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唯有死者比雪更寒冷

死者（结尾）

客观是一条亲爱的毒蛇

恐怖的法佛尤

新泽西州立监狱：罪恶滋生之处

我虽然目盲，但我看见一切

一位视力过人的男孩

这是投向人类的黑暗努力

没有什么能够夺去家园

除了你无人永生

伯莎老太最后的日子

中国故事

唯有死者比雪更寒冷

Sayings：论断是人类乐此不疲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比方说，那些宣称乔伊斯晦涩拗口、以呓语而不是文采取胜的人里，大概有一半没看过他的小说，或起码没有看过《死者》，没读过结尾。下面加粗的一段，非要形容，就是“安静”二字，因时间和空间的到场而获得历史的孤独感。除此之外，令人词穷。祝读完想起远古时光。

死者（结尾）

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The air of the room chilled his shoulders. He stretched himself cautiously along under the sheets and lay down beside his wife. One by one, they were all becoming shades. Better pass boldly into that other world, in the full glory of some passion, than fade and wither dismally with age. He thought of how she who lay beside him had locked in her heart for so many years that image of her lover's eyes when he had told her that he did not wish to live.

Generous tears filled Gabriel's eyes .He had never felt like that himself towards any woman, but he knew that such a feeling must be love. The tears gathered more thickly in his eyes and in the partial darkness he imagined he saw the form of a young man standing under a dripping tree. Other forms were near. His soul had approached that region where dwell the vast hosts of the dead. He was conscious of, but could not apprehend,their wayward and flickering existence. His own identity was fading out into a grey impalpable world: the solid world itself, which these dead had one time reared and lived in, was dissolving and dwindling.

A few light taps upon the pane made him turn to the window. It had begun to snow again. He watched sleepily the flakes, silver and dark,falling obliquely against the lamplight. The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set out on his journey westward. Yes, the newspapers were right: snow was general all over Ireland. It was falling on every part of the dark central plain, on the treeless hills, falling softly upon the Bog of Allen and,farther westward, softly falling into the dark mutinous Shannon waves.It was falling, too, upon every part of the lonely churchyard on the hill where Michael Furey lay buried. It lay thickly drifted on the crooked crosses and headstones, on the spears of the little gate, on the barren thorns. His soul swooned slowly as he heard the snow falling faintly through the universe and faintly falling, 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upon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屋里的寒气穿透他的双肩。他小心地钻进被子，躺在他妻子身边。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将变成幽灵。顶好是正当某种热情的全盛时刻勇敢地走到那个世界去，而不要随着年华凋残，凄凉地枯萎消亡。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她，怎样多少年来在自己心头珍藏着她情人告诉她说他不想活的时候那一双眼睛的形象。

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泪水在他眼睛里积得更满了，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在想象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的身形。其他一些身形也渐渐走近。他的灵魂已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来源：《死者》

客观是一条亲爱的毒蛇

Sayings：客观是什么？新闻学院教材说得太多了。但它只是一种熟悉的老调，谁也不曾认清。主观的人追求客观，态度也许是真诚的，结果却必然是可笑的。这两篇报道，是不是客观的？很难说，强烈的判断甚至像是控诉。你可以说其中有足够的细节，但须知穷尽事物本原从来只是幻想。这种时候，强烈自信和洞察力很重要，对他人兜售引以为傲的观点的冲动更不可少。谢谢你，客观，但是再见吧。

恐怖的法佛尤

《费城问询报》，1976年

在波克诺斯北部山峦起伏、草木丛生的乡村，有一块被三层砖楼围成的景色优美的疗养地，这就是法佛尤州立医院。它看上去几乎同当年设想的一样，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治愈那些犯过罪的精神病患者。

人们驱车路过这一没有工业污染的地区，准会把它错当成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一家接待游客的郊外旅馆，或一座寺院。

不，这儿既不是学校，也不是旅馆，更不是寺院。那些还在法佛尤的病人和有幸从那儿出来的人，都口口声声地说法佛尤是一座人间的地狱。

还有大量的旁证可以证实这个说法。这些旁证有的来自医院的看护人员和行政人员；有的来自研究人员；有的甚至来自政府的调查人员，他们调查的结果都被禁止公之于世。这些人都说，把法佛尤描述成人间地狱，让人毛骨悚然，但却千真万确。

本报经过3个月的调查，发现：

在法佛尤，精神病人不是被看护人员或受他们怂恿煽动下的其他病人毒打时当场丧命，就是在毒打后死亡。

就在法佛尤，凡遭毒打至死的精神病人都被诊断为死于心脏病突发。

就在法佛尤，精神病人的性命被视为儿戏，打得鲜血淋淋不省人事。

就在法佛尤，一个看护人员在打病人，其他所有在场的看护人员必须上去一起打，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规。

就在法佛尤，精神病人被强行与看护人员或其他病人互相鸡奸。

就在法佛尤，精神病人被迫连续几年赤身裸体，有时还被带上手铐，住在冰凉的病房里。

就在法佛尤，看护人员把精神病人召集在一起，挑唆他们互相斗殴，而看护人员却就其输赢打赌。

就在法佛尤，除了使用镇静药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治疗手段，其中有些镇静药其他医院10年前就已停用。

就在法佛尤，名曰专治精神病，竟没有一个持有执照的精神病医生。

就在法佛尤，一个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30天监禁的精神病人，被关上30年才能获得自由。

就在法佛尤，一个病人从住院到被确诊为患有精神病需要等上28年，这里仅举此一例。

就在法佛尤，精神病人连诸如卫生纸这样起码的享受都被剥夺。

就在法佛尤，精神病人乃至工作人员，都必须在互相欺骗、敲诈和偷盗的基础上生活。

以上是本报调查结果的一部分。这是在一位受尽折磨的前医院病人控诉的敦促之下，经过几十次的采访，在查阅了以前未曾公开的许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查。接受采访的人包括已获得自由或被转到监狱的前医院病人、过去和现在的医院看护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州政府官员。

这些主要的调查结果：行凶杀人、掩盖罪行、玩忽职守、贪污腐化、严刑拷打和鸡奸淫乱，让人看出在过去30年，或许更长的时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

上周接受采访的现医院负责人说，他们正在努力铲除过去的许多弊病，目前情况正有所好转。

但是，几十年来暴行虐施和玩忽职守所构成的模式，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法佛尤曾想进行改革的尝试。前几天被采访的两位医院高级工作人员说，任何新改革尝试如不贯彻到管理这所医院的看护人员中去，都将付之东流。

州执法当局早就知道法佛尤州立医院内肆意虐待病人的事。他们的档案材料中就有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其中包括谋杀这样严重的罪行。可是，他们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在档案材料里还发现，政府调查人员承认他们的调查工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很肤浅的。

1974年11月，在当时的公共福利部长海伦·沃尔杰姆斯的要求下，州首席检察官伊斯雷尔·帕克尔下令调查“传说该院内有恫吓、毒打、非法买卖和行凶杀人的事”。其中大部分调查是由调查局进行的，但是州警察总署也对该院的死亡事件进行过调查。

当调查结果出来后，帕克尔已经离职。接任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P·凯恩在1975年4月16日给当时的公共福利部长福兰克·S·毕尔的信中，就此事下了结论。他说：“……工作人员在许多场合对病人使用过暴力。”但他认为这种暴力行为“并不过分，也不犯法”。

“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该院有肆意虐待病人的罪行，”凯恩说。但他肯定“一些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病人有钱和其他非法买卖所造成的……此外，该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优柔寡断”……

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的？

据调查局局长塞西尔·H·耶茨的一封附函中说，结论只是在偏听偏信看护人员而无视病人意见后得出的。

耶茨列举了两件难事，这两件难事使他的调查成了“表面文章”。他说，一口咬定病人既犯有罪行又神志不清，“这肯定有问题”。

不管怎样说，现任法佛尤代理院长罗伯特·哈麦尔讲道，医院的453名病人中至少有30%根本没被定过罪。该院档案所记载的关于病人被送进医院的原因中说，他们不是由于“精神错乱”，而是由于他们在各地惹是生非，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某地方法院官僚作风所造成的错判。

耶茨还指出，他在调查中仔细审阅过被病人打伤的看护人员的病历，但没看过那些自称被看护人员打伤的病人的病历。他说，要看后者的病历，“会有法律上的问题”。

他说，就这样“没有任何打算去彻底分析这个问题”，或建议采取“纠正的行动”。

新泽西州立监狱：罪恶滋生之处

《纽约晚邮报》，1917年

条件恶劣的监狱能孕育罪恶，而设在特伦顿的新泽西州立监狱则是全国最恶劣的监狱之一。这座监狱布局糟糕，影响恶劣，管理不善。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监狱，野蛮恐怖，污秽肮脏，拥挤不堪。与它相比，星星监狱倒成了一个舒适的地方了。

人们难以相信，在20世纪，也就是伊丽莎白·弗莱访问新门监狱和英国苦役船100年之后的今天，种种没有人性的野蛮行径在特伦顿这个地方仍然如此猖獗。人们难以相信，在这里囚犯一旦触犯狱规，则被勒令面壁而立，不给食水。人们难以相信，囚犯们辛辛苦苦地为包工干活，只能换得极微薄的收入，而他们的一家老小还在饥肠辘辘地盼望面包。人们难以相信，在州立监狱里还设有暗无天日的地牢。人们难以相信，这里女犯竟与男犯关在一起。人们难以相信，在这里明智与疯狂、健康与疾病、纯洁与肮脏统统混搅到了一起。然而这一切，甚至远远不止这一切，都在这座监狱里泛滥着。这些罪恶存在于此，也被允许存在于此。

下面就是以这座监狱的控诉：

事实是：2人、3人，甚至是4人关押在同一牢房，这是违法的。

事实是：这里设有土牢，犯人监禁在内，一日只供两次饮食。

事实是：关在地牢里的犯人被钉在墙壁上的镣铐给锁得紧紧的。

事实是：犯人在地牢里每关一天，其刑期反而增加一天。

事实是：这里女犯与男犯关在一起；4号侧楼的第55号牢房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特设的。

事实是：这里没有餐厅，犯人们在自己牢房中或走道上吃饭。

事实是：犯人们抗议他们伙食的呼声，能被监狱外的行人听到。

事实是：监狱当局经常把上顿的残羹剩饭留到下顿再给犯人吃。

事实是：犯人一周里仅有半个小时的娱乐时间；14名女犯的娱乐场地比1200名男犯的娱乐场地还要大。

事实是：许多牢房光线昏暗，空气污浊。

事实是：新建侧楼的70间牢房因太潮湿而无法使用；有时由于过道返潮积水厉害，看守们不得不穿上雨靴行走。

事实是：这里一座1835年修建的监牢楼房迄今仍在使用。

事实是：这里有一排陈旧的牢房，州卫生委员会曾指责说这种房子不宜让人居住。可是直到上个星期一，那里仍关有犯人。

事实是：结核病患者与健康人共居一处，而使健康人可能染上疾病。

事实是：堕落者、性变态者和同性恋者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事实是：初犯与惯犯关在一起。

事实是：去年12月一个年轻人获释出狱。他进来时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除了身穿的那条短裤，一无所有。

事实是：犯人受罚要面壁而站，有时整天都不给食物。

事实是：犯人收不到家人送来的水果。

事实是：那间宽敞的有冷热水供应的浴室，一年中只开放2个月。

事实是：一年中有10个月，犯人每周只给一桶水洗澡，然后这水还得用来洗衣服，再冲洗牢房。

事实是：每到晚上8点半牢里就熄灯，而在星期天晚上根本不开灯。

事实是：监狱医院太小，设备简陋。

事实是：监狱的视察委员会负责这里的管理工作，而该委员会成员分散在全州各地，一个月只碰一次面。

事实是：这个6人组成的视察委员会又任命了6个委员会，各任一主席。

事实是：两个独立机构——视察委员会和赦免法庭——就能通过口头供词。

事实是：狱中聘请了一位教师，而这时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这是违法的。

事实是：监狱聘请了3名牧师，然而监狱教堂只能容纳350人，而整个监狱全部犯人有1300多人。

事实是：这里的品行教师托马斯·泰勒是前州议会发言人里昂·泰勒的父亲。里昂·泰勒在他担任州长的时候，为其父谋得了这份有薪水的工作。

事实是：契约工仍在这里实行，如果这不是违法的话，也是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

事实是：有些私人投标者雇用犯人干活的车间里，通风不足，光线昏暗。

事实是：有一车间就设在地窖里。

事实是：这里有100多名男犯非法受雇。

事实是：监狱当局向这些私人投标者提供了不少地方用做储藏室。

事实是：监狱视察委员会发配犯人修建公路，每天每个工人从纳税者那里收取1.25美元，而发配犯人为私人投标者干活时，每个工人只索取35美分。

事实是：监狱向私人投标者免费提供照明、取暖和电力。

事实是：为私人投标者在狱中生产的产品却没有注上“新泽西州立监狱制”的字样。这是违法的。

事实是：投标商的车间每日开工，而监狱里耗资1.2万美元修建的那个为本州各单位人员生产袜子、内衣的工厂却已有几个月闲得没活干；厂里那位技术指导自拿薪水，无事可干。

事实是：1911年这里就建立了考绩制度，然而却没有执行。

事实是：1911年时，州慈善和改造委员会就建议给监狱雇聘一位饮食专家，然而此事迄今仍渺无音讯。

事实是：这里看守员工资低微，工作繁重。

事实是：这里典狱长的权力比看守员的权力大不了多少。

事实是：犯人们在狱中每干一天活，应获得2.5美分的报酬，而他们却从未得过分文。

这就是设在特伦顿的新泽西州立监狱，在那里关押着1300名犯人。据最新数字报道，这个监狱在1915年的全年花费是25.3万多美元。这就是这座州立监狱怎样被管理的。这就是里面的犯人怎样遭受惩罚的。这就是他们怎么接受“改造”的。这就是社会怎样受到“保护”的。这就是新泽西州在1917年这一神圣之年的情形。伊丽莎白·弗莱发现男女囚犯被关在一起，发现他们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他们愤怒抗议他们所遭受的虐待、侮辱——这一切，震动了英国人的良心，于是，改革的时代开始了。从那时迄今，不是已经整整100年过去了吗？在今天的新泽西州，难道没有另一位伊丽莎白·弗莱能够挺身而出，同这一切作斗争吗？允许犯人白天晒晒太阳；让他们吃得好些；晚间给监房开灯照明，使他们可以读书、学习；给他们提供饭厅，让他们像人那样吃饭，而不是像喂野兽似的，把食物塞进笼子里去；永远结束罪恶的契约劳动制度，正如1911年刑法中第372章所规定的那样；允许他们接受亲友们送来的水果；发掘他们内心美好的东西，因为这种美好的东西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间，宛如纯金一般。然而这一切难道都是纵容犯人吗？如果这也是纵容犯人，那最好就不要再管教他们，因为这些人的内心已经笼罩着午夜的黑暗。

我虽然目盲，但我看见一切

Sayings：今天和《读库》的主编老六张立宪聊了会儿我感兴趣的编辑思路，简单向大家转述下。第一是编辑的独裁，也就是说将一个人的风格和品位发挥到极致，并变成编辑们的风格和品位。第二是要有“格儿”，坚持自己的判断并绝不妥协，比方说《读库》正在操作一个100页的文章，讲某座国外古代建筑物，他相信这是读者就应该读也会爱读的东西。第三是服务意识，这和第二条相反，就是让一篇文章的作者、报道对象和读者都觉得自己被重视。

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我的编辑思路。感谢你们关注并信任我的眼光，因此我会坚持选择我认为值得读、读完必定极为有益的作品推荐。不少人回复说文章太深奥或读不习惯，但要确信，很快就会习惯、享受并获得更高的阅读力。我会注重细节，变法子让阅读过程更优美。

下面是一篇公认的、流传挺广的美文。总有人说新闻作品中要尽量少用、慎用形容词，尤其是比喻。我却觉得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只要用得高明准确、不浪费。不信的话，就读读下面这篇克制淡然、实则极为悱恻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前三五段。一个没有视力的孩子尚且有能力掌握色彩，何况你我？

一位视力过人的男孩

作者：爱丽斯·斯坦巴切

首先是眼睛，那是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一种淡淡的发暗的蓝，像知更鸟卵一样的颜色。并且如果是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你直视这双眼睛——这双不能回视你的眼睛——刺眼的、4月的阳光会使它们变得苍白，就像高处无云的天空中那种淡淡的蓝。

10岁的卡尔文·斯坦利，这双眼睛的主人，这个打生下来就失明的男孩，喜欢这些描绘，并且两次想听听这些描绘。他听着，因为他只能听，然后，“橘黄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但我现在喜欢蓝色。”他宣称。停了一下，眼睛在短而厚的眼皮间颤动一下，“我知道有淡蓝、深蓝，可是天空的蓝色是什么样的呢？”他想知道。在他听你的描述时，如果你注视他的脸，你就会感受到一幅画，一幅牢牢地镶嵌进苍白的眼睛背后的画。

这个男孩头脑里存有许多画面，存着许多那些爱他的人为他创造的、重新找回的形象——这些爱他的人有家人、朋友、老师，他们已着手辛勤地、耐心地为卡尔文内心的眼睛创造着一个可去停留的特殊的世界。

有彩虹的图画：“它有很多美丽的色彩，一种挨着一种，形态像张弓，横跨天空。”

有让卡尔文震惊的闪电的图画：“我妈妈说闪电就像一棵圣诞树——那种穿越天空，明暗闪亮的情形。”他说着，道出让诗人引以为豪的令人愉悦的描绘。

“孩子，”他的妈妈曾经告诉他，“有一天我将不在这儿，在你跌倒时，我不会在周围去扶你——没有人会一直在你周围去扶你——这样你必须努力依靠你自己，你必须知道怎样对付这些，要做到那样，你又必须知道怎样去思考。”

艾塞尔·斯坦利从来也没有对自己说过：“我的儿子是个瞎子。这是我应得的麻烦。”

“卡尔文很小的时候是那样的不安分。他要看每一件东西，他要摸每一件东西，我不得不给他那儿的每一件小东西，像一个汤匙，一把餐叉，我让他玩。玩罐子、砂锅，玩每一件东西。我领他感觉桌子棱角尖锐的边缘，‘你不能摸它；它会弄伤你。’我把会伤害他的东西告诉他。他仍旧到处乱撞。但是，他知道什么是不能去做的，什么是他能做的。并且他知道，在他的屋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会伤害他。

“他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们一起出门。我猜想他大约两岁吧，我从未告诉过他任何关于怎样去做的事情。当时我们走到一个障碍物前。卡尔文知道，当我停下来时，他就应该放慢脚步；我再停下来，他就应该加快脚步了。我从不说任何话，我们就这样做。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模式。”

卡尔文记得，在他开始意识到关于自己的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时：“我就这样自己弄明白了，我想当时我大约四岁吧，我会把东西拾起来，我却看不见它们。别人会说它们能看见东西，而我却不能。”

他的母亲总记着那一天：他的儿子问她，为什么他是盲人而别人却不是。

“他肯定有四五岁了。我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他生下来就是这样，这并不是谁的错，他不必责备自己。他问，‘为什么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文。也许你命中有一种特殊安排，就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就是你所要踏上的人生之路，你能处理好它。”

然后，她让儿子坐下，这样告诉他：“你是正在看呀，卡尔文。你只是用你的双手而不是眼睛。可你就是在看。并且，要记住，没有什么你不能做的。”

这是一个春天的假日，卡尔文走出家门，他在屋后的巷子里骑着他的看上去死板的、黑色镀银的两轮自行车。“待在我后面！”他朝他的朋友凯利·巴斯喊。凯利正沿着可以让卡尔文骑自行车的小巷延伸出来的死胡同疯狂地蹬她的车踏板。

现在，努力想一下你在看不见往哪里去的情况下骑自行车的情形，这时你甚至都不知道一条“巷子”是什么样子的。努力想象一下在眼睛看不见的、只存在你头脑中的边界处的空间怎样航行；然后，努力想象卡尔文在那种空间中踏着自行车，随着两边的空气擦身而过而兴奋地高叫时，他正在感受着什么。

尽管在邻居的后院他看不见自己周围春天萌芽的迹象——从储备室中拿出的门廊家具，以及铁烤架设备，从四月的雨水中小草长出的绿，在篱笆上连翘盛开出的黄——但是沿着他自己的路线引导他的另一种标志却依然存在。

经过德国牧羊人时，牧羊人向他大喊大叫，告诉卡尔文离他家还有三间屋子远；接着，经过五个花园以外的紫红锆石时，他就会闻到红锆石散发出的特有的芳香（这后来将会成为引导他的丁香花的气味）；经过大的斜裂缝时，这个斜裂缝支起他的自行车前轮，然后又放落地上，这就告诉他已经到了他的边界，他应该回头了——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卡尔文骑着自行车走过所有类似这些的标志。

艾塞尔·斯坦利：“6岁那年，他的一个表弟弄来一辆自行车。卡尔文说‘我要知道怎样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就给他弄来一辆，他父亲让他帮着把自行车组装起来。你知道，不管卡尔文拿到什么东西，都要用那两只手反复摸熟。他知道那辆自行车的每个部分以及它们的名称。头一天他就学会了骑它。可我没能去看，他的父亲在一旁陪着他。”

卡尔文：“我几乎快要疯了。骑一个小自行车我感到很累。开始，我常常走‘S’字形，骑不稳，就从头再来。我表弟就紧紧扶着车，然后让我蹬走。一开始老是跌跤。可是很多人一开始骑，也会跌倒的。”

卡尔文的后院里一场棒球赛快要开始了。斯坦利夫人集中精力地关注着她的儿子。9岁的凯利站在第一垒，脱去她的仿皮手套，以便玩得更来劲。本队的另一成员，6岁的曼尼特·克拉克正在抢球。轮到卡尔文上场击球了，这时提醒他怎么做也是曼尼特的事。“击球，卡尔文”，她喊着，“转身！”

他照此做了，球与球棒碰撞发出的声音引导卡尔文冲向第一垒，他一边跑一边用手在身前摸索着。妈妈走到他所站第一垒的旁边，下意识地将手伸向他的头，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呵护地抚动着。

“记住，”母亲告诉他刚到6岁的儿子，“没有什么事你不能做。”

尔文的父亲，37岁的小卡尔文·斯坦利是巴尔的摩市的一名警察。他已经教会儿子怎样骑自行车，在自家的大众牌轿车上怎样去换挡，怎样把玩具拼在一起。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互相夸耀对方英俊漂亮。

父亲：“你知道，与他在一起我并没有缺少什么。因为他除了看不见之外，他能做每一件事。他常到后院的水池里去游泳，其他的孩子害怕水，而他却头朝下直接跳入水中。要是我，我可没他那么勇敢，我也许不会到任何地方去；要是我的话，可能大部分时间只会待在这个屋子里，可他总是想走动，总是打电话，老想做些什么。”

“但是他也会很伤心。你只要不时看着他，就会明白他是真的伤心。”

儿子：“你知道什么让我伤心吗？是《夏洛特之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我每天夜晚都听这个故事的录音。我喜欢夏洛特，那个蜘蛛，喜欢她说话的方式。并且，你知道，她真的爱威尔伯，那头猪。他是她最好的朋友。”卡尔文谈到E·B·怀特的寓言故事中那个为救助猪而后来牺牲自己的蜘蛛时，语调中充满了温情与叹服。

“这是一个有关友谊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像夏洛特和威尔伯，”他说着，突然转过身去擦他的眼睛，“当夏洛特死时，它让我真的很伤心，我常常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那就是我为什么努力不去听这部分的原因，我只顾把磁针往前倒。”

还有让卡尔文伤感的其他一些事：“我想知道我妈妈长得什么样，”他说着，迅速向上“看”去，强忍一下，“她看上去像什么样呢？人们告诉我她很漂亮。”

母亲：“有一天卡尔文要我告诉他我什么模样。他那时大约6岁。他们都在学校里为母亲节做些什么。孩子们都在画自己妈妈的肖像。他要知道我像什么样，那事让我不安起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告诉他。我想，我将怎样去给他解释这个问题，这样他就会真的知道我长的什么样呢？于是我努力向他解释脸部特征，解释鼻子特征，不过我只是用触觉。我拿着他的手，努力跟他解释皮肤，让他触摸他的，然后再摸我的。”

“我想只有那一刻，卡尔文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盲人。因为他说，‘我不再能够看见你的脸了……还有爸爸的脸’，”她轻柔地说着，用手去捂住脸，但没有及时忍住眼泪，“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的心被扰乱了，难以控制。”

然而，斯坦利夫人知道怎样去告诉她唯一的孩子，她说：“卡尔文，你能看见我，你能用你的手，通过我的声音看见我的脸，那样你能告诉我更多的东西，比能用眼睛看的人还多。”

普洛维顿医院，1973年11月15日：那就是卡尔文·斯坦利出生的地方。

他的父亲这样记着它：“在医院我是在我妻子之前看见他的，我立刻感到他的眼睛有些问题，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母亲这样记着它：“剖腹产醒来时，我有些发烧，并且我只有通过保育室窗户才能看见卡尔文。第二天，一个医生过来告诉我，说孩子患有白内障，问我是否要个小儿科医生过来看看。就我所知，白内障是可以消除的，这样我就想：‘哦，他会好的。’我并没有过于担心。接着当小儿科医生过来给他做检查时，医生告诉我，他认为孩子得的是先天性青光眼。”

只有那一次，斯坦利夫人在失望中屈服过。“当时他们确认这是青光眼，并告诉我治愈的比例相当低，几乎很少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婴儿。那时我伤心极了。我责备我自己，知道自己在怀孕时肯定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责备我丈夫。”说着，眼睛从交叉盖在膝上的手上往上看去，“可是我永远不会把它告诉我丈夫的”，停了一下，“而且他也许会责备我呢。”

不。她的丈夫说：“我从未真正责备过她。我只怪我自己，觉得这是个报应。如果你在某方面做了错事，你就要为之付出代价。我怀疑大概我是做了什么错事，可我总想不出做了什么能遭到那样报应的错事。而为什么卡尔文必须为它付出代价？”

斯坦利夫人记得医生向她解释时说，这种青光眼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做了什么造成的，“所谓‘先天性’仅仅意味着‘天生如此’”。

他们带卡尔文到一个专治先天性青光眼的纽约医生那里看过。在那里，医生给他做了七次手术，认为有望提高一些视力。可到三岁时，手术不再有任何进展。斯坦利一家被告知，所有能为卡尔文做的事都做了。

“你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总觉得他不会永远看不见，”斯坦利夫人说，“并且我必须在不同方面向他伸出手。我给他买的玩具都是能发声的，都有声音，都是卡尔文喜欢玩的东西。但是直到他入学以后我才明白，我一直在做那样的事——在给他不会刺激他的玩具。”

33岁的艾塞尔·斯坦利是一个漂亮的、看上去很健壮的、带着热情微笑的女人。她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是在照看弟弟妹妹的过程中长大的，当时她的母亲在工作。“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斯坦利夫人回忆说，“是的，她必须工作，可是她在那儿的时候，她会陪伴你每一分钟，那每一分钟就值一整天。她又总是有时间听你说。”

在某些方面——也许是来自她自己的童年的经历，卡尔文出生后就不再工作的斯坦利夫人获得了一种哺育、教育并把自己的母爱倾注给卡尔文的能力。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带着信任、诚恳以及一个孩子不可动摇的信心——母亲总在自己身边，卡尔文走进了一个洞明的世界。“如果对有些事情不明白，你就问，”她一遍又一遍地用公开坦率的方式告诉他，“一定要问。”

到了向卡尔文解释男孩女孩性别之时，斯坦利夫人是这样说的，“他大约7岁时，我告诉他，在你的孕育过程中，你有两种性别，当时并不能马上确定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对此不能相信。他说，天哪，要是有些人把两种性别粘在一起呢？我想了想说，那就允许我首先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

“我努力向他解释女人的性器官像什么样。努力用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把它比划出来。我说，好，你知道你的性器官像什么样子了，是吗？我告诉他它们的名称，医学上的称谓，‘如果你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你就不要用这些名称。要问，要问’。”

“他很小的时候，说要成为斯蒂威尔·万德，”卡尔文的父亲说着，笑起来，“他开始弹钢琴，并且弹得相当好。现在他要去当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专为盲人设计程序。”

在卡尔文收拾一新的卧室里，专门配有你会在很多10岁上中班的男孩的屋里发现的所有舒适的东西；一台电视机（黑白的，他告诉你），一个带一盒厚白纸的阿塔瑞游戏（他喜欢的是“知更鸟”）。一件盲人识字专利设备，录音机，磁带，设定程序的会说话机器人，“每个礼拜六，我在电视上看摔跤”，他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摔跤，真有趣。”

他自信而轻松地在他的屋子里走动，“我知道这个屋子像一本书”，在他看来，记住有些东西仍旧是困难的，因为很多他要记的东西必须首先进行视觉想象。像他房间的形状和颜色，“我想它是一间大屋子”，他说着小房间；“并且它是绿色的”，他说着深玫瑰色的墙。

卡尔文不需要打开他房间的灯，他却真的喜欢有一种不断发出的声音，很大的声音。

“现在是3点钟。”他说着，此时电视节目中的主题音乐响亮地飘进他的房间。

“把电视关掉，”他母亲平静地说，“你不是聋子，你知道的。”

从一开始，艾塞尔和卡尔文·斯坦利就决心让他们的盲儿子去上公立学校。“到了卡尔文该上学的时候，我们正住在巴尔的摩乡村，学校告诉我必须交一笔卡尔文上公立学校的教育费，那真让我心烦意乱。”斯坦利夫人说，“我跟那儿的学校头头们说了很多。我知道，学校里有为孩子们开的涉及用眼睛看问题的课程，同时我也想公立学校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决定，如不得已，我们就搬到巴尔的摩城市去。在市长办公室，我一下子就抓住一个女士，正是这位女士向我们大开所有方便之门。她正准备退休，但她说不直接过问好卡尔文这件事她就不退。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她确实做了。”

现在是四年级，卡尔文从幼儿园起就一直在跨乡村基础学校就读。他是巴尔的摩市六个完全“从残疾人转入正规班级”的盲童之一。这里所谓“从残疾人转入正规班级”的意思是指他们和能“看”的孩子一起在公立学校的正常课堂上课。这些学生中有四个在跨乡村基础学校就读。如果卡尔文在公立学校度过12年级，他将成为第一个在正常公立学校体制下充分接受教育的盲学生。

下午2点，维维安·杰克逊班，207号房间。

卡尔文看不见的是：他看不见面对他坐着的娇小漂亮的女孩，女孩辫子上扎着几小排有红色、黄色、绿色的，形状像飞机似的条形发夹。他看不见沿着洒满阳光的窗台上摆放的黄盆里，一排正在生长的小的绿色植物。他同样也看不见穿着玫瑰红外衣、戴着形似小天鹅一样红珐琅耳饰的杰克逊夫人。

（“它们真的像小天鹅吗？”后来他会问。）

但是卡尔文能感觉到春天的气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不见，不仅仅是他的眼睛——通过窗户直吹进来；他能听见靠着窗户的一棵年轻橡树枝杈的拍打窗户声；他能听见杰克逊夫人令人愉悦的、音乐般的声音。后来，如果你问他，她长的什么样，他会说：“她很漂亮。”

但是最出色的是，卡尔文能阅读、能拼写、能做小数，能用他特制的盲文书籍跟上教学进度。他很聪明，他能做其他同学做的每一件事。除了“看”之外。

“下一个单词是什么，卡尔文？”杰克逊夫人问。

“十一”，他根据盲文课本读道。

“现在告诉我们怎么拼写它——不要回头看书！”她快速说着，把卡尔文的手指从那个被禁止看书的单词上拿开。

“E-l-e-v-e-n,"他很轻易地就拼读出来。

所有这些看起来如此简单，卡尔文以盲人特有的方式轻松地按要求做着。但是这是一种欺骗性的简单。为了让卡尔文能做到这一点，很多工作已渗入其中——这包括很多老师、视觉专家、运动教练的努力，并且连特殊的设备布置都是成摇摆状的。

同样，来自老师的耐心和同情也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比如，专家达洛斯·洛德正在教卡尔文使用奥普台肯这种工具的缓慢而困难的使用方法。这个工具可以让盲人通过接触，通过把它打印的信件装入另一个能感触的代表物中去阅读印刷材料。

还有查里·戴耶，他正在教卡尔文一些像“运动”“独立走动技巧”这些事，拿着拐杖、上下公共汽车这些任务都包括在内。当然，戴耶小姐真正教给卡尔文的是自由，是一种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毫无惧色独立走动的能力。

还有劳斯·斯维茨，在众多其他事项中，她教卡尔文盲文识字法。她是卡尔文喜欢的老师。列入这些列不完的名单中的还有一位音乐老师，他每个礼拜二提前30分钟给卡尔文上钢琴课。还有他的家庭教师杰克逊夫人，按照在音乐二重奏中对她的同伴去做的那样，把音正好调到卡尔文的提示音处。

与能“看”的孩子们交往，已成为卡尔文校园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一次入学时，”他母亲回忆道，“有些孩子会逗他的眼睛，‘哦，它们真大，可你看不见。’但是我明白地告诉他，‘在你的一生中并不是任何时候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喜欢你——不管你能不能看见，他们毕竟只是孩子，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很残酷的，我相信有人这样残酷地对待你的时间不会太长，而你必须全力面对它，因为你必须上学，必须去应付它。’”

卡尔文的老师说他非常得宠，在操场上，他们看着他玩；在教室里，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与其他孩子唯一不同的是，如果需要帮忙，班里就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我要说，他真的被很好地接纳了，”他的运动教练戴耶夫人说，“他已经交了一对非常特殊的朋友。”

8岁的布瑞恩·巴特勒是这些特殊朋友中的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卡尔文骄傲地说着，给你介绍一个眼镜后闪着机警而又严肃的目光，俨然一副学者模样的男孩。这两个孩子不在一个班，可他们每天一起乘公共汽车回家。

下面是布瑞恩解释他为何如此喜欢卡尔文：“他很有趣，他会给我带来欢笑。我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在我情绪不好时，会让我感觉好些。”他还说，与卡尔文的友谊和与别人的友好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件事除外：“要是卡尔文撞到墙上或什么东西上，我会告诉他‘留神’。”布瑞恩说着，那声调好像是与朋友一块走路一样做着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夏洛特也许会替威尔伯这样做的”，卡尔文这样概括布瑞恩的帮助，这又引出“友谊应该是怎样的”的故事。

这样一个时刻：

卡尔文和老师路易斯·斯维茨手把手工作着。老师负责讲授盲文识字技巧，而这些技巧对四个在跨乡村学校的盲童来说，是他们在日常课堂上做好所有必要功课所必须具备的。与这样一位和善、耐心、聪明并与自己一样是盲人的斯维茨女士在一起，卡尔文感到非常轻松。不像卡尔文，她没能到公立学校读书，而是在6岁时，经过很多次眼部手术后被送到一所居民区学校——西部宾夕法尼亚盲校。

尽管路易斯·斯维茨从家中被送到盲校已是48年前的事了，可她仍然记着——好像是48分钟以前——一个6岁的盲女孩怎样感受这段经历：“哦，我是那样的想家，与家人分开后我实在难熬极了。三年后我才适应。可我知道我必须待在那儿。我愿付出一切，只要能待在家，像卡尔文一样上一所公立学校。”这位长得娇小、手也很小、看上去和善的女士说道。

现在，这样的时刻：卡尔文一直站在窗前，灯光从他身后倾泻而来。他正在听一个自鸣钟向他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52分”，斯维茨女士站在离他3英尺远的地方，也是在窗前，手持一本巨大的盲文字典，手指随着她的默读而飞快地翻动书页。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像僵在舞台上的道具一样。两人站在灯光的黑影里，在各自的仅仅由听觉和触觉组成的世界里消失片刻。

多年前，在另一时刻，卡尔文的父母得知手术已无济于事，他们的儿子大概永远都不能再“看见”时，“知道了”，父亲说着，努力去安慰母亲，“我们会做我们要做的事，卡尔文会好的。”

是的，卡尔文很好。他们也如此。

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晚报》1984年5月27日

这是投向人类的黑暗努力

Sayings：2008年5月12日深夜，我写了这篇文章，当时，关于汶川地震，很多信息都是慌乱不明的，马上面临拼版日，我需要一个结构让自己散乱痛苦的情绪顺服并通达。我选择了之前发表过的《灾难来临之际，判断自有用武之地》提供的结构作为结构，快速地构建感情核心并完成了写作。我并不避讳这是一篇模仿之作，但我想在很多时候，深刻在脑子里的范文是极为有效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的写作过程，都被或明显或隐蔽地存储在记忆里的诸多先前经典影响、构造。为什么要多加阅读，意义也在这里。

没有什么能够夺去家园

作者：张伟

这是星期二凌晨，写这篇文章时，四川的雨还没有停。城市里一片漆黑，但是慌乱还在空气里蔓延。

家园被夷为平地，楼房、街道变成废墟。生存者早已撤离，充满温暖回忆的地方只剩断壁残垣，偶尔有瓦砾倒塌，发出不祥的声响。甚至，县城也有些房屋被掩埋。

经历了离别和哀痛，少数无家可归者已经在广场上席地而眠。而更多人混乱不堪。对许多人来说，一切都失去了：灯光、床铺和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包括亲人。

2008年5月12日7.8级地震发生后，汶川4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人牵肠挂肚。

巨震之后的十几个小时中，人们收到很多消息：北京的办公室里倒下许多书架；上海的医院里，手术紧急停止；山东的农村和湖北的学校里，人们一起走到空地上躲避灾难。唯独，地震中心的四川汶川，静悄悄的。

没有通讯，没有交通。很多人一度被可怕的沉默吓得惴惴不安。当消息逐渐传来，更大的不安也随之而来：即使到现在，在巨大的国家机器全力启动救援后，在部分地区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后，映秀镇、卧龙特别行政区、三江乡、漩口镇，这几个行政区域的约6万人，仍然没有发出任何信息。

救援的汽车受阻在路上，电波无力地等待回应，飞机无法着陆，听说，空降已经准备完毕。未知的恐惧使人颤抖：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呼救，还有多少人在挣扎，还有多少人已长睡不起。

请救援再快点，请再快一点。

获救者守着家园和逝者，寻找着失踪者，等待希望来临。这份希望还要经受更多考验：高难度的救援、雨水不断的恶劣天气，以及随时可能再来的余震。余震潜伏在地下虎视眈眈。

在整个中国，9219条生命已经因此消逝，而这个冰冷数字还在上升。每一次跳动都揪动人心，有人彻夜不眠守着这个数字，有人说“害怕一早醒来看到的地震伤亡数字”，在我居住的楼里，有人痛哭失声。

比这冷酷的数字更可怕的，则是那些正在发生，以及还没有被发现的死亡。这将是一种煎熬：有人面临危困，而闻者无能为力。

相隔万里之远，我们无法切身体会亲历者的恐惧和不安，疼痛和绝望。但请相信，我们能感觉到。物伤其类，人同此心，从来没觉得我们距离如此遥远，而心灵如此接近。恐惧、伤感、迷惘，以及时不时燃烧起的希望，我们心里也都有。

听说，在废墟边，在危险的山路上，救援者已经出现。1500余名士兵步行到达震中，已经投入抢救。相信“早进灾区1秒就可能救活一人”，他们疲惫但坚强，不准备屈服。

他们为生者带来值得依靠的信赖感，然而这还不够。“我们急需帐篷、粮食和饮用水。”这是来自灾区的请求。

网络上，救援的声音已经汇聚成流。论坛一个个建立，文章一篇篇发出，人们焦急、担忧，自发捐助意愿强大无比。他们在等待一个渠道。一个稳妥的、有效的，可以让金钱和物资直接奔赴灾区而不是置之一旁的渠道。还要再快一点。

几百万人在网络上祈祷，更多的人则把祈祷放在心里。当同胞遭遇灾难时，没有人是旁观者。有人问：能不能减少些浮华的夜宴和空洞的盛典？有人在哀求，“求你们好好活着”。

电视里播放着汶川的消息：三分之一房屋倒塌，“伤亡情况远低于预料”——希望，从来没有消失。

即使在那些因害怕而发抖的人心里。在当地一所中学，楼房突然倒塌，生存者被安顿在操场上，他们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聚拢，心里充满恐惧。不远处，夜幕掩盖下，同学们的遗体摆着。

这些过早接触不幸和死亡的孩子，不满、害怕、悲痛，都没有关系。但是，告诉他们不要绝望。

千百年来，意料之外的灾难一直没有放弃过阻挡人类前进的努力。但它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勇气、信心和温暖的力量，反而是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越发强大。

等一切过去，在平地上重建家园的时候将会来临，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救援还在继续。一起延续的，是焦急、期盼、伤痛，或许还有疲惫和麻木。但是还没到泄气的时候，带着这些情绪，他们还得抢救亲人，收拾瓦砾。

好在，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剩下的，让我们一起鼓起勇气好了。除了自己放弃，没有什么能够夺去家园。

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除了你无人永生

Sayings：身临其境，如在目前。这是我最早的两篇范文之一，另一篇是“麦莎的礼物”。在很长时间内，我分不清麦莎和伯莎的区别，但这两篇文章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写作是写心灵史，那么这两位老太太的心灵史虽然迥异，但妙趣相投。伯莎的心灵是脆弱和灰暗的，毕竟她的人生是在一种破碎的异样的氛围内展开的，她对人生没有信心，对人世充满排斥的热爱，而这篇报道利用环境和情景的刻画，将这种心理饱满地表现出来。这个开头是我一直希望写出但没有写出的开头，它悠扬而陌生，几乎不应该出现，但却与后面的文字形成一种独特无比的柔和感。它是一首心灵的歌曲，它是一种甜蜜的哀愁，一种老之必然将至时所无可避免的美丽的无助感。生命草草，半世消磨，这是人无从逃避的哀伤，也是人有幸获悉的美好。

我说过，这是一篇在我从业之初就接触的美文，我无法理解它，但它给我馈赠，那就是大胆地在文章中展示人类最不可捉摸的情感，即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夫妻间——互相憎恨又互相爱戴的纠葛。这篇文章在其中是楷模。它不是以华丽著称的，它以将最寻常最世俗的人际关系升华至圣洁之爱而值得称颂。

伯莎老太最后的日子

作者：马戈·休斯顿

这是伯莎建造的房子：寒酸的小平房，窗帘垂着，一片黑暗。你在某个地方见过这种房子。当你还是孩子时，你管它叫幽灵出没的地方，尖叫着跑过去。

这是伯莎建造的房子里住着的女人：尿液浸过她的轮椅，沿着浮肿的腿流下去，流进张开的伤口，流过带血的光腿，最后滴在弯翘的木板地上的一个小水坑里。

91岁了，她的蓝眼睛仍然闪着光，她的笑容发出召唤。她设法举起她松弛的手臂，那么缓慢，手指尖晃着：到这儿来。她的像麻绳似的头发缠结成一团，她忸怩地摇着头，笑得像个满足的、却有满脸皱纹的婴儿，温柔地请求这个陌生人：“到这儿来，小姐，给伯莎一个吻。”

她把颤抖的胳膊绕在记者身上，而记者不过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提问、聆听和做笔记。她抱了又抱，紧握着手，十分幸福。她的胃，看着像个排球似的，颤动了几下，从她的黑外套里时隐时现。然后这个女人发出满足的声音，就像她宠爱过的那只小猫一样。

但是她不能移动半步；她已经有4年不能移动了，不能用她自己的力量挪动。那是在4年前的一个秋天开始的。但那之前的20年，关节炎已经严重地损坏了她的身心。即使这样，伯莎也是某种人物。如果你愿意的活，来走上一遭就可能是一次及时的回归，使你深入到我们人类恐惧的脆弱的世界中。

谈话是连续不断的，从对密尔沃基旧时代的生动叙述，谈到后来岁月中发生的故事，当然，犹如身临其境。

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3个斯文的绅士敲她的门，建议如果她签字把房子转让给他们，他们将让她住到芝加哥的一所新教堂建的漂亮的新房子里，永远照顾她。如果她病了，她会转到四楼的医务室。

“……这些孩子，他们很刻薄，他们说：‘你在这儿完全是孤独的。’……如果我同意了会怎么样？我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像一群卑鄙的小偷一样四处转悠，他们不知道这是在掠夺个人的权利吗？于是，他们看出我感到讨厌，他们再也没有来。”

她继续说，她有一个断了腿的堂妹，无法站立，也无法做饭、洗澡，只能整天坐在那儿，像个孩子似的胡扯。堂妹的丈夫卡尔是一个容易厌烦的人；堂妹的女儿要上班，于是很快她就给安排到了芝加哥的那个新教堂医务室。

“一个丈夫有什么权利签字把妻子送到什么个地方，像条狗似的？”她问。

正如后来发生的那样，今年早些时候火灾烧死了113名病人，他们在同一家芝加哥护理医院。

“当火灾发生时，我堂妹给烧死了，现在她的鬼魂老纠缠着我。我对她丈夫说（她声音里含着怨恨）：‘你杀了她，那场把她烧死的火是你的阴谋。’为什么他们要造那么个教堂区？我管那儿叫杀人地狱。一个新建筑怎么会烧成那样？”

故事结束了。

伯莎的微笑盖过了熏人的恶臭，那恶臭弥漫在她所处的餐厅、桌边和10英尺开外破烂的前门旁她丈夫吱嘎作响的椅子之间。

她回忆起了她丈夫在年轻时长得多像埃德加·胡佛。他回了一个微笑，十分可亲。她这样说到她丈夫：“他有爱心，他是一个男孩，他是一个人。”

伯莎一直害怕去医院，所以从她在1920年因为肺炎病倒过以后，再也没去过一次医院。但是她喜欢电视上的“医疗中心”，以及《沃尔顿一家》和《草原上的小屋）──那些描绘“美好生活”的节目。

伯莎的故事有一种哲理，她缓慢轻柔地表述了出来，但首先是深思熟虑过的。“让每个人去过他们想过的生活，”她说，“我的意思是，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生活。”

这是娶了这个女人的男人。他……紧靠着墙、暖气片、烧柴的炉子，疲惫地曳足而行，在这间没有浴缸、没有空调、黑暗阴郁、异味刺鼻的房子里。自从他妻子病倒以来，每次肠胃的排泄物都得由他揩净，他尽可能地做得最好。

这个男人没有说什么，他妻子不让他说。她嘲笑他：“你在抱怨什么？”他平静地回答：“我没有抱怨。”然后抽他的烟斗。

当他谈话时，没有怨言：“你结婚的时候，你发誓无论境遇好坏，无论健康或生病，你都要和她在一起。所以我努力兑现我的诺言，尽可能地做得好一点。”他说得很急，礼貌而具有绅士风度。尽管他的汗衫很肮脏，裤子也浸着尿迹，仍残存着一种奇夫·艾恩塞德上流社会的风度。

“娶她的时候，我爱她爱得要命，现在我仍爱得要命，”他几乎叫了起来，“但是我下了决心，这种唠叨不能继续下去了。她整日整夜地坐在那椅子里，这对她又有什么用呢？”

他举起他可怜的臂，哀伤他说：“它们失去了力量。我再也不能把她举起来了。”

“当警察上次在这儿的时候，她说我把她从那张椅子上推下来。”

她妻子咳嗽着，喷着唾沫，噘起嘴，然后说：“你走开，你能闭上嘴吗？你让我和这位女士谈谈行吗？”

这次，他没有让她。

“你知道你自己，”他解释说，“当你没精神的时候，会感到剧痛和发烧。她无法忍受，所以她扭来扭去，到了椅子的边缘，然后她就翻了过去。上帝知道，那是事实，我可以在一堆《圣经》前面起誓。”

沉默，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

他妻子带着她积攒起来的全部尊严抬起头说：“我这辈子一直都是一个自立的人。”

“那正是麻烦所在。”丈夫总结道。

这时，那些帮助过这个男人的消防队员……先是消防车，然后是一个小分队，接着是另一个小分队，警报器狂响，停在这个死寂的屋子的前面。有几个消防队员例行地跑了进来，其他人等在外面。

里面，伯莎重重地摔在轮椅边的地板上。轮椅两边挂着蜘蛛网，座位也因人的排泄物而腐烂了。正对着她的是一张锃亮的新轮椅，它带着一个便桶，代替了坐凳和连着的泡沫橡胶管，可以使人整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一个抽水马桶上。

“你怎么样了，伯莎？”消防队员杰拉尔德·芬克用他最友好、最富生气、最热情的方式问道。

“我又在这儿了，”她说着提起了兴致，“我不能自理，但是我不会埋怨。你是我的孩子，你太好了。”

这时，丈夫指点消防队员们把伯莎抱到他刚买的那闪亮的新轮椅里。“不，不，不，”伯莎坚持道，忽儿友好地对消防队员说，忽儿又蛮横地转向她丈夫，“我不习惯那个，不，不！”她叫喊着。现在她痛苦地尖叫着，两个消防队员正抱起她，尽可能地轻柔，还拿了个垫子给她垫上。

当她被重新安顿到那张老旧、恶臭的椅子上时，她安静地吁了口气，似乎慢慢地找回了她的镇定。

消防队员芬克出了走廊，他的表情很痛苦。他问记者：“你不能做点什么吗？这儿没有什么社会福利院可以住进去吗？为什么人们应该生活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为了大喊大叫吗？”他又叫了一句，声音听起来含着愤怒：“帮助她坐到她的椅子里，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

芬克转向站在外面的一个警官，问道：“难道没有人过去看看能做些什么吗？”

警官带着自负的微笑答道：“任何人想去就可以去。”

几个邻居看着消防队员们。他们是三个鳏夫，都七八十岁了，站在街区的中间交谈着，旁观着。一个戴着草帽，另一个抽着雪茄，还有一个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

这是他们对一个陌生人所能说的关于那间破平房的事情：

“听说她有13个孩子，但你从没见他们来过这里，也许她自己的孩子也没法和她在一起。”

“他们可能出什么事了，于是老两口都坐在那儿，谁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有10到11年没看见她了。”

“她什么钱也没有得到，税务队总是盯着他们。”

“法律应该帮助他们。”

“人上了岁数肯定不用交税。”

戴草帽的人说伯莎在春天曾打电话要一个罐头起子，于是他拿去了一个啤酒罐起子。那不是他们要的那种……

消防车离开之后，记者又在这个寒酸的平房中采访住在里面的人。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不久有人敲门，正是那个戴草帽的。

“一切都好吗？”这个邻居问道。

老妇人甜蜜地笑着，浸在她自己的尿液里，沾着她自己的粪便回答说：“一切都很好，只是我只能坐在椅子里。我不能自理。你是个好人。”

“噢，我只是在惦记这位年轻的女士。她在这儿待得这么久了，我想也许出了什么事。”邻居答道。他使劲地探着脑袋，看见记者坐在餐厅桌子旁和伯莎在一起。

外面的人行道上，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低语：“那里像有鬼吗？”

一名护士批评了邻居。

“邻居们关注着每一件事。他们注意警察和护士，他们开始向我们提问题，”公众健康护士卡罗尔·西姆查克说，“我对这样的邻居烦透了，没有人帮助伯莎，这是事实。10年前的那些邻居都去哪儿了？”

西姆查克小姐确信，还有更多的伯莎。卡罗尔·格雷厄姆说，帮助或者努力去帮助被忽略的成人是本市126个公共健康护士的日常工作。她是公共健康护理处的主管。

“不，这并不是极个别的，确实不是，”西姆查克护士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一个在公共健康护理处干了10年的老手。“我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例子，那么我们不知道的还有3个、4个或者更多。在所有这些紧闭的窗帘后面，都在发生着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人有20多年没有走到户外了，哪怕社区能稍稍参与一点，哪怕家庭肯多关心一点，如果能这样的话……”

这是不理睬这个护士的伯莎的女儿。她是就业服务处的资料处理员，60岁。老太太的房子，一座小平房；她的腿、脚踝和脚，肿着；她的嗜好，滔滔说话；她的社交生活，空白；她和她自己女儿的关系，凄惨；她的成见，决不依靠福利；她的消费习惯，吝啬、自私而贪婪；她的个性，我行我素。

她决心不像她妈妈那样了结余生。所以她给自己买了一辆锻炼用的自行车和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心理控制的保持精神的活力，另一本是带插图的编织图案设计，好让她的手指保持灵活。老年人是那么悲惨、孤独，她不想步他们后尘。

通常下了班以后，她开始在花园里种花。然后当天变黑时，她坐在电视机前，吃一顿全绿色的豆制食品的晚饭或她种的其他东西，看着电视，什么灯也不开，不久就上床睡觉。周末晚些时候，她整理她的房子，在车库补窗户上的洞。她穿着脏衣服——汗衫和网球衫。

虽然说不上热情或充满感情，她看起来喜欢和记者交谈，但是当她说到她母亲，就像她正谈论一个她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一样。

一个女儿有某种责任去帮助一个上了年纪的绝望的母亲吗？

“如果一个女儿有可能的话，我想这是很好的事。”她回答说，坐回到她在起居室的椅子里。

“如果有可能？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听听，”她把球踢了回来，身体向前倾斜。“我有这些粉刷活要做。我已经买了6加仑的颜料和5管密合胶，而且我仍然没有彻底补好车库。工作时，我们始终都被推赶着去做更多的事。”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更重要，你的粉刷活还是你的母亲？”

“你可以那么说。但是如果我不做粉刷活的话，到头来我就把钱扔到水里去了。我得照管我的车。我的腿也有毛病。我们都有问题。你想看到我成为一个靠县里赡养的人吗？”

一天只有24小时，她继续说，而且除此之外，“我的母亲不愿与任何帮助沾边，因为她害怕。她害怕医生，她害怕医院，她害怕看护所，她害怕任何她不了解的东西。”

她说，几年前，她试过帮助她母亲。她送给她一个热水器用来加热一杯水。“我后悔我送给她这个，因为她从没用过。”她母亲的房子里没有热水器。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除此之外，我在那儿呼吸困难。我感到恶心……她只想让人为她难过，同样她……我没有钱随处扔。还有，她仍然能做自己的选择。没有人能替别人选择什么是对的。这就是这些社会福利工作者的问题。得有一个度，让他们停止插手。”

这是为这位女儿填表的社会工作者。她的名字叫南希·伍德尔。但是，县社会工作者们不同记者交谈。

她上司的上司作出决定：伯莎将是密尔沃基第一个根据一项新法律接受紧急服务的人。这是一个激励社会工作者的法律，简称为“第55章”。这个1973年服务保护法，特别是它的1975年紧急服务修正案，对于威斯康辛州的社会工作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的影响。那个拒绝接受帮助的绝望的人（伯莎），长期以来一直使社会工作者和公众健康护士头痛。这个新法案称，紧急服务（包括住院）可以在72小时以内提供——如果有理由相信，不提供这种服务，有权享受这种帮助或其他帮助的人将可能遭受严重的身体危害的话。为提供这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者须得到法院许可，但是他们可以未经许可就直接前往，如果“得到那种许可的时间会导致身体遭受更大伤害”。

这个月，一个8名成员的成人保护服务处开始着手实施这项法律。社会福利部成人服务司主管尤金·佩克尔设想“大量迅速展开的先例将框定第55章的服务范畴”。他把第55章看做“一个全新的工具，不是治人的工具，而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它是一个崭新的武器”。

他预言，这个武器并不会干涉一个人死在自己家里的权利，他说，它将集中于“不能承担义务的、但是他们的判断力受到损害的人身上”（伯莎是佩克尔的第一人选）。

佩克尔进一步预言，这个服务队的存在，将帮助这个社区控制必要的范围──即有多少个伯莎住在密尔沃基的多少所阴暗的平房里。（健康系统署估计多达15万人可能需要家庭照顾。为了便于比较，统计是丰迪拉克、奥什科什、阿普尔顿三地加起来的人口数。）

这是解释这条法律的法官，托马斯·奥布赖恩，一个来自威斯康辛州哈得逊的预备法官。他拒绝同记者谈话，并且拒绝在一次非正式的听证会上审理这桩寻求法院授权的案子，以允许社会工作者和护士，在警方和消防部门的帮助下将伯莎带到县总医院去。

县自治机关助理顾问弗兰克·普茨草拟了要求法庭允准的文件。他说，该法官解释，他不会发布一份强行进入的命令，因为他相信那会侵犯当事人（伯莎）的宪法权利──因为没有人声称她失去了能力。

这是在法官之后危机的转折点。首先，正如伯莎的丈夫看到的，“十天来，她听不进任何理由，就像这样坐回那张轮椅里”。他垂下他的头，好像他的脖子断了，又抛开两只手，无力地垂在两边。“她完全神志不清了，叫喊着做这做那，有各种古怪的想法。最后，这些叫喊变得那么可怕，我说：‘到底做什么？’所以我给本区警察史蒂夫·卡纳先生打了电话。他说：‘我们不能为你和你妻子做任何事，除非她同意去医院。’但是她不会同意。所以他说还有一个办法，打电话给卫生局，他们会得到法庭许可的。于是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行行好吧。’于是，一切都好了──说完话──迅速提供了服务。我不知道在进行什么。他们只是抱起她要去。他们没有胡来。啊，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伯莎最后同意了吗？”

“噢，没有，没有，没有。”他回答说，“她不会答应的，我答应没用。法律就是法律。那是法院命令，那是法官的裁定。”

正如西姆查克护士看到的，丈夫的允许的确起了作用，而伯莎自己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也同意了。法院没有发布命令。如果伯莎那时抗议的话，护士会默认的──不用援引那条新的紧急保护性服务法。“没有人了解那条法律──医院或警察局都没有人了解。”

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了伯莎的状况。因为她的头又垂了下来，她丈夫一直害怕给她喝任何东西，担心她会窒息。她向护士要牛奶，但是找不到任何干净的杯子来给她喝一滴水。他们试着抬起她，但是她的皮肤紧紧粘在那个泡沫橡胶垫上，她的身体陷进了她曾那么害怕的那张新轮椅座上的洞里。

于是饱尝恶臭之后，警察再一次把伯莎抬起来，这次是连座椅一起。等她到了总医院的时候，她安静一些了。

“我们刚一到那儿，她就让帕蒂（她的长期公众健康护士，先前她不愿从她那儿接受任何帮助）给她一些牛奶，”西姆查克回忆说，“那是一次动人的经历。”

是的，那橡胶圈必须剥掉。“但只要想象一下，”这位护士说，“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那感觉会是多么美好。”

因为她在被允许送进县总医院的24小时内死了，一份申请备案的报告交到了医务检查员的办公室。它陈述了下列基本情况：

伯莎，裁缝，与丈夫共同生活，生于1885年9月15日，死于1976年8月12日，死因是血液感染引起的肾功能衰竭以及动脉硬化。

在危机过后的那个下午5时45分，伯莎被发现死在医院的床上。

现在她丈夫坐在退伍军人协会的床上。他没穿衬衣，在擦洗身体。很多年前他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新娘伯莎。他放下了换洗的衣服，为他的模样道歉，然后回忆了那天在“大使旅馆”找他的电话是如何响起来，社会工作者给他在那儿找了个房间。

“医生说：‘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你妻子今天下午逝世了。’”这鳏夫身体紧缩，他的脸涨得通红。

“在那儿我太孤独了。我不懂这个，我不懂。”他低下头，一只手捂着眼睛，抽泣着。

“所以现在我在这里，这是事情的结局。”他又一次蒙上了他的眼睛，抽搐着身体，忍着泪水，“我太爱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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