之时，戴乐娜特地把陈宝庆吸收到整合领导小组，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

在这场谈判中，陈宝庆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他向吉百利的工会代表传达了一个谈判心得：“你们也是卡夫人，你们要记住，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政策。”它果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陈宝庆当年谈判下来的集体合同，成为公司而后参照的制度。

不久之前，戴乐娜带着卡夫有史以来在华最好的销售业绩离开了中国，风光地前往一个更高的职位；黄琪博离开得更早，有人怀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贵了！”而陈宝庆未来要为员工争取“薪资协商权”等权益——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公认的民意代表，正准备改变外资企业员工亚健康和过度加班的状况。

他距离退休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雾都中的老外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

李欣

2011年12月5日，大雾笼罩北京。早上，我把厨房仔细翻了个遍，觅到了足够的食物，又用围巾包好口鼻下楼遛了一趟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整整一天窗外都是均匀的灰色，让我感觉仿佛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傍晚。网上到处是航班晚点、交通堵塞的消息，我很庆幸，这一天没有安排工作。

后来，到电台录制《老外看点》的时候，聊起5号的雾霾，四个经常来上节目的老外都说，当天不得不出门工作，而且也没戴口罩——莫楷（美国人）是没能买到；朱力安（法国人）只在微博上转发了应该戴口罩的消息；有朋友送了董默涵（爱尔兰人）几个口罩，他让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戴，自己怕麻烦没有戴；莫大伟（美国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偶尔一两天就凑合了，又不是连续几个月。”

再后来，阴霾被大风吹走，生活照旧，只是“PM2.5”这个术语被大雾普及了——2011年12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地区PM2.5污染物浓度值达到了522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值对美国人来说是有点疯狂，因为美国PM2.5日均值的安全标准是35微克／立方米。

身体的发现

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有一个叫曼彻斯特的小村庄，莫楷在那里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村子临湖而建，周围都是广袤的森林，几十米高的枫树在秋天会不断地变幻出浓浅不一的暖色。

莫楷能讲流利的德语、俄语和汉语，几年前他辞掉了全美福利最好的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大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开了一家做中文翻译出版业务的小公司，拜了北京和山西的师父学相声和形意拳，有空就去鼓楼附近听评书，还能唱好几出京戏，他钟情于中国文化。

但是，每年早春冰雪消融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莫楷都要专门飞回老家去蒸枫糖。莫楷说，家乡的空气湿润、清冽。

2006年，莫楷在美国救火患上了哮喘，来北京后正赶上奥运会，虽说北京的空气比老家的农场差远了，但身体并没有发出抗议。这两年，他的哮喘病和北京的空气一样每况愈下。莫楷看过中医，也戒了烟，几周前他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空气净化器，更贵一些的他也买不起了。

莫大伟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在北京他组过乐队、上过春晚、演过电影，还娶了中国太太。在他看来，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比北京好，包括上海、香港。有一次，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家里，他站在阳台上，竟然感觉自己闻到了氧气的味道。

法国人朱力安也有类似的“身体发现”。他说，以往他的父亲每次从法国飞到北京来看他都会对空气过敏，而他每次从巴黎飞来北京都没什么体会。直到有一次从瑞士飞北京，下飞机那一刻真是对比强烈：瑞士的空气很轻盈，好像可以一直吸到身体的角落里去，而北京的空气很稠、很重，吸上半口感觉肺就满了。

董默涵从爱尔兰来中国十几年了，经常有人问他爱尔兰什么样，他总会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偏心，按照天堂的样子创造了爱尔兰。在爱尔兰，如果一个人的衬衣穿一天领子就黑了，那一定是他/她的个人卫生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进家必须换鞋那一定是有洁癖；如果一个人每天擦两三次地那一定是有强迫症，但在北京这通通属于正常现象。

拿身体打赌

莫大伟今年50多岁，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小半辈子了，当年长发、清瘦的嬉皮士已经是头发灰白的汉学博士、慈祥和蔼的教务主任，他打算退休后搬到中国的小城市养老。

莫大伟周围的不少外国朋友已经被北京的空气质量吓跑了，有个叫Jimmy的菲律宾鼓手，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就活不过十年。前年Jimmy搬到了美国加州，尽管他很喜欢演出机会更多的北京。

莫大伟还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而全家搬回美国，尽管为了做生意，这位美国哥们儿每年还得有一半时间飞回中国。莫大伟说，这件事让他感到内疚，因为他让自己的女儿在北京长大。

前年，朱力安和他的中国太太在重庆、法国和北京举办了三次婚礼。去年的春夏之交，第二和第三场婚礼的间隙，朱力安的女儿在北京出生了。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影响朱力安在中国做事的决心，说起北京的空气、水和食品，朱力安的评价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据我观察，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北京的融入感越强，就越能将就着过日子。

作为中国女婿、两个孩子的爹，董默涵既有逃离北京的冲动，又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毕竟现在爱尔兰经济状况不好，工作难找。于是，他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健康和未来的忧惧迷茫每每会在现实面前化为人生的雾霾，让周围的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让人无处可逃，如梦魇般无力而荒诞。

和莫大伟、董默涵、朱力安不同，莫楷现在还是单身。他说，可能会在北京恋爱，但不会在中国养家，两年后读完硕士就会回国。尽管他认为自己以后会一直做和中国相关的工作，但美国老家澄澈的空气帮他做了选择，因为在中国挣钱实在是拿身体打赌。

《老外看点》会谈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以上这些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说法，我们从未在节目里交谈过，我姑且猜测很多人的反应会以如下三种为主：A.义愤填膺型，破口大骂并以“滚回自己国家去吧”结尾；B.痛心疾首型，外国人太嚣张了，落后要挨打，国人当自强；C.家丑不可外扬型，就算是这么回事，让几个外国人在这说三道四，听着刺耳。可是，我们能夸北京空气质量好吗？言之成理且令人信服，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汉语水平啊，母语是汉语的人都做不到，更别提外国人了。

朱力安说他还有一张底牌：万一问题太严重，他还是可以与家人一起回法国——和那些已经移民海外，但还回来中国挣钱的“新华侨”一样。

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中国向来不缺聪明人，只不过，就空气这件事来说，我觉得人很容易用精明的选择做出愚蠢的决定。

战斗在厨房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唐波

“新国标关于生乳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低的！”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有关牛奶新国标的口水战在媒体上正酣，各利益集团的话语纷纷登场。放下报纸，我一脸疑惑地问老公：“难道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垃圾？”

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北京本地某品牌的巴氏鲜牛奶，同时在普通鲜牛奶和极致鲜牛奶之间随机游移。学习了新国标的系列报道后，才知道鲜牛奶有可能是复原奶（使用进口奶粉冲兑的液态奶），而且就算这样，根据新国标，生乳收购标准要从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提高到每毫升200万个，蛋白质含量从每百克含2.95克下调至2.8克，“那这样一来，岂不是蛋白更少，细菌更多？”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完全搞不清楚即将喝到的是什么了。

天然水

10年前，我在北京买房定居，装修的时候就安装了净水机，据说能够达到生饮的效果，但面对南城水质硬、含碱量高的硬伤，“如果不想得结石，还是喝别的水吧。”一个自来水厂的厂长朋友这样告诫。

送货上门可替换的桶装水是不行的，我亲眼看见过水站的小工把自来水灌进大桶里，于是便开始在超市里对瓶装水挑三拣四。

4升装的某山泉和某香港品牌的蒸馏水成为我用来泡茶、煮饭、煨汤的原料。可是不久后，媒体开始宣传蒸馏水（即纯净水的一种）在制作过程中把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给屏蔽了，长期喝纯净水缺失了这部分营养元素的来源，而从食物中获取这部分矿物质的速度和转化率都比喝水差。咋整啊？还能咋整？振臂一呼，停掉纯净水，把失去的矿物质喝回来！

在某台湾品牌的矿物质水VS南中国海出产的某矿泉水的大战中，我凭直觉挑了南中国海的品牌，无关水质，而是包装：台湾品牌的瓶子软薄，南中国海产地的结实。我热烈地烧开南中国海矿泉水泡茶、冲咖啡、冲可可，直到某天被媒体告知：矿泉水适合直接饮用，烧开了有可能改变其中的矿物质元素！顺带又被告知：矿泉水和矿物质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用水，矿泉水是天然来自地底的，矿物质水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人工添加铁、镁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真是又悲又喜啊，悲的是那么多南中国海矿泉水有可能是白瞎矿物质工程，喜的是自己对包装的直觉还蛮准。

在喝瓶装水运动中，唯一持续饮用的是来自浙江的某山泉，它是天然水，水源无污染，天然含有矿物质，还广告天下是pH值为7.2的弱碱饮用水。从2000年喝到现在，该山泉标注的水源地从杭州千岛湖，转战到湖北丹江河口、广州万绿湖水库以及长白山靖宇，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9年公布的《中国地表水水质月报》，千岛湖——某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类。 Ⅳ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也就是说，千岛湖的水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即便要作娱乐用水也不能和人体接触。2003年，我家每月花在瓶装水的费用是250至300元之间，而那时某山泉4升装价格为4元多，现在是6.8元。难道说，为了避免可能患结石症的自来水，我花了这些钱喝了10年的工业用水？“某某山泉有点甜”其实是“某某山泉有点玄”？

转基因油

古训曰：开门七件事，盐柴米酱醋茶。我炒菜的油，一直用的是某调和油，因它号称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三者的比例达到1∶1∶1的概念，而这些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和血脂的健康密切相关。可是，专家出来辟谣了：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任何单一食用油或者食用调和油的成分能达到1∶1∶1的均衡营养比例，如果油脂真的达到1∶1∶1的比例，外观会呈现黏稠状，甚至无法流动。而且，某调和油所采用的原料——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国内外许多学者检测研究证明,包括孟山都公司自己也承认，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有相当高的有毒草甘膦残留量以及有毒AMPA(草甘膦代谢物)残留物。

转基因食品到底对人体有无损害？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影响暂不清楚”。专家都不清楚，我又能如何？换！花生油，很遗憾，不喜欢花生油的油闷口感，而且花生发霉后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原料隐患重重，又换！就像包装质量决定了水的选择，我选中了某葵瓜子油，因为油桶上4个字闪闪发光：非转基因！还不放心，又加上了进口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炒菜用葵瓜子油，凉拌菜用橄榄油，蒸鱼的最后一道淋油工序也是橄榄油。

很想全部使用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不仅凉拌，还适合高温烹调，特别适合在130℃至190℃的油温下油炸食物。可是，一瓶500毫升地中海地区出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基本价格在60到80元不等。如果制作水煮鱼这样的菜，两个菜，三分之一瓶油就没有了，只好用1.8升30多块钱的葵瓜子油摊薄下成本。

有机蔬菜

除了食用油，“转基因”这个魔咒，继续影响着我的蔬菜选择。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西红柿……铺天盖地的转基因蔬菜中，有机蔬菜就像那撕破滚滚黑云的一抹阳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阅读了大量宣传资料后，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机蔬菜就是没有喷农药、施化肥、加激素的蔬菜——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菜吗？于是我开始选购有机蔬菜，商场的超市里，有机蔬菜们论棵地整齐排列在透明的薄膜里，绿色的有机标识显示着血统。由于购买时只看付款价格，某天看到单价时暗自心惊：土豆一公斤8元钱！话说当时可是2003年啊。

我老安慰自己，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健康第一，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几个当头棒喝：媒体报道东北某有机蔬菜品牌的土地亩数与其超市供应量根本不能匹配，厂家直接收购一般蔬菜贴标后冒充有机蔬菜出售！同样在北京，某有机种植园发现了一些农药和化肥，种植工人给出了答案：“菜起虫子很普遍，夏天长了虫子，有时就用手抓，但也会用低毒农药。”2008北京奥运会农产品供应基地，某农业园的蔬菜大棚里也发现了尿素和硫酸钾复合肥。欲哭无泪啊，我居然用了高出一般蔬菜三、四倍的价格去买同样的产品！

面对高价也避不开农药的现实后，我决定向央行学习，收缩银根，回归菜场，如果能早起还加入了早市买菜大妈的行列。大妈们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买菜不能贪好看，要买有虫眼的，虫子不吃有农药的。”这话行得通吗？万一虫子在喷农药前就把菜叶啃出了眼儿呢？而且我这一生的蔬菜待遇也就和害虫一个等级了吧！不过慢慢地，我也发掘了解决之道：能削皮的瓜果一定削皮！黄瓜，削皮；西红柿，削皮；西葫芦瓜，削皮；豆角……咦，这难度太高，就算能削皮成功，也没啥内容了……嗯，我泡！枝叶类蔬菜一定用淡盐水浸泡半小时以上，丢到锅里热油爆炒，油水四溅，烫得我吱哇乱跳，也许高温能消毒，只是蔬菜的营养物质也消失了吧？

放心肉

说到底我还是个贪方便的主妇，一直在超市买加工好的肉丝、肉片和肉糜，直到某天（又是“直到”），媒体（唉，又是媒体）曝光了：某国际连锁品牌超市把已过期的猪肉加工成肉糜出售！无奈之下，只好眼见为实。在菜场肉摊上，看上哪块肉割哪块，再绞成肉糜，同时还得提防注水肉、无检疫肉……哦，早市的肉一定要警惕，目睹过半片生猪现场切割时，白生生、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紫色的检疫章，极有可能是私屠猪。当然，我也不知道那几个紫色的检疫章到底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不过有点算点，提供点心理保障也算事了。

商场超市也是个买肉的地方，自从2001年英国疯牛病风波后，牛肉一直在商场超市购买。某品牌供应商场超市的牛肉货品，切割部位准确，装盒数量合适，烹调方便，只是价格——2009年撒撒米牛肉是每公斤320多元，牛仔骨是177元每公斤，降霜牛肉就更贵了，398元一公斤；今年，牛仔骨涨到了240元一公斤，降霜我都不敢下手了，一块2两重的肯定要100多。常常买之前，我都要迟疑一下：明天我们还吃得起吗？

进口食品

我大量购买进口食品：饼干、果酱、麦片、干果、黄油、奶酪、咖啡、红茶、冰淇淋、葡萄酒……理由很简单，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比国内严格，肇事成本比国内的高，相应的食物安全性也比国内强，连商标的成分标注也比国内的齐全，参考性强。

可是去年，我开始在打完网球后喝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维他命水，10至18元500毫升的饮料，在广告中说“卡路里越来越低”，瓶身的“营养成分表”却对糖含量只字未提。结果早在2009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男子詹姆斯·科赫和公众利益科学中心（CSPI）就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维他命水传递“具有欺骗性和无确实根据的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生活在旧金山的詹姆斯经常在健身后饮用这种饮料：“我满心以为这样做能获取额外维生素，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摄入了几乎与可乐相同水平的糖分和热量。”而今年，国内某饮料企业也推出了类似的维生素饮料，标签上明确标明了营养成分表，但对含糖量仍然如可口可乐一样只字未提。

防不胜防，步步惊心，结果只能是自求多福，改变自身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餐馆吃饭的次数，因为害怕回收油；放弃培根、香肠和腊肉，为防止亚硝酸盐过量；放弃火腿肠，以为避开了“健美猪”；不吃反季节水果，害怕化学催熟剂或激素；放弃薯片等油炸食品，害怕丙稀酸铵致癌；吃葡萄一定吐葡萄皮，因为葡萄是在生长过程中使用农药最多的水果；吃虾一定去头，因为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最高；少喝饮料，因为糖分含量高……为了提防氢化油所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学会看点心和饼干的成分列表，懂得所谓的“精炼植物油”、“植物起酥油”、“氢化大豆油”、“氢化棕榈油”，或者“部分植物油”，其实都是氢化油。

一个厨房能有多大呢？每次我进入其中却像走上了战场，没有硝烟，有油烟；没有鲜血，有西红柿酱；有各种冷兵器，希望制作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有益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原料都不让我省心。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的各种有关食物的知识，花大量的金钱进行尝试，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完全颠覆，令我在想象不到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我像进入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无物之阵”，看不见敌人，却有损伤，也不知道向谁投诉，谁能负责地告诉我一个准信儿。

我购买的有机蔬菜上标注了投诉电话，当得知农药新闻后我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喝的矿泉水的水源地是否被污染，没有答案；食用油的大豆原料明明含有毒素，没有解释；三聚氰胺喝出了幼儿结石，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最低标准”的鲜奶，“人人有牛奶喝比牛奶标准更重要”，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败的战争？滑稽的是，战败者还在替痛打自己的人买单。

完全无奈了，没有焦虑，只有漠然。我又开始谋划换牛奶，是新西兰的好呢，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是网上买价格合算呢，还是等商场超市做活动？如果某天新西兰的牛奶又提价了，我还要接着喝直到买不起吗？或者我戒奶？

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人人都爱达芬奇？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于晓丹

我在纽约进入时装行业后，每个季度总要经手挂着各种标牌从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土耳其、越南等国，当然也包括中国运进美国的衣服。初做助理设计师时，我的工作还包括核查主标和洗标文字。现在回忆，“哪里制造”这几个字我关注最少，因为标牌上的其他文字都有出错的可能，这行字却极少错。“哪里制造”对于我，就是每天打交道的那些人、那个工厂所在的那个遥远的国家，很少想它背后还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意义当然是有的。在我从小助理向着更高级的设计师职位奋斗的之前和之后的二十年中，世界制造业氛围、市场格局、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哪里制造”的话题其实一直不断——不仅中国人关注，欧洲人、美国人也关注；不仅对消费者重要，对全世界的生产商、法律制定者以及海关执法人员都重要，只是重要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不尽相同罢了，特别是产品的价位越高，奢侈程度越高，对“哪里制造”就越敏感。这几个字除了反映着产品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左右着全世界微妙的消费心理，去年在国内发生的“达芬奇家具”事件，说到底，其核心问题不就是：这些家具究竟是在哪里制造的？

可问题是，如果确实是在意大利制造，“达芬奇家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如果不是，它是否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判定过失？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用“yes”或“no” 就能轻易回答的问题。

1997年·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

在“全球化”，或更明确一点，“全球供应链”模式出现之前，人们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大多是中国制造的，在意大利买到的东西也大多是意大利制造的。那时候，要想在地球的另一端进行生产，再把产品运回地球的这一端销售，其代价不可想象。但今天，这样的情形不但被想象了，而且已变成几乎所有制造业的现实。苹果公司的任何产品如今都是在美国设计，在海外生产，再销往世界各地。1960年，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价值只有8%来自进口，1980年是14%，到2009年，差不多是60%了。

意大利过去是世界主要出口丝绸制品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奢侈品品牌大多有一类以丝绸为原材料的服装服饰。科莫曾经是意大利的丝绸之都，20年前，假如你有一条意大利品牌的丝巾，其原料很有可能就来自科莫。1981年，欧洲90%的丝绸出口靠9万多科莫人支撑，他们生产的布料或丝巾、领带、衬衫等成品销往米兰、巴黎、伦敦及大洋彼岸的纽约。这些丝制品，尤其是丝巾的价格昂贵，古奇或菲拉格慕品牌店（非下线店或直销店）里出售的90厘米见方的一条，售价近400美金；巴黎的爱马仕就更离谱，最高售价近千元。丝绸之于科莫，就像龙虾之于美国的缅因州，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产业。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明显的变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先是科莫不再生产生丝，随后整个意大利都不再生产生丝。再后来，丝线也不在意大利纺了，连布也不在意大利织了。丝绸布料出口曾经占意大利总出口价值的5%，到1990年代初，意大利竟从丝绸出口大国转为进口国。今天，你手里握着的一条标有“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很有可能只有最后一道生产工序——给裁好的布料包边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当然，也是在这里被挂上“意大利制造”标牌的。

那么现在这些丝绸布料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多半是：中国。那么，从法律意义上讲，最后在意大利完成的这些丝巾还算“意大利制造” 吗？

从前也许算，但到1997年，至少对美国来说，差点就是个问号了。因为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进口法”，特别规定丝巾要符合“意大利制造”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丝巾的布料加工及处理，比如染色、印花、过浆等，至少要有四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如果这个新法令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意大利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丝巾绝大多数将改挂“中国制造”，而非“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这一法令令意大利人非常痛苦。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意大利丝绸协会秘书长圭多·特塔玛尼的反应：他愤怒地用拳头砸着面前的桌子说，“那么这张桌子是不是得写‘巴西制造’？就因为提供这个木料的树长在巴西！”痛苦，是因为那时候美国已是意大利最大的丝绸客户。丝巾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其生产工序简单，售价却高，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纺织工业的出口收入中占着很大比例。而正因为它从原料到成品所需工序简单，便很难符合美国新进口法的要求。因此，此法令若执行，意大利的丝巾生产商和经销商所受的伤害将最严重。

美国颁布这个法令，其起因说起来，也与中国有关。那一时期，由于纺织品配额等政策限制，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的方式，以规避各种关税，这就伤害到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纺织工人的利益。在欧洲工业官员的压力下，这条新法令最后看来并没有执行。

2000年·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

十一二年前，我第一次去米兰出差，惊异地发现街上随处可见熟悉的中国面孔，即使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担心迷路。跟他们搭讪，听出他们大多操着浙江口音，多半在温州人开的衣厂里做工。后来去巴黎，也遇到类似情形，只是巴黎相对大，不像米兰那么明显。回到美国不久，就接连看到消息，这样的工厂在巴黎很多，在意大利更多：米兰有，罗马、佛罗伦萨等有传统制造工业的城市里都有。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中国人聚集地，中国人注册的纺织企业比意大利人注册的还多200家。中国除了向欧洲出口了大量丝绸原料，从1980年代开始，也向欧洲“输送”了大量低价劳动力。

于是，有人提问：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即使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就真的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了解行业内幕的人会回答你：未必。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意大利的某工厂，便是由这些中国移民开的。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常常不具合法身份，以每小时2欧元或每月120美元的薪酬，几乎24小时轮班倒地生产着挂“意大利制造”标牌的服装服饰。像苹果公司可以连夜把工人叫起来赶做iPhone一样，这些工厂也可以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完成1000件由下包合同商指定样式和颜色的连衣裙。这个速度和弹性让欧洲人惊叹不已，也激起了很多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大量工作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了，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工业传统节奏被中国人彻底打乱了。科莫的许多中小企业甚至都已倒闭，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国际旅游城市。

普拉托市外郊在2000年前后渐渐形成一个“快捷式时尚”工业区，街上到处是中国服装批发商。附近的停车场上，常常停着一排来自欧洲各地的货车，里面坐着满面焦虑的零售商，就等着这些批发商尽快拿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由他们运回各自国家，再加价卖给当地顾客。

2005年·“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一家专门销售法国品牌珑骧(Longchamp)的网站从2005年开始不断受到顾客质疑——他们销售的珑骧包到底是“法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店主为此制作了一个标准答案：“大部分折叠包在中国制造，少数限量版如‘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制造，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珑骧品质，也有一些在突尼斯制造。”为了确保答案正确，店主还给珑骧公司写信求证。公司回复说：我们对质量的保证是以“由珑骧制造”而非“在哪里制造”为根本，即“Made by Longchamp”而不是 “Made in××”。

这虽然是个优雅的回复，却可能无法改变消费者渴望了解“原产地国”的微妙心理。

有些消费者相对愿意选择产自本国的产品，比如全球化刚开始时，很多美国消费者情愿选择美国制造或至少是美国组装的产品，以表达支持美国本土工业的姿态。当然这只是那时的姿态而已，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全面彻底地接受了消耗他国原材料而制造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对来自某些国家的产品怀有特别的戒心甚至敌意，这在高档品或奢侈品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坦率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更愿意购买挂有非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而且似乎任何档次都如此。我自己与国内合作的品牌，当我们讨论主标和洗标内容时，我在国内的同伴就建议不要写“中国制造”的字样。

这就是一些研究者早已发现的现象。消费者在选择奢侈品时，尤其喜欢用“原产地国”作为他们做决定的参考或决定因素。“达芬奇家具”事件两次高潮，其实都利用了这种心理而找到社会的支持。一次是说它假冒意大利制造实为中国制造而招致大众的否定；一次是用各种方法证明它的确为意大利制造，又赢得了社会的同情。我的一位有钱朋友，家里正好用的都是从达芬奇家具店买的家具。第一次高潮时她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第二次高潮时就好似狠狠地吐了口恶气。

2011年·LV还是从前的LV吗？

路易威登家族中的“老花经典”系列，是路易的儿子乔治在1896年设计的，据说那三朵花的灵感来自19世纪晚期的“日本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说法一直没被证实，但被证实的是，到2006年年底，40%的日本人拥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产品，而且大多是老花系列的。日本海啸过后，报纸和互联网上曾出现过一帧幸存者照片，照片里两名妇女紧紧靠在一起，两人手里都拎着路易威登包，其中一只也正是辨识度极高的经典老花款，售价在1000～ 1500美金之间。

不知道这两只包买自哪里，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两个女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么问，是因为现在的路易威登不像从前只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店铺，销售的全都是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阿尼耶尔市路易威登老巢里的手工制作，购买者多半是老派贵族。现在的路易威登仍然在香榭丽舍大道那座美丽的七层小楼里，但这个logo同时也是纽约中国城几乎每间店铺装点门面的主角。几年前，在海关严格管制假冒名牌出入境之前，从北京或上海到纽约的飞机上，LV是出现在女性旅行者手上最多的装饰品。

中国人对奢侈品牌的热情更是无与伦比，但同时还能在如此悬殊的品质空间里各取所需，无怪乎让世界舆论有“中国人搅乱了奢侈品市场”的说法。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即使从表面看，这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奢侈品市场说到底还是先被欧洲自己“搅乱”的，中国人即使摸了鱼也是在已浑的水里摸到的，水若至清怎么会有鱼可摸？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奢侈品品牌公司，大多始自一百多年前某个人开的店铺。这个人常常是位谦卑的艺术家，埋头创作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工制品为皇室宫廷服务。后来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个人资本的出现，奢侈品制作的对象转变为欧洲老派贵族和美国新兴资本家，如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等。那个时候的奢侈品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有传统的历史、高级的品质、有个性的生活态度。那时候从个体手工制作发展出的奢侈品工业也不过是小型家庭企业，只为极其有限的合适顾客提供极其小量的制作，手工的品质一直保持不变。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中国消灭阶级追求人人平等的时候，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社会实际也发生着类似的政治革命。分明的阶层界限被打破了，任何人都可以爬上政治和经济的阶梯，有资本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高贵”生活品质。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旅行的机会也比一百年前大大提高，眼界扩展后必然是品味的提升，对好东西开始认识并火速需求起来。于是，1980年代末，亿万财团嗅到了奢侈品行业的商机，开始买下或侵吞这些家庭式小作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原先靠经营酒发财，后来买下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古奇等十几个奢侈品牌LVMH公司。这些财团放大品牌身份，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造就新消费阶层，把小型的奢侈品工业变成了现如今年销售额高达157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并美其名曰奢侈品的“民主化”。

这个民主化的目的被这些资本大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主意，但为了实现这个平等，他们还要借用这些品牌不平等的传统，拿这些品牌的旧日品质当最大卖点。于是，他们仍声称这些产品是在欧洲手工生产的。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谁都知道人工最昂贵，这些奢侈品的价格这么高就应该被理解，而且随着好的手工劳动者的日益减少，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但曲高和寡，太贵毕竟不能实现这种财团的利益梦想，于是他们同时给这些奢侈品牌追加下线品牌，比如Giorgio Armani（阿玛尼）旗下现在就有EmporiorArmani，Armani Collezioni，ArmaniJe ans，Armani Exchange，ArmaniJunior等商标，让各个年龄、各种经济背景的消费者都有购买这一品牌的可能。竖向扩张之后再横向扩张，除了服装服饰，阿玛尼如今还经营家居用品、化妆品、首饰、酒店度假地等产业，品牌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活活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阿玛尼如此，其他奢侈品牌无一不如此。大多数消费者只知道这是阿玛尼，根本分不清在纽约州一个叫Woodbury直销店里的阿玛尼跟五大道上的阿玛尼有什么不同。很多消费者甚至连“奥特莱斯”的实质是什么都搞不清，以为它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厂家直销”所以才价格便宜，连我自己也是在行业里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式，卖给五大道高档百货店和卖给奥特莱斯店所用的面料和辅料不会是同一个价位，给前者可以用2元一米的德国蕾丝，后者常常只能用五六角一米的中国蕾丝替代。而且，即使你想都用，也用得起2元的，五大道的百货店也不允许你给奥特莱斯店用。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那些有钱的明星如果真的追求身份和个性，我觉得，倒不妨追求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独立品牌。就像很多有品位的人懂得看独立制作的小电影一样，明白独立才有创作激情，才有自由的想象力，独立才是智慧和身份的真正体现。好莱坞明星基努·里维斯参加电影活动，从不穿大牌，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决定达芬奇家具的好坏只应该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好的品质即使是非洲难民营制造也不可磨灭，恶俗的品质即使是凡尔赛宫制造也是垃圾。奢侈品的民主化貌似正义，实际是资本主义玩的最大计谋，它利用的好像是我们对平等的渴求，对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是我们最深层的虚荣和不愿意做自我选择的懒惰。所有人都放弃选择什么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不才给那些只为赚钱的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创业——特立独行的人做与众不同的事

“如果”只有24小时

“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张卓

只有德国人才能在中国卖保质期只有24小时的果汁，这需要有超强的责任心和把控细节的能力，还要能抵抗住中国人喜欢高速扩张的诱惑。

“我不知道外面的水怎么样？现在也不太愿意喝别人做的水。”德国人傅伦（FloEysler）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用力吸吸管。

在中国，傅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不好”：首先，他屏蔽了那些在北京专门为外国人配送的西餐，因为“味道不好”；其次，他拒绝食用赛百味的三明治和麦当劳的汉堡，这类大型连锁快餐都被傅伦定义为“没营养”；中餐，他不喜欢油腻，最爱吃的是“宫保鸡丁”和“煮毛豆”。在“喝”的问题上，苦恼更多。欧洲的矿泉水多为气泡类，来到中国后，傅伦必须让自己适应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去超市选购果汁，他阅读完包装背后的成分说明后摇头，这与他定义的新鲜健康相差甚远。于是，他只好喝啤酒，来中国的这几年，体重骤增。

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傅伦喜欢自带白开水：无论在咖啡馆、办公室还是走路时，一口渴，他就会旁若无人地掏出水壶。大部分中国人会“嘲笑”这个34岁，身高近一米九的外国男人，但他毫不在意，毕竟，自己做的水才放心。

9月2日中午，傅伦谢绝了中国下属一起吃饭的邀请，从硕大的黑色的双肩包里取出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午饭：黄瓜和西红柿搅拌成碎泥，一片德式奶酪，两片黑麦面包，配1升的白开水。

从小，傅伦的父母就禁止孩子们食用麦当劳、肯德基，这个德国家庭对“糖类”的摄入持有苛刻的观念。“我知道中国人都觉得吃糖没有大问题。你们最关注的是少盐少油。但在德国，我们是不吃不喝有太多糖的东西，我妈妈很小心糖，”傅伦说，“她教给我，超市里的各种饮料不过是有糖的水，喝咖啡时也不要加奶或糖。”

德意志家庭坚固的饮食观让傅伦在中国面临着“无饭可吃”、“无水可喝”的窘境——这也是他和他的鲜榨果汁生意“如果”（iFJuice）的前传。这个生意的起点是解决“个人温饱”。五年前，他问朋友：“在中国，我要做当日鲜榨的果汁，保质期不长，为的是供应给和我一样注重健康的人。这样能不能赚钱？”绝大多数答案是“不能”。

“正因为都说‘不能’，我才决心做。”傅伦说，“那时，没有人可以想到我的果汁可以发展成这样，中国发展得太快，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当日鲜榨”的果汁

临近黄昏，是傅伦一天里最紧张的时刻。他的鲜榨果汁目前只有一天的保质期。这意味着，过了晚上六点，卖不掉的果汁将被退回。配送员将果汁运回公司，供傅伦和他40多个中国员工任意享用。但显然，每喝下去一口，大家的情绪都复杂而微妙。

创办“如果”的第二年，傅伦在新发地租下了一个400平方米的工厂。每天下午两点，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橙子、山东的西瓜、泰国的芒果经由水果批发市场集中到工厂。水果被塞进一台专门负责清洗水果的大型机器中，一阵轰隆隆过后，三台美国进口的榨汁机会将成吨的水果去皮榨汁，无菌工作车间，五六名工人调味装瓶，包装分两种：小的300毫升，大的1.5升。

9月2日，周五，350升的果汁被装进大大小小500个密封瓶中。晚十点，榨汁工作结束，新鲜果汁半成品等待第二天清晨被送往位于新城国际的店铺，或送往高档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咖啡店和提前预订的会员家中，小部分摆放在店内。据傅伦介绍，现在50%的零售客户是中国人。

每年的3月至9月是“如果”营业额最好的时段，每天退掉的果汁占总产量的5%。入冬后，因为货源不足和北方糟糕的气候，“如果”的业绩略显消沉。

大量的新鲜橙汁、芒果汁被倒掉。曾有人建议：干脆让“如果”鲜榨果汁变成在48小时内饮用，因为它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傅伦立刻就像个孩子一样生起气来：“我的品牌一直告诉大家是‘当日鲜榨’，这一点绝对不能造假。否则，就变成了一件骗人的事情。”

一瓶300毫升的“如果”鲜榨橙汁定价18元，要从4个橙子中榨取——两个是美国的夏橙，两个来自湖北。前者甜度高，后者酸度高，初秋季节，这两种橙子被认为是“完美搭档”。

“我的果汁不添加任何糖分，所以要用果味调果味。”傅伦说：“你喝大品牌的果汁可能一年四季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果汁在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口感。”

“如果”的采购员保罗来自西藏，常年泡在新发地选购水果。9月，海南的香蕉断货涨价，保罗选用菲律宾的进口香蕉替代。有关水果，他是半个专家，靠口感就可以检验出水果的优劣：“9月，北京最好的苹果是山东产的，西瓜是海南的够甜，在这个季节，国产的橙子不好，高品质的要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进口。”

周五，傅伦奔赴新发地，目的地是“如果”的生产车间，20公里的路程，每两周一次。傅伦一边用iPhone回复邮件，一边交代坐在后座的助理琳达催促上海工厂尽快将果汁瓶发到北京。“上海工厂回复说周一没有那么多量，可能发不了货。”“琳达，我建议你再催一次，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有多少发来多少，好吗？”对下属，傅伦的态度多是“我建议”、“我认为”，然后会在结尾加一个大大的“反问”。

琳达喜欢傅伦的温和有礼，但也见识到了他德国式的工作节奏。2010年年底她来到“如果”公司工作，几个月前开始做傅伦的助理。某天早晨她打开邮箱，看到傅伦连续发了两封邮件，时间分别是凌晨和早上六点。“他难道不睡觉吗？”琳达疑惑。

金牛座的傅伦很享受“工作狂”的外号，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围绕在“丽都（家）——紫荆豪庭（办公室）——新发地（工厂）——新城国际（直营店）”。没有周末，也绝少有业余生活。有时他和家人朋友吃饭，琳达也会接到邮件：“琳达，我今天去的这个餐馆很不错，也许适合果汁的售卖，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车开过四方桥，周遭的景象发生变化：高档写字楼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大货车和路边各类嘈杂的露天杂货市场。傅伦忽然感叹：“这里（南城）和朝阳太不同了，但西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城市太有意思了。”

德国人的生意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傅伦总也搞不懂中国的市场和政策，有些问题来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相关部门一面认可“如果”的新鲜，一边担心“太过新鲜的东西是否绝对安全”。傅伦同意安全对于食品来说最重要的，但是不需要牺牲营养，他要提供的是既安全又有营养的果汁。有一些人劝傅伦：“你做兑水的，加入防腐剂反而简单，麻烦少很多。”

傅伦后来才明白，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任：“人们给孩子买牛奶害怕，买蔬菜、水果只敢选择有机的，可有机的也经常是骗人的。我最烦心的事是孩子们没有真正可信赖的食品。麦当劳、肯德基对身体太不好了。”

“回扣、返点”这些中国的商业潜规则傅伦已经习惯了，他的财务和销售再也不用在办公室里苦口婆心跟他沟通商业规则里的中国奥秘。今年中秋，傅伦主动问销售：“要不要送点月饼给客户？”

傅伦耸耸肩：“很多事我都懂了，但我绝不做违法的事情。”

2003年，傅伦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实习，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从虹桥机场到大众公司所在的安亭是一个半小时车程，他算了算，在德国，这段路程可以从慕尼黑开到纽伦堡，足以跨州。儿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城市美因茨（Mainz），长大后，随父母搬到了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大学期间，他去伦敦旅游，回来后觉得慕尼黑“太小，太没意思了”。

来上海前，他对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好奇：“我喜欢Urban（城市化）的地方，在德国，只有柏林有一点这样的气质，其他城市太小了。记得我刚来上海，一下飞机看到这么多人，就想，这个城市一定很有意思。”

2003年3月，傅伦结束实习回国。半年后，拿到经济学学士，申请加入大众，被派到中国。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换成了北京。在大众，傅伦负责采购，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在出差，从江苏到湖北、东北，飞机降落后进酒店，开完会走人。在大众工作三年，他没能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少数的娱乐是和德国同事去三里屯喝酒，能说的中文仅限于打车指挥司机“左转，右转”。

2006年，公司内部调整，加大汽车零件的出口业务。傅伦对工作失去兴趣，想换到其他部门，未果。他决定辞职，而且计划先好好学中文。

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德国人汉斯。汉斯是一名律师，素食主义者，两人见面不约而同地抱怨起中国的饮食。“我和汉斯之前的工作和吃喝一点关系没有，但我们都比较注意身体。聊完天，我们决定在中国做一个能让人放心喝下去的鲜榨果汁。”

对于两个德国人来说“放心喝下”的鲜榨果汁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无浓缩，当日鲜榨，100%新鲜水果，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傅伦形容“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榨的果汁”。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年底，傅伦和汉斯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创业。他们用典型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学习不同种类的水果，比较榨汁机器，了解加工过程，研制果汁口感，去中国香港和泰国考察鲜榨果汁市场。诞生于英国的鲜榨果汁Innocent给他们很大启示，但英国公司是找人代工贴牌。在中国，傅伦没有找到这样的工厂。朋友向傅伦推荐过一家中国知名果汁生产厂，参观后，傅伦很生气：“他们说是纯果汁鲜榨，但用了别的东西，包装上也不写明，这绝对不行。”

绕了一圈，傅伦发现：自己想做的这个果汁的确很难，从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2007年底，傅伦和汉斯共拿出30万人民币，成立了“如果”鲜榨果汁。傅伦负责销售经营，汉斯掌管采购研制产品。他们首先需要抵抗的是来自中国朋友们的善意劝告，一个中国朋友告诉傅伦：“你一瓶果汁必须定价50元，中国做生意面对两类客户，一种很有钱，一种很穷。”傅伦害怕：“一个公司如果只为赚钱，东西只卖给有钱人，我真的不敢做。我们想把产品介绍给更多的中产阶级，那才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群体。我们需要让这些人了解一种新的产品，就是真正的鲜榨纯果汁，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市场。”

生意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前，丽思卡尔顿酒店希望“如果”为酒店提供早晨的果汁，但不能用“如果”的品牌。此前，“如果”一天的果汁产量是50升，果汁加工在新城国际30平方米的小店里就可以做。丽思卡尔顿则需要30至50升果汁——果汁机器被搬到酒店厨房。随着奥运会来临，更多的五星级酒店找到傅伦，产量的成倍增长促使他们在新发地租用了工厂。

酒店的需求摊薄了“如果”的成本。“夏天，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上好品质的橙子，需要从美国进口。一个集装箱是10吨，单靠做品牌，小企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个量。酒店的大量订单让‘如果’有了规模效应。”傅伦说：“但这不是我做生意的目的，最终我还是要做自己的牌子。”

“钱来得越快越坏”

傅伦刚得到一笔1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购买专业的果汁杀菌和自动包装设备。这样一来，他就可将一天的保质期延长到两天——保质期延长意味着果汁销售渠道的扩展。但他还在找至少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品牌建设和开更多零售店。

傅伦在这期间约见了很多投资人。大部分人的口径如出一辙：两年后我可以帮你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傅伦听了这种话总是很紧张，摆摆手说：“好好好，感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按照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傅伦坚持认为“钱来得越快越坏”，自己也会受不了，所以他很紧张。他发现现在在中国找钱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他要的是一种信任关系，只有相处时间越长，人和人之间才有信任。中国朋友经常“责备”傅伦，说他这样做生意太难太累。但他辩解说：“德国人做生意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喜欢做市场营销，我们相信‘value for money（物有所值）’。好东西口口相传，我做的就是好东西。”

9月5日早上9点半，在新城国际小区的“如果”店前，配送员小朱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跨上一辆橘黄色的电动自行车，开始一天的送货。傅伦并没有要求小朱一定要穿正装，但小朱喜欢这样，因为“显得正式”。

配货员小朱卖过菜，摆过路边摊，2011年因生意不好经朋友介绍来“如果”当配送员。现在，小朱在忙着考驾照，按惯例，报驾校的钱是公司掏的。“我没有去大型快递公司，是因为喜欢傅伦。而且在这里做配送员还是有盼头的，据说现在的生产和采购经理一开始就是干配送的。”

在为几家位于三里屯的咖啡店和外卖店配完货后，十点，小朱敲开了住在盈科中心的一家美国会员的家门。他们是“如果”的常客，今天他们订购了一桶西芹青柠汁，每隔一天，女主人都会订购一桶果汁，家里有聚会时会买得更多。对常居北京的外国人来说，“如果”满足了他们对“新鲜健康”的要求，经由她介绍，很多朋友都成为了“如果”的会员。如今，“如果”有100多个会员客户，其中有演员何冰、宋丹丹。

琳达2010年年底来到“如果”，她是被傅伦的真诚和笑容打动的，更为重要的是，她信任这个德国式的企业。“当你为一个好产品工作时，是受人尊敬的。”琳达说，“我也有朋友做国际倒爷，一年100多万，但我不喜欢。”之前在大公司，她只干自己份内的事。在“如果”，她的工作会涉及人事、采购、客服。最近，傅伦谈客户也带上了琳达。

从2007年两人用30万元的创业资金创办“如果”到2011年的若干股东、300万元的总投资，如今，“如果”在北京有20个售卖点，180个会员，为10多家高档酒店、20多家餐厅提供产品。2010年，“如果”年收入超过300万元，共售出12万瓶果汁，相当于每天销售300—350升果汁。2011年，傅伦的目标是一年生产20万瓶果汁。

但琳达的朋友还是经常问她：“你们公司都四年了，还这么小，没前途啊。”琳达说：“我觉得中国社会太浮躁了。”

2011年9月，因为配货量增大，“如果”的发货地点从新城国际改到新发地，公司内部就经历了短暂的混乱：改变配送路线、重新调整发货程序等等。最大的难题是傅伦在犹豫是否要找第三方物流配送。最后，尽管成本比较高，他还是选择自己来做：“我的果汁是鲜榨的，运输要冷藏，我不相信第三方物流能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做的果汁肯定是一个好产品，之前的中国没有这种东西。”琳达为自己的老板辩护。对她而言，“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78个股东的咖啡馆

78位股东聚在一起，用“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建起了一间“很多人的咖啡馆”。

刘洲

“咖啡馆发大水了，请在北京的股东过来帮忙。”11月9日晚上10点，“很多人的咖啡馆”在微博上发出第一条求助信息，这场“洪灾”是这群因咖啡馆走到一起的年轻人自开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经过八九个股东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因暖气片水管爆裂引发的“洪灾”暂时被引流，数十位未能来“抗洪”的股东纷纷致电给他们。

这家位于北京现代文学馆对面的咖啡馆，之所以叫“很多人的咖啡馆”（以下简称咖啡馆），是因为它是很多人出资一起开的咖啡馆，它也是一家很多人参与管理的咖啡馆。这间195平方米的咖啡馆有着78位股东，股东出资最低2000元，最高2万元。

“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模式

现任董事长蚊二妞是咖啡馆的发起人，蚊二妞是她的网名。去年北京的冬天长达5个月，阴冷的天气让二妞打不起精神，“多想面对阳光端一杯咖啡……”，面朝电脑背对阳光的她喃喃低语。

这低语被二妞的男友听到了，说：“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一定很多，如果大家都出一些钱，不用一个人承担几十万元的投资风险，你也不用辞掉工作专职做咖啡馆，你的咖啡馆梦就能实现了。”二妞男友的网名叫冰一，是位律师，现在是咖啡馆的兼职法律顾问。

2011年1月7日，二妞开始行动，“我们用2000块钱来开间咖啡馆吧”——第一个帖子发在豆瓣网的“吃喝玩乐在北京”小组。没想到第一个跟帖上来就泼凉水：这是非法集资，楼主是骗子。二妞修改了原帖内容：钱并不是交给我，而是大家一起来用。我也不会辞职来开店，募集到资金后将按照有限公司进行注册，大家会成为公司的合法股东，按照股份共享利润，共担风险。

利用跟帖、豆邮的形式，报名参加的人逐渐多了起来。1月10日中午，二妞将帖子复制到豆瓣的“我们都很爱创意”和“没钱也旅游”小组。一周后，“很多人的咖啡馆”小组建立，小组名后来也成为咖啡馆的名字。二妞一开始就想好了，咖啡馆是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的，所以取名“很多人的咖啡馆”。很快，有了“很多人的咖啡馆”QQ群。不过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质疑声也一同增加。

二妞在帖子发出后一周，就收到140多人的投资报名，她赶忙关闭了帖子，按照时间先后，选取了前50名作为股东。不过，仅仅是网络上沟通并不能让有投资意向的人建立真正的彼此信任。1月中旬，因为咖啡馆在网上聚集的这群人第一次在线下见了面。见面前，二妞暗自心想，男生会很少吧，一来她发帖的豆瓣网常常就被贴上“文艺女青年聚集地”的标签，二来有浪漫咖啡馆梦的往往都是女生吧。约好的时间到了，来人与二妞的预计截然相反，“一水儿的男生，还是典型的理工男”。细心的二妞计算过咖啡馆的出资股东男多女少，并且活跃的男生数量超过女生。

那天的聚会，有个网友是专门来提意见的。他认为，二妞必须拿出一份咖啡馆的完整策划和执行方案，然后才能使线上报名的人安心地投钱参与。二妞却认为：“股东并不仅仅是投钱进来，他们还要参与到咖啡馆的筹备和运营中，不是说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具体执行操作，我的愿望是，将很多人的金钱、时间、精力集合起来，能够在统筹管理下完成这件事。”

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最终明确了一个理念：咖啡馆将采取“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的模式。那天，大家热情很高，仿佛儿时春游前一天般兴奋。

“我们能凑10万元，就用这些钱开一个咖啡馆吧。”10万元并不是他们调研得出的所需投资额，而是按照每人投2000元，到场大约50人估算出来的。事后，这个拍脑袋想出的投资额受到咖啡馆的运营顾问莫克多次“嘲笑”。

4月1日是咖啡馆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一个2000元存折交给了二妞，来自网名为“等咖啡”的一个笑起来很灿烂的姑娘。后来，她成为咖啡馆第一名全职店员。二妞一直都非常重视股东之间的信任，在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上，二妞想了一个办法：请股东们自己保管出资款，每人开个账户，把钱存进去，把存折交给二妞，密码则自己保留，待要使用这笔钱的时候，由股东自己把钱取出来。随后，这些较早报名的股东开始给各位股东打电话确认入股金额。

制度先行

第一次股东会议在热烈讨论中结束，除了确立了咖啡馆建立与管理模式外，还讨论出大致的时间表，但咖啡馆的股东如何管理、制度如何设计却都没有着落。

对咖啡馆何时能真正开张，二妞似乎不太着急，她事先做好的心理准备是希望用一年来完成这件事情。“她懂得退。”莫克认为，二妞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遇到股东分歧，她既不先讨论是和非，也暂时不往前走。如果她一味带着咖啡馆前进，必然会有股东为她制造困难，建立规则者有时会首先践踏规则。对于咖啡馆，这样的董事长挺好的。”

莫克的网名是“莫克gg”，本名赵山君。他大学毕业后成为北京知名书店雨枫书馆的运营总监，目前全职服务于聋儿康复NGO（基金会）“咿呀总动员”。莫克第一次关注二妞的帖子是在1月，尽管没有参加第一次股东会议，但凭借运营雨枫的经验，莫克在QQ群里提出各种建议和指导，后来他成为咖啡馆的运营顾问。从一开始，莫克就选择不成为股东，因为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批评他们”。

今年春节后，咖啡馆QQ群的线下活动频繁起来，每周都会有一次聚会。那些日子，为了照顾住在北京各处的股东们，二妞在京城东南西北四处开会。为了增强股东的黏性、让大家彼此了解，除每周一会外，二妞还会邀请大家周末一起打真人CS、放风筝等。

频繁地见面加强了股东间的认识和了解，也确立了咖啡馆的董事会制度：五名董事和两名轮值董事负责咖啡馆的管理和经营，另设两名监事及法律和运营顾问各一名。此外，无论是投资两万元还是投资2000元的股东，在咖啡馆的议事制度中都只拥有一票，投资金额的多少只在年终分红中体现。股东们觉得莫克性格很好，又有“很多人模式”的实体运营经验，就请他出任运营顾问，他不拿报酬。

咖啡馆第一轮招募了股东50人，聚集起20万元的资金。之后，莫克在豆瓣发了一个帖子，详细列出咖啡馆预算，在不计收入的情况下，一间咖啡馆的一年运营支出需要70万元。得知这一数字后，50名股东又面临新的挑战——是增加股东还是追加投资？如果增加股东，那么后进的股东与之前的股东是怎样的关系？此外，由于注册有限公司，股东人数最多只能为50人，如果股东超过50人，那些隐名股东的权利保护肯定不及实名股东，这又该如何协调、如何建立彼此的信任？加上部分股东提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交齐增资。摆在很多人面前的是不曾预料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QQ群讨论、群组邮件频繁往来，最终股东们决定两条路同时进行：增加30名股东；股东继续融资。“是协调的力量，还是这群人的素质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宁愿相信是后者。”莫克说。

莫克说的素质也许可以理解为网络世界的ID与他们在现实社会的身份正逐渐统一。互联网发展至今，这是作为普通网民最为深切的感受。网络让这些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想聚集资源做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事，他们从网上走到现实中，他们选择彼此信任、凡事共同协商，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就这样，80位股东招募完毕。在咖啡馆开张前夕，有两位股东要离开北京，最终确认78人入股，投资款为41万元。股东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读高中三年级。起初，股东仅限北京，但是招架不住网友的热情，吸纳了两名外地股东，最小股东便是来自海南。注册的公司有实名股东22名。尽管41万元与70万元的理想投资额仍有差距，但是股东大会决定咖啡馆先开张，争取尽快盈利。

“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很多人的咖啡馆”，这是咖啡馆在新浪微博的自我介绍。这个加法等式是咖啡馆一路走来，股东们在分歧、妥协到趋于认同的过程中，一条条总结出来的，股东们的这些共识与承载他们梦想的咖啡馆同样重要。

面向股东全透明运营

公司有了，钱有了，制度有了，接下来就是咖啡馆开在哪里、怎么装修。QQ群里的讨论依旧热烈，股东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分工，有人说我下班早，可以去选地方，有人说我学设计的，装修可以帮些忙。于是，装修小组、选址小组应运而生。

在选址阶段，股东中理工男们的作用显现出来，他们详细地计算、分析、讨论各种方案的可操作性，最终咖啡馆的股东一致同意放弃选写字楼或二手转让，定下了租金相对便宜的现址195平方米的咖啡馆，月租2万元。

9月10日，咖啡馆进入“内测”，开始试营业，咖啡馆开起来了。每一个走进咖啡馆的人都会在那里的股东墙边驻足，上面有几十个相框，全是咖啡馆股东的照片。每当莫克遇到与股东或董事分歧时，他就会走到那面布满笑容的股东照片墙，看看那些发自心底的笑容，他的委屈会逐渐消散，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挺有意义的。

二妞和莫克很清楚股东对董事会的抱怨和不满会长期存在，而透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所以他们一直把所有沟通都在QQ群上公开，让一切行动都在大家的关注和理解中进行。他们发起了“每日店员”的活动，邀请股东选择一天，作为咖啡馆的店员进行服务，以增强股东的参与感，这也是给股东们一个机会体验董事们的付出。每周二，咖啡馆还有开放式的股东运营交流会。在会上，股东有任何对咖啡馆的运营建议和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

在莫克眼中，运营交流会是让股东发泄热情的场所，因为股东是咖啡馆的高级顾客。莫克希望咖啡馆能两种运营并行，即特色运营专门服务股东，日常经营则服务于普通散客。咖啡馆的每日店员、运营交流会、音乐日、星座鸡尾酒等便属于服务股东的特色经营。至于特色运营和日常经营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如何分配，莫克则期望在咖啡馆具体运营中逐渐调整。

莫克将这间咖啡馆定位为独立咖啡馆。他说，这里会挑选顾客，不是什么人都欢迎的，这里不可以吸烟，晚上6点之后不可以玩三国杀等桌游。“所以我们需要的店员，不是普通的服务员。每个店员都是店长的级别，能跟顾客沟通。”莫克这一理念得到二妞和董事会的支持。

包括莫克，很多股东都把自己过去积累的一些活动资源带到咖啡馆。正式开张那天，来了50多个客人，空间够大，可是店员的服务跟不上，于是，股东们决定把座位摆得稀一些，195平方米就30个左右的位子。莫克说：“现在客人也不多，先提高品质吧。”

逐渐默契

莫克透露，咖啡馆现在每月的流水大约2.4万，与一般的独立咖啡馆相比，刚开业两个月，这已是很不错的业绩，但仍不能实现盈利。从11月开始，咖啡馆开始尝试对外合作以增加收入。莫克说：“12月的流水应该可以达到3.5万元，单月有3万的流水，一年的现金压力就剩40万元了，股东们的钱就能够维持一年。而连续3个月的流水有3万元后，这个模式就可以开始复制了。”不过，咖啡馆的模式能不能被复制，关键并不在于多股东投资模式，而是另外一群或若干群有热情的人聚在一起后，能不能同样做到“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

易到用车网创始人周航来过咖啡馆后，发了两条微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业故事，社交网络开始深刻地改变既有的生活和商业模式。基于某种共同点和社交关系产生的信用、自组织和自我生长机制，一旦被验证可行后的自我繁衍复制。”“被物质驱赶如此不堪的都市中，年轻人依然怀有对自我梦想的追求，通过网络自发组织，大家从中学会了真诚民主规则和理性，只因真正热爱并有所坚持。”周航的微博被知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转发后，开始有人询问二妞他们融资的事。但是，二妞希望咖啡馆可以每一步都走踏实，慢慢地走，慢慢地做。

就在这次“洪灾”后两天，莫克说：“这是很多人为很多人的胜利。”这次“洪灾”时，他因为有事没有过来，但是股东们齐心协力地“抗洪”，让他觉得股东们在这个模式中越来越默契，而他可以逐渐退出了。

千人合作型饭馆

和很多人的咖啡馆类似，这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五岳散人为此做了努力，尽管现在没有成功，但极有可能是一种新商业模式的雏形。

赵杏儿

一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

2011年9月15日，像往常一样，新浪微博一刻不停地生产着海量信息。在用户点击刷新的一瞬间，一些信息被错过，一些信息则被更广地传播。就在这个普通的日子，从中午12∶15分开始的7个小时内，1000多人因为看了一条微博而决定掏5000元投资一家饭馆，一家“我们的饭馆”。

这是知名网评人五岳散人发起的商业项目，用其微博解释就是“找一百个股东，每人出资5000元，在北京开一个饭馆，供应完全无污染、有机食材做的饭菜”。从9月12日发出第一条试探性微博，到9月15日中午发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再到当天19:22五岳散人宣布“提前终止5000元参股‘我们的饭馆'计划”，因为“报名人数已经超出了我最乐观的估计，已经有了1000人”。最终，那天有1276人表示要参股“我们的饭馆”，这个数字让五岳散人“相当震惊”。

这些绝大多数与五岳散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凭借几条微博和一份格式不算规范的商业计划书，便从网络世界投来了他们的信任和实实在在的资金。这其中不乏有对五岳散人公信力的认可，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网络对现实世界商业模式、规则的改变与创新。当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早已不再泾渭分明，在互相交融、亦虚亦实之际，以前素昧平生的网民们不但能聚在一起，还能一同做些什么。

“吃货”的梦想

五岳散人，原名姚博，五岳散人是他的网名，他从1996年开始接触网络，那时他“混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热衷于时政点评，逐渐在网上拥有一批拥趸，后沿用“五岳散人”这个网名为各纸媒写评论、专栏，在线下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因为平日好吃，遍尝美食，多年来他一直怀揣着开个馆子的梦想，但只恨工作羁绊，无暇成行。

生活中的五岳散人信而好古，办公室里一水儿的中式家具，巨大的根雕茶几上面摆放着好几套功夫茶具。直接称自己为“吃货”的五岳散人，在饭馆梦暂未圆时，前年先开了一家农场。

“当时我在泸沽湖买了一片地，一个湖湾两座山。泸沽湖的环境好，没有污染，水都可以直接饮用，我就建了个农场。很多朋友来尝过我们自产的东西后都说好，回家还想吃。”五岳散人本想自给自足只图吃个放心饭，却没想到被哥们儿撺掇着把农场做成了生意。

这就是五岳散人微博中提到的安全农产品配送俱乐部。“这些农产品的销路我倒是不担心，因为有不少人闻风而至。目前泸沽湖的产品主要是肉禽蛋，我又在山东寿光弄了一个蔬菜种植基地，找农业大学给我做农药监测。”他的安全农产品配送俱乐部采取会员制，由于受生产规模限制目前获得入会资格的人数十分有限，但仍有不少人在等待一个交纳不菲会费的机会。

这样一个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出现，让五岳散人的饭馆梦更丰满了。有处于餐饮行业上游提供原材料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再配合实体餐厅形成的稳定销售平台，“我发现我的产品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但那时五岳散人并没有想好以何种方式去实现这个“吃货的梦想”，直到他看到了“很多人的咖啡馆”的微博。

“很多人的咖啡馆”给我的启发是，多股东不但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同时还可以快速地笼络到第一批用户。“五岳散人”多年前的风险投资从业经历让他预感到，这个模式与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十分匹配——通过广泛募股，既能筹集到开饭馆的资金，还能将首期股东变成其基本的核心消费群，然后通过这些人的社交关系形成一个真实的线下社区平台。此外，这些慕名而至的股东们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是真心热爱美食，这个社区的成员都会为“我们的饭馆”进行自发的口碑营销，而这对于饭馆来说，求之不得。

五岳散人很乐意将自己这些年通过线上线下形成的公信力视为“我们的饭馆”能够短时间募股成功的首要条件。但他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目前社交网络已经能够支撑这种自管理组织的出现与自我管理。

五岳散人由“很多人的咖啡馆”得到的启示，并在这种启示上进行的微创新与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掌舵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的“群众加速的创新”(Crowd Accelerated Innovation)理论非常契合。克里斯相信，首先是互联网提供了一群有相同兴趣、相同爱好的人，随着这个人群的基数越大，潜在的创新者可能越多；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学习的环境，以极低的成本和清晰的方式将那些最棒的人和故事传递给他人；最后就是强烈的创新欲望使得人们互相影响并集结在一起。

在“我们的饭馆”项目中，追求食品安全便是报名参股的股东们的共同兴趣。在看到五岳散人提出的可行而可信的计划后，这群人迅速集结，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组织。而对于五岳散人而言，“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做，我的饭馆需要打知名度，我的高端农产品配送俱乐部也需要打知名度，这两个需要我花双倍的力气，但现在它们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又有核心用户在帮你带动消费，会省力很多”。

在商言商

面对1276封私信、邮件的参股请求，如何合理地管控资本和运营，并保证财务数据对全体股东透明公开，并不是件易事。不过这在五岳散人看来，并不难。

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书抛出的最初，很多人都在质疑这种公开募股的方法是否有非法集资之嫌。为此，五岳散人特意咨询了律师：“我当时也怕这种玩法会触线，但后来发现要想判定属于非法集资范畴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向不特定的人群募股，这点'我们的饭馆'计划确实符合，股东都是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其次，没有具体的商业项目，这点我不是，我有非常具体的项目——开饭馆；第三，承诺高额回报，这点我在计划书里说得很清楚了，主要是‘吃货自救’，至于回报，不保证。”五岳散人在排除了法律风险后，开始静候参股请求的到来。

但就在那七个小时里，不光有来自网络世界的参股请求，同时还有直接找上门来的哥们儿。“真有熟人直接带着现金到我办公室来，但我还是拒绝了。我要的是平台，而不是投资。”五岳散人希望想参股的人每人有份，于是限制了每人一份、最多两份的平等额度。

至于如何搭建一个有1200多个股东的企业架构，五岳散人在研究了《公司法》之后也有了主意。“每200个股东成立一间小公司，由这几间小公司再投资一家大的餐饮管理公司，小公司以公司法人的身份持有餐饮公司的股份。另外，还会再有3个自然人进入餐饮管理公司，我会将这个餐饮管理公司注资到1000万元人民币。”这样既解决了股东过多的问题，也便于集中管理。

五岳散人置身于“我们的饭馆”的商业畅想中，包括上市。一旦达成上市目标，这些原始股东将会获得几倍、甚至更高的溢价。在商言商，五岳散人为什么会愿意出让如此多的商业利益给不相干的陌生人呢？

“其实恰恰相反，我这么做追求的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首先我的农产品配送公司的产品有了销售出口，每个饭馆都是一个平台；其次，对我来说，更大的商业利益在于未来的融资或上市计划的实现。”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书中，五岳散人明确指出，自己“只拿10股的分红”，但其在餐饮管理公司中所占股份远不止于此，预估能达到40%左右。未来只要“我们的饭馆”融资扩股时，五岳散人手中握有的比别人更多的股份，可以通过变现获得更多利益。这才是五岳散人追求的商业利益，比分红所得大得多。

另外，为了保证拥有对“我们的饭馆”的绝对掌控，股东们要自愿放弃投票权、经营权，公司运营完全交由五岳散人和管理团队执行。“我每年会拿出公司纯利润的20%当做管理团队的工资和奖金。”

为了保证财务数据的透明，五岳散人将会以内部论坛和邮件通知的形式按时向利益相关人通报经营状况和相关数据。此外，通过五岳散人的微博，股东们也能时常看到“我们的饭馆”进展情况，例如北京店选址结束并开始装修，90%的报名者最终确认入股，每个股东可申购的股份从最初的一两股放宽到了10股。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五岳散人也相信“此事真的可以做，可能会形成一种商业模式”，而这个线上线下交织、从虚拟到现实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商业圈外的社会

“如果不是互联网，你不会知道五岳散人，更不会坐在这里和我聊天，我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组织股东开‘我们的饭馆’。”五岳散人从1996年开始上网，就一直把这个陈星如武侠小说中反面角色的名字当做自己的网络ID。“我们的饭馆”募集股东之成功，除了让五岳散人“相当震惊”，还让他看到了这个网络ID的现实号召力，就在他在微博发出招聘信息后，已经有网友慕名而来要求为其工作，其中有专程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朋友，也有特意辞职一心跟随五岳散人的忠实粉丝。

这三名工作人员在今年国庆后，便开始不厌其烦地给每位报名股东打回访电话，核实对方的基本信息、确认参股数量、告知汇款细节并叮嘱其查看确认邮件。他们每人手里都有几张密密麻麻打印着潜在股东联系电话的通讯录，因为没有专门的座机电话，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手机和这些不曾谋面的股东们联系。虽然一切还未走上正轨，但对于这场“实验”，大家难掩兴奋——一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能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

在这场虚拟与现实互相融合的互动中，随着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其结果也在不断变化。起初，五岳散人对于“我们的饭馆”的设想仅是开一家馆子，但在粗略统计股东报名者的地域分布后，来自一线城市的报名者数量让五岳散人的饭馆梦延展，五岳散人决定将北京店作为商业计划的开始，一个全国连锁餐饮公司的雏形出现了，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已位列在“我们的饭馆”覆盖范围之中。

在商人之外，五岳散人还是一个热衷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人。这次“我们的饭馆”募集股东的热烈反馈，让他更兴奋的是大家聚在一起之后还能做些别的事，“每个股东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甚至是销售自己的产品。无论是处在供应商一方，还是下游的加工企业，都可以进入其中，因为这是个定位精准的人群，这是个互相给机会的组织”。五岳散人对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十分推崇，“蜂群这种分布式组织，每个点都不大，但依据一定规则，可以形成一个小生态，这些小组织组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抗压的大生态，并且拥有很强的拓展性，也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当然这需要很多规则”。

“‘很多人的咖啡馆'和‘我们的饭馆'这些模式如果能够成功，将会改变商业生态，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五岳散人将自己和这1000多位股东视为一种自组织的合作者，而不是传统商业中权责分明的甲方和乙方。五岳散人对未来的畅想，就是这个平台能够形成一个个自调节和自管理的组织，并且基层管理模式是简单的，但去掉任何一层组织之后，剩下的仍然可以继续运转。

目前，五岳散人的饭馆梦已经拓展到了快餐领域。“我们的快餐”作为独立于“我们的饭馆”之外的项目已经与达人食堂基本达成了合作协议，今后将会作为达人食堂的固定商户出现在各大商场。追求食品安全的五岳散人选取了具有出口港澳资质的菜蔬公司和其他有机农户作为“我们的快餐”供货商。

当希望实现食品安全成为一群人关心和践行的目标后，“我们的饭馆”似乎给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有相同追求的人聚在一起为这个目标做些事，在现实中尽量接近甚至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正如五岳散人在微博中所言，“我不相信真的就不能做出安全的食物供应市场。如果其他人做不到，我们自己来做，‘Web2.0’算啥，咱们让现实生活也变成自组织的‘2.0形态’。”

游戏——玩物并非丧志，游戏亦可指引人生

书店：这门奇怪的生意

有人建议，书店应当多元化经营，比如加入创意产品售卖等。可是，书店不卖书了还有必要叫书店么？

邱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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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直向东，出五环之外，万科青青小区藏在荒僻的北京东南角，不远处是北京市第二监狱。小区入口处有一条杂乱的商业街，周围颇有残败之相，“读易洞”书店处其一角，像是一个“意外”，老板卖了书不做账，随手揣进口袋，更是怪事一桩。

2011年11月19日，记录读易洞开店过程的书籍《业余书店》首发在读易洞举办，当天下午近百位朋友捧场，挤爆了狭窄的书店，营业额超过6000元，是书店开办五年多来营业额最高的一次。

事前准备饮料小食，事后邀请一些朋友晚饭，号称庆功宴，破费2500元，差不多也就是当日销售之毛利，一进一出，两相抵消，耗了一通精力，赚了一场欢聚。

这基本上就是开书店五年多来得失的浓缩版本。

2

关于开书店的投资与回报，我跟很多人解释过，但解释通常半途而废。

“铺子是自己买的，没有租金，老婆守店，没有人力成本。”

“这算法不对啊，商铺你出租出去呢，假如你老婆出去工作的工资呢？”

最近正好在读《公正》这本书，我在微博上摘抄了一段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讲词：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有人问：“那以上指标如何量化呢？”

我回应说：“或许正是量化的意识，对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及其美感带来了损害。”

也或许正是因为没有量化，读易洞才愉快地存在。

3

当然我们也算过账，但不是计算书店的盈亏，而是从家庭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店铺是自己的、没有雇佣员工的负担，开书店也是不可能养家糊口的。在北京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房屋按揭、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社会保险、通信与交通费用，一个月两万元的开支是必需的。如果全凭书店的收益生活，那每个月至少得卖10万元的书，每天的营业额得3000元以上，书还不能打折。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月你都要卖出去一个小书店，每三天你就要去书市拉一后备箱的书。这对平均每天只有五六组顾客的社区书店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店内业务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月平均15000的销售额，就已是营业额的极限。

因此，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依靠开书店的收益来生活；所以，如果开书店没有金钱以外的所得以平衡，就不可能保有持续投入的热情。

4

开书店首先满足了我们的兴趣与多年的愿望，这个不必多说了。

其次是家庭生活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夫妻二人不必要像过去那样每天在职场上、在堵塞的城市中奔命，我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开书店是继续其他工作的一种给养，同时开启了工作和生活的新视野与更多可能，让我们可以拥有稍微不同于庸常的生活，在粉饰与虚荣中获得一些真实且不菲的能量。

5

话虽如此，真实的心理当然也包括：书店到底还是一个商业行为，书店经营收入带来的物质快感，肯定会加倍提升观念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尽管不求投入产出的平衡，面对投入的精力而不被顾客最终以适度的消费行为回馈，还是会产生一些不被尊重的感觉，甚至有时会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比如：有顾客进店啧啧称赞，随意翻阅欣赏落座，当递上茶水单，他说不用；向其解释说这是消费区，顾客就转身离去，回去撰写博客 : “（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文精神的装B店！”

这样的事情时不时发生，开店的幸福指数就大大降低了。迫不得已，我们在消费区放置了“消费茶座”的告示，并在书架上设置“未结款图书请勿带入消费区”的文字提醒。

理解现实，了解自己，也不会觉得特别违心。

6

热爱书店是很个人的事，作为书店经营者，很不喜欢以“开书店”而赋予“责任”和“抱负”的描述。但书店这个特别的商业业态，却极具人文关怀的“符号”价值。

开书店的人给爱书店的人以梦想，爱书店的人给开书店的人以幻象。

开书店有两年，媒体报道多起来，有天我在网上居然看到一条对读易洞的描述：“北京最佳的免费悦读空间。”这个描述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被媒体引用并广为流传。

媒体的报道还说，在读易洞看书，不花钱，随便拿一本书，在沙发上坐下，老板就会给你端上一杯免费热饮。

公众对书店这门营生的期望与误解，由此可见一斑；描述前面加上“读易洞”，我感觉尤为别扭。

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没有谁是上帝，尊重顾客，首先是看得起自己。

7

写到这里，足以从某个角度，看出现在的书店经营，是一门奇怪的生意。当前书店遭遇的整体困难，不是由于网店的冲击，更不是房租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的本质问题是，由于现代人的时间普遍不够，接受知识的方法与途径发生变化，从书中获取的阅读量迅速衰减，导致不读书，不买书。

有人建议，书店应当多元化经营，比如加入创意产品售卖等。可是，书店不卖书了还有必要叫书店么？

总之，对于书店的未来，我不觉得有任何刻意挽救之必要，顺其自然为好。

30岁之前不要存钱？

简单来说，30岁之前没有必要存钱，也没有必要太看重钱。工资是3000还是5000，其间的差别在于40岁的你看来不过是浮云。

赵周

那个六月的午后，在墨尔本的一家青年旅馆，Morello从睡袋向我探出脑袋，眼睛圆睁，用不流利的英语对我说：“真的？你没玩过Monopoly（大富翁）？”

外面是南半球的初冬，阴雨飘零，我们懒得出门。Morello是我两天前刚认识的意大利小伙子，他在跟我分享他两年半背包走过十几个国家的秘诀：第一，要有一门手艺，这样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后工作三个月，用挣到的钱再玩两个月。他的手艺是修剪果树，必要时也干其他体力活；第二，要学会在青年旅馆迅速跟人熟悉起来，能交朋友，还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他的诀窍是在活动室拉人玩Monopoly。

Morello说，Monopoly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Board Game（桌游，后来我觉得他言过其实了，Monopoly最多排第三，前面还有扑克牌和麻将呢），全球每个青年旅馆的休闲室，几乎都有一套Monopoly，只不过澳大利亚版印的地皮名称是墨尔本、蓝山，台湾版印的是新竹科学园区、垦丁。虽然地名本地化，但布局和玩法一模一样，所以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让来自各地的背包客们很快熟悉起来。

他蹦下床，拉我去活动室，果然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一张棋盘，指着说，就是这个。

我一看，就笑了，心说这不是“强手棋”吗，原来英文名叫Monopoly。我十几岁的时候玩过，那时我才读小学，都觉着这个游戏智商太低：我过你的地，给你几块钱，你过我的地，给我几块钱，给来给去没完没了。

Morello说，幸亏你遇到我了，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根本不会玩这个游戏。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在三十岁之前不存钱吗？就是从这个游戏中学到的。

他说，我解释给你听。

“就像你说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四五个人一起出发，掷骰子往前走，走到无主之地，就可以买下来，之后别人再落脚到这里，就得付给主人地租。如果能够占有同色的全部地块（比如相邻的三个橙色地块，或者三个绿色地块），就可以在上面盖房子。盖房子之后，别人交的地租就要增加。房子盖得越高，地租增加越 多。 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走，直到有人付不起过路费而破产。 听起来挺低幼的是吧？”

“人类出现交易，市场形成之初，也是这么单纯这么低幼。直到有人不满足于现状，开始琢磨，怎么能在不违反基本交易规则的前提下让自己赚更多钱。于是出现了推销，于是出现了叫卖，出现了广告，出现了品牌，出现了谈判，出现了银行，出现了现代金融。”

Monopoly的玩法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训练一个人的商业意识、谈判能力、沟通能力的游戏。精华全在人和人的交谈上，而不是像麻将或扑克一样只是在玩牌上。

Morello毕业于都灵大学的商科，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而我的工作是企业的咨询和培训，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听得兴趣盎然。

Morello拉来看店的服务生，我们三个开始玩。最初就是每个人掷骰子、走路、买地。两轮后，服务生操着澳洲口音很重的英语问我，可不可以把我手里的“蓝山”地块卖给他。

我愣了一下——原来是可以交易的呀——然后问他，你出多少钱买？

他说，你多少钱卖？

谈判就此开始。

我对Monopoly的热爱也从那一刻开始。

这两年，我尝试把Monopoly引入到谈判培训课程中来，居然效果极好，参与者能够快速而且密集地重复演练和熟练掌握所学到的谈判技能。

概括来说，参与者通过这个游戏可以快速掌握如下能力：

1.商业意识

全凭运气能占到同色全部地块的概率很小，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占了两个橙色地块一个绿色地块，他占了一个绿色地块一个橙色地块。还有一个绿色地块没有人拿到，也不知道多久后能拿到、被谁拿到。这样，你愿不愿意从他这里买走橙色地块？他愿不愿意卖给你？多少钱是合适的价格？或者，还能拿出什么来换让他愿意跟你交易？

有人提出交易请求后，却往往得到这样的回答：“不卖！多少钱都不卖！”——这就叫缺乏商业意识。

市场上不存在不能卖的商品，只要你能想出对你合算、对方也愿意接受的价格。

进阶的玩法，则要考虑买哪几块地的资金回报率较高，盖几层楼的资金回报率最好，如何在短期的资本回报与中长期布局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不动产与现金流之间取得平衡。

2.谈判能力

很多人不愿参与谈判，一碰到谈判的场合就紧张，老担心自己亏了。这是因为他把所有谈判都理解为零和博弈。而市场的美好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谈判并非纯粹的零和谈判，而是存在着双赢的可能。前提是至少一方具备一定的谈判能力。

具体来说，monopoly可以有效训练谈判的两项核心能力：

第一，挖掘对方对我的全部价值。比如，你说高于200不买，我说低了300不卖，这就是零和博弈，就是僵局。直到有一方能跳出来，看到对方能为自己创造的一般等价物（现金）之外的独特价值，比如，“如果你在五轮之内拿到剩下的那个绿色地块，你一定要原价卖给我”，或者“如果我走到你的地块，免收房租”。（注意，在官方的monopoly比赛规则中，不允许双方拿未来的收益进行交易，但三五好友玩的时候大可不受此限。同麻将一样，monopoly有很多民间自定规则。）——想想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办一张健身卡，价格之外还能想到健身顾问能为你创造哪些价值？在培训课程中，我得到过近百种答案，诸如“若有附近小区的美女来锻炼，你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她来了，行吗？”

第二，条件换条件。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谈判不是两个人拍桌子说“不行”，然后坐下来谈，而应该是先说“行”，加一句“只要你给我什么”。

进一步，需要考虑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现在的条件，那么你的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你还有什么全新的建议来确保可以维持关系，并有机会提出你的全新的建议和条件，并重新开始一轮谈判——下次妻子再说要把手机换为最新款的，试一试回答说：“没问题啊，那能不能后面半年我晚回家你都不许电话催我？”“要么这样，我再看球时你不许抢遥控器。”

核心能力之外，就是谈判的技巧了：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引诱对方连续出价，什么时候walk away，什么时候表达诚意，什么时候分析对方利益，什么时候曲线救国、八仙过海，不一而足。大家谈到兴起，有人面红耳赤，有人欲擒故纵，有人隔岸观火，有人煽风点火。

3.沟通能力

本质相同的交易提案，因为提出的方式和时机不同，结果就有可能不同。

一群高手中，往往发现诚实是最佳的沟通策略，不妨主动向对方讲出你的期望，阐明你的担忧，列出你希望获得的收益以及你可能的选择，然后尽可能多地换取对方的信息和想法。

龙年元旦前，一位对大学生职场教育有负担的人士问我，能否去给大学生讲讲职业规划。我想起Morello跟我讲的这个游戏给他职场规划的启发，就一口应承下来。

在大学演讲那天，我带去几套Monopoly，讲解过玩法，让学生们分组来玩。四十分钟后，大家一起总结心得，居然比我想讲的还要多：

① 起步是随机的，走路也是随机的，背景和运气确实影响很大，但我们应更多着眼在自己能掌控的部分。长远而言，智慧的赢面更大。

② 游戏后期一次普通房租就成千上万，回顾游戏开头常常为百十块钱斤斤计较，实在是没意义。简单来说，三十岁之前没有必要存钱，也没有必要太看重钱。工资是三千还是五千，其间的差别在于四十岁的你看来不过是浮云。

③ 不存钱存什么，不看钱看什么？尽快拿到同一色块的全部地皮，在上面盖房子，哪怕抵押其他房产也要盖房子，盖得越高越好。启发是，在年轻时深钻到某一行业，要成为这个行当的专家，就能够大大增加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举个消极的例子：你在办公室里是使用office软件最熟练的一个，同事和领导做ppt遇到障碍都会想到来问你，那么在裁员时你一定不会是最早开路的人。

④ 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无论是求职还是求偶，只要考虑清楚你能为对方创造的独特价值以及对方能为你创造的全部价值，就可以信心满满地去谈了。

monopoly这个词的原意是“垄断”，当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强大到能够在游戏中升级自己的职场能力，那么能够垄断美好的未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最后，我给学生们讲了Morello的故事。后来这个小伙子在台湾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后他进入了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有时候我们会联网玩一把ipad版的monopoly，现在我赢他的机会还多一些呢。

你在玩这个游戏时还有哪些启发愿意分享吗？不妨发邮件到zhaozhou@ chaishubang.com ，与我一同切磋游戏与成人学习的关系。

下一次，谁是国王

人们因为游戏而聚在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则，你进我退，互相利用，察言观色，有所保留，又拼尽全力。结果似乎不重要，无论是输是赢，总有强大的内驱动力在促使人玩下去。

独眼

人们酷爱玩尖脚猫游戏，当其他一切活动都被禁止了，人们还在玩尖脚猫游戏。当官员来对他们说，开禁了，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人们还在玩尖脚猫游戏。而当官员说，那就禁止你们玩尖脚猫！人们却猛然间愤怒了，杀了很多官员，直到他们能重新玩尖脚猫游戏。这是卡尔维诺写的《做起来》里的故事。很多人从中总结出各种隐喻。我总是想，人啊，真是执著于游戏。似乎只要游戏存在，对周遭的现实问题就可以不那么介意。

在值班后仍然彻夜下象棋，宁可让老婆误以为自己有外遇的医生；无法离开麻将桌，可以不眠不休打五天的老太太，这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真人。人们因为游戏而聚在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则，你进我退，互相利用，察言观色，有所保留，又拼尽全力。结果似乎不重要，无论是输是赢，总有强大的内驱动力在促使人玩下去。

为了借用这强大的吸引力，推理小说里常常借用游戏的背景，这是最好理解的让人聚集、互动并为之疯狂的原因。

杀人的舞台

多人，彼此相识或者会因游戏相遇，一个独立而封闭的空间——这是死亡、谋害、嫌疑和推理圈定范围的良好条件。游戏之间摇曳不定的输赢，游戏之外不可告人的居心，博弈、欺诈，都让人脖颈上有一层凉意，又会感到下腹抽动、肾上腺素带来了心跳加速的兴奋感。

四个绅士、淑女在一个房间里打桥牌。两个半小时的四圈牌过后，发现邀请客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主人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被一把精美的小刀结束了生命。这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底牌》里的情节。

但不只是一个游戏，主人在死前还另有安排：他邀请了包括比利时小个子波洛在内的四个“名侦探”，让他们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他自己的死亡，就是给侦探们展示了一场“完美的谋杀”。

在这部小说里，桥牌是引子也是陪衬。它的规则为嫌疑人提供了在游戏期间随意走动的作案条件。阿加莎·克里斯蒂为牌局单独设立了一章“桥牌”，描述了整个看似悠然的牌局过程。小说里的侦探们也特别关心牌局的状态，反复询问核对，从或确切或模糊的描述中分析玩牌人的心理转变，试着推理谁是凶手。

有懂桥牌的读者根据这些只言片语的线索分析了小说中“大满贯”的牌局，每个人的持牌能得知大半，甚至循着历史推测出了当年的叫牌法。作者看似笔墨不多却写出了一副难得的好牌，滴水不漏。这场桥牌游戏，成就了不完美的完美谋杀。越是合理现实的牌局，越让人感到杀手的杀意与冷酷，杀人之后，仍能回来继续故作冷静地赢了整场。富有阿加莎特色的英式谋杀在这部小说里展露无遗，人心里的难受与困窘早就纠结得像一锅沸腾的钢水，却通通盖在端庄沉稳的表面之下，深藏不露。

在东野圭吾早期的推理小说《毕业前的杀人游戏》（1989年）里，用到了日本独有的茶道游戏“雪花月”。参加者按照一定的次序坐好，再分别抽取放在名为“折据”的盒子里的牌，抽到“雪”牌的人去吃糕饼，抽到“花”牌的人泡茶，抽到“月”牌的人喝茶，而其他人可能抽到“一”“二”“三”这种号码牌，什么都不需要做。在这个过程中，抽到“雪”“花”“月”牌的人会变换座位，重新参与下一轮抽牌。

日本茶道是独具特色的传统技艺，严格、死板、规矩多多，不仅仅是泡茶的手法，连站起来先出哪只脚都有定规。茶道游戏参与者总是想着“不要轮到我”“不要出丑”“不要做错事”，既拘束又紧张，抽牌的瞬间又像是对命运的一次考验，意外又刺激。

参加小说里这场“雪花月”的是几个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他们每年在老师家举行茶会，作为对老师生日的祝贺。东野圭吾仔细描述了他们抽牌和喝茶的过程，为了让读者明白，在书里还附有插图，说明几个人几次饮茶的座次变化。

正是在这场茶会上，一个女孩喝茶之后中毒而亡。这些学生本来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老师更是他们都尊敬的人。在茶会之前，他们已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惨死在公寓里。女孩之死跟之前的事件有联系么？而更令人疑惑的是，茶道游戏的抽牌结果理论上不可预知。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凶手想杀死的另有其人？

游戏的规则在这个小说里成了最重要的一环。游戏规则和女孩死亡之间的冲突是推理中间最重要的结，只有解开这个结，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无论是《底牌》还是《毕业前的杀人游戏》，游戏都成了凶案现场的一部分。人们臣服于游戏又利用游戏，以便制造思维的盲点，掩盖自己的罪行。

至高无上的规则

江户川乱步在短篇小说《蒙面的舞者》（1926年）里写到“我”去参加了一个秘密俱乐部，而俱乐部里组织了一场蒙面舞会，男女双方凭借抽号码确定成对。酒醉玩乐之后，“我”却发现同自己牵手的蒙面女性是朋友的夫人。正是因为自以为是游戏的设置，男主角怀着疑惑却又顺水推舟。春宵一夜之后，他得知并不是所有参与者都和他有一样的遭遇，而蒙面舞会的对象本应是他们各自的夫人，这时，“我”感到的是懊恼与羞耻。

这就是游戏规则的力量。凭借自身规则，游戏赋予参加者新身份、新能力，似乎就是现实中的伪现实，人们投入地进行角色扮演，东南西北庄闲家、警察法官与杀手。游戏也提供了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环境，允许甚至是纵容人们肆意妄为地进行游戏规定的残酷行为。我们可以与遥不可及的人亲昵，可以侵吞他人的财产，可以杀人。现实中想都不敢想的事却可以在游戏中做出来。似乎凭借游戏，就可以在不自由的世界里获得某种自由，完全免责；可是，只要不脱离开游戏的语境，我们就必须按照游戏的步骤做，不得不受到规则带来的惩罚，这似乎又是自由世界中的不自由。

设想把人逼入绝境而求生的游戏状态，产生了《大逃杀》（高见广春，1999年）、《算计》（米泽穗信，2007年）这样的惊悚推理小说。它们的共同点是：一些看似无关的人，因为某个诱因而置于一个不得不奋力逃生的环境，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活下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杀死他人。在这种小说里，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极端的一面，可能很善、很伪善，也可能很恶，却又恶的不得不为之。那种为了活下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很容易就令人感同身受。

可是，“大逃杀”类的生存战斗，最近一段时间已经让人厌倦了。那些心理状态的模式已经不再新鲜。但有一部与游戏密切相关的推理小说正炙手可热，改编的同名漫画也正连载到20多回，这就是金泽伸明所写的手机小说《国王游戏》（2009年至今）。“国王游戏”是早就在日本、港台、东南亚风行的一种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游戏的参与者中被确定为“国王”的那个，有权力指定任何人做任何事，但指定的事通常不是“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类好事，而是学狗叫、脱裤子、对暗恋对象表白等等带有低俗趣味、令人尴尬的事情。玩国王游戏的人可以看别人的热闹，又会随时“命悬一线”。金泽利用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国王”。

同一个班的高中生们在同一天午夜收到短信，“国王游戏”就此开始。“国王”别有用心地指定某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做某事，一旦完成，所有同学都会收到“服从确认”的短信。一开始抱着看别人热闹的心情瞧着其他人被迫接吻、舔脚，但却逐渐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逃避“国王”命令的人死了，因她的逃避而未能完成命令的人也死了，惩罚确有其事，任何被指名的人如果拒绝或者试图中途退出都会被残忍地杀害，“上吊”“撕成碎片”“无法呼吸”，班里的同学不得不参与投票等行为，陷入越来越深的恐慌和猜忌，却越死越多。在这个小说里，人们不断被搅入恐怖、疑惑、惊慌、担忧、悲伤、压抑、怀疑、愤怒、怨恨之中，读得人欲罢不能。所以，这部小说得以连载三年至今没有终了。

不过，作者金泽伸明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里，已经展开了无限宽广的创作，“国王游戏”蔓延到了日本全体高中生，随后是日本全境，继而以下达“全日本成年人都要死去”这种命令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金泽伸明的小说，把游戏推到了至高的境界，规则一旦确立，所有人的思维和意志都不得不受其影响。“国王”成了每个人无法抗拒的发令者。无论情节如何变化，对“国王”的服从不可动摇，小说开始一班学生大喊“绝对服从！”的声音响彻全篇。

1972年，美国学者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总结了一条游戏公式（艾瑞克·伯恩：《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前言》第IV页）：

“饵+钩=反应→转换→结局”

其中，饵是最初的邀请、发起或起因，钩是人物的弱点，条件一旦形成，人物间就出现了彼此的行为反应，在反应中角色和状态不断转变，最后获得结果。伯恩将人类相互关系中的所有互动都加以衡量，他认为只要符合这个公式就是游戏。根据他的理论，人在游戏中交往，在游戏中成长与生活。游戏是人精神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

重新看这个公式，几乎每个推理故事都能套进这个公式。杀人有杀人的诱因，而杀人又再度成为推理的诱因；杀人者的弱点将成为谜题解开的关键，而推理者的弱点导致他兜兜转转、不得其解；鼠与猫之间的互动、反应频生事端，有人想隐藏有人想发现，互相揣测相互变化，直到真相呼之欲出，事件得以解决。这就是推理小说——黑暗、阴谋与解谜的游戏。

不多不少，及时信任

信任，是任何双人舞最重要的元素。这就像开车，只能有一人握住方向盘，其他人不论方向对错，都必须毫无选择地跟从，这才能让舞蹈整体展现流畅的美感，否则便会出现不稳定的、难看的摇摆动作。

陈念萱

以爵士乐为基调的社交舞，近年来成为韩国全民疯狂的摇摆舞，盛况空前地夜夜笙歌，最高曾达五万人共舞的场面。经常到香港与日本教学的韩国舞者Jandi Kim表示：“一堂课有百名学生同时上课很常见，事实上在首尔，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跳舞，学会基本舞步后，只要常去，很快就能轻松地畅舞到天明。”来自旧金山的国际摇摆舞专家Peter Vawter说：“在韩国跳三个月，等于在香港学三年。”

摇摆舞的特色是全球联谊，彼此支持而形成社交共同体。因此不管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舞者，都是摇摆舞家族的一员，不分国籍、职业甚至不分年龄，从16岁到60岁皆能生龙活虎地乐在其中，并分享彼此截然不同的人生经验。

香港摇摆舞组织的发起人Karen 唐嘉仪是专业的律师：“我是千禧年到伦敦留学期间爱上摇摆舞的，两年后返港找不到共同爱好者，停滞了四年。直到2005年底，意外到上海出差三个月，又重新拾回了我的最爱，便决心要在香港发展摇摆舞社交圈。一开始非常辛苦，尤其是第一年，到处打电话央求人跳舞，甚至经常等不到人……”2010年3月在香港成功举办国际爵士乐音乐季摇摆舞的Karen说：“现在轻松多了，很开心，而且认识了更多不同行业圈的人，相当有趣。摇摆舞就是那么随性又容易有意外收获，随时都能大开眼界，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观，是最好的解忧剂。”Karen认为Blues跟探戈一样哀伤，但摇摆舞总是能教人开心，很容易让人上瘾。

在20世纪初那个历经战争与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爵士乐的兴起，不分黑白皮肤地抚慰了焦躁无力的心灵空无感，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没有阶级区隔的社交活动；随着爵士乐的律动，从美国乔斯顿小镇发展出的即兴社交舞被带到纽约的爵士乐圈，而在公元1920年前后，确立了摇摆舞Swing的风格，随之蔓延到西岸，融入了更多的舞蹈元素与技巧；混合了弗拉门戈与探戈的感性元素后，在1930年左右，继续酝酿出同样是爵士乐家族的Blues蓝调舞蹈；跟着有随性社交风格的摇摆舞进入欧洲时尚圈，加入了街舞动感韵律的Lindy Hop，逆向刺激了美国西岸的多元文化社交风气，因而彼此教学相长地，逐渐增加越来越丰富的舞步，竖立了摇摆舞的即兴自由脉动风格。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与台北，都有人每周固定在有爵士乐的酒吧或西式餐馆里，学习或参与摇摆舞的社交活动，彼此之间也经常在网络上互动交换讯息，或同时出现在其他城市举办的爵士乐摇摆舞活动中，俨然形成另类的全球社交惯性。

若想参观任何摇摆舞现场演出，只要搜寻“Swing，”就能找到许多有意思的影片，提供初学者参考，甚至还有免费的基础舞步教学。

从纽约到台北发展摇摆舞风气的Maria Kelley 表示：“摇摆舞有一定的门槛，需要很大的耐性学习基本舞步，又必须是爵士乐爱好者，几乎无法快速地推展，一旦深入却很难退出，这是个让人爱上一辈子的活动。”Karen说：“许多资深摇摆舞爱好者，反而会回头学习基础舞步，大部分的人刚开始都会焦躁又快速地想升级，囫囵吞枣地学会很多花哨的招式，多年后才发现有害无益，我自己最近也开始打基础，学习最简单的基本步法。”

不论资深资浅的摇摆舞者都会告诉你：“信任，是任何双人舞最重要的元素。这就像开车，只能有一人握住方向盘，其他人不论方向对错，都必须毫无选择地跟从，这才能让舞蹈整体展现流畅的美感，否则便会出现不稳定的、难看的摇摆动作。”这对于任何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职场或情感，甚至国家整体运作，若能清楚地分出主从关系，而共同前往一致的方向，无论终点站在哪里，这过程必然让人十分愉悦。

其实，摇摆舞里许多的舞步，都因错误的脚步而创造出来的。许多资深舞蹈老师都说：“这需要彼此的信任，才能在共舞时维持自己的平衡，借助对方的力道并互相支持协助，一旦发现有错，立即随机补救，外人看来，反成了新鲜有趣的新舞步。”不畏惧犯错，因信任，而让错误成为趣味，这恰恰是摇摆舞最重要的精神，而让人醉心不已。

四年前Gap的几则服饰广告刺激了摇摆舞风潮，而成为全美热门的社交活动。最近在电影“风声”与“一页台北”中出现了摇摆舞后，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香港导演云翔，在3月底开拍的“爱很烂”中，也纳入了爵士乐家族的Swing out、Lindy Hop 与Blues等舞蹈元素。我受邀演出“爱很烂”六个改编真实故事之一的中年银行家去学Blues，因个人爱恨情仇而用一亿两千万港币包场舞蹈老师，上了香港头条新闻。

在短暂的三个月零星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多年来许多不论是太极拳或宗教信仰的大师们，经常强调的不多不少的及时信任感，始终让我一知半解，却在这与人共舞的瞬间，无可逆转的临场感里，找到了那接近精确的感悟——绝对信任，是发动幸福能量的契机。

双人舞老师们，不管是在摇摆舞、蓝调或阿根廷探戈的学习过程里，都明确地指出：“舞者对领舞者的信任与等待，不多不少地恰如其分，才能让一曲舞蹈的韵律曼妙起来。这已经无关乎技巧，再多的花式，都比不上对舞伴的信任。”学会基本舞步，维持自己的平衡，再加上绝对的信任，就可以跟任何人共舞。若能成功地跟陌生人翩翩起舞，便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社交舞者。甚至在许多社交舞的公开竞赛场合里，最能引起高潮的活动，便是抽签舞伴，随机共舞。

擅长即兴演奏小提琴的国际知名Blues舞蹈家Peter Vawter 表示：“我得到最大的赞美，便是“喜欢快节奏与慢曲调的舞者”，同时说我是世界上跳舞最快又最慢的人。其实，聆听舞伴的需要，这是双人舞最重要的精髓。”

几乎所有的摇摆舞者都同意，进入爵士乐中的摇摆，很容易产生幸福感，是最健康的上瘾症。而摇摆舞没有年龄层与职业别的限制，没有特别的空间需求，随时随地都能翩翩起舞，甚至没有音乐时，也能数着拍子迈出自己独有的旋律，又可以随机创造个人舞蹈风格，趣味无穷，是最佳的终生集体娱乐。

专业芭蕾舞者Grace梁冬懿说：“我从前是个相当封闭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接触，自从学了摇摆舞，必须注意最重要的connection，人与人联系起来，才开始慢慢懂得如何和外面的世界相处。我觉得摇摆舞给我们很实时的感觉，不需要担心过去与未来，只活在当下，对人际关系相当有帮助，因为随时都要注意实时与人互动。心灵的感受是金钱无法买到的，尤其是跳舞时的开心……”

社交舞里面，公认门槛最低又最容易开心的摇摆舞，是重新兴起的古典时尚，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各个年代的摇摆舞画面，可以做出有趣的对比。无论是入时的装扮或随性的运动服，时尚派对还是马路边的即兴表演，都不妨碍摇摆舞的律动，你可以快慢自如地徜徉在感性的爵士乐里。

修行——活着是种修行，帮我们悟出幸福的真谛

没多久，他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用现实生活的颓废破落，换取了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巨大成功；同时又以虚拟世界中的成功，为现实生活谋求福利。但这个循环将会是持久的吗？我也看不清。

李随心

2011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到保定火车站去送小磊。

“想想自己该干嘛！家里辛辛苦苦攒钱供你这么些年，你这样回去对得起你爹妈么？！”

“哎，放心。”

“哥几个工作都差不多了，你也赶紧找个工作吧，实在不行，跟你爸妈一块下地干活儿，一块供你弟弟。”

“哎，这个麻烦。”

“你还知道麻烦啊？！你这几年给家里添了多大的麻烦啊！好意思说吗？”

外人看到这个场景可能会觉得滑稽，5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婆婆妈妈地唠叨一个和他们一样大的男人。

“检票了，赶紧进站吧。自己在火车上注意点儿，睡觉的时候看好了你这宝贝啊！”有人叮嘱说。另外一个飞快地跟上一句：“嘿，他把自己丢了，这宝贝也丢不了啊！”

挨个拥抱之后，小磊从地上拎起一个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他的衣服、书本和一些生活用品。他的肩上还斜挎着一个黑色的电脑包，里边有他几天前因为刚刚毕业而盖上蓝色“作废”印章的河北大学学生证，和那个“把自己丢了也不会弄丢的”宝贝——一台用了两年多的笔记本电脑。

大一开学前几天，晚上熄灯后，我们同一宿舍的六个人就躺在各自的床上向其他人讲自己的故事。小磊说他来自甘肃省张掖县内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子，家庭的主要收入靠父母在几亩田地上种豆子等农作物所得。

小磊家有三个孩子，他排老二。哥哥在南方打工，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把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给父母，在家里待到正月十五就走。弟弟小他两岁，正在读高中。“放暑假的时候，我和弟弟就去公家的农场帮忙，每天能赚个三四十块，”小磊说，“我这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家里出一部分，我和我弟俩人忙活一暑假挣两千多块，加上村里人捐个五块十块凑出来的。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考的又是一类本科大学，村里都愿帮我！”

虽然黑着灯，看不见另外四个“听众”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们的心里一定也和我一样不是滋味儿。大家沉默了，一个声音说：“以后大家都是兄弟，有困难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大一的课不是很多，于是，同学们大都在空闲时间给自己选择了一门相同的必修课——电脑游戏。

“原来电脑还能这么用！”一天晚上，小磊做完当天的兼职工作回到宿舍，第一次看见同学们用局域网联机玩CS。

有人问：“你都用电脑干什么啊？”

“我如果说我长这么大，但是只碰过一次电脑，你们信吗？”小磊憋了半天才蹦出这句话，“还是高考报名的时候，用我们学校的电脑在网上填志愿。因为我们几乎不会用，都是我们念，老师往里填。” 大家也吃了一惊，现如今可是2007年啊！

“你们高中没计算机课？”。

“有，老师在黑板上边画边讲，我们也稀里糊涂听不懂。后来就改成自习课 了。”

从那以后，白天同学们在宿舍里联机对战的时候，小磊就坐在旁边认真观摩，不停讨教；晚上同学睡觉了，小磊就恳求人家不要关机，独自玩一夜。

每天如此，舍友们的电脑就会长时间不能休息，而且小磊晚上玩游戏也影响了大家的睡眠。终于，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小磊挑明了自己的不满。

等大家说完，小磊恳求说：“今天晚上你们再凑合凑合，最后让我玩一宿吧？”

“你丫瘾就这么大？”我忍不住对着小磊骂了一句。小磊冲我挤了一下眼睛，转身摁下了开始键，他要抓紧每分每秒。

这之后，小磊会跟随那些去网吧的同学玩游戏，他对愿意带他去网吧并传授他游戏技巧的同学言听计从，甚至一度成为他们的专用“生活勤务兵”：跑腿买东西、代劳寄个包裹或取封信之类的琐事，小磊都任劳任怨，嘴里从没半个不字。

大一入学没多久，班里很快出现两个小派别，其诞生的原因已经无处可考，但非常团结且有凝聚力。一拨人在班里提出一个想法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道理，另外一拨人就一定会故意反驳。有时为了争论一件事情、强辩一个道理或是仅仅为了争一口气，两拨人经常会展开骂战甚至大打出手。

但是，在一个事物上，他们的认识却是始终统一且绝无任何异议，那就是一款风靡世界的电脑游戏——《魔兽世界》。这款角色扮演类即时战斗性游戏，需要玩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经营游戏中的角色，最终在练就出一个超级角色后，就可以和几个甚至几十个其他“超级角色”组成一个战队，以团队协作的模式去战胜那些更加高级的怪物，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些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账户，重新组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 “血统纯净”的魔兽战队，即成员都是本班同学而非素未谋面的网友。

让人费解的是，中午刚刚厮打过的两组人，到了下午游戏时间，进入到战队的角色中后，便会毫无二心地互相帮助。我这个旁观者常常会对他们感到矛盾和纠结，甚至会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小磊就是在大一下半学期才开始接触“魔兽世界”的，他仿佛天生就拥有玩游戏的天赋，很快就加入班上的“魔兽战队”并担任重要角色。从此，不时会有人来宿舍找小磊虚心请教游戏技巧，这其中不乏小磊刚刚接触电脑游戏时，让他跑腿的“师父”们。

渐渐地，小磊就不满足于只在网吧里和身边的同学们一起玩游戏了。他需要更大的发展、更强的队友，而此时在同一战队的同学们对于小磊来说，可能只是辅助甚至是负担。

但那些更强的战队往往在游戏时间上是没有规律的。他们不像大学生玩家那样，白天上课，晚上玩游戏，而是由团长牵头组织队员们活动。小磊觉得，是时候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了。

“明天我准备买那个电脑去。”小磊像是和我们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家里给你钱了？” “嗯……没有。我们贫困生，每年不是有2000块钱助学金么，大一的和大二的最近一块发了，发了4000。我自己再从生活费里拿2000。”

每个人都强烈反对，怎么能把助学金这样花掉？甚至用上了他原来给我们讲述他家境如何困难的事例来劝阻他。我说：“哪怕你把这4000块钱寄给家里让爸妈花，我们也打心坎儿佩服你啊！”

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小磊的爸妈为了让他能够在外求学不饿着，每个学期给他2500块钱。如果拿出2000块钱，他只剩下500块钱可以用于4个月的一切开销，平均每天是4块钱。

第二天，小磊上午又没有去上课，中午挎着一个崭新的电脑包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一个煎饼。他恳求我们统一口径，说这是他从老乡那借来玩玩的。而那个煎饼是在学校门口买的，三块五毛钱，分两顿吃，坚持这么吃的话每天还能省下五毛钱！ 我们面面相觑，觉得我们帮着算的那笔账，现在看来则更像是助纣为虐。

这之后，小磊便与电脑为伴，即使他在宿舍里，也很少主动和大家说话了。再后来，小磊嫌那些追随者太肤浅且影响他玩游戏的质量，便开启了“谢客模式”。没有多久，他每天真的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以为他从此不过是一个孤独的游戏玩家。但是，大三的时候，他的床头多了一些关于网络交易和领导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没多久，小磊凭借高超的操作技术和他所谓的领导魅力，坐上了一个在大陆“魔兽世界”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团队的头把交椅。

大四一年，每个同学都在为毕业实习、写论文、找工作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小磊也在他的虚拟世界里忙得不可开交。他已经不仅仅将游戏作为一个纯粹的娱乐平台，而是发掘其中能为现实所用的东西。

小磊的毕业实习鉴定是“魔兽团队”里的一个手下寄来的，实习鉴定上说小磊在该县司法局当普法志愿者，并加盖了公章。当时小磊以团长的身份在QQ群里发布公告，承诺如若有人帮他解决毕业实习鉴定的问题，他会收其为徒并传授成功窍门等等。公告发布后，响应者很多，小磊说他是择优选取的这份鉴定。用同样的方法，小磊找了个现实生活中的律师玩家，帮他完成了毕业论文。

我竟然因此对小磊产生了一点儿佩服之情：他用现实生活的颓废破落，换取了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巨大成功；同时又以虚拟世界中的成功，为现实生活谋求福利。但这个循环将会是持久的吗？我也看不清。

吃毕业散伙饭的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好多酒，大家一直在催促我和小磊赶快找到一份好工作。小磊只是默默地听。饭过一半，小磊站起来，连声为自己没能在散伙饭上喝酒而道歉，而后离我们而去——他要马上赶回宿舍，以团长的身份去指挥一场数十人参加的魔兽世界战役。

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最近我多方打听，才从一个玩魔兽世界的大学同学那里要到了小磊的手机号码。

“现在干什么呢？”我问。

“xx省的司法局呢，我考上公务员了！厉害吧！”

“很厉害啊！还玩魔兽么？”

“毕业之后没多长时间就不玩了，忙着考公务员。”

“下班了也不玩？”

“哪儿有时间啊，每天都快忙死了。再说那玩意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真的没意思！”

“那你那几年跟着魔了似的！”

“嗨，我原来不是没见过么！”

“没事儿多和人交流交流，和大家常联系。”

“肯定的，我现在也特喜欢跟人交流，能学到好多东西。哈哈！”

Easy至死

科技发明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稍许复杂一点儿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

魏武挥（新媒体观察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

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而且还不轻。一个例子是，我由于采购了太多的书，书房里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书，连走路都成问题。我终于腾出一个空间足够放下两个书架——然而，购买新书架的事被我拖了整整一个月，新书架到位后，整理书籍这个行为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一个显而易见的拖延症解释是：这个事你不感兴趣——大多数职场人士可能同意这种说法。比如说老板要求在明天上班前看到你写的某推广案的计划书，但你心里真正嘀咕的是：这产品烂透了，推广个屁！

但我并非一个不爱书以及不爱整洁的人。有个段子被很多人引为知己：“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编辑或编剧一大早就开始在微博上乱转悠，自己刷屏，还逮啥转啥，哪有事儿哪儿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说明此人交稿子，交专栏，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

这个段子点出了一点：对你正在拖延的事你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有更大的兴趣在诱惑你，转移你本该聚焦的注意力。于是，我得出一个小假设：今天拖延症盛行的因素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个假设有个可以争论的地方：究竟是我们静不下心来故而去泡微博（或其他），还是我们去泡微博（或其他）所以静不下心来？我认为是后者。我对这个假设的一个推论是：让人产生更大兴趣的微博“或其他”都是一些easy的东西，拖延症的盛行关键在于我们越来越倾向于easy化。

我无法在这里把easy仅仅翻译成“简单”“容易”，也许也可以用“不用太过动脑筋”之类的词来形容。在网络上，大多数的信息都是这样：快餐式的，无需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在开心网很盛行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每天上班前要去看三个笑话。他的理由是：如此可以帮助他以一个愉快的心态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曾经让他举出三个他曾经看过的笑话也让我开心一下，他张口结舌，一个都无法说出来。

近期，苹果发布iOS5操作系统时，“顺带”发布了一个名为Siri的语音工具。我以为，Siri有可能成为google（以及所有搜索引擎）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它让我们很easy。这一点，我用下面一个例子来形容：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您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需要打个引号的原因在于，这个需要其实未必是你真正的需要）。而google这类的搜索引擎，其实你能使用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且能描述出来的问题——而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提出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件easy的事。

科技发明自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我们作为人类这个主体也在越来越追求easy。这个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因为我们不习惯。

另外一种常见情形是：你的确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中，但很遗憾，突然一个行为横插其中，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了。这个行为可能是：一条短信、一通电话、Outlook告诉你有一份新邮件、智能手机响动了一下，你有一条微博新私信。你开始去处理这些事情，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注意力就此烟消云散——你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我有时候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拜手机所赐，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诺基亚的广告语，中英文版本有一个很诡异的矛盾所在。英文是“connecting people”，中文则是“科技以人为本”。但connecting people的代价就是people will be connected anytime anywhere，怎么算是“以人为本”呢？

争议者会说：好吧，你可以关闭你的手机，这样你就无需connected了。但问题在于，关闭手机这个行为会引来一些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老板是这么认为的：随时connect你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如果有这个胆子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他会回答：因为你有手机啊！

当下社会的人，有时候甚至在潜意识中存在着“被联系”的欲望。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的手机三天不响时，你可能会有焦虑感：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或者一种被抛弃感：我是不是快要被fire掉了？我们非常容易被打扰，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心深处在渴望被打扰。在一场谈话中动不动就接个电话，是“忙人”的象征——也是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的象征。当放下手机面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事太多了”的背后，你能说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吗——“看，少了我就是不行！”

无论是自己去找更easy的事，还是被connect后转移注意力，拖延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时间切割成碎片。为了完成这件事，最终我们的行为彻头彻脑地成为了一种“目的性行为”——为完成而完成。目的性的增加，让“意义”变得越来越弱。职场人士苦哈哈周而复始地“完成”再“完成”，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没意义。而幸福感，其实存在于“意义”中，而非“目的”中。

于是，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了。

失位者得先

先生掏出两枚白棋：“你看哪颗更贵？选对了，是同路人。”我未能经过考验，选了晶莹含纹的一颗，正确答案是无光无纹的一颗。

失位了，不可再失势。弃子争先，让人杀尽自己的一块棋，换取在他方的主动权。

徐皓峰

我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才开始学围棋的，教我的是一位冬眠于宿舍中、不找工作的同学，他像霍元甲办精武门般，教三四人下棋。我的棋技在三周内超越了他，他其实不太会下棋。

公认的校园第一高手是位给殡仪馆做了两年义工、背过数百具尸体的同学，有着高僧般的笑容。我挑战了，愈败愈战的精神获了他的肯定。在毕业期末世氛围的校园中，我俩的棋战已是巅峰对决，鉴于此，他觉得我可以共享一个秘密：曹薰铉的棋技在李昌镐之上，只因为曹薰铉屡败于李昌镐，而混淆了事实。

这个秘密给了我很大启发，进而推论出十连败于李昌镐的马晓春其实在李昌镐之上，并写成文章，竟然在《围棋天地》上获得发表。我的敢说敢想，引起一军方报纸的注意，让我深入阐述此观点，作了篇综述性长文。有人因此在马晓春的低谷期爱上了他的棋。

棋谱可以像小说一样反复阅读，失眠的时候，我便将棋盘置于床边地面，垂臂摆棋，摆着摆着便睡着了。我的棋评人生涯止于两篇，棋力不足业余初段，却点评顶尖高手之棋，实在难以为继。

离京去外地参加工作时，以马晓春的《围棋与三十六计》缓解心灵压力。在全民经商、谋略学成为显学的时代，这个书名不太为人所知是应该的。

对我而言，获得的是观石涛山水画般的享受，晓春兄展示的攻杀手法有着墨法、笔法的韵味。唉，曾为他正名而苦战过两年。不幸遇到一位李昌镐的支持者，我们两个低端爱好者以自己的胜负来赌两个顶尖高手高低的真相，他狂赢了我两年，以致说出：“不客气地讲，我和你的关系就是李昌镐和马晓春的关系，你只会说，我只会赢。”我大怒，反驳：“马晓春是从来不说的！”并发誓从此不跟他下棋，但过几日仍找他，他却因输给了生活，隐遁了。从此我再没见过他，生活强制性地帮我遵守了誓言。

李昌镐与依田纪基在上海对局时，我在观棋室相遇马晓春，他在我面前坐下，移走我面前的棋盘，径自摆子研究。专业人士有识别同类的本能，他一瞥便知我不是下棋的。面对近在咫尺的他，我没有搭话，却已满意了。

“以弱搏强”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奋斗精神，看聂卫平、马晓春一代棋手的自战解说，常将自己的胜局说成是一系列重大失误后的惊险自救，符合好莱坞商业片“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经典剧作技巧，很能振奋大众。

吴清源很少说自己不好，这是他吸引我的原因。无缘得见老人，初逢他的一位亲近晚辈时，此先生掏出两枚白棋：“你看哪颗更贵？选对了，是同路人。”我未能经过考验，选了晶莹含纹的一颗，正确答案是无光无纹的一颗。

他很尴尬。

先生体格剽悍，风度翩翩，具有运动员和艺术家的混合型气质，是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英雄，在中方败势时，五连胜日方高手，扭转乾坤。今日的他，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与人相处时善于说笑。

一次他与我说得正热闹，夫人过来告知：“已安排你与曹薰铉对局。”他懒散的坐姿瞬间端直如刀，说：“好事。”竟是《德黑兰43年》中老牌杀手的酷劲——这也是昔年擂台赛上的他吧？

夫人是吴清源弟子，一次随先生来我房间，先生引我说话，她闪入我视线的死角。我问夫人怎么没来，先生向我身后一指：“在呢！”我转身，见她靠墙盈笑，如一株亭亭海棠。

这是一位精神纯净而令人看起来美得超凡的女人，难怪可以是吴清源的弟子。不但是我的个人感觉，我的一位同学也如此，一次陪他们夫妇散步，夫人刚输了棋，先生表示我和同学先回去，他俩再走走。

我和同学执拗地陪他俩走完了全程，直至送回房间后，才醒悟：我俩太过分了！他俩肯定烦透了。

交流后吓一跳，我俩死陪到底的心理竟然一样：害怕他俩遇上坏人！产生了上海大街上充满危险的幻觉，似乎斧头帮还在——这便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美丽女士的感召力吧，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发人的效忠情结，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一般。

先生给我讲解过吴清源的五局棋，方知从前错用了心。看棋谱理解了，但你下不出来，说明你还是不理解，棋谱上的解说仅是一个比喻，与下棋的实质相去甚远。

先生的名言是：“围棋的威严是，业余棋手是无法与专业棋手抗衡的。”围棋与武术一样，是一种功夫，而非外行人想象的尽是算计。

生活也是一种功夫，不是本性善良、明辨是非就可以活的。生活的高手不会战胜你的精神，却可蹉跎你的时光。

先生和夫人早年蒙难，天下之大，竟容不得棋下。时过境迁后企图为自己当年正名，却又是疑问手。

厌烦“回归生活”一词，因为生活时常不令人尊重。有才华者，多是无处可归的人。他俩该入吴清源门下，吴清源的棋是失意者的棋，是在遭人夺去生活根基后的应对之法。

失位了，不可再失势。吴老善于弃子争先，让人杀尽自己的一块棋，换取在他方的主动权。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的权益，所以认清何处是他方，便极为重要。

先生和夫人是活在他方的人。

因为他俩，而想在小说中写棋。

我有一片夜空

我如井底之蛙，守着头上的一片夜空。有时候，看着月光透过竹林，听着风入竹林声、蛙声、夏虫鸣叫声，还有归巢前知更鸟的唧唧喳喳声，我会错把这里的夜误认作曾经的故园。

南桥（翻译家）

7月4日独立日，小镇放焰火。这天晚上，万人空巷，全集中到了镇中心大学的停车场上。10点差10分钟，路灯灭了。孩子们兴奋地拿着荧光棒，当成《星球大战》里那种激光剑在打闹，笑声在夜空里荡漾。

停车场上乌压压一片，停着几千辆车子。离开的时候，这里注定要堵得水泄不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在草地上铺着野炊垫子，或是打开休闲椅，坐着静静等候。附近几个黑人小孩，爬到了车顶。黑黑的夜，黑黑的车，黑黑的脸，有时候和我们对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

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编者：本书译者即为本文作者）里，弗兰西最喜欢的时光，是星期六晚上睡在前屋，聆听着外面的夜。“她躺在那里，能听到屋子里夜间的那些声息。能看到外头人们回家，回到自己的公寓，有的疲惫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有的轻快地跑上楼，有个人跌了一跤，咒骂起过道里的油毡来。有个孩子在假模假样地哭着，一个楼下的醉汉在数落着老婆罪恶的生活。”

和弗兰西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的夜。我们的一生，一半时间在夜里，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半是我们“夜生活”的质量。我很幸运，童年在农村长大，看过纯粹的星空，体验过完全的黑夜。一到夏夜，我们会抬着竹床到晒谷场上。我们叫晒谷场“稻床”——粮食和我们，共享大地的怀抱。在那没有空调的纳凉时代，我们躺在竹床上，寻找着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或是在那繁星中辨认那些缓缓移动的卫星或者夜航的飞机。我们听着收音机，听刘兰芳说书，想象着身外的古今中外。

有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在月光下玩丢手帕的游戏，输的人唱歌、翻筋斗。有时候，这村和那村的人，隔着蛙声和稻田，高声地对歌，从《打猪草》到《望星空》，一直到明月西斜。有时候，出去打短工的人，打着电筒回来了，狗在狂吠。大家彼此招呼。坐着的人请走路的人过来喝口茶，对方通常也不推辞，坐过来，在竹床上说古论今。女人们拿着蒲扇，给睡着的孩子赶蚊子。附近的石磙边上，还烧着驱蚊的蒿草。有时候，我们会跑上几里路，去隔壁某个村庄看《小兵张嘎》或是《女驸马》的露天电影。

后来进了城，光无处不在，夜空没了，一同走散的是繁星和明月。我一直在找那轮能辨别玉兔捣药吴刚伐树的明月。

光的污染成了一大问题。从美国航空航天署的卫星照片上看，美国、欧洲夜间光线过度，中国也紧随其后。过度的光线，不但破坏了“轻罗小扇扑流萤”的环境，连动物都不堪其扰。灯光过度的地方，动物都不愿栖息和繁殖。佛罗里达州的海龟，据说就因灯光问题繁殖受到了影响。“国际黑色夜空协会”（International Dark SkyAssociation）之类组织呼吁人们采用各种办法，如使用减少光污染的灯具，将光线往下照，不投向天空，且用光适可而止，尽量减少浪费、污染或破坏。

我到了俄克拉荷马之后，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的夜空。人常说，美国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对于爱好夜空、爱好宁静、爱好想象的人来说，这里倒是好地方。“美国的月亮更圆”一说，讥笑的是崇洋媚外，但美国的月亮更亮倒是真的。这里地广人稀，污染少，空气比较清新，能见度极高。俄克拉荷马位处美国大草原，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天幕低垂，白日里白云和阳光在空中变幻，如演大戏。夜晚这里很是安静，远离车马喧嚣。驾车外出不远，就可以回到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最美的是圣诞期间，所有家庭都用各种各样的彩灯装饰自己的屋子。简单一点的，在门前的灌木和树上，缠上几道彩灯。讲究的，会沿着屋子的轮廓一路钉上彩灯。很多人家，在院中大树的每一个枝条上都绕上彩灯。白天的参天大树，到了晚上，变成了一株株长在夜里的彩色珊瑚。夜幕降临，仿佛是走在天上的街市。每一个房子，似乎都有一个性格，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只不过到了平时，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小区也有路灯，也一样在蚕食着夜空。这就是为什么看焰火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跑到会熄灯的大学停车场之故。好在我有一个后院，后院里有竹林，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前面一片，三面环着竹子，还有几棵高大的榆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天井，把四周的光都给拦住。天空在上面，我在下面，月亮照过，星星闪过，云彩飘过，闪电划过。我如井底之蛙，守着头上的一片夜空。有时候，看着月光透过竹林，听着风入竹林声、蛙声、夏虫鸣叫声，还有归巢前知更鸟的唧唧喳喳声，我会错把这里的夜误认作曾经的故园。

慢节奏打酱油岁月

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胡续冬

这几年知从何时起，loser一词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那种像流感病毒一样具有超强传染力的loser感正在越来越庞大的都市失意人群中传播、扩散。以我的观察，loser感的大规模出现或许是被前些年铺天盖地的成功学挤压出来的。在2000年前后，书摊上突然冒出一大堆教你如何成功、如何走向事业辉煌的花里胡哨的小册子，而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机场里，也都有一些长得鬼斧神工的猥琐男在视频中声嘶力竭地教育大家人生设计和职场规划的要义，想躲都躲不过。如此可怕的成功压力，当然会逼出乌泱乌泱的loser来。

按照成功学的标准，我和妻子过的肯定是地地道道的loser生活了。我年近四旬，和我一届的大学同学们大多已经在政界商界混得有模有样，豪宅跑车小三小四一应俱全；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好多也都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手一抖一套房就到手。而我还毅然决然地混迹于无房无车的人群中，传说中牛X闪闪的北京户口放在我们家绝对是明珠投暗了，无房可购无车牌号可摇，年复一年寂寞无比地压在大箱子底下。

说起这房子问题，足见我和妻子熊猫一般迟缓的化石神经是如何赶不上飞驰的时代。六年前我们裸婚的时候，按说只要一闭眼一咬牙，砸锅卖铁下来，还是能以当时的房价砸出一套紧巴巴的小户型首付，可我们一按计算器，发现每个月要还的房贷都够我俩再纳个妾了，一时心生恐慌就此打住了。彼时盛传我任教的某大学要给no future的中青年教师们盖房，于是我就踏踏实实地守着个株待着个兔。没想到这守啊待啊的几年下来，北京的房价已经飞速地飙升，鄙校的房子还是没盖起来。于是我们就被loser了，只能蒙学校恩赐，租住在一套仅容二人一猫勉强共存的上个世纪70年代盖的家属楼里。

不但房子问题如此，在其他方面，我俩也都越来越像被时代的加速度抛掷出来的两个高龄弃儿。我们都没有出去社交、混会、拜码头、结交江湖大佬的习惯，一直都是能宅在家里就绝不出门，所以“向上飞升”的资讯和人脉长期处于枯竭的状态。妻子“堕落”成了一个完成了基本任务后宁愿在家逗猫玩也不愿多写多挣的打酱油记者，我也一直在学院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以陆龟一样的节奏在项目、成果、职称评定这一套高速运转的学术体制里缓慢爬行，还常常绊倒。

一开始，我们也像广大突然间发现自己是loser的欠发达人群一样，对这种万年打酱油的loser状态深感不安，总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华丽丽的时代殿堂的角落里悲催的小强。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这种慢节奏的打酱油生活里有着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小乐趣，它们毫无规律地聚集在这个高度膨胀的都市不易觉察的褶皱里，凝结成一小坨一小坨足以把失意变成肆意的幸福感。

我们俩典型的打酱油生活大致是这样过的：一大早起来吃完home made的早饭，我打开电脑在豆瓣上写个小屁文或者备备课，妻子以零健身成本在狭窄的卧室里就地练个瑜伽，然后在微博上草草地刷一刷屏，如果我没有课上而她也没有采访任务，我们俩就手拉手无比兴奋地去我们最热爱的场所——我们家附近一个乱七八糟但却包罗万象的大早市。我们会从熟得像远房亲戚一般的小贩们那里购得一大包信得过的食材，跟他们闲聊一下天气和农事，然后午饭时分走出早市，在马路边上的某个苍蝇馆子里吃一顿开心的午饭。回到家，午后要么睡个很没出息的午觉，要么各自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书上迷失一段时间，写下一些蛋疼的文字。下午常常召集一帮既是学生又是小友的85后90后屁孩儿玩三国杀，玩着玩着我和妻子就愉快地闪进厨房里去了。那间只有3.2平方米的厨房是我们的圣殿，我们平日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里面洗着菜挥着锅铲，炮制各种或生猛或飘逸的菜肴。经过变魔术一般的家具大挪移，屁孩儿们都能挤在饭桌上和我们一起饕餮。晚饭后，和孩儿们畅聊一通文事学事天下事，就可以让他们打着小饱嗝回去了，剩下我和妻子歪在床头看个欢乐的小片，而后关大灯开小灯，各自抱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又迷失一阵，最后，在11点之前必定咣当一下跌进梦里，决不当熬夜怪。

这样的日子，听起来非常二非常没有追求，但正是这种不思上进不会来事不识大体不混大场面的二，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风中凌乱般地寻找治愈系，因为在我们的慢节奏打酱油岁月的每一个缓慢的节拍里，都藏着一个治愈系的小元神。正因此，我才在我和妻子的新书《胡吃乱想》和《灶下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突然冒出一句：“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用常识去表达，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非要用常用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把它简单化了。

何兆武

面对死亡的人，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阵日本天天来轰炸，我们几乎天天跑警报。太阳在天上照着，炸弹好像水晶球一样一个一个掉下来，掉下来一个就要死很多人，可人们也没见得有多害怕，因为每天都要面对它。

飞机来扔炸弹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最奇怪的是，大家都跑，可一个平常很自私的同学，碰到这种情况居然比谁都镇静，他就躲在屋里。吴晗这种民主斗士反而惊慌失措，他跑的样子让我很不以为然。

梅贻琦校长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差不多60岁的样子，他时常与我们一起跑空袭，但他并不跑，他很有绅士派头，衣服穿戴得很整齐，慢慢地拄着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当作拐杖，还疏导我们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非常安详，你看老校长是这样的态度，你们慌什么？他让我们很安心。吴晗那个时候是中年人，他那惊慌的样子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当然人各有异，这是修养，也是本能。

我不相信人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但要说对后世还有影响就不算是消失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消失，因为每个人总会有一点用，即便是小小的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比如，前人的书总是会对后人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

乌纳穆诺是西班牙最古老大学的校长，写过很多神秘的小说，还写过一本《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本书中，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光荣”。

我是在青年时期读到这本书的，看完了就去问汤用彤先生的意见，他说这本书文笔漂亮极了。我说：“您的意思是思想不够？”他说他不同意纳穆诺的看法：“人生的意义是追求peace of mind，是追求心安理得。”

后来，我又去问我的好朋友王浩，王浩说：“人一定是通过追求光荣，才能心安理得。” 和国内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历尽坎坷，乃至业务荒疏、一事无成不同，王浩一直是英国牛津、美国哈佛和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

但我想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像王浩那样有本事的人要追求光荣，我这种追求不到光荣的人，就选择做个旁观者。这好比演戏，要我到舞台上去演出，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就安心做一个看客，人生不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得到心安理得。

可是，王浩在国外的一生看起来顺利又平稳，得到了光荣，他得到幸福了吗？我觉得他并没有得到。矛盾和烦恼好像伴随他的一生，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恰好是他无意追求的方面。他一直想从逻辑入手弄出一套系统哲学，晚年放弃了这个野心，但仍念念不忘想要解答人生的基本问题。

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普通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人生追求的是幸福”。那什么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答案。

年轻时候，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现在，我想不是这样。现代社会的物质水平要比过去提高了，可是人是不是比那个时候更幸福？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准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有才华的人都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王浩在青年时期喜欢追问：“什么是幸福？”他引用过纪德的话：“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如果不是幸福，又应该是什么呢？人生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光荣、知识、权力、地位、崇高、圣洁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直到老年，他似乎并没有追求到他早年所企求的那种幸福。有时跟他聊天，我就想追问他，什么是幸福？他也说不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碰面。他租了一辆新车，带着我跑了德国好多地方，那时他身体非常好，整天开车，一点都不累。但是，三年之后，他就得癌症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他是有才华的人，如果不死的话，至少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做点贡献。

他虽然一直在国外，没有回国，可是他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抱有很大的希望，有几次回国又觉得很失望。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最糟糕的是什么？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道就要株连九族。”他的父亲曾经是非常追求进步的，五四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反右期间他死了，王浩要回来奔丧，但没有获得批准，他非常失落。一个人总是一个社会人，你不可能就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你要是在社会里面得不到幸福，那就没有幸福了。

什么是幸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荒唐的事情：我到清华来的第一年，我就教了一门历史课，学期考试上我出题目，之后系里的书记跟我要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有什么标准答案？我的答案就算标准？不行，非得要标准答案。不要说我们没有标准答案，连牛顿、达尔文都没有标准答案，他们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学说，那个学说当时很有力量的，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超越他了。

我到今年秋天就满90周岁了。人若想要活得久一点，最好是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质量，你要是活着就是受苦受难就犯不上。我看到一些老人一大清早就起床做运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目的就是为了多活两年，而你付出的是十年的代价，代价太大了。

人最好是活得有意义，不过这东西很难说，什么有意义呢？在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朋友霍拉旭说过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用常识去表达，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非要用常用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把它简单化了。

或许，只有类似宗教的答案了，所以这一点我挺佩服宗教徒的，他们有一个信仰。我是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相信神，好像思想就没有了依靠。就这一点来说，人还是需要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东西的，就像以往的中国人相信自己可以改造世界，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但它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一步很难说。

人需要走出去

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蒋勋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曾经睡过火车站，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报纸。早上五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带个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欧洲来旅行。钱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宋朝词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轻人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壮游能带动年轻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觉得我在欧洲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地被克服。我们今天小孩做的准备，他们的信用卡、语言，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的中国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有人好几年都在问我，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他没有取经的能力。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都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

“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

旅行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来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在比较里面，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只是不同，并没有优劣。就像写《裨海纪游》（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他们就在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写《真腊风土记》（今日的柬埔寨吴哥窟）、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

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行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行。

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到现场之后，可以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叫做“家徒四壁”，他们连壁都没有。

我在台湾，老觉得我还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脱光光地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在一个环境久了，不但爆脑浆、爆肝，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写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等等——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都是很不错的方法。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你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

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理想——走在羊肠小路上的梦想者

不一样的京胡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要达到“心里要什么，手上就能拉出来”的境界，但现在才知道这得是一辈子的事。

赵杏儿

“那种浩然之气，京腔京韵，和在地方拉琴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你好比明月空放亮，你好比明珠土内藏，你好比鲜花空开放，卑人好比采花郎。”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11日是个周六，北京青年京剧社的票友们正在官园花鸟市场附近的一间平房里排演京剧《桑园会》，为他们操琴的却是一位专业琴师——中国戏曲学院京胡系在读研究生王媛媛。这位“北漂一族”每周六下午从1：30到5：30为票友操琴伴奏，只象征性地拿一点酬劳，她周日上午要为一位小朋友上京胡课，有时周末晚上还有临时演出。虽然这些活动的报酬不高，但为了结识更多京剧界的票友、名家，为今后的工作寻找更多机会，王媛媛都乐于参加。

在北京青年京剧社的豆瓣页面上写着这样一段说明：“六朝古都，皇城根下，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京剧，走到一块儿。透过那皮黄声声，锣鼓阵阵，不由让人想起那任时代劲风吹之不灭的华夏文明。我们，就是国粹的守望者。”这不光是青年京剧社成立的初衷，也同样是王媛媛在本科毕业7年后毅然回到北京的重要理由之一。

从北京再到北京

王媛媛，1979年生人，老家在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乐陵是个县级市，盛产金丝小枣，全市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5万。整个乐陵市只有一家电影院，兼作剧场。每年9月，当“金丝小枣节”来临时，当地人最高兴，因为剧场里会有演出活动，去年邀请到的是草根明星“大衣哥”朱之文献唱。平时，那里人们的娱乐活动多是“广场文化”，扭秧歌、跳舞、放风筝。

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家乡，王媛媛的家里却文艺氛围浓厚：她父亲在市文化局工作，同时也是一位京剧票友，王媛媛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有一屋子人聊天唱戏。“我9岁开始学习电子琴，但戏听得多了也就会了，有一次我竟然能把一段样板戏唱得一字不差，有板有眼。”父亲觉得闺女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教了她一段京胡演奏的小开门，王媛媛学得又准又快。之后，14岁的王媛媛改攻京胡，后进入山东省戏曲学校；5年后，她考取了中国戏曲学院京胡系，当时京胡还没有开设本科专业，与王媛媛同年考上中国戏曲学院的还有京剧谭派名家谭元寿的孙子谭正岩，他主攻京剧表演。

在北京学了两年京胡，即将毕业的王媛媛被青岛市京剧团相中，2000年底，她去青岛工作。但让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没想到的是，自己进了青岛京剧团却不能拉京胡，“得论资排辈，新人刚进来，老人还不能一下子把位置让出来，我就只能弹和声器”。不过，那时的王媛媛特别自信：“现在想来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自己毕竟是北京学成归来的，团里其他人都是地方戏曲学校或者跟班学艺的，见过的世面就不一样。”刚工作时，王媛媛每月工资800元，不演出和排戏的时候，她上午到团里帮演员吊嗓子、练戏，下午没事了就到当地的京剧票房(票友活动的地方)操琴，由此结识了各行各业的不少朋友。

并不紧张的工作和充足的时间让王媛媛在2004年底萌生了考研的念头，那时中国戏曲学院刚开始招收京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已经在团里坐上了京胡的位置，但同时也开始上许国璋的英语培训班，为考研做准备。”一路顺遂的王媛媛没想到却在考研这条路上走了七年，摔了三跤。

2005年1月，王媛媛回到阔别5年的母校参加研究生考试，因为文化课成绩没有上线，考研失败，但她并没有再回到青岛京剧团。那时，青岛的票友为她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去新加坡的民间京剧团当京胡老师，艺高人胆大的王媛媛欣然前往。“当时只是想换个地方生活，去看看世界。”

一年半之后，王媛媛却主动放弃了新加坡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我意识到如果再那样下去，我的专业就要荒废了，因为在当地我的京胡几乎是拉得最好的。”王媛媛当时只有晚间有教学课，白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也许当地的朋友会给我介绍个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子，从此留在新加坡，但我不想过平庸的生活。”

2006年8月，因为心里始终有种想“折腾”的冲动，王媛媛回到国内，再次潜心复习文化课，准备第二次考研。“从我二十五六岁去新加坡到现在，五六年过去了，这是一个让我自己慢慢变得现实的过程。”王媛媛是个爱笑的姑娘，“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要达到‘心里要什么，手上就能拉出来’的境界，但现在才知道这得是一辈子的事。”

王媛媛总是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以至于某些记忆好像根本在脑中不存在，“考了太多次，自己都快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有一阵大学时的专业老师都劝我别考了，该干吗干吗，艺校的同学和大学同学也劝我放弃，但我不能后退，也不能后悔。”王媛媛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我是那种想一辈子就把一件事干好的人。”

但在新加坡攒下的积蓄逐渐花完，王媛媛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问题。重回北京的最初，王媛媛采取了封闭式的复习备考，不与外界来往，不做与考研无关的事情。那时的她就像投落在北京的一名伞兵，即使孤立无援也不主动求援。

那两年，用王媛媛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给呆傻了”，不懂人情世故，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交流，这几乎是所有艺术生的软肋。2009年，王媛媛有些“破罐破摔”，开始走出“降落伞”的覆盖，与北京这个城市产生互动。她通过自己专业老师的介绍，开始接一些演出并且为票房活动帮忙，并和北京的“京剧圈子”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还结识了一些北京朋友。

2010年第三次考研前夕，曾经怀揣着考研梦的王媛媛竟然开始犹豫是否参试，“我对自己说，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王媛媛当时租住在中国戏曲学院附近的小平房里，条件极其艰苦，“当时我的父母为了照顾我都来北京了”。王媛媛这么多年做出的各种选择，家人总是支持的。不知是父母的站脚助威还是老天眷顾，这次有些“不上心”的考研终于让王媛媛得偿所愿。

不后退，不后悔

考上研究生之后，王媛媛在欣喜之余，却发现了自身性格和个人追求之间的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专业能再提高，但另一方面，我是个很不会宣传自己的人，我一直在逃避让自己‘出名’这件事。”王媛媛知道做琴师无非就是两条路：“傍角儿”或者进剧团。“傍角儿”意味着琴师一旦被某个有实力的京剧演员相中，两者就形成固定搭档，琴师随“角儿”走，这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而进专业剧团则是按照演出日程排练，赶上哪出是哪出。但是让“角儿”相中的前提，就要有和他们合作的机会，或是至少通过一定的商业化运作达到小有名气。

今年，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王媛媛已经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未雨绸缪。“春节前，老师帮我做了个预算，如果在学校开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的话需要20万元。”王媛媛希望通过音乐会能够让自己直接傍上个“角儿”，这样便能省去进剧团从头做起、在论资排辈中挨日子的过程，但这又谈何容易。

“如果不拉京胡，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来北京，家乡其实也挺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媛媛曾经的艺校同学都在地方剧团坐稳了位置，也纷纷成家生子，过上了王媛媛曾经逃避的“平庸”生活。

王媛媛有时会和同学聊起从前，“记得年轻时他们就说，毕业之后找份一般的工作就成，慢慢干都会好的。”这是王媛媛多年前也曾有过的心态，“但现在我如果再这么想、这么做的话，心里还真不平衡，毕竟不能白放弃那么多，得对自己有个交代。”王媛媛总觉得虽然都是拉京胡，但北京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那种浩然之气，京腔京韵，和在地方拉琴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媛媛，晚上去我们家吃鸡蛋西红柿打卤面吧！”北京青年京剧社的老李在这次票房活动结束后向王媛媛发出邀请。

“不了！晚上我还得去长安大戏院给人练活儿去呢！下次吧！”当天晚上，长安大戏院将上演三出折子戏，有熟人推荐王媛媛去给其中一出戏操琴，她那位相见却不相识的校友谭正岩也将登台亮相，如今他已是著名青年京剧演员，也已有了和自己固定合作的琴师。

放大镜背后的真相

“我像一个接到地气的人。大不了，我也可以回去放牛。”这条底线听上去开阔而柔软，想象起来，就让人如沐阳光。这样一来，求全，或许未必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了。

罗蓓蓓

太太不工作

Justin来了，匆匆的。

这次，他没有戴雅灰色的围巾，没有拎方方正正的公文包，也不像往常那样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踩着慢爵士般的节奏而来。没了古龙水的香味，西装换成了有大帽子的臃肿羽绒服，疲惫锁在眉间，久不散去。

Justin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试图在别墅前加盖一间太阳房，建到一半，管理机构找上门来。奔波于各种交涉的Justin渐渐对公司疏于管理，很快，公司运转也出现了问题。他在两个月里瘦了十几斤。

2011年，不到40岁的Justin就买下价值千万元的别墅，“我们这个圈子的精英阶层，有标准配件——花园洋房、做家庭主妇的太太和两个读国际学校的孩子。”

2005年，Justin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国，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金融公司。几年时间里，他积极拓展以美国名校海归为主的社交圈子，“互通有无，互相成就”。短短几年，公司发展势头迅猛。

他说，他并不是没有看见过“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其他可能性，“但我身边的人都这样，他们拥有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别人就不跟你玩儿了。”

正当Justin朝自己的标配目标迈出了符号性的一步，并准备加建一间全玻璃太阳房，住进去好好感受生活，他却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我后来想，要想住别墅就是得给管理部门送礼，而且要送足。但等我再去送的时候，关系已经恶化，人家不收了。”眼看着别人家的太阳房一一完工，他们家却始终处于停工状态，Justin的太太被气得住进了医院。

“我经常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几次我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好想找个人说说话。我拿着iPhone把通讯录翻了好多遍，一个都找不到。其实就算找到了，我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拨过 去。”

这种被迫的失语状态，对于Justin来说，其实已是一种常态。

早在哈佛商学院念MBA的时候，“我就只有听的份儿”。他说：“作为中国人，我常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地位。讲起金融案例，那些跨国公司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根本没概念，建立不起直觉。只有在涉及数理和逻辑的时候，才是我出头的时候。”

但终究，生活的主旋律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Justin开始动脑筋，组织Asian Food Fair（亚洲食品展览会），组织的次数多了，美味的中国菜吸引来不少外国人。“他们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浅尝辄止。说不了几句，他们脑子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固定印象就会跑出来。”Justin也曾几度想找同胞聊一聊，“但我不好意思，他们都太完美了。我从来没有听谁说起过碰到困难，内心有担忧，或者有搞不定的，需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眼里，沉默的Justin也在游刃有余地驾驭着现实。

“至今为止，我没有碰到过一个可以跟我对话的人。我内心很渴望一个能在个人选择和为人处世方面引导你的导师，而不仅仅是在学术上。”

就像被人偷了东西

37岁的王君也在专心致力于打拼他的花园洋 房。

他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继续深造，由于生活开销大，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勤工俭学。但对于外语学习一直以英文为主的中国学生来说，多数人的日语并不流利，如果要打工，机会少得可怜。相比于争取工作机会，中国学生更擅长的还是争取奖学金。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她拿到了那么好的奖学金，可能她就嫁给我了，”王君感慨道，“我很喜欢那个女孩儿，她对我也有好感，每天除了睡觉时间，我们都会在一起。后来拿到最高等奖学金的人是她。我们俩突然就沉默了，在同一时间，就跟约好了似的。”拿到少量奖学金的王君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学校机房里的工作，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省吃俭用，三年没置过新衣新鞋——现在，只要碰见喜欢的鞋子，他就会一口气买下三双。

“我想了很多年，为什么我们从无话不谈到再也不跟对方说话，后来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奖学金。”

工作几年后，王君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2008年毕业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工作机会骤减。他找到的工作，薪水远远不及早一年毕业、比他小十岁的师弟。“难道早一年毕业就能搭这样的顺风车，鸡犬也能升天吗？”之后，他再也没有跟曾经关系密切的师弟说过半句 话。

他从同学那里学来伎俩——把学生证“无意间”掉在地上，等着旁边漂亮的女生路过时捡起，然后对常春藤名校学生证的主人心生崇敬和爱意。两年时间，王君的学生证多次有女孩捡起并送还，但他仍一无所获，依旧单身。

他埋怨那些游客，在他学校的纪念品商店里购买印着学校Logo的校衣。“难道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不会感到不自然和心虚吗？”他像被人偷了东西一样心生愤懑。

李一佳和王君是截然相反的类型，他的自信浑然天成，完全无需依靠他人来证明。

他是加州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至今，校门口的街上，仍随处可见留着莫西干发型和浑身铆钉的学生。

在这样一所学校，李一佳似乎已很难相信，人还有按常规思考的理由，还有跟别人保持一致的必要。“我有一种力量感，有勇气，认为自己感觉对的事就可以去做。”

一次，他与朋友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一起去参加聚会。打开车门的那一刻，他却决定不去了。

“车里有咖喱的味道。”他说。

“咱就凑合凑合吧，不会坐多久的，总共就没多远，好不？”朋友央求说。

“不，不去了。”他依然坚定。

“你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吗？你不也会随地吐痰吗？你怎么就不能忍受一下这么点味儿呢？”朋友也生气了。

实习期间，李一佳更是当面拒绝了老板交代给他的一些翻译和推销的活儿——“都是些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体现价值的活儿。”

他就是这样，苛求生活，苛求收获，骄傲地朝着“伟大”一路狂奔。只是，他这样一个勇气十足的人，并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中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里，越来越少见到他的身影。

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宋林能够理解Jusitn、王君和李一佳那种“放大镜下的特权感”，但这种优越意识往往会变成枷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也让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变得尴尬莫名。

13岁考入大学少年班的宋林，在开学的第一天就感到了压力。班主任老师致辞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两三个像钱学森那样的人才。”当时30个少年班的学生在洗耳恭听。有人犯嘀咕，两三个？那剩下的二十多个呢？他们可全是万里挑一选送进来的，社会上称他们为“天才”，他们也在这种称谓下感受到了一种“特权感”，几乎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

“好多人觉得，如果成不了伟人，如果不能尽快展示出自己是一块伟人的料，那就是极大的挫败。”宋林对此感受深刻。

班主任老师说：“你们都很聪明，你们要拼的就是谁能适应，谁能适应谁就能成功。”有能适应的，必然就有不能适应的。

“有人开始长期逃学；有人躲在暗处到处用石子掷人；有人把寝室的门拆了燃起篝火向路过的女孩儿吹口哨；有人在考试不及格的梦醒时分尖叫并把别人摇醒；有人因为听见隔壁在低声私语就冲过去打一架……”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淘汰制”，30人要淘汰10人。“最后的那10个就这样消失了。”宋林说，“这是最让我感到不满的一种机制，它制造了无端的竞争。30个都是很不错的人，非要让10个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差生。遭淘汰的那些人，我几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这些孩子就像燃完的烟花，一闪即逝，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仿佛他们存在的过去都毫无意义，也无迹可寻。

宋林是第17名。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讲“龟兔赛跑”的故事。第二个学期，20个人淘汰5人，他是第13名。老师惊诧这个进步不大但总是卡在淘汰边缘的孩子怎么总也走不了。

“其实，我很清楚自己需要花多少时间学习，就能不被淘汰，这样就够了。我还想做点别的事情。1/6的时间学习，1/2的时间去练武术和太极，1/3的时间玩电脑。”

宋林像一个奔跑在看台上的选手，他没有给“淘汰制”伤害他的机会，但他还是被伤害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喜欢采用罚钱的方式，迟到、违反纪律都要被罚。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罚站，而是罚钱。”“班主任老师”这个角色，几乎是少年班学生眼里成人世界的表征和意义。“这种方式深深地伤害了我。后来调来的班主任老师是校长的夫人，她不罚钱，人也和蔼，可是对我们的生活不常过问。有的男生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才洗一次澡。他们把澡票都跟女生兑粮票了，因为长身体吃不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不过，宋林说起少年班，也有些美好的回忆，比如在打群架的时刻，体会一种人与人之间团结和亲密的关系，感受一种“战壕式”的温暖友谊。

这种日子过了两年，宋林跟随母亲到牛津小镇，与他在当地做访问学者的父亲团聚，密西西比的这片土地对宋林人格的重铸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同学有不少都是牛仔，他们普遍成绩平平。但当他们驰骋在牧场里，他们的身体就洋溢出野性的魅力和朴实的生命力。“他们独立、勇敢、坚强、简单。他们的生活平静、快乐，邻里关系也相当融洽。”这样的风情，让宋林看到了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像一个接到地气的人。大不了，我也可以回去放牛。”这条底线听上去开阔而柔软，想象起来，就让人如沐阳光。这样一来，求全，或许未必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了。

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

宋林在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和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一共做了八年博士后。“我喜欢波士顿古老的文化氛围，但因为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在，势利气息也比较盛行。有一些人急功近利，很有攻击性。有一些不幸的女人，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场和范儿，就几乎没有人爱她。当然，我更加讨厌纽约，它像傲气的波士顿一样势利，却又不像波士顿那么有文化。”

宋林只在纽约待了两年，他很少参加聚会，宁可一个人沉默地呆在家里。在他眼中，那就是一群衣着暴露的女人围着一个华尔街男人各显神通的游戏。

他看到有些中国人只说英文，并时常道歉：“对不起，来美国好几年，我都快忘记中文怎么说了。”这让十几岁就在美国生长却乡音不改的宋林有一种反胃的生理反应，“这个城市的逻辑基本就是：如果你不漂亮，又没有钱，那你就等着自生自灭吧。”

宋林离开纽约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一待就是六年。他所在的实验室选择的科研方向是通过显微镜探究大脑内部的路线结构。这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前途未卜，工作量巨大却又进展缓慢，六年之中他熬走了四个同事。他们多数去了华尔街，并告诉自己：“等挣够了钱就回来开设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但多少算够？他们又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最后，当初跟宋林一起来这个实验室的四个人，只剩下后来选择回到中国做教授的宋林。

如今，孤独和形影相吊也是宋林的“常态”。不是那种没有人陪着喝酒聊天的孤独，而是别人都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孤独。好在那一条底线依旧开阔而柔软：“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2007年，李一佳也毕业回到了国内。他在一家外企公司开始了一份年薪60万元的工作，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便辞职离开，自行创业。坚持三年，经济窘迫的他重回本行，从年薪30万元做起。创业的失败也让李一佳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虽然我在伯克利学习过，但比起没学过的人，我不一定比他们强。现在，我比从前快乐了，我很庆幸。”

而“哈佛大学”仍旧是Justin身上的一个枷锁，“我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投资行业，我喜欢教育。但如果选择教育，我就不用去哈佛念商学院了。”

他缩在臃肿的羽绒服里连连摇头，“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绝不会放弃我的太阳房。”

他还要赶回去看望他的太太。当年，她在他去哈佛一年后赶去美国陪读，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给陪读的人工作机会，她只好被迫赋闲在家。现在，Justin很高兴的是，因为他事业的成功，“她完全有把全职太太当到底的资本了”。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对于有电影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门槛在于电影是一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投资方不愿冒险相信新人，电影行业整体浮躁，新导演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拍片的机会？

李申

2011年12月22日，在位于北京西土城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机房里，曲江涛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做后期处理，等待电影频道的领导们验收。这部电影频道拍摄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他坚持了十年的电影梦的最终结果。

面对即将完成的作品，曲江涛已经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激动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七天之后，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一条胡同的咖啡馆里，曲江涛已经在和下一部电影的制片方开剧本会，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爱情片，将进院线公映。

十年前，也就是2002年，由于录像带、DVD和各种音像制品冲击，中国电影总票房仅有九亿元人民币，用圈内人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烂到家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已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和大额度的亏损，电影人纷纷转拍电视剧，摄影棚搞成了仓库，电影院改成了舞厅。

那一年，27岁的曲江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进修班，学期一年，学费25000元；25岁的韩杰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进修班毕业，独立拍摄了一部22分钟的电影短片叫《回家》；22岁的张江南即将从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忙着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比如“首届中国同志电影节”，还写了一个叫《春花开》的电影剧本。十年后，他们的职业是电影导演。

三个人中，曲江涛和电影关系最紧密——他曾在新疆电视台做过三年的摄像记者。2001年6月，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京当北漂，在离中央电视台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地下室，接点中央电视台有关摄像的零活。“跟路上找活干的民工差不多。”他说。

当时和他一起租房子的同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上进修班，毕业作业要拍一个短片，曲江涛就为他写了个剧本，是个爱情片，让这个同乡正在追的一个女孩子演女主角。因为找不到人当导演，曲江涛也就兼任了。“根本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在编故事方面挺有能力的。”曲江涛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有进修班，曲江涛就报名了。“那时一边上课，还要一边赚钱维持生计，没学到什么知识，就会学怎么看电影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曲江涛把“拍电影”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琢磨拍电影的事情，踏踏实实干摄影，我现在都应该在五环以内买上房子了。”曲江涛说。上完这个进修班，曲江涛仍然以拍纪录片和广告为生，但心思已经全放在电影上了。熟悉他的人说他“善于在平凡生活里寻找温情”，很有幽默感，这一风格的形成跟曲江涛的性格和之前动荡的生活有关。

昆明地质学校计算机系毕业的韩杰的电影梦则来源于张艺谋，张艺谋卖血买相机搞创作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他，他觉得，既然张艺谋能突破生活的樊笼去追求艺术，自己也能。1999年，张艺谋带着《我的父亲母亲》去深圳宣传，在深圳打工的韩杰买了一张影迷见面会的门票去见张艺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韩杰觉得张艺谋也就是个普通人，这更加鼓励了他。韩杰不喜欢当天放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他一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搞不好自己可以拍得比这个更好。

不久之后，韩杰辞掉了深圳的工作，跑到北京，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之所以选这个专业，也是模仿张艺谋的成功之路。到北京之后，他才发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是学图片摄影的，于是就上了两年制的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班。韩杰的电影有天生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他也是个希望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人。

1999年，张江南从江西樟树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电子系。“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每个人都认识我，来北大之后，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失落感和没有女朋友的空虚，令张江南迷上了看电影，他突然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电影，至今他还记得有一个情人节花了三块钱去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六。

“以前很多电影、电影大师的名字，只在书上看到过，说拍得多么多么好。那个时候突然赶上了DVD的时代，每天就去淘碟，什么都能看到了。”张江南说，他突然发现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

“摄影机就是笔，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武器，这个说法很打动我。”张江南说。每个电影人，特别是非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在考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梦想，而不是赚钱。

门槛

一个毫无拍片经验的年轻人突发奇想要做电影导演，最常见的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混片场，从场记、副导演做起，积累经验，最后升成导演；二是从电影的其他行业转入：比如编剧、摄像中有很多人最后都成了导演，也有人演而优则导；三是拍摄短片，写剧本，然后拿了本子或者作品的构思去寻找投资人，这条路的偶然性最大，但走的人最多。

“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谈过的投资加起来都快上亿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资人，乱七八糟的公司老板，我都会去谈，每次都抱着希望，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成。”曲江涛说，2010年前后，这些事情更多了。“最近，会看到一些很傻的剧本，很草台的班子，很着急让我去拍，反而搞得我很紧张，不敢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勇气从哪儿来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曲江涛还是会去谈谈看，“真正的机会或许就在里面，万一错过了呢？”

2006年之后，因为商业片成功赚到钱的例子越来越多，加之电影观众剧增，电影大环境开始改善，越来越多的钱进入了电影行业，据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估算，2011年国内电影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70亿元。“扎钱”成了很多年轻导演的功课，他们拿着自己的剧本、短片和获奖证明去寻找那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富有的冒险家，希望得到一次机会。

“我来北京当摄像的时候拿了七八个证书，原件复印件都有，简历也印得很好，结果发现干摄像根本就不需要简历。现在想当导演，反而要拿着简历到处跑。”曲江涛说，要说服投资方，简历上要写你得过的奖，给人家看你拍过的短片、广告、纪录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拍过什么电影，甚至没有拍过同类型的电影，也会被拒绝。

2007年，曲江涛得到了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叫《像小强一样活着》，跑了两三年，希望能得到投资方的赏识，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这部小说被另外一个导演关尔拍成了，花了100多万，在2011年暑期档上映，票房有500多万。“这事情真的挺遗憾的，当时我买了很多这本书，送这个，送那个，和那个作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是没成。”

最有希望的一次是2008年，曲江涛曾和另外三个导演进入过一个叫“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掘电影新人、拍摄小成本优秀商业电影。后来，这四个导演中，乌尔善利用这个计划的钱拍出了《刀见笑》，另外三个人就没下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曲江涛说，他很羡慕乌尔善。虽然观众对于《刀见笑》的评价分歧较大，但投资方赚到了钱，使得乌尔善能够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画皮2》，主演有赵薇、周迅和陈坤，“一下就跨进亿元票房俱乐部了”。

现在类似“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这样培养新导演的计划越来越多，也培养了不少导演，但进入这种计划，并不意味着能够拍上电影，还要拼资历、拼剧本，乌尔善在拍电影之前是广告界的大牛人。

韩杰是通过贾樟柯的关系，参加了一个叫做“添翼计划”的培养新导演的项目。2002年，韩杰将自己的毕业作品《回家》的光盘递给了贾樟柯，两个多月后，贾樟柯约他谈谈，后来，韩杰成了贾樟柯的副导演。4年后，韩杰拍摄了一部地下电影《赖小子》，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获得了好评。2010年，韩杰终于拍上了自己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Hello！树先生》，由贾樟柯监制。

贾樟柯是山西文化界的骄傲和名片，通过他的名气，在山西的企业家中融到了很大一大笔对回报要求比较低的资金。2009年10月，贾樟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公司西河星汇已募集到一亿元人民币，近期将投拍年轻导演的新电影。

曲江涛正在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是田壮壮监制的，曲江涛根据他爸爸和他侄子的真实故事写了这个剧本，投给田壮壮的公司，田壮壮又投给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最后由电影频道出了100万，把这部电影拍了。“田壮壮对我帮助特别大，电影是在陕西华县拍的，开机第一天，田壮壮还专门跑到陕西帮我坐镇，后来我剪辑的时候，他也提了很多建议。”

在内地，像贾樟柯、田壮壮这样愿意扶持新人，为新人做监制的电影界前辈很少。但这在香港几乎是一个传统，徐克为吴宇森、李惠民做过监制，李惠民是《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很多人认为《新龙门客栈》是徐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徐克只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吴宇森也为陈奕利（《天堂口》导演）、李巨源（《窈窕绅士》导演）、苏照彬（《剑雨》导演）做过监制。王晶也扶持过刘伟强、钱文锜等导演。

如果没有好的资历和贵人相助，拿着剧本去找投资方，几乎是新导演“扎钱”的唯一出路。“如果投资方觉得这个剧本不错，想投资，你就跟投资方说，你要么让我做导演，要么我就不把剧本卖给你，有时候投资方脑子一晕，也能成。”曲江涛说，但是他并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写的剧本投拍过，效果还不错，你就比较容易说服投资方让你做导演。”张江南在做导演之前，写过一些电影剧本，有些也投拍了，比如喜剧《大胃王》，这为他找到钱奠定了基础。“国内确实没有好剧本，如果张艺谋都找不到好剧本，那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张江南说。《山楂树之恋》这个剧本本来以20万人民币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后来张艺谋拿出150万把整个项目直接买下。“要是没实力，谁能干这种事情啊。业内传说刘恒写《金陵十三钗》，编剧费是400万，好多电影的投资都不到400万。”

光有钱也不行

姜文的制片人马珂统计过：“中国的人才只能保证七个优良的电影剧组开机。”拿到钱之后，也并非就一帆风顺，找不到每个岗位上的合适的工作人员，仍然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按理说，应该是电影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比电视剧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和水平高。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张江南说。这几年，电视剧行情火爆，电视剧《宫2》仅网络独播权就卖了185万元，腾讯为了这部电视剧付出了7000万人民币。高收益使得很多优秀的影视剧制作人员流向了电视剧行业，电视剧最好的编剧的价格已经涨到一集30万了，普通编剧一集也能拿到5～10万元，一部电视剧至少有上百万，而绝大部分电影编剧的酬劳都在50万以内，而“写一部电影剧本并不比写一部电视剧省力”。

“我这些年来看过两三百个剧本，没有一个能拍的，至少我拍不了。”曲江涛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剧本一开头就写“在月球上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或者“十万大军围剿匈奴”。

“那些成熟编剧的剧本根本不会落到我们手里，所以‘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只能自己写剧本。”曲江涛说。

“2011年还发生了‘演员荒’，演员都找不到，都没有档期，不论多么不靠谱的演员，多么二三线的演员，档期都约不上，价格也要的很高。”很多年轻导演都这样抱怨。曲江涛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的主演罗京民，就是在《士兵突击》中饰演许三多父亲的那个大爷，很多观众对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任何印象。“老头现在忙得很，档期也很难约。”

电影最核心的观众就是18～35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需要看帅哥、美女，需要偶像。今年的电影市场也证明了，拍年轻人的故事给年轻人看，才是商业电影的正路。但是，大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优质的青春偶像，而台湾却一年又一年地培养出优质养眼的青春偶像。其他电影的制作和辅助岗位的情况基本也是一样。

“内地凡是跟电影沾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连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要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影评人张献民说。写检查成了电影制作者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下文简称电影局）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于初入圈子的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对于拍出能够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电影更加缺乏经验。“当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拍摄地下电影，是因为他们连拍一部电影需要办哪些手续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地就把片子拍成了地下电影。”和第六代导演相熟的张江南说。

2004年，曲江涛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高中生的电影剧本，里面有高中生抽烟和打架的情节。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出资150万元，并赞助机器设备，曲江涛连团队都搭建好了。后来，剧本由电影局转给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国家教委），国家教委给他的批复是：“此剧本无需修改，不可拍。”

“谁不愿意拍南京大屠杀啊？尺度大，还有天然的恶势力。但是拍这个，你的剧本还要通过外交部的审查。”很多接受采访的电影人在谈到最近上映的《金陵十三钗》都这样说。

张江南对自己目前的定位是惊悚片导演。“我入行的时候，电影的行情还不太好，根据全世界的经验，这种时候拍情色片和惊悚片是稳赚不赔。上世纪60年代，电视的普及影响到了电影，欧美和日本的经验都是这样的，但在中国没法拍情色片。”他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午夜出租车》投资300万人民币，票房1600万人民币，于是赢得了拍摄第二部电影的机会。这部由光线传媒投资的影片《午夜火车》，融合了惊悚片和灾难片的因素，但因为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至今还没有通过审查。

“电影就是要制作视觉奇观，否则观众就不如去看电视剧了。”张江南说。诸如飞车追逐、爆炸、灾难、闹鬼、犯罪等情节都不能在内地拍摄。香港导演林超贤最近的一部警匪片《逆战》里的主要演员虽然用的是谢霆锋和周杰伦，故事却设置在中东。今年上映的一部国产惊悚片《孤岛惊魂》，那个闹鬼的小岛也不在国内，而是在太平洋爪哇海的一个孤岛上。

寻找敲门砖

从副导演或者场记开始做起，是一条比较常见的成为导演的路线。韩杰为贾樟柯做了8年的副导演，合作了三部电影：《世界》《无用》和《三峡好人》，这段经历为他自己做导演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影评人认为，韩杰在影片中流露出的现实主义风格与贾樟柯颇有神似之处——他的《Hello！树先生》虽然被观众认为太文艺，票房不够尽如人意，但是获得了2011年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和金爵奖最佳导演奖，这是对他算是很大的鼓励。另外，贾樟柯拥有独一无二的文艺片海外销售渠道，能够帮忙把韩杰的影片卖到法国等国家，因此，他还会继续自己的电影之路。但韩杰的经历过于特殊，绝大部分年轻人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的。

“国内大部分导演都有自己成熟的班底，如果能去给张艺谋和冯小刚做副导演当然好，但是，你有时候得到副导演的机会，却发现那些导演的水平还不如你，你在片场就很容易失态。”曲江涛说，他只有一次为替朋友帮忙做副导演的经历。

从2000年左右开始，拍摄独立电影曾是很多新导演的敲门砖，这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模式是“曲线救国”：通过拍摄一个题材比较大胆的独立电影在国外获得奖项和名声，再利用这个名声融资，拍摄能够公映的电影。当时由于中国电影的拍摄量太低，很多成名导演都没有片子拍，新导演只能靠自己融资拍摄独立电影。在曲江涛、韩杰、张江南开始接触电影的2000年到2003年，是中国独立电影最繁荣的时代，也是第六代导演最红火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都愿意谈论他们。在文艺电影消费大国法国和日本，也有人愿意赞助这种电影的拍摄。比如，贾樟柯的多部电影的投资都来源于日本导演北野武。另外，由于国外的频繁获奖，第六代导演也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拍片机会。

从2000年开始，张江南做了北京大学电影协会的主席，开始为第六代电影和独立电影推波助澜，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的新电影出来了，他就会拉着他们来北京大学做活动。张江南和“第六代导演”关系密切，由此才进入了电影圈。

独立电影和欧洲的电影大师是韩杰、张江南的电影入门和启蒙者。但是，2002年的《英雄》和2004年的《十面埋伏》告诉了中国的电影人，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生意，这对很多电影人影响极大，尤其在投资人的层面。商业因素冲击了第六代导演靠独立电影在国外拿奖再曲线救国的生存路径，投资人开始看重影片的卖座和观众口碑，并且大谈投资回报。

2004年，张江南写的剧本《春花开》拍摄完成，由刘晓庆主演。这是刘晓庆当时因为逃税事件入狱后复出的第一部电影，本来很有卖点，但因为是艺术片，在国内没有放映，这件事情促使张江南不得不开始反思。2005年前，张江南一直在做和艺术电影相关的事情，写过一些艺术片的剧本，但是他眼看第六代导演生存状况开始因为商业因素的进入而变差，很多人好几年都拍不上一部片子。2005年之后，他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类型片导演，先做喜剧片，后来转移到惊悚片的拍摄上。

2007年，第79界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叫做《颍州的孩子》的纪录片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奖。曲江涛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摄影师，也参加了颁奖礼前的提名午宴。但是，这次奥斯卡之旅并没有带来什么更实惠的好处。“除了见到一大批明星大腕，就拿回来了两张海报和一件纪念T恤衫。”

对于当时还靠接零活过日子的曲江涛来说，奥斯卡奖获奖影片摄影师的名号也没什么用。因为这部纪录片国内上映，也没什么宣传。“很多时候我挺想干一个活，人家一听说奥斯卡，觉得我肯定特别贵，反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了。”

时至今日，中国独立电影的拍摄量仍然不小，但是媒体已经抛弃了他们，主流电影人也不愿意搀和进去了。对于新导演来说，这条路其实已经绝了，之前所谓的“杀人放火盼招安”，靠拍地下电影得奖出名，然后转入地上已经行不通了。而且，大部分拍过地下电影的导演，在转入商业片的拍摄之后，成绩也不太好，比如娄烨、王小帅和贾樟柯。

“艺术电影那个圈子里，互相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个国家最多也就养活三个艺术片导演。”张江南总结说。

“现在拍摄独立电影的人反而越来越不严肃了。”韩杰说。DV的普及，拍片更加容易，并没有使得优秀的独立电影更多，反而是越来越少。每年中国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独立电影被制造出来，拍完之后，导演们将它们寄到全世界的电影节碰运气，这就是这些电影的唯一的出路。

“现在全世界有四、五百个电影节，很多电影节你只要把光盘寄过去，就会颁个奖给你。我一个哥们拍了一部电影，花了十万块，到处参加电影节，不给路费食宿的都不去，现在全世界都快周游完了。”曲江涛说，他的毕业作品《我的北京生活》，就获得过获第十六届东京影展优秀作品奖。韩杰的毕业作品《回家》也获得了首届国际DV论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组最佳故事片奖。“投资人都精了，现在你说你得过国外的什么电影节的奖，基本没用。”曲江涛说。

旧的敲门砖正在失效，但新的敲门砖也在出现。2010年，网络电影《老男孩》的出现让很多有电影梦想的人看到了希望。网络电影投资小，不用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盈利模式比较清晰，再加上各个视频网站的大力支持，观众也不少。现在仅和优酷合作的制作网络电影的团队就有三、四百个，由他们制作的、打着“优酷出品”标识的网络电影，其浏览量占到了优酷总浏览量的10%。

“网络电影为年轻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为新导演提供了更多练手的机会。”优酷高级运营副总裁魏明说，“对于任何工作来说，熟练都是很重要的，导演基本上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多拍片子是一个导演获得经验的唯一条路。”在中国，能拍片的导演来来回回就那几个熟面孔，大部分导演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用在电影上的——新入行的年轻导演尤其被拍片量太少，经验积累不足困扰。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网络平台可以提供更多有用的数据给创作者，对创作的针对性有一定的指导。优酷“算”出网络电影创作的很多规律，比如小温馨、小清新、小感动、小温情才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电影类型。这个规律用到2011年的电影市场上，也是实用的。贺岁档的《武林外传》以不到2000万的投资赢得超过两亿的票房，情人节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以3000万的投资同样赢得超过2亿的票房。随后在3月上映的《观音山》以1000万的投资赢得8000万的票房。在暑期档中，主打偶像牌的惊悚片《孤岛惊魂》在雪藏两年后以500万的投资赢得了超过9000万的票房。到了11月份，投资不到1000万的《失恋33天》创造出了3.3亿的票房奇迹。

“看网络电影的人和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其实是很重合的。”魏明说。

乐谱——我们是城市这篇“乐章”上忽快忽慢的音符

快的六百年

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李申

我叫快，小名速度。小时候，我挺不招人喜欢的。土耳其人说，我是魔鬼生的。那时，我的仇家“慢”很吃香。16世纪初，很多欧洲的行会都规定：“出于对行会的热爱和对同行的尊重，所有行会成员不得设计、发明或者使用某种先进技术，请勿为了自身发展给他人造成损失。”

其实我是钟表生的，我刚出生的时候，她是一个很红的交际花，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以拥有她为荣，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看时间，而是炫富。16世纪中期，钟表只有一支指针，能精确到15分钟。

我的父亲是城市，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几乎和他的兄弟“农村”一样大。但他一直混得比他的兄弟差。直到我母亲出生，大家才开始追捧他。

在我那漫长而不受待见的童年，最早发现我优点的是商人，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被认为是油腔滑调的不务正业者，所以，这对于我处境的改善也没什么帮助。在中世纪，陆地运输的最快速度是每天57英里（1英里=1609.344米），海上运输最快是每天2432海里（1海里=1852米）。

信息曾经和我一样，不被人待见，特别是和他的哥哥“知识”比起来。后来，我记得，他是最早快起来的。1516年，一封信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必须在36小时内送到，否则邮差就会被扣钱。在此之前，居然需要十几天，以至于商人们宁愿使用占星术来获得信息，也不愿意写信和收信。

我的仇家“慢”和她的姐妹“懒惰”在那时候有教会撑腰。巨大的教堂，长时间的回音，使得所有的圣歌节奏都很慢，缓慢成了神圣庄严的代名词。在17世纪以前，很多人认为是魔鬼在逼迫他们劳 动。

变化发生在17世纪，人们开始和懒惰进行秘密的斗争。人们发现了勤劳和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到了18世纪，懒惰变成了一种公认的恶行，和酗酒、淫乱待在一起了。教会终于和商人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就是劳动很重要，劳动可以带来物质，物质可以塑造美好的品德。而快速地劳动，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

信息是最需要被快速传播的，18世纪的时候，邮车在遇到其他马车的时候，有了优先通过权，而且不用交各种过桥、过路费，到达的精确程度也变成了分钟。邮车不仅送信，还送人。那时的旅游指南会这样写：“虽然邮政马车的舒适度极差，但是商人和一些旅游爱好者依然会选择它。”

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个叫“军事”的秘密领域里，我一直很走红，东方有一个叫孙子的人说过：“兵之情主速。”此后，他们一直为了能更快地杀人而不懈努 力。

我终于要出场了。

下面，我要隆重为大家介绍我的好兄弟——机器，是他成就了我。今天，他的脸已经很复杂，在街上碰到，我也没法认出来。我只记得他最初的样子。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被用在了纺织机上。飞梭的发明加快了纺织的速度，结果棉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明了纺纱的机器，然后，梳棉、起绒的速度又跟不上了，于是各种各样的机器都被制造出来了。直到制造机器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人们再也不为这种事情犯愁了。

他一边前进一边“呜呜呜”地冒着白气，一切旧的都被他践踏在脚下，他让万物不停地运动，他强迫人们脱离了缓慢。我第一次看见他，就知道，这个家伙要改变世界。他叫蒸汽机。19世纪上半叶，科技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火车站取代了教堂，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当然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比如德皇威廉三世，他在签署圣旨从柏林到波兹坦修建一条铁路时说：“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却牺牲了舒适与安静。我就不明白，把从柏林到波兹坦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好处。时间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火车是整个19世纪最有前途的投资项目，那个场面有些像后来的投资互联网，和火车有关的一切都能圈到钱，比如电报和炼钢。那时很多人乘坐火车不是为了出行，而是为了体验速度，你知道我听说之后有多高兴，为了体验我而花钱。他们看到风景在车窗外翩翩起舞，在脑中迅速掠过，很多人产生了不适的反应，但更多的人开始适应快速的观察和反应，并思考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了。

“慢”变成了一个可怜鬼，完全不堪一击，总是在犯错，被人批判。她却是一种遗老遗少的心态，看着我越来越红，不可阻挡，内心只能以对我的鄙夷安慰自己，骂道：看那个暴发户。后来，她躲进了一个叫奢侈品的角落里，貌似活得不错。

在火车发明之后，信件还在用马车运输，这种现象持续了好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的救星是电。最先是军队开始架设电报，然后国家开始推动，在铁路公司有钱之后，他们也成了推动电报事业的金主。此后，信息就再也没有比货物的运输速度慢过，他不断地傍上电话、无线电报、光纤、卫星、蓝牙这些大款，再也不为吃喝发愁。

那些年，“革新”“效率”“启蒙”“创造”“节省”“先进”这些哥们儿都变成了正面典型，被人挂在嘴上，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常一起聚会，直到他们背后真正的大哥出现。他叫“革命”。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一刻，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人们开始感受到自由，他们说这是革命带来的。

我的母亲钟表也终于从一个装饰品变成了工具，她已经能精确到分钟了。

有个人叫力量，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每年只能在运动会上遇见一次，他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人类的早年，运动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力量，无论是铅球、铁饼还是摔跤都需要依靠力量，有个叫大卫的裸男就因为铁饼扔得远，而被历史永远记住。我母亲说，这是因为尺子比钟表容易发明，没有精确的计时器，短跑这种速度项目，根本没法开展。这是我妈妈这辈子最睿智的一句话。像马拉松这种项目，完全和我无关，那是耐力在幕后操纵的。

16世纪的欧洲，开始兴起一种叫马术的运动，贵族们穿着花哨而时髦的衣服，强迫自己的马跳芭蕾，这种运动并不是比谁快，而是看谁更优雅、更纤巧、更能把握正确的节奏。几百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一种叫赛马的运动，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的。但是优雅却对我说：“你看，那些马就会傻跑。”

1894年在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一个叫顾拜旦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我终于排在了力量的前面。几乎所有运动的核心都变成了快，那些能快起来的人，变成了英雄，享受着群众的欢呼雀跃，就像皇帝一样，即使他们只快了0.1秒。

我母亲变得越来越苛刻，她总是以她自己的标准要求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计时首次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汽车出现时，我已经没那么惊讶了，或者说，我已经无暇顾及了。那时，我是时代的偶像，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1895年，法国人举办了巴黎—波尔多—巴黎拉力赛，冠军是比利时大银行家的继承人，那时候速度是贵族的头衔。1926年，汽车就能跑出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人们面对新的速度纪录不断尖叫欢呼，在德国纳粹的宣传中，德国的赛车手被宣传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受世界尊重的先锋”，这句话是希特勒说的。

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氛围里，被我撕裂的车身和血迹斑斑的人体，让人类学会了一个古老的物理公式：力=质量×加速度。我又开始被人批评。于是，我多了一个私生子，叫安全。据说他是“慢”生的，不过我对这件事情很怀疑，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慢”了。安全一直和我作对，以至于现在汽车的速度和1926年也没什么区别。

我变得越来越危险，子弹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机关枪的面前，横行了2000年的骑兵因为速度太慢而纷纷倒下，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战场上，那些在工厂里的工人也并不开心，他们发现有个叫泰勒的人，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希望把工人变成工具，以使工人能配合上机器的速度。而泰勒则认为他在教别人科学地使用劳动力。

1926年，造汽车的福特说：“浪费时间和浪费生产材料有着本质的区别，浪费生产材料可以弥补，但是浪费时间却无法弥补。”为了跟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的工人不能分心走神，没有时间抽烟和聊天，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

这种思路蔓延到了办公室、家庭和餐厅，快餐的出现使得食物的口味越来越差，但是人们已经忙得没有时间抱怨了。在街上走路的人，经理比员工快，有工作的人比失业的快，纽约人走路的速度是希腊农民的两倍。

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我听人说我还有一个私生子叫“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和荣格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这是内分泌的事儿。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速度病毒，意思说我已经从军事、交通和工业领域侵入了家庭。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使得家庭主妇们越来越忙，她们要忙着操作电熨斗、搅拌机、吸尘器和微波炉，还要把全能洗衣粉放进快速洗衣机里，然后再烘干。

在艺术和思想领域，我也很吃香，以千分之一秒为单位的摄影取代了绘画，成为最大众化的艺术；以二十四分之一秒为单位的电影取代了戏剧，成为讲故事的方法；RAP和R&B取代了歌剧，用来吟唱我们的心声；包豪斯取代了巴洛克，用来安置我们的身体。

关于速度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一个叫芯片的地方，这是一个以微米为单位的地方，比赛的内容是谁能在最小的空间里，放置最多的处理器。信息再一次成了时代的先锋，他左右着一切，威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蒸汽机，他不仅践踏了农田，也践踏了人们的心灵。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299,792,458米/秒，他们说，这是我的极限。

新疆时间·毛驴的慢生活

驴想，人需要那么多时间去地里干活吗？每家就一点点地，种子播下去，人就没事了，等着种子发芽，种子也在等自己发芽。种子发芽了，苗长出来，草也长出来；人会忙一阵去锄草，草锄完又没事了；人等着庄稼长高，庄稼也这样等自己。

刘亮程（作家）

驴看到一家一家的驴卖了，换来三轮摩托。一辆辆三轮车在路上飞跑，驴车追不上。三轮车和驴车一起出村，三轮车跑到老城办完事回来，驴车还慢悠悠走在半道上。

来村里推广三轮车的人说：“你们的好时光都让驴和驴车耽搁了，驴车多慢啊，一小时才走4公里。三轮车一小时跑40公里，快10倍。你们一辈子坐驴车浪费掉的时间，加起来要多干多少事情。你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就说去地里干活吧，假如地离家4公里，坐驴车去要一小时，坐三轮车去不到10分钟，省出的50分钟时间能挖多少地间多少苗割多少麦子，多干出的这些活能给你们创造多少财富，增加多少收入啊。”

驴听到这些话直摇头。驴侧眼看看周围的人，人都不说话，可能人觉得这些话有理，也可能人脑子进水了，反应不过来。驴和人待得久，知道人脑子有时候很笨，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脑子里转几圈，明白不过来。

上面来的干部经常给村民讲一些道理，好多是村民从未听过的。这些道理经常让听的人脑子转不过弯。听上去是对的，但照着去做时才发现是错的。就像多年前上面来的干部动员村民砍伐杏树栽果树，又砍果树栽苹果杨树、糖心梨，都把人害了。这次动员村民买三轮车，好多人又动心了。

驴想，人需要那么多时间去地里干活吗？每家就一点点地，种子播下去，人就没事了，等着种子发芽，种子也在等自己发芽。种子发芽了，苗长出来，草也长出来，人会忙一阵去锄草，草锄完又没事了，人等着庄稼长高，庄稼也这样等自己。

人在驴车上闲住了吗，没有，人在等。等也是一种劳动。等的时候腿也会困，肚子也会饿。等着也会老。这些人不等待庄稼生长会等待什么。别的东西要他们去等待吗？不需要。他们等不来。他们扛着坎土曼等挖管沟的时候，驴就知道他们等不来。但是驴不吭声。驴只是追着跟石油卡车比叫声。驴抬头看着高高的石油井架，村里人都觉得那个井架高得不得了，驴不这样想，驴认为它的叫声在高入云端的井架之上。驴还知道那些井架上工作的人，满耳朵听见的都是它的叫声。驴不把这些告诉人，人认为他们的事情不需要驴多嘴。驴跟人一起等，等那个挖管沟的活。人不等这个活再等啥呢，多少年了家门口就来了这么一样活，人明知等不到也会等。等的时候驴站得腿也困呢，肚子也饿呢，驴认为等也是一种生活。这个村庄的人，多少年就过着一种叫等的生活。他们啥都没等来。

纽约时间·慢得理直气壮

拆开来看“速度”二字，亦可理解为快速而有限制。限制即是保护，尤其是保护具有不同速度的人拥有差不多一样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速度是不是才更合乎理想？

于晓丹（作家、翻译家、内衣设计师）

看多了好莱坞以华尔街为背景的电影，很多人会感觉纽约该是世界上节奏最快的城市。然也不然，曾经的世贸双塔的确曾有最快速的电梯，每秒升高27英尺（8.3米）；可遍布曼哈顿岛上众多的战后老楼里，也有不少古董电梯，十来分钟才能从八层楼上落下。说古董并非玩笑，这些电梯不但门需要手动开阖，有的车厢壁上还保留着方向盘，连升降都由司机操作，凭其经验和感觉才能停在恰当的楼层之间。

曼哈顿西侧哈德逊河86号码头上，永久停泊着一艘航空母舰，舰上停放着四十多架战斗机，它们曾经或仍然是美国速度的象征；可距离这个庞然大物不足百米的马路上，跑着的地面公交系统却慢得出奇。慢，不是因为技术，而是人。

纽约人通勤主要依靠地铁和地面公交，地铁因为修得早──1904年第一条地铁线即开始运行，大部分出入口和地下换乘口都没有电梯设施，虽然后来增建了不少升降梯，可老人和残障人还是更愿意选择相对简便的地面公交作为出行工具。互为因果，公车的速度常慢得惊人。有时两百米的距离，它能跑上半个小时；除了堵车，最主要的原因是到站停留时间长，为上下车停留五六分钟不足为奇。如果遇上轮椅乘客，那停留的时间对正常人来讲简直是种煎熬。司机先要以每秒一厘米的速度——也许完全是我的心理感觉——将车门电动台阶调低至与地面相平，然后亲自下车推轮椅上台阶，返回驾驶座再以每秒一厘米的速度将车门调高至与车厢地面相平，再然后将轮椅推至车内特设位置，并将其固定，确定一切无误后才坐回驾驶座继续行驶。轮椅下车，程序反向重复。

捷运局招工时，司机的脾气一定也是考量标准之一，这么多年，我的确没见过一个急性子的驾驶员。那些胡子头发一样白的乘客除非没人让座给他，就更是一副慢得理直气壮的样子。如果你急？好，去地下吧，腿脚便利的纽约客果真有一辈子没坐过公共汽车的。

可是地下，这些年也不见得多快。情景喜剧《老友记》（Seinfeld）早在1992年播出的一集“地铁”里，就把在地下靠轨道行驶也会“塞车”的纽约地铁讽刺了一番。可慢点就慢点吧，纽约地铁运行了一百多年，难得发生脱轨，也还从未发生过追尾事件，没有过重大人员伤亡的惨剧。

我家四五条街以外，是纽约皇后区那条著名的“皇后大道”。著名，除了它是居民聚集区里唯一一条有十条车道的马路——真的是唯一，最宽也最繁忙；还因为它有个可怕的绰号，叫“死亡大道”，常有在十字路口横过马路的行人，因为腿脚不够快，来不及行至对面红灯即跳成绿灯，被紧急起动的机动车毙命。这些年来，虽然大道上所有路口的红绿灯切换时间已延长了不少，可市民们还在向政府抱怨，要求继续延长以尊重他们的生命安全。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原先有三栋独立民居，也勉强可叫作“别墅”，2006年被一家开发商以高价同时买下，计划改头换面成一幢现代风格的六层公寓楼。2006年正是纽约地价的膨胀期，几年前只卖五六万一套的公寓单元能叫价到20多万，于是很多这样不大、卖相也不好的连排别墅就都入了开发商的“慧眼”。2007年工地围上围栏，进驻一辆吊车开始精耕细挖地基，后用近一年的时间搭起钢骨架。可惜，人算不过天，2008年9月，一夜之间，金融危机了，工地陷入头天打鱼后天晒网的滞缓状态。两年过后，只高六层的小楼还丝毫没有完工的迹象；又过一年，才总算有点模样。慢的一个好结果是楼果然出落得精细、漂亮，在周围动辄就有八九十年历史的老楼丛里真如鹤立鸡群。随后围栏拆除，进入内装修和外立面装饰阶段。这个阶段又持续大半年，几块落地玻璃窗装了数月还未装齐，一面几十平米的外墙，共用三层材料，似乎每天只铺一层的一个平米的面积。每天从楼前经过，我都会想，这样精雕细琢，这墙皮大约一百年也不会脱落或开裂吧，纽约、巴黎、伦敦、北京能保留到今天的那些老楼一定都是这样慢工出细活的杰作。

慢，的确不是现代社会的风格，所以一慢，就容易让人想到历史。速度也像一切事物，会有正反两面。从纽约到亚特兰大的距离跟北京到上海差不多，坐火车前者需要18个小时，后者在开通了时速二三百公里的高铁后只需五个半小时，速度的确提高了三倍不止，可保守的人也会遗憾，沿途风景不止2/3都一闪而过了。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专栏作家梅根·麦克阿得（Megan McArdle）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三天说，换个角度看，美国的铁路虽然慢，却也保护了美国的许多可贵之处，比如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民主的政治体制，保护了数量众多的基础设施：比如房屋、工厂、道路等，没有以建高铁之名而被强行拆除。

的确，拆开来看“速度”二字，亦可理解为快速而有限制。限制即是保护，尤其是保护具有不同速度的人拥有差不多一样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速度是不是才更合乎理想？

北京时间·迷失在家门口

20多年前的北京，午后仿佛有人按了“停止”键，胡同里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 ，只有知了叫个不停。如今，北京在时间维度上四分五裂，中关村像泡沫时代的日本，朝阳区CBD与纽约曼哈顿无异，南城却又像新疆。

独眼（作家）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徒步可达的地方可以吃爆肚炒肝、杏仁豆腐、老字号的糕点，多走几步就到隆福寺了，腿儿再勤点儿就到东单了。

一大早，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就拎着小竹凳子大藤椅一排排往树下一坐，摇着蒲扇，打牌、下棋，或者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中午，胡同里都是炒菜的锅铲声；裹着各种香味，炒饭香、炖肉香、酱油香、黄瓜味儿、胡萝卜味儿，闻得出炒鸡蛋有多咸；妈妈们吆喝着那些还在拍贴画、玩弹球的孩子们回来吃饭；隔几个门洞就有为用水用煤排烟这些事儿闹的乱子和端着大碗撇着腿坐在大院门口吃炸酱面背上淌汗的光膀汉子。等洗了碗的泼水声告一段落，像有人按了“停止”键，变得静悄悄，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只有知了叫个不停。破破烂烂的柏油小路也软塌塌的，被晒得化了黑汤儿。这一懒，就到了买菜做晚饭的时候，像中午那样闹一通，再穿着趿拉板儿挺着浑圆的肚子溜达出门，循着海棠、闻着丁香，沿着胡同的树荫晃悠，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景山，再或者由宋庆龄故居门口跳到后海的水里游泳，钻出水面看落日。天黑了，还能听到把象棋子默默拍在木板上、时不时有人拍蚊子的声音，直到入夜。

在这么个地方，今天和昨天的不同，无非是下不下雨该不该增减衣服要不要琢磨着弄点儿冬储大白菜。今天像昨天那样活，这一年也不过是头一年的重演，看看太阳看看云，按照节气吃喝睡，所有的图像日复一日地重叠在一起。乏善可陈，却也安心喜呆。

但这日子变化快，只隔着着一条街而已，对面的胡同就拆了，盖楼了。原来胡同里的一段段封闭的院墙，被打开一个个窟窿，装上大玻璃窗、铝板门，变成了小卖部、烤串店、棋牌室、装着粉红日光灯下午五点多才拉开帘子的美发厅。几米宽的地面，被一次次撬开，下水道、什么电缆、什么管线铺了拆拆了铺，蜂窝煤炉子、小暖气不让烧了，变成全电路。小汽车停在路边，老头老太太们最佳的乘凉树荫被越挤越小，要不就是他们搬着小凳儿赶紧忙地为了给儿孙们争得一个停车位，而这胡同里走过的人，不再是老相识，说的话也南腔北调，反倒难得听见京片子。

这时候，我也结束了胡同生活，跑到“宇宙的中心”五道口一待近十年，白驹过隙，我身边的时间变得飞快。即使也就方圆两公里而已，上个月还熟悉的地方，下个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大坑，转年再看已经成了即将封顶的高档住宅楼。迷路虽谈不上，但变化就在眨眼间。

北京四分五裂了，东南西北环里圈外的人们完全像身处异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活。天不亮，困于旧城的人们还在享受着新疆时间，再勤快也就是打着哈欠挠着头皮端着锅去买豆腐脑和油条；这个钟点，东北四环外的人们已经像住在伦敦卫星城那样走出家门，在城铁站门前集结，带着起床气排队拥堆在一起，等着坐上第一班车进城；两小时后，东国CBD街上就都是穿皮鞋、西装、套裙的男女，走路的频率与那些描述纽约曼哈顿的电影一样富于节奏感，空气里弥漫着香水的浓醇，无处不透着紧张活泼的时尚与考究；与此同时，北国则一副僵尸出街的摸样，像是泡沫经济之后的东京池袋，看不透年龄的学生和白领民工穿着不修边幅的人字拖、T恤、过膝短裤，骑着自行车、电动车嘟嘟嘟嘟地从停在路边的汽车和拐弯的汽车之间挤出来，再晃悠悠地走进办公楼。

工作时间，哪儿都一样，无论是端着星巴克还是可乐，只是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每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完成，时间在键盘鼠标盒饭之间就溜走了。本来就阳光匮乏的办公室，日与夜相似。一年四季的空调恒温24度，把活人窖藏。有时候会突然间把5月当成10月，把夏初和夏末重叠，日期只意味这一个deadline和另一个deadline，麻烦是一样的，程度都区别不大。

当夜渐深，旧城满是热门连续剧的对白，塞外已是一片灯黑与鼾声；东国的食肆、酒吧歌舞升平，与北国加班的灯火通明遥相呼应。

现在所处的，与我最初生活的北京像毫不相关似的。但想开了，同是一天天重复着过，睁眼闭眼之间的事儿。又不太信服地觉得还是以前那样像“过日子”，有味儿，现在不过是“熬时间”。偶然一次重新钻回胡同，看什么都又熟悉又新鲜，像是来参观的游客。花枝乱冒，知了还吵，撞见巷子边儿上摆了方桌，四个中老年人在打麻将，听着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坐在对面门洞的门槛上，愣了好一阵。

放弃就是一种慢

放弃就是放慢自己的脚步，消除内心无止境的欲望。佛经上说，世间诸般苦痛中，有求不得苦。

范稳（作家）

如果说这个时代是一列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在拼命追赶的可怜虫，或者是身不由己的乘客。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这是由于我们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我们的烦恼也就永远得不到消除。可是，势必会有人对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厌倦，他们需要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他们更需要知道：为什么活着？

于是，慢生活就成了一个时尚的词。时尚的东西，总是人轻易得不到的奢侈品，如果一个慢腾腾过日子的人不再被人鄙视和嘲笑，甚至叫人羡慕，那正说明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多么的慌张和凌乱。我们已经习惯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是一旦你成天像一台机器一样高效率地运转，你会感到生命在以同等的速度奔向死亡。真想停下来歇一会儿，这是许多人的感叹。但人最奇怪的地方是：舍不得放弃。

年初时我去北京，顺带拜访一个老朋友，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我的一个好大哥。他上个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就去了西藏，从最基层干起，一直在西藏干了20多年，人到中年以后才调到北京工作。我特别羡慕这位大哥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张英姿勃发的巨幅照片，那是他在藏北草原工作时，和一群藏族朋友的工作照。我可以从这照片中读出当年他艰苦而浪漫的生活，跃马挎枪，驰骋千里草原。一个血性男儿，不就是梦想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吗？也许他活得很辛苦，但内心一定很放松、很快乐、很自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找到生命中最本真的一些东西；离开西藏的人，又总是对那些日子深怀眷恋。这就是西藏的神奇之处，也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有问题。

这次见到大哥后，他一脸轻松地对我说：“辞掉了，辞掉了，我终于自由了。”早些日子就听人说他给北京市委打了报告，请求辞去集团老总的职务，退隐二线，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偌大一个集团，上亿资产。老总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打工皇帝”，有职有权有钱，多少人做梦都想呢。

大哥离退休还有三年，我见过许多在他这个年龄段上的官员，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最后一天，是绝对不会从职位上挪开屁股的。更有甚者，修改年龄以多混些时日，这样的荒诞剧相信各位见得也不少。但像大哥这样主动请辞的，倒真不多见。过去总是听他抱怨累、压力大，似乎连眉宇舒展开来的时间都很少，而此刻的他一脸淡定从容。我理解这样一个闯荡过西藏的人，境界自是有与别人不一样之处。我说：“不干也好。你多干三年，也许本该活90岁的，却因为透支了生命，或者干得不愉快，只能活到70岁；少干三年，心灵自由了，就等于给将来积攒寿岁。”

生命的长短其实并不十分紧要，重要的是要在有生之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在身不由己，或者自己力有不逮时，就需要放弃。放弃需要勇气，放弃也能赢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大哥说，他打算回到拉萨去，在那里筹资建一个牦牛博物馆，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一桩事情。大哥打开电脑，让我看他做的设计方案，那一刻，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民俗学者，或者像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热血青年，完全和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判若两人。但我认同并理解大哥的决策。因为他有西藏生活作为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参照体系，他在京城的喧嚣和繁忙中，时刻都在回味西藏的纯净和悠然，他在为企业打拼的商场搏杀中，时常也在怀念藏北的牧场上牛羊悠闲自得的鸣叫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也许，活到这个年龄的人，是应该停下来，蓦然回首一下，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他”，是在灯火阑珊处，还是在雪山圣湖边了。

放弃就是放慢自己的脚步，消除内心无止境的欲望。佛经上说，世间诸般苦痛中，有求不得苦。既然不想吃那些苦，那就不求。不求先得无欲，欲望减少了，你再看看自己的脚步，是否慢下来了？既然每个人的终点都一样，你又着什么急？

艺术——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成了艺术

像小贩一样卖东西

德国工人的逻辑很简单：只需要认真做好工作，面包牛奶都会有的。

张卓

“我们看上去像是小贩，但在润滑剂细分市场中，又是绝对领军者。”卡尔倍可公司的CEO汉斯·奥托·弗朗兹说。在德国，类似卡尔倍可这样的中小企业有300多万，它们是德国经济真正的支柱。

我们乘火车从柏林前往多特蒙德，拜访一家专门生产润滑剂的德国公司——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

出多特蒙德火车站，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的拉夫·哈格曼（Ralf Hagemann）先生迎面走来。他善意地看了看表，示意我们迟到了，这趟德国DB火车，少见地晚点了。

抵达多特蒙德前，我和拉夫先生通过十几封邮件和五通电话。他唯一的要求是让我们提供在德国境内的详细行程和抵达多特蒙德的准确火车班次——这是我第一次和一家德国中小企业有直接接触，感受到了他们沟通中特有的“严谨”。

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所在的小城哈根相距多特蒙德20公里。天下起小雨，6月的德国气候总是变幻莫测。柏油路盘旋在山脉间，大片的绿色植被散发出泥土的清香味，路边栽植的成排花丛使得这里看上去更像一个国家公园。

多特蒙德连接波鸿、杜伊斯堡构成了德国传统的工业区鲁尔区。实际上，鲁尔区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人们最早使用鲁尔这个概念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共同经济结构。早在14世纪，德国人就已经在鲁尔、里泊和埃姆舍河一带发现了煤炭资源。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鲁尔区是重要的原料输出地，为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技术总监乌夫是本地人，在他的回忆中，50年前的鲁尔区可不这样：空气中布满尘埃，一下雨满街都是泥点，冬天时，人们走过雪地会留下密密麻麻的黑点。1975～1990年，这个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区面临“钢铁危机”，裁员45%。当外界以为“鲁尔区已死”时，它却在德国政府主导下，迅速转型为以汽车制造、电子、环境保护，通讯技术为主的新兴工业区，也是德国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

乌夫说：“20年前，这里有大约50个煤矿企业。再后来的8年，德国的煤炭业彻底消失了，年轻人去南部投奔大公司。我们都以为这里完蛋了。后来政府给予了很多扶持，再加上这里有河，有铁路，交通便利，小企业很容易生存，城市也变得更漂亮了。”

隐形冠军

在哈根郊区，卡尔倍可公司的厂房和办公区域连为一体，22.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分布着研发中心、采购部、办公室、实验室和工厂。远处，身着黄色工服的操作员正在调度原料入库，将原油倒入油罐车。

如果按照“隐形冠军”的定义（“隐形”指企业几乎不为外界所关注；“冠军”是指这些企业几乎完全主宰着各自所在的市场领域，占有着很高市场份额，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通常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着专心致志的耕耘），卡尔倍可名副其实：他们生产的润滑剂用于各种机械设备和汽车零件，有600多个产品。2010年年收入在200至300万欧元上下。近三年，全球润滑油年产量稳定在3700万吨左右，卡尔倍可为之贡献了3.5万吨。在35个国家，卡尔倍可都开设了业务，大客户包括宝钢、中石油、梅赛德斯奔驰等企业。

但和壳牌等大公司不同，这些大客户并不是卡尔倍可最关注的业务，他们的重心放在“小客户”的需求上，每年都会为小客户推出3至5种新品。所以，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润滑油行业的全球需求下滑12%时，卡尔倍可依靠小客户在一些精准细分市场最多仍然占到过40%的市场份额。

“我们经常会接到客户这样的电话：喂，你们可否帮我们订制一批特殊的润滑油？’”乌夫说：“很多时候，大企业并不接受这样的订单。所以，如果你睁开眼睛看一些润滑油的细分市场，你只会看到卡尔倍可，但我们不愿意说自己是第一。卡尔倍可是一个小的公司，要低调。在德国境内，我们的对手有壳牌这类的大公司，公司间的竞争很激烈，我们也很少向外界透露具体的年产值。”

卡尔倍可公司现在的CEO弗朗兹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说：“我们没有兴趣跟壳牌和BP、Sinopec这些公司对抗。他们只在乎大宗订单，而我们更关注小客户。只要客户有需求，我们就会研发新的产品。今年，我们又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这一切也许让卡尔倍可看上去像个小贩，一担一担地卖东西；但在润滑油的一些细分市场中，我们又是绝对的领军者。”

这是一家有着20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在煤矿时代，创业者从坚果中榨油；第二代，在钢铁工业的崛起中，他们找到机会；二战后，工厂被炸成废墟，这是卡尔倍可百年历史中唯一一次停产；如今到了家族第六代，生意也交付给专业经理人去操作。

在欧洲，“德国制造”往往按照最高标准制定。这样能保证德国企业在最尖端领域保持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往往是良性的。人们很少能够在德国买到便宜的东西，因为德国资源不发达，人口密度大，制造业必须通过高尖端技术产生更高的附加值，才能保证竞争力。

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德国大约30%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其价格由德国厂家说了算。尤其是在一些细分市场领域，德国制造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

事实上，德国经济真正的支柱就是像卡尔倍可这样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据联邦经济与劳动部的统计，德国目前共有企业约340多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99%以上。

卡尔倍可公司看上去很简陋，30年了，它一直这样。开始时也许更小，因为家族股东希望每挣到一笔钱都将之再投入生产。就这样，一罐罐300克的润滑油从小城哈根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在质量上，至今没有出过任何问题。”CEO弗朗兹告诉我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可以经营百年的原因。我为此自豪。”乌夫说。

德国工人为什么如此简单

德国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书中曾分析过“德国工人为什么如此简单”：“黑格尔‘国家至上’的哲学理念让德国人相信服从的力量。而出于日耳曼人的责任心，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即使油罐大火熊熊，也不会逃脱。通过德国的工业发展可以看出，他们想的并不是为了祖国，而是认为自己优越、习惯遵守秩序。服从、责任感、朴素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德国人能够迅速地发展工业。”

为了留住员工，卡尔倍可每年为员工提供8次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公司利润的10%作为奖金，返还给员工。负责销售的拉夫为卡尔倍可公司工作了9年，算是资历比较浅的员工。据说在德国，在一家企业工作5年以上的员工才会得到同事真正的信任。

7月，卡尔倍可为一个59岁员工开了一个Party，他在这里工作了40年：“我的很多同事都有长达20年的工龄，我们在这里结婚生子，有些同事的家人也在工厂工作。”

德国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就是“把员工当家人”。CEO弗朗兹称自己为“特瑞莎嬷嬷”，他的大门随时敞开：“我的任务是照顾好大家，给大家更多动力。为什么员工们要为我们工作？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就像父母照顾小孩，这是很多德国中小企业的文化。”

在公司内部，弗朗兹的大门确实永远敞开。他最常说的话：“来，坐下来，你有什么问题？”公司任何一个员工都有权提出意见，如果意见得到采纳，还会得到奖励。德国企业最强调“社会伙伴”关系：雇员在企业中有权参与抉择。

7年前，卡尔倍可公司在沈阳本溪开了一家分公司。很快，弗朗兹就发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中国工人流动得太频繁了。他对中国公司提出了一项要求：在招募新职员时，一定要考量他们是不是能为公司工作很久。弗朗兹解释说：“我的目标是把德国的信任系统带到中国。我们不喜欢解雇别人。中国人喜欢来这里一两年再去跳槽。我不能阻止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任何事情是开放的，我要和员工，跟管理层，跟销售人员去交流我们的理念，这很重要。这里是一个大家庭。”

在经济危机期间，卡尔倍可公司也面临困难，比如销售额下降，降薪。但他们绝不裁员，因为“裁员不是家族企业的策略”；同样，也少有人离开，每个人都怀念曾经的美好。乌夫说：“这就像一个家庭，当男人失意时，女人总不能选择离开。”就像19世纪德国作家荷尔德林评价德国人的一句话：他们喜欢死盯着一件事情去做，直到做完为止。

本杰明·普利兹（Benjamin Preetz,昵称为班尼）是技术总监乌夫最得意的徒弟。这个从东德来的年轻人跟了乌夫11年。他28岁，个子很高，胖胖的。

2000年，17岁的班尼来到卡尔倍可。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上学，花了3年时间，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化学技师；而后四年，他在维修部、机械部等不同的生产线上工作，尝试找到合适的位置；七年后，他通过了师父乌夫的审核，最终留了下来。

30年前，乌夫也通过了这样的职业考试，然后进入实验室做研发，一步步升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在任何一家德国工厂，工人都需要经历漫长的职业培训，这是德国制造业的传统。

对现在的工作，班尼很满意，他说：“我需要灵活、需要坚强、需要对工作充满兴趣。要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环节都要知道。如果想改善系统或者流程，我要学更多知识。”

他计划为卡尔倍可工作一辈子，因为“工作很有趣，有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公司还许诺派他去印度待一阵。班尼的父母也为儿子感到自豪，起初，他们担心儿子所从事的化学工作有些危险，但现在他们满意班尼能够自食其力。班尼的很多朋友也是技工。“在德国上大学很贵，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很多人会选择去职业学校。在我的朋友里，上大学和工作的比例大概是1:1。”班尼说，“而且，我们赚的有可能比白领多”。

乌夫带了四个徒弟，其中一个去德国东部担任生产经理。师徒关系更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班尼敬畏乌夫，说话时，眼睛会不自觉地望一眼师父。工休时，师徒躲在吸烟室，抽一盒乌夫从中国带来的中华烟。

乌夫说：“9年后，我会退休，班尼会代替我进入管理层。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150种产品就意味着150种不同的配方，可能需要10年才能完全掌握。”

班尼最大的梦想是攒一些钱，让现在的女友变成老婆，买一栋房子，生儿育女，每天回家，儿子会步履蹒跚地跑过来，喊爸爸。大部分德国男人的梦想都这样简单实际。正如我们在大部分德国工厂里所看到的：一个工人一天做一份很简单的工作，拧一个螺丝帽或将一个螺钉打磨到完美的程度。一辈子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的爷爷、爸爸也是如此。

德国工人的逻辑很简单：只需要认真做好工作，面包和牛奶都会有的。

用时间创造不朽

Taking the Time to Create the Timeless，即“用时间创造不朽”。这句英文的句式很美，意境也很美。在这个注重效率的世界，还有像罗瑟这样的工匠能够不计时间成本，专注于创造永恒和经典，这实在令人羡慕。

曹可臻

“对，你刻得很好。不要犹豫，要一刀完工。”海斯女士（Martina Hess）站在我的身旁一边鼓励我，一边向我传授着雕刻的诀窍。海斯是柏林KPM（德国皇家陶瓷厂）的雕刻工匠，眼下她是我的师父。

海斯50岁上下，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刚见到她时，她正聚精会神地雕刻，神情严肃，看起来像是个深度沉浸于自我世界的研究者。但一聊起来，你很快就会发现她是个热心的人，喜欢和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她的英语不很流利，却很健谈。

海斯正在指导我雕刻的是一个圆形陶瓷烛台的胚胎。我的任务是根据烛台表面的纹路，将叶片形的装饰纹路镂空。这是制作陶瓷烛台的第三道程序。在此之前，先要将高岭土混合的溶液倒入模具内凝固，再将成型的器皿拿出保持湿润。在雕刻完成后，还要再经过以下程序：检查裂痕、上釉、第一次高炉烧制、圆口处理、第二次烧制圆口、上色、绘画以及最后一次的入炉烧制。

我试图集中精力，一刀完工。但手还是不停地抖动，一刀下去，不是超出了纹路的界限，就是歪歪扭扭、凹凸不平。这令我有些懊恼。小刀在海斯女士的手里看起来很轻巧、很灵活，为什么到了我的手中却那么不听使唤？

但海斯女士并不觉得我做得很糟糕，仍然不停鼓励着我：“对于新手来说，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有这样的师父带，我感到庆幸。

相比于我，海斯女士自己可没有那么幸运。30年前，当她在巴伐利亚入行时，她的师父是出了名的严厉。“他是个有名望的老人。每次去见他，我的肚子里都像是有一千只蝴蝶在飞，害怕自己有什么没做好。”海斯回忆起学徒时光的青涩，不由得咯咯笑了起来。

2007年，海斯原本所在的那家巴伐利亚陶瓷厂因为无法维持经营而倒闭，随后她来到KPM。

KPM是德国四大陶瓷厂之一，1751年在腓特烈大帝的授意下成立。1763年，这位热爱陶瓷的普鲁士帝王又将KPM收购。260年来，KPM从来没有停止过经营。尽管有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但直到现在，它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原料、配方，坚守着传统的制作技艺。

“与几百年前相比，只有烧陶的方法改变了——以前窑是烧柴的，现在改成了天然气，并且由电脑控制。怎样拉坯、怎样上色、怎样造型都是没有变过的。”KPM的公共关系总监克莉丝汀·曼戈尔德（Christine Mangold）说。

这是KPM的特别之处——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因为件件都是手工制作。KPM是世界上少数仍坚持全手工制作的工厂之一：从制模、塑型到绘彩。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所有产品都可以以纯白色销售、同时又能提供种类繁多的装饰图案的手工瓷器工厂。

如今，印有宝石蓝君主节杖标志的KPM瓷器已是世界顶级瓷器奢侈品之一。一件KPM瓷器的均价在500～1000欧元之间，最贵的KPM瓷器甚至达到上百万欧元。即使是我正在制作的简单烛台，如果完工后的质量能达到标准，价格也会在200欧元左右。

要进入KPM做工匠可不容易。每年都会有100至200个人申请成为KPM的学徒，但最终只有2到3人能入选。克莉丝汀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教会了太多的人，就会有人带着技能离开。技能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有特别多的人来我们这里学习怎样做瓷器。所有的学徒都会被我们雇佣。”

成为KPM的学徒工后，还必须进行为期3年到5年的培训。只有在成为正式工匠后，才能上手制作一些重要的陶瓷作品。像海斯女士一样一来就能成为正式工匠的情况在KPM并不多见，大多数工匠都由KPM自己培养。

有机会和KPM的工匠学艺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决定按照海斯女士所说的要领继续尝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烛台表面的一条纹理轻轻划过，在最后的节点稍稍用力将陶土抠出。可是，任凭我如何专心、注意手法，还是达不到海斯女士干净利落的水平。

“不要着急，要静静地感受，就像和陶土对话一样。”海斯女士对我说，“这就像是一种冥想”。

冥想？听起来有点玄，但试试无妨，周围的环境也很适宜。

我们所在的工作室很大，是KPM博物馆的一部分。KPM位于柏林市中心，虽离著名的旅游胜地波茨坦广场只有两站地铁的距离，但这块区域闹中取静，并不喧嚣。整个KPM厂房是一个U字形的设计。左翼和中间区域是生产和办公区，不对外开放；右翼于2009年建成了一座博物馆和一间咖啡厅。这两座对外开放的建筑很好地体现了KPM的皇室风范，咖啡厅里使用的餐具都是KPM产品。博物馆不大，但功能清晰，设计现代。博物馆的前几个展厅主要用于介绍KPM的作品、历史和生产工艺，后面的工作室则用于展示制作陶器的细节。每个星期KPM现有的52个工匠们就会轮流从左翼的生产区域到工作室工作，与参观者交流。

此刻，工作室里很安静。除了海斯女士，还有两位瓷器画师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没有其他来访者，很适合冥想。

我一边按纹路刻着，一边放松心情，全神贯注地盯着陶胚，想象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和它。手上的感觉慢慢好了起来，小刀顺利地划过一片片叶子花纹的边。但正当我感到得心应手时，一个不小心，我又将刀锋划过了叶片的边缘。

“您30年做这个工作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我问。“有些时候我也感到十分无聊。”海斯女士依然微笑，“有时候我也想毁掉一切。做一件作品遇到很多挑战，会灰心丧气，想要倒掉所有的东西，或者干脆不干了。但总是能克服的，慢慢地做下去，会赢得挑战。”

工作室靠窗的位置，罗瑟女士（Annett Rother）正在一个白色陶瓷盘上描绘一朵花，桌上摆着一列盛满五颜六色矿物颜料的玻璃小碗。盘上的花已初具模型，她正用极细的画笔勾勒着花瓣，每画一笔，她就会蘸一下桌上的一种油，再蘸一下颜料。

“这是熏衣草油。它能使颜色在最后一次高炉烤制的过程中被更好地吸收，也可以使颜色看起来更柔和。”见我好奇地望着那盘油，罗瑟主动解答。

她的手很纤细，握着画笔画花瓣时一笔一顿的样子，很有大师的范儿。

罗瑟看起来很年轻，但她已经做了24年，是KPM自己培养的画师。花鸟和风景是她的绘瓷专长。这两个主题也是KPM瓷器最经常使用的装饰。

我静静地坐在她的桌旁，看她一笔一笔地描绘花的细节，就像刚入行的学徒一样。

和镂空雕刻相比，瓷器彩绘是个更难的专业，要成为一名KPM的画师也比其他工匠更难。首先，你需要具备一定的油彩绘画基础。在被选中成为学徒后，你要跟随KPM内部的教学老师进行三年的学习。第一年所画的瓷具不会被出售，第二和第三年，你画的产品有可能在公司的纪念品商店出现，但这是极少数，绝不可能是常规的产品。三年后，你还要花上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坐在一名有经验的画师旁，看他如何绘画，与他交流，收集他的想法。“但这并不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你必须具有足够的悟性和理解力，才能从老工匠身上学习到绘瓷的精髓。”罗瑟一边画一边说。

她的进展很慢，接近半个小时，还没有描完一朵花。她告诉我，即使是为一只中型陶瓷盘描边（根据盘子边缘的纹路着色），也需要花上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是件精细的活：首先，必须保证绘制花纹的毛笔毛发坚挺；其次要注意上色，因为现在绘制上去的颜色，经过烧制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成品的色泽和亮度要出窑之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她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时间，追求的是精致与细节，而非效率和产量。

罗瑟的话令我想起在KPM博物馆前厅看到的一句英文：Taking the Time to Create the Timeless，即“用时间创造不朽”。这句英文的句式很美，意境也很美。在这个注重效率的世界，还有像罗瑟这样的工匠能够不计时间成本，专注于创造永恒和经典，这实在令人羡慕。

罗瑟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她说：“这是份特殊的工作，不是大多数德国人都能做的。能进入KPM这样历史悠久的公司，也是一件特别受德国人尊重的事。”不过，谈到收入，罗瑟也直言不讳：这份工作并不能使她赚很多钱。虽然温饱没有问题，但她仍希望生活能更好一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KPM几度濒临倒闭。罗瑟和另一位画师都曾一度离开KPM，直到2007年又重新回来。

社会变了，当今的时代已不再是瓷器最辉煌的时代。曾经的传统在欧洲流失，欧洲不再流行家庭宴会、下午茶会，精致的餐具、茶具也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高端陶瓷用具的需求越来越少。

“每个工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克莉丝汀告诉我们，“即使是麦森——欧洲历史最悠久的陶瓷厂也一样。每个工厂都在想办法找新路子，把瓷器做得更吸引人，扩大销路”。

2006年，不堪重负的柏林市政府将KPM转让给了私人银行家约尔·沃尔特曼（Joer Woltmann），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

沃尔特曼是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对于KPM有深厚的感情。“KPM的瓷器很昂贵也很独特。因为独特所以重要。我们想要把这种工艺一直保留下来，现在到处都是工业化，但传统工艺是一种文化，也很重要。”他曾说。

在沃尔特曼的经营下，KPM开始尝试新的方法，在柏林建起了博物馆、展示商店、咖啡馆。2010年，KPM还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WWF）合作，设计制造了以虎为造型的陶瓷装饰品，在虎年宣传对野生老虎的保护。

今年年初，德国柏林动物园的明星北极熊“克努特”猝死。KPM又与柏林动物园合作，制作了限量版的北极熊陶瓷摆设，在动物园售卖。

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KPM又与法国跑车制造商布加蒂合作，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由薄瓷作为部分内饰和外饰的汽车。这款最高时速能达到400公里/小时，售价在1.65万欧元的高级跑车被布加蒂命名为“白色黄金”。在欧洲，“白色黄金”也曾是人们对价值连城的高级瓷器的别称。7月的亮相会上，沃尔特曼不无自豪地说：“KPM是世界上最快的瓷器。”KPM与布加蒂的合作并未就此结束，两个公司还在继续研究陶瓷在汽车领域的运用。

在新市场拓展方面，KPM也很积极。目前它已经在俄罗斯、美国成功分得一杯羹，在未来的两年内还准备进入日本、中国。

克莉丝汀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收支平衡，但总的来说还不错。”

赶场

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方希  （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光华公司副总经理、专栏作家）

10月11号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中国人很多，做图书出版的在里面占了大部分。国内熬上点儿年头的图书编辑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同行之间容易辨别，套用“厕所脸”的说法，勉强可以称为出“版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编辑们大致都带有一点欢快的农青气质，现在各种牛鬼蛇神天外飞仙扑向出版，原先的味道已经混杂了带一点精明的茫然。机舱里大家窃窃低语，话题内容绝少涉及出版业务，除了老板级的人互相之间还探探彼此今年的收成、去年的改制，更多人把这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当成了一次旅行。

场面

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每年10月在德国的会展城市法兰克福举行，媒体热情地把很多大词扔给了这个书展：“全行业的嘉年华”“出版人的奥运会”“文化界的麦加”，近几年来大约每次都会汇集全世界7000多家参展商，将近30万人，是规模首屈一指的图书展会。对于国内的很多图书编辑来说，能去一次法兰克福不见得是去一次朝圣，但至少是一次证明自己是在出版圈里混的机会。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什么书都能展览，各种怪力乱神，甚至能在重点展示区域看到尺度极大的成人图书，大量的小语种图书除了在区域性书展出现之外（比如开罗书展上的阿拉伯语图书，东京书展上的日韩语图书）只有这个平台才能得以全面亮相，若说这是地球图书的全家福，也并不为过。据说全世界75%的版权交易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对这个数字有点怀疑，因为版权交易需要时间，在会上达成意向和签约都是可能的，但是把哪些功劳算在书展上，是件不容易说清楚的事。

一般以版权交易为主的展会，参展商主要派出的是版权人员和编辑。和法兰克福书展遥遥相对的举办于春季的伦敦国际书展也是如此，它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多集中于英语系图书，书展的专业气氛更重一些，这和另一个有特色的美国书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书展（Book Expo America）的源头是1947年美国书商协会（APP）举办的采购型书展，它的主要功能是订货，所以在美国书展上，唱主角的是各大出版社的销售和市场人员。虽然近些年美国书展也受到版权交易的鼓舞，加大了版权交易的比例，不过从习惯上来说，很多人宁肯跑到德国来做美国书的版权交易，也不大会到美国去买版权。

参会的人不同，会上的气氛就很有区别。美国书展以促进经销商订货为主要目标，各个出版社招式频出，推新书的动作也非常大。从一个参会者的角度，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还是美国书展舍得”。如果你在展会上溜达一圈，加上比较善于伸手，你得到的免费礼品可能会拿到手软：各种印有LOGO的包（甚至有比较昂贵的背包）、工艺品、篮球、手套、笔记本、围巾、纪念币、日历、画册……你经常能在展场的角落里发现面带笑容、清点着大包小包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也许他们是出版从业人员，也许不是。销售和市场人员通常很好说话，也很舍得给礼物。一次一个同行的女孩看中了摆在接待台上的一个水晶球，爱不释手，吧嗒吧嗒地拿大眼睛看着高大的销售帅哥，帅哥立刻说：给你了。还补了一句，上周才从中国运来的呢，今天就给你带回中国了。如果有你临时起意看中的书，只要是展会的最后一天，管他们要一下，表示有版权意向，十有八九也都能拿走。这一点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文化人手里拿东西，通常都很难。

美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都像中国农村的赶场，只不过美国的赶得更悠闲，更娱乐，销售和市场人员热心、阳光、开朗，而法兰克福书展上更多看到的是，拧着眉头拿着约见时间表匆匆赶赴各个展位的版权人员和编辑们，他们更精确，更严肃，更身负重担的模样，让人望而生敬。未经预约的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比较难有机会坐在出版社的洽谈桌前和人深入交流，当然，如果摆出一副出手不凡的架势，还是会招人待见。

热点

坐在老大位置上，法兰克福书展有自己的难处，需要不断出新，不断回应和组织产业话题。因此除了编辑和版权人员之外，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员参展。书展主席尤根·博斯把这种跨界交流称为构建多维度“价值空间”，而价值的线索就在“故事”。今年书展上的“法兰克福火花”（Spark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叫“故事驱动器”（StoryDrive），主题就是怎样讲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好故事”。以故事为起点，作家、出版商、IT人员、电影制作人、游戏设计商、音乐制作人坐在一起，把一个故事的价值演绎到最大。紧紧抓住小说，是因为故事是全世界最容易流通的内容，对于一家集合多语种的展会而言，这几乎是能让每个语种的出版商都有参与感的项目，但这几乎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文化和发展的障碍会在故事面前尽量消弭，展会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功德无量了。

“法兰克福火花”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热点（Hot Spots），几乎涵盖了出版行业最关心的全部话题。2009年号称为电子书元年，从那一年起，全世界所有的书展活动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在那一年的书展上，2018年传统出版的末日这个说法也由激动得难以自抑的数字出版运营商带回国内。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的对话，技术提供商和硬件生产商的发布比比皆是，在活动清单上，几乎每个场地都是半个小时一次的小活动，有谈论数字自助出版的，有分析什么类型的内容更容易在APP STORE上获得青睐的，有分析FACEBOOK和TWITTER与阅读筛选的，有的场地人挤得站不下，有的则相对冷清，主讲者都泰然自若，各说各的。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关系，现在全世界的图书展会仍在讨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也表示，这是一次内容的博览会，而内容是最初始的原料，至于如何呈现，如何实现多元价值，是需要共商的事。这是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话，尤其对于焦虑的传统出版商而言。数字出版对于所谓传统出版的冲击，据观察，表现最为热烈和激进的是美国和中国。相较之下，交流过的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同行倒没那么上心。他们往往表示，第一，他们自己还是更喜欢纸质书，第二，他们相信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少；第三，该干嘛干嘛，如果变化实在要来，那就来吧。

手艺

图书编辑是出版的看门人，有各种声音表示怀疑，这个看门人的角色在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如果说到图书业的变化衰落，图书编辑的变化清晰可见。各个有传统的出版社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几乎都有一拨功底深厚的老编辑，而到四十岁左右，平均功力已经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岁数再小十年的，或者入行没多久的编辑，又更弱一些。其实很简单，现在综合素质起点比较高的人，不会把图书行业作为职业首选。出版节奏加快，财务数据和销售深入影响编辑选择，出版社对图书编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舒缓的节奏和环境熏陶耳提面命的方式来培养。

手艺的衰退和对手艺感的失敬不是出版一个行业的问题。甚至早已不是国内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编辑而言，把一份文稿从700页删到400页，更改书名，重新调整章节，使原稿产生春雷乍响的开头、峰回路转的结局，不过是一天之内的工作。”做了四十年编辑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总编迈克尔·科达如是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的名著，就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名编戈特利布和尼娜俩人做出来的。他们把原稿卷入打字机增加内容，把原稿剪成小窄条，再用透明胶带重新组合，经过这些加工之后，原稿看起来像锯齿状的拼图。

这就是手艺。

透明胶带和小窄条可以被鼠标取代，但是在哪儿下手，怎么下手，是这门手艺的精华。不过就算是今天的西蒙·舒斯特，恐怕也难找到这样的编辑了吧。

兰登旗下的潘赛恩图书公司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他2000年出版的《出版业》（The Business of Books）一书中认为：出版业在过去十年（1990～2000）中经历的变化比它在上个世纪经历的全部变化都要多。虽然它们大都发生在英语国家，但在未来的数年内，其他国家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说到的变化，也就是出版机构之间频繁发生的并购，之前的出版业中虽然不乏大个头的企业，但更多的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怀抱理想和敬畏，感知到自己的职业和人们的知识与文化相关，有钱赚就很满足，做书不遗余力。但他们发现规则变了。图书被娱乐业深深影响，几乎成为第二娱乐业，严肃的书不再有足以养活他们的市场。大公司的编辑方式也早已发生变化，编辑不再掌握出版的决定权，取而代之的是销售部和财务部，预算和市场监测决定一本书出版与否，而不再是编辑的专业判断。一些原先活跃的中小型出版社被收购之后，不得不跟随母公司的指挥棒狼奔豸突，坚守变得可笑且不可行。

不过，一些淡定的出版社还是存在的。今年的伦敦书展上，我和同事与FIELL出版社的出版人Peter Fiell聊起他们的图书。他强烈推荐的书中，有一套是记录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时尚历史，每10年一册，大量的图片和手绘，记录了当时平常女子衣着上的时尚装扮。“这部书编写起来非常困难，”Peter 说，“图片的处理和资料查证都很复杂，我们打算几年内把这套书出齐。”我不由得问：“这种书会不会读者太少？耗时太久的话，会不会成本太高？”我的这个问题显然比较突兀，他想了想说：“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我无言以对。

阅读——除了书，还有很多事物能让我们读懂生活

再见，独立书店

书店帮助当地的人们创造社区。人们可能觉得他们可以生活在网络上，但是事实上他们住在真实的小镇上，实体的书店能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富饶。

刘晋锋

1月7日上午，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到某出版社参加图书订货会前会，只遇见三张老面孔：一来自重庆，一来自汕头，还有一位是北京的图书批发商。过去，这家出版社举办同类活动，最盛时期民营书商占来宾人数的70%以上,将近百人，其中一半与刘苏里相熟。他说：“不由得你没感慨。”

去年11月份，我问单向街书店的老板之一许知远：“光合作用书店死了，你怎么想？”他似真似假地笑一下：“兔死狐悲呗。”时尚廊书店的老板许志强说：“地租价格太高，时尚廊世贸天阶门店一年亏损200余万元已算正常。”

你还记得音像店从你身边消失的那一天吗？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要说一声：“别了，独立书店！”（在中国，它的名字一般是民营书店。）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即便是有一天，中国所有的独立书店都从地面上消失，也不会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事情。因为这是全世界实体书店都正在面临的威胁。而更具中国特色的是，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独立书店原本就少得可怜。

高全喜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年他写出了一本好书《立宪时刻》，他到单向街书店举行讲座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谈起书店。他说他总是担心万圣死掉，所以，“每年，我都要到万圣买8000元的书。可是，我发现我的年轻同事们都是到万圣抄书名，然后去网上买。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他们说高校的收入实在是太低，没办法。这事可真难办！”

近些年来，有很多次，我都会听到一个说法：“到书店带一本书回家！”如果你爱书店，希望它活下去，那么你也应该有所作为。

人们阅读书籍，并不是出于对纸的崇拜。我想，即便是有一天人们不再阅读纸质书，还是会有人渴望书店继续存在，这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过去的迷恋吗？

从去年开始，我每隔两个星期都会到读易洞书店参加一个名叫“阅读邻居”的活动，读易洞离我家十几里地，但它可能是北京唯一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书店，在那里我们能体会到分享的乐趣，以及重新找到很多年不再有的“邻居”。

即便是以“优选图书”而闻名的万圣书园也远远不止于卖书。高全喜说：“万圣早已不只是个书店，它已经成为北京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物，就像民国时期上海的内山书店。来这里买书的人，都是希望在这个氛围中，摸摸书，见一些老朋友聊几句，喝喝茶，买书本身已经变成次要。这是一种享受，寻找思想交往的享受。”

刘苏里去年第一次到了美国，最令他感慨的不是那些在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地标书店，而是遍及美国各个小镇的社区书店。美国一位社区书店的老板说：“书店帮助当地的人们创造社区。人们可能觉得他们可以生活在网络上，但是事实上他们住在真实的小镇上，实体的书店能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富饶。”

而且，我们也总是乐于听到这种“麻雀变凤凰”的故事：“2010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图书《修补匠》，之前从未进入大型图书排行榜，但是在各个独立书店中，它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在获奖之前，这本书已经在独立书店卖出了七千本。”如果没有独立书店为我们保留“非主流趣味”，我们肯定会错过更多。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变化，但如果你现在还喜欢书店，那么到书店选一本喜欢的书带回家吧。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万圣开业第三年，刘苏里动了点念头想去美国。消息很快传开，有个读者走进店里，非常愤怒。“你以为这个书店是你一个人的吗？”他对刘苏里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谢丁

2007年，我和几个朋友偶然发现万圣书园在芳草地的分店。书店不大，紧邻陈经纶中学的大门，躲在一栋居民楼底层。木框的落地玻璃窗，朝东开着，放了几张桌椅，像个摆了书的咖啡馆。但下午总不见阳光，屋子安静昏暗，很少看见其他顾客。那个夏天我们常去，一年后它就消失了。

我们总说是万圣选错了地方，怎么开得这样隐蔽？据说，它在西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也开了一家分店，听说也死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它至今还活着，只是交给了小区自己经营，万圣书园帮忙供货），我们当时还叹息说它怎么又选错了地方。万圣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在那两年非常明显。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还是临死之前的放手一搏。那时，到处都在说实体书店已经没有出路。我们看着第三极书店高调开张，然后昏天黑地地打价格战，最后悄无声息地倒掉。整个北京，除了光合作用还在不停地发酵开新店，其他的小书店似乎也都情况不妙。听说华贸中心的读易洞因为租金太高而关闭，世贸天阶的时尚廊书店靠时尚集团的补助才能撑下去，单向街书店一直都没有收回过成本，到今年，光合作用也几乎死了。

好像总是这样，每次踏进一家书店，都会自问一句，它还能活多久？担心万圣书园的人似乎更多。有次在饭桌上，一个学者说，为了摒弃这种担忧，他会定期到万圣去采购一批书籍，仿佛如此就安心了。他说，如果万圣也没了，倒不是说没地方买书，而是生活就像被挖去了一个角。

多年来，我在万圣买过的书，屈指可数，仅能占据书架的一层。其中一本是1998年在北大小东门的万圣老店所买。我在店门口的显耀位置发现了标价2.4元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卖价居然也是2.4元。这本书如果在北大校内的旧书市场，书价至少会翻好几倍。那家万圣老店49平方米，也是隐藏在一条胡同里。门口一个高台，长年累月有人站那高台上闲聊。

老街在2001年拆掉后，很多人怀念它的旧日时光。他们在万圣买书闲聊的日子，在各个小咖啡馆高谈天下，那些景象仿佛构成了20世纪末北京一个独特的角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得到了点儿什么——具体是什么，除了知识、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似乎无法道明的意义，也许多年后才会显现。

我从来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每次去中关村，总要顺道去蓝旗营看看。从北大东门沿着成府路往东走，直到过了一个路口，看见“万圣书园”几个蓝色大字还在墙上，心里就“哦”的一声，它还在。自从万圣2001年搬到这个更醒目的位置后，店面扩大了十几倍，看起来繁荣昌盛的样子。它依然在北大和清华之间，店内弥漫着一股严肃的书香味——我甚至不敢在那些书面前发出笑声。

万圣的营业员也是很少笑的。他们大多静悄悄地游走在狭窄的书架之间，整理归类，爱理不理，仿佛对他们问个问题都是一种不礼貌。有次我问了一句“阿城的书还有么？”“跟我来。”一个穿蓝色T恤的营业员冷冰冰地带我走到文学区，对着书架上的某个位置遥空指了一下。万圣的态度就是这样，但它却有一种古怪的魔力吸引着一群人。我常看见有人在书店里推着一辆超市推车，从书架上往里扔书。还听说有更多的外地人，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往这里赶。如果你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待一下午，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谈论天下——只需上一趟厕所，一路走回来就已家国命运裹身。

在现在的中国，也许再也找不到像万圣这样的书店，它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气味”。仿佛一个普通人只需告诉别人他常去万圣，就是走在文化和学术的道路上了。在万圣创办后的前十年，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它是有理由成为读书人的圣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挫折后，正在观察时局，尝试寻找另一条道路。他们发现，躲在北大外巷子里的这家小书店，不仅是个天然的自由的图书馆，还可以在那里碰到志同道合之士。而其关键微妙之处，还在于万圣的老板刘苏里这个人。

我最早在北大听说刘苏里时，大家喜欢说他是个学者型商人。他毕业于北大国政系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后来还曾在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任教。刘苏里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有一种结交知识分子的活动家天赋。万圣开业第三年，刘苏里动了点念头想去美国。消息很快传开，有个读者走进店里，非常愤怒。“你以为这个书店是你一个人的吗？”他对刘苏里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句话似乎隐含了万圣的另一层意义，仿佛它自此就有了使命感。到第四年，刘苏里甚至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此生只做一件事》。书最终没有成形，他说那时太得瑟了，但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在我认识刘苏里之后，我认为他心里就算真的决定此生只做一件事，也不会只是开个书店。

2008年夏天，就是芳草地分店消失的那年，我碰巧在万圣的醒客咖啡见到刘苏里。与我们想象的一样，他的确是个严肃的人（就像他卖的书一样）。他身材高大，戴个眼镜，一脸络腮胡好像总是只刮到一半，声音洪亮有力。虽然说着严肃的事情，却总带着笑意，让你感觉他仿佛从未有所畏惧。

那次谈话的许多内容我已记不清，但我们聊到了书店的存亡，还有网络书店带来的各种威胁。我还记得他对当当网的愤怒，他说在刚刚结束的中关村图书价格战中，最后胜利的可能是李国庆。我问他万圣怎么办？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看起来很有信心。那时许多媒体都非常关注万圣的未来，刘苏里的回答坦然却又模糊。“击垮一家书店容易，但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他说，“万圣就是个体系。”

那次碰面后，我很少有机会仔细问他这个问题。像大多数人一样，我通过道听途说和媒体采访，偶尔知道一些万圣和刘苏里的消息：他在媒体上列的推荐书单，他发表在《SOHO小报》上的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访谈，他撰写的那些直言无讳的书评——他说万圣一定要是个言论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学术流派的书在这里售卖，但他本人会在书评中，对不喜欢的书给予批评，从不吝啬。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是，刘苏里谈到他对台湾诚品书店的看法，他说“诚品书店不仅是在做书店，也是在玩房地产”。一个记者问他万圣的生存之道，他首先反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外界认为万圣还能活下来，是因为地理位置太好，处于北京的学术中心。然后他列举了几个数字：“万圣的销售业绩中，北京占三分之一，北京以外的国内三分之一，境外三分之一。”

在看到这番话的几个月后，今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正儿八经地和刘苏里坐下来讨论万圣。我提到万圣的读者群，是否都是像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笑了笑，“这都是外界的误解。”他说：“知识分子没那么多钱。或者，他们的家里早就放不下书了。”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们很大一块销售额实际上来自于商人，所以我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哪些商人私下是看书的。还有那些演艺界的人、电视主持人，就是那些你们平时都觉得根本不看书的一群人。”

某种程度上，万圣读者群的变化，应该是我们意料中的事。知识分子虽然仍是万圣的常客，但对于一个将近1000平方米的书店，仅靠他们来养活不太现实。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已很少光临实体书店。但是，当年那批受万圣影响的年轻大学生，如今已遍布中国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惯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者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密集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书价的高低，但选择看什么书，却是至关重要的。还有谁比刘苏里和万圣更适合这个“筛选”的角色？

刘苏里似乎有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书籍鉴别力。他一年之内会速览数千本，他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书是浪费时间。而有些书，即便作者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愿意摆在万圣。据说有一位作者送书给刘苏里，他看完后，退了回去，那个人气得当面摔书离去。他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比一般的书店老板更为紧密。常有出版社的电话打来，问他某本书是否可以出版？印多少册合适？甚至常有作者咨询，问他某本书写多少字比较合适？他对我说：“你想象不到万圣的影响力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吧？”

我问他万圣到底是个什么体系？他说首先你得把书店当做一门生意。他向我透露了一些书店生意上的诀窍。比如后台管理人员一定要比前台多，财务和信息管理是最重要的部门，不要找出版社要更多的折扣，对方或许会给予最优惠的账期；要及时跟出版社结清款项，否则你留在账户上的钱也可能是定时炸弹。然后他突然停下来，笑道：“我不能说了，这是秘密。”

但也有一些秘密几乎是公开的。如果你常去万圣，绝不会忽略这里一些看起来有点古怪的痕迹，它们都带着刘苏里独特的气质。他最痛恨员工朝读者微笑，那是讨好，“坚决不能把读者看作上帝，一定要从脑子里摒除这个观念”。如果看见有年轻人在书店抄写书名，或者拍照，那就随他们去。不要做任何导购，或者那些自鸣得意的事，“我们的读者绝不高于我们开店的人”。他也从不主动在醒客咖啡搞任何讲座或者新书发布会。他说：“那些讲座主要是针对读者，而万圣的读者绝大多数已是可以做讲座的人。你怎么去做？”他甚至还会主动赶跑那些能带来收入的顾客，比如在咖啡馆打牌的、喝酒的。这里不接待生日活动、毕业纪念，他甚至奉劝那些谈恋爱的情侣，请不要过分。到最后，经过重重筛选后能坐在这里的人，除了谈国家大事还能谈什么？早些年，醒客咖啡和万圣书园里的读者重合率只有30%左右，但现在已经达到了80%左右。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咖啡馆几乎是不盈利的，而收益主要来自书店。

对我来说，每次推开万圣的大门走进去，经过一楼的打折区，就像步入另一个世界。那些直入天花板的书架，摞得厚厚的晦涩的书，咖啡馆那些破旧不堪的桌椅，想必它们最后都成了严肃的物体。刘苏里在这里打造的一切，甚至空气，都有他鲜明的记号。每次在万圣闲逛，我都有一种紧张的迫切感。唯一让人感到放松的，是芳草地那家分店，但它的死亡仿佛在发出笑声，令我不安，同时生出敬意。

社区的内心秘密

不是小区强，哪个社区没有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不愿与人分享？问题是，得有一个空间，得有为这个空间张罗的人。

杨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主编《话题》系列丛书）

读易洞是在乡离乡的富顺人内心的一个秘密。

关于读易洞，1993年版《富顺县志》第569页是这样说的：“在县城西湖南端，建于北宋天禧年间，由木楼及山洞组成，洞高160厘米，宽97厘米，顶部呈弧形。清代于此建立西湖书院，后废。”

知道这些的富顺人其实很少，但“读易洞”这三个字自小便耳熟能详，因为那地方现在是一个菜市场。四乡的农民挑菜进城，都在读易洞会齐售卖。2010年末我去海口开会，在出租车上瞥见街边一家饭店，名字赫然是“富顺独一栋豆花饭店”。无疑，老板是一个到菜市场不抬头的孩子。跟邱小石一样，他想用在乡时最熟悉的地方为自己的小店命名，只不过他不像开书店的，知道这三个字是某种文脉的象征。

所以，当一家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同乡会心而外人不知所云的名字，除了彰显它理所当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意赋予自身一定的象征意义与实用功能。在富顺，如果你天天去读易洞菜市场，你能买到最新鲜的蔬果，也有可能见到所有的熟人，听到流传在这个城市的一切新闻。

“读易洞”由此成为一个双重隐喻，它既指向历史上的读书事业的延续（四川有谚“富顺才子内江官”，富顺以明清出了两百多名进士闻名），又暗示着现实中的市镇公共空间。

邻居显摆的景点

读易洞刚刚开张的2006年，我就与洞主邱小石讨论过他的开店构想。邱小石本身就是读易洞所在的万科青青家园小区的销售策划。他跟我讨论这个小区为什么适合有一家小书店：30万平方米左右，一千多户人，住户以白领为主。这样的小区北京有不少，“如果每一个这样的社区都有一家社区连锁书店，那么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文化传播机构，”小石已经习惯了跟我这个老乡也说普通话，“因为这不单是一家卖书的商店，它还是一个社区文化空间。”

五年以来，我都是按照邱小石的这个定义来理解读易洞的。青青家园远处僻郊，在出名之前外面来的顾客很少，主要使用者肯定是小区的邻居。虽然由于自身的原因（最主要是人力与业余的方式），读易洞一直没有大规模地进行社区宣传，但是它渐渐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区文化空间。邱小石自己的总结是：“读易洞社区书店，书店功能之外还是邻居的朋友来访时显摆的景点，自由职业者如同单位的去处，男人美其名曰上进的家务避难所，大人餐馆吃饭时闹腾小孩的安置地，家门口不掉面子的社交场，聊天上网喝茶需要消费的居委会。”

这些功能我都可以出演见证者，常在洞里看见一个SOHO男人对着笔记本电脑做冥思状，或一个女孩子捧着一本书在沙发上睡着，或公共知识分子接受外媒采访。2008年，我们楼的邻居因为楼房维修导致污染，需要跟社区物业谈判斗争，需要一个确保安全的聚会讨论场所，还是选在读易洞。

更理论化也更贴切的表述来自邱小石钟爱的《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一旦有机会，他总会反复推荐这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结构中心的研究成果。我们来看看这本书怎么定义“社区的活动中心”的：“为社区创建集中常去的地方，这些中心要足够小，45乘60英尺就够了，它能使正常的公共生活井然有序地集中起来。”

在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设计中，夜生活与社区分割得非常遥远，夜生活与家的距离常常以十公里为计量单位，这本身就削弱了城市生活的乐趣。“灯火通明，是吸引人夜生活的必要元素，人们才能感受到夜晚的安全，因此，独立的咖啡座、冷饮店、酒吧间、书店、小超市、加油站，本身都不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它们必须集中起来。根据观察，形成夜生活活动场所的数量最小数字是6。”事实上，即使算上扰民的广场秧歌，一个北京社区也很少超过3个夜生活场所。很多邻居跟我抱怨过，逢上读易洞周一休业，他们连个室内可坐的地方都找不着。

有时走进洞去，见洞婆婆（读易洞由邱小石和网名为“洞婆婆”的阮丛夫妇共同创办）笑容疲惫，问今天去进书搬货了么？她说：哪里，有一对邻居夫妻吵架，要我给他们仲裁！又或是：有个女人来找我做职业咨询，聊了三个小时，这可真是某种不可承受之重。然而我也很能理解那些莽撞的倾诉者，你在这个都市的郊区待着，往来穿梭于繁华与荒凉，在哪儿都找不到可以倾谈的空间，可以放心低语的人。读易洞以它的装饰昭示了某种品味与热情，而洞婆婆的和善是冷漠社群的一方解毒剂。

听说这个小区一开始定位郊区别墅时，人少，邻里关系好，总是互相串门或择地聚会。渐渐地，人多了，杂了，人际关系变得相对复杂而暧昧，尽管小区论坛仍是金牌论坛，线下的交流毕竟不可替代。

我与朋友黄永相识于2000年的最后一天。六年后我搬入这个小区，一年后他也跟了进来。该人声称主要原因还是我：“我喜欢从前文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大家住得近，常常可以互相来往酬和。”日子越过越复杂，家门也变得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打开，于是我们常常约在读易洞见。

其实，会与邱小石重逢，还不是因为这个洞！我离乡廿年，不想搬到这小区不久，发现新开了家书店，一看名字就觉得不对头，很不对头。撞进去一看，居然是连样子都快记不清的儿时玩伴。倘若没有这个洞，哪有这么戏剧性的场面。

生活不应在远方

读易洞当然不是小区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来自凑巧的资源与店主的坚持。然而，它的存在确实给这个小区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对于讲究生活质量的业主来说，这家书店的存在，可以让小区房屋的价值增值不少。对于开发商而言，这样的书店将擦亮这个小区的品牌。事实上，在Goolge地图上，找“读易洞书店”比找“万科青青家园”要更容易。

有很多评论抱怨中国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总想着一步到位买大房子，但评论者对其中的隐性原因却视而不见：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家庭承担了许多社会化功能，它得有会客区域，得有足够的儿童活动场所，阳台室内化之后又缺少花草种植与宠物活动区域，最关键的是，社区功能的单一，让家庭之外的交际与放松，只能移往遥远的城市中心区。它制造了一种分裂的生活方式，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另一部分生活在远方。

改变这种状况，或许就是从一个复合式的书店、咖啡馆或活动中心开始。读易洞承担着书院与街市的双重角色，对于愉快的社区生活来说，它是必需的而非仅属点缀。在读易洞开张五周年之后，邱小石、《绿茶书情》主编绿茶与我，联手创办了社区读书会“阅读邻居”。在一个记者沙龙上，我介绍上期阅读邻居讨论了桑德尔的《公正》，推荐了社科文献的“近世中国”系列，一位女听众眼睛睁得牛大：“你们小区这么强啊？”我想对她说，不是小区强，哪个社区没有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不愿与人分享？问题是，得有一个空间，得有为这个空间张罗的人。

我幻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坐在读易洞里，听我们分享阅读心得，讨论社区事务，交流时政看法。他们离去的时候，或许会抬头看看门额的木匾，或许不会。读易洞或许永远不能创造一种赢利模式，但它终会成为这个小区的孩子将来的一个内心秘密，不管他们未来把它写成“读易洞”还是“独一栋”。

只剩下噱头

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何力

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由张艺谋导演执导，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备受瞩目。

你或许会觉得，只有最不入流的好莱坞制片商才能想到在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烈的题材中加入爱情戏——但这恰恰是《金陵十三钗》的主线。爱情戏在这个被拍过多次的历史题材中显得既刻意又缺乏说服力。作为第一批由美国著名影星主演的中国投拍片之一（另一部是10月份在釜山首映的由凯文·斯贝西主演的作品《形影不离》），张艺谋的苦心之作《金》很自然地靠克里斯蒂安·贝尔领衔出演而备受关注。不过不走运的是，就在这部电影上映前不久，已经有过另一部同样题材且相当优秀的影片——陆川的《南京！南京！》。《金》从12月16日起在中国国内上映，该片北美发行商Wrekin Hill会从12月23日起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点映，并于年后扩大上映范围。但是至少从北美来说，该片的商业前景非常有限。

《金》根据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改编，该小说将于明年在美国出版。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早在《菊豆》时就有合作。影片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故事中安排了一个政治中立的美国人，把他放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南京教会女学生和风尘女子中间，意在把南京当时的恐怖状况搬上大银幕，让更多观众看到。

除了指出日军入侵中国旧都南京前后曾屠杀20万人（南京市公布的数字是超过30万人，目前就伤亡人数的界定仍存在争议），影片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市陷落后，城市一片废墟。刚攻城成功的日军正在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围墙掩护下的温彻斯特大教堂成了女学生临时避难的藏身之所。

在此避难的还有一个落单的美国人约翰·米勒（贝尔饰），他浓密的胡须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说话的语气既滑稽又颠三倒四（比如重复使用“无论如何”这个词）。用剧中一个中国人的话——“小混混”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了，因为他开始搜刮教堂里的酒窖，还想要得到并不存在的钱，在每件事上都表现得自私自利。在这个故事中刻画这么一个贪财、无知、粗野的唯利是图的白人形象，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因的，不过没有信仰的异国土地上的美国人无疑是银幕经典形象，《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里克就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代表人物。只能说，贝尔饰演的米勒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很明显，米勒的起点很低，是为了营造出动人的戏剧性转变——从一个自我中心的酒鬼变成一个高尚的骑士。可惜编剧和演员都没有为这个角色提供任何背景信息，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在目睹生灵涂炭的时候表现出震惊，可过去的几周他又呆在哪里？这个角色在视角和观察力上都毫无贡献，只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空花瓶，等着被盛满。

当地妓院的13名风尘女子翻过围墙，想找一个地方避难。她们打扮得像是要去登台演花鼓戏，大声吵吵嚷嚷，把吓坏了的女学生挤到一边，自己倒像回家了一样，毫不客气。米勒不敢相信自己交到这种好运，立刻盯上了她们中间最傲慢的一个，也是英语说得最好的一个——美艳的玉墨（颇具表现力的新人倪妮）。玉墨从米勒处确认了日本人“不会碰西方人”之后，表示当下并不提供任何好处，只对急不可待的米勒承诺“如果你帮助我们，我也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你。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米勒为了好玩而穿上教士袍，顺势阻止那些闯入教堂并大喊着“这里有女学生！”的日军。从那一刻起，米勒开始了从恶人到“圣人”的自然转变。他看到了神父这一身份的优势，把袍子穿了下去，刮掉了胡子，成了“约翰神父”。

一个“和善”的日军军官后来为手下士兵的擅自行动道歉，并提出保护教堂一阵子。但他最后要求教会女学生们去日本军官们的“派对”上献唱，而所有人都知道去的结果就是遭到凌辱或遇害。因为这件事，之前那些肤浅、物质的风尘女子们表现出了意外的自我牺牲精神，米勒也无畏地站了出来。

这些贪图享乐的小人物站出来做这件无私的事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可否认的动人的道德力量。但是从现实生活和电影两方面角度来看，影片在环境和计谋布置上着墨过多，不够真实可信，让故事的结局失去了可信度或预期的冲击力。

尽管影片给了尸体横陈的街头一些镜头，表现出周围惨烈恐怖的氛围，大部分镜头都局限在教堂内部和临近的场景。年轻女学生之一的书娟（张歆怡饰）也是影片的旁白，片中还出现了其他有趣的角色，包括照顾女同学们的聪明的眼镜男孩乔治（黄天远饰），还有立场不坚定的汉奸孟先生（曹可凡饰）。

当影片开始走向最后的结局，细节部分赘述过多，进一步放慢了戏剧高潮的推进，也过于强调之前埋下伏笔的牵强的计谋。米勒为玉墨做好造型之后（影片未交待他会剪发和化妆），玉墨告诉他（这里出现了全片最遗憾的穿帮，用了现代英语），其他的女孩们“都想你给她们进行大改造”！

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大众——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生活故事会

毒枭的女人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王也

整个邦康城区，只这一块地方有可以容下两个人散步的树荫——大金塔，在号称万塔之邦的缅甸，据说位居第二，建造之时耗费近两吨金粉。大金塔的背后，是随季节变化，有时奔放有时含蓄的南卡江，江的那边是中国。

到佤邦工作了三个月的时候，海灵姐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这里是她多年以来每天散步的地方。她欢快地说：“从前只有我自己，现在有你一起面对和尚们的目光了。”

那天是中秋。暮色中，日间近乎粗俗的金塔显得有几分童话色彩，和着和尚们慵懒的唱经，我随她赤足走在塔院清凉的地板上，绕着金塔，一遍一遍。月亮渐渐升起来，银白的月光下，她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十年前，在昆明做记者，后来为人类学硕士学位论文到中缅边境做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时候，她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吧。

手机响了，是她在新加坡的母亲和儿子打来的，问候她中秋快乐。挂了电话，她从兜里摸出一只信封，递给我：“你上次说要看看我儿子的照片，给。” 我的心狂跳。借着塔里传来的灯光，我看了照片上的小男孩一眼，如释重负，微笑着说：“你儿子长得真像你。” 海灵姐眼睛一刻没有离开照片，听我这么说，也笑了，自语道：“是么？”

不是的。这孩子长得更像他的父亲——金三角最大一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被美国政府悬赏百万美元通缉的毒品王国的君主。

她是被他宠幸过又遗弃的三姨太。看到两人孩子的照片，我才意识到当年文静白皙，说话慢条斯理的女记者跟黝黑粗犷，杀人如麻的佤族毒枭原来长得很有夫妻相。

毒枭身边的男人们说，她是个心机重重、野心勃勃的女子，在“司令”那个小学毕业就算高级知识分子的班底里，英语流利的她独领风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和亲密爱人。后来，她卷入了一次军事泄密疑案——他的部队在一次运毒行动中受了重创，警卫说只有她在事发前进入过情报室。他给了她和儿子房产、美钞和豪车，打发她们去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大小毒枭和他们亲属的移民首选地，其次是泰国、英国和北京。据说毒王其他几个姨太太生的孩子们就在北京的国际学校读书。

毒枭身边的女人们则很不屑——她不过是个认得几个字、姿色平平的中国荡妇，所谓“三姨太”云云也压根是坊间的编排，“老乖”（这边方言里女人对老公或者情人的昵称）明媒正娶的只有老大和老二两个太太。老乖需要她的头脑，而她还不是贪图他的钱！谁叫他这么有钱呢。因为不相信银行，他的钱都是美元现钞，堆在大房子里。到了雨季，为了防止发霉，只要出太阳，就要动用数名士兵搬到院子里晾，搬进搬出，人多手杂，丢了多少，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

迫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毒品产业的重心已经从传统的植物毒品转移到化学合成毒剂，毒枭也与时俱进，以自己人头担保宣布在自己辖区内全面禁种罂粟。各种国际援助和监察机构涌入。她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只身回到金三角。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凭着语言、经验和人脉的优势，成为一个国际禁毒组织的重要联络员，周旋在曾经的情人和部下之间。有人说见过海灵哭着请司令的老战友说情，希望跟他重修旧好。

关于她的这一切是这个小小的城邦里妇孺皆知的常识，早已失去了八卦的刺激。只有遇到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外人，人们会故作平常地“透露”一二，看着听者惊异的表情，获得一点知情人的优越感。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审慎地不在我面前谈她的过去了。

我至今没有问过她，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我问不出口。我怕，怕她勃然大怒，拂袖离去；更怕她悲从中来，当着我的面号啕饮泣。不过，最怕的是她不承认，怕看到她捉襟见肘的扯谎。

此刻，异乡的中秋月夜里，她只是我的海灵姐——我们是同事、是朋友，也是姊妹。

夜越来越深，和尚们早结了晚课，准备就寝，香客们也渐渐散去，我俩话说得差不多了，脚步却停不下来，仍然一圈一圈地绕塔前行，默默听着周遭草丛里热烈的虫鸣。

一辆皮卡开进了寺院，停下，一个人从车上下来，朝我们走来。他戴着一顶棒球帽，是阿华。大家都看得出来阿华喜欢海灵姐。阿华跟海灵姐同龄，是缅甸的傣族，不太会说汉语，沉默得近乎木讷，是另一家机构的司机。阿华年轻的时候很帅，白净、魁梧，心高气傲，人家给他介绍了多少姑娘，没一个让他动心，独身至今。他人前永远戴着一顶很酷的棒球帽，很不像一般的司机，直到有一次大家一起吃烧烤，太热了，他脱下帽子，整理头发，我才看到他严重脱发的前额。

海灵姐低声说：“他怎么又来了？”拉着我要往草丛里走。

“你们俩……怎么不跟我们唱歌？”背后传来阿华无辜且无奈的声音。

在这座聚集了毒枭、赌徒、妓女、瘾君子、投机商、贩夫走卒和当地人最反感的“缅甸奸细”的小城，最高雅最奢华的娱乐就是到市中心一个中国商人开设的卡拉OK厅唱歌。今晚当地领导请各友好单位的工作人员到那里一起共度佳节。

“中秋节要看月亮的呀！”我转身仰头，用手指向夜空。

三颗脑袋都抬起来，月光洒在三张脸上。

“阿华，你说，这月亮好看不好看？”

“好看。”

“海灵姐，你觉不觉得这月亮配上这金塔，这里简直像童话里的伊斯坦布尔！”

海灵姐姐没做声，头一动没动。

“什么……耳？” 阿华瓮声瓮气地问。

我盯着阿华被帽檐阴影遮住眼睛的位置说：“管它呢！不过，阿华，告诉我，你喜欢海灵姐吗？”

“咳，你这丫头！瞎闹!”海灵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阿华有点回不过神来，伸出手来，把棒球帽檐拉得更低了。

“我、问、你，是、不、是、很、喜、欢、海灵姐？”

“是……”阿华怯懦得好像承认错误的小孩。

“那，你喜欢海灵姐什么呢？”怕这个问题过于深奥，我补充：“你觉得她好吗？哪里好？”

这个问题，阿华似乎比较有信心回答了：“她很好啊！是个好人，心好。”

我得意地回头看看身后的海灵姐。海灵姐放开我的胳膊，欲笑还颦：“好端端地说这些！”然后迈开步子，继续绕塔。阿华条件反射一样跟了上去。我跟在他俩身后，隔着四五步的距离。

有一次阿华喝了点酒，跟朋友们说，他愿意跟着海灵姐，中国也好，缅甸也好，甚至新加坡，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乐意，他就亲自去找“司令”，对他说：从今以后，她由我负责。

据说这话传到海灵姐耳朵里，她面色惨白，一言不发。

阿华太天真了——即便海灵姐授权，司令也不可能跟他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谈判。何况如今，很少有人能见到司令——司令病了。因为酷爱生食猪肉，这个指挥着三万人武装部队的首脑，自己的大脑早被一种顽固的寄生虫攻陷，成了敌占区，遍访中、缅、泰的“神医”，也不能根治，发起病来，头痛欲裂，亲疏莫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跟这样一个人同眠共枕？不如浑身生疮死了！在一次聚会上，我曾经恐惧而厌恶地脱口而出——幸好海灵姐不在场。听众们会心地笑了，说：“你还没见过司令本人吧？他年轻时很会哄女人的……”

终于眼见传说中的毒枭是在他某个女儿的婚宴上。当地大小官员家的红白喜事早已成为政治经济事件，笑纳三教九流殷勤或者无奈奉上的红包，然后招待大家吃流水席。我到得有点儿晚了，吉时已过，第一拨客人已经吃完走了，第二拨客人刚刚落座。土布军装的佤族小兵和扎着辫子的佤族女娃们忙着撤菜上菜，男宾一根一根地抽着云南香烟，女宾嗑着瓜子评价酒席的水平，摆满几十张桌子的简陋餐厅，人声嘈杂，遍地都是丢弃的纸巾和果壳。我在来宾册上签了名，交了手里的红包，一个负责卫生工作的官员领着我，穿越弥漫着浓烈烟雾的大厅，小心避开撤换下来堆在地上的杯碗，来到最大的一张圆桌前，俯身对背对着我坐着的一个人耳语了几句。他站起来转过身，嘴里的饭菜还没有全咽下去——这是一张最普通的上了年纪的山里农民黝黑木讷的脸。他含含糊糊地点头，几乎没有表情，显然没有弄明白来人究竟是谁，不过作为主人必须例行表示感谢罢了。

我赶紧伸出手去，满面堆笑地说：“终于见到司令本人了，我很荣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之前所有的义愤、恐惧、鄙视、厌恶在那一刻自动让位给好奇、惊诧、荣幸、诚惶诚恐。庄严的国际通缉令、诡谲莫测的政治风云，还有他腰间出入不离随时会扣动扳机的手枪，只能增加这个男人与一切其他异性不同的魅力。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十年前，渴望历险但经历单纯的年轻女记者来到荒蛮神秘的金三角，命中注定一般，遇上这里杀伐决断的“君主”，被他赏识、信任，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成为传说的一部分，有几个不会成为海灵呢？

月光下，海灵姐回过头来，对我说：“不知道明年中秋还能不能跟你一起看月亮。”阿华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着他爱慕的女人。虽然合成毒品依旧泛滥，虽然在我们居住的招待所走廊里，天天可以遇见神情呆滞、瘦得惊人的中缅瘾君子，但传统的罂粟规模种植已经勘测不到，海灵所在的机构在预备全面撤出。

我们出了寺院，可是没有人往招待所的方向去。穿过遍布按摩室和烧烤摊的市中心，到了一条僻静靠山的路，这里有一个教堂。我们已经过了教堂的门，阿华叫住我们，说：里面有灯光，还有人唱歌。海灵正犹豫，阿华竟然拉起她的手，不容分辩就走进去了。我赶紧低下头，装作没看见。

教堂深处，一群比我们都年轻很多的小姑娘和小伙子，围成一个圈儿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本小书，一支木刻的十字架摆在中央。我们走近时，他们的歌声刚刚落下，一个左颊上隐隐有一道疤痕的年轻人开始祷告——他们在为附近一个村里几天前被毒瘾发作的丈夫用枪击穿了腹部的拉祜族女子恳求平安和康复。当地新闻里曾经报道过这个案件，那个女子的父亲是一名拉祜族牧师。疤脸小伙子祷告完毕，抬头看到我们，目光是那样的平静友善。他对我们点点头，好像我们是他认识多年、天天见面的朋友，好像我们的出现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地上的圈子自动为我们开了一个口，在一双双单纯的眼睛的注视下，我们别无选择，加入了其中。

一个十分纤瘦的女孩子以出人意料的洪亮声音说：“下面，请大家打开《圣经》XX章。我们每人读一节。”说完，她环顾大家，目光停留在我们仨身上，补充道：“今晚我们人比较多，为了大家都能轮到，咱们读两遍。”

我们慌乱地跟身边的人合看一本《圣经》。空荡荡的教堂里回荡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从头至尾，我的眼睛不敢离开书面，怕看到海灵姐的眼睛——第一遍还没读完，她就开始哽咽，结尾处忍无可忍，泣不成声。

我们怎么在众人的安慰和祝福中离开教堂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那晚那样的月亮再也没有见过。

海灵姐是我们中间第一个离开佤邦的。她在邦康的最后一天赶上我去仰光开会，我甚至没有机会为她送行。后来，阿华告诉我，他陪着海灵去看过那个拉祜族受伤的女子。拉祜族牧师给海灵姐一本《圣经》。阿华送她过关卡检查行李的时候，看到她的包里放着那本《圣经》。

去吧，海灵姐。

克林顿已成历史

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刘晋锋

“何伟，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接受美国输出的核心价值观？”

笑声突然从四周涌出来，有人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决定！”何伟不动声色，“常常有美国人问我，我们能帮中国做些什么？我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何伟显得有些矮小，又长着棕色的头发，在中国旅行期间，总被当做是新疆人。

站起来提问的男生叫“刘上”，他实至名归，积极求上进地坐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术报告厅”第三排的座位上。此位置不一般，因为第一、二排是学校留给“嘉宾”的，比如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房间里挤满了人，但第一排座位还是空了很久，直到讲座过去五分钟，确定了没有重要人物会突然出现，才有人安排一些站着的学生去坐空余的位置，他们毫无必要地弯腰缩颈，对于自己能获得的优待颇感羞怯。

更多人没有位置坐，但你会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标志：脖子上都挂着红底黄字的工作证，表情严肃地守在走道的四周和门口——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国作家回到曾经支教过的学校宣介新书的讲座，却安排了三四十名学生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何伟，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很多种地的人搬到了城市。这是一个好趋势，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供耕作的土地。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因为人口比较多。不好的方面是，速度、变化太快，会产生很多心灵问题。”

有人担心地问：“你会把中国更好的东西写出来吗？能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吗？”

《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构成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它们都在美国得到了重要奖项，有的被译成几国语言。在《寻路中国》中文译本出版之前，唯有中国人自己被蒙在鼓里。

何伟将《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封面放在一起对比：同样是假警察站在路边的场景，英文封面的背景是荒漠，也是何伟拍摄的真实照片。而在中国的版本上，这位假警察生活在晴天万里、绿茵丰美的大地上。

何伟揭开这个谎言，台下有学生嘀咕：“但是，青海那边的确是这样的景象啊！”

去新疆旅游过的女生，站起来欢快地建议何伟写写西部——虽然何伟已经再三声明自己马上要去埃及住五年。他在任何一场对话中几乎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发展还是文化？”

“我在中国，老听到人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美国人不会这样说，因为你代表不了一个国家。”

其实，能够坐到这个报告厅里的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他们的班级。学校害怕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可能会造成事故”，要求每个班只能出三个人。理所当然地，这三个代表分别是：班长，副班长，团支书。

刘上是“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大一的班长，一个来自赤峰乡下的19岁男生，他喜欢在网上浏览新闻，并热衷于在新闻下面发表看法。他瞧不起大部分老师和教材，唯独喜欢西方哲学史，老师会从希腊的历史开始讲起，他觉得那很有趣。但到考试时，刘上发现他仍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刚开始读大一，刘上已经知道未来的路——回家乡去，如果能留在赤峰市就是很好的出路。“北京？上海？不敢想，那是一流人才待的地方。可能还是去当老师吧，也没有别的技能。父母应该会托关系、送礼来帮着找一份工作吧。”

在憋屈的现实之外，刘上很羡慕美国人，他模模糊糊地觉得，美国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着。“在中国，是为党和国家活着……毕竟，大部分人吃的还是国家饭。”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何伟写的书，他依然对这位原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人满怀期待。

实际上，15年前，何伟经常被人担心是否会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入中国，成为改变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他是美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三拨“和平队”队员。在这之前，久未有美国人长驻于涪陵。“文革”期间，反美宣传抵达高潮时，“和平队”被看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输出价值观，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来它换了一个讨喜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

1996年，何伟和另外一个22岁的志愿者亚当来到了涪陵师范学院——它是离“和平队”领导最远的地方，那意味着最大限度的自由。

“他们会不会是间谍？”涪陵的老师、学生远远地想，他们被叮嘱要与美国人保持距离。

何伟教高年级学生英美文学。一次，有人交上一篇作文：“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说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裤子上的皮带也随意地耷拉着；另外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Emily，何伟最喜爱的学生，“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言行，而她从不随波逐流。”毕业之后，她却在写给何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实情：“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之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

克林顿已成历史，如今是他的妻子在白宫出入。现在，作为一场告别，何伟回到涪陵，因为他要离开中国五年。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节选自《何伟，为了告别的聚会》

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Fay Hu

四方大脸，中等身材，戴个眼镜，却不显斯文样，嘴大——这就是心理咨询师雷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雷明所要做的就像对待他的办公室一样，剥掉所有的伪装、矫情、修饰，他需要赤裸裸地了解一个女性，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

办公室的顶灯没有灯罩，这是一个躁狂症患者突然发病时拿起长柄雨伞抡的，当灯罩砸在地上摔碎了之后，病人愣了，呜呜哭起来。雷明没打算再安个新的，不知哪天又被砸了。“我提前进入40岁了，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刚开始出名的时候，三四年前，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个新行业里有很多人认可，觉得好像有机会，很冲动，但很快就过了，现在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心态。”可他要真是一个月赚四五千的普通人的心态，恐怕现在孩子都满地乱跑了。“你要看到现在我被很多人需要，但是你也要看到现在我还没孩子。得失是相对的，我看到很多发了财的人，我也看到很多早晚是悲剧的人。”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厨子，省心，最喜欢做饭，我是那种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亲子关系下被剥夺了宏伟理想的孩子，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被骗着读书的，上初中的时候老妈说：‘上高中就好啦，没那么累啦。’我的中学是北京一四一中，老红旗，还是重点，以前林彪的嫡系，那学校硬件设施贼老好，哎呀。小学时因为父母都是搞法律的嘛，我爸爸那时候是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旁边有一府学小学，现在放学时间去交道口兵马司那儿，一溜的车，这是北京最横的小学，排名前三位，连那学校周围的地价都在飙升。我的幼儿园更横，东华门幼儿园，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东华门幼儿园，到府学小学，一四一中学，然后一直到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出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一直到这儿全是名校。最后进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这一个不是名校。”只有这最后一个学校是雷明在主观能动性下自己选择的，也是他认为能够一直从事下去的道路。

身为老政法人的孩子，雷明被寄予的希望也是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父母安排当年的同班同学做他的班主任。考了律师证之后开始做律师，可是他待不下去。“那时候做律师这个行业没多久，我去给一个人打官司，最后官司赢了，去东北要人家还钱。人家把现金拿来，搁在桌子上，我的委托人也在，对方说：‘官司已经打完了，钱在这儿，可是你们拿着这个钱走不出去，这么着吧，不是吃饭吗？摆了一桌儿杯子，雷明你喝一杯，我还你10万元。’我喝呀，酒量不好，白酒，小酒杯，20多岁仗着年轻，要回来的钱5%归个人，我替当事人要回来10万元，就能提成5000块钱。喝到最后我满桌找杯子，全是空的，已经忘了当时具体喝了几杯。那个东北人挺仗义的，他打官司输了是想把这口气出了，钱还是还的，看我喝得那样，拿那么多现金，还叫人给我拿了个箱子。回到酒店我吐得都是胆汁，根本没意识了，加起来可能有个小三斤。”

小时候一直想躲开理工科的雷明，上高一就想躲开数学；后来不想当律师了，想找一个“干净的领域”，想了半天，还是和机器打交道最干净，于是他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不光要自学高中时候理工科的内容，大学四年理工科的内容全要在四个月内弄清楚。“模式识别方向首先要学计算方法和数值分析，什么三次样条插值基函数、拉格朗日插值基函数。还有另外一个要学的就是组合数学，就是概率论之上的东西，大量的排列组合。还要学拓扑，就是把一个圆形，咔，变成一月牙形，又咔，变一个别的形。然后还要学概率。把这些全都啃过去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入学考试。”当时这些全看不懂，但是学法律的有一个好——能背，他找了一个北京大学学数论的博士，“我估计他现在都能在电视上看见我”，雷明把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两本教科书拿来，让他把所有的练习题全都做出来，一步一步，步骤一定要详细，当时做一道题多少钱说好了，博士生回去找了宿舍里哥儿四个，把两本教科书课后所有练习题全都步骤清晰地做了出来。雷明就背，背完之后上考场。他这么做的好处是，所有的题都从课后练习题里来，虽然肯定不是原题，数都变了，但是解题思路没变，雷明把里面所有的步骤写得极端详细，那张卷子步骤分一分没丢，但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那场考试雷明得了89分，顺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为了考试强行背下的这些东西，让雷明脑袋正中心冒出一大块斑秃，他用手比划着，有两个一元硬币的直径大小。“一夜之间，秃得精光，都能照出人影来。”

雷明今年37，事业小有成就，一切都离成为快乐厨子的心愿越来越远，“还怎么回去当厨子？回家也不做饭，家里有保姆。我有抱怨，我跟我妈说，我从小就想当一快乐的厨子，你们非要让我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吃多了吗？在中国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很痛苦的。北京我最羡慕的是一个叫大董的人，他就是一厨子，以前全聚德烤鸭店的一个厨师长，现在人家（大董烤鸭店）都快上市了，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本文内容有删节)

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汪若菡

这个曾是日本童星的女演员现在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害怕在日本陷入刻板的未来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这些微博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拍戏、找房子、跟朋友出去玩、自己做饭、看超女、逛超市、谈论音乐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

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铃木说，她到中国来看的第一批小说是王朔写的，那时候她完全看不明白老北京的这些俗语，但又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买了本《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对着使劲练，难怪了。

她的粉丝不叫她铃木，很北京地称呼她做“木姐”。木姐的微博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是她每天写自己怎么做饭，京味十足，透着一股率真活泼的家常劲儿，让人没有距离感，上传的饭菜照片也挺诱人。

开微博第一天，铃木就汇报说：“今天做了泰国咖喱。”之后只要在家，她隔三差五就会做各式面条、炒家常菜、包饺子——总之是每做一道菜必上传照片或发表“吃撑了”“味道很正，我很得意”“吃饱了很幸福”的感言。

这姑娘在北京待久了，口味似乎完全中国化了，经常在家炒麻婆豆腐。有一次她包出一大锅胡萝卜蘑菇馅和茴香豆腐馅蒸饺，煞有介事地说：“素饺子不适合煮”。从2010年起，铃木成了素食者，理由是年纪大了，吃肉的欲望自然就降低了。8月份的时候她学着做凉面，很得意地传授秘诀说这是贵州朋友教的方法，要“先煮后蒸”。我同事看着微博上的那一大笸箩面直纳闷说：“她自己吃得完吗？”后来她解释说，那是在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做的8人份，“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我还得减肥呢”。

她的微博还直播了一次北京暴雨惊魂夜。5月份的时候，铃木住的公寓租约到期，发动朋友帮她找间平房。她的好朋友小松帮她在老城区找着了一间“房租2000元以内，带卫生间带厨房，安全而且比较独立的小平房”。

7月26日，铃木在晚上11点45分时发微博说“屋外大雨，屋里小雨”。

她后来跟我说：“我整晚都在担心，心想这屋顶不会塌了吧。”结果，12点半的时候，不停漏雨的屋顶还真的“哗啦”一声塌下来一角，幸亏是砸在放洗衣机的那个角落。她顺手发了张照片放上微博，这条消息引来一片留言，大伙儿纷纷说“保重啊”“我来帮你修屋顶”“干脆来我家住算了”或者是“原来演员也这么苦啊”。

还有人说：“你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观了。”

她豪气地回答说：“我没事，放心吧，当长了次经验。”

“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缘故。”铃木说。她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25岁前，那时候她在日本当演员。铃木出身单亲家庭，妈妈曾是舞台剧演员，退出这一行后在东京开酒吧，常有相熟的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喝酒。她工余会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在那里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直让她感到十分亲切。

“日本人的亲切是种很矜持的礼貌，骨子里跟人有距离感，”她说，“但中国人如果接纳了你，就会真的把你当成家人”。

这个印象在后面的5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2006年，铃木中断自己在日本的演艺生涯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那时她26岁，和中戏06级表演系本科班一起上课（她的同学里现在比较出名的是在《新还珠格格》里演五阿哥的张航睿）。“同学都比我小很多，但都很照顾我。”铃木那时候只上了半年多的中文补习班，说话还不大利落，出去办事吃饭，同学都抢着帮她说。她说：“我总觉得他们拿我当妹妹看。”她当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房东大妈把自己出嫁了的女儿住的屋子（也是平房）租给她住，每天早上还会按时叫她起床上课。

“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铃木说，这种善意让她感到舒服，“北京人尤其这样。”

她的微博粉丝确实也都挺护着她的，大多数留言都很亲切。有粉丝还挺为她的事业担心：“木姐，你怎么每天都在家做饭，你是不是没工作啊？”

宅在北京

铃木身材纤细，动作灵活，把棕色瀑布样的长发随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朋友送的深蓝色手工苗绣外套，每天骑着自己的永久自行车到处转悠，皮肤已经被夏天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卖水果的阿姨问她，你不是汉族吧？她问对方你怎么知道？阿姨说看你的皮肤颜色，还有听你的口音就知道肯定是少数民族。她哈哈直乐，“反正她说的也算是对的……”

我见到铃木的时候，正赶上她把“宅女”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她接的一个电视剧在6月杀青，原本北京旅游局有一个对日本播出的体验北京的节目，每年会找她在6月到9月担任出镜主持人，介绍一些关于北京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但今年正好赶上日本地震，这档节目没有录。她没有再接活儿，准备欢乐地过其“悠长假期”。

在北京时，铃木天天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朋友家的聚会里和几个人一起鼓捣出够七八个人吃的菜式来。她长时间散步，去看朋友的演出，“认真地发会儿呆”，或者在家上网。铃木顺便接了点翻译工作——一些剧组里用日本演员，需要她把他们看的剧本翻译成日文。她翻译累了偶尔会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我想跟编剧大师们说一件事，你们写抗日剧本，我看来都很精彩，不过明明给日本兵起了名，可描述他的时候都用‘突然鬼子拿起枪来……鬼子说……突然鬼子看她’干脆别起名，直接叫鬼子甲或鬼子乙更省事儿嘛。”

她的状态看起来十分悠闲，但也确实挺让旁观者疑惑。且不说演艺圈竞争有多激烈，现今社会里，不管你想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都必须先“劳其筋骨”。她那位正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老乡加藤嘉一在北大念书时的时间表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上完一天的课后在晚上7点坚持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此人凭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律和努力获得了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谈判者、中国通等等。他每日找人谈事、查阅新闻、处理邮件，除了给媒体提供中文稿还要写博客，平均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但铃木却说：“夏天不工作多好啊。”尤其2011年夏天雨水多，不热，住在胡同里挺舒服——年初的日本地震后，她想住得离地面近点，于是就租了间平房。来北京5年多，兜兜转转换了七八个地方住，她还是最喜欢老北京住胡同的感觉，“这样更接地气”。

我开始以为铃木是属于想领略中国文化或北京风情的那种外国人，所以问她的问题有点像问小资或者旅游者。比如，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餐馆在哪儿啊？她回答说：“我很少出去吃饭，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做。”

我不甘心，继续问：“北京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她说：“其实奥运会后北京修得有点过了，把老房子拆了盖成仿古的，这样不好。”然后她问我：“胡同里平房的房顶你爬上去过没有？”我摇头。她说如果爬到房顶上去看看，就会发现一片片的屋脊此起彼伏还是挺好看的，这是她觉得“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不过她自己家的屋顶刚塌过一次，爬上去不方便。

到最后，我终于有点弄明白了，她确实是打算在北京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这么生活下去，”她颔首，“不回日本了”。“这么生活下去”的意思是说，当她不在外地拍戏回到在北京的家里时，每月的花费基本不超过500元（这还是包括了房租在内），自己做饭洗衣服、喝很多茶、坚持素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很少逛商场买衣服。“但我喜欢逛超市，”她说，“每次都能逛上两三个小时。”铃木的朋友圈子不大，跟演艺圈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实际上，这个圈子里知道她的人不多，她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和他们分开的，是刻意的。我介入不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她的固定好友圈里，最常见的是艺术家、音乐人和自己开小店DIY的手工艺人——她戴的耳环就是朋友做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我要想认识日本人，我干吗不在日本待着啊。”我问她怎么规划自己在中国的演艺生涯，有经纪人吗？

她回答说，没有啊，我自己接活儿。

大多数找到铃木的剧组，都是请她演一类角色——日本人。“我特明白这事，中国演艺圈有多少演员，怎么会挑我来演中国人。”她能遇到的角色大多和抗日或者伪满国历史有关（她在中国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由于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挑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角色，所以她在中国有一半时间要做出镜主持人，也会给中国电视剧里演日本人的中国演员配配音。

铃木在中国接拍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中戏念到第二年时偶然找上门来的《中国面之旅》，为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面条。“从陕西到新疆，我吃了好多好多种面条。”她说。在那次旅行里，她不但喜欢上了中国的面条，还爱上了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还留有唐朝的余韵，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渊源。

铃木来中国后演出的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基本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一个是《蜗居》里的正雄妈，那个角色设定本来比她的年龄大很多，但是导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快开机时不得已找她来救场。演完《蜗居》之后，铃木上街买菜，会有路人抓住她问，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里的日本人啊？

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是《神探狄仁杰4》里的遣唐使有则理惠，她之前为导演钱雁秋的另外一部抗日背景的电视剧配过音，算是老熟人。2009年钱雁秋找她拍这部古装戏时，铃木挺兴奋——她的合作者大多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冠华老师（她叫他“胖哥”）和吕中老师，这让同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她很享受这次拍摄。

《神探狄仁杰4》播出后，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店员热心地问她：“您是有则将军吧？您需要停车票吗？”有则将军想了想回答：“我……骑马来的。”

“你不想让自己更成功点吗？”我问。

“在工作上我更相信随缘，”她说，“反正有事打电话就能找到我。”

但要命的是，她在百度百科的介绍词条里写着“铃木美妃……习癖：不接电话，熬夜”、“做事都凭直觉”……我约她做采访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不到人，最后靠发短信才联络上。她平时上午和晚上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而且像所有的宅人一样，没接到的陌生电话她很少打回去，理由是“要真想找我，总是能找到的”。

这哪有一点像积极推销自己的样子啊？这样能出名吗？我简直有点开始替她着急了。

“我这样挺好啊，”她安慰我说，“我要是真过成了你说的那样，我不就等于又回到日本了吗？”

谁更像日本人

对她的这种放松状态觉得疑惑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比如，第二次和我一起去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也挺纳闷。

铃木有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在她住的院子里拍照：一个原因是那是大杂院，她怕干扰街坊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住的院子四周景观很有特色，明眼人一看照片可能会猜出她住在哪儿——看得出来，她在相当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铃木后来借了好朋友山人乐队的乐手符特（朋友们都叫他小不点儿）的家来拍照——这是从大杂院中隔出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院。符特和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他在天井里铺了木地板，还种了爬山虎、茉莉、薄荷和辣椒。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大大的木几案，上面放着喝茶的用具和他在旅行中捡来的各色好看的石头。院子里的各种用具都很普通，但灶台和房间里一尘不染，透着股家常过日子的舒适劲儿。摄影师想拍铃木在厨房做饭，她几分钟就切出了一堆细细的胡萝卜丝，“留着晚上做饭用”。我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她跟朋友一起做8人份贵州凉面的地方。这个院子里的其他街坊也都认识她，她见人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符特跟我说：“她嘴甜，人缘好。”

摄影师拍完她后也问：“你就这么喜欢这种生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铃木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实在太普通了。她自己也说，房子车子这些东西，从来都跟她无缘——这种态度和北京多数雄心勃勃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相比显得过于无欲无求，都有点不真实了，尤其她还是个演员。这种疑惑其实很普遍，比如，她租到这个月租1200元的小平房时，粉丝里就有人很纳闷地问：“你要是在日本发展条件不会这样差吧！这是为啥呀！”

铃木小时候是熠熠发光的明星，她5岁就开始演舞台剧——舞台剧一直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日本的电影电视演员成名后无不以参演舞台剧为荣，认为这才是对自己演技的最终肯定。而铃木11岁就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音乐剧《OLIVER!雾都孤儿》——帝国剧院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之一。她11岁之后成了一系列百老汇音乐剧的女主角，比如《孤女安妮》、《草原小屋》等等。14岁时，她在话剧《奇迹的人》里扮演聋哑的女一号海伦·凯勒，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

在她的作品年表里，15岁到18岁前后是空白。铃木说那时她特别想上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我就很委屈，”她说，“我从小忙着演戏，没有完整的念书时间，我想过普通人的学校生活。”于是，整个高中时期，她推掉所有片约，认真念书准备考大学。

铃木的性格在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初露端倪，她的经纪公司和妈妈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们觉得我就该是个演员”，但铃木显然更想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除了表演以外还能做什么”。苦读三年后，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她在大学念了一年以后选择重回舞台——一方面，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她真心喜欢演戏。新的经纪公司把她很普通的名字“铃木奈央”换成了“铃木美妃”。就这样，在20岁前后，她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了演艺圈。

在日本，舞台剧演员的境遇其实和中国一样，很受尊重，但因为比较小众，挣钱不多。为此，经纪公司帮她接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来演，期间她还因为电影《Wild Flowers》得到过电影新人奖。

但这样按部就班地接戏演戏，到了2005年，铃木感到精神危机在逐渐迫近。

她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好像能一眼看穿自己未来10年、15年后的生活，“和现在一样，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任何变化”。铃木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东西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情绪甚至导致她对表演也逐渐丧失了兴趣，而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低谷期的出现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演艺圈内竞争极其激烈，超负荷工作后她还要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另外，铃木少年时代的成绩太耀眼，导致经纪人和家人对她的期望建筑在一个过高的起点上，这也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无法回应这些期待，觉得活得太累了，而且“这不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段时间里，能理解她而且陪她聊天的人，恰好是之前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最终，2005年底，她决定选择来中国作为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

她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于是向经纪公司告长假。公司和家人都很奇怪，要进修也该去美国镀金学英语啊，跑到中国上学干吗？“但经纪公司的人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所以就说没办法啊，你去吧，”铃木说，“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年时间。”

中央戏剧学院头一年的学习生涯给她日后的中国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她每天早上跟同学一起去跑步，而且花大量时间进行最基础的发声和形体训练，“我中文就是这么慢慢过关的”。当时，铃木算是班上舞台剧表演经验最丰富的学生，但“中文台词的念法和日本不同。语言不同，呼吸方法和形体动作也就不一样。一切都要慢慢重新学过。”

和所有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铃木喜欢北京的胡同，所以在中戏附近租了间平房住。但2006年的冬天让她见识了平房生活的残酷一面。“厕所在外面，屋子里冷得要死，我把棉衣什么的都穿上，还戴上帽子。”很奇怪，铃木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外在环境，也许一方面当时她不知道自己这种生活要过多久，想尽量省钱；另外一方面，她也有点刻意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多少苦。

到了2007年，日本电视台找到铃木拍《中国面之旅》，这是她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没有断过。”铃木说。有了工作，她在中国待下去的可能性忽然就增大了。2007年年底，她跟经纪公司提出解约，“之前他们还存着希望等我回去，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放我一马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她的性格，只有苦笑，双方友好分手。

从此，铃木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屋子的主人，山人乐队的符特，悠闲自在地拿出吉他，靠在墙边断断续续地即兴弹奏。符特今年28岁，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朵里，他这些优美的吉他即兴听起来活像中国的古琴曲。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小松目前在练习古琴——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美也是最难掌握的乐器之一，演奏者需要修炼平和的心性。

符特是贵州兴义人，来北京已经快10年了。他的哥哥是摇滚乐手，妹妹是舞蹈老师，这一家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觉得她（铃木）的选择很难理解吗？”他问我，“其实很简单，多数人都在做明星梦，可她小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她不需要这个。”

“她现在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在这些很亲近的朋友眼里，铃木纯良、有幽默感、会照顾人而且做饭很好吃。符特说，她其实比现在的大多数姑娘都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传统女孩”的样子，而且她完全不装模作样。铃木自己也说：“我连3天都装不了。”她发微博说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评价别人，也甚少涉及中日关系这类时政话题。看得出，她一直都很谨慎，“我非常害怕自己说的事情不真实”。但即便如此，当中国发生动车事故时，微博上热传一张“日本女主播播报中国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偷笑”的图，她还是忍不住出来澄清事实，指出女主播是在播报菅直人发言时发笑，但是被PS成了动车事故，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照——这条微薄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后来把它删除了。

“其实我是个演员。”她引用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半开玩笑地说——她希望别人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她。我向她指出，她待在中国，演舞台剧和获得好角色的机会反而少了。“是啊，”她承认，“但在这里我有自己的时间，没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只要能一直演戏就好了。”

“要留下总要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啊。”

难道这种生活不会让你感到焦虑吗？我问。焦虑谁都有，她回答。在日本，人们休假超过一周就会坐立不安，似乎一旦放松就会被主流社会抛弃。与在日本时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而焦虑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显得像“小菜一碟”。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会怎样，”铃木说，“但那些不是我现在焦虑就能解决的。”焦虑一阵子后，“自己做碗面吃”，也就不焦虑了。

这种状态使得她，一个日本姑娘和来自贵州的符特之间的共同语言显得比我和后者更多。和铃木一样，符特在10年前选择离开家乡实现音乐理想。2001年，他来北京和哥哥一起住在树村——这个被叫做京城摇滚村的小村庄当时正面临拆迁，他赶上了中国地下摇滚最美好时代的尾巴。

这个布依族男孩屋内陈设极为简单，但一尘不染，其中最显眼的东西是十几种民族乐器，我勉强能辨认出其中有弦子和琵琶。他带着它们和山人乐队一起在全国巡演，还去了欧洲的音乐节。

他和铃木都曾怀有同样的恐惧。“假如不离开家，我的生活也是可以预期的，”符特对我说，“山里人的生活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毫无悬念。”

“我身边有很多人几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全世界到处走，”符特说，“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和她（铃木）会是朋友。”

最终，铃木真的让我爬上了房顶，去看看她眼里“北京最好看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一个不太结实的木质梯子爬到屋脊上。这是一个最为接近我们童年记忆中阳光明媚的北京的下午，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里已经渗入一丝秋天的气息，古老的灰色平房屋脊在我的眼前像波浪一样起伏，鸽哨声响彻蓝天。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在铃木和她的朋友们眼里始终是具有包容性和魔力的。一个粉丝在铃木的微博上留言说：“对于爱怀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房子最惬意的就是在夏天穿个趿拉板坐门口吃碗炸酱面……或者傍晚时分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消失在青瓦房顶的另一边。”

“秋天要来了，”铃木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不无惋惜地说，“假期要结束喽。”9月底，她要在手头刚拿到的四个剧本里选两个开始工作。尽管多数剧本的内容仍旧跟抗日、伪满国历史有关，但这次有一个剧本找她演日本籍的国际刑警，在这部戏里，她可以穿现代装，也许还可以开开枪——这总算是有了点进步。

“你问我，在中国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我的规划，我真回答不出来，”她说，“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很干净，什么都可能发生。”

她喜欢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我不行，”我回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陷入焦虑。”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超过一个月不工作。

“哎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比我更像日本人了。”

傻世界 笨生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傻世界 笨生意 / 何力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

社，2013.1

ISBN 978–7–5104–3588–1

Ⅰ. ①傻… Ⅱ. ①何… Ⅲ. ①民族性－世界 Ⅳ.

①C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0576号

傻世界 笨生意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何 力 编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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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588–1  定  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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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写序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一件事，因为书的内容是王涌、国卿带领我们《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的内容团队合力完成的，我只是挂了个名。但想到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没有序言的书是令人失望的，这就好比到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少了前奏的烘托似的，序言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编者对书的感情。

显然，对这个系列丛书，我是有感情的。2011年夏天，我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全球商业经典》，这是一本以商业为起点，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趋势、未来战略、商业模式、投资机会的前瞻性杂志；同时它也是一本好读好看的杂志，是一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的杂志。在“全球视野、中国主张、创新实践”的编辑方针下，《全球商业经典》力图超越传统的新闻维度，推演商业、社会的深层逻辑趋势，把信息碎片整合为清晰的图景，告诉人们嘈杂背后的真相、混沌中隐藏的秩序、万物并作而共赢的路径和一个时代的价值归属。如纪德在《地粮》中说：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我们希望杂志是一种目光，投向哪里，就有对存在本身的有痛感的触摸，传递的是关心和关爱。

如我们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王涌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全新上路的自信和乐观，就来自于我们要忽略表面的变化，抓住深层的未变。由此，我们选择与其让读者知道一百件事，不如让读者明白一件事。一本商业杂志，如此选择，是因为我们没能力把复杂的商业世界简单化。因为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总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的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的确，如何在飞速旋转的时代找寻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属于我们独有的看待生活与商业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商业世界融洽并富有特质与创造性的建设未来——重新认识市场、理解竞争、懂得生活，建构人与商业的新关系，这对身处无所不在的商业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这两本书便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动机与情感，对过去一年《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精华内容的重新编辑与整合的产物。

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的回忆录《柏林童年》中说，如果没有在火车站等很长的时间，旅行中最大的快乐就被剥夺了。高效率与一致性是资本的最爱，而独到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我们与之抗衡的武器。希望我们《全球商业经典》系列丛书能给你带来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

古板——日本人的古板，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的榜样

日本公司八大奇（一）

日本公司，不但是工作狂的伊甸园，更是守规矩的工作狂的伊甸园。要想在这里如鱼得水，你必须了解它的独特之处。

萨苏

第一次到日本公司，我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很不适应。这是因为，与欧美公司一个一个鸽子笼一样的隔间不同，日本公司的办公室里一望无际，活像一个大车间。普通职工的桌子拼成面对面的长条状，如同两国会谈，对面的员工们每天都要相看两不厌。老板的桌子置于可俯瞰全办公室的地方，似乎是为了让他看得方便，桌椅甚至往往还要垫高一些。

我问一个日本员工：“老板高高在上，你们不会因为工作时毫无隐私而感到不安吗？”那个日本工程师坚决地摇头道：“不，这样我们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老板鼓励的目光。”他说这话的时候双眼炯炯放光，那态度，绝不是假装得来的。

天，日本的职场，真像是个工作狂的伊甸园啊。

不过，日本公司，不但是工作狂的伊甸园，更是守规矩的工作狂的伊甸园。要想在这里如鱼得水，你必须了解它的独特之处。在日本待了几年，特别是参与收购和接收一家日本公司的业务以后，我渐渐对日本的公司有了一点儿了解。虽然走马观花不免挂一漏万，却发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公司颇有些特立独行的传统，我且整理出来，效仿知青评“云南八大怪”的套路，编一个不权威版的“日本公司八大奇”吧。

办公室里无长女

第一次到日本公司办事，我大有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企的感觉，颇有点儿眼晕。为什么呢？只因这日本公司的女职员一水儿年轻小姑娘，多半在二十几岁，三十岁往上的便少见，至于国内企业里热情给人张罗对象的“华发级阿姨”，这里简直是凤毛麟角了。日本女员工多打扮入时，举止又得体，相貌如何不去评论，这青春本身就是无敌，颇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

之所以说它像中国当年的外企，是因为那时中国外企公司多刚刚起步，没有什么历史积淀，而招聘上岗的制度，对于年龄较大的国人来说又不免欠缺“铁饭碗”的稳重，所以能招上来的都是有资本冒险的青年男女。于是，早期的外企，多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天下。但是略一细看，发现这日本公司还是有些不同——女的都年龄差不多，男职员则老少不一，黑头、白头、花头参差不齐。这当时让我颇有些疑惑——日本岁数大的女职员都上哪儿去了？钱玄同曰：人过四十不死也当自杀。难道这家公司也是这样激进的？可钱老的理论不分男女。

久之，才明白日本公司的女职员年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原因当然没有钱先生说得那样恐怖，而是日本女子有一个传统，即结婚以后就不再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我们对当年的电视剧《阿信》可能还有印象，婚前的阿信费了多年的工夫在理发馆学艺，结婚以后却一次也没去找过工作，这对中国人来说觉得有点儿费解，在日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到了结婚年龄，比如二十六七岁，女职员们就纷纷“光荣退休”了，办公室里自然见不到她们的踪影。

不过，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不是绝对，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也有一些女博士、女硕士走出校门。在现代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她们已经不肯像前辈一样婚后安分守己地绕着灶台转。大量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后，给婚后女性更多发展的机会，今天在日本的一些公司里面，也开始出现女部长、女经理的身影了。

男人天生占便宜

在日本，偷偷打开财务部的报表看看，公司职员的薪水不算低，去掉税收往往比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还要高一些。有时候一些朋友就会据此对我发发牢骚，说都是干一样的活儿，凭什么在日本就拿得多些？我说，嘿，不能这样算，日本人的工资减一半算才合理啊。

减一半算才合理的说法是有些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大多数日本家庭，都是只有男人在外面挣钱的，“双职工”这种概念在日本不普及。相比于很多国家夫妻一起工作的情况，既然挣钱的人少了一半，那讨论工资时要先“腰斩”也就不奇怪了。

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社会，男人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女士优先”的传统，唯有日本公司里，电梯门口如果有男有女，肯定是女的按住电梯钮殷勤微笑，男的大摇大摆捷足先登，双方都很自然，毕竟男人是日本社会的架海金梁么。所以，在日本做“Lady First”状的，基本可以断定是外国人。这种男女次序的颠倒，似乎也是我在世界各国所见的唯一例子。

其实，这种不平等，还反映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和升迁上，这方面男性更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进入公司的男女员工，工资多不相同，男的总是多上几万日元。而奇怪的是，日本女性对这种现象也安之若素，可能是传统思维深入人心吧。日本公司女性员工多承担的是秘书、出纳等事务性工作，很少进入涉及公司命脉的开发、研制等部门，要是想升入管理层，更要比男性员工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受惯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教育的国人朋友，冷不丁到日本公司只怕会有些不适应。

看来日本似乎是个男性的天堂。

其实并不尽然，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在其他国家两性一同担的担子，在日本多半要靠男性一肩挑，付出的辛苦自然也要更多了。

近年，日本政府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在力求让女性多进入社会工作。以前，只要太太在家做主妇，每年就有几十万日元的“主妇补贴”自然上门，直到小泉当首相时把这个政策改了，一来可以节省些开支，二来就是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多去工作。或许，这是解决日本社会劳动力缺乏的一个良方呢。

老外痛苦为行礼

在日本公司，“礼”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东西，这不是说同事之间的鞠躬问好，而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典礼仪式。日本公司的日常工作中，被称作“礼”的各种仪式繁多且令人瞩目，有人说中国国有企业会多是一绝，以我的观察，日本企业的“礼”之多之复杂，也堪称一绝了。

日本是一个对仪式非常强调的国家，认为通过各种以公司为核心的仪式可以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合作精神。所以无论发奖、过年、辞职、调工作等等，都要举行个正规严肃的“礼”。

日本大多数公司上班的时候有“朝礼”，每人都要参加，站在一起，听训、鼓掌、喊口号，是表示工作即将开始，大家振奋精神的仪式，有点儿像我们中小学校组织的升旗典礼。而到了下班时间，很多公司还有“夕礼”，员工要静立听老板鼓励和感谢的话或者听企业之歌的一类东西，最后老板说一句“诸君辛苦了，今后还要继续仰仗”，员工们回道“也请您多关照”才解散回家。不过，有一次我和某洋人老板去造访一家日本大公司，却因为正赶上“夕礼”差点儿弄出国际玩笑。原因是该公司的企业之歌是其创始人亲自审定的，大概想到步步创业之艰心中感慨万分，那旋律也就很悲壮。我们的汽车进入该公司的时候，正看到其员工们肃立听着“悲壮”的歌声，背景是夕阳西下风萧萧。我们那位老板浑身一凛，带着一脸鸡皮疙瘩转身严肃道：“看来我们来得不太是时候，他们公司的某个重要人物可能刚刚去世。”

新员工培训，日本公司多采取“合宿”的方式进行，相当于我国足球队的封闭式训练，在封闭期间，每天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各种“礼”。这些“礼”无论大小，都有固定的程序。因为经过了专门的培训，日本企业的员工，都堪称“礼”的专家。

但是，这些复杂的仪式外国人很难弄明白。我的一位美国同事曾负责接收一家日本企业，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弄清这些“礼”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为此求教于日本同事，弄了本类似“步兵操典”的教材看了三个小时以后，依然在什么时候该喊“噢咿”，什么时候该喊“哈咿”的地方奋力挣扎。眼看此人有憋死的危险，看不过眼的我去解了围。

我问：“人家起立你会跟着站起来么？”

美国人答：“会啊。”

我问：“看到人家鞠躬你会跟着鞠么？鼓掌你会跟着鼓么？”

美国人答：“会啊。”

我问：“那他们嘴里叨叨唠唠的时候你也嘀咕些含糊不清的东西比如默诵圣经第八章会么？”

美国人答：“这个要是换成好莱坞电影台词应该没问题。”

我：“那你就照这个去处理就完了，还学那本书干嘛？”

美国人：“……”

日本公司八大奇（二）

我们穿成那样儿是“革命”的要求和规则，没办法，日本人今天的“西服蚂蚁”呢？又是什么在规范着他们？

忽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好像叫“面子强迫症”。

萨苏

最怕鬼子说英语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商务语言，很容易测量出这种跨国公司员工的素质来。以我们公司在国内的办公室来说，规定办公语言就是英语，这一点不是因为崇洋媚外，而是业务需要。要说日本是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比较高，这一点凡是在日本工作过的人，都深有体会。我对日本公司员工的英语水平，最初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那是因为日本也流行类似托福的考试，而在公司工作的日本员工，普遍都能考得高分，我拿题目来上手一试，发现还真不容易。至少，考试我是考不过身边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如果写个方案什么的，日本工程师的英语水平也很可观。有人说日本人的英语是世界最可怕的，我当时不以为然。

然而，第一次开公司的电话会，这个期望就被摔得粉碎。整个会议，日本员工几乎噤若寒蝉。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天性怯于开口，所学的类似我国的“哑巴英语”。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翻译根本不能理解会议的内容。我当时就感到不妙，莫非是日本教育中英语听力也不受重视？

以后我才渐渐发现，日本公司里面的员工，虽然颇有人写得一手好英语文章，却既说不得，也听不得！直到有些日本员工对我的半吊子英语提出意见，才让我觉悟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提意见的日本员工居然有好几个，个个都是那种典型的“哑巴英语专家”，这就让人觉得有趣了。于是，我耐心询问，我究竟有哪些发音不准呢？人家很客气，先谦逊了一番，意思是您的英语已经很好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比如，“Rail”这个词，您的发音是“锐欧”，正确的发音应该是“赖鲁”；“Saying”，您的发音是“塞英”，正确的应该是“塞英鼓”。

嗯？这种英语真是闻所未闻，我瞠目结舌之后找了几个美国同事，分别用我自己的发音和日本同事所说的“标准发音”重复了一次这些词语，结论是美国同事和我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意思是这“中式英语”虽然拗口毕竟还听得懂，这“日式英语”，那就完全不知所云了。

事后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学习英语的方法上。中国的学生，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学习英语时用汉字注音，被老师批评，让拿橡皮擦掉，老师会告诉你那样无法练出英语的发音。不幸的是日本人标准的英语学习方法，就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强调英语教育，在全国征求学习的方法，最后，一个曾经因为航船失事流落美国的日本人中标。此人到美国的时候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于是就用了日文的“片假名”字母来标英语单词的发音，日本人认为这个方法好，第一是发音符合日本习惯，第二是不懂英文字母也可以学英文了。不幸的是，这种片假名字母里面只有日文的发音，比如英文中的“R”音，那是根本没有的，只能用“LU”来代替，这种传统终于造就了今天只能在日本人之间交流的“日本味英语”。

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公司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当作笑话把这件事讲给其他开会的同事，日本同事也跟着笑。笑完以后，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同事语重心长地总结道：“我们现在是在日本，所以，大家在日本说英语，还是请按照日本的发音吧。”

晕，我的英语老师听到，不知作何感想。

有个美国工程师当场就表态了——我得申请调职——不然等我回去我女儿就听不懂我的话啦。

咖啡罐子喝掉底

在国内听过一个对日本公司讽刺的说法——在日本公司里面，饮水机的水罐上要用线做出格子标志，每个员工一次只能喝一格。这看来很符合日本人古板而强调细节的性格，不过喝水都这样定量未免夸张，我觉得这是有熟悉日本人性格的朋友在开玩笑。要真的这样限制，估计我所在的公司就没法营业了。

日本的公司员工，平时在班上消耗最大的两样东西，就是烟和咖啡。

烟，因为只能去吸烟室抽，又有大量“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有一部分日本人敬而远之，就是抽的，也有些禁忌。当年陈祖德和日本棋手下棋，发现他们有个习惯，过滤嘴香烟剩好长一截儿就插到烟灰缸里，还奇怪日本人为何如此浪费。公司里日本人抽烟也是这样，其实，这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即便是过滤嘴烟，如果烟气经过更长的过滤通道，也可以危害少些。生活中日本人怕死得很，和穷凶极恶的武士道完全不相干。

可是咖啡就不一样了，虽然都说这东西有成瘾性吧，还没听说喝咖啡能得癌症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员工都乐此不疲。各公司一般都设有咖啡自动销售机，作为一个日本工程师，每天消费五六杯咖啡颇为平常。咖啡是用水冲的，你喝水都限制那还不影响营业么？开玩笑说，若想颠覆日本经济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喝咖啡的瘾君子列为吸毒犯就可以了，那日本各公司必为之一空。

至于日本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烟草控”和“咖啡控”，说起来理由也简单，日本白领阶层的加班是惊人的。走在大阪写字楼最密集的御堂筋大街上，夜幕降临以后，几乎每个公司的窗户都灯火辉煌，哪怕你半夜十一二点去坐地铁，依然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日本人。日本国土狭小，矿产贫乏，唯一可以来保障其经济地位的资源，就是人。所以，日本的公司常常通过加班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下班时间以后下达新的任务是正常现象，而这种加班，大多没有加班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对日本的白领来说并不是稀奇的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每个公司都这样，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这就有点儿惊心动魄了。

不过，日本人的生理构造也不会与其他人有太多的不同，所以，这种压力之下，咖啡和烟，就是最好的提神工具。当然，等到咖啡和烟都不管事儿，那“过劳死”的危险就该来了。

在日本的外国人都不免评价一句——日本人，活得太累了。

对此，我还曾有一个误解，认为日本白领阶层抽烟、喝咖啡，蓝领阶层因为工资按小时发，到点儿下班，应该没有这些癖好吧。后来问了日本人才知道，日本蓝领阶层中咖啡的瘾君子较白领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喝十几杯咖啡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日本的蓝领阶层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所以下了班以后有享受夜生活发泄压力的习惯。带赌博性质的电子游艺厅，五花八门的色情场所，往往等玩完出来，就到后半夜了。睡眠不足的日本蓝领们，比如卡车司机，为了保证开车时不打瞌睡，最普遍的办法就是喝咖啡。

所以，在日本的公路上，人人视大卡车为危险的家伙，可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子大，更因为开它的可能是一个全靠咖啡才不会睡着的更危险的司机。

三七分头西服衣

到日本第一次理发，理完之后剃头师傅问一句：上班头？我一愣，不理解什么意思。师傅用刀对着我的脑袋一比划：30%，70%？

怎么回事？分西瓜么？

后来我才明白，日本公司职员的发型都是固定的分头，左边30%，右边70%，有没有一根根数过不知道，但看起来很精确的样子。日本的公司职员的着装发型有着严格的传统，走在街上外观很醒目，结果是上班高峰时坐在地铁里，周围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日本人。走在公司里，也大有认错人的危险。

说起日本公司职员的标准形象，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出来，他们都穿西装，无论寒暑，四季不换。白衬衫，黑皮鞋，深色领带，深色西装，这就是日本白领典型的形象。不过，一定还要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个30%对70%的分头。要知道日本黑社会也是白衬衫黑西服，只不过发型五花八门，或光头，或染发，或极短的寸头，如果只看衣服不看脑袋，是很容易把“暴力团”当成工程师的，这在某些场合，可能会让人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不过，这只是外国人肤浅的认识，日本人自己对于这种着装传统，有更详细的规矩。比如传统的日本公司，其职员西服左侧前襟都要别一个公司的证章。这一点，侯宝林先生在他的相声里面也提到过，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日本公司职员往往骄横，看戏不买票，谁也不敢查，于是有人弄个啤酒瓶子盖也挂在衣襟上跟着蒙事白看戏；日本公司略带迷信的职员不穿黑色袜子，因为日本的袜子叫做“足下”，“黑色”的发音类似“痛苦”，穿黑色袜子带了“足下痛苦”的不吉之兆。这些细节，就不为外人所知了。

我看来，都穿西服着装整齐当然很好，但是，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三个月，还分不清周围那十几个日本同事呢——实在是他们看起来太一样了。不过，日本的着装习惯也在受到“海龟”的冲击，至少，在比较接受新事物的软件工程师群体中，如古板的前辈一样穿西服打领带的人是少多了。

但是在日本的地铁里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西服蚂蚁”的景象，又可以感到这种变革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由得回忆起了“文革”的时候，我国街道上的“蓝色蚂蚁”。我们穿成那样儿是“革命”的要求和规则，没办法，日本人今天的“西服蚂蚁”呢？又是什么在规范着他们？

忽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好像叫“面子强迫症”。

日本公司八大奇（三）

奇怪的是，日本的员工们似乎颇不以这种束缚为苦，反而在这种种规矩之下挥洒自如，给人活得很滋润的印象。他们体内好像都带了一台专门处理这种“规矩”的计算机，该怎样行礼，该怎样说话，都可以自动应对而不出问题。

萨苏

大家凑钱喝酒去

日本人喝咖啡的本事大约可称天下第一，三杯咖啡下去倒头就睡，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但喝酒就不行了，从酒量的角度，日本人大多一饮辄醉，要是到我国山东、东北这种地方，能喝到终局的可能性都不大。但是，日本公司的员工，还偏偏喜欢隔三岔五一起喝酒去。

出去喝酒多半有个由头，比如某人退休，来了新人等等，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仔细观察以后，我才发现，这并不是私人朋友们的聚会，而是日本公司用来增进员工感情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通常是星期三左右，就有小干事给希望参加活动的员工们发通知了：“周末，为了xx事，准备组织一个聚会，地点在xxx，希望踊跃参加。”随通知一般还附餐馆地图。表面上活动是自愿参加，实际上不参加的会被视作异类。这样，每到周末，日本大街小巷的餐馆总是熙熙攘攘，宾客盈门，这是他们赚钱的一大黄金时间。

仔细想想，组织这样的活动大有道理。日本的风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偏偏日本的公司还最讲究合作，集体主义，二者的矛盾怎样调和呢？大家一起出去喝喝酒，联络感情，显然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了。日本人一喝酒就会撕去面具原形毕露，在这种喝酒的活动中，本来从无关系的一些员工也有机会坐在一起，将来工作中自然可以更好地合作。而通过这种活动交到私人的朋友，则基本是不必指望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公司业务的一个延续而已。

但是，这种有益于公司的活动，公司却不会拿出经费来，而是同事们自己掏钱凑份子。我的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日本熟人告诉我，每次发了工资，他都要拿出五万块日元来，作为本月的应酬费用，这应酬，就是喝酒和给同事生孩子、结婚等准备的份子钱了。

不过，日本的员工，也颇有一些不用公司组织，除了周末还自己跑出去喝酒的，往往一喝就到半夜才回家。我开始觉得这些日本人没心没肺，后来才明白他们的处境很值得同情。

原来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加班是在公司有价值、受重用的体现，所以丈夫加班，妻子在家就会心满意足，百依百顺，如果丈夫不加班早早回家，妻子就会担心丈夫的工作出了毛病，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公司的确加班多，但总有不需要加班的时候吧，这种时候，本来可以早回家的日本员工为了让家人安心，就只好跑去喝酒到半夜。

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有一次问一个已经比较熟悉了的日本工程师——你们一天给人家鞠躬上百次，不觉得累么？那位听了一愣，想想，说有这么多么？我怎么没觉得？

当然有这么多了，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已经没了感觉。

日本的公司，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条条框框极多的地方，前面说过着装的规矩，而这不过是日本公司各种规矩中的九牛一毛而已。在公司里碰面，上下级一般要互相问好，下级是“澳哈腰古匝一马斯”，上级呢？简单的“尤斯”就可以了。而上级见了更高的上级，又要马上改口，所以，和人见面时极快地判断双方的等级是一门必备功夫。中午吃饭要集体行动，坐下来的时候自然把级别最高的放在中间，整个吃饭期间大家谈论话题，每个人都要按照级别高低、长幼顺序有所发言，谈笑风生，表示参与又不能抢前辈上司的风头，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建设集体内融洽的合作气氛。

工作中，就表现为小心翼翼，决不超越自己的范围。日本的员工对工作流程极少革新，理由是革新是负责革新部门的事情，即便有更好的方法，也不会主动提出来。而公司老板讲话最后问大家有无意见纯属套话，极少有日本员工出来表达意见。若真的出来提问，那就要惹麻烦了，因为会议肯定没有给提问回答留出时间，你的问题会造成整个会议的延长。

奇怪的是，日本的员工们似乎颇不以这种束缚为苦，反而在这种种规矩之下挥洒自如，给人活得很滋润的印象。他们体内好像都带了一台专门处理这种“规矩”的计算机，该怎样行礼，该怎样说话，都可以自动应对而不出问题。

有人说这是日本公司员工的一种“素质”，要按照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文化传统。

日本古代是一个国土狭窄、生存条件恶劣的国家，因此没有多余的社会资源可以浪费在民主决策、尊重隐私等这些方面，属于个人自由的空间十分狭小。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民族始终生活在一种等级森严、规矩众多，而且强调服从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中发展出的文化，也就具有了“带着镣铐跳舞”的特征。尽管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民主化，但这种在层层束缚下乐在其中的文化传统至今犹存，便形成了公司里日本员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独特现象。

不过，这种规则，也往往因为外国人的进入带来种种误会。因为“老外”经常会不按牌理出牌。比如，我就曾经引起过这种麻烦。当时，我奉命接收一个日本公司的技术部门，算是个临时的小头头，部门里的七八个日本员工都很配合，所以工作颇为顺利。但是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上网写文。于是那天晚上工作完毕后，我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面开始信笔神游，乐在其中。待得一文写成，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半夜11点钟。正收拾东西要走，忽然发现那七八个日本员工一个也没有先走，这时也开始收拾起东西来。

一愣之下，我忽然恍然大悟—— “上司在加班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下属不能先走”，这也是日本公司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呢。我无意中害得这几位多在公司干了三四个小时，真是抱歉。

至于这三四个小时人家到底加了哪门子的班，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了解这些日本职场的特点是必要的，否则，就算是工作狂，也有被从伊甸园赶出去的危险。让我认识到这一点，始自一位在日中国工程师老林的遭遇，从老林碰上的事儿来说，日本的职场，一点儿也不像个伊甸园。

老林，是我认识的一位机械工程师，原来在一家日本加工公司工作，干了半年后来我这儿聊天，表情很是郁闷，说自己下岗了。

我听了一愣，说起来，今天的中国工程师在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可谓名声在外，人称“中国军团”，哪个大公司大企业没有一大帮中国人在技术部门里面撑着呢？要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些人言过其实那是可能的，但总的来说“中国军团”的牌子在国外很亮。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弟兄们常常自嘲说在美国只有上街的时候才觉得是在外国，办公室里可是说中文的——您想啊，敢提溜着个小箱子，就凭一个脑袋两只手去闯世界，大多数没两年就变成各公司的中坚力量，中国工程师可不是吃素的。尤其老林是复旦出身，技术好，人品好，工作认真，要我是老板，把自己裁了也不能裁他啊，老林怎么会丢了饭碗呢？

一问之下，真是啼笑皆非。

原来，老林倒霉在多管了闲事。他从车间走，看到日本的工人在对铝板做切割——具体做法就是在铝板上打一排排圆孔，打一个圆孔，就得到一个圆片，这种圆片状的材料将用来冲压零件。这方形的铝板，日本人一量，宽度够四个圆片的，于是，就打四排孔，剩下的，当边角料扔掉。老林一看之下，觉得有问题。他说你们怎么这样浪费啊，你看，把两排圆孔错开，这个宽度的材料，不就可以打五排孔了吗？

其实不用中国工程师，是个中国人，看一会儿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日本人愣是这样干了20年。

日本工人一看，真绝，林先生，您厉害啊！

老林也没在意。谁知道一会儿，日本的车间主任找来了，说老林破坏生产秩序。

啊？！老林不高兴了——我这是节约材料啊，怎么成破坏生产秩序了？

日本车间主任说你就是破坏生产秩序，我们一向是一块板打四排孔的，打了20年，你改成五排，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双方吵了起来，矛盾闹到日本老板那里，没想到那个老板也是向着车间主任——林君，你这样做不对啊，规矩怎么能随便破坏呢？

老林不服：这样可以节省材料啊，做起来也根本不复杂么。

日本老板语重心长：大家都是打四排孔的，为什么只有你要打五排呢？你擅自改动，对公司肯定是不好的。

老林生气了：你说原来的做法好，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有道理？好处在哪里？

老板：既然我们20年都是这样干的，不用想也是有道理的。

老林：你这是混蛋逻辑。

得，在日本人心里，你有多大能耐，上下级的等级也是不能逾越的。老板绝对没有错的时候，你居然敢骂老板是混蛋逻辑，日本老板当面不说什么，过后就给老林穿了小鞋，借口裁员把老林“放羊”了。

其实，当时听老林一说，我们就明白这老板绝对是一个井底之蛙。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中国工程师骂老板是混蛋逻辑，日本老板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泰然受之，脸皮比城墙还厚。原因是中国工程师在各大企业技术部门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处理——赶走一个中国工程师，常常意味着严重的损失。

说“中国军团”受欢迎的看法没错，老林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一家驻日的美国公司，接着做Specialist去了。这家公司在日本就一个销售，加一个老林，干得轻松自如又自得其乐——中国工程师有一个毛病是团队精神不佳，喜欢单打独斗。没几天，他原来那老板几次打电话找他，说什么什么玩不转了，请老林回去。

老林说——他早想什么去了？

秘鲁为何出了日裔总统？

透过藤森家族三代人从劳工到总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日裔移民在秘鲁的生存和发展的脉络。

范蕾

6月初，一名叫藤森庆子的日裔秘鲁女性竞选秘鲁总统，最终以3%的微弱劣势落败。对秘鲁有一些了解的人会知道，1990年，一位叫藤森谦也的日裔侨民曾当选秘鲁总统并在位10年，他就是藤森庆子的父亲。透过藤森家族三代人从劳工到总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日裔移民在秘鲁的生存和发展的脉络。

日本向拉美的移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目前主要分布在巴西、秘鲁、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国。1873年日本和秘鲁签署《和平友好和贸易通商协议》，秘鲁成为第一个对日本移民打开国门的拉美国家。1899年4月3日，790个日本移民远涉重洋到达秘鲁卡亚俄港。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他们的身份是签了4年“卖身契”的甘蔗园劳工，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23年。从那一年开始，第103批日本人开始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民秘鲁。他们依旧可以选择做劳工，但也开始尝试经营自己的小生意，譬如开杂货店、理发店、咖啡店或小客栈。

命运多舛 终成大业

日本移民初期在秘鲁的境遇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起初他们大多沦为辛苦的劳工，并因语言障碍备受歧视，针对日裔移民的种族歧视事件也屡屡发生。二战期间，秘鲁政府对日本移民加以严苛的限制，他们的资产也被没收。直到1953年，日本与秘鲁才恢复外交关系。80年代，饱受“债务危机”之苦的日裔秘鲁人看中了“母国”日本的发展潜力，回国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强大的“返乡潮”推动下，秘鲁的10万余名日本侨民中的4万人返回日本。1989年，为纪念日本向秘鲁移民90周年，当时的秘鲁总统加西亚宣布每年4月3日为“秘鲁·日本友谊日”。一年之后，日裔移民后代阿尔贝托·藤森当选秘鲁总统，并于1995年成功连任，日本与秘鲁的90年历史渊源终于“修成正果”。事实上，1990～2000年藤森执政的10年，也是日本和秘鲁两国关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阿尔贝托·藤森（日本名字藤森谦也）拥有秘鲁和日本双重国籍。他于1990年7月28日至2000年11月17日出任秘鲁总统，是继圭亚那华裔总统钟亚瑟以来第二位亚裔拉美国家元首。“命运多舛、终成大业”是藤森前半生的“关键词”。1920年，一个来自日本熊本县贫穷乡下的19岁年轻人藤森直一来到秘鲁，怀揣着“衣锦还乡”的理想在棉花田里谋生，后来又成为一名裁缝。这就是藤森谦也的父亲，一个时刻想回到家乡日本的普通人。1934年，年方21岁的井原六田跟随新婚丈夫藤森直一远行45天到达秘鲁。这位“照片新娘”的乐观和坚强不仅支撑了她自己的一生，也影响和塑造着她的子女。

30年代中期，秘鲁人对日本人的敌意逐渐加剧，日本人的地位降至低谷。1938年7月28日，生活难以为继的小家庭终于迎来了一件喜事，藤森谦也诞生了。

未满三岁的藤森，幸运地“逃过”反日风暴和大地震的阴霾，又顽强地拒绝了白喉病的“死神之约”。二战期间，秘鲁对日裔移民实施活动和集会限制，日本使馆关闭，藤森的父亲还差点上了“日裔人士黑名单”而被关押。贫穷、受歧视、暴力环境下的童年生活和经历，造就了藤森执着、顽强的性格，还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行事风格。这个性情温顺的“会笑的东方男孩”，骨子里却涌动着坚韧的完美追求。他不爱说话，只是因为绝不说不流利的纯正西班牙语；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他温文尔雅，同时也苦练柔道并成为“黑腰带武士”。 1989年，藤森成立“变革90”。次年，他以该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秘鲁总统竞选，以“诚信、技术、工作”为竞选口号。藤森的劣势十分明显，他毫无从政经历，且竞选经费十分拮据，但藤森破釜沉舟，毅然变卖家产，亲自上门争取每一张选票。在第一轮落后的情况下，藤森毫不气馁，积极调整竞选策略，稳固并扩大低收入阶层选民的支持，同时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藤森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最高奖赏——总统绶带。

藤森当政的“生态”环境

藤森能够在民主选举制度下获胜与秘鲁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对拉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拉美“失去的十年”，意指拉美80年代的债务危机。危机爆发前后，以阿普拉党、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人民党等传统政党为主导的秘鲁政党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传统政党统治下的政府效率低下、管理能力差，对积重难返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束手无策。80年代后期，秘鲁已经成为“拉美这个贫穷大陆上最贫穷的国家”。相比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各派政党更关注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和怨愤与日俱增，对传统政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求变诉求强烈。传统政党治理不善、腐败滋生、经济困境、安全形势恶化以及随之产生的民心思变，都为“藤森现象”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藤森曾自称自己实行的是“推土机式的统治”。他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毅然决然的“自我政变”，的确体现出拉美人少有的“推土机”风格。藤森面临的是一个绝对的“烂摊子”：经济连年衰退，通货膨胀率高达4位数；党派之争犹存，各派政治力量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往届政府形象恶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难以恢复；“光辉道路”等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社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同时，毫无从政经历的藤森还不可避免地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者对其治理能力的怀疑。藤森以难得的敏锐准确地把握了“医治”秘鲁的“药方”——经济改革和恐怖活动治理。上任伊始，他果断地放弃了“以渐进方式实施改革”的竞选承诺，宣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在秘鲁实行“休克疗法”。秘鲁人称之为“藤森休克”（Fujishock）。

藤森政府的经济改革成就显著。在他当政的10年之中，只有两年经济负增长，但有5个年份的增长率高于拉美平均水平。1994年，秘鲁经济增长率高达12.7%，居拉美国家首位。藤森执政仅一年多，通货膨胀率就从7650%骤降至139%；到1999年第二次任期结束前，通货膨胀率仅为3.7%。宽松的外资政策使秘鲁赢得了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外国直接投资额激增，秘鲁的对外经济关系也迅速发展。1998年，秘鲁加入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了与日本、中国等亚太国家的关系。秘鲁与欧盟的合作也不断深入。在社会领域，秘鲁的贫困问题稍有缓解，教育和医疗服务都有所改善。但是，藤森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关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以矿产品和鱼粉为主导的出口产品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贫困和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虽然采取过一些反腐败措施，腐败风气依然难以遏制。

藤森对崇尚暴力活动的反政府组织实施强硬打击。藤森上台前，“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两大恐怖主义组织的暴力活动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严重影响秘鲁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令国内外投资者望而却步。藤森政府赋予军队任意逮捕嫌疑犯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进行秘密审判的权力，还鼓励农村地区的居民成立巡逻队，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光辉道路”的消失，至今仍使那些曾经深受暴力活动之苦地区的民众对藤森满怀感激之情。

1992年4月，藤森依靠军队的支持强行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改组司法机构，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一身。国际媒体称之为藤森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或“藤森政变”（Fujigolpe）。次年，新宪法生效，做出总统可以连任一届、议会改为一院制等重大修订。虽然“自我政变”最初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美、德等国暂停对秘鲁的援助，还有的国家采取了中止外交关系、召回外交官等外交手段。但仅仅过了两周，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承认藤森作为秘鲁总统的“合法性”。美国之所以默认藤森的“自我政变”，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光辉道路”在秘鲁掌权的担忧和对藤森政府在打击暴力组织方面的“不凡战绩”的认同。

藤森政府经济改革的成就以及他在打击恐怖主义组织方面的成绩，无疑成为他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击败曾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德奎利亚尔、成功连任的关键因素。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藤森最令人称道的是在其家属也在被挟持之列的日本使馆人质事件中不向恐怖分子妥协，近乎完美地解救人质、化解危机。但是，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和悬而未解的腐败问题成为国内反对派攻击藤森的“利器”，最终导致2000年因“录像带丑闻”曝光，藤森在亚洲参加APEC会议后直接赴日本并递交总统辞呈的举世震惊之举。从1990年作为政坛新力量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到2000年以腐败丑闻为导火索下台，藤森结束了一个草根出身的亚裔秘鲁人的政坛征程。

藤森政府与日本的“互挺”

藤森执政期是秘鲁与日本两国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藤森执政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是秘鲁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5年，日本和秘鲁贸易额达到9.457亿美元的峰值。同一时期，日本赴秘鲁的游客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997年除外），从1985年的8100人增至1996年的峰值2.1万人。在藤森执政的10年中，他共出访日本12次。

作为藤森政府坚实的“后盾”，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都给予藤森“无私”的帮助。自藤森上台起，日本对秘鲁的经济支援节节攀升。1990年至1996年，日本对秘鲁的政府间援助累计达到12.41亿美元，其中1991年达到最高峰3.53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援助不仅投入秘鲁的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用于偿还秘鲁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贷款，还直接用于解决秘鲁的贫困问题等社会领域。1992年藤森发动“自我政变”，日本政府与美、德等国背道而驰，始终坚持对秘鲁的经济援助、不离不弃。

在国际舞台上，日本的坚决支持是秘鲁最终加入APEC的关键因素。藤森能够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消灭“光辉道路”组织、解决边界争端，都与日本政府的“幕后”支持密不可分。藤森对“祖国”日本的回报也相当深厚。秘鲁丰富的矿产、鱼类和农产品为资源有限的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日本企业进入秘鲁市场的成功案例也屡见不鲜。到1998年，饮食集团Ajinomoto（味之素）把日本饮食文化与秘鲁饮食文化相融合，成为广为秘鲁人接受的品牌；Matsushita（现松下）也在秘鲁蓬勃发展了33年之久。

日裔秘鲁人

作为秘鲁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已经成为一段“过去的历史”；而作为日裔秘鲁人，藤森谦也无疑是日裔移民在秘鲁成长的“永恒的历史见证”。日本移民的到来强化了秘鲁的种族多元化特征。除了日本和巴西之外，秘鲁是聚居日本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在秘鲁生活着大约5万名日裔秘鲁人，还有超过5.5万名日裔秘鲁人生活在日本。现在的日裔移民大多数为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的后代，最长的已经繁衍至第五代。经过一百余年的世代变迁，他们渐渐成长、建立了一个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成熟社群。日本移民执着地保留着祖辈、父辈的日本传统文化习俗，如传统新年、女孩节、男孩节、佛教节日等。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而是活跃在秘鲁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与秘鲁社会的融合度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具体体现为文化层面的融入、经济层面的联系和政治层面的结合。他们牢记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以其与拉美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底蕴丰富着他们作为秘鲁人的内涵。

虎父无犬女

日裔移民在自我价值实现方面的理念，成为解释藤森之女——藤森庆子崭露头角的最简单理由。这位“将门虎女”的童年和青少年比父亲幸福得多，鹊起之路亦比父亲顺畅得多。

藤森庆子出生于1975年5月25日。在秘鲁读完高中后赴美国攻读大学，先后就读于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和波士顿大学。1994年8月，藤森庆子替代其母亲成为秘鲁第一夫人，成为秘鲁乃至美洲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夫人。首次公开露面即是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1997年，庆子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企业管理专业，随后返回秘鲁任秘鲁儿童基金会和儿童心脏疾病基金会执行主席，并致力于参与和协调慈善及社会援助机构的工作。2003年，藤森庆子在美国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6年，庆子组织起国会中父亲的支持者，组建“争取未来”联盟，并以史无前例的、超过50万的高额票数当选秘鲁国会议员。当选后，庆子加入经济和妇女及社会发展委员会，并协调各派政治力量通过有关国家工业发展法、中央储备银行领导班子等重要决议。2008年，藤森庆子开始筹备创建新党，定名为“力量2011”。2010年3月，在征得《政党法》要求的100万个签名数后，新党正式登记注册。在2011年4月10日举行的秘鲁大选中，藤森庆子与“秘鲁胜利”联盟候选人奥兰塔·乌马拉的得票数分居前两位，获得角逐第二轮选举的资格。她创建的“力量2011”党在新一届议会的130个席位中占据37席，仅次于“秘鲁胜利”联盟的47席，成为秘鲁议会中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2011年6月，势均力敌的第二轮选举如期展开。悬念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在计票比例超过四分之三的时候，藤森庆子的得票数也不过仅仅落后2万余张，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相差不到1%。然而，藤森庆子终以3%的微弱劣势落败。

恋旧——坚守传统的德国人，靠“手艺”称霸世界

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李国卿

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2006年，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到德国进行了一次自驾游。他开车在德国乡间漫游，心旷神怡地驰骋在异国景致中。没一会儿，令他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前方高速的一个车道关闭，指示牌上声明：“此处修至2012年！”什么状况需要修6年呢？随着车流从邻近车道经过时，他特意看了一下，现场有两个工人给路面打“补丁”，这在国内也是常见的情形，然而那个深坑以及因此显露出来的路面厚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尽管如此，以常识来说，这样的工程工期也不应该超过一个月。“两个人”，“6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路里，赵亚辉在心中一直反复嘀咕着这两组“数据”。“德国人！”他摇了摇头，这个词汇变得有点儿不可理解。

与此类似的疑惑经历，几年前我还读到过一则。一个中国人出差到柏林，他经过市内一个建筑工地——显然是在盖一座楼——还没起来，所以看不出多高。周围防护严密，多条喷水管一直在洒水压尘，所以周围环境整洁。这让他感觉惊奇但愉快，心想国内的工地如果能有这样的管理水平就好了。一年后他又出差经过原地，这回让他惊奇的是，与第一次相比，整个工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他忍不住上前去问：“这楼是要盖几层？”

“4层。”对方回答。

“要建多久？”

“4年。”

“这么久？”

“建好后能用400年。”

这种状况尽管属实，但却极端地像个笑话。尤其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甚至能够理解另一种极端：我曾经看到新闻说杭州一个居民区被拆迁重建，而它刚刚建好5年。不知道这个小区建了多久，但这还有意义吗？这回我们需要摇头不解的是另一个词：GDP（国内生产总值）。

谁更聪明，或者说，谁更笨？如果我们了解世上的房子分两种——一种要使用 400年，还有一种5年后就要拆掉——这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别

德国学者冉珊鹤(Ulrike Reisach)2008年提出英美“商人文化”与德国“手工文化”的差异，在她看来，美国模式代表着急功近利，而德国模式在传统上则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手工业文化。她警告德国企业，如果继续沿着美国的商业模式，遗忘了自己原有的商业传统，它们将会迎来无法承受的商业危机。很快，她的警告被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所证实。

但我们仍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渗透的。正如最近伦敦因为欧债危机发生骚乱，德国同样也发生骚乱，遭受危机之苦；冉珊鹤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批判分析，直接灵感并非来自于美国，而恰恰是基于她自己在西门子供职17年的经历。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美国模式成为世界的通用做法，并且大有给我们带来第二次经济危机之势，但我们仍然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借用另一位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科学家——迈尔医生最早发现的著名理论来做一个比喻可能更为妥当：人们总是钟爱于“能量转化”带来的惊喜，却往往忽视“能量守恒”这个前提，其实它们两个属于同一个物理学基本定律。

所以谈德国并不是要否定美国，那是另一种偏颇。但当这世界偏颇既久，连美国人都主张反思借鉴，就真的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德国不仅制造机器，影响当今世界的主要思想也大都发源于德国，梁文道认为这与容克地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世代积累的财富和无所事事的儿子成为思想家产生的主要模式；德国还曾经流行一种说法：银行家的女儿应当嫁给城里最有才华的穷小子，这样，金钱才算是物尽其用。

不仅是对于金钱的理解，德国人对生活的许多基本观念也和我们不一样。中德科学中心德方副主任赵妙根博士接触过不少去德国留学的学者，他们经常会说，在德国不用那么长时间待在实验室；而在中国，早上8点进去，半夜不到12点是不出来的。如果你出来早，导师会有意见，就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等等；到了德国的话，早上9点钟进实验室，下午5、6点钟就要下班回家，你不能在实验室待更多的时间，甚至不能晚上加班，因为他要保证你的一个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在德国的科研成果却远胜于国内，赵妙根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

人们总是偏好诸如快与慢、笨与精明谁更好之类的辩论，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一体两面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的典型经验性表述其实只是：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可惜这个简单的真理总是被人 们选择性遗忘——不仅仅作为物理规律，更多是作为经济规律——所以需要时不时地提起。

赵亚辉的德国自驾游到达科隆，在这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科隆主教座堂。这座德国第二、世界第三的教堂自13世纪中期起建，工程时断时续，直到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但它直到今日仍然修缮工程不断。听人介绍这座宏伟的建筑从来未曾完全拆除脚手架，顺着指引望向高耸的钟楼，赵亚辉此前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遭遇的疑惑，顿时释然。

向德国企业学什么？（一）

很多人不知道，“德国制造”曾经就像今天的“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为了与德国商品做出区别，英国还特地要求德国产品在出口时打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但如今的“德国制造”已成为高品质的代言词。

曹可臻

透过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落地窗，汉堡港一览无余。高高低低的起重机在海港一字排开，色彩斑斓的集装箱有规律地叠放在海港两岸。每天这座德国第一深水良港吞吐着几百万吨的货物。在海港的游览区，游人如织，一座歌剧院正拔地而起，这里将成为世界第二大音乐剧院。

繁忙的汉堡港是德国经济繁荣的缩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一蹶不振甚至深陷债务危机，唯有德国率先走出泥潭，一枝独秀。2010年，德国GDP增长3.6%，在七大工业强国中位列第一，失业率也由2007年的8.6%下降至6.9%。

然而就在10年前，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大展拳脚，风光一时无两；德国却被滞涨所困扰，被讥讽为“古板的阿伯”跟不上新时代。

一场金融风暴后，形势逆转。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稳健的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2010年，德国占整个欧元区GDP增长份额的60%，在2000年时这个数字仅为10%。

德国企业在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伦敦和华尔街沉迷于次级债和抵押债时，德国企业专注于制造业。不仅仅对诸如宝马和西门子这样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公司而言如此，对成百上千不知名的中小型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尽管德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高，但是因为发货期有保证、产品性能高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客户还是源源不断。2010年，德国出口增长14.29%，依然傲视其他发达国家。

德国企业的强竞争力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学习美国企业，而忽略了德国企业。究竟是什么样的特点使德国企业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中国企业又能从德国企业的经验中学习些什么？

带着疑问，我们历时三个星期，走访了德国五个城市、数家企业，探寻问题的答案。

产品：专注创新，打造高附加值

还没出发，朋友们的代购清单就已到达：双立人的刀具、菲仕乐的炒锅、碧然德的净水器。虽然这些德国产品在价格上是中国同类产品的好多倍，但“德国制造”的高质量保障仍令生活在制造大国的中国人渴望拥有。

“这就是德国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实业观念造就了德国企业超强的制造能力。”杨佩昌说，他在德国生活了20多年，现在是北京大学精细化学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课堂上，他常会和学生们讲起德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区别：中国制造依靠的是低劳力成本，德国制造依靠的是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

汽车制造业是德国高附加值制造的典范。无论是奥迪、奔驰，还是宝马、保时捷，一台德国车的价格都要比普通车高出5到10倍。

在英戈尔施塔特城以北的奥迪工厂外，一群幸福的德国人正等着去提刚刚下线的新车。那里有一条绵延一公里的生产线，每周6天、每天生产2500辆车。“2010年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别的企业想要超过我们或许很难。”酒店里的电视每天反复播放着奥迪总裁施耐德的话。

在威斯巴登州的陶努斯施泰因，净水器生产商碧然德出产的一个小小的净水滤芯就要近百元人民币。在西北部小镇固特斯洛，美诺出品的洗衣机，一台售价接近万元，是普通洗衣机的3倍多。

在慕尼黑机场里，几乎每个返程的中国游客都提着一套“双立人”牌锅具。这种锅具的价格是中国生产锅具的几十倍，但它优异的性能让擅长制造日用品的中国人都自叹弗如。

很多人不知道，“德国制造”曾经就像今天的“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为了与德国商品做出区别，英国还特地要求德国产品在出口时打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但如今的“德国制造”已成为高品质的代言词。

强势的货币政策是德国企业创造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罗兰贝格监事委员会主席施万克看来，德国企业对于产品的精益求精也源于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他援引冉珊鹤做的一项研究说：美国代表的是一种寻求短期利润和个人财富的商人文化，而德国则代表了一种努力创造持久永恒产品的手工业文化。

德国商业的手工业文化发源于德国企业的创始人们。如同西门子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德国企业的创始人大多是科学家或发明家出身，他们对于科学和创新有极大的热情。“从一开始，他们追求的就是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财富。”施万克说。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西门子总部，西门子家族的第六代成员娜塔莉·冯·西门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说：“西门子公司依旧保持着我高曾祖父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对于创新的激情。他总是说他对于科学有着绝对的热情，但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手工业文化使得德国企业能够保持一种长远的眼光，专注于企业最初的目标，并一以贯之，即使在艰难的时刻，也不会忘记既定的方针。正如德国工商总会执行理事，北京分会总代表亚历山德拉·沃斯(Alexandra Voss)女士所说：“德国企业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致力于创造长期的产品差别，专注于创新，而非资本市场。”

员工：培养技能，要求忠诚

风雨之中，我们抵达汉堡。在中心火车站附近的中餐馆，我们见到了通过微博认识的杜丹和寇莉。她们都是在德国生活已久的老华侨了。她们说，德国企业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而打下这一基础的是德国职业教育系统一直沿袭的“学徒制”。

寇莉在汉堡附近一所学院任教务主任，她告诉我们，在“学徒制”下，选择职业教育的16岁学生必须当3至4年的学徒。在此期间，一半时间在工厂“做工”，另一半时间返校学习理论。工会在450个行业里也强制规定：劳工必须通过学徒制才能被公司聘用。因为训练完整、实际、专业，德国蓝领工人平均每小时的薪资也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KPM陶瓷厂由腓特烈大帝命名，已有250年的历史。在现代化厂房里，工匠们仍通过手工打造每一件产品。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瓷器都价值不菲，且至少要经过9道制作程序。只要一环出错，就要重头来过。所以，每个工匠都要从学徒开始，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是无法直接在产品线上工作的。

第二天，杜丹带我们参观了她所在的公司——Vision Tool。这是一家不到30人的小企业，主营演出设备租赁、销售和发行。老板斯蒂芬·史路特(Stephan Schlueter)从学徒做起，白手起家，已经成功创立了两家企业。

在史路特的口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Know-How”这个词。之后，每一位我们走访的德国企业雇主都向我们提到了这个词。“Know-How”的意思是专有的技术或技术诀窍。在德国企业主眼里，这些具有“know-how”的员工极其珍贵，掌握着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

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有需要就招人，有负担就裁员”稀松平常，但在德国这并不是传统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与美国不同，大多数德国企业都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或减少利润来保住多余的劳力。

在金融风暴期间，演出市场萧条，Vision Tool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最困难的2009年，史路特不但没有裁员，也没有降薪。那一年整个公司的人赚得都没有少，只有他的利润下降了。但他并不后悔：“让员工走，你会损失很多经验。”

因为对“know-how”的重视，“忠诚”成为德国企业主对员工最期待的品质。史路特以及之后我们采访的每一位企业主，都毫不犹豫地将“忠诚”列为最好员工应具备的第一条素质。他们都希望在艰难的岁月里，员工也能和企业不离不弃。事实上，在德国也不难发现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员工。

管理：扁平化思维，双委员会制度保险

德国人守旧是出了名的。二战期间纽伦堡被炸得面目全非。战后，德国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废墟上建立起一片新城，而是用旧砖瓦重新将老城一模一样地建了起来。

在企业管理上，德国人也一直坚守着双委员会制度的老规矩。德国企业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下必须设有执行委员会和监事委员会两个系统。进入德国企业之前，我们一度以为双重管理制下的企业必定等级森严，管理不灵活；然而在进入企业后，我们发现事实并不如此。

在德国西南部厄尔兰根西门子医疗总部，正当我们和公关总监马蒂亚斯·克雷默(Matthias Kramer)先生沟通时，总裁突然进入，对克雷默说：“你有时间吗？我要和你谈谈。”克雷默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德国大型跨国企业里，等级制度也并不明显，德国人务实、注重效率，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德国企业更倾向于一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慕尼黑北部奥林匹克中心边上屹立着慕尼黑市标志性建筑——宝马总部大楼。从1973年筹建开始，宝马就把“沟通结构”放在办公室建筑规划首位。在这座由四个圆柱组成的大厦内除了财务和总裁办公室外，没有单独办公室，员工们都在敞开环境下工作。“目的在于通过缩短距离，提高员工间交流与沟通的效率。”宝马博物馆的介绍上这么解 释。

这座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博物馆以很大篇幅介绍了宝马扁平化管理理念。从宝马的经验里，可以看出扁平化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得企业高效，也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管理层与股东、员工以及客户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

1959年当宝马遇到历史上最大的财务困难时，是股东、经销商和员工在年度大会上表现出的信任，使得公司放弃了奔驰公司的收购，坚持自主经营，最终渡过难关。

宝马历史上销售最好的车——3系Touring引擎也是由一位普通员工在自家车库里研发出来的。

“相互之间的信任是宝马公司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是展厅介绍的开篇。

在德国媒体上，很少有像乔布斯、扎克伯格一样的明星级企业家出现。克雷默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因为德国曾经出现过像希特勒一样的集权领导者，人们对太过耀眼的领导人总是十分警惕。

相较于“领导力”，德国企业家们更关注“管理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施万克说，德国人更认同彼得·德鲁克的说法：“好的管理者首先问自己：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而不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他们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

威权并非德国企业领导者的荣耀，引领团队协作才值得骄傲。润滑油制造企业卡尔倍可技术总监乌夫说：“我的成功在于创造团队，不是作为领导，而是团队中的一员。”卡尔倍可在世界7个国家有业务，到哪里，乌夫都会被夹道欢迎。但他享受的并不是一种“巨人”的感觉，而是一种和团队在一起的幸福。

十几年前，德国国内曾对德国特有的双委员会制度有过激烈争论，很多人都认为相较于美国单一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在处理问题上反应较慢，内耗较大。但施万克却很庆幸德国人“因循守旧”地保留了它，他认为监事会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有时候它的存在会使管理层反应速度减慢，但这种减速能让决策者更清醒地认识到要执行的政策是否真正与公司长远利益相一致。

施万克说，双委员会体制的存在对德国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也至关重要。目前，在许多德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都已离开了实际管理层，但在监事会中的席位确保了他们对企业的影响力，使企业不偏离最初的目标。

向德国企业学什么（二）

德国企业往往偏安一隅，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曹可臻

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

在汉堡市区的西部坐落着奥托集团总部。这家德国著名家族企业是世界邮购业泰斗，在全世界20个国家拥有123个企业，年营业额超114亿欧元。今年3月刚就任奥托中国总裁的邹果庆正在这里熟悉新公司的商业理念和运作方式。

短短3个月的工作就有一件事令他震撼。有人问公司创始人奥托先生：你的公司做得那么大，又很赚钱，为什么不上市呢？奥托回答：我不愿意我的员工为利润打工。“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邹果庆说，“他是希望员工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因为这个公司把员工和客户都放在第一，所以它能够长 久。”

以客户为中心也是德国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德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说：“以客户为中心比以竞争为中心更重要。和客户之间保持常年的合作关系是德国企业的长处，这甚至比强大的技术竞争力更有价值。”

位于鲁尔区哈根小镇的卡尔倍可是一家有177年历史的润滑油制造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内，卡尔倍可一直保持着每年15%至20%的稳定增长。CEO汉斯·奥托·弗朗兹(Hans Otto Franz)说，在成熟的润滑油领域，各家产品性能都不错，卡尔倍可能够胜出在于服务。

卡尔倍可有一支专门为客户服务的工程师队伍。一旦客户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封邮件，工程师就会马上飞到现场帮助解决。这种为客户提供的“一对一”服务是BP、Shell等国际大型企业做不到的。“它们太大了。”弗朗兹说，“今天这个负责跟进，明天又换另一个，流动率很高。我们的客服人员都是20多年的老员工，和客户是熟人，当他们提出建议或者新的需要时，沟通理解会容易很多。”每三年，卡尔倍可还会组织一次大型研讨会，邀请所有的客户、合作伙伴一起联谊、交流。

在弗朗兹看来，接近客户甚至比营销更为重要。他告诉我们，卡尔倍可的兴趣在于细分市场，而非BP、Shell等大石油公司引领的原油市场。所以寻找特殊的润滑油解决方案是卡尔倍可的专长，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卡尔倍可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已经研发出800种产品，每一种产品的小小变化就可以有150种应用。为了生产出能满足特殊要求的润滑油，卡尔倍可每一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研发、自己制造。

像卡尔倍可如此与客户紧密合作的企业在德国并不是少数。这令施万克对德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不仅有超强的制造能力，我们还有能力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许多专家所期望的建立在网络之上的虚拟型知识社会并没有实现，高价值的服务只存在于工业中心，而非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工业与服务之间的重叠在不断增长，德国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环境：植根于社区，全球地方化

很多德国企业建立在远离市区的小镇，比如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厄尔兰根，奥迪总部在巴伐利亚名不见经传的城市英戈尔斯塔特，卡尔倍可在鲁尔区的边缘小镇哈根。这并非偶然。

相比在大都市，员工在这里找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要小；另一方面小镇优质劳动力有限，所以企业也更依赖它的员工。这种情况创造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相互依赖，造就了相互认同，避免了对立关 系。

对于当地社区来说，企业通常是最大纳税人，所以居民也很关心企业状况。“如果西门子咳嗽了，那整个厄尔兰根都不会好过。”一位西门子员工说。当地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西门子员工。社区尽力让这位“纳税人”心情舒畅，而作为回报，它向许多协会、博物馆和文化活动提供赞助。施万克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各地政府对企业都给予了很有力的帮 助。

驻扎在小镇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干扰和精力分散。大城市对人的干扰实在太多，要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人需要聚精会神，在安静的环境里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德国企业将植根于社区的理念发挥在海外拓展上。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统计，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上要明显优于美国、日本企业。2010年，欧洲企业产品的40%销往欧洲以外国家，超过美国或日本企业30%。

任职奥托前，邹果庆是美国新蛋网的中国区总裁，帮助新蛋网开辟中国市场。在进入德国企业后，美国和德国企业不同的全球化方式令他感触颇多。

“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使用的是核心式的管理方式。他们的逻辑是我在美国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你在中国刚开始，没有经验，就必须照我的做。所以一般美国企业到中国还是由美国总部说了算。而德国企业——至少奥托集团——就不同。他们会很谦虚地问你认为在中国应该怎么做？经营理念是什么？”

以前邹果庆对德国企业的印象是一板一眼，现在他发现并非如此，在适应国际市场上，德国企业非常灵活。他说：“在德国，奥托有相当多的子公司，其中大多数都由集团直接控制，小部分也是集团占大股权。但在中国，管理层已经表态有一些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做大股东，可以拥有小股权。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公司非常了解他们不能依照德国的做法，必须适应当地的习惯来做事。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中国企业向德国学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企业的经验很少被提及。一是因为美国几乎主宰了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和规则制定；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企业故事大都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不太受媒体欢迎。

德国考察一圈回来，德国企业的性格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明晰。它就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有长远目标、专业技能、精益求精的做事方式以及谦卑的态度。

在罗兰贝格汉堡办公室里，我们问施万克：“中国企业能像德国企业学些什么？”

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成功因素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学习也要适应当地情况。”

的确如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下，要照搬某国经验很难。我们不敢说，中国直接引进“学徒制”就能解决专业技能人员缺乏的问题；或者直接复制双委员会管理系统，就能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德国企业之所以成功，有它的历史和环境原因，而这些经验在中国稍有变形可能就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经验就不值得借鉴。那么中国企业究竟能向德国学习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德国企业提供了某些新的关于企业成长甚至个人发展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受美国商业文化影响较深，成功变得简单粗暴，似乎上市就是成功，进入全球企业500强就是伟大。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近期出现的许多社会和商业事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企业要追求短期利益、追求暴利，所以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达芬奇事件；政府要追求短期政绩和利益，所以接连出现了桥梁倒塌、城市积水、高铁事故。

回头看看很多成功的德国企业，它们不像中国人所追捧的Google、Facebook那样能在一夜间迅速积累财富，也不像微软、GE那样富可敌国。它们往往偏安一隅，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德国的慢，是一种能看明白的慢

杨佩昌说，他研究的东西就是怎么让国家的经济像一部机器一样匀速发展，而不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德国基本上就是这样，表面有时候慢点儿，但是这种慢是能够看明白的，能够理解它为什么。所以德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稳定与增长。”

杨佩昌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古典主义遇到瓶颈，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登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有一个例外就是德 国。

说是例外，是因为德国并没有循着当时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特色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弗赖堡学派。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归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叫瓦尔特·欧根，其他还有伯姆、洛普克，后来还有阿尔玛克，包括经济部长艾哈德，也属于弗赖堡学派。弗赖堡学派区别于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坚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它认为国家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弗赖堡学派认为国家的作用并不是要参与到经济之中去，而是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

对于弗赖堡学派来说，最主要的是稳定物价，第二件事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为了维护自由竞争要颁布什么？一个是《反对限制竞争法》，要让经济稳定、物价稳定；还要颁布一个《联邦银行法》。这个《联邦银行法》授予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也就是联邦银行行长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政府提名，最后由联邦总统任命，经过国会的批准。也就是说联邦银行的决策可以不听政府的，所以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联邦银行虽然有义务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义务支持、但不必听从政府——所以它就不会滥发货币。

在二战结束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择的就是以弗赖堡学派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成为德国成功的一个体制。尽管前前后后有波折，但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误会，但市场经济在德国人心目当中，依然是个成功、可信赖的体制。”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者，除了艾哈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卡尔·席勒，他是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著名的社民党人，他上台之后，就提出了“魔术四角”的概念：首先是稳定的货币，第二个是充分就业，第三个是外贸平衡，第四个是适度的经济增长。

德国制造的“内在优势”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德国中小企业为什么能很快地走出低谷？原因有很多，除了外部环境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内深原因”，即内在深层的原因，或者叫“内在优势”。

如果跟德国人长时间交往就会发现，德国人有很强的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第一竞争力。对于这个忧患意识，举一个例子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就是学界的忧患意识。二战结束之后，从1951年开始，德国经济就恢复增长了，并连续增长15年，这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而在1955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了问题，说现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靠的是国内外巨大的需求，但这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企业某种内在的东西。但是这种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这个人就把他的建议写给了经济部，经济部立即出资并组织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最后研究出了一个“哈尔茨堡模式”。发起人赫恩教授在哈尔茨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德国领导力学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德国就有人看到隐忧并想办法去解决。

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来谈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还是举一个例子解释会更生动一些，这就是德国非常著名的鲁尔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煤和铁资源的日渐枯竭，有人意识到鲁尔区可能要维持不下去了，甚至在70年代就有人预言鲁尔区已经“死”了。但事实上，鲁尔区没有死，相反它重生了。鲁尔区之所以重生，关键靠的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提高大型企业竞争力。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保障是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是格外开恩的。举例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的企业宪法也叫企业基本法，其中有一条“另外规定”：小于20人的企业，不用组织职工委员会。在德国，职工委员会代表着职工的利益，比如说要开除一个员工，得经过职工委员会同意；如果企业有什么重大的决策，职工委员会有投票权。在德国的大型企业里面，职工和雇主的票数是相等的，只有在遇到重大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才由雇主担任主席，而主席也仅有两票的权利而已。

另外一条路是发展大型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产品在同行当中无可替代，这是大型企业的目标。其实在德国，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靠的是什么？是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我有个印象，至少有30多个产品，这种产品是完全不讲价的。什么叫不讲价？就是一口价，不要也得要，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所以德国的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理念：不求全、不求大、只求精。

实业优先与敬畏自然

德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实业观念。虽然欧洲的金融中心和央行都在法兰克福，但我在德国这么多年注意到，金融业不是德国最发达的，最发达的是他们的实业。

1871年之前，德国已经把实业优先的产业政策定调了。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优先发展了工业。德国的农业相当薄弱，竟然不能养活德国人自己，甚至连水果都要从别的地方进口。但是德国的土地是全欧洲最肥沃的，漫山遍野种的不是粮食而是草，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种粮食不太经济；第二，他们认为农业是在破坏环境。德国人在向土地索取的时候，内心有种畏惧，他畏惧大自然会不会对他进行报复，大地母亲会不会疼。这是很有意思的。

保守严谨的投资观

“做实业的话，可能每天都要进工厂、都要忙碌，但是利益远远不如投资金融来得快，德国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怎么抵御这种诱惑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恰好跟德国人的思维有关。德国人做什么都非常严谨，缺乏冒险意识。全世界有很多天使投资，但是德国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德国人认为这是在冒险。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投的，除非这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能看到一个雏形，他认为钱投进去能看到企业的壮大。所以说要说服德国人投资，简直太难了。

关于德国人的严谨，我总结出了一道程序——E、T、H、O、S，就像是电脑程序。E是经济。德国人在投资之前会想这个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划算，是否能成功；接下来要考虑的程序是T，就是技术上的问题，技术是否可行、是否成熟；然后是H，与人打交道，他们会考察这个人，不说八百遍，考察十遍、八遍是肯定有的。

我遇到过一个真实的事。我有个朋友，他想跟德国人合作，对来中国考察的德国人盛情款待。但最后德国人决定不投资、不合作。为什么呢？我的那个朋友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是。后来德国人说，你这个朋友是个很好的人，但他只是一个关系的管理者，也就是说他只展现了他强大的关系网络，却没有展现出他的管理才能，那么他要怎么来管理？并且，他们没看出他有战略。没有管理、没有战略，德国人是不会投资的。反过来如果你对他压根不招待，但你跟他谈判，把你的思路谈得非常清晰，让他看到某些真实的东西，他才能做出决定。

O是组织，比如一个秘书要给领导放一个牌子，怎么放呢？或者哪个领导从哪个地方走进来，谁先发言？就这么非常细小的组织工作也十分注意，这就是德国人的细微之处。

S是社会。社会因素往往是中国的企业家最不关注的，为什么这么说？中国企业家，只要事业上可行、经济上可行就基本上可以干了。而德国企业家为什么能抵御住诱惑？就是S。德国人会去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投资的法律环境怎么样，文化怎么样等等。比如企业工会，中国人一般都不会重视，德国就会把这个问题先考虑好。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时就因此失败过，例如上海汽车投资韩国的双龙，损失了近20亿，其原因就在于韩国的工会力量。中国没有想到韩国的工会这么厉害，一波又一波地抗议涨价，要这个补贴、那个补贴。中国企业哪承受得住这些，最后中方只能退出了管理层。

双轨教育与尊重技工

德国企业中工人的高素质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的教育制度分两种：一是基础教育，二是双轨制的职业教育。

先说说基本教育。在小学和幼儿园阶段，德国孩子基本上在玩，没什么考试。如果你到德国，我一定推荐你去看德国的小孩子，看什么呢？看孩子的脸，因为孩子的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德国学生到了高中阶段还算学习了一些知识，但他们学的东西比中国学生少得多。而且他们的学校没有统一教材、没有国家强制性，可以随便用。德国的教育只教学生如何学习，教学生怎么思考，思考当中还有更多是批评。德国人说一个不会批判的人一定是个奴仆。

另一个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德国的教育实行双轨制，一般人到15岁左右就要决定是继续上大学深造还是选择一门职业进入职业学校培训。这种培训是和企业签约的，同时进入企业当学徒。学徒制的职业教育方式要从历史讲起。由于一开始德国的定位是做实业，所以那个时候国家就需要大量的技工。要做技工就需要人，人要经过培训才可上岗，所以要有人来带领，手把手来教。

德国人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民族优越感强，他们天生对自己的国民、对自己的同胞有一种平等、爱的意识。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一个学徒工有多么低下，一旦做了技工，就会一辈子做这个，他们内心有种骄傲感。

一个学徒工会觉得他是这个工厂里的宝贝。如果他没有把他这个活儿传下去，这个工厂就危险了。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30年前我在北京的一家德国公司做翻译，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厂，刚开始只有十几个工人。公司派了一个德国技工，不到30岁。他展现出来的技术就别说了，尤其是那种条理性。他说：“你知道你们的工作为什么慢吗？是因为你们没有把你们工作的程序条理化。”

于是，他就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各种机器重新排列，排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顺序。由于我们的很多器械是放在地上的，工人经常要蹲着干活，一天下来非常累。于是他弄了个铁架子，把那些机器摆在上面，这样工人就能直起腰，正好把手放在特别舒服的位置，生产效率一下子就大大提升了。

我们工人的焊接是很难看的，可是德国人的焊接一遍过去就不需要第二遍修复。中国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还会有毛糙的地方，德国人的则一点儿都没有。焊工、钳工，一个小伙子什么东西都会，这叫质量、素质。他会那么多的东西，又那么厉害，你说他会自卑吗？在薪酬上，一个技师的工资非常高，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德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国家，或者说跟法国、英国等很多欧洲国家都不一样。在美国，高级管理者、中级管理者薪酬非常高，技工肯定要低得多，但德国一个高级技工可能会跟中层管理者的收入差不 多。

在德国，一个普通技工一个月也有两三千欧元的收入，可以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德国最大的一个支出是租房。如果租一个两室一厅，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大概在400欧元。德国的吃可以忽略不计，我在德国期间，从来没觉得吃对我是一个问题。一般德国人吃饭，就是到饭店点一个菜，一般是10欧元左右。这一盘菜有土豆、米饭，还有牛排、鸡肉，也可能有面条，什么样的东西都有，肯定够吃。饭前还有沙拉，或者可以来点啤酒，饭后再上咖啡、甜点之类的。一个人的消费绝对不会超过20欧元。

德国：警告，行动，告知

在卫生和食品检查方面非常严谨的德国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的影响已达数星期之久。尽管在疫情爆发的头几天，政府官员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但德国人很快就战胜了这一瘟疫。他们成功的秘诀是——透明。

菲利克斯·李

在卫生和食品检查方面非常严谨的德国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的影响已达数星期之久。尽管在疫情爆发的头几天，政府官员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但德国人很快就战胜了这一瘟疫。他们成功的秘诀是——透明。

德国民众最大的愤怒是：高效的德国政府竟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搞清楚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致病源，之后才控制住了疫情，而此时已有30人死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或由这一病菌引起的溶血性尿毒症综合症。

虽然大肠杆菌以前就被人们所熟知，但由它引起的危险变种能在消化系统中产生一种毒素，肠粘膜由此被破坏。这就会导致出血性腹泻，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能毁掉肾功能。短短几天之内，整个德国就有3000多人感染，其中有10%的人情况严重。

这一疫情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食品卫生危机，这让人联想起2003年中国所经历的非典疫情。农业企业一夜之间必须停业，甚至连餐馆也风声鹤唳、关门大吉，人们再也不相信超市、市场等。目前德国整个农业和餐饮业都在承受着惨痛的损失，喜欢生食的德国人因为害怕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导致这个沙拉消费大国再也不购入新鲜的蔬菜了。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危机也引起了德国与近邻之间的不和。在疫情初期，德国负责疫情控制的相关部门怀疑疫情起源于西班牙黄瓜。这一警告最后经证实是错误的。西班牙首相亲自要求德国道歉，并要求德国政府对因其不当言论而造成西班牙农民巨大的经济损失负责，而法国、荷兰和丹麦则警告国民慎往德国旅游，俄罗斯甚至暂停从欧盟国家进口蔬菜。

经过紧张的4个星期之后，当局逐渐掌握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病源。一个德国北部联邦州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有机农场是疫情传播的主要来源，他们主产豆芽，受感染的种子来自埃及。7月初，政府终于可以报告说：德国战胜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回顾德国政府是如何在危机中行动的。由于病源（豆芽）在短短几天内就分散到了各地，并且遍布整个德国北部，导致找出病源非常困难。上百位疫情专家受命寻找疫情病源。检察人员必须对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和餐馆进行排查，并对受感染者进行调查。尽管被感染者本身已想不起很多细节，但调查人员仍要搞清楚被感染者在病情爆发前几天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

经过数星期的密集调查，政府终于查出一家餐馆有问题，有112人在这家餐馆进食，其中19人被感染。调查人员在大费周折之后不仅查明了这些客人都食用了哪些食物，而且还找到了这些人在多家餐馆的点菜单和一些在问题餐馆用过餐的旅游团成员拍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各种蔬菜。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的病人都食用过豆芽。查出供应商相对比较容易，德国人寻根究底的彻底性终于派上了用场。

在控制疫情方面更为成功的是小心谨慎的警告。即使是某些食品仅仅被怀疑携带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也被警告谨慎食用。疫情爆发后，民众严厉指责德国防疫部门对于民众谨慎食用黄瓜、西红柿和沙拉的警告过于迅速。他们只给民众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感染源，而这些所谓的感染源事后均被证实是“纸老虎”。

但当局迅速的警告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控制住迅速扩散的疫情。如果瘟疫扩散到别的食品，找出疫情的病源将会更加困难。当然这其中也会出现错误。尽管一些企业和个人会蒙受损失，但因此就轻易给他们赔偿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被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将导致当局再也不敢发出警告，而这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

政府和民众从这一事件得出的教训是，即使是德国，一个数十年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国家，一个近年来绿色蔬菜和健康饮食市场格外繁荣的国家，仍难免遭受食品疫情之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要诀是，当局一定要行动迅速、坚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透明（指当局的行动）——也就是让民众了解到最新情况。这当然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但关键是民众总是能立刻知晓实情。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部长发出警告后推卸责任，而是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等待进一步的样品（指被警告有菌的蔬菜）检查。尽管在疫情暴发的头几天，民众对德国的危机管理非常不满，但德国人还是证明了他们能处理好并掌控危机。他们的帮手就是透明。

出奇——失去创新精神，美国人连游行都变成了游戏

美国的创新天赋（一）

在历史进入18世纪时，塞缪尔 · 斯莱特（Samuel Slater）和弗朗西斯 · 卡波特 · 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使马萨诸塞成为棉纺中心，但他们没有发明那些机器设备，那些设备是他们从英国偷来的。

哈罗德 · 埃文斯

独特的美国品质

美国人来到北美大陆已有4个世纪，他们憧憬着建立新的生活，以摆脱旧世界的束缚。早期定居者初踏上这片新奇而广寂的大陆时，陌生环境的冲击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激发他们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动力去完成实用性创新，以便让生活少一些贫乏，多一份惬意。理解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是21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当今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美国人不断开拓创新，就像第一批冒险家那样充满勃勃生机。

我对美国人的适应性天赋产生兴趣要追溯到50年前一个薄雾弥漫的早上，当时我沿着第一批英国定居者的足迹，漫步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河口的海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栅栏要塞遗址，我参观了考古学家们从泥土中发掘出来的5万件文物残片，这是350年前到此的第一批英国侨民遗留下的：一个陶制烘箱；一把弯柄长剑；数枚象牙棋子；一个带有四个长钉的小铁蒺藜，用以伏击西班牙骑兵；剪刀、针和顶针；一把烙铁；百十把剪蜡烛芯用的剪刀；杜松子酒瓶；一座储藏食物的冰窖。1607年5月14日，约翰·史密斯船长率领三艘帆船，带来了104位定居者。其实，最早的117位侨民在此前十多年便由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带领着定居在罗阿诺克荒野，这些人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儿童，但后来尸骨无存。之后，詹姆斯敦的定居者率先在印第安人的敌意和“饥饿年代”中生存了下来。

这些人通过创新生存了下来。在今天的詹姆斯敦，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先民们如何使用锁子甲和护胸甲，这本是用来抵御西班牙军队的，不过西班牙军队从未出现过。用这样的装备来与印第安人作战显得太笨重，所以他们切碎装甲，并将部分制成烧饭用的锅。后来，他们出口生丝、玻璃、檫木和草灰碱，但仍不足以换取从英国运来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约翰·罗尔夫（JohnRolfe）的创新上，对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植物种子进行杂交培育，从而生产出第一种长期支撑出口的产品——非常适合弗吉尼亚的土壤特点和伦敦人口味的烟草。

从1776年之后，这些新独立的美国人不断进行政治创新，逐步把允诺的独立自由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进步故事已经被许多经典的历史和传记详述过，我自己也为之补充了详尽的文献，从而描绘出1889年到1989年这第二个百年间盛开的自由之花（《美国创新史》）。虽然史学家们很少注意到过去两百年来实用性创新的故事，但美国人正是由此创造了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进而迈进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早期的岁月里并没有多少创新者，新的共和国的命运还是未知数。直到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新移民陆续到来，新一代的创新者才在他们中间产生。通常的说法是，与这些后来的移民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梦想。实际上，他们带来了我们的梦想，并使美国人的期望与誓言变成现实。

新移民拓荒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种植玉米、铺铁路、收割小麦、纺棉、建设城市、挖运河、炼钢、筑桥、建厂，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体力，由于他们刚刚摆脱了阶级分化的束缚或赤裸裸的暴政，所以他们倾向于守拙，而且凡事都要问个究竟。茫茫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的这些后来者，来自世界各地，怀有抱负，是积极的风险承担者，是格外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们的创新天赋在过去两个世纪加快了美国的进步。

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的秘密，没有任何专利发明，没有任何巨额财富或者特殊关系。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闪现在新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时，他们也曾前途未卜。但神奇之处是他们在共和国自由和自然竞争的刺激中找到了一条路，从而满足了他们自己和他人。

发明家们

创新，这个曾让约翰逊博士战栗的观念和行动，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独特品质。创新不仅仅指某项发明，更应指能投入实际应用的发明。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不满足在大学实验室里合成基因，于是顶着学术界的非难，投身商业，大规模生产人工合成激素；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不仅是发明收割机的农民，也是为此而融资的第一人，因此才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用得起这项发明；被严重忽视的无线电天才埃德温·阿姆斯特朗（Edwin Armstrong）在看到美国无线电公司为了确保在调幅收音机制造市场上的收入而搁置他发明的调频收音机后，便毅然独自挺进市场；艾达·罗森塔尔（Ida Rosenthal）没有发明胸罩，甚至也并不是她创意推出媚登峰品牌（Maidenform）“我曾梦想”的推广活动，但却是她把所有这一切整合进产品市场，之后她丈夫的发明才得以影响无数女性；西奥多·梅曼（Theodore Maiman）在1960年5月16日发明了第一台可应用的激光器，他把激光的发明描绘为一个“无的之矢”之作，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了激光在多方面的潜能。由于他停止了创立自己公司的进程，因此他首先是一个发明家，其次才是创新者。

在1957年我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发明与创新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年轻的科技记者，我去特丁顿采访了政府出资成立的国家物理研究所，他们带领我参观了该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在1935年发明的雷达系统，就是这个雷达系统帮助英国皇家空军赢得了不列颠之战。他从前的同事抱怨说，英国人的发明在1939年后被美国人拿去投入商业应用，从而奠定了伟大的电子工业的基础。抗生素的故事如出一辙，青霉素由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年发现，之后被美国人大规模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还有莫里斯·威尔克斯（MauriceWilkes）于1951年在乔·莱昂斯公司（J.Lyons&Co.）的办公室开发出的第一台商用电脑。喷气式发动机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英国发明都被美国人的创新活力所超越。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设计了燃气涡轮机并申请了专利。这项发明在1930年用于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当时他只有23岁。1937年4月13日在拉格比，这架飞机第一次试飞；1941年5月15日，英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首航成功。英国空军的懒惰和国家科学院的怀疑耽误了弗兰克·惠特尔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直到1943年，绝密的设计蓝图才被送到了英国的盟国美国——美国人进而主宰了喷气式发动机的制造。惠特尔为美国人的开发和创新热情所打动，加入移民美国的热潮，最终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授，从事研究工作。

实用性创新是让美国出类拔萃并让其他条件优越的国家落后乃至失败的首要原因。美国从一个偏远落后的“新大陆”成长为发达国家，不能单纯地以其自然资源或人口资源来解释，因为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这些方面同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却都未能持续地发展。美国人铺设横跨大陆的铁路要早于俄罗斯人和加拿大人很多年。在阿萨·惠特尼（Asa Whitney）简洁的描述中，美国人接受新创意的速度是惊人的。1830年，从事时尚货品买卖的惠特尼来到英格兰进货，当时美国已经独立50年，工业革命发源地英格兰的铁路建设依然遥遥领先，这激发了这个骄傲的美国人毕生的敬畏之情。1830年利物浦与曼彻斯特间的铁路开通了，惠特尼尝了一个鲜，坐上了火车。火车的速度之快让他无法想象：据他估计时速已达46英里。但在惠特尼的有生之年，美国竟然后来居上，超过了英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铁路工程。惠特尼回到美国，对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大加赞美。10年后，美国的铁路里程已达3312英里，超过欧洲铁路里程总长。

创新者有许多灵光闪现的时刻，但那只是创新过程的开始，先行者们总是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方能完成创新。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和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不是无中生有采摘到了集成电路的硕果；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也不是于某个明媚的日子里在巴黎“发明了”蒸汽船；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把电力引入到城市，而他的移民职员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找到了一个途径，让电力便宜到每个人都用得起；英萨尔又依赖于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在交流电上的创新——而威斯汀豪斯并没有像英萨尔那样将改善后的技术与市场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人都是创新者：他们是能动的创业者。人们常说科学家探索发现，发明家寻求解决办法，我们再加上一句，创新者不择手段地为某项解决办法谋求大众化应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传奇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发现了声波转化成电流的方法，但他并不是创新者。的确，1876年3月10日的那个晚上是个伟大的时刻，贝尔的年轻助手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听到了贝尔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沃森先生，来帮个忙！”但是，正如沃森日后评价的，贝尔公司应运而生的电话并没有使交谈变得便利，反而让美国人锻炼了嗓门和肺活量。贝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再对电话技术做出更多贡献，或者说没有能再做出必要的改进，没有使用自动交换机、加感线圈和载波电流系统等使之成为有效的装置，也没有运用市场开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托马斯·爱迪生——当然查尔斯·巴奇勒（Charles Batchelor）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解决了声音微弱和消音的问题，他们为竞争对手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生产高效碳精按钮话筒，因此，真正的电话是在西部联盟电话公司买下爱迪生及贝尔的竞争对手埃利萨·格雷（Elisha Gray）的专利权后才出现的。接着，西奥多·维尔（Theodore Vail）将西部联合公司和贝尔电话公司合并成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维尔预见到了全国性长途电话系统的潜力，克服了来自政界、技术界以及官僚体制的诸多障碍，因此能在1915年1月25日一边在佐治亚捷奇岛康复修养，一边聆听纽约的贝尔对旧金山的托马斯·沃森重复那句1876年所说的电话请求（沃森回答说他要花一个礼拜才能赶到）。维尔还创办了一家研究机构，1925年，这家机构成立并命名为贝尔实验室，数十年来，这里都是创造力的来源，包括1947年的晶体管和1962年的“电星一号”通讯卫星。

维尔是一个创新者，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es）也是，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发明实用型电磁电报机的人。科学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的发明在他之前，但温文尔雅的亨利没有兴趣把他的发明用于商业开发，而摩尔斯有兴趣，他是电报机的创新者。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于1938年在纽约市昆士区自家厨房里用炉子制造出了可以将一张纸上的图标转印到另一张纸上的化学物质，但商业机构对此不感兴趣。1944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巴特尔研究院再度开始了这项研究。当时，约瑟夫·C.威尔逊（Joseph C.Wilson）刚接替父亲，成为生产摄影器材的哈洛伊德公司的董事长，他便派遣刚从海军退役不久、热心公益事业的好友索尔·M.林诺维兹（Sol M.Linowitz）律师前往哥伦布考察。林诺维兹说：“我们到了哥伦布，看见一块被猫用尾巴蹭来蹭去的金属装置。”1947～1960年间，威尔逊共在这个奇怪的装置上花费了7500万美元，几乎令公司濒临破产，但这些努力最终成就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之一——施乐复印机。托马斯·爱迪生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他名下的专利多达1093项，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研发和商业推广的漫长过程把发明的理论转化成创新的现实。他告诫助手：“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国教授那样，毕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绒毛。”爱迪生之前的数十位实验者，已经在加热白炽灯丝上下了很多工夫，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一天也会取得成功。但是，爱迪生出类拔萃的创新在于弄清楚一点：他必须找出一个途径，把灯泡整合进一个经济实用且安全可靠的电气系统之中，否则他发明的电灯泡就纯粹是个新玩意儿而已。要想使办公室或家里的电灯开关发挥作用，你就需要依赖以下部件协同运转：发电机、电缆和无数的接头，这些都需要设计并投入人力物力制造出来，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爱迪生还扮演了创业者的角色：融资、处理法律事务及培育市场。所以，爱迪生是一位最伟大的创新者。

没有创新的发明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莱梅尔逊项目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不到1%的专利具有创新价值。约翰·沃特（John Vaught）在1975年为惠普公司发明的喷墨打印机，或是200年前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粗陋的轧棉机，才是这种百里挑一的发明。一些创新者是发明家，他们将发明申请了专利并应用于社会生活；但也有一些创新者没有任何发明。少数人有科学发现，但绝少有人精通任何纯科学分支。他们的独特之处不是他们申请了专利或阐明了一组公式，而是他们以某种方式把最重要的创意转变成了商业现实，并带来巨大冲击。在历史进入18世纪时，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和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使马萨诸塞成为棉纺中心，但他们没有发明那些机器设备，那些设备是他们从英国偷来的。

美国的创新天赋（二）

看看美国历次经济大变革的主要缔造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会感到特别吃惊。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哈佛大学教授、海员、卖蔬菜和水果的侨民、毒贩子、美发师、小商贩、广告员、磨房主、不识字奴隶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街头的暴乱分子、海滩出租车司机、女裁缝、钢琴销售员、发电厂的工头、“二战”末在战舰上无所事事的美国海军士兵、花花公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五金店老板、小职员……当然，还有两位自行车技工。

哈罗德·埃文斯

大众化的推行者

历史上的创新主角儿们可谓三教九流，他们在美国包容、平等的社会风气中成长。看看美国历次经济大变革的主要缔造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会感到特别吃惊。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哈佛大学教授、海员、卖蔬菜和水果的侨民、毒贩子、美发师、小商贩、广告员、磨房主、不识字奴隶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街头的暴乱分子、海滩出租车司机、女裁缝、钢琴销售员、发电厂的工头、“二战”末在战舰上无所事事的美国海军士兵、花花公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五金店老板、小职员……当然，还有两位自行车技工。

但改变历史的创新者多具备一种救赎的品德，人数之多，令人惊讶。他们想改善我们的生活，想把从前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所有人。阿马德奥·贾尼尼（Amadeo Giannini） 开设分行服务于平民；在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之前，显影冲印图片的摄影师简直需要具有化学博士学位；计算机专家长期藐视AOL的电子邮箱，但是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让无数人用上了这些电子邮箱和互联网；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和随后的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把有优秀商业计划的创业者从靠个人关系融资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加里·基尔代尔（Gary Kildall）和肯·奥尔森（Ken Olsen）扩展了电脑用户，使电脑不再由少数精英独享；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在 eBay 网上创建了民主的供需关系；雷蒙德·史密斯（Raymond Smith）把赌场从烟雾缭绕、全是男人的昏暗房间改造成了公共娱乐场所；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和唐纳德·伯尔（DonaldBurr）使民航大众化，向每个人开放了飞行的天空。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浪漫的臆想，那些大众化的推行者不过是为了争取高额利润才去迎合普通人。当然，这些人服务大众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自己受穷，但根据我对这些创新人士生平的研究，他们的动机并不总是赚钱。他们各有追求——毫无疑问，罗伯特·富尔顿多年来依赖他人为生；亨利·福特（Henrg Ford）若是为了钱，他就该按照合伙人的需求制造汽车，这会让他在早年赚更多的钱；贾尼尼尽一切可能避免个人财富，他深受家庭早年的争斗带来的民粹主义的鼓舞；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服务全人类是摩尔斯、维尔、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提供商人信用评级信息）、西奥多·朱达（Theodore Judah，提出在高山峻岭修建铁路）、奥尔森和马萨·马蒂尔达·哈泼（Martha Matilda Harper，美容店的开创者）等人的最终愿望；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忠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他一改南北战争前通行的讨价还价习俗，在他著名的费城百货商店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我把创新者称为大众化的推行者，他们有利他精神，但无疑也掺杂了虚荣心，还渴望成为受赞美的施恩者，渴望得到同行的认同。有这种复杂的想法并没有错。对于爱迪生和埃德温·阿姆斯特朗，满足科学探索中的好奇胜过一切；对于约翰·菲奇（John Fitch，蒸汽船的发明者），他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对于C.J.沃克夫人（C.J.Walker，针对非裔人群的美容业的创立者），她追求的是对种族优越感的肯定。无论个人的内在动机如何，在诸多创新者的成功中，推行大众化的本能是显而易见的。

普遍智慧

我关注过去两个世纪来各个领域中的重要创新者，从约翰·菲奇在特拉华河上的蒸汽船服务到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Google上的电子服务，包括一些后来评价有失公允的创新者，如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他设计出高压蒸汽机和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显然，具有创造才能的美国人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在不经意间摆弄着机器，为实用化改进添砖加瓦，这是美国进步的关键，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必须谨记，少数天才创新者是扎根于无数的劳动大众中的。随着万国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美国的创新成了那里夺目的风景，英国议会派遣著名的制造商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和教育家乔治·沃利斯（George Wallis）来了解他们所说的“美国制造体系”。他们总结出美国进步的关键在于“在工厂运转中盛行的普遍智慧”。沃利斯归结于“发明创造的处理权”以及“公立学校体制注重全民教育”。山姆·柯尔特（Sam Colt）在伦敦开枪械厂的时候常常谩骂美国人的机械学（后来这个厂关掉了）。

了解美国创新的奥秘，我们需要跳出技术范畴，除非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阐述的那种广义的技术，即由所有更好的方法和组织构成的、以提升新老资本效率的技术进步。这包括很多东西：科学发现的进展，多项发明的要素结合，劳动重组，融资、交易、营销的新概念。我不会装作能领会所有科学的复杂性，更不会装作能把其细微差别转换成大众话语，但若是社会历史工作所必需，我仍试图描述技术性问题。总体上，我相信这些侧面会清楚地揭示创新过程。对于所有主题，我都要问：为什么是这个人，为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美国？创新有什么样的来龙去脉？这些个体的共同点是什么，彼此独特的又是什么？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驱使他们把想法变为人们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的动力是金钱还是理想？

历史与雄心

在我看来，美国的创新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机械技术时代，从共和到南北战争早期。三项法律创新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法律架构：最高法院颁布法令允许自由开展跨州商业活动，并颁布了联邦专利法，确立了公司这一商业组织形式。这些法规减少了公司责任，为项目融资提供了便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11月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报告，表明美国的发展关键在于提高进口关税来激励国内制造业，“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新发明”。如他的传记作家荣·切尔诺所写，汉密尔顿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革命的先知，他是“从我们现代去到那个时代的信使”。但是由农业利益集团主宰的国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些突破惰性的创新者，都是自学成才、自我鞭策的人，他们准备在任何领域一展身手。那个时代的象征是美国领军的铅笔制造商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更多人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哲学先验论者，从哈佛大学毕业10年后，他选择把自己称作木匠、泥瓦匠、吹玻璃管的、粉刷匠、农民、测量员以及作家和铅笔制造商。作坊革命从未有政治革命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让美国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第二阶段开始于南北战争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刚起步的时候，由机械时代过渡到了电气时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这个国家从 “民俗文化”过渡到“大众化”。数百万带有变革本能的移民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成长为国际商务的主宰。通常认为在这个时代，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源自那些附属于大公司、政府和大学院系的研发实验室的专家之手，其实，个人创新者仍然为数众多。他们大部分独立地开展科学和理论知识研究工作，他们在复杂的组织中取得了长足进步。

第三阶段的主题是数字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智能技术变得至高无上。带着对20世纪60年代加州嬉皮士的轻蔑，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这位硅谷的创新者评价道：“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对的。美国已经变成了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的一个浮现中的“创业型社会”，这是由摩尔和其他人创立起来的信息服务经济。商业结构趋于更扁平的网络结构，而不是更深的层级结构。大规模生产正在进化成大规模定制，“生活品位”营销正在替代基于市场细分的营销，美国由此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垂直产业模式瓦解，互联网正在为无数更小的企业和个人创新提供便利。

在我的调查中错过了一支创新力量：政府。在安·兰德（Ayn Rand）著名的小说中，创业者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抓住了美国人的商业想象力。那些理想中有真理，但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激发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总是让人看不清楚。政府赠地和政府贷款，对建设州际铁路和高速公路必不可少。晶体管发明后，庞大的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半导体产业的研究保持世界领先，而美国国防部首创了互联网。所有我们这些人，成千上万致力于创新或支持创新的美国人，都是开明、能动的公共领域的受益者。佛蒙特州参议员贾斯汀·史密斯·摩利尔（Justin Smith Morrill），15岁被迫辍学；他提出的两项“赠地法案”分别于1862年和1880年通过，联邦政府赠与各州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建立教授农业和工程等应用型知识的高等学校（这比欧洲大学承认工程学作为一门专业要早很多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哈里·科尔默里（Harry Colmery）、密西西比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兰金（John Rankin）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伊迪斯·罗斯·罗杰斯（Edith Nourse Rodgers）一起提议的《退伍军人法》，于1944年由罗斯福总统签署执行。该法案所带来的个人实现和美国的繁荣在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著作《美国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受到极大赞美。肯·奥尔森是退伍军人，还有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们是电脑鼠标和图形界面软件的先锋。那时，有200万退伍军人转业，很多人成了工程师、科学家和经理人，而高等教育在英国仍受到过度约束，仍在强调艺术。在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约占人口的2%——能上大学，《时代》杂志报道说，社会各界开放大学校门的提议激怒了高等院校，“更多意味着更糟”成为精英们的战斗口号。贵族观念给英国的创新潜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机会均等形式下的民主更可行。当然，美国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他们的信仰反映在其所建立和维持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商业制度上。我关注的创新者，是生生不息的革命舞台上的演员。下一个舞台要思索的主题可能是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廉价可再生能源，所有这些听起来让人振奋，然而创新的历史教育我们，最伟大的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卡内基基金会大名鼎鼎的总裁凯瑞尔·P.哈斯金斯（Caryl P.Haskins）想起1965年提交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提及：“直到1929年人们仍普遍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而我们都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星系实际上只是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这样的星系中的一个，了解到宇宙在膨胀是最近10年的事情，而1920年，甚至到了1950年，我们都对此知之甚少。”从这点上说，我们与那些在1607年第一次踏上詹姆斯敦海滩的男男女女身处同样的境地。

眼下，美国人必须关注的是：要想通过创新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4年5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失去科学优势。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Broad）报道，美国的专利份额在过去10年跌至原来的52%，诺贝尔奖份额跌至原来的51%，美国的科学论文在学术刊物上不再占多数。美国青年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兴趣在减退，这让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雪莉·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感到痛惜，她问道：“这个千年谁来搞科研？”爱迪生和阿姆斯特朗以及许多其他的发明家、创新者都曾提到，他们的想象力，是在读法拉第和马克尼等创新者的传记时第一次被激发起来的。希望当我们重温创造了美国的创新者们丰功伟绩的历史时，能激发年轻一代创造新美国的雄心。

为什么美国人不干粗活？

成千上万的外籍工人逃离了阿拉巴马州，他们从前是农场工人、宾馆服务员、洗碗工或者建筑工人。因为执行州政府制定的新法案，很多雇主都失去了工人。突然之间，阿拉巴马州空出了上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愤怒的雇主发现，没人去摘西红柿，没人去清理鱼肉，也没有人去打扫房间。

《商业周刊》

在加工厂处理鲶鱼既累又枯燥，你必须把鲶鱼皮剥掉，然后开膛破肚收拾下水，最后再把肉切成片，其中的艰苦兰迪·罗德斯比任何人都清楚。Harvest Select是一家鱼肉加工公司，而罗德斯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这么多年来，罗德斯一直找不到美国人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还没福利)，来他这阴冷潮湿的厂房一天干10个小时以上。

他的员工大多数是危地马拉人。9月份，阿拉巴马州政府实施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案，要求警察盘问所有他们认为是可疑的人，确认他们是否是非法滞留在美国的劳工，而且还将处罚那些雇佣非法劳工的雇主。这项法律取得了初步成效，甚至一些合法的移民也因为担心被骚扰而离开了这里。

9月29日，新法案开始生效。当天罗德斯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很多员工都不见了。他慌忙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塔斯卡卢萨，因为很多外籍劳工都住在这里。他要求工人们赶紧回去工作，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同意。罗德斯说：“我不会西班牙语，无法和他们解释他们所担心的一切并不会发生，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是朋友，他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成千上万的外籍工人逃离了阿拉巴马州，他们从前是农场工人、宾馆服务员、洗碗工或者建筑工人。因为执行州政府制定的新法案，很多雇主都失去了工人。突然之间，阿拉巴马州空出了上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愤怒的雇主发现，没人去摘西红柿，没人去清理鱼肉，也没有人去打扫房间。罗德斯说：“外籍劳工都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我这空出了158个岗位，没人来应聘，现在必须有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并不是劳动力短缺造成了罗德斯的工作无人问津。在阿拉巴马州大约有211000人没有工作，就在Harvest Select所处的镇子，失业率就高达18.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新修改的移民法案的最大亮点就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共和党州长罗伯特·宾利说，外籍劳工从美国人手中抢走了工作。可是阿拉巴马人并不稀罕这些新腾出来的就业机会，很多雇主认为这个法案是个笑话，正准备要求将其废除。他们认为，外籍劳工没有从任何人手中抢走东西，他们干这些工作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干。

在失业问题如此严重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工作机会无人问津，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干那些又苦又脏又累的工作通常是他们人生的起步，可是对于现在的美国人来说并不是这样。

几十年来，阿拉巴马州的工业从这些逆来顺受的外籍劳工身上获得了不少好处。州政府也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以及入境身份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这么多的外籍劳工被赶走了，工作岗位也空了出来，可是企业必须和美国的工人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和雇主抱的希望太高，哪怕在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糟糕，工作如此难找的情况下。阿拉巴马州工商业协会主席汤姆·瑟蒂斯说，他觉得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现在干着一份苦差事，因为他的工作是让那些愤怒的雇主平静下来。瑟蒂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商业模式的过渡阶段，不管是使用流动工人的农场主还是其他使用非法劳工的行业，他们的商业模式必须改变。”

10月的一个下午，艳阳高照。胡安·卡斯特罗正在根据颜色和成熟度快速地分拣西红柿，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他的父亲、兄弟还有几个朋友。他们在西红柿地里熟练地来回穿梭，几乎不抬头，因为他们必须尽快把这一季最后剩下的西红柿摘完。早上7点他们就来干活了，除了偶尔喝水，他们几乎是在一刻不停地工作，一直干到下午6点。装满一个25磅的篮子可以得到2美元，一天下来每人可以挣60美元。

34岁的卡斯特罗说，19年前他偷渡到的美国，现在已经在这里生了三个孩子。新法案通过后，他整天都在紧张和恐惧中度过。卡斯特罗指指周围人说，不久前这里还到处都是拉丁裔工人，可现在除了他们几个，其他人要么跑到别的州，要么被驱逐出境，而自己能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三个孩子。

卡斯特罗说，在阿拉巴马州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摘西红柿可不容易，他自己非常幸运，因为至今还没有在干活的时候晕倒，但是很多人都晕倒过。不过由于长时间的弯腰工作，他的脖子还是有慢性的神经压迫。他说：“我无法理解这个新法案，没有美国人愿意做这些工作，他们通常只要干上一天，第二天准保不会再来。”

类似的抱怨在阿拉巴马州随处可见。扎德·史密斯和其他几个农场主正盘算着以后该怎么办。22岁的史密斯说，他有85英亩的西红柿地，可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摘过，因为他的35个工人有30个不见了。这些工人和他一起工作了很久，可是新法律一通过，他们就都跑了。史密斯说，州政府希望美国人来干这些工作的想法太可笑了，他在伯明翰发了招工广告，很多人来了几天就不干了，因为收入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乔伊·拜尔顿在附近也有一个30英亩的农场，他说政府搅和进来并制定了这个法案，是想让美国人开始工作，可是他们没有。

美国人不干又脏又累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太娇气么？为什么在这样萧条的时候，失业的人还是拒绝接受这些就业岗位？反过来说，为什么农场或者公司希望用这么低的工资(不提供福利)，让人们精疲力竭地干一份季节性工作？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还是拒绝接受这些工作，那么可能并不完全是那些不接受工作的人的错误，也许市场也出了问题。

汤姆·瑟蒂斯已经厌倦了雇主们的抱怨。他说：“不要告诉我阿拉巴马州人不能摘西红柿是因为劳动强度和炎热的天气，你去炼钢厂、铸造厂还有其他行业看看，很多人都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不同的是在炼钢厂和铸造厂人们可以得到福利和很好的收入。”

新移民法案生效后几周，几百名美国人开始摘西红柿了，34岁的杰西·杜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这儿的工资不高，一篮子西红柿才挣2美元，可这总比无所事事好。杜尔非常强壮，可他还是对工作的辛苦表示吃惊。他说：“不是谁都可以做这份工作，我正在慢慢适应。”可是工作三个星期后，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和他一起来的7个人只剩下2个，很多人认为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

这些年人们才有了这样的概念：农场里和食品加工厂的工作应该由外籍劳工来做。上个世纪40年代，在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工人大都是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墨西哥签订协议，临时输入劳工缓解用工压力。450万墨西哥人来到了美国，最初他们都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或者果园工作。1964年，他们几乎遍布美国所有的州，而且很多人都有了绿卡，成为永久居民，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远离田地。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梅西说：“农业劳动力已经完全打上了外籍劳工的印记，一旦这个领域被外籍劳工统治，那么印象就很难消除。”

梅西说，美国人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辛苦和报酬低，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种工作低人一等。这和工作本身没有关系，在一些国家，当地人拒绝从事美国人抢着干的工作，比如在欧洲，汽车制造业是外籍劳工干的工作，可在美国，是本国人干的工作。

在阿拉巴马州，这个转换过程非常缓慢。尽管外籍劳工从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1990年，只有1.1%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当年的人口普查中，所有拉丁美洲人和北美洲以外出生的人口只有8072人，但是2000年，拉丁美洲人就有了75830人。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拉丁裔占总人口的4%。

阿拉巴马州24亿美元的家禽养殖计划，触发了拉丁美洲人第一次移民潮，很多公司认为这个州的气候、丰富的水源、缺少监管和反工会的政策是非常理想的商业环境。周围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都转移到了这个州迅速发展的航空部门和服务行业，还有些人离开了阿拉巴马州，去西部和北部寻找办公室的工作或者是工作时间固定、收入高以及条件安全的制造业工作。仅仅10年时间，曾经的白人社区就有34%是拉丁裔。到了2000年，随着城市建筑热潮，南方种植业的发展和蒙哥马利西部的鲶鱼加工业的扩张，拉丁裔移民开始转移到其他州。在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并没有反移民情绪，可现在控制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将他们招来的移民视为敌人。

Harvest Select的厂房外边飘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招工，请来应聘。自从法律生效后，这个旗子就一直挂着。罗德斯说，他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些工作，他们不愿意为了最低工资去切鱼片。他只是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他说公司真的无法提供每小时13美元的工作，因为海外的竞争者付的工资更低，公司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

移民法案生效的当天，州农业部长约翰·麦克米伦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人们电话里的问题包括：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以后还要不要订化肥？麦克米伦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同事汤姆·瑟蒂斯是州劳资关系主任，他面临的问题更多，因为除了农业，他还要关注其他行业，尤其是建筑业和医院的用工缺口。州长宾利说这个法案通过后，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瑟蒂斯的工作就是落实这个政策。

阿拉巴马州建筑业联合会主席杰·列德说：“如果失业的人不接受建筑业或者家禽饲养业的工作，那么官员就必须帮我们找到外籍劳工，可是他们现在都跑了。”麦克米伦和瑟蒂斯整天和雇主们沟通，帮助想办法找工人，可是结果却让人灰心。麦克米伦说，不管怎么努力，外籍劳工留下的空缺都无法被填满。一些大的农场准备重新种玉米和大豆，因为这些作物不需要太多人力，而一些小的农场只能减产，最终很可能无法维持。

9月底以来，麦克米伦和他的副手就不停地参加州农场主的各种会议，人们都痛恨这个新法案。几个星期前州参议员斯科特·比森介绍这个新的移民法案时，愤怒的史密斯丢给他一个篮子，然后说：“你来摘西红柿。”可是比森拒绝了，他说：“我摘西红柿不能改变或者证明任何事。”

当政治家和雇主激烈辩论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了机会。19岁的迈克尔·马多纳多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然后去Harvest Select工作。他说自己喜欢这份工作，经理也说他是个好工人。不过因为现在人手短缺，所以下周他准备向主管要求给他涨工资。马多纳多说：“我会告诉他们如果能多付一点，我就继续工作，否则我就去别的州干。”

我也占领了华尔街

“作为个体，我们如何才能将这场运动的影响推广到最大？”一个示威者在演讲结束提问道。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娜奥米笑着回答。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内圈的人们朝外圈呼喊。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外圈的人们高声呼喊。

彭韧

一个月内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表面看诉求模糊，令人难以捉摸，但对亲临现场的我来说，恰恰是这个运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转过程里包含和传达了某种理想主义。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声嘶力竭喊出那句“All Day，All Week，Occupy Wall Street！”的口号，我会以为自己身处某个音乐节或者锐舞派对的现场。

这一幕与我在10月5日来到“占领华尔街”现场之前所想象的场景完全不同。在美国主流媒体为数不少的报道中，这场始于9月17日的民众示威运动看起来就像一场暴力革命的前兆。

10月1日，纽约警察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用橙色隔离网和塑料手铐抓捕示威者，这个场面让人直接联想起之前发生在埃及开罗广场的流血冲突。“阿拉伯的春天之后可能就是美国的秋天”，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范琼斯（Van Jones）当时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可我第一眼看到的“占领华尔街”现场，却像一个不设围墙的民权运动博物馆，一场井然有序的民众狂欢。

纽约秋夜寒意逼人，但在离华尔街一街之遥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里—示威者们从9月17日起便驻扎于此，并将其更名为“自由广场”（Liberty Plaza）随着音乐舞动的人满身大汗，包括几个白头皓首的白人老头老太太。一个已经连续敲击几个小时的黑人鼓手累到接近虚脱，猛地把鼓槌扔下，一旁跃跃欲试的观众立刻替换上来。强劲的鼓点动人心魄，连一旁表情严肃的纽约警察也不自觉地用脚轻轻跟着节奏拍打。

“加入我们吧，有免费比萨吃。”一个年轻人举起一盒比萨饼向一名黑人警察走过去，警察用力摇头，同时用手扶住腰间的警棍表示年轻人不要再靠近。“我们也在为你们的福利而斗争，欢迎下班后加入我们。”年轻人这句话引来了阵阵欢呼。

“这些场面是真的吗？”我指着一张警察从背后试图反铐住示威者的照片问从9月17日就来到现场的新泽西示威者Mullen。9月26日，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布朗（Paul Browne）曾对外发布消息说，有大约80名示威者被捕，被捕的原因主要是阻挠车辆和行人通行，但也有些人是因为妨碍政府公务而被捕的。

“当然是真的，”Mullen说，“但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举行走上汽车道的示威活动，警察也就不能再抓人了。”

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纽约看起来跟我2010年冬天来时没有两样。纽约城市大学校园离华尔街只有两个街区，在10月1日刚刚被示威者包围过，现在也已恢复了平静。一位正在这里就读的北大光华MBA交换学生告诉我：“电视台只挑冲突最激烈的画面播，其实我本人感觉（冲突）没那么强烈。”

这位姓祝的男学生说：“大部分纽约市民对这个活动目前只是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你想要什么样的美国？

全长524米的华尔街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紧挨着被称为“Ground Zero”的世贸大厦遗址，平均宽度只有11米的狭长街道被两旁悬崖般的大厦紧紧压迫，从街西头往东头走时，人常常会产生行走于缝隙间的错觉。尽管这条街是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但实际上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外，在十几年里，多数大银行或基金的总部都搬迁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时代广场或中央火车站周围的繁华商业区，只有高盛和美林还坚守在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华尔街早已经“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心理概念”。

即使是在以行人走路匆忙而著称的纽约，华尔街上行人的步速也称得上数一数二。到了秋冬季，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的风阴冷无比，行人们总是紧紧护住手中的热咖啡朝着办公室或者地铁站方向狂奔。这条街上唯一引人驻足的地方就是那头被认为是华尔街标志的铜牛雕像。从9月17日示威者试图占领华尔街开始，纽约警方将整条华尔街和附近几条交叉街道的街心地区，包括那只6吨重的大铜牛都用金属栏杆包围了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入。只有几步宽的人行道对行人开放，但人们必须随时保持走动，路上每隔几米就放置着醒目的“不准停留”标志。

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一直没有在这条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上进行。在放弃了围绕铜牛安营扎寨的计划后，示威者们在自由广场（祖科蒂公园）建起宿营地。起初，他们只停留在公园西南部，由于每天都有示威者携带着简单的行李铺盖和各式各样的主张加入这个运动，人们开始睡在所有能躺下的地方。当我10月5日赶到这里时，到了夜里，这个3100平方米左右的广场已经睡满了人，除了留出几条狭窄的过道供人穿行外，几乎没地方下脚。

自由广场上遍布美国历史上历次民权运动的缩影：鬓角佩戴着鲜花的年轻人在陈述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非暴力主张，嬉皮士们穿着五彩斑斓的服装，瑜伽大师和西藏喇嘛打扮的白人教导人们通过寻找内心平静来对抗外界喧嚣，戴着红袖章的左派人士则散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材料。广场中最常见的标志是代表美国传统的星条旗。一名示威者把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搬了出来：“每一代人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另一名示威者则戴着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的面具告诉行人：“这不是我想要建立的美国”。

“你想要什么样的美国？”我问。

“它应该属于99%的美国人，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华盛顿”说。

在来到纽约之前，我曾经试图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这场运动的负责人，但没有得到回复。到了现场我才明白，也许我的邮件还躺在邮箱里那成千上万份未读的邮件列表里呢。“你可以去采访广场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一个忙着回复邮件的小伙子头也不抬地说。“那么有没有能够代表运动组织方的人？”我追问道。

“每个人都可以，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因为那里属于我们，因为我们能。”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网站上所公布运动纲领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有力却含义不清。这导致我向很多示威者询问占领（Occupy）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以仅仅表示占据这块地方，也可以表示获得掌管权，但不如接管（Taking Over）那么强烈和清晰。当地的一个比萨饼店还适时地推出了一款名为“OccuPie”（与occupy同音）的比萨饼向示威者致敬。我的其他问题包括：占领之后该做什么？示威者们有哪些具体的政治诉求？但在广场上逛了半天，我得到的答案令人莫衷一是。

显然，不少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在他的专栏里评论说，这些示威者提出的政策要么很疯狂，要么就很难获得广泛支持，比如一名抗议者在一段视频中大喊着要求关闭美联储。在抗议者集资出版的小报《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里，他们要求政府采纳的两项政策是：社会化医疗和银行国有化。我很快意识到，广场中张贴的标语反映出的仅仅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美国普通民众对经济低迷的失望情绪。有的标语上写着“伊拉克战争。失业。阿富汗战争。谁在赚钱？华尔街的投机分子。”还有“银行被拯救。我们被出卖。”人们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给穷人减税、遏制大公司、从阿富汗撤军、停止偏袒以色列、增加教育机会、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爱护环境、不歧视同性恋、不虐杀小动物……示威者满腹怨气，从金融家的贪婪、不断膨胀的赤字到无所作为的政客都是他们的抨击对象，但鲜有解决方案或者明确的目标被提出。

但约翰·加普也说，抗议者还不是唯一“贡献”不解决问题的空谈群体，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在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某些问题太过严重，政客们一致认为解决方案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公平地说，华盛顿方面提出的某些构想同样愚蠢。”

“是否有明确的领导者”“是否有明确的纲领”——这原本是评价一场抗议活动是否值得人们关注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对银行家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灭感几乎席卷了所有的人，因此即使这次活动诉求模糊，目前也还无伤大雅。这场运动的内里实际上蕴藏着大量潜流：它的目标初看与白宫的目标一致，人们所称的“那1%”的富裕美国人，正是奥巴马总统的增税对象，他希望用增税所得为他的促进就业方案提供资金。但民主党人也担心长此以往，这个吵吵闹闹尚处于萌芽期的运动可能会疏远明年大选时民主党需要的独立选民。国际金融“大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公开表示理解这一运动，但也有人说，他其实只是不想让银行的主管领取高额红利奖金而已。

也有一派观点认为，保持这一活动难以捉摸的特点挺明智，“没有诉求的力量令人迷惑，媒体会发了疯似地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这场运动有多好玩儿

这个活动是由加拿大的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于7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文中号召2万人在9月17日占领华尔街，通过和平静坐等形式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之所以选择9月17日，是因为当天是美国宪法日。随后，以US Day of Rage为代表的各种美国社会组织在网络上反复商讨了操作细节。9月17日，当计划真正付诸实施时，示威者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他们大都是社会活动家、失业者和学生。我到纽约的这一天，10月5日，恰逢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运输工人联合会和纽约市立大学教职员工也参加了游行示威，人数据说过万，是该运动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这还没算上美国其他城市的声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芝加哥、华盛顿、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都有“占领华尔街”的翻版抗议活动。欧洲也不消停，10月2日的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年会是在3.5万名示威人群的抗议声中开幕的，游行者要求卡梅伦政府停止紧缩预算政策。10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第二大城市波尔图有13万人游行示威。10月中旬，我的一个朋友去芬兰的赫尔辛基出差，他在那里也遇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在纽约的华人留学生朱萧木一直通过微博向中国网友介绍这场运动，不过他本人是茶党的拥护者，并不同意大多数示威者的主张。他最为反对的是示威者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增加福利。朱的这一立场是典型的茶党主张，和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张信贷来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恰恰是“养懒人”，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而不是解决方案。但朱萧木也承认，跟这场活动至今不明确的主旨相比，它的组织堪称井然有序。

从示威者第一天入驻开始，面积大约3100平方米的自由广场就被井井有条地分为了几个功能区：广场的东北角因为有几排阶梯而成为了天然的议事厅（General Assembly），旁边是人们可以随意取阅的人民图书馆（The People’s Library），往西一点是问讯处（Info）和媒体区（Media），广场正中间是厨房（Kitchen），西头的开阔地作为展示标语和创作的区域（Art/Signs）以及表演音乐、舞蹈和戏剧的演出区，往南一点是医疗和安慰区（Medical/Comfort），还有专门的残障人士区和西班牙语接待处。

这就使得这次抗议活动的优势与其说在于其目的，不如说在于其形式——它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并且一直坚持运转低效的大众民主原则。尽管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但这次运动的真正主力是由纽约一班社会活跃分子、艺术家与学生组成的“纽约市人民大会”。“人民大会”中的每一个人，不但在每一项决策中被询问意见，还可以否决那些他或她不喜欢的决定。“占领华尔街”借助非暴力主张建立了威信——它迄今为止最具“破坏力”的举动就是10月1日的布鲁克林大桥静坐。对于身在自由广场现场的我来说，恰恰是这个运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转过程里包含和传达了某种理想主义。

我发现，经过了三周的演练，示威者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极为有效的沟通手势。每次听到“Mic Check”的呼喊声，就意味着有人希望公开发言。因为纽约市区和公园里禁止使用喇叭、扩音器等扩音工具，示威者们形成了一套手语：在倾听发言者说话时，人们伸手晃动五指来表示赞成；耷拉着手不晃表示反对；举起一只手指表示有问题，然后等待轮到自己发言。如果要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会，发起者会向周围提出聚会要求，然后四周就会有人组织回声测试，听到“Mic Check”号令的人重复呼喊一遍，在传声范围内的示威者便会席地而坐。一般这样做上两三次测试后，演讲者就能在原地开讲。虽然广场上声浪起伏，但在有人公开发言时却只有一个声音。

这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政府、警察和大多数示威者都还是在尽力保持克制，以免踩过界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彻底改变其性质。纽约州州长库莫（Andrew Cuomo）的态度是拥护美国第一修正案赋予抗议者的权利。纽约警方的抓捕活动都援引了法律条文，比如他们声称自己是根据一部1845年的法律才在9月19日逮捕了7名戴面具的示威者。在10月1日，纽约警察逮捕示威者的理由是他们造成了布鲁克林大桥机动车道被封闭。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尽管未必赞成“占领华尔街”对银行家的指责，但他也表态说，市政当局允许反对大公司的抗议活动继续，不过前提是示威者必须遵守法律。

另外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占领华尔街”是一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抗议活动，它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如果无法来到现场，你可以在各种网站观看视频直播，在Facebook和Twitter里随时刷新跟进活动进展，加入论坛参与讨论，甚至在苹果和安卓平台的App Store里下载相关应用。一些在冲突中被逮捕的人在被捕数小时后还在不断通过Twitter发信息。来自全球网友的支持和评论也会被即时输出到媒体区旁一台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小组讨论的议题可以随之调整。外界的互动反馈推动了这个运动像生物一样缓慢地“进化”。比如，示威者已经意识到外界认为他们的观点空泛，其中一些人开始集中讨论如何将他们的主张变为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纲领。

10月6日，当我在广场游逛时，接近下午五点，两名女子无声地在公园中心花坛的台阶上举起两块写着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hin）名字的纸牌，人们开始朝着纸牌下聚集。娜奥米·克莱恩是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以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她的两本书《No Logo》和《休克主义》在广场上的“人民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在示威者中很有市场。因此，这一天演讲聚集的观众人数很多。

娜奥米·克莱恩在五点准时地站在了台阶上，作为一个以反消费主义而著称的女性来说，她的穿着看起来时尚而干练。她的出现引起了台下一片示爱的喊声，见惯了群众集会场面的娜奥米也忍不住笑了。跟公开发言一样，在自由广场演讲时，人们用集体呼喊来代替麦克风。娜奥米每讲一句，她周围的人便一起高声重复一次，随着人群越集聚越多，外围的人群又会再高声重复一次，这样几乎广场上的每个人都能听到。经过两次重复，娜奥米的轻言细语变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喊，重复也让略显平淡的演讲具有了诗歌一般的韵律。

“作为个体，我们如何才能将这场运动的影响推广到最大？”一个示威者在演讲结束提问道。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娜奥米笑着回答。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内圈的人们朝外圈呼喊。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外圈的人们高声呼喊。

呼喊和笑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我的广场之夜

娜奥米·克莱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自由广场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制作了《华氏911》的独立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s）和奥斯卡奖影后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都曾来过自由广场发表讲话。在我离开美国之后，据说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和音乐人拉塞尔·西蒙斯（Russell Simmons）也跑到自由广场去发表了演说。

“你应该来广场待一晚，这样你才会真正了解这里在发生什么。”一位脖子上挂着写有“我有家有工作，没中年危机，但我也来了”标语纸牌的女士对我说。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个建议听上去有点不太现实，但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女孩坦率地说，她就是来纽约旅游的，这里管吃管喝还有音乐，所以她搬过来了，“这儿比名声不佳的纽约青年旅社可强多了”。

广场的厨房为所有人免费提供比萨、土豆泥、水果沙拉和各种小食品，你所需要的只是排队等候，如果愿意也可以为示威者捐款——美国第三大冰激凌品牌Ben&Jerry是第一个赞助此次运动的企业。当我10月11日决定留在广场过夜时，忽然发现食物中出现了一盆广东烧鹅，我在心里盘算着烧鹅块数与排在我前面人数的比例——这盆非常规的菜可能来自于某位华裔市民的捐赠。可惜的是，在我排到之前它被瓜分一空，连盘底的酱汁都被刮得干干净净。不过我还是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免费晚餐——在纽约，好食物和好服务都售价不菲。

在广场转了两三圈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放下整张防潮垫的地方。“天气预报说今晚会下雨，祝你好运。”30多岁的纽约人Abbie对我说。他毕业于纽约的私立高中，拥有一家小型建筑师事务所，看起来，他并不属于大部分示威者所属的阶层，但“站在哪个阶层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他告诉我，“这场运动即使是在美国也不属于主流现象，我想这些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表达自己。”他曾在复旦大学待过一年，懂一些中文。因为担心下雨，原本打算在广场过夜的他决定回家，就把之前领到的铺盖借给了我。

刚安顿下来不久，我就目睹了一次辩论。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占领华尔街到底意味着什么？”晚上9点多，一个刚刚从华尔街下班身穿高级定制成衣的男人走进了示威者中。通常，那些从华尔街走出的人只会掏出iPhone朝着自由广场方向拍照，真正走进广场的并不多。

“我跟你们一样辛苦工作，不知怎么就成了你们这些人憎恨的目标，”“华尔街男士”很快就跟躺在地上的示威者们展开了辩论。一个参加露营的小伙子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拥有你们根本用不完的资源，难道不应该拿出来一点吗？”

“我来自前苏联，相信我，这种想法不是什么好主意，最终你的那一份也会被拿走。”“华尔街男士”一边回答一边抽身离开。

“谢谢你跟我们对话，这是个好的开始，不是吗？”年轻人冲着他离去的背影喊道。

在自由广场露宿除了要应对天气突变外，其实还有个隐含的法律问题。自由广场是一块属于纽约Brookfield房地产公司的私有财产，这家公司在法律上有权要求示威者撤离。即使没有法律阻碍，纽约户外的寒冷天气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十月初的纽约夜晚已经寒意逼人，再过一两个月就会天寒地冻，何况还会遇到雨雪。不过，组织者们已经成立了“冬季委员会”，以便为将来的寒冷天气做准备。

“兄弟，你的被子太薄了，今晚挺冷的，”黑人鼓手Xieti路过我的“床位”时，不由分说地把他的鸭绒睡袋放到了我的铺盖上，“明天早上再还给我。”

一小时前，我还在担心晚上没有铺盖，但现在我已经有了两床被子，我决定垫一床盖一床。跟我并排入睡的是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小伙子，他的老师允许他请一个月的假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来纽约，但这不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示威了，学校是不赖，但是我能在这里学到更多。”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我醒了，对面街上的华尔街人正以冲刺的速度跑向办公室，开始他们忙碌的一天，广场上的人则大部分还在酣睡。

预报中的阵雨最终没下，倒是有人在轻声吟唱鲍勃·迪伦的《暴雨将至》。尽管这一天纽约气温骤降了几度，有了真正秋天的感觉，不过Abbie和Xieti借给我的两床被子让我感到很暖和——我的占领华尔街之夜除了安稳地睡了一觉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淳厚——虽然不靠谱，但是印度人正在加快追赶世界的步伐

为什么要去印度

“印度人真是淳朴，换了那么多次钱，从来没遇到过假币。黑市那种地方，就算给你假币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也有拿到“一本儿”印度钱心怀忐忑的经历，所以对此非常认同。回国不久，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萨奇布来北京，见面谈起这件事，他们的中国总代表田芙蓉告诉我，这是老话题了，其实是个误解。印度没有假币，是因为做假成本更高。根源还是印度没有制造业，搞个印刷机不容易。

李国卿

3月16日晚间出发，4月16日凌晨返回，本刊主笔曹可臻与我一起完成了为期整整一个月的印度采访。

“为什么要去印度？”

在行前、归来乃至驻留期间，这是我们被问及最多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印度，尤其是，作为一本商业杂志？

答案似乎并不难找。

如果让专门为中国人提供服务的孟买中国客栈老板李海彬来说，这半年一定是他们开业以来生意最红火的日子，到印度做生意的中国人一时络绎于途，几个合伙人几乎每天都要挤一个房间才能腾出更多的客房。在这里，我们见过来卖手机的、卖抗生素的、卖矿山设备的、卖化工产品的……就在离开孟买前往班加罗尔的前几分钟，我们还见到了卖航线的——国航的刘秀英大姐以前是这个客栈的常客，最近孟买到成都的新航线开通，她在这座城市就要建立自己的办事处了。推销基站天线出身的客栈李掌柜越来越觉得这是一桩前途远大的生意。在我们回国之前，他已经先行回到广东中山探望妻女，女儿今年九岁，如果全家决定今后到印度生活，现在已经到了为她设计在印度的教育规划的时候了。

总部设在加尔各答的中国一冶印度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洪涛用“爆发期”来形容这半年中国企业赴印的热潮。究其原因，他觉得一是最近国内的市场形势不太好，二是印度的市场实在太大了。

第一条只能算是临时因素，印度市场却是一个长期机遇——自2000年以来，连年高速增长已经在印度培育出相当可观的市场与消费需求，甚至连一些跨国公司也在考虑将它们设在东南亚的区域总部迁往印度。看来只要有这第二个因素存在，“爆发”就还会持续下去。

回国后的几天，我一直在回味，现在每天发生在李掌柜中国客栈的商业故事应该不比佟掌柜同福客栈的武林外传有丝毫的逊色。但如果我们的读者是一位即将在那里登场的中国商人，他会期望从我们的杂志上先了解哪些“剧透”呢？

矛盾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印度这位近邻依然是一个在心理和习俗上非常遥远的国家。到那里的中国人，即便商旅经年，也大多没有多少与印度社区的私人互动。我最初听到华为员工在印度连刷牙都长年坚持使用矿泉水时还感到十分惊奇，去过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绝不仅限于华为。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印民间交流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但在目前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显然是赴印创业者获取内心支持的最重要来源。毛洪涛说，即便还没有成立商会，在印度的中国公司也喜欢定期聚会交流。“他在前面摔过跟头，你跟在后面，受益匪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移民欧美的经验中经常会被用来互相提醒的中国人欺骗中国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印度，中国人相见还是很亲切的。一是确实人少，二来环境实在陌生。

我们在印度拜访了三大IT巨头之一的Wipro，参观了它最富盛名的班加罗尔企业园区，也派记者在博鳌论坛与塔塔集团高层深度交流，对方欢迎我们随便参观它在印度的任何业务。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与中国商人相关的话题上——没有别的，就是想通过记录他们在印度留下的开拓印记，为后面整装待发的人们提供某种熟悉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提供信心。

印度伙伴眼中的中国商品，与中国商人直观的印度市场，这两种角度的辩证合参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最强势的领域受到的威胁和在似乎毫无机会的产业中的机会。

让我们举例说明：

身处自殖民时代起就是德里最高档俱乐部的Gymkhana，今年75岁的印度独立元勋之子Ajay对我说，你放眼望去，随便看，这个大厅里的空调、电扇、灯，全部是中国制造，虽然它们都被贴上了一个印度名字。德里的khurshid Market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是印度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印度人一向也认为它是亚洲最大的——我们在这个市场里转了两个小时之后得出结论：这就是一个中国商品市场，并且此结论至少具有90%的准确性。

是不是感觉很好呢？

而印度朋友的看法却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商品越成功，中国商人就越失败。道理很简单：首先，质次价廉的小商品影响中国制造的整体声誉；其次，由于印度政府不对外国人开放零售业，这部分生意全都是印度人做起来的。国航印度经理赵全桢提供的数据是，每年印度人飞中国，六七十万；中国人飞印度，六七万——这些十倍于中国的印度人大多是去进货的——印度人因而控制了小商品领域的所有渠道与销售环节，中国商人以后再难进入。

Ajay的建议是，中印贸易处于转型期，转型的主要诉求是升级。说得具体点，现在是时候把中国的工业制造引入印度了。有一个情况可能国内的人不太了解：印度是没有制造业的，或者顶多算是制造业刚刚起步，比如纺织业。以它刚刚发射的“烈火-5”洲际导弹为代表，国产化程度极低，几乎所有环节都依赖进口。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插述一则趣事。在孟买的时候，因为一时找不到货币兑换点，我就向早几天到那里的联邦制药的小伙子打听。他建议我到黑市换，汇率比银行划算。然后就对我感慨：“印度人真是淳朴，换了那么多次钱，从来没遇到过假币。黑市那种地方，就算给你假币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也有拿到“一本儿”印度钱心怀忐忑的经历，所以对此非常认同。回国不久，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萨奇布来北京，见面谈起这件事，他们的中国总代表田芙蓉告诉我，这是老话题了，其实是个误解。印度没有假币，是因为做假成本更高。根源还是印度没有制造业，搞个印刷机不容易。

以前印度主要从欧美进口工业设备，后来发现好多也是贴牌，买来买去都是买中国的，还不如直接从中国买。在古尔冈，一家据说位列印度百强的企业老板竟然和我们说，你能不能拉个单子，至少列出三五十家中国最好的设备供应商的联系方法？

了解完中国的优势，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优势领域。印度一向以“世界办公室”自居，想来在IT领域中国应该没有太多机会，而这种主要得自宣传渠道的印象其实也经不住推敲。正是在IT领域，在国内似乎并不显著的UCweb今年就要做到印度手机浏览器市场的老大。两年前被ABB派往印度担任VP（副总裁）和CIO（首席信息官）的李清源给我们分析，印度三大IT巨头的业务都属于“企业IT”，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则是以“Customer IT”为主导。印度市场这两年在低价策略的推动下，3G网络的普及情况远胜于中国，互联网的变革，包括“云技术”的发展应用，迟早会对传统的“企业IT”模式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巨头们的反应显然不是最灵敏的，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新晋机会。

这可以算是我们一个月访问印度的最宝贵经验：在这里，任何事情都不能仅凭第一印象做表面的理解，真实情况往往与它表现出的样子截然相反。

这种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信心，最终是为了支持可以让人直面风险的判断。印度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体制、特殊的两国关系都会对商业活动产生影响。TCL是最早一批进入印度的中国企业，由于没有找对合作伙伴，铩羽而归；海航曾经开通国内到加尔各答的航线，由于不熟悉印度的官僚体系，一共飞了4班就负气而回。但就在我们进行采访的这一个月，从驻印度的中国商人口中，我们听说了TCL准备重回印度的消息，而海航也在重启谈判。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市场实在太大了”，大到让中国商人无法放弃。

即便对印度人来说，诸多表面理解也绝非靠谱。印度的“无厘头”报纸天天渲染敌对情绪，连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印度员工看过后都会问她的老板：“是不是要打仗了？”她老板对我讲：“这都过去三四年了，还没打呢。”

中国商人身在客途，很容易受印度人情绪化的影响，但也往往因而忽略了他们的务实作风——“生意就是生意。”有经验的中国商人会告诉你，虽然印度人普遍也都有某种民族主义及各种衍生情绪，但在商业利益面前，他们都能很容易地做出选择。前一段时间在义乌发生的债务纠纷，被印度媒体炒成了罗生门，印度驻华使馆甚至建议印度人不要去义乌“那个危险的地方”。结果没有印度人听他们使馆的——不去那儿去哪儿呢？生意在那里。连炮火连天的伊拉克都有人抢着去，去义乌顶多中个暑，算什么危险？

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过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有一章叫“中国与印度”，回顾了这两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交往。从历史上看，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佛教的输出，而中国对印度提供的则是数学、天文等等。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体系中，经常用于表达欢乐和谐场面的一个词叫做“龙象腾骧”，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龙象共舞”的古雅版本。商业虽然是个通俗的东西，但由它所带动的“共舞”，其内容却比古代更为丰富，终场的欢乐也未必输于古人。

佛教认为，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座是世界的中心，但在《白老虎》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眼中，那里如今却属于黑暗印度，书中主人公就出生在离金刚座几公里远的地方——世界多个国家在金刚座附近建有寺庙，如同派驻的使节。其中代表中国的是“中华大觉寺”。我经过时被它正门两侧的楹联所吸引：“中华发展遍天下，大觉慈容满虚空。”上联赞当代中国，下联夸古代印度。匾额上的题署说明这副对联是由一位法号本焕的和尚在103岁时所撰。就在那几天，本焕法师于深圳辞世，终年106岁。算起来这门坊应该是三年前整修的，所以措辞也颇具时代气息。

在“中华发展遍天下”一侧不远，我们走进一个小店为手机充值，店内也有手机出售。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在这“世界中心”或“黑暗之地”的货架上摆着的几款联想LePhone手机。

“多少钱？”

“1800卢比。”（合人民币200多一点）

“旁边那款Samsung呢？”

“4000。”

“它们好像差不多？”

“嗯。”

“哪个卖得好？”

“都很好！”

真是很有趣。

德里的“中国先生”（一）

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曹可臻

我们在3月17日凌晨4点抵达德里，5个小时后，Raman先生就出现在了酒店的大堂里。

德里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旱季，每天的气温都在向40度迈进，而Raman先生却穿着一身灰色的西服，里外都裹得严严实实。相比之下，我的装束就太不正式了——T恤、短裤、运动鞋。

“叫我Ajay。”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大堂里的沙发坐下。他的膝盖刚出了些问题，现在还在进行康复性训练。

Ajay已经75岁了，满头银发，行动缓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他虽然年逾古稀，却依旧志向高远，或者说是野心勃勃。

我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Ajay的。2002年到2004年，他曾在杭州浙江工商大学教书，专长是质量控制，即如何在成本付出最低的情况下使质量得到最优化。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此外，他还经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中印企业彼此寻找合作伙伴、货源以及市场。

早在2003年，Ajay就看到了中印之间的商机，他曾帮助好几家印度企业在中国找到了供应商，比如，为印度一家大型塑料产品制造商从中国进口设备等等。那一年，他还在印度商业联合会做了一次关于印度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报告，但没能引起重视。他对联合会的漠视很无奈：“中国和印度必须一起发展，可惜印度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把中国人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曾问他，既然早就看到商机，又从事咨询那么久，为什么自己不和中国做生意，哪怕是进口些中国商品到印度卖？事实上如果从2003年他就开始在中印之间做贸易，一切顺利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了。在义乌有很多成功的印度贸易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起步时间甚至在2003年之后。

“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我，但咨询是我的专业。”他的回答很简单。

每天早上五点，Ajay就起床工作，他在一个商业组织的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邮箱，网站会不定时地向他发送来自中国的货源消息和需求。他会在这些信息里寻找商机。

“你们中国人总是喜欢睡懒觉。”他曾在德里时间上午五点，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半给我打电话，而我仍在睡梦中。他说他可不喜欢把时间花在做梦上。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安享晚年呢？他说：“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曾向她保证，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尽全力去完成。”

这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问题是，我们很快就领悟到，他希望我们也能效仿他身体力行的这个诺言。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直白地向我表达了他的要求：“请向我保证，亲爱的，想办法让我回到中国。告诉他们，中国需要我。”

之后他又陆续向我们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为他介绍中国生产电动车的企业，为他列一张至少包含50到60家中国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名单以及为他介绍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等等。

我曾多次告诉他，我们是记者，主要的工作是采访报道，而他却固执地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能够让他获得中国企业的青睐。

“好吧，我会在文章中写上你还想去中国的。”我对他说。

“不，不是我想去中国，而是你想Ajay到中国去。你要告诉别人：‘我们需要他’。”他强调：“我希望你能为我这么做，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位杭州的女士看见了我关于质量控制的论文，并且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相关的研讨会，她对人们说中国需要Ajay，于是浙江工商大学就聘请我做教授。你知道，我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硕士学位，我只是个本科生，不过我有40多年的经验。”

中国经验告诉Ajay，毛遂自荐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在我们面前，他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留恋，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自己的优势。我很好奇是什么让Ajay对中国念念不忘，于是在他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的间隙，也不断地问他“why”（为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中国，人们会倾听你的想法，而在印度，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又有一次他说：“中国让我感到年轻，让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还有一次他回答：“如果现在不在中国找机会，那么你就会错过这趟车。”

“在印度，人们都叫我‘中国先生’。”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Ajay向我宣布。他对这个称谓相当满意。

“如果你愿意，也叫我‘中国先生’吧！”

非常态官二代

酒店位于新德里康诺特圆环（Connaught Circus）的外环上。在英国人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所设计的新德里，康诺特圆环的长廊和廊柱是最能体现其简洁古典主义的一部分。虽然如今以圆环为中心的辐射网道路上已冒出一座座庞大的新街区，但圆环本身依旧保持着百年岁月的痕迹，以至于当我们在凌晨到达时，误以为到了落魄凋零的城乡结合部。

“这里是德里最昂贵的街区之一，价格丝毫不逊于上海，甚至纽约。”Ajay说。他的房子就在附近，自然也价值不菲。寒暄一阵后，他便邀请我们去家中做客，不过在此之前他决定先带我们看看新德里。

我们坐进他的雷诺轿车，开车的是他的司机Manish。在印度，有自己的汽车和司机是每个有身份的人必要的排场，而且花费并不大。

“恰路（走），恰路（走）。”Ajay一边用印地语指挥着司机，一边向我们介绍沿途的建筑。到德里之前，我正在阅读英国人威廉·达尔林普（William Dalrymple）的《精灵之城：德里一年》。在书中，达尔林普尽情地表达了他对勒琴斯所设计的新德里的喜爱。

当空军总部、陆军总部、国会、议院、总统府，以及赫伯特·贝克(Sir Herbert Baker)设计的两栋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在我们眼前一一经过时，我开始理解达尔林普的感受——“新德里是大英帝国所创造的最精美的建筑艺术杰作……是特意建造来表现英印统治权威的牢不可破的”。

Ajay对勒琴斯的布局和建筑设计也是赞誉有加，不过他认为这是印度人的骄傲。“多么美好和平静啊。没有哪里比得上德里——这一大块一大块的草坪都是公共区域，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享受这如画的风景。”

车子最后从拉吉路穿过。在达尔林普的笔下，这条曾名为“英王大道”的路“是世上最宏伟壮观的庆典大道之一，是大英帝国的香榭丽舍大道”。而对于Ajay，这里有更特殊的意味。

“那是印度门。”Ajay指着拉吉路上乳黄色的凯旋门说，“1921年，我父亲第一个将代表印度独立的三色旗（即现在的印度国旗）插在了上面。第二天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过几天后又被放了出来，因为当时他还不满18岁。”

“你的父亲？”我们很惊讶。

Ajay早已预料到我们的反应：“他是第一位被人民选举出来代表德里的国会议员，也曾是德里市的市长。”

“对了，1954年他还曾跟随尼赫鲁访问中国，见了毛主席。当时是江泽民接待的他们。你知道，那时候的江泽民还只是‘小江’。”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翻到相册里的一张黑白照片，指着上面的人头对我们说：“看，这是尼赫鲁，这是我父亲，这是毛主席。”

回程的路上，通过Ajay的描述，我们大致清楚了他的父亲——一位国大党“老革命”的一生：

RadhaRaman1生于1904年，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热情，14岁时便跟随圣雄甘地加入了自由革命（Freedom Movement）。1930年，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也参与其中。1942年，他又参与发动了童军运动（Scouts Movement）。

同时Radha也是甘地反物质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一生都坚守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洗，一套穿。即使在冬天，他也只穿这两套。

印度独立前，Radha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大约度过了13年的时光。他是国大党的元老，是国大党青年团（CongressSevaDAL）的创建人，并深得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任。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国旗第一次飘扬在红堡中，就是由Radha亲手系上，由尼赫鲁升起的。

1952年，Radha被人民选为德里国会议员，并在之后的十年里连任。1966年英迪拉·甘地组阁领导政府。次年，Radha被任命为德里市的教育部长。四年后他又被选为德里地区的首席部长（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北京市的市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77年。

说起父亲，Ajay滔滔不绝。天气很热，他的汗水渗出了衬衫，嘴唇也起了皮，但依旧意犹未尽。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他在国家和省的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不过教育是他一直专注的领域。他在德里创办了三所学校，其中一所还由当时的副总统亲自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我们至今还经营着这三所学校。”

后面的几天里，Ajay又陆陆续续和我们说了些家族的辉煌往事，其中最令他感怀的应该是1961年他结婚时的盛况：

“再也没有这样的婚礼了！那是多么不同的一次庆典！总统来了，总理来了，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来了，包括英迪拉·甘地也来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婚礼，印度的三位总理同时到达，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在庆典开始前，尼赫鲁代替了我父亲，作为新郎的长辈在门口迎接总统和副总统！”

不难从他的话中听出对往昔的留恋，但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便会立即转换语调：“哎……不过都是些老故事了！”

我问Ajay：“为什么你没有像很多印度政治家的孩子一样子承父业，也进入政界？”

家族世袭制在国大党内是一个普遍现象。“当一名高级国大党成员退休或死去后，他的后代中的一个就会继承其位置。而且国大党还促使这种王朝式的继承行为在印度社会更广泛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正常化。”《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中写道：“……在印度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高级职位没有被各大家族触及，即中央银行的行长以及陆海空总参谋长。”

“我确实也是有机会的。”Ajay回答，“1982年父亲去世，英迪拉·甘地到我家吊唁时曾问我是否愿意进入政界。我其实可以很简单地说‘Yes’，当时的氛围非常有利。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政治和我一直从事的机械工程实在太不同了。她也觉得我的脾气不太适合政治。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事不光看结果，也看过程。所以我听从了妻子的意见，那一章也就结束了。”他说得很平淡，但依旧透着些许遗憾。

“中国先生”不“中国”

车子很快便抵达了Ajay的家。这座两层楼的寓所就是之前英迪拉·甘地来吊唁的地方。Ajay从父母手中继承下来，现在和两个儿子一同住在这里。

房子是一长条排屋中的一段，有些年岁了，白色的外墙有些泛黑。不过相比之下，相邻的几间房子更显破落，有些玻璃碎了，也没有修。寓所前左右两边各有一堵墙，围出了一个花园，不大，但足够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

Ajay的卧房和两个儿子的家庭都在一楼，书房和会客厅在二楼。我们随Ajay直接从狭长的楼道上了二楼的书房，这里也是他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目前唯一的员工、总经理Dayal Chand先生正站在书房门口等着我们。Dayal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高高瘦瘦，话很少，对Ajay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书房里置着两张桌子和四个柜子。几乎所有的柜子上都摞满了文件夹，只有最里侧的小柜子除外。那柜子的上层供着印度教的神明奎师那（Krishna）、象神迦尼萨（Ganesha）和大师赛巴巴（Sai Baba），下层则摆放着中国的弥勒佛、大元宝和其他一些工艺品。

“看，他们都来自中国。”Ajay拿起大元宝和弥勒佛说，仿佛这是“中国先生”最好的装饰。

Ajay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历程。简而言之，在去中国教书之前，他曾在印度一家著名的机械公司供职20年。1989年，他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聘请到印度尼西亚为其政府工业部做了4年半的顾问。1994年回国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创办了现在这家咨询公司。

他一边介绍，一边还从柜子里陆续翻出很多文件作为证明，其中最有趣的是两本《世界名人录》。Dayal很熟练地为我们翻到第7378页，那一页上印有Ajay和他的咨询公司的概要。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名人录，往往只要付点钱，就能上名册。于是我问Ajay：“这需要花钱吗？”

或许是问题太过直白，他有些不悦：“当然不，只有在行业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和公司才能上这本书，这是世界范围的。”

我为我的直白感到不好意思，便仔细阅读了《名人录》上的介绍。根据上面的解释，这家由Ajay领导的共有11位专业人才组成的咨询公司可以为企业提供几乎所有的商业咨询服务，从生产上的技术质量管理，到市场销售，再到出口服务、跨国合作都是它的专长。我对该公司的全能感到惊讶，但并不打算继续刨根问底，以免惹得“中国先生”更加不悦。

“喝些茶吧！”Ajay说，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建议，他的介绍实在过于冗长了。

我们穿过门廊到了会客厅，两个穿着艳丽纱丽的印度妇女正从门廊尽头的露台上偷偷地望着我们。Ajay告诉我，她们是他的仆人，一个负责打扫房间，一个负责烧饭。一开始，我曾想，如果是在中国，这两人的劳力必定可以缩减为一人。后来，在印度的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两人是必不能省的。虽然等级制度在印度已被废除，但隐形的等级制一直存在。印度仆人有明确的分工，且职责不能僭越。一个得体的印度家庭也必须有几个不同职责的仆人。

相比书房，会客厅宽敞多了。除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大花瓶外，一台大约50英寸的液晶电视是这间房里最大的亮点。Dayal为我们送上了印度奶茶和饼干，我们喝着茶，开始谈论起中国和印度。

“印度已经和中国有一定差距。”Ajay说，“2001年，中国突然加入了WTO，之后的6个月，世界就充满了中国的产品。印度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无论我们对欧洲、美洲出口什么，中国都有相当于我们半价的商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认为1997年是印度和中国发展的分界线，从那以后中国发展更为迅猛。“我2000年到上海、杭州。那时上海只是个很普通的城市，没什么高楼大厦。杭州连空调公交车都没有，出租车很少，没有人有汽车。青岛、宁波、石家庄……也都没有发展起来。”

这明显不是事实。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就在快速道上，而印度的经济是在1991年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后，才有了显著改观。中国自1990年以后，除了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长率分别在7.8%、7.6%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而印度的GDP增长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攀升，达到8%以上的。此外，上海在2000年之前就已高楼林立——当时的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和现在上海排名第八的交通金融大厦竣工于1999年，230米高的中国银行大厦也建于1999年，211米高的万都中心完工于1998年……至于杭州，缺少出租车是它一贯的问题，但2000年时，杭州的私家车总数已达16.28万辆。

不过，我并不打算因此而完全否定“中国先生”。和大多数印度人相比，Ajay确实已经够“中国通”了。

两个星期后，在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火车站里，有一位印度警察问我：“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四通八达的铁路吗？”当我告诉他“是的”时，他紧接着又问：“你们的铁路经常出事故吧？”我明白他指的是去年高铁出轨的事故。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来自媒体，而“自由”的印度媒体却总以中国的负面报道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位警察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由独裁统治者控制的，贫穷但发展迅速的军事大国。

我们打算继续向Ajay打听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情况，于是我问：“您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到印度发展吗？”

“是的，我感觉2001年以后到印度来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Ajay回答。我们本想听听他的观察，但Ajay总有这样的本事，无论说什么都转回到他一直想向我们灌输的重点——中国需要Ajay，中国企业需要Ajay：“通过以往的经验，我们学到——公司要进入一个新市场，比如印度，就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在当地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一直研究企业如何在印度发展，又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过，为印度企业工作过，也懂得印度政治，所以我在这四个方面都具有优势！”他说，“中国先生”这个称谓不仅意味着他比大多数印度人更懂中国，也意味着他能为中国做更多。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于是我提议：为了感谢Ajay对我们的帮助，中午请他吃饭。然而没料想这个提议倒引起了些小尴尬。

“你的预算是多少？”我一提议，Ajay便直截了当地问。这话令我有些窘。对于习惯了“客随主便”的中国人来说这可不是一句有礼貌的话。

“您想吃什么？”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面露难色似的对我们说：“我只在自己的俱乐部或者五星级酒店吃饭。”

之后他吧啦吧啦解释了一大堆，大致内容是：他只放心五星级酒店和他的俱乐部的食物，而我穿着运动鞋和短裤，进不了对着装要求严格的俱乐部，所以唯一的选择是五星级酒店。但五星级的价格有些贵，他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我们当然表示理解。不过在路上，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德里的“中国先生”（二）

当时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印度两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发展中国家，谁能最终胜出。谈话的结论是：有信仰支撑的印度或许会比没有信仰的中国走得更远。

看来那时的结论也未必正确。印度人常说“生意就是生意”。在生意场上，没有朋友，也没有宗教。

曹可臻

大儿子：我想找几个好产品引进到印度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家族，Ajay安排我们晚上和他的大儿子Prabhat见面。见面的地点正是他先前向我们提到的“他的俱乐部”——德里金卡纳俱乐部（Delhi Gymkhana Club）。

Ajay深为自己的俱乐部感到骄傲，从下午就不断地向我们介绍它的特殊性：“金卡纳是德里‘最’顶级的俱乐部。它是卢提彦设计的新德里中的一部分，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它最早是驻印英国官员们的俱乐部。独立后才向印度人开放，要成为它的会员必须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贡献……”

这一天，俱乐部里的人可真多，我们甚至无法在酒吧间里找到位置，只能被安排在酒吧间外的一个玻璃隔断里。玻璃隔断的那一边，俱乐部的现任主席印度空军中将NareshVerma正在和会员们握手寒暄。Ajay骄傲地告诉我们，中将是印度空军中的老二，也是他的朋友。

片刻后，中将果真走到了我们的身边。他是个温和的人，说起话来喜欢不停地摇头。他礼貌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祝我们在印度有个愉快的旅程，但当我们请求合影留念时，他却坚定地拒绝了。Ajay向我们解释，中将有可能即将被任命为印度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所以不太方便和外国人合影，怕给政敌落下话柄。

Ajay告诉我们，俱乐部主要由公务员、军人和专业人士组成，为了保证平等，并不欢迎有钱的商人。俱乐部有一个自治委员会，每年都会进行选举。要成为金卡纳的会员除了需要现有会员的提名外，还必须通过委员会审核。中将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当我们和德里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的萨奇布博士提起金卡纳时，我们才知道：“现在要加入金卡纳，恐怕要在等待名单上排上100年的队。”

Ajay的两个儿子Prabhat和Puneet也都有金卡纳的会籍，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排了近100年的队，而是因为金卡纳也有“世袭制”的传统。如果你是会员的孩子，12岁时便可以被提名候选加入，16岁时可以获得一张附属会员卡，到了25岁就可以获得独立会籍，参与自治委员会的选举了。

Prabhat姗姗来迟。他的个子不高，大腹便便，是一个幽默、健谈的人。因为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所以他对教育和政治也颇有热情。目前，他除了负责料理祖父留下的两所学校外，还担任着德里国大党秘书长的职务。

“两年前，我对中国还不感兴趣。”Prabhat一坐下便说，“但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他说中国的高铁和酒店服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为震撼的还是在世博会里看到的中国人排队的秩序。“你知道，那些中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农村的、城市的，但他们都能在烈日下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当然旁边的军人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是在印度，这样的状况早就发生骚乱了!”

他停下来，喝了几口啤酒继续说：“去年我又参加了广交会。中国的外贸会和印度的外贸会也真是完全不同！印度的外贸会上全是手工制品，手工包、手工鞋帽、手工艺装饰品……而中国的外贸会上有那么多的新产品！”

“曾经印度和中国在同一水平线上，而现在，中国要比印度先进几十年！”他感叹，“印度就是争论得太多！你知道我们是个民主国家，一个方案提出来，总是有太多争论，没有实际的行动！”

“当然，民主也并非不好。”他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言论有些过于尖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是在往前走的，只是效率被牺牲了。”

Prabhat又和我们谈了些对于民主的看法。Ajay不时在一旁发表几句自己的见解，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笑眯眯地看着儿子高谈阔论。

俱乐部酒吧间里的人越来越多，屋外草坪上也在举行着派对，听清楚对方说话变成了一件难事。我们即使扯着嗓子提高分贝，也不得不说一会儿，停一会儿。

休息了一阵后，Ajay突然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我说。

“现在中国人还记得1962年中印之间的那场战争吗？你知道，还是有很多印度人记得的，所以一些人对中国并不友好。”

Ajay的问题的确有些令人意外，在中国，这场战争已经不太被提及。但Ajay说，作为战败国，那场战争对于印度来说是一次警醒，之后印度的工业，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产业发展得很快。50年过去了，人们还时不时地会提起它。

Prabhat接过话茬：“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组织印度的学生到中国参观。”然后他说了一句胡锦涛主席也曾说过的话：“年轻人间的交流最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他告诉我们，小时候他曾作为印度的小使者访美，他觉得这段经历很美好，效果也不错。

晚上十点，在极度困顿之下，我们又“转战”去了酒吧间旁边的中国餐厅。这是俱乐部里最受欢迎的餐厅，而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印度人吃晚饭总是很迟，听说几年前饭店不到晚上八点不开门。后来外国人多了，情况才有所改变。不过席间的氛围倒是更轻松了。Prabhat告诉我们，今年他还准备带着老婆去广交会：“我想找几个好产品引进到印度。”

这个消息令Ajay相当高兴，第二天他对我们说：“很多人因为我开始和中国做生意，而Prabhat总说看看再说。之前他对中国制造没有信心，而我觉得他正在错过这趟车。”他一直都努力说服儿子从教育界进入商界，“我对他说，假如你能找到一个产品，并在印度打开市场，就像你办学校一样，他们都是你的学生。”现在，他给儿子的建议是：“别一开始就做大的，先从小的开始。”

晚饭结束，Prabhat决定带我们去穆斯林区兜兜风。我们从新德里到老德里，经过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红堡前的古巷中。这里曾是莫卧儿王朝贵族们的地盘，现在却是流浪者聚集的场所。虽然已是凌晨，但这里的人似乎毫无睡意。

我们经过了一座锡克教的神庙，一场祈祷仪式刚刚结束，数十名裹着厚头巾的教徒在马路上排成一排，传递水桶，清洗神庙。“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但这么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效率。”Prabhat笑着说。

此时，一辆5座小面包又从我们身边经过。“看，里面坐了那么多人。”我惊奇地发现。“哦！”Ajay见怪不怪，“这是穆斯林的一家，开车的是男主人，女的都是老婆，其余都是小孩。你知道，印度法律规定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但他们往往会娶上9个、10个的。”

我发现，每每谈到别的宗教，Ajay和Prabhat就会表现出印度教徒的优越感。吃饭时，当我们谈到佛教时，Prabhat也认真地告诉我们，佛教是印度教的一支，印度教的真理更为广阔和博大。

不过当我问Prabhat，宗教对印度人的影响时，他显得有些沮丧。他很遗憾地对我说：“很多精神都遗失了，大家都越来越物质化！”

我对Prabhat的感叹很感兴趣，希望他能说得更具体些，但他并不愿多说。不过他的话倒令我想起2009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时与印度裔的Cleantech董事长的一次对话。当时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印度两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发展中国家，谁能最终胜出。谈话的结论是：有信仰支撑的印度或许会比没有信仰的中国走得更远。

看来那时的结论也未必正确。印度人常说“生意就是生意”。在生意场上，没有朋友，也没有宗教。

小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信任

在德里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又被Ajay拉到了金卡纳俱乐部。“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企业和印度企业的合作情况，你应该和我的小儿子谈谈。”Ajay说。

与昨天相比，酒吧间里的人少了很多。“大家都在家看印度国家队和巴基斯坦国家队的板球比赛。”Ajay告诉我们，“这是件大事！”板球之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像当初的乒乓球之于中国和美国。2003年印巴双边和平进程启动后，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举行了一系列的比赛，成为两国政府许可的最意义深远的“人民与人民”的外交。

和哥哥一样，Puneet也姗姗来迟。好在等待并不枯燥，Ajay是个热情的人，从来不会让他的客人感到无聊。他试着在俱乐部里找些人和我们聊聊中国和印度。每天他都会到俱乐部里小坐，而像他这样把俱乐部当作每天生活一部分的人也不是少数。不过他的朋友们似乎并不太给面子，每次他热情地拉人来坐坐，别人不是即将离开，就是借故有事。于是，Ajay又和我们“八卦”起了俱乐部里的人们。

“你看那桌的老先生，他以前是个高官。每天他都到这里来喝四杯威士忌，喝完就走。”Ajay指着酒吧间最里侧一位伛偻着身子、拄着拐杖的老头说，“那就是他的桌子。谁都可以坐过去喝杯东西和他聊聊，他从来不让别人买单。”接着，他又指了指右边一张桌子上戴眼镜衣冠楚楚的老头说：“那位先生的父亲曾是位名医。每天晚上7点，他必定会穿着正装坐在这里。”

在我看来，金卡纳就像是个“老头”俱乐部。两天来，我的眼前全是老态龙钟的“银发族”。但在Ajay的眼里，这些老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俱乐部是精英的聚集区，代表着他的身份。

虽然从未见面，但当Puneet出现在俱乐部的酒吧间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和他的哥哥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Puneet是个电子工程师，在思维和行事方式上和他的父亲Ajay很像。除了在和父亲一同创立的咨询公司中任董事外，一年前他刚刚加入了一家电器进口公司做管理工作。

“我必须说，要想从中国获得真正的信息非常困难。”Puneet需要为公司从中国进口塑料制品、太阳能产品、玩具，但他发现中国有太多的贸易公司把一线的生产企业层层包围。“每一家中国企业似乎都做1000种以上的产品。而事实上，真正做这种产品的只有10家企业。大多数厂家都是中间商，这令我们很难找到一线企业。即使是阿里巴巴的网站上，也是贸易商，不是生产商。”

他的感受很真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产业已经集群化。这在生产上是一件好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就近解决，但对于想直接找到生产商的人来说，有时这就成了问题。往往一个地区都生产同一类产品，即使联系的厂家自己不生产某种产品，他的邻居也有。所以，当有订单时，这些企业就摇身一变成为贸易商，从中谋取差价。

Puneet显然吃过中国人的亏：“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朋友、关系，实地去生产厂家，才能确定购买。”他说，和中国商人打交道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而是信任。“从一开始这种信心就很难建立。当我和你谈生意的时候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个生产商还是贸易商！在日本、欧美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什么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有没有想过和固定的中国企业合作，到印度来生产呢？”我们问。

“大多数我遇到的企业只想在印度卖东西，但对在印度建生产基地并不感兴趣。”Puneet回答。

Ajay在一旁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现在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正在接触一家叫“东兴”（音译）的中国企业，试图说服它与印度知名的汽车部件生产商Omax在印度合资建厂，但碰到了一些问题。“中国企业说，你们从我们这里进口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过去？”

“印度是个很好的市场，有很多机会，但不要以为印度有那么多人口，就一定能卖很多！”Puneet接着Ajay的话说，“曾经在印度市场上就有一种名为RIO的中国迷你SUV。它的部件在中国生产，组装在印度完成。虽然这种车的样子和性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印度市场一直卖不好。”

Puneet认为国外产品要在印度成功，好的销售系统和后续的售后服务都很重要，但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很不重视的。“比如保质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为正在购买的太阳能产品多付2%的保质期费用。中国企业不保质，但我们必须为客户保质。”

Puneet告诉我们，他服务的公司有许多产品都来自中国，但在印度市场上从来不以中国品牌出现。之前Ajay就曾对我们说：“中国产品在印度的口碑不好，给人的感觉是价格低廉，品质不佳，所以许多公司都是从中国进货，然后贴上印度的品牌。”

Puneet指指我们身旁的一台空调说：“这空调的部件肯定都来自中国，只是有个印度牌子。”

不过在Puneet和Ajay看来，造成中国产品“质差价廉”印象的主要责任人是印度贸易商。“贸易商只追求利润，根本不会考虑品牌和售后。”他们说。

Ajay给我们举了个例子：一开始印度市场上的节能灯泡90%都来自中国，但现在人们都不买中国货。主要原因是适应中国稳定电压的中国灯泡适应不了印度的不稳定电压，报废率极高。“事实上，只要安装一个稳压器就行了。”Ajay说，“但中国企业不知道，而贸易商又总是进那些最便宜的节能灯，虽然这些灯泡在中国最少也可以用上一年，但在印度就只能用一个月。消费者哪管那么多，只知道是中国制造。所以贸易商把中国节能灯的名声做坏了。”

而后，他很巧妙地进行了总结：“要在印度打开市场，最终还是品质重要。品质要好，就要适应当地的情况，就必须有一个懂得当地市场的人。”我明白他是在暗示“中国先生”的重要性。

Ajay和Puneet认为，要改善中国产品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印度合作，比如办合资企业，但他们的感觉是中国企业目前的态度还是以贸易为主。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让中国企业不愿意进入，比如说政策的阻碍？”我们问。到印度前，我们曾在媒体上看到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批评印度的“改革开放”是只“改革”不“开放”，在很多政策上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

“但是日本企业来了、韩国来了、德国企业来了，三星、LG、Honda、Suzuki……不仅这些大企业来了，它们还带来了为他们生产配件的中小企业。”Ajay说。

Puneet也表示同意：“有可能在铁路、防卫系统上政府有所管制，但并不是在所有领域。”

我们又问：“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越来越高，印度人口众多，能取代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吗？”这是我们这次到印度前提出的假设。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口红利。曾经中国内地企业凭借低劳力成本从日本、韩国、台湾等人工较高的地区获得了许多代工生产机会。如今，中国劳力的价格优势逐渐消失，我们想知道印度是否有可能接替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下一个制造大国。

前一天，我们就同Ajay和他的大儿子Prabhat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他们都不看好印度的制造业。他们认为：第一、印度工人和中国工人的工作态度完全不一样。中国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工作很长时间，但印度人不行。中国人能长期工作，只在五一、十一，或春节放假，印度人也不行；第二、印度没有训练有素的技工，也没有足够的技术培训机构；第三、印度的劳动法很严厉，雇主和被雇者之间对立明显。很多企业只愿意签6个月的合同工，不愿意花时间培训新员工，扩大生产量。

和父亲、哥哥一样，Puneet对我们的假设也不认同，他又提出两个新的问题：首先，印度还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产业集群区，产业配套不好，生产成本会更高；其次，印度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十分严格，一些能够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未必能在印度生产。

不过，Ajay对我们带来的“中国制造业成本升高”的信息特别感兴趣，后面的几天他又陆续谈到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与其把印度变成另一个中国，还不如让中国继续做中国。有一天，他给我画了张成本收益图，然后认真地告诉我：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高，利润下降，是一个能够通过技术控制解决的问题。

“我就能为中国企业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专业。”不过Ajay并没有具体告诉我该如何解决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他已经从失败和教训中学到了什么是咨询——“咨询就是你不给钱，我不给建议。”

德里的“中国先生”（三）

“什么我都要！”Naresh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接进入主题，“直接让我看产品，我来选择。”

曹可臻

学校和市场

Ajay说：“要想知道中国商品在印度有多少，你们就应该去看看这里的批发市场。”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德里的第三天，我们打算去逛逛市场。

一大早，Ajay便来接我们。我原以为他要和我们一起去市场，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外国人天真的想法。作为一个有身份的印度绅士，Ajay是绝不会去市场、菜场这些拥挤脏乱的地方的。即使有需要，也由他的仆人代劳。Ajay的计划是先带我们参观他父亲创办的一所学校，再由学校的老师带我们去一个有近百年的老市场——Khurshid市场。

我又想当然地以为这将只是一次普通的拜访，但很快我发现又错了。在学校我们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门口迎接我们。进门时，两个长相甜美，穿着纱丽，画着浓妆的小女孩向我们行了印度传统的欢迎礼——她们将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然后用大拇指蘸上朱砂粉和一粒大米在我们的额前点了朱砂痣。我们每到一间教室，教室里的孩子们就会大声地喊：“早上好，先生！”“早上好，女士！”低年级的老师带领孩子们为我们的到来一遍遍地唱歌，高年级的老师让孩子们排好队和我们一起合影。

Ajay似乎很享受被孩子们包围的感觉，但学校里的每个人见到Ajay都毕恭毕敬，流露出很怕他的样子。我想他一定还在财务上对这所学校负责，而Ajay却说这所学校主要由他的小儿子打理，他目前只是在这里有间办公室，挂个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名头。

当然，他的办公室仍是学校里最大的一间（是校长办公室的三倍左右）。办公室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他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前一天，我们已经知道，Ajay的母亲Kaushalya也有一段传奇的人生。

长话短说，她来自一个富裕的高等级家庭，年轻时和一户大家的公子结了婚，但那户人家待她不好，甚至想用毒药把她害死。于是她回到娘家，并决心嫁给她年轻时的音乐老师，来自低等级家庭的Radha Raman。然而此时热衷于革命且信奉甘地主义的Radha已立下承诺，终身不娶。最后在圣雄甘地的撮合下，Radha同意照顾她一生，但不会有小孩。Ajay是Radha弟弟的第七个孩子，Radha和Kaushalya唯一的养子。

“我父亲的事业，我们家庭的发展都和我的母亲密不可分。所以，我的母亲也很受大家的尊敬。”Ajay告诉我们。而眼前这所学校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所学校由Ajay的父亲创立，校舍由他的母亲捐献。

学校名为新能量（Nav Shakti），位于新老德里交界的帕哈尔甘吉（Pahar Ganj）地区，是德里各种批发市场的所在地。1947年印巴大分裂前，这里曾是穆斯林聚居区，大分裂后，大批印度教徒搬进了逃离的穆斯林人家中，仍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直到1985年，新德里火车站在学校附近建成，这里成了德里主要的交通枢纽，情况才发生了改变。许多民宅开始慢慢变成了饭店、旅馆，因此生源也逐渐减少。“你看到学校门口正在盖的房子了吗？”Ajay问，“五个星期前那里还是平地，现在已经变成四层楼了。他们正以‘中国速度’造这座酒店！”

Ajay告诉我们，印度的学校分为三种：政府全资的免费公共学校、私立的公共学校以及政府出资65%、私人出资35%的公共学校。“新能量”属于第三类。它的学生主要是周边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的收入来自于学费，目前的运营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Ajay一边介绍，一边拿出从中国带回的铁观音请我们喝。“很难在印度买到这样好的中国茶。”他说。而事实上，这茶只是真空包装，并没有出众的品质。“它在中国的成本价可能是1块钱，售价是100块，但在这里就要500块。在印度，中国茶叶也很受欢迎。”

我开玩笑说：“那么我们来印度卖中国茶叶吧。”

没想到，Ajay倒很认真：“只要你有，我就能卖出去。”

此时，校长带来了两位老师——“满月”和“感情”，她们将陪同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小商品市场。出发之前，Ajay煞有介事地对她们进行了一番嘱咐：一定要保证安全，把他们当作你们的朋友，不要太引人注目……“满月”和“感情”听得相当认真，并不时回应：“是的，先生。”她们如此听话，看起来又有些羞涩，以至于让我以为她们才20多岁。

路上“满月”告诉我，她已经40岁了。老师在印度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她必须很努力才能获得这份工作。她的先生在另一所学校里做杂务。他们有一个女儿，家庭虽不很富裕，但也过得自在。

Khurshid市场确实离学校不远，一间间的小店在崎岖不平的窄路上铺开，连成一大片市场。市场里的小道十分拥挤，在里面行走时，人群摩肩接踵，挤得密不透风。当有头顶大箱或手推货车的搬运工经过时，人们就不得不相互贴着，让出一条路来。

“满月”和“感情”非常负责地为我们寻找中国产品。很快我们便发现市场里80%到90%的产品都来自中国。而且无论是电子产品、皮包，还是化妆品、塑料花、玩具……几乎每户商家都有来自中国的产品。

我们走到一家卖玩具的店家门口，店主听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喝茶。“我们的产品都来自中国。”他告诉“满月”。

店主的儿子Marwah是个很帅的小伙。去年他刚从学校计算机系毕业，今年就在店里帮父亲做生意。他不打算继续自己的专业，“生意太好，父亲都忙不过来。”Marwah说。这家店铺是Marwah家的家族产业，从他的爷爷开始，就在这个市场里做生意。起先他们卖的是厨房用的铁器，2005年后开始转做玩具生意。现在，他们主要是从贸易商那里进货，不过Marwah说自己正考虑着今年找个机会去中国看看，寻找货源。“生意看起来越来越好。”他告诉我们。

从小店出来，已是中午时分，市场里更显拥挤了。生意人停下了忙碌的脚步，围着一个个小摊吃着咖喱饭和印度大饼。已经临近Ajay规定“满月”和“感情”必须带我们回去的时间，“满月”开始催促我们。路上她不停地问我：“您还满意我们的帮助吗？您获得了您想获得的信息吗？”我明白，获得我们的满意就是获得Ajay的满意，这对她们很重要。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Ajay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

“正如您所言，市场里到处是中国货。不过大多是一些价格低廉的小商品。”

Ajay很高兴，我们的市场之旅证实了他先前一直和我们说的话。

“十几年来，贸易商已经把太多廉价劣质的商品运到印度，所以很多人都说中国产品不好。但我是中国商品的拥护者，任何人说中国商品不好，我都会努力辩解。如果中国的产品不好，它怎么会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什么美国人买那么多？”Ajay说，“不过是时候让中国企业带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到印度了。”

什么我都要

接下来的几天，Ajay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他似乎成了我们在印度的“经纪人”，每天我们都要向他报备行程，否则他就会不时地打来电话“查岗”。

这一天，我们将去古尔冈拜访中兴通讯，Ajay也执意与我们同去。

古尔冈相当于河北省的廊坊，离首都德里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但它在行政管辖上已属哈里亚纳邦。很多人都说古尔冈是“新新德里”，是德里地区最具有现代感的地方，因为这里高楼大厦林立，各大品牌店鳞次栉比，跨国大公司隔街相望。当然，很重要的是这里的地价也上升得很快。

中兴的采访约在了下午，于是Ajay先把我们带到了他先前向我们提起过的印度企业Omax。起初，我们并不太清楚他的用意。首先和我们见面的是Omax的董事Chawla先生。

Chawla先生50多岁，个头不高，有些秃发，但脸色红润，头顶泛着健康的油光。他是Omax的创始人之一。1985年，他和公司主席从制造摩托车配件开始，把Omax经营成现在这个总资产达到3亿美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他告诉我们，现在Omax已是印度企业300强之一，在行业内排名前三，产品除了摩托车、卡车、汽车配件外，还包括厨卫用具的部件，以及折叠式桌子等等。

“我们来是想看看印度市场中是否有中国企业的机会。”我们告诉Chawla先生此行的目的。

“印度市场上充满了中国商品，在合法的渠道里有很多，在非法的渠道里也有很多。”Chawla先生说，“不过中国企业在印度仍大有可为，特别是消费品生产企业。之前中国产品的质量不好，但中国产品的质量逐渐提升，在价格上很有竞争力。另外，印度是个很大的市场，对于质量好、价格贵的产品，和质量普通、价格便宜的产品都有很大的需求。”

“您的公司是否与中国企业有合作呢？”

“我们正希望和中国企业合作。”Chawla先生回答，Omax希望从中国引进一些汽车配件的技术，和中国企业在印度建立合资企业，Ajay正是帮助他们和中国合作伙伴的印度中间人之一。

“我和Ajay十年前就认识了，”Chawla先生说，“那时候Ajay帮我们做一些质量控制的咨询服务。”

这一天，Ajay似乎很忙，总是在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他后来告诉我，这是他的另一个项目：为宁波鑫丰磁业做印度的代理销售。

等Ajay接完电话回来时，公司的茶水工已经为我们递上了印度奶茶。Ajay尝了一口茶，顿时赞不绝口：“你们一定要尝尝Chawla先生的茶，来自印度南部，是极好的品种。”

我们随即喝了一口，的确除了奶味、甜味以外，这茶有一种特殊香料的味道。

“你们在哪里都喝不上这种茶，只有在Omax！”Ajay又说。这句话显然有些夸张，惹得Chawla先生在一旁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没有。”

为了赶中兴的采访，我们和Chawla先生的见面非常简短。但下午，当我们结束了对中兴的访问后，Ajay又把我们带回到了Omax。

接着和我们见面的是Omax大型汽车配件生产的负责人Kishor Karnataki先生。Omax目前有六大板块的业务，Kishor所负责的大型汽车配件生产部门是第三大盈利部门。Kishor四十岁出头，颧骨很高，皮肤白净，一双细长的杏眼透露出他有着中亚祖先的血统。他是个一板一眼的人。办公桌上整齐地放着些文件，办公桌一侧的窗台上有顺序地列着公司获得的奖牌，其中一块最醒目的奖牌上写着 “2011年度塔塔最佳供应商”。

Kishor打开PPT，开始认真地向我们讲解他部门的情况：

“公司四年前开始计划成立大型汽车配件部，三年前开始正式投产，第一年部门的产值就达到800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元），第二年产值1亿100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400万元），今年是第三年预计产值达到1亿600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2000万元），明年计划的产值在2亿500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3100万元）。”

“他们的发展极快。”Ajay在一旁敲着边鼓。

“而且这还只是现在这一个生产基地的产值。”Kishor又说，“下个星期，200公里外的新厂房就要开工，位于古吉拉特邦的第三个生产基地也要上马。”

这些PPT刚由Ajay找了一个在古尔冈的中国人翻译成中文，主要介绍了大型汽车配件部的主要产品。当Kishor先生翻到最后一页时，我终于明白了Ajay把我们带到Omax的目的。“这些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和产品。”Kishor先生指着电脑屏上的汽车部件说，他希望今年内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而Ajay则希望我们也能为他提供线索。

Kishor对与中国公司合作充满了期待。去年，他第一次去中国就在合肥购买了一套冲压设备。今年在Ajay的撮合下，又正准备与东兴（音译）进行合作。

“我对中国的印象极好。那些公路、那些厂房都建得很好。还有高铁，很快。我去的那些厂，我发现那些人对我们都很热情，很有兴趣做自己的工作，很热情。”Kishor说，“但中国有很多不同水平的工厂，你不能坐在这里，认为每个厂都差不多，你必须去考察。”

Ajay在一旁补充：“在中国讲英语的人很少，有沟通问题。但当你实地去看了，问题就会小很多。”

然后Kishor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对于中国企业想进入印度知道些什么呢？它们愿不愿意过来？是什么阻碍了它们？”

“中国企业愿意来的。它们有资金、有技术，有想法，只是缺少渠道。”

“它们只是缺少路径吗？还是缺少信心？”

我们继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显然没有明白他问话的原因。他将身体靠到桌前，用一种“你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

“对于中国企业，信心建设非常重要。你看，福田汽车已经在这里了。东兴（音译）是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希望东兴也能在这里为他们提供配件。他们知道客户在这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建设。至于其他的信心建设呢？我们知道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和供应商打交道，和劳力打交道，这些都能帮助建立信心。”

我明白Kishor的意思。他想说，中国企业提供技术、设备，而Omax能够帮助解决一切印度当地的问题，这样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话说到这里，Ajay拿出了一叠机票和发票交给了Kishor。这是前些日子他帮Omax找到东兴时的出差费用。“Kishor对我很满意，这次顺便把这些发票报了。”Ajay后来坦率地告诉我。

从Kishor的办公室出来，我们又马上被带到了旁边的另一间办公室。和我们见面的是Omax最大盈利部门二轮配件部的负责人Naresh Kaushik先生。Ajay告诉我们，Naresh是Omax大老板眼里的明星。他雷厉风行，在短短九个月里就让质量提升、效率提高、产量提高，完成了前三个经理完不成的任务。

看得出来，Naresh是一个强势的人。他的话很少，但句句言简意赅。他的桌面上什么都没有，说明他很少待在办公室。他与我们见面的目的和Kishor一样，都是希望在中国寻找可生产的产品。我们和他的谈话只有八分钟，但对他的要求理解得异常清晰。

“什么我都要！”Naresh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接进入主题，“直接让我看产品，我来选择。”

在Naresh的强势下，Ajay也变得强势起来，直接对我说：“4月30日之前，我必须给Naresh10个中国企业。这些企业要愿意在印度生产，并且我认为他们能够和Omax企业合作。5月我们就到中国去。Naresh是老虎型的领导人，是整个公司里行动最快的。所以你必须给我建议，哪些中国企业可以合作，给我一个50到60个企业的名单，我来选择。”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企业呢？”我们问。

“可以是与汽车相关的工程产品，也可以和汽车无关的工程产品，可以是印度生产，在中国销售，也可以是在印度生产，在印度或其他市场销售。”Naresh说得很快。

“我提供生产条件、劳动力、印度市场销售。”他强调。

“这个企业很开放，也努力寻求更好的发展，它有经济支柱，有生产厂房，有人，现在就是缺产品。”Ajay补充。

“为什么不参加行业会呢？”我们问。

“行业会上的企业只是卖东西、销售，并不到印度来。”Naresh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一从Naresh的办公室出来，Ajay又和我说：“你必须看看你是否有合适的企业，然后交给我，我会和Omax继续谈。”

从古尔冈回德里的路上，Ajay继续提醒我：“Naresh的管理风格和Kishor很不同。一个需要所有的信息摆在手边，一个给人授权。但这两种方法都很奏效。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知道我的能力。我也明白他们。假如他们要看产品，那就是已经有70%的合作可能，他们可没有时间一家家筛选。”

“你明白吗？当你介绍人给Omax的时候，联系人是我，而不是他们。”

尾声

傍晚时分是德里一天中最美好、最惬意的时刻。白天的暑气渐渐消散，太阳的余辉洒在树木和建筑上，像为它们涂上了一层新鲜的奶油。我们坐在英迪拉·甘地机场附近一家私人俱乐部的草坪上，阵阵凉风吹散了一整天在古尔冈奔波的疲乏。

“你们一定是Ajay的朋友了。”“欢乐”先生就这样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是我们这一晚的主人，也是Ajay认识了50年的朋友。他的大名是Pramod Srivastava，Pramod在印地语里的意思是欢乐，为方便起见，我们就直接称呼他为“欢乐”先生。

“欢乐”先生的个子不高，谢了顶，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他比Ajay小两岁，父亲也是尼赫鲁首届内阁的部长。刚退休那阵，他曾经和Ajay一起从德国进口一种残疾人用品到印度市场销售，后来随着进口成本升高，生意也就停止了。和仍然渴望着做事、每天仍风尘仆仆跑东跑西的Ajay不同，“欢乐”先生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

一整晚，我们很少谈论中国和印度，只是在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Ajay和“欢乐”先生则多用印地语交谈着。很多时候都是Ajay大发议论，“欢乐”先生在对面微笑地听着。只有当餐厅里的印度歌手为我们唱起一首关于中国的电影老歌时，“欢乐”先生打断了Ajay，情不自禁地跟着和了起来：

“先生，我来自中国，

我的心是中国心，

我的青春来自新加坡，

我的族人来自上海。

放你的手在我的心，

你就会疯狂，

我的名字是ChinChinChin，

哦，先生，你和我，

多么美好的相聚，

看见你点燃我心，

……”

Ajay为我们将这首印地语的歌翻译成了英文，也跟着“欢乐”先生一起做着印度式的摇头动作，唱了起来。此时的Ajay和以往不同，让人倍感亲切而轻松。

但这样的Ajay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回去的路上，或许是意识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又像往常一样反反复复叨念起对中国企业的想法：

“中国企业出口到印度的产品必须升级，不只是要价格便宜，还要质量可靠。过去的15年证明了一点：贸易商并不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只是从商品倒卖中获得利润，并不关心品牌、售后服务。所以中国企业需要进入到印度。但当进入印度市场时，环境、情况都不是他们原先熟悉的，他们需要调整、适应。他们需要有好的‘中间人’，让他们了解市场、为他们拓展关系。”

孟买的中国客栈（一）

“为什么来印度”是对每个人必问的问题。每一个在印度落地的中国企业都有自己的原因：有因为国内市场饱和，拓展新市场的；有要来抢占先机，跑马圈地的；也有因为印度市场大，而来寻找商机的。无论因为什么到了印度，人们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抱怨不少，但抱怨完了，如果真想要这个市场，你还是得想办法克服困难。

曹可臻

如果不是好来客栈免费提供机场接站服务，我想无论如何我们凭自己是无法找到这里的。这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有这样一家火爆的客栈，真让人惊讶。

到达之前，客栈工作人员曾告诉我客栈位于孟买市中心。这显然不正确。到达后，我才明白，他所谓的“孟买市中心”指的是大孟买中部。他的夸大令我有些生气。

不过客栈为我们留的中式晚餐很快就打消了我的不快。虽然是一些残羹冷炙，但这已是我到印度十几天来吃得最好的一顿了。

饱餐后，老严带我和同去的李国卿老师参观了各自的房间。这不是一家传统的酒店，它位于贫民区旁的两座新住宅楼里，12间客房分布在这住宅楼的4套公寓里。房间分为豪华与普通两种。

老严是客栈的股东之一，大约5个月前，他被他的大学同学、客栈的创始人李海彬，也就是李掌柜，叫到孟买来一起经营客栈。

客栈成立于2011年3月，那时李掌柜已经在印度工作了3年。他曾是国内一家中型通讯设备生产商的印度市场销售经理。因为在印度工作时间长了，找他帮忙去接待国内新到印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他萌生了开家专为中国人服务的客栈的念头。

李掌柜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他喜欢电影，说起印度影星来如数家珍；他也喜欢摄影，客栈的每间房里都悬挂着他拍的照片；他对印度文化很感兴趣，在手机里下载了学习印地语的软件，一有机会就用“半吊子”的印地语和当地人“套近乎”。当然，李掌柜也喜欢热闹，我们经常能在客栈里看到他和房客高谈阔论。

几乎每个客人都觉得李掌柜的生意前途似锦。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李国卿老师就对我说：“这真是个不错的生意，而且还可以衍生出很多‘收费’服务项目。”的确，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到印度开拓市场，中国人在印度需要的服务也越来越多——住宿、吃饭、找房子、找律师、订机票、租车……

不过，当我们和李掌柜谈起他的更多生意可能时，他总是回答：“我还是先做好客栈吧。”虽然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但他的客栈还是面临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客房太过分散，不便于管理；其次，酒店业是一个规模经营的产业，目前客房太少，导致利润不高。另外，客栈刚刚起步，许多服务和管理也还未步上轨道。

但无论如何，李掌柜的好来客栈仍然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在为中国商人提供了中式服务之余，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而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受益匪浅。

“来迟了”和“回去吧”

我们到好来客栈的第二天，3月28日，他们就要离开孟买去清奈了。

他们住在我隔壁的双人间里。有半天时间，我们共用一个会客厅。他们坐在沙发上会客，我坐在旁边的餐桌上用电脑。

“你以前有做包装的经历吗？”他们其中的一个用带着中国口音的英文问身旁的印度人。

“是的，我一直在这个行业之中。”印度人用印度英语回答。

“你对我们的产品熟悉吗？”中国人接着问。

“听到过。”于是中国人从房间里拿出几张包装纸给印度人。印度人拿起包装纸摩擦、观察。

问话的中国人叫张亮，是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他正和一位应聘来做代理商的印度人交谈。坐在他身边一声不吭的中国人是公司的工程师刘秉舜。刘工的英语不好，大多数时间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谈话。实在无聊时，他也会和我聊上几句。

他告诉我，他们的产品是一种黏合剂，用在各种塑料包装上。公司是国内这一行的龙头老大，而且在非洲、东南亚国家也都已经有了市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印度，想来看看能否发掘新市场。

就在他们和印度人讨论着公司产品在印度市场的前景时，我的手机上突然闪出了一条微信。一个叫“Terence Chia”的人用微信中“附近的人”的功能忽然找到了我。和我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在孟买偏僻的贫民窟边有中国人存在。

“真没想到，这里也有人用微信！”

Terence是来孟买开会的。从2008年到现在来来回回在印度待了18个月。他的公司做零售，他主要负责店面的装修。

当他发现我是第一次到印度，并且是来考察当地的商业环境时，这位新加坡华人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是回去算了：

“如果我是老板，绝不会来这个国家做生意。”

“怎么说？”

“这里的人动作缓慢，一点都不积极。他们只会敷衍，很少能做到答应的事，永远都在跟你讲故事。”

“他们对本国人也这样吗？”

“他们对谁都一样。在他们的传统里，说‘不’是没礼貌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工会也很难搞。你还要注意这里进口费用特别高，而且算法很乱。”

“所有行业都如此吗？”

“很难说，没人说话靠得住，所以你要很小心。”

他发来的微信越来越多，我的打字速度明显赶不上他了。

“这里的风险真的很大。”他又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这里跟进和亲自处理才能看到效果！”

“可世界各地都充满危险和陷阱啊！”我觉得他对印度的看法有些太极端了。

“工会麻烦和政府软弱加起来已经很有挑战性了，除非你有很多时间和金钱在这里耗！”

我向他表明了记者的身份，希望他说得具体些，但没想到Terence反而封口了。他说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已经可以写成一本书了，但害怕自己说错话被报道放大。

此时，张经理和刘工已经结束了和印度人的谈话。

“你们感觉印度市场怎样？”我问他们。

“市场很大，但价格很低。所以我在想，我们出口做不了，干脆做进口吧。”张经理无奈地说。这几天晚上他都拿着计算机算成本和利润，每每算完他的心头就凉一截，价格太低了！不过他的心态还不错：“我们是抱着上西天取经的心态来的。”

“还是来得迟了点！”刘工在一旁说，“有些技术、工艺我觉得不太可能做到的，他们也在做。不过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回去可以尝试一下。本来以为印度很落后，现在看起来未必。”

真是有趣！几分钟前刚有人和我说“快回去”，现在又有人觉得是“来迟了”。

下午，我们和李掌柜一起去阿里巴巴印度公司拜访时，我把这一天几乎同一时间两个人对我说的截然不同的话告诉了他们，引发了一场小讨论。

这些年，李掌柜和阿里巴巴印度的两位中国员工王椿、马一鸣都感觉，来印度跑市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2010年初，我第一次来时，想见个中国人都难。近半年来，感受最深的就是坐飞机，1/3以上的乘客都是中国人，80%以上都是做销售的。”王椿说。

来印度的人多了，成功的、失败的、感觉好的和不好的自然都多了很多。有像马一鸣的温州同乡一样，来了半年多，在皮带市场上做到印度第二，赚了个盆满钵满回去的，也有像李掌柜的浙江朋友从孟买机场出来，一看城市那么破烂，掉头就走的。

“这是期望值的问题。”王椿说，“如果你一开始期望孟买是个大城市，就像人们常说的孟买是中国的上海，那你一来肯定‘傻’了。”他说，现在他通常都会和要来印度的人多说些印度的问题，让人在心理上做好最差的准备。

Terence在微信上向我抱怨的印度人的问题，李掌柜、王椿和马一鸣当然也都碰到过。

“印度人就是表面很热情，每次都说‘好的，我的朋友’，但其实是套话。他们也不是故意要骗你，这是他们的特点。一般来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需要理解印度人特有的表达方式。”王椿说。

“欺骗当然也是有的，比如说打车，到地方后你问多少钱，他告诉你200。你说看一下表，他又说150，你说表拿过来给我，他说100，然后你一看表就是80。”

但不管怎样，李掌柜和王椿都认为，中国企业不能放弃印度。“毕竟，印度是金砖国家之一，所有的国家都看好它未来的消费能力。很多在南亚的国际品牌运营中心都已经搬到了印度。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时刻。”王椿说。

在他看来，要和印度人打好交道，就要了解印度的文化。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印度不像其他地方，你可以待上一个月就做出大概的判断。在印度，你起码要待一年或两年才能真正了解它。”李掌柜说。

我们在印度遇到中国人，“为什么来印度”是对每个人必问的问题。每一个在印度落地的中国企业都有自己的原因：有因为国内市场饱和，拓展新市场的；有要来抢占先机，跑马圈地的；也有因为印度市场大，而来寻找商机的。无论因为什么到了印度，人们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抱怨不少，但抱怨完了，如果真想要这个市场，你还是得想办法克服困难。

在小讨论的末尾，王椿说：“中国企业来印度不要太冒进，要有长期打算。你光了解它的文化，了解这一套出牌规矩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其次，你不能悲观，因为印度的市场确实很吸引人，是你不能放弃的。你来待过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这边的商机简直是太大了。”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段话复制粘贴给Terence。

孟买的中国客栈（二）

印度人做生意，一般都是一开始讨好你，视你为老板。他一旦赚了钱，就很尊重你，好像亲如兄弟。等你慢慢把他扶植起来，翅膀硬了以后，他再见你，你就成了家伙。

曹可臻

从“老板”到“朋友”再到“家伙”

好来客栈里来来往往的生意人不少，其中大约有1/3的人都和通讯行业有关。基站、电线、手机……中国企业似乎均匀分布在印度通讯行业链条的每一个节点上。

伊小鹏（化名）就是国内一家大型手机生产商的印度销售经理。他这次来印度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公司与原先的印度代理商合作了两年后，最近矛盾激化，生意做不下去了。

“印度人做生意，一般都是一开始讨好你，视你为老板。他一旦赚了钱，就很尊重你，好像亲如兄弟。等你慢慢把他扶植起来，翅膀硬了以后，他再见你，你就成了家伙。”一天早饭时，他向我们讲起了这次失败的合作。

两年多前，伊小鹏的公司刚刚进入印度市场，人生地不熟，碰上了个小销售商。这个销售商非常热情地与中国公司联系，锲而不舍地要求中国公司把代理权交给他们。经不住印度人的软磨硬泡和死缠烂打，伊小鹏的公司就把印度市场代理权交给了他们。一开始双方还相安无事，一切遵照合同进行。但慢慢地，随着印度代理的市场做得越来越大，问题就开始产生了。

“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克扣货款。”伊小鹏说，“但这其中还有很多故事。”

简而言之，在双方的协议中，代理方每年必须销售一定的库存量，才能在年底获得佣金。一开始，到年终计算时，代理方没有做到合同规定的销售量，应得的佣金数刚好与所欠货款相同。于是，双方财务商定，代理佣金就和应付货款相互抵扣了。

但后来这种抵扣的付款方式被印度人钻了空子。代理商一下子从中国公司进了很大一批货，使得所欠货款的数额达到了佣金的3倍。随着所欠货款越来越多，代理商便开始以没拿到佣金为借口，拖着不给货款。

“没办法，印度人没诚信。一开始大家同意抵消，都是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大家还可以做。”伊小鹏说，“但突然间，他就能给你挖个坑让你跳。”

印度人很狡猾

现在，伊小鹏只能在印度重新寻找合作伙伴。不过，这一次，他已经不准备与代理商谈合作，他决定采取和运营商直接合作的方法，减少与分销商打交道的麻烦。这几天，他一直在孟买和印度的大电信运营商Reliance以及Tata谈合作。

每天早上九点，伊小鹏就穿着西装出门，傍晚五点再从外头回来。他的包里总是放着一包饼干。到了中午，他就在客户的办公室里，喝点印度奶茶，吃点饼干。

“印度人真抠门！也不请你吃饭。”我对他表示同情。

“可以吃饭，但中午一吃饭，就什么时间都没有了。”伊小鹏告诉我。即使是去一家公司拜访，他也要在不同时段见来自不同部门的四五个人。“我要和许多不同部门的人谈商务、谈技术、谈合同。”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国公司往往集所有功能于一人，而印度公司往往分工很细。

“这就是中国公司不好的地方。”伊小鹏说，“比如我谈技术，就只能和客户谈个七八成，再往深里去，我就谈不了了，毕竟我不是技术专家。”

伊小鹏是2011年年初开始为现在这家手机生产商做印度市场的，之前他一直是中国一家世界著名的通信企业外派于中东、北非的产品经理。他发现第三世界国家有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没有健全的信任体系，讲究关系。

“以前在中东、北非做生意特别简单。你有个新产品，别人对你不了解，你就在那里公关一年，帮CEO的侄子注册个皮包公司。然后通过皮包公司卖给既定客户。让CEO的侄子从中赚取差价，与家族成员公分利润。比如，侄子从中赚了5块钱，那么他自己拿3块钱，另外2块钱都给他叔叔。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做起来的。”伊小鹏说。

不过，在他看来，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人最不好打交道。

“印度的市场比较大。中东、北非一个国家才几百万人口，大一点的才一千万人口。印度有十几亿人口，肯定不一样。”

“另一个，在这里，你做事必须面面俱到。比如在埃及，搞定一个客户就可以了，但在印度就必须把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打点到。印度人喜欢吃独食。假如你给他100块钱，他只会把100块都放在自己兜里，而其他国家的人会自己留50块钱，剩下的50给周边人。在印度，经常是你把一个客户搞定了，但他手下的人看不顺眼，揭发了他，你就又出局了。”

伊小鹏说，很多生意上的事，印度和中国很像，但他感觉国内的关系网更简单一点：“在印度你送了钱也不一定办成事。”

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的所作所为特别能体现中国企业海外竞争的风格。

在印度市场上，拿中国牌子销售的手机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为印度品牌贴牌生产的中国手机。“你看不出他是中国的手机，但出货量特别大。有一家深圳公司就只为印度做贴牌产品，闷声赚大钱！”

伊小鹏说，中国企业并不愿意做品牌。“为几个字母，投入的费用特别高，在印度市场上一年没有几百万美金，你根本做不出来。而几百万美金相当于你要在这个市场上出1000万台货才能把这个广告和市场费用赚回来。”

中国企业往往没有这个耐心和毅力慢慢培养品牌，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也不团结，互相拆台，导致价格越来越低，质量也因此越来越差。

“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的劣根性。”伊小鹏说，“中国人最擅长打价格战。所以印度人会同时召集几个中国厂商到一块来，根据性能、数量报价。大家都知道对手是谁，就会互相竞价。降来降去，最后还是印度人渔翁得利。”

不过伊小鹏说，在私底下，各家厂商之间的驻外人员都认识，也相处得很好。在异国他乡，大家经常一起打球、吃饭。只是一到了工作上，他们往往和生活中判若两人，变得尔虞我诈、钩心斗角。

“还有两个星期我也能回去了。”我们离开孟买的那天上午，伊小鹏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对他而言，现在隔一个月来一次印度的驻外销售工作已经很幸福了。他在上一个公司，一年里有11个月都在海外，只有一个月可以在中国休假。“那种生活真是对心灵的一种摧残！”正因为此，做了五年以后，当他已经开始拿公司股票分红时，毅然决定离职。

他说，驻外销售实在不是一个“人性化”的工作。

孟买的中国客栈（三）

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仔细看总比不看强。但在印度，有时合同，甚至法律都不能作数。很多时候，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让执法者妥协。

曹可臻

唯一的缺点是投资时间太长

“老李，你应该做这个生意。”老梅提高嗓门说，他刚刚花了5万元人民币请印度房产中介商在孟买市区找了间办公室和一套宿舍房。

“5万元不包括租金，只是中介服务费啊！”老梅心疼钱之余不忘继续说服李掌柜。

“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先做好客栈吧。”李掌柜笑着回答。

的确，现在，李掌柜的生意已经好得快忙不过来了。4套公寓，12间房，天天爆满。他和他的合伙人老严，还有帮工小宇每天都只能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过夜，而另一个帮工小莫只能睡在一套公寓的厨房里。

虽然觉得这笔中介费用实在有些贵，但老梅还是很兴奋。3月29日，他们终于拿到了宿舍的钥匙。他和同事小李已经为这事儿在孟买奔波了一个月。他们要解决各种意想不到又令人头疼的事儿：刻章、办证、签合约，任何一件在国内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到了这里，人生地不熟的，都要大费周章。

老梅叫梅占伟，南京人，是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驻印度办公室主任。之前从未出过国的他，去年10月一出国就被派到了市场情况复杂的印度，而且一待就是四个多月。

起初，老梅以为将被派到德里，临出国时才知道落地的地点换成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这些都是老板的决策，当初选择果阿是因为那里有炼钢的铁矿石。”到了果阿，老梅他们却发现印度政府这几年想大力发展本国钢铁产业，开始限制矿产出口，铁矿石运不到中国了。于是，他们又辗转到了孟买。

我们到客栈时，他和小李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一开始以为几天就回去了，没想到待了那么久。”老梅说。他大约40岁开外，个头不高，人很瘦，总穿着件花衬衫，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都簇了起来。

“果阿的海比这里好多了，水清澈，沙滩的沙很细，但就是中国人少。真让你待久了，你也待不住。”小李说，他才20出头，是做销售的。想起在果阿只有公司3个中国人的日子，他觉得在孟买能见到那么多中国人已经很幸福了。

果阿是印度西海岸的一座海滨城市，风景不错。那里是俄罗斯人的天堂，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俄罗斯人都会泡在那儿。一开始老梅他们在果阿租了个海景小别墅做办事处，价格只要六七千元人民币一个月，而到了孟买，房价立马翻了六倍。

每天老梅请的印度中介都会出现在客栈，和老梅、小李一起办公。不管天气多热，他都穿着剪裁极其合身的西装。他叫Jingal，30岁上下，给人感觉很热情，但也很“油”，见到中国人，他就会送上自己的名片。

“我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做过事。”他说，“日本人最难打交道，总是要和你谈判很久。中国人就直爽多了。”他跟中国人做生意五年了，他说鞍钢、武钢的房子都是他帮着找的。

到了中午，客栈为住店的中国人提供午餐，而Jingal就拿出自己的午餐盒，找个地方吃咖喱糊糊和Puri（一种印式小饼）。在印度，很少看到还没谈成生意的印度人请中国人吃饭。就算谈成了，具体做事的时候也是各吃各的。

虽然有中介服务，但那一天小李还是看了一个上午的合同。

就怕印度人使坏

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仔细看总比不看强。但在印度，有时合同，甚至法律都不能作数。很多时候，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让执法者妥协。

“我们在果阿，中介带我们找房子，闯了个红灯，警察过来先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后来中介给了他100卢比，他的脸立马就变了，还笑眯眯地和你说Bye-Bye。”小李说。

老梅问过当地交警的收入，每月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在印度还算不错。但印度的交警不像中国的交警，中国交警开的罚单基本上都是公家的，公家有奖励另说，而这里几乎都是私人拿走。

不光交警能被买通，国家海关、检验局也能买通。老梅说以前就有中国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进了印度海关后被掉换了，质量下降很多。但那时候中国人钱也付了，想再要回原来的货，死活都要不回来了。

“除非你打国际官司，但国际官司时间又长，花费又大。就算你打赢了，也折腾不起。只能认倒霉。”

老梅就怕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去看，去监督。”

我问老梅，现在买不了铁矿石，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买矿石，卖钢材……什么有机会就干什么。”老梅说，印度钢材需求量很大，“高架桥、民用住宅、基础设施、企业都需要钢材。”

2011年，印度年产钢在7000万吨左右，而我国钢产量超过8亿吨，其中过剩的产能有1亿多吨。“我们过剩的产能快达到印度全年产能的两倍了。”

不过，印度也在发展钢铁产业，印度政府害怕中国倾销，所以也经常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控。假如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多了，就提高关税。关税一加，价差变小，钢铁就卖不过来了。

好在南钢正努力升级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做高强抗震的高端钢材。“高端产品要好一些。虽然印度的一些老牌钢厂也能生产出来，但毕竟量小，还得进口。”

老梅说他们公司对印度市场还是相当重视的。3月中，南钢的大股东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就来孟买考察了。“他们住在泰姬玛哈酒店，我们也过去了。”泰姬玛哈酒店面对孟买的印度门，是孟买最高档的酒店，但也经常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我们就在他房间里谈事，他还送了我四瓶茅台！”

4月份，老梅还准备在孟买搞一个办事处成立仪式，要把领事、董事长都请来。这几天他们正为这件事筹划着。

老梅告诉我，在印度注册办事处也是件麻烦事。“印度人效率太低！印度政府又很排斥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不开票，不缴税，所以印度政府对办事处的审核很严格，他们对这个机构到底是公司还是办事处查得很紧。”

“其实在印度开个私人公司最方便，开分公司也很难，因为分公司和总公司不在一国，就怕你逃税。”

“有钱的事情他们才愿意干！他们就想要你缴税。”小李说。

四个月待下来，老梅基本上也熟悉了情况，办事处的各项事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老梅说，他感觉印度其他问题都还好解决，唯一的缺点就是投资所花时间太长了。

“这里的政府不像国内，招商引资，可以给你优惠政策，可以给你免税。而且你和印度政府谈好建厂之后，政府在帮助你实施时也有很大的难度。老百姓说不搬就不搬，做说服工作很难。就算是合资，建厂全套落实下来至少需要五六年。”

“印度本身也在发展经济，想搞好投资环境，但它是民主制度，效率低。你看这里到处是贫民窟，政府怎么解决呢？”

我问老梅到印度的四个月最喜欢哪里，他不好意思地说除了在果阿去海里游过一次泳，别的地方还没有怎么玩过。

“哪有空哦！我还要补语言。毕业那么多年了，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哪想到后面还要用英语”！

孟买的中国客栈（四）

我们开始帮他出主意：绕过印度海关，把它们运回中国；一小块一小块地放在行李箱里；用平邮寄回国……

曹可臻

做这个会倒霉的

2011年12月，李掌柜的好来客栈在班加罗尔开了分店。与他合伙经营的是两个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和孟买的客栈不同，班加罗尔的客栈坐落于市区的富人区，房间都在一栋独立的别墅里。

“条件比这里好多了。”李掌柜强力推荐。于是去班加罗尔采访时，我们又住在了好来客栈。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客栈的合伙人之一，小吕——一个在印度打拼的90后有为青年。不过，小吕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90后，因为在论资排辈的生意场上，太过年轻并不是优势。于是，他刻意地让自己举止更沉稳，并对外封锁年龄。别人问他出生年月时，小吕总会技术性地说：“我是85后的。”

从机场到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路上，我们便聊了起来。

“被骗来的，我是被中介骗来的。”小吕说。他是安徽人，高中时，因为想学计算机科学，中介向他推荐了印度。2008年9月，高中一毕业，他就和其他十个孩子一起被送到了印度清奈的一所大学学语言。

虽然到印度之前，中介曾给小吕打过预防针，告诉他在印度生活会有些苦，但真正到了印度后他才发现心理准备还是不够：“真没有想到那么苦！来之前，以为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到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清奈很脏、很旧，学校离市区又很远。在那里除了吃饭、逛街，别的什么都干不了，连KTV都没有！”

一年后，因为忍受不了清奈的炎热，小吕转学到了班加罗尔大学。班加罗尔大学是所公立学校，但只有研究生院。小吕在大学下属的一所私立本科学院学习，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也要小十万人民币。“我们交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两倍。住宿也很贵，一年要3000美金。”

学校里大概有两三百个中国人，但女孩很少。小吕说，印度男人很喜欢中国姑娘。但很少有印度女孩喜欢中国男人。不过幸运的是，他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个中国女友。

转眼大学三年（印度是三年制大学）即将过去，小吕又发现，自己学的专业其实很难找工作。“在班加罗尔，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的人薪水很高，其他工作薪水普遍很低。但我学的是普通计算机专业，相当于一个半吊子，根本没用。”

他并不准备就这么回国：“一定要赚一笔再走。”

当初和他一起来的十个孩子，大多数都已回国，除了他还只留下了两个，而其中一个正在为好来客栈打工，帮忙做些杂务。

必须对他们火爆

从高中起，小吕就展现出了商业天赋。当时他喜欢打篮球，于是自己找了渠道，做起了卖球鞋的生意。“耐克、阿迪达斯我都有货，如果你要的话，我给你的价格会便宜一点。”他向我兜售他的鞋——这个小生意为他赚来了出国的部分费用。

出国到了印度后，小吕也没停止“折腾”。在学校时，他和同学去手机市场看手机，一个印度人找到他，对他说自己每个月都要去深圳华强北“倒腾”一些SD存储卡到印度来卖。如果小吕有渠道可以进SD存储卡，省去自己跑的费用和时间，就可以一起合伙做生意。于是，小吕找了朋友，帮他做了几次生意，但因为利润不高，他很快就不干了。

“我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小吕说。

之后，他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什么，在这期间，他在QQ群上认识了李掌柜。2011年11月，李掌柜告诉他自己想在班加罗尔开个中国客栈。小吕兴奋起来，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要求合伙——加上家里给的1万元和向同学借的一些，他有将近10万元人民币。他和李掌柜合伙找房子、买东西、搞装修。一个月后，2011年12月，好来客栈班加罗尔店就正式开张了。

在印度待久了，小吕摸索出了一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行事理论。理论的核心就是：印度人吃硬不吃软。

“必须对他们火爆！”

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还在上学时，他租的房子里装宽带，付了钱一个月后，印度人还是拖着不给装。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假装要装新网，说要付钱，把人骗到了家里。等人一进门，他就把门反锁，把钥匙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恶狠狠地对印度人说：“你今天必须给我装上网络，否则就别想出门！”结果，印度人乖乖地把网络给他装上了。

“印度人做事就是磨叽，”他对我说，“有时候对他们发脾气是一种策略。”

这事不能做

我们问小吕：“班加罗尔的特产是什么？”

小吕说：“土特产是小叶紫檀。但小叶紫檀的原木不能买，工艺品带回国多少都行。”

抵达客栈，我们惊奇地发现公寓的厨房里摆放着好几块不算大的小叶紫檀原木。小吕悄悄地告诉我们：“这是机缘巧合得来的。不过也没什么用，只能放着，带不回国去。”

我们开始帮他出主意：绕过印度海关，把它们偷运回中国；一小块一小块地放在行李箱里；用平邮寄回国；找外交官带回国……

在听了我们想出的一大堆方法后，小吕笑着说：“没用的，所有能带回去的方法，中国人都已经想完了。这事不能做，要倒霉的！”

他告诉我们，近几年来，国内紫檀价格大涨，尤其是小叶紫檀。重利之下必有勇夫，也有智夫。中国人已经想出众多法子，但都被印度海关一一击破。

“一开始，中国人把原木稍微雕刻几笔，做成粗糙的工艺品。这个方法被发现后，中国人把紫檀原木放在出口的大理石下面做垫木，蒙混过关。这个方法也被发现后，中国人开始把紫檀原木吊在船底。不过这个方法现在也没用了。”

晚上，我和同去的李国卿老师对着小叶紫檀感叹：“如果弄一块回国，一转手就是好几千啊！”

不过，第二天，这些小叶紫檀就不见了。我问小吕：是怕我们偷了吗？小吕小声地说：“当然不是，只是来了个收木材的客人，被他看见不好。”

从班加罗尔离开时，我和小吕又有了一次谈话。

“你还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三四年吧，我的极限是五年。”

“那你要赚多少呢？”

“没有具体的目标。但最近在QQ找我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做机械的、LED灯的、做木地板的都有。”现在，他还尝试着在班加罗尔帮人销售切割大理石的刀片工具。

我开玩笑：“干脆做票大的，运点木头回去。”

他立马就变了脸色：“不行，不行，要倒霉的！”

身影——迈出国门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重返利比亚（一）

我们只要不和美国、欧洲抢石油、天然气就行。这是高压线，不能碰。人家打了半年，花了多少钱，主要就是为了石油、天然气。那些苦活累活，人家不愿意去干，我们中国人去干。

李申

我们得让新闻里播出来好看一点

一家来自江苏的民营企业从2007年开始，就在利比亚投资，这家企业叫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比亚三元钢铁）。

潘军海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2011年2月17日，刚过完春节，他从上海乘飞机前往利比亚；与此同时，利比亚的街头开始出现游行队伍。从2010年底开始，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一系列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这一系列运动导致了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了反卡扎菲起义。“叛乱都在市中心，我们也不在市中心，我们只是听说所谓叛乱就是开着汽车游行，按喇叭。”利比亚三元钢铁的工人说。

2月17日，潘军海刚到利比亚，就发现自己得把一切工作停下来，准备撤离——从2月22日起到3月5日，中国政府从利比亚撤出中国公民35860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公司董事长徐君才当时还有点恋恋不舍，不想走：“你走吧，这就是我的命，我要留下来。”但他后来发现形势越来越糟糕，也只得分头撤离。

潘军海和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的关系特别好，他希望搭乘马耳他的飞机撤离。马耳他大使馆给了他十几个名额，潘军海带着的黎波里分公司的十几个人前往的黎波里机场。“有这个机会，不要放过。”

“我们一路上都被抢，在机场里困了几十个小时。主要是手机也打不通，没信号。当时就想，要是死了，想跟家里说一声都不行。”潘军海说，他千辛万苦到了机场之后，发现大使馆的飞机来不了了——因为马耳他庇护了两个从利比亚出逃的飞行员，双边关系恶化，利比亚不让马耳他的飞机降落。潘军海等十几人在机场等了两天，最后还是搭乘了一架中国国航的飞机回国。

“救命的群！”所有从利比亚回来的人都这样评价一个QQ群。在撤离的时候，他们什么通讯设备都没法用，网页打不开，电子邮箱上不去，手机和电话都没信号，奇怪的是，QQ仍然可以登录。负责撤离的中国商务部驻利比亚经商处就建了个QQ群，把中国驻利比亚所有企业的联系人都加上去，用这个群来发布消息、指挥撤离。直到现在，这个群仍然很活跃，很多企业仍在上面讨论关于什么时候能重返利比亚。

“到处都是枪声。坦克开过来开过去，还有烧汽车什么的，我们都看见了。在撤离的路上，我们被抢了两辆汽车、所有的现金和手机，现金有好几十万。”顾江峰说，他是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班加西分公司总经理，负责带着班加西分公司的人撤离，这里是当时被称为“反对派”的大本营，情况就比潘军海那边更糟糕一些。“他们就是要点东西嘛，又不要你的命。当地的警察局、政府都被烧掉了，没人管了，这些人能不抢东西么？不抢就是脑子有病了。”据说，从工厂撤离的200多个工人一共被抢了150个手机。为了安全，他们把大量现金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你以为我们是舒舒服服回来的？哪有那么舒服？痛苦得不得了。我们到了马耳他，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对我们说：你们要喜悦一点。”顾江峰说：“既然是国家来接我们，我们就让新闻里面播出来好看一点吧。”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在讲述撤离经过的时候，似乎重新体验到了当时的愤怒和无可奈何，这家钢厂也有他的股份。

从利比亚撤回来的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心态明显不同，至今他们仍然愿意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段经历，像是一次英勇的历险，而且有惊无险。

但潘军海说：“不想去想了，整个过程都是痛苦、伤心。”

在2010年9月商务部编写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利比亚》中写着：“利比亚主要优势有：政治稳定；石油收入增长快，资金充裕；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非洲北大门，辐射欧洲、非洲和亚洲。”半年之后，在新版的指南中的这些话就没用了。

满街都是废钢

潘军海是江阴三元村人，这里很富。至今，江阴已连续九年蝉联全国百强县第一名，拥有30家上市企业，2010年人均GDP为166258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元村虽然不如同属江阴的华西村有名，但村里也有整齐划一的别墅群和不少企业，其中有一家叫三元钢铁，主要生产建筑用螺纹钢。

潘军海留着平头，穿深色休闲西装配爱马仕的皮带。他身上有一种带头大哥的气质，让人过目不忘。在他眼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兄弟，无论是中国人、利比亚的白人还是黑人。生意场就像是江湖，要想赚到钱，就要拉人脉、讲义气——这些规则不仅在中国行得通，在利比亚也适用。

潘军海的翻译兼助手马凤俊是回族，兰州人，曾经在利比亚留学六年，主修阿拉伯语。2007年底，有公职在身的马凤俊在北京见到了准备在利比亚投资的潘军海。潘军海的热情和说服力起了作用，会面之后，马凤俊连潘军海是做什么生意的都没搞清楚，就决定辞掉公职，跟着潘军海去利比亚。

回国之后，潘军海在江阴市新区的一家酒店租了间办公室，办公室中间放了一张电动麻将桌；马凤俊去了位于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教阿拉伯语。但他们其实都还在盘算着回利比亚的事情。

到了2011年12月底，潘军海觉得是时候回去看看了。他和利比亚当地的朋友已经联系上，他们告诉潘军海说三元钢铁的工厂安然无恙，没有被抢劫，只有办公室被盗窃了，还说希望他们回去继续开工。“我在当地朋友很多的，撤离之前，我把汽车都送给了给我们开车的当地人，让他们帮忙看守工厂。”这一招很聪明——即使他不送，他们走后，汽车也会被抢走的。

公司的股东们也对重返利比亚充满信心：“当地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满街都是废钢，让我们赶快回去。”战后的利比亚满街都是报废的坦克、大炮、炮弹壳，在股东们眼中，这都是炼钢的好材料。还有很多被炸毁的房屋，每平方米的区域里都有将近35公斤左右的废钢可以拿来炼钢。

潘军海们的计划是先飞到突尼斯，再进入利比亚，因为当时他们没法直接办利比亚的签证。

“我也是带着国家利益去的。”临走之前，在潘军海的办公室里，他拿出一张纸给人看，纸上没有任何头衔和落款，上面写着：

1.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对中国的态度、对西方的态度、新领导人对华人的态度怎么样。

2.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对我们中国在当地的工程项目后续态度怎么样？

3.重建过程有哪些商机？江苏企业在当地做生意有哪些优势？

“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但是潘军海不愿意说到底是哪个领导给他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利比亚过渡政府里一个比较高的官，也在等我，想听听我们对钢铁项目的意见。利比亚现在到处是生铁、废钢，对他们的环境污染很大，我们要过去为他们做点贡献，把废钢收回来，变废为宝。这个项目要是做成了，真是利润无限。”潘军海非常有信心。

他还有一个B计划：“如果利比亚的新政府对我们中国态度不是很好的话，我有一个加拿大哥们，是个华人，2009年加入加拿大国籍，我就让他占有股份。加拿大是北约，它们的使馆到时候就能管事了。”

2011年12月23日，带着万无一失的计划和从兰州回来的翻译，潘军海一行5人从上海搭乘飞机前往突尼斯，准备由突尼斯前往利比亚。

重返利比亚（二）

在中国人去之前，这个工厂的每寸土地上、每台机器上，都积累了5厘米厚的鸽子粪，杂草丛生，天上盘踞了成千上万只鸽子。中国人将这些鸽子粪清理干净。鸽子很快变成了中国人的食物，等中国人撤离的时候，“天上一只鸽子都没了”。

李申

一只鸽子都没了

6年前，也就是2007年3月，也是经由这条线路，潘军海第一次去利比亚，除了满眼地中海的蓝色波浪，他看到了遍地的商机：“百废待兴，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基础设施非常落后，除了公路还可以，其他什么都不咋地。”

在他眼里，利比亚真是一个遍地生意机会的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废钢扔在路边也没有人要：“在中国，连一个矿泉水瓶子都会被人捡走。”潘军海后来还劝说过他的一个朋友去利比亚烧砖：“烧砖也可以赚钱，利比亚主要用水泥砖，但是我发现，其实利比亚的土是可以烧黏土砖的。”

潘军海的判断是，这里将来一定会大搞基础建设，比如卡扎菲给利比亚人修的保障房项目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钢铁和建材。

潘军海此前一直做销售钢材的生意。2006年，国内钢材市场先涨后跌，全年钢材平均价格比上年下降10.45%，潘军海开始考虑转型。2007年初，他听一个上海人说，利比亚是一个很容易赚钱的地方，又得知，在江苏溧阳有一家生产建筑用地条钢的企业，产品卖到了利比亚。地条钢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工艺，在中国国内已经被禁止了。潘军海想，三元村的钢铁厂生产的钢，在国内都是合格的，到利比亚就更没问题了。于是他找到了三元村党总支书记徐君才，两人一拍即合，准备把钢卖到利比亚去。

“当时我们对利比亚一无所知，连在非洲都不知道。”潘军海说。这是三元村的企业第一次走出中国。

2007年3月6日到3月16日，潘军海和徐君才等一行三人抱着旅游的心态，去利比亚看看。结果这10天中，他们就和当地政府签了投资协议，而且生意就从卖钢变成了炼钢，决定在利比亚修建一家年产量5万吨的钢厂，主要生产建筑用钢。几天后，三人被利比亚国内的形势感染，又将规模扩大到了年产30万吨。

他们拿来炼钢的原料不是铁矿石，而是利比亚随处可见的废旧钢铁。在利比亚西北部扎维耶省的一个沙漠里，有大量报废的汽车外壳，三四辆摞在一起，面积大到一望无边。到2011年他们不得不撤离时，这里的废汽车壳已经被这家炼钢厂消耗了50%。“原来这些废钢都是填海的，我们来了以后，说这些 都是宝贝啊，那些人就都卖到我们这里来了。”潘军海说。

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公司，和潘军海他们老家的那个三元钢铁没有关系，徐君才任董事长，潘军海任总经理。公司有8个股东，潘军海占股10%，和江阴很多民营企业一样，这家远在利比亚的公司还有15%的股份属于三元村，如果赚了钱，村民也可以得到分红。

被潘军海看中建钢铁厂的地方，原先是一个坦克厂，在利比亚西北部盖尔扬省首府盖尔扬市旁边的一座山上，是1986年卡扎菲耗资5亿美金修建的，这在20年前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利比亚1951年脱离殖民独立以来，政府一直亲美，但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开始亲近苏联，并一直和美国较劲。1986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批准发动了“黄金峡谷”行动，空袭的黎波里等地，首要目标就是杀掉卡扎菲。袭击导致包括卡扎菲养女在内的15人死亡，卡扎菲本人侥幸躲过了导弹。

坦克厂刚修好，就被美国的卫星发现了，美国以卡扎菲在这里生产核武器为由，要求这个工厂停工。“老卡说我没有造核武器啊。美国人就是这样子，他说你有，你就有，必须要停。”潘军海很开心地讲起这个在当地人中广为流传的故事，他称卡扎菲为“老卡”。从1987年开始，这个工厂就荒废了。

“20年前建的工厂，现在跟新的一模一样，里面设备都是全的，可以直接造坦克。”潘军海评价说。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占地4万平方米，仅仅占用了它一个车间，旁边还有十几个车间都是空着的。2010年，潘军海曾把自己一个在张家港造煤气罐的朋友介绍过去，那个人也去利比亚考察过，并注册了一家名为“利比亚社会基金委员会高比亚工业设备公司”的企业，生产煤气罐，还通过了商务部的核准，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没有开工。

这个卡扎菲巨资修建的工厂 ，里面是全套的德国设备，车间里的吊车可以一次吊起250吨，就是5辆主战坦克的重量，地下的水泥层有50厘米厚，有一次潘军海为了造一个水池，光是为了凿穿这些水泥，就花了100多万元。钢铁厂所有的炼钢设备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运了四五百个集装箱。

据潘军海说，在中国人去之前，这个工厂的每寸土地上、每台机器上，都积累了5厘米厚的鸽子粪，杂草丛生，天上盘踞了成千上万只鸽子。中国人将这些鸽子粪清理干净。鸽子很快变成了中国人的食物，等中国人撤离的时候，“天上一只鸽子都没了”。

卡扎菲的儿子和卡扎菲的堂弟

2007年，潘军海等人在利比亚考察时，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人是反对他们投资的：“别投了，回去吧。”理由是：如果利比亚领导的哪个儿子看上你的钢厂，他可以直接把它抢走。此时，中国在利比亚的企业还非常少，潘军海在利比亚遇到的唯一的中国企业是中兴通讯——大量的中国企业都是2008年以后进来的。

为了在利比亚站住脚，潘军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社交天赋，积极和当地人搞关系。他的翻译马凤俊在利比亚留学时读的是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有很多达官显贵的同学，潘军海借此认识了很多利比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皇亲国戚，对潘军海来说，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他在江阴这个有30家上市企业的县级市里，并不算是大商人。

“他们都是部落制，你认识了他们部落里的一个人，就可以认识这个部落所有的人。”潘军海说，和利比亚人搞关系很容易，就拿点礼物，比如几包茶叶，去他们家里喝喝茶就好了。

经人介绍，潘军海和卡扎菲第三个儿子萨阿迪的公司签订了使用这个坦克厂的合同。萨阿迪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参加过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当时是利比亚主权基金对外投资公司的老板。签约之前，出于谨慎，潘军海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和他们签约的公司确实属于萨阿迪，也很有实力，看不出什么破绽。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坦克厂不属于萨阿迪的公司，而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潘军海和萨阿迪的公司签的是一个假合同。在坦克厂的真正主人出现的那一刻，潘军海崩溃了，不仅是损失了几百万，最重要的是，他不理解他的利比亚朋友为什么要骗他。

很快，潘军海又和卡扎菲的堂弟搞好了关系，通过卡扎菲堂弟施压，终于和坦克厂的真正主人重新把合同签下来了。签约的时候，卡扎菲的堂弟还去了现场祝贺。

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分为三个部分：从坦克厂改造过来的炼钢厂；班加西分公司负责回收废钢，有19个中国人和四五十个非洲外劳；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分公司负责销售，有十几个中国人。

“那些废钢放在路边也没人要，本来都是我们自己雇人去捡，后来也有当地人收集起来，卖给我们。”顾江峰说。在利比亚不仅是废钢筋扔在路边没人捡，就连报废的汽车也随处可见。

2007年3月考察后，股东们计划让新工厂在2007年9月1日投产，因为9月1日是利比亚的国庆日，他们决定向利比亚的国庆献礼。

按照中国国内的办事效率，半年足以把事办成，但这是利比亚。一进入办手续的阶段，他们就发现利比亚的节奏极其缓慢。光办营业执照等手续就花了两年时间，直到开工以后很久，潘军海他们才拿到了开工许可证。

“因为制裁刚刚结束，2007年利比亚市场经济的水平就和我们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差不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但是非常富有，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马凤俊说，他在利比亚留学六年，又跟着潘军海在利比亚工作了四年，整整待了十年。

国际社会制裁利比亚的起源是“洛克比空难”。1988年12月21日发生的“洛克比空难”是“9·11事件”前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泛美航空的飞机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270人遇难。1990年秋天，美英两国的情报机构认定，空难是两个利比亚人所为，要求利比亚交出凶手。利比亚虽然拘留了这两个人，但拒绝把他们交给美英两国。1991年联合国对利比亚实施包括空中封锁、武力禁运、经济和外交等一系列制裁。

1999年，利比亚同意移交两名疑凶给联合国受审。到了2003年秋天，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2006年3月25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率团访问利比亚。2006年5月15日，美国宣布将与利比亚全面复交。

2007年，潘军海到利比亚的时候，利比亚和美国刚恢复交往还不到一年。

“在卡扎菲的教育下，利比亚人的自尊心特别强，很骄傲。认为外国人来利比亚，是来挣他们的钱的，对外国人看不起，办事也就磨磨蹭蹭的，他们觉得你们投资不投资无所谓。不光是利比亚，整个非洲都有这样的感觉。”潘军海说。

当时潘军海的住处在郊区，利比亚的政府部门下午两点多就下班，为了能多办一点事情，那段时间，潘军海一早就出门，每天都要到下午4、5点才吃第一顿饭。

为了向新工厂供电，潘军海往利比亚的供电局跑了不止100次，每次都要送礼，“天天去找人，天天去送礼”。几乎每一道手续，都是这样死磕下来的。

“千辛万苦。”他说。

“我们打了个很大的胜仗，就是解决了那个很官僚化的电力公司。他们在同意供电之后半年，就给我们修了8个大铁塔，把3万伏的高压电通到厂里了。”马凤俊说。

“这个速度对中国人来说比较慢，对利比亚人来说，简直是奇迹，他们都不相信。”马凤俊说，有一家利比亚和阿联酋合资的饮料厂，需要6千伏的电，两年都没申请下来。

2009年5月，三元钢铁利比亚分公司终于投产，主轧12、14、16毫米螺纹钢。当年就炼钢18万吨，占了利比亚国内生产量的70%。此前，利比亚只有一家钢厂，叫米苏拉塔钢厂，是利比亚的国有企业，年产量100万吨，其中建筑用钢只有10万吨。利比亚的建筑用钢主要从土耳其进口。而且利比亚没有国家制定的建筑标准，中国人曾经希望能把自己钢厂的标准变成利比亚的建筑用钢标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利比亚虽然是个非洲国家，但是建筑标准是和欧美看齐的，建筑的监理公司一般都是美国的。

这个炼钢厂共投资1.3亿〜1.5亿人民币，到2011年2月，投资已经快收回来了。按照潘军海的估计，如果不发生战争，2011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开始分红了，“利润比国内高多了。”

重返利比亚（三）

利比亚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福利很好。这里医疗免费（对外国人也免费），汽油和食品都很便宜，汽油每升只要1元人民币，工业用电每度只要0.25元人民币，是国内工业用电价格的1/3。面粉因为有政府补贴，比石灰还便宜，很多在利比亚施工的中国企业都用面粉代替石灰，在地上画线。

李申

他们有底线，很诚信

按照利比亚的法律，外国人必须要有15万美金才能注册公司。按照中国的法律，必须在海外有公司，才能把美金汇过去——这是个死循环。“只能用其他非正常渠道，把钱拿出去。不然这个瓶颈是跨不过去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潘军海找了5个人，藏着15万美金的现金，坐飞机，躲过各种检查，到了的黎波里，将公司注册下来。“我不知道国内其他企业是怎么做的。”潘军海说。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必须通过商务部的核准，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在商务部网站上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里可以查到，但是他们好像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按照规定，去境外务工的人员应该参加培训，但是三元钢铁利比亚有限公司的员工并没有参加过培训。“培训个屁啊，我们又不是国有大型企业。可能国有企业有吧，民营企业还没有。要是有，就麻烦了，又是一笔钱。他不培训你任何技术，还要收一笔钱。”潘军海说。

利比亚的劳工政策规定外国人的企业，工人中必须有30%是利比亚人。“这个政策倒是很灵活，只要给他们放到工资单里就行。况且利比亚人不会干活，你根本不能叫他们来做。就找点当地人，把名字报上来，让我列进工资单，意思一下发一点钱就算了。”潘军海说。

到2011年2月撤离时，中国在利比亚一共有三家民营企业，除了三元钢铁利比亚分公司，剩下两家来自浙江宁波和北京，他们的规模在商务部部长所说的一百多亿美元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工程的主力。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利比亚的公务员系统也存在贪腐。“干什么都要钱。只要给点小好处就行了，胃口不大——给个手机、mp3就可以了。当时我送了很多的mp3，送了很多的花茶。”

“这个不应该算贪腐。”他想了想之后说，“反正要办什么事情，我就拿几包花茶。”

三元钢铁利比亚分公司的班加西分公司总经理顾江峰讲过一个故事：“我在的黎波里机场，拿了几个对讲机到班加西去，这种对讲机在利比亚属于军用的，不能带，被他们安检出来，直接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对方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悄悄跟我说，你给我们一人五块钱（指的是利比亚当地的货币利第，1利第=5.5人民币），我就放你走。这能叫贪污吗？在中国这叫贪污吗？这叫小费！”

“利比亚人本性还是很不错的，他们有底线，很诚信，就是喜欢占点小便宜，你多去他们家坐坐，喝喝茶，给他们点东西，大家就成兄弟了。”潘军海说，只要成了兄弟，什么事都好办了。

所有在战前去过利比亚的中国人，都对这里印象很好。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卡扎菲的社会主义信仰，利比亚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福利很好。这里医疗免费（对外国人也免费），汽油和食品都很便宜，汽油每升只要1元人民币，工业用电每度只要0.25元人民币，是国内工业用电价格的1/3。面粉因为有政府补贴，比石灰还便宜，很多在利比亚施工的中国企业都用面粉代替石灰，在地上画线。最重要的是，只要花一点小钱，就什么事都好办了。绝大部分在利比亚的中国企业都是去修建保障房的，这些保障房都是两层的小别墅，每户人家一栋。

“2007年，我们去的时候，利比亚只有1000多个中国人。”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多，当地人的心态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警车看见中国人的车就要拦，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怕麻烦，就会给点钱，他们还知道中国人办事都有回扣。”这些习惯其实都是中国人带去的。利比亚人还知道一到春节，市场上的鱼虾都会被中国人买光，连一条小鱼都没了。利比亚原来是啤酒的出口国，卡扎菲上台后，为了保持“最纯洁的教义”，颁布法令禁止酿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中国人就在家里用米造酒。

三元钢铁利比亚分公司从国内带去了207人，还雇佣了150多个非洲外劳。工人收入非常可观，普通工人每年25万元人民币，司机20万元人民币，厨师15万元人民币，中层管理人员80万元〜100万元人民币。当工人还是很辛苦的，当地水很贵，经常三个月不能洗澡。“但大家吃得很好，整个公司里有十几个厨师，和国内吃的一模一样。”一个工人说，“韭菜、豆腐、萝卜都有。没有猪肉，就吃鸡肉、羊肉。”

工厂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有二三十个，其余都是工人。工人每天上班9个小时，两班倒，也有周末休息、轮换休息。吃的、住的都不要钱。每个工人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探亲假，如果实在走不开，就把老婆接到利比亚来，这叫“反探亲”。往返机票，经济舱七八千，要飞15个小时，中间还要转机。如果放弃探亲，就给4000块钱作为补偿。工人中还有20多个女工，和男工干一样的活，比如开吊车。

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娱乐，不许打麻将，电视只能收到中央国际频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鼓励员工和当地人过多接触，主要是害怕发生事端。很多企业把员工的薪水直接发给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是为了避免员工出去消费或者娱乐。在海外，管理人员喜欢的项目，其实都是在荒郊野外或者荒山野岭上的，因为这样最容易管人。

工厂雇佣的非洲外劳主要做一些粗重的活。“我们给他们盖宿舍，配电视，统一管理。非洲外劳很听话，脑子不太好使，机械性的劳动没问题。但是，他们的诚信比咱们的人好。”潘军海说。

一场梦

2011年12月23日，潘军海开始了他朝思暮想的重返利比亚之旅。

在突尼斯，潘军海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卡扎菲的堂弟，他现在和卡扎菲的妻子和女儿一同躲在阿尔及利亚，他说自己这次是专程来看潘军海的。

“你放心，老卡还没死，真的没死，现在藏在一个地方，胡子已经很长了。”堂弟对潘军海说。但新闻说，2011年10月20日，美国媒体报道说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后因伤重不治身亡。潘军海心里想着：“他疯了。”但还是对卡扎菲的堂弟说：“真主保佑。”

“老卡的亲戚和一些当时的既得利益者都逃出去了，大部分人都在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这几个国家，有上万人。原来都是有钱人，他们还没打算承认失败，总是会搞点麻烦的。”潘军海判断。

“只要到了突尼斯就能进利比亚。”潘军海一行五人由突尼斯进入利比亚，在利比亚住了三个晚上。在利比亚的时候，一个陪同潘军海的利比亚人去马路对面买面包，一颗子弹从他左腮帮子穿到右腮帮子。“赶紧送突尼斯，子弹再靠后两厘米就没命了。”潘军海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当时如果他陪着一起去，就不一定打着谁了。利比亚的医疗系统彻底瘫痪了，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要送到突尼斯去。

“枪声还存在。”潘军海说，根据他们的判断，白天的市区应该是没什么大风险了，但是一到晚上或者到了郊区，你若是开着好车，或者身上有值钱的东西，甚至拿着一个好的手机，都会被干掉。现在利比亚人的身份证和武器合法拥有证上，都盖着三个不同的图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被三股主要的武装力量控制着。据新闻报道，现在利比亚仍有5000多个武装组织各自为战。

潘军海去他在的黎波里的公司看了一次：“抢光了，能拿的都拿了。沙发、一次性纸杯子、衣服都拿走了，连中国人喝的酒都拿走了。”

潘军海本来想去工厂看看，但听他的利比亚朋友说，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工厂赚了很多钱，听说他最近回利比亚，都想和他见一面，顺便绑架他，让中国人拿点钱出来。虽然只是听说，但潘军海还是决定不回工厂了。当地人告诉他：“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卡扎菲，每个人都是老大。”

出发之前，潘军海给我看过的几个问题，他也没有打听出来。“根本没有政府，没有大人物，每个人都是Boss。”很多以前给潘军海看门、看仓库的利比亚人，现在每天拿着枪在街上走，说：“我是老板。”一脸翻身农奴得解放的神情。

“原来很善良的人，好像变得不太善良。”不到一年，重回利比亚，潘军海发现他不再认识这个国家了，一脸的失落。“我感觉连女人也变凶残了。”

“原来利比亚人都是不设防的，现在防范心明显出来了，不要说外国人，他们连本地人也不相信了。”潘军海说，这些人经过战争的洗礼，自我保护的意识强了，“变得自私了”。

现在很多利比亚人都有“持枪证件”，上面写着“合法拥有轻武器”“合法拥有重武器”，这让潘军海吓了一跳。潘军海的一个利比亚朋友告诉他：“收枪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家后院就埋了十支，还有很多人有火箭筒。”

“一到晚上，到处是枪声，都是打着玩的。那个地方，半年一年之内，我看是太平不了。”潘军海说。现在的利润和当年也完全不能比了，当年，1.2利第换1美元，1美元等于6.8元人民币。现在1.6利第换1美元，1美元只能换6.3元人民币。加上物价飞涨，以前36个鸡蛋只要3.7利第，现在要10利第才能买到。利润少了很多。

徐君才不同意潘军海的判断，他希望尽快开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中还夹杂着积怨。最后，包括潘军海在内的另外7个股东把股份卖给了徐君才，退出了这个项目。他们都是跟着潘军海一起在利比亚打拼的，他们信服他的义气，决定和他共同进退。现在，徐君才一边在国内招工，一边带着十几个人在利比亚收拾工厂。

“可以共同奋斗，不能一起富贵，这就是中国人。”说起这件事，潘军海非常难过。

回到江阴之后的潘军海依然很忙，他不停地拿着iPad看股票，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各种股票的内幕。“亏了1000万。”去年股市形势不好，潘军海也没逃过。

关于将来，潘军海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利比亚。3月底，他的一个利比亚朋友回到江阴，和他继续谈在利比亚的新项目。“很多在利比亚的商人还是看好这个市场，什么时候这里治安恢复了，很多公司一定会返回。”

盘点了这些年在利比亚的辛苦，潘军海还是觉得没白去。“都赚了，没人亏，我们这种厂还能亏？我们最小的股东都赚了1000万，你在国内到哪里去挣啊。”

“一场梦啊。”潘军海指着他刚到利比亚时拍摄的照片，“那时候像个小伙子一样，现在都老了。”和照片上满头黑发的人相比，现在的他，头发白了一半。

瑞典“龙门”

和奥登布罗的看法相似的人并不是少数。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报驻中国的记者。提起“龙门”，他马上联想到了瑞典卡尔玛的凡尔顿。对于Ola来说，这座在2007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国商贸城就像是瑞典的“义乌”。他说：“‘龙门’和凡尔顿一样，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廉价’的印象，人们嘲笑它们。”

曹可臻

邢善驾着他的商务面包车带着我们在欧洲4号高速上飞奔。路面限速120公里每小时，他有时能开到200公里。我们的目的地是斯德哥尔摩往北130公里处一个叫“龙门”的地方。

一路上邢善和我们闲话家常。他是龙门武术馆的总教头，3年前因为龙门项目被温州商人王积锋从伦敦请到了瑞典。在教授武术之外，邢善还帮助王积锋打点一些生意上的事务。

汽车像是在森林中穿行，两旁多是高耸的杉树。偶尔，在森林的间隙会冒出一小片茂密的草坪和几座房屋。一个多小时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粉色的牌子，上面写着“China，4km”。中国？还有4000米？“这指的就是龙门。”邢善看出了我的疑惑。一年前，正是他把这块牌子从中国背到了瑞典。

森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开阔区域，一座青砖灰瓦，带有宝塔尖顶的中式高楼跃入眼帘。虽然早已见过龙门主楼的图片，但在连片的森林后突然看到如此宏伟的一座中式建筑，我们还是不由地被震撼了一下。

下了匝道，邢善径直把车停在了“龙门”的入口边。入口是一座简易版的“天安门”城楼：它不仅在尺寸上比天安门小几倍，而且一眼看去便知道城门所用的材料也与真正的天安门相去甚远。

“天安门”的装饰是各种中式风格的混搭：城楼上挂着灯笼、插着旗；城门外蹲着两尊石狮；城门里伫立着两个兵俑，左右各站一边。

“天安门”内是一片开阔的广场，中央坐北向南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白色观音像。广场东面是被称为“龙门大宅”的餐厅，餐厅的外立面采用了北京王府的建筑风格，石瓦石墙，浮雕装饰。门框上还刻着一副对联：“天开化宇赐福禄，人在春台添寿禧。”门堂里则立有一个蓝底红框阳刻金色倒“福”字的石屏风。“天安门”的正对面是一座黑瓦红墙类似寺庙的建筑。邢善告诉我，那里是龙门博物馆。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这种为吸引游客而建的仿古建筑。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象在瑞典会出现这样一座“中国特色”的建筑。

“龙门”是什么？

“龙门”的确切位置位于欧洲4号高速旁，瑞典乌普萨拉市和耶夫勒市之间的森林中。5年前这里还只有一座方方正正黄灰色的旅馆，而现在，它被一群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改造成了一个兼具酒店、博物馆、休闲中心、武馆、商店等多种功能的中式建筑群。

李经春是第一个发现并着手改造这里的人。他是个神秘的温州商人，创立了中国本土规模最大的蚊香生产企业——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但国内媒体上鲜有关于李的报道，中国人对他知之甚少。李字集团的官方网站除了对公司业务的介绍外，其他一概没有，连联系电话都是空号。

不过，和在国内的低调相反，李经春在瑞典却小有名气。因为投资建设龙门，他曾多次接受瑞典媒体报道。我们还是从瑞典的报道中得知，李经春农民出身，1988年白手起家，把李字蚊香从一个注册资本仅27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年产值超10亿元的集团公司，下属有化工日用品厂、蚊香研究所、彩印包装公司、汽车运输公司、娱乐公司、矿泉饮料厂、广告公司等多个企 业。

2000年左右，李经春开始在瑞典做一些小投资，比如购买小超市、投资营业店面等。随着生意越做越多，对瑞典越来越熟悉，李经春开始筹划更大的运作。他曾计划在布胡斯省（Bohuslan）的塔努姆市（Tanumshede）建一个大型商场和一个教武术的寺庙。当地政府甚至给他预留了一大块地，但最终他只在那里买了一个加油站。他也曾准备在上卡利克市（Overkalix）建3座工厂，最后也不了了之。

2004年，李经春从他的瑞典朋友爱尔兰德·奥格林（Erland Ågren）手里买下了一块地和一幢建于80年代的老酒店。在李的计划里，这块之后被称为“龙门”的地方将被建成一座中国文化城。具体地说，“龙门”除了可以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景点外，还可以为想去中国投资和做生意的商人提供培训的场所。

“疯狂”的中国商人

不过大多数瑞典人都很难理解在偏僻森林里建一座中国城的商业逻辑。恰巧李经春又对“风水”颇有研究，他就将中国的“金木水火土”解释给瑞典人：因为他的命里火太多，要平衡火，就必须找一个冷的地方。在另一次采访中，李又说，整个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的形状就像是一条龙，龙代表火，是他个人命格的象征。他第一个投资的地方塔努姆市在龙眼的位置，而“龙门”所在的位置正是龙的肚子，这也是“龙门”名字的由来。

于是，“风水”成了瑞典人理解李投资行为的唯一方式。“是风水指引李经春到了乌普萨拉。”瑞典报纸说：“在那里，李发现了最合其命理的风水。”

李经春关于“五行”以及风水的说法给龙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个疯狂的中国人准备投资上亿瑞典克朗在偏僻的高速公路旁建一座巨大的中国式酒店。”这引起了瑞典人的好奇。李经春的创业史被大幅报道，他成了瑞典人最熟悉的中国商人，甚至连瑞典国王都邀他共进晚餐。

李经春自己也说，很多人都觉得他建这个项目是疯了。不过他认为疯狂并不等于愚蠢，商人的身上总会展现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冒险精神。

与很多瑞典人认为“龙门”是个注定要失败的投资，相反，参与项目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桩靠谱的买卖。

“龙门”的总经理李刚就觉得商业模式没有问题，这个内向的内蒙古人对于瑞典人的质疑并不太在意。李刚与李经春有十几年的交情，2001年便开始帮助李打理其盘下的一家小超市。

“瑞典之前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李刚说。他指的是葛卡斯购物中心（Ulared Gekas）。这座集旅游和商贸于一体的购物中心也建在远离大城市的公路旁。从20世纪60年代开业至今，它克服了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将旅游与商贸有效结合，获得了不错的效益。李刚告诉我们，龙门的管理层曾专程去葛卡斯取经交流，回来后大家更加坚定了发展龙门的计划。

说起未来，邢善信心满满。他告诉我们，对于龙门项目，乌普萨拉当地政府一直给予欢迎的态度。他说，瑞典社会对于华人的接受度很高。在瑞典人心目中，中国人勤劳能干，和索马里人在瑞典靠生孩子拿政府津贴来养活一家相比，要更受尊敬。

事实上，瑞典政府与民众对外来投资一贯秉承开放的态度。早在17世纪上半叶，瑞典人就把正对着皇宫的港口租给了一对波兰兄弟建造船只。几百年来，瑞典鲜有地方保护主义出现，中国商人也从未因种族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

然而，龙门的发展还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为了节约成本，龙门项目所用的建筑工人都来自中国。先是中国工人按习惯在工地焚烧建筑材料，违反了瑞典的环境法；继而又因为中国工人所获酬劳未能达到瑞典最低标准，违反了瑞典的劳工法。因为对瑞典法律的不熟悉，李经春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罚款。而被改造的酒店也因为未能通过瑞典的消防安全条例，至今没能走完正常安检程序，无法营业。

李经春对龙门一期的总投资额是个谜。坊间流传着各种数据，其中数额最少的是中国商务部网站报道的近1亿瑞典克朗（将近1亿元人民币）的投入，最夸张的说法是瑞典地方媒体所报道的15亿克朗的投资。

我们到达龙门时，正值瑞典的国庆假期，是瑞典旅游旺季的开始，但在“龙门”的1个小时里，我们见到的游客不超过10个。李刚告诉我们，龙门的日平均游客流量在200到400人，最高峰时能达到500人，平均每人消费138克朗。

即使我们采用1亿瑞典克朗的说法，以每日500人的客流量、每人200克朗的消费额来计算，龙门要收回成本也至少需要27年。

“龙门”的商业逻辑

不过，质疑、罚款、违法事件以及投资回报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影响中国人投资瑞典的热情——龙门二期的报批手续正在进行中。

中国温商科技集团是二期项目的开发商。海外经商，温商有抱团的传统。该集团由5名温州商人投资成立，其中王积锋是二期背后的主要推手。

今年只有33岁的王积锋也是一个传奇的温州商人。他18岁投身商界，从温州的苍南县办武术培训学校起步，10余年间，逐渐建立起涵盖教育、地产开发、矿业、实业、金融、文化产业园、科技园区等多个领域的集团公司，身家过亿元。

采访中，王积锋并不愿意过多地透露二期项目的细节，而只笼统地告诉我们，“龙门”目前的面积规划在2000亩，一期占地500亩，二期还会引进“清明上河图”的概念，建设包括孔庙、明清古宅等具有强烈中国元素的建筑，计划投资5亿元人民币。

虽然表述有保留，但说起龙门，王积锋还是显示出了商人遇到好项目时常有的激动。“你看到龙门，就会振奋。目前全世界没有哪个华人做得像我们这样。”他反复说。

在王的发展蓝图里，龙门很快就会成为欧洲华侨的聚集地。王计划通过打造4个节日（5月的端午节、6月的国际武术比赛、9月的中秋节以及2月的春节），为龙门聚集人气。同时，龙门还计划开办孔子学院语言培训、中医推拿、针灸、中餐和武术学校。

当被问及龙门之前所遇到的问题时，王依旧表现得踌躇满志：“我们是遇到了一些阻碍。中国人走出去，碰壁、困难在所难免，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龙门建了起来。”

对如何取得投资回报，王积锋解释说：“第一期是没有收回成本，因为‘龙门’实际上是一个民间博物馆。”他认为民间的文化交流中心可以提升华人企业的形象。一个商人不求名不求利，只为了弘扬中国文化而投资上亿元？这和李经春的风水论一样，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

再追问下，王积锋最终道出了投资“龙门”的战略目标：“通过打造文化，推进商贸。”他把龙门的商业逻辑表述为：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人气；通过创造集群效应招商引资。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李经春、王积锋这些温商所打造的龙门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只是披着一层文化的外衣。

非常中国

我们到达龙门时，一排中式平房已经在龙门的酒店旁建了起来。“这是商铺，很快就会有中国商家入驻。”邢善告诉我们。这个夏天还会有一批中国工人到龙门。冬天到来之前，平房后面的空地上将会立起一座商贸楼。

“Bon Journo! Bon Journo!”正当我们要从“天安门”进入龙门时，一个60岁上下的意大利人激动地和我们打起了招呼。他和妻子刚驾着房车从意大利一路开到龙门。

“啊！中国！我们的米兰有很多很多中国人。他们卖鞋、卖食物、卖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这个，这个，都是中国的，便宜。”他指了指自己的T恤和鞋。

“那你觉得这里怎样？”我走到他身边悄悄地 问。

“哦……very China（非常中国）！”他顿了顿，呵呵地笑了起来。

来不及细问“非常中国”是什么意思，邢善就拿来了龙门博物馆的钥匙，招呼我们去参观。博物馆目前不对外开放，因为邢善，我们享受到贵宾的礼遇。

但一进入博物馆，我们就发现这种礼遇并不美好。博物馆里昏暗、阴冷，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欧洲博物馆大多功能明确，解释清晰，即使再小也有明确的主题，而龙门博物馆却完全不同。阴暗的过道里挂着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照片。馆中心是一个大坑，里面排列着200尊秦兵马俑的复制品。整个博物馆只是中国特色的简单罗列，基本没有解释。

迅速地参观完，逃离出阴森的博物馆，我们继续在龙门里参观。镶嵌在城墙里侧的一块块石板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走进仔细端详，原来是模仿莫高窟飞天的壁画。看着这些简单到有些粗糙的仿制品，“非常中国”这个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意识到，意大利人所说的“非常中国”也许不仅仅指的是“龙门”的建筑风格，也指的是品质和体验。

“龙门很大，但很明显它的品质并不高。”来龙门前，奥登布罗（Odenbro）先生就同我这么说过。他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商业律师，曾帮助过多家中国企业在瑞典经商。在他看来，“龙门”只是强化了他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廉价和低品质。

“中国商人总是想着降低成本。这是他们在中国成功的原因，所以他们到瑞典自然也这么想。”奥登布罗说这种低成本意识渗透在中国商人的每个行为里。

他举例说：“我曾向很多中国客户建议请一个重要的瑞典人进入到董事会，参与管理，帮助他们理解瑞典。而中国商人往往愿意寻找便宜的解决方法——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交换生。”

“这非常中国，但也非常不幸。”奥登布罗说，“如果他们（龙门管理层）肯多花一点钱，至少请一个熟悉瑞典法律的建筑工头，也就不会违反法律被罚款了。”

和奥登布罗的看法相似的人并不是少数。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报驻中国的记者。提起“龙门”，他马上联想到了瑞典卡尔玛的凡尔顿。对于Ola来说，这座在2007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国商贸城就像是瑞典的“义乌”。他说：“‘龙门’和凡尔顿一样，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廉价’的印象，人们嘲笑它们。”

脆弱的“外衣”

参观的最后，邢善领着我们从一条小路走到了他平时授课的地方——“精武馆”。这是一座模仿少林寺建筑风格的院落，还没有完全竣工，四周零零散散地堆着些建筑材料。院子的正门对着一大片森林。邢善告诉我们，这片林地都被王积锋买了下来。因为下午要赶回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华商联合会的一个会议，只匆匆地绕了“精武馆”一圈，邢善就催促着我们抓紧上车回去。

临走时，我们去看立在龙门广场中间的观音。对于在瑞典森林里竖起的这座观音像，无论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惊讶。

观音像约15米高，坐落在一个3米高的基座上。基座的两面雕刻着观音送子的故事，观音像有8只手，一只手举着个孩子，一只手拿着麦穗，一只手握着装有仙丹的葫芦，一只手持着如意，还有两只手分别拿着瓶子和一条鱼，最后的双手在胸前捧着一具八辐金轮。根据基座上的解释，这些物品分别象征着多子多福、五谷丰登、仙丹除病、称心如意、万物共生和普降甘露。

从博物馆出来时，我曾问邢善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佛像。虽然在少林寺习武11年，但邢善似乎对这座佛像并不感兴趣，甚至连这是座观音像都不知道。

在海外做了20年文化推广工作的浦正东说：“应用中国元素要适应当地市场，要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也要迎合西方以人为本的需求，创造舒适的体验。”他认为：“许多中国创造都只有表象的元素，实质性的文化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出来。要让瑞典人认识你，了解你，再到欣赏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一）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粗心得可笑。买完一个楼盘，别人问我，你在那儿买了几个，多少号？几层？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儿。

季艺

从2000年开始，加拿大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富人，10年时间里，他们用金钱、人口、对规则的破坏以及不安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很多地方。

加拿大房价在过去一年时间上升了8%，温哥华上升21%，中国移民旺盛的购买力成为房价上升的主因。

很多中国人自己买地建房、提升房价，再卖给一批又一批刚刚到来的同胞。新移民就这样用土地和房子在当地创造出一个财富增长的游戏，不断吸引同类加入其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房子由“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在一辆开往多伦多郊区的车上，8个从大陆来的投资移民坐在一起，他们拥有同一个地产经纪，从温哥华坐了5个小时飞机来这里购买“楼花”(那些两三年之后才会建好，只需首付5%即可获得的房产)。2天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城市外围参观各种正在建设的房子或干脆只是一块空地，多伦多在这些投资移民眼前始终展示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灰色。

为他们开车的是个姓陈的香港人，代表多伦多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在那些正在建设的房子前面，陈先生会由衷地兴奋道：“欢迎你们来到我家，这里的房子是我送给太太的情人节礼物。”他在这里买了5套房子，颇赚了一笔；有时，他也会一脸沮丧：“7年之前，我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些我就胆怯。”人们随着他的目光眺望远处，那里耸立着电线杆、工厂、烟囱，“但是现在500加元一英尺，地铁、公车全在这边，那时买的话只要200。”

20世纪80年代，陈先生来到加拿大UBC读书，在那里与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成为同学。因为大批香港人计划在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商人李嘉诚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机会。在温哥华，他有一个本地富豪朋友叫George Magnus，这位富豪在距离Down Town不远的地方，拥有一个30英亩的小岛，经常开着私人水上飞机进入市区。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过后，如何重新开发利用会场成为温哥华市政府的一个问题。Magnus出席了加拿大总理安排的一次晚餐，当他了解到政府的意图后，他告诉总理，他对开发这片土地很有兴趣，可以找人一起开发。当天夜里，Magnus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嘉诚。

一年后，BC(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招标，Magnus为李嘉诚买下温哥华市中心204英亩沿海的土地，这块地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几个不多见的最美丽的大城市“外滩”。当然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争吵。加拿大人热爱运动，热爱住在森林旁边，华人则向往大海。很多有实力的本地开发商没有看到这块土地的升值潜力，他们考虑的无非是停车场、商场，李嘉诚看到的是香港移民成片成片的住宅。

在一个福利社会的房屋概念之中，加拿大人不认为“生活必需品”可以用来炒作，他们只把房子单纯地当作一个刚性需求的商品，往往看到实物之后才会付款购买。对于这个健康、稳定但有点乏味、保守的市场，李嘉诚既表现出了实业家的一面，也展示了一个金融家的天才。

“在开发这块土地的过程中，他没有向加拿大的银行借一分钱，而是直接从汇丰银行贷款，这决定了在销售这些房子时他可以不受本地金融业的控制。”陈先生说。项目后来被命名为Pacific Place，开发长达12年，包括8500套住宅、42英亩的花园、两座小学和8个幼儿园，迄今也许仍是北美最大的房地产项目。仍像在香港那样，从开工第一天起，李嘉诚就以楼花、期房的形式把房子预售给准备移民的香港人。温哥华市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Pacific Place已经卖完了。自己的城市突然被一个亚洲人以3.2亿美元买下了1/6，不少市民对李嘉诚的投资很反感，认为自己成了二等公民。

李泽钜在这时强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6年前我们在加拿大投入巨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温哥华市民。”20世纪60年代，他的父亲开始在加拿大投资，70年代李泽钜就常到父亲在温哥华北部买下的房子度假。1983年，18岁的李泽钜加入加拿大国籍；1987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Pacific Place。从此，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的怒火平息了下去。

“而加拿大的地产公司同时发现，如果自己不按照香港人的方式卖楼花，房子将全部被香港人的公司卖掉，他们不得不效仿这种销售方式。”陈先生说，2000年左右，当香港人发现自己的小岛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发生改变，于是大量回流。但一个从更成熟的亚洲市场而来的商人与他的同胞信徒，给加拿大带来了不能泯灭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当时几乎可以称为“处女地”的温哥华，也发生在传统势力稳固的多伦多。如今，多伦多最大的一家地产公司Tridal的3位销售高层全为香港人，其中两位做到这个家族企业位置的副总裁。

当“楼花”大规模地进入到加拿大的地产市场，房子也由一种“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多伦多开发商将买房团的最后一站安排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前。距离瀑布最近的万豪酒店，所有房间都只有一侧，让人可以从上而下地欣赏瀑布。而一路看来的风景更为壮阔，车在巨大的公路桥上行驶，能看到安大略湖、葡萄酒产地以及湖面上炼钢的工厂。天空之中云团密布，城市就在你的下面。

两天时间，从南到北，开发商向他们展示了十几个楼盘，购买最后一套时，一位姓刘的女士几乎在一叠合同文件前面睡了过去。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粗心得可笑。买完一个楼盘，别人问我：你在那儿买了几个，多少号？几层？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儿。”刘女士说。

在中国，她是一家钢厂的总代理，一生之中最自豪的成就是为鸟巢提供过65000吨钢铁。“一开始，这件事并不属于我。”她说，“当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项目时，我急了，这么大的项目他们不通知我，你说我能不上心 吗？”

她先是拖着一个装满厂里所有钢材品种的箱子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口——上飞机时，这个箱子因为超重被罚了700多元——人民大会堂的人告诉她：“我们不管这事，你可以去奥组委试试。”几经周折之后，在鸟巢的施工现场，她见到了负责钢材采购的人。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都堆在工地上，它们要经受考验。“三次大雨之后，别人的钢都已经黄黄的了，只有我的还泛着深蓝。”她的钢厂在嘉陵江旁，那里的雪山铁矿有一种别处没有的防锈物质。“厂子里大的工程都交给我，因为我是一个一根筋的人。”刘女士骄傲地说。

逐渐把国内生意交给儿女的刘女士在加拿大生活已有4年。在这里，她试着将当地一个鸡饲料公司的产品卖到中国。“最后签约时，他们的要价高了一倍。”她也找过一个有机食品厂，“我花4天4夜用在线翻译软件看完了6页英文报表，发现他们的资产情况不是太好。”对方回答，因为要上市，难免会有一些不良成分以保证公司规模。“我不想当这个垃圾筒。”第三次，她决心投资诊所，但当一个更细化、具体的方案出来时，她发现价格全变了：“他们打电话，我说，你们不诚实，合作结束。”

2008年，加拿大房价到了一个低谷，从那时起，她开始用当地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不久前还收购了一个温哥华的庄园。“但我不打算在上面种任何东西。”她说，“太麻烦了，不费那个心，我只把它搁在那儿，让它升值。”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二）

当这个城市的地产终于开始大幅增值，巨大的利润又吸引着太平洋对岸一批又一批的同类，像共同炒作一支股票那样，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个游戏之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季艺

中国人创造出了自己的财富游戏

《华尔街日报》在一项调查中提到：加上2010年年初的房子限购，在理财渠道与经验同时匮乏的中国，富人们往往只有股票、金银、艺术品和茶叶等有限的几种具泡沫倾向的投资工具，因此他们更有理由将大量的钱投向海外。而发达国家金融产品的设计与销售与国内差别巨大，在这个时候，房子往往会最先得到中国移民的青睐。

在美国一家著名金融机构有过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孙先生，刚回国时打算做一个私人投资顾问，几个月之后他发现，中国的私人理财服务远没有美国发达和复杂。“大部分中国的私人财富顾问更喜欢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一个涨幅巨大的股票或者信托，再许诺一个回报，简单、轻松地卖给富人。”几年之后他接受了现实，即利用自己的美国经验的他只能在这个国家卖两样东西：美国国籍和美国学历。从那时起，这个前美国金融业者变成了一个在太平洋上空频繁往来的移民中介。

“大部分中国人对加拿大的金融产品很失望，而私人财富顾问这个行业在加拿大能够存活的重要一点是大家的期待值低。加拿大收益率没有那么高，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么高，因为太高了就是不正常的。” 在多伦多从事过5年私人财富管理的孟女士说：“如果你期待一年超过12%的收益，我会告诉你我做不到。但一年12%放在中国算什么？有一个投资移民半夜打电话给我：‘我现在带着一百多万过去，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多少收益。’我说，我努力，最多给你一年12%。他说什么？我上个季度就赚了30%，我买的基金4个月翻了一倍。”

“他们觉得房子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他们的第一桶金以及第几桶金大部分来源于房地产，他们很熟悉。”但在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加拿大，投资房产很难像在中国那样赚钱。不过华人还是天才地创造出一个“高速增长”的财富游戏。

大多数华人在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月之内就会购买房产。他们喜欢独立别墅，但经济实力差一点的会选择联排别墅；他们喜欢与朋友比邻而居，所以房子选址也往往听从朋友的介绍。这些朋友有的很早就在国内认识了，他们早一点来到这边，也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哪个区，你也会在哪儿住下来。”

同时，加拿大土地与房屋产权管理相对简单，在更个人、更自由的土地交易之中，先来到这块土地的移民看到了财富的机会。

很多人开始在温哥华购买那些距离华人群居区较近、占地较大的白人旧房，有时甚至是买三四个连在一起的房子，等到地价升起来，把房子给拆掉，再按照土地的最大容积率，盖一个崭新的房子。这些新房子通常没有花园，却多了一个可以使用煤气的厨房。盖好之后，大部分人会自己进去先住一年，一年之后，当房子变成可以免税的自住房，再卖给那些新来的人。“他们成了一个小型的建筑商，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近一年来特别多，它变成一个特别盛行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特别兴旺的事业。”当地一个投资移民说，转手以后，一栋房子大概能赚个三五十万加元。

今年4月，加拿大房价在一年时间上升了8%，温哥华上升21%。很多白人正从一个个到处都是汉字的社区消失。在这个曾经平稳的社会里，他们正在发一辈子只发过一次的大财，这笔财富来自中国。之后，他们拿着这笔钱到距离两个小时路程外的地方生活，一般两个月才进城一次。

在地产中介张小姐的记忆之中，列治文一个几千户的社区，从不多几户的中国人到80%都是中国人，中间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怎么看中国人越来越多？就是看学校。一个学校在半年前只有两三个中国孩子，半年之后再把孩子们的照片拿出来，你会发现找不到什么洋人，全是中国人。我的新客人们常常说，我的朋友马上要过来，我介绍给你。我忽然之间发现人多了起来，这个人介绍一个给你，那个人介绍一个给你，我就一直做事没停下来过。”

大批投资移民的到来令张小姐的工作成为这个城市最赚钱的职业之一，但这也是一个需要人废寝忘食的工作。工作的前6年，她只吃过3次午餐。语言不好的大陆投资移民往往会完全听从中介的意见，为了赢得大陆的客户，大部分中介与客户的关系远远超过了房子本身。他们的工作从卖房子、租房子，直到替那些英语不好的孩子写作业、写检查、参加家长会。

如今，白人在购买房屋时忽然多了从前没有的避讳：他们在学习中国的风水，置业时不再考虑那些面朝公路的房子，因为住几年之后如果想要倒手，华人不愿意购买这样的房产。作为一个多伦多附近小城大学的华人助教，两三年之前，Jackie开始面对新来教授们的抱怨：“很多温哥华的大学教授因为房价太高，换到东部的大学工作。当他们结婚、生了小孩，发现教授的薪水无法在这里负担一个更大的房子。”

不过，大部分本地市民仍只把中国人的到来当作一件喜闻乐见之事。在华人聚集区生活的July，一生都在从事超市管理员的工作。她说：“我就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别人问我，你住在哪？我就告诉他们，就是那个中国人很多的地方。”当被问到有没有受到移民影响时，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答案。而距离她房子不到500米的地方是当地著名的华人超市“大统华”，从香港人开始，来来往往的中国人与他们的食物已将她包围了17年。

尽管在当地人眼里，中国人购买土地、建设房子、提升房价，再卖给一批又一批刚刚移民的同胞，这更像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游戏，中国人在赚自己人的钱。但在中国，人人受到的生活教育似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明白：房屋从来不只是市场的，当它遇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金钱，可以是政治本身。

几年前，因为金融危机，大量出售身份的加拿大吸引了大批中国人。2008年到2010年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申请多了一倍；2007年，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加拿大移民人数的纪录，这个纪录指的是1997年前后的香港移民潮。

当这个城市的地产终于开始大幅增值，巨大的利润又吸引着太平洋对岸一批又一批的同类，像共同炒作一支股票那样，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个游戏之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三）

“和大部分商人不同，我做的事情是跑到一个悬崖边，然后跳下去，我知道在我落地之前，一定会想出来救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要先有一个降落伞才会跳下去，这是两种性格的不同。如果有什么事情听起来不可能，我就要做。”

季艺

我爱中国，她能带给我财富

从19世纪末至今，温哥华与它所在的BC省出现过多次中国移民潮。为了生存、身份乃至转移财富，华人以劳动、性命、金钱为资本，在建国、战火、金融危机的契机之下多次重塑身份和命运，这种重塑隐含着一种极端的气质。

独立战争之前，美加仍属于同一个地方，不能称之为“国家”，而是统称为“北美殖民地”。美国从英法殖民者手中脱离之后，旧贵族连夜逃到了相对保守的北部，在那里成立加拿大。尚未决定加入哪个国家的BC省提出：除非加拿大修建一条连接东西太平洋、贯穿洛基山的铁路，否则就加入美国。因为山脉众多，修建这条铁路需要10000工人，当时BC省人口不过35000，而且缺乏耐苦的劳工，必须引进廉价的华工。法瑞瑟河谷从耶鲁镇到里屯的58英里路段，山体全是坚硬的花岗岩，直上直下。幽深的河谷激流飞溅，险象环生。华工们要在悬崖上开凿出15条主要隧道，最长的一条长达1600英尺，每修一英里铁路便有一名华工死于爆破、塌方、暴风雪、疫病，以及出没在荒山野岭中的黑熊。

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没有给华人公民身份。1923年，国会通过了禁止华人入境的“华人移民法”，禁止除外交官员、商人和留学生之外的华人入境。这个移民法案也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个民族实施的移民法。华人教育水平低下，多为劳工，加之没有公民权利，所以很少有人从事地位较高的工作。

1939年，二战爆发。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获得公民身份，华工的第二代纷纷主动入伍奔赴战场，其中12人参加了“特别部队”。不仅如此，华人还积极购买战争债券，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战争。加拿大政府战时曾发行胜利公债，华人认购了1000多万加元，5次获得政府嘉奖。194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麦肯齐公开承认，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是一个错误。

2010年10月至12月，前来BC报到的移民之中，华人有1541名。BC省的投资移民七成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移民整体占BC总数的19%。据当地一个地产商的数据显示，2004年，他的房子购买者之中有24%的中国人，6年之后数字成了60%。

“2007年之前，温哥华的房市似乎仍被大量中东人控制，他们喜欢买那些巨大的、豪华的房子，就像购买奢侈品一样，而中国人买房子风格更加实际，他们从家庭投资、从钱的角度上考虑，总体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2007年金融危机，市场下来，这个时候很多中东人仍在大规模地购买，但中国人是第一个不买的；2008年，经济上来，中国人又是第一个购买的。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些中东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是不是他们下手太晚，已经跟不上如今房子上涨的速度，还是早已厌恶了这个数学游戏？”

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前IT工程师，英俊的Cam Good成为这场移民热潮中的地产英雄，他似乎有一种令生意变得Easy的天赋。

“很多妈妈陪孩子在这边读书，她们的丈夫则在国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妈妈看中了一个地方，肯定要跟在中国的丈夫商量。丈夫说，我看不到，我怎么知道房子好不好？等一下我过来就可以买。但是现在不能等了，因为价格涨得太快了。”于是，今年年初，Cam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分公司。“以后这边的太太与那边的先生可以同时分别来到我们在北京与加拿大的办公室，我们给他们看同一样东西。他就可以告诉妻子说：好！可以买！”

在华人大面积买下学校众多的温哥华西区、世界富豪聚集区西温、中国餐厅繁多的列治文、因日本海啸而价格疯涨的本拿比之后，Cam决定把温哥华一处可以建造巨型房子、靠近美国但价格比市区便宜得多的小镇——白石镇也介绍给他们。但那里路途遥远、地广人稀，突发奇想的Cam发明了一种展示房屋的全新方法：用一架直升飞机带领买房者、记者与经纪人前往。半个小时的飞行之中，兴奋的人们看不到沿途的荒芜，所见只有连绵不断的雪山、大海和山海之间一片片令人向往的豪宅。

Cam感性且相信直觉，灵活、多变，就如资本本身。“有时，人家给我一个方案，逻辑很清晰，推理也很清楚，但我就是有一种坏感觉，我就不做。”当问到为什么喜欢房地产，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投资了，而且赚到了钱。”当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人时，Cam回答：“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他们很在乎三件事情：孩子、教育和房子。我也很在乎这三件事。”

一年前，在一个美国地产商讲述自己的中国经历时，我也在他的眼神之中看到过同样的光芒闪烁。

上个世纪，杰克·波特曼先生的祖父偷渡来到美国，他在亚特兰大登陆。这个家族在经过碌碌无为的两代人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既是建筑家又是商人的天才后人，他开发了亚特兰大大部分的街区之后，将家族姓氏牢牢印在了美国。1979年，他的儿子杰克只身一人来到没有几个外国人的上海，他要为自己的家族在中国获得新的荣耀，而这个选择的缘由异常简单：

10岁那年，杰克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句台词“某人被送去上海了”，在他的家乡，这意味着他消失了，去了一个神秘、危险莫测、迷人的地方。“如果征服了上海，就不再有什么地方是困难的。”这是一个男孩最初也最难以忘怀的上海想象。在一条当时只有两层小楼的南京西路上，杰克决心为上海造一个“金刚”：庞大、复杂、仿若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样式。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先是让一个台湾女人把自己介绍给了汪道涵，并邀请这位市长与他的市委书记到亚特兰大、纽约、旧金山，给他们看老波特曼做过的房产项目，介绍自己的家族。

这一行4天的美国之旅，他们了解了波特曼家族的历史及杰克的父亲，他与上海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个从不停止的美国商人，立刻跑到航空公司调查有多少国际航班带着商务人群降落上海，有多少国际游客登记在旅游公司的名单上。他收集完所有的一手数据，交给全世界的银行，向他们证明自己想做的项目有利可图。

“和大部分商人不同，我做的事情是跑到一个悬崖边，然后跳下去，我知道在我落地之前，一定会想出来救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要先有一个降落伞才会跳下去，这是两种性格的不同。如果有什么事情听起来不可能，我就要做。”

日本银行、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亚洲银行、澳大利亚银行……在不同国家的18个不同银行那里，杰克为政府和自己筹到了在上海造“金刚”的钱。2006年，在经历了汪道涵、朱镕基、江泽民三任上海市长之后，一座在后来闻名全国的“上海商城”(Shanghai Center)终于动工。

31年前，赶在一个巨大经济体即将开始它30年的突飞猛进之际，波特曼飘洋过海去了那里，从而获得了家族的发展机会；如今的Cam Good坐在自己的国家，就等到了十年来源源不断从同一地方流入的巨额财富。

加拿大报纸询问Cam Good如何看待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愤怒，这位冒险家用略带兴奋的语调告诉自己的同胞：“与其不高兴，你们不如向中国人学习，现在抓起电话告诉我，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现在，为了讨好这些中国买家对市中心的喜爱，温哥华也将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富人邻居们建一座叫“Center”的大楼。

这座大楼被当地华裔称为温哥华的CCTV。方案位于市区一个有名的水域上方，两个几十层并排高楼的顶层，有一条连接它们的空中走廊。Center的全部房间都可以看海，空中走廊更在极大地程度上满足了新移民面朝大海的渴望。

但在当地人眼中，像“Center”这样的建筑风格从未在温哥华出现过。在建筑界，温哥华素以一种“温哥华主义”闻名，这个城市的建筑有统一的风格，单调、整齐，往往是一个高楼，旁边有几个矮的辅楼。当地人认为，对于辟自1898年的温哥华而言，Center的出现是一种彻底的颠覆。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四）

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移民公司、地产公司、中介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流畅的链条：在国内，他们的移民中介公司帮助人们办理移民手续，再在他们下飞机后的第一时间为这些人解决房子的问题，随后还可以从中挑选那些“有势力、不麻烦、懂得如何做生意、更看重结果”的中国人成为自己的地产合作伙伴。

季艺

蒙特利尔最大的中国地产商

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成为城市的零件，犹如机场接班的汽车按时抵达，准确、理性、热爱家庭、遵守规则，在当地人看来，这是美国式的城市。但蒙特利尔不同，它属于欧洲。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作为加拿大为数不多的法属殖民地，蒙特利尔是一个绝对让你放松的地方。400年来，那里的人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法文，也始终坚守纯正的法兰西自在、浪漫的精神，而严寒和冰球运动又赋予他们美洲人的身躯，健壮而优雅。1967年的世博会与1976年的奥运会之后，蒙特利尔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20世纪90年代，独立运动失败，大型企业纷纷离开蒙特利尔到了多伦多，从此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这里被说英语的人抛弃了。

不过，当地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从多伦多乘火车到蒙特利尔，去那里拜访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开发商。一位本地女士对我们说，她从没有去过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反一年要去好几次欧洲。“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我们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她告诉我们：“1990年，世界知名企业纷纷离开蒙特利尔之后，这儿就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我们不会向外投资，也不太有机会接受外来的投资。”所以，这个市场没有像加拿大其他地方那样受到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蒙特利尔的经济是危机之中表现最好的，作为一个“法国人”，她认为这儿是最好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Danny夫妇是生活在山西大学外语系同一栋家属楼里的两个孩子，父辈分别是山西大学外语系的主任与副主任，他们也同读于这所学校的外语专业。1985年毕业之后，Danny先到了蒙特利尔读书。5年之后，在山西大学一位加拿大外教母亲的担保下，Alice跟随他的脚步也来到了这座城市(这位母亲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移民闻名，并因此被蒙特利尔一个教会授予了荣誉)。两人年纪相差10岁，很小的时候只是彼此知道对方，产生感情却是在蒙特利尔。在Danny口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留学搭建的婚姻——“很生存、也很传统”。

Danny属鸡，50多岁，两个孩子却都是90后。我们去年在国内一家火锅店见面，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不是一心出国，留在国内正常结婚，我的孩子应该和你一样大。”他在国外也算历尽艰辛，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开衣厂的香港人送衣服；他的婚礼也很简单，几个朋友在这个香港人的家中分了一个蛋糕，那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好地方。现在，这个香港人已经成为当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河北省一个叫边村的小村孤儿院，他的教会和修女正在致力于收养被遗弃的孤儿。

Danny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老大出生时的场景：“大儿子只哭了一声，然后就安静地注视着他的母亲。”在当时，生一个孩子需要很大的决心，Alice怀孕之后，他们很强烈地犹豫过。当地一个老华人跟他说——不必担心，孩子是自带干粮的。“如果没有这句鼓励，也许不知捱到多老，我才会有一个孩子。”如今Danny家里的客厅里还放着两根木头，木头上刻录着儿子的身高。这两根木头一直跟随着这个家庭。两个未满20岁的孩子与一个头发花白的父亲，这段年龄差距是20年前坚持移民这件事曾给Danny的人生带来的所有艰难的印记。

90年代，Alice在当地的一家移民事务所工作，Danny则已做了很长时间的房产经纪。他当时主要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在当时，不必入籍，只要在此定居，中学教育也可以免费)，再劝他们移民、购房。此后，夫妇俩整合资源，回到中国开了一家移民公司。尽管移民公司最初设在北京著名的渔阳饭店，后来搬去了燕莎中心，但在这对夫妇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直到携带大量金钱的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才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真正机会。

在一个官方语言是法语、拥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因为动荡被英语世界抛弃而捉襟见肘的城市，从80年代便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至此的Danny夫妇有足够的、也是几乎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他们在过去的职业生涯积累起了大量人脉，这些人脉能够帮助涌到这里的中国财富在当地迅速找到一个位置。

2006年，在一个山西开发商移民的建议下，Danny夫妇开始在蒙特利尔开发地产。4年之后，他们成为当地最大的华人地产开发商。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移民公司、地产公司、中介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流畅的链条：在国内，他们的移民中介公司帮助人们办理移民手续，再在他们下飞机后的第一时间为这些人解决房子的问题，随后还可以从中挑选那些“有势力、不麻烦、懂得如何做生意、更看重结果”的中国人成为自己的地产合作伙伴。如今，他们已经联结了十几个关系良好的家庭，夫妇两人没有被教育改变的命运就这样被带着大量金钱离开中国的富人改变了。

去年，我通过一个退休官员的孩子认识了Alice。当时，他口中的这位阿姨只是他们的一个财富雇佣兵；一年之后，跟随Danny夫妇开发了两个楼盘之后，他的口气之中多了很多赞叹。在他的父母已经远离权力的时候，Danny夫妇将他们的财富在海外增值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8年，Danny夫妇在蒙特利尔一个昂贵的小区购置了一幢城堡一样的房子，他们的小儿子惊喜地发现这个小区里住着一个冰球明星。在加拿大，冰球明星往往是比影星、歌星还要受欢迎的名流。这个房子在圣诞节、狂欢夜格外热闹，所有地产生意里的华人家庭都会在节日里去Alice家欢聚，它也成为当地市长议员必定前去拜访的一个家庭，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神秘的上流社会的客厅。

“房子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的大小对市长不起太大作用，关键是你的房子里都有谁。”当有新的生意伙伴到来时，Danny常常把他们带到市长的办公室里合影。“市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瓶北京二锅头，新来的人想在这安家落户心里也有安全感。”为了赢得那些对政治“不热情”的华人的选票，当地议员也往往会雇佣一个华人助理以投其所好，而华人通常并不持有多么坚固的政治立场，他们更看重人情。

“地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寡头的游戏。” Danny说，“如果你的融资超过千万加元，那么你会迅速成为当地地产界的重要角色，拿下竞争更少也更有利可图的项目。”如今，他们一个最新的项目已融资了2000多万加元，尽管卖相很好，但却与在西海岸的温哥华不同，他的房子主要买家仍只是白人，仍只能受制于当地的市场规律。“那些在国内成功的人来到这里，从利益上来讲还是委屈了自己，” Danny说，“我们最大的投资客户是山西的一个煤老板。他在太原有房地产项目，他的利润肯定比这要高，但是他说他反正也要来这了，也要在这伸一小手。”

对于地产这门生意，开发商Danny夫妇需要大量同胞，他们仍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这两件事可以令他们的生意也像在温哥华那样变成中国人的游戏：第一，从北京开通直飞蒙特利尔的航班；第二，中国政府在蒙特利尔设立领事馆。

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五）

对于自己投资的房子，她内心所想十分朴素，这来自于一个中国商人对金钱的直白认识，也来自于一种中国的传统意识：在这个地方生活，就要赚这个地方的钱，这才是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不能让自己一辈子在中国辛苦赚来的钱被汇率吃掉。

季艺

一个人不能跟自己赚的钱离得太远

由于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很多投资移民关心他们的中国身份。“外国人办企业有限制，加入加拿大国籍之后你是一个英文名，中国人的名字是中文的。如果真的入籍，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名义在国内开工厂。”一个企业家二代对我说，“不过，你可以用别人的名义，比如国内的亲戚，但要找一个能信任的，他不会图你什么，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你也要满足得了他，但这很难。”

从2006年到2009年，大陆移民在加拿大申请入籍的人数在4年间递减了54%。2010年第一季度，新入籍的公民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已从2005年的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2005年入籍者主要为技术移民)。这也意味着，大部分投资移民只想要“枫叶卡”，并不想要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他们只想享用这里的食物、空气、水与医疗教育福利和转移财富的通道，放弃了在这里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在这个巨大移民国家的拼图之中，中国人也许依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马赛克(加拿大只有3000万人口，其中80%生活在美加边境)。Cam Good冷静地对我们说：“现在，加拿大人可能有一点害怕：有那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带了那么多钱，我们可能买不起房，太贵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人来这边买车、买房、买东西，加拿大就会有更多的钱，我们都可以过得好一点。但加拿大人只是抱怨：太贵了，我不喜欢！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中国人的，就像当年那些香港人来了又走一个样。”

这个国家同时也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门槛。2010年，投资移民的费用从80万加元涨到了160万。在当地人看来，这意味着在保证资金的前提下，可以减少一半的移民人数。而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大选，308个国会席位之中，保守党5年来第一次过半，这意味它不再是一个少数政府，也意味着它提出的很多政策也不必通过其他政党支持才能通过。而当地记者告诉我：对于移民政策而言，保守党意味着：收紧移民，打击人口走私，不能容忍外来者滥用加拿大的福利和难民政策，打击犯罪。而与之相反的一端则是：代表自由与开放的自由党前所未有悲惨地只获得了33个席位。

海风中的松香使人放松。朋友把自己的车停在了温哥华列治文一个商业区的广场上，落日余辉下，两层高的商业区迎来一天人来人往的高峰时刻。多数时候，它们的沉默、空洞、寂静令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我无法忍耐，尘土从远处蔓延到整个街道，一座叫做“君庭豪城”的楼盘就在不远处。烈治文的市长发言人Ted瞪着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项目。”而这个从南到北不到几百米、只有五栋高楼的小区，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早已司空见惯。

2008年，鸟巢建完，刘女士的公司赔了7000万元，在一个叫做“奥运档案”的记录片中出现了12分钟。尽管鸟巢令她损失巨大，但今年60岁的她仍十分开心：“一想到奥运会，就觉得自己这一生终于做成了一件大事。”从20多岁起，她开始往返工厂：“那时，我交给工厂1400元钱，拉上一车油漆、铁锹、抹布、镐头，把它们卖出去，我一个人开着一辆卡车。”

在一个只允许每个人从银行贷款200万加元的国家，刘女士有自己的解决之道：“200万元只能买两处或者三处房子，但我可以用我的孙子、孙女、女儿的名字买。”尽管她是一个需要不断旅行的商人，但她从来不住酒店，而更迷恋家园之中的团聚、亲情、温暖。“只要我一回家，他们就准备好小孩吃的给我，我喜欢吃那些东西。”

坐在看房车上，她指着自己身上的一条Max Mara的裤子对我说，这条裤子20多加元，并不贵。“但如果你拿在中国赚的钱到这儿花，无论买什么东西，都不自觉地‘一比几’的换算，实在太累了。”

对于自己投资的房子，她内心所想十分朴素，这来自于一个中国商人对金钱的直白认识，也来自于一类乡土中国的传统意识：“在这个地方生活，就要赚这个地方的钱，这才是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不能让自己一辈子在中国辛苦赚来的钱被汇率吃掉。”

在全球化的世界，这位即将拥有加拿大身份的中国女老板所相信的是：“一个人不能跟自己赚的钱离得太远。”只有这样，你在别人的国家生活才有真实感。

多元——平等，战乱，多元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眼睛”

小马冻蒜

台湾虽然经过了20年的民主训练，台湾老百姓对法治仍然没有概念，什么事情都想去找总统解决，这是错误的！宋楚瑜当省长，老百姓都说他好，因为他会当场解决问题，但他实际上破坏了地方的行政，扰乱了地方利益体系，社会不能永远这样。马英九不越权去干涉地方官，这是具有非常深远影响的。虽然他看上去无所作为，但他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刘晋锋

“嘿！你们去哪儿？”

“垦丁。”我戒备地瞪了一眼来跟我搭讪的人。十分钟前，我和朋友从高雄市的火车站出来，一个出租车司机向我喊出了2000台币的报价，我决定坐大巴去垦丁。

在高雄汽车站外，那个倚靠在一辆新车上的年轻男人突然拦住了我们：“一人300块（台币）！”现在是1月26号，尚属春节期间，开车约3小时的路程，这个价钱公道得让我有些惶恐。

20分钟之后，我知道了他叫阿福，今年33岁，中学念了9年都没拿到文凭，老师到家里去“求”他继续上课，他说：“老师，我真的没时间！”他继承了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汽车租赁公司。虽说是自家的公司，实际上干活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在台湾，我常常遇到这一类兼“管理者”与“劳动力”于一身的小业主，他们的店铺历史悠久，没有能力长大，但是能够一代代地存活下来。

天快黑了，蔡英文的半身肖像还偶尔出现在高速公路附近，我还记得她在电视里自信的样子：“我知道，我马上就要成为台湾的第一个女总统了。”阿福把选票投给了谁？我话到嘴边又有些犹豫。

1月21号那天，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每天，我无论碰到谁，都热衷于问他/她在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中投了谁。有一天，我的朋友“大头”严肃地提醒我：“你不要随意地问别人这个问题，台湾人互相之间几乎都不太问的。”大头原本在北京工作，现在来到台湾上学，已逾半年，“你尤其不要问出租车司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深绿，小心惹恼他们。”

后来，我到中央研究院拜访学者钱永祥。“钱老师，您投票给谁？”他回答说：“我投给男的。在台湾不能随便问人家选票的。”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吧。也许还会引起冲突。”但他又安慰我说：“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好客，他觉得你是外人他就会回答。”

“你投了谁？”我问阿福。

阿福耸着肩膀嘿嘿干笑几声：“我啊，投给了那个让我输钱的人！”

阿福在投票之前，投注了“南台湾选举赌盘”。台湾媒体曾报道说：“经过实践检验，地下赌盘最后在投票前所开出的比注，经常跟实际开票结果相差不远。”去年总统选举之前，“小英冻蒜”（蔡英文当选）的呼声在南台湾颇高，阿福也投注了蔡英文。

输钱才是让他最懊恼的事情，对于他，一个在垦丁经营租赁业务的小业主来说，“谁当选，我都得工作，不是吗？”

去年的一天，几个广东客伤了阿福的心。那天夜里10点多钟，他开车载他们去找吃的，很多餐厅都关门了，广东客人在车后座抱怨：“这里跟我们那儿的90年代似的！”阿福说：“我听了好难受！我一直都以为是我们台湾发展得更先进！”又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书记”，书记一顿酒就喝掉了十几万。阿福说：“要是两岸统一，我立刻把红旗插到家门口！”

阿福开车载我们到住地，我打开广播，听到观察家的言论：“民进党是被‘九二共识’打败，如果民进党还不愿意务实检讨大陆政策，很难得到大多数选民信任，也不可能重新执政。”立刻有另外的人出来补充：台湾普通人有几个真的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他们只是希望台湾社会维持稳定，维持与大陆的关系现状。

在我逗留台湾15天的行程里，我不断从各种媒体里听到“九二共识”这个词，可是的确，我见到的每一个普通台湾人，都从未提起过它。

蓝与绿

1月23日，大头打来电话：“我有一个朋友文，她想带我去她姑爹姑妈家吃饭，她说他们都是外省人，而且是深蓝！你们想一起去吗？”

傍晚，文开车来接我们。她是一个瘦高的女生，走起路来飒飒生风。她最近租了一块地，要研习最原始的农耕方式，因为她认为台湾太依赖向国外进口粮食，这太不安全了。她希望试验出一个办法，让台湾能够在粮食问题上自给自足。

文的姑妈家在一栋小楼里，进门之前，文对我们说：“他们的邻居都是外省人。”姑爹姑妈长得非常体面漂亮，就像任何发达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老年夫妇，我们便跟着文叫“姑爹、姑妈”。

还没有吃多久，姑爹就主动发问：“大头，你在台湾待了这么久，你对这次大选怎么看？”大头有些窘地笑起来，我出卖了她：“她说她会投蔡英文。”姑爹说：“什么？你这样想，那请你出去。哈哈。”我连忙补充说：“我和她都觉得台湾政治体制已经相对成熟，无论选谁当选都差别不大。那何不选一个女性当总统试试看？”

姑爹立刻摇头说，你们太幼稚！为了证明自己的客观，他强调说他曾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方式，主动退出国民党。但是，“民进党就像小丑一样！”他举出民进党的各种腐败案例，尤其是提到蔡英文有案底待查。

姑妈嫌恶地说：“我想到如果蔡英文当选，以后就得天天在电视上看见她那张脸！”这对她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在后来的聊天中，她多次提到这一点。她也认为宋楚瑜阵营吸走了一部分本该属于国民党的选票，致使国民党在竞选中一度落入危险境地。春节期间，她遇到大选之后才回台湾过春节的晚辈们，一一谴责：“你们回来得太晚了！就差你们这几票！”实际上，姑妈是将票投给了绿党——一个诉求环保的小党。这是文和姑妈之间的交换：文投给马英九，姑妈投给绿党。

文的爸爸是外省人，妈妈则是深绿的本省人。文从小就生活在政治冲突中，这一次，妈妈对于她与姑妈交换选票没说什么，但是有一天早上，她妈妈严肃地对她说：“告诉你那些绿党朋友，以大局为重！”

实际上，文多年来受母亲的影响，也更多支持民进党。今年，她把这个两难的抉择，转化成了与姑妈之间的“交换行为”。

文听着姑爹姑妈的言论，连连叹气，认为他们有失公允。姑爹说：“我也不是说国民党有多好！我问你，现在的民进党内有什么人才？他们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吗？”第二天，文决定“平衡”一下我们的见闻，带我们去另外一家，她的朋友Koko的父母家，她认为他们是深绿。

“你们知道吗？Koko爸为了迎接你们的到来，把他看过的有关中国内地的书都拿了出来。”进门之后，我果然看到入口处整齐排了一列书，比如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宋鸿兵的《货币战争》……

Koko爸是台湾“中石油”的退休人员，他常年被派驻国外，对于各个大国之间的石油贸易与经济往来了如指掌。聊天过程中，他常常向我们抛出“未来最重要的能源是什么？”这类问题。相比于台湾政治，他更关心人类的整体命运。

不知是否因为所支持党派败选的原因，他们不喜欢关于总统竞选的话题:“文经常说我们是深绿，我们不是！”Koko的妈妈告诉我们，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和外省人相处得非常好。可是，外省人就是提拔得更快一些。而且，她的亲人在戒严时期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这些阴影无法从她的心中轻易抹去。

Koko爸则说：“国民党是一个拥有更多权势的党，利益已经深度盘根错节，而且，即便民进党的人当选总统，在议会席上，国民党仍然占多数。”

于是我看到，深蓝和所谓的深绿家庭的这两对夫妻，他们也许情绪化地表达了他们对不同政党的态度，但他们对制度问题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只不过在最后选择的关口，他们一方选择了“让社会稳定发展”，另外一方选择的是“让政治生态实现制衡”。

在台湾的这些天，我有时候遇到“淡蓝”的司机，她说：“蔡英文缺乏经验，马英九虽然政绩平平，但我们老百姓追求的是平稳的生活。”有时候遇到“深绿”的司机，他认为陈水扁的贪污案完全是诬陷，他说：“你肯定也知道的啦！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如此，一朝天子一朝臣……”有时候我遇到女同志，她的父母支持蓝营，可是她认为：“大约因为我也是属于边缘人群，我觉得民进党更能看到弱势族群。”也有人说民进党那些看似追求平等的举措，实际上是政客的伎俩。台湾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唐诺说他曾经对民进党报以很高的期望，可是，就好像“受过太多欺骗，你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

他们尽管有许多的不同，但仍然让我意识到，他们相信自己手中的选票。即使是阿福，他投票是为了在赌局中赢到钱，他也相信自己投下的一票，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这场有上千万选民参与的选举，人们如此看重自己手中的一票，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台湾人对现行制度已有基本的信任？钱永祥告诉我，十几、二十年前，常常有贿选的丑闻在选举期间曝出，而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这类新闻了。

首投族

2月1号那天，为期6天的台北国际书展开幕了。书展就设在著名的101大楼旁边，分为3个馆。1号上午，马英九出现在主馆发表演说，围观听众大约有200人，并没有严格的安保措施。

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总统”会有这么多“鸡毛蒜皮”的工作，可是回头一想，书展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是盛大的事，在选举需要拜票期间，马英九不知跑了多少家小吃店，使劲讨好百姓。我离他并不太远——那是一张消耗过度的人脸，瘦窄的脸上毫无血色可言，疲累的眼袋和两颊被地球引力拉得一直往下坠，几乎就像一个蜡做的假人。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在主馆里逛，这里集中了国际上和台湾本土最好的出版社。但是有一天，我走到动漫馆，发现那才是真正热闹的场所。馆内外拥挤不堪，人几乎挪不开脚。春节期间，台北一直淫雨霏霏，连日不开，但是3号馆的每个门前都有长长的队伍，少男少女们撑着雨伞在排队，肩上都挎着三四只印有夸张动漫形象的巨大纸袋，但他们仍然等着冲到馆内继续购买其他漫画书。这样痴迷于日本动漫的年轻人，还会像他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那样精心琢磨不同政党的理念，然后投下他们认为会对自己未来人生产生影响的一票吗？

大头曾经对我说起她在台湾的同学，她说那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不仅对政治无感，而且“极其守规矩”。唐诺也说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听：台湾的革命青年到总统府去造反，热情澎湃，但是走到一半，遇到路上的红灯，他们立刻乖乖站定等绿灯。

“台湾人，尤其是台湾年轻人，几乎不关心世界，只关心自己。”我从不止一个大陆人那儿听到这种批评。唐诺说：“台湾也可以对世界发表意见啊，但是谁会听呢？”

最近，我收到大头发过来的日记，她记叙了她在1月14日陪她的朋友一起去投票的故事：12∶00我们下楼。念云一抬头：“今天天气好好啊！”我也抬头，浅灰色的天空中，阳光从云的狭缝中勉力挤出。我说，这样就是天气好？念云笑，对啊！今天投票率一定很高，尤其是首投族（即刚满投票年纪、第一次投票的人）。天气不错，他们应该会想要出来逛逛，顺便投个票。

大头说，念云的父辈以上都是深蓝，奶奶告诉她：“如果民进党上台，会把外省人丢进海里。”她不喜欢这种你死我亡的讨论方式，曾经选择投绿，她对大头说：“也许是长辈们这种讨论政治的方式，让很多年轻人变得对政治冷感。”这一次，她反对的是这个只有两个选项的选举。为了表达她们的态度，她和她的朋友们制作了一个贴纸，上书：“以上皆非”，要把它贴在选票上。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她们紧张地完成了它。

那一整天，很多人都在期待首投族带来的高投票率，但是后来的数据表明，2012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并不高。

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对政治冷漠的人，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又特别大；另外一种是，当地政治的运转越来越依靠规则而不是个人。

笨蛋

在台北期间，我特意选择住在重庆南路上，这条路是台北书店最集中的一条街，也有无数出版社在此扎根。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了无数简体字书，甚至有几家专营简体字书的书店。

在一个陈旧的楼道口，一个极不显眼的广告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指示说有书店在7楼。我们上了7楼，推开一扇门，大概100平方米左右的一家书店，光线黯淡。店里只有一个老头儿，斜睨着眼睛，声音冷酷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随便看看！”

“公司法第一条，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你随便翻翻，拍拍屁股走了。我这些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书，我能退货吗？我又不是干慈善事业的！”

“现在生意好做吗？”我问他。他说：“你知道这店里的书值多少钱吗？7000万（台币）！我做了30多年积累下来的！现在能以500万（台币）出手就是相当好了！还不见得能拿得回来。”

这是一家名叫“古通今”的艺术书店，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店内的图书，你就能发现这些书的选择绝非一般初入书店业者所能实现的。随着动漫产业（其实跟其他制造业一样，也是处于链条的最末端，为欧美国家做基础的绘图工作）向大陆的转移，艺术书店也逐渐失去了它的消费者。

“与我同龄的同行，除我之外，他们的腰椎都坏掉了！挣这点钱，搬书搬得累死。”我说：“你怎么不雇佣几个人？”他点着我的鼻子说：“阶级思想严重！”我又问：“那你希望政府补贴你们这些已经有文化品牌的老书店吗？”他又大哼一声：“政府凭什么拿钱补贴你私人机构？做生意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厉害你多赚钱，不行就换，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不觉地和他聊开了，一两个小时里，他骂骂咧咧地什么都说成是“狗屎”，把谁都叫“笨蛋”，马英九则是“死脑筋”。对于马英九连任，我听到有人说他应当无连任压力，可以大干一场，有的人说他赢在对手太弱，有的人说他太讨人喜欢了！更多的人说，马英九不过是个平庸的人。这位书店老板骂道：“愚蠢的百姓！”他说，“民进党做地方官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他们执政中央八年，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善于把表面功夫做得很好。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去扎根，才能见到长远效果的。但既然四年后就要换人，我干嘛花费心血在那上面？我要的是让选民马上感受到我的好。”

“但是马英九这四年又做了什么？”

“这个死脑筋是学法律的，他守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虽然经过了20年的民主训练，台湾老百姓对法治仍然没有概念，什么事情都想去找总统解决，这是错误的！宋楚瑜当省长，老百姓都说他好，因为他会当场解决问题，但他实际上破坏了地方的行政，扰乱了地方利益体系，社会不能永远这样。马英九不越权去干涉地方官，这是具有非常深远影响的。虽然他看上去无所作为，但他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我在台湾仅仅待了15天，耳闻目睹的也都是台湾一般民众的想法，我无法轻易去评判各种论调，但这位默默无闻的书店老板的政治意识打动了我，法治与制度，是民主的骨架，也是民主的节制。

那他的书店，会有人接着经营下去吗？谁能接手？他的儿子在内地做生意，和政府关系很好，并且告诉他：“爸，打死我也不回台湾！”

法国人的平等基因

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李梓新

这一次，我才知道巴黎其实不大。它在面积上是平易近人的。

在空旷的协和广场，往南望去，便能看见雄伟的波旁宫。它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慢慢被改成国民议会所在地。

波旁宫在窄窄的塞纳河另一侧望着这片曾经把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和一众权贵送上断头台的广场。1794年这里曾经杀人如麻，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因为拥护路易十六，也同样被处死。传说，他死之前还约刽子手做一个科学实验，通过不停眨眼判断人身首分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据提着头颅的刽子手说，拉瓦锡的眼睛至少眨了11 下。

在波旁宫的背后，有一个骄傲的金顶，那是葬着拿破仑的荣军院，它仍然以强者的姿势俯视着巴黎市中心。经过几番革命浪潮的前进和倒退，法国才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从这一点上，它和英美民主制度已有天然的起点差异。

法国总统所在的爱丽舍宫掩映在协和广场一旁的花木丛中，萨科齐曾经计划，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盛大的庆祝活动将放在协和广场举行。可是5月6日投票日下午6点，选举结果还没公布，庆祝仪式的准备已经悄悄取消了。人们涌向了东边的巴士底广场——这个象征底层人民力量的地方，去庆祝奥朗德的胜利。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仿佛让人重新回到了1789年。

法国是一个通过血与火把自由平等观念烙进人心的古老国家，他们精心于制度设计，用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了全球，并向美国人赠送了成为新世界永恒象征的自由女神像。法国人对政治的热情几乎无人比肩：大选经常有80%的投票率，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而且进行了两次。英国和俄罗斯的投票率即便令人满意，也只有60%多一些；而美国更是经常徘徊在50%左右。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平等基因。

塞纳河的左与右

在4月底5月初时，人们聚集在塞纳河两岸热烈地谈论政治，谈论奥朗德和萨科齐的主张。像塞纳河有左岸右岸一样，人们自然地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支持奥朗德的社会党（Party Socialist，其实也可翻译为社会主义党），右派支持萨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UMP）。

尽管“左派激进、右派自由”的基本标签早已熟知，我仍旧在法国遭遇了很多陌生的观念。我的一个朋友，叫约翰·帕拉颂（John Palacin），他在法国财政部审计局工作，是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ENA）的高材生。尽管家世不错，但他仍是坚定的左派支持者。他的观点让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我都感到陌生。

相对于右派的自由市场观念来说，左派认为平等、保护弱者是更应该放在优先考虑的事。

“为什么要对富人征重税，甚至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征税达75%，因为金钱多到一定程度，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应该更多地负担起保持社会平等的责任。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富人们往往都要求动用公众的钱为他们注资来保全自己，这种保护不能是单向的。”

帕拉颂说：“面对法国庞大的公共债务，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削减开支，降低人民的福利，而是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向大型企业征更多的税。”

法国一直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不像北欧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这对一个人口达到6500万的大国来说不是易事。法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占了GDP的83%，而中国只有20%出头。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包括公共安全、医疗、社会保障及就业、教育、文化等。也就是说，法国人所创造的GDP有4/5是用回到人民自身的服务上。这个比例显然过高，让政府步履维艰，面临上千亿欧元的财政赤字。

也因为这样，法国被称为西欧最“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国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500欧元，每周工作35个小时，如果连续工作6个月后失业，每月可以领1000欧元左右的失业救济金。雇主每月需额外支付工人工资额的50%以上的保费为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辞退员工也必须赔偿好几个月的工资。

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法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昂贵的国家，每小时成本22欧元，美国为17.8欧元，而中国仅为1.8欧元。

现在，左派的政策主张是还要继续提高福利，把最低工资提升到每月1700欧元，同时把萨科齐延后到62岁的退休年龄调整回原来的60岁，劳动者可以更快地享受养老金。这样的主张当然对底层人民更加有利，却会给企业主带来不少成本压力。

放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法国财政赤字高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样的主张看起来有点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惊呼，奥朗德一上台，在法国的跨国企业都得外逃了。

然而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奇与陌生的地方——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法国人讨论的仍然是社会公平要不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讨论如何让经济更加多快好省，追求数字涨幅。

“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中国也曾经被提及过。但是市场经济的20年来，效率早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指标，甚至烙进中国人个体的文化基因里，中国人已经太热衷于“效率至上”的文化，太推崇“胜王败寇”的哲学，太追求大干快上的陶醉，也太习惯于市场竞争的无情，而忽略了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平衡、更持久、更公正的社会环境。

左派与右派的政策主张，哪一个更能拯救法国于财政危机之中，是一个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的经济学难题。双方各有利弊，但是平等权这种左派思维，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血液中。

法国人对平等权的重视，甚至到了“世界大同”的地步。在对移民吸收的力度上，法国领先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而且在移民安置上，法国也颇费工夫，各种语言课程和社会适应课程都免费提供给新移民。即使被英国人拿来作为挽救经济危机的国际学生学费，法国人也一概全免（国际学生只需交象征性的注册费，而在英国，国际学生学费为本地学生的3倍）。

比较冤的是，法国却一直有“排外”的骂名。

这或者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平等的自由表达。自由社会各种声音都会浮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主张限制移民的右派呼声获得了很多支持，特别是极右翼勒庞领导下的“国民阵线”，尽管他们的极端主张和行为令普通法国人都为之侧目，但在第一轮投票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居然排到奥朗德和萨科齐之后，居于第三，声势大振。

然而，到最后，选民还是把胜利交给了主张善待移民的奥朗德。可见，平等对待外国人的意识还是占了主流。萨科齐时代的内政部长盖昂出台的全面限制外国留学生在法国就业的“盖昂通函”，连很多右派人士都深表反对。随着奥朗德的上台，留学生在法国又有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奥朗德胜利的巴士底广场狂欢夜，舞得最欢的旗帜，居然不是法国国旗，而是科特迪瓦、喀麦隆等法国传统移民来源地的旗帜。普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新移民们太需要一个奥朗德了。

平等到极致的政治细节

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在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设计上，自然体现无遗，而且要不断调整修正。

很多人觉得法国政治制度复杂。首先这“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就引人费解。总统和议会是怎么分工的？行政和议会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法国总统既不像美国总统那么强势，也不像德国总统那样无足轻重；法国总理的地位很重要，却不能像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作为国家的一号人物活跃在国际会议上。

其次，投票制度也颇为复杂，第一轮通常有10个候选人左右，陷入乱战。这之间左中右派齐备，甚至还细分成极左、中左、中间、中右、极右等派别。尽管投票制度其实和俄罗斯相同，但和普京总能取得绝对优势（2012年为64%）不同，法国人喜欢分散他们的票数，第一轮投票下来，如果能得到20%的选票，基本上肯定能进前两名，也就是进入第二轮的直接PK。在极端的情况下，像2002年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老勒庞仅仅以17.02%的得票率便爆冷淘汰了左翼社会党的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和希拉克的PK。这一次，奥朗德和萨科齐分别在第一轮得到了29%和27%的票数，双双进入第二轮。

所以，法国大选通常要折腾上两轮，两轮之间间隔两周。这两周之间，第一轮落选的其他候选人会表态他们支持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两位仅存的候选人会进行一场电视辩论。萨科齐这次曾经向奥朗德挑衅说，来三场怎么样？奥朗德没有接茬，但事实上他在那场电视辩论中表现不错，奠定了他最终胜利的基础。

胜选之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也颇为有趣。虽然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及内阁，但总理基本上是由议会多数派决定的。如果议会多数派和总统不同属一个政党，则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异党同治的情况，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四次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事的走向，是总统影响力更大，还是总理说了算，实在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寻求微妙平衡的局 面。

法国人也慢慢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弊端，在2002年希拉克任内，将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5年，和每5年一次的议会保持步调一致。避免因任期不同带来的错位，而且议会选举现在安排在总统选举后一个月举行，基本上，选民会给新总统面子，给他的政党以议会的多数席位来配合他的施 政。

而对总统候选人的平等对待，更是在细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轮选举的10名候选人，无论是竞选连任的总统萨科齐，还是明显就是打酱油的普通候选人，每个人在电视上宣传的广告时间是一样的。选举委员会为每个候选人制作了时长相同的电视宣传片，拼接在一起循环播出。而在今年的俄罗斯大选中，普京显然利用了他掌握的国家资源，在竞选阶段为自己增加了不少曝光机会。

到了第二轮直接PK阶段，两名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每个人面前摆一个计时器，计算每人发言的时间。居中有两名主持人把握局面，确保最后每个人发言时间完全一致。当我看到最后奥朗德和萨科齐的发言时间精确到秒的完全一致时，不由得为法国人对平等的“钻牛角尖”叹为观 止。

在投票站里，追求平等的细节也处处可见。法国居然是一个没有实质性选票的国家。别的国家都是制作一张选票，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列在上面，然后由选民在上面打钩画叉。而法国居然是把每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印在一张薄薄的64开纸上，由选民在投票站自取多张纸片，然后躲在帘子里把印有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名字的那张纸放在蓝色小信封里，同时把印着其他候选人名字的纸片丢弃。这样的做法很不环保，产生了很多纸张垃圾，但它唯一的好处是避免印制的选票上候选人名字的先后排列顺序给选民带来潜在的心理影响。法国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还需要不断补充每堆候选人纸片，使它们看起来保持相同的高度，不给后来的选民造成某个人比较热门的心理暗示……

这些费尽心机的设计，体现了法国人从18世纪以来对政治哲学的潜心研究和不断运用调整。天赋人权与平等权，通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些彻底打破皇权贵族，打破等级阶层的暴力革命，深深地贯彻到法国社会和法国人身上。

然而，听起来这么“森严”的投票制度，在现场操作上却平易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投票站没有警察，也没有义务监票员，更没有电子摄像头。选举日当天投票结束之后，不像英、美、俄罗斯等要把选票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投票中心公开清点，几个工作人员直接在小小的投票站就可以开展计票工作。

投票日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第15区的第8投票站就曾亲眼目睹了计票的“盛 况”。

18名计票志愿者分成4张桌子坐着，像牌友一样面对面。工作人员掏出一把钥匙，把票箱仅有的一个小锁头打开，从里面取出了选票，叠好之后分给志愿者去统计。

计票志愿者的报名相当随意，很多是投票当天才报名的。那一天是周日晚上，很多人不愿意来干这个不给钱的差事。

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这样的“简陋”计票实在让人咋舌，“临时工”计票人员完全有机会在其间造假，可是选举尘埃落定，却无一例污点记录。

由此而想，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带来的公信力，可以免除层层设防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建设成熟社会的经济账，这样算是不是更清楚一些呢？

俄罗斯式民主亲历记

关键是，即使有自由表达和示威，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专制。而且还可能是接下来12年继续的专制。普京看起来想在那个位子一直坐下去，而在中国，一届领导人最多也就是10年，对吧？

李梓新

3月5日晚上，当我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水泄不通的反对派集会人群中穿越重围，再越过各式武装警察的重兵把守，来到出口处的地铁站，看到和集会一墙之隔的商场依然生意盈门，一大群主妇小姐还端坐在那里，面不改色地美甲，不由得感慨：俄罗斯人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俄罗斯式的民主相对陌生，不知道苏联解体20年来，这个庞大而缓慢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普京在2000年跃上前台，过去12年间，他的形象仍然停留在符号化的阶段，无论是过去的“克格勃”、“少壮派”、还是现在的“强硬派”。对于一个同样习惯于此的国家来说，我们并不对这些标签反感。

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2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爆发了数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舞弊，矛头直指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这是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各个年龄层、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被聚集起来了。

普京在把总统位置转让给梅德韦杰夫一届之后，又重新出山参选，规避了宪法中一个人不能连续三届担任总统的规定，而且把总统任期从四年延长到六年。这样，他最长可以担任两届总统共十二年。反对派一片哗然。

我便是在这样微妙的气氛下飞往俄罗斯的。先飞圣彼得堡——普京的故乡，有些时候，观察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有助于对他的理解。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比我想象的凋敝一些。尽管仅仅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两百公里，但它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大雪一层层地覆盖着马路，大多数已经被踩成了黑色的雪泥。来往的汽车大多是灰黑色，车上也覆盖着厚厚的雪泥，大概长年下雪使车主无心清洗。

圣彼得堡是普京的故乡，同时它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故乡人民并没有给普京多少礼遇，2月26日的下午，一场两万人的反普京游行便在圣彼得堡中心的街道展开。普京的头像被打上了大黑叉，“Россия без путина!”（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喊声震天。警察在风雪之中为游行维持秩序。

在这里使用英语是极端困难的。我来之前在booking.com上订了一家旅馆，就在普京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涅瓦大街边上，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我和前台的老太太需要用Google Translator交流。尽管这样，这个蹩脚的程序仍然无法帮我们完全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加上房间条件实在不尽如人意，我最后换了一家前台能说英文的旅馆。

这座在俄罗斯地位类似于上海的城市，远比想象得封闭，富裕程度据说也比莫斯科差一截。象征沙皇权力的冬宫并不高大，今天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博物馆。当年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停在河边供人参观，其实它只是打响了一个信号弹。

出发前，我研读了普京于2000年出版的自传《第一人》（First Person），那是我托朋友从美国辗转带回来的。我惊讶于普京在这本自传里的坦白，从他的童年时期，住在需要不断驱赶老鼠的房子，再到他为什么选择加入克格勃，以及他被派驻东德期间如何执行任务，直到最后他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尽管他说的话无从加以旁证，但你仍然能看出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让你去推想这个人的内心，乃至这个国家的来时路和明天。

2月26日是周末，圣彼得堡的天气变冷了，飘起了小雪。我几经周折站到了市中心巴斯科夫巷普京儿时所居的楼房下面，楼不高，是传统的黄色调的苏联建筑，共六层，是普京父亲退伍转为工人分到的宿舍。普京住在四层八号，从外墙看不出端倪。楼下不大的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在这里，儿时的普京经常和伙伴在一起玩。

有意思的是，在通向普京家院子的门廊上，有人涂鸦了很大一幅普京漫画，在他的两只眼睛上，被人讽刺地贴上了两片治疗牛皮癣的小广告，而这几乎成了辨认普京故居的主要标志。

在院子里我碰到一位说她现在住在当年的普京房子的老太太，她表示她不愿投普京一票，但她不愿多说原因。

巴斯科夫巷不长，灰暗破落，街上走的只是一些住在当地的老年人。它几乎是一段被岁月抛弃的街道。离普京家几十步远，是一个庞大的建筑，老人说那里是当年二战中的一个指挥部，现在已经被废弃。在二战中，圣彼得堡，也就是当年的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城800多天，150万人饿死病死，普京的母亲也差点命赴黄泉。

普京家对面的小卖部售货员尤里娅说，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寻找普京的踪迹，我是她碰到的问起普京的第一个人。我也没有找到普京所说的那个离家步行七分钟，甚至可以不用穿棉袄就跑去上学的193小学。它并没有被作为总统母校而保留，整个街区也没有被辟成“总统故里”加以保护升级。

这是普京刻意的低调？

这是圣彼得堡给我的迷思。这座彼得大帝建造的城市给了普京一些精神上的溯源，成为他今日野心的支柱。当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助理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挂的画像就是彼得大帝。然而普京并没有给自己的故乡在市井生活上留下多少印记，这里甚至没有一条“普京大街”。

显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但又与我们所熟悉的模式并不相同。

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和北京非常神似的城市。无论从地铁的构造，还是街道的风貌，乃至权力神经在城市中心地带的集中分布，都让在北京生活过的人感到熟悉。比如地铁里出口电梯通常十分拥挤，人们需要排起长队，慢慢挪动才能最终踏上电梯。那种集体的沉默以及晃动的肩膀，让人想起古拉格群岛。

唯一不同的是地铁的深度。莫斯科的地铁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后来查了资料，发现果然是按战壕标准修建的，在非常时期，整个地铁空间可以容纳400万人防空避难。

但是街头呼啸而过的宝马奔驰，以及普及率很高的iPhone手机和电子阅读器，让人确信这是一个比圣彼得堡富裕很多的城市。有很多隐性的富豪，就悬浮在这帝都的上空。

我住在卢日尼基体育场附近的一座名叫Yunost的宾馆。卢日尼基体育场还是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在我入住的数天之前，普京刚刚在那里举办过一场十几万人的挺普集会。普京在演讲时神情激动，号召人们“为国家而死”。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选择“死”这个严重的字眼，难道选情已经如此刺激到他的神经？

宾馆颇有国营气息，每一层楼都有一位老大妈看管，只是语言不通，无法和她们更多交流。房间里暖气过剩，经常热得要开窗透气。这里临近地铁，唯一的不足是房间里无法上网，只能到8楼的公共空间去用Wifi。在那里我碰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目的的旅行者，如联合国一般，有来自中国广州的贸易代表，来自以色列的创业者，还有来自德国的自由作家，她正在写一本关于普京的书……

临近大选，街道并无异样，一切如故。大选成了商家的噱头，一家色情博物馆就推出一部剧目，描述普京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体的重要部分不见了……而很多事情在暗中规划，比如普京的庆祝集会，还有反对派不断和莫斯科市政府商量着3月5日的集会地 点。

我开始和不同的人群交流：人们向我抱怨公费医疗经常需要排队，鼓励生育政策的奖金并不能及时发放，中产阶级倾向于送孩子出国读书，移民同样成风。白领们正在卖掉大城市的房子，准备到二、三线城市买度假别墅。年轻人基本承认买房无望，对于他们来说，租房结婚不是问题。而创业似乎未在这里成为风潮，创业者经常抱怨繁琐的规章和无处不在的贪腐给他们带来麻烦。

这就是苏联解体20年来的俄罗斯，寡头们已经攫取了财富，平民生活井然，却找不到经济增长点，世界资本似乎并不特别青睐这里。相对于欧洲和亚洲，莫斯科是一个独特存在，欧洲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亚洲是他们过去不多看的小兄弟，现在才慢慢被重视起来——莫斯科是一个自己的帝国。

这20年来，除了莎拉波娃这些网球红粉军团，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向全世界进行价值输出了，他们没有了19世纪的伟大文学，也没有20世纪的思想家。当我搜索枯肠，和一个俄罗斯朋友说起中国人熟知的俄罗斯明星，可能只剩下一个唱歌的维塔斯时，朋友说：“哦？他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正在寻求新的出发点。”

即使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人们对普京的态度却不同。有人认为只有普京才够平衡各方利益，转变当前的局面；有人认为普京的专制将把国家带向堕落。而挑战普京的另外四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赢得所有反对派的选票。缺乏一个领袖人物，使反对派挑战普京的前景早早便蒙上了阴影。

投票日

大选投票日终于在3月4日周六来临。这一天早上8点，天还一片漆黑，众多由小学、图书馆、社区中心临时改造而成的投票站就已经开工运转了。老人们是起得最早的选民。对他们来说，投票也不是新事物了，苏联时代的集体“螺丝钉”早已成为手握选票的公民。自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举行第一次全民公决，决定是否保留苏联之后，大选已经举行了5次。

每一个投票站，都不过100平方米左右。入口处还经常有附近居民临时摆摊卖点旧书、小商品、食品什么的。进到投票间才显得正式些，通常是挂着交叉的俄罗斯国旗和莫斯科市旗，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电子摄像仪，有一排登记人员负责核对信息然后发放选票。选民们拿到选票之后就到一个挂了布帘子的小房间里面填写，填完就将选票塞进一个巨大的透明塑料票箱。整个过程几分钟内就可完成。

每个投票站仅有两三名警察维持秩序，但是负责监票的志愿者却有七八名之多。这些志愿者都是响应反对党号召来监督大选进程的。因为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有很多伪造的票数，所以监票者们这次用画方格来统计前来投票的选民，以掌握每一个投票站真实的选民数字。

在莫斯科165号投票站，一个西装笔挺的老监票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今年已经83岁了，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年轻时还曾经作为国际象棋领队到中国比赛过。现在，他成了民主游戏的志愿监督者。他觉得还是过去的日子好，现在人们虽然有了选票，却无法改变专制的情况，反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变差了。

对苏联的怀念存在于老人和一部分没有苏联经历的年轻人中，因为过去意味着住房、医疗的稳定保障，意味着对商业丛林社会法则的逃离。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俄罗斯是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需要他们参与其中去把握和改 变。

这种参与的意愿，使莫斯科在投票日前后这几天成为一个集会的城市。你可以看见相似脸庞的人群，呼喊着不同的口号，让你怀疑这个国家分裂了。然而生活依旧流转，商店照常开门。政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主导，俄罗斯花了20年达到了这一点。

3月5日下午，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的青铜色雕像默默地注视着从四面八方聚集的人群。这是普京顺利当选总统第二天的反对派集会。之前市政府和反对派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这个容易看防的小广场作为集会场地。

各种警察兵种早早集结，防暴警察戴着头盔到处巡逻，甚至出动了吊车把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清空，让位于军车，直升机在空中监视着广场上的动态。

但是人群带着白花和标语，顺利地通过安检门，来到了集会现场。中间搭起了高台，反对派领袖们准备登场。而人群已经在进行各种表达，“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口号再次此起彼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不想和老大哥一起生活！”“这个位置是世袭的”这样的标语也随处可见。

而我也慢慢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之中，他们像潮水一样裹挟着我，我成了玛格南图片中的一个小黑点。我曾经多次想象这个场景的危险性，现在身处风暴眼中间反而发现它是安全的。尽管这个时候随便一声枪响或者一发催泪瓦斯便可能引起人群践踏，但所幸在那个晚上，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反对派领袖轮番登台，人群在他们的鼓动下不时以口号响应，那呼啸的声浪几乎直达普希金广场上空巡回监视的直升机。

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维克多，26岁，剧本作家，早年在电视台工作，因为不能忍受审查而离职。现在，他说他正在创作一个相关的剧本，所以来到现场亲身体验。我对他说，依我看来，俄罗斯的新闻审查其实已经比较宽松，报纸上可以公开指责普京。

“电视上审查比较严。你说的对，莫斯科的一些报纸是比较宽松，但他们的影响力有限。你要想一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度。”

“关键是，即使有自由表达和示威，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专制。而且还可能是接下来12年继续的专制。普京看起来想在那个位子一直坐下去，而在中国，一届领导人最多也就是10年，对吧？”

此刻，我发现我们成了两个相互羡慕的人。

最终，我挤出重围，看到了一墙之隔的街市依旧太平。民主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更是为了保证这些世俗生活的正常运转。

人事终会更迭，而规则已开始建立。

越南：一个幽灵飘荡的国度

从空中俯瞰绿意葱茏的稻田，像是一块走动着的怀表那样精美；在湄公河口的水边飘荡着榴莲和街头美食的混合香味；在会安老街上，到晚上九点关闭了电灯，黑影都变成了鬼影曈曈……

奈杰尔·理查森

1A号公路纵贯越南，从北方的中国边境一直到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连接起杂乱喧闹的河内和胡志明市（以前的西贡市）。在两座城市中间的某个地方，车辆会快速经过一座没有人间烟火的城市——鬼城。它会告诉你许多有关现代越南的故事。

到鬼城（这是外国人起的绰号）去的拐弯口在古老的城市顺化以南几英里的地方。我们离开1A公路后朝东向着南中国海的方向行驶，导游方先生对我将要看到的景象解释说：“人们相信，你对祖先越好，祖先就越会保佑你。”

我们沿着高出稻田的路面行驶，田里村民们正在收割，一派丰收的景象。突然在农田里出现了坟墓，数量越来越多，墓体越来越大，墓上贴着彩色的面砖，筑有小尖塔或宝塔，看起来像一间间小平房。

大大小小的坟墓和房屋混杂在一起，以至于难于区分哪些是活人的房子，哪些是死人的坟墓。在越南的文化中祖先并没有死去，他们不过是搬到了隔壁的房子里，用死了的眼睛注视着你。

越南人践行崇拜祖先。在宏大的陵墓上除了有中国风格的龙，还有基督教和佛教的饰物，但越南真正的宗教是敬拜祖先。在顺化和岘港之间的海边沙滩上，在会安的村庄附近，这样的祖先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现在经过的杂乱粗劣的坟墓群构成了鬼城的中心，而建造这些坟墓的钱大部分来自居住在国外的越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船民”。这是越南特有的现象，许多越南人在移居到西方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还帮助居住在祖国的家人。

在建坟的热潮中，家族之间的攀比逐步升级，坟墓的规模和设计越来越奢华。我们曾遇到过的一个人说，他家族为建造所谓的“永世房屋”花去了3万美元。鬼城正好迎合了21世纪越南的某些东西——这是一个急于摆脱上世纪战乱和贫穷，并迫切投身到物质成功怀抱中的国家，然而历史总是像祖宗一样在冷眼旁观着。

回到1A公路后我们到了岘港。越战时期，这里曾经是美军基地。岘港有着现代城市应有的一切，只是越战的印记已经难以寻觅。“这里曾经有许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导游方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曾经为美国人工作。“他们可能是卖冰淇淋的小贩，擦鞋的小孩，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攻击，”他做了一个刀劈的手势，“然后就逃之夭夭。”

宽阔的大街和购物中心替代了穷街陋巷，那里曾是越共经营的地盘。在南中国海沙滩背后的带状地带，一个具有国际风格的海滨度假胜地和公寓楼盘正在兴建，这正是当年美国大兵在战斗间隙前来避暑的地方。“2012年开张”，“即将隆重推出”，“豪华社区待售”，房产广告牌上充斥着这样的广告语。

向南驱车半小时后又出现了开发项目，围绕在秋盘河口和古老的贸易码头会安附近，一家度假村在渔村福海（Phuoc Hai）附近建了起来。在这里渔网仍用木头转盘吱吱嘎嘎地拉上岸。

一位有经济头脑的福海村民经营着一项“生态旅游”，他让游客们体验古老的捕鱼方式和生活方式。游客们乘着竹筏巡游在长满海底椰的浅海里，他解释说，兴建度假村破坏了河口的生态系统。

讽刺的是他的客人中有不少就是住在他抨击的度假村里。“我本人对此感到悲哀，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游客来了，带来了金钱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涌来，事情变化得很快。”

即便在会安，对来势汹汹的现代化能采取的解决方案也只是假装一切变化都没有发生。用马龙·白兰度在《码头风云》中的话来说，这个城市“有可能成为一个竞争者”。在18世纪中叶，会安是东南亚主要的贸易港口，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丝绸、武器和香料在会安河边的仓库里进进出出。到后来河流淤塞，商船无法再航行到会安，上海和香港兴起，会安也就此没落。

据方回忆，1991年时会安只有一家旅馆。甚至在10年前，当他为电影《安静的美国》摄制组做翻译时，这里也仍旧相对平静。现在尽管会安假装成一个没有被发展染指的城市，但事实上它已经有了500多家旅馆，在老码头的三条大街上，每一间木头的街面房子都在打折售卖量身定制的丝绸服装，或印有“早安越南”或古巴乐队头像的T恤。

使会安保持整洁的措施之一，是在每天的某些时段禁止摩托车进入市中心区域。这有点像把黄色出租车赶出曼哈顿，但这里的街道本身还是充满了越南气息。

在河内我花了一小时乘三轮车游览法国区和老城。我坐在三轮车的前座上，车子慢慢地在繁忙的大街上蛇行。四周的摩托车和小汽车似乎对我们视而不见，但后来我意识到先前做出的判断太过匆忙。河内的交通并不疯狂，司机们对道路上的弱势群体如自行车表现出了孔夫子式的礼让，毕竟不久前每个人骑的都是自行车。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里的三车道大街是法国朗格多克城在热带地区的翻版，而老城杂乱繁忙的街道像是河流和小溪，房子则都建在陆地上。我们经过了奶黄色的歌剧院，经过了卖面条的小摊和它散发出的香味，经过了人行道上的理发摊，古奇品牌店，以及东方夜总会的入口处。

在河内乘三轮车的经历如此令人愉悦，我打算到了胡志明市时也仿效一下。但在河内有人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主要原因是那里的人会宰客。后来回想起来这是一种有趣的视角，尤其是我到了胡志明市后，导游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北方人是多么狡猾。

“河内人认为南方人是敌人，”她告诉我，“我在那里时被宰了四次，四次！这里的人们更开放。”

胡志明市当然是一座更具有自我意识的国际化城市。霸气十足的摩天大楼自然有，还有炫目的城中城——私人医院，保时捷展示厅等——光顾这些地方的主要是西方人。城市南部新建起的收费公路、高速公路和宏伟的桥梁预兆着到目前为止依旧肮脏破旧的湄公河三角洲将被彻底改变，虽然这里的农民们仍居住在铁皮和棕榈树叶盖起的违法建筑里。一年或两年后，一座名为“乐土”的娱乐综合项目将拔地而起，但人们是否能从中得益，还要拭目以待。

看到所有这些，你会感到越南人的祖先开始在他们奢华的坟地里慢慢地施展起魔法，这只会在未来的几年里聚集起势头。但是他们的越南，这块幽魂回荡的土地，仍可以给你千万种触摸得到的感官体验：从空中俯瞰绿意葱茏的稻田，像是一块走动着的怀表那样精美；在湄公河口的水边飘荡着榴莲和街头美食的混合香味；在会安老街上，到晚上九点关闭了电灯，黑影都变成了鬼影曈曈……

从索马里到班加西

说实在的，今年4月，当我第一次站在距离的黎波里156公里的突尼斯边境时，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被“大哥”的国家拒绝入境。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卡扎菲这个被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中国人当成了英雄的“大哥”，还铺天盖地、史诗般壮烈地出现在那场“大撤侨”的新闻中。

周鑫

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在索马里北部边境的一个check point（咱们所说的边检站）身陷囹圄。我好不容易才从“同监室”一个黑妹妹那里借来一个手机。但是，当手机到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打电话，这里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海关，更没有中国大使馆，剩下的是几支正在打仗的军队和一个彻底分裂的国家，当然还有那著名的海盗。

因为我见过分裂的索马里。当卡扎菲的内阁对媒体说，如果卡扎菲下台，利比亚就会分裂，就会成为另一个索马里时，我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在索马里见到的一切苦难还是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说实在的，今年4月，当我第一次站在距离的黎波里156公里的突尼斯边境时，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被“大哥”的国家拒绝入境。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卡扎菲这个被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中国人当成了英雄的“大哥”，还铺天盖地、史诗般壮烈地出现在那场“大撤侨”的新闻中。然而，现实偏偏喜欢捉弄人。我们在这个狭长边境跑了几十圈之后，依然还是距离的黎波里156公里。为进入利比亚而特地拍摄的可笑的蓝底照片，被签证官们捏皱之后，我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像殉了国的利比亚烈士。

这段少有的在异国他乡等待另一个异国签证的经历，让我深为焦虑，也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到了那个过去国内一直用“福利、传奇、理想主义”所描绘的国度。在突尼斯靠近利比亚一侧，大约聚集了10万难民。你一定会认为，他们逃离利比亚是为了躲避北约的轰炸，对不对？哈哈，你错了，他们要躲避的不是北约的飞机，而是卡扎菲的军队。我们的镜头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拍摄到了从利比亚雇佣军枪口下逃出来的索马里人，他们说他们逃亡是为避免当肉盾的命运。

在突尼斯，卡扎菲“大哥”的哥们儿本·阿里被轰下了台，这里的人们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着这位“伟人”的各种趣闻：哦，他家里居然还有毒品；哦，原来他和他的老婆是这样捞钱的；哦，她竟然是他的情妇。我们的突尼斯FIXER（媒体联系人）一天买4份报纸，阅读这些“诋毁前国家领导人”的报道。他说他从小对着本·阿里的肖像，读书、上学、宣誓、运动，而今发现，这个偶像居然……哈哈，这哥们儿这时的笑声，要比向我们要钱时的傻笑爽朗得多。勒庞说的真是没错，人们从群体无意识中解放出来，只需个把分钟。

人们依然没完没了地聚集在自由广场上，但是现在，他们喊的口号已经不是穆巴拉克下台，而是卡扎菲滚出利比亚。18天革命之后，埃及人变得好管闲事，变得爱用打倒独裁者的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他们开放了西部与利比亚的边境，把战略物资运给班加西的反政府武装；他们用抗议声援叙利亚人的暴动，要把那个向示威者逞威的政权也轰下台。在这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卡扎菲是穆巴拉克的兄弟，不是我们的。”

从利比亚的东面绕到它的西边，你难以想像地中海的美丽，更难以想像这里思想的活跃和多元。虽然在埃及国家信息部新闻局局长的办公室里还架着机枪，但是埃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金字塔报》的头条文章，已经是——向Facebook致敬！

作为中国人，在这一刻出现在这里，真有点像火星人光临地球。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对这里一无所知。我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这一切却在“混乱”“暴乱”“失去理智”“经济低迷”等等词汇的包装之下，与眼前相差太远了。

从埃及的边境通往班加西的道路有700多公里，唯一的检查站设在埃及。记者、物资、难民，当然还有去利比亚加便宜汽油的人，在这里排成了长龙。人们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涌入这个分裂的、正在经历着战火的班加西。在班加西，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打仗（当然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确实让我们所有人都触目惊心），而是在当地一家地方法院遇到的一次开庭。你也许想像不到，一个像班加西那样，正在经历战火的地方，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依然在运转。在这个不大的法院里，法官、律师，没有一个因为在战争时期而简化程序，所有的出庭人员都身着法袍，按照法定宣誓、宣读起诉书、律师辩护等等，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法庭外断断续续传来的枪炮声的影响。于是一幅最有意思的图像出现了：距离这里50公里以外，一群人在维护着这个从卡扎菲手中分裂出来的政权，而在这扇窗内，人们正在使用卡扎菲政权制订的法律，为一笔说不清的债务纠纷维护着自己的权利。一位律师在开庭结束之后，拖着一条被卡扎菲军队打断了的腿与我见面，他参加了今年2月300名律师针对卡扎菲的反抗行动。而现在，他继续着自己的老本行，为当事人辩护。我问他，你们现在所用的法律与过去有所不同吗？问了几次之后，他才听懂我的意思。但他的回答是，为什么要不同？是啊，为什么要不同。班加西想说的也许是，我们的生活要继续，而不是砸掉过去重新来过。

2009年春节，我在索马里的北部邻国吉布提目睹了索马里在这里举行的秘密总统大选。我问了当时才当选的谢里夫总统一个问题，这个国家会举行一次真的全国大选吗？他的回答是：“会的，我们会的。”而现在，索马里依然深陷分裂之中，且这个分裂的国家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海盗。我把同样的问题，送到了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副主席那里，他的回答是：“我们目前不会，这些事要等到卡扎菲下台之后再说。”是啊。对于班加西而言，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货币与的黎波里的一样，银行的结算方式一样，除了军队之外，大部分公务员的职位也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城市而言，班加西的交通状况不错；作为一个经济体而言，班加西稳定而有秩序，人们平静的生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一切都在说明，班加西和它的统治者面对战争表现出的从容和笃定，远远超过那个慌乱的希腊政府。

直到今天我在每天的凌晨依然可以收到从被称为NTC（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反叛政权”那里发来的新闻稿。从每一封邮件你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有条理或者说是正在走向有条理的政权。这与两年之前，我在索马里秘密总统选举中经历的混乱完全不同。班加西的执政者，理性地思考着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他们在3月份就已经提出了，他们具备国际法所称的“交战双方团体的地位”，并尽一切可能在国际社会上谋取承认；他们关注自己的石油能不能重新出口，并且成功地把一艘装满石油的船开出了地中海；他们机智地与全球最大的能源企业对话，不断表示，今天谁帮助利比亚人民，谁就会在明天获得在利比亚率先投资的权益；他们甚至派专人保护中国在班加西的工程，防止有人搞破坏。而在这片有5000多套公民住宅的项目上，留下炮弹孔的是卡扎菲的军队。

6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派别NTC的代表来到中国。而这一刻，代表卡扎菲的驻中国使馆还在签发前往的黎波里的签证，只是不给我。记忆里，分裂似乎毫无疑问就是破坏与毁灭的代名词。但是，从卡扎菲那里分裂出来的班加西情况却复杂而微妙起来。它不是索马里，尽管这条通往分裂之路还有着不确定性。

抗议文明向左，罢工向右

我又想起了国会大厦广场上的那个意大利小伙子，现在他抗议的贝卢斯科尼政府已经下台了，不过，新政府能带给他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吗？如果新政府仍不能拯救意大利，难道他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刘升升

一个是文艺复兴发祥地，一个是西方文明起源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被贴上了“欧猪”的标签。难道悠久的历史文明反而会成为国家通向现代化的负累？

9月的一天，罗马国会大厦广场上人声鼎沸，几百名意大利汽车工人大老远地从西西里岛赶来，抗议菲亚特汽车集团关闭西西里工厂的决议。工人们义愤填膺，在各国记者镜头前控诉政府的无能，指责公司的无耻。因为录音设备落在了车上，我们和一位老工人约好半小时后再来采访。无奈等我们以最快速度返回国会广场，刚才还把广场占得满满当当的示威人群却已散尽。看看表我才想起来，原来是意大利人雷打不动的午餐时间到了。

跟我在罗马读书时那几年相比，政府出台的各种提高税收和紧缩财政的政策的确让意大利人手头更紧了：他们被迫交更多税、拿到的养老金持续缩水、许多人还丢了饭碗。不过，这不会改变意大利人定时用餐的好习惯，只会让他们的餐桌话题中充满更多抱怨。

一个是文艺复兴发祥地，一个是西方文明起源国，意大利和希腊无疑是许多人梦想中的欧洲旅游胜地。不过，这两个国家近期频频出现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大部分时候却是作为欧元区债务问题的负面典型，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两个国家的新闻总是跟游行示威联系在一起，还与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一块贴上了一个“欧猪五国”（PIIGS）的嘲讽标签。今年9月初到10月中旬，作为央视纪录片《货币》的意大利、希腊摄制分组成员，我和同事一行六人在这两个国家足足奔波了一个半月。这段意希之旅从开始到结束，各种罢工游行就一路相随，成为我们此行挥之不去的背景。

意大利有很多招牌产业——时尚、设计、汽车制造，但意大利的历史资本远不止这些。银行、复式簿记等现代金融支柱性创新都源自意大利，我们在意大利参观了欧洲最古老的银行，刚感叹完13世纪意大利各城邦作为欧洲最发达地区的辉煌历史，一出门可能就碰见老百姓们痛骂该死的银行家，把经济搞得乌七八糟。

除了美食，假期恐怕是意大利人最不能触碰的底线了。每年7、8月，除了交通、邮电等个别部门，所有人都涌向海边，然后带着骄傲的古铜肤色回来上班。善于哭穷的意大利人刚才还在跟你抱怨没钱，转头就跟你说，抱歉，我得赶着去度假了——还是带薪假。尽管我们已经刻意避开了度假旺季，但在9月到达意大利时，度假的人潮仍然丝毫不减，高速公路服务站的餐厅经常人满为 患。

正待从国会大厦广场离去时，我们注意到广场上还有几个贴满了宣传单和标语的临时帐篷。一个年轻男子主动过来询问我们是哪国的媒体，小伙子看上去25岁左右，形容消瘦，神情憔悴。他失业后从南部来到罗马参加静坐示威，在这里已经安营扎寨半年之久，一直靠好心市民捐助的食物为生。“我们在这里半年了，至今没有一家意大利媒体关注和采访过我们！这帮政客不从这里滚出去，我们是不会撤走的，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小伙儿饱含着热泪，用意大利人典型的夸张口吻对我们说。

如果说意大利式的罢工游行还能带来一些嘲讽，那么希腊的景象就更让人同情。跟意大利人殷实的家底比，希腊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希腊是唯一不能自产汽车而要依赖进口的欧盟国家，最值得骄傲的船运业也因受全球经济危机重创而萎靡不振。

到达雅典的第二天，我们就在宪法广场碰上了学生们抗议政府缩减教育经费的游行，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交通一度瘫痪。最大一次游行由全国总工会组织，我们按照官方公布的时间来到现场，却发现大喇叭里播放着音乐，人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正当我们有些懵懂茫然的时候，一位雅典当地记者却提醒我们：“你们居然没带防毒面具，一会儿等着哭鼻子吧！”

果不其然，游行队伍路过财政部的时候，警察和市民打起来了。警察用上了催泪弹，害得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苦奔走，躲闪着警察与闹事者之间的追逐和冲撞。而几百米外的宪法广场上，宪兵迈着夸张而镇定的步伐在整点交接，丝毫不为这边的喧闹干扰。

游行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一种发泄方式，习惯了高福利的希腊人，面对步步缩水的“瘦身”政策绝不买账。很多希腊人仍然觉得交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司机Peter大约50出头，他每天来接我们的时候，都要填写一本纳税表格，上面需要清楚写明每笔生意的具体细节以及他从中获得的报酬，政府会按照这个填报额度相应收税。Peter嘟哝着嘴，不情愿地写下每一个数字：“这万恶的政府，凭什么要收这么多税！简直是剥削！”

我们对于希腊经济现状的了解有一大半来自Peter慷慨激昂的叙述。他开车带着我们在雅典市区转悠，一间一间指给我们看德拉赫马时期那些昂贵的旺铺，现在却因为经济危机而关门。很多希腊人丢了工作，也丧失了安全感，因为害怕银行破产，人们纷纷从银行把存款提出来藏入墙壁或天花板，却又被翻墙入室的小偷们洗劫一空。

离开雅典之后，我们去了爱琴海的著名度假胜地米克诺斯（Mykonos）岛。离开雅典的那天，正巧又赶上了环卫工人罢工，去往机场的沿途垃圾成山。不过米克诺斯岛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土地大片大片荒废着，一些开阔的地方毫无计划地建造着千篇一律希腊风格的白色墙体度假酒店。在米克诺斯的著名景点“风车磨坊”周边，瓦砾成堆、垃圾四散、恶臭刺鼻。

当地人告诉我们，米克诺斯只有每年5月至9月的黄金旅游期才活泛起来，在这段时间以外都不做生意。因为旺季已经过去，因此岛上会有一多半的店铺大门紧锁。当地人原本是一些庄稼汉，但也因为收入太低而转为从事旅游业了。

旅游业应该是拯救希腊走出经济危机阴霾的一条途径，不过在此行之后，不少人的美妙幻想和憧憬都破灭了。其实在人文历史的底蕴上，希腊仍然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个国家的悲惨现状却总让它大大失分。我们在去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拍摄的那天，刚刚感叹完馆内藏品的丰富和古希腊文明的伟大，转身去一院之隔的碑铭博物馆的路上，就亲眼目睹了整条街上满是落魄的吸毒者，一个个形销骨立、面若死灰，没有经历这种场景转换的人很难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对比。同样，对于现在大家众口一词声讨的高福利政策，经济学家们通过对比也发现，高福利并不一定就等同于国家负债，关键是财政纪律性。从我们这一路行程看，各个党派之间为了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时许下的各种短期承诺固然危害不浅，但更重要的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那种深入骨髓的随意和惰性，也许才是病根。

我又想起了国会大厦广场上的那个意大利小伙子，现在他抗议的贝卢斯科尼政府已经下台了，不过，新政府能带给他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吗？如果新政府仍不能拯救意大利，难道他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另一个欧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欧洲 / 何力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04–4176–9

Ⅰ. ①另… Ⅱ. ①何… Ⅲ. ①欧洲－概况 Ⅳ.

①K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594号

另一个欧洲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何 力 编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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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4176–9  定  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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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全球商业经典》系列图书写序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一件事，因为书的内容是王涌、国卿带领我们《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的内容团队合力完成的，我只是挂了个名。但想到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没有序言的书是令人失望的，这就好比到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少了前奏的烘托似的，序言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编者对书的感情。

显然，对这个系列丛书，我是有感情的。2011年夏天，我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全球商业经典》，这是一本以商业为起点，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趋势、未来战略、商业模式、投资机会的前瞻性杂志；同时它也是一本好读好看的杂志，是一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的杂志。在“全球视野、中国主张、创新实践”的编辑方针下，《全球商业经典》力图超越传统的新闻维度，推演商业、社会的深层逻辑趋势，把信息碎片整合为清晰的图景，告诉人们嘈杂背后的真相、混沌中隐藏的秩序、万物并作而共赢的路径和一个时代的价值归属。如纪德在《地粮》中说：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我们希望杂志是一种目光，投向哪里，就有对存在本身的有痛感的触摸，传递的是关心和关爱。

如我们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王涌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全新上路的自信和乐观，就来自于我们要忽略表面的变化，抓住深层的未变。由此，我们选择与其让读者知道一百件事，不如让读者明白一件事。一本商业杂志，如此选择，是因为我们没能力把复杂的商业世界简单化。因为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总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的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的确，如何在飞速旋转的时代找寻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属于我们独有的看待生活与商业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商业世界融洽并富有特质与创造性的建设未来——重新认识市场、理解竞争、懂得生活，建构人与商业的新关系，这对身处无所不在的商业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全球商业经典》系列图书便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动机与情感，对《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精华内容的重新编辑与整合的产物。

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的回忆录《柏林童年》中说，如果没有在火车站等很长的时间，旅行中最大的快乐就被剥夺了。高效率与一致性是资本的最爱，而独到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我们与之抗衡的武器。希望我们《全球商业经典》系列丛书能给你带来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

序 “践行”的意义

到世界各地去，都是为了寻找一次“艳遇”。与阳光、大海，与城市、村舍，与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习俗、制度相遇，发现他人与世界的真实和美，同时也唤醒自己，重新发现自己。当年黑塞漫无目的地在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他说世界上所有的旅行者，内心深处都渴望一次“艳遇”，“艳遇”不是对某位姑娘的，而是对整个世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充满深情的关注，因为只有在“艳遇”中，人才会真情专注地凝视，无私地欣赏、体验，内心充满善意与爱。

或许这就是“践行”的意义。在今天这个讯息密集、交通快捷的社会里，人并不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意义与他人的生活。现代人可怜的头脑里，像蚂蚁窝一样攒动着各种离奇的观念与费解的数据，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亲切熟悉，而是遥远陌生。人生活在信息里，而不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不同社会民族的生活中“亲证”，就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环境与意义。

“践行”的目的在于“亲证”。我们从各种渠道获悉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源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全世界蔓延。这场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可能恶化，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意味着什么，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制度与生活，它将如何结束，什么时候结束，结局是什么样子。资讯为我们剪贴各种消息碎片，不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危机的意义，而是让我们从“消费”新闻中获得快感；经济学家为我们解释危机的意义，既难分析出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未必能够提供解决危机的办法；政治集团为走出危机制定各种政策，动机与目的可能都不在危机本身，而在维护或获得某种权力。

在这个陌生的、破碎的世界里，为了把握我们生活和世界的意义，我们必须“践行”、“亲证”，发现问题、觉悟道理。

什么是人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经济危机”？当有人生活在经济危机深处，却坐在闹市餐馆里，兴高采烈地向你讲述危机是多么严重，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可怜，你会感到某种怪异，危机究竟是个“财政数据”问题，还是个“现实生活”问题？当有人跟你讲述他们在异乡创业的艰辛与成功，你会突然感到某种莫名的哀怜与恐慌，他们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危机没有“爆发”，因为他们从来就在危机中，危机不来亦不去。

当有人告诉你，他们的国家没有经济危机，人们忙碌着争取更好的生活，你却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可能暂时没有危机，但国家依旧在某种历史性的危机中，这是地缘政治的宿命。当有人得意地宣称，凡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制造”，你不能细想，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有人就注定投胎为牛马，一生劳动储蓄；有人就注定投胎为猪，生前快乐地哼唧着，哪管死后被吃掉？

什么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动因？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的，还可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危机，它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造成，也可能动摇一种既定的社会制度，完善或改变现代性社会制度，现在是时候了吗？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存在着某种“根本性错误”？又错在那里？我们有能力改变吗？经济危机的原因，不仅是经济的，还可能追溯到深远的文化传统与人性特征，可能追溯到塑造我们历史与性格的某种观念或“观念误区”，数千年铸成的事，难道数年就可以改变吗？

“践行”、“亲证”，让我们发现问题。思想不是由“好答案”构成的，而是由“好问题”构成的，否则思想转瞬间就会成为教条。欧盟的经济危机，不仅是欧盟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向世界经济体系蔓延，还考验着世界政治体系。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宽容某个族群的“被动习性”并制定某种包容性政策，那么为什么“欧盟”不行？如果欧盟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不能在制度上包容某几个国族的“被动习性”呢？这让我们怀疑“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难道现代世界的最高集体形式只有“国家”一种选择吗？我疑问，故我思想；我思想，故我存在。可问题是，我们觉悟到的我们的存在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呢？

经济危机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感冒”，它不可避免，但也不可忽视，转成“肺炎”就可能致命。人们必须警觉并努力，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兽性大发。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经济危机”的黑手。经济危机仍在蔓延，我们有办法吗？这个世界仍是个危险的世界。而我们，又注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有再多的不如意和危险，再多的荒唐和苦难，我们也别无选择。

弱弱地再问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意大利——新欧洲人来了

欧洲时间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彭韧

在很多欧洲楼房里，老式的电梯都没有关门的键，只有开门的键，有的连开门的键也没有，欧洲人会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楼层，然后耐心等待电梯门自己关上。但是有些性急的中国人经常会把开门键当成关门键来按。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全世界最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大牌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最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们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奢侈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使得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

“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其他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一些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奢侈，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全球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人来了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

彭韧

8欧元，这是北米兰圣乔瓦尼一家华人理发店男子剪发的价格。一个欧美人和一个经济学家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时可能都会感到震惊。在欧美这些人力成本高的国家，随便剪个头发就要30到50欧元，讲究点的100欧元都下不来，8欧元实在太低了，他们都不好意思不多给点小费；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价格可能会动摇他的世界观。

在国内经济系学生所必修的《国际贸易学》里，有一节专门解释了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商品由于相对便于流通，国际贸易最终会让各国相似商品之间的价格趋同，而相比之下，服务由于难以流通，价格会保持比较大的差异。经济系老师在讲授这个概念时，往往就会以理发行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是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它遵从逻辑，同时也符合现实，令人难以置疑。但在意大利，这一看似坚固的理论岌岌可危。意大利的华人发廊将理发价格拉低到了原来的1/4，甚至1/6、1/10。

周六晚上9点，圣乔瓦尼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但推开这家名为“Nadia”发廊的大门，仍然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排队。意大利名字叫Nadia的女店主是温州人，她招呼我坐下，我问她我要不要晚点再过来，Nadia告诉我，用不着，马上就能轮到我。果然，三个理发师片刻不停地刀剪翻飞，店主也亲自为顾客修眉、吹干头发，不到一刻钟，在我前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就已经全部剪完。

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来。我还没坐稳，师傅已经用电推子给我推掉脑袋后的一大半头发了。“您不问问我怎么剪么？”我说，师傅这才指着墙上一张“经典唯美原创发型图集”让我挑，我看着那些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小虎队成员似的发模，扫了一圈后说：“照着原来的剪短点就行。”

师傅一边麻利地推着头发，一边向我解释，意大利人的剪法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一剪子一剪子地剪，而他的剪法是先用电推子推出个大概齐，然后再细剪几刀。“我们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剪就挣不着钱了。意大利人慢工细活，我们是以多取胜。”

没说上几句话，我的新发型已经完工了，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除了一个烫发的姑娘还得捂着头等会儿，我差不多是今天最后一个顾客。老板娘开始盘点今天收到的小费，仅周六一天，这家位于米兰郊区的理发店光小费就挣了130欧元，我问老板娘生意是不是天天这么好，她说今天是周末，不过平时也不错，“因为我们的师傅技术好。”

剪完头，我去理发店旁的冰激凌店买了一瓶水，这家店是整条街除了理发店外唯一还开着的另一家店。刚好路过的理发店老板娘看到我，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这瓶水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冰激凌店也是她的。聊了几句后，老板娘Nadia还邀请我第二天去米兰的华人街“Paulo Sapi”一起吃火锅，大家AA制，条件是“如果我们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话”。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虽然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但是在欧洲生活的成本摆在那儿。低价格和高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速度，价格也不会这么低。因为每天剪的头发多，这些温州发廊挣的也不比意大利发廊少。

在中国劳工到来后，巴纽洛·皮埃蒙特地区的意大利石场主的生意增长了几十倍。他承认中国劳工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雇员，他们从来不耍滑头，也不要求预支工资。他也不是没试过雇佣意大利人，但是那个人第三天就因为腰痛回家了，就连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人都干不了，只有中国人，他们一年只休息4天，只要给他们一把凿子他们就开始工作，就像一台人体永动机。唯一的烦恼是，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这些工人就会跳槽。他曾经按照法律要求禁止这些中国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时，但这些工人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加班的时间纯属浪费，也挣不着钱。

对于那些在意大利发廊工作的人来说，中国人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意大利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即使从事剪头发这种门槛不高的劳动，也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当然，如果你技艺精湛，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跟高级白领媲美。

在中国人到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手艺一般的普通本地发廊，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就连原来的高级发廊也开始受到影响。意大利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就是慢惯了，快不起来。”一位在米兰学服装设计的台湾地区留学生说。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的确也没有太多要快起来的压力。

“中国速度”

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

彭韧

中国人的到来给意大利本土服务业带来了“加速”的压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显示出“中国速度”，中联重科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并购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速度是一种可怕的竞争力。在过去5年间曾经去过长沙30多次的意大利CIFA公司CEO戴维·齐博拉(Davide Cippola)眼中，长沙是一个位于中国南方的重工业城市，气候潮湿，食物辛辣。

CIFA所在的混凝土机械领域，他们的最强竞争对手中除了德国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总部都在长沙。去年，戴维还在长沙希尔顿酒店惊喜地碰见了他的意大利老乡：与广汽合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也将新厂址设在了长沙。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所知道的是，长沙也许是国内工业基础最薄弱的省会城市之一，这个正在申请“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称号的城市，在20年前几乎就没有像样的重工业企业。

跟大多数从外贸加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是，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1992年，中联公司才成立，当时还是机械研究所所长的詹纯新看到了建筑机械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建筑工地都在中国，如果能用较低的价格替代价格高昂的进口机械，市场潜力将难以限量。巨大的市场红利让后来者迅速超过了历史悠久的领先者。

2001年，中联重科以1000万元并购了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英国保路捷，但在吞并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拥有80多年历史的CIFA之前，中联重科还是有些犹豫。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人好管理么？中联能够整合技术实力深厚的CIFA吗？而CIFA公司的工人也坚决反对将这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企业卖给中国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人会想拿它做什么。

詹纯新飞到了米兰亲自上门看了一看CIFA。“米兰的罗马大道，看起来就像我们的黄兴路，也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夜宵生意还好得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甚至觉得，意大利话跟长沙话有点像，都是又大声又急速，听起来像吵架。而意大利人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懒散，在干活的时候，他们反而有点像严谨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让人真是没话说。”

在此次并购中，双方背后的投资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联重科的战略投资者是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在麦肯锡咨询为弘毅投资筛选的中国最适宜进行并购投资的10个行业中，建筑机械行业是排名最高的几个行业；而意大利持有CIFA股份的私募股权，则认为CIFA无法靠自己扭亏为盈，这些意大利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声誉良好的品牌，但是人员和财务负担太重。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在公司成立16周年的纪念日上，以几亿欧元的价格如愿以偿并购CIFA。

CIFA现在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事业部下的一家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北美，现在再回想起这段艰难的磨合经历，CIFA公司CEO齐博拉只是平静地说：“时间能改变一切。”直到今天，中联仍然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CIFA的意大利工程师则在长沙的中联工业园帮助他们组装机械。中联重科所在的工程机械领域是一个大众不熟悉的产业。但在工信部2011年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上，这家企业与三一重工一起名列中国企业前十，跟他们并列的，是百度这些互联网公司。泵送水泥的高度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硬指标之一，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提升着对泵送水泥高度的需求，而CIFA帮助中联完成了一项泵送水泥高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戴维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骄傲地与中联管理层并肩而立。

中联给CIFA所带来的好处也十分明显，欧债危机袭来之后，CIFA依靠新开拓的海外市场赢得了难得的增长，600多名意大利员工没有被裁员，他们也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中国雇主。维托正在学习中文，他结结巴巴地跟我们说：“难道我不应该学习我雇主的语言么？”

中联重科不是唯一并购意大利公司的制造企业。最近一桩并购是山东的潍柴动力以3.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公司法拉帝，我们的翻译王蕊正好也是那次并购谈判的翻译，这桩并购比中联更复杂，最终，一切细节阻碍都被“大势所趋”轻松推倒。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潍柴动力希望能够在2015年前将重组后的法拉帝拿到香港特区上市，他们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意大利游艇卖给中国人。

跟很多意大利男人一样，拉波·埃尔坎(Lapo Elkann)喜欢两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在衬衫外套一件牛仔服，或者用明晃晃的运动鞋来搭配考究的正装。他有资格这么做。拉波·埃尔坎是明星设计师汤姆·福特(Tom Ford)眼中最时尚的人，曾连续四年被《名利场》杂志评为欧洲最会穿衣服的男人。作为菲亚特创始人阿涅利的外孙，拉波也是菲亚特家族继承人，与弟弟约翰·埃尔坎一起掌管菲亚特——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同时因为他与外祖父穿同一尺码的衣服，他一个人继承了阿涅利全部的西装。对于埃尔坎来说，怎么搭配这些衣服，就是他从小每天必做的创造力训练。

拉波是阿涅利最疼爱的孙辈，年轻时，他还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在菲亚特隐姓埋名地做过几年汽车维修工。26岁那年，他接管了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国际品牌：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玛莎拉蒂。第二年，在因为吸毒过量昏迷后，拉波被人从一个50多岁人妖妓女的房里救了出来。这一丑闻给他贴上了标签：一个无法承担家族重任的纨绔子弟。

外祖父阿涅利是他那一代意大利人企业家的代表，他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乏灵感，“玩命工作，玩命享乐”。阿涅利在2003年去世时，意大利报纸的标题是：“国王死了”。菲亚特的成功也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缩影，从1958到1963年，意大利以年均工业产值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成为了欧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菲亚特的全称是都灵汽车制造公司(Fab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li Torino)，这家公司的基因是生产微型家用汽车，精致、漂亮、“百分之百纯意大利”，代表车型菲亚特500是经典的意大利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国民车。贝卢斯科尼曾经用十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话来形容：“我们大部分意大利人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菲亚特的后座上。”

意大利企业大都是家族经营，但意大利人不像北欧企业那样，习惯通过基金会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只保留关键投票权，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管理，他们相信，管理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热情和投入，在这一点上，家族成员最为合适。

拉波的确对意大利汽车信心十足，在一本名为《商业朋克》的德国杂志专访中，拉波骄傲地告诉德国记者：“在汽车领域，我们意大利人是第一。这么说真对不起，德国有很多地方很优秀，但是关于风格和设计，法拉利比保时捷和宝马要好。我们能提供最大的满意度。这是事实。”

事实上，菲亚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方面，当菲亚特在意大利本土市场的比例达到顶点之后，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日本车、韩国车；另一方面，除了在巴西，菲亚特在全球市场都表现得水土不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连续以超高增幅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与国有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破产。

总结菲亚特在中国的失败原因，车型老旧、管理失控……熟悉汽车产业的记者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网易汽车频道主编张齐总结说，菲亚特在中国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或者一些错误，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而法国标致公司的一位品牌经理则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出了解读，除了德系车以外的所有欧系车，在中国都面临一个类似的困境：国家品牌。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的印象是严谨和品质，法国的第一印象是浪漫，意大利则可能是时尚。那么，你是选择一辆严谨的车，还是浪漫或者时尚的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这是车，不是皮包和香水。法系车和意系车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自己的价格里加上一点时尚和个性的溢价，而这些溢价，对于第一次购车的新兴市场消费者来说，未免有点奢侈。汽车业是高度依赖于规模的行业，一旦无法迎合大众市场，价格降低的空间会进一步受限。

当然，菲亚特还拥有法拉利，在中国，法拉利的品牌认知度远远高于菲亚特，但法拉利支撑不了一个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在最高峰时，菲亚特年产值占整个意大利生产总值的5%，整个都灵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跟菲亚特公司相关的工作。

菲亚特现任CEO马尔乔内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拥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据说，除了意大利歌剧，他并不太喜欢那些典型代表意大利文化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信奉数字、逻辑和模型。

在马尔乔内看来，风格固然重要，但决定汽车业未来格局的，首先是规模。年产600万辆是汽车行业未来的生死线，低于600万辆，就只有被吞并的份。在菲亚特停滞在年产量200万、300万辆汽车的时候，马尔乔内采用了一个极其激进、非常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8年全球汽车业处于最低谷时，菲亚特并购了同样深陷困境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超过500万辆，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集团。

在这一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蓝旗亚代替奥迪，成为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用车。而这款车，实际上就是将克莱斯勒的车型贴上了蓝旗亚的车标。直接将一款车型换一种新车标来出售，在那些相信品牌价值的观察者看来，菲亚特这样做无异于自毁长城，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他们也很难更糟了，没准真能闯出一条生路。”

下一代菲亚特车型将突破菲亚特的微型车基因，真正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的生产平台整合在一起。圆头圆脑的菲亚特与方方正正的克莱斯勒结合会杂交出什么车型？这样的车型设计恰好是一个隐喻，欧系车和美国车的平台又会如何整合？

在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看来，意大利人十分不擅长标准化和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大利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Alitalia）票价昂贵且飞行准点率仅有62%，排名欧洲倒数第二，而行李遗失率高达21.9%，是欧洲各大航空公司中最缺乏安全保障的。但意大利公司的创造性也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它的创造性资源回避它的标准化难题。陈政的方法是把美国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引入，这套管理体系帮助长安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从一个只有五个人的海外办事处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设计中心。

“Be Italian, or Be American?”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都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那些吃饭走路时还用着黑莓的美国人，跟他们的文化差异几乎跟亚洲人一样大。意大利人不会把复兴菲亚特的希望寄托在拉波身上，但是他们也怀疑，如果没有拉波这样的花花公子，菲亚特还会是菲亚特吗？

新新欧洲人

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彭韧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充满热情和能量。十年之后，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就是中国人。

“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一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描写来自意大利小说家萨维奥诺所著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开篇。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人用婴儿来做肥料”，为此，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AC米兰队的中国球迷还被嘲讽为“肥料”。不过，贝卢斯科尼素以大嘴和爱乱说话而著称，所以并没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在欧洲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移民自然死亡后，其他的非法移民就会顶替死人身份。这个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了真。一方面，这本销售过百万的畅销小说被列入“非虚构”类作品；另一方面，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极端现实、极端实用主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当时还在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邓京红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身边还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证，当她质疑这种说法时，有朋友甚至严肃地对她说，“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实，不要没原则地为中国人辩护。”

工学博士邓京红最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道，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首先从当地的报纸、电视台被爆料出来，然后再传播到文艺作品，但事实上，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媒体对此事有过报道。

这个理由说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国人”的故事，还是成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实，甚至传播到整个欧洲。据说，这本小说已经被美国购买拍摄影视剧的版权，别忽视这本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黑帮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标签，过去十年间，美国影响力最强的电视剧不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些剧目，而是HBO以一个意大利黑社会分子家庭生活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资深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用自己职业的调查采访来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说到中国人，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各种文化层次的欧洲人那里都有市场，刚刚说服一个人，又有十个人开始相信。

欧利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端的小城的里亚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译名中，它叫翠丝缇。这个城市离斯洛文尼亚只有一河之隔，从小他就记得，为了让斯洛文尼亚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对岸也能看到的教堂，这座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赶制出的教堂远远没有古典建筑的隽永，所以被他称作“丑教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他认识了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他们充满热情和能量，推开小酒店的门，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低声唱着政府禁止传播的摇滚歌曲。饱含着激动，欧利阿尼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去北方》(To The North)。但是10年之后，他发现这些当年的新欧洲人已经变得跟他们这些老欧洲人一样，死气沉沉，满腹怨言。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中国人。“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老了。”欧利阿尼在书的第一段这么写道。他们的能量看起来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国人的能量只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赚钱和存钱。

更让欧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存下那么多钱？意大利是个发达国家，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2.3万欧元，在欧元区排第五，有经济学家认为，加上漏税的灰色收入意大利甚至可能排第一，这些收入能够让他们保持高品质的生活，但高税收和高消费让他们也很难有多少积蓄。

而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中国劳工都是从负资产状态开始的，真正的负资产：因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欧元，他们必须无偿为雇主打两三年工，然后才能开始领到工钱。尽管如此，他们一般也能在5年之后存上几万欧元，然后盘下一个小店开始经营。

欧利阿尼认识了一对浙江夫妻并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夫妻俩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气，每天吃饭决不超过10欧元，一个月只花400欧元，几年后就存了4万欧元。“400欧元，4万欧元！”欧利阿尼用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来辅助表达他的惊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如此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能改变，而我们意大利人则认为，如果今天辛苦，那么十年后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享受。再说了，我们就算再辛苦，也没法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能存钱。”

“就算如此他们也存不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可以借钱。而我们意大利人很难借钱，虽然我们的家庭关系很亲密，但是谈到钱，对不起，还是得算清楚点。”我想起来了，是意大利人发明了银行、保险、复式记账法，使这个社会运行在契约之上。

“中国人靠着关系就能借到钱，这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很平常，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鲜了。”我不得不纠正他说，其实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在中国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主要是以浙江为主。欧利阿尼则承认，他采访过几百个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浙江人、福建人，对其他地方的人所知甚少。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年轻的弟子拉姆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来揭开人类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奥秘。最终他找到的答案是：储蓄与消费。

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而意大利人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意大利人在反思。“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们自己，但我们已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种健壮和敏捷的生硬。”欧利阿尼在他的书《不死的中国人》里这样描绘中国人。中国人让他想起了他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父辈们，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中国人也在通过意大利人审视自己。这本书的译者邓京红女士20年前去意大利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为意大利企业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她更多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好多意大利人这辈子就是溜达着就过去了，而我们一直在爬坡，爬的时候就跟不过了似的，爬完之后才发现风景也都错过了。”

现在，她也在试着“溜达溜达”。2011年，在辞去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职务后，她开了一间在从事中意之间商业咨询的公司，每年一半的时间在意大利，一半在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六小时的时差倒还好说，但两边生活速度的巨大差异，仍然让她难以适应。欧洲只比我们慢7个小时，但我们却感觉身处两个时空。只要能沉下心来，就很难不羡慕他们的慢，很多细节在慢中才得以呈现。而意大利人则羡慕我们的快，我们的活力。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我们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经给过财富一个定义：能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句不那么容易懂的话被在意大利的温州人精准地诠释了：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只是这种人生转换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欧利阿尼访问过的所有温州商人，都对为自己当年给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太少而感到遗憾。但是他又问，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们会改变吗？

“没有办法，没得选择。”大部分温州人这样回答。

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我问来自意大利的副总经理Stefano Carminati和来自希腊的Andreas Zapatinas，他们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分别是什么。Stefano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有天晚上遇到一对挑着担子的年轻夫妇，他们很穷，但却梦想以后能开一家店，然后再开成连锁店。这样的梦想，哪怕只是想想，在欧洲都十分稀缺；而Zapatinas则告诉我，他在中国见过最美的事物是重庆夜晚的“坝坝舞”，那些跳舞的大妈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充满了活力。

我们与意大利人各自都拥有彼此珍视的东西，很难比较什么更好，不过相同的是，我们眼中对方各自最宝贵的东西，都跟人有关。

到意大利“挖”人才

我觉得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很像，那时候是意大利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中国也将会涌现出一批很好的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

赵杏儿

在欧洲过劳死？对意大利人来说，这几乎是个冷笑话。

但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的确有这个担心。有一天，我们和他一起吃晚饭，他指着旁边推杯换盏的情景，激动地说：“哪儿有经济危机的迹象，哪儿有？”陈政今年不过才32岁，旁边那些欢乐的意大利年轻人或许与他同龄，可能缺乏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还在啃老，陈政承受的压力却远远超过他们。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整整讲了10个小时，把他身上发生的一切经历，包括感情问题都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而那些话，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同事说过。

尤其是回忆设计中心在2006年初建时寻找人才的经历，他用的都是沉重的词：“刚来意大利的时候，我觉得纠结、屈辱，因为实力不对等，就没有话语权。”

2003年，长安汽车驻意大利代表处进驻都灵，这个著名的工业城市位于意大利北部，由于汽车制造厂商菲亚特和关联企业的存在，是欧洲最大的汽车产地之一；2006年，代表处正式升级为欧洲设计中心。长安汽车原本希望这个处于意大利汽车城的设计中心能够拥有自主设计和创新的能力，但招工的过程却并不顺利。2006年，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满打满算一共有8名员工，其中还有3人是中方外派人员。

对于在海外独自开创局面的陈政来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他要向长安总部证明，在意大利开设一个设计中心是值得的，不是为了进军海外而在海外设立的“样板工程”；而对意大利人，他则需要证明，作为一个来自工业后进国家的年轻人，他有能力领导他们，他能够给他们带来与意大利公司不一样的价值。

让陈政受打击的是，他有时候给应聘者发了Offer，对方都不来。来的人，有时候只待了一两天就要走。

但今天，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创意团队已经有近百名员工，有能力进行除微型车以外所有乘用车的设计，并在2009年到2012年间承担完成了长安11个产品的设计项目。

从招不到人到组成百人团队的转折就发生在2009年。陈政很是自豪，他认为是欧洲经济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抄底意大利设计师资源的机会。

不过，记者在采访意大利知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Pininfarina）时，发现意大利人并未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威胁，他们认为宾法是汽车设计师的训练营，长安是能够让设计师迅速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汽车厂商，两者吸纳人才的方式迥然不同。

市场换不来技术

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租用的是都灵市郊一幢三层的矮楼，前沿设计和产品设计部门在三层，二层是三维数据整理和模拟团队，一层是大会议室，里面安装有视频通话设备。模型车间就建在矮楼的旁边，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六七个欧洲小伙子正围着一辆1∶1大小的硬脂模型车半成品前后打量，不断地用各种工具对模型进行微调。

陈政喜欢待在模型车间，因为对于曾经也是设计师的他来说，目睹设计由抽象变具体是最兴奋的过程：“都灵这个地方，做硬脂汽车模型有上百年历史，意大利本就以雕塑闻名，而这种手工艺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这些模型师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长安汽车来都灵的动机非常简单。在这个占地仅有13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里，100年前就已经挤进了近200家中小型汽车公司，其中最大的汽车公司是成立于1899年的菲亚特。在20世纪初的都灵，涌现出一批以汽车设计见长的独立公司，其中包括与法拉利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宾尼法利纳、为兰博基尼服务的博通（Bertone），以及为大众汽车设计出高尔夫的乔治亚罗（Italdesign Giugiaro）。

这些独立设计公司将意大利人对于美的理解与汽车性能完美结合，并以手造的方式一锤一锤地敲出了一个私人定制车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至70年代，有些设计公司为了满足车主的个性化追求，帮其在原厂车的基础上进行车身和内饰的改装。后来索性直接为车厂设计限量版或私人定制款车型。这种私人定制汽车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有所保留，2012年法拉利就联合宾尼法利纳的设计师为歌手Eric Clapton设计制造了一款被命名为Ferrari SP12 EC的跑车。

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在当地锻炼出了一批手艺高超的工匠，他们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在代际间传承，彼此之间的技术交流也很频繁，长安汽车非常希望获得意大利人这种对车和美学的融合与创新能力。2012年，菲亚特已经累计亏损7亿欧元，并因此计划裁掉欧洲20%的管理人员。整个欧洲地区的汽车产量已经连续5年下滑，都灵作为欧洲汽车产业的高地也不能幸免。欧洲市场缩水，中国市场繁荣，中国公司也因此增加了吸引设计人才的筹码。

长安汽车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中国公司，2005年江淮汽车就入驻都灵成立设计中心，而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国汽车企业在和都灵当地的设计公司进行合作。

中国汽车企业的这种做法源于对“市场换技术”的困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对汽车工业提出以“市场换技术”，鼓励中国企业汽车与外资品牌合作，使其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并期望借此获得技术交换。长安汽车也不例外，在1993年和2001年先后与日本铃木及美国福特分别成立了合资公司。

2012年9月，长安集团党委副书记、长安汽车党委书记、副总裁朱华荣发了一条微博：“‘市场换技术’的尴尬结果（特别申明：并非否定合资的积极贡献），显然已成为不争事实。‘合资自主换研发能力，成就中国品牌’的美好愿望，但愿能成为奇迹！”

其实，朱华荣早在2005年就已经表达过此困惑：“由于开发能力低，我们汽车产品的核心技术大多数掌握在合资企业手里，从而导致我们在合资企业中发言权比较小，或者没有什么发言权，即使有一些发言权，但效果有限。”朱华荣的看法是：搞合资合作20年，在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的技术和自主的品牌。

“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谁换来了技术？”

既然换不来技术，就得自己出去找，这是长安汽车在都灵的欧洲设计中心成立的原因。

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

“对于在海外的公司来说，硬件设备和人比起来都不值钱，找到并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远比在国内困难得多。”陈政一边说，一边在模型车间里和他的外籍员工们亲切地打着招呼。

这些手艺世代传承的都灵制模工人，在中国根本无法找到替代。但还有一个严重的难题，即是如何让意大利接受中国人的管理？

现今，每天晚上6点，陈政都会和主设计师、设计经理面对模型的进展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2009年之前，这种工作方式是无法想象的。“具体来说，就是找不到设计师，因为意大利人不知道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陈政2006年2月初到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时，还是一名汽车设计师，之后又去了东京研发中心，半年后回来任职管理层。

“2007年、2008年招聘很不顺利，员工大概也就十几个人，后来我们发现意大利的自由设计师很多，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公司，有点个体户的意思。开头实在招不到设计师，我们就用这些人做一些短期的工作。”徐光林说。他是总经理助理，年纪也比陈政大，通常两人一个在重庆总部，一个在都灵，每3至6个月一轮换。

意大利人个性活泼，追求自由，也看重自己的设计能力，所以不愿意将自己与某个公司捆绑在一起。自由设计师们干到一定时候就要离开——这种方式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公司。但对于一个企业自主的研发设计中心来说，这种工作方式是陈政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产品设计的连贯性和品牌风格的一致性都很难保证。

这也是宾尼法利纳公司诟病中国企业最多的问题。作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之一，宾尼法利纳与大量的中国汽车厂商都打过交道，他们总体的感觉是中国汽车企业使用设计公司的方法不太科学。

“通常品牌要想完善自己的品牌文化，都需要一个中长期的合作，而不是针对某款车型进行的项目工程。很多汽车企业产品不成体系，对建立品牌辨识度来说是一大缺陷。”宾尼法利纳现任首席设计师法比奥·菲利皮尼（Fabio Filippini）评论说，他希望中国的汽车厂商能够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

长安汽车当然早就想改变这一做法，但却苦于缺乏知名度，公司实力和规模都遭受质疑。一开始，陈政希望采取用当地人才吸引当地人才的方式，利用现有员工为公司进行口碑传播。“我鼓励最初的那几名外籍设计师去参加设计师之夜活动，佩戴上我们公司的徽章，圈内的设计师都会聊聊各自所在的工作和环境，所以这也是一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方法。”但这方法见效不大。

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汽车厂商纷纷收缩生产准备过冬。宾尼法利纳在2008年突遭变故，掌门人Andrea Pininfarina因车祸身亡，一直为阿尔法·罗密欧、福特、三菱、沃尔沃公司提供敞篷车组装的业务也下滑了。2006年至2009年，宾尼法利纳的亏损达到3.8亿欧元。宾尼法利纳家族被迫大量出售股份，自己仅保留了4%的股权。2009年，意大利独立汽车设计公司博通被汽车制造商菲亚特收购；2010年5月，同样是位于意大利都灵的独立汽车设计公司乔治亚罗90％的股权被大众汽车集团收购。

陈政意识到，在这个他人“遇难”的时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时机。“随着大量人才失业，一份稳定工作的意义变得更大了，即使对于一贯闲散的意大利人也是一样。”陈政说。果然，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在2009年迎来了近百名设计人才。

宾尼法利纳首席设计师菲利皮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对长安的“人才抄底说”另有看法，他说宾尼法利纳在80年间一直保持宾法“典雅，纯粹，创新”设计理念和超高设计水平的秘密就是保持设计人才“血统”的纯正。宾尼法利纳多是直接从高校选拔“近乎白纸”的研究生，然后采用师徒加项目制的方法通过3到5年的时间进行培养，以确保他们能够传承宾尼法利纳的精髓。而对于设计风格已经成型的自由设计师和成熟设计师，宾尼法利纳一般不会接纳。

但对于陈政来说，曾经帮助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渡过最初窘境的是自由设计师。现在，陈正拥有了更多具有国际一流车企工作经验的设计师，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长期服务于此并形成长安的设计风格。

用美式风格管理意大利人

Andreas Zapatinas，曾经与宝马前设计总监Chris Bangle并肩工作的设计师，现在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担任设计经理。“以Andreas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来到长安欧洲可以说是‘屈就于此’。”陈政对此其实也多少有点意外。

“我其实看到的是长安背后中国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我有德企、日企和意大利企业的工作经验，很想试试中国企业是怎么样的。”Andreas解释说。

但实际上，陈政有意无意地搭建的是一家“美式管理风格”的公司。陈政发现，意大利人习惯单对单、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比如，他们更喜欢自由职业者式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在一家公司长期待着。但是陈政给这些意大利人带来了跨国公司的标准管理模式，比如“宽带薪酬制”、“职业规划通道”等对一些意大利人来说十分陌生的词。

2010年，大众收购乔治亚罗时曾引起了业界的极大震动，因为后者拥有超过800名设计师，汽车厂商对于设计资源的重视和争夺可见一斑。但在收购完成的一年多时间里，原有设计师团队纷纷辞职并另组了一间新公司，这使大众的收购几乎只是购得了一个虚名。

“我们为这些来长安工作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包括宽带薪酬、职位晋升通道等等。”陈政所谓的“宽带薪酬”，就是在组织内用少数跨度较大的工资范围来代替原有数量较多的工资级别的跨度范围，但同时将每一个薪酬级别所对应的薪酬浮动范围拉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薪酬管理系统及操作流程。意大利人对于这种由中国人设计出来的、接近美式的管理方式很是新奇，有别于他们过去在小型公司工作的经验。如此一来，员工在企业中的流动是横向的，随着能力的提高，他们将不断承担新的责任，但这跟是否升职无关，一个人只要在原有的岗位上不断改善绩效，就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即使是被安排到低层次的岗位上工作，也一样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报酬。

“你得让他们知道公司未来的方向和自己的位置会在哪儿，让他们觉得在这里有安全感和未来。这可能是人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需要的。”陈政说。

拒绝意大利惯例

如果问那些意大利设计师，为一个中国汽车公司工作，究竟哪里最吸引人，已经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工作了5年的Guiliano说，是因为它的“速度”。

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现在一年会有4～5个设计项目同时开工，但并非以项目组进行划分，而是以部门团队进行区分。所以经常出现设计师这一周在做这个项目，下一周又会参与另外一个，不停地在项目间转换。

“而其他国际大公司，可能一年到头你能够参与的也就是一个项目。所以这是一份非常有挑战的工作，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有不少长安欧洲的设计师都去过长安汽车在重庆的总部，他们带回来各种各样关于中国“速度”的神奇传说：半年之内一栋高楼拔地而起，人们开车的方式和欧洲截然不同，公园里那么多大妈在跳着“坝坝舞”。而关于意大利，流传最广的笑话是一年前路上有个坑，一年之后，这个坑不但没填上，反而变得更大了。

意大利员工越来越多，如何与中国公司进行文化融合？

“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像”这个观点其实在意大利和中国都很流行：个别人随意、不靠谱、自私……这两个国家的一些人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总在不停地埋怨。“在意大利，虽然人人都在抱怨官僚、低效、腐败等等负面的东西，但没人愿意改变，如果你要开始改变，他又可能是第一个跳起来抱怨你的改变的人。”

陈政在公司内部开始遇到的情况同样如此。起初，长安汽车没有做海外设计中心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员工振振有词地说“按意大利惯例”应该怎么怎么做，一有分歧就用文化差异做理由。徐光林和陈政后来发现，“意大利惯例”完全是个托辞。

“我们已经不接受意大利人拿民族性格当借口了，人同此心，生活中的作风不能带到工作里来，我们索性就跟员工直接要结果，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完成。”徐光林说。

没想到中方管理人员态度坚决后，情况反倒好转了。员工开始慢慢有了自主性，该加班就加班，也没有怨言。“他们富于激情，才华横溢，但是需要用一种严谨的体系去规范他们。”虽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陈政幻想的最佳状态是德国企业的管理方法加意大利人的才华。

“我们也会加班熬夜，不是因为在中国公司才这么做，我想任何对自己的作品抱有激情的设计师都会这么干的。”来自罗马的28岁汽车外饰设计师Riccardo说，“但前提是你要知道你和公司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陈政现在经常对员工说：要用速度去解决很多事情。只有速度够快才能避免和你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车错车交会。当你遥遥领先之后，就是方向的问题了。意大利人有个说法，叫“事物本身可以被事物自己解决”。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要人为干预过多。只要方向不错，自己跑得足够快，很多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

“2009年起，我向总部疯狂申请设计项目，就是要逼着自己往前跑。长安汽车不是财大气粗的企业，不会从一开始就大量投入资源和资金，就现有的条件和人才，我们要先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公司才会继续投入。”

现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已经购买2.2万平方米的新基地，设计团队还可以在预算范围内设计自己的办公室。

中国还需5到10年

“设计是意大利人发明的”，“艺术无处不在”，“意大利人不是在创造艺术，他们就是艺术”，这些都是长安欧洲的意大利设计师们的口头禅。

意大利人确实有资格骄傲，几乎所有国际汽车企业都有意大利设计师的身影并身居要职，而且他们能将自己的设计能力移植到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各种产品。在汽车设计界工作了超过30年的油泥模型师Daniele说：“我可以设计房屋，就是让我设计飞机也没问题。”

汽车设计是一系列将虚拟变为现实，创意变为实物的试错过程。其中所需环节众多，从前沿设计到三维效果图、制作比例模型、手工修改，再到数据扫描、返回工程部门进行数据分析，然后进行模型喷涂，最后是模型评价。通常一个产品的设计周期大概需要10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的图面设计，1个月做三维数据，6个月进行模型制作。

“周围的一切都可以是我的灵感，就连天气都能带来启发。但同时，汽车设计不是完全自由创造的纯艺术，要有商业层面的考量和技术上的保证。”Guiliano一方面相信灵感，但更注重设计之前的大量研究准备。

“从建筑风格上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更善于静止的设计，但意大利人对于运动物体的把控非常好。中国人造汽车、摩托车甚至造船时采用的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我们会更多考虑运动中的造型和美感。”36岁的资深外饰设计师Matteo Krazanowski是Guiliano的朋友，也是后者把他介绍到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来的。

不只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意大利设计师们在试图揣测并理解中国市场，现在，可能所有意大利的设计师都希望能够解开这一密码——中国市场2011年的销量接近1900万辆。而2011年意大利汽车销售总量只有175万辆，较2007年巅峰水平缩水近30%。

在宾尼法利纳将近1000平方米的空旷演示厅里，只有一车一桌和20把椅子，首席设计师法比奥·菲利皮尼激情洋溢地向我们展示刚刚在北京车展上亮过相的概念车Cambiano。法比奥希望能够尽快为这款车型找到愿意生产它的汽车厂商，这也是作为汽车设计公司的苦恼——由于自身不涉及整车生产环节，每当宾尼法利纳有自主设计的概念车型提出后，都要等待制造厂商将其进行量产制造。不能在短时间内看到自己的作品量产上路，这对于设计师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而这也正是宝马公司资深设计师Andreas选择到长安设计工作的理由之一：他觉得长安是一个每天都处在变化中的企业，效率高、速度快，设计师很快就能看见自己的作品面市上路，而这是最让他感到兴奋的。

“但中国变化的速度是那么快，年轻人想要的东西转瞬即变，城市之间都在互相影响。”长安欧洲设计中心的年轻设计师Cosimo说，“中国太大了，我们很难一下子归纳出一种典型的人格。”欧洲设计中心参与设计的“逸动”是长安汽车2012年的主打车，目前在市场上一直卖得不错。但同样是他们设计的“悦翔”的销量在7月份却开始有所下滑。

“我觉得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很像，那时候是意大利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中国也将会涌现出一批很好的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法比奥摸着Cambiano车门内饰使用的宽条木质镶嵌说：“这条木头的第一次生命是一棵树，上一次生命是意大利威尼斯栓船用的一根木桩。从设计上说，我们珍惜经典，并且视时间的沉淀为最宝贵的东西。”

离开意大利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赵杏儿

9月8日 米兰 晴

意大利时间晚上7点，从北京首都机场飞抵米兰马尔潘萨机场的航班降落，将近40岁的温州女人翁爱莲拉着4岁半的可心和可心3岁的小妹妹在行李转盘边等到最后，才收齐了六大件行李。她这次是受人之托，将两个孩子从温州老家带到米兰与家人团聚。

机场门口，等待她们的是可心的父母——一对在米兰打工的温州夫妇，以及他们的意大利朋友Pino。年轻的母亲抱起可心又搂又亲，可小女孩显得既陌生又害怕，递过来的糖和游戏卡片没拿住，撒了一地。站在一旁的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把东西捡起来，分别一年多的可心定睛看了看说：“你是爸爸。”

我因为在机场帮助翁女士拎了一件行李而被邀请一同上了车。在返回市区的路上，Pino开车，其他人在用只有自己能听懂的方言聊天。年轻的母亲把窗户摇下来指着窗外，不住地对着怀里的可心自问自答：

“宝贝，还记不记得这是哪里呀？”

“这是意大利！这是米兰！”

可心出生在米兰，两岁多的时候被送回了温州老家。我问可心的爸爸，以后打算让她来这边上学吗？他回答说：“至少等中学吧，不然小学就在这边上，脑子要笨掉了。”

三周后，可心将与妹妹回到老家，继续她们父母不在身边的童年。

9月12日 都灵 晴

第一次见Isabelle的时候，正好赶上我要换酒店。Isa提议到我所住的酒店门口接我，顺便可以帮我拖箱子，然后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吃晚饭。我以为Isabelle和其他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一样爱迟到，稍晚了五分钟出现在门口，她已经在等我了。

Isa出生在意大利南部海边的一个小城市，目前还在都灵上大学，主修外国语言与文学。虽然不喜欢自己的意大利籍中文老师，但Isa的中文说得出乎意料的好，也许是因为她去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十个月，还交了个中国男朋友的缘故。Isa高高胖胖的，没走两步路就主动要求帮我拖箱子。

“你不用不好意思，在中国都是我来拿的，因为我的中国前男朋友会说：‘对不起，我也很累！’”Isa说这话的时候，还满是盈盈的笑意。

“那当时为什么会分手？”

“因为他想和我结婚，这样他就可以和我来意大利，然后让我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但是生很多孩子。我觉得他真的很笨，我完全不是那样的女孩子，我需要一个工作。”24岁的Isa试图在都灵找一个兼职或是实习工作，但几乎没有公司回复她的求职邮件。

“我们目前生意不好，那些中国人更便宜，所以现在暂时没有座位给你。”Isa模仿了一下她给意大利公司打电话时的情景，多少有些夸张成分，但就像一些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普通意大利人也开始认为中国人来抢他们的工作了。

“所以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北京找工作！反正那里有太多的工作机会！”Isa喜欢三里屯和五道口，前者是她前男友上班的地方，后者是她上学的地方，还有紫竹院公园也不错，那是她租房的地方。但找个什么样的工作Isa还没有想好，一方面她想要挣钱，但又不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Isa的手机响了，是她的同学告诉她吃晚饭的地点。Isa接电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机后盖上有大大的“Lenovo”几个字母，是一部她在中关村花90块钱人民币买的联想手机，彩屏、和弦铃声，可能短信还只能每条发70个中文字节。

“我觉得它很好用，对我来说足够了。”在意大利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用iPhone，多数是诺基亚和三星，而且都是些在亚洲人看来有点过时的型号。“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对着智能手机的屏幕傻乐。嘿！这里有一个活的人就坐在你面前，放下你的手机，跟她聊聊天。”

除此之外，我猜可能也和收入有关。意大利年轻人的一般起薪是月入800欧元，几年后也只能升到每月1300欧左右，如果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啃老，或者是透支。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世界大家庭里，意大利好比是个艺术家，美国是个生意人，中国是苦力，经济危机来了，最惨的是艺术家，死要面子活受罪。

晚饭的时候，Isa给我介绍了她同班的三个好朋友Federico、Giulia和 Francesca。这三个人都曾经趁Isa在北京读书时去中国旅游过，并且都对去中国找工作这件事抱有浓厚兴趣，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但在他们看来，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吃着吃着，中文渐少，意大利语的交谈开始增多，明显她们已经被一整天的古代汉语课折磨得筋疲力尽。

“你知道孔子是哪年生的吗？”Giulia一边向我展示她的笔记，一边用中文问我。

“我……我不知道。”

“你知道孟子是哪年生的吗？”

“反正比孔子年轻。”

“明天我的口语考试可能就会是这样的题目。”

晚上送我回酒店的时候，Isa告诉我，其实她下午早到了半个小时在门口等我，她不喜欢迟到。

9月15日   米兰  晴

“我对于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在深圳一幢20多层的高楼里，我和中方的游戏设计师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一起干了三天活，最后那个项目还是没做成。”

今年32岁的Nicola是意大利顶尖游戏设计公司Milestone的资深3D动画师，已经在职7年。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描摹渲染游戏场景里的3D景观。

身为一个所谓的“艺术家”，Nicola决定带我去感受一下米兰的艺术气息。所以我们去了一家名为Art Factory Café的餐厅吃饭，一同前往的还有Nicola的同事Sanna。据说餐厅老板是位中国人，主打Happy Hour。Happy Hour指的是只付一杯鸡尾酒的钱（根据时间不同，价格从7欧元到10欧元不等），即可免费享用店内准备的所有食物，有点像自助餐形式；而如需再点酒，则需另付酒水费用。这种晚餐方式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年轻人认可。

Nicola是Milestone的正式雇员，而Sanna则是与其合作的自由设计师。Sanna笑称自己和Nicola的区别就是老板可以随时随地炒了他，而Nicola则受法律保护不能任意开除。但这两位都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很没劲。

“就好像在A点和B点之间循环往复的推酒杯，简单重复且毫无新意。”意大利设计产业那么强，为何从业者感到如此受限？

“公司只是确保你每天把8个小时浪费在办公室里就行了。”Sanna可能在今年就会结束与Milestone的合作关系，回到自己的城市，他有一间自己的公司，老板和员工都是他自己，“去过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特别多的创意想要试验。”Nicola想要尝试改变，发挥自己更多的潜能，“但公司不希望看到太创新、太突破的东西，他们觉得那样会不安全，反而更愿意把每一个设计师都拴在电脑前，让公司拥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这可能跟意大利人的性格有关，他们从来都不自己想事情，而是不停地看别人怎么做，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扑上去抱大腿。”Sanna挠挠自己的光头，“二战的时候，意大利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这是一个很多意大利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Nicola现在决定抱中国的“大腿”，他正在努力自学中文。他知道中国企业早已经摆脱了引进几张外籍面孔装门面的阶段，你需要随时准备好一个正确的答案，还有能够摆平一切的业务能力。不过Sanna和我都极力支持他迈出这一步，改变要趁早。

于是Nicola开始向我请教中文词汇。“西瓜”、“习惯”、“吸管”是最近困扰他的三个词，因为这些发音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桌上的两张餐巾纸一样，完全没有差别。

第二天，我收到了Nicola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扫描图，是前一晚我们吃饭时在餐巾纸上的乱写乱画——China is the Change.

9月17日 米兰 晴

距离米兰时装周开幕还有两天。我坐在米兰某个咖啡馆里等待今天晚些时候和台湾地区留学生邹岳霖见面。意大利的咖啡馆不提供Wifi网络，不可以使用店内插座充电，圆形桌面小得只能放下两本书。这里不欢迎捧着笔记本电脑来工作的人，更喜欢那些直接站在吧台前将Espresso一饮而尽转身就走的客人，他们就好像买了节电池一样简单。

终于挨到了见面的时刻，邹岳霖出现：一头金黄色的长发，翠绿的宽腿裤，露指坡跟凉鞋，精致的妆容，怀里抱着个iPad2，胳膊上挎着个大购物袋。

但在电话里，他分明是邹先生，眼前的却是邹姑娘。

“没吓到你吧，不知道Vincent有没有跟你说我的情况。”Vincent是前天在Art Factory吃饭时偶遇的米兰台湾地区留学生同学会的主席，我当时请他介绍一些学习时装设计的留学生给我。

“还好，不过，你做手术了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没有，我就是想多一种体验，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恢复男生装扮了呢。”邹岳霖在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Domus Academy）学习时装设计，今年才23岁的他，在台湾地区中山大学念完戏剧舞美专业毕业后，就申请到了多莫斯设计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邹岳霖告诉我，在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中，时装设计系的同学要完成6个商业品牌与学院合作的设计项目，除了做设计，还要考虑服装量产的成本问题。现阶段所谓好的设计师都一定是要能够在市场上存活的，绝对不是创造出一些不能卖不能穿的东西，使得后面的设计和生产无以为继。

尽管在米兰这个时尚之都接受了专业训练，邹岳霖在今年年底毕业后还是打算去纽约发展。“因为意大利设计产业只承认意大利面孔，并且希望由意大利人来继承他们的设计产业，而对于非意大利籍人士则几乎是闭合状态。”邹岳霖在很努力地打开当地时尚产业的人脉资源，但奢侈品牌的招聘信息和实习信息却从来都不会通过网络发布，完全需要靠熟人推荐。

我问邹岳霖有没有发现欧洲人不太依赖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他说，亚洲人总是担心因为获得的信息不够多而落伍，所以不停地用大量的信息冲刷自己，以弥补信息不对称。但在欧洲，尤其是在米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当然这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时尚产业，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去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

西班牙——和中国人一起转型

“经济动物”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

杨猛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浙江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他乘火车先从上海到哈尔滨，再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2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一路上，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驻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大约2亿国际移民，每35人中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8日，我在马德里见到了郑建茂。36岁的郑身材健壮、肤色黝黑，他留着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他亡命天涯的痕迹。

郑建茂是沿着乡人开辟的路线进入欧洲的。浙江青田共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显然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所在。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郑的经历也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青田人先是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就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眼下很多人又在向国内回流。

看起来，郑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是中国人的地盘。”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画面：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等诸如此类的繁体汉字招牌，曲曲折折地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来，这一扩张变得尤为明目张胆。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线上。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房价便宜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卖盗版的影碟店，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玻璃窗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上升了5000人。此外，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人——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一方面，随着消费减少、销售乏力，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的华人商店转转，看看出售的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

“现在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从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这里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山寨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张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回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待的时间超过了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不少华人把生意重心转向国内。

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去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时，正值傍晚时分，马德里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

“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难怪西班牙人会把中国移民看成“经济动物”，一旦没有机会，他们就选择撤离，没有丝毫留恋之情。郑对此观点表示部分认同，他说：“一些中国商人的特点是模仿和攀比，你开500平方米的超市，我就开1000平方米。西班牙人会一家几代人守着一家店，而一些中国人如果一家店3年没有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把目光转向另一家。”

但现在，即便是中国人也很难独善其身。郑建茂原本和西班牙人合作卖电话卡，但是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生意每况愈下。另外，由于消费减少，他的其他业务也只能勉强维持。他现在急于把赌注压到橄榄油生意上。

这是郑建茂头一次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故乡与他乡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杨猛

到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浙江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这里的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也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因为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记载：“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这说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社区概念。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到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66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青田方山镇初中。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前的1995年前后，郑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于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的老家方山镇，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路。欧洲签证官发现，来自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运转了10年。他们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蛇头就偷渡路线和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为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顺利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说，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1985年，大概2万3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一位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在他来西班牙的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王凌宙说，“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先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去过父亲的老家两次，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中国人。2005年底，又有约100万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大约为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权（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然后利用家庭团聚再把家人带出，亲戚再把各自的家人带出来，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分布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大概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人。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Irene说，“他们不是单向地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都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转型之路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

杨猛

在Gran 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却不知道背后经历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初来乍到的青田人很多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中多数人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的嫂子也开了一家黑衣工厂，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那里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的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能干吗用？全都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在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城市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证的华人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说，他代理的黑衣工厂案里，其实很多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在实际检查中，西班牙警察也意外地发现，这些工人的确出于自愿。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的利益，自然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郑建茂的嫂子开始几年靠开地下工厂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就被抢没了。他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郑建茂在意大利其嫂子开的工厂里住了6年，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就受到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拿着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后，他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彻底摆脱困境，积累了第一桶金。从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

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也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季奕鸿律师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10个左右的中国人，其中很多是卖盗版电影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靠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最初卖碟的这批人都成功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公里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10几公里，遍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的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人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到西班牙。此后，“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礼品陆续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目前，工业区只剩下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是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来的新移民，9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返于西班牙和中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并进行批发。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这些人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是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和仿制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了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潜藏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这个青田人的商业王国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

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的名义，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做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语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这天，我和郑建茂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下午，往事一点点在记忆中复活了。

郑建茂回想起当年在地下工厂睡觉的地方只有45平方米，中间用木板隔开，外面就是厕所，大家睡觉就在机器上支张木板。嫂子、大哥、3个小孩，加上他还有工人，10多个人挤在一起吃住。警察来检查必须经过外面一道大门，他们可以提前观察到警察，当警察按门铃的时候，大家全都从后门飞速奔逃。

偶尔的沉默之后，他快速地蹦出一句：“那年听说一个20几岁的青田女孩靠在机器上一下睡过去，死掉了，是累死的。”但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天色渐暗，掩盖了窗外那些粗陋的中国字招牌。随后，地中海的夜晚来临，暗影飘逝。

“中国人长生不死”

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杨猛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穿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他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最近还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地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就是西班牙人眼中那些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有30%的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的所有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外，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好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着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

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神情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情愿讲，只是笼统地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或许，在西班牙人看来，这又是一条罪证。不少人觉得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交税，惯于隐匿自己的收入——瞧瞧，现在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曾忧心忡忡地说过：“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

2012年5月19日，西班牙报纸《El delta Noticias》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知疲倦，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自从进入我们的土地开始，就借我们的资源积累财富，现在遍地都是他们开的餐馆、服装店，他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肥了中国，瘦了西班牙’。”另外一个华商充斥的毕尔巴鄂市市长Lnak Azkuna对媒体说：“华人在西班牙长生不死。”这句玩笑话在西班牙社会流传已久。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真实的情况是，西班牙的华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这个笑话相当真实地传递出了双方的文化隔阂。

2004年，在马德里东南的埃尔切市（Elche），发生了烧毁中国华商鞋柜事件，这被视为新移民与西班牙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埃尔切市有18万人口，公元前5世纪已负盛名，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制鞋业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加入到全球鞋业制造的竞争行列，根据西班牙鞋业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西班牙从国外进口鞋子的总量从8009万双增至近3.26亿双。2009年，西班牙73.2%的进口鞋来自中国。

2004年9月16日，大批埃尔切市当地商家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赶走亚洲人”（没有明确喊“赶走中国人”），路上巧遇青田商人陈九松。陈刚刚向老乡借了12万欧元，从波兰进了16个货柜的鞋子运来埃尔切。抗议者点燃了一场大火，烧掉了陈11个货柜。

事发6天后，律师季奕鸿接受委托前去取证，看到沿途布满了防暴警察。他认为，中国人的国际贸易扩张太快，各自为政，那些年全中国各地鞋子都出口到欧洲，而且确实存在一些不正当竞争。华人的店铺周一到周日都开业，价格比别人低。埃尔切人开始担心，华人正在发起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进而怀疑这些青田人要控制当地的文化和商业传统，乃至整个生产体系。

西班牙纺织业、鞋业等行业协会的领导人曾公开表示：“在那些摧毁西班牙本地企业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2011年，西班牙法院裁定7名被告有罪。季奕鸿说：“我们放弃控告更多的被告，因为没有确实的录像证据，同时也因为不想与所有的埃尔切人为敌，那里还有300多家中国人的鞋店。”陈九松后来则离开了西班牙。

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皮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7日，欧盟贸易委员会终裁中国鞋倾销幅度为16.5%，并征收为期两年的反倾销税。之后数年，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未间断过。

中国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了反倾销的泥潭。单打独斗的企业将中国货带到了全世界，但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Maria Llinares认为，经历过佛朗哥政权的统治，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对右翼势力具有了免疫力，她不太相信排斥外来移民的事情会在西班牙发生，认为以上的这些事件只是极端事件。但她也表达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解：华人在西班牙多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企业，由资本组成的公司和自然人组成的公司很少；西班牙人从来不在工作的场所居住，但是中国人往往拖家带口把孩子也带到商店，这在西班牙人看来不可思议。

普遍的看法是，华人企业的违法现象比西班牙企业更加严重，比如非法雇佣非法劳工、不上保险、一些中国企业存在涉嫌生产假冒服装的行为。还有，华人融入西班牙社会的程度比其他种族差很多，是一个封闭的种群。

“在西班牙，一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有中餐馆，而且都是青田人开的。但是青田第一代中国移民很难融入西班牙社会，第二代中国移民也许会有所改变。”

归程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某些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杨猛

我最近得到郑建茂的消息是在9月——他在郑州做了一次商务旅行，几天后又回到了青田。

郑刚刚成为一家西班牙橄榄油在中国的总代理，正在洽谈合作。1995年郑建茂从青田偷渡到欧洲，在路上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开通了青田的班车，每天接送200多人往返。青田移民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往返。经济危机促进了回流，有些人回家是做休整，有些则一事无成。

在离开西班牙前，陈晓莲说，因为消费紧缩，服装批发大量减少，加上欧元下跌，主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经济危机对Fuenlabrada工业区华商的打击是双重的。”加泰罗尼亚的华商林峰说，巴塞罗那很多华商的店关门了，据估达到了10%。

而这使更多人处于观望之中，王凌宙的餐馆生意不比从前，正计划和朋友投资安徽的一个铜矿，甚至季奕鸿的律师生意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他打开电脑查看开庭记录说：“2008年6月最好，我在西班牙法院的大厅有24场开庭，而今年6月我的开庭没有超过4场。”

“西班牙加大了对华商的检查，很多前几年没有按章纳税的商人都被课以重罚。” 程建平牧师说，“现在，一部分人正在把财产往南美转移，一部分人则回到了中国。”

“中国制造”正在试图提升自身的价值。在仍然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缓慢而坚决地从出口便宜鞋子和儿童玩具，转向出口经济轿车、卫星通讯和高铁列车。或许，那些发展到海外的中国公司有朝一日会借鉴郑建茂这些“贩夫走卒”在海外长达20年的生存和转型经验。

郑建茂还记得17年前那个离家的夜晚，最小的姐姐送他从老家方山镇到上海火车站，用省下的钱买了件女式毛衣送给他，因为听说“北边很冷”。郑给自己买了一个19元的牛仔包。父母照例没有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偷渡失败是件遭同乡耻笑的事情，家人把改变家族命运的荣誉寄托在最小的郑建茂身上，既担心又充满希望。

郑还记得母亲只是在头天晚上对他说了一句：“出去了就不要回头。”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某些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青田永远在大兴土木，房地产价格和温州已经持平，但是海外的青田人并不担心。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侨坟”两个红漆大字就像是护身符，意味着将不会被列入强拆之列。

中秋、清明、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是欧洲的青田人回流的日子。他们的探亲活动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返乡移民往往会炫耀性地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青田政府建立了负责与海外青田人关系的部门，也经常通过派遣干部和不同国家的青田人保持联络。2011年，青田实现生产总值135.62亿元。青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依靠海外青田人的经济支援。青田大部分路桥都是华侨捐建，在青田的侨资企业超过100家，每年为青田贡献产值60多亿元。

这次回乡时，郑建茂特地到阜山的清真禅寺烧了一炷香，希望“白衣丞相”保佑自己渡过眼前的经济危机。建于元朝的清真禅寺有一个白衣丞相殿，是为纪念辅佐过唐朝四位皇帝的李泌而建。在民间传说里，“白衣丞相”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

郑虔诚地叩首。寺庙香火很旺，25万海外青田人仍旧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庇护。

蜡烛永远为远行者点燃，每炷香都写明了那些寄居欧洲的青田人的名字，仔细辨认，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青田人和来源地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德国——厚重是一种力量

印象德国

德国人认为：好的社会能让年轻人始终保持天真；坏的制度则会压抑孩子的天性，令他们过早成人。

曹可臻

在德国，我们发现很多可能让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它们或许可以侧面展现德国的性格。

二战期间纽伦堡被炸得面目全非。战后，德国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废墟上建立起一片新城，而是用旧砖瓦重新将老城一模一样地建了起来。

在德国的地铁里，没有检票机或检票员。是否购票似乎依赖每个人的自觉，其实背后有严格的法律惩罚机制。一旦被查到逃票，会有很高的罚款。但个别中国学生还是选择逃票，因为根据概率，被查到罚的款还是要低于每一次按规定买票的价格。德国人不喜欢个别中国人这类的小聪明，把这种行为称做是“农民的狡猾”。

德国人认为：好的社会能让年轻人始终保持天真；坏的制度则会压抑孩子的天性，令他们过早成人。

柏林市中心的废弃机场，我们看到了夕阳西下，举着酒瓶，悠闲散步的年轻人，他们以朋友为单位的小团体极尽夸张，享受单纯的快乐；柏林墙残段上，青年艺术家用他们的画笔绘出对和平的企望。无论是纽伦堡骑单车上班的年轻男人，天鹅堡下嬉水的孩童，还是慕尼黑宗教节日上跳踢踏舞的少年舞者，他们的年轻的面孔单纯、快乐、悠闲、自在。

在德国，对年轻人有这样一句评价：我们不会批评和我们选择不一样的人，只会鄙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人。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将自己称为“森林部落”的民族，他们与森林有着与生俱来、难以分割的情结。

二战结束后，德国能源紧张。冬天，人们宁愿挨冻，也不愿意砍伐树木用来取暖。德国人说：“走进森林去吧，像一个受伤的动物，把自己藏起来，它自会痊愈。”使用欧元之前，德国1芬尼到1马克的硬币上，都是以橡树叶子作为装饰图案。森林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的团结精 神。

在柏林、汉堡、慕尼黑、哈根和施万高这些德国城市，你见不到那些象征现代、繁荣的摩天大楼，但会经常路过成片的森林。这是德国人休息时最爱去的地 方。

在德国境内穿梭，火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沿途都是绵延不断的绿林。夕阳西下，葱郁的林中有几只鹿儿正怡然驻步，扬头向我们好奇地眺望，那真是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

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李国卿

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提起德国，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诸如“严谨”“精良”，甚至“刻板”这样的词汇，但这只是抽象的概念。对于那些亲身游历德国的人来说，第一感受恐怕只是一个字——“笨”。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2006年，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到德国进行了一次自驾游。他开车在德国乡间漫游，心旷神怡地驰骋在异国景致中。没一会儿，令他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前方高速的一个车道关闭，指示牌上声明：“此处修至2012年！”什么状况需要修6年呢？随着车流从邻近车道经过时，他特意看了一下，现场有两个工人给路面打“补丁”，这在国内也是常见的情形，然而那个深坑以及因此显露出来的路面厚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尽管如此，以常识来说，这样的工程工期也不应该超过一个月。“两个人”，“6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路里，赵亚辉在心中一直反复嘀咕着这两组“数据”。“德国人！”他摇了摇头，这个词汇变得有点儿不可理解。

与此类似的疑惑经历，几年前我还读到过一则。一个中国人出差到柏林，他经过市内一个建筑工地——显然是在盖一座楼——还没起来，所以看不出多高。周围防护严密，多条喷水管一直在洒水压尘，所以周围环境整洁。这让他感觉惊奇但愉快，心想国内的工地如果能有这样的管理水平就好了。一年后他又出差经过原地，这回让他惊奇的是，与第一次相比，整个工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他忍不住上前去问：“这楼是要盖几层？”

“4层。”对方回答。

“要建多久？”

“4年。”

“这么久？”

“建好后能用400年。”

这种状况尽管属实，但却极端地像个笑话。尤其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甚至能够理解另一种极端：我曾经看到新闻说杭州一个居民区被拆迁重建，而它刚刚建好5年。不知道这个小区建了多久，但这还有意义吗？这回我们需要摇头不解的是另一个词：GDP（国内生产总值）。

谁更聪明，或者说，谁更笨？如果我们了解世上的房子分两种——一种要使用 400年，还有一种5年后就要拆掉——这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别

德国学者冉珊鹤(Ulrike Reisach)2008年提出英美“商人文化”与德国“手工文化”的差异，在她看来，美国模式代表着急功近利，而德国模式在传统上则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手工业文化。她警告德国企业，如果继续沿着美国的商业模式，遗忘了自己原有的商业传统，它们将会迎来无法承受的商业危机。很快，她的警告被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所证实。

但我们仍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渗透的。正如最近伦敦因为欧债危机发生骚乱，德国同样也发生骚乱，遭受危机之苦；冉珊鹤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批判分析，直接灵感并非来自于美国，而恰恰是基于她自己在西门子供职17年的经历。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美国模式成为世界的通用做法，并且大有给我们带来第二次经济危机之势，但我们仍然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借用另一位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科学家——迈尔医生最早发现的著名理论来做一个比喻可能更为妥当：人们总是钟爱于“能量转化”带来的惊喜，却往往忽视“能量守恒”这个前提，其实它们两个属于同一个物理学基本定律。

所以谈德国并不是要否定美国，那是另一种偏颇。但当这世界偏颇既久，连美国人都主张反思借鉴，就真的是时候谈谈德国了。

德国不仅制造机器，影响当今世界的主要思想也大都发源于德国，梁文道认为这与容克地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世代积累的财富和无所事事的儿子成为思想家产生的主要模式；德国还曾经流行一种说法：银行家的女儿应当嫁给城里最有才华的穷小子，这样，金钱才算是物尽其用。

不仅是对于金钱的理解，德国人对生活的许多基本观念也和我们不一样。中德科学中心德方副主任赵妙根博士接触过不少去德国留学的学者，他们经常会说，在德国不用那么长时间待在实验室；而在中国，早上8点进去，半夜不到12点是不出来的。如果你出来早，导师会有意见，就说你这个人不努力等等；到了德国的话，早上9点钟进实验室，下午5、6点钟就要下班回家，你不能在实验室待更多的时间，甚至不能晚上加班，因为他要保证你的一个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在德国的科研成果却远胜于国内，赵妙根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

人们总是偏好诸如快与慢、笨与精明谁更好之类的辩论，也许德国模式没有那么多玄妙。套用时下流行的表述，无非是“回到常识”，尊重规律，该走的路不能少走，该等的时间一定要等。不然，“出来混迟早会还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一体两面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的典型经验性表述其实只是：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可惜这个简单的真理总是被人 们选择性遗忘——不仅仅作为物理规律，更多是作为经济规律——所以需要时不时地提起。

赵亚辉的德国自驾游到达科隆，在这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科隆主教座堂。这座德国第二、世界第三的教堂自13世纪中期起建，工程时断时续，直到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但它直到今日仍然修缮工程不断。听人介绍这座宏伟的建筑从来未曾完全拆除脚手架，顺着指引望向高耸的钟楼，赵亚辉此前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遭遇的疑惑，顿时释然。

重识德国制造

德国有相当多具有高品质和国际视野的中小企业属于制造业。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竞争力，也代表了将生产与服务相结合寻求新解决方案的能力。对于我，这很重要，因为所谓虚拟的知识社会至今还未实现。工业与服务业间日益重叠，而高品质的工业服务只存在于工业中心，并不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

曹可臻

窗外是繁忙的汉堡港，巨型起重机在海港上一字排开。施万克（Burkhard Schwenker）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插袋，一手拿着香烟。他的装束令人联想起欧洲的老派贵族——一身保守的深色西服，胸前的口袋里还仔细地插着一块手帕，灰白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我们所在的办公室位于汉堡市地价最昂贵的街区——海港城。这是罗兰贝格的汉堡总部。

20年前，施万克只身来到汉堡，创立了这个办事处。今年53岁的施万克，是德国西伐利亚州一个小镇木匠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接手父亲的事业，而是将家族公司卖给朋友，自己加入了罗兰贝格。

14年后，他成为继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后的第一任CEO。2010年，他又从罗兰·贝格的手中接下了监事会主席的指挥棒。和施万克交流并不困难，长期的咨询生涯令他具备倾听的能力和全球化的视野，数学和管理的学术背景令他的思维极具逻辑性。他的谈话风格具有德国人的特性，谨慎严谨，只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表看法。他是欧洲经验的信徒。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施万克就一再强调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生产制造，而非资本运作。

2005年，在他的倡议下，罗兰贝格开始进行欧洲最佳企业评选。“人们应该知道欧洲的重要性，”施万克说，“应该知道欧洲企业的成功，特别是德国企业的成功。”

Q：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一蹶不振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评论认为，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主要依靠中小企业。为什么德国中小企业能在金融危机中持续增长？

A：德国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也受到冲击，但是和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从危机中走出来的速度很快。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首先，德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一个长期且根本性的差异。这场金融危机表明制造业很重要。我们看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在经济增长中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制造业在欧洲大陆几乎占GDP的20%，在德国占近24%，而在美国只占14%，这使得我们能够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制造业占高比例并不是完全的原因。在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基本上是欧洲国家，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在最重要的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比如通过产品和服务创造差异化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或者是世界经济论坛所说的“生产过程的成熟性”；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从理性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中获得利润，“旧车换现金”的法案就是个例子。另外，在金融危机时，大部分企业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保留了大部分员工，这使得在经济恢复后，这些企业能够很快地恢复生产；第三，德国有相当多具有高品质和国际视野的中小企业属于制造业。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竞争力，也代表了将生产与服务相结合寻求新解决方案的能力。对于我，这很重要，因为所谓虚拟的知识社会至今还未实现。工业与服务业间日益重叠，而高品质的工业服务只存在于工业中心，并不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另外，2009年我提出了一个大胆而不寻常的预测——经济会遵行V型曲线回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虽然当时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会遇到问题，但我参观了上海世博会的场地后，相信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对德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Q：但我听说50年前，德国制造和现在的中国制造一样，代表的是廉价与低品质，这是真的吗？

A：我认为大约是100年前。“德国制造”这一说法来自于英国。19世纪末，英国曾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导者。当时英国人想将自己的产品与低价、低品质的德国产品区分开，于是就有了“德国制造”一说。讽刺的是，今天的“德国制造”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创新”和“培训”是另两个关键词。许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工业产品和生产方式，比如汽车制造、机械等都是在德国发明的。此外，我们的双重教育体系也培养出许多高技能的工人，这使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够达到高品质。此外，几十年来，德国在研究和创新领域也有很大的进展。即使在金融危机中，德国的中小家族企业也没有放弃研发，这是德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如今，德国是全球第二大科研发展中心。

Q：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但是今天，这些企业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人力成本上升和融资困难。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型期，不能再依靠人口红利获得快速增长。您如何看待中国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

A：世界经济复杂动荡，很难预测单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从德国中小企业的成功模式中，你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对中国企业有益的例子。你知道，德国企业不仅在金融危机中提高了生产率，它们也没有跟随典型的美国式V型增长曲线——先结构调整、收缩，再经济增长。德国企业的调整和增长总是同时进行的。

Q：有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在25年。目前很多在过去30年中兴起的中国家族企业恰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而且，事实上，它们中很多已经放弃了实业，转向投资领域。德国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

A：不，我不那么认为。大约有500家德国中型企业是世界领袖，另外有500家占据着第二或者第三的位子。德国的中小企业通常能够存活得更久，否则它们也不会占据那么高的行业地位。一个解释是这些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首先是建立在一个长远的目标之上，比如可持续的发展和成功；第二，假如能够同家族权益相平衡，私募基金也不应该被立刻指责。看起来，德国的中小企业在融合长远与短期利益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Q：每一年罗兰贝格都会参加欧洲最佳企业评选，中国企业是否能从这些企业中有所借鉴？

A：我并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成功因素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学习也要适应当地的情况，但欧洲企业，特别是德国企业确实有一些可借鉴的成功因素。第一，德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不同在于，德国企业有长远思维。更重要的是，德国企业始终坚持长期战略，即使是在艰难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为自己的手工业文化自豪，并努力创造可持续、持久的东西。相反，英美的商人文化总是追求短期利益和个人财富；第二，欧洲企业注重创造差异化，并发展出了我们所说的“系统业务”，即巧妙地连结产品和服务、强化功能。这赋予了我们竞争的优势：研发、高端制造、发展与管理本地供应商；第三，欧洲企业不仅具有全球化的结构，他们的管理者也并不惧怕不同的文化。一般的欧洲高级管理者几乎都有海外工作的经验，这很重要。我认为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将更多元化，并非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变得扁平化；第四，这些企业具有本地思维，给予当地管理层足够的自由，例如产品调整、定价、市场以及当地领导力等等。第五，它们能够将硬软因素很好地结合，比如垂直整合或价格定位与价值观、领导力、诚信间的融合；另一个细节或许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德国企业的组织架构经常是一种双层系统：执行会与监事会并存。与英美主席、CEO的模式不同，这是两个完全分立的层面。德国管理界曾对两种管理制度有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在英美模式下，主席和CEO可以是同一人。在此制度下，决策者被赋予很大权利，能够很快应对任何问题。而两层管理系统的反应则相对较慢，但当你需要与两个管理层进行沟通时，你会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且更具有长远的目光。

西门子的孩子

在西门子，从十几岁开始学徒、完全由公司培养的员工被称为“西门子的孩子”。对西门子的实地探访让我们感受到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企业对员工的友爱，这构成了硬件之外德国企业重要的核心能力。

曹可臻

西门子是我们此次德国之行的重要一站。出发前，国内正流行的一则关于西门子的新闻，这让我们加深了对探访西门子的期待：青岛原德国租借区的下水道在高效率地使用了百余年后，一些零件需要更换，市政部门找到了当时参与建设的西门子公司。西门子很快回复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城建公司在下水道里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虽然后来这则“新闻”被辟谣，但它的热传还是说明西门子的严谨风格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要认识西门子，就必须到埃尔朗根（Erlangen）。这座被称为“西门子城”的小城是西门子三大部门——医疗器械、工业以及能源的总部所在地，城中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西门子员工。

6月的埃尔朗根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四处是鲜艳的小花、翠绿的古藤、郁郁葱葱的乔木和灌木。之前在德国旅行的经验令我们对找路充满信心，然而在这里我们却遭遇了“不测”。埃尔朗根没有地铁，公交地图上到处都标有“西门子”，即使是德国人在这里也很容易迷路。就在我们焦急地寻找正确方位时，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德国女孩也在焦头烂额地四处询问西门子工业总部的方位。听身旁一对老夫妻说，半个小时后她要在那里参加面试。

几番折腾之后，我们终于在当地司机的帮助下到达了位于市中心的西门子医疗器械总部。它对面便是我们此行目的地——西门子核磁共振生产基地。

对于这座占地3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我们早有耳闻，西门子在深圳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生产基地。两座厂房的不同在于，深圳基地只负责生产图像质量较低的核磁共振设备，而埃尔朗根基地是全世界质量最高、图像最清晰的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的生产中心。

在这里，我们将和西门子蓝领工人见面，希望从他们的角度理解并找到一些西门子百年成功的奥秘。探访中，我们感受到西门子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和企业对员工的友爱，这构成了硬件之外德国企业重要的核心能力。到达西门子十几分钟后，44岁、结实魁梧的马丁·恺撒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身高1米8左右，在普遍高大的德国人中只属于中等身材。他戴眼镜，眼神柔和，棕色的头发里夹杂着些灰白，这和他依旧年轻的脸显得有些不搭。

和很多弗兰肯人一样，马丁含蓄少言。了解德国的人知道，与巴伐利亚人浮夸的贵族风格相比，弗兰肯人更务实、勤奋和内敛。弗兰肯是厄尔兰根所在区域的统称，包括巴伐利亚的北部、图林根州南部的一小部分以及巴登-符腾堡州东北部的一部分。这里是德国众多 “隐形冠军”的故乡。

“他们总是说得少，做得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很好；但对于沟通来说，和他们交流简直可以说是个噩梦。”之前，西门子医疗器械部门公关总监克雷默（Kraemer）先生曾“警告”我们。

他特地为我们配备了一位中文翻译和四个陪同人员。但过多的陪同人员非但没有令马丁打开话匣子，却使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你的姓和著名的恺撒大帝一样，不知道你和他有什么渊源呢？”我问。马丁笑了，身体轻轻地靠向椅背：“可惜我没有贵族头衔，我只是碰巧姓恺撒而 已。”

马丁的愿望简单，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幢自己建造的房子和一个美满的家庭。现在，他已经拥有了这一切。

他说自己是“西门子的孩子”，15岁便进入西门子做学徒，从未想过离开。他为此感到骄傲。在西门子只有像他这样完全由公司培养、“血统纯正”的员工才被称为是“西门子的孩子”。

每个上早班的日子，马丁都会在凌晨3点半起床，洗漱准备，然后从25公里外的家开车到位于埃尔朗根的工厂。4点半时，他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是一名普通蓝领工人，负责核磁共振仪的产品检测和部件生产。他工作时间规律、内容重复：4点半开始检查机器；7点到8点和材料部门沟通，向经理汇报预计产量；之后在机器上工作，生产部件直到下午2点放工。晚班和早班的工作内容一致，只不过时间从清晨4∶30到下午2点，换成了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29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丁重复着这样的程序，但他并不觉得枯燥和单调。“我们有很多机器，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公司经常会让我尝试新的技术。”

在他眼里，西门子最大特点就在于技术领先。他说，这也是他一直留在西门子的原因。

“为什么技术领先就要留在西门子呢？”我问。

他回答得很简单：“因为公司的成功就是我的成 功。”

就谈话本身而言，马丁不是个很好的对话者，这或许是弗兰肯人的通病。他吝啬于情感的表达，说话时总是斟词酌句。他不喜欢讲故事，不喜欢描述，与其让他描述自己的工作，他更乐意演示给你看。

我们坐在厂房中间一个半封闭的会议区。所谓半封闭，就是简单地用两块板隔出了一个长方形区域，其中有两面仍是敞开的。经常会有路过的工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这似乎也让他感到些许尴尬。

在后半段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试图找到马丁忠诚度的来源，反复地问为什么。然而对于马丁，这种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如同与生俱来一般，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他告诉我们，在西门子没有价值观培训，没有企业文化培训，甚至没有企业历史的传授。他并不知道创始人西门子的事迹，也不知道西门子的价值观体系，但是西门子的价值观——创新、质量、责任就如同血液一样融在他的身体里。

友爱的公司 没有培训，没有大力宣传，为什么普通员工的思想和企业的价值观能有如此之高的契合度？

玛丽恩·布鲁兹威特（Marion Bludszuweit）女士是传统的拥护者。她已经在西门子工作了21年，目前仍是医疗部门的公关助理。她的个子很高，嗓音厚重，说起话来一板一眼，虽然年龄不算很大，但看起来有些古板。“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很长了。从公司成立第一天起，创新和质量就是我们的核心。一些理念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布鲁兹威特曾是通讯部门的员工，亲历了公司的战略调整。因为通讯部门被撤，她从慕尼黑调到了埃尔朗根。5年多来，她一直在两地奔波，只有周末才能与家人团聚，但她并不介意。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德国人更倾向于完美主义。他们不接受没有做到100%的工作。这是一种文化。”她告诉我们，今年春天，一位在德国受训的中国软件工程师曾对来访的媒体比较过中德之间的差异。“他说，在中国，时间和纪律最重要，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而在德国不同，你必须提供高质量，时间是第二位的。”

“在德语里，有一种表达方式：Siemensiana，它的意思是西门子人。”克雷默说。他不是个典型的德国人。虽然他看起来很德国，身高1米9，棕色头发，眼睛大而凹陷，但在性格上，他比大多数德国人都要外向、健谈。

“当你还是学徒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词代表的是那些老古板们，但当你到了40岁时，你会为成为西门子人而感到骄傲，因为你就是先锋、品质、责任的代表，假如任何人令公司丢脸、贬值，就是令我个人丢脸，令我贬值，就会伤我的自尊心。”

克雷默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司遇到危机时，会看到人们为此而痛哭。他指的是西门子在2007年遇到的“贿赂门”。他告诉我们，在柏林市中心有西门子最老的涡轮机工厂，四代人曾在那里工作。危机发生时，经常会有老工人见到厂长而忍不住哭泣。“因为他们的骄傲被粉碎了，这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就像马斯洛的理论，克雷默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人首先要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本，有足够的钱养家；然后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之后还需要为所做的事业感到骄傲。

“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促进力。”他说，“假如我们不能满足客户所要求的质量或交货时间，这关乎自尊，我们会自动在周末来加班。”

克雷默说，在一个已经形成的氛围里，一个人想要鹤立鸡群很难。“大家都重视品质，你不同于他人，就不会在团队待很久。这就像是一种社会压力，让你自我约束。”

克雷默的说法在德国经济管理学家冉珊鹤女士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曾在西门子工作17年，虽然现在离开，但对西门子仍保留着很强的忠诚度。“我的母亲在西门子工作，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德国企业给员工家的感觉。公司就像一个扩大化的家，让人们愿意去为它工作。”她说。

很多研究都显示，德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当问具体的人时，很多人就会说他们会“回家”继续工作。这并不算钱，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工作。

“公司照顾员工，员工也关心它的成功。员工能够自觉为它加班，仅仅因为他知道这对公司有好处。这很重要。”冉珊鹤说。要创造这样的氛围，她认为管理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让你的员工工作，必须获得他们的心。”

每年西门子都会为员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提升培训，这已经成为西门子的传统特点。“通过培训，员工就会和公司有一个更紧密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并且获得很多知识。”娜塔莉·冯·西门子说，她是西门子家族第六代成员，目前在公司负责高级人才的培训。她认为，提供教育是一种拉近企业和员工的好方式。

一些并不昂贵的做法也能起到作用。在克雷默先生的办公室，一张可电动调节高低的桌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克雷默先生一边向我们演示一边说：“这也是我孩子们最喜欢的。”他告诉我们，这件“大玩具”让他能和孩子们一起在周末加班。

告别埃尔朗根前，克雷默先生带着我们从他位于16层的办公室参观了一下小城。他指着正前方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告诉我们，在那座山里隐藏着许多非常美的别墅，售价不菲，大多数都是西门子前任董事会成员的家。

“他们退了休，还住在那里望着你们、监督你们？”我打趣说。

“没错，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克雷默笑着说。

每当10月的啤酒节，这些老董事会成员们就会出来，坐在广场上，拿着啤酒，和年轻人讲过去辉煌的日子，给他们忠告和建议。

“我们不把企业文化贴在墙上”

西门子家族已不是西门子的主要股东，但家族的精神气质仍在这个国际化的现代企业中传承。“我并不相信你仅仅通过阅读一本书就可以认同并接受一个价值。它就像体育运动一样，你需要不断地去训练、去练习。”娜塔莉说。

曹可臻

出身名门，有贵族头衔，又是“富六代”，但在认识的人口中，娜塔莉·冯·西门子是个热情、勤奋，毫无骄奢之气的普通人。“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西门子医疗器械部门公关总监克雷默先生对我们说。

6月27日，在慕尼黑市中心西门子总部，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西门子家族的第六代传人。和人们的描述差不多，她看起来的确招人喜欢。她身材均匀、面容精致，一身灰色洋装，节制而不失风韵地配饰着项链和手链，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她热情地招呼我们：“房间的温度还可以吗？”“来喝点水吧！”就像好久没见的老朋友。

交谈了一会儿，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她身上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娜塔莉拥有哲学博士的头衔，她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论》还曾在德国古希腊哲学界引起关注。

娜塔莉是西门子家族中少数几个仍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成员。虽然她的高曾祖父，西门子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曾希望家族成员能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中就职，但随着西门子的发展、股权结构的改变，是否在西门子工作已成为家族成员的自由选择。

“我们没有获得公司职位的权利，也没有义务要成为公司的一员。”娜塔莉说。她选择进入西门子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她把在这里工作当做是一种享受：“因为在这里能遇到精彩的人，做精彩的事，学到很多东西。”

娜塔莉在西门子总部负责顶尖人才计划，她希望同事们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她。她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每当我们提出涉及家族的问题时，她总会找到方法绕开，并报以一种精致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笑容。

因为低调，很多人不知道，娜塔莉的另一位高曾祖父也是个重要人物——19世纪最后的几位博学家之一以及德国洪堡大学的杰出校长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维尔纳和赫尔曼都是那个时代德国重要的科学家，只是维尔纳选择进入商业领域将科学付诸实践，而赫尔曼选择了教育。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孩子共结连理。家族的科学传统使娜塔莉从小就对科学充满热情，对新技术充满好奇。“我绝不会在一个没有创新的公司里工作。”她说，这也是她选择在西门子工作的原因之一。

娜塔莉是家中的独女。说起自己的祖辈，她满是感恩：“我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我也希望我的父母为我感到骄傲。但我永远都不可能像我的高曾祖父们那样成功。”

其实，在很多同事眼里，她已经在西门子发挥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冉珊鹤博士在西门子工作了17年，曾是娜塔莉的同事。她说，娜塔莉的到来为西门子重新注入了被遗忘的家族精神。

1997年西门子搭上手机起飞的风潮，推出第一款手机，从此与摩托罗拉、诺基亚展开数年缠斗。2004年西门子手机排名全球第四。然而当时手机规格面临技术升级的关卡，尽管西门子的软件研发规模堪称业界之最，却已流露出力不从心之态，几次赶不上新品推出的脚步，账面连连亏损。到了2005年，当时的CEO决定停止相关产品的创新，还以赔售5亿欧元的打包手法，连卖带送将手机业务切割给明基电通。

正当西门子在通讯业遭遇“滑铁卢”之时，2007年，公司又爆出“贿赂门”丑闻。公司内多个业务部门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一陷入官司，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贿赂丑闻。舆论的谴责使西门子的名誉受到很大的影响。

此时，娜塔莉加入了西门子。2008年，西门子正式宣布从通讯行业中淡出，转而专注于能源、工业、医疗等传统优势项目。“娜塔莉清楚西门子在这些传统领域更具优势。她知道公司必须要做的是适时而变，但仍保留个性。”在冉珊鹤看来，她用个人的表达方式向员工、客户传达了公司愿景，让西门子在传统的家族精神中重新找到了立足点。

娜塔莉很忙，办公室是她待得最多的地方，也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当采访因为一个临时会议不得不结束，她在送我们出门时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真不敢想象我就要上中国的杂志了！”

Q：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西门子的成功？

A：我认为有三个因素。第一，致力于充满激情的创新；第二，优质的教育。我们为员工提供诸多内部培训，通过培训，我们培养了许多有能力的人才；最后一个因素，我认为并不是典型德国公司的特征，即西门子很早就走向了国际市场。我们的公司于1847年创立，而在1850和1851年，我们就已经在英国及俄罗斯拓展业务。这构成了我们国际化的背景。我认为这一点非常独特。所以对于创新和教育的热情以及一个出色的国际化背景，促成了我们的成功。

Q：您觉得西门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A：西门子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我认为现在公司文化中还保留了许多西门子作为家族企业时的特征与元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公司文化起源于公司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也就是我的高曾祖父。

首先是对于创新的激情。我的高曾祖父对于科学有着绝对的热情，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同时，他也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当他创立公司时，他的父母刚去世，他还要担负起照顾八个弟弟妹妹的职责。他对于家庭的关怀驱动着他力争经济上的成功。早在德国出台第一份社保体系的法律很久之前，他就创办了一套社会福利体系。我认为这很重要。现在“勇担责任”依旧是我们公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此外，我们还拥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就像我刚刚和你解释过的一样。并不是很多公司都像我们一样在创立之初就能够走向国际。

西门子公司文化的第四个元素在于对未来的长期规划。我们想要做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这些都在我高曾祖父的所作所为中有所体现。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决不会为了短期利润而牺牲未来！”这表明他总是站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立场。

我认为我的高曾祖父一直是个先锋，而我们公司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我的高曾祖父是电气技术的先锋，西门子则既是提高能源效率及工业生产力的先锋，也是经济型个人健康护理及智能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领头羊。如今，这些元素仍然保留在我们公司里。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创立者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企业文 化。

Q：西门子的文化是如何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的？

A：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才能。公司高层的态度往往影响着企业文化。如果领导团队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他们就会通过他们的领导风格让年轻员工学习这些价值。当你选择加入西门子时，你就决定了接受这一套价值体系。因为我们的集体是基于一套共同价值观的，即勇担责任、追求卓越及矢志创新。加入西门子意味着你愿意加入一个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的集体。领导团队就是员工的榜样。

Q：为什么西门子内部没有关于企业价值观的培 训？

A：我们有很多有关我们价值观及发展史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是通过行动去领会价值观，而并不是通过阅读。你需要有一个榜样。我认为这还是与领导才能有关，如果你有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领导团队，那么你就拥有了诸多榜样。这就是员工适应理解公司文化的方式。我并不相信你仅仅通过阅读一本书就可以认同并接受一个价值，它就像体育运动一样，你需要不断地去训练、去练习。仅仅读一本有关足球的书并不能教会你怎么踢足球，你必须要付诸实际行动；同样的，当你有一个范例的时候，你就会模仿着去做，并最终接受这一价值观念。

Q：中国工厂里会张贴巨大标语写明企业的价值观，如创新、质量、可持续发展等等。在西门子的工厂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标语提示？

A：我觉得员工现在已经真正理解了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也在价值观上和员工有很多沟通。对于价值观的沟通是我们所有培训的一部分，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领袖的榜样力量，它是基业长青的奥秘。

Q：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司中有很多德国及日本的公司。您认为是什么特殊元素孕育了西门子这样的公司？

A：我认为有两点。首先，我们拥有一个超越了市场周期的企业文化，即这是一个拥有长期愿景的企业文化。其次，西门子拥有理解社会思维转换的能力。当我回顾公司创立之初，我的高曾祖父发现如何把电流转化为能量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电力时代，一个电气技术的时代。能够理解并应对社会上发生的思维转换让你得以与一个长期的公司文化相联系，从而使西门子获得长足的发展。每当我们巧妙应对思维转换的时候，我们就取得了成功。

Q：西门子是如何保证创新的呢？

A：从一方面来说，矢志创新是我们的价值观之一，也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把5%的收入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在欧洲我们在专利拥有量上排名第二。在我们的组织机构里，创新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里。即使在金融危机的阶段，我们也从未削减过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但是单靠研发投资而没有相对应的企业文化和有能力的人才也是不够的。我还认为你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创新。调查显示只有6%的研发创意能够变成试点项目，而仅仅有2%的创意能够获得市场成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鼓励员工在面对研发失败风险时仍能勇于创新的文化。

Q：现在西门子家族已经不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了。您如何看待西门子家族在公司中的作用？

A：我认为我们拥有正式的和情感上的双重角色。正式的角色就是说，我们虽然并不是最主要的股东，但是我们还是最大的单一股东和唯一的战略投资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德国上市公司都要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现在我的一个叔叔是我们的家族领导，他是监事会的成员。

西门子家族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情感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姓氏不明的企业，拥有这个公司名字的人就在这个公司里工作。我觉得我们就是大使，我们的名字象征着公司的整体性，而我们的投资显示出我们拥有长期愿景。这些都为西门子增加了个人情感上的元 素。

Q：您如何看待您在西门子家族中的角色？

A：我非常开心能在西门子工作，我很自豪我能够为这一拥有悠久历史的家族做出贡献，而这个企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我认为能够为它的先驱精神做出贡献并保持这个传统十分重要。这是我的动力。

Q：在西门子家族中有不变的价值观吗？它们和公司的价值观一样吗？

A：就像我提到过的，我们的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企业创始人的影响，而我们的公司创始人也是我们家族的创始人，所以他也同样塑造了我们的家族。同一个人塑造了公司及家族的文化，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族就有了两大传统：其一就是对于创新及科学的热情，我的家族成员都很喜爱科学；其二，我们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家族里所有的成员都以此为荣。

Q：您的高曾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

A：一个先驱，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是一个把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承担战略风险，同时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这样一个例子：在19世纪的时候，他在做一个为西门子员工设立的住房项目。在那个时代，人们刚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里，在成为西门子的员工之前，他们都是农民，所以这个住房计划中的房屋都包含了花园，让这些农民依旧可以在家里耕种。他们可以在小花园里种植植物，保留他们耕种的传 统。

所以，我的高曾祖父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同时认为他也是领袖的典范。他知识渊博，能承担战略风险并执行计划。当他架设从欧洲通往美洲的海底电缆时，船必须要以一定的速度运行，否则电缆自身的重量将会使其折断，他们就将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业务。我的高曾祖父亲自计算了航行速度以及项目相关的其他物理必需条件，这向我们展示了他有效结合知识与企业家精神的能力，他也借此引领着员工完成了这一项目。

Q：我们走访了几家德国企业，有一些也是家族企业，发现某种程度上家族精神的传承比私有股权结构可以更好地实现长远战略规划。在这一层面上，您是否觉得您的家族影响了西门子公司？

A：我认为我们家族的长期愿景塑造了我们公司的文化。家族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传承，所以你的成功必将在某一天交付于你的后代。从我们公司创始人开始，拥有长期愿景就是我们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也一直是我们公司的一大原则。

赶场

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方希

10月11号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中国人很多，做图书出版的在里面占了大部分。国内熬上点儿年头的图书编辑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同行之间容易辨别，套用“厕所脸”的说法，勉强可以称为出“版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编辑们大致都带有一点欢快的农青气质，现在各种“牛鬼蛇神”天外飞仙般扑向出版，原先的味道已经混杂了带一点精明的茫然。机舱里大家窃窃低语，话题内容绝少涉及出版业务，除了老板级的人互相之间还探探彼此今年的收成、去年的改制，还有一些人把这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当成了一次旅行。

场面

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每年10月在德国的会展城市法兰克福举行，媒体热情地把很多大词扔给了这个书展：“全行业的嘉年华”“出版人的奥运会”“文化界的麦加”，近几年来大约每次都会汇集全世界7000多家参展商，将近30万人，是规模首屈一指的图书展会。对于国内的很多图书编辑来说，能去一次法兰克福是难得的机会。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什么书都能展览，各种怪力乱神，甚至能在重点展示区域看到尺度极大的成人图书，大量的小语种图书除了在区域性书展出现之外（比如开罗书展上的阿拉伯语图书，东京书展上的日韩语图书）只有这个平台才能得以全面亮相，若说这是地球图书的全家福，也并不为过。据说全世界75%的版权交易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对这个数字有点怀疑，因为版权交易需要时间，在会上达成意向和签约都是可能的，但是把哪些功劳算在书展上，是件不容易说清楚的事。

一般以版权交易为主的展会，参展商主要派出的是版权人员和编辑。和法兰克福书展遥遥相对的举办于春季的伦敦国际书展也是如此，它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多集中于英语系图书，书展的专业气氛更重一些，这和另一个有特色的美国书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书展（Book Expo America）的源头是1947年美国书商协会（APP）举办的采购型书展，它的主要功能是订货，所以在美国书展上，唱主角的是各大出版社的销售和市场人员。虽然近些年美国书展也受到版权交易的鼓舞，加大了版权交易的比例，不过从习惯上来说，很多人宁肯跑到德国来做美国书的版权交易，也不大会到美国去买版权。

参会的人不同，会上的气氛就很有区别。美国书展以促进经销商订货为主要目标，各个出版社招式频出，推新书的动作也非常大。从一个参会者的角度，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还是美国书展舍得”。如果你在展会上溜达一圈，加上比较善于伸手，你得到的免费礼品可能会拿到手软：各种印有LOGO的包（甚至有比较昂贵的背包）、工艺品、篮球、手套、笔记本、围巾、纪念币、日历、画册……你经常能在展场的角落里发现面带笑容、清点着大包小包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许他们是出版从业人员，也许不是。销售和市场人员通常很好说话，也很舍得给礼物。一次一个同行的女孩看中了摆在接待台上的一个水晶球，爱不释手，吧嗒吧嗒地拿大眼睛看着高大的销售帅哥，帅哥立刻说：给你了。还补了一句，上周才从中国运来的呢，今天就给你带回中国了。如果有你临时起意看中的书，只要是展会的最后一天，管他们要一下，表示有版权意向，十有八九也都能拿走。这一点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文化人手里拿东西，通常都很难。

美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都像中国农村的赶场，只不过美国的赶得更悠闲，更娱乐，销售和市场人员热心、阳光、开朗，而法兰克福书展上更多看到的是，拧着眉头拿着约见时间表匆匆赶赴各个展位的版权人员和编辑们，他们更精确，更严肃，更身负重担的模样，让人望而生敬。未经预约的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比较难有机会坐在出版社的洽谈桌前和人深入交流，当然，如果摆出一副出手不凡的架势，还是会招人待见。

热点

坐在老大位置上，法兰克福书展有自己的难处，需要不断出新，不断回应和组织产业话题。因此除了编辑和版权人员之外，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员参展。书展主席尤根·博斯把这种跨界交流称为构建多维度“价值空间”，而价值的线索就在“故事”。今年书展上的“法兰克福火花”（Spark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叫“故事驱动器”（StoryDrive），主题就是怎样讲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好故事”。以故事为起点，作家、出版商、IT人员、电影制作人、游戏设计商、音乐制作人坐在一起，把一个故事的价值演绎到最大。紧紧抓住小说，是因为故事是全世界最容易流通的内容，对于一家集合多语种的展会而言，这几乎是能让每个语种的出版商都有参与感的项目，但这几乎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文化和发展的障碍会在故事面前尽量消弭，展会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功德无量了。

“法兰克福火花”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热点（Hot Spots），几乎涵盖了出版行业最关心的全部话题。2009年号称为电子书元年，从那一年起，全世界所有的书展活动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在那一年的书展上，2018年传统出版的末日这个说法也由激动得难以自抑的数字出版运营商带回国内。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的对话，技术提供商和硬件生产商的发布比比皆是，在活动清单上，几乎每个场地都是半个小时一次的小活动，有谈论数字自助出版的，有分析什么类型的内容更容易在APP STORE上获得青睐的，有分析FACEBOOK和TWITTER与阅读筛选的，有的场地人挤得站不下，有的则相对冷清，主讲者都泰然自若，各说各的。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关系，现在全世界的图书展会仍在讨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也表示，这是一次内容的博览会，而内容是最初始的原料，至于如何呈现，如何实现多元价值，是需要共商的事。这是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话，尤其对于焦虑的传统出版商而言。数字出版对于所谓传统出版的冲击，据观察，表现最为热烈和激进的是美国和中国。相较之下，交流过的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同行倒没那么上心。他们往往表示，第一，他们自己还是更喜欢纸质书；第二，他们相信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少；第三，该干嘛干嘛，如果变化实在要来，那就来吧。

手艺

图书编辑是出版的看门人，有各种声音表示怀疑，这个看门人的角色在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如果说到图书业的变化衰落，图书编辑的变化清晰可见。各个有传统的出版社年龄在50岁左右的，几乎都有一拨功底深厚的老编辑，而到40岁左右，平均功力已经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岁数再小10年的，或者入行没多久的编辑，又更弱一些。其实很简单，现在综合素质起点比较高的人，不会把图书行业作为职业首选。出版节奏加快，财务数据和销售深入影响编辑选择，出版社对图书编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舒缓的节奏和环境熏陶耳提面命的方式来培养。

手艺的衰退和对手艺感的失敬不是出版一个行业的问题。甚至早已不是国内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编辑而言，把一份文稿从700页删到400页，更改书名，重新调整章节，使原稿产生春雷乍响的开头、峰回路转的结局，不过是一天之内的工作。”做了四十年编辑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总编迈克尔·科达如是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的名著，就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名编戈特利布和尼娜俩人做出来的。他们把原稿卷入打字机增加内容，把原稿剪成小窄条，再用透明胶带重新组合，经过这些加工之后，原稿看起来像锯齿状的拼图。

这就是手艺。

透明胶带和小窄条可以被鼠标取代，但是在哪儿下手，怎么下手，是这门手艺的精华。不过就算是今天的西蒙·舒斯特，恐怕也难找到这样的编辑了吧。

兰登旗下的潘赛恩图书公司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他2000年出版的《出版业》（The Business of Books）一书中认为：出版业在过去10年（1990～2000）中经历的变化比它在上个世纪经历的全部变化都要多。虽然它们大都发生在英语国家，但在未来的数年内，其他国家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说到的变化，也就是出版机构之间频繁发生的并购，之前的出版业中虽然不乏大个头的企业，但更多的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怀抱理想和敬畏，感知到自己的职业和人们的知识与文化相关，有钱赚就很满足，做书不遗余力。但他们发现规则变了。图书被娱乐业深深影响，几乎成为第二娱乐业，严肃的书不再有足以养活他们的市场。大公司的编辑方式也早已发生变化，编辑不再掌握出版的决定权，取而代之的是销售部和财务部，预算和市场监测决定一本书出版与否，而不再是编辑的专业判断。一些原先活跃的中小型出版社被收购之后，不得不跟随母公司的指挥棒狼奔豸突，坚守变得可笑且不可行。

不过，一些淡定的出版社还是存在的。今年的伦敦书展上，我和同事与FIELL出版社的出版人Peter Fiell聊起他们的图书。他强烈推荐的书中，有一套是记录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时尚历史，每十年一册，大量的图片和手绘，记录了当时平常女子衣着上的时尚装扮。“这部书编写起来非常困难，”Peter 说，“图片的处理和资料查证都很复杂，我们打算几年内把这套书出齐。”我不由得问：“这种书会不会读者太少？耗时太久的话，会不会成本太高？”我的这个问题显然比较突兀，他想了想说：“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我无言以对。

人，都是有出身的

在德国生活的这段时间，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感受既来自于你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互相简单归类，更多则是当别人评价你所属的国家时，你内心受到的触动。

刘晋锋

Ben是一个中年人，头顶微秃，虽然对你微笑，可那笑容里老是带一点涩。如果你在德国街头漫步，也许你常常能发现长成他那样的人，穿着黑色或大地色的毫无花饰的夹克，目不斜视地直视前方走路。

Ben是德国一家日报的记者，我找他问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中国正在发生某某重大事件，你们会报道吗？”他都叹一口气：“我正努力争取更大一点儿的版面。实际上，我觉得德国太不重视对中国的报道了！德国人视野太狭窄，总是集中在欧元区，但是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啊！”所以Ben总是有一点儿不高兴。

有一天，我和Ben在咖啡馆里见面，我告诉他，在德国一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即便20多年过去了，东西德差异竟仍然是德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来自前东德的人常常会说自己受到了漠视甚至歧视。一个来自前东德的年轻记者告诉我，他到报社去报到的时候，同事说：“呀，东德也有像你这么时髦的年轻人啊！”

Ben说：“其实我并不在意东德、西德是否统一。”

我表情夸张地追问为什么，Ben见我反应如此剧烈，吃了一惊：“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是国家主义者。”

“我不是！”我也很惊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个称谓会落到我头上。

Ben说：“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

国旗只与足球有关

我恰好在德国赶上了世界杯，那期间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街上的国旗越来越多，德国国旗的红黄黑三色被做成了帽子、围巾、花环等配饰。

而在2006年之前，德国街上是绝不会出现国旗的，那也是球赛带来的改变。我曾经询问一个德国中年女性：“你觉得德国过去的历史和你有关吗？”她说：“我会因为我是德国人而自豪，但我绝不会以德国的历史而自豪，你看看我们对待国旗的态度就明白了。街上出现国旗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并且只和足球有关。如果倒退十年二十年，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车上或者阳台上插一面国旗会被人看不起，你甚至很难找到买国旗的地方。”

她告诉我，她从小就被教育：身为德国人要以德国的历史为耻，这种教育延续至今。有一天她的女儿在家里无意识哼唱国歌，她非常惊讶，大声呵斥她：“闭嘴！”

德国人的历史警醒意识深入在细节中。德国联邦国会大楼虽然经过现代化改造，但仍存留了当年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在墙上的口号和涂鸦，以近乎保留羞辱的方式警示自己“永不再战”。

我在柏林和汉堡的街头走路，常常会被路上的小金属方块绊到，这些小金属方块镶嵌在路面上，上面写着犹太人的名字，告诉你那个人或者那个家庭曾经住在这里，但是法西斯让他们消失了。这些方块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故意妨碍你前行的脚步，让你时刻不忘历史，不让罪恶重演。

我有一个军事迷朋友，他对德国精密工业近乎痴迷，尤其认为德国制造的坦克、飞机体现了工业的最高水准。所以，当他从中国来德之后，我随他参观了柏林郊区的飞机博物馆，就是若干架飞机停放在草坪上。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博物馆商品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几个纪念章，而仔细观察一下展览里的文字介绍，大多是在痛诉战争带给人的伤害，参观的人也都默默无语。但是，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家，军事博物馆里的陈列方式与德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气势逼人，甚至会有人兴高采烈地向你展示刚从里面买来的军事纪念章。而且，在德国的报刊亭，军事类或者军事模型类杂志往往被安置在最靠后的一排。

当我这位军事迷朋友告诉一对德国夫妇说他非常崇拜德国的飞机、坦克技术，并且去参观了若干军事博物馆时，即便是这对非常体面、友善而且对我们抱有深情厚谊的夫妻也立刻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皱着眉头表达了他们无法理解的态度，那位女士甚至说：“如果我的丈夫喜欢坦克，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虽然，我来自一个随处可见国旗的国家，但是当我近切地了解了德国人对“民族自豪感”以及“国旗”的敏感心理之后，我在深夜的地铁偶遇成群结队披着国旗齐声高唱的球迷们时，也被群体激情里的狂热烫得有点恐惧，德国人受压抑的国家自豪感会借此爆发吗？

随着比赛的临近，德国国旗出现得越来越密集，我问了无数德国人：“比赛结束后，街上还看得见国旗吗？”每一个人都肯定地回答：“不会！”如此之多与国旗有关的纪念品，是不是也带来了一门好生意？不过他们说球赛后就不会再卖了。

在德国对意大利的那场比赛期间，有汽车厂家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组织了据说有五十万人共同看球的活动，那一晚完全就是德国旗帜的海洋，偶见几面意大利国旗混杂其中。如大家所知，德国败北，但德国人似乎也并没有多伤心，大部分人还是兴高采烈的。随着他们的离开，满地都是废弃的红黄黑颜色的帽子、花环和小旗帜，因为随着比赛的结束，这些东西也失去了作用。

果然在第二天，街上就再也看不见国旗了。

你从哪里来？

2012年5月至7月中旬，在德国生活的这段时间，作为中国人，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感受既来自于你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互相简单归类，更多则是当别人评价你所属的国家时，你内心受到的触动。

有一天，我在火车上拿出一本在纽约出版，但是是由中国人撰写的书《Tide Player》（弄潮儿）来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我旁边的德国人将这句话意味深长地念了出来，坐在对面的一个德国人立刻非常不屑地大哼一声：“Shit!怎么可能！我恨这种说法！”

虽然我也厌烦中国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感和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能感到自己心里有些难过。这种难受的感觉，与来自印尼的安娜小姐带给我的刺激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我、她和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总是结伴同行，在我们即将去买点什么的时候，她总瞪着她那双倦怠的大眼睛，提醒我们：“你检查了吗？这是中国制造的吗？”然后用一种“防范非典”的表情，似笑非笑地摇头。被她问得多了，我们两个中国人“悲愤”地讨论：“中国和印尼同为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不是应该更有同理心吗？”

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在德累斯顿买了一个iPad，安娜再次说出同样的询问时，我立刻打断她：“是的，是中国制造，但是质量也很好！”

有时在和其他国家的人聊到中国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他们笑着说：“中国人，什么都抄袭。”我也发现自己会喃喃自语，很想做一番辩驳。

尽管你知道个人与国家不能画等号，别人的说法有合理之处，但当别人不够严谨地提及你所属国家的伤疤，你仍然会感到受到了指责，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澄清其中不完全符合事实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一再地检查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心吗？我会不会太过敏感？太过脆弱？”

这些人是普通人，他们绝对不会是对你故意恶意地攻击，甚至有时并非针对你本人。

但是这种异样的感受会无意中提醒你，你无论如何都是有出身的，你就算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你仍然永远都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人。

曾听说朋友的一段经历，以前感到不可理喻，现在却逐渐感同身受：他到伦敦学习艺术，那个学校的学习方式是每个人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同学老师聚在一起互相提问，你得为你的作品解释并辩护。起初，他常常要被人问：“你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吗？你的作品里怎么没有社会主义的元素？”他非常惊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不过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且学艺术的青年是社会中最强调自我，最主动远离主流价值观，且受西方精神影响最深的群体，但是他的同学还是再三强调他的出身。后来他只好到图书馆去借了《资本论》回来读，一读之下，觉得非常有意思，渐渐地，他的作品里开始出现“社会主义”元素。

“社会主义”德国

实际上，在德国的日子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德国制度设计里那些促进平等的部分——让贫穷病弱者也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而这正是我对政治家们怀抱的最高幻想。

到达柏林的第一天，我在一个小花园里遇到了扬，他正在埋头给一块石头打孔。

“看，我的小喷泉。”扬兴高采烈地跳起来。我看到，地上一股细小的水流从石头的洞里喷出来，喷了十厘米之高便被地心引力扯住往下坠落。我想：好吧，他是一个享受无忧生活的德国男青年。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坐在花园聊天，我得知扬也是刚刚到达柏林没多久。他是一个刚刚失去爱人的“同志”，他们“结婚”几年了，对方染了重病，为了照料他，扬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以及公寓，因此他不得不从汉堡搬来柏林，因为柏林生活更便宜。在柏林，扬依靠失业救济金生活。

我的中国朋友小洲是扬的邻居，当扬告诉我们这一切时，她握住扬的手，鼓励他：未来会好起来。小洲自己也是个前途未卜的艺术家，她每周到茶室去打工两天赚生活费，其余的时间就是画画。除此之外，她还要从自己微薄的薪水里挤出四分之一来买保险。

他们都已经不算年轻了，扬40岁，小洲33岁。要是他们生活在中国，可能会被归入城市贫民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loser”。像他们这样的人，也许会蜗居在离城中心车程两个小时的地方。

但是当我环顾四周，我发现他们的公寓坐落在前西德地区，地铁、商场和超市离家不过1分钟的路程。在这栋住宅楼里，7个家庭分享一个鸟语花香的花园，尽管是公有的，但你也可以像私有的一般，在花园里吃饭、种草以及制作喷泉。

小洲说她完全无法理解在柏林怎么会有人愿意买房子。在她楼下的一家住户20年前就居住在这里，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从来没有涨过房租，每个月只交200欧元（折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当然，这是特例，但是小洲自己租住的那个房子，面积50平方米，价格也不过是每月280欧元（3200元左右），而且房东要交税还要负责所有的房屋维护开销。

小洲是决计不肯为了挣更多的钱而花更多的时间工作，她就在租来的画室里慢腾腾地一笔一笔绘画，如修禅一般平心静气，毫不为储蓄卡上少得可怜的数字担忧。

是因为德国太富有了吗？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快速地渡过了金融危机，将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实际上，德国早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保证了社会的整体福利——与之相对应的是，最近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富人越多，穷人就越觉得不幸福，因为贫富差距的沟壑太大了。

我感觉德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属性强烈的国家。一方面，德国的公立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一个孩子从迈入学校到大学毕业，家长几乎不用为孩子上学操心。不仅如此，为了促进阶级之间的流动，德国的教育体系设计得高度复杂，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就要从人的意识来说。我在德国的这一个月，频频听到关于幼儿园的讨论，公立幼儿园最被人诟病的是下午3点就关门，以至于无法让当了母亲的女性正常工作。对于我们这种来自中国的人来说，这有什么难的？那就把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嘛，开设更多的、时间更灵活的私人幼儿园。但是，几乎每一个我遇到的德国人都认为要推动政策的改变——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强烈，政府是必须要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我的房东太太的职业是城市设计，政府是她的雇主，她的工作任务就是帮助政府改造一些贫困的区域，让这些地方能够保持活力。举例来说，如果政府确定了某地为特殊的区域，那么即便你在此地拥有私人房产也不能随意出售。所有的改造必须经过审批，看它是否符合当地人的消费水平和需求。

当然，如果人民的生活全盘依靠政府也是不可能的，那样只会让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德国有无数个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运作，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德国人虽然享受美好的福利，但是他们勤勉工作的态度在全世界的排名也是靠前的。他们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般要到下午2点才吃中午饭。更重要的是，我常常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看到大规模的现代化改建，高楼大厦平地起，但是在德国，很少看到炫耀式的建筑。我们也总是遇到德国朋友告诉我们，他们住在历史有一百年的房子里。

5月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饭局，桌上还有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的人。我恰巧坐在美国人的旁边，他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如何看待你的职业。”

在我斟酌答案时，他补充了一句：“你知道，我们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想我被他那种自得的态度给刺激了，心中暗想：“说得好像你为争取自由付出过什么努力似的，你也不过是生下来就顺其自然享受自由而已。”我也因此感到自己如果不努力追求自己渴望的目标，便没有资格去夸耀和享受它。

一位德国女士曾送给我一本Peter Watson著的《The German Genius》，读到序言的时候我笑坏了，作者抱怨：那些英国学生宁愿选择西班牙的海滩而不是德国的博物馆和城堡。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不满于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60年，英国的历史课本仍然着重于纳粹时期。他要对全世界对于德国的陈旧观念发起挑战，让人们重新认识德语社会曾对世界带来的正面影响，重新树立世界对德国的尊重。

人不可能逃离自己既有的身份，而逃离也是最软弱的方式，我们希望全世界重新树立起对中国的尊重，而历史等待我们去改变的比Peter Watson所做的要更加艰难。

娜塔夏

记忆不可磨灭，即便在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种制度中生活多年，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但你依然会不断地回头去望。

刘晋锋

有一天我从慕尼黑飞柏林，临到机场前才发现我没有把护照带在身上，只能找出名片、海航积分卡等攒到一起。

我那趟旅行的同伴，是一个俄裔德国籍女孩娜塔夏，她颀长丰满，笑起来眼睛有如月牙一般，非常迷人，甚至有个人走到她身边对她说：“嗨，女孩，我能介绍你到宝莱坞去做明星吗？”

看我愁眉苦脸，娜塔夏幸灾乐祸地大笑，但是告诉我：“没事！”

慕尼黑机场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解释，叹息一声，无望地做了一个趴倒在柜台上的动作，然后直起身说：“好吧。”他们居然没有检查我准备的那一堆匪夷所思的证件，就为我办了登机手续。

娜塔夏突然露出轻蔑的笑：“在俄罗斯，肯定就不行。因为他们害怕。”然后她直看着我继续轻蔑地微笑，仿佛我并不懂得这种恐惧。

娜塔夏10岁那年与妹妹一起被母亲带到德国，他们的父亲则留在俄罗斯，家庭一分两半，终致破裂。到今年，娜塔夏已经在德国生活了18年，能讲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我常常觉得她太不“德国”，因为她总是豪放地大笑，衣衫不整而不自知。而她更不德国的特征是：不守时。我认识的其他德国人几乎都是要把钟表刻在额头上，把计划精确到分钟。

娜塔夏未婚生子，有一个1岁的女儿，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来自白俄罗斯的摄影艺术家。娜塔夏的妈妈为此气得发昏——嫁给一个艺术家？不！嫁给一个白俄人，不不不！

说起自己的母亲，娜塔夏又会露出一种轻浮又嘲讽的微笑：“她是最好的当中的最好的！”她的确是，因为这位母亲已经成为医学界某个领域的权威，在过去的18年内，这位单身母亲严厉要求自己和女儿都要成为最优秀的人，如此她们才能成功申请德国户籍。“第一代移民的生活都是非常艰难的。”娜塔夏从小认识一个从中国来的女人，她与娜塔夏的母亲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和学习，只为了要融入一个他们向往的国家。那个中国女人最后失败了，但娜塔夏的母亲成功了。

然而这却使得母女的感情伤痕累累，女儿从小在责备声中长大，甚至在18岁那年被赶出家门，母亲在10年之后想去女儿家做客必须提前申请，且不得超过5天。“她觉得德国非常完美！”娜塔夏嘲笑自己的母亲因为挣得太多，需要交纳50%的税，但她绝不会像其他德国人那样抱怨，只觉得德国一切都非常完美，“俄罗斯”则是她生活中被屏蔽的关键词，谁也不要辨认出她的国籍才好。

但是祖母永远都无法逃开一个香喷喷的婴儿的魅力，她开始想方设法到女儿家去见孙女，在我离开柏林的前几天，她又来了。期间，我见到娜塔夏和她的德国男朋友安德烈议论娜塔夏的母亲：“她和我女儿聊天的时候居然说德语！”“真是太傻了！”

我问她：“那你以后如何向自己的女儿说起俄国？你会带她回俄国吗？”

“当然，尽管我们不喜欢俄国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会告诉她俄国是我们的祖国，俄国有非常好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就身份而言，他们现在愿意选择做德国人，确切地说，是柏林人，这个城市里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外来移民。在这种人口来源繁杂的城市里，移民的可识别性不是那么强，她/他可以逃脱身份意识，在人群中放松而自在地做一个“普通人”。

而且柏林虽然是首都，但是它似乎无意于变得富裕，只希望变得越来越有趣和多元。政府政策倾向于保护低收入人群，柏林多年来被称为“西欧最便宜首都”，所以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贫穷艺术家，娜塔夏的男朋友安德烈便是其中之一。

与大多数时候都快活示人的娜塔夏不一样，安德烈的眼神里永远都有悲伤——在他的家乡，大学居然取消了艺术系，身为摄影艺术家的他不得不来到德国——娜塔夏对此的评价是：“我的国家（俄罗斯）要比他的国家（白俄罗斯）好一点儿。”我看过一些安德烈的摄影作品，照片里有一种不堪谎言和被摆布的疯狂，比如衣冠楚楚的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是人脸上蒙着浓密的毛发，激发人强烈的痛苦感，这与他温柔干净的形象毫不相符。现在，他连续三年向政府证明了他足以依靠自己的作品为生，柏林政府给他发放了一种特别针对艺术家的证件，类似于德国“绿卡”。

安德烈告诉我：“我从未向娜塔夏求过婚，但她已经答应了五次。”他们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一见钟情之下，娜塔夏告诉他：“咱们可以在一起约会，但是，下周我就要结婚了！”

她结婚的对象是另外一个俄罗斯人，她要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帮助他获得德国“户口”。就在她要诞下女儿的前一周，娜塔夏才突然想起自己是已婚之人，她不想要一个不相干的人成为孩子在法律上的父亲。他们来到法官面前，男人说：“我要与她离婚，她的孩子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当然，这其实是事实。而那个人自从获得德国绿卡后，工作也开始一帆风顺，成为他们那群人中收入最高的人。在他们身边，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做，通过假婚姻来获得在德国合法的居住权。

6月的一天，我在一个艺术展上见到娜塔夏。天气很冷，娜塔夏穿了件黑色的外套，袖口别着一个白色的丝带。

白丝带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更多时候它象征着对暴力不再宽恕，不再沉默。娜塔夏的白丝带是为普京而戴。2012年6月1日，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来到德国与默克尔会面，尽管德国媒体说“他只是路过而已”、这是“两个陌生人的团聚”，但15个在柏林生活的俄罗斯人还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来到国会大厦的门前，抗议他再次当选为总统。

常常嘻皮笑脸的娜塔夏突然眼里流出痛苦，脸像冻僵了那样看着我：“你能想象吗？每天他们都听俄罗斯的广播，每一天！他们了解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我回国的前几天，我在娜塔夏的家中见到了这些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来自俄罗斯。”有的说：“我来自白俄罗斯。”还有一个德国姑娘羞怯地强调说：“我来自东德。”其他人大笑：“这区分很重要。”

记忆不可磨灭，即便在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种制度中生活多年，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但你依然会不断地回头去望。

希腊——迷失在自由中

欧洲的起点或终点

希腊人是异常智慧的民族，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整个西方甚至世界现代文明奠基。但他们似乎只破解了谜面，没有谜底。谜底是：人是智慧的，但不知道自己无知；人是自由的，但不知道自由有限。

周宁

被神诅咒的俄狄浦斯从科林斯来到忒拜城外的三岔路口，这时斯芬克斯出现了，给他出了个谜语：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俄狄浦斯回答：“人。”于是，俄狄浦斯侥幸没有被这头怪兽吃掉，像英雄一样进了城。俄狄浦斯解除了忒拜城的瘟疫，做了忒拜城的王。至于以后发生的事，他自己也没想到。

凡人的智慧无法保证凡人的幸福。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谜底都是关于那一个字——“人”。谁回答出“人”的问题，也就触及了事物的根本问题。但遗憾的是，回答“人”，只是一个谜面，不是谜底。人是什么？人能说明白吗？

俄狄浦斯解了斯芬克斯的谜面，从此就陷入命运的迷宫，一个意识到问题在“人”的人，其实并不知晓“人”的秘密，最后还是落入命运设的局：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自我流放。就像米诺斯迷宫的标志所警示的那样，“谜”是一柄双面斧，它既破解命运，又伤害破解命运之谜的人。《俄狄浦斯王》剧中的教益只是一句话：人啊，你不认识你自己；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要轻言祸福。

或许这才是谜底。希腊人是异常智慧的民族，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整个西方甚至世界现代文明奠基。但他们似乎只破解了谜面，没有谜底。谜底是：人是智慧的，但不知道自己无知；人是自由的，但不知道自由有限。

希腊人是人类的英雄，他们破解了人类文明的意义，又不断被人类文明伤害。在完成如此丰功伟绩之后，这个民族似乎遭了天谴，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多灾多难。智慧的希腊人成为被西方文明流放的民族，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就不断地经历战败、动乱。然而，征服希腊人身体者，却被希腊人征服了头脑——希腊人成了罗马人的教师；希腊语成为东正教的教会语言；古希腊的制度与思想成为全球化的世界奠基。

但希腊却在枯萎，就像《俄狄浦斯王》剧作中歌队的评价：“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希腊人似乎由于他们对世界的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征服，再被征服，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先后占领这片土地，如今雅典宪法广场的卫兵身上，还穿着有400道皱褶的民族军装，纪念被奥斯曼帝国占领400年的屈辱历史。百万人流落他乡，百万人又失去故乡。奥斯曼帝国时代，希腊人移民小亚细亚，第二次希腊土耳其战争（1919～1922），希腊失败，小亚细亚百万希腊移民被迫迁回希腊本土。艰苦的独立战争（1821～1829）让希腊付出了百万人的生命，结束了希腊近2000年被征服、被奴役的历史。但独立之后又是百余年的动荡，两次希土战争外加两次世界大战，鲜血依旧在流——在血管里流，温暖着古希腊的精神；流出血管，洒满希腊那焦黄的土地与湛蓝的大海。希腊人为了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破解命运的人，势必要做出牺牲。希腊这个民族流出的血已经凝固成历史，而血管中正流动的血，是否依旧保存着古老的智慧和创造力？来希腊之前，我见到中国前任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问起希腊经济危机，杨先生乐观地说：会过去的，希腊没有问题。希腊已经经历了无数危机，近30年经济危机就有四次；要说3000年的历史，危机就更多了。希腊有危机，但没危险。

通常说，希腊有三宝（3S：Sun,Sea,Stone）：阳光、大海、石头。有这三样东西，希腊就不会完。

希腊应该还有三宝，智慧三宝：史诗、悲剧与哲学。有了这三种智慧传统，希腊或许才能渡过难关。

假如俄狄浦斯王再生——谁是凶手？

“现代瘟疫”降临了，希腊是否还有俄狄浦斯王，将罪责追查到自身，承认自己是自己的罪人，解救城邦？只有希腊能够救希腊。我感到遗憾的是，现代希腊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不屑于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反省自身，追究自身的罪责。认识自己，才能解除“瘟疫”，把“危机”转化为“机会”。

周宁

2012年8月10日，在雅典上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后将近2500年，我来到这座神话般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再一次被一种新的“瘟疫”所困扰，那就是“经济危机”，一种典型的“现代瘟疫”。

进入雅典城，我并未感受到明显的危机，有些出乎意料。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城，见不到“乞援人”，也没有哀鸿遍野的景象，很难说雅典城表现出明显的衰败、动乱景象，甚至可以说是依旧繁荣。有人说雅典每天都有某处在游行，可惜我只看到一起，而朋友的解释更让我感到意外：8月不是游行的季节，各党派组织不管有多么大的分歧，甚至愤怒，此时也都去度假了；至于游行，完全可以等到9月以后。

或许在平静与繁荣之中，依旧有某些细节暗示着进行中的危机。街头许多店铺关门了，在我这次走过的中欧5国8个城市中，流浪汉、乞食者、精神病患者、残疾者，雅典最多。街头许多店铺关门大吉，我以为是经济危机导致店铺倒闭，但当地人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店主与雇员都去度假了。8月是希腊度假的季节，政府每年发14个月的月薪，度假费用是国家福利承担的。在酒店吃早餐时，我碰到一位颇为健谈的希腊妇女，她来雅典也是度假的。

经济危机了，希腊人依旧度假。她说住在岛上的希腊人来雅典度假，雅典的希腊人到岛上度假，全世界的游客都到希腊度假。她说她喜欢中国人，中国人是爱笑的民族，他们笑得非常多。我说，很可惜，中国人还没学会度假。一些中国人爱笑，完全是生理反应，不是心理反应。笑不一定表示快乐，就像希腊人一样，发表议论并不一定表现思想。

希腊经济危机是事实，只是这种危机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来。不管遇上什么事，希腊人总是希腊人，有种阅尽人间的大气。经济危机是可以“渡过”的，但精神危机却难以摆脱。我在希腊的确看到或听到经济危机，但没有见到“精神危机”。中国中央电视台希腊驻站记者龚明告诉我，据统计，希腊2011年的自杀率上升了46%，这似乎是精神危机的表现。我不以为然。自杀的意义是多样的，在苦难的时刻选择高贵地死去是为了人的尊严。苏格拉底被雅典大陪审团判了死刑，本来是可以在学生的帮助下逃走的，但苏格拉底还是选择按判决饮鸩而死——在我看来，他是自杀的。

一个民族可以有经济危机，但不可以有精神危机。危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面对危机时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过去林语堂先生写过一本《生活的艺术》，中国人是最会生活的人，中国人是生活的民族，西方人是工作的民族，中国人可以教导西方人如何生活。我看未必，就中国今天的现实来看，似乎应该颠倒过来。欧洲人比中国人更会生活，而最会生活的欧洲人是希腊人。

这位开朗的妇女说她来度假，但与其看风景晒太阳，不如找人聊天。她坦白，自己喜欢不停地讲话。她也明白人可能不应该过多地讲话，因为人需要沉思。可是她就是喜欢讲话，她也讲到希腊经济危机，但看上去没有任何忧虑，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告慰她，一些中国人也喜欢说话，而且喜欢大声说话，她听了高兴了，说话声与笑声顿时提高。我趁势问她如何看待街头流浪者，她说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希腊人是个自由的民族”。

希腊人的自由传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大概就是雷打不动地度假、谈笑，哪管国计民生、天塌地陷。在地中海碧蓝的海湾里，希腊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一同度假，泡在海水里，坐在岸边的酒吧。圣托里尼岛是度假族的天堂岛，也是一个火山岛，火山依旧在不时地喷发，而且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在圣托里尼岛的一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毁灭所有的一切，但关键是要在火山爆发之前，度假、聊天！

希腊是个幸福的国度。我们往往想不出，经济危机来了，人民还如何幸福，幸福来自一种生活的态度与环境。我有位朋友在雅典生活了许多年，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希腊，他说希腊治好了他的两种病：一是警察恐惧症；二是洋人恐惧症。过去他一见警察就心慌，没做坏事心也慌，还以为自己上辈子是个罪犯。到希腊后他才发现，希腊的警察真“窝囊”，于是自己找回了做公民的尊严。过去他见洋人也怕，说起英语来总是面红耳赤、磕磕巴巴，大概觉得“洋大人”的话自己是不配说的。而到希腊后不一样了，不管你把英语说得多糟，他们都可能听懂，而他们的英语可能比你还糟。原来英语是可以“愚弄”的，并非高人一等。

我与那位健谈的希腊妇女的早餐谈话依旧。大多数人说话时不动脑子，但也有人习惯在说话中思考，在思考中说话。苏格拉底也是位爱说话的希腊人。在雅典大学读艺术史博士的杨少波先生告诉我，希腊人喜欢交谈，而且交谈中充满哲理。古希腊智慧对现代希腊人来说，已经不是哲学，而是生活。可惜我未能充分领略希腊人的谈话，我不懂希腊语，而希腊人说的英语，我也不能全懂。

在希腊不会说话真可谓是个灾难，雅典街头到处是两杯咖啡说一下午话的人。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就喜欢说话，他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从自己所住的阿木比劳克比（Ambelokipi）步行到阿哥拉集市（Agora），在那里与“爱智慧的人”谈话，辩论从神到人的各种问题，并发表演说。古集市的遗址还在，但只有残石断柱，雅典城里到处都是残石断柱，有时候真让人恍惚：自己是身处古希腊，还是现代希腊；这是两个国家，还是一个？

我入住的宾馆就在阿木比劳克比，这里2400年前是一片葡萄园，据说苏格拉底的家就在这里。从阿木比劳克比到宪法广场只有三站地铁，每天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去宪法广场对面的厄鲁姆大道转悠、“观光”、吃晚饭，看人们依旧衣着光鲜地在街头喝咖啡、聊天。

卫城脚下，夕阳轻柔，幽静的街道一旁，打扮精致入时的雅典老人或双双对对，或三五成群坐在一起喝咖啡。生活是一件优雅高贵的事，总不能穿着睡衣与拖鞋、扇着大蒲扇上街，那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更不尊重生活甚至生命。在高耸的古典廊柱下，每天傍晚都有一位老人弹唱，曲调幽怨苍凉。远处巨石之上，就是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柱廊像空洞的眼眶，注视着沉入古集市那一端山后的夕阳。

有些个人高贵，有些民族高贵，我总试图在生活不经意的细节中，观察人的贵气，因为贵气不是能修饰或伪装出来的。普拉卡区街头咖啡馆里，雅典人依旧友善、雍容、平和、豁达，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当天色渐渐暗去，厄鲁姆大道两旁小街上的饭馆挤满了人，侍者穿梭忙碌，但脸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他们招徕顾客，如果你不理睬，选择了另一家，他们会拍拍自己的左脑门表示失望——那动作幽默而优雅，似乎当年古希腊戏剧演员的形体训练是可以遗传的。

希腊并非没有经济危机，只是没有把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什么呢？这就是希腊精神的体现，希腊的高贵所在。高贵表现在一种“中庸”的气度上，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大哭大笑大叫大闹。这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悲惨的刺激性场景是不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只能用语言庄重地描述。比如，王后上吊、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的动作就不能在舞台上表演，那样会破坏悲剧的庄重与优雅。如今，希腊人面对经济危机似乎也不失优雅。这种优雅究竟深刻，还是浅薄？

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希腊全国曾发生骚乱。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警察以催泪弹还击，整个雅典城弥漫着刺鼻的催泪弹气味，街道一片狼藉。希腊政府的催泪弹用完了，竟向德国和以色列求援供应催泪弹应急，杨少波先生当时上街拍下一组照片。其实希腊精神还有另一面，很冲动、很暴力。大概前者是日神精神，后者是酒神精神，像尼采说的那样。

可惜，我没赶上看这一面。行前朋友说希腊乱，不要去。我心想，我是“好事之徒”，十处敲锣，九处有我。

我感觉希腊的骚乱像是狂欢节，在阶段性的、短暂的放纵之后，生活依旧。经济危机在希腊已经持续4年了，如果你在街头拦住一位行人，问他是否有经济危机，他或她一定会回答：“有！”但如果你预想在他们脸上找到相应的哀怜或愤怒，没有！坐下来谈谈，他们会耸耸肩，告诉你，过去月收入3000欧元，现在下岗了，吃救济金，月收入600欧元，明年可能连600欧元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先不想，日子还得过，该与朋友一道上街喝咖啡还要去。生活就是这样，他会将话题迅速转移到一些人生哲理上，关于生命的意义、时间与空间、关于正义与真理……而且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没完没了。

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危机，并深刻地反思危机的来由与出路，他们的时间好像是用来“浪费”的。杨少波先生的体会是：跟希腊人聊天很有趣，但也很耗人，现代人把时间当金钱，把金钱当生命，赔不起呀！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时间观念，他们生活在一天与永恒之间——或者一天，或者永恒，4年似乎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还是放不过希腊人的洒脱，为什么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追究“现代瘟疫”的凶手并摆脱瘟疫呢？俄狄浦斯王被命运诅咒，注定杀父娶母，埋下了忒拜城的“罪恶”。他在“无知”的状态下犯下罪行，又在“无知”的状态下开始追查凶手。追查不断揭示真相：他自己就是自己要追查的凶手，罪责在己。俄狄浦斯选择承担“无罪之罪”，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于是正义伸张了，忒拜城的瘟疫解除。俄狄浦斯作为国王和个人，以苦难与担当换得人的尊严与城邦的繁荣，这是正义所在。在古希腊智慧中，正义是国家秩序与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执意进取，勇于担当。《俄狄浦斯王》关注的终极问题是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到底就是一部正义论。

谁应该为希腊的“现代瘟疫”负责？如今，经济危机降临，希腊人是否以正义行事，有所担当，解除国家与个人的危难呢？现代希腊人究竟是豁达，还是麻木？4年过去了，经济危机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深化。人们依旧在乐观地忍受现实生活的窘迫，议论经济危机的问题，政府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民众“被紧缩”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不关心公共的善。

政府理应关心公共的善，保证社会的发展与公正秩序，具有历史使命感。我在雅典学院附近的咖啡馆问起一位先生，政府的作为有效吗？他认为无效，甚至政府根本没有作为，或乱作为。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把持政府的个人或党派，也大多只考虑自身利益。我问希腊的经济学家有什么“偏方”，这位先生更为不满，说经济学家对希腊经济危机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设性意见或有效的改革措施，经济学家应该在城外被斯芬克斯统统吃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猜对过任何谜语。

现代经济是被无形的魔爪操纵的，谁也不知道它变的是什么戏法。如果经济危机都被经济学家猜中，那早没有经济危机了。就像斯芬克斯一样，俄狄浦斯猜中她的谜，她只能羞愧地跳崖自杀。我喜欢看斯芬克斯雕像脸上诡秘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你能猜中我的谜，你能猜中自己的谜吗？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经济危机确实出现，而且已经延续4年了，总要有个说法吧？是什么导致了危机？谁来为此负责，如何摆脱困境？现代希腊难道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调查“瘟疫”降临的原因？或者总该有个说辞吧，谁是“凶手”？谁该为这场危机负责？赎罪可以使人摆脱危机吗？

可惜，现代希腊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凶手是“他人”，似乎摆脱经济危机的责任也在“他人”。

关于希腊经济危机，在“调查”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人”！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凶手总是“他人”。

首先，欧盟国家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希腊自己该为自己的危机负责，希腊政府与希腊人民都有问题。政府腐败、过度举债，为加入欧元区请高盛公司做假账，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实施超出希腊经济能力的薪金制度与社会福利政策，最终造成国家财政破产。希腊人是自己的罪人，也可能是欧元区的罪人。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元乃至欧盟，德法这些欧盟大国一再批评甚至警告希腊。2012年6月选举时，德国人警告希腊，你们有选举权，但没有选择权，于是主张脱离欧元区的政党败选。欧盟不容忍希腊拖欧盟的后腿，但也不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

希腊也有人认为是欧盟的错，欧盟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盈余，强势国家负责“制造”、“出口”，纵容甚至陷害弱势国家“消费”、“进口”。强势国家坚持强势利率，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弱势国家需要低利率，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强势国家不仅不能给予希腊足够的援助，反而限制了希腊的发展。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强迫希腊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工资与社会福利，大量人口失业。欧盟将希腊留在欧盟不是为了希腊的利益，而是为了欧盟的利益。

“他人”是罪人。欧盟国家指责希腊，希腊指责欧盟国家，希腊人也互相指责。人民指责政府腐败无能，没有执政的能力与诚意；政府抱怨人民不肯为国家分忧，只顾个人自由，不顾国家安危。希腊政府为难：不实行紧缩政策得罪欧盟，实行紧缩政策得罪选民；希腊人民为难：支持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最终会饿死自己，不支持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国家破产，还是饿死自己。希腊经济危机似乎陷入死局，政府的紧缩政策难以推行，更难以奏效。

美国人隔岸观火，既指责希腊，又指责欧盟。行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的乐钢教授发来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RobertD.Kaplan）的一篇文章。卡普兰认为，在欧盟国家中，希腊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非偶然：希腊的经济结构本身是有问题的，希腊并没有建立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使得希腊经济结构失衡；希腊半岛土壤贫瘠，不适于农业发展；希腊3/4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使用家庭劳动力，给社会就业造成很大的局限；希腊制造业不发达，传统的海运业也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希腊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仅限于服务业，或者说旅游业，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希腊的税收欺诈非常普遍，国家财政疲软，企业也缺乏竞争力。

美国人当然是向着欧盟说话，但希腊经济结构的缺陷有政治与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与地理方面的原因。

希腊政治不成熟，混杂着家长制与咖啡馆政治特点：一方面是个人影响大于机构决策，家族政治影响深远，帕潘德里欧家族三代活跃在希腊政坛；另一方面是政党林立，阻碍了国家政治的行动力。一般来说，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基本上只有两个政党相互制约、轮流执政，一个是温和的左翼政党，一个是右翼的保守政党。但在希腊，政党林立，除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两大政党外，2012年希腊议会选举进入议会的还有9个党派，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希腊共产党、金色黎明党、民主左派、人民东正教阵线、民主联盟、生态绿党，此外还有10多个在野政党。

希腊政治缺乏统一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能赢得绝对的支持。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欧盟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政治特点；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欧盟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经济状况。欧盟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希腊是欧洲面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地区的前线。希腊加入欧盟以后，并没有合理地使用欧盟的援助整顿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率。希腊依旧是老样子，欧盟的希望落空了。极左翼的总理老帕潘德里欧把希腊政治与经济弄得一团糟，到他的中左翼的儿子小帕潘德里欧执政时，已经无力回天。

希腊是欧盟养不起的孩子、丢不掉的老人。卡普兰从东西方地缘政治角度解释希腊今天的灾难，似乎欧盟接受希腊进入欧元区是欠考虑的，甚至接受希腊进入欧盟也是欠考虑的。希腊很难说是个西方国家，尽管它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是靠不住的。这还远远不是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或欧盟的问题。希腊是西方的一个缺口，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一个致命的缺口。希腊的政治走向是难以确定也难以信任的。在美国的后冷战思维看来，中国投资比雷埃夫斯港（指2008年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二号、三号集装箱码头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权），俄罗斯力量严重渗透在塞浦路斯的希腊部分，对西方世界都是严重的威胁，是希腊引狼入室。希腊是个东方化的西方国家，或者说希腊就是个东方国家，1000年的拜占庭统治和400年的土耳其统治在希腊留下了明显的东方习气，大概“东方”国家总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谁究竟应该为希腊经济危机负责呢？“他人”抑或欧盟？西方或东方？为什么不是希腊自己？

希腊可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但似乎谁也不想找到出路。或许在希腊人的心态中，眼下度假谈天，比未来出路更重要。希腊人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让他们处乱不惊，换一个角度说，也可能是麻木不仁。解决希腊经济危机可能涉及的问题比单纯的经济要复杂得多。

从希腊现实状态看，或许希腊经济危机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也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如果希腊人民为国分忧，希腊政府有所作为，危机即使降临，也不难克服。希腊悠久强大的个人自由传统与短暂脆弱的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脱节，似乎是希腊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希腊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而由自由传统导致的希腊政治危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

导致希腊经济危机的政治无能，根源在于希腊文化中的自由传统。希腊人崇尚自由，但又处理不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希腊雅典黄金时代后期就出现了，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在国家危机时刻，是否应该主动地牺牲个人自由？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应该自由高于一切，还是正义高于一切？

危机也是机会。在这个危机时刻，希腊应该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杨大使当时说，希腊历史上有许多次危机，但都没有倒。我想的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希腊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危机？希腊又因为什么渡过了危机？危机频频降临的原因是什么？渡过危机的内在生命力又在何处？

“现代瘟疫”降临了，希腊是否还有俄狄浦斯王，将罪责追查到自身，承认自己是自己的罪人，解救城邦？只有希腊能够救希腊。我感到遗憾的是，现代希腊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不屑于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反省自身，追究自身的罪责。认识自己，才能解除“瘟疫”，把“危机”转化为“机会”。

今日苏格拉底的问题——反省自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智慧中，反思自身的局限，承担自身的责任，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承担责任，将正义置于自由与义务的前提上，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否则，希腊人自由了，希腊国家却不自由；当然，国家不自由，个人最终也无法自由。

周宁

我在一个“现代瘟疫”困扰雅典的时刻进入雅典城。希腊的确在经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希腊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希腊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深刻的自我反思或文化批判。

我到雅典其实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演出季。前不久，从6月24日到7月7日每晚9点，在雅典大学博物馆有连续举行两周的演出，剧目是独角戏《今日苏格拉底》（Socrates Now），扮演者是纽约希腊剧院著名演员雅尼·西蒙尼戴斯（Yannis Simonides）。这出戏在世界14个国家已经上演了250场，如今终于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回到了它的故乡。

雅尼·西蒙尼戴斯认为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时刻，希腊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古典智慧中，思考危机的意义，探寻危机发生的原因与走出危机的路径。每场演出结束后，都有演员与观众的对话，受古希腊智慧的启发，探讨现实问题，对话甚至比演出更感人，更有启发。

古希腊智慧对“破解”现代经济危机有特殊的意义。西蒙尼戴斯戴着苏格拉底的面具，身穿古希腊长袍，表演苏格拉底临终前的申辩。苏格拉底被雅典500人的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当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城邦慌乱。按雅典人的理解，战败是因为雅典人得罪了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必须找出一个牺牲品为神献祭，才能解除雅典的灾难。于是，苏格拉底成为牺牲品，罪名是不信神，腐蚀青年。

什么是苏格拉底的现代意义呢？这出独角戏的演出，几乎是在复现2400年前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苏格拉底的申辩，历史资料全部来自我们熟悉的文献，包括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剧本也基本上在复述这些资料中我们熟悉的句子，关键是其现实意义。

苏格拉底之死开始于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他的朋友去德尔菲神庙求神谕，世间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神谕回答没有。最聪明的人必遭天谴，除非苏格拉底能够找到比他聪明的人，才能为自己辩护。但是，苏格拉底的确没有找到比他更聪明的人！

那么，苏格拉底高于其他人的聪明表现在何处呢？别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苏格拉底则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质问雅典人对善与美等人生重大问题的看法，发现雅典人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结论是：他自己的确比其他雅典人聪明，聪明之处就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个悖论。古希腊人的智慧，就开始于各种悖论。苏格拉底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判决，他的学生帮助他逃跑，他拒绝了，理由是个人有思想的自由，但当这种自由与城邦的法律发生冲突时，作为城邦的公民又必须遵守城邦的法律。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是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自由与法律之上，是神圣的“正义”。

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在于，人的知识与自由都是有限的。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无知，人必须在城邦法律规范之内实现自己的自由。正义高于知识与自由。现代希腊人或者现代人认真思考或理解了这番道理吗？或许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希腊人经历了许多成败荣辱，却没有变得更聪明。如今，经济危机降临了，希腊人无所作为不是因为奴役，而是自由，太多的自由！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自由，自由资本主义把个人自私的物质主义追求变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正义”与“美德”，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个人私利与公共的善之间的关系呢？希腊经济危机，或者说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需要人们反思的恰好是个人贪欲驱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个人的自由就是他人的地狱，个人自由无法保证社会公正，正像《沉疴遍地》的作者托尼·朱特断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

其次是政治自由，只有在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统一的情况下，自由在政治上才是合理的，否则，个人自由可能成为他人的地狱，民主可能成为暴政。苏格拉底被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他本是可以逃走的，但他选择了死亡，因为他知道，个人的自由是重要的，但城邦法律同样重要，个人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城邦，在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觉地选择死亡，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苏格拉底生前，雅典在民主政体与僭主专制之间颠三倒四地选择，苏格拉底不喜欢僭主专制下寡头的暴政，也不喜欢民主政体下暴民的暴政，而恰好是民主政体判处了古希腊自由思想家的死刑。实际上，根据苏格拉底的知识态度，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政治态度，他既不肯定僭主专制，也不肯定民主政体以及人的有限性使人创立的任何一种制度，它们都是有限的，都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人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任何一种人创立的体制是完全合理的。

在危机的时刻，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呢？是个人自由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国家发展必须听从个人自由的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拷问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缔结的神圣的契约。如果城邦的判决错了，那是城邦之错，如果个人违背了城邦的判决，那就是个人之错了。所以，苏格拉底自觉选择死亡，尽了城邦公民的本分。

苏格拉底之死为人类智慧出了另一个谜，人能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吗？西蒙尼戴斯的《今日苏格拉底》是用古代智慧思考当今问题。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呢？在危机降临的时刻，希腊人是否应该限制自己的自由，为国分忧呢？什么是希腊公民的责任？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适当地牺牲个人的自由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尊重个人与城邦之间神圣的契约。什么是希腊政府的责任？放弃党争与党派利益，共赴国难，真正为国家前途着想，而不是为选票着想？今日希腊实行的是宪政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缺陷是什么？

《今日苏格拉底》在世界各地14个国家已经演出了将近300场。当今时刻，回到故乡雅典演出有着特殊的意义。演出在幽默、轻松而又智慧的喜剧氛围中进行，苏格拉底以哲学的方式为自己申辩，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并推翻判决，而是讨论真理问题。对他来说，自己的死刑似乎与自己无关，而是一个公共话题。个人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真理与正义才是重要的问题。当年苏格拉底的智慧对经济危机中的希腊，究竟有什么启示？

《今日苏格拉底》90分钟的演出，往往没有演出后的讨论热烈，有时候演出后的讨论几乎跟演出时间一样长。西蒙尼戴斯取下面具，脱去长袍和鞋子，观众则选择舒适的位置随意坐下。西蒙尼戴斯端着酒杯从观众身边走过，畅快地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在反问一些问题：希腊人不仅应该说话，而且应该思考；不仅应该享受自由，还应该承担责任。

《今日苏格拉底》给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的建议是：首先认识你自己，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在危机的关头，希腊人应该放弃个人的偏见与利益，公正地开展对话。游行、扔汽油瓶、党派恶性竞选、政府推卸责任……只能表现暴民的激情与政治的腐败，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反而会使经济危机越发恶化。大家都是希腊人，大家都是欧洲人，大家都是地球人，为什么一出事，总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呢？

为什么希腊人不能理解希腊人，左派不能理解右派，人民不能理解政府，政府不能理解人民？目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认识真理，服从正义。希腊人应不管政府与人民，也不管何种党派何种主张，摈弃前嫌，坐下来对话，从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坦诚地聆听他人的意见，辨析真理，否则就会继续拖延，继续麻木，继续推卸责任，继续指责对方，继续腐败，继续抗议，经济危机将继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

在经济危机中，雅典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政治领袖，不再相信媒体，不再相信布鲁塞尔的那些欧盟决策者，他们有必要到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走出危机的路径。西蒙尼戴斯带着《今日苏格拉底》，回到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希望希腊人民从古代先贤那里讨得“神谕”。古老先贤的智慧与今日的现实密切相关。西蒙尼戴斯曾经这样解释《今日苏格拉底》这个剧名：“我们称它为《今日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苏格拉底与今天现实的关系，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紧密。”

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的教诲：

1.“认识你自己。”

此刻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而不是去审查别人、判断别人。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的权益与我们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错在什么地方？

2.“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今希腊人的问题是，我们总以为我们无所不知。我们总听人说，我告诉你，欧盟是怎么回事儿，希腊是怎么回事儿，德国是怎么回事儿。说得太多，听得太少，或者说得太多，想得太少，这是希腊人独特的性格陷阱，或者说“毛病”。

西蒙尼戴斯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他在纽约希腊剧院工作了几十年，这次回到故乡演出是希望能为经济危机中的希腊做点什么。“苏格拉底的智慧不仅教我们怎么想，还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权力承担我们的责任？是行动的时候了。”

放弃无谓的争端，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的局限。希腊人应该从自己的先哲，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拯救自身的智慧。现代希腊人总是在说，很少在想。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知识”，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自以为理解世界与自身，实际上既不理解世界，也不了解自身。

苏格拉底在世的时候，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雅典城邦自身先发生过两场骚乱。雅典与西西里海战，雅典再次爆发骚乱，也再次战败，雅典自身的纷争使雅典衰落。雅典一会儿民主制，一会儿僭主制，而不论哪一种制度，都无法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人们只知道专制是邪恶的，不知道自由是有限的，民主也可能导致暴政。关键是要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死后两千多年，雅典在不断的纷争中败落。希腊人难道不应该从自身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吗？否则，希腊的经济危机才只是个开始，希腊在历史中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劫难，也可能只是万劫不复的一段。现代希腊人有对自身历史的深刻认识吗？

希腊的经验是自由，希腊的教训也是自由。

就苏格拉底审判而言，苏格拉底并没有死于专制暴政，而是死于民主暴政。苏格拉底尊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却被按民主合法程序投票的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如果民主政体是好的，为什么消灭智慧与思想言论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不是智慧政体或合理政体，它不是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人的统治，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常常是暴民；如果判决是错误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走？因为苏格拉底尊崇城邦法律。法律是个人与城邦的契约，法律至高无上，必须被无条件地信仰遵守。

民主与自由是好的，但必须与法律和国家利益协调一致，在法律秩序中进行。处死苏格拉底不是雅典民主的错，而是雅典法制的错，雅典民主毕竟使雅典人免除了斯巴达的暴政，但雅典法制却没有保障私人空间与少数人的权益，而是用公共权力破坏个人自由。不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不管民主还是专制，都不是一个好社会。缺乏知识与道德素养的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只能视为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愚弄的工具。

自由是个陷害希腊人的神话。希腊历史上的种种灾难，似乎都与无法处理好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过分崇尚个人自由的民族无法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的失败也必将导致个人的奴役。希腊历史不乏这方面的教训，而这一次经济危机迟迟无法解决，深层原因就在于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法律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缔结的神圣关系，希腊经济危机需要在这种神圣关系下，政府与人民“共赴国难”。

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自由”传统？法律的根本意义就是给社会一种安全感、正义感，如果法律给社会造成恐慌与邪恶，那么这种法律就是罪恶！在健全的社会中，法律与民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民主的意义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必须首先保证正义，正义的依据是理性，而不是激情狂热。民主容易被民众的激情所左右，法律必须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少数人的自由。法律具有保守性，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正。

绝对的自由可能造成地狱，绝对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在书中这样论证法律与民主的关系：“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

自由是双面斧，不能否定其正面意义，也不能否定其负面意义。在希腊历史与现实中，我们作为教训，更多需要关注自由与民主呈现出的负面意义。希腊人作为个人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战斗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300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人的故事中，希腊人的自由与勇敢被表述得非常透彻。但作为一个国家，希腊似乎并不自由与勇敢，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如何理解自由与民主对希腊历史的意义呢？

如今，对于现实的希腊经济危机，自由与民主再次暴露其负面意义：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贯彻其摆脱危机的紧缩政策，因为反对党掣肘，因为民众抗议；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执政，因为要讨好选民，因为要估计民众的抗议。

如果希腊的民主政府依旧腐败无能，民众依旧只管个人自由，不管国家安危，希腊能够走出经济危机吗？如果希腊人一边谈论经济危机，把责任推给“他人”，一边照例“度假”，把个人自由全部运用在今天，不管明天可能的奴役，希腊人有可能从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吗？

在一个由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国家的自由在宪法规定秩序上保持协调一致，否则自由精神与民主政治将是有害的。在华沙的时候，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卡密勒博士说过，希腊经济危机在东亚国家，甚至在波兰，都不会发生。韩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妇女连自己的首饰都捐出来，帮助国家渡过经济危机。而希腊人只关心自己度假，不管国家安危。如果不解决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希腊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卡密勒后来告诉我，在我离开华沙后的20多天里，他修改了百万字的著述，完成了个人住宅的装修，一直像奴隶那样工作；而等我回国后，他也将去希腊度假，活得像个“自由人”。

道理很简单，不能像奴隶那样工作，就不能像自由人那样享受。而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对这个道理似乎不懂，也不想懂。现代希腊人应该以他们先贤的智慧反思自己。“自由”意味着一个悖论：人是自由的，但自由又是有限的，所以人又是不自由的。如果只看到人的自由的一面，看不到不自由的一面，灾难就会降临。希腊经济危机最深层的原因是现代希腊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每一位希腊人的血液里。

斯芬克斯之谜的谜面是“人”，谜底是人的有限性。神谕“认识你自己”的意义是认识你的有限性，人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与无能。人是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自由的，也难以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当然，从未有过自由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说自由的限度的，人必须先拥有自由，再讨论自由的局限。

“自由”是西方关于古希腊智慧最大的神话。对于没有自由而争取自由的人，你告诉他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他会把你的告诫当做一种无所用心的奢侈或别有用心的阴谋。其实自以为没有自由的人，并非没有体验过“自由”；而追求自由的人，也未必能理解自由的意义。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智慧中，反思自身的局限，承担自身的责任，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承担责任，将正义置于自由与义务的前提上，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否则，希腊人自由了，希腊国家却不自由；当然，国家不自由，个人最终也无法自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对话精神中，希腊人跟希腊人对话，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对话，在对话中确认真理，尊崇正义，在对话中建立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的平衡，在对话中寻找出路。

希腊与波兰，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为自由所累的国家，准确地说，都是没有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传统的优点，而这个优点往往也可能是自己的致命点。波兰是开放的自由，这种自由有进取精神，但没有精神定力；希腊是保守的自由，这种自由有精神定力，却缺乏进取精神。

俄底修斯之旅——在阳光与黑暗之间

这个生活在废墟之上的国家，既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又是西方文明的边缘；既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又是西方文明的终点。它表现西方文明的优势，也深藏着西方文明的缺陷。希腊指示出西方文明的致命点，就像“阿喀琉斯之踵”，那既是他强大力量的来源，也是他致命的弱点。

周宁

我选了这个“不祥”的季节，来到雅典这座古老的城市，全世界都在议论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雅典却像一个风暴中心，有令人恐慌的平静。我想离开雅典几天，去看看伯罗奔尼撒，为希腊的现实寻根，也为当今世界的问题寻根。

去伯罗奔尼撒，那里有迈锡尼文化遗址、阿伽门农王的王宫和阿喀琉斯的宝库；有奥林匹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那里曾经举办过1170年的古代奥运会，而现代奥运会才举办了116年；那里有埃皮达鲁斯古剧场，是现存最雄伟的古希腊半圆形剧场；有纳夫普里翁，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首都；有科林斯运河，世界上最深（79米）和开掘时间最长（公元67～1893）的运河；还有古科林斯城，那是俄狄浦斯生长的地方。

科林斯卫城坐落在雄伟陡峭的高山之上，据说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终年往那座山上推石头，可以想见其艰难和无望，还有毅力与勇气。而最重要的是，这里与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时代始终有关。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统帅阿伽门农王就从这里出发，苏格拉底生前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衰落的起点。回到这里，就回到了希腊的文化根源。

我们是按照“希腊时间”行动的，说好上午出发，但真正出发的时间已是中午了。车过伊莱夫希纳（Elefsina），现在是座工业城市，古希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在每年九月都举行“厄琉息斯秘仪”（一个重大的宗教活动），祭祀丰收女神德墨忒耳。种子在土地中生长，人在母腹中生长，都是一个“新生”的神秘过程，“厄琉息斯秘仪”正是模仿这一过程。人在伊莱夫希纳，可以穿过某个神秘的隧道，就像重新经历子宫，获得新生。人把过去的名字忘掉，把旧衣服扔掉，纵身跳入湛蓝的爱琴海，沐浴新生，从此成为另一个人。不过这个“秘仪”要求所有的经历者都要发毒誓，为自己经历的“秘仪”保守秘密。

实际上，这是个模仿死亡与再生的“秘仪”，死亡封住了所有人的嘴，去过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过；再生是假设从冥界回来，必须像死亡那样保守秘密。活人能像死人那样保守秘密吗？大家都在议论伊莱夫希纳的“秘仪”，又都说没有人知道“秘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说呢？说了又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知现代世界是否还有这神奇的“秘仪”，让希腊获得新生，重新回到那个强盛与智慧的时代？或者就近说，让希腊走出目前渐入深重的经济危机？

伯罗奔尼撒完全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中，这是世界最初的阳光，照耀着宝石蓝与孔雀绿的地中海，有些岛屿呈现出鹅黄暖色的绿，点缀着古老的断柱残墙。我们在希腊阳光的炙烤下，登上阿伽门农的王宫遗址。王宫所在的赤裸小山，正在左右两座高山的怀抱中，山风浩荡，若有人看风水，一定能从这里看出王气。山丘是黄褐色的，谷底则呈现出稀疏的绿，橄榄树在浓烈的阳光下，翻出叶底向太阳，橘子树沉在密集的绿色中，远处是蔚蓝的海。当年将士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前往参加特洛伊之战，目送丈夫阿伽门农王出征的克吕泰涅斯特拉，内心充满仇恨，还是柔情？

阿伽门农王王宫只剩下一堆石头。在这里，我又一次体会到杨大使说的希腊三宝的意义。希腊一年有300个晴天，天空永远阳光灿烂，炙烤；大海永远清澈蔚蓝，清凉；石头永在，文明刻录在石上，超越速朽的人生。我也意识到，这三宝其实都是空洞的，而另外三宝——史诗、悲剧、哲学，则使它们获得了意义。

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小亚细亚，十年才攻陷充满黄金与美女的特洛伊城，凯旋的阿伽门农王却没有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回家不久就被自己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了。杨少波指着一堆石头对我说，克吕泰涅斯特拉就是在这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他又指着王宫后面的一扇石门告诉我，之后阿伽门农的儿子受神谕为父复仇，谋杀了自己的母亲，从这扇石门中逃走。

人们所看到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哲学中充满了战争、谋杀、罪行、惩罚以及古希腊人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阿伽门农王是有罪的，因为她谋杀亲夫；但她又是有理由的，因为阿伽门农王谋杀了她的女儿，她为女儿报仇。为了出征的顺利，阿伽门农将自己的女儿献祭给女神阿尔忒弥斯，谋杀自己的女儿，阿伽门农也是有罪的。俄瑞斯忒斯谋杀了生母是有罪的，但为父报仇又是有理的，因为她谋杀了他父亲。

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人无法解决的“谜”。凯旋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团聚、收获、幸福，而是背叛、谋杀与无尽的痛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远征，为什么要凯旋，为什么要去，又为什么要回来？古希腊人在自己的史诗与悲剧中想要什么？或许思想的起点与终点，不是理论，而是悖论。古希腊智慧是一种奇怪的智慧，所有的问题都从一个悖论开始。俄狄浦斯王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是一个悖论；阿伽门农家族的爱恨情仇，追究到底，都是悖论；龟兔赛跑，飞矢不动，也是悖论。思想从一种难以思想或无法思想的问题开始，到思想的困境极限结束。思想的结果不是某种确定的结论，而是更深的疑惑。

古希腊人的智慧很有意思，他们总是把问题追到死角，然后从一个悖论或诡语开始思考。俄狄浦斯拥有异常的智慧，他猜出斯芬克斯之谜，但又无法认清自身的命运；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但他最大的智慧是知道自己无知。古希腊人意识到人是有知的，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是自由的，但人的自由必须受约束，人是无法主导并享受自由的。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人应该如何在这些悖论——意识到知识与知识的限度，即无知；把握了自由与自由的限度，即不自由——中生活？

古希腊的智慧是一种关于人的有限性的智慧。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灾祸与苦难，都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的自由与知识的有限性。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灾祸与苦难都成为了人必须经历的内容，无须恼怒与哀怨，必须勇敢乐观地承担。或许生命与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经历灾祸与苦难，从中争取自由与尊严。所有的凯旋都终于艰险，所有的艰险又都始于凯旋。只有经历与探寻是最重要的，经历什么、探寻什么，不是目的，只是理由。

在希腊的土地上旅行，你会时刻感觉到自己旅行的时间与空间的跨度——时间悠远难以回溯，空间广阔难以跨越。希腊的现实建立在古代的废墟之上，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希腊是古代的尽头，现代的起点，又是现代的尽头，古代的起点。希腊地处东西方之间，东西方的界限在希腊也是模糊的。希腊是东方的尽头，西方的起点，又是西方的终点，东方的起点。

希腊是个模糊的世界，文化在这里融合，文化又在这里断裂。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信神赫尔墨斯（后者是帮人过路或传递消息的神祗，原始意义是“帮人渡过界限者”）时刻伴随你的左右，酒神让你在陶醉中迷失界限，信神赫尔墨斯又不断让你清醒，出入于两界之间。你感觉自己就是荷马或索福克勒斯的同时代人，但又不时与那些遥远的祖先失去联系；你发现自己身上的罗马因素、拜占庭因素、土耳其因素融汇在一起，但又依稀可以分辨清楚，谁是现代希腊人？现代希腊人的命运如何？

人最深刻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希腊是智慧的民族，智慧的民族为什么多灾多难？就像犹太人，一个同样智慧的民族，为什么同样多灾多难？难道人真要为自己的智慧付出代价吗？这又是什么样的代价，它是否可以避免？

人将问题思考到极限，最终，神在那里等你。

我在雅典参观拜占庭博物馆，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希腊这样一个如此智慧的民族为什么突然彻底放弃思想，如此虔诚地遁入信仰，开始了坚定的东正教信仰时代，那辉煌的古典艺术与哲学，几乎完全被遗忘，似乎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东正教壁画中的圣母永远忧伤病态地扭向一侧，与古希腊女神美丽优雅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希腊精神的转向为什么如此彻底，西方所谓的“两希传统”（希腊人文传统与希伯来神学传统）之间的转换关节点究竟在何处？

或许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之后，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谦逊地思想和虔诚地信仰。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那个晚上，我们住在高悬在奥西尤·巴达毕尤半山上的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这里四周草木葱茏，没有任何建筑，山脚下是著名的科林斯地峡和开凿了将近两千年的科林斯运河。露特拉齐港湾是科林斯一带著名的度假胜地，有酒吧、饭馆、赌场，整个夜晚都用灯火为艾奥尼亚海湾划出一个灯火璀璨的弧线。山上400米的高处，是寂静的修道院，一条曲折的山路通向这里，而修道院也是这条路的尽头。我们目测这段距离，在凡尘与神圣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精神距离，究竟有多远？

我们在黑暗中盘山而上，到修道院已经是晚上10点了。山门早已上了锁。嬷嬷们用希腊语商量了10多分钟，还是给我们开了门。在这所修道院里，来客是白吃白住的，嬷嬷们为我们安排了房间，我们坐在阳台上，望着山下的灯火与黑暗，嬷嬷们已经送来瓜果，一位来自克里特岛的香客还端上一杯克里特葡萄酒，特意告诉我们，她是从克里特岛来的。一位希腊人如果告诉你自己是克里特岛人，他或她的意思不仅是在告诉你自己的籍贯或家乡，还意味着他或她是最典型的希腊人，热情、开朗、善良……

那个夜晚，四周是诱人的寂静，我舍不得睡去，在阳台上坐到深夜，在凌晨5点又起了床。凌晨的山风清冷，我又一次看到了启明星。当风渐渐停了，东边的山冈上现出一抹暖色，沉灰的天空中，云翼一点一点地泛白，渐渐成淡粉色。修女们晨祷的钟声响起，我看到这些将一生献给上帝的女性像黑色剪影一样，默默飘入教堂，竟然没有任何声响。晨祷从清晨6点一直延续到上午9点半，我们有幸与神父一道共进早餐，早餐是面包、黄油、咸橄榄。神父很优雅，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某种光，光源来自另一个世界。

古希腊开创的西方文化精神，就在谦逊的思想与虔诚的信仰之间选择。关键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故乡，而西方文明发展的中心早已远去了。希腊，自从送走自己远征的英雄之后，就开始了无尽的守望，而希腊英雄们得胜之后归乡的路，竟然如此漫长。伊萨卡的国王俄底修斯归程时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家乡。英雄无归路。

希腊是西方的起点，也是西方的终点。希腊创立了西方，又不断被西方抛弃。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观念上的建立，都可追溯到希腊。希腊是自由理念的起点。希腊个人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在希波战争中确立了希腊的文化身份，也确立了西方文明的文化身份。

希腊是西方的边缘，又是西方的前沿。最初的东西方冲突就表现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希腊人确立了西方的文化身份，个性精神、自由信念、民主制度。然而，希腊又是最接近东方的西方国家，是东方突入西方的前沿。古希腊曾与波斯对抗，划分东西，创立西方文明；后又并入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占领，不断东方化，成为西方的东方。希腊信仰基督教，但属于东正教教派，更接近东欧的俄罗斯，而不同于西欧的英法。希腊的文化身份是含混的，是东方之西方、西方之东方；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含混的，处在布鲁塞尔与莫斯科之间等距离的中点上，亦东亦西，不东不西。

希腊人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5世纪）就为西方开创了民主政治，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不断被野蛮力量入侵，拜占庭与土耳其的东方专制政权，统治希腊一千多年，希腊人从骄傲的自由人变成可怜的奴隶。古希腊人开辟的西方文明中心，从阳光灿烂的东南欧向阴冷的西北欧转移，希腊半岛反倒成为被西方文明冷落甚至抛弃的贫困动荡的西南欧边缘。

拜伦《哀希腊》哀叹这片诞生过英雄与艺术、智慧与美德的土地，如今只有地中海上的阳光还在，其他一切都已消沉。希腊不断追求独立又不断被侵占蹂躏。20世纪初的希腊与土耳其之战，是古代希波战争的翻版。只是没有了史诗性，希腊战败，百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逃回希腊本土，造成希腊的进一步贫困。第一次世界大战，希腊是同盟国与协约国最后的战场，这场战争最后的鲜血洒在希腊土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又陷入内战，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希腊，希腊在这场最初的冷战中，再次贡献了自己民族的鲜血。

希腊处在东西方之间，拜伦告诫希腊人，既不能容忍东方的暴君，也不要依靠西方的骗子。二战后，希腊人民以为自己有权选择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谁知东西方大国早为他们选择好了。丘吉尔《回忆录》中记录雅尔塔会议中的颇具戏剧性的插曲。丘吉尔在半张纸条上写下几行字：“罗马尼亚：苏联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国（连同美国）90%，苏联10%；南斯拉夫50～50%；匈牙利50～50%；保加利亚：苏联75%，其他国家25%。”斯大林看了看，片刻之后，就用蓝色铅笔在丘吉尔递过来的纸条上画了个钩。这些国家的命运就这样被轻率地决定了。

希腊这个为西方文明发明自由的民族，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二战后，希腊侥幸摆脱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军事暴政，几乎摧毁了希腊脆弱而混乱的民主政治。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希腊，1896年世界第一届奥运会也在希腊举行。奥运会百年之时，1996年，希腊却无力承办当年的奥运会，这不仅是希腊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希腊的耻辱。尽管希腊8年以后准备好了，承办2004年奥运会，但这场奥运会最终导致希腊的又一次经济危机。

如今，欧债危机出现，希腊又成为重灾区。希腊的文化致命点在于，它在公元前5世纪开创的西方文明，中心不断向西北欧推移将希腊远远抛弃在欧洲的最南端、欧洲的边缘。文明的地理推移使希腊从西方的中心变成了西方的边缘，同时，文明的历史推移使希腊从西方文明的起点变成西方文明的终点。希腊经济危机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表现得最彻底、最极端，动摇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观念与制度基础，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和福利的根本矛盾。

真正的问题是，不论市场的自由调节，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最终都无法拯救现代资本主义——“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

这个生活在废墟之上的国家，既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又是西方文明的边缘；既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又是西方文明的终点。它表现西方文明的优势，也深藏着西方文明的缺陷。希腊指示出西方文明的致命点，就像“阿喀琉斯之踵”，那既是他强大力量的来源，也是他致命的弱点。希腊的悖论也是整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悖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谁能拯救“沉疴遍地”的西方，或者谁都不能？

只有在危急时刻追问文化深处的悖论，才能最终走出危机。我这次旅行，始终有一个困惑，前驻希腊大使杨广胜曾说希腊是块福地，有神的眷顾。希腊有三样东西是谁也夺不走的：阳光、大海、石头。这三样东西比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更永恒。当时杨大使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背诵了两行诗：

年年岁岁炎炎日，白浪送夕阳，

希腊永在，逝去的是时光。

不知怎的，我当时就想到另一种景象——雾中的风景。

我喜欢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奇怪的是，一个永远阳光灿烂的国土上诞生的导演，拍出的电影画面却永远是雾蒙蒙、湿漉漉的，夜色照在石板路上发亮，人像幽灵一样站在旷野里，狂风呼啸、大雪漫天，人沉默着，当希腊女作曲家卡兰德若的音乐突然响起，分外悠远苍凉。

在希腊的阳光与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阴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种追寻的关系，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流浪的关系。孤独的希腊，失落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它想找回通往故乡与家园的路，就像《时光之尘》中的“A”，在东西之间漫游，没有归路。他走过欧亚大陆，走过北美，走过斯大林时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柏林墙倒塌，走过20世纪苦难的历史与破碎的世界，依旧没有前途，也没有归宿。人在孤独的旅途中，各种语言交汇摩擦，最终失去意义，然后又是一场大雪，世界寂静洁白。

希腊英雄们在流落他乡的路上，已经被斯芬克斯吃掉了。安哲罗普洛斯在表现希腊的命运，其实也在预示西方世界的命运。希腊被西方文明抛弃，是西方文明的自我背叛、自我抛弃，诠释英雄无归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有创造的地方就有毁灭，这是希腊智慧对阳光与黑暗的悖论式理解。我慢慢可以理解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阴暗了。古希腊的智慧是用史诗与悲剧表达的，现代希腊的智慧是用电影表达的。

很可惜，这次来希腊我无法见到安哲罗普洛斯了。不久前他被摩托车撞死在拍片现场。雅典满街都是轰鸣着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惊扰行人。大概就是这样的摩托车，不久前撞死了他们最优秀的导演。我对希腊朋友说，政府为什么不禁止这些摩托车上路呢？他说在希腊不行，希腊是民主社会，可否驾驶摩托车上路事关人权。希腊政府腐败，但希腊政府也难。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是现代希腊的史诗。希腊民族是个迷失在归途的民族。西方文明中心西移，希腊人再也不可能穿越巴尔干大雾，回归那个明丽的中心。杨少波说，那年在埃皮达鲁斯剧场看戏，身边的一位老先生注视着他的女儿，让他感到眼熟，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安哲罗普洛斯。

以后他还有几次机会见到安哲罗普洛斯。一次他问起对方，为什么不拍拍自己？安哲罗普洛斯说，等镜头对准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死了。一语成谶，死后的葬礼上，镜头第一次对着安哲罗普洛斯自己。

希腊，一个回不到家园、永远流落在路上的民族，它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象征。从伯罗奔尼撒赶回雅典的路上，我们聊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

当你踏上了前往伊萨卡的旅途，

祝愿你道路漫长，

充满艰险、奇遇，充满新知、渴望，

你不必害怕食人族、独眼巨人，

还有愤怒的海神，

只要你心怀高远，憧憬美好……

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在俄底修斯的家乡，这片诞生神话与史诗的土地上，听人念起这段有魔力的诗句。旅人上路，我们本该祝愿他早去早回，一路平安。谁知到了这里，祝愿完全违背常理：道路可能漫长，充满艰险。

人生与历史，本是一段旅程，或者由许多短暂的旅程合成，这样，不是道路越漫长越好吗？旅行可能会带给你财富还有阅历和知识，人生最重要的是经历，财富、荣誉、地位最终都不会属于你，只有经历储存在精神里，最终才留给自己。

到希腊旅行，对任何人、任何民族的人，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它可以让你思考，跟自己的人生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地体验、思考。或许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在现代，在历史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有经济的，有精神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反思自己，超越危机，把危机变成机会。

生命与历史都是一段旅程，其意义不在“幸福地度过”，而在“充满艰险、获得新知”地度过。“度过”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当你踏上了前往伊萨卡的旅途，祝愿你道路漫长……”也可能在某个夏日的清晨，你的帆驶入从未想到、也从未见过的港湾，无比喜悦，无比激动。像《奥德赛》中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胜利后，竟流落海上十年，经历了各种离奇的风险，最后终于回到故乡伊萨卡。

而伊萨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你最美妙的旅程，没有她，你永远不会上路。”

希腊经济危机应该引起欧盟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反思。希腊再次用自己的困境，担当起人类历史的试验场。希腊经济危机，既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又是国家权力的危机，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能够选择或互补吗？我们需要彻底反思我们的现实与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一种合理、健康的关系？

希腊英雄依旧在充满艰险的流浪中，诗人却懂得其中的道理：

将伊萨卡珍存在心里，

抵达那里是你的最终目的，

但千万不要匆忙赶路，

不妨让旅行持续漫长，

到老时才停靠在那小岛上。

离开雅典前那个晚上，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有些伤感。此前，我总是急切地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出发时兴奋，离去时轻松，从未有过舍不得的时候。这一次，雅典却不一样。或许到了雅典，就到了终点，因为你在这里，可能悟到人生与历史的道理。突然，风将酒店的房门吹开了，真奇怪，房门应该是锁着的呀！神说过，当某扇门为你打开的时候，另一扇门就关上了。此刻，我坐在床上呆想，在这个处处废墟、处处神迹的国度里，究竟是哪扇门为我打开，哪扇门又为我关上了呢？

人可以有经济危机，但不可以有精神危机。神奇的希腊！第二天，8月20日，我就离开了雅典，没有时间去德尔菲神庙，那里的神谕永远只有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波兰——欧盟新希望

新欧洲 旧欧洲

波兰与希腊，一个是欧洲的中心，或许是空洞的中心；一个是欧洲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一个是幸免于欧洲经济危机的国家，因为“幸免”而得意，一个是陷于欧洲经济危机最深的国家，因为“不幸”而怨怒。

周宁

在现代教育体制内，本人算是受过“高”的高等教育。但若做好中欧地图的拼图游戏，还是有些难，不知道那些小碎片如何对接。完成后又有些惊讶，怎么会是这样？跟自己自以为是的“知识”不太一样！

我想，大多数中国朋友的“知识状况”比我好不了多少。2010年，波兰驻华使馆曾经就中国人对波兰的看法做过一项调查。我那位在上海任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驻华代表的波兰学生安德烈·尤赫涅维奇（Andrzej Juchniewicz，中文名尤德良，下称尤德良）说起调查结果，一脸无奈。

中国人印象中的波兰与俄罗斯差不多：东欧国家、经济不景气，有些混乱，不够文雅也不太友好，比较穷。可能还有人记得，波兰团结工会曾经引发东欧解体，波兰曾经亡国，让鲁迅那一代人痛心过。这就是波兰，仅此而已。

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欧洲基本上等于西欧。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自己就像是一个洲。德国以东到乌克兰草原、波罗的海到爱琴海之间，是个灰色地带。那里有什么国家，这些国家的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如何，一些中国人不清楚，也不关心。如果你告诉这些中国人，除了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之外，这一带国家的土地、人口几乎占欧洲的一半，波兰、罗马尼亚是几乎跟法国、德国版图一样大的国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大高加索山的欧洲版图上，这一带恰好是欧洲的中心。一些中国朋友可能略感吃惊——是这样吗？然后又无所谓了。

这是“不必要”的知识，除了考大学可能碰上相关的试题，其他时候基本没有用。知识是“功利的”，也是“势利”的。所谓“世界知识”，只是关于那些大国、强国的知识，其他国家都“无所谓”。现代中国关注欧洲，大概只限于英、法、德、意、奥、西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让我们“爱恨交加”：过去祖上挨过打，是要记恨的；后来又不断地学习或批判，又让我们很是羡慕。

行前，我委托一位做网络公司的朋友，帮我调查过去半年一些中国人关于波兰与希腊的关注热点，结论让人吃惊，也有些可笑：关于波兰，我们网民点击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是“足球”与“波兰女模特”；关于希腊，竟然是“神话”与“希腊小光头”!

让波兰朋友失望了。

波兰本是欧洲大国，版图上排名第九，人口上排名第六，是欧盟中第七大经济体。波兰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东来西往，是著名的欧洲通道，具有在方圆1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可以辐射2.5亿多人的巨大市场，占欧洲消费者市场的一半。过去30年里，中国改革开放，波兰也以波兰的方式改革开放。过去几年中，波兰经济一直以“波兰方式”增长，是欧盟27国中国民生产总值保持持续增长的四个国家之一。加入欧盟7年，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3%，比欧盟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快5倍，比老欧盟国家（15国）快6倍。欧洲经济危机以来，波兰不但没有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反而达到15.8%，居欧盟首位。波兰经济是个“奇迹”，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经济奇迹的，不只我们自己，也不只“金砖四国”或“龙象共舞”，想想波兰，曾经的“同志加兄弟”。

“去波兰投资吧！”我听到波兰的政界、商界、学界的朋友这样对我说。

波兰经济充满活力，波兰也像中国那样渴望吸引外资。波兰是国外投资的理想之地，波兰也有中国那样的经济特区，对外资提供许多优惠政策。中国是近年来亚洲国家在波兰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波兰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4亿美元。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专家卡密勒博士（Kamil Zaj Czkowski）强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欧盟三足鼎立。从“地缘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与波兰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从卡密勒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在地缘政治学之外，还有个“地缘经济学”。近年来波兰与中国高层互访频繁，引用波兰信息与投资局的资料，2010年，波兰对中国的出口额是12亿欧元，中国对波兰的出口额是126.1亿欧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就达到1831亿美元），这个数据算得了什么？中国与波兰经济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此。卡密勒博士对当下的现实不无失望，但更多的是期望。他在华沙等我，肖邦机场见！

也让希腊的朋友失望了。

中国人只知有希腊神话与史诗，不知有希腊现实；只知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古希腊，不知道世界奥运会百年华诞之际，希腊政府却不敢承办，把1996年奥运会的承办权让给财大气粗的美国，因为没钱，准备了8年以后，希腊艰难承办了雅典奥运会，却成为希腊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只知道那个小个子的希腊光头拳击手，不知道希腊的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的担忧与快乐是什么，来自何处？

我选择去波兰与希腊，一个是欧洲的中心，或许是空洞的中心；一个是欧洲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一个是幸免于欧洲经济危机的国家，因为“幸免”而得意，一个是陷于欧洲经济危机最深的国家，因为“不幸”而怨怒。

中国人大多听说过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非专业人士，也不清楚“主权债务危机”是什么意思，希腊为什么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从媒体报道上看，希腊似乎总在游行，总要选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希腊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日子过得不好，而是因为日子过得“超好”，希腊人原本没有“能力”与“资历”像德国人那样优裕地生活，但他们加入欧盟与欧元区以来，不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却要像德国人那样生活。于是，危机到来了。

危机到来怎么办？希腊人似乎没办法，也不想办法，或者想了办法也无法实施。希腊让我们感到些许的担忧，更多的则是“得意”。因为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没有危机的问题。

中国人对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大概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没有深入追问过希腊经济危机的意义是什么，希腊人的生活究竟如何。如果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而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不一定导致社会危机；如果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而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却相应降低，那么经济发展还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国家没有经济危机，却可能有社会危机。希腊的“现实”可能矫正中国人空幻的得意。了解希腊，可能使我们重新理解发展与自由的关系。经济衰败，人民肯定不幸福；但经济发展，人民未必就幸福。

如果希腊的现实是经济衰败，但人民幸福，中国人可能要重新认识希腊与自我、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了。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难处”，造成这些“难处”的是历史，而超越这些“难处”的是文化。

希腊，这个生活在废墟之上的民族，成败荣辱见识多了，有一种老熟的智慧。这种智慧将问题追问到极端，不仅能够拯救希腊于危难之中，而且对“遍地沉疴”的现代世界，都有某种启示。过去，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的艺术”，可以拯救西方文化培养的“工作狂”；而今天，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成了“工作狂”，或许希腊人可以教我们“生活的艺术”了。

研究战后欧洲史的托尼·朱特警告我们，这个世界正陷入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之中，人们将财富当价值，将自私当美德，关心物欲甚于关心正义。我们正经历一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性社会危机。希腊让经济危机随意爆发，可能就此“宣泄”社会危机，如果以国家强权“压制”经济危机，那么由此酝酿出的社会危机可能更可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特征，而“西方化”又明显表现出“希腊化”特征。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均出于古希腊，其问题是否也“见证于”现代希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也深藏在希腊智慧之中呢？

危机就是机会。如果希腊经济危机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对希腊文化的反思，将有可能从根本上理解并解决希腊经济危机；如果希腊经济危机表现出世界性危机的特征，那么古老的希腊智慧可能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出路。人类历史原本是恩怨难解成败难分的，人类历史与个人生活中，都难以避免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危机可能是最精彩的经历，历练历史与人生。重要的不是危机，而是人们面对危机、处理危机的态度与方式，这种态度与方式，有关人的智慧与尊严。或许希腊经济危机是具有全球性反思的意义的。

2012年7月30日清晨，我乘波兰航空的飞机，从北京飞往华沙。起飞的时候，想起《传道书》上的一句话：“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我把它改为“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善意的人”，并记到笔记本上，这本笔记将伴随我整个旅程。

在华沙，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

飞机冲出最后一团云雾，眼下的城郭就是华沙了。

华沙的面孔即将展露，7月30日正午12点40分，我乘坐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华沙肖邦机场。

肖邦机场停机坪空旷，室内却让人略感局促。头顶的钢梁太粗，身边的过道太窄，不像是拥有辽阔原野与豪放贵族的自由民族的建筑。人的表情有些紧张，或者说是警惕？在西欧国家我们往往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眼神。

海关先生每日“阅人无数”，自然有些不耐烦和无精打采。但他听说我来波兰的目的是参加学生的婚礼，黯淡的眼神中突然闪出亮光，慷慨地在我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章。我曾多次出入西方国家，很注意海关官员的眼神——我认为他们的眼神表现出了各自的世界观。比如，“9·11”之后，一些欧美国家的海关面孔就突然都扭曲了。

要得多，就要做得多

按波兰人的看法，希腊发生的经济危机是希腊人自己制造的。你怎么对待工作，生活就怎么对待你，这是常识。波兰经济繁荣，卡密勒事业成功，都是因为懂得这个常识。

周宁

华沙大学的卡密勒·贾扬基科夫斯基（Kamil Zaj Czkowski）来机场接我，他穿着银灰色西装，崭新的白衬衣质地很好，脸刮得非常干净，看上去像个精致的“红皮鸡蛋”。

卡密勒显然有些激动，在肖邦机场接一个中国朋友是个意外的惊喜。他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在波兰将会非常愉快。机场有些热，卡密勒的西装只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穿着，然后就脱下来搭在右肩上，我跟在后面也轻松了许多，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西装不像他的。

从“热闹”的北京来，一出机场，就感受到华沙夏日正午的清凉。我们一路“高速”，来到停车场。这里人不多，车也不多，卡密勒说现在是假期，人都出去度假了，他也刚从乡下的度假“草堂”回来，有朋友从中国来，他当然要认真接待了。以后几天，我逐渐领教了波兰朋友认真接待的意义，那就是百分之百以上的热情接待。真诚与热情表示出认真，这是最重要的。

当车开出机场不到两公里，我们就被一位高大的警察拦住了——车速太快，我们要被罚款。卡密勒开快车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习惯性匆忙。

热情是要吃罚单的。在机场不到两公里处，和卡密勒博士同时接受罚款的还有一辆跑车。警察一边开罚款单，一边跟跑车司机聊天，他说话慢条斯理，跑车司机则将一条腿翘到开门的车窗上，若无其事地陪聊，看上去是绝对的亲切友好。

怎么是这样的罚款场面？没有我们习惯的讨好、哀求、烦躁、恼怒，而是如此和谐，似乎人生天地间，总是要被罚款的。

阳光明丽，凉风习习，罚款的人和被罚的人心情都很好。波兰就是这样的。

我呀，来自中国，还是想不通：如果没有急事，为什么超速呢？如果被罚款，罚完就快赶路吧，还聊什么天？如果发生罚款，罚款者与被罚者一定处于某种敌对关系，为什么还那么友好？或许没有急事，只是习惯性车速过快？或许没有什么事可以大过友情？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敌意，警察与车主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既然都理性地认可同一套法律或交规，罚者与被罚者，都是法律或交规的执行者，谁又该怨恨谁？

理性生活会有好心情。当热情的卡密勒博士也回到车上，我问他开了多少迈，他说85（大概是137公里/小时）。天哪，四车道的路，前后都是车，竟然开到85迈！实在该罚，而且该罚的似乎不止他一个，如果大家都规矩，他也开不出那么快；我问他罚了多少，他说大概10欧元，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吃什么呢？他问。

典型的波兰餐，我回答。

卡密勒说，如果希腊人都像波兰人那样疯狂地工作，希腊早没有经济危机了。我不知道疯狂地工作是仅限于卡密勒兄弟，还是所有波兰人都这样。

卡密勒说，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

卡密勒与他兄弟亚库巴·贾扬基科夫斯基（Jakub Zaj Czkowski），是一对孪生兄弟，生人看上去，几乎难以分辨。卡密勒陪我去克拉科夫，见到亚库巴的朋友，对方说第一次见到卡密勒，还以为是亚库巴来了。

卡密勒在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亚库巴在国际关系学院。波兰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前任波兰总统与总理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10年总统卡钦斯基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飞机失事殉职，孪生兄弟雅罗斯瓦夫出来竞选下届总统，可惜未能胜选。卡密勒兄弟都是工作狂，华沙大学的同事对卡密勒开玩笑道，你们兄弟这样干，会成为华沙大学的总统。我愚蠢地问另一位波兰朋友，难道你们波兰如此盛产双胞胎吗？

缘分使生活有意思。

或许波兰跟我有特殊的缘分，20年前我刚到厦门大学，有位学生就娶了位波兰太太，那时候在中国还很少见到波兰姑娘。当时我很新奇，只是新奇而已，还不知道波兰虽然并不盛产双胞胎，但盛产美女。到华沙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华沙老城街头吃“波兰餐”，我的感想是，波兰虽然“秀色可餐”，但“波兰餐”，不可餐！

中国人太需要了解波兰并与波兰合作了。华沙大学的副校长和国际处主任都非常欢迎我来，但很遗憾，他们不得不出去度假；华沙大学意识到，大学必须国际化，而与中国大学合作是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他们赞同所有的国际合作计划，但是赞同之后要花许多时间落实，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落实。

卡密勒博士说，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发邮件、谈判、写文件，他们的赞同只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至于实际行动，要看那些精力旺盛、不计得失的人。他很不幸，恰好就是这类不计得失、疯狂工作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觉，他那孪生哥哥也一样。每天早上，卡密勒博士的脑袋都是一团浆糊，白天他用来处理研究中心以及社会活动方面的杂务，到了晚上头脑清醒了，10点以后他会开始做科研、写著作，直到凌晨4点。

要的比别人多，就要做的也比别人多。希腊之所以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要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少。

这是许多波兰人对希腊经济危机的看法。希腊之所以有经济危机，是因为希腊人贪图享乐。经济危机来临了，人们一边上街游行，一边照例每天工作5小时，按时到咖啡馆喝咖啡。我的学生尤德良告诉我，他看到BBC采访一位中年希腊妇女，这位妇女抱怨，由于经济危机，她现在必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尤德良说，每天早上7点半，他母亲已经到办公室了。按波兰人的看法，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是希腊人自己制造的，希腊人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经济危机。

你怎么对待工作，生活就怎么对待你，这是常识。波兰经济繁荣，卡密勒事业成功，都是因为懂得这个常识。卡密勒博士很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意，他似乎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他说他想促成华沙大学与中国大学在欧盟研究方面的合作，起初没人相信他，现在我来访，于是开始有人相信了。他希望我尽早去华沙大学，尽管重要的人物都去度假了，但他的同事还在，他希望他和他同事合编的研究欧盟问题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出版。

车还是开得很快。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卡密勒告诉我一件不幸的事：最近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了10位旅客的中巴车与火车相撞，9个人死了。中巴超载，原本限乘6人，结果竟然装了9位，而且9位乘客全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周末到波兰打工，波兰的工资比乌克兰高，在回去的路上出事了。

灾难，的确是灾难。乌克兰大使急忙赶去现场，而卡密勒原本约好了乌克兰大使第二天上午与我会面，现在也只能取消了。

其实见不见乌克兰大使我倒也无所谓，我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卡密勒为什么要安排我与乌克兰大使见面。

乌克兰在努力地加入欧盟，卡密勒也编了一本书，介绍波兰加入欧盟的经验。卡密勒告诉我，科研经费来自欧盟，欧盟寄希望于波兰将乌克兰引入欧盟，因此做这类课题容易申请经费。大概在波兰当大学教授也是要申请经费的，而申请经费的要点在于，不是你愿意做什么，而是有钱有权的机构需要你做什么。如今亲欧的尤先科总统下了台，漂亮的前女总理季莫申科已经进了牢房，亲俄派执政，乌克兰离欧盟的距离更远了。卡密勒的经费是否会出问题？

卡密勒一边飞车，同时还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我从他的电话里开始学波兰语：“涅”表示“否”，“达科”表示“是”。一路上“涅”与“达科”像车轮那样急转，我有些眩晕，也可能是因为时差——北京此时已经是午夜了，而华沙依旧阳光灿烂。

卡密勒博士信心满满。他说他很忙，非常忙，现在正在关注欧盟与中国，这也是个“吸引投资”的课题。

说到这里，我才逐渐理解什么叫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是正确的地方呢？

波兰即欧盟？

波兰是个大国，这一点请不要误解，它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并列为欧盟四大国，在版图、人口上都有一比。而且波兰是欧盟中最成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也是欧盟经济的支柱。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欧盟那些“老欧洲”国家都焦头烂额，唯独波兰稳健发展，波兰是欧盟的希望。

周宁

华沙其实是个很特殊的欧洲城市，至少看上去印象是这样。

我们进入华沙市中心，卡密勒开车在老城至少转了三圈，有些建筑我也看了不止三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多转几圈，会显得华沙市中心大一些。其实在短时间内将某些建筑看过三遍以上，我不但不会觉得城市大，反而觉得城市小。

第二天早上我早起散步，发现老城区的确很小。

周末的傍晚，华沙街头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街头：时装店、化妆品店、露天咖啡；浓妆艳抹、神情淡定的老夫妇；喝酒的少男与抽烟的少女……华沙像是一个只有未来，没有历史的城市，除了几座教堂外，这里基本上没有老建筑，这与布拉格、布达佩斯这些中欧城市不大一样，或者说大不一样。在布拉格，城市留在200年前，游人在当下；在布达佩斯，城市与人都像在20年前；华沙则是属于未来的城市。

华沙老城毁于二战，因为1944年的华沙起义。有些城市惯于反抗，于是城市建筑被毁灭了，但城市精神留下来；有些城市惯于投降，古老的建筑保存了下来，但城市精神何在？反抗证明民族精神，投降保存文明成果。关键时刻，该如何选择呢？

我喜欢华沙，这是个有活力、有勇气的城市，我也喜欢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它们太漂亮了，每一座建筑都难以想象的漂亮，相同的漂亮。当然，相同漂亮的建筑看多了，也会感到烦闷。布拉格这类城市你只能待一周，而华沙至少可以待一年。华沙可爱，不是因为城市，而是因为城市里的人。

卡密勒脸上再次浮现出幸福得意的表情。人真是这样，生错了时候，生错了地方，那就没救了。比如说，生在20世纪头20年和20世纪后20年，波兰人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二战期间，每5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或集中营。在著名的华沙起义后，华沙基本上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在电影《钢琴师》里能看到当年一片废墟的景象。

华沙市建有一个大型的华沙起义纪念馆，我计划第二天去看，卡密勒却告诉我那里不开馆！理由是68年前，华沙起义爆发在8月1日，我要去的那天正好是8月1日，华沙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馆不开馆！纪念活动中的重大节目，是请来了美国歌星麦当娜在华沙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用麦当娜的歌声纪念华沙起义的死难者，不知道是为了纪念，还是忘记。下午5点整，全城鸣起汽笛声以纪念那次残酷的起义。华沙人似乎并不在意，在华沙大学的一角，这依旧有人们在拍广告，若无其事。

其实，对华沙起义，波兰人是有不同看法的。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策划的这场唐突而残酷的起义，使20万波兰人牺牲在战斗中，近10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华沙也成为一片废墟。华沙起义为波兰人赢得了“勇敢”的荣誉，除此之外，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也许以20万人的性命为代价，为波兰民族赢得了“勇敢”的荣誉，似乎也并非没有意义。一个民族的尊严就表现在勇敢上。波兰民族在历史上一再用“勇敢”，甚至鲁莽的“勇敢”，为自身赢得尊严。想想当年扬·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1674～1696年在位，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率领的波兰“翼骑兵”，在维也纳城下击败了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团，拯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可是，波兰从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而且不出一百年，八面威风的波兰王国竟然被它拯救过的欧洲瓜分了。索别斯基国王获得了一个星宿，天文学家将太空中的一个星座命名为“索别斯基之盾”。在这个诞生过哥白尼的国家里，光荣不属于人间。据说索别斯基得胜后，把恺撒的名言“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改为“我来了，我见了，上帝胜了”。

8月1日早上9点，我听到酒店周围教堂的钟声，一齐鸣响了。

上帝胜了，人的价值何在？

这已经是我的华沙旅程的第二天了。看不成华沙起义纪念馆，我们只能开车去即将举行纪念仪式的体育馆周围转一圈。体育馆设计得像王冠，其实，每个波兰人的潜意识中，都保留着一个王冠，就像波兰的国徽一样：革命时代，鹰头顶上的王冠消失了；苏联解体，瓦文萨上台，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鹰头顶上的王冠又出现了。

夜幕降临，王冠般的体育馆闪闪发光，分外漂亮。我又想起波兰国徽上那只顶着王冠的鹰，就在鹰身边，似乎还有几只鹰：俄罗斯国徽上是顶着王冠的双头鹰，德国国徽也是一只黑鹰，王冠应该戴到哪只鹰的头上，这是波兰历史的困惑。

华沙让人联想起中国城市：历史上磨难太多，也可能是为了销毁沉痛的记忆，人们将容易联想起那段记忆的建筑也销毁了。比如说，革命成功了，旧北京被拆得七零八落，直到今天，人们一边懊悔当年拆，一边继续拆，当然，拆了是为了建。可“建”与“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华沙有些斯大林时代的建筑和雕塑，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波兰人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将斯大林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华沙文化科学宫”拆除，可我觉得那幢建筑很漂亮，至少比它旁边已经建成和正在建的现代摩天大楼好看。拆除历史中的建筑就能抹掉历史吗？历史可以抹掉任何一代人的作为，但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抹掉历史。

卡密勒博士对波兰的现实与未来充满信心。卡密勒说，波兰是个大国，这一点请不要误解，它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并列为欧盟四大国，在版图、人口上都有一比。而且，波兰是欧盟中最成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也是欧盟经济的支柱。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欧盟那些“老欧洲”国家都焦头烂额，唯独波兰稳健发展，波兰是欧盟的希望。

我们站在市中心的一个路口，卡密勒指着繁华的街道上像巴黎一样的街头咖啡馆、像米兰一样的时尚商店说，这里10多年前还是破破烂烂、空空荡荡。

“你无法想象欧盟来了，或者说，我们加入了欧盟，于是，一切都变了样。”

卡密勒对欧盟似乎比对波兰更有热情。波兰人多是国际主义者，总有一种“老大”的感觉，不仅对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类国家——在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大波兰”时代，这些国家都在波兰版图内。波兰人对整个欧洲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中心感”：波兰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危险时刻，曾经拯救过欧洲；在整个欧洲革命与独立运动中，波兰人都非常活跃，在法国、美国、意大利、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参加当地人的革命，尽管他们自己亡了国。浪漫主义时代，波兰革命者的口号是：“战斗，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多么无私无畏，先为了“你们”，然后才是“我们”。

我对波兰人强烈认同欧盟的心态很好奇：究竟是波兰救了欧盟，还是欧盟救了波兰。卡密勒说，这是同一个问题，波兰就是欧盟，欧盟也就是波兰。我还是无法理解，毕竟波兰是个主权国家，对于波兰人来说，首先应该认同波兰，然后才是欧盟。

这个顺序，对法国人、德国人，都不是问题，国家认同优于欧盟认同，为什么在波兰就模糊了呢？也可能只是卡密勒模糊，因为这与他的研究项目有关。如果不只卡密勒一人有这种意识状态，就要怀疑波兰历史与波兰性格了。波兰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自由看得比国家的自由重大，把自己的庄园看得比国家重大，把基督教世界或者欧盟，看得比自己的祖国重大，波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否有问题？波兰历史上的亡国灾难，除了左右强邻、波兰平原了无遮拦的地理弱势之外，是否还有心理弱势？

卡密勒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他赶上了经济繁荣的好时候。10多年前，波兰经济发展出现奇迹，他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他是地道的华沙人，出生在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里，而不远处街角的教堂，就是他父母举行婚礼的地方。出现在六岔路口小广场街角的天主教堂，的确比较壮观，但视野不太好，在正对着教堂的那条大街上，横出一排丑陋的建筑，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卡密勒说这是斯大林时代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人们从远处无法看到这座标志性的老教堂。当然，教堂是挡不住的，在每个波兰人心里，都有一座教堂。当代波兰还出了位教皇，就是2005年去世的约翰·保罗二世。这位教皇很有政治远见与作为，前波兰总统瓦文萨后来说过，东欧剧变，有一半功劳应该归保罗二世，因为后者公开赞成团结工会并且呼吁共产主义国家从内部进行改革。

波兰人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悄悄地走进教堂，教堂里老人在跪着祈祷，两位年轻人坐在座位上盯着看手机屏幕，卡密勒匆匆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指给我看教堂里崭新的管风琴。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教堂管风琴，与古老的教堂有些不太谐调。

吃饭的时候，我问卡密勒，信奉新教的国家，普遍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经济形势好。当年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论证西北欧资本主义成功的“特殊性”，波兰经济奇迹，是否可能修正“新教国家特殊论”？卡密勒说他在思考所谓“波兰特殊论”。至于“波兰特殊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凡是成功者，都想证明自己特殊，有“美国特殊论”，随后有人又提出“中国特殊论”，现在我又听到卡密勒在说“波兰特殊论”。

欧盟中的波兰就像世界里的中国一样，不仅躲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躲过了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的外债曾经达到过近400亿美元。波兰团结工会能促成波兰和平演变，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经济陷入危机。其实从1989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初期，波兰局势也是一塌糊涂。前朝官员和海外大佬都暴富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则更为艰难。十分之一的波兰人失业，在美国人出的“馊招儿”“休克疗法”中，波兰人穷得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问卡密勒，波兰如何评价瓦文萨？卡密勒说，七成人肯定，三成人否定。他自己呢？好像是否定。在1990年到1995年的瓦文萨执政时期，波兰非常腐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仅是自由与发展，还有公平与正义。当然，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任何变革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失控与调整。按卡密勒的意思，波兰的好时候是因为赶上了加入欧盟。2004年，波兰正式加入欧盟，除了欧盟的投资加快了波兰经济复苏外，欧盟中“老欧洲”国家的制度引进，也使波兰逐步走出革命后的混乱、腐败与低迷，社会进入发展繁荣与自由公正的时代。

卡密勒显然是欧盟的崇拜者，我曾以小人心态问他，有一天欧盟会不会解体，他说绝对不会。

我暗中想，这回答太绝对了。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就从未在一个“整体”上重建过。中世纪罗马教廷曾经使欧洲在信仰上成为一个“整体”，宗教改革后就分裂了：以后既没有政治的“整体”，又没有宗教的“整体”。罗马帝国、拿破仑甚至希特勒都没有“统一”过欧洲，欧洲也曾有过不同的“联盟”或“同盟”，但都未能长久。历史将考验“欧盟”。

波兰没有经济危机？

波兰人必须比老欧洲国家的人努力，否则就过不上老欧洲人的生活。卡密勒可能是最忙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可能是最忙的欧洲人。

周宁

欧盟是波兰的希望，波兰也是欧盟的希望。欧盟来了，波兰成功地走出了变革后的腐败与混乱。逃脱了威胁欧盟的经济危机，波兰的发展让欧盟表现出强大的生机。波兰是欧盟的中心，又是欧盟的例外。我这次到欧洲来，就是想看看两个地方，一个是据说没有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波兰，一个是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欧盟国家——希腊。

为什么波兰没有经济危机？很简单，跟中国一样，波兰人勤奋，大家都愿意工作。看，华沙街头的人脚步那么快。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他们遭受经济危机，那是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如果意大利人愿意到波兰来洗地板，而不是波兰人去意大利洗地板；如果意大利主妇都像波兰主妇那样在自家的厨房烧饭，而不是每天坐在街头饭馆，点现成的意大利馅饼，意大利人也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说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卡密勒就更有道理了。一个一天只工作5小时、享乐10小时的国家，没有经济危机，才不可思议呢！我说希腊赤日炎炎，中午没有长时间的休息，谁也受不了。卡密勒说，前两天华沙还38摄氏度，而且绝大多数办公室和住家都没有空调。我暗自庆幸，还不能完全算是在错误的时机来到错误的地方，至少现在这里的天气很凉爽。

卡密勒是华沙大学研究经济学与欧盟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他每天只睡2～4个小时的觉就够了。不久前两位西班牙教授来，晚上11点约他出去，他说他任何时候都准备好陪朋友出去。对他来说，跟西班牙朋友在一起可以把午夜推到第二天上午。当然了，西班牙人也有经济危机，他们同样玩得太多了。这些人，前脚进了酒吧夜总会，经济危机的幽灵后脚就跟进来了。

卡密勒是个分外热情的人，我们约好下午6点见面，他5点15分就到了，要带我去吃典型的波兰餐，一副波兰人特有的包打天下的豪情。他说要把自己当做波兰与中国合作的桥梁，他有一堆计划，当然，先从发Email开始，这是个繁重的工作。我领教过他的Email狂热，走之前就经常一天收到他两三封语速极快的邮件，在人的称呼与文句之间竟然没有标点。

在市中心一家古老的波兰餐厅，波兰餐又开始了——面包里的酸汤还有波兰人爱吃的鸭子。鸭子只有两条腿，一生行路笨拙，死后的价值竟然是两条腿！不过想想当年那些享受“黄金自由”、在中欧大地上驰骋、充当十字军先锋的波兰贵族，吃的也就是这样的“怪味饭”，我倒也没什么遗憾了。

波兰是个富裕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波兰的灾难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裕。共产主义时代后期，波兰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演变后最初几年，波兰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基本上算是“休克”了。但近10年来，波兰经济飞速发展，我所见到的波兰，是一个在欧盟国家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25%的波兰人生活仍比较窘迫，但中产阶级可以占到总人口的40%～50％，最后那25%大概属于富人，但富人中还有巨富。中产阶级中，也有中产阶级中的上中产阶级与下中产阶级。看来要在波兰定阶级成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卡密勒不怕“露富”，他自封为“上中产阶级”。在华沙大学的月薪是税前1000多欧元，上32%的税，大概还剩下800欧元，他还在另一所大学兼职，收入是灰色的，我不便过问。

卡密勒热情坦诚，说见到中国人就感到亲切，因为波兰在很多方面都像中国。从波兰国王的夏宫——维拉诺夫宫回来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带我去看他在华沙一个高档小区新买的公寓。公寓50平方米，付了14万欧元，其中包括4万欧元的装修费，好像比北京的房价还低些。这些年里，华沙的房价一直飙升，卡密勒说，在波兰最好的挣钱方式是买房子，最好的花钱方式也是买房子。跟中国一样。

卡密勒一个人有三套房。一套是他出生的老房子，共产主义时代产权属于政府，但政府和平演变后，国家必须归还私有财产，这样产权就出了麻烦：往往一栋房子的土地，竟会属于10来个主人。这个问题在演变初期没有解决，现在地价上涨，政府就更没办法解决了。所以，几年前他们就搬出了市中心的老房子，现在住在城南的一栋公寓里。下个月他可能就会搬到这所新买的房子里。卡密勒的收入属于25%的富裕的波兰人，但代价是做两份工，每天睡4个小时。他愤愤不平的是，在西欧国家里，做一份工就有这个收入——波兰人必须比老欧洲国家的人努力，否则就过不上老欧洲人的生活。卡密勒可能是最忙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可能是最忙的欧洲人。

当然，卡密勒承认，他们兄弟俩并不能代表波兰，就像那对总统孪生兄弟一样，谁也不能代表波兰。波兰是复杂的，不仅人复杂、经济环境复杂，历史与文化更复杂。与华沙大学他那些同事相比，他们兄弟好像是特例。

卡密勒带我去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见过他的同事阿特先生。阿特先生是位人文修养深厚的人，不像卡密勒那样四处游走，他喜欢待在家里。比起关心波兰的现实与未来，阿特先生更关心波兰的历史与文化，但他好像不喜欢教会。在短暂的会面中，我问了他两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波兰的天主教状况；二是瓦文萨总统。没想到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波兰的天主教在衰落，比起共产主义时代和“东欧剧变”时代，天主教在波兰人生活中的作用小了许多。共产主义时代，90%以上的波兰人周末活动是去教堂做弥撒。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波兰人周末仍去教堂，而且多是老人。年轻人信奉的是“现代文明教”，周末去逛商场。

波兰共产主义时代，天主教繁盛，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文化与经济生活单调贫乏，人们的精神寄托在教堂，似乎天主教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慰藉波兰人的心灵。波兰人是个虔诚的民族，历史上一直以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自居。瓦文萨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教会在革命时代过多地卷入政治，失去了独立性与纯洁性，反倒使波兰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中怀疑起教会的权威。

我走在华沙街头，不时会遇见神父与修女，在他们的神情中，我还是能看到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慈祥、庄重、纯净。在华沙，这个旧时天主教王国的首都，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波兰是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都很复杂，它有近4000万人口，1000多年的历史，兴衰成败，我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能了解多少？

消失在历史中的波兰

大凡在历史上留下的建筑，都不是突飞猛进大干快上的。现代人都是些可怜的“工蚁”，永远拆了盖，盖了拆，让所有的建设最终都成为破坏。现代人已经不会延续了。

周宁

现代文明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

在北京前往华沙的航班上，我浑浑噩噩地读着《波兰！波兰！从这里读懂欧洲历史》。我希望在直接面对波兰现实之前，先看看波兰身后的历史。要了解一个国家，必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命运，必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而民族性格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呈现的。

波兰的历史令人困扰。波兰强大的时候是欧洲第一大国，可以拯救整个基督教世界；衰弱的时候，竟然一再亡国。而这期间只有不到200年的时间，为什么？波兰有欧洲最彻底的民主传统，所谓贵族的“黄金自由制”，有欧洲第一部宪法——1791年的五三宪法，但自由与民主却未能保证波兰的强盛，为什么？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强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波兰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曾经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为什么现代以来民生艰苦，欧洲的粮仓成为欧洲的“饿乡”？国家的财富如果不与国家的强盛相匹配，那么财富可能是灾祸而不是福分，国家财富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华沙短暂逗留5天之后，8月4日，我们前往波兰最漂亮的城市克拉科夫，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和波兰民族工艺品公司总经理。卡密勒陪我前去，在华沙火车站，我们与特地从苏瓦乌基赶来的尤德良夫妇会合，乘火车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旅程三个小时。

乘波兰火车去克拉科夫，我恍然回到20年前——当年中国的火车就是这样。只是波兰的火车看上去更鲁莽，行驶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面对面说话几乎都听不清楚。波兰的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波兰的现代化速度。10多天后，我乘大巴从华沙前往苏瓦乌基，6个小时的车程，一路车辆川流不息，但道路只有两条车道，而且处处在修。

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方向西南，越走越热，火车也没有空调。卡密勒累极了，上车不久便沉沉睡去，第二天晚上，他还要赶回华沙筹备一个会议，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卡密勒很阳光，醒的时候总是笑着，只有睡去以后表情像是在哭。或许睡眠让他看到黑暗，所以他才睡得那么少。

克拉科夫有一种让我意想不到的美丽。城里游客很多，但很少有中国人。中国人的欧洲游，还集中在欧洲的一线城市。其实欧洲的美，恰在克拉科夫这类二线城市，这类很传统、很精致、很优雅的城市里，时间似乎是静止的，通向永恒；人像飞鸟，伫立在世纪的堤岸上，轻盈、从容。

我们走出火车站，不久就来到城市中心广场。一边是圣母大教堂，一边是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中间的小教堂则是波兰最早的教堂，大概建于公元10世纪。圣母大教堂内庭金碧辉煌，是我见过的欧洲最富丽的教堂。广场下面是个地下博物馆，藏着这个曾经做过波兰王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从广场伸展出去的街道两旁，都是古雅的老房子。我们住在肖邦音乐会所的楼上，这是一个古典式建筑，大房间包括了客厅、厨房，拥有典型的古典主义时期的装饰。三层楼的老房子，楼梯旋转向上，足有现在的六层楼高。

华沙没有历史，但克拉科夫到处是历史。与肖邦音乐会所相邻的那栋房子历史更久，据说就在这栋房子里，波兰国王请另外两位国王吃饭。第一道菜上来，餐具都是泥巴做的，那两位国王嘲笑波兰国王，穷得只有泥土。第二道菜上来，餐具已经变成精美的银器，那两位国王开始对波兰国王刮目相看。第三道菜端上来，餐具全变成金器，那两位国王被炫目的金器震惊了，终于承认波兰国王像他们一样，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王。看来波兰人的身份焦虑古已有之，否则编不出这样美丽的故事，用财富证明权力，用权力证明历史，用历史证明人的高贵身世。

克拉科夫曾经是欧洲的中心，也是欧洲的前沿。1241年夏，蒙古大将拔都的骑兵打到克拉科夫城下，波兰国王死于乱军中，如果不是这位国王长着六个脚趾头，人们甚至无法从乱军阵中认出他的遗体。

很快，蒙古骑兵就退回了乌克兰草原，留给克拉科夫一段忧伤动人的故事。克拉科夫广场雄伟壮丽的圣母大教堂塔楼上，每小时都会准点响起美妙的教堂音乐，而音乐又戛然而止，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教堂乐师。当年他正在圣母大教堂高耸的塔楼上演奏，被一位蒙古骑兵一箭射中，赞美诗演奏到一半，就永远停下来了。现在圣母大教堂前广场上，还有一位蒙古装扮的艺人，拿着弯弓长箭表演这段故事，游人们纷纷与他合影。所有历史上的悲剧，都可能成为后人快乐生活的佐料。后来，我在布拉格街头还看到《哈姆莱特》悲剧的广告：生活是个秘密，他的生活已成过去（Life is my secret, his life is history.）。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大概只有东北边境地区的少部分人——不足波兰人口的10％——信奉东正教。但波兰人很宽容，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从未有什么矛盾。

在克拉科夫的瓦沃主教堂，卡密勒说他不同意他的同事阿特的看法，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波兰。波兰历史是从皈依天主教开始的，天主教是波兰人的精神凝聚点，在波兰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天主教总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几乎征服波兰，使得华沙陷落，大贵族投降，国王逃往西里西亚，但波兰琴斯托霍瓦光明山修道院的僧侣与波兰守军却抵抗了70天，重创瑞典军队并迫使其撤退，光复华沙。2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上台，东欧解体，其中教会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信仰问题是个人隐私问题，我不便询问卡密勒的信仰，但我注意到，每进一个教堂，他都会匆忙地在胸前划个十字。

其实，不了解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欧洲文化。荷马史诗、三大悲剧家的悲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古希腊文化辉煌不过五个世纪，但基督教文明辉煌至少十五个世纪。不了解基督教，就不了解欧洲，更无法了解波兰。每次在欧洲看教堂，我都有种感觉，现代文明的欧洲的确是衰落了。

克拉科夫的圣母大教堂建了300年，欧洲许多著名的教堂，一建都是数百年，像英国的索斯伯里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多莫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奥地利维也纳的圣史蒂芬大教堂，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在19世纪后期动工，到现在还没完成。

十多年前我站在圣家族大教堂前，只觉得那脚手架、起重机真障眼，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悟出另一番意义。大凡在历史上留下的建筑，都不是突飞猛进大干快上的。现代人都是些可怜的“工蚁”，永远拆了盖，盖了拆，让所有的建设最终都成为破坏，而自己，在这无谓的劳作中，感到瞬间浅薄的荣耀，然后就被自然无情地抹去，甚至在生命还没有消失之前，生命的功绩早已经消失了。永恒是什么？只比明天多一天？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电影《永恒和一天》中的追问，我现在似乎有点感觉了。老诗人为什么总想续写一篇19世纪的旧诗呢？或许最好的创作就是延续，这是通向永恒的唯一方式。可是，现代人已经不会“延续”了。

现代文明就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一切稍纵即逝，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所以必须“突飞猛进”，这与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有关。现代人不信神了，失去了永恒，只有现世的时间，而现世时间，了不起也就是百年。超过百年的功业，用不着我们操心。现代人甚至只有当下，而当下瞬间即逝，所以不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奉献生命的千古光荣的事业。

此刻，我真有些怀疑，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有信仰的人的时间是永恒，现世十年百年，不过是不用计算的瞬间。而现世的生命也是这样，是毫无意义的瞬间，或者说，其唯一的意义就是永恒中的瞬间。为永恒工作，是现世生命的唯一意义。

失去永恒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时间就是历史。我们在瓦沃王宫参观先贤墓时，卡密勒说：“波兰人的毛病是健忘，历史上波兰人灾难重重，大概都与‘健忘’有关。一个民族忘记自己的历史，就等于遗失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人证明‘我是谁’的办法是提供一份‘简历’，一个民族证明自身的办法是讲述自身的历史。波兰政府目前正为波兰的GDP得意，还意识不到这GDP的主人是谁。这一点我还是为我们的民族骄傲的，中国人虽然是现实主义者，没有神圣时间感，但有凝重的历史感——这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崇拜留下的好习惯，凡事先说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意识到“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的社会表现，就是“讲史热”。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是谁”，要说清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我们就必须交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尽管我们一时还说不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但我们已经努力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坦率地讲，我个人常对这十来年中国社会的“讲史”运动感到担忧。

从旧城广场到瓦沃宫的路上，我们讨论波兰的宗教与文化。骄阳似火，在中国，大概只有在高原才能享受到这么透明的阳光。传统的波兰认同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从皈依天主教讲述国家历史。现代波兰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上。就政治制度而言，现代波兰经历过亡国、建国、再亡国，再建国。二战期间，波兰可能是欧洲国家中灾难最深重的，然后就被苏联胁迫进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德国留给波兰的创伤是惨痛的，这一点西方似乎无法感同身受，美国奥巴马总统不小心说出“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人恼怒地纠正，应该说“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究竟应该属于谁？杀人者还是被杀者？尤德良邀请我去看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拒绝了。我不太相信人观看苦难与残暴的心理是健康的，我们该有多少感同身受的同情，又有多少幸免于难的窃喜？

当然，波兰受害于法西斯德国，也同样受害于社会主义苏联。波兰不幸，左邻右舍都曾住着暴徒。1940年，两万多波兰战俘官兵在卡廷森林被苏联人用德式手枪杀害了，大概是想嫁祸纳粹德国。二战即将结束，华沙人民仓促起义，德军疯狂镇压，华沙城遍地尸体，一片火海。而此刻，城外不远就有苏联红军，波兰第一军团也正在华沙东南40公里处。起义的发动者、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请求英国援助，英军只派了飞机去空投物资，而且把大部分物资都误投给了德军。

波兰人民是独立的、自由的、勇敢的，但独立没有资历、自由没有尺度、勇敢没有熟虑。波兰强大的时候，普鲁士瞻波兰马首，波兰国王往莫斯科派沙皇；波兰软弱的时候，被邻国一再瓜分乃至亡国，流亡的波兰勇士们“为你们和我们的波兰而战”！1812年，波兰军人波尼亚托夫斯基跟随拿破仑远征俄国，被拿破仑授予法国元帅军衔，死在战场上。1871年，600名波兰人参加巴黎公社起义，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总司令，死在拉雪兹公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下。1863年，红党左翼发动起义，被沙皇的军队镇压，起义领导人被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人问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的元首毕苏斯基，他的祖国在何处，他回答说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波兰朋友一再说，波兰人与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在我看来，至少在政治认同上，波兰人与中国人大不相同。波兰人把世界当祖国，中国人把祖国当世界。

波兰人似乎并不愿意提往事。在瓦沃主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卡密勒拍着先代国王的石棺说，波兰人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现。可是，我感觉当下波兰正陶醉在加入欧盟、经济发展的成功中，不仅可能忘记历史，还有可能忘记波兰。如今波兰人到处讲欧盟，那波兰在哪里？首先应该是波兰，其次才是欧盟。欧盟是波兰的工具，还是波兰是欧盟的工具？波兰人有一种奇怪的欧盟观，与法国人、德国人的欧盟观不同。法国与德国是欧盟的主人，却不太把欧盟当回事，首先是法国与德国，然后是欧盟。波兰怎么回事？我又想起那句名言：“战斗，为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波兰机会

卡密勒说过，波兰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波兰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好合作；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善于合作。我暗自觉得卡密勒不太了解中国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不是善于合作，而是惯于被领导。

周宁

到克拉科夫的第二天中午，8月5日，卡密勒和波兰民族艺术与手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陪我去圣母大教堂旁边的一所14世纪的老房子里，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安德鲁·泽德普斯基。

有一种人，在你跟他握手的一瞬间你就能感知到他的出身。斯比尔查克先生大概生在二战的废墟上，见识过苦难的人，因此显得分外有尊严。斯比尔查克先生送给我一本精美的克拉科夫画册，在古老的克拉科夫，你可以了解波兰的历史。在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一年四季，总有12个点出售鲜花，12个，不多也不少，因为一年12个月？

安德鲁·泽德普斯基先生对我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感到困惑：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既非经济学家又非记者，为什么要见商会会长？当时卡密勒替我预约安德鲁·泽德普斯基，还专门提供了我的简历，大概是审查我是否有资格见会长大人。会长大人开恩，我终于在那所拥有6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见到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克拉科夫商会会长。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钱为什么没有流向波兰？首先，可能是中国缺乏对波兰投资环境的了解。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似乎在经济文化上更吸引中国人，实际上，中国在老欧洲国家的机会并不多，波兰才是中国投资的好去处。

波兰是中欧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超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的总和，位列欧盟第六，是欧盟中经济增长最稳定健康的经济体；波兰经济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地理上波兰位于欧洲中心，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的走廊，与欧盟经济大国德国相邻，直通汉堡港口；波兰是欧盟少数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未来几年内GDP增长将不低于3%。波兰经济结构合理，不完全依赖出口，内需强劲；国家公共财政状态良好，无大量负债，近3年年通货膨胀率不到3%，基准利率为4.25%，政府管理有效，稳步推进温和的发展政策，逐步增加公共投资；银行系统转轨成功，抗打击力相对较强。2011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唯一位列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国家，世界排名第六。

商会会长似乎比政府官员更了解那些枯燥的数据。波兰是有吸引力的，是巨大的成长中的市场。波兰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熟练并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波兰政府的优惠政策，都可能使波兰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通道。

波兰理应成为中国的理想合作伙伴。波兰经济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30年里，中国和波兰都在“改革开放”，经济规模保持持续增长，波兰也是近20年欧洲唯一保持每年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而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

波兰需要外资，近10年，波兰引进外资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但直接来自中国的投资还不到2亿美元，这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与波兰的外资规模相比，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目前波兰的主要投资依旧来自欧盟国家，荷兰占17%，德国16%，法国11%，卢森堡9%，瑞典5%，意大利、奥地利各4%，英国也是4%，还有美国是7%，而中国的投资只占0.1%，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不相符的。要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也在扩大，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量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已经接近10%。可是中国对波兰的投资份额还不到0.1%，这说明中国对波兰的投资还远远不够。

“中国没有很好地抓住波兰这个机会！”会长说。

现在许多波兰人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可这根本不是中国与波兰在商贸领域的“创造性合作”，应该让中国公司投资到波兰，把“中国制造”变成“波兰制造”。

或许这里也有波兰方面的问题，比如政府与监管部门工作不利、官僚化、办事拖沓、立法不够完善等，但我们还是要看到波兰在改善。波兰政府正与欧盟合作，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改进基础设施，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比如说，波兰政府也像中国那样在设立经济特区，为外资提供优惠条件。在波兰的14个经济特区内，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请免除所得税与物业税的优惠待遇，当然，这个优惠是封顶的，免税限额为10亿兹罗提（“兹罗提”是波兰货币Polish Zloty，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加入欧元区，诸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了欧盟，但并未加入欧元区，仍使用自己的货币）。中国企业也逐渐看到了波兰的机会，开始收购波兰政府私有化项目的资产。波兰需要中国企业的合作。

我冒昧地问会长，听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子公司在波兰投资高速公路项目，亏损20亿元人民币，您是否知道具体情况？按理说，波兰政府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促进中国公司投资的有利条件呀。安德鲁·泽德普斯基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等不愉快的事。他明智地把话题转向文化与习俗，安德鲁·泽德普斯基明白，跟什么人说什么事，跟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最好是谈文化。

当然，要与一个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习俗显然是愚蠢的。

商会会长首先关注的是波兰的“西欧身份”。波兰不是一个东欧国家，相对于俄罗斯，波兰政治上更接近于法国、德国，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意大利、西班牙。其实，波兰与俄罗斯差别相当大。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方面，与其说波兰像俄罗斯或东欧，还不如说更像西欧。波兰公元10世纪皈依天主教，一直以天主教先锋或卫士自居，在文化上受法国、德国、奥地利甚至荷兰的影响远比俄罗斯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兰甚至比一些中欧国家更像西欧国家。

我也有这个印象，在华沙参观波兰国家博物馆时，我发现那里的馆藏艺术品与巴黎、维也纳、慕尼黑的博物馆差不多。波兰的“共产主义经历”，是波兰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二战以后，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被选择”的，或者说是无从选择。尽管冷战时代与北约抗衡的“华约”，是以“华沙条约”命名的，但其实他们不愿意承认波兰的“东欧性”与“共产主义性”。

波兰具有欧洲历史上最悠久、最强大的民主传统，这是波兰人的骄傲，也是波兰与俄罗斯沙皇制度划清界限的重要本钱。沙皇的专制暴政来自于东方鞑靼传统，用波兰人的话说，在俄罗斯政要贵族身上，有一半是蒙古人的血——13世纪蒙古帝国留给了俄罗斯东方专制主义遗产。

波兰人喜欢谈论他们先辈的自由。当年波兰人的自由，在整个欧洲是无与伦比的。波兰贵族当年享有的自由选王制度，可能是欧洲现代民主制度确立之前最民主的制度。但我知道，那是封建式民主，是波兰贵族的福分，也是波兰国家的灾难。波兰曾经从一个欧洲最强大的王国到最后亡国，根源可能都在这种“黄金自由”。

波兰强大的时候，版图从今天的德国东部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西边控制着东普鲁士地区，东边往莫斯科派沙皇，北边打败强敌瑞典，南边抗击奥斯曼土耳其。

波兰强盛的历史与波兰的“黄金自由”没有什么关系，但其衰落却与这种贵族式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近代以来，欧洲经历过一个绝对主义王权时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教育出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这样的霸主，而波兰贵族享有的“黄金自由”，使波兰没有任何可能出现一种强大的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力量。波兰国王多是些波兰贵族的傀儡，所以波兰贵族喜欢外国王族来波兰做国王。这样波兰贵族不仅好控制国王，最好自己把自己当做国王。而那些从外国来的国王也得其所哉，享有国王的尊严与待遇，放弃国王的责任与权力，只管办舞会、搞私生女。据说日耳曼选帝侯“强大的奥古斯都”当了波兰国王之后，唯一的功绩是生了300多个私生子。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超喜欢中国瓷器，并动用一个连的龙骑兵，抢了24件中国瓷器，后来还扣留了两位炼金术士在德国迈森为他烧瓷，最后竟然烧出了欧洲最早的“中国瓷”。

商会会长只向前看，不向后看。波兰的“黄金自由”传统似乎能证明波兰的民主自由出身，或者说正因此，西欧文化传统才有了现实意义。凡是经历过斯大林统治的民族，在东欧解体之后都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经历”非常敏感，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焦虑。在斯大林时代，他们自认为属于东欧；东欧解体后，他们又自认为属于西欧。属于东欧的时候，他们想清除身世上的“西欧性”；属于西欧的时候，他们又努力洗清身上的“东欧性”。波兰摆脱东欧阵营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捷克只用了10天。

中欧实际上是欧洲的一个灰色地带，忽东忽西、时东时西。然而如今加入欧盟的波兰，不可怀疑，是个西欧国家。商会会长希望从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上证明这一点。波兰有民主政治传统，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著名的“五三宪法”，这是欧洲的第一部宪法，是自美国宪法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也是波兰证明自己属于西欧的政治证据。

但有些问题不能细想。波兰人有个特点，关心自己的欧洲身份更甚于关心自己的波兰身份。

历史的真相是，波兰人有能力颁布宪法，却没有能力保护宪法。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出10万讨伐大军，俄罗斯军队事实上是受一些波兰贵族组织的塔戈维查联盟邀请来的，因为宪法侵害了他们的贵族式自由。波兰国王急忙联合普鲁士王国抗击俄国军队的进犯，没想到普鲁士军队临阵反水，与女沙皇、波兰贵族的军队联合，一同进攻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的军队。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关键的时刻却投降了！于是，沙皇的军队、普鲁士国王的军队与波兰贵族塔格维查联盟的军队，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的名义，一同开进华沙。

波兰贵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宁要个人的自由，不要国家的自由。或许波兰亡国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那些老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都是经历过绝对王权时代，才有了现代的强盛。

保卫宪法之战后，先是1793年俄国沙皇与普鲁士国王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是两年以后的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这个曾经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究竟如何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呢？

波斯帝国、沙皇俄国的暴政，以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但波兰、希腊的自由传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吗？希腊与波兰都是人类历史上开创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国家，后来也都经历了亡国与不断被异族征服的历史，究竟是谁的责任？大国崛起，关键是要通过合理的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一种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关系。

商会会长讲波兰的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要说明波兰过去如何亡国，而是要说明波兰现在如何以民主国家的身份进入欧盟，并在欧盟国家中享有重要位置。他没空讲过去的事，对他来说，证明现实中的波兰属于西欧比什么都重要。但对我来说，历史更重要。历史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简历”，更能说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与性格。

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自由传统，还有欧洲最古老的教育传统。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创立于1364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当年波兰在欧洲也算是最先进的国家。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学习。商会会长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这所大学，恰好，8月6日的傍晚，在从克拉科夫广场到瓦韦尔城堡的路上，我经过了这所古老大学的校舍（教皇保罗二世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当然，最能说明波兰是个西欧国家的证据，是95%的波兰人信奉天主教，而不是俄罗斯与东欧的东正教。波兰在政治与生活方式上接近法国，在信仰上接近意大利与西班牙。但波兰人的宗教信仰更理性，在宗教态度上大多比较宽容。波兰东北边境上住着一些东正教徒，但没有宗教冲突，我的学生就将在我要去的苏瓦乌基举行纯正的天主教教堂婚礼。

或许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却是虔诚的传统主义者。崇尚传统，可以使自身的文化显得高贵。对波兰人来说，天主教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文化传统。我注意到在商会会长简朴的会客厅里，墙壁上都是古老的壁画。有一幅模糊的壁画，据说是14世纪的，其他都比较晚些，大概是18、19世纪的画作。克拉科夫历史上有多次大火，据说几乎每年一次，该烧的都烧了，但烧不了的是古老的石砖建筑。我喜欢这个城市，尤其是城市充满艺术气息的广场和广场地下6米的博物馆。

商会会长侃侃而谈，似乎比起商业更关注文化，也可能是对我这个不懂商业的人，只能谈文化。对了，他还有一个波兰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证据，就是波兰人不喝伏特加，而是像法国人那样喝葡萄酒、德国人那样喝啤酒。可是，后来我到苏瓦乌基，竟喝了许多伏特加。

谈起吃喝，气氛就轻松了许多，我赞美波兰的啤酒，但想不出来波兰的葡萄酒好在哪里。会长先生建议我享受波兰的酒、汤、生鱼、蜜制饮料、甜点，我想想，大概就剩生鱼没有领教过了。

商会会长的谈话像是演讲，我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他最后像临别赠言一样告诉我：要了解波兰人，每个波兰人都是好汉；波兰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居里夫人都是波兰人；有最优秀的艺术家，像肖邦、显克维奇、密茨凯维支；波兰有最优秀的医生、律师……总之，每一个波兰个人，都非常优秀。但是，波兰人不能成为集体，两个波兰人，往往有三种意见，据说地狱里的魔鬼最喜欢波兰人，他们往往顾不上上帝，下地狱后自己先吵起来了。

卡密勒说过，波兰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波兰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好合作；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善于合作。我暗自觉得卡密勒不太了解中国，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不是善于合作，而是惯于被领导。

告别会长先生，热情的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先生带我去吃鱼——波兰名菜。他特地告诉我，鱼很昂贵，旁边是酸洋葱，波兰人喜欢酸洋葱，但洋葱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中国进口洋葱？他说很好，中国洋葱的味道比波兰的好。克拉科夫城外几公里处，就有两个中国超市，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民族艺术品商场里，70%的产品是“中国制造”。

我顺便问起他对“中国货”的质量的评价。他说该有问题的有问题，该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价格从25兹罗提（约50元人民币）到250兹罗提不等，你要买25兹罗提的T恤，当然可能有问题，哪里的货都一样。花250兹罗提买件中国产的T恤衫，质量绝对上乘。我猜想斯比尔查克先生是善意的。我在中国买的行李箱并不便宜，但一到波兰机场提手就掉了，提行李时我有点尴尬，自我解嘲道：“没办法，中国制造。”旁边的波兰乘客笑笑说：“没办法，波兰搬运。”哈哈，多好的心态。

从商会会长那栋阴凉的古老建筑中出来，太阳很毒辣，广场像个烤箱。而此时的卡密勒却很兴奋，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事业，毕竟见到克拉科夫商会会长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说这人也是生错了地方，如果在华沙，他很有可能竞选个部长。但坦率地说，我不太习惯跟可能当部长的人谈话，他们太强势精明，说话时不小心流露出的不耐烦与太精确，都会让我这个脑袋在大问题上经常捣糨糊的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还是喜欢卡密勒，他的热情让人既感到兴奋，又很安全。他再次重申，我们的合作一定有一个光辉的前景，这只是个开始，一步一步努力，所有的梦想——尽管现在还没有多少人相信——一定会变成现实。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所说的“梦想”是什么。

总之，这个世界需要热情而充满幻想的人，这样的人精力充沛，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他们创造奇迹。我想起他那位同胞先贤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在明清易朝的动荡时刻到中国，为求得到罗马天主教廷援助南明永历朝廷，往返于罗马与中国，最后死于广西边境。他编写了《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比一般中国人还多，当然比今天的汉学家也多得多。可惜，波兰人似乎都不记得这位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了。

与卡密勒相处的几天里，卡密勒不断提到他的梦想。坦率地说，我后来根本就不追问他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梦想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不断梦想就足够了。在卡密勒身上，我看到了波兰人极可爱的一面，他们是些时刻想摘个星星别到自己胸前当徽章的人。尽管有些幼稚，但让人钦佩。

我们计划利用剩下的时间去老城的犹太区，不料天降大雨，我们只能坐在住处的客厅里聊天。我的学生尤德良时任波兰信息与投资局驻华总代表，他介绍了毕马威波兰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的调查报告。

他对毕马威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波兰的中资企业对波兰的投资环境与前景的看法做过详细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波兰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但政府、企业、民间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该让中国更了解波兰，了解波兰的经济状况与文化传统。比如，中国有3000万人学钢琴，而波兰是肖邦的故乡。

大雨终于停了，空气甜润得像含露的鲜花，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犹太老城了。卡密勒先我两小时回华沙，而我当晚要去布拉格。

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有种预感，接下来没有卡密勒的旅行会黯淡许多。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可爱，就是因为还有那些有梦想、有热情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热情为我们守夜，疯狂地工作到凌晨4点。要知道，华沙夏日凌晨4点，天色已经露出曙光。

波中家庭

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本是独栋“别墅”，后来尤德良的大伯在旁边接盖了一栋，就成了中国所谓的“联排别墅”。在这条寂静的小街上，尤德良的家有些特别，楼上楼下都挂着中国的红灯笼，这是个波兰的“波中家庭”。

周宁

苏瓦乌基是我中欧之行的最后一站，8月20日，我从雅典飞往华沙，直接从机场转大巴，到苏瓦乌基已经凌晨1点半了。

苏瓦乌基是波兰东北部的小城，7万人口，冬天冷到零下30度，号称“波兰的西伯利亚”。但这里夏天非常舒适，城外是成片的森林、草原，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像波兰儿童澄澈的眼睛。这里最深的湖泊近百米，也是欧洲最深的湖泊。湖泊盛产美味的大鱼。在苏瓦乌基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士因为贪恋湖鱼的美味，竟将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来取教士的灵魂时，教士爬上教堂的尖顶——当然，上帝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拯救人。如今，传说中的教堂仍在湖边，只是看上去像新建成的。

我是在午夜时分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早上出门还以为是郊外，但尤德良告诉我，这是市中心。在这田园般幽静的城市，酒店一旁的河畔有成群的野鸭，河水清澈，可以看到水草随波舞动。从雅典到这里，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阳光柔和了，空气清凉，渗着青草的芳香，深嗅下去，依稀还有牛马的粪便味儿。这是我少年时早起上学时熟悉的气味，后来有一次在川北的大山中骑马，这气味又出现过。对于习惯在汽车尾气中呼吸的人，这气味简直就是天堂。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尤德良的婚礼。4年前，尤德良到厦门大学跟我读博士，开学一个多月以后才来见我，非常平静、坦然。他说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导师。我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失误，教务人员应该通知他。其实之前，我已经在一次讲座上见过他了，只是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后来上海举办世博会，波兰展馆邀请他去工作，他就在上海、厦门两地跑，在波兰人特有的沉稳外，逐渐表现出一种干练。我很少见过这样的留学生，而在一个国家留学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这个国家生活，包括学习、工作、旅行。而尤德良还加了一条更彻底的方法——结婚！他告诉我他有位中国女朋友，不久后会结婚的。

尤德良家至少三代人都居住在苏瓦乌基，邻里街坊许多都是亲戚。婚礼在8月21日下午4点开始，中午11点半，我就来到尤德良的家。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本是独栋“别墅”，后来尤德良的大伯在旁边接盖了一栋，就成了中国所谓的“联排别墅”。在这条寂静的小街上，尤德良的家有些特别，楼上楼下都挂着中国的红灯笼，这是个波兰的“波中家庭”。

尤德良的父亲彼得·尤赫涅维奇（Piotr Juchniewicz）先生——一位不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像一尊雕塑的男人——领我参观他的家。1978年，28岁的他盖起了这栋房子。当时他自己出了一部分钱，并得到了所在工厂的无息贷款。在这座房子里，他已经生活了34年，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比今天的年轻人容易。今天的年轻人有了自由，拿着欧盟国家的护照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但他们盖不起自己的房子，甚至租不起房，许多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尤德良还在苏瓦乌基，他一定也住在家里。尤德良说，他不敢想象自己会一辈子生活在苏瓦乌基。但是，他也不知道以后落脚在哪里，中国还是波兰，上海、华沙，或者世界上某个其他城市？

这位雕塑一样的男人，是尤德良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尤德良中学毕业时投考波兹南大学，选的专业竟是中文。这种选择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当时波兰全国每年招收的中文专业学生不超过15人。尤德良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跟他谈论中国。1993年，从美国电视上看著名魔术师David Copperfield在北京表演穿越长城，奇异的魔术表演、壮观的万里长城还有配乐，让这位8岁的波兰孩子着了迷。不久，父亲送给他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孙子兵法》的道理，只能看其中的战争故事；另一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回忆录《激战中国长空》（Fire above China）。

回忆录作者Witold Urbanowicz是位勇敢的波兰飞行员，二战期间在英国空军服役，曾加入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到中国西南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空军勇士在生死瞬间的战场，关注的却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他在回忆录中谈论中国的风俗民情、风景文物。战争是人类在发疯，文化才是恒定的。这本书1963年在波兰出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尤德良说，他和他父亲不断地翻看这本书，封面已经破损，甚至已经修补过几次了。他将这本回忆录随时带在身边，此刻就存放在他上海家中的书柜里。这位波兰勇士是他的同乡，出生在距离苏瓦乌基20公里的地方。尤德良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

彼得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心中国，这是出于好奇还是某种缘分？他家的书房挂着中国地图，两侧还有一副中国春联。彼得先生带我来到他家的阁楼，这里收藏着他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的报刊杂志。他随意翻开一本，我看到一张“文革”的照片。他说这里的有些杂志可能比我的年龄还大。一位生活在“波兰的西伯利亚”的小城里的工人，为何对中国感兴趣？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很认真，他说因为他身上流着成吉思汗的血。他的祖上在沙皇军队里服役，娶过一位漂亮的鞑靼女人。

我努力在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脸上搜索鞑靼人的印记，竟然越看越像。我知道这是一个教士与鱼之类的故事。人喜欢给自己编故事，故事使生活有情趣，生命有意义。编好了故事，可以使人不辨真幻。投考波兹南大学中文系的时候，父亲一直陪着尤德良，还帮他猜中了两道口试题：“胡主席曾经当过哪个省或自治区的领导？”“江主席毕业于哪所大学？”尤德良的“中国生活”缘起于他父亲，但开始于波兹南大学。他在波兹南认识了中国朋友，品尝了中国菜，懂得了“中国话”与“中国菜”的奥妙。比如说，老师告诉他“鱼香肉丝”这道菜根本没有鱼！

学外语最怕看菜谱，因为菜名和菜之间的关系是最不确定也最难猜测的，除非你吃过。尤德良在波兹南认识了三位中国朋友，在他们宿舍学习用筷子、电脑打字、用中国的手机、玩魔兽。2005年暑假，12年后那个曾经为魔术师穿越万里长城、波兰英雄激战中国长空而着迷的波兰男孩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分别在北京、长春、青岛的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他最喜欢北京，觉得北京的菜最好吃，北京的朋友最热情，北京的经历最难忘，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在波兹南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时，他唱的是中国嘻哈《在北京》：“在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建得越来越美，在北京有湖也有河，在北京大多都骑自行车，在北京中国的长城，在北京冬天真的有点冷，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现在知道了吧!”

后来他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过一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他被选上参加拍摄奥运志愿者宣传片“尤德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如今尤德良又从上海娶回一位“中国姑娘”赵颖，这对他的家族和家乡，都是一件新奇的事。亲友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婚礼，最远的是来自美国的大婶，最近的是住在20公里外小镇上的外祖母，老人已经88岁了，经历过二战，在第三帝国的工厂里做过工，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和苏东解体。我问她，她这一生何时最幸福，她说“现在”。老人来参加外孙的婚礼，竟然感动得两次流泪。

参加婚礼的客人陆续到来。本地的伴郎是尤德良的表弟，伴郎要有好酒量，波兰伏特加不好对付。伴娘玛丽塔是位波兰姑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婚礼将用到两种语言，波兰语与汉语，所以她是不可替代的人选。玛丽塔和父亲轮流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到苏瓦乌基，她父亲告诉我，苏瓦乌基是“波兰的北极”（North Poleof Poland），是波兰最偏远的地方，他也是第一次来。从英国赶来的艾琳娜，曾是尤德良在厦门大学的同学，她可以讲英语、法语、汉语，大概是位“准伴娘”。艾琳娜说她家族里还出过一位波兰国王。还有一对华沙恋人，是尤德良的同事，他们将在明年举行婚礼，其中的女方也是刚从中国回来，去中国参加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培训。从华沙赶来的中国企业家张铭飞先生，还带着他的波兰助理。他说，在波兰一位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般工资水平在3000兹罗提（大约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但要是会汉语，薪水可能就是5000兹罗提。

波中婚礼

这位波兰边远小城的普通电工胸怀世界，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对世界负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典范，下面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中国处理好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如果中国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世界和平繁荣就有了可参照的榜样。

周宁

在这个不足7万人的小城，尤德良与赵颖的婚礼是个“国际事件”。宾客来自三大洲，除了新郎是波兰人、新娘是中国人外，婚礼语言至少有三种：波兰语、汉语、英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国际场合”，汉语成为通用语言。

亲友、邻居们纷纷到来，婚礼马车也停在门口，新郎新娘终于出场。这位名叫赵颖的安徽姑娘，大概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这样嫁入了波兰家庭。2008年，赵薇主演《一个女人的史诗》，在芜湖拍外景，剧组需要外国留学生客串角色，找到尤德良。这是赵颖和尤德良的第一次见面。赵颖说：“你的中文很好啊！”没想到尤德良的回答竟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中国老婆！”

“找一个中国老婆”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像所有中国青年那样约会，吃饭成为主要节目。尤德良喜欢吃中国菜，北京烤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还有拉条子、包子、饺子、锅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最喜欢吃成都小吃的回锅肉盖浇饭，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就胖了10斤。来中国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辣味，自从认识了赵颖，他喜欢上了川菜、湘菜，出差最喜欢去湖南，因为可以吃到地道的湘菜。

中国魅力的一半在吃。我请尤德良说说他在中国的有趣经历，他讲了许多“吃”——所谓“舌尖上的中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多年前我与一位英国朋友出游闲聊，他说你们中国和我们英国都不会完蛋的，因为我们都靠“嘴”生活。“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一是说。中国菜解决世界“吃”的问题，英语解决世界“说”的问题，所以世界离不开我们。在比利牛斯山区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中国菜馆。那位英国朋友感慨道：“你们就是这样征服世界的！”

尤德良大概是被中国的“食色”征服的。当下大学校园里的“中外恋”很多，但成功的很少。赵颖大学同寝室的四位同学当时都在恋爱，谁都不看好他们这一对。但4年以后，其他三对都散了，只有她和尤德良终成眷属。赵颖提前一个月到苏瓦乌基准备这场波兰传统婚礼，在与尤德良父母相处的一个月里，赵颖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与安逸。尤德良的父母对她关怀有加，大概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

尤德良的父母是一对难得的好人，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儿子学了中文并去了中国，满足了父亲的愿望，或者说幻想，但却让母亲失望了。起初她希望儿子早日回波兰，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后，她的观念改变了，同意了儿子留在中国，尽管儿子每次离家她都难免哭几场。现实的中国跟他们在波兰听说与想象得不一样。母亲说她喜欢中国城市，也喜欢中国菜，波兰人本是不吃辣的，但她到中国竟然能吃川菜、湘菜！而父亲从不激动外露，他初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生疏感。有一次他在北京地铁与尤德良走散，迷失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群中，竟然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知道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故事如何，但从“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的上海嫁到偏远的“波兰西伯利亚”，多少也算是“一个女人的史诗”了。其实，生活往往比“故事”更生动。2008年7月，尤德良结束了他在安徽师大的学习回波兰。赵颖不敢对未来抱任何希望，毕竟波兰太遥远了——遥远的远方，除了遥远之外，可能一无所有。但尤德良从走后几乎每天给她一个电话。9月初新学期的一个早晨，赵颖被尤德良的电话惊醒，来到宿舍阳台，竟然看到尤德良奇迹般地站在楼下。那一次，她所体验到的惊喜，在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令她感动。

一切准备就绪，父母、外婆祝福他们，婚礼马车在家门口等待。下午4点整，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走出家门，乘马车前往教堂。马车两次被可爱的邻居用彩带拦下，伴郎喝下伏特加、伴娘送上小礼品，邻居们亲吻祝福，然后才放马车继续前行。教堂婚礼庄重而又亲切，主持婚礼的神父曾经是尤德良的同学，住在他家不远的地方——苏瓦乌基还保留着传统的熟人社会。

苏瓦乌基这个城市在亲情上非常传统，在公务上又非常现代。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四层以上的高楼，市中心看上去像中国的郊区，“步行街”从头到尾步行不超过5分钟。但城市整洁，所有的现代城市公共设施齐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行人指示灯，博物馆、街心花园、教堂、草坪，一样不少。其实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应该看标志性建筑，而应该看日常生活与城市管理的细节。

婚礼马车停在教区教堂门口，主持婚礼的神父匆匆赶来。阳光仍很明丽，大家静悄悄地走入教堂，婚礼是神圣的，本该沉静肃穆。婚礼语言是波兰语，但尤德良的致辞却用汉语，我原以为有人会窃笑或窃语，但似乎没发现任何人表现出任何异常。就在教堂婚礼仪式进行的半个多小时里，一场大雨飘过。等仪式完毕，大家走出教堂时，已经雨过天晴，晚霞分外灿烂。婚宴将在郊外一家英国风格的酒店举行。

婚宴是整个婚礼的最后一项节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项节目，下午6点开始，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耗时10个小时！教堂仪式是神圣的，酒店仪式是世俗的，酒食在摆成三角的长桌上依次排开。当波兰民族风格的婚礼进行曲奏响，婚宴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酒、食、歌、舞，没完没了；人们站起唱歌，坐下喝酒，离席舞蹈，归席吃肉，循环往复下去。将这种隆重的婚宴进行到底需要“四项全能”，不吃不足以维持体力，不喝不足以提高兴致，不唱不舞不足以消耗热量与酒精，而在这种婚宴上表现出色是颇不容易的。

如果说教堂仪式表现出波兰民族性格中沉静深厚的一面，婚宴仪式则表现出波兰民族豪放热情的另一面。沉静深厚与热情豪放如何统一在一种民族性格中呢？波兰民族在习性上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性格与文化了解很少，如果未来中国与波兰的商贸关系成长很快，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和谐相处吗？

苏瓦乌基这座只有7万人的小城里已有两间“中国商店”，一间在市中心步行街的尽头。我随意走进这间“中国商店”，店主问我是否是日本人，我回答“中国”。奇怪的是，在他脸上我并没有看到轻松与热情——这本该是同胞相见应有的表情。恰恰相反，我看到了紧张、猜疑与警惕。我在狭小的店里转了一圈，他一步不差地跟着我，像跟踪一个小偷。我无趣地走了。跟中欧这一带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性格中反差最大的特征是拘谨猜妒、工于心计。

苏瓦乌基的“波中婚礼”结束，我的中欧之旅也将结束了。告别时，彼得先生特意为我写了一页纸的文字，介绍他的中国情结和他对中国的理解与期望。尤德良为我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他的话。这位波兰边远小城的普通电工胸怀世界，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对世界负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典范，下面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中国处理好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如果中国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世界和平繁荣就有了可参照的榜样。

可爱的波兰人！

我从苏瓦乌基回到华沙，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再次前往市中心。皇家城堡广场上竖起一面巨大的视屏，行人路过都映现在视屏上。我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一片波兰面孔中，竟然没有感到丝毫怪异。或许这些异族面孔，我已经感到熟悉亲切了。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该有此国人和彼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善意的人吧！

别样的欧洲

小城故事

信任无处不在。绝大部分瑞士人一般不会出国购物或采购外国品牌。这种普遍的以本国产品为傲的情愫，也是相互依存的信赖关系的体现吧。

左勤程

2012年我的生日过得相当难忘。由于陪伴我10年左右的胆结石不适应瑞士的饮食，在我生日前开始滋事，生日当天我不得不去家庭医生诊所拿药、打针。帅气多才的医生Sabalic和他的两个美女小护士给我唱了生日快乐歌后，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应该不用担心了，今天你可以过个快乐的生日了，喝点红酒，开个Party。”

生日的确过得很开心。好几个中外朋友聚了一大桌子，我做的几个中国菜——肉末豆角、鸡蛋木耳、素烧虾仁等，配上白米饭大受欢迎，还有匹萨、冰淇淋蛋糕、生日蛋糕、各式点心、红白葡萄酒，大家都吃得不亦乐乎。来自立陶宛的Bonie说，在他们国家，过生日的女性会坐在椅子上被男士高高抬起（寿星多大，则抬多少次），以表示庆祝，我幸运地享受了这一礼遇，只是Bonie人高马大，这点体力活不在话下，中国学生小军和天印则累坏了。

但幸运却未能持续多久。当晚我再次疼痛难忍，一夜未眠。第二天未预约就再去了家庭医生那里，他直接开了急诊单子让我到附近的圣加仑州州立医院治疗。在从家庭医生诊所到医院的10分钟路程中，我慢慢变成了真正的“黄种人”。由于胆结石引发梗阻，血液中胆红素超过正常标准，导致我皮肤变黄，甚至眼白、鼻涕和尿液都成了深黄色。当然，对这种黄颜色的自我认知还是在住院第二天醒来照镜子才发现的。入院前医生帮我检查时表示我的情况比较严重，希望我在这里做手术，我马上态度坚定地表示：“不，我想回中国做手术，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想来医生当时准以为我这个“黄种人”疯了。

事实证明，尽管人生地不熟，我在瑞士住院做手术的这15天确实是人生中难忘的体验。瑞士医疗水平先进、医疗保障体系完善、服务质量又是好得没法说，令我多次萌生“重返”之念。在瑞士留学期间，我作为圣加仑学联主席负责学生联谊活动，所以与许多留学生关系不错，大家纷纷来探望我。他们虽然留学多年，却幸运地没进过医院，许多人抱着探访瑞士医疗科技的念头到处转转，不禁啧啧赞叹。我住的是6人间的病房，近50平方米的屋子放上6张病床相当敞亮，落地窗户外便是花园，大大的餐桌供病友们聚餐交流。医院有免费的WiFi，我的朋友也常把餐桌当课桌，边查询资料写论文边陪伴我。每个屋子还有一个换洗衣物柜，从病号服、毛巾、浴巾到牙膏、牙刷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纸内裤和卫生护垫，全都免费自取使用。

入院第二天就有护士邀请我去会谈室填写我的个人情况，由于德语不太灵光，他们配了英文翻译给我。问题很详细，不仅问我有何兴趣爱好，还要深入探讨，曾令喜欢电影及绘画的我一度以为他们要办个电影之夜或画展给我。他们还问我需要中文翻译否，是不是很想家，他们能帮我做些什么来缓解我的入院焦虑，我需要什么其他帮助等。其实除了把我先生从中国运过去这件事，这种异国入院的焦虑我只能自我化解。

不过住院的日子并不寂寞，30多个留学生朋友轮流每天都来看望我，给我送中国特色食品加聊天关怀，我还与病友们练习德语交流。住院第三天还来了教堂的志愿人员，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教堂祷告，如我愿意去，他们就用轮椅推我过去，不信天主教也没关系，教堂教友会为我代祷。医院还有流动图书馆，一位阿姨推着四层书架的小货车到每个病房来，借了的书在出院时交给护士即可。许多护士还经常过来问问我好不好，和我聊会儿天，有四五个护士都去过中国，也非常关心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入院之初，想到中国的天价医疗费，我很担心瑞士的住院费用。后来我咨询了我参加医院保险的瑞士CSS保险公司，我的奖学金每月为我支付保险费用，如果产生看医生或住院等医疗费用，则一年只需要支付100法郎（不到700元人民币）的固定费用，超过100法郎的其他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支付。于是我就放心地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外加两次ERCP（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我至今仍然十分怀念那段住院的“美好时光”，当然，除了医院每天配备的瑞士风格三餐——尽管在室友Lenny眼中这土豆泥加牛排相当美味，但我的中国胃实在难以下咽。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出院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但圣加仑大学位于山顶位置，以前对于我爬山15分钟，如今却是非常困难。于是我买了68法郎的城市月票，每天上山上学、去导师办公室工作。由于心疼昂贵的车票，我常常没事时便在这座城市坐车观光，看到好玩的地方便下来慢慢走上一段。每逢节假日，留学生们总是急于奔向其他城市和国家，少有待在自己的城市细细浏览体会，总是觉得还有时间，却到最后也没有工夫将脚步在自己学习生活的这座城市稍做停留。生病于我很不幸，但我却很幸运地有了大把时间来体会这座城市。

作为瑞士圣加仑州首府的圣加仑，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公元612年，爱尔兰传教士Gallus来到这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圣加仑市便在此基础上渐渐形成。传说是一只熊帮助Gallus寻找柴火，城市中便有许多关于Gallus和熊的传说、图片、雕塑。圣加仑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图书馆，馆藏15万多册图书，有许多中世纪的手写古籍，包括宗教著作和音乐典籍，还有一个来自埃及的女木乃伊。1983年，圣加仑修道院和图书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就读的瑞士圣加仑大学建立于1898年，被誉为瑞士最好的经济类院校，在欧洲经济类院校中非常知名。

圣加伦城市面积近40平方公里，只有7万多人口，我只在一年一度的OLMA（农业博览会）和马戏团表演时见过超过2000人的规模，平时不论到哪里人都很少，是一座非常安静、美丽的城市。

向东车程20分钟，即可见美丽的瑞德奥三国共同治理的博登湖；向南车程20分钟，即可见到阿尔卑斯山脉的雪山。

瑞士人普遍有以本国产品为傲的情愫，令我十分敬佩。圣加仑离德国的小城康斯坦斯只有一小时的车程，平时我们这些外国学生经常去德国购物，因为价格相比瑞士实在是便宜许多。虽然圣加仑离德国和奥地利很近，德国的超市品牌Audi也进驻圣加仑，但绝大部分瑞士人对本国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相当高，一般不会出国购物或采购外国品牌。瑞士两大超市品牌是Migros和Coop，尽管有的东西价格要比德国品牌高出三分之二，也一直高枕无忧。我的同事Susanna是圣加仑本地人，50多岁，她对采购外国品牌产品表示不可思议，表示要支持民族品牌。瑞士的邮局系统die Post也尽享了民众的本土品牌依赖优势。瑞士报纸Blick上有一则新闻，说2011年瑞士人共发送23.3亿封信，其中99.9%选择了本土品牌die Post。“我没有比较过die Post与HLD或FEDEX的价格，我当然要支持瑞士品牌了，而且我也信赖这个品牌。”这就是Susanna的解释。这种本土品牌忠诚度令我很是感动，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信赖关系吧。

这种信任无处不在。5月末的一天下午，我乘车来到圣加仑西部小镇Untereggen，零星只见几个干农活的村民，一见面便友好地打招呼。作为小镇最高建筑物的教堂里干净整洁，到处都是鲜花，一本本圣经整齐地码放在座位旁边，无人管理，大家却绝对遵守秩序。我走到一个农庄处，看到外面的三层柜子上摆满了自制的水果酒、蜂蜜、果脯，都标明了价格，如想购买，自行投币到柜子上的收款箱即可带走。这种静谧，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所带来的感动，最让我怀念。

生病前，除了开学前学校组织的City Tour，让我对这个也曾以纺织和刺绣闻名的城市充满了兴趣。但平时除了上课和去办公室，我只是逛逛超市与街景，并未与这座城市深入“交流”。其实这座城市的魅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这里有许多有趣的节日，越品味越有意思，越深入越觉得不舍离开。每年10月的OLMA（农业博览会）能吸引全瑞士的人前来，小猪赛跑等节目最受欢迎。2011年10月，我们的奖学金项目经理带我们去圣加仑边上的小镇观看了“奶牛选美”活动。附近的牧民带着家眷，身着传统服装，赶着自家的奶牛和山羊，浩浩荡荡而来，选出自家最美的奶牛，开始一轮轮比试。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个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肩负家长的重任，用自己稚嫩的身体推着800多斤重的奶牛进评比场，人小志气大，真是没得说。不过，所谓“奶牛选美”，标准自是与普通选美不同，主要评比的不是奶牛的脸蛋，而是奶牛的后半部分及奶牛的产奶部位。我们这些外行人除了看热闹，真是啥也看不懂。

除了每周六的集市，周六日还不定期有许多节日，比如消防节、护士节、露天音乐节等，一般在城中心的教堂旁边或Marktplatz举办。消防节时，消防员们还将几辆各个年代的消防车摆在周围，从1909年的老款到现代消防车，经典红色吸引了许多人来照相合影。消防员家属们几百人聚在一起聊天、吃三明治、喝啤酒，还有乐队助阵，场面很是壮观热闹。

护士节也离不开音乐，许多穿护士装的男孩女孩围成一个圈子开始唱歌跳舞，还捎带发些公益宣传单，吸引许多路人也一起加入，跳起舞来。至于音乐节则是隔三差五就有。人们在市中心Marktplatz搭起台子，摆上座椅，发放节目时间表。其中瑞士民间传统的乐器——阿尔卑斯号角表演绝对少不了，这种用挖空的杉木做成的乐器，长3.5米左右、重3公斤，由几个长胡子的瑞士大叔吹奏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当然，这种大家伙价格也不菲。制造一只号角需要花费80个小时，售价则高达3000瑞士法郎，折合2万元人民币，据说号角之音可传出10公里之远，许多人便闻之起舞。而街上还有许多艺术表演者无时无刻不给你带来欢乐，他们装扮成兔子、魔术师等形象，随身带着放音机，一路跳舞前行，并不时邀请路人加入进来，有时十几个甚至几十人就这样在大街上跳起来，欢快极了。

除了各种节日与各种节目，圣加仑有各式博物馆，就怕你对这座城市了解不深。我家南边三分钟路程有圣加仑市政公园，旁边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及美术展览，讲述了圣加仑州的形成历史；北边几步距离则是瑞士最古老的啤酒品牌Schuetzengarten的工厂，这家始于1779年的啤酒品牌在自己工厂内建立了一个啤酒瓶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我们都知道瑞士是钟表之国，其实瑞士还是八音盒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八音盒是由瑞士钟表匠安托·法布尔于1796年发明。我也绝对想不到我们经常路过的一家表店的二楼也是一家八音盒博物馆，这家表店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1点向游客提供免费参观和讲解活动。各式大小八音盒形式各异，有能演奏15首歌曲的八音盒，有边演奏边吐泡泡的小熊八音盒，甚至还有来自于19世纪初一位农夫之手的音乐盒，据说是寒冬之季农夫闲极无聊故造八音盒解闷，只是工艺略显粗糙，样子尚可，音调实在令人难以恭维。至于火车站纪念馆、纺织品纪念馆等亦是各有特色和惊喜。

圣加仑这座城市于我，似一幅由远及近的风景画。在经过了初期的适应和不停向外奔跑后，我才开始慢慢品味这座城市，这座典型的德语区城市，虽不像苏黎世那样现代，也不似日内瓦那样闻名世界，但有自己的特色。她是一座典型的瑞士传统城市，许多瑞士的传统风俗在这里得以完整保存，值得你细细体验与品味。如果哪天你想去那里，我可写几页旅游指南给你。

粮食，一个乌克兰商人的生意

“大约15年前，城市化进程在乌克兰大规模出现，人们离开了农业，去追逐‘快钱’。当时苏联体制下的集体农庄刚刚解散，最快的赚钱方法就是卖地。因此有不少年轻人离开了村庄，去学金融、计算机等时髦的行业。”不过，在她看来，现在的乌克兰正出现一股回流。

曹可臻

半年来，奥列格·巴赫马久科一直在乌克兰和中国间穿梭。作为乌克兰农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一年内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位37岁的富豪眼里，只要有信心和韧劲，没有攻不破的市场。

2012年6月，在北京东方君悦昏暗的酒吧间里，他与我聊起自己的故事。我们身后另一张桌边，他的商业发展经理正与一家中国咨询公司商谈着进入中国的计划。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奥列格。半个月前，在基辅举行的中乌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们曾有一次短暂的见面。会上，他告诉在座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需要乌克兰。

年轻的富豪

运动员出身的奥列格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的嗓音浑厚，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他用俄语交谈，但有时会等不及翻译，直接用带有口音的英文进行解释。他是个急性子。他的企业也具有这一特性。

从2005年到现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奥列格的“先锋”公司就从一家濒临倒闭的政府养鸡场发展成为乌克兰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壳蛋和蛋制品生产商。而他在2007年创立的乌克兰农牧集团（ULF），则在五年内通过快速并购，获得了50.8万公顷农田，一跃成为乌克兰拥有最多可耕地的公司以及乌克兰第二大的食糖生产商和乌克兰最大的牛奶生产商。奥列格本人的资产也在企业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了迅速的积累。据福布斯2011年的排名，奥列格身家10亿美元，是全世界20位最富有的青年富豪之一。

“你快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短时间内，财富和资源的极快速积累难免令人生疑。再次见面，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个答案。

或许是被问得太多，奥列格对于质疑倒很坦然。他坦言，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之前的一段经历：“1994到2007年之间，我一直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工作，是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的负责人。当时苏联能源部门很活跃，我在这期间积累了很多人脉。”

事实上，在乌克兰，像奥列格一样年轻的成功商人并不少。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虽未如俄罗斯般发生政治巨变，但在经济上却也未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推行更为激进的改革。相反，总统库奇马大肆任人唯亲，发展裙带资本主义，令不少年轻、精干的政治精英们利用职权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年轻的鞑靼裔商人雷纳托·阿克梅托夫。他在冶金、机械和交通业中得以发财致富。到1996年，年方30岁的他已经是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富翁。

奥列格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一户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位化学工程师，父亲是位设计师。“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商业基因。”他笑着说，“但幸运的是，当我大学毕业时，乌克兰正在大力重整能源行业，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被聚集起来。”奥列格作为年轻的财务专家被吸收到能源行业中。由于能源与政治的关联极为密切（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就曾是奥列格所在的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老板），这段经历为他的事业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然而，前苏联地区的私有化过程是极其残酷的。奥列格的俄文翻译王志永是个俄罗斯通，他在俄罗斯生活了20多年，亲历了不少“私有化”中的争斗。他说，俄语中有一句谚语：“解决竞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竞争者。”“私有化”的利益争夺往往伴随着血腥和计谋。

乌克兰也不例外，尽管很多富豪都是“权力党”的后盾，但他们之间的矛盾时常激化。1996年，来自顿涅茨克的议员叶夫根尼·谢尔班被谋杀，人们怀疑背后黑手就是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拉扎连科。拉扎连科是库奇马的党羽，在能源和交通事务中获得了一大笔财产。1996年到1997年期间，他担任乌克兰总理。后来，库奇马认识到其潜在的威胁并迫使其离职。随后拉扎连克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因洗钱的罪名而获罪。

“能在‘私有化’过程中‘混’出来，也是需要些狠劲和能力的。”王志永提醒我，“奥列格应该是个不简单的人。”

在谈话中，我问奥列格是否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私有化”斗争，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说：“那都是91、92年的事，现在的乌克兰只会把企业的‘私有权’交给最合适的管理者。”

具体如何获得的第一桶金，奥列格和他的员工都讳莫如深。但根据《基辅日报》的报道，2005年前，奥列格已经在乌克兰的西部省份拥有多家石油公司。而那时，乌克兰的经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你能想象，当时我们普通人每个月只有相当于5美金的工资吗？”奥列格的媒体总监艾莉娜说，“但奥列格还是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对农业产业进行整合。”

不过与大多数的乌克兰富豪固守能源、冶金、交通、机械等领域不同，2005年奥列格开始有计划地退出能源领域。到2007年，随着“先锋”公司在伦敦交易所上市、ULF的成立，他也完全退出了能源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领域。

粮食如同石油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奥列格对我说。大约五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奥列格第一次听到李的观点：“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粮食。未来食物和水的匮乏，将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李的预测肯定了奥列格在农业上的规划，也成为他的“格言”，每每在公开场合介绍自己的公司，他都会提起这句话。

“先锋”公司上市后，奥列格用所融资金对原有收购的企业进行了改组、维修、重建，并在世界范围内购买了最为先进的生产设备。

2012年6月初，我曾在乌克兰的中部和西部分别参观了“先锋”的孵化场、养鸡场和蛋白粉制作厂。与乌克兰现阶段大多数家庭式的农业生产不同，这几家企业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欧美最先进的管理设备。奥列格对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有极大的热情。他的另一家公司ULF使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农机卫星定点系统。技术人员不需要到田地，只需坐在中央管理室里，就能监控公司所拥有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辆农机。奥列格认为，乌克兰在农业上有巨大的潜力，但这些潜力的挖掘需要最先进的生产力。

2011年底，奥列格将自己所持有的“先锋”公司所有股份全部转入ULF公司名下，并开始筹划将ULF部分上市。“这是一盘更大的棋。”王志永评论说。在奥列格的商业计划里，ULF将成为一个横跨蛋制品、糖类、玉米、牛肉等多领域，拥有多家垂直型企业的农业托拉斯。

直到“先锋”公司上市前，奥列格一直躲在镁光灯外。随着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逐渐成为乌克兰的商业明星。在基辅的大街上，我经常能看到印有他肖像的大广告牌，上面写着：“只有改变国家发展的优先侧重，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乌克兰人。”

农业就是他所指的优先侧重。他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就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东国家，拥有着最重要的资源——粮食的生产力。

“农业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了。”他说，“很多专家、机构都认为乌克兰是全世界唯一有很大农业发展潜力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时，石油价格增长很快，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始巩固、提高本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地位。现在农业企业就相当于那时的石油企业，粮食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也将越来越关注乌克兰。”

历史上，乌克兰一直是欧洲的大粮仓。苏联解体后，即使乌克兰的经济受到重创，它也是前苏联地区和华沙条约国的粮食供给地。

“但我们仍荒废了15年。”伊琳娜说，她是“先锋”公司的CFO，今年只有34岁。在乌克兰参观“先锋”工厂时，她曾对我讲起乌克兰农业的变化。“大约15年前，城市化进程在乌克兰大规模出现，人们离开了农业，去追逐‘快钱’。当时苏联体制下的集体农庄刚刚解散，最快的赚钱方法就是卖地。因此有不少年轻人离开了村庄，去学金融、计算机等时髦的行业。”不过，在她看来，现在的乌克兰正出现一股回流。“最近五年，乌克兰的农业发展特别快。许多企业又回到农业领域，年轻人也开始在农业公司工作。”她说，“而且近五到十年也只是发展期，还没到鼎盛期，乌克兰的农业有巨大的潜力。”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共有15到20个成规模的农业企业。它们在欧洲不同的交易市场上市。“再过10到20年，这些企业的产品对非洲、亚洲国家都很重要。”奥列格预言。

进入中国

在奥列格的农业战略版图上，中东、北非和亚洲是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市场。两年前，“先锋”和ULF的农产品已经进入了中东和北非。而中国，据奥列格所说，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市场。

对于为什么中国市场最重要，奥列格有一套完整的、练习了好几遍的说辞：“中国是条睡龙。在未来的五年，当它睡醒，世界会被它所要的粮食总量所惊讶。乌克兰的出口能量对中国的内部需求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国对玉米的需求量很大。五年之后，乌克兰大约能为中国供应5000～6000万吨玉米……”

你会发现，奥列格从来不会用“我们想进入中国”、“我们决定进入中国”之类的说法，而总是说“根据这个数据、那个报告，中国未来的粮食缺口很大，所以中国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让你感觉需要他。”王志永说，“你知道，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乌克兰人一出生，就没犹太人什么事了。’”

不过，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对乌克兰农业的意义如果不大于，至少也不小于乌克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东一直是乌克兰的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欧洲食品市场上，国家、政府给予的补贴有时达到农民收入的80%，所以国外企业很难进入。至于美洲市场，2009年，奥列格曾尝试在美国购买过一家养鸡场，但由于高度市场化竞争激烈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买下鸡场仅一年后，奥列格就不得不将其停业关闭。从全球粮食市场来看，人口最多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东、北非因地理位置特别，粮食也主要依赖进口，但在进口量上很难超过中国。而且，中国的市场仍在扩大。

奥列格的计划是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他希望能够拿出UFL20%的股份在中国香港上市。

“欧洲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乌克兰的农业是专家分析最有前景的市场之一。”在君悦的酒吧间里，奥列格习惯性地游说起他的公司。事实上，一年前，乌克兰的报纸就曾报道，奥列格希望将ULF在欧洲上市。

具体欧洲上市计划夭折的过程，奥列格没有细讲，但可以想象，在金融危机的重灾地上市绝对不会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已经和很多中国公司进行谈判，有四个意向性合作的企业，其中已经和国机集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希望在今年可以开始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会发展很快，因为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在眉睫。”奥列格对我说，又显示出了他的急性子。

事实上，在基辅，我曾有机会和中国驻乌克兰商务参赞罗伟东讨论中国企业与乌克兰企业合作的前景。参赞对此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虽然去年中乌间贸易额达到104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34%，到乌克兰考察的国内企业也多了很多，但乌克兰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法律法规也不稳定，比如说去年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疯涨，乌克兰的农业政策就大调了三次，让企业无所适从。另外，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而且国内企业对乌克兰市场的潜规则也不够了解，风险系数还是很高。除此以外，还出现过一些企业家不讲信用的情况，比如一开始喜欢口头承诺，但到了真正见效益、拿回报时，就翻脸不认人了。

在北京，我把罗参赞所介绍的问题传达给了奥列格。他马上表达了不同意见：“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又碰上选举年，所以会有些动荡。但世界上很多大型企业在乌克兰都有分支，如果它们认为乌克兰不稳定，早就撤走了。”他特别拿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了比较：“我们不会使用俄罗斯那样的大棒政策去打压外国企业。俄罗斯看起来很稳定，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你可以在俄罗斯做得很成功，有一天招谁讨厌了，就被赶了出去。比如英国BP石油公司曾在俄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但一天之内它的所有高管就被驱逐出境。”

最后，我问奥列格：“进入中国市场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他展现出了这个年纪企业家常有的冲劲与信心，想了想说：“最大的问题只是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一种新事物进入一个市场，需要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

“除此之外，在商业上没有其他的不适应了吗？”

“没有，只要不断给你的团队志向，就一定能达到目标。”

法国人的平等基因

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李梓新

这一次，我才知道巴黎其实不大。它在面积上是平易近人的。

在空旷的协和广场，往南望去，便能看见雄伟的波旁宫。它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慢慢被改成国民议会所在地。

波旁宫在窄窄的塞纳河另一侧望着这片曾经把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和一众权贵送上断头台的广场。1794年这里曾经杀人如麻，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因为拥护路易十六，也同样被处死。传说，他死之前还约刽子手做一个科学实验，通过不停眨眼判断人身首分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据提着头颅的刽子手说，拉瓦锡的眼睛至少眨了11 下。

在波旁宫的背后，有一个骄傲的金顶，那是葬着拿破仑的荣军院，它仍然以强者的姿势俯视着巴黎市中心。经过几番革命浪潮的前进和倒退，法国才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从这一点上，它和英美民主制度已有天然的起点差异。

法国总统所在的爱丽舍宫掩映在协和广场一旁的花木丛中，萨科齐曾经计划，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盛大的庆祝活动将放在协和广场举行。可是5月6日投票日下午6点，选举结果还没公布，庆祝仪式的准备已经悄悄取消了。人们涌向了东边的巴士底广场——这个象征底层人民力量的地方，去庆祝奥朗德的胜利。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仿佛让人重新回到了1789年。

法国是一个通过血与火把自由平等观念烙进人心的古老国家，他们精心于制度设计，用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了全球，并向美国人赠送了成为新世界永恒象征的自由女神像。法国人对政治的热情几乎无人比肩：大选经常有80%的投票率，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而且进行了两次。英国和俄罗斯的投票率即便令人满意，也只有60%多一些；而美国更是经常徘徊在50%左右。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平等基因。

塞纳河的左与右

在4月底5月初时，人们聚集在塞纳河两岸热烈地谈论政治，谈论奥朗德和萨科齐的主张。像塞纳河有左岸右岸一样，人们自然地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支持奥朗德的社会党（Party Socialist，其实也可翻译为社会主义党），右派支持萨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UMP）。

尽管“左派激进、右派自由”的基本标签早已熟知，我仍旧在法国遭遇了很多陌生的观念。我的一个朋友，叫约翰·帕拉颂（John Palacin），他在法国财政部审计局工作，是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ENA）的高材生。尽管家世不错，但他仍是坚定的左派支持者。

相对于右派的自由市场观念来说，左派认为平等、保护弱者是更应该放在优先考虑的事。

“为什么要对富人征重税，甚至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征税达75%，因为金钱多到一定程度，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应该更多地负担起保持社会平等的责任。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富人们往往都要求动用公众的钱为他们注资来保全自己，这种保护不能是单向的。”

帕拉颂说：“面对法国庞大的公共债务，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削减开支，降低人民的福利，而是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向大型企业征更多的税。”

法国一直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不像北欧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这对一个人口达到6500万的大国来说不是易事。法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占了GDP的83%。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包括公共安全、医疗、社会保障及就业、教育、文化等。也就是说，法国人所创造的GDP有4/5是用回到人民自身的服务上。这个比例显然过高，让政府步履维艰，面临上千亿欧元的财政赤字。

也因为这样，法国被称为西欧最“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国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500欧元，每周工作35个小时，如果连续工作6个月后失业，每月可以领1000欧元左右的失业救济金。雇主每月需额外支付工人工资额的50%以上的保费为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辞退员工也必须赔偿好几个月的工资。

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法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昂贵的国家，每小时成本22欧元，美国为17.8欧元。

现在，左派的政策主张是还要继续提高福利，把最低工资提升到每月1700欧元，同时把萨科齐延后到62岁的退休年龄调整回原来的60岁，劳动者可以更快地享受养老金。这样的主张当然对底层人民更加有利，却会给企业主带来不少成本压力。

放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法国财政赤字高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样的主张看起来有点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惊呼，奥朗德一上台，在法国的跨国企业都得外逃了。

然而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奇与陌生的地方——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法国人讨论的仍然是社会公平要不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讨论如何让经济更加多快好省，追求数字涨幅。

“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中国也曾经被提及过。但是市场经济的20年来，效率早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指标，甚至烙进中国人个体的文化基因里，中国人已经太热衷于“效率至上”的文化，太推崇“胜王败寇”的哲学，太追求大干快上的陶醉，也太习惯于市场竞争的无情，而忽略了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平衡、更持久、更公正的社会环境。

左派与右派的政策主张，哪一个更能拯救法国于财政危机之中，是一个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的经济学难题。双方各有利弊，但是平等权这种左派思维，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血液中。

法国人对平等权的重视，甚至到了“世界大同”的地步。在对移民吸收的力度上，法国领先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而且在移民安置上，法国也颇费工夫，各种语言课程和社会适应课程都免费提供给新移民。即使被英国人拿来作为挽救经济危机的国际学生学费，法国人也一概全免（国际学生只需交象征性的注册费，而在英国，国际学生学费为本地学生的3倍）。

比较冤的是，法国却一直有“排外”的骂名。

这或者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平等的自由表达。自由社会各种声音都会浮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主张限制移民的右派呼声获得了很多支持，特别是极右翼勒庞领导下的“国民阵线”，尽管他们的极端主张和行为令普通法国人都为之侧目，但在第一轮投票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居然排到奥朗德和萨科齐之后，居于第三，声势大振。

然而，到最后，选民还是把胜利交给了主张善待移民的奥朗德。可见，平等对待外国人的意识还是占了主流。萨科齐时代的内政部长盖昂出台的全面限制外国留学生在法国就业的“盖昂通函”，连很多右派人士都深表反对。随着奥朗德的上台，留学生在法国又有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奥朗德胜利的巴士底广场狂欢夜，舞得最欢的旗帜，居然不是法国国旗，而是科特迪瓦、喀麦隆等法国传统移民来源地的旗帜。普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新移民们太需要一个奥朗德了。

平等到极致的政治细节

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在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设计上，自然体现无遗，而且要不断调整修正。

很多人觉得法国政治制度复杂。首先这“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就让人费解。总统和议会是怎么分工的？行政和议会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法国总统既不像美国总统那么强势，也不像德国总统那样无足轻重；法国总理的地位很重要，却不能像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作为国家的一号人物活跃在国际会议上。

其次，投票制度也颇为复杂，第一轮通常有10个候选人左右，陷入乱战。这之间左中右派齐备，甚至还细分成极左、中左、中间、中右、极右等派别。尽管投票制度其实和俄罗斯相同，但和普京总能取得绝对优势（2012年为64%）不同，法国人喜欢分散他们的票数，第一轮投票下来，如果能得到20%的选票，基本上肯定能进前两名，也就是进入第二轮的直接PK。在极端的情况下，像2002年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老勒庞仅仅以17.02%的得票率便爆冷淘汰了左翼社会党的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和希拉克的PK。这一次，奥朗德和萨科齐分别在第一轮得到了29%和27%的票数，双双进入第二轮。

所以，法国大选通常要折腾上两轮，两轮之间间隔两周。这两周之间，第一轮落选的其他候选人会表态他们支持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两位仅存的候选人会进行一场电视辩论。萨科齐这次曾经向奥朗德挑衅说，来三场怎么样？奥朗德没有接茬，但事实上他在那场电视辩论中表现不错，奠定了他最终胜利的基础。

胜选之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也颇为有趣。虽然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及内阁，但总理基本上是由议会多数派决定的。如果议会多数派和总统不同属一个政党，则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异党同治的情况，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四次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事的走向，是总统影响力更大，还是总理说了算，实在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寻求微妙平衡的局 面。

法国人也慢慢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弊端，在2002年希拉克任内，将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5年，和每5年一次的议会保持步调一致。避免因任期不同带来的错位，而且议会选举现在安排在总统选举后一个月举行，基本上，选民会给新总统面子，给他的政党以议会的多数席位来配合他的施 政。

而对总统候选人的平等对待，更是在细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轮选举的10名候选人，无论是竞选连任的总统萨科齐，还是明显就是打酱油的普通候选人，每个人在电视上宣传的广告时间是一样的。选举委员会为每个候选人制作了时长相同的电视宣传片，拼接在一起循环播出。而在今年的俄罗斯大选中，普京显然利用了他掌握的国家资源，在竞选阶段为自己增加了不少曝光机会。

到了第二轮直接PK阶段，两名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每个人面前摆一个计时器，计算每人发言的时间。居中有两名主持人把握局面，确保最后每个人发言时间完全一致。当我看到最后奥朗德和萨科齐的发言时间精确到秒的完全一致时，不由得为法国人对平等的“钻牛角尖”叹为观 止。

在投票站里，追求平等的细节也处处可见。法国居然是一个没有实质性选票的国家。别的国家都是制作一张选票，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列在上面，然后由选民在上面打钩画叉。而法国居然是把每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印在一张薄薄的64开纸上，由选民在投票站自取多张纸片，然后躲在帘子里把印有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名字的那张纸放在蓝色小信封里，同时把印着其他候选人名字的纸片丢弃。这样的做法很不环保，产生了很多纸张垃圾，但它唯一的好处是避免印制的选票上候选人名字的先后排列顺序给选民带来潜在的心理影响。法国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还需要不断补充每堆候选人纸片，使它们看起来保持相同的高度，不给后来的选民造成某个人比较热门的心理暗示……

这些费尽心机的设计，体现了法国人从18世纪以来对政治哲学的潜心研究和不断运用调整。天赋人权与平等权，通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些彻底打破皇权贵族，打破等级阶层的暴力革命，深深地贯彻到法国社会和法国人身上。

然而，听起来这么“森严”的投票制度，在现场操作上却平易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投票站没有警察，也没有义务监票员，更没有电子摄像头。选举日当天投票结束之后，不像英、美、俄罗斯等要把选票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投票中心公开清点，几个工作人员直接在小小的投票站就可以开展计票工作。

投票日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第15区的第8投票站就曾亲眼目睹了计票的“盛 况”。

18名计票志愿者分成4张桌子坐着，像牌友一样面对面。工作人员掏出一把钥匙，把票箱仅有的一个小锁头打开，从里面取出了选票，叠好之后分给志愿者去统计。

计票志愿者的报名相当随意，很多是投票当天才报名的。那一天是周日晚上，很多人不愿意来干这个不给钱的差事。

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这样的“简陋”计票实在让人咋舌，“临时工”计票人员完全有机会在其间造假，可是选举尘埃落定，却无一例污点记录。

由此而想，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带来的公信力，可以免除层层设防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建设成熟社会的经济账，这样算是不是更清楚一些呢？

俄罗斯式民主亲历记

“关键是，即使有自由表达和示威，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专制。而且还可能是接下来12年继续的专制。普京看起来想在那个位子一直坐下去……”

李梓新

3月5日晚上，当我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水泄不通的反对派集会人群中穿越重围，再越过各式武装警察的重兵把守，来到出口处的地铁站，看到和集会一墙之隔的商场依然生意盈门，一大群主妇小姐还端坐在那里，面不改色地美甲，不由得感慨：俄罗斯人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俄罗斯式的民主相对陌生，不知道苏联解体20年来，这个庞大而缓慢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普京在2000年跃上前台，过去12年间，他的形象仍然停留在符号化的阶段，无论是过去的“克格勃”、“少壮派”、还是现在的“强硬派”。

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2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爆发了数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舞弊，矛头直指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这是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各个年龄层、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被聚集起来了。

普京在把总统位置转让给梅德韦杰夫一届之后，又重新出山参选，规避了宪法中一个人不能连续三届担任总统的规定，而且把总统任期从四年延长到六年。这样，他最长可以担任两届总统共十二年。反对派一片哗然。

我便是在这样微妙的气氛下飞往俄罗斯的。先飞圣彼得堡——普京的故乡，有些时候，观察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有助于对他的理解。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比我想象的凋敝一些。尽管仅仅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两百公里，但它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大雪一层层地覆盖着马路，大多数已经被踩成了黑色的雪泥。来往的汽车大多是灰黑色，车上也覆盖着厚厚的雪泥，大概长年下雪使车主无心清洗。

圣彼得堡是普京的故乡，同时它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故乡人民并没有给普京多少礼遇，2月26日的下午，一场两万人的反普京游行便在圣彼得堡中心的街道展开。普京的头像被打上了大黑叉，“Россия без путина!”（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喊声震天。警察在风雪之中为游行维持秩序。

在这里使用英语是极端困难的。我来之前在booking.com上订了一家旅馆，就在普京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涅瓦大街边上，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我和前台的老太太需要用Google Translator交流。尽管这样，这个蹩脚的程序仍然无法帮我们完全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加上房间条件实在不尽如人意，我最后换了一家前台能说英文的旅馆。

这座在俄罗斯地位类似于上海的城市，远比想象得封闭，富裕程度据说也比莫斯科差一截。象征沙皇权力的冬宫并不高大，今天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博物馆。当年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停在河边供人参观，其实它只是打响了一个信号弹。

出发前，我读了普京于2000年出版的自传《第一人》（First Person），那是我托朋友从美国辗转带回来的。我惊讶于普京在这本自传里的坦白，从他的童年时期，住在需要不断驱赶老鼠的房子，再到他为什么选择加入克格勃，以及他被派驻东德期间如何执行任务，直到最后他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尽管他说的话无从加以旁证，但你仍然能看出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让你去推想这个人的内心，乃至这个国家的来时路和明天。

2月26日是周末，圣彼得堡的天气变冷了，飘起了小雪。我几经周折站到了市中心巴斯科夫巷普京儿时所居的楼房下面，楼不高，是传统的黄色调的苏联建筑，共六层，是普京父亲退伍转为工人分到的宿舍。普京住在四层八号，从外墙看不出端倪。楼下不大的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在这里，儿时的普京经常和伙伴在一起玩。

有意思的是，在通向普京家院子的门廊上，有人涂鸦了很大一幅普京漫画，在他的两只眼睛上，被人讽刺地贴上了两片治疗牛皮癣的小广告，而这几乎成了辨认普京故居的主要标志。

在院子里我碰到一位说她现在住在当年的普京房子的老太太，她表示她不愿投普京一票，但她不愿多说原因。

巴斯科夫巷不长，灰暗破落，街上走的只是一些住在当地的老年人。它几乎是一段被岁月抛弃的街道。离普京家几十步远，是一个庞大的建筑，老人说那里是当年二战中的一个指挥部，现在已经被废弃。在二战中，圣彼得堡，也就是当年的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城800多天，150万人饿死病死，普京的母亲也差点命赴黄泉。

普京家对面的小卖部售货员尤里娅说，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寻找普京的踪迹，我是她碰到的问起普京的第一个人。我也没有找到普京所说的那个离家步行七分钟，甚至可以不用穿棉袄就跑去上学的193小学。它并没有被作为总统母校而保留，整个街区也没有被辟成“总统故里”加以保护升级。

这是普京刻意的低调？

这是圣彼得堡给我的迷思。这座彼得大帝建造的城市给了普京一些精神上的溯源，成为他今日野心的支柱。当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助理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挂的画像就是彼得大帝。然而普京并没有给自己的故乡在市井生活上留下多少印记，这里甚至没有一条“普京大街”。

显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

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和北京非常神似的城市。无论从地铁的构造，还是街道的风貌，乃至权力神经在城市中心地带的集中分布，都让在北京生活过的人感到熟悉。比如地铁里出口电梯通常十分拥挤，人们需要排起长队，慢慢挪动才能最终踏上电梯。那种集体的沉默以及晃动的肩膀，让人想起古拉格群岛。

唯一不同的是地铁的深度。莫斯科的地铁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后来查了资料，发现果然是按战壕标准修建的，在非常时期，整个地铁空间可以容纳400万人防空避难。

但是街头呼啸而过的宝马奔驰，以及普及率很高的iPhone手机和电子阅读器，让人确信这是一个比圣彼得堡富裕很多的城市。有很多隐性的富豪，就悬浮在这帝都的上空。

我住在卢日尼基体育场附近的一座名叫Yunost的宾馆。卢日尼基体育场还是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在我入住的数天之前，普京刚刚在那里举办过一场十几万人的挺普集会。普京在演讲时神情激动，号召人们“为国家而死”。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选择“死”这个严重的字眼，难道选情已经如此刺激到他的神经？

宾馆颇有国营气息，每一层楼都有一位老大妈看管，只是语言不通，无法和她们更多交流。房间里暖气过剩，经常热得要开窗透气。这里临近地铁，唯一的不足是房间里无法上网，只能到8楼的公共空间去用Wifi。在那里我碰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目的的旅行者，如联合国一般，有来自中国广州的贸易代表，来自以色列的创业者，还有来自德国的自由作家，她正在写一本关于普京的书……

临近大选，街道并无异样，一切如故。大选成了商家的噱头，一家色情博物馆就推出一部剧目，描述普京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体的重要部分不见了……而很多事情在暗中规划，比如普京的庆祝集会，还有反对派不断和莫斯科市政府商量着3月5日的集会地点。

我开始和不同的人群交流：人们向我抱怨公费医疗经常需要排队，鼓励生育政策的奖金并不能及时发放，中产阶级倾向于送孩子出国读书，移民同样成风。白领们正在卖掉大城市的房子，准备到二三线城市买度假别墅。年轻人基本承认买房无望，对于他们来说，租房结婚不是问题。而创业似乎未在这里成为风潮，创业者经常抱怨繁琐的规章和无处不在的贪腐给他们带来麻烦。

这就是苏联解体20年来的俄罗斯，寡头们已经攫取了财富，平民生活井然，却找不到经济增长点，世界资本似乎并不特别青睐这里。相对于欧洲和亚洲，莫斯科是一个独特存在，欧洲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亚洲是他们过去不多看的小兄弟，现在才慢慢被重视起来——莫斯科是一个自己的帝国。

这20年来，除了莎拉波娃这些网球红粉军团，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向全世界进行价值输出了，他们没有了19世纪的伟大文学，也没有20世纪的思想家。当我搜索枯肠，和一个俄罗斯朋友说起中国人熟知的俄罗斯明星，可能只剩下一个唱歌的维塔斯时，朋友说：“哦？他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正在寻求新的出发点。”

即使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人们对普京的态度却不同。有人认为只有普京才够平衡各方利益，转变当前的局面；有人认为普京的专制将把国家带向堕落。而挑战普京的另外四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赢得所有反对派的选票。缺乏一个领袖人物，使反对派挑战普京的前景早早便蒙上了阴影。

投票日

大选投票日终于在3月4日周六来临。这一天早上8点，天还一片漆黑，众多由小学、图书馆、社区中心临时改造而成的投票站就已经开工运转了。老人们是起得最早的选民。对他们来说，投票也不是新事物了，苏联时代的集体“螺丝钉”早已成为手握选票的公民。自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举行第一次全民公决，决定是否保留苏联之后，大选已经举行了5次。

每一个投票站，都不过100平方米左右。入口处还经常有附近居民临时摆摊卖点旧书、小商品、食品什么的。进到投票间才显得正式些，通常是挂着交叉的俄罗斯国旗和莫斯科市旗，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电子摄像仪，有一排登记人员负责核对信息然后发放选票。选民们拿到选票之后就到一个挂了布帘子的小房间里面填写，填完就将选票塞进一个巨大的透明塑料票箱。整个过程几分钟内就可完成。

每个投票站仅有两三名警察维持秩序，但是负责监票的志愿者却有七八名之多。这些志愿者都是响应反对党号召来监督大选进程的。因为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有很多伪造的票数，所以监票者们这次用画方格来统计前来投票的选民，以掌握每一个投票站真实的选民数字。

在莫斯科165号投票站，一个西装笔挺的老监票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今年已经83岁了，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年轻时还曾经作为国际象棋领队到中国比赛过。现在，他成了民主游戏的志愿监督者。他觉得还是过去的日子好，现在人们虽然有了选票，却无法改变专制的情况，反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变差了。

对苏联的怀念存在于老人和一部分没有苏联经历的年轻人中，因为过去意味着住房、医疗的稳定保障，意味着对商业丛林社会法则的逃离。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俄罗斯是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需要他们参与其中去把握和改 变。

这种参与的意愿，使莫斯科在投票日前后这几天成为一个集会的城市。你可以看见相似脸庞的人群，呼喊着不同的口号，让你怀疑这个国家分裂了。然而生活依旧流转，商店照常开门。政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主导，俄罗斯花了20年达到了这一点。

3月5日下午，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的青铜色雕像默默地注视着从四面八方聚集的人群。这是普京顺利当选总统第二天的反对派集会。之前市政府和反对派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这个容易看防的小广场作为集会场地。

各种警察兵种早早集结，防暴警察戴着头盔到处巡逻，甚至出动了吊车把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清空，让位于军车，直升机在空中监视着广场上的动态。

但是人群带着白花和标语，顺利地通过安检门，来到了集会现场。中间搭起了高台，反对派领袖们准备登场。而人群已经在进行各种表达，“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口号再次此起彼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不想和老大哥一起生活！”“这个位置是世袭的”这样的标语也随处可见。

而我也慢慢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之中，他们像潮水一样裹挟着我，我成了玛格南图片中的一个小黑点。我曾经多次想象这个场景的危险性，现在身处风暴眼中间反而发现它是安全的。尽管这个时候随便一声枪响或者一发催泪瓦斯便可能引起人群践踏，但所幸在那个晚上，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反对派领袖轮番登台，人群在他们的鼓动下不时以口号响应，那呼啸的声浪几乎直达普希金广场上空巡回监视的直升机。

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维克多，26岁，剧本作家，早年在电视台工作，因为不能忍受审查而离职。现在，他说他正在创作一个相关的剧本，所以来到现场亲身体验。我对他说，依我看来，俄罗斯的新闻审查其实已经比较宽松，报纸上可以公开指责普京。

“电视上审查比较严。你说的对，莫斯科的一些报纸是比较宽松，但他们的影响力有限。你要想一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度。”

“关键是，即使有自由表达和示威，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专制。而且还可能是接下来12年继续的专制。普京看起来想在那个位子一直坐下去……”

最终，我挤出重围，看到了一墙之隔的街市依旧太平。民主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更是为了保证这些世俗生活的正常运转。

人事终会更迭，而规则已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