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门之后：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全7册）
Author: 孙元平; 米歇尔·普西; 利兹·纽金特; 阿梅丽·诺冬; 尤·奈斯博; 塔娜·法兰奇; 纪尧姆·米索
Date: 2021-04-01

版权信息

书名：关上门之后：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全7册）

作者：【法】米歇尔·普西 【爱尔兰】利兹·纽金特 【比】阿梅丽·诺冬等

译者：谢雅玉 刘天爽 赵莹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等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杏仁
黑色睡莲
只有他知道一切
午后四点
猎头游戏
看不见的客人
玫瑰的遭遇

版权信息

书名：杏仁

作者：【韩】孙元平

译者：谢雅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ISBN：978751392604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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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引子
一
二
三
四
尾声
作者的话

致丹

引子

在我脑中有颗杏仁，

而你也有。

你最重视又或是

你最讨厌的某人也拥有这颗杏仁。

但谁都无法感受到它，

只是知道它的存在。

简单来说，这是身为怪物的我与另一个怪物相遇的故事。但我现在不打算告诉你结局是悲或喜，因为第一，当我说出结局的瞬间，这故事就会变得乏善可陈。第二，如此一来才更能增加你对故事的代入感。第三，最后再说一句，其实什么样的故事是悲剧、什么样的故事是喜剧，无论你我，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一

1

那天，六死一伤。先是母亲还有外婆，再后来是挺身阻挡男子的大学生。接着是站在游行队伍最前头的两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和一名警察。最后，则是那名男子。他选择了自己作为他胡乱挥刀的最后一名对象。那名将刀深深刺入自己心脏的男子，跟其他牺牲者一样，在救护车赶到之前，就已死亡。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

一如往常，那样面无表情。

2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我六岁的时候。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看出端倪，只是到了六岁，这件事才浮出水面，比母亲预想的时间晚了许多。是因为松懈了吗？那天母亲并没有来接我。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母亲去见了好久不见的爸爸，他们真的好几年没见。“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忘了。不是因为有新对象，而是要放下你了。”母亲边擦着灵骨塔里褪色的塔位，边这么说着。就这样，在母亲的爱情完全画上句号时，她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不成熟爱情下诞生的不速之客——我。

孩子们都离开后，我也慢慢走出幼儿园。一个六岁孩子对自己家的位置会有多了解？其实也只是记得是在过了天桥后的某一处。走上天桥从栏杆往下看，下面的车子就好像装了滑板，飞快地行驶着。我突然想起不知道在哪里看过的画面，就在嘴里蓄满口水，对着下面经过的车子吐口水，但是吐出的口水还没碰到地面就消失在空气中。我一边观察这景象，一边不断重复这个动作，身体突然轻飘飘的，感到一阵眩晕。

“搞什么！脏死了。”

一抬头就看见路过的阿姨正瞪着我。她就像那些只朝自己目的地前进的车子，讲完那句话后就直接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天桥往下的阶梯朝各处延伸，我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反正阶梯下的景色，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是一样冷冰冰的灰色。突然，几只鸽子扑簌簌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往鸽子飞走的方向追去。

发现自己走错路时，已经离天桥很远了。那时，在幼儿园学过一首叫《向前走》的歌。就像歌词说的，地球是圆的，所以我就想，只要一直走下去，一定能回到家；于是便固执地迈着我笨拙又短小的步伐继续往前走。

大马路旁延伸出小巷子，巷子两旁又可看到许多老旧房子，感觉都没人住。摇摇欲倒的水泥墙上涂满了看不懂的红色文字，勉强看懂的就只有“空房”两个字。

突然远远听到一声“啊”。是“啊”，还是“呃”，又或是“啊啊啊”，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是个短促的叫声。我朝着声音来源走去，随着声音越来越近，叫声一下是“呃”，一下又变成“咿咿咿”。声音是从转角的巷子传来的，我立刻走了进去。

有个小孩倒在地上，是个看不出多大年纪的小男孩。一道道黑影疯狂地朝男孩身上袭去。有人在打他。那些短促的喊叫声不是来自男孩，而是那些围着他的影子用力发出的，他们不断地用脚踹他，还吐口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不过是高中生，但那时映照在我眼睛里的影子，就像大人一般地巨大。

男孩好像已经被打了很久，不仅无法反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是像个布偶，被人丢来丢去。其中一人像是做个了结似的，踢了男孩的侧腹，之后那些人就离开了。男孩就像被泼洒了红色颜料，全身染满了鲜血。我朝他走去，看起来年纪好像比我大，十一二岁，总之是我的两倍。虽说如此，但看起来就像个婴儿，不会让人想到要叫哥哥。男孩就像刚出生的小狗一样，呼吸急促而微弱，胸膛快速起伏着。看得出来是极度危险的状态。

我从巷子出来后，还是没看到人，只有灰白墙上的红色文字令人眼花缭乱。徘徊一阵后，终于看到一家极小的杂货店。我推开门后，开口对老板说：“大叔。”

电视上正播着《家族娱乐馆》[1]，大叔一边看电视，一边咯咯地笑，好像没听到我的声音。电视上的人正在玩戴着耳罩看前方队友嘴型猜答案的游戏，正确单词是“战战兢兢”。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记得这个单词，当时我连“战战兢兢”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总之有个年轻女艺人老是说出一些很好笑的答案，为现场观众及杂货店里的大叔带来了很多的欢笑。猜题时间结束时，女艺人所在的队伍还是没答对，大叔好像感到很可惜地撇了撇嘴。我又喊了一声：“大叔。”

“嗯？”

等大叔转头看我，我说：“有个人倒在巷子里。”

但大叔却回我：“是吗？”

用没什么大不了的语气敷衍我后，他又坐回原来的姿势。这时，电视里的人正赌上能够逆转局势的高分继续游戏。

“说不定会死掉。”

我摸着整齐陈列在柜台上的牛奶糖。

“真的吗？”

“对，是真的。”

直到此时，大叔才将视线移到我身上。

“这么可怕的事情，你也讲得太若无其事了。说谎可是不好的哟。”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说服大叔，所以没有回话。但年纪太小的我，懂的词也不多，怎么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比刚才那句更像真的。

“说不定会死掉。”

只好不断重复同一句话。

3

在大叔报警后仍在等待节目结束的那段时间，我不断摸着牛奶糖，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忍不住对我说：“不想买就走吧。”在动作慢吞吞的警察前往现场的那段时间，我不时想到那个躺在冰冷地板上的男孩，他早就断气了吧。

但问题是，男孩正是大叔的儿子。

我坐在警察局的板凳上，前后摆动着那碰不到地板的双腿，交错晃动的双腿引起一阵冷风。已是夜幕低垂的深夜，睡意也席卷而来。正要睡着时，母亲推开警局大门走了进来，她一见到我就放声痛哭，用力摸着我的头。重逢的喜悦尚未散去，警局大门哐当一声又被推开了。大叔在警察的搀扶下哭着走了进来，脸上满是泪水，跟看电视时的表情截然不同。他像要昏倒般跪倒在地，全身颤抖着握拳捶地，没一会儿突然撑起身子开始对我大吼大叫。虽然没全听懂，但我理解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要是你认真一点告诉我，就不会来不及了。”

一旁的警察边说幼儿园的小孩哪懂那些，边将瘫软的大叔扶正。我很难接受大叔的话，我一直都很认真，从未笑过，也没有兴奋，更不懂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但因为只有六岁，无法用有限的词汇表达那样的疑问，所以只能默默承受。不过母亲替我大声反驳了，刹那间，整个警局在失去小孩的人和找回孩子的人之间的争吵中乱成一团。

那天晚上，我就像平常一样玩着积木，是块长颈鹿造型的积木，把长颈鹿的脖子往下折就变成了大象。我能感受到母亲的视线在我身上每一处徘徊。

“不害怕吗？”母亲这么问。

“不怕。”我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件事，就是我看到有人被打死还面无表情的事，瞬间就传开了。从那时起，母亲担心的事开始发生了。

上小学后，事态变得更严重。有天在上学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小女孩被石头绊倒摔了一跤。因为她刚好挡住我的去路，我盯着她后脑勺上绑的米老鼠发饰等着她站起来，但她却一直待在原地哭泣。她妈妈突然出现了，把她扶起后，斜眼瞪着我啧啧叹气。

“朋友都受伤了，你不知道要问她有没有事吗？虽然我也听说了你的事，但你的状况还真不是一般严重啊。”

我想不到要说什么就没开口。感觉有热闹看的孩子们聚集过来，叽叽喳喳的声音弄得我耳朵很痒。不听也知道，说的话跟那阿姨说的一样，仿佛是她的回音。此时，外婆的出现救了我，外婆就像女超人一样，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将我抱起。

“不要乱说话啊，是你家小孩运气不好才会跌倒，凭什么怪别人啊？”外婆中气十足地大吼，也没忘记教训那些小孩，“有什么好看的？一群白痴。”

远离人群后我抬头望了望外婆，外婆紧闭的双唇嘟起来。“外婆，他们为什么说我很奇怪？”

外婆将原本嘟起的嘴唇收了回去。“因为你很特别。人啊，本来就不能忍受跟自己不一样的事物。哎呀，我们家这可爱的怪物。”

外婆把我抱得太紧，肋骨都感觉麻麻的。从前外婆就常叫我“怪物”，那个词至少对外婆来说没有不好的意思。

4

其实我花了些时间才理解外婆帮我取的这充满爱意的绰号。书里的怪物都不可爱，不对，应该说可爱不起来的才叫怪物。但外婆为什么要叫我可爱的怪物呢？即使知道相互矛盾的概念一起出现时，会产生所谓的“反讽”，我还是常常搞不清楚外婆的重点是放在“可爱”上，还是“怪物”上。总之外婆说是因为喜欢我才这样叫我，所以我选择相信她。

母亲听完外婆说米老鼠女孩事件后便哭了起来。“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吵死了！要在这边哭哭啼啼的话，就回你房间把门关紧后尽情哭！”

因外婆突如其来的咆哮而暂时止住泪水的母亲，在偷瞥外婆一眼后又哭得更厉害了。外婆发出啧啧声摇了摇头，“呼”的一声长叹一口气后，抬头盯着天花板角落。这是在外婆与母亲之间常可见到的画面。

所谓“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是指母亲对我的担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如果你问我哪里不一样，那就是，我不会笑。

一开始以为只是发育较迟缓，但育儿书中提到过小孩出生三天后就会开始哭闹。母亲伸手数了数日子，已经接近一百天。

就像被下了不会笑的魔法的公主，我一点反应也没有。母亲则像是来赢得公主芳心的异国王子使尽浑身解数，又是拍手，又买了各色铃铛摆弄，有时还会跟着童谣跳搞笑的舞蹈。逗弄累了就到阳台一根一根地抽烟，她知道怀了我之后好不容易才戒掉烟瘾。我看过母亲那时录的像，在汗流浃背的母亲面前，我就只是，默默看着她。若说这是一个小孩的眼神，未免太过深沉而平静。

总之，母亲并没有成功逗笑我。医院也没说什么，只是不会笑而已，在检查结果中，不管是体重、身高，还是行为发展，都未低于同龄人平均值。儿科医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小孩正健康地长大，不用太过担心，然后就送走了母亲。母亲也一直努力安慰自己，我只是比别人稍微木讷点而已，但是满周岁后发生了真正令人担心的事。

某天，母亲将装有热水的红茶壶放在桌上，当她转过身去拿奶粉时，我伸手去碰了茶壶，茶壶立刻掉了下去。茶壶翻倒在地将水泼洒出去，至今残留的淡淡烫痕就是当时留下的勋章。我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便以为我从此就会害怕热水和红茶壶，因为其他小孩都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既不怕水，也不怕茶壶，不管里头装的是热水，还是冰水，只要看到红茶壶我就会伸手去摸。

不仅如此，就连楼下的独眼老先生和他拴在别墅花圃里的大黑狗，对我来说也不是可怕的存在。我不仅直盯着老先生满满眼白的瞳孔，还在母亲视线暂时移开时，对着露出尖锐犬牙、凶猛吠叫着的黑狗伸出手。即使在见过那黑狗将邻居小孩咬到流血后仍是如此，母亲更是常为此急奔而来。

经历几次事件后，虽然母亲有时会担心我是不是低能儿，但不论是从外表上还是从行为上，都看不出任何可被判定为智力低下的迹象。母亲不知该怎么理解我这种孩子，就像一般母亲一样，决定往好处思考。

“是比同龄人更无惧又冷静的小孩。”

母亲的日记里是这么描述我的。

尽管如此，如果过了四岁还不笑，不安也是会到达极限的。于是母亲带着我找上更大的医院。那天，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天。就像看着水里的东西一样，原本模糊不清的事物突然清晰起来。

一名穿着白袍的男人坐在我前方，他满脸笑容地拿着各类玩具依次在我面前展示，还晃了晃其中几个。后来又拿小锤子敲了敲我的膝盖，没想到我的小腿就像跷跷板一样朝天空弹起。男人还将手指放到我腋窝下，我觉得痒就笑了一下。最后他拿出照片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

“照片中的孩子正在哭泣，因为没有了妈妈。你觉得这孩子心情怎么样？”

我不知道答案，抬头看了一旁的母亲，母亲微笑着摸摸我的头，接着用力咬了咬下唇。

不久后，母亲说要环游宇宙，就带我去了个地方，我到了才发现是医院。我问母亲明明没生病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但她没回答我。我躺在一处冰冷的地方，被一个白色的长筒物吸进去，嘟嘟嘟，机器发出奇怪的声音。宇宙之旅就这样无趣地结束了。

接着出现更多穿着白袍的男人，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让我看模糊的黑白照片，并说这是我的脑袋。骗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但母亲好像相信了那蹩脚的谎言，频频点头。每当男人开口说话时，旁边的年轻男人就接着写下什么。我觉得有点无聊就摸摸脚，后来又用脚踢了踢医生的桌子。母亲把手放在我肩上制止我，我抬头看母亲，泪水正扑簌簌地流下她的双颊。

后来我对那天的记忆就只有母亲不停哭泣的样子。母亲哭了又哭，哭了又哭，离开诊室后仍继续哭着。电视上正播着动画片，但我却因为母亲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就连宇宙战士消灭了坏人时，母亲还是不停地哭着。后来还是坐在隔壁打瞌睡的外婆大吼道：“不要再哭了！吵死了！”母亲才像个被教训的女学生紧闭嘴巴，无声啜泣着。

5

母亲给我吃了很多杏仁。只要是杏仁——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产的——韩国进口的所有种类我都吃过了。中国产的有难以入口的苦味，澳大利亚产的则有一股难以描述的酸涩土味。虽然韩国也产杏仁，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美国产的，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生产的。现在就来分享我吃饱含阳光、透着微微褐色的加利福尼亚产杏仁的独特方法。

首先，拿起整包感受一下装在里头的杏仁的触感，包装底下杏仁摸起来十分坚硬。下一步，撕掉上包装打开夹链袋，此时眼睛需闭上，接着慢慢吸气后将鼻子靠近包装袋，轻轻地、有规律地呼吸着，这么做是为了确保香气能够持续进入体内。等到鼻子里充满杏仁香气时，将半拳的杏仁放进嘴里。用舌头去感受杏仁的外缘并在嘴里滚动一会儿。试着碰触杏仁尖锐的部分，也可以用舌头舔舔表面凹凸的地方。这个过程不能太久，因为杏仁沾上口水后就会渐渐失去味道。这只是为了迈向高潮的准备过程，时间过短太无聊，过长则失去效果，黄金时机得自己寻找。渐入高潮时就开始想象杏仁逐渐变大，原本指甲般大小的杏仁，慢慢变得像葡萄、猕猴桃、橘子、西瓜一样越来越大。这时杏仁已经膨胀到如橄榄球般大，就在这瞬间，咔嚓一声咬下去，那么伴随着咔嚓声而来的，就是远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阳光将一并在嘴里散开。

特意进行这些仪式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杏仁，而是因为桌上无时无刻不摆着杏仁，没办法逃避，所以只好找吃的方法。母亲认为如果吃很多杏仁，我脑袋里的杏仁也会跟着长大。那是母亲所寄予的少数希望之一。

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两颗杏仁，它们就扎实地嵌在耳后往头顶延伸的某个深处。大小还有形状都跟杏仁差不多，所以叫“杏仁核”。也因为长得像水蜜桃核，又被叫作“扁桃体”。

受到外部刺激时，杏仁核就会亮起红灯。根据刺激的不同性质，我们会感觉到恐惧、不悦，以及各种喜欢或讨厌的情绪。

但我脑里的杏仁核好像有个地方坏掉了，就算受到刺激也不会亮红灯，所以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别人会笑或哭。对我来说，开心、难过、喜欢或害怕这些情绪都很模糊。就连“情绪”“同感”这些词，对我而言也不过是模糊的印刷字体。

6

医生们诊断我是“述情障碍”，也就是Alexithymia[2]。症状严重加上过于年幼，无法被视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其他发展项目上也没有问题，所以没有自闭疑虑。虽说是述情障碍，但并不是无法表达，而是感知有障碍。不是像语言中枢的布氏区或韦氏区[3]受伤的人那样，在理解或组织文字上有困难，而是不太感受得到情绪、难以读懂别人的情绪，还会混淆不同的情绪。医生们都说因为我脑里的杏仁核，也就是扁桃体天生就比较小，加上脑边缘系统与额叶接触不良，才会变成这样。

杏仁核小引发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知道害怕，虽说会有人认为这样很勇敢很幸福，但恐惧是维持生命的本能防御机制。不知道害怕并不代表勇敢，而是指车子直冲而来，也只会傻傻站在那里。我运气更糟，不光对恐惧的感知迟钝，对所有情绪的感知都有障碍，像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不幸中的大幸是，即便杏仁核只有这么大，倒是没有人提出会造成智商低下。

医生们说每个人的脑袋都不太一样，所以还要再观察。他们提了些意见，其中几个人对我很感兴趣，仿佛对于揭开至今仍未露全貌的神秘大脑的秘密，我可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大学医院研究团队前来委托，希望在我长大前，能参加一个长期的临床实验，研究结果会呈报给医学会。他们除了会提供参加临床实验的费用外，还说，根据研究的结果也有可能像布氏区或韦氏区那样，会以我的名字命名脑的某部分——“鲜允载区”。但已经被医生们搞得很烦躁的母亲一口拒绝了。

首先，因为母亲常去家里附近的国立图书馆涉猎许多与大脑相关的书籍，知道布氏与韦氏不是实验对象而是科学家的名字，这是问题所在。母亲也很不喜欢医生们把我当作一块有趣的肉体，而不是人来看待。于是母亲早早就断了医生们能治好我的期待，反正不过就是做一堆奇怪实验，再给我吃些没获得认证的药，观察我的反应后拿去医学会炫耀，这是母亲的想法。所以母亲说出了大多数妈妈激动时会说的一句话：“我最了解我自己的小孩。”再常见不过又没说服力。

最后一天去医院时，母亲朝医院前的花圃吐了口口水后说：“连自己脑袋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们！”

母亲有时会这样没头没脑地正义凛然。

7

母亲怀孕时因为压力大偷抽了几根烟，加上最后在预产期忍不住偷喝了几口啤酒，她为此感到后悔，但我的脑袋会变成这样，答案其实很明显，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命运这家伙在这世上造就的各种蛮横不讲理的事出乎意料地多。

事已至此，母亲也许正怀着这类期待：虽然情绪没有他人柔和，但说不定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记忆力跟电脑水准差不多，或是对美的敏感度极为卓越，可以画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画作。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还能去参加达人秀，或是随便几笔画出来的画就能卖个几千万。但我并没有那些天才般的能力。

总之，在绑着米老鼠发饰的女孩的摔倒事件后，母亲正式开始对我的“教育”。因为不太能理解情绪确实是不幸且令人遗憾的，除此之外，其实也暗藏许多危机。

有人用凶恶的表情训斥我也没有意义。像大叫、高喊、挑眉，说这些动作带有特定含意，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事。也就是说，我无法意识到一个现象中还藏有其他意思，我只会从表面去理解这个世界。

母亲在色纸上写了好几个句子后，一一贴到壁纸上。在用来装饰墙壁的壁纸上贴有这些句子：

车子靠近→闪躲，如果车子靠近就跳开。

有人靠近→往另一侧避开避免撞到。

对方笑了→跟着微笑。

最下面虽然写着：

※备注：脸上的表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跟对方摆出一样的表情。

但对刚满八岁的我来说，多少有点难懂。

贴在壁纸上的例句无止境地多，同龄小孩在背九九乘法表的时候，我就像在背王朝的年代表一样，背着那些句子，并将吻合的条目配对，母亲会定期进行测验。一般人很轻松就能理解的本能规范，我则要一个个默记。外婆嘴里虽不满地说填鸭式教育有什么用，但还是把要粘在壁纸上的箭头摆上去，摆箭头是外婆的工作。

8

虽然几年过去我的头壳逐渐变硬，但脑内杏仁核的大小还是没有任何改变。随着人际关系变得复杂，靠母亲提供的公式无法应付的变数也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成为话题人物。新学年不到一天就被当作怪小孩，或被叫到操场后站在大家前面给人观赏。同学们总是丢出很奇怪的问题，但我不会说谎，总是照实回答，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要捧腹大笑。就这样，虽然并非我所愿，但每天都像是在母亲心上插上一刀。

但母亲没有放弃。“不能太显眼，这样就够了。”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能被发现，不能被发现跟别人不一样，一旦被发现就会变得显眼，而那瞬间就会成为大家的目标。单纯只是车子靠近就躲开这种水准的方针已经不够了，已经到了要想让自己低调还需要高度演技的时候。母亲不知疲倦地发挥想象力，用剧作家的水准追加了对话内容。现在还得一起背下对方说出的话中“真正的意思”，以及我话中必须包含的“适当意图”。

母亲举例说，如果朋友拿出新的文具或玩具说明那是什么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说明，而是在“炫耀”。

照母亲的说法，这时候的模范回答是：“好棒哦。”这话代表的情绪就是“羡慕”。

如果有人说我长得很帅或是做得很好这类正面的话（当然什么是正面，这个又得另外记），这时就要回说“谢谢”或者“还好啦”。这才是正确的回答。

母亲说“谢谢”是理论上的标准回答，而“还好啦”则带有从容不迫的感觉，会让我看起来更帅气。当然我总是选择最简单的答案。

9

由于母亲是大家（包括她自己）公认笔迹不好看的人，所以她特地为了我上网找出喜、怒、哀、乐、爱、怨、欲的汉字，并把每个字都打印在一张A4纸上。啧啧，外婆看到母亲这么做便不满地唠叨，做任何事都要用心才会成功。于是尽管外婆看不懂汉字，还是描下每个字。母亲把外婆写好的字像家训或符咒一般贴在家里各处。

穿鞋时就会看到鞋柜上的“喜”对我微笑，每次打开冰箱门就一定会看到“爱”，睡前床头就有“乐”俯瞰着我。虽然也有很多是不分地点随便放，但不好的，像是愤怒、悲伤、讨厌等相关文字，都因为母亲的迷信全贴在厕所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厕所湿气包围的纸渐渐变得皱巴巴的，字也都糊掉了。外婆总是会定期重写贴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最后外婆甚至能背下那些汉字，写出极漂亮的字了。

母亲还创造了“喜怒哀乐爱怨欲游戏”。母亲说出特定情景，我就要猜情绪。例如，如果有人给我好吃的东西，这时应该有的情绪是什么？正确答案是开心和感谢。如果有人让我觉得疼痛，这时感觉到的是什么？正确答案是愤怒等诸如此类的问答。

有一次我问，那如果有人给我难吃的东西，应该感觉到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问题出乎意料，母亲想了很久才回答出来。苦恼许久后，母亲说一开始可能会因为食物难吃而感到愤怒（我见过几次母亲觉得食物太普通而大骂餐厅），但又说会因为对象的不同，就算是不好吃的食物也可能会感到开心或觉得感激（这种时候外婆总是叫我要心怀感恩吃完菜，并把空碗还给妈妈）。

又过了几年，等到我的年纪来到两位数时，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母亲无法直接回答或吞吞吐吐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了。结果是母亲不愿意再回答我的问题，只要我好好记住“喜怒哀乐爱怨欲”这些基本观念。

“就算不知道复杂的东西，也要先掌握基础。能做到这样，就算会被人觉得有点不足，但也还在正常范围内。”

其实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差别，就像我不能分辨出各个词语间的微小差异，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10

幸亏有母亲不间断的努力及日复一日半习惯性半义务性的训练，我也渐渐大致了解在学校平安度过的方法。升上小学四年级后，也能适当地在团体中生活，算是实现了母亲所谓不要太显眼的愿望。大多数时候只要沉默就足够——该生气的时候如果沉默，就是有耐心；该笑时如果沉默，就是慎重的表现；该哭时如果沉默，则代表坚强——果然沉默是金。但是“谢谢”跟“对不起”则要形成习惯时常挂在嘴上，因为这两个是可以解决很多复杂情况的魔法词。到这里为止都很简单，就像对方给我一千块[4]，我找他三百块零钱一样。

困难的是我先拿出一千块的情况。也就是说，要表达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喜欢什么的这类情况。这些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还需要额外的动力。也就是说，虽然我必须先拿钱出来，但我既没有想买的东西，也不知道要拿多少出来。这就像要在平静的湖面强行弄出波澜一样费力。

比如，看到我完全不想吃的巧克力派要说出“我也想吃”，还要微笑着问“能不能也给我一个”；如果有人撞到我就走掉或是失约时，我要问“怎么能这样”，还要边哭边紧握双拳。

那些对我来说是最累的，既然很累就想说干脆不要做。但母亲说人如果像平静的湖水一样太沉默，也会被贴上奇怪小孩的标签，所以说这种事还是要“偶尔做”。

“人类是教育的产物，你可以的。”

母亲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换句话说就是“爱”，但在我看来，那更像是母亲为了不让自己心痛而做的挣扎。如果照母亲这么说，所谓的爱不过是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告诉我这时要这么做、那时要那么做，对每件事都唠叨一大堆。如果那就是爱，既不给予也不接受，是不是会更好？当然我没说出口，因为母亲的行为要领中有“如果说话太直接会伤害到对方”这个原则，我可是背到口干舌燥。

11

用外婆的话来说，比起母亲，我跟外婆更合拍。其实母亲跟外婆除了都喜欢李子口味的糖果外，无论是长相、兴趣，还是个性，几乎没有一处是相似的。

外婆说母亲小时候最早在店里偷的东西是李子口味的糖果。一听到“最早”这两个字，母亲急着补充说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外婆呵呵地笑着说她也只是说说而已。“小时偷针，长大没变成偷金的小偷，真是万幸啊。”

两个人喜欢李子口味糖果的原因有点特别，说是因为那糖果能让人“同时感受到甜味及咸血味”。闪闪发亮的白色基底上刻有一条红线的李子口味糖果，把那糖果放在嘴里滚来滚去是她们两人珍贵的开心记忆。那条红线融化得特别快，吃着吃着常划到舌头。

“说起来真挺神奇的，咸血味和甜味搭在一起居然不违和。”母亲在找痱滋膏[5]时，外婆就抱着整包糖果灿烂地笑着说。奇妙的是，外婆说的话不管听几次都不觉得无聊。

外婆是突然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在母亲撑不下去向外婆发出求救信号前，她们已经断绝往来将近七年，过着各自的生活。断绝骨肉之情是为了一个男人，也就是我爸爸。

母亲还在外婆肚里时，外公就因罹患癌症过世，失去外公的外婆，为了不让母亲因为没有父亲而遭人欺负，奉献了整个青春，可以说她的人生都是为了女儿而活。幸运的是，女儿虽然不是特别杰出，但功课也不错，还考上了首尔的女子大学。可是那样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却眼瞎看上在女子大学前摆摊卖饰品的野男人，这是外婆对父亲的称呼。那野男人应该是拿了摆在摊上的一个便宜戒指套在了她珍贵的女儿手上，还许下会永远相爱的誓言。虽然外婆说她躺进棺材前都不会同意，但母亲说爱情不是需要谁同意不同意的签核文件，而下场就是挨了一巴掌。

然而母亲威胁外婆说，如果继续反对她就要怀孕。确切来说，是在一个月后，威胁变成了事实。外婆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真的生下小孩，以后就再也不要见面，母亲却真的离家出走了。因为这件事，母亲跟外婆的缘分暂时断了。

我没见过父亲，只看过几次照片。我还在母亲肚里时，有个人喝酒骑摩托车撞上了父亲的摊位，造成父亲当场死亡，只留下各种不值钱的饰品。在那之后，母亲更无法与外婆联络了，当初说要寻找爱情负气离家出走，她不想带着这样的不幸回去。就这样七年过去了，撑了又撑，撑到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撑到母亲意识到自己无法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

12

我跟外婆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那天母亲特别点了两个平时不常买给我的汉堡套餐，自己却碰都没碰。母亲的眼睛一直盯着大门，只要有人进来，眼睛就会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起，上半身则时而挺直时而垂下。后来我问母亲，她说那是感到害怕又安心的时候会出现的行为之一。

最后就在母亲等累了拍拍屁股准备起身离开的瞬间，门忽地打开，一阵风飕飕地吹了进来。一抬头只见一个肩膀宽厚、虎背熊腰的女人站在那里。灰发上压着一顶紫帽，上头插着一根羽毛，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罗宾汉。那女人，就是母亲的母亲。

外婆真的很高大，除了高大，我想不到其他适当的词能形容外婆。非要比喻的话，外婆就像那永远不会枯萎的栎树，不管是体形还是声音，就连影子都很壮硕。尤其是双手，就像力气很大的男人的手那般厚实。外婆坐在我前面双手抱着胸，嘴巴紧闭成“一”字状，一句话也不说。母亲低头喃喃自语，正准备说什么话时，外婆用又低又粗犷的嗓音命令道：“先吃吧。”

母亲只好先将已经冷掉的汉堡一口接一口地塞进嘴里，直到最后一根薯条消失后，母女俩还是沉默不语。我在手指上沾了口水，把散落在褐色塑料盘上的薯条渣一个个沾起来吃，等待着下一幕。在双手抱胸的外婆面前，母亲紧咬下唇直盯着自己的鞋子。等到餐盘上什么都不剩的时候，母亲终于把手放在我双肩上，用蚊子般的声音说：“就是这孩子。”

外婆深吸一口气，身体向后靠并发出了“哼”的一声。后来问外婆，她说那声“哼”代表“要过就过得像样点啊，烂丫头”。外婆用整间麦当劳都能听见的洪亮声音大吼道：“好样的啊！”

每个人都在看我们，母亲则哭了起来。从她那几乎没张开的嘴里，一五一十地说出过去这几年自己人生遇到的波折。对我来说，从头到尾都只听到抽噎声，偶尔夹杂擤鼻涕的声音。幸好外婆好像都听懂了母亲说的话，她的双手原本像拴上门般一直紧抱在胸前，不知不觉放到了膝盖上，流连在脸上的光泽也渐渐消失。在叙述我的事时，外婆的表情也开始变得跟母亲一样。在母亲说完一切后，外婆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换了个表情。“如果你母亲说的是事实，你就是个怪物啊。”

母亲唰地张大嘴巴看着外婆。外婆则边将脸贴近我边微笑着，嘴角上扬，眼角下垂，眼睛和嘴巴都快碰在一起了。“这世上最可爱的怪物，原来就是你啊！”

说完后用力摸了摸我的头。从那时起，我们三个人的生活便开始了。

13

重新跟外婆一起生活的母亲选择的新职业是卖旧书，当然是在外婆的帮助下。但按照母亲的说法，爱“秋后算账”的外婆只要一有空就会唠叨个不停。

“我为了供唯一的小孩念书，这辈子都在卖年糕，结果那丫头书都念不好，现在居然还卖起旧书了，烂丫头。”

“烂丫头”这个词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实在是很惊人，但外婆时刻都这么称呼母亲。

“母亲对女儿说什么烂丫头啊？谁是烂丫头？”

“我说错了吗？反正人死了本来就会烂掉，我是说实话又不是脏话。”

总之，因为与外婆的重聚，之前不断搬家的我们终于安定下来，至少外婆不再责骂母亲为什么不做更赚钱的工作了。外婆对文字有着憧憬，所以即使家里状况不好，仍买了许多书给母亲，希望她能成为“韦编三绝的女人”。其实外婆一直希望母亲成为作家，尤其是当个终身不嫁，虽然孤独却优雅老去的女作家。如果时光能倒流，那其实是外婆想过的人生。将母亲取名为“知恩”[6]也是因为这个。

“知恩啊，知恩啊，每次叫名字都以为她会写出很厉害的文字，为了让她变聪明还买很多书给她看，结果在书上学到的就是跟个无知的男人谈一场愚蠢的恋爱，哎哟喂呀……”外婆常这么唠叨。

在网络二手交易已经很盛行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旧书店是赚钱的生意。但母亲仍坚持要开旧书店，旧书店是个性实际的母亲所做的最不实际的决定。那也是母亲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有阵子，就像外婆希望的那样，母亲有过当作家的梦想。但母亲说她无法将这伤痕累累的人生化作文字，虽说应该贩卖自己的人生，但她没有信心这么做，也不认为那是一个作家该做的。所以她决定卖别人的书，那些已经浸透岁月味道的书，而不是定期上市的新书。既然要做，她就得一一亲自挑选，那就只能是旧书。

书店位于水逾洞住宅区巷内，至今仍有许多人称为水逾里。虽然我很好奇是否真的会有人来这里买旧书，但母亲信心十足。母亲选旧书的眼光很卓越，也知道如何用实惠的价格买入书迷可能会喜欢的书籍。我们住的地方就在书店后，有两个房间和一间没有浴缸的厕所，住我们三个人刚刚好。睡到一半如果有客人找可以直接出去，如果不想起来，只要把门锁上就好。在擦得光亮的玻璃窗上写着“旧书店”三个字，也挂上了“知恩书坊”的招牌。开店前一晚，母亲搓搓手嘻嘻地笑道：“以后不会再搬家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那句话成了事实。虽然外婆常唠叨说真稀奇，但不管怎样，卖书的收入足够我们生存下去。

14

我也觉得那个地方很舒服。虽说在其他人的表达里，可能是“很喜欢”或“很合心意”，但在我会的词汇里，“舒服”就是最好的说法了。确切来说，是我渐渐熟悉了旧书的味道，仿佛早就闻过一样。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打开书闻味道，虽然外婆常骂我说闻那些满是臭味的旧书到底要干吗。

书能马上带我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听见我遇不到的人的告白，看到我观察不到的那些人的人生。我感受不到的情绪、没遇过的事物，都被秘密地收录其中。这跟电视还有电影有本质上的差异。

电影、电视剧还有漫画里的世界都太过具体，没有我能参与的空间。影像里的故事就是拍摄出来的、画出来的那个样子。比方说，如果书里有这样一句：在一栋六边形的房子里，一名金发女子正跷着二郎腿坐在褐色坐垫上。那么在电影或画作上，女人的皮肤、表情，甚至连指甲的长度都已经被确定了。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事物是我能改变的。

书就不一样了。因为书里有很多空间，每个词语、句子间都有很多空隙。我可以在那里或坐或走，甚至写下我的想法。就算不懂内涵也没有关系，只要随便打开一页就成功一半了。

我会爱你的。

即使永远都不知道那会是罪或毒，还是蜜，我也不会停止这旅程。

就算完全感受不到那意思也没关系，光用眼睛追随文字就够了。边感觉书的香气，边用眼睛慢慢地跟着每个字、每个形状和每一笔画。那对我来说就跟咀嚼杏仁一样是很神圣的事。等到觉得用眼睛摸够每个字后，这次试着发出声音来阅读。我会，爱你的。即使，永远都，不，知道，那会是，罪，或，毒，还是，蜜，我，也，不，会停，止，这旅，程。

就像在咀嚼文字一样，边琢磨边念出声音，一直念，不停地念，直到背下来为止。如果不断重复同一句话好几次，那句话的意思就会变得模糊。之后到了某个瞬间，文字不再是文字，句子不再是句子，听起来就像是毫无意义的外星语。到那时，原本对我来说很难理解的爱啊、永远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更亲近了。我跟母亲介绍这个有趣的游戏，她便回我说：“无论什么事，只要不断重复好几次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有什么进展，但过一段时间后，看起来就像变了或是褪色了，到最后所有意义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彻底地消失。”

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爱、情、ài、qíng、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爱。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yǒng、yuǎn。

这下，意义就消失了。仿佛一开始就是张白纸，和我的脑袋一样。

15

季节就像反复在记号里游走般，走过冬天又重新回到春天，不断重复着。母亲与外婆常因各种事吵到笑出声来，而当夕阳开始下山，话就渐渐变少。等到天空都被渲染成红色后，外婆就拿出白酒发出“呀”的声音，母亲也用从胸腔发出的声音说“呀，真棒”来配合外婆。母亲说那句话的意思就叫幸福。

母亲桃花很旺，即使是跟外婆住在一起后仍谈了几场恋爱。外婆说个性很差的母亲之所以会吸引男人，是因为长得像年轻时的自己。每到这种时候，母亲虽然撇着嘴，最后还是会说出“我妈那时的确是很美啊”这种无法证实的话。我对母亲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奇。母亲的恋爱模式都是固定的，虽然先来招惹的通常是男人，但最后跑去纠缠的总是母亲。外婆说这是因为男人要的只是谈恋爱，但母亲想要的却是能够当我父亲的男人。

母亲的身材很苗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常在又圆又黑的眼睛上画栗子色的眼线，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了。及腰的头发就像海带一样乌溜溜的，嘴唇总是涂得红通通的，令人联想到吸血鬼。我有时会去翻找母亲以前的照片，母亲从小就长得像四十岁的人，所以照片里的她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不管是穿着打扮，还是发型，就连长相都差不多，好像永远都不会变也不会老，只有身高一点点地抽高而已。母亲听到外婆如口头禅般挂在嘴上说的“烂丫头”会心情不好，我帮她取了个“不会烂的女人”的绰号，她却撇撇嘴说那个名字她也不喜欢。

外婆好像也不会变老，灰发既不会变黑也没有变白，不管是庞大的身躯，还是大碗的酒量，年复一年仍没有缩减的迹象。

每年到冬至这一天，我们就会上去顶楼，把相机架在砖块上一起拍全家福。在不老的吸血鬼母亲与巨人外婆间的少年，只有我，在这两个不会变的女人间独自嗖嗖地长大成人。

那一年，事情发生的那个冬天，在快下初雪的前几天，我在母亲的脸上发现了陌生的东西。一开始以为是较短的发丝沾在脸上，于是我便伸手将它拨开，结果发现那不是头发而是皱纹。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已经又长又深地印在那里。那时我才知道母亲老了。“原来妈你也有皱纹啊。”

听到我这么一说，母亲微微笑了笑，皱纹就被拉得更长了。我虽然试着想象渐渐变老的母亲，却想象不太出来，毕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以后妈妈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变老了。”

母亲说这话时，不知道为什么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她面无表情地凝视远方一会儿后，闭上了双眼。是在想什么呢？想象自己老了以后变成老外婆的模样吗？但是母亲说错了，命运并没有给她变老的机会。

16

洗碗或是擦掉地板上的灰尘的时候，外婆总是在称不上旋律的自创曲中加入歌词哼唱着。

夏天就要吃玉米，冬天就要吃烤番薯。

很好吃哟，很甜哟，赶快来尝尝吧！

那是外婆年轻时在客运站里卖的东西，蹲坐在入口处等着卖给往来的行人。

年轻时的外婆唯一用眼睛享受过的奢侈事情，就是等东西卖完后，用眼睛尽情地扫过长长的客运站。会让外婆看得目不转睛的就是佛祖诞辰纪念日和圣诞节的时候。暮春到初夏那段时节，客运站外放满一排排花灯；到了冬天又挂满了华丽的圣诞节装饰品。虽然是自己工作的地方，但那些景象是外婆所向往的世界。粗糙地制作出来的花灯，还有那些假圣诞树，都是她想要拥有的东西。于是在外婆把卖玉米和烤番薯的所有收入都拿来开辣炒年糕店时，第一件事就是买下漂亮的花灯和迷你圣诞树。无论四季，外婆的年糕店里总是和气融融的，挂满花灯和圣诞装饰。

在外婆关了年糕店、母亲开了旧书店后，外婆的坚持铁律之一是不管有什么事，都一定要过佛祖诞辰纪念日和圣诞节。

“耶稣跟菩萨真的是圣人，你看他们还选在不同季节出生。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过的话，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选平安夜吧。”外婆摸着我的头说。

平安夜是我的生日，每到那天我们都会出去吃好吃的庆祝生日。那年平安夜是个又冷又潮湿的日子，我们三个人正准备外出。天空很阴暗，充满湿气的空气渗入皮肤。虽然在一边穿上外套，但我不认为有必要特意出去过生日。真的啊，早知道就应该选择不要出去的。

17

市区人声鼎沸。如果说跟过去的平安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刚搭上公交车没多久就开始下起雪了。大雪挡住了去路，广播中也传来到明天圣诞节会持续降暴雪，这将会是暌违十年的白色圣诞节的播报。在我的记忆中，那也是第一次在我生日的时候下雪。

纷飞的雪花瞬间覆盖了大地，就像要吞噬掉整座城市一样不停地倾泻而下，原本灰蒙蒙的城市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也许是因为这样，公交车上的乘客都没有对完全被封住的道路有太大的不满。大家都好像被迷住一样，不是望着窗外，就是拿出智能手机拍照。

“看来要吃冷面了。”外婆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还要加热乎乎的水饺。”母亲发出啧啧声。

“再来碗热腾腾的汤。”我一说完，母女便对视着嘿嘿笑了起来。好像是想起来不久前我问过为什么大家冬天的时候都不太吃冷面的事。也许外婆跟母亲以为我那样问是因为我“想吃”。

我们睡睡醒醒几次后终于下车，沿着清溪川漫无目的地走着。这时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雪白，抬头只见白净的雪花以极快的速度飘落下来。母亲边大叫边像个孩子一样对着天空伸出舌头接雪花，外婆则说以前去过的一间小巷里的传统老冷面店，现在也消失了。直到弄湿裤脚的水汽渐渐向上渗透，小腿也开始感到冰冷时，我们终于进入母亲用智能手机导航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家冷面店，是位于鳞次栉比的咖啡店中间的一家连锁冷面店。

上面写着“平壤式”几个大大的字，但除了面可轻易咬断外，这里就没有其他特色了。肉汤里有腥膻味，饺子有焦味，冷面里还有汽水味。味道寡淡，就连第一次吃冷面的人都能感觉出来没下功夫。尽管如此，外婆跟母亲还是吃光了。也许有时比起味道，气氛更有助于食欲吧，那天当然就是因为下雪的关系。外婆与母亲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则把一个大冰块含在嘴里。

“生日快乐。”外婆对我说。

“谢谢你来到这世上。”母亲握着我的手又加了这么一句，“生日快乐。”“谢谢你来到这世上”，我想这是不管在哪里都很普通的说法，但有些日子就是得说这些话。

我们站了起来，还没想好等一下要去哪里。在外婆跟母亲去结账时，我看到了放在柜台前篮子里的李子口味糖果。更准确地说，是篮子里一个只剩下空包装的李子口味糖果纸。我摸了摸那糖果纸，店员笑着说要去拿糖果给我，让我等一下。

外婆跟母亲先走了出去。外面仍下着大雪，母亲不知道在为什么开心，边蹦蹦跳跳着边伸出手去抓雪花。外婆看着那样的母亲捧腹大笑了一阵子后，透过窗户给我送来大大的微笑。店员走过来撕开偌大的糖果袋，小小的篮子瞬间就堆满了一颗颗礼物般的糖果。

“没关系吗？因为今天是平安夜？”我两手抓着满满的糖果这么问，店员虽然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就笑着点点头。

窗外母亲跟外婆依旧笑得很灿烂，一队在街头表演的多人混声合唱团从她们面前经过，每个人都戴着红色圣诞帽，披着红披风，唱着圣诞歌。“圣诞佳音，圣诞佳音，以色列王今夜降生”。我双手插入口袋，边感受糖果外包装上尖尖的触感，边走向门口。

突然有好几个人大叫起来，圣歌的声音越来越弱，四处不断响起尖叫声，合唱团也乱成一团，大家捂着嘴急匆匆地向后跑。

从玻璃门看过去，有个男人正对着天空乱砍，那人身穿西装，从我们进门前就在附近乱晃。与穿着风格迥异的是，他一手拿刀，一手拿铁锤。男人一副想把飘落的雪都刺穿的模样，非常用力地挥舞着双手。接着就看到那男人走向合唱团，有几个人匆匆拿出了电话。

男人转过头，视线停在母亲和外婆身上，他改变了方向。外婆把母亲抓过来，但随即眼前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男人用铁锤敲打母亲的头，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母亲全身是血，倒在血泊里。我想推开门到外面去，但外婆一直大叫着用身体挡住门。男人将铁锤丢到地上，握着刀的另一只手不断地对空气挥舞。我用力地敲打玻璃门，而外婆使尽全力挡着门并摇着头，哭着不断地对我大喊什么。这时，男人走向外婆背后，外婆转身看见男人大吼一声，但仅有这一声。外婆宽阔的背遮住我的视线，玻璃上溅洒了鲜血，越来越红。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那道渐渐变得鲜红的玻璃门。事情发生时没有任何人挺身而出，远处看起来就像一幕冻结的景象，就好像男人与母亲还有外婆正上演一出戏剧，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每个人都是观众，我也是其中之一。

18

受害者都跟男人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后来了解的结果，男人只是个过着极典型、极普通生活的“平凡人”。他大学毕业，在中小企业做了十几年的业务，却因经济不景气而遭到突如其来的组织变动。后来虽然拿退休金开了家炸鸡店，但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其间还欠了债，家人也都离开他，而后男人便足不出户，就这样过了三年半左右的时间。他住在半地下室，除了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偶尔去逛逛国立图书馆外，只待在家里。

他从图书馆借的书大部分是与武术、防身术，还有刀术等相关的书籍。而在他家里发现的，却是些成功的法则、如何养成正向思考习惯之类的自我启发性的书籍。而男人空荡荡的桌上，放着一张好像故意要让人发现的，用又大又潦草的字体写成的遗书。

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是笑着的人，都将跟我一起离开。

男人的日记里留有他憎恨这个世界的痕迹，每当他看到在这个让他感受不到快乐的世界上那些微笑着生活的人，他就兴起杀意。随着男人的生活和日记渐渐浮上台面，大众的关注焦点也从事件本身，转到他为什么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社会层面。觉得自己的人生跟男人差不多的中年男子陷入叹息，对男人同情的舆论出现后，焦点便转移到发生这种事的韩国社会，而谁死了这些都不怎么重要了。

事件让新闻有东西可播报，打上了“是谁让这个男人变成了杀人犯”“笑就该死的国家——韩国”等标题。然而，没过多久，就像泡沫破灭一样，人们就不再谈论这事了，而从发生到落幕不过才十天。

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是母亲，但医生说她的大脑进入了深度睡眠，醒来的可能性极低；就算醒过来，也不再是我认识的母亲了。死者家属半推半就地合办了葬礼。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在哭泣，那是站在惨死的罹难者家属面前，任谁都会有的表情和举止。

一名前来参加葬礼的女警向家属答完礼后便哭了起来，哭得一发不可收拾。没过多久，我看见她站在走廊深处被年纪较大的警察训斥：“以后这种事不计其数，所以要学着迟钝一点。”那瞬间我们四目相交，他打住了原本要说的话，我则若无其事地行个礼后走向厕所。

葬礼这三天总能听见他们议论面无表情的我。那些人交头接耳地进行各种猜测：一定是打击太大才会这样的；还这么小哪懂什么啊；妈妈跟死人没两样，他现在就等同孤儿，应该是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才会这样吧。

也许别人期待我会感到悲伤、孤单或茫然。但对我来说，比起那些情绪，更多的其实是疑问。

到底什么事那么好笑，让母亲和外婆笑成那样？

如果没发生那件事，我们从冷面店出来后又会去哪儿呢？

那男人为什么要那么做？

为什么不去砸电视或是摔镜子，而要杀人？

为什么没人早一点出手相助？

为什么？

每天我都会把这一个又一个问题问自己数万次，但最后都回到原点，从头来过，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是我知道的。我也把心里的问题都告诉警察，还有忧心忡忡的心理咨询师，希望他们能说点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有几个话说到一半又沉默不语。也是，既然没人知道答案，的确有可能会这样。外婆还有那个男人都死了，而母亲也进入永远无法说话的状态。我那些问题的答案也永远消失了，因此我决定不再把那些问题说出来。

能确定的是，母亲跟外婆都消失了，外婆的灵魂和肉体都消失了，母亲只剩躯壳。以后除了我，再也没有任何人会记得她们的人生，所以，我要活下去。

葬礼结束，确切来说，是在我生日后第八天。我多了一岁，就这样十七岁了。这次真的只剩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的只有堆在母亲旧书店里的无数书籍，其他大部分都没了。以后，在家装饰花灯和闪闪发亮的灯泡、默记“喜怒哀乐爱怨欲”表，还有为了庆祝生日出去吃饭、穿过人潮到市区的那些理由，都消失了。

[1]为韩国综艺节目，通常分两队进行比赛。

[2]意即述情障碍，是最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报道的情绪性障碍。会因童年时情绪发展不完全、经历过创伤或先天杏仁核过小导致此现象。杏仁核过小时，尤其不太能感觉到恐惧。但有报告指出，与恐惧、不安等情绪相关的部分可通过后天训练成长。本书是作者根据事实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来描写述情障碍的。

[3]布罗卡氏区和韦尼克氏区。

[4]这里指的是韩元。

[5]原文为Oramdy，是韩国专治口腔溃疡的药膏。

[6]“知恩”与韩文“作者”的发音相近。

二

19

我每天都去医院报到，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呼吸着。原本待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母亲，没过多久便转到了六人房。我每天都坐在母亲旁边陪她晒太阳。

医生冷漠地说母亲不可能醒来，往后除了维持生命，也没什么意义了。护士面无表情地帮母亲清理大小便，我们两人合力定时帮母亲翻身，以避免身上出现褥疮，就像处理偌大的行李箱一般。医生要我做好决定后告诉他，我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在问我，要继续支付住院费这样维持生命，还是要转移到比较低廉的郊外疗养院去。

外婆的死亡保险金供我短时间内吃住不成问题。那时我才知道，母亲担心留下我一个人，已经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我去民政事务所申请外婆的死亡证明，那里的职员默默地转过头叹了口气。不久后民政事务所派来的社工找上门，看了家里的状况后，说因为还是青少年，所以有可能被送到机构，问我觉得如何，像少年之家或安置机构之类的地方。我请他们给我时间思考，其实要他们给我时间思考，并不是真的要在那段时间里思考，只是想争取些时间。

20

家里一片寂静，一整天都只能听见我自己的声音。虽然两人留下的文字都还贴在墙上，但失去教我的人，那些东西不过就是无意义的装饰品。我其实很清楚如果去机构的话，生活会变成怎样。虽然对我没差别，但想象不出母亲会变得如何。

我试着想象母亲会给我什么建议，但母亲无法回答。我反复回想母亲说过的话，试着从中找到提示。突然她最常说的话浮现出来：要活得“正常点”。

我漫无目的地翻找手机应用程序，其中有个“与手机聊天”的应用程序吸引了我的目光。一打开就跳出一个小小的聊天窗口，并出现一个迷你表情符号。

“你好。”

一送出信息马上跳出：“你好。”

“过得好吗？”

下一句接着出现。

“嗯。你呢？”

“我也是。”

“Good。”

“怎样叫正常？”

“跟别人一样。”

沉默一会儿后，这次我写得比较多。

“跟别人一样是指什么？”

“每个人都不一样，要以谁为基准？”

“如果是母亲，她会对我说什么呢？”

“饭煮好了，出来吃吧。”

都不记得手有没有按到发送，答案便跳了出来。虽然试着继续聊下去，但都只是无意义的回复。不该找它问提示的，我没说再见就把应用程序关掉了。

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之前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十五天后书店重新开张，一走近书柜灰尘便四处飞扬。偶尔会有客人经过，也有从网上买书的客人。我用不错的价钱买下事件发生前母亲想买的全套二手童话书，并把它们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一整天不用说几句话反而更自在。不用思考，也不用为了应付不同情况编对话而绞尽脑汁，只要对客人说“是的”“不是的”“请稍等”，这样就够了。除此之外就是刷卡、找钱，还有像机器般地说“欢迎光临”“谢谢光临”，就是这些了。

某天，一个在附近开托儿所的阿姨顺道经过，是以前偶尔会来找外婆聊天的阿姨。

“放寒假在打工啊。你外婆呢？”

“死了。”

阿姨张大嘴巴，眉头皱成一团。

“我知道你这年纪是有可能开这种玩笑的，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该这样说话啊！你这样外婆会怎么想！”

“是真的。”

阿姨双手抱胸提高嗓门说：“那你说说看，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过世的？”

“被刀砍死的，在平安夜。”

“天哪……”她用双手捂住嘴巴。

“是电视上报的那个吗？老天爷也太无情了……”

阿姨迅速跑掉，好像怕被我传染什么，所以要赶紧躲开。我叫住了她。

“请等一下，您还没付钱呢。”

阿姨的脸突然涨红。

她走了以后，我想了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希望我说什么。从阿姨的反应来看，我应该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如果要挽回错误的话又该修正哪个部分，我完全没有概念。早知道就说出国旅游了，不对，如果那样说，爱管闲事的阿姨一定会继续追问。还是不应该收她钱？可是这样也不合理。沉默是金，这句俗谚还是参考一下。普通的问题都不该回答，但“普通”的定义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突然想起一本书。所谓文字，对外婆而言就像是路过的建筑物招牌，但竟有一本她在无意间看到且觉得有趣的书。我好不容易将在一九八六年卖两千五百韩元的手掌般大小的袖珍书找了出来。《玄镇健短篇选》[1]里的《B舍监和情书》。

B舍监会在半夜偷看学生的情书并轮流用男女声唱独角戏，而偷偷看着这场景的三个女学生反应则各异。一个觉得B舍监很可笑，在背后嘲笑她；一个则觉得B舍监很可怕，整个人瑟瑟发抖；最后一个则觉得B舍监很可怜，流下了眼泪。

虽然与母亲总是只给我一个答案的教育有些相违背，但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结局有什么不好。这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世上没有固定的答案，所以说当别人做出什么行为或说出什么话时，没有必要做出固定的回应。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脱离正常的反应”，说不定对某些人来说也算是正确答案。

我这么跟母亲说时，她愣住了。苦思许久后，母亲想出了答案。因为故事是以哭泣的女学生结尾，所以对于B舍监的适当反应，应该是第三个学生的“哭泣”才对。

“但不是有个叫破题式的东西吗？所以第一个学生的反应也有可能是对的吧？”

母亲挠挠头。我不服输地继续问：“那妈妈，如果你看到B舍监的独角戏也会哭吗？”

一旁的外婆加入对话：“你妈只要睡着，就算被人背走也没感觉，三更半夜是不会醒过来的，她一定是在房间睡觉的其他女学生之一啊。”

外婆哈哈大笑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回荡着。

突然书被一层阴影覆盖，一名中年男子站在我面前，但一瞬间又消失了。柜台上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我去二楼。

21

书店位于低矮的两层建筑物的一楼，二楼是面包店。面包店坐落在二楼并不是常见的事，而且老旧的招牌上也没有一个好名字，只写着“面包”。外婆第一次看到招牌时说这一看就不好吃，虽然我无法想象如何光看招牌就能猜测好不好吃。

总之在那里能买到的面包就是菠萝面包、牛奶面包、奶油面包，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一到下午四点就立刻关店。尽管如此，店里生意仍然非常好，我也见过好几次人潮排到一楼的光景。也因为这样，有时排在最后面的客人还会顺便来逛一下我们的书店。

母亲偶尔也会买面包回来。面包外包装上印着“沈才英”，沈才英是面包店老板的名字，母亲叫他沈医生。外婆尝过味道后再也没说过面包很难吃。对我来说，嗯，就是那样，跟其他食物差不多。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到店里。

沈医生给了我一个奶油面包，咬下去，就有小鸡颜色的绵密奶油溢出来。沈医生虽然才五十岁出头，但因为发色斑白，所以看起来有六十几岁。

“好吃吗？”

“吃起来有点味道。”

“太好了，至少不是没味道。”沈医生轻轻地笑了。

“您自己一个人顾店吗？”我环顾周遭后这么问。店里没什么有设计感的地方，空荡荡的店里只有陈列区、结账区和一个餐桌。放在中间的烤盘架，好像是在后面揉好面团后拿来烘烤的地方。

“嗯，我是这里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这样比较自在，也有这么做的价值。”

不必要的冗长回答。“但您为什么要找我？”

医生倒了牛奶给我。“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感到很遗憾。我烦恼了很久，想说看能不能帮上点忙，所以找你来这儿。”

“怎么帮？”

“怎么说呢……虽然初次见面可能不太好开口，但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或是要拜托的事情吗？”

从刚刚开始沈医生便一直用手指嗒嗒地敲着桌子，好像是习惯动作，但一直听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希望您不要再发出那个声音了。”

医生透过眼镜看着我笑了笑。

“你听过第欧根尼吗？你让我想起了那故事。亚历山大三世跟他说不管什么请求都能答应时，他居然回说，大王的影子挡住了太阳，请大王靠边站。”

“但我看着您并没有想起亚历山大三世。”

这次医生放声大笑。“你母亲常说你的事，说你是个特别的孩子。”

特别。我大概能猜到母亲是怎么解释那个词的意思。医生双手交握。

“用手敲桌子的动作虽然现在能暂停，但这是习惯，所以不好改，而且我想提供的是更具持续性的帮助。”

“更具持续性的？”

“一个人生活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在经济上帮助你。”

“我还有保险，暂时没问题。”

“你母亲常跟我说万一你遇到什么事，要我好好照顾你。我们其实感情很好的，你母亲曾是个会让人心情变好的人。”

我注意到他用了过去式。“您去见过她了吗？去医院。”

沈医生点点头，嘴角微微下垂。如果对母亲的事感到伤心，说不定母亲会有点开心，因为那是母亲教我的秘诀。别人跟我一起感到难过的话，就是值得开心的事。她说那是负负得正的原理。

“但为什么要叫您医生呢？”

“因为我以前是医生，虽然现在不是了。”

“真是有趣的转行啊。”

医生又哈哈大笑。后来我才知道，就算我说出的话不是故意想耍幽默，医生还是很容易被逗笑。

“你喜欢书吗？”

“嗯，之前也在店里帮妈妈。”

“那这样吧，你继续开店。这栋建筑物是我的，算是给我打工，我会付你薪水。死亡保险金就留到你上大学或有其他重要的大事时再用，生活费先用打工的钱顶吧。只要你同意，其他复杂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

我说要想一下，就像我对找来家里的社工说的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不常见的建议就要先拖时间，我是这么学的。

“只要有困难随时都能跟我说。跟你聊天比想象中有趣，让我有点讶异。事已至此，就尽量多卖点书吧。”

离开前我问他：“您跟我母亲交往过吗？”

医生眼睛一下子瞪大又眯起。“你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是朋友，很要好的朋友。”

他脸上的笑意慢慢地消失。

22

我同意了沈医生的建议，从各方面来看对我好像都没什么坏处，之后也没再发生什么窘迫的状况，日子顺利地过着。我为了遵守试着提高营业收入的承诺，每天都在搜寻热卖的书籍或公务员考试用书并确保库存有余，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很冷时，也会遇到完全没客人、连一句话都说不上的情况。偶尔觉得口渴喝水时，还会有股甜味冲上鼻子。

桌边小相框里的我们，一点也没变，开心地笑着的母女俩还有面无表情的我。有时我常会幻想外婆跟母亲也许只是去旅行，当然我也清楚那是一场永无尽头的旅行。她们曾是我世界的全部，但在她们离开后我发现，原来还会有其他人，一个接一个，慢慢地出现在我生命里。第一个人就是沈医生。医生路过书店偶尔会给我面包，或是握住我的肩膀叫我加油，明明我也没怎么“漏油”。

太阳下山后就去找母亲。母亲像森林里沉睡的公主，只是躺在那里。如果母亲知道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会希望我做什么呢？希望我整天都守在病床边，每隔几小时就帮她翻身？应该不是。她会希望我去上学，因为那是符合我年纪的“正常”生活。所以我决定要继续上课。

凛冽的寒风渐渐失去元气，雪融了，接着情人节也过了，大家的外套渐渐变薄，初中生也都毕业了。电视和电台连续数日都在聊着不知道这个一月、二月是怎么过的。

就这样进入三月。幼儿园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小学生升上初中。我也前往新的学校准备当个高中生，又要每天见到老师跟同学了。

于是，事情慢慢地出现了变化。

23

新转入的高中是创立二十年左右的男女合校，虽然没有很高的名牌大学录取率，但也没有什么很强势的学生或不好的传闻。

沈医生说要陪我一起参加开学典礼，但被我拒绝了。我独自站在远处看着再常见不过的开学典礼。大楼是红色的，因为最近重新装修，整栋建筑物都充斥着油漆味和建材味。校服穿起来还很硬挺，不太合身。

学期正式开始的隔天，我被班主任叫去。是个刚工作两年左右的女老师，看起来大约比我大十岁，教化学。班主任像被人丢出去似的，重重地坐在咨询室里一张老旧的紫沙发上，扬起很多灰尘。老师掰着手指发出咔咔声，接着干咳一声。虽然在这儿她是老师，但说不定在家是备受疼爱的老幺。在持续的干咳声渐渐令人感到不悦时，老师开口了。“很累吧？我能帮你什么？”

班主任大略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好像是因为心理咨询师以及看护人员联络了学校。班主任一说完我便接着说：“没关系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意料之外的回答，班主任撇了撇嘴，眉头也微微皱起。

隔天班会时间便出了事。班主任这段时间好像为了记大家的名字很痛苦，但也没人为此感动，因为她辛苦记下的名字只会用在那个谁谁谁安静点、那个谁谁谁你可以坐下吗这类事情上而已。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个天生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人。不知道每三秒干咳一次是不是她的习惯动作，说话时不断发出咳嗽声。

“对了，还有，”班主任突然提高声调，“我们班有同学经历了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是在圣诞节失去家人的孩子。大家给他一些鼓励的掌声，鲜允载，站起来。”

我照着班主任的要求站了起来。

“允载啊，加油。”班主任先带头高举双手拍了拍，就像综艺节目里看到的，在录制现场指挥观众拍手的现场导演。

孩子们的反应很冷清，可以看到他们要拍不拍的，只是做做样子，其中有几个比较用心，还能听见些许掌声。掌声很快就结束了，接踵而至的只有在逼近高峰的寂静中盯着我看的数十双瞳孔。

昨天班主任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时，我回答说没关系，看来是说错了。“不要多管闲事就是帮我了。”应该这样回答的。

24

关于我的谣言很快就传开了。在搜索栏打上“平安夜”，就会跳出“平安夜杀人”“平安夜事件”等关键字，也能发现许多有关失去母亲与外婆的十六岁鲜姓少年的新闻。在葬礼上被拍下的照片虽然经过马赛克处理，但技术粗劣，所以只要是认识我的人就能一眼看出。

同学们的反应很多样，有的远远地在走廊那端对我指指点点，等我经过时更是公然窃窃私语；也有人在午餐时间故意坐到我旁边或跟我搭讪。上课时我只要转头就一定会碰到什么人在看着我。

有一天一个少年说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事。那是在吃完午饭准备回教室的路上，走廊窗外摇曳着小小的影子，树枝似碰非碰地在窗外来回摆动着，树枝尾端长出小小的牡丹花，我打开门让树枝转向另一边，想让花照到阳光。就在那时，突然有个洪亮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喂，你妈死在你面前时，你什么感觉啊？”

我朝着声音来源转过身去，是个瘦小的少年。是上课时爱顶老师嘴，期望自己的行为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影响的那种人，处处可见的那种类型。

“我妈没死，死的是我外婆。”

我回答完，他便从嘴里“哦”的一声发出感叹，扫视一下周围，跟几个视线交错的人一起咯咯地笑起来。

“是这样啊，抱歉，那我重问。你外婆死在你面前时，你是什么感觉？”他又重问了一遍。旁边几个女孩子揶揄地发出“哎哟”“干吗这样”的声音。

“干吗，你们不是也想知道吗？”他双手一摊，耸耸肩说。

“想知道？”

没人回答，大家只是静静地站着。

“没什么感觉。”

我把窗户关上回到教室。虽然周遭很快又吵嚷起来，但已回不到一分钟之前了。

25

那天以后，我变得稍有名气，当然以一般标准来看的话，并不是什么好的名气。经过走廊时，同学们就像海被切开一样往两旁回避，到处都能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就是他，那个人啊，长得还蛮普通的嘛”之类的话。为了看我而跑到高一走廊的不光有高二的学生，还有高三的学生。他们说我目睹杀人过程，就算亲眼看着家人血流不止，眼里也没有一丝害怕。

很快谣言的雪球越滚越大，还有人声称自己小学、初中跟我同班，目睹过我的行为。所有谣言都极为夸张，比如，我的智商200，靠近我的话可能会被砍，甚至还有人说外婆跟母亲是我杀的。

母亲常说集体生活总要有替罪羊，她以前对我的那些教育，也是因为我当替罪羊的概率很高。在母亲与外婆离开后的今日，她的预言成真了。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有反应，于是就毫无顾忌地开始冲我问各种问题或开各种烦人的玩笑。他们对付我的手段越来越多样，而我已经没有帮我编对话的母亲，所以束手无策。

教师会议中也议论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高调的事，好像是因为我的存在让教室的气氛变得乱糟糟的，所以家长打电话来抗议。老师们不太能理解我的状态，不久后沈医生来学校跟班主任聊了很长时间，那天晚上我们在中国料理店面对面坐着，中间放着一碗炸酱面。等到炸酱面快吃完时，沈医生开始进入正题。虽然拐弯抹角地绕了一大圈，但简单来讲，就是学校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我。

“是叫我不要再去上学的意思吗？”

沈医生摇摇头说：“没有任何人能叫你这么做。我的意思是，在你成为大人前还能不能继续承受现在这种遭遇？”

“我没什么。您也知道我是什么情况，不是吗？既然我妈妈跟您说过。”

“你母亲一定也不希望你这样过日子。”

“我妈妈希望我过得正常点，虽然有时我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不就是希望你过得平凡点吗？”

“平凡……”

我喃喃自语着，说不定就是这样的。跟别人一样的、没有曲折而常见的。平凡地上学，然后平凡地毕了业，运气好的话还能上大学，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能跟心仪的女孩子结婚组成一个家庭，再生个孩子，诸如此类。这跟不要高调是一脉相通的。

“父母对孩子都有很多期望，但如果达不到就会希望孩子平凡点，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最基本的。但老实说，平凡才是最难实现的价值。”

仔细想想，说不定外婆对母亲的期许也是平凡，因为母亲也没做到。照医生的话看，“平凡”是个很刁钻的词。大家都以为“平凡”没什么，总是轻易挂在嘴边，但又有几个人能拥有其中蕴含的平顺呢？对我而言更是困难，因为我的出生就不平凡，也不是不平凡，就是个在灰色地带的奇怪小孩而已。所以我决定挑战一下，让自己变得平凡。

“我要继续上学。”

这是那天谈话的结论。沈医生点点头。

“问题是该怎么做。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头脑这种东西是越用越灵活的。往坏处发展，邪恶的头脑就会更发达；往好处发展，善良的头脑就会更健全。我听说你大脑的某部分比别人脆弱，但只要练习就一定会有所变化。”

“我已经在充分地练习了，比如说像这样。”

嘴角迅速往两侧上扬。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微笑跟别人不太一样。

“跟你妈说说话吧。”

“说什么？”

“说你已经上高中，在好好上学。你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没有必要，因为她什么都听不到。”

沈医生不再说话，因为他也无法反驳我所说的。

26

窗外，雨不停地落下，是春雨。母亲喜欢雨，她说雨的味道很香，但现在他既听不到雨的声音，也闻不到雨的味道了。所谓雨的味道，其实就是干燥的柏油路上散发出来的泥土味。我静静地坐在母亲身旁握着她的手，母亲的皮肤逐渐变得粗糙，我帮她在脸颊和手背上涂抹玫瑰香味的乳液。离开病房搭上电梯前往餐厅，电梯门打开那一瞬间，视线与一名男子交接。他是带我认识怪物的人，也是把那少年带入我生命中的男人。

是有着一头银发的中年男子。虽然穿着干净利落，但肩膀下垂，双眼混浊充满水汽。表情开朗一点的话，算得上很帅的脸庞，但他面容凹瘦又阴暗。

看到我，男人的眼睛便剧烈地左右晃动。有一种早晚会再相遇的预感。我也知道“预感”这个词不适合我，确切来说，我是“感受”不到预感的。

但严格说起来，所谓预感也不是“突然感受到”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的体验会在不知不觉间区分成条件和结果，它们会累积起来。在我们遇到类似情况时，就会下意识地根据条件预测结果。所以说所谓预感，其实是非常因果论的。就像知道把水果放到果汁机里搅拌会变成果汁一样，男人看我的眼神也给了我那种“预感”。

之后每次去医院都会遇到那人，不管是在餐厅还是在走廊，只要意识到背后有视线盯着，转过头时总会看到他一直望着我。好像有话要说，又像是在观察我。所以当他直接到书店找我时，我也若无其事地打了招呼：“欢迎光临。”

男人微微点头后便开始悠闲地在书架间逛起来。每一步都很沉重，他经过哲学类，在文化类停留一阵子后，抽了本书拿到柜台。

虽然脸上充满笑容，但不知为何男人好像没办法正视我的双眼。母亲说过，那是代表“觉得不安”。他拿出书问了问价钱。

“一百万[2]。”

“比想象中还要贵呢。”男人把书前后翻了翻。

“这本书有那样的价值吗？又不是初版，不过反正都是翻译书，就算说是初版看来也没什么意义。”

书名是《德米安》[3]。

“总之价格就是一百万。”

那是母亲的书，初中时就摆在母亲书柜里的书，让母亲怀抱写作渴望的书，是非卖品。居然挑中这本，只能说实在很了不起。男人倒抽一口气，胡子好像刚刮没几天，还有些许胡楂。

“看来我得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允权浩，在大学教管理学。上网查也能查到，我不是在炫耀，只是想说我的身份是可信的。”

“我知道你，在医院不是见过几次面吗？”

男人的表情变得柔和。“谢谢你记得我。我见过你的监护人沈医生了，也听说了发生在你身上的憾事，还有你是个特别的孩子的事。沈医生让我直接来找你谈谈，所以我就来了，我其实有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不是说有事要拜托我吗？那就说要拜托我什么就可以了。”

“你还真像沈医生说的头脑清晰啊。”男人笑了下，“你母亲身体不好吧？我妻子现在也躺在病床上。我妻子就要走了，也许这几天就……”

男人的背如虾子般慢慢蜷曲起来，调整下呼吸后又重新开口说道：“我有两件事想拜托你。一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见我妻子；二是……”男人再度深吸一口气，“你可以在我妻子面前假扮我儿子吗？不会太难的，只要照我的意思说几句话就行。”

不是很常见的请求，不常听到也很奇怪的请求，于是我问了原因。男人站起来绕了书店一圈，好像是个说什么话之前都需要时间思考的人。

“我们在十三年前失去了儿子。”男人开了口，“为了找到孩子，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但都没有用。我们家境不错，我留学回来后很早就当上了教授，妻子在职场上也很杰出。我们都认为这就是成功的人生，但失去孩子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妻子也生了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跟你说这些……”

“所以呢？”我问道，并且希望男人的话不要拖太长。

“但不久前我接到一通电话，说有可能是我儿子。所以我就去见他……”男人打住了话，好长一段时间紧闭双唇不语，“我希望我妻子离世前可以再见到儿子，见到她想象中的儿子。”男人在“想象中”上加重了语气。

“难道找到的儿子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吗？”

“不好说，不，是很难说明。”他低下了头。

“那为什么是我？”

“你看这照片。”他拿出一张纸，是寻找失踪儿童的传单。在一张看起来三四岁小孩的照片旁，有张大概是近照。嗯，要说跟我像的话，好像真的有点像，但不是五官，而是整体气质。

“找到的儿子不长这样吗？”因为无法理解所以又问了一次。

“不是，长得跟这张照片上的差不多。可以说跟你长得有点像，但那孩子现在不是能见自己母亲的状态。真的拜托了，只要帮我这次……我会帮你妈转到更好的病房，也会帮你们请看护。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可以答应你。”

男人的双眼噙着泪水。我则一如往常地回答说，我会考虑一下。

他并没有说谎，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查到他的职业、家庭关系，以及儿子走失的事。“如果没什么危害就帮个忙。”我突然想起外婆的建议，于是隔天，他再次前来时，我点了点头。

但如果我先认识坤，就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了。因为决定了那么做，我好像把什么东西从坤身边永远地抢走了，虽然我并不是故意的。

27

各式各样的花装饰着病房，四处点亮的灯泡温暖地发着光。跟母亲住的六人房完全不同等级，不像是病房，倒像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饭店房间。阿姨好像是爱花之人，但我却因为花香感到头痛，就连壁纸都是花纹，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听说医院是禁止插花的，但看来也有通融的情况。

叔叔牵着我的手缓缓走向病床。被花包围的阿姨就像躺在棺材里的人，仔细看阿姨的脸，跟电影里病危患者的脸差不多。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也无法将印在脸上的灰影擦去。她朝我伸出树枝般干瘦的手，手碰到我的脸颊，是只感觉不到生命气息的手。

“原来是你，是你啊，以修。我的儿子，我可爱的儿子。怎么现在才来……”阿姨哭个不停。我有点惊讶那样的身体居然还有哭的力气。她每次颤抖着肩膀时，我都有种她是不是会化作尘埃消失的感觉。

“对不起。我，妈妈我啊，真的还有很多事想跟你一起做，真的。想跟你一起吃饭、一起旅行，还想跟你一起度过你成长的每一刻……但生活总不如我们想象的顺遂，还好你健康地长大了，谢谢你。”

阿姨不断重复说着“谢谢”和“对不起”十几次后又哭了起来，接着努力地挤出笑容。在那里的半小时，阿姨一直握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好像想把所剩不多的生命气息都倾注到我身上。

我没有说太多话。在阿姨说话的空当，叔叔使了个眼色，那时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出来。“我在不错的家庭没什么烦恼地长大，以后会跟着爸爸用功读书，所以不用担心我。”接着再装出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不是力气用尽，阿姨的眼睛渐渐闭上。

“我可以抱抱你吗？”

那是阿姨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她用那枯枝般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背，我就像掉入坚固的陷阱里脱不了身。她的心跳声传达到我身上，非常炽热。很快阿姨的手便无力地松开了。她睡着了，旁边的护士这么说。

28

据说阿姨曾是很有名的记者，才华横溢而且勇于提出别人不敢提的问题，让对方乱了阵脚。她是个既精明又充满活力的人，但因为工作繁忙，不得不请别人帮忙照顾孩子，这件事让她一直很放心不下。

那天，阿姨好不容易休假，跟孩子一起去了游乐园。抱着孩子坐上一直转圈圈的旋转木马，那是个阳光明媚、令人愉快的出游日。这时阿姨的电话响起，她一手牵着说要再坐一次的孩子下了马，一手接起电话。通话时间很短，但挂断电话后就没看见孩子，就连是什么时候放开他的手的记忆都没有。

那是个还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安装了监控器的年代，再加上有不少死角，找了很久仍没有孩子的行踪。夫妻俩为了找到孩子付出了一切努力，但希望越来越渺茫，只能祈祷他还活着。事已至此，只希望他到了一个好家庭，但他们日日夜夜都被可怕的想象纠缠着。阿姨不断地责怪自己，终于领悟到自己所追求的成功，只不过是外表华丽的海市蜃楼罢了。

不断的自责让她病倒了。叔叔虽然认为孩子走丢，妻子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因为他也是个寂寞的人，并不想连妻子也失去，只是也已经很久不曾对生病的妻子说“总有一天儿子会回来的”这样的话。

在见到我以前，叔叔，也就是允教授，接到某个安置机构的电话。在得知有个孩子可能是自己儿子的消息后，他去了机构，重新见到了整整十三年没见面的亲生儿子。但儿子当下的情况并不适合与母亲相认，因为那孩子，正是坤。

29

是把仅存的力气全都用在我身上了吗？那天在我看完阿姨之后，她便陷入昏迷状态，没过几天就过世了。告知我阿姨死讯的允教授，他的声音既低沉又安静。能够如此转达亲近家人死亡消息的人并不多，只有像我这种哪里坏掉的人，或是在那人死之前就已经把她从心里送走的人，才可能做得到。而叔叔正属于后者。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葬礼，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做，但还是去了，可能是因为阿姨把我抱得太紧。

阿姨的葬礼跟外婆的葬礼景象非常不同，外婆的葬礼是合办的，所以很混乱，而且当时站在外婆遗照前的只有我一人。但阿姨的葬礼让我联想到很久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的同学会，每个人都打扮得很干净且穿着正装，好像都拥有与“教养”一词相符的职业和口吻。从他们叫彼此的称呼中，时常能听到教授、医生、理事、代表这类职称。

遗照里的阿姨与病床上的她判若两人。嘴唇红润、发量茂盛、两颊圆滚滚的，眼神就像点了蜡烛一样明亮，但照片上阿姨的脸太年轻了。拿三十岁出头的照片当作遗照的理由是什么？叔叔好像察觉到我的疑惑，回答说：“那是小孩走丢前的照片。在那之后，找不到任何一张有那样表情的照片了。我的妻子也希望放那张照片。”

我上完香行了礼，完成了阿姨死前一直盼望着的、再见到自己的儿子的心愿。至少她是那样想着才离开的，如果知道事实的话，她会变得更不幸吗？

就这样，我认为自己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正要转身时，空气突然变得冷清，那样的氛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散开来，好像被带有强大力量的沉默袭击一般，人们一致闭上嘴，或者半张着的嘴停住了。他们的视线就像约好了一样，朝那方向看去。那里站着一个男孩。

30

有个精瘦矮小的男孩双手握拳站在那里；相较其体形，他的手脚看起来特别长。体格很结实，酷似漫画《小拳王》中的矢吹丈[4]，但不是那种勤奋运动练出来的身材，而是像纪录片里每天翻找着垃圾堆或跟着游客乞讨美元的可怜孩子一样，为了生存而四处奔跑的体格。他黝黑的皮肤上没有一点光泽，眉毛如影子般浓厚，再往下是如围棋棋子般黑得透亮的瞳孔，正怒视着世界。那是会让人开不了口的眼神，仿佛在没有敌意的人面前，先露出利牙，要把猎物杀掉的猛兽一样。

那孩子对着地上“呸”的一声吐了口口水，吐口水好像是他的打招呼方式。前不久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他也做了一样的动作。确切来说，在葬礼上是第二次见面。

前几天班上来了个转学生。教室门打开后，在班主任后跟着一名体格瘦小的孩子，那人就是坤。双手抱胸、脚站三七步，代表在不认识的人面前也毫不畏惧的姿态。班主任结结巴巴地说他是转学过来的，说到一半要坤自我介绍，结果坤默默把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说：“老师介绍就好了。”

说完全班便哄堂大笑，欢呼声中还夹杂着掌声。

班主任脸红地挥了挥手说：“他叫允以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到那句话后，坤回说：“嗯，好吧……”接着扭动脖子，用舌头在脸颊两侧绕一圈，跟着嗤笑一声，撇过头去“呸”地吐了口口水，“这样可以了吧？”

教室里传来不满的抱怨声，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脏话，这跟刚刚有点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班主任应该给点警告或是叫他跟着去教务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班主任默默地把头转开，硬吞下去的话好像满溢到了脸上，让脸看起来更红了。坤自我介绍完一小时后就早退了。

很快大家展开人肉搜索，不到半小时，坤之前在哪里做过什么，几乎都被了解了。有个人还把从亲戚那儿得来的几个情报也泄露了出去。

那人的亲戚现在念的学校，就是坤从少年管教所出来后、到这里来之前上的那所学校。那名学生给亲戚打了电话，在其他人的要求下，电话以免提的方式直播。大家久违地团结起来围坐成一圈，还有人为了听得更清楚坐到了桌子上。虽然我离得很远，但有句话我听得很清楚：“那家伙完全是个流氓啊，我看除了杀人外，什么都做过吧。”

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喂，怪物，这下怎么办？你的时代要结束了啊。”

隔天坤推开教室门进来时，大家一齐安静下来。坤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向自己的位子，每个人不是回避视线，就是假装把头埋到书里。本来以为会就这样坐下的坤，突然把书包一丢后说：“是谁？”好像是察觉到昨天的骚动了。“把我身家都抖出来的是哪个臭小子？最好自己站出来。”

空气瞬间凝固。这时最开始的情报提供人边发抖边站了起来。“不……不是啦……是我亲戚说知道你……”

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小。坤又用舌头绕了脸颊两侧几圈后说：“谢啦，托你的福，我也不用再介绍自己了，我就是那种人。”

坤咚地坐了下来。

阿姨被宣告不治的那天，坤并没有来学校，说是家人死了。我完全没想到坤就是她儿子。那个阿姨直到离世前都以为我是她的儿子，她的亲生儿子。

31

坤穿过人潮，在自己母亲遗照前鞠了躬。没发生什么事。在允教授的引导下，从上香、敬酒到鞠躬，一下子就完成了。所有的动作都太快，礼也只行一次就马上站起来敷衍地点了个头。允教授推了推坤的背要他再行一次礼，但他用身体推开那只手走向别处。

允教授劝我吃完再走，于是我坐到了桌前。跟过节时母亲做的料理种类差不多，有热汤、煎饼、裹着蜂蜜的年糕和水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人总是忘记自己说别人闲话时声音有多大，即使说话的人很小声，那些话大部分还是会一字不漏地进入别人的耳朵里。吃饭时，关于坤的话题不断地散落在空气里，像他丧礼第二天才出现是因为他不想去，一出管教所就闯了祸，为了帮他转学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扮演儿子角色的其实另有其人等话语闹哄哄地在空气中回荡。我背对着他们坐在角落，默默地坚守自己的位置。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总觉得该这么做。

到了晚上，等到来吊丧的宾客渐渐离去后，坤又出现了。眼睛好像认定谁似的紧盯着我，坐到了我面前。他一句话也不说，咕噜噜地吃光两碗辣牛肉汤，最后擦了擦脸上的汗说：“是你吗？帮我扮演儿子角色的家伙。”

不需要回答，因为下一句也被坤抢走了。“以后的日子有你受的，嗯，也说不定会很有趣。”

坤冷笑一声站了起来。隔天，真正的以后，就这样开始了。

32

坤身边跟着两个人，一个瘦巴巴的，负责把坤的话传达给其他人；另一个体格比较健硕的，一看就知道是负责炫耀力气的。三人看起来不是很要好，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更像是因为某种契约或目的才走在一起。

总之，坤好像是把折磨我当成新的乐趣了。他就像打开箱子会突然跳出来的玩偶一样，时不时出现在我面前。偶尔会埋伏在福利院揍我一拳，有时又站在走廊尽头用脚绊倒我。每当这些芝麻绿豆般的计划成功时，坤就像收到大礼物一样笑得很灿烂，而站在一旁的两人，也边看坤的脸色边迎合地跟着大笑。

我则一如既往地不回应。渐渐地，害怕坤并觉得我可怜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人向老师报告。一方面是他们评估后发现后果难以承担的想法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从我的反应看来，也不像需要帮忙的样子。最后舆论倾向于“两个人都很奇怪，还是看热闹吧”。

坤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反应其实显而易见。小学、初中时都有这种人，想看被欺负的人脸肿成一团，期望看到对方哭着说拜托住手，而那些人大部分都靠力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如果坤想要的是在我的脸上看到一丝表情的变化，那他永远赢不了我。我也知道，越是这样，他反而越疲惫。

没多久，坤好像发现我是个非比寻常的对象，虽然他持续对我动手动脚，但已经不再是之前那副威风凛凛的表情了。“是不是怕了啊？看起来好焦躁。”孩子们偷偷在坤背后议论纷纷。我毫无反应、没有找人帮忙，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教室里的气氛也跟着沸腾起来。

不久后，不知道是不是累了，坤不再绊倒我，也不再从后面偷打我，而是正式“下战帖”。班主任交代完事情一离开，瘦子马上跑到黑板前开始写东西，黑板上以歪斜的字体写着：明天午餐后，焚火炉前。

教室里响起坤得意扬扬的声音。

“我话都挑明了啊，所以你自己选吧。不想挨打的话就躲起来，如果你没出现，我就当作你吓跑了，以后也不会再烦你。但如果你来了，就准备受死吧。”

我没回话，背起书包站了起来。坤把书砸到我背上。

“听懂没有啊？你这神经病，不想挨打就给我躲起来。”坤气喘吁吁，愤怒到脸红脖子粗。

我默默地问道：“我为什么要躲你？我会照着之前的路走，如果你不在那里，那就没事；如果在，那我们就会遇到。”

不顾背后那些谩骂，我走出教室，但满脑子想的都是，坤一直在用这些烦人的手段折磨着自己。

33

全校学生都知道我与坤的决斗。一大早整个校园里闹哄哄的，偶尔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都在暗示着，午休时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人嚷着说：“啊，时间过得真慢！”也有人说：“鲜允载怎么可能会去？”还有人打赌谁会赢。我毫不在乎地开始上课，在我看来，时间既没变快，也没变慢，就像平常一样流逝。接着第四堂课结束，午休时间的铃声响起。

在学生餐厅里，没有人坐我旁边。到这里都跟平常一样。吃完饭一站起来，远远就看到几个人跟着我站起来。我一走，跟在我后面的人群也渐渐变多。离开餐厅要回教室的话，走焚化炉那条是捷径，我慢慢朝那边走去。坤就站在那里，没有那些小跟班，就他自己一个人。他原本在用脚乱踢着树枝，一看到我就停下来。尽管距离很远，仍可见到他双手握拳的样子。随着我与坤的距离逐渐缩小，本来跟在我身后的那些人，就像无意义的灰尘般三三两两地散开来。

坤的表情有点复杂，看似生气但嘴巴闭得过紧；说是难过眼尾又太上扬，这种表情该如何解读？

“怕了怕了，看来是吓到了，允以修那小子。”有人大叫着。

现在坤和我之间的距离只差几步了，我保持既有速度继续前进。每次吃完饭都很想睡，一心只想赶快回去教室趴着午睡。不经意间坤也像那些无意义的风景一样从我身旁飘过。“哦！”突然听见一些学生的叫喊声，接着后脑勺传来一阵声响。好像是手不小心挥到，所以并不觉得痛，但还没转过头去，我就被踹了一脚，身体向前打了个趔趄。

“我明明，叫你躲开了，不是吗？妈的！这是，你，自，找，的。”

他每说一句就踢一下，我身体被他踢得嗡嗡作响，随着次数变多，强度也渐渐变强。没多久我便倒在地上发出呻吟声，口腔里积满了血。但我最终没能露出他想要的表情。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这疯子！神经病！”坤一脸欲哭无泪的样子大吼着，本来在一旁看热闹的学生也开始吵闹起来。“这样下去不行啊，喂，谁去找一下班主任啊！”吵闹中有几个声音听得较清楚，听到那些声音坤便转向他们。

“谁？不要在背后叽叽喳喳，给我站出来，你们这些狗崽子，啊？”

坤把视线所及散落一地的物品捡起来朝其他人乱丢过去，空罐、木片，还有玻璃瓶等都被丢到空中又掉到地上。他们吓得大叫着跑掉。这景象好眼熟，外婆、母亲，还有路人在那件事情发生时的反应都跟现在很像。我得阻止，嘴里满是鲜血，于是我集中吐了一口口水后说：“住手。你想要的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坤气喘吁吁地问。

“如果要做到你想要的，我必须靠表演，但那对我来说太难了，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住手吧，虽然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怕你，但其实心里都在嘲笑你。”

坤转头环顾四周，霎时时间就像静止了，一片寂静。坤的背好像满怀恨意的小猫一样弓起。“妈的，你们都去死！”

跟着坤便开始破口大骂，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一如既往都是脏话。诅咒、脏话，光用这些已无法表现他的疯狂。

34

坤的本名是以修，那是他妈妈帮他取的名字。但坤说印象中没有人叫过自己以修，而且以修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脆弱，所以他也不喜欢。他说自己的几个绰号中，最喜欢的就是坤这个名字。

坤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许多人用各种语言说话的地方，年幼的坤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只觉得很吵闹。他跟一对中国老夫妇一起住在大林洞[5]的贫民窟，他们叫他哲阳。有好几年坤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都找不到坤的下落。

老夫妇在出入境管理局做完审查后便销声匿迹，坤则被辗转送到各处，最后去了儿童之家。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那老夫妇的亲孙子，加上也没有官方记录说他们已经回中国，所以也没有人去调查或是找他的亲生父母。

在儿童之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坤被一个没有小孩的家庭领养，在那里坤被取名为东久。家境不算好，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小孩出生两年后，便跟坤断绝了关系。后来坤又回到儿童之家，其间闯了大大小小的祸，进出过好几次管教所。坤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在一个叫“希望院”的地方取的。

“有什么含义吗？”

“没，我不懂那些复杂的东西，只是突然想到这名字。”

说完便笑了一下，坤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也觉得“坤”这个名字，比起哲阳、东久还有以修这些名字，更有“坤”的味道。

因为焚化炉事件，坤受到处分停学一周。那天如果真的没有人去跟老师报告的话，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允教授被叫来学校，也因此跟我名义上的监护人沈医生见了面。沈医生以低沉的嗓音大发雷霆，并且说非常后悔当初建议允教授来找我。学校警告如果复学后，坤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就只能让他转学了，听完后允教授低垂着头。

几天后，坤和我面对面坐在比萨店里。他的眼神已经不再那么愤怒，也许是因为允教授坐在旁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听说坤惹出的是非后，允教授第一次拿鞭子打了坤。允教授是个绅士，所以再怎么样也不过就是把握在手里的杯子扔向墙壁，再拿鞭子抽打几下坤的小腿。但那已经在他平常维持的“知识人”形象上留下了污点，也使得本来就很尴尬的父子关系更加疏远。

被过了十几年才见到面的亲生父亲拿鞭子打的心情会是如何呢？更何况是在对彼此还没更了解和更亲近之前。

照沈医生的说法，允教授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坚守着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的信仰。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血亲彻底地违背了他的信仰，让他完全无法接受。比起对坤的失望，如此殷切期盼的儿子居然以这副模样出现，这让他更加愤怒。因此允教授选择打坤，并不断地对别人道歉、道歉再道歉。对老师们道歉、对学生们道歉，还有对我道歉。

让我跟坤两个人对坐在比萨店里还点了最贵的餐点，这都是他的道歉方式。允教授将双手摆在膝盖上，一样的话已经不知道重复多少次，像是要讲给坤听一样，声音颤抖着，无法正眼瞧我：“真的很抱歉让你遇到这种事，全都是我的错……”

我用吸管慢慢把可乐吸上来。他的话好像没有尽头，越说下去坤的脸色越显凝重。肚子咕噜噜地叫，眼前的比萨渐渐变硬。

“其实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不是想听叔叔道歉才来的，要道歉的话，也应该由他来道歉，如果是那样，可能让我们两个人自己待一会儿比较好。”

允教授有点吃惊，瞳孔也稍微变大，坤也跟着挑挑眉。

“没关系吗？”

“没关系的，如果有事我会跟您联络。”

坤轻蔑地哼了一声。允教授干咳几声后慢慢起身道：“允载啊，以修一定也很过意不去的。”

“他有嘴巴的，叔叔。”

“嗯，快吃吧，有事再联系我。”

“好。”

离开前他用力拍了坤的肩膀，虽然坤没有反抗，但等允教授一离开，他便用手拨了拨肩膀。

35

可乐咕噜咕噜地起着泡泡。坤不断用吸管对着可乐吐气，视线则朝向窗外。窗外除了三三两两经过的车子外，也没有其他可以称为风景的景色了。窗框正前方就放着一瓶闪着银光的不锈钢胡椒罐，具有微缓的曲线的胡椒罐就像广角镜头一样照亮四周。在那中间我看见了我的脸，处处结满血痂，瘀青处就像输掉比赛的拳击手一样。坤正看着胡椒罐上反射出来的我，我们的目光在胡椒罐上交会。

“样子真不错啊。”

“托你的福。”

“你以为我会跟你道歉吗？”

“你道不道歉对我没区别。”

“那为什么说要两个人独处？”

“因为你爸话太多了，我想静一静。”

听到我这么说，坤轻咳一声，好像是要用咳嗽掩盖流露出来的笑声一样。

“听说你被你爸打了？”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合适，坤的瞳孔一下子放大。

“谁说的？”

“你爸亲口跟我说的。”

“闭嘴。臭小子，我没有什么叫爸爸的东西。”

“你这样说，爸爸也不会不是爸爸了。”

“想死吗？我叫你闭嘴，混账！”

坤一把拿起胡椒罐，手指非常用力，整个指甲都变白了。

“怎么？难道你也想在这儿大闹一场？”

“有什么不行的吗？”

“没有，我只是好奇问问，先知道的话我也好准备一下。”

坤好像要放弃的样子，把放在我面前的可乐拿了过去，可乐又开始咕噜咕噜地起了泡泡，我也学坤对着可乐吹气。坤每咬一块比萨都会咀嚼四次才吞下去，所以会发出咔咔的声音。我也学他这么吃，咀嚼四次后吞下去，咔咔。

坤怒视我，终于发现我在学他。

“疯子。”坤咕哝道，“疯子。”

我也跟着讲。接着他往左又往右撇撇嘴，也看见我跟着他做出撇撇嘴的动作。他一下子摆出奇怪的表情，一下子咕哝起“比萨”“大便”“马桶”“拜托去死吧”之类的话。每当那时候，我就会像鹦鹉或小丑一样学他说话，就连他吸气和吐气的次数也都照着做。

微妙的镜子游戏持续一段时间后，坤好像渐渐累了。他不再笑，仿佛在思考更困难的表情或动作，所以花了点时间。管他要做什么，我连他从嘴里发出小小的扑哧声，还有眉头微皱的动作都一起学。我坚持不懈的动作好像妨碍了坤的创意性思考。

“不要学了。”

但我还是继续学。

“不要学了。”

我学他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我叫你不要学了，臭小子。”

“我叫你不要学了，臭小子。”

“很好玩吗？神经病！”

“很好玩吗？神经病！”

坤不再说话而是开始用手指敲桌子，看到我也跟着学便马上停下来。沉默，无语地瞪着我，十秒，二十秒，一分钟左右，接着又调整了坐姿，我也跟着做。

“我这个人啊。”

“我这个人啊。”

“如果在这儿翻桌还把盘子都打破的话，你也会照做吗？”

“如果在这儿翻桌还把盘子都打破的话，你也会照做吗？”

“我问你如果我用那些碎盘子把这边的人都杀死，你还能照做吗？混账！”

“我问你如果我用那些碎盘子把这边的人都杀死，你还能照做吗？混账！”

“很好。”

“很好。”

“你给我听清楚了，这是你先开始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这是你先开始的。”

“停下来的话，你连小鸟都不如，听懂没？”

“停下来的话，你连——”我话还没说完，坤就用手臂把桌上的食物都挥到地上，接着砰的一声翻了桌子，开始对着客人大骂。“看屁啊，神经病，好吃吗？我问你们好不好吃啊！一群白痴，吃死你们吧！”

坤开始乱丢眼前的比萨还有酱料瓶，比萨掉在坐在对面的女孩脚下，洒开的酱料喷到了小孩头上。

“你怎么不学了，神经病，怎么不继续学啊？”坤边喘着气边看着我，“不是你先开始的吗？怎么不跟着做啊？”

服务生冲过来对着坤说“客人，您不能这样啊”之类的话，但仍无法阻止坤。坤举起手，一副马上就要打服务生的样子。有几个客人拿起手机拍照，其他几名服务生打电话给某个地方。

“我叫你跟着做啊，臭小子！”

虽然坤一直叫嚣，但我已经走出店门。我按照约定打了电话给允教授，还没听到电话声响允教授就出现了。看来是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一直徘徊在附近的巷子里。他推开比萨店的门走进去，我则透过窗户看着已经乱成一团的店里。我看到允教授的背影在发抖，看到他那偌大的手掌在坤的脸上一遍遍地留下印子，接着又看到他用两手抓住坤的头前后晃动。看到这里我就离开了，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场景。

我几乎没吃到比萨，所以觉得还有点饿，就到地铁站附近的面馆买了碗乌冬面，吃完后就去探望母亲。母亲总是那样安静地沉睡着。尿管从桶里掉出，在床底下晃来晃去，黄色的尿滴滴答答地落下。我找了护士来帮忙处理。母亲的脸上有皱纹，如果她照镜子一定会吓到。我把化妆水倒在化妆棉上，用化妆棉擦擦她的脸，再把乳液轻抹在她脸上。

离开医院走回家，是个很寂静的夜晚。我拿了一本书出来，里面讲述了一名少年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生的平凡故事。那少年说他想成为在麦田里守护孩子们的稻草人。故事结局是那少年穿着蓝色外套，看着妹妹菲比坐在旋转木马上。[6]这没头没脑的结论不知道为什么深得我心，是本我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回的书。

睡下之前接到了允教授的电话。他一直不说话，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沉默和不断的叹气。允教授要说的是，他会支付所有的医疗费，还有不会再让坤接近我。

36

“没有不能被救赎的人类，只有放弃拯救的人类。”这是原为死囚的美国作家P.J.罗兰[7]说的。P.J.罗兰因为涉嫌杀害自己的继女而被宣判死刑。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因而在服刑期间写下了自传性的小说。后来书虽然成为畅销作品，但P.J.罗兰本人永远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死刑仍如期举行。

他死后十七年，随着真凶自首，P.J.罗兰的清白也被证实了。对他女儿下毒手的人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P.J.罗兰之死在各方面都引起了争论。虽然女儿的事他是清白的，但他已经有实施暴力、偷盗、杀人未遂等前科。很多人说他是颗定时炸弹，也就是说即便宣告无罪，总有一天还是会犯下可怕罪行。总之在世人任意对这位已死去的男人进行审判之时，P.J.罗兰的书依旧继续大卖。

书的大部分内容赤裸裸地描写了他不幸的童年，还有充满愤怒的少年时期。由于把刀插入人体内、强奸他人时是什么感觉，用的什么方法等内容都写得非常详细，因此在部分州区被列为禁书。他就像是在说明如何把食物分门别类放进冰箱，或是怎样把文件放进信封才不会让它们散落各处一样，清楚地描写着那些内容。“没有不能被救赎的人类，只有放弃救赎的人类”……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写下这句话的呢？是渴望被救赎，还是带着很深的怨恨呢？

对母亲和外婆挥刀的男人、坤和P.J.罗兰是同一类型的人吗？跟P.J.罗兰相似反而更好吗？

我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在这层意义上，坤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37

沈医生是那种别人都在狂奔时仍会保持镇定的人。我跟他说我跟坤之间发生的事时，他就是那样，我第一次跟他说了很久关于自己事情的那一天也是。在听完我天生杏仁体较小、大脑皮质觉醒水准较低，还有母亲教育我的方法后，沈医生也只会说，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坤打你时原来你不会怕啊，但你也知道那不是代表勇敢，对吧？我也讲过了，再发生那种事的话，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那也是我的责任。但无论怎样，你必须先学会避开危险。”

我同意，因为母亲也一直教我那样做。但没有教练在，选手就会松懈。我脑子受惊吓程度也就只会跟杏仁体的大小一样。

“对人感到好奇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我个人对于你好奇的对象是那个孩子这点并不是很开心。”

“一般情况下，应该会叫我不要跟坤在一起玩，对吧？”

“也许。如果是你妈的话也会这么做，一定会。”

“我总是有想更了解他的想法，那是不好的吗？”

“你是说想跟那孩子更亲近点吗？”

“所谓更亲近点，具体来说是什么？”

“比方说，像你跟我这样坐在一起聊天、一起吃点什么，或分享些什么想法。就算没有什么金钱往来，也会愿意为了对方花时间。这些就叫作亲近。”

“我不知道，我跟叔叔算是亲近的。”

“哈哈哈，不要说不是。总之虽然是有点老派的说法，但会遇到的人总是会遇到的。时间会告诉我们，那孩子能不能跟你成为那种关系。”

“我能问叔叔你为什么不拦我吗？”

“我一直很忌讳轻易判断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更是如此。”

沈医生本来是大学医院的心脏外科医生，不仅执刀多年，对患者的术后护理也很周到。但在他没日没夜地忙着医治别人的心脏时，他妻子的心脏也出现了缺口。妻子的话越来越少，而他仍然忙到没时间照顾她。某天他们终于去补上了延宕许久的旅行，是可以看到蓝绿色大海的岛屿度假胜地。医生边喝着透明的葡萄酒边望着夕阳，满脑子想的都是回去后要做的事。夕阳沉入大海以前，医生睡着了，不久后他被一阵气喘吁吁的声音吵醒，他的妻子正瞪大双眼紧抓着胸膛。她心脏内的电流信号出现错误，毫无预警地，脉搏飙升到每分钟五百下。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医生能做的只是边哭边抓住妻子的手一直说：“会没事的，再忍一下就好。”

原本疯狂跳着的心突然停止跳动了。既没有心脏起搏器发出的急救信号，也迟迟没人过来。他就像个业余医生一样，对着已无可能性的心脏疯狂地按压。过了一个多小时救护车到达现场，但妻子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就这样，他的妻子永远地离开了他。这件事后医生也放下了手术刀。

他们没有孩子，所以他是一个人。每次想到妻子时，脑海中就会浮现香喷喷的面包。他的妻子总是亲自为他烤面包，那个味道让他回想起一些旧事，比如已经遗忘的童年记忆，或是一些渺小记忆里的某个难以言说的场景。即使是繁忙的早晨，餐桌上也永远会放着香喷喷又热腾腾的面包。于是医生开始学做面包，因为这是他觉得他能为妻子做的唯一一件事。从常理上讲，令人无法理解，毕竟妻子已经离开了，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我不知道，但医生跟母亲聊了很多。从新入住者变成常客的母亲，跟医生聊了各种话题。母亲跟谁都不曾提过我的事情，但最常跟医生说的就是，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拜托医生要多多帮忙直到我长大成人。母亲总是用尽一切心力不让外界知道我的状态。会将我还有她的人生告诉某人的母亲，是我不熟悉的。我很庆幸对母亲来说，还有那样特别的人存在。

38

按照外婆的说法，书店是个成千上万名作家笔下无数活着的或死去的人物高密度聚集的地区，但书却很安静，还没打开前非常宁静，打开的瞬间就有各种故事纷至沓来。隐隐约约，我感觉这刚好就是我想要的。

我突然感觉有人，转头便看到一名身材矮小的男人忸怩地整理了一下衣领就消失在书柜后。我匆匆一瞥，后脑勺上一处星星模样的秃头部位吸引了我的目光。接着，柜台上便出现一本成人杂志。上面有个骑在摩托车上的金发女郎，鬈发如狮子鬃毛一样，穿着皮外套勉强盖住快要露出来的胸部。嘴巴微张，背则完全向后倚靠。

“还真无聊啊。就当作收集古董帮你买一本，多少钱？”

是坤。

“两万块。就像你说的是古董，所以不便宜。”坤边嘟囔着边翻找口袋，接着把钞票和零钱丢了出来。

“你，”说完就把手肘放在柜台，撑住下巴直盯着我，“听说你是机器人？什么都感觉不到啊？”

“不完全是那样。”

坤吸吸鼻子说：“我可是调查了一下你，确切来说，是调查了你那颗该死的脑袋。”坤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发出像是敲打熟西瓜时的声音，“难怪，难怪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呀，什么都没有，就最爱用力气。”

“你爸说如果你来找我，我就要打给他。”

“不需要这么做。”坤的眼睛里瞬间冒出火花。

“看来得打一下了，既然都约好了。”虽然拿起了电话，但电话还没放到耳边就被丢到地上。

“你没听到吗？臭小子，我叫你不要打，我不会动你的。”坤绕了书店一圈，无所谓地翻找起了书，接着站在远处大叫道，“被打的时候痛吗？”

“痛啊。”

“听说你是机器人，看来不完全是个空壳啊。”

“嗯……”我欲言又止。我的情况总是很难说明，尤其是在会帮我补充说明的母亲离开后更是严重。

“比方说，冷、热、肚子饿，还有痛，这些我也能感觉到，如果不这样就活不下去。”

“这就是全部？”

“也能感觉到痒。”

“如果搔你痒，你也会笑？”

“应该会吧。我已经很久没被人这样开玩笑，所以不太确定。”

听我这么一说，坤发出了泄气的声音，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站到柜台前。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我耸耸肩，坤把眼睛转向别处。

“听说你外婆死了，是真的吗？”

“嗯。”

“母亲现在是植物人？”

“非要这么说的话，也没有错。”

“听说是在你眼前变成那样的？被某个疯子砍成那样。”

“没错。”

“但听说你只是默默看着。”

“就结论来看，算是这样。”

坤一下子转过头来。“真是个神经病啊！你外婆跟妈妈在你面前死去，你就只是看着？那种人就该当场把他揍死。”

“没那个时间，那个人也当场死亡了。”

“这我知道。但就算那个人活着，你也什么都做不了。你什么都阻止不了，胆小鬼。”

“也许是那样。”

我的回答让坤摇了摇头。

“我说这些，你心情也不会不好吗？居然会面无表情？你不会想念吗？你不想念你外婆和母亲吗？”

“我很想念，非常，非常地想念。”

“那你还睡得着？怎么还能继续去上学？你家人就在你眼前流着血死去了啊。”

“就这样活下来了。虽然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比我花更长的时间去适应，但应该都是过一段时间就会继续吃饭和睡觉的。因为人类就是会活下去的存在。”

“还真会假装懂很多呢。如果是我，一定每天都很生气，委屈得睡不着觉。其实我听到这件事后，已经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如果是我，那家伙早就死在我手里了。”

“抱歉，我害你睡不着觉。”

“抱歉？听说你外婆死时，你一滴眼泪都没掉啊，居然还知道跟我说抱歉？真是无情的家伙啊。”

“这样听下来你的确有可能那样想。至于抱歉这句话，是我学来的，所以知道怎么恰当使用。”

坤吐吐舌。“你这个家伙，完全无法理解。”

“大家虽然没说，但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母亲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疯子……”说到这儿坤嘴巴就闭上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沉默不语，我又回想了一次坤和我之间的对话。这次轮到我开口。

“但你……会用的词汇还真的不多啊。”

“什么？”

“虽然大部分是脏话，但讲出来的脏话也就那几句，词汇量好像很有限，多念点书的话应该会有帮助，这样也能跟别人聊多一点。”

“你这机器人还好意思给别人建议啊。”

哈，坤干笑了一声。

“我会认真看的，好看的话我再来。”他晃晃自己选的书走出店门，那阵风在骑摩托车女郎的胸部上引起一阵涟漪，门关上之前，坤转身过来，“啊，对了，不用打电话给那个我叫爸爸的人，因为我要回去了。”

“好，希望你没有骗人，毕竟如果你说谎，我也察觉不到。”

“还真像个老师啊。我都这么说了，你就那样相信吧。”

门啪的一声关了起来。一阵风被吹进店里，带有微微夏日的香气。

39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允教授给了店主适当的赔偿，在比萨店发生的事好像没有被通报到学校。那件事只在学生间传来传去，一股好像什么大事要发生的冷冽气氛弥漫其中，但没过几天大家就发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坤低着头不跟任何人对视，原本跟着坤的两个人也混到其他团体，不再围在坤的身边打转。坤有自知之明地在偏僻处独自吃着饭，不再瞪着别人而是趴着睡觉。从被视为问题学生到变成只是个普通孩子并没有经过太久，随着坤脱离话题中心，关注我的人也逐渐变少。学生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更奇怪或更有趣的事情上，自从有个学生进入无线台选秀节目的决赛后，其他人连日就在讨论他。

一般而言，在高中生的认知中，我和坤算是“敌人”。光是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的确该如此。所以虽然没有人先开口说要这么做，但我跟坤在学校都假装不认识，互不交谈，也不看彼此。我们就像黑板擦跟黑板一样，只是构成学校的存在而已。在那里谁也不是真的。

40

“该死，还真艺术啊，都遮起来了有什么好看的？”坤把之前买走的杂志啪的一声丢到柜台上咕哝道。虽然言行举止跟之前差不多，但语气和动作温柔了些，没有把书丢到地上，而是放到柜台，说话的分贝数也低了不少，肩膀倒是比之前更挺拨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总之之后坤便常突然到访，非我所愿。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路过店里，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可预测。有时说完几句没意义的话后就嗖的一下跑掉，有时也会静静地看书或是啜饮着罐装饮料。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也没问，所以他更常来。

“真遗憾你不喜欢这本书，但按规定不能退货，如果是有瑕疵的书就另当别论，但既然已经买走这么久了，实在是无法退了。”

坤大声地哼了一声。

“谁说要退货了？只是觉得放在家里不知道要干吗，所以才拿来的，就当是付你借书的钱。”

“这本很经典，可能还有粉丝哦。”

“原来我读了经典啊？看来要放进书单里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话很好笑，坤扑哧笑了出来。但他看到我没跟着笑，便马上正色收起笑脸。回应那句话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再怎么努力也只是嘴角微微上扬而已。勉强微笑实在太明显，反而有可能会让对方误会是在嘲笑他。

从小学开始就被看作冷漠又乏味的小孩也是因为我的笑容。虽然母亲常和我强调，根据情况自然微笑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环，但每次看到我做又都会要我放弃。后来母亲想了别的方法，要我试着假装在做别的事或是没听到别人的问话。但大部分都时机不对，常常要等一阵沉默后才能艰难地找到要说的话。现在在坤面前好像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还在聊经典的话题。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话，算是杂志界的老爷爷了，这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也许别人不知道，但这真的是经典。”

“那你给我推荐其他的书看吧，经典的。”

“你说的是‘那种’经典吗？”

“没错，就是你所谓的‘真正’的经典。”

经典总是放在隐秘之处。我带坤走到角落的书架区，从最里头堆满灰尘的角落拿出一本书。是在旧韩末时期[8]拍的粗野照片，可以看到士大夫和妓女相拥的各种体位，因为很大胆，所以照片十分露骨，偶尔还有一些性器官露出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上面的人物，穿着韩服，这与现代是不同的。

坤盘腿坐在角落接过书，翻页时他的嘴巴张得极大。

“哇，我们的祖先居然有这么了不起的一面吗？”

“‘了不起’这个词是比你年纪小的人用的，看来你得多认点字了。”

“胡说。”坤边回答边继续翻页。他留心看着每一页并且规律地吞咽口水，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很痒，坤耸耸肩又抖了抖盘着的双腿。

“多少钱啊？”

“很贵，非常贵，这可是特别版，就算是复印本也有收藏价值。”

“还有人来找这个吗？”

“真正懂得经典的人就会来找啊。因为数量不多，所以如果不是真正的收藏家我是不卖的，所以你也小心点。”

坤一下子盖起书，开始翻找附近的书籍。《阁楼》《好色客》《花花公子》《首尔星期天》[9]，都是既珍贵又昂贵的书。

“这些都是谁找到的啊？”

“我妈。”

“你妈真有眼光啊！”刚说完坤又补充道，“这是称赞，我是说你妈做生意的手腕很高明。”

41

那句话是错的。母亲跟所谓有做生意的手腕差得极远，只要跟我无关，母亲就会根据浪漫的想法和自己的心情来决定大部分事情，开书店这件事就是个证明。刚开书店时，母亲烦恼要用什么书来装饰书店，好像是想不出什么特别的主题，只好先像其他旧书店一样，用各种技术、学术书籍、试题本、童书、文学书进行一定的装饰。之后等到有一些余钱时，母亲就说要在书店里放台咖啡机。书和咖啡香，绝配。这是母亲的想法。

“咖啡机会冻坏的。”对此嗤之以鼻的是外婆。外婆总是能用几句话就让母亲气得跳脚。母亲对于自己的高尚兴趣被嘲笑感到愤怒，外婆眼睛眨也不眨地又补充说：“还是放点色情书刊吧。”

母亲一张大嘴巴发出哼哼声，外婆就马上发挥她说服的功力。

“金弘道[10]的画中也是春画最精彩，时间一过都是经典，越是露骨就会成为越有价值的经典。就从那些书开始找起。”最后又补了一句首尾呼应，“咖啡机会冻坏的。”

母亲苦恼了几天后决定接受外婆的建议。

母亲用网络寻找那些想卖过季杂志的人，第一次跟个男子约在龙山站面交。因为量多所以我跟外婆也一起去了。那名四十五岁到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好像被面前两个女人带一个小孩的组合吓到，从母亲那边拿到钱后立马就嗖的一下跑掉了。杂志用细绳绑着，所以封面都很容易看见，在回家的地铁上，我们三人和放在我们面前的杂志堆吸引了不少周围人的目光。

“也是啦，没穿衣服的女人被细绳捆绑着的确是很引人注目。”

外婆说完就听到母亲抱怨道：“是妈你叫我这么做的，不要假装不知道！”

后来又顺利完成几次面交，那些要给坤看的稀有资料也是那时候收集来的。几次奔走下来终于完成了外婆的“经典收藏”。

很不幸地，这次外婆看走了眼。虽然有时会看到一些叔叔到成人杂志区翻书，但这个时代并不像母亲二十几岁时那样，大家不需要鼓起勇气亲自购买爱情动作片。这些隐秘的事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家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后期的旧书店里，把色情杂志放在柜台，特别是放在女老板面前，并不是件寻常事。除了一家中古唱片行老板说要装潢店里买走几本外，那个时代的“经典”一本也没被卖掉，躺在角落。光明正大地单买一本的人，坤是第一个。

42

那天坤假借“经典”的名义买下了几本书，还问我能不能借，我跟他强调这里是卖书的地方不是租书店。

“我知道啦，呆头。反正我看完又会拿来还的，放在家里保管有点那个不是吗？”

虽然还是爱骂脏话，但语气比之前更温和了。过几天坤又拿着书回到店里，虽然我跟他说不用还，但他坚持说：“收下，臭小子。”

“因为是以前的书所以很保守啊，跟我喜欢的实在差太远了。”

我感觉再争下去也没什么用，就把书收下了，但发现有几页不见了，中间也有几页被剪掉。我突然瞥见还没来得及撕下来的标题，波姬·小丝[11]，坤一脸做贼心虚地盯着我。

“这书很难找，书架上可没几本有记载漂亮宝贝希尔兹内容的杂志。”

“还有那个女人的照片吗？”

“要给你看吗？”

我打开柜台电脑，打上“漂亮宝贝波姬·小丝”搜索图片，出现一大堆波姬·小丝，从小时候到年轻时到达美貌巅峰的各种照片。坤赞叹连连。

“人怎么可能长成这样？”原本张着嘴看着一张张照片的坤突然发出呕吐的声音，“这什么啊，这张照片？”

是张写着“波姬·小丝近照”的照片。超过五十岁的年纪，满是皱纹的脸塞满了整个屏幕。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仍葆有些许年轻时的美丽轮廓。但坤好像不这么想。

“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大受打击了吗？幻想完全破灭了，早知道就不看了……”

“也不是她愿意改变的啊，不要这样。岁月是不会避开任何人的，活着活着都会遇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

“谁不知道啊？你怎么，每句话都这么像老人啊？”

“该说声对不起吧。”

“啊，真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干吗给我看啊，臭小子，都是因为你！”

那天坤轮番对着我和波姬·小丝出气，最后什么也没买就走了。

两天后坤又出现了。

“我有点好奇。”

“什么？”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波姬·小丝的照片，不是以前的，是最近的。”

“你是特地来说这个的？”

“你最近很欠揍。”

“我不是故意的，如果害你这样想我很遗憾。”

“总之看了波姬·小丝的照片后，我有了一些想法。”

“关于什么的？”

“命运和时间。”

“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新鲜啊。”

“你这小子，你知道自己总是能把一句很单纯的话讲得很糟吗？”

“不知道。”

“真棒啊。”

“谢谢哦。”

突然坤笑了，哈哈哈哈哈，一次呼吸里包含了五个哈。这句话里的笑点到底是什么？我转移话题问：“你知道黑猩猩跟金刚也会笑吗？”

“哦，那又怎样？”

“那它们的笑声跟人类的差别在哪里？”

“谁管那个啊，想要装有学问就直接说吧。”

“人类的每次呼吸里有好几个笑声，但猿人吐气时只能笑一次，就像腹式呼吸法一样，哈、哈、哈、哈、哈，这样。”

“那应该会练出腹肌吧。”讲完之后坤又自己笑了。这次是嘻嘻嘻地笑，接着为了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后，“呼”的一声地吐气。

我们之间好像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跟之前。

“但你刚刚说命运跟时间，那是什么意思？”我问。虽然这是第一次跟坤进行这种对话，感到有点陌生，但我不想停下来。

“很难说明……就是说，波姬·小丝年轻的时候会知道吗？知道自己会变老、知道自己会老成完全不同的面貌？所谓老去、所谓变化，就算知道也不太能想象吧。我突然有一种想法，也许现在在路上看到的那些奇怪人士，比如地铁站里自言自语的中年露宿者，还有那些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没了双腿趴着乞讨的人，那些人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跟现在截然不同的面貌吧？”

“悉达多也跟你有一样的烦恼，所以离开了皇宫。”

“悉……他是谁？好像经常听到。”

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词穷了，好不容易想了个不会刺激到坤的回答：“有这么一个人，挺有名的。”

“不管啦。”

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总之他没什么反应。坤看向远处，声音变得低沉：“所以说你跟我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样子。”

“会吧。不管是哪个方向，那就是人生。”

“怎么聊得好好的又开始讲大道理了。就算这样，你跟我活的岁次可是一样的好吗？”

“是岁数，不是岁次。”

坤举起手又放下，嘴里说着：“真想一巴掌打下去——奇怪的是，我现在已经不想看以前那种杂志了，不好玩，那些美丽的事物都会变成枯萎的想象。虽然像你这种人永远都无法理解。”

“没想到你居然对波姬·小丝失去兴趣，我倒是能推荐其他对你有帮助的书。”

“拿来看看。”坤敷衍地回答。我推荐他一本外国作家写的《爱的艺术》。坤看到标题，脸上带着奇妙的微笑回去了。虽然没隔几天就又怒气冲冲地跑来说“把这些废话给我收回去”，但也不算是很没意义的推荐。

43

不知不觉来到五月初。五月有许多事持续在发生，对新学期的陌生感也消失了。虽然大家都说五月是“季节的女王”，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从冬天转换到春天，整个大地解冻后长出新芽，原本死气沉沉的枯枝开满各色花朵，这几个月才是最困难的。夏天不过是接续春天的动力，让所有生命进一步生长罢了。

所以我觉得五月是一年中最懒惰的月份，它所获得的珍贵评价远高于它所付出的。五月也是我觉得自己跟世界最不一样的月份，世上万物都在活动和发光，只有我跟躺着的母亲就像永远的一月一样，是一成不变的灰色调。

因为只有放学后才会开店，生意当然没有什么起色。让我想到外婆曾说，如果没有必要的生意就要收起来。虽然每天都在清扫灰尘，但少了两个人的空间总让人觉得越来越老旧。还能独自一人在这空间撑多久呢？

走在书架间，我抱在手里的书突然哗啦啦地掉落一地，手被书割伤。在满是湿气的旧书店里，这种事情并不常发生。因为是用坚固又厚实的纸张做成的百科字典，所以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地板就像被盖了章一样，红色的血滴滴滴答答地印在上面。

“在干吗啊？神经病，不是流血了吗？”是坤，都没发现他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不痛吗？”坤眼睛睁得圆圆的，赶紧抽出卫生纸包住我的手。

“这种程度还可以。”

“别瞎扯了。流血就会痛，你真的是白痴吗？”坤生气了。比想象中割得深，很快整张卫生纸都浸满血。坤又抽了新的卫生纸包住我的手，紧握着我的手指，脉搏剧烈地跳动着。握住一段时间后血渐渐止住了。

坤大声地说：“你都不知道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吗？”

“虽然有点痛但还能忍。”

“血一直在流还说能忍？你真的是机器人吗？我是这么想的。你总是这么敷衍，所以当你妈和外婆在你眼前发生那种事时，你只会傻傻地站着。连她们一定很痛、要阻止的想法都没有，也不会生气，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嗯，医生们是这么说的，天生的。”

精神病患，是小学开始每当小孩捉弄我时最常用的说法，虽然母亲和外婆对此暴跳如雷，但其实我有些同意那个说法。说不定我真的是那种人，因为就算伤到人或是杀了人也感觉不到自责或是不安。我天生就是这样。

“天生的？这句话是世界上最没意义的话。”坤说。

44

不久后，坤拿来一个塑料瓶。不知道是从哪儿找来的，里面有只蝴蝶。想要展翅飞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瓶子太小了，所以一直听到蝴蝶到处飞到处碰撞的声音。

“这是什么？”

“同理心教育。”

坤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是在开玩笑。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伸进瓶里抓起蝴蝶。蝴蝶像花瓣般薄弱的翅膀被抓住，无力地挣扎着。

“你觉得蝴蝶在想什么？”坤问。

“应该是想挣脱。”

把蝴蝶抓出来的坤，两手各捏着蝴蝶一边翅膀慢慢向旁边拉开。蝴蝶的触角到处弯来弯去，身体剧烈地挣扎着。

“如果你是因为想让我感觉到什么才做这种事的话，住手吧。”

“为什么？”

“因为蝴蝶也会痛。”

“又不是我在痛，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手臂被抓的话会痛，这是经验。”

但坤没有停手，蝴蝶的挣扎也到达顶峰。坤虽然抓着翅膀但视线却转向别处。

“你觉得会痛吗？如果这是全部的话，那可不够。”

“不然呢？”

“比方说，你也要有会痛的感觉。”

“我为什么会痛？我又不是蝴蝶。”

“很好，那就继续吧，继续到你感觉到什么为止。”

坤又继续拉开翅膀，视线依然投向别处。

“我明明叫你住手了。拿生命开玩笑是不好的。”

“不要像教科书一样喋喋不休的。我不是说了吗？等到你真的感觉到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放手。”

那瞬间蝴蝶的一边翅膀被撕碎了。坤的嘴里发出一声又急又短的叹息，失去一边翅膀的蝴蝶，剩下的一边也失去了意义，只能在原地转呀转。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坤气喘吁吁地问。

“看起来很不舒服。”

“不是看起来不舒服。我是问你，有没有很——可——怜。该死。”“住手吧。”

“不要。”坤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是针。他将针拿到在地上打转的蝴蝶面前。

“你在做什么？”

“看清楚了。”

“住手吧。”

“看清楚！不然我就把你这里掀了，听懂了没有？”

我并不希望书店变得一团糟，也很清楚坤是完全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坤好像在摆祭祀桌一样直盯着蝴蝶，下一瞬间蝴蝶的身体被针穿过，蝴蝶无语地挣扎着，尽最大努力拍着翅膀，拼命地拍着。

坤怒视着我，跟着一咬牙将蝴蝶的另一边翅膀也撕碎了。表情改变的人是他不是我。他的眉毛开始上下挑动，牙齿紧咬着上扬的嘴唇，好像在嘲笑一般。

“如何？现在你的心动摇了吗？这种程度你还只是觉得不舒服吗？这就是你感觉到的全部吗？”坤声音嘶哑了。

“我现在觉得蝴蝶很痛，非常痛，但你看起来更不舒服。”

“没错，我其实不喜欢这么做。我喜欢的是一次痛快地解决，而不是慢慢折磨和拷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反正我也无法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闭嘴，神经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坤的脸渐渐皱成一团，好像回到在焚化炉那天他踢我的场景。坤想要再对蝴蝶做什么也无法了，蝴蝶没了翅膀，身上还插着针在地上不停地打转，已经无法再让人联想到它是蝴蝶了。昆虫全身都在展现它的痛苦，悽惨地前后左右不停地打转。是想大叫住手吗，还是想活到最后才这么做的呢？应该只是本能，不是情绪，而是感觉带来的本能反应。

“妈的，没有能弄的地方了。”

砰、砰、砰，坤把蝴蝶再度丢到地上，用力踩了好几下。

45

原本蝴蝶所在的地方，留下了黑色痕迹。我祈祷蝴蝶能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也认为如果我能阻止蝴蝶的不舒服就好了。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当作一场“对看”比赛，只是个游戏，谁先眨眼谁就输了。这种比赛我总是获胜的一方，因为其他人会为了不闭上双眼而用力，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眨眼。

坤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间渐渐变长了。他对蝴蝶做出那种事后为什么会发火？是因为我没有反应，还是因为我没有阻止他，还是对事情只做一半的自己感到生气？能够分享这些疑问的人只有一个。

沈医生对于我抛出的问题，总是很努力帮忙解答。能够不带偏见地倾听我跟坤之间这种特别关系的人，也只有他了。

“我这辈子都会活得像现在这样吗？我是指什么也感觉不到这件事。”

我吞下乌冬面后这么问他。沈医生有时会请我吃饭，特别是吃面。他喜欢的东西好像除了面包就是面了。他把腌萝卜嚼了好几下吞下后擦了擦嘴。

“真是个困难的问题啊。我想这么回答你，能从你嘴里说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极大的改变，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你再努力一下。”

“要做什么努力？不是说是天生脑袋有问题吗？就算母亲每天叫我吃杏仁也没有用。”

“嗯，怎么说呢？说不定不需要吃杏仁，给点刺激会更有效果？大脑这家伙可是比想象中还要愚蠢呢。”

沈医生的意思是，虽然我天生杏仁体偏小，但只要一直努力营造出假情感，久而久之，说不定大脑就会以为那是真的情感。这么一来可能会对杏仁体的大小和活跃度产生影响，也说不定能更容易地解读出其他人的情绪。

“过去十六年都没改变过的大脑，现在还有可能产生变化吗？”

“举个例子来说吧，对滑冰完全没天分的人，就算经过百日练习也无法成为最厉害的滑冰选手；天生乐盲的人，也不可能把歌剧的抒情小调唱得扣人心弦，博得听众的喝彩。但练习这件事是这样，就算有点摇摇晃晃，至少也能慢慢在冰上前进；就算有点生疏，但也是有可能唱好一小节歌词。这就是练习所容许的奇迹，也是它的极限。”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虽然能够理解但还不足以说服我。这情况也适用于我吗？

“这些烦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久前。”

“有什么转折点或理由吗？”

“嗯……这就好像别人都看过的电影只有我没看过一样。虽然说没看过也能过日子，但是看了的话，跟其他人能聊的话题就会多一点了吧。”

“真是惊人的发展啊。刚刚你的话里包含了想跟别人对话的意念。”

“看来是青春期吧。”

沈医生笑了笑。

“既然这样，就练习吸收开心又美丽的事物吧。你现在跟张白纸没什么两样，所以避免那些坏的事物，尽量填些好的。”

“我会试试的。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去了解那些你不知道的情绪不一定全是好事。情绪是非常奇妙的，会跟你之前所认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就连那些围绕你的小事物，你都会感觉像尖锐的武器。原本觉得没什么的表情或言语，也会变得像荆棘一样刺伤你。你看路上的石头，虽然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也不会被伤害，因为它连自己被人踢都不知道。但如果‘知道’自己一天内被人又踢又踩，碎裂了数十次，那石头的‘心情’又会如何呢？说不定你连这个例子都还不能理解，所以说我的意思是……”

“我懂，因为妈妈常跟我说这类故事。虽然是为了安慰我说的，但妈妈真的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大部分的妈妈都很聪明。”沈医生微微笑着。

我停顿一下后开口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问题呢？”

“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吗？”

沈医生哈哈大笑一阵子后冷静下来，坐在椅子上并把双手放在桌上。我提起蝴蝶的事，故事越往后发展，沈医生两只手越紧紧握住，但等我都交代完后，医生的表情缓和下来并笑了笑。“所以说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坤在你面前做那件事的原因，还是坤的情感？”

“怎么说呢？两个都跟我说说吧。”

医生点了点头。“坤看来是想跟你当朋友。”

“朋友。”我跟着重复，“想跟人当朋友的话，还会在你面前把蝴蝶碎尸万段吗？”

沈医生双手交握。

“那倒不是。总之在你面前弄死蝴蝶后，他的自尊心好像受伤很严重。”

“把蝴蝶弄死，为什么会伤到自尊心？”医生深深叹了一口气，我接着补充说，“要让我理解不是很容易的。”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说得更简洁一点。那，就说重点吧。那孩子很关心你。他想了解你，也想感受跟你一样的感受。但我听下来总觉得都是他在接近你，你要不要试着先接近他？”

“怎么做呢？”

“在这个世界上，同一个问题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也很难给你正确的答案，尤其是在你这年纪，这个世界更像个谜团，是该自己找答案的年纪了。但如果真想要我给你建议的话，那我问你个问题吧。他最近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呢？”

“打我。”

沈医生耸耸肩。“我都忘了，那个跳过，其他的呢？”

“嗯……”我想了下，“他来找我。”

医生轻敲了下桌子点头说道：“你所能做的就是去找他。”

46

身材臃肿的阿姨带着微笑，嘴角周围和眉眼很柔和，不笑时看起来也像在微笑。她帮我削苹果，苹果皮没有被削断，像螺旋一样延续着。我坐在一个陌生家庭的桌前，望着眼前的苹果等待着。等到苹果已经黄到开始变成褐色时，坤终于出现了，看到我他吓了一跳，还好阿姨在帮忙缓和气氛。

“坤来啦，你朋友已经在这里等了半小时，你爸说今天会晚点回来。吃了吗？”

“没关系的，谢谢您。”

我第一次在坤身上看到那样的神情，嗓音低沉且有礼貌。但等阿姨一走，坤就像回到自己世界的小孩一样，不耐烦地问：“有事吗？”

“来看看你而已。”

坤撇撇嘴。没多久阿姨就端着两碗热好的汤面出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饿了，坤一接过便开始咕噜咕噜地吃起来。

“一个礼拜虽然只来打扫两次，但我很喜欢这样，至少比跟那个叫爸爸的人待在一起要自在。”坤咕哝着。

看起来他仍跟父亲不亲近。坤和允教授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住在能眺望汉江、干净又华丽的公寓最高层，在那里，大部分象征首尔的景色都能一览无遗，但坤说感觉不到自己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父亲与儿子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话了。一开始用尽心力的允教授最后放弃了与儿子的关系，他常拿上课或学会有事情当借口不回家，两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

“那个男人啊……”坤说，“从没问过我那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我在那个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跟哪些人混在一起，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又因为什么事而感到绝望……你知道那个人见到我后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是‘我会送你去江南的学校’。可能以为我去那里就会好好用功考上好大学。但去了之后第一天，就发现那里绝对不适合我，每一个眼神都这么写着。我就大闹一场，那里真的很不留情面，没几天就被赶出来了。”坤喷了喷鼻息，“最后好不容易转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再怎么说也是文科出身，总是要顾面子的，那个人把一堆水泥倒入我的人生，一心只想着要在那上面建出自己设计的新建筑物，我可不是那种孩子……”坤低头盯着地板，“我不是他儿子，只是他们找错的杂种而已，所以连那女的死前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母亲……”

“母亲”。不知怎么回事，这个词出现的瞬间，坤突然陷入沉默。只要从某个地方——不管是从书里、电影里、经过的路人嘴里——蹦出“母亲”这个词，坤就像被按了静音按钮一样，不再说话。

他对母亲的记忆只有一段，温暖又柔和的双手。就算描绘不出母亲的脸孔，也无法忘记因手心的汗变得湿润又温暖的双手。他说他还记得牵着那只手在太阳底下玩影子游戏。

每当生命对他开玩笑时，坤时常会这么想：所谓人生，就像牵着手的母亲突然消失一样，你拼命想抓住最后还是会被抛弃。

“你跟我，谁更不幸呢？是本来有妈妈后来没了，还是本来记忆中没有妈妈结果突然出现又死掉？”

我也不知道答案。坤沉默地低着头，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口说：“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找上你吗？”

“不知道。”

“有两个原因：一是你至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轻易评判我，托你那奇特脑袋的福。虽然因为你那奇特的脑袋，不管是蝴蝶还是什么的都是白费功夫……还有第二点，”坤笑了笑，“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但该死，真难开口……”

我们之间变得沉默。秒针嘀嘀嗒嗒地走着，我等待坤的下一句话，接着坤慢慢地小声开口说：“怎么样，那女的？”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他的问题。

“你不是见过吗？虽然只有一次。”坤说。

我回忆了一下，脑中浮现放满花的房间和苍白的脸庞。虽然那时候不知道，那张脸庞里还藏有坤的样貌。“跟你长得很像。”

“就算看照片我也看不出来。”坤轻轻嗤笑一声后又继续问，“哪里长得像？”

这次他眼睛直视我，我把记忆中阿姨的脸跟坤的脸重叠。“眼睛、脸的轮廓、笑起来的表情和笑开时嘴角出现酒窝的样子。”

“去你的……”坤转过头，“但她不是把你当作我了吗？”

“在那种情况下，不管是谁都会那样的。”

“她不是想在你脸上找出跟自己相似的地方吗？”“她跟我说的话其实是要说给你听的。”

“最后，她最后说什么了？”

“最后抱了我，很用力。”

坤摇了摇头，接着艰难地如轻语般地开口问：“温暖吗，那个拥抱？”

“嗯，非常温暖。”

坤原本高耸着的肩膀缓缓下垂。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他慢慢低下头，膝盖也弯了下去，紧抵着头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虽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他在哭泣。我静静地看着他，感觉自己好像白长高了。

47

整个夏天我们总见面。在一个潮湿到皮肤黏腻的夏日夜晚，坤躺在店门前的平床上跟我说了许多故事。但我很好奇坤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别人听又有什么意义呢？坤不过是在活着自己的人生，被抛弃、被甩开，这十六年非常混乱的人生。我本来想说命运是骰子游戏，但话到嘴巴又咽了回去。那才真的只是书里的情节。

坤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单纯清澈的，就连我这种傻子都能看穿他的内心。他常说因为世界是个残忍的地方，所以要变得更强大，那是坤对人生所下的结论。

我们无法变得跟彼此一样。我太迟钝，而坤则不承认我说他是脆弱的孩子，只是一味地假装强大。

大家都说弄不明白坤到底是个怎样的孩子，我并不赞同，只是因为没有人试着去看到他的内心而已。

我记得不管走到哪里，母亲总是会紧紧牵着我的手，她绝对不会放手。有时候因为太痛我偷偷挣脱时，母亲就会斜眼看我，叫我赶紧牵好，还说因为我们是家人，所以要牵着手走。我另一只手则被外婆握住，我从未被任何人抛下过。虽然我的脑袋很糟糕，但不至于灵魂堕落，也是因为有紧握着我的那两双温暖的手。

48

有时我会想起母亲唱给我的歌。母亲虽然有着明朗的声音，唱歌时音色却很低沉，像纪录片里听到的鲸鱼的叫声，又像风声，或是从远处传来的波涛声。徘徊在我耳边的母亲的歌声随着时间的消逝也渐渐模糊，也许我很快就会忘掉母亲的声音。

我所熟知的一切都正在离我而去。

[1]玄镇健为韩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先驱者。

[2]人民币六千元左右。

[3]赫尔曼·黑塞的作品。

[4]著名日本漫画的主人公。

[5]位于首尔西南部，是生活在首尔的中国人社区之一。

[6]此书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7]P.J.罗兰为虚构人物。

[8]大韩帝国，一八九七至一九一〇年。

[9]前三者均为美国成人杂志，多刊登各类裸露、性感照片。后者为韩国最早的娱乐杂志，于一九六八年创刊。

[10]朝鲜时代的画家，以风俗民情画作最为著名。

[11]Brooke Shields，美国名模，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三

49

度萝是个跟坤站在完全不同支点的人。如果说坤是教会我痛苦和自责的人，那度萝就是教我花与香气、风与梦的人。就像第一次听到的歌曲一样，度萝是个懂得将大家都听过的歌以全新的方式唱出来的人。

50

开学了。校园景色看似没变，其实正一点一点地改变，就像深绿色的树叶变得更加暗沉。变化细微，味道却不同，青少年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就如同这季节般日渐成熟，日渐浓郁。夏天已用尽全力，准备退场，蝴蝶们渐渐藏起踪迹，而死去的知了则散落在路上。

随着早秋来临，我的身体也起了些微妙变化，这种变化难以描述，甚至都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变化。与原本认知的看起来不太一样，因而那些常用的单词不断地在我的舌尖打转。

星期天下午，我看着电视上出道三年第一次拿到第一名的五人女团发表得奖感言时也有如此的感受。穿着短裙、胸部被勉强遮住的小可爱，那些跟我同龄的女孩互相拥抱、蹦跳着。队长用颤抖的声音把她们的经纪人、老板、公司同事，还有造型师、粉丝后援会的名字连珠炮似的念完后，哽咽地说出熟悉的台词。“谢谢你们的爱，我们真的很爱大家！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

因为母亲爱看歌谣节目，所以这类场景我也看过无数次。偏偏那天有了这样的疑问：“爱”这个字能这么频繁使用吗？

突然想起在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那些为了得到爱而用尽全力、最后却选择死亡的角色，那些因为爱变质就纠缠或虐待对方的新闻，还有一句“我爱你”就能原谅一切的故事。

所以我所理解的爱，是一种很极端的概念，将某种无法规范的东西勉强界定在这个词里。这个词却被滥用，只要心情不错或觉得感谢时，便不以为意地脱口说出“爱”。

当我跟坤说这件事时，他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说：“你现在是在问我什么是爱吗？”

“不是要你下什么定义，只是问问你的意见。”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在这一点上，我跟你差不多。”

坤轻笑一声后翻了个白眼。瞬间切换表情是坤的特色。“不对啊，你不是有外婆跟妈妈吗？应该从她们那里得到过很多爱吧？干吗问我？”语气变得粗鲁，坤不断拨乱我颈后到头顶的头发，“关于爱我也不懂，不过倒是想试试看。既然要试，就选男女之间的爱。”

坤一拿到笔便不断重复着把笔从笔帽拿出来又收进去的动作。

“那种事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做吗？”

“你这家伙还会开玩笑啊，进步很多了嘛！那是男女之间的爱吗？是自己做的爱啊。”坤轻轻敲了我后脑勺，并不会痛，他将自己的脸贴近我说，“你，懂什么是男女之间的爱吗？”

“我倒是知道目的是什么。”

“是吗？那是什么？”坤的眼角带着笑意。

“为了繁殖，自私的遗传基因所诱导的本能……”话还没说完后脑勺又被坤揍了一拳，这次有点痛。

“无知的家伙。我说你啊，就是知道太多反而无知。来，现在开始好好听哥哥我说的。”

“论生日我还比较早。”

“臭小子，越来越会开玩笑了啊？”

“我没有开玩笑，我只是说出事实而……”

“闭嘴，小子。”边笑边作势又要给我一拳，这次被我闪开了，“哎哟，不错嘛！”

“你能继续刚刚说到一半的话吗？”

咳咳，坤干咳了几声。“我觉得爱是多余的，但讲得一副好像很了不起又永远不变的样子很讨人厌。我不想要那种软弱的，我喜欢强大的。”

“强大的？”

“嗯，强大的、厉害的，不是那种受到伤害觉得痛苦的，而是由我带给别人伤害的，就像铁丝哥。”

铁丝哥。虽然已经数次听到这名字，但并不熟悉。身体瑟缩了一下，不知为何，感觉接下来的内容好像不是我想继续听的。

“那个人很厉害，真的，我想变成那样。”说着那句话的坤，瞳孔瞬间充满了光彩。

总之，看来要从坤那里得到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很难了。但如果问沈医生的话，感觉又会没完没了。

母亲曾问某天正用心写“爱”字的外婆：“不过妈，你是真的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才写的吗？”

外婆瞪大眼睛回答道：“当然知道啊！”接着低吟道，“是爱。”

“那是什么？”母亲继续追问。

“美的发现。”写完“爱”字上半部的外婆，在写完中间的“心”[1]后接着说道，“这几点就代表我们三个，这一点是我，这是你，这是那孩子！”

就这样完成了象征我们家三个人的“爱”字。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美的发现。

倒是从不久前开始有个脸孔一直浮现在脑海里。

51

李度萝。我试着在脑海里描绘我所知道的李度萝，便浮现出她奔跑的模样，像一头瞪羚或是斑马。不对，这比喻也不恰当。她只是李度萝，奔跑的李度萝。放在地上的银框眼镜、划破空气向前奔去的纤细腿脚、镜片里反射出的光芒、扬起的尘埃和留下的足迹、跑完拿起眼镜戴在鼻子上的雪白手指。那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李度萝的一切。

52

新生入学那天，在礼堂进行无聊流程的中途，我偷偷推开门来到走廊上。突然听见某处传来声音，抬头一看发现一个女孩站在走廊尽头。她及肩的长发塞在耳后，用脚尖轻点着地板。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周遭没人，她开始做起伸展操，充分伸展四肢热身，接着原地蹦跳三下后，来回在走廊跑着。她气喘吁吁地跑着，突然在我面前停住，与我四目相接，至少五秒。那女孩就是度萝。

没有光泽的银灰色粗框眼镜，里头是圆镜片。镜片因为薄且刮痕多，几乎将光线原样反射出去，所以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度萝有点不一样，不像其他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惊小怪，冷静到有时就像个十足的老女人。并不是说她长相成熟或是心理上很早熟，而是她跟别人不太一样。

四月初以前，度萝经常旷课，有时就算来学校也不参加补课或晚自习就直接回家，所以她也没机会看到学期初我跟坤引起的骚动。其实她看起来对周遭不怎么关心，总是坐在角落戴着耳机。听说在准备转到有田径队的高中，但最后没有转成功。之后我几乎没看过度萝说话，她上课时也只是盯着窗外的操场，就像被关在围栏里的猎豹。

我只看过一次度萝没戴眼镜的样子，是在春季运动会上，她代表班上参加两百米赛跑。因为身材瘦小，乍看之下不像很擅长运动。但无论怎样，她站到了起跑线上，正好在我面前。

各就各位。度萝一下子拿掉眼镜，双手撑地。预备。那时我看到了度萝的眼睛，微微上扬的眼尾，浓密的睫毛，瞳孔散发出淡褐色的光芒。出发。度萝跑了起来，纤细而结实的双脚迅速踩过地面扬起灰尘渐渐远去。她比任何人都要快，如风一般的速度，强力又轻盈的风。瞬间度萝已经跑完一圈回到终点，通过终点后还没停下，就拿起放在我面前的眼镜戴了上去。神秘的双眼顿时消失在眼镜后。

度萝身边总有朋友，也有一起吃午餐的同伴，不过都不固定。虽然不是独行侠，但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好像也不大关心跟谁一起回家、一起吃饭。有时也会一个人行动，但不是因为被排挤或跟别人合不来，就像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一样。

53

躺在病床上九个月之后，母亲睁开了双眼。但医院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换句话说，其实只是眼皮开合，并不是真的醒了。小便斗里积满了小便，她依然插着导尿管，依然每小时都要翻身。但至少睡醒时，母亲会朝天花板眨眨眼，眼珠也好像会微微地转动一下。

母亲是个能在眼花缭乱的壁纸花纹中找出星座的人。你看，那个勺子形状就像北斗七星，还有仙后座。那个是大熊座，我们也来找找小熊座吧。“与其在这边聊星座，还不如向月娘祈祷！”外婆的大嗓门犹在耳畔。我很久以后才再次来到外婆的坟前，那里杂草丛生。我突然想起两个女人的笑声，不知道为何变得十分遥远，仿佛从远处传来一般。

书店已经很久没有客人了，虽然放学后我一定坚守柜台，不过营业收入已经失去意义，也不能一直靠沈医生的好意过下去。最重要的是，失去两个女人的书店就像坟墓，书的坟墓、遭人遗忘的文字坟墓。我好像就是那时下定决心的，是时候把这地方关起来了。

跟沈医生说要把书店关了，并减少行李搬到更简陋的考试院[2]后，沈医生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他没有问我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图书部[3]的负责教师是担任三年级班主任的韩文老师。我进教务处时，老师正对着副校长磕头，因为他负责的班级一直是模拟考排名垫底，副校长不停地责问他想怎么办。我问涨红着脸回到座位的老师能不能捐书到图书馆，老师心不在焉地点头说就这么做吧。

走廊上一片鸦雀无声，因为期中考试快到了，晚自习时间同学也不会捣乱。我拿着早上就放在体育馆角落的箱子走向图书馆。

门轻轻一碰就开了，同时耳边传来轻快的呼吸声。我朝书柜走去，看见一个女孩的侧脸。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不断地来回变换站立的姿势，有时还会原地跳。虽然是原地跳，但来回交叉的幅度极大。鼻子上挂着汗珠，发丝飘来飘去。我们四目相交，是她。

“嘿。”这种时候先开口是种礼貌，度萝也停下了动作，“我是来捐书的。”

我自顾自地边说边打开箱子。度萝开口说：“图书部的人会整理的，放那儿吧。”

“你不是图书部的人？”

“我是田径队的。”

“我们学校有田径队？”

“有啊，没有指导老师，队员就我一个。”

“啊。”我把开了一半的箱子轻轻放到角落。

“但这么多书是哪里来的？”

我回答说之前是开书店的。要捐的大部分是参考书，参考书也是有时效性的，如果不是有名的考试用书，一旦过了考试季就不容易卖掉。

“不过你……”我开口问，“为什么在这里运动？不去体育馆？”

度萝本来双手背在后面慢慢走着，突然嗖的一下转过头说：“在体育馆的话太明显了，这里最安静，反正也没什么人会来不是吗？基础训练要做好才能跑得快。”

在叙述自己喜欢的事物时，人们会带着微笑，眼睛也会闪闪发亮。度萝就是那样。

“跑了要干吗？”不是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问题，但度萝眼里的光芒一下子黯淡下来。

“你知道你刚刚问了我最讨厌的问题吗？那些话从我爸妈那边听得已经够了。”

“抱歉，我不是要责怪你，只是想问目的，你想跑步的目的。”

度萝叹了口气。

“就像我也有那种类似‘活着要干吗’的疑问。难道你有什么目的才活着的吗？坦白说不就只是这样活着而已吗？活着活着如果遇到好事就笑，遇到坏事就哭。跑步也是一样的，得第一名很开心，没有则会觉得可惜，实力不够的话也会自责和后悔。就算如此也只会继续跑下去，只是这样！就像活着一样，只是这样！”

她说着，声调也逐渐高昂。我点点头，为了让她冷静下来问了句：“你爸妈也被这话说服了吗？”

“没有，当然是嘲笑我了。跑步能干吗？说什么反正长大成人后，除了在交通灯变红前过马路时要奔跑，这辈子就没有需要奔跑的事了。很可笑吧？说我又不是尤塞恩·博尔特，跑步能干吗？”度萝嘴角垮了下来。

“那你爸妈希望你做什么？”

“不知道。之前说如果真的那么想运动，就选择至少能赚钱的高尔夫球。不过现在连那个也没了，只说在外面不要让他们丢脸。他们随意决定要生下我，凭什么他们定的任务得由我来完成？老是威胁我说我会后悔，就算会后悔也是我自己的事，不是吗？我只好照我的名字活下去，既然叫我李度萝[4]，我就得变成一个神经病啊，呵呵！”

尽情发泄后，不知道是不是心情变好了，度萝嫣然一笑。离开图书馆前，她问我书店在哪里，我告诉她地址并问她要做什么。

“这里如果不让我运动的话，我打算去那里运动。”度萝这么回我。

54

我的模拟考成绩总是处于中等水平。我最擅长理科，人文历史和社会研究也维持在一个还可以的程度。问题是语文，怎么能有那么多含意，每句话的意思都不一样？作者的用意为什么要藏得那么深？字里行间的意思总是跟我猜想的不一样。

说不定了解语言就跟要掌握对方的情绪和感情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会说杏仁体小则一般智力也会较低下，因为难以理解基本的脉络，所以推理能力不强，智力也跟着稍显不足。我很难接受语文成绩表上印的数字，最想做好的却最不擅长。

书店整理进度缓慢，要做的事其实就是处理书而已，但工程极为浩大。把书一本本拿出来拍照，如果要上传到二手书网站，掌握书况是很重要的。我没想到书店里原来有这么多书，脑中浮现了摆在每一格里的无数思想、故事、研究成果，还有未曾谋面的无数作者，突然感觉他们都跟我距离非常遥远。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离他们很近，就像肥皂跟毛巾，只要伸手就能碰到。其实不然，他们跟我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也许永远也触碰不到。

“嘿。”肩膀旁传来声音。就好像突然被泼了冷水，一句“嘿”顿时让心脏收紧。是度萝。“我就是来看看，可以吧？”

“嗯，反正都来了。”我这么回答，“很少有客人会问老板能不能来看看。如果是人气高到需要预约的餐厅，说不定会这样问，但如你所见，这里并不是那样的地方。”

刚说完就觉得好像是在自白书店生意很差，感觉说错话了。不知道度萝觉得哪里好笑，她嘻嘻地笑着，笑声就像无数个小碎冰掉落在地上。她嘴角还挂着微笑，漫不经心地翻起一本本书。

“不过这店刚开不久吗？书好像都还没整理好？”

“是准备倒闭。”虽然用“准备”来描述“倒闭”这件事有点奇怪。

“真可惜，失去了能当常客的机会。”

一开始度萝的话并不多，但会做其他事。比方说，讲完话就鼓起腮帮子，接着发出“噗”的声音，一口气将空气吐出，或是用布鞋鞋尖咚咚咚地踩三下地板。这样摆弄一会儿后又重新开口问：“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的事，是真的吗？”

跟之前坤问的问题一样。

“虽然不完全是，不过相对一般基准而言，应该是。”

“真神奇，我还以为那种事情只会出现在以ARS[5]的名目募款的纪录片里。啊，抱歉这么说。”

“没关系，对我没什么影响。”

度萝喘口气后说：“那个，上次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跑步吗？我是想来跟你说声抱歉，那时对你大呼小叫。其实除了我爸妈，你是第一个问我为什么要跑步的人。”

“哦。”

“所以，我也是纯粹好奇想问个问题。那你长大想当什么？”

我好长一段时间无法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所以只好如实回答。

“不太清楚，因为从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种事一定要有人问吗？你自己没想过？”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犹豫了一下，但度萝没有要我进一步说明，反而找到了共同点。“我也是。我的梦想已经蒸发了，因为我爸妈极力反对我走田径……真是令人郁闷的共同点啊。”

度萝不断地起立、蹲下，不知道是不是想奔跑的身体又开始蠢蠢欲动，一有空就要动动身体，校服裙轻轻地摆动着。我将视线收回继续整理。

“你整理得好用心啊！你很喜欢书吧？”

“嗯，因为要分开了，所以我在跟它们说再见。”

本来鼓起腮帮子的度萝又发出“噗”的一声。“我对书还好，文字没意思，不就一直被困在原地吗？我喜欢动。”度萝用手指快速地划过书籍，嗒嗒嗒，发出了雨一般的声音，“但旧书还好，纸的味道更清新，也有点像落叶的味道。”

度萝又自己嘻嘻笑了起来，接着说：“我走啦。”

没等我回话她就消失了。

55

阳光明媚的午后，放学回家的路上，空气很冰冷，而太阳从远处俯瞰着地球。也许是我的错觉，说不定在炽热的艳阳下，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气。走出学校后沿着灰色墙壁转个弯，突然一阵风吹过来。不知是从哪里吹来的强风，树枝毫不留情地大力摇晃，树叶也飞快地颤动。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不是树被风吹动的声音，而是海浪声。瞬间地上到处散落着形形色色的树叶。明明还在夏天的尾巴、明明太阳正高挂天空，但不知为何我满眼却只有落叶。橙色、黄色的树叶就像一只只手向着空中聚拢，不停地倾泻而下。

度萝就站在远处。强风将她的头发吹到左边，她的长发散发着光泽，每一根发丝都如粗针一般。她的步伐渐缓，我却没有，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虽然说过几句话，但这么近距离地看她还是第一次。白皙的脸颊上有少许雀斑，为了避开强风，眯起双眼，她的眼睛是双眼皮。她抬眼看到我，仿佛被吓到一样眼睛突然睁大。

突然，风改变了方向。度萝的头发也慢慢地朝反方向飘去。带着她香气的风吹进了我鼻子，那是我从未闻过的味道，像落叶的味道，又像春天嫩芽的味道，令人一下子想起所有相反事物的味道。我继续往前走，现在我们距离彼此只有一步之遥。她的发丝打在我脸上。“啊！”我叫了一声，很痛。突然有颗沉重的石头扑通掉到了心上，是颗又沉又令人烦躁的石头。

“抱歉。”度萝这样说。

“没关系。”我答道。原本放在心里的话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风用力地推着我，为了抵抗它，我加快了脚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如同幻影般的影像不断在我脑海里出现。摇曳的树、形形色色的叶子，还有站着将身体交给风的度萝。

我突然起身到书架间翻找起韩文字典，但不知道自己想找的词是什么。身体很热，扑通扑通的脉搏声在耳边响起，手指还有脚底板就像有无数小虫在蠕动一般地刺痒。不是什么舒服的感觉，头又痛又晕，尽管如此，脑海里仍不断浮现那个瞬间，度萝的发丝碰到我脸上的那个瞬间，那种触感、那种味道，还有那时空气的温度。我直到黎明天色渐白时才入睡。

56

一到早上，那股热气就消退了，但出现了陌生的症状。一到学校就看见某人的后脑勺闪闪发亮，是度萝。我转过身，一整天心口热得像有无数芒刺在上面。

太阳下山之际，坤来店里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不了口，至于坤在说什么，也不太能专心听。

“怎么了，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痛。”

“哪里痛？”

“不知道，全身上下都痛。”

坤找我去吃点东西，但我拒绝了。坤不开心地“啧啧”两声后就走了。我动了动四肢无力的身子，不太清楚到底是哪里不舒服。走出店时遇到了沈医生。

“吃晚餐了吗？”他这么问，我摇了摇头。已经快晚上了。

这次是荞麦面。他说是青少年吃这个热量太少，又帮我点了个炸虾，但我没碰。在沈医生细嚼慢咽时，我将自己身体遇到的奇怪症状都告诉他。每句话都在嘴里转了好几回，所以即使是很短的一句话也花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

“好像是感冒症状，所以吃了药。”

好不容易把话都说完了。沈医生推了推眼镜，视线移向我瑟瑟发抖的双脚。“那，接下来再说得更详细点吧？”

“比刚刚那些更详细？怎么更详细呢？”我一反问沈医生便笑了。

“怎么说呢，我只是在想，是不是有你不知如何正确表达出来的话。你能更详细地说给我听吗？比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那种症状，有没有什么契机或触发点之类的。”

我眯起眼睛回想触发点，说：“是风。”

“风？”医生做出夸张的表情跟着我眯起双眼。

“不太好解释，这样您还是愿意听吗？”

“当然。”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将昨天发生的事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突然认真说起这件事，才发现真是无趣的故事。风吹叶子落，度萝的发丝甩到我脸上，那一刹那我的心就像被堵住了一样烦闷……故事讲得既无纲要也无脉络，更谈不上是闲聊。但在我说这些话时，沈医生的表情渐渐柔和起来。等故事都说完，他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他朝我伸出双手，碰到我的手紧紧包住握了握。

“恭喜你，你正在发育，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脸上依旧挂着微笑的他接着说，“你比今年年初长高了多少？”

“九厘米。”

“你看，这是很惊人的成长速度。身体发育，头脑也会跟着发育。你的脑结构好像变了很多，如果我是神经外科医生，现在就会让你去拍个MRI[6]确认。”

我摇摇头，拍照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愉快的经验。

“我还没想过。既然要做，就等杏仁体再膨胀一点吧。而且其实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该庆祝的事，觉得不太舒服而且不太睡得着。”

“对异性的关心本来就是这样的。”

“是说我喜欢那个女孩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沈医生依旧笑笑地回答：“那个，只有你自己的内心知道。”

“不是心而是脑吧，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跟着大脑的指示。”

“就算是那样，我们还是称之为‘心’。”

正如沈医生所说，我的身体一点点起了变化。我好奇的事越来越多，也渐渐不像之前那样，会把我好奇的事都一一告诉沈医生。话在嘴边打了好几回转，连单纯的问题都要拐好几个弯才能说出口，也开始在纸上画些没意义的涂鸦，以为这么做头脑会更清楚，但不知为何，只是不断重复写着每个词，没有完整的句子。等到发现那些词是什么意思时，常常会把纸揉成一团或突然站起。

烦人的症状仍持续出现，不，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更加严重了。只要看到度萝，我的太阳穴就会隐隐作痛。即使从很远的地方、从一大群人中传来她的声音，耳朵也会马上竖起。不知不觉我对先于大脑行动的身体开始觉得厌烦，就像在夏天穿着春季外套一样，如果可以，真希望能整个脱掉。

57

度萝常来玩，但来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周末突然经过，有时在工作日晚上来。度萝来的时候，我的背后总是隐隐作痛，就像提前感觉到地震的动物，还有暴风雨来临前会爬出地面的昆虫似的。

感到浑身发痒而向门外走时，一定会在地平线那端看见那女孩的头顶越来越高。看到那场景，我就好像看到什么不吉利的东西，立马转身回店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继续做我的事。

虽然她说要帮我整理书，但只要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会坐下来一直盯着同一页。她对大自然图鉴，诸如昆虫、野生动物图鉴很感兴趣。她不管在哪里都能发现美，像乌龟的龟壳、东方白鹳的蛋，甚至连秋天湿地里的芦苇，她都能从中找出对称美和大自然的惊人技艺。度萝经常说“美”这个字，虽然我知道那个字的意思，但无法清楚地感受到它的灿烂。

秋天渐渐成熟，在把书店里的书都整理好以前，我跟度萝聊了宇宙、花，还有大自然。包括宇宙的大小、把小虫溶解后吃掉的花，还有倒着游泳的鱼。

“你知道吗？我们都以为恐龙很大，其实也有低音提琴大小的恐龙，就叫美颔龙。一定很可爱！”

度萝膝盖上放着一本花花绿绿的童书[7]。

“那本书我看过。小时候我妈妈念给我听过。”

“你还记得母亲念这书给你听？”

我点点头。浴缸大小的棱齿龙、跟小狗差不多大的微角龙、五十厘米长的微肿头龙，还有跟小熊玩偶一样大的鼠龙，那些又长又奇怪的名字我都记得。度萝嘴角微微上扬。

“你常去看你妈妈吗？”

“嗯，每天。”

度萝迟疑了一下。“我也能一起去吗？”

“嗯。”还没想好就先脱口而出了。

母亲的病房窗边放了一个小型的恐龙模型，是度萝在路上买的。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一起来看母亲，虽然我知道有时候沈医生会来探望母亲，但我们都没问过对方要不要一起来。度萝微笑地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握住母亲的手轻轻抚摸。

“您好，我是允载的朋友，我叫度萝。阿姨你好漂亮哦！允载他有乖乖上课，也很健康，阿姨你一定要好起来，看看他现在的样子，阿姨一定能很快康复的。”度萝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往后退了一步，接着悄声道，“你也试试。”

“试什么？”

“像我一样。”

“妈妈也听不到。”不同于降低音量的度萝，我用无异于平常的语调说着。

“又不是奇怪的行为，只是跟你妈打个招呼而已。”度萝轻轻推了我。

我慢慢地走向母亲。依旧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看见的样子。因为从未试过，所以无法轻易开口。

“要我出去吗？你想一个人待着？”

“不用。”

“如果我太勉强你的话……”

那一刻从我嘴里跑出了一声“妈”。我静静地对母亲说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突然发现好多话都没有说。当然了，因为什么话也没说过。慢慢地，我从外婆离开人世只剩我自己一个讲到我已经上高中；讲到冬天、春天跟夏天都走了，现在已是秋天；讲到虽然努力撑下去，最后还是把书店收起来了，不过就算这样也不会觉得抱歉。

我说完便退到后面，度萝冲我笑了笑，母亲依旧盯着天花板上的星座。但真的对母亲说起话来，才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没意义的事。突然觉得说不定这跟沈医生一边怀念妻子，一边烤着面包是差不多的意思。

58

我跟度萝走得越近，跟坤那家伙的关系就越奇妙，好像有了秘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两人从未在同样的时间来访。坤不知道在忙什么，来的次数渐渐变少，但每次来就一定会吸吸鼻子。

“你身上有可疑的味道。”

“什么味道？”

“不明的味道。”说完就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有事瞒着我吗？”

“也许吧。”

本来想说如果坤继续追问的话，我就要说出度萝的事。谁知道坤居然说“那就算了”，就没再问了。

那时起，坤开始跟其他学校的学生走得很近，是一些以粗暴闻名的少年，里面还有几个是坤在少年管教所的同学跟学长。其实最出名的是一个叫“包子”的人，我也在放学路上见过他跟坤讲话。包子长得跟他的外号不搭，他的身形让人联想到竹子，像竹子一样修长。但体格却像铁棒一样——手臂和大腿像树枝一样瘦巴巴的，但是“树枝”末梢的手跟脚则像包子一样厚实，就好像揉出厚厚的面团粘在用树枝做的四肢上。但其实他被人叫“包子”另有原因，听说他会用他那硕大的拳脚把看不顺眼的人打得脸肿成包子一样。

“跟他们玩很开心，也很聊得来，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至少不会给我贴标签，说什么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必须做这做那的。”

虽然坤觉得从包子那些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很有趣，还说给我听，但在我听起来完全不像有趣或让人开心的事。尽管如此，坤还是笑得很灿烂，话越说越多。安静地倾听，是我唯一能做的。

学校方面一直关注坤。依旧常有学生家长打电话来，要是他再被抓到把柄，说不定又要转学了。虽然坤没有闯祸，只是上课时一直趴着睡觉，但对他的评价每况愈下，常常能听到同学们辱骂坤的言语。

“还是这样，干脆我来搞个大新闻？说不定大家都在等这个啊。”不断嚼着口香糖的坤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那时我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下学期过一半之际，坤变了个人。好像是为了让自己坠入地狱而煞费苦心，就像年初时对我那样，只要有人跟他眼神相撞，便开始辱骂对方。上课时，不是跷着二郎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就是明目张胆地做起别的事。老师纠正他，他就翻白眼回应，再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敷衍地调整坐姿，最后老师为了课堂的和平也不再说什么了。

每当看到坤这么做，我心里头就有一块石头掉落下来压着，就像度萝的发丝碰到我的时候一样，但那是块更可怕的神秘石头。

59

十一月初，下过一场雨后，天气正式进入晚秋。书店也整理得差不多了，能卖的书都卖了，剩下的回收就好。不久后就要离开这里，之后要住的考试院也找好了，搬家前的这段时间决定先跟沈医生住。望着空荡荡的书架，突然有种事情告一段落的感觉。

关掉灯后深吸一口书的气味，对我而言就像空气一般熟悉，但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突然内心啪的一声，有个小小的火苗被点燃了。我突然想了解字里行间的含意，想成为真的能看懂作者们所写文字的意义的人，想认识更多的人，聊更深入的话题，想知道人是怎样的存在。

有人走了进来，是度萝。我连招呼都没打，想赶在忘记前赶快说出口，在心中点燃的火苗熄灭之前。“我什么时候能写作？写关于我自己的事。”

度萝盯着我，看得我双颊发痒。

“连我都理解不了我自己，能让别人理解我吗？”

“理解……”度萝小声地说着并转过身来，突然站到我跟前，她的呼吸碰到我的脖子，心便怦怦地跳起来。

“你，心跳真快。”度萝轻语。丰厚嘴唇里吐露出的每个音节，都碰到我的下巴，令人发痒。我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她呼出的气息都被吸入我体内。“你知道自己现在为什么会心跳加速吗？”

“不知道。”

“因为我靠近你，你的心开心得鼓掌。”

“哦。”

我们四目相接，两人都没避开视线，度萝睁着眼慢慢靠近，还没反应过来嘴唇就碰上了。好像碰到抱枕一样，柔嫩又湿润的嘴唇轻轻压在我唇上。我们维持这样的状态深呼吸了三次。胸部起伏，又起伏，再次起伏。接着我们同时低下头，嘴唇分开了，额头互相贴着。

“我刚刚好像有点理解你是怎么样的人了。”她盯着地板说，我也看着地板。度萝的鞋带松掉了，鞋带尾端被踩到我鞋子底下。

“你很善良，而且平凡，但很特别。这就是我对你的理解。”度萝抬起头，双颊红红的。

“这种程度的话。”度萝喃喃自语，“现在我也有资格出现在你的故事里了吗？”

“也许。”

“真是令人不悦的答案。”度萝笑了，接着蹦跳着离开了。

膝盖一下子没了力气，缓缓地坐到地上。脑袋没了想法，心突突地跳着，全身像鼓一般咚咚咚地响着。不要再跳了，别跳了，不跳成这样我也知道自己还活着，如果可以的话，真想这样约束自己。不断地来回摇几次头，活着活着便不知道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就在那时，我突然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氛围，抬起了头。坤站在窗外，我们对看了好几秒。坤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他转身离去，渐渐消失在我视野里。

60

修学旅行要去的地方是济州岛。虽然也有人不想去，但单纯不想去并不能作为缺席的理由。全校学生只有三个人没去，包括我。另外两人是因为参加比赛，我则是因为不能丢下母亲一人，所以得到准许。

我每天都到寂静无声的学校看一整天的书，约聘老师走形式地点名。就这样过了三天，大家都回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气氛一团乱。

事情发生在旅行的最后一天。回学校的前一晚，学生们正熟睡间，本来准备拿来买零食的班费全部不翼而飞了。老师检查了大家的随身行李，最后在坤的包里发现装有班费的信封。坤说不是他所为，其实他有不在场证明，那天晚上他偷跑出宿舍，在济州市区悠闲地逛到早上才回来。网吧老板也能证明，坤在网吧喝着啤酒，一个人玩了一整夜的游戏。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说是坤做的。不管是有人指使去偷的，还是事先就串通好，都是坤做的。大家都这么说。

不管真相是什么，结束修学旅行的坤只顾趴着睡觉。到了下午允教授找来学校，听说把钱还了。学生们整天手机不离身一直发信息，通信软件的提示音此起彼落地响着，不用看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61

几天后的第四节韩文课，事件爆发了。睡醒的坤懒洋洋地起身走到教室后面，老师无视他继续讲课，但突然传来嚼口香糖的啧啧声。是坤。

“吐掉。”说话的人是即将退休的韩文老师，但坤没有回应。一片寂静中只有嚼口香糖的声音尖锐地划过空气。

“要么吐掉，要么出去。”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呸”的一声，口香糖以抛物线之姿掉到了某人脚下。老师“砰”的一声将书合上。“跟我来。”

“我不。”坤双手抱着后脑勺，肩膀靠在墙上，“去了你能对我做什么？顶多就是把我叫到教务处后威胁我，或是打电话给那个叫‘爸爸’的家伙让他来学校，不是吗？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不用忍。大家为什么不能真性情一点？该死。”

韩文老师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仿佛是从数十年的教职生涯中学到的技术，老师一动不动地盯了坤几秒后，就径直走了。但波澜却在留下来的学生间汹涌，每个人都假装低头看着放在自己眼前的书，这是一场无声的波澜。

“想赚钱的家伙都给我出来。”坤嘻嘻笑着对大家说，“没人想挨几下赚钱的吗？啊，当然等级不同，价钱也会不一样。脸上挨一拳就是基本价十万，流血就加五十万，骨头断了就两百万。没有人要出来吗？”

教室里充满坤的呼吸声。

“连去福利社的几块钱都斤斤计较的家伙们，怎么现在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啊？说话啊！都这么没勇气，要怎么在这险恶的世界活下去？你们这些神经病！白痴！狗崽子！”

最后一句话回荡在走廊里，它承载了他所有的力气。坤的身体哆嗦着，带着不明意义的笑容的嘴巴快速抽动着。坦白说，看起来像要哭了。

“别说了。”我开口说道。坤的眼睛瞬间亮了。

“别说了？”坤缓缓起身。

“不说了要干吗？鞠躬道歉写检讨吗？还是要跪在地上请求原谅？你来说说看啊，我——能——做什么？他妈的神经病！”

我无法回答，因为坤开始乱丢他视线所及之物。到处都是女孩子的尖叫声和男孩子“喂喂喂”的声音，仿佛分声部的合唱团，十分刺耳。教室内乱成一团，让人惊奇事情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变成这样的。书桌和椅子都倒在地上，挂在墙上的相框和时钟也歪斜了，就像教室被抓起来猛然摇晃了一阵似的。学生们完全不敢动，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紧贴着墙壁。不知从哪里传来喃喃自语声，虽是自言自语，却像喊叫一样刺进了耳朵。

“垃圾……”坤转头面向声音来源，站在那儿的是度萝，“滚！不要在这里晃来晃去的，滚去适合你的地方。”

度萝的表情，嗯……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表情。眼睛、鼻子、嘴巴都在原处，眼睛向上拉伸，鼻孔稍微张开，嘴巴就像在笑一样，一侧的嘴角上扬，不知道为何正微微颤抖。

教室门被打开，班主任冲了进来，其他老师也一起。但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坤已经迅速从后门消失了。谁也没有叫住或拦住坤，连我也是。

62

傍晚，坤到书店找我，漫无目的地踢着空书架放话说：“你命真好啊。明明是机器人，还知道怎么谈恋爱，连帮你说话的贱人都有了。她叫我滚还真是吓坏我了。小子，还能得到这么多你实际上感受不到的东西，命真好啊。”

突然一片沉默。“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之间，这没什么大不了，”坤边说着边摆摆手道，“不过话说回来，我就问你一件事。”

坤正视我的双眼。“你也觉得是我？”终于坤鼓起勇气问。

“我没去。”

“你只要回答，你是不是也觉得是我？”

“你是在问我可能性吗？”

“没错，就是可能性，是我做的可能性。”

“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啊。”

“其中我的可能性最大？”坤点点头莞尔一笑，“老实说是这样。”

我缓缓开口：“大家都那样想其实不奇怪，因为你身上有很多因素会让人这样联想。如果不是你，大家不太想得到其他人。”

“原来如此。我也觉得是那样，所以没有继续争辩。我讲过一次，我说不是我做的，但没有用，觉得继续争辩太浪费口舌就没说话了，但那个叫爸爸的家伙连问都没问，就把钱直接还清了。差不多有几十万，有那样的爸爸我应该很骄傲吗？”

我什么话也没说，坤也好长一段时间没开口。

“但是，我没那么做。”语调微微上扬，时间静静地流逝着，“我这个人啊，本来想照着别人怎么看我，就怎么活。那也是我最擅长的。”

“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过吗？我想变强。我想了很久，怎样才能变强？当然认真念书或运动都是让自己变强的办法，但那些跟我不太搭，不是吗？太晚了，我已经，太老了。”

“老了？”我反问。老了。说着话看着坤的瞬间，我突然感觉他真的会变老。

坤点点头。

“嗯，老了，老到无法挽回。”

“所以？”我问。

“所以，我要变强。我想用对我而言最自然的方式赢一次，如果不能避免被伤害，干脆由我来带给别人伤害。”

“怎么做？”

“不知道，但应该不难，因为那是跟我差不多的世界。”坤冷笑一声。本来打算说些什么，但坤已经走到外面了。他突然回过头留下这段话：

“以后说不定不会再见面了。我们，不要kiss goodbye（吻别），改成这个。”

坤眨眨眼，偷偷地伸出中指，露出很温柔的微笑，那是我最后一次在他脸上看到那样的笑容。后来坤就消失了。

接着悲剧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展开。

[1]此处指繁体的“愛”。

[2]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用于考生备考及寄宿的房屋，现已变成韩国一种低廉的租房形式。

[3]此处为管理图书之员工组成的团体，类似图书社。

[4]韩文的“神经病”发音与“度萝”发音相近。

[5]ARS，Acute Radiation Syndrome，为“急性辐射综合征”。

[6]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即磁共振成像。

[7]恐龙相关童书是伯纳德·莫斯特（Bernard Most）的作品，《最小的恐龙》（韩国飞龙沼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书中恐龙虽是根据此书本文描写而成，但恐龙的实际大小则是依据研究结果来叙述的。——原书注

四

63

偷窃被证实是其他人所为。是学期初，那个当着大家的面大声问我看着外婆在自己面前死去是什么感觉的学生。他告诉班主任是自己谋划的，目的不是钱，而是想知道陷害别人后，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班主任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说：“因为好像很有趣。”

尽管事实如此，也没有人向坤道歉。越过大家的肩膀就能瞧见诸如“不管真相是什么，反正这样放任允以修，他还是会惹事的”之类的话出现在他们的聊天群组里。

允教授的脸好像数日未进食一样消瘦。他身体靠在墙上，嘴唇干燥无比，说道：“我长这么大从没打过人，我从不认为用暴力能阻止任何人。但是啊，我居然打了以修两次。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能阻止他的其他办法了。”

“一次是在比萨店吧，我在玻璃窗外看到了。”

允教授点点头。“我试着跟比萨店老板协商，还好没人受伤，所以事情也就这样解决了。那天我把他强行推进车里载他回家，回家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到家以后也是，因为我马上就进了房间。”允教授的声音开始颤抖了起来，“自从那家伙回来后，很多事都变了，连为妻子的死悲伤的时间都没有。我太太一定做着我们三个一起生活的梦吧，但有他的家让我非常不自在。不论是看书，还是躺在床上，一刻都无法不去想，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到底是谁的错……”

教授深呼吸好几次才又重新开口：“惋惜难过的心情就被放大，再加上那个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答案，人就会往不好的方向思考，我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那家伙，如果他永远都不回来会怎么样呢？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教授身体开始颤抖。“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是我有了如果一开始没有生下他，那么一切应该就会比现在更好的想法。哦！我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在你面前说这个……”

眼泪沿着教授的脖子流进毛衣里。后来的话都被哭声掩盖过去，听不太清楚在说什么。我泡了杯热可可放在他面前。

“听说你跟以修关系很好，也来家里找过他。在遭遇那件事之后，怎么做到的？”

允教授望着我。我说了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答案：“因为坤是善良的孩子。”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知道，知道坤是善良的孩子。但关于坤，如果要描述他的行为，只能说出他痛打我、撕裂蝴蝶、对老师不礼貌，还有朝其他同学丢东西这些事。语言这东西就是如此无力，就像要证明以修和坤是同一人一样困难。所以我这么回答：“我就是，知道。坤他是个好孩子。”

听我这么一说，允教授微微一笑，但那笑容持续不到三秒便又消失了，因为他又哭了起来。

“谢谢你啊，谢谢你能这么想。”

“但您为什么要哭？”

“我为自己没能这样想感到过意不去。还有听到你说他是善良的孩子时，我的内心竟然很感激，我觉得自己很荒唐。”允教授断断续续地说着，话里还夹杂着哭声，离开前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如果以修联络你，能帮我转达一下吗？叫他一定要回来……”

“为什么希望他回来呢？”

“成年人了还说这种话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段时间事情接踵而来，来不及一一回顾并拥抱他。我想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教授这么回答。

“好的，我会帮您转达的。”我向教授保证道。

脑中闪过许多念头。如果时光能倒流，允教授会不会选择不生下坤呢？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也不会不小心丢了他，阿姨也不会因为自责而生病，更不会在后悔中离世。坤那些让人头痛的行为，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这么看来，也许坤不出生才是对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感受任何痛苦或失去。

但要是这么想，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只剩下赤裸裸的目的。

到天亮我的脑子才清醒过来。我有话要跟坤说，得跟他说句“对不起”：在你妈妈面前假装是她的亲生儿子，没跟你说我有新朋友，还有没对你说“事情不是你做的，我相信你”。

64

要找到坤，似乎得先去找包子那家伙。包子的学校位于红灯区，真让人感到惊讶，学校怎么会盖在那种地方。如果是学校建好后才形成那样的环境，就另当别论。傍晚金黄色的阳光洒下来，投下长长的影子，几名看起来丝毫不像学生的人在操场附近抽着烟。

一群人在学校前晃来晃去，其中几个还撞了我，我说要找包子。要问坤去哪里了，只能问他了。他说不定会知道去哪个地方笑着挥手迎接坤。

包子从远处缓缓走过来，在地面投下细瘦的影子，看起来更像铁棒了。近距离看觉得他的手掌、脚还有脸都特别大，就像挂在树枝上的果实。包子一点头，那些人便轮番戳弄我的肋骨，或翻看口袋。发现我比想象中还没价值后，包子开口问：“长得这么斯文，找我有什么事？”

“坤不见了，我想你应该知道他在哪里。不用担心，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打算跟大人说。”

出乎意料的是，包子轻易就回答了。“铁丝哥。”包子耸耸肩，头向两旁来回扭动，发出嘎吱声，“坤那家伙，好像去找铁丝哥了。我先声明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铁丝哥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应付的存在，别看我这样，再怎么说我也只是个学生啊。”包子转身拍拍自己背着的书包。

“他在哪里？”我不太叫得出口“铁丝哥”这个名字，所以只能这么问。包子用舌头在脸颊两侧来回绕圈。

“你要去？我不建议你去。”

“嗯。”我简短地回答，没什么时间跟他耍嘴皮子。

包子发出“啧啧”两声停顿了一下后，便说出离这里不远的港口名。“那里的市场的巷尾有家鞋店，卖跳舞穿的那种鞋，我也没去过，不是很了解细节。祝你好运，虽然应该没什么用。”

包子用手做出枪的模样，指着我的头发出“砰”的一声，接着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65

去找坤之前我遇到了度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抱歉。“我不知道你跟他很要好，如果我知道，就不会那样说了。但……但总得有人出来阻止。”她说话的声音开始虽微弱，但最后一句加重了语气。“我真的很好奇，你怎么会跟那种人走到一起……”度萝喃喃自语。

那种人。是啊，大家都会那样想，因为我也是那样想的。我把之前对沈医生说的话也说给度萝听，说我在想如果能理解坤，说不定就能理解发生在外婆和母亲身上的事；说虽然生而如此，我还是希望至少能掌握一个世界的秘密。

“那你找到答案了？”

我摇摇头。“但我得到了别的。”

“什么？”

“坤。”

度萝耸耸肩又摇摇头。“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最后她问。

“因为他是我朋友。”那是我的答案。

66

那地方的海风散发着一股咸腥的气味，会把季节的气息和香气都带走。我假装被风推着走，混入市场。一家有名的炸鸡店前正排着长长的队伍。

包子并不是个优秀的指路人。我问了卖舞鞋的地方在哪里，还是找不到，找寻良久最后走进了迷宫般的巷子。由于路太过错综复杂，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冬天的黑夜很快就降临了。才刚想说天色是不是变暗了，周遭就已经黑漆漆的了。突然从某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是什么东西被折断的声音，又像是刚出生的幼犬的叫声，同时还夹杂了几个人的说话声和笑声。抬头往声音来源处望去，便可看到一栋昏暗建筑物的大门半掩着，破旧的铁门被风一吹便摇摇欲坠，里头传来此起彼落的嬉笑声。突然有股奇妙的空气在我体内流动着，我努力回想那东西的真面目，以及代表那个意思的词语。仿佛是以前也见过的景象，但想不起来。

就在那时，门吱的一声打开，一群孩子一窝蜂地走了出来，我马上靠墙闪开。一群看起来跟我同年或比我大两三岁的孩子打闹着消失在黑暗中。一股熟悉的空气再度袭来。

我突然瞥见摆在门口的一双尖头皮鞋，是双均匀撒满金粉的华丽皮鞋。走近将皮鞋翻过来可以看到底部还加了一层柔软的皮革，看起来像是跳拉丁舞时穿的鞋子。沿着鞋子指引的方向望过去，向下延伸出一段楼梯。我缓缓朝昏暗的楼梯走下去。楼梯最下方堆满了箱子，后面还有一扇笨重的铁门。

走到门前，长长的铁棒卡在槽里，虽然从里面就能打开，但因为已经生锈，所以花了些时间才将铁棒抽出，推开了门。

眼前的景象一片凌乱。又脏又旧的房间里到处堆着各类物品，像个秘密基地，很难猜出里头发生过什么事。

突然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响，下一刻我们便看到了彼此。坤双手抱膝蜷缩在地上，渺小又憔悴的坤，就这样一个人，比以前更加衣衫褴褛。似曾相识，我在寻找的词就是这个。脑海中闪过“家族娱乐馆”、杂货店老板的呼喊、年幼迷路的我和突然出现在警局的母亲抱着我的瞬间。跳到下一个时间点，则是两个女人倒在我面前的样子……我甩甩头，现在不是回想那些的时候。现在在我眼前的不是死去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而是还活着的坤。

67

坤睁开双眼，好像完全没预料到我会来这里。那当然了。他用粗犷的声音缓缓开口说：“来这里干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真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坤脸上满是瘀青，到处都是被打伤的痕迹，脸色也很苍白。

“我去找了包子。先说好，我可没跟别人说，包括你父亲。”

“父亲”，还没说完这个词，坤就拿起一旁的空饮料罐丢过来。罐子掠过空中，掉落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后滚了几圈。

“看你，怎么搞成这样？先报警吧。”

“报警？真是可笑的家伙，你这人，真是固执死了。”说完后坤发出奇怪的笑声。时而捧腹，时而仰头，让人感到烦躁，一边还说着“你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会感谢你吗”之类的话。我打断他的笑声。

“不要那样笑，不适合你，也不像在笑。”

“现在我连怎么笑都要受你命令了吗？我都说了我要做自己想做的、待在自己想待的地方了，干吗还跑来这里管闲事？疯子，你算什么？你说啊，你到底算什么……”

坤的叫喊逐渐变弱。我静静地看着他瑟瑟发抖的身体。才几天不见，坤的脸就变了许多，粗糙的皮肤上笼罩着一片阴影，好像有什么东西让他产生这么大的改变。

“回家吧。”

“真好笑，不要耍帅了。废话少说，趁我还好好说话赶快滚，在我赶你之前快滚！”坤咆哮道。

“你还在这里干吗？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觉得在这里苦撑着就算变得强大了吗？那不是真正的强大，是装出来的。”

“不要装懂了，你这神经病。你懂什么，居然对我大呼小叫？”坤大叫着。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他像定格了一般呆住了。外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脚步声迅速地靠近，一下子就到了门口。

“叫你快走啊。”

坤的脸皱成一团。紧接着，那个人便走了进来。

68

与其说是人，更像个巨大的影子。乍一看，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他穿着又旧又厚的外套、土黄色的灯芯绒裤子，还戴着一顶渔夫帽，穿着很奇特。因为戴着口罩所以看不清脸，那人便是铁丝哥。

“他是谁？”铁丝哥对坤问道。如果蛇会说话，应该就是这种声音。

坤紧闭双唇不语，于是我替他回答。“他朋友。”

铁丝哥挑了挑眉，额头上好像多了几条横纹。“朋友怎么知道这里？不对，我更想知道，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来带坤走。”

铁丝哥缓缓坐进嘎吱作响的椅子里，他那巨大的影子也跟着小了一半。“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误以为自己是什么英雄？”

他嘲讽着，语气温柔，如果不仔细听，还以为是好意。

“坤有爸爸，所以要回家。”

“闭嘴。”坤对我大吼，接着跟铁丝哥说了几句，铁丝哥不断地点点头。

“啊，原来你就是那个男孩啊，我听坤说过。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病，但怪不得你脸上表情没什么变化。一般人看到我都不会是那种表情的。”

我继续重复说过的话：“坤跟我要离开这儿，帮他解开。”

“坤，你怎么想？要跟朋友走吗？”

本以为坤会继续沉默不语，没想到他“哼”的一声冷笑，开口说道：“我疯了吗，跟那神经病走？”

“好吧，也是，要说友情这东西，又会坚固到哪里去呢？只是说说而已，毕竟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没意义的词。”

铁丝哥起身后弯下身子从怀里拿出了什么。是把薄而锐利的刀，刀锋照到阳光时，反射出银光，非常刺眼。

“我给你看过这个吧，也说过总有一天会用到。”坤嘴巴微微张开，铁丝哥把刀柄对着坤，“试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喘不过气，坤的胸部起伏着。

“你看你看，怕了吧。因为是第一次，不用刺到最里面，只是要你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好。”

铁丝哥冷笑一声缓缓脱下帽子，瞬间有许多熟悉的面孔闪过我脑海。很快我就想起来是谁的脸：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还有常在美术课课本上看到的那些美的象征。铁丝哥的脸跟他们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白皙的皮肤、玫瑰般红润的嘴唇、接近淡咖啡色的发色、延展的精致眉毛，以及深邃而透亮的双眼。神出乎意料地给了铁丝哥一张天使的脸孔。

69

铁丝哥是坤在管教所的学长，他们曾远远见过彼此几面。铁丝哥犯下的错和他的故事实在是刺激惊险，所以私底下大家都议论纷纷。他被称为“铁丝哥”，也是因为无数传闻都说他犯罪用的武器是铁丝。有时坤会把在管教所听到的铁丝哥的故事，当作伟人传记一样不厌其烦地转述。

铁丝哥觉得到别人手下学做事或融进这个社会是很无聊的。他有个专为他本人设计的世界，就是站在别人到不了的顶端。虽然我不能理解，但被那个世界迷住的孩子们纷纷聚集到铁丝哥身边，坤也是其中一个。

“铁丝哥啊，他说我们国家也该开放枪支使用权，要像美国和挪威那样偶尔发生枪击事件才行啊，这样才能一次性清除一些废物。不觉得很帅吗？他真的很厉害。”

“你觉得那样很厉害？”

“当然啊，他谁也不怕，就像你，我也想变成那样。”坤这么回答。他将这些告诉我的那天，是在盛夏的某一天。

70

现在站在我眼前的坤手里拿着一把刀，呼吸声很大，好像在我耳边。他想做什么？他想证明什么呢？游移的瞳孔就像大珠子一般闪闪发亮。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认真的吗？”我悄声问。

但坤的专长就是打断别人的话，我话还没说出口，肋骨就先被坤踢了一脚，在强大的冲击力下，我被踹到了窗边，放在一旁的玻璃瓶也摔到地上。

几岁开始偷窃，什么时候开始跟女人在一起玩，又是因为什么事而进管教所，有些孩子总爱把这些事拿出来炫耀。如果想在这种组织中获得认可，就需要一些像样的打架史或“勋章”。坤会这样一边被打一边忍耐，都是因为那种通关仪式。但我认为那些都是软弱的证据，是憧憬强大而产生的软弱的表现。

我所认识的坤只是个还不懂事的十七岁男孩。明明软弱得很，还假装自己很强大的家伙。

“我在问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我又问了一次，坤呼吸变得急促，“我不这么认为。”

“闭嘴。”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坤啊。”

“叫你闭嘴，混账！”

“你不是做得出那种事的人。”

“他妈的！”他大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叫声中还带点哭腔。我的脚好像被钉在墙上的钉子刺到，不停地流血，看到血的坤就像个小朋友一样开始抽噎起来。没错，坤就是这样的家伙，看到一滴血就会流下眼泪，看到别人疼痛自己也会感觉痛。

“我不是说了，你不是做得出那种事的人？”

坤转身背对我，用手臂遮住眼睛，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这就是你，你只是这样的人。”我说。

“你最爽了……真的很爽。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也希望我能那样……”坤喃喃自语着，语气夹带着哭声。

“走吧。”我伸出手，“不要待在这里，跟我走吧。”

“要走你自己走，臭小子，你这种人懂什么？”好不容易止住哭泣的坤破口大骂，仿佛那是唯一的出路。他不停地如犬吠般狂骂着。

“够了。”铁丝哥举起手制止坤，“我看够你们两个小鬼头的过家家了。”

他转身面对我。“带他走，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但不能就这样让你带走。你们的友情好像很了不起，如果是这样，那你是不是该为朋友表现一下？”

铁丝哥轻摸下巴，坤的脸色渐渐发白。“你能说说看吗？你能为坤做什么？”他的语调很温柔，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句尾语调又微微升高，我曾学过，那样的行为就叫亲切，但我知道那并不是真的亲切，我于是回答道：“任何事都愿意。”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说的话感到意外，铁丝哥瞪大双眼吹了个口哨。

“任何事吗？”

“是。”

“也许会死呢？”

“去你的。”坤嘟囔道。

铁丝哥一脸看好戏的模样，换个姿势坐了下来。“那就试试看吧。我倒想看看，你能为这家伙撑到什么地步。”铁丝哥笑了笑，“如果撑不住，也不用太自责，只能说明你是个普通人。”

坤紧闭双眼。铁丝哥慢慢朝我走来，我并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正视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现实。

71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到最后都不逃跑，我说我只是做了最简单的事，这是感觉不到害怕的人唯一能做的事。

就像玄关灯时亮时关一样，意识也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等到真的清醒过来，痛苦又加倍了，我惊讶人类的身体怎么被设计成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痛苦，我的意识居然到现在还很清醒，十分不合理。

我偶尔瞥见坤，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好像大脑出现了什么故障。我可以看见坤害怕的样子，好像渐渐明白陷入恐惧是什么意思了。在极度缺氧的地方还要用力呼吸，坤看着我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坤的脸逐渐模糊起来，我以为是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但并非如此。坤的双颊上满是泪水。他哭喊着：“住手，求你住手！你打我吧！”他不断地喊叫着。我想跟他摇摇头说不必这么做，但已经没有力气了。

72

不过几个月前的记忆隐约地闪过我脑海，是蝴蝶的翅膀被折断的那天。坤本来想教我什么，最后却没教成。太阳西下之际，坤一边擦着倒在地上被撕碎的蝴蝶，一边大哭。

“要是感觉不到害怕、痛苦，还有自责就好了……”他一边哭着一边说道。

我想了想后开口说：“那可不是随便能做到的，你的感情可是非常丰富的，说不定你更适合去当画家或音乐家。”

坤笑了，一副要哭的样子。

不同于代表疼痛的呼吸都化成白雾的现在，那个时候还是盛夏。那时的我们站在夏天的顶峰。夏天，植物茂盛到令人惊讶的季节，满眼都是鲜绿。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真的吗？

坤常常问我，感觉不到害怕、感受不到任何情感是什么感觉？每次我回答就会被打，尽管如此，坤还是继续抛出同样的问题。

我也有未解开的疑问。我很好奇当初那个伤害外婆的男人是什么心态，但那个问题渐渐往其他人身上转移。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的人们，我完全无法理解。

那是去找沈医生的某一天。电视上一名在轰炸中失去双腿和一只耳朵的少年正在哭泣，新闻正在讲述发生在地球某处的战争。看着电视画面的沈医生没有任何表情，感觉有人走近，他转过头来，看到我便笑，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朝着沈医生后方对我露出笑容的少年看去。像我这样的白痴也知道，那孩子一定很痛苦，因为经历那些可怕又不幸的事而感到十分痛苦。

但我没问沈医生为什么在笑。明明有人这么痛苦，背对那张脸后，为什么还能笑出来。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人身上都能见到，随意换台的母亲和外婆也是一样。太遥远的不幸不是我的不幸，母亲这么说。

好吧，就算是这样，那些眼睁睁看着外婆和母亲遇害、什么也不做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目睹眼前之事，这不能算远方的不幸，不能当成袖手旁观的借口。我想起当时合唱团中一名男子的采访，他说因为凶手气势太盛，吓得不敢接近。

不幸如果发生在远方，人们会因为距离遥远、力不能及而不加理睬；而发生在近前的，人们又说太害怕，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大多数人即使感觉到了别人的痛苦也不会行动，口头上说有同理心，实际上又轻易忘记。

就我的理解，那并非出自真心。

我不想那样活着。

坤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声音，仿佛从胸口深处发出的粗重的声音，像生锈的齿轮的滚动声，又像禽兽的叫声。为什么都到这地步了，他还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我的嘴里不自觉地说出：“真是令人心寒的家伙。”

铁丝哥直盯着坤。

“你就只有这点胆子是吧？好，那就不要后悔你的选择。”

铁丝哥抓起放在坤旁边的东西，是刚刚他拿给坤的刀。还来不及思考，铁丝哥就把刀抵在坤的下巴。但他没办法伤害到坤，因为接下刀的是我，因为我正在死去。

73

我把坤推开的那瞬间，铁丝哥的刀无情地插入我胸口。坤对着铁丝哥大叫“恶魔”，接着铁丝哥将刀拔出。红色的液体，温热黏稠的鲜血快速地流出身体。我感到一阵晕眩。

有人摇了摇我的肩膀。坤将我抱住：“不要死，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做，无论什么……”

坤看起来快哭出来，不知为何，坤看起来像被抛弃了一般。我的眼角瞥见铁丝哥倒在地上的样子，我也不知道那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我只是艰难地开口说了几句：“跟被你伤害的人道歉，真心向他们道歉，包括被你折断翅膀的蝴蝶，还有你不小心踩到的昆虫。”

我本来是来道歉的，结果却叫坤跟人道歉。尽管如此，坤还是点点头：“好，好，好。我会照做，所以拜托你……”

坤紧抱着我不断地摇晃。我突然开始听不见他的声音，眼睛慢慢闭上，全身就像把身体交给大海一样疲惫。我要回到我出生以前所待的远古地方了。脑海中就像在放电影一样，原本遥远的一幕幕渐渐鲜明起来。

最后是下雪那天的场景，也就是我的生日当天。母亲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一片雪地，接着我看到了外婆，表情像猛兽一样恶狠狠的，透过玻璃窗对我大叫：“走，走，滚开！”本来那种话是不好的意思，就像度萝对坤大喊的一样，是要对方从视野里消失的意思。但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说那种话呢？

血喷洒了一地。是外婆的血。眼前变得一片血红。外婆会痛吗？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就算会痛，外婆是不是会很庆幸，因为感受到疼痛的人是自己而不是我……

吧嗒。有滴泪掉到了我脸上。很烫，如同被烫伤了。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漾开。奇怪的感觉涌了进来，不对，是涌了出去。在我体内某处的塞子裂开，情绪一股脑地涌了上来。我内心的某样东西永远碎掉了。

“我能感觉到。”我喃喃自语，那种情绪的名字是伤心、开心、孤单、痛苦、害怕，还是欢喜，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我感觉到了某种情绪。突然好想吐，一股反胃感袭来，但仍觉得是一种很爽快的体验。顿时一股忍不住的倦意涌了上来，我慢慢闭上双眼，哭着的坤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终于成为人，也在这瞬间，世界渐渐离我而去。

其实，这里便是我的故事的结局。

74

从这里开始算是后话。

我的灵魂离开肉体俯瞰正抱着我哭泣的坤。他后脑勺上秃掉的地方就像颗星星，突然想起我从未因这个笑过，哈哈哈，我发出笑声。这就是我全部的记忆了。

再次醒来我已经回到现实，而现实就是医院。接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时睡时醒，恢复到可以走路又花了好几个月。

卧病期间我一直做着同样的梦。地点是正值运动会的操场，我和坤站在尘土飞扬的太阳底下。天气很热，我们前方的运动员正要比赛。坤笑了下把什么东西放进我手里，张开手掌只见一颗半透明的珠子在我手上滚来滚去，中间刻有一条红线。随着珠子的滚动，红线也跟着改变方向一会儿呈现笑脸，一会儿呈现哭脸。是李子口味的糖果。

我把糖果放入嘴里，酸酸甜甜的，我分泌出许多唾液，用舌头拨弄糖果在嘴里滚来滚去，偶尔糖果与牙齿碰撞发出咔咔声。突然舌头感到一阵刺痛，又咸又酸，腥味中带点苦味，一股香甜的气味涌上，我急忙吸吸鼻子。

砰！远处响起比赛开始的信号。我们冲出去跑了起来，不是在比赛，只是跑步。我们只要能感受到身体正划破空气就够了。

我睁开眼睛时，沈医生就站在我面前。他跟我说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在我失去意识后，允教授和警察立即赶到。如果能靠我们的力量让一切回到正轨应该会更酷，但在大人眼里，我们可能还只是小孩吧。度萝联络了班主任，一些同学反映了包子和坤的关系，所以警察才能找到包子，再找到铁丝哥所在的位置也就不难。

铁丝哥是被坤刺伤的，但没有生命危险，已经比我先恢复正在准备开庭受审。他犯下的罪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后来我听说，即便是在知道自己要付出的代价会比想象中大时，他脸上依然挂着始终如一的微笑。他的内心，不对，应该说人类的内心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希望在他人生中能有那样的机会，有个让他能换个表情的机会，我这么想。

我想坤刺伤铁丝哥的事应该会被当作正当防卫。坤正在接受心理治疗，据说还没准备好来见我。允教授向学校申请停职，说是要换个生活方式，只为了坤的生活。坤并未跟自己的爸爸说太多话，但允教授仍持续努力。

沈医生说我不在的时候，度萝来过几次，他还把她留下的卡片交给我。打开卡片看到一张照片，不是文字，很符合度萝讨厌文字的风格。照片里的度萝正在奔跑，双脚腾在空中的模样就像飞起来了。度萝转到了有田径队的学校，一转过去就在区大赛中拿下了第二名，看来是找回曾经蒸发掉的梦想了。神经病，我想就算度萝的父母亲继续这样叫她，她还是会笑得很开心。

“你的表情越来越丰富了啊。”

沈医生突然对我这么说。我跟沈医生说了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惊人故事，还有我的身体和心灵突然产生的奇怪变化。

“等都复原后就去拍个MRI吧。临床检验也全部重做一遍，看来已经到了能确认你的脑袋产生多少变化的时候了。其实我一直搞不懂你这毛病。虽然我也曾经是医生，但医生很喜欢贴标签的，这样才能接受奇怪的现象或人。当然很多时候这招很明确而且有用，但人的脑袋其实比想象中要奇妙。我还是相信心是可以支配大脑的，我的意思是，也许你只是以跟别人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在成长而已。”医生笑了笑。

“成长，是指改变的意思吗？”

“应该是吧。不管是往不好的方向，还是好的方向。”

我迅速回想了一下过去跟坤和度萝一起度过的几个季节。并且希望坤改变的方向是后者。虽然在这之前要先思考一下什么是“好的方向”。

沈医生说要去个地方，离开前他犹豫了一下，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最讨厌提前跟别人透露礼物内容的人，但有时候，就像现在这种时候，嘴巴实在痒到忍不住了。我就给你个提示，等会儿你会见到某个人，我希望会给你惊喜。”

接着他把坤要给我的信交给我。

“您走后我再看。”

沈医生离开后我将信封打开。一张白纸被折成四角，我慢慢将纸摊开，上面用力写着又粗又短的寥寥数字。

对不起，

还有谢谢，

真心的。

“真心的。”我盯着这句话后面的句号看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希望这句话改变了坤的人生。我们还能再见吗？我希望可以。真，心，的。

75

门打开，是沈医生。他推着轮椅，而轮椅上的人对着我灿烂地微笑。是我熟悉的笑容，我从出生就一路看着的笑容。

“妈。”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摸着我的脸，又理了理我的头发，不住地哭泣着。但我没有哭。不知道是因为情感还没强烈到那种程度，还是因为看到母亲会哭，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应对了。

我擦去母亲的眼泪拥抱了她。奇怪的是，越这么做母亲哭得越厉害。

我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时间，母亲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果母亲却做到了。但母亲却说是我做到了大家都说不可能的事。我摇摇头，想说点什么，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该从哪里说起呢？突然脸颊一热，母亲帮忙擦了擦，是我的眼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哭了，接着又笑了，母亲也是。

尾声

第二十个春天来临，我从学校毕业，成了别人所说的大人。

公交车里传出慵懒的歌曲，每个人都在打瞌睡。沿着车窗经过了春天。春天，春天，我是春天啊，无数的花这么呼喊着。我经过那些花去看坤。没有什么目的，也无话可说，只是去见他，见那个每个人都说是怪物的，我那善良的朋友。

从这里开始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全新的、未知的。

我也不知道那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说的，其实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是你我，或其他任何人永远不会知道的。那样斩钉截铁、黑白分明地区分，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生活是让我们尝遍各种滋味。

我决定去碰撞。与生活，还有我所能感觉到的一切碰撞。

作者的话

四年前的春天，我的孩子出生了。虽然有一些有趣的插曲，但既没难产，也不感动，只是觉得既陌生又神奇。但几天后，每当看到在床上蠕动的婴儿，眼泪就会不自觉地落下。到现在仍无法说明，那是用任何情绪都无法说明的泪水。

只是小孩实在太小了。即便只是从低矮的床上掉到地上，或是让他一个人待几小时，都好像无法保障他生命的安全。光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了的小生命，就这样被带到这个世界，冲着天空挣扎着。我没有这是我的孩子的真实感，假如走失后重新找回来，我也没有信心能认出他来。我曾问自己：不管这孩子是什么面貌，是否都能自始至终地疼爱他，即使长大后变成完全不同于自己的期待？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创造了两个足以抛出“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说爱吗”这样问题的孩子，也就是允载和坤。

每天都有孩子出生，每个都充满可能性，应该受到祝福。其中有些人会成为与社会脱节的人，也有些人虽然含着金汤匙出生，内心却是扭曲的。尽管不常见，但也有时候会在已有的条件下成长为令人感动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是很常见，但我认为人会成为正常人，或是成为怪物，都与爱有关。我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初稿是在小孩满四个月时的二〇一三年八月创作的，之后则在二〇一四年年底、二〇一六年年初的两个月间专心校稿。但在剩余的时间里，我的内心总是牵挂着两个少年的故事。所以从构思到完成，可以说花了三年多。

感谢以无尽的爱让我拥有健全心灵的父母与家人。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很羞愧，认为自己这么健全地长大没有当作家的资格。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想法也跟着改变了。从平淡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我所得到的那些帮助和爱，还有无条件的支持是多么稀有且珍贵。那对一个人而言是多么强大的武器，又能带给他多少力量，让他能无惧地接触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我为人父母后才体会到的。

在这里也想感谢担任评审委员的老师们。因为由十一名青少年组成的青少年评审团，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也觉得更踏实了。也感谢我第一位的读者H。H不断地阅读我那些未能面世的文字，还把它们看作像样的作品放到自己的书单中。如果不是H每次都给灰心丧气的我带来勇气，我一定无法一直挑战和碰撞下去。最后还要感谢创批青少年出版部的郑小英、金映萱编辑，她们两位对我来说就像是陌生世界里的第一个朋友，想对你们说抱歉给你们造成麻烦，也谨献上我微弱的感谢，很荣幸能跟两位合作。

我并不是那种会为社会问题勇敢站出来或有所行动的人，只是将我内心的某些故事化成文字表达出来而已。希望借由这部小说，能有更多的人伸出援手，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和尚存希望的孩子。虽然这是我遥远的梦想，但仍如此盼望。孩子们虽然最渴望爱，但其实也是给予最多爱的存在；我想您也曾是如此。我也将我最爱的人，同时也是给我最多爱的人的名字写在最前头。

二〇一七年春天，孙元平

版权信息

书名：黑色睡莲

作者：【法】米歇尔·普西

译者：刘天爽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ISBN：978754049509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幕 印象
第一天 2010年5月13日 吉维尼 围观
第二天 2010年5月14日 大麻磨坊 以“你”相称
第三天 2010年5月15日 维农医院 推理
第五天 2010年5月17日 吉维尼公墓 葬礼
第六天 2010年5月18日 大麻磨坊 恐慌
第八天 2010年5月20日 维农警局 对峙
第九天 2010年5月21日 罗伊大街 感觉
第十天 2010年5月22日 大麻磨坊 沉积物
第十一天 2010年5月23日 大麻磨坊 顽抗
第十二天 2010年5月24日 维农博物馆 误入歧途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荨麻岛的路上 结局
第二幕 真相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吉维尼草原 离世
第一天 2010年5月13日 大麻磨坊 遗言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罗伊大街 后续
第十四天 2010年5月26日 大麻磨坊 银丝带

为纪念

雅克·吕卡

“我们无法从莫奈的作品中看到真实的世界，

却可以看到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曙光》，F.罗伯特-肯普夫，1908

“不！不！瞧啊，莫奈的作品中没有黑色！

黑色不是一种颜色！”

——乔治·克列孟梭，

在克洛德·莫奈的棺材旁

《克洛德·莫奈》，米歇尔·德·德克尔，2009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您会看到对吉维尼村最为精准的描述。以下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博迪旅馆、埃普特河、大麻磨坊、吉维尼小学、圣-拉德贡德教堂、墓地、克洛德-莫奈大街、罗伊大街、荨麻岛。当然啦，还有粉红色的莫奈故居以及睡莲池。吉维尼村的周边环境也是真实存在的，如维农博物馆、鲁昂美术博物馆和科契尔小村。

克洛德·莫奈的一生、他的画作和继承人的信息也是真实的。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西奥多·罗宾逊和欧仁·米雷的信息，也都是真实的。

小说中提到的艺术品失窃案也是真实的社会新闻。

至于其他，都是出于我的想象。

有三个女人生活在同一座村庄。

第一个女人很恶毒，第二个女人爱说谎，第三个女人很自私。

她们的村庄有着像花园一样美丽的名字——吉维尼。

第一个女人住在罗伊大街河边的一座磨坊里；第二个女人住在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吉维尼小学上方的一座复式公寓里；第三个女人住在水之城堡大街的妈妈家——那是一座墙皮都脱落了的小房子。

她们的年龄各不相同，就是说她们根本不在同一个年龄段。第一个女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是个寡妇——或者说，几乎是个寡妇了；第二个女人三十六岁，她从没背叛过自己的丈夫——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第三个女人即将十一岁，学校里的所有男孩子都对她心存爱慕。第一个女人总是穿着一身黑衣裳，第二个女人会为自己的心上人化妆，第三个女人编着辫子，让辫子在风中飞扬。

现在，您明白了吧，这三个女人完全不同。但是，她们之间却有着一个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她们三个都梦想着离开这里。是的，离开吉维尼，离开这座著名的小村庄。然而，单单是“吉维尼”这个名字，就吸引着无数人穿越整个世界，只为到这儿走上一会儿。

您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就是出于对印象派画家的景仰。

第一个女人，也就是最年长的那个，她拥有一幅漂亮的油画；第二个女人对艺术家非常感兴趣；第三个女人，也就是最年轻的那个，她喜欢画画，可以说，画得非常好。

她们想离开吉维尼，这多奇怪呀！您不这样认为吗？这三个女人都认为吉维尼村就像一座监牢。一座安装着铁栅栏的美丽大花园，就是一家收容所的后花园，就是一种骗人的假象，就是一幅无法摘掉边框的油画。实际上，第三个女人，也就是最年轻的那个，她是在寻找爸爸；第二个女人在寻找心上人；第一个女人，也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她知道另外两个女人的秘密。

然而有一次，花园的铁栅栏敞开了，敞开了十三天，只敞开十三天。确切地说，是从2010年5月13日至5月25日。吉维尼的铁栅栏是为她们而敞开的，只为她们三个而敞开，这也恰恰是她们想要的。但是，游戏规则却很残酷，她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逃脱，其他两个都得死。事实也是如此。

这十三天，就像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从她们的生命中溜走了，非常短暂，也非常残酷。第一天，这段“插曲”是由一起凶杀案而展开；最后一天，又由一起凶杀案而终结。奇怪的是，警察们只对第二个女人感兴趣，她是最漂亮的；第三个女人是最无辜的那个，只好独自一人展开调查；第一个女人，也就是最谨慎的那个，可以安静地监视着每一个人，她甚至会杀人！

这一切持续了十三天。这是一场越狱的时间。

有三个女人生活在同一座村庄。

第三个女人是最有天赋的；第二个女人是最狡猾的；第一个女人是最果敢的。

您觉得，她们当中谁会成功逃离呢？

第三个女人，也就是最年轻的那个，她叫法奈特·莫雷勒；第二个女人叫斯特凡妮·迪潘；第一个女人，也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就是我。

第一幕
印象

第一天
2010年5月13日 吉维尼
围观

1

清澈的河水被几缕细流染红，就像有人在河水里涮过毛笔上的颜料似的。

“别过去，尼普顿！”

这抹红色随着水流渐渐稀释，附着在河岸边疯长的青草上，依偎在杨树和柳树赭石色的根基上。一抹清透的渐变色……

漂亮极了。

只是，这抹红色并不是哪位画家在河水里清洗调色板时留下的，而是从热罗姆·毛赫瓦勒被砸破的头颅中流出来的血。破裂的头颅，惨不忍睹。鲜血从他头顶深深的创口中流出，他的脑袋浸在水里，被埃普特河水清洗得干干净净。

我的德国牧羊犬跑了过去，在上面嗅了嗅。我又喊了一声，这次的语气更加坚定：

“别过去，尼普顿，快回来！”

很快就会有人发现这具尸体的。虽然现在才早上6点钟，但可能会有散步的人从这儿经过，或许是位画家，或许是位晨跑者，也可能是个捡蜗牛的人……总之，路人很快就会发现这具尸体的。

我心里担心着，也就不再往前走了，站在原地，用身子抵住拐杖。前方的地面很泥泞，由于最近经常下雨，河岸都松动了。我都是八十四岁的人了，我可不想蹚这趟浑水。这是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不知名的小河，一半的水流曾经用来灌溉莫奈的花园。但现在不同了，这里修建了一条暗渠，用来灌溉睡莲的池塘。

“走啊，尼普顿，往前走。”

我举起拐杖，不让它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灰色外衣上敞开的窟窿里闻来闻去——这是他的第二处伤口，正中心脏！

“走啊！别待在那里。”

我又看了一眼河岸对面的洗衣池，随后沿着小路继续向前走去。洗衣池被修缮一新，真的无可挑剔。那些长势特别茂盛的树木都被齐根砍倒了，堤岸上寸草不生。我想说的是，每天都会有几千名游客从这条小路上经过，或许也会有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年人经过这里——我说的正是我自己啊！

“来吧，过来，尼普顿。”

我又往远处走了走，只见埃普特河分流成两支，被堤坝和瀑布环绕了起来。河的另一端，我想那便是莫奈的花园、睡莲、日本桥和温室大棚了……说来也巧，我是1926年在这里出生的，正是克洛德·莫奈去世的那一年。莫奈去世后的许多年间，大约有五十年吧，这个花园已经被人关闭、遗忘、废弃掉了。如今却时来运转，每年都有几万个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穿越半个地球，只为到吉维尼逛一逛。莫奈的花园成了他们的神庙、麦加圣地和大教堂……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很快就要到来了。

我看了一下表，6点02分。还要再等几个小时。

我继续向前走去。

在杨树和巨大的蜂斗菜之间，克洛德·莫奈的雕像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像是一个脾气暴躁的邻居。他的下巴被胡须遮盖，一顶帽子挡住了脸，隐约像是一顶草帽。象牙底座上记载着，这座半身雕像落成于2007年。矗立在旁边的小木板上注释着，这位艺术大师是在守护着这片“草原”——守护着他的家园！田野从小河延伸到埃普特河，再从埃普特河延伸到塞纳河，一排排白杨树装点护卫着山丘，重峦叠嶂，绵延起伏。远远望去，就像微风中一片片柔柔的波浪。他曾经画过这些奇妙的地方。莫奈的手笔堪称点石成金……一经成画，便会成为流传百世的经典！

没错，虽然现在才早上6点钟，但这个地方同样会让人浮想联翩。我看着前方圣洁的地平线，那片由麦田、玉米田和丽春花构成的地平线。但是我不想骗您，实际上，莫奈的草原几乎整天都被人当作停车场。确切地说，这里有四个停车场。这四个停车场并排围绕在一条柏油马路的上端，酷似一朵“沥青睡莲”——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景致一年不如一年，如今，莫奈的花园不过是一家大型超市的点缀罢了！

尼普顿跟着我走了几步，随后就向前方奔跑起来。它穿过停车场，在一个木栅栏上撒了泡尿，又继续向田野里、埃普特河与塞纳河交界的地方跑去。这片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的田野，被人们莫名地称作“荨麻岛”。

我叹了口气，继续前行。都这把年纪了，我可追不上它。眼看它越跑越远，忽而又跑了回来，就像故意在捉弄我似的。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叫住它。时间还早，它再一次消失在麦田里。尼普顿很喜欢这样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它落下我一百多米！吉维尼的所有居民都认识这条狗，但是我想，知道狗主人是谁的，恐怕并不多。

我沿着停车场，向大麻磨坊的方向走了过去，我的家就住在那里。我是想赶在人群到来之前回到家中。从远处看，大麻磨坊是莫奈花园附近最美丽的建筑，它也是河边的唯一一座建筑。但是自他们把这片草原改造成停车场之后，我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笼中等死的困兽。每天都有许多好奇的人到大麻磨坊这里参观、游览、拍照。小河上有四座将停车场连接到村庄的小桥，其中一座，就在我家门前的小河上方。每天18点之前，我就像被人群包围了起来。随后，整个村庄像是熄了灯似的，整片草原如同一棵棵柳树，肃穆寂静。此时，克洛德·莫奈的铜像又能重新睁开眼睛，他也无须在那沾满碳氢化合物的胡须中喘息了。

前方，微风吹起层层绿色的水波，绿波中夹杂着丽春花瓣的红。如果有人沿着埃普特河，从正面欣赏这里的景象，那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太阳冉冉升起，万物的色彩都与太阳的橘黄色光芒交相辉映，只是在这和谐之中还夹杂着一丝哀伤，那是背景中一个黑色的圆点。

那是一个衣着暗淡的老人，便是我！

我就像一笔微妙的悲伤色调。

我仍然在呼喊着：

“尼普顿！”

我站在那儿，待了很久，细细品味着这稍纵即逝的宁静。也不知过了多久，至少有好几分钟吧，一位晨练者跑了过来。他从我面前经过，耳朵里塞着MP3耳机，穿着T恤衫、篮球鞋。他的出现，像是给草原带来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他是今天第一个扰乱这画面的人，其他的人很快便会接踵而至。我向他点头致意，他也向我点了点头，从耳机中传来的一阵蝉鸣般的窸窣声渐行渐远。看着他向莫奈半身像、水坝和小瀑布的方向转了个弯，我就猜想他还会沿着小河跑回来的。他小心翼翼，生怕路边的泥水溅到自己身上。

我坐在长椅上，静候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不可避免的一切。

在此之前，草原的停车场上一辆车都没有。忽然，一辆警车驶到罗伊公路的旁边，停在了洗衣池和我的磨坊之间，距离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尸体只有二十步远。

我站起身来。

正犹豫着要不要再招呼一声尼普顿，却叹了口气。毕竟，它是认识路的，大麻磨坊就在旁边。我又看了一眼走下警车的警察，然后向远处走去。我回到家中，透过磨坊塔楼四楼的窗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并且，这样观察也更加隐蔽。

2

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在尸体周围画出一圈几米长的界线，并将一条长长的橘黄色警戒带挂在河流上方的树枝上。

犯罪现场的气氛异常紧张，请相信这些警察一定会仔细调查一番的。维农警局的电话铃一响，塞内纳克便与其他三个同事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想到这点，塞内纳克便也感到心安了许多。警察卢韦尔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小河旁边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疏散开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警车穿过空旷村庄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似乎所有的村民都向案发地点聚集了过来。这确实是一桩凶杀案，这一点即使没有在图卢兹警校学过三年的专业知识，也可以判断出来。塞内纳克重新观察了一下死者心脏处的伤口、开花的脑袋以及水中的头颅。莫利警官是维农警局最资深的技术专家了，这会儿，他正小心翼翼地测量着在尸体前方草地上留下的脚印，并用速凝水泥对脚印进行塑模。塞内纳克要求他在尸检之前，先把周边泥地上的信息记录下来。人已经死了，谁也救不活他了，也就是常说的那句话：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在拍照和塑模取证之前，绝对不能破坏犯罪现场。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上了桥，吹了声口哨。几个吉维尼村民立马散开，让他从这里过去。塞内纳克把他派到吉维尼村，是让他拿着死者的照片从村头跑到村尾，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确认死者的身份。虽说维农警局的塞内纳克警官上任不久，但他很快就了解到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的一些特点：工作勤恳，执行力强；做事有条理；细心谨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很理想的助手。贝纳韦德警官或许缺少了那么一点儿主见……塞内纳克觉得他腼腆有余，魄力不足。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警察，他特别忠诚于自己的职业。而实际上，贝纳韦德警官却觉得他的上司——刚从图卢兹警校毕业的洛朗斯·塞内纳克——是一个有点儿“另类”的警察……虽然塞内纳克被任命为维农警局的局长已经四个月了，但他至今都没有获得警衔。他想，人们真的可以信任这样一位来自塞纳河北方，年龄还不到三十岁，无论跟乞丐说话还是跟同事聊天都夹杂着一口北方口音，勘查犯罪现场时总是带着一种玩世不恭态度的人吗？

至少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桩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塞内纳克心想。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紧张了……不仅仅警局的人紧张，似乎到处都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维农这里更是如此！明明是巴黎的郊区，却偏说自己是诺曼底人。他了解地图上的行政区划，巴黎大区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吉维尼，距离河水主流的另一端只有几百米。但是只要来到这里，你就算是一个诺曼底人了，而不是巴黎人。人们坚持要这样划分，多少有点儿附庸风雅的意思。有人曾严肃地对他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死在埃普特河——这条国界线、这条流在法国和盎格鲁-诺曼底王国之间的小河里的人，比死在默兹河和莱茵河上的人还要多……

这群笨蛋！

“警官……”

“叫我洛朗斯，笨蛋……我不是说过了吗……”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愣了一下。在卢韦尔、莫利警官、十五个围观群众和一具浸泡在自己血泊中的尸体面前，塞内纳克警官居然这样说话，这可真是个改口用“你”来称呼彼此的好时机。

“呃，是，呃，好的，老大……我觉得应该按照线索继续追查……”辨认死者的身份并不难，这里的所有村民都认得他。看来他的人缘还不错。他叫热罗姆·毛赫瓦勒，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的诊所就在巴黎第十六大区的普律东大街。他住在莫奈大街71号，那是全村最漂亮的一幢房子。

“他住在……”塞内纳克警官喃喃地说道。

西勒维奥闷闷不乐。他耷拉着脸，看那架势，就像要把他送到俄国前线去服兵役，调到北方当公务员，送到诺曼底当警察似的……看到他这副样子，倒把塞内纳克警官逗笑了——应该摆脸色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助手啊。

“好啦，西勒维奥，”塞内纳克警官说道，“这可是个好差事。现在没有必要紧张兮兮的了。我们一会儿把死者的资料补充完整……”

塞内纳克警官摘下了橘黄色的警戒带。

“鲁多，脚印勘测得怎么样了？可以不穿鞋套进去了吗？”

鲁多维克·莫利说可以。塞内纳克警官就踏进了河岸边的泥地。鲁多维克·莫利带着各式各样的石灰模具离开了。塞内纳克用一只手紧紧抓住离他最近的一根白蜡树的树枝，另一只手指了指那具毫无生机的尸体。

“过来，西勒维奥。你看，你不觉得凶手的作案手法很特别吗？”

贝纳韦德走了过去。卢韦尔和莫利也转过身来，就像接受上司的录取考试一样。

“小伙子们，你们看看死者身上的伤口，凶器直接刺穿外衣！显然，毛赫瓦勒是被利器所杀。尖刀，或是尖刀之类的东西，直接刺穿心脏，血都凝固了。就算法医不来检测，我们也能推断出，这便是他的死因。只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泥地上留下的痕迹就会发现，尸体是被拖行了几米远后放到水边的。凶手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他为什么要搬动尸体呢？随后，凶手举起一块石头，或是石头一般大小的重物，砸破了死者的头顶和太阳穴。这又如何解释呢？”

卢韦尔怯怯地举起了手。

“或许是因为毛赫瓦勒当时没有死？”

“哎哟，”塞内纳克唱歌似的说道，“从尸体伤口的大小来看，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当时毛赫瓦勒还活着的话，那凶手为什么不在他的胸口上再捅一刀？干吗要把他转移到河边，再砸烂他的头颅？”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什么都没说。鲁多维克·莫利观察了一下案发现场。小河边有一块石头，足球大小，上面沾满了血迹。他已经在这块石头上提取了所有可能获取的信息。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因为附近正好有一块石头，他便随手举起，当作凶器……”

塞内纳克警官目光闪烁。

“鲁多，这点我可不敢苟同。小伙子们，好好看看犯罪现场吧，还有更加离奇的呢。请看这条小河，在方圆二十米的范围内，你们都能看到什么？”

贝纳韦德警官和其他两名警察都沿着河岸看了起来，他们都不知道塞内纳克到底想要说什么。

“河岸边再没有其他的石头了！”塞内纳克得意扬扬地说道，“整个河岸边，连第二块石头都找不到。如果我们再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块石头的话，就会发现，毫无疑问，刚才这块石头也是从别处带过来的。这块石头上没沾一点儿干泥土，就连石头下压着的泥土也是新鲜的……这块从天而降的石头到底是个什么鬼？如果说是凶手把它带到这里来的，那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卢韦尔警官试着把吉维尼的村民疏散到小河右岸，让他们站到村边的小桥前。人群似乎并没有打扰到塞内纳克。

“小伙子们，”塞内纳克继续说道，“我们可不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热罗姆·毛赫瓦勒在路上被人用尖刀刺杀，对他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一击。随后，凶手把他径直拖到了河边，又将他向前拖行了六米。凶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随后，他在周围找了一块石头，一块差不多二十公斤重的石头，他把石头带了回来，砸烂了毛赫瓦勒的头颅……这还没完……请注意尸体在河水中的位置：他的脑袋几乎整个淹没在水中。你们觉得这个姿势正常吗？”

“警官，您刚刚已经说过了，”莫利回答道，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快，“凶手在水边用石头砸烂了毛赫瓦勒的脑袋，随后，尸体滚落到了河里……”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塞内纳克警官打趣地说道，“在毛赫瓦勒的脑袋上击打一下，他的脑袋就沉入了水底……不，小伙子们，我敢和你们打赌，请你们举起石头，去砸一下毛赫瓦勒的脑袋试试。石头就在那儿，在河岸上呢。尸体的脑袋能够沉入水底的概率不足千分之一，他的脑袋整整沉入水底十厘米深……先生们，我觉得答案非常简单，凶手将被害人杀死了三次：第一次将他捅死；第二次砸烂他的脑袋；第三次把他拖到水里淹死……”

他的嘴角浮起一抹苦笑。

“我们必须找到杀人动机。杀人者是个偏执狂，他对热罗姆·毛赫瓦勒恨之入骨。”

洛朗斯·塞内纳克微笑着转向西勒维奥·贝纳韦德。

“把一个人杀死三次，这对我们的视觉冲击实在是太震撼了。但是至少，总比凶手一次杀死三个不同的人要好吧，是不是？”

塞内纳克向越来越拘谨的贝纳韦德警官眨了眨眼。

“我可不想在村里制造恐怖气氛，”他继续说道，“但是我要说，犯罪现场出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意安排的结果，所有的情节都像是被人事先设计好的。似乎所有细节都是有意选择的结果。凶手有意选择了这个地点——吉维尼。还有事情发展的全部进程：尖刀、石头和溺亡……”

“是复仇吗？”贝纳韦德问道，“是一种仪式吗？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塞内纳克回答道，“我们等着瞧吧……从目前来看，这点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点对凶手来说却是有意义的……”

卢韦尔无精打采地推开桥上看热闹的人群。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一直沉默着，思索着，似乎正在对塞内纳克刚才的一箩筐话语进行筛选，从他那富有启发性的、打趣的话语中筛选一番。

突然，从草原的杨树林中冒出一个棕色的身影，从橘黄色的警戒带底下钻了进来，踩在河岸的泥浆上。莫利警官伸手想抓住它，但是没抓到。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这只狗狗好像很兴奋，在塞内纳克的牛仔裤上蹭来蹭去。

“瞧啊，我们的第一位目击证人来了……”警官说道。

他转身向桥上的吉维尼人问道：

“有认识这条狗的吗？”

“我认识。”一位老者回答道。他穿着画师制服，一条天鹅绒裤子和一件粗呢马甲。“它叫尼普顿，是我们村里的狗。我们这里的所有村民都见过它。它总是追着村里的小朋友们跑。也会追着游客跑。可以这样说，它是我们村风景的一部分……”

“过来，小胖胖。”塞内纳克蹲了下来，蹲到和尼普顿一样的高度，“那么，你是第一位目击证人喽？请告诉我，你见没见过凶手？你认识凶手吗？你等会儿过来做一下证吧。我现在还有工作要做。”

警官折下一根柳条，把它扔出几米远。尼普顿立刻朝柳枝的方向奔跑过去。它跑向远方，又折返了回来。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惊讶地看着他的上司在和狗狗玩耍。

最终，塞内纳克直起身来，仔仔细细地查看着四周。他观察了好一会儿：洗衣池就在小河的对面，是用砖头和胶泥砌成的；小桥在河流的上方，小桥后面是一座奇妙的不规则建筑，木筋墙壁，四层楼，呈塔状，可以看清刻在墙壁上的文字——大麻磨坊。任何细节都不能遗漏，他开动起大脑，快速地记录着，他要把所有能想到的目击证人都想一遍，这起谋杀案很有可能发生在今天早上6点钟。

“米歇尔，你去把人群疏散开。鲁多，把胶皮手套给我，我去看看这位眼科医生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什么，如果你不想搬动尸体的话，就别沾湿了脚。”

塞内纳克甩掉篮球鞋，脱掉袜子，将牛仔裤挽到了小腿的位置。他戴上莫利递给他的手套，光着脚走进了河水里。他左手扶着毛赫瓦勒的尸体保持着身体平衡，右手在他的上衣兜里翻了翻。他翻出一个皮钱包，把它交给贝纳韦德。他的助手打开钱包，查看了一下里面的证件。

没错，死者正是热罗姆·毛赫瓦勒。

塞内纳克继续在死者的口袋里翻动着。手绢、车钥匙。这一切动作都是塞内纳克戴着手套完成的，最后，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透明的口袋里。

“妈的。这是什么……”

塞内纳克费力地从尸体外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卡片，他低头看了看，这只是一张普通的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莫奈的睡莲，蓝色的图案，和市面上的几百万张印刷品没什么两样。塞内纳克将明信片翻转过来。

明信片上的文字很简练，用印刷体写着：“十一岁。生日快乐。”

就在这些文字的下方，有一小块纸是从别处剪下来又粘贴到明信片上的，上面只有八个字：“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妈的……”

突然，河水像两只铁脚铐似的冻僵了塞内纳克警官的脚踝。对面，看热闹的人群挤在诺曼底洗衣池旁，像在等公交车似的。塞内纳克向他们喊道：

“毛赫瓦勒有孩子吗？十一岁的孩子？”

穿天鹅绒裤子和粗呢马甲的老头儿又是第一个回答：

“没有，警官先生。肯定没有！”

“妈的……”

塞内纳克将明信片递到贝纳韦德的手中。他抬起头，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洗衣池、小桥、磨坊、刚刚苏醒的吉维尼村庄、稍远处的莫奈的花园、草原和杨树林。

枝繁叶茂的山丘上方悬挂着云朵。

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这八个字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突然坚定地认为，在这张印象派的明信片中，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3

我从大麻磨坊的塔楼顶层看到了警察。那个穿着牛仔裤的，便是他们的老大，他还下了河；其他三个警察站在岸边，周围都是傻乎乎的围观者。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他们就像看戏似的，一直站在那里，每一幕好戏都不想错过，这里简直就是个露天剧场。确切地说，是个河岸剧场。

我暗自笑了笑。真愚蠢，您不觉得他们这样自娱自乐的方式很愚蠢吗？那站在阳台上的我呢？我就不比那些看热闹的人愚蠢吗？相信我，我这里可是个最佳观看点。我能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我。

我迟疑了一下。刚刚的暗自发笑，也是因为迟疑。感觉有点紧张兮兮的。

我该怎么做呢？

警察们从白色的警车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可能是想把尸体装进去。有一个问题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该怎么做呢？我该去见警察吗？我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维农警局的警察吗？

警察能相信我这个老疯子的话吗？安静地等待是不是最佳的选择呢？再等几天，就几天。我要像一只黑老鼠一样静观其变，看看事态会怎样发展。然后，我得跟热罗姆·毛赫瓦勒的老婆帕特里夏聊聊。没错，我要和她聊聊。

但是，如果去跟警察讲，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发怵……

在楼下的小河边，三个警察弯着腰，正在将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尸体拖进口袋。那具尸体就像一块刚刚解冻的肥肉，还滴滴答答地淌着血。这些可怜的警察啊，他们可真是不容易。他们就像在打鱼似的，刚刚捞上一条“大鱼”。另一位警察一直待在水里，看着他们忙活。从我的塔楼阳台，甚至可以看到他在捧腹大笑。是的，据我观察，他至少是露出了笑容。

说到底，或许我真的是在白伤脑筋。如果我跟帕特里夏说了，那么所有的人就都会知道这件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警察。这个寡妇话很多……而我呢，我目前还不是寡妇，至少不完全算是寡妇。

我闭上眼睛，或许过了一分钟，只有一分钟。

我终于做出了决定。

不，我不能跟警察说！我要像来去无踪的黑老鼠一样将自己隐藏起来。至少在这几天，我决定这么做。总之，如果警察想找我的话，他们肯定能找到。我都这把年纪了，我又逃不掉。他们只要跟着尼普顿就可以……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的狗，它就趴在距离警察几十米远的地方，趴在蕨菜地里。它也是连一幕好戏都没有错过。

是的，就这么决定了。我会再等几天，至少，在没有尼普顿的日子里，我会保持沉默。这样做才算是中规中矩，对不对？我想这是应当把握的最起码的分寸。然后，我可以灵活地选择一个好的时机，伺机而动，随机应变……我看过一本相当不可思议的侦探小说，那个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庄园，或是庄园之类的地方。整个故事都是通过一只猫的视角来讲述的。是的，您没看错，是一只猫。猫是整个案件的目击者，但却没人注意过它。猫用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它倾听着、观察着、搜寻着。那本小说的结局也让人大跌眼镜：猫便是杀人犯！好啦，我可不想扫了您的兴致，在这里我就不剧透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就自己读读这本书吧……我说起这本书，只是为了让您了解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在我的小城堡里，做一个无懈可击的目击者，就像庄园里的那只猫一样。

我再一次把头转向了河边。

毛赫瓦勒的尸体已经被装进一个大塑料袋里，几乎不见了踪影。就像一只吃饱了的大蟒蛇，只有头颅的顶部，从没有拉紧的塑料袋拉链处露了出来。河岸上的三个警察看起来都气喘吁吁的。从塔楼高处看，我觉得他们似乎只是等着老大的一个指令，便可掏出烟来。

第二天
2010年5月14日 大麻磨坊
以“你”相称

4

有关医院的所有资料都让我感到厌烦。我将五颜六色的印刷品一股脑儿地堆在大厅的桌子上——诊断书、医疗保险证、结婚证、房产证以及考试证书。我将它们通通丢进了一个牛皮纸袋里。去医院只要几个证件，其他的并不需要。我称了称重量，我想把它们通通寄到维农邮局去。我将那些没有用的证件裹到一件白色衬衫里。我没能把所有的表格都填满，也不是所有的表格都能看得懂，我得去问问护士怎么填。护士们现在都认识我了，昨天，整个下午和大半个夜晚，我都待在医院里。

待在126病房的我，已经算是半个寡妇了——我的丈夫快要不行了。医生和护士们宽慰着我，尽说些谎话。

我的丈夫没救了！这个我很清楚。如果他们知道我对此真的无所谓，那可就好了！

让一切都快点儿结束吧，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

出门前，我径直走到房门左侧镶着金色鳞片的镜子跟前，看了看自己苍老的、皱巴巴的、冷冰冰的脸，真是死气沉沉。我在辫子周围扎起一条长长的黑围巾，几乎把自己打扮成了伊朗女子的模样。在伊朗，老年人只有躲在围巾里的份儿，她们可不受人待见。是这样的。在吉维尼也是如此。可以说，在吉维尼这个光线与色彩交织的城镇，情况要更糟。老年人就应当躲在阴影里、黑暗里、深夜里，大家对这些无用之人视而不见。等这些老太太一死，人们很快就会将她们遗忘。

我不是正处于这种境遇之中吗？！

在走下塔楼的楼梯之前，我又转身看了看。在吉维尼，大家习惯把这座塔楼称为“大麻磨坊”——那是我的城堡塔楼。我不禁提醒自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同时，我也暗骂自己愚蠢。再也不会有人到这里来了，再也不会有人到这里来了，再也不会了。此时，任何一个放错位置的东西，都会使我心神不宁。做事的时候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烦意乱，电视里经常这样说。比如听到敲门声，其他人都不会觉得厌烦，但却会让我心烦不已。

在那个最昏暗的角落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很是不快：与房梁的位置相比，我觉得这幅画有点儿歪了。我慢慢地走过客厅，托着画的右下角，将它轻轻扶正。

睡莲啊。

黑色睡莲。

我将这幅画挂到了一个精准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任何人透过任何一扇窗子都不会发现它，只能从大麻磨坊的诺曼底式小塔楼的四楼看到它。

那是我的洞穴……

我将这幅画挂在光线最暗的角落，可以说，挂在了一个“死角”。屋内昏暗的光线使灰暗水面上的深色斑点显得更加阴森。

悼亡之花。

从未有人画过如此哀伤的花朵。

我吃力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走出屋子。尼普顿正在磨坊的院子里等着我呢。还没等它扑到我的裙子上，我就用拐杖把它轰开了：狗狗不会明白，我的身体越来越难以保持平衡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锁好三道锁，把钥匙串丢进口袋，确认三道锁都锁好了。

我终于转过身子。磨坊院子里的大樱桃树散尽了最后的繁华，它似乎是一棵百年古树了，它应该认识莫奈吧。在吉维尼，樱桃树非常讨人喜欢。在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停车场旁边就种着一排樱桃树，一年来，那里已经变成印象派博物馆了。我听说那是日本的樱桃树，树木非常娇小，就像袖珍的一样。我觉得这些从外乡引进的树种有点儿奇怪，在我们村，这种树并不多。那您还想怎样，事实就是如此啊。美国游客似乎很喜欢春天樱桃树上绽放出的粉红色花朵。如果有人问我对这一现象怎么看，我就会说，停车场和车顶上都覆盖着一层粉红色的花瓣，如同芭比娃娃的世界一般。可是时至今日，从来没人问过我。

我将信封抓在胸前，以免被尼普顿咬坏。我艰难地走到哥伦比亚大街上，慢慢悠悠地向前走着，在一家旅店的常春藤门廊的阴凉处喘息了一下。发往维农的大客车需要再过两个小时才能到。我有的是时间，所有的时间我都可以扮演小黑鼠。

我转到了克洛德-莫奈大街。蜀葵和鸢尾像绊脚草似的，整齐地开放在柏油马路边，沿着石阶的正面绽放着。这是吉维尼最大的特色了。我继续以八十岁老人的步伐缓慢地前行着，与往常一样，尼普顿已经落得我老远了。最后，我终于走到了博迪旅馆。在吉维尼著名建筑物的玻璃窗上，几乎都张贴着展览、画廊或节日的海报。窗子的大小正好就如海报那么大。说来也怪，看到这点，我时常暗自思索这是否是个巧合，是不是有人故意把所有的海报都做成了玻璃窗的大小，或者，是不是博迪旅馆的建筑师在19世纪的时候就先知先觉，在设计窗子的时候，他就预见到未来的海报会是这般大小了？

但是我觉得，您才不会对这样的谜团感兴趣呢……对面的桌子旁坐着几十位游客，他们坐在绿色的铁椅上，躲在橘黄色的太阳伞下，体会着一个世纪前成群结队来到这家旅馆的美国画家的心境。想到这儿，我倒也觉得有些纳闷儿了：19世纪，美国画家来到吉维尼，来到这座微不足道的诺曼底村庄，寻求的是一份宁静和专注；而如今，吉维尼的情形却截然相反。我实在不明白，今天的吉维尼到底怎么了。

我坐到一张空桌旁，点了一杯黑咖啡。给我送咖啡的是一个新服务生，她是一个暑期工，穿着一条短裙和一件印象派小背心，后背上还印着一朵淡紫色的睡莲。

把淡紫色的睡莲印在身后，也算是个奇葩，您说是不是？

这些年来，我将吉维尼的变化都看在了眼里。有时候，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场。确切地说，是一个印象派公园。我想，是他们创造了“印象派”这个概念！我叹息着，像是一个喃喃自语、不断抱怨、搞不清状况的老毒妇。我仔细看了看周围喧嚣的人群：一对儿情侣用四只手正捧着一本绿皮的旅行指南在看；三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儿正在沙砾地上打闹，此时他们的父母势必在想，干吗要把这些小鬼头带到一个跳着癞蛤蟆的池塘，还不如带他们去游泳池呢；一位神情黯淡的美国妇人正在一家好莱坞式的法国餐馆点一杯比利时咖啡。

大家都在。

又有两个人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与我相隔三张桌，距离我有十五米远。当然啦，我能认出他们，我在磨坊窗子的窗帘后面见过他们。那正是下到水里、站在热罗姆·毛赫瓦勒尸体旁边的警官和他那有些腼腆的助手。

当然啦，他们正在看着另一个方向，看着那个小服务生。他们根本没朝我这只老黑鼠的方向瞥一眼。

5

透过塞内纳克警官的太阳镜，博迪旅馆的正面犹如染上了一层墨汁，酷似“美丽年代”[1]时的景象；漂亮的服务生在过道上走来走去，一双大长腿晒成了古铜色，像烤得金黄的羊角面包一般。

“好的，西勒维奥。你代我负责小河沿岸的排查工作。当然，所有物证资料都送到检验室了，脚印、石头、毛赫瓦勒的尸体……但是或许我们还遗漏了点儿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洗衣池、树木或者小桥。你再跑一趟，再去案发现场勘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证人。我呢，就没的选啦，看来我得拜访一下那个寡妇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了……你能再跟我简单说说这个热罗姆·毛赫瓦勒吗？”

“好的，洛……呃，老大。”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文件夹。塞内纳克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那个女服务生。

“您点好了吗？茴香千层糕？白葡萄酒？”

“呃，没有，没有。我还什么都没点呢。”

“咖啡也没点吗？”

“没有，没有。您别介意……”

贝纳韦德支支吾吾地说道。

“好吧，帮我来一杯茶……”

洛朗斯·塞内纳克果断地举起手。

“小姐，来一杯茶和一杯白葡萄酒。我还想要一杯盖亚克，您这儿有吗？”

他转向助手。

“对我用‘你’相称就那么难吗，西勒维奥？我跟你有什么不同，我比你大七岁还是十岁？我们是平级！并不是因为这四个月来我接管了维农警局，你就一定要称我为‘您’。在南方地区，新警员都称警官为‘你’。”

“可是在北方，却要等一阵子……我会习惯的，老大。您瞧，很快就会习惯的……”

“你说得当然没错。也许还有人说我要入乡随俗呢……虽然，他妈的，我的助手叫我‘老大’，听上去怪怪的。”

西勒维奥掰弄着手指，似乎在犹豫着应当怎样回应他的上司。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要说，这可不是南北差异的问题。给您举个例子吧，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葡萄牙和法国之间奔波了一辈子，为那些比他还年轻的老板建房子，老板称他为‘你’，可他却要称呼老板为‘您’。我也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差别，是精致地修过指甲的人与满手机油的人之间的差别，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洛朗斯·塞内纳克张开双臂，理了理他那灰色T恤衫外面的皮夹克。

“西勒维奥，这里有白领吗？我俩都是刑侦人员，妈个蛋的……”

他爽朗地笑了。

“总之，正如你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总会习惯用‘你’称呼我的……这样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我也没辙，我很欣赏你这位葡萄牙后裔的谦逊。好啦，言归正传，说说这个毛赫瓦勒是怎么回事。”

西勒维奥低下头，认真读起了工作笔记。

“热罗姆·毛赫瓦勒是当地一个村庄的村民，现在，这个村庄已经修好了公路。早先他住在吉维尼，但是当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他的家就搬到了巴黎。毛赫瓦勒的父亲是个全科医生，但他却没什么钱。热罗姆·毛赫瓦勒结婚很早，娶了一个叫帕特里夏·谢隆的女子。当年他们还都不到二十五岁。接下来，他就很成功了。小热罗姆学了医，眼科专业，他先是跟五位同事在阿涅尔合伙开了一家诊所，后来，在毛赫瓦勒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就用父亲的积蓄在巴黎第十六大区开了一家独立的眼科诊所。看来，他的生意还是不错的。据我了解，他是一位白内障专家，所以呢，他的顾客年纪都比较大。十年前，他回到了故乡，买下了吉维尼一幢最漂亮的房子，就在博迪旅馆和教堂之间……”

“他没有孩子吗？”

女服务生把他们点好的饮品放下，走开了。没等助手回答，塞内纳克抢先说道：

“哟，这妹子挺漂亮啊！裙子底下那两只金色的方向盘可真漂亮啊！”

贝纳韦德警官不知如何应对，到底是应该附和唏嘘呢，还是应该尴尬地微笑？

“是的……啊不……哎哟，我想说的是毛赫瓦勒家的事，他们从没有过孩子。”

“好吧……那仇家呢？”

“作为一个名人，毛赫瓦勒的生活算是很低调的了。他远离政治，在他的诊所里也没有类似责任制之类的东西……他的朋友也不多……相反，他有……”

塞内纳克突然转过身去。

“嘿！你好啊……”

贝纳韦德感觉到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钻到了桌子底下，这次他真的深深地吸了口凉气。塞内纳克伸出手去，尼普顿过来舔了舔。

“我唯一的目击证人来了，”洛朗斯·塞内纳克小声嘟哝着，“你好啊，尼普顿！”

狗狗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尼普顿。它贴着警官的腿，渴望地看着西勒维奥茶托里的糖块儿。塞内纳克向狗狗伸出手去。

“它可真挺乖的。我们好好听贝纳韦德警官说吧，他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西勒维奥，你刚刚说到……”

西勒维奥凝神看了看笔记，淡定地继续说道：

“热罗姆·毛赫瓦勒一生有两个爱好。可以这么说，他对此乐此不疲。他在这两个爱好上很是花费了一番功夫。”

塞内纳克摸了摸尼普顿。

“继续说……”

“两个爱好，怎么说呢……简言之，一个是绘画，一个是女人。在绘画这方面，他可称得上是个真正的收藏家。他很有天赋，自学成才。当然啦，他对印象派画作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我听说，他还有一个怪癖，热罗姆·毛赫瓦勒总是梦想着自己能够拥有一幅莫奈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哪幅都可以。其实他最想得到一幅《睡莲》，这是我们这位眼科医生日思夜盼的事情……”

塞内纳克在狗狗的耳边说道：

“他不过就是想要一幅……莫奈的作品嘛！就算巴黎十六区的所有富人都到他的诊所去看病，但是我觉得《睡莲》还是超出了我们这位好医生毛赫瓦勒的能力范围啊……你刚刚说他有两个爱好——正大光明的爱好，是印象派的画作；而难以启齿的爱好，应当是女人喽？”

“据说……据说是这样的……虽然毛赫瓦勒遮遮掩掩，但是他的邻居和同事都跟我讲过他老婆帕特里夏的处境。她结婚很早，在经济上依赖于她的丈夫。她是不可能离婚的。她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大，您懂我的意思吗……”

洛朗斯·塞内纳克将杯子里的白葡萄酒一饮而尽。

“如此说来，他还真是个情种……”他一边做着鬼脸，一边脱口而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西勒维奥，说到底，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医生的。那么他的情妇和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就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喽，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西勒维奥将茶杯放到茶托里。尼普顿用一双湿润的眼睛看着他。

“还没查到……但是很显然，在情妇这方面，热罗姆·毛赫瓦勒也有自己的梦中情人，那是他的执念……”

“啊？还有他不能攻破的堡垒？”

“可以这样说……老大，稳住，她是村里的一位小学教师。看来，这位教师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了，他把这个姑娘列入了猎艳的名单之首。”

“于是呢？”

“于是，我也不知道了。这只是我和他的同事、他的助理以及三个经常和他在一起的画廊商人聊天时得到的信息……这便是毛赫瓦勒的情况……”

“那个小学教师结婚了吗？”

“结了。她的丈夫特别小心眼儿，据说是这样的……”

塞内纳克转向尼普顿：

“你去吧，小胖胖。它壮实着呢，你说是不是，西勒维奥？它看起来有点儿拘谨，实际上，它可是个淘气鬼，它的脑袋像电脑一样聪明呢。”

他站起身。尼普顿跑开了，跑到了稍远一点儿的大街上。

“西勒维奥，别忘了带上到埃普特河蹚水时用的靴子和网兜。我要去向那个寡妇——毛赫瓦勒太太表达一下哀悼……克洛德-莫奈大街，71号，是吧？”

“是的，没错。吉维尼是一个在山丘侧翼形成的小村庄。概括地说，它由两条平行的大街构成：贯穿整座村庄的克洛德-莫奈大街和罗伊大街——那是山谷深处、小河旁边的省际大道。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在这两条主干道之间，还有一些陡峭的小路可以快速上山。就这些了。”

女服务生的一双美腿穿过克洛德-莫奈大街，朝酒吧的柜台处走去。蜀葵装饰着博迪旅馆的墙壁、地砖和热乎乎的地面，就像火光闪烁的壁炉深处那五彩斑斓的火焰一般。塞内纳克觉得眼前的景象美极了。

6

西勒维奥说得没错，克洛德-莫奈大街71号，果然是整条街区最漂亮的房子。黄色的百叶窗，房子正面有一半面积都被葡萄秧子遮住了，大小相同的石块儿与木筋墙的搭配堪称绝妙，天竺葵从窗子中倾泻而出，地上的花盆也比比皆是。印象派的外观设计，真的不错。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应该是个花草达人，至少，她指挥得了善于园艺的能工巧匠。吉维尼这个地方可不缺花匠。

木栅栏门的铁链子上挂着一个铜钟。塞内纳克敲了敲，只过了几秒钟，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就出现在了橡木门的后面。显然，她是特意在家等待塞内纳克的到来。塞内纳克推开木栅栏门，帕特里夏闪到一边，让他进来。

在平常办案的时候，塞内纳克警官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刻：第一印象。短短几秒钟的纯粹心理认知往往非常管用。这个女人到底属于哪一种人呢？绝望的爱人，还是性情干涩冷漠的小资女？受到命运重创的爱人，还是欢心快活的寡妇？她现在很富有，并且，终于自由了。出轨丈夫毛赫瓦勒的死，也算让她出了口气。那么她对亡夫的哀伤是装出来的吗？从目前来看，这些还都不好判断。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红棕色瞳孔看上去模糊不清……

塞内纳克来到走廊。这个走廊实际上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长廊，狭窄而深邃。他突然停了下来，满脸惊愕。整整两面五米长的墙壁上，挂着两张巨幅《睡莲》，这两幅画的版本都非常罕见，红金相间的笔触，没有天空，也没有柳枝。塞内纳克判断，这或许是莫奈生前最后几年画作的复制品，原版画创作于1920年后，属于莫奈生前的遗作系列。其实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难，因为莫奈的创作逻辑非常简单：将观赏者的目光聚拢起来，淡化背景，让观赏者的目光集中在池塘中的某个点上，只画几平方米的面积，似乎观赏者的目光能从这个点上穿越一般。塞内纳克在这奇怪的装饰风格中继续往前走，这条走廊或许是想模仿橘园美术馆的墙壁，虽然毛赫瓦勒家的《睡莲》与巴黎的橘园美术馆展出的《睡莲》相差甚远。

塞内纳克走进一间客厅。客厅的装饰风格非常古典，里面摆满了奇形怪状的小件古玩。来访者的目光被客厅里陈列的画卷吸引住了：共有十来幅，都是原版的。据塞内纳克所知，这些画作现在正在升值，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经济价值。一幅是格勒波瓦勒的，一幅是凡幕德的，一幅是贾巴尔的……显然，毛赫瓦勒很有品位，并且很有投资意识。塞内纳克警官暗自想道：就算毛赫瓦勒太太不是贪得无厌之徒，但是时间久了，她也早晚会成为欲望的俘虏。

塞内纳克警官坐了下来，帕特里夏却没有待在原地。她紧张地摆弄着那些原本已经摆放得相当整齐的物件，她身上的紫色裙装与她暗淡的乳白色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塞内纳克觉得她有四十多岁，或许还不到四十岁的样子。虽然称不上漂亮，但是她腰板儿笔直，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颇具魅力。与其说是“高雅”，倒不如说是“古典”，警官心里这样想着。这个女人属于对异性的吸引力不大，但却很耐看的那种类型。

“警官，您能确定我丈夫是被人谋杀的吗？”

她话里带刺儿，还带着一丝不快。

她接着说道：

“已经有人为我描述过案发现场的情形了，这应该不是一场意外吧？跌倒在石头上，并且是一块火石，然后热罗姆把自己给淹死了……”

“怎么不可能呢，女士？一切皆有可能！不过，还要再等一下法医的尸检报告。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要承认，谋杀是最有可能的。初步看来是这样的……”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摆弄着碗橱上的女猎手戴安娜的小雕像，是铜制的。塞内纳克向他们刚刚见面的方向走了过去。他提了些问题，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几乎都是用拟声词回答的，每句话不超过三个词，有些词还是重复的，她的语调几乎没有变过，一直又高又尖。

“他没有仇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最近几天，您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没有。”

“您的房子看起来很大，您丈夫生前也住在这儿吗？”

“是的……是的。也是，也不是……”

塞内纳克没有给她留什么余地，这一次，他可听不懂了。

“毛赫瓦勒女士，您得跟我说实话。”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吞吞吐吐，一副惜字如金的样子。

“热罗姆每星期很少住在这里。在他的工作室旁边有一套公寓，在第十六大区，叙歇大街。”

警官迅速将这个地址记录下来，同时，他意识到这个地方距离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只有几步之遥，这绝不应当只是巧合。

“您丈夫经常在别处过夜吗？”

一阵沉默。

“是的。”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又紧张地摆弄起一束插在日式图案长口花瓶中的鲜花。洛朗斯·塞内纳克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花朵将在根茎处腐烂；死亡将冰封整个客厅；时光的灰烬将覆盖住色彩的和谐。

“您没有孩子吗？”

“没有。”

一阵沉默。

“您的丈夫也没有孩子吗？我想说，一个都没有吗？”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先是一阵犹豫，接下来声音降低了八度。

“没有。”

塞内纳克不慌不忙，翻出了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口袋里发现的那张“睡莲”明信片，把它翻过来交到毛赫瓦勒太太的手上。在读这几个印刷体字的时候，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显得局促不安：“十一岁。生日快乐。”

“我们在您丈夫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张明信片，”警官进一步解释说，“或者说，您有表兄吗？会是朋友的孩子吗？您的丈夫生前想把这张生日贺卡寄给哪个孩子呢？”

“不，我也不知道，真的。”

塞内纳克给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一点时间思考了一下，随后，他说道：

“那么这条引文是什么意思呢？”

她的目光游移到这张明信片上，读了读底下那段奇怪的文字。“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我也不知道！很抱歉，警官……”

看来，毛赫瓦勒太太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塞内纳克把卡片放到了桌子上。

“这是卡片的复印件，您可以留着，原件在我们那儿。我给您时间思考……如果您想起什么的话……”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在房间里走动得越来越少了，就像意识到自己是一只无法逃出玻璃广口瓶的苍蝇一样。塞内纳克继续说道：

“您丈夫最近有过什么烦心的事情吗，我想说，在工作方面？我也说不好，比如说他有没有外科手术失败的案例？有没有哪个患者对他不满？有没有人投诉他？”

这只苍蝇突然又变得暴躁起来。

“没有！从来都没有！您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啊。没什么。我向您保证。”

他看了看墙上的画。

“您的丈夫一定是对油画情有独钟吧？您觉得他会不会牵扯进……怎么说呢，牵扯进某桩不正当交易或某个窝藏赃物的事件中，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其中的原委？”

“您到底想说什么？”

寡妇的声音又升高了八个分贝，比上一次更加让人不爽。警官心想，这倒是很经典。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一口否认了谋杀。因为如果承认有人谋杀了她丈夫的话，那就等于承认有人因恨而杀害了她的丈夫……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也就相当于承认了她的丈夫生前曾有过错。塞内纳克对这一切都了然于心，他觉得自己应该还受害者一个清白，而不是揪住一个寡妇不放。

“我没想说什么，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毛赫瓦勒女士，我向您保证，我只是在寻找线索。我听说他……怎么说呢，他追求过别的女性……他还想拥有一幅莫奈的画……那是……”

“这没错啊，警官先生，那是他的梦想。很多人都知道，热罗姆是最懂克洛德·莫奈作品的人。是啊，他确实想拥有一幅莫奈的画作，他也为此一直努力工作着。他是一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他值得拥有一幅莫奈的画作，他甚至为莫奈的画而着迷。无论得到莫奈的哪一幅作品都行，警官先生。一幅莫奈的《睡莲》——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理解，那就是他想要的。他想在吉维尼寻找的，就是一幅画，这里是他的故乡。”

寡妇长篇大论地说着，塞内纳克的大脑飞快地运转了起来：第一印象！在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对话的几分钟里，他对这个寡妇的性格有了大致了解。与他的预期不同的是，他的第一印象越来越倾向于她是在发泄一种激烈的情绪、一种被现实压垮的爱人的情绪，而不是在表达一位在灰暗中黯然凋零的、被人抛弃的妇人的漠然。

“毛赫瓦勒女士，很抱歉前来打扰您。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找出杀害您丈夫的凶手。我不得不再向您提出几个问题……几个更加私密的问题。”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似乎定格在对面墙壁上贾巴尔的裸体人像画里。

“您丈夫对您，怎么说呢……总是不忠。您觉得……”

塞内纳克发现了帕特里夏的不安。她似乎想用内心苦涩的泪水浇灭胸中的火焰。

她打断了塞内纳克：

“我和我丈夫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追了我很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他不仅追我，也追别人。过了很多年，我才向他妥协。年轻的时候，他并不是那种能让女孩子怦然心动的类型。我不知道您听没听懂我的意思。或许他有那么一点儿严肃，那么一点儿无聊。他……他在异性面前缺乏自信，情况就是这样。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了，也更有魅力、更有情趣了。警官先生，我觉得，我对他的影响很大。当然，他也变得更加富有了。热罗姆成年以后，他就想对女性展开报复……对女性报复，警官先生。他的复仇对象不是我，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明白。”

塞内纳克警官心想，我倒希望是那样；但一边还在想，我需要知道这些女性的姓名，他们之间都做了些什么以及毛赫瓦勒的出轨时间。

随后……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郑重地说道：

“我希望您把握好分寸，警官先生……毕竟吉维尼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请您别让热罗姆死第二次，别玷污了他的名声。他不该受到那样的待遇，真的不该。”

洛朗斯·塞内纳克以确定的姿态点了点头。

第一印象……在塞内纳克的心里已经做出了判断。是的，帕特里夏·毛赫瓦勒爱她的丈夫热罗姆。不，她不会做出谋财害命的举动来。

但是因爱，你要知道……

塞内纳克注意到最后一个细节，日式花瓶中的鲜花使他确信：这栋房子里的时间已经停止了。挂钟昨天就被打碎了！在这间客厅里，每一平方厘米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热罗姆·毛赫瓦勒用心倾注的爱。那都是毛赫瓦勒自己热爱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将保持原状，直到永远。墙上的油画再也不会被摘下来了，书柜上的图书再也不会被翻开了。所有的一切都将这样悄无声息，就像一间纪念着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的废旧博物馆、一个什么也没有留下的艺术爱好者、一个“女人爱好者”。可是大概没有一个女人会为他哭泣，除了他的原配、那个曾经被他忽视的女人。

他的一生都在收集复制品。他没有孩子。

克洛德-莫奈大街的光线照亮了警官的脸。他等了不到三分钟，西勒维奥便出现在大街的尽头。他没穿靴子，裤脚都在地面上磨脏了，塞内纳克见状觉得好笑。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是个潮男，平时他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不想表现出潮男的一面，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却显得更加机灵。戴着太阳镜的洛朗斯·塞内纳克仔细打量着助手纤细的身躯，西勒维奥身体长长的倒影投射在房子的山墙上。确切地说，西勒维奥算不上瘦弱，说他“紧致”也许更合适一些，因为，他那格子衬衫下的身躯显得丰满有型。他的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衬衫塞在浅褐色的裤子里。从侧面看，西勒维奥比从正面看显得更加结实。洛朗斯心想，他可真是个圆柱体！可是这样的身材不仅没有使他显得臃肿，恰恰相反，还使他看起来有些瘦弱，像是一株年轻的树干，光滑而柔软，似乎可以弯折，但绝不会被折断。

西勒维奥走了过去，嘴角挂着微笑。其实，洛朗斯最不喜欢他助手身上的一点就是西勒维奥喜欢把他那又短又直的头发直接往后梳，或是梳成偏分的怪癖，那条分印线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至少，他不喜欢这样的造型。总之，他真想把西勒维奥的头发剃成板寸，好让他改变一下形象。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在他面前停了下来，双手叉腰。

“怎么样，老大……那个寡妇？”

“可真是个寡妇，货真价实的寡妇！你的鉴定报告书做得怎么样啦？”

“没有什么新进展……我跟周围的几个村民聊了聊，案发当天他们都在睡觉，谁都没听见声音。至于其他物证，还得再等等，它们都在玻璃罩子和塑料袋子里……我们回去吧，怎么样？”

塞内纳克看了看表，16点30分。

“好的……你自己回去吧，我还有一场约会要去……”

看着助手惊讶的神情，他又补充说道：

“我可不想错过学生放学的时间。”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似乎明白了。

他要去找那个将要过十一岁生日的孩子？

塞内纳克会心地向西勒维奥眨了眨眼。

“可以这样说……也是为了会会那位印象派的珍宝——那位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心目中与莫奈的画作同等重要的女教师。”

7

我在市政府和学校前方小广场的椴树下等候着客车。这是村里最阴凉的地方，沿着克洛德-莫奈大街再往前走几米就到了。这里似乎只有我一人。说真的，这座村庄很奇怪：几米长的小路，却容得下在博物馆和画廊前等待着的那些拥挤的人，大家一下子都挤到这几条荒芜的乡间小道上来了。

车站就在学校的正前方，或者说，几乎就在学校的正前方。孩子们在铁栅栏后面的院子里玩耍着。尼普顿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它就站在一棵椴树下，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孩子们冲出“牢笼”的那一刻。尼普顿很喜欢在孩子们的身后追逐奔跑。

城镇学校的对面建起了一座艺术画廊工作室。墙上印着一句巨幅格言：“带着想象力观察。”又是一拨参观的人！整天都能看到那些一瘸一拐、戴着扁平窄边小草帽或是巴拿马草帽的退休老人从画廊里走出，溜达到村庄的各处去。他们要去寻找那神圣的灵感！在整个城镇，想不看见他们都难。他们戴着红色的徽章，推着祖传的手推车，车里装着画架。

您不觉得这很诡异吗？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的干草、树上的鸟儿和河里的水都与世界其他各地的颜色不同？

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也许是我的智商问题吧，再不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居住得太久了，一定是这样的。常听人说，与一位帅哥生活久了，也就不觉得他帅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这些入侵者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每天18点前就乘大客车离开，他们会一直游荡到夜幕降临，然后席地而睡，拂晓时分又开始行动。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虽然我只是一个透过白内障的眼睛来看这场大戏的老太婆，但是您不能阻止我这样想，学校前的这群老画家一定会影响村里的孩子们的，他们一定会让孩子们的脑袋里产生一些想法的。您不这样认为吗？

警官发现了椴树下的尼普顿。一见面，他俩就再也分不开啦！警官一会儿与尼普顿打闹嬉戏，一会儿又抚摩起来。我一声不响地坐在长椅上，就像一座乌木雕像。您可能觉得有些奇怪，像我这样的老太太，即便在吉维尼满大街闲逛，都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能认得出来，更别说警察了。我要跟您说，这绝对是经验之谈。您坐在街角，不管哪一条街的街角都行，无论是巴黎大街，还是村庄的教堂广场，您只需要找个有人的地方。您就在那儿待十分钟，数一数从那儿经过的路人，您一定会被老年人的数量之多惊讶得目瞪口呆。总之，老年人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多多了。首先，这是一个事实，总有人拉着我的耳朵反复地讲，世界上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其次，老年人只有这一件事情可做——满大街地闲逛；最后，是因为人们不认识这些老人，事实就是这样。大家会去看一个女孩子露在外面的肚脐；会挤到快步行走的行人前面，或是挤到占满整个人行道的年轻人前面；会目光紧紧地追随着一个婴儿车看车里的孩子和推车的妈妈。但是一个老头儿或者老太太……肯定没人看得见。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慢得几乎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像一根树干或一盏路灯。如果您还不相信，那就试试看：停下脚步，只需要十分钟，您就会看到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言归正传，正是因为我有这种让人视而不见的特权，我要承认，不得不说，这个年轻警察确实颇有魅力，他穿着短皮衣、紧身牛仔裤，蓄着一口小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金色头发很像暴风雨过后的麦田。不言而喻，比起我这个乡村里的老疯子，他一定对那些多愁善感的女教师更感兴趣。

8

洛朗斯·塞内纳克又摸了摸尼普顿，这次他抚摩了很久。随后，他放开手，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当他走到距离学校的大门还有十米远时，大约二十个孩子从他面前经过，边跑边叫嚷着，他们当中多大年龄的都有。这群孩子就像见到了他才逃跑似的。

一群终于获得了自由的小兽。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跑在最前面，辫子飘在风中。尼普顿紧跟着她的脚步，就像脚下踩着弹簧一般。其他人跟在小姑娘身后，一直跑到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随后消失在克洛德-莫奈大街。此时的克洛德-莫奈大街一下子热闹起来，而市政府广场却变得静悄悄的。警官又向前走了几步。

请相信即使是多年以后，洛朗斯·塞内纳克仍然还会想起这个神奇时刻。他甚至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会想起此刻的每一种声响，孩子们渐行渐远的叫喊声，椴树林里穿梭回荡的风声，甚至是这里的每一种味道、每一处光亮，市政府门前的洁白石子，沿着楼梯栏杆紧紧缠绕在七级台阶上的牵牛花……

然而，他当时却没想过这些。他当时什么都没想。

也许很久以后他会明白，此时让他感到震惊的，其实就是一种反差，一种微小的反差，只有几秒钟。斯特凡妮·迪潘站在学校的门前，她并没有看见塞内纳克。一瞬间，洛朗斯撞见了她那追随着孩子们的嬉笑而远去的目光，似乎那些孩子书包里承载着的，就是她的梦想。

那是一缕轻柔的忧伤，如同一只脆弱的蝴蝶。

随后，斯特凡妮发现了她的来访者。她立刻报以微笑，一双淡紫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先生？”

斯特凡妮·迪潘让这位陌生人倍感清新。那是一股清新的巨流，一股迎着四面风的清新，一幅艺术家风景画般的清新，一幕游客们沉思般的清新，一种在埃普特河边玩耍的小孩子般的清新。这可不是装出来的，这是一种天赋！

是的，正是这种反差让洛朗斯·塞内纳克心绪大乱。这彬彬有礼的忧郁，不露痕迹。就像在某一瞬间，他突然瞥见了一个藏满宝藏的洞穴，而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洞穴的入口。

塞内纳克也笑了笑，他有些含糊地说：

“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维农警局。”

她伸出一只细嫩的手。

“斯特凡妮·迪潘。村里小学唯一班级的唯一老师……”

她的眼睛在笑。

她很漂亮。可以说，不只是漂亮。阳光下，她那双闪耀着睡莲般光芒的眼睛，带着一种介于蓝、紫之间的色调。她那苍白的粉红色嘴唇，像是涂上了一层粉笔灰。她那轻薄的小裙子上方，裸露着一双洁白的香肩，肌肤光滑得如同陶瓷一般。她那长长的浅褐色头发后面，扎着一个略显凌乱的发髻。

一种低调的别致。

热罗姆·毛赫瓦勒确实品位非凡，不只在油画方面。

“请进。别客气。”

校园的温馨与马路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洛朗斯走进小教室，他看到书桌后面有二十多把椅子。突然置身于这种私密的独处中，他竟感到一阵舒适的暧昧。他的目光移向墙上粘贴着的三张巨幅地图：法国地图、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这些漂亮的地图古色古香。警官的目光突然汇聚到办公桌旁的一张小布告上：

未来之星绘画大赛

国际小画家挑战赛

罗宾逊基金会

布鲁克林艺术学院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

他觉得，这个切入点不错。

“您班里的孩子们报名了吗？”

斯特凡妮目光闪烁。

“是的，我们每年都报！这几乎是我们班的传统。西奥多·罗宾逊是曾经到过吉维尼跟克洛德·莫奈一起绘画的美国画家之一。他是博迪旅馆最忠实的旅客！随后，他成为美国著名的艺术大师……如今，让吉维尼的孩子参加罗宾逊基金会绘画比赛，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您不觉得吗？”

塞内纳克点了点头。

“获奖的孩子会得到什么奖励呢？”

“他们可以得到几千美元……还可以到世界最负盛名的美术学校实习几个星期……纽约、东京、圣彼得堡……实习学校每年都不一样……”

“真了不起……有吉维尼的孩子得过奖吗？”

斯特凡妮·迪潘爽朗地笑着，在洛朗斯·塞内纳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她是自然而然的。而他却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不，您以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所学校参加比赛。但总还是要试一下的嘛，是不是？您是知道的，克洛德·莫奈的孩子——米歇尔和让也曾是我们这儿的学生呢！”

“我想，西奥多·罗宾逊此后再也没有回过诺曼底……”

斯特凡妮·迪潘惊愕地凝视着这位警官的脸。她睁大眼睛，警官在她的眼神中察觉到了一丝崇拜：

“警校有艺术史课程吗？”

“没有……但是谁说警察不能喜欢油画呢？”

她的脸红了。

“警官，我很感动……”

她那瓷器般的面颊染上了一层野花般的红晕，泛起了几朵橙红色的彩霞。她那双淡紫色的眼睛淹没了整个房间。

“警官，您说得太对了，西奥多·罗宾逊四十四岁时就因哮喘病发作，死在了纽约，在那之前的两个月，他刚刚给他的朋友克洛德·莫奈写过信，说他准备回吉维尼看看……可是他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法国。在他去世几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创办了这个基金会和国际油画大赛。我可能说多了，警官先生。我想，您到这儿来，可不是听我讲课的吧……”

“可是，我喜欢。”

塞内纳克这么说，只是为了再看一眼她脸红的样子。他赢了，这超乎了他的意料。

警官追问道：

“斯特凡妮，那您呢？您也画画吗？”

年轻女子的手指再一次举到空中，这次几乎放在了警官胸脯的位置。

警察克制着自己不去多想。这是教师对孩子们说话时倾身向前的习惯性动作，是与孩子们眼神交流的方法，也是触摸他们的一种方式。

她是个无心的调情者吗？

塞内纳克希望自己的脸不要像她刚才的那样红。

“不，不。我不画画。我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

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一朵云霞从盛开的鸢尾前方飘过。

“那您呢？听您的口音可不像维农本地人啊！就像您的名字一样，洛朗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见。”

“是的……在奥克语中，与洛朗斯相对应的名字是洛朗。确切地说，我的方言是阿尔比方言……我是刚刚调到这儿来的。”

“哇哦，欢迎您！是阿尔比吗？这么说来，您在油画方面的品位是来自图卢兹-洛特雷克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画家！”

他们都笑了。

“您说对了一半。洛特雷克是阿尔比人，而莫奈是诺曼底人……”

“您知道洛特雷克是怎么评价莫奈的吗？”

“这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我承认，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认识。”

“他们是认识的！但是洛特雷克却把印象派当成野兽。他甚至还把克洛德·莫奈说成傻子，是的，他用过这个词——‘傻子’，因为他把自己极大的天赋浪费在画风景上，而不是浪费在画人物上！”

“好在洛特雷克在莫奈隐居之前就去世了，在莫奈隐居之后的三十年间，他就只画睡莲了……”

斯特凡妮爽朗地笑了。

“这也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说，洛特雷克和莫奈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之间做出了选择……对图卢兹-洛特雷克来说，稍纵即逝的一生只是为了追逐人类灵魂的情欲，而莫奈却用尽沉静的一生来追逐自然。”

“他们两个属于互补，而不是对立，不是吗？您真的要做出选择吗？就不能同时拥有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吗？”

斯特凡妮的微笑使他心醉神迷。

“我真是无药可救了，警官先生。我想，您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找我聊油画的吧。您是来调查热罗姆·毛赫瓦勒的死因的，对吗？”

她轻巧地坐到办公桌上，几乎与塞内纳克的上半身一般高。她自然地将两条腿叠放在一起，棉布裙子上提到大腿中部。洛朗斯·塞内纳克感到一阵呼吸困难。

“可是，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女教师一脸无辜地轻声问道。

9

大客车就停在市政府广场的正前方。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女司机，她看起来并不像假小子或长途客车司机，不，她就是一个漂亮姑娘。这模样无论是做护士，还是做秘书，都没什么不妥。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现在，女性开这种大型客车的越来越常见了，尤其在乡村。以前，从未见过女孩子当司机的，一定是因为村里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孩子需要乘坐公交车。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客车司机现在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属职业了。

我艰难地踏上客车的脚踏板，把钱付给了开车的女孩儿，她找了我零钱，动作中带着售货员般的麻利。我坐在了前排。车上坐了一半人，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吉维尼村口，还会上来很多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在维农火车站下车。随后，从维农火车站一直到维农医院，中途就再也没有站点了。但司机通常都会可怜我这双老腿，在汽车到站之前就会停车让我下来。现在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如果是女司机开车的话，她们就能这样做。

我想尼普顿了。昨天，我是搭出租车从维农回来的，居然花了我三十四欧元！对不足十千米的路程来说，这可算是天价了，您说是不是？坐在雷诺汽车方向盘后面的那个家伙对我说，那是夜间的价格。这些司机肯定是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准是知道晚上21点以后，就再也没有发往吉维尼的客车了。此外，在来来往往的车辆当中，您也会注意到，驾驶出租车的都是男性，从来没有女性。他们整个晚上都像盘旋着的秃鹫一样围着医院打转，这样就能截获我们这些从没开过车的老寡妇了；这样，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会再讨价还价了！总之……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一会儿如果能找到一辆回家的车，我还会感到很幸运，因为医生对我说，我丈夫或许活不过今天晚上了，今晚肯定会折腾大半宿。

想到尼普顿还在外面游荡，我真是心烦意乱。

10

在吉维尼学校的教室里，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要紧盯着女教师裸露的大腿。当斯特凡妮·迪潘满脸纯真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就笨拙地翻着衣服口袋。斯特凡妮就那样坐着，似乎将两条腿交叉着坐在办公桌上，这是所有姿势中最自然的，她对这种坐姿好像是习以为常了。洛朗斯·塞内纳克心里琢磨着，她班里的孩子们如果见到这种姿势，并不会对老师产生邪念吧。这很自然……

“那么，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女教师又一次问道。

最后，警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画着“睡莲”的明信片复印件。

十一岁。生日快乐。

他将卡片递给了斯特凡妮。

“这张明信片是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口袋里翻出来的。”

斯特凡妮仔细辨读着这句话。当女教师弯下腰向一旁微微转过身去的时候，一束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照在洁白的纸张上，也照亮了她的脸颊。她就像一位笼罩在光环之中的朗读者，让人不禁想到了弗拉戈纳尔、德加、维梅尔。就在这一瞬间，塞内纳克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这位年轻女子的一系列动作中，没有一个动作是她的本能反应，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优雅得近乎完美。她一定是为此精心设计过、研究过。她是为他而摆的造型！斯特凡妮·迪潘姿态优雅，她那略显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开，轻轻吐了口气，这便将警官心中的疑虑打消得无影无踪了。

“毛赫瓦勒家没有孩子……这么说来，您是怀疑在学校……”

“是的……这便是神秘之处。您班里有十一岁的孩子吗？”

“当然啦，好几个呢。从六岁到十一岁，多大年龄的孩子我都会收。但是据我所知，没有最近要过生日或前几星期过完生日的孩子啊。”

“您能帮我列个名单吗？写上那些孩子的父母是谁，他们的生日，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对案件有用的信息……”

“这会对破案有帮助吗？”

“这个……也许有用，也许没用……目前我们还在尝试。我们正在追踪不同的线索。您瞧，这句话是否能让您想到些什么？”

塞内纳克指引着斯特凡妮的目光看向明信片的下方。她集中精力思考着，微微皱了皱眉头。她无论做什么动作，他都喜欢。

她还在默读着，眨着眼，嘴唇微微颤动，脖颈弯弯。阅读时的女性，总会使塞内纳克警官浮想联翩。她怎么那么会捉弄他呢？她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呢？

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那么……您什么都没想到，是不是？”塞内纳克结结巴巴地问道。

斯特凡妮·迪潘突然站了起来，向书架走去，她弯了弯腰，随后笑容可掬地转过身来。她递给他一本白色封皮的书。洛朗斯感到，女教师的胸部在棉布裙子后面猛烈地震颤了一下，就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小麻雀不敢从敞开门的笼子里飞出来似的。下一秒，塞内纳克心想，自己的脑海中怎么会冒出这种奇怪的画面？他试着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本书上。

“路易·阿拉贡，”斯特凡妮用清澈的声音说道，“很抱歉，警官先生，我得再为您上一课了……”

洛朗斯将一本练习册推到一边，坐在学生的课桌上。

“我说过，我喜欢……”

她依然是笑。

“警官，您在诗歌上的造诣可不如在绘画上深哦。明信片上的这句话出自路易·阿拉贡的一首诗。”

“您可真让人难以置信……”

“不，不，这可不是我的功劳。首先，路易·阿拉贡是吉维尼的常客，克洛德·莫奈死后，他于1926年只身来到吉维尼村；其次，这句话是出自阿拉贡的一首著名的诗歌，那是1942年第一首被维希政府查禁的诗。警官，很抱歉我还得为您补课，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这首诗叫什么，您就知道为什么学校的孩子们每年都要学他的诗啦……”

“《印象》，是吗？”塞内纳克试探着问道。

“不对，但是已经很接近了。阿拉贡把这首诗命名为《睡莲》。”

洛朗斯·塞内纳克试着从中获取信息，并将它们排好序。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认为，从常理来讲，热罗姆·毛赫瓦勒应该也知道这些奇怪的诗句出自哪里……”

他沉思了片刻，思考着应该采用什么词语来应答。

“谢谢您。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们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找到诗句的出处。虽然现在即便知道了出处，我还是不知道该怎样把案子向前推进……”

警官绕着女教师转了一圈。她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们的脸几乎处于同一高度，相距三十厘米左右。

“斯特凡妮……我可以叫您斯特凡妮吗？您认识热罗姆·毛赫瓦勒吗？”

她用那双淡紫色的眼睛看着他。他迟疑了一下，试探着问。

“吉维尼这里太小啦，只有几百个村民……”斯特凡妮说道。

这个，警官早就听说过了。

“斯特凡妮，这不算回答……”

一阵沉默。现在，他们相距二十厘米了。

“是的，我认识他。”

那双淡紫色的瞳孔里泛着光，警官漂浮在泛着微光的水面上。此时，他必须挺住，否则就会被淹没。他那张厚脸皮此刻竟然毫无招架之力了。

“我听到……一些传闻。”

“您有话就直说吧，警官。当然，我也听到过。那些传闻说……热罗姆·毛赫瓦勒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们是这样说的吗？我不否认他曾试图接近过我……但是……”

她那泛着睡莲般光芒的眼睛此刻有些纠结，像是荡起一阵微风。

“我已经结婚了，塞内纳克警官。我是村里的教师，毛赫瓦勒是村里的医生，如果你们按照这条线索疯狂地追查下去，那可真是荒唐透顶……我和热罗姆·毛赫瓦勒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我们这样的小村庄，总会有人热衷于窥探别人的隐私，杜撰一些所谓的秘密，然后到处去散布……”

“都是我不对。如果我冒犯了您，还请您原谅……”

她在他嘴唇的前方笑了笑，随后，又向书架那边走去。

“警官，这个给您。您有一颗艺术之心……”

洛朗斯惊讶地看到斯特凡妮又给他递过来一本新书。

“这是给您在私下里阅读的，《奥雷利安》。这是路易·阿拉贡最动人的小说啦，最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吉维尼，从第60章至第64章都是。我确定，您一定会喜欢。”

“谢……谢谢……”

警官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只能在心里暗自咒骂。斯特凡妮出其不意地赢得了主动权。在整个事件中，阿拉贡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他觉得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他有一种跑偏和失控的感觉。他带着十足的把握抓住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他摇摆着双臂，随后将手递向斯特凡妮。女教师抓住了他的手。

有点儿紧。

有点儿久。

一秒或两秒，他的思绪在狂奔。斯特凡妮紧紧抓着他的手，好像心中在呼唤着：“别松开，别丢下我，洛朗斯，您是我唯一的希望。别让我独自一人沉沦在深渊。”

斯特凡妮对他笑了笑，目光闪烁。

当然，刚刚是他自己恍惚了。他疯了。这是他在诺曼底主办的第一个案子，他的心绪就乱了。

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隐瞒……

她很漂亮，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属于另一个人。

这很正常嘛！

他后退了一步，结结巴巴地说：

“斯特凡妮，您……别忘了帮我准备一份班里孩子们的名单，明天我会派一个警员来取……”

其实他俩心里都明白，塞内纳克是不会派别人来取的，他一定会亲自来，她也希望。

11

维农的客车在克洛德-莫奈大街转了个弯，向教堂的方向驶去。教堂那儿的游客没那么集中。说心里话……我非常喜欢坐着大客车穿越村庄，喜欢坐在前排看整座村庄在车窗玻璃上慢慢展开：客车经过德马雷和康提教堂、房产信用中心、克罗斯弗勒里旅馆和博迪旅馆，追上了一群走在马路上、背着书包的孩子。司机一按喇叭，孩子们就立刻挤到一边，毫无顾忌地踩在蜀葵和鸢尾上。另外两个孩子奔跑着，跑到稍远一些的地方，跑进了博迪旅馆对面的田野里。我认得他们，这两个孩子总在一块儿，他们叫保罗和法奈特。我也看见了尼普顿，它就在他俩身边奔跑，一直跑到干草地里。这只狗才不会放过小孩子呢，尤其是法奈特，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

我要跟您说，我想，我真是老糊涂了，整天都为它担心得要死，可是在没有我的时候，它跟村里的小朋友们玩儿得也挺开心啊。

街道的尽头便是客车的下一个站点。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终于出城啦！二十多个乘客等待着，人人都装备着滑轮箱子、背包和睡袋，当然，还有装在牛皮纸口袋里的大画纸。

12

法奈特拉着保罗的手。他们藏在草垛后面，草垛就在大田野里。大田野把罗伊大街和克洛德-莫奈大街分割开来，草垛有博迪旅馆那么高。

“嘘，尼普顿，快走开！别人会发现我们的……”

狗狗看了看两个十一岁的孩子，没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它的毛上沾满了稻草。

“走开啊！傻瓜！”

保罗爽朗地笑着，他的大衬衫敞着怀，书包扔在身边。

我真是好喜欢听保罗笑哦，法奈特心想。

“他们在那儿呢！”小姑娘突然喊道，“在街角！快过来……”

他们跑掉了。保罗抓起书包就跑。他们的脚步声回荡在克洛德-莫奈大街上。

“保罗，再快点儿！”法奈特一边喊，一边拉起男孩儿的手。

他们的头发飘荡在风中。

“在那里！”

她突然跑到圣-拉德贡德教堂的位置，然后继续向前跑去，即使跑在满是砾石的林间小道上，也没有放慢脚步，随后在厚厚的绿树篱后面躺下了。这一次，尼普顿没跟着他们，它闻着道路另一侧的地沟，在“矮房子”上撒了几泡尿。由于山丘是有坡面的，这些“矮房子”看起来就像被掩埋了起来。保罗笑得喘不过气来。

“嘘，保罗，他们很快就会过来的。你这么笑，我们会被发现的。”

保罗后退了一步，坐在身后的白色坟头上。一半屁股坐在克洛德·莫奈的墓碑上，另一半屁股坐在莫奈的第二个老婆爱丽丝的墓碑上。

“保罗，你看！你都坐在莫奈的墓碑上啦……”

“抱歉……”

“没关系啦！”

每当我和保罗有分歧的时候，他都会腼腆地道歉，这点我也好喜欢哦。

这次轮到法奈特哈哈大笑了。保罗走向前去，又一屁股坐到别人的墓碑上——莫奈其他亲属的墓碑。

法奈特透过树枝窥视着，她听见了脚步声。

他们来啦！

卡米耶、文森和玛丽。

文森是第一个到的。他神情专注地窥视了一下四周，一副不信任的样子看了看尼普顿，随后喊道：

“法……奈特！你在哪儿？”

保罗又“扑哧”笑出声来。法奈特用手堵住他的嘴。

这一次，卡米耶也爬到了教堂的高度。他比文森矮一些，他的手臂浑圆，肚子从敞开的衬衫里露了出来，气喘吁吁的。似乎在每一群孩子中，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胖墩儿。

“你看见他们了吗？”

“没有！他们肯定是走远了……”

两个男孩儿继续赶路。文森喊着，这次声音更大了：

“法……奈特！你在哪儿啊？”

玛丽尖锐的声音传得更远一些：

“等等我呀！”

卡米耶和文森已经离开差不多一分钟了，这时，玛丽在教堂前停了下来。这个女孩儿才十来岁，个子却比同龄的孩子高，戴着眼镜的双眼流着泪。

“哥们儿，等等我啊！我才不管什么法奈特呢！等等我呀！”

法奈特转身看了看墓碑，她突然想躺到保罗的身上去。玛丽什么都没看见，仍然径直走在克洛德-莫奈大街上，凉鞋在柏油马路上踢里踏拉地响了一路。

哎哟……

法奈特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重新扎了扎辫子。保罗掸了掸落在裤子上的石子。

“你为什么不想见他们呢？”男孩儿问道。

“我一看他们就烦！你看他们不烦吗？”

“嗯，确实有点儿……”

“啊……你看，等一下。卡米耶，他总是不停地显摆自己有学问，‘这个是这么回事……那个是那么回事……我是班里的第一名，听我的……’文森就更讨厌啦，我烦透了他总是黏着我，让我感到好沉重，好沉重，好沉重！他连一米的距离都不留给我喘息。至于玛丽，我就不用跟你描述她什么样了，除了爱哭，她还爱对老师献殷勤，还说我的坏话……”

“她嫉妒你，”保罗轻声细语地说，“那我呢？我是不是也总黏着你？”

法奈特用黄杨叶子在保罗的脸上轻轻一划。

保罗，你跟他们不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你就是不一样。

“笨蛋。你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啦。永远不变。”保罗闭上眼睛，品尝着心中的喜悦。法奈特又补充道：“至少，通常是那样的。但是今天可不行！”

她直起身子，看了看周围有没有人。保罗的眼珠转来转去。

“什么？你连我都不要了吗？”

“是的，今天我有个约会，一个非常秘密的约会！”

“跟谁啊？”

“我都说啦，非常秘密！你可不许跟着我，听到没？只有尼普顿可以跟着我。”

保罗绕着手指，搓着手，交叉着双臂，似乎想要驱散极大的恐惧。

是因为那起谋杀案。从今天早上开始，全村都对此议论纷纷！警察在街上游荡，似乎我们也身处于危险之中……

法奈特坚持说道：

“一言为定？”

保罗感到很遗憾，但他还是发誓说道：

“一言为定！”

[1]巴黎的“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法国已从几次战争中恢复了元气，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一派繁荣。——译者注

第三天
2010年5月15日 维农医院
推理

13

床头上的荧光闹钟显示着1点32分。我还没有睡着。我见到的最后一个护士都已经离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应该觉得我已经睡着了吧。睡觉？让您见笑了！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上，我怎么可能睡得着？

我看着点滴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如果就这样一直给他输液，他还能撑多久？

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

他也没睡着。从昨天开始，他就不能说话了，至少医生们是这样说的。他的肌肉也不能活动了，但是他的眼睛依然圆睁着。护士们说，他的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们已经跟我重复过一百多遍了，如果我跟他说话，如果我读东西给他听，他一定还听得到：“这对您丈夫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

茶几上摆放着一摞杂志。当护士们在的时候，我就装模作样地高声朗读；她们一出去，我就停下来。

就像护士们说的那样，他心里什么都明白，那么他会理解我的这些做法的……

我又看了一眼点滴瓶。输液有什么用呢？护士们跟我解释过，输液可以维持他的生命，但还说过别的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开始担心尼普顿了，我那可怜的狗狗还独自待在吉维尼呢。我不会一个晚上都留在医院的。

护士们很悲观，他已经有十分钟没眨眼了。他就那样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感觉自己快要被他逼疯了。

2点12分。

一位护士又过来一趟。她让我试着睡一觉，我假装听了她的话。

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我又等了一会儿，听了听，确保走廊里没有一点儿声音后，便站起身来。我又等了一会儿，随后，用颤抖的手将点滴管一个接一个地拔了下来，总共有三支！

他满眼惊惶地看着我。他明白我在做什么。至少，对于我的这种举动，他的心里一定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那么他会预料到什么呢？

我等待着。

等了多久？十五分钟？三十分钟？我拿起椅子上的一本杂志——《诺曼底杂志》。这些杂志让我想到了今年夏天的一个大型画展——“印象派的诺曼底”。从6月开始，大家都在街头巷尾议论着这个话题。我肆无忌惮地朗读着，无声地朗读着！似乎我对身边这个人的生死毫不在乎。怎么说呢，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嘛。

我时不时地从杂志顶端瞥他一眼。他盯着我的脸，眼珠都快冒出来了。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随后，又投入到阅读之中。他的脸扭曲得一次比一次厉害，这已经够恐怖的了，您要相信我。

将近凌晨3点的时候，我感觉他真的死了。我丈夫的眼睛一直圆睁着，但是现在他不动了。

我站起身，将点滴管重新插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随后，我仔细想了想，又重新将点滴管拔了下来，拉响了警报铃。

护士跑了过来，很专业的样子。

我表现出一副慌张的神情。不是特别慌张，但还是挺慌张的。我解释说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是这个样子了。

护士仔细地看了看拔下来的管子，满脸懊恼，好像是她的错似的。

我希望她不要为此自责。总之，我也不想给她惹麻烦。

她跑去找医生了。

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气愤的同时，也感到了解脱。

还有一丝忧虑。

现在应该怎么做？

去找警察？还是继续在吉维尼的小巷里扮演一只黑老鼠？

14

五张照片平放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洛朗斯·塞内纳克手里拿着一个栗色的牛皮纸信封。

“我的天啊，到底是谁寄来的呢？”西勒维奥·贝纳韦德问。

“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信封就在邮箱里了，是从维农寄来的，昨天晚上寄的。”

“只有照片，没有信件也没有留言吗？”

“没有，没有任何说明，但是我们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信封里装的都是热罗姆·毛赫瓦勒情妇的照片。他真是太……西勒维奥，拜托你也看一看，我已经欣赏过了……”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耸了耸肩，随后弯下腰看了看这五张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有热罗姆·毛赫瓦勒，但是每次陪在他身边的女人都不同……这五张照片上的女人没有一个是他自己的老婆。热罗姆·毛赫瓦勒站在办公桌后，扶着一个女孩儿的膝盖，深吻着那个女孩儿，那个女孩儿可能是他诊所的私人秘书；热罗姆·毛赫瓦勒坐在迪厅的长沙发上，一只手抚摩着一个穿着亮片连衣裙的女孩儿的胸部；热罗姆·毛赫瓦勒赤裸着上身，躺在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孩儿身边，他们躺在一片沙滩上，身后的背景让人想到爱尔兰；热罗姆·毛赫瓦勒站在一间挂满油画的客厅里，看起来是他自己家的客厅，一个身穿及膝长裙的女孩儿背对着摄影师、正对着眼科医生；热罗姆·毛赫瓦勒走在吉维尼山坡的泥路上，可以看出来那是圣-拉德贡德教堂的大钟……他与斯特凡妮·迪潘手牵着手。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吹了一声口哨。

“我实在是无语了，他可真够专业的！”

塞内纳克笑了笑。

“我也这么觉得。这个眼科医生也真够可以的，只可惜，他没有偶像剧中男主角的身材……”

贝纳韦德显得有些窘迫，他看了上司一眼，随后补充说道：

“我说的不是毛赫瓦勒，我说的是给我们寄照片的人！”

塞内纳克向他眨了眨眼。

“西勒维奥，你可真了不起。你总是能发现问题！抱歉，来吧，继续……”

贝纳韦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继续说道：

“我……我是想说，老大，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专业私家侦探公司做的。我想说，这些照片，至少那些在办公室和客厅里拍的照片，是透过窗子拍到的，用的是变焦镜头，就算新闻采访时用的那种标准镜头，也拍不出这样的照片。”

塞内纳克又仔细看了看这些照片，挤出一个无赖的鬼脸。

“没错。我不会觉得你这人难缠。室内的照片都很模糊是不是？这份工作不错嘛，我不会看不起这种工作的。做私家侦探是一件很酷的事，是不是？显然，毛赫瓦勒挑的都是漂亮姑娘。我可真应该去做私家侦探，而不是来这儿当警察。”

西勒维奥没有反驳。

“依您所见，除了他老婆，还有谁会拍这些照片呢？”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们稍后问问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吧，但是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并没有对她丈夫的出轨行为说得太多。我甚至觉得，在整个案件中，这些桃色事件都无关紧要。”

“您想说什么？”

“好吧，西勒维奥。比如说，你应当注意到了吧，这五张照片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同。夜总会那张、客厅里那张以及办公室那张，毛赫瓦勒大概和照片上的姑娘发生了性关系……”

贝纳韦德皱了皱眉头。

“好吧，”塞内纳克补充道，“我承认我可能扯得有点儿远了。我要说的是，被毛赫瓦勒抚摩胸部或亲吻的女孩儿无疑与他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如果你单独拿出海边那张或吉维尼山坡上那张，就无法断定这两个女孩儿就是毛赫瓦勒的情妇。”

“最后一张照片上的女孩儿，是唯一一个我们认识的。”贝纳韦德说道，“她是斯特凡妮·迪潘，村里的小学教师，我说得没错吧？”

塞内纳克点了点头。西勒维奥继续说道：

“老大，您到底是怎么看待毛赫瓦勒的风流韵事的呢？误会，是误会，对不对？”

“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吧。我不喜欢，一点儿都不喜欢收到这种匿名礼物，尤其不喜欢别人用几张照片来告诉我应当朝哪个方向展开调查。你是知道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真的不喜欢一个不愿现身的人告诉我应该怎样调查。”

“简单点儿，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比如，不能因为看到斯特凡妮·迪潘在这组照片里，就断定她是毛赫瓦勒的情妇。说不定有人希望我们混淆视听……”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一边抓着脑袋，一边琢磨着上司的话。

“好吧，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您的意见。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这些照片……”

“当然不能……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之时。拿着，西勒维奥，看看背面。”

塞内纳克将这五张照片一一翻了过来。在每张照片的背面，都标记着一组数字。

23-02是办公室那张；15-03是夜总会那张；21-02是海滩那张；17-03是客厅那张；03-01是吉维尼山坡那张。

“妈的，”贝纳韦德叹了口气，“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是不是日期？或许是这些照片的拍摄日期？”

“嗯……这些照片都是在每年1到3月之间拍摄的？你不觉得这位白内障克星的身体很棒吗？我敢打赌，爱尔兰海边那张不是冬天拍的……”

“然后呢？”

“西勒维奥，我们去找找吧！我们别无选择了，先去四处打探一番看看啦。我教你玩儿个游戏怎么样？”

贝纳韦德面带不屑地笑了笑。

“不，我可不想……”

“好吧，那我告诉你，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塞内纳克弯下腰，把五张照片归拢到一起，将它们的顺序打乱，然后就像拿扑克牌那样，将照片展开成一个扇形。他把这些照片交给了西勒维奥。

“西勒维奥，我们轮着来，每人抽取一张。然后，我们就分头去找照片上女孩儿的名字、基本信息以及她在毛赫瓦勒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明。我们两天后再见面，看看谁找到的信息多……”

“老大，有时候您可真奇怪……”

“才不是呢，西勒维奥，这只是我的一种工作方法。至于其他事项，除了查明这几个女孩儿的身份，你还想做点儿什么？在我们调查这五个尤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莫利和卢韦尔介入进来，听见没有？”

塞内纳克放声大笑起来。

“好吧，如果你还没想好，那我就先抽啦。”

洛朗斯·塞内纳克首先抽到的，是热罗姆·毛赫瓦勒在办公室扶着女孩儿膝盖的那张。

“秘书和自己的老板玩儿医患角色扮演，”他评论道，“等着瞧吧，该你了……”

西勒维奥叹了口气，随手抓起一张高出一截的照片。

“别作弊啊，别看背面的数字！”

西勒维奥将照片翻过来，是夜总会那张！

“你运气真好！”塞内纳克喊道，“是那个穿着亮片裙的女孩儿！”

西勒维奥脸都红了。又轮到洛朗斯·塞内纳克了，这次他抽到的，是露膝盖的女孩儿那一张。

“老大，这可是个惊喜。背影女孩儿归你了……”

塞内纳克把最后两张照片也放到贝纳韦德面前。他又抽了一张，这次抽到的是在海滨那张。

“爱尔兰海边的陌生女子，”塞内纳克评价道，“你倒是挺会选的。”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轻轻地敲了敲办公桌上的照片，随后用一种略带讥讽的微笑打量着他的上司。

“老大，您不用谢我。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确信您会接管斯特凡妮·迪潘的。”

塞内纳克冲他笑了笑。

“我也不是故意抽到这张的，不是吗？我就不告诉你我是怎么办到的了，但是你说得没错，这是老大的特权，我就收下这位美丽的女教师啦。别在照片背面那些密码上费脑筋啦，西勒维奥，15-03，21-02……我确定，如果我们也知道其他四个女孩儿的数字编码所对应的名字的话……”

他将照片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好的，开始。老大，等等，在行动之前，我还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怎么说呢，虽然您总指使我跑腿，但我这人不记仇。”

不等塞内纳克辩驳，贝纳韦德就站了起来。他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塑料袋。

“吃吧，这可是刚出炉的，可以这样说……”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将塑料袋放在桌子上，然后将它翻转过来，二十几块巧克力布朗尼蛋糕散落在桌子上。

“这是给我老婆烤的，”西勒维奥继续说道，“在正常情况下，她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最近半个月，她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就算涂上优质的英国奶油她都不吃。”

塞内纳克一屁股坐到滑轮椅上。

“西勒维奥，你可真行啊！告诉你，我调到这个破败的北方国度来，就是为了让你当我的助手！”

“您不要太担心啦……”

“你是想说，我担心得还不够！”

他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助手。

“宝宝什么时候出生？”

“就是最近……确切地说，预产期是五天后……然而，您是知道的……”塞内纳克嚼碎了第一块蛋糕。

“我×！多神圣啊。这是你老婆的错！”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倾身看了看椅子上的文件。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塞内纳克已经站了起来。

“要配一杯咖啡才行啊，”塞内纳克继续说道，“不跟你说了，我这就下去买一杯咖啡，也给你带一杯？”

西勒维奥手里的文件一直拖落到地上。

“呃，不用了，谢谢。”

“真的什么都不要吗？”

“好吧，我要一杯茶，不加糖。”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塞内纳克警官才带着两杯饮料回来了。散落在桌子上的巧克力布朗尼蛋糕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塞内纳克叹了口气，仿佛在对助手说，他有权利小憩片刻。他刚坐下，贝纳韦德就开始总结起来：

“老大，那我就简单地说一下吧。尸检结果表明，毛赫瓦勒起初是被刺杀的，他在遭到刺杀后立刻丧了命。随后，有人用石头砸烂了他的脑袋，然后又将他的脑袋沉溺在河水里。案件就是以这样的顺序进行的，法医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塞内纳克拿起一块蛋糕，在咖啡里蘸了蘸，随后，面带微笑地评论道：

“看看眼科医生排行表，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有三个嫉妒他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绿帽子联盟。这样，事情也许就能说得通了，也许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那样。”

贝纳韦德惊讶地凝视着塞内纳克的脸。

“我是开玩笑的，西勒维奥。我是开玩笑的……”

他又将蛋糕在咖啡里蘸了蘸。

“好啦，现在我要严肃两秒钟啦。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所有线索都联系不起来。”

西勒维奥的眼中闪过一缕微光。

“老大，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说到这儿，他迟疑了一下，随后说道：

“另外，我还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肯定会让您大吃一惊的。”

15

法奈特就像在学校门前那样跑了起来。她放开伙伴们的手，随后，他们在吉维尼的小路上玩儿起了捉迷藏，这样就不会再遇到文森、卡米耶和玛丽了。这个游戏对她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因为她对这里的每一条小路都了如指掌。保罗还是想陪着她，他不想陪别人，只想陪她一个，他说他不会让她自己走的，因为罪犯可能在这些小路上出没。但是她坚持要自己走，她什么都没说。

那是我的秘密！

好了，就要到了。她过了桥，走过洗衣池，这座古老的、带塔楼的不规则磨坊让她感到害怕。

保罗，我保证，明天我就告诉你这一个星期以来和我秘密约会的人是谁。我明天就告诉你。

也可能是今天下午。

法奈特在小路上继续走着，朝着草原的方向径直向前走去。

詹姆斯在那儿等着她呢。

他站在稍远处的麦田里，麦穗飘荡在他的膝盖下方，他站在四个画架中间。法奈特轻盈地向他走去。

“是我！”

詹姆斯咧开大白胡子哈哈笑了起来，他把法奈特搂在怀里，只是片刻。

“来吧，快点儿吧，小泼妇。干活儿吧！用不了多久，太阳就要下山了。你们学校今天放学可真晚。”

法奈特坐在一个小画架前，那是詹姆斯专门为她准备的，那个画架是最小的，和她的身高很匹配。她躬下身，在一个木制的、涂着油漆的大颜料盒里拿出了颜料管和画笔。

一个星期以来，法奈特每天都来见这位老画家，但是她对他依然不是很了解，她只知道他是个美国人，名叫詹姆斯，他几乎每天都在这儿作画。他周游世界，认识很多女孩儿，但是他说法奈特是他见过的最有绘画天赋的。他在美国做过油画教师，这些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总对她说，她的话太多啦，就算在绘画上再有天赋，也需要专心致志。就像莫奈那样，要学会观察和想象。这是詹姆斯的老生常谈了——要学会观察和想象，还要学会快速作画，这就是为什么他带了四个画板来——为了让她一直画到夕阳西下，一直画到疏影横斜，一直画到天色变幻。他还说过，莫奈曾带六个画架在田野间奔波，他雇了几个跟她一般大的孩子帮他背画板，早出晚归。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詹姆斯也是这么对待她的，他也让她背画架。她早就猜到这一点了，但是她假装相信了他的话。詹姆斯人很和善，只是他总以“老莫奈”自居。

而且，他还把我当成傻瓜！

“法奈特，别胡思乱想了，快作画！”

小女孩儿正在画诺曼底的洗衣池，河水的上方是一座桥，桥旁有一个磨坊。她已经画了很久了……

“你知道西奥多·罗宾逊是谁吗？我们老师说过……”

“怎么说起这个啦？”

“他创立了一项比赛，我们班的学生也可以参加，那是一项国际大赛，詹姆斯先生。没错，没错，国际的……那便是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如果我能取胜，我就可以去日本、去俄罗斯或者澳大利亚了……到时候再说吧……我还没决定好去哪儿呢……”

“只有这个奖励吗？”

“还能得到美元呢……”

詹姆斯轻轻地把调色板放到画笔盒中。他的胡子会时不时地沾到油画上，就像往常一样。

今天沾上的是绿色。

我可真有点儿浑蛋，他的胡子沾在油画上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我觉得这太好笑啦。

詹姆斯走了过来。

“法奈特，你应当知道，如果你真的努力了，如果你相信自己能成功，那你就真的有机会赢取这个奖项……”

说到这儿，他让我感到一丝害怕。

法奈特斜眼看着他的胡子，詹姆斯应该是发现了，他用手指在胡子的颜料处蹭了蹭。

“别骗我了……”

“我没有骗你，法奈特。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很有灵性。你也不是故意表现的，可这是事实，你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此外……你在绘画方面也很有天赋，甚至比在别的事情上更有天赋。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天才。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如果……”

“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是不是？”

“是的，是要努力学习，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啦，否则，天赋……一文不值……但是我想跟你说的不是这个……”

詹姆斯慢慢地移动着身体。他试着跨过麦穗，不把麦穗压倒。他挪动了一个画架，于是，高处的阳光瞬间穿射到他们面前。

“法奈特，我想说的是，天赋一文不值，如果我们不能……怎么跟你说呢？如果我们不能自私一点儿的话……”

“什么？”

有时候，詹姆斯真是喜欢胡言乱语。

“自私一点儿！我的小法奈特，天赋会让没有天赋的人讨厌你，也就是说，它几乎会让所有的人讨厌你。天赋会让你远离那些你喜欢的人，并且会使另一些人发疯。你能明白吗？”

他捋了捋大白胡子。他总是嘲笑别人，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他老了，詹姆斯。老了、老了、老了。

“不，我什么都没听懂！”

“那我换一种方式跟你说吧。就比如说我吧，以前，我坚不可摧的梦想，是来到吉维尼作画，到这儿亲眼看看莫奈画中的风景。你想象不到，我在康涅狄格村花了多少时间端详莫奈画作的复制品，又多少次梦想着到这儿来看一看。杨树、埃普特河、睡莲、荨麻岛……我都六十五岁了，却要扔下妻子、孩子和孙子们背井离乡，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油画梦还是跟我的家人一起过万圣节、感恩节……”

“这个……”

“瞧，你犹豫了。而我呢，我从来都没犹豫过！相信我，法奈特，我一点儿都不后悔。然而，我却要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这里生活，或者说几乎像流浪汉一样。我的天赋还不及你的四分之一……所以，当我说‘自私’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吗？你是怎么看待莫奈时期那些率先入住到博迪旅馆的美国画家的呢？你觉得他们就没有冒任何风险吗？他们不应该离开家乡，是不是？”

我不喜欢詹姆斯说这样的话。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意思正好相反。他就像是在说，实际上，他悔恨、苦恼至极；就像是在说，他一直在思念着美洲的亲人。

法奈特抓起一支画笔。

“好吧，詹姆斯先生，我要开始好好作画啦。很抱歉，我要扮演一个自私的人啦，因为我想赢得罗宾逊大奖赛。”

詹姆斯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法奈特。我是一个爱抱怨的疯老头儿。”

“并且还有点儿老年痴呆。你还没有告诉我罗宾逊是谁呢！”

詹姆斯向前走去，他看着法奈特作画，眯起了眼睛。

“西奥多·罗宾逊是一位美国画家。他是美国——我的祖国最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是唯一一位成为莫奈挚友的美国艺术家。克洛德·莫奈像躲避鼠疫似的躲着其他人。罗宾逊是八岁到吉维尼的……他甚至还画了克洛德·莫奈最心爱的继女与年轻的美国画家西奥多·巴特勒的婚礼。嗯……说来也怪，法奈特，他另一幅最著名的画，画的就是你现在画的场景……”

法奈特手中的画笔差点儿掉到地上。

“什么？！”

“同样的场景。你没听错！那是他1891年的一幅老油画，那幅著名的油画画的就是埃普特河、河上的小桥以及大麻磨坊。远处，可以看到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头发用纱巾包裹起来……小河中央，有一个饮马的男人。这幅油画的名字叫作——《桥上的特罗尼翁老爹和他的女儿》。他给这幅画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个骑马的人是吉维尼的村民……特罗尼翁老爹。”

听到这儿，法奈特克制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有时候，詹姆斯可真是把我当成傻子看。特罗尼翁老爹。我管他是谁呢！

詹姆斯时不时地看看小女孩儿的画布。老画家的胡子几乎要挡住了她的眼睛。他那粗大的手指距离潮湿的画布只有几毫米远。

“画得真好啊，法奈特。我非常喜欢你画的磨坊周围的阴影，真是太棒了。那是命运的标记，法奈特。你和西奥多画了同样的场景，但是我要说，你画得比他好多了。相信我，你会赢得这场比赛的！你知道吗，法奈特，人这一生也只有两三次机遇，不要让它们跑掉了。人的一生就是如此，我的小美人！不过如此。”

詹姆斯又挪动了一下画架。他挪画架的时间比他在画布上作画的时间还要长。太阳下山的速度可比他画画的速度快多啦。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怨言。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尼普顿来到他们身边。德国牧羊犬警惕地闻了闻颜料盒，随后就在法奈特的脚边睡下了。

“这只狗是你的吗？”詹姆斯问道。

“不，不是我的……我想，它是村里每一个人的，但是我收养了它。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啦！”

詹姆斯笑了。他在一个画架前的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但是法奈特每次看他的时候，他的鼻子都贴在画布上。他的胡子很快就要染成彩虹了。她在等待着合适的发笑时机……

不，不。我应该集中注意力才对。

法奈特继续观察着大麻磨坊。她把带木筋墙的小塔楼画扭曲了，她又加强了一下对比度——赭石、砖瓦、石块儿。詹姆斯把这座磨坊称为“女巫的磨坊”，因为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

女巫……

有时候，詹姆斯还真是把我当成了小孩儿看。

其实，法奈特还是有点儿害怕的。詹姆斯向她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不喜欢这座房子。他说，就是因为这座磨坊，莫奈的《睡莲》差点儿就不存在了。莫奈的磨坊和花园建在同一条河上。莫奈想修一座堤坝，再安一些闸门，把水流引过来，好修建自己的池塘！由于疾病和污泥等原因，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同意他这么做。莫奈的邻居和磨坊的居民反对得更加激烈。这便引发了很多事端，莫奈投入了大量金钱，他也很生气，还给市长写过信，就连莫奈的朋友克列孟梭都不认识这个市长。最后，莫奈终于拥有了睡莲池塘。

这或许会是个遗憾呢！

但是如果詹姆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喜欢这座磨坊，那他还是太蠢了。莫奈和邻居之间的隔阂，都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

有时候，詹姆斯可真够蠢的。

她打了个寒战。

除非这座磨坊里真的住着一个女巫吧！

法奈特又画了几分钟，光线彻底暗淡了下来，使得磨坊看起来更加阴森。她很喜欢。詹姆斯已经睡着很久了。

突然，尼普顿猛地站了起来，低声哼哼着。法奈特一个转身跃进身后的小杨树林，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男孩儿钻了出来。

是文森！他两眼空洞。

“你来这儿干什么？”

詹姆斯醒了，他也吓了一跳。法奈特继续喊道：

“文森！我很讨厌你从我背后出现，像个间谍似的。你在我背后站多久了？”

文森什么都没说，他仔细看了看法奈特的画——磨坊和桥，似乎看得很着迷。

“我已经有一只狗了，文森。我已经有尼普顿了，这就够了。别这么看着我，你让我感到害怕……”

詹姆斯在胡子里咳嗽着。

“呃……嗯。好的，孩子们，你俩正好聚到一起。从亮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收工了。帮我一把！莫奈说过，智慧便是日升而作，日落而息。”

法奈特的眼睛没有离开文森。

每当文森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到害怕。他在我身后，像在监视我似的。有时候，我觉得他疯了。

16

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紧紧握着杯子。他的助手像在家多做了一份功课的小学生似的，想把作业拿给不动声色的老师看，但是心里又很害怕。贝纳韦德警官的右手拿着一摞厚厚的文件，从中抽出一张A4纸。

“老大，您瞧，为了让整个案件看起来清晰一些，我是这么做的……”

塞内纳克又拿起一块巧克力蛋糕，放下咖啡杯，身体前倾，满脸惊讶。西勒维奥继续说道：

“这只是我理清思路的一种方法。写笔记、做综述、画草图，这是我的怪癖。您瞧，我把这张纸分成了三栏。我认为，这是三条最可能的线索：第一条，这是一桩情杀案，所以这件事可能跟毛赫瓦勒的某个情妇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是他老婆干的，或者是某个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干的，也可能是某个遭到拒绝的情妇干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缺乏线索。”

塞内纳克向他眨了眨眼。

“感谢你的黑蛋糕……来吧，继续说，西勒维奥……”

“第二栏的线索，是油画。也就是说，他收集的油画、他想得到的油画、莫奈的作品、《睡莲》。这也可能是一起窝赃案，对不对？或者涉及黑市交易？总之，是与艺术和金钱有关的案件……”

塞内纳克又嚼了一块布朗尼蛋糕，随后喝光了杯子里的咖啡。贝纳韦德条件反射般地把桌子上的蛋糕屑聚成一小撮。他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十几幅画。他的上司一到维农警局，就坚持把这几幅画挂在了墙上，图卢兹-洛特雷克、毕沙罗、高更、雷诺阿……

“我想说，我们还挺幸运呢，”西勒维奥补充道，“油画是您擅长的领域，警官。”

“西勒维奥，这纯属偶然……我在维农警局接管的第一起案子就是河水死尸案，但愿我真的在艺术上有点儿天赋……上警校前，我就对艺术感兴趣，因此，我经常去巴黎的艺术警局实习。”

贝纳韦德似乎知道有艺术警局这样一个部门。

“西勒维奥，你对艺术不感兴趣吗？”

“我只对烹饪艺术感兴趣……”

洛朗斯哈哈大笑起来。

“看出来啦！这完全显而易见……我已经联系了艺术警局的同事，我要看看……盗窃……窝赃……可疑的收藏品……平行市场……我对这其中的玄机不太了解……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这个领域。你绝对想象不到，那里周转着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资金。我在等待着他们的消息。好啦，这第三条线索呢？”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弯下身，看了看那张A4纸。

“我认为，第三条线索，老大，您可别嘲笑我，第三条线索就是孩子。尤其是十一岁的孩子。这一点，我们也不缺证据：生日贺卡和阿拉贡的引言。毛赫瓦勒可能和某个情妇认识十二年了，他们可能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老婆并不知道……此外，法医鉴定结果表明，另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细节是，从毛赫瓦勒口袋里找到的那张生日贺卡很古老。这张卡片至少是十五年前的，甚至更旧。打印的文字，‘十一岁。生日快乐。’也应该是那时候的十一岁，但是底下的文字，也就是阿拉贡的引文，却是最近新加上去的……这很奇怪，是不是？”

塞内纳克警官对助手啧啧称赞。

“我要坚持之前说过的话，西勒维奥，你真是个理想的助手。”

他突然笑着站了起来。

“只是有点儿吹毛求疵。但是你跟我在一起，我俩正好能中和一下。”他朝门口走去。

“走吧，西勒维奥，动起来吧，你跟我去检验室？”

贝纳韦德没有说话，跟上了塞内纳克的脚步。他们穿过走廊，走下一段昏暗的楼梯。塞内纳克一边走，一边转向他的助手。

“在所有待办事项中，有一个首要任务，便是在你的那张纸上写上‘寻找目击证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夜以继日作画的村庄，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到毛赫瓦勒被杀那天发生了什么，这也很不可思议。冒出来的两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给我们邮寄下流照片的匿名摄影师，一个是寻求抚慰的狗。你去了解过洗衣池旁边的那栋房子吗，就是那个形状怪异的磨坊？”

塞内纳克从口袋里掏出红色防火墙的钥匙，防火墙上详细标记着里面三间屋子的功能：“检验室—档案室—资料室”。

“还没呢，”贝纳韦德回答道，“我得有时间才能去啊。”

警官打开红色的大门。

“这会儿，我又想到了一个能让整个警局都忙起来的任务。回头我要发动一支由几名警员组成的队伍……老大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他们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纸盒。塞内纳克打开纸盒，从里面拿出一只石膏脚印。

“43码呢，”他骄傲地说，“是一只长靴的脚印。世界上不会有两个相同的人！莫利警官说，他做的模型比电子脚印还精确，这个脚印是毛赫瓦勒被杀后，从埃普特河岸的泥地上采集的。我就不给你画图了，这靴子的脚印至少是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留下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本人！”

西勒维奥睁大了眼睛。

“那我们现在拿这个做什么？”

塞内纳克笑了。

“我要正式开启‘灰姑娘’计划啦！”

“老大，我保证，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有时我对您的幽默真是有点儿吃不消……”

“会习惯的，西勒维奥。慢慢就适应了，别担心。”

“我才不担心呢。说实话，我甚至并不介意。那么，您的‘灰姑娘’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看看这个遍布淤泥和沼泽的村庄吧……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吉维尼村的三百个村民家中，把所有的靴子都收集过来。”

“仅此而已！”

西勒维奥抓了抓头发。

“算一算，总共会有多少双靴子呢？”塞内纳克继续说道，“一百五十双？顶多两百双……”

“我×。警官……这个主意有点儿像超现实主义啊。”

“没错！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喜欢这个主意的。”

“但是，老大，我还是不明白。凶手可能已经把这双靴子扔了啊。总之，天底下最大的蠢蛋，也不至于把作案时穿的靴子交到警察手里吧……”

“你说得没错，老兄……只是……我们会用排除法。如果吉维尼村民说他们家没有靴子，或者有人说他们的靴子丢了，又或者有人恰好交上来一双貌似昨天才买的新靴子，那么他们就有极大的犯罪嫌疑……”

贝纳韦德看了看石膏脚印，他笑得脸都大了。

“说实话，老大，您这个馊主意还真不赖……最坏的结果也能把案子向前推进一步！另外，过两天就是毛赫瓦勒的葬礼了，咱们想象一下激流在雨水中翻滚的样子吧……所有吉维尼人都会骂我们的！”

“因为诺曼底人都穿靴子参加葬礼吗？”

“如果下雨的话，是的……”

贝纳韦德哈哈大笑起来。

“西勒维奥，我要说，我也招架不住你的幽默。”

他的助手没站起来，他还在摆弄着那张A4纸。

“一百五十双靴子，他嘟哝着。这个要写在哪一栏里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塞内纳克看了看这间幽暗的屋子，三面墙上都摆放着厚重的档案架，角落是一个小型检验室，第四面墙是放文件用的。贝纳韦德抓起一个红色的空档案盒，一边在档案盒的标签上写上“毛赫瓦勒”，一边整理好第一批资料。

他突然转向上司。

“老大，您去学校收集十一岁孩子的名单了吗？这也是第三条线索的一部分……目前这条线索是最薄弱的，但是……”

塞内纳克打断了他：

“还没呢。斯特凡妮·迪潘会帮我准备……看看我们收到的那些照片吧，从毛赫瓦勒的情妇的排名来看，她并不是首要嫌犯……”

“除非我去了解一下她老公的情况，”贝纳韦德不服地说道，“雅克·迪潘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嫌疑人。”

塞内纳克皱了皱眉。

“你说说看，什么叫作‘完美的嫌疑人’？”

贝纳韦德看了看笔记。

“啊……有时候，有一名助手还是挺管用的……”

塞内纳克对这句话倒是饶有兴趣。

“雅克·迪潘，今年四十多岁，维农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职员，这个人并无出奇之处。之前，他和维农的其他几个村民一起做过猎手。他对和他老婆接近的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变态的敌意。这一点您怎么看？”

“帮我监视他！近距离监视他！”

“真的吗？”

“是的……这好像是，怎么说呢，像是一种直觉。不，比直觉更加强烈，可以说是一种预感。”

“哪种预感？”

塞内纳克的手指从一个架子的档案盒上划过。E，F，G，H……

“西勒维奥，你不会喜欢的……”

“但我还是想知道原因。到底是哪种直觉？”

他的手指还在移动。I，J，K，L……

“另一场悲剧正在潜滋暗长的直觉……”

“老大，请您再说得清楚点儿。总的来说，我并不信奉警察的直觉，我更愿意相信如山的铁证。但是刚刚您那么一说，这倒激起了我的好奇。”

M，N，O，P。塞内纳克突然放开了手指。

“斯特凡妮·迪潘……她现在有危险。”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皱了皱眉头，似乎这间屋子比以前更加昏暗。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直觉……”

Q，R，S，T。洛朗斯·塞内纳克紧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负责的那三张婚外情的照片，把斯特凡妮·迪潘的照片扔在桌上，扔在了那个石膏脚印旁边。贝纳韦德摆出一副审讯者的样子，塞内纳克继续说道：

“我也不知道。她的眼睛直勾勾的，紧紧握着拳头。我感到那是求救的信号。就是这样，这说得通！”

贝纳韦德向前走了一步。他比塞内纳克矮一些。

“紧握的拳头……求救的信号……老大，我们暂且把尊卑放到一边，因为您是一个喜欢直言不讳的人，我觉得您把一切都弄混了，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西勒维奥拿起桌子上的照片，盯着斯特凡妮·迪潘优雅的身姿，看了很久。她和毛赫瓦勒手牵着手。

“老大，我最多可以做到理解您，但是您休想得到我的认同。”

第五天
2010年5月17日 吉维尼公墓
葬礼

17

下雨了，每当吉维尼有葬礼的时候，都会下雨。

雨点儿细腻而冰冷。

我独自一人站在坟前，雨水将周围的土地翻新了一遍，使得这里的背景看起来如同废弃的工地。雨水滚落成小泥珠，弄脏了新刻的大理石墓碑——“致我的丈夫。1926—2010”。

依托灰色的混凝土墙边，我找到了一点儿安全感。墓地修在很高的地方。吉维尼的墓地修建在教堂后面的山丘侧面，坐落在一块平台上。墓地是一层一层慢慢展开的，死去的人渐渐吞噬了这片山丘。那些名声显赫的人、富人和获得过某些荣誉的人，会被安葬在山丘的低处，更靠近教堂、更靠近村庄、更靠近莫奈。

总之，都是一些好地方！

这个是绝对不会弄混的，大家会把社会名流的墓穴集中到一起，那些文学艺术支持者、收藏家和画家会或多或少地捐一笔钱，将他们安葬在这里，好让他们永生。

这群傻瓜！

他们这样做，就像是在月圆之夜为鬼神们组织了一场小型晚会……我转过身去，山丘低处、墓地的另一端，他们也刚刚埋葬了热罗姆·毛赫瓦勒。那是一座漂亮的墓穴，坐落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位于范肯普家族、奥斯彻德-莫奈家族和博迪家族之间。整个村庄的人都来了，或者说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来了，足有一百人。大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没戴帽子，打着雨伞。

一百多人，外加我，只不过我是独自一人站在墓地的另一端。如果死去的是一个老头儿或老太太，才不会有人在意呢。总之，只有英年早逝的人，才会有人为你悲泣。即便你是流氓恶棍，也要早早离开人世，才会有人为你扼腕叹息。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神父就将我丈夫的葬礼草草了事了。这个神父是来自加斯尼的年轻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而毛赫瓦勒却由来自埃夫勒的主教为他主持葬礼！这可能是他妻子给他托的关系吧……他的葬礼进行了两个小时。

我看到您来了，或许您觉得有点儿奇怪。同一场雨、同一片墓地的两场葬礼，只相距几十米远。在您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不是有点儿让人心烦意乱？有点儿过于夸张？请您相信一点，唯一的一点：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没有一件事是巧合，没有一件事是意外。恰恰相反，每个事件都处于它自身的位置，发生在合适的时机。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相信我，我可以对着我丈夫的坟墓发誓，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

我抬起了头，相信我。从高处俯瞰，这幅景色真是值得一看。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跪在丈夫的坟前，泣不成声。斯特凡妮·迪潘站在她的身后，神色凝重，她的双眼也暗淡无光。她丈夫搀扶着她，他的手臂环绕在她的髋部，面无表情，他那浓厚的眉毛和胡子都被雨水浸湿了。在他们旁边，是一群不知道姓名的人，应当是雅克·迪潘的亲友及家眷。塞内纳克警官也来了，他站在稍稍靠后的位置，离莫奈的坟墓不远。主教念完了祷告词。

草地上放着三只柳条篮子，每人手里都有一朵鲜花，需要把鲜花从墓穴的洞口扔到棺材上：蜀葵、鸢尾、石竹、丁香、郁金香、矢车菊……我从那儿经过……只有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才能想出这么变态的主意，给人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连莫奈都不敢……

这场葬礼精致到要在毛赫瓦勒巨大的花岗岩墓碑上雕刻一朵灰色的睡莲。

那是品位的象征……

至少，就没有阳光这一点而言，这场葬礼是失败的。吉维尼著名的阳光，没能最后一次照亮这个黑暗的洞口。即使有钱，也不是什么都能买到的。或许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吧。

墓穴的地面湿漉漉的。我走在坟墓旁边的小道上，脚底沿着赭石路滑动起来……当然，山丘下方的吉维尼人，没有一个穿靴子的！塞内纳克警官站在角落里，他倒是可以窃喜了，可以在那里尽情地发笑了……

我将黑纱巾裹在头上，这条纱巾早已湿透了，甚至可以拧出水来！孩子们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几个孩子跟父母站在一起，其他孩子自己站着，我认得其中的几个。法奈特哭着，文森站在她的身后，不敢去安慰她。他们都很严肃，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感受死亡，这可真够残酷的。

雨下得小一些了。

观看葬礼的时候，我想起一件怪事，那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没人能解开的谜，那是我小时候的事，发生在守灵期间。一个人为他的家庭成员举行葬礼，几天后，这个男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杀死了他的一个邻居。这个谜团的关键所在，就是凶手的杀人动机。这个问题我想了几个小时……不，这个男人并不认识他的邻居……不，他并不是想复仇；不，这跟金钱没什么关系；不，这跟家族矛盾也没有关系……在黑夜里，我裹着被单思考着，整整想了一夜……

雨停了。

三个装满鲜花的篮子也空了。

雨滴轻轻落在我丈夫墓穴的大理石板上。山下的人群也终于散去了。雅克·迪潘一直搂着他妻子的腰。她长长的头发垂在胸前，遮住黑裙前方凸起的胸脯。人群从洛朗斯·塞内纳克前方经过。警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斯特凡妮·迪潘。

我想，正是这种贪婪的眼神，使我又想起了童年的谜团。我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想出了答案，那时我已疲惫不堪……这个男人在参加葬礼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陌生女子，还没等他上前搭话，这个女子就消失了。若想再次见到这个女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杀死出现在葬礼上的另一个人，并希望这个漂亮的陌生女子能在下一次葬礼上出现……几个小时里，大多数探寻过事件真相的人都咒骂起这桩丑闻，咒骂这种行为，骂什么的都有，但是我却没有骂。在这个故事、这桩案件里，那无法更改的逻辑让我着迷。真奇怪，我是怎么找回这段记忆的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回想过这件事……我是说，在我丈夫的葬礼前。

最后一批人的身影也远去了。

现在我要承认，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背景，再合适不过了。

死亡将再次袭击吉维尼。

这是巫婆的咒语！

我等待着。看了看我丈夫墓穴周围松动的泥土，我几乎可以确定，今后我再也不会来这儿了，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再来了。我无事可做，也没有别的葬礼可看了。几分钟过去了，或许是几个小时。

最后，我往回走去。

尼普顿乖乖地在墓地前等着我，我走上克洛德-莫奈大街。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反射镜路灯的照耀下，沿途墙壁下的花滴着水珠。某位才华横溢的画家或许从这个雨水渐渐蒸发的村庄里拿走了什么明暗交替的东西。

小茅屋里渐渐亮起了灯光，照亮了方格窗子。我从学校门前经过，离我最近的一间屋子也亮起了灯，这幢房子的天窗是圆形的，带隔层，有屋檐。这是斯特凡妮和雅克·迪潘的屋子。当他们在拧自己衣服上的水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我想，您也很好奇吧，您也想爬到屋顶去监视他们吧。但是这一次，很抱歉，我可当不成黑老鼠了，因为我不会爬屋檐。

我只是在几秒钟里放慢了脚步，随后又继续向前走去。

18

洛朗斯·塞内纳克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走着，只有脚踩砾石的摩擦声才会让他有些安全感。他乖乖地按照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的“吩咐”，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助手的家：沿着厄尔省的山谷一直走到科契尔，走过通往教堂的桥，再沿着道路左边走上来。他的家是村里22点过后唯一一户还亮着灯的。塞内纳克停好摩托车，那是一辆悍虎T100。他打开前车灯，确认了一下信箱上的名字，随后，将摩托车停放在两个花坛之间。接下来的事情可就麻烦了：前方五十米的距离，既没有门铃，也没有灯光，只有一条砾石小道和建筑物的影子。所以，他胡乱地向前迈着步……

“哎哟！”

塞内纳克在黑暗里叫了一声，他的膝盖撞在了砖墙上。这堵墙不足一米高，就在他面前。他摸索着，摸到了冰冷的石头、铁栏杆和些许灰尘。他明白自己撞在了一个烧烤架上。一束光线从远处照了过来，随后，一个大阳台的灯亮了起来。他的叫声会把邻居们吵醒的。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的身影出现在玻璃门前，花园四周昏暗极了。

“老大，接着往前走，沿着砾石小路一直走，注意别碰到烧烤架。”

“好的，好的。”想到这建议来得太迟，塞内纳克低声抱怨了几句。

他走在昏暗的砾石上，又一次相信起自己的耳朵和自己的脚，按照助手的指引向前走着。在还剩不到三米的地方，他的腿结结实实地撞到了另一面墙上。警官猛地弯下身子，身体向前摔去，他的胳膊肘又狠狠地撞在另一条铁栏杆上。因为疼痛，塞内纳克再一次大叫了起来。

“老大，还好吗？”西勒维奥羞愧而担心地问道，“我都告诉您要当心烧烤架啦……”

“妈的，”塞内纳克抱怨着站了起来，“我怎么知道你家有那么多烧烤架？你家到底有多少个烧烤架？你是收集烧烤架的吗？”

“十七个！”西勒维奥肯定地说，“您说对啦，我是在收集烧烤架，是跟我爸一起收集的。”

西勒维奥暗淡的眼神将上司的满脸惊愕尽收眼底。来到走廊的时候，他还在咒骂着：

“西勒维奥，你是不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您怎么这样说呢，老大？”

“你真想让我相信你是在收集烧烤架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您很快就会明白的，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几千个烧烤架控呢……”

洛朗斯·塞内纳克弯下身子揉了揉膝盖。

“烧烤架控？我猜这个词的含义是‘烧烤架收集者’吧？”

“对啊！反正我也不确定词典里有没有这个词。以我现在的水平，也就算是个业余爱好者吧，但是我跟您说，阿根廷有个人拥有源于一百四十三个国家的三百个烧烤架，最古老的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

塞内纳克又揉了揉撞疼的胳膊肘。

“你是逗我玩儿呢，还是认真的？”

“老大，您还不了解我吗？您觉得我是能编出这种故事的人吗？您知道吗，自人类发现了火以来，世界各地的人就都开始吃熟肉啦。您想象不到，收集烧烤架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没有哪个东西比烧烤架更全球化、历史更悠久啦……”

“所以，你的花园里有十七个烧烤架……这倒很正常……你说得有道理，总之，这比装饰花园的矮树有品位得多……”

“当然。有品位、有创意、有文化、装饰性强，还有……归根结底，邀请邻居们来家里玩儿也很方便……”

塞内纳克把手插进头发里，把头发向上立了立。

“我被调到了一个疯人国……”

西勒维奥笑了。

“才不是呢……我要再跟您说一遍讲奥克语地区的传统，以及清洁派教徒与塞文人的烧烤架有什么不同……”

他迈上走廊的三级台阶。

“来，进来吧老大……您这一路找得顺利吗？”

“最后二十米不太顺利，嗯！如果不看烧烤架的话，这边的风景还是挺别致的。磨坊和茅屋……”

“是的，我也很喜欢，尤其从这里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美景。”

塞内纳克迈上最后三级台阶。

“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西勒维奥解释道，“但是白天的时候，景色棒极了。对了，老大，科契尔是一个挺奇特的地方。”

“比烧烤架俱乐部还奇特吗？你说说看！”

“是‘烧烤架控俱乐部’啦。但是与这个没什么关系。实际上，那里死过很多人。百年战争期间的一场大战就是在对面山坡上展开的，尸体成千上万。随后，这一幕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演了。在这当中，最奇怪的是，您知道谁被安葬在后面那个教堂的陵墓里了吗？”

“圣女贞德吗？”

贝纳韦德笑了。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

“真的吗？”

“说到底，您是不是不知道阿里斯蒂德·布里昂是谁啊？”

“是个歌唱家……”

“不，不是，您说的是阿里斯蒂德·布鲁昂。大家总把他俩弄混。阿里斯蒂德·布里昂是一位政治人物，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法国人。”

“西勒维奥，你真可爱，你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诺曼底教育……”

他看了看亮着灯光的茅屋的木筋墙。

“咱们言归正传吧，我想，对一个普通小警察那点儿微薄的薪水来说，你这栋多功能的房子已经算是很奢华了。”

西勒维奥神气活现，是因为被上司的赞扬所触动。他抬头看了看阳台顶棚的十字钢架构，上面还缠绕着铁丝。随着时间的推进，阳台上那些没有种在方格里的葡萄树就可以沿着这些铁丝爬上去。

“您知道吗，老大，在我买下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是一片废墟，我已经买了五年多了。然后，我就修葺了起来……”

“真的吗？你都做了些什么？”

“一切……”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这种天赋是写在基因里的。老大，您知道吗，葡萄牙人，甚至连警察，都有这种天赋。您知道吗，这是南北方的共性……”

塞内纳克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脱下了皮夹克。

“您都湿透了，老大。”

“是啊，他妈的诺曼底葬礼。”

“进来吧，别愣着了，快进来擦干。”

两个男人都更喜欢待在阳台上。洛朗斯·塞内纳克把皮夹克搭在塑料椅背上，椅子因受到衣服的压力而略微向后倾斜。他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贝纳韦德几乎在用道歉的语气说：

“这种塑料椅子很不舒服。这是我从一个表哥家拿的，正好给我救急用，它们早晚会变成厄尔河谷的古董，等到我升职为警察局局长的那一天……”

他笑了笑，也坐了下来。

“葬礼进行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特别的，雨水……人群。所有吉维尼的村民都来了，从年龄最小的到年龄最大的，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来了。我让莫利警官拍了些照片，看看从照片里能获得一些什么信息。西勒维奥，你可真该去看看，葬礼上有一朵花岗岩睡莲，篮子里装满了鲜花，甚至还请来了埃夫勒地区的主教。我确定，没有一个吉维尼村民是穿着靴子来的。你瞧，这事闹的！”

“老大，说到靴子，我在警局看到卢韦尔在处理着这方面的工作呢，说不定明天就能得出初步的结论啦。”

“是啊……但愿通过这一步，可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塞内纳克边说着，边像取暖似的搓着手，“至少，这场冗长的葬礼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到我最心爱的助手家里坐一会儿……”

“说得倒好听，可是您只有一个助手啊！老大，很抱歉把您折腾到这儿来，只是大晚上的，我实在不忍心把贝亚特丽斯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理解，别介意。再说回这该死的葬礼，帕特里夏，就是那个寡妇，自始至终都在哭。说实在的，如果她是装出来的话，我就推荐她去领恺撒奖的‘最具潜质的女演员奖’。相反，毛赫瓦勒的情妇却没有一个在他的坟前掉泪的……”

“除了那个小学教师——斯特凡妮·迪潘。”

“你开玩笑的吧？”

“我保证，我不是故意的……”

他垂下眼帘，挤出了一抹勉强的微笑。

“我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

“我的天啊，我心爱的助手在家的时候，居然放松得多！是的，西勒维奥，斯特凡妮·迪潘参加了葬礼……并且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漂亮，那副梨花带雨的样子让这场雨都显得清新怡人了，可是她那爱嫉妒的老公始终都将她搂在怀里。”

“您还是要当心啊，老大。”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是个成年人了，你说是不是？”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

洛朗斯·塞内纳克有点儿局促不安，他转了转眼睛，环顾了一下阳台：橙红色砖头的墙壁，接缝处处理得如鬼斧神工，房梁被彻底清洗过了，粗陶石井栏光洁白皙。

“这里的一切真的都是你自己做的？”

“所有的周末和休假时间，我都在和爸爸一起修葺这座房子，是我们两个人慢慢修建的。你看这墙角。”

“我×。西勒维奥，你真让我吃惊。我只能容忍你们葡萄牙的坏天气，因为你的家乡与我的家乡相距八百千米……”

他们都笑了。西勒维奥不安地转了转眼睛，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笑声太大了。

“好啦，放在这儿行吗？”

洛朗斯将热罗姆·毛赫瓦勒情妇的三张照片放在塑料桌子上。西勒维奥也把自己的两张拿了出来，眼神充满沮丧。

“对我来说，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欺骗自己的老婆，这可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了。”

“你认识贝亚特丽斯多久了？”

“七年。”

“你从来都没有欺骗过她吗？”

“没有。”

“她睡在楼上，是吗？”

“是的，我真不是怕她听见才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从不欺骗她呢？你老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再奢望拥有另一个女人啦？”

西勒维奥摆弄着照片，他已经后悔把上司带到自己的领地了。

“老大，快别说了，我让您过来可不是为了……”

“你家贝亚特丽斯长得怎么样？”塞内纳克打断了他，“你是想说，她不漂亮吗？”

西勒维奥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

“其实问题不在于她漂不漂亮！事情也根本不是这么个逻辑。如果谁希望自己的老婆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那可太愚蠢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是在选美！在外面，总会遇到比你老婆更漂亮的女人，就算你娶的是世界小姐，到最后，世界小姐也会变老呀。难道每年都要把新当选的世界小姐搞到床上云雨一番吗？”

听着助手的长篇大论，洛朗斯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西勒维奥觉得这微笑很诡异，他似乎在观察着自己肩膀上方的什么东西，他在看走廊大门的方向。

“真的吗？我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吗？”

西勒维奥转过身去，就像突然松开了拧在他脖子上的弹簧，现在要转个十圈八圈似的。

西勒维奥满脸通红。

贝亚特丽斯就站在他的身后，似乎是从阳台的瓷砖地面上一路滑过来的。洛朗斯觉得她长得很有“喜感”，虽然这个词用得不太贴切。更确切地说，是令人振奋。她个子很高，棕色的皮肤，一头黑色的长发和睫毛混杂在一起，像窗帘一样挡住了她那惺忪的睡眼。贝亚特丽斯裹着一条乳白色的毯子，毯子在她滚圆的肚子上堆起褶皱，让人想起了古代女子的雕像。桃粉色的皮肤，仿佛和她那棉质披肩是用同一种材质编织出来的。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嘲讽的光芒。塞内纳克不知道她是一直这么美呢，还是因为怀了孕，过几天就要当妈妈了才这么美。她的孕肚已经完全隆起，就像体内蕴藏着某种幸福，最后这幸福会露出头来一样。经常会在杂志上看到这样的话。塞内纳克觉得自己可能是老了，他居然会对女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几年前，他会觉得孕妇性感吗？

“西勒维奥，你能不能帮我拿一杯果汁来，什么果汁都行。”贝亚特丽斯一边说着，一边拽过一把椅子。

西勒维奥迅速站起身来，快速冲进厨房。他完蛋了，就像一只绕着老婆打转的陀螺。贝亚特丽斯把披肩往上拽了拽，搭在了肩膀上。

“如此说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洛朗斯·塞内纳克啦？”

“‘大名鼎鼎’？此话怎讲？”

“西勒维奥总跟我说起您。您……您让他吃惊，甚至还会使他混乱。您的前任更加……更加中规中矩……”

厨房里传来西勒维奥的声音：

“凤梨汁，行吗？”

“好呀！”

两秒钟过后：

“凤梨是切开的吗？”

“是啊，昨天切的。”

“那我就不要了。”

一阵沉默。

“好吧，那我去地窖里看看还有什么吧……”

这个孕妇很性感，也很难缠。披肩滑到她的右肩膀。塞内纳克心里生出一丝邪念，他暗自猜想，贝亚特丽斯的打扮是不是一直都这么妖娆？她转向塞内纳克。

“他很可爱，您不觉得吗？他可是个绝世好男人。您知道吗，洛朗斯，我已经盯上我们家西勒维奥很久啦，我心里总会冒出这样一些想法，如‘这个男人可真是为我专门打造的啊’……”

“他绝对抵挡不住您的魅力，您真是美得无与伦比……”

“谢谢。”

披肩又滑下来一些，随后又被她拽了上去。

“这样的赞美倒是让我很吃惊，尤其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

“从我嘴里说出来？”

“是的，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您……您很会看女人。”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角泛起一丝嘲讽的微光，披肩再一次滑落下来，在这之后，洛朗斯只好转过身来欣赏西勒维奥和他爸爸的手工大作——房梁、砖瓦和玻璃窗。

“我也很喜欢西勒维奥，”塞内纳克又接起话茬，“并不是因为他会做布朗尼蛋糕、会搜集烧烤架。”

她笑了。

“他也很喜欢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放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会把他带坏吗？”

贝亚特丽斯拢了拢披肩，倾身看了看摆在塑料桌上的照片。

“哦。看来您是喜欢上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喽？”

“他跟你说的？”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所有性格腼腆的人都有这个毛病，他总是在我的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

“杧果汁行吗？”西勒维奥走出地窖，对她喊道。

“可以啊，如果只有杧果，那就杧果汁吧，但要确保新鲜。”

她对塞内纳克笑了笑：

“洛朗斯，您可别见怪。我还能再当几天女王，您说是不是？”

塞内纳克警官像狮身人面像似的点了点头。这个孕妇真是超级性感，也相当难缠。

“他只有这么一个缺点，都被您发现了。”洛朗斯说道。

“您说对啦，警官！”

“还有点儿缺乏创意，是不是？”

“没错！”

西勒维奥回来了，手捧一只大号的鸡尾酒杯，杯上插着一根吸管，一块粽叶形饼干和一片橙子切片。贝亚特丽斯轻轻地把杯子放到嘴边。

“我的呢？”塞内纳克问道，“你可能觉得我淋湿了，所以不会渴……”

“抱歉啊，老大。您想喝点儿啥？”

“你都有什么？”

“来杯啤酒吧，行吗？”

“好的，完美。嗯，很清爽。我也要一块粽叶形饼干和一根吸管。”贝亚特丽斯一只手拽着披肩，另一只手举着杯子，吮吸着吸管。

“西勒维奥，告诉他，他会被人笑话的……”

贝纳韦德咧开嘴笑了起来。

“吸管您要褐色的、金色的，还是白色的？”

“褐色的。”

西勒维奥又一次消失在房子里。贝亚特丽斯弯下身子看了看照片。“是她吧，那个小学教师？”

“没错。”

“我能理解您，警官。她确实很，怎么说呢……优雅、迷人。就像从浪漫主义画作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如果让她摆一个造型，几乎就跟画里的人物一模一样。”

这样的想法让洛朗斯大吃一惊。说来也怪，第二次见到这位小学教师的时候，他也曾冒出过这样的想法。贝亚特丽斯又执意看了看其他几张照片，她抚弄了一下挡在眼前的刘海，微微皱了皱眉。

“警官，您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与案件有关吗？”

“是的。在这些照片上，有一处很明显。总之，作为女人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19

斯特凡妮·迪潘透过圆形的天窗，向外望着行走在吉维尼村的一个个湿漉漉的身影，随后，向后退了一步。一袭黑色的长裙沿着她的身体滑落下来。雅克赤裸着上身，躺在她身边的床上。他的目光从安德里大区的卖房广告上移开。他们的房子是复式的，一只小灯泡从橡木房梁上垂了下来，微弱地照着这个连光线都散发着木头香气的房间。

斯特凡妮赤裸的肌肤染上了一层桃花心木般的棕红色。她又一次弯下身，朝天窗望去，看着夜幕降临在大街上、看着市政府广场、看着椴树和学校的院子。

别人会看到你的。雅克将目光从广告上移开，心里这么想，但是他没说。斯特凡妮将肌肤贴在方格窗上，她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文胸、一条黑色的三角裤和一双灰色的长筒袜。

她疲惫地说：

“怎么一有葬礼天就下雨呢？”

雅克放下手里的杂志。

“我也不知道。斯特凡妮，吉维尼经常下雨。有时候雨水恰好和葬礼赶到一块儿。我们会想到……这会让我们想起……”

他盯着斯特凡妮看了很久。

“你想躺下吗？”

她没有说话，慢慢向后退了几步。她抬起脚转了转身，在天窗里端详着自己四分之三的身影。

“我胖了。你不觉得吗？”

雅克笑了。

“你笑一笑嘛。你是……”

他搜索着此时能够描述自己感觉的最美的词汇：瀑布似的长发垂落在蜜糖般的后背上，窗子中的身影只能粗略地勾勒出她的线条。

“你简直就是圣母玛利亚……”

斯特凡妮终于笑了。她将双手滑到身后，解开文胸。

“不，雅克……圣母玛利亚很美，那是因为她有孩子。”

她将内衣脱下来挂在衣挂上，衣挂是用螺丝拧在房梁上的。她转过身子，看都没看雅克一眼，就坐到床边。她慢慢地将长筒袜从大腿上褪下来，雅克将一只手伸到被子底下，将被子拉到自己肚子的高度。长筒袜脱到大腿、小腿、脚踝，他妻子渐渐弯下身子，她的胸部渐渐贴到自己的胳膊上。

“斯特凡妮，你这是想取悦谁呢？”

“我没想取悦谁。你想让我取悦谁？”

“取悦我啊……斯特凡妮。取悦我。”

斯特凡妮没有说话，钻进了被子里。雅克迟疑了一下，最后开口说道：

“在毛赫瓦勒的葬礼上，我是真的不喜欢那个警察看你的眼神。真的不喜欢……”

“别再说了……求你了。”

她翻过身，背对着雅克。雅克听到了她轻柔的呼吸声。

“明天傍晚，菲利普和提杜邀请我到马德里高地去打猎，你介意吗？”

“不介意啊。当然不介意。”

“你确定吗？你不希望我留下来吗？”

呼吸声。他妻子依然背对着他，默默地呼吸着。

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他将手里的杂志放到床头，随后问道：

“你还想看书吗？”

斯特凡妮抬起头，看了看茶几，上面只放着一本书，是路易·阿拉贡的《奥雷利安》。

“不，今晚不看了，你可以把灯关掉了。”

屋子暗了下来。

黑色的三角裤也滑落到地上。

斯特凡妮将身子转向丈夫。

“雅克，让我生个孩子吧。求求你了。”

20

塞内纳克警官紧紧地盯着贝亚特丽斯的脸。他实在猜不出那种带着讽刺的微笑到底是什么意思。整个阳台的气氛如同审讯室一般。裹着披肩的贝亚特丽斯有点儿冻得瑟瑟发抖了。

“那么，贝亚特丽斯，你从这些艳照里看出什么来啦？”

“我说的是你喜欢的那个小学教师。她叫什么来着？”

“斯特凡妮，斯特凡妮·迪潘。”

“对，斯特凡妮。我听西勒维奥说，这个漂亮姑娘让您心神不宁……”

塞内纳克皱了皱眉。

“好吧，我敢发誓，她从来都没跟热罗姆·毛赫瓦勒这个家伙发生过性关系。”

她慢慢地、一张一张地仔细端详着塑料桌上的五张照片。

“相信我，她是这五个女人中唯一一个没与毛赫瓦勒上过床的人。”

“你凭什么这样说？”塞内纳克一边问，一边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

她回答得很干脆，干脆得就像说“你好”那样轻松：

“因为毛赫瓦勒不是她喜欢的款……”

“啊……那她喜欢的款是什么样的？”

“像您这样的啊！”

这孕妇说话还真是直接。

西勒维奥回来了，手里捧着一杯吉尼斯啤酒和一大杯画着人头肖像的啤酒。他把这两杯啤酒端到上司面前。

“你们讨论工作的时候我能留在这儿吗？”贝亚特丽斯问道。

洛朗斯吸吮着啤酒的泡沫，西勒维奥露出惊惶的眼神。

“说白了，您在这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一会儿也会讲给您听……”

贝纳韦德一言不发。他的上司将第一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

“好啦，我要开始啦。”塞内纳克说道。

贝亚特丽斯和西勒维奥低头看了看塞内纳克拿给他们的照片。热罗姆·毛赫瓦勒站在一张环形办公桌后面，手扶在一个女孩儿的膝盖上，把她抱了个满怀，与她紧紧地亲吻着。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以说，这是一起桃色事件。这张照片是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办公室里拍的。这个女孩儿叫法比安娜·贡卡尔夫，是热罗姆的一个女秘书。她年轻、淫荡，是那种可以在白色工作衫底下穿蕾丝内裤的类型……”

西勒维奥腼腆地将一只胳膊搭在了贝亚特丽斯的肩膀上，贝亚特丽斯却似乎听得津津有味。

“据这位女秘书的朋友说，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年前，那会儿法比安娜还是单身，后来她就和热罗姆搞到了一起……”

“如果这是一起情杀案的话，五年的时间可有点儿短，你说呢？”西勒维奥评论道。

他将照片翻了过来。

“照片背面的编码是什么来着？23-02……”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丝线索都找不到，这个编码跟任何事情都联系不上，跟生日无关，跟他们在一起的日期也不搭边。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编码的后两位数字并不代表月份……”

“老大，我可不可以打断您一下，我也走进了同样的死胡同。我调查了照片上女孩儿的身份，但是没有任何信息能与照片上的编码对应上。03-01，21-02，15-03。也许这些数字就是拍照的私家侦探存档的一种方式吧……”

“也许吧……可是即便如此，那这些编码也代表着一定的顺序……只要我们还没找到邮寄照片的私家侦探，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就会矢口否认这些照片是她寄来的。我们会戳穿她的，会的，走着瞧。现在，该你说啦。”

西勒维奥的手并没有从贝亚特丽斯的肩膀上移开。他甚至还抓紧了她的肩膀，紧紧攥住妻子肩膀上的披肩。他扭着身子拿起照片。显然，这张照片是在夜总会拍的。照片上的金发女郎穿着一条带着亮片的低胸连衣裙，热罗姆·毛赫瓦勒的手放在她的胸口，那女孩儿晒得皮肤黝黑，浓妆艳抹，就连脚指甲上都涂着指甲油。塞内纳克叹了口气。在西勒维奥咳嗽的时候，贝亚特丽斯一直目光闪烁。

“阿丽娜……梅雷塔丝，”西勒维奥嘟哝着，“三十二岁。在艺术圈，他们之间是一种公务关系。离婚。显然，她和毛赫瓦勒认识的时间是最长的。她性格独立，是巴黎画廊的常客。”

“所谓公务关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洛朗斯嘲讽地说，“从照片上来看，我们的阿丽娜可真是个踩着高跟鞋的小辣妹呀……你看到了吗？”

贝亚特丽斯直起身来，就像一只嗅到危险的母狼。西勒维奥依然警觉地紧紧按着她的披肩。

“不，”西勒维奥继续说道，“据我了解，她去美国已经九个月了。她是一个老莱姆人，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她似乎是从吉维尼移居到美国的侨民，那里是东海岸的印象派基地，就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在波士顿附近。我试着给她打过电话，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打通。但是，老大您是了解我的，我还会继续打的。”

“好的……但愿不是因为贝亚特丽斯在这儿，你才说那位美丽的阿丽娜出逃了。”

贝亚特丽斯将一只手放到西勒维奥的膝盖上。

这孕妇可真是又性感，又难缠，甚至还有点儿温柔。

“这个您就放心吧，”西勒维奥坚定地说道，“您知道阿丽娜·梅雷塔丝在波士顿是为谁打工吗？”

“能给我点儿提示吗？她的工作需不需要穿衣服？”

西勒维奥没有费力解释。

“阿丽娜·梅雷塔丝是在为罗宾逊基金会工作！”

“好吧……又是这个该死的基金会！西勒维奥，你能帮我找到这个女孩儿吗？”他一边坚定地说着，一边瞥了一眼贝亚特丽斯，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你就把这当成一种命令……对，我的命令……”

下一张照片，大家传看了一下。那是一个女人，穿着短短的蓝色工作服，工作服只有短裙那么长，她跪在眼科医生面前，眼科医生的裤子一直褪到脚踝。西勒维奥转向贝亚特丽斯，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催她去睡觉。最后，他什么也没说。

“很抱歉，”塞内纳克说道，“这可难住我了。由于看不见这个女孩儿的脸，我对她的身份调查毫无进展。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这一幕发生在毛赫瓦勒家的客厅里，克洛德-莫奈大街，这个我能从墙上的挂画中辨别出来。因此，从女孩儿的穿着可以看出，这件带浅色格子的蓝衬衫可能是用人穿的，但是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对这一点保持了沉默，她辞退了一批又一批用人。我要说的是，莫利警官检查过这张照片的材质，这张照片至少是十几年前拍摄的……”

“毛赫瓦勒是怎么死的？”贝亚特丽斯突然问道。

“被利器所杀，头颅破裂，然后尸体泡在水里。”塞内纳克机械地回答。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连他的生殖器也一块儿割掉。”

这孕妇真是又性感，又难缠……也很温柔……就像一条缠在脖子上的蛇一样……

西勒维奥傻傻地笑着。

“宝贝儿，你还不去睡觉吗？”

宝贝儿并没有回答，这倒把洛朗斯给逗乐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要追溯到十年前，”西勒维奥推测着，“如果那个女孩儿当时怀孕了，那么他们的孩子就……”

“十岁！我也会数数。老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问那个女孩儿有没有在当母亲之前，还是应该先找到她……现在轮到你说啦，你的爱尔兰女孩儿……”

“这件事可能说来话长，老大。要不您先说？”

塞内纳克惊讶地抬起头。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我呢，正好相反，我要说的很简短。”

大家又传看了一下照片。照片上，斯特凡妮·迪潘和热罗姆·毛赫瓦勒沿着小路行走，那可能是吉维尼村山坡上的一条小路。他们并肩站着，距离很近，手拉着手。

“您刚刚说，这是婚外关系中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标志，是不是，贝亚特丽斯？”塞内纳克问道。

西勒维奥很吃惊，贝亚特丽斯缓缓地点了点头。

“没错，”贝纳韦德补充说道，“除非把这张照片放到其他四张中看。如果把它们混杂到一起……”

“正是如此！西勒维奥，没人教过你要注意‘混杂’这个问题吗？这可是个基本常识。再说，这些照片还是一个匿名的好心人提供给我们的。至于其他，我们对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儿，也就是斯特凡妮·迪潘，几乎无所不知，她是吉维尼村的小学教师。明天我还会去见她，向她要吉维尼孩子的名单。如果得到那份名单，你也会很高兴的，我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毛赫瓦勒被杀那天，她丈夫都做了些什么。”

洛朗斯还在期待着贝亚特丽斯的鼓励，可她却把脑袋靠在了西勒维奥的肩膀上，揉起了眼睛。西勒维奥把披肩盖到了她的脖子底下。

“那么，说说你的爱尔兰女生吧？”塞内纳克说道。

“她叫阿丽颂·米雷，”西勒维奥边说边眨了眨眼睛，“首先，我要说的是，她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英国人。她来自达勒姆，英国北部的一个地方，离纽卡斯尔很近。其次，照片上的那片沙滩不是爱尔兰，而是萨克岛。”

“不是爱尔兰，而是萨克岛？”

“嗯，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那是一座盎格鲁-诺曼底小岛，在泽西岛旁边。这座岛似乎是所有岛屿中最美丽的……”

“那你的阿丽颂呢？”

贝亚特丽斯闭上了眼睛。她靠在西勒维奥的肩膀上呼吸着，气息轻轻吹动着西勒维奥脖子上的金色汗毛。

“这件事说来话长，”贝纳韦德小声说道，“并且，如果让埃夫勒的主教知道了，他也不会高兴的，这女人对热罗姆·毛赫瓦勒死后的名声没有一点儿好处。”

第六天
2010年5月18日 大麻磨坊
恐慌

21

您一定已经知道了，我的卧室和洗手间都在高层，在大麻磨坊的主塔塔楼。那是一个带木筋墙的小塔楼，只有两间极小的屋子。除了我这个老疯子，任何人都不会愿意住在这儿的。

我慢慢地扎起头发。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出门。今天早上我要去见见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我恶狠狠地看了看木地板上的污迹，昨天葬礼上穿的那些衣服大部分都还没干，我把它们挂在了客厅，它们整晚都在滴里耷拉地滴着水，昨晚我太累了，都没注意到。今天早上，水滴汇成一片“池塘”，我用海绵吸了吸，那也白搭，有一块木头已经被水浸透了。我意识到地板上的污迹不过是水而已，地板早晚会干的。只是，那块污迹让我耿耿于怀，它就在我的《黑色睡莲》下方。

您可能会说，这个老太太真是老得病入膏肓了。我没说错吧？是的，这一点，您说得没错。我向窗边走去。我的塔楼至少有一个优点：在整个吉维尼，都找不到第二个更好的观察点了。从我的鹰巢向外眺望，整个埃普特大街尽收眼底，从草原一直到荨麻岛、莫奈花园，从罗伊大街一直到圆形广场，所有场景一览无余……

这里就是我的观望台！有时候，我在这儿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看得我都感到恶心了。

谁能想到我会成为这样的人呢：一个一生都躲在灰色方格窗后的泼妇，窥视着邻居、陌生人和游客……

吉维尼村的看门人。

就像一只刺猬，但并不优雅。

事实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都厌恶了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大客车、自行车和罗伊大街上的行人。这里是印象派朝圣者到达圣殿的最后几米路。

有时候也并非如此无聊，因为偶尔还会冒出一些惊喜，如刚才。

一辆摩托车减速下来，想从磨坊后面转向进村，驶上鸽舍大道，我是不可能看不见这辆摩托车的。

骑摩托车的是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他独自一人！

我在角落里观察着，没人看得见我，没人会怀疑我。就算有人识破了我的把戏，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老太太爱八卦，再正常不过了！这个老太太日复一日，每天早上都在探究着窗外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一只鼓起眼睛的金鱼，在广口瓶里游上一圈，就把什么都忘了。

谁会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证人呢？

就在这时，警察的摩托车驶上了鸽舍大道，塞内纳克警官回来了，他在为之前的那场惨剧而奔忙。

22

洛朗斯·塞内纳克把摩托车停放在市政府广场的一棵椴树下。这一次，他可没想制造什么“偶遇”。他按计划在放学几分钟之后来到学校门前，在克洛德-莫奈大街上又遇到了几个孩子，那几个孩子对他的悍虎T100欣赏了好一番。但对孩子们来说，这辆摩托车只不过是一个摆设之物罢了……

斯特凡妮背对着他。她正在一个大纸袋里整理着孩子们的画作。他决定先开口说话，他觉得这是让自己说话不结巴的最好方法——在她回过头来之前，在他从她的目光中看到无限风光之前，他决定先开口。

“你好，斯特凡妮，我回来啦。按照上次的约定，我是来取孩子们的名单的。”

女教师满脸真诚地微笑着，伸出一只柔软的手。这微笑就像会客厅里拘留犯的笑容似的，塞内纳克心里这样想，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袋里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您好，警官，我都为您准备好了，都在那儿呢，在办公桌上的信封里。”

“谢谢。我要跟您说，我有个助手，因为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张生日贺卡，他便坚信这是一条线索。”

“坚信这是一条线索的，难道不是您吗？”

“我也不知道，您比我更有资格说这话。不瞒您说，我的助手猜测热罗姆·毛赫瓦勒可能有一个十一岁的私生子。您的班级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就这些吗？”

“这些还不够吗？在您的学生中，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孩子吗？”

斯特凡妮伸手去取白色信封，然后把信封放到警官胸前。

“打探我的小宝贝儿们的私生活，那是您的工作，不是我的！”

塞内纳克没有坚持。他观察着这间教室，好像在大脑中搜索着接下来应该说点儿什么。实际上，警官非常清楚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在他从维农警局到吉维尼来的一路上，大脑中左思右想的都是这句话，就像嚼烂了的口香糖一样。他盯着墙上的水彩竞赛海报“未来之星绘画大赛/国际小画家挑战赛”。他发现“罗宾逊基金会”这个字眼也出现在教室墙上的另一张海报里，这张海报用英文赞扬着加的夫国际画廊，背景是西斯莱画的《荒原》。沉默片刻之后，塞内纳克终于开口了：

“斯特凡妮，您熟悉这座村庄吗？”

“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我想找一位向导……怎么说呢，我想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吉维尼……我觉得在这场调查中，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观察和想象，就像画家画画那样？”

“没错。”

他们都笑了。

“好的，那我就为您效劳好了。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就来。”

斯特凡妮·迪潘在她那稻草黄色的连衣裙外面披上一件羊毛外套。他们一边聊着，一边沿着克洛德-莫奈大街走了下去。他们走下花园大街，向中央大街转去，又穿过河流，走到罗伊大街的另一侧，来到了大麻磨坊的前面。斯特凡妮接送班里的孩子们到吉维尼的各条街道不下几百次了，她知道很多发生在街上的各种奇闻趣事，她把这些事一一讲给警官听。她说，吉维尼村的每个街角、每栋房子，甚至每一棵树，都被绘制成了油画，在地球另一端著名的博物馆里被人保护着、欣赏着，作品外镶着保护罩，边框上涂着油漆。

那些受到保护的原创作品！

它们来自吉维尼。在吉维尼附近。在诺曼底。

“在这里，只有石头和花朵会搬家……居民才不会搬走呢！”斯特凡妮带着一种略显古怪的微笑说道。

他们穿过罗伊大街。桥下的河水从砖石的圆拱下流过，流向了大麻磨坊，给人带来一缕清凉。斯特凡妮停下脚步，他们在磨坊前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栋奇怪的房子一直吸引着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我能提个建议吗？”塞内纳克问道。

“好啊……”

“还记得您给我的书吗？阿拉贡的《奥雷利安》，我读了一个晚上。奥雷利安和贝蕾妮丝……他们之间是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在那些有关吉维尼的章节里，贝蕾妮丝就住在一间磨坊里。阿拉贡虽然没说是哪个磨坊，但从目前来看，只能是这个啦。”

“您相信吗？您相信阿拉贡就是在这间磨坊里苦苦等待着忧郁的、在理智和真爱之间被撕扯成两半的贝蕾妮丝吗？”

“嘘……别告诉我结局！”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向木制的大栅栏门走去。大门敞开着，一股清风沿着山谷吹了过来。斯特凡妮微微发抖。洛朗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将她揽在怀里。

“斯特凡妮，我为阿拉贡感到遗憾，但是作为一名警察，对我来说，这间磨坊却是离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凶杀案最近的地方……”

“那就是您的事啦……我的职责仅限于为您做向导……如果您真想知道的话，这间磨坊的历史十分悠久……如果没有这间磨坊，莫奈的花园就不可能存在，也就不会有《睡莲》啦。其实，这条小河之前是一条引水渠，是中世纪的僧侣挖的，就是为了给这间磨坊提供水源。这条小河在田地的上游，几个世纪以后，莫奈把这片田地买了下来，修建了自己的池塘……”

“然后呢？”

“这间磨坊一直归约翰·斯坦顿所有，他是一位美国画家，似乎他的网球打得比画画还要好。但是一直以来，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村里的孩子们都说这间大麻磨坊是巫婆的磨坊。”

“这……”

“看呀，洛朗斯……顺着我指尖的方向。”

斯特凡妮牵起他的手。他就任由她牵着，内心十分欢喜。

“你看院子里这棵巨大的樱桃树呀，它可是一棵百年老树呢！世世代代，孩子们的游戏就是跑到院子里去偷樱桃……”

“那警察不管吗？”

“等等，您再看看。您看到树叶间阳光闪耀的光影了吗？那是银丝带。就是用寻常的银色布条剪成的。真蠢啊！那些银丝带是用来驱赶鸟儿的！这群樱桃猎食者可比街角的孩子们危险多了。但是对村里的小男孩儿来说，偷樱桃这个行为本身，比从樱桃树上偷到樱桃更具有骑士风度……”

斯特凡妮淡紫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奇幻的光芒，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似的。她是莫奈最灿烂的一朵“睡莲”！她眼神中的忧伤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不等警官发话，斯特凡妮又继续说道：

“骑士会去偷几条银丝带，把它们献给心中的公主，给她扎头发用。”

她一边笑着，一边抓起洛朗斯的手，又猝不及防地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发髻上……

“把它们当作定情的信物，警官……”

洛朗斯·塞内纳克的手指在她那栗色的秀发之间不知所措。他迟疑着要不要把手收回来。斯特凡妮不可能没有发觉他的慌乱。

她想干什么？哪些行为是她临时起意，哪些又是事先设计好的？

斯特凡妮头发上的银丝带在他的指间窸窣作响。他像是被火烫到了似的，一下子将手指抽了回来。他微笑着，支支吾吾地不知如何是好，像个傻子。

“斯特凡妮，你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真的。你的发间还扎着银丝带！那我就冒昧地问一句，是哪个骑士将这些银丝带送给你的？”

她动作自然地理了理头发。

“您放心，我只能说，那个人不是热罗姆·毛赫瓦勒！他可不是那种浪漫主义少年。警官，您可别自己杜撰故事哦。我们班里的许多小男孩儿都愿意为老师献上自己的礼物呢。咱们继续走？”

他们沿着河水又向前走了几步，一直走到洗衣池对面。这儿正是几天前，发现毛赫瓦勒尸体的地方。

他们一定是都想到了这一点。

他俩都不说话了。斯特凡妮岔开了话题：

“这个洗衣池和城镇里的其他洗衣池一样，都是克洛德·莫奈为村民修建的。他试着通过捐赠这些物资，来得到村民们的认可……”

塞内纳克没有搭话。他向前走了一步，开心地望着河水里舞动的水生植物。他发话了：

“斯特凡妮，我想跟你说，你的丈夫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嫌疑人。”

“什么？”

斯特凡妮眼里的童真，瞬间像受惊的鸟儿一样飞走了。

“我只是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和毛赫瓦勒之间有绯闻……你丈夫的醋意……”

“真荒唐！警官，您这到底演的是哪出戏？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和毛赫瓦勒之间……”

“我知道，但是……”

他用脚翻动着河岸边上的泥土。昨天的大雨已经抹去了所有的脚印。

“斯特凡妮，你丈夫有靴子吗？”

“您总提这么愚蠢的问题吗？”

“这是警察会问的问题。很抱歉……你还没有回答我。”

“当然啦，雅克当然有。可是哪个人没有靴子呢？那双靴子现在应该正在他脚上穿着呢，他现在正和朋友们打猎。”

“可是现在根本不是打猎的季节啊……”

女教师的回答干脆利落：

“阿斯塔加尔山间小路的山坡主人——帕特里克·德洛内受命于淡季在猎场外围铲除禁猎区的兔子，兔子在石灰质的草地上繁殖很快。你们可以去考证一下，农业部下发了一份文件，上面列着需要治理的小块土地的名单、有害动物造成的土地损害以及由德洛内提名前去消灭有害动物的猎手名单。实际上，那些猎手都是德洛内在吉维尼的朋友，我丈夫就是其中之一。警官，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按照文件指示进行的，他们每年都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绞杀兔子。”

塞内纳克皱了皱眉，就像在说，虽然他没有做一个字的笔录，但是他可以将每一个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好的，谢谢，我们会去核实的。很快，我的助手，或是另一位警员就会前来拜访你的。放心吧，他们可比我有分寸多了。斯特凡妮，你丈夫在案发当天早上都做了些什么？”

斯特凡妮向河岸边走去，指间摩挲着一片柳叶。

“警官，您把我带到案发现场，就是为了调查我吗？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让我进入状态？”

塞内纳克支支吾吾地说道：

“别……千万别这样想……”

“那天早上，雅克出去打猎了，”斯特凡妮打断了他的话，“他走得非常早，但是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只要是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他通常都会走这么早……您看，我丈夫并没有不在场证明。但是，他也没有杀人动机啊……热罗姆·毛赫瓦勒为我修建了一处秘密庭院，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丈夫的杀人动机……我们曾在庭院周围散过几次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讨论着油画，他那个人很有意思，很有教养。我和热罗姆·毛赫瓦勒之间的关系就发展到这一步。您瞧啊，实在没有什么能构成我丈夫杀人动机的。”

斯特凡妮·迪潘的目光注视着河水水流，随后，她转向洛朗斯·塞内纳克。

显得有些深不可测。

“警官先生，您瞧啊。我难免会在这片潮湿的土地上滑倒，如果恰好跌倒在您的怀中。可能有人会发现我们……他可能会窥视着、想象着，并把我们拍摄下来。在我们村，这种行为很常见。然而，我俩并不认为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塞内纳克不禁向四周看了看，他只看到草原远方的几个行人。除了大麻磨坊，他没发现这里有任何人。他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斯特凡妮。我……这只是一条线索而已。刚刚我在说‘重点嫌疑人’的时候，可能有些言重了……”

他迟疑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

“其……其实，据我的助手——贝纳韦德警官说，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一案总共有三条线索，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因毛赫瓦勒拥有诸多情妇而引起的情杀；因毛赫瓦勒对油画的热爱而做出的艺术品非法交易；或者是和一个孩子有关的某个秘密……”

斯特凡妮思考片刻。她的声音带着一种让人感到嘲讽的不安：

“如果我是您，我会把我自己当成您的重点嫌疑人……这三条犯罪动机都指向我，不是吗？我和毛赫瓦勒聊过天，我正在组织一场绘画大赛……并且，还有谁比我更了解村里的孩子们呢？”

她抿了抿玫瑰粉色的嘴唇，伸出两只紧握的拳头，做出一副等着警官把她铐走的样子。

塞内纳克苦笑了一下。

“事实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证据是指向你的！你跟我说过，你不是毛赫瓦勒的情妇，你自己又不画画……你也没有孩子。”

警官从容的话语突然噎住了。斯特凡妮的双眼突然蒙上了一层黑色，似乎塞内纳克的话激起了她内心深深的悲伤。

就像断了一根弦的小提琴。

就算演戏，她也不可能演到这种程度，塞内纳克心想。他回想着自己刚刚说了些什么。

你不是毛赫瓦勒的情妇。

你自己又不画画。

你也没有孩子。

斯特凡妮的态度表明，他刚刚说错了话……他的某个论断应当是错误的。

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那么，是哪一个呢？那个论断会不会与他的调查、与这起凶杀案有关呢？塞内纳克又一次感到自己身陷沼泽，他感到自己掉入了一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细节当中。

他们沿着哥伦比亚大街朝学校的方向走去，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他们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不欢而散。

“斯特凡妮，依据法律程序，我会要求你服从警方的调遣。”

他笑了笑。她强作热情地回答道：

“很愿意，警官先生。想找到我并不难。我要么在学校，要么在自己家，我家就在法庭上方的位置。”

她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屋檐下的圆形天窗。

“您应当看得出来，我的世界并不宽广……啊，不，三天后的早上，我会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去参观莫奈花园。”

她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鸢尾花的淡紫色持续在塞内纳克的思绪中流淌，扭曲了他所听到的全部事实，重新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卷，像是在用扭曲的画笔勾勒着线条。

斯特凡妮·迪潘。

在整桩案件中，她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呢？

嫌疑人？还是受害者？

这个女孩儿让他相当手足无措。唯一一个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放弃亲自审理这起案件，给预审法官打个电话，把这一切都交给西勒维奥或其他任何一个警察来处理。

然而，有一件事他很确信，是这唯一的确信把他留了下来。

对于这种直觉，他既解释不清，也挥之不去，那是一种斯特凡妮·迪潘在向他求救的感觉。

23

我从塔楼向下看，一幕好戏都没有错过。这两个人走到我的樱桃树下，斯特凡妮的头发上扎着银丝带，鞋上沾满了泥土，他们就站在犯罪现场的前面。

就站在我家门前！

我不出门是不对的，您说呢？您不觉得他们之间擦出点儿火花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吗？不知从哪里调来的帅气警官和等待着被人救赎的小学教师，他们都很年轻，堪称郎才女貌。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命运就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一切都已步入正轨……

只要再约几次……剩下的事就交给肉体好了。

我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塔楼，每走一步，都需要很多时间。还要再花几分钟，我才能锁好三道锁；我还要吃力地锁好橡木大门，这扇门和我一样，又老又笨重。每天夜里，接合处的滚轴都在生锈。您瞧，这里的人都会得风湿病。

我又想到了警察和女教师。是的，这两个人想冲出我视野的画框，冲出界限的约束。他们只要骑上那辆镀铬的鲜红色摩托车，就能冲出藩篱。哪个女孩儿没期待过一场说走就走的私奔，你说是不是？

当然啦，只要有一粒尘土飞扬起来就成。

只要有人敢迈出这一步就成。

“来啊，尼普顿。”

我走着走着，像往常一样，在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停车场停了下来，从博物馆大楼的前方走了过去；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走过这个建于1970年的奇丑无比的楼阁式建筑。当然啦，我已经得知，他们想建一个大花园，将这个博物馆围起来。几年来，博物馆前方已经摆出了女贞树和侧柏的迷魂阵，大家都管这个花园叫印象派花园。我很想……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想在这几块地上修建篱笆来取代现在的栅栏。既然现在法国人从美国人手里将这块地买下来修建起印象派博物馆，那他们很可能将这些树全部砍掉！我要告诉您，如果有人问我怎么看，我会说，我是赞成的。

总之，等这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我早已死去了。从目前来看，他们不过是想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座博物馆的后面，堆起四个柴火垛，就像远古时代那样，只不过柴火垛上没有长叉罢了。我总觉得在侧柏后面堆放柴火垛有些古怪，但是归根结底，这些柴火垛也很招人喜爱，因为总能看到一些开心的游客在柴火垛前拍照留影。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爬到博物馆后面去，就在冈布尔画廊身后。游客们对博物馆的植草屋顶倒是不太注意，但那屋顶真是美得惊人。最美丽的风景，要数水之城堡上方的丘陵了。现在我的腿脚不便，也就只剩下回忆了……

我继续向前走着。我的拐杖晃晃悠悠地在石板路上划过。此时，一支五个人的队伍打断了我的思绪，那是五个老人，当然啦，他们并没我老，他们讲着英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这样，吉维尼和别的村庄一样空旷。只能看见旅行社的大巴……从车上下来的游客有四分之三都讲英文，他们会在克洛德-莫奈大街走上一圈，一直走到教堂，然后再沿着原路返回。去的时候，他们会看看沿途的画廊；回来的时候，他们会买几幅画。周末的景象可就大为不同了，巴黎人蜂拥而至，诺曼底人倒是很少。

前方的队伍落下我很远，我以我的步伐继续向前走着。在走过康提画廊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放慢脚步。阿玛度·康提开的画廊是吉维尼村最古老的。

我认识了他三十年，也讨厌了他三十年……

这可真够失败的！

这家艺术商店看起来就像阿里巴巴的洞穴一样。他一看见我，就从门槛迈出来。

“我的小美人，你总像幽灵似的在街上游荡吗？”

“你好啊，阿玛度。不好意思，我今天赶时间……”

他爆发出一阵塞内加尔人的豪爽笑声。据我所知，他是村里唯一一个非洲人。有时候，我会在他的店里多待一会儿，他会跟我聊生意。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莫奈作品的代理，那可是一笔大生意……一幅《睡莲》足矣，无论哪一幅都行。可以做些黑市交易啊，有何不可呢……有时候，他也会到大麻磨坊周围闲逛。阿玛度·康提与热罗姆·毛赫瓦勒做过多次非法交易，我应该保持对他的一贯不信任。我还得知，不久前，他与警察之间也有了瓜葛。

我继续向前走着。对我来说，克洛德-莫奈大街的每一天都显得比前一天更加漫长。我前方的游客向两旁闪开让我过去。有的时候，还会有些傻子把我也拍到照片里，好像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

71号。

到啦！

我又仔细看了看信箱上的名字——“热罗姆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似乎这对儿夫妻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能理解帕特里夏，要把死者的名字从信箱上除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按了下门铃，又按了好几次。她走了出来。

她看起来很惊讶。

惊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几个月以来，我和她都没说过多于两句的话，只是在街上碰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我走了进来，走到她的身边，我贴在她的耳边说道：

“帕特里夏，我得跟你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告诉你一些我刚刚弄清楚的事情……”

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发现她面色灰白。长长走廊上的两张巨幅《睡莲》使我头晕目眩。但是，帕特里夏显然更晕，我觉得她随时都有可能晕倒。

帕特里夏之前也总有那么一点儿虚弱。

她嘟嘟哝哝地说：

“你要说的……你要说的跟热罗姆的死有关系吗？”

“是的……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我犹豫了一下。就算我没什么害怕的，但是当着她的面说出这些话，也需要勇气，我希望您能明白这一点。她在客厅的皮沙发上坐了下来，我对她说：

“是的，帕特里夏，确实与热罗姆的死有关。我……我知道杀害他的凶手是谁。”

24

睡莲池里有鳄鱼，这有什么寓意？这个问题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想了很久。他怀疑这是考巴莫在作画的时候自己发挥的。但是他也暗自思索过，在这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什么信息？他自我安慰似的数了数画里的鳄鱼，考巴莫笔下的睡莲池里到处都潜藏着鳄鱼，可以看清它们的眼睛、鼻孔和尾巴。

洛朗斯·塞内纳克身后的艺术画廊大门开了，他走了进去。贝纳韦德警官转向阿玛度·康提，释然地笑了笑。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不要迟到！”

阿玛度·康提缓缓地举起双手。这位塞内加尔画廊商人应该在粗略估算着这两位来访者的身高。他身穿一袭宽大的长袍，上面印着杂色方格，这种印花图案不太像非洲的风格和色调。

“我之前没有紧张起来，警官，很抱歉，您的时间可比我的珍贵多啦。”

康提的画廊就像一个巨大的杂物仓库，大大小小的画布堆放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看起来就像一个堆满杂七杂八的博物馆。这家乱七八糟的画廊大概也会给内行的游客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感觉吧。

阿玛度·康提可真是个老滑头。

两位警官找了个能立脚的地方停了下来。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坐在两个纸箱之间的台阶上，洛朗斯·塞内纳克坐在一个大木箱的边缘，他的屁股被分成两半，木箱里放着许多木炭石版画。

“康提先生，您和热罗姆·毛赫瓦勒熟吗……”塞内纳克首先发话了。

阿玛度·康提仍然站着。

“熟啊。热罗姆热衷于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我们之前讨论过，我也给过他建议。他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人……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您也失去了一位好顾客。”

塞内纳克突然掏出手枪。请相信，也许是因为箱子硌得他屁股疼，他才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康提的脸上依然挂着牧师般的微笑。

“如果您愿意这么想的话……警官，那是您的工作，您可以这么想。”

“好吧，那么请您原谅我的直接。热罗姆·毛赫瓦勒之前跟您说过，他曾想让您帮他寻找一幅《睡莲》，是吗？”

“您做得对，这是您的工作。”康提一边说，一边低声笑了起来，“特别是刑侦工作，您做得很棒。是的，是有一天晚上，热罗姆让我在市场上给他弄几幅克洛德·莫奈的作品。”

“是《睡莲》吗？”

“是的……这宗买卖没什么希望，热罗姆是知道的，但是他就是喜欢疯狂一点儿的游戏……”

“那他为什么选中了您？”贝纳韦德打断他的话说道。

阿玛度·康提转过头去。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还站着，站在两个警官中间。

“什么意思，什么叫‘为什么选中了我’？”

“没错，为什么毛赫瓦勒找到您，而没有去找其他艺术画廊商？”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警官？您不觉得我是个名副其实的行家吗？”

康提苍白地笑了笑，他的瞳孔都放大了。

“如果是普通作品，那倒也没什么，但是如果让一个塞内加尔人去寻找印象派画作，就有些说不通了……”

“放心吧，警官，热罗姆还让我帮他寻找过一种奇幻瞪羚的羊角呢……”

塞内纳克直起后背，爽朗地笑了起来。

“康提先生，您可真是个滑头，同事们提示过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

“但是您刚才可不像着急的样子哟……”

“刚才？”

“刚才。一两个小时前，您从画廊门前经过，我一直当心着不要打扰到您，您当时似乎非常专注地在听您的‘向导’说话。”

贝纳韦德一头雾水。塞内纳克任由他说着。

“康提，你可真是个滑头。”

“吉维尼可是个小村庄，我们这儿只有两条街。”画廊商边说边转向门的那边。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这就说得通了，警官，您真够坦率的。我注意到的可不是您，而是我们吉维尼美丽的女教师。我正好看到了你们，当时我还心想，‘这家伙可真够走运的’。您知道吗，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就是为了每天早上能碰见斯特凡妮·迪潘。”

“就像您的朋友毛赫瓦勒那样？”

康提后退了一步，好像是为了同时看清两位坐着的警察的眼睛。

“热罗姆可没有孩子，”画廊商回答道，“警官，您也是个滑头啊。”

他转向西勒维奥。

“哎哟，您可真八卦。你俩都可以唱双簧了。怎么形容你们这个二人组合呢……猴子和大食蚁兽，这个可好？”

塞内纳克转了转身，换了一边屁股坐下。

“您经常发明非洲谚语吗？”

“是啊，这么讲话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的顾客都很喜欢。我会为一对儿夫妇创造谚语，也会给先生和女士用动物的名字取外号。这是我做生意的小技巧。你们绝对想象不到这招儿有多灵。”

“这招儿对警察也适用吗？”

“我觉得没问题。”

塞内纳克觉得很有趣。贝纳韦德似乎有点儿烦了。他用双脚猛踢着楼梯的第一级台阶。

“您认识阿丽颂·米雷吗？”他突然问道。

“不认识啊……”

“您的朋友毛赫瓦勒可认识她。”

“啊？”

“康提先生，您喜欢听故事吗？”

“太喜欢了，以前，我爷爷会在睡前给我们整个部落的人讲故事。后来有了电视机。以前，我们睡前会烤蝗虫……”

“康提，注意别扯远了。”

贝纳韦德抓住楼梯的栏杆，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僵硬的四肢，他给画廊商递过去一张照片，阿丽颂·米雷，在萨克岛的海边，躺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身旁。

“您能看出来吧？这是您的朋友热罗姆·毛赫瓦勒的一位密友。”西勒维奥解释说。

阿玛度·康提一副行家的样子欣赏起照片来。塞内纳克接过助手的话，继续说道：

“从照片上来看，米雷小姐可真是个大美人，可实际上，我们这位阿丽颂的脸颊并不讨喜。倒不是说她看起来像个坏人，可是她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洛朗斯一边说着，一边看了西勒维奥一眼，“正如你所说，我们是滑头警察，既滑头又八卦，我们觉得，在阿丽颂和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其他漂亮女人之间，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康提先生，这很奇怪，是不是？为什么热罗姆·毛赫瓦勒会同这位在纽卡斯尔保险机构的会计部门工作的平庸女士调情呢？”

阿玛度·康提将照片还给了警察。

“或许是您的审美能力出了问题吧。这位女士是英国人……”

塞内纳克又一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险些在装满石版画的箱子上失去平衡。贝纳韦德赶紧扶了一把。

“康提先生，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我还是继续给您讲故事吧。阿丽颂家有一位祖母，她的名字叫凯特·米雷，她一直住在萨克岛的渔屋里。那是一间日久失修，破损得非常严重的贫民窟。在凯特·米雷家里，只有一些不值钱的老家具、小摆件、次品珠宝，一堆没人愿意要的古画、一套破碎的餐具和一幅莫奈《睡莲》的复制品，那是一张60×60的小画布。凯特把这些东西都摆在家里，并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因为这些就是她的全部家当。我跟您说起凯特，是因为热罗姆·毛赫瓦勒跟这位年轻的阿丽颂·米雷一起去过好几次萨克岛，借此机会，他肯定与阿丽颂的祖母也建立起了感情。我们是八卦的警察、是大食蚁兽，所以，康提，您看，我们心里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热罗姆·毛赫瓦勒去那该死的萨克岛，到这位英国老女人家里，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

25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目送着那个黑色的、驼背的身影离她而去，渐行渐远。老妇人朝大麻磨坊的方向走去，每走一步，拐杖都会在克洛德-莫奈大街的沥青路面上擦出声响。走到接近“好房子”房屋中介的时候，尼普顿与她会合了。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心里估算着这次超现实主义的见面到底进行了多久。

差不多半个小时？

也就半个小时吧。

我的天呀！

要推翻之前她所确信的一切，半个小时已经足够了。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实在想不出刚刚听到的一切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她会相信这个老疯子的话吗？现在她又该做些什么呢？

她穿过走廊，刻意不让自己的眼睛触碰到墙壁上那幅长长的《睡莲》。应该把这个说给警察听，没错，应该去报警……

她又犹豫了。

然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她应该相信谁呢？

她看了看日式花瓶里凋零的花枝，回想起塞内纳克警官每次前来的所有细节，想起他审问式的目光，想起他欣赏墙上每一幅画的表情，想起他在看《睡莲》时的不安……天啊……她又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了——她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帕特里夏坐在客厅里，对刚刚和老妇人之间的对话，她又想了很久。实际上，现在她只想问一个问题：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还有挽回的可能吗？她还能扭转事情的发展方向吗？

帕特里夏径直走到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几乎只能摆下一张办公桌和一台电脑。电脑的屏幕是亮着的。屏幕上显示着一张洒满阳光的吉维尼风景画。最近几个月，帕特里夏突然对网络产生了兴趣，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对电脑键盘和屏幕痴迷到如此程度。可是……她就这样对电脑“一见钟情”了，从那以后，她就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电脑上。正是因为有了电脑，帕特里夏才重新认识了吉维尼——自己的故乡。如果没有电脑，她怎么会发现：只要一点鼠标，成千上万幅吉维尼图片就触手可及了呢？那些图片一张比一张迷人。如果没有电脑，她怎么能看见游客们在世界各地论坛上的评论呢？这些评论，一条比一条热情洋溢。几个月前，帕特里夏被一个叫作“吉维尼新闻”的网站上的美景所震撼，从那以后，她就没有一个星期不上这个网站、不朗读上面的“每日诗歌”了。

可是今天她却没有登录这个网站！

此时此刻，帕特里夏正在电脑屏幕上搜索着其他东西。她的鼠标箭头停留在她收藏的网址星标上。她翻滚了一遍菜单，最终停留在Copainsdavant.linternaute.com这个网址上。

几秒钟后，帕特里夏在搜索引擎上点击了一下“吉维尼”。她要找的照片正等待着她。千万别错过那张照片，那是整个网站唯一一张可以追溯到战前的集体照。

确切地说，是1936—1937年。

有那么一瞬间，帕特里夏心想，那些偶然点进这个网站的网友会怎样想？

这张历史悠久的班级合照混到这里来做什么？

谁还能找到七十五年前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老同学？

帕特里夏仔细查看着照片上学生们乖巧的脸庞。天啊，她对老疯子刚刚说过的话感到非常不安。会是她说的那样吗？这一切是她编造出来的吗？杀害热罗姆的凶手真的是老太太刚刚说的那个人，那个她最意想不到的人吗？

她浑身颤抖，面如死灰，冰冷的眼泪从眼角流出。她迟疑了好一阵，最后终于站起身来。

她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做什么，她已经决定好了。她又穿过客厅，机械地将樱桃木餐台上的铜质起床号挪开几厘米。

那么，她现在又在害怕什么呢？

她打开餐台上的抽屉，翻出一个黑色的日程本。她在一个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在无线电话上拨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喂，是洛朗丁警官吗，我是帕特里夏·毛赫瓦勒。”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我是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妻子。毛赫瓦勒被杀，就是那个眼科医生，他在吉维尼被人杀害了，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这次，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快地回答道：

“是的……当然，我知道。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还没得老年痴呆……”

“我知道，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您打电话的，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经常看到您的名字，尽是一些赞誉之词……警官，我需要您的帮助……怎么说呢，帮我重新做一次调查。和官方的调查同步……”

电话的两端都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赞誉之词……

电话的另一端，洛朗丁警官不禁想起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当时，他在加拿大。1972年9月，他接手了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被盗一案，那是史上最大的艺术品失窃案。十八幅大师的作品被盗，其中就包括德拉克洛瓦、鲁本斯、伦勃朗、柯罗的作品……他于1974年回到维农警局。十一年后，也就是在他退休的三年前，1985年11月，他接手的最大一起案件，便是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的九幅莫奈作品失窃案。其中就有著名的《日出印象》。正是他——洛朗丁警官，会同负责此案的艺术部警察——“打击非法文化财产中心办公室”，于1990年在日本黑帮舒泥池·福吉酷玛家和在韦基奥港的一群科西嘉强盗家找到了那些失窃的画卷。当时，这件事轰动了全世界，所有报纸上都是黑色的大标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最终，洛朗丁打破了沉默。

“毛赫瓦勒女士，我已经退休了，一位退休的警员可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您能想到我，我还是挺高兴的。请问，您为什么不找私家侦探呢？”

“警官，当然，这个我也想过，但是在艺术品非法交易这个领域，没有哪位私家侦探比您的经验更丰富了。因为这一点在这起案件中，是至关重要的……”

洛朗丁的声音变得更加惊讶了：

“您想要我做什么？”

“警官，我激起您的好奇心了，是吗？我承认，我倒希望是那样。我给您说说，您听听看，您不觉得那样一个年纪轻轻、缺乏经验，又愚蠢地爱上主要嫌疑人或主要嫌疑人妻子的调查员是在胡言乱语吗？您觉得他会一直公正理性地调查到底吗？您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会将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吗？”

“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还有助手……有团队……”

“我是见识了他的所作所为才这样说的，我可没有胡编乱造……”

电话那头的洛朗丁警官咳嗽了一声。

“很抱歉，我是一个将近八十岁的退休警察，我已经十年没有涉足警局的工作了。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您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好吧，警官，我还要再激发一下您的好奇心。您现在还读报纸，那我建议您在本地版面悼念死者的专栏里写一篇文章，您会感兴趣的，我确信。”

洛朗丁警官用近乎嘲讽的语气说道：

“我会的，毛赫瓦勒女士。您信吗，人是不会变的。您那奇怪的哑谜打断了我的思绪，并不是每天都会有人打扰我这个单身老警察的生活。但是我一直没弄明白，您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您想让我再说得详细一点儿吧？是这样的，对吗？这么说吧，那位年轻警官似乎对绘画非常感兴趣，总的来说，是对艺术感兴趣，对《睡莲》感兴趣……但是对老年人并不感兴趣。”

在警官开口之前，又是一阵良久的沉默。

“按理说，我应该为您含沙射影的话语感到高兴才对，不过我的警察生涯早已结束了。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全身而退了。您想让我为您重新调查这起案件，我觉得您可能找错人了。请您联系一下艺术部的警察吧。我有一些更年轻的同事，他们……”

“警官，”帕特里夏打断了他，“还是您亲自调查一下吧，就当业余爱好嘛。您都不需要推理，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不求您别的，您会看到……好吧，我给您留一条线索，但愿这条线索可以激起您的好奇心。您上网，登录一个网站，一个叫‘旧友’的网站。如果您有儿女或者孙子，他们肯定知道这个网站。点击‘吉维尼，1936—1937’。我觉得，对这项调查来说，这会是个有趣的起点……这可以让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您看一看就知道了。”

“毛赫瓦勒女士，您的目的是什么呢？您想报复，是不是？”

“不，警官。哦，不。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恰恰相反……”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挂了电话，似乎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她透过窗子，看着远方的太阳缓缓地从塞纳河山坡上落下来，这条每天都会出现，却又昙花一现的落日轨迹，凝结成一条耀眼的印象派弧线。

26

在阿玛度·康提的艺术画廊里，贝纳韦德警官感到非常吃惊，这个大个子塞内加尔人对他们的话居然没有做出明显反击。他越看这家画廊，越觉得它跟别的画廊不一样。一般来说，艺术商店的墙壁都是洁白无瑕的，展现出一种整洁、素雅之美。但康提的画廊却恰恰相反，墙上的漆皮鼓了起来，画卷也鼓了起来，棚顶还缺了几个灯泡，瓷砖像是用灰尘而不是用水泥粘在一起的。可见，阿玛度·康提是费了好些功夫才把自己的商店装饰成“洞穴”的。西勒维奥继续说道：

“我来总结一下吧，康提先生……我们现在聊的，是一个没有魅力的情妇、一个没钱的祖母和一座多雨的盎格鲁-诺曼底小岛。您不为您的朋友毛赫瓦勒感到吃惊吗？”

“我就喜欢他独特的一面……”

“那萨克呢？”

“什么萨克？”

“康提，您也很喜欢萨克呀。”

贝纳韦德任由这片刻沉默蔓延在他们之间，随后，他继续说道：

“最近几年，您每年都去萨克岛不少于六次。您是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结识阿丽颂·米雷之前去的萨克岛，这似乎是个巧合。”

塞内纳克看了看自己的助手，心想，西勒维奥会不会模仿大食蚁兽或者大食蚁兽的叫声呢？他总是那样不慌不忙。几秒钟内，阿玛度·康提第一次显得有些松动了，太阳穴间的皱纹看上去有些沧桑。贝纳韦德进一步追问道：

“康提先生，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您去萨克岛干什么？”

阿玛度·康提看着克洛德-莫奈大街上的行人，像是在寻找着用来招架的办法，随后，他转过身去，又找回自己那大言不惭者特有的微笑。

“警官，你我都明白，萨克是欧洲的最后一个避税天堂，我去那里是为了洗钱啊，这一点我就不想重申了。钻石、象牙、香料，这些东西都很值钱，您或许不了解。瞪羚角就更赚钱了……萨克是英国的海外省……您知道吗，它是一个殖民岛屿。”

西勒维奥耸了耸肩，继续说道：

“康提，实际上，阿丽颂和她的祖母凯特都有法国远亲的血统。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想，他们的祖先就是欧仁·米雷。我觉得您至少应该知道欧仁·米雷是谁吧？”

“既然您这么问，我想，您肯定知道我是地区文化事务机构指派的专家，是我清点的米雷收藏品吧？”

画廊商倾身靠在墙面的画卷上，那幅画上似乎是非洲村庄的风景，画风简洁，色彩丰富。他带着开心的笑容站起身来，继续自顾自地说道：

“提到印象派画家，就会提到欧仁·米雷，不是吗？欧仁·米雷是一个钟爱文学和艺术的青年，但现实很不幸，他很穷……他热爱艺术，后来成了画家和收藏家，他试图过更好的生活，便在巴黎和鲁昂当起了面点师……在欧仁·米雷的有生之年，他比自己的大多数画家朋友都富有，如凡·高、雷诺阿、莫奈，他曾帮助和支持过他们，甚至还给过他们吃的，可真是个仗义的人啊……他自己也画画，可如今，还有谁记得欧仁·米雷呢？”

阿玛度·康提将那幅非洲画放在两位警官面前。

“另一件事是，从1893年到1895年，欧仁·米雷隐居到非洲画过两年画，并带回来满满几箱子画卷。如果您有点儿品位的话，就会发现，米雷是一位优秀的着色画家，他那印象派和朴素派相融合的风格看起来淳朴自然，但又不乏让人惊叹之处……”

洛朗斯·塞内纳克把屁股靠在了箱子上，他带着一种惊讶的专注欣赏着这幅画。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依然全神贯注。

“好的，谢谢您，康提先生。我们已经了解了米雷祖先的一切——欧仁，画家、甜点师、收藏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就言归正传吧：阿丽颂和凯特。这两年，萨克的领主威胁凯特·米雷，说要把她赶走。没错，没错，我也感到很震惊，但是在萨克岛，法律的确还是由领主制定的。您以为怎样？避税天堂的生活还是很艰辛的。凯特应该翻修一下她那破烂不堪的房子。这房子让她的邻居和游客们都很难堪，要么干脆舍弃这个房子算了。就在这时，热罗姆·毛赫瓦勒出现了。他经常去看望凯特的小孙女，并在这位老祖母家里过了几个周末，可想而知，这几个周末应该过得很甜蜜。我们可爱的毛赫瓦勒想帮凯特·米雷一把。他借给她五万英镑。这笔借款没有利息，完全出自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这很难以置信，不是吗？”

“热罗姆这家伙可真仗义。”阿玛度·康提评价道。

“是吧！凯特·米雷给她的小孙女阿丽颂打电话，对她说，她的好朋友热罗姆·毛赫瓦勒可真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啊，他不仅借给她五万英镑，还那样委婉地不让她感到难堪，她提议，作为对这笔钱的回报，就把自己那幅古老的画卷送给他吧，也就是那幅巨大的莫奈《睡莲》的复制品。”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阿玛度·康提狡黠地评论着，“机智又慷慨，热罗姆就是这样的人啊。”

塞内纳克的眼神终于从米雷那幅非洲村庄的暖色调中游移了出来，他接着助手的话说道：

“他是个圣人，这点我们都同意。我们的阿丽颂虽然长着一张不讨喜的脸，可是她并不愚蠢。这个建议使她惶惶不安，她还找来一位专家，我想说的是另一位专家，不是您，康提。”

画廊商也只是笑了笑。

“您不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吗？”塞内纳克继续问道。

“先生们，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后续！再多练练，你俩现在故事讲得都跟我那当隐士的祖父一样棒了。”

塞内纳克“噌”的一下从箱子上跳了下来：

“那幅凯特·米雷的《睡莲》，其实是莫奈的真迹，并不是复制品！那幅画的价值要比毛赫瓦勒拿出的那点儿钱高出成百上千倍……”

画廊四周的墙壁上回荡着康提豪放的笑声。

“好一个热罗姆啊！”

“您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吗？”贝纳韦德一边说，一边笑得快要背过气去，“当然啦，阿丽颂·米雷与这位热心的法国绅士断绝了一切联系……老祖母凯特既失去了孙女女婿，又失去了一个朋友，她拒绝卖掉这幅画，但是最后她还是被人赶出了房门……两天后，我们找到了她，她在断崖桥上，从悬崖高处跳了下去，那是连接两座岛屿的海峡。您知道最终她还剩下什么了吗？”

康提靠在刚想收起的米雷画卷上，没有说话。

“一个板凳！”西勒维奥喊道，“一个刻着她名字、出生和死亡日期的板凳！这个板凳就立在她跳下去的那个悬崖对面。这是萨克的习俗，没有墓地、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刻着萨克逝去的居民名字的木板凳。那是一个公用板凳，要把它放在面朝大海的好地方……临死前，凯特留下了遗言，说她会将这幅画捐赠给加的夫国家博物馆……”

康提站起身来，依然面带微笑。

“警官，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萨克的凯特得到了一个板凳，加的夫国家博物馆得到了一幅《睡莲》，热罗姆·毛赫瓦勒却得到了一个与他那最丑的情妇分手的理由……”

他不由得减小了笑声的分贝。

“康提先生，”贝纳韦德表情坚定地说道，“您是诺曼底文化艺术机构官方指定的米雷藏品专家……”

“那又怎样？”

“当我们得知毛赫瓦勒给您下达过寻找《睡莲》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得知您了解米雷藏品的时候，当我们得知您去过好几次萨克的时候……”

“我可能跟朋友们说过，凯特·米雷的《睡莲》不是复制品……你们想说的是这个吗？”

“有可能。”

“虽然你们猜测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这样做违法吗？”

“没有，这样做没问题。”

“那你们想怎样？”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登上了楼梯的第三级台阶，这样，他就和阿玛度·康提一般高了。

“毛赫瓦勒的死，像是由某种复仇的动机引起的。”

“是阿丽颂·米雷干的吗？”

“不，案发当天早晨，她有不在场证明，她当时正坐在纽卡斯尔的柜台后面……”

“好吧，然后呢？”

“然后？”贝纳韦德继续说道，“毛赫瓦勒就放弃了寻找另一幅《睡莲》，放弃了在您的帮助下继续寻找另一个猎物，这说不通啊，康提。”

阿玛度·康提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勒维奥。他的两只眼睛，有一只眨了一下……

“警官，如果我找到了那幅《睡莲》，我现在就不会待在这间惨不忍睹的画廊里了，我现在就可以花大价钱在佛得角半岛的达喀尔买一座岛屿啦，在那里宣布独立，建立起我自己的避税天堂……”

阿玛度·康提露出一口洁白的大牙笑了笑，他继续说道：

“你们是想让我泄露职业秘密吗？”

“是为了让杀害你朋友的凶手有挫败感。”

“我们严肃点儿。您瞧啊，警官，我到哪儿去给你们找莫奈的第二幅《睡莲》呢？”

两位警官都没答话。贝纳韦德和塞内纳克用同样的姿势站起身来，他们朝门口走了三步。

“还有一个细节，”塞内纳克突然说道，“确切地说，凯特·米雷并没有真的把那幅画捐赠给加的夫国家博物馆。在这起事件中，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得到了这笔合法的遗产，罗宾逊基金会随后把这幅画卖给了威尔士国家画廊。”

“那又怎样？”

在画廊橱窗上张贴的所有小广告当中，洛朗斯·塞内纳克发现了那张“未来之星绘画大赛／国际小画家挑战赛”的海报，和斯特凡妮·迪潘贴在教室里的那张一模一样。

“怎样？”塞内纳克回答道，“我觉得这个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在整个事件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这难道不正常吗？”画廊商回答道，“这个基金会是一家著名机构啊！尤其在我们这里，在吉维尼……”

康提在海报前面沉思了好一会儿。

“西奥多·罗宾逊，美国人对印象派的热情，他们的美元……谁敢想象，如果吉维尼没有这些，会是什么样子？”塞内加尔画廊商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臂，“您敢想象吗，警官先生？”

“不敢。”

“说到底，我和欧仁·米雷一样，在我的店铺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杂货商贩。但是如果能够回到从前，您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甜品师？”洛朗斯脱口而出。

这一次，阿玛度·康提爆发出一阵毫不矜持的哈哈大笑。

“小滑头，我真的很喜欢您。”他打了两个饱嗝儿，“爱管闲事的大食蚁兽，还有您。不是的，警官先生们，我可不想当甜品师。我要说，我真想回到十岁，回到还在校园的年纪，我多么希望美丽的小学教师说我是个天才，说我也可以和别人一样，去参加罗宾逊基金会的小画家潜能测试。”

27

太阳就要落山了。法奈特加快了速度，她要在天黑之前完成这幅作品。她的画笔从来都没有移动得这样快过，她画着白色和赭石色的阴影，画着磨坊和不规则的塔楼，画着院子中央红彤彤的大樱桃树和银丝带，画着夕阳投射在微波粼粼水面上的太阳圆轮。今天她很专注，詹姆斯反倒在不停地跟她说话。

“法奈特，你有朋友吗？”

那你呢，詹姆斯，我也问过你，你有朋友吗？

“当然啦。你觉得呢？”

“你总是独来独往……”

“是你跟我说的，要自私一点儿。我不画画的时候，就和他们在一起啊！”

詹姆斯慢慢地走在田野上，他将画架一个接一个地折上。每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整理东西。

“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吧。他们很烦人，尤其是文森，就是那天你看到的那个男孩儿，他窥视我们，就像胶水一样黏人……”

“是油漆吧！”

“什么？”

“油漆。对画画的女孩儿来说，油漆可比胶水有用多了。”

有时候，詹姆斯总觉得自己很风趣。

“还有卡米耶，他这个人啊，总喜欢自吹自擂。他总觉得自己生来就聪明过人。你瞧，就是会有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玛丽，她总是哭。她很爱讨好人。我不喜欢她，就是这样。”

“法奈特，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我说什么啦？我什么都没说啊……

“千万不能说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法奈特。你是受到大自然眷顾的孩子。没错没错，别埋怨那些不了解这一点的孩子。你就像甜心一样可爱，又聪明又调皮。你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绘画天赋，就像仙女在你身上撒下了金粉似的。但是你要注意呀，法奈特，在你的一生当中，都会有人嫉妒你的。他们嫉妒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远没有你幸福。”

“胡说八道！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总之，唯一一个我喜欢的朋友，就是保罗。你还不认识他。过几天放学，我会把他带来的，他也同意了。我们会去周游世界。他会带上我，这样方便我作画，我们会去日本、澳大利亚、非洲……”

“我真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男人……”

有时候，詹姆斯也很烦人。

“有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人！”

在詹姆斯转过身去收拾自己画箱的时候，法奈特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有时候，詹姆斯真是什么都不懂。另外，我对他的做法也不理解，可以这样说，他都被困在自己的画笔上啦。

“你不高兴啦？”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

他面露不快。有时候，詹姆斯可真奇怪。

“你知道吗，詹姆斯，参加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我想画些别的，我不想画巫婆的磨坊了。你说让我重画一次特罗尼翁老爹的作品，我对此并不感兴趣……”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西奥多·罗宾逊已经……”

“我有自己的想法，”法奈特打断了他的话，“我想画一幅《睡莲》，但不是用莫奈的老方法画。我要画年轻人的《睡莲》！”

詹姆斯看着她，似乎她刚刚说出了最不堪的话。

他满脸通红，我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行啦，不要像特罗尼翁老爹那样板着脸好吗？

法奈特哈哈大笑起来。

“莫奈……难道他画的是《老年人的睡莲》吗？”詹姆斯气得喘不上来气。

他在大胡子底下咳嗽了几声，随后用教师的语气慢条斯理地说道：

“法奈特，我试着跟你解释一下吧。你知道，莫奈游历过许多地方。整个欧洲他都去过，他受到过世界各地名画的启发。你要明白，那些作品都很独特，我们不能用一种眼光看待事物。莫奈明白这一点，他研究过日本的油画。因此，从那以后，他就不需要再去游历了，也不需要再去别处了。一池塘睡莲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三十年间，这一池塘什么都不是的睡莲，却足以震撼全世界的油画界……受到震撼的还不只油画界呢。法奈特，莫奈改变的是人类对自然的看法，那是一种放眼世界的目光。你明白了吗？吉维尼至少有三百米的睡莲池！而你却说，莫奈是老年人的眼光……”

吧啦吧啦吧啦……

“那我呢，我偏要和莫奈不一样，”法奈特一字一板地说道，“我生在这里，但这不是我的错啊！我会以这一池塘睡莲为起点，走向世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睡莲》会有多么特别，连莫奈都不敢这样画，我要把睡莲画成彩虹！”

突然，詹姆斯低下头，把法奈特抱在怀里。

他又变得奇怪了，他又是这副奇怪的忧心忡忡的样子，这副神情和他一点儿都不搭。

“法奈特，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总之，你才是艺术家，你什么都懂。”

他抱得太紧了，弄疼我了……

“别听别人的，就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詹姆斯继续说道，“甚至连我的话都不要听，你会赢得罗宾逊基金会奖项的，法奈特。你听见了吗，嗯？好啦，我们走吧，天都黑了，你妈妈还等着你呢。别忘了带上你的画！”

法奈特在这片麦田中渐渐走远。詹姆斯还在她身后喊着：

“扼杀你的天赋，才是最大的罪过！”

有时候，詹姆斯的话可真是奇怪。

詹姆斯见法奈特纤细的身影跑远了，他又弯下身去看了看自己的颜料盒。等法奈特消失在桥头，他颤抖地打开颜料盒。在法奈特面前，他总是故作淡定，可是现在，他却大滴大滴地流着汗。他感到一阵恐惧。他那苍老的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颜料盒连接处生锈了的滚轴发出微微的“吱吱”声。

詹姆斯读了读刻在软木颜料盒上的文字：

在这里，她是我的

现在是，永远都是

这些刻在颜料盒上的字迹后面，是一个“×”，两个简单的线条交叉在一起。詹姆斯明白了，这是一种威胁——一种死亡威胁。他感到自己瘦弱而苍老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着。那具死尸还没找到凶手，警察们在村庄里到处搜寻着线索，他对此深感不安。整个氛围都使他闷得喘不过气来。

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两行文字，是谁刻在上面的呢？

这字迹看起来笨拙而匆忙，刻字的人一定是趁他睡着的时候将这句变态的威胁刻在他的颜料盒上的，做这事并不难。法奈特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经常头顶着星辰在田野里睡觉。这意味着什么呢？是谁写在上面的呢？他需要把这些威胁放在心上吗？

詹姆斯看到杨树的帘幔一直垂到草原的地平线。此时，这些文字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像镌刻在他那柔软的额头上一般：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烦恼，从今往后，这个问题总会萦绕在他的心头，比想知道是谁在他的颜料盒上刻了字更让他烦恼。他的手指还在颤抖着，他连一支笔、一把刀都握不住了，什么都握不住了。

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居然用这种穷凶极恶的语言。这些文字在他的脑袋里转个不停。

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

他向四周望了望，就像会有野兽从麦田里蹿出来似的。

到底谁会有危险呢？

是法奈特，还是他自己？

28

我终于走进了磨坊的大门。拄着这根该死的拐杖，我的膝盖疼得都要爆炸了，右胳膊也是。通常尼普顿都是在我身旁一路小跑，这一次，它居然等我了。

真是一条好狗。

我掏出钥匙。

我又想到了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我在想，刚才我跟她说的关于杀害她丈夫凶手的事情，她会怎么想呢？她能抑制住报警的冲动吗？虽然现在已经太迟、太迟了，谁都挽救不了了……凶手的阴谋已经得逞，警察也没有回天之力。

就连我也没有办法了，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做呢？

我抬起头，看见远处的小法奈特，她正在田野里奔跑，穿过了铁桥。她的美国朋友站在麦田的正中央。他一定又给她讲了磨坊里老巫婆的故事、食人妖魔夫妻的故事，说这里的房主不喜欢莫奈，还想砍掉杨树、清除柴火垛、把睡莲池的水吸干、在草原上建一家淀粉厂……我对这些蠢话早就习以为常了。傻子！都这把年纪了，还讲这样的故事吓唬孩子……

他每天都在那儿，没人知道这位美国画家到底姓什么。他每天都站在同一个位置，站在磨坊对面。大家都说，他是风景的一部分，似乎天上的艺术之神画过他；这位艺术之神也画过我们所有的人，最后，他想把一切都抹去，大笔一挥，咔，大家都不见了。

詹姆斯每天都目视着法奈特离开，随后，他会在麦田里睡去，直到第二天天亮。

晚安，詹姆斯。

29

法奈特回家了。她奔跑着，她很喜欢吉维尼街上亮起的路灯，路灯照亮了前方的路。

真是神奇的魔法！

可是现在时间还早，太阳刚开始落山。法奈特住在水之城堡大街一间塌陷的小房子里。她倒也不在乎，从不抱怨，她知道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妈妈在村子里的富人家里起早贪黑地做家务。

村里的富人还真不少呢！

能够住在村子中央，距离莫奈花园一百米远，即便是一间破房子，她还有什么奢求呢？

她妈妈在厨房安排工作的展板后面等着她呢，那是一块挂在瓷砖上的普通石灰板。看到法奈特，她露出一抹疲倦的微笑。

“天都黑了，法奈特。你知道的，我不希望你晚上在外面游荡太久。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前几天刚刚发生了一起命案，凶手还没有抓到……”

妈妈总是这副沮丧、疲惫的神情。她总是穿着那件难看的蓝色工作服择菜、煮汤。都喝一个星期的汤了，她总说我不怎么帮她干活儿，她说她在我这个年纪，我应该……如果我给她看我的油画，或许……

“我画完啦，妈妈。”

法奈特将油画举到妈妈工作日程表的高度。

“等会儿，等一下。我手脏。先放那儿吧。”

她总是这样……

“不管怎样，我要再画一幅。画一幅《睡莲》！詹姆斯跟我说……”

“詹姆斯是谁？”

“他是一位美国画家，妈妈，我跟你说过的……”

“没有啊……”

削掉的胡萝卜皮落到粗陶碗中。

“说过的！”

说过说过说过说过。我保证！你是故意这样说的，妈妈，没有别的可能！

“法奈特，我不希望你跟陌生人待在一起！你听见没有？不能因为我独自一人抚养你，你就到外面乱跑。别傻乎乎地戳在那儿啦，拿把刀过来。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做饭，有一个小时了！”

“妈妈，我们老师说有一个比赛。一个绘画比赛……”

只要是老师说的，妈妈就不会发表任何评论。她真的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手里的青萝卜看！

法奈特直挺挺地站着，继续说道：

“詹姆斯说……呃，大家都说我能赢得这个比赛。只要我努力，就有机会获胜。”

“能赢得什么啊？”

她手里的青萝卜随时可能掉下来……

“在一所美术学校学习的机会啊，在纽约……”

“什么？”

妈妈的菜刀朝着这个青萝卜的中心砍去。这个萝卜是无法复原了……

“法奈特，这个竞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会是在东京、圣彼得堡、堪培拉……”

我确定，她并不知道我说的那些地方是哪里，但这依然让她感到害怕……

“还可以赚很多美元呢……一大笔钱！”

妈妈叹了口气。她开始削第二个萝卜。

“如果你的老师再继续往你的脑袋里灌输这样的思想，我就找她去……”

我才不管呢，我还是要参加比赛的……

“还有你的詹姆斯，我得跟他谈谈。”

法奈特妈妈“哗”的一下，把菜板上的青萝卜和胡萝卜一股脑儿地倒进水池里，溅了她一身水。她又弯下身去，将一袋子土豆拎到菜板上。

她甚至都没有让我去帮她，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她嘟哝着说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我让她大点儿声，再说一遍。

“法奈特，你想离开我了，是不是？”

她这就开始了……

我要爆炸了！我的脑袋快要爆炸了，没人能理解这种感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爆炸了！我保证！妈妈，我可以洗碗、可以摆餐具、可以擦桌子、可以拿一块抹布到处擦、可以拿扫帚扫地再把它摆好、可以做一切小女孩儿该做的事，我什么都可以做，不会抱怨、不会哭泣，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行，只要让我画画就好。只要让我画画，什么都可以。

我的要求过分吗？

妈妈总是用一副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她不高兴，但是如果我做多了，她又会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想，刚才应该是说到纽约，她就受不了了，其他城市也是一样，尤其是当我向她解释说还有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时候！

“只有三个星期的绘画课程，妈妈！三个星期也不长啊。这不算什么啊。”

她看我的眼神，仿佛我是一个疯子。

我们吃完饭，她就再也不说话了。她做出了沉思状，她沉思可不是个好兆头。我从没见过她沉思后还能说出什么让我高兴的话来。

就在法奈特整理抹布的时候，妈妈站了起来。这次，法奈特用夹子把抹布平整地挂成一排，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往绳子上摇摇晃晃地随便一搭。她的话使整间屋子冷得像个冰窖：

“我已经决定了，法奈特。我再也不想听到关于绘画比赛的事情了，我也不想听你再说美国画家什么的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会去找你的老师谈谈。”

我什么都没说，甚至都没哭，任凭愤怒在我体内滋长、沸腾。我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她已经跟我说过一千次了。

都是大段的套话。连篇累牍，我都能背下来啦。

那是一串牢骚的圣歌：

“小女儿啊，我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浪费生命。在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也相信这些，我也有梦想，我也很漂亮，男人们都对我山盟海誓。

“看看吧！看看现在！

“看看房顶上的窟窿，看看这发霉的、潮湿的、一股霉菌味儿的墙壁；你还记不记得今年冬天玻璃窗上的冰凌；看看我的手，看看我这双可怜的手。以前是多么优雅，就像仙女的手一样。法奈特，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多少次听别人说，我这双手简直是仙女的手。

“这双仙女的手，现在却在给别人擦汽车！

“法奈特，你可别最后落得跟我一个下场。我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法奈特，别相信别人，你只能相信我。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不管是詹姆斯、你的老师，还是别的谁。”

我愿意，妈妈。我愿意听你的话。我也愿意信任你。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一切都说给我听，一切。包括那些我们从来都没有探讨过的事情，那些我们从来都不敢提及的事情！

说啊，说啊。

法奈特拿起一块海绵，慢慢擦拭着灰色的石板，石板上写着青菜的采购清单。

她等石板干燥一些后，便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她知道妈妈正从她的肩膀上方看着呢。她用娟秀的圆体字写着，那是她老师的笔体：

我爸爸是谁？

下面又写道：

是谁？

她听到妈妈在她身后啜泣起来。

他为什么会走？

我们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走？

在石灰板的下方还有一些位置。粉笔头儿在石灰板上摩擦得咯吱作响。

是谁？

是谁？

是谁？

是谁？

法奈特将她画的“巫婆的磨坊”翻转过来。她将这幅画放在椅子上，随后，整个房间就再没有人说一句话了。她听见妈妈在低声哭泣，像往常一样。

妈妈，哭泣可不是回答哦。

法奈特知道，明天，这一切都会结束，她们都不会再提起这一切，她妈妈会擦掉石灰板上面的字迹。

现在，天色已晚。

大概快到午夜时分了吧。妈妈应该睡着很久了，她明早还要早起去做家务。通常，在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出发又回来了。

我房间的窗户朝向水之城堡大街，这条大街的坡度很大。虽然是在二楼，我的房间离大街的地面还不到一米。如果我想跳的话，随时可以跳出去。晚上，我经常趴在窗子上和文森说话。文森每天晚上都在大街上游荡。他的爸妈才不管他呢。保罗晚上就出不来。

法奈特哭泣着。

文森在大街上，他看着我，不知所措。我真希望在这里的是保罗。保罗，他懂我。保罗，他会和我说话。而文森呢，他只会听着我说。他只会这么做。

我跟他说起我的爸爸：“我只知道妈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怀孕了。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画家的女儿，是一位美国画家的女儿，是爸爸遗传给我的绘画天赋。妈妈曾赤裸裸地站在他的面前、站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她很美，妈妈真的很美，楼下的相册里还有妈妈的照片呢，也有我的，那是我婴儿时期的照片，但是连一张爸爸的都没有。”

文森听着，他只是握着法奈特从墙上垂下来的手，紧紧地握着。

我继续说着：“我觉得我的爸爸和妈妈曾经疯狂地相爱过，他们是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因为我爸爸要去别处了，妈妈没有挽留他。或许是因为妈妈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吧？或许妈妈连我爸爸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呢。或许是因为她太爱我爸爸了，不愿意挽留他。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本想留下来，如果当初他知道我的存在，他一定会把我养大的，但是妈妈太爱他了，她不想让他成为笼中的困兽。”

“文森，我想得有些复杂，但是也没有别的可能了，是不是？否则，我这总想画画的疯狂愿望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要放飞自我的愿望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有谁能赋予我这满脑子的梦想？”

文森拉着法奈特的手，他握得很紧。他手腕上一直戴着一条该死的手链，这手链夹在他俩的胳膊间，紧紧地卡在小女孩儿的肉里，就像在珠宝上刻着字一般。

有的时候，在夜晚，我看着云朵覆盖着月亮，就会想，我的爸爸可能是个很有钱的大胖子吧，我妈妈就在他家做家务。当我在克洛德-莫奈大街上遇到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爸爸，而实际上，他自己却知道。或许他是一头强暴过我妈妈的大肥猪，是他强迫妈妈和他发生了关系。或许他还会一点点地给我妈妈钱。有时候，当我在街上看到有人斜眼看我的时候，我感觉快要疯掉了，那种眼神让我感到恶心。太可怕了。但是这些，我没有和文森说过。

今天晚上，云朵没有纠缠着月亮。

“我爸爸是个过客。”法奈特说道。

“别担心，法奈特，有我在呢。”文森说道。

“一个过客。我和他一样。我应该离开，我应该去放飞自我。”

文森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我在呢，法奈特。我在呢。我在呢……”

在水之城堡大街上，不远处，尼普顿追赶着夜蝴蝶。

第八天
2010年5月20日 维农警局
对峙

30

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很是快活。他时不时地透过窗子小心翼翼地看一眼维农警局那个最大的办公室——101室，这间屋子通常是做审讯室用的。雅克·迪潘背对着他坐着。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椅子的扶手。在走廊里，塞内纳克踮起脚，像谋划大师似的小声对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说：

“我们得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他拉了拉助手的袖子。

“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导演了这出好戏。等一下你也过来瞧瞧吧，西勒维奥。”他继续说道。

他又一次向走廊的深处走去，径直朝审讯室走去。

“总共找到多少双靴子啊，西勒维奥？”

贝纳韦德忍俊不禁。

“一百七十一双！一刻钟前，莫利警官又拿来三双。”

塞内纳克直起身子，又仔细瞧了瞧101室。警察把昨晚在吉维尼村找到的所有靴子都放在雅克·迪潘候审的那间屋子里。靴子堆放在审讯室的各个角落，柜子上、桌子上、窗子边、椅子上，到处都是，有一些堆在地上，七零八落地散放着。各种塑料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有荧光黄，有消防红，还有那种经典的泛着光的土绿色家用袋子。按照靴子的磨损程度、鞋头尖度和品牌，这些靴子被分门别类地分拣出来。每双靴子上都有一张标记着主人名字的小卡片。

塞内纳克丝毫没有掩饰内心的狂喜：

“西勒维奥，我想，你已经拍过照片了吧？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兴奋的感觉！没什么比这些更能让我们的当事人进入状态啦，这简直是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再看看你家花园里的十七个烧烤架，你应该很欣赏我这种摆放物品的风格吧？”

“是啊……”贝纳韦德头也不抬地说道，“这种审美观可真了不起，像展览似的，从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展览。相反……”

“西勒维奥，你太严肃了。”塞内纳克打断了他。

“我知道……”

贝纳韦德翻阅着资料，将它们分类整理。

“对不起，我可能有点儿太像警察了。老大，您对这个调查感兴趣吗？”

“哎呀，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没有幽默感。”

“跟您说实话吧老大，昨天晚上我没睡着，或者说，几乎没睡着。贝亚特丽斯说我在床上太占地方了。可以说，这三个月以来，她一直都是仰着睡的，所以，我只好睡沙发了。”

塞内纳克拍了拍他的肩膀。

“加油吧，再有一个星期，或者用不了一个星期，就熬出头啦，你就要当爸爸啦。到那时，你和贝亚特丽斯啊，你们两个就都不用睡啦！你喝咖啡吗？我们去客厅休息一下吧？”

“我来杯茶！”

“是啊，我真蠢，这还用问吗？不加糖。你不打算用‘你’来称呼我了吗？”

“我考虑了一下，说真的，老大，我私下里练过很多次呢。”

塞内纳克哈哈大笑起来。

“西勒维奥，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承认，就跟你一个人说，你获得的破案信息比整个塔尔纳警局获得的还要多呢，真的是这样！”

“您可别这么说。但是跟您说，我整个晚上都在工作呢。”

“在沙发上工作的？在你老婆四脚朝天地打着呼噜的时候？”

“是啊……”

贝纳韦德露出了爽朗的微笑。两个警察向走廊深处走去，爬上三级台阶，钻进了一间储藏室大小的屋子。这间十平方米的“客厅”装满风格不一的家具：两张旧沙发，上面堆满了带着长长的橘黄色流苏的布料，一把淡紫色的手扶椅，一张贴了塑料膜的桌子，上面摆着一个咖啡壶、几个不成套的杯子和几把锈蚀了的勺子，棚顶散发着微弱的灯光，带着圆柱形纸盒灯罩的灯泡还散发出一股焦煳气味儿。在洛朗斯准备咖啡和茶水的时候，西勒维奥一屁股扎进了淡紫色的椅子里。

“老大，”西勒维奥先开了口，“我们就从这场靴子大展览入手吧，这是您最关心的！”

他的上司转过身去。贝纳韦德看了看笔记。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共有一百七十一双靴子，尺码从35码到46码。35码以下的靴子还没有找到。在这些人当中，有十五个渔民和二十一个获得许可的猎人，其中就包括雅克·迪潘。另外还有三十多个无业游民。可是，老大，您是知道的，在这一百七十一双靴子中，没有一双能跟莫利警官那天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尸体前塑模的石膏脚印对得上。”

塞内纳克一边往咖啡壶里倒水，一边回答道：

“问题就在这儿。杀人凶手是不会自己站出来的……但是，我们反而能够证明这一百七十一名吉维尼人是无辜的……”

“照您这么说……”

“雅克·迪潘的靴子并不在这一百七十一双靴子里……我们就让他坐在那儿再等一会儿。至于其他，我们说到哪儿啦？”

贝纳韦德展开那张叠了三折的纸。

“西勒维奥，你可真是个怪人……”

“我知道。在调查这起案子的时候，我就像建造阳台和游廊那样，又耐心，又仔细……”

“我敢说，在你家，贝亚特丽斯也会不太在意你的这副德行，就像在办公室，我也不在乎一样……”

“您说得没错……但是我的阳台，真是太棒了！”

塞内纳克叹了口气。水开了。

“好啦，拿着这该死的三栏折纸，快说吧……”

“这三栏，从上到下，已经渐渐填满啦……情妇、《睡莲》、孩子……”

“当我们画出一个可以跟你那三栏信息相连接的漂亮的水平箭头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结案了。从目前来看没有丝毫联系的三栏线索之间的关联……只是，目前我们被卡在这一百七十一双靴子中，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贝纳韦德打了个哈欠，淡紫色的椅子似乎将他的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进去。

“好啦，说说吧，西勒维奥，我要听你说。你昨天夜里有什么新的发现？”

“第一栏，眼科医生和他的情人们。我始终在寻找证人，但是一直没能找到情杀案的证据。对于照片后面那些该死的数字，也是毫无进展。可我还是苦苦思索了一番。总的来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波士顿的阿丽娜·梅雷塔丝的消息，而且依然无法确认第四张照片上那个陌生女子的身份……”

“就是那个在客厅里跪在毛赫瓦勒前面的女仆吗？”

“老大，您的视觉记忆可真了不起。我还试着按照嫉妒程度，将这些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排了个序。毫无疑问，雅克·迪潘身居榜首，只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妻子通奸。老大，您那边有什么进展？昨天您见到斯特凡妮·迪潘了吗？”

“不告诉你！”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惊愕地看着他，深陷的椅子慢慢鼓起，他懒洋洋地慢慢直起身子。

“您想说什么？”

“不告诉你，就是这样。我就不跟你模仿那双淡紫色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了，否则，你就要把我举报给检察官了。就不告诉你，等着瞧吧。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块儿的调查。但是，我同意你的分析。虽然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证明热罗姆·毛赫瓦勒与斯特凡妮·迪潘之间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但是，雅克·迪潘依然是头号嫌疑人。好啦，继续吧，你的第二栏：《睡莲》呢？”

“自从我们昨天见过阿玛度·康提之后，就再没什么新的进展了。您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艺术部的警察呢？”

“好的，好的，我会联系他们的。我明天就联系他们。啊，对了，我还要去克洛德·莫奈花园的周围转转……”

“跟斯特凡妮·迪潘的班级一起吗？”

咖啡壶的热气飘到塞内纳克乱糟糟的头顶上，他局促不安地看着助手。

“你真是个疯子，西勒维奥。你怎么总是知道我想做什么呢！你是不是监听了我们？你整个晚上都在听监听录音吧？”

贝纳韦德大声打着哈欠。

“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访问学校是秘密行动吗？”

他揉了揉眼睛。

“明天，我已经和鲁昂美术博物馆的负责人约好了要见面。”

“理由呢？”

“要有创新性和主动性，这是您给我的建议，对不对？对于莫奈和《睡莲》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

“西勒维奥，你知道吗，我会很自然地怀疑你这么做是对你的直接上级的不信任。”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疲倦的双眼突然又闪烁起狡黠的光芒。

“就不告诉你！”

塞内纳克警官谨小慎微地拿起一只带缺口的杯子，并小心翼翼地喝起了咖啡。他把一小袋茶包浸到另一个杯里，将茶杯递给助手。

“诺曼底人的心思还真是让人猜不透……西勒维奥，这会儿你应该陪在你老婆的床边，而不是在这里当工作狂……”

“老大，您别发火呀，我只是有点儿心神不宁。虽然长了一副忠犬的模样，可实际上我是一头倔驴。我对绘画一无所知，这一栏就放在这儿吧。您再听我说说吧，最后一栏，也就是第三栏，十一岁的孩子。”

塞内纳克一边做着鬼脸，一边抿了一口咖啡。

“这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仔细核查了一下斯特凡妮·迪潘提供的那份十一岁孩子的名单。如果您想聊我喜欢的话题，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儿或者小男孩儿，孩子的妈妈是个钟点工，或许，她在毛赫瓦勒家已经工作十多年了……”

“照片上那个翘起的裙子外面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人……那么，有什么调查结果吗？”

“没有！这张名单上居然没有一个孩子符合特征。在吉维尼村，总共有九个小家伙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九至十一岁。在他们的父母当中，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是单亲妈妈。第一个孩子的妈妈是卡斯尼面包房的服务员，面包房就在山的另一头；另一个孩子的妈妈在省内开公交车。”

“这不符合常理啊……”

“是啊，就像您所说的，这不太符合常理，但也不是绝对的。我的爸妈也离婚了，我的妈妈是埃夫勒的高中老师。别的孩子的父母都没离婚，也没有哪个孩子的妈妈现在或者十年前在别人家做过女佣。”

塞内纳克拄在贴着塑料贴膜的桌子上，满脸沮丧。

“西勒维奥，如果你问我的话，对于你的调查失败，我只能想到两种解释：第一种，你那关于私生子的假设根本不存在，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在毛赫瓦勒口袋里找到的那张生日贺卡，他要送贺卡的那个孩子不在吉维尼，因此，照片上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被他宠溺的情妇也不在吉维尼。她到底是不是小孩儿的母亲呢？这个……”

贝纳韦德没有喝茶。他目光腼腆。

“老大，如果我可以发表一下观点的话……还有第三种可能。”

“啊？”

西勒维奥迟疑了片刻，然后继续说道：

“嗯……很简单……斯特凡妮·迪潘提供的名单有误。”

“你说什么？”

塞内纳克一口喝下半杯咖啡。西勒维奥依然瘫坐在那把淡紫色的椅子里，继续说道：

“那我就换一种说法吧。我们无法证明这张孩子的名单是正确的，因为斯特凡妮·迪潘也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之一……”

“我看不出这位毛赫瓦勒的猎艳对象和班里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也看不到更多别的联系了。如果有时间，还应该再把女教师班里孩子们的名单与吉维尼村里的所有家庭核对一下：包括姓名，目前和以前从事的职业，孩子母亲出嫁前的姓氏，所有这些都要查。无论您怎么说，毛赫瓦勒口袋里的明信片上写着阿拉贡的诗句，‘我赞同将做梦立罪’，这句话与吉维尼的班级有着直接联系：这是村里孩子们学过的一句诗。老大，您还跟我说过呢，这是您从斯特凡妮·迪潘口中得知的。”

塞内纳克喝光了杯里的咖啡。

“好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有一个疑惑。你最终要把案件引到哪个方向呢？”

“我也不知道。另外，有时候我还会觉得吉维尼人对我们隐瞒了些什么。怎么说呢，有一种这个科西嘉村庄拒绝做证的感觉。”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直觉？这可不是你以往的风格！”

一丝忧虑的微光从西勒维奥眼中掠过。

“是这样的……老大，关于第三栏，我还有别的话要说。就是‘孩子’这栏。我得告诉您，这可相当奇怪……甚至可能比‘奇怪’更严重。用‘诡异’这个词来形容，也许更合适。”

31

今天早上，吉维尼的天气棒极了。这次，我打开客厅的窗子，决定清理一下房间。阳光带着一丝羞怯，腼腆地溜进我的客厅，就像头一次溜进来似的。它在我家找不到一丝起舞的灰尘，便只好散落在碗橱和桌椅的木头上，把木头照得更加明亮。

我的《黑色睡莲》就待在属于它自己的角落里，隐藏在阴暗中。我家在四楼，谁也别想从外面或透过开着的窗子看到它。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客厅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到处乱翻。壁橱上、抽屉中或者楼下的车库里，倒空发霉的纸盒箱、拎起剪成两段的垃圾袋、打开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从没有人打开过的箱子。然而，我知道我自己在找什么。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找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在哪儿了，毕竟已经过了这么久。

我看见您走了过来，您说，这个老女人失忆了。随便您怎么说吧……别告诉我您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翻遍整间屋子，就是为了寻找回忆。对于这件东西，您只能确定一点：您从未把它丢掉。

没什么比这更恼人了，不是吗？

跟您直说吧，我非要找到不可的东西，是一个纸盒箱，一个像鞋盒那么大的普通纸盒箱，里面装满了旧照片。您瞧，这也不足为奇。似乎现在，一辈子的照片都可以装在一个打火机大小的U盘里了，这个我是知道的。而我呢，暂且还在找着那个“鞋盒”。等您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也会在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中去翻一个小小的“打火机”。祝您好运。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我不抱希望地打开五斗橱的抽屉，把手伸进柜子里，在几排书后面翻了翻。

当然，什么都没找到。

我放弃了。我要找的东西并非触手可及。我要找的盒子应该放在车库的什么地方了，压在一堆陈年旧物的底下。

我还在犹豫着，这么做值得吗？我费力地在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中乱翻一气，只是为了寻找一张照片吗？一张我从未丢弃的照片，这点我还是确定的。那张照片上还留存着我对一张面孔的记忆，我多想再看看那张脸啊，再看最后一眼。

阿尔贝·罗萨尔芭。

我还没有决定好。我看了看整整齐齐的客厅，只有两只靴子晾在烟囱的通风口处。它们终究会晒干的……我要说，这两只靴子是我放在那儿的。

显然，楼下的烟囱熄灭了。

还没到圣诞节。

32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最后的几句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可是他的上司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塞内纳克又漫不经心地倒上一杯咖啡，似乎他的脑袋一直在数着靴子。助手将茶杯送到嘴边，做了一个鬼脸。他没放糖。

塞内纳克转过身去。

“西勒维奥，你说吧，我听着。看看你能不能震惊到我！”

“老大，您是了解我的，”贝纳韦德解释道，“原本我已经排除了既涉及吉维尼又关系到一个孩子的这种可能性，可是最终我在警局的档案中找到了……”

他一屁股扎进柔软的手扶椅中，将茶杯放到地上，仔细翻阅着脚下的一捆文件。他将一份来自帕西-厄尔警局的卷宗递给了塞内纳克：那是一份写着十几页文字的发黄纸张。塞内纳克咽了口唾沫，带缺口的咖啡杯在他的手中颤抖。

“老大，我帮您总结一下吧。我觉得您是不会愿意听的。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一个吉维尼孩子曾经溺亡在埃普特河中，溺亡地点正是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的地方。他们是同样的死因、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只是那个孩子身上没有刀伤：他是被人用石头砸破了脑袋，然后将脑袋浸在河水中。”

洛朗斯·塞内纳克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肾上腺素猛增。他把手中的杯子“咣当”一声放到铺着塑料膜的桌子上。

“我的天啊……那个孩子多大？”

“差不多十一岁吧，还差几个月就十一岁了。”

一股冷汗顺着塞内纳克警官的额头流了下来。

“妈的……”

贝纳韦德紧紧抓着椅子扶手，像是要溺亡在这淡紫色的椅子里。

“警官，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这起案子已经过去不知多少年了……”

他沉默片刻，观察了一下塞内纳克的反应，接着说道：

“确切地说，是1937年……”

塞内纳克一屁股扎进橘黄色的沙发里，两眼紧盯着那份发黄的卷宗。

“1937年？我的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孩子恰好死在毛赫瓦勒的死亡地点，而且是同样的死因……但是1937年！这种巧合能说明什么呢？”

“老大，我也不知道……您瞧，一切都写在帕西-厄尔警局的这份卷宗里了。如果我们往这个男孩儿的案子上去想的话，这两起案子之间似乎又没什么联系……当时，警察将这起案子定性为意外身亡。一个小男孩儿踩到一块石头上，摔破了脑袋，然后就掉进河里淹死了。一场蠢猪一样的意外，就是这样。”

“那个孩子叫什么？”

“阿尔贝·罗萨尔芭。在这场悲剧发生以后，他的家人就离开了吉维尼。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洛朗斯·塞内纳克将胳膊伸向桌子上的咖啡。他一边做着鬼脸，一边喝着咖啡。

“妈的，西勒维奥，你说的这件事我感觉有点儿乱啊。我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意外，真的不喜欢。就像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够乱似的！怎么又扯进来另一起案件……”

西勒维奥整理了一下散落在脚下的文件。

“老大，我能跟您说件事吗？”

“有话就说……”

“让我感到最困惑的是，从一开始，我俩的直觉就恰好相反。我想了一个晚上，从一开始，您就确信一切线索都是围绕着斯特凡妮·迪潘展开的，您总觉得她会有危险。而我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栏——杀人凶手正逍遥法外，他正准备制造另一起案件。我认为有一个孩子的生命正受到威胁，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洛朗斯将杯子放到地上。他站起身，亲切地拍了拍助手的后背。

“这很可能是因为你过不了多久就要当爸爸了……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单身汉，比起孩子们，我对孩子的母亲甚至已婚女士更感兴趣……只是身份的问题，这也符合逻辑，你说是不是？”

“或许吧。我们都有各自的观点。”西勒维奥叹着气，“但愿我俩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最后这句话让塞内纳克大吃一惊。他仔细看了看自己的助手，只看到一张紧张的脸和一双疲倦的眼睛。贝纳韦德还在整理着脚下的那些文件，他知道，就算贝纳韦德再怎么疲倦，他也会在离开前把所有资料都复印一遍装进红色的档案盒，再把这个盒子好生安放在地下档案室的柜子里。做起事来一丝不苟，他的助手就是这样……

“西勒维奥，总该有一个解释，会让一切都说得通的；总该有一种方法，可以将七巧板上的木块儿各归其位。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这样的方法！”

“那雅克·迪潘呢？您不觉得我们已经晾了他够久了吗？”

“我×！我把他给忘了……”

为了坐到101审讯室的办公桌上，洛朗斯·塞内纳克推开了十几双蓝色的靴子，把它们晃晃悠悠地摞在了一起。雅克·迪潘怒气不减，他的右手相继摸了摸棕色的胡子和胡子拉碴的脸颊，这些动作都流露出他逐渐高涨的不满情绪。

“警官，我一直都没搞明白，您到底想要我怎样。您已经把我扣在这儿一个小时了。您都不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想见见您，只是想见见您……”

塞内纳克伸手抱过来一大捧靴子。

“迪潘先生，咱们开门见山吧。您想必也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交给我们一双靴子，他们默默地配合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发现他们的脚印与犯罪现场留下的脚印都不相符，因此，我们就不会再去叨扰他们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然而……”

雅克·迪潘捋着胡须的右手肌肉紧张地缩到一起，左手烦躁地抓着扶手。

“我还要再跟您说多少次，那双该死的靴子，我找不到了！我想我是把它们放在学校旁边车库的遮雨棚下了。现在它们不见了！昨天，我是向一个朋友借的靴子……”

塞内纳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迪潘先生，这倒奇怪了，您说，怎么会有人去偷一双泥糊糊的靴子呢？您的靴子是43码，那正是在犯罪现场勘测到的脚印大小。”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站在屋子的最里面，靠在一个柜子上，他身旁放的是39—42码全新和几乎全新的靴子。他疲倦而愉悦地观察着这场会面，至少，这么看着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对于塞内纳克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的脑中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他不会让嫌疑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迪潘恼了，“或许偷靴子的就是凶手本人啊，他想偷一双和自己的鞋号一样的靴子，再把这双靴子的主人栽赃成替罪羊呗！”

这正是贝纳韦德等待的答案。这个迪潘先生，他不傻啊，他心想。

“怎么会那么凑巧落到您的身上了呢？”塞内纳克坚持说道。

“总会落到某个人的身上啊，而这件事偏偏就落到我身上了。‘凑巧落到我的身上’，这话是什么意思？警官，我可不喜欢您这种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

“那么，您能听出话里有话也好。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的那天早上，您在做什么？”

迪潘的脚在空中画着圈，踢开所有塑胶靴子，就像一个生气的孩子，把院子里的玩具都踢到一边似的。

“这么说您是怀疑我喽？那天早上将近6点的时候，我还跟我老婆躺在床上，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迪潘先生，这点也很奇怪。我们的证人称，每个星期二的早上，您都会迎着朝阳早早起床去您的朋友帕特里克·德洛内的禁猎区去打猎。有时候是成群结队出行，但更多的时候是您一个人去……案发当天也就是那个星期二，您怎么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呢？”

一阵沉默。迪潘恼火的手指还在抚弄着胡子。

“那您想想看……到底是什么该死的原因，一个男人会想和自己的老婆腻歪在床上？”

雅克·迪潘的目光插进塞内纳克的眼睛里。对，是“插”，正是这个词，就像两把尖刀。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没有错过任何一场对弈，他又一次感到，雅克·迪潘为自己辩护得很不错。

“迪潘先生，没人说您做得不对，没人那样说。别担心，我们会再核实一下您的不在场证明……至于犯罪动机嘛……”

塞内纳克小心地推开堆放在办公桌边缘的十几双蓝色靴子，将斯特凡妮和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合照放到桌子上。照片里，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嫉妒，可能是一个杀人动机。您不这样认为吗？”

雅克·迪潘瞟了照片一眼，好像已经知道了照片上的内容似的。

“警官，您别越界。如果您怀疑我，如果您愿意这样想的话，那当然可以……但是请您别把斯特凡妮搅和进来，这事与她无关。我觉得您也是这样想的吧？”

西勒维奥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插话。他感觉目前的情形会分分钟变糟。塞内纳克还在跟他的猎物周旋。他将蓝色的靴子套在自己的两只手上，漫不经心地想把这双靴子组成一对儿。他满脸讥讽地抬起头。

“迪潘先生，您这样辩护，可有点儿不靠谱啊。您不觉得吗？用法律术语来说，您这叫‘重言式辩护’……您的杀人动机就是建立在嫉妒的基础上……而您却要用一个更加嫉妒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迪潘站起身来，距离塞内纳克不足一米远，迪潘比塞内纳克警官矮了一些，至少能矮二十厘米。

“别跟我玩儿文字游戏了，塞内纳克。我明白，我非常明白您的小伎俩……如果您再敢靠近……”

塞内纳克看都不看他一眼。他把手上的一只靴子甩了下来，又把另一只靴子套在手上，他微笑着。

“迪潘先生，刚刚您难道不是在对我说，您想阻止案件侦破的正常进行吧？……”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永远都不会知道雅克·迪潘在案发当天到底去了哪里。再说，他也不是很想知道。正是因为这样，他一边将一只宽慰人心的大手搭在雅克·迪潘的肩上表示安慰，一边向塞内纳克走去。

33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将雅克·迪潘送出了警察局。他知道应该客套地表达一番礼貌并含蓄地表示一下歉意。在这一点上，贝纳韦德警官还是很有天赋的。当坐上自己福特汽车的时候，雅克·迪潘又激愤起来，他带着轻蔑的挑衅，猛踩油门驶出了卡尔诺大街的停车场。贝纳韦德闭上眼睛，随后，他回到办公室。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还很擅长揣摩上司的心理。

“西勒维奥，你怎么看？”

“老大，您刚才真挺厉害，太厉害了，相当厉害。”

“呵呵，可以说，那是我南方风格的一面。但是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迪潘不够坦率，我不知道您想听的是不是这句话。其实这也说得通，可以理解。他有老婆，那么他自然而然地会维护自己的老婆，这一点您也不该否认吧。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

“我×，西勒维奥，那他靴子被偷的事情怎么解释？他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啊！还有，他的不在场证明也一样，是他老婆斯特凡妮跟我说的，案发当天，她的丈夫外出打猎去了……”

“好吧，老大，这可真够让人费解的。我们要对质一下他俩的证词。但是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接连不断的证物都来得太容易了。首先，不知谁寄来的他老婆和毛赫瓦勒一起散步的那张照片；随后，他的靴子不见了……可否设想，有人试图把犯罪嫌疑人栽赃到他的身上。其次，至于河边的脚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找借口的人！我们尚未找到吉维尼的所有村民。我们敲过关着的门、敲过空房子的门，还敲了那些几乎永远都不在家住的巴黎人的门。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很多很多时间……”

“妈的……”

塞内纳克抓起一只橘黄色的靴子，用两根手指捏着鞋跟。

“就是他，西勒维奥！别问我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雅克·迪潘干的！”

洛朗斯·塞内纳克突然把橘黄色的靴子扔到对面架子上的十几双靴子中。

“扔吧！”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平静地对他说。

上司一动不动地沉默了片刻，随后，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儿：

“我们搁浅了，西勒维奥，我们搁浅了！帮我召集整个警队，一个小时后全体集合。”

此刻，洛朗斯·塞内纳克思绪大发，他要发动头脑风暴。因此，他将维农警局的所有警察召集了起来。明亮的房间里洒满阳光，房间的窗帘破烂不堪。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趴在桌子旁边打着瞌睡，在两次呼吸的间隙，他听到维农警局的老大又提出了新的侦查方向，列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搜查名单。其中包括：确认毛赫瓦勒情妇们的身份，调查她们的亲属，挖出印象派画作的不正当交易，特别是要再度盯紧阿玛度·康提，了解一下大名鼎鼎的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的情况，深入调查1937年那桩男孩儿意外落水身亡的案子，走访吉维尼村民，特别是住在毛赫瓦勒家旁边的邻居和那些恰好家里没有靴子的人，以及那些家里有十一岁孩子的人……同时，还要到眼科诊所周围去看看出入的患者。

可以说，任务既纷繁又复杂，这一点塞内纳克是知道的。对一支只有五个人的警察队伍来说，这些任务确实太重了，谁也不能做到二十四小时工作，这个远远做不到……大家都要紧张起来了，并且相信一定能抓住机会找到突破口。一定要等待机会的出现……警察们都习惯了，他们的工作一贯如此。唯一一个塞内纳克没有跟同事们提起的任务，就是求证雅克·迪潘的不在场证明是否真实。这个任务，他留给了自己——这是领导的特权！

“还有别的事吗？”

鲁多维克·莫利警官神情倦怠地听着上司下达完指令，就像更衣室里的替补球员一样百无聊赖。身后的阳光炙烤着他的脖子。在头脑风暴期间，他又仔细看了看铺放在自己面前的犯罪现场照片：河水、桥、洗衣池。毛赫瓦勒的尸体是双脚搭在岸上，脑袋浸在水里。他心想，怎么自己偏偏这会儿冒出个想法来？他举起手来。

“鲁多，怎么啦？”

“洛朗斯，我有一个想法。案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彻底清查一下吉维尼的河底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塞内纳克带着不快的声音像是发起火来，似乎突然间，他不太愿意听到莫利警官用南方口音称他为‘你’似的。”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突然清醒了过来。

“是这样的……”莫利警官继续说道，“我们已经在案发现场找了个遍，我们现在有照片、有脚印、有取样。当然啦，我们也在河里瞧了瞧。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河水清查得不够彻底。我是说，我们还应该深入地往下挖，翻动一下沙子。我是在看到毛赫瓦勒口袋的特写照片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的口袋是沿着水面向下的。不管他的口袋里有什么，都有可能落入水中，掉进沙子里，消失掉。”

塞内纳克用手蹭了蹭额头。

“这想法倒也不赖……总之，这样做有何不可呢……西勒维奥，你睡醒了吗？尽快帮我组织一支队伍，队伍里要有一位沉积学专家，或是懂得沉积学的人。清楚了吗？总之，一位无论我们从淤泥中打捞上来什么，都能推算出落水时间的专家！”

“好的。”贝纳韦德说道。他努力地抬起眼皮，一副举重运动员举起杠铃时的表情。“后天，一切都会就绪。我要提醒您一下，明天，就是我俩调查文化遗产的日子，按照计划，您会去走访一下莫奈花园，我会到鲁昂的美术博物馆去一趟。”

34

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夜色从迪潘家复式住宅百叶窗的缝隙中溜了进来，诺曼式房屋的出售广告在雅克·迪潘烦躁的指间被捏得哗啦啦直响。

“斯特凡妮，我要请律师。我要起诉警方的骚扰。斯特凡妮，这个警察，也就是塞内纳克，他动机不纯……可以这样说……”

雅克·迪潘把脸转向了床的另一边。无须证实，他知道自己在跟妻子的背影说话，在跟她的脖子说话，在跟她长长的秀发说话，在跟她四分之一的脸庞说话，在跟她捧着书的手说话。有时候，若是被单滑了下来，他就在跟自己每晚克制着不去抚摩的腰身和美臀说话。

“我觉得他是在找我的麻烦，就是那个警察。”迪潘继续说道，“如果他是出于私心……”

“别担心，”背影回答道，“冷静点儿……”

雅克·迪潘又试着去读他那出售房产的广告。时间在他对面闹钟的刻度盘上慢悠悠地走着。

21点12分……

21点17分……

21点24分……

“斯特凡妮，你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啊。”

斯特凡妮的背影，话语不多的背影。

21点31分……

21点34分……

“斯特凡妮，我想给你买个房子。我们别住在学校上方这个大壁橱里了，我们去找一间你梦想中的房子。总之，这事交给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住进去的。如果你耐心些，我就能……”

斯特凡妮的背影稍稍动了一下，她的手移到了床头柜上，放下书。

《奥雷利安》。

作者路易·阿拉贡。

她按下了床头灯的开关。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永远都不离开我。”黑暗里响起了雅克·迪潘的声音。

21点37分……

21点41分……

“你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吧，斯特凡妮？你不会让那个警察把我俩分开吧？你知道的，我和毛赫瓦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雅克。我俩都知道。”

斯特凡妮的背影，光滑而冰冷。

21点44分。

“斯特凡妮，我会去做的……你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我一定会找到的……”

一阵被子的窸窣声。

斯特凡妮的背影转了过来。她裸着胸，释放着性感，说道：

“雅克，让我生个孩子吧，先生个孩子再说。”

35

詹姆斯躺在地上，品味着最后几缕阳光：还有十五分钟，太阳才会落山。他知道，在未来的二十二个小时里，太阳就要变成一个渺小的圆点了。詹姆斯没有表，他的生活节奏都是随着太阳而走的，就像莫奈那样，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会儿，太阳和杨树玩儿起了捉迷藏。

这变幻的温度让人感到很舒服，詹姆斯闭上了眼睛。他很清楚，自己画得越来越少，睡得却越来越多了。可以这么说，他越来越像流浪汉，越来越不像画家了。吉维尼的村民可能也会这么想吧。

多么有趣啊！成了正常人眼中的流浪汉，他是吉维尼村的流浪汉。正如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神父、市长、小学教师和邮递员一样……而他呢，他是吉维尼村的流浪汉。在克洛德·莫奈的年代，这里似乎有过一个流浪汉，人们给他取个外号叫“侯爵”，因为他总是用一顶毡帽和过路的行人打招呼。这位“侯爵”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莫奈家门前捡拾莫奈抽剩的烟蒂。他用烟蒂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就这档次！

是的，这位“侯爵”成了吉维尼的流浪汉，这个人野心真不小。但是詹姆斯清楚，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除了小法奈特，再也没有人对这位和画架一起睡在田野里的老疯子感兴趣了。

只有法奈特……

有法奈特就足够了……

这话并不是空谈。法奈特确实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小姑娘，甚至超过了他。这小家伙的天赋真是天赐的，就像上帝故意把这种天赋降临在吉维尼，故意让法奈特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似的。

刚刚，她还叫他“特罗尼翁老爹”！

就像在罗宾逊的画里一样。《特罗尼翁老爹》……

詹姆斯心里想着法奈特叫他“特罗尼翁老爹”时的样子，他情愿就这样死去。

“特罗尼翁老爹”。

这四个字像是总结了他的毕生追求……从西奥多·罗宾逊的杰作到少年天才的冒失。

正是他。

他就是“特罗尼翁老爹”。

还有谁能想到这一点呢？

太阳的光亮彻底暗淡了下来。

还没到晚上22点，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似乎太阳突然改变了游戏规则，杨树林里的躲猫猫变成了捉迷藏。杨树后面像是藏了二十个太阳，这样月亮才能显现出来……

詹姆斯睁开眼睛，满脸麻木、满脸惊愕！

他只能看到他脸的上方有一块石头。一块巨大的石头，就在他脸的上方，距离他的脸至少有五十厘米。

这简直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影像。

他不是在做梦，但是他明白得太晚了。那块石头就像砸烂一个普通的、熟透了的西瓜一样，砸烂了他的脸庞。詹姆斯感到自己的太阳穴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中爆裂开来。

世界瞬间失去了平衡。他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在麦穗中艰难地爬行着。他离河水、房屋，也就是那间磨坊不算远，他本可以喊出声来。

可是他发不出声音。他挣扎着不让自己失去意识。在他的思绪中混杂着一串可怕的轰隆声。他的脑袋肿胀着，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蒸汽机。

詹姆斯依然向前爬着。他能感觉到袭击他的人还在，那人站着，就站在他的上方，随时都会再次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想干什么？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画架的木腿。画架——他的双手绝望地紧紧抓住画架，他胳膊上的肌肉紧绷，试图重新站起身来。

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哗啦声中，画架倒在了地上，一盒画笔散落在他的面前。毛笔、铅笔、颜料管，纷纷散落在草丛中。詹姆斯霎时想起了刻在颜料盒上的文字。“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他之前没明白这句话是恐吓，他也不知道是谁刻在上面的，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吗？

他至死都没能死个明白。他觉得思绪将他淹没了，那些思绪和他皮肤中剩余的血液一起流淌到地上。

他看到了那个人的影子，他一直是站着的。

他知道自己应该保持冷静，应该转过身去，站起身来，说句话，可是他做不到。一种惊惶的恐惧将他冻结了。那个影子试图将他杀死，影子还会重新举起石头的，他得逃走。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他的脑袋里轰隆隆地响个不停。他只能靠本能行动了。爬，向远处爬，逃走。

他又推翻了第二个画架。至少，他自己觉得是那样的。现在，血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他的视线模糊了。他眼前的风景都染上了一层红色、锈色和紫色。河流应该就在不远处了，他可以爬出去的，会有人来救他的。

他还在爬着。

他又推倒了前方的另一个画架。他的调色板、毛笔和小刀也一块儿散落到地上。

那个影子走到他的前面。

现在，影子在他的前方了。透过一片黏糊糊的红色滤镜，詹姆斯看见一只手攥着他那把写生用的画刀，向他靠近。

一切都结束了。

詹姆斯向前爬了几厘米，随后撑起胳膊。这是他最后的一点儿力气了。他的身体翻滚了一圈，两圈，好多圈。有那么一瞬间，詹姆斯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沿着斜坡一直滚下去，滚得远远的，他希望自己可以沿着草原的缓坡一直滚到埃普特河，那样他就得救了。

只有那么一瞬间。

他的身体卡在了斜坡上。他平躺在地上，他才翻滚了不到两米。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血水混杂着颜料，詹姆斯将其一口吐了出来，他的大脑实在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了。

影子走了过来。

随后，詹姆斯又试着动了一下，哪怕一块肌肉也好。可是他做不到，身体不听他的使唤。或许，他还可以动一下眼睛。

影子就在他的上方。

詹姆斯看了看那个人。

突然，他的脑子似乎又转了起来，这是这位将死之人的最后一个想法。詹姆斯马上认出了那个影子，但是他依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到底是怎样的疯狂滋长了这样的仇恨？

影子的一只手把他按到地上，另一只手把尖刀插进他的胸膛。詹姆斯动弹不得。现在，他的大脑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了。他惊恐至极。

现在，他明白了。

现在，詹姆斯想活下来！

不是因为贪生，他的生命倒没那么重要。他想活下来，是想阻止他所猜想到的一切，他想阻止这场残暴的连环杀人案，这场无法避免的恐怖阴谋。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一个老废物，只是一场次要的悲剧。

他感到冰冷的刀刃插进了他的肉体。

他太老了，甚至再也没有力气挣扎。生命离他远去了。他感到自己是那样没用，甚至对正在发生的惨剧都无能为力。他太老了，保护不了法奈特了。从今往后，谁会帮助那个小女孩儿呢？当这个影子向她发起攻击的时候，谁又会保护她呢？

詹姆斯最后看了一眼压在肚子下方的麦田。谁会在这些麦穗之间发现他的尸体呢？多久以后才会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呢？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在他最后的幻觉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位打着阳伞的女士，那是卡米耶·莫奈，她就站在疯长的草地和丽春花之间。

现在，他没什么遗憾了。说到底，他离开康涅狄格州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为了死在吉维尼。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詹姆斯临死前最后的感知，是尼普顿在他冰冷的皮肤上微微荡漾的毛发。

第九天
2010年5月21日 罗伊大街
感觉

36

吉维尼接连两天都是阳光灿烂。请相信我，这个季节的吉维尼美得真是无法想象。

我沿着罗伊大街往前走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不能理解那些要耐心等一个小时才能进入莫奈花园的游客了。他们在克洛德-莫奈大街上排着长队，一个挨着一个，在人行道上排了二百多米。然而，只要在罗伊大街上散散步就够了，谁都可以观赏莫奈的花园和房屋，根本就不用等。越过绿色的栅栏，沿着省级公路一直走，拍些难忘的照片，闻一闻花朵的芳香。

车辆络绎不绝，将公路和自行车道分界线上的植物都轧扁了。每当有一辆汽车匆匆驶过，树叶都像痉挛似的一阵摆动。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子到了维农工作以后，就再也无须回头看那些安着绿色百叶窗的粉红色房子了。对他们来说，罗伊大街和维农大道的风光就像一张DVD光盘，他们眼里没有别的。

以我的步速，我有的是时间赏花。花园肯定是美极了，不用我多说。种着玫瑰花的大教堂、成群结队的贵妇、诺曼底农田、一串串铁线莲、一簇簇粉红色的郁金香和勿忘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谁说不是呢？

阿玛度·康提还跟我说过，十年前，有人曾在日本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里修建了莫奈故居、诺曼底农田和水池花园的复制品。您相信吗？我看过那些照片，简直无法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吉维尼，哪个是仿造的。您会说，告诉摄影师想要什么样的照片，那还不容易吗……但是，说真的，为什么要在日本修建第二个吉维尼呢？这种做法断然超出了我的想象。

说实话，我都几年没踏进莫奈花园了。我说的是，吉维尼那个真正的莫奈花园。现在，想进去看看的人太多了。这里的几千名游客一个挨着一个，紧紧地挤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的脚，这地方可不适合像我这样的老太太。此外，当游客参观莫奈故居的时候，他们总会惊讶地发现：这里也不是什么艺术画廊啊！莫奈的故居没有一幅莫奈的作品，没有一幅《睡莲》，没有一幅日本桥和杨树林的画作。只有一栋房子、一间工作室和一个花园。想看真正的莫奈作品，要去橘园美术馆、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维农博物馆……是这样的，总之，我还是待在栅栏外面吧。何况，我对这里的感情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做的只是闭上眼睛，这样，花园中沁人心脾的芬芳和美丽就全都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了。

永远会镌刻在我的脑海中，相信我。

这些狂热的疯子仍然在罗伊大街上排着队。一辆丰田汽车刚刚以一百迈的速度驶过。或许您还不知道吧，一百年前，是克洛德·莫奈花钱修建的这条柏油马路。因为路上的灰尘会玷污他的花朵，所以重新开辟一条道路或许更好一些。花园被省级公路和络绎不绝的游客分成了两半。说实在的，我真搞不懂这条路为什么要这么修。

好吧……一个吉维尼老妇人对她的村庄和村庄周围的演变唠叨个不停，您或许会对我的行为产生些有趣的想法了，这点我能理解。或许您会问，我这玩儿的是什么把戏，您感兴趣的是这个吧，嗯？在整个事件中，我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监视大家了？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别急，别急。还有几天的时间呢，过一阵子我会告诉您，让我再利用一下大家对我这个老妇人的冷漠吧。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就像对待一直伫立在那儿的路标和指示牌似的。我并不想让您相信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不，但我还是有我的一些小看法的。

一定会是我，将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句点，相信我。不会让您失望的，相信我！

请您再耐心一点儿。让我再为您描述一下我面前的这个莫奈花园吧，要专心听哦，我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用。5月的清晨，这里通常是学生的乐园，整个5月，每天早上，这座花园都像学校的操场一样热闹！当然，这要看老师有没有能力让孩子们爱上画画了，也要看孩子们在大客车里闷了多少个小时，要看他们的情绪激不激动。

有时候，孩子们会在大客车里闷整整一个晚上！会有一些这样暴虐的老师！一进花园，老师们就沉默了，只要细心地看护着孩子们就够了。孩子们就像在广场上嬉戏似的，只不过这里是教学广场。他们填写着调查表、画着画，只要不掉进睡莲池里，他们就没什么危险。

洛林面包房的卡车从罗伊大街驶过，它向我鸣了鸣喇叭，我向它摆了摆手。理查德·洛林和画廊的阿玛度·康提一样，都是为数不多的认识我的商人。每年，吉维尼都会有许多店铺发生变化，画廊、旅馆和住宅也会发生变化。是的，是会有些变化的。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吉维尼就像一片浪潮。现在，我从远处看得见那片浪潮，而我却被搁浅在了沙滩上。

我还在等待着……

我听见了摩托车的声响，那是悍虎T100的声音，是摩托车的引擎在勒鲁瓦小巷停下来的声音，它就停在人群的入口处。八十多岁的老妇人仅凭发动机的声音，就能辨别出摩托车的品牌，您也会觉得奇怪吧？另外，我还能听出那是一辆老式摩托车，几乎成为古董了。如果您……相信我，那是悍虎T100的声音，纵使有一千辆摩托车，我也能从中辨别出来。

天啊，我怎么能忘记那种声音……

另外，我还注意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竖着耳朵听的人。没过多久，斯特凡妮·迪潘的脑袋就从莫奈故居的最高处探了出来，她的半张脸被野葡萄树挡住了。她在高处，一副正在清点孩子的样子。

她可真行……

我觉得她在听到摩托车发动机声音的时候，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她正在看护着在花坛间奔跑的孩子，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我的想法则正相反，班里的孩子们这会儿倒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37

斯特凡妮·迪潘跑上楼梯。洛朗斯·塞内纳克正在走廊的阅览室里等着她呢。

“你好，斯特凡妮！见到您真高兴。”

女教师气喘吁吁。洛朗斯转过身来。

“天啊，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克洛德·莫奈的故居。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真的。我以前听说过这里，这里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您好，警官。您可以在这里参观一下。给您的这次机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莫奈花园只有今天早上为吉维尼小学开放。这个机会可是绝无仅有的哦！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一次，我到莫奈的公寓来，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

洛朗斯·塞内纳克无法定义吞没他的那种激动。那是介于幻觉与不安之间的一种感受。

“您的孩子们呢？”

“在花园里玩儿呢。他们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好了。今天我只把年龄稍大的几个孩子带来了，我在一旁看护着他们呢，房间里所有的窗子都是朝向花园的。那几个认真的孩子都在画画，他们在找灵感。再过几天，他们就会拿着画好的作品去参加罗宾逊基金会的小画家比赛。其他孩子对比赛不太在意，他们应该在洗衣池旁的小桥边玩儿捉迷藏吧……您知道的，在莫奈时期就是这样。可别相信这是一所安静的住过一位归隐老艺术家的屋子，克洛德·莫奈的屋里曾经可是儿孙满堂啊。”

斯特凡妮往前走着，做出一个导游般的手势。

“警官，您看，我们现在是在蓝色小客厅……它朝向一间奇怪的杂货店。您看挂在墙上这些装鸡蛋用的篮子……”

女教师穿着一袭惊艳的红蓝相间的丝绸连衣裙，腰上系着一条宽大的皮带，这条皮带在腰身的正中间，由两朵花苞合拢在一起。这条裙子使她显得像是从石版画里走出来的日本艺伎似的。她的头发在身后扎了起来，她那淡紫色的目光深情款款地看着墙上的彩色水粉画。塞内纳克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应该落在哪里，不知怎的，斯特凡妮的这身装扮使他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幅克洛德·莫奈的油画，画的是他的第一个老婆——卡米耶·唐希尔，画里的她就是一副艺伎的装束。他穿着牛仔裤、衬衫和皮夹克，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

“我们去下一间屋子看看？”他的“导游”声音甜美地提议道。

黄色。

这间屋子完全都是黄色的。墙壁、家具和椅子都是黄色的。塞内纳克惊讶地停了下来。

女教师走到他的身边。

“您现在是在克洛德·莫奈接待贵客的餐厅……”

洛朗斯看了看屋子里的陈设，他的目光最后落到墙上的一幅画上。那是雷诺阿的一幅彩色水粉画，一个年轻女孩儿坐在那儿，头发梳成了偏分，戴着一顶巨大的白色帽子。他走了过去，唏嘘赞叹着这位青春美少女长长的褐色头发和蜜桃一样的肌肤。

“这幅复制品真是太美了。”他评论道。

“复制品？警官，您就这么确定？”

塞内纳克仔细看了看这幅画，斯特凡妮的话让他大吃一惊。

“嗯……这么说吧，如果在巴黎的博物馆看到这幅画，我一点儿也不会怀疑这幅画是复制品。但是，这里是莫奈故居。大家都知道……”

“没错，”斯特凡妮打断他说道，“我告诉您，这幅画就是雷诺阿的真迹，千真万确！”

面对警官窘迫的神情，女教师微笑着，她用更低的声音补充道：

“嘘，这是个秘密……可别跟别人说啊。”

“您是在嘲笑我喽……”

“才没呢。听着，警官，我要再告诉您一个秘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如果我们在莫奈的故居仔细寻找的话，在顶楼下方，在莫奈工作室的壁橱里，还可以找到一批真迹，十几幅呢！有雷诺阿的、西斯莱的，还有毕沙罗的，都是真迹。当然啦，也有莫奈的作品，原创的《睡莲》……触手可及！”

洛朗斯·塞内纳克惊讶地看着斯特凡妮。

“斯特凡妮，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样的故事？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雷诺阿和莫奈的画作价值连城……而且那么具有文化价值。你说这些画作就存放在这里的尘土中，这真让人难以置信……这可真是荒谬……”

斯特凡妮惹人爱怜地撇了撇嘴。

“洛朗斯，您可能觉得我的话难以置信，这一点我愿意接受。但是您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荒谬的，这就太让我失望了，因为我刚刚跟您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再说了，许多吉维尼人也都知道真正的宝藏就藏在莫奈的家里。但是……这么说吧，在我们这儿，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

女教师放声大笑起来。虽然斯特凡妮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但他仍然不为所动。

“斯特凡妮，”最后他开口说道，“很抱歉，如果您想开玩笑的话，可以找一个更容易相信您的警察。”

“洛朗斯，您一直都不相信我，是吗？那就算了。总之，这也无关紧要，我们以后不说这件事了……”

女教师突然转过身去，塞内纳克意乱情迷。他心想，自己真不该来，不该到这儿来，不该现在来。他应该约斯特凡妮在别处见面。但是现在……现在太晚了。他的心全都乱了。虽然这里并不是适合的场合。他说：

“斯特凡妮，我来这儿并不是找向导陪我参观或讨论油画的，我们得谈谈……”

“嘘……”

斯特凡妮将一根手指放到他的嘴前，似乎是在告诉他，现在谈这个话题不合适。这个女教师可真是个老狐狸。

她指了指一个带玻璃的碗橱。

“克洛德·莫奈招待客人的时候也是很讲究的。克雷伊和蒙特罗的蓝色彩陶、日本的石版画……”

洛朗斯·塞内纳克别无选择，他抓住斯特凡妮的肩膀。但是他立刻回过神来，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做。布料如丝一般柔软光滑，就像一层皮肤贴在了另一层皮肤上。这布料让他心里产生了些念头，这些念头可不是一个警察该有的。

“斯特凡妮，我没开玩笑。昨天，我跟你丈夫聊得并不顺利……”

她微笑着。

“昨天晚上，我也感到有那么一点儿。”

“我们怀疑是他干的。我是认真的……”

“你们搞错了……”

洛朗斯的手指情不自禁地沿着丝绸滑了下来，似乎在抚摩着斯特凡妮的手臂。他不敢抓得更紧。他的内心挣扎着，保持着理智。

“斯特凡妮，别和我耍把戏了。昨天，在审讯期间，你丈夫向我们供认，案发当天早晨，他跟你躺在床上。可是三天前，你跟我说的却恰好相反。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所以……要么是你丈夫，要么是……”

“洛朗斯，我还要再跟您重复多少遍：我不是热罗姆·毛赫瓦勒的情妇。连亲密的朋友都算不上。洛朗斯，我丈夫没有任何杀害毛赫瓦勒的动机！警官，我可是有这方面常识的，他没有杀人动机，就不需要不在场证明。”

她甜美地笑着，像鳝鱼一样灵活地避开了话题，随后继续说道：

“洛朗斯，您很愿意当导演啊。在那著名的全村靴子大搜罗之后，您是不是还要问问村里的每一对儿夫妻在案发当天早晨有没有做爱啊？”

“斯特凡妮，我不是在开玩笑……”

斯特凡妮的声音突然变得毅然决然：

“洛朗斯，我清醒得很。别拿这起案子和这卑劣的调查来烦我了，重要的可不是这些，您把一切都搞砸了。”

她挣脱出来，逃开了，仿佛溜到了红黄相间的石板路上。她转过身，又一次微笑起来。她是天使，也是魔鬼。

“这里是餐厅！”

这一次，映入洛朗斯·塞内纳克眼帘的是蓝色。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彩陶，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绿松石的蓝。

斯特凡妮用市场商贩自卖自夸的语气说道：

“家庭主妇会特别喜欢这一整套餐具，瞧，多大一套……鲁昂的铜器和彩陶……”

“斯特凡妮……”

女教师站到烟囱前。还没等塞内纳克说话，她就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皮夹克的两片下摆。

“警官，我们都应该清楚这一点，结束对我丈夫的调查吧，别再调查他了。我丈夫爱我，我丈夫忠实于我，我丈夫是不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的。去找别的嫌疑人吧！”

“那你呢？”

她微微松开抓紧塞内纳克衣服的手，满脸惊讶。

“什么？你是说我会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来，您想问的是这个吗？”

她那双淡紫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他从未见过的微妙色彩。塞内纳克结结巴巴，窘迫地说道：

“不……不是的。你怎么会那样想。我想说的是那你呢？你爱他吗？”

“您冒犯到我了，警官。”

她松开塞内纳克的皮夹克，又一次冲进餐厅、客厅和储物间。洛朗斯远远地跟着她，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她说话。储物间里的木电梯升了上来。斯特凡妮的裙子在木板上扫过，像是想要把它们擦得更亮似的。

电梯运转之前，女教师说了一个词，只有一个词：

“算了！”

38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站在鲁昂的教堂广场上。他已经很久没回鲁昂了，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手里拿着导游图，心想，别人一定会把他当成游客的，他才不在乎呢。他和美术博物馆的负责人约好了一个半小时以后见，那个人叫阿基里斯·吉约坦。但是他却提前到了，似乎是要预留出时间来调整一下心态似的，同时也需要将自己融入老鲁昂的印象派氛围当中。

他转身朝向旅游局，查了查旅游手册。鲁昂的大多数教堂，克洛德·莫奈都是在这栋大楼的一楼画的，他总共画了二十八幅，因为绘画的时间和季节不同，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莫奈时期，这个旅游局曾是一家服装店。在更久以前，它是鲁昂的第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金融旅馆。西勒维奥仔细看着自己手中的导游册。克洛德·莫奈也采用其他视角画过这座大教堂，在大桥大街或者大钟大街上，从广场上各式各样的房屋里观察教堂，其中的一些作品在战争期间就被损坏了。

警官微笑着、想象着：天刚蒙蒙亮，克洛德·莫奈就带着画架出发了，去那些还熟睡着的人家，或是一整天都站在贵妇沙龙的窗子前，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将同一个目标画将近三十次。可以认为克洛德·莫奈是个疯子……

其实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是欣赏疯子的。

西勒维奥转向教堂。是啊，人们喜欢欣赏疯狂。就拿这座教堂来说吧，欣赏它，就意味着要去理解它的建筑师的风格，理解那个构想出这座奇特教堂的人，虽然这座教堂可能已经建成五百年了。建造这座教堂的疯子大概坚持要把教堂的尖顶建成法国的最高点吧，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当时，那个工地的场景可能像屠宰场一般，但是人们都忘却了。最终的时光总会让人遗忘所有。我们忘掉了屠宰场，忘掉了野蛮，却崇拜起疯狂。

警官看了看表，如果不想迟到的话，就不能再磨磨蹭蹭了。他还像学生一样，保持着准时赴约的习惯。他从教堂广场走了出来，从大商场的拱形门下经过。“加尔默罗会修士大街。”他读道。据他所知，博物馆在左面。他转到一条狭窄的街道，街上满是木筋墙的房屋。身处于鲁昂的中世纪风格建筑群中的时候，他总是难以辨别方向。这座城市给他的感觉就像一个苦恼的人设计出来的迷宫。瞧啊，没准儿他和想把教堂顶建成最高点的那个设计师是一个人呢，真是格外艰难。西勒维奥没太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路上，自打到了鲁昂，他就不停地在想，在毛赫瓦勒的案子中，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像有人刻意操控着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似的，一双权术之手将线索散落在他们面前，想将他们引领到他希望的地方去。这个人会是谁呢？

西勒维奥走到1944-4-19广场。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转向右边。这时，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风风火火地与他擦肩而过，婴儿车的车轮从西勒维奥的脚上碾过，可是她推车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减缓下来。警官一面道歉，一面继续思考着。

会是谁呢？

雅克·迪潘？阿玛度·康提？斯特凡妮·迪潘？还是帕特里夏·毛赫瓦勒？

吉维尼是一座小城，所有吉维尼的人都说：吉维尼村民之间都是认识的。那会不会所有人都在保守着一个秘密呢？比如说，1937年那起男孩儿溺水的案件？贝纳韦德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假设。他甚至在考虑，他的上司有没有和他坦诚相见？洛朗斯·塞内纳克在处理油画方面事情的时候，方法有些奇怪。西勒维奥不太喜欢这种巧合——他的上司是油画爱好者，他会把油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在被任命到维农警局之前，他调查过艺术品非法交易的案子；似乎也是出于偶然，这次他又接管了一起艺术品收藏者的命案……在吉维尼！他和斯特凡妮打情骂俏的时候，还想把一切都栽赃到雅克·迪潘的身上，这个就更别提了……他和自己的老婆贝亚特丽斯说过这些想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婆倒是挺喜欢洛朗斯的。他们只是那天晚上见过一次面，仅此而已。

西勒维奥发现前方有一个小花园，花园连接着一个宏伟的灰色广场。十几个人等在台阶前面，他找到美术博物馆的入口。他加快了脚步，脑袋里还在不停地思考着。没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贝亚特丽斯对他说，洛朗斯是一个有魅力的、有趣的、滑稽的人。她甚至还加了这么一句：“作为警察，他有着惊人的敏锐，就像女人的直觉一样敏感。”西勒维奥心里琢磨着，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对自己的上司有所保留。贝亚特丽斯怎么会欣赏塞内纳克呢？一个跟他那么不同的人！一个只对油画和毛赫瓦勒睡过的或想睡的女孩儿感兴趣的人！

贝纳韦德走上了美术博物馆的台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问题又回到了他的脑海，挥之不去，像是一首萦绕在心头的歌：为什么人们的内心深处会欣赏疯子呢，尤其是女人？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在鲁昂美术博物馆的大厅里等了几分钟。天棚的高度、房间的深度以及巨幅壁画的光辉，都压得他喘不过来气。突然，就像大理石上出现了一扇门似的，一个穿着工作罩衣的秃头小绅士径直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伸出了手。

“您是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吧？我是阿基里斯·吉约坦，博物馆的负责人。好啦，我们进去吧。恐怕我只能陪您聊一会儿，再说了，我也没明白您来找我到底是什么事。”

西勒维奥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吉约坦使他想起他初中的一位叫作让·鲍尔东的美术老师。那个老师才二十五岁，看起来却像四十多岁。吉约坦和那位美术老师个头儿一般高，穿着同样的罩衫，连说话的语调都一样。奇怪的是，在他上学期间，西勒维奥总被当作老师们的替罪羊，尤其是那些没有威信的老师。他心想，阿基里斯·吉约坦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吧，在权威面前就是个卑躬屈膝的小官；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就会变得蛮横无理。

吉约坦已经走远了，他像灰老鼠一样爬上了楼梯。西勒维奥觉得他每往上走一步，都会踩到自己长长的罩衫，罩衫便会向下滑动一点儿。

“好啦，您过来呀。那起谋杀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贝纳韦德在他的灰色罩衫后面碎步追赶着。

“死者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吉维尼的眼科医生。此外，他还很会欣赏油画。他对莫奈和《睡莲》尤其感兴趣。或许这就是凶手的犯罪动机。”“然后呢？”

“然后，我只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你们警局中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吗？”

“有啊……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在艺术警局接受过培训，但是……”

吉约坦听罢，似乎觉得他刚刚说的都是些歪理邪说，简直糟糕透顶。

“但是怎样？”

“但是我想自己得出结论……”

吉约坦走到平台上的时候，西勒维奥实在分不清他是在喘息还是在叹气了。

“既然您这么说……您想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先说说《睡莲》。我想知道，莫奈总共画了多少幅《睡莲》？二十幅？三十幅？还是五十幅？”

“五十幅？！”

阿基里斯·吉约坦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他面带嘲讽地大笑着，那种声音只有鬣狗才发得出来。如果他手里有一把戒尺的话，他大概就要敲打这位无知警官的手掌了。此时，文艺复兴时期展厅里那些严肃的画像似乎都朝西勒维奥转过身来，让他感到羞辱至极。在阿基里斯·吉约坦懊恼地耸肩的时候，西勒维奥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他一低头，贝纳韦德警官发现吉约坦穿着一双奇怪的橙色鞋子。

“警官，您开什么国际玩笑？五十幅！据专家统计，有不少于二百七十二幅《睡莲》出自克洛德·莫奈之手！”

西勒维奥转动着惊讶的眼睛。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按米计算。莫奈为一个国内订单画了大约两百平方米的《睡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这幅《睡莲》在橘园美术馆展出过。如果我们把莫奈自己没有作数的作品，把他患白内障期间、半瞎状态下的作品也都算上的话，专家共统计出另外一百四十平方米的《睡莲》，这些画作曾在世界各地展出过：纽约、苏黎世、伦敦、东京、慕尼黑、堪培拉和圣弗朗西斯科……相信我，总数会比这些还要多。这还没算上至少一百多幅私人收藏的《睡莲》呢……”

西勒维奥没做任何评论，心想，自己应该做出一副无知顽童的样子。这样，人家才会教导这个顽童说，在沙滩上冲洗双脚的浪花背后，还有大海呢。吉约坦继续走过走廊，他每走进一间展厅，昏昏沉沉的管理员都会被他吓得一惊，然后便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了。

这是黄金时代的欧洲。接下来是巴洛克风格的欧洲。

“《睡莲》是一套非常奇特的收藏品。”阿基里斯·吉约坦甚至都没有喘气，他继续说道，“全世界都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在克洛德·莫奈人生的最后二十七年中，他就只画睡莲了，画他那一池塘的睡莲！他渐渐抹去池塘周围的一切装饰：日本桥、柳条、天空，这样做就是为了将焦点集中在叶子、水和光上，提取出最精华的东西……他将临终前的最后几幅画画成了抽象派，他只画了一些斑点。专家说，这是印象派的点彩派画法。我们从没见过那些画。在莫奈时期，没有人看得懂。所有人都觉得那是一位老人的突发奇想……等他去世以后，人们把老莫奈的《睡莲》，特别是他的最后几幅画作都遗忘了。大家都觉得，莫奈的那些画是出于纯粹的狂热。”

西勒维奥还没来得及问吉约坦“遗忘”一词怎么讲呢，吉约坦就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一百年以后，他的最后几幅画作出现在美国，世界将这种艺术风格称为抽象派艺术……情况就是这样，这便是印象派之父留给世人的遗产。他创造了现代艺术！您知道杰克逊·波洛克吗？”

西勒维奥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吉约坦像厌倦了的老教师一样，叹了口气。

“算了吧。他是一位抽象派……波洛克和其他画家都是从莫奈的《睡莲》中获得的灵感。所有画家都是如此，法国也是一样。我希望您已经记住了我的话。最大的一幅《睡莲》在橘园美术馆，那可是印象派的殿堂。为了纪念1918年停战，莫奈将这幅《睡莲》献给了法国政府。我还没说完呢，如果您想知道这些《睡莲》放在哪儿了，还有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呢……”

“啊？”

西勒维奥实在找不到什么更聪明的话可说了。吉约坦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

“这些《睡莲》就正襟危坐在胜利标志的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穿越巴黎圣母院、罗浮宫、杜伊勒丽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拉德芳斯拱门……藏在橘园美术馆墙壁后面的睡莲，沿着这条象征着法国历史进程的轴线整齐地排列着，它们沿着太阳运行的轨迹，自东向西排列着。巧合的是，莫奈也是在一天的不同时刻画的这一池塘睡莲，从早到晚，因此他的画作本身就展现出太阳永恒的轨迹、星体的轨迹、法国历史的胜利进程、现代艺术的演变……现在您知道为什么哪怕几平方厘米的《睡莲》都价值连城了吧……因为那是现代艺术的转折点。在诺曼底，距离维农几千米远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池塘，这便是莫奈在将近三十年间，绵绵不休地画着的唯一目标，这便是莫奈最大的天赋。”

在黄金时代的画作中，圣徒、皇后和女公爵似乎都不翼而飞了，就像保守派在诗歌里写的那样。

“您刚才说‘价值连城’，到底是什么意思？”

吉约坦像是没听见似的，他继续走到房间里，打开了窗子。贝纳韦德没有动。

“您不过来吗？”

西勒维奥明白了，他应该随着吉约坦走到客厅。

“如果最近几次在伦敦和纽约的拍卖可信的话，我就跟您说说一幅《睡莲》值多少钱。举个例子吧，您看到对面那些奥斯曼风格的大楼了吗？就是沿着让娜-拱门的那些大楼？好吧，一幅正常尺寸莫奈的《睡莲》，也就是说，一平方米的画作，就相当于……好吧，保守地说，就相当于一百套公寓的价格……按照一栋楼门有四层来算，那么一幅《睡莲》的价值就相当于一片街区了……”

“一百套公寓？您开玩笑的吧？”

“我没开玩笑。我本可以把价值说成刚才的两倍那么多，这毫不夸张。您能看到让娜-拱门大街吧？您能看到那些等红灯的车辆吧？我也可以这样跟您来估价，根据最近几次交易的价格来看，一幅画的价值相当于一千到两千辆汽车。我说的是新车哦。或者，大概相当于大钟大街、让娜-拱门大街和共和国大街所有店铺里商品价值的总和。实际上，我想让您明白的是，莫奈作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现在您心里有数了吧？一幅《睡莲》值多少钱！”

“让您见笑了……”

“上一幅莫奈的作品是在伦敦的克里斯蒂故居拍卖的，从两千五百万英镑起拍的……那只是一幅莫奈早期的作品！两千五百万英镑。来吧，把这些钱折算成公寓或是汽车吧。”

还没等西勒维奥平静下来，吉约坦又爬上了一层楼，来到印象派展厅。

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凯博特……当然啦，还有莫奈。在飞扬着的三色国旗下，是著名的圣-德尼大街、阴天中的鲁昂教堂。贝纳韦德结结巴巴地说：

“市面上还有卖《睡莲》的吗？”

“‘市面上’，这是啥意思？”

“也就是说，在民间。”贝纳韦德警官腼腆地说道。

“‘在民间’？‘在民间’又是什么意思？在警察局你也是这么讲话的吗？就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儿吗？您想问的是莫奈的画作还有没有遗留在别处的，是这样吗？您忘啦？在吉维尼村的仓库和洞穴里。您可能会想，人们一定会为了这样的发现，这样一笔财富而杀人。好的，您听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39

克洛德·莫奈故居储物间的楼梯上响起了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的脚步声。

他试着把那些多余的想法从脑海中驱走，他内心的守护天使喃喃地对他说：一定要坚守警察的底线，这一步步爬上的楼梯是一个个赤裸裸的陷阱，这个楼梯通往莫奈的房间，与他追随着的那个让他情不自禁的女孩儿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要让这个理智的小天使闭嘴并不难，只要想想刚才那一幕就好了：突然走掉的斯特凡妮，双腿夹在艺伎裙子里的斯特凡妮，冲到楼下的斯特凡妮。在斯特凡妮的笑声中，这些行为就像是明目张胆的邀约。

当洛朗斯走到楼下的时候，斯特凡妮正站在走廊门口，站在卧室和浴室之间。她身姿挺拔地站着，像个导游似的。她慌乱地站在红裙子里，看起来比陶瓷花瓶更加珍贵和脆弱。

“这里是莫奈的私人公寓，比别的屋子更加古典，这点我是认同的。这里更加隐秘。洛朗斯，您看起来不是很自在啊？”

她走进第一个房间，坐在床上。巨大的鸭绒床垫将她的臀部和下身吞没进去。

“现在是审讯时间了吗？警官，我得谢谢您。”

洛朗斯·塞内纳克用不安的眼神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墙上挂着奶油色的织物，床上的装潢是深黄色的，烟囱是大理石黑的，烛台是金色的，床头柜是棕红色的。

“好啦，警官，请您放松下来。昨天您在我丈夫面前似乎很健谈啊……”

洛朗斯没有吱声，他俩都沉默了片刻。塞内纳克没有靠近床边，斯特凡妮灯笼一样愉悦的双眼渐渐变成一座忧伤的灯塔，她从羽毛的浪潮中站起身来。

“那我先说吧，警官。您知道路易斯的故事吗？那个在吉维尼寻找蒲公英的小孩儿？”

塞内纳克又惊讶又好奇地看着她。

“当然啦，您没听说过。”斯特凡妮继续说道，“然而那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路易斯有点儿像我们吉维尼的灰姑娘。可以说，路易斯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农村女孩儿。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年轻、清新、单纯。大约在1900年的时候，她在田野里为艺术家们摆造型，她经常为拉丁斯基做模特。拉丁斯基当时是一位颇有潜力的捷克画家，他来到吉维尼，与莫奈和美国画家们聚集在一起。这位帅气的拉丁斯基还是一位知名的钢琴家……他开着一辆当时非常了不起的车，一辆222Z。他爱上了这个寻找蒲公英的小女孩儿，他娶了她，把她带回家……拉丁斯基现在是捷克最著名的画家……路易斯也从一个农村小姑娘变成了波希米亚的公主。克洛德·莫奈买来了他们那辆弃之不用的豪车——222Z，送给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几个月之后，米歇尔撞在吉维尼梯也尔大街的一棵大树上。除了这辆豪车的结局有些悲惨，这还称得上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不是吗？”

洛朗斯·塞内纳克抑制着自己，不让自己走过去，不让自己也被那鸭绒垫子吞没。他的太阳穴在灼烧。

“斯特凡妮，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

“你猜……”

她从鸭绒垫子里慢慢直起身子，就像洗着羽毛浴似的。

“警官，我要跟您说一件事，一件很奇怪的事。除了我丈夫，我已经很久没有与第二个男人独处一室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个男人面前，在走廊里放声大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与一个十一岁以上的愿意听我讲话的男人聊风景、绘画和阿拉贡的诗了。”

塞内纳克想到了毛赫瓦勒。他控制着自己，没有打断斯特凡妮。

“警官，我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我想说，我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时刻。”

一阵沉默。

“等待着那样一个人的出现。”

随便让眼睛落到哪里都好，塞内纳克的脑袋飞速运转着。化了的蜡烛、墙上剥落的油画，只要不看斯特凡妮的眼睛，看什么都行。

她又说道：

“并不一定是捷克画家……只是一个……”

甚至她的声音里，都带着一种淡紫色。

“如果我知道这个人会是一个警察的话……”

斯特凡妮一跃而起，从洛朗斯·塞内纳克身边走过，抓住他一只晃晃悠悠的胳膊。

“来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学生们。”

她把他拉到窗边。女教师向在花园里奔跑着的十几个孩子挥了挥手。

“警官，您瞧这个花园，玫瑰、暖房、水池。我再告诉您一个秘密：吉维尼就是一个陷阱！当然啦，它有令人惊叹的风景，谁还会想去别处生活呢？一座如此美丽的村庄。但是我要告诉您：这里的风景都是凝固的、呆板的，不允许房屋的风格有一点点改变，不允许在墙上重新作画，不允许采摘任何花草，有十项禁止这些行为的法律。在这里，我们就像活在油画中，我们被禁锢了！我们觉得自己在世界的中心，大家都说，我们完全可以移动啊！但是，这里的装饰就是风景，这些风景最终都会将我们覆盖住。那是一种能把您粘贴在背景上的油漆，是一种让人习以为常的‘妥协’的油漆、‘放弃’的油漆……路易斯——寻找蒲公英的吉维尼女孩儿成了波希米亚的公主，洛朗斯，她是一个传奇。这种事情今后不会发生了，再也不会发生了……”

她突然对三个穿越花坛的孩子喊道：

“绕过去！”

洛朗斯·塞内纳克感到焦虑不安，他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想止住斯特凡妮的忧伤，想抑制住自己此时欲将斯特凡妮拥入怀抱的冲动。他看着花园里繁盛的花朵与和谐的色彩，他被花园无与伦比的魅力所征服。

“阿拉贡在书中所说的是真的吗？”他突然问道，“他在书里说，莫奈无法容忍花朵凋零，园丁们只好趁夜移植花朵。因此，每天早晨花朵的颜色都是不同的，似乎每天早晨，花园都被重新涂上新的色彩，这是真的吗？”

这个方法似乎奏效了，斯特凡妮露出了笑容。

“不，不，阿拉贡太夸张了。您读《奥雷利安》了吗？”

“当然……我读了，并且我也读懂了。它是一部宏大的小说，讲的是一对儿无法在一起的情侣！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的爱情……是这样吗？它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阿拉贡是那样想的……那会儿，他应该是坚信世界上没有幸福的爱情。然而，随后，他却遇到了一位诗人从未经历过的、最美丽、最长久，也最永恒的爱情……这个您是知道的，他疯狂地爱上了艾尔萨。”

洛朗斯转过身去，斯特凡妮苍白的嘴唇依然半开着。他克制着自己，不要将自己的手指放到这张颤抖着的嘴唇上，不要去触碰这张瓷娃娃一样精致的脸庞。

“斯特凡妮，你真是一个奇特的女孩儿……”

“警官，那您呢，您有让别人向您吐露心声的能力，我对您供认不讳。您比我丈夫描述得更加敏锐。不，警官，我要让您失望了，我没有什么奇特的，正相反，我平凡得让人可怜……”

女教师顿了顿，迟疑了一下，然后她就连珠炮似的一股脑儿地说道：

“我要跟您说，我很平凡。我就想养个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我丈夫给不了我。我是因为这个才不爱他的吗？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从我记忆的一开始，我就从没爱过他。当时，他出现了，他不比别人更糟，他热心、深情。我并没有深深地坠入爱河。您瞧啊，警官，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和许多其他女人一样，也会坠入爱情的陷阱。虽然我长得还算漂亮，我生长在吉维尼，我爱班里的孩子，但这也改变不了我很平庸这个事实……”

洛朗斯握着斯特凡妮的手，他们十指交叠着搭在铸铁栏杆上。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为什么是跟我说？”

斯特凡妮笑着凝视着他的脸。

难道他没有意识到，至少，她的眼睛，只有她的眼睛是特别的吗？

“警官，您可别瞎猜，千万不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之所以对您说这些，只是因为您的微笑很痞气，或许是因为您的衬衫敞得有点儿太开了吧，又或许是因为您那双榛子一样的眼睛不会轻易流露出感情。您可千万别觉得我认为您很有魅力，警官……只是……”

斯特凡妮将手抽了出来，留着悬念。

“就像路易斯一样，那个摘蒲公英的小女孩儿会被222Z汽车的魅力所征服，我爱上的，只是您的悍虎啊！”

她笑了。

“又或许是您停下来抚摩尼普顿的样子吧……”

她又往前走了几步。

“警官，再跟您说最后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一件私密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不爱我丈夫了，他就要成为杀人犯。正相反……”

塞内纳克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发现，这一刻，在他们前方五十米处，警车队正从罗伊大街上驶过，它们一辆接着一辆掉头向莫奈故居的方向驶来。这些汽车发现了他们，就像发现了窗台上的情人似的。

他们疯了吗？

还是他疯了？

“我觉得现在我得去照看一下孩子们了。”斯特凡妮乘机溜掉了。

塞内纳克独自站着，他看见女教师渐渐走远。他的心脏猛烈地撞击着，就像想从他那敞开的衬衫里挣脱出来似的，他狂乱的思绪就要从脑袋里迸发出来。

斯特凡妮到底是谁呢？

是他命中注定的女人，还是一个迷失方向的少女？

40

在鲁昂美术博物馆的印象派展厅里，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像个猫头鹰似的圆睁着眼睛。阿基里斯·吉约坦又挪了几步，掏出一块手帕，擦拭着西斯莱的一幅油画周边看不见的灰尘。《马尔利港的洪水》——油画底下的纸板上写着作品的名字。西勒维奥问吉约坦有没有忘记自己提出的问题，吉约坦转过身来，用手帕的一角擦了擦额头，随后用夸张、传教士般的语气说：

“警官，您是想说，莫奈那些消失的或者还未经发现的画作或许会重新面世，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您真这么想的话，那就来吧，我可以陪您玩儿玩儿假设的游戏……”

吉约坦又用手帕擦了擦鬓角。

“我们知道，在吉维尼的莫奈工作室里，有十几幅克洛德·莫奈的画作，有些是草图，有些是他年轻时的作品，还有几幅未完工的大幅《睡莲》……这还不算他送给朋友们的作品。塞尚、雷诺阿、毕沙罗、布丹、马奈，莫奈总共送给朋友三十多幅画……您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笔财富的市值，这笔巨额财富，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的馆藏都要珍贵。然而这些财富却由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他的园丁看管着，只用一扇或许根本没关上的门、敞开的窗户和带着裂缝的墙壁保护着，任何人都有机可乘。无论哪个稍微机灵一点儿的吉维尼人，都可以通过小偷小摸的方式得到这些画，而不用去抢二十家银行……”

他又用手帕擦了擦脸，最后将手帕在手心里攥成一团。

“那么大一笔触手可及的财富，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具诱惑力……”

西勒维奥明白了，他看了看周围墙上挂着的十几幅画。鲁昂美术博物馆，是省内公认的印象派作品收藏最齐全的博物馆了，可是这里的画作却不足莫奈工作室里收藏的四分之一。他坚持说道：

“在吉维尼的莫奈工作室里，真的还会有大师的作品吗？”

在开口回答之前，阿基里斯·吉约坦犹豫了一下：

“克洛德·莫奈是1926年去世的，米歇尔·莫奈，也就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大概从那以后就开始负责保管他父亲的那批画作了。他将没有捐赠给博物馆的所有作品都藏了起来。所以，现在我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如今是不太可能在吉维尼的粉红色小房子里找到大师的原作了。但是，也说不准……”

“先别扯到偷窃那么远，”贝纳韦德警官镇定地说道，“莫奈会把他的画作分给别人、送给别人吗？”

“当地媒体曾经追踪到一幅捐赠画作的踪迹，有一幅画被当作摇彩的奖品资助给了维农医院，肯定有人赢得了这个奖项。当时，那人只交了五十生丁就把这幅画拿走了……至于其他的，我们只要乐此不疲地去猜测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吉维尼村民并没有让克洛德·莫奈的日子好过，为了点滴的热爱、为了买地、为了保留下他所画的风景，尤其是为了将河水引到睡莲池塘，他都不得不去争取。莫奈为这座村庄投了钱，而且投了不少钱。他甚至为阻止一家淀粉厂建在他的花园前面而投了钱。即使这样，那些恶毒的人、市镇参议员、狡猾的农民还有可能去协商，说自己不要那五百法郎的施舍，他们只要大师的一幅画，无论哪幅都行。我想，专家才不会相信在艺术家和村民之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能行得通，但是谁又真的能说在所有吉维尼村民中，就没有一个人对绘画感兴趣，或者对莫奈作品的经济价值感兴趣呢？当然啦，莫奈很有可能送过画。他也没有别的办法……看看莫奈花园旁边的磨坊池塘吧，看看那片大麻田，就是因为西奥多·罗宾逊那幅著名的《特罗尼翁老爹》，我每次去吉维尼都想来这里看看。磨坊的农民总用各种方法对莫奈进行敲诈。河水从莫奈家门前流过，如果没能与他们协商好，莫奈就画不出睡莲了！”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来不及将一切都记录下来，他尽可能记住更多的信息。

“您是认真的吗？”

“年轻人，我像爱开玩笑的人吗？我告诉您，有一些愚蠢的寻宝者，穿越整个世界去寻找三件金器。如果他们机灵一点儿的话，就应该去吉维尼的莫奈故居和周遭村落的谷仓看看，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克洛德·莫奈毁掉了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和年轻时候的作品。他很害怕在他死后，古董商们会因为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以及作品草图蜂拥而至。因此，1921年，他在工作室将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全部烧毁了。虽然大师万分小心，但也保不齐什么地方还遗留着一幅画作、一幅被遗忘了的老油画。用这一幅画，就能买下太平洋上的一座岛屿了！”

吉约坦又换了一个房间，他瞪了一眼这个房间里的女管理员，她正专心致志地欣赏着自己的红指甲油，而对德拉罗什画作中圣女贞德穿的红衣主教的裙子并不感兴趣。

“还有一件事，”警官说道，“您刚刚提到了西奥多·罗宾逊，那位印象派画家是克洛德·莫奈的朋友。您怎么看待他的子女们创建起来的罗宾逊基金会？”

吉约坦眯起了惊讶的眼睛。

“您为什么这么问？”

“在我们调查的案件中，经常涉及这个基金组织。奇怪的是，不少涉及案件的人都与这个基金会有联系，至少是有间接联系。”

“那您想了解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基金会的。”

吉约坦迟疑了片刻，似乎在组织着语言：

“怎么跟您说呢，警官……这个基金会挺复杂的。这种类型的组织机构是非盈利性的。我试着打个比方吧。您想象一下一个照料穷人的机构吧。它的悖论是，如果穷人的数量减少了，那么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换句话说，这家机构运行得越好，它就越有可能自行停业。反战组织机构也是一个道理。‘和平’对它来说，就意味着这个组织的消亡。”

“就好比说，如果一位医生把他的病人全部治愈了，那他也就该下岗了。”

“没错，警官。”

“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和罗宾逊基金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他们有一条格言，这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有三项宗旨：探索，保护，推广。这三条原则很了不起，不管用英语，还是用法语，这三个词的说法都一样。显而易见，这说明他们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作品，将作品买下来再卖出去。他们也会在年轻的画家身上投资，甚至是小孩儿。基金会在这些人身上投资，将他们的作品买进来，再卖出去……”

“然后呢？”

“一个天才会赶走另一个天才，警官。一幅画可不像碟片或者图书，画家赚多少钱并不取决于所卖出去的数量，事实甚至恰恰相反，而整个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的。一幅画卖得上价钱，是因为别的画卖不上价钱，甚至一文不值。如果可以自由竞争，如果在批评界、在流派中、在画廊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那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个机构呈现出垄断或者说几乎垄断的态势，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不太明白……”

吉约坦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如果遇到这种垄断的情况，机构越是挖掘出有才华的新人，也就是说，它更新艺术，将三项原则里的‘探索’做得越好，那么其他作品的经济价值下降得就会越多，‘保护’这一点就做不好了……您明白了吗？”

“坦率地说，多少能明白点儿……”

贝纳韦德挠了挠头。

“我提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吧，如果莫奈的作品遗失在民间，那么，罗宾逊基金会有办法将它找回来吗？”

吉约坦的回答掷地有声：

“毫无疑问，它会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将这幅画找回来！并且大概还会不择手段地将这幅画找回来。”

“好的，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贝纳韦德继续说道，他现在完全是德鲁比狗那般无精打采的样子了，吉约坦似乎很喜欢他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或许会让您感到吃惊……有没有一些不出名的莫奈画作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一些小众的画作，或是一些有争议的画作，一幅或许能带来血光之灾的画作？”

阿基里斯·吉约坦露出了一个暴虐的微笑，就像他刚刚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最后的问题似的。似乎这个问题才是本次对话的重头戏。

“过来。”他用神秘兮兮的口吻说道。

他把贝纳韦德带到对面的墙边，走到一幅扭曲了的画作跟前，画上画着四个裸体男子，显然，他们是罗马奴隶，他们正试图驯化一匹疯马。

“您看看热里科笔下的这些身体吧。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泰奥多尔·热里科。这是他在鲁昂完成的最大一幅画！看看这些身体吧。再看看他们的动作，警官。画家与死亡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我们都知道，为了写实地创作出《梅杜萨之筏》，泰奥多尔·热里科到医院去收集截肢患者的胳膊和脚，以及被斩首的头颅。他的工作室散发着尸体的臭味儿！在他临死前，为了治愈自己的疯狂，他在硝石矿上画了十个疯子的画像，这十个偏执狂患者代表着人类灵魂受到的各种折磨……”

西勒维奥担心吉约坦又要跑题了。

“但是莫奈没有疯……他不画尸体！”

这时，阿基里斯·吉约坦隐蔽的一面才开始显现出来。他那光秃秃的头上立着几根稀疏的头发，就像萎缩了的恶魔的触角。

难道说，他是第十一个偏执狂患者吗？

“警官，您过来看看。”

吉约坦走下两层楼梯，走向博物馆的零售商店，拿下一本大书，用牙齿将书上的塑封撕咬下来。

他翻开书页，像是被偏执狂附体了似的。

“莫奈没有画过死亡，莫奈没有画过尸体，他只画大自然！啊，啊……您瞧啊，警官。瞧啊！”

贝纳韦德不禁向后退了一步。

画上是一个幽灵，它占据了整个篇幅。

这幅画画的是一个女人。她闭着眼睛，就像被包裹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里一样，就像被包围在冰冷的画笔的旋风中似的。她就像一张白色蜘蛛网上的女囚，而这张蜘蛛网正在吞噬着她那张苍白的脸。

死亡……

“这位是卡米耶·莫奈，”吉约坦冷冷地解释道，“这是莫奈的第一个老婆，也是他最美丽的模特。这个在丽春花间打着阳伞的姑娘，这个会在星期天的田野里容光焕发的伴侣，三十二岁就死了！莫奈在妻子临终的床头画下了这幅该死的画作。他恨自己没能抑制住将妻子五彩斑斓的生命搬上画布的冲动，可是她现在不在了；他恨自己把生命垂危的爱妻当成一件普通的物品去画，就像热里科热衷于画四分五裂的尸体一样。莫奈就像占有了他那绝望的爱人，莫奈站在刚刚死去的妻子面前，说自己是被无意识的作画习惯给害了，就像被催眠了一样。警官，您怎么看？”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从来没有在一幅画前如此动容过。

“还有……还有这种类型的画吗？我是说，莫奈的画……”

阿基里斯·吉约坦的圆脸又红了起来，就像身上沉睡的魔鬼苏醒了一样。

“警官，还有什么比画他老婆的死更加震撼的呢？您觉得还有什么？没有，当然没有……”

吉约坦的脸一直红到太阳穴。

“没有，除非去画他自己的死亡！在莫奈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画了一些未完成的《睡莲》，就像莫扎特的《安魂曲》一样，您能听懂我的话吗……疯狂的笔触，画着他与死亡、劳累和失明之间的抗争。这些画作很晦涩，让人感到痛苦和挣扎，似乎莫奈大脑深处感受到的就是这些。人们发现了莫奈匆忙画在画布上的各种颜色的睡莲，火红、纯蓝、墨绿……梦想与噩梦相互交织，只是缺少了一种颜色……”

西勒维奥想结结巴巴地说出答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感到这起调查出了岔子，他没能把握得住。

“莫奈在作品中从未用过的一种颜色，那种他拒绝使用的颜色，缺失的那种颜色，正是所有颜色的总和。”

一阵沉默。西勒维奥放弃了回答，他在活页本上紧张地记录着。

“是黑色，警官。是黑色啊！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几天，1926年12月初，当克洛德·莫奈意识到自己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便画了一幅黑色睡莲。”

“什……什么？”贝纳韦德结结巴巴地问道。

吉约坦也不再听贝纳韦德说了，他自顾自地说道：

“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警官？莫奈在睡莲的倒影里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于是，他将这不朽的死亡搬上了画布。他画了一幅睡莲——《黑色睡莲》！”

西勒维奥的笔沿着他的大腿，从他的手中垂了下来，他再也无法做一丁点儿笔记了。

“警官，您怎么看这些大丽花似的黑色睡莲？”吉约坦问道。这会儿，他的情绪已经不那么激动了。

“这个《黑色睡莲》的事情，真的……确有此事吗？”

“不，当然不能肯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迄今为止，从未有人找到过这幅著名的《黑色睡莲》……您想想看，这或许只是一个传说，仅仅是一个传说……”

西勒维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只是提出自己头脑中涌现出的第一个问题：

“那孩子呢……莫奈画过孩子吗？”

41

我看到斯特凡妮站在莫奈粉红色房子的窗边，就像在殖民地的大房子里看守着一群家仆的女主人似的。

洛朗斯·塞内纳克走了下来。

他们真是疯了！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吧？这次，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两个笨蛋，干吗要这么张扬啊？在莫奈故居的阳台上，站在花园前，面向罗伊大街，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他们。总之，或许他们是故意选择这个地方的呢！

我听见了悍虎摩托车启动的声音。斯特凡妮也听见了，但是她没敢回头看，她正心事重重地看着花园里玩耍着的孩子们。没错，这个小老师确实挺迷人的。没错，她还挺会穿的，这身艺伎式的服装雕刻出她胡蜂一样的身材，显得她的眼睛水灵灵的。您要相信我，她总有办法让所有从她身边经过的男子回头，无论是警察还是医生，无论结婚了的还是没结婚的。她美得让人心醉！

小美人，好好享受你的美丽吧。美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男孩子们跑到花丛中，女教师用温柔的声音责备他们。

可她的心却在别处。

小美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这个时刻是会让你的人生轨迹发生转变的，你自己也明白，因为你的生命中出现了最不可能的拯救者：一个警察。迷人、有趣、有教养，你做好准备吧，准备好从现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与你丈夫的链条。

现在是时候挣脱出来了。那么，还有什么在束缚着你呢？

没什么了？

啊，如果这件事只涉及你自己那就好了……如果死神不围绕在你的身边就好了。我亲爱的，似乎是你把死神招惹到了身边；似乎，走到最后，你只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

孩子们的笑声打断了我脑子里的坏想法。男孩子们追着女孩子们跑。

这一幕很经典。

孩子们，你们也好好享受这一切吧。好好享受吧！尽情地踩踏草坪和花朵吧，去采摘鲜花吧，去向池塘里扔石子和树棍儿吧，去把睡莲砸出洞来吧，去践踏这座浪漫主义的圣殿吧，千万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之，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花园而已，不要因为世界另一端的愚蠢教徒都来这里朝拜，你们就认为这里不是一潭死水！

我知道我很坏，请原谅我……斯特凡妮·迪潘和她的警察，这两个傻子，今天早上他们确实把我惹恼了！您也要理解我。我只想当个沉默的看客，当个不见踪影的小黑老鼠，但是保持漠然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您听不懂吧？您还在想，在这件事中，我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我保证，我并没安装什么能让声音穿透莫奈故居墙壁的窃听设备来偷听这两个傻子的对话，偷听他们之间打情骂俏的情话，并没有。比您想的简单多了，真的简单多了。

我转身面向罗伊大街右侧的河岸，面向水之花园。罗伊大街沿途的几条木栅栏已经散开了，大概是被那些拥挤着想拍睡莲照片又被排在售票处前面的队伍惊吓到的游客挤坏的。未经遮挡的空间呈现出一片无法言喻的池塘美景。我观察着法奈特，她离班上的其他孩子都有点儿远，她站在柳树和杨树之间。她将画架放在日本桥上，用藤萝将画架垫稳，在身边的一片喧哗声中安静地、专注地画着画。

我穿过罗伊大街，靠近了一些，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我几乎触摸到了金属网。

我不该这么做。一个小毛孩儿发现了我。

“女士，女士，您能帮我和我的伙伴照张相吗？”

他将一架新潮的相机塞到我的手里。我不知道怎样操作，他跟我讲解了一下，我也没注意听。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用余光扫了一眼睡莲池和正在画着画的法奈特。

42

“过来呀，法奈特。”

文森坚持喊道：

“来呀，法奈特。过来玩儿呀！”

“不嘛！你都看见了，我在画画呢！”

法奈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朵睡莲上。那是游离于睡莲群之外的一枝独秀，它的叶子几乎是心形的，上面长着一朵刚刚冒出头来的粉红色花骨朵。法奈特的画笔在画布上移动着，可是她却难以集中精力。

这个爱哭鬼又在我身后哭哭啼啼的了。要相信，垂柳可比她悲伤多了：玛丽！快让她别哭了，快让她那又尖又小的声音停下来吧，快让她别哭了！

“你们耍赖，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我要回家！”

我的身后不只有泪水，文森也站在我身后，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把手搭在我肩上。

“你去和玛丽玩儿嘛。”

“她太没劲了，总是哭……”

“那我呢，我总是画画，所以我就更有趣吗？”

他不动了。文森不动了。他能做到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果他发现自己有这种本领，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大画家。他很善于观察，但是我觉得他缺乏想象力。

孩子们仍然在法奈特身边跑着、叫着、笑着、玩耍着。小法奈特却一心想让自己待在真空里。就像詹姆斯说的，要自私一点儿。

卡米耶出现了，他停在日本桥上。整个人都气喘吁吁的。

还真是没完没了！刚刚就差他一个了！

他把自己圆滚滚的肥肚皮塞进衬衫里。

“累死我了，我得歇会儿。”

他看了看法奈特，法奈特正忙着画画。

“文森、法奈特，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有一道关于睡莲的题。你们知道吗，睡莲几乎每天都能长大一倍，所以，你们听好，如果睡莲需要一百天才能覆盖整个池塘，那么，它们需要花多少天才能覆盖半个池塘呢？”

“那样的话，五十天喽，”文森立刻说道，“你这道题可真蠢……”

“你呢，法奈特，你怎么说？”

我才不关心呢，卡米耶，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在乎。

“我也不知道。五十天，跟文森一样……”

卡米耶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

如果有一天卡米耶当了老师，我敢说，他一定是全世界最令人讨厌的老师。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掉进沟里的！当然啦，答案并不是五十天哦，应该是九十九天……”

“为什么？”文森问道。

“别想了，”卡米耶用鄙视的声音说道，“法奈特，你明白了吗？”

他妈的！

“我画画呢……”

卡米耶在日本桥上换着腿跳着。在他的衬衫腋窝下方，出现了大片的汗渍。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你在画画。还有最后一道题，说完这道题，我就不烦你了。你们知道‘睡莲’用拉丁语怎么说吗？”

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不知道了吧？”

文森和法奈特都没说话。可是这也没能打断卡米耶的话。他摘下一片紫藤萝叶子，将它扔进了池塘。

“好吧，拉丁语是nymphéa，笨蛋。但是以前，这个词源自希腊语——numphaia。法语是nénuphar。英语的‘睡莲’怎么说，你们知道吗，英语？”

他还没完没了了吗？

卡米耶甚至没等别人回答，就做出一副要去抓离他最近的紫藤萝树枝的样子，但是“咔嚓”一声，树枝折断了。

“是Waterlily！”他大声说道。

他对自己的话很满意。他可真让我恼火，Waterlily也是！虽然要承认，Waterlily是个很美的名字，比nénuphar好听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拉丁语的nymphéa更好听！

卡米耶倾身看了看法奈特的画，他出汗了。

“你干什么呢，法奈特？在临摹莫奈的《睡莲》吗？”

“没有！”

“是的！我看得清楚着呢！”

卡米耶这个人啊，总是自以为是，但他的问题是，他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

“才没有呢，笨蛋，没有！并不是因为我和莫奈画着同样的东西，就说我和他画出来的画是一样的……”

卡米耶耸了耸肩。

“莫奈画了那么多画，你肯定是想画一幅相似的！就算画一幅圆形画也行啊。你知道什么是圆形画吗？”

我真想把画笔扔到他的脸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自己有多讨厌。再说了，他怎么总是喜欢自问自答？

“圆形画呢，就是画在一种圆形的画布上，就像展示在……”

“你们过来吗，男孩子们？”玛丽突然喊道，她的声音显得有些干涩。

卡米耶叹了口气。文森笑了。

“我想我应该把她推进水塘里。法奈特，这样你就可以画这一幕了，是不是？这幅画绝对会很独特！——《睡莲中的玛丽》。”

他一边笑着，一边轻轻地将卡米耶推下了桥。

“好啦，我们不烦你了，法奈特。”文森说道，“卡米耶，来啊，过来吧。”

有时候他不能理解我，有时候却能够理解我。就像刚才那样……

终于剩下法奈特一个人了。她仔细地观察着柳树在池塘中的倒影，倒影被睡莲的叶子遮挡了一部分。她想起詹姆斯最近几天教给她的东西——逃逸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克洛德·莫奈的《睡莲》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他的画作是建立在两条方向相反的逃逸线之上的。睡莲的叶子和花朵形成一条逃逸线，总体来说，是与水面的方向相对应的。詹姆斯把这条线称作水平线。如果他愿意这么叫，那就这么叫吧……还有水中的倒影：河岸上的紫藤花、柳条、阳光、云影。总的来说，詹姆斯把这些线条叫作垂直线，就像在镜子中看到的影像一样，这些倒影都是反的。詹姆斯对我说过，这个便是《睡莲》的奥秘。是的，好的，好吧。这个秘密并不难懂。并非只有詹姆斯或者莫奈才能发现这个秘密……看看池塘就知道了嘛。这两条逃逸线，可以看作脸中央的鼻子。最终，这条线会消失……这个专有名词太复杂了。总之，池塘和水面上漂浮的叶子是完全静止的。我想说的是，它们都不动。没有运动，一点儿都没有。说到底，我想要画的是一种移动的错觉。

真没劲！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甚至很想去找伙伴们玩儿，跟他们一起在池塘边奔跑。但是不行！詹姆斯说过，我应该自私一点儿。想想我的天赋吧，想想罗宾逊大奖赛。我一会儿再去找他们玩儿吧。

法奈特倾着身，她小心翼翼地将调色盘里的颜色混合到一起。

突然，她停了下来。黑色！调色盘里只有黑色了。

法奈特正要叫喊，这时她闻到保罗身上的青草味儿。

“嘿！”

“保罗！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们在花园里分成六组玩儿老鹰捉小鸡来着，现在好了。我不玩儿了！”

他弯腰看了看法奈特的画。

“哇哦，法奈特，你画的简直太棒了！”

“但愿如此。这是为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准备的作品。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能将作品交给老师的。”

“你真了不起……你一定会获奖的！这是肯定的，你会得奖的。你画画的手法真是太厉害了。”

“那当然啦！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现在这种画法是詹姆斯教我的。”

“就是那个美国画家吗？”

“是啊，一会儿放学我就去找他，从昨天到现在，他应该一直在麦田里休息呢。我想把我的画拿给他看。他给的建议或许会让我有机会获奖……他很快就会感到疲倦，他睡得比画画的时间还要长。好吧……”

“这倒挺有趣。你的画倒不像《睡莲》……”

法奈特亲吻了一下保罗的脸颊。

保罗，我真是爱死他了！！！

“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想画的正是这个效果。我简单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当你看莫奈的《睡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怎么说呢，身陷其中、融入画里、穿越画卷的感觉，我也说不好，就像掉进一口井或陷入沙子里一样，你能明白吗，这就是莫奈想达到的效果，透过沉睡的池水，似乎可以洞悉纵列的一生……而我想要的效果正好相反，我希望人们站在我的《睡莲》面前，会有一种漂浮在水面上的感觉，你能明白吗，就是能够跳到水面上，跳出去、飞起来的感觉。水是活的！我想画的睡莲是莫奈十一岁时候的睡莲——彩虹上的《睡莲》。”

保罗柔情款款地看着她。

“法奈特，你跟我说的这些我并不是全都懂。”

“没关系，保罗。这一切都没那么认真。嘿，你知道莫奈把那些他不太喜欢的《睡莲》怎么处理了吗？”

“不知道。”

“他把那些画都分给红房子里的孩子们了！那时候，那些孩子才跟我们一般大。那些扔掉的画卷就都给孩子们折纸船玩儿了！如果能在埃普特河和塞纳河底的瓶瓶罐罐里找到这些折纸，那就能找到莫奈的《睡莲》！你相信吗？”

“我相信你，法奈特……”

保罗不说话了。

“但是你说错了，这一切都是认真的。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你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总有一天，你会离我们远去的。你会成名，会拥有一切的。但是你瞧，我可以一生都跟别人说，我在日本桥上遇见过你。甚至……”

“甚至……”

“甚至我还吻过你……”

保罗啊，他可真没劲，太没劲了。当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感觉浑身都在颤抖。

睡莲缓缓地从池塘里蔓延出来。法奈特颤抖了一下，闭上了眼睛。保罗轻轻地将自己的嘴唇贴在法奈特的嘴唇上。

“甚至，你还可以说，我跟你保证过我们会生活在一起，我们会结婚，会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在一栋大房子里。甚至，你还可以说，这件事一定会实现的……”

“你……”

紫藤萝“哗啦哗啦”一阵响。

文森从弯曲的藤萝间钻了出来，像冲出丛林的野兽一般狂野地笑着。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保罗和法奈特，那是一种空洞的、忧虑的眼神，似乎他已经窥视他们很久了。

他让我感到害怕。文森越来越让我感到害怕。

“你们干什么呢？”文森冷冷地问道。

43

莉莉安娜·勒利埃弗尔警官还在刷着购物网站，她想买一个想象中的五层木制梯凳来放置自己的盆栽，她看了看表，那是一只银色的、优雅的浪琴手表：18点45分。还有一刻钟，维农警局的接待处就可以下班了。晚上这会儿，警局就没什么事了。

她没有马上认出缓缓走上警局楼梯的那个身影。然而，当老人走进来，把脸转向她，跟她问好时，她的思绪就像绽放的花朵一样，突然想起了他是谁。

“您好啊，莉莉安娜！”

“洛朗丁警官！”

天啊！她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洛朗丁警官退休怎么说也有近二十年了吧？1990年，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莫奈的画作失窃一案告破后不久，他就退休了。当时，洛朗丁警官领导着维农警局，他是社会公认的在打击非法买卖艺术品方面最出色的专家。打击非法文化财产中心办公室时常向他求助。在洛朗丁警官退休前，莉莉安娜和他曾共事过至少十五年呢……

洛朗丁警官，他是一座丰碑。维农警局的全部历史，都应归属他一人！

“警官，您怎么来了？看到您真是太高兴了！”

莉莉安娜很真诚。洛朗丁曾是一位杰出、敏锐、专注的警官。他拥有一种似乎世间已经不复存在的品质。他们聊了好一会儿。莉莉安娜实在按捺不住萦绕在心头的好奇，问道：

“都退休这么久了，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洛朗丁警官将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嘘……我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莉莉安娜，等我一下，给我几分钟时间，我马上就回来。”

洛朗丁走进走廊，他对这个走廊如此熟悉。莉莉安娜不敢阻拦，他毕竟领导了这栋房子三十六年啊！

老警官心想，走廊的油画一直都是这么破败。什么都没变！33号办公室。前警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不打开？这把钥匙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插进过锁孔了……

芝麻开门……

门开了！从……1989年开始，警局就没有更换过锁芯。洛朗丁心里琢磨着，总之，这也很合乎逻辑。为什么要更换警察局办公室的钥匙呢？他一边推门一边想，他的现任接班人一定是司法战线一头年轻的狼，他热衷于信息技术、前沿科技以及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电视里的警员都会应用这些技术，然而很久以来，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突然他在办公桌旁边停了下来，打量着这个房间里的装潢。墙上挂满了印象派画作！毕沙罗、高更、雷诺阿、西斯莱、图卢兹-洛特雷克。他微笑起来。总之，如果他见到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或许会让他感到震惊。他真的很有品位！

这间办公室与他设想的一样：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一台扫描仪。退休的警官在办公室里缓缓地走着，他迟疑着。这次来访让他很失落，他发现，时光都进入2010年了，警察的办公室仍然如此空旷！所有文件都保存在电脑的硬盘里。他不能私自打开自己接班人的私人文件夹，他的文件夹肯定设置了保护密码。何况，他还对信息技术一窍不通。如果坚持打开人家的文档，就显得有些荒唐了。艺术部警察的最近几次行动，他都没有机会参加。现在很多工作都要依赖高科技。他早就听说，打击非法文化财产中心办公室是通过一个巨大的国际数据库运行的，那是“艺术领域的电子数据以及图片搜索系统”。这个数据库统计出六万多幅失窃作品，它与美国艺术犯罪组以及首都伦敦艺术和古董智能数据平台是联网的。

洛朗丁叹了口气。

时代变了，办公方式也变了……

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转身回到接待处去找莉莉安娜。

“莉莉安娜，档案一直都放在楼下吗？红色的那扇门？”

“警官，跟二十年前完全一样！至少在档案管理这一块儿，什么都没变！”

他掏出老钥匙，又一次开门走了进去。谁都可以进到这里，但也不能这么说，他也不是一般人啊……他是个警察，仅仅是个警察。大概因为这个，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才求助于他的吧？这个寡妇还是有点儿头脑的。

莉莉安娜说得对，这里什么都没变，档案还是按照字母排序的。虽然警局已经继任了好几任局长，但总会有强迫症警察将档案盒按照字母排好序，放在对应的架子上。即使在硬盘和优盘时代也不例外。

M……毛赫瓦勒。

红色的档案盒就放在那儿，不是很厚。

洛朗丁又犹豫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偷看那本档案，他既没有委任状，也没有得到许可，更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他为什么要打开这本档案呢？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过那种激动的刺痒感了，现在，这种感觉正在骚动着他的皮肤。如果不打开这份档案，那他到这里来干吗？他小心翼翼地关上身后的门，将钥匙留在锁芯里，随后，将档案盒放到桌子上。他打开档案盒，慢慢地翻阅着，小心翼翼地，并留意着一会儿看完再将文件放回原来的地方。

他相继看了看躺在河岸边的毛赫瓦勒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这些罪证从他的指尖划过。他又看了犯罪现场的另一些照片，一张石膏塑模的鞋印照片以及对指纹、血迹、泥浆的科学分析。他加快了翻阅速度，把目光停留在几张新照片上：五张毛赫瓦勒与不同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有的是柏拉图式的，有的是淫秽的。这些照片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照片上都有死者热罗姆·毛赫瓦勒。

洛朗丁警官抬起头，戒备着，试着透过那扇红色的门听听走廊里有没有微弱的声音。没有，一切都很平静。他正在仔细看着一摞文件：一张吉维尼小学孩子的名单——与案件或多或少有关联的人员名单——热罗姆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雅克和斯特凡妮·迪潘，阿玛度·康提，吉维尼的其他商人，几个邻居，艺术评论家，收藏家；许多张手写的记录，上面的署名都是西勒维奥·贝纳韦德。

现在，几乎所有的文件都被倒扣在了桌面上。洛朗丁皮肤上电流一般的刺痒感变得更加密集。还有一份文件需要查看：那是帕西-厄尔警局一张发黄的卷宗，一场意外——一个孩子于1937年溺水而亡，他叫阿尔贝·罗萨尔芭。洛朗丁警官的双手颤抖着，他在幽暗的房间里待了很久，他试着在没有任何预先推理的情况下去理解这个案子，不遗漏任何细节，试着形成自己的判断。把这些都带走或拍成照片会容易得多。

但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

不要紧。

他骄傲地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还不错。

半个多小时以后，他回到了接待处。好一个莉莉安娜，她什么都听到了！

“您找到您需要的东西了吗，警官？”

“是的，是的。谢谢您，莉莉安娜。”

洛朗丁警官温柔地看着莉莉安娜。他想起她被任命到维农警局的那一天，那已经是距离现在三十多年的事情了，他是在33号办公室接待的她。当时她还不到二十五岁，却已经有了在女警察中并不常见的优雅。

“莉莉安娜，新局长人怎么样？”

“还行吧。不如您……”

说好的优雅呢……

“莉莉安娜，我能请您帮个忙吗？我对信息技术一窍不通，您现在可比我有学问。”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是什么样的忙呢？”

“是一种……我想说的是，推翻这个案件。莉莉安娜，我想您应该会上网吧……”

莉莉安娜确信地微笑着。洛朗丁警官继续说道：

“这个我就不会了。我退休得早，又无子无孙，没人教我怎样浏览网页。我需要上一个网站，稍等，我把网址记下来了……”

洛朗丁警官翻了翻自己的口袋，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黄色的便笺，上面的字迹笨拙而潦草。

“有了。这个网站叫作‘旧友’。我想找一张吉维尼的照片，是一张班级的集体照。时间在1936—1937年。”

44

“詹姆斯！詹姆斯！”

法奈特在洗衣池旁奔跑着，她穿过詹姆斯每天画画的那片田野，她扛着自己刚刚在睡莲池的日本桥上打好草稿的画，画上还裹着一张栗色的纸。

“詹姆斯！”

田野里一个人影都没有，甚至连一个画架、一顶草帽都没有，没有一丝詹姆斯的痕迹。法奈特本想给美国画家一个惊喜，给他看看自己画的彩虹上的《睡莲》，听听他的建议，跟他说说自己画逃逸线的方法。她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周围，寻找了一会儿，随后把画藏在了洗衣池后面，放在水泥板底下的一小块地方。

她既没有看到詹姆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站起身，大颗汗珠从她的脖子上流了下来。她跑了过来，想尽快找到那个游手好闲的詹姆斯。法奈特又跑过桥去。

“詹姆斯！詹姆斯！”

在老巫婆的磨坊院子里，尼普顿正在樱桃树下打着盹儿，它听见法奈特的声音，便穿过门廊，向法奈特跑来。

“尼普顿，你看见詹姆斯了吗？”

尼普顿像没听见似的，在身旁的蕨菜丛里嗅了嗅。

这狗有时候可真让我恼火。

“詹姆斯！”

法奈特试着用太阳定位着，因为詹姆斯总是跟着太阳的轨迹走，他就像一只大壁虎，他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寻求光照度，只是为了晒着太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这个懒鬼很有可能正在麦田里睡觉呢。

“詹姆斯，醒醒啊，我是法奈特。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她走啊，走啊，麦田从她的腰间穿过。

天啊！

她的腿一阵发软。

她面前是红色的麦穗！不仅仅是红色的，还有绿色、蓝色、橘黄色。染上色彩的麦穗都倒塌下来，就像有人在这里打斗过似的，似乎有人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捅破了颜料管。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仔细想想。村民们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流浪画家，但是因为这个去伤害詹姆斯……一位无毒无害的老画家。

法奈特的身体感到一阵巨大的战栗。她停下脚步，瘫在了那里。她前方的麦田倒塌成一条小路，麦穗都染红了，像是一条血路。就像有人被人拖着从这里穿过一样。

詹姆斯。

法奈特的思绪狂乱不已。

詹姆斯遇到意外了，他受伤了，他就在这片草原的某个地方等待着我的帮助。

坍塌的麦田在整片田野中戛然而止。法奈特继续摸索着向前走去，她拨开麦穗，呼唤着，她急得直跺脚。草原太大了。

“尼普顿，帮帮我啊，帮我找到他……”

德国牧羊犬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法奈特让它做什么。随后，它突然穿过草原，径直向前跑去。法奈特试着跟上它，这可不容易，麦穗抽打得她的手臂和大腿生疼。

“尼普顿，等等我！”

狗狗在前方一百米处乖乖地等着她，它几乎跑到了麦田中央的位置。法奈特向前走着。

突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德国牧羊犬身后的麦穗是倒塌的，有一两米长，正好容得下一个人的身体。

稻草棺材——这是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幅画面。

詹姆斯在那儿呢。他没睡觉。

他死了！他的胸膛和喉咙上各自敞开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法奈特跪坐在地上。一口苦涩的胆汁淹没了她的整个喉咙。她慌乱地用一块衣襟擦拭着。

詹姆斯死了。有人杀了他！

苍蝇在詹姆斯敞开的刀伤上方“嗡嗡”作响，那声音让人不寒而栗。法奈特想喊出声来，可是她做不到。酸楚的胆汁灼烧着她的喉咙，黏糊糊的胆汁吐在了自己的裤子和鞋上。她没有力气将裤子和鞋子擦拭干净，她没有一点儿力气了。她扭动着手指。一群苍蝇舔舐着她的脚。她需要帮助。她站起身，像疯子一样奔跑了起来。麦田淹没了她的脚踝和膝盖。她肚子很疼。她咳着、吐着，脸上还沾着黏糊糊的液体。她跑着，用手背擦着脸。她穿过小河、磨坊、小桥、罗伊大街，一路都没有减缓脚步。一辆汽车在她的前方踩住了刹车。

蠢货！

法奈特穿过马路，回到村里。

“妈妈！”

她跑上水之城堡大街。她大喊着：

“妈妈！”

法奈特猛地推开门，门板撞在墙上的衣帽架上。她闯进家门。妈妈像平常一样，站在工作日程表后面，在厨房里干活儿，身穿蓝色的工作服，头发扎在身后。她来不及思考，一下子松开手里的东西：菜刀、蔬菜。

“女儿啊，我的小女儿……”

妈妈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本能地张开双臂，伸出手。法奈特只抓住她的一只手。

她拉着那只手。

“妈妈，你过来一下……快点儿！”

妈妈站着没动。

“妈妈，我求求你了……”

“法奈特，发生什么事了？冷静点儿，跟我说说怎么了。”

“妈妈……他……他……”

“别着急，法奈特。你说的是谁？”

法奈特咳嗽着，透不过气来。她觉得那种胆汁上涌的感觉又来了。要挺住。妈妈递给她一块抹布，她擦拭了一下，哇哇大哭起来。

“别着急，法奈特，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妈妈给她擦了擦手，将法奈特抱在自己的额头边，就像想哄睡一个婴儿似的。

法奈特还在呜咽着，随后，她清晰地说道：

“妈妈，是詹姆斯。詹姆斯死了，就是那个画家。他就在那儿，他死在了麦田里！”

“你说什么？”

“过来。过来！”

法奈特突然站起身，拉着妈妈的手。

“过来！快点儿！”

听我的吧，妈妈，一次就好，求求你了。

妈妈犹豫着。小姑娘加强了语气命令着，声音越来越强烈：

“来呀！来呀！”

她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水之城堡大街上，几户人家的窗帘已经拉了下来，邻居们大概以为这个小女孩儿犯了什么疯病了。她可真够任性的！她的妈妈也别无选择。

“好的，我跟你走，法奈特，我跟你走。”

她们穿过河水上方的小桥。尼普顿乖乖回到磨坊院子里的樱桃树底下睡觉去了。法奈特拉着妈妈。

快点儿啊，妈妈。

她们走到了草原。

“就在那儿！”

法奈特走进田野。就算没有尼普顿，她也认得路，她认得那片坍塌的麦田。她继续向前走去，走到詹姆斯躺着的地点，她很确定，就是这里。

法奈特牵着妈妈的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法奈特觉得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她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她们的前方没有任何人。

也根本没有什么尸体。

我一定是搞错了，可能还差几米……

“就是这里，妈妈……或许就在旁边。”

法奈特的妈妈惊讶地看着女儿，任由法奈特牵着她的手走着。法奈特还在寻找着，她在麦田里穿梭了很久，她对自己、对这一切懊恼不已。

“刚刚就在这儿啊，他刚刚就在这儿……”

妈妈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安静地跟在法奈特身后。一个小小的、隐蔽的声音钻进了法奈特的脑袋，就像一条小虫钻进了水果里。

她会把我当成疯子的，妈妈现在把我当成疯子了。

“刚才……”

突然，妈妈不往前走了。

“够了，法奈特！”

“妈妈，刚才他就在这儿。他受伤了，伤口很深，心脏和脖子上都有伤口……”

“那位美国画家？”

“是的，詹姆斯。”

“法奈特，我从来都没见过你说的那位美国画家。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

从未见过他。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文森见过他，保罗也认识他……大家都认识他啊……

“妈妈，我们应该报警。他死了。有人杀了他。有人移动了他的尸体，把他放到了别处。”

别这么看着我，妈妈。我没疯，我真的没疯。相信我，你应该相信我……

“法奈特，没人会报警的。这里没有犯罪，也没有尸体，更没有什么画家。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的小法奈特。真的过于丰富了。”

她说什么呢？她到底想说什么？

法奈特咆哮着：

“不！你不可以这样说……”

妈妈慢慢地蹲下，蹲到与法奈特的眼睛一般高。

“好的，法奈特。我收回刚刚说过的话。我很想再相信你一次，我信任你。但是如果你说的那位画家存在，如果他死了，如果有人杀了他，那一定会有人发现的。会有人找他，也会有人发现他。那个人会去报警……”

“但是……”

“法奈特，但是这件事与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有什么关系呢？相信我，现在警察正忙着呢。他们已经肩负了调查一起命案的使命，那是一具真正的尸体，所有人都看见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凶手。这样的烦恼警察已经够多了，可不要再让警察把精力分散到我们身上了……”

我没疯！

“我没疯，妈妈……”

“当然了，法奈特。没人说你疯。现在天都黑了，我们回去吧。”法奈特哭泣着。她再也没有力气了，任由妈妈的手牵着她走。

刚才他明明就在那儿啊。

詹姆斯明明就在那儿啊。这一切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詹姆斯当然存在。詹姆斯是存在的。

那他的画架哪儿去了？她脑袋里的声音又咆哮道。他的四个画架哪儿去了？他那漂亮的颜料盒呢？他的画布呢？他的美工刀呢？

这些都哪儿去了？

一个人不会就这样凭空消失的！

我才没疯呢！

汤的味道不好。

当然啦，妈妈将法奈特写在小黑板上的问题都擦掉了，她写上了购物清单。购物单上总会有蔬菜、海绵、牛奶、鸡蛋和火柴……

屋子很暗。

法奈特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今天晚上，她可睡不着了。她心里想着自己是否应该不听妈妈的，把这一切都告诉警察！明天。

我才没疯呢……但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跑去报警，妈妈就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警察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来，把我报案的事情告诉她。妈妈可不想跟警察打交道。这大概是因为她是做用人的吧。如果上层社会的人知道她与警察打过交道，那么以后他们在招聘仆人的时候，就要多加考虑了。肯定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也不能就这样待着什么也不做啊！我想得头都疼了，我那可怜的大脑受到了伤害。

我得去找找。我得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得去找证据，把证据拿给妈妈、警察和大家看。

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有人帮忙！

从明天开始，我要行动起来，我要展开调查。不行，明天要上一天学，要在学校里等很久，等太久了。但是明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去找。

跟保罗一起。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保罗。保罗会明白的。

我没疯。

45

洛朗斯·塞内纳克极度紧张地摘下话筒。很少有人在凌晨1点半给他打电话，尤其是他的私人号码。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并没有使他安心。那人在电话里说着一些难懂的话，他只听清了“妇产医院”和“美国”。

“妈的，哪位？”

电话那头的声音并没有变得清晰：

“西勒维奥，老大。您的助手。”

“西勒维奥？妈的，现在可是凌晨1点啊……你能不能大点儿声，你每说三个词我才能听清一个。”

此时，音调增强了一些：

“我在妇产医院。贝亚特丽斯在病房里睡着了，我正好趁着有空跑到大厅来……有新情况！”

“你老婆生啦？你想第一个通知你的老大是吧？恭喜贝亚特丽斯……”

“不是的，”西勒维奥打断了他，“我想跟您说的不是宝宝，老大，我给您打电话是想说说案情。我想说的是，案情有了新的进展。宝宝和贝亚特丽斯，他们还在观察中。我们刚才到维农的妇产医院挂的是急诊。贝亚特丽斯感觉自己有宫缩了。这次挂急诊，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医生说，贝亚特丽斯不会马上分娩，宝宝还很安静、很悠闲，暖暖地待在子宫里，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到最后，贝亚特丽斯还是坚持说自己快要生了，医生只好为她提供了一个房间。老大，贝亚特丽斯还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呢。”

“也代我向她问好。告诉她，要勇敢……”

塞内纳克打着哈欠。

“好啦，说说吧，西勒维奥，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您在克洛德·莫奈故居和花园那天收获怎么样？”贝纳韦德说道，他似乎没听到塞内纳克刚刚在问什么。

洛朗斯·塞内纳克迟疑了一下，搜寻着合适的词语：

“心烦意乱！你呢，你在鲁昂美术博物馆收获怎么样？”

这次换成贝纳韦德迟疑了：

“很受教育……”

“你就是为这个才给我打电话的吗？”

“不是。我在美术博物馆获得了很多新的信息，但是有些信息与我们掌握的情况相矛盾，还需要再筛选一下……”

话筒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后面的话有几秒都听不清了。

“等一下，老大，他们用担架抬进来一个小女孩儿，我感觉担架太大了上不去电梯……”

塞内纳克耐心地等了一会儿，随后，不耐烦地说道：

“好了吗？你的新消息是什么？快说！”

“老大，这件事很有趣……”

塞内纳克叹了口气。

“担架进电梯了吗？”

“是啊，终于进去了，进电梯了……是竖着放的。”

“我看你开心得很啊，西勒维奥。”

“我得适应一下，老大。”

“不错，不错。那么，我们就继续猜谜吧，一直猜到天亮？”

“我找到阿丽娜·梅雷塔丝了。”

洛朗斯·塞内纳克低声爆了句粗口。

“你说的是那个毛赫瓦勒的情妇，那个在波士顿艺术画廊工作的人？”

“对啊，就是那位。由于时差的关系，我无法在白天与她联系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总之，一刻钟以前，我成功地追踪到了她，她的面前放着两杯鸡尾酒，在东海岸，现在应该已经将近晚上20点了。”

“那又怎样？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倒没跟我说与毛赫瓦勒的死有关的事情，她似乎有着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天早上，她刚从纽约郊区的一家夜总会出来，等一下……”

他读道：“夜总会的名字叫‘疯狂的坏脑袋’，她有众多目击证人。我得去核实一下，但是……”

“我会叫人查的，西勒维奥，但是她不像能自己回农场的母鸡，这点也是真的。那么在她的工作、绘画、画廊和收藏方面呢，你能看出这些与毛赫瓦勒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据她所说，并没有。她已经十年没与我们的眼科医生联系过了。”

“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之前，她挺忙的。她把头发剪短了。她只记得毛赫瓦勒对克洛德·莫奈的油画如痴如醉，她当时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很‘正常’——她会使用这个词。”

“她一直在为罗宾逊基金会工作吗？”

“是的，据她所说，她负责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艺术品交换活动。展览，接待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家，交换油画……”

“她负责什么层级的活动？”

“她的言外之意是，她和两岸所有的知名画家都很熟，她可以直接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去，将他们的画作夹在胳膊底下带走；如果有需要的话，她也很愿意出席一些画展和会客活动，为宾客们斟香槟酒，她会穿着低胸装站在白桌布后面……”

“好吧……看来我们真得对这个该死的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多了解一点儿了……”

他又打了一个哈欠。

“西勒维奥，这么说吧，不是我说你啊，这位美丽的阿丽娜也没告诉你什么大事啊。为了这么点儿信息，你真的值得大半夜给我打电话？”

西勒维奥又一次压低了声音：

“老大，还有别的事情。”

“啊……”

塞内纳克没有打断自己的助手，他竖起耳朵听着。

“据阿丽娜·梅雷塔丝说，她总共和热罗姆·毛赫瓦勒一起出去过十五次，照片上的那次是在巴黎第五大区英国大街的仔德俱乐部里。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阿丽娜·梅雷塔丝二十二岁。当时她很开放，毛赫瓦勒挺有钱，一切都发展得很自然，直到……”

“妈的，你能不能大点儿声……”

“直到有一天，阿丽娜·梅雷塔丝怀孕了！”

“什么？”

“没错，她怀孕了。”

“那……她把小毛赫瓦勒留下来了吗？”

“没有。”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呢？”

“没有。她把孩子流掉了。”

“是她确实把孩子流掉了，还是她说她把孩子流掉了？”

“是她告诉我的，她把孩子流掉了。当时她才二十二岁，单亲妈妈的命运对她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那当时毛赫瓦勒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阿丽娜说，他在医疗行业托了些关系，并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

“那我们再回到起点……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啊，阿丽娜也没有杀人动机。”

又一阵脚步声响彻医院大堂。远处响起急救车的声音。贝纳韦德顿了顿，继续说道：

“只是，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十到十一岁了。”

“没有孩子，她把孩子流掉了……”

“是的，但是如果……”

“西勒维奥，没有什么孩子。”

“或许她说谎了呢？”

“如果她说谎了，那她为什么告诉你说她当时怀孕了呢？”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贝纳韦德的声音又上升了一个音调：

“或许她不是唯一一个呢？”

“唯一一个什么？”

“唯一一个怀上热罗姆·毛赫瓦勒孩子的人！”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贝纳韦德继续说道。他的声音更大了。

“老大，我在想，比如说第四个情妇，那个毛赫瓦勒家客厅里的女佣，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孩儿，我们一直都没能查明她的身份。或许，是时候要破解一下密码了，也就是照片后面那组该死的数字……”

话筒里，塞内纳克听见一阵渐渐逼近的脚步声，似乎护士长跑到大厅来，是想警告贝纳韦德警官他的结论过于武断了。

“妈的，西勒维奥，我都被你搞糊涂了，还有你的假设和那三栏傻×分类……”

他叹了口气。

“还是睡一会儿吧，明天我们还要起早去打捞吉维尼的河底呢。别忘了带上渔网啊。”

第十天
2010年5月22日 大麻磨坊
沉积物

46

当年，那些建造大麻磨坊的人，特别是建造城堡主塔的人，他们的脑袋里肯定暗藏着这样一个想法：透过四楼的窗户监视整个村庄——没有别的可能。这座塔就位于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您随便管它叫什么都可以：瞭望台、监视塔或传达室，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或许是因为有着教堂式的钟楼，这里是吉维尼的最佳观察点。

相信我，这里的视野无与伦比，可以看清整座村落，从草原到荨麻岛，从小河到莫奈花园，全都一览无余。您大概会想，这里一定是观看凶杀案的最佳也是最隐蔽的地点，也就是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凶杀案。

瞧啊，警察们卷起裤腿在河水里蹚着，到目前为止还一无所获。他们可真不明智啊，光着脚，还不穿靴子……他们的脚肯定受伤了。就连警官的助手——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也在水里走着。塞内纳克是唯一一个待在河岸上的警察，他在和一个好奇的人交谈着，那人戴着眼镜，将一些奇怪的装备放进河水里，并把沙子倒入叠放着的漏斗中。

当然啦，尼普顿也在。您知道，它是不会错过任何事情的。它从一根蕨菜旁跑到另一根蕨菜旁，我也不知道它在嗅着什么。这只狗，一有热闹它就兴奋。并且我觉得它现在也知道塞内纳克警官对它好了，他会抚摩它很久。

瞧啊，我光顾着嘲笑那些警察了，其实清理河底这个主意倒也不赖……换句话说，他们早就应该想到清理河底了。您可以就此推断出，这些省内警察的反应并不敏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您别忘了，负责这起案件的帅气警官最近还被别的事情扰得心神不宁呢。要我说的话，这不是他选择打捞的第一条河流。好吧，您知道的，我只是一个不再跟任何人说话的老巫婆而已，我只是自言自语地玩儿着文字游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还是悄悄地在窗帘后面观看吧。

47

维农警局的三位警官仔细搜查着河床。他们一平方分米一平方分米地搜寻着。他们对此不是很有信心。吉维尼的市长对他们说，城镇的清洁工每个月都会清理一次河底。他又补充说道：“把这条小河称作法国印象派第一河那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该受到更多关注……”

市长没说错。警员只从河底深处的淤泥中打捞上来一点点垃圾——几张油纸、几个汽水瓶盖和几块鸡骨头……

所有打捞上来的垃圾都会被送到法医那里检验……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勉强支撑着双眼。他心里暗自想道，再这么打捞下去，他就要在水里睡着了。他感到自己的脑袋昏昏沉沉的，马上就要睡着了，稍有不慎，就会跌倒，将脑袋撞在石头上，摔出一道不深的伤口。但是说到底，谁会趁机砸烂你的脑袋，将你的脑袋浸入水中，把你的整个身体浸泡在水里呢？

今天早上，西勒维奥的想法有些消极。昨晚挂了洛朗斯·塞内纳克的电话之后，他便睡不着了。护士们想让他回家，那怎么可能呢？警察还是有些特权的！他整晚都在守护着熟睡的贝亚特丽斯，自己只在候诊室的两把椅子上打了个盹儿。对面墙上的海报提醒着抽烟和酗酒对孕期妇女的危害。他利用这段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自己那三条线索，它们之间总是那么互不搭界。

情妇，《睡莲》，孩子。

是时候了，该给这几天不断累积的谜团画上一个句点了。怎么理解《黑色睡莲》的传说呢？当然，阿玛度·康提应该是知道的。毛赫瓦勒也是。1937年，阿尔贝·罗萨尔芭这个小孩儿在同一地点意外身亡，与毛赫瓦勒这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呢？那张睡莲的图案、写着阿拉贡的诗句、要送给十一岁孩子的明信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要选择阿拉贡的诗呢？为什么引用了这一句呢？——“我赞同将做梦立罪”，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毛赫瓦勒情妇照片背面的数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猜测着，所有信息交织在一起，他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细节，每个信息都有其自身的价值。

他观察着塞内纳克。很难判断他是在集中精力寻找着推测沉积物日期的方法，还是对这次打捞根本就不抱希望。问题是，像个闷葫芦似的独自思考，这可不是老大的风格。至于捕捞网，塞内纳克似乎只会用力、非常用力地拉扯网上的一根线。西勒维奥觉得这样做不妥，这么做一切都会乱成一团，塞内纳克很可能会将捕捞网扯烂。这些连西勒维奥都能预料到。

西勒维奥注意到，卢韦尔刚刚清理出了第三个塑料瓶。这只瓶子是在泥沙深处挖出来的，它可不像印象派的王牌河岸那么干净。沉积学专家用专业设备检测了所有打捞上来的物件，最后得出结论：即便这些物件不是克洛德·莫奈生前那个时期的，它们也不可能与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尸体有什么关系。

西勒维奥又想到了塞内纳克。试着跟上司沟通一下想法也没有错啊。塞内纳克自己也对这一切表示赞同：三条线索的分类、谜团，以及一切乱象。但是这一切也没能阻止他将自己禁锢在直觉中：对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斯特凡妮·迪潘展开的。女教师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有个名字，叫作雅克·迪潘。他无法从这种思路中走出来。客观地说，如果仔细琢磨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西勒维奥觉得女教师斯特凡妮更像嫌疑人，而不像潜在的受害者。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塞内纳克，但是这头蠢驴宁可相信自己的直觉，也不愿意相信客观事实。他又能怎样呢？

那一夜，西勒维奥想了很多，西勒维奥和贝亚特丽斯一样，他内心深处是喜欢塞内纳克的。与之相矛盾的是，纵使他们两人个性不同，他也很愿意与塞内纳克做搭档。或许是他俩性格互补的原因吧。但是他总觉得塞内纳克在维农警局干不长。他似乎是突然之间上任的！在北方地区，直觉并不是判断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在警察的想法战胜不了情欲的情况下，直觉就更不靠谱了……

“看来我有新的发现了！”

卢韦尔喊道。所有警察一下子都围了上来。

卢韦尔将双手插进沙子里，从沙子中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物体，形状扁平。沉积学专家递过来一只塑料盒，让沙子流到里面去。渐渐地，就可以猜出警察手里拿的是什么了。很快，便显而易见了。

卢韦尔警官发现的是一个木制的颜料盒。

西勒维奥叹了口气。又做了一次无用功，他心想。或许是某位画家想离河水近一些，而将颜料盒掉在这里的。它可能是任何一位画家掉下去的。总之，不会是毛赫瓦勒的，他收藏油画，却不画画。

卢韦尔警官将他的新发现放在岸边，沉积学专家将颜料盒里的沙子倒入过滤筛和漏斗中，沙子流了出来。

“这个颜料盒沉入水底多久啦？”莫利警官问道，他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沉积学专家观察着小漏斗里的刻度盘。

“还不到十天，顶多十天。这个盒子是昨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掉进河里的，并且是在毛赫瓦勒被杀以后……我相信是5月17日那场大雨的缘故。暴雨期间，被河水冲刷过的沉积层是很有特点的。这些沙石来自上游，5月17日之后就再没下过雨了。我会把时间范围扩大到暴雨那天的前五天和后五天。”

西勒维奥没有靠近河岸。现在，这个发现倒是让他好奇起来。这个颜料盒沉入河底的泥沙中最多十天……这个时间段还是会让人联想到凶杀案的。塞内纳克也走了过来，他俩都距离木制颜料盒不足一米远。

“你来吧，西勒维奥。”塞内纳克说道，“机会留给你……你是有资格打开这件宝物的第一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助手眨了眨眼。但是我们要把战利品平均分成五份。”

“就像海盗那样？”

“没错……”

他们身后的鲁多维克·莫利警官哈哈大笑起来。贝纳韦德警官没有祈祷，就把颜料盒拿到距眼睛几厘米的地方。木头很古老，上面刷着漆，奇特的是，虽然这个盒子之前沉到了水底，但是它几乎完好无损，只是接合处的铁铰链似乎生了一层铁锈。西勒维奥辨认着，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了，那似乎是一个牌子——“WINSOR＆NEWTON”，字母都是大写的，商标就像一条长着翅膀的龙。商标下方有一行更小的文字，用小标题工整地写着：世界顶尖画家的绘画装备。贝纳韦德对这个牌子一无所知，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是个大品牌，是美国的一个老品牌，他得去查查。

“来吧，把这个盒子打开好吗？我们都想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是金条啊，珠宝啊，还是通往黄金王国的地图啊……”塞内纳克急不可耐地说道。

鲁多维克·莫利又哈哈大笑起来。不知道莫利警官是真能欣赏上司的幽默，还是表现得比较夸张。西勒维奥不慌不忙地转动着生锈的锁链，盒子打开了，像新的一样，似乎昨天还有人用过它。西勒维奥看到盒子里有几支毛笔、浸湿了的颜料、一个调色盘和一块海绵。没什么特别的……

我的天啊！

贝纳韦德警官差点儿失手将颜料盒扔进河里。我的天啊……他的大脑思绪万千。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搞错了，或许是塞内纳克说对了？

他的手指紧紧蜷缩在木盒上，惊叫道：

“我的天啊，老大，快来看看这个！快，快过来看看啊！”

塞内纳克向前迈了一步。莫利和卢韦尔也向前迈了一步。贝纳韦德警官的惊愕倒是吓了他们一跳。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将打开的盒子拿到他们面前。两位警官屏气凝神地盯着木盒的盒盖，就像东正教的教徒站在具有拜占庭风格的图像面前一样虔诚。

他俩都看到了同样一行文字，是用刻刀刻上去的，刻在颜料盒的浅色木头上：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

在这些文字后面，有两处交错的刀痕。那是一个叉。是死亡的威胁……

“妈的！”塞内纳克警官喊道，“有人在十天之内将这个盒子扔进了河里！或许正是毛赫瓦勒被杀的那一天！”

他用袖子拂去额头上的汗水，继续说道：

“西勒维奥，你立刻帮我找一位字迹鉴定专家，并且，将刻在木盒子上的笔迹与村里所有被妻子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的笔迹对照一下。将雅克·迪潘列为第一嫌疑人！”

塞内纳克看了看表。11点30分。

“今天天黑之前我就要结果！”

他久久地注视着对面的洗衣池，又兴奋了起来，对自己身边的四个男人真诚地笑了笑。

“干得漂亮，小伙子们！现在停止对河岸的搜寻，我们撤吧。我觉得我们已经钓到河底最大的鱼了。”

“鲁多，你那蠢主意还真挺棒——打捞河底。小伙子们，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物证！”

莫利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像取得了好成绩的小孩儿似的。至于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他通常不太相信这种突如其来的兴奋感。对他的上司来说，“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这条信息里的这个“她”，他认定是个女人，那么这个威胁必然出自一个嫉妒的丈夫之手……于是雅克·迪潘有很大嫌疑。但是，西勒维奥心想，这句话里的“她”可以指任何事物、任何人啊，不一定指女人。“她是我的”，也可以指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儿啊，或者任何一个阴性名词。比如说，一幅油画。

警察们继续有条不紊地搜索着河岸，他们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他们只清理出少量垃圾。太阳缓缓地落山了，大麻磨坊主塔的倒影覆盖住警察们刚刚离去的犯罪现场。在离开之前，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抬头看了好几眼城堡的塔楼：他一定是看到了四楼飘荡着的窗帘。但是下一秒，他就把塔楼的事给忘掉了。他还有别的事情要想。

48

“克洛德·莫奈有子嗣吗？我想说，有没有现在还在世的？”

洛朗丁警官的问题吓了阿基里斯·吉约坦一跳。鲁昂美术博物馆的秘书说，这位退休老警察说话很直接。之前，他给博物馆打过电话，要求跟研究克洛德·莫奈最有建树的专家聊一聊。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要拜见阿基里斯·吉约坦！秘书急忙给阿基里斯·吉约坦打了电话。吉约坦当时正在出席一个由文化部主办的关于“印象派诺曼底”的研讨会。又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会议。他几乎是面带喜悦从会场来到走廊的。

“克洛德·莫奈，他的子嗣……呃，警官，这可难说……”

“为什么‘难说’？”

“是这样的……我尽量解释得清楚一点：克洛德·莫奈跟他的第一个老婆卡米耶·唐希尔生了两个孩子——让和米歇尔。后来，让娶了布朗什，也就是莫奈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奥修德的女儿。让死于1914年，布朗什死于1947年，这对儿夫妇没有孩子。米歇尔·莫奈死于1966年，他是克洛德·莫奈的最后一位后裔。几年前，在米歇尔·莫奈的遗嘱中，他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献给了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也就是美术协会。巴黎的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如今收藏着《莫奈和他的朋友》系列作品，总计有一百二十多幅。其中，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是……”

“这么说，就是再没有后代了？”洛朗丁打断了他，“克洛德·莫奈只有过一代子嗣？”

“话也不能这样说。”吉约坦喜形于色地解释道。

洛朗丁在话筒里咳嗽了一下。

“您说什么？”

吉约坦抛出一个短暂的悬念，随即说道：

“米歇尔·莫奈与他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博纳旺蒂尔有过一个私生女，他的情人很迷人，是个模特。后来，米歇尔·莫奈将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合法化了。父亲死后，他于1931年在巴黎娶了加布里埃尔·博纳旺蒂尔。”

电话里，洛朗丁警官激动地说道：

“照这么说，这个私生女就是莫奈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啦！她是克洛德·莫奈的小孙女啊……”

“不，”吉约坦平静地回答道，“不是这样的。奇怪的是，米歇尔·莫奈从来都没承认过自己的私生女，即便婚后也没有承认。因此，她没有碰过自己祖父那庞大遗产中的一分一毫。”

洛朗丁警官的声音变得苍白无力：

“那么，他的私生女叫什么名字？”

吉约坦叹了口气。

“在关于莫奈的任何一本书中，都能看到她的名字，她叫昂里埃特，昂里埃特·博纳旺蒂尔。另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说到她的时候自己都要使用过去时态。至少我觉得，她应该还活着。”

49

16点31分，放学的铃声响了。

刚一走出校门，法奈特就争分夺秒地跑了起来。她跑过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径直朝博迪旅馆跑去！她知道，莫奈时期的美国画家都住在这里：罗宾逊、巴特勒、斯坦顿·扬……她知道这段历史，老师给他们讲过。现在，肯定也会有美国画家住在这里的。她瞥了一眼街道另一端露天咖啡座的绿色桌椅，随后一溜烟地跑进这家旅馆。

旅馆的墙壁上挂满了水彩画、油画和素描，就像在博物馆里一样！法奈特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博迪旅馆。她想再多花一点儿时间仔细看看角落里的海报上那些名人的签名，一位服务生在柜台后面看着她，法奈特径直走了过去。柜台很高，是浅橡树色的，法奈特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柜台的另一侧。她扶着柜台，踮起脚，服务生就在她面前。他蓄着一副黑色小胡，有点儿像莫奈的雷诺阿画像。

这人看上去好无趣啊！

法奈特说得很快。她思绪不清，说话结结巴巴，但是这位“雷诺阿”倒是听懂了，小女孩儿是想找一位美国画家“詹姆斯”，不，她都不知道詹姆斯姓什么。他很老，长着一脸大白胡子，他有四个画架。

“雷诺阿”流露出一副抱歉的表情。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里没有您所说的那位詹姆斯。”

他的胡子盖住了嘴唇，无法轻易分辨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不耐烦了。

“小姐，您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住在我们这里的美国人不像莫奈时期那么多了……”

蠢货！雷诺阿，你可真是个蠢货！

法奈特走上克洛德-莫奈大街。保罗在外面等她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法奈特把一切都跟他说了。

“怎么样？”

“没找到，没有这个人！”

“那你想怎么办？去别的旅馆找找？”

“我也不知道。总之，我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此外，我觉得詹姆斯经常睡在外面。”

“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说说啊。文森、卡米耶、玛丽。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们就可以……”

“不！”

法奈特几乎喊了出来。博迪旅馆对面，露天座位上的几位客人都转过身来看着她。

“不，保罗。文森总是一副狡猾的样子，最近几天，我都看不懂他了……卡米耶，如果你让他知道的话，他能从史前讲起，把来过吉维尼的美国画家都说一遍。这可够我们受的。”

保罗哈哈大笑起来。

“玛丽呢，她就更糟糕了。她会哭，哭完就会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你想让我妈妈跟我发疯吗？”

“那我们该怎么做啊？”

法奈特出神地注视着博迪旅馆前方的公园，一直看向罗伊大街：一捆捆干草摞成了堆，在修剪过的草坪上投射出一抹阴影，草垛后面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埃普特河和塞纳河的河口处，延伸到著名的荨麻岛。

这样的景色让她想起了詹姆斯……他已经离开了这片景色，他离开了他的康涅狄格州，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和我说过这些。

“保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没有……”

“他死了，我保证……”

“具体地点在哪里？”

“他死在麦田里，在洗衣池后面，在巫婆的磨坊后面。”

“我们去看看吧……”

他们走过大花园、大街。房屋表面高高的石头墙似乎全部经过精确测算，使得房屋的最大阴影面积正好可以覆盖整条街道。这股清凉几乎让法奈特瑟瑟发抖。

保罗试图安慰一下他的朋友：

“你跟我说过，詹姆斯画画要摆四个画架！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绘画工具：调色板、小刀和铅笔盒。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片麦田里肯定还会有痕迹的……”

法奈特和保罗在麦田里找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只找到了那些坍塌的麦穗，就像有人死在了那里一般……

至少，这口稻草棺材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保罗分析着，或者有人几分钟前在这里睡过啊。如果有人在这里睡过觉，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保罗和法奈特最终找到了一些染上了色彩的麦穗。有些麦穗染上了红色，或许那是血迹，他们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分辨出这到底是血滴还是红色的颜料呢？麦田里还有一些颜料管的碎片，但是这什么都证明不了，任何事情都不能证明，只能证明有人经常来这里画画……但是这一点，法奈特早就知道了啊。

我没疯。

“还有谁见过你说的那位画家呢？”保罗问道。

“我也不知道，文森见过吧？”

“那除了文森呢？还有哪个成年人见过他？”

法奈特朝磨坊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也不知道，某一位邻居……或许磨坊里的老巫婆看见过……从她那高高的塔楼上，她应该什么都看得见！”

“咱们走！”

拉着我的手，保罗。拉着我的手。

50

我可不能错过他们！我看见孩子们向我这里走来！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只朝陡峭的河岸瞥了一眼，就是警察们刚刚打捞上来一只装满沙土的颜料盒的地方。

现在，这里一个警察都没有了，没有黄色的警戒带，也没有那个拿着漏斗、戴眼镜的家伙了。这里只剩下埃普特河、杨树和麦田。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似乎大自然并不在意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孩子对一切都没有产生怀疑——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愿他们能够意识到身边的危险，可怜的傻孩子啊。过来啊，孩子们，过来吧，别害怕，到巫婆这里来吧……就像童话故事那样，就像《白雪公主》里讲的那样，别害怕巫婆。来吧，孩子们……但还是要当心一点儿，我的苹果没有毒，有毒的却是樱桃。

只是味道的问题……

我慢慢离开窗边。我已经看够了。

从外面看，没人能够发现我，没人知道我到底在不在窗边，也看不出我的磨坊是空着的还是住着人。一丝光线都不会出卖我。昏暗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事实恰好相反。

我向《黑色睡莲》走去。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在昏暗中欣赏这幅画了。在屋子幽暗的光线里，画卷中的水光几乎消失了，池塘中微弱的倒影也变得模糊不清，什么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夜色中睡莲那黄色的花朵，犹如遥远的银河中飘散着的点点繁星。

51

“我跟你说，这里没有人。”法奈特说。

小女孩儿仔细观察着磨坊的院子。陈旧的桨板泡在河水里，石井的围栏上放着一只锈迹斑斑、引人注目的铁锁，上面沾满了青苔。大樱桃树的影子几乎笼罩了整个院子。

保罗坚持说道：

“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吧……”

他敲了敲沉重的木门。这一次，他站在了院子地面上的阴影里。似乎那些物品、墙壁、石头都是被遗弃在那儿的，被遗弃在太阳下烘烤，被永远地遗弃在那里。

“你说得对，这地方让人感觉挺害怕的。”保罗说。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法奈特回答道，“说真的，我以后倒是很想住在这样的地方，住在这样一所与众不同的房子里，应该感觉特棒。”

有时候，保罗可能会觉得我怪怪的。

保罗绕过磨坊，试着透过窗子看看一楼的房间。他抬起头，看了看城堡的主塔，随后向法奈特转过身去。他歪着嘴，蜷缩着手指，笨拙地向法奈特比画着。

“法奈特，我确定这里住着一个巫婆……她讨厌画画，她会将我们……”

“别这么说！”

保罗害怕了。我能看出来。他强装着好汉，可实际上，他却吓得心惊肉跳！

突然，磨坊另一头的狗叫了起来。

“妈的，我们走吧。”

保罗拉起法奈特的手，可是小姑娘却哈哈大笑起来。

“傻瓜！那是尼普顿啊，它总是在樱桃树的阴凉下睡觉。”

法奈特说得没错。下一秒，尼普顿就跑了过来。它又叫了起来，在小姑娘的腿上蹭来蹭去。法奈特倾身看着这只德国牧羊犬。

“尼普顿，你很清楚对不对，昨天在麦田里，你看到了詹姆斯。你找到了他，还闻过他的气味儿。可现在，他去哪儿了呢？”

尼普顿啊，现在至少你知道，我没疯！

尼普顿坐了下来。它看了法奈特很久。它的目光跟随面前飞过的蝴蝶移动了一下，随后，就像趴在石头墙上的壁虎一样，径直走到樱桃树的阴影下。她惊愕地发现，保罗爬到树上去了。

“你疯啦，保罗！你干什么呢？”

保罗没有回答。法奈特坚持说道：

“这些樱桃还都没熟呢。你疯了吧！”

“才不是呢，我并不是要吃樱桃！”保罗喊道。

下一秒，小伙子就已经从树上爬了下来。他的右手握着两条耀眼的银丝带。

有时候，保罗可真是个白痴，他以为自己要扮演人猿泰山才能赢得我对他的爱……

“这是……”保罗气喘吁吁地解释道，“这是用来驱赶那些想靠近这些美丽果实的鸟儿的！”

他从树上跳了下来，掀起一阵轻轻的尘土，随后，走到法奈特跟前，单膝跪地，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举起手臂。

“我的公主，这是给你的，无论将来你走多远，无论你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多大的名气，都愿这抹银色能够润泽你的秀发，愿它能够永远保佑你，使你远离坏人的伤害。”

法奈特努力抑制着眼中的泪水，对她这个年纪的小女孩儿来说，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詹姆斯的失踪，她与妈妈关于画画、关于爸爸、关于一切的争吵，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她的《睡莲》，尤其是保罗这个傻子，竟然做出这么古怪却又浪漫的举动。

保罗，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傻！

法奈特将银丝带在自己的手心里展开，另一只手抚摩着保罗的脸颊。

“傻瓜，快站起来呀。”

但是，她却倾下身去，到保罗的嘴边，给了保罗一个吻。

这个吻很长，很长，很长。就像永恒。

现在，她又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傻瓜。你可真是个大傻瓜。你要让这些银丝带一辈子都扎在我的头发上。我说过，我们会结婚的！”

保罗轻轻地站起身来，将法奈特抱在怀里。

“好啦，我们走吧。我们疯了。之前死了一个人，现在又死了另一个人，凶杀案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我们应该让警察来处理这些事情。太危险了，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

“那詹姆斯怎么办？我得……”

“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法奈特，如果你确定昨天你看到的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报警！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詹姆斯的死和前几天被杀的那个人有关系呢，我说的你能听懂吗？就是那起大家都议论纷纷的凶杀案啊。”

法奈特的回答坚定得不留余地：

“不！”

不！不！我才不会将疑惑放在自己的脑袋里呢，保罗。才不会呢！

“法奈特，可是，谁会相信你呢？没有人！詹姆斯之前的生活就像流浪汉一样，没人注意过他。”

他们在罗伊大街的前方停留片刻，等这条公路上没车了，就穿越过去。几朵稀疏的云在塞纳河的山丘顶上聚集到一起。他们不慌不忙地向吉维尼走去。突然，保罗停了下来。

“那老师呢？你为什么不跟老师说呢？她很爱油画，还发起了未来之星绘画大赛和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什么的。她也有可能遇到过詹姆斯啊……总之，她是会理解你的……她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你觉得是这样吗？”

大街上，几个行人从两个孩子身边走过。保罗转过身去。

“我确定！这绝对是个好主意。”

他的身子向法奈特倾了倾，像是为了给她信心。

“法奈特，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发现老师的头上也扎着一条银丝带……这么跟你说吧，那是吉维尼公主的标志，即使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辨认出来。”

法奈特拉住他的手。

我真希望时间就停在这里。真希望我和保罗就这样静止，成为永恒，只让身后的景象围绕着我们一直在变，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法奈特，你要答应我。”

他们的手指像藤条似的缠绕在一起。

“法奈特，你要把画画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赢得这个罗宾逊大奖赛！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

“法奈特，詹姆斯也会这样说的，你很清楚。这也是詹姆斯希望看到的……”

52

两个孩子向水之城堡大街的方向走去。透过拉起的窗帘，他们的身影有些模糊……尼普顿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它就在樱桃树底下睡着觉。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还以为自己能够逃脱。您要发笑了！她想画一幅杰作，就是她藏在洗衣池底下的那幅，她觉得自己能够从莫奈的池塘上方飞过去，从吉维尼的上方飞过去。她要向自己的艺术、向她反复听到的自己有点儿小天分的失重状态发起挑战。

彩虹上的《睡莲》！可怜的小法奈特。

这是多么讽刺！

我又转过身去，看了看我的《黑色睡莲》。在绝望的画笔下，黄色的花冠在哀伤的笔触下发着光。

这是怎样的虚无感啊！

自己跌落到池塘里，这就是等待着小法奈特的一切。她会淹死，漂浮在睡莲的上面，就像漂在冬天湖面冰层上一样。

很快，就快了。

每个人都有份。

第十一天
2010年5月23日 大麻磨坊
顽抗

53

这一次，我没有在窗边观望。怎么说呢，虽然看上去，我每天都在偷偷地观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其实并不尽然。总之，不仅仅如此。

何况，今天早上，窗外锯木机的声音真的让人难以忍受。我最近才得知，他们已经决定要锯掉这里十四公顷的杨树了。是的，砍倒杨树！砍倒我们吉维尼的杨树！据我所知，这些杨树是20世纪80年代初栽种的，当时，它们还是不起眼儿的小灌木。栽种这些杨树，大概是为了使吉维尼的风景更加具有印象派的感觉吧。只是，从那以后，专家（当然，是另一些专家）解释说，莫奈时期是没有这些杨树的，莫奈透过自家窗子观察到的风景是没有任何遮挡的；可是随着这些杨树的生长，树荫会日渐覆盖住莫奈花园、池塘和睡莲……这样一来，对游客来说，莫奈作品的背景就不那么具有辨识度了。所以，看来就这样决定了——在栽种了这些杨树之后，现在，又要将它们砍掉！总之，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又有什么不妥呢？一些吉维尼人抗议着，另一些却鼓着掌。而我呢，我想说的是，如今，我才不在乎呢。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今天早上，我整理了一下陈旧的纪念品：有战前时期的物件，也有黑白照片。除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没人会对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感兴趣了。您了解了吧，最后，我决定清空车库来寻找那个古老的压膜纸盒箱，箱子上还缠绕着一根亚麻线。它就藏在三层录像带、一层唱片和十厘米高的农业银行信用卡账单的底下。我规规整整地折叠起小桌布，将照片在桌上摊开。

锯木机的马达声响了一个小时，随后，一阵警笛声突然将我拉回现实，就像闹铃声打断了您清晨的梦境一般，我说的您能理解吗？

警笛声响彻整条罗伊大街。

前一秒，我还在眼泪汪汪地看着这唯一一张珍贵的照片，实际上，那是一张班级的集体照。吉维尼，1936—1937年。我承认，这不是昨天刚拍的照片！我仔细地瞧着这二十多名乖乖坐在三层木质台阶上的学生。这些孩子的名字都写在照片的背面，但是我根本不需要将照片翻过来。

当然啦，阿尔贝·罗萨尔芭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

我盯着阿尔贝的脸看了很久。这张照片肯定是刚开学不久拍的，在万圣节的时候或在万圣节的前后两星期。

在悲剧发生之前……

就在这时，警车的警笛声响彻我的耳畔。

我站起身来。您一定对此表示怀疑，我像监狱的看守似的，虽然精神涣散，但是听到警笛声，也会匆忙起身跑到瞭望台上！于是，我跑到窗边。“跑”，我只是这么说而已。我拿起拐杖，艰难地向窗边走去，用拐杖悄悄掀起窗帘。

我什么都没有错过。想不看到这些警察都难！所有警员都出动了，三辆警车，警笛鸣响，警灯闪烁。

没什么可说的，这次，塞内纳克警官可要大动干戈了！

54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抬头看了看磨坊的塔楼，塔楼在他的右侧全速晃过。

“您瞧啊，”西勒维奥一边打着两个哈欠，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去过磨坊了，老大，您瞧，您说过的，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目击证人，尤其是这附近的邻居……”

“然后呢？”

“说来也怪，这座磨坊看起来像是空的，或者说，像是废弃的。”

“你确定吗？看起来，花园有人在保养，房屋表面也是。在犯罪现场、在河边，我好几次感觉自己看到了磨坊中移动的影子，特别是在高层，在塔楼的顶层……有一面窗帘在窗边飘动，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老大，我跟您有同样的感觉，我也是。可是，没人给我开门。邻居们说，几个月前，这里就不住人了。”

“怪了……上次你说是村民在集体说谎，这次，对于这个十一岁的孩子，你不会又说是村民集体拒绝做证吧？”

“不会……”

西勒维奥犹豫了一下。

“那就全都告诉您好了，村民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巫婆的磨坊。”

塞内纳克微笑地看着塔楼的倒影消失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这么说来，我们看到的那个身影可能是个鬼魂喽，不是吗？先不想这个问题了，西勒维奥，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任务。”

塞内纳克仍在加速。半秒前，莫奈花园从他们的左侧闪过。从来没有一位游客见过莫奈花园如此印象派的一面。

“你瞧啊，”洛朗斯继续说道，“说到村民拒绝做证……关于莫奈故居和莫奈工作室，你知道昨天斯特凡妮·迪潘跟我说了什么吗？”

“不知道……”

“她说，只要我们试着找一找，就能找到藏在莫奈故居里的十几幅真迹。雷诺阿、西斯莱、毕沙罗……当然啦，还有莫奈未曾面世的《睡莲》。”

“您找到那些画了吗？”

“或许我看到了一幅雷诺阿的作品……”

“她这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呀，老大！”

“当然……但是她为什么要跟我讲述这样的故事呢？她甚至还补充说，这是吉维尼公开的秘密……”

西勒维奥又渐渐想起他同阿基里斯·吉约坦会面时说到的莫奈丢失作品的事情。丢失的画卷，可能被某位陌生人找到，这有何不可呢？比如那些著名的《黑色睡莲》，足有十几幅呢！

“她跟您闹着玩儿的吧，老大？我看她是编瞎话骗您呢。从一开始我就跟您说过……而且我觉得她不是村里唯一一个骗您的人。”

塞内纳克没有反驳，他重新专注地行驶在道路上，丝毫没有减速。西勒维奥将他那苍白的脸贴在敞开的车窗上，他的鼻孔试着吸入些许新鲜空气。

“西勒维奥，你还好吧？”塞内纳克关切地问。

“已经到了极限了……昨晚我灌了十几杯咖啡才挺到现在。今天早上，医生决定将贝亚特丽斯留在医院直到分娩。”

“我还一直以为你只会喝无糖的茶呢。”

“我也是，我也一直这么以为……”

“既然你老婆都要生了，那你还来这里干吗？”

“如果有新情况的话，医生会给我打电话的……妇产科医生应该是去看过了……宝宝一直都在温暖的子宫里，惬意着呢，他们说宝宝还会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几天……”

“这么说，你是因为这件事又折腾了一个晚上？”

“没错……我还是要管我老婆的，不是吗？后半夜，贝亚特丽斯就开始在房间里像睡鼠似的打鼾了。”

塞内纳克一个急转弯，转到吉维尼的山地，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西勒维奥看了一眼后视镜，两辆警车跟在后面——莫利和卢韦尔警官的车紧紧跟在后面。西勒维奥在最后关头抑制住了呕吐。

“别担心，”塞内纳克继续说道，“再过不到三十分钟，毛赫瓦勒的案子就可以初见分晓了。你可以在医院放一张折叠床啊！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休息一会儿。笔迹鉴定专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木颜料盒上刻着的该死文字‘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与雅克·迪潘的笔迹一致……西勒维奥，我之前说得没错，我一眼就能看出是谁干的。”

西勒维奥深深地呼吸着外面的空气。沿着山丘的起伏，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一路蜿蜒曲折，塞内纳克一直像疯子似的开着车。贝纳韦德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目的地。他逼着自己深深地屏住呼吸，随后，将脑袋钻进车里。

“三位专家中只有两位那么说，老大……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据他们说，迪潘的笔迹与刻在颜料盒上的字迹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啊。我宁愿这些专家什么都不懂……”

塞内纳克的手指烦躁地敲了敲方向盘。

“西勒维奥，你听好了，我跟你一样，我也读了鉴定报告。迪潘的笔迹与颜料盒上的字迹相似，这是专家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吗？至于其他，笔迹中有不一样的地方什么的，我只是觉得用刻刀在木头上刻字肯定不会与在支票上签名的笔迹一致。西勒维奥，这一切都说得通，别再把事情复杂化了。迪潘是一个嫉妒得发疯的丈夫，首先，他用明信片上的信息威胁毛赫瓦勒，他使用了阿拉贡的引文，那段引文出自诗篇《睡莲》，‘我赞同将做梦立罪’；其次，他通过刻在颜料盒上的那段话进一步加以威胁；最后，他杀死了情敌……”

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现在变成了一条两米宽的沥青马路，道路一直蜿蜒曲折，直到与维克森高原的交会处才缓和下来。西勒维奥犹豫着要不要再一次反驳塞内纳克，他想解释说，面对笔迹鉴定专家观点的不一致，鲁昂司法机构的专家指出，这也可能是有人对迪潘笔体的拙劣模仿……

左面一个转弯。

塞内纳克在道路中央开着车，与一辆从对面开过来的拖拉机擦肩而过，吓傻了的农夫一个偏转跌进沟里。干得漂亮！他困惑地看着另外两辆蓝色赛车也超他而去。

“我的天啊！”西勒维奥一边惊叫，一边在后视镜里看着。

他长长地吸了口气，随后向洛朗斯·塞内纳克转过身去。

“但是，老大，在这起案件中，颜料盒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分析表明，这个颜料盒至少有八十岁了。它是一件收藏品！WINSOR＆NEWTON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显然，这个牌子已经为画家们提供一百五十年的绘画用品了……那么，这个该死的颜料盒是谁的呢？”

塞内纳克继续在狭小的地带超车。在山丘上吃草的慵懒羊群几乎没有抬头去注意这些飞驰而过的车辆。

“毛赫瓦勒是个收藏家，”塞内纳克说道，“他喜欢那些精致的物件……”

“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拿这个颜料盒啊！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他的妻子可以肯定这一点。也别忘了，颜料盒与整起案件之间的关联并不成立。这个颜料盒可能是任何人掉进河里的，也可能是毛赫瓦勒被杀之后的几天内才掉进去的……”

“我们在颜料盒上发现了血迹……”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老大！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分析的反馈资料。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就是毛赫瓦勒的血……抱歉，我觉得您开得太快了……”

作为对西勒维奥的回应，塞内纳克警官关闭了警笛，拉上了手刹，在路边的一个小停车场里停了下来。

“西勒维奥，你听好了，迪潘有作案动机。他将恐吓的话语刻在颜料盒上，他不仅没有不在场证明，还跟我们讲了一个靴子被偷的离奇故事……我开得快，是因为当七巧板的拼块儿在你的头脑中以另一种形状拼凑起来的时候，你那该死的三条线索就会干扰到我。另外，指控迪潘，还有……还有一些我的个人情绪，虽然我知道你不同意我这样做……”

没等西勒维奥回答，塞内纳克就从车里走了下来。西勒维奥的一只脚刚踏出汽车，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想，一定是与往常一样，饮用过多的咖啡使他的身体感到了不适，他想走到停车场尽头的冷杉树后面吐个干净。

只是这样做有些不妥……三辆警车分散在停车场的各个角落，十多名警察一边伸着懒腰一边从车里走了下来。接下来的一秒，卢韦尔和莫利警官也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找一个石块儿卡住车的前轮，再从沙砾上滑行着走过来。

这群傻子！

警长要放大招了！最起码，今天来了十五个男人，其中包括维农警局的大部分警员、帕西-厄尔警局和艾科警局的警员。这可真是全副武装地出动了，西勒维奥一边想，一边嚼着卢韦尔警官刚刚递给他的叶绿素口香糖，他嚼出一股自己来到现场或许有点儿多余的味道。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抓捕一个男人。

当然啦，这些警察应当还带着武器！

但是大家还都不能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有罪。

一只棕色的兔子在石灰质的山地上踉踉跄跄地逃开了。似乎有人告诉过它，它面前的三个手持钢制长管枪的身影，只需一瞬间就能夺去它的性命。

“这只归你了，雅克。”

雅克·迪潘甚至没有举枪。提杜惊讶地看着他，随后，他举起自己的枪去瞄准兔子。然而太迟了，兔子已经在两棵刺柏之间消失了。

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魔法。

他们面前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近来被突然入侵的羊群啃得光秃秃的青草地。他们继续在阿斯塔加尔小路上沿着吉维尼的方向一路下行。

“我×，雅克，你今天好像不在状态啊，”帕特里克突然说道，“我觉得即使冒出来的是只羊，你都未必能打中。”

提杜，另一位猎人，也点头表示认同。可以说，提杜是个好猎手。如果不是将禁猎区托付给了雅克，他绝对不会与雅克之间有任何交集……他的枪法精准，朋友们经常这样说。至于别的，就是敏感话题了。

“你是受到毛赫瓦勒被杀的影响吗？”他一边转向雅克·迪潘，一边问道，“你是怕那个警察把你推进坑里，然后撬走你的斯特凡妮吗？”

提杜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雅克·迪潘带着一种克制的愤怒盯着他的脸。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提杜继续说道：

“不得不说，你和斯特凡妮的情路还真够坎坷的啊，毛赫瓦勒刚死，就又冒出一个追求她的警察……”

阿斯塔加尔小路上的砾石在他们的脚下滚动。在他们身后山坡的草坪上，一只兔子竖起了黑白相间的耳朵。

提杜这个人，一开口说话就……

“不得不说，如果你不是我兄弟的话，我对斯特凡妮也会……”

帕特里克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提杜，闭嘴！”

提杜只好将剩下的半句话咽了回去。他们继续沿着小路向下走，与其说“走”，倒不如说是“滑”。提杜似乎思考了很久，他没说话，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雅克，说真的，我的靴子穿在你的脚上还挺合适呢……”

提杜并没有恢复平静，他放声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帕特里克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雅克·迪潘没有丝毫回应他的意思。提杜用袖子擦了擦眼皮。

“我在开玩笑呢，兄弟们。你明白的，雅克，我是开玩笑的。我知道毛赫瓦勒不是你杀的！”

“我×，提杜，别再……”

这次，帕特里克的话憋在嗓子眼儿没有说完。

前方，他们停放小卡车的停车场变成了一座围城。他们看到六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和将近二十名警察……就站在他们对面，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他们的手放在腰间，手指扣在手枪银白色的扳机上。

塞内纳克警官就站在猎手前方不远处。帕特里克本能地向旁边闪了一步。他的手握紧雅克·迪潘那支冰冷的枪管。

“雅克，冷静。冷静。”

塞内纳克警官向前走了一步：

“雅克·迪潘，关于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一案，我们现在要逮捕你，请你放弃抵抗，跟我们走……”

提杜咬了咬嘴唇，将步枪扔到地上，举起颤抖的双手……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冷静，雅克，”帕特里克继续说道，“可别做傻事啊……”

帕特里克很了解他的同伴，几年来，他们都是一起外出、一起走山、一起打猎。他一点儿也不喜欢雅克这张无动于衷的脸。他面无表情，就像没有了呼吸一样。

塞内纳克继续独自一人向前走去。他没拿武器。

他向前走了两步……

“不要！”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喊道。

西勒维奥警官从那半圈警察的队伍中走了出来，几乎站到了塞内纳克身边。或许那半个圆圈只是个象征吧，但是贝纳韦德却感觉自己打破了这种对称，似乎自己不合时宜地走出队伍就能扰乱这场势不可当的决斗一样。雅克·迪潘握着帕特里克的手腕，一句话都不说。帕特里克明白，雅克·迪潘别无选择，他只有松开钢制枪管这一条路可走。

他希望不要为此感到后悔。一生都不要后悔。

他惊悚地看到雅克的手紧扣着扳机，枪管微微向上抬起。

在通常情况下，雅克的枪法可比提杜准多了。

“停下来，洛朗斯。”西勒维奥小声说道，他脸色苍白。

“雅克，别干傻事。”帕特里克低声说道。

塞内纳克向前走去，又向前迈了一步。他与雅克·迪潘之间只剩不足十米的距离了。警官慢慢举起手，直视着嫌疑人的眼睛。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惊恐地看到他的上司嘴角挂着一抹挑衅的微笑。

“雅克·迪潘，您……”

现在，雅克·迪潘的枪管对准了塞内纳克。阿斯塔加尔小路上充斥着一种惊人的寂静。

提杜、帕特里克、卢韦尔和莫利警官、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和十五个警察，就算最愚钝、脑子最不灵光的人也能猜得出暗藏在雅克·迪潘头脑中的想法……所有人都在雅克·迪潘的眼神中读到了同样的内容。

恨。

55

站在埃夫勒行政中心档案部服务台后面的女孩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以九个字开头：“您是否已经核实好了……”她戴着一副金边框眼镜，面前开着两台电脑，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表现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最后，她看了看眼前那个向她借阅《维农共和国》样刊的老人。《维农共和国》是一本当地的周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便更名为《民主党人》。这位老人要借的是1937年1到9月间的所有刊物。

“您是否已经核实好了，维农《民主党人》的书架上确实没有您要的杂志？”

洛朗丁警官保持着冷静。为了借阅这些省级档案，他已经在这里纠缠了两个小时。他试着像一个谦恭和蔼的小老头儿那样签字，对一个比他的年龄小得多的女性表现得和蔼可亲。通常，这么做都很管用。

但是今天在这里却行不通！

服务台后面的女孩儿根本就没把他的柔声细语放在心上。需要指出的是，档案咨询服务台木桌子周围的十个男人，都是六十岁开外的老头儿，有七十多岁还孜孜不倦的历史学家，也有善于刨根问底的家谱考古学家……大家都采用了与洛朗丁警官相同的“战术”：表现出一种呆板的彬彬有礼。洛朗丁警官叹了口气，以前，在他可以把三色的警官证放到幡然醒悟的行政人员鼻子底下的时候，一切都简单得多。当然啦，站在服务台后面的姑娘绝对想不到自己是在和一位警官打交道。

“小姐，我已经核实好了。”洛朗丁警官强颜欢笑地解释道，“我在《民主党人》的书架上核实过了，那儿没有1960年之前的档案……”

姑娘又念叨起那套口头禅：

“您是否已经核实过了，维农城镇档案馆也没有？您是否核实过马赛地区和国家档案馆的附属杂志？您是否核实过……”

难道这个姑娘问得越多赚得就越多吗？

洛朗丁警官做出一副拥有大把时间的退休老头儿耐心而顺从的样子。

“是的，我都核实过了！是的！是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昂里埃特·博纳旺蒂尔——克洛德·莫奈那可能在世的最后一位后裔的调查，还没有什么结果，这也无关紧要。这是他想追踪的另一条线索——一条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线索。为了找到这条线索，他知道自己应该坚持到让那位站在服务台后面的姑娘意识到：如果想打发走这个顽固的小老头儿，比给他想要的东西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的坚持最终还是奏效了。三十多分钟过后，那套周刊便摆在洛朗丁警官的面前。

《维农共和国》……

最先要找到的，是那行黄色的旧数字：1937年6月5日，星期六版。他看了看周刊的头条。头条上，各种国家大事和地方事件混杂在一起。洛朗丁警官粗略地浏览了一则激动人心的社论：墨索里尼庆祝与希特勒结盟，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到德国充公，弗朗哥分子摧毁了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党人……在这则激动人心的社论底下，一张模糊的照片显现出让·哈洛白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嘴唇，几天前去世的二十六岁美国偶像。第一页的下半部分是当时的地区性热门话题：下一场开幕式的地点距离维农、布尔热航空站至少一百千米；早上发现一位西班牙农业工人死亡，脖子被切断了，尸体是在一艘开往维雷港的弗雷西内驳船上发现的，就在吉维尼的对岸……

最后，洛朗丁警官翻到第二页。他要找的那篇报道就在中间位置：《吉维尼的意外死亡事件》。

一位匿名记者用两栏、十几行文字详细记述了一个十一岁小男孩儿溺水身亡的悲惨情形。死者是阿尔贝·罗萨尔芭，溺亡地点是“草原”，就在克洛德·莫奈修建的洗衣池和大麻磨坊旁边，在埃普特河分流的河段。发现尸体时，男孩儿只身一人。警察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意外身亡。当时，他滑倒了，脑袋应该是撞在了河岸边的石头上。阿尔贝·罗萨尔芭失去了知觉，他在水中漂浮了一阵，最后溺亡在二十厘米深的河水中。后来，这篇报道给罗萨尔芭的家庭和小阿尔贝的同学带来了莫大的悲痛。他还读了几行当时社会人士的激进观点——克洛德·莫奈已经去世十多年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排空这段人工河流，排干几乎废弃的睡莲池中的脏水吗？

小新闻下面有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便是阿尔贝·罗萨尔芭。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上衣的纽扣一直扣到脖领，梳着一头短发，在学校课桌后面笑着。这张乖巧可爱的孩子的照片，真是看得人心都化了。

就是他，洛朗丁警官心想。

他从脚底下的挎包里拿出一张集体照，拍摄时间和地点标注在小黑板上，小黑板就挂在学校院子的树上，“吉维尼城镇学校——1936—1937”。

那天，根据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之前在电话里的指引，莉莉安娜·勒利埃弗尔单击了三下鼠标，就帮他从“旧友”网站上找到了这张封存已久的照片。莉莉安娜对他说，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可以从幼儿园的班级开始找起，可以找到我们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不仅可以找到在学校板凳上站着拍的集体照，也能找到我们在工厂、军队、同一栋公寓、体育俱乐部、音乐学校……或是美术学校认识的所有人……

这可真够超现实主义的！洛朗丁警官心想。似乎我们再也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大脑来回忆了……老年痴呆症，再见。这个网站似乎把你的一生都归档、整理、公开，甚至敞开了与人分享……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网站上的大多数“摄影师”都是从十岁开始上传照片的；年龄最大的用户有二三十岁。奇怪的是，这张1936—1937年的集体照比其他照片要古老得多。

真奇怪……

似乎这张照片是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刚刚传到网站上的，只为让他看到这张照片。洛朗丁警官又全神贯注地看起这些照片来。

没错，这正是他……

《维农共和国》上的那张照片与这张集体照里，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小男孩儿正是同一个人。

阿尔贝·罗萨尔芭。

然而，“旧友”网站上贴出来的那张照片并没有标注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应该会印在原版照片的背面……算了吧。洛朗丁合上1937年6月5日的《维农共和国》，翻开接下来的一期。他读了读当地新闻的版面，仔细看了一下细节。在1937年6月12日那期，提到了阿尔贝·罗萨尔芭的葬礼，葬礼是在吉维尼的圣-拉德贡德教堂举行的。还提到了他的亲人们的悲痛。

总共有三行文字。

在服务台姑娘焦虑的目光下，洛朗丁继续读着，他将这些堆放在一起的报刊打开又合上。

1937年8月15日……

洛朗丁警官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篇很不起眼儿的小文章，虽然只有两段文字，没有照片，但题目却很醒目：

罗萨尔芭的家人离开了吉维尼

她从未接受“意外身亡”这个结论

十五年来，于格和路易斯·罗萨尔芭一直在维农铸造厂当工人，他们已经决定离开吉维尼村。我们还记得，两个月前，他们在一起悲剧事件中深受重创：他们的独生子——阿尔贝先是跌倒，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跌倒，最终意外溺亡在罗伊大街沿岸的埃普特河中。由这起溺亡事件所引发的排空埃普特河的分流以及莫奈池塘的观点，在城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至于这对儿夫妇为什么要离开吉维尼，罗萨尔芭夫妇说他们无法在他们的孩子死亡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了。然而，更加让人困惑的一个细节是，路易斯·罗萨尔芭声称，促使她离开这个村庄的是村民们让人不解的沉默。据她所说，她的儿子阿尔贝从来都不会独自一人在村里散步。她在警察面前多次提到这一点，她对我再次重申：据她所说，“阿尔贝不是一个人去小河边的，当时一定有目击证人，肯定有知情的人”。路易斯·罗萨尔芭还说，“对于这起意外，大家的态度倒是很一致。没人想让吉维尼蒙受什么丑闻，没人想面对事情的真相”。

以上便是来自受害者妈妈的激荡人心的看法……让我们祝罗萨尔芭夫妇好运吧，愿他们远离这段可怕的记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洛朗丁警官又将这篇报道重新读了几遍，他合上报纸。随后，他又花了很长时间仔细读了读1937年出版的《维农共和国》样刊。但是，再没有其他提到“罗萨尔芭事件”的文章了。他呆坐在那里，久久不能动弹。有那么一瞬间，他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用几天时间来追寻一个空想的后续，那么这个空想就会变得有意义吗？他环视了一下大厅，以及大厅里的十几位档案爱好者，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阅读着一摞摞发黄的资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洛朗丁警官的圆珠笔在活页记事本上唰唰地抄写着。2010-1937=73……

他迅速算了出来，1937年的时候，小阿尔贝十一岁，这么说，他出生于1925—1926年……罗萨尔芭夫妇如今应该已经一百多岁了。洛朗丁警官的脑袋里闪出一缕微光。

或许现在他们还活着……

服务台后面的姑娘看着洛朗丁警官走了过来，脸上挂着一副快闭馆的时间看到一位客人滚了出去的神情。只不过，现在才上午11点，档案馆一整天都开着……洛朗丁警官像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老演员似的，尽情施展着魅力，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老演员还在不在世。那是一种托尼·柯蒂斯和亨利·方达的混搭风格。

“小姐，您的网上有电子通信簿吗？我想查一个地址，非常紧急……”

服务台的女孩儿很久才把头抬起来，问道：

“您是否已经核实过……”

这下，洛朗丁警官完全爆发了，他将身份证放到胸前：

“我是洛朗丁警官！维农警局的警察！我虽然退休了，这点我得告诉您，但是这对我继续从事我的职业没什么影响。所以，小姑娘啊，你的动作要稍快一些了……”

女孩儿叹了口气。她既不惊慌，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愠怒。似乎她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翻阅档案的老人那些古怪的行为，他们会时不时地发火。但是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您要找的名字是……？”

“于格和路易斯·罗萨尔芭。”

姑娘在键盘上敲下这两个名字。动作轻快。

“您需要网址吗？”洛朗丁问道。

“于格·罗萨尔芭……这个我倒是不需要，”女孩儿有分寸地说道，“在求助国际刑警组织之前，我总是要核实一下，这是习惯动作！于格·罗萨尔芭死于1981年，他死在了瓦斯格耶……”

洛朗丁强忍着脾气。没什么好说的。服务台的姑娘总是这么有条不紊……

“那他老婆路易斯呢？”

女孩儿还在敲击着键盘。

“没有死亡记录……也没有任何网页提到她。”

她还在世！

洛朗丁仔细观察着身边的白色房间，试图在想办法。突然，他试着投给服务台女孩儿一个肖恩·康纳利所特有的西班牙猎犬式的眼神。

“总之，”女孩儿用疲倦的声音说道，“如果想寻找某个上了年纪的人，与其在电子通信簿上查找，还不如到养老院找找看呢……厄尔地区的养老院可不算少，但是如果您要找的那位路易斯以前住在瓦斯格耶，我们可以从附近的养老院开始找起啊……”

“肖恩·康纳利”微笑起来。服务台女孩儿也有点儿把自己当成了“乌苏拉·安德斯”的意思。女孩儿在键盘上猛敲了起来。几分钟过去了。

“我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了一下养老院，”最后，女孩儿说道，“毫无疑问，距离瓦斯格耶最近的一家养老院，是一家花园养老院，在里昂-森林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居住者的信息。您说呢？”

“路易斯·罗萨尔芭……”

女孩儿又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

“这个养老院肯定会有网址的……啊，找到啦。”

洛朗丁歪着脖子，使劲将眼睛凑向电脑屏幕。又过了几分钟。女孩儿抬起头，一副很得意的样子说道：

“好啦！我终于找到了这家养老院住宿人员的完整名单！您瞧哇，其实也没有多么复杂。我找到她啦，您要找的这个人——路易斯·罗萨尔芭！她是十五年前进入里昂-森林养老院的，她现在还住在那里……她都一百零二岁了！警官，我要提醒您，我可不提供售后服务哦……”

洛朗丁感到自己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的心脏病医生反反复复跟他强调：淡定，淡定……我的天啊！这真的可能吗？还会有活着的涉案证人吗？

会不会还有最后一位涉案证人？

活着的涉案证人！

56

警察总队的三个通讯员从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一路下行，所有警笛都在鸣响。无须绕过整座城市，他们直接抄了近道，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克洛德-莫奈大街……罗伊大街。

穿越吉维尼……

市政府……学校……

听到警笛声，班里的所有孩子都转过头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跑到窗边。斯特凡妮·迪潘做了个“肃静”的手势，让他们留在座位上，没有一个孩子注意到她的不安。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将一只手撑在办公桌上。

“孩……孩子们……肃静！我们继续讲这个话题……”

她清了清嗓子。警笛声还回荡在她的脑中。

“孩子们，我们刚才说到未来之星绘画大赛，它是由罗宾逊基金会主办的。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还有两天时间，你们就要将自己的作品交上来了……我希望今年，能有更多的同学试试运气……”

斯特凡妮的丈夫今天早上对她微笑了一下，这个画面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当时她还躺在床上，他吻了她，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对她说：“亲爱的，祝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她继续讲着那些已经反复讲过很多遍的话：

“我知道，还没有吉维尼的孩子获得过这个奖。但是我也能确定，当国际评委看到来自吉维尼的参赛选手的作品时，对你们来说，绝对是有利的！”

斯特凡妮又看到雅克安装子弹夹的样子……看到雅克拿起挂在墙上的猎枪……

“孩子们，‘吉维尼’这个名字是全世界所有画家的梦想……”

另外两辆蓝色赛车也穿过了村庄。斯特凡妮吓了一跳，她感到恐慌，浑身瘫软无力。车辆在村庄里行驶，居然丝毫没有减速。

洛朗斯？

斯特凡妮试着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她看了看自己的班级，看了看面前的一张张面孔。她知道，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些特有天赋。

“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很有天赋。”

法奈特低下了头。她不喜欢老师这么看着他们，这让她感到不安。

我觉得赢得这个奖项的人会是我……

“我看好你，法奈特。我特别看好你，我相信你能行！”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法奈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下一秒，老师转过身去，面朝黑板。坐在教室后面的保罗向法奈特眨了眨眼。保罗拄着桌子，他就坐在文森前面，伸着脖子想离法奈特更近一些：

“法奈特，老师说得没错！你一定会赢得这次比赛的。只会是你，不会是别人！”

玛丽坐在他们前面，她和卡米耶是同桌。她回头转向他们。

“嘘……”

突然，所有孩子的脑袋都不动了。

有人在敲门。

斯特凡妮不无担心地打开门，她看到了神情萎靡的帕特里夏·毛赫瓦勒。

“斯特凡妮……我有话跟你说……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啊……孩子们，等我一下。”

斯特凡妮再次试图掩饰住自己，举手投足间，不让任何惊慌的动作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

“我只能出来一会儿……”

斯特凡妮走了出来，关上身后的门。她走进市政府的院子，走到椴树底下。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掩饰不住激动的情绪，她穿的那件皱巴巴的上衣和她那条酒瓶绿的裙子很不搭。斯特凡妮注意到她的发髻，平日，她的发髻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可这次却是匆匆绾起的，就差没穿着睡衣匆忙跑到街上了……

“是提杜和帕特里克告诉我的，”帕特里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们逮捕了雅克，在打猎回来的路上，在阿斯塔加尔小路……”

斯特凡妮用手扶住离她最近的一棵椴树树干。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你说什么……”

“塞内纳克警官……他逮捕了雅克，他说是他杀死了热罗姆！”

“洛……洛朗斯……”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不解地盯着斯特凡妮。

“是的，洛朗斯·塞内纳克……那个警察……”

“我的天啊……雅克没有……”

“没有，没有，你要相信，你丈夫什么都没做。据他们所说，幸亏当时帕特里克在场；幸亏塞内纳克的助手贝纳韦德警官也在。要不是有他们在，这次逮捕行动险些酿成杀戮的惨剧。你要知道，斯特凡妮，这个疯狂的塞内纳克认为是雅克杀死了我的热罗姆……”

斯特凡妮一阵腿软，她的腿已经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她任由自己的身体靠在浅色的树干上。她需要呼吸，需要安静地想一想。她得回到教室去了，孩子们还等着她呢。她要跑到警察局去。她要……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扭了扭皱巴巴的上衣衣领。

“斯特凡妮，这是一场意外，从一开始，我就宁愿相信这是一场意外。但是万一是我搞错了呢？斯特凡妮，万一是我搞错了呢？如果真的有人杀了热罗姆呢？告诉我斯特凡妮，杀死热罗姆的不可能是雅克，告诉我，不可能是雅克……”

斯特凡妮用她那睡莲般的眼神凝视着帕特里夏·毛赫瓦勒：这样的眼睛不可能说谎。

“当然不会了，帕特里夏。当然不会了……”

57

我窥视着这两个女人。说是“窥视”，倒也没那么严重……其实我就坐在她们的对面，坐在马路的另一边，距离艺术画廊学院几米远，离学校不算太近。不能说我是完全隐身的，我只是不引人注目而已。我只是选了一个好地方，我是不会错过这一幕的。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有天赋，我想，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吧。事实上，做到这些并不难。帕特里夏和斯特凡妮大声交谈着，尼普顿趴在我的脚下，它像往常一样，在等待着孩子们放学。这狗有这样的怪癖……而我呢，我会像老年痴呆患者一样，任由它去，跟着它去学校。我几乎每天都会去，跟它一起看学校放学。

放学前，尼普顿看到有几个班级的学生走了出来，它很开心，连尾巴都摇得不那么厉害了。是艺术画廊学院放学啦，这个班级大约有十五位像参议员一样颇有前途的画家。当然啦，他们推着画车，佩戴着红徽章。有时候，我们会错过这样的人群。老年班的学生们下课啦！这是国际班：有加拿大人、美国人、日本人。

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去听斯特凡妮·迪潘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之间的对话。结局即将揭晓，很快就会迎来古典悲剧的最后一幕了：崇高的牺牲……

可怜的斯特凡妮啊，你别无选择了。

你将不得不……

我不相信！

一位画家在我的正前方停了下来，那是一个地道的八十多岁的美国老头儿，他的脑袋上紧紧扣着一顶“耶鲁”式鸭舌帽，轻便的皮质凉鞋里，还穿着一双袜子。

他想让我做什么？

“十分抱歉，小姐……”

他说的每一个词都带着得克萨斯口音。他在每一个音节前，都要停顿三秒，感觉一分钟也说不完一句话……

“小姐，您是本地人吧？那您一定知道去哪儿画画视角会与众不同吧……”

我说话倒是挺不客气！

“往前走五十米，有一个指示牌。指示牌上有一张地图，上面标识着所有街道和城市的全景。”

我说这句话只用了十秒钟，破纪录啦！虽然我对他这般敷衍，但是这个美国人却一直都在笑。

“非常感谢，小姐……祝您今天过得愉快！”

他走远了。我暗自咒骂着这场令人厌恶的打扰！这位得克萨斯人的出现打断了前面的情节。此刻，帕特里夏·毛赫瓦勒独自站在市政府广场上，斯特凡妮已经回教室了。她的内心一定混乱极了。她一定是进退维谷，深受这种两难情形的折磨。

她那忠诚的丈夫被那位帅气的警官送进了监狱！

我亲爱的小可怜啊，但愿你知道……但愿你知道，实际上，你掉进了一个别人为你精心设下的陷阱，你是逃不掉的。

我又一次犹豫了。我不想隐瞒了，其实我也被这种两难的情形折磨着。是保持沉默，还是乘大巴车去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维农警局的警察？如果我现在还不做决定，那么今后就再也不会有勇气这么做了，我很清楚这一点。警察陷入了僵局……他们没有找对目击证人，也没有发现对的尸体。如果把事情交给他们解决，他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相，也永远不会对事情的真相产生怀疑。您千万别抱任何幻想，任何一个警察，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都无法阻止这场遭到诅咒的恶性连环杀人事件。

美国人在村庄里四散分布，就像商务代表分散在各自的商铺里一样。那位“耶鲁鸭舌帽”倒是一点儿不记仇，他还微微向我挥了挥手。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在市政府广场上想了很久，随后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当然啦，她是从我前方经过的。

这张脸可真丑啊！

她一副自怨自艾的样子，似乎除了前些日子刚刚撇下她的热罗姆，她情愿自己从未爱上过任何人。她真应该再想想我和她之间的对话，就是几天前，我们见面时说过的话。我告诉她的秘密……杀害她丈夫凶手的名字。她为此做了些什么呢？至少，她会相信我吗？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她没有将这件事说给警察听，我应该料到这一点！

我逼着自己跟她说了几句话，这次我的话不多了，您也看到了，即使是跟我搭讪的美国人，我也没说几句话。

“帕特里夏，你还好吗？”

“是的，还好……还好……”

毛赫瓦勒的妻子啊，她的话也不多。

58

“我丈夫在哪儿？”

“他被拘留在厄尔看守所，”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回答道，“迪潘太太，你别担心。你丈夫是因为被指控杀人而被逮捕的，法庭还会重新审理……”

斯特凡妮·迪潘定定地依次看了看站在她面前的两个男人——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和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与其说她是在“说话”，倒不如说她是在叫喊：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塞内纳克抬头看着办公室的墙壁，随后，他的目光落在墙壁的画布上：图卢兹-洛特雷克画的一位红棕色头发女子的裸背那蜿蜒曲折的光线。他任由西勒维奥来回答。他的助手做得很棒，他说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

“迪潘女士，我们应该面对现实。越来越多汇集在一起的证据将嫌疑的目标指向了您的丈夫。首先，是那双丢失的靴子……”

“有人偷了那双靴子！”

“我们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这个颜料盒，”贝纳韦德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颜料盒上被人刻上了一些威胁的话。很多专家都证实，上面的笔迹出自你丈夫之手……”

贝纳韦德的话让斯特凡妮产生了怀疑。她好像在思索着这个颜料盒的事情，并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搜寻着。她也转过头去，盯着贴在墙上的挂画看了起来。她盯着塞尚《小丑》的复制品看了很久，画中的小丑戴着一顶月亮帽，她似乎是想从小丑这张没有嘴唇的脸上找到拒绝妥协的力量。

“我确实和热罗姆·毛赫瓦勒散过两次步。或许是三次吧。我们只是讨论一些问题而已。他试图对我做出的最大胆的举动，也不过是拉了一下我的手。我当时跟他表明了态度，并且再也没有单独约过他。再说了，我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从小就是伙伴，你们可以调查一下这一点。警官们，这一切都很荒唐，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丈夫没有不在场证明！”

这次是洛朗斯·塞内纳克发的话。在西勒维奥的长篇大论前，他抢先一步，直截了当地说道。

斯特凡妮久久没有说话。从这次会面的一开始，洛朗斯就躲避着她的目光。她咳嗽着，双手垂在裙子两侧，紧紧地握着拳，随后，用苍白的声音说道：

“我丈夫不可能杀害热罗姆·毛赫瓦勒。那天早上，他和我睡在一起。”

贝纳韦德和塞内纳克警官都僵持在了一种愚钝的状态中。贝纳韦德的一只手停放在半空中，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塞内纳克张开掌心将胳膊肘支撑在办公桌上，想托住他那没有刮净胡子的下巴和那个突然变得沉重的脑袋。33号办公室突然变得如同博物馆一般安静。斯特凡妮想进一步扩大这种优势：

“警官们，如果你们想听细节的话，那天早上，我和雅克做爱了。是我主动的。我想要个孩子。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的那天早上，我们睡在一起。我丈夫根本不可能是杀人犯。”

塞内纳克站起身来，回答道：

“斯特凡妮，几天前，你跟我说的可正好相反。你跟我说，像所有星期二的早晨一样，你丈夫出去打猎了……”

“后来我又回忆了一下。我……我搞错了。我弄错了日期……”

这回换作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站了起来，他率先站在了上司这一边：

“斯特凡妮女士，即使改变证词也无济于事。为自己丈夫辩护的证词是不能……”

斯特凡妮提高了嗓音：

“没关系！无论哪一位律师……”

相反，塞内纳克的声音却平静了下来。

“西勒维奥，让我俩单独聊聊。”

贝纳韦德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是他也别无选择。他摞好一摞纸，夹在胳膊下，走出33号办公室，顺手关上身后的房门。

“您……您把一切都搞砸了！”西勒维奥刚一出去，斯特凡妮·迪潘就爆发了。

洛朗斯·塞内纳克保持着冷静。他坐在带轮子的扶手椅上，抬起自己那僵硬的双脚，任由扶手椅轻轻滑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怎么做了？”

“假证。”

斯特凡妮没有回答，她的眼睛从塞尚的画一直落到红棕色头发女子的裸背上。

“我讨厌图卢兹-洛特雷克……我讨厌这种虚伪的偷窥者……”

她低下了头。在这间办公室里，她的眼神今天第一次触碰到洛朗斯·塞内纳克的目光。

“那您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做什么了？”

“您只追查这一条线索……把我丈夫当成杀人犯抓了起来。他没有罪，我知道的。请放了他！”

“那么证据呢？”

“雅克没有任何杀人动机，这真的很荒唐！我还得再跟您说多少次？我从来都没跟毛赫瓦勒上过床。他没有任何杀人动机，并且相反，他有不在场证明……我……”

“斯特凡妮，我不相信你的话……”

33号办公室的时间停止了。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斯特凡妮在房间里紧张地踱着步。洛朗斯一边看着她，一边又做出那副故作镇定的样子，他歪着脑袋，张开手掌撑住下巴。斯特凡妮深深吸了口气，就像沉醉于图卢兹-洛特雷克的模特裸背上方红棕色的螺旋形发髻似的，随后，她突然转过身来。

“警官，一个悲伤的女人还有什么选择？她到底还能怎样做，才能救出自己的丈夫？还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搞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知道吗，警官先生，在美国小说描写的黑幕中，警察会将罪责栽赃到一个无辜者身上，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撬走他的老婆……”

“不是这样的，斯特凡妮……”

斯特凡妮·迪潘向办公桌走去。她慢慢取下那条扎在栗色长发上的银色丝带。她一边轻轻抚乱头发，一边坐在塞内纳克警官的办公桌上。她比塞内纳克坐的位置高出至少一米，如果塞内纳克继续坐着不动的话，就不得不抬起头去看她。

“警官，您想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您瞧啊，我可不是傻瓜。如果我把自己献给您，那这一切就都结束了，是不是？”

“斯特凡妮，不要这样。”

“警官，您怎么啦？在跨过最后一道门槛的关头，您犹豫啦？您别问太多……我是您命中注定的女人，她已经是您的入网之鱼啦。您活捉了她，她丈夫在监狱里，她也掉进了您的陷阱。她是您的了……”

斯特凡妮只要轻轻抬起腿，裙子便会沿着她那光滑的皮肤滑落下来。一颗白色的上衣纽扣消失在她的指尖，红棕色的雀斑散布在乳沟处，一直延伸到她那裸露着的戴着棉质文胸的胸口。

“斯特凡……”

“除非您命中注定的女人不是她，除非从一开始，牵动着您内心的女人不是她。说到底，我这么做有何不可呢？”

斯特凡妮的双眼圆睁着。洛朗斯·塞内纳克突然在这双眼睛里发现了东方那靛蓝色的天空中太阳的神秘感。他需要保持镇定，他来不及思考。女教师继续说道：

“或许是他们一起做的呢，丈夫和妻子，他们夫妇是同谋。他们都是恶魔，是魔鬼。警官，您只是他们的玩物而已……”

斯特凡妮一直坐着，她将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下，米色的布裙皱巴巴地缠在腰间。她解开第二颗上衣纽扣。女教师的乳晕在精致的蕾丝内衣底下隐约可见。她的乳沟处流下几滴汗水。

是害怕的汗水，还是激动的汗水？

“赶紧停下来，斯特凡妮。停止这荒唐的游戏，我会采用你的证词。”

他站起身来，抓起一张纸。斯特凡妮·迪潘慢慢扣好上衣，沿着大腿，抚平裙子上的褶皱，将上衣塞到裙子里。

“警官先生，我要告诉您，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也不会改变任何一句证词。在热罗姆·毛赫瓦勒被杀的那天早上，我和雅克睡在一起……”

警官慢慢写了下来。

“我做了笔录，斯特凡妮。虽然我并不相信你……”

“警官，您还想听其他细节吗？您想证实一下我的证词是否可信吗？想证实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了爱？用了哪种姿势？我高潮了没有？”

“预审法官一定会问这些问题的……”

“那就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吧，洛朗斯。不，我没有达到高潮。我们匆匆了事。我的体位是在他上面。我想要个孩子……如果想要孩子的话，跪在男人上方的体位，是最好的姿势……”

洛朗斯依然低着头，安静地记录着。

“您还要听其他细节吗，警官先生？很抱歉，我没有照片，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口述……”

洛朗斯·塞内纳克慢慢地站起身来。

“斯特凡妮，你在说谎。”

警官绕过办公桌，打开第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硬皮书。是《奥雷利安》。

“我确定，你是在做伪证。”

他把书翻到折角的一页。

“还记得吗，是你向我推荐的这本阿拉贡的书。因为当时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口袋里发现了那句奇怪的话：‘我赞同……’以及后面的句子……斯特凡妮，要不然我提醒您一下？第64章。奥雷利安在莫奈花园里遇到了贝蕾妮丝，她在吉维尼的一条空旷小路上逃走了，似乎是想逃离命运。奥雷利安追随着她，找到了她，她气喘吁吁地靠在堤坝上……很抱歉，恐怕我记不清原文了，但是我可以给你读一下这个场景……”

这一次，这几乎是第一次，洛朗斯·塞内纳克的眼睛承接住斯特凡妮那淡紫色的目光。

“奥雷利安向她走去，他看到她那高耸的胸脯，扭过去的头，从一侧散落下来的金黄色头发。那受伤的眼皮，瘀青的眼眶使她的眼睛更加动人；那咬紧的牙关使她显得非常柔媚，她的牙齿是那样洁白……”

警官上前一步。现在，他站在了斯特凡妮的前方。她无法后退，她被卡在了办公桌上。洛朗斯又往前走了走，现在，女教师的膝盖触碰到塞内纳克警官的牛仔裤了。她能感受到，警官的骨盆就在她肚子的下方。她只要分开双腿就可以了……

塞内纳克继续读道：

“奥雷利安停住了脚步。他就在她的面前，非常近，他掌控着她，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看过她……”

他将书暂时丢到一边。

“斯特凡妮，搞砸一切的人是你。”

他将一只手放到斯特凡妮裸露的膝盖上。这种肉体上的接触，让斯特凡妮欲罢不能。她无法控制自己两腿的颤抖，她的两条腿缠绕在一起，就像栏杆上的紫藤萝似的。她的声音无比坚定：

“警官，您这个人真的挺奇怪。您是警察，是油画爱好者……还是诗歌爱好者……”

塞内纳克没有回话，他正翻着几页书。

“还是第64章，稍后一些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我要把您带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甚至连警察都没有……在那里，您可以自由选择……在那里，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

书和手臂，沿着腰身一同落下，似乎这本书有一吨重。另一只放在斯特凡妮膝盖上的手慢慢探向斯特凡妮的下体。斯特凡妮的下体颤抖着，他抚摩了很久，就像抚慰着婴儿狂乱的心跳……

他们还在那里，在悄无声息中继续。

塞内纳克率先从这种魔力中挣脱了出来。他后退了一步，紧紧握着的拳头，放在了记录着女教师证词的那张白纸上。

“很抱歉，斯特凡妮。是你让我读的这本书……”

斯特凡妮·迪潘将手拄在额头上方，她的脸上有泪水，有激动也有疲倦。

“您别把这一切搞混了……我也读阿拉贡的书。我明白，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放心好了，我会对我的生活做出选择的……如果您想听的话，洛朗斯，我已经说过了呀。是的，我不爱我的丈夫。我再为您提供一条独家新闻吧：我会离开他的，我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就好比一条长河，最近这些日子，原本的小旋涡就要汇集成瀑布了。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无法改变他没有杀人这个事实……一个女人是不会离开自己身陷囹圄的丈夫的；一个女人只会离开一个自由的男人。洛朗斯，您明白吗，我不会改变我的证词。那天早上我在同我的丈夫做爱。我的丈夫没有杀害热罗姆·毛赫瓦勒……”

洛朗斯·塞内纳克没说一句话，他将那张记录证词的纸和笔递给女教师。她看都没看，就在上面签了字，离开了办公室。塞内纳克转移了一下视线，他将目光转向《奥雷利安》第64章的最后几行文字：

“他看着她跑掉了，她歪曲着肩膀，像根本走不快似的……他对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供认状无动于衷。瞧啊，她说谎了！不。她没说谎。”

不知过了多久，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敲了敲门。是过了几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进来吧，西勒维奥。”

“怎么样？”

“她坚持自己的证词，她包庇自己的丈夫……”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咬了咬嘴唇。

“总之，这样或许更好……”

他将一摞纸放到办公桌上。

“刚好有这么个情况。佩利西耶，鲁昂的笔迹鉴定专家，他改变了自己的证词。在做出进一步鉴定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刻在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颜料盒上的文字，不可能是迪潘写的。”

片刻恼人的悬念时光，随后，西勒维奥继续说道：

“老大，拿着，据佩利西耶说，颜料盒上的文字是由一个小孩儿刻上去的！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儿！很明确……”

“我×，”塞内纳克嘟哝着，“这个傻子还想怎样？”

他的大脑似乎拒绝思考。贝纳韦德还没说完：

“并非只有这些，老大，我们还对颜料盒上的血迹做了鉴定分析。法医化验结果表明，这上面的血迹既不是热罗姆·毛赫瓦勒的，也不是雅克·迪潘的。他们还在继续搜寻……”

塞内纳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另有一起谋杀案，你想跟我说的是这个吗？”

“老大，我们也没有依据。说真的，我们对这一切也是丝毫没有头绪。”

洛朗斯·塞内纳克在屋子里绕圈走着。

“好的，好的。西勒维奥，我明白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先放了雅克·迪潘。预审法官一定会抗议的，我们拘留他还不到五个小时……”

“他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

“不，西勒维奥。不。我非常清楚你是怎么想的，我兴师动众地匆忙赶到阿斯塔加尔小路去捉拿这个人，然而几个小时之后，所有证据都从我们的指间溜走了……我们现在居然还要放了他。但是这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看法！雅克·迪潘有罪！”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没有回答。他明白，理性的土壤已经被他上司的直觉所侵蚀，他不可能再做出任何理性的判断了。贝纳韦德又想到自己那一直折叠着放在口袋里的纸张，想到那一系列与日俱增的、相互矛盾的事件。他无法为这些说不通的、相互矛盾的线索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的，那是不可能的。调查越往前进行，西勒维奥就越觉得有人在戏耍他们。似乎有人牵着一根线，恣意将他们带到错误的方向，最终不受任何惩罚地实施自己精心安排的计划。

“请进。”

洛朗斯·塞内纳克抬起头。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他感到很意外。他以为警察局差不多就剩下他自己了呢。他办公室的门没关。西勒维奥站在门口，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那种目光不仅仅是疲惫，还有一些别的内容。

“西勒维奥，你还没走啊……”

他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时钟。

“都18点多了！我×，你现在应该到妇产科去，牵着你家贝亚特丽斯的手。你也应该睡一会儿了……”

“老大，我找到了！”

“什么？”

塞内纳克似乎觉得墙上油画里的人物都转过身来，就连塞尚的小丑和图卢兹-洛特雷克的红棕色头发的女人，都转过头来……

“我找到了，老大。天啊，我找到了。”

59

太阳躲在最后一片杨树帘幕的后面。或明或暗的氛围，似乎在告诉那些作画的人，是时候了，该合上画架，将画架夹在胳膊底下回家了。保罗上了桥，他看到法奈特正在狂热地画着，似乎她的全部生命都依赖于这最后几分钟的光明。

“我就知道在这儿能找到你……”

法奈特用一只手和他打招呼，另一只手仍在不停地画着。

“我能看看你画的吗？”

“看吧，我得加快速度了。从今天放学到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是画不完这幅画的结尾了。现在天亮得早了，妈妈还总烦我！明天下午就要交画了……”

保罗大气都不敢喘，似乎他呼出的每一口气，都会干扰到法奈特画画。然而，他却有成千上万个问题想问法奈特。

虽然法奈特没有转向保罗，但她却猜到了他会问什么。

“保罗，我知道，河里是没有睡莲的……我才不在乎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我画的是往昔的睡莲，是莫奈花园中的睡莲。至于其他，我是不可能像他那么画的，我才不愿画一潭平庸的死水呢。我要把我的睡莲放到河水里，放到活水里，那是可以舞动的水。你瞧，是一条真正的流水。它是能动的。”

保罗听得入了迷。

“那你想怎样画呢，法奈特？怎样才能给人一种画面是活生生的、水是流动的、微风吹拂着树叶的感觉呢？这些怎样通过颜料在画布上实现……”

我很喜欢听保罗夸我……

“你知道的，我无能为力。就像莫奈生前所说的那样，创作作品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眼睛。我只要能把我看到的复制到画布上，就会很开心……”

“你真……”

“傻瓜，别说话！我想告诉你，克洛德·莫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因画来往行人的漫画，就已经成为阿勒弗尔城的著名画家了……瞧啊，看看对面那棵树，那棵杨树，你知道有一天，莫奈问一位农民什么吗？”

“不知道……”

“冬天，他开始画一棵树，画一棵老橡树。但是三个月以后，等他外出回来的时候，这棵树上长满了树叶。于是，他就付钱给这棵树的主人——一位农民，让他把树上所有的树叶一片一片地摘掉……”

“你在开玩笑的吧……”

“没有！两个男人，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把这棵树的外衣脱掉！莫奈还写信对他老婆说，他能在5月画出一幅冬天的景色，他感到非常骄傲！”

保罗开心地看着风中舞动的树叶。

“我也愿意为你这样做，法奈特，改变树叶的颜色。如果你要求我这样做，我就会去做。”

我知道的，保罗，我知道的。

法奈特又画了好一会儿。保罗就安静地待在她的身后。光线又暗了一些，女孩儿最终放弃了。

“这样的光线什么也画不成了……我明天再接着把它画完吧。但愿我能完成……”

保罗向河岸的方向走去，他看着河水在脚下流淌。

“还是没有詹姆斯的消息吗？”

法奈特的声音像是在颤抖着。保罗感到，画画似乎可以让法奈特忘记一切，可是现在，现实又将她拉扯回来。他感到自己很蠢，他真不该问这个问题。

“没有，”法奈特喃喃地说道，“没有任何消息。詹姆斯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保罗，我想我可能是疯了，连文森都说不记得他了，可是他明明看见过詹姆斯的啊，他每天晚上都会偷窥我们啊，我真的不是在做梦！”

“文森可真奇怪……”

保罗从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出一个最能安抚人心的微笑模样。

“我能确定，在你们两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个人绝对不是你！你有没有试着跟老师说一说詹姆斯的事呢？”

法奈特走近画布，看看画布干了没有。

“没有，还没说呢。这可不容易，你明白吗……我想明天去试试……”

“那你为什么没有和村里的其他画家说呢？”

“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詹姆斯总是独来独往。我总觉得，除了我，他并不喜欢和人群接触……”

你知道吗，保罗，我还有一点儿惭愧，甚至是非常惭愧。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应该忘了詹姆斯，就当从没有过他这个人一样。

法奈特紧紧抓住画布，画布似乎比她都大，她将画布放在一大块栗色纸张上，这张纸是保护画布用的。她朝大麻磨坊看了过去，磨坊的塔尖呈现在橙红色的天际，这幅景象很美，却也让人感到害怕。这会儿，法奈特又后悔自己把绘画材料都收拾起来了。

“保罗，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什么吗？”

小姑娘倾身看了看自己刚刚仔细叠好的栗色纸张。

“不知道。”

“我觉得詹姆斯只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人物，现实中，他根本就不存在。他就像……怎么说呢，油画中的人物，他是我想象出来的。你瞧啊，实际上，詹姆斯是西奥多·罗宾逊画中的《特罗尼翁老爹》。他从马背上跳下来，跟我说话，跟我说着莫奈，给我想要画画的冲动，告诉我我很有天赋，随后，他就回到属于他的地方了，回到了那幅画里，骑到马上，钻进河里，回到磨坊脚下……”

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嗯？

这次，保罗也倾下身来，帮助法奈特收拾画板。

“法奈特，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把你的大作送到哪儿去？”

“等一下，给你看看我的秘密基地，我不会把它带回家的。因为詹姆斯的事，我妈把我当成了疯子，她也不想再听到跟画画有关的事了，她更不想听到什么比赛……每次说起这些，都会引发一场惨剧！”

法奈特越过桥，跳到洗衣池后面。

“小心点儿，千万别从台阶上滑下来，别掉进水里……”

“把画递给我。”

画卷从一双手转移到另一双手里。

“瞧啊，洗衣池底下，就是我藏宝的地方啦。这里有一个空隙，只有一点儿空间，似乎这地方就是用来为我藏画的！”

法奈特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草原在她的前方蔓延，磨坊的轮廓投射在染色的天上。

“保罗，你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只有你和我知道。”

保罗笑了，他喜欢这种默契，他喜欢法奈特对他的信任。突然，两个孩子被吓了一跳，路上有人，好像有人在追赶他们。法奈特一下子跳了起来，回到桥上。一个模糊的身影向他们走来。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詹姆斯呢……

“傻瓜，”法奈特喊道，“你可吓死我们啦！”

是尼普顿跑了过来，在她的腿上蹭来蹭去。德国牧羊犬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就像一只大肥猫。

“保罗，我更正一下。现在，只有你们两个知道我藏宝的地方啦，你和尼普顿！”

60

塞内纳克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助手。西勒维奥的眼里透着疲态，就像一只穿过整个国家才找到主人的忠犬一样。

“妈的，你找到什么啦？”

西勒维奥走了过去，拽出一把带轮子的办公椅，一屁股坐了上去。他将一张纸递到上司面前。

“瞧啊，这些是毛赫瓦勒和情妇照片背面的数字。”

塞内纳克低头看了起来。

23-02.法比安娜·贡卡尔夫在毛赫瓦勒的眼科诊所。

15-03.阿丽娜·梅雷塔丝在英国大街的仔德俱乐部。

21-02.阿丽颂·米雷在萨克海滩。

17-03.穿蓝色工作服的陌生女子在毛赫瓦勒的客厅。

03-01.斯特凡妮·迪潘在吉维尼上方的阿斯塔加尔小路上。

“我突然间灵光闪现，才搞清楚这些信息是怎么一回事。您还记不记得刚刚斯特凡妮·迪潘跟我们说了什么？”

“她说了不少呢。”

塞内纳克说完就后悔了。他的助手挥舞着一张纸，毫无疑问，这张纸上记录着斯特凡妮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给您读读她的原话：‘我确实和热罗姆·毛赫瓦勒散过两次步。或许是三次吧。我们只是讨论一些问题而已。他试图对我做出的最大胆的举动，也不过是拉了一下我的手。我当时跟他表明了态度，并且再也没有单独约过他。’”

“那又怎样？”

“好吧，老大。现在，您想没想起来前天晚上我跟您说什么了，就是我在医院给您打的那通电话？阿丽娜·梅雷塔丝，波士顿的女孩儿？”

“关于哪方面的？”

“关于毛赫瓦勒！”

“你说她怀孕了。”

“在那之前我说什么了？”

“你说她和毛赫瓦勒约会了，当时她二十二岁，挺开放的，毛赫瓦勒比她大十岁，他很有钱……”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像如梦初醒的梦游者一般，凝视着他的上司塞内纳克：

“是的，她也强调了她和毛赫瓦勒一起出去过十五次左右！”

塞内纳克盯着办公桌上乱糟糟的几行文字。

15-03.阿丽娜·梅雷塔丝在英国大街的仔德俱乐部。

03-01.斯特凡妮·迪潘在吉维尼上方的阿斯塔加尔小路上。

他的助手没给他提供喘息的时间。

“现在，您明白了吧，斯特凡妮·迪潘，03；阿丽娜·梅雷塔丝，15。这些代码再愚蠢不过了：这些假情侣总共约会过多少次，都写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了。私家侦探，或者说狗仔摄影师，一定是在自己所拥有的照片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

洛朗斯·塞内纳克用一种真心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助手。

“那么我猜，既然你来找我，你也肯定核实过其他几个女孩儿了……”

“没错，”贝纳韦德回答道，“您有点儿了解我了。我刚刚跟法比安娜·贡卡尔夫通过电话，她也不知道自己跟老板总共出去过多少次，但是我提示了她一下，最终，她给了我一个范围，在二十到二十三次之间。”

塞内纳克长出一口气。

“那阿丽颂·米雷呢？”

“这位勇敢的小英国人把一切都记在一个小记事本上了，她把前几年的所有记事本都存放在了抽屉里。她在电话里跟我一起数了一下，因为她自己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最后的结果呢？”

“也巧了，她数了一下，正好约会二十一次！”

“太棒了！我喜欢这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的细心人！”

塞内纳克会心地向助手眨了眨眼。但是西勒维奥没有注意到上司的眼神，他继续说道：

“所以说，我们是在和一位同样特别细心的私家侦探打交道。他居然能数清约会的次数……”

“或许吧。阿丽颂·米雷除外。没有什么能够证明那就是确切的数字，这个数字可不小。我觉得这是有人让私家侦探记录下这位丈夫的不忠行为，统计出他最接近的出轨次数。总结一下，西勒维奥，好消息是，我们不用在这些数字上浪费时间了；坏消息是，其实这些数字并没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用的信息。”

“可是还有后面的数字呢：01，02，03。”

塞内纳克皱了皱眉。

“你对后面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

贝纳韦德满脸谦虚地说：“当我们拉扯一根绳子的时候，后面的绳子也会跟着出来。我们知道，第一个数字并不是日期，而是毛赫瓦勒与情妇的约会次数，那是摄影师提供给客户的信息。除了与情妇约会的次数，他还有哪些有用的细节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客户呢？”

“我×！”塞内纳克大声说道，“是啊！他与情妇之间关系的性质……毛赫瓦勒是否与这些女孩儿发生过性关系！西勒维奥，你真是一个……”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打断上司的话，抢先一步说出自己的推论：

“阿丽娜·梅雷塔丝怀上了毛赫瓦勒的孩子，照片上记录的是1503。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出，03代表与热罗姆·毛赫瓦勒上过床的女孩儿。”

洛朗斯·塞内纳克的嘴角绽放出一抹微笑：

“那刚才法比安娜·贡卡尔夫和阿丽颂·米雷跟你怎么说的？当然啦，因为你也问过了她俩。她俩的编码都是‘02’……”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的脸微微泛红。

“老大，我把能做的都做了，纠缠着女孩子问这种事情真的不是我的强项。总之呢，我们的小英国姑娘——阿丽颂·米雷，就像英国皇后一般高傲地对我发誓，她从来都没跟自己的眼科医生男朋友上过床。这个可怜的姑娘或许期待着能和他去巴黎圣母院或坎特伯雷大教堂举行婚礼呢……至于法比安娜·贡卡尔夫，她差点儿挂断我的电话；我听到她身后有孩子的哭声，为了得到安宁，最后她只好和我确认说自己一直都拒绝和毛赫瓦勒上床。据她所说，她只和自己的老板接过吻、搂搂抱抱。”西勒维奥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张当成扇子扇了起来，“如果要我总结的话，这串密码中的第二个数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毛赫瓦勒性关系的发展程度。03，是最高的级别，他睡过那个女人；02，他与那个女人调过情；01嘛……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毛赫瓦勒只是向对方献过殷勤，但是这位私家侦探白费了力气，他白拿着变焦镜头窥探了，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通奸。”

“好的，西勒维奥，你说得有道理。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负责监视毛赫瓦勒并且数清了毛赫瓦勒出轨次数的人。这个人负责统计毛赫瓦勒与情妇见面的频率，推断他与情妇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且需要拍照取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照片后面的数字并不是用来蒙蔽我们的陷阱，它们只是专业人士用来标记照片的一种简写。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纸张在西勒维奥的指间扭曲着。

“老大，我也想过这些。可是对我来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代码，那么，当然啦，它会带给我们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条是，斯特凡妮·迪潘没有撒谎，她不是热罗姆·毛赫瓦勒的情妇……并且，向私家侦探索要这些照片的人也知道这一点！”

“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吗？”

“或许吧。也可能是雅克·迪潘，为什么不能是他呢？”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西勒维奥，我渐渐跟上了节拍。没有作案动机！也就是说，如果雅克·迪潘没有杀人动机，那么他就不需要不在场证明……”

“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啊，”西勒维奥打断上司，“他有一个。”

塞内纳克叹了口气。

“说到底，这是多么狗血的结局。两个小时之前，我已经给预审法官打过电话了，让他从厄尔监狱将雅克·迪潘释放了。从今晚开始，雅克·迪潘就可以在吉维尼自己的家里睡觉啦。”

还没等塞内纳克继续抒发一下个人的看法，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就迫不及待地继续说道：

“老大，这些代码还告诉了我们另一条重要信息。可以从这些代码推断出，照片上的五个姑娘中，只有两个同毛赫瓦勒上过床：阿丽娜·梅雷塔丝和那位没有搞清楚身份的姑娘，就是客厅里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姑娘，17-03。”

“没错，”塞内纳克进一步加以肯定，“他们见过十七次面，毛赫瓦勒让这个姑娘跪在他面前。你想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从热罗姆·毛赫瓦勒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个假设出发，那么，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儿就是五位情妇中唯一可能是这个孩子妈妈的人！”

61

在缬草、风铃草和牡丹花的环绕中，从“诺曼底印象”饭店的露天阳台上观看吉维尼村，确有一番别致。夜幕降临时分，穿插在花草树木之间的路灯，使吉维尼村的景色增添了一抹印象派的风韵。

雅克没有吃前菜。那是一份撒着盐花、配着新鲜鹅肝酱的调汁牛肉。斯特凡妮也点了一份同样的前菜，细嚼慢咽地品尝着，她将自己的进食节奏调整到与丈夫同样的频率。雅克回来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晚上21点刚过的时候，两名警察将他护送回来，把他送到学校与他家之间的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的马路上。

雅克什么都没说，一个字都没说。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在警察拿出的纸单上签了字。他抓住斯特凡妮的手，紧紧地握着。从那以后，他的手就再也没有松开过，或者说几乎没有松开过。在吃饭的时候倒是松开了，他那放在桌布上的手看起来有点儿孤单，不停地捻捏着面包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斯特凡妮安慰他说。

她在“诺曼底印象”预订了一张桌子，她没有给丈夫选择的机会。这是个好主意吗？她问自己。还有更好或者更坏的主意吗？不，什么都没有，她只有“要用这种方式”以及“要在此时此刻”做这件事情的想法。在“诺曼底印象”产生这样的想法，比在家里产生这样的想法要好得多。但愿这里的环境可以帮到她，因为这么做会有一种仪式感。她希望在露天阳台上、在公众场合，雅克不会大吵大闹、不会倒下。他可以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可以理解她的选择……

“先生，您吃完了吗？”

服务生将装前菜的盘子端走了。雅克一句话都没说。斯特凡妮一个人要说两个人的话，她说着学校的孩子们，说着班级，说着西奥多·罗宾逊大奖赛，以及两天后要上交的画作。雅克像平常一样，眼神温柔地听着她说。斯特凡妮觉得雅克很了解自己。她总是觉得雅克很了解她，她总有这样的感觉，她觉得雅克在很用心地了解她。用心，没错。他总是很喜欢听斯特凡妮跟他讲学校的孩子们，像是一种逃避……狱卒大概特别愿意听犯人跟他讲天空中的鸟儿吧。

服务生在他们面前放上两片由五种调味品腌制的鸭胸肉。雅克微笑了一下，品尝了起来。他含糊其词问了几句学校的事。他对学生、对学生们的性格、对他们的品位很感兴趣。要不是这场荒谬的抓捕，斯特凡妮还毫无知觉地以为，跟雅克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很简单、很平静，也很安心呢。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她已经决定好了。

就算雅克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就算雅克可以保护她，就算雅克不可能伤害她，就算雅克爱她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斯特凡妮一刻都未曾怀疑过雅克对她的爱……

她已经决定好了。

她要离开他。

雅克给妻子倒上酒，随后，他自己干了半杯。大概是勃艮第葡萄酒吧？斯特凡妮心想。她看了看标签上的名称，原来是默尔索葡萄酒。她对酒不是很了解，雅克也是，他从来不喝酒，或者说，几乎从来都不喝酒。在他的猎手朋友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不喝酒的人。现在，他吃起了东西。奇怪的是，这倒让斯特凡妮感到些许安心。她觉得自己会为丈夫担心，就像担心亲人的健康一样。这种担心是出于关心。雅克渐渐露出了笑容，他说自己在附近看好了一栋房子，他觉得这是一笔好买卖。她知道，雅克工作很努力，甚至可以说特别努力，他尽心尽力地经营着自己的事务所，虽然目前不太走运，没有接到什么大单，但总会时来运转的，会有那么一天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雅克是个执着的人，雅克值得拥有成功。可实际上，什么房子啊，金钱啊，斯特凡妮对这一切根本不在乎。

雅克慢慢地把手放到刺绣的白色桌布上，他又试着去抓斯特凡妮的手。

女教师犹豫了一下。沉默，是让他理解自己所有想法更有效的方式，只要做出一系列无关痛痒的小动作就可以了。比如，不去握他的手、不去回应他的爱抚、将眼神游移开来。但是，雅克或许没明白。又或许，他明白了，但是他对这些拒绝无所谓，以为他还爱她。甚至比以前更爱。

斯特凡妮将手指移开，她抓了抓头发，碰到了头发上的银丝带，银丝带沙沙作响。她觉得这一幕很滑稽。

为什么呢？

她为什么会这么急不可耐地想逃离现实？

斯特凡妮喝掉杯里的酒，她暗自笑了笑。雅克还在说着厄尔城边的那栋房子，说为了买家具，他要去见见河谷里的旧货商人……斯特凡妮漫不经心地听着。她为什么要逃走……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是太庸俗，也太老套了。那是心有向往的年轻女孩儿的通病——是阿拉贡的贝蕾妮丝对爱情的渴望。那是女人对于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无可指摘的丈夫的一种忍无可忍的厌倦。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借口，就是因为厌倦，一种对于“生活在别处”的渴望。她坚信，别处一定会有完美的默契。没错，这些怪念头不是次要原因，而是主要原因……没有什么能比在莫奈的画前、在读阿拉贡诗词的时候所产生的共鸣更加美妙了。

服务生小心而又娴熟地撤掉他们的碗碟。

“不，”雅克说道，“我们不想再点酒了，直接上甜点就行。”

斯特凡妮把手放到桌子上，雅克突然抓住她的手。女教师心想，年轻女孩儿总是很容易妥协，她们还会回到以往的生活轨迹。但是这样做，或许会幸福，或许不会，她们渐渐无法分辨自己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总之，当然啦，这么做总会简单一些——妥协。

可是……可是……这种想要逃离的感觉却像钻进了斯特凡妮的身体，那样顽固、那样坚定：她心里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言传的、与众不同的。

点缀着薄荷叶的冰激凌和果汁冰糕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雅克又一次沉默了。斯特凡妮决定吃完甜点再说话。她想了想，觉得在“诺曼底印象”这个饭店吃饭的主意并不好，这种阴沉的等待像是被无限延长了，就像电影中被放慢了的镜头一样。雅克应该在想别的事情，想自己被捕、想监狱、想塞内纳克警官。在反复思考着自己遭受的耻辱，他一定在想这些。

那他能猜到自己在想什么吗？是的，大概可以吧。雅克是那么了解她。

斯特凡妮大口吞食着用黄元帅苹果做的果汁冰糕。她需要力量，需要很多力量。难道她已经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怪物了吗？

雅克刚从监狱出来，他饱受煎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为什么偏要选择今天晚上跟他说这些呢？

为了冲向断裂的深渊；为了带着一点儿羞愧冲进横尸遍野的战场。趁着屋子着火，正好可以落荒而逃。她是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妻子？

她需要力量。

当然，她的思绪又转向了洛朗斯·塞内纳克。那是她期待已久的完美默契。这种几乎稍纵即逝的笃定与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一样，都是陷阱吗？你必须见到他，只有跟他在一起，你才能感到幸福，跟其他任何人在一起都不行；只有他的双臂保护得了你，只有他的声音能让你颤抖，只有他的声音能让你忘记一切，只有跟他做爱你才会感到满足。

难道这种确信也是生命中的陷阱吗？

不。

她知道不是的。

她扑了下去。

冲进了虚无。

一切都是未知。

没有尽头的深渊，就像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写的那样：“闭上眼睛，梦想着美好的国度。”

“雅克，我要离开你。”

第十二天
2010年5月24日 维农博物馆
误入歧途

62

人们大大低估了维农博物馆里宝藏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受到吉维尼令人窒息的阴影的影响。2009年，在这家印象派博物馆开业的时候，一切还都是乱糟糟的。对我来说，比起克洛德-莫奈大街那些博物馆里的喧哗，我更喜欢维农的塞纳河岸边这座豪华的诺曼底式建筑的安宁。您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我老了。我在大厅里喘息着，艰难地穿过石板院落，用拐杖支撑着弯曲的身体，艰难地走到入口。

我抬起头。克洛德·莫奈的雕像正襟危坐在入口的前厅。在“印象派诺曼底”活动中，工作人员将《睡莲》放在了一处显眼的位置：一幅圆形的、直径将近一米的画作。这幅《睡莲》镶嵌在一个略显陈旧的金色边框中，可以说，有点儿像祖母的镜框。看来，这应当是莫奈在全世界展出的三座雕像之一了！这座雕像是莫奈于1925年亲自捐献给维农博物馆的，那正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真气派，是不是？

您可以想象一下，这座博物馆是维农的骄傲，它是厄尔省唯一一座拥有莫奈作品的博物馆，而且还都是莫奈的名画。虽说画卷四周的金色边框有点儿恶俗，但我还是会看不起那些不为这画框所散发出的淡奶色、乳白色光芒所吸引的人，它就如同彩色伊甸园的舷窗。当我想到这些游客像痴心的绵羊一样从邻村跑来，趾高气扬地站在画作复制品前面的时候……

我是不会抱怨的，但是如果他们像进山放牧一样跑到维农来，我还是会首先表示不满的。我在大厅炽热的石板路上走了几步，帕斯卡·普桑带着一阵风从我面前经过：我一下子认出了博物馆馆长。据说他是法国研究莫奈和《睡莲》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鲁昂美术博物馆的阿基里斯·吉约坦也是。我在哪里看过来着，说他是“印象派诺曼底”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这样说，您不必强颜欢笑。

普桑和我打了声招呼，但是没有放慢脚步，他大概也记不清我是谁了；但是如果他能仔细想想，便会想起，这位老妇人曾经跟他一起探讨过《睡莲》……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别让别人打扰我！”在入口处，帕斯卡·普桑对他的秘书说道，“我要和维农警局的两位警官见面……不会很久的。”

馆长停下脚步，他无意识地观察着博物馆的大厅。地面上的瓢虫图案标注着通往各个房间的路径。楼梯下方，堆放着一堆雕塑的半成品，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帕斯卡·普桑不快地皱了皱眉，随后带上了办公室的门。透过入口的大门玻璃，我看到塞内纳克警官的悍虎T100停在博物馆的前面，停在内院的石板路上……显然，《睡莲》的世界太小了，就像睡莲池一样小。

我叹了口气，像大家一样，按照地面上瓢虫的指示向前走去。整个一楼都是当地的考古学展厅，这让我厌烦透顶。我看了看通往二楼的楼梯，那里摆放着风景画家和当代艺术家的艺术藏品。宏伟的楼梯是这座博物馆的另一个骄傲。可以说，这里什么都有。在那些被人遗忘的没人愿意摆在家里的公爵、统帅和王子的画像底下，杂乱地摆放着尥起蹶子的骏马和拉圆了弓弦的弓箭手大理石雕塑，每隔四个台阶就有一个。我很担心，他们对自己博物馆的楼梯是那样骄傲，以至于都忘了在这座被人遗忘的博物馆里还有电梯……

63

帕斯卡·普桑仔细检查着“WINSOR＆NEWTON”颜料盒的每一个细节，塞内纳克和贝纳韦德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他们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有人向他们推荐了帕斯卡·普桑，说他是另一位印象派专家，特别是在诺曼底地区，他是鼎鼎有名的专家级人物。博物馆馆长表现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但他还是同意给警方几分钟时间。和贝纳韦德与他通电话时想象的一样，他们面前的这个人又高又瘦，穿着一身灰色西装，系着一条彩色领带，一副艺术品推销员的样子。这副样子要么是罗浮宫馆长……要么就是路人甲！

“先生，这东西可真漂亮。这个颜料盒保管得非常好，它有一百多年了。它倒不值什么钱，远远谈不上值钱，但是收藏家却可能对这件东西很感兴趣。它是20世纪初，美国画家使用的款式，但是从那以后，带着一条龙的‘WINSOR＆NEWTON’商标，就成为世界品牌了。任何一个怀旧的、时尚的画家，都渴望把自己的画笔放进这里。”

贝纳韦德和塞内纳克坐在两把古老的红色天鹅绒扶手椅上，这椅子看起来很舒服，可实际上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似乎一个不当的动作，两条黑色的涂漆木腿就会垮塌。

“普桑先生，”洛朗斯·塞内纳克问道，“您觉得现在市场上还有买卖莫奈作品的吗？特别是《睡莲》……”

博物馆馆长将颜料盒放下。

“警官先生，您是想问什么呢？”

“呃，比如说，维农地区的居民有没有可能得到过莫奈馈赠的画作呢？在莫奈的二百七十二幅《睡莲》中，说不定就会有那样一幅呢？”

馆长的回答是：

“克洛德·莫奈刚搬到吉维尼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画家了。他的每一幅画都是国宝级的。莫奈很少会把自己的画送人，他的每幅画都价值不菲。”

他露出洁白的牙齿，继续说道：

“可是他却接受了将自己的作品馈赠给我们维农博物馆，他很少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这幅画价值连城的原因吧。”

塞内纳克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可是西勒维奥·贝纳韦德并不买账，他又想起鲁昂美术博物馆管理员那些情绪激昂的话，他说：

“再次说声抱歉。莫奈想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景致，他一定与邻居、与吉维尼的村民们协商过治理池塘的事情……为了获得邻居们的同意，难道他就不会许诺给他们一幅画吗？”

普桑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他不加掩饰地看了看表。

“您听好了，警官。印象派的时代可不是史前！20世纪初，有报纸，有公证处，有市议会……莫奈的所有作品都经十几位艺术历史学家审查过，没发现过一起，绝对没有发现过一起这种以物换物的行为……除此之外，大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

馆长装出要站起来的样子。这种匆忙想要结束对话的态度，反倒激起了贝纳韦德的好奇心。他徒劳地等待着洛朗斯·塞内纳克说点儿什么好帮他一把。

“那会不会有人偷了莫奈的画呢？”西勒维奥问道。

帕斯卡·普桑叹了口气。

“我真弄不明白您到底想说什么。一直到死，克洛德·莫奈都是一个有条理的、清醒的人。他的画作都是经过清点、归类和记录的。直到莫奈去世，他的儿子米歇尔都从未发现过任何一幅画作遗失……”

博物馆馆长的手指不耐烦地在颜料盒上敲击着。

“警官，虽然您没能侦破一个星期前发生的命案，但是我觉得您倒是可以找到1926年以前可能发生过的偷窃案的突破口……”

他赢了……贝纳韦德感觉自己挨了一记耳光。这次该塞内纳克上场了：

“普桑先生……我想，您一定听说过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增援，博物馆馆长此刻似乎非常窘迫。他扭了扭领带。

“当然啦……它是世界上三四个推广艺术的基金会之一。”

“那您怎么看这个基金会呢？”

“什么叫‘我怎么看’？”

“您同这个基金会打过交道吗？”

“当然啦！看这个问题问的！罗宾逊基金会同所有与印象派有关的人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三个宗旨：探索，保护，推广……”

贝纳韦德点头表示认同，普桑继续说道：

“大约三分之一今后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出的作品，都要通过这个基金会来实现。这样一个基金会组织，根本不会把维农博物馆放在眼里，或许您能预料到。但是对较大规模的活动来说……瞧啊，十五天前，我在东京参加‘神圣的山峰和小路’国际专题展览会，您猜谁是主办方？”

“罗宾逊基金会！”塞内纳克答道，就像在回答电视游戏的抢答题似的，“这个基金会有点儿贪心啊，是不是？”

博物馆馆长勒紧领带。

“‘贪心’？此话怎讲？”

贝纳韦德接过话来，继续说道：

“呃，对像我这样一个对油画一窍不通的人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基金会手里掌管着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它只对有油水可捞的活动感兴趣，而对非功利的、捍卫神圣艺术的活动不屑一顾……”

贝纳韦德又站了起来，故作天真地笑了笑。他开心地发现，他与塞内纳克这对儿搭档比从前默契了，就像玩儿双打的网球队友，练得多了就会取胜。干得漂亮！帕斯卡·普桑不耐烦起来，他看了一下手表，气恼地回答道：

“好吧，对像我这样一个对油画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组织，它不仅可以卓越地适应国际艺术市场，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也就是说，发掘尽可能年轻的绘画新星……”

“您想说的是‘未来之星’吗？”塞内纳克打断他说道。

“这算其中的一项……您绝对想象不到如今世界上有多少个绘画天才是罗宾逊基金会发掘出来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塞内纳克总结道，“总之，罗宾逊基金会既负责举办活动，又负责投资……”

“没错，警官！这样做有何不妥吗？”

塞内纳克和贝纳韦德像二重唱似的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普桑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随后站起身来。

“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打开颜料盒，“警官，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你们之前不了解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教会你们很多。”

就在这时，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试图射出“最后一箭”：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普桑先生，你能给我们讲讲《黑色睡莲》吗？就是莫奈临终前画的最后一幅画。黑色预示着他自己的死亡……”

帕斯卡·普桑满脸抱歉，轻蔑地打量着西勒维奥，那表情就像是看着一个说自己在公园里遇见了小精灵的孩子。

“警官，艺术不是童话或者传说，艺术仅仅是一个事件而已。这种关于自画像的忧伤传言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一切都只是想象出来的罢了。就像有人说罗浮宫的走廊里有幽灵，说真正的蒙娜丽莎被藏在埃特勒塔小镇！”

下巴上又被猛击了一拳！贝纳韦德被打得晕头转向。塞内纳克犹豫着自己是不是要乖乖地继续站在擂台外了。好吧，他走进了赛场：

“普桑先生，我认为莫奈故居里还留存着几十幅大师的作品，它们或许还沉睡在谷仓和壁橱里，这也是村里传颂的神话……”

帕斯卡·普桑的眼里闪烁着古怪的光芒，似乎塞内纳克泄露了一个最为危险的秘密。

“谁跟您说的？”

“普桑先生，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是真的。莫奈的故居和工作室可是个私密的地方。作为专家，我经常去参观这些地方，这个你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我回答了你们的问题，就会牵扯到我的职业秘密。然而，我还是想坚持问一下，是谁跟你们说的这些？”

塞内纳克咧开嘴微笑起来。

“普桑先生，您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我回答了您的问题，也会牵扯到我的职业秘密！”

几秒钟内，一阵沉闷的寂静占据了整个房间。最后，两位警官站了起来，两把古老的椅子一下子释然地发出吱悠悠的声音。博物馆馆长神情紧张地将他们送出门去，随后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这位博物馆馆长有点儿不善言辞啊。”走到大厅的时候，贝纳韦德一边评价着，一边抬头看了看那幅《睡莲》。

“我想说，他是有些匆忙。欸？西勒维奥，在艺术知识方面，我感觉你有长进了呢……可以说，你的兴趣点不仅仅是围绕着烧烤架了……”

贝纳韦德把上司的评价当作赞美。

“我搜集了一些资料，老大……我也试着整合了一下信息，研究了好多资料。但我并不是因此便了解得更加清楚了，恰恰相反！”

他们走了出来，走到博物馆的石板路上。在他们面前，是几艘漂泊在塞纳河上的驳船。河的右岸是古桥奇怪的房子。几个世纪以来，它就由两只废弃的桥墩支撑着，在河岸上方保持着平衡，似乎随时可能坍塌到灰色的河水里。

“你那张分成三栏的纸，还带在身上吗？”塞内纳克问道。

西勒维奥红着脸，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呃，老大，昨天晚上，我尝试了些别的方法，一种可以将所有线索整合到一起的方法。这只是一张草稿纸，但是……”

“给我看看！”塞内纳克说道。

没等助手打开这张折叠的纸，塞内纳克警官就一把抢了过来。他低下头，发现了一个潦草的三角形，三角形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名字。他满脸困惑地挠了挠头。

“西勒维奥，这该死的金字塔是什么？”

“我……我也不知道，”贝纳韦德嘟哝着，“或许只是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吧。从这桩事件一开始，我们就有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指引着三个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睡莲》、情人、孩子。瞧啊，这个方法可以将一切线索整合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认为——离三角形的中心越近，这个犯罪线索就越重要……”

塞内纳克靠在博物馆入口处标志性雕塑的底座上。那是一匹铜马。

“把所有线索都整合到一起，这可真够疯狂的。你真的相信用这个该死的笛卡儿坐标就能侦破案件吗？”

他将一只手放到铜马雕像的臀部。

“如果我是你，我会在三角形的中心放上西奥多·罗宾逊基金会和这位波士顿姑娘——阿丽娜·梅雷塔丝……嗯……唯一的问题是，博物馆馆长刚刚严肃地否定了《睡莲》或莫奈的任何一幅画流落民间的可能，即使是他临终前的作品也不可能。”

“这我知道……总之，我觉得他所说的‘职业秘密’值得商榷……”

“我也是。但是我更难相信莫奈死后，会将十几幅印象派画作遗留在莫奈那粉红色房子的谷仓里这种超现实主义的事情。”

“我同意。总之，迪潘夫妇与‘孩子’和‘艺术品非法交易案’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丈夫雅克·迪潘。我把他们放在了一个死角，就像阿玛度·康提一样……”

塞内纳克还在惊讶地看着那张草图。西勒维奥·贝纳韦德释然地慢慢吐了口气。在绘制这张三角形草图的初期，他曾把洛朗斯·塞内纳克的名字也写在了“情人”和《睡莲》这两个三角形顶点的连线中间。塞内纳克突然抬起头，古怪地盯着他。西勒维奥指着三角形草图。

“还有那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女孩儿，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她的身份，我会把她放在三角形中的‘情人’和‘孩子’之间的位置……”

“关于孩子的情况，已经成为你的执念了。西勒维奥，你一直纠缠在这个想法上，我们不能说……”

“老大，您还需要什么呢？一张给十一岁孩子的生日卡片，上面写着一句奇怪的阿拉贡的引文……现在，颜料盒上出现的又是孩子的笔体……1937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和毛赫瓦勒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毛赫瓦勒的情妇当中有一个尚未查明身份的人，或许她和毛赫瓦勒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毛赫瓦勒却没有和这个孩子相认，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好吧……总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是不可能举起一块二十公斤的大石头砸烂毛赫瓦勒的脑袋的。那么，你打算拿这些大杂烩般的线索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但我还是一直认为某个吉维尼的孩子可能会遇到危险。我知道这很荒谬，我们又不能把所有吉维尼的孩子都保护起来。但是……”

洛朗斯·塞内纳克深情地在他的后背拍了一下。

“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是‘准爸爸综合征’。怎么样，妇产科那边还没有动静吗？”

“还没有动静。其实已经到预产期了，我会尽可能多地往妇产科跑，贝亚特丽斯总是在读同一摞杂志。‘一切都很好，还要再等等，宫口还没打开，现在还没有必要做剖宫产手术，一切都取决于宝宝，您还想让我说什么……’助产师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着说这些话。”

“一会儿还回那儿去吗？”

“嗯，去啊……”

“西勒维奥，我觉得吧……别的男人在当爸爸之前，都会让自己尽情地沉浸在酒精、大麻或扑克牌当中！但是你不会那么做！代我向贝亚特丽斯问好，她是个好姑娘，值得你拥有！”

他拍了拍西勒维奥的肩膀。

“我敢说，你是这个星球上的最后一个乖孩子了！跟你比，我应当下地狱了……”

洛朗斯·塞内纳克看了看表，16点25分。

他戴上头盔，骑上悍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逃逸线……”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目送着上司远去。就在悍虎消失在塞纳河岸房屋街角的时候，他暗自想道，自己是否应当真的把洛朗斯·塞内纳克的名字从嫌疑人的名单上抹去呢？

64

维农博物馆二楼，六号大厅的窗子也像一幅画。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塞纳河右岸的山丘，山丘美丽地装点着普尔维尔的风景、沃勒莱罗斯的落日、盖亚尔城堡、小安德里广场、罗莱布斯地区的塞纳河……

当塞内纳克警官的悍虎从这幅画中经过的时候，我想说，他确实打破了这印象派画面的和谐。我看到他的摩托车驶过维农大桥，从河岸的这边驶向另一边，然后向右转去，沿着塞纳河驶向吉维尼。就是在那个转弯处，他驶出了我的视线。

当然啦，这个愚蠢的警官是向他的美人飞去了。

冒冒失失。情不自禁。

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这间屋子有细木工护壁板，满屋子都是素描画。我要承认，这是我最喜欢的画风！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现在就觉得斯坦伦的素描要比大师的作品更加令我心仪，我爱极了他的讽刺漫画。他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工人和乞丐的画像、捕捉到那些无名之辈的平凡生活场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用彩色铅笔速写而成。我不慌不忙，在每一幅速写前都待了好一阵子，细细品味着每一笔线条，就像品尝着在舌尖上融化的糖果似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参观，我要和斯坦伦说再见了，所以我要仔细地品味每一处细节。

当我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完每一幅陈列的素描之后，我在《吻》前停了下来，这是我这个老疯子五十年来每次来参观维农博物馆的一个习惯。

当然啦，我想说的不是克里姆那幅钢丝球一样缠绕在一起的两个人，那种令人头晕的香水广告上的情景。不，我想说的是斯坦伦的《吻》。

那是一幅用木炭棒速写而成的作品，只有寥寥几笔：一个男人的背影，他几乎什么都没穿，肌肉突起，上半身紧紧拥抱着一个不由自主的女人。她踮起脚，脸颊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她那羞怯的手臂不敢搂住男人那宽厚的腰身。

他想要她。她沦陷了，无法抗拒。

情人总是对背景的大片阴影不以为意，就像即使身受威胁，也不管不顾。

这是斯坦伦最美的一幅画了，相信我。这幅画才是维农博物馆真正的大师级作品。

65

克洛德-莫奈大街，放学时刻，悍虎摩托车轰隆隆地出现在孩子们中间。孩子们自由奔跑着，当他们经过摩托车的时候，都好奇地回头去看。这群孩子在五到十二岁之间吧，洛朗斯·塞内纳克心想。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的假设，想起他说的——某个孩子正处于危险之中。一张张面孔从他面前经过，或许是十几张，或许是二十几张。一张张欢快的无忧无虑的笑脸。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会有危险呢？哪个小男孩儿，还是哪个小女孩儿？凶手是想问他（她）些什么吗？为了刺探他（她）那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还是想像杀死毛赫瓦勒那样，用同样的手段将他（她）杀死？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下手呢？

塞内纳克警官将悍虎T100停放在一棵椴树的树荫下。尼普顿在树下睡着觉，就像在守护着那棵树。它懒洋洋地站起身来，向警官寻求一些爱抚，警官也是抗拒不了它的。

洛朗斯·塞内纳克走进教室的时候，斯特凡妮正背对着他，她正微微弯着身子，忙着整理木箱中的纸张。塞内纳克什么也没说，他犹豫着，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她没听到他的声音吗？还是在故作冷漠？他继续向前走着，将双手放在女教师的髋部。

斯特凡妮颤抖着，她保持着沉默。她的脖子和脸颊都没有转过来。不必转身，她知道是他。

是因为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了吗？

还是仅仅因为闻到了他的气息？

她只是把手放在前方斜面木桌的面板上。警官的双手更紧地搂住女教师纤细的腰肢。他的身体也渐渐逼近了，他能感受到这个年轻女子的呼吸。一滴汗珠沿着女教师的耳朵流到了脖子上，他的目光无法从那里游移开。

他的双手慢慢向上移动，他呼吸急促，一只手沿着女教师那弯曲的后背向上抚摩，另一只手平放在斯特凡妮的腹部。他的双手继续向上移动，和这个年轻女子的胸部触碰到一起。他的手指挑逗着她的乳房下端，很久，似乎是想仔细记住这对儿乳房的轮廓，然后再蔓延到上方。

洛朗斯的脸颊贴在女教师温润的侧脸上，贴着她的一只耳朵和湿润的脖子。他们两人融为了一体。警官的牛仔裤贴在斯特凡妮的亚麻连衣裙上，欲望占据了她的身体，她喘不过气来。

他们就这样待了很久。突然，警官的双手迫不及待地潜入女教师的连衣裙和皮肤之间，揉捏起她的乳房。

斯特凡妮低下头，微微低下头，正好可以让洛朗斯的脑袋滑到她的嘴边。她喃喃地、轻声细语地说道：

“我自由了，洛朗斯。我自由了，带我走吧。”

警官的双手慢慢地落了下来，他将张开的双手铺展在女教师的身体上，似乎不想遗漏她的每一寸肌肤。他的双手滑到她的腰间，没有停下来，继续向下滑。

一瞬间，只有一瞬间，洛朗斯弯曲的身体与斯特凡妮的身体分开了一下：两只贪婪的大手紧紧抓住裙子的下摆，将裙子撩起到腰部，随后，她的骨盆又紧紧贴在警官的腰间，皱巴巴的裙子被挤压在他们之间，洛朗斯尽情地抚摩着，轻轻地揉捏着女教师的臀部。

“带我走吧，洛朗斯。”斯特凡妮还在颤抖地喃喃低语，“我自由了，带我走吧。”

“怎么样？”保罗问法奈特，“她和你说什么了？”

法奈特关上身后教室的大门，她面色苍白，保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聊的时间不长啊，老师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她相信詹姆斯的事情了吗？她也没有和你争辩，是吗？”

法奈特一声不吭。

以前，保罗从未在法奈特的脸上看到过那样一种忧伤。突然，法奈特一言不发地跑开了。尼普顿从椴树底下站起身来，跟着她跑了起来。

保罗犹豫着要不要也冲上去追上她。在法奈特消失前，他喊道：

“你和她说了吗？”

“没有……”

这是法奈特说的唯一一个词。她流着悲伤的泪水，这泪水，足以淹没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的斜坡了。

66

省议会的大客车将洛朗丁警官一直送到里昂-森林广场的正中央，在整个路途中，警官都能透过风挡玻璃看到环绕着全城山毛榉林地的美景。一排排带木筋墙的诺曼底式房屋，点缀着这个带有19世纪忧伤的地方，这个保存完好的村庄，完美地再现了莫泊桑和福楼拜小说中的情景。

洛朗丁警官的目光在中央广场的喷泉上停留了片刻，喷泉就修建在巨大的站台棚旁边。美丽的石头喷泉看上去并没有实际那么古老……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喷泉已经修建了整整二十年了，当时就是为了拍摄夏布洛尔那部关于艾玛·包法利的电影而修建的。

这是假货！这是赝品！

洛朗丁警官由此联想到艾玛·包法利的悲剧命运——对无聊感习以为常，想过另一种生活却遭到命运的拒绝。他将艾玛·包法利的命运与近日来收集到的所有与斯特凡妮·迪潘有关的信息联系在一起。在离开村庄中央喷泉的时候，洛朗丁警官心里这样想着。这样相似的命运还真是可笑，他已经过了听浪漫故事的年纪了。洛朗丁警官步伐矫健地向前走去。花园养老院在里昂上端，可以沿着森林边缘的笔直斜坡走上去。

前厅的彩蓝色壁纸干净得发亮，就像有人随时都在打扫似的。大多数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抓住下午的尾巴，抓住这一天中剩余的时光到左边活动室去了。一张巨大的等离子屏幕似乎永远都为这三十多位一动不动的老人开着。他们无精打采，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就算那些性格特别活跃的人，也只是一边有气无力地咀嚼着一个小时前提供的下午茶点，一边等待着晚饭。

行动迟缓得可歌可泣。

一位略显粗壮的护士灵巧地走过房间，向他走来，就像瓷器店的主管似的。

“先生您是……？”

“洛朗丁警官。今天早上给您打过电话了，我想见一下路易斯·罗萨尔芭。”

护士笑了。小小的金色胸牌上写着她的名字——苏菲。

“哦，我想起来了。我已经提前告诉了路易斯·罗萨尔芭，她正在房间等您呢。最近几年，路易斯有一些表达障碍，您别介意，但是她的头脑清醒得很，她很清楚您找她做什么。117号房间。警官，请您不要对她追问得太紧……路易斯今年一百零二岁，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探望过她了。”

警官推开117号房门。路易斯·罗萨尔芭朝向窗外，望着窗子下方的停车场，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辆奥迪80停了下来，一对儿夫妇从车里走出。女士拿着一束鲜花，两个孩子一边嚷着，一边关上车门。洛朗丁觉得，观看别人家属每天成群结队地前来探望，成了这位百岁老人的常态。

“路易斯·罗萨尔芭？”

老太太转过那张堆满皱纹的脸。洛朗丁笑了。

“我是洛朗丁警官。今天早上，苏菲护士告诉您我会前来拜访了吧！我……我很抱歉，我今天来是想让您回忆一件事。那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了，也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我来是想和您聊一聊您儿子的死，您的独生子——阿尔贝。那时候是……1937年……”

路易斯的双手在膝盖上方被子的褶皱上颤抖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湿润了。路易斯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她的墙上没挂一个十字架，没挂任何一张儿女、孙子和曾孙穿着长袍接受洗礼或穿着白色长衣去领圣体的照片，也没挂一张结婚照。光秃秃的墙上只装饰着一幅漂亮的莫奈画作的复制品——《打阳伞的女人》：一位优雅的母亲在田野里带着孩子们散步，田野里开着一大片丽春花，这片田野在阿让特伊周边的某个地方。

“我要……”洛朗丁警官继续说道，“我要问您几个详细的问题。您别动，我……我帮您回忆。”

警官弯下身子，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黑白的集体照：“吉维尼城镇学校——1936—1937”。

他将这张照片放到路易斯的膝盖上。这个百岁老人的眼睛似乎被这张翻印的照片吸引住了。

“这是阿尔贝吗？”警官指着第二排的男孩儿问道，“是他吗？”

路易斯点了点头表示确认。几滴眼泪落在了照片上，就像拍照时学校的院子里下起了雨一般。但是孩子们都很乖，都在细心的摄影师镜头前耐心地等待着。

“您一直都不相信这是一场意外，是吗？是这样吗？”

“不……不……”路易斯发出了急促的声音。

她慢慢地咽了一下口水。

“他当时……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在……在河……在河边……”

警官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烦躁。他又想起了护士的话：别催路易斯。

“那您知道当时是谁跟您儿子在一起吗？”

路易斯轻声地说知道。警官的声音变得更加迟疑了，似乎这间小屋的空气里充斥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紧张感，似乎这个装着陈旧记忆的箱子会释放出一种可燃性气体，只要稍不小心，就会把房间引爆。

“是……是当时和阿尔贝一起在河边的那个人，杀死了您儿子吗？”

路易斯认真听着警官说出的每一个字，又表示了认同。她毫不含糊地慢慢动了一下脖子。

“那您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呢？您为什么当时没有揭发他？”

现在，吉维尼学校的院子里下起了“大雨”，照片都卷翘起来了。照片上的孩子们依然乖乖的，一动不动。

“没……没有人……相……相信……我……就连……就连我……我丈夫……也……不相信……”

这位百岁老人似乎需要透支体力，才说得出每一个词。她脖子下方松弛的皮肤颤抖着，就像家禽那松懈的喉咙一样。洛朗丁警官知道自己应该让她节省些体力，应该由他提出问题，并给出几个答案供她选择，这样，她就可以通过动作或一个简单的音节来告知他的假设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了。

“然后，您就搬家了，是吗？不能再待在吉维尼了……再然后，您丈夫去世了……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是吗？”

路易斯慢慢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警官向百岁老人弯下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轻轻擦了擦集体照。

“后来呢？”洛朗丁警官继续问道，他的声音掩饰不住激动的情绪，“那个人，那个跟您的儿子一起去河边的人……后来，那个人又犯罪了，是这样吗？或许，好多次？那个人又犯罪了，是吗？那个人还会再犯罪的，是吗？”

路易斯·罗萨尔芭的呼吸一下子顺畅了许多，似乎警官抬起了压在她胸口一辈子的大石头。

她又点了点头。

我的天啊……

一阵寒战流过洛朗丁警官的整条胳膊。对他来说，这种突然的心跳加快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会儿，他根本顾不上心脏病医生的建议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位老人即将揭露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六十年来，这些记忆一直埋藏在老人的心里。他将这张照片放到离路易斯的手指更近一些的地方。

“那个……您说的那个人，也坐在学校的板凳上，是不是？您能……您能指出来是哪个吗？”

路易斯的手指颤抖得更加厉害了。洛朗丁警官轻轻地将自己的手掌放到这位百岁老人的手腕上，用力握着，帮助她的手腕朝着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移动。路易斯皱巴巴的手指在集体照上移动着，随后，她的食指慢慢地落在了一张面孔上。

洛朗丁警官感到自己的心脏狂跳不已。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一股巨大的热浪将他包围，他更紧地握住路易斯的手。他的心跳在冲刺，他必须冷静下来。

“谢谢。谢谢……”

他缓缓地喘息着，激动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洛朗丁警官任由这种奇怪的感觉占据着自己：这是一种矛盾的感觉，他既觉得路易斯的揭示、证实和指控不合常理，可又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逻辑。从今以后，他便知道杀死小阿尔贝·罗萨尔芭的凶手是谁了，因此，他也知道杀死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凶手是谁了。他知道了是谁，以及为什么。

他的心率又渐渐恢复到平常的节奏，但是他并不排斥这种微妙的满足感，也不排斥这种莫名的骄傲，他终于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没有上当、没有任人摆布了。

他很骄傲，自己能够领先一步知道真相，并保持理智。

他向窗外看去，看向停车场外围，看向幽暗的山毛榉林地，那里似乎是林地的边缘。

现在应该怎么做？

回吉维尼？

回吉维尼去找斯特凡妮·迪潘？事不宜迟！

一想到这儿，他的心脏又开始狂跳不已。他的心脏病医生肯定会气得疯掉。

67

22点53分。我看着月亮。

从大麻磨坊的主塔上看，月亮显得巨大无比，几乎触手可及。

放心吧，我没疯，这并不是视觉的幻象。诺曼底法国频道和地区电视台都报道了，说今晚的月亮是一年中最大的。他们说，今晚月亮到达了近地点，也就是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今晚的月亮是一年中离地球最近的……我还记得电视上说过，月亮并不是随着圆形轨道绕着地球运转的，而是椭圆形轨道……因此，会有那么一天，月亮距离地球最远；也会有那么一天，月亮距离地球最近……

就在今晚！据说，今晚用肉眼在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会显得更大。这是天气预报上说的，历书上记载的就是这个时刻。近地点。每年一次……

夜色的清辉将所有吉维尼的房屋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氛围中。有些画家或许会被夜色所感染，摆上画架，将这个夜晚画下来，这样的夜色不带有丝毫人工的光亮。天涯共此时，有多少人在看着月亮呢？有多少人是因为听了广播、看了电视，才来到窗边赏月的呢？他们说，这样的景观不容错过！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看着月亮呢。

没错，今天我很忧伤……到维农博物馆朝圣以后，我便在窗子底下度过晚间这段时光。我不会按照这样的节奏继续看很久的。

我是说，我不想看了，相信我。能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并且可以这样品味着最后的时光、最后的夜色、最后的月光，也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特权了。

明天，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已经决定好了。现在，就选择一种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吧。

毒药？刀刃？枪支？溺水？窒息？

我可以想出N种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不缺乏勇气，不缺乏决心，也不缺乏主动性。

我还在观察着这个沉睡的村庄。苍白的夜色中，路灯和村里的最后几盏光亮照亮了《黑色睡莲》中黄色的花朵，就像迷失在黑暗大海中的几个脆弱的灯塔。

警察们失败了，他们什么都没搞清楚，那就算了吧。

明天晚上，所有的一切都将由一具尸体来结束，就像画上最后一个句点。

一切终将结束。

法奈特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月亮。它就像一颗行星，或是挂在树梢上、山岗上的飞碟。老师说得没错，要晚些时候看月亮。她为他们解释了椭圆形轨道和近地点，还用箭头和数字作为标志，在黑板上画出复杂的示意图。

法奈特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她觉得至少23点了。文森回去一个小时了，她心想。

我本来还以为他会在我的窗子底下过夜，听我说话，不愿意放开我的手。

最后，他走了。

唉！

法奈特想一个人待着，与这轮巨大的月亮待在一起，月亮就像她的大姐姐一样。这个大姐姐住得很远，她会邀请法奈特去家里。

今天晚上，法奈特把整幅画都画完了。在通常情况下，她不喜欢做自负的人。实际上，她不太相信大家都说她的画非常了不起，可是……是的，是的，她可以对月亮说，她对于自己画在屋顶上的色彩，对于穿越画卷的河水的动感，对于向各个方向散开的逃逸线都感到很满意。长久以来，这一切都在她的脑海里，但是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把这些画完成……她把画藏在了洗衣池底下，明天保罗会去找那幅画并交给老师。

保罗，我可以信任他。我只能信任保罗。千万不能信任别人，卡米耶那个自负鬼，玛丽那个小报告精，文森……文森……那只小黏人狗。

也千万不能告诉妈妈，妈妈最近一直在监视我，她每天早上都送我上学，在去巴黎地区的别墅上班之前，她会把我送到学校的栅栏前面。中午也是。她像在监视着我似的！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妈妈害怕我把詹姆斯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似的。

詹姆斯。他消失了。他死了。

他在麦田里被杀了。

似乎她害怕大家把她的女儿当成疯子。

詹姆斯……

法奈特伸出手。她觉得只要在窗边略微向前倾一下身子，就可以触摸到月亮的轮廓，就可以把手指伸进月亮的裂缝中。

詹姆斯……

他是我想象出来的吗？

是不是我只是在麦田里捡到了某位画家遗落的几支画笔，只是在草地上看到了几滴颜料……剩下的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妈妈总说我活在想象的世界中，我会想象出一些事情，会歪曲现实，会按照自己的想象编造现实。

现在，我越想这个问题，就越觉得詹姆斯根本不存在。是我创造了他这个人，因为我当时需要他，我需要有人对我说我很有绘画天赋，说我应该继续画画，说我很有才华，说我应该为自己考虑，并且坚持不懈地画画，画画，画画。

要自私。

妈妈从来都没对我说过这些。詹姆斯却对我说了一切本该由爸爸对我说的话，所有一切我希望爸爸对我说的话……

一位艺术家爸爸，一位画家爸爸，一位为我感到骄傲的爸爸。有一天，在世界的尽头，爸爸会在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画廊展出的油画一角看到我的名字，他会说：“我认识她，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她是我所有女儿中最有天赋的一个。”

法奈特看了看幽暗的房屋表面。

不！不！不！我爸爸不可能是那种让我妈妈在家做家务的村民。又胖，又丑，又老，臭乎乎的，还流着汗。不可能。

可是我不在乎。

我没有爸爸。于是我想象着让詹姆斯来替代他……因为他的鼓励，我开始画画，画了我的那些《睡莲》。明天，它们就要去参赛了。这是我的求救信号……

明天。

法奈特笑了。

这轮大月亮或许是另一个好兆头。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月光下，吉维尼学校的院子染上了一层银色。月亮超级大。斯特凡妮试着用几张简图为自己班里的孩子们解释一下月亮的椭圆形轨道和近地点现象。她建议孩子们如果想好好赏月，就要比平时稍微晚一点儿看月亮。她把一切都写在黑板上了，这轮月亮要比平时看起来大百分之十四，比平时亮百分之三十。

今晚的月亮是圆的，与斯特凡妮家屋子的天窗是同样的形状，就像一块玻璃散落下来，飞到了天上去。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很空旷。市政府广场上，椴树的树叶在风中慢慢舞动起来，一场银色的雨似乎要降临到整座村落。

雅克躺在床的一边。斯特凡妮无须转过身去，她猜他没睡着，她猜雅克在看着她，她猜雅克什么都不会说，她猜雅克会尊重她的沉默。她与雅克之间的亲密接触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雅克没有改变任何习惯。他们还是光着身子睡在一起，几乎贴在一起，虽然雅克没有试图去触摸斯特凡妮，也没有试图重新征服她。至少，在身体上，是这样的。

昨天，他们一起聊了几个小时。

聊得很平静。

雅克说他能理解，他会试着改变一下。

改变什么呢？

斯特凡妮又没有埋怨他。或者说，或许仅仅因为他不是洛朗斯·塞内纳克。

雅克说，他会变成另一个人的。

谁都不会成为另一个人的。这些讨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斯特凡妮很清楚这一点。她已经决定好了。她要离开他。她要离开。

雅克是一个很平和的人。他肯定觉得“耐心”是让斯特凡妮改变心意的最好办法。让暴风雨过去。手里拿着伞，等待，就站在那里等。准备好在斯特凡妮回来的时候，为她撑开这把大大的双人伞。

他错了。

斯特凡妮看着学校的院子，看了很久，这个她教了这么多年书的地方，看着沥青地面上画着的造房子游戏的方格，这座松鼠笼子……她的脑袋里又回响起孩子们课间叽叽喳喳的喊叫声。

明天下午，斯特凡妮就要去约见洛朗斯了。当然了，不是在村里，不是在学校门口，不是在小河边……他们要去一个更远也更加隐秘的地方。这主意是她出的：去荨麻岛，那是埃普特河和塞纳河汇合处的一块著名田野，那块地曾经是莫奈买下来的，他把自己的画作放在那里，他将自己的船形工作间停放在那里……那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好地方，距离吉维尼有一千米。她越想越觉得去荨麻岛是个好主意。洛朗斯也会赞赏这个主意的。对于有关艺术的一切，洛朗斯都有着敏锐的直觉。在莫奈故居那天，难道他没有立刻意识到雷诺阿的那幅《戴帽子的小姑娘》不是复制品吗？即使理智使他无法承认那是一幅真迹，洛朗斯·塞内纳克依然觉得那是一幅真正的大师级作品……其他十几幅安放在莫奈故居的作品也是如此。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布丹……还有那些不知名的《睡莲》。天啊，如果有时间，如果有机会，斯特凡妮真的很想带着洛朗斯去看看这些画，与他分享那样一种感受……

雅克关上灯，转向一侧，他好像睡着了。月亮的光辉使他们的房间有一种山洞中仙境般的感觉。斯特凡妮盯着床头柜和床头柜上放着的书。

他没有动。

《奥雷利安》。

路易·阿拉贡。

当然啦，那句话又萦绕在她的心头。“我赞同将做梦立罪”，这句话是在毛赫瓦勒口袋里的生日卡片上发现的。

将做梦立罪……

这句话就像是为她而写……

将做梦立罪……

所有没读过接下来的诗的人，所有不熟悉阿拉贡这首长诗——《睡莲》后面诗句的人，都会搞错。不，当然了，阿拉贡没有指责人们的想象力。

这是多么不符合逻辑啊！

恰好相反，这首诗想表达的意思恰好相反。

她在心中诵读起这首每年都会教村里孩子们的诗篇。

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如果我做梦，这是被禁止的……

我会认罪，我为犯罪而高兴。

在理智的眼里，梦就是个强盗。

斯特凡妮默默诵读着这四句诗，带着一种超脱的、亵渎神灵的祷告般的狂热。

如果我做梦，这是被禁止的……

是的，梦可以逍遥于法外。

是的，斯特凡妮为自己是一个残酷的女人而骄傲。

不，她一点儿都不后悔。

是的，在理智的眼里，她的梦才是罪恶的。

但愿明天洛朗斯·塞内纳克可以将她拥入怀抱，但愿他们可以在荨麻岛上做爱，但愿他会把她带走，但愿他会把她带走……

明天……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荨麻岛的路上
结局

68

我慢慢地走在大麻磨坊后面的小路上，径直穿过草原：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拖拉机的轮子将道路碾出条条沟壑，那是车辙年复一年留下的痕迹。

刚才，骑着悍虎摩托车的塞内纳克警官从这条路上经过时肯定不太开心。我就不为您描述当时的情景了，我不太确定他那辆老古董能否适应这种摩托车障碍赛似的“赛道”。几分钟前，我见他从这儿经过，骑到了磨坊的后面，随后向田野深处奔去，摩托车在干燥的地面上掀起一溜烟尘。

想走出吉维尼进入草原，有好几条小路可走，但是每条小路最终都会通往同一条死胡同：荨麻岛……前方，径直向前，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埃普特河和塞纳河。这条路笔直地通向荨麻岛，在两条河汇流前的几米处、在埃普特河两岸、在莫奈所熟知的杨树林脚下，道路就终止了。这些杨树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被印象派的高棉人保护着……

如果我们想走到塞纳河边上，就需要步行了。

尼普顿在我前方奔跑着。现在，它已经熟悉了这条路，所以根本不等我了。它已经意识到，在这段连接大麻磨坊和荨麻岛的小路上，我走得越来越慢了。地面上的车辙真够可怕的，即使拄着拐杖，我也至少每隔三米就会险些跌倒。

幸运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儿了——那个该死的荨麻岛。我都这把年纪了，这种野外农场的远足已经不适合我了。今天下午，热浪包围着一切，一股难以承受的闷热让人窒息。这是5月最好的天气了，确切地说，我是沿着引流旁的铁皮墙向前走的，磨坊没在埃普特河上投下一丝倒影。至少，我可以用头巾遮挡阳光。我走在黄色的草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是走在沙漠里的阿拉伯妇女。

我的天啊，您绝对无法想象，我要花一个世纪才能走到埃普特河和塞纳河的交界处，这个该死的荨麻岛啊。

我想，尼普顿都已经到那儿了吧！

69

16点17分。洛朗斯·塞内纳克的悍虎T100停靠在一棵杨树下。警官提前来到了荨麻岛，他知道斯特凡妮的班级在16点30分之前是不会放学的。放学后，她要步行足足一千米才能见到他。

洛朗斯走到一棵树下。这里的风景很奇特：埃普特河被那些成排的、笔直的树木包围着，就像立正站好的兵阵。它看起来不像自然形成的河流，反倒像一条运河。埃普特河和塞纳河的交汇处更是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浩瀚的河水安静地流淌着，根本不把为它带来涓涓细流的小溪放在眼里，埃普特河的河岸似乎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然而，塞纳河河畔却是喧哗的——城市、工厂、驳船、铁路、商铺……塞纳河就像穿越田野的高速公路一般……而埃普特河就像停靠在这里的被省级公路遗忘的灰褐色小路。

有人在他身后走动。

斯特凡妮，她已经到了吗？

他转过身，微笑着。

是尼普顿！德国牧羊犬认出了警官，它跑过来在警官身上蹭来蹭去。

“尼普顿！你跟我来到这儿可真是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小胖胖，今天我是要和美人约会哦，秘密的约会，你明白吗……你要让我俩单独待在一起哦……”

他身后的树枝“咔嚓”一声折断了。树叶哗哗作响。

这里并非只有尼普顿！

洛朗斯·塞内纳克想都没想，立刻意识到有危险。这是警察的直觉。

他抬起头。

一支枪管顶在了他的头上。

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一切都完了，没有别的可能了。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会像一个猎物一样被人击倒在地；他觉得子弹会击爆他的心脏，他的尸体会漂浮在埃普特河上，随后再漂进塞纳河里，最后会搁浅在河流的下游，甚至更远的地方。

枪上的手指并没有扣动扳机。

他被判处缓期执行了吗？塞内纳克跌入了深渊，但他镇定自若地问道：

“您来这儿做什么？”

雅克·迪潘竟然放下了武器。

“问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我……您不觉得吗？”

洛朗斯·塞内纳克的火气立刻蹿了上来，就像是变了个人。

“您是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的？”

尼普顿坐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坐在从杨树间透过来的一缕阳光下，它似乎对他们的对话并不感兴趣。现在，雅克·迪潘的枪指向了地面。迪潘的嘴角挤出一抹不屑的苦笑。

“塞内纳克，您真是太蠢了。当我看见您那一副奉上帝旨意般的嘴脸、身穿皮夹克、脚踩摩托车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完全可以预知您要去哪儿，塞内纳克……”

“没人会知道，没有人，只有斯特凡妮知道。但她是不可能告诉您的。您跟踪我，是不是？”

迪潘转向了草原的一方。可以想象，远处的吉维尼村正处于一种可以融化地平线的闷热蒸汽当中。在回答洛朗斯的问题之前，迪潘笑了：

“您是不会理解的，有些事情超出了您的理解能力。塞内纳克，我生在这里，斯特凡妮也是。我们都出生在这座村庄。生于同一天，或者说几乎同一天。我们出生的地方只隔一条街。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斯特凡妮。当您开始被斯特凡妮所吸引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最微小的细节、书架上少了哪本书、斯特凡妮看天空时的眼神、她的沉默……我已经学会了解读所有迹象：她上衣的褶皱、皱巴巴的裙子、她与平时穿内衣的不同方式、她化妆风格的细微变化、她脸上任何一个表情的变化。如果斯特凡妮约了您，那我是能够知道的。塞内纳克，我知道她会在何时跟您约会，也知道她会在何地跟您约会……”

洛朗斯·塞内纳克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恼火的厌倦，他转向了埃普特河的那边。说到底，迪潘长篇大论的独白倒使他放下心来。他想，他和这位醋坛子丈夫有的聊了。总之，应该预料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这是他应当付出的代价，也是斯特凡妮获得自由的代价。这是他们爱情的代价。

“好吧，”塞内纳克说道，“那下一个节目是什么？我俩一起等着斯特凡妮来吗？要不，我们仨一起聊聊？”

雅克·迪潘的脸上又浮现出一抹不屑，似乎他早已打定了主意。

“不，我可不这样认为……塞内纳克，您提前到这儿来算是对了。您接下来要做的是，写一封简短的分手信，您肯定写得出一封风度翩翩的分手信，您肯定很擅长这个。要是不行的话，我来说您来写也行。您将这封信放在一棵树下，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就骑上您的摩托车走人……”

“你开玩笑的吧？”

“警官……您已经得到了您想要的。昨天，在吉维尼的教室里，斯特凡妮把自己献给了您，您已经达到目的了，我要向您脱帽致敬。许多人都想那样做，但您是第一个成功的，请您适可而止吧，请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您照我说的做，我就不会散布任何丑闻，也不会请律师，对他说负责毛赫瓦勒案子的警官和嫌疑人的老婆搞到了一起，他在前一天还把这个嫌疑人送进监狱了呢。简单地说，我才不在乎你那虚无缥缈的事业。我俩扯平了。虽然我对您这个出现在吉维尼的人嫉妒得发狂，但是您看，我可是个讲究的玩家，您不觉得吗？”

塞内纳克哈哈大笑起来。风有节奏地吹拂着杨树、榛子树和栗子树的叶子。

“迪潘，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搞清状况。这件事与我、与我的事业都没有关系。这件事与你这位被戴了绿帽子的骄傲丈夫也没有关系，这件事与斯特凡妮有关。她现在自由了，你明白吗？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可聊的……我们不能为她做决定。你应该知道，她是自由的……她有权选择。”

迪潘的两只手又紧紧地握在枪上。

“我来这儿可不是跟您聊天的，塞内纳克。您浪费的是自己的宝贵时间。您写的分手信或许对斯特凡妮非常重要，她今后可能会带着这个生活了……”

洛朗斯感到迪潘激起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怒火。这个人太恶心了！在他身后，是一直延伸到河水汇流处的荨麻田，这个地方很荒芜，除了斯特凡妮，没人会来。快结束这场对话吧。

“听着，迪潘，别逼我对您动粗。”

“您还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

“迪潘，你这个人真是太没劲了，”洛朗斯·塞内纳克打断了他，“睁开眼睛吧，你配不上斯特凡妮，她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人，而你的身边却只需要一个平庸的伴侣。迪潘，她会离开你的，现在，或是以后。跟我走，或是跟别人走……”

雅克·迪潘耸了耸肩。洛朗斯·塞内纳克的轰击就像落在石板屋檐上的水滴，噼里啪啦，喷涌而下。

“警官，您就是用这些滑稽的话语赢得斯特凡妮芳心的吗？”

塞内纳克向前走了一步，他比雅克·迪潘高多了，至少要高出二十厘米。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儿：

“快结束这场游戏吧，迪潘！马上。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是不会写什么分手信的。我才不在乎你那小家子气的勒索，也不在乎你会对你的律师说什么可能影响我所谓‘职业生涯’的话……”

雅克·迪潘第一次犹豫了，他用一种崭新的专注目光注视着塞内纳克。警官移开目光，看向远处的圣-拉德贡德教堂的大钟，吉维尼的房屋散布在大钟周围，就像整座城市的微雕模型。

“看来是我错了，警官，”雅克·迪潘继续说道，“如此说来，我是小看您了？照您这么说，您对斯特凡妮是真心的了？”

他的脸皱在一起，挤出几道沟壑。

“看来您也没给我留什么选择的余地啊，那我就只好借助于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了……”

迪潘缓缓地将枪管对准警官的额头。洛朗斯·塞内纳克一动不动，他的目光盯着枪管。汗珠沿着他的头发流淌下来。警官轻声说道：

“迪潘，你原形毕露了，面具摘掉了，你露出真面目了。你就是杀害毛赫瓦勒的凶手……”

枪管降低到警官眼睛的高度，让人无法不去斜视那阴森的金属枪管的枪口。

“警官，您跑题啦！”迪潘叫道，“别把一切都搅和在一起！我们到这儿来，是要解决我们三个人之间的问题，斯特凡妮、您和我。毛赫瓦勒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

迪潘太激动了，枪管已经轻轻滑动到警官耳朵的位置。塞内纳克知道，现在应该与他谈判，争取时间，找到救命稻草。

“那么您想干什么？一枪崩了我，是吗？将我撂倒在这里？在杨树底下？查清枪手是谁并不难啊……这是一把猎枪……您妻子的情人倒在了您的枪下……荨麻岛的约会……所有人都看见我骑着悍虎穿过整个村庄……杀死我，您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可不是将斯特凡妮留在你身边的最好办法……”

枪支还在逼近。现在，枪管降低到他嘴的位置了。塞内纳克试图做些什么。现在，反击变得更容易了，夺过这支枪，结束这一切。他比迪潘更强壮、更灵活。现在可是个好时机。然而，警官却仍然在等待着。

“您可真够鬼的，”雅克·迪潘苦笑着回答道，“这一点算您说对了。塞内纳克，您只有这一点说对了。在这里，我把您冰冷地撂倒真的不是明智之举。那样做，我就犯罪了。但是，时间紧迫，快点儿吧，快给我写分手信！”

枪管一直落到警官的脖子处。塞内纳克的右手慢慢地、慢慢地沿着迪潘的腰移动，随后，突然放开了他的腰。

他的手在空中握起了拳头。

雅克·迪潘见势后退了一米，但是枪口一直指着塞内纳克。

“警官，别玩儿什么牛仔……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还要再跟您重复多少遍？快给我写分手信。”

塞内纳克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想都别想，迪潘。现在，这场闹剧真的演得够久的了……”

“您刚刚说什么？”

“我说这场闹剧已经演得够久的了！”

“闹剧？”

迪潘紧盯着塞内纳克，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所有厚颜无耻、蔑视都从他的表情中消失了。

“闹剧？您刚刚是这么说的吗？闹剧……塞内纳克，所以说，您什么都没明白啊！您不想面对现实对不对？有一个……一个问题，您是搞不懂的，塞内纳克……”

冰冷的猎枪指在警官的心脏上。这是第一次，洛朗斯·塞内纳克无法回答。

“塞内纳克，您绝对想象不到，我到底多爱斯特凡妮。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做。塞内纳克，或许您也爱斯特凡妮，或许还爱得很真……但是您绝对想象不到，您对她那可笑的喜欢根本不名一文，比起我的……”

塞内纳克咽下了恶心的口水。迪潘继续说道：

“我的……随便你叫它什么，塞内纳克……疯狂……执念……纯粹的爱……”

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

“但是您要给我写分手信，警官，然后从我眼前永远消失！”

70

斯特凡妮·迪潘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黑板上方的挂钟。

16点20分。

还有十分钟！十分钟后，吉维尼的孩子们就放学了，她就可以快马加鞭地去找洛朗斯了。荨麻岛。她感觉自己激动得像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似乎她那满脸青春痘的情郎正在学校门口的候车亭下等她呢。

这种感觉说来有点儿可笑。没错，当然了。但是她有多久没有勇气去倾听这颗心脏激动的怦怦声了；她有多久没有抬起头去看看那让她单纯地感受到万里无云的幸福蓝天了；她有多久没有冒出过这种想把孩子们立刻抛弃在这里的想法了！她想亲吻每个孩子的脸颊，告诉他们她要走了，要去周游世界了，再见时，他们就都长大了。

她有多久没有勇气在孩子们满脸惊愕的父母面前开怀大笑了？

可笑，是的。真是可笑。除此之外，上课时她也不在状态。她被每个孩子做出的一点点蠢事逗得咯咯直笑，笑得像个小傻子……虽然没有一个孩子将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的参赛作品交给她，但她也没有给他们上那种让人心烦的说教课。即便是那些最有天赋的孩子也没有交……她会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说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应该重点培养那些有天赋的小画家，不让欲望死去、不让灰烬熄灭——整整一年来，她给他们提的这些建议，到头来，都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听取了这些建议！

现在还有九分钟，她准备逃走了！

家长们觉得学校应该教孩子们算算术。可是学校却教给他们阿拉贡的诗篇和绘画。有些家长认为斯特凡妮没有教会他们的子女做习题、算算术、学科学……

将做梦立罪……

斯特凡妮那睡莲般的目光飞出教室窗户，望向远方莫奈的杨树林。

“你没交吗？”保罗转向法奈特，小声问道。

法奈特什么都没听见。老师看向别处。

我要去！

她蹿到保罗的书桌旁。

“你说什么？”

“你的画，你参赛的画呢？”

文森诡异地观察着他们，玛丽的手蠢蠢欲动，似乎是想等老师转过头来就举手叫她。

“我没能把画带来，今天早上是我妈妈送我上的学。她可能又犯病了，一会儿她还要来学校门口接我。”

法奈特用余光扫了一眼，老师没有看她这个方向。看看玛丽和大家都在干什么吧，刚刚，玛丽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可是此刻，跟她预想的一样，卡米耶倾斜着身子看了看玛丽的笔记本，给她讲起了练习题。

胖卡米耶现在对我还是很好的，似乎他能够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玛丽，她不仅在数学上没有天赋，而且她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天赋。卡米耶恰恰相反，他总是炫耀自己，这是他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他跟玛丽在一起，久而久之，最后真的可以……

法奈特蹲在保罗的书桌前。

“保罗，”小姑娘说道，“你能把我的画取来吗？你知道的，就放在我们的秘密基地。放学后，你就把它拿给老师，行吗？”

“交给我吧……时间刚好够走一个来回，如果我用冲刺的速度，不到五分钟就够了。”

法奈特又在书桌间穿梭起来，她想悄悄溜回自己的座位坐下。皮埃尔这个傻子，他居然把书包放在了地上，法奈特一下撞到了他的书包，凳腿发出一阵撞击声。他书包里的奇怪铁器“叮当”地响了起来，就像响彻教室的钟声似的。

他可真是个傻子！

斯特凡妮·迪潘转向学生这一边。

“法奈特，你站起来干什么？”老师问道，“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71

雅克·迪潘举起的枪管一直对着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的皮夹克，直指他的心脏。这片林中空地就像一座古老的神庙，成排的杨树，石柱般伫立着。可以想象，在这片树林的后面，塞纳河走廊的喧嚣，就像来自远方的回声。

塞内纳克试着迅速思考了一下，很有条理地思考了一下。他面前这个人是谁？这个拿枪指着他的人——雅克·迪潘是杀死热罗姆·毛赫瓦勒的凶手吗？如果是，那他一定是个小心翼翼的罪犯，做事谨慎，精于算计，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在大白天向警察开枪的，他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他从雅克·迪潘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线索。他现在的神情就和他在阿斯塔加尔山丘上打兔子和山鹑时一样：精神专注，眉头紧锁，双手湿润，微微颤抖。这就是一个普通猎手的姿势。他手持猎枪，所对准的，只不过是一个比平时更大的猎物而已。塞内纳克又迫使自己反过来推理，或许，雅克·迪潘只是一个吃醋的、感情受到欺骗的、内心有挫败感的丈夫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也只是一个可怜虫，他不会如此镇定自若地杀人……

显然，不管雅克·迪潘是不是凶手，他现在都是在虚张声势……

塞内纳克努力让自己采用一种坚定的声音说道：

“你就是在吓唬人，迪潘。不管你有没有疯，你都不会开枪的。”

雅克·迪潘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他的心跳似乎变慢了，好像心脏已经无法为他脖子下方的动脉输送血液了。他一只手扶着枪管，另一只手扣在扳机上。

“塞内纳克，别耍花样、别逞英雄、别打您的小算盘。您还没明白吗，您这是打算清醒地被我杀死，是不是？您宁可被杀也不愿意妥协是不是……”

塞内纳克脑中的信息又混乱起来。警官知道，他应该花几秒钟时间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但来不及了，就随机应变吧。他宁愿利用这些时间想一想他与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讨论过的所有细节：三条线索、寻找热罗姆·毛赫瓦勒与这起案件中所有不知名女性之间的关系、《睡莲》、油画、孩子、雷同案、1937年……他每呼吸一次，都能感觉到冰冷的枪口又向他的肉体逼近了一寸。

他们之间只相距半米了，那正是猎枪的长度。

“你疯了，”塞内纳克小声说道，“你是一个危险的疯子。我要控告你，就算我不去，也会有人去。”

尼普顿在杨树底下抖动着身体，似乎被两个男人突然的说话声惊醒了。它抬起睡眼惺忪的头，好像对他们之间的疯狂并不感兴趣。它竖起耳朵，听雅克·迪潘喊道：

“塞内纳克，您听我说，我对天发誓，您抢不走斯特凡妮！我是不会让斯特凡妮走的。如果警察来了，如果您试图耍什么花样，如果您为难我，我保证，我会杀了斯特凡妮，然后自杀。您说您爱斯特凡妮，那就请证明给我看。放弃吧……她会生活得很幸福的，您也是，一切都会很好的。”

“迪潘，你这要挟真可笑。”

迪潘再次加大音量咆哮道：

“塞内纳克，这可不是要挟，我不是在跟您商量！我只想告诉您，如果您不放弃的话，后果是什么。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何况，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您明白了吗？您可以把全世界的警察都叫来，但是这也避免不了一场杀戮。”

枪管抵着他的胸口，更紧了。塞内纳克意识到，他现在再想做任何反击的动作都太迟了。迪潘已经摆好了射击的姿势，那扳机上的手指可以将他一枪毙命。现在，警官只能对他的侵犯者劝说一番了：

“真蠢……杀了我，你就会拥有斯特凡妮？”

雅克·迪潘盯着他看了很久。他慢步后退，可是枪口一直指着警官。

“来吧，我们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警官，我再跟您说一遍，在分手信上写几句话，然后就从这里消失。这件事没那么难。忘掉一切，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只有您自己可以避免这场杀戮。”

雅克·迪潘的嘴唇突然扭曲了一下，他吹了声口哨。尼普顿开心地跑到他的脚下。

“想想吧，塞内纳克。快点儿。”

塞内纳克一句话都没说。狗狗在他身上蹭来蹭去，他本能地把手放在狗狗柔软的皮毛上。

“警官，我猜您认识尼普顿吧？在吉维尼，所有人都认识尼普顿，这只开心的狗会追着孩子们跑，谁能不喜欢尼普顿呢？谁能不喜欢这只单纯的狗？我也喜欢它，我是最喜欢它的人了，它跟着我去打过一百多次猎了……”

突然，枪管降低到塞内纳克警官膝盖的高度，距离尼普顿的脑袋只有二十厘米远。直到这时，狗狗依然对这两个成年人充满盲目的信任，就像一个对着父母微笑的婴儿。

一声枪响打破了杨树林里的寂静。

枪声渐渐蔓延开来。

尼普顿的脑袋被炸开了，崩得四分五裂。

狗狗像受到电击似的倒下了，塞内纳克的手还抚摩着一撮血淋淋的绒毛。他的袖口和裤腿上沾着尼普顿皮肤的碎屑、内脏、半只碎裂的眼睛和一只耳朵。

一阵深深的恐惧从他的身体里蹿了上来，摧毁了他的所有理智。雅克·迪潘的枪管瞬间抬起，随后，又重新指着警官的上半身。

枪口指向塞内纳克警官从未跳得如此之快的心脏。

“塞内纳克，考虑一下吧，快！”

72

5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学校就像一座监牢。

16点29分。

孩子们叫嚷着跑出了教室。几个孩子被市政府广场上成群结队的父母捉住，大多数孩子从父母张开的手臂和椴树林间溜走，从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上跑了下来，就像在玩儿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最后一个孩子才出去几秒钟，斯特凡妮就迈出了教室的大门。但愿今天不会有孩子问她问题……但愿今天不会有家长拉着她聊天。

再过几分钟，她就可以投入洛朗斯的怀抱了。他应该已经到荨麻岛了。他们之间只相距几百米。走到走廊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拿挂在衣架上的外衣，然而，她没拿外套便走了出来。今天早上，她穿了一条轻便的棉布裙子，这条裙子是十天前她第一次见洛朗斯的时候穿的。

在市政府广场上，好色的阳光贪婪地舔舐着她那裸露的胳膊和大腿。

似乎这阳光就是为我而灿烂的啊……

斯特凡妮突然发现自己陶醉在小姑娘般的思绪中，陶醉在这微不足道的小浪漫里。

从市政府的玻璃窗可以照见自己的身影。她惊讶地发现，虽然只穿了一条普通的小裙子，但自己还是那么美、那么性感。再过一会儿，在荨麻岛，塞内纳克会把这条裙子扯掉。她克制着想要像孩子们一样从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飞奔下来的冲动。相反，她向窗子走了过去，照了照自己的脸，把头发抚乱，让头发看起来不那么乖顺。她解开银丝带，让头发在阳光下自由飞扬。她心里还想，她要再浪费几分钟时间回到教室去，或者先回趟家，脱下裙子、脱掉内衣，再将裙子裸穿在身上，就这样穿过吉维尼。她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不呢？她迟疑了一下。

想尽快见到洛朗斯的想法战胜了她。她对着窗子里自己模糊的身影眨了眨淡紫色的大眼睛。今天早上，她化妆的时候刺激到了眼皮，没想到，这样却恰到好处。是的，如果她用这样一双闪闪发光、充满渴求、带着微笑、不带妆容的眼睛去看塞内纳克……是的，到时候她就会得到救赎。

洛朗斯今天会将她带走的。

从此，她的生活就不同了。

斯特凡妮加快了脚步，她几乎是从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一路小跑下来的。当她走到罗伊大街的时候，她决定不走小路在大麻磨坊那里兜圈子了，她要像孩子们一样，抄近道，径直穿过前方的玉米地。

对孩子们来说，在这片玉米地里，所有的玉米穗之间都是路。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她才不在乎呢，她不在乎会在迷宫里走失。她要抄最近的路，她要径直往前走。就这样，一直往前走就对了。

73

保罗小心翼翼地跨过埃普特河上的桥。不知为什么，此时他有点儿缺乏安全感。或许是因为法奈特神秘兮兮地告诉他，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她那幅了不起的《睡莲》藏在哪儿的人吧？法奈特很喜欢玩儿这些，什么秘密啊，诺言啊，这些奇怪的东西。他觉得缺乏安全感或许也是因为画家被杀的那件事吧，美国画家詹姆斯。

法奈特真的在田野里看见他的尸体了吗？这一切会是她编造出来的吗？当然，让他感到害怕的还有警察，警察正在村子里四处调查另一个人的死因。

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害怕。在法奈特面前，他什么都不说，他有点儿逞强，他在扮演着骑士的角色。可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害怕。比如他身边的磨坊，磨坊轮子在水中的倒影，那巨大的塔楼，就像阴魂不散的城堡塔楼一样。

他感觉身后有声音。

保罗突然转过身去，却什么都没看见。

他要当心点儿了。法奈特交给他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只交给他一人，她只信任他一个人。好吧，这个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到洗衣池下拿一幅画，将它交给老师，并对她说，这是参加罗宾逊基金会的参赛作品。这个任务真的没什么，就算慢慢走，洗衣池距离学校也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一个来回只需要十分钟。

保罗又仔细看了看四周，他确认了一下桥上、磨坊的院子里、身后的麦田里都没有人，随后，他向洗衣池的台阶弯下身去，把手伸向放画的地方。

他吃了一惊。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他很惊惶，那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他的脑袋里冒出很多想法：有人来过这里、有人偷走了那幅画、有人想报仇、有人想伤害法奈特……又或许是有人猜到了法奈特的第一幅作品会非常有价值，因为他确定法奈特的画总有一天会值钱，会非常值钱，会和莫奈的画一样值钱……

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个原因。他抓到了一张蜘蛛网，握拳的时候抓空了。不可能啊！那幅画哪儿去了呢？昨天，他明明看见法奈特把画放在这儿了呀……

有人在他身后动了一下！

现在，可以确定，有人走在他身后的路上。保罗推测着。大概是个过路的吧，很多人都会过桥，随时都有可能，这不要紧。保罗回不了头，他不能马上回头，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幅画。保罗趴在地上，将另一只胳膊也伸向洗衣池底那个笔直洞穴的更深处。他挥动着手，在洞穴里摸索着。

他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热浪将他包围。他不能就这样放弃，如果这样放弃也太蠢了。他不能就这样回去见法奈特，像个傻子似的跟她说自己没找到，画已经不在那儿了。保罗发现自己现在已经听不到路上的任何声音了。

似乎有人停了下来。

太热了。保罗感到太热了。

突然，他抖动着胳膊，像触碰到裸线似的。在洞穴深处、在黑暗当中，他摸到了纸板。保罗向外拽着，他的手指沿着平坦的纸板盲目摸索着，他摸到了纸板的直角……

毫无疑问，那正是法奈特的画！

保罗感到自己高兴到了极点。画还在，只是放在了更深处。他怎么那么傻，竟然自己吓唬自己！谁会偷这幅画呢？保罗仍然跪在地上，向外拽着那张纸板。最后，终于把纸板拽了出来。

正是那幅画，保罗认得的。40厘米×60厘米的规格，包裹在画外的栗色纸张也没有变。他想打开这幅画确认一下，他想再看最后一眼，他想让画卷上的色彩在眼前流淌……

“你在干什么呢？”

这声音吓得他浑身冰冷。

有人站在他的身后！有人在跟他说话。这个声音保罗很熟悉，可以说，相当熟悉。

这声音太冰冷了，可以说，已经冰冷到了死亡的边缘。

74

引流处，钢板墙的倒影带给我一丝阴凉，那是一个大蓄水池。我在心里暗骂着自己没用，暗骂着自己这双不中用的腿。对我来说，穿越埃普特河磨坊的草原，就像穿越北极圈那么难。这可是一场真正的远足，虽然只有一千米的路程。真遗憾啊！我想到尼普顿已经在荨麻岛的杨树树荫下等我一个小时了……

加油吧，我得打起精神。

我休息了片刻，又接着出发了。

千万别来训诫我，我知道自己是头老蠢驴。我要到荨麻岛去，再去那里做最后一次朝圣。我要到那里去选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别的地方我哪儿都不去。当然啦，正当我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理查德出现在引流的钢板后面，我认得他停在栅栏后面的蓝色拖拉机。他叫理查德·帕特诺斯特，是吉维尼的最后一位耕农，这片草原的四分之三都是他的。这个农民的长相和名字都很像神父。三十年来，他一见到我就招手和我打招呼，特别是当他在拖拉机顶上看到我的时候，还一边开着那台折磨人的拖拉机，一边向我和尼普顿的肺部输送着各种各样的农药。每次穿越草原，他都要和我玩儿上一场绝命追杀。

当然啦，他也会抓住我，和我讲述他那惨淡的人生，和我分享他那全世界最悲惨的故事。就像我和他那被归为名胜古迹的五十亩田地都会同情他似的！

听他抱怨一通是避免不了的。他会用胳膊把我架到院子里，去享受一下钢板下的阴凉。

我别无选择地向他走去。此时，我看到远处的地面掀起一阵烟尘，就像西部草原上呼啸而过的老火车身后的云烟似的。一辆摩托车毫不减速地从农场前方驶过，速度虽快，可我还不至于认不出这辆车来。

那是一辆悍虎T100。

75

斯特凡妮气喘吁吁地来到荨麻岛。她刚刚在玉米地里奔跑着，一路径直跑了过来，就像一个迫不及待的小姑娘。似乎她与心上人之间分离的每一秒都是煎熬。

洛朗斯在等着她，她知道的。

她拨开最后一缕和她一般高的稻草，钻进了林中的空地。

荨麻岛的杨树底下，像天主教堂一般沉寂。

洛朗斯没在这儿。

他没有藏起来，他没在和她闹着玩儿。很简单，他没在这儿。如果他来了，他的悍虎会停在某个地方的。

她在穿越田野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去听，但是，她确实清楚地听到了摩托车的声音啊！那声音她是熟悉的，那是洛朗斯的悍虎发出的声响。她看到了远处飘起的烟尘，她多么希望是自己搞错了。她宁愿相信洛朗斯来了，她宁愿相信那渐行渐远的声音是风声，是风声让她产生的幻觉。她无法想象悍虎已经开走了，洛朗斯已经逃走了。

他为什么要逃走呢，为什么要在她到来之前逃走？

洛朗斯没在这儿。

斯特凡妮看到前方第一棵杨树的树干上钉着一张纸，那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字。

她走了过去，她知道自己不会喜欢上面的文字，她预感到这封信将会是诀别的告白。

她像梦游似的，向前走去。

字迹凌乱而慌张。

有四行文字。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我们的甜蜜只是记忆臆造出来的假象。

永别了，再也不见。

洛朗斯

斯特凡妮感到双腿一阵瘫软，她绝望地抓住树皮，手指在树皮上不停地抓挠着，她瘫坐了下来。她身旁的笔直树干，就像围绕着她跳舞的高大的魔鬼。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只有洛朗斯写得出这样的文字，她知道的。一场回忆，一场美丽的回忆，难道这就是洛朗斯警官所追求的一切吗？

那身浅色的棉布裙子就坐在潮湿的地面和砂石之间。她的胳膊、腿都脏了。斯特凡妮哭泣着，她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

多蠢啊！

一场回忆。

永别了，再也不见。

她应该为拥有这场回忆而高兴。她应该用一生去铭记！她应该回到吉维尼、回到教室、回到自己的家，像往常一样，重新拾掇好一切。关好牢笼，将自己禁闭起来。

多傻啊！

她能相信这一切吗？

她浑身颤抖了起来，在树荫下瑟瑟发抖。她的裙子湿了，怎么会湿呢？她的思绪凌乱极了，让她无法理解。太阳炙烤着草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感到自己很脏。她抬起手，想笨拙地擦去奔涌的泪水。

天啊！

斯特凡妮慌乱的瞳孔无法从自己那两只手掌上移开：她的两只手都被染红了——是殷红的鲜血！

斯特凡妮感到一阵晕厥，她更加困惑了。她的胳膊上也沾满了血迹。她又低头看了看，她那浅色的裙子已经被绛红色的血迹浸透了。

她身处于一片血泊之中！

红色的血，鲜活、新鲜。

突然，她身后的树叶抖动了起来。

有人走了过来。

76

“你在这儿藏了什么？包裹里装的是什么？”

保罗回过头去，深深地、释然地叹了口气，是文森！他应该猜到是文森，他总是监视他们。还好只是文森，虽然这个家伙的声音和眼神今天都怪怪的。

“没什么……”

“什么叫‘没什么’？”

法奈特说得对，文森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那好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就看看吧！”

保罗倾下身去，打开栗色的纸张。文森走了过来。

你就等着大吃一惊吧，好奇鬼！

保罗打开了包装纸。在阳光的照耀下，法奈特的《睡莲》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画面上，睡莲随着水波颤动，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热带岛屿。

文森什么都没说，似乎无法将目光从画卷上游移开。

“来吧，出点儿力吧，”保罗的声音充满了活力，他继续说道，“帮我把这幅画包好，我得把它交给老师。你一定猜得到，这是参加未来之星绘画大赛的参赛作品。”

他看着文森，满眼骄傲。

“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咱们的法奈特，她可真是个天才！她是最有天赋的姑娘……现在，她面临的只是选择的问题。是去东京、纽约，还是马德里，世界上所有美术学校都会抢着录取她……”

文森站了起来。他踉踉跄跄，像喝醉了似的。

保罗担心地问：

“文森，还好吗？”

“你……你不会这样做吧？”男孩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什么？”

保罗用栗色的纸张重新将法奈特的画包裹起来。

“你不会真把……把这幅画交给老师吧？把这幅画送到世界的另一端……让他们把法奈特带走……”

“你说什么呢？来啊，帮帮我。”

文森向前走了一步，他的影子覆盖在一直蹲在地上的保罗身上。突然，文森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保罗从没听过文森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

“把这幅画扔进河里！”

保罗抬起头，有一瞬间，他心里琢磨着文森到底是不是认真的，随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能不能别闹了，快来帮帮我啊。”

文森什么都没说。他僵持了几秒钟，随后，突然，他在柏油路上向前走了一步，抬起右脚，将法奈特的画踢下了台阶。

画沿着台阶滚了下去，只差几米就要掉进河里。

就在这紧要关头，保罗上前抓住了包裹。他一边紧紧抓住包裹，一边愤怒地站起身来。

“你疯啦！你把它踢进水里怎么办……”

保罗知道文森并不重，他比文森强壮多了。如果他再这么闹下去，文森，有他好瞧的。

“别挡道，让开。我要把这幅画拿给老师，然后，我再跟你算账。”

文森后退两步，站到了柳树底下。柳树的枝叶都垂到了水里。他在裤兜里翻了翻。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保罗。我不会让你抢走我们的法奈特。”

“你这个疯子！让开！”

保罗上前一步。文森一个跳跃，站到他的前面。

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刀！

“这是什么……”

保罗吓得浑身一阵痉挛。

“保罗，把这幅画给我，我只想把它毁坏，毁成我想要的样子就可以了……”

保罗可不听文森胡说八道了，他仔细看了看文森挥舞着的尖刀，那是一把扁平而巨大的刀，就和法奈特画画时用的那把刀一样，就和画家清理调色板时用的刀一样。

文森是从哪儿弄到这个工具的？

他是从哪位画家那里偷来的呢？

“把画给我，保罗，”文森坚持说道，“我可没开玩笑。”

保罗本能地感到，现在自己需要帮助。路人、邻居，无论是谁都可以。他望向大麻磨坊主塔的玻璃窗。没有人影，没有猫，没有狗，就连尼普顿也不在。

他身边的河水似乎都急得翻涌了起来。

一个不真实的、超现实的名字在他的脑海中萦绕着。

詹姆斯。

保罗仍盯着文森手里的刀。那是一把脏兮兮的刀，通常画家都会清洗自己的画刀。

但是文森不会。

刀刃上沾满了红色。

那是红色的鲜血。

77

斯特凡妮裸露的大腿在沾满血迹的地面上滑动着，她想在绛紫色的泥土中找到一个支撑点。

有人来了。

她试着用双手紧紧抓住面前的杨树树干，就像紧紧抓住一个可以让她安然入眠的男人的身躯。她艰难地爬了起来。她感到自己浑身沾满了粪便、沾满了人类躯体的残骸，她感到自己被扔进了一个大粪坑，而她在一片尸体中挣扎着想要爬出来。

有人来了。

斯特凡妮紧紧抓住杨树，在树干上蹭着。她扭动着身体，想把身上的血迹擦在树皮上，似乎想从树干上获取力量。

有人来了。

有人沿着埃普特河岸走了过来。她清晰地分辨出，那是脚步声。那脚步声摩擦着蕨类植物，沿着塞纳河的汇流，越走越近。逆着光，在杨树的幕帘中闪出一个身影。

是洛朗斯吗？

有那么一瞬间，斯特凡妮想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这里没有什么血污，也没有什么污秽。她想扯下这条肮脏的裙子，扑进洛朗斯的怀抱。

他来了。他会把她带走的。

她的心从来都没跳过这么快。

“我……我看到它时，它就这样了。”

雅克，那是雅克的声音。

冰冷的声音。

斯特凡妮抓挠着树干。她的指甲一个接一个地磨破了，那么疼，像是为了释放这无法忍受的痛苦。

那个身影走到了阳光下。

是雅克。

她的丈夫。

斯特凡妮没有力气去思考，没有力气问他来这里、来荨麻岛做什么，也没有力气将这接二连三的事情理出个头绪。她愿意忍受这些痛苦，愿意像梦游者一样行走，愿意向这接连出现在她面前的障碍物一头撞去。

斯特凡妮一直盯着雅克臂弯里的昏暗身影。那是条狗，一条死狗，它的脸被人打烂了一半，血液还在沿着雅克的大腿往下流。

那是尼普顿。

“我看到它时，它就这样了，”雅克·迪潘用苍白的声音说道，“它肯定是在草原里被打猎的人误伤的。有人杀了它，可能是枪走火了吧，或许是哪个浑蛋干的。它……它没有遭罪，斯特凡妮。它一下子就死了……”

斯特凡妮沿着树干缓缓地瘫坐下来，树皮擦破了她的手臂和双腿，可是她感觉不到痛苦，她再也感觉不到痛苦了。

雅克对她笑了笑。雅克很强大，雅克很淡定。

他轻轻地把尼普顿的尸体放到一片草地上。

“斯特凡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斯特凡妮感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意志都被瓦解了，幸好，有雅克在。如果没有他，她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她该怎么办？他一直在那儿，没有抱怨，没有埋怨，什么都没有问她。他只是站在那里，就像她身后靠着的那棵杨树一样。雅克就是这样一棵种在她身旁的树，当她走远的时候，也不会发牢骚，他知道她会回来的，会躲到自己的树荫底下。

雅克向她伸出手去，斯特凡妮抓住了他的手。

她信任他，只信任他一个人，他是唯一一个永远不会背叛她的男人。她瘫倒在他的肩膀上大哭起来。

“来吧，斯特凡妮，过来。我把车停在了稍远一些的地方。我们把尼普顿放到后备厢里吧。来吧，斯特凡妮，我们回家吧。”

78

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将悍虎随意停靠在警局的白墙上。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便驶过吉维尼和维农之间的五千米路程，他像一阵旋风似的走进警局。莫利警官正在接待处和三个姑娘说着话，其中一个姑娘几乎歇斯底里，她说自己的手袋丢在了火车站的站台处，两个小伙伴跟着点头。

“你看见西勒维奥了吗？”

莫利警官抬起头。

“楼下呢，档案室……”

塞内纳克一秒都没有迟疑，径直冲下楼梯，推开红色的房门。西勒维奥·贝纳韦德正倾身看着一摞资料，潦草地做着笔记。他将档案盒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铺了一桌子：热罗姆·毛赫瓦勒情妇的照片、犯罪现场的照片、吉维尼学校孩子们的名单、尸检报告、笔迹学专家的鉴定书、《睡莲》的照片、手写的记录……

“老大！您来得正好。我想，我又有进展了……”

塞内纳克没让助手把话说完：

“算了吧，西勒维奥。我们撤……”

贝纳韦德惊讶地看着他，继续说道：

“我刚才是想跟您说，又有新进展了。我终于找到了第四位情妇，就是那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女孩儿。我是通过毛赫瓦勒家的工资单找到她的，我已经给她打过十几通电话了。她叫让娜·提布。当然啦，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她和毛赫瓦勒上过床，这是她自己说的。可是她却打错了算盘，两个月前，帕特里夏把她撵回了家，从那以后，她就搬到了巴黎地区。现在她和一位邮递员生活在一起。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另一个五岁。总之，您瞧，老大，她没有什么嫌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一次走到了死胡同！”

塞内纳克沮丧地看了看自己的助手：

“死胡同，我同意。这是……”

“只是……”贝纳韦德打断了他的话，愈加兴奋地说道，“我去了趟省档案馆，我在那里待了好一会儿……我看到了1937年《维农共和国》的样刊。这份刊物上记载了那个小男孩儿——阿尔贝·罗萨尔芭的死，甚至还有一段对溺水身亡的孩子母亲的采访。他母亲叫路易斯·罗萨尔芭，她不相信那是一场意外。她……”

塞内纳克提高了音量：

“西勒维奥，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算了吧！我们的调查不会有任何结果，什么莫奈故居仓库里被人遗忘的《睡莲》、什么发生在战前的孩子溺亡事件、什么戴绿帽子的丈夫……我们简直陷入一片混沌当中！”

贝纳韦德终于将圆珠笔从做着记录的纸张上移开。

“抱歉，老大，我搞不懂了。您说的‘算了吧’到底是什么意思？”

塞内纳克一个反手，推飞桌子上的所有纸张，坐到了桌子上面。

“西勒维奥，我来换一种方式和你说吧……你说得对，在整个事件中，你说得都对。在这个事件中，把案件与个人情感联系在一起，是最糟糕的事情了……我明白得有点儿晚，但我还是明白过来了……”

“您是说斯特凡妮·迪潘吗？”

“如果你这么认为，也是可以的……”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会心地对他笑了笑，耐心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

“这么说来，雅克·迪潘不是我们的头号公敌了？”

“相信我，不是的……”

“可是……”

塞内纳克提高了声调，打了他一拳：

“听我说，西勒维奥。我要给预审法官打个电话，对他说，我在这起案件中陷入了困境；对他说，我是最不称职的人；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将案子委任给另一位警官调查……”

“可是……”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看了看桌子上的案件资料，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

“我……老大，我能理解您，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决定，可是……”

他望着洛朗斯。

“天啊，您这是怎么了？”

“什么？”

“您的袖子、您的外套是怎么了？您是搬运尸体了还是怎么了？”

洛朗斯叹了口气。

“我找机会再跟你解释……以后的吧。你的‘可是’是什么意思？”

西勒维奥迟疑了一下。最后，他将目光从塞内纳克沾满血迹的衣服上移开。

“可是……我越试着将这副拼图拼接完整，就越觉得一个孩子有危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如果我们就这么算了，会不会……”

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还没来得及说完，莫利警官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梯，出现在档案室的门口。

“西勒维奥！妇产科那边来电话了，你老婆！快去吧，老兄……我理解他们好像是说，她的羊水已经破了，但是助产师没说更多细节，她只是说孩子的爸爸应该立即赶过去……”

贝纳韦德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在他抓起上衣的时候，洛朗斯·塞内纳克亲切地在他的后背拍了拍。

“快去吧，西勒维奥……别的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的……那么……”

“笨蛋，快去吧！”

“谢谢你，洛朗……呃，老大，呃，洛朗斯，我……”

他将胳膊胡乱地塞进衣服袖子里，短暂地迟疑了一下。塞内纳克又催促着他：

“还有什么？你还等什么呢？快去啊！”

“呃，老大，在我走之前……这一次，我可以称呼‘你’吗？”

“傻瓜，你早就应该这么叫了。”

他俩都会心地笑了。贝纳韦德警官又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纸张，特别看了看与其他照片混杂在一起的斯特凡妮·迪潘的照片。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

“权衡一下利弊，我觉得你放弃调查这起案子，是个正确的选择！”

洛朗斯·塞内纳克听见助手在走廊里跑了起来。沉重的步伐跑远了，关门的声音，随后就再没有了任何声响。塞内纳克将所有文件都慢慢装进红色的档案盒里，照片、报告和笔记。他看了看架子上以字母顺序排放的文件，随后，将红盒子塞了进去。

M……毛赫瓦勒。

他后退了一步。毛赫瓦勒的案子只不过是众多没有调查清楚的案件中的一桩罢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西勒维奥最后的发现。

一个孩子会有生命危险。

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出生了……

西勒维奥会忘记的……

洛朗斯·塞内纳克开心地发现，这间屋子的一角，放着几双一直没人认领的靴子，大概是因为这些靴子太旧或者已经磨损了吧。在靴子上方的桌子上，一直放着石膏脚印的模型。很明显，这项调查没有任何意义。他尽情地自嘲着。接下来，他的思绪飘向了斯特凡妮，飘向了尼普顿的尸体。

是的，他已经决定好了，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至于其他，斯特凡妮那淡紫色睡莲般的眼睛、那彩陶般的皮肤、那水粉一样的嘴唇和她头发上扎着的银丝带……

他会一一忘记的。

至少，他希望如此。

79

“把画给我。”文森重复道。

文森手里拿着刀，像变了个人似的，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几岁，就像经常在街上打架的少年。保罗将法奈特的画更紧地贴在自己的腰上。

他无比愤怒。

“文森，这把刀是哪儿来的？”

“我捡的！这个不重要。把那幅画给我……你知道我说得对。如果你真的爱法奈特……”

文森的瞳孔放大了，他的眼角布满了血丝。那是一双疯子一样的眼睛，保罗从没看过文森这样。

“你还没回答我呢。这把刀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要转移话题！”

“刀上为什么有血迹？”

这会儿，文森的胳膊微微颤抖着。他虹膜上的红血丝开始逐渐扩散，环绕在瞳孔周围。

“管好你自己的事得了！”

保罗眼看着朋友变成这副模样，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疯子。他扶着洗衣池的边缘。

“这……这……这不是你啊……”

“快点儿，保罗。放下这幅画。我们是同一个阵营的！如果你爱法奈特，那么我们就是同一个阵营的。”

文森胡乱地挥舞着画刀，保罗后退了一步。

“我×……你……你……是你杀死了那位美国画家吗……詹姆斯……法奈特跟我说，有人在他的心脏上扎了一刀，是……是你干的吗？”

“闭嘴！一个美国画家与你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法奈特，不是吗？我说过了，选好你的阵营！把画给我，或者把它扔进水里……我再说最后一遍！”

文森胳膊僵直，就像手持一把宝剑，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似的。

“我再说最后一遍……”

保罗微笑了一下，他蹲下身子，将包裹放在洗衣池旁边的沥青马路上。

“好的，文森。我们冷静一下……”

随后，突然间，保罗站起身来。文森吃了一惊，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保罗的手紧紧扣住他的手腕。保罗用力抓住他的手腕，拧着文森的前臂。文森迫不得已跪下身来，他咒骂着，但是保罗却越扭越紧。文森别无选择，他那通红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痛苦、耻辱。他的手松开了。当文森手里的画刀落地的时候，保罗一脚将画刀踢进草丛，踢到柳树底下，距离河水三米远的地方。他的手一直扭着文森的手臂：一个翻转，将文森的手臂扭到背后，随后，他又向上抬了抬手腕。文森大叫道：

“我×，我的肩膀，你要把我的肩膀掰下来了……”

保罗还在向上提文森的手臂。保罗是班里最强壮的，他一直都是最强壮的。

“老兄，你病了，你疯了，我们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你都在想些什么？我要去见你的父母，去见警察，去见所有人。我怀疑你身上有事。但是说到这个……”

文森叫嚷了起来。有时候，课间，保罗也会在院子里和别人打架，但是他从没做得这样过格。他还要扭文森的手腕多久？他还能把文森的手腕扭得多高，文森的肩膀才不会断掉？他感觉自己听到了软骨撕裂的声音。

文森不叫了。现在，他哭了起来，他的身体完全放弃了抵抗，似乎他的所有肌肉都松弛了下来。保罗终于松开手，推开文森，文森像废纸团似的滚出一米远。

文森有气无力，他被制服了。

“我可盯着你呢。”保罗威胁道。

保罗瞄了一眼，画刀离文森很远，他拿不到。文森像个婴儿似的蜷缩着不动。保罗一边盯着文森，一边弯下身去拿起洗衣池旁的画。他的手触碰到了栗色的包装纸。

为了确保拿到画，他的眼睛只离开文森半秒钟。

只有半秒。

但是，半秒钟也太久了！

文森一个箭步跳了起来，径直跑到保罗前面，胳膊肘朝前。保罗向侧面一闪，闪到了洗衣池旁。这一次，他依然比文森速度快，文森的胳膊肘顶到了保罗上半身的位置，但是没有碰到他，也没有弄疼他。文森沉重地径直扑倒在荨麻丛中。

神经病！

保罗没有时间想别的，接下来的一秒，他脚下的一小块泥土滑动了起来。他感到自己在移动的河岸上失去了平衡，他身处于河岸与河水之间，双腿悬空地蹬着。他的手寻找着支撑点，无论什么都可以，洗衣池的顶端、房梁或树枝都可以……

但是太迟了。

他仰面朝天地跌倒了。他本能地蜷缩着，他的背部撞到了洗衣池的砖墙上，那种疼痛生猛而强烈。保罗继续滚动着，向旁边滚动了一米，时间不长。

他的太阳穴撞到了房梁的石井栏上。他睁开双眼，看着天空。他的眼前一片闪亮，像是一道闪电。

他滑动着，滑动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很清醒，只是身体不听自己的使唤，不服从他的指挥。

冰冷的河水碰到了他的头发。

保罗知道自己正一厘米一厘米地滚落到河水里。他只能看到头顶上无云的天空和几根柳条，柳条就像乱涂乱画在蓝色屏幕上的笔触似的。

冰冷的河水淹没了他的耳朵、脖子和颈背。

他还在下沉。

文森的脸出现在蓝色的屏幕中。

保罗向他伸出手去，至少，他觉得，文森可以拉自己一把。他不知道自己的手有没有抬起来，他的手臂没有了知觉。在蓝色的屏幕中，他看不到自己的手臂。文森对着他笑，保罗心里琢磨着这笑是什么意思？这一切，只是为了开怀一笑吗？他是在开玩笑吗？文森会把他从河水里拉出来，再在他的肩上拍一巴掌的。

或者文森真的疯了？

文森走了过来。

现在保罗知道答案了……文森那变形的嘴角并不是微笑，而是形成了一个暴虐的鬼脸。保罗看见一只手，随后是两只手出现在蓝色屏幕上，渐渐向他逼近。这双手不见了，但是他感到这双手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又向下按压了几下。

保罗很想抗争，想用脚踢，想转过身去把这个疯子摔出去，他更加强壮，他比文森强壮，他比文森强壮多了。

可是他根本无法动弹。他瘫痪了，他心里明白。

文森还在向下按压他。

冰冷的河水灌进他的嘴里、鼻孔里和眼睛里。

保罗清醒地看到的最后一幕，是自己上方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浮起了一抹红色。

这让他想起法奈特的画。

这是他最后的知觉。

80

我继续艰难地走在通往荨麻岛的小路上。理查德·帕特诺斯特——这片草原的农户，终于放过了我，临走时他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可怜的老太太，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想一直走到埃普特河，真是不够理智啊。何况还顶着个大太阳……您去河流交汇口做什么？您确定不需要我开车送您吗？那您可要小心点儿呀，即便在泥土路上，也会有人把车开得很快。会有一些迷路的、没迷路的游客，或是莫奈的粉丝们去寻找著名的荨麻岛……您瞧啊，刚才那辆摩托车，您看它是以什么样的速度穿越草原的……瞧啊，我可没有说谎，您瞧，那边，那辆车……”

赭石色的路面上掀起了一阵烟尘。

一辆蓝色的福特车从农场前驶过。

那是迪潘的车。在尘土的光辉中，我看到了车里坐的是谁。雅克·迪潘开着车，目光空洞。

斯特凡妮·迪潘坐在他的身边，满眼泪水。

我亲爱的，你哭了吗？

哭吧，哭吧，我的小美人。相信我，这只是个开始。

这条该死的路对我来说简直是没完没了。我继续以我的步伐前行，用拐杖探索着前方的车辙，再走几百米，就到荨麻岛了。我想加快脚步，我迟迟没有找到尼普顿。自打离开磨坊，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身影。我知道这条傻狗会离开家很久的，它会跟着村里的小孩儿、路人或草原里的兔子一起跑掉。

但是在这里……

一种莫名的焦虑涌上我的喉咙。

“尼普顿！”

我终于到了荨麻岛。

奇怪的是，这块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的空地总能让我想到世界末日。毫不夸张地说，它并不像一座岛，可以说更像一座半岛。风吹拂着杨树的树叶，这风似乎是从海上刮过来的。这条荒谬的小河——埃普特河，这条不足两米深的沟壑，似乎比海洋更加难以逾越。换句话说，似乎这片寻常的荨麻田可以延伸向世界的尽头，只有莫奈懂得这一点……

“尼普顿！”

我很想在那里待得久一点儿，看看河岸另一侧的风景。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会为此感到遗憾。

“尼普顿！”

我喊得声音更大了。这里连一只狗都没有，我的担心开始演变成一种真实的恐惧。我的狗会去哪儿呢？这一次，我吹了口哨，我还会吹口哨呢。平常我吹口哨的时候，尼普顿总会跑回来。

我等待着。

岛上只有我一人。

没有声音、没有征兆，也没有一丝尼普顿的痕迹。

我猜测着，我知道自己的担心很荒谬。我的内心出现慌乱的想法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方。我已经很久都不相信什么诅咒了，也不相信什么传言和无关紧要的闲话。没有什么偶然……只是……

我的天啊……我的狗居然没回来……

“尼普顿！”

我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

“尼普顿……尼普顿……”

杨树似乎永远保持着沉默。

“尼普顿……”

啊……

这就是我那无论如何都呼唤不回来的狗啊，它的皮毛四分五裂地散落在我的右侧，沾到我的裙子上。它那调皮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光芒，似乎在为自己离开得太久而乞求主人的原谅。

“走吧，尼普顿，我们回去吧。”

第二幕
真相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吉维尼草原
离世

81

我从小岛走向荨麻丛。在经过理查德·帕特诺斯特的农场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到大麻磨坊，而是向右转去，向呈花瓣形排列的三个停车场走去。尼普顿一路小跑地跟着我。公交车和大客车上渐渐有了许多空位。好几次，几个倒车不看后视镜的傻子都险些把我剐倒。我挥舞着拐杖向车的保险杠打了下去，甚至打到了他们车子的下面。对我这样一个老太太，他们也不敢说什么，甚至还请求我的原谅。

真对不起，这么做能让我心里痛快一点儿。

“过来，尼普顿……”

这些傻子可能会轧死我的狗。

我终于走到了罗伊大街。我继续向前走了几米，径直走到莫奈花园。莫奈花园里种着一簇簇玫瑰和睡莲。我想说，今天可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现在距离莫奈花园闭园还有一个小时。游客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排着队，乖乖地等待着，在小路上站成规整的一排，一个挨着一个。17点钟的吉维尼，有一种大家都在排队等候地铁的感觉。

我看向人群。很快，我的眼里便只有她了。

法奈特。

她背对着我，坐在睡莲池旁边，面前放着一幅画，画布放在紫藤萝上。我猜她在哭泣。

“你找她干什么？”

卡米耶站在睡莲池的另一端，站在绿色的小桥上，垂柳的枝条散落到桥上。他看起来傻乎乎的，摩挲着一张纸质卡片。

“你找法奈特干什么？”文森又问了一次。

卡米耶支支吾吾，有些窘迫地说道：

“我是想……我是想……安慰她……我想……给她一张十一岁的生日贺卡。”

文森将卡米耶手里的卡片顺手抢了过来，仔细看了看。这是一张普通的明信片，上面画着一幅淡紫色的《睡莲》，再寻常不过了。只是明信片的背面写着：“十一岁。生日快乐。”

“好的，我给她送过去。现在，让她安静一会儿吧，法奈特现在需要自己安静地待着。”

两个男孩子看着水池对面，法奈特正低头盯着自己的画布，狂怒地胡乱挥舞着画笔。

“她……她怎么样了？”卡米耶问道。

“你觉得呢？”文森回答道。她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受到了惊吓。保罗淹死了，葬礼是在雨中举行的。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时候确实会发生一些意外……会的，是这样的。

卡米耶落泪了，文森甚至没有做出一个安慰他的动作。他沿着睡莲池走了过去，边走边丢下一句话：

“别担心了，我会把你的卡片交给她的。”

睡莲池旁的小路向左转去，消失在一片紫藤萝丛中。一走出卡米耶的视线，文森就把生日卡片装到了自己的裤兜里。他反手拨开稍稍挡住他去路的鸢尾，向日本桥的方向走去。

法奈特就在那里，背对着他，喘息着。她在调色板里蘸湿了画笔，那是最大号的画笔，几乎有刷墙的刷子那么大，调色板里的所有颜色都混杂到了一起，尽是些暗淡的颜色。

深棕色、深灰色、深紫色。

黑色。

法奈特肆意挥洒着笔触，在画布上画起了彩虹。其实她什么都不想画，只想发泄自己心中的痛苦。似乎只用了几分钟，阴暗就降临在整片池塘，降临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降临在画布的五彩斑斓上。法奈特只放过了几朵睡莲，那是她用最细的画笔画出来的鲜活的黄色圆点。

就像点缀在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文森温柔地说道：

“卡米耶本想过来，但是我跟他说你想一个人静一静。他……他想祝你生日快乐。”

文森将手伸进裤兜，但是没有掏出里面的卡片。法奈特没有回答，又在调色板上挤出一管黑色的颜料。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奈特？这……”

最后，法奈特终于转过身来，她已经哭红了双眼。她大概是用画画的那块抹布匆忙擦过脸颊吧，她的脸都黑了。

“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文森。这些色彩，结束了。画画，也结束了。”

文森沉默着。法奈特一下子爆发了：

“文森，都结束了……你不明白吗？保罗是因我而死的，他是在去帮我拿这幅该死的画的时候从台阶上滑下去淹死的。是我让他去拿的画，是我让他快点儿的……是我……是我……是我害死了他……”

文森温柔地将手放在法奈特的肩膀上。

“不是这样的，法奈特，那是一场意外，你很清楚的。保罗滑了下来，他滑到河里淹死了，我们大家都无能为力……”

法奈特深吸了一口气。

“文森，你真好。”

她将画笔放到调色盘上，依偎在男孩子的肩膀上，落下了眼泪。

“他们都说我最有天赋，说我应该自私一点儿，说画画会带给我一切……他们都在说谎，文森，他们都在说谎。他们都死了，詹姆斯、保罗。”

“没有都死去，法奈特。我还在。再说了，保罗……”

“嘘！”

文森明白，法奈特想让他安静。文森什么都不敢说了。他等待着，只有法奈特的喘息声，垂进池塘里的柳叶和紫藤萝轻轻的沙沙声，会时不时地打破这水池边的宁静。最后，女孩儿颤抖的声音传进了文森的耳朵：

“这场游戏，也……也结束了。我给你们每个人取的印象派画家的名字，也结束了。这些假名字，从此没有任何意义了……”

“法奈特，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文森搂着小姑娘，将她靠到自己身上，让她可以这样睡去。

“我在呢，”文森轻声说道，“我会一直都在的，法奈特……”

“这也结束了，不要再叫我法奈特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叫我法奈特了。无论是你，还是别人。那个叫法奈特的有画画天赋的小姑娘，那颗未来之星，她也死了，死在了麦田边的洗衣池旁。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法奈特这个人了。”

男孩儿犹豫了一下，将手搭到女孩儿肩上，从上到下抚摩着她的胳膊。

“我明白……我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在……法奈特……”

文森咳嗽了一声。他还在抚摩着女孩儿的胳膊。

“我会一直在的，斯特凡妮。”

男孩儿的手镯沿着胳膊滑落下来，他不禁低头看了看这件饰物。他明白，从今以后，斯特凡妮再也不会用画家的名字称呼他了：文森。

她会叫他的真名，叫他接受洗礼时的名字，叫他领圣体时的名字，这个名字用银色的字刻在他的手镯上。

雅克。

水流沿着斯特凡妮的裸体流下。她站在滚烫的水流下，歇斯底里地冲洗着自己的身体。她将那条淡黄色的、沾满红色血污的裙子揉成一团，扔在了地砖上。水流像瀑布一样冲洗着她的身体，她已经这样洗了很久，可她依然觉得自己身上有在尼普顿的血泊中沾染的血迹。那股血腥味儿、那片血污。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刚刚在荨麻岛上所经历的疯狂瞬间。

她的狗——尼普顿，被人杀死了。

还有洛朗斯的诀别。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雅克坐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循环播放着一首流行歌曲，让人头晕，那是弗朗索瓦丝·阿迪的《爱的时刻》。为了能让冲着淋浴的斯特凡妮听到自己的声音，雅克提高了嗓门儿：

“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斯特凡妮，再也没有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再也没有人会闯入我们中间。”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我们的甜蜜只是记忆臆造出来的假象。

斯特凡妮哭泣着，眼泪与滚烫的淋浴水混合在一起。

雅克继续在床头念着独白：

“你等着，斯特凡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给你买一栋大房子，一栋新的真正的房子，你一定会喜欢的。”

雅克是那样了解她。雅克总可以找到话题。

“哭吧，亲爱的。哭吧，哭吧，想哭就哭吧。明天我们就去奥特耶农场，领养一只小奶狗。尼普顿是个意外，一场愚蠢的意外。在乡下，有时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尼普顿没有遭罪。斯特凡妮，我们明天就去。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水流声停了下来。斯特凡妮用一条紫色的大浴巾将自己裹了起来。她向复式屋顶的房间走去，光着脚，头发往下滴着水。她很美，真的很美。在雅克的眼里，她是那么美。

爱一个女人真的会爱到这种程度吗？

雅克站起身来，将妻子搂在怀里，将她紧紧拥入臂弯。

“我在呢，斯特凡妮。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在，有危险的时候，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斯特凡妮的身体一瞬间僵直了，只是一瞬间，随后，她完全放弃了抵抗。雅克吻着妻子的脖子小声说道：

“我的小美人，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明天，我们就去领养一只小奶狗，这会帮你忘掉一切……我了解你的。到时候，我们再给这只小奶狗取个名字！”

潮湿的浴巾滑落到地上，雅克轻轻按倒妻子，将她平放在双人床上。斯特凡妮浑身赤裸，任由雅克摆弄。

她明白了。她不再抗争了。命运已经为她做出了选择。她知道自己余生的时光都不重要了，她会在这个陷阱中，在一个体贴但是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慢慢变老。她之前那种想逃离的心情会随着时间淡去，渐渐消散。

斯特凡妮闭上了双眼。从今以后，这是她唯一可以做出的抵抗。收音机里，《爱的时刻》最后几个吉他音符被雅克嘶哑的呻吟声所淹没。

斯特凡妮真想堵住耳朵。

一阵短暂的广播预告曲过后，主持人用欢快的声音介绍起第二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我们将会迎来本季度最炎热的一天。祝所有戴安娜生日快乐[1]。太阳将会在5点49分升起，比之前又提前了几分钟。明天是1963年6月9日。”

这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

我们的甜蜜只是记忆臆造出来的假象。

永别了，再也不见。

洛朗斯

我打起精神。如果这样站着一直不动，会被太阳灼焦的。我站在罗伊公路边，沉浸在一个老疯子的思绪中。

我得往前走，我要为这一切画上一个句点。在整个故事的框架中，就只差这么一个字了——“完”。

这是一个美丽浪漫的故事。不是吗？但愿您会喜欢这个幸福的结局。

至少，他们结了婚，他们没有分开，他们没有孩子。

他生活得很幸福。

她觉得自己也是。人总会习惯的。

她拥有过一段时光……一段近五十年的时光。准确地说，是从1963年到2010年。一生的时光，仅此而已……

我决定再向前走几步，沿着罗伊大街，一直走到大麻磨坊。我从桥上穿过小河，在栅栏门前停了下来。我的信箱里塞满了愚蠢的广告单，都是一些附近超市的促销广告，我从来都没迈进过那些超市。我一边咒骂着，一边将这些广告单扔进院子门口的垃圾桶中。这垃圾桶是我特意放在那儿的。垃圾桶还远远没有装满……我突然骂了句脏话。

在这些广告单中，还夹着一个信封，我险些把它也扔进垃圾桶里。信封上的收件人是我的名字，那是一个小号的牛皮纸信封。我将信封翻过来，看了看这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贝日医生。波旁-邦提埃尔大街13号。维农。”

贝日医生……

这只吸血鬼很有可能寄给我一张发票，再向我勒索一些额外的费用。我看了看这个信封的大小。或许，这只是一封稍稍迟到了的哀悼信。总之，他是我丈夫活着的时候，最后一个见过我丈夫的人了。确切地说，那是……十三天前的事情。

我笨拙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灰暗的浅灰色卡片，卡片左上角画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

贝日潦草地写了几行字，勉强可以辨认出写的是什么。

亲爱的朋友：

我悲伤地得知，您丈夫于2010年5月15日辞世了。几天前，我最后一次去看望您的时候，就对您说过，这个结果是难以避免的。你们是一对儿感情稳固、情投意合的夫妻。一直都是如此。这点真的难能可贵。

致以我最深切的哀悼。

埃尔韦·贝日

我烦躁地将这张卡片揉成一团，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最后一次会诊。那是在十三天前。这十三天漫长得无穷无尽，漫长得像是又过了一生。往昔的记忆又一次涌现在我的心头。

那是2010年5月13日。那天，一切都颠覆了；那天，一个老头儿在他临终的病床前向我坦白。临死之前，他只是承认了一些事情……

他说那些话，只用了一个小时；听他讲，也只用了一个小时。而我却用了十三天的时间，去回忆那一个小时。

我的内心挣扎着要不要将这张纸板撕掉。在我再次迷失在记忆的迷宫之前，我的目光落到了信封上。

我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那是我的地址。

斯特凡妮·迪潘

大麻磨坊

罗伊大街

27620 吉维尼

[1]法国大革命时期，政府颁布的法令（loi du 11 germinl n XI）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生儿登记名字时，只允许使用在日历上出现的圣人或古代历史上有名人物的名字。这项法令直到1993年才被废除。——译者注

第一天
2010年5月13日 大麻磨坊
遗言

82

我在大麻磨坊的客厅里等候着。医生就在隔壁，他和雅克待在一起，我是凌晨4点钟把医生紧急叫过来的。就像耗光了燃油的发动机在停止运转之前总要抽搐一番，雅克在被子里痛苦地蜷缩成一团，似乎他的心跳都变慢了，他的血液即将停止流动。开灯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那苍白的胳膊，胳膊上遍布着清晰的蓝色血管。几分钟后，贝日医生来了。他把诊所开在了维农的波旁-邦提埃尔大街，然而他却在吉维尼附近的塞纳河边上买了一栋漂亮的别墅。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贝日医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坐在椅子上，什么都没做，只是等待着。贝日医生声名狼藉，这只蠢猪建造了游廊，修建了游泳池，所花的钱都是通过盘剥本地的老人得来的。但是坦率地说，至少，他也有别人无可取代之处。正是因为这样，几年来，村民们纷纷请他做家庭医生。有请他的，也有请别人的……

“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雅克明白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只剩下……顶多几天的时间了。我给他的静脉注射了一针。再过几个小时，他会感觉好一些。我给维农的医院打过电话了，他们已经预留出一间病房，他们会派救护车过来的。”

他拿起一个皮质的小手提包，似乎有点儿迟疑：

“他……他想见您。我想给他吃点儿安眠药让他入睡，但是他坚持要和您说话……”

我应该显得很惊讶，可能比“震惊”看起来还要夸张。贝日觉得需要补充一句：

“您怎么样？身体还行吗？需要我为您开点儿药吗？”

“我可以的，可以的，谢谢。”

现在，我只是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赶紧出去。他又向幽暗的房间看了一眼，随后，将一只脚迈出房门。他再次转过身去，脸上带着一些沉重。可以说，他的表情还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想到即将失去一位主顾，他怎么也笑不出来吧。

“很抱歉。斯特凡妮，加油。”

我慢慢地向雅克的房间走去，一秒不停地想象着，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我丈夫的忏悔？埋藏了多年的秘密？

实际上，事情非常简单。

全部案件只有一个凶手，只有一个杀人动机，只有一个地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

凶手杀了两个人，一次是在1937年，一次是在1963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捍卫自己的财富、宝藏：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她出生到死去的一生。

我的一生。

只有一个罪犯。那就是——雅克！

雅克对我坦白了一切，一点儿都没落下。最近几天，记忆从我生命的一个阶段跳跃到另一个阶段，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万花筒……然而，所有细节都只不过是精密齿轮的一部分、是被一只怪兽精心策划好了的命运。

那是十三天前的事情了。

那天早上，我推开雅克的房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将这扇门关闭在命运的阴影上。

彻彻底底。

“过来，斯特凡妮，到我床边来。”

贝日医生将两只大耳朵贴到雅克的背上。他没有躺着，是靠坐在床上。血流涌到他的脸颊，他那涨红的脸与苍白的胳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过来，斯特凡妮。贝日都跟你说了吧……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说再见了……我……我……我要跟你说点儿事……趁着我还有气力，我要告诉你。我让贝日给我扎了一针，这样，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我就能撑得住……”

我坐到床边。他皱巴巴的手沿着被单的褶皱滑落下来。他胳膊上的汗毛被剃光了十厘米长，上面缠绕着一层厚厚的乳白色绷带。我握起他的手。

“斯特凡妮，车库里、储藏室里，都有一些我们很多年没碰过的东西。比如，我打猎的东西，几件旧上衣，一只袋子和一些返潮的子弹，还有我的靴子，都是一些发霉的旧东西。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踢开地上的砾石。在那些东西下面，你会看到一个地板门、一个空药箱，类似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把上面的东西都移走，是看不到这个地板门的。你把地板门拉开，会看到一个铝制的小箱子，跟鞋盒的大小差不多。斯特凡妮，你去把它拿给我。”

雅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随后，他放开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站了起来。我觉得很奇怪，搞神秘？玩儿游戏？这可不是雅克的风格。雅克是一个简单、直白、没有悬念的人。我心里还想着，会不会是贝日医生给他注射的药量太大了？

几分钟后，我回来了，我丈夫的表述一点儿都没错。我找到了那个铝制的小盒子，盒子的接缝处已经生锈了，闪亮的铝皮上到处都是突起的、暗淡的斑斑锈迹。

我将盒子放到床上。

“盒子……盒子上还挂着一把锁呢。”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斯特凡妮，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太擅长讲话，你是了解我的，但是你要告诉我，斯特凡妮，这么多年来，你在我身边感到幸福吗？”

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要怎样答复这个生命还剩几天时间，和我一起生活了五六十年的人呢？除了“是的……是的，雅克，当然了，雅克，这些年……在你身边，我感觉很幸福”，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似乎他对这个回答并不满足。

“斯特凡妮，现在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可以敞开心扉了。你有没有……怎么说呢……你有没有遗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没想过，如果生命可以有不同的轨迹，你的生活或许会更好……别处……和……”

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液。

“和别人在一起？”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年来，雅克已经将这些问题思考过成千上万遍了，他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一天将它们说出口。我没有……我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天啊，我从没问过自己。现在，我都是个老太太了。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可没做好回答这些问题的准备。以后，迷雾会在我疲惫的精神世界里慢慢消散。我也曾经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耐心地将这样的疑惑装进小匣子，然后强迫自己永远都不要再将盒子打开。我丢掉了钥匙。我得去找找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雅克，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你明白的，斯特凡妮。你肯定明白……斯特凡妮，你要回答我，这很重要，你想过另一种生活吗？”

雅克对我笑了笑。现在，他的整张脸一直到脖子下方，都涨红了。贝日的药还真管用……但是他的药只是对血液循环有帮助……五十年来，雅克从没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真说不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既不像他的风格，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是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吗？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去问自己的伴侣，他的一生是不是真的一文不值？面对这样的问题，谁会忍心回答“是”呢？就算她想过，就算她真的想过，谁会对那生命垂危的伴侣回答说“是”呢？我感觉这是一个陷阱，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陷阱。

“什么‘另一种生活’，雅克？你说的‘另一种生活’是哪一种？”

“斯特凡妮，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更愿意……”

陷阱里的毒气味道更加浓重了，就像一股久违的味道又回到了我的身边，那是一股消散已久的让人透不过气的熟悉味道，我从没忘记过这种味道。我别无选择，只能像护士一样温柔地回答他：

“雅克，我过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你想听的是这个吗？这是我值得拥有的幸福生活。雅克，这种生活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

雅克长舒了一口气，就像圣·皮埃尔亲自前来通知他，他的名字在通往天堂的人员名单上一样。似乎现在，他可以安详地离去了。他很让我担心。他伸出手，在床头柜上摸了摸，不知道在找什么。他碰到了床头柜上的玻璃杯，杯子掉到地上，打碎了。水洒在地板上，形成一条细细的水流。

我起身去擦，想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这时，他的手又抬了起来。

“等一下，斯特凡妮。只是打碎了一只杯子而已，不要紧的。帮我一下，看看我的钱包，在床头柜上……”

我向前走去。玻璃碎片在我脚下咯吱作响。

“打开它吧。”雅克继续说道，“在我的社保卡旁边，有一张照片，斯特凡妮，你看见了吗？摸摸这张照片底下……”

我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打开过雅克的钱包了。我的照片出现在眼前，这张照片至少有四十年了。这是我吗？这双淡紫色的大眼睛是我吗？这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吉维尼灿烂的阳光下珍珠一样洁白的皮肤都是我吗？我是不是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有多美了？是不是一定要到八十多岁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才敢承认自己曾经有多美？

我的食指伸到照片下，摸了摸，掏出一把平整的小钥匙。

“斯特凡妮，现在我放心了，我可以安心地死去了。我可以跟你说这件事了。以前我很不确定，或者说非常不确定。斯特凡妮，我已经尽全力了，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挂锁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这把钥匙带在身边，我想，你会明白的。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住，亲自解释给你听。”

这会儿，我的手指颤抖了起来，比雅克的手指颤抖得还要厉害。一种可怕的预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费力地将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一下。过了好几秒，锁头和钥匙才落到床单上。雅克依然轻柔地将手臂放在我的胳膊上，似乎是在示意我“等一下”。

“斯特凡妮，你值得拥有一个守护天使，我就是那个守护天使，我尽可能将自己的职责做好。请你相信我，这可不容易。有时候，我真怕自己做不到……但是你瞧，最终……你还是让我安心了。我这一生表现得还不赖。你……你还记得吗，我的斯特凡……”

雅克的眼睛闭上了很久……

“我的法奈特……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允许我最后叫你一声法奈特吗？从1937年开始……七十多年了，我从来都不敢这样叫你。你瞧啊，我什么都记得呢，我是一个听话的、忠诚的、懂规矩的守护天使。”

我什么都没说，我感到一阵呼吸困难。我只有一个愿望：打开这个铝盒子，确认这个盒子是空的。雅克自言自语的一切只不过是在贝日医生药物作用下的胡言乱语。

“我俩是同一年出生的，”雅克以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1926年，法奈特。你出生于6月4日，在克洛德·莫奈去世前六个月。说来也巧，我是6月7日出生的，比你晚了三天。你出生在水之城堡大街，我出生在哥伦比亚大街，我们之间只隔了几栋房子。我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来到这儿，来到人间，就是为了保护你。为了，怎么说呢，拨开你人生道路上的树枝……”

拨开树枝？我的天啊，这样的形象很难与雅克对接到一起。我要疯了，我坚持不住了，我打开了那个盒子。就在开启的一瞬间，盒子立刻从我手中掉落下来，似乎这个铝盒热得烫手。盒子里的东西散落在床上，我的过去一股脑儿地展现在眼前。

我惊愕地看见三把美工刀，是WINSOR＆NEWTON牌的，我认得刻在刀把上的飞龙。飞龙两边有两个暗红色的污迹，由于时间久远，污迹已经干枯了。我的目光流转，落在了一本诗集上，那是路易·阿拉贡的《法文诗集》。我手里的那一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房间的书架，我怎么能想象到雅克手里还有一本呢？以前，我经常给吉维尼学校的孩子们读这本诗集的146页，那首叫作《睡莲》的诗。我像抓住《圣经》似的紧紧抓着这本书，书页在我的指尖起舞，我停在了146页。这页被人折了起来，我看了看底端，这页被人裁剪过。有人仔细地裁剪过，只有一厘米宽，只缺了一行文字，是第十二节诗的第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

我赞同将做梦立罪

我不明白，我什么都没明白。我想不通了，我拒绝将这所有元素排好顺序。

雅克苍白的声音将我冻结：

“你还记得阿尔贝·罗萨尔芭吗？是的，你当然记得了。小时候，我们三个总在一起。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画家的名字当外号，都是你喜欢的印象派画家的名字，他叫保罗，我叫文森。”

雅克抓着床单，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美工刀。

“那次……那次是个意外。他想把你的画拿给老师，你的《睡莲》。法奈特，就是你放在谷仓里的那幅画，那幅你一直都不愿意扔掉的画。你记起来了吗？但这并不重要，保罗，不，阿尔贝他滑倒了。是的，在他滑倒之前，我们打过架，但那是场意外，他滑倒在洗衣池边，他的脑袋撞到了洗衣池边的一块石头上。法奈特，我没想杀他，我没想杀保罗。虽然他对你的影响很不好，虽然他并不是真的爱你。他滑倒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那幅画的错。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事情发生不久后，你就明白了。”

我握着一把美工刀的刀把。这把刀刀身宽大，是刮画板用的。自1937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画笔了。这些都是埋藏在我头脑中的记忆，在我脑袋上张开的巨大缝隙中不断拥挤着。我握紧刀柄，感到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詹姆斯……”

我的声音微弱得就像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

“那个老疯子？那个美国画家？法奈特，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

是的，我的心里默默地回答着。

“詹姆斯……”雅克继续说道，“詹姆斯，没错。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着想起这个名字，但是我却想不起来，我把他忘掉了。我甚至还想问问你来着……”

雅克放声大笑起来。他的后背从枕头上稍稍向下滑落了一些。

“我开玩笑的，法奈特。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一切都说给你听。所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守护天使就应该守口如瓶，对不对？一直保守秘密到最后，这是需要遵守的首要法则。或许，你还记得吗，他对你说过，你应该自私一点儿，他说你应该离开家、离开所有人，远走高飞。当时，他让你疯狂了，当时你还不到十一岁，你很容易受到影响……一开始，我吓唬了他一下，我趁他午睡，在他的画笔盒上刻下一句威胁他的话。他几乎整天都在睡觉，就像一只大毛虫，什么都不管不顾。他继续折磨着你，东京、伦敦、纽约。法奈特，当时我别无选择了，那时候，你会离开的，你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甚至听不进去你妈妈的话。我别无选择了，我得救你……”

我张开手指。我的记忆一个接着一个不断从那可怕的裂缝中涌现出来。这把刀，这把放在床上的刀，这把红色的刀，这是詹姆斯的刀。

雅克将这把刀插进了詹姆斯的心脏。那时，他才十一岁……

他继续着他那令人憎恶的“忏悔”：

“我没想到，尼普顿会在麦田里找到那个该死的画家的尸体。在你和你妈妈到来之前，我转移了尸体。我想，只是转移了几米而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吗，我本以为不会成功，我从没想到那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居然那么重。说来你可能都不相信，你和你妈妈就从我的身边经过。你们只要回一下头，就会看到我，但是你没有回头。我觉得，实际上你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你没看到我，你妈妈也没看到。你知道吗，这可真是个奇迹。这就是上天的旨意！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有事了，我应该完成自己的使命。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将他的尸体掩埋在草原的中央。你要相信我，这只是一个孩子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接下来，我一点点地烧毁了他留下的一切：画架、画布。我只留下了他的颜料盒，把它当作证据，当作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的证据。你知道吗，法奈特，那时我还不到十一岁！那时候，我就已经很笃定了，现在你知道谁是你的守护天使了吧？”

雅克没有留给我回答的时间。他绝望地试图往枕头上靠了靠，但是他仍然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滑。

“我开玩笑呢，法奈特。其实即使一个孩子，杀死他也不是很难。你的詹姆斯是个老废物，是个外国人，比莫奈小了十岁，是个谁都不会放在眼里的流浪汉。1937年，大家都在担心着别的事情，几天前，一个西班牙工人在吉维尼对面的驳船里被人杀害了，当时，所有的警察都在处理着那个案子，几星期之后，他们才将凶手锁定在一个孔夫朗船员的身上。”

雅克想用满是皱纹的手去寻找我的手，却抓了个空。

“法奈特，你知道吗，我把这些说出来，感觉很好。从那以后，我俩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好多年……你想起来了吗？我们一起长大，只是在你去厄尔读师范学院的时候分开过，然后，你又回到了吉维尼当老师，回到了我们的学校！我们是1953年在吉维尼的圣-拉德贡德教堂结的婚，一切都那么完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守护你的天使……”

雅克又一次放声大笑起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我们的房子里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会在看电视或者看报纸的时候哈哈大笑。我怎么就没意识到，这是个怪物发出的笑声呢？

“但是魔鬼却在盯着你……嗯，斯特凡妮？热罗姆·毛赫瓦勒又缠在了你的身边。你还记得吗？热罗姆·毛赫瓦勒，我们吉维尼小学的伙伴，那个叫卡米耶的，那个大卡米耶……他是班里的第一名！他骄傲着呢。法奈特，你上学的时候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变了很多。久而久之，他居然能把爱打小报告的帕特里夏弄到自己的床上。就是那个之前外号叫作玛丽的，玛丽·卡萨特的那个‘玛丽’……但是很快，大卡米耶就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帕特里夏了，他变了很多，这是肯定的。金钱会改变一个人。他买了吉维尼最漂亮的房子，在一些女孩儿眼里，他自大而有魅力……此外，他还堂而皇之地出轨，对自己的老婆毫不隐瞒。吉维尼所有人都知道，就连帕特里夏自己都知道，她甚至还雇用了一位私人侦探来追踪毛赫瓦勒。可怜的帕特里夏啊！毛赫瓦勒就用油画、赚钱和收藏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为由来敷衍她。但是，斯特凡妮，你听我说，热罗姆·毛赫瓦勒是巴黎地区最好的眼外科医生，他回到吉维尼只为一件事，他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莫奈，也不是为了《睡莲》，不……是为了漂亮的法奈特，为了那个小学时从没正眼看过他的姑娘。现在时来运转了，大卡米耶想复仇……”

我的喉咙堵塞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你……”

“斯特凡妮，我知道，热罗姆·毛赫瓦勒没有得到你的心……至少可以说，他那时还没有得到你的心。我得在你动心之前行动起来。热罗姆·毛赫瓦勒住在村里，他有的是时间，他鬼得很。上学那会儿，他就知道怎样赢得你的芳心，《睡莲》、莫奈的记忆、景色……”

这个怪物又一次试图去抓我的手。他放在被单上的手慢慢向前伸了过来，就像一只爬行着的臭虫。我真想握住画刀把他的手刺穿，就像扎死一只害虫那样。

“斯特凡妮，我没有责怪你什么。我知道你和毛赫瓦勒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你只是同意跟他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而已。但是他很可能会吸引到你的，斯特凡妮，时间久了，他一定会成功的。斯特凡妮，我不坏，我本来根本没想杀死热罗姆·毛赫瓦勒，那个大卡米耶。我很有耐心，特别有耐心。我想让他明白，让他非常明确地知道，如果他继续围着你转，我能做出什么事来。我先是给他寄了这张生日卡片，印着《睡莲》的生日卡片。毛赫瓦勒可不笨，他清楚地记得这是多年前他让我交给你的卡片，那是1937年，在莫奈花园，那时你十一岁，就在阿尔贝死去不久。我把阿拉贡的诗从书上裁了下来，粘在生日卡片上，就是那句你经常给班里孩子们朗诵的诗，我很喜欢这句话，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做梦就是罪过，做梦就该和其他罪过一样受到惩罚’。毛赫瓦勒不是傻子，这句话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所有试图接近你的人、想伤害你的人，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雅克试着去拿床上的阿拉贡诗集。他触摸到了那本书，但是他没有力气抓住它。我一动不动。雅克又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斯特凡妮，你知道热罗姆·毛赫瓦勒是怎样回答我的吗？他居然肆无忌惮地嘲笑我！如果我想杀他的话，当时我就把他杀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爱他的，大卡米耶。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我把那个颜料盒邮到了他巴黎的诊所，就是詹姆斯的那个颜料盒，那个颜料盒上一直刻着我对他的威胁：在这里，她是我的，现在是，永远都是。后面还画了一个叉！这次，毛赫瓦勒没明白……那天早上，他约我在大麻磨坊旁边的洗衣池前见面，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他是想跟我说，他想放弃了呢。结果恰恰相反，他当着我的面，将颜料盒扔进河里，扔进了泥水里。斯特凡妮，他看不起你，他并不爱你，你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猎物，只不过是他的另一个猎物。斯特凡妮，他会让你痛苦的，他会让你失望的……我能做什么？我要保护你啊……他看不起我，他对我说我没能耐，他说我的这双打猎的靴子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他说你从没爱过我，他一直是这一套说辞……”

他的手又向前伸去，握紧那把画刀：

“斯特凡妮，我别无选择了，我就在那里把他杀掉了，用的就是从詹姆斯那里夺来的画刀。他死在了那里，死在小河边。很多年前，阿尔贝也死在了那里。接下来，我用石头砸烂了他的脑袋，把他的脑袋浸到河水里。我知道这很荒谬，当时，我还怕你会起疑心，特别是后来警察又将詹姆斯的颜料盒打捞了上来，幸好你没看到那个颜料盒……我必须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默默地保护你，我甘愿为你冒一切风险……你当时选择了信任我，你做得对。我的法奈特，现在你可以承认了，你从没怀疑过我有多爱你，你从没怀疑过为了你我到底能做出什么。你还记得吗，毛赫瓦勒死去几天以后，你还去告诉警察案发当天早上，我们在床上做爱……大概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知道真相的，但是你却不愿意承认。我们都能感觉到自己拥有一位守护天使，是不是？这个无须感谢……”

我浑身麻痹地看着雅克皱巴巴的手指抚摩着刀柄。他可真是个偏执狂，似乎这个苍老的身体还在为用这个武器杀死了两个人而沾沾自喜。我控制不住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脱口而出：

“我……我本想离开你来着。正因为这样，我才做了伪证。你当时进了监狱。我……我有罪恶感。”

他的手指在刀柄上扭动着。那是杀人犯的手，是疯子的手。他慢得不能再慢地松开了手指。雅克还在往下滑，现在他几乎是躺着的了。一声大笑撼动着他的身体，那是神经错乱般的狂笑。

“当然啦，斯特凡妮。你有罪恶感……当然啦，当时你的神经完全是错乱的。但是我的神经没有错乱，没人比我更了解你。毛赫瓦勒一死，我就觉得我们得到了安宁，再也不会有人让你离开我了。随后，事情发展到了高潮！今天回想起来，这简直太滑稽了。毛赫瓦勒的尸体却将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吸引到了你的石榴裙下，这是所有危机当中最棘手的！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了。这可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将他杀掉，我又不会受到起诉、不会被捕、不会永远和你分开呢？如果我被困在监狱里无法保护你，而你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个塞内纳克、另一个毛赫瓦勒可怎么办呢？从一开始，这个警察就怀疑我，似乎他能看透我……他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他是个好警察，斯特凡妮，我和他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幸运的是，他从未发现我和1937年男孩儿溺水身亡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从没听说过那位美国画家的失踪……当年，1963年，他和他的助手贝纳韦德已经触及了事件的真相……当然啦，但是他们根本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有谁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这时，那个该死的塞内纳克开始怀疑我，那个该死的塞内纳克爱上了你。我和他之间势不两立，我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我的手慢慢放到了床单上。雅克现在躺下了，他无法坐直了，他看不见我，只能对着天花板说话。我又握紧刀柄。此刻，与他在一起，我有一种变态的快感。似乎刀柄上干枯的血迹渗透到了我的血管里，这些血管充斥着想要杀人的冲动。

雅克紧张的笑声变成了一阵嘶哑的咳嗽声。他费力地重新喘息均匀。当然，他还是坐着能舒服一些。但是雅克没有要求我将他扶起来。他的声音比之前衰弱了一些，他继续说道：

“我快说完了，斯特凡妮。说到底，塞内纳克跟别人一样，我威胁了几句，他就逃掉了……我对他的威胁确实有效……”

他又在大笑了，或者说在咳嗽，或者两者都有。我慢慢将画刀移近我黑裙子的褶皱。

“斯特凡妮，男人真是弱爆了……所有男人都是如此。比起对你强烈的爱慕，塞内纳克更爱他那小小警察的职业生涯。斯特凡妮，我们都没什么可抱怨的，是不是？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不是吗？最后，塞内纳克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谁知道如果他固执下去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斯特凡妮，那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抹阴影了，最后一片云朵，最后一根需要拂去的树枝……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我将双臂交叉在胸前，画刀紧贴着我的心脏。我真想说，我真想呐喊：“雅克，你说你是我的守护天使，那你告诉我，杀人是不是很简单？将尖刀插进一个人的心脏，是不是很简单？”

“斯特凡妮，如果我没有在正确的时机采取行动，如果我没有一个接着一个地扫清障碍，如果我不保护你，如果我没有像双胞胎一样出生在你的身旁，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斯特凡妮，我可以愉快地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成功了！我是那么爱你，从今以后，你便有了我爱你的证据。”

我站起身来，惊恐万分。我将画刀夹在两臂之间，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他看不到。雅克看着我，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似乎现在他睁开眼睛都很费力。他用脚支撑着，试图直起身。原本平放在床上的铝盒掉到了地板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雅克费力地眨了眨眼。相反，那尖锐的声音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就像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回声。我感到整个房间都在围着我转。

我吃力地向前走去，可是我的腿却支撑不住身体。我张开双臂，逼着这双腿往前走，雅克一直盯着我。他还是看不见那把刀，还是看不见。我慢慢地举起了这把刀。

尼普顿在外面叫，就在我们的窗子底下。接下来的一秒，救护车的警笛声穿越磨坊的院子传进屋来。汽车轮胎轧得沙砾咯吱作响。在救护车旋闪灯的光芒下，两个模糊的身影从我的窗前经过，敲了敲门。

他们把雅克接走了，我连看都没看，就签署了一摞文件，也没去询问医生这都是些什么文件。当时还不到早上6点钟。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上救护车，我说不，我要再过几个小时自己乘大客车或者出租车去。护士们什么都没说。

铝盒子掉到地板上，敞开了。美工刀放在了床头柜上。阿拉贡的诗集就放在床单的褶皱里。不知为什么，救护车开走以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顶层，到顶楼翻出那幅落满灰尘的老画——我的《睡莲》，我十一岁时的《睡莲》。

我总共画过两次睡莲，第一次画的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美丽色彩，是参加罗宾逊基金会大奖赛的参赛作品；后来，保罗死后，我把它涂成了黑色。

我摘下雅克挂在墙上的猎枪，把自己的画挂到了那个位置上，挂在同一根钉子上。那个角落，除了我，谁也看不到。

我走了出去，我得出去透透气。我带着尼普顿一起出了门。还不到早上6点钟。在几个小时之内，吉维尼还会很空旷。我要去磨坊前的河边走走。

去回忆一下过去。

第十三天
2010年5月25日 罗伊大街
后续

83

那是十三天前的事了——5月13日。自打那天起，我就整天都在编织着雅克在我生命中偷走的时光，我要重新过一遍电影，才能理解那些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与这一切说“再见”之前，我想再回忆一遍。

我独自一人在村里游荡，您一定把我当成幽灵了吧？实际上，恰好相反。

我是个活人！

别人才是幽灵呢，是我记忆中的幽灵。这个我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我回忆起的每一个地方，都挤满了鬼魂：磨坊、草原、学校、克洛德-莫奈大街、博迪旅馆的露天咖啡座、墓地、维农博物馆、荨麻岛……

我也回想起1963—1964年，我与西勒维奥·贝纳韦德之间的一次长谈，那是在热罗姆·毛赫瓦勒的案子查不出个所以然之后的事情。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警官已经尽了全力，他执着得很，却一直没能找到蛛丝马迹的新线索。我们彼此都很有好感，至少，雅克对我和这位警官之间的交谈是不会吃醋的。西勒维奥是个忠诚的丈夫，也是小卡丽娜暖心的爸爸。当年，小卡丽娜是那么不愿意离开妈妈的肚子啊。西勒维奥给我讲述了他汇报给洛朗斯的所有案件细节，关于在维农警局、在科契尔、在鲁昂和维农博物馆里发生的一切……随后，1970年，西勒维奥被调到拉罗舍尔地区工作了。十多年前，确切地说，是1999年9月，您瞧啊，我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我收到了一封贝亚特丽斯·贝纳韦德寄给我的信。那是一封手写的短信。她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一天早上，西勒维奥·贝纳韦德离开了她和卡丽娜，死于心肌梗死。秋末时节，他们全家在奥雷昂岛租了一套度假屋，像往常一样，西勒维奥骑着单车在奥雷昂岛上遛弯……他是笑着离开的。那天的天气好极了，刮着微风，他倒在了大海边，倒在了拉布雷雷班和圣托尼奥雷昂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去世时，西勒维奥七十一岁。

苍老就是这样，看着他人离去。

几天前，我给贝亚特丽斯写了一封信，想把一切都跟她解释清楚。在想起西勒维奥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做这件事。富有的罗宾逊基金会与这几起凶杀案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阿玛度·康提的非法贸易，莫奈那些被人遗忘的画卷以及毛赫瓦勒的情妇也与此案无关。洛朗斯·塞内纳克的直觉从一开始就是对的，这是一场激情犯罪。只有一个无法想象的细节妨碍了他找到真相：嫉妒的凶手不仅仅满足于铲除可能抢走他妻子的人，其实他从小就爱上了现在的妻子，他还杀掉了当年那个十一岁小姑娘的朋友。我还是没把这封信寄出去，最后，我想了想，还是算了。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来吧，行动起来！

我恶心地把贝日医生的来信扔进了垃圾桶，让它与那些令人心烦的广告单待在一起。我抬头看了看磨坊的塔楼。

我犹豫了一下。

我的腿几乎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这最后一次前往荨麻岛的徒步旅行让我感到筋疲力尽。我犹豫着是要再去村子里一趟呢，还是直接回自己的家？刚刚在埃普特河边，我想了很久。既然一切都已经回到了正轨，那么，我将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不想用雅克的猎枪。我的天啊，我想您现在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了吧？我也坚决不吃药片，那样会使我像雅克一样，在维农医院痛苦地忍受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却不会有人来帮我拔掉点滴管。不，结束生命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和其他人一样，安静地结束这一天，回到磨坊，爬上磨坊主塔四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慢慢地整理好自己的物品，然后打开窗子一跃而下。

我决定回到村里。说到底，我的腿还可以支撑我走一千米——最后一千米。

“尼普顿，过来！”

如果有人对我感兴趣的话，无论是谁，路人也好，游客也罢，他或许会发现我在笑。或许他没有错，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是和保罗、洛朗斯一起度过的，我心中的愤怒已经平息了。

我又沿着罗伊大街向前走去。一会儿的工夫，我走到了睡莲池前。

1926年，克洛德·莫奈去世的时候，这座花园就几乎废弃了。他的儿子——米歇尔·莫奈住在吉维尼的这栋粉红色房子里，直到1931年他同模特加布里埃尔·博纳旺蒂尔结婚，有了一个女儿——昂里埃特。1937年，十岁的时候，我和村里的孩子们经常从草原边栅栏上的小洞钻进莫奈花园。我去那里画画，男孩子们在水池边玩儿捉迷藏，只有园丁布兰先生和莫奈的女儿布朗什照看着这片花园。他们放我们进去，我们也不会搞破坏。布兰先生根本抗拒不了小法奈特，她是那么漂亮，长着一双淡紫色的眼睛，头发上扎着银丝带，还那么有绘画天赋……

布朗什·莫奈是1947年去世的。她的最后一位继承人——米歇尔·莫奈，依然开放花园和莫奈故居，但只为外国国家领导人、艺术家和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开放……还有吉维尼学校的孩子们！我成功说服了他，这并不难……他怎么拒绝得了呢？曾经的小法奈特出落成美丽的斯特凡妮，目光中带着睡莲般色彩的小学教师；对于绘画的一切，她都是那么了解，她年复一年地激发着村里的孩子们对印象派画作的热情，鼓励他们去拿罗宾逊基金会的艺术大奖，她是那么有力量、那么真诚，似乎她的生命都寄托在对学生们的情感当中了。米歇尔·莫奈为我的班级敞开了花园的大门，每年一次，在5月，那是花园最美的时节。

我转过身去，看了看玫瑰教堂底下排着队的人群，十几张面孔正贴在莫奈故居的窗子上往里面看。我想说的是，1963年6月，我和洛朗斯曾单独待在这间屋子里、走廊里、楼梯里、房间里……毫无疑问，那些都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那是我唯一的、仅有的一次尝试着想要逃离……

三年后，米歇尔·莫奈死在了维农，他死于一场车祸。1966年年初，在公布了他的遗嘱之后，一大拨人向吉维尼的莫奈故居拥来。警察、公证员、记者、艺术家……与其他吉维尼村民一样，当时我也在场。在莫奈故居和莫奈工作室里，执达员惊讶地发现了一百二十多幅画作，有八十幅克洛德·莫奈的作品，其中便包括从未展出过的《睡莲》，以及莫奈朋友的四十余幅作品，画作者有西斯莱、马奈、雷诺阿、布丹……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那意味着一座巨大的宝藏，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克洛德·莫奈死后，这些作品几乎都被人遗忘了。是的，被遗忘了……1966年以前，许多吉维尼人都了解存放在粉红色莫奈故居里画作的价值。四十年间，米歇尔·莫奈一直将这些画作搁置在这里，所有有机会进入莫奈故居的人都看到了这些画。当然，我也看到了……然而，从1966年开始，便只能到巴黎的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参观这一百二十多幅画了。那里是世界上展出莫奈作品最全的地方……

至于我呢，196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带孩子们去过莫奈花园了。1980年，莫奈花园才再次对外开放。总之，将这样一座宝藏分享给更多人，让每一个可以感知到这份美的灵魂去体会这震撼人心的美丽，也是大自然的恩赐。

这里并不仅仅属于那个被花园的美丽冲昏了头脑、在花园里燃烧着梦想的小姑娘。

我向右边转去，从水之城堡大街向村里走去。

我童年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1975年，我妈妈死后，这栋房子便演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它被夷为了平地。隔壁的巴黎人买下了这块地，建起一堵两米多高的白色石墙。在我家老房子的地方，他们大概种了一坛鲜花、安了一架秋千、修建了一个游泳池吧……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我再也无法知道墙里都有些什么了。只有爬到那堵墙上，才看得见里面啊。

最后，我终于走到了水之城堡大街的尽头。实际上，这是相当困难的！十一岁时，在这条大街上，我跑得比尼普顿都快！现在呢，可怜的尼普顿却要花时间来等我。我又转到了克洛德-莫奈大街，那是游客们走的高速公路！我甚至不想跟在人群后面抱怨了，等所有往昔的灵魂都消散之后，吉维尼也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永远随我而去：阿玛度·康提，他的画廊和非法买卖；帕特里夏·毛赫瓦勒，我……

我还在向前走着。我忍不住拐了一个二十米的小弯，想从学校的门前经过。这么多年了，市政府广场一直没变，就连白色的石子和椴树的树荫都没变。只是，1980年年初，学校被重新修建了，那是我退休前三年的事！他们建起一所可怕的粉白相间的现代化学校，是棉花糖的颜色。在吉维尼，这简直是一种耻辱！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力气去与这些糟糕的事情争辩了……他们开设的幼儿园更糟，是用预制件搭建起来的，就在小学对面。总之，这一切都与我没什么关系了……现在，孩子们每天从我面前跑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还要吼尼普顿，让它别追那些孩子，只有一些美国老画家还会偶尔向我打探一些信息。

我走到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我的公务住房就在学校上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古董商店。我那复式的带着圆圆老虎窗的房间和另外几个陈旧的博物馆房间，已经成为村民们所谓的真正具有乡土气息的建筑了。这千真万确，再也不会有人透过这扇圆圆的老虎窗看近地点的月亮了！我的天啊，我向这扇窗外望了多少年、多少个夜晚啊……从我的童年开始，仿佛还在昨天……

在古董店前面，一群成年人在讲着日语、韩语和爪哇语，我什么都听不懂。我是动物园里的恐龙。我继续沿着克洛德-莫奈大街往上走，只有博迪旅馆没有变。无论是露天咖啡座、旅馆的门面，还是内部的装潢，都还是欧洲鼎盛时期的样子，由旅馆的继承者悉心照料着。或许明天，西奥多·罗宾逊还会回到博迪旅馆。时光已经在这里静止了一个世纪。

克洛德-莫奈大街71号。

热罗姆和帕特里夏·毛赫瓦勒的家。

我迅速从这栋房子的前面经过。四天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想和帕特里夏说说话。除了我，她是往昔吉维尼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了。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帕特里夏，现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对我来说，她一直都是那个爱哭鬼玛丽，那个爱打小报告的玛丽。

真可笑，我要承认这一点。她受了很多苦，至少，和我一样多。最终，她向大卡米耶屈服了，与他结了婚，也因此陷入了一场残酷游戏的沼泽。大卡米耶变成了热罗姆·毛赫瓦勒，医学方向的高才生；热罗姆越是试图勾搭别的女人，她越是对他爱得死心塌地。1963年，这样的生活，在这栋房子里戛然而止，克洛德-莫奈大街71号。曾经，那是吉维尼村最漂亮的房子，从那以后，它便成为一片废墟。市长迫不及待地等着老寡妇毛赫瓦勒死去，好来征收这块土地。

我得让帕特里夏知道，我得让她知道杀死她丈夫的凶手是谁。我应该让她知情……最终，这个爱打小报告的帕特里夏倒是让我吃了一惊。从与她见面的第二天起，我便开始等待警察的到访了。1963年，她毫不犹豫地将热罗姆·毛赫瓦勒情妇的匿名照片寄给了维农警局。我也在她的怀疑之列。

奇怪的是，这一次，她却没有那么做。要相信，生活会改变你……我知道。自她外甥教会了她怎样上网之后，她就几乎不怎么出门了。七十岁之前，她从未开启过电脑！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找她喝茶的，我只是想与她一起宣泄一下对那个怪物的怨恨——在我跳楼自杀之前。

我加快了脚步，最终，我的表情变得非常糟糕。尼普顿在我前方三十米处碎步小跑，克洛德-莫奈大街微微向上延伸，就像一条通往天际的漫漫大道。《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起了这首吉他曲，那是奶奶辈的歌曲了……

最终，我走到了教堂。克洛德·莫奈十五米高的巨幅画像俯视着我。圣-拉德贡德教堂被翻新了，施工设施和脚手架都被一块巨大的画布遮住——克洛德·莫奈的黑白画像，大师的手里还拿着调色板。我没有勇气到墓地去，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都埋葬在那里。奇怪的是，几乎每一次葬礼，吉维尼都会下雨，似乎葬礼之日，吉维尼灿烂的阳光不合时宜。1937年，我的保罗——我的阿尔贝·罗萨尔芭下葬那天下着雨，当时，我崩溃了。1963年，热罗姆·毛赫瓦勒下葬的时候，也下着雨，全村人都来了。还有厄尔地区的主教、合唱团、记者，甚至连洛朗斯也来了。当时来了几百人，多么奇特的命运！一个星期前，我独自一人将雅克葬在了这里。

我的回忆闪现，墓地里似乎站满了人。我那滴着雨的记忆啊！

“来啊，尼普顿！”

只剩最后一条直路了。我走下蒂姆大街，径直朝着罗伊大街走去。罗伊大街的尽头便是我的磨坊了。我等了很久才穿过罗伊大街。车辆川流不息地从省际公路驶离吉维尼。尼普顿在我身旁耐心地等待着。一辆牌照复杂的红色敞篷车向左打了个转向，让我先过了马路。

我穿过小桥，不由自主地在小河上方停了下来：我想再看一眼洗衣池的瓦片和红砖，看看绿得像颜料一般的金属小桥，看看右侧磨坊院子的墙壁，它比我的磨坊顶楼和樱桃树的顶峰还要高。最近几个星期，洗衣池被人涂上了黑色和白色的鬼脸。从没有人清洗过这些砖瓦。或许是被忽视了，也或许是故意的……总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地方，用强力清洗车都洗不掉匿名画家那叛逆的涂鸦，那里便是吉维尼，您说是不是？

小河清澈的细流涓涓流淌，似乎在嘲笑着河岸上躁动不安的人们。僧侣们曾手工挖掘了这条水渠；辉煌的画家莫奈将这条小河改造成池塘，并在水池边潜心作画；雅克这个疯子杀死了所有接近我的人，那些我会爱上的人。

如今，还有谁会对这些感兴趣？我该对谁诉说？这个世界上有能将失去的生命找回来的人吗？

我又向前走了几米。我的目光扫过草原，大概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停车场几乎是空的。

不，说到底，这片草原只不过是一家大型超市的点缀罢了。不，当然啦，它是鲜活的、变幻的，它会随着季节、时间、光线而变幻，这变幻震撼人心。我真的要对自己的死亡时间如此确定、要那么确信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这片草原、完全理解这片草原、为这片草原而叹息吗？克洛德·莫奈、西奥多·罗宾逊、詹姆斯和其他的画家，都不是偶然驻足于此的……当然了，它已经成为我记忆中的圣地，没有什么能夺走这片草原的美丽。

恰恰相反。

“尼普顿，你说呢？”

我的狗摇了摇尾巴，似乎在倾听着我最后的妄语。实际上，它已经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了，随着时间的印记，它已经渐渐养成了习惯。我很少不去磨坊后面的小空地就直接回磨坊的院子的，这个它是知道的。一棵柳树，两棵冷杉。如今，这片空地用栅栏围了起来，走在路上是看不到这片空地的。我继续向前走去。

尼普顿又一次走在我的前面。它趴在草地上等我，就像明白此处意味着什么似的。最后，我又向前走去，拐杖拄在松动的泥土上，我依偎在拐杖上。我看着前方插着五个十字架的小坟头。

我想起来了，我怎么会忘记呢？当年我十二岁，我紧紧抱着尼普顿，它死在了我的怀里，就在保罗溺水一年之后。妈妈对我说，尼普顿是老死的。

“它没有遭罪，斯特凡妮。它只是睡着了，所有老狗都会这样……”

我还是闷闷不乐。无法放开我的狗。

“斯特凡妮，我们再去买一只狗吧。一只小奶狗……明天就去……”

“一模一样的！我要一模一样的……”

“好的，斯特凡妮，一模一样的。我们去欧特耶农场……这只小奶狗，你想……你想叫它什么？”

“尼普顿！”

我一生共养了六只狗，都是德国牧羊犬，都叫尼普顿。那个孤独又不幸的小姑娘任性而忠诚地希望自己的狗狗可以永生，它，至少它是可以永生的！

我又抬起头，慢慢地从右向左看去。每个十字架底下，都有一块小木板，木板上刻着同一个名字：尼普顿。

只是名字底下的数字各不相同。

1922—1938

1938—1955

1955—1963

1963—1980

1980—1999

尼普顿站起身来，在我身上蹭了蹭，似乎它明白，这一次，要离开的是我，而不是它。欧特耶农场会接收尼普顿的。欧特耶农场世世代代养狗，它的妈妈应该还生活在那里。在那儿，它会过得很好的。我会留下一封信，详细记录它的饮食习惯，让它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儿，让它以后死去时，也可以埋葬在这里。

我摸了摸尼普顿，它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紧紧依偎在我身边过。我越来越想哭。我得快点儿了，再这样拖下去，我就没有勇气去死了。

我将拐杖留在那里，插在五个墓碑前。现在我不需要这根拐杖了。我径直走到院子里，尼普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动物该死的第六感！通常，尼普顿都会回到大樱桃树底下睡觉，可是今天它却没有走，它没有离开我，它这样会让我跌倒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真后悔刚刚把拐杖留在那里了。

“慢点儿，尼普顿，慢点儿。”

尼普顿让开了一些。樱桃树的叶子上很久没有系银丝带了，鸟儿们在树上尽情地玩耍……我抚摩着尼普顿，抚摩了很久。我抬起头，看了看大麻磨坊的主塔。

雅克是在1971年买下这个磨坊的，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相信了他，天啊，我当时居然相信了他！他买下了我梦中的房子，买下了这栋我十一岁时梦寐以求的不规则磨坊。后来，巴黎人拥到吉维尼，这处房产还升了值。之前，他一直在观望，等待着好的时机。这栋磨坊闲置了很久，最终，房主决定将它卖掉，他率先买下了这栋磨坊。他用了很多年，把一切都翻新了一遍：磨坊轮、水井、主塔……

他觉得这会让我开心，真可笑……这样做就像狱卒自娱自乐地装饰着监狱的墙壁。如今这座大麻磨坊已经不是曾经吸引我的那栋坍塌了的老房子了。以前，我们把它叫作“巫婆的大麻磨坊”。石子清洗过，树干上涂着漆，树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阳台上鲜花盛开，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的大门涂着油漆，院子周围修起了栅栏。

雅克有强迫症，他的强迫症是那么严重。

我怎么会想象得到呢？

我一直不让他砍掉樱桃树！于是他便没有砍。对于我所有的小任性，他都会妥协。是的，是的，这点我真的相信。

随后，房地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要还清这笔房款很困难。一开始，我们出租了磨坊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将磨坊卖给了村里的一对儿年轻夫妇，只留下了主塔。最近几年，他们把大麻磨坊改造成了宿营地，显然，生意还不错。我想，现在他们只是在等待着一件事，那就是等我死了，再收回其他几个房间。现在，院子里有秋千，有一个大烧烤架，有几把太阳伞和茶点桌。他们甚至还说，想把磨坊后面的场地改造成动物园，他们已经引进了羊驼、袋鼠、鸵鸟和鸸鹋，我也不知道那是些什么物种。

您能想象得到吗？

用异国动物来逗孩子们开心……走过罗伊大街，从维农走到吉维尼，便会看到那些动物。

我想说的是，几十年来，这里一直被人称作“巫婆的磨坊”……

现在，这里只剩下巫婆了。

那就是我。

您放心，巫婆活不了多久了。巫婆会挑一个月圆之夜永远消失……第二天一早，人们会在樱桃树下发现她那具摔烂了的尸体。发现她尸体的人会抬起头，他会说：“她大概是从巫婆的扫帚上摔下来的吧？这很正常，巫婆老了。”

我最后一次紧紧地、紧紧地将尼普顿的毛发抓在手里，随后关上了身后磨坊主塔的大门。在听到尼普顿的叫声之前，我迅速走上了磨坊的楼梯。

第十四天
2010年5月26日 大麻磨坊
银丝带

84

我打开窗子，时间刚过午夜。我本打算，夜幕一降临便从楼上跳下去，事情会简单得多。可我偏要像个老强迫症似的，把房间里的一切都安顿好。似乎随着时间的影响，雅克那糟糕的强迫症也传染给了我。我在桌子上留了一封信，让人好好照顾尼普顿。我没有勇气摘下那幅《黑色睡莲》。

我并不是在胡思乱想，厄尔山谷贪婪的旧货商真的会来我家将东西搬走。家具、餐具、小件古玩。或许有些物品会被送到布朗什-奥修德-莫奈大街的古玩店，就是以前学校公务房那里的古玩店……但是，他们应该不会对我的《睡莲》感兴趣——这幅涂满了黑色、奇丑无比的油画。谁能想到，这黑色底下曾经蕴藏着色彩斑斓的人生？

把这幅粗劣的油画扔进垃圾箱吧！

生活在监牢里，生活在她的好丈夫身边……老太太已经将自己的身体探向窗外。

这个恶毒的老太太已经不跟任何人讲话了，她从不微笑，也几乎不跟别人打招呼。谁能想到，在这具皱巴巴的皮囊下，还隐藏着一个曾经那么有天赋的小姑娘？或许，甚至可以说，她是个天才……

没有人，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法奈特和斯特凡妮都死了很久很久了……她们都被一个偏执的守护天使杀死了！

我透过窗子看了看磨坊的院子，门庭前的灯光照亮了灰色的细砂石。我不害怕了，心中只有一个遗憾：小法奈特曾经是那么热爱生活。

我不相信她的生命就该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

85

一辆毕加索·雪铁龙汽车停在了我的窗子底下，那是一辆出租车。我都习惯了，出租车经常深夜造访，将游客拉到宿营地。游客们会乘坐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抵达维农火车站，行李箱里塞得满满的。

当然，尼普顿跑了过去。通常，出租车的后门打开后，会跑出一群激动无比的孩子，尼普顿很喜欢迎接他们！

今天尼普顿可不走运，这一次，出租车里一个孩子都没有。

车里只有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

他连行李都没带！

真奇怪……

尼普顿站到他的跟前。老男人弯下腰，抚摩着我的狗，很久很久，就像遇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我的天啊！

这怎么可能？

我的心、我的眼睛、我的脑袋，通通都要爆裂开来。

这怎么可能啊？！

我又向前探了探身子。这一次，不是为了跳下去。哦，不！一股热浪吞没了我的身体。我在另一间屋子的窗口看到了自己，那是一栋粉红色的房子，是莫奈的房子，那情景出现在另一条生命里；我身旁站着一个男人，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当时，我跟他说了些奇怪的话，一些我从没想过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话。

那些话就像阿拉贡的诗……一首从没有人听过的诗……

“我爱上的，只是您的悍虎啊！”

我当时笑了，又补充道：

“又或许是您停下来抚摩尼普顿的样子吧……”

我在窗边，又将身子向外探了探。一个声音沿着塔楼传了上来。这声音没有变，五十年了，可以说，这声音几乎没有变：

“尼普顿……我的大宝贝儿，这么多年了，我真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到你……见到你还活着！”

我回到房间，靠在墙上。我的心怦怦乱跳，快得几乎要碎裂开来。我试着理清思绪、试着去思考。

再也不见。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洛朗斯·塞内纳克。洛朗斯·塞内纳克警官是一名很好、特别好、非常好的警察。1963年年末，在毛赫瓦勒的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我听西勒维奥·贝纳韦德说，洛朗斯申请将工作调到了魁北克，似乎他想逃到世界的另一端。当时我还觉得，他这是想躲开我，可实际上，他是想躲开雅克那个疯狂的杀人恶魔。这些年，在加拿大，大家都习惯了叫他的外号——洛朗丁。在魁北克，从蒙特利尔到渥太华，大家都是这样称呼圣-劳伦斯河谷居民的。他的同事们应该是迫不及待地将他那西式名字“洛朗斯”改成了颇具魁北克特色的“洛朗丁”吧。我从《国家日报》上得知，1985年，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莫奈画作失窃后，他又回到了维农警局。当时，我在《国家日报》上看到了几张他的照片。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呢？虽然对别人来说，洛朗斯·塞内纳克变成了特派员洛朗丁警官。阿玛度·康提跟我说，在洛朗斯退休后的二十年里，维农警局的警察一直都没有摘下他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几幅油画：塞尚的《小丑》、图卢兹-洛特雷克的《红棕色头发的女人》……

我像一片树叶似的瑟瑟发抖。我不敢再次走到窗边……

洛朗斯来这儿做什么？

这可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需要冷静下来。我在客厅里转来转去。

洛朗斯来这儿做什么？

这不会是偶然……我不由自主地向镜子走去。

楼下有人敲门！

我紧张得就像一个刚刚洗完澡、心上人却意外到访的少女……我的天啊，这真可笑……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帕特里夏·毛赫瓦勒、小玛丽报告精、热罗姆的寡妇。一个星期以前，她瘫坐在我的怀里说……生活会改变您的。有时候，会让您变得更好。是她给洛朗斯打的电话吗？是谁把他带入了真相的轨道，为他揭开了可怕的真相？我没时间弄清楚这一切了。

楼下有人敲门。

我的天啊……

我照了照镜子，看了看这张冰冷的满是皱纹的脸，我的头发包裹在一条黑色的纱巾里，我从来都没摘掉过这条纱巾，我看了看自己这张暴躁的泼妇一样的脸。

难以想象，我没有勇气去为他开门。

我听见了塔楼大门的声音，有人推开了它。在我进来的时候，没有随手锁上，就是为了方便给我收尸的人……

真尴尬！

螺旋楼梯里传来了他的声音：

“尼普顿大宝贝儿，你就待在这儿吧，我觉得你的主人应该不会让你上去的。”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我摘下了黑纱巾，头发像瀑布一般散落在我的肩膀上。这一次，我几乎跑了起来，这双老腿任由我指挥着。这两根老拐棍儿居然还愿意为我效劳！

我打开第二层橱柜，有几颗纽扣、几只线卷和几根针散落到地上，我才不管这针会不会扎到我呢。

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

我十指交叠着握紧两根银丝带，几幅画面瞬间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又见到了保罗站在磨坊院子的樱桃树下，摘下银丝带，把它们献给我，还叫我公主；我又见到了我第一次拥吻他的情景，我答应他会一辈子都戴着这两根银丝带；我又见到了洛朗斯，他抚摩着我头发上的银丝带，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女子。

我的天啊，我要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我又跑到镜子前。是的，我发誓，我确实是跑了起来。我激动万分，随手用银丝带扎起了一个发髻。

我紧张地笑了起来。

这是公主的发髻，是的，保罗说过，这是公主的发髻……我怎么会这样疯狂？

脚步声慢慢逼近。

有人敲门了，这次敲击的是我卧室的门。

敲得太早了！我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去，还没有。

他还在敲门，敲得很温柔。

“斯特凡妮？”

我听得出来，那正是洛朗斯的声音。和从前相比，那声音几乎没变。或许，与我记忆中的声音相比，这声音比以前更加深沉了。似乎就在昨天，他想把我带走。我的天啊，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这是真的吗？这还可能是真的吗？

我把脸凑近镶着鳞片状金边的镜子。

我还会微笑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

我试了一下。

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太太。

我看到的，是法奈特幸福的微笑。

是斯特凡妮睡莲般的双眼。

它们是鲜活的，那样鲜活。

版权信息

书名：只有他知道一切

作者：【爱尔兰】利兹·纽金特

译者：赵莹

排版：南通众览在线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540488420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一部分 初见端倪
奥利弗

巴尼
迈克尔
奥利弗
巴尼
迈克尔

第二部分 黯淡回忆
薇洛妮克

迈克尔
史丹利
奥利弗
尤金
奥利弗

第三部分 弥天大火
莫娅

奥利弗
菲利普
奥利弗
薇洛妮克
迈克尔

第四部分 无人知晓
薇洛妮克

奥利弗
莫娅
薇洛妮克
奥利弗
巴尼

后记 奥利弗——如今

致谢

无论是在爱情还是生活中，都毫无公平可言，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来奢望能改变这一事实。

奥利弗

第一次打她的时候，我期待她有更多反应。可她只是扶着下巴躺在地板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声不吭，脸上甚至没有丝毫的惊讶。

吃惊的反而是我。我刚才的举动完全是一时冲动。人们听闻的这类丈夫对妻子拳脚相向的暴力事件，多半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丈夫从酒吧出来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发现邋遢的妻子居然没给自己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相反，今时今日已是2011年的11月12日，在南都柏林的这条大街上，这样一个寒冷的星期六的夜晚，艾丽斯为我精心烹制了一餐佳肴，她用塔吉锅炖了羊肉，锅底铺有北非粗麦，再配上皮塔饼和一份薄荷酸奶作为配菜。虽然端上桌的时候，羊肉已经只剩一丁点热度，可我实在是没法鸡蛋里挑骨头。借着两杯桑赛尔白葡萄酒，我把这些食物统统送下了肚，艾丽斯则在一旁为她的覆盆子蛋糕卷做着上桌之前的最后准备。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喝醉。

可现在呢，她躺在地板上，下半身几乎被红木餐桌的桌腿给遮挡住了，手臂、头部和躯干像个问号似的蜷缩起来。她是怎么倒地变成这种姿势的？我这一拳头看来力道相当大呢。要是我刚才手里拿着杯子，我是会先放下来再打她呢，还是会直接把杯子砸到她脸上？杯子会不会在砸到她的一瞬间碎成无数的碎片割破她苍白的皮肤？如此一来我是不是会给她造成终身难以磨灭的创伤？但这些都不得而知了。至于要如何形容那一刻的情形，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句是“彼此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之所以强调“彼此”二字，是因为虽然我的行为的确不应该，可她实在不该先挑衅我。

电话响了。或许我该无视这个电话，可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喂？”

“奥利弗，我是莫娅。挺好的吧？”

这种反问句实在令人恼火。“挺好的吧？”真是够了。

抱歉啦，莫娅，我刚给了艾丽斯迎面一拳，她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呢。另外我们刚刚才用完了美妙的一餐哦。

当然，这些话我只是心里想想。我找了个拙劣的借口想让她就此作罢，说完便准备跟她互道再见了。

可仅仅过了一会儿，只听她接着说道：“你就不想问问我过得好不好，不想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斩钉截铁地答道：“不想。”

又是一阵安静。接着，她压低嗓子说：“哦，好吧好吧，艾丽斯在吗？”

赶紧滚吧，你这烦人的蠢女人。

这话我仍然只是放在了心里。我告诉她说艾丽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她东拉西扯地说着她在法国的新生活，想诱骗我跟她聊天。虽然我现在有些心烦意乱，但心里仍然很清楚她是想让我嫉妒。该死的莫娅。接着，我礼貌而坚决地结束了这通电话。

此时此刻，我想我应该做的是立刻离开家。当然，你也知道，只是暂时而已。我想的是，等我走后艾丽斯应该能自己爬起来，总好过我这样站在一旁俯视着她。我去走廊从挂钩上取下外套。系扣子的时候有些费劲。我的手套似乎也突然变小了。

两小时后，我已经身在纳什酒吧，手里端着第三杯白兰地了。我焦虑地反复把衬衣的袖口系上又解开。这是从孩童时代养成的习惯，每当我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举动。甚至连酒吧招待约翰乔都留意到了我慌乱焦躁的举止。平常我是不爱喝白兰地的。可你也知道，我刚才精神上受到了刺激。这回我可是真的醉了。

我想打电话给艾丽斯看看她怎么样，可我的手机忘在了家里，要是借别人的电话，好像又有点小题大做。别误会，我知道这事很严重。那是一个判断上的重大错误。她不该被那样打倒在地。

我知道自己不算是个好相处的人，艾丽斯也曾经跟我说过。比如说，我没有朋友，其实很多年前我曾经有过朋友，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我们渐渐疏远，而我并没有刻意挽留，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主动放弃了那段友谊。所谓朋友，不过是些不停让你想起自己弱点的人罢了。有那么几个泛泛之交足矣。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家人，但这也没什么要紧的。

这些年来，艾丽斯从来没有窥探过我的私事，也从来不会有过重的好奇心。说起来，可以用偶有反抗的习惯性顺从来形容她。而我，也从来没有过暴力的前科。

我到吧台上买了一包烟，劲比较大的那种。担忧之余我的双手仍旧有些颤抖。不是说这种时候白兰地能起到点作用吗？难道那只是一群老妇人闲来无事的无稽之谈？这些个老妇人啊。

来到外面的“啤酒花园”（就是前门旁边屋顶半遮着的院子），我点燃了多年来的第一根烟。巴尼·德怀尔从大众酒吧那边走过来，他是我们的邻居，住在别墅区。巴尼待在啤酒花园的时间要比在酒吧里多。

“我还以为你已经戒了。”他说。

“是戒了。”

“去他的吧，”他嘴里叼着一根乐富门乐富门（Rothmans），著名香烟品牌。得意地说，“谁也别想劝我戒烟。”

又来了。巴尼对自己一天四十根的习惯甚是骄傲。当初禁烟令出台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烟民都努力戒烟，可以骄傲地说我是第一个成功的。于是我成了大家口中那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而巴尼则完全相反，他丝毫没有尝试过戒烟。假如说他从前是不抽烟的，那他一定会在禁令出台后点燃他的第一根烟。如果世上有专唱反调的家伙，那一定就是他了。他长了一双大耳朵，头顶没几根毛。

“欢迎回归啊。”他说。

“我可没有‘回归’，就这一根。今天心情不好。”

“得了吧，奥利弗，根本没有什么‘就这一根’这回事。你已经重新捡起烟屁股了，你就承认了吧。”

我把几乎快要抽完的烟头扔到地上，用力踩灭了它。又把剩下十九根的那包烟丢给了巴尼。

“拿去，”我说，“接着抽，抽死你。”

我妻子终于让我显露出了最糟糕的一面。这实在太出乎意料。我一直挺喜欢她的，不过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比方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上完了那些美食烹饪课程后，她已经是个杰出的厨艺大师了。除此之外，床笫之间她也算得上一员健将，这自然是件幸事。考虑到她目前的境地，想起这些事不免让人觉得十分悲伤。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她为那本书配了插图。那时我的经纪人正在向各家出版商推荐我写的一本童书，打算请她给书配上插图，所以想要安排我和她见面。起初我很排斥配图，觉得图片只会分散读者对于文字的注意力，可后来我不得不承认，经纪人的决策是正确的。书中的图画大大提高了我那些书的销量。见面后经纪人为我们彼此做了介绍，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点什么。用火花来形容不太准确，更像是某种认可。有的人称之为一见钟情，我可没那么幼稚。

那时候的我们都已不是青葱少年了，估计应该都是快三十岁的年纪。但她身上有种温柔的可爱。我喜欢她的安静，而她对我也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无论我给予她多少关注，她都坦然接受，而在我不需要她陪伴的时候也能毫无怨言地淡出我的视线。

我们很快就举行了婚礼，继续耽搁下去也着实无益。圣坛上，她瘦弱的母亲和愚蠢的弟弟站在了我们身后。我这一方，自然是没有家人出席了。我们省下了在酒店举办婚宴的麻烦，就在我大学同学迈克尔开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餐馆里闹哄哄地吃了个饭。当时巴尼也在。那时候我还挺喜欢他这个人的。在婚礼现场他是情绪最激动的人了。我想，这也怪不得他。

后来我们在梅瑞恩广场租下一套宽敞的公寓住了几年。我坚持要找大房子，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我不想被打扰。只有关上门独自待在房间里我才能安心写作。

那些日子真是美好。在大家的日子都还过得紧巴巴的时候，我们已经赚到了一些钱。我们共同推出的作品渐获成功，我们之间的合作也成了一件符合经济利益的事。白天，我们会退回到各自的角落里潜心工作。我呢，一字一句地写我的书。而她，则巧妙地为我的文字配上图。她的工作很出色，配上的插图恰到好处地为我的作品锦上添花。

后来我成了家喻户晓的评论家，偶尔为报纸写个专栏，时不时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一些电视访谈秀。那个年代，人们对自己的成就和成功都更加低调，更加小心持重。不像现在，我都说不清过去这十年里有多少次被邀请参加什么“真人秀”了。天哪，这也真够离谱的。这些活动艾丽斯都一一回避了，不过倒是挺适合我的。她不喜欢引人注目，也低估了自己对我那些书的成功所做的贡献，她总说我的作品才更为重要，她只是胡乱涂涂鸦罢了。她总是怯怯的，甚至都不希望人们知道我们是一对夫妻档，生怕自己会因此“被逼着上电视”。她这样真是太贴心了，而这也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仍能以貌似单身的身份继续我的生活，这样一来也确实有不少好处。实话实说，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贤内助了。

1986年，在我们结婚后的第四年年末，艾丽斯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真是上天保佑，我实在无法忍受老人家。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自己现在也正慢慢步入老人家的行列了。

我总是找借口不去探望她，不想看见她那些盖着装饰布的家具。她来我们家的时候，我还会假装太忙了没法陪她们一起吃饭。看着她用那一口假牙费力地吃东西，实在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何况她身旁还坐着一个不停流口水的白痴。她的去世算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我们继承了她的房子，但同时也接手了艾丽斯那个低能儿弟弟。那栋房子位于彭布罗克大道，相当气派。她弟弟的名字叫作尤金。

艾丽斯乞求我同意她收留尤金。直到现在，这件事仍然是我们婚姻中最大的矛盾。养孩子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何况是一个年满27岁体重快两百斤的笨蛋呢。最后，我花了大价钱把他安置在了一所为“精神残疾”或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所开设的疗养院里，也不知道现在人们都怎么称呼这种地方。

在我们订婚的时候，我就说得很清楚，孩子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换句话说，我不想要孩子，她同意了。我当初应该把这件事用书面形式确认下来的。她当时一定是为我神魂颠倒，才会为了跟我结婚而这般牺牲自己。也许她是觉得我会改变主意，毕竟很多男人到最后都是如此。又或许是她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娶的不是她，我就会遇到下一个寡言少语的女人。

毫不意外，到了我们婚姻的第五年，艾丽斯开始抱怨了，而且还一天天越来越不依不饶。我提醒她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但她声称当初她本来也是那样想的，可现在她迫切地渴望要个孩子。可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唯独说话算话。

靠她来做好避孕措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只得亲自动手。每到睡前我都会给她送上一杯掺了点避孕药粉的热可可。在艾丽斯看来这实在太浪漫了。

在我们的婚姻里，我算不上一个洁身自好的圣人。总体来说，女人都容易被我吸引，而我也不愿意让她们失望。你都想不到这些女人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甚至包括莫娅在内，真是够了。到最后，只要她们一开始黏人，我就觉得讨厌了。

近几年，我开始找那些在运河附近拉客的妓女来满足需求。即便是在成为顾客之前，我也从不反感她们，反而对她们很好奇。她们更廉价，也更迫切地需要钱，大多是些一身疲态血管暴突的瘾君子，不过对于解决我的需求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发生任何性行为之前，我会命令她们先去洗漱，而且我向来都会为她们提供一把新牙刷。她们有的还会把牙刷当作礼物带走。真是可悲。通常她们都瘦得不怎么好看。你会觉得她们应该要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有魅力一些。唉，她们不过是在出卖自己身体上的各处洞口而已，包装如何完全不重要。可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让我很着迷。毕竟，我的母亲就曾是她们中的一员，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在艾丽斯触怒我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摸索着拿钥匙开了门。我走进餐厅，谢天谢地，她已经没在地板上了。她坐在厨房里，端着一杯茶。她用手揉揉自己的脸，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发现她右边的下巴红得很厉害。目前看来，没有瘀青。我看着她，笑了笑。

我用来藏匿自己最阴暗的秘密的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被打开来放在了走廊的桌上，盖子大敞着，锁也被砸烂了，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糟糟的。

“骗子！”她扯破声音喊道。

很显然她这是想毁掉我。

第二次揍艾丽斯，我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很遗憾。毕竟从18岁那年起我一直很好地掌控着自己的人生，失控对我而言意味着失败。不用说，我被禁止到医院探视她。这其实挺傻的。现在是2012年2月，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以她目前的情况，我去了还是没去，她根本就不知道。

我终究还是变成了一个暴力的人，就连我自己也很震惊。他们对我进行了心理评估，我决定要把几乎所有的事情全部和盘托出。评估结果表明，我显然从童年时代起内心就一直埋藏着痛苦、憎恨和绝望。瞧，这倒新鲜。

邻居们会怎么想？大家会怎么看？

我没兴趣知道。

巴尼

艾丽斯·奥莱利住在林荫大道，而我们家在别墅区。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林荫大道上的豪宅是我们这些房子的四倍大，宽敞的后院沿着我们家阳台的山形墙绵延开来。我们家这边叫作别墅区，这名字真蠢，听上去好像身在异国，家门前就有阳光沙滩似的，但实际上不过是砾石外墙砌起来的公租房罢了。

林荫大道那边那些“上等人”（我们一般都这么叫他们）不怎么和我们来往。他们跟我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交往的圈子也不同，可艾丽斯一家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们一家一点也不势利，也从不像其他住林荫大道的人那样眼睛长在头顶上。我妹妹苏珊以前常被邀请到奥莱利家喝茶，我妈还拿这件事向其他妈妈显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太懂这些，但也知道艾丽斯来我们家算是件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妈会让我们把鞋子擦亮些。说实话，我以前挺烦这个的。难道艾丽斯还会检查我们的鞋子不成。她话不多，也算不上漂亮，要我说的话只能算普普通通。

她母亲布蕾达是个虔诚的教徒，不常让艾丽斯出门。她从不参加社区里的舞会或是其他社交活动，她不光是不参加我们这边的活动，据我听说也不参加那边的高级网球俱乐部什么的。估计是因为尤金。要我说的话，尤金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年纪太大了。艾丽斯的妈妈是附近的妈妈中年龄最大的。艾丽斯出生的时候她应该都四十岁了，尤金是那之后第四年还是第五年出生的。一直到他长大点了我们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他快七岁了才学会走路，说起话来也怪怪的。我猜多半是因为这个，林荫大道上那些上等人才不愿意和奥莱利一家来往的，是怕可怜的尤金会往他们的家具上滴口水吧。我记不得她爸爸具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了，但应该是在尤金出生之后不久。我对他完全没有印象。他应该是个公务员，职位好像还挺高。我想他好像是在地政局工作，要我说应该挣钱也不少。

我们这帮人里有几个过去常戏弄尤金，拿他开玩笑，艾丽斯总会维护他，也不知为什么，从来没人愿意惹艾丽斯生气。她自己也是个挺奇怪的人，很羞涩又很有礼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我们都觉得她迟早会进修道院，总有许多的修女去她家拜访，以至于我们都以为她母亲有那样的打算。苏珊去做客回来后报告说她家墙上挂满了神像，而且大多数都是艾丽斯亲手画的。苏珊还在那儿吃过几次饭，她说艾丽斯还得像照顾婴儿一样用勺子给尤金喂饭。她说那些食物难吃极了，所有东西都煮成了寡淡无味的糊糊。这让我们很惊讶，我们还以为住林荫大道的那些人都是吃的盛在银盘子里的黄瓜三明治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估计那些寡淡的食物都是为了方便尤金才准备的吧。他不会吃任何不寻常的东西，除非是饼干或者精美的蛋糕，不过这些当然只会在圣诞节或是生日之类的场合才有。布蕾达估计觉得这样的牺牲对他们一家来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应尽的义务吧。我很清楚地记得艾丽斯偶尔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会大快朵颐并对我妈妈的厨艺赞不绝口。我妈妈听了可高兴了。

苏珊和艾丽斯同年级，但上的是不同的学校，所以她们偶尔会拿着同样的课本来写作业。至少根据艾丽斯的成绩单来看，她是绝对没有苏珊那么聪明的。苏珊是我们家最天资聪颖的，总是在我面前显摆她成绩单上得到的A和B。而艾丽斯基本上很稳定地保持在C的水平，只有艺术课能拿到A或者B。不过要我说，这倒不是因为她存在智力上的不足，而是因为她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钻研功课，毕竟照顾尤金可以算得上一份全职工作了。她妈妈患有关节炎，随着年事渐高还越来越恶化，但我想她是意识到了让艾丽斯用余生来照顾尤金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她让艾丽斯去大学里学点什么。一听艾丽斯跟我们说起这件事，我就非常确定今后我们很难再见到她了。我们别墅区没人上过大学。我也为苏珊感到有些抱歉，因为她就要失去一个好朋友了。

艾丽斯最后被艺术学院录取了，这着实让我们很吃惊。真不敢相信这么多的大学里，她居然选了这样一所学校。首先，就画画来讲，只有擅长与不擅长之分。她说画画重要的是“技巧”之类的，可要我说的话，她毕业之后画出来的东西跟她上学之前画的那些相比也没什么长进。现如今，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染了头发，还常常穿着异性风格的服装，实在让人雌雄难辨，也许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时尚吧，但在七十年代，只有艺术专业的学生才喜欢玩这套。他们之中有的人还是素食主义者，光这一点就能说明点问题了吧。

我曾放言她熬不过一星期，可她这一学就是三四年，所以我猜她适应得还不错。另外她也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再也难见踪影。为了尤金，她依然住在家里，倒是苏珊开始跟戴夫约会之后，渐渐地跟艾丽斯疏远了。

艾丽斯的双手很灵巧。我记得她为苏珊的生日雕刻了一个陶瓷的天鹅形状的架子。我当时说那东西做得真好，都可以拿去出售了。她听了朝我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是绝对不会跟修道院沾上边的。那一笑带着一丝的放肆。一定是在艺术学院度过的日子把她内心的那个修女给赶走了。不过她的衣着还是很朴素，我也不清楚她在大学期间是不是交过很多男朋友，或者说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可能那些家伙的毒品和嘈杂的音乐把她给吓到了吧。

苏珊没过几年就跟着戴夫跑去了伦敦，在一家医院找了个厨师的工作，最后还在那儿成了家。之后她就再也没回来住过。她嫁给了戴夫，四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了，她随了夫姓，姓奇西克。

那时候我已经结束了我的机修工学徒生涯，在我叔叔哈利的汽车修理厂工作。我兜里挣到了几个钱，搬到了城里的一所公寓里住，也有了自己的车，一辆漂亮的福特格拉纳达，足够打动许多姑娘了。苏珊走了，我自己住在城里，就更难见到艾丽斯了。偶尔回家探望妈妈，会见到艾丽斯拉着尤金的手去商店。要我看，她们为尤金代劳了太多事。要是多给他一些锻炼机会，他兴许还能更自立些。

听妈妈说艾丽斯找了份工作，是为日历之类的东西设计图片。她说艾丽斯家里的一个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工作室”。那所房子里有的房间已经多年未曾使用，这倒也在情理之中。

那时我妈妈说我应该约艾丽斯出去，这可够意外的。她可是住林荫大道豪宅的啊，我只是个别墅区的小子。妈妈说看样子也不会有别人约她了，所以我试试也无妨。我觉得妈妈也并没想过我们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只是觉得艾丽斯也会想有人陪，我约她也是出于礼貌。可我自己却有些拿不准。我那时已经二十八岁，她也比我小不了多少。她话少得可怜，我也不知道该跟她聊些什么，况且我想我们也没法撇下尤金出去。可妈妈很坚持，就好像这是一项善举似的。可对我来讲，这绝对不是在做慈善，我一直都很喜欢她。

当我上门去约她的时候，突然发觉自己居然很紧张。这倒是件新鲜事。不论什么状况我都能应对自如，只是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可她对我而言其实是很陌生的。她和那些跟我在格拉纳达后座上亲热的女孩可不一样。

是她本人来应的门，尤金就站在她身后的走廊里。话到嘴边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场面十分尴尬。可她又露出了之前那种微笑。天啊，那笑容真是太迷人了。我问她愿不愿意星期天跟我一起开车出去兜兜风，到基利尼的海滩上散散步，然后去酒店喝杯茶。她问我是让她和尤金一起，还是只带她。我说只带她。她咧嘴一笑，说那太好了，我跟她约好星期天下午3点来接她。

我把车洗干净，星期六还去理了头发。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理发师把我的左耳给弄伤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他那儿理过发。我耳朵上贴着胶布，和艾丽斯坐在车里，我想方设法找话聊，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她穿了一件印着花朵的棕色裙子，嘴唇还涂了口红。真好看。跟她聊天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过我也不记得都聊了什么了。实际上，主要是她在说。在酒店喝茶的时候，我好好地看了看她。她挺漂亮的，但还算不上电影明星那种漂亮。周围其他人几乎都染了金发，只有她从来没染过。起初她还只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姑娘，后来该有肉的地方都变得丰满起来，浑身的线条都十分圆润。不过你要知道，她可不是胖，应该说是很有曲线美。她一笑，脸上似乎会发光，当发现我在偷看她时，又会羞红了脸，不停地扭着手指。那时候，我意识到我是真的喜欢上她了。

她问我是否愿意教她开车，老天做证，我当然愿意了。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教她开车简直太恐怖了。她是个糟糕透顶的司机。给她上完第一次课，我就不得不把车头前格栅换掉一截，我的自尊和心情也跟着受了伤。与其说担心我的车，其实我更担心自己的安危，不过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她跟我在一起越来越放松，甚至变得有些健谈起来。虽然她还是很害羞，也不是那么爱调情之类的，不过仍然让人很愉快，上完课后我们通常会去咖啡厅喝杯咖啡或是吃点蛋糕。苏珊说的没错，艾丽斯的确胃口很好。

我之前有些担心艾丽斯的妈妈会反对我跟她交往，你知道，毕竟我们之间隔着别墅区和林荫大道这样的鸿沟呢，不过说句公道话，她对我其实很不错，尤金也总爱跟我挑战掰手腕。后来我也慢慢喜欢上他了。他这副奇怪的样子也不是他的错，他笑起来声音像头驴子似的，特别滑稽，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笑什么。我敢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

上完第三次课的时候，我吻了艾丽斯，还向她求婚。她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回吻了我，所以看样子还不算太糟糕。在那之后，我们开始了正式的约会，但她再也没提起过那次求婚。我想她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可我是认真的。鉴于我对她的了解，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勇气再次向她求婚。

我想艾丽斯跟我交往是对她有益的，不过其他人好像都觉得受益的是我。我们会去本地的迪斯科或者是舞厅跳舞。她用粉色丝绸给自己做了条裙子。她说那颜色叫作“玫瑰灰烬”，可要我说，其实就是粉色。我们也开始有了一些亲密接触，你懂我什么意思吧，不过也不会太过火。我担心逼得太紧会把她给吓跑，毕竟在我眼里她是个像她妈妈一样虔诚的教徒。我想在那个年代我们所有人都多少有些信教，不像现在。

去戈尔韦参加赛车那次，我们本有机会可以将亲密接触进行到底的。我们开着我那辆格拉纳达去的。我在一家小酒店订了房间准备住一晚，当然，是分别订的两个房间。艾丽斯身上一定有魔力，我居然在三场比赛里都拔得头筹。而在这之前，好运见了我从来都是绕道走的。一天结束后，晚餐时我点了一瓶酒（艾丽斯每样东西都要了第二份）。那时候我对酒还没什么研究，只知道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而红葡萄酒看上去似乎更上档次，所以我点了菜单上最贵的一瓶红酒（我已经几大杯酒下肚，感觉很想挥霍一把）。那傲慢的服务生问我是不是确定。我说，当然。艾丽斯也没怎么喝过酒。还没到半小时，她就已经满嘴胡话，说她想住在一栋书做的房子里。令人意外的是，艾丽斯开始变得性感起来，四肢也都软绵绵的。正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她突然有些放浪地越过桌面搂住我，响亮地吻我。那一刻我已经灵魂出窍，可是服务生走过来说我们影响到其他客人了，气氛就这样被他给扼杀掉了。其他客人指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两位老太太，我想我们的确是打扰到他们了，可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手挽手摇摇晃晃地上了楼。我把她靠在她房间的门上，激烈地拥吻了一番。她问我想不想去她房间过夜。我一丁点要拒绝的念头都没有。她倒在床上，把鞋子一只接一只地投向垃圾桶，结果都没有命中。我的天，她真是太美了。我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尽头的浴室里（好吧，这地方当然跟四季酒店没法比）。我站到简陋的淋浴下面，飞快地打上肥皂把自己洗干净准备好。我就着生锈的淋浴头流出的只有一丁点温度的细流反复冲洗，然后拿一条又硬又薄的浴巾迅速擦干身体，那感觉跟用砂纸把身上蹭了一遍似的。我披上浴袍准备返回房间。走到楼梯转角处，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我的牙齿和嘴唇上沾满了红酒的浮渣。吸血鬼德古拉都没我这样子吓人。于是我又以迅雷之势冲回浴室去找我的牙刷，一不小心踩到了刚才洗澡留下的一摊水，像卡通片人物似的一下子滑倒了，倒下去的同时我抓住洗脸池，然后右手肘着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这一抓把墙上的水管都给拽了下来，水喷得我浑身都是。我的天，疼死我了。当我抬起头看到酒店管理员和那两个老太太，才意识到我的浴袍整个敞开着，下半身暴露在外，裆下凉风阵阵，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更雪上加霜的是，我身上所有的钱都被用来赔偿酒店的损失和支付医药费了。凌晨3点30分，当我终于回到艾丽斯的房间时，她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上衣着整齐，轻轻打着呼噜。此时的我疲惫不堪又宿醉未醒，更别提刚刚脱臼又复位的手肘有多疼了，哪里还能有别的心思。我回到自己房间，难受地睡了一晚。

返程之旅别提有多可怕了。艾丽斯因为自己之前可耻的不当之举整个人尴尬得一脸通红，而我因为胳膊受伤没法开车，于是只好把方向盘交给了她。这一路差点葬送了我对她的爱。我们有五次跟死神擦肩而过。我被吓得不停地耸起肩膀，差点要永远放不下来了，直到今天我还时不时回想起金尼加德的那个弯道。那次之后，我们俩的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冷静期。

一星期后，我跟我朋友格里说起那一晚在酒店的精彩故事，还给他看了那天酒店的账单，让他知道那一晚花了我多少钱。他一听我点了一整瓶波尔图葡萄酒，便大肆嘲笑了我一通。

慢慢地，我跟艾丽斯又回归了平常，只是去城外共度一夜的话题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我向她坦白说我那天把波尔图葡萄酒当成了红葡萄酒，才终于打破了坚冰，让我们得以把那一夜的荒唐归咎于那瓶酒。

我们俩的交往让我妈妈很开心。她常常邀请艾丽斯去喝茶。艾丽斯偶尔会把尤金也带来，可这一来我妈妈又会小题大做，让我很是难堪，还冲着尤金高声喊话，好像他是个聋子似的。反过来尤金也会笑她。尤金对别人跟他说的话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我对尤金的好感像洪水一样一发而不可收。要我说，他真的是个很棒的家伙。在他那个成年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快乐而有趣的孩子，他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其实，他也有恼人的时候。举个例子，他很喜欢跳舞，喜欢在公众场合，比如做弥撒的时候，在所有人面前跳。不过人们只把他当成一个人畜无害的笨蛋罢了。我们有个只属于我俩的小游戏，他坐在他最爱的椅子上，我站到他身后，抓着他的手臂把他提起来假装绕着客厅在飞。他特别喜欢这个游戏，永远也不会厌倦，你知道吗，跟他一起玩，听到他那种天真纯粹的笑声，真的是件令人快乐的事。老实告诉你，能把尤金提起来的人可不多。我壮得像头牛，虽然他体重也不轻，但要把他提起来还不在话下。

在奥莱利家，到了尤金睡觉的时间，会有个可爱的仪式。我们会泡上一壶茶，给尤金准备一杯牛奶，大家分享一盘黄油面包。等到杯盘碗碟都收拾妥当，桌子也擦干净之后，大家都会跪在餐桌前默念玫瑰经，在那之后，艾丽斯会给尤金讲个故事，通常都是童话或者歌谣之类的。艾丽斯特别会讲故事，她会运用不同的声音和口音什么的，把故事里的人物都表现得活灵活现。我跟尤金一样都喜欢听她讲故事。

过了一阵子，我妈妈开始拷问我了。我对艾丽斯是认真的吗？我知道自己将要承担什么吗？我知道妈妈是出于好意，但还是为这个跟她吵过好几次。毕竟这跟她无关。我偶尔约艾丽斯出去，还给她买蛋糕，妈妈觉得也挺好，可她想提醒我，等到艾丽斯的母亲去世后，她就得照顾尤金一辈子。如果我跟她结婚，我就得同时照顾他们两个。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坦然面对了。那时候我真的很爱艾丽斯，要说尤金，只能说是锦上添花，根本不是什么坏事。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我们之间有种默契，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多。我一直没找奥利弗算账呢。要是我插手对付了奥利弗，艾丽斯现在还能精神矍铄地四处走动呢。

迈克尔

从我第一次见到奥利弗·瑞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叫作文森特·达克斯。我一直通过媒体关注着他成功的事业，可有关他去年11月的野蛮行径的新闻着实让人很吃惊。报道中说艾丽斯可能永远无法康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1年，那时我们都还是都柏林大学的学生。我们都在研读艺术学位，都修了法语和英语专业。我最喜欢研究奥利弗这种男孩了，就是那种漂亮得像诗一般的类型。当然照理讲我本该整天打量班里那些女孩才是，不过我跟一般人是不同的。

奥利弗通常都是独来独往，不过他在法语课上曾坐在我后面，我们时不时会分享一下笔记。一直到第二学年末我才真正算是跟他认识了。对于奥利弗这个人，我只能够了解到一点点皮毛。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家人。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兄弟姐妹。虽然新闻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消息，但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他个人背景的信息仍旧少得可怜。他从没邀请过我们任何人去他家，而且他浑身散发着一种禁止探询他私生活的气息。奥利弗真的很神秘，显然这是种令人着迷的特质，再加上他出众的样貌和无可挑剔的举止，着实让他获得了不少年轻女士的青睐，我妹妹劳拉也是其中一个。

劳拉是她那个年级的明星，她不仅在学业上颇具天赋，还有一种西爱尔兰风情的野性美，我都只能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劳拉继承了妈妈的美貌，妈妈来自盛产黑发美人的西科克郡，那里的人基因中融入了西班牙裔的血脉。而我则沿袭了父亲这边莱伊什郡人的长相。他家里上几辈都是农民，而且是种土豆的。如果像人们说的，人是吃什么像什么，那我们家男性这一方长得实在是太像土豆了：皮肤苍白、一脸麻子，五官也不怎么端正。大家都非常喜欢劳拉。

奥利弗跟着劳拉去我父母家吃过几次饭。我妈妈喜欢他喜欢到劳拉都有些不高兴了，可劳拉也被爱冲昏了头脑，不过她倒是把自己的爱意隐藏得很好，过了很久之后才终于倾倒在奥利弗的魅力之下。奥利弗和劳拉他们那一伙人很喜欢去酒吧，也爱去我家在威克洛的度假屋玩。她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我都有些嫉妒了。

我始终没弄明白劳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现在想问她也问不着了。显然奥利弗也跟我们一样震惊。我们一直没弄清个中究竟。我现在还时常想到她，想到当时可能发生的事。她和奥利弗只交往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在波尔多辛苦劳作的那个糟糕的夏天结束。

我记不清当时是谁先提议的了。其实或许就是劳拉提出来的。她说她认识的某个人又认识一个什么人，而在一年的刻苦学习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想找机会离开都柏林，离开父母的管束。我们打算去法国种一片葡萄园。其他人有的要去德国的罐头工厂，还有的去了伦敦的建筑工地。但我们的脑子已经完全被葡萄园这个提议给占据了，因为那意味着可以有途径弄到便宜的酒。在到那儿之前我们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个工作的艰苦程度。奥利弗立刻报了名，这让劳拉非常高兴。我们提供劳动，待遇是免费食宿和一点微薄的工资。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也成功地说服了父母，说这工作是个学习法国语言和文化的好机会，他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反对。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是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开始的几个星期还挺让人兴奋的。我们要耕种的几亩地一边是桃园，一边是橄榄园，不远处美丽的山谷里还有一座筑有围墙的城堡，那儿距离波尔多市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经营这所房子和这片庄园的是薇洛妮克夫人，一个快四十岁的寡妇。家庭成员有她六岁的儿子，一个名叫让·吕克的可爱的小男孩，和她年迈的父亲戴格斯先生。戴格斯先生和让·吕克形影不离。他们总是手牵手四处走动，时不时驻足欣赏一下花朵或是树木，老人会朝着男孩弯下腰，他粗糙的手掌握着他的小手，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几下，他们会偷偷说几句悄悄话，然后一起大笑起来。也说不清他们俩究竟是谁牵着谁。

这片庄园在戴格斯家族手中已经经营了好几代，但它在战争时期曾经被纳粹占据过，整个家族都被驱逐了。从前的葡萄园被破坏殆尽，整个村子的生计也断了。城堡中值钱的东西都已被洗劫一空，但仍无损它的庄严雄伟。有传言说戴格斯先生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法国抵抗运动，指二战期间法国人民抗击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的抵抗运动。，还曾在露台台阶下方巨大的地窖里指挥过好几次破坏行动。我也不知道这些是真是假，可想到那些穿着长靴的纳粹分子像大鹅一样踱着步子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而那些行动就在距他们几层楼之深的脚底下紧密筹划着，实在是让人开心。故事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据说戴格斯先生在秘密护送一家犹太人出村子的时候被抓住了，然后遭到了严刑拷打。但询问当时的情况是不明智也不合适的。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而那里的人们都宁愿忘却那段过去。

庄园里只有几个仆人，但也有几个劳工住在那里，他们看样子无论什么活儿都愿意干。我发现所有的邻居都对这个高贵的家族充满了感激。这样的没落贵族家庭，当时在爱尔兰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露台下方，是专为种植季支起的一顶顶帐篷一样的宿舍，抬头就能看见雄伟的戴格斯城堡。我们跟其他工人一起在户外公共长桌上用餐。这些本地的农场工人是一群有活力的年轻人，来自附近的克洛尚村和周边地区。他们真是一群快乐的人。

那年夏天，那里还有一些来自南非的劳工。我之前从没跟黑人说过话，而且在爱尔兰连见都很难见到，但那些黑人小伙子完全不跟我们来往。我抱着交朋友的态度试着跟他们搭讪，可他们却盯着地，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我得承认，这让我更感兴趣了。我们想过为什么这些黑人兄弟不像我们和他们的白人经纪人一样住在这里。我没搞懂为什么，不过我估计他们的年龄应该比我们还小。虽然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爱尔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学生集会，但我从未真正感受过种族隔离的丑恶。我听说他们是被送来学习如何种植葡萄并带回去一些葡萄苗的，显然这里的气候与南非的西开普省很相似。我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活境遇的情况，可他们只能说一点点法语，英语几乎完全不会，而在那个年代，主动询问这方面的问题又实在太不礼貌了。他们那个白人经纪人名叫约斯特，是个十足的蠢货。他自己又笨又懒什么也学不会，就把他们带到法国来学习如何种植葡萄。他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只知道喝酒，然后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发号施令，他们一旦犯错就会遭到他的殴打。他一个劲地想跟我们拉拢关系，总开一些粗鄙的玩笑来嘲笑他那些同胞的肤色，笑他们愚蠢。从前的法国曾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隔离和迫害冷眼旁观，那耻辱的一页至今还没有翻过，当地的法国人自然不会再允许那样的历史重演。大家都向薇洛妮克夫人发出了抗议，最后她迫于压力只好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那里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宿舍男女各一间，房间尽头分别配了一个水龙头和一个蹲便坑。这种条件换了现在的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可毕竟当年还年轻，没那么高的要求，那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挺有异域特色的。

每天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后来我们就慢慢习惯了，其实到了6月下旬葡萄园这边就没有多少活儿可以干了，于是我们挪到了桃园和橄榄园那边，那里的工作相对轻松一些。第一个月里我一直在给葡萄藤锄草，把覆盖在两株葡萄之间土壤上的那些苜蓿、杂草和野麦之类的全都清理掉。6月初的时候，这些野草的生长速度实在惊人，一天甚至能长上一两英寸，但听夫人说，早春时节它们的蔓延速度还会更快。奥利弗和劳拉被安排到另一队里去执行修枝的重任，要把葡萄主干上发出来的细小侧枝给修剪掉，另外也要选择性地对树梢的分支进行修剪。那一株株葡萄树像生病的孩子一样被精心照料着，不仅要时常关心、照看、给予营养，还要顺着它们的脾气，让它们得以舒心地长大，直到硕果挂满藤蔓。

老实说，我们的确一点都没有浪费每天工作之后免费喝酒的机会，时常是到了凌晨才烂醉如泥地钻上床。有时候，甚至都来不及爬到自己的床上，随便摸到哪张床就倒头睡着了。真是令人陶醉的日子。

然而，我知道我得想办法解决自己身上的那个问题。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甩掉自己的处男之身。我想这样就能治好我的毛病了。跟那帮臭小子共住一个宿舍实在让人受不了。

奥利弗的法语口语比我和劳拉要好得多，他常代表我们去跟薇洛妮克夫人协商。正因如此，戴格斯老先生开始对奥利弗产生了兴趣。他会问奥利弗一些植物和花朵的英文名称，而奥利弗会热情地帮他翻译。没过多久，奥利弗就升职了。他待在城堡里戴格斯先生书房的时间越来越多。最后，戴格斯先生正式聘请奥利弗做翻译，帮他研究一些他私人藏品里面的老地图。那家伙真走运。葡萄园的工作很辛苦，奥利弗虽然没有搬出宿舍，但也不用再到地里干活儿了。记得劳拉为这件事还有些不高兴。我偶尔从湖边偷偷监视他，会看到他和戴格斯先生坐在露台上，旁边放着一壶酒，有时还会看见他在跟调皮的让·吕克玩某种疯狂的游戏。他们的笑闹声会在房子里甚至是整个山谷中回荡。奥利弗就像是这一老一小之间曾经缺失的那一条纽带。我发现他和他们相处起来非常融洽。晚上奥利弗回到宿舍时，整个人都变了，不知能不能说是更满足，但至少是更快乐。奥利弗跟那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多，嫉妒的不只是劳拉，我也一样。他变得跟我们越来越不同，却跟他们越来越相像，这样的变化我不喜欢。直觉上，我知道奥利弗是永远不可能爱我的，可至少在他跟劳拉交往的时候，我还能有理由待在他身边，待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可现在，他已经跟我们越走越远了。他每天回来，都会带着一肚子关于让·吕克的趣事，包括他说了什么，还有他们一起玩的什么新游戏。有一次奥利弗甚至说，如果有一天他有了儿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让·吕克一样。我听了，淡淡地回答他说，戴格斯先生也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可奥利弗对着我怒视两秒之后转身就走了。无论奥利弗家的亲子关系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显然都是他的痛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个暴力的人，但看他当时那个样子，他是真的想揍我。

奥利弗

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女人是一无所知的——至少这一点直到我遇到劳拉·康德尔才发生了改变。我从6岁起就在圣菲年斯寄宿学校上学，身边都是神父和男孩子，那年夏天在史丹利·康纳利家的农场上，他那三个像猫一样的姐妹可把我吓得够呛，除此之外我完全没跟女人打过交道。通常来说，人都是从母亲那里学习人生的道理和对待女性的礼节的，而缺点呢，多半都传自父亲。可我却是在耳濡目染中学习的。有些特别的杂志，被小心地藏在装着饼干或是羊毛衫的包裹里，当作硬通货一般在圣菲年斯学校的男生之间传递着。杂志的来源通常是某个男孩的英国表兄弟或是外国朋友。由于经济状况的限制，我能占用那些杂志的时间极为有限。由于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也没什么机会来指摘杂志的内容。杂志上那些图片让我兴奋不已并且对之充满了好奇，那些女人的腿如此纤细，她们的乳房看上去那么柔软，从屁股到腰际的曲线是那么美。

当我终于亲眼见到女人的身体时，倒也不算失望。那个年代杂志上那些女人跟现实中的差别还不算大。我想现代色情书刊就是造成男性勃起障碍的罪魁祸首。试想一下，当一个可怜的少年终于有机会亲近一个未经脱毛的女性身体时，却发现面前的她胸前没有结实浑圆的乳房，没有纤细的蜂腰，浑身也没有那样油亮的光泽能帮助他更好地进入她，他还能做何反应？现实的幻灭对身体也会造成影响的。当然，现在也有药片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从来不需要。

对于性爱，我自然是充满了兴趣，可我总觉得那些有女朋友的男孩很奇怪。除了性，谁还想从一个女孩身上得到别的什么吗？

通过一个满脸发紫的生物老师，还有男孩们之间流传的下流暗语，我了解到女人会定期地流血，我觉得很恶心，太诡异了。从我们结婚起，我就非常清楚地对艾丽斯表明我不想知道什么周期、流血或是囊肿、渗液之类的事，也不想了解任何与女人有关的让人恶心的特殊物品，客观地说，她也从未因这些事让我烦心过。每月一次的“头疼”对我来讲还是能够忍受的，如果她时不时得去医院做个什么小“手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亲爱的艾丽斯啊。

最后一学年的一次冬季学校舞会上，我成功地把舌头探到了一个女孩嘴里。传言说只要你肯给她买杯柠檬汁，她就会撅起屁股任你摆布。有两个男生声称他们用这招成功过。后来，当一对对情侣都随着Dana的《All Kinds of Everything》轻轻舞动的时候，我坐在那个紫脸老师的车子引擎盖上，双手第一次与女性的乳房发生了亲密接触，用学校里的黑话来说，叫作“胸器”。她开始还不愿意，我不得不乞求她。那一双乳房落在我饥渴的指尖，触感竟是那么柔软。没有了内衣的承托，它们就那样沉甸甸地压在我手中。她允许我亲吻她的乳房，这一来突然就要动真格的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调整呼吸，想要阻止我过时的裤子里即将喷涌的高潮，可当我的手顺着她的身体慢慢下滑时，她却用一句似乎精心设计好的台词泼了我一盆冷水：“每个女孩都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到腰上为止。”

她推开我，整理好自己的胸罩、马甲、裙子，还有毛衣和外套（那时是冬天），我既沮丧又不知所措，试图再次亲吻她让她重新考虑一下，可她抱怨说外面太冷了，然后回到了那个荷尔蒙弥漫的大厅里。我想跟上去向她道歉，可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知道她让我感觉自己错了，感觉自己很糟糕。无所适从之下，我的眼泪奔涌而出，我一边自慰一边咒骂那个小婊子，之后才感觉舒坦了些。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夭折的性接触。我该找那两个吹牛皮的男生算账的。很显然从来没有人突破过她的第二道防线。

一年以后，我开始和大学里的女孩们发生性关系，比之前要成功得多。虽然60年代的那次“性革命”运动不知为何没传播到爱尔兰来，但到了1971年，校园里有了许多充满好奇心，又受过更高教育的女孩，她们知道女性也是有权利追求性高潮的。她们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把她们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我遵循美式传统，分四垒依次进攻。我想这招可能显得我独树一帜，所以我几乎无一例外全部成功上了四垒，这下我的自信就更加膨胀了。其他一些男生还委婉地向我取经，半开玩笑来问我，可这又没什么好保密的。

这些年我已经学会如何用魅力征服她们了。如果你长得帅，还能表现得聪明又机智，那这并不难。你就装作你之前没在意她，然后，再渐渐地表现出对她很感兴趣，就好像她是实验室里的标本一样。在保持距离的同时，要时不时地挑逗她一下。接着很长时间不去理会她，看看她有什么样的反应，再然后就可以出手了。屡试不爽。

大学期间，我跟女孩交往，一般都持续到有新的对象出现为止，但通常都会在她们开始询问我的背景我的家庭时就立刻把她们甩掉。我在大家的口中，是个神秘的独行侠，而女人们天生爱管闲事，总觉得自己一定能解开谜团。也许她们都觉得自己能够给我母亲般的温暖吧，可我没有母亲，母亲的温暖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后来我渐渐进入了追求—占有—征服—移情这样的一个模式里。女人们总是一上了床就想要占有我，这实在让我觉得很奇怪，就好像我欠了她们似的。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过女人，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打交道。曾经有个女孩，跟她分手的时候天还没亮，我留她一个人在床上哭着就准备走，她扔了个咖啡杯砸在我头上还骂我“浑蛋”。为了报复她，第二天晚上我就跟她的双胞胎妹妹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在交往过的这些女孩中，有一些要更讨我喜欢些。我虽不讨厌女人，但也没法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产生情感上的沟通。除了劳拉。

劳拉从一开始就颇具挑战性。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正跟另外两个女孩在校园里走动着。那天很冷，能看到她们笑闹聊天时呼出的白气。她穿着一件长风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家里自己织的红色羊毛围巾。她朝我挥挥手笑了笑，那一下我好像被她身上洋溢的活力给钉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这时走在我旁边的迈克尔朝她喊了一声，我才明白她刚才是在朝他挥手，顿时感觉自己很傻。

迈克尔·康德尔介绍说劳拉是他妹妹，我得承认，一母同胞的兄妹两人长相居然如此天差地远，着实让我很吃惊。

这事想起来，还真是觉得讽刺。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追到她，可跟别的女孩不同，她对我似乎没什么兴趣。劳拉身上有种神秘的美，任性中不乏活泼，冲动而又勇敢。她比我小一届，学的是法语、哲学和政治。跟她约会的都是橄榄球队那些自己有车的富家公子。要跟人竞争对我而言并非易事，但我用了些心思去了解她，尽管这些了解可能仍有些肤浅，但也足以让我意识到，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体，我要她走进我的人生。我希望她身上那一圈金色的光环也能将我环绕起来，托举到她的神坛边。即使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劳拉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前跟我约会的也不乏漂亮姑娘，但我所谓的心弦从没为之颤动过。也许是因为她笑起来那一双会发光的蓝色眼睛，又或许是她走起路来意气风发的样子。也可能是她身上那种自信，不同于我们对这世界的假意逢迎，她是那么真实而坦然。

我那些惯用的泡妞伎俩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她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二手衣服和肮脏的房间让我颇感不安，我也深知自己必须要改变策略才可能有机会，于是我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跟迈克尔成了朋友。我受邀去他们家吃饭，劳拉就坐在我对面，我故意忽略她的存在，假装饶有兴味地听她妈妈聊天，还装作对她父亲的杜鹃花十分喜爱的样子。当他们拐弯抹角地问起我的家世时，我想办法绕开话题，暗示说我父亲因某些要事长期旅居国外。我还暗示我有一天可能会继承一套乡间别墅，但同时又含糊其词故作神秘，以免他们问我更多的问题。然而，劳拉却仍然视我如同透明一般。

我再次改变了战术，开始适当地对她表示一些关注，制订行程计划时也都算上她，同时还关心她的学业，在她写小论文时给她一些帮助，还常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小酌几杯。有时候我会委婉地跟迈克尔问起她，可他总是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回应我。我猜他应该是嫉妒我那么关心她吧。迈克尔的性取向简直弯得不能再弯了。不过我们都从未正面提起或承认过这一点。后来在法国的时候，我还尝试过把他掰直。那时候，我们真心觉得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可能我们是明知不可能却不愿接受事实罢了。他喜欢我，我倒是不介意，毕竟他挺有用。我也喜欢他，但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喜欢。不管怎么说，他和劳拉的手足关系让我得以接近她，虽然她依然对我勾引女孩的所有招数都完全免疫。

最后，我受到当时正在学习的罗斯坦德的《大鼻子情圣》的启发，决定写一封情书给她。这封情书我修改了无数个版本，比我写任何一本书都要多。有的版本辞藻华丽，有一版还加上了一段完全从济慈的诗里抄袭下来的韵诗，简直糟糕透顶，还有一版里被我加入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最终，我在情书里简单直白地告诉了她我对她的感觉，告诉她在我眼中她有多美，一想到她我的脸上就忍不住浮出笑容，告诉她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她能允许我邀她共进晚餐。在我写过的所有文字中，那一段是最令我自豪的，因为那些话字字句句发自肺腑，是那么诚恳。

寄出那封信后的第三天，当我下课走出阶梯教室时，发现劳拉正在门口等我。她挽住我的手臂，把她的红围巾绕在我们俩的脖子上，又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印上一吻。如果说那一刹那的那种温暖而令人眩晕的感觉就是爱的话，我想，我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我们的恋爱进展虽然缓慢，但甜蜜而慎重。我把我们之间的进展节奏全部交给了劳拉来把握。从实际的层面来说，我得转移她对我个人背景的好奇心，我撒谎说我跟一位特别严厉的姑母同住，以此来断绝她去我家拜访的可能性。然而，劳拉对我的家庭、我的过去和我的父母并无兴趣。既然现在我们成了一对，她关注的重点就都在我身上，而且仅仅是我这个人本身。在那短暂的几个月里，我们简直成了一对金童玉女，而我整个人都沐浴在她投射出的温暖的光芒之下。我已不再是那个穿着二手外套的粗鄙男孩了。

终于到了我们第一次做爱时，我竟获得了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体验。那是3月初的一个下午，冬日的阳光在她父母家厨房的瓷砖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影子，我们肩并肩靠在炉灶上端着瓷杯喝着茶。我们聊着暑假的计划，劳拉提议离开都柏林，好有“独处的机会”。说着，她带着热切的目光快速地看了我一眼，又立刻移开了视线。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想逗逗她：“独处？为什么呀？”说完，我轻轻拨开她眼睛旁边的一缕黑发，温柔地吻上了她的嘴唇。一开始她只是轻轻地回应我，接着突然转过身站在我面前跟我鼻尖相碰。“他们4点后才会回来。”说罢，她牵着我的手领着我上楼去了她的卧室。一进屋，我们迅速脱光衣服钻进了被子里，两个人既害羞又犹豫，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温柔地爱抚着对方，在彼此唇齿间品味着爱情的甜香，当我终于慢慢进入她的身体时，我像个白痴一样想着，生活真是美好，一切都会这样顺遂吧。

也许是我自己骗自己吧。那时候我觉得我爱她，而她也爱着我，我们都是真实得体而且成熟的人，彼此间有着真诚的情感，从前的我也许会因他人的嫉妒感到满足，但现在的我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幸福。是劳拉让我变得更好，那时的我完全无法想象有一天我对她的爱会被其他人所夺取。我真是太幼稚了。

要是1973年的夏天我们没有去法国该多好。

九年后，我遇见了艾丽斯。她和劳拉完全不同，而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根本配不上像劳拉那样的女孩。艾丽斯简单、忠诚，为人善良而且处事谨慎，她是我逃离噩梦的避难所。我对艾丽斯从没有过对劳拉那种激情，但直到三个月前，我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好。我和艾丽斯之间能够互补。

把艾丽斯从巴尼·德怀尔那里抢过来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凭他那样一个典型的生活的失败者，想跟艾丽斯约会完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艾丽斯到底看上了他哪一点。要说我挖了他的墙脚有没有觉得抱歉，这还真没有。所谓情场如战场，一切都是公平的，是吗？当然不可能了。这简直是史上最用心险恶的大谎言，根本是无稽之谈。无论是在爱情还是生活中，都毫无公平可言，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来奢望能改变这一事实。

我想也许是因为艾丽斯的期望值真的很低，所以从征服她、引诱她到娶她这个过程，都无比容易。她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巴尼完全没有一丁点机会。他比不上我，他心知肚明。

所有人都很自然地以为我的妻子会是个更善交际、更引人注目的女人，就像劳拉一样，可他们并不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是我选择了艾丽斯。

巴尼

我和艾丽斯已经交往近十个月了，她最近在为某部自然类书籍绘制动物和植物插图。那些插图非常精美，十分细致传神。她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高，会在她的小屋里用显微镜检查每一根细小的叶脉。她对工作真的算是一心一意的。完成之后，她的出版商给了她一本童书的草稿让她读。

她第一次给尤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也在场。书里有一段关于飞椅的内容，因为我跟尤金之前发明了那个游戏，所以他一下子就对那本书入了迷。艾丽斯刚读完一遍，他就立刻想让她再读一遍，之后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艾丽斯非常高兴，显然尤金对这本书的喜爱对她意义重大。

可要我说，那本书也就马马虎虎。即使那些书现在已经销往全世界，我还是觉得只能算还行。书的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文森特·达克斯。可当我们见到他时，他却说自己叫奥利弗·瑞恩。我不懂这是为什么。要是换了我，我会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些书都出自我的笔下。

他们见面是在1982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时我也在。那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是艾丽斯配图的那本自然书的发布会。我一直不喜欢这种场合，我们需要盛装出席，我还得穿上那套有些紧的西服，戴上一条快要勒死我的领带。奥利弗是那种自信满满的家伙，穿着一套精心裁剪的亚麻西服，嘴上抽着一支法国香烟，皮肤晒得黑黑的，长相也很帅气。一双黑眼睛和西服让他看上去像个电影明星。当我们和他见面互做介绍的时候我就站在艾丽斯旁边，我发誓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他的眼睛盯着艾丽斯，我说的是那种直勾勾的盯，艾丽斯又像平常那样脸红了。于是我假装咳嗽两声，可一不小心发出来一种类似呕吐的声音，这下他注意到了我并转过身看着我，我伸出手臂搂住艾丽斯的肩膀，暗示他艾丽斯是我的，他不能随意跟她搭讪。这个举动太蠢了。我之前从没这样过，我们也不是那种类型的情侣，我的手尴尬地在她左胸前晃荡，她也有些尴尬。她介绍说我是她的男朋友巴尼。我刚开始感觉好点了，可他紧接着就说他有个朋友养的狗的名字也叫巴尼，艾丽斯一听就笑了起来，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一种如同银铃般明亮的笑声，然后他也跟着笑了。他们俩一起哈哈笑着，我也只好假装跟着笑，那笑声连我自己都觉得假。要是把当时那一幕的情景放在漫画书里，我头上的对话泡泡一定写着“呵呵”。

我开始学着抽烟，用了好一阵子才习惯了烟味。那年夏天我试着去晒黑，可耳朵尖却被晒伤了，看上去蠢透了。然而，奥利弗对艾丽斯的事业的确有很大的助力。她为他的第一本书配了插图，后面好像还会有一系列的续篇。他请我们出去吃过几次饭，通常还有几对其他情侣一起，我想应该是他的大学旧友。他们人都不错，但我感觉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不知为何，他们看上去比我要年轻很多，但同时又似乎更成熟。他们聊的都是我从没读过的书、从没看过的电影，或是我完全不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他们有的人几年前还一起去过欧洲大陆，就像电影里的克里夫·理查德一样，只不过不是坐的大巴。

那年5月底，大家开始谈论着要去希腊某个小岛上玩一趟。即便抛开没有护照这一事实不谈，我也还是不可能去。哈利叔叔今年早些时候患了轻度中风，把大量的工作都留给了我。我倒是不介意，他一直对我和我妈妈都非常好。但说实话，我也的确不怎么喜欢旅行。我不太经得住太阳暴晒，见了外国人也紧张得很。说真的，只需要想象一下乘飞机飞行对我而言就已经够了。我看得出艾丽斯非常想去，但看上去她能去的可能性也同样微乎其微。以她妈妈那种脆弱的心性哪能赞成这样的胡闹，何况她还要考虑尤金。要靠她自己是无法达成心愿的。

最后是我主动提出的。我亲自去见艾丽斯的妈妈，提出我可以帮忙照顾尤金。我说我会在每天上班前去帮尤金洗漱、穿衣，然后送他去康复中心。到了晚上，奥莱利夫人自己会去接他，我吃完晚饭后就去帮忙把他安顿好，推着他的椅子快速地来一圈虚拟飞行，再给他讲个故事，然后送他上床睡觉。一开始她对这个提议还不太满意，不过我最终还是成功说服她，说艾丽斯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照顾那个傻家伙，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决定之后我们一起把这事告诉了艾丽斯。我对自己很是自豪。我很少这样不怕麻烦地去做一些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的事，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艾丽斯，而且我想，这样一来，就能用行动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毕竟我一点也不会说那些情意绵绵的话。

那三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个星期。尤金倒不是什么问题。给他讲睡前故事的时候，他因为我没有像艾丽斯那样绘声绘色地表演，还抱怨了一阵，不过总体来说他已经很棒了。我对艾丽斯的思念比我预想的更强烈。我想她想得发疯，在她回来的两天前，我早早就打了烊离开修理厂，去奥康奈尔街上的幸福戒指屋买了一枚订婚钻戒。我已经存了很久的钱了，但并不是有意要存的，店里那小伙子很热心地帮我挑选。那颗钻石并不大，只是小小的扁扁的一颗，镶嵌在一个细细的金指环上。店里那小伙子说这个样式比较素净。我想他只是在礼貌地说那钻石太小。

星期六的晚上我满心期待着她的归来。我一切准备妥当，打算出发去接她，可她妈妈却说她同去的那伙人里有人会把她从机场送回来。一直到了星期天的晚上，她还是没有给我来电话。我兜里那枚装在天鹅绒盒子里的订婚戒指都快把衣服烧穿了。我决定直接去她家找她。

来开门的是奥莱利夫人。她把我带到正式的客厅里，告诉我艾丽斯马上就来，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很庆幸，毕竟我不想当着尤金和她妈妈的面在餐桌旁边向她求婚。

艾丽斯走进客厅，目光却一直回避我，那一刻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她的眼眶哭得红红的，在我眼里还是很美。她的皮肤晒成了金棕色，头发颜色也变成了红褐色，脸上还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雀斑。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一切都不会有事的，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我口袋里那枚戒指都能迎刃而解。

“巴尼，”她说，“我很抱歉。”

从她说话的方式，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为我感到抱歉，是在跟我说对不起。我怎么会愚蠢到如此地步？我的身体里猛地一阵锥心刺骨地疼。我被耍了，她有了别人。是奥利弗，艾丽斯和奥利弗。我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爱她，竟然双手把她送进了他的怀抱。

“是奥利弗。”我无比地确定。

我怎么就没早点明白过来呢？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怎么会是想见我，之前我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的事，可他们几乎从来就没在吃饭的时候谈论过工作。而且，即便我之前猜到他喜欢艾丽斯，也绝对不会想到艾丽斯居然也会对他有好感。毕竟，她可是我的女朋友啊。

幸福戒指屋不肯给我退钱。我只好换了一枚胸针，在几个月后妈妈生日的时候送给她当礼物。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这件事伤心不已无法释怀。我对未来已经做好了各种打算，包括生三个孩子，还要在我们的房子上再另建一间屋子给尤金住，里面还要放上他的电唱机，这样他可以凭自己的意愿随时听音乐跳舞。我想象中的未来处处都离不开艾丽斯的身影。我妒火中烧，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上过床了。应该是吧。奥利弗可是个油嘴滑舌的老手，而我竟然还帮了他。后来好几个月我都不愿意看见他们。和艾丽斯分手几个星期后，有一天我看见奥利弗的车停在艾丽斯家门外，就把车子的火花塞给拔掉了。接着到了12月，我的信箱里收到一封婚礼请柬，上面贴着一张艾丽斯写的便条，说如果我不愿意参加婚礼，她也能理解，她说她会继续喜欢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对她和尤金的好，这可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妈妈硬逼着我去参加了她的婚礼。“把你的头给我抬得高高的，”她说，“别让那个势利的小贱人觉得你配不上她。”我以前从没听她说过“贱人”这个词，她为这件事受到的打击不比我轻。她一定觉得我们从此以后就能扬眉吐气了。可我从没想到艾丽斯竟然会是个贱人。

婚礼的规模相当小。奥利弗的家人一个也没出席。我觉得实在是古怪。也许他根本没有家人，可即便是硬凑也能凑出个叔叔或者姑姑之类的吧，这实在太不寻常了。他们也没在那种豪华的大饭店举办婚宴。我本来一直好好的，等到他们交换了婚礼誓言，我的心终于被撕成了碎片。苏珊和戴夫把我带了出来，然后好好地跟我聊了聊。婚礼结束后他们在城里的一家餐厅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餐厅老板是奥利弗的一个基佬朋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那顿饭的时间的。早知道是这么个小型婚礼，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我实在没法悄悄消失在人群中。我还跟艾丽斯单独聊了一会儿。我告诉她她看上去美极了。她跟我说有一天我也会遇到那个对的人。我微笑着点点头，然后祝她和奥利弗幸福。

让我气得要发狂的是奥利弗根本就没把我当竞争对手。他从没承认过我是艾丽斯的男朋友，甚至是前男友。那个时候，他让我觉得自己低他一等。现在，我早就明白了个中缘由。

奥莱利夫人说她家的大门永远为我敞开，尤金说他很想念我，说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他愿意向我道歉，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那家伙真的很让人心疼。他们应该把事情好好跟他解释清楚，而不是把他当成个傻瓜对待。后来我的确又去她家拜访过，星期天还开车带尤金出去兜风。我甚至还教会了他一些东西。我想艾丽斯和她妈妈到了一定的时候，已经彻底放弃尤金了，可我觉得没有理由不继续帮他。跟我在一起过了几个月之后，只要我帮他把食物切成小块，他已经能用勺子自己吃饭了，在我给了他一块“魔法”餐巾之后，他还学会了自己擦下巴。奥莱利夫人对我很满意。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说她觉得艾丽斯跟奥利弗在一起是个错误的选择，可话刚出口，她立刻想要收回去。我猜她是觉得对任何人说这种话都没有好处吧，可我还是很高兴，这话的确给了我一些安慰。

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奥利弗这个人又有钱又有型。他渐渐成了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却只是个兼职卖二手车的机械修理师，现在又搬回了别墅区跟我妈妈同住。苏珊走了，妈妈又需要人照顾。我这辈子从来没上过大学。我想，虽然奥利弗整天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应该会好好对待艾丽斯的。他们结婚后就搬到了城里，所以我们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但在奥莱利夫人去世后，他们就带着尤金搬回了她的房子里，所以我时常能在附近看见他们。那个从前上过电视的叫莫娅·布莱克的女人搬到了他们家隔壁，他们和她交上了朋友。这一来总算是让我解脱了。他们成了她的新伙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们已经想尽办法无视我的存在了，奥利弗见了我通常只是点点头，艾丽斯则是一脸愧疚的样子，不过我们的关系好歹总算是缓和了一些。我尽量不对他们怀恨在心，但说实话，要做起来还真是不太容易。

后来我也不得不开始跟尤金保持距离。我解释说现在艾丽斯回家来照顾他了，我就不再过去了。我想他应该是懂了。奥利弗和艾丽斯一直没有小孩，这倒是挺奇怪的。我一直觉得艾丽斯会是个很棒的妈妈，我猜也许是她无法生育之类的吧。她跟我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也从没问过。

有一件事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们把尤金送到了城那头的圣凯瑟琳疗养院去住。听说了这件事我真是十分震惊。当我问起的时候，艾丽斯也没多跟我解释什么，可纳什酒吧的约翰乔告诉我奥利弗说过，尤金在他妈妈去世之后变得非常难相处，他们是别无选择才把他送进了疗养院。之前在路上遇到尤金的时候，我还是会跟他开心地玩闹一番，但那时他已经胖了非常多，样子看着也有些难受。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没料想过他们会把他送进疗养院。要我说，他们这么做实在太丢脸了。我好几次登门提出要把尤金从疗养院接出来玩一天，可奥利弗警告我说我应该忘了尤金，还说我总是问起尤金的事会让艾丽斯难过。奥利弗说去疗养院看尤金并不是个好主意，他不会认得我，甚至还会攻击我。我不相信那个可怜的家伙会这么做，可奥利弗很坚持，而且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奥利弗应该懂得比我多。

我从没想过能够再一次握住艾丽斯的手，也没想过有一天尤金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然而造化弄人，一切冥冥之中都早有安排。

迈克尔

等我们到了法国，我对自己的恋爱观感到十分害怕，但我说服自己这只是个阶段性的情况，慢慢就会过去的。虽然我从未想象过自己将来会拥有幸福的婚姻，会是个称职的父亲，但我一向认定自己肯定会结婚、生子，尽好自己应尽的责任。可那个夏天，要埋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变得几乎不可能。

在宿舍里，我的床铺和他的挨着。他夜里偷偷溜出去见我妹妹我都知道。说来很惭愧，有一次我跟踪他们出去，结果目睹了他们在月光下粗野地交合。这样的场景跟我想象中大相径庭。我读过两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虽然只读了其中一部分，但也多少了解到性爱是一件粗俗的事，然而不知为何，我脑海中所期望的性爱应该是优雅的。而在现实中，它总是透着粗鄙又散发着兽性。与劳伦斯的描写相比，现实中的性爱更贴近于乔伊斯（他的作品我也读过一点）笔下描绘的画面。我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变态。

我是偶然开始学习烹饪的。那天真的很凑巧，我第一天出现在厨房门口自告奋勇要帮忙，正好目睹了那件将会塑造我的未来的事。有个年长的厨房帮工名叫安·玛丽，她端着一大盘刚制作好的奶油面包卷往水槽走去，突然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摔断了右手臂。她摔得算不上特别严重，也没见有断掉的骨头刺穿皮肤之类的，但很疼是一定的了。她痛苦地尖叫着，大家都乱糟糟地慌成了一团，忙派人去村里请医生来。安·玛丽被送去了当地的医院，我们走之前都再也没见过她。既然我正好在场提出要帮忙，那就得继续把戏演完，薇洛妮克夫人给我演示了奶油面包卷要怎么处理（要喷上水然后放进烤箱里），然后临时安排我这一星期都留在厨房帮忙。真是太幸福了。我学得很快，那天结束时，我已经制作出了第一份油醋汁，蒸了六条新鲜鲑鱼（蒸的哦），烤了一袋胡萝卜，还炒了一些西葫芦。当然，当时的我离做出白汁沙司和我的招牌蜜桃挞还很远，但我把这第一天的成果看作一次成功的试水。夫人是个非常棒的老师，但不谦虚地说，我也是个出色的学生。更何况，我得以待在室内还能做我真正喜欢的事，虽然两台烤箱让厨房里热浪翻涌，但还是比在地里挥汗如雨要强上百倍。

当然，劳拉十分地愤怒：她的哥哥在厨房里过着好日子，她的男朋友在书房里更是舒坦极了，可她呢，却只能做个跟泥土打交道的农民。我试图夸她好看来安慰她。在田间的劳作让她的肤色变得很漂亮，等到晒红褪去后，她的肤色变成了好看的小麦色，慢慢开始有些像一个娇小的亚马孙女战士。她并没有礼貌地接受我的赞美，而是继续不停地抱怨她有多累，抱怨自己被排斥在外。但我并没有把她的境况放在心上，这造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到了8月中旬，劳拉还是整天地抱怨她有多么疲惫不堪，惹得其他工人都很恼火。所有人一开始都曾经抱怨过，但后来也都慢慢习惯了。回想当时劳拉一定觉得很孤独，她的哥哥和男朋友都在大房子里过好日子，可她却在农田里当苦劳力。当然，我们同去的还有其他人，可她跟我们的关系要更近些。此时的我正忙于自己的新生活，根本没空关心自己的妹妹，但很显然她和奥利弗的关系也在渐渐疏远。他和劳拉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跟那个老先生和小男孩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多。接着有一天，她晕倒后被抬进了厨房里，后来又被送去看了医生。夫人一如平时一样出来控制了局面。我和奥利弗都很担心，夫人后来跟奥利弗解释说劳拉是胃病犯了，只要休息一星期就会没事的。她被安置在城堡的一座塔楼里，沿着一架摇摇晃晃的木楼梯爬上两层楼就到了。我每天都会去看她几次。她总是眼泪汪汪的，却不愿多交流。我估计是因为她和奥利弗的关系进展不顺利，但说老实话，如果他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我也能理解。她总是怨天尤人，满肚子牢骚，弄得所有人都很烦。我试过要委婉地跟她谈谈这件事，但她却不想听，只是说我“不会明白的”。她说的没错，我到现在也依旧不明白。

我也试着找奥利弗谈过。可他坚称劳拉只是嫉妒我们的工作环境跟她太悬殊而已。他承认曾试过要结束他们的关系，但他说劳拉无法接受。他说他为戴格斯先生工作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让劳拉很不满。

在我看来，虽然奥利弗曾经爱过劳拉，但显然那一段情与他对他新“家庭”的爱相比，完全无足轻重。奥利弗选择跟他们待在一起而不是劳拉。我小心地跟劳拉说起过这件事，建议她给奥利弗一些时间。反正他又不可能永远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们很快就会回爱尔兰了，虽然奥利弗的这种痴迷来得莫名其妙，但这只是暂时的，她怎么就不明白呢？

劳拉宣布她和奥利弗的关系结束了，她说她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奥利弗对她的拒绝，然后就不肯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了。我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但也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但后来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以劳拉飘忽不定的情绪也就被我抛在了脑后。

三个星期后，收获日结束后，我们所有人都躺在宿舍里睡着了。那一天所有人忙了一天，全都筋疲力尽了。我在厨房的活儿和奥利弗的管理工作都暂停了，因为葡萄第一轮收获的最佳采摘时间非常短，所有人都要去帮忙。我整个人都累瘫了，那晚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但几个小时之后又晕晕乎乎地醒了。宿舍外面传来高声说话的声音。是奥利弗和劳拉在争吵，不过老实说，只有劳拉在大喊大叫。其他人也被吵醒了，有的人还走到外面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受够劳拉反复无常的情绪了，她这样完全是在自取其辱，也让奥利弗和我脸上无光。当我来到外面，奥利弗正在设法把劳拉搂在他脖子上的手臂拽开。“你是爱我的！你必须爱我！”她不停地啜泣着不肯放手。

“劳拉！”我厉声呵斥道。她放开了奥利弗，然后转过头怒视着我。

“回床上去，劳拉。”我压低嗓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样是让自己出丑。”

奥利弗转过身，好像想走开，我拦住了他。“奥利弗，我们得谈谈。”他有些犹豫，但还是跟着我进了宿舍里，其他人也都慢慢回了各自的宿舍。我开始轻声地为劳拉的行为向他道歉。

“她平时不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也许是因为换了新环境，也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工作对她来说太辛苦了。”我请求他尽力对她耐心些。我知道他不想再跟劳拉交往了，但还是拜托他适当给她一些关心，以免她觉得自己被忽略了。奥利弗不肯看我的眼睛，只是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表带。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气氛有些古怪，但又说不清是什么，直觉让我又从床上爬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起来，不想打扰到其他人。奥利弗也跟着起来了。我们来到户外，这是个温暖的夜晚，但外面有种特殊的气味，起初我有些疑惑，以为是有人没睡还在抽那些烟草。奥利弗抬手指着房子那边。月色非常暗淡，这很不寻常，夜色之中只能隐隐约约看出城堡的轮廓，紧接着我听到了什么东西爆裂的声音，我立刻跑上台阶，这才发现刚才闻到的气味是有东西着火了，整个空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当我爬到台阶顶部，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只见一侧翼楼的一层已经整个被吞没在了烈焰之中。奥利弗赶紧跑去叫醒大家。

如果我能再警醒些，如果我能快点行动，如果我那天没有那么疲倦，如果我能早点知道，如果我能早些想到，如果我能……上天啊，如果真能有如果该多好。我大声喊叫着，可我的声音只是缥缈地消散在夜色之中，我想起来依据这栋建筑的构造，从声学传播的角度来看，我只有站在房子前面的露台上喊才能够被听见。

我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去庭院一角上那座废弃的小教堂的钟楼里敲钟，召唤工人们来吃午饭。隔着浓浓的烟雾，我看见教堂所在的一侧还没有燃起来，于是我一边大声呼救，一边侧身挤过教堂沉重的木门，爬上钟楼用力拉拽敲钟的旧绳子，直到钟声在教堂钟楼里毫无节奏地疯狂响起。燃烧的声音越来越响，爆裂声、噼啪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此时藏书室正被凶猛的火焰吞噬着，我担心它的正上方会有卧室。不断有人穿过烟雾跑出来，眼前一片混乱、困惑和恐惧。我很快找到了劳拉，她一边哭一边紧抓住面如土色的奥利弗不放。我让几个小伙子把地里的灌溉水管拽上来，但他们花了很久才把水管铺开，然后才发现水管都被固定住了，根本无法拉伸到离火场十码的以内范围。左边几个工人一边大喊着一边打着手势，想把露台台阶下方那口废井的盖子给撬开。其他人则从像洞穴一样的地窖里拽出一根长长的经久不用的花园浇水管。还有一些人惊恐之下在周围呆立不动。这时，一个生物从火焰之中冲出来，几乎难以辨认出人形，透过火焰燃烧的声音和指挥救火的喊声，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凄厉地尖叫着，不是那种电视里女主角发出的清脆明亮的尖叫，而是一种难听至极的带着渴求的尖锐叫声。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现在一想到那个声音仍然让我不寒而栗。那是夫人痛失家人，带着悲伤和绝望的声音。她浑身上下包括仅有的一点衣衫都已经烧得焦黑，长长的头发也几乎已经烧光，头顶上还冒着烟。我抓住她，把她紧紧抱住，她用力地想要挣脱开来冲进熊熊烈火之中，不停地用嘶哑的声音呼喊着“爸爸！让·吕克”，直到她再也喊不出声来。

烈焰吞没了房子的整个东翼楼，还贪婪地舔舐、紧攥着不断掉落的木块、瓦块和砖石。后来我得知那个男孩让·吕克通常都睡在他外祖父位于那栋翼楼一层房间里的一张单人床上。我估计消防车得有一个小时才能从镇上赶来，可在这样的火灾面前，时间的快慢已经毫无意义。在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时钟嘀嗒行走的声音对自然而言根本不入耳。消防员迫使我们退后，然后接手了救火的工作。他们训练有素，我承认自己看到他们的到来松了一口气，虽然救援的希望早已在烈火之中灰飞烟灭了。

那晚之后，整个东翼楼除了外墙几乎全都化为灰烬。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只能看见玻璃反射的夜空和窗户内一些倒塌的房梁。祖孙二人都已毫无生还的希望。可怜的夫人，她的过去和未来就这样被以最残酷无情的方式从这世上抹去了。

当我把整个人已经崩溃并不停地抽泣的夫人送进救护车之后，才注意到站在我身后的奥利弗，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面如死灰，双手不听使唤地颤抖着，整个人惊魂未定。

无论你多么努力，人对于自己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改变曾经发生的事。

薇洛妮克

最近的一两个月，在报纸的头条上总能看到奥利弗·瑞恩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拒绝再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他袭击他妻子的事，我总感觉自己多少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很可悲，但每当听到他的名字，我总会立刻不自觉地想起1973年的收获季，四十年前的伤疤便又一次被揭开，那彻骨的伤痛丝毫没有一点减轻。

无论你多么努力，人对于自己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改变曾经发生的事。假如当时这样做了，假如当时那样做了……可是时间终究无法使伤口愈合，伤痛始终还在。只是人会渐渐习惯那个伤疤的存在，仅此而已。

但是，在事情被渐渐淡忘之前，我必须要弄清楚事情的所有头绪。要解释这一切就必须要追溯到我父亲生活的时代，要理清所有的因果关联。

因为饱受战争的摧残，父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战争时期我还是个年幼的孩子，只知道有段时间总会有一拨一拨的访客来到家里。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受到父亲庇护的犹太人家庭，到我家是为了躲避维希政权下的波尔多州长对他们的迫害。据后来披露，这位公仆曾下令将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儿童在内的共一千六百九十名犹太人从波尔多境内驱逐至巴黎附近的德朗西临时难民营，随后再移送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如此多的同胞没有任何过错却要经受这样的残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每天都仍有种族屠杀在发生，只是对我们而言，关掉电视机或略过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假装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更容易些罢了。

我父亲是个英雄，既有智慧又有高尚的品德。在我们的家园被敌军占领不久后，我母亲就去世了，这令父亲伤心欲绝，但母亲在临终前就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惨剧，并要父亲向她保证，一定会竭尽所能保护我们的朋友，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我们住在我父亲家族历经七代传下来的城堡里，生活十分安逸。我们生产的美酒佳酿销往欧洲各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父亲不像母亲那般具有生意头脑，母亲去世之后他只能艰难地支撑着。维希政府的暴行让他震惊不已、心烦意乱。

他邀请了几个犹太裔家庭在露台台阶下的酒窖里安家，尤其是在1942到1944年期间，是法国当权者全力推行种族集中隔离的时期。父亲拒绝沉默，曾经多次向地方行政区的秘书长陈情，最终都徒劳无功。于是他只得凭借自己的力量，依靠当地线人提供的信息，在政府的集中行动开始前，就抢先一步把人都集中起来。我的塞西尔姨妈积极活跃在城市里的抵抗运动前沿，通过朋友们的关系网，她成功地配合营救了许多被盖世太保盯上的家庭。这些家庭必须要避人耳目，虽然城堡里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容身，父亲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我们的城堡所处的山谷被两山夹抱，很容易被监视，所以白天他们全都不能出来。如果有突击检查，也不能留下他们的任何踪迹。所以父亲着手把地窖改造得更适宜居住些。他明白这样做是在拿家族生意冒险，毕竟这期间家里的酿酒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他通过一些朋友从瓦朗斯订购了一些油灯、毯子、书籍和衣物，以免在本地订购引起怀疑。他都是在夜间收货，他和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为那些无处藏身的家庭创建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直到能有机会送他们北上穿越国界去瑞士，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免遭迫害。作为一个孩子，家里时常有新的面孔进进出出，对我来说很是激动。但那时的我太年幼，看不出他们脸上的悲伤和绝望。那个时候，我还一直接受着家庭教学，又是独生女，但父亲让我懂得了在紧要时刻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在开展这些行动的同时，父亲也会一如既往地腾出时间来陪伴我，他教我懂得这世间的道义所在，也让我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我永远排在第一位。

1944年5月，就在解放前夕的几个月，在盖世太保的一次午夜突袭中，栖身在我家地窖中的犹太家庭被发现了，其中还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玛丽安妮。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们，后来才得知她们和她们的家人都死了，有的是在试图逃离德朗西集中营时被射杀而亡，有的则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盖世太保查封了我们的家，我父亲也被本地警方逮捕了，我则被送到了城里的塞西尔姨妈家。我有六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但每个夜晚都会祈祷他能平安归来。这些事情大都已被我淡忘，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但当那些曾经经历过那场噩梦的老人给我讲起当年发生的事时，所有的一切又都历历在目。

解放后我们一家回到戴格斯城堡共度圣诞节，但我们曾经美好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房子里的地毯、油画、家具和寝具全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地板也被拆来做了柴火。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在狱中遭遇的一切已经将他击垮。那时的他仅仅四十八岁。

许多年过去后，我提出让他买一台打印机，并把我们过时的文档系统进行一下现代化升级，这样用起来也比我们从前管理农场所使用的分类账要容易些。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时他才告诉我他在入狱期间曾经被迫用打印机打出驱逐令。这件事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虽然他曾经有如此多的英雄事迹，但因为这件事，他心中剩下的只有耻辱。他不愿让自己所爱的人为他背负罪责，在我眼里非常崇高，然而独自承担这样的痛苦定会啃噬一个人的灵魂。正如世人所知，盖世太保的凶残程度，在其濒临溃败之际尤为甚之。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父亲相拥在仅剩断壁残垣的藏书室里，曾经摆放着诸多珍贵典籍的书架已被洗劫殆尽，我们只能从废墟之中挑选出残存的一些书籍，我甚至还记得当时父亲怀抱中的温度。父亲是位藏书家，我记得当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最先修复这个房间。

由于在藏匿那些犹太家庭期间我们的酿酒厂停止了生产（酒厂的运作必须要使用酒窖），而后来父亲的精神也变得极度脆弱，根本无法重新管理酒厂，所以我们没了收入，只能依靠他仅剩的一点祖产度日。我们封闭了房子的一侧翼楼，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缩小到仅有的几个房间里。我养尊处优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但那时的我对生活水准并没有什么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留恋。当时我太过年幼，根本不懂得贫富的差异。我很高兴能够去本地的公立中学上学，而父亲则绞尽脑汁地想让那些疏于照料的葡萄树恢复生机。父亲恳求塞西尔姨妈搬来与我们同住。他坚持认为我的人生中必须要有个母亲般的角色存在。塞西尔姨妈是我妈妈的姐姐，一直未婚。从我妈妈仅剩的一些照片里还能看出她们有些许相像，但塞西尔姨妈却不像妈妈那样是个美人。她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我们总是为了一些荒唐的小事发生争执。我父亲也渐渐厌倦了当我们之间的调停人，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如果父亲信任她，那我也应该信任她。我现在突然想起，他们似乎曾经是情人。我脑袋里还有一些片段，好像曾经很尴尬地撞见他们在一起过，但这些都不要紧。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了要当好我的监护人，她做出了多少牺牲。

是塞西尔姨妈告诉我要怎样做一个女人，并在我初潮来临时给我递上了卫生巾。对此我感激不尽，因为我的父亲一向古板，这样的谈话绝不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生，不过后来他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但最后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父亲觉得是时候让我去波尔多或者巴黎上大学了，可我是个小镇姑娘，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离开朋友、父亲和塞西尔姨妈去适应新的生活圈子。村里的女孩们都没有上过大学，我觉得自己跟她们也没什么不同。她们充其量只能在我家地里找份活儿干，我也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她们都是善良、诚实的人。除此之外，我家的条件也无法供我在巴黎大学读三年书，而且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都能在克洛尚学到。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并不像我父亲想的那样，想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但又不敢告诉他。当我最终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竟然明显地感觉到他松了一口气。父亲和我变得非常亲密，随着年岁渐长，身体逐渐衰退，他也越来越依赖我。

我被安排给市长当秘书，这是份象征性的工作，一星期只需要上五个半天的班，然而在那里工作的十年里，真正让我觉得吃力的却是要如何躲避市长不规矩的手，我时常得指出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得大声地提醒他要对自己的妻儿负责。

市长对我动手动脚的事我对父亲只字未提。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震惊，不过我已经足够坚强，并且有能力对付那个老家伙。

我们已经开始了家里的修复工程，这个过程漫长而费力，每天下班后的下午，我都会回到家，帮着父亲和塞西尔姨妈一起养护土地、修理房屋。

我和村里的年轻人们保持着社交往来，也会参加本地的各种狂欢节和舞会，但我并不想交男朋友。有好些本地的男孩子追求我，我也会跟他们打情骂俏，互相亲吻什么的，甚至还算得上调情高手，但我却无法爱上谁。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大多数朋友在结婚前都会有好几次恋爱经历，可我的内心里却总是会想：“父亲会愿意让这个男孩进入他家吗？父亲会愿意让我嫁给这个男孩吗？父亲能接受这个男孩吗？”对这些问题，我脑中能想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想，我的女性朋友们都很同情我，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婚礼，她们总会安慰我说，下一个结婚的一定会是我，还会给我介绍她们的表兄弟和朋友，可我却宁愿单身。

接下来的十年里，葡萄园一点一点地重新振作了起来。我父亲在整个地区成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许多村民都感到万分愧疚，在最可怕的那段时期里他们没能为我们做些什么，但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恐惧。甚至连那些臭名远扬的通敌者都扭头回来帮助我们了，父亲大度地接受了他们的帮助，他知道这样其实是在帮他们赎罪。我们制订了宏伟的计划，要让这栋房子重现当年的辉煌，然而真正实施起来，进展却无比缓慢，而最后的结果也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我亲爱的塞西尔姨妈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父亲又一次被夺走了挚爱的亲人。我也同样悲痛万分，但父亲却不同，无论他和塞西尔姨妈是否曾是情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彼此的知己，而据我猜测，通常他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我。塞西尔姨妈认为父亲没有坚持送我上大学是个错误。她觉得我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地方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丈夫。她去世后，父亲开始担心事情被她说中了。我没有子女这件事让他忧心不已。那时候，我已经有过一些约会的经历，而且早在镇上屠夫的侄子皮埃尔来克洛尚过冬时我就把处子之身给了他，到了冬末，他开始乞求我嫁给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干柴烈火一般充满激情，但我却无法从中看到未来，可怜的皮埃尔只得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村子。父亲求我嫁给他，或是嫁给任何人都行，可我拒绝了，坚称自己不想要丈夫，也永远不会结婚。父亲意外地降低了他的期望，说我找个情人也行。我很震惊，震惊的不是找情人的主意，因为这对我来讲完全能够接受，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居然会从我父亲的嘴里说出来。

“可你需要一个孩子啊！”他恳求道，“等我走了，你身边就什么人都没了！我现在一天天老了，不中用了，还有你能照顾我，可等你老了以后，谁又来照顾你呢？没有人啊！到那时又有谁来接手这些家业呢？”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可看看村里这个潜在的基因库，除了皮埃尔，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能成为我孩子的父亲，可他也已经结了婚搬去了北边的里摩日。

我跟皮埃尔那次私通到那时已经六七年了。他强壮、英俊，还爱好古老的地图和书籍。我都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婚了，我想他当初是真心实意的。他从未见过我父亲，可他们有很多共同兴趣，例如书籍和我，所以他们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

皮埃尔每年都会来拜访他叔叔一次，我还有生理周期这个小问题需要考虑。我知道自己这样是在自欺欺人，也许就算我告诉他真相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我还是很害怕如果我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请求，皮埃尔与生俱来的正派原则会阻止他背叛自己的妻子。我不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上能有皮埃尔的优秀品质吗？

打定主意后我开始勾引皮埃尔，但他只会在他叔叔那里停留两星期的时间，他叔叔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食品商人，所以我的机会非常有限，在这期间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能受孕。

一开始，出于对妻子的忠诚和对我个人幸福的考虑，皮埃尔并没有回应我，我知道他喜欢我，但还是费了好些唇舌才说服了他，谢天谢地他没有让我低三下四地觍着脸求他。接下来一连三晚，我们都一起在他叔叔的屠宰场的配楼里度过。这样的地方对孕育新生命来说算不上什么风水宝地，不过山间的微风吹走了屠宰场的血腥之气，我们在几杯茴香酒的帮助下也忘了周围的环境。皮埃尔是个热情而温柔的情人，但很遗憾这样的温情只是暂时的，很快他就要回到里摩日他妻子的身边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爱上一个人了。皮埃尔非常体贴，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纯真，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纯真似乎被我给玷污了。他觉得是他引我堕落，满心的歉意使他整个人都快要发狂了，我向他保证绝不会再提及此事。我坚持让他第二年不要再回到村里来，而且在做完这件蠢事之后我们彼此都要翻过这一页不再回头，他也一定得尽最大的努力去补偿他的妻子。皮埃尔信守他的诺言，从此跟我保持距离，而我的心里则是交织着愉快与歉意。

后来我确认自己怀孕了，父亲十分高兴，1967年，我的宝贝让·吕克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出生时强壮而健康，这让我们甚是宽慰。我知道对有些家庭来说，未婚生子是件有辱家门的事，也可以肯定村子里已流言四起，但也许是出于对父亲和我的尊敬，他们开始称呼我为“那个寡妇”。在那个年代，做一个丧偶的妻子总好过当一个单身母亲。这让父亲觉得很有趣，他的调皮劲也终于又回来了，就好像我们成功地玩了一次恶作剧，把所有邻居都捉弄了一番似的。他甚至还会眨着眼说：“那位寡妇早上好呀！”

从让·吕克出生那一刻起，父亲和他就再也分不开了。父亲用皮带做了一个背带把让·吕克背在背上，无论去市场里忙生意还是去市长办公室，或是到地产经理那里办事，都会带着他。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亲的情绪也慢慢好起来，但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在渐渐走下坡路。当听到让·吕克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外公”时，我努力让自己别生气，毕竟从他出生起，父亲就一直在教他这个词了。让·吕克的存在让我和父亲的生命都变得完整。直到我生下他，并设想过没有他的生活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需要我的孩子。

接下来的几年，我的父亲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整个人焕发着新的精神和活力，仿佛那场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在那片挣扎求生的葡萄园旁边我们又种下了一片桃园，另一侧则添上了一片橄榄园。让·吕克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给这片庄园带来了福音，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渐渐有了好转。我们开始季节性地雇用一些外来劳工到地里工作，男人和女人都有。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73年的夏天。

迈克尔

火灾之后所有人都好些天无法入睡。葡萄园的工作无疑是泡汤了。我提议回爱尔兰，可奥利弗生气地指出我们有义务留下来帮忙，劳拉也表示同意。这一来让我多少有些羞愧。一星期后薇洛妮克夫人出院了，赶上了祖孙二人的葬礼。她整个人形容枯槁，双手和手臂都裹着厚厚的绷带，她的脸已被烧焦，仅剩的一些头发一簇簇地竖在头皮上。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她多少吃一点东西，还帮她往脸上和头上涂些药膏，帮助皮肤慢慢愈合。厨房在火灾中几乎没有受到波及，我接管了厨房，为所有来帮忙的人提供饭食。可她的心神似乎消失不见了，仿佛那副躯壳里只剩下维持生命所需的一些部件而已。

火灾发生的那一夜也改变了奥利弗，而且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知道他跟戴格斯先生和那个小家伙已经十分亲密，可他寡言少语，形容憔悴，那悲痛的样子好像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家人一般。葬礼当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深夜才回来，并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接受任何的安慰。劳拉认为奥利弗是把戴格斯先生看作了他那个缺席的父亲。他承诺一定要从戴格斯先生烧毁殆尽的书房里抢救出幸存的东西，并不知疲倦地监督着这个工作的进行。原本就已被踢出局的劳拉这下被彻底抛到了脑后。两星期之后，主要的清扫工作完成了。我们没有人为自己的劳动索要报酬，继续留下来的人仍然有免费的食宿，食物通常是临近的一些村民捐赠来然后由我来制作。葡萄园再次荒废了，还有的人悄悄议论着要拆除东侧翼楼。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学校已经开学了，我们都已耽误了两星期的课程。是时候离开了。奥利弗一言不发地打包好行李，强忍着悲痛跟夫人道了别，夫人很感谢他的忠诚和他所付出的辛劳。戴格斯先生收藏的一些地图幸免于难，可他的大量藏书都化为灰烬，让夫人伤心欲绝。记得分别时，奥利弗似乎无法接受夫人同情的拥抱，弄得夫人手足无措，十分尴尬。看到那情形我都有心想杀了他，可很显然奥利弗也同样处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这时，劳拉又一次成了令大家担心的理由。没想到她竟然拒绝回国，并坚持留下来帮助夫人。我实在不明白她的想法，在我看来，这又是她诸多愈加古怪的行径之一罢了。我父母多次从都柏林打来长途电话命令她回家，可劳拉却丝毫没有动摇。但不管怎样，夫人似乎都完全不关心，但她向我保证，如果劳拉想留下来也绝对没有问题，她肯定能给她找点事做。能得到她的保证我就心满意足了。劳拉泪流满面地跟我们道了别，她满心期望地抱住奥利弗，可他却面无表情，如同一块冰冷的墓碑。

那段时日，我无疑给我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当我提出想要退学去开一家餐厅时，家里又掀起了新一波的批判和哀怨。然而，这一次妈妈却站在了我这一边，并且最终还说服了父亲借给我一些启动资金。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我几乎整天泡在厨房里，妈妈十分喜欢我带来的所有新鲜美味。有的香料是我从法国带回家的，另一些则是从拿走我童子身的蒂里那儿进口来的。爸爸虽然对我的食物非常满意，但还是认为我应该多花些时间在书本上。不过后来有一次，在他们设宴款待十二位最见多识广的朋友时，我一手承办了宴会，呈上的每一道菜肴都让在场宾客赞不绝口，那时候父亲才终于心服口服地承认了我的烹饪天赋是对得起他的投资的。

我与父母之间持续的谈判交锋让大家都忽略了劳拉宣称不会回家过圣诞这件事。从她不定期的来信中我们得知，依靠全省上下募集到的捐款，东翼楼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实施。虽然不明白她的初衷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对劳拉的义举感到很自豪，给她寄去了一个大大的礼盒，还附上了一张数额可观的银行汇票以表父亲的一番心意。

1974年3月底，我的餐厅“蔚蓝之星”在市中心乔治王广场尽头的小巷里开业了。在这一年间，我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华丽的转变。餐厅从一开业就生意红火，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我预计如果客流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在五六年之内我就能还清父亲的投资，一切都太棒了。接着，到了8月，劳拉回来了。

我的父母自然是松了一口气，我也想听她说说在克洛尚发生的一切，想知道戴格斯城堡的重建工作进展如何，薇洛妮克夫人好不好，想知道她有没有见过蒂里。劳拉虽然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却是一副冷冰冰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样子看上去也相当可怕：双眼下是深深的眼袋，整个人骨瘦如柴。吃饭时她只是稍微动了两口。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她是正经历精神崩溃才出现了反常举动。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推荐了一种臭烘烘的补药，但也丝毫不见效果。当我提议联系奥利弗时，她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明白劳拉究竟怎么了，非常为她担心。我提出让她到餐厅来工作几星期。她已经休学一年了，但离新学年开学尚且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餐厅工作期间，她有时候一切正常，有时候又会连续几天缺勤，造成餐厅人手不足，让我们懊恼不已。问起她为什么不上班，她说她累了。“你怎么就累了？”我气愤地说，“你整天什么事都没干！”

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已之下我只好联系奥利弗，问他是否能到家里来看看她。他答应了我的请求，邀请她到我的餐厅用餐，或者去其他任何她想去的地方都行，但劳拉拒绝了。奥利弗甚至还给她写了一封信，但劳拉根本不想见他。我在想，奥利弗之所以和劳拉分手，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从外人所能看到的来说，在他们交往期间他一直都非常绅士，绝对不存在他背叛劳拉或者类似的情况，但很显然，劳拉不会原谅奥利弗对她的拒绝。通常都是劳拉拒绝别人。显然她无法接受有一天会风水轮流转。我觉得劳拉的萎靡不振并不能归咎于奥利弗。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史丹利

传言和新闻中所说的那些关于奥利弗的事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我的确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他了，但报纸头条上所描述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男孩。

在奥利弗以文森特·达克斯这个笔名声名大噪时，看到他的人生如此成功我真的很为他高兴，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即使以爱尔兰人的标准来看也算得上相当悲惨。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见证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人们都说孩子总会把自己的处境视为所有人的常态，所以我想奥利弗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如何弃他不顾的，但那时的确很多人议论纷纷。

我的父亲在我去都柏林南部的圣菲年斯学校前一年去世了。那时我十四岁，家里还有三个姐妹。我想妈妈送我去那儿是为了让我有更稳定的学习环境，也为了能让我的人生中多一些男性的影响力。我们住在基尔肯尼南部的农村，父亲死后我接替他干了很多农活儿，可妈妈坚决不让我步父亲的后尘早早地就进了坟墓，她坚信父亲之所以走得这么早，就是因为他起早贪黑永不停歇地在劳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习惯性的害羞，然而我当时对妈妈的考虑并不买账。我的左眼上有一块难看的深红色胎记，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为此感到不自在。母亲觉得她要是不趁我还年轻就让我走出农田，我就一辈子也离不开家了。她的判断是对的。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圣菲年斯这所学校还算过得去。我印象中从未出现过性侵犯或类似事件的传闻。牧师们总体来说都很和善。当然，学校总还是有那么一个标志性的施虐狂，但我想，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学校的员工中只有一个这种人物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来到奥利弗所在的班级时，他已经在圣菲年斯待了八年了。现在想来真的很令人震惊，如果要我在我的小儿子六岁时就把他送走，光是想想就让我脊背发麻了，可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奥利弗非常安静，整个人最引人注意的也就只有他身上破旧的衣物了。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较深的肤色，他很容易就成了众人贬损的对象。学业方面，他也资质平平，所有科目中只有法语略好一些，但也只能算得上差强人意。第一年，在我还没有真正了解他之时，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孩子，因为他看上去真的很……怎么说呢，很穷。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母亲，都以为他母亲去世了。传闻说奥利弗的父母并没有结婚，还说他母亲可能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死的。他从不会谈起他母亲，但这种事大家都有默契。去问这种事情是很不礼貌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西蒙·华莱士是被领养的但却从不会提及此事一样。

不过，奥利弗倒是时常谈起他的父亲，语气中带着敬畏和骄傲。我记不清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了，应该是跟教会有关，好像是都柏林大主教的高级顾问之类的。我很惊讶奥利弗的爸爸竟然会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毕竟他对自己儿子的忽视和漠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让我震惊的是奥利弗居然还有个异母兄弟，一个有着金色头发和浅色眼睛的男孩，名叫菲利普，大约比他小七岁，他住在家里，在我们学校的附属小学读书。我从未见过他们亲密地交谈，就如同两人丝毫没有血缘关系一般。然而最糟糕的问题在于，虽然奥利弗家离学校仅有不到一英里之遥，他却被拦在家门之外。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学校的假期，奥利弗都留在学校和牧师们一起度过。从学校教学楼顶楼科学实验室旁的走廊窗户，就能看见奥利弗家。不知有多少次，我遇到他坐在窗台上，通常手里还拿着一副望远镜，望着家人进进出出。不知为何，这一幕现在想来更觉得可悲。在男子寄宿学校这样一个雄性世界里，是没有空间让你去多愁善感，去寻求同情的。即便是受了伤，我们也已学会怎样将伤痛完美地隐藏起来。

我和奥利弗是在我的第二学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成为朋友的。我们并没有选择彼此，而是因为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只剩下我们两个怪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来往。我的相貌缺陷和奥利弗被家人遗忘的事实，将我们隔离在了社交圈之外。他们称我们为“怪胎二人组”。我们进不了那些时髦孩子的圈子，跟我们所说的“土鳖”族群也格格不入，由于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也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族群之间游离，一旦被某个族群厌弃之后就继续寻找下一个。我相信我们彼此很信任对方。我们的关系是由奥利弗来主导的，这点我完全没意见。几乎是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他本来也不是个爱冒险、爱打破规则的人，所以他也从没让我遇到过危险。他从不会提到我的眼睛，我也绝不会说起他的母亲。那时候，这样的默契是奠定一段坚定友谊的基石。

他对我的家庭颇为好奇，在我回家休假返校之后时常要我把一些趣闻逸事讲给他听。没有母亲的他，非常想了解我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奥利弗的父亲一般一年来看他一次，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半。每次离他父亲来访还有好几星期的时候，奥利弗就开始万分焦虑，拼了命地要提高成绩，任何可能惹祸的事他都躲得远远的。我想，他在无比期盼的同时，又非常畏惧父亲的到来。我的母亲或是其他同学的双亲来看望我们时，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许多礼物，通常是某种礼盒，有些比较酷的家长甚至还会带来飞镖或是水枪之类的没什么杀伤力的玩具武器。

每个男孩在家长来访之后都会变得尤其受欢迎，大家都盼着能共享他新得的好玩意。有人说奥利弗总把家长带来的东西藏起来不肯跟大家分享，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父亲从没给他带过任何东西，唯一的一次也只给了他一本赞美诗。

第二学年末的暑假前夕，我母亲提议让我邀请奥利弗来我家农场住上几个星期。老实说，对这个安排我有些犹豫。在学校，我们一起把树枝削成弹弓，还去偷看学校护士和她的男朋友詹姆斯神父，但要到家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学校和家庭的环境截然不同。我家里有一个寡母加上三个姐妹，所以女性气质尤其浓重，而奥利弗从小生长在一个几乎只有男性的环境下，学校里的女性只有刚才提到的护士和几个快乐的清洁工而已。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担心他和我的家人见面时双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家里的女人们全都爱上他了，我妈妈甚至都想收养他，看着我的几个姐妹全都一步步地陷入对他的痴迷，真是最痛苦难堪的体验了。我年仅九岁的小妹尤娜，一有机会就爬到奥利弗身上要骑到他肩头，要么就是要求他给她讲故事。十三岁的米歇尔对任何奥利弗感兴趣的东西都装作充满好奇的样子，还花大工夫烤出许多新的美味食物来吸引他。比我们大一岁的大姐奥菲已年满十六，她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她装作对奥利弗没什么兴趣的样子，但每当我们从谷仓出来走进房门的时候，总会撞见她一丝不挂的样子，她还发明出一种半躺在家具上的姿势，那模样只能用有伤风化来形容。

对于这些奥利弗都泰然处之。可以肯定他多少是有些窘迫的，但同时又受宠若惊。那也许是他第一次跟同龄女性相处。一开始他很害羞，也有些过于礼貌，但后来就慢慢地放松下来，最后甚至还俨然成了她们中的一员。按计划他会在我家住上三个星期。显然他的父亲规定了他必须要自食其力，必须要帮忙干农活儿，不过我们本来就习惯了盛夏在田间劳作，奥利弗倒也很快地融入了。奥利弗第一次自豪地给父亲寄去了明信片，告诉他自己过得很愉快，但同时也有努力劳动，让他放心。两天后，我母亲接到瑞恩先生的电话，命令她立刻把奥利弗送回学校。他本来还剩下八天的假期，但他父亲不容任何争辩，也没有为临时变卦做任何解释。我记得当时母亲非常气愤，她给奥利弗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才把他送上了返回都柏林的火车。奥利弗坦然地跟我们道了别。他丝毫没有质疑他父亲的决定或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他好像一点也不生气，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站在月台上跟他挥手告别，我的三个姐妹向他送去飞吻，母亲也跟她们一样伤心不已，那时奥利弗的眼中有泪光在闪烁。

我们始终没有为奥利弗的突然离开找到合理的解释。据我所知，他回到学校跟牧师们一起度过了剩余的暑假。我母亲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做法纯粹是为了泄愤，因为那张明信片让他意识到奥利弗其实完全能够过得很愉快，而他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恐怕除此之外也真的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了。竟然有人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此冷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想，除非奥利弗本人写一本自传道出个中原委，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但就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也不知道还能否有机会出自传。

我们毕业后，奥利弗去了大学，而我则回到了农场。我们偶尔会约在都柏林一起喝上几杯。传闻说他在拉斯莫恩斯有一套小公寓，他靠早上和周末在蔬菜水果市场打工来支付房租。我猜他父亲在他上完中学后就觉得自己职责已尽，不再供养他了。奥利弗暑假都会去国外打工来赚取大学学费，在那期间，他应该变得更加坚强自信了。有一年夏天，他和一伙大学同学一起到一个葡萄园去工作。据说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与一场火灾有关，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断了联系，所以我一直没能了解到事情的整个经过。

1982年12月，我很高兴地收到了奥利弗的婚礼请柬，新娘是一个为他的书绘制插图的姑娘，名叫艾丽斯。他有了自己的出版商，也找到了爱人，我很为他开心。那时候我母亲在生病住院，所以我没能出席婚礼。很遗憾，我真的很想跟他一起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我接到了奥利弗新书发布会的邀请。一开始看到邀请函上作者的名字是文森特·达克斯我还很疑惑，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出版商才告诉我那就是奥利弗。

出席发布会的只有十到十二个人，一个是学校的丹尼尔神父，再加上两三个我从前遇到过一两次的他的大学同学，此外还有他的经纪人、出版社工作人员和他的新婚妻子艾丽斯。她很漂亮，非常热情优雅。虽然她为那本书配了插图，但她却强调奥利弗才是当晚的焦点，成功是属于奥利弗的。

奥利弗紧张得一塌糊涂，我马上明白了原因。他是在等他的父亲。印象中学生时代那个战战兢兢迫切想赢得父亲好感的男孩还没有彻底消失。一整个晚上，奥利弗接受着大家的祝贺，还给我们朗读了书中的一些章节，但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却在一直不停地看向门口。最后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在等他的父亲。他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这不关我的事，他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后来我们去尼瑞酒吧喝了点酒，他才放松了一点。我问他为什么要用笔名，他一脸难堪，所以我猜这应该是他父亲的指令吧。

从那之后，我跟奥利弗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过来，但我发现，每一次见面，他说话都越发轻松随意、漫不经心，对我们共同的童年经历几乎不屑一顾。到最后，他不再回复我的电话，我发去的各种邀请也都没有回音。

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电视上的评论节目里，还会充当电台的评论员，但我们在社交场合相识已有很多年了。

长大后的我遇到了希拉，还有了我们的儿子查理，之后我时常思考父亲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我自己的父亲在繁重的劳作中劳累致死，几乎完全缺席了我们的人生。希拉的父亲是伊尼斯蒂格的全科医生，大家都说他对社区居民的关怀远多过对他家人的照顾。其他的父亲要么是粗暴的酒鬼，要么就是好吃懒做养活不了家人。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父亲。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查理做个称职的父亲，他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每一天都让我为他骄傲。然而，还有那么一些男人，是不该成为父亲的，他们天生就不是那块料。

奥利弗

我的幼年记忆有些混乱。记得那是在一所哥特式的房子里，一天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有时候有位和蔼的老太太会给我拿来一些食物。她的名字应该是叫芙勒，但或许那只是我给她起的名字而已。我记得她告诉我要保持干净整洁，因为父亲要来看我，可我不小心在衬衣上洒了一些红色的果汁，结果就被禁止见父亲了。芙勒是法国人，我想我也许最先学会的是法语而不是英语，两种语言她都教了我一些。她有时会拥抱我，还把我唤作她“可怜的小心肝”。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来到我的房间，芙勒很紧张。他盯着我看，接着突然粗暴地一把把我拽过去，仔细检查我的头发、牙齿。他是在找什么吗？当时我大哭起来，他朝芙勒大声咆哮一通之后就摔门扬长而去了。

芙勒告诉我父亲就要跟一个名叫茱蒂丝的女士结婚了。我曾站在楼梯顶上看到过她一次。她很美，皮肤非常白皙。我记得自己曾经希望也能有她那样的一头金发。她没有看见我，我也从来没跟她说过话。父亲不准我参加他的婚礼。

下一段记忆中，芙勒在帮我收拾行李箱，她强装笑脸但眼眶却湿漉漉的。她说我将要开始一段美好的奇遇，我将会有许多的玩伴。我兴奋不已，可到了寄宿学校的门口，我才意识到她并不会跟我一起去，于是我抱住她的腿乞求她不要把我扔在那儿，但一位温和的牧师把我抱起来，用一辆玩具卡车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当我转身把车子拿给芙勒看时，她已经不见了。

我是学校里年纪较小的孩子之一，不过我适应得很好。我原本就不习惯受到过多的关注，学校一个接一个的活动让我很是着迷。我并不像其他男孩那么想家，原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所谓想家，其实真正想的是家里那些人。我有些想念芙勒，但也不算太严重。我不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成绩在班里也不拔尖，但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其他男孩口中我听到他们和父母兄妹的共同生活，我慢慢明白父亲通常都是很严厉的，要想让他们满意，唯一的办法只有靠漂亮的成绩单。

可无论我怎样努力学习，无论我的成绩多么优异，却始终无法赢得父亲的认可。

父亲不准我假期回家，暑假我也只能跟牧师们待在一起。每隔一年，父亲会来学校一次，我和牧师们都会提前梳洗准备好。他们对父亲的敬畏不比我少，因为这是一所教区学校，而我父亲掌管着学校的财政大权，学校要依靠经他之手拨出的资金来运作。他来到学校之后，我坐在校长办公桌一侧，他则站在我身后，拒绝落座也不肯用茶水。我坐着一动也不敢动，但却忍不住不停地把衬衫袖口的扣子系上又解开。丹尼尔神父会告诉他，我在学校表现很好，虽然有时这并不一定是实话。父亲会要求检查我的成绩单，然后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之后就径直离开了，连触碰我一下或是朝我看一眼都不会。丹尼尔神父为我感到难堪，只好开个玩笑调侃一下父亲的冷淡。

“他还真是个大忙人啊，是吧？”

我是从丹尼尔神父那里得知我还有个弟弟的，他名叫菲利普，是在父亲和茱蒂丝结婚一年后出生的。他跟他妈妈一样，有着一头金发。在我上寄宿高中时，他成了一名小学走读生。某种程度上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从顶楼走廊的窗户那儿能看到父亲的房子，我借了史丹利的望远镜，几乎从来没还过，用它，我可以远远地窥视父亲的新家庭。我看着我的弟弟自由地出入父亲的房子，看着茱蒂丝在花园里做陶器，看着他们一起来到车道上欣赏父亲新买的车。天知道我有多羡慕茱蒂丝和菲利普。

学校运动会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折磨。一开始那几年，我以为父亲会出现，于是在临近运动会那几星期尽最大努力起早贪黑地加倍训练。我想，既然父亲不认可我的学习成绩，或许他会对我的运动技能刮目相看呢。早前我每一年都会赢得许多的奖牌和奖杯，可父亲始终没有现身。

运动会时其他男孩的家人都会来到校园，母亲们都盛装打扮，身上浓烈的香水味熏得我眼睛直流泪，同来的父亲们都开着锃亮的车。兄弟姐妹们有的闷闷不乐，有的活蹦乱跳的，小婴儿们则被包裹在色彩柔和的襁褓之中，发脾气地尖叫着。看到最多的，就是各种拥抱，各种深情地拨乱头发，还有颇具男子气概的握手。运动竞赛结束后，草地上会举行大型野餐，各个家庭会各自围坐在一起。每到这样的日子，丹尼尔神父都会想尽办法避免让我感到孤单，给我派一些“重任”。即便是我没有赢得奖牌，他也会在发言时特意提到我。

我始终坚信父亲总有一天会想起我的。我幻想着他会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误解了我，意识到我其实不是个坏孩子。然后他就会来到学校把我带回家，告诉我我是他的好儿子。

在圣菲年斯的倒数第二年，当看到父亲开着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带着副驾驶座上的茱蒂丝一起出现时，我简直欣喜若狂。他们把车停在了下层停车场，我沿着车道朝那里飞奔过去，心脏狂跳着，一心想着也许我的幻想真的要实现了。可当我看见菲利普从车后座上爬出来的时候，先前的狂喜瞬间被惊愕失望所代替，原来父亲的出现是为了他，为了菲利普。我慢下脚步，停在车道中间，却不知究竟该不该转身离开，但这时已经晚了。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我。他快速朝我点了点头然后抬起了一只手，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是在召唤我，可就在那同时他看向了一脸惊讶的茱蒂丝，这时我才明白，原以为他抬起手是要跟我打招呼，但事实上那动作的含义是打发我赶紧走开，他们并不欢迎我。后来我装病躲进了医务室再也没出来，一直到庆祝活动结束。

最后一学年，由于答辩考试的压力，我没有参加任何比赛项目。运动会当日我一整天都待在自习室里，试图屏蔽掉周围的广播声、加油声和欢笑声。后来史丹利走进来，带给我一块他母亲专门为我烤的蛋糕，我恣意地跟他来了一场食物大战，我把蛋糕扯得四分五裂，抓起一把把果酱和海绵蛋糕，扔得他身上、墙上、灯上和历任校长的画像上到处都是。我们笑得腰疼，但我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我此时的开心是站在歇斯底里边缘的一种狂欢。

那时候，史丹利是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进入高中后我就已经明白，我跟其他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谈论着假期、表兄妹，还有跟家里姐妹的争吵，还会聊到圣诞礼物以及家宴餐桌上的政治。而这样的话题我根本就插不上话。我被孤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贫穷。我的校服是从学校的失物招领处捡来的，我也没有钱去光顾小吃店。丹尼尔神父总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这似乎是一种默契。不知这是我父亲的授意还是仅仅是丹尼尔神父个人的一种善举。我想应该是后者。然而一个少年所想要的通常大于他所需要的，像臭气弹、塑料弹弓或是硬糖和色情杂志之类的东西，我是不可能向丹尼尔神父索要的。

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史丹利·康纳利全部都跟我分享过，也是在我住在他家位于基尔肯尼的农场期间，我才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是家庭生活。我第一次被一群女人围绕。史丹利的母亲是个寡妇，他还有三个姐妹。她们太吓人了。那时我刚进入青春期，正是荷尔蒙失控的阶段。就我的年纪来说我算得上高大强壮，干农活儿完全不在话下，可到了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时，女孩们高声交谈和各种吵闹声让我十分困扰。我的感觉就像是被错关进了动物园的珍禽异兽笼子里一样。

她们对我都非常慷慨友好，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过来女孩们当时曾经当众跟我调情。对于她们给予的关切我本应很开心才对，但我却担心这样的关爱是毫无根据的，担心她们随时会发现我是个骗子，担心她们会意识到一个不配有母亲的男孩是不适合拥有家庭并且无法被女性的温柔抚慰的。我想象着她们会像对待某个陌生物种一样背弃我、杀死我、吃掉我。我不喜欢猫也是这个原因。

史丹利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为我操心。她想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食物，可我未经开发的味蕾根本无法告诉她答案，因为我对食物的概念仅仅依据当天是星期几。星期一：培根卷心菜；星期二：香肠和土豆泥；诸如此类。吃着真正的黄油、自家烤制的面包，还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菜单还毫无规律和计划地经常更换，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在学校，我们星期五会吃鱼，这是我唯一的一点偏好。“什么样的鱼呢？”她问道，可我回答不出来，只能告诉她是白色的、三角形，通常大约四英寸长。康纳利太太听着就笑了，可我能看出她为我感到难过，从那以后，她就致力于唤醒我的味蕾，她这样做很善良慷慨，但却让我更加不安了。我知道要遵守餐桌礼仪，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但我的胃实在负担不了如此丰厚的食物，以至于有时候在夜里，我会胃部痉挛疼得彻夜难眠。一天晚上我又一次胃疼，那时我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一定要好好地去了解食物，不会让自己再出洋相了。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制度化到了何种程度，但他们对我的同情或是赞赏让我觉得十分不自在，所以当父亲下令让我离开时，我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史丹利目睹了我的贫穷和孤立无助，他对我处境的了解应该比我口中的描述更深。这让我很尴尬，所以从学校毕业后，我就很少跟他联络了，直到我结了婚然后我的书第一次大获成功，我终于得以证明我不是个失败者，可时过境迁，现在的我们除了儿时分享弹弓的回忆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许多年前，有一次我进城跟一位宣传人员开会，我提前到了。那是个温暖美好的夏日，我决定要去圣斯蒂芬绿地散个步。经过儿童游乐场时，我看到史丹利正推着一个小男孩荡秋千。两人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但好在小男孩没有遗传他父亲脸上的胎记。史丹利老了些，头发已经有些许斑白，他依然留着一缕长长的额发，想要遮住眼睛上的斑块，但还是没有太大作用。

史丹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儿子，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真能如此幸运。在我这个默默远观的奇怪男子眼中，能明显感受到他和那个孩子正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随着秋千越荡越高，男孩仰头开怀大笑着，那一刻在全世界的所有人中，我唯独想成为他。我想像他一样沉浸在父亲的爱和关注中肆意狂欢，哪怕只是片刻也好。这时，男孩把脚上的凉鞋踩进沙地里让秋千停了下来。他跳下秋千，朝坐在附近长椅上的一位红发女士跑去。她涂着口红的嘴唇朝男孩露齿一笑，抱起他揽到怀里，男孩把脸埋进了她的颈弯里。嫉妒，是我此刻唯一的感觉。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咳嗽声，我转过身发现一位穿着脏制服的公园管理员正直勾勾地盯着我，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个成年单身男性痴迷地看着孩子们的游乐场，的确很令人生疑。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变态浑蛋，我也对他非常不满，被激怒的我立刻离开了那里，回去的路上我到彼得酒吧点了一杯威士忌，得赶在会议之前让自己不停折腾衬衣袖扣的双手镇定下来。

也许我还是该跟艾丽斯生几个孩子的，可我知道，孩子只会让我想起一个淘气又充满魅力，并早已不在人世的法国小男孩。我甚至也可以为艾丽斯的弟弟尤金扮演父亲般的角色，但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对于我这样一个英俊强壮又成功的年轻人，父亲都如此不满意，对于有心智缺陷又肥胖的尤金而言，无疑会让他惊骇万分。

尤金

圣凯瑟琳疗养院

患者编号：114

年度报告时间：1987年12月17日

姓名：尤金·奥莱利

入院时间：1987年7月22日

出生日期：1959年5月17日

身高：177cm

体重：107kg

发色：棕色

瞳色：蓝色

智力情况：尤金智力发展不全，智龄约七至八岁。他无法读书写字，但却很喜欢拿着书。穿衣服需要有人帮助（系扣子、绑鞋带等）。他可以自己吃饭，但用餐期间要有人在旁边留意，因为除非有人拿走食物，否则他会一直不停地吃下去。多数时候他都能独立上厕所。他对电视没什么兴趣，但很喜欢音乐，但听到音乐之后他的肢体反应会给其他患者造成不适。他对自己的体形和力量没有什么概念。

病史：尤金·奥莱利是今年7月在他姐夫奥利弗·瑞恩（就是那个作家文森特·达克斯）的安排下入院的。尤金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说不错，但玛丽恩护士的报告中说他的上臂和上身有一些瘀青。据瑞恩先生解释，由于尤金时常有攻击行为，需要对他进行压制。瑞恩先生说他很遗憾因为这些事造成了尤金身上的瘀青，但尤金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瑞恩先生说自从尤金的母亲1986年去世之后，他就变得很暴力很难相处，他们没法继续在家里照顾他了，尤其是鉴于他最近企图纵火，瑞恩先生坚称尤金一定是恶意的。很明显对于这件事瑞恩先生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患者的姐姐艾丽斯·瑞恩之间存在分歧。瑞恩先生认为他的妻子对于尤金的能力和他的突发暴力习性还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评估结果：在类似尤金这样的患有中度至重度学习障碍的成年人身上，暴力和攻击行为十分罕见，但瑞恩先生对尤金的评估是准确的，尤金因拒绝留在我院治疗而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我们的两位护工在瑞恩先生离开后，只能很遗憾地将尤金送入了禁闭室。尤金在适应圣凯瑟琳疗养院的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并且在其他患者中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例如，他试图把正坐着的其他患者连人带椅子抬起来，然后高高地举到头顶从走廊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有的患者看了觉得非常有趣，另一些则吓得不轻，我们无法容许这种威胁到患者健康和安全的行为。尤金已多次因这种行为而受到惩戒，在身体受到束缚时还表现得十分好斗。虽然我们并不愿使用药物来抑制尤金身上的狂躁因子，但现在已经别无他法。

尤金有时非常愿意进行口头交流，但有的时候又完全一言不发。瑞恩先生曾提醒我们，对尤金说话的真实性是需要抱怀疑态度的，正如他所说，我们也发现尤金时常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幻想自己是一个魔法王国的王子。通过反复的试验，我们最终决定不去干涉他。

尤金刚入院的头两个月，他的姐姐几乎每天都会来看他，但她挂在脸上的不良情绪直接传达给了尤金，所以我才决定写信给瑞恩先生，请他将他妻子的来访频率限制为一星期一次。瑞恩太太不听劝阻，坚持要带来她自己烘焙的糕点和甜食，但我认为出于对尤金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将其没收。

圣凯瑟琳住院护理机构执行主任　诺琳·麦克
纳利

我妈妈爱我艾丽斯爱我巴尼爱我上帝也爱我我从前每晚都会祷告现在也每晚都祷告我请求上帝保佑在天国的妈妈还有艾丽斯和她男朋友巴尼但有时候我会忘记。我记得我记得巴尼是我的朋友从前他会开车带我出去玩他的耳朵像小丑一样张开哈哈哈他总逗我笑总挠我痒痒给我讲故事带我飞他是怪物我是星火王子他帮我跟邪恶女王战斗她总穿着内裤嘘嘘哈哈哈。

奥利弗？不，不不不不。他是坏蛋他从我和妈妈和巴尼身边偷走了艾丽斯妈妈在哪儿我要妈妈奥利弗弄疼我了他掐我手臂使劲掐使劲掐我手上有块大大的青紫艾丽斯会来她会给我带蛋糕给我讲故事她说是奥利弗创造了星火王子她说他把它写了下来但我知道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奥利弗就是装成了男人的坏女王。

巴尼去哪儿了？我想念巴尼我妈妈呢我想起来她死了被装在盒子里放进泥里她不喜欢脏兮兮的我不想死为什么人死了都要进泥里我爸爸也在泥里我看了他在照片里艾丽斯跟我说他是个好人。

我总是忘记很多事情但我记得跟妈妈和艾丽斯住在家里巴尼会来玩会给我讲故事。巴尼告诉我他要跟艾丽斯结婚然后我可以跟他们一起住但这是个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希望他能快一点因为那个坏蛋奥利弗已经跟艾丽斯结过婚了现在该轮到巴尼了。跟奥利弗结婚之后艾丽斯就走了他们住进了公寓我去过两次但我只准在角落里待着奥利弗有个锁起来的绿箱子装着他写的东西我和艾丽斯都不可以看里面。我想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但艾丽斯说那是奥利弗私人的东西。有一次我正在看着那个箱子奥利弗就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朝我吼我想箱子里肯定有只怪物。那以后他们就不准我去艾丽斯家了我很伤心可巴尼来我家给我讲故事我们坐车出去但他不让我坐前排因为我一直不停地按喇叭巴尼觉得很好玩但是其他车里那些坏蛋很凶很凶我只好坐到了后排。妈妈病了住进了医院。妈妈死了。妈妈进了泥里艾丽斯就回家来住了这太好了我想妈妈了妈妈在哪儿噢对了她死了进泥里了。奥利弗也来我们的房子里住了他很坏总是骂我这是我的家是艾丽斯的家不是奥利弗的家。我讨厌奥利弗艾丽斯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打我然后他就讲谎话说我是一只大肥猪我是又肥又胖但是这个人他才是猪他偷走了艾丽斯还有妈妈的房子他说我必须得在厨房里吃饭还说现在那是他的房子了我归他管可我喜欢厨房我喜欢妈妈和艾丽斯和我的房子但不喜欢奥利弗管我。奥利弗拿走了我的飞椅不知送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巴尼再也不来不带我飞了现在他没有椅子了。有一次奥利弗在花园里摔倒了我笑啊笑啊太好笑了。他去了医院等艾丽斯回家他说是我弄伤了他他的尾巴简直跟电话线一样长他把我锁进我房间我喊了一晚上直到艾丽斯把我放出来她哭了这下一点也不好笑了我很抱歉奥利弗摔伤的时候我笑了他。还有一次我坐在艾丽斯的梳妆台前面用她的银发刷梳头发那是妈妈的她现在在泥里奥利弗进来了把镜子摔碎了把梳妆台掀翻了。我很害怕艾丽斯跑进来然后那个大骗子说是我做的但我发誓我没有而且很想死然后到了我的生日我得到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我吹灭蜡烛许愿让奥利弗消失但我生日的时候奥利弗对我很好还让我在花园的棚子里玩他那个长得像飞机的打火机可是发生了意外我是个坏孩子因为我点着了火然后像艾丽斯最喜欢的《简·爱》里一样喊救命啊！救命啊！奥利弗说他怕我不想跟我一起住在家里万岁我高兴得跳舞因为奥利弗就要走了可他没有走我要走了我恨他。

奥利弗说我必须要来圣凯瑟琳疗养院住我不知道圣凯瑟琳疗养院是什么我想那里住着一个圣人然后我说如果艾丽斯来我就住。他撒谎说艾丽斯也会来艾丽斯讲了个大谎话然后她一直哭一直哭是我让她伤心了然后奥利弗说是我让她伤心了我必须自己去圣凯瑟琳疗养院。不要啊妈妈。

我一到这里就很害怕圣人凯瑟琳不在这里这里没有圣人只有一些疯人我知道我也有一些疯巴尼跟我说我有一点疯但是是好的那种可是住在这里的人是真的疯很疯的那种比我要疯得多他们有的人还会喊叫但是不是说话只是乱喊我不喜欢喊叫他们还有些像死人一样被绑在轮椅上吃饭系着围兜像婴儿一样要人喂所有的电视机都很响很响。

管我们的是诺琳小姐她打电话跟奥利弗说我表现不好时一直嘻嘻哈哈地笑我在护士站隔着墙就能听到她的声音但她对着我们没有笑脸没有笑声也不说话脸上很傲慢谁也不理睬只会朝护士们喊叫妈妈在哪儿我想起来了在泥里艾丽斯在哪儿以前她星期二会带着蛋糕来看我我们还会做游戏可现在她也不来了。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很想回家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自己的床上听巴尼给我的电唱机可艾丽斯说我跟十二个朋友住在一起他们有些不喜欢我有些很喜欢我我最喜欢玛丽恩护士我不喜欢诺琳小姐她让我把手放在腿下面坐下克里斯蒂很老了他像我以前一样流口水妈妈说这样很没礼貌我也跟克里斯蒂说了可他对着我喊叫然后诺琳小姐说回你自己的房间那不是我的房间是我们所有人的房间有克里斯蒂、比利、马拉奇、科纳尔其他人我忘记了我们共用一个大房间熄灯以后不准说话睡前也没有故事听也不能在床上吃果酱三明治我记得巴尼给我果酱三明治还讲《自私的巨人》的故事还有那个艾丽斯跟着兔子钻进洞里的故事但我的故事里面有怪物我是王子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克里斯蒂昨天进泥里了再也不流口水了谢天谢地。

他死在床上我跟他说要在泥里照顾妈妈玛丽恩护士是我最喜欢的她白天在这里会给我糖果这是我们的秘密艾丽斯昨天没有来，上个星期也没有，很多个星期都没来。我看见诺琳小姐和玛丽恩护士吵架。诺琳小姐把玛丽恩护士弄哭了玛丽恩护士向我问起巴尼问他住在哪里我告诉玛丽恩护士巴尼是我的朋友然后她给他打了电话现在他每天都会来看我他告诉我艾丽斯在快乐园画图画还坐在飞椅里到处飞。她不在泥里。他跟我保证了而且巴尼从来都说真话。巴尼说等我长大了我们可以去看望艾丽斯，可我认为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巴尼说我还得长更大点。

奥利弗

我的书房位于房子左后角的位置，有着高高的天花板。艾丽斯的父亲还活着时，也许曾把它用作办公室或是书房，但在我们刚搬进来时，这房间算是尤金的游乐室。屋里全是各种毛绒玩具、绘本，还有一台古老的电唱机，整个房间杂乱无章，脏透了。房间的正中央铺着一块臭烘烘的破旧地毯，上面放了一把椅子，椅子带有扶手，椅背靠下的位置有根横杆，横杆和坐板之间连接着一根根辐条，样式有些夏克夏克（Shaker）风格，一种家具风格，样式以简洁的设计和流畅的线条为特点。风格，似乎更适合放在厨房里。那椅子多年来已经多次重新上漆，透过灰尘能看出一块块斑驳的蓝色、红色和黄色的油漆。显然这就是尤金的“飞椅”。我想我应该感到很荣幸，是受到我的第一本书的启发才有了这把椅子，但它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房间明亮又通风，两扇高大的垂直推窗分别占据了两面外墙，一扇朝着屋后的草坪，另一扇则面向房子侧面的小径。两面内墙上则贴着花朵图案的壁纸，上面凌乱地贴着一些迪士尼海报、杜兰杜兰乐队的挂图，还有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封面。

整栋房子里只有这一个房间的门上配有一把坚固的铜锁，所以我坚称自己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才能潜心写作。一开始艾丽斯有些不愿意，但我说服她我们可以去楼上给尤金收拾出一个房间来，可以就用她从前的卧室（我们现在已经搬进她父母的卧室了）。有一天下午，趁着艾丽斯和尤金出门不在家，我把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拆了个一干二净，全部清理出去，然后把所有垃圾拖到花园边上一把火烧掉了。他们回来后一通大吵大闹，在我看来完全没有理由。尤金最生气的是那把该死的椅子。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椅子，随便一把都比那把椅子要好。他像个婴儿一样哭哭啼啼的，那时我很快意识到，我是绝对无法忍受这种闹剧的。

我按照自己的品位装饰了房间。这是一位绅士的房间，内墙上装上了柚木护墙板再靠墙摆上了一排排书架，两扇大窗户则配上了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我把早已废弃的壁炉又点着了火，然后把我的古董红木书桌朝着两扇窗户的方向摆放好。后来在一次拍卖会上，我又买了一把软包皮椅，一盏用来放在椅子背后的落地灯，还有一盏配有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柔和的灯光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一家英国公司那里购买了一本包皮边的桌面吸墨纸，然后又从一位古董书商那儿买回几本精选初版书籍用来填补我的书架。短短几星期之后，屋子看上去就比较像一位作家的房间了，仅有的那么几次在家接受采访时，来访的记者无不因房间的氛围眼前一亮，觉得这完全就是他们想象中一位获奖作家的书房该有的样子。仿佛只要书房的感觉对了，一提笔就会文思泉涌似的。

艾丽斯知道我绝不能受到打扰。她以为我需要完全的隔绝和安静才能发挥出我的天赋，这种想法真是可爱。用这一招来阻挡尤金那个小白痴很有效，他总想知道我的绿色木箱子里装着什么。艾丽斯对此从未表现出太大的好奇，可尤金却非常执着，一门心思总想着这件事。有那么几回尤金和艾丽斯获准进入了房间，他就摇摇摆摆地走到书架前朝着架子顶层看，那箱子就放在那里。

“箱子里是什么，奥利弗？箱子里是什么？箱子里有个怪物吗，奥利弗？箱子里是什么？”

“没什么，”我咬定说，“就是些无聊的出生证明、护照和保险单之类的。没什么你觉得好玩的。”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想看箱子里的东西！给我看箱子里的东西！”他一边跺脚一边喊，然后我就叫来艾丽斯，跟她抱怨说尤金打扰到了我，要求她把他从我眼前弄走。他还经常在门外徘徊，等我一开门就立刻扑到我身上：“箱子里是什么，奥利弗？”

于是我给艾丽斯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尤金继续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将无法再写作。在我找到一家好说话的疗养院同意接收他之后，艾丽斯终于同意让他搬出去了。那家疗养院费用不菲，可艾丽斯却不懂得感激。她口口声声说我是“讨厌”尤金才把他赶走的。她也太看得起我对尤金的态度了：我只是不想让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罢了。

艾丽斯多年来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头两年到圣诞节她还会把尤金接回家来，可每次她这么做都会重新引起一番争执，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考虑，我觉得有必要做个彻底的了结。他最后一次回家的那个圣诞节，我把他单独带到厨房，用他能听懂的语言给他讲了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让他清楚地明白了他再回家来会是非常不明智的。听完之后，他只是穿着外套在走廊里上下来回走动，一会儿正着走一会儿倒着走，嘴里还念念有词。艾丽斯着急得要死，不停问他到底怎么了，好在他听懂了我的小故事，没有让他那张流着口水的嘴乱说话。接着他又哭了起来，艾丽斯就把他送回了疗养院。事后，当我夸耀自己不再收容这么个明显精神不正常的超大号小孩的决定有多么英明时，艾丽斯离家出走了，一连三天都没有回来。这是她第一次有所反抗。不过我知道她会回来的，这一点我毫不担心。她对我的爱太深了。我终于不用再看见那个蠢货了，但艾丽斯还是一直坚持去探望他。

把尤金踢走之后，我的生活慢慢变得有序而平静，然而到了1993年，这样的平静却被搬到隔壁的莫娅给打破了。她和她那个木讷的丈夫一来就跟我们交上了朋友。我的名气让莫娅另眼相看，这让我挺得意。她自己也是个名人，曾经在一部电视肥皂剧里出现过，但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

刚认识没多久她就开始当众卖弄风骚了。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书房的书桌前专心地分析着作品中的语句，想要字斟句酌地打磨得十分完美。我时不时地抬起头，看见莫娅在她家的花园里，正把洗好的衣物挂到晾衣绳上，身上只有一件半透明的粉色长袍和一双高跟鞋。她肯定都快冻僵了。发现我在看她，她会装作一脸尴尬的样子慌忙地跑回屋里，可作为一个演员，她的演技实在太拙劣，谁都能看出她是想勾引我。我倒也不觉得有多意外。她丈夫是个无足轻重又毫无个性的人，我印象中没有听他说过任何有意思的话，也没有见他做过任何有意思的事。只是偶尔会看见他在花园里摆弄花草。

到了夏天，莫娅使尽浑身解数展露自己的身体，她把一张加长日光浴床正对着我的后窗户，然后躺在上面晒全裸日光浴。老实说，的确是道不错的风景。

在我们开始暗通款曲之后，她会在大号的纸张上写一些带暗号的情书给我，然后高高地举到她的侧窗上给我看。这还挺可爱的。甚至在出国工作期间，我们也会找机会私会，尤其是在纽约那次，她去出演一出百老汇版的《太阳王子》这里指男主人公的著作《太阳王子》（Prince of Solarand）。。结果莫娅被解雇后大闹了一场，而且还差点当场抓住我跟那个抢了她角色的可爱女演员在卿卿我我。你要是看见莫娅不依不饶的样子，一定会误以为她才是那个遭到背叛的妻子，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安抚好了她，没过多久，我们就重新开始暗度陈仓了。

到了后来，这段婚外情慢慢没了新鲜感，我又重新装饰了书房，调整了家具摆放的方向，让我的书桌背对着两扇窗户。这惹得莫娅很不满。不过我还要考虑我的妻子，我不想让艾丽斯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一开始我使用的是打字机，可艾丽斯总是抱怨说完全受不了那种噼啪声，所以当文字处理机面市之后我就换掉了打字机，现在我用的是最先进的带涡轮增压器的电脑，可以让我安静而隐秘地工作。当然，现在网络上有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会分散我的精力，你要是愿意，可以一天到晚泡在网络上看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色情作品或是钛合金钻头的短片。现在还有了社交网络，比如脸谱网和推特，这些对其他的作家来说也许是个噩梦，但对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的我来说却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在我创作《太阳王子》的时候，互联网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那么多能分散我的精力、填补我日常空闲的东西。吃过早餐后，大约9点半，我会躲进书房里然后锁上门，开始我平静而愉快的独处时间。我会拿起《爱尔兰日报》玩上面的单一字谜游戏，之后接着玩纵横字谜。然后我会开始阅读新闻，如饥似渴地一字不落地读完《爱尔兰日报》《卫报》和《每日电讯》上的每一篇文章。我时刻关注着左右翼两派的政治动向，这样就能对时局有个比较全方位的了解，在作为专家进行评论时能派上用场。（很遗憾，即便对局势了解得如此全面深入，我还是没能预见到经济崩溃的到来。由于投资失败，我损失了不低于十万欧元，都怪那个该死的会计师，不过可以肯定保加利亚人的资产已经一文不值，所以比较而言我的损失只能算微乎其微了。）

到了上午11点，我会走出房间喝喝茶吃点饼干，然后打开收音机用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听听当前的时事。之后我会回到书房处理信件。这些信件通常都是些媒体采访和大众阅读活动邀约，也有文学节的邀请函，再有就是一些博士生寄来的信，他们在论文中引述了我的作品作为论点：

尊敬的达克斯先生：

在您的童话故事作品中，我发现有大量的寓言都隐晦地影射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所发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不知可否劳烦您接受一个采访……

我本人和我已完成的作品，至少已经有十八次被用作学术论文的主题了，甚至还有几本刊物试图要解构我所写的故事。我一直有意回避这些学生，可他们却一门心思要找出我作品中所有隐藏的信息和深意。

艾丽斯时常建议我请个秘书。“你哪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她说。

午餐之后，我会读上一两小时的书，大多是些经典著作，不过后来我渐渐对《圣经》的《旧约》产生了兴趣。我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藏书。有次我听到艾丽斯对莫娅说：“我都不知道他哪儿来的时间读这么多的书！”是啊，我哪里来的时间呢？

有一阵子，实在觉得无聊，我在书房里装了一套健身器材，用来帮自己保持身材。“太对了，”艾丽斯说，“你需要有点什么事情来换换脑子！”

到了下午4点，我会真正开始工作：我会把每个词都分别用好几本不同的字典和词典查一遍，翻来覆去地调整句式，并把每一小节反复修改好几次，直到找到最合适的结构为止。我每天只让自己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我得让它能一直持续下去。

当我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艾丽斯会说：“你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吧！”我会点点头，宠溺地对她笑笑。艾丽斯很努力地绘制插图，有时候我会为她做饭，她非常感激。

不是我想嘲讽艾丽斯，但也的确是因为她，这一切才有了可能。她始终忠贞不渝，这是作为一名妻子的宝贵品质。

事实就是，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父亲。我在法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唉，他并不属于我。

莫娅

当我听说了奥利弗对艾丽斯的所作所为，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震惊。这件事已经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从来不是个暴力的人，而且这一点除了我没人更有发言权了。如果先前发生过这种事，艾丽斯一定早就告诉我了。我很庆幸案子审理期间我不在。并不是所有的曝光机会都是好机会。奥利弗从来没对我动过手。我当然也见过他暴躁的样子，这男人有时候脾气的确挺古怪的，在我们的关系快要了结那阵子，他偶尔还会对我很无礼，可刚开始那会儿他完全是另一个人。

我始终认为奥利弗可以找个比艾丽斯更好的。她真的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想到他们已经结婚多久，你也许会觉得我这么说很荒唐，可你随便问问任何一个见过他们这一对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当然，那些人也许嘴上不会这么说，但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总之，很少会看到他和艾丽斯在开幕式或是其他正式社交场合成双出现，所以我猜奥利弗也跟我是同样的想法吧。他说是因为艾丽斯比较害羞。可我要是她，绝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的。

我第一次见到瑞恩是我们搬到他们家隔壁的时候，那已经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凯特和格里还刚会走路。他们家的房子原本是艾丽斯家世代居住的家，可每次想到这个总会让人觉得奇怪，因为那个家看上去完全就是奥利弗的领地。

一等到他们方便的时候，我就立刻过去打招呼做自我介绍了。当时，我还只知道他是文森特·达克斯。阿康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对于这种主动冒头的事他总是往后躲。但我坚持要去。给我们开门的是奥利弗本人。我差点当场晕过去。他真的太英俊了，皮肤黝黑，性感迷人。这些年来奥利弗一直精心保养自己。我们实在有太多共同点了。

我敢肯定我和奥利弗之间立刻产生了火花。那时候阿康完全一点感觉也没有，但很抱歉地说，其实他对大多数事情都是毫无知觉的。我曾经想过，如果人生是公平的，那么阿康应该会跟艾丽斯在一起，而我则跟奥利弗凑成一对，那样我们就都能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天知道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工夫撮合阿康和艾丽斯，唉，可他根本没这种心思，就算是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也抓不住。他一定会让艾丽斯无聊死的，不过艾丽斯一向那么好说话，我想她不会介意的。要是真能这样，对我和奥利弗就真的没什么障碍了。

艾丽斯虽然是个艺术家，但身上一点艺术气息都没有。她土里土气的，还略有点胖。她总穿一些过时的衣服，还有一大堆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羊毛衫，但她很爱奥利弗。隔着一两公里远都能看出她的深情。这倒也怪不得她。

我和阿康只有星期日的午餐时间才会在一起。他很喜欢吃。他总是对我的厨艺大加赞赏，这一点倒是要给他一点认可。在我嫁给阿康快一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我本该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可当时我已经怀上了凯特，两年后我又生下了格里。我得承认，阿康是个很棒的父亲。他对孩子们一向都很耐心，我是肯定没法靠自己独立养育这两个孩子的。他这个人木木的，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这倒也没什么关系。有的女人会很高兴嫁给他的。他是个牙医，能挣很多的钱。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布满了龋烂腐坏牙齿的狭小、封闭空间内探寻。他是真心对这个感兴趣。除了这个还有园艺。其他的牙医好几年前就开始把业务扩展到美容牙医学以及肉毒杆菌注射和真皮填充上了。你问我有没有说服阿康也加入进来？没有，我说服不了他。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根本没这些心思。他本可以靠这个让我发笔大财的。

我真的不该对他这么刻薄，我讨厌自己这么苛刻。对我来说，他就像只多余的宠物。你虽然并不想把他养在身边，但又不愿意伤害他，也不愿意让他受到任何伤害。我想，他是爱我的，这也成了我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奥利弗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却是个有妇之夫，是不能踏足的禁区。也正因如此才让人觉得格外刺激。我知道他很仰慕我，我总能抓到他从书房的窗户偷偷看我。我知道要勾引他花不了多大工夫。有的时候，人就是会有这样的直觉。

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根据奥利弗的第一本书《太阳王子》改编的舞台音乐剧中扮演女王。奥利弗有时会来看看彩排进展如何，或者为原文的修改提供一些意见。奥利弗太忙了，所以一个叫格雷厄姆的作家受雇来撰写剧本。奥利弗对于剧本的改动非常宽容，格雷厄姆为此很高兴。通常作家们都爱对一些小的改动或是校订小题大做，但奥利弗对任何修改都没意见，甚至当某些角色或是情节转折点发生了重大改动的时候，他也会欣然同意。

在我们星期六早上的第一次彩排结束后，奥利弗带着我们一些人到“蔚蓝之星”餐厅吃午餐，那里是演员们时常聚集的地方，店主是爱尔兰最有名的同性恋情侣迈克尔和德莫特。奥利弗很大方，那时候作为邻居我跟他已经很熟了，所以午餐期间要独占他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用餐结束后，奥利弗很自然地提出要送我回家。午餐时喝的一点红酒减弱了我的自制力，在我们快要到达林荫大道时，我告诉了奥利弗他有多迷人。我知道自己当时是在冒险。我的角色本应是艾丽斯的朋友，而他也从未流露出一丁点对我的好感。所以当他把手放到我大腿上时，毫不夸张地说，我真是喜出望外。

“你想不想去兜两圈？”

要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那肯定是假的。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我们也经常会定期地出去“兜上一圈”。一开始的确相当刺激。这是我第一次外遇，好吧，应该说是第一次不仅是肉体关系的外遇。我很为奥利弗感到难过，我总是忍不住幻想，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1996年，《太阳王子》在都柏林和伦敦的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又宣布下一步将进军百老汇，而且开始的几星期奥利弗也会与我们同行。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演艺生涯中的一次绝好机会。第一轮排剧期定为六个月，如果效果好，还可以进一步延长。到那时我就会接到许多电影角色的邀约，奥利弗和我就能离开各自的配偶搬到洛杉矶去生活，然后成为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就像当年的阿瑟·米勒和玛丽莲·梦露一样（假如他们也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奥利弗被他的美国出版商安顿在了纽约广场，他们为了电影版权的事正一个劲地拍奥利弗和他经纪人的马屁，而我和其他剧组成员则住进了东村条件恶劣的公寓里。阿康当然也想来，我们还从未到过纽约。我告诉他这样没有意义，我去了会先排练一两个星期，然后是几星期的预演，接着在新闻发布晚会之后，会是每星期八场的公演，到时候我会忙得根本没时间陪他。我知道艾丽斯不会来。她从不会陪奥利弗出席巡回宣传活动，简直一天都离不开她的老窝。

虽然演出在都柏林和伦敦好评如潮，但百老汇的制作人和投资商还是想做一些改动，而且是重大改动。原本的爱尔兰团队中只有五个人能继续保留自己的角色。而合唱团则会全部替换为美国人。我们会跟一个新的美国导演合作，名字叫塔格·布罗门菲德。我们的爱尔兰导演艾斯琳非常愤怒，但这事她根本没什么发言权，只好靠后站，眼睁睁看着塔格重新搭建布景，并要求做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改动，好对得起他那不菲的酬劳。我和塔格从一开始就不对盘，可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在戏服试装时把他当成了服装助理，然后把我的紧身裤递给他让他扔到洗衣篮里。他觉得我冒犯了他，又不肯像普通人那样对此一笑置之。后来我们的关系不断恶化。他企图删减掉我的许多台词，还让我大部分时间都被挡在舞台上的几件家具或是大型道具后面，这样观众就不会看到我了。他想让我换个音调来唱结局的最终曲目，但那个音调完全不适合我的嗓音。他还当着整个剧组的面，让我别再“装腔作势”。浑蛋。

我想团队中有一些关于我和奥利弗在交往的传言，虽然没人当我的面说出来，但当我们两人一同出现在剧场或是排练室的时候，总会有种强烈的暗示和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气愤地跟奥利弗抱怨塔格所做的那些调整，可奥利弗却总说他起不了什么作用，帮不上忙。

虽然排练日程很紧张，但我们还是能够时不时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偷个闲。在那一个个美好的下午，我们会像普通游客一样四处观光游览，玩得十分尽兴：我们去了帝国大厦、洛克菲勒广场、古根海姆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克美术馆，还乘马车环游了中央公园。有一晚我们去萨尔迪餐厅吃晚餐，奥利弗轻车熟路地给了领班一点好处，让他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好位子，这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然后我发现阿尔·帕西诺就坐在我们背后那一桌。我很想过去打个招呼，但奥利弗坚决不让我去打扰他。不过，他跟我交换了座位，好让我能面朝着阿尔。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没能成功。我去了洗手间好几次，好趁机从他身旁经过，但我想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虽然我的脸就画在两个街区外一张真人大小的海报上。奥利弗觉得我的举动非常有趣。用餐完毕后，正当我们走出餐厅时，领班递给我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很高兴见到你，孩子。祝演出成功——阿尔”！我高兴得快疯了，立马准备转身回去向帕西诺先生致谢，可奥利弗断然拒绝了，很久以后他才承认是他给了那个领班钱让他代写的那张字条。我觉得自己很蠢，打心底里觉得失望，但还是得承认，他这么做也算是种贴心之举。这就是我眼中的奥利弗了，充满魅力、思虑周全。

奥利弗是个非常棒的旅伴。他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在参观美术馆时，他对艺术家们在作品创作期间的生平和社会评价都做了简要的讲解，让这种通常十分枯燥无味的行程都变得有趣起来。他有种奇怪的幽默感，而且长得就像个社会名流。门童和侍者总是对他恭敬有加。他身上有种在爱尔兰男人身上很少见的权威感，也就是人们说的自信。

纽约的生活非常热闹，充满着各种生机。但要我说，这里还可以再多点浪漫气息，比如让奥利弗牵牵我的手什么的，可他一向不是那种肉麻的人，也从来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表露情感。在我们一同外出期间，我试着要真正更深入地去了解他，试着问起他的童年和他的家庭，但他会转移话题或者分心去做别的事，给我明显的感觉是他不想讨论自己的过去。让人讨厌的是，他会经常谈论起艾丽斯，说她的插画多么精妙绝伦，说她花了多少功夫来提升自己的烹饪技艺，或是说她对他有多敬爱有加，在做任何大宗采购之前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一边赞颂着艾丽斯，一边又用同一张嘴如饥似渴地吻我，还真是让人窝火。我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冷血地将自己的人生割裂开来的人。可他又是那么该死地令人难以抗拒。我把自己的腿缠绕在他的脖子上，一言不发地迎合着他，听他讲述艾丽斯是多么珍贵的一块瑰宝。

工作方面，随着第一场公演的临近，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第一次预演结束后，第一幕里我的戏份被删减到只剩下一场，幕间休息后的独唱也被取消了。扮演怪物格里麦斯的马克斯则增加了一整首新曲目，第一幕的结尾原本是由我带着身后的合唱团隆重出场，现在却改成了特技飞椅系列表演。我怒火中烧，爱尔兰方的制作人都刻意躲着不肯见我。那些美国人则拿着大把的钞票为所欲为。在我打了近十通电话回国后，甚至连我的经纪人都开始找借口不接我电话了。奥利弗飞去洛杉矶出席一系列的会议，要到首演当晚才会回来。其他的演员看到我在塔格那里讨不到好，也开始跟我保持距离，担心我的失宠也会传染给他们，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地孤立无援了。有天晚上，在多喝了几杯杜松子酒后，我甚至打电话给阿康抱着话筒哭诉自己所遭遇的诸多不公。

首演当天早上8点，我被叫到剧院，在这种时间把一位演员召唤过去实在很莫名其妙。当我得知其他人的点名时间都是11点时，心里不免开始起疑。我缠着舞台监督要她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可她却声称她毫不知情。

来到剧院，我被领到了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该剧几乎所有的高级制作人，其中就有塔格，那个自命不凡的塔格。

“我们决定更换扮演女王的演员。”塔格说。

“抱歉，您能再说一遍吗？”

艾斯琳坐在他旁边，低着头摆弄着她的笔记本，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真活该。

“我们很感谢你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但我想我可以代表大家来说，我们需要女王的角色能更……”塔格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更有活力！”其中一个美国人跳出来帮忙。

塔格一听又来了劲。“没错，”他说，“我们觉得你无法撑起这个角色，尤其是鉴于你的……”他直直地看着我，玩味一般地吐出两个字，“年纪。”

我记不清自己对着那一帮子浑蛋具体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走出那个房间，嘴里怒吼着：“去他妈的一群外行！”

艾斯琳把我塞进一辆计程车里，说让她来处理。很庆幸我的经纪人把这件事拦下来没有让它公之于众，但前提是我不能起诉塔格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制作人。最后公开的说法是由于身体透支和反复发作的咽喉感染的困扰，我“遗憾地让出了女王的角色，并希望接任的原合唱团成员雪莉·拉德纳（二十三岁），能在她的百老汇首秀中大放异彩”。

艾斯琳和爱尔兰方的制作人们为了回避责任，试着向我道歉。他们说在这个演艺圈，关键不在于“演艺”，而是在于那个“圈”字。塔格要把我踢出局，而他对资金的控制权远大于我们团队的任何一个人。我敢肯定他和雪莉上床了。

我回到公寓，把大家的剩余免税额度能买到的酒喝了个一滴不剩。我给奥利弗在纽约广场的房间拨去电话，但他不在。我甚至又给在都柏林的阿康打了个电话，可那边也无人接听。我醉倒过去，但晚上10点又醒了过来，头痛欲裂，一心想要报仇。

我出门赶往剧院。演出刚刚谢幕，观众们鱼贯而出，从那一幅幅匆忙修改过的海报前经过，海报上我的头像已经被换成了二十三岁的雪莉。他们面带微笑，嘴里哼唱着那首最终曲目。看样子这部戏一定会大获成功。乐手们站在后台入口抽着烟，那一刻我有些犹豫，不知我现在是不是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就在这时，后台的门开了，雪莉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奥利弗，他的手臂随意地搂着她的肩膀，她则把脸埋在他颈弯，那动作透着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密。就在我快要冲上去狠揍他们两人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转身一看，是一脸茫然、正处在时差反应中的阿康，手里还攥着一大束红玫瑰。

“没想到吧！”他说。

我弯下腰吐了个一塌糊涂。

第二天我和阿康一起离开了纽约。阿康安慰我说百老汇那地方只认钱，根本不在乎艺术。他这个人对什么事都没脾气，就是方式有时候很惹人烦。

“当然了，我们干吗要去纽约啊？我们不是还有格里和凯特吗？而且我们还有彼此还有家里的花园呀。”

遭遇了事业和情人的双重背叛，我受惊不小，一连好几天都躲起来不肯出门。是，没错，我是背着阿康有了外遇，奥利弗也对艾丽斯不忠，可我以为我们出轨的对象“仅限彼此”，而且我们之间不仅仅是肉体关系。艾丽斯到我家来过几次，还带来炖菜，好像谁家死了人似的。不过这倒也不是没道理。反正我心里想着，我的事业是彻底完蛋了，下次见到奥利弗我一定要杀了他。

当他们把那部戏搬上大荧幕时，看到女王的扮演者是雪莉时我快要气死了，而电影的众多演员中她是唯一一个百老汇原班人马。这个角色甚至还为她赢得了该死的奥斯卡提名，不过小金人最终再次被梅丽尔指美国著名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捧走，上帝保佑她。

在我到家三星期后，奥利弗也回来了。艾丽斯开心地去机场把他接回来，我看着他下了车走上自家门前的台阶，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等他打电话或上门整整等了三天。我绝对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去乞求他的关注。

到了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下去了。阿康去上班了，我看见艾丽斯开着车出了前门，跟平时一样差点把门柱给一起带了出去。我知道房子里现在只剩下奥利弗一人了。

我想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场对决，我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穿上了我最诱人的一件衣裳。

奥利弗打开门，看着眼前的动人美色，赞赏地吹了声口哨。

“亲爱的，你最近好吗？我一直想找机会给你打电话呢。”

“雪莉？”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满腔怒火，破口骂道，“你他妈居然跟雪莉睡一块去了？”

奥利弗有些躲闪。他讨厌粗鄙的语言，但此时却一脸茫然。

“雪莉……”他说道，似乎在努力回想我说的是谁，“你在说什么啊？”

“别骗我了奥利弗！我看见你跟她一起从后台门口出来了。”

“哦，你说那天啊！你没看出来吗？我只是不想让阿康怀疑我们两个啊！”

那一刻我有点糊涂了。

“阿康跟我说了他要去纽约给你一个惊喜。我想劝阻他，可他坚持要去，我担心他是察觉到我们之间的事了，所以我想，如果让他知道我在跟别人交往，就能打消他的怀疑了。当时太混乱了，他当时正在飞机上飞越大西洋呢，所以我没来得及找机会告诉他你被开除了。我知道他在演出结束后会到后台门口等你，所以我决定要找个漂亮小妞搂着她从门口出来，而当时雪莉正好在旁边。”

我也不十分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毕竟他对艾丽斯撒起谎来眼都不眨一下。可他托起我的手放到唇边亲吻着我的指尖时，我意识到他的话是否真实其实并不关键，我是不会放弃他的。脑子里紧绷的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噢，奥利弗。”我说道。他吻了我，然后带着我上了楼，那时候我想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的婚外情又死灰复燃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更加密切了，几个月过去之后，我甚至还大胆设想起有一天我们也许能离开各自的配偶另筑爱巢。

“别傻了。”他说。

他明确地表示他绝不会离开艾丽斯的。他说那样对她太不公平。一开始我还试着让他明白跟我在一起他会更幸福，我对他更有利，而且对于他那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言，我才是更合适的伴侣，可当我提出这些理由之后，他会以长达数月的沉默来回应我，所以最终我明白了，要是不想失去他，就得遵守他的规则。

一段时间过去后，我的事业也重新有了起色。我被选为一档电视游戏节目的队长，还为许多广告画外音和广播剧献声。

起初我的确说过我的角色本应是艾丽斯的朋友。而事实是我根本就受不了她。倒不是因为她对我做过什么，而是因为她碍了我的事。我只希望她能消失。

而现在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确是消失了。想起我之前对她的看法，的确是不太光彩。

我并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艾丽斯。要是放在过去，如果奥利弗同意离开她，我的确会那么做。我的确会不假思索地选择背叛她。

不过她很有用处。她对我的两个孩子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我不介意承认这一点。有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工作室里忙碌，或是在剧院里排练，而阿康在诊所又脱不开身，孩子们放学回到家时，艾丽斯会过去陪着他们。她说奥利弗写他那些绝妙好书的时候精力需要绝对地集中，让孩子们去她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太容易让人分神了。艾丽斯其实就像是格里和凯特的保姆一样。有时候我回到家，她都已经准备好了一顿足有三道菜的晚餐了。她似乎一结婚就对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奥利弗告诉我说，她从小跟一个智障弟弟一起长大，他只能吃些米布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他们结婚一星期后，奥利弗把她送进了烹饪学校，在这之前她根本不知道食物原本应有的味道。老实说这也激发了我对烹饪的兴趣。简直难以置信，我居然会被迫跟那该死的艾丽斯一较高下。阿康偶尔不在家时，我会邀请奥利弗来家里，希望他也能在我这里尝到熟悉的味道。

你也许会认为我和艾丽斯之间可能有更多共同点。毕竟我们都爱着同一个男人。我们总是因为各种机缘凑到一起。其实是我先伸出“友谊之手”的，这应该是接近奥利弗最简单的办法。可老天啊，她那种慢吞吞恍恍惚惚的行为方式和连篇的蠢话快要把我逼疯了。一想到偶尔要跟她共度下午时光，我都觉得害怕。我总想给她找点什么事情做，这样就能回避许多与电影、购物和戏剧有关的对话了。

当然，现在想起这些让我觉得很内疚。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丽斯是去年11月在波尔多机场，也就是奥利弗失控对她动手的前几天。她当时情绪很糟糕。当时，我以为她只是对我跟哈维尔的事生气。等案子开审，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了。

也许我该对艾丽斯更好些，也许我不该跟她丈夫私通了近二十年，但我心里却又有那么一点暗暗地希望他们这场争执是因我而起。我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或者真正在乎过她。

奥利弗

在我还年轻，非常年轻的时候，在法国的那个夏天之前，我曾经非常努力地想做个好人。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办法取悦一个可以说是拒绝承认我的存在的男人。我的出生证明上母亲的名字是“玛丽·墨菲（未婚前娘家的姓氏）”，这也许是当时都柏林女性中最常见的名字了。这表明我的父母并没有结婚。这些年里，通过私下调查我没有查到关于她的一丁点信息，所以唯一的推测是那根本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出生证明上登记的父亲则是“弗朗西斯·瑞恩”。在“父亲的军阶或职业”一栏下，则写着“牧师”二字。我意识到，如果这件事没被以某种方式隐藏起来，它一定会是1953年的一桩大丑闻。

证明上我的出生地写着“都柏林”，但在城里的任何一家妇产医院或疗养院的出生登记记录里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因此我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是否准确。那一天城里有两位名叫玛丽·墨菲的女子生下了孩子。我不遗余力地寻找她们和她们的后代，想查出他们是否跟我有亲缘关系。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丝毫有关她的线索。我明白彼时不同于现在，可那样一份错漏百出的文件是如何得以签发的呢？那个年代政权的确是受到了教会势力的强烈束缚，可这是赤裸裸的恶意混淆视听啊。我曾有一次鼓起勇气向父亲询问有关母亲的事以及我出生时的情况。“她是个妓女。”在给我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仿佛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答案。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一则有关我当时出生情况的骇人听闻的传言，可就在那之前，我的父亲却早一步去世了。

那是2001年3月的一天，我正随意地翻阅着星期六的《爱尔兰时报》，无意间翻到了我父亲的讣告。

“……其妻茱蒂丝及爱子菲利普深切哀悼……”

对于这则消息我不知该做何反应。悲伤，当然谈不上，也许可以说是有些释然吧。我早已接受了他不想我介入他的生活这一事实，但内心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幻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醒悟过来，原谅我在他心中曾犯下的某种过错，幻想着他会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并承认我这个儿子。现在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已经破灭，也许我该彻底放手了。

不过，那则讣告的措辞还是意外地刺痛了我。我也是他的儿子，可是却配不上只言片语。

葬礼弥撒安排在星期一的早上。好奇心作祟，我告诉艾丽斯我要进城参加会议，然后去了哈丁顿路教堂。我悄悄躲在后面，避免被某些教区居民认出来。这不是接待签名收集狂人的时候。出席葬礼的人数相当多，有一群牧师、一排教区主教和一位枢机主教。茱蒂丝举止优雅，表情庄重，但一脸苍白。跟他母亲不同，菲利普老了很多，但让我吃惊的是，他身上也穿着牧师的服装。当时我就在想，他们的家族血脉可能要在他这里中断了，这还真是讽刺。

到了向死者亲属致哀的时间，我也随着人流一起拥上前去。茱蒂丝流着泪握住了我伸出去的手。

“奥利弗！”她红着脸，转身对着菲利普说，“你不记得奥利弗了吗……你们学校的？”

菲利普抬起头，我看见他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不知他为何会有这种感受。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出现十分不解。

“当然，我记得，谢谢你能来。我听说你现在是个作者了？”

“是作家，对，”我说，“我写童书。”

“对对。”

其他来吊唁的人在我身后排起了长队，我知道自己得赶紧往前走了。

“请节哀顺变。”说完最后这句话，我就走开了。

圣菲年斯学校的丹尼尔神父在教堂外面叼着烟斗抽烟。他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感谢我每年对学校所做的捐赠。

“我想这对你来说也挺艰难的吧……”他说。

“茱蒂丝和菲利普……他们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吗？”我努力克制住声音中的颤抖。

“我想茱蒂丝是知道的。”他摇摇头，“那篇讣告……那是你父亲的意思。我很抱歉。他不想跟你有丝毫关联。”

丹尼尔神父向我表示了慰问，他是一片好意，不过我并不需要。

“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来。我本想给你打电话的。下星期找个时间来找我吧，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是关于你父亲的。”

菲利普

我真希望自己不知道奥利弗是我的哥哥。应该说是异母哥哥。我无法想象他怎能对一个女人下那样的毒手，何况那还是他的妻子。我十分震惊。我检视自己的内心，为之进行了祈祷。我知道自己应该重新试着联系他，但我真的没有准备好，至少现在还没有。所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最好是永远没人知道。如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也许他的人生会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我的家庭相当传统。经济方面，我们家很富裕，生活节俭，却不至于太过清苦。唯一能看出我们经济状况的是家里的车，一直都是梅赛德斯。我们住在一栋普通面积的房子里，位于一个体面的郊外社区，之所以选在那里，我想是为了便于我上学。我从小作为独生子长大，父母都十分溺爱我。因为从未感受过拥有兄弟姐妹的生活，所以也并不觉得想念。等我长大些，看到其他家庭的情况之后，反而很庆幸自己能独占父母的关爱，不用跟任何人分享。我的父母婚姻很幸福，两人很少发生争执，不过他们的生活像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我的父母都是教徒，父亲或许还比母亲更加虔诚。母亲心肠很软，总让做错事的我逃脱责罚，当我的某些行为可能遭到父亲反对的时候，她也会站出来保护我。父亲的角色则更为复杂些。他会很严格，但我觉得他的做法是合理的。母亲比父亲更爱交际些，也喜欢听音乐会、观看戏剧表演或参加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父亲时常待在家，读读书或是看看电视上的野生动物节目。他不太喜欢社交活动。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曾经组织过两次聚会，每一次他都浑身上下散发着局促不安的感觉。他很少喝酒，也会避开那些喝醉的人。我对他钦佩有加，虽然我很爱我的母亲，但却更倾向于他那种生活方式。

我从小就是个稳重的孩子，不爱说话，但喜欢沉思，一贯顺从。我父母总爱夸耀我从不给他们“惹麻烦”。我比一般的学生略微优秀一些，不算非常擅长运动，但总会竭尽全力去尝试。我很容易交到朋友，也经常被选为班长。母亲平时都待在家，父亲每天会出门工作，他是大主教宫的高级会计师。我父亲在遇到母亲之前曾是一位牧师。有个前任牧师父亲倒并不是件少见的事。从前很多人都会出于为家族增添荣耀的目的加入教会，但后来才意识到那并不适合他们。我母亲是他所服务的主教的侄女。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因为对母亲的爱慕才离开了教会，但我们在家从未谈起过类似的话题。他的行事方式始终都像个牧师一般，我经常会想他是否曾经后悔辞去神职。我长大些后曾经问过他一次，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叹了口气，转移了话题。总体来说，他算是个慈爱的父亲，但在我表现好的时候才更加明显。当我行为不端时则会遭到训斥，随后是漫长的沉默。很早我就学会了，如果想要获得原谅，我必须自己开口去请求原谅。

在学校我有些害怕奥利弗·瑞恩。我还很小的时候，比我高好几届的他已经是高中部的学生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但由于他的怪异举止，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学校的高中部和小学部共用一个礼堂和几块运动场，所以我时不时会遇到他，他盯着我看的样子让我不喜欢。我总感觉他好像准备跟我说话，可他没有，他从没跟我说过话，只是一直盯着我。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他个子高大、强壮，但真正显眼的是他邋遢的样子。他的制服永远不合身：要么是裤子太短，要么就是透着破烂的毛衣能看见若隐若现的胳膊肘。我试着不去在意他，并想方设法避开他。我们有着相同的姓氏，但同姓的还有其他的人，所以我也并没多想。他是全日制寄宿生，而我是个走读生。

某个星期五的午餐时间，一位老师派我到高中部顶楼走廊上的实验室去给科学课老师捎个口信。经过一扇窗户时，我突然发现那里正好能看到我的家，于是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可当我过了一会儿再次经过那个地方时，却遇到了奥利弗，他正站在同一扇窗户前，眼前举着一副望远镜。他全神贯注，根本没有留意到从旁边匆忙走过的我，可当我回头看了一眼之后，就更加肯定了自己本能的怀疑。那副望远镜瞄准的是我的家。他是在偷窥我家的房子。

那天放学回到家，我试图忘掉这件事，但受到惊吓的我一直心神不宁。晚餐时间，我们做完饭前祷告后，母亲正在布菜，我提起了这个话题。

“今天，学校有个高中部的男孩偷窥我们家。”

“我看你是看太多漫画书了吧。”父亲说道，他的眼睛锁定在那些寻常的教会文件上，几乎头也没抬。

“不是这样的。”我说，“他是在用望远镜看我们家。”

母亲似乎有了点兴趣。

“高中部的男孩吗？他多半只是在观察鸟类或是看飞机吧。”

“不是，”我坚持说，“他绝对是在看着这所房子。”

我父亲停下来抬起了头。

“你知道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吗？”

“奥利弗。奥利弗·瑞恩。”

餐桌上的气氛明显地为之一震。我刚才说了什么？母亲看了看父亲，然后低头看着自己的腿。

“怎么了？你认识他吗？”

父亲咬着下嘴唇，往后靠在了椅背上。“怎么回事啊？”我问道，“我们跟他是亲戚吗？”

母亲一言不发，站起来开始端走桌上的汤碗，可我们才刚开始吃饭。她钻进了厨房里，把锅碗调料什么的碰得叮当直响。

“他是你的远房堂兄，”父亲说，“我不想你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堂兄！在母亲这边我有两个表兄妹，但父亲这边却一个堂兄妹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呢？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做了什么？他很坏吗？”

父亲突然发了火。之前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

“不要为这件事再对我继续追问。那个男孩出身不好。你太小还不明白，但他母亲就是个麻烦人物，所以我敢肯定，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不会再谈论他的事。你要离他远远的。”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喝给吓呆了，一下子哭了起来。父亲立刻后悔刚才大发脾气了。他用他的大手揉揉我的头发，拍拍我的脸。然后，他换了柔和些的语气说：“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了吧。”

我收住了眼泪，母亲也重新出现在房间里。话题很快转到了邻居家新养的狗上面，听到父亲说明年生日我或许可以得到一只小狗，我立刻高兴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里，我听到楼下我父母压低嗓子在争吵。接着听到门被摔上了。第二天早上，一切又与平常无异。

可是，这再次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对于我的疑问，母亲避而不答，坚决不让我继续问下去。我又到学校四处打听。大多数人都认为奥利弗的父母已经死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假期也不会回家。有人说他来自孤儿院，靠奖学金生活，这或许能解释他贫困潦倒的外貌。有时候在家，我会朝学校的方向挥手，也许他正在看。他从未表现出曾经看到过我的样子，即便他仍会盯着我，我对他也多了些许好感。有个身为孤儿的堂兄这件事，隐约带着一种浪漫色彩。我的疑问最终没有得到解答，一两年之后，奥利弗从学校毕业了，从此我就忘了这个人。

我想，在我的内心中，一直都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牧师。我的家庭生活中天主教风格非常强烈，对我自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圣礼对我来讲是有特殊意义的。与大多数孩子不同，我很喜欢那些宗教仪式，对我而言，复活节比圣诞节更加重要，关于最后的牺牲与复活的概念比玩具或圣诞老人更加具有吸引力。我对教会事务的浓厚兴趣让父亲很高兴，也颇为鼓励。可母亲就没那么开心了。我想她更愿意我找个女孩成个家，然后给她生一堆孙子和孙女。她试图阻止我走上自己所选的道路。这也引起了我父母之间少有的争论。

我跟一些女孩约会过，也尝试过性行为，但感觉却像是在背叛自己的信仰，是对已经选择的未来道路的粗暴破坏。“天命感召”一词总带着些许神秘色彩，据说你会听到“上帝的讯息”或一阵电闪雷鸣，或是有一种简单的“感应”，但我决定加入神学院的原因，却很平淡无奇。事实就是，除此之外，我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我想要在教区工作，为教堂会众服务，想要主持弥撒，想要做临终圣礼。我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在教会做志愿者，教会的牧师们一直是我所尊敬和钦佩的对象。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我既不害怕女人，跟她们在一起也不会不安。我非常喜欢与女性相处。我只是不需要妻子或是孩子。而且不像我母亲所猜测的，我也并不是同性恋。我很愿意选择禁欲。当我告诉父亲我想加入神学院时，他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他最大的骄傲。

几年后，我还在神学院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奥利弗·瑞恩的照片。他成了出版界的“大热门”。我想起来他是一个名叫瑞恩的堂兄，不过他用的是文森特·达克斯这个名字。父亲去看我的时候我跟他提起这件事，父亲显然还是对这个话题感到很不自在。他告诉我奥利弗的母亲从前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我问起瑞恩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一定是奥利弗的父亲，没错吧？爸爸扭头看向一旁，说奥利弗的父亲很早就患肺结核去世了。我知道他在撒谎。我怀疑如果奥利弗的母亲曾是个妓女，也许他的父亲是死于梅毒或是其他性传播疾病，而父亲不想透露这些细节。看到他不安的样子，我顺着话头说家族里有个著名作家多少是件好事。听到我的话，父亲明显往后缩了一下，他说，如果我想在教会系统中有所建树，就不能跟任何的家族丑闻沾上关系。我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随着文森特·达克斯的声名逐渐传开，我开始关注媒体关于他个人成就的报道。我甚至还买了一本他的书。书其实很不错。所以我暗暗地为自己的堂兄感到骄傲，但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我和他的关系。

在我被授职那天，父亲比任何人都要高兴。我很开心能给他带来这样的喜悦。父亲和我一向很亲密。我想，是因为我们志趣相投。他花在我授职庆典上的钱比原本可能花在我婚礼上的钱还要多，还坚持要买一套手工制作的神袍。我的母亲，则红着眼睛，把反对意见放到一边，真心地祝我一切顺利。

我到现在仍然对父亲为这样一件大事撒了那么久的谎感到难以置信。即使在临终之前，他仍不肯告诉我实情。从我发现真相到现在已经快十一年了，可即便这样……我又如何能肯定我所知的是真相呢？唯一知道确切真相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父亲是在去世前六个星期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的。所幸他不用承受太久的痛苦，他知道病情已是晚期。凑巧的是，我刚好被派到他度过最后时光的临终安养院担任牧师。这意味着，我得以在他的最后时刻留在他身边，陪伴他，与他一同祈祷。若是采用化疗，本可将他的生命延长些许，但他拒绝了，对于人生，他重视质量胜过日子的长短。药物很有效地减轻了他的痛苦，他带着风度和尊严接受大家的探视。到了最后，他的离去已只是时日问题，我和母亲都彻夜不眠地守着他，我们都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乐观一些，但心里却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在我主持临终圣礼时，他还仍然有意识，这项圣礼的名称叫作“涂油礼”涂油礼指罗马天主教会给病弱教徒举行的一种敷擦圣油的仪式。。

对我而言，这是所有圣礼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它旨在给予病人力量、平静和勇气来承受痛苦和煎熬，在于感受耶稣受难的精神，这是为通往永生所做的精神准备，是对罪孽的宽恕。父亲接受我的祝祷词，俯下他低垂的头祷告着，而在病床另一侧的母亲，则托起他的手臂轻轻地抚摸着。

“弗朗西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菲利普的？”

我有些不解，也为母亲打断这样一个安详的时刻感到有点生气。父亲显得有些激动。他在病床上挪了挪身子，我往他肩膀下垫了些枕头，好让他舒服些。他闭上眼睛长嘘了一口气。我诧异地看着母亲。

“弗朗西斯，”她抚摸着他紧缩的眉头，再次温柔地说道，“是时候告诉他了。”

父亲把脸埋进枕头里不肯看我们俩，从被单下面传来的阵阵颤抖我可以看出，他是在哭泣。看到父亲如此痛苦，我十分难过，还责备了母亲。无论是关于什么事，现在都不是讨论它的时候。我叫来护士，她在父亲的点滴里加大了吗啡的剂量。然后他放松了下来，我们得以握住他的手直到他又陷入了昏迷。几个小时后，他去世了。那时，天边刚刚泛白。

父亲葬礼之后的第二天，我母亲告诉我奥利弗·瑞恩是我的异母哥哥。她一直想要父亲亲口告诉我，可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觉得羞于启齿。母亲说20世纪50年代期间，在父亲还是个牧师的时候，曾让一位女子怀了身孕。她可能是位护士，或者是个修女。母亲不认为她像父亲跟我说的那样是个妓女，当时他还坚称奥利弗是我的堂兄。父亲从未透露过那位母亲的姓名。母亲说那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父亲刚和母亲交往不久就将此事告诉了她。他坚持要让他们的婚姻有个清清白白的开始，还把奥利弗送到了圣菲年斯让牧师们养大。母亲认为父亲这样做是个错误。

爸爸辞去神职并不是因为我母亲。他们是在几年之后才认识的。她说父亲一开始还很抵触跟她交往，她认为他们后来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父亲一直等到获得她的叔叔，也就是父亲从前的主教的认可之后，才敞开心扉真正爱上了母亲。他始终都跟教会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最后还选择了为教会工作。

母亲说如果父亲允许，她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奥利弗。母亲说那是他们婚姻中唯一的一块心病。可那却是父亲个人的一段过去，他拒绝承认或是谈论它。她说父亲始终毫无理性地对那个男孩怀着强烈的憎恨，但她却一直不知道原因。

听到这些，无疑让我目瞪口呆。我所认识的父亲怎么会如此残忍地抛弃一个孩子，却对我有着如此的温暖和深情？他怎能剥夺我拥有一个哥哥的权利？无论奥利弗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能怨恨一个无辜的孩子呢？我的母亲给不了答案，与父亲同期的牧师们也解释不了。他们要么对此事全不知情，要么就只说在当时对此事有些许耳闻，可谁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令人震惊的是，奥利弗居然知道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他一定对我万分嫉妒吧？学生时代他那样盯着我看，还偷窥我的家，现在终于都说得通了。当年的奥利弗·瑞恩只是在看着自己的家罢了。如果我现在都能感到如此强烈的背叛，他的一生又会是何种感受？就在前一天，我还接受了我自己的哥哥对我们父亲之死表达的哀悼。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有一天我会去寻找这个陌生人。也许现在欢迎他来到这个家庭还为时不晚。

几个月之后，当我真的找到他的时候，我们的见面却并不顺利。

奥利弗

在父亲的葬礼上，丹尼尔神父那些隐晦的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想父亲会不会是给我留了什么遗产或是某种讯息，对于是否要接受，我感到很矛盾。不过丹尼尔神父一向待我很好，我也想去看看他。

那时丹尼尔神父年事已高，但思维仍然清晰敏锐，岁月也丝毫没有磨灭他的恻隐之心。如果他现在还在世，我想我目前的境遇会让他非常失望，不过，在所有人之中，或许只有他能理解我为何会铤而走险。

我被领到牧师会客厅里，这是个熟悉的地方，学生时代父亲仅有的几次来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里一点都没变。一看到丹尼尔神父，我就发现他情绪有些激动，然后他告诉我，他也不确定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的父亲是个……是个奇怪的人。”他说道，这一点我不反对，“我想……我也不确定……”他再次迟疑了。

看来是没有遗产留给我的。这个我倒是不生气，那个时候我并不需要钱。丹尼尔神父解释说，父亲的资产全部留给了茱蒂丝和菲利普。在他的遗嘱中根本没有提到我。茱蒂丝后来给了丹尼尔神父一个盒子，请他转交给我，里面装着一些金质圣牌。我仔细看了看盒里的圣牌，上面都刻着耶稣受难像。

丹尼尔神父试图替父亲向我道歉。我摆摆手，让他不必如此，然后接受了他的一杯威士忌，想减轻他的尴尬。

“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提起你的母亲？”说着这话，他满脸的紧张。

我坐直了身子。“我的……母亲？”这个词从我口中说出来，感觉是那么陌生。

他坐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我知道了，我也觉得应该没有。这件事并不容易……”他说，“我们也不必……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然后走出了房间，我的手开始不自觉地伸向了我的袖扣，突然有种强烈的愿望想抽支烟。我沿着外面的走廊踱来踱去，甚至一度想要一走了之。我真的需要这个吗，真的需要知道真相吗？我当然需要。每个孩子，无论年龄几何，都需要一位母亲。就算无法拥有母亲，至少也要知道一些有关她的事。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我是否有必要知道，而是我想要知道。返回丹尼尔神父的房间之前，我在门口停了一下，好奇等我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回到房间，我请丹尼尔神父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我。

“很抱歉，”他说，“我只能告诉你那时我所听闻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确凿证据，不过我有些朋友当时在那边，是他们告诉我的。”

“在那边？”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北罗得西亚，就是如今的赞比亚。”他说，“当时还有份官方的报告，不过都被掩盖了起来。最近一个月我一直在想办法找那份报告，那样我也能有真凭实据可以给你，不过那报告已经消失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记录了。”

我所了解到的“实情”是这样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年轻传教士，和另外三人一起被派往赞比西河沿岸的乡村地区去建立天主教学校。他在一个叫拉库姆的极其贫穷落后的村子里驻扎了一年，在那里他和当地一个名叫阿玛迪卡的女孩成了朋友。

噢，不。我的父亲是个恋童癖牧师？噢，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丹尼尔神父极力说明阿玛迪卡并不是个孩子。她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出头。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她是个非常聪明又勤奋的学生，众所周知，我父亲很喜欢她，颁给她许多学校奖励，还允许她为他做饭和打扫卫生。

他把她当成奴隶来使唤？就这样？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学校的学生人数严重超员，所以根据新颁布的规定，只有较年幼的孩子才能去上学。阿玛迪卡的母亲乞求父亲准许她继续学习，可父亲拒绝了。他不能因为任何人破坏规定。

据说，阿玛迪卡的母亲派她去勾引父亲，以此来交换上学的机会。丹尼尔神父说当地的村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贿赂教员们，那女孩的母亲希望良好的教育能给她一个有保障的未来。我父亲是个极其虔诚的有抱负的牧师，但只有那一次，他输给了本性的欲望，跟那个女孩发生了关系。事后他立刻抛弃了她，禁止她入校上学，并且切断了他们之间的所有联系。

他当然会跟她上床了。她可是自己送上门的。他还觉得羞愧呢。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阿玛迪卡怀孕了，并声称弗朗西斯·瑞恩神父是孩子的父亲，进而引出了一桩丑闻。他极力否认，可那女孩最终生下了一个纯白人婴儿——就是我。

不。

这不可能。不可能。

听丹尼尔神父讲到这里，我从一开始的难以置信，变成了惊骇。由于父亲从前跟我说的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他和一个妓女苟合的产物，所以从未想过要对此事加以深究，尤其是在我发现自己的出生证明整个就是编造出来的以后，可我现在听到的事情实在太过离奇，叫人无法相信。我是个白人啊。丹尼尔神父承认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接受，但他发誓那几个牧师的确是这么告诉他的。他坚称阿玛迪卡不是个妓女，她只是被贫穷和情势所迫，不得不孤注一掷利用她唯一的资本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倒是能产生共鸣，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你没有证据！”我压低嗓子喊道，“你说过没有任何记录！”

“的确没有，”他承认，“但我的确想不出那些人有什么理由要为这样的事情对我说谎。我是唯一还在人世的知情人了。”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要消化自己刚刚听到的事情，但始终想不通。

“也许我不该告诉你，可我认为你应该要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件事被隐藏得很好。”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不相信。他说很抱歉给我造成了困扰，我看得出，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其实他也很痛苦。

“你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后来怎么了？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努力去理解这样一个荒诞的传说，丹尼尔神父继续讲着他的故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故事？

阿玛迪卡直接抛弃了她的孩子。村里的人都从未见过白人婴儿。她非常害怕，她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纷纷避之不及，他们认为那个婴儿苍白多病，给整个部落招来了诅咒。据说，她把孩子留在我父亲的棚屋门前就和她母亲一起离开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她的姓氏。

我父亲整个人精神崩溃了。根据那几个牧师所说，他是极其虔诚的。丹尼尔神父说我父亲一定很难接受自己打破了誓言。他坚称自己从未主动发起过性接触。他崇高的宗教理想就此毁于一旦。他被迫卸下神职，带着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儿子回到了爱尔兰。然而，由于跟大主教宫的密切关系，父亲被聘用为财务顾问，但他受到警告要把我送得越远越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疑问或引发丑闻。他们认为，随着那个孩子慢慢长大，随着“我”一天天成长，我身上的黑人基因会渐渐变得明显，我的头发或许会变得卷曲，我的鼻翼可能会向外张开，但我始终不变的白种人长相让他们大失所望。大多数知道我的存在的人都以为我是他父母双亡的侄子，但后来几年里，我父亲遇到茱蒂丝并跟她结了婚，把我遗弃在了圣菲年斯学校。

如果丹尼尔神父说的都正确，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可以算是个怪胎。我的眼睛是深棕色，肤色比一般的爱尔兰人略黄一些，但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欧洲白人。所以我选择对此不予采信。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年后丹尼尔神父去世了，这件事也就跟着他一起进了坟墓。现在这件事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也无力更改。谁知道在非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做了一些私下调查，结果显示我父亲当时的确去过北罗得西亚，那里也的确有个村子叫拉库姆，但我的调查只进行到这里为止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事实就是，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父亲。我在法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唉，他并不属于我。

薇洛妮克

我记不清那一年我们是因为什么而决定雇用爱尔兰学生了。我对爱尔兰的了解只限于他们的威士忌和一些音乐。我想是一个朋友的表亲给安排的。记得当时我还很怀疑这些喝过大学墨水的人怎么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最后的成效各有高低，不过他们都尽了最大努力，这一点我必须承认。也是在那时候，我们同意接纳一些南非工人，他们迫切想学习我们这里的波尔多葡萄酒酿造工艺，我们将教授他们葡萄栽培技术，并支付少量的费用作为他们提供劳力的报酬。当然，不是所有的白种工人都愿意跟这些黑人兄弟并肩劳作，但我的父亲，作为当地人民的英雄，选择了以身作则。他无须多言，却用亲身经历提醒着我们种族偏见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

后来我很后悔自己当初没多问几句，究竟哪些人会来，他们又会如何工作。我收到斯坦林布什大学的一个男人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让他的儿子和其他七个劳工一起来学习葡萄种植知识，所以我准备好要接收八个男人在这里工作两个月。可来到这里的却是七个黑人男孩，有的年龄还非常小，还有一个名叫约斯特的南非白人，他是其中唯一能说法语的人。原来是约斯特将要继承西开普省的一块土地，他的父亲命令他必须将其作为葡萄种植园，可约斯特不想干任何具体的活儿，于是带了七个可怜的家伙来法国替他学习如何种植葡萄。他不准他们住在为大家统一安排的住所里，而是让他们住进了村里的一个谷仓。他也没有支付他们应得的报酬，而是用我们可以随意取用的葡萄酒来代替工钱。一开始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还是其他劳工告诉我的。他们都对此颇有微词，当我亲眼看见其中一些黑人身上的伤口和瘀青时，才终于相信了那些关于约斯特种种暴行的传言句句属实，我下令让他离开。我没什么能帮上那些男孩的，他们跟奴隶并无分别。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也不会说法语，过完那个夏天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活儿能让他们留下来工作。他们离开的前一晚，趁着约斯特去村子里喝酒，爸爸和我找到了他们。我们给了他们一些钱和食物，他们看起来都很害怕，但其中一个男孩走上前来握了我的手向我们表示感谢。他的大胆让其他男孩十分震惊。

那个时候，理论上说，庄园的一切都是我在监管，包括城堡、果园、橄榄园和酿酒厂，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在具体执行方面，我指派了本地的管理员麦克斯和康斯坦丁来管理各个部门，这些朋友和邻居都深受我们信任。有意思的是，现在想起来，虽然我坚持家里人每晚要单独在房子里吃饭，而劳工们则在户外用餐，可我们当时的运作方式跟一个集体农场或是英语中所说的公社并无不同。我坚决不允许劳工们在房子里过夜。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可以大家共用。我积极鼓励爸爸让我来接手，我想他很乐得放权，然后过起了优雅的退休生活。不过，对于让·吕克的教育问题他却坚持要亲自上手。让·吕克到秋季就要入学了，他外公一心要让他在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在诸多的角色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为劳工们准备饭食，我任命自己为厨师长，爸爸并不愿让我干这种比较低贱的工作，但这是我想要的工作，也是我所擅长的工作。战争结束后，我们没有了仆人，塞西尔姨妈卷起袖子学会了怎么给我们提供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的手艺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教会我制作乡村美食的基本方法，我为所有的劳工提供了简单但营养丰富的饭菜，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依靠我的邻居麦克斯和康斯坦丁来维持农田和果园里的工作秩序。

奥利弗和劳拉是爱尔兰劳工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人。他们真算得上一对金童玉女。真该有人给他们画一幅画像。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实在是帅气得惊人。与其他人长满雀斑的苍白肤色不同，他皮肤光滑，而且眼睫毛浓密纤长，目光明亮有神。他的女朋友劳拉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皮肤光洁无瑕，个子娇小玲珑。我雇了许多本地的女孩在地里干活儿，可我担心这个女孩可能太娇弱，干不了这样的工作。

奥利弗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还帮其他人当翻译，爸爸很快就把他当成了那群人的代言人。爸爸在被关过禁闭之后，右手就落下了毛病，会不停哆嗦，造成了他书写困难。于是他请奥利弗帮忙处理一些文件。奥利弗对让·吕克也很感兴趣，没过多久，这三个男孩跨过了年龄、语言和阅历的层层鸿沟，彻底地打成了一片。爸爸要求把奥利弗派给他当助手，我从未拒绝过他的任何要求，所以这件事也照样没跟他争。他们三人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比亲密。爸爸和让·吕克仿佛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觅的那个人。那时候我想，我没能给我的儿子一个父亲的确是个错误，爸爸也会希望这个家里有个男人存在，所以虽然我对这段突如其来的友谊仍持有保留态度，但看在爸爸的面子上也没有多加干涉。我不明白奥利弗为什么会跟他们建立起这样亲密的关系。想必他也有自己的父亲，但我承认自己有点嫉妒他分走了我父亲的爱。

对于这段新的关系，我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妒忌的人。奥利弗的女朋友对他突然获得的提拔怒不可遏。在爸爸的坚持下，我虽然反对，但他还是开始在房子里跟我们一家一起用餐了，最令劳拉醋意大发的是奥利弗宁愿跟一个老头和一个男孩在一起也不愿陪着她。让·吕克很喜欢他。奥利弗会陪着他玩追逐打闹的游戏，这种游戏对年事已高的爸爸来说有点吃不消。等我终于把让·吕克劝到床上去睡觉，他跟我聊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时，张口闭口总少不了奥利弗。我想起了皮埃尔，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个儿子，他一定也会是个很好的父亲。

劳拉有个哥哥名叫迈克尔，一天早上，他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自告奋勇要帮忙烤面包。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意外惊喜，唯独安·玛丽可能不会这么认为，看见这么个脸色苍白的爱尔兰大块头突然出现在厨房，她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把手臂给摔断了。如果能把一个七十七岁的老妇称为姑娘的话，那她简直像我厨房里的“星期五姑娘”“星期五”（Friday）原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人物，代指忠仆、随从；将其引申为“星期五姑娘”（Girl Friday）后意思则是“得力的女助手”。。她从一战的时候就开始为我们家族工作了，前一年夏天我也曾经请她在厨房帮过忙，我们合作非常默契。她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我母亲的故事，称赞她传奇般的美貌和她的慷慨。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多么努力才配得上我父母留下的美名。1973年的那一天，安·玛丽终于肯听从我们的劝导，多年来第一次休假，回家去养好胳膊的伤。然而，七十七岁高龄的骨头是没有那么容易愈合的，我知道我这几个月得靠自己单打独斗了。

迈克尔并未察觉到自己就是这起事故的始作俑者，鉴于12点钟一到就有三十张饥饿的嘴要吃午饭，而可怜的安·玛丽又被送去了医院，所以他很快被录用了。所幸的是，迈克尔很聪明，而且烹饪主要在于演示和重复，所以语言障碍并不构成问题。然而，我很惊讶他对食物的了解竟然如此贫乏，甚至能叫出名字的香料都没几种。也许人们关于爱尔兰人的说法的确没错，他们真的只吃土豆。迈克尔学得很快，而且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对烹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不过我并不十分确定他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有那么一两次我发现他在偷看我，那眼神仿佛我是一种未知的香料一般，而他在犹豫是应该剥皮、烹煮还是种植。

有一天，他十分笨拙地为我拨开了眼前的一缕头发，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有意要成为一名美发师，所以我让他摆弄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当时我想，一位同性恋美发师，这还真够符合刻板印象的。他是个同性恋，这再明显不过了。

他的法语还是有些磕磕巴巴的，但当我过早地问起他的性取向时，他很顺利地理解了我的意思然后一下子崩溃了，整个人泪如雨下。现在我才明白那表示他“出柜”了，而我的话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他的愧疚、压抑和对自我认识的困惑如同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后来我弄清楚了他是对自己的朋友奥利弗怀有强烈的欲望，也就是他妹妹劳拉的男朋友。这简直就是场灾难。我向他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并安排他去见我们的邻居毛里斯，他已经公开出柜，还会说一些英语。我是希望毛里斯能够给迈克尔一些建议，所以当我得知他带着迈克尔去了同性恋夜总会之后我非常生气。我认为这样做也许有些太着急了，可这又关我什么事呢？毕竟，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这下我对奥利弗和迈克尔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劳拉则是那个将他们俩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快她也在我的生活里插了一脚。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多少有一点被宠坏了，奥利弗和迈克尔都在房子里工作而她却要一整天跟其他人一起待在果园里，只有晚上才能见到他们俩，这一点让劳拉非常不满。基于这个原因，当那天她晕倒过去被担架抬到屋子里时，说得好听点，我是有些怀疑的，我觉得这是她为了进到屋子里，为了获得一些关注而耍的小花招。可她面色苍白还想吐。我的怀疑不无道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把她带到村里的医生那里，经过她同意之后，医生告诉我劳拉怀孕了。一开始我非常生气。这是我第一年接收外来劳工，可先是那伙非洲人的事，现在又来这个。我得对我的雇工们负责，而从她这种欠缺考虑的行为来看，麻烦已经发生了。抛开性生活节制不谈，避孕的方法可多的是啊。我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地跟她说话。她眼泪汪汪的，生怕我会把她赶走。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求我不要告诉奥利弗，害怕会因此断送他们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很明显已经走到头了。他已经转身爱上了我的家人。我不知该给劳拉什么建议，所以选择了保持沉默。她来自一个恪守教规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而我们的庄园里虽然也有个家庭小教堂，但从小到大父亲并没有给我灌输任何宗教信仰，我们也就无须像其他天主教徒一般因各种罪过而苛责自己。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国女人所拥有的各种选择，对一个爱尔兰少女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劳拉才十九岁，但她也必须自己做出抉择。她哥哥迈克尔非常担心。她骗他说自己患了某种胃肠型感冒。我同意让她在城堡里住上几天，然后还是把她送回了地里。我把选择权交给她自己。几个星期之后，这些我都不关心了。不只是对劳拉，任何事我都不再关心了。

战争期间，爸爸订购了一百加仑石蜡用来点亮酒窖里的灯，好让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家庭不至于生活在一片漆黑之中。东西是由一个抵抗组织里的朋友在夜里运送来的，他在巴黎有些门路。我知道父亲是把母亲的首饰都卖掉才凑到的钱，因为那时候金子是唯一可靠的货币。1944年，家里遭到了突击搜查，德国人一开始以为那是汽油，还想用它来给卡车加满油，房子里的一切都被他们破坏殆尽，唯一留下的只有那一罐罐的石蜡，它们被扔在了城堡东翼楼紧挨着藏书室的一个单坡棚子里。爸爸的卧室就在藏书室正上方。到了1973年，整个城堡早已接通了电力。我曾经想过要把那些液状石蜡扔掉，可我的父亲在经历过两次战争之后，对于配给制的了解比我更为深刻，他坚持要把那些液状石蜡保存好，以防再次发生战争或是遇到电力故障，他对电力的使用还不是完全放心。那年夏天特别干燥，空气中尘土飞扬。1973年9月9日，已经整整八十四天滴雨未下了，气温也已远高于同期的平均温度。

让·吕克有时在我房间睡觉，也有时在他外公那里睡。他自己的卧室很少使用。爸爸和我都在自己床尾垂直摆放了一张小单人床。这在那时的法国家庭非常普遍。如果某天父亲给让·吕克讲了个特别有趣的睡前故事，他会坚决不肯回我的房间睡觉。有时候故事可能有点吓人，他会不敢从父亲在东侧的房间回到我位于西翼楼的卧室。这时候父亲就会陪着让·吕克直到他渐渐入睡，可要把睡梦中的他抱走似乎又有些残忍，所以我们会让他就在那里过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火灾。究竟是父亲的烟斗，一支烟，还是煤炉里的一点余烬，我们已不得而知。关于那一夜我的记忆相当模糊。我是被一阵噪声吵醒的，就像是猛烈的狂风从走廊呼啸而过一般，接着是人的叫喊声。我以为自己在做梦。甚至当我翻身下床望向窗外，看到了熊熊烈火包围中的东翼楼，都还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太过突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情势有多么危急。我穿着睡裙穿过浓烟弥漫的大厅，这才真正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有多么可怕。这时，我终于从蒙眬的睡意中惊醒过来，我晕头转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当我沿着走廊朝我认为东翼楼所在的方向跑去，灼人的热浪和滚滚浓烟又把我逼退回来。接着我开始大声呼唤我亲爱的父亲和儿子，但回应我的，只有火舌的咝咝声和爆裂声，还有木头噼啪崩裂的声音。此时的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我试图突破一道道烈焰穿过走廊去往房子的东侧，可脚下的地板已经被烤得冒烟，我的头发也传来阵阵焦煳味。当我爬到燃烧着的楼梯顶部时，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双手是怎样被烧伤得如此严重的。那个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从上层走廊来到庭院里的，只记得当时迈克尔死死地抓住我，我对着他又踢又咬想要挣脱他，去救这世上我唯一所爱的人们。

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才得知，让·吕克和他外公可能是在睡梦中吸入大量浓烟窒息而死的。这对我多少算是有些安慰，因为事发之后好几个月我都一直深陷在噩梦般的想象中，我不停地想他们当时是否在绝望的自救无果之后，只得一边大声向我呼救，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彼此被活活烧死。

关于那混乱的一夜，我只有一些零星破碎的记忆：有我自己凄厉的尖叫声；有迈克尔和康斯坦丁阻止我冲入火焰时紧抓住我的手；有火焰和我自己汗水的气味；也有宿舍里女人们的哭声；还有至关重要的，那些竭尽全力控制火势的男人忙碌的身影。除了这些，我还记得，秘密地怀着身孕的劳拉歇斯底里地紧抓着奥利弗不放，可他似乎根本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后来的几天我被使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他们说我也出席了葬礼，但我对此没有任何记忆。房子的西侧结构上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有些地方被烟雾熏坏了，但只有轻微的损伤。东翼楼和门厅之间厚厚的石墙阻止了火势向我所在的一侧蔓延，包括厨房、会客室和我的卧室在内的各个房间都完好无损。数百人来来往往，带来了食物，为我们祈祷，给我们抚慰和祝福，与我们分享自己曾经失去家人的经历，可直到数星期过去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对于我的未来，父亲从前的担心已经一一变成了现实。

一些劳工在火灾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他们很遗憾地跟我们道了别：很明显我们已无法支付他们的报酬。葡萄园就此荒废了，但那些爱尔兰学生又多待了一个月。他们来法国大多是为了积攒一些经验而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让人高兴的是，迈克尔很快就顺利接管了厨房。我对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受伤的双手也需要时间来愈合。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来清理东翼楼的废墟。学生们不得不返回学校了，他们已经错过了开学前几个星期的课程。奥利弗依然惊魂未定，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承认，面对他悲伤的样子我是有些厌恶的，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资格。他认识他们才几个月而已，但他们却是我的命，他时常双手抱着头出神地坐在露台台阶上，劳拉则在一旁像要救活一棵葡萄树一样努力哄他振作精神，那样子我每次见了都不由得怒火中烧。

到了他们该离开的时候，劳拉问我能否让她留下来。她向我吐露心声，说她在绝望之下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奥利弗，希望这个消息能敲醒他，可奥利弗根本不想知道，还坚称他绝不会再做父亲。“再”？他说“再”是什么意思？劳拉解释说奥利弗曾经跟让·吕克玩过一个游戏，他和让·吕克分别假扮父亲和儿子，我父亲也参与了这个游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奥利弗真的感觉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让·吕克的父亲，成了我爸爸的儿子。这真是个愚蠢的游戏，但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何会如此痛苦和悲伤，无须多言，我已经在心里原谅了他。

我告诉劳拉她可以留下来。我没想到她会留在我这里整整一年，更没想到在这之后她会那么快就撒手人寰。实在有太多人离去了。

迈克尔

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劳拉的情绪始终飘忽不定。我父母担心不已。她在1974年10月回到了学校，但11月又再次退学了。紧接着，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她失踪了。

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我在餐厅里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她在哪里。她前一晚10点左右睡的觉，可到早上妈妈去叫她时却没人应。她的床整整齐齐没有动过，谁也没听见她离开家。我们给朋友和邻居打了一圈电话，可谁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到了星期五早上，她还是没有回来，妈妈都快急疯了。星期三早上，妈妈跟劳拉说话时，她非常平静，连妈妈都以为她终于转过弯来了。她们还商量着周末一起去买双新靴子。妈妈之前看到一双靴子，她很喜欢，觉得很适合劳拉。妈妈说她们打算星期六一起进城去那家店。劳拉说她很期待重回学校，期待一切恢复正常，也承认在法国这一年其实非常煎熬，她说她早该跟我一起回家。妈妈安慰她说大家都能理解，只要她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一切都会慢慢步入正轨的。我们让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们当时的对话，不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始终没发现有任何值得恐慌和不安的迹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后来在劳拉的衣橱里找到一个盒子，里面有双崭新的靴子，正是妈妈喜欢的那一款，但却不是劳拉的尺码。靴子是妈妈的尺码，购买于星期三下午。

星期五一早，我们开始往各家医院打电话。一个人会有多大概率以一种失忆且身份不明的状态出现在医院里？我想，对于像我们一样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人而言，这样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星期五下午，卫队的人来到家里采集口供。他们想把劳拉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手里她最美的一张照片是在法国用我的爱克发即时成像相机拍摄的。那天我们都喝醉了。劳拉歪着头靠在上身赤裸的奥利弗肩上。她闭着双眼，脸部有四分之一被前面地上的几个酒瓶子挡住了。照片中的她面带着微笑，仿佛心中藏着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不适合刊登出来，爸爸找了一张去年圣诞节的照片，上面的她一脸的开心，但神情中隐约透着一丝凝重。面对即将到来的公众关注，我父母颇为惊恐。我们一家向来行事低调，在他们的眼中，我妹妹遭遇的精神崩溃是不可告人的丑闻。

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门厅里大座钟的指针打着痛苦的节拍，不断有车辆驶过，孩子们经过我家门前时，传来阵阵笑声，可我们的生活仿佛被掏了一个大洞，我们脑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却找不到答案。那张照片按计划会在星期一刊登在报纸上并在电视上进行播放，可星期天的下午卫队打来电话，请爸爸过去一趟。我们明白一定是事情有了新进展，但爸爸不让妈妈陪他一起去。他离开后，我陪着妈妈在家等待着，我们猜测究竟是有了什么样的突破，我们都不敢把心里已有的答案说出来，担心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现实。

爸爸没过多久就跟妈妈的弟弟，也就是阿丹舅舅一起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的警察。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跟他一起回来。或许是政策规定，又或许是出于礼貌，为了保证爸爸平安回到家。

劳拉的尸体是在那天早上被冲上西科克郡的查古纳海滩的。一个遛狗的人（为什么这种事总少不了遛狗的人？）前一晚在悬崖边看见过一个人，还向卫队报备过。据说她是衣着整齐地走进了海里。我们都认为那不可能是她。她为什么会去那里呢？但我们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那里正是她会去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去斯基伯林看望外祖母时，都会在那片海滩上玩耍。卫队还在附近找到了她的手提包。虽然包里没有标记，但也有足够的东西来证实她的身份。那晚我们都去了西科克郡进行正式的身份鉴定。爸爸和阿丹舅舅试图劝阻我和妈妈，让我们不必去看她。老天宽恕，我也赞同，可妈妈却坚持要去，于是妈妈和爸爸一同推开门走了进去，而我和阿丹舅舅则留在外面等候。我听到瓷砖地板上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接着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和阿丹舅舅的呼吸声，还有工业制冷机在嗡嗡作响。在悲剧面前，时间再一次变得毫无意义，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去确认那个我们在心里早已确认过无数遍的事实。阿丹舅舅一度提议我们诵念万福玛利亚来祈祷。可我不明白这样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到什么作用。

若干年后，我父母去世了，我想他们是由于悲伤过度而死的。当我们联系到薇洛妮克夫人时，她也无法解释劳拉为什么会自杀。她说劳拉在法国期间一直非常认真地工作，她也从未发现劳拉有任何异常。她说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宽慰不少。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劳拉生前最后几年的情况。在我们去法国前，她还是个聪明又反复无常，喜欢打情骂俏的女孩，未来一片光明。1973年的夏天，她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薇洛妮克夫人对她的赞扬让我很是意外，但同时也颇为欣慰。

葬礼当天我们伤心欲绝。奥利弗没有出席，只是寄来一张卡片，言辞优美地表达他的惋惜哀悼之情。除开我的各种愤怒和哀伤情绪，他的做法也让我略有些生气。这对我的父母和我很失礼，也是对劳拉的不尊重。究竟是何等大事能让他缺席劳拉的葬礼？

在卫队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阻止那张照片在电视上播放，也只让一家报社刊登了出来。葬礼很私密，随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们陆续收到很多的吊唁卡片。那个时候，自杀还是个禁忌话题，人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表达对我们的同情，所以我们只是在家人之中默默地为她哀悼，以免让朋友们难堪。我觉得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在那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当有人因癌症去世后，会留下其病程及随后各阶段病情恶化情况的公开记录，可换作自杀，就绝不会有人公开讨论它，你也无处抒发自己的哀伤。这仅仅是已故者家庭里一个见不得光的小秘密。

我知道劳拉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不知道造成她精神抑郁的关键因素是否就在奥利弗身上。毕竟他是劳拉最亲近的人。我甚至想过劳拉也许在跟我们分别时已经怀孕了，但我无法想象我认识的那个劳拉会堕胎或是遗弃一个婴儿，虽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让人名誉扫地。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流产了。我跟奥利弗提起过这个想法，但他却为此大为震怒。他从未这样想过。结果我反倒后悔跟他提这个了，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是我要把劳拉的死怪到他头上一样。

多年之后，奥利弗将他的故事书中一位英雄般的人物命名为劳拉。我很感激他。他只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跟我联系过一次，小心地问起能不能在我们的餐厅举办婚宴。

那个时候，德莫特已经来到我的餐厅当领班，而我则是主厨。虽然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相当尴尬，但后来却发现他其实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他会记住别人的名字、生日，还有喜欢的酒。他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还从全城各处挖来了最好的服务员。那些回头客之所以来我们的餐厅，既是为了享用美味的食物，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德莫特和他的团队所提供的细致入微的服务。

餐厅坐落在一栋偏僻的大楼里，我舒适的小家就在餐厅楼上的公寓里。我的专长是烹调法式乡村菜肴，曾经被一位讨厌的评论家贬称为“农民菜”，不过对当时的都柏林人来说却是相当复杂精美的菜肴了，再加上我们持有卖酒执照，还接受临时预订，很快餐厅就在戏剧圈里变得红火起来。这其实也是件喜忧参半的事，一方面他们酒量惊人，还能为餐厅增添点明星光环，但他们又经常不付账，到打烊的时候时常要把他们抬到休息区去过夜。我所知道的那些都柏林戏剧节的后台荒唐事都能让报纸的八卦专栏作家失业了，不过我们一直谨言慎行，德莫特有时候宁愿把我逼疯都不肯告诉我谁跟谁又睡到一起了。

时隔这么久再次收到奥利弗的来信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承办他的婚宴。此外，我也很想让他看到，我也很成功，也有了认真交往的对象，让他看看我不是个怪胎。

然而，他所选择的新娘却让我非常意外。艾丽斯，她也算漂亮，可奥利弗向来以只交往绝代佳人闻名，而艾丽斯的姿色的确够不上这个标准。她跟劳拉完全没法比。可怜的艾丽斯。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至少那一天她是非常幸福的。婚宴上，奥利弗的家人一个都没有出席。我早就怀疑他时不时提起的有钱的父母根本就是个幌子。我猜他可能是个孤儿，而婚礼上他家人的缺席恰好证明了我的猜测。

到如今我已经多年未曾见过奥利弗，只在电视上时不时看到他。他也很久没有来过餐厅了。当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时，我非常为他开心。我没有孩子，只读过一两本他的书，我也知道这些书的目标读者并不是我，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作品有多么出类拔萃。有一些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由好莱坞的大明星出演，所以我看过的故事比读过的要多。他的名字时常在媒体上出现，每当想到他，我总会先想起自己当年主动出柜时的情形，顿时觉得无比尴尬，接着当我想起我美丽的妹妹劳拉时，又会有无尽的悲伤袭上心头。

现在奥利弗的真面目显露了出来，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劳拉的精神崩溃是否有可能是奥利弗造成的。她去世的时间是我们法国之行的一年之后，但我从未如此确信，那年夏天在劳拉和奥利弗之间的确曾发生可怕的事情，以致她要怀揣着沉重的岩石一步步让自己堕入深不见底的大海。

要是把我的故事拿去换钱，我一定可以一夜暴富。

薇洛妮克

迈克尔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劳拉跟他一同离开戴格斯城堡，可她拒绝了。她下决心要留在克洛尚秘密地生下孩子。她以我当时的悲惨处境为借口，宣称要休学一年来给我帮忙，说她无法扔下我这个悲伤欲绝又失去了孩子的孤儿。她对我这种突如其来的奉献精神让她哥哥非常意外。他还来找过我，确认劳拉是否真的能够给我帮上忙。

我没有把劳拉当时的艰难处境照实告诉他。但我的确是需要人帮忙。我的双手还裹着厚厚的绷带，虽然邻居们都很慷慨善良，但我毕竟还要靠自己。迈克尔坚决不肯为他和他的朋友收取劳动报酬。他真的非常宽厚，他们都很有同情心。他和劳拉都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人。

我从卧室窗户看到了奥利弗跟劳拉道别的情形。我很担心她会让自己显得很可悲，但她只是握住奥利弗的手，热切地在他耳边轻语了几句。她悄悄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可他立刻把手抽走了，整个过程他和劳拉没有任何眼神接触。他隔着一定的距离站在那儿，不停地摆弄着手腕。当时我想，他可真够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真不懂我的父亲和儿子竟然会那么爱他。看着他跟着其他人一起上了送他们去城里的卡车，劳拉哭了起来，而迈克尔对她腹中胎儿一无所知，他一定以为她的泪水意味着她和奥利弗的恋情已经画上句号。他快速地抱了抱劳拉，然后把自己的手帕给了她。能看出他是想劝她改变留下来的想法，但她还是摇了摇头。他们再次拥抱后，迈克尔也上了车，劳拉一直挥着手目送着卡车开到庄园大门口，在卡车消失在视野内之后，她依然看着地平线上之前卡车消失的那个地方，然后，她低下头对着自己的肚子无声地说了些什么。即便是背负着自己的满心悲痛，我也仍对这个女孩充满同情。

之后我慢慢地开始了解劳拉。身边没有了其他说英语的人，她的法语突飞猛进。她是个勇敢而坚定的姑娘。在其他人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她为自己做好了安排，情绪也稳定了很多。等到次年3月孩子出生以后，她会把孩子送到波尔多的圣心修道院让别人收养，然后就回家继续正常地生活。她在爱尔兰接受过圣心修道院修女的教导，相信她们会善待那个孩子。我怀疑她一点也不了解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新生婴儿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当时的我在沉重的悲痛之中难以喘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考虑更多。

劳拉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也是到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一点。一开始，她坚持要带我一起祷告，帮我祈祷，经过东翼楼的废墟时还会点上蜡烛同时祈求上天保佑她，这些做法让我非常头疼。哪家的神明能允许一个孩子和一个战争英雄被活活烧死呢，不过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这样的仪式的确能带来些许安慰，能驱走心里的黑暗。劳拉的信仰给了她一个目标、一个理由，也许所发生的一切真的是为了人类至善，虽然其中的玄机我们始终未能参透。直到如今，我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到了11月，大多数住在这里的工人都已离开，宿舍也不适合冬季居住，劳拉请求我允许她搬到房子里来住。从前我定下规矩只允许家人在房子里住，可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人了，这规矩也没了意义。在这数月的寒冬里，劳拉精心地为我护理伤口，给我做饭，照顾我的起居，渐渐地，我和她成了朋友，成了知己。当我告诉她让·吕克父亲的身份时，她非常震惊，在得知此事也有我父亲的怂恿后，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她一直以为我是个寡妇，在爱尔兰，单身母亲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在她的国家这是件可耻的事。我告诉她，其实在法国也并无不同，只不过我有位了不起的父亲。她认为我现在要寻找爱情，要结婚甚至再生小孩都还为时不晚。那时候我才三十九岁，年龄比她大了一倍，但我很确定自己并不想要什么爱情。爱情这东西，得而复失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她仿佛洞悉一切似的点点头，但并不敢拿她失去奥利弗的心情来跟我痛失至亲的痛楚相比，不过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就是这样想的。一个月之后，她已经不再提起奥利弗了。他不回复她的信件，也不肯接她的电话。她慢慢接受了你无法逼迫别人爱你这个事实，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她开始继续自己的生活，安心孕育腹中的小生命。

到了孕期末，我想劳拉已经开始有了冒着辱没家门的风险带这个孩子回家的想法。她把我当成了一个现成的例子，我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也未尝不可。她很确定她父母一开始会万分惊恐，但绝对不会将她赶出家门。她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供养她，即便是她家人不愿支持她，她还有个阿姨住在一个偏远的地区，她可以去那里以一个“寡妇”的身份生活。对于她的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我相信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况，孩子绝对不能跟母亲分开，我鼓励她写信给家人，告知他们真相。不过她坚持要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带着孩子回家。

当我得知劳拉对我和奥利弗都说了谎，我对她失望至极。我能理解她为什么骗奥利弗，我真的能理解，可她没有理由对我隐瞒真相。即便证据都已经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眼前，她仍然不肯放弃她的谎言，我想正是因为她活在那样的谎言之中，才导致了她的精神错乱。随着这个孩子的孕育真相慢慢揭开，奥利弗为什么在离开时拒绝跟她对视，还始终跟她保持距离，都解释得通了。

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劳拉要生了，虽然有些早，不过情况还算稳定。那时候安·玛丽已经回来了。我们没有叫医生来，没有必要。安·玛丽除了是我们家的仆人之外，还是位很棒的接生婆。虽然没有什么职业资格之类的，但包括我、让·吕克在内，半个村子的人，都是经她的手来到这世上的。哪家有产妇羊水破了，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她。在劳拉的卧室里进行了一番快速的检查之后，安·玛丽准确地预测到她将在四个小时内分娩，考虑到劳拉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产程应该不会很困难。安·玛丽陪着劳拉在屋内生产时，我焦急地在门外来回走动，接着我听到一声哭喊，先是安·玛丽的惊叫声，接着，过了片刻，才是婴儿的哭声。我走进房间，安·玛丽正把包好的襁褓递给满脸通红的劳拉，当我看到婴儿，差点忍不住惊叫出来。安·玛丽举着双手耸耸肩膀离开了房间。没错，一目了然，那个孩子是个混血女婴，不同种族的混血。孩子很漂亮，遗传了劳拉明亮的蓝眼睛，那一头无可争辩的黑色鬈发和面部特征却与一个普通的非洲裔婴儿无异。显然，劳拉背着奥利弗和其中一个非洲劳工有染。我彻底震惊了。这个孩子是个巨大的意外。

劳拉对孩子的出生反应很奇怪。她一开始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的肤色，只是把孩子抱在胸前，紧紧地搂着，就像抓着自己的命一般。

我又一次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她是个黑人，我终于开了口，起初劳拉还没反应过来我说了什么。接着，她看着孩子的脸，猛地坐了起来，把孩子举得远远的死死地盯着她。她说我弄错了。我告诉她说，她应该明白这是有可能的。我轻声地问她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是奥利弗。”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直到我意识到，她已经说服自己这孩子的父亲就是奥利弗。

从那以后，我跟劳拉的关系就有了变化。我承认，我有意要跟那个孩子保持距离。还未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的我很害怕跟孩子接近。劳拉一定知道我并不相信她，我根本懒得管她究竟是跟黑人还是绿人上床，但继续装模作样让我非常讨厌。她说孩子的肤色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变淡，也可能是过个一星期、两星期……然后她的白人特征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她是真的把我当成傻子了吗？孩子的面部特征会改变？跟我之前的猜测一样，她跟那孩子变得很亲密，还用她母亲的名字给她取名为诺拉，但她日复一日地装作等待孩子肤色变浅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向她万能的主祈祷让变浅的速度更快些。我决定不再去管孩子种族的问题，但感觉劳拉可能快要疯了。我非常担心她。

几星期过去后，我委婉地提起也许她是时候联系家人准备回家去了。现在的劳拉极度焦虑，程度更甚从前。作为一个未婚妈妈带着孩子回到爱尔兰可能还算得上勇敢，可要是带回去的是个黑人小孩，就会变成一桩大丑闻。由于殖民历史，法国即便在1974年的时候文化也能算相当多元了，在大城市则更为突出，但根据我的了解，那个年代在爱尔兰几乎是没有种族移民的。我提到一个种族混血儿在爱尔兰长大可能会受到孤立。可劳拉呢，她再一次强调诺拉不是混血儿，大为光火之下，我决定放手不再管这事了。

又过了两个月，劳拉还是迟迟未做决定，看上去她好像真的是在等着孩子变成白人。最后，我不得已只好要求她离开。虽然这可能显得我很无情，但我自己心里也满是哀伤需要纾解，而且说实话，家里再次出现一个漂亮的孩子让我非常烦恼。我又是妒忌又是愤懑。我给了她波尔多圣心修道院的地址，还联系到了一位能帮她处理相关事宜的社工。劳拉变得越来越绝望，她甚至提出让我领养她的孩子，她可以每年夏天都来看望她。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的提议，对她提出如此欠考虑的要求非常生气，我们的友谊几乎降到了冰点。

尽管如此，到最后真的看到她离开我仍然很伤心，我开车送她和她怀中的诺拉去车站的路上，劳拉哭了。到了车站，我亲吻了她们俩，祝愿她们一切安好，可即便在那时我也并不确定她接下来会怎么做。我让她跟我保持联系，告诉我身在何处，也向她保证一定会对她的事守口如瓶。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直到那年圣诞前夕我收到她哥哥迈克尔的来信，得知了那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劳拉死了，很明显是自杀。从信中内容来看，显然她的家人对那个孩子的存在一无所知。迈克尔写信给我是为了寻求答案，他想知道劳拉有没有过怪异的举动，有没有遇到什么对她造成精神创伤的事，想问我是否知道什么原因让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的诸多痛苦假设中，他曾怀疑劳拉可能有过身孕但最终流产了。

给他的回信我经过了慎重考虑，我想过也许她的家人有权利知道真相，但事到如今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从波尔多的朋友那里得知那个孩子被送去领养了，但其间这几个月劳拉却断了联系。即便是劳拉的家人知道了真相，即便他们愿意接受那个孩子，那个时候也为时已晚。回信中我告知了一些实情，却将更主要的真相隐瞒了下来：我说听到劳拉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据我所知她没有流产过；劳拉是个非常好的人，戴格斯城堡的所有人都很怀念她；在我走过痛失亲人这一难关的过程中，她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告诉他们要为这个勇敢美丽的姑娘感到骄傲。我向他们一家人致以深深的哀悼，也请他们替我向奥利弗传达我的美好祝愿。

寄出回信当晚，父亲出现在了我的梦里。梦境中，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我们聊着天，感觉还是像从前一样平静而自然。他告诉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不要让过去的事毁掉我的未来。我必须要再活一次，不能让过去这十五个月里所发生的悲剧破坏我追求幸福的机会。他像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样轻轻摸摸我的脸颊，又在我的头顶留下两个吻，一个代表他，另一个代表让·吕克。

是应该重建戴格斯城堡还是应该卖掉庄园远走他乡？无论做何选择，要靠我一己之力从头再来看样子是不可能的。葡萄园、桃园和橄榄园自火灾之后就无人打理，我既没那个想法也没那个精力。我也不能指望永远依靠邻居们的善意和资助。他们觉得欠了我父亲的，但那一辈人已经渐渐老去，年轻的一代人并不亏欠我们什么，可我知道，只要我开口，他们仍然会伸出援助之手。

我最终决定卖掉庄园，然后搬去我表亲所在的镇上，那里距离克洛尚大约四十公里，可就在地产经纪人在报上刊登出售消息的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在我怀上让·吕克那个星期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皮埃尔。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忘掉他。在这之前，他一直信守诺言，没有再联系过我，但身在里摩日的他，通过他的叔叔得知，在他来访大概九个月之后曾经传出过一段小绯闻。他叔叔警告他要离得远远的，不要牵扯进去，以免给自己的家族抹黑。他们知道我跟父亲一直在抚养那个孩子，直到火灾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也知道我现在只剩下孤身一人。皮埃尔和他叔叔都猜到他一定就是让·吕克的父亲，皮埃尔非常遗憾没有在让·吕克生前陪伴过他。他已经跟他妻子离婚了，他很确定她跟一个地方法官有染，她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离开了他。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这些年曾经多次给我写信最后又撕毁了，他说他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我，说我是他的初恋。

我很震惊，自己长久以来的幻想竟然成了现实，当这个温柔善良的男人提出要爱我、照顾我时，我无法拒绝，因为爱和关怀正是我如今最渴望的东西，而这两样东西来自我七年来想都不敢想的那个男人，这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当我坦白告诉他当年自己是有意选择了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时，他既惊讶又气恼，想到从未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儿子，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而我能做的，只有为自己的谎言道歉。慢慢地，随着我为他讲述儿子短暂生命中的各种趣闻逸事，我内心的伤痛渐渐在愈合，而皮埃尔也得以了解他的儿子是个怎样的孩子。我告诉皮埃尔，让·吕克跟他父亲一样，非常漂亮。

这一次，没有了向任何人证明的必要，也没有了害怕失去的顾虑，我接纳了皮埃尔进入我的生活，陪我一同分担伤痛，也给自己机会回应他的爱，我们一天天慢慢变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现在他就是我的生命。我们没能有幸再孕育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但我跟皮埃尔的两个女儿相处得非常好，现在她们每年夏天都会带着各自的孩子来玩，同时也给烹饪学校帮忙。

皮埃尔和我很快结了婚，理由是我们已经分开太久了。我们决定收回出售城堡的决定。皮埃尔早些年得到了他的屠夫叔叔的真传，现在已经在里摩日拥有了一家肉类加工厂，生意蒸蒸日上，戴格斯城堡现在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为我们这一地区提供生活和就业的机会，他把工厂搬迁到了我们的小村子之后，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我们卖掉了葡萄园、桃园和橄榄园，只留下了十亩地给自己，条件是这块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得进行开发。

东翼楼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但我心里并不太愿意。对我而言，那里面充斥着鬼魂和难过的回忆。我不知道重建它是不是真的明智。谁会去住那些卧室，谁会去那间藏书室读书？那里从前被纳粹破坏过一次，又再次被火灾摧毁，我实在对这个工程开心不起来。当建筑残骸被清理干净，主楼梯重建好之后，我决定要永远将东翼楼封闭起来。并不是钱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确也没有挥霍的资本，皮埃尔说服我说我们是一个整体，船到桥头自然直，等到合适的时机，该怎么做自然会变得明了。

在我回复了他传达的劳拉的死讯后，那个爱尔兰男孩迈克尔断断续续地和我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告诉我他开了一家餐厅，这让我很意外，倒不是他对烹饪没有天赋，而是因为我以为他会对美发更感兴趣。他感谢我带他打开了全新的味觉世界，让他接触到了烹饪，还说如果不是有我这样一位良师，他也不会对食物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从国外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哪里发现的新食谱或是新调料，我也会给他建议，告诉他怎样进行调整和改进。他好几次邀请我和我的新婚丈夫去都柏林住些日子，去看看他的餐厅，但我从来没去过。真正的原因在于，一旦去了，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劳拉，当年我曾声称劳拉离开戴格斯城堡的时候精神状态愉快而健康，如果当面说起此事，我可能无法继续维持这个谎言。慢慢地，我回信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直到最后断了联系，我的确觉得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然而，受到迈克尔的启发，我有了创建烹饪学校的想法。我了解各种食物，对采买到备菜、烹调和摆盘等各个环节也都了如指掌，迈克尔的成功也印证了我的教学成果。我脑子里开始有了一个计划，当我征求皮埃尔的意见时，他被我的兴奋劲感染了，我们一起咨询了建筑师并拟定了一份经营计划。

我们放弃了重建东翼楼的计划，决定建造一所专门的寄宿制烹饪学校，宿舍就在教学楼上方。我们坚持要让新建的楼房跟原有的房屋保持同样的建筑风格，这样就能在现有的外墙内进行建造，也不会破坏整体的美感。这个计划非常合理。现在我基本上已经能独立为三十人烹制每日两餐，要是这三十人都能自己做饭岂不是更加简单了？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发现，由于住宿空间和教学能力的限制，我们每次只能接收不超过十五个人。新楼房的内部结构跟原有建筑截然不同，而且从头到脚都进行了防火处理。

学校从1978年建校招生以来一直经营到现在，我们雇用了全职员工至少七人，并且根据需求进行增减，虽然我还是会对各个管理环节进行监管，但如果我愿意，也完全可以退居幕后了。凭借卓越的教学成果，我们的学校已经蜚声世界，还获得了许多奖项，更有许多学员从全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我甚至还重新联系上了迈克尔，请他在爱尔兰对学校进行宣传，他已经给我们输送了许多的新学员。皮埃尔和我到各地游历，还学了好几门新语言。十五年前，皮埃尔卖掉了肉类加工厂，来跟我一起经营乡村美食烹饪学校。我们用手里的十亩地来种植水果、香草和蔬菜，再从本地采购肉类和乳酪。虽然学员人数历年来有高有低，但学校几乎一直都有一长串的学员名单在排队等待入学机会。也正是因为创办了这所学校，我们才最终得以发现发生在1973年夏天的另一件事，一个关于偷盗、谎言和赤裸裸的背叛的长久以来的秘密。奥利弗就是个恶魔。

奥利弗

2001年，在我父亲去世四个月之后，我收到我的弟弟菲利普的来信。他母亲将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告诉了他，他很遗憾没能早点知道这件事。他想约我见面。我花了好几天来反复斟酌是否要见他。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可以交谈的？然而，也许是好奇心占了上风，我跟他约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私下见面。

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从外表上看，他跟我父亲一点也不像。他那一头金发发际线有些后退。岁月对他并不像对我那么仁慈。实际上，我看上去还比他年轻些。

我到达的时候，他坐在大厅一个隐蔽的角落里一把带翼扶手椅上。他尴尬地站起身跟我握了握手。他已经点了一份三明治和一壶茶。他递给我一个茶杯一个茶碟。我谢绝之后，发现被拒绝的他更加不自在了。我故意显得很迟钝，叫服务生给我点了一大杯尊美醇尊美醇，一种爱尔兰威士忌。之后，才在菲利普旁边坐了下来。“终于能正式跟你见一面，真是太好了。”他说道，“葬礼之后我就没见过你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直截了当地说：“那你当时知道些什么？”

“他跟我说你是一个远房表亲。后来妈妈才告诉我真相。”

一个表亲。真是有趣。

“他提到过我母亲吗？”我实在是忍不住想知道。

“他说……”菲利普犹豫了一下，“他说她是个有着臭名的女人。”

他语气中带着歉意，听上去真是可笑，竟然还用这么过时的词汇，甚至有点像《圣经》里的说法。

“妈妈觉得她可能曾经是个护士，”他接着说道，“但她也不确定。父亲没提起过这个，从来没有。”

护士？这种说法似乎比丹尼尔神父所叙述的版本要合情合理多了。

“一位爱尔兰护士？”

“我想是的。我确实不知道，那太久远了。我真的很抱歉，很抱歉他就那样抛弃了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可受不了这种多愁善感的调子。

“你是个牧师？”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职业。

“是的，没错，我一直都……嗯，印象中我一直都想当个牧师。从我大概十四岁起就是这样想的了。”

“为了跟他一样？”我嗤之以鼻，“还是为了远离他？”

他一脸不解。

“你知道他从前是个牧师吧？在……在有我之前？”

“对，是的，我知道，不过我并不想‘远离他’！”

“你不想远离他那样一个无情的铁石心肠的浑蛋？”

我感觉自己的脾气快要爆发了。

“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我的弟弟说道，“他是个好父亲，他关心体贴、慷慨大方，充满了慈爱。他很爱我们。”

就在这时，服务生送来了我的尊美醇。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我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的父亲，慈爱？体贴？我一直以为他对待他的妻子和儿子就跟对待我一样冷酷无情。我本以为菲利普也是在充满恐惧的环境下长大，以为茱蒂丝对她的丈夫充满了畏惧。

我仰头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又要了一杯。

“我很抱歉。”菲利普说。他在为自己的快乐童年而道歉。他在外套胸前的口袋里找了找，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个早就应该给你了。”他说。

我的手指开始抽搐。这样一封信，终于来了。这样一件能解释一切的东西终于来了。会不会是对我的道歉？也许会是关于我母亲的真相？信封面上什么也没写。我接过它，颤抖的双手让我很难堪。

我撕开信封，看到里面装着一张有菲利普签名的支票。我连上面的金额都没注意。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共同分享，”菲利普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我想……我希望……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

我把支票塞回信封里还给了他。我会如此愤怒，连自己都觉得意外。我想要破坏点什么，想要撕咬点什么。本以为我求得父亲原谅的希望都已随着他的尸骨入了土，现在看来我错了。我突然感到一阵飘摇、一阵失重，就像有什么极端危险的事情即将发生一般。热气涌上我的脸。我又一次遭到了彻底的抛弃。我被骗了。为什么是他？为什么要菲利普却不要我？菲利普那张真诚坦率、毫无心机的脸，看上去太需要我的拳头伺候伺候了。

“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给过我任何法定义务之外的东西。”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冷静低沉些，“是我造就了自己成功的人生。是我，我自己而已。我不需要钱。你居然觉得你的私生子哥哥如今会需要你带着内疚的钱？”说着，我站了起来。

“拜托了，拜托你坐下来，我并不是觉得你‘需要’才给的你，你难道不明白吗？这钱并不是施舍，而是早就应该属于你的。这是你应有的权利。”

我的思绪回到了若干年以前，那时的我在贫穷和绝望之下都做了什么样的事。如果当时能有父亲的经济支持，那样丑陋可怕的行为我根本不会考虑。

“已经太晚了。”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的。我真的只是想对你有所表示。我想让你知道我愿意跟你分享一切。我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你母亲知道他抛弃了我，却并未有任何作为。”

他无言以对，不过固执的他又换了一种策略。

“我知道已经无法弥补……弥补曾经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可以试试……我可以帮你……帮你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呢？我们不必再像陌生人一样。我母亲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可是我的哥哥呀！”

我能看出他有多么焦急、多么慌乱。他可真是天真，居然认为坐下来喝杯茶，聊个天，再给张支票，就能让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他是活在怎样的一个幻想世界里啊！我知道要把这位完美的菲利普逼急并不需要太麻烦。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是认真的吗，菲利普？你觉得你的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世上哪儿有什么上帝。”

我找到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我质疑了他的上帝。

“你究竟有什么毛病？！”他喊道，“我不过是想做正确的事。如果我早些年知道……他告诉我你是个麻烦！”

“关于所谓的‘你的表亲’，你就从来没质疑过，从来没有好奇过？”

“我为什么要质疑，为什么要好奇？我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恨你——”菲利普咽下了到嘴边的话，不过已经太晚了，说出来的话已是覆水难收。我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菲利普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想他现在应该很庆幸当初没有跟我确立兄弟关系吧。毕竟，他早就被告知我是个麻烦人物了。他听到的一点也不假，问问我妻子就知道了。

莫娅

阿康已经开始谈论退休的事了，他才六十二岁呢。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了，至少在他全职工作的时候，我还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时不时跟这个那个出出轨开个小差，完全不用担心怎么去解释。想到阿康那张空洞乏味的脸全天候地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并不傻，我知道我跟奥利弗的长期婚外情，激情在快速消退。他对我的邀约拒绝多过接受。他甚至连借口都懒得想，只是草草地扔给我一个“不”字。我烦恼了好几个月，还去做了一次腹部和大腿的吸脂手术。这似乎短暂地让我们的关系又回了回温，可到了去年10月，我实在受够了他忽视我，对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把我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于是我打算自己想办法创造独处的机会。最后我想到一个主意，去法国乡村一所寄宿制美食烹饪学校参加为期两星期的学习。当然，肯定不是为我自己报名，是给艾丽斯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但并不是什么好的改变。

是“蔚蓝之星”餐厅的德莫特让我有了这个想法。一天晚上我跟几个演员朋友在那里吃饭，当他优雅地呈上我们的账单时，附上了一家法国烹饪学校的宣传单。我脑子里立刻有了主意。我告诉艾丽斯她一定会很喜欢那里的课程。艾丽斯一听就非常感兴趣，但又不想自己一个人出远门。而阿康呢，也许是听到了我跟艾丽斯的对话，他破天荒决定要买一份像样的生日礼物给我，这个礼物就是送我去法国参加为期两星期的寄宿制美食烹饪课程，跟艾丽斯一起。真是个蠢货。

当我把原本的计划和适得其反的结果的大致情况告诉奥利弗时，他看上去并不十分感兴趣。他对我越来越疏远，还认为我跟艾丽斯一起去，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也不知道最终是怎么被他说服的。他是真的想让我和他妻子成为朋友。有几次我出言诋毁她，结果就被他冷脸相对，所以我只好把自己的想法揣进肚子里。他说他是真的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创作下一本书。而这一本书，据他所说，将会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一开始我还有些怀疑。这不正是我们幽会的时候他编给艾丽斯的借口吗？难道他又有新欢了？显然他只是想把我们俩都打发走，对我们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没有丝毫兴趣。我要是艾丽斯，一定会趁机带上信用卡去纵情狂欢一番，可惜，她根本没那个脑子。

我们是开车去的那所乡村美食学校，距离波尔多机场有一个小时车程。路上是我开的车（艾丽斯就连在这条车道上都开不好。奥利弗不肯给她买辆好车，她把车子弄得到处都是擦伤和凹痕，报了无数次的保险，她还敢上路真的是个奇迹）。

那所烹饪学校坐落在一个小村庄里。上课的教室在几栋高大的农舍式房屋里，旁边的建筑昔日应该是一座相当宏伟的城堡，那几栋房屋在它的映衬下黯然失色。城堡的一侧翼楼是我们的宿舍，沿着走廊是一间间单人寝室，走廊下方是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和公共就餐区。负责人薇洛妮克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精神矍铄，在她的指导下，我们沉浸在法国美食和红酒文化氛围中，白天还时常去当地的面包房、橄榄园和葡萄园，就这样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城堡周围的景色非常美。显然，在若干年前，这周围的土地都属于这座城堡，我们获得当地农民的允许，可以自由地四处走动。我们还遇到了许多来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美食爱好者，大多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女人，当然，总也免不了有那么一位帅气的单身汉。他叫哈维尔，刚刚五十岁出头，长相英俊，微微有些发福。他有着一头银发，不像爱尔兰男人头上常见的那种脏兮兮的灰白色，是真正的银色。他在加仑河上拥有一艘游船，说是想把它改造成一家水上餐厅。

不得不说，诸位女士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我想到奥利弗，还有那么一丝内疚（可想到阿康却一点不会），可哈维尔实在是人间极品。我采用了非常有策略性的方法，一开始，我表现得对一个肥胖秃顶的得克萨斯人和他妻子极其热情，然后再不着痕迹地慢慢让自己进入哈维尔的视线。你知道的，我是个演员，我懂得如何抓住别人的目光，懂得如何突出自己的优势。肉毒杆菌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

起初，我尽量保持谨慎。半夜在楼梯间里偷偷摸摸的相当刺激。毫无疑问，哈维尔是我遇到过的最体贴的情人。我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不掺杂真情实感，毕竟这只是一段假日恋情。他英俊潇洒、见多识广，不过很可惜他一贫如洗，靠当汽车经销商的哥哥养活，他总能让我开心大笑，还保证一定会把我所有电影的DVD都弄到。其实说不上所有，也就两部。我们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个晚上，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可以对这个男人坦诚相待。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也许正因为这只是一段露水情缘吧，我没有那么强的拘束感。他觉得我很放肆也很有趣。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两个形容词可以放到我身上。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哈维尔求我留下来跟他在一起，留在法国！我笑这个提议太荒唐。这个年纪离开我的丈夫，似乎有些荒谬，可我越是想，越觉得我们之间，他才是那个会当逃兵的人，不过，一段新的人生、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听上去的确是一种解放。

艾丽斯埋头做着她自己的事情，多数时间都跟夫人和学校职工待在一起，努力提高着她的法语水平。可以肯定艾丽斯知道我和哈维尔的私情，但她从未发表任何意见。我想她对这种事情连想都不愿意想起。过去的二十年里，她整天都在听我抱怨阿康，但总是说一切都会好的，说我们是一对佳偶。可怜的艾丽斯，她眼里只看得到别人的好，甚至对她那个丈夫也是如此。

到了第二星期的最后一天早上，我正偷偷穿过客厅，发现艾丽斯坐在那里。那时候大约7点半，山谷里天刚蒙蒙亮。看到我她没有一丁点吃惊的表情。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对我丈夫了解多少？”

我吓了一跳。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是谁昨夜打电话对她坦白了吗？是不是奥利弗要离开她了？看来我得非常小心地应对。

“天啊，艾丽斯，你在说什么？你喝多了吗？”

她直直地看着我。更为准确地说，是瞪着我。

“你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吗？”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艾丽斯，我看你是觉没睡够吧！”我愉快地说着，尽力掩饰声音中的紧张感。我该怎么去想呢？如果她发现了我和奥利弗的私情，会不会反而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她会离开他吗？我该不该承认呢？经历过跟哈维尔这一段，我对奥利弗的感觉还一样吗？

艾丽斯站起身，看也没看我一眼，静静地径直回了她房间，用力地关上了门。

我飞奔回自己的房间，立刻拨通了奥利弗的电话。他听上去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当我着急地低声把艾丽斯刚才的话转述给他后，他顿时怒不可遏。

“不要无理取闹，莫娅。你要是不说，她是不会知道的。我一直都非常谨慎。你究竟跟她说了什么？”

我解释说自己是无辜的，可奥利弗的怒火越烧越高。

“我不想听这些！我在写东西，不容许有丝毫的打扰。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再打给他。那天，某种程度上说，我一切如常。艾丽斯非常沉默。早上，我跟哈维尔互道了离别前的情话。想到无法再见到他，我的眼泪涌了上来。他的眼里也蒙上了悲伤的阴霾。

艾丽斯和我出发前往机场，在出发候机厅里度过了尴尬的两个小时。在那期间，我一直在脑中回忆之前的事。她都知道些什么？她怎么会在这里发现的？她会不会一直都知道？为了奥利弗我值得吗？我究竟想要什么？还有，对了，等阿康知道了，他的面部表情会不会有点波动呢？

当登机的通知在广播里响起，我知道，我又将飞向我那充满了不满、沮丧和无聊的生活了。

当我表达出不想登机的想法时，在机场惹起了不小的慌乱。为了找出我的行李，不得不把所有的包裹都从机上卸下来，航班也被延误了。我抱了抱艾丽斯向她道歉。我并没有说是为什么道歉，但我的歉意是真心的。她应该能明白吧。

当我回到学校时，哈维尔正要离开。看到我，他顿时眉开眼笑。

“我的女孩啊。”他说。

我后来过得很不错。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从前以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截然不同。哈维尔和我打算一起经营我们的水上小酒馆。他主要掌管后厨，而我则负责幕前工作，另外根据顾客的需要时不时免费赠送点歌舞助兴。我们希望夏天能多赚点钱，好在一栋小别墅里舒服地过冬。我的孩子们很伤心也很愤怒，但我想他们最终会原谅我的。下个周末凯特和她男朋友会过来拜访，等他们看到现在的我有多快乐，自然就会理解我了。阿康在经济方面给了很大帮助。凯特说我的离开似乎让他也松了一口气，他都开始穿着土耳其长衫在家走来走去了。

听闻奥利弗对艾丽斯的所作所为我很是惊恐。我还以为自己很了解他。原来我打电话去他家的时候正是他对艾丽斯动手那天晚上。说实话，我现在都还惊魂未定。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艾丽斯。人生对她太不公平。可归根究底，是奥利弗欠她太多。目前为止，知道我们私情的几个人都还守口如瓶，可等到下个月开庭审理的时候，丑陋的真相就真的会一一揭开了。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真的不希望过去跟奥利弗在一起的那些肮脏丑事毁了我和哈维尔的未来。

要是把我的故事拿去换钱，我一定可以一夜暴富，但我不会。这是出于对可怜的艾丽斯的尊重。

薇洛妮克

去年10月底，两位来自爱尔兰的女士来到了我的乡村美食烹饪学校，两人都年近花甲。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她们，因为她们看上去真的不像会成为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很吵，脸上化着浓妆，一来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勾引这群学员中唯一的一名单身汉。另一个人则很安静，一脸书卷气，不太喜欢社交。我很为她感到难过，因为她的朋友没一会儿就决定整个假期里都会抛弃她自己去享乐了。我主动向艾丽斯做了自我介绍，好几天晚上我都邀请她跟我们一起用餐，皮埃尔也在，结果我们最后说着说着就聊起了日常聊天的禁忌话题：政治、宗教和种族等等。这次课程是她的朋友莫娅在网上订的，所以直到最后一晚艾丽斯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姓氏。

“瑞恩？”我说，“我认识的第一个叫瑞恩的人是个爱尔兰男孩，他1973年夏天在这里工作过。他也姓瑞恩，叫奥利弗·瑞恩。”

“我丈夫也叫这个名字！”

我们都笑了，觉得这真是凑巧。她很惊讶，当她给我看了奥利弗的照片后，我们很快发现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奥利弗。照片上他老了些，但依旧帅气，我绝不可能认错。那天晚上我们几乎聊到了天亮。我很高兴他成了一位成功的作家。我想起迈克尔在他的信件中似乎曾提到过此事。当我回忆起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回忆起那场火灾和我儿子、父亲的死，艾丽斯很震惊。她知道奥利弗曾在国外度过暑假，她也是在一次去希腊群岛的旅途中爱上了他，但他似乎从未详细告诉她1973年的夏天所发生的事，只提到他在葡萄园工作过。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不管他当时遭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创伤，这么多年过去，他竟然从未提起过那场火灾或是被夺走的生命，实在有些古怪。那年夏天的故事不是那么容易忘怀的，尤其对奥利弗而言。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没有告诉艾丽斯当年奥利弗和爸爸以及让·吕克之间的亲密关系，我认为，如果在过去近四十年里奥利弗都没有谈论过此事，一定是有他要尘封这段过去的理由。我一直很谨慎，没有特意对她提起劳拉，只说她是当年那群学生中的一个，但艾丽斯似乎从没听说过她。艾丽斯和奥利弗是在迈克尔的餐厅举办的婚宴，但迈克尔和奥利弗显然已不再是朋友，艾丽斯提到迈克尔的妹妹年轻时就悲惨地去世了。可怜的劳拉啊。

“火灾之后奥利弗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他也非常难过。”

“噢，那真是太好了——我是说，他能帮上忙真是太好了。”艾丽斯说着，听上去那么骄傲。

“是啊，虽然他为爸爸和让·吕克的死非常伤心，但还是坚持要留下来清理他和爸爸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藏书室。他们跟我说他在火灾后的一个星期里把十个人的活儿都干完了。他一定也伤心欲绝，他花了那么多精力为我父亲誊抄他那些故事书，结果都化为灰烬了。”

“您父亲写过故事书吗？”艾丽斯问。

“是的，我有点意外，他竟然从没跟你说过这些。我父亲偷偷安排奥利弗把他写给让·吕克的故事都誊抄了一遍。”

“儿童故事书吗？嗯，也许他就是从那些书里获得了灵感。奥利弗也为孩子们写书呢。他一定是受到您父亲的启发，真是太好了。您父亲的故事都讲了些什么呢？”她又问道。

“我记不太清了，太久远的事了，不过核心人物是菲利克斯王子，还有个心腹仆人叫弗朗，还有个邪恶的女王和一把飞椅。”

艾丽斯眉头紧锁，手攥在胸前。

“星火王子，”她说，“还有怪物格里麦斯。”

我没听明白。“你还好吗？”我问道。

“再跟我说说那些故事。”她的声音变得有些纤细刺耳。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冒犯到了她。

当我实在回忆不起故事里的细节时，艾丽斯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你确定是你父亲写了这些故事吗，确定不是奥利弗写的吗？”

这次，是她的话冒犯到了我。

“这问题真是荒谬！我父亲早在解放战争结束他出狱后就开始写这些故事，那时候我们根本还没见过奥利弗！”

艾丽斯猛地从她的椅子上蹿起来，不停在屋里走来走去。让我震惊的是，她竟然开始描述起那些我已经数十年未曾听到的故事。

“在一个充满着阳光和快乐的国度有位年轻的王子。一个来自黑暗世界的邪恶女王带着她的随从入侵并占领了他的领地。她驱逐了太阳，命令国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王子的仆人发明了一把魔法椅子，能够飞跃到星辰之外，每天早上，星火王子和他的仆人怪物格里麦斯都会乘着飞椅飞到月亮背后，直到他们找到阳光。他们会捕捉阳光藏在自己的披风下面，然后偷偷带回他的王国，跟他的臣民一同分享。”

这下轮到我目瞪口呆了。

“怎么会……你怎么会知道？”我问道。

“是奥利弗写的。是我配的插图！”她说，“我为所有的故事配了插图！”说完，她哭了起来。

我的震惊变为愤怒，面对她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我突然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为去世多年的父亲说两句。“爸爸很喜欢写故事。”我解释道，“我小时候他就常讲给我听。那是我每晚入睡前的必修课，只不过我慢慢长大后他就写得少些了。但在我一怀上让·吕克后，他又带着充沛的精力重新拿起了笔，直到他去世之前都一直笔耕不辍，即便长期伏案书写给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不适，他也从未停歇。”

“他是怎么写的？你有手稿吗？”艾丽斯问道。

“他都写在零散的纸张上随意放在房子各处。他之所以雇用奥利弗主要就是为了让他把这些故事誊抄下来放进皮封本里，这样就能把它们组成卷了。”

“他为什么要让奥利弗来做？为什么是奥利弗？”

“我也不知道。爸爸喜欢奥利弗，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对待。我父亲不喜欢动手打字，但他仍坚持要用文墨来记录这些故事。”

艾丽斯又给我叙述了更多爸爸写的故事，让我愈加惊恐。虽然故事中角色和地点的名字并不相同，比如爸爸故事中的巫婆变成了邪恶的女王，但故事情节完全一致。

我想，比起谎言，真相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有些秘密还是永远被当作秘密为好。事实简单明了，奥利弗剽窃了爸爸写的故事。我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那些故事的确只存在于奥利弗打印出的笔记里。唯一还记得原本故事的人早已不在人世。

奥利弗用了笔名来写这些故事，叫文森特·达克斯。他可真是聪明又阴险。我没有孩子，从没买过他的书。皮埃尔的两个女儿也不爱看书。当我到网上查找他的资料时，发现围绕着菲利克斯王子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在奥利弗的版本中叫作星火王子。这里面包括了电影、舞台音乐剧和周边商品。奥利弗背信弃义，踩着我父亲的尸骨赚了数百万。

被曝光的真相让他的妻子也很生气。我们聊了一整夜直到黎明。看样子她起初被奥利弗所吸引也正是因为爸爸所写的故事。他握着那些故事，很狡猾地每年只拿出一到两本来，中间间隔都拉得很长，但他的库存似乎已经枯竭，他已经有五年没有出版过新书了。我们算了算，他花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小心翼翼地翻译、抄袭着我父亲的作品。艾丽斯说他目前正在创作一本书，但这一次过程尤为艰难。这是他第一部成人小说，但他声称自己遭遇了创作瓶颈期。

对于艾丽斯，奥利弗也并不是个好丈夫。艾丽斯知道他对她不忠，甚至还可能跟她的旅伴莫娅有染。他对艾丽斯的作品和她的意见都不屑一顾，对她的朋友也非常苛刻。他跟她的智障弟弟相处不来，还一直刺激他，让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变得具有攻击性，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

“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他需要我……他从前需要我。”她纠正了自己的话，“他告诉我离开我他就没法写那些故事。”

“那他没提过爱吗？”

“我以为那就是爱。”

第二天，艾丽斯和莫娅一同离开了。几个小时后，莫娅独自回来了。这个荒唐的女人要离开她的丈夫了，看样子是为了我们这位孤独的单身汉。这些爱尔兰人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少不了惹出几场闹剧。

艾丽斯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已经找到了那些皮封本，也准备去跟奥利弗对质，但让我再耐心等等。我从没想过他会动手打她，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有关他的所有新闻，后来当我在报上看到他因袭击艾丽斯而被捕的消息时，我意识到这件事我无法置身事外，那些书就是这些问题的起因。我联系了爱尔兰当局，将这次袭击的动机告知了警方。我终于要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了，去出庭呈上物证。律师告诉我他会承认剽窃罪。他对艾丽斯的所作所为让我十分震惊，我甚至有些希望自己从未遇到过她，希望真相永远不被发现。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是奥利弗背叛了我们所有人。

爸爸写那些故事并不是为了发表。他是为了我和我的小宝贝而写的。奥利弗有没有利用那些故事谋取钱财于我而言并不重要。如果我当初找到了那些故事书，我想我绝不会考虑将其出版，但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奥利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能做出这等行径。我很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的父亲，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儿子。当他在断壁残垣之中找到那些完好无损的故事书时，是不是觉得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觉得可以径自将其据为己有？又或许他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发表那些故事，于是一直在悄悄地制作副本？艾丽斯告诉我奥利弗没有母亲，跟他的父亲也形同陌路，她甚至从未见过他父亲。有没有可能是在我父亲死后，他找到那些书，并把它们当作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我回想起奥利弗当初得知劳拉怀孕后对她说的话，他说不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我想到劳拉的出轨行为，又觉得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了。也许奥利弗是想把我的家人变成他的？谁知道呢？他就是个贼罢了。

当然，艾丽斯走后第二天我就进城把他所有的书都买了回来。书中的故事自然是跟我记忆中的毫无差别，但不可思议的是，艾丽斯笔下描绘出的核心角色星火王子，竟跟我的儿子让·吕克一模一样。

奥利弗

在我从学校毕业一个月前，父亲通过邮件寄来一张五十镑的支票，信中还附有一张简短的字条，让我年满十八岁后去找套公寓，再给自己找份工作，别再指望他会给我更多经济上的支持。

对于要如何安排自己今后的人生，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但丹尼尔神父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以我的成绩足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还说等我拿到文凭，学校永远欢迎我回去任教。他又一次成了我的救星，不仅提出要帮我支付大学学费，还在拉斯莫恩斯给我找了个小单间。

我花了很久才慢慢适应了独居生活，学会了自己做饭。在那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执行军事化标准。在寄宿学校的那些年已经将我制度化，我很不习惯独处。我写信给父亲，告知他我的新住址，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为了维持生计，同时让自己过得更充实些，我清晨和周末都会在水果市场工作，尽管如此，大学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许多学生都住得离家很远，我也假装跟大家一样。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算不上出色，不过我的法语成绩在班里倒算得上拔尖。我依靠微薄的收入维系着工作和社交生活，以至于有时会耽误学习，尽管如此，我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已经尝到自由的滋味的我，深知自己绝对不会再回到从前的学校，我的性格也不适合教书。

1973年年初，我正在跟劳拉交往。狂野又漂亮的劳拉，跟别的女孩是那么不同。我想，我是爱她的。假如那年夏天我们留在了都柏林，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也许我们会结婚，婚后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第二学年末考试临近时，劳拉谋划着大家暑假一起去国外，边打工边度假。我以为她只是空想一下而已，但劳拉给欧洲各地的农场、葡萄园和罐头厂写信求职，最终法国阿基坦的一家农场给出了回应。我们被邀请到一个名叫克洛尚的小镇上的一座庄园。那里有一座城堡、一片葡萄园，还有橄榄园和桃园。这个暑期计划似乎很理想。想到我从前被圈禁起来的那些个暑假，我迫切地渴望能去旅行，去拓展我的眼界，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很想多一些跟劳拉相处的时间。然而，这个计划由于劳拉父母的干涉，有些偏离了原先的轨道，他们虽然很喜欢我，但仍不同意我们俩单独出行。不过，劳拉一旦打定主意就没人能动摇，她说服了她哥哥和其他五个同学跟我们一起去。这些人在她父母的眼里就等于她的监护人了。这份暑期工作提供食宿和报酬，感谢丹尼尔神父，他借给了我去程的路费。

一到那里我就爱上了那个地方。由于之前在水果市场的课余工作，我已经习惯了体力劳动，其他人花了好一阵才适应，但对我来讲也算轻车熟路了。爱尔兰的夏天灰暗、潮湿，令人很不舒服，但这里却是整日阳光明媚，夜里我们有时会看到山谷另一头电闪雷鸣，但雨水却始终未曾降落到克洛尚来。同学们抱怨着炎热的天气和灼人的阳光，但我却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免费的餐食虽然简单，但却非常美味，还有免费的红酒，我和劳拉也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能够避开她哥哥和同学们亲热一下。

戴格斯城堡年迈的主人一开始就对我很友善。我给其他人充当了翻译。我的法语读写水平都不错，他打心眼里对我很感兴趣，很想知道我都在学习些什么，准备怎么利用自己的学位，将来有些什么打算。两星期之后，戴格斯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帮他做些誊抄工作。我欣然同意了，心想这份办公室工作应该就是打印些账目清单或是做些记录之类的。他也是这么跟他女儿说的。他让我谨慎一些，还给了我过高的报酬。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外孙让·吕克，他简直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有魅力的孩子。

我到藏书室报到的第一天，让·吕克也在那里，先生要给他外孙讲故事，让我在一旁坐下。这引发了我的好奇。让·吕克正式地走上前跟我握了握手。我跪下来跟他处在同一视线高度，微微欠了欠身向他回了个礼。他哈哈大笑，抬头看着他外公，指着我叫我“弗朗”。

先生开始讲故事了，我看着伏在他膝旁的男孩，观察着他的脸。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来自奇幻国度的快乐的年轻王子的故事，时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呼，听到坏女巫出场时会害怕地蒙住眼睛，故事结尾我们的主人公成功逃脱之后，他又兴奋得直拍手。听完后，我知道了弗朗是一个保护王子的角色，而王子很显然是以让·吕克为原型的，我也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棒，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了戴格斯先生。受到我的赞扬他很高兴，他告诉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断断续续写了一系列的这类故事，但都是手写稿的形式。连他自己都不确定到底写了多少个故事。他的右手患上了麻痹症，无法保证清晰的书写。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故事都打印出来，然后粘贴在他专门买来的一些昂贵的皮封本子里。这件事将会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他认为他女儿会不同意我脱离庄园的农活儿来干这个，不过我想他女儿很快就猜到了我究竟在做什么工作。不过，她并没有干涉。

在听过他更多的故事之后，我认为这些故事的水平足可以找家出版商出版，可先生却坚持认为这些故事只是为他的家人所写，等让·吕克长大后，可以由他来决定要如何处置。

劳拉开始气愤地抱怨我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她说的没错。我很享受跟那两位伙伴相处，甚至有几次还被邀请与他们一家人一起用餐。薇洛妮克夫人对我的态度比她的父亲和儿子要略微冷淡些，但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甚至有些不愿离开。

我想办法安抚劳拉，向她保证第二天晚上会陪她，可通常都会食言。老先生对待我就像对待儿子一般。他觉得我是个好人。与劳拉所能给我的一切相比，拥有一个家庭对我而言更具有诱惑力，不过，我还是继续在跟她上床，毕竟，作为一个男人，生理需要总还是有的。

我打印着那些故事，费劲地把它们粘贴进皮封本里，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跟老先生和小男孩走得越来越近。我成了他们秘密天地中的一员，他们没有丝毫顾虑地接纳了我。我享受他们的陪伴，没有丝毫厌倦，我突然意识到，我跟劳拉在一起似乎根本是在浪费时间，好像没有任何的情爱关系能够比我们三个男人之间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更有价值，我们就像是一个家族中的三代人。她的爱意与活力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她的唯一作用只是满足我的性需求。她身上我从前喜欢的那些特质现在都已经毫无意义，就好像女巫的魔法突然失效了一般。我新建立的这种关系感觉更加纯粹。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能够对人倾吐内心的想法。我把我父亲对我的漠视告诉了先生。听完他十分震惊，疑惑地摇着头，仿佛在说：“怎么会有人不为你这样一个孩子感到骄傲呢？”看到他的态度，我更爱他了。他说剩下的誊抄工作一个暑假是完不成的，我高兴地答应他明年我会再来。

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想离开。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想到又要回到那孤单冰冷的小公寓，我就感到十分厌恶，即便是劳拉的爱慕也无法缓解我对未来的焦虑。

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跟我的大多数同学不同，我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持，在都柏林的生活也只是勉强能够糊口。我将自己的窘境隐藏得很好，我买了些不错的二手衣服，书是借来的，文具是偷来的，私底下，我都是靠茶水、面包，还有从水果市场白拿回来的水果充饥。朋友们都以为我父母生活在某处的乡下，我也从不让任何人去我的小公寓。我会在朋友家小住，见见他们的家人，更多地去了解世界上另一半人群的生活。我迫切地想要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却找不到实现这一目的的门路。我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羡慕他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而焦虑。我既没有别人似乎都有的各种重要人脉，也没有能够建立这些人脉所需的资本，最底层的公务员工作可能是我面临的唯一出路。当我找丹尼尔神父借去法国的路费时，他很委婉地告诉我他除了大学学费之外，无法再继续给我提供生活上的支持了。我们彼此都颇为尴尬。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已。他又一次提出我可以回学校去教书，但这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好不容易逃离了寄宿学校，绝不可能再回去。那时候我得到了相当多的女性青睐，但可以预见到的是，一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没有哪个名门望族会允许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无名小卒。我需要好好打算一番。

我要怎样做才能迫使戴格斯一家邀请我留下来呢？我要如何才能让戴格斯先生喜欢我喜欢到愿意“收养”我的地步？我要是肯花点心思，应该能勾引到薇洛妮克夫人，不过我对她没什么兴趣，不管怎么说，在我梦想的未来中，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能有虚假。我不想生活在谎言之中。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我的法语水平足以跟当地人交流。我知道戴格斯先生在战争期间的诸多英勇事迹。他是公社里的英雄。我有没有可能也成为一个英雄呢？如果我救了别人的命呢？我开始幻想自己要如何才能达到先生的偶像级地位。闲暇时间里，我喜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被他们欣然接纳为家庭的一员。假如我救了让·吕克的命呢？这样是不是就能获得他们的忠心和感激？他们会不会求我留下来，以家庭成员和守护者的身份，永远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我发现，我要想救让·吕克的命，首先必须要将他置于危险之中，而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便如此，对于未来的浪漫幻想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无法散去。梦想中的一切感觉那么真实，仿佛已经实现了一般，我对那位老人家和他外孙的感情也在日益加深。

后来，我又想，要是我拯救了这座城堡呢？这种壮举的重要意义一定比得上拯救一条生命了吧。如果我动动脑筋，这个方案也许真的可以成功。经过数个星期，这个想法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但一开始我其实真的只是把它当作自我慰藉的幻想而不是一个计划，是用来思考琢磨的，就像解答数学等式作为消遣一样。渐渐地，我开始带着明确的目的留意着四周，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查看整个城堡。

我猛地想到，我对火是很了解的。任何一个在寄宿学校待过的男孩都会精通烟火艺术。人们常说需求是发明之母，但实际上应该是为了打发无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燃烧最快，声音最大，最色彩斑斓，也懂得什么东西能引起爆炸，什么原因会造成哑炮，以及用什么可以掩盖硫黄的气味。我知道怎样引火，同样也知道如何控制火势。

9月初进入了收获季节，所有人手都被派往了葡萄园，那个时候我已经对城堡一楼的布局了如指掌，知道最容易起火的区域就是先生的藏书室，那里有布满灰尘的藏书、地图，还有古老的账簿，详细记录着这个家族几个世纪来的贸易历史。如果我能第一个出现在火灾现场，如果我能拯救这座城堡，我就会成为英雄。我还可能被雇去重建藏书室使其重现昔日的辉煌。只有我知道藏书室中的一切所摆放的位置。所以先生肯定也能发现留下我是明智之举吧？他会怪他自己引发了火灾：他会想，一定是他烟斗中的火星不小心跑了出去，然后缓慢地熏燃，直到引起大火。

那一晚，最困难的一步是要摆脱劳拉。她说她有事要告诉我，她需要时间跟我独处。我想当然地以为她是要跟我说她哥哥是个基佬，可这事已经尽人皆知了。我找借口说我太累了需要睡觉，想把她推掉。可她却说情况紧急，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于是我失去耐心对她发了火，我告诉她我受够了她，她整天黏着我，嫉妒我在城堡里的工作，还一天到晚寻求关注。我告诉她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她可以换个人像条狗一样去尾随着。我其实没必要如此残忍。我也有些后悔。但当时的我一心扑在自己的阴谋诡计之中，根本没心思顾虑她的感受。

当晚，先生和让·吕克下楼来到葡萄园跟我道晚安。那阵子我们每天工作到日暮时分，我已经有一星期没有进过城堡里了。

“晚安，弗朗！”小男孩说着，自顾自地开心大笑起来。

“晚安，菲利克斯王子！”我回应道。

那晚，我喝了大约六杯咖啡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当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同时又因为即将执行的任务而感到兴奋。考虑到明天又是艰巨的一天，大家都早早地睡了。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听着大家的呼吸声，等待所有人抵挡不住睡意，进入这来之不易的睡眠时间。迈克尔想悄悄跟我聊聊劳拉的事。他留意到当晚早些时候劳拉有些不高兴。我承认我们发生了争吵，但没更多地透露我是如何对她恶言相向的。我向他保证到早上会找劳拉谈谈，跟她言归于好。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没过多久，只听他呼吸声渐渐变得缓慢而均匀，慢慢进入了梦乡。

等到所有人都睡着后，我蹑手蹑脚地穿过单坡棚子旁边的后门进入了藏书室。我之前誊抄用的皮封本和手写稿都存放在靠近门边的角落里的一个架子上。我突然想起来一定不能让火灾损伤到这些东西。回头等他们发现，这一个夏天辛勤工作的成果得以幸免，而让·吕克的个人遗产也毫发无伤，会对我何等感激涕零呢？

我把这些东西放到一旁，然后将零散的打印纸围着书架堆起来，再把打火机燃料浇在了上面。按照计划，我会在二十分钟之后第一个发现失火，这样我就能充当那个阻止火势蔓延的英雄。我点燃导火纸，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希望这场火能及时地燃烧起来。将那些皮封本藏在宿舍附近之后，我溜了回去，等待合适的时机敲响警钟。

我每隔大概五秒就看一次手表，可时间仿佛是放开了控制指针的手，表上的分针就像冻住了似的。我将手表托到耳边，嘀嗒、嘀嗒、嘀嗒，没错，手表在正常工作着。就在预计拉响警报时间的几分钟前，我听见宿舍门外有人在轻声呼唤我的名字。该死的，是劳拉。我翻身下床走到她面前，跟晚上早些时候一样再次发生了争吵，可这一次，她开始还击了。

“你不能不做任何解释就把我甩了！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我们是爱彼此的！”

她的嗓门越来越大，越来越歇斯底里，我知道自己必须得离开她，必须去城堡里扑灭火灾。其他人纷纷从宿舍出来看外面为什么如此吵闹，劳拉紧抱着我的肩膀，对着我号啕大哭：“为什么！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试图让她闭嘴。“没有，你什么也没做错，我只是没有办法……我不……”

我留意到四周越来越密集的人影。所有人都被我们吵醒了。迈克尔也从阴暗处走了出来。他显然十分恼怒，而且为劳拉弄得我们出洋相而感到难堪。他过来控制了场面，厉声命令我们俩回去睡觉。我还能怎么办呢？估计已经有三十分钟过去了，但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还没任何着火的迹象，也没有烟雾的味道，我想也许是火苗已经熄灭了。我不情愿地跟着他回了宿舍，劳拉也在一个女孩的陪同下哭着往回走去。我愤怒地躺下来，迈克尔开始压低嗓门教训我，说我没有照顾到劳拉脆弱的“情绪”。我是不是应该假装发脾气一走了之？这样就能回去检查一下火的情况了。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等呢？火堆会不会是自己灭掉了？迈克尔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突然，他停了下来。“什么味道？”说完，他从床上蹿起来奔向了门口。

拉响警报的人是迈克尔。本来有机会成为英雄的人是他，不是我。可要拯救生命，我们都已经太迟了。

我并不知道单坡棚子门后有那些石蜡罐。我从未去过城堡的楼上，但印象中东侧翼楼里应该没有卧室。我从未想过要伤害那个男孩和他的外公，可夺去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永远也忘不了薇洛妮克夫人的尖叫声。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那个声音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

后来的日子里，我过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虽然表面上还是做做姿态表示我的同理心同情心，可我实际上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灵魂深处多了一道刺痛的伤口。我不敢让自己睡觉，因为每当从梦中醒来，都得再次面对骇人的真相，实在令人无法承受。

体贴的劳拉试图安慰我。大家都知道我跟逝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可她那些陈词滥调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听，于是我又一次拒绝了她。我跟大家一起仔细清理废墟，避免跟薇洛妮克夫人接触，我就是让她的家人葬身火海的凶手。

我把藏书室清理了出来，里面只剩下一些地图和一块装在金属盒子里的象牙镇纸。夫人找到我，除了了解残存的物品情况外，特意问起了那些皮封本。先生一定是将我们在做的誊抄工作告诉了她。我告诉她那些本子也都被烧毁了。说完我崩溃大哭起来，她举起裹满纱布的双臂抱住我，这下我更加内疚了。消防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先生烟斗里的烟灰引燃了单坡棚子里的石蜡，从而造成了火灾。

在我们离开的四天前，劳拉告诉我她怀上了我的孩子。这个消息我几乎听不进去，既没有理会她也没有理会她的话，可接着那几天我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还沉浸在悲伤中的我终于朝她发了火，告诉她我绝不可能跟她生孩子。我的孩子才刚刚入土为安。她直直地瞪着我，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更意识到刚才的话是出自真心的。她哭着求我，可我实在消化不了更多的情绪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让她自己去把孩子处理掉，把账单给我就行。无论如何，我会凑到这笔钱给她。听完她哭得更厉害了。

劳拉很明智地决定不跟我们一起回家。我以为她会去某个地方找个什么医生帮她解决掉。劳拉坚持要留在戴格斯城堡，这让迈克尔很是为难，他打着昂贵的国际电话，一连两天一直在劳拉和他们的父母之间协商周旋。为了帮助劳拉，我劝他说她只是想留下来帮助薇洛妮克夫人而已，这又能有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他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显然劳拉并没有对他透露更多的细节。出发那天，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薇洛妮克夫人。我担心会无法掩饰自己的羞愧。

然而，我的羞愧感并没有强烈到让我放弃那些皮封本，这些包含着文森特·戴格斯所写的所有故事的本子被我包裹在一条毛巾里藏在了行李箱的底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它们。也许我是想留下两位朋友的一些遗物放在身边，留下他们的天真和纯洁。又或许我是需要留下点什么来让自己时刻牢记曾经犯下的罪恶。我故意对薇洛妮克夫人说了谎，但这些故事是那两个宝贵的灵魂留给我唯一的东西，我实在无法把它们让给别人。

回到都柏林，回到我暗无天日的小公寓，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也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要怎么才能解释清楚，我原本只是想充当一个英雄，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杀人凶手。

那些皮封本被摆在柜子上，好像一直在向我兴师问罪，可我却下不了决心把它们扔掉。我没有看那些皮封本，也没有翻开它们。最终，我决定不让自己继续消沉下去。我走出公寓，去一家二手家具店买来一只木箱子，上面带着一把结实的锁。回到家，我把那些皮封本锁进了箱子里，然后希望自己能慢慢遗忘箱子的钥匙被我藏在了何处。

要忘记劳拉并非易事。她给我写了好几封信，试图说服我“我们”可以留下那个孩子，说她的家人最终一定会陪在一旁支持我们的。这个提议，我考虑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要养育一个孩子呢？我才刚杀害了一个孩子呀！毕竟，我还是有一丝良知残存的。后来她又写信说她要在法国生下这个孩子，我必须过去跟她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两个月过去后，她再次来信说她改变主意了，不管我做何决定，她都会留下这个孩子并带回家来，这让我一下子就慌了。她的信件我一封也没有回复过，可随着孩子的出生时间渐渐临近，我的紧张焦虑也日益加重。

预产期的日子来了又走了，可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但三个月后，她给我寄来一条粉色的医院腕带，上面写着“康德尔宝宝”，我猜想，她这是想让我改变主意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吧。这次的邮件中没有书信，看到她没给孩子用我的姓，我松了一口气。看样子我有孩子了，是个女宝宝。

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也有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看来确实没错。还有好些老话都可以用来形容我和我父亲一脉相承的共同点。跟他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也许我比他更坏，我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孩子，可劳拉是个聪明人，如果连迈克尔出柜的事都无法被他们的家人接受，那劳拉一定很清楚，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私生子”带回家会有多么困难重重。

1974年8月，我听说劳拉要回家了。可没人提到有个孩子的事。我估计她是把孩子送人收养了。我希望那个孩子能有一个爱她的家庭。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有些怀疑从头到尾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存在。我怀疑劳拉是否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怀孕。猜想她甚至有可能去堕了胎，或是流产了。为什么她给我寄来那条腕带，却没有附上孩子的照片？如果她真是想说服我留下孩子，怎么会不给我寄张照片呢？并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劳拉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她的孩子。她比我要勇敢。

10月，我在校园里看到了劳拉，但并没有跟她碰面。她很瘦，看上去病恹恹的，而且不太想跟人来往的样子。有传言说她患了抑郁症。迈克尔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跟她聊聊。我无法拒绝。一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她。当时她正站在人类学书籍区域的一面书架前。我跟她打了招呼，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她没有说话，只是牵起我的手放在她几乎有些凹陷的肚子上，停留片刻之后，她走开了。在我扔下她离开法国那天，她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我很生气，给她写了一封言辞含蓄的信，告诉她她做了正确的选择，劝她要忘掉过去，继续过她的人生。她没有回复我的信，而是把信还了回来。信被她撕成了碎片，从我的储物柜的缝隙里塞了进去。

这丫头明显情绪很不稳定。就在一两个月后，我听说她退学了，接着，迈克尔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死了。

我试图做出一些反应，试着挤出几滴眼泪。我以为自己会感到内疚或是愤怒，然而我却只感到一阵奇怪的空虚，如果说世上真有灵魂，那么我的灵魂深处又缺少了一块。我拒绝过她、伤害过她，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觉得又少了一个会让我回想起那个夏天的人。很遗憾，她竟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值得继续下去。本可以有另一个男人能给她想要的爱。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很漂亮、可爱，很和善的女孩，而且在法国之行之前，跟她相处起来多数时候都让人如沐春风。我认识的好些男人都渴望有机会跟这个迷人又难以捉摸的劳拉·康德尔约会。对她的死我很遗憾，但错不在我。这些都不是我的错。我本该大声哀号或是气得咬牙，不过那时的我已经受够了被罪恶感所束缚了，如此内疚自责下去也毫无益处。

第二年，我以二等二级2：2，指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大学的一种学位登记，相当于美国大学GPA 3.0—3.29、中国重点院校平均分70分以上的成绩。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了，这是个足够好的成绩。我本想自己做生意，做些进口红酒之类的买卖，可我一没资本二没东西可以抵押，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出于经济上的窘迫，同时也为了寻求一些指引，我甚至在某天晚上去了父亲的家里。按响门铃之后，我后退一步等人应门，我看到窗帘动了动，他在窗帘缝里看见了我，接着，窗帘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着合拢起来，大门始终紧闭着。

最后，我在内税部找了个无聊的办公室文书工作，身边的同事都是些毫无野心的人，这是底层的生活方式，但薪水足够我在拉格伦路上租一套公寓，这里在都柏林算是稍微不错的地段。搬家并没有费太多工夫。我的家当只有一只破旧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我的杯盘碗碟和收音机。再有就是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钥匙就在我的衣兜里。

我的新家比从前的还要小，不过选地方最重要的原则，除了地段、地段，还是地段。我平时主要吃豆子、鸡蛋和茶，节衣缩食一年之后，每年夏天我都会跟从前的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出去旅行。我对大家隐瞒了我的工作，谎称自己正在外交使节行列中奋力争取上游。都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

1982年年初，我陷入了情绪低潮。我花了七年时间，终于从文书的职位上升一级成了书记官，可这只是因为有人死了腾出了位子。我受够了这种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受够了一天到晚伪装，受够了我自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似乎注定要继续承受这样的痛苦。没有人能救我。我无法控制自己混乱的思绪，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有机会能拯救我，却被我杀死的人。我想起了那位善良的老先生和那个男孩，那时候我周围都是正直体面的人，我也曾经有过改变命运的可能。在我房间衣柜顶上，那个箱子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对我发出了召唤。

这些年里，我好几次差点扔掉那些皮封本，想着这样能减轻我的罪恶感。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将会是一种亵渎。他们代表着某种美好的东西，某种被我摧毁却又最需要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这种需要，至少在当时还不能。那一夜，在那个痛苦的时刻，我只想让自己再回味一次那种美好。

我颤抖着双手，打开了那个箱子。我再次阅读了那些故事。总共有二十二篇，有些已经被我整齐地打印了出来贴在皮封本里，还有一些是用颤抖的手蘸着墨水写在零散的纸张上的，都被我小心翼翼地夹在了本子里。在那之后，我一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睡觉，后来是在几瓶廉价红酒的帮助下，我才忘记了那个孩子，那些故事就是为他所写，同时也忘记了写下原稿的那只手。回味过去是个错误。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渐渐地，我发现这些故事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如果祖孙二人还在人世，如果我有幸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这些故事是不是也会成为我的财产？我是唯一获得老先生信任来誊抄这些故事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素不相识的爱尔兰男孩？为什么不选择一位本地的学者？他为什么选择了我？既然让·吕克无法再从这些故事中获益，那么，我又为何不能呢？我告诉自己，那场火灾只不过是一个小骗局出了岔子之后的结果，以此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解。一旦下定决心之后，一切就变得容易了。我只需要用英语把故事重新改写即可，把所有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细节都改掉，稳妥起见，还要用笔名来发表。如果印刷量能达到数千本，我兴许可以靠这个给自己换一个安稳的未来。

我接触的第一家出版商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兴趣给了我信心，我请了一位经纪人，他很快为我敲定了一份报酬空前丰厚的合约，前提是我可以立刻交出至少十部续篇。我立即买了一套高档亚麻西服，然后拿着签约预付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辆跑车。

一个月后，在我经纪人代理的另一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上，我遇到了艾丽斯，她将会给我的书绘制插图。当我看见她笔下菲利克斯王子的初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她准确地捕捉到了九年前去世的那个法国小男孩的神韵。

我邀请艾丽斯假期时跟我们一小伙人一起去帕罗斯岛。勾引她的手段都是经过我精心策划的，没想到竟然出人意料地容易，托巴尼那个小丑的福，事情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他不但同意了他女朋友跟我出去旅行，还安排跟她母亲一起在艾丽斯离开期间帮忙照看尤金。不过这些都不会对最后的结果有任何改变。她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已经先入为主地爱上了我，因为我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她。

到第一本书顺利出版的时候，我已经深信是我写了那些故事。先行反响非常不错，我立刻就想到，如果我获得了成功，如果我有了令他骄傲的理由，也许父亲会改变对我的态度，于是我给他发去了新书发布会的邀请函。他没有出现。之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和艾丽斯结婚后，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想，只要艾丽斯接受了没有儿女，接受了把那个傻子放在疗养院，她应该也挺幸福的吧。不过我的婚外情时不时会惹怒她，有时我会不小心被她捉到现行，不过通常都是因为她做了什么事情惹我生气，我才会故意让她发现。不过，对于我最阴暗的秘密，我从来都无比谨慎，它被我放在木箱子里锁了起来。

然而，我这个温顺的妻子竟远比我想象的要阴险狡猾。三个月前，她结束了在法国的烹饪课程一个人回来了。莫娅没有回来，她终于鼓起勇气离开了她丈夫，跟她在烹饪学校认识的一个法国男人在一起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莫娅是个麻烦，正在想办法甩掉她，可她一直不肯接招。现在莫娅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阿康，而不是因为我，这倒是令我如释重负，但不得不承认，我的自尊心的确有些受伤。

我留意到艾丽斯回来以后变得特别安静，几天前莫娅一大早从法国打来的一通电话让我很是不安。莫娅现在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她会不会恶意地把我们之间的私情对艾丽斯抖出来？从前艾丽斯抓到我出轨之后，通常都一连好几天哭哭啼啼对我冷冰冰的一言不发，接着在对我一通指责之后气鼓鼓地搬到客房住上整整一个月，直到我保证跟那个婊子一刀两断并永不再犯。可我很清楚，这一次给她的伤害会更大。艾丽斯一直把莫娅当成朋友，而且不同于我以往那些长不过三个月的私情，我和莫娅的私通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当我跟她提起莫娅的事情，她只是说阿康一定会很伤心，但也希望莫娅能找到她的幸福，可艾丽斯的情绪却很是怪异。她身上突然生出一种自信，让我不免疑心。我猜想她也许知道了我和莫娅的私情，但得知莫娅已不再是个问题后，便就此释然了。我告诉自己，要么是莫娅的离开让她多了些安全感，要么就是她感觉自己比抛夫弃子的莫娅高了一档。但我想错了。

在她回来四天后，在一个寒冷的11月的夜晚，艾丽斯精心准备了一顿美餐，用餐期间她什么也没说，直到我们开始品尝餐后甜点覆盆子蛋糕卷。

“这道甜点的方子是你在烹饪学校学来的吗？”我故作轻松地说道。

“真有趣，你居然会问这个。我在那里过得很有意思。不过你从来没问过我们究竟是去的什么地方。我给你看看学校的传单。”

我先是看见了“克洛尚”几个字，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城堡的照片，我一下子惊讶得哑口无言。

“薇洛妮克夫人对你可是印象非常深刻呢。”

我还是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她站起身，拿走了我手里的叉子，弯腰把脸凑到我面前。

“你是个冒牌货，是个骗子，是个小偷！”

我给了她一拳。这应该是世上最自然的反应了吧。

真正讽刺的是，在艾丽斯发现我的诡计时，我实际上正在创作自己的书。这是第一本真正由我本人撰写的作品，它压根就不是一本儿童书籍。书中所写的是一个非常阴暗的故事，讲述的是被忽视、抛弃、丢失而悲伤的孩子。大致上是以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为原型而创作的。也不知我这个灵感是从何而来。

我的老天，写作实在太无聊了。开头是最困难的，六十页的内容花了我近五年的时间。前二十四年里，我所做的都是阅读、分析句法、翻译，然后用我可靠的同义词典对文中的词汇做一些调整，去掉其中的法语特征。这项工作也很不简单，也非常考验技巧。然而，事实就是，写作不是我所擅长的。在文森特·达克斯这个身份的伪装下，我时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我常说《太阳王子》系列故事书完全是下笔一气呵成的。这是我自己跟自己开的一个小玩笑。现在我开始自己提笔写作，才明白为何其他作家会被我的话激怒。好吧，他们的话也常让我困惑啊。

“我天生就是写作的料！”他们会说，或者是，“我不可能干别的！”真是可悲。

如果有人肯费心想想，我的确也肯定过老先生写下这些书的功劳，看我的笔名就知道。

我的妻子，从前我一直以为她是只怯懦的小老鼠，可她现在已经磨尖了利爪，显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猫科动物的傲慢。在我从纳什酒吧短暂消遣回来之后，我发现她已经打开了木箱子上的锁，那些皮封本就摆在她旁边的餐桌上。她的行李箱竖在她旁边，箱子在她从法国烹饪学校回来后才刚刚拆开包。看来她是准备离开我了。好啊，没有问题。你可以走了。

可就在那时，她平静地告诉我，行李箱是为我准备的，她要把那些书还给薇洛妮克夫人，而我必须离开她的家。我说她简直是在无理取闹。根本没必要这样。我开始为自己辩解。把这些本可能会被废弃的书拿去出版能有什么害处？

艾丽斯根本不想听我的解释。她说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谎言，她提醒我，正是因为这些书，她当初才会爱上我，还回想起我曾经对她说过的许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什么“没有你我写不出这些”“你是我的灵感源泉”之类的，还有我在文末致谢部分曾经写给她的感激之词：“……最后，还要将我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艾丽斯，没有她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三十年来一直忽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爱一个人，你爱的可以是你心目中想象的那个人。你可以将眼前的人理想化，把他们变成你所需要的那个人的样子。艾丽斯爱的是她理想中的那个我。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总算是把至今为止所有爱过我的人都杀掉了。

我的母亲身在何处？她在哪儿？她难道没有爱过我吗？也许我把她也杀死了，杀死了那个妓女。

让·吕克，我的小伙伴，我还记得你双臂搂着我肩膀时微微弯曲的弧度，记得我把你驮在背上在露台上走来走去时我背上的重量。

戴格斯先生，对我以慷慨和善意相待的戴格斯先生，你对我敞开你的心扉，还打开你的家门热情地欢迎我，可我回报你的，却只有死亡，还有后来的偷窃。

劳拉，你是个心智健全的快乐女孩，直到我追求你，荼毒你的精神，把你逼上死亡的绝路。

强烈的羞愧感涌入我的脑中，我仿佛又变回了从前那个男孩，那个因为把果汁洒到身上而不配见自己父亲，还被父亲当牲口一样检查缺陷的男孩。

当我第二次殴打艾丽斯时，这些思绪在我脑中不断穿梭着，我不断地拳打、脚踢、撕咬着她，不停地撞击、摔打、撕扯着。

巴尼

三个月前的那个深夜，当我打开门看见浑身是血的奥利弗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我以为他遭遇了车祸。他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着，可他说他没有受伤，当我凑近些查看后，也并没发现他有任何伤痕。

“上帝啊，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是艾丽斯，”他说，“她需要帮助。”

很庆幸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她要是看到这幅情景，一定会紧张过头不准我走出家门一步。

我让奥利弗坐在我家门厅的椅子上，飞奔去了艾丽斯家。她家的门大敞着，我走进去，很害怕将会见到什么样的画面。

她在厨房里。第一眼看去，我还以为后门边上堆着一大摞等着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可紧接着，我发现地板上有一抹血迹，上面的墙壁上也有，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是艾丽斯。老天啊，那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她身旁跪下来，托起她的头部。她呼吸微弱，但还有意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抱着她，试着去拿她身后那面墙上的电话。细密的血沫不断从她嘴里涌出来。我朝着急救报警接线员一阵咆哮，让他们赶紧派救护车来，然后留下了地址。对方说他们会同时通知卫队过来，但我挂掉了电话，因为我无法一边抱着艾丽斯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想跟她说话。电视里播放电影都是这么演的，你得努力让受害者保持清醒，否则他们一旦失去意识就会丧命。于是我一直跟她说话，让她坚持住，她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爱了一辈子，虽然我并没有爱她的权利。她想跟我说什么，可我告诉她要保存体力，看着血不断从她嘴里涌出来实在太可怕了，我抱紧她对她说：“不用等太久的，坚持住，亲爱的，坚持住。”她还是费力地挤出了一个词，不过在她说出来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尤金。”说完，她晕了过去。

救护车带走了她，接着卫队也来了，我想起来奥利弗一定还坐在我家门厅。虽然我不算什么聪明人，可到这时也已经很清楚是他下的毒手。我还记得晚上早些时候在纳什酒吧，他扔给我一包香烟时那副傲慢自大的样子。他浑身沾满了艾丽斯的血。我告诉卫队在哪里能找到他，然后看着他们押着他走出了我家。他抬头看着我，从前那些自信和神气样全都不见了踪影，那时我意识到，无论他受过多么高等的教育，多么有钱有型，我都是比他更好的人。我一直都是。

多年前，当他从我身边偷走艾丽斯的时候，我没有奋力争取，甚至可以说我还给他送上了我的祝福。我觉得艾丽斯值得拥有一个比我好的人。那时我就该努力把她赢回来。

第二天我去医院探望了她，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所以现在我只有每星期去看她一两次，我会握着她的手陪她说话，我看电影里这样做有时候能起作用，能让人恢复正常。我试过带一些她从前喜欢的老歌给她听，我把耳机放在她头上，可她没有任何反应。一天，我正在跟她闲聊，回忆着我们去戈尔韦，还在港口喝醉的那次，这时她睁开了眼睛，我赶紧大声呼叫医生，但他们却说她仍然没有意识，仅仅是睁开眼睛并不代表她能恢复正常。我看过一部电影，是外国电影，里面有个像她一样陷入昏迷的家伙，但他其实知道周遭发生的事，因为当你在房间内移动时，他的一只眼睛会一直追随着你。艾丽斯现在会时不时地睁开眼睛，但似乎并没有用眼睛看，更像是想要眨眼，却反过来睁了眼，不知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她有时候还会笑。希望她是想起了那些美好的时光。

我想她目前暂时无法好转了，但我还是喜欢去看看她，跟她聊天，万一奇迹出现了呢。

我也开始探望尤金了。他还是那个疯疯傻傻的样子，一看见我就很高兴。那天，他还把我连人带椅子整个举起来到处跑！我吓得魂都快没了，有个比较横的医生吼他，让他把我放下来，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

奥利弗已经签字把尤金的监护权转给了我。这些都是通过律师办理的。事情有些复杂，因为尤金的直系亲属是艾丽斯，但艾丽斯还在人世，而她的直系亲属是奥利弗，虽然他差点杀了她。奥利弗竟然有胆子问我能不能去探视他。看来，他是想要为自己做些“解释”。去死吧。

不说他了。我准备接尤金来跟我生活。虽然还要经过社工的评估之类的一大堆程序，不过我对结果很乐观。我把妈妈的房间腾了出来，给墙上贴了壁纸，还给他买了一大堆书。当然，肯定不是“那些”书，是其他的。我还给他房间配了一台CD播放器。商店里那人想卖给我一台MP3播放器，可我拿那玩意有什么用。电唱机坏掉以后，我买不到新的，只得又把原先那些唱片的CD全都买了回来。现在让我买MP3，过一个星期又该让我买新玩意了。我可跟不上这种换代的速度。我还买了一辆新车，车后座比较高，这样尤金就能够看到窗外了。我正在戒烟，虽然挺困难的，但尤金在家的话抽烟对他不好。尤金跟我一定会生活得非常愉快的。

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会问我艾丽斯什么时候去看他。我还没法告诉他实情。我要慢慢想想该怎么跟他说。也许他看到她目前的状况并不会难过呢。我也不确定，但我知道等他搬来和我住之后，一定会想跑去他从前的家里，去见艾丽斯的。那里现在已经用木板给封住了。我确实得想想该怎么跟他说了。

报纸上称那栋房子是“恐怖之家”。在我看来，这年头你哪怕是在家踢伤了脚趾他们都会把房子称作“恐怖之家”。他们就爱小题大做。出事后的第一个月，我进出自己家都得从后门走，前门简直就是“媒体混战区”。他们想报道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我爱了又失去了。这样的故事哪能上得了头条。

后记

奥利弗——如今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话果然没错。比起美名，恶名似乎更对人们的胃口。不光是小报这么认为，就连新闻报纸上都专门留出篇幅来报道，一位头顶着光环的成功作家如何堕落成了可耻的抄袭者和打妻子的男人。那些曾经口口声声跟我以密友相称的评论员，现在都在采访中宣称早就发现我身上有什么诡异之处。他们揣测说我殴打妻子成性，即便是庭审期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他们编造一些从未发生过的对话来暗示我一直有暴力倾向，而艾丽斯对我非常畏惧。

一家小报刊登了一篇四十年前的学校作文，用以突出我拙劣的文笔和松散的叙事。那些曾经像随从一样围绕在我周围的博士生都声称我毁掉了他们的事业和信誉。哎哟真是可怜哟。评论家也说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不可能写得出如此吸引儿童读者的书。他们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以前说的是我没有养育儿女的责任，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所以更能够了解孩子的想法。一群蠢货。他们挖掘我的过去、我的背景，还问了许多关于我亲子关系的问题。最终除了我父亲早年当过牧师的事之外，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黑料。

庭审结束六个月后，我弟弟菲利普给我写来一封信。连他的字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知道他一定为了写信给我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很是苦恼了一番。他提出，如果我有一天想要“卸下心中的重负”，他愿意以牧师的身份帮助我，或是担任我的告解神父。他让我要相信我还有机会请求上帝的宽恕，抛开别的不说，他一定会“永远做我的聆听者”。垃圾。

我好想念艾丽斯。

我原以为这里的食物会难以下咽，没想到竟然还不错，而且还管饱。我在米其林星级餐厅里吃过比这还不如的菜，不过这些饭菜的品相还是可以再多花点心思的。

我被安置在一栋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房子从外面看气势宏伟，让人望而生畏，可内部都是福米卡塑料贴面，年久失修，满是污渍，看上去毫无生气。男女在这里被隔离开来，这我倒没什么意见。

我有自己的房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里比寄宿学校还好些，不过跟我同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恶棍。记得多年前，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公务员同事在他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诙谐”的小标牌，上面写着“不是疯子也能来这里工作，但疯子才能在这里工作下去”。当时我完全没觉得这话好笑。

不过，这里并不是疯人院，这是个伤心人之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因精神失常而犯罪。我感觉自己到这里来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不过这对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的整个人生就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个骗局。我并不需要跟其他人来往，大多数时间我都选择一个人待着。

院子里面有一片农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干过体力活儿了，但还是很享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但这几十年来我的身体从没像现在这么健康过。

我是个模范“病人”。在这所精神病院里，他们并不称呼我们为囚犯。我时常听见他们说，“政治正确得简直有点过头了！”我同意这个看法。看守和护士们都还不错，我也从不给他们找麻烦。这里的人普遍都知道我的罪行是“一次性”的。我“一时冲动”没控制住自己。我正在服用低剂量的抗抑郁药物，在繁忙和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够保持平和。

我每六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检查”，来确认我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可我要是被判定为精神正常，就可能会被释放，这可绝对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即使我对社会对自己都并不存在威胁，我还是不愿离开。我打算好了，一旦他们提出让我走，我就假装自杀。

房子已经卖掉了。所有收入都用来支付艾丽斯后续的疗养费用，尤金的抚养费也都转给了巴尼·德怀尔。艾丽斯住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律师告诉我她的房间很美，她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但这些她都毫无知觉。她目前的状态很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些故事书的版权和版税都已经转给了薇洛妮克夫人，我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指责，尤其是在法国，因为我偷走了一位战争英雄的遗产，还从他和他外孙的死亡中获取利益。可他们还不知道真相比这更糟糕，我就是害死他们的元凶。我从未把这部分故事告诉精神病医师。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何必要为自己的罪行清单再加上纵火和谋杀呢？

记者们多次试图要来探望，提出要代笔捉刀来写我的故事。这完全是种侮辱。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礼请求。但有一个法国记者却是例外。至少，我感觉她应该是个记者。她的来信比别人的要更正式，而且她相当执着。她的名字叫作安娜丽丝·帕蓬。她的前五封信我都没有理会，到了第六封，我终于给她回了信，我感谢她的关注，但谢绝接受采访，也很抱歉我不会把她列入我的访客名单。我的访客名单上是一片空白。

一个月前，她又回了一封信，内容令人无比震惊。

信上说，她是个律师，不是记者，但她对我的案子或是我的罪名没有任何兴趣。她说她最近初为人母，而她宝贝儿子的出生让她发现了一系列的秘密，她都有些后悔一开始不该去探寻那些事。

她的登记出生地是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小村子，名叫克洛尚，时间是1974年3月11日。她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诺拉·康德尔。出生当年的7月20日，她被送人收养。安娜丽丝希望我能够帮助她找寻她父亲的下落。有人曾暗示说她母亲说过我就是她父亲。

是劳拉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坦白地说，在经过两年来的查证，却发现她父亲可能是个残暴的禽兽、一个抄袭者时，她不知自己该做何感受。

安娜丽丝的原始出生证明上，母亲那一栏写着劳拉的名字。通过查证，她知道劳拉已经死了，而且是自杀。她认为母亲的死跟她的出生有关。她通过劳拉从前学校的网站找到了一些她的照片，虽然她们的身形和眼睛的颜色很相似，但她身上有一点却跟劳拉完全不同。于是她开始转而调查寻找她的父亲。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姓名是空白的，不过安娜丽丝联系到了当年帮劳拉办理收养的社工。据说，劳拉很肯定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名叫奥利弗·瑞恩的爱尔兰学生，但她被禁止在出生证明上登记我的名字。安娜丽丝很快发现奥利弗·瑞恩更为众人熟知的身份就是声名狼藉的文森特·达克斯。她在我的书的封面上看过我的照片，也在YouTube看过一段我参加某个电视节目的视频，她注意到我们的言谈举止和说法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叫人无法忽视。然而，她说，“还是有哪里不对劲”，因为安娜丽丝是种族混血，而很显然，“你和我母亲都是欧洲白人”。

我的双手又开始颤抖，我把信放在书桌上，这样上面的字就不会一直跳动了。

我女儿追寻真相的道路只能用曲折来形容了。

我最近采用了个人基因组服务来对我的DNA进行基因分析。结果显示，我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统，这表示我的父母有一方是种族混血，比方说，我的祖父母中有一个是黑人。我查到劳拉的父母都出生在爱尔兰，但关于你父母的信息却少得可怜。我注意到你的肤色比普通的爱尔兰男人要略深一些，不过你的面部特征无疑是“白的”。

多亏了DNA图谱提供的新数据，基因理论研究发展迅猛，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肤色不是单纯由一个基因来决定的，而是受多组基因共同影响（多基因遗传）。所以说，除了父母的肤色之外，还有许多因素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肤色。所以说，如果你有多种族血统，你就仍然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她提出要来探视我，采集我的口腔上皮细胞进行DNA测试。她向我保证这是个简单的非侵入性采样程序。她准备来都柏林，希望我能同意跟她见面。

反复看了多次你的视频之后，我想有极大的可能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给你带来耻辱，也不清楚你对种族和谐持何种观点，但请你牢记，当我开始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我的父亲或母亲会在监狱里。养育我的父母是非常好的人，如果他们知道监狱里这个人真的是我父亲，一定会无比惊恐，所以我并不打算告诉他们。如果最后结果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我也不想公之于众。

我把信放到一旁，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警卫朝我笑笑，点了点头。

“今天怎么样啊，奥利弗？天可真冷啊，是吧？”

“你有烟吗？”

“我还真的有。”

他递给我一支烟，热切地帮我点燃，打算跟我闲聊几句，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一贯不合群，所以他没一会儿就走开了，让我安静地享受我的孤独。

一切都正如丹尼尔神父所言。关于我父亲和那个土著女孩的事是真的。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脑海中想象着，她穿着一身部落服饰，在非洲的夕阳之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和人生远走他乡，心中想着我的出生就是对她的诅咒。我时不时会发现自己在为她流泪，更奇怪的是，我还很想念她，很想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我想到我父亲，想象着在我出生之时，他的百般否认都成了谎言，还在众人面前受到羞辱，我对他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点同情。

接着我又想到了劳拉，看到孩子她一定非常困惑。谁会相信我是孩子的父亲呢？当然不可能是我。这就是她不能寄给我照片，不能把孩子带回家的原因，在那个年代，这根本就不可能。她要如何解释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一定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当时在爱尔兰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之所以没有人承认，是因为从没有人正面质疑过。在1974年的爱尔兰，我见过的黑人用一只手的手指都能数得过来。劳拉的孩子对她的家族将是一个大丑闻。况且，做个未婚妈妈是一回事，做个未婚又有个无法解释的黑人孩子的单身妈妈就完完全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让她以为自己疯了。是我杀了她。

今天我女儿安娜丽丝来看我了。她很漂亮，这一点像她母亲，我猜，应该也像我的母亲，并且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说，也很像我。我生成一个白人，这算是某种遗传上的意外，但这个女孩绝对是我的女儿，是我和劳拉的女儿。就在见到她那一刻之前，我都还存有一丝疑虑。她有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身上洋溢着一种活力和使命感，就如同我初见时的劳拉一样，但她通过我，遗传到了我母亲的肤色。

刚见面我们彼此都有些尴尬，我施展着个人魅力，让她放松下来，最后终于把气氛调节得轻松而愉快。我问了问她的儿子，我的外孙，她给我看了张那个小男孩的照片，照片中的孩子大约两岁，坐在她和她丈夫中间。孩子脸上洋溢着淘气的笑容，能看出他很快乐。我很高兴。我问她是否觉得幸福，她咧嘴一笑，蓝色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看向下方。

她就坐在我对面，看着她紧张地把昂贵的丝质衬衣袖扣反复解开又扣上，我无法再否认摆在眼前的事实。

然而，我可以否认她。

我承认自己跟劳拉很熟，我们大学期间曾经交往过，也曾在波尔多一起度过了一个夏天。我告诉安娜丽丝她的母亲是个勇敢、美丽的女孩，而且一定非常想自己抚养她。我说自己从不知道劳拉怀过孩子，也无法解释她为何会说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告诉她1973年的夏天，在葡萄园还有一些南非劳工，暗示劳拉一定是跟他们其中一人有染。我回忆说他们都是善良、强壮又快乐的男孩，但很遗憾我完全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告诉她做DNA测试毫无意义。我把我父母的情况告诉了她，我母亲是玛丽（娘家姓墨菲），父亲弗朗西斯·瑞恩在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牧师。我猜安娜丽丝一定已经知道这个小细节了。我甚至特意为她唤起了自己最早期的记忆：在一个大花园里，我坐在父亲膝上，我的父母坐在长椅上开心地笑着拥抱着彼此。全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一家。我的母亲有着一头红发，她脸上戴着眼镜涂着口红。我那面带微笑的父亲则穿着一身高腰西服。长椅在一棵树下，一根树枝矮矮地垂下来，满枝沉甸甸的花蕾就坠在父亲的头顶。母亲把我抱过去放进了一张秋千里。秋千上有一条安全横杆。她轻轻地推着我，我喜欢空气飞快拂过肚子的感觉，开心地大笑着。我想要她把我推得再高些，可她有些害怕。于是换我父亲来推，她又回到长椅上坐了下来。父亲推着我越荡越高，我兴奋极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用脚做刹车让秋千停下来，我感觉到沙砾摩擦着鞋底，扬起了厚厚的尘土。我跑到妈妈身边跳到了她腿上。她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我知道父亲正在一旁满心骄傲地看着我们。浓浓的暖意和安全感充满了我的心。

我告诉安娜丽丝我母亲数年后离开了我们，而我父亲跟一个女人再婚了，她不愿意抚养我。我佯装生气，说不愿意谈论此事。安娜丽丝满怀同情，没有再追问更多细节。于是我跟她说了我是如何在寄宿学校长大的。

“我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神秘可言，抱歉让你白跑一趟了。”

我祝她接下来的调查能够顺利。

我想，她看上去松了口气。听到这些她很高兴，毕竟她父亲不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个恶魔。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暖暖的。

我葬送了那么多条生命，她还是不知道为好。能够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我很自豪。保护她是一项慷慨无私之举。我想努力做个好人。

致谢

衷心的感谢，送给以下诸位：

感谢我名副其实的经纪人玛丽安娜·甘恩·奥康纳，她给了我莫大的支持，还要感谢维琪·萨特罗为我所做的英明果断的决定。感谢我的编辑帕特丽夏·迪威，是她的倾情帮助才有了呈现给你们的故事。此外，还要谢谢迈克尔·麦克洛克林、克里欧娜·刘易斯、帕特丽夏·麦克维、布莱恩·沃克以及爱尔兰企鹅出版社的全体团队。感谢英国企鹅图书的基斯·泰勒、丽萨·西蒙兹和霍莉·凯特·唐莫尔，以及排版编辑卡洛琳·普莱迪，感谢她不辞辛苦地进行编辑、校对和制作。谢谢艾莉森·格鲁姆和莱斯利·霍奇森，他们设计的这个散发着邪恶感的封面恰到好处。

对以下各位提供的专家级研究建议表示诚挚的谢意：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与遗传学博士马克·施莱弗博士、都柏林大学基因组学副教授大卫·麦克休博士，以及中心精神病医院主任基兰·加夫尼（已退休）。

我个人还要感谢下列诸位：

谢谢艾莉森·沃什和克洛达赫·莱纳姆给我的绝佳建议，感谢凯文·雷诺兹、克里欧娜·尼·安卢恩、罗蕾莱·哈里斯、杰斯珀·伯格曼和凯瑟琳·布伦南对我早期作品的宣传。

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包括我的姻亲们，他们被迫读了这本书许多遍。尤其要谢谢我的爸爸，是他将对文学的热爱传递给了我。

感谢我的丈夫理查德为我付出的一切。我爱你。吻你。

版权信息

书名：午后四点

作者：【比】阿梅丽·诺冬

译者：胡小跃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ISBN：9787540494957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译者序

午后四点

献给贝亚特利丝·科芒热

我将任命你去打仗，让你自由地作战，

然后，我将双手捧着你被子弹打穿的乌黑的脸……

——伊夫·博纳富瓦[1]

[1]伊夫·博纳富瓦（1923—），法国当代诗人。

译者序

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是比利时法语作家，也是当今法语文坛最活跃、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自一九九二年出版处女作《杀手保健》以来，她一年出一本书，年年轰动，本本畅销，成了欧洲文学界的“神话”。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其中不少已被拍成电影或改编成戏剧，在欧美舞台上上演。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包括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等。她的作品片段已被收进法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的教科书，她的名字也被收入法国著名的《小罗贝尔词典》，她的头像还曾被印在比利时的邮票上。现在不少国家都出现了研究其作品的论文，研究她的专著也越来越多，这标志着她已进入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二〇一五年，她被选为比利时法语语言与文学皇家学院成员，以表彰她“作品的重要性、她的独创性和逻辑性，以及她在国际上的影响”。

阿梅丽·诺冬原名法比安娜·克莱尔·诺冬，一九六七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小镇埃特贝克的一个外交官家庭。诺冬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历史上出过许多政治与文化名人。阿梅丽幼年时就随父母辗转于亚洲多个国家，先后在日本、中国、老挝、孟加拉国、缅甸等国生活与居住，直到十七岁才回欧洲继续上学。读完文科预科，她进入著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法律，但她不喜欢，仅读了一年，就转学哲学与文学，因为她迷上了尼采和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1]。

大学毕业后，她的父亲又被任命为比利时驻日本大使，她也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了好多年的日本，进入一家日本企业工作，当译员。她原先把自己当作半个日本人，认为日本是自己的半个祖国，却不料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使她无所适从，让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她仿佛成了一个边缘人和“无国界人士”。这段经历使她日后写出了一部杰作《诚惶诚恐》。

诺冬喜欢写作，每天必须写四小时以上，每年都写三四本书，至今仍是如此。一九九二年，二十五岁的她从抽屉里选了一部自己比较满意的书稿《杀手保健》，寄到了她所崇敬的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却不料被该社权威的审读员菲利普·索莱尔斯直接拒绝了，那位“文坛教父”认为这个小女子对老作家大为不敬，竟敢如此调侃和嘲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诺冬只好另找门路，她的一个朋友替她把稿子送到了法国另一家大出版社——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该社的审读班子读了书稿以后一致叫好，老板马上拍板录用，并一口气跟她签了四本书的合同。诺冬并不心慌，她抽屉里有的是书稿。

《杀手保健》出版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之一，还在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获奖。法国的媒体惊呼“文坛上出了一个天才”，诺冬一下子就出名了。一九九三年，诺冬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爱情与破坏》，并获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燃料》是诺冬迄今为止所创作的唯一的剧本，大概是在《杀手保健》中没有过够对话瘾。该剧本写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三个垂死者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尽自己的最后力量阅读和选择图书，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书扔进火中。他们还能活多久？他们之间有些什么秘密？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书、焚书？种种疑团笼罩着全书。《午后四点》是诺冬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写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为安度晚年而隐居在一个偏僻的乡下，却天天被一个自称医生的邻居骚扰。读者能感受到，面对空虚和失望时，文明和礼貌是多么软弱无力。该书曾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当年二十本最佳图书之首，不少人把它当作诺冬的代表作，认为其可与《杀手保健》媲美。

诺冬虽然每年都写几本书，但每年只出版一本，永远是在同一家出版社，永远是在同一个季节。从一九九二年出道至今，她已出版了二十八本书。纵观她的全部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传性小说，主要写自己的经历与身世，如《爱情与破坏》《诚惶诚恐》《管子的玄思》《饥饿传》《闻所未闻》等。这类小说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主人公有时甚至与她自己同名，她偶尔也会悄悄地加上一些虚构的东西。她在这些书中表达了对自己所生活过的地方的爱与恨、怀念和追忆、讽刺与批评，并不惜自嘲，但更多的还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与归属感。作者常常用调侃的语言、幽默的语气和近乎荒诞的情节，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探寻活着的意义和生存的矛盾。

另一类是纯虚构的小说，灵感来自多方面，可以是哲理名言和历史故事，也可以是音乐或童话，有时也受现实生活的启发。《某种活法》的背景是伊拉克战争，《硫酸》反映的是电视直播和大众传媒。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女性，智慧、机敏、勇敢，思辨能力强，口齿伶俐，如《杀手保健》中的女记者尼娜，《老人·少女·孤岛》中的女护士弗朗索瓦丝，《蓝胡子》中的萨图尼娜。其对手往往是年老丑陋的男性，或富有，或权威，虚伪、霸道、粗野、强大，但最后都败在这位美丽智慧的年轻女性手里。有时，主人公也可能是一个天真、善良、乖巧、诚实的女孩，而她的对手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或稍大的女性，或是同学，或是伙伴，或是老师，但性格和品德与她完全相反，如《反克里斯塔》中的“我”和克里斯塔，《硫酸》中的帕诺尼克和泽娜，《敲打你的心》中的狄安娜和奥丽维娅。

诺冬的小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也没有宏大的背景，人物不多，不涉及重大题材，书中探讨的往往是生活中常见的命题：友谊与背叛、美与丑、善与恶、道德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爱情、死亡和哲理构成了诺冬大部分小说的支点，而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是敏锐的观察、犀利的语言、巧妙的思辨和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这就使她的小说残酷而不残忍，灰色而不灰暗，深刻而不晦涩，爱情始终在某处招手，驱使着人们去冒险、去搏击、去不择手段、去铤而走险。

在《杀手保健》中，老作家杀的是他深爱的表妹，理由是，他太爱她了，不想让她受到玷污。在《老人·少女·孤岛》中，少女阿彩被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一个粗鲁的老船长，她以为自己奇丑无比，其实美若天仙。老船长为了把她牢牢地抓在手里，才骗她说她被毁了容。在《公害》中，一个奇丑的男人为社会所不齿，到处受排挤，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伴。他受尽折磨、奚落和嘲笑，后来却成了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和选美评委会的评委，这使他得以对社会的公正和美做出新的解释，而爱神也随之降临在他的身上。在《刺客》中，主人公埃皮法尼也是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人物，绰号叫“卡西莫多”，他暗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爱泰尔。爱泰尔喜欢他，却不愿意嫁给他，因为他太丑。埃皮法尼这才明白，自从有了人类之爱，丑人就没有过位置。为了报复，更多是为了占有美，他用爱泰尔扮演斗牛时用的道具牛角刺死了他心爱的人，为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做了注解：“每个人都会杀死自己的所爱。”《反克里斯塔》写的是一个坏女孩的故事，她坏得可以用各种贬义词来形容，作者在书中揭示了恶的可气可恨之处，展现了它的破坏力和欺骗性，并告诉读者，要战胜恶，不光需要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智慧。《冬之旅》中的主人公佐伊勒在爱情中找到了美，但这种美不愿放弃丑，也就是说，在得到美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丑。面对这种艰难的抉择，他很彷徨、痛苦、犹豫，但最终决定宁愿毁灭美也绝不与丑同流合污，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美与丑、善与恶在《硫酸》中也一直在进行斗争，只是这一次斗争的方式有些奇特。女狱卒泽娜无疑是丑恶的化身，但恶并不是不能被改造的，小说的最后，泽娜在帕诺尼克的说服、感化和影响下，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了壮举。而《午后四点》是在埃米尔和贝尔纳丹的斗智斗勇中展开的，两人像是在玩推手，一推一挡，你来我往，较量了许多个回合。诺冬是学哲学出身，不满足于在书中讲故事、玩小聪明，而是更喜欢在书中展示自己的学识，引经据典，把历史、宗教、神话、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内容穿插在字里行间。故事讲述到一半，她开始探讨起礼貌、虚空、善恶等问题来，妙语奇思也随之而来。

语言是诺冬的小说中最让人享受的东西之一，尤其是人物对话，她的许多小说几乎全以对话组成，如《杀手保健》《敌人的美容术》《蓝胡子》《历史影片》等。作者用对话编织了一个个巧妙、曲折而神秘的故事，光是对话本身就足以吸引读者。作品中正方反方高手过招，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诺冬的语言是智慧的，也是辛辣的；讽刺是无情的，又充满了幽默。《午后四点》中的贝尔纳丹太太睡觉时会发出巨大的呼噜声，自己却睡得很沉，“如果她自己发出的响声都不能吵醒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吵醒她了”；贝尔纳丹家里臭气熏天，偏偏又不开窗，“他们的窗户总是关着的，好像怕浪费他们宝贵的臭味”。《冬之旅》中，劫机这种疯狂而恐怖的行为，在诺冬的笔下，竟有种滑稽的感觉，对从安检搜身、厕所清洁到等待登机的写作，都让人觉得这场死亡之旅并不是去制造灾难，而是去演出一场喜剧。对往昔的回忆、对动机的探讨、对结果的想象，使一本惊险小说慢慢地变成了哲理小品和爱情诗篇。

诺冬的小说篇幅都不长，结构相对简单，线索也不复杂，情节却一波三折，使读者看了一半也猜不到故事的结局，甚至与当初想象的完全相反。《杀手保健》中的前四个记者都被博学善辩的塔施反驳得落荒而逃，就在读者以为塔施必胜无疑时，小说出现了反转，第五个记者——一个柔弱的女子上场了，她抓住了塔施的要害，逼其就范，揭露出惊天秘密：那个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竟然是个杀人犯。谁也想不到，《某种活法》中那个自称在伊拉克前线作战、喜欢读诺冬小说的美国大兵，完全是一个躲在乡下大吃大喝、消沉懒惰、胖得出不了门的冒牌军人。

诺冬的小说结局虽然难猜，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杀人。无论是多么温情的故事，有多么温和的人物，小说最后都会出现命案。谁也没想到，《敲打你的心》这本与谋杀、战争相距甚远的“情感小说”，最后也出现了命案，只是死法有些特殊，奥丽维娅这位心脏病专家的胸口被扎了二十多刀。《罗贝尔专名词典》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普莱克特鲁德的小女孩，从小没有父母，母亲生下她后杀死了丈夫，然后自杀身亡。《午后四点》中的贝尔纳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自杀，却被埃米尔救下，但为了成全他，埃米尔最后只得自己充当凶手。在这里，杀人再次成了助人的善举，就像《杀手保健》中的那个女记者和《敌人的美容术》中的杰洛姆。《蓝胡子》也一样，死是免不了的，恶必须根除。这些小说充满了神秘气氛和冷幽默，贯穿着历史与宗教知识，也不乏戏言，悬念很足，引人入胜。《刺客》中当然也要死人，当埃皮法尼遭到爱泰尔的拒绝，并且真相被揭穿时，他便动手行刺了，从而成全了诺冬的又一部以温柔开场、杀人结束，全文贯穿着幽默、自嘲、讽刺和哲理思辨的小说。

怪异奇特的书名、人名也是诺冬小说的一个特点。她的书名里有很多是不可译的，硬译过来也会让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如《老人·少女·孤岛》，法语书名为Mercure（水银，信使，墨丘利神），《午后四点》的法语原名为Les Catilinaires（敌意的语言或尖锐的讽刺），《诚惶诚恐》的法语原名为Stupeur et Tremblements（惊愕与颤抖），《闻所未闻》的法文原名是Ni d'Ève ni d'Adam（既非夏娃，也非亚当）。她小说中的人名也是如此，往往很长、罕见。《罗贝尔专名词典》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普莱克特鲁德的小女孩，《蓝胡子》中的男主人公叫堂·艾雷米里奥，《杀手保健》中的文豪叫普雷泰克斯塔·塔施，还有《敌人的美容术》中的泰克托尔·泰克塞尔……这些名字看似与主题无关，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要花心思去琢磨，如同她在书中引用和提及的那些句子或故事，虽有炫耀之嫌，但不懂一点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还真会被蒙在鼓里。她的书名好像随手拈来，其实也并不尽然，它们可能源于某一哲学理论、某个神话、某种传说或某个典故。据《法语词源词典》的作者瓦尔特·冯·瓦特堡考证，“Ni d'Ève ni d'Adam”这个句子源于一七五二年的一个法国俗语，意思是“不认识，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怕是追溯到亚当夏娃的时代”。“Les Catilinaires”则源自古罗马的一段历史：罗马贵族喀提林（Catiline）多次策划阴谋，但屡屡被西塞罗挫败。西塞罗训斥喀提林的演说非常著名，后来“斥喀提林”便成了一个名词。诺冬选用这个词做书名，不排除有戏谑的成分，但也不能说它与小说完全无关，小说中的埃米尔不是曾学西塞罗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战胜贝尔纳丹吗？读诺冬的小说是愉快的，她幽默的语言、奇妙的构思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常常让人手不释卷——当然，这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是小作品，不是大手笔。但她的小说轻松而不肤浅，轻快而不乏犀利，篇幅不长但可以反复咀嚼和品味，她做的是家庭小炒，但她会把小菜做得漂漂亮亮。诺冬的小说似乎好懂，翻译起来却很不容易，很多地方原先以为读懂了，细细再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的文字中潜伏着太多的言外之意，正如她在情节中设置了太多的陷阱一样。读她的书，翻译她的书，都是一种智力游戏，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她则像书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坏坏地躲在一旁偷笑。译者有幸多次见到作者本人，尤其是二〇〇六年，译者在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实习数月，诺冬在那儿有一个办公室，她每天上午来拆看和回复读者来信，译者得以不时与她交谈，向她请教翻译中的问题，和她一起喝咖啡，谈她小时候在北京的故事。生活中的诺冬真诚、爽直，并不像书中的“她”那样难以捉摸。

胡小跃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1]乔治·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天主教作家，代表作为《在撒旦的阳光下》。

＊＊＊＊＊

我们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以为熟悉自己，事实却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便越不了解这个冠以我们的名字的人。

这不是什么问题，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有何不妥？也许更好，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会讨厌自己。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我不曾遇到贝尔纳丹先生，这种并不少见的怪事就永远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几个日期都有可能，就像百年战争[1]那样。似乎应该说事情开始于一年前。说是半年前开始的似乎也可以。然而，说它开始于我结婚前后也许更准确，那就是说在四十三年前。但更真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开始于我出生那年，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年前。

我坚持第一种说法，即一切开始于一年前。

有些房子是发号施令的，它们比命运更蛮横，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应该住在那种房子里。

快到六十五岁时，我和朱丽叶想在乡下找座房子。我们一看见那座房子，马上就知道就是它了。尽管我讨厌用黑体字，但我还是想用黑体字来表示它，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离开这房子，它在等待我们，我们也一直在等它。

一直在等它，是的，自从我和朱丽叶结婚起。算起来，应该有四十三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结婚六十年了。我们是预科班的同学。开学那天，我们相遇了，相爱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朱丽叶早就是我的太太了，也是我的姐妹和女儿——尽管我们同年，只差一个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孩子。我永远不需要第三者：对我来说，有朱丽叶一个人就够了。

我在中学里教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喜欢这个职业，我与不多的几个学生关系密切。然而，我等待退休，就像神秘主义者等待死亡一样。

我并不是胡乱比较。我和朱丽叶一直渴望摆脱普通人所谓的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已被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但我们还嫌多，甚至觉得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落俗套的形式。

我和朱丽叶都希望快点到六十五岁，我们想离开这个浪费时间的世界。当了一辈子城里人，我们渴望到乡下去生活，这不单单是因为热爱大自然，更多是出于对孤独的需要。这种强烈的需要与饥、渴和厌恶相似。

看到那座房子时，我们如释重负：这么说，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地方真的存在啊！我们曾斗胆梦想过，那是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面有座房子。就是这房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

离那里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莫沃的村庄，在那里能买到我们所需的一切。河对岸隐约有一座房子，房东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一位医生。如果我们想高枕无忧，没有比住在这里更好的了。我和朱丽叶遁世隐居，在离我们隐居地三十多米的地方却有一位医生！

我们一刻都没有犹豫。不到一个小时，这房子就成了我们的房子了。房子并不贵，也不用装修。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们红运当头。

下雪了。一年前，我们搬家的时候，天也下着雪。我们欣喜若狂：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这几厘米厚的白色物质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到家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觉得，在这之前的四十三年，我们不像是在自己家里，尽管我们在城里的公寓里一住就是四十三年，从来没有搬过家。

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朱丽叶了。

这很难解释：我从来都觉得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六十年来，我给了她什么？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她也说我是她的一切，但我还是深深地觉得欠她太多。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平庸，而是因为朱丽叶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别的任何人。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她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刚搬到这房里的前几天，我们做了些什么？我想，什么都没做，除了在林中散了几次步。林中那么洁白，那么安静，我们常常停下脚步，惊讶地四目相视。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做。我们到达了我们从小就想待的地方。突然间，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宁静没有被打破，我知道我们会这样一直生活到最后一刻。

最后这个句子让我后背发凉。我发现自己在胡说。我讲错了，不是讲得不准确，也不是不真实，而是讲错了。也许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故事：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第一个星期的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正给壁炉生火，当然，我笨手笨脚的，这种事，我似乎要好多年才学得会。我弄着了一些燃烧的东西，但这不能叫作火，因为它显然不能持久。不如说我弄了一些临时燃烧的火，我对此已经感到满足了。

我蹲在炉膛边上，转过脸，看见了朱丽叶。她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离我很近，用她特有的目光凝视着火：令人起敬地专注于一事，当时是专心看着那团可怜的火。

让人惊讶的是：她丝毫没有变，不是从我们结婚的时候起，而是从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起。她长高了一点——很少，她的头发白了，其他的一切，也就是说一切，相似得惊人。

她看火的那种目光，就是她在课堂上看女教师的那种目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一动不动，双唇紧闭，就像一个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惊讶的孩子那样，一副乖模样。我早就知道，她没有变，然而，知道得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

这种发现使我非常激动。我不再理睬摇摇晃晃的火苗，而是盯着这个六岁的女孩[2]，我和她差不多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我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突然，她向我转过身来，看见了我在看她，便轻声说：

“火灭了。”

我说了一句：“时间不存在了。”好像这是一个回答似的。

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在这房子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都好像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

一天上午，我们开车去村里采购。我们都很喜欢莫沃的那家杂货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选择，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兴奋中。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你看，邻居的烟囱不冒烟，说明我们住在这里可以长期不生火。”

朱丽叶还在对我们有个车库感到惊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车库。当我关上门时，她说：

“这房子的确是房子，对车子来说也如此。”

我听出了她说的房子是黑体字写的，不禁笑了。

我们储备好了食物。天又开始下雪了。朱丽叶说我们早上去买东西买对了，道路很快就会中断的。

这话让我很高兴——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我说：

“我最喜欢的谚语一直是：‘要活得快乐，就得藏起来。’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正是这样。”

“我忘了是哪个作家不久前补充说：‘为了藏起来，让我们快乐地生活。’这话说得更对，更适合我们。”

朱丽叶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我只看见她的后背，但我知道她的眼睛是多么欣喜。

当天下午四时许，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是位胖先生，似乎比我老。

“我叫贝尔纳丹，是你们的邻居。”

邻居来认识新搬来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吗？况且在这块林中空地，只有两户人家，而且，除了这个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人。然而，我回想起来，我当时惊呆了，就像鲁滨孙遇到了星期五[3]一样。

尴尬了几秒钟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赶紧说了几句客套话：

“太好了，您就是那位医生呀！快请进。”

当他来到客厅时，我去叫朱丽叶。她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则微笑着轻声说：

“这无非是一次小小的礼节性拜访。”

贝尔纳丹先生握了握我太太的手，然后坐下来。我们给他端了一杯咖啡。我问他住在那座房子里是否已经很久了。

“四十年了。”他回答说。

我非常高兴：

“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那您住在这里一定很愉快！”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认为他不愉快，也就不追问了。

“您是莫沃唯一的医生？”

“是的。”

“责任重大！”

“不。这里没有人生病。”

这一点都不奇怪。村里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一百，也没什么人生病。

我又从他嘴里挖出一些基本情况——“挖”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恰当，因为他能少回答一句就少回答一句。如果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得知他结过婚，但没有孩子，我们如果生病，可以请他来看。我忍不住地说：

“有您做邻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毫无表情，我觉得他像一个伤心的菩萨。不管怎么样，不能说他饶舌。

整整两个小时，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回答着我不痛不痒的问题。他要迟迟才开口，好像在说话之前需要思考一番，哪怕我是问他天气。

我丝毫不怀疑这场来访使他感到很烦闷，显然，他天真地认为必须讲究礼仪，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让人很感动。他似乎绝望地在等待着离开的时刻。我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不敢说出这类能救他命的话：“我不再打搅您了”，或者是“我很高兴认识您”。

这两个小时过得非常悲怆，他最后站起身来。我相信在他脸上看到了沮丧的神情，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告辞才不会显得无礼。”

我心软了，连忙替他解围：

“非常感谢您过来陪我们！不过，您出来这么长时间，您太太一定着急了。”

他什么都没说，穿上大衣，告辞，然后离开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要笑。当他走远时，我对朱丽叶说：

“可怜的贝尔纳丹先生！这场礼节性拜访可难为他了！”

“他话不多。”

“这太好了！这个邻居不会老是来打搅我们。”

我搂住妻子，轻声地说：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是多么安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将多么安宁？”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

正如斯库特奈尔[4]引用过的那个诗人的话：“人们永远少得不够。”

第二天，四点左右，贝尔纳丹先生又来敲门了。

我让他进门时，还以为他是来告诉我们贝尔纳丹太太要来进行礼节性拜访。

医生坐在前一天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接过一杯咖啡，沉默着。

“今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

“您太太是否也会赏脸来看我们？”

“不会。”

“我希望她身体健康。”

“健康。”

“当然啦，医生的太太不可能身体不好，不是吗？”

“是。”

我琢磨了一会儿这个“是”，想着回答否定句的逻辑规则[5]。我傻傻地接着问：

“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或是一台电脑，我肯定会得出结论说您太太病了。”

沉默。我感到有点羞耻。

“对不起，我当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拉丁文教师，我有时认为别人也跟我一样喜欢语言学。”

沉默。我好像觉得贝尔纳丹先生看了窗外一眼。

“雪停了。太好了。您看见昨晚下了多大的雪吗？”

“看见了。”

“在这里，每年冬天都下这么大的雪吗？”

“不。”

“道路有时会被雪封住吗？”

“是。”

“这种状况会持续很久？”“不。”

“路政局会很快采取措施？”

“是。”

“这太好了。”

如果说，以我的年纪，还能这样准确地记得去年的一场谈话，而且是那么无聊的一场谈话，那是因为医生回答得非常慢。对于接踵而来的每个问题，他都要想上十五秒才有反应。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正常的。我想，五年后，我也许会跟他一样。

朱丽叶害羞地坐在贝尔纳丹先生边上，用我已经描述过的目光看着他，专注得让人敬佩。贝尔纳丹先生的目光非常茫然。

“再来一杯咖啡，先生？”她问。

他拒绝了。“不。”他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夫人”，我感到有些吃惊。显然，“是”和“不”构成了他的主要词汇。而我呢，我开始问自己，他为什么赖着不走。他什么话都不说，也无话可说。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丝怀疑：

“先生，您家里够暖吗？”

“够。”

然而，我喜欢试验的本性促使我延长了这一测试，我想看看他的语言究竟简洁到什么程度。

“我想，你们家没有生火？”

“没。”

“你们靠煤气取暖？”

“是。”

“没问题吗？”

“没。”

无济于事。我要试着问一个他无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您白天都干些什么？”

沉默。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愤怒，他咬着嘴唇，好像我得罪了他。这种无言的不满让我羞愧得无以自容。

“请原谅，我太冒失了。”

不一会儿，我觉得这种让步有些可笑。我的问题一点都不无礼啊！无礼的是他，闯入我们家，却又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

我想，如果他话很多，那也不好。我会喜欢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说话吗？很难说清。不过，他的沉默实在太让人恼怒了！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他有事想求我们，却又不敢说。于是我做出了各种暗示：

“您家有电话吗？”

“有。”

“收音机呢？电视机呢？”

“没。”

“我们也没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活得挺好，不是吗？”“是。”

“您的车子有问题吗？”

“没。”

“您喜欢看书吗？”

“不。”

他至少是诚实的。但不喜欢读书又怎么能在这种偏僻的地方生活下去呢？我想起来就感到害怕。而且，他昨天还说，村里没有顾客。

“这里是散步的好地方。您经常散步吗？”

“不。”

我凝视着他肥胖的身躯，心想，这一点，我应该想到的。“一个医生这么胖，毕竟是件奇怪的事！”我心想。

“您有什么特长吗？”

这次，我得到了一个长度可以打破纪录的回答。

“有。我擅长治疗心脏病。不过，我是全科医生。”

让人惊讶。这个看起来有些迟钝的人竟然是治疗心脏病的专家。当心脏病医生可要经过艰苦而努力的学习。这么说，这个人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智慧。

我愣住了，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原来，我的邻居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如果说，他要花十五秒才能找到答案来回答我极其简单的问题，那是想强调我的问题是多么无聊。他不说话，是因为他不怕沉默。他不读书，那也一定有深奥的原因，这和这具使人伤心的肉体给我的印象差不多。他说话简洁，喜欢说“是”和“不是”，就像圣马太[6]和贝尔纳诺斯。他目空一切，表明他对生存状况不满。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他之所以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那是因为厌世。如果说他到我家来却又一言不发，那是因为想在死神来临之际与一个陌生人做些沟通。

我也决定不再说话。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与某人面对面却一言不发。准确地说，我跟朱丽叶也有过这种情况，然而，那是我们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由来已久，从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种交流是语言无法胜任的，但我不敢奢望与贝尔纳丹先生也能这样。

起初，我充满信心地进入了沉默。似乎很容易，只要不动嘴唇，不去找话说就是了。然而，沉默和沉默是不一样的，朱丽叶的沉默是一个隔音的世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神话中的动物，而医生的沉默自他进门起就让人生气，它把人类变成了一种内容空洞的物质。

我试图坚持下去，就像潜水员想延长憋气的时间。这位邻居的沉默功夫也是非常了得，我唇干舌燥，双手全湿了。

糟糕的是，我的做法似乎让我们的客人不高兴了。他最后恼怒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想强调说：“你不跟我说话，这太无礼了！”

我投降了，胆怯得嘴唇开始颤抖，想发出声音——不管是什么声音。让我大为震惊的是，我说出来的却是：

“我太太叫朱丽叶，我叫埃米尔。”

我没有反应过来。这种亲昵太可笑了！我从来不想把我们的名字告诉这位先生。我的发音器官着了什么魔，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医生好像也在指责我，因为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甚至没有说一声“啊”。他的目光中也没有任何表示“我听见了”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场掰手腕比赛，他把我压倒了，脸上流露出胜利者的那种无情。

战败的我可怜巴巴地问：

“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他又沉默了十五秒钟，然后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帕拉墨得斯。”

“帕拉墨得斯？帕拉墨得斯！这太棒了！您知道吗，是帕拉墨得斯[7]在围困特洛伊城的时候发明了骰子游戏？”

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贝尔纳丹先生是否知道，因为他什么话都不说。而我呢，这种人名游戏让我觉得很开心。

“帕拉墨得斯！这很适合您的马拉美风格：‘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8]”

邻居似乎对我的观点极为蔑视。他没有说话，好像我怪异得无可救药。

“请您理解我。我之所以笑，是因为您的名字让人意想不到。不过，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非常不错。”

沉默。

“您父亲是否也跟我一样，是个古文教师？”

“不。”

“不”，这就是我有权了解的关于老贝尔纳丹先生的一切。我有点恼火。我一直讨厌向别人提问题。说到底，我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旁观的局外人可能会认为医生是对的：首先是因为我很冒失，然后是因为智慧永远不在说话者一方。但有一点，观察家们是不知道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这种面对面不可理喻，那就是这位先生是自己强行来到我家的。

我差点要问他：“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但这句话没有问出口，我觉得这样太无礼了，这分明是赶人嘛！当然，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没有勇气像粗鲁的人那样做。

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却有这种勇气：他坐着，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一副迟钝而不满的样子。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举止粗鲁？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其间，朱丽叶一直坐在他的身边。她观察着他，似乎觉得他挺有趣，就像一个动物学家在研究一头陌生野兽的行为。

把她纤瘦的身材和喜欢思考的眼睛与我们那位肥胖而有气无力的客人做一个比较，还是挺有趣的。可是，我觉得自己无权发笑。我平生第一次后悔自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搔搔脑门，想寻找一个不会得罪人的话题。

“您有时进城吗？”

“不。”

“您在村里能找到所需的一切？”

“是。”

“可在莫沃的杂货店里并没有太多的东西。”

“是。”

“是”。是的？这个“是”是什么意思？说“不”是不是更恰当一些？学语言的人喜欢咬文嚼字。就在这时，朱丽叶插话了：

“这里没有生菜，先生。当然，现在不是季节。但没有生菜可怎么过日子？春天的时候有吗？”

这个问题似乎超过了我们这位客人所知的范围。我曾以为他是个博学者，现在又回到了第一种假设：他是个头脑迟钝的傻子。因为，如果他不傻，他应该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我不知道”。

他又露出了那副不高兴的样子，然而，我太太的话并没有失礼。我带着一种夸张的敬意说：

“哎，朱丽叶，怎么能向贝尔纳丹先生这样的男人问一些家庭妇女的问题呢？”

“难道贝尔纳丹先生不吃沙拉吗？”

“那是贝尔纳丹太太的事。”

她转过身问了医生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她是无知呢，还是无礼。

“贝尔纳丹太太吃沙拉吗？”

就在我准备救驾的时候，医生思考了一阵之后，说：

“吃。”

他能屈尊回答这个问题，证明这个问题选对了。这么说，可以问他这类事情。弄个蔬菜单，我们可以打发一些时间。

“你们也吃西红柿吗？”

“吃。”

“萝卜呢？”

“吃。”

逐一问他关于蔬菜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我觉得有点不恭敬，所以不敢再问下去。很遗憾，因为我已经感到有趣了。

回想起来，在这之后，我们仍在沉默和无聊的问题之间徘徊了很久。

晚上，快到六点钟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要走，就像前一天一样。我都不敢相信。我无法形容那两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多么漫长。我筋疲力尽，好像刚刚跟独眼巨神打了一架，甚至更糟，跟独眼巨神相反的人打了一架。独眼巨神叫波吕斐摩斯[9]，即“说话滔滔不绝的人”。挑战一个饶舌者当然是一种考验，但对一个闯进你家，强迫你接受他沉默的人，你又能怎么样？

昨天晚上，这位邻居离开的时候，我笑了。今天，我笑不出来。朱丽叶问我：

“他今天为什么要来？”

好像我无所不知似的。

为了安慰她，我想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答案：

“有些人认为礼节性拜访一次是不够的，他们要拜访第二次。现在，我们两讫了。”

“啊，太好了，这位先生很懂礼貌。”

我笑了，不过，我担心会有更糟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心情烦躁，不敢承认原因。为了掩饰这种隐隐约约的忧虑，我制订了一个郊游计划。

“今天，我们去弄一棵圣诞树。”

朱丽叶大吃一惊：

“可圣诞节已经过去，现在是一月份了。”

“这没关系。”

“我们从来没有过圣诞树。”

“今年，我们要有一棵。”

我像个将军，制订了行动计划：我们到村里去买枞树和装饰物，下午就把它放在客厅里，装饰起来。

有没有圣诞树，我当然无所谓，但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可以消除不安的东西。

在村里，根本就没有枞树卖。我们买了几束花环和几个彩球，还有一把斧头和一把锯子。回来的时候，我把车停在森林中间，笨手笨脚地砍了一棵小枞树，然后把它放在车尾箱里，树太大，只放进去一半，车尾箱关不上，只好开着。

下午，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客厅里把枞树竖起来。我决定，明年一定要连根拔，把它种在花盆里。接着，得把装饰物挂在树枝上，装饰物的味道怪怪的。我的太太非常高兴，她觉得那棵枞树就像一个刚做完头发的村姑一样漂亮，她建议再加上几个发夹。

她似乎忘了盘旋在我们头顶的危险，但我忧心忡忡，悄悄地看着手表。

四点整，有人敲门。

朱丽叶轻声地脱口而出：

“啊，不！”

一听见这两个字，我就知道我白费劲了，没能平息她的恐惧。

我乖乖地打开门。只有我们的折磨者一个人，他嘟哝了一声“你好”，便把大衣递给我，然后走到客厅里他曾坐过的那张椅子前坐下，他已经习惯了。他接过一杯咖啡，什么也没说。

我像前一天一样，勇敢地问他，他太太会不会来——我并不真的希望他太太来，但至少可以解释他今天来访的原因。

他有点不悦，从词库里蹦出一个最常用的词：

“不。”

噩梦似乎又将开始，但我们白天的活动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话题。

“您看见了吗？我们弄了一棵圣诞树。”

“是的。”

我差点要问他：“很漂亮，不是吗？”但我想用一个极大胆的问题来做一个科学实验：

“您觉得怎么样？”

谁都不会觉得这句话问得不礼貌。我屏住呼吸。这一招非常重要：贝尔纳丹先生到底有没有美丑观？

他像往常一样想了一会儿，然后茫然地看了看我们的艺术作品，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回答，并配以毫无感情的声音：

“好。”

在他心中的词库里，这个“好”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是一种美学上的判断，还是属于道德范畴——有圣诞树是对的？我追问道：

“您说的这个‘好’字是什么意思？”

医生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我发现，当我的问题超出了他习惯回答的语言范畴时，他便会露出这种表情。可以说，他成功地羞辱了我，就像前两天一样。我还以为我的话说得不妥呢！这次，我决定要反抗：

“这表明您觉得这棵树漂亮？”

“是。”

见鬼！我忘了，不能让他有机会说出这个他最喜欢说的字。“您呢，您家里有圣诞树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客人的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情。我想：

“这正是我的目的，你生气吧。我就是要极其无礼地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圣诞树？我是多么粗鲁啊！这次，我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贝尔纳丹先生皱着眉头，他也许是在思考，也许因为要面对一个斯芬克司[10]那样的谜而生气。这时，我感到爽极了。

所以，当我听到朱丽叶用温柔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时，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惊讶。

“也许先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枞树。人们往往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原因。”她说。

我懊丧地看着她。她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们的邻居摆脱了困境之后，恢复了安详。但当我观察了他之后，我发现这个词不适合他。他身上根本没有安详的东西：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是因为人们往往用它来形容胖子。然而，这个折磨我们的人，他的脸上丝毫没有那种温柔和安详。事实上，他的脸上除了忧伤，没有任何其他表情。然而，这又不是人们用来形容葡萄牙人的那种高雅的忧伤，而是一种沉重的、不可动摇的、没有结果的忧伤，因为人们可以感到它融化在了他的脂肪中。

好好想想，我是否见过快乐的胖子？我徒劳地在记忆中搜寻。有人说，胖子都很快乐，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像贝尔纳丹先生那样，一副哭丧的样子。

也许这就是他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想他的沉默就不会让我感到那么压抑。在这种毫无生气、让人失望的肥胖中，有一种让人难受的东西。

朱丽叶又瘦又小，但她即使不笑也是一副快乐的样子。而我们的这位客人则恰恰相反，如果他还会笑的话。

关于圣诞树和为什么有或者没有圣诞树的问题失败之后，我忘了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时间非常漫长，漫长而难过。

当他终于离开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才六点钟：我坚信已经九点了，我还以为他要赖在这里吃饭呢！这么说，他“只”待了两个小时，和昨天、和前天一样。

人在生气时往往会对别人有些不公平，我就是这样。我埋怨朱丽叶说：

“我问他圣诞树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出来救他呢？应该让他自己对付。”

“我出来救他了？”

“是的，你替他回答了。”

“那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问题有点不妥当。”

“是不妥当！那就更有理由问了。这样不是可以试试他的智力水平吗？”

“他毕竟是个治疗心脏病的医生。”

“也许在遥远的过去他是聪明的。现在，他显然不再聪明。”

“你是不是觉得他的脑子有问题？这位先生看起来很不幸，有点听天由命。”

“听着，朱丽叶，你很善良，但我们不是圣伯纳德犬[11]。”

“你觉得他明天还会来吗？”

“我怎么知道？”

我发现自己提高了嗓门。我把火撒在自己的太太头上了，真是愚蠢到极点了。

“请原谅。那家伙把我气糊涂了。”

“埃米尔，如果他明天还来，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说怎么办？”

我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她微笑着说：

“也许他明天不会来了。”

“也许吧。”

可是，我并不相信。

第二天，下午四点，有人敲门。我们知道是谁。

贝尔纳丹先生沉默着，觉得我们不说话简直是无礼到极点。

两个小时后，他走了。

“明天，朱丽叶，四点差十分时，我们出去散步。”

朱丽叶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三点五十分时，我们出去散步了。天下着雪，我们很高兴，感到非常自由。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散步有这么快乐。

朱丽叶才十岁。她仰起头，面对天空，张开嘴，想把雪花一片片吞下去。她假装在数，每隔一段时间，她就向我报数，数字让人难以置信：

“一百五十五。”

“骗人！”

在森林中，我们的脚步像雪一样悄然无声。我们一声不吭，重新又发现沉默是多么幸福。

夜幕及时降临了。由于四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显得更亮了。如果沉默必须变成一种具体的物质，那应该就是雪了。

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六点钟了。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的脚印，还是新踩的，一直通往我们的家门口，然后又回到了邻居家。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尤其是发觉那个人曾在我们家门口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似乎能从这些脚印中看出它的意思，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贝尔纳丹先生生气的样子，他一定在想，我们不在家接待他，真是太缺乏教养了。

朱丽叶乐坏了，似乎激动得不能自已。刚才好像在仙境中散了步，现在又发现医生失望而归，她简直高兴坏了。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能让她激动成这个样子。

晚上，她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她咳嗽了。我恨起自己来：我怎么能让她不戴帽子就在雪地上跑呢，而且还吞了几百片雪花？

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今天是不能出去散步了。

我把汤药端到她的床头。

“今天，他还会来吗？”

我们甚至用不着说明这个“他”是谁。

“我们昨天不在，也许他今天会打消来的念头。”

“平时，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开了客厅里的灯。今天可以不开。”

“昨天我们就没开，但他还是来了。”

“可是，埃米尔，我们非接待他不可吗？”

我叹了一口气，心想，真理往往出自无知者的嘴中。

“你问得好。”

“可你没有回答。”

“法律并没有规定我们要对他打开大门，而是礼貌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我们一定要有礼貌吗？”

她又触及了一个敏感点。

“谁也没有强迫我们要有礼貌。”

“所以……”

“朱丽叶，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责任，而在于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我不明白。”

“如果我们礼貌了六十五年，我们能一朝就不礼貌吗？”

“我们过去一直都很礼貌吗？”

“你问我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我们的行为方式在我们身上是多么根深蒂固。我们已经礼貌得都意识不到自己礼貌了。人是不会与无意识做斗争的。”

“我们就不会试试吗？”

“怎么个试法？”

“如果他来敲门，而你又在楼上，你听不见敲门声是正常的，尤其是在你这个年龄。这甚至都算不上不礼貌。”

“我为什么要待在楼上？”

“因为我卧病在床，因为你要守在我的床头。说到底，这跟他无关。待在楼上根本谈不上不礼貌。”

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四点钟的时候，我待在楼上，坐在病人旁边。有人敲门。

“朱丽叶，我听见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没听见。”

“可我听得很清楚。”

“你可以正在睡觉。”

“在这个时候睡觉？”

“为什么不行？我病了，你陪着我睡着了。”

我心里开始感到不踏实，喉咙发紧。朱丽叶抓住我的手，鼓励着我：

“他很快就会停止敲门的。”

在这一点上，朱丽叶弄错了。他不但没有停止敲门，反而敲得越来越响。我要待在六楼才能听不见，而我们的房子只有三层。

几分钟过去了，贝尔纳丹先生开始像疯子一样捶我们家的门。

“他会把门敲烂的。”

“他疯了，疯狂到极点了。”

他敲得越来越响。我似乎看到他巨大的身躯压在门上，门最后倒了下来。在这么冷的天，如果没有门，那可让人受不了。

接着，事情糟糕到了极点：他一刻不停地敲门，两次敲门之间的间隔不超过一秒。我都不敢相信他有那么大的力气。朱丽叶脸色苍白，松开了我的手。

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匆匆冲下楼梯，打开了门。

折磨我们的人脸都气肿了。我害怕极了，说不出一句话来。我闪到一边让他进来，他脱掉大衣，走到那张椅子前坐下。他把那张椅子当作他的椅子了。

“我没有听见您敲门。”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知道你在家，因为外面的雪地上没有脚印。”

他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接着，他沉默了，端坐在椅子上。我害怕极了，他刚才说的话证明他并不是笨蛋。相反，从他的举止来看，他是一个危险的疯子。

过了很久很久，他又说了一句话：

“昨天，你们出门了。”

听他的语气，是在责备我们。

“是的，我们到林中散步去了。”

我还在替自己辩解呢！我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耻，便强迫自己补充了一句：

“您敲门敲得那么用力……”

你们想象不到我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几个字，我们的邻居却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敲得太用力了？那就对了，因为这最后迫使我开了门。

但那天我还没有足够的自信保持沉默。

“我太太昨天散步时着凉了。她躺在床上，有点咳嗽。”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医生。他也许最终会显示出自己在什么方面有点用。然而，他没有说话。

“您能替她检查一下吗？”

“她着凉了。”他生气地说，似乎在想，不要用这种事来打搅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我们这种年龄……”

他不屑再回答。他所传递的信息很清楚：除非得了脑膜炎，否则，别想让他看病。

他又沉默了。我突然气愤起来。什么！我得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整整两个小时？他死气沉沉，只在敲门时才显示出自己的活力。而在这两个小时里，我可怜的太太生着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但我还是有礼貌地对他说：

“请您原谅，但朱丽叶需要我。您可以待在客厅里，也可以陪我上楼，随您的便……”

随便什么人都能听明白这是在下逐客令，可贝尔纳丹先生不是随便什么人。我分明听到他惊讶地问我：

“您不请我喝咖啡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说，我们出于礼貌，每天请他喝一杯咖啡成了必需的了！我不无恐惧地发现，从他第一次来访起，我们所给他的一切都成了必需的了：在他欠发达的大脑里，客气一次就得永远客气下去，这成了法则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给他上咖啡！这太过分了。美国人好像会对他们的客人说：“自己动手吧！”可我不是美国人，而且，我也没有胆量拒绝他的任何要求，由于天生懦弱，我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我没有时间给您煮咖啡。我得煮水给我太太泡汤药，我就顺便给您泡杯茶吧！”

我差点想加上一句：“如果您愿意的话。”但我没有这个胆，所以把这句话掐掉了。

我把茶递给他后，便端着汤药上了楼。朱丽叶缩在床上，轻声地问我：

“他怎么样了？他为什么像个粗人那样敲门？”

她害怕得圆睁双眼。

“我不知道。不过，别担心，他不是危险分子。”

“你能肯定吗？你听见了，他捶那扇可怜的门时，力气有多大！”

“他并不粗暴，只是一个粗人罢了。”

我告诉她那位先生想喝咖啡的事，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把他一个人留在楼下吧？”

“我不敢。”

“试一试吧，只是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不想让他翻我们的东西。”

“他不是那种人。”

“他是哪种人？”

“听着，他是个粗人。你有权以粗待粗。还有，你别下楼，我求你了。我怕你单独和他在一起。”

我笑了。

“你在那里保护我，就没那么害怕了吗？”

这时，我们听见了一个可怕的声音，然后又传来同样的一声，接着是第三声。听到这一节奏，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敌人上楼了。楼梯已习惯我们轻轻的身体，肥胖的贝尔纳丹先生压得它嘎吱作响。

朱丽叶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就像被吸血鬼关在储藏室里的两个孩子，根本无法逃脱。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上楼时没有关门，也没想到要关门：那种保护完全没有用，为什么还要做呢？我们完了。

与此同时，我发现我们的害怕是多么滑稽：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大危险。我们的邻居是个灾星，这毫无疑问，但他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的，不过，我们仍然感到害怕。我们已经感觉到他的存在了。为了装得像模像样，我抓住病人的手，一副专注的样子。

他到了，看着这一幕：忧心忡忡的丈夫坐在生病的妻子的床头。我假装惊讶：

“啊，您上楼了！”

好像我没有听见楼梯声响似的！

他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好像对我们的恶行既愤怒又怀疑：朱丽叶完全可能假装生病，以免去礼貌待他的义务。

她呻吟着，滑稽地感谢他：

“啊，医生，太感谢您了！不过，我觉得仅仅是着凉了而已。”

他不知所措，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我看着他，有点惊愕：如果他要替我太太做检查，他的大脑必须运转才行！他能做到吗？

贝尔纳丹先生肥胖的大手终于抬起来了。他没有说话。刹那间，我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怎么样，医生？”

“没什么。她什么事都没有。”

“可她咳嗽！”

“也许喉咙有点发炎。不过，她没事。”

这句话，换成别的医生，会说得很让人放心，而从他嘴里发出来，像是在骂人——“就这么一点小病，你们就不管我了？”

我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

“谢谢，谢谢，医生！有您的话我就放心了。我得付您多少出诊费？”

他的手只在我太太的额头上放了一下，就要付钱给他，这显得有些奇怪，但我实在不想欠他的情。

他态度粗暴地耸耸肩，这下，我发现了这个折磨我们的人的一个特点——他有特点，仅仅这一事实就让我感到惊奇了：他对金钱不感兴趣。他身上如果没有高贵之处，可能会有些闪光的东西，至少没有平庸的东西。

他忠于自己的性格，匆匆掩饰自己刚开始给人留下的好印象。他在房间里走前一步，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我们。

朱丽叶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们都不敢相信：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进攻到我们的卧室里来呀！事情不但变得非常可怕，而且搞僵了。

即使我能把某人赶出家门，我又怎么对他下得了手？况且他刚刚免费替我太太看了病！

朱丽叶最后随口说：

“医生，您……您不会就待在这里吧？”

他忧郁的表情中出现了一丝惊讶。什么，竟然有人敢对他说这话？

“这不是接待您的地方，而且，您会感到烦闷的。”

他觉得这话还能接受，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受不了的建议：

“如果我去客厅，您也要跟着去。”

我沮丧地做着无用的辩解：

“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她没有生病。”

真是不可思议！我只知道一再重复：

“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她没有生病。”

“不管怎么说，医生，她很虚弱！在我们这个年纪，这很正常！”

“她没有生病。”

我看着朱丽叶，她坚决地摇着头。但愿我有力量大声宣告：“不管她有没有生病，我都要和她待在一起！你出去！”我这时才明白自己软弱到了什么程度。我恨自己。

我狼狈地站起来，和贝尔纳丹先生下楼来到客厅，留下我可怜的太太在房间里咳嗽。

那个擅自闯入别人家中的人躺坐在扶手椅中，端起我上楼之前给他沏的一杯茶，送到唇边，却又把茶递给我，说：

“茶凉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这太过分了！粗鲁到这种程度，这太不合适了。我笑着，笑着，疯狂大笑了半个小时，都直不起腰来。

我从被我的大笑激怒的这位胖先生手里接过杯子，走向厨房。

“我马上再给你沏一杯茶。”

六点钟的时候，他走了。我回到楼上的房间。

“我听见你笑得很大声。”

我跟她讲述了茶凉了的故事。她也笑了，然后，又似乎有点局促不安：

“埃米尔，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

“不能再开门让他进来了。”

“刚才的事你已经看见了。如果我不开门，他会把门敲烂的。”

“那就让他敲烂好了！那将是跟他绝交的最好机会。”

“可门真的会被他敲烂的，现在是冬天！”

“敲烂了我们再修。”

“门会被白白地敲烂的，因为没有办法与他绝交。最好还是对他好言好语，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

“那又怎么样？”

“最好和邻居和睦相处。”

“为什么？”

“这是习惯。而且，别忘了我们在这里是孤家寡人。再说了，他是医生。”

“远离尘嚣，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你说他是医生，而我要说，他会把我们都弄病的。”

“别夸张了，他并不会伤害人。”

“你看见了，才几天我们就担忧成这个样子。一个月后，半年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许冬天过后他就会停止的。”

“不会，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他每天都会来，每天四点到六点！”

“也许他会泄气的。”

“他永远也不会泄气。”

我叹了一口气。

“听着，他确实很碍事，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过得很好吗？这正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我们不能让一件如此可笑的小事破坏我们美好的生活。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两个小时是一天的十二分之一，可以说算不了什么。我们每天有二十二个愉快的小时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呢？你想过没有，有些人一天连两个小时的愉快都没有呢！”

“这难道是可以让人侵犯的理由吗？”

“礼仪迫使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相比。我们过着如梦的生活，却还要抗议，我会感到羞耻的。”

“这不公平。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你工作了四十年。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不能这样来讨论问题，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自我保护呢？”

“保护自己不受一个笨蛋、一个迟钝的粗人的侵犯？最好还是一笑了之吧，不是吗？”

“我笑不出来。”

“你错了。笑是很容易的，以后，就让我们一起笑贝尔纳丹先生吧！”

第二天，朱丽叶的病好了。下午四点，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嘴角挂着微笑。我们决定带着他应当得到的所有微笑去接待他。

“啊，太让人惊喜了！”当我看到折磨我们的人时，我大声叫道。

他进来了，一副抱怨的样子，把大衣递给我。我欣喜若狂，接着说：

“朱丽叶，你永远也猜不到是谁来了！”

“是谁呀？”她在楼上问。

“是那位了不起的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先生，我们可爱的邻居！”

朱丽叶轻快地从楼上下来。

“是那位医生？啊，真是他！”

我从她的声音里能听出她在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她双手握住他的一只胖乎乎的手，把它贴在胸前。

“啊，谢谢，医生！您感觉到了吗？我的病好了，这要感谢您。”

这个大胖子显得有点不自在，他从我太太手中抽回手，坚定地走向他的那张椅子，跌坐在上面。

“来一杯咖啡？”

“好。”

“其他还要点什么？您知道吗，昨天，您救了我的命。您喜欢什么？”

他半躺在椅子上，没有回答。

“来块杏仁蛋糕？苹果馅饼？”

我们家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我在想朱丽叶是否在夸张，至少，她看起来是在开玩笑。她继续列举想象中的甜点：

“来一大块果酱蛋糕？奶油夹心烤蛋白？苏格兰布丁？黑加仑酒荷包蛋？巧克力奶油条酥？”

我甚至怀疑她这辈子是否见到过这些甜点。医生开始露出愤怒的样子，他生气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咖啡！”

我太太不知道他那么粗鲁，惊讶地说：

“什么都不要，真的什么都不要？啊，这太遗憾了。如果您能吃些甜点，我会多么高兴啊！医生，由于您，我获得了新生！”

她像只小山羊一样轻快地跑进厨房。如果我们的客人真的要了她说的某种甜点，她该怎么办？我讪笑着走到他身边坐下。

“亲爱的帕拉墨得斯，你觉得中式分类法怎么样？”

他什么都没说，甚至丝毫没有感到惊奇。他疲惫的目光似乎表达着这样的意思：“我还得忍受这个家伙让人痛苦的谈话。”

而我决意要让他难受：

“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12]把人弄得都发晕了。我引用《探讨》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你可别不高兴，‘在古中国，有一本叫作《友善学天朝大观》的百科全书，书中写道：动物分成以下几类：（1）属于皇帝的；（2）经过防腐处理的；（3）被驯服的；（4）乳猪；（5）美人鱼；（6）传说中的动物；（7）流浪狗；（8）包括在以上分类中的动物；（9）发疯似的动物；（10）多种多样的动物；（11）用极细的驼马笔画的动物；（12）等等；（13）刚刚把罐子打烂的动物；（14）远远看起来像苍蝇的动物’。对一个像您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如果说您不大笑至少也会发笑的分类法吗？”

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尽可能地文明。贝尔纳丹先生呆若木鸡。

“这么说，我认识一些丝毫不喜欢这种分类法的人。确实，除了滑稽，这个例子也说明分类之艰难。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比中国人聪明。”

朱丽叶给我们端来了咖啡。

“你这些晦涩的理论也许让我们可爱的医生感到厌烦了……”

“朱丽叶，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人不可能不思考这些问题，同样，读过这些有趣但不适当的练习的人，不可能不把它记住。”

“你也许应该向医生解释一下谁是亚里士多德。”

“帕拉墨得斯，请原谅她。她也许忘了亚里士多德在医学界所扮演的角色。说实在的，分类这念头本身就不可思议。有什么必要给真实的东西分类呢？我在这里不想跟您谈二元论，虽然二元论是对原先的二分法极自然的移植，二分法认为男女是对立的。事实上，分类这个词只有在不止两个论点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二元分类法不配用这个名字。你知道三元分类法（所以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分类）是谁先发明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吗？”

折磨我们的那个人喝着咖啡，好像在想：“就知道说。”

“我让您猜一千次您也猜不到。是吕底亚[13]的太昌德。您能想到吗？比亚里士多德差不多早两个世纪！对那个斯塔吉拉人[14]来说，这是多大的侮辱啊！您想过太昌德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吗？人类第一次想根据抽象的秩序来划分真实的东西，是的，抽象的秩序。我们今天也不见得更加清楚，但说到底，所有根据二以上的数字所进行的划分都完全是抽象的。如果有三种性别，四元分类法中就会出现抽象的东西。”

朱丽叶带着赞赏的目光望着我。

“太了不起了！你从来没有这样迷人过！”

“亲爱的，我在等待能与我较量的对话者呢！”

“医生，多亏您来了！如果没有您，我根本无缘认识吕底亚的这个太昌德。”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分类法上来吧。您知道吕底亚的分类法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吗？它来自吕底亚人对动物世界的观察。事实上，我们的那个吕底亚人是动物学家，他把动物分为三类，分别叫作：羽类动物、毛类动物和——记清楚了——皮类动物。第三类动物包括两栖类动物、爬行动物、人类和鱼类——我是根据他论文中的秩序列举的。这难道不神奇吗？我喜欢这种古老的智慧，它把人类当作动物的一种。”

“我同意他的观点。人类是一种动物！”朱丽叶激动地说。

“于是，许多问题出现了：太昌德把昆虫和甲壳类动物归在了哪里？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好像不是动物似的！在他看来，昆虫属于灰尘世界——除了蜻蜓和蝴蝶，他把蜻蜓和蝴蝶划为羽类动物。至于甲壳类动物，他把它们当作节肢动物的贝壳，而他认为贝壳属于矿物。多么富有诗意啊！”

“花呢，他把它划分到什么地方了？”

“朱丽叶，别把什么都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说的是动物。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那个吕底亚人怎么没有注意到人也是有毛的。相反，有毛的动物身上也有我们所谓的皮。这太奇怪了。他的标准是印象主义的，所以，生物学家都把太昌德当作可笑之人。谁都不曾意识到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飞跃和意识飞跃，因为他的三元论无非是扮成三元相辅的二元相辅。”

“埃米尔，扮成三元相辅的二元相辅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他把动物分成重、轻和不重不轻三类。黑格尔也无非如此……这个吕底亚人在构想这套理论时，头脑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他的直觉一开始就幻想到了三元论，还是他是从一种普通的两分法（羽和毛）开始的？他是否在中途认识到这是不够的？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贝尔纳丹先生好像是一个迷失在拜占庭的蹩脚工匠：这是极大的蔑视，但他仍然端坐在“他的”扶手椅上。

“生物学家笑他，这是大错特错。现在的动物学家难道发明了更加科学的分类法？您知道，帕拉墨得斯，当我和朱丽叶决定住到乡下时，我买了一本有关鸟类的书，我想熟悉熟悉我的新环境。”

我站起来去找那本书。

“就是这本《世界上的鸟类》，博达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它从九十九种非鸣禽目鸟类写起，最后描述七十四种鸣禽目鸟类。这种做法是荒唐的。从讲述与它无关的东西开始来描述一种生命，这有点让人头晕。如果一开始就乱扯一通，那会怎么样？”

“你说得对。”朱丽叶听得心醉神迷，说。

“您想象一下，亲爱的朋友，我要描述您，开始时却列举一些与您无关的东西！这真是疯了。‘与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无关的一切’，这个单子将会很长，因为与您无关的东西太多了。从哪儿开始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医生不是羽类动物！”

“没错。他不是讨厌鬼，不是粗人，也不是白痴。”

朱丽叶睁大眼睛，脸色苍白，用手捂住嘴，怕自己笑出声来。

我们的客人却不动声色。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什么表情都没有。目光中一丝闪亮都没有，甚至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然而，毫无疑问，他已经听见了。我得承认，他让我大吃一惊。

我得巧妙地脱身了，便胡乱地说：

“太奇怪了，分类学上的问题会通过生物学而出现，当然，这可能完全符合逻辑。我们不能自找烦恼，替一些变化如此之少的东西创造种类，比如说，雷电。只有多样性和不协调性才会产生分类的需要。还有什么比动物和植物更不协调、更多种多样呢？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深刻的亲缘关系……”

我突然意识到，我忘了我曾如此深思熟虑过的亲缘关系，想不起来我思考了二十年的结果，而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想起来着。一定是贝尔纳丹先生的来临或者说是他的纠缠让我的大脑短路了。

“这些亲缘关系是什么来着？”朱丽叶不安地问。

“我现在还仅仅是假设，但我敢肯定它们是存在的。帕拉墨得斯先生，您是怎么想的？”

我们白等了，他根本不回答。我不由得欣赏起他来：

不管他疯不疯，至少他有这种我所缺乏的勇气或者说胆量——不予回答。既不说“我不知道”，也不耸肩，完全无动于衷。对一个强行到我家来坐上几个小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天才。我被他迷住了，佩服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甚至没有一丝尴尬——尴尬的是我们！我们尴尬极了！而且，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感到惊讶：如果粗鲁的人为自己粗鲁的方式感到耻辱，他们就会不再粗鲁。我惊讶地想，做一个粗人，感觉一定相当好。可以随心所欲，做出所有粗鲁的行为，而让别人为此感到内疚，好像是别人做了错事似的：这是多大的成功啊！

谈话开始时，我的那种不可多得的自然很快就消失了。我仍然打肿脸充胖子，一个人不停地谈论着天知道是什么理论，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坚持不住了。

这难道是我的想象吗？我似乎看见邻居的脸上闪过一道表情，我可以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你为什么感到这么痛苦？我赢了，这一点，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你家客厅里坐上两个小时，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你滔滔不绝，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我在你家里，我在烦你。”

六点钟的时候，他走了。

我无法入眠。朱丽叶发觉了，她一定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因为她说：

“你今天下午太棒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现在不那么肯定了。”

“你的那些哲理思考，是想让他明白他是个讨厌的人！我差点都要鼓掌欢呼了。”

“也许吧，但这有什么用呢？”

“让他感到惊讶。”

“那种人不会感到惊讶。”

“你应该已经发现，他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你应该已经发现，尴尬的是我们，而不是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感到尴尬。”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也丝毫没有改变我们面临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他就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

“总之，我感到很有趣。”

“那好吧。”

“明天，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吗？”

“是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我不认为你的和蔼亲切和我滔滔不绝的博学演讲能使他不再来。不过，这至少让我们开心了。”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害人的好处在于它能把人倒逼到死胡同里。从来没有内省过的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在探究内心，似乎想从中找到一种尚未开发的力量。

我没能找到任何力量，却因此得知了关于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胆小鬼。我在中学里当了四十年老师，从来没有被起哄过。学生们尊敬我，我觉得自己享有某种天生的权威，于是便错误地认为自己属于强者。事实上，我只属于文明人。有了文明，便拥有一切便利，但只要遇到一个粗人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权力是多么有限。

我寻找着对自己有用的回忆，却发现了许多对自己无用的记忆。精神具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保护系统。当人们向它求助的时候，它不但不帮人，反而只呈现出一些美丽的景象。说到底，它并没有错，因为，如果你不能摆脱困境，这些美丽的景象就是一种暂时的拯救。所以说，记忆就像是在沙漠里卖领带的商人：“要水？没有。不过，如果您要领带，我这里有的是。”在我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摆脱一个讨厌鬼？不知道。不过，回忆回忆秋天的玫瑰吧，几年前，您还那么喜欢……”

十岁时的朱丽叶。我们都是城里的孩子。我太太十岁时，她的辫子是全校最长的，其色泽可与皮革相比。我们已经结婚四年。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的婚礼，首先是我们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很开明。

他们有时邀请我未来的妻子睡在家里——相反的事情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她父母认为“太早”。这种约束使我感到很困惑，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女儿经常到我家来过夜。所以，违反规矩的事情在我家是允许的，在她家却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事挺怪，但从来未置一词，怕伤害朱丽叶。

我的父母并不是很有钱：我们家里只有淋浴没有盆浴，所以浴缸对我来说是奢侈的同义词。浴室里没有暖气，我一直不明白我那时为什么那样喜欢洗澡。我和朱丽叶结婚后就一起洗澡，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妻子的裸体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下雨和夕阳一样，我从来不觉得它有什么淫秽。

只是冬天有点麻烦。晚上，我们睡觉之前都要一起淋浴。必须在那个冰冷的浴室里脱衣服：那是一场考验。我们每脱一件衣服都会冻得大叫一声，因为越脱越冷。当我们像玻璃蛇一样一丝不挂时，我们会痛苦地长喊一声：冷啊！

我们钻进浴帘里面，我拧开水龙头。水流了出来，起初很冷，这又引起了新一轮大叫。我未到青春期的妻子裹着一件塑料布保护自己。突然，水龙头里喷出了一道滚烫的水流，我们尖叫着大笑起来。

我是个男人，应该由我去调节水温。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轻轻一碰水龙头，水就会由滚烫变得冰冷，或者相反。起码要摸索十分钟才能调出可以忍受的温度。在这期间，朱丽叶裹着无袖长衣般的塑料布，水温每变化一次她都害怕得又叫又笑。

水温调好后，我便向她伸出手去，让她来到我身边一起淋浴。塑料布松开了，露出了十岁女孩白皙消瘦的身躯和一头浓密的栗发。她美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她缩着身子来到了水流下，发出了快乐的叫声，因为水温被我调得恰到好处。我捧住她的长发，把它弄湿。看到她的头发遇水后变小了，我有些惊讶。我紧紧地抓着它，似乎想把它拧成一道绳。这时，我看到了她狭窄的背，她的背很白，肩胛突出，像两只收拢的翅膀。

我拿起一块香皂，搓着她的头发，直到她的头发冒出泡沫。我把泡沫聚拢在她的头顶，搅拌着，做成了一顶比她的脑袋还大的王冠。然后，我又用香皂擦她的身体，当我的手摸到她双腿之间时，朱丽叶尖叫起来，因为她感到痒。

我们互相冲洗了几个小时，因为我们在热水下面觉得非常舒服，一点都不想离开。然而，得下决心了。我突然关掉水龙头，朱丽叶拉开浴帘，一股冷空气向我们袭来。我们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冲向浴巾。

朱丽叶冻得脸色发青，我得给她按摩。她笑着，牙齿冷得直打架，说：“我要死了。”她穿上长长的睡衣，命令我快上床，躺到她身边给她取暖。

我来到房间里，看见被褥里只露出她湿湿的头发，这是表明她存在的唯一迹象，因为她瘦小的身躯不足以让鸭绒被鼓起来。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看见她一脸笑容。“我冷！”她说。于是，我搂住她，抱得紧紧的，嗅着她脖子上温暖的气息。

所以，我关于童年的唯一回忆与冬天有关。人们也许会说它色情，但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而甜蜜，时而快乐：好像我需要被冻得痛苦不堪才能想起我太太十岁时可爱迷人的样子以及我享受它的方式。

我现在发现，那是我关于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也许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着了什么魔，为什么需要别人的折磨才能从记忆中找到如此珍贵的东西？

朱丽叶的头发以前是白的，剪得很短。除了这点，她什么都没变。她身上没有一点衰老的痕迹。不过，她好像大病初愈，损失了羊毛般浓密的头发。

她剩下的头发，现在有种让人愉悦但显得有些做作的颜色：就像小孩稚嫩的屁股，白里带青。

可多么温柔啊！那种温柔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与此相比，甚至连婴儿的茸毛都显得粗糙。天使的头发也不过如此。

天使没有孩子，朱丽叶也没有。她是她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您不知道日子过得有多慢。全世界的人都大叫时间过得飞快，其实不是这样。

尤其是在这个一月份，更不是这样。准确地说，一天中的每个时段都有其节奏：夜晚漫长而温柔，早晨短暂而充满希望。中午过后，会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忧虑，它将加快时间的进程，甚至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四点钟的时候，时间就像陷入了泥潭，不动了。

事情被弄得很糟：分配给贝尔纳丹先生的时段，最后成了我们一天当中最主要的内容。我们不敢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敢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曾扮演了一个勇敢者的角色。因为我们的客人强行闯入却一言不发，我跟他滔滔不绝、卖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符合逻辑吗？滔滔不绝是为了自己不感到厌烦，而卖弄自己是为了烦他。

我得承认我从中得到了乐趣。我平时很少当众说话，从此以后却被迫当众说很多话——如果可以把这个医生称作众人。我当过教师，这一经历对我有帮助，但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在中学里，我努力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在客厅里却恰恰相反，我尽量表现得可憎可恨，让人讨厌。

我由此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让人讨厌比让人喜欢要有趣得多。在课堂上，当我想生动地描绘西塞罗[15]的形象时，我在心里就忍不住想打哈欠。而把我博学的知识灌输给折磨我的人，让他消化不了时，我不禁欣喜若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做讲座的人几乎总是那么让人讨厌。

由于刚刚学做讨厌鬼，我有时会不知所措。我尽力而为。一天，我刚刚谈了一个小时的赫西奥德[16]，头脑里突然一片空白。我不知着了什么魔，突然鲁莽地问：

“贝尔纳丹太太呢？”

我的邻居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现在，我总算能理解他了：五秒钟前还在说赫西奥德，现在却有人问起他太太来，他有点无言以对。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愤怒地看着我。但我不再生气了，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一个普遍的事实：帕拉墨得斯老是生气。

我接着说：

“是的。我们每天都接待您，您知道我们是多么快乐。如果您太太也能屈尊陪您一同前来，我们会感到更加高兴。”

事实上，我心里在想，他的另一半的出现并不会使情况有任何改变。我的客人似乎对我的建议并不感冒，我觉得这就更妙了。

“我知道您是个有名的细心人，帕拉墨得斯。明天下午带她一起来喝茶或咖啡怎么样？”

沉默。

“如果有个女伴，朱丽叶会很高兴的。您太太叫什么名字？”

他想了十五秒钟。

“贝尔纳黛特。”

“贝尔纳黛特·贝尔纳丹？”

我傻笑起来，为自己的粗俗感到高兴。

“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和贝尔纳黛特·贝尔纳丹。一个奇异的名字和一个常见但重复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真是太妙了！[17]”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邻居表态了：“她不会来。”

“啊，对不起，我惹您生气了！请原谅。你们的名字真是起得太好了。”

“不是因为这个。”

他很少这样说话。

“她病了？”

“没有。”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可为此感到高兴。我接着问：

“您跟她相处得好吗？”

“好。”

“既然如此，那就简单点，帕拉墨得斯！好了，就这样定了。为了迫使您把您的太太介绍给我们，我们不请你们喝茶了，而是请你们明天晚上八点陪我们吃晚饭。您不会不知道，拒绝宴请是很不礼貌的。”

朱丽叶从厨房里走出来，惊恐地望着我。我用目光安慰她，毫不犹豫地一口气说：

“只是，由于这个机会如此宝贵，我们必须做些准备，所以，亲爱的帕拉墨得斯，我们请您明天下午不要到我们家里来。这次，我们等着晚上见。”

朱丽叶转身回厨房去了，想掩饰自己的大笑。

贝尔纳丹先生很沮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奇啊！六点差五分他就走了。我高兴坏了。

他的失态和我们无礼的邀请，使我和我太太笑得好久都直不起腰来。

“其实，埃米尔，我们应该天天晚上请他们，这样我们下午就自由了。”

“这是个办法。不过让我们等等吧，看看贝尔纳黛特·贝尔纳丹有多大的魅力。我猜一定是魅力无穷。”

“她不会比她丈夫更糟。”

我们真的迫切地想见到她。

凌晨五点，朱丽叶就醒了。这事弄得她太激动了，我不禁为她担起心来。

她带着六岁时的那种微笑，问我：

“我们是否为他们做一些难吃的东西？”

“不，别忘了我们自己也要吃的。”

“是吗？”

“否则还能怎么办？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好办法。相反，最好夸张地摆一桌盛宴，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我们将穿上十分华丽的衣服，请他们吃极其精美的大餐。”

“可是……我们既没有宴会上穿的服装，也没有做大餐的食材。”

“这只是一种说法罢了。这场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对他们非常好。我们是对他们非常好。”

我们确实对他们非常好。客厅专门打扫了一番，擦得很亮。一下午我们都在准备晚餐。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穿上盛装，要多不得体就有多不得体。

朱丽叶选择了一条黑绒毛的毛皮裙，突出了她苗条的身材。

有人说，准时是最大的礼貌。但如果准时成了唯一的礼貌，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的邻居就是这样。他来得总是很准时，一分钟不差。

八点整，有人敲门了。

贝尔纳丹先生让我们感到消瘦而多话了。他瘦了？学会说话了？根本不是这样。

只是，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

很久以前，我们去看过费里尼[18]的《爱情神话》。朱丽叶一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敢松开，好像我们看的是《活死人归来》[19]似的。当两性人在洞穴里出现的时候，我想她都害怕得想离开放映厅了。

当贝尔纳丹太太进来时，我们都停止了呼吸。她就像费里尼影片中的人物那么可怕。不是因为她像那个人物，远远不是，而是她几乎不像个人。

邻居跨进我们的门槛，然后把手伸向外面，他从外面慢慢地拽进一个什么巨大的东西。那是一大团肉，穿着一件裙子，或者说那团肉被包在一块布里面。

必须把事情弄清楚。由于没有别的东西和医生在一起，所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个鼓鼓囊囊的东西就叫贝尔纳黛特·贝尔纳丹。

事实上，我说得不对：“鼓鼓囊囊”这个词用得不合适。她肥肥胖胖，皮肤太白、太光滑了，用这个词来形容这类庞然大物显然不妥当。

一个囊肿，这个东西是个囊肿。夏娃是从亚当的一根肋骨里提取出来，贝尔纳丹太太也许是长在她丈夫肚子上的囊肿。有时，医生能从病人肚子里摘除一个比病人本身重两倍甚至三倍的囊肿。帕拉墨得斯娶了人们摘除的一团肉。

当然，这种解释完全是我刻意编造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它比那种“合理”的说法更真实：这团囊肿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女人——甚至有人请求跟她结婚——不，有头脑的人不能接受这种可能性。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在家里接待这对夫妇了。朱丽叶表现得十分勇敢，她走到那个囊肿面前，向她伸出手去，对她说：

“亲爱的夫人，见到您太高兴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团肉竟伸出一只肥胖的触手，让我太太的手指碰了碰。我没有勇气跟着模仿，只把那两个沉重的东西带到了客厅。

那位夫人躺坐在沙发上，先生则坐在他的那张椅子上。他们不再动弹，保持着沉默。

我们不知所措，尤其是我，我是这场入侵的始作俑者，对于来到我们家中的这两个肥胖者，我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要知道，我当初提出这个建议，是想难为难为我们的邻居！

贝尔纳黛特没有鼻子，在她长鼻孔的地方只有两个黑洞似的东西，黑洞上方有两条细细的缝，里面装着眼球：也许那就是她的眼睛，但谁也不敢肯定它们看得见东西。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的嘴：人们会说那是章鱼的嘴。我在想那个口子是否能发出声音。

我彬彬有礼地跟她说起了话，自然得连我自己也觉得惊讶：

“亲爱的夫人，您想喝点什么？基尔酒？来点雪莉酒？葡萄酒？”

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团东西向她丈夫转过身去，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音。帕拉墨得斯似乎懂得那些咕噜声，翻译道：

“不要酒！”

我有些尴尬，但仍坚持道：

“来点果汁？橙汁、苹果汁、番茄汁？”

又是一串嘀咕声，翻译转述道：

“一杯牛奶。要热的，不要放糖。”

局促不安了十秒钟后，他又补充说：

“我要一杯基尔酒。”

我和朱丽叶很高兴有机会能躲到厨房里。热奶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对视。为了缓和气氛，我轻声说：

“要不要把奶放在奶瓶里？”

白头发的小女孩笑得直不起腰来。

当我把杯子递给贝尔纳黛特的时候，那只肥胖的触手碰到了我的手。我的脊背一颤，心里感到一阵恶心。

但这算不了什么，当牛奶杯放到她嘴边的时候，我恶心得连下巴都歪了。那个口子合拢了它所谓的嘴唇，开始吸起来。牛奶一口就被吸光了，但分几次才吞下去，每次吞咽都发出一种响声，就像有人正在用橡胶吸盘在吸阴沟里的东西。

我被吓坏了。快，说话呀，说什么都行。

“你们结婚多久了？”

如果我们让潜意识流露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无礼的。

十五秒后，那个当丈夫的回答说：

“四十五年。”

和这个囊肿生活了四十五年！我开始理解这个男人的精神状态了。

“比我们还长两年。”我说。我非常赞赏这种长久的夫妻生活。

我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假，于是，便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语言了。我提出了这个可怕的问题：

“你们有孩子吗？”

话一出口，我便诅咒起自己来。与这种东西……生孩子？然而，贝尔纳丹先生的反应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他气愤得脸都红了，狂怒地说：

“你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第一天就问了！”

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显然，让他失控的不是我欠考虑的残酷问题，而是因为他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一发作，使我意识到这个折磨我们的人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当他发现第三者的记性出毛病时，这种本领就对他毫无用处了，除了使他生气。

我连忙道歉。沉默。我不敢再开口。我忍不住端详起贝尔纳丹太太来。从小大人们就教过我，不能盯着不正常的人看，然而，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有七十岁了，其实没有年龄。她的皮肤——这么说吧，包裹着这团肥肉的膜——非常光滑，没有皱纹。在她的头上，有一头美丽的黑发，非常纯净，没有一丝白发。

我的内心轻轻地响起了一个邪恶的声音：“是的，贝尔纳黛特就像新生儿一样稚嫩。”我咬紧嘴唇，拼命忍住大笑。就在这时，我发现一条天蓝色的丝带扎着她的几束头发，也许是帕拉墨得斯替她扎的。这种扮嫩终于使我忍不住了：我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可怜巴巴，一副病态。

当我终于停下来时，我看见贝尔纳丹先生不满地看着我。

可爱的朱丽叶跑过来救驾了：

“埃米尔，你去做晚餐好吗？谢谢，你真是个天使。”

当我回到厨房时，我听到她一个人长篇大论起来：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丈夫很可爱？他就像对待公主一样对待我。从我六岁的时候就这样了。是的，我们相遇时，两人都是六岁。我们一见钟情，从此没有分开过。在共同生活的五十九年中，我们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埃米尔是个聪明而极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可以厌烦我的。可他没有！我们只有美好的回忆。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头淡栗色的长发，都是他打理的：他给我洗头，给我梳头。从来没有一个希腊语、拉丁语教师有这么高超的理发技巧。我们结婚那天，他给我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发髻。拿着，看看这张照片。那时我们二十三岁。埃米尔真英俊啊！不过，他一直都这么英俊。你们知道吗，我还留着婚纱。我现在还会拿出来穿。我本想今天晚上也穿，但怕你们觉得奇怪。我也同样，夫人，我也没有孩子。我并不后悔。现在这个世道对年轻人太残酷了，而在我们那个时代，那要容易得多。我们俩只差一个月，他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生的，我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十五岁。我们的年龄没有更大，真是太幸运了！否则，埃米尔得上战场，他也许会牺牲。没有他我可活不下去。这一点你们明白吗？你们也是，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我走过去，伸出脑袋，想看看那一幕。朱丽叶激动地自言自语，折磨我们的那个人却目光茫然。至于那个女邻居，不可能知道她在干什么。

该吃饭了。让贝尔纳丹太太上桌是一场考验。椅子只能容纳她三分之一的身体，她巨大的身躯从椅子两端溢出来。她不会侧翻吧？为了防止这一灾难，我们把她的座位拉近桌边，靠得尽可能地近。这样，她的肉就被卡住了。不过，最好还是不要看她垂在餐巾上的肥肉。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已经记不清她是什么模样了。我只记得我们精心准备了晚餐，尽可能地丰盛。鲍鱼喂猪？比这更糟。两头猪什么都吃，不加选择，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男邻居狼吞虎咽，边吃边皱眉头，似乎感到很恶心。他大口大口地吞，好像觉得食物很差。他没有对任何菜肴做出评论。吃饭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对他来说长得有点惊人：

“你们这样吃当然瘦！”

这话让我们气极了，我差点要回答说，他们只剩给我们这么一点东西，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但我还是明智地把话吞了回去。

贝尔纳丹太太的动作非常慢。我想是否应该帮助她切肉，但她要自己来。事实上，她用嘴代替了刀。她把巨大的肉块凑到口子边，鸟喙一样的双唇叼走了一团肉。然后，触手慢慢地降下，把剩下的东西放在碟里，就像一尊进餐的雕像。

这种芭蕾般的缓慢进食动作有它的可爱之处，后来是她的嘴巴所制造的东西让人恶心，这我就不说了。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猜测：女邻居也许吃得很开心，这不是不可能，而她丈夫一脸苦相。

天知道我们怎么会把菜做得这么难吃，但他还是把盘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好像在说：“总得有人把它吃完。”

朱丽叶一定是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因为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先生，你们通常吃些什么？”

他思考了十五秒钟，然后说出了一个字：

“汤。”

所有的意思可能都包括在这个字里面了，但我们还是不怎么明白，于是便徒劳地追问：“什么汤？牡蛎、水鸟、鱼、豌豆、通心粉、牛肉块、小块油煎面包、罗勒大蒜粉条、冷菜、笋瓜、奶油、芝士末、葱……？”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还是刚才那个字：

“汤。”

而且是他做的汤。也许我们问得太多了。

甜点可怕极了。这是我唯一记得的食物，因为那是夹心巧克力酥球加上一杯融化的巧克力。看到巧克力，闻到香味，那个囊肿就兴奋起来，她想留下那杯巧克力，把夹心巧克力酥球还给我们。我和朱丽叶对这类建议一向很开明，我们尤其希望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时，贝尔纳丹先生前来干预了。

我们目睹了一场另类夫妻吵架。医生站起身来，威严地把几个夹心巧克力酥球放在老婆的碟子里，适量地倒了一些巧克力，然后把杯子放在她拿不到的地方。她所觊觎的东西一拿开，她就大叫起来，简直不像是人叫。她的触手使劲伸向那个杯子，医生抓住了杯子，紧紧地抱在胸前，坚定地说：

“不。你不能吃。不行。”

贝尔纳黛特尖叫起来。

朱丽叶轻声说：

“先生，您可以给她，我可以再融一点巧克力，很容易的。”

没人理她。贝尔纳丹夫妇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叫道：“不！”她也喊叫着什么，好像是用方言说的。慢慢地，我们听清了一个字：

“汤！汤！”

原来，她以为那是平时所吃的另一种食物。我傻傻地说：

“不，夫人，这不是汤，而是调味汁。吃法不一样。”

那个囊肿也许觉得我太讲究了，讲究得可笑，所以叫得更响了。

我和朱丽叶真想走开，他们越吵越厉害，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样子。这时，帕拉墨得斯想起了一个就连所罗门[20]也想不到的办法：他拿走了杯中的匙羹，舔干净，然后一口喝光了巧克力，放下杯子，好像这巧克力罪大恶极似的。

囊肿发出最后一声叫喊，撕心裂肺：

“汤！”

接着，事情平息了，压下去了，折腾完了，她不再碰她的碟子。

我和妻子很生气。真混账！以教育这个可怜的残疾人要讲礼貌为借口，被迫舔掉自己不喜欢的调味汁！为什么不允许他太太得到一点快乐呢？我准备站起来，给那个可怜的哺乳动物弄一满杯巧克力酱，但我害怕那个折磨我们的人会有新的反应。

从这一刻起，贝尔纳黛特便博得了我们深深的同情。

晚餐后，我们把那个肉团似的女客人安顿在沙发上，医生则深陷在自己的椅子里。朱丽叶问他们要不要喝咖啡，先生说要，太太呢，她还在赌气，一声不吭。

朱丽叶没有强求，转身去了厨房。十分钟后，她端来三杯咖啡，还有一大杯巧克力酱。

“喝点汤。”她把巧克力酱递给那个肉团，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帕拉墨得斯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但他不敢反对。我真想鼓掌欢呼：像往常一样，朱丽叶比我更勇敢。

囊肿大口喝下了巧克力酱，非常享受地发出牛饮般的声响。让人恶心，我们却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她丈夫生气了，这让我们更加兴奋。

我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巴门尼德[21]在创造哲学词汇方面所起的作用。我显得很讨厌，很让人疲乏，困窘而冷漠，但一切都白搭，我的客人们没有任何愤怒的表示。

慢慢地，我明白了，他们喜欢我的多言癖，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感兴趣，而且因为这使他们昏昏欲睡。贝尔纳丹太太不过是个巨大的消化器官，从我的嘴里发出来的单调的声音使她显得格外安静，那正是内脏所梦寐以求的。女邻居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十一点整，医生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如果说法国人的词汇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贝尔纳丹的词汇中也没有“谢谢”这个词。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想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离开了。

他们只待了三个小时，如果是一般的客人，会让我们觉得是受到了侮辱，而和贝尔纳丹夫妇一起度过的这三个小时则让人感到双倍受辱。我们疲惫不堪。

帕拉墨得斯在夜幕中走远了，拖着他死人一般沉重的妻子，就像一个船员拖着一艘驳船。

第二天上午，我们醒来时心情非常不好，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怀疑我们将忍受其后果。

我们不敢说出来。把昨晚的碗碟洗掉，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好处：可怜的士兵们喜欢令人乏味的任务，因为它们能使人心情平静。

下午，我们俩还是没说一句话。朱丽叶看着窗外，首先开口，声音毫无情绪：

“你是否认为他娶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是这样了？”

“我也在这样问自己。看到她，我就觉得她从来就不曾正常过。而且，如果她……早就这样，他为什么要娶她呢？”

“他是医生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专业意识就太差了。”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不是吗？”

“必须承认，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仍然极小。”

“这么说，贝尔纳丹先生是个圣人。”

“一个滑稽的圣人！别忘了巧克力酱的事。”

“巧克力酱，是的。如果四十五年来，整天对着这样的人，你也许会变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不会说话。如果四十五年一直不说话……”

“可她没有不说话。”

“她有表达能力，这是肯定的，但不可能与人进行对话，这你已经看见了。事实上，一切都很清楚：贝尔纳丹之所以天天来这里深陷在沙发里，那是为了躲避他太太。他之所以变成了那样的粗人，是由于与她为伴——只与她一个人为伴。他之所以每天在我们家里赖上两个小时，那是他身上人性的东西需要人性。我们是他最后的救生板：没有我们，他也会变得像他的另一半一样。”

“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我们先前的房东为什么搬走了……”

“对呀，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支支吾吾……”

“主要还是我们不想知道。我们爱上了这座房子。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地窖里有老鼠，我们会捂住耳朵。”

“我宁愿有老鼠。”

“我也是。世界上有灭鼠人，却没有灭邻居的人。”

“而且，用不着跟老鼠聊天。不得不跟人聊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从头到尾自言自语！”

“是的。没有任何合法的方式让自己不受这类侵害，想起这点就感到可怕。公平地说，贝尔纳丹先生还算是个理想的邻居，他不多话，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不该做的事他绝对不做。”

“尽管如此，他还是差点敲破我们家的门。”

“如果他真的敲破了我们家的门就好了！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报警了。现在，我们什么理由都没有。如果我们对警察说，帕拉墨得斯每天在我们家赖上两个小时，他们会笑我们的。”

“我们不给他开门，警察不会不让吧？”

“朱丽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

“让我们再谈一谈。我准备不再给他开门。”

“我怕我做不到。《圣经》中有句话说：‘如果有人敲你家的门，你要开门。’”

“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这么虔诚的基督徒。”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但我知道如果有人敲我家的门，我不可能不开。太根深蒂固了。只有天生的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当然有些后天养成的性格也无法改掉。这是公民的基本反应。比如说，我无法不向人问好，无法不和别人握手。”

“你觉得他今天还会来吗？”

“我们打赌？”

我神经质地笑了笑。

有人敲门，不早不迟，刚好是四点整。

我和朱丽叶交换了一下目光，就像竞技场上被投到狮口的第一批基督徒。

贝尔纳丹先生把大衣递给我，径自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一时间，我还以为他不高兴了呢！但不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他每天都是这副面孔。

面对着他，我没法不装模作样：这是一种基本的自我保护机制。我装出经常出入社交界的样子，问：

“您不带您可爱的太太来了？”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

“我和我太太都喜欢贝尔纳黛特。现在，我们都已经认识了，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带她来。”

我是真心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个折磨我们的人，我觉得有他的另一半陪同似乎会更有意思。

帕拉墨得斯眼睛瞪着我，好像我是最没有礼貌的人。他又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嘀咕道：

“真的，我向您保证。她——与众不同，这没关系。我们很喜欢她。”

他终于悲伤地回答了我：

“今天早晨，她生病了！”

“生病？可怜的人啊，她怎么了？”

他吸了一口气，以便吐出一句得意的、带有报复性的话来：

“吃了太多的巧克力酱。”

胜利的目光：他太太生病了，他很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指责我们的绝好机会。

我装作不明白，说：

“可怜的人啊！她的身体太脆弱了。”

他宣判了我们十五秒钟。

“不，她不虚弱，而是你们的食物太腻了。”

显然，他已决定向我们挑战。我是个软蛋，想躲避：

“别误会。您知道，女人是非常精密的机器……是中国瓷器！心里一激动，肚子就不消化了。”

想到我把那个魔鬼当作中国瓷器，我就忍不住想笑。我们的邻居却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看见他的胖脸涨得通红，他气愤极了，破口大骂：

“不！是你们！是你的太太！是巧克力酱！”

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扬起下巴，以示他的指责无可辩驳。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请求他原谅，我机智地笑着说：

“哦，这没关系，嫁给了一个大医生……”

他的脸又涨红了，摇着头，但不知说什么好。

“亲爱的帕拉墨得斯，给我讲讲您是怎样遇到您太太的。”我像是个打高尔夫球的人，问。

我的问题好像太过分了，他差点破门而出。唉，我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事实了。他最后嘀咕道：

“在医院里。”

我猜得一点没错，但我还是装傻：

“贝尔纳黛特是护士吗？”

他蔑视地沉默了十五秒钟。

“不是。”

我忘了不应该让他有机会使用他最喜欢使用的两个词之一。他说完这个“不”字，我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套不出关于他结识他太太的任何故事。

他平静下来，慢慢地，意识到自己胜利了。当然，他被我们置于十分棘手的境地，我们迫使他向我们展示他的妻子，我们不顾他不许太太吃巧克力的禁令，这等于挑战他当丈夫的权威。

不过，说到底，胜利的是他，这毫无疑问。要在这场无情的斗争中取胜，聪明、机灵无济于事，有幽默感、满腹经纶也毫无用处。要取得胜利，得看谁更沉重、更冷漠，给别人的压力更大、更无礼、更空虚。

空虚这个词也许最能概括他的特征。贝尔纳丹先生很胖，所以也更空虚：由于他胖，他便有更大的空间来容纳他的空虚。世上的万物都是如此：欧洲草莓、蜥蜴和格言体积很小，所以意味着充盈，而大南瓜、蛋奶稣和开幕典礼的致辞，由于虚空而显浮肿。

虚空的权力是可怕的，这一点太让人担心了。它遭到了法律无情的反对。比如，虚空拒绝善：它顽强地挡在善的路上，而等着恶的来临，好像它与恶是老朋友，好像双方很高兴能互相见面，一起聊聊往事。

如果说水有记忆，虚空为什么就没有记忆呢？它有一种排斥善的记忆（“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不喜欢你，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保有经常与恶来往的记忆（“亲爱的老友，你经常来我家，留下了那么多痕迹，你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当然，有些人总是说，善与恶并不存在。那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跟真正的恶打过交道。善的战斗力要比恶弱得多：因为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

善如同金子，自然界从来没有纯粹的善，所以，觉得善不怎么样是正常的。它有一个令人生气的习惯，就是什么都不做，只喜欢抛头露面。

而恶则像煤气，很难看见它，但能闻得到。它往往处于停滞状态，成片分布，让人窒息。开始的时候，人们总以为它是无害的，因为看不见它。后来，人们根据它的活动来判断它，发现了它所占领的地盘和它所完成的工作。人们却倒地身亡，因为已经太晚。煤气已经排不出了。

我在词典中读到：“煤气的特性是能膨胀，柔软、可压缩、滞重。”人们还以为这说的是恶呢！

贝尔纳丹先生不是恶，他是一个巨大的空，里面沉睡着邪恶的煤气。我起初还以为他毫无活力，因为他几小时什么都不做。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事实上，他正在摧毁我。

六点钟，他走了。

第二天，他四点又来了，六点又走了。

第三天，他还是四点到，六点离开。

天天如此。

有的人是“五到七”，这是对那些下流约会的婉转说法，我建议用“四到六”来指相反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他娶了一个护士。”

“这一情节能减轻他的罪行吗？”

“请想象一下和这个女人一起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让你读读《危险的怜悯》[22]。”

“埃米尔，书籍不是万能钥匙。”

“当然不是。但书籍也是邻居——梦想中的邻居，你呼唤它的时候它才来，如果你不想再见到它，它就离开了。比如说茨威格就是一个邻居。”

“这个邻居，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有正确的怜悯，也有不正确的怜悯。我不敢肯定怜悯贝尔纳丹先生是正确的。”

“我们有权评判他吗？”

“对于那样一个人，我们拥有一切权利。难道他有权每天在我们家里赖上两个小时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他当初娶贝尔纳黛特应该是出于大度。”

“那天晚上，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待她的吗？你觉得这就叫大度？光照顾一个残疾的女人并不足以当圣人。”

“圣人当然算不上，但他是个善良的人。”

“他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的善良不是善良。”

“如果他没有娶她，她会怎么样？”

“我们对四十五年前她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总之，没有他，她不会更加不幸。”

“而他四十五年前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无法想象他也曾年轻过、消瘦过。”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消瘦过。”

“但他年轻过，你不觉得吗？”

“有的人从来没有年轻过。”

“不管怎么样，他学过医！他会是一个头脑迟钝的人吗？”

“我最后会这样认为。”

“不，这不可能。我宁愿相信他老得很惨，这是有可能的。说说我们自己吧，五年后，我们会怎么样呢？”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不会像她那样。”

朱丽叶笑了，吼叫起来：

“汤！汤！”

我在半夜里醒了过来，意识到一个很明显但我还不敢说出来的事实：贝尔纳丹先生是神话中的讨厌鬼。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讨厌鬼。但这还不够，许多人都可以被叫作讨厌鬼，但我们的邻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

我回忆起我所知道的古代神话和现代神话中的人物，世界上可能有过的所有同类的人物都出现了。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除了作为原型的那个讨厌鬼。其中有让人生气的家伙，有咄咄逼人的饶舌者，有可气的诱惑者，有碍手碍脚的女士，有讨厌得恨不得把他们从窗口扔出去的孩子。然而，没有一个人像这个折磨我们的人。

我有幸遇到了这个除了来厌烦别人，没有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存在理由的人。他是医生？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给谁治过病。把一只手放在朱丽叶的额头上或不让贝尔纳黛特喝巧克力酱并不等于行医。

事实上，贝尔纳丹活在世上就是来烦人的，他没有任何生活乐趣，这就是证明。我已经发现了：他的整个人都让人不愉快。他不喜欢喝，也不喜欢吃，不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他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话；他不喜欢读书，不喜欢看美丽的东西，什么都不喜欢。最糟糕的是，他甚至没有乐趣来烦我：他这样做是身不由己，因为那是他的任务，但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快乐。他好像觉得烦我也是一件让人厌烦的事。

但愿他能像过去那些嬉皮士一样，在烦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一种邪恶的快乐！想到他能感到快乐，我会得到一些安慰。

就这样，他在破坏他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破坏了我的生活。这是一场噩梦。更糟的是，最可怕的梦也有个结束，我的痛苦却永远没有尽头。

我考虑过未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我看不到未来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这座房子不是真正的房子，我们可能会离开，但我们太喜欢这片林中空地了。如果摩西[23]来得及在希望之乡住下来，任何贝尔纳丹都无法让他离开。

人生的终结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死亡。如果我们的邻居自然死亡，那就十全十美了。可是，他尽管已经七十岁，而且那么胖，但好像没有要死的迹象。医生的寿命是不是要超过一般的人？

最后一种可能也是朱丽叶不停地建议的：不再接待他。当然，我早就应该这样做。这很明智，也很合法。如果我不是一个可怜而胆小的小教师，我也许会找到力量的。可惜，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我并没有选择当胆小鬼，我是被迫的。

可笑的是，我认为，这就是命运了。如果你不喜欢神话，你就不会教四十年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所以，在这机缘当中，如果这不是一件公正的事，起码也是符合逻辑的事：我，一个哲学教师，遇到一个新原型[24]，是很合适的事情。

就像我是一个肝病专家，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得了肝硬化：总之，不幸的事情降临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身上。

我笑着回到了床上，因为我刚刚明白了一个让人遗憾但很滑稽的事实：意义就在于安慰弱者。

当然，广大的哲学家们早就明白这一点。但别人的智慧对我毫无用处。当飓风（战争、非正义、爱情、疾病和邻居）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那么孤独，非常孤独，刚刚生下来便成了孤儿。

“我们是否去买台电视机？”

朱丽叶差点把咖啡壶打翻。

“你疯了？”

“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他。这样，当他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那我们就安静了。”

“安静，面对那可怕的噪声？”

“别夸张了。声音很讨厌，但并不可怕。”

“不，这个办法很不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贝尔纳丹先生不喜欢电视机，他会比以前更不满，但不会因此而离开；要么他喜欢电视机，他会每天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七个小时待在我们家里。”

“可怕啊！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我们送他一台电视机呢？”

她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恐惧地对视了一眼，我们在这房子里已经住了差不多两个月，还没有接到过一个电话。

朱丽叶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是……”

我大骂起来：

“当然是他！除了他还有谁？四到六点还不够！现在，从吃早饭的时候就开始了！”

“埃米尔，求求你了，别接。”朱丽叶哀求道。

她脸色苍白。

我发誓我并不想接电话，但跟他敲门时一样，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感到非常难受，好像要窒息，而铃声又没完没了！打电话的肯定是他。

我羞愧到了极点，歇斯底里地冲向电话机，拿起听筒。我看着朱丽叶，她用双手蒙着脸。

我们以为电话是那个胖子打来的，我听到的却是一个年轻女性悦耳的声音。当时，我甭提多吃惊了。

“阿泽尔先生，我没有吵醒您吧？”

我突然缓过气来：

“克莱尔！”

我的太太跟我一样又惊又喜。克莱尔是我四十年来最好的学生，前一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我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

小克莱尔向我解释说，她刚刚拿到了驾驶证，买了一辆行驶稳定性良好的二手车，希望能开车来看望我们。

“当然可以，克莱尔！没有比这更让我们高兴的事了。”

我告诉了她怎么走，她说她将于后天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我正高兴着，突然想起了贝尔纳丹先生。

可是，那个年轻的女孩已经跟我说再见了。我来不及跟她另约时间，她像燕子那么迅速地挂上了电话。

“她后天来。”我半喜半忧地对朱丽叶说。

“星期六！真让人高兴！我真怕再也见不到她了！”

朱丽叶欣喜若狂，我鼓足勇气补充说：

“她下午三点到。我想跟她另外约个时间，但她……”

“啊。”

她的高兴劲儿减弱了一点，但还是笑着说：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相遇会很有意思。”

我在想她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

克莱尔是另一个时代的女孩。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她在年轻时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要摆脱她的时代并不一定要学那些古怪的东西。她的脸太温柔，温柔得使她的同代人都不觉得她漂亮，她常常脸上挂着笑，以至于年轻人都认为她没头脑。

她把塞涅卡[25]和品达[26]的作品译成典雅而精致的法语，她甚至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才能，但她的同学们意识到了，并把这种奇才作为依据来蔑视她。我经常发现，女生们不喜欢聪明的人。

克莱尔威严地无视这一切。我和她建立起了一种真正的友谊。她的父母都是很本分的人，老是指责她对古代语言的爱好：如果她选择一些实用的科目，比如说会计学和秘书学，他们将多么高兴啊！学习一门已经死了的语言，他们觉得是浪费时间，那是他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让人沮丧的浪费，而且她一学就是两门！

我曾邀请克莱尔午餐。那年，她应该是十五岁。朱丽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这是双向的。我们觉得当她的父母年龄太大了，所以把她当作我们的孙女。

于是，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极其亲密的联系，克莱尔成了我们在外面的世界里唯一重要的人。

她的名字非常美妙，“克莱尔”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光芒[27]，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她属于那些不同凡响的人，只要出现，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

克莱尔现在十八岁了，但她没有变。我们有十来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可没有任何东西能损害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这种深深的爱。

她总是叫我“阿泽尔先生”，而一见到朱丽叶，就对她直呼其名。我并不感到生气：我的妻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所以，朱丽叶与这个年轻姑娘的距离就更近了。

克莱尔来到我们家刚十分钟，我们的脸上就放光了。这并不仅是因为她告诉我们的事，更因为她的生存方式。她的快乐让我们感到喜悦。她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但我们需要她。

有人敲门。已经四点了！我曾想把那场不合时宜的来访预先通知这个女孩的，以便她能理解。

“哦，你们在等什么人？那我走了……”

“克莱尔，别！求你了。”

贝尔纳丹先生显得非常气愤，我们竟敢在属于他的时间里接待其他人。当克莱尔带着甜蜜的微笑向他问好时，他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他的粗俗无礼使我和朱丽叶感到十分尴尬，好像我们是罪魁祸首似的。

他仰躺在扶手椅上，不再动弹。克莱尔惊讶地看着他，但显出一副可爱的样子，她一定以为他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必须跟他说话。

“你们所住的地方非常漂亮！”她用银铃般的声音说道。

折磨我们的那个人似乎很焦躁不安，好像在想：“难道我要屈尊与一个胆敢在属于我的时间里赖在这儿的人说话？”

他懒得开口。我非常沮丧。克莱尔以为他耳背，便提高声音，大声重复了一遍她刚才所说的话。他看着她，好像她是个言语粗俗的女人。我真想扇他一个耳光，但最后只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贝尔纳丹先生是我们的邻居，他每天四到六点到这里来。”

我以为克莱尔明白了这些来访的性质，我们显然成了这个折磨我们的人的牺牲品。可是，事情并非如此：那个年轻的女孩以为他真是我们的朋友，甚至以为是我们邀请他来的。一阵寒冷，无可救药的寒冷。年轻的女孩不敢再跟那个私自闯进来的人说话，此后只跟我们说话，但已经失去了她的自然和她轻松的语气。至于我和朱丽叶，我们愤怒得说话的时候神态都很不自然，微笑也显得很假。

真是可恶。

克莱尔没有坚持多久。快到五点钟的时候，她表示要走。我们想挽留她，她发誓说有约会，不能不去。

我一直把她送到汽车旁边。当我单独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马上就想把情况解释给她听：

“你知道，我们很难不接待他，他是邻居，但是……”

“他很可爱。对你们来说，这是个好伙伴。”克莱尔打断我的话，她不想让我尴尬。

我的话留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说出来。平生第一次，有人用充满优越感、表示关心的语气跟我说话——是克莱尔，是我的孙女这样跟我说话！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她所喜欢的教师，她崇敬我，使我可怜的职业有了一种意义。可现在，她竟然用对待老人的这种可怜的温柔来对待我！

她握着我的手，露出一种可爱而忧伤的微笑，我看出了这种微笑的意思：“好了，我不能指责您上了年纪。”

“你会回来的，不是吗？克莱尔，你会回来的？”

“当然，当然，阿泽尔先生。替我拥抱朱丽叶。”她回答说，并向我投来永别的目光。

汽车消失在森林中。我知道，我永远也见不到我的学生了。

当我回到客厅时，朱丽叶不安地问我：

“她会回来吗？”

我重复着那个女孩的回答：

“当然，当然。”

朱丽叶似乎放心了，好像还不知道语言的这种特性：在数学中，一加一等于二，而“当然”这个词重复两遍永远意味着否定。

贝尔纳丹先生却似乎明白了，因为我看见他黯淡的目光中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朱丽叶的呼吸平静了下来，她睡着了，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我下了床，踮着脚尖下了楼梯。已经是后半夜了，我没有开灯，坐在那张被贝尔纳丹占为己有的可恶的椅子上。我发现由于承受了他的重量，椅子的中间已经凹下去了。

我试图替克莱尔设身处地想一想。不管她的心有多细，她也只能相信表面现象，我不应该怪她。

我把几个错误加了起来。如果我不对贝尔纳丹先生的到来做任何评论，克莱尔也许会明白那是个讨厌鬼。可我明确地说了他每天四到六点都来，所以，她最后归结为那个傻瓜是我们的朋友。

更严重的是，我还得感谢她这样想。她怎么能想象得到我会被别人侵犯呢？如果有人对她说，她所尊敬的老师无法对这样一个人关上门，她一定不会相信。她觉得我不会这样的。

最糟糕的是，我幸免于难，没受太大的损失！这应该开心才是的，我却差点要哭。我似乎听见了克莱尔的声音，她在大声地说：“在那个年龄，人再也忍受不了孤独了，不想让自己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宁愿有个伙伴，不管这个伙伴是多么讨厌。一个教我古代智慧的人，一个喜欢离群索居的人，一个尊重柱头修士西门[28]的人，竟沦落到如此地步！他曾对我说，他隐居乡下是为了逃避尘世的喧嚣，就像躲到伊普尔[29]的詹森[30]，而现在要每天邀请这个粗人到家里来做客。不过，做人要宽容，衰老是一种灾难，但我不想看到轮船沉没，我做不到。我尤其不愿再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不明白朱丽叶怎么能忍受得了……我再也不去看他们了。我不愿让回忆受到损伤，而且，他们有了一个朋友，不再需要我了。”

我试图想让这个声音沉默下去。我诅咒自己。我送她上车时来得及向她解释就好了！可我当时是有时间的啊！我为什么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老了，是一个年轻女孩充满关爱的目光让我明白这一点的：明白了只能更可怕。

由于犯了错，我变老了。今天，我再也不能为自己的年龄辩解了：六十五岁，这不能再证明什么。所以，我只能怪自己。

是要怪自己。我的错误不管多么奇怪，都很让人看不起。我有一种奇怪的弱点，我觉得自己应该对此负责：我放弃了理想中的幸福和尊严。通俗地说，就是我同意别人来纠缠我。我毫无理由地接受了，什么理由都没有：我没什么可用来为自己辩解的。

这是老人的一种行为。我真该老了，因为我有了老人的举止。

而朱丽叶呢？如果说我有权让自己不幸，我又有什么权力这么不重视她的幸福呢？我牺牲了我所爱的人的利益而照顾我所蔑视的人，她却没少劝我，她的建议做起来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不开门就行了！不给侵略者开门，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我丝毫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弱点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我应该承认，克莱尔的离去使我万箭穿心。这个年轻女子是在知根知底的情况下唯一尊重我的人，她甚至是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希望自己被一个聪明人仰慕并不一定是虚荣，尤其是在接近晚年，而这个仰慕者又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再说，如果你喜欢崇敬你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就会成为你最需要的人。克莱尔是外部世界中唯一肯定我的价值的人，只要她尊重我，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可笑、平庸、缺乏尊严。我觉得自己一生都会这样。

我是外省一所中学里的小教师，四十年来，我教的是几门大家所看不起的已经死了的语言。为了自己的荣誉，我带着妻子远离了大众的快乐和我所得到的一点点便利。我在一个具有天赋的女学生心中所唤起的深深的敬意，现在再也没有了。在这个年轻人的眼里，我看到了自己现在的形象：一个可怜的老人。

我像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样，看着窗外，喃喃道：“一生都是失败，一生都是失败。”在这一点上，我的存在是平庸的，非常平庸，平庸得无以复加。

我深陷在贝尔纳丹先生坐出来的凹陷中，双手蒙住脸，哭了。

下午四点，毁了我的那个家伙来到我家。我忍受着他，就像忍受一场洪水。我没有对他说一句话。那天上午，我没有刮脸。那两个小时，我都用来摸刺人的下巴了，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胡子是从折磨我的人的肉体中长出来的。

六点钟的时候，他走了。

那天晚上，朱丽叶问我克莱尔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昨天，她对你说……”

“昨天，我请她回来，她回答说：‘当然，当然。’这意味着不回来。”

“那是为什么？”

“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们了。这是我的错。”

“你对她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不明白。”

“你明白，别强迫我向你解释。你知道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朱丽叶没有再说一句话，两眼无神。

第二天，她发烧了，三十九度，卧床不起。我守在她的床头。她不时地睡去，但睡眠质量不好，常常激动起来。

四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

当时我在楼上，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听觉相当灵敏，就像一头警觉的动物。

奇迹发生了。我感到心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极其强烈。我胸腔扩张，下巴收缩，不假思索地跑下楼梯，打开大门，双目圆睁，瞪着我的敌人。

他的宽脸好像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于是，我张开嘴，把我的愤怒都喷了出来。我大吼道：

“滚！滚开，永远不要再来，否则，我警告你，我就砸烂你的狗头！”

贝尔纳丹先生没有反应。他的表情有限，脸上没有出现惊讶的神情，只是变紫了。我觉得他有点困惑，这使我愤怒到了极点。

我扑向他，从背后抓住他的大衣，像田径运动员一样使劲摇晃着他，好像他是一棵李子树。我大喊：

“滚，讨厌的家伙！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你！”

我一把推开他，好像那是一堆垃圾。他差点倒在地上，但及时恢复了平衡。他没有看我一眼，而是转过身，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走远了。

我惊愕地盯着那团渐渐远去的肉。原来就这么容易！我愣住了，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刚刚体验了一生中第一次发火，我的心都醉了！贺拉斯[31]把愤怒说成疯狂，这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愤怒是一种智慧——如果我早点愤怒该有多好啊！

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像扇了谁一个耳光，我扇的是六十五年的软弱。我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大笑，兴奋得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三步并两步地爬上楼梯，跪在朱丽叶的床头，大声告诉她自己的壮举，就像在唱武士歌：

“你看！现在，他再也不会来，永远不会来了！我向你发誓，如果他胆敢再来，我就砸烂他的狗头！”

我的太太露出一丝苦笑，叹了一口气：

“很好，可是克莱尔也不会再来了。”

“我给她打电话。”

“你怎么跟她说？”

“把事实告诉她。”

“你将向她坦白，两个月来，你毫不犹豫地让别人闯进你家？你将向她承认，你完全有理由不给他开门而你开了？”

“我将告诉她，他威胁说要砸烂我们家的门。”

“那你也会向她承认你在他面前俯首帖耳？向她承认你甚至没有说一句能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话？谁不让你坚定地告诉他不要再来了？”

“我将把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告诉她。我赎了罪，不是吗？”

朱丽叶温柔而哀伤地看着我的眼睛。

“难道要做得那么极端吗？你今天的行为过分了。你太粗鲁、太粗暴了。你失控了。你不是在交涉，而是在泄愤。”

“你不能否认这种做法的作用！我才不管方法对不对呢！你要承认，贝尔纳丹只配这样对待。”

“当然。但你真的这么想把自己的行为告诉克莱尔吗？你觉得这有什么好吹嘘的吗？”

我无言以对。我兴奋到了极点。朱丽叶在床上转过身，轻声地说：

“再说，她没有给我们留下电话号码，也没有留下地址。”

第二天下午四点，没有人来敲我们的门。

第三天也没有。以后几天也是如此。

每天三点五十九分，我仍有忧虑的症状：呼吸困难，出冷汗。我可不是巴甫洛夫[32]的狗。

四点整，我惊慌得像失了魂似的。

四点零一分，我身上滚过一阵胜利的颤抖。我得控制住自己，免得高兴得跳起来。

我之所以使用表示反复的未完成过去时，并不是没有原因：那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天。

剩下的时间就过得快多了：我忘了等待时难受，但不等待的时刻也不见得快乐。贝尔纳丹症留下了后遗症：早上醒来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失败感。然而，我没有受理智的控制，原因是：这种感觉属于非理性的范畴。

事实上，如果我把此时（三月底）的命运与我来到这座房子的时候（一月底）的遭遇相比，我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情况依旧，再也没有折磨者来破坏我的日子了，我的日子过得就像我一直以来所梦想的那样，摆脱了时空，生活在巨大的宁静当中。

当然，还有克莱尔事件。不过，当我来这里住下时，我绝没有想到也不奢望那个年轻的女子来拜访我们。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幸福并未受到破坏，只需重新潜入其中，就像潜入温水中一样。

然而，我发现自己做不到。贝尔纳丹先生对我们两个月的压迫已经破坏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痛苦地感到了这种破坏。

比如，朱丽叶虽然还像以前那么爱我，但我们之间已没有童年的那种田园色彩。她没有再指责我以前的行为，甚至好像已经忘了，但我仍然感觉到她总是那么紧张：她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拿得起放得下，那样能倾听别人说话了，而这些，都是我以前所非常熟悉的。

当然，我们并没有遭遇不幸，只是失去了一件既陌生又重要的东西。我尽量让自己放心，尤其不忘最重要的证据：时间。还来得及消去这一危险。回忆很快就会淡化，想起往事我们很快就会感到好玩的。

我太相信这种痊愈了，以至于把它提前了。我已经拿这件事开玩笑，想起他侵略的某些插曲，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或模仿帕拉墨得斯沉重的步伐，或跌坐在此后已经凹进去的那张椅子上，我们坚持把它叫作“他的”椅子——用不着详细说明这个名字的来历。

朱丽叶也笑了。可是——这是不是我的幻觉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心不在焉了。

有时，我看见她站在窗前，久久地望着邻居的房子，一副深表遗憾的样子。

我不会忘记四月二日的那个深夜。我的睡眠质量从来就不怎么好，自从贝尔纳丹事件之后，情况更糟，我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睡着。我一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边咒骂着贝尔纳诺斯，他曾宣称，失眠是最大的意志缺失。当然，如果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睡觉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如果只有一个肥胖的医生作为你想象的环境，灵魂是不可能得到平静的。

我在床上生了好几个小时的气，甚至连朱丽叶熟睡的呼吸声也不能使我平静。最后，我对一切都生起气来，包括寂静的森林。城里的噪声使失眠更加难熬，而在这里，只有河水的呢喃让我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它的声音是那么小，以至于我得伸长耳朵才能听得到。这种小小的努力使我的身体无法放松。

慢慢地，河水唱得更大声一些了。出什么事了？河水暴涨了？林中空地被水淹了？我模糊的大脑已经开始做出计划——把家具搬到楼上，扎一个木排。

我突然清醒过来，注意到这种声音与水完全没有关系，相反，那是上了油的机械声，好像是汽车的隆隆声。

我睁开眼睛，想好好地思考思考。我听到的这辆汽车没有往前来，或者说，这持续不断的声音非常遥远——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声音要穿过许多障碍物才能到达这里。

我想，也许是一群樵夫正在周围砍树，但仅仅五分钟，我就觉得这种推测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砍树呢？而且，电锯声与这种有规律的隆隆声一点都不像。

我最后下了床，穿上旧鞋和外套，走出房子。声音是从贝尔纳丹家里发出来的，可是，他家的窗户全都黑漆漆的。

我由此做出判断，他家有发电机供电。可我还是很好奇，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发电机响。他是怎么想起来要在夜里发电的？不管怎么说，对一个这么讨厌的人来说，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定是这样！我们的邻居四点到六点不能再折磨我们了，作为弥补，他找不到比夜里启动发电机更好的办法了。

了不起呀，帕拉墨得斯！这种可笑的办法只有他想得出来。因为，说实话，他首先是干扰自己，晚上，他在床上听到的这种噪声要比我们听到的响十倍。其实，这种办法和前一种办法没什么区别。他每天侵略我们两小时的时候，他比我们更烦闷。他的格言应该是这样的：“破坏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破坏别人的生活。”

我大声地回答他说：“可怜的朋友，但愿你觉得你的新发现能干扰我们！你应该去看看朱丽叶已经睡着。如果我不是失眠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听见你的发电机声响的！而你呢，你此刻应该有置身于核反应堆里的感觉！”

我振奋起来，跨过河上的小桥，来到了贝尔纳丹的领地。多么美丽的夜晚啊！天上没有一颗星星，只有黑沉沉的乌云，没有一丝风，春天仍没有动静，毫无生气。

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发现他家的车库里有亮光：他的发电机应该就安装在那里。而且，声音也来自那里。我们的邻居也许忘了关灯了。

我一直走到窗前去看发电机。车库里烟雾弥漫，我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汽车的马达在转。

我顿时明白了。我冲向大门，门锁上了。于是，我又冲向窗户，用胳膊肘打烂玻璃，跳了进去。我跌坐在房子里，起来后马上关掉了汽车的发动机，来不及看躺在地上的身躯，便拉起了车库的门。

然后，我抓住帕拉墨得斯的胳膊，把他拖到了屋外。

这个胖子的脉搏还在跳，但好像处于危急之中。他脸色发灰，下巴布满了白沫，似乎吐过。怎么办？他是医生，而不是我，我是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老师，我可救不了他的命。

必须打急救电话。别在他家打电话。我太怕撞见贝尔纳黛特了。我跑回自己家中，拨打了急救电话。“我们给您派救护车来！”对方回答我，可医院远在见鬼的沃韦尔。

我心急如焚，回到贝尔纳丹身边，发觉他的身体里发出一种嘶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凶是吉，使劲摇晃着他的胳膊，好像这样能让他苏醒过来似的。

我责备起他来：

“讨厌的家伙！你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吗？你想一头撞在南墙上，为了烦我们，你竟然不惜去死！老兄，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听见了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这些诅咒好像对他没有什么用，倒是对我产生了作用。我一骂起来就没完。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在演戏！别以为戏结束了把幕拉下来就算完事了。如果说这出戏演得非常糟，那是你的错！我也是，我可能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伙。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大团静止的东西，必须听之由之，让它自己出现。谁都不是谁的牺牲品，而只能是自己的牺牲品。之所以去烦别人，是因为娶了一个不正常的女人。这真是好借口。你之所以娶她，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个笨蛋，你在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自己期望的东西。贝尔纳黛特一开始就非常适合你。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般配的夫妻。一个人，如果找到了生命中的妻子，他是不会自杀的！真的，如果没有你，她会变成什么样呢？你在把车库变成毒气室之前想到这一点了吗？你是怎么想的？让我们去照料她？还有什么？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当作救世军了？”

我喊得越来越响，就像个精神病患者：

“你是个医生，却选择了这么一种自杀办法，亏你想得出来！你没有一大堆讨厌的事情拖后腿？当然没有，你要选择最让人讨厌的方式，总之是让人恶心的办法，这就是你的座右铭。除非……是的，只有这个办法给你留下了一条出路！如果你服毒或自缢，我永远都不会听见，而你的旧汽车将让我有机会救你的命。我像往常一样，来得正巧。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把你扔回原地，重新把汽车发动起来，把门关上。是的，是什么东西不让我这样做的呢？”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救护车的呜呜声，否则，我想，我已经疯成了那样，我真会这样做的。

护士们把他抬上了救护车，救护车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离开了。

我差点求他们把我也带走，我身上也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刚好看见朱丽叶，她很惊慌：她已被救护车吵醒。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她脸色苍白，倒在一张椅子上，双手蒙住脸，喃喃地说：

“多么可怕啊！多么可怕！”

她的反应最后差点让我发疯：

“你的意思是说：‘多么可怕的魔鬼！’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他！难道你不明白，他玩这套把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烦我们？”

“可是，埃米尔……”

“你好像不了解他似的！我像个傻子一样走进了他的闹剧。现在，他可以要求当烈士了！当然，应该让他去死。我不但失去了一个摆脱他的绝好机会，而且，我们从此以后不得不热情待他，我们随时都得对他负责。”

朱丽叶惊慌地看着我。六十年来，她这是第一次这么严肃地对我说：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吗？你才是魔鬼！你怎么能相信这么可怕的事情呢？如果你不是失眠，你永远也听不到那声音，那他现在就已经死了。你说话时就像个杀人犯，一个真正的杀人犯。”

“杀人犯？你忘了，我救了他的命。”

“那是你的责任！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这就成了你的责任。如果你让他死去，你就是杀人犯。你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卑鄙。”

“要是她知道我差点就要把他扔回毒气室就好了！”我想。但我对自己也不太满意了。

“贝尔纳黛特呢？”她的口气软了一点，问。

“我没有看见她。在我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通知她？”

“你以为她能明白吗？我敢打赌她现在在睡觉。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事。”

“明天，她醒来时发现他不在家里，她会很惊慌的。”

“让我们等到明天吧！”

“你还想再上床，接着睡？！出了这样的事以后你以为我们还能睡着吗？”

“那你说怎么办？”

“你去医院，我去她家。”

“你疯了？她比你重五倍，她能把你杀了！”

“她没有进攻性。”

“我太为你担心了。让我去吧，我去医院也没用。”

“我陪你去。”

“不。必须有人留在家里。我给急救员留的是我们家的电话号码。”

“那就这么办吧，叫醒她。她醒来时身边必须有人，不能让她有时间担心。”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人太好了。”

“埃米尔，这微不足道！如果你不去，我去。”

我叹了一口气。有个善良的太太并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她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我不可能再睡着了。

我拿了一支手电，拥抱了一下朱丽叶后就出发了，就像一个上前线的士兵。

从车库通往里屋的门没有锁，我走了进去。手电照亮了厨房，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我不敢想象贝尔纳丹夫妇吃什么。地上堆着削下来的果皮。我没有去辨认是什么皮，一心想着尽快离开这个垃圾堆，回到可以呼吸的新鲜空气当中。

我打开厨房的门，走了出去，然后又把门关上，免得霉臭味熏出来。倒霉，客厅里也有相同的味道，很难闻。恶臭。人怎么能在这里面生活呢？首先，作为一个医生，他怎么能这么无视最基本的卫生原则呢？

我的鼻子分析着这些东西的成分：不新鲜的韭葱、变质的肥肉、发出恶臭的山羊肉，味道最特别、最难闻的是一股已经氧化的金属怪味，这气味最糟糕，非常刺鼻，因为它不是从人畜身上发出来的，也不是植物当中散发出来的：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难闻的味道。

我找到了一个开关，打开电灯，出现在我面前的东西使我忍不住想大笑。臭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也只能笑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挺惊讶的。一般来说，室内乱七八糟往往会让人感到很舒适，极舒服——德国人用genütlich（舒适）这个词来形容。在这里，我们仿佛置身于只有女看门人才会装饰的有轨电车里——又脏又冷又可笑。

墙上没有画，只有帕拉墨得斯的一张医生证明书，很庄重地装在一个镜框里。一个和夏吕斯同名的人[33]能把丑恶和庸俗发挥得这么极致，真是绝了！

想起自己的任务，我差点要疯了。我上了楼。楼梯上铺着一张布满灰尘的黏糊糊的地毯。来到楼上，我停住脚步，伸长耳朵，似乎听见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我差点想逃。这种嘶哑的声音不可能是呼噜声：我所听到的声音让人想起动物交配时快乐的叫声。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受不了。

走廊里的第一个房间是杂物堆放处，第二个房间也是。最后一个房间是浴室。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其中的一件杂物间其实是卧室。

我来到第二个房间，推开房门，嘶哑声告诉我，到了。我战战兢兢地走到贝尔纳黛特的床头，手电光在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物体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一张草褥上，上面有一团会动的东西。

是她了。她闭着眼睛。我发现那种吼叫原来是睡着时的呼吸声，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她在睡。

我打开电灯，一道可怕的微光投射出手术室那样的亮光。贝尔纳丹夫人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真的，如果她自己发出的响声都不能吵醒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吵醒她了。

夫妻俩分室而睡。我判断帕拉墨得斯一定是睡在另一个杂物间里。这个囊肿所谓的床其实是一堆破布，上面没地方再多睡一个人，尤其是如果那个人也是一个大胖子的话。

出于一些我不想深究的原因，看到他们不睡在一起，我感到一阵解脱。而且，事情很凑巧：由于晚上的这种分居，贝尔纳黛特不知道他想自杀，所以赢得了几个小时的安宁。

我在她身边一个用合成材料做的软垫上坐下，打算叫醒她。在我的对面，有一个大钟指着凌晨四点。想到我在一个与他们完全相反的时刻闯入他们家，我不禁笑了。这时，我发现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三个挂钟和一个闹钟：它们一秒不差地指着同一时间。回想起客厅、楼梯和走廊，我发现那些地方也都挂着钟，而且都出奇地准，就像这个房间里的钟一样。

这一细节本身已够奇特，出现在这么凌乱的地方，就更让人吃惊。他们的住所很脏，从不通风，房间里到处都是纸箱，纸箱里装满了散发着恶臭的破烂，然而，在这阴森森的垃圾堆里，竟有人关注时间，近乎病态地让钟表无处不在，而且让它们准得出奇。

我开始明白帕拉墨得斯为什么总是准点到。如果要在室内自杀，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房子既可怕又破烂，让人难受，恶臭、怪异、油腻，尤其是那些调得分秒不差的钟，时刻让人感到时间在压迫着我们——地狱也无非如此。

贝尔纳丹夫人的一声尖叫使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她是因为哮喘才发出这种嘶哑的声音？但她平静的神态否认了这一点。我观察着她：她像热气球一样的巨大胸脯有规律地起伏着，胸脯鼓足了气，然后突然塌陷，每塌一次都会发出这种可怕的叹息。这么说，不必担心，这是物理规则能够解释的一种现象。

仔细想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谁睡得像她那样心满意足。我看着她的脸，惊讶地发现她正得到巨大的享受。我回想起来，在走廊里的时候，我曾把这种声音当作动物得到性快感高潮时发出的声音：我猜错了。但贝尔纳黛特确确实实感到了快乐，睡觉使她感到了快乐。

我莫名其妙地激动了起来。这一大团肉，在它的欣喜中，有一种让人感动的东西。我惊喜地想，她比她丈夫强多了：她的生活并不荒唐，因为她懂得快乐。她喜欢睡觉，她喜欢吃东西，这些行为高不高尚不重要，因为快乐使人崇高，不管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而帕拉墨得斯呢，他什么都不喜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睡觉，但可以想象得到他睡觉时也满怀厌恶，像他做别的事情一样。我第一次发现，我们把情况给颠倒了：不是他要抱怨和她生活了四十五年，该抱怨的是她。我在想她是否对他还有点感情。听到他企图自杀的消息，她会有什么反应？她能明白“自杀”这个词的含义吗？

我爱怜地轻声说：

“如果他死了，谁来照看你呢？你能自己动手吗——也就是动你的触手？你怎么照顾自己呢？人可不能不停地吃和睡。你知道你让我想起了谁吗？我想起了雷吉娜，那是我外婆的狗。小时候，我很喜欢它。那是一条年老的大狗，除了睡就是吃。它醒来是为了吃，一吃完它就睡着了。如果要让它移动十米，得拖着它走。你的时间安排和雷吉娜不是很像吗？”

我忘记那条肥大的母狗起码有五十年了。想起这件事，我不禁笑了起来。

“大家都取笑它，我却喜欢它。我打量着它：它已经决定只为快乐而活着。它吃东西时会摇着尾巴；它睡着时就像你一样，浑身都充满了快感。说到底，你和它都是哲学家。”

对我来说，把某人比作一只牲畜，这毫无侮辱的意思。只要读过古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你就会懂得尊重雷吉娜。没必要明确指出“动物统治”，因为，准确地说，我们的词汇中并没有“人类统治”这个词。

我深情地望着贝尔纳丹夫人。她埋头在肥肉中睡眠，此情此景让人感到非常安慰。我希望她永远不要醒来。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经常失眠的我，尤其是那天晚上，我竟然在贝尔纳黛特沙哑的声音催眠下，在用合成材料做的软垫上睡了。

突然，我惊醒过来。那个囊肿竟然从她的草垫深处看着我。她小声咆哮着，威胁我。

那一排排挂钟告诉我现在是早上八点。我想起了我的任务，于是尴尬地轻声说：

“贝尔纳黛特……你丈夫出了点小事故，他在医院里。不用担心，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贝尔纳丹太太没有反应，她继续盯着我。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

“他试图自杀，我制止了他。你明白吗？”

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否明白。她把头靠在垫子上。诗人会说她好像是在沉思——事实上，她什么都不像。

我胆怯而沮丧，不知所措地走开了。不管怎么说，我完成了任务。我还能怎么办？

出了邻居的家，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比阳光还刺眼。刚才，在那个让人恶心的洞穴里，我竟然能呼吸得过来！我觉得回到生者当中真好啊！

回到家，朱丽叶扑到我的怀里。

“埃米尔，我害怕极了！”

“医院里有消息吗？”

“有，他很好，后天出院。医生们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什么都没有回答。”

“他回答了才怪呢！”

“他们问他是否还会再自杀，他说不会了。”

“太好了。他们知道他本人是医生吗？”

“一点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我只觉得医生自杀更吸引人。”

“比别人自杀更吸引人？”

“也许吧。可以说，这违反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34]。”

“你不如告诉我贝尔纳黛特是怎么对待这件事的。”

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朱丽叶，津津乐道地描述了贝尔纳丹家里的情况。朱丽叶激动地大叫，还笑出声来。

“你觉得我们应该照料她吗？”她问。

“我不知道。我们给她带去的不便可能会比好处多。”

“至少要让她吃饱。我们给她送点汤过去。”

“融化的巧克力？”

“当甜点嘛！再加上一大锅蔬菜汤。我想她的饭量一定很大。”

“那她真是过节了。在我看来，丈夫不在，她将度过美好的两天。”

“谁知道呢？也许她爱他。”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觉得爱帕拉墨得斯是不可能的。

在莫沃，我们差不多把杂货店里的蔬菜都买光了。从村里回来，我们做了一锅汤。我看着汤像滔滔洪水似的在双耳盖锅里滚沸，把韭葱和芹菜翻到了表面，就像是海上的一场风暴，翻卷着海藻和浮游生物。我在想，这一大锅糊状的东西在那个囊肿的肚子里会变得怎么样：也许是一顿真正的鲸鱼午餐，无论是从它的用料来说还是从它的量来说。

中午时分，我和朱丽叶抬着菜盘走到河对岸。一大锅汤和一小锅巧克力酱，这么重的东西，两个人抬并不过分。走进他家厨房时，我太太厌恶地笑了起来：

“比你说的还糟！”

“味道还是摆设？”

“都是。”

楼下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上了楼，贝尔纳丹太太仍然躺在垫子上。她没有睡，什么都没做：平静而非操劳。朱丽叶突然感动起来，那份真诚连我都觉得奇怪：

“贝尔纳黛特，我太想念你了。你的勇气太了不起了。医院打电话来了：你丈夫很好，他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否听明白了，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在听：她原谅了朱丽叶的吻，眼睛盯着小锅。她的嗅觉立即就闻出了里面是什么东西。刚才还那么安静的她突然咯咯大笑起来，触手般的手伸向了美味的东西。

“是的，我们做了两锅不同的汤。必须先喝大的，另一锅是点心。”

囊肿不愿听。再说，先喝哪锅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朱丽叶把巧克力酱递给她：女邻居急得直跺脚，嘴里吧嗒吧嗒流出口水。她的触手抱住宝贝，然后把它一直送到嘴边，一口喝完了锅里的东西，像疣猪，又像抹香鲸似的吼叫起来。

这快乐的一幕，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恶心：我太太的嘴角一边挂着微笑，另一边却差点要呕吐。

囊肿放下喝光了的小锅。她把锅边都舔了，锅已经干净得不用再洗。她长长的舌头仍然伸在外面，清洗着下巴和嘴角。这时，出现了一件动人的事情：贝尔纳丹太太发出了一声叹息——一声惬意的长叹，带有一丝失望，因为喝完了。

朱丽叶把蔬菜汤倒一个碗里，递给她。贝尔纳黛特好奇地闻了闻，舔了一口，似乎对我们的糊糊有些好感，于是便吞了下去，发出水流进下水道那样的哗哗声。

“我应该把汤里的东西捞出来的。”朱丽叶说，因为绿色的菜渣没有进入那张口中，而是像留在沙滩上的海藻一样贴在她的下巴上。

然后，这个女邻居打了一个麦尔维尔[35]式的饱嗝，又倒在了垫子上。刹那间，我相信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母后般的表情，似乎在说：

“谢谢，善良的人，你们可以走了。”

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发出的嘶哑声和她像洗衣机一样响的消化声互相应和。

我很感动，很激动，温柔地轻轻对她说：

“小锅留在这里，我们走了。”

第二天，朱丽叶又送了汤过去。

一连两天，我们都发现锅空了，贝尔纳黛特的肚子满了。她没有离开房间，除非是上厕所——她不需要我们帮她上厕所，我们松了一大口气。

“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我会说，贝尔纳黛特正过着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是吗？”朱丽叶问。

“是的。首先，你做的食物肯定比她丈夫做的食物好，由于吃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改变对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革命。但最好的事情，还是我们给了她平静。我敢说，帕拉墨得斯会强迫她起床，并毫无理由地让她下楼。”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烦她。他一天到晚想着的就是要烦人。”

“可能也想给她洗洗，或给她换衣服。”

想起贝尔纳丹太太的睡衣，我就忍不住要笑。一件巨大的化纤裙子，上面印着田间的野花，绉领是齿牙形的——乡村人常用的那种齿牙形绉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给她洗洗澡吗？”朱丽叶建议。

顿时，我仿佛看见一团白花花的肉充满了浴缸。

“我想，这个任务还是留给她丈夫吧！”

第三天，医院打电话来：他们允许我们把这对夫妻的另一半接回来。

“我一个人去。你要替那个囊肿做汤。”

坐在方向盘前面时，我觉得去接他真是糊涂透顶。“应该把他扔在那里。”我想。

在登记处，他们让我在一沓看不懂的纸上签字。无所畏惧的贝尔纳丹先生在走廊里等我。他坐在椅子上，一副无聊的样子。看到我的时候，他露出了对我惯有的那种不满。他一言不发，抬起巨大的身躯，跟我走了。我发现女护士们没有给他洗衣服，他的衣服上还留有呕吐的痕迹。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他没有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对他说，他不在的时候，我们照顾了他太太的吃喝。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看任何东西。我在想，煤气中毒是否损坏了他所剩的那点思维能力。

那天，天气非常好。那是四月初的一天，就像课本上描写的那样，到处都是鲜花，像梅特林克[36]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轻盈。我想，如果我自杀未遂捡回条命，如此美丽的春天一定会让我激动得要哭的：我觉得这万物复苏的景色与我自身的新生是联系在一起的，它让我与我想离开的这个世界完全讲和了。

帕拉墨得斯显然对这一切完全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安静地蜷缩着。

我把车停在他家门前。离开他的时候，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不要。”他低声咕哝了一句。

他很慎用语言——如果这样说话也算是使用语言的话。

这时，我早就想问的那个问题脱口而出：

“你知不知道是我救了你的命？”

贝尔纳丹先生第一次话多得那么可怕。其实他并没有再说话，而是像一个公认的辞藻华丽的演说家那样充分利用了他的沉默和他的目光。他愤怒地盯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当他觉得我惊讶了足够长的时间后，他才说了这么两个字：

“知道。”

然后，他扭头走进了屋内。

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朱丽叶问我怎么样，我回答说：

“跟往常一样。”

“我做了比昨天更多的汤，显眼地放在他们家的桌上。”

“很好，不过，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对付吧！”

“你不觉得如果我代替他做饭他会很高兴吗？”

“朱丽叶，你难道还不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高兴？”第二天早上，小锅端放在我们家的门前，里面的东西碰都没碰。

这是一种巧妙的拒绝。

几个星期过去了。与我担心的相反，邻居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他们几乎没在屋外露过面。然而，甜蜜的四月像是一种挑逗，我和朱丽叶每天都在花园里度过几个小时。我们在那里吃中饭，甚至吃早饭。我们在森林里长时间地散步，鸟儿给我们演唱被雅那切克[37]修改过的《神圣的春天》。

帕里墨得斯平时不出来，除非是开车到村里去。购物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社会活动。

五月来临了，这是一个极为矫饰的月份——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像我这种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人全身心地喜欢大自然的种种矫饰，不嫌弃任何公共场所。美丽的铃兰唤起了我最真诚的激情。

我给朱丽叶讲述着关于丁香树的传说，好像满园怒放的蓝色和白色的花朵在鼓励我。朱丽叶发誓说，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美丽的故事，我得每天都讲给她听。

贝尔纳黛特夫妇对这春天的樱桃酒应该无动于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在花园里出现过。他们的窗户总是关着的，好像怕浪费他们宝贵的臭味。

“住在乡下真是值得！”朱丽叶说。

“别忘了他之所以住在这里，是为了隐藏他老婆。帕拉墨得斯才不在乎这些小花呢！”

“她呢？我敢肯定她爱他，见到他她会很高兴。”

“他却为她感到羞耻，不想让别人看见她。”

“可我们已经知道她长得什么样了！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能看见她。”

“他并非一天到晚想着贝尔纳黛特的幸福。”

“真是个混蛋！竟然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囚禁在家中！我们能原谅这种事吗？”

“你要我们怎么办？他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

“如果我们去找她，把她带到外面去，这合法吗？”

“你见过她是怎么走路的吗？”

“不让她走路。我们把她扶到花园里，让她看花，让她呼吸新鲜空气。”

“他绝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做的。”

“我们不去问他！我们出其不意地进行，我们到他家去，说：‘我们来找贝尔纳黛特，让她和我们在我们的花园上度过一个下午。’这有什么危险呢？”

我虽然不那么热衷，却不能不承认她说得对。中饭后，我们去敲他们家的门（我想世界颠倒过来了）。没有人来开门。我像个粗人，使劲敲，就像帕拉墨得斯在冬天的时候敲我们家的门一样，可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力气。屋里没有任何反应。

“见鬼，我一定要让他开门！”我愤怒地攥紧拳头，大声叫道。

朱丽叶最后擅自进去了。这个六十五岁的小女孩勇敢得让我惊讶。我跟着她走进去。这个魔窟似的房子里的霉臭味更难闻了。

客厅里，贝尔纳丹先生懒散地躺坐在一张椅子上，四周都是钟。他无力地看着我们，但是一脸恼怒的样子，好像在想，我们是极具侵略性的邻居——这样想，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没有理睬他，好像他不存在似的。我们上了楼，那个肥胖的女人躺在垫子上，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衣，上面有几朵白色的雏菊。

朱丽叶吻了吻她的两颊：

“贝尔纳黛特，我们带你去花园！你会看到外面是多么漂亮！”

贝尔纳黛特非常乐意让我们牵着走，我们一人搀着她的一只手。她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经过帕拉墨得斯面前，没有告诉他我们要去哪里——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由于没有那么大的椅子，我在草地上铺了一张床单，上面放了几个坐垫。我们扶女邻居在上面躺下，她趴在床单上，凝视着花园，露出一种近乎惊讶的表情。她用右手抚摸着雏菊，并把一朵雏菊拉到眼睛跟前，仔细地察看。

“我想她是个近视眼。”我说。

“你发现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女人永远也不会近距离看到一朵雏菊。”朱丽叶气愤地说。

贝尔纳黛特把她新发现的东西让所有的感官都过了一遍：看过之后，她闻了闻，然后又听了听，放在额头上擦了擦，最后用牙齿嚼烂，吞了下去。

“她的步骤绝对科学！”我兴奋地说，“这个人很聪明！”

好像是为了证明我的话是错的，贝尔纳黛特开始让人恶心地咳嗽起来，咳得把雏菊都吐了出来：这种食物不适合她。

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转过背来，然后又倒了下去，气喘吁吁，浑身无力。她的眼睛盯着蓝色的天空，不再动弹。毫无疑问，她感到很幸福，蓝天代替了房间里黑乎乎的天花板。

四点左右，朱丽叶去弄茶和小点心。然后，她走到那座卧像旁边，往她嘴里塞了几块酥油饼。贝尔纳黛特咯咯地笑了：她喜欢吃酥油饼。

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怒吼：

“她不能吃那个！”

是帕拉墨得斯！他站在自家客厅的窗后，已经监视我们好几个小时了，等待我们犯“错误”。看见我们犯错，他便走出家门，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要我们别乱来。

我太太显得十分威严，她恢复了冷静，继续给那个囊肿喂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提心吊胆，不敢出声：他会不会来揍我们？他可比我们强壮得多。

但朱丽叶的行为把他吓住了。他不知所措地在门槛上站了十分钟，看着我们拒不服从他的命令。然后，为了找台阶下，他离开之前又喊了一句：

“她不能吃那个！”

他消失在他的那堆钟当中。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把贝尔纳黛特送回了家。我们没敲门就进去了，她丈夫赏了我们这么一句：“如果她病了，那是你们的错！”

“如果你老婆生病了，你就高兴了，是吗？”朱丽叶说。

我们让贝尔纳黛特重新在垫子上躺下。由于过于激动，她显得有点筋疲力尽。

第二天，贝尔纳丹把家里的门都锁得紧紧的。应该预料得到的。

“他囚禁了他老婆，埃米尔！我们是否报警？”

“可是，他的所作所为还是没有违法呀！”

“即使我们告诉警察说，他曾试图自杀？”

“自杀也没有犯法。”

“如果说他正在杀他老婆呢？”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做这样的推测。”

“那么，你是否知道，他之所以囚禁他老婆，是因为她吃了一点酥油饼？”

“他也许希望她减肥。”

“她过着这样的生活，瘦身又有什么用？而且，他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

“事情的原因，我们是知道的。贝尔纳丹先生觉得活着没有任何乐趣，所以他不能原谅他老婆不跟他一样。昨天，他看见他老婆在花朵面前欣喜若狂，面对蓝天惊讶得合不拢嘴，还开开心心地吃了点心，他忍受不了了。”

“你不觉得阻止一个可怜的非正常的老妇人享受生活，这是一件很恶心的事吗？”

“当然恶心，朱丽叶。但问题不在这里，只要他不做违法的事，我们就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想我为什么不砸烂窗户，爬进去找贝尔纳黛特。”

“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有权报警了，我们就将白费劲。”

“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

“我想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情：昨天，我们本想让那个可怜的女人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谁知却给她带来了伤害。现在，她被关了起来，这都是我们的错。我想，最好要控制这种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我们越想帮助她，她便会越倒霉。”

证据确凿。朱丽叶不再提救那个囊肿的事，但她显然念念不忘此事。天气一天比一天好，但春天再美丽也无济于事，我最后竟然希望天下起雨来：晴天会让我太太感到心里不安。她在散步的时候不住地说：

“她看不见这些血红色的黑加仑茶，她看不见这些绿色的嫩叶。”

没必要问朱丽叶这个“她”指的是谁。任何嫩芽都成了一种物证，我清楚地感到，它们起诉的是我，而不是我的邻居。

一天早上，我终于发作了：

“你不是指责过我制止他自杀吗？”

她轻声但坚定地回答说：

“没有，绝对没有。应该制止他自杀。”

她很幸运，因为她对此坚信不疑，而我再也不敢相信。我后悔救了他，我觉得自己完全错了。

而且，不是他首先责备我的吗？我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那天，他罕见地滔滔不绝，向我表达了这个意思。

糟糕的是，现在我同意了他的观点。我替他设身处地，得出了这个可怕的结论：他有千万个理由想死。

因为，对他来说，活着如同下地狱，他感觉不到生存的任何乐趣。我最后终于明白，这不是他的错，不是他自己要五官麻木的：他生来就是这样。

我想象着他的命运：看见美丽的森林，听到让别人感动的咏叹调，闻到晚香玉的味道，吃或者喝，抚摸或者被别人抚摸，他对这些没有任何感觉，也就是说，任何艺术都不能打动他，他也没有性欲。

有些人笨得不知道用“感觉盲”这种说法，难道他们没有想到那些感觉不灵者的这种“盲”吗？

我惊恐地发现，贝尔纳丹先生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啊！如果我们把感觉当作智慧、灵魂和心灵的门户，他还剩下些什么呢？

甚至神秘主义也从快乐中学到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亲身实践，而是通过想象，这是肯定的。被禁止肉欲的和尚至少也能预感到自己所戒的是什么。缺乏和过多一样，都能教会人们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更多，至少也一样多。可是，帕拉墨得斯什么都不缺，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爱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会缺。

圣人们的生活难道没有证明，宗教的狂喜也是一种性高潮吗？如果绝对冷漠也能给人带来一种极度的兴奋，那就是它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极端，能像我的邻居这般虚无。这不是雨果笔下的那种伟大的虚无，而是卑贱、可怜、可笑而肮脏的虚无，一个常常低声咕哝的可怜的家伙的虚无。

一个可怜的家伙，Last but not least[38]，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也没有想过别人会爱他。当然，我并不想像看门人那样伤感：没有爱也可以生存——只需让自己睁大眼睛看看人类共同的命运。

只是，没有爱的人都有另一种爱好：赌马、打牌、足球、对书写进行改革——至于是什么爱好，这不重要，只要他能投入其中。

但贝尔纳丹先生什么爱好都没有。他封闭了自身，在他的黑牢里没有一扇窗户。那是什么黑牢啊！更糟的是，那是一个肥胖而迟钝的老人的黑牢。

突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钟那么痴迷：与生者相反，帕拉墨得斯乞求时间流逝。在他的苦牢里，唯一的光芒就是死亡——他家里的二十五个钟以缓慢的节奏稳步把他带向死亡。死了以后，他就彻底消失了，再也没有肉体来容纳他的空，他将成为虚无，而不是去体验这种虚无。

一天晚上，意识一时冲动，这个男人想逃离他的苦狱了，他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个决定。而我，一个无知的狱卒，我抓住了这个正在逃跑的可怜者。我像告密者那样自豪，把他抓回了监狱。

一切都明白了：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像个苦狱犯一样。起初，他之所以每天在我们家里赖两个小时，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囚犯除了侵入别人的囚室，无事可做。他不喜欢吃，却暴饮暴食，这是一个烦恼到极点的人的典型做法。他虐待老婆，这更是一种具体表现：强烈地需要把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他像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一样，懒散、肮脏，身体也垮了。

事情太清楚了！我怎么没有早点明白呢？

一天晚上，我在半夜里惊醒，产生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想法：“他为什么不重来一次呢？自杀好像是有瘾的。他还等什么呢？再自杀一次吧！”

也许他怕我会再次制止他自杀。怎么告诉他，这一次，我不会再在半路上插一杠了呢？

于是，我思考起自杀的方式问题来：他为什么要选择汽车尾气呢？他希望别人救他？不，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他选择这种方法是出于自虐吗？这也是囚犯的一种举动；或者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这个男人过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他想通过窒息来死亡。本来，服毒应该简单一百倍，也不那么痛苦。现在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粗人，像所有的自杀者一样，需要留下一个信息。别的自杀者留下一封信，但他不会写信。他的签名就是死亡本身，啊，这种死亡是多么野蛮啊！墓志铭里暗藏着这样的话：“我死了，正如我活着。”

四月二日晚上到三日凌晨，如果我不是可怕地失眠，贝尔纳丹先生已经得到拯救了。现在是六月初了，一个残忍的计划诱惑着我：我是否给他寄封信？“亲爱的帕拉墨得斯，我现在明白了。你可以再试一次，我不会再妨碍你。”我把嘴埋在枕头里，怕自己大声说出来。

后来，我觉得这个办法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来。首先，这样的一封信似乎很无耻，像是犯罪，但仔细一想，这不正是我的邻居所需要的吗？必须帮助他。

突然间，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这封信必须马上写！必须立即动手。我站了起来，下楼来到客厅，拿起一张纸，写下了两句救命的话，然后越过小桥，把折起来的信塞进了贝尔纳丹家的门缝里。

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和解脱感。我完成了任务。我回到床上睡着了，心里美滋滋的，好像当了爱神的信使。天使们在我的脑海里唱着歌。

第二天，我起床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我真的写了那封卑鄙的信！甚至还把它塞到了贝尔纳丹家的门缝里！我疯了！

朱丽叶惊讶地看着我，我拿起她的拔毛钳，跑出家门。我趴在邻居家的门口，把拔毛钳伸进门缝里，胡乱地拨着，想把那封信弄出来。但我白费劲：那封信离得太远了——或者，帕拉墨得斯已经读了那封信。

我惊恐地回到家中。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拿着我的拔毛钳趴在邻居的家门口？”

“昨晚，我给他塞了一封信。我后悔了，可无法把它弄回来。”

“你写了些什么？”

我没有勇气承认事实。

“骂人的话。比如说‘你很卑鄙，把老婆关在家里’，等等。”

朱丽叶的眼睛放光了：

“太好了。我很高兴你没能收回那封信。我为你感到骄傲。”

她把我搂在怀里。

我整个白天都在恨自己。晚上，我早早就躺下睡着了，似乎想寻求逃避。半夜两点，我醒来了：没办法再合眼。

就在这时，我明白了关于我自己的一件可怕的事情：还有另一个埃米尔·阿泽尔。事实上，在失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写那封信是对的，我一点都不感到羞耻。相反，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高兴。

我也成了杰基尔医生[39]？我拒绝这种假设，因为太荒唐了。相反，我发现夜晚对我有一种巨大的影响。晚上，我常常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总是很绝望，不会想到事情会好转，会有希望，甚至连对别人没有伤害的冷漠都做不到。我在失眠的时候，一切都是悲剧性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两个埃米尔·阿泽尔，哪个有道理？白天的那个有点怯懦，想把针从火中取回来；而晚上的那个呢，颓废而反叛，随时准备做出最勇敢的行动来帮助别人——帮别人活着或者死亡。

我决定等到第二天再来寻求答案。然而，第二天早上，我的想法和失眠时深思熟虑的东西完全相反。我再次准备做出一切妥协。

几天后，我放心了。贝尔纳丹先生身强力壮，像有魔法保护似的。我觉得自己怪怪的，还以为自己的信对他有影响呢！

我曾想象帕拉墨得斯捡起我的信，一边读一边摇头，并对我表示蔑视，他从一开始就那么蔑视我。我松了一口气。

他终于让我明白了有关珀涅罗珀[40]的神话，我远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难道我们晚上不都在消灭我们白天所创造的人物吗？反之亦然。尤利西斯[41]的妻子织着布，面对众多的求婚者毫不动心，她借着夜幕，重新变成了高傲的女主人，拒绝一切。光亮有利于上演温柔谦恭的喜剧，而黑暗只会让人去进行疯狂的破坏。

“朱丽叶，在你看来，他为什么不想再次自杀？自杀好像是有瘾的。他为什么不再次自杀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明白了什么？”

“别人不会让他自杀的。”

“好像我们有办法监视他似的！”

“他也许重新爱上了生命。”

“你觉得像吗？”

“天知道。”

“去看看他。”

“不可能，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没错。他住在人间天堂，现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春天，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有些人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在你看来，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对钟感兴趣。”她微笑着说。

“是这样。他喜欢钟就像死神喜欢死亡一样。所以，我又要提出那个问题了：他为什么不再次自杀呢？他还等什么呢？”

“人们还以为是你想要他自杀呢！”

“不，我只是想弄明白这一点。”

“埃米尔，我只能告诉你这一点：我觉得，尽管想死，自杀仍然应该是一种可怕的考验。我读过一个跳伞运动员的传记，他说，在空中跳第二次是最可怕的。”

“这么说，在你看来，他没有再次自杀是因为他害怕了？”

“这不是很符合人性吗？”

“你是否意识到这个可怜虫是多么失望？他想死，可他再也没有勇气自杀。”

“你希望他再次自杀！我是这样认为的。”

“朱丽叶，我怎么认为，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干什么。”

“说心里话，你是想帮助他的，是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为了让你不再根据自己的观点来判断他的命运。你的头脑里被灌输了这么一个概念——生命是有价值的。”

“即使没有人向我灌输这一概念，我也会这样想。我喜欢活着。”

“可有些人不喜欢活着，你能想象得到吗？”

“有些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看法，你能想象得到吗？他可以学会热爱生活。”

“在七十岁的时候？”

“永远不会晚。”

“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你刚才说，自杀是有瘾的。你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瘾吗？”

“‘所有的人都有瘾。’这话很有诗意，可我不明白。”

“没有任何事情人们只做一次。如果某人某天做了一件事，那是出于他的本性。每个人都在重复自己的行为，自杀只是一个特例。凶杀者会再次杀人，情人会重新堕入情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相信是这样。”

“这么说，你觉得他会再次自杀？”

“我说的是你，埃米尔。你救了他的命，你不会满足于只救他一次命的。”

“你怎么会希望我救他的命呢？”

“我不知道。”

然后，她欢笑着补充了一句：

“这不关我的事，大救星是你而不是我。”

自从我骗她那是一封骂人的信后，朱丽叶就把我当成了一个救世主。这真讨厌。

“其实，朱丽叶，我们都是傻瓜。我们为什么要费劲去帮助一个我们都讨厌的人呢？甚至连基督徒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爱贝尔纳黛特。帕拉墨得斯只要情况不妙，就会报复自己的老婆。帮助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拯救她的丈夫。”

“把他从什么东西中拯救出来？”

火红的染料木枯萎了，轮到紫藤了。

在六月里垂头丧气，就像在听舒伯特的音乐时兴高采烈一样不合时宜。这个月之所以让人难以忍受，是因为在三十天里，任何消极情绪都会显得没有礼貌。被迫的幸福是一种噩梦。

紫藤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我没有见过比开花的紫藤更令人心碎的东西：那一串串沿着弯曲的藤条哭泣的蓝色花朵驱除了我的那一点点冷漠，把我变成了拉马丁[42]式的多愁善感的人。我小时候常常到奶奶家去过星期天，她家的墙上爬着一根紫藤。六月，这蓝色的泪雨撕碎了我的心。那时，我什么都不懂：我号啕大哭。真可笑，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紫藤的解毒剂是芦笋，那是六月的另一种贡品。我发现吃芦笋的时候没法感到忧伤。问题是人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吃芦笋。

所以，在这六月初的时候，我需要成捆成捆的芦笋来排除忧伤。晚上，我看着朱丽叶睡觉，就像耶稣在橄榄山看他的信徒们睡觉一样。她生下来就安静而自信，并且指望我保护这两种我所没有的礼物。

下了床，失眠会好受一点。我走到花园里，清凉的夜风使我打了个寒战，紫藤使我一蹶不振。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常常就时下的花朵互相写信，有人嘲笑这种仪式，觉得无聊。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许会写大量的书信：这种形式主义能使我倾诉甜蜜的少女之情，谁都不会发现。

但这种平衡很难保持：朱丽叶要求我抢救贝尔纳丹先生，我却深信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从牢笼中解救出来。朱丽叶不希望他死，即使希望他死，他似乎也不会再自杀。

看着紫藤，我做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决定：从此以后，朱丽叶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这个决定第二天就起了作用。我看见邻居的车子从村里回来，赶紧上前迎接。

“帕拉墨得斯，我得找你谈谈。”

他一言不发地把钥匙塞到车尾箱的钥匙孔里，却不打开。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车子旁边。

“你收到我的信了？”

他过了好久才说：

“是的。”

“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都没想。”

回答得非常潇洒。

“我却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我来告诉你我的决定：如果你再自杀，我不会再拦你。”

沉默。我接着说：

“我认真想过了，我理解你了，帕拉墨得斯。现在，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很难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与人们以前告诉我的完全相反。‘生命具有崇高的价值，要尊重人的生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多亏了你，我现在知道这是废话。这种事完全取决于个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生命不适合你，这很清楚。我向你发誓，我恨自己，我后悔把你从车库里拉了出来。”

沉默。气氛沉重得如千斤重担压在肩上。

“再试一次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我毫不怀疑。然而，不管这样显得多么奇怪，我还是要来鼓励你。是的，帕拉墨得斯。我想，这样的行为是需要我所不具备的一种精神力量的，可是我，我热爱生命，这就不同了。而你呢，我鼓励你下决心。”

我不知不觉地慷慨激昂起来，激动得就像当年西塞罗发表第一篇斥责喀提林的演说一样。

“你尤其要想想，如果你不这样做会怎么样。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看看你自己的生存状态吧：你的生活那不叫生活！你是一团痛苦和烦恼。更严重的是，你很虚无。而虚无是痛苦的，这一点，从贝尔纳诺斯那个时代起我们就知道了。当然，你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你从来不读书，而且，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是，也许你从来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你是单身一人，我倒觉得没什么，但情况不是这样。你时运不济，便报复你老婆，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不像个女人，但她比你人道一百倍。你囚禁她，想让她对你的虚无低头。真卑鄙啊！一个人，如果不压迫别人就活不下去，那最好还是不要活了。”

我开始感到好受多了，对口头艺术的热情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帕拉墨得斯，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让我给你讲讲你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吧：买完东西回家之后，你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四个钟，直到中午才去做一顿难吃的饭，先把贝尔纳黛特喂饱了，然后喂自己，而你讨厌吃饭，尤其讨厌那种难吃的饭。接着，你又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小指针，等待时间流逝，然后再接受食物考验，完了就去睡，这是你一天当中最难受的时候。我猜，你像我一样，晚上也失眠，如果我的失眠都那么可恨，你的失眠又会怎么样呢？一头心里厌烦的肥猪，甚至都不想睡觉，因为不爱睡。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因为你什么都不喜欢！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喜欢的时候，他就应该去死了。别对我说，在你的药箱里没有能帮助你做这件事的药片。这比用汽车废气容易得多。勇敢点，帕拉墨得斯！只需张开嘴，用水吞下一片药，然后躺下——这就完了，烦恼、空虚、进食的痛苦、时钟、你的老婆和失眠，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在世界上感知什么了。这就是拯救，帕拉墨得斯，拯救！永远的拯救！”

我的两颊滚烫滚烫的。

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的邻居笑了起来。人有时会歇斯底里，他的歇斯底里很可怜，很无力，但也因此更加残酷。他好像把帕金森病都吸在身体里面去了，只见他颤抖着内脏，小声叫着，嘴中吐出了种种理论。

这个场面让人看了以后会两眼翻白。而且，他大笑着盯着我的眼睛。我沮丧、羞耻、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

我的计划是在当天晚上形成的。

贝尔纳丹先生会笑。有人因此会说他是个人，而有人会说他是个鬼。

而我，我琢磨的主要还是他那种笑的意思。他是否觉得我的演讲很可笑？这是否暗示他是个有品位的人？但这种假设不能接受。

不，那应该是一种讽刺的笑。我把它译成下列文字：“难道我自杀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嗯？你会不断感到自己有罪的。你刚才对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但你已经破坏了我离开这个混蛋生命的唯一机会。不，死可不容易，哪怕是吃药。我花了七十年时间才有勇气一试，如果再试我还需要七十年时间。当自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就更难了。你阻碍了我逃离，毁灭了我的希望，你竟然还敢对我说这些话！你一点都没有于心不安。好吧，亲爱的，如果你真的希望我死，那就杀了我吧！如果你想赎罪，没别的办法了，杀死我吧！”

关于花的语言，人们常常弄错。从此，我听懂了紫藤的叫声。它身上的一切都在哀求，它贴住墙壁，就像人们抓住王后的裙子一样；垂下来的那一串串蓝色的花朵，就像是在流泪哀叹——我听到了它咄咄逼人的哀求：“生命是一声长叹，是一种无限的折磨，但别人可以把我从中解救出来。”

我的理由没有一条站不住脚：他没有任何理由活着，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死，我没有任何借口不杀死他。

我选择了夏至这一天：选在这一天做决定有点笨，但我太缺乏勇气了，我需要四周一片庄严。仪式总是有利于沉思，没有仪式中的那种夸张，人会什么事都办不成。

这一决定使我冷静了下来，或者改变了我忧伤的性质，那是减轻痛苦的一种方式。

我将在晚上采取行动，因为晚上的埃米尔·阿泽尔会更加阴郁，也更加大胆。我对朱丽叶守口如瓶。

我一直等到天上没有一丝光亮为止。朱丽叶熟睡了，双拳攥得紧紧的。我过了桥。邻居的家门还是锁得紧紧的。我用胳膊肘打烂了车库的玻璃窗，当初，我以为在救贝尔纳丹的命时也是这么干的。

我上了楼，走进将成为我的杀人场的储藏室。他的床好像是一座怪异的纪念碑。四周一片漆黑，但我像猫一样看见了：我马上看清了躺在那里的大胖子睁着眼睛。我猜到他会失眠，果然如此。

他第一次没有用不满的目光看着我，冷漠中流露出一种解脱的宽慰：他知道我为何而来。

他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我们并不是在演戏。作为死亡女神的信使，我没有带长柄镰刀[43]，而是用了一个枕头。我完成了我的罪行，出于同情。

没有人能想象得到，杀人原来那么容易。

一个七十岁的大胖子死在了床上，谁都不会怀疑什么的。

我问警察，我和朱丽叶能否照顾死者的妻子，没有人反对，人们甚至说我们很善良。

贝尔纳丹下葬的时候，贝尔纳黛特表现得很像个寡妇。

没有什么东西比医院的账单来得更慢了。帕拉墨得斯四月初因自杀入院，医疗费的单据九月底才到。办住院手续是我签的字，签的是我的名，所以现在他们找我要钱来了。

我笑着付了钱，这很公平。毕竟，如果我没有傻乎乎地把他从车库里拉出来，就不会有医疗费了。

而且，他死了以后，我对这个邻居产生了好感。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自己帮助过的人。四月二日晚上到三日凌晨的那个晚上，我还以为救了贝尔纳丹先生的命。我犯了多大的错误啊——多么自私的错误！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我没有露面。我没有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别人的命运，我没有完成会受一般人尊敬的壮举。相反，我违背了自己的天性，没有先去救我的邻居，我的朋友们是绝对不会赞同我的做法的。我践踏了自己的信念，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也践踏了自己天生的慵懒，这才是重要的，因为必须满足一个可怜虫的愿望——要让他的愿望而不是我的愿望得到满足。

最终，我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真正的宽宏大量是谁都无法理解的。善良一旦被人赞美便不再是善良。

因为我是在夏至的夜晚救了帕拉墨得斯·贝尔纳丹的命。

朱丽叶一无所知，我也永远不会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跟她同床共枕的人是个杀人犯，她会被吓死的。

由于什么都不知道，她觉得贝尔纳丹的死是件好事：她终于可以照料贝尔纳黛特了。贝尔纳丹的家里变得明亮、干净、通风了。朱丽叶每天至少陪那个囊肿两个小时。她给那个囊肿送去一盘盘菜，还有花朵和图画书，并建议我经常去陪她。我拒绝了，因为一想到贝尔纳黛特在浴缸里的情景，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几个月后，朱丽叶对我说。

塞居尔公爵夫人[44]知道了都会感动得流泪。

今天，下雪了，就像一年前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我看着纷纷飘落的雪花。“雪融化掉的时候，那些白色去哪儿了？”莎士比亚问。我觉得没有比这更伟大的问题了。

我的白色也融化了，谁都没有察觉。十二个月前，当我在这座房子里住下来时，我知道自己是谁：一个卑微的教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小教师，其生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看着纷纷飘落的雪花。它们也会融化，不留痕迹。但我现在明白了，雪是一个秘密。

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1]百年战争，公元4至5世纪发生在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长达百年，但具体开始日期不详。

[2]这里的六岁的女孩，是“我”记忆里六岁的朱丽叶。——编者注

[3]鲁滨孙和星期五均为英国小说家笛福所著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人物。小说写水手鲁滨孙在海上遇险后漂到一个荒岛上，设法谋生，后遇野人星期五，两人一道生活，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脱险。

[4]路易·斯库特奈尔（1905—198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作家。

[5]根据法文的语法规则，如果问句是否定的，肯定的回答应该用“Si（本义为如果，这里为它的特殊用法，即在法语里用来对否定的问句进行肯定回答）”而非“Oui（是）”，外国人常用错。此处的回答有所混乱，故有此文。

[6]圣马太，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也是《四福音书》作者中的一员。

[7]帕拉墨得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智慧闻名，曾动员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后被奥德修斯诬陷致死。

[8]此为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一首名诗的诗名。

[9]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神，以人肉为食。奥德修斯等人在海上漂流，一日上岸误入他所住的洞穴，一部分人被他吞掉。奥德修斯设计谋用酒把他灌醉，弄瞎他的独眼，才与其他人脱险逃走。

[10]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令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杀害之。后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遂自杀。今每用以隐喻“谜”样的人物。

[11]圣伯纳德犬，原产于丹麦，在瑞士也有悠久的历史，是著名的救生犬，引申为“救星”。

[12]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作家，曾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教授。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

[13]吕底亚，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的奴隶制国家。

[14]斯塔吉拉人，这里指亚里士多德。斯塔吉拉为希腊哈尔基季基半岛的一个地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

[15]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16]赫西奥德（约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作品有《工作与时日》。

[17]在法语中，“贝尔纳丹”和“贝尔纳黛特”分别为一个名字的两种形式，前者用于男性，后者用于女性。

[18]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早年致力于开创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后转向以“生活流”和“意识流”的手法表现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危机。

[19]美国电影导演丹·欧班农1985年拍摄的一部恐怖片。

[20]所罗门，公元前0世纪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大卫死后，他继位为王，以智慧著称。

[21]巴门尼德（约前55至前445），古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有用散文诗体写成的哲学著作《论自然》。

[22]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的小说。

[23]摩西，《圣经》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24]原型，是瑞士荣格用语，指由人类基本的、普通的经验构成的原始意象。新原型，这里指不同于以往见到的人的贝尔纳丹先生。

[25]塞涅卡（约前4—后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曾任尼禄帝之师。

[26]品达（约前518—前442或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27]克莱尔这个名字在法语中意为“光亮”。

[28]修士西门（约390—459），又称长者西门，叙利亚人，基督教修士，传说他开创了住在高柱顶端冥想苦修的先例。

[29]伊普尔，比利时古城。

[30]詹森（1585—1638），荷兰神学家，其《奥古斯丁书》是詹森主义的理论基础。

[31]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32]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提出了条件反射概念。

[33]指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夏吕斯男爵帕拉墨得斯·德·盖尔芒特。

[34]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他有一批手稿流传至今，内容涉及疾病的诊治和医生的操守规则，被称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被医务人员视为行为指南。

[35]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作家，早年辍学，做过银行职员、农场工人和乡村教师，曾随捕鲸船去南太平洋，后在海军服役。主要作品有《白鲸》《泰比》等。

[36]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青鸟》等。

[37]雅那切克（1854—1928），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写有多部歌剧，代表作为《养女》。

[38]原文为英文，意为“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

[39]杰基尔医生，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中的人物。

[40]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忠实的妻子，奥德修斯去远征时，她一直守在宫里，拒绝了无数求婚者，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41]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42]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43]据《圣经》，镰刀为死亡女神的象征之一。

[44]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74），俄裔法国女作家，著有少儿小说。

版权信息

书名：猎头游戏

作者：【挪威】尤·奈斯博

译者：陈荣彬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1-01

ISBN：9787513342070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曲
第一部　初次面试
第二部　中计
第三部　第二次面试
第四部　棋步
第五部　一个月后的最后面试
尾声

序曲

两辆车相撞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现象。一切完全取决于偶然，但能够解释这种偶然现象的，则是以下这个方程式：能量×时间=质量×速度差。给这些随机变量赋予数值，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真实又残酷的故事。例如，它会告诉我们，一辆载满货物、时速八十公里、重二十五吨的重型卡车，撞上一辆重一千八百公斤、以相同时速行驶的轿车时，会发生什么。考虑到碰撞点、车体构造与两车相撞时的角度等因素，这个故事可能会衍生出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不过所有的版本都会有两个共同点：一、它们都是悲剧；二、下场比较惨的，都是那辆轿车。

此时四周静得出奇，我可以听见风吹过树梢以及河水流淌的声音。我的手臂麻木，整个人倒悬着，困在肉体与铁皮之间。在我的上方，血液与汽油不断从汽车地板往下滴。在我的下方，棋盘格纹天花板上，有一把指甲钳、一只断了的手臂、两具尸体，以及一个打开的旅行袋。白皇后不再完整，我是个杀人凶手，而车里没人有呼吸，连我也没有。我很快就会死去。闭上双眼，我就此放弃——放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现在，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所以我急着要说出这个故事，说出这个有关两车的车体构造和相撞角度的故事。

第一部
初次面试

1　应征者

这个应征者看起来很害怕。

他浑身的行头都是在居纳尔·欧耶服饰店置办的：一套灰色杰尼亚西装、一件手工博雷里衬衫，还有一条带精子图案的酒红色领带——我猜是瑟瑞蒂牌的。不过，我很确定他的鞋子是菲拉格慕的手工皮鞋，我曾经也有一双。

从我面前的简历来看，这位应征者的经历非常出色：他毕业于卑尔根市的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在挪威的保守党议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进入制造业，在一家中型企业担任总经理，四年任期内成绩卓著。

尽管如此，这位叫耶雷米亚斯·兰德尔的应征者还是很害怕，唇上的薄汗闪着点点的光亮。

他端起秘书摆在我俩面前的矮桌上的水杯。

我面露微笑说：“我想要……”不是那种真诚无私的，邀请陌生人从寒冷的室外进屋坐一坐的微笑，那种笑容太随便了。我的微笑是那种彬彬有礼又略带暖意的微笑，据某些研究文献说，它可以展现面试官的专业、客观与善于分析。事实上，在应征者眼中，主考官不表露情绪会让人相信他们正直无私。上述文献还说，如此应征者就能提供较为审慎而客观的信息，因为主考官让他们觉得任何伪装都会被一眼看穿，任何的夸大都会露馅，耍诈更是会遭受惩罚。但我不是因为一篇文献才刻意挤出这种微笑的。我才懒得理什么文献，那只是各种专家不同程度的废话的集结。我唯一需要的，是英鲍、莱德与巴克利开发的九步审讯法。不对，我之所以有这种笑容是因为我真的既专业又客观，还善于分析。我是个猎头。干这一行没有多困难，但我可是最厉害的。

我又说了一次：“我想要……我想要你聊一聊你的生活，我是指工作以外的生活。”

“工作之外还有生活吗？”他的音调比正常高了一度半。而且，如果你在面试过程中说了一个冷笑话，就不该像他那样自己也笑出来，还同时观察对方是否抓到了笑点。

我说：“我当然希望答案是肯定的，”——此时他用清喉咙来掩饰笑声，“我相信，新任执行总裁能够兼顾工作与生活，对一家公司的经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想要找的是能够在公司待上好几年的人，一个懂得调控自己速度的长跑选手，不是那种才四年就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的家伙。”

耶雷米亚斯·兰德尔又吞了一大口水，同时对我点点头。

他的身高大概比我高十四厘米，年纪大我三岁。那就是三十八岁，他接这份工作有点太年轻了。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把太阳穴旁的头发染成那种几乎难以辨识的灰色。不过有什么花招是我没见识过的呢？我见过有些应征者因为手掌容易出汗，就在外套的右侧口袋里装上一支粉笔，如此一来，跟我握手时才能让手掌尽量保持干燥白皙。兰德尔的喉咙发出一阵不由自主的咯咯声。我在面试的评估表上写下：有上进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我说：“我看资料上写着你住在奥斯陆。”

他点头说：“斯凯恩。”

“你老婆叫作……”我翻阅着他的资料，装出一副好像不耐烦的样子，这种表情会让应征者们认为我希望他们主动回答。

“卡米拉。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有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

我没有抬头就直接开口问：“你会怎样描述你们的夫妻关系？”我多给了他两秒钟的时间，在他想清楚答案之前就继续问：“你觉得，如果你三分之二的清醒时间都在工作，你们的婚姻撑得了六年吗？”

我抬头盯着他。正如我所料，他一脸困惑，因为我的论调前后矛盾。一会儿要他平衡工作与生活，一会儿又要他全力投入工作，这说不通。过了四秒，他回答说：“我当然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他至少让我多等了一秒。

稳妥而老练的笑容。不过还没有老练到家——至少对我而言。他用我说的话来对付我，如果他真的有意讥讽，那我会给他加分。不幸的是，他只是无意识地模仿位阶更高的人的语言。我草草写下：自我认同度低。而且，他说的是“希望”，而不是“知道”。他没有表达任何愿景，不是一个能够看透未来的人，不符合任何一个经理人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必须表现出一副能洞察未来的样子。他不懂得随机应变，无法在混乱中引领企业突围。

“她有工作吗？”

“有，在市中心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每天朝九晚四？”

“对。”

“如果孩子生病了，谁会留在家里？”

“她。但是，所幸尼克拉斯与安德斯很少……”

“所以，白天家里没有管家或其他人？”

他犹豫了。当应征者不知道哪一个答案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厉害时，就会这样。不过，他们很少会说一些令人失望的谎话。耶雷米亚斯·兰德尔摇摇头。

“兰德尔，看来你把自己的身体状态保持得很好。”

“嗯，我有运动的习惯。”

这次他没有犹豫。谁都知道，没有哪家企业希望他们的高层主管刚上任就死于心脏病发。

“跑步跟越野滑雪吗？”

“对，我们全家人都爱户外活动。而且，我们在努勒峰有个小木屋。”

“嗯。也养狗？”

他摇摇头。

“没有？对狗过敏？”

他用力摇头。我写下：缺乏幽默感？

然后我往后靠在椅子里，双手指尖相抵。当然，这种姿态看来夸张又自大。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就是这种人。“兰德尔，你觉得自己的声誉值多少？而你又愿意付出多少去捍卫它？”

此时他皱起已经在冒汗的额头，同时努力去想这个问题。过了两秒，他放弃了，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叹了一口气，好像这应该是个简单的问题一样。我环顾房间的各个角落，仿佛想要找出一样自己不曾拿来打比方的东西。然后，一如往常在墙上找到了它。

“兰德尔，你对艺术有兴趣吗？”

“一点点。至少，我老婆有兴趣。”

“我老婆也是。你看到墙上那幅画了吗？”我指着那幅高度超过两米、画在塑料材质上的《莎拉脱衣像》，画里那个女人身穿绿色短裙，交叉双臂，正要脱掉她的红色毛衣。“我老婆送的礼物，作者叫朱利安·奥培，价值二十五万克朗。你有什么价值差不多的作品吗？”

“说实话，我有。”

“恭喜你。你看得出那幅画价值几何吗？”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看得出来。”

“对，如果你知道，你就看得出来。挂在那里的画由几条线构成，那个女人的头是个圆圈，一个没有面部的零，而且用色平淡无奇，缺乏层次感。此外，它是用电脑画出来的，只要按一个按键，就可以生成上百万份。”

“我的天哪！”

“让那幅画值二十五万的唯一——没错，我说唯一——原因就是画家的名气。那些说他很好的传言，市场相信他是个天才。我们很难明确地说出是什么构筑了一个天才，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这种事。兰德尔，对高级主管来说也是一样。”

“我明白。是声誉。是领导者能否散发出一种自信。”

我很快地写下：不是个笨蛋。

我继续说：“完全正确，最重要的就是声誉了。不只是主管的薪水高低，还有公司在股市上的价值。你手上那幅画作是什么？它价值多少钱呢？”

“那是一幅爱德华·蒙克的版画，叫《胸针》。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但是……”

我挥挥手，不耐烦地要他继续讲下去。

他说：“它最后一次被拿到拍卖会的时候，被竞拍到了大概三十五万克朗。”

“为了防止这件宝贝被窃，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我家装了非常厉害的防盗系统，是三城公司的。我们家那一带的人都用这家。”

我说：“三城公司的防盗系统很好，不过也贵。我自己也用三城，一年大概要八千克朗。为了保护你个人的声誉，你做了什么投入？”

“什么意思？”

“两万？一万？还是更少？”

他耸耸肩。

我说：“一毛也没有。从简历与职业生涯看来，你这个人的价值比你刚刚提到的那幅版画还要高十倍，我是指一年的价值。不过，没有人守护你的价值，没有人帮你管理声誉，因为你觉得没有必要。你觉得你领导的那家公司获得的成功足以说明你的价值，是不是？”

兰德尔没有答话。

“嗯……”我身体前倾，压低嗓子，好像要透露一个秘密似的，“这是不对的。你的成就跟奥培的那些画作一样，只是一些线和圆圈，都没有脸。画作本身什么也不是，声誉才是关键。而那就是我可以提供给你的。”

“声誉？”

“坐在我面前要应征这份高层主管工作的，连你一共有六个人。我不认为你有机会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你缺乏这个职位所需要的声誉。”

他撇撇嘴，好像在抗议。不过，他没说什么。我用力往椅背上靠，椅子发出尖锐的声响。

“我的天哪，老兄，你居然来应征工作！你的策略应该是暗地里造势，让我们注意到你，而在我们联系你时，假装什么也没做过。一流的人才得等着被猎头公司盯上，而不是自己送上门等着被砍掉头，然后被大卸八块。”

我看出这番话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他慌了。我用的不是常规的面试套路，也并非库特测试、DISC个性测验，或其他那些愚蠢又无用的性格测试——设计出那种东西的团队都是由各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心理学家与草包人力资源专家组成的。我再次把声音压低。

“我希望今天下午你告诉你老婆这个消息时，她不会太过失望。到时候她会知道你错过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工作，知道你今年在事业上又处于待定状态，就像去年一样……”

他突然靠向椅背，睁大眼睛。当然了，因为他所面对的可是罗格·布朗，当前猎头行业中最璀璨的明星。

“去……去年？”

“嗯，我说错了吗？你不是也应征了丹亚食品的高层主管工作？就是生产蛋黄酱与肝酱的那家公司。那不是你吗？”

耶雷米亚斯·兰德尔沉声说：“就我所知，他们应该把这种事列为机密才对。”

“没错。但是，因为职责所在，我必须善用所有资源。这就是我的工作，用尽一切手段。兰德尔，像你这种地位的人还去应征那些不会被录用的工作，实在太蠢了。”

“我这种地位？”

“依你的条件、你的经历、我刚刚对你做的测试，以及我个人的印象，我知道你是够格的。你唯一欠缺的就是声誉。要想建立声誉，最重要的就是有独一性。像你这样随意应征工作，独一性会荡然无存。你这种高层主管不该只是接受挑战，而是要接受唯一的挑战——独一无二的工作。而且那工作该是别人主动双手奉上的。”

“会有那种事吗？”他说话时又想要露出那种无所畏惧的歪嘴笑容，但是这次笑不出来了。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你不能再去应征其他工作，如果有其他猎头公司与你接触，开出诱人的条件，你也不能接受。跟我们一起，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会帮你建立声誉，然后好好维护它。就像你找三城公司保护你的家一样，就找我们保护你的声誉吧。不出两年，你一定可以带着好消息回家找你老婆，而且会是一份比我们今天说到的好得多的工作。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耶雷米亚斯·兰德尔用大拇指与食指摩挲着他那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的下巴，然后说：“嗯，这一次面试的结果跟我原先想象的截然不同。”

挫折使他冷静了些。我把身体往前倾，张开双臂，高举手掌，直视他的双眼。有研究表明，面试时留下的第一印象有百分之七十八来自肢体语言，而所说的话只占百分之八。其余的要素则包括你的衣着、是否有狐臭或口臭，还有你在墙上挂的东西。我的肢体语言很棒，此刻我的姿势传达出一种敞开心胸、愿意信任的信息。终于，在我的力邀之下，他加入了我们。

“听我说，兰德尔，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与财务主管明天要来这里跟其中一位应征者见面，我希望他们也能见见你。十二点钟方便吗？”

“好。”他没查看任何行程就回答。我已经比较喜欢他了。

“我希望你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你可以很有礼貌地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再对这份工作感兴趣了，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目前正在寻找的挑战，然后祝他们一切顺利。”

耶雷米亚斯·兰德尔歪着头说：“如果像那样退出，会不会被当成一个随便的家伙？”

我说：“你将被视为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们会认为你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并且能做出他人无法取代的贡献。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又挥挥手。

他微笑说：“建立声誉？”

“建立声誉。我们达成共识了吗？”

“在两年内？”

“我可以保证。”

“你怎么保证？”

我写下：很快地转守为攻。

“我会推荐你坐上目前我正在谈的一个位子。”

“那又怎样？做决定的人可不是你。”

我眯着眼睛。我老婆狄安娜曾说，这种表情会让她想起一只慵懒的狮子，一个心满意足的君王与主人。我喜欢这种说法。

“兰德尔，我的推荐就是客户的决定。”

“什么意思？”

“正如你再也不会去应征自己没有把握获得的工作，如果我没有把握让客户接受，我也绝对不会推荐。”

“真的？从来没有过？”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除非我百分之百确定客户会接受我的推荐，否则我不会推荐任何人，我宁可让这份工作落到竞争者手上。就算我有三个很厉害的人选，而且已经有九成把握，我也不会。”

“为什么？”

我微笑说：“答案一样——声誉。那是我整个事业的基础。”

兰德尔笑了出来，摇头说：“布朗，大家都说你是个狠角色，现在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又露出微笑，然后站起来说：“现在呢，我建议你回家跟你那美丽的老婆说，你打算拒绝这份工作，因为你已经决定着眼更高阶的职务。我猜你一定能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布朗，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你的雇主付给我的佣金会是你第一年年薪总额的三分之一。你知道吗，伦勃朗曾去拍卖会会场为自己的画举牌出价？我只要稍稍帮你建立一些声誉，就能以五百万的价格把你卖掉，那我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用两百万卖掉你？我们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你必须接受我们的安排，一言为定？”我伸出手。

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布朗，我觉得这次谈话必定让我获益良多。”

我说：“我同意。”同时提醒自己，在让他与那个客户见面之前，要教他一两招握手的秘诀。

耶雷米亚斯·兰德尔一离开，费迪南就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哎哟！”他皱眉瘪嘴，用手在鼻子前扇一扇，接着说，“香水伪装法啊？”

我一边点头，一边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空气流进来。费迪南的意思是，刚刚那个应征者知道自己会紧张到流汗，所以企图用须后水来掩饰弥漫在整个会面室里的汗味，但未免也喷得太多了。

我说：“不过，至少他用的牌子是克莱夫·克里斯蒂安，是老婆帮他买的，他的西装、皮鞋、衬衫和领带都是。还有，把太阳穴旁的头发染成灰白色，也是她的主意。”

“你怎么知道？”费迪南在兰德尔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但是一感觉到兰德尔带着湿黏的余温就立马跳了起来，一脸嫌恶的神情。

我回答道：“我一按下‘老婆钮’他就立刻面色惨白。我说如果他跟他老婆说这工作没戏，他老婆得多么失望啊。”

“居然把老婆比喻成按钮！罗格，你是怎么想到这种说法的？”费迪南已经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下，双脚摆在一张几可乱真的仿野口勇[1]茶几上。他拿起一个橘子剥开，橘子喷溅出一串几乎看不见的汁液，全都洒在他上身那件新烫好的衬衫上。真不知道怎么会有费迪南这么粗心的同性恋？而一个同性恋居然会来当猎头，这也令人匪夷所思。

我说：“英鲍、莱德与巴克利。”

费迪南说：“你以前提过那种面试方法，但它到底是什么？比库特设计的问题还厉害吗？”

我笑着说：“那是FBI采用的九步审讯程序。跟其他薄弱的手法相比，它的火力简直像机关枪一样猛，可以把干草堆轰出一个大洞，杀无赦，而且能很快问出具体的结果。”

“那么，你问出的结果是什么，罗格？”

我知道费迪南想要套什么话，但是我不介意。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厉害，而他——至少就目前而言，为什么是个二流角色。我让他得偿所愿。因为知识是用来与人共享的，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则。同时也因为他永远都不可能比我厉害。他永远都会像这样，在我面前出现时把衬衫弄得满是柑橘汁，永远都在思考别人是不是有什么绝招，有什么比他更棒的手法或秘诀。

我回答道：“让他们服服帖帖，向你招供，说出真相。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了。”

“例如？”

“例如开始时先问一些关于家人的事。”

费迪南说：“呸，我也是这么做啊！如果他们能谈论一些熟悉而亲近的事物，就会感到安心。还有，这能让他们敞开心扉。”

“完全正确。但这也能帮你刺探他们的弱点——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2]。那都是稍后在你的审讯过程中能派上用场的东西。”

“嘿，多么妙的术语啊！”

“稍后在审讯过程中你一定会问到什么让杀人犯如此痛苦，发生了什么事，问到他背负的那一桩谋杀案，为何他感到孤独、被所有人离弃，为何他要有所隐瞒，到时候你一定要在桌子上摆一卷厨房用纸，而且要刚好摆在他拿不到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很自然地进入了审讯的重头戏，该是你按下情绪按钮的时刻了。你必须问他，如果他的孩子发现自己的爸爸是个杀人凶手，会有什么想法？然后，等到他热泪盈眶的时候，你就把纸巾递给他。你必须扮演一个能体谅他、想帮助他的角色，让他能对你坦承所有不好的事情，让他说出刚刚发生的那桩谋杀案有多么愚蠢，好像这一切都是他自愿透露的。”

“谋杀案？你在鬼扯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在招募人才吗？我们可不是要让他们招认自己犯下了谋杀罪。”

“但我是，”我拿起办公椅上的外套，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成为奥斯陆最顶尖的猎头。顺便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安排好了，由你在明天十二点向客户介绍兰德尔。”

“我？”

出门后我沿着走廊一直走，费迪南在我身后追着我，我们俩走过另外二十五间办公室——阿尔发公司就这么大而已。我们是一家中型猎头公司，过去十五年来勉强维持营运，年收入在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克朗之间，扣除那一点付给我们这些好手的微薄奖金，其他都进了远在斯德哥尔摩的老板的口袋。

“很简单的。所有的信息都在档案里。没问题吧？”

费迪南说：“没问题。我只有一个条件。”

“条件？这可是我在帮你。”

“你老婆今晚要在画廊办的那个私人赏画会……”

“怎么了？”

“我可以去吗？”

“你受邀了吗？”

“这就是重点。我有吗？”

“我想没有。”

费迪南突然停了下来，就此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继续往前走，心里很清楚他一定还站在那里，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目送我离开，心想自己再度错失良机，无法高举香槟酒杯，与拥有喷气式飞机的奥斯陆富豪、宴会名媛以及名流显贵一起畅饮。就算狄安娜的赏画会再怎么光鲜亮丽，他也没办法沾一点光，没办法接触到那些有潜力的应征者、床伴，或是能同我们有其他罪恶交集的人。可怜的家伙。

接待处的女孩说：“罗格？你有两通电话，一通是……”

我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对她说：“欧达，现在不是时候。我要出去四十五分钟，不要帮任何人留话给我。”

“但是……”

“如果有要紧的事，他们会再打过来的。”

欧达是个很漂亮的女孩，但是她还有一些要学习的地方。不过她到底是叫欧达，还是伊达来着？

2　服务业

秋日空气里的汽车尾气带着一股浓烈的盐味，让人想起大海、原油开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耀眼的阳光斜射在办公室大楼的玻璃上，在一片工业区的旧址上形成一个个鲜明的矩形阴影。如今这片土地已经变成都市区，充满了要价过高的商店、租金昂贵的公寓与办公室，里面坐着收费过高的顾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三家健身中心，每一家从早到晚的所有时段都已经被人预订了。一个年轻人与我打照面时毕恭毕敬地跟我打招呼，我也优雅地点点头——他身穿克莱利亚尼西装，戴着极客范的眼镜，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只能假设他是另一家猎头公司的员工。也许是爱德华·W.凯利公司？会那样恭敬地跟猎头顾问打招呼的，只有同行。说得更准确一点：除了猎头顾问，没有人会跟我打招呼——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谁。一来，当我不跟我老婆狄安娜在一起时，我的社交圈实在非常小。二来，我们公司跟爱德华·W.凯利一样，只跟精英来往，避免自己成为媒体的焦点，直到某一天你有资格应征全国最顶尖的工作了，你才会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头听见我们的名字：阿尔发公司。你心想：我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个名字？是在某个新任地区负责人的任命会议上吗？所以说，到头来你还是早就听过我们的名字了，但你对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谨慎是这一行的最高守则，也是唯一的守则。当然，从头到尾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谎——最卑鄙的那种谎言，例如，我总是会以惯用的一套说辞来结束第二次面试：“你就是我为这份工作选中的人。我不但认为，也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所以这对你而言也是一份完美的工作。相信我。”

嗯，好吧，你不该相信我。

没错，我想应该是爱德华·W.凯利，或者阿姆罗普。从那一身西装看来，他工作的地方肯定不是那种承接各种大小案子、一点也不酷的大型猎头公司，像是万宝盛华人力银行或者德科人事顾问公司。也不是那种只接大案子的顶尖公司，像是霍普兰之类的，否则我就会认识他。他当然有可能是来自智瑞或者德尔菲等还算不错的大公司，或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一点也不厉害的小公司，通常只负责招募中层主管，难得有机会与我们这些人竞争。竞争了也只会是输家，只能继续帮人招募一些店长与财务主管，然后每次见到我们时都毕恭毕敬地跟我们打招呼，一心期盼着某天我们会想起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猎头顾问是一个没有正式排名的行业：不像有人会针对股票经纪人的表现进行调查，也不像电视或者广告行业会举办年度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知道谁是这一行的王者，谁是挑战者，还有谁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总是静悄悄地获得成就，同样会是在一片死寂中输得永远无法翻身。但是，刚刚跟我打招呼的家伙知道我是罗格·布朗——只要是我提报的人选，最后百分之百会获得工作。罗格·布朗会在必要时操纵、强迫、撬动，把候选人塞进去。罗格·布朗深得客户们的信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公司的命运交到他手中，而且只交到他手中。换句话说，去年奥斯陆港务局任命交通部主管时，做决定的不是港务局自己，还有安飞士租车公司任命北欧区主管、西尔达尔当地政府任命发电厂厂长时，做决定的也都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我。

我决定在心里记下这家伙。漂亮的西装，知道如何对适当的人表达敬意。

我在纳维森便利店旁的电话亭拨电话给奥韦，同时查看我的手机。八个信息。我把它们都删掉。

奥韦接起电话后，我说：“我们有一个人选了，摩诺利特文公司的耶雷米亚斯·兰德尔。”

“还用我再确认一下吗？”

“不用，你那边有他的资料了。他已经获选参加明天的第二轮面试，从十二点到两点。给我一个小时。知道吗？”

“嗯。还有别的事吗？”

“钥匙。二十分钟后在‘寿司与咖啡’见？”

“三十分钟吧。”

我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走向“寿司与咖啡”餐厅。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会发出更多噪声，制造更多污染，花费还比柏油路高的路面？可能是想要走田园风的路线，能营造一种传统、长久且实在的感觉吧。总之，比这个伪社区要实在多了。曾几何时，社区是由工人额头上的汗水创造出来的地方，是他们在熊熊烈火发出的咝咝声中与榔头的阵阵捶打下生产出的产品。而如今这种社区到处回响着咖啡机的嗡鸣声与健身中心里金属撞击的铿铿声。这是服务业的胜利，它战胜了工厂的工人，对设计的要求战胜了对住房短缺的忧虑，而虚构则战胜了事实。我喜欢这结果。

“寿司与咖啡”对面珠宝店的橱窗里，一对钻石耳环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着耳环，心想：在它们的映衬下，狄安娜的耳朵该是多么完美啊！不过，这对我的财务状况会是个灾难。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穿过街道进入那个名义上在卖寿司、实际上只会给人吃死鱼的地方。不过，那里的咖啡倒是无可挑剔。餐厅里的座位半满，到处可见一个个淡金发色、身形苗条的女郎，身上还穿着健身时的服装，因为她们不想在健身中心里冲澡，跟其他人赤裸相见。从某方面来讲，这是很奇怪的：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雕塑自己的身形（这正是虚构的胜利），为什么还不愿意给人看呢？她们可以说都是服务业的一员，而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有钱的丈夫。如果说她们都是些没什么文化的人，自然另当别论。但事实上，这些女人都曾在大学主修法律、信息科技与艺术史等科目，给自己的美貌加分，而在接受挪威纳税人的数年资助后[3]，她们摇身一变，成为大材小用的居家玩物，坐在这里分享如何持续取悦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老公，让他们保持适度的忌妒与警觉，最后再用孩子把丈夫绑住。当然，有了孩子之后，整个局势便改变了，强弱就此逆转，男人形同被阉割，被牵绊住了。孩子啊……

我坐在吧台前的一张高凳上：“双份浓缩的可塔朵咖啡。”

我看着那些女人在镜中的身影，心里很满意。我是个幸运的男人，跟这些看似时髦、脑袋里却空无一物的寄生虫相比，狄安娜是如此与众不同。她拥有我所欠缺的一切：关爱他人的天性、同理心、忠诚、高挑的身材。总而言之，她是个内心跟外在一样美好的人。不过，她的美并非最完美的那种，因为她的比例太特别了。狄安娜看起来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仿佛娃娃似的日本卡通人物。她的小脸上长着一张又小又薄的嘴，她的鼻子也小，一双大眼充满了好奇，当她累的时候眼睛容易鼓起。但在我看来，她之所以有一种出众而惊人的美，就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所以说，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我？我是个司机之子，大学学的是经济，资质只比平均值高一点，当年的就业前景比平均值低一点，还有远远不及平均值的身高。如果在五十年前，没有人会说身高一米六八的人是“矮子”，至少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如此。而且，从人体测量学的历史上讲，你会发现在一百年前，挪威人的平均身高就是一米六八。然而，经过一番演变后，局势早已变得对我不利。

因为一时的疯狂而选择我是一回事，让我不解的另一回事是：像狄安娜这种绝对可以得到任何男人的女人怎么可能忍受每天醒来时都会看见我？她到底为什么会盲目到看不出我生性可鄙而奸诈，遇到逆境就会变得懦弱，遇到鲁莽而邪恶之人也会跟着变得鲁莽而邪恶？是她选择不看这些吗？还是因为我足够奸诈，且手法高明，才让真实的我得以藏匿于爱情制造的盲区？当然，到目前为止我唯一拒绝过她的只有生孩子的请求。我到底为什么能制住这个住在人类躯壳里的天使？狄安娜自己说，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被我的矛盾性格所吸引：傲慢无比之余也妄自菲薄。

当时我们在伦敦，都参加了一个专为北欧学生举办的晚会，我对狄安娜的第一印象就像对所有坐在这里的女人一样：一个来自奥斯陆的金发北欧美女，在那个国际都会里研读艺术史，偶尔打一些当模特的零工，反战也反贫穷，喜欢宴会与其他一切有趣的事物。过了三个小时，喝掉六品脱健力士啤酒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首先，她对艺术的确有一股热忱，可以说是深有研究。其次，她清楚地向我阐明西方资本主义戕害了许多不想与资本主义有所瓜葛的人，而令她备感挫败的是，她自己也是这体制的一部分。狄安娜还跟我解释，就算工业化国家一直以来都持续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但它们进行的剥削更多。第三点是，她懂我的幽默——没有这种幽默感，我这种男人绝对追不到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人。而第四点，无疑就是这一点帮了我大忙：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逻辑思维很好。说得委婉一点，她的英文说得不太顺溜，当时她还微笑着对我说，她从没想过要学法文或西班牙文。然后我问她是否有一颗跟男人一样的脑袋，并且喜欢数学。她只是耸耸肩，但是我坚称她一定是那样，接着告诉她，微软公司在招聘面试时，总是会拿某个逻辑问题来考应征者。

“重点在于，一方面要看出应征者能否解答，另一方面也是测试他们应对挑战的能力。”

她说：“那你问吧。”

“质数……”

“等一下！什么是质数？”

“不能被自己与1以外的任何数字整除的数字。”

“哦，我知道了。”她还没像其他女人一样，一说到数字的话题就敬而远之，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质数通常是连续的两个奇数，像11与13，29与31。懂吗？”

“懂。”

“有连续三个奇数都是质数的例子吗？”

她说：“当然没有。”然后把啤酒杯举到嘴边。

“哦？为什么没有？”

“你以为我是笨蛋啊？在连续的五个数字里，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可以被3除尽的。继续说。”

“继续说？”

“嗯，你打算问的逻辑问题是什么？”她喝了一大口啤酒，用一种充满期待的好奇眼神看着我。在微软公司的面试里，应征者有三分钟的时间去想证明方法，但她却用三秒钟就办到了。平均来讲，每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人能办到。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至少我在我的餐巾上很快地写下：录取了。

于是我知道一定要让她在我们俩还坐着的时候爱上我，因为只要一站起来，魔咒就会打破，所以我一直跟她讲话，讲个不停，讲得让自己好像有一米八五那么高——我很能讲。但是，就在我讲得正起劲时，她打断了我的话。

“你喜欢足球吗？”

我有点惊讶地问道：“你……你呢？”

“英联明天有比赛，QPR[4]要出战阿森纳。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有。”不用说，我的意思是对她有兴趣，我对足球压根儿就没兴趣。

到洛夫图斯路球场看球时，伦敦正浸在一片秋雾里，她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丝巾，把嗓子喊到嘶哑，但她支持的QPR终究是一支可怜的小球队，难逃被阿森纳重击的命运。我只顾着端详她那洋溢着热情的迷人脸庞，至于那一场球赛，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阿森纳穿着很炫的红白相间的球衣，而QPR的球服则是白底加上蓝色横纹，把球员搞得活像一根根会移动的棒棒糖。

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为什么不支持像阿森纳那种战绩辉煌的劲旅，而选择QPR这种跑龙套一样的好笑球队？

她回答说：“因为他们需要我。”一字不差，她真的说：他们需要我。我感受到这句话中藏着我捉摸不透的智慧。然后她又发出她特有的那种咯咯娇笑，把塑料杯里的啤酒喝光，接着说：“他们就像一个个无助的小婴儿。你看看，他们真可爱。”

我说：“穿着婴儿服。所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5]是你的座右铭吗？”

她的回答是：“嗯……”然后把头转过来，低头看我，带着灿烂的笑容说，“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哦。”

然后我们俩都笑了，肆无忌惮地大声笑着。

我忘了球赛的结果，不过我记得球赛的成果：我送她回牧羊人丛林区，在那幢管理严格的砖造女生宿舍外接吻。在那之后，我度过了一个毫无睡意、寂寞难耐、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夜晚。

十天后，我在闪烁的微光中看着她，光源是她床边桌上那根被塞进酒瓶的蜡烛。那是我们的初夜，她闭上双眼，前额的血管凸出，在我频频用力之际，脸上呈现出一种夹杂着狂热与痛苦的表情——她眼睁睁看着QPR输掉英联杯赛事而被淘汰时，脸上也出现过同样的狂热神情。完事之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头发，在那之前不知有多少人这样赞美过我，但同样的话从她嘴巴里冒出来，我就觉得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六个月后，我跟她说，尽管我爸在外交部工作，但他并不是外交官。

当时她只是重复我说的话：“他是个司机，”然后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我，“那么他可以借来大使的豪华轿车，在婚礼后载我们离开教堂喽？”

我没回答，但是那年春天我们在伦敦汉默史密斯的圣帕特里克教堂办了一个全无排场，却很动人的婚礼。没有排场，是因为我费尽唇舌说服狄安娜接受一个没有亲友观礼的婚礼。没有父亲牵着，只有我们俩——一个简单而纯真的婚礼。婚礼的动人全因有狄安娜在场：她的光芒可以与日月争辉。结果，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个下午，QPR也晋级了，我们乘出租车回到她位于牧羊人丛林的宿舍时，沿途飘扬着像棒棒糖包装纸的旗帜与标志，庆祝队伍喜气洋洋，四处都洋溢着欢欣愉快的气息。直到我们回到奥斯陆，狄安娜才第一次跟我提想要生孩子的事。

我看了看手表，奥韦应该快到了。我抬头看着吧台上方的镜子，跟其中一个金发女郎四目相对。我们对看了一会儿，那时间刚好足够我们俩误会对方有所企图。她看起来有一种A片明星的风韵，是整形医生的杰作。我对她没有企图，所以把目光移开。事实上，我唯一一次出轨就是从这种情况发展出来的：与别人对看了太久。我们在画廊偶遇，然后相约到“寿司与咖啡”，接着就在艾勒松特街的一个小公寓发生了关系。不过，如今洛蒂早已是一段过眼云烟了，而且我再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我的目光在餐厅里飘来飘去，然后停了下来。

奥韦正坐在前门边的一张桌子旁。

表面上看来，他正在阅读一份叫《经济日报》的财经类报纸。这实在是很好笑，奥韦·奇克鲁不只是对股票走势与所谓社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没兴趣，他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阅读能力，或写作能力。我还记得当时他应征保安主管的申请书：里面的拼写错误多到令我爆出大笑。

我滑下凳子，走向他那一桌。他把《经济日报》折起来，而我朝着报纸的方向点点头。他脸上露出一闪而过的微笑，意思是他已经看完了。我一语不发地把报纸拿走，走回我在吧台前的位子。一分钟后，我听见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当我再次瞥向镜子时，奥韦·奇克鲁已经不见了。我把报纸翻到股票那几页，小心地把他藏在报纸里的钥匙握在手里，然后把它放进外套口袋。

等到我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手机里有六条信息。我连看都没看就把其余五条删掉，打开狄安娜发给我的那一条。

别忘了今晚的赏画会，亲爱的。你可是我的吉祥物。

她还特别在文字之后加了一个戴着太阳镜的黄色笑脸——用她的普拉达手机，那是今年夏天我送给她的三十二岁生日礼物，有很多特别的功能。她打开礼物的时候说：“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但我们俩都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并不打算给她。不过她还是撒了谎，然后亲亲我。对于女人，你还能有更多要求吗？

3　私人赏画会

一米六八。我才不需要那些脑残心理学家的安慰，说什么补偿心理能造就我的成功，矮小的身材能督促我努力向上。他们说这世界上有许多艺术作品是矮子创造出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矮子有本事征服帝国，提出最了不起的思想，把最漂亮的电影明星弄上床：简而言之，他们总在寻找着最好看的“增高鞋”。许多白痴发现有些盲人是杰出的音乐家，某些自闭症患者能够用心算开根号，就得出结论：所有的残疾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天赋。首先，我要说这实在是一派胡言。其次，尽管我不高，但也不是个侏儒，只是比平均身高稍矮而已。第三，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的公司，高于该国平均身高的高管都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且，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身高与智力、收入、人气等都是成正相关的。当我要提名某人为业界高管时，身高往往是我最看重的标准之一。长得高才会令人尊敬与信任，身高是一种权威。高个子总是非常突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躲，他们是主宰者，身高掩饰了他们的所有缺陷，他们一定得挺起自己的身子，让人看重。矮子则总是很低调，他们总是有秘密的计划，一些因为他们是矮子而想要去做的事。

当然，这些都是废话，不过我会推荐的绝对不是最棒的人选，而是我的客户一定会雇用的人选。我找的人一定都会是客户们喜欢的身材，而且头脑过关。他们看不出谁的头脑比较好，但是一定看得出谁的身材比较好。就像那些出现在狄安娜的赏画会里的、有几个臭钱的所谓“艺术鉴赏家”，他们没办法品评画作，但是看得懂画家的签名。这世界上有许多人愿意花大把钞票购买艺术名家的糟糕作品，就像有许多人肯用高薪聘请才智平庸的高个子。

我开着那辆崭新的沃尔沃S80，绕过弯道，往上爬升，目的地是我们那座位于霍尔门科伦、买得有点贵的漂亮新家。我会买下它，是因为房产经纪带着我们四处参观时，狄安娜的脸上又出现那种狂热而痛苦的表情，我们缠绵欢爱时总会浮现在她额头上的那根血管变成了蓝色，在她那双杏眼上方跳动着。她举起右手，把一缕短短的麦色秀发别到右耳后面，好像是为了更仔细地聆听，以免眼睛骗了自己，骗她说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房子。她根本不需要开口，我知道这房子的确是。当房产经纪说已经有人出了比当前要价还要高一百五十万的价钱时，她眼中的光芒突然暗了下去。我知道，我必须为她买下这房子，在说服她打消生孩子的念头后，这是唯一可以用来补偿她的东西。我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举出了哪些理由说服她去堕胎，因为没有一个理由是真话。而真话是，虽然我们有三百二十平方米的超大空间，却没有孩子的容身之处。也就是说，我跟孩子不可能共处。因为我了解狄安娜，与我相反，她非常执着于一夫一妻制。而小孩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会被我讨厌。所以，我给了她一个新生活——一所新房，还有一家画廊。

我把车转进新家的车道。隔着一大段距离，车库的门就已经感应到了我的车，自动开启。豪华轿车滑进冷冽阴暗的车库，当门在我身后滑下时，引擎也被我关掉了。我从车库的边门走出去，沿着石板路往屋子里走。那是一栋建于一九三七年的壮观建筑，设计者是功能主义建筑师奥韦·班恩，在他看来，花多少钱不是问题，重点是美观——在这方面他跟狄安娜可以说是声气相投。

我常想我们应该把这房子卖掉，搬到小一点、普通一点、实际一点的地方。但每次像现在这样回到家时，西沉的太阳清晰地勾勒出建筑的轮廓，光线与阴影形成奇妙的对比，屋后矗立着一片火红的秋日森林，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忍心卖掉它。我知道我无法停止付出。因为我爱她，所以也只能这么做。因为爱，我必须承担其他的一切：房子、那家花钱如流水的画廊，为了证明我的爱而衍生的不必要的花费，还有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为了纾解她对孩子的渴望。

我打开门，把鞋子甩掉，在二十秒的时间限制内解除防盗系统，以免三城公司那边铃声大作。对于密码的设置，狄安娜和我讨论了很久才达成共识。本来她希望能设成D-A-M-I-E-N，因为她最爱的艺术家是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但是我知道那也是她为我们那个没能出生的孩子取的名字，所以我坚持密码应该设为一串随机组合的字母与数字，以免被猜出来，而她也让步了。每当我立场坚定，态度强硬时，狄安娜总会让步，因为她生性温柔。不是软弱，而是温柔又灵活，就像泥土一样，就算你用最轻微的力道在上面压一下，也会留下痕迹。奇怪的是，她越是让步，就越是变得强大而坚毅，我却变得更弱。最后，她会像巨大的天使一样高耸在我面前，我则满怀罪恶、亏欠，而且良心不安。不管我多么努力四处揩油，不管我弄了多少钱回家，不管我从斯德哥尔摩总公司那里瓜分到多少奖金，都不足以让我获得赦免。

我走到楼上的客厅与厨房，摘下领带，打开Sub-Zero牌冰箱，拿了一罐生力啤酒。我们喝的不是常见的特级啤酒，而是生力1516，它根据古代的纯度法令酿造而成，是狄安娜喜欢的那种温和口感。我俯视花园、车库还有邻居，心里想着奥斯陆、峡湾、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还有全世界，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啤酒喝完了。

我又拿了一罐，往下走到一楼，想要改看自家的景色。

我经过那个被我视为“禁地”的房间，注意到门开了一条缝。把门推开后，即刻映入眼帘的是窗下那张像神坛的矮桌上的小小石像旁边，她摆的一束鲜花。桌子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石像就像一个童僧，脸上挂着佛陀般的满足微笑。花旁边摆着一双婴儿鞋跟一只黄色的手摇鼓。

走进去后我啜饮了一口啤酒，蹲下来，用手摸摸石像滑顺的光头。那是一尊“水子地藏”，根据日本的传统，它可以保佑“水子”，也就是那些被流产的胎儿。它是我从东京带回来的，当时我去物色人才，但是没有成功。那是狄安娜堕胎后头几个月的事，她还是很心碎，我觉得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安慰。石像贩子的英文不够好，所以我听不懂细节，不过日本人似乎认为，当胚胎死掉时，婴灵就会回归到原来的液体状态，变成“水子”。如果再融入一点日式佛教元素的话，它会开始等待重新投胎的时刻。在此同时，人们会进行一些“水子供养”的简单祭拜仪式，不但能保护未出世的婴灵，也会让父母免遭水子的报复。我从来没跟狄安娜提及最后这部分。刚买来的时候我开心了一些，而她似乎也能通过那尊石像获得慰藉。但是，当她对那尊地藏石像越来越着迷，想要把它摆在卧室里的时候，我就必须坚决表明立场了。我说：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可以对着石像祷告或祭拜。不过，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对她来硬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可能因此失去狄安娜。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我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在网络上搜索爱德华·蒙克那幅又被称为“伊娃·莫多奇”的画作《胸针》，直到我找到一张高分辨率的图。这张画在合法画市里的标价是三十五万，拿到黑市的话，到手的钱最多也只有二十万出头。销赃的人要分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归奥韦，我则分得八万。这是惯常的分赃比例，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风险。那是一幅58×45厘米的黑白画作，差不多是A2纸张的大小。八万克朗。那一点钱还不够支付我下一季度的房贷，与我答应会计师要在十一月补足的上一年度的画廊赤字相比，更是杯水车薪。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如今这种好画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距上一件作品——索伦·昂萨格的《穿高跟鞋的模特》出手已经超过三个月了，而且当时我到手的金额才不到六万克朗。最好立刻有奇迹出现，就像让QPR侥幸踢进一球，明明是失误，却一举将他们送进温布利球场——不管这是不是他们应得的好运。听说真的发生过这种事。我叹了一口气，然后把《伊娃·莫多奇》用打印机打了出来。

今天的晚会上有香槟，所以我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上车后，我跟平常一样，只说出画廊的名字——用来测试我们的营销做得是否成功。但是那司机跟其他司机一样，只是从后视镜看着我，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艾林史嘉格森街。”

在狄安娜为画廊挑选场地之前，她老早就跟我讨论过地点。我非常坚持画廊一定要开在西勒贝克与弗朗纳两区之间的轴线上，因为只有这一带的人才买得起像样的画作，而且只有这附近才有相当水平的画廊。新画廊如果在这个区域以外开张，可能早早就要关门大吉了。狄安娜理想中的画廊是伦敦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那样的，而且她坚持她的画廊不能面对着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像是碧戴大道或者老德拉门路之类的，而是应该设于一条静谧的街道上，如此一来人们才有沉思的空间。更何况，这种位于偏街的地点具有隐秘性，意味着它是给新手，也是给行家去的地方。

我说我同意，心想这样也许不会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还没来得及庆幸，她又说，如此一来她就可以用省下的钱换取比较大的空间，以便有一个沙龙让她在私人赏画会之后举办招待晚宴。事实上，她早就相中了艾林史嘉格森街附近的一间空屋，那是个完美的地方，万里挑一。画廊的名字是我负责想的——“E画廊”。E代表艾林史嘉格森街。此外，城里最高档的“K画廊”也遵循这种命名形式，我希望这个名字可以透露一个信息：我们锁定的客户是那些最有钱、最有品位，也最酷的人。

我没有跟狄安娜说“E画廊”的发音听起来像是挪威语中“独一无二的画廊”，她不喜欢那种耍嘴皮子的无聊双关语。

接下来我们签下租约，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财务状况的恶化可说是难以避免了。

当出租车停在画廊外的时候，我发现沿着人行道停放的捷豹与雷克萨斯轿车比平常要多。这是个好兆头，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附近那些大使馆中有某家在宴客，又或者是米德尔法尔特[6]在她那座东德碉堡里开派对。

当我进门时，轻柔悦耳的八十年代低音背景音乐从音响里流泻而出。我知道接下来要播放的是《哥德堡变奏曲》，因为这张CD是我刻给狄安娜的。

尽管才八点半，画廊已经半满了。这是个好兆头：通常E画廊的客户都要到九点半以后才会出现。狄安娜跟我解释过，私人赏画会如果人满为患的话，会显得太过俗气；半满才能突显尊贵的气息。不过，我自己的经验则是，到场的人越多，卖掉的画作才会越多。我对着左右点点头，但没有人响应我，接着我就直接朝移动吧台走过去了。狄安娜指定的酒保尼克拿了一杯香槟给我。

我尝了一口苦味的泡沫，问道：“贵吗？”

尼克说：“六百克朗。”

我说：“最好能卖出一些作品。哪个画家？”

“阿特勒·诺鲁恩。”

“我知道他的名字，只不过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尼克把他那黑如檀木的大头往右边一歪，然后说：“在那里，你老婆身边。”

我只注意到那画家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壮汉，再无其他。因为她在那里。

白色皮裤紧贴着她那双细长的腿，让她看起来更高了。她的头发从平整的刘海两边垂下，这种直直下垂的轮廓让她更像日本漫画里的人物了。聚光灯投射在她那件宽松的丝质衣服上，她紧实的窄肩与胸部映照出蓝白色光芒，从侧面看来，胸部形成了两道完美的波浪。我的天哪！那对钻石耳环如果戴在她双耳上，该是多么闪耀动人！

我不情愿地把目光移开，开始环顾室内各处。受邀者们站在画作前礼貌地交谈，他们是这类活动的固定班底——事业有成的富有金融家（一律穿西装打领带），还有那些真的有点成就的名流（身上都是西装配潮T）。而里面的女人（全都身着名牌），不是演员、作家，就是政客。当然，少不了还有那些所谓前途被人看好的年轻艺术家，据说这些人都是穷鬼，而且叛逆不羁（穿着破洞牛仔裤和印着口号的T恤）——在我心目中，他们就跟QPR一样。一开始我看到宾客名单里有这些人时便皱起了眉头，而狄安娜则辩称赏画会需要一些“调味料”，要注入一些活力，一些比较危险的元素，而不只是画作的买家、锱铢必较的投资客，还有那些只想来这里露露脸的家伙。这么说也挺合理的，但我知道那些浑球之所以会在这里，只是因为他们都低声下气地跟狄安娜要了邀请函。尽管狄安娜也知道他们来这里只是要钓买家上钩，把自己的作品卖掉，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当有人请求帮忙时，她没有一次能说不的。我注意到有几个人（主要是男人）偶尔会往狄安娜的方向偷偷瞄过去。要瞄就瞄吧，她比他们所能追到手的一切货色都漂亮得多。这不是我个人的结论，而是一个在逻辑上难以撼动的事实，她就是万里挑一。而她是我的。至于她还会属于我多久，我不敢深想，不意用这种事情自我折磨。现在我的心情已经能平静下来，因为我告诉自己，她会永远这样盲目下去。

我算了一下里面有几个人是打领带的。依照惯例，他们才是买家。目前诺鲁恩的作品每平方米可以卖到五万克朗左右，因为画廊可以抽取百分之五十五的佣金，所以我们不用卖出很多画，今晚就可以大赚一笔。换言之，这样更好，因为诺鲁恩的作品会很少见。

此刻人们在门的两边穿梭来去，我必须侧身相让，他们才能拿到托盘上的香槟。

我缓步走向我老婆与诺鲁恩，对他表达我深深的崇敬之情。当然，我夸张了，但这也不是空口白牙的谎话；那家伙很厉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当我要把手伸出去时，我们的大画家却被一个口沫横飞的家伙抓着衣领拉走了，显然他们认识，两人走到一个咯咯娇笑却明显尿急的女人旁边。

我站到狄安娜身边说：“看来不错。”

她低头对我微笑说：“嘿，亲爱的。”然后她打手势示意那两个双胞胎女孩可以再上一轮小吃。寿司已经吃完了，但赏画会之前我推荐了一家新的阿尔及利亚料理的宴会餐饮公司，菜式是吸收了法餐灵感的北非风味食物，非常热门。热辣。但我发现食物还是她从巴格德勒餐厅订的。当然，那里的东西也很好吃，只不过——天哪——价格高了三倍。

她用一只手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有好消息。记得你跟我提过的霍滕市那家公司的职位吗？”

“探路者公司。怎么了？”

“我找到了一个完美人选。”

我端详着她，感到有点讶异。身为一个猎头，我当然偶尔会用到狄安娜的顾客群和交友圈，其中有许多人是公司老板。这完全不会让我感到良心不安，毕竟，付账单的人可是我。这次让我感到有些不寻常的是，狄安娜居然自己要推荐某个人去做某份工作。

狄安娜挽着我的手臂，靠过来低声说：“他名叫克拉斯·格雷韦，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挪威人，还是刚好相反来着。不过这不重要。三个月前他辞职了，刚刚搬到挪威来整理一套他继承的房子。他曾当过鹿特丹市一家GPS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那公司的规模在全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在公司于今年春天被美国人买走之前，他一直是合伙人之一。”

我喝了一点香槟，然后说：“鹿特丹。公司的名字呢？”

“霍特。”

我几乎给香槟呛到：“霍特？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你有那家伙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

我抱怨了一声。霍特，探路者一直将之视为他们在欧洲的榜样。跟现在的探路者一样，霍特也曾是一家小规模高科技公司，专门为欧洲的国防产业提供GPS技术。如果在那里当过执行总裁，那当然是绝佳人选。每个猎头公司都说他们只接由他们独家代理的项目，因为这是使工作严谨而有条不紊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蛋糕又大又香的话，也就是那个职务的年薪总额接近七位数的时候，任谁都会修正原则。而帮探路者的高层职位找人这份工作就是一块又大又香的蛋糕，抢手得很。得到这项业务的有三家猎头公司——阿尔发、伊斯科和光明国际，三家都是业界最顶尖的。正因如此，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已。每当我们承接这种“成交才有酬劳”的项目时，我们只能先拿到一笔支付前期成本的钱，直到找到符合各项条件的人选，才能拿到另一笔钱。然而，能否拿到真正的酬劳，还得看客户最后是否聘用了我们推荐的人。我对这一点没有意见，但这份工作说到底，只关系到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赢。赢了就证明我是这一行最厉害的，这是我的“增高鞋”。

我靠过去跟狄安娜说：“听我说，宝贝，这很重要。你可不可以给我任何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

她咯咯笑道：“只要有东西引起你的兴趣，你总是这么好声好气的，亲爱的。”

“你知道哪里……”

“当然。”

“哪里？哪里？”

她指着一处说：“他就在那儿。”

在诺鲁恩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画作前——画中是一个戴着囚犯专用头套、正在流血的男人——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人，身形细瘦而笔挺。射灯照在他那闪闪发亮的古铜色脑袋上，他两边的太阳穴都有浮起的青筋。他的西装是定制的，我想是来自伦敦萨维尔街。他穿着衬衫，没打领带。

“亲爱的，要我把他带过来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走过去，默默做好准备。我看到狄安娜往我这边指了一下，他同时优雅地欠了欠身。他们朝我走过来。我微笑了一下，但没有笑得太开，在他走到之前就把手稍稍伸了出去，不过也没有太早出手，时间恰到好处。我整个身体都转向他，与他的目光相交——百分之七十八的第一印象是由肢体语言决定的。

“罗格·布朗。幸会了。”我用英国腔念出自己的名字。

“克拉斯·格雷韦。我才是幸会。”

虽然他那正式的问候语不像挪威人会说的话，但他的挪威语说得几近完美。他的手温暖干燥，握手的动作有力，却又不会太过，而且过程持续了三秒，是最适当的时间。他的眼神看起来平静、机警，又带着求知欲，微笑友善且不勉强。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我期待的那么高。离一米八还差一点。这让我有点失望，因为就人种的身高而言，荷兰人平均有一米八三或八四，居全世界之冠。

一段吉他的和弦响起。说得准确一点，是一段G11sus4和弦，之后是披头士的《一夜狂欢》，来自他们一九六四年推出的同名专辑。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送普拉达手机给狄安娜之前特地把这首歌设成了手机铃声。她把那只小巧迷人的手机拿向耳边，点头向我们致歉，然后走开了。

“我听说阁下刚刚搬到这里？”我听到自己讲的话好像一出老旧广播剧里的台词，把“阁下”这种文绉绉的字眼都搬出来了，但是在进行买卖之前的开场白里，摆出一副低姿态是很重要的。不过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我继承了外祖母位于奥斯卡街附近的公寓。它已经闲置在那里两三年了，需要重新装修。”

“了解。”

我微笑了一下，抬高两边的眉毛，流露出好奇的神情，但是没有追问下去。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能遵守社交规范，就知道应该用多一点信息来回答我。

格雷韦说：“嗯，在辛苦工作那么多年之后能好好休息一下，我觉得很高兴。”

我想不出不直捣黄龙的理由，于是说道：“就我所知，你是在霍特公司供职吧？”

他露出稍感讶异的神情，说：“你知道那家公司吗？”

“我效力的猎头公司有个客户叫探路者，是霍特的竞争对手，你听过那家公司吗？”

“我知道的都是些零碎的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总部应该是在霍滕，规模小，但竞争力很强，对吧？”

“在你离开那一行的几个月里面，他们的规模应该有了大幅的增长。”

格雷韦说：“在GPS行业，形势变化很快。”他转了转手上的香槟杯，“每家公司都想扩张。我们的座右铭是：要么扩张，要么等死。”

“我懂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霍特才会被收购？”

格雷韦露出微笑，淡蓝色眼睛周围晒黑的皮肤上浮现出一条条细纹，他说：“想要扩张，最快的方式就是被收购，这你也知道。根据专家的估算，两年内不能挤进前五的GPS公司都可以关张了。”

“听起来你好像不同意？”

“我觉得，灵活与创新才是最重要的生存秘诀。只要有足够的资金，能够迅速适应环境比规模大小更重要，而小公司当然能更快速地调整自己。所以，尽管我因为卖掉霍特而变成有钱人，但坦白说当时我反对卖掉公司，而且在那之后就辞职了。显然我的想法跟不上时代潮流……”一闪而过的微笑再一次让他强硬却保养得宜的脸柔和了一点，“但是，也许那是因为我心里住了一个游击战士。你觉得呢？”

他说“你”，而不是“您”。这是个好兆头。

我说：“我只知道探路者正在找新的执行总裁。”我对尼克做了一个手势，要他再拿两杯香槟给我们，“他们想要一个可以抵挡外国公司攻势的人。”

“嗯哼？”

“而我觉得，听起来你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理想人选。有兴趣吗？”

格雷韦笑了出来，是那种迷人的笑容。“罗格，真抱歉，我要处理公寓的事情。”

他直呼我的名字。

“克拉斯，光是听你讲起公寓的语气，我就知道你不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

“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到那所公寓，罗格。那房子又大又旧，昨天我还在厨房后面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房间。”

我看着他。那套西装之所以那么合身，并不只是因为是在萨维尔街定做的，也是因为他身材很好。不，不只是身材很好，应该说他的身材太完美了。他不是肌肉男，但他脖子上的血管、他的体态、他那缓慢的心跳，还有手背上的毛细血管，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强健的体格。而且人人都看得出那身西装的布料之下掩藏着多少肌肉的力量。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耐力吧，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此时我已经决定，这个人我猎定了。

我递了一杯尼克拿来的香槟给他，问道：“克拉斯，你喜欢艺术吗？”

“喜欢，但也可以说不喜欢。我喜欢真正有料的艺术。我看到的大部分作品都宣称自己有着某种美感或揭示了某种真理，但我觉得它们没有。也许艺术藏在他们的脑海里，不过他们始终欠缺表达的天分。如果我看不出美感或真理，那就是它们没有，就这么简单。如果一个艺术家总是声称自己被误解了，恐怕他多半是一个没有被误解的三流艺术家。”

我举杯说：“我们的看法一致。”

格雷韦说：“大部分人都没有天分，我不怪他们，我想是因为我自己也没多少艺术上的天分吧。”他的薄唇几乎没有因为喝香槟而沾湿，“但是我不能原谅那些所谓的艺术家。我们这些没有天分的人必须挥汗工作才能挣到钱，然后付钱请他们为我们创作。这很公平，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就该好好创作啊！”

我已经观察够了，也知道测试结果是什么。就算再跟他深谈也只不过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他就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就算再给伊斯科或光明国际两年的时间，他们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人选。

“克拉斯，我们一定要好好聊一聊。我告诉你，这是狄安娜坚持的。”我把名片递给他。上面没有地址、传真号码或网址，只有我的名字与手机号码，还有用小小的字体印在角落里的“阿尔发”几个字。

格雷韦一边看着我的名片，一边说：“如我所说……”

但我打断他：“先听我说，拒绝狄安娜可不是明智之举。我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或许是艺术，或许是未来，又或许是房屋装修。我刚好认识两三个奥斯陆最厉害且要价最合理的工匠。我觉得我们还是聊一聊，明天三点，如何？”

格雷韦对我微笑了一下，然后用修长的手轻抚自己的下巴，说：“我还以为给人的名片上应该有足够的信息，让拿到的人能去拜访呢！”

我在身上摸索着找出我的康克令牌钢笔，把办公室的地址写在名片背面，看着格雷韦把它放进外套口袋里。

“罗格，我很期待跟你聊天，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家去，鼓起勇气跟那些说波兰语的木匠吵架。帮我跟你那迷人的老婆说声再见吧。”格雷韦生硬地鞠了个躬，几乎像在行军礼，然后就朝门的方向走过去了。

当我目送他离开时，狄安娜转身朝我走了过来，她说：“还顺利吗，亲爱的？”

“这个人选太棒了。光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像猫一样，太完美了。”

“意思是？”

“他甚至坚称自己对这份工作没兴趣。天哪！我真想把这只猎物弄到手，把他喂饱，让他露出尖牙。”

她高兴地拍拍手，像个小女孩似的。“所以我帮上了一点忙喽？我真的帮上忙了？”

我伸手环住她的肩头。一个个展示间都挤满了人，实在太棒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个经过认证的猎头了，我的小可爱。画卖得怎么样？”

“今晚是不开放买卖的，我没跟你说过吗？”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自己听错了。“今晚只是……展示而已？”

“阿特勒不想卖掉他的任何一幅画。”她露出微笑，仿佛在道歉，“我能体谅他，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他割舍掉这么美的东西吧？”

我闭上双眼，吞了一口口水，思考了一下她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听见狄安娜用困窘的声音说：“罗格，你觉得这样很愚蠢吗？”接着我回答她：“一点也不会。”

然后我感觉到她的双唇贴到了我脸上。“亲爱的，你真好。反正我们可以等一阵子再卖画，这可以帮忙塑造形象，突显我们的独特性。你自己也说过这有多重要。”

我挤出一丝微笑。“当然了，宝贝。独一无二是件好事。”

她的心情好了起来。“还有，你知道吗？我还请了一个DJ过来！那个在蓝厅夜总会播放七十年代灵魂乐的家伙，你总说他是城里最棒的……”她拍拍手，而我却感觉到微笑渐渐从脸上消失了，整张笑脸好像掉在地上摔碎了。但是，从投射在她那举起的香槟杯上的倒影看来，我的笑脸还在。约翰·列侬的那一段G11sus4和弦又响了起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拿出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问她说他们能不能来，她叽叽喳喳地回答，我仔细端详着她。

“你当然能来，米娅！不会啦，把宝宝也带来。你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帮她换尿布。当然，我们欢迎小孩的尖叫声，他们可以炒热气氛！但是你要让我抱她。一定哦！”

天哪！我真是爱死这个女人了。

我又开始扫视室内的人群，然后，我的目光停在一张苍白的小脸上。可能是她。洛蒂。跟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看到她的时候一样，那眼神还是如此忧郁。但那不是她。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一晚洛蒂的身影就像一只流浪狗似的一直缠着我，萦绕在我心头。

4　偷画

我走进办公室时，费迪南说：“你迟到了，而且还宿醉。”

我说：“脚不要放在桌上。”我绕到办公桌后方，打开电脑，拉上百叶窗。光线不再那么刺眼了，我把太阳镜摘下来。

“所以说，赏画会办得很成功喽？”费迪南絮絮叨叨，尖锐的声音钻进我脑袋疼痛区域的正中央。

我说：“有人跳艳舞。”我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

费迪南叹气道：“为什么我总是错过最棒的宴会？有什么知名人士出席吗？”

“你是说你知道名字的人吗？”

“我是说名流，你白痴啊！”他把手一挥，手腕发出咔咔的声响。他为什么总是这么不上道？不过，我早就学会不再生他的气了。

我说：“有几个。”

“阿利·贝恩？”

“他没去。你今天十二点还得在公司跟兰德尔和客户见面，不是吗？”

“嗯，没错。那地狱汉克去了吗？温德拉·科斯伯姆呢？”

“拜托，出去，我得工作。”

费迪南板着一张臭脸，但还是乖乖出去了。当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时，我已经在用谷歌搜索克拉斯·格雷韦的底细了。几分钟过后，我得知在霍特被收购之前，他当了六年的执行总裁与股东，还知道他和一个比利时模特有过一段婚姻，而且他在一九八五年得过荷兰军事五项全能的冠军。事实上，我查到的就只有这些，这倒是令我挺惊讶的。没关系，反正我会用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的那套审讯程序进行面试，但不会太为难他，等到五点就能获得我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了。

在那之前，我有一个工作必须完成。一次小小的征收行动。我往后靠，闭上双眼。我喜欢行动过程中的刺激感，但是讨厌行动前的等待。即使现在我的心跳已经比平常还快了，但我仍然在想，如果那东西能让我的心脏跳得更快该有多好啊！八万克朗。听起来挺多，但实际上很少。尽管奥韦·奇克鲁分到的比我还少，但那份钱在他手里能发挥的作用可大多了。有时候我真羡慕他那种孤家寡人的单纯生活。当时我要招募他去当一个保安部门的主管，这就是我面试他之后查证的第一件事：他必须是个身边没有多少耳目的人。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理想人选呢？首先，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防卫心与侵略性。其次，从他回避问题的方式看来，他自己也知道那种审讯技巧。因此，当我调查他的底细，发现他没有前科的时候，我几乎为此感到诧异。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某位女性合作伙伴，她并不在本公司的正式员工名单上。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可以进入SANSAK去查档案。SANSAK是一个关于恢复权利的数据库，里面有所有在押和已释放的犯人的名单，上面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删除。后来她说我猜得没错：奥韦·奇克鲁常被警方审讯，次数多到让他摸透了那九个步骤的审讯模式。然而，奥韦从来没被起诉过，这让我知道他不是个笨蛋，只是有阅读障碍。

奥韦长得有点矮，而且跟我一样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我劝他在就任保安主管之前去剪个头发，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入流的摇滚乐队的设备管理员，没有人会信任他。但是，对于他那一口因为嚼瑞典湿鼻烟而变色的牙齿，我就无计可施了。我对他的脸也没辙：看起来就像一片椭圆形的船桨叶，突出的下巴偶尔让我觉得他那两排黑牙会从嘴里伸出来咬人，有点像电影《异形》里面那只吓人的怪物。不过，对奥韦那种胸无大志的人而言，这些要求当然太高了。他是个懒鬼，却对发财有着强烈的兴趣。奥韦·奇克鲁的欲望与特质总是如此矛盾：他明明就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喜欢搜集武器，但也真心想过祥和宁静的生活。他想交朋友——不对，几乎是哀求别人跟他做朋友，但人们总是能感觉到他怪怪的，都与他保持距离。还有，他可以说是个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却靠买春来满足自己对爱的渴望，目前他正绝望地爱着一个名叫娜塔莎的俄罗斯妓女。就我所知，人家对他完全没兴趣，但他就是不愿意换个对象。奥韦·奇克鲁就像一颗随波逐流的水雷，一个没有任何锚点、意志或驱动力的人，像他那种人总是会漂啊漂的，最后漂向不可避免的灾厄。想要解救他那种人，只能是有人丢一条绳子套住他，让他的人生有方向与意义。就得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合群而勤勉、没有前科的小伙子，让他当上保安部门的主管。其他的事就简单了。

我关掉电脑，离开办公室。

“伊达，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走下楼梯，觉得刚刚的话听起来怪怪的。她的名字肯定是欧达。

十二点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一家里米超市的停车场，根据导航，这里距离兰德尔给的地址刚好三百米。这套GPS导航系统是探路者公司送的——我猜，如果我们没有赢得这个猎头比赛，这套系统刚好可以当作安慰奖。他们也简要地跟我介绍了那被简称为GPS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到底是什么：在无线电信号与原子钟的帮助下，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围绕着地球的轨道上的二十四个卫星都可以锁定你和你的卫星信号发射器的位置，精确到半径3米之内。如果有四个或更多卫星捕捉到了信号，系统甚至可以显示你所在的高度，换言之，它知道你到底是在地上，还是树上。跟互联网一样，这种定位系统也是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用来指引战斧巡航导弹、巴甫洛夫炸弹与其他想要瞄准特定人物的导弹。探路者公司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开发出来的发射器可以连接陆地上一些隐秘的卫星定位基站，构成一个在任何天气下都可以正常运作的网络，而这种发射器甚至可以穿透房屋的厚墙壁。探路者的董事长也跟我说，为了让卫星定位系统顺利运作，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卫星在外太空以最高速度运行，它的一秒跟地球上的一秒并不相同，因为那里的时间是扭曲的，人待在那里会老得比较慢。事实上，卫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

我把沃尔沃滑进一排档次相近的车子中间，然后熄掉引擎。这样没有人会记得这辆车。我拿着黑色文件包，沿着小丘往上走向兰德尔的那栋房子。我的夹克在车里，而我早就换上了一身没有任何记号或徽标的蓝色连身工作服。鸭舌帽遮住了我的头发，而且任谁看到我戴着墨镜都不会感到讶异，因为当天阳光普照，能拥有那种秋日可以说是奥斯陆的福气。几个菲律宾女孩正为郊区的有钱人推着婴儿车，我还低头与其中一个对视了一下。不过兰德尔居住的那条短街上倒是空无一人。阳光投射在一扇扇落地窗上。我看看手上那只百年灵空狼手表——狄安娜送我的三十五岁生日礼物。十二点六分。耶雷米亚斯·兰德尔家的警报系统已经解除了六分钟。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在安保公司中控室的计算机上，只消一个后门程序，这次系统中断就不会显示在记载所有关机与断电状况的数据日志里。我一定是获得了上天的恩赐才有机会找人去当三城公司的保安主管。

我向上走到前门处，听见远处传来鸟鸣，还有塞特猎犬的狂吠。面试时，兰德尔说他没有管家，白天老婆不在家，孩子们都去上学，也没养狗。但这种事没人能百分之百确定，通常来讲，我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把握才会作案，然后用肾上腺素来提升我的观察力、听力与感知力，弥补那百分之零点五的不足。

我拿出奥韦在“寿司与咖啡”拿给我的钥匙，那是所有用户都必须交给三城公司的备用钥匙，以免他们不在家时出现了盗窃、火灾或系统故障等状况。钥匙滑进锁孔，咔的一声就轻松转动了。

接着我就进入了屋内。墙上那不起眼的防盗铃沉睡着，平常亮着的指示灯也熄灭了。我戴上手套，把手套跟连身工作服的袖口用胶带粘起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体毛掉落在地板上。我把戴在鸭舌帽下面的浴帽往下拉，盖住耳朵——重点就是，绝对不能留下任何DNA物证。奥韦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头发剃光。

除了狄安娜，我最不愿意割舍的东西就是我的头发，但我懒得跟他解释那么多。

我有很多时间，但还是很快地朝屋内走去。楼梯旁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画，画的想必是兰德尔的两个孩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大人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请画家把他们挚爱的孩子们画成满脸哀愁的尴尬模样。难道他们喜欢在家里看到访客们的窘态吗？兰德尔的客厅里摆满了豪华的家具，但看起来单调乏味。唯一的例外是那张由盖特诺·佩斯设计的椅子，颜色红得像消防车，形状有如一个两腿张开的胖女人，前方那张大大的可以用来搁脚的方形矮椅则仿佛是她刚刚生出来的小孩。这应该不是耶雷米亚斯·兰德尔说要买的吧？

椅子上方挂的就是《伊娃·莫多奇》，画的是蒙克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结识的英国小提琴家。他为她画肖像时，是直接把草稿打在石头上的。这幅版画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然而直到此刻，在这光线之下，我才看出这画中人像谁。是洛蒂，洛蒂·马森。画中的那张脸是如此苍白，眼神是如此忧郁，跟我从记忆中刻意抹去的那个女人是如此相似。

我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正面朝下摆在桌上，开始用美工刀切割。这张石版画被印在米黄色的纸上，用的是现代画框，所以不用去钉。换言之，这差事简单无比。

一阵防盗警报的声音毫无预警地打破了沉寂。警报响个不停，频率在一千到八千赫兹之间摆荡着，那声音划破天际传出去，盖住了背景的一切声响，几百米之外都听得到。我呆住了。不过那从街上传来的警铃声只持续了几秒就停了——一定是车主不小心触动的。

我继续干活，打开文件包，把画放进去，拿出我事先在家里打印好的《伊娃·莫多奇》。不到四分钟我就把它装进画框，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挂回了墙上。我低头检视它，这幅画假得实在太明显，不过等盗画案的受害者发现这一荒谬的调包时，可能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了。春天时我偷了克努特·罗斯的油画《马与小骑士》，用来调包的是一张从艺术书籍上扫描下来、放大打印的图，四周后他们才报案。这张《伊娃·莫多奇》可能会因为纸的颜色太白而露馅，但也许需要些时间。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确认盗窃案发生的时间了，而且房子已经不知道被打扫了多少次，就连一丁点DNA证据也不会留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DNA证据。去年，我和奥韦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犯下四起盗窃案，之后布雷德·斯佩尔警监——那个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的金发白痴——还接受《晚邮报》的采访，说有一群专偷艺术品的专业窃贼正四处作案。他还说，尽管遭窃的都不是价值最高的作品，但是为了在这股歪风刚萌芽时就把它掐灭，警局肃窃组办案时，将会采用一般在谋杀案与大宗贩毒案上才会使用的侦办方法。有鉴于此，奥斯陆的市民们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说这句话时，斯佩尔那一头帅气的乱发在风中飘动着，直到摄影师离开，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都一直盯着镜头。当然，他没有说实话：他们之所以急着破案，是迫于受窃地区居民的压力，他们可都是一些深具政治影响的有钱人，最在意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及保护跟他们一样的有钱人。而且，那年秋天早些时候狄安娜跟我说过，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干劲十足的警察到画廊去了一趟，盘问她有哪些客户，谁的家里有哪些画作，等等。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显然窃画贼非常清楚哪一幅画挂在谁家里。当狄安娜问我为什么皱眉头时，我挤出一抹微笑，回答说，我不喜欢有人出现在她身边两米的范围内——那有可能是我的情敌。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大笑前居然还脸红了一下。

我机灵地走回前门，小心地摘掉浴帽和手套，出门前把门的内外把手都擦了擦。白天的街道仍是如此宁静，因为阳光明媚，秋日的天气显得凉爽而干燥。

取车的路上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十四分。我打破纪录了。我的心跳很快，但很规律。再过四十六分钟，奥韦就会从中控室启动防盗系统。大概在同一时间，耶雷米亚斯·兰德尔会出现在我们的会面室里，站起来跟董事长握手，最后他会说声抱歉，然后离开办公室，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就管不着了。但他当然还是我的人马。费迪南会照我指示的跟客户解释说，没能成功网罗实在可惜，但如果他们想要争取到像兰德尔这么优秀的人，就应该考虑把薪水提高百分之二十。当然了，如果能提高三分之一的话，机会就更大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再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六分钟，我要去干一票大的。我要去猎取格雷韦。我的薪水没有应得的多，但那又怎样？去你的斯德哥尔摩，去你的布雷德·斯佩尔。我是猎头中的王者。

我吹起口哨，落叶在我脚下咔嚓作响。

5　供认

据说，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等美国警探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刑事审讯与供述》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审讯技巧奠定了基础。当然，那些技巧是早就被普遍采用的，对于如何从嫌疑人身上取得证供，联邦调查局很有一套，英鲍、莱德与巴克利只是把他们的百年经验浓缩成一个九步的模式。这种审讯方法成效卓著，在犯罪者和清白的人身上同样有效。自从DNA科技让一些旧案得以重新调查之后，光是美国就查出数以百计的冤案。在这些误判的案件里，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通过那九个步骤取得证供的。光凭这点就可以看出那种审讯技巧到底有多厉害。

我的目标是要引导候选人承认自己在吹牛，承认自己配不上那份工作。如果他经过这九个步骤的考验依然没有承认我想让他承认的事，我就有理由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相信自己条件够好。而我要找的就是这种人。我之所以坚持使用“他”这个字眼，是因为九步模式对男人来说更有针对性。根据我丰富的经验，女人很少去应征那些要求高于自身条件的工作——她们喜欢让自己的能力超过工作要求。而且，突破她们的心防、让她们承认自己不够格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也常碰到没有供认实情的男人，但那没有关系。毕竟，他们也不会被关起来，只是错过了一份需要在压力下也能保持冷静、平和的管理工作。

使用这套审讯技巧时我完全没有顾忌，在自然疗法、草药和心理呓语的世界里，它就是一把手术刀。

第一个步骤就是正面交锋，很多人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你必须清楚地告诉候选人，你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也知道他不具备必需的那些能力。

我说：“格雷韦，也许我太心急了，才会说我有兴趣找你谈一谈。”我往后靠在椅子上，“我稍稍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霍特的股东们认为你不是个称职的执行总裁。你太软弱了，没有杀手那样的本能，公司会被收购也是你的错。探路者最怕的就是被收购，所以我想你一定能明白，你很难被视作适当的人选。但是……”我露出微笑，举起咖啡杯，“我们就享用咖啡，聊聊别的事吧。装修进行得怎样了？”

克拉斯·格雷韦直挺挺地坐在仿野口勇茶几的另一侧，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他笑了出来。

他说：“三百五十万。当然了，还要加上优先认股权。”

“你说什么？”

“如果探路者的董事会怕我拥有股权后会搞小动作、寻找买家，你可以叫他们放心，只要加上一个条款，声明那些股权一旦遇到收购就作废，我就没有保护伞了。如此一来，我跟董事们就会有共同目标了，就会共同致力于打造一家强大的公司，一家可以收购别人，而非被别人收购的公司。股票的价值用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来计算，再加上扣掉你那三分之一的佣金之后的固定薪酬。”

我努力挤出最好看的笑脸。“格雷韦，恐怕你把某些事情想得太理所当然了。有几点你没想清楚。别忘了，你是外国人，挪威的公司比较喜欢用本国人来……”

“罗格，昨天在你老婆的画廊，你的口水差一点就流到我身上了。算你有眼光。在你提议碰面之后，我调查了一下你和探路者公司，马上就发现尽管我是荷兰公民，但你其实很难找到比我更适合的人选。所以，问题只在于我没有兴趣。但是，十二个小时足以让人想很多事。例如，他可能会想到，翻修房屋这件差事的乐趣没办法持续太久。”

克拉斯·格雷韦用晒黑的双手环抱胸膛。

“该是我重操旧业的时候了。在我能选择的公司里，探路者可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但它有潜力。如果管理者有愿景，加上董事会支持，便有望将它打造成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不过，我的愿景跟董事会的是否相符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想你该做的是尽早让我们双方碰面，我们才知道继续下去是否有意义。”

“听我说，格雷韦……”

“罗格，你的方法毫无疑问会在很多人身上奏效，至于我，那一套就免了吧。还有，跟之前一样叫我克拉斯就好。毕竟，我们应该只是随意聊聊而已，不是吗？”

他像要跟我干杯似的举起咖啡杯。我趁机让自己喘息一下，也举起杯子。

“你看起来有点紧绷，罗格。有人跟你竞争这个委托案吗？”

每当我被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候，我的喉咙总会产生想要咳嗽的本能反应。于是我赶快把咖啡吞下去，否则可能会全部喷在我那幅《莎拉脱衣像》上面。

“罗格，我非常清楚你必须全力以赴。”格雷韦露出微笑，把身体往前倾。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体温，还有一股让我联想到雪松、俄罗斯皮革与柑橘的味道。是卡地亚的男士香水“宣言之水”吗，或是其他价位相当的款式？

“罗格，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被冒犯。你是专业人士，我也是。当然啦，你只是为了把客户的差事办好，毕竟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付钱给你的。你对你看中的人选越有兴趣，彻底的调查就越重要。你说霍特的股东不喜欢我，这一招不笨，如果我是你的话，大概也会尝试类似的招数。”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那一套就免了吧”，简直就是把第一个步骤丢回我脸上，我的计谋被识破了。现在他开始采取英鲍、莱德与巴克利所说的第二步，也就是“将嫌疑人的罪行合理化，借此对其表达同理心”。最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我非常了解格雷韦在做什么，这个步骤还是起作用了，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像嫌疑人一样想要供认一切——这种感觉我在书上读到过太多回了。我几乎笑了出来。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克拉斯。”尽管我努力表现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我还是听得出自己的声音有多僵硬，知道自己的思绪有多混乱。在我有能力反击之前，他又丢出了下一个问题。

“钱其实不是我的主要驱动力，罗格。但是如果你想多拿点钱，我们可以试着把我的薪水提高。增加三分之一……”

……把薪水提高。至此，这次面试的掌控权已经完全落入他手中，而他直接从第二步跳到了第七步：提出另一个选项。也就是给嫌疑人另一个供认的动机。他的手法实在太完美了。当然，他也可以把我的家人牵扯进来，说什么如果我能把薪水拉高，就可以多拿一点佣金与奖金，我那死去的爸妈或我老婆都会以我为荣。但是克拉斯·格雷韦知道那样就扯太远了，他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我这次真的是遇到对手了。

“好吧，克拉斯。”我听见自己说，“我投降。你说的都对。”

格雷韦又把身子往回靠到椅子里。他赢了，此时他吐了一口气，面露微笑。看起来不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只是很高兴了结了一件事。我在那张心知稍后会被我丢掉的纸上写下：对胜利习以为常。

最奇怪的是，我没有被打败的感觉，只是松了一口气。没错，我还是那么精神焕发。

“不过，客户那边要求我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我说，“你介意我继续下去吗？”

克拉斯·格雷韦闭上眼睛，把双手的指尖相抵，摇摇头。

“很好，”我说，“那么，我希望你能说说你的情况。”

克拉斯·格雷韦一边说他自己的故事，我一边做笔记。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他是最小的。他在鹿特丹长大。那是一个乱糟糟的海港，不过他们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他爸爸是飞利浦电子公司的高层，克拉斯和他的两个姐姐每年都会到位于奥斯陆峡湾的索恩镇，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农舍里度过漫长的夏天，学习挪威文。他爸爸觉得他这个小儿子被宠坏了，欠缺纪律，因此两人关系很紧张。

“他是对的。”格雷韦微笑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好成绩，又是个跑步健将。等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事可以勾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造访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这种地方在鹿特丹一点都不难找。我之前在那些地方没有朋友，但也没在那里交到新朋友。不过我有的是钱。所以，我开始尝试各种乱七八糟的事：酗酒、抽大麻、嫖妓、小型入室盗窃，然后渐渐开始吸毒。回家时我爸总以为我是去打拳击才被揍得鼻青脸肿，双眼充血。我待在那种地方的时间越来越长，那里的人允许我留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管东管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新生活。我身边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胎，一个他们不能了解的十六岁孤独少年，而我就是喜欢他们的这种反应。渐渐地，我的生活形态影响了我在学校的表现，但我不在乎。最后我爸才惊觉苗头不对，而也许就是这样我才获得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想拥有的东西：他的关注。他用平静与严肃的语调跟我说话，我用大吼大叫回应他。有时候我看得出他已经处于失控边缘。我喜欢这样。他把我送到奥斯陆的外祖父家，我就是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两年的中学学业。你跟你爸相处得怎样，罗格？”

我很快地写下三个以“自”开头的词。自信。自贬。还有自知之明。

“我们不怎么交谈。”我说，“他和我差很多，不过那都过去了。”

“过去了？他去世了吗？”

“我爸妈死于一场车祸。”

“他是做什么的？”

“外交官。英国大使馆的。他在奥斯陆认识了我妈。”

格雷韦把头歪一边，打量着我。“你想念他吗？”

“不。你爸还活着吗？”

“我很怀疑。”

“很怀疑？”

克拉斯·格雷韦深吸了一口气，把掌心合在一起。“我十八岁的时候他失踪了。他没有回家吃晚餐，而他的同事们说他跟往常一样在六点离开。我妈打电话给警察，警方很快就采取了行动，因为当时欧洲常有富商遭到左翼恐怖分子绑架。高速公路上没有出车祸，没有任何一个叫贝恩哈尔·格雷韦的人被送进医院，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旅客名单上，他的车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进出过。自此他一直行踪不明。”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我不确定。也许他把车开到了德国，用假名住进汽车旅馆，想自杀但开不了枪。所以，他有可能在大半夜开车上路，在某个森林里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湖，把车开进了湖里。又或者他在飞利浦大厦外的停车场被绑架——两个拿着手枪坐在后座的人想挟持他，他们打了起来，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当晚他就被连人带车送到废车处理场，压成铁饼后切成许多块。又或者他正坐在某处，一手拿着有小雨伞装饰的鸡尾酒杯，另一手抱着应召女郎。”

我观察着格雷韦脸上或者声音里是否有一丝反应。完全没有。他要么常常思量这件事，要么就是个铁石心肠的浑球。我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种。

“你十八岁的时候住在奥斯陆，”我说，“你爸失踪了，你是个问题少年。接下来呢？”

“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中学学业，申请加入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

“突击队。充满男子气概的精英部队喽？”

“没错。”

“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会被录取的那种部队？”

“差不多是那样。我被选去参加入伍测验，一整个月都被部队系统化地操练，目的是让我们崩溃。如果通过了测验，就能花四年的时间继续接受磨炼。”

“听起来跟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很像。”

“相信我，罗格，你不可能通过任何电影去体会我们的遭遇。”

我看着他，我相信他说的话。

“后来，我加入了位于杜恩的反恐部队‘特别任务支援小队’，待了八年，获得周游世界的机会。我去过苏里南、荷属西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还有阿富汗，冬天到哈尔斯塔与沃斯市去参加演练。在苏里南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我被俘虏，还遭到拷打。”

“听起来很刺激。你当时守口如瓶？”

克拉斯·格雷韦微笑说：“守口如瓶？我像乡下妇人似的讲个不停，被那些毒枭逼供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身体前倾。“真的？他们都怎么做？”

回答之前，格雷韦抬起眉头，仔细观察我。“我想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罗格。”

我有点失望，但是点点头，又往后坐回去。

“所以，你的部队同袍们都被干掉了，或者是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没有。当毒枭按照我供出的地点发动攻击时，部队当然都已经撤离了。我在地牢里待了两个月，只能吃烂掉的水果，喝的则是被蚊子下过蛋的水。等到特别任务支援小队把我救出来时，我只剩下四十五公斤。”

我看着他，试着想象他们是如何折磨他，他是怎么撑过去的，还有四十五公斤的克拉斯·格雷韦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跟现在不一样，那是当然的，不过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我说：“所以你退伍了，这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意外。”

“那不是我退伍的原因。待在特别任务支援小队的那八年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段时间，罗格。首先，一切真的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子：同袍情谊，忠诚。此外还有我学到的东西，那后来成为我的专长。”

“是什么？”

“找人。特别任务支援小队里有一个负责追踪的小组，其专长就是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找到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不论他在哪里。就是他们找到在地牢里面的我。所以我申请调到那个小组——也获准了，在那里学到了所有的技巧，从古代印第安人的追踪术、审讯技巧，到所有现代电子追踪设备的使用。我就是这样才知道霍特这家公司的。他们制造了一种只有衬衫纽扣大小的信号发射器，设想是把它放在一个人身上，通过接收器掌握那人的行踪，就像你在六十年代的谍战片里看到的一样，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获得过令人满意的效果。就连纽扣信号发射器本身也不怎么耐用，因为它没办法承受人体的汗液和零下十度的低温，信号只能穿透最薄的墙壁。但是霍特的老板喜欢我，他没有儿子……”

“而你没有父亲。”

格雷韦对我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说：“请继续。”

“从军八年后，我到海牙大学去念工程学，学费由霍特公司提供。进了霍特之后，第一年我们就研发出一种可以承受各种恶劣条件的追踪器。五年后，我已经稳坐公司的第二把交椅。八年后，我变成老板，其余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往后靠回椅子里，啜饮了一口咖啡。我已经得出结论了，这个家伙将脱颖而出。我甚至还写下了“录取”两个字。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犹豫要不要继续下去，也许我心里有个声音对我说“到这里就够了”。又或许有别的原因。

格雷韦说：“你看起来好像还想了解更多东西。”

我避开他的问题，只是回了一句：“你还没有跟我说你的婚姻状况。”

“我已经把重要的事都讲完了，”格雷韦说，“你想知道我的婚姻状况？”

我摇摇头，然后决定赶快结束谈话。但是，命运之神改变了一切，经由克拉斯·格雷韦之手。

“这幅画挺棒的，”他转身对着后面那片墙壁说，“奥培的作品？”

“《莎拉脱衣像》，”我说，“狄安娜送的礼物。你收集艺术品吗？”

“才刚开始，花的钱不多。”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叫我别开口，但是来不及了，我已经问了出来：“你最棒的作品是哪一幅？”

“一幅油画，我在厨房后面的一间密室里发现的。我们家没人知道我外祖母有那幅画。”

“真有趣，”我说，同时感到内心因为好奇而悸动，一定是因为之前都太紧张了，“是哪一幅画？”

他打量着我，过了好一阵子嘴角才偷偷露出一点笑意。他做出要回答的口形，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奇怪的预感。那预感让我的胃一阵抽搐，仿佛我是个拳击手，看到对方一拳挥过来时腹部肌肉忍不住抽动了一下。但是他嘴唇的形状改变了。就算我的预感再强，也料不到他的答案。

“《狩猎卡吕冬野猪》。”

“《狩猎……》”那一瞬间，我突然口干舌燥，“《狩猎卡吕冬野猪》？”

“你也知道那幅画吗？”

“你是说，那幅画的作者是……是……”

“彼得·保罗·鲁本斯。”格雷韦帮我把话说完。

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不过脸上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但是我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闪烁着，好像被笼罩在伦敦大雾里的洛夫图斯路球场的记分板：QPR刚刚从球门上方的角落踢进一球。我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我们要进军温布利球场了。

[1]拥有国际声望的雕塑艺术家，对今日的公共花园和景观雕塑有很大的影响。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编者注。

[2]意为致命的弱点或薄弱环节。

[3]挪威大学是不收学费的。——译者注

[4]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的缩写，主场就是洛夫图斯路球场。——译者注

[5]此句引自《圣经·马太福音》，9:4。——译者注

[6]挪威女商人。

第二部
中计

6　鲁本斯

“彼得·保罗·鲁本斯。”

房间里的所有动作与声音好像在瞬间被冻结了。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狩猎卡吕冬野猪》。当然了，合理的推测是，那是一幅做工精细、价值一两百万的仿制名画。然而，克拉斯·格雷韦声音中的一些东西打消了我的疑虑，也许是他透露出的紧张，也许是他这个人本身。这应该就是那幅以希腊神话中的血腥狩猎为主题的原作，被墨勒阿革洛斯的长矛刺中的那只幻想中的野兽。自从德军于一九四一年洗劫了鲁本斯家乡安特卫普的那家画廊之后，画作就失去了踪影，直到战争结束后，人们仍相信它被存放在柏林的某个地下碉堡里。我不是个艺术爱好者，但我有时候会很自然地上网去研究哪些作品是失踪待寻的名画。而这幅作品过去六十年来一直是排名前十的失踪名画——不过，这应该是出于大家的好奇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应该是跟大半个柏林一样，毁于大火了。我试着舔舔上腭，把舌头沾湿。

“你刚好在去世外祖母家中的厨房密室里发现了一幅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

格雷韦笑着点点头。“真有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虽说这不是他最棒或者最有名的画，但一定也价值不菲。”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五千万？一亿？最起码吧。几年前有一幅鲁本斯的画失而复得，《对无辜者的屠杀》，在拍卖会上以五千万的价格卖出，而且是英镑，相当于五亿多克朗。我需要喝口水。

“对了，她会藏有这种艺术品我也没有特别意外，”格雷韦说，“你知道吗，我外祖母年轻时是个大美女，跟挪威被德国占领期间的所有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她也同一些德国高级军官保持了友好关系。她跟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上校关系特别好，我住在那里时，她常跟我说起这件事。她说，他交给她一些画作，要她帮忙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不幸的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被反抗军处决了，你说多讽刺，当年德国占上风时，那些人都还喝过他请的香槟。事实上，直到波兰装修工在厨房的用人房架子后面发现那扇门之前，我都觉得我外祖母的故事大半不是真的。”

我不由自主地低声说：“太神奇了。”

“可不是嘛！我还没有鉴定那是不是真迹，但是……”

但那的确是真品，我心想，德国的陆军上校哪里会收藏复制品呢！

我问：“你的装修工没有看到那幅画？”

“有，他们看到了。但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

“别那么说。公寓装警报系统了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装了。那整条街上的公寓用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的警报系统。还有，装修工们没有钥匙，因为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施工，也就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通常他们在的时候，我也都在。”

“我想你应该维持这样的装修时间。你知道那条街用的是哪家公司的警报系统吗？”

“那公司叫作三什么的。事实上，我正想问你老婆认不认识什么人可以帮我鉴定一下那幅画是不是鲁本斯的原作。目前为止我只跟你提过这件事，我希望你别跟任何人说。”

“当然不会。我会问问她，然后再打电话给你。”

“谢了，感激不尽。我目前只知道就算那是真画，也不是他数一数二的名作。”

我闪过一个短暂的微笑。“那太可惜了。我们再说回工作吧，我想要打铁趁热，你哪一天可以跟探路者见面？”

“你来定吧。”

“好。”当我低头看着行事历时，许多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八点到四点有装修工待在房子里。“最适合探路者的时间，应该是让他们在下班后再到奥斯陆来。而从霍滕开车过来要整整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找一天，大概约在晚上六点钟，可以吗？”我尽可能轻声说话，但走了音的音调仍不时地跳出来。

“可以。”格雷韦说，他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异状。“只要不是明天就好。”他补充了一句，然后就站了起来。

“没关系，反正明天对他们来讲也太仓促了。”我说，“我会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

我把他送到接待区。“可以请你帮忙叫个出租车吗，达？”我试着从欧达还是伊达的面部表情来判断她对我的简称是否感到不自在，但是格雷韦打断了我。

“谢谢，但我开了车过来。帮我问候你老婆，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他伸出手，我跟他握手时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我会尽量今晚就打给你，因为你明天有事要忙，不是吗？”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里结束谈话。就对话的节奏看来，我感到我们的交谈已经结束了，我该说句“再会”作为结束。也许是基于一种直觉，一种预感，也许是我内心早已浮现的恐惧，我才会格外小心。

我说：“嗯，装修可是一件需要全心投入的事啊。”

“不是那样，”他说，“我明天要乘早班飞机回鹿特丹，去接我的狗，它被留置在检疫区了。我要到深夜才会回来。”

“这样啊，”说完我把他的手放开，以免他发现我的身体变得多么僵硬，“是哪种狗？”

“尼德㹴犬。是一种追踪犬，但是跟斗犬一样好斗。如果家里挂了那样的名画，有那种狗看门不是很好吗？你说是不是？”

“的确，”我说，“的确如此。”

狗。我讨厌狗。

“了解，”我听见奥韦·奇克鲁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过来，“克拉斯·格雷韦，奥斯卡街二十五号，钥匙在我这里，一小时内拿到‘寿司与咖啡’给你。防盗铃会在明天下午五点的时候解除。我要编个明天下午才能去上班的借口。对了，为什么那么仓促啊？”

“因为从后天开始，公寓里会有狗看守。”

“嗯。但是为什么不跟平常一样，趁上班时间进行就好？”

那个身穿克莱利亚尼牌西装、戴着极客范眼镜的年轻人从人行道上朝着电话亭走过来。我不想跟他打招呼，所以转身背对他，嘴巴紧靠话筒。

“我想要百分之百确定没有装修工在公寓里。所以你现在就打电话到哥德堡去，跟他们要一幅精细的鲁本斯仿品。仿品有很多种等级，你要说我们就要一流的。还有，等你今晚把蒙克的画拿过去时，他们就必须把仿品准备好。记住，我明天就要拿到手，这很重要，懂吗？”

“懂啦，我懂。”

“还有，你还要跟哥德堡那边的人说，明晚你就会把真画拿过去。你还记得那幅画的名字吗？”

“记得，叫《狩猎加泰罗尼亚野猪》，鲁本斯画的。”

“很接近了。你百分之百确定我们可以相信这个销赃的？”

“天哪，罗格，我跟你说第一百次，可以！”

“我只是问问而已。”

“现在你听我说，那家伙知道如果他耍诈，就永远别想混了。因为只有盗贼才会用最残酷的手段惩罚盗贼。”

“很好。”

“只有一件事要先跟你说一下，我的第二趟哥德堡之行必须延后一天。”

这没什么，我们之前也那样干过。那幅鲁本斯可以安然存放在车顶的夹层里。不过，我还是感觉脖子上的汗毛竖了起来。

“为什么？”

“明晚我有个访客，是一位女士。”

“你必须把约会往后延。”

“抱歉，不能延。”

“不能？”

“是娜塔莎。”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俄国妓女？”

“别那样叫她。”

“她不就是干那一行的吗？”

“我说过你老婆是个芭比娃娃吗？”

“你现在是拿我老婆跟妓女比？”

“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说你老婆是个芭比娃娃。”

“这还算是句人话，狄安娜可是百分之百天然的。”

“你骗人。”

“我没有。”

“好啦，算我服了你。不过，我明晚还是不会去。我已经在娜塔莎的会见等待名单上排了三个星期了，而且我想把过程录下来，做成录像带。”

“录下来？你真是个浑球。”

“在下次见到她之前，我总得有东西看吧？天知道下次见面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大声笑了出来。“你疯了。”

“你为什么说我疯了？”

“你爱上一个妓女了，奥韦！会爱上妓女的，都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你懂什么！”

我哼了一声。“等你掏出那该死的摄像机时，你要怎么跟你的爱人解释？”

“她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装在衣橱里的隐藏摄像机？”

“衣橱？老兄，我整所房子都装了监控摄像头。”

现在奥韦·奇克鲁说什么都不会再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曾跟我说过，他不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童森哈根山上的家里，在那座位于森林边缘的小房子里看电视。还有，如果电视屏幕上出现让他真的很不爽的画面，他就朝电视开枪。他曾经吹嘘过那些被他称为“女士”的格洛克手枪，说它们在击发之前不用竖起什么击锤。奥韦都是用空包弹朝电视射击，但是有一次他忘了自己装了整个弹匣的实弹，一台价值三万克朗的全新先锋牌等离子屏电视就这样被打得稀巴烂。当他不开枪打电视时，就从窗口朝着屋后树干上他自己装上的猫头鹰巢箱乱射。一天晚上，他坐在电视前，听见有东西闯进树林，于是打开窗户，拿出雷明顿来复枪开了一枪。子弹正中那只动物的头部，所以奥韦不得不把装满格兰迪欧萨比萨的冰箱给清空。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他吃的都是驼鹿：驼鹿肉排、驼鹿汉堡、炖驼鹿、驼鹿丸与驼鹿肋排，直到他自己受不了。于是他又把冰箱清空，重新用格兰迪欧萨比萨把它填满。我觉得这些故事的可信度都还挺高的，但是这件事……

“整座房子都是监控？”

“这不是在三城公司工作的额外福利嘛。”

“而你可以在不被她察觉的情况下就启动摄像头？”

“没错。我去接她，之后一起进到我的房子里，如果我没有在十五秒内输入密码的话，摄像头的画面就会传回三城公司。”

“而你的屋子里就会铃声大作？”

“不会，我装的是无声警铃。”

我当然知道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只有三城公司那边的警铃会响。三城公司报警后，警方会在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这种操作的目的是不把小偷吓跑，在小偷离开前人赃并获地逮到他们，就算逮不到，也可以通过录像画面指认他们。

“没错，我告诉过值班的那些家伙不要有任何动作。他们只要屁股往那儿一坐，就可以通过屏幕观赏好戏。”

“你是说，那些家伙会看到你跟那个俄……娜塔莎？”

“我总得跟别人分享我的快乐吧？但是，我非常确定镜头不会拍到床上，那可是私密的地方。不过，我会让她在床角脱衣服。没错，就在电视旁的椅子上。她会遵从我的舞台指令，这就是美妙之处——让她坐下，在那里爱抚自己。完美的拍摄角度。我还把灯光微调了一下。如此一来我可以在镜头外的地方打手枪，没错。”

我知道那么多干吗？我咳了一声。“那么，你就今晚来拿蒙克的画。后天晚上来拿鲁本斯的画，好吗？”

“好。你没事吧，罗格？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

“一切都很好。”我说，用手背擦擦额头，“一切都好得不得了。”

我放下电话，继续前行。云朵在天空聚积起来，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一切都没问题，不是吗？我将会成为千万富翁。我可以用钱换取自由，摆脱一切束缚。这整个世界，这世上的一切——包括狄安娜，都会成为我的。远方的闷雷听起来像是痛快的笑声。接着，第一滴雨落了下来，我在鹅卵石路面上跑了起来，脚底的咔啦声听起来如此欢快。

7　怀孕

六点时雨停了，金黄色的阳光从西边射进奥斯陆峡湾。我把沃尔沃停进车库，关掉引擎，开始等待。我身后的车库门关起来以后，我把车内的照明灯打开，打开黑色的文件包，拿出我白天的战利品。《胸针》，又名《伊娃·莫多奇》。

我打量着她的脸庞。当年蒙克一定是爱着她的，否则不可能把她画成这种模样——把她画得像洛蒂，捕捉到了那种沉寂的痛苦和宁静的疯狂。我低声咒骂着，用力地吸气，从牙齿间发出咝的一声。然后我把头顶的天花板装饰取下。这是我自己的发明，用来藏匿那些画作，直到它们被运出国界。做法是先把附着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天花板衬垫（汽车行业的人称之为头顶衬垫）取下来，然后在里面粘上两条魔术贴，接着再小心翼翼地沿着前座车内顶灯切割，如此一来我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密室”。想要搬运大型画作，特别是那种又旧又干的油画，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把它们平摊放置，绝不能卷起来，因为颜料有可能会裂开，这幅画就毁了。换言之，你需要一个空间宽敞的运输工具，而货车太过显眼了。但是，如果你有一片大概四平方米的平坦车顶空间，你就连大型画作也藏得住，还可以借此躲过海关官员与缉私犬的盘查——幸好它们的嗅觉训练教的不是嗅出颜料或油漆。

我把《伊娃·莫多奇》滑进去，用魔术贴把衬垫固定好，下车后往上走进屋里。

狄安娜在冰箱上贴了字条，说她跟友人卡特琳出去了，大概十二点回来。几乎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我打开一罐生力啤酒，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开始等她。喝完我又拿了一罐，想起某次在我得腮腺炎的时候，狄安娜从约翰·法尔克贝格[1]的书里念给我听的一句话：“我们都一样，喝多少取决于有多渴。”

当时我因为发烧躺在床上，脸颊跟耳朵都在痛，看起来像一只不停流汗的河豚。医生看过体温计之后说“不是很严重”，我自己也没觉得很不舒服。他之所以会提到脑膜炎与睾丸炎等可怕的字眼，全是因为狄安娜施压，而让他更不情愿的是，他还必须跟我解释，那两种病是大脑与睾丸周遭的组织发炎，但是他立刻又补上一句，“你不太可能生那两种病”。

狄安娜念书给我听，把冷毛巾盖在我的前额。那本书是《夜里四更天》，因为我那有可能发炎的脑袋实在没办法专注在其他事情上，所以我就仔细聆听。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书里面有个教士叫西吉斯蒙德，他喝了很多酒，为了帮自己开脱，他才会说：“我们都一样，喝多少取决于有多渴。”也许这种对人性的看法能让我感到自在吧：如果你只是依照本性去做，那就没有关系。

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是书里面引用了“彭托皮丹的教义问答”，他宣称任何人都能够污染或毁掉另一个人的灵魂，将其拖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再无获得救赎的可能。这一点让我不太自在。这让我想到，就算我从来没让狄安娜知道我赚外快的那些事情，但我还是玷污了她圣洁的天使翅膀。

她就这样照顾了我四天四夜，令我同时感到愉悦与懊恼。因为我知道，如果她只是得了腮腺炎这种小病，我不可能像这样照顾她。因此我感到非常好奇，终于开口问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回答可以说既简单又直接。

“因为我爱你。”

“那只是腮腺炎而已。”

“也许是因为以后我就没有表达爱意的机会了，你太健康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我。

的确，就在我痊愈的那天，我就去接受阿尔发这家猎头公司的面试了，我跟他们说，如果不雇用我，他们就是大白痴。而且，我知道说这种话的时候该怎样展现出十足的自信心。女人的这种告白最能让人忘掉身高缺陷，超常发挥。不管她们是不是在说谎，我的内心会永远对此心怀感激，也会萌生爱意。

我拿起狄安娜的一本艺术书，看看里面有什么关于鲁本斯的事情，写得不多，但是讲到了《狩猎卡吕冬野猪》这幅。我仔细地端详它，然后把书放下，努力想清楚明天到奥斯卡街行动时的每一个步骤。

目的地是一栋公寓，这意味着我很可能会遇上邻居。只要他们瞥见我一眼，就有可能变成证人，就算只有几秒钟也一样。不过，他们不会起疑的，也不会注意我的脸，因为我是穿着连身工作服走进一个正在装修的公寓的。所以我在怕什么？

我知道我在怕什么。

面试的时候他把我看穿了。但是看穿到什么程度？他会不会起了疑心？不可能。他不过就是察觉出了自己在军中曾使用过的审讯技巧，仅此而已。

我拿起手机，拨电话给格雷韦说狄安娜出门了，所以要等他从鹿特丹回来才能告诉他哪个专家可以帮他鉴定画的真伪。格雷韦的语音信箱讲的是英文——“请留言”，我就照办了。酒瓶空了，我考虑换威士忌喝，但又打消了念头，我可不想明天早上带着宿醉醒来。再享受最后一瓶啤酒，太棒了。

等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电话几乎要拨通了。我从耳边拿开电话，急急忙忙地按下红色按钮。刚刚我拨了洛蒂的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我小心地用字母L代表她，这个L曾在来电显示里出现过几次，每次都让我大吃一惊。我们订的规则是由我打电话给她。我点进电话簿里，找到L，按下删除键。

手机屏幕显示：“确认删除？”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有什么选择。如果按下“取消”的话，我就是个劈腿的胆小鬼，按下“确认”，我就是说谎。

我按了确认键。因为她的电话号码已经深深烙在了我心里，删也删不掉。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终究会渐渐把它忘掉。渐渐忘掉，最后忘得一干二净。我一定得忘掉。

狄安娜回家时距离午夜还有五分钟。

她问我：“亲爱的，你今天都在做什么？”她走到椅子边，坐在扶手上，抱了我一下。

我说：“没什么，只是面试了克拉斯·格雷韦。”

“结果呢？”

“他是个完美的人选，除了他是外国人这点。探路者说他们要找一个挪威人来领导公司，他们甚至公开表示过，非常希望他们从里到外都是一家纯正的挪威公司，所以我必须劝他们接受他。”

“但是，你劝人的功力是世界第一的，”她亲亲我的额头，“我听人讨论过你的纪录。”

“哪一项纪录？”

“我想，就是总是可以让推荐人选拿到工作的纪录。”

“哦，那个纪录啊。”我装成一副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你这次也可以办到。”

“卡特琳怎么样？”

狄安娜用手帮我梳理浓密的头发。“很棒，跟往常一样。或者说，比往常还棒。”

“总有一天她会因为太幸福而死掉。”

狄安娜把脸贴在我的头发上，对着头发说：“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

“所以她会有一阵子没办法过很棒的生活。”

“乱讲。”她含糊地说，“你刚刚在喝酒吗？”

“喝了一点。我们该为卡特琳举杯庆祝吗？”

“我要去睡了，跟她兴高采烈地聊天让我好累哦。要一起来吗？”

在卧室里，我蜷曲着身子躺在她身旁，环抱着她，感觉她的脊骨贴着我的胸膛与肚子，我突然发现，在与格雷韦面谈之后，我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现在我可以让她怀孕了。我终于立于不败之地，站在安全地带了，如今就算是孩子也不能取代我了。有了那幅鲁本斯的画，我终于可以变成狄安娜口中的那只狮子、那个主人，不可取代的供养者。并不是狄安娜曾经对此有何疑义，是我怀疑我自己。我怀疑自己能否给狄安娜一个配得上她的安乐窝，并且好好保护她。我怀疑有了小孩后，她便不会像之前那样盲目。但是现在她可以好好看我了，看到我的全部。至少，是看到更多面的我。

我没有盖羽绒被，敞开的窗户中吹进一阵冷冽的风，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感到自己勃起了。

但是她的呼吸已经变得深沉平顺。

我放开她。她翻了个身，像个婴儿似的躺着，看起来安稳又没有戒心。

我轻轻滑下床。

看来从昨天起她就没有动过“水子地藏”的神坛。像这样一天过去她却没有任何动静——例如换换水、摆上新的蜡烛或鲜花之类的——是很罕见的。

我往前走到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窗边的拼花地板冰凉冰凉的。那是三十五年的麦卡伦威士忌，一个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的客户送的，他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我看见月光洒在下方的车库上，也许奥韦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会用我给他的备用钥匙进入车库，把《伊娃·莫多奇》拿走，放进文件包，回到他那辆车上。为了安全起见，他的车停得很远，以免别人将他和我联系在一起。他会开车到哥德堡去找那个销赃人，一大早就回来。但是如今《伊娃·莫多奇》再也不是我所关切的了，它只是一份用来填补工作空当的差事，赶快处理掉就是。当奥韦从哥德堡返回时，他应该已经拿到一幅可以用的鲁本斯仿品，在我们的邻居起床之前，他就会把画放回沃尔沃的天花板衬垫里面。

以前奥韦曾经开着我的车去过哥德堡，我从未跟那个销赃人有过交涉，而且我也希望他不知道除了奥韦之外还有人涉案。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跟我联系的人越少越好，这样能指认我的人就越少。犯罪的人迟早都会被逮，所以跟他们保持距离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不在公共场所与奥韦交谈，而且每次都用公共电话打给他。当奥韦被捕时，我不希望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有我的电话号码。每当我们要分钱或拟订计划时，就会到一个叫作埃尔沃吕姆的地方去，那里有个偏僻的小木屋。小屋是奥韦跟一个乡间农夫租来的，每次我们总是分别驾车前往。

某次在开车前往小木屋的路上，我才发现让奥韦开我的车到哥德堡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时我经过一个警方架设测速器的地方，发现一辆警车，旁边停着奥韦那辆快要三十年的奔驰280SE，一辆漂亮的黑色轿车。我这才意识到奥韦显然是那种喜欢危险驾驶的家伙，根本没办法把速度保持在限速范围内。我曾一再要求他，如果他开我的车去哥德堡，就要把我车内挡风玻璃上的自动通行装置拿下来，那玩意儿只要使用过就会留下记录，我可不想跟警察解释自己为什么一年内数度半夜开车来回E6高速公路。但是，当我在前往埃尔沃吕姆的路上，看见奥韦的奔驰被警方拦下来时，我发现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被拦下的超速司机是警方的老熟人，他们一定会忍不住怀疑，奥韦·奇克鲁究竟为什么会开着这辆车到哥德堡去，而车主居然是……嗯，备受尊敬的猎头专家罗格·布朗。接下来我能听到的就只有一连串坏消息了。因为奥韦如果与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的审讯程序对决，结果只会有一种。

我想我看得出一片漆黑的车库里有动静。

明天是我的“D日”[2]，梦想之日，审判之日，退出江湖之日。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这会是我干的最后一票。我想要做个了结，恢复自由，全身而退。

下方的城市里灯火闪耀着希望。

铃声响到第五次的时候，洛蒂把电话接了起来。“罗格？”那口气小心翼翼，如此温柔，好像是她把我吵醒了，而不是我吵醒她。

我挂掉电话。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8　G11sus4

醒来时我感到头痛欲裂。

我用双肘把身体撑起来，看到狄安娜的高挑背影，她只穿着内裤，把手伸进手提包与前一天穿的衣服的口袋里翻找东西。

我问她：“找东西吗？”

她说：“早安，亲爱的。”但是我听得出来她一点也不心安。我自己也是。

我拖着身子下床，走进浴室。我看着镜子，知道自己的状况已经糟到极点，接下来应该只会变好。必须变好，而且一定会变好。我打开莲蓬头，站着，任由冰冷的水冲刷，我听见狄安娜在卧室里低声咒骂。

“接下来一定会……”我大声喊叫，无视于此刻的状况，“一切顺利！”

“我走了，”狄安娜大声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大声回答，但不知道她在砰的一声关门出去之前有没有听到。

十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试着集中注意力。我觉得我的头就像一只透明的蝌蚪，不停震颤。我隐约记得刚刚费迪南嘴巴动了几分钟，讲的事情中有些值得关注，有些则不然。尽管他仍张着嘴，但嘴巴已经不再动了，只是瞪着我，看来他是在等我说话。

我说：“把你的问题再说一遍。”

“我说，我很乐意对格雷韦与客户进行第二次面试，但是你必须先跟我说一些有关探路者的事。我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到时候看起来一定就像个大白痴！”说到这里，他好像不得不把音调提高，变成歇斯底里的假音。

我叹了一口气。“他们制造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迷你信号发射器，可以附着在人身上，把接收器连接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卫星定位系统上来追踪。他们对一些卫星拥有部分股权，那些卫星会优先为他们服务，大概就这样。这是一种突破性的科技，因此很有可能被买下来。看看他们的年度报告吧。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过了！所有的产品信息都是机密。还有，克拉斯·格雷韦是外国人这一点怎么办？我要怎么劝这家显然很注重本土精神的公司接受他？”

“你不用劝他们，我来就好。这点就不劳你担心了，费迪[3]。”

“费迪？”

“嗯，我想出来的。费迪南这名字太长了。这样可以吗？”

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说：“费迪？”

“当然，我不会在客户面前这样叫你。”我露出灿烂的微笑，感到头越来越痛，“我们谈完了吗，费迪？”

我们谈完了。

嚼了头痛药之后，我一直盯着时钟，一直到午餐时分。

午餐时我到“寿司与咖啡”对面那家珠宝店去了一趟。

我指着橱窗里的钻石耳环，说：“那一对。”

我有钱还信用卡，要还多少都没问题。那猩红色的首饰盒表面镶着麂皮，跟小狗的毛一样柔软。

午餐后我又嚼了一片头痛药，继续看时钟。

五点整的时候我把车停在印可尼多街上。找车位很简单，不管是在这里工作还是居住的人，显然都在回家的路上。刚刚才下过雨，我的鞋底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嘎吱声。文件包感觉好轻。复制画的质量还可以，当然也贵得可怕，居然要一万五千瑞典克朗，但此刻这也不重要了。

如果说奥斯陆的哪一个街区最时髦，当然是奥斯卡街。这里林立着各种建筑风格的公寓大楼，大部分都是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九世纪末，这里是富商与高官置产的地方，楼房的正面以新哥特式的图案装饰，前院里植有花木。

一个男人牵着一只贵宾犬朝我走过来，市中心没人养猎犬。他对我视而不见。市中心就是这样。

我沿街走到二十五号，网上说这个街区的建筑是“受中世纪影响的汉诺威风格”。更有趣的是，我在网络上发现，西班牙大使馆已经不在这个地区了，所以这附近应该没有那些恼人的监控摄像头。大楼前没有任何人，我只看到眼前一扇扇没有灯光的窗户，到处一片寂静。奥韦给我的钥匙应该可以打开大楼的前门与公寓的门。我沿着楼梯往上走，故意维持不重也不轻的脚步，就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没有任何事需要隐藏的人。我先把钥匙拿好，如此一来就不用站在公寓门前翻找钥匙——在这种老旧公寓大楼里发出那种噪声，楼上与楼下都会听见的。

二楼。门上没有名牌，但我知道就是这一户。大门有两扇门板，玻璃带有波浪状纹路。我并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冷静，心脏在胸膛怦怦跳着，而且我居然没能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奥韦曾跟我说过，当你紧张时，首先变得不对劲的就是肢体的协调性。这是他从一本讲一对一格斗的书上看来的，里面提到当别人用枪指着你时，你会连装子弹这种事都办不到。不过，我还是在第二次就把钥匙插进去了。钥匙转得动，完全没出声，一切平顺而完美。我按下门把，试着将门朝我这边拉了拉，然后又推了推，但是都开不了门。我又拉了拉。妈的！难道格雷韦又多加了一道锁吗？难道我的梦想和计划会因为那一道该死的锁而破灭吗？我使尽力气推门，几乎开始惊慌失措。门与门框分离时发出一声很响的咔嚓声，回音沿着楼梯往下传。我快步走进门内，小心翼翼地把身后的门带上，呼出一口气。突然间，我似乎觉得前一晚的那个想法好愚蠢，我会想念这种我早已习惯的刺激感吗？

当我吸气时，口鼻与肺部都充满了溶剂的味道：乳胶漆、亮光漆与粘胶。

我跨过玄关处那些油漆桶与一卷卷壁纸。方格状的橡木色拼花地板上铺着一大块保护纸，上面有护墙板、砖灰，还有显然即将要被换掉的老旧窗户。走廊上有一整排房间，每个都有小型舞厅那么大。

我在中间那个房间的后方找到半完工的厨房。线条简洁鲜明，材质不是金属就是木头，一定很贵，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猜那是博德宝牌的橱柜。我走进用人房，架子后面有扇门。我早就想到这扇门可能是锁起来的，但我知道，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公寓里一定有工具可以帮我破门而入。

看来没必要。当门被我打开时，门枢发出了一阵吱嘎声。

我走进那个一片漆黑、空无一物的矩形房间，从我的连身工作服里拿出小型手电筒，把暗淡的黄色光线投射在墙壁上。里面挂着四幅画，其中三幅我不认识，但第四幅就不同了。

我站在画作前面，跟听格雷韦提到画名时一样，感到一阵口干舌燥。

“《狩猎卡吕冬野猪》。”

光线隐约穿透了画作表面那有四百年历史的一层层颜料，和阴影一起打造出画中打猎场景的轮廓与形态，这就是先前狄安娜跟我说过的所谓“明暗对比”手法。那幅画好像真的有一股吸引力似的，一种令人入迷的魅力，那感觉就好像过去只是从照片与道听途说的传闻中知道的某个传奇人物如今突然出现在你眼前。我不知道这幅画那么美。我知道这种用色的方式，因为我曾在狄安娜的艺术书籍里看到他早期那些以打猎为主题的名画——《猎狮》《猎河马与鳄鱼》，以及《猎虎》。昨天我看的那本书说这是鲁本斯第一幅以打猎为主题的画作，是后来那些杰作的出发点。所谓卡吕冬野猪，就是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遭到人类遗忘，因而派了一头野猪到卡吕冬城去杀人作乱。但是野猪终究被卡吕冬城里最厉害的猎人墨勒阿革洛斯用矛刺死。我凝视着墨勒阿革洛斯裸露的一身肌肉，他那充满仇恨的表情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我也看着长矛刺穿野猪的躯体。如此充满戏剧张力，又令人肃然起敬；如此赤裸裸，又如此神秘；如此简单，又如此有价值。

我举起画，拿到厨房，摆在工作台上。如我所料，那老旧的画框后面有一个画布张紧器。我拿出两件工具：尖锥与老虎钳——我只带着这两件，也只需要它们。我把大部分大头钉剪断，把我待会儿还要用的那些大头钉拔出来，将画布张紧器松开，用尖锥把钉针挖掉。我的手没有平常那么灵活，也许奥韦说得没错，紧张会让人失去协调性。但是，二十分钟后，我终于把复制画装进画框里，真品也放进文件包里面了。

我把画作挂起来，带上身后的门，检查一下是否留下了任何线索，离开厨房时，我握着文件包提手的手一直出汗。

我走过中间那个房间，往窗外看了一下，瞥见一棵叶子掉了一半的树。我停了下来，阳光从云层的裂缝里斜射下来，剩下的鲜红色树叶让那棵树看来好像在燃烧——像鲁本斯的手法，那些颜色是他的用色。

这是个神奇的时刻，胜利的时刻，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眼前的一切显得如此清晰，因此过去那些难以做出的决定变得如此理所当然。我决定当爸爸了，本来我打算今晚跟她说，但我知道现在才是最适当的时机。此时此刻，在这个犯罪现场，我把鲁本斯的画作夹在腋下，眼前矗立着这棵漂亮而雄伟的树。这是一个应该被化为永恒的时刻，是每当下雨天狄安娜跟我待在家里时，都拿出来回味的永恒回忆。纯真的她会觉得我是非常清醒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无他，只因为我爱她以及我们尚未出世的孩子。只有她口中的那只狮子，身为一家之主的我才知道这黑暗的秘密：纯真的他们只看到猎物被摆在眼前，哪知道一匹斑马的喉咙被我在突袭时咬断，地上流满鲜血。没错，我就应该这样稳固我们的爱。我拿出手机，摘掉手套，找到她那只普拉达手机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在脑海中构思该说些什么。是“我想跟你生个孩子，亲爱的”还是“亲爱的，让我给你……”

我听见约翰·列侬的那一段G11sus4和弦。

“一夜狂欢……”没错，没错。我露出得意的微笑。

但一瞬间我反应过来。

我发现我听得见那和弦声。

事情有点不对劲。

我把手机放下。

声音从远处传来，但已经足够清楚了。我听见披头士弹起《一夜狂欢》，她的电话铃声。

我站在地面的灰色保护纸上，两只脚好像被粘在地上。

然后，我的脚开始向音乐传来的方向移动，我的心好像定音鼓似的，不断沉重地怦怦作响。

声音来自那几间会客室的另一头，是从那边走廊上一扇半掩着的门后面传出来的。

我打开门。

那是一间卧室。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已经整理好，但显然有人睡过的床。床脚放了一个行李箱，旁边一张椅子的椅背上披着几件衣服。衣柜是打开的，里面挂着一套西装——那是克拉斯·格雷韦穿去面试的西装。房间里某处传来列侬与麦卡尼的合唱声，充满活力，他们后来的唱片再也没法超越。我四处查看，跪下来，弯下腰，这才看到那只普拉达手机。它在床底下，一定是从她的口袋里滑出来的，可能是在他用力脱她裤子的时候。而她没有发现自己的手机掉了，直到……直到……

我脑海中浮现出今天早上她那诱人的背影，还有一边生气一边在衣服与手提包里翻找东西的模样。

我站了起来。大概是起身的速度太快了，我感到整个房间开始旋转。我伸出一只手，撑着墙面。

电话切换到语音信箱，是她那快活的声音。

“嘿，我是狄安娜。我的手机不在身边……”

的确不在。

“但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我知道。我脑中记得刚刚曾摘掉手套撑在某处，因此我必须擦拭墙面。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恐怕很难。

哔！

[1]Johan Falkberget，挪威作家，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下文提到的《夜里四更天》（The Fourth Night Watch）就是他的小说。

[2]后文的“梦想之日”“审判之日”“退出江湖之日”英文首字母均为“D”。——译者注

[3]费迪南的昵称。

第三部
第二次面试

9　第二次面试

我的父亲叫伊恩·布朗，他热衷下棋，但并不是很厉害的棋手。他五岁时就开始跟他爸爸学下棋，也会看棋艺书籍，研究经典棋局。然而，一直等到我十四岁时他才开始教我，早已过了我吸收能力最好的年纪。但是我有下棋的天分，十六岁时我第一次击败他，他露出微笑，好似以我为荣，但我知道他讨厌被我打败。他把棋子重新摆好，开始了一场复仇之战。我跟平常一样用白棋，他想让我觉得他在让我。[1]下了几步之后，他说他要去厨房一趟，我知道他去喝了一点杜松子酒。在他回来前，我已经把两个棋子的位置换掉，但他不知道。四步之后，他看到我的白皇后对着他的黑国王，而且下一步他就要被将军了。他那样子看来实在太可笑，所以我控制不住开始大笑。从他的表情我看出他已经猜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他站起来，挥手把棋盘上的棋子都扫掉，然后开始揍我。我的膝盖一软，跌在地上，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力道太大，不如说因为我害怕。以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他愤怒地低声说：“你换了棋子的位置。想当我的儿子，就不该作弊。”

我尝到嘴里有血的味道。掉在地上的白皇后就在我面前，她的后冠断掉了。怨恨在我的喉中与胸间燃烧。我捡起断掉皇冠的白皇后，把它摆回棋盘，然后是其他棋子。我把它们一个个摆回去，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老爸，该你走了。”

如果你是个充满恨意的冷血棋手，你就会这么做。就算是在快要赢的时候被对手冷不防地打了一巴掌，击中脆弱的地方，被洞悉心中的恐惧，你也不会失去对棋局的掌控，你会把恐惧放在一旁，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你会深呼吸，把棋局重新摆起来，继续比赛，然后带着胜利离开，离开时不会显露一丝胜利的姿态。

我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克拉斯·格雷韦的嘴巴动来动去。他的脸颊时紧时松，说着费迪南与探路者公司的两个代表显然都听得懂的话，总而言之他们都很满意，全部三个人。我真痛恨那张嘴，我讨厌他那带着一点灰调的粉红色牙龈，那两排像墓碑一样整齐结实的牙齿，是的，我甚至还痛恨他那不断变换的口形。双唇间的裂缝如果呈一条直线，两边嘴角往上扬就表示他在微笑，像雕刻出来一般的微笑，想当年网球名将比约恩·博格就是这样迷倒全世界的。如今，克拉斯·格雷韦则以同样的微笑来诱惑他未来的雇主，也就是探路者公司。但我最讨厌的还是他的嘴唇。那嘴唇碰过我老婆的朱唇、她的肌肤，可能还碰过她柔软的胸部。

我一语不发地坐着几乎半小时了，而费迪南那个白痴在那边讲个不停，问的都是面试指南里面的愚蠢问题，那语气好像问题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面试开始时，格雷韦只对着我讲话，但是他渐渐发现我只是个不请自来的被动监督者，而他今天的差事其实是用“格雷韦福音”开导其他三个人。不过，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对我投来疑问的一瞥，好像是要寻找关于我所扮演角色的线索。

探路者的两位代表分别是公司的董事长与公关经理，过了一阵子后他们也开始问问题，自然都是关于格雷韦在霍特公司的经历。格雷韦说明了他与霍特公司是如何带头开发出“追踪漆”的——那是一种可以涂在任何物体表面的亮漆，每毫升可包含一百个发射器。这种漆的优点是肉眼几乎看不见，而且跟一般亮光漆一样，它对任何物体都有超强的附着力，一定要用刮漆刀才能弄下来。缺点是那些发射器太小了，信号微弱到只能穿透空气，上面只要覆盖着水、冰、泥，或者像沙漠战争中的车辆一样沾上厚厚的尘土，就会失效。

不过，穿透墙壁却几乎不是问题，即使厚重的砖墙也是。

格雷韦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涂上追踪漆的士兵只要身上沾到的土达到一定程度，接收器就会收不到他们的信号。目前我们的科技还不足以让微型发射器的信号变强。”

董事长说：“探路者有办法。”他头发稀疏，五十多岁，一直在以各种角度扭转他的脖子，像是怕脖子变僵硬或是吞了什么太大的东西，无法下咽似的。我怀疑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抽搐，是某种肌肉疾病引起的唯一后果。“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追踪漆的技术。”

格雷韦说：“打个比方，霍特跟探路者在科技上可以说是一对完美的夫妻。”

“没错，”董事长的话很尖刻，“探路者就像家庭主妇，每个月只能从老公的薪水里分得一点少得可怜的零花钱。”

格雷韦咯咯发笑。“说得真对。还有，探路者要掌握霍特的科技应该比较简单，反过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探路者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独自承担这项使命。”

我看见探路者的两个代表交换了一下眼神。

董事长说：“总之，你的履历令人印象深刻，格雷韦。但探路者公司的立场是希望找个能待久一点的执行总裁……你刚刚在那一番应聘演说里是怎么说的？”

费迪南跳出来搭腔：“一个像农夫一样的执行总裁。”

“没错，农夫，一个不错的形象。换句话说，是一个能在既有成果上持续耕耘的人，能循序渐进地把东西建立起来。他必须是个强悍而有耐性的人，而你的记录可以说……嗯，很可观也很戏剧化，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你具备了成为我们的执行总裁所需要的坚毅与耐力。”

董事长讲话时，克拉斯·格雷韦的神情一直很严肃，听到这里他开始点头。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认同你们所说的那种人才是探路者要找的执行总裁。其次，如果我不是那种人，我对这个挑战也就不会有任何兴趣了。”

“你是那种人？”另一个代表小心翼翼地发问，像他这种说话得体的家伙，在自我介绍以前，我就已经猜出他是公关团队的头儿了，过去我提名过几个这种职务的人选。

克拉斯·格雷韦露出微笑，热情的微笑不但软化了他那冷酷的表情，还让他完全变了模样。先前我已经看过好几遍这把戏了，只要他想展现自己孩子气的一面就会这么做。这跟英鲍、莱德与巴克利所建议的身体接触有相同的效果——一种亲密的接触，一种信任的象征，好像在跟大家说，我已经把自己赤裸裸地摊开给你们看了。

格雷韦还在微笑，他说：“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那是让我很不想承认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我是个糟糕的输家，就连抛硬币猜正反面我都很少输。”

房间里的人都咯咯笑了起来。

“但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你们见识到我的坚毅与耐力，”他接着说，“过去我在特别任务支援小队时，曾经负责追踪一个……说来可悲，一个苏里南的小毒贩。”

我可以看见探路者的两个代表不由自主地微微向前倾。费迪南帮大家续上咖啡，同时对我露出很有自信的微笑。

克拉斯·格雷韦的嘴巴又动了起来，往前蠕动，贪婪地吞食着不属于他的东西。她尖叫了吗？当然有。狄安娜就是忍不住，很容易就会臣服于他的欲望之下。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想到了科尔纳罗礼拜堂里面那尊贝尼尼的雕塑作品《圣特蕾莎的狂喜》。一则因为狄安娜的嘴巴微张，好像很难过似的，几乎可说是满脸痛苦，额头的血管浮起，挤出皱纹。再则因为狄安娜的尖叫，我一直在想，贝尼尼雕刻刀下的那位加尔默罗修会圣徒在天使从她胸口拔出箭、准备再刺一遍时，应该也跟狄安娜一样叫了出来。总之，在我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一进一出，一种神圣的侵入意象。然而即使圣徒也没有狄安娜那么会叫。狄安娜的尖叫令我又痛苦又享受，在耳膜承受尖锐刺痛之际，全身也会震颤起来。那声音就像哀叹，一种持续的呻吟，其声调维持规律的起伏，好似遥控飞机。因为实在太刺耳了，第一次之后，我醒来时居然感到余音在耳中缭绕，三个星期的欢爱过后，我发现自己出现了耳鸣的初期症状：耳边有洪流连续倾注的声音，至少可以说是河流，伴随着一阵时隐时现的哨音。

某次我碰巧提起我担心听力受损，当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但狄安娜听不出好笑的地方。相反，她被吓到了，眼泪几乎流了出来。下一次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用柔软的双手护在我耳边，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她爱抚的新招。但是，等到她把手掌鼓起来，变成两个温暖的保护罩遮住我的耳朵时，我才从这动作中看出她有多爱我。这动作阻隔的声音很有限——尖叫声还是钻进了我的大脑皮层，但是对我的情绪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我不是个容易哭的男人，但那次完事后我像小孩一样哭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我知道从不曾有人像这个女人一样那么爱我。

现在我就这样看着格雷韦，在确信她在他怀里时也曾那样尖叫的情况下，我试着不让这个念头逼我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就像狄安娜忍不住尖叫一样，我也忍不住自问：当时她也遮住他的耳朵了吗？

格雷韦说：“那次追踪任务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是茂密的丛林与沼泽，一次要走八小时的路。不过，我们总是差那么一点，总是太慢。其他人一个个放弃了，因为酷热、腹泻、蛇咬，或者只是纯粹的筋疲力尽。当然，那家伙只是个小角色。不过丛林会让人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我最年轻，不过到最后大家还是把指挥权交给了我。还有那把大砍刀。”

狄安娜与格雷韦。当我开着沃尔沃轿车离开格雷韦的公寓，把车停进家里的车库时，曾有一瞬间考虑过要把车窗摇下，让引擎持续运转，把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不管那废气叫什么，总之就是把它吸进体内。无论如何，这种死法还挺痛快的。

“我们在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追了他六十三天，总共走了三百二十公里路，猎杀队伍只剩下我跟一个来自格罗宁根市的小伙子，而他是因为太笨才没有疯掉的。我跟总部联系，要他们空运一只尼德㹴犬过来。你们知道那个犬种吗？不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猎犬，而且忠心无比，只要你一下令，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那东西多大多小，它们都会发动攻击。它简直就是你一辈子的朋友。直升机把狗放下来，那是只刚满一岁的幼犬，它被丢在广大的西帕里韦尼区的丛林深处，那也是他们丢可卡因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那只狗被放下去的地方与我们的藏身处相距十公里，如果它能在丛林里存活二十四小时，就称得上奇迹了，更别说找到我们。结果它不到两个小时就找到我们了。”

格雷韦往后靠在椅背上，此刻他已经完全掌控局面。

“我叫它响尾蛇，这名字来自那种热追踪导弹，你们知道吗？我爱那只狗。所以我现在也养了一只尼德㹴犬，昨天我回荷兰把它带了过来。事实上，它是响尾蛇的孙子。”

我偷完格雷韦的画之后，回家时发现狄安娜坐在客厅里看新闻。布雷德·斯佩尔警监正在开记者会，眼前摆着几乎将他淹没的一支支麦克风。他正在谈论一件谋杀案，一件刚刚侦破的谋杀案，说得像是他自己独力侦破的。斯佩尔有一副刺耳的阳刚嗓音，就像被干扰的无线电广播一样，讲到义愤填膺处，那声音简直就像一台某个字母已经毁损的打字机，打在纸上才看得出是什么字。“凶嫌将于明天出庭，还有其他问题吗？”他的言谈中已经没有任何奥斯陆东区的痕迹，但是根据我用谷歌搜索的结果，他曾经为安莫鲁篮球队打过八年球。他从警校毕业时，成绩在同期学员里是第二名。某女性杂志专访他的时候，基于专业的考虑，他拒绝透露自己是否有了另一半。他说，任何伴侣都会引起媒体与他追捕的罪犯的注意，而这不是他乐见的。他还说，那本杂志里的美女，尽管她们罗衫半解、眼神迷蒙、嘴角含笑，但都不是他的理想对象。

我站在狄安娜的椅子后面。

她说：“他已经被调到克里波工作了，专办凶杀之类的大案子。”

我当然知道，每星期我都会用谷歌搜索布雷德·斯佩尔，看看他在做什么，看看他是否已经向媒体宣布要开始缉拿偷画贼。除此之外，有机会的话我也会通过关系询问有关斯佩尔的事。奥斯陆这个城市可没多大，我的消息很灵通。

我松了一口气，对她说：“那对你而言岂不是很可惜？他再也不会去画廊找你了。”

她笑了起来，抬头看我，我也低头看她，面露微笑，我们两人的脸就这样处于跟平常相反的位置。那一刹那我浮现出一个念头：她跟格雷韦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有时候人就是会胡思乱想，会想象最糟糕的状况，理由无他，只是想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感觉，看看自己是否受得了，而且好像只是为了确认那不过是个梦而已。我跟她说我改变了主意，我说她是对的，我们真的应该订十二月去东京玩的机票。但是她惊讶地看着我，说她不能在圣诞节前关闭画廊，那可是旺季，不是吗？而且哪有人在十二月到冷死人的东京去玩？我说，那春天怎么样？我可以先订票。她说那现在计划也太早了，不是吗？难道我们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吗？我回答说，好吧，然后我又说我要去睡觉了，实在好累。

下楼后，我进入婴儿房，走到那尊水子地藏神像前面，跪了下来。她还是没有碰神坛。现在计划太早，等一段时间再说。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鲜红色的小盒子，指尖滑过平滑的表面，把它摆在那个看顾我们的“水子”的小小佛像旁。

“两天后，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找到那个毒贩，他被一个很年轻的外国女孩窝藏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他的女朋友。毒贩通常会找一些看起来很无辜的女孩，利用她们帮忙运毒，直到女孩被海关抓住，判处无期徒刑。从我们开始追捕他算起，已经过了六十五天，”克拉斯·格雷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我来说，即使再追个六十五天也没关系。”

最后，打破长久沉默的是那个公关经理。“你逮到那个人了吗？”

“不只是他，根据他和他女朋友提供的消息，后来我们一共逮捕了二十三个共犯。”

“那……”董事长欲言又止，接着说，“那你是怎么逮捕那种亡命之徒的？”

格雷韦把双手摆在后脑勺上，说：“那次逮捕很顺利。想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在苏里南开始普及，当我们闯进去时，他正把武器摆在厨房桌上，帮他女朋友操作绞肉机。”

董事长放声笑了起来，转头瞥向对面的公关经理，他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很识相地开始大笑。等到费迪南用清亮的尖声大笑加入他们时，三个人就好像变成一支愉快的合唱队伍。我端详着那四张容光焕发的脸，心想：此刻我多么希望手里有颗手榴弹啊！

费迪南圆满结束面试后，我主动表示要送克拉斯·格雷韦出去，让其他三个人在进行会议总结之前休息一下。

我陪着格雷韦到电梯门口，按下按钮。

我说：“很有说服力的表演。”我把双手交叠在西裤前，往上盯着楼层指示灯，“你真是个诱惑人心的高手。”

“诱惑……我可不会这么说。我想你应该不会觉得推销自己是件不光彩的事吧，罗格？”

“一点也不会。如果我是你，一定会做跟你一模一样的事。”

“谢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写报告？”

“今晚。”

“很好。”

电梯门打开了，我们走进去，站着等待电梯往下走。

我说：“刚刚我在想，你追捕的那个人……”

“嗯？”

“莫非就是曾经在地牢里拷打你的人？”

格雷韦微笑说：“你怎么知道的？”

“只是瞎猜罢了。”电梯门滑动关上。“你一心一意想要逮到他？”

格雷韦扬眉道：“这很难理解吗？”

我耸耸肩。电梯开始移动。

格雷韦说：“我的计划是把他杀掉。”

“你的仇恨真有那么深吗？”

“有。”

“那你如何避免被荷兰军事法庭以谋杀罪起诉？”

“不要被抓到就好。用琥珀胆碱。”

“毒药？比如淬了毒的箭头？”

“在我们那个世界里，‘猎头’高手都是用那种东西。”

我想他是故意使用“猎头”这个双关语。

“把琥珀胆碱溶剂藏在葡萄大小的带针橡胶球里，那尖锐的针小到几乎察觉不出来。接着只要把球藏在目标的床垫里，等他睡觉时，针就会刺进皮肤，在身体的重压下，橡胶球里的毒药就会进入体内。”

我说：“但是他在家里，而且那个女孩是证人。”

“没错。”

“那你怎么让他供出他的同伙的？”

“我跟他进行交易。我让队友抓着他，而我钳着他的手靠近绞肉机的进肉口，说如果他不说，我们就会把他的手弄成碎肉，然后让他看着我们的狗把肉吃掉。然后他就招了。”

我点点头，在脑海里想象那情景。电梯门打开后，我们走到前门，我帮他把门撑着。“他招供了，接下来呢？”

“接下来什么？”格雷韦眯起眼抬头看着天空。

“你遵守约定了吗？”

格雷韦说：“我……”他从胸前口袋捞出一副茂宜睛钛合金太阳镜戴上，“总是会遵守约定。”

“就这么规规矩矩地按程序逮捕他？这值得你花两个月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追捕吗？”

格雷韦轻声笑说：“你不懂，罗格，像我这种人是从来不会考虑放弃追捕的。我就跟我的狗一样，基因与训练造就了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危险。一旦有人惹到我，我就会像一枚锐不可当的热追踪导弹，基本上是以自我毁灭为目标。你大可以用你那蹩脚的心理学知识去诊断看看。”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挤出一抹微笑，低声对我说：“但是诊断结果不用告诉我，你知道就好。”

我撑着门站着。“还有那女孩呢？你怎么逼她招供的？”

“她才十四岁。”

“所以呢？”

“你觉得是怎样？”

“我不知道。”

格雷韦叹了一大口气。“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对我有这种印象，罗格，我才不会审讯未成年的小女孩。我带她去帕拉马里博，用我的薪水给她买了张机票，在苏里南的警察有机会抓住她之前就把她送上下一班飞机，让她回家找爸妈。”

我就这样看着他朝停车场里那辆银灰色的雷克萨斯GS430走过去。

秋天的天气带着一种惊人的美感。我结婚那一天下了雨。

10　心脏病

我第三次按洛蒂·马森的门铃。事实上，门铃旁并没有她的名字，但我不断在艾勒松特街这一带按门铃，最后才找到她。

这一天早早就变暗变冷了，而且变化得很快。我的脚在发抖。午餐后，我从公司打电话，问可不可以在八点左右去找她，她犹豫了很久。最后，等到她简单地用“好”这个字答应给我一个申辩的机会时，我知道她一定是打破了对自己许下的誓言：不要再跟这个断然离她而去的男人有任何瓜葛。

门锁嗡的一声打开，我紧紧拉住门，唯恐这是自己上楼的唯一机会。我走上楼，不想在电梯里与多事的邻居打照面，让他们有时间打量我，把我记下，猜想我是谁。

洛蒂已经先咔啦一下把门打开，我瞥见她苍白的脸。

我走进去，把门在身后带上。

“我又来了。”

她没答话。通常都是这样。

我问：“你还好吗？”

洛蒂·马森耸耸肩。她跟我初次见她时一样，像个胆怯的小女孩，娇小，衣衫凌乱，有着一双像小狗的棕色眼睛，眼神惊恐，油腻的头发垂在脸庞两侧，看起来没有精神。她弓着背，衣服的颜色暗淡、剪裁不合身，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女人在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体，而非吸引旁人的注意。但是洛蒂没有理由这么做，她的身形窈窕而丰满，皮肤光滑无瑕。但是，我想她就跟那种总是遭人毒打、遗弃，从未获得过应有优待的女人一样，散发着一种顺服的光芒。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被激起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感觉，一种保护的本能，还有一股让我们发展出短暂关系——或者说婚外情——的肉欲。婚外情。我们的关系还在，但婚外情已经是过去时了。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在狄安娜的某个赏画会上看见洛蒂·马森。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正盯着我看，想要闪避我的眼神时却太迟了。任谁捕捉到女性投射过来的眼神都会感到受宠若惊，但是当我知道她不会再把眼神投向我时，便漫步到她正在研究的画作前面，对她做自我介绍。当然，这主要是出于一股好奇心，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少斤两，所以向来对狄安娜非常忠诚。心怀恶意的人可能会说，我的忠诚并非以爱为出发点，而是基于一种风险评估。他们会说，狄安娜的行情比我好多了，她充满吸引力，因此，除非我愿意余生同行情比她差的人一起过，否则根本没有冒险的本钱。

也许吧。但是洛蒂·马森的行情跟我是同一等级的。

她看起来像个怪胎艺术家，而我自然而然地以为她就是艺术家，又或者是艺术家的情人。否则，像她这样身穿松垮垮的棕色灯芯绒牛仔裤和单调紧身灰毛衣的人，怎么拿得到赏画会的邀请函？结果，她是个买家。用的自然不是她自己的钱，出钱的是一家位于丹麦欧登塞、需要买些画装饰新址的公司。她是个在家工作的西班牙语译者，翻译过图册、文章、使用说明书、电影和一本专业性的书籍，那家公司是她固定合作的几个对象之一。她讲话轻声细语，会露出一抹试探性的微笑，好像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浪费时间与她交谈。我很快就被洛蒂吸引住了。是的，我想“吸引”这两个字是用对了。她长相甜美，身形娇小，只有一米五九——不用问也知道，我很会看人的身高。等到那晚我离开赏画会时，已经要到了她的电话，因为我说要把赏画会那个艺术家的其他画作传给她。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心怀不轨。

下次碰面时，我们约在“寿司与咖啡”喝卡布奇诺。我跟她解释说我想要把画作印出来给她看，而不是用电子邮件传送，因为计算机屏幕会骗人——就像我也会骗人一样。

等她很快地把画作看完之后，我跟她说自己的婚姻不愉快，之所以会坚持下去，是因为我老婆很爱我，我对她有责任。任何已婚男女想要钓未婚男女时，都会用这种由来已久的陈词滥调，但是我看得出她没听过这种话。以前我也没亲耳听别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但是我当然知道话可以这么说，而且心想它应该会奏效。

她看看手表，说她该走了，而我问可不可以找个晚上去拜访她，为她介绍另一个更值得她的丹麦客户投资的画家。她犹豫了一下，但答应了。

我从画廊拿了几幅糟糕的画作，还有地窖里的一瓶红酒去找她。那是个温暖的夏夜，她帮我开门时脸上露出一副认命的表情。

我跟她说了一些自己的糗事——那种看似让你没面子，却因为你敢损自己，实际上能让你显得很自信又有成就的小事。她说她是独生女，小时候跟着爸妈环游世界，她爸爸是某家国际自来水系统公司的总工程师。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与其他地方相比，她并没有更喜欢挪威。但就是这样而已。对一个能讲数国语言的人而言，她的话实在很少。我心想，因为她是译者，所以她宁愿听别人说故事，而不是讲自己的故事。

她问起我老婆的事。尽管她一定知道狄安娜的名字，因为她收到了邀请函，但她还是说“你老婆”。如此一来她的确让我感到比较自在，也让她自己自在点。

我跟洛蒂说，当“我老婆”怀孕，但我不想要小孩时，我们的婚姻受到了莫大的冲击。而狄安娜声称，她是因为我的劝说才去堕胎的。

洛蒂问我：“真的吗？”

“我想是吧。”

我看见洛蒂的脸色一变，于是问她怎么了。

“我爸妈也曾经劝我去堕胎，因为当时我才十几岁，而且小孩不会有爸爸。不过，我还是因此恨他们。恨他们，也恨自己。”

我哽住了，哽住的同时又解释说：“我们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遇到这种事的父母有百分之八十五会选择堕胎。”

说完我马上就后悔了。我到底在想什么？唐氏综合征会让我不想跟我老婆生小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理解吗？

洛蒂说：“无论如何，你老婆都很可能会失去这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通常也有心脏病。”

心脏病，当时我想，内心隐隐感谢她这么配合我，感谢她让我不用解释那么多，让我们都比较好过。一个小时后，我们俩脱掉所有衣服，我心里为自己的胜利而欢呼——对于那些习惯了征服的人，这看来没有什么，但这让我飘飘然了好几天，好几周，确切来说是三周半。我只不过就是有了情人而已，二十四天后就分手的情人。

现在，我看着她，她就在我眼前，感觉非常不真实。

汉姆生曾写道，在尝过恋爱的滋味后，人类很快就会腻了。任何分量太多的东西，我们都吞不下去。我们真的如此乏味吗？显然如此，但我并不是那样。我的情况是，良心不安的感觉一直侵扰着我，并不是因为我无法回报洛蒂的爱，而是因为我爱狄安娜。我当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对这段婚外情的最后一击却是个奇怪的小插曲。那是夏末时分，我犯下罪的第二十四天，地点是洛蒂那所位于艾勒松特街的两居室小公寓，我们俩已上床睡觉。在那之前，我们彻夜聊天——准确说来，是我说了一整晚的话。我不断阐述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这是我在行的，我的话带有保罗·柯艾略的风格，也就是说，我说话的方式会让易受影响的人着迷，而让要求较高的听众不快。洛蒂棕色的眼睛盯着我的双唇，她咀嚼着我说出的每一个字，我能看到她漫步在我编织的幻想世界里，全盘接受我的论断，她爱上了我的精神世界。至于我自己，我爱上了爱我的她，她那忠诚于我的双眼，那份沉默，那欢爱时几不可闻的低声呻吟，与狄安娜电锯般的哀鸣全然不同。恋爱的感觉让我在那三周半里性欲高涨。每当我不再长篇大论，我们会互望一眼，我的身体就会往前倾，不知是她还是我总会浑身颤抖，然后两人就往卧室门冲过去，目标是她那张宜家单人床，床的名字很是诱人——Brekke[2]，听来像是要我们把它弄垮似的。那一晚她的呻吟声比平常大，而且她在我的耳边低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丹麦话。客观来讲丹麦语是种难讲的语言（丹麦儿童开口说话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孩子都晚），但我还是觉得很有“助性”的效果，不免快了起来。通常洛蒂不喜欢我太快，但那晚她示意我可以。我一边照做，一边集中精神想着葬礼上棺材里的老爸——事实证明这能有效预防早泄。尽管洛蒂说她吃了避孕药，但想到她还是有可能怀孕，我心里就害怕。我不知道洛蒂是否有过高潮；从她那安静而自制的神态来看，即使有，那也只会是一阵小小的涟漪，也许我压根儿注意不到。正因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才让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那时我感到我该停下来，但还是任由自己用力地顶了最后一次，她身体变僵硬，睁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接着她抽搐了一下。当时有那么一个疯狂的瞬间，我居然生怕她因此癫痫发作。接着是一阵潮水。

我用双臂撑起身体，以难以置信且惊恐的眼神看着两人的身体。她的下腹部收缩着，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又是一阵。我心想，天哪，我是不是把她戳出一个洞来？惊慌之余，我的脑袋开始胡思乱想。我心想，她怀孕了，我把她体内胚胎的外膜戳破了，现在所有的鬼东西都流到了床上。我的天哪！我们的周遭到处是孕育着那个孩子的体液，它是个“水子”，另一个“水子”！我躺在那里，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个报应，上帝为了我劝狄安娜堕胎而处罚我，是我自己办事不小心，到头来还要害一个无辜的孩子送命。

我挣扎着下床，把羽绒被一起扯了下来。洛蒂吓了一跳，但我没有注意到她蜷曲的胴体，只是看着床单上那个仍在往外扩散的深色圆圈。我渐渐很幸运地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也是更重要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一切为时已晚，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我说：“我该走了，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洛蒂缩着身体，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很抱歉，但我必须回家请求狄安娜原谅我。”

洛蒂低声说：“她不会原谅你的。”

我到浴室洗去手上、口中她的味道，没听见卧室里有任何动静，接着我就离开了，在身后小心地把门关上。

此刻，过了三个月之后，我又站在她的客厅，知道这次该装可怜的人不是洛蒂而是我。

我问她：“你可以原谅我吗？”

洛蒂用单调的声音问：“她不肯原谅你吗？”但也许这就是丹麦腔。

“我从未跟她说起我们的事。”

“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不知道。有心脏病的人很有可能是我。”

她用探询的目光长久地打量着我，在她那双忧郁无比的棕色眼睛里，我看到了一抹笑意。

“你来这里干什么？”

“因为我忘不了你。”

她用一种我未曾听过的坚定语气又问了一遍：“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

“为什么，罗格？”

我叹气说：“我对她再也没有亏欠，她有了一个情夫。”

接下来我们陷入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她稍稍动了一下唇。“她让你心碎了吗？”

我点点头。

“而现在你要我帮你抚平内心的创伤？”

这个女人向来沉默寡言，我不曾听过她用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话。

“你抚平不了的，洛蒂。”

“没错，我想我办不到。你知道她的情夫是谁吗？”

“我就这么说吧，他只是个要通过我们公司争取工作的家伙，但他是不会被录用的。我们能聊聊别的吗？”

“聊聊就好？”

“你决定吧。”

“好，我来决定。聊聊就好，那是你的专长。”

“嗯。我带了一瓶红酒。”

她微微点头，几乎看不出来。然后她转身往前走，我跟在后面。

我一边跟她喝酒，一边讲个不停，最后在沙发上睡着。醒来时，我的头枕在她的膝盖上，她正抚摸着我的头发。

当她发现我醒来后，问道：“你知道自己哪一点最先引起我的注意吗？”

我说：“我的头发。”

“我跟你说过吗？”

我看着手表说：“没有。”九点半，该回家了——那个已经破碎的家。我好害怕。

我问：“我可以跟你复合吗？”

我看得出她在犹豫。

我说：“我需要你。”

我知道这个理由实在很没说服力。这是我跟当年那个QPR球迷学来的，她说过，她觉得那球队需要她。但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理由。

她说：“我不知道。我得想想。”

我进门时，狄安娜正在客厅里看一本大开本的书，范·莫里森正唱着“像你这种人让这一切都值得了”，直到我站在她面前，大声念出那本书的书名，她才发现我回来了。

“《一个孩子的出生》？”

她吓了一跳，但露出愉悦的神情，急忙把书摆回她身后的书架。

“亲爱的，你回来晚了，你去做什么有趣的事了吗，还是只是在工作？”

我说：“两者都是。”我走到客厅的窗边，白色月光洒在车库上，但是奥韦要再过几个小时才会来拿那幅画。“我回了几通电话，然后想想看要提报哪个候选人给探路者公司。”

她高兴地拍拍手说：“好兴奋啊！应该是我帮你挑的那个吧，他叫作……呃，他叫作什么来着？”

“格雷韦。”

“克拉斯·格雷韦！我越来越健忘。等他发现是我帮的忙，希望他能跟我买一幅很贵的画。这是应该的，对不对？”

她开朗地笑了一会儿，把刚刚缩在身下的细腿伸直，打了一个哈欠。她的话仿佛一只利爪，抓着我那好像灌水气球的心脏，紧紧捏着，我必须赶快转身看向窗外，以免让她看见我痛苦的表情。过去我眼中那个与任何形式的欺骗都毫无瓜葛的女人，如今不仅成功地戴上了面具，而且玩得很专业。我吞了一口口水，等到确定能控制自己的声音才开口。

我仔细打量着她在玻璃上的倒影，说：“格雷韦不是适当的人选，我会挑别人。”

其实也没那么专业，她没能很好地应对这个变数，只是张大了嘴巴。

“亲爱的，你在开玩笑吗？他是个完美的人选！你自己也说过……”

“我错了。”

“错了？”她声音中带着一点尖叫声，我感到满意极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格雷韦是个外国人，身高不到一米八，还有，他有严重的人格缺陷。”

“不到一米八！天哪，罗格，你还不到一米七欸！你才有人格缺陷！”

听来真是心痛，不是因为她说我有人格缺陷，当然，她说的可能没错。我使劲压抑，让声音保持平静。

“狄安娜，你干吗那么激动？我曾看好克拉斯·格雷韦，但经常有人令我们失望，辜负我们的期望，这种事时时都在发生！”

“但是……但是你错了。你看不出来吗？他是个男子汉！”

我转过身，打算用一副居高临下的笑脸面对她。“听我说，狄安娜，我是这行的佼佼者，做的就是判断和筛选人才，我在个人生活中也许会犯错……”

我看见她的脸抽搐了一下。

“但在工作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她一语不发。

我说：“我太累了。昨晚我睡得很少，晚安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上方传来脚步声。她坐立不安，走来走去。我听不到任何说话声，但我知道她在打电话时总是喜欢四处踱步。我突然想起，这好像是我们那一代的人才会做的事——小时候我们没有用过无线电话与手机，所以打电话时总会走来走去，好像仍然觉得能够一边四处走动一边讲话是很神奇的事。我曾看过一种说法：现代人花在与人沟通上的时间是过去人类的六倍。我们花更多时间与人沟通，但是沟通的效果变好了吗？为何这么说？举例说来，尽管我知道狄安娜曾与格雷韦上过床，但我还不是没有拿这件事当面质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她不可能把整件事的原委讲清楚，到头来我仍然只能面对自己的种种假设与臆测？比如，也许她会跟我说他们俩不过是露水姻缘，只有一夜的情分，但我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只是逢场作戏，没有哪个女人会这样利用自己的丈夫帮另一个男人谋得一份薪酬优渥的工作。

不过，我之所以绝口不提还有别的原因，只要我假装不知道狄安娜跟格雷韦的关系，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说我在评估他的应聘申请时有所偏私，这样我不但不用把这份差事拱手让给费迪南，还可以静悄悄地尽情报复——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可悲报复。接下来，我还要想办法跟狄安娜解释我为什么会起疑。毕竟，我绝对不可能跟她说我是个常常闯空门的“雅贼”。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她脚底那双细高跟鞋不断发出单调的咔嗒声，仿佛我听不懂的莫尔斯电码。我想要睡觉，想要进入梦乡，想要逃离这一切，最好醒来后可以忘掉所有事。这是我不对她说破最重要的原因：只要我不说出来，我们就还有机会把这一切都忘掉。我们可以睡觉做梦，醒来后发现那件事就这样烟消云散，变成只会在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抽象情景，就像任何一段恋爱关系中都时常出现的“精神外遇”——即使再怎么爱对方，总有想入非非的时候。

我想到，如果此刻她用的是移动电话，那么一定是新买的手机。而那只新手机也会变成一个平凡但是无可反驳的真凭实据，证明之前发生的事并非一场梦境。

后来她终于走进卧室脱衣睡觉。我装作已经睡着，但是，借着从窗帘之间洒进屋内的淡淡月光，我瞥见她把手机关掉，放进长裤口袋。还是那只手机，那只黑色的普拉达。所以，也许是我在做梦。我感到一阵浓浓的睡意，开始想睡觉了。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买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手机给她。我的睡意又暂时消退了。或者，是她找到了手机，所以他们肯定又见过面。我整个人清醒起来，意识到今晚将会失眠。

到了午夜我仍然醒着，敞开的窗户外传来隐约的声响，我想可能是奥韦到车库里去拿那幅鲁本斯的画。尽管我仔细听着，却未听见他离开的声音。或许我最后还是睡着了。我梦见了一个海底世界，那里的居民都很快乐，面带微笑，所有的妇孺都静悄悄的，开口说话时只会从嘴里冒泡泡。在梦里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是，醒来后我将陷入一个噩梦。

11　琥珀胆碱

我八点起床，自己吃了早餐。以一个带着罪恶感睡觉的人来说，狄安娜睡得可真好。我自己则是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我在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往楼下走，打开车库的门。附近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传出音乐，我听出那是图尔博内格罗乐队的作品，不是因为我听过那旋律，而是因为他们的英文口音。车库的灯自动打开，灯光投射在我那辆气派的沃尔沃S80轿车上面，它正乖乖地等待主人的来临。我抓住门把，但又立刻放开手往后跳去。驾驶座上有人！一开始的恐惧消退后，我发现那是奥韦·奇克鲁船桨叶状的脸庞。显然过去几个晚上的差事让他累坏了，因为他就坐在那里，双眼紧闭，嘴巴半张。还有，他无疑睡得很沉，因为直到我打开门时，他还是没有动静。

过去我曾不顾父亲反对，去受过三个月的士官训练，我用当时学来的语气开口说：“奇克鲁，早啊！”

他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我吸了一口气，大声叫他起床，同时注意到车内天花板的衬垫已经被打开了，露出鲁本斯那幅画作的边缘。一阵突然的寒意，蓬松的春日云朵飘过太阳时会有的那种，我打了个冷战，不再出声，只是抓着他的肩膀轻轻摇晃。还是没反应。

我更加使劲地摇他，他的头在肩膀上来回晃动，没有丝毫抗拒。

我把食指和拇指放在应该是他主动脉的地方，但根本分不出我感觉到的脉搏到底来自他身上，还是来自我那颗怦怦直跳的心脏。但是他的身体是冷的。太冷了，不是吗？我用颤抖的手指头撑开他的眼皮。这下错不了了，看到他那毫无生气的瞳孔盯着我，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仍然有清晰思考的能力，以为自己不会慌张。当然，那可能是因为我这辈子还没遭遇过足以让我慌张的大风大浪，除了狄安娜怀孕那次——当时我真的慌了。所以说，也许我终究还是个会慌张的人。无论如何，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极度不理性的想法，就像一辆需要清洗的车辆，要冲水才能清醒过来。我想到的居然是奥韦那件衬衫，上面缝了迪奥的标签，应该是他去泰国度假时买的。我还想到，一般人都认为图尔博内格罗不是个好乐队，但其实他们是。不过，我也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我知道自己快要失控了，我只能紧闭双眼，不再胡思乱想。之后我又睁开眼睛，承认自己还怀着那一丁点的希望。但是没用，事实依旧没变，奥韦·奇克鲁的尸体仍然在那里。

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很简单：我必须把奥韦的尸体处理掉。如果有人在这里发现他，一切都会曝光。我坚决地把奥韦往方向盘推过去，探过他的后背，从后面箍住他的胸口，把他拖出来。他很重，而且他的双臂因为我的姿势被拉得往上伸去，看起来像是要挣脱我似的。我又让他坐直，重新抱住他，结果还是一样，他的手摆动到我面前，一只手指划过我的嘴角。我感到一片被他咬得歪七扭八的指甲擦到我的舌头，惊恐之余我吐了一口口水，但嘴里仍然残留着尼古丁的涩味。我把他丢到车库地板上，打开后备厢，但当我要把他拉起来时，只是拉起了他的夹克跟那件仿冒的迪奥衬衫，他的身体还是躺在水泥地上，一点也没动。我骂了一声，一只手抓住他的长裤皮带，拉起他之后把头先塞进容量有四百八十升的后备厢。他的头撞到后备厢底部，轻轻发出砰的一声。我用力把后备厢的盖子盖上，然后跟许多用手搬过东西的人一样，拍拍双手。

接着我走回驾驶座那一侧。座椅上只有那种全世界出租车司机都在用的、以木珠编成的椅垫，没有任何血迹。奥韦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心脏衰竭？脑出血？吸毒或其他什么玩意儿过量？我意识到像这样从外行人的角度去诊断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上车后我发现一件怪事——垫子上居然有残留的体温。那块垫子是父亲遗物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他是因为有痔疮才会用垫子，我则是生怕痔疮会遗传，所以用它来预防痛苦。我的屁股突然感到一阵疼痛，身体抽动了一下，膝盖撞到方向盘上。我小心地下了车，那种痛感不见了，但我刚才的确被什么东西刺到了。我弯腰盯着驾驶座，在昏暗的车内灯光下看不见任何异常的东西。有可能是马蜂吗？都已经到深秋了，不可能。我发现垫子上的珠子之间有个东西闪着光。我把身子弯得更低，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小的金属尖头冒了出来。有时候人脑进行思考的速度快到我们自己无法理解。这是唯一的解释，否则我怎么会在掀开垫子看到那个东西之前就有隐约的不祥预感，而心脏怦怦直跳。

没错，那东西的大小就跟一颗葡萄一样，而且是用橡胶制成的，就像格雷韦讲的那样。它不完全是球状，底部是一个平面，如此一来针头才会永远朝上。我把橡胶球拿到耳边摇了摇，听不到任何声音。我的运气真好，当奥韦·奇克鲁坐在橡胶球上面时，球里的所有物质都挤进他体内了。我揉揉屁股，看看身体是否有异状。我有点头晕，但是在搬运过同伙的尸体，并且被琥珀胆碱毒针——那极有可能是用来对付我的杀人武器——刺过后，任谁都会头晕吧？我感到自己在咯咯傻笑，有时候我一害怕就会这样。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笑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怒火。这真是令人不敢相信！我是否早该料到这一点，像克拉斯·格雷韦那种有暴力倾向的疯子本来就会想要除掉别人的丈夫？我用力踢着轮胎。一次，两次。我脚上那双约翰·罗布牌的鞋尖上出现了一道灰色痕迹。

但是格雷韦是怎么打开车门的？他究竟怎样……？

车库门打开了，走进来的人解答了这一切问题。

12　娜塔莎

狄安娜站在车库门口盯着我。显然她是在匆忙间穿上了衣服，还顶着一头乱发。她的声音很低，几近耳语。

“发生了什么事？”

我盯着她，脑海里也闪过同样的问题。而答案让我那已经破碎的心好似被碾成粉末。

狄安娜。是我的狄安娜。不会是别人干的，是她把毒药藏到垫子下面的，是她和格雷韦串通好的。

我手上拿着那颗橡胶球说：“我正要坐下去的时候，看到这根针从座位上冒出来。”

她接近我，小心地把那个杀人武器握在手里，明显非常小心翼翼。

她说：“你看到了这根针？”说话时完全没有掩饰那怀疑的口气。

我说：“我的目光很锐利。”不过，我想她听不出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算听得懂也不在意。

她看着那颗小球说：“幸好你没有坐上去。这到底是什么？”

没错，她玩得很专业。

我轻快地说：“我不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看着我，嘴巴大张，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空气。

“我……”

“怎么了，亲爱的？”

“我躺在床上，听见你往下走进车库，但是车子没有发动开走。我自然想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看来我还真没猜错。”

“嗯，真的没事啦，宝贝，只是一根小针而已。”

“亲爱的，那种针可能很危险欸！”

“是吗？”

“你不知道啊？你可能会感染上艾滋病、狂犬病这些个病毒。”

她向我靠过来，我看得出她这动作是什么意思，她的目光变得柔和，噘着双唇，接下来就要拥抱我了。但是她没有那么做，有什么打断了她，也许是我的眼神。

她说：“哦，天哪！”她低头看着那颗橡胶球，把它放在我从未用过、未来也不会去用的工作台上。然后她很快地跨一步过来，伸手抱住我，稍稍弓起背以缩短我们的身高差距，下巴搁在我的脖子一侧，左手抚摸着我的头发。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有点担心你。”

那感觉就好像被陌生人拥抱。此刻她给我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就连她的味道也一样。搞不好那是他的味道？真恶心。她的手在我的头发上慢慢地来回按摩，就像在帮我洗头，好像这一刻我的头发让她无比喜爱。我很想打她，用整只手掌打，如此一来我才能感觉到那种肌肤触碰，感觉那种痛苦与震颤。

但是我闭上了眼睛，任由她抚摸，任由她按摩、安抚和取悦。也许我是个很变态的人。

她似乎不想停下来，于是我说：“我要去上班了，我必须在十二点以前把人选呈报出去。”

但是她不愿放开我，最后我不得不挣脱她的拥抱。我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泪光。

我问她说：“怎么回事？”

但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狄安娜……”

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低语：“祝你今天顺利，我爱你。”

然后她就走出去了。

我想追出去，但没有动。安慰想要谋杀你的人？这根本就没有道理。这世上还有任何事有道理吗？于是我钻进车里，吐了一大口气，从后视镜里看自己。

我低声说：“活下去，罗格。振作起来，然后活下去。”

我把鲁本斯的画推进天花板里面，把衬垫合上，发动车子，听见车库门在我身后升起，倒车出去，慢慢地沿着弯曲的道路往下开向奥斯陆。

奥韦的车子就停在四百米外的人行道旁。很好，就停在那边吧，可能要几周后才会有人起疑，到时候已经开始下雪了，扫雪车也会来。让我更操心的事是，我车里还有一具等待处理的尸体。真荒谬，直到这一刻，过去我与奥韦合作时那些旨在预防突发情况的相处模式才完全发挥了效用。弃尸后，谁也不能把我们俩扯在一起。但是要丢在哪里呢？

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答案是位于格鲁莫的垃圾焚化厂。在此之前，我必须先找东西把尸体裹起来，然后直接开到焚化炉旁，打开后备厢，把尸体快速弄到焚化炉的传送带上，让它投入那噼啪作响的火海之中。我要冒的风险是旁边可能会有其他丢垃圾的人，尤其是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看管着焚化炉。要不找个偏僻的地方自己把它烧掉？但显然人的尸体很难被烧干净。我曾经读过，在印度葬礼上用柴堆焚烧尸体时，平均要十个小时才能烧完。还是，等狄安娜离家前往画廊后，我把车开回车库，将尸体摆在工作台上，然后用岳父送我的那把鸡尾锯处理它——他把那锯子当圣诞礼物送我，而我也看不出任何讽刺意味。等到把尸体肢解成适当的大小后，再用塑料袋把尸块跟一两块石头装在一起，从奥斯陆周遭森林中的几百个湖里挑几个出来，把塑料袋沉到湖底？

我用拳头捶了前额几下。我到底在想什么？干吗肢解尸体？首先，《CSI犯罪现场调查》的剧集我还没看够吗？迟早会有人发现尸体。只要哪里沾到一滴血，再加上岳父给的锯子上留下的血迹，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再者，我为什么要费力掩藏尸体？为什么不找一座偏僻的桥，把奥韦的尸体丢过栏杆就好？也许尸体会浮上河面被发现，但那又怎样？没有人会晓得我跟这起谋杀案有关，我也不认识什么奥韦·奇克鲁，就连“琥珀胆碱”这个名词怎么写我都不知道。

我最后的选择是茂瑞道尔湖。它距离市区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平日的早上不会有任何人在那里。我打电话给伊达还是欧达，说我今天会晚一点到。

我开车开了半小时，穿越几百万立方米的森林，令人震惊的是，在距离挪威首都这么近的地方，居然还有两个乡下人居住的落后村落。不过，那里的某条碎石小路上有一座我在寻找的那种桥。我把车停下，等了五分钟，举目可见可闻的距离内，都没有人、车或房屋，只有一阵呱呱的诡异鸟叫声。是乌鸦吗？总之是一种黑鸟。那座低矮的木桥下方一米有一处神秘的静水，水的颜色跟乌鸦一样黑。太完美了。

我走下车，打开后备厢。奥韦完全没动，姿势跟我把他塞进去时一样，脸朝下，手臂在身体两侧，屁股高高撅起。我最后环视一眼，确保四下无人，然后便动手了，快速而有效率。

令我讶异的是，尸体撞击水面时并未发出太大的声音，比较像是扑通一声，仿佛这座湖已经决定要成为我这桩邪恶差事的帮凶。我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着那片沉静而封闭的湖面，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想着想着，我似乎看到奥韦·奇克鲁起身看着我，泛绿的脸上双眼大睁，挣扎着露出湖面，一个嘴里还有烂泥、头发上都是水草的鬼魂。我心想自己需要喝一点威士忌才能平复情绪，此时那张脸真的就这样浮出水面，持续朝着我往上升起。

我发出尖叫。那具尸体也尖叫起来，那咻咻的声响似乎要吸走我身边空气中的氧气。

然后它又消失了，被黑色湖水吞噬。

我凝视着那一片黑暗。刚刚发生的事是真的吗？天哪，当然是真的，尖叫声的回音还在树梢缭绕。

我翻出栏杆，屏住呼吸，等待身体被冰冷的湖水淹没。一阵冷战从脚底钻上头顶，接着我发现自己站在水里，水深及腰，脚旁有东西在动。我把手伸进泥泞的湖水里，一把抓住那本以为是海草的东西，直到摸到其下的头皮，于是我往上拉。奥韦·奇克鲁的脸再度出现，他不断眨眼把水弄掉，然后又发出那种拼命呼吸的低沉咻咻声响。

我受不了了，那一刹那我只想松开他然后逃走。

但是我不能那样，对吧？

总之，我开始把他拖回桥梁尽头的湖畔。奥韦又失去了意识，我必须用力抬着他才能让他的头露出水面。湖底的软泥很滑，不断动来动去，好几次差点让我滑倒，而且也毁了那双名牌皮鞋。几分钟过后，我终于把我们俩都拖到湖畔，拖进车内。

我趴在方向盘上休息，喘个不停。

那该死的鸟呱呱叫着，似乎在嘲笑我们，我掉转车头朝着木桥的方向，然后开车离开了。

就像我先前所说的，我从来没有去过奥韦家，但我有他家的地址。我打开车内置物箱，拿出黑色的导航仪，输入街道与门牌号，差点撞上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导航仪经过一番计算，得出了行车距离。纯粹的分析，没有任何情感因素的介入。就连给出指引的那个温柔而克制的女声也完全不受此刻情况的影响。我告诉自己，现在我就该是那样，像一台机器一样做正确的行动，不要犯下愚蠢的错误。

半小时后我来到了那个地址，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奥韦的屋子又小又旧，在小街的最远端，屋后有一大片深绿色的云杉林。我在屋前台阶停下来，抬头打量那屋子，再次断定这丑陋的建筑物不是现代的作品。

奥韦坐在后座，那模样丑得要命，脸色灰白，而且全身都湿透了，不断滴着水。我在他的口袋里寻找钥匙，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整串。

我摇醒他，他用迷蒙的双眼盯着我。

我问他：“你能走路吗？”

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时他的下颌比平常更突出，让他看起来好像复活岛上的巨大石像，又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有几分相似。

我绕到车子另一边，把他拖出来，让他靠在墙上。我用尝试的第一把钥匙就打开了门，心想也许自己终于要转运了，然后开始拖他进去。

才拖到一半我又想起还有警铃。我当然不希望等一下这里被三城公司的保安人员包围，也不希望监控摄像头拍到我和半死不活的奥韦·奇克鲁在一起。

我大声对着奥韦的耳朵说：“密码是什么？”

他突然一颤，几乎从我怀里滑脱。

“奥韦！密码是什么？”

“嗯？”

“我必须在铃声大作之前把警报解除。”

他闭着眼睛口齿不清地说：“娜塔莎……”

“奥韦！振作起来！”

“娜塔莎……”

“我问密码是什么！”我用力甩了他一巴掌，他立刻睁大眼睛看我。

“我说了啊，你这浑蛋！娜塔莎啊！”

我放开他，冲到屋子前面时听见他倒在地上的声音。我发现藏在门板后的警铃——在这之前，我早就知道三城公司的技工惯于这么装设。一个小小的红灯正在闪烁，显示警报已被触发，进入倒计时。我输入那个俄罗斯妓女的名字。就在要按下最后的“a”字母时[3]，我突然想起奥韦有阅读障碍。天知道他会怎么拼那个名字啊！但是十五秒快要用完了，要问他也已经来不及。我按下“a”，闭上眼睛，做好心理准备。等了一阵子，我再度睁开眼睛，看见红灯已经不再闪烁。我舒了一口气，不敢想象刚刚有多么惊险。

等我回去时，奥韦已经不见了。我跟着湿漉漉的脚印，来到一个起居室。显然他把这里当作娱乐、工作、吃饭与睡觉的地方。总之，房间一边的窗户下有张双人床，另一边是一台挂在墙上的等离子电视，中间摆着茶几，上面是一盒还没吃完的比萨。靠在比较长的那面墙上的则是一张钳工台，钳上还夹着一支已经被锯短了的、显然他正在改造的霰弹枪。奥韦已经爬上床，躺在上面呻吟。我猜应该很痛苦吧。我根本不知道琥珀胆碱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靠过去问他：“你还好吗？”我踢到某个东西，那玩意儿在破旧的木地板上滚动，我低头一看，结果发现床边到处是空弹壳。

他呻吟着说：“我要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你上车以后坐到了一支装有琥珀胆碱的注射器。”

“琥珀胆碱！”他抬起头，怒目瞪我，“你是说那种叫作琥珀胆碱的毒药？我的身体里有他妈的琥珀胆碱？”

“嗯，但显然剂量不足。”

“不足？”

“不足以杀掉你。他一定是搞错了剂量。”

“他？是谁？”

“克拉斯·格雷韦。”

奥韦的头往枕头上倒下去。“妈的！别跟我说是你搞砸了！布朗，你把我们的事泄露出去了吗？”

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床脚。“才不是，车上会有针头是因为……因为另一件事。”

“除了我们搞了那个家伙一番，还会有什么鸟事？”

“我不想谈那件事，但是他想做掉的是我。”

奥韦号叫起来：“琥珀胆碱！我必须去医院，布朗，我要死了！你他妈的为什么把我带回来这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他对着床边小桌上的某个东西抬抬下巴——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塑料人偶，看起来像两个处于69式位置的女人，现在我才看出那是电话。

我吞了一口口水。“你不能去医院，奥韦。”

“我不能去？我一定要去！我都快要死了，你白痴啊，快死了！”

“你听我说。当他们发现你体内有琥珀胆碱的时候，一定会立刻打电话给警察的。这不是处方药，它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毒药，跟氢氰酸和炭疽是同一个等级。最后你一定会被克里波刑事调查部审讯的。”

“那又怎样？我不会露口风的。”

“你要怎么解释毒药的事？”

“我会想办法。”

我摇头说：“你根本一点机会也没有，奥韦。等到他们把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的审讯程序搬出来，你就没辙了。”

“啊？”

“你会崩溃的。你一定要待在这里，懂吗？反正你现在也好一点了。”

“你他妈懂些什么，布朗？难道你是医生吗？不是，你只是个猎头顾问，而且现在我的肺热得要命。我的脾已经爆掉了，再过一小时我的肾也会衰竭。我一定要去医院，现在就去！”

他要从床上起身，但是我跳起来，把他推回床上。

“听我说，我现在去冰箱里面找找看有没有牛奶，牛奶可以解毒，你到医院他们也是这样治疗你而已。”

“只会灌我喝牛奶？”

他又想要起身，但是我猛地把他推倒，突然间，他好像没了呼吸。他的眼球凹陷，嘴巴半张，头靠在枕头上。我弯下腰看着他的脸，确认他仍对着我呼出充满烟臭的气息，然后我开始在屋子里四处翻找任何可能会减轻他痛苦的东西。

我只找得到弹药，很多弹药。那个用红十字装饰，看来煞有介事的医药柜里面装满了盒子，从标签看来盒内都是九毫米口径子弹的弹匣。餐厅抽屉里面装的还是弹药盒，其中有些写着“空包弹”——过去在接受士官训练时我们都管它叫“红屁”，意思是没有弹头的弹壳。奥韦看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时总会开枪，他用的一定是这种子弹。变态的家伙。打开冰箱后，我看到一罐半脱脂鲜奶，此外同一层还摆着一把银光闪闪的手枪。我把它拿出来，枪把感觉好冰，钢铁材质上刻着型号：格洛克17式。我用手掂掂枪的重量，这枪没有手动保险机柄，枪膛里已经有一颗子弹了。换言之，一拿到枪就可以立刻射击，万一你在厨房遇到不速之客的话。我抬头往上看天花板的摄像头，这才明白，奥韦·奇克鲁这家伙远比我想象得更为偏执，或许他根本就是个偏执狂病人。

我把手枪跟那盒鲜奶都拿出来。就算没有其他意图，如果他不守规矩的话，至少我可以用那把枪控制他。

我转过墙角走进起居室，发现他已起身坐在床上，原来之前他是假装晕过去。他的手里正握着那个塑料裸女话筒。

“你们必须派一辆救护车过来。”他大声而且清晰地对着话筒说，同时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我。看来他之所以觉得自己能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另一只手里正握着一把我在电影里看过的武器，让我想到电影里那些犯罪事件、帮派火并与黑人互相残杀的情节。那是一把乌兹冲锋枪，一种用起来非常顺手的小型机关枪，但它可怕且充满杀伤力，被打到可不是好玩的。而且，他正拿枪指着我。

我大叫：“不要！别那样，奥韦！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警……”

他对我开火。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用煎锅做爆米花。我还有时间思考这个，我想到那声音就是我死掉时的背景音乐。我感觉腹部抵着什么东西，我往下看，看见喷出来的血液洒在手里的鲜奶盒上。白色的血？我这才知道实情跟我想的刚好相反——被打穿的是鲜奶盒。绝望之余，我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枪，扣下扳机，有点惊讶自己还举得起手枪。这一声枪响引发了我的满腔怒火：至少我这一声比那该死的乌兹枪有力。接着他那支以色列制的娘炮机关枪也静了下来。我把枪放下，却看到奥韦皱着眉头瞪着我，眉骨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极圆的黑洞。然后他的头往后栽，啪的一声闷响，倒在枕头上。我的怒气没了，眼睛眨了又眨，感觉视网膜上好像有一串不断跑过的电视影像。那影像像是在跟我说，奥韦·奇克鲁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13　甲烷

我脚踩油门在E6高速公路上飞驰，大雨不断打在奥韦那辆奔驰280SE的挡风玻璃和雨刷上。下午一点十五分了，在起床后的五个小时里，我先是毫发无伤地躲过我老婆的谋杀计划，然后把行窃搭档的尸体丢进湖里，又将他救起来，看他变得生龙活虎，再看到我那生龙活虎的搭档企图开枪杀我。然而我误打误撞，随便一枪就把他又变成了一具尸体，这次他死透了，而我也成了杀人犯，此时已在前往埃尔沃吕姆的路上。

大雨落在柏油路面上，雨水不断弹起，看来像奶泡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屈身靠在方向盘上，深恐没有看到路标，错过出口。因为我此刻要去的地方可是没有地址的，探路者的导航仪也无用武之地。

离开奥韦家之前，我唯一做的事就只是换上我在衣柜里找到的干衣服，然后一把抓起他的车钥匙，把他皮夹里的现金与信用卡拿走。我任由尸体躺在床上，没有动它。如果警铃被启动，那张床是屋里唯一不会被摄像头拍到的地方。我也把格洛克手枪带走了，因为把凶器带离犯罪现场似乎是挺合理的事。我还拿上了一串钥匙，那里面除了有他自家的钥匙，还有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埃尔沃吕姆郊外的那个小木屋，也就是平常我们会面的地点。那是个可以让人好好思考、做计划与幻想前景的地方。没有人会去那里找我，因为没人知道我居然有那种地方可以去。除此之外，那也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除非我想把洛蒂扯进这种事情里。而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鸟事？嗯，总之此刻就是我正被一个疯狂的荷兰佬追杀，而追踪刚好是这家伙的专业。还有，再过不久警察也会插手，如果他们比我料想的聪明一点的话。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故布疑阵。比如，我会换一辆车，因为辨认七位数的车牌号码还是比认人容易一点。离开奥韦的屋子时，我听到警铃发出哔的一声，意味着它已经自动启动，我开着他的车回了我的家。我知道格雷韦也许就在那里等我，所以把车停在离家尚有一段距离的边街上。我把湿衣服放在后备厢，从天花板衬垫里面拿出鲁本斯的画，放进我的文件包里，锁上车后走回停车处。奥韦的车仍然停在我稍早看到它的那个地方，上车后我把文件包摆在旁边的座位上，驱车前往埃尔沃吕姆。

前方出现一个岔路口。它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必须小心踩刹车，以免车子失控。现在能见度很低，路面湿滑，车子冲进路边树篱的概率很高，此刻我既不想见到条子，也不想扭伤脖子。

接着我就开进了乡间，一片迷雾中，四处是农田，路两边的原野起起伏伏，路面则渐渐变窄，而且更为曲折。我不得不开在一辆车身有锡格达尔厨具广告的卡车之后，轮胎溅起的水花洒在我车上，所幸下一个岔路口终于出现了，我可以开自己的路了。路面上的坑洞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农场则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接下来我看到了第三个路口，转进一条碎石子路。在第四个路口，我开进了一片荒野之中。大雨中，低垂的树枝不断擦过车身，宛如盲人的手指在陌生人的脸上摸来摸去，想认出那人长什么样子。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里，我用龟速前进，最后终于到了。它是这段路里我见到的第一所房子。

我戴上奥韦套头衫上的帽子，在雨中跑了起来，经过那座扩建部分盖得歪歪扭扭的谷仓。根据奥韦的说法，这都是因为屋主很小气：他是个与世隔绝的古怪农夫，叫作辛勒·欧，扩建谷仓时他没舍得花钱打地基，所以多年来那个部分不断一厘米一厘米地陷入泥土里。我自己从来没跟那该死的农夫讲过话，这种事都是奥韦在处理，但是我曾从远处看过他两三次，所以此刻我能认出农舍台阶上那个弯着腰的精瘦身影就是他，一只肥猫正用头蹭他的腿。天知道在这大雨中他怎么听得见有车子开过来。

我还没有走到台阶之前就高声搭话：“哈喽！”

他没回答。

“哈喽，欧！”我又叫了一遍，还是没回答。

我在台阶的底部停下来，在雨中等他回答。台阶上的猫往下朝我走来，而我则想到，猫不是都讨厌下雨吗？它有一双跟狄安娜一样的杏眼，靠在我身上磨蹭，仿佛我是它的老朋友。或者说，仿佛我完全是个陌生人。那农夫把他的来复枪放下来。奥韦曾跟我说过，欧实在很吝啬，所以他不愿意花钱买望远镜，而是用一把老旧来复枪上的望远镜瞄准器来看是谁来了。但是，同样也因为太吝啬了，他不会花大钱买弹药，所以我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想，他之所以有手持来复枪的习惯，也是因为不希望有太多访客。欧朝着栏杆外吐了一口口水。

“奇克鲁什么时候会来，布朗？”他的声音嘎吱嘎吱，像一扇没有上油的门，而且他说“奇克鲁”的时候好像把那三个字当成驱魔咒语似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但显然不是奥韦跟他说的。

我说：“他等一会儿来。我可以把车停在谷仓里吗？”

欧又吐了一口口水。“不便宜哦。而且那也不是你的车，那是奇克鲁的。他怎么过来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滑雪橇啊！多少钱？”

“一天五百。”

“五……百？”

他咧嘴笑说：“你也可以停在路边，不用钱。”

我从奥韦的钞票里抽出三张两百元，走上台阶，欧早就伸出他那只皮包骨的手等着了。他把钱塞进一个鼓鼓的皮夹，又吐了一口口水。

我说：“你可以等一下再找我零钱。”

他没回话，只是用力地把门甩上，然后走进屋子。

我把车倒进谷仓里，一片漆黑中我几乎撞上装有整排铁耙子的青贮装载机[4]。所幸装载机连在辛勒·欧那辆梅西·弗格森牌蓝色拖拉机后面，铁耙子是被架高的。所以我没戳破车子的后挡泥板或者轮胎，只是刮到后备厢盖的边缘，及时提醒我该停下来了，否则后挡风玻璃就会被那十根铁耙子戳穿。

我把车停在拖拉机旁，将文件包拿下来，在雨中冲向小木屋。还好没有多少雨能穿透浓密的云杉林，我走进那个简陋的小木屋时惊讶地发现头发还很干。本来我想生火，但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我采取了藏车的预防措施，生火冒烟让人知道小屋里有人恐怕不是个好主意。

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自己有多饿。

我把奥韦的牛仔夹克挂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橱柜里找吃的，最后翻出一罐上次奥韦跟我来这里时带来的炖肉罐头。抽屉里面没有刀，也没有开罐器，但是我设法用格洛克手枪的枪管把铁罐的盖子敲出一个洞。我坐下来，用手指把那些又油又咸的玩意儿掏出来吃掉。

然后我凝视窗外，看着雨落在树林中以及落在小木屋和室外厕所之间的那块小小空地上。我走进卧室，把藏有鲁本斯画作的文件包放在床垫下，躺在下铺开始想事情。我没能思考太久，一定是因为那天我的体内产生了太多肾上腺素，因为当我突然睁开双眼时，才发现自己睡着了。我看看手表，下午四点。我拿出手机，发现有八通未接来电。四通是狄安娜打的，她也许想扮演贤妻的角色，而其时格雷韦可能正从她身后靠在她的肩膀上，听着她问我究竟在哪里；有三通是费迪南打的，他或许是等着我告诉他把谁的名字提报出去，或至少指示他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探路者公司的那个职位。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没有立刻认出来，因为来电者已经被我从电话簿里删除了，但并没有被从我的记忆里与心里删除。在看到那个号码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待了三十几年，也交了许多学生时代的朋友、前女友、同事与有工作往来的伙伴，这个人际网络在Outlook里，只占到2MB的大小——而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严格来讲——我只来往了三周的女人。嗯……一个我搞了三周的女人。一个穿着像稻草人的棕色眼睛的丹麦女人，她回话时只说是或不是，名字也只有四个字。我们俩到底谁更悲哀？

我打电话到查号台，问了一个外国的电话。挪威国内大部分的电话总机都在四点就关了，很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公司的前台接待员都已经回家去了——根据统计数据，他们总是有生病的配偶需要照顾，挪威可说是世界上工时最短、医疗保健预算最高、国民请病假频率最高的国家了。霍特公司的总机人员接起了我的电话，语气自然无比。我不知道要找谁或哪个部门，只是碰碰运气。

“可以拜托你帮我转接新来的那个家伙吗？”

“新来的？”

“嗯，技术部的主管。”

“费森布尔克不算是新人了，先生。”

“对我来讲他还是。那么，费森布尔克在公司吗？”

四秒过后，我跟一个荷兰佬通上了电话——尽管已经四点零一分了，但他还在工作，而且声音听起来客气而精力充沛。

“我是阿尔发猎头公司的罗格·布朗。”这是真的。“克拉斯·格雷韦先生把你列为他的证明人。”这句是假的。

那个男人说：“嗯，”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丁点讶异，“在与我共事过的经理人里面，克拉斯·格雷韦是最棒的一个。”

“所以你……”我起了个头。

“没错，先生，我毫无保留地推荐他。他是探路者的绝佳人选，任何公司都应该录用他。”

我顿了一下，接着改变了主意。“谢谢你，芬瑟布尔克先生。”

“是费森布尔克。不客气。”

我把电话放进裤子口袋里。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捅了一个娄子。

屋外的雨不停地下着，因为没什么别的事可做，我拿出鲁本斯的画，在从厨房窗户照进来的光线下仔细研究它。猎人墨勒阿革洛斯以长矛刺进野猪的胸膛，脸上是狂怒的表情。我才发现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他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克拉斯·格雷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当然，是一个巧合，狄安娜曾跟我说过她的名字就来自一个执掌狩猎与分娩的罗马女神，女神在希腊神话里的名字则是阿耳忒弥斯。而且，就是阿耳忒弥斯派墨勒阿革洛斯去猎猪的，不是吗？我打了个哈欠，开始想象自己应该是画中的哪一个角色，直到我发现自己搞混了，事实正相反：阿耳忒弥斯派出的是那只野猪。

此时我注意到周遭有点不对劲，之前我因为太专心看画所以没注意到。我看着窗外，是声音变了——雨停了。

我把那幅画放回文件包，决定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我必须离开小木屋去买东西，处理一些事情，而我当然不信任辛勒·欧，他就是那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我环顾四周，注意到窗外的厕所。厕所的天花板是松散的木板搭成的。我穿越那一小块空地，心想出来之前应该把夹克穿上的。

那厕所是一个只有最简陋设备的小棚屋，四面墙是由木板搭成的，木板上的裂缝让它有了天然的通风设备。厕所里摆了一个木箱，中间锯了一个圆形的洞，上面盖着一个随便劈出来的方形木片。我从盖子上移开三个卫生纸已经用完的卷筒芯和一本封面照片是鲁内·鲁德贝里但眼睛部分已经被抠掉的杂志，然后爬上去。我踮着脚，把手伸长，想要去够横梁上的木板，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转了九百万次：为什么我没有长得再高一点？但我终究还是弄松了一块木板，把公文包塞进屋顶之下，然后把木板放好。我跨着站在马桶上，当我从木板之间的缝隙往外看的时候，整个人都冻结了。

外面一片死寂，只有下垂的树枝上偶有水滴滴落，发出声响。刚刚我没听见任何声音——没有细小树枝被碰断的声音，也没有脚踩在泥泞路面上的嘎吱声响，就连那只待在主人身边，与他一起站在森林边缘的狗，我也不曾听见它发出任何一声低鸣。如果我一直坐在小木屋里，就不会看见他们了，因为他们站在窗户视野的死角里。那只狗看起来满身肌肉虬结，像个被装上狗牙的拳击手，体形更小，但更为结实。容我再说一遍：我讨厌狗。克拉斯·格雷韦穿着一件迷彩纹的斗篷，戴着绿色军帽。他手里没拿武器，我只能猜测他的斗篷里面藏着什么。我觉得这里对格雷韦来讲可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地方，在这荒野里没有任何证人，毁尸灭迹对他来讲根本是小菜一碟。

主人与猛犬动作统一，好像同时遵从着一道无声的命令。

我的心脏因为恐惧而怦怦直跳，但还是忍不住入迷地看着他们动作有多快，多么悄无声息。他们从树林边缘出发，沿着小木屋的墙壁移动，然后毫不犹豫地进门，让门大开着。

我知道在格雷韦发现小木屋没有人之前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会发现椅背上的夹克，知道我就在附近。还有……妈的……那把在空炖肉罐旁边、放在料理台上的格洛克手枪。我想破了头，最后只得出这个结论：我无计可施，没有武器，没有可以逃跑的交通工具，没有应对计划，也没有时间。如果我冲出去，最多只要十秒钟，那只二十公斤重的尼德㹴犬就会追上来，我的头上也会多出一颗九毫米的铅弹头。简单来讲，我的脑袋像掉进下水道似的停摆了。就在快要陷入惊慌失措之际，我突然心念一转，生出一个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念头，只是停下来，退一步——退得“像掉进下水道似的”。

那只是一个主意，绝望时刻想出的极度恶心的主意。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它的了不起之处：那是我唯一的脱身之计。

我一把抓起其中一个卫生纸卷筒，塞在嘴里，感觉一下嘴巴能够闭多紧。接着我拿起马桶箱，一阵恶臭迎面扑来。下方是个一点五米深的粪槽，粪便、尿液、卫生纸与流进墙内的雨水全都在里面混合成黏稠的一团。如果想把粪槽扛到森林里去倒在坑洞里，至少要两个大男人才办得到，而且那差事简直像梦魇一般。毫不夸张。奥韦跟我曾经干过一次，接下来的三个晚上我一直梦见四溢的大便。显然欧自己也不愿干这种事：那一点五米深的粪槽都快要满出来了。这种情况……正合我意，就算是尼德㹴犬也只闻得到大便味。

我把马桶箱盖顶在头上，两只手撑在洞的两边，小心地下到粪槽里。

沉入一堆屎里，感受大便挤向身体时的轻微压力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我的头缩进洞口时，并没有碰到马桶箱上的圆洞。我的嗅觉应该因为已经承受不了那臭味所以暂时度假避难去了，只有泪腺在承受这种超越了极限的工作。最上面那一层是液态的，而且冰得要命，但下面其实相当温暖，也许是因为里面有许多化学作用正在进行中。我不是曾在哪里读过一篇文章吗，里面说这种粪坑里会产生甲烷这种气体？还有，如果吸入太多这种气体，人可能会死。此刻我已经可以站稳了，眼泪不断从我的双颊流下，鼻水也流个不停。我往后靠，确认那根卷筒是直挺挺朝上的，随即闭上双眼，试着放轻松，借此忍住想要呕吐的反射动作，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蹲。我的耳朵里塞满了大便，什么也听不见。我逼自己用卷筒呼吸，结果这方法奏效了。此时我的身子没必要继续往下了。当然，溺死在奥韦与自己的屎尿里，耳朵和口腔被粪填满是一种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死法，只不过我不想这么充满讽刺地死去。我想要活下来。

我似乎听见开门声从远处传来。

重头戏来了。

我感觉到沉重脚步带来的震动，跺脚声，然后静了下来。有肉垫的爪子的声音，是狗。马桶箱盖被打开了，我知道此刻格雷韦正盯着我看，看到我身体内，他正通过那个卫生纸卷筒的开口直看进我的内脏。我尽可能安静地呼吸，厚纸板做的卷筒已经变湿变软，我知道它很快就会起皱、裂开，然后垮下去。

我听见砰的一声。那是什么？

下一个声音就很清楚了。突然噗的一声，随后演变成嘶嘶……吱……肠子的排气声，最后渐渐变弱，为此圆满收尾的是一声舒服的呻吟声。

我心想，妈的。

错不了。几秒过后我听见东西落在水中的声音，我上仰的脸感觉到新增的重量。在这个当下，我觉得自己宁愿去死，但是那感觉并未持久。事实上还真吊诡，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活，但求生的意志也从不曾这么强烈。

呻吟声持续得更久了，显然他正在使力。绝对不能让他命中卷筒！一阵惊慌涌上我心头。我似乎无法透过卷筒吸取足够的空气。又是一声落水声。

我感到头晕，小腿的肌肉因为一直维持半蹲的姿势而疼痛。我稍稍挺直身子，脸浮出表面。我眨眨眼，发现自己正瞪着克拉斯·格雷韦毛茸茸的白屁股。而映在皮肤上的轮廓，是他的大……嗯，不只是大，应该说是巨器。虽然我怕死，但忌妒之情还是油然而生，我想到了狄安娜。就在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如果格雷韦没有先杀掉我，那我就会杀掉他。格雷韦站起身，光线从洞口射进来，我发现有什么事不太对劲，什么东西在流失。我闭上双眼，又让自己沉下去。我几乎快受不了那种头晕的感觉了，难道我甲烷中毒快死了？

片刻静默后，我心想，完事了吗？吸气吸到一半时，我发现突然间什么都吸不到了，空气被阻断了。本能占了上风，我开始窒息。我必须起来！我的脸浮出表面，听到砰的一声。我眨眨眼，上方一片漆黑。然后我听见沉重的脚步声，门被打开了，狗啪啪啪地走出去，门又关了起来。我把卷筒吐出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卷筒开口处被东西堵住了——格雷韦用来擦屁股的卫生纸。

我从粪槽里爬出来，透过木板的缝隙往外看，刚好看见格雷韦命令狗前往森林，而他自己则回到小木屋。狗朝着山顶的方向跑过去，我一直看着，直到它隐没于森林之中。就在那一刻，也许是因为我暂时松了一口气，得救的希望从我眼前闪过，所以我不自觉地哽咽了。我心想，不行，不要抱有希望，不要有所感觉，也不要被情绪干扰。去分析，拜托，布朗。快想啊，就像思考关于质数的数学问题一样，就像纵观棋局一样。好吧。格雷韦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里的？狄安娜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他从谁那里打听到的？没有答案。好吧。此刻我有什么选择？我必须逃走，而我有两个优势：快要入夜了，以及我全身上下沾满了大便，这味道就像我的保护色一样。但是我的头在痛，也越来越晕，而且我不能等天色全黑后再行动。

我沿着厕所外墙潜行，来到厕所后侧那片斜坡上。我蹲下来估算厕所与森林之间的距离。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前往谷仓，开车逃走。汽车钥匙在我的口袋里，不是吗？我伸手去掏，左边口袋里有几张纸钞、奥韦的信用卡，还有我家和他家的钥匙。我在右边口袋里摸到了手机，汽车钥匙就在下面，我松了一口气。

手机。

当然了。

基站会锁定手机信号。的确，但只能锁定某个范围，没办法确定我的具体位置，但如果挪威电信的基站发现我的手机在这里，可能的地点也不多，因为这里方圆一公里内，辛勒·欧是唯一一户人家。当然，这也意味着格雷韦在挪威电信公司的营运部门里有内应，但现在也没什么事能让我觉得意外了。我开始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费森布尔克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是在等我的电话，这证明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一切不可能是因为我、我老婆同一个好色的荷兰佬之间的三角恋。如果我想得没错，我已经惹上了连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大麻烦。

14　梅西·弗格森

我小心地从室外厕所的侧面探出头，朝小木屋看去。窗玻璃一片漆黑，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说他没有把灯打开。好吧，我不能待在这里。我等到一阵风吹过树丛时才开始狂奔。七秒后，我已经跑到了森林的边缘，隐身于树后。但那七秒几乎让我筋疲力尽，我的肺部很痛，头也在抽痛，自从老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我去游乐场玩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头那么晕。那是我九岁生日的当天，去游乐场是我的生日礼物，园里的游客除了我和老爸，只有三个用可乐瓶分享透明液体的半醉青少年。当时只有一个游乐设施是开放的，那是一台可怕的机器，功能显然就是要把小孩甩来甩去，甩到他们把棉花糖都吐出来，让父母为了安慰他们不得不再买来爆米花和汽水。为了让我玩这个机器，我爸暴躁地跟别人砍价，我不想拿自己的命来冒险，于是拒绝搭乘那摇摇晃晃的机器，但我爸坚持，还帮我系上看起来应该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带。此刻，二十五年过后，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同样脏兮兮、充满超现实风格的游乐场，里面到处弥漫着尿骚味与垃圾的臭味，而我怕得要死，一直想吐。

一条溪流在我身边汩汩流淌，我拿出手机丢进去——看你怎么继续追踪我，你这该死的印第安野人。然后我跑过森林松软的地面，朝农田的方向而去。松林里已经一片漆黑，但是因为没有其他植被，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林间路。不出三分钟，我就看到了农舍外面的灯光。我又继续往前跑了一小段路，以便在我跑出森林前能让谷仓大概处于我跟农舍的中间位置。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欧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要我解释清楚，接下来还会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

我朝着谷仓的门爬过去，打开门闩，推门进去，头好痛，肺也好痛。我在一片漆黑中眨眼，几乎看不见车子与拖拉机在哪里。甲烷对人体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会瞎吗？甲烷，甲醇，这两者一定有什么关联。[5]

我听到身后传来喘气声，还有动物肉掌踏地、几乎无法察觉的轻柔声响，然后那声音又消失了。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但来不及转身。它跳了起来。一切都静止了，就连我的心跳也停了。下一刻我往前跌倒，我不知道尼德㹴犬是否可以跳起来用利牙咬住中等个头的篮球手的脖子，只不过，也许我已经提过了，我不是个篮球手。所以，当剧痛传入我的大脑时，我向前跌去。狗爪抓伤了我的背，我听见肉被撕裂的声音，还有骨头被咬得嘎吱作响的声音。我的骨头。我试着要抓住那只畜生，但我的手脚不听使唤，仿佛脖子被利齿咬住后，脑部信息的传输也出了问题，脑部的命令就是无法往下传递。我肚子贴地趴着，连满口木屑也吐不出来。我的主动脉承受重压，大脑快要缺氧，视野渐渐变窄——我很快就要失去意识了。所以这就是我的死法，被一只丑陋的肥狗咬死。说得含蓄点，这真是令人沮丧啊。没错，这本是足以令人大怒的事情。我的头开始发热，一种冰冷的热传遍全身，传到指尖。一个愉悦的诅咒，以及一阵突然袭来的颤抖，让我迸发出向死而生的力量。

我任由狗咬着脖子，站了起来，让它像一条活生生的毛皮围巾似的垂在我背后。我踉跄打转，挥舞着双臂，但还是没办法抓住它。我知道这爆发出的身体能量是我孤注一掷搏来的最后机会，很快我就要不行了。我的视野此刻已经缩得跟007电影的片头一样小——不过在电影里那是故事的序幕，而在我这里则是尾声了，画面四周一片漆黑，只看得见小小的圆洞里有个穿着晚礼服的家伙拿着手枪对准你。透过那个小圆洞，我看见一辆梅西·弗格森牌蓝色拖拉机。我的脑袋中浮现出最后一个念头：我讨厌狗。

我摇摇晃晃，转身背对拖拉机，借着狗的重量让重心从脚趾移往脚跟，然后用力往后退。我跌倒了，我们撞在车后青贮装载机的整排锐利的铁耙子上。听到狗的毛皮被撕裂的声音，我就知道，就算我死，也拉上了一个垫背的。我的视野就此消失，世界变得一片漆黑。

我一定昏迷了一段时间。

我躺在地板上，瞪着那只狗张开的嘴巴。它的身体看来好像高悬在半空中，蜷缩成胎儿的姿势，背部被两根铁耙齿刺穿。我站起来，感到谷仓在旋转，我必须往旁边多走两三步路才能维持平衡。我把手按在脖子上，感到刚刚被狗咬出的伤口在流血。接着我发现自己濒临疯狂了，因为我没有立马上车，只是站在那里出神地凝视眼前的景象。我创造出一个艺术品——《狩猎卡吕冬㹴犬》。真美啊！特别是那死狗还张着嘴巴。也许它是因为惊吓而合不拢嘴，也许这种狗的死状就是这样。不管缘由为何，我喜欢这种愤怒而呆滞的神情，好像它除了狗命被终结了，还必须忍受这最后的羞辱，这种丢脸的死法。我想朝它吐口水，但嘴巴太干了。

结果我只是把汽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蹒跚地走到奥韦的奔驰车旁，开锁上车，转动钥匙启动引擎。没有动静。我又试了一次，踩下油门，车子就像死了似的。我透过挡风玻璃往外看，呻吟了一声，下车打开引擎盖。谷仓内一片昏暗，我很勉强才看到有两根电线被割断了，高高挺立着。我不知道它们有何功能，也许对发动汽车的小小奇迹而言是很重要的。该死的混血杂种，格雷韦你这王八蛋！我希望他还坐在小木屋里等我回去。但他一定已经开始纳闷他的狗到底怎么了。慢慢来，布朗。好吧，辛勒·欧的拖拉机是我离开这里的唯一交通工具了。但是它太慢了，格雷韦一定立刻就会再度追上我。所以我必须找到他开来的那辆车，他银灰色的雷克萨斯一定停在路边某处，然后用他对待奔驰的方式给他的车动手脚。

我快步走到农舍，心想欧很可能会走出来到台阶上——我可以看见前门并未紧闭，但是他并未出现。我敲敲门，把门推开。在门廊里我看见那把带着望远镜瞄准器的来复枪靠墙摆着，旁边有一双脏兮兮的橡胶鞋。

“欧？”

他的名字发音听起来根本就不像个姓氏，反而像是我要请求他继续讲故事似的。就某方面来讲，的确如此。所以我进屋后不断呼唤着他那愚蠢的单音节姓氏。我想我听到了一点动静，于是转身一看。我身上没有流光的那些血液好像冻结了。一个有两条腿的黑色怪物用跟我一样的姿势站着，在一片漆黑中那双眼睛看起来又白又大，正回瞪着我。我举起右手，它就举起左手。我举起左手，它就举起右手……是一面镜子。我松了一口气。大便已经干了，沾得我全身上下都是：鞋子、身体、脸，还有头发。我继续前进，推开起居室的门。

他正斜倚着摇椅，咧着嘴，笑容挂在脸上。那只肥猫在他的膝盖上，用跟狄安娜一样风骚的杏眼看着我。然后它站起来跳下来，猫掌轻轻着地，摇着尾巴朝我慢慢走来，然后突然停下。嗯，我身上可没有玫瑰或者薰衣草的香味。但是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它继续朝我走过来，一边发出低沉而诱人的呼噜声。猫真是一种懂得见风使舵的动物，它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新的供养者。懂吗？上一任已经挂了。

辛勒·欧之所以看起来咧着嘴，是因为嘴唇两侧有血痕往两边延伸。从一边脸颊裂痕伸出来的，是他那蓝黑色的舌头，我看得到他下侧的牙龈与牙齿。这个古怪农夫的模样让我想起早年电子游戏里面的“吃豆人”，但这咧到耳边的笑容不太可能是他的死因，因为他的喉咙上有一道X形血痕。他是被人从后面绞杀的，凶器是细尼龙绳或者铁丝。我一边喘息，脑袋一边快速地自动重建整个事发经过：格雷韦开车经过农舍，看到泥泞的空地上出现我的轮胎痕。也许他继续往前开，把车停在一段距离外，回来后往谷仓里看，确认我的车在里面。此时辛勒·欧一定是站在台阶上，多疑而狡猾的他先吐了口口水，在格雷韦询问我的行踪时，他只是给了个不着边际的答案。格雷韦给他钱了吗？他们一起走进屋里了吗？无论如何，当时欧一定还保持着戒心，因为当格雷韦从他身后把绞线套上去的时候，他还试着把下巴放低，如此一来绞线才没有绕在他的脖子上。他们挣扎了一阵，绞线滑到他的嘴巴上，格雷韦用力一拉，割裂了欧的脸颊。但是格雷韦很强壮，终究把那条致命的绞线绕在了绝望的老家伙的脖子上。沉默的证人，沉默的谋杀。但是格雷韦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直接用枪呢？毕竟，最近的邻居距离此地也有几公里远。也许是为了避免留下蛛丝马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他没有带枪。我低声咒骂了一句。现在他有枪了。我把格洛克留在料理台上，等于是发了一把新的凶枪给他。你真笨啊！

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只猫跑到我的两腿间。它伸着粉红色的舌头，不断舔着我从衬衫下摆滴落在地板上的血。我渐渐因为疲累而感到昏昏沉沉。我深深吸了三口气，我必须专心，要不停地思考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抗拒那足以令人麻木的恐惧。首先，我必须找出拖拉机的钥匙。我毫无头绪地在各个房间翻箱倒柜，在卧室里找到一个空的弹药盒，在玄关找到一条围巾，于是用它围在我的脖子上，打了个结，至少可以先止血，但是我没找到拖拉机的钥匙。我看看手表，格雷韦一定已经开始在想他的狗怎么了。最后我回到起居室，在欧的尸体前弯下腰掏他的口袋。钥匙在里面！钥匙圈上甚至还有“梅西·弗格森”的字样。我是赶时间，但现在可不能大意，不能犯任何错误。我的意思是当警方发现欧的尸体时，这里就变成了犯罪现场，他们会寻找DNA证据。我赶快跑进厨房，弄湿一条毛巾，到各个我去过的房间把我的血迹擦掉，还把我碰过、可能留下指纹的所有东西都擦了一遍。我站在门廊准备走时，注意到那支来复枪。会不会我真的开始走运，枪膛里有子弹呢？我一把抓起枪，凭印象给枪上膛，用力拉扯，听见枪栓还是叫枪槽之类的鬼东西发出咔嗒声，最后我终于打开了枪膛，在黑暗中，枪膛里的一点红色铁锈看起来特别明显。没有子弹。我听到声音，抬头一看，猫站在通往厨房的门槛上，用混杂着悲伤与责怪的眼神瞪着我：我不能就这样把它留在这里，对吧？我咒骂了一声，朝那毫不恋主的动物踢了一脚，它躲开后又急忙跑回了起居室。然后我把来复枪擦了擦，放回原位，走到外面，用力把门甩上。

拖拉机于轰隆声中被我发动了。当我把它开出谷仓时，它持续发出轰隆的声音。我压根儿没有想要去关门，因为我可以听见那辆拖拉机好像正在呼喊着：“克拉斯·格雷韦，布朗要逃走了！快点！快点！”

我踩下油门，开上来时的路。此刻四处一片漆黑，拖拉机的车头灯光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跳动着。我找不到那辆雷克萨斯轿车，它一定停放在这附近的某处啊！不，此刻我无法好好地思考，他有可能把车停在这条路上的更远处。我甩了自己一巴掌，眨眨眼，深呼吸，你不累，还没有筋疲力尽，就是这样。

我用力踩油门，轰隆隆的声音持续响个不停。要去哪里呢？离开这里就是了。

车头灯光变小，我的眼前又渐渐变暗，视野又变成一个小圆洞了，我很快就要失去意识了。我尽可能深呼吸，让脑袋多获得一点氧气。要保持恐惧与警戒，要活下去！

除了引擎单调的轰隆声，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音调较高的声音。

我知道那是什么，于是更加用力地握住方向盘。

那是另一辆车的引擎声。

后视镜里出现了灯光。

那辆车从后面以平稳的速度接近我。急什么呢，这荒野中只有我们俩，他有的是时间跟我耗。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一直在我后面，这样他就不会挡住我的路。我把车开到碎石路正中央，身体伏在方向盘上，尽可能降低被格洛克手枪击中的概率。我们开过了一个弯道，路突然变直变宽。接着我发现，格雷韦好像对这地区非常熟悉似的，早已加快速度与我并行。我把拖拉机向右靠，想要把他逼进水沟。但是拖拉机太慢了，他已经先开了过去，反而变成了我正朝着水沟驶去。绝望之余，我猛地往回打方向盘，拖拉机在碎石路上打滑。我还在路上，但是我的前方闪着蓝光，或者是两道红光。从车上的刹车灯看来，他已经停下了。我也停了下来，但是让引擎怠速，我不想在这该死的原野上像一只笨羊一样被干掉。此刻我唯一的机会就是让他下车来，我从他身上碾过去，用庞大的前轮把他轧平，让他像姜一样被啪的一声轧碎，成为轮下的冤魂。

驾驶座的门打开了。我用脚尖踩了一下油门，想感觉一下引擎的反应能有多快。并不快。我头晕目眩，视线又开始模糊，但是可以看见有人下车朝我走来。我看准目标，同时努力保持清醒。是个高高瘦瘦的人。高高瘦瘦？格雷韦并不是高高瘦瘦的。

“辛勒？”

我用英文说道：“什么？”尽管我爸总是灌输我一个观念，说我应该用“抱歉，可以再说一遍吗？”“对不起，先生”或是“这位女士，我可以为你效劳吗？”来回话。我几乎瘫倒在座位上了。过去他总是禁止我妈让我坐在她的膝盖上，说这样会让孩子变得软弱。爸，你看我现在怎样？我变软弱了吗？爸，现在我可以坐在你的膝盖上了吗？

黑暗中传来一阵美妙的人声，讲的是挪威语，音调像在唱歌，但带着犹豫的语气。

“你是从……嗯……从收容中心来的吗？”

我重复了一遍：“收容中心？”

他已经走到了拖拉机旁，我仍然趴在方向盘上，朝旁边瞥了他一眼。

他说：“哦，抱歉。你看起来像是……嗯……你刚刚跌进堆肥里面了吗？”

“我是出了一点意外，没错。”

“我看得出来。我把你拦下来是因为我认出这是辛勒的拖拉机，也因为有一只狗挂在车尾。”

还说要集中精神呢，哈哈，我已经完全忘记那只该死的狗了，你听见了吗，老爸？我脑部的供血不太够。太多……

我的手指失去了知觉，我看着自己的手从方向盘上滑落，然后我就昏了过去。

15　会客时间

醒来时，我在天堂。周遭的一切都是白的，我躺在云端，有个天使低着头用温和的眼神看着我，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点点头，她说有人想跟我谈一谈，但是不急，他可以等。嗯，我心想，他可以等。因为，等到他听见我的所作所为，会当场把我丢下去，把我逐出这柔软舒适的白色天堂，我会不断坠落，直到我摔到我应该去的地方——铁匠的工坊，待在那冶炼的房间里，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永远浸泡在强酸中。

我闭上双眼，低声说我现在还不想被打扰。

那个天使同情地点点头，把四周的白云拉得更靠近我，在木鞋的咔嗒声中远去、消失。她关上门之前，走廊上的人声传进了我的耳中。

我摸了摸颈部伤口周围的绷带，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片段的记忆。包括站在我眼前的那个高瘦男人的脸，一辆车在蜿蜒的路上以高速奔驰，我在车后座，两个穿着白色护士服的男人把我抬上担架。还有冲澡。之前我曾趴着冲澡，舒服美好的热水，然后我又昏了过去。

此刻我很想一直这样下去，但我的大脑告诉我这只是暂时的，时间的沙漏还在流，地球仍旧照常运转，而事件的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他们刚刚决定再等一下，于是暂时屏息以待。

好好想想。

是啊，想事情令人头痛，打消念头、放弃、顺从命运的牵引就容易多了。不过那些琐碎的蠢事真的很容易让人火大。

所以还是得好好想想。

在外面等我的不可能是格雷韦，也许是警察。我看看手表，早上八点。如果警察已经找到辛勒·欧的尸体，把我当成嫌疑人，他们不可能只是派一个人在外面客气地等我。也许是个警官，只想问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因为我把拖拉机停在路中间，也许是……也许我希望是警察，也许我已经受够了，也许我应该对他们和盘托出。我躺在那里感受自己的情绪反应，我感到自己心里出现一阵笑声。没错，一阵狂笑！

在那一刻门打开了，走廊上的声音传进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来，他正看着写字板上的东西。

他抬起头，带着微笑问我：“被狗咬伤的吗？”

我立刻认出了他。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起来，只剩我们两个。

他低声说：“抱歉，我们不能继续等下去了。”

那件医生的白大褂还真适合克拉斯·格雷韦。天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天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只知道我的手机已经沉到溪底了。但是老天爷跟我都知道接下来我会面临什么。好像要证实我所担心的事似的，格雷韦把手塞进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我的手枪，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奥韦的手枪。令人更痛苦的准确说法是：一把装着九毫米铅弹的格洛克17式手枪，其弹头的冲击力足以令人类的组织瓦解碎裂，因为铅弹头会带走远比自身大小多得多的肌肉、骨头与脑浆，在它穿透你的身体之后，会在你身后的墙面留下一片模糊的血肉，简直就像巴纳比·弗纳斯的作品一样。他把手枪枪口对准我，据说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嘴巴会变干，的确如此。

格雷韦说：“罗格，希望你不介意我用你的手枪。我来挪威时并没有带自己的枪，如今坐飞机要带武器实在太麻烦了。总之，我没有料到……”他把双手一摊，“这种状况。靠弹头也没办法追查到我身上，不是吗，罗格？”

我没回答。

他又问了一遍：“不是吗？”

“为什么？”我开口问他，声音就像沙漠里的风一样粗糙。

克拉斯·格雷韦用一种听得津津有味的表情等我继续说下去。

我低声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只因为一个你认识了五分钟的女人？”

他抬了抬眉头。“你是指狄安娜吗？你知道她跟我……”

为了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插嘴说：“没错。”

他咯咯笑道：“你是白痴吗，罗格？你真的以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吗？”

我没说话。那的确是我曾经所想。但不可能，不可能只是因为人生、情感、爱人这些无关痛痒的主题。

“狄安娜只是我达成目的的手段，罗格。我利用她接近你，因为我的第一个鱼饵没让你上钩。”

“接近我？”

“没错，就是你。自从我们知道探路者要聘一个新的执行总裁以来，这件事我们已经筹划了四个多月。”

“我们？”

“猜猜看是谁。”

“霍特公司？”

“还有刚刚买下公司的美国老板。老实说，当他们今年春天找上我们的时候，公司在财务上的确是有点吃紧。所以，为了一个表面上看来像收购、实际上是解救我们公司的交易，我们必须答应他们两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把探路者也交给他们。”

“把探路者也交出去？怎么交？”

“用你我都知道的方法，罗格。尽管名义上公司的决策者是股东与董事会，但实际上管事的人是执行总裁。公司要不要卖，卖给谁，终究是取决于执行总裁。我领导霍特的方式是故意让董事会得知很少的信息，让他们感受到最强烈的不确定性，如此一来，他们会一直选择相信我。不过我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不管发生什么事。如果能够获得董事会的信任，每一个厉害的领导者都有办法操纵、说服一群信息不足的股东帮自己做事。”

“你说得太夸张了。”

“是吗？就我所知，你能吃这行饭就是靠做这种事，对那些所谓的董事耍嘴皮子。”

当然，他说得没错。而这也证实了我的怀疑：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霍特公司的费森布尔克先生会毫无保留地推荐格雷韦出任最大竞争对手的执行总裁？

“所以霍特想要……”我开口说。

“没错，霍特想要收购探路者。”

“因为美国人将它作为帮你脱困的附带条件？”

“霍特的股东收到的钱会一直冻结在户头里，直到我们完成收购的任务。当然啦，我们现在说的一切都还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

我慢慢地点头说：“所以，说什么你为了抗议新来的美国老板而辞职，其实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让你成为一个探路者可以信赖的执行总裁人选？”

“没错。”

“而你一当上探路者的执行总裁，就会用强制手段将公司弄到美国人手里？”

“我不确定这叫不叫‘用强制手段’。过几个月，等探路者发现他们的科技对霍特来讲已经不是秘密后，他们就会看出自己独立运作没有成功的机会，合作才是让公司继续发展的最好方式。”

“因为你将会偷偷把这项科技泄露给霍特公司？”

格雷韦露出冷笑，他的脸色跟绦虫一样白。“是这样没错，就像我说的，这是完美的联姻。”

“你是说完美的逼婚吧？”

“你爱怎么说都行。但是，把霍特跟探路者的科技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可以抢下西半球卫星定位系统的所有国防应用合约。除此之外，还有两三个东方国家……这是值得耍点操控手段吧，难道你不同意吗？”

“所以你计划让我帮你得到那个职位？”

“无论如何，我本来就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人选，你不觉得吗？”格雷韦已经站到床脚的位置，把枪举到腰际，背对着门，“但是我们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很快查到他们把招聘工作交给哪些公司，接着做了一点研究。结果你在这一行还小有名气呢，罗格·布朗。大家都说，如果是你推荐的人选，一定会被接受。你的确有些了不起的成绩，所以，我们当然想要通过你来进行。”

“我很荣幸。但是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探路者联系，说你有兴趣？”

“拜托，罗格！我的前公司是以股权收购闻名的大灰狼，你忘了吗？如果我直接找上门，他们一定会有所警觉的。必须由他们来‘发掘’我才行。例如，由某个猎头专家找到我，并且劝我接受职务。唯有用这种方式进入探路者，他们才会觉得我值得信赖，没有不良意图。”

“我懂了。但是为什么要利用狄安娜？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我？”

“你是在装傻，罗格。如果我直接找你，你一定也会怀疑的，你绝对会对我敬而远之。”

他说得没错，我是在装傻。不过他是真的傻，对自己那了不起的贪婪计划感到自豪，所以忍不住站在那里自吹自擂，直到有人从那扇该死的门走进来。一定有人会来吧？天哪，我可是个病人啊！

我说：“克拉斯，你把我和我的工作想得太高尚了。”这家伙应该不会杀掉一个直呼其名的人吧，我心想，“我选择的人都是我认为会被聘用的人，而他们不见得是对公司最有利的人选。”

“真的吗？”格雷韦皱眉说，“就连你这种水准的猎头顾问也这么无视道德标准吗？”

“我猜你对猎头顾问不太了解。你不应该把狄安娜牵扯进来的。”

对此格雷韦似乎觉得很好笑。“是吗？”

“你怎么钓上她的？”

“你真的想知道，罗格？”他已经把手枪稍稍抬高，他要瞄准眉心吗？

“想得要死，克拉斯。”

“那就如你所愿，”他又稍稍把手枪放下，“我去她的画廊逛了几次，买了一些作品，都是她推荐的，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邀请她出去喝咖啡。我们谈天说地，聊一些非常私密的事，就像能够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的陌生人那样，还聊到了婚姻问题……”

“你们聊我跟她的婚姻问题？”话就这样脱口而出。

“是的，没错。毕竟我已经离婚了，所以我可以对她充满同情。例如，我能理解为什么狄安娜没办法接受丈夫不愿生小孩的事实，她明明是个漂亮、成熟而且健康的女人。她也不能接受丈夫居然劝她去堕胎，只因为小孩有唐氏综合征。”格雷韦笑着，那张嘴咧得就像摇椅上的欧一样开，“特别是我自己也很爱小孩。”

此刻血液和理智都从我脑袋中流走了，我只剩下一个想法：杀掉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你……你跟她说你想生个小孩？”

格雷韦静静地说：“不是，我说的是，我想要跟她一起生个小孩。”

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控制自己的声音。“狄安娜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骗子而离开我，像……”

“我带她去那所公寓，给她看我那幅所谓鲁本斯的画作。”

我迷糊了。“所谓？”

“没错，那幅画当然不是原作，只是来自鲁本斯那个时代非常相似的仿作。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人觉得它是真画。小时候我住在这里时，外祖母把它拿出来给我看。抱歉，我骗你说它是真画。”

这个消息本应该对我产生一些影响，但我已经难过到了极点，所以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个消息，同时我意识到格雷韦还没发现那幅画已经被调包了。

格雷韦说：“不过，那幅画还是发挥了作用。当狄安娜看到她以为是真迹的鲁本斯画作时，当下一定做出了结论——我不只可以给她一个孩子，还可以让她和孩子过得非常好。简单来讲，就是让她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而她……”

“当然，她就同意帮她未来的丈夫取得执行总裁的职位了，以便他能拥有可以带来金钱的社会地位。”

“你的意思是……那天晚上在画廊里……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

“当然。只不过我们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地达成目标，狄安娜打电话给我说你已经决定不推荐我……”他用戏剧性且充满讽刺的方式翻了一下白眼，“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震惊吗，罗格？你知道我有多失望、多愤怒吗？我就是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罗格，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你了？”

我用力吸了一大口气。荒谬的是，他看来好轻松，好像他有的是时间，不急着朝我的头颅、心脏，或者任何他想好的地方开枪。

我说：“你太矮了。”

“你说什么？”

“所以是你让狄安娜把那颗装有琥珀胆碱的橡胶球放在我车上的？她是想要把我弄死，让我没机会写下不利于你的报告？”

格雷韦皱眉道：“琥珀胆碱？真有趣，你居然相信自己的妻子会为了小孩和一大笔钱而犯下谋杀的罪行。就我的了解，你也许没说错。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让她那么做。橡胶球里面是克太拉与多美康的混合液，是一种发作极快的麻醉药，事实上药效强到有一定的风险。我们的计划是把早上要去开车的你弄昏，由狄安娜开车把你载到某个约定的地方。”

“什么地方？”

“一栋我租的小木屋。事实上，与昨晚我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你的那栋木屋有几分相似。不过房东比较讨人喜欢，也没那么喜欢问东问西。”

“而一旦到了那里，我就会……”

“被我们劝上一劝。”

“怎么劝？”

“你也知道的。连哄带骗，如果有必要，还会稍带威胁。”

“用刑拷问？”

“用刑的确有其乐趣，但是，首先我痛恨让别人承受身体的痛苦。其次，在过了某个阶段之后，用刑的功效会变得没有大家想得那么高。所以说，不会，我没真的想过用刑，只想让你尝尝那滋味，足以让你生出那种对疼痛无法控制的深深恐惧就行了。这恐惧人人都有，懂吗？会让你乖乖听话的不是疼痛，而是恐惧。正因如此，那些最厉害最专业的审讯者，都只稍微用足以引发恐惧联想的刑罚……”他笑起来，“……至少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手册是这样。比你采用的那种联邦调查局的审讯程序还管用，是不是，罗格？”

我可以感觉到喉咙处绷带下的皮肤在出汗。“你本来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本来我们想逼你写一份我们想要的报告，在上面签名。我们甚至想过要贴张邮票帮你寄出去。”

“如果我拒绝呢？继续用刑吗？”

“我们还有人性，罗格。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们只会把你留在那里而已，直到阿尔发公司把写报告这件差事交给你的同事去做，也许是费迪南——那是他的名字吧？”

“费迪。”我咬牙说道。

“一点也没错。而且他似乎很看好我。探路者的董事长跟公关经理也是。这跟你的印象一致吗，罗格？你不觉得基本上阻止我的就只有一纸负面的评估报告吗？而且只会出自你罗格·布朗之手。你会非常庆幸我们并没有理由伤害你。”

我说：“你在说谎。”

“有吗？”

“你根本没打算让我活下去。你有什么理由在事后还放我走，为此承担被揭发的风险？”

“我可以用一大笔钱收买你，你可以永远不愁吃穿，永远保持沉默。”

“遭到背叛的丈夫并非理性的合作伙伴，格雷韦。这你也知道。”

格雷韦用枪管蹭着下巴。“这倒是真的。没错，你说得对。我们很有可能杀掉你，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透露给狄安娜的计划。而且她也相信我。”

“因为她想杀我。”

“雌激素让你变盲目了，罗格。”

我想不出自己还可以说些什么。到底为什么还没有人……

格雷韦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说：“我在衣柜里发现这件外套时也看到了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想每当病人在使用便盆时，他们就会把那牌子挂在外面。”

此时他直接拿枪管指着我，我看到他的手指在扳机前弯曲。他没有把枪举起来：显然他打算直接从腰际开枪，在那些四五十年代的黑帮电影里，詹姆斯·卡格尼都是这样开枪的，而且荒谬的是居然还百发百中。遗憾的是，直觉告诉我，克拉斯·格雷韦就是那种可以用荒谬姿势开枪的神枪手。

格雷韦说：“我想，你本来就不应该被打扰。”他已经眯起一只眼，准备砰的一声干掉我，“毕竟，死亡是一件挺私人的事情，不是吗？”

我闭上双眼。一直以来我都是对的：我已经在天堂里了。

“抱歉，医生！”

声音从房外传进来。

我睁开双眼，看见三个男人站在格雷韦身后，就在门口附近，门在他们身后轻轻地关上。

穿便服的那个说：“我们是警察，事关凶杀案，所以我们顾不上门外的牌子。”

我看得出来，事实上，来拯救我的这位天使跟刚才说到的詹姆斯·卡格尼还有几分相像。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他身上那件灰色雨衣的关系，或者是我受到了药效的影响。他那两个同事都身穿带有格纹反光带的黑色警察制服（让我联想到跳伞装），简直像是双胞胎，肥得跟猪一样，高得像两栋楼。

格雷韦身体一僵，他没有转身，只是凶狠地看着我。此时他还是用枪指着我，三个警察的视线被挡住了，看不到枪。

便衣警察说：“我们没有因为这个小小的谋杀案打扰到你吧，医生？”他觉得这白衣男人好像完全不想搭理他，所以压根儿不想掩藏恼怒的表情。

格雷韦说：“完全不会。”他还是背对着他们，“我跟病人这边已经处理好了。”他把白大褂往旁边拉开，将手枪插在腰带上。

“我……我……”我本想说话，但被格雷韦给打断了。

“放轻松，我会让你妻子知道你的状况。别担心，我们会确保她没事，明白了吗？”

我眨了几次眼睛。格雷韦从床边弯下腰，拍拍我盖着羽绒被的膝盖。

“我们会温柔一点的，好吗？”

我默不作声地点点头。一定是药效的关系，毫无疑问，否则怎么会有这种事？

格雷韦露出微笑，站起身来说：“还有，狄安娜说得没错，你的发质真的很棒。”

格雷韦转过身，低头看着写字板上面那张纸，经过三个警察身边时低声对他们说：“他交给你们了。”

门关上后，像詹姆斯·卡格尼的那家伙走上前对我说：“我叫松讷。”

我慢慢地点点头，同时感觉到绷带卡到我喉咙上的皮肤。“你来得刚刚好，松德。”

他严肃地复述：“松讷，结尾是d[6]。我是调查谋杀案的，奥斯陆的克里波派我过来的。克里波是……”

我说：“犯罪调查部门，也就是重案组，我知道。”

“很好。这两位是埃尔沃吕姆警局的安德利·蒙森与艾斯基·蒙森。”

我打量了一下，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像海象一样巨大的双胞胎，身穿一样的制服，还留着同样的八字胡。毫无疑问，很多人是为了钱才干警察的。

松讷说：“首先，我要宣读一下你的权利。”

我大叫：“等一等！这是什么意思？”

松讷扯出一个疲倦的微笑，说：“意思是，奇克鲁先生，你被捕了。”

“奇……”我把想说的话忍住。松讷手上挥着一个看起来像信用卡的东西。一张蓝色的信用卡，奥韦的卡，从我口袋里拿出来的。松讷怀疑地抬起一边眉毛。

“妈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抓我？”

“因为辛勒·欧的谋杀案。”

我瞪着松讷，听他用自己日常讲话的方式——而不是用美国电影里主祷文似的冗长废话——跟我做说明，我有权聘请律师，也有权保持缄默，最后，他说道，主治医师允许他等我清醒以后把我带走。毕竟，我只是在颈部后面缝了几针而已。

没等他做完说明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很乐意跟你们走。”

16　零一号巡逻车

结果我发现，医院的地点在距离埃尔沃吕姆有一段路程的乡间。看着那一栋栋床垫似的白色建筑物在我们身后消失让我松了一口气，而举目所及都看不见那辆银灰色雷克萨斯轿车更是令我宽心不少。

我们搭乘的是一辆老旧但保养得不错的沃尔沃轿车，从它那轰隆隆的悦耳引擎声听来，我怀疑它被重新烤漆变成警车之前，应该是一辆马力强大的改装车。

我从后座问他们：“我们在哪里？”当时我被夹在安德利·蒙森与艾斯基·蒙森两人魁梧的身体之间。我的衣服——应该说奥韦的衣服已经被送去干洗了，但有个护士拿了一双网球鞋和一套衣服给我，一套上面印有医院缩写的绿色运动服，还特别强调务必把衣服洗好后归还院方。还有，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钥匙跟奥韦的皮夹还给我了。

松讷说：“海德马克郡。”他坐的位置是副驾驶，也就是有美国黑人帮派背景的人所谓的“霰弹枪位置”。

“那我们要去哪里？”

“干你屁事！”那满脸疙瘩的年轻司机对我咆哮，从后视镜狠狠地瞥了我一眼。烂条子。他穿着背后印有黄色字母的黑色尼龙夹克。埃尔沃吕姆KO-DAW-YING俱乐部。我猜那应该是某种刚刚发展起来，但源自古代的神秘武术。他下颌两侧的肌肉之所以会如此发达，应该是因为他早已养成嚼口香糖的习惯。这面疱小子瘦得厉害，肩膀很窄，以至于他把两只手都摆在方向盘上时，双臂形成了V字形。

松讷低声说：“看路。”

面疱小子嘟囔了两句，怒目看着那条穿越如松饼般平坦的农地的笔直柏油路。

松讷说：“我们要去埃尔沃吕姆的警察局，奇克鲁。我是从奥斯陆过来的，今天会审讯你，有必要的话明天、后天继续。我希望你是个明理的家伙，因为我可不喜欢海德马克郡这个地方。”他用手指头咚咚地敲着安德利因为后面太挤而刚刚递到前座给他的旅行袋。

“我是个明理的人。”说话时我觉得双臂快失去知觉了。那对双胞胎兄弟的呼吸极有节奏，这意味着我好像一管蛋黄酱似的，每四秒钟就会被挤一下。我考虑要不要请他们其中一个人调整一下呼吸节奏，但打消了念头。不过，与格雷韦用手枪指着我的时候相比，此刻我觉得自己安全多了。这让我联想到小时候，每当妈妈生病时，我爸就必须带我去上班，因此我必须坐在大使馆的豪华轿车后座，夹在两个严肃但是客气的大人之间。大家的穿着都很优雅，但最优雅的是我爸，他头戴司机帽，优雅而有风度地开车。事后我爸会买冰激凌给我，说我表现得像个小绅士。

无线电发出沙沙声响。

“嘘……”面疱小子打破了车里的沉寂。

一个带着鼻音的女人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所有巡逻车请注意。”

“也只有两辆巡逻车。”面疱小子嘟囔着，同时把音量调大。

“艾格蒙·卡尔森报案说他的卡车和后面的拖车都被偷了……”

接下来的无线电信息被淹没在面疱小子跟蒙森双胞胎的大笑声里。他们笑得身体抖动，我好像被按摩似的，觉得很舒服。我想应该是因为药效还在吧。

面疱小子拿起对讲机说话：“卡尔森的声音听起来是清醒的吗？完毕。”

那个女人回答：“不是，不怎么清醒。”

“那他肯定又酒驾了，而且还忘了这档子事。打电话到班塞酒吧去，我敢打赌，车一定停在酒吧外。那是一辆十八轮大卡车，侧面是锡格达尔厨具广告。完毕，通话结束。”

他把无线电对讲机放回去，我可以感觉到车里的气氛明显变得轻松了，所以我趁机发问。

“我想一定是有人被杀了，但是我可以问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他们沉默以对，但是从松讷的姿势来看，我知道他在想怎么回答。他转身面对后座，双眼看向我：“好吧，我们就这样很快地把这件事解决了也好。我们知道是你干的，奇克鲁先生，而且你是没办法脱罪的。你听我说，我们找到了尸体与犯罪现场，还有一件能把你跟两者都联系在一起的证物。”

本来我应该感到震惊和害怕，应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停了一拍，或者心头一沉——总之，就是当警察得意扬扬地跟你说他们有证据可以把你一辈子关在监狱里时，任何人都该有的那种反应。但是我完全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并没有听到一个语气得意扬扬的警察，我听到的是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第一步，正面交锋。或者，套句手册里的话：警探在审讯一开始就让对方清清楚楚，警方什么都知道了。用词应该是“我们”与“警方”，而非“我”。应该说“知道”，而非“相信”。要扭曲受审讯者的自我形象，因此如果对象是身份地位低下的人，要称其“先生”，而对身份地位高的人则直呼其名。

松讷继续说：“还有，这句话你知我知就好。”他刻意压低声音，听起来显然是要我以为他说的是个秘密，“我听说啊，辛勒·欧死了也罢，就算你不用绳子勒死那个老浑球，很可能别人也会。”

我想打哈欠，但忍住了。第二步，将嫌疑人的罪行合理化，借此对其表达同理心。

我没有回话，松讷继续说：“好消息是，如果你快一点招供，我可以帮你减刑。”

哦，我的天哪！明确的承诺！这是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绝对禁止的，这种法律上的陷阱只有最绝望的警探才会使用。这家伙是真的想要离开海德马克，赶快回家。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犯案呢，奇克鲁？”

我凝视着车窗外，到处是原野与农田。原野，农田。原野，小溪，原野。催眠效果还真强。

“喂，奇克鲁？”我听见松讷的手指不停敲着他的旅行袋。

我说：“你在说谎。”

他的手停了下来。“你再说一遍。”

“你在说谎，松讷。我根本不知道辛勒·欧是谁，而且你没有我的把柄。”

松讷嘎嘎笑了两声。“我没有？那说说看过去二十四小时你在哪里？行行好吧，奇克鲁！”

我说：“我考虑一下，但你要先跟我说说这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面疱小子不屑地说：“揍他啦！安德利，打……”

“闭嘴！”松讷平静地说，接着他转头面对我，“为什么我应该跟你说呢，奇克鲁？”

“因为，如果你说了，也许我就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闭嘴一直到我的律师过来，从奥斯陆过来。”我看见松讷抿起嘴，于是又加了一句，“运气好的话，明天会到吧……”

松讷歪了歪头，仔细打量我，仿佛我是只昆虫，他正在考虑是收藏起来还是随手捏死。

“好吧，奇克鲁。这一切的起因是坐在你身边的家伙接到一通报案电话，说有一辆拖拉机被乱停在路中间。他们还发现有一群乌鸦聚集在后面的青贮装载机上面吃午餐，它们三两下就吃掉了那只狗的肉。那是辛勒·欧的拖拉机，但是我们打电话过去时，他当然没有接听，所以警方派了一个人过去看看，发现他的尸体被你留在摇椅上。我们在谷仓里发现一辆引擎被破坏的奔驰车，用车牌号码追查到你，奇克鲁。最后，埃尔沃吕姆警局想出那条死狗跟一通来自医院的普通报案电话有关，因为有个全身沾屎、神志不清的住院病患身上有严重的狗咬伤痕。他们打电话过去，值班护士说那家伙正昏迷不醒，但是他的口袋里有一张持卡人姓名是奥韦·奇克鲁的信用卡。然后，咻的一下——我们就在这里了。”

我点点头。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了，但格雷韦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这个问题在我的脑袋里转来转去，但此时我昏昏沉沉，想不出答案。难道格雷韦在当地警察局也有内应？有人帮他他才能比警察早到医院？不对！刚刚他们才走进房间，救了我啊！不对！是松讷救了我，因为他是个不知内情的外人，一个来自奥斯陆克里波的家伙。当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时，头也痛了起来：如果我害怕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在拘留室里还有何安全可言？突然间，蒙森兄弟的同步呼吸动作没有刚刚那么让我安心了。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安心了。我感觉这世界上好像再也没有人是我可以信任的。任何人都一样，除了一个人，这个带着旅行袋的外人。我必须把我的牌都摊开在桌上，把一切都告诉松讷，要他一定得带我去另一个警局。无疑，埃尔沃吕姆警局是个存在贪污的地方，有可能这辆车里面与格雷韦共谋的不止一个人。

无线电又发出沙沙声：“零一号巡逻车，收到请回答。”

面疱小子一把抓起无线电对讲机：“收到，利塞。”

“班塞酒吧外面没有卡车。完毕。”

当然，如果把一切告诉松讷，我也必须把自己是个“雅贼”的事说出来。而我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出于自卫才开枪打死奥韦，而且的确是个意外？像奥韦那样被格雷韦下了那么重的毒药，基本上已经看不清面前是谁了。

“冷静一下，利塞，到处去问问看。在这种小地方，没有人可以把一辆十八米长的卡车藏起来的，好吗？”

对面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恼火。“卡尔森说，通常都是你帮他找车的，因为你不但是警察，也是他妹夫。完毕。”

“我就是不要！别想要我帮他，利塞。”

“他说这要求不算太多，你老婆是他家姐妹里最不丑的。”

蒙森双胞胎大笑，我的身体跟着他们一起晃来晃去。

“跟那个白痴说，我们今天真的是有警察的正事要办。”面疱小子不屑地说，“完毕，通话结束。”

我真不知要怎么玩这个游戏，我的真实身份早晚会暴露的。我到底应该直接跟他们讲，还是把真实身份当成王牌藏在袖子里，晚一点再拿出来打？

松讷说：“换你说了，奇克鲁。我对你做了一些调查，你是我们警方的老朋友了。根据我们的记录，你是单身，所以，那个医生跟你说他会帮你照看你老婆是什么意思？狄安娜？他是不是那样说？”

我的王牌飞了。我叹了一口气，从车窗往外看。荒地，农田。附近没有任何车辆，没有房屋，只有地平线远处的一辆拖拉机或汽车扬起的一片烟尘。

我回答：“我不知道。”我必须想得更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必须先纵观整个棋局。

“你跟辛勒·欧是什么关系，奇克鲁？”

一直被叫着别人的名字开始让我厌烦不已。我刚要开口回话时，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又错了。警方真的以为我就是奥韦·奇克鲁啊！他们接获报案时，获知的就是我入院时院方帮我登记的名字。如果是他们把这消息泄露给格雷韦，为什么格雷韦会到医院找奥韦呢？他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跟奥韦有关系——而我是罗格·布朗！这实在没道理。他一定是通过另外的渠道找到我的。

我看见路上那一团烟尘正在接近我们。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奇克鲁？”

最开始，格雷韦发现我去了小木屋，接着是医院，尽管我身上已经没有手机了。挪威电信与警方都没有格雷韦的内应，所以他怎么可能找到我呢？

“奇克鲁！喂！”

小路上的那一团烟尘在移动，速度比它在远处时看起来快多了。我看见十字路口就在眼前，突然感觉到它正朝我们逼近，就快跟我们相撞了。我希望另一辆车知道我们这辆车有优先通行权。

但是，也许面疱小子应该示意他，按按喇叭。示意他，按喇叭啊！格雷韦在医院对我说过什么来着：“狄安娜说得没错，你的发质真的很棒。”我闭上眼睛，回想她在车库里用手梳过我头发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当时她的味道不太一样。她身上有他的味道，格雷韦的味道。不，不是格雷韦。是霍特的味道，正朝我们逼近。慢动作让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为什么刚刚我一直都没想到呢？我睁开眼睛。

“我们有生命危险，松讷。”

“这里唯一会遭遇危险的人是你，奇克鲁。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

松讷看看后视镜，举起他在医院里拿给我看的信用卡。

“你看起来跟照片里的奇克鲁不一样。还有，我追查奇克鲁的档案资料时，发现他有一米七三。而你呢……多高？一米六五？”

车里陷入一片沉寂。我瞪着那团以高速靠近的烟尘，那不是一辆轿车，那是一辆后面带着拖车的大卡车。现在它已经近到我可以看见车身上写了什么字——锡格达尔厨具。

我说：“是一米六八。”

松讷对我吼道：“所以你到底是谁？”

“我是罗格·布朗，而现在在我们左边的，是卡尔森的卡车。”

所有人都转头往左边看过去。

松讷大叫：“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情况是，开着那辆卡车的人是个叫克拉斯·格雷韦的家伙，而且他知道我在这辆车里，他的目标就是要杀掉我。”

“怎么会……”

“他有卫星定位追踪器，意思是不管我在哪里，他都找得到我。而且，自从我老婆在车库里摸过我的头发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她的手上抹着一种内含超小型信号发射器的发胶，沾上头发后就洗不掉了。”

那位来自克里波的警探咆哮道：“废话少说！”

面疱小子说：“松讷……那的确是卡尔森的卡车。”

我说：“我们必须停车然后掉头，不然他会把我们都杀掉的，停车！”

松讷说：“继续开。”

我大叫：“你看不出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吗？你快要死了，松讷！”

松讷开始发出他那嘎嘎嘎的笑声，但声音渐渐无力。此时他也看出来了，但为时已晚。

17　锡格达尔厨具

两辆车相撞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现象。一切完全取决于偶然，但能够解释这种偶然现象的，则是以下这个方程式：能量×时间=质量×速度差。给这些随机变量赋予数值，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真实又残酷的故事。例如，它会告诉我们，一辆载满货物、时速八十公里、重二十五吨的重型卡车，撞上一辆重一千八百公斤（其中包括蒙森双胞胎的重量）、以相同时速行驶的轿车时，会发生什么。考虑到碰撞点、车体构造与两车相撞时的角度等因素，这个故事可能会衍生出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不过所有的版本都会有两个共同点：一、它们都是悲剧；二、下场比较惨的，都是那辆轿车。

格雷韦开的卡车与拖车在十点十三分撞上了零一号巡逻车——一辆一九八九年出厂的沃尔沃740轿车。被撞到的地方就在驾驶座的前方，当车被撞得向空中飞起的时候，汽车引擎、两个前轮，还有面疱小子的双腿都往一边推挤，穿出车体。没有安全气囊弹出来，因为一九九○年以前出厂的沃尔沃汽车都还没有装气囊。警车已经被撞得稀巴烂，它飞出路面，越过路边护栏，落在斜坡底部沿着河边生长的茂密云杉林里。在这辆警车穿过树顶往下掉之前，车身腾空翻了两圈半，还水平旋转了一圈多。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可以证实我说的话，但这就是事发经过。如我所说，这一切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现象。同样，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这样算出来：相比轿车，那辆卡车几乎没什么损伤，它只是继续在荒芜的十字路口前进，发出一长串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后刹车停下。最后，当刹车被放开时，它发出像龙喷鼻息似的哼声，橡胶与刹车来令片的焦味弥漫在一片风景中，好几分钟都没散去。

十点十四分，云杉不再摇晃，尘埃也都已落定，卡车的引擎怠速，阳光还像往常一样照在海德马克的原野上。

十点十五分，第一辆车经过了犯罪现场，很可能那个司机什么都没注意到，只看到旁边的碎石小路上停着一辆卡车，还有自己车底发出的嘎吱声，可能是因为碾过了刚刚留下的碎玻璃。他不会看到有辆警车翻在了河边的树下。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姿势让我判断出我们车顶着地，车身被河边的树木遮住了，从路上看不到。刚刚我说的时间对不对完全取决于松讷手表的准确度，它就在我面前嘀嗒嘀嗒地走着。至少我认为那是他的表，因为那只表挂在一只断臂的手腕上，断臂从一片灰色雨衣的碎片下伸出来。

一阵风吹过，将刹车来令片的树脂味与卡车柴油引擎的怠速声响都带了过来。

万里无云，阳光穿透树梢闪烁着。我的身边却在下雨：汽油、机油、鲜血，滴下来然后流走。大家都死了。面疱小子的脸上不再有面疱，应该说他已经面目全非。松讷整个人被压扁了，好像一个纸板人，双眼从自己的两腿间向前瞪去。双胞胎的身躯多少完整一些，但两人也没了呼吸。我之所以还活着，完全是因为蒙森一家人的体重很有分量，让他们的身体形成了完美的安全气囊。他们的身体刚刚救了我一命，但现在却慢慢开始要我的命。整台车都被压扁了，而我现在正头下脚上地挂在我的位子上。我有一只手臂可以活动，但是身体紧紧地卡在两个警察的尸体中间，无法动弹，也不能呼吸。然而，目前我的感官都还是很正常地在运作。因此我发现汽油正慢慢流出来，我能感觉到它沿着我的裤管与身体往下流，从运动服的领子流出去。我也听得见路边的卡车声，听见它喷着鼻息，清清喉咙，持续抖动着。我知道格雷韦正坐在那里思考，评估此刻的状况。他可以从卫星定位追踪器看出我没有移动。他心想还是应该下来看一下，确认所有人都死了。但另一方面，要下到斜坡底部实在很难，要回去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这种车祸当然不会有任何生还者，对吧？但亲眼确认过还是会让人睡得更安稳一点。

开车吧，我心里恳求着，开车吧。

对清醒的我而言，最可怕的就是我可以想见如果他发现我满身汽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开车吧，开车吧。

卡车的柴油引擎持续低声作响，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似的。

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格雷韦登上台阶朝辛勒·欧走过去，不是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因为他从卫星定位追踪器的显示屏幕就能看到。格雷韦必须把欧做掉，纯粹是因为欧看到了他的人和车。但是，当格雷韦沿路走到小木屋时，我已经先去厕所了，当他在小屋里找不到我的时候，就又用追踪器确认我的位置。令他惊讶的是，信号居然不见了。因为当时我头发里的发射器已经浸到粪便里了，正如之前所说，霍特的发射器的信号没办法穿透它们。尽管我是个白痴，运气倒还不错。

格雷韦接下来就派狗去找我，他自己在那边等。还是没有信号，因为发射器周遭那些干掉的粪便依旧能阻挡信号。当时我正在查看欧的尸体，然后就开着拖拉机逃走了。直到那天半夜，格雷韦的卫星定位追踪器才又开始接收到信号。当时我正躺在担架上，在医院里淋浴，头发上的粪便都被冲掉了。于是格雷韦跳上车，在黎明时分抵达医院。天知道他是怎么偷到那辆卡车的，但无论如何他都能再找到我——就是我，布朗，一个居然求警察把自己逮起来的胡说八道的疯子。

松讷断手上的手指仍然握着旅行袋提手。他的腕表正嘀嗒嘀嗒地响着。十点十六分。再过一分钟我就会失去意识，两分钟内我会窒息，快点做出决定吧，格雷韦。

然后他真的决定了。

我听见卡车的吐气声。引擎转速下降，表示他已经把引擎关掉，要往这里来了！

还是……他要换挡开车了？

我听见卡车低声隆隆作响，轮胎之上的二十五吨重量把碎石路压得嘎吱嘎吱。隆隆声变大，再变大，之后变小，最后那声音遁入乡间，消失无踪。

我闭上眼睛，心存感激。为的是没有被烧死，只是缺氧致死而已。因为，缺氧绝对不是最惨的死法。我大脑的一个个区块逐一停止运转，渐渐变得迟钝，呆滞，无法思考，而后我的问题也都将不复存在。某种程度上讲，就像是喝烈酒一样。对啊，我心想，我可以接受以这种方式逐渐死去。

想到这里，我几乎大笑起来。

我这辈子都在努力成为跟我爸相反的人，最后结束人生的方式却跟他一样，死在一辆撞毁的车里。而过去我跟他到底有多少不同呢？当我成长到那个该死的酒鬼没法再打我时，我就开始打他了。我用他打我妈的方式打他，也就是绝不留下任何伤痕。另外一个例子是，他提议要教我开车，我礼貌地拒绝了，还跟他说我不想考驾照。我跟大使那个被宠坏的丑女儿叙旧，因为以前我爸都要载她去上课，所以我带她回家吃晚餐，借此羞辱他。但是当我看到主菜上完，我妈到厨房去准备甜点时居然哭了起来，我又后悔了。我申请了一所伦敦的大学，只因我爸说过那里是个专供社会寄生虫就读的外在光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生气。当我跟他说这件事时，他甚至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看起来像是为我感到骄傲的样子，那个狡猾的老杂碎。所以，后来在那年秋天他问我可不可以跟我妈一起到伦敦去看我时，我拒绝了，只因为我不希望同学发现我爸不是外交高官，而只是一个司机。这似乎戳到了我的痛处。当然，不是我的弱点，而是我的隐痛。

举行婚礼前两周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要跟我遇到的一个女孩结婚了，我跟她说婚礼会很简单，就只有我们两个，还有两个证婚人，我欢迎她去观礼，只要她不带着我爸。我妈大发雷霆，说她当然不可能不跟我爸一起去。高贵而忠诚的人总有个缺点：即使对那些最下流的家伙，他们也还是很忠诚。嗯，而且他们对那些人尤其忠诚。

那年夏天，狄安娜本来要在学期结束后去跟我爸妈见面，但是在我们离开伦敦的三周前，我接到了车祸的噩耗。有个警察在一通信号不良的电话里跟我说，车祸发生在他们从小木屋返家的路上。那天晚上下雨，他们的车开得太快了。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旧路暂时改道，路上出现了新的、可能有点不合理的弯道，但是摆了一个写着危险路段的标志。很自然地，新铺的柏油路会吸收光线，而路边停了一辆压路机。我打断警察，跟他说警方应该给我爸做酒精测试，以便确认我早已知道的事：是他害死了我妈。

当晚我独自到一家位于男爵宫的酒吧买醉，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哭泣。那天晚上我把最后的眼泪滴在臭气熏天的小便池里时，抬脸在碎裂的镜子里看见我爸那张无力的、酒醉的脸。我想起他把棋子扫落棋盘时眼中平静而专注的神情，皇后被他扫得在空中翻转——转了两圈半，最后掉在地上。然后他开始打我。我看见他举起手，甩了我一个耳光，只有那一次我目睹他流露出一种被我妈称之为变态的眼神。躲在那眼神后面的，是一只丑陋、优雅而且嗜血的怪物。但那也是他，我的父亲，给我血肉的人。

血。

我内心长久以来藏得比对我爸的否定还要深的某个东西，如今浮现出来。我隐约想起一个曾从我脑海闪过，但此刻再也压抑不住的念头。现在那念头成形了，身体的疼痛让它变得清晰，变成一个事实——一个近在眼前，但是因为我欺骗自己而被掩盖起来的事实。我之所以不想要小孩，并不是因为害怕被小孩取代，而是因为我害怕那个变态的眼神，我怕自己作为我爸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变态，我怕我眼睛后面也藏着变态的怪物。我对所有人说谎，我曾跟洛蒂说，我不要那孩子是因为孩子有缺陷，是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唐氏综合征。但真正异常的是我的内心。

一切正快速流逝。我的生命是已故者留下的财产，此刻我已为这台装置罩上防尘布，关上仓库门，准备切断电源了。我热泪盈眶，涌出的泪水滑过额头流到头皮上。我快要被身旁的两个人体气球闷死了。我想到了洛蒂。接着，在生死交关之际，我恍然惊觉。我看见了一道光。我看见……狄安娜？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在这时候出现干什么？气球……

我还能活动的那只垂着的手朝旅行袋伸过去，麻木的手指掰开松讷抓在提手上的手指，打开旅行袋。汽油从我身上滴进袋子里，我在里面乱掏，拉出一件衬衫、一双袜子、一条内裤和一个盥洗用品包。只有这些东西了。我打开盥洗用品包，把东西都倒在车内天花板上。牙膏、电动剃须刀、膏药、洗发乳、一个显然在机场安检通关时用过的透明塑料袋，还有凡士林……找到了！一把剪刀，那种尖头小剪刀，顶端向上弯曲，许多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不喜欢用它，宁愿选择后来才发明的指甲钳。

我举起手来，在双胞胎其中一人身上摸索，试着在肚子或胸口找到一条拉链或一排纽扣。但是我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它们既不接受大脑的命令，也不会把任何信号回传到大脑。于是我一把抓住剪刀，把它的尖头刺向……嗯，姑且说刺向安德利的肚子吧。

尼龙衣料往两边裂开，露出了被包裹在浅蓝色警察制服里的凸肚。我把他的衬衫与肌肉剪开，原本被毛茸茸的苍白皮肤包覆的肉因此卷了起来。此时我要做的是我最怕的部分，但是一想到可能获得的奖赏，也就是可以活下去、可以呼吸，我就压制住一切杂念，用尽全力挥舞剪刀，刺进肚脐上方的肚子，再拔出来。没有任何事发生。

怪了。他的肚子上有个明显的洞，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出来，我承受的压力没有如预期般减轻。气球还是跟之前一样紧绷。

我又刺了一下，刺出另一个洞，但它就像另一个枯井一样。

我发狂似的又把剪刀挥过去，刺得扑哧作响，还是没有东西。这对双胞胎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全身上下只有猪油吗？我会死于他们的肥胖症吗？

上面的路又有一辆车经过。

我试着尖叫，却吸不到任何空气。

我用仅存的力气把剪刀戳进他的肚子，但这一次没有把它拔出来，因为我的力气用尽了。停顿一下之后，我开始移动剪刀，大拇指与食指张开又合拢，割出一个可以把手伸进去的洞，真是轻而易举得令人惊讶。终于有反应了。血从那个洞里不断流出来，沿着胃部往下流，消失在衣服里，又出现在他留着胡子的喉咙上，然后流过下巴、嘴唇，消失在一个鼻孔里。此时我发狂似的继续割那个洞，发现人类真的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人体居然可以这样轻易被划开，就像我在电视里看到鲸鱼被宰割的画面一样。而这只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就办到了！我刺个不停，直到胃部出现一个往肋骨延伸过去的伤口。但我预期中的大量血液与肠子并没有流出来。我的手臂没了力气，于是丢下剪刀。我的老朋友回来了——我的视野又缩成了小圆洞，透过洞口可以看见车内天花板上有一片灰色的棋盘格纹，身边到处散落着破掉的棋盘碎片。我放弃了，闭上双眼。放弃真是件美妙的事。我感觉重力把我往地心拉，头先下去，就像婴儿要从母亲子宫里出去时一样，我会被挤出去，在濒死之际重生。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母体的阵痛，那颤动的疼痛按摩着我。然后我想到了白皇后。我听见了声音，羊水哗的一声全都流到了地板上。

还有那气味。

我的天哪，那个气味！

我出生了，因为掉下来而重生，砰的一声撞到了头，四周变得一片漆黑。

全然的黑暗。

黑暗。

氧气？

光线。

我睁开眼睛。我仰躺着，上方是方才双胞胎挤着我坐的位置。我一定是躺在车内顶上，躺在棋盘上。而且我正在呼吸，闻得到死亡与人类内脏的臭味。我凝视四周，看起来有如置身屠宰场或香肠工厂。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依照本能反应行事——没有压抑、否定、逃离。为了尽情接收各种感官的印象，我的脑袋变得无比清醒。我决定先待在这里。我吸进那气味，仔细看，仔细听，拾起地上所有棋子，把它们摆回棋盘，逐一就位。最后，我拿起断掉的白皇后，仔细研究它，然后直接把它摆在黑国王的对面。

[1]国际象棋的规则是白棋先走，国王被将死算输。皇后是国际象棋中威力最强的棋子。

[2]在挪威语里意为弄坏。

[3]“娜塔莎”的原文为Natasha。

[4]整理、运送青贮饲料的机器或机械装置。

[5]误饮甲醇或吸入甲醇蒸气到一定量会致人失明。

[6]“松讷”的原文为Sunded。

第四部
棋步

18　白皇后

我坐在汽车残骸里凝视着电动剃须刀。人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白皇后断掉了。过去我之所以能抵挡我爸、我的背景，甚至过往那段人生的影响，都是因为有她。她曾说过她爱我，而我也曾立誓爱她——虽然是在扯谎，但我内心有一部分会永远爱她，只因她那句我爱你。我曾说她是我比较好的那一半，因为我曾经真的相信她跟我就像两面神雅努斯的两张脸，而她是好的那一边。但是我错了，而且我恨她。不，不只是那样；对我来说，狄安娜·斯特罗姆-埃利亚森已不复存在。但是，如今我坐在汽车残骸里，被四具尸体包围，手拿电动剃须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我的头发没了，狄安娜还会爱我吗？

就像我说的，人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然后我不理会这想法，按下开关。我手里的剃须刀振动起来。

我要改变。我想改变。总之，过去那个罗格不存在了。我开始动作。

十五分钟后，我透过残存的镜子看着自己。一如我所担心的——并不怎么好看。我的头看起来就像一大颗尖头的椭圆形带壳花生，剃过的脑袋闪闪发光，跟脸部晒过的皮肤相比，头皮显得很苍白。但这就是我：全新的罗格·布朗。

头发散落在我的双腿间。我把它们都扫进那个透明的塑料袋里，塞进艾斯基·蒙森的制服长裤里。我还在他的裤子里发现一个皮夹，里面有些钱跟一张信用卡。我可不想因为使用奥韦的信用卡而遭到警方的追捕，所以决定拿走艾斯基的皮夹。我在面疱小子的黑色尼龙夹克里发现了一个打火机，于是我再度考虑是否应该点火烧掉浸泡在汽油里的汽车残骸。这么做可以延迟警方辨识尸体的工作，也许会让我有一天的喘息时间。但另一方面，燃烧的黑烟会让人发觉这团残骸，让我来不及逃出这个区域，而如果没有烟的话，只要一点点好运，可能好几个小时后才会有人发现车子。我看着面疱小子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做出决定。我花了快二十分钟脱下他的长裤与外套，然后帮他穿上我的绿色慢跑服。奇怪的是，我居然那么快就习惯了这种事。我把他两手食指的皮肤剪下时（因为我不记得采指纹是用右手还是左手），表现得像个外科医生一样专注而有效率。最后我也把他的大拇指皮肤剪掉，让伤口看来像车祸创伤，而非人为造成。我往后退了两步，仔细观察布置的结果。只有血与死人，到处一片寂静。就连树林旁的那条棕色河流好像也静止不动，悄然无声。眼前情景有如摩藤·威斯卡姆[1]的装置艺术作品，如果我有相机，一定会拍张照片寄给狄安娜，建议她挂在画廊里，作为接下来发生的事的预告。当时格雷韦跟我说什么来着？

会让你乖乖听话的不是疼痛，而是恐惧。

我沿着大路往下走。如果格雷韦把车往这个方向开的话，我当然有被他看见的风险，但是我不担心。首先，他不会认出我的，因为我是个穿着黑色尼龙夹克的光头佬，夹克后方还印有“埃尔沃吕姆KO-DAW-YING俱乐部”这几个字。其次，这个人走路的样子跟他所认识的罗格·布朗有所不同，他的背挺得更直，步伐较慢。第三，卫星定位追踪器清楚地显示，我还在汽车残骸里，根本就没有移动。这一点显而易见。毕竟，我已经死了。

我经过一个农场，但是继续往前走。一辆车经过我的时候减慢了速度，也许司机在想我是谁，但它又加速开走，消失在刺眼的秋阳下。

这郊外的空气还真棒。泥土与草地，针叶林与牛粪。我的颈伤有点痛，但是身体渐渐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大步前进，深呼吸，一口深深的、让人生机勃勃的呼吸。

走了半小时后，我仍然在那条无止境的路上，不过已经看到远处有个蓝色招牌和一间小屋。那是一个公交车站。

十五分钟后，我搭上了灰色的乡间巴士，从艾斯基·蒙森的皮夹里掏出现金付款，别人告诉我那车是开往埃尔沃吕姆的，到那里可以改乘火车前往奥斯陆。我坐在两个浅金发色的三十几岁的女郎对面，她们俩都不屑瞥我一眼。

我睡着了，但是警铃把我吵醒，巴士减速后靠边停。一辆闪着蓝灯的警车经过我们。我心想，那是零二号巡逻车，同时看到其中一个金发女郎在看我。我们四目相交，她本能地想要把目光移开——我太直接了，而她觉得我是丑八怪。但她没做到。我对她挤出一抹微笑，转头面对窗户。

我这个重生的罗格·布朗回到了过往的家乡，于下午三点十分下了火车。但是一阵冰冷的风刮过来，吹进奥斯陆中央车站前那只丑陋老虎雕像正在嘶吼的嘴里，而我则穿过广场，继续往船长街前进。

托布街的药头与流莺们都看着我，但没有像我以前经过时那样对我大声招揽生意。我在莱昂旅馆的入口处停下来，抬头看着旅馆正面灰泥开始剥落、留下白色凹痕的地方。一扇窗户下面挂着海报，宣称住宿一晚只要四百克朗。

我走到接待柜台前。柜台后面那个男人上方挂的招牌把“接待”写成了“接侍”。

以前那个罗格·布朗每次到饭店去，总会有人用热情的口吻说欢迎光临，此时我却只听到一句：“干吗？”接待员满脸大汗，看起来像一直在认真工作似的。他喝了太多咖啡吧，或者只是生性紧张。从他到处飘的眼神看来，应该是后者。

我问道：“有单人间吗？”

“嗯，住多久？”

“二十四小时。”

“中间都不离开吗？”

我不曾去过像莱昂旅馆这种旅店，但是曾开车经过几次，因此约略知道那些性工作者都是以小时计价的。换言之，那种女人不够漂亮，或者不够聪明，无法用身体换来奥韦·班恩设计的豪宅，或者在弗朗纳区开一家画廊。

我点点头。

那个男人说：“四百元。请先付款。”他讲话时带着一种瑞典腔，那种乐团主唱跟牧师出于某种理由都特别喜欢的腔调。

我把艾斯基·蒙森的信用卡丢在柜台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旅馆根本不在乎签名是否相符，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先前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假签名练得有几分相似。问题是照片。照片上是个下巴圆润、留着长鬈发与黑色络腮胡的人。就算照片有过度曝光的问题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家伙根本就不像站在柜台前这个脸庞瘦削、刚刚剃了光头的人。接待员仔细打量着照片。

他连头都没抬，看着照片说：“你看起来不像照片里的家伙。”

我等了一下，直到他抬头与我四目相交。

我说：“我得了癌症。”

“什么？”

“细胞毒素的影响。”

他眨了三次眼睛。

我说：“我接受了三个疗程。”

他吞了一口口水，喉结动了一下。我看得出他非常怀疑。拜托！我必须赶快躺下，我的喉咙痛死了。我依旧凝视着他，但他不想看我。

他说：“抱歉，”拿起信用卡还我，“我惹不起麻烦，他们一直盯着我呢。你有现金吗？”

我摇摇头。买了火车票之后，我就只剩一张两百克朗的纸钞和一枚十克朗的硬币了。

“抱歉。”他又说了一遍，伸出手来，像在恳求似的，让卡片抵着我的胸口。

我收起信用卡，走出旅馆。

到其他旅馆尝试根本没有意义。如果莱昂旅馆不让我用这张信用卡，其他地方也不会。而且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会报警。

我改用备选方案。

我是个新生的人，城市里的陌生人。我没钱，没朋友，没有过去，也没有身份。城市里的建筑、街道与行人看起来都跟以前我是罗格·布朗时不一样了。一条窄云从太阳前飘过，气温又往下降了几度。

在奥斯陆中央车站，我不得不去询问哪一班巴士是开往童森哈根镇的，当我登上巴士时，不知为何，司机居然对着我说英语。

从巴士站到奥韦家的路上，车子经过了两座陡峭的山丘，但是最后我到他家时，还是快冻僵了。我花了几分钟在那个地区绕了一圈，确定附近没有警察，然后走上台阶，开门进去。

屋里很温暖，他家有可定时的恒温暖气。

我输入“娜塔莎”，解除警报，走进那个兼做卧室的起居室。里面的味道跟之前一样，碗碟没清，床单没洗，擦枪油与火药的味道充斥着整栋房子。奥韦跟我离开时一样，还躺在床上，感觉那已经是一星期前的事了。

我找到遥控器，上床后躺在奥韦身旁，打开电视。我浏览着电视里的滚动文字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失踪巡逻车与殉职警员的报道。埃尔沃吕姆的警方一定会怀疑，也一定会开始搜查，但他们很可能会等到不能再等了，才会宣布有警车失踪，以免这整件事只是个毫无新意的误会。然而，他们迟早都会找到车的。要过多久他们才会发现那个没有指纹、身穿绿色运动服的尸体不是被拘留的嫌疑人奥韦·奇克鲁？二十四小时？最多也只要四十八小时。

当然，这些事我猜不出来，对于警方的办案程序我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重生的罗格·布朗并没有更了解办案程序，但至少他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必须基于不确定的信息做出明确的决定；必须采取果决的行动，而非犹豫不前；必须忍受足量的恐惧以打磨自己的警觉性，但又不可以被过多的恐惧吓得动弹不得。

因此我闭上双眼，开始睡觉。

醒来后，电视上的时钟显示时间是二十点零三分，下方出现了一行文字，提到至少有四个人死于埃尔沃吕姆郊区的一场车祸，其中有三个警察。据报道，警车在早上失踪，下午在特雷克河畔的一片树林中被发现。还有一个人目前失踪了，也是个警察。警方认为他也许是被抛出了车外，掉进河里，他们目前已经展开搜索。还有，警方发现一辆遭窃的锡格达尔厨具卡车被弃置在车祸现场二十公里外的森林路段，因此呼吁民众提供窃贼的线索。

等到他们发现奥韦才是失踪的人，迟早会找来这里。我必须为自己另找一个今晚可以投宿的地方。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倾身隔着奥韦的尸体拿起床边茶几上的电话，拨打我唯一背得出来的电话号码。

响到第三声，她就接起电话。

洛蒂没有用惯常的害羞但热情的口吻说“嘿”，而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声：“喂？”

我立刻挂掉电话。我只想确定她在家，希望今晚晚些时候她也会在家。

我关掉电视，站起来。

找了两分钟后，我发现了两把枪：一把在浴室里，一把被塞在电视机后面。我选择了电视机后面那把较小的黑色手枪，走到厨房，从抽屉里拿出两盒弹药，一盒装的是实弹，另一盒上面写着“空包弹”，我把弹匣填满实弹，装进枪里，关上保险，然后把枪插在裤腰里，就像先前格雷韦那样。我走进浴室，把第一把找到的枪放回去。关起柜子的门之后，我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我的脸形很好看，轮廓很深，光头看起来粗暴又冷酷；我的目光热切，皮肤与嘴巴兴奋得几近发烫；我既轻松又有决心，我的沉默说明了一切。

明早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醒来，我都已经犯下了一桩问心有愧的谋杀案。一场蓄意谋杀。

19　一场蓄意谋杀

你走在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道上。黄昏时分，你站在树丛的阴影下，抬头看着自己的家，看着窗口的灯光，看着窗帘旁的动静，那可能是你老婆。有邻居出门来遛他的英国塞特猎犬，他看到了你，在一条邻居大多相识的街道上看见一名陌生人。那人有点起疑，塞特猎犬低声咆哮，他们都闻得出你是个讨厌狗的人。

住在这山腰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会团结起来对抗入侵者与越界者，因为这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不用卷入种种利益纠葛与尘世俗务。在这里他们只希望事情维持现状，因为他们过着好日子，一切都很好，人生不该重新洗牌。不，就让他们继续拿着手里的王牌与老K吧：不确定性会减损投资人的信心，经济状况稳定才能确保生产力，进而对社会有所贡献。你必须先创造成果才能分配它们。

我总认为我爸是我见过的人里最保守的一个，这实在是件怪事：因为他只是个司机，负责接送那些薪水比他高四倍，跟他讲话时明明带着高傲的语气、措辞却礼貌到不行的人。

我爸曾说过，如果我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家就再也不欢迎我了，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我妈。的确，这一番威胁不是在他清醒时说出口的，但正因如此，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他是说真的。他相信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值得推崇的，也相信每个人出生后的身份地位都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安排好的，所以我们乖乖地把悲惨的人生过完就好，因为那是我们的该死的义务。或者如同《夜里四更天》一书中，作者约翰·法尔克贝格笔下那个教堂司事说的，“教堂司事就是教堂司事，牧师就是牧师”。

因此，身为司机之子，我用各种方式忤逆我爸：我上大学，娶了有钱人的女儿，身穿费尔纳·雅各布森牌的高级西装，还在霍尔门科伦买了一套豪宅。结果我搞错了。我爸居然无耻地原谅了我，狡猾的他还装出一副引以为傲的模样。我很清楚，我在他们的葬礼上哭得跟婴儿一样，并不是为我妈感到悲伤，而是对我爸感到愤怒。

塞特猎犬与那位邻居（奇怪的是，我居然再也想不起他叫什么）消失在黑暗中，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街上并未停着任何没见过的车辆，而且我把脸贴在我家车库的窗户上一看，发现里面还是空的。

我偷偷溜进花园，那里的夜色如此纯粹，看来好像可以用手触摸，我知道从屋内客厅不可能看到苹果树下的动静，于是就待在那个位置。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

狄安娜在地板上踱步。她的动作看来烦躁不安，再加上她把普拉达手机紧贴耳边，我猜想她正在打电话给某人，但对方并未接听。她穿着牛仔裤，这世界上没有人穿牛仔裤的样子比狄安娜更好看。尽管她穿着白色羊毛衫，却一边走一边将另一只手抱在胸前，好像很冷似的。温度骤降后，不管你打开几台暖气机，像这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工的大房子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变暖。

我一直等到确定她是独自一人时。我摸摸裤腰里的枪，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将会是我这辈子最难办到的事。但是我知道我能办妥，重生的我可以办妥。也许这就是我流泪的原因，因为结果早已注定。我没有压抑自己的眼泪。我一边小心地保持不动，调匀呼吸，一边感觉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好像在抚摸我。五分钟后我发泄完了，把脸颊擦干，然后快速地大步往门的方向走，尽可能静悄悄地进门。进去后我站在玄关那里仔细聆听，这座房子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一片沉寂中，只听见她在楼上拼花地板上踱步的咔嗒声。很快地，这声音也会停下来。

晚上十点了，在那只开了一点缝隙的门里面，我瞥见一张惨白的脸和一双棕色的眼睛。

我问道：“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洛蒂没有回答。通常她不会回话，但是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见鬼似的。通常她也不会这样瞪着我，或者看起来如此惊恐。

我傻笑了一下，一只手滑过光滑的头皮。

“我剃掉了……”我想着该使用怎样的措辞，“……全部的头发。”

她眨了两次眼睛，然后把门往后拉，我就这样轻轻地走进去。

20　重生

醒来后我看看手表。八点。该开始了。今天等着我的，是人们所谓的“大日子”。洛蒂背对我侧躺着，如同她平常喜欢的那样，整个人包在床单里，而不是盖着羽绒被。我滑下我那一侧的床沿，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天气冷得要命，直冷到我骨头里去。我轻手轻脚地来到玄关，把外套、帽子、手套都穿戴起来，然后走进厨房，在某个抽屉里找到一个塑料袋，塞进裤袋里。接着我打开冰箱，心想，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天以杀人凶手的身份醒来——枪杀了一个女人的男人。听起来就像报纸上报道的那种事，那种我不会去关心的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总是那么令人不快又千篇一律。我拿了一盒葡萄柚汁正要放到嘴边喝，但是改变了主意，从头顶的橱柜里拿了一个玻璃杯。就算变成凶手，我也不该降低自己的格调。喝完果汁后，我冲洗杯子，把果汁盒放回去，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外套口袋里那把黑色小手枪戳到我的腹部，我把它拿出来。它闻起来还是有味道，而我知道那味道会永远让我想起这桩谋杀案。像行刑一样，一枪就够了。近距离平射。我在拥抱时开枪，打中了她的左眼。我是故意的吗？也许吧。也许我就是要夺走她的某个部分，一如她曾试着夺走我的全部。那说谎的叛徒已经吃了我一颗铅弹头，弹头进入她体内，就像我也曾进入她体内一样。但再也不会了，如今她已经死了。人的思绪就是这样，是你脑海里浮现出的一个个确认事实的短句。很好。我必须持续像这样思考，保持这种冷酷的风格，不让我的情感有任何插手的机会。我还是有害怕失去的东西。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滚动的文字广播上没有新消息出现，我想编辑们没有那么早进办公室吧。上面写的仍然是那四具尸体第二天可以辨认身份，换言之就是今天，还有一个人仍然行踪成谜。

一个人。他们本来写的是“一个警察”，所以改过来了对吗？这意味着此刻他们已经知道失踪的是那个被拘留的嫌疑人了？也许知道，也许还不知道，里面并没有提到他们正在搜捕谁。

我往沙发扶手靠过去，拿起黄色室内电话的话筒——每次我使用这部电话时，总会想起洛蒂的红唇。想起她红色的舌尖靠在我的耳朵旁，她总是把双唇舔得湿湿的。我拨打1881，问了两个电话号码，当她说自动语音会念出号码时，我打断了她。

我说：“我想要听你亲口说，以免自动语音说得不清楚，让我听不懂。”

她把那两个号码给我，我背了下来，要求她帮我转接第一个号码。第二声铃响时，克里波刑事调查部的总机就把电话给接了起来。

我说我叫鲁纳·布拉特利，是安德利与艾斯基·蒙森兄弟的亲戚，他们的家人要我过去拿他们的衣服。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该去哪里，或者去见谁。

总机那位女接线员说“请稍候”，然后让我在线等待。

等待时耳边传来了用排笛演奏的《奇迹之墙》，没想到居然那么好听，此时我想到了鲁纳·布拉特利。他曾是某个高管职位的候选人之一，尽管他是条件最棒的，个子又很高，但我还是决定不推荐他。他有多高呢？最后一次面试时他曾抱怨说自己必须缩着身子才能坐进他的法拉利跑车里——他坦承那辆车是一个孩子气且异想天开的投资，脸上还挂着一抹男孩般的微笑。我心想，不如说他是中年危机吧。当时我很快地写下这几个字：心胸开阔，自信高到能容忍自己把愚蠢行径说出来。换言之，从各方面来看，他简直就是个完美无瑕的人选。唯一的差错是他接下来的那句话：“当我想到自己的头常常撞到车顶的时候，我几乎开始羡……”

他把话吞了下去，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转头看着我的客户派来的某位代表，开始聊他想把法拉利换成一辆SUV，那种给老婆开也不心疼的车。桌子旁的所有人都笑了出来，我也笑了。尽管表面上我完全不动声色，但心里已经帮他把刚刚那句话说完：“……羡慕你这种矮子了。”还有，我已经把他的名字从竞争人选名单里画掉了。不幸的是，他没有任何能引发我兴趣的艺术品。

总机接线员又说话了：“东西在病理部，奥斯陆的国立医院。”

我用装傻的语气说：“哦？”但试着不让自己听起来太蠢，“为什么呢？”

“每当我们怀疑涉及犯罪事件时，就会做例行的病理检验。看来那辆车是被卡车撞飞的。”

我说：“我懂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找我帮忙，我住在奥斯陆。”

女接线员没有答话。我可以想象她翻着白眼，用仔细涂过指甲油的长长指甲敲着桌面。但是，我当然有可能想错了。猎头专家并不一定就很会判断每个人的性格，或者会什么读心术。我想恰恰相反，想要在这一行爬到顶端，具有前述两种特性反而是一个劣势。

我问道：“你能否转告相关人员，说我现在正要去病理部？”

我听得出她在犹豫，这件差事显然不在她的职权范围内。一般来讲，公共服务部门的分工都很糟糕，相信我，我很清楚。

我说：“我跟这事没什么关系，只是帮个忙而已，所以希望能够快去快回。”

她说：“我会试试看。”

我放下话筒，拨打第二个电话号码。他在响到第五声的时候才接起电话。

“喂？”那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几乎是怒气冲冲。

我试着从背景的声音猜测他在哪里。看是在我家，还是他的公寓里。

我说：“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以此警告了克拉斯·格雷韦。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他应该会打开卫星定位追踪器，看看我这个幽灵在哪里。

我回到敞开的门前，在一片昏暗的卧室中，我只能看见她那被包在床单里的身形。我突然有一种想要脱衣服、滑回床上、依偎在她身旁的冲动，但我压抑住了。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之前发生的一切其实不是因为狄安娜，而是因为我自己。我轻轻关上卧室的门，然后离开。跟我来的时候一样，楼梯间里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打招呼；出去后在街上，也没有半个人可以让我友善地点头致意。没有人看着我，或者知道我的存在。现在我明白那种感觉是什么了：我不存在。

该把我自己找回来了。

奥斯陆有许多山脊斜坡，国立医院就位于其中一个斜坡上面，是个可以俯瞰城市的地方。医院落成之前，那里有一家小小的疯人院，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精神病研究所，接着被改称为收容所，最后变成精神病专科医院。而且社会大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一个事实：新词汇指的不过就是极其一般的精神错乱问题。尽管有关政府机构想必认为社会大众是群有偏见的白痴，必须如此蒙骗他们，但我个人从来不理解这种文字游戏。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听到待在玻璃隔间后面的女人对我说“尸体在地下室，布拉特利”，我还是觉得很新鲜。

显然，“尸体”这说法是极合理的。就算你这么说，也没人会觉得你冒犯了死者，不会有人说“死者”一词比“死人”更为恰当。当你用“尸体”这个词时，更不会有人认为你把人贬低为一团心脏刚好不再跳动的肉。那又怎样？也许这都是因为事实上尸体并不能自称“弱势群体”——毕竟，说来可悲，它们的数量可是比人还多咧。

她说：“从那边的楼梯往下走，”一边指给我看，“我会打电话到楼下，说你要过去。”

我依照指示走过去。我的脚步声在一道道白墙之间回响，打破了这里的寂静。到了楼下，我发现白色狭长走廊的另一头站着一个身穿绿色医院制服的人，一只脚跨在门里。他可能是个外科医生，但因为他的神态实在太过轻松，又或许因为他的络腮胡，我觉得他的级别比较低。

他大叫：“布拉特利？”声音大到让人觉得他好像有意污辱那些在这层楼长眠的人。回音在那条走廊的前后两端传来传去，听起来令人感到不安。

我说：“我是。”我赶快跑到他那边，以免还要继续听他大叫。

他帮我撑着门，我走了进去。那是一个有一格格置物柜的房间。那家伙走在前头，到了一个打开的置物柜前。

他说：“克里波打电话来说你要来领取蒙森兄弟的东西。”他的声音还是有力到夸张的地步。

我点点头。我的心跳比我预期的快，但是没有快到像我之前担心的那样。毕竟这是关键的一步，我整个计划里比较弱的一环。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若无其事地说：“远房表亲。他们的至亲要我来拿他们的衣服，只要衣服，不用拿贵重物品。”

我早就小心地想出“至亲”这个词。也许这说法听起来太过正式，但因为我不知道蒙森兄弟是否已婚，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健在，我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包含所有可能状况的措辞。

“为什么蒙森太太不自己来拿呢？”医院职员说，“反正她自己十二点也会来。”

我倒抽了一口气。“我想看到那么多血她会受不了的。”

他咧嘴说：“那你就受得了？”

我简单地回答：“是啊。”并且真心希望他别再问问题了。

那人耸耸肩，把夹着一张纸的写字板递过来给我。“在这里签名，确认你接收了。”

我先写了一个潦草的R，之后画了一条波浪状的线条往后拉，接着写了一个也很潦草的B，最后在i上面加上一点。

他仔细检视我的签名。“你带身份证件了吗，布拉特利？”

这计划就快穿帮了。

我拍拍长裤口袋，露出带着歉意的微笑。“我一定是把皮夹留在南边的停车场了。”

“你是说北边的停车场吧？”

“不，是南边。我把车停在研究大楼停车场了。”

“停那么远啊？”

我看得出他在犹豫。当然，我事先就已经推演过了，如果他要求我去拿身份证件，那我就直接走人，不再回来。这也没多糟，只是如此一来就达不到跑这一趟的目的了。我等他开口，但光从他说的头两个字，我就知道他的决定对我不利。

“抱歉，布拉特利，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别误会我的意思，但这种命案会吸引很多怪人的注意，他们的癖好都非常奇怪。”

我装出一副惊讶不已的模样。“你的意思是……有人会搜集命案被害人的衣物？”

他说：“某些人实在变态到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你从未见过蒙森兄弟俩也说不定，只是在报纸上看过报道。抱歉，但恐怕规定就是如此。”

我说：“好吧，我待会儿再来。”我朝门口的方向移动，接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使出我的最后一招。更准确地说，我拿出了一张信用卡。

我把手伸进后口袋，说：“我想到了。艾斯基上次到我家的时候，把信用卡落在我那儿了，也许他母亲来的时候你可以交给她。”

我把卡递给那个职员，他拿着仔细看了看名字以及留络腮胡的小伙的照片。我等了一会儿，当我终于听到身后传来他的声音时，都已经往门口走到一半了。

“这就够啦，布拉特利。来吧，衣服给你。”

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回去。我拿出之前塞在长裤口袋里的塑料袋，把衣服塞进去。

“都拿好了吗？”

我用手指探了探艾斯基制服长裤的后口袋，可以感觉到东西还在——装着我剃掉的头发的塑料袋。我点点头。

离开时，我压抑着想要狂奔的念头。我重生了，再次存在了，我的内心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狂喜。一切再度如常运转，我的心脏跳动，血液循环，我要转运了。我赶着上楼，大步跨上楼梯，经过那个玻璃隔间里的女人时，我放慢脚步。几乎要走到门口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嘿，先生！等一下。”

当然了，刚刚实在太顺利了。

我慢慢转身，一个面熟的男人向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证件。是那个暗恋狄安娜的家伙。我的脑袋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也一样。

那人用飞机驾驶员常有的低沉嗓音说：“我是克里波的人。”宛如断断续续的大气噪声，“先——生，可以跟你谈一谈吗？”他说起话来像缺了某个字母的打字机。

据说，我们都会下意识地认为电影里或电视上的人比较高大，但实际上并不是。然而这不适用于布雷德·斯佩尔，他本人看起来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当他朝我走过来时，我逼自己站定。而后他矗立在我面前，顶着一头孩子气的金发，修剪梳顺后虽然略显不羁，但不会过于轻浮，一双铁灰色的眼睛往下看着我。从过去有关斯佩尔的传闻中，我只知道他的绯闻对象是个知名度极高，而且形象阳刚的挪威政治人物。如今你若想知道自己是否已跻身名流阶层，最关键、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看你能否卷入同性恋绯闻。跟我讲这个绯闻的人是设计师牛头犬巴伦的男模，他曾求我发狄安娜的赏画会邀请函给他，还声称自己被这位他尊称为“警察之神”的大警监玩过。

“哦，好啊，那就聊聊吧。”我挤出一抹苦笑，希望眼神不会透露我内心深处的不安。

“好的，先生。我刚听说你是蒙森兄弟的远房表亲，而且跟他们很熟。也许可以劳驾你帮我指认尸体？”

我吞了一口口水。他对我的称呼如此客气，而且两次说“先生”一词的口吻都有点好笑，但是从他的眼神来看，他对我没有任何好恶。他现在是在对我摆谱，还是不自觉而为之，出自一个专业人士的本能反应？我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重复“指认”二字，好像那对我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观念。

斯佩尔说：“再过几个小时他们的母亲就要来了，但是哪怕能节省一点时间……我们都很感谢。只要花你几秒钟。”

我不想去。我全身汗毛直竖，脑袋坚决抗拒，想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因为我又活过来了。因为揣着那袋头发，现在格雷韦的卫星定位追踪器上，我又开始移动了。他一定会继续猎杀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我已经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狗的味道，感到惊慌的情绪浮上心头。但是我脑袋里的另一个部分，那个新的声音说我不应该拒绝，那会引起怀疑。而且只需要几秒而已。

我说：“当然好。”我正想扯出微笑，却突然意识到这可不是去指认亲戚尸体时的恰当反应。

我们循着原路回去。

我们穿过满是置物柜的房间时，那位职员冲我点点头，咧嘴而笑。

斯佩尔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死者的样子非常惨。”他打开一扇厚重的铁门，我们走进停尸间。我打了一个冷战。房间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冰箱的内部：白色的墙壁、天花板与地板，零下几度的温度，再加上一堆已经过了保质期的肉。

四具尸体排成一排，每具都躺在一张铁桌上，双脚从白布下端露出来。看来电影里的场景是有真实根据的，因为每个人的拇指上都挂着一枚金属标签。

斯佩尔说：“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

他一挥手，把两条白布往后掀开，手法像个魔术师。“交通意外。”他碾着脚跟说，“最严重的那种。我想你也看得出来，很难辨识。”我突然间觉得斯佩尔说话的速度慢得异常。“车内本来应该有五个人的，但我们只找到这四具尸体，第五具一定是掉进河里漂走了。”

我睁大眼睛瞪着，用力吞口水，用鼻子重重呼吸。当然，我只是装的。就算此刻全身赤裸，蒙森双胞胎还是比在汽车残骸里好看太多了。而且这里也不会有恶臭。没有排泄物的臭味，没有人血、汽油与人体肠道的气味。我想到视觉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而声音与味道才更容易让人的感官受到惊吓。例如，某个女人遭人一枪射穿眼睛后，头部砰的一声撞在拼花地板上的声响。

我低声说：“是蒙森双胞胎。”

“是啊，我们也设法查出来了。问题是……”

斯佩尔停顿了好一会儿——一次时间很长、非常戏剧化的停顿。我的天哪！

“哪一个是安德利，哪一个是艾斯基？”

尽管室温像冬天一样，我的衣服还是被冷汗浸湿了。他讲话的速度那么慢是故意的吗？这是一种我不知道的全新的审讯技巧吗？

我的目光在两具裸尸上游移，发现了我做的记号。那道从肋骨到胃部的伤口仍然敞开着，而且伤口边缘出现了黑色尸斑。

我伸手指着其中一具说：“那是安德利，另一具是艾斯基。”

斯佩尔满意地嗯了一声，记录下来，他说：“你跟双胞胎一定很熟，就连他们的同事来这里的时候也没办法辨认出来。”

我悲伤地点头回答：“双胞胎和我很亲，特别是最近。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斯佩尔说：“当然。”但是他继续记录，看来不像是在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我看着他头部后方的时钟。

斯佩尔说：“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他继续埋头写，“有点讽刺，不是吗？”他在写什么鬼东西？一个叫安德利，另一个是艾斯基，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写完？

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忍不住问道：“讽刺？”

斯佩尔停笔抬头说：“两个人同时在同一颗受精卵里诞生，又同时在同一辆车里死掉。”

“并不讽刺，对吗？”

“没有吗？”

“我看不出讽刺之处。”

斯佩尔微笑说：“嗯，你说得对，也许正确的用词是‘吊诡’。”

我感觉血液在翻腾。“这也不是吊诡。”

“嗯，反正这很奇怪。你不觉得冥冥中自有天定吗？”

我失去了控制，看见自己用力挤压塑料袋到指关节发白，颤声说：“不是讽刺，没有吊诡，也不是什么天注定，”我提高音量，“只是一种无常的生死巧合，甚至也不能说无常，因为他们跟许多同卵双胞胎一样，选择住在附近，同时也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在这场飞来横祸中，他们刚好也在一起。就只是这样而已。”

说到最后，我几乎吼了起来。

斯佩尔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盯着我，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摆在嘴角两边，此时往下移到下巴。我知道那个动作。他是少数的高手之一，他有审讯高手的那种动作，那双眼睛可以识破谎言。

他说：“好吧，布拉特利。你有什么烦心事，对吧？”

我挤出一抹苦笑，知道此刻自己必须说点真心话，因为眼前有一具活生生的测谎机正瞪着我，他听得出谎话。“昨晚我跟老婆吵架了，现在又要面对这意外，我有点失态，非常抱歉。我现在就走。”

我转身离去。

斯佩尔不知道说了什么，也许是再见吧，但是他的话被我身后铁门关起来的声音淹没了，低沉的隆隆声传遍了整个停尸间。

21　诱敌

我在国立医院外的公交站坐上了电车，付现金给售票员，对他说：“到市中心。”找零时他对着我假笑，可能是因为不管到哪里，车费都一样吧。小时候我当然坐过电车，但是不太记得这种常规琐事：从后门下车，把票准备好以备查验，适时按下车铃，不要打扰司机。很多事都变了：轨道的噪声没有以前那么震耳欲聋，车上的广告却比以前更有震撼力，也更开放，座位上的人们则更内向了。

到市中心后我换了交通工具，坐上一辆开往东北方向的巴士。他们说我可以用电车票乘车，太棒了。才花这么一点钱，就可以用过去我从不知道的方式在这座城市里四处移动。我正在移动，在格雷韦那个卫星定位玩意儿上面，我是一个光点。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困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移动尸体吗？

我在亚沃下了车，开始沿山丘朝童森哈根镇往上爬。我大可以在更靠近奥韦家的地方下车，但此刻我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住宅区的宁静早晨，一个佝偻的老太太蹒跚地走在人行道上，身后拖着一辆轮子没有上油，不断发出嘎吱声的购物车。尽管如此，她还是对我微笑，好像这是美丽世界里的精彩一天，人生如此美妙。此刻格雷韦在想什么？一辆灵车正载着布朗回到他童年的家，或者类似的情景吗？但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慢，是因为堵车吗？

朝我走来的是两个嚼着口香糖、化着浓妆的少女，她们背着书包，身穿紧身裤，腰间的赘肉从上衣下缘露了出来。她们生气地对视了一眼，但没有停止大声交谈，聊的显然是件让她们很气恼的事。她们经过我时，我听到一句：“我是说……多么不公平啊！”我猜她们打算逃学，正要到山下亚沃的蛋糕店去，而当她们说不公平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地球上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买不起她们正要去吃的鲜奶油小面包。这也让我想到，如果我跟狄安娜有小孩的话——尽管她帮孩子取名叫达米安，但我深信那是个女孩——有一天她也一定会用同样涂着浓浓睫毛膏的眼睛看着我，大叫说“这不公平”，天哪，她只是想跟女性朋友到伊维萨岛去，毕竟她们都已经是大人，而且很快就要中学毕业了！而我……我想我应该有办法处理这种事。

我途经一个中间有大池塘的公园，选择走其中一条棕色小径去往另一边的树丛。不是因为它是条捷径，而是要让格雷韦卫星定位追踪器上的光点离开街道的范围。尸体有可能被车子载着四处移动，但是不可能穿越景观区域。今天早上我从洛蒂家打了一通电话唤醒那位荷兰猎头专家，是要确保他在那件事情上起疑：罗格·布朗死而复生了。之前布朗并不是如卫星定位仪器显示的那样躺在国立医院的停尸间里，而可能是躺在同一栋大楼的病床上。但是新闻不是说车内的每个人都死了吗，怎么会……

也许我没有读心术，但我懂得判断人的智慧，就是因为在这方面那么厉害，我才能帮挪威的大型企业招聘他们的领导者。所以，当我绕着池塘漫步时，我开始再次推演此刻格雷韦大概会怎么思考。这很简单。他必须来追杀我，把我干掉，尽管此时他面临的风险比先前大得多。因为，我不再只是能阻止霍特收购探路者的人，我也是个证人，能让他因为谋杀辛勒·欧而坐牢——如果他让我活得够久，撑到案子进入审判程序的话。

简而言之，我已经发了一封他不能拒绝的邀请函给他。

我走到了公园的另一边，当我经过那片桦树林时，手指抚过已经开始剥落的薄薄白树皮，轻轻压住坚硬的树干，屈指一抓，指甲刮过表面。我闻闻指尖，停下来，闭上双眼，在吸进香气的同时，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我想起了过去的嬉闹、大笑、惊奇与带着欢愉的恐惧，还有种种发现。那些我以为自己已经忘却的小事都还在，当然，只是被封存于记忆中，没有消失，它们就像水子一样。过去那个罗格·布朗无法把它们找回来，但新的这个可以。新的这个可以活多久？不会太久。但这不重要，因为他的临终时刻肯定比过去那个罗格·布朗三十五年的人生还要刺激。

我开始感到热了，不过也终于看到了奥韦的家。我走到森林的边缘，坐在一棵树的残根上，在那里我可以将沿路有露台的房子与公寓看个清楚。我得出了结论，奥斯陆东区的居民不像西区的居民一样享有开阔的视野。不过我们都能看见邮报大楼与广场饭店。从这里望出去，这个城市并没有更丑陋或更迷人，唯一的差别是，从这里可以看见整个西区。

这让我想起了古斯塔夫·埃菲尔和那座他为了一八八九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著名铁塔。批评者表示，巴黎最美的景观要从埃菲尔铁塔才看得见，因为那里是全市唯一看不到铁塔的地方。而我在想是否可以拿那座铁塔来比拟克拉斯·格雷韦：在他眼里，这世界是一个没那么丑陋的地方，因为他无法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他自己。例如我的眼睛。我看得见他，而且我恨他。我恨他的程度之强烈，对他的怨恨之深刻，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甚至害怕。但我对他的恨并非模糊不清的，反之，那是一种纯粹的、体面的，几乎可以说是天真的恨意，就像美国的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恨，是如此自然而然。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判格雷韦死刑，我的出发点是一种审慎而纯真的恨意。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恨意是种可以净化心灵的感觉。

这让我明白了，举个例子，我对我爸的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恨。是愤怒吗？没错。不屑？也许吧。怜悯？那是当然的。为什么呢？事实上，有许多原因。但是此刻我发现我的愤怒来自内心深处，因为我深深觉得自己很像他，我的内在有跟他一模一样的特质：一个酒鬼，殴打妻子的穷光蛋，觉得东区的人命中注定就该住在东区，别想成为西区的人。此刻我已经变成他了，的的确确，彻彻底底。

我发自内心地大笑，毫不压抑。我一直笑，笑到声音在树干之间回响，一只鸟从我头顶的树枝上飞走，然后我看见下方的路上有一辆车开过来。

一辆银灰色雷克萨斯GS430轿车。

他来得比我预期的还快。

我很快地站起身来，往下走到奥韦的房子前。我站在台阶上，正要把钥匙插进门锁孔时，看了看自己的手。尽管手上微弱的颤抖几不可察，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那是一种本能，一种原始的恐惧。克拉斯·格雷韦就是那种会让其他动物害怕的动物。

我一下就找到了正确的钥匙，我转动钥匙，开门后快速走进屋里。还没有异味。我坐在床上，往后移动，直到背部靠在床头板与窗户上，确认羽绒被盖住了躺在我身边的奥韦。

我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嘀嗒过去，我的心也怦怦跳着，一秒两下。

格雷韦是个小心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想要确认我只有一个人。而且即使我只有一个人，此时他也知道我并非如他先前所想的那样没有杀伤力。首先，他那只狗的死一定跟我有关系。其次，他一定去过那里，见过她的尸体，知道我是可以下手杀人的。

我没有听见开门声，也没听见他的脚步声，就看见他站在门口，出现在我面前。他轻声细语，脸上的一抹微笑流露着真诚的歉意。

“很抱歉这样闯进来，罗格。”

格雷韦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黑长裤、黑皮鞋、黑色高领毛衣，以及黑色手套，头上还戴着黑色羊毛帽。唯一不是黑色的，只有那把闪闪发亮的银色格洛克手枪。

我说：“没关系，这是会客时间。”

22　默片

关于苍蝇对时间的感觉，有一种说法是，当我们一掌快速挥过去时，苍蝇所感觉到的速度却慢得令它们想打哈欠，这是因为其复眼所接收到的信息实在太多，多到大自然必须让它们身上有一台超快速的处理器，才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化一切。

起居室里彻底沉寂了几秒钟。我不知道有几秒，但我好比一只苍蝇，看见一只手就要挥过来了。奥韦的格洛克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格雷韦的眼睛则盯着我的大光头。

最后他说：“啊哈！”

这两个字包含了千言万语。它们说明了人类为什么能征服地球，克服恶劣环境，杀死那些速度与力量都远胜于我们的动物。重点是处理器的速度。在格雷韦说出“啊哈”之前，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千头万绪，思考并且筛选过无数个假设，借着持续运作的演绎能力，最后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你把头发剃掉了，罗格。”

如同我先前所说，格雷韦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当然，他所说的不只是我剃光头发这个平淡的事实，也包括这在何时发生，发生的方式与原因。因为这解答了他所有的疑惑，回答了一切问题。因此他才会补上一句话，语气听来更像是陈述事实，而不是发问：

“在被撞毁的汽车里。”

我点点头。

他坐在床脚的那把椅子上，椅背往后靠在墙上，但枪管没从我身体的方向移开一分。

“然后呢？你把头发放在其中一具尸体身上？”

我迅速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

他大叫：“别动！”我看见他的手指按住了扳机。没有外置击锤的格洛克17式，奥韦口中的“女士”。

我说：“我动的是左手。”

“好，慢一点。”

我慢慢地把手拿出来，将那袋头发丢在桌上。格雷韦缓缓点头，眼睛一直死盯着我。

他说：“所以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信号发射器在你的头发里。还有，是她帮我弄上去的，所以你杀了她，对不对？”

我往后靠，问道：“觉得若有所失吗，克拉斯？”我的心怦怦跳着，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里，我感觉极为愉快。我的肉体怀抱着凡人皆有的恐惧，精神却是平静的。

他没有回答。

“或者她只是……当时你说什么来着，达成目的的手段？为了有所收获，就一定要付出的代价？”

“你为什么想知道呢，罗格？”

“因为我想知道你这种人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人们虚构出来的。”

“我这种人？”

“没有办法爱别人的人。”

格雷韦笑着说：“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只要照照镜子就可以了，罗格。”

我说：“我爱过一个人。”

克拉斯说：“也许你只是模仿了爱。你那真的是爱吗？证据呢？我只看到相反的证据，也就是你拒绝给狄安娜除了你之外她唯一想要的东西：一个孩子。”

“我本来已经想要给她了。”

他又大笑。“所以你已经改变了主意？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痛改前非的丈夫了？当你发现她搞上别的男人时？”

我平静地说：“我相信忏悔。忏悔，还有原谅。”

他说：“现在已经太迟了。狄安娜没有得到你的原谅，也没得到孩子。”

“她也没得到你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给她小孩，罗格。”

“没错，但就算你想过，也永远办不到，对吧？”

“我当然办得到，你以为我性无能吗？”

这句话他讲得很快，快到只有苍蝇可以感觉到，在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他犹豫了一下。我吸了一口气。“我看过你，克拉斯·格雷韦。我曾经看过你……由下往上看过你。”

“你到底在胡扯什么，布朗？”

“我曾经在情非得已的状况下近距离看过你的生殖器官。”

我看到他慢慢张开嘴巴，继续说道：

“在埃尔沃吕姆郊外的一间户外厕所里。”

格雷韦欲言又止。

“在苏里南的地牢里，他们就是那样逼你招供的吗？他们把你的睾丸当目标，猛打它们，还是用刀？他们没有把你的性欲也一起夺走，只是要让你无法生育，不是吗？他们用粗线把割下来的部分缝了回去。”

此时格雷韦的嘴巴紧闭，宛如冷峻脸上一条笔直的短线。

“这就足以解释你的话了，克拉斯。你说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毒贩，而你却发疯似的在丛林里追了他六十五天，不是吗？因为是他，对不对？是他夺走了你的男性雄风，夺走了你传宗接代的能力。他几乎夺走了你的一切，所以你要了他的命。这我能体会。”

对，没错，在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的第二个步骤里，这是第一个要点：为嫌疑人的罪行提出一个在道德上可接受的动机。但我已不再需要他的供认了。反而是他提前得到了我的供认。“我能体会，克拉斯，因为基于同一个理由，我已经决定要杀你了。你几乎夺走了我的一切。”

格雷韦的嘴巴发出了我认为是笑声的声音。“是谁拿着枪坐在这里，罗格？”

“我要用杀死你那只臭狗的方式杀死你。”

我看见他咬紧牙关，下颌的肌肉随之收紧，他的指关节也变白了。

“你没看到，对吧？最后它变成了乌鸦的大餐，被戳死在欧的青贮装载机的铁耙子上。”

“你好恶心，罗格·布朗。你坐在这里对我说教，自己却残杀动物，谋杀小孩。”

“你说得对。但你在医院里对我说的话却是错的。你说我们的孩子有唐氏综合征。刚好相反，所有的检测都显示胎儿是健康的。我之所以劝狄安娜堕胎，只是因为我不希望跟任何人分享她。你听过这么孩子气的事吗？对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怀有这种纯粹而彻底的妒忌心。我想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未获得足够的爱。你觉得呢？或许你也一样，克拉斯？还是你从出生就是个恶魔？”

我不觉得格雷韦把问题听进去了，因为他直愣愣地盯着我，表示他又在努力动脑筋了。他在回想，从种种结论回溯到问题本身，回到事实，回到一切的起点，最后找到它，在医院里说的那一句话，他自己说的：“……劝她去堕胎，只因为小孩有唐氏综合征。”

我看出他想起来了，于是说：“跟我说吧，除了你的狗，你还爱过谁吗？”

他举起枪。新的罗格·布朗的生命如此短暂，此刻只剩下几秒钟可以活。格雷韦冰冷的蓝眼睛闪闪发亮，细语变成了低声呢喃。

“我曾想过一枪打爆你的头，借此向一个值得猎人追捕的猎物致敬，罗格。但此刻我想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好了。我会在你的肚子上开一枪。我跟你说过那种枪伤吗？子弹会穿过脾脏，导致胃酸外流，烧灼大小肠。我会在一旁等着你求我杀你。而且你一定会的，罗格。”

“也许你就别废话，直接开枪吧，克拉斯。也许你在医院里就不该等那么久。”

格雷韦又笑了。“哦，我想你应该没有请警察过来吧，罗格？你杀了一个女人，你跟我一样是凶手。这是你我之间的事。”

“再想想吧，克拉斯，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冒险到病理部一趟，骗他们把一袋头发交给我？”

格雷韦转了转双肩。“很简单，因为DNA证据。也许那是他们手上唯一可以用来对付你的东西。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应该追捕的人叫奥韦·奇克鲁。除非，你想要把漂亮的鬃毛拿回来做假发？狄安娜说，你的头发对你来讲很重要。她还说你用头发来弥补身高的不足，是吧？”

我说：“没错，但也不尽然。有时候猎头高手会忘记他的猎物也能思考。我不知道没有头发是否会减损思考能力，但就我的状况而言，猎人已经被我引进了陷阱。”

格雷韦慢慢地眨眨眼，同时我观察到他的身体紧绷了起来，他感觉到了危险。

“我看不出哪里有陷阱，罗格。”

我说：“在这里。”我的手轻轻拂过身边的羽绒被。我看见他的目光落在奥韦·奇克鲁的尸体，还有他胸口那把乌兹冲锋枪上面。

他的反应速度像闪电一样快，马上用手枪指着我说：“想都别想，布朗。”我把手往冲锋枪伸过去。

格雷韦尖叫道：“不要！”

我举起武器。

格雷韦向我开火，枪声响彻房内。

我拿枪指着格雷韦。他已差不多站起身来，又开了一枪。我压住扳机，把它压到底。刺耳呼啸的铅弹穿过房间，击中了奥韦的墙壁、克拉斯·格雷韦的黑长裤与其下的完美小腿肌肉，他的鼠蹊部位爆了开来，希望他曾进入狄安娜体内的生殖器也是，同时还有肌肉发达的腹部，以及肌肉所保护的器官。

他往后翻倒在椅子上，格洛克手枪也砰的一声掉在地上。四周突然陷入一阵沉寂，然后出现一枚弹壳掉落在拼花地板上的滚动声。我歪过头往下看他，他也回看我，眼神充满了愤怒与震惊。

“现在你没法通过探路者的体检了，格雷韦。不好意思，你永远偷不到他们的技术了，不管你有多细致周密。事实上，你那该死的周密正是你毁灭的原因。”

格雷韦用荷兰语低声呻吟，我几乎听不见。

“你之所以会被吸引过来，是因为做事喜欢有头有尾。这是我为你安排的最后一个面试。你知道吗，你就是我一直在为这份差事寻找的人。我不但认为，也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所以对你而言这是一份完美的工作。相信我，格雷韦先生。”

格雷韦没有答话，只是低头凝视自己，他的鲜血让那件黑色高领毛衣看起来更黑了。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

“在此我任命你为代罪羔羊，格雷韦先生。你就是杀死奥韦·奇克鲁的人，也就是躺在我身旁的这一具尸体。”我拍拍奥韦的肚子。

格雷韦又开始呻吟，他抬头说：“你他妈的在胡扯什么啊？”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绝望，同时又晕眩无力，“在你犯下另一桩谋杀案之前，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吧，布朗。想想看，你根本不是专业杀手，你逃不过警方的追缉。赶快打电话，我也会救你一命的。”

我低头看看奥韦，躺着的他看起来好平静。“但是杀你的人不是我，格雷韦，是这位奥韦，你还不懂吗？”

“不，天哪，赶快帮我打电话叫该死的救护车，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快流血至死了吗？”

“抱歉，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你要不顾我的死活吗？”

他的声音听起来已经不太一样了，是因为带着哭腔吗？

“拜托，布朗，我不能死在这里，不能这样死掉！我求你，拜托你！”

的确是哭腔，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也许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对肚子中弹这种死法的描述没错的话。我可以看见血液从他的裤管内侧流到那双锃亮的普拉达皮鞋上。他苦苦哀求，无法在死前保有尊严。我听说没人可以办到，那些看上去保住了尊严的人其实只是吓呆了而已。对格雷韦而言，最丢脸的部分当然是有许多人见证了他的崩溃——未来还会有更多人。

我进入奥韦家，走进起居室时，因为没有输入“娜塔莎”这个密码解除警报，十五秒后，不但监控摄像头启动了，三城公司那边也会有警铃响起。我的脑海中浮现他们围在监视屏幕前的画面，他们会带着难以置信的心情观看那部默片，格雷韦是他们唯一看得见的演员，看见他开口说话，但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他们会看见他开枪与中弹，同时咒骂奥韦不装一台可以看见床上之人的摄像头。

我看着手表，警铃已经启动四分钟了，而我认为他们打电话给警方也得有三分钟了。警方会做的则是通知戴尔塔小队，也就是专门执行监视任务的武装部队。童森哈根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我认为第一批警车抵达的时间最快不会少于十五分钟，不过这当然是我的假设。但另一方面，我没有理由这样跟他耗下去。格雷韦已经发射了弹匣里十七发子弹中的两发了。

我打开床头板后面的窗户，对他说：“好吧，克拉斯，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捡起你的枪，如果你能够射杀我，就可以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

他用空洞的眼神瞪着我。一阵冰冷的风刮进屋内，无疑，冬天来了。

他被吓迷糊的脑袋似乎相信了这个说法。他以流畅的动作往旁边的地板滚去，然后一把抓起手枪——就一个受重伤的人而言，他的动作比我想象得快太多了。冲锋枪的铅弹——软、重、有毒性的金属——把他两腿间的拼花地板打得木屑四射。在子弹再度扫中他胸口、射穿心脏、打爆两侧肺叶、导致他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又设法开了一枪。就那么一枪。那声音在各个墙面之间回荡，然后四周又安静下来。一片死寂，只有风声低语着。默片变成了一个停滞的镜头，被渗进房间里的寒冷冻结起来。

一切都结束了。

[1]挪威当代艺术家，以其装置艺术出名。

第五部
一个月后的最后面试

23　今夜新闻

电视节目《今夜新闻》的主题曲是极为简单的即兴吉他曲，往往让人联想到波萨诺瓦曲风、轻轻摆动的翘臀，还有颜色鲜艳的鸡尾酒，而不是事实真相、政治、令人沮丧的社会问题，或者像今晚所要讲的……刑事案件。播放音乐的时间很短，因为他们想要营造的形象是：《今夜新闻》不需要那些不必要的装饰，它能命中问题的核心，直击重点。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在三号摄影棚拍摄的节目才会在一开始用悬臂摄像机进行拍摄。先从上面拍当晚的来宾，然后摄像机往下移动，最后以上半身特写镜头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主持人奥德·迪布瓦。当音乐停止时，本来在看报纸的他会抬起头来，摘掉阅读用的眼镜。这也许是制作人的主意，他可能觉得这个动作能让人认为他们即将讨论的是刚刚出炉的新闻，因为实在太实时了，所以迪布瓦只能自己看报纸。

迪布瓦留着一头浓密的短发，两鬓已经开始花白，那张脸看来像四十几岁。三十岁时，他看起来像四十岁，现在他已经五十岁了，还是维持着那张四十岁的脸。迪布瓦在大学时主修社会科学，分析能力强，能言善辩，偏好耸动性的报道。然而这些特色可能并不是频道负责人决定让他拥有自己的谈话节目的主要原因，而主要原因是迪布瓦过去大半辈子都是个新闻主播。大致说来，过去他的任务就只是用正确的语调大声读稿，只要脸部表情适当，穿戴的西装领带得体就可以了。但就迪布瓦的表现而言，他的语调、表情与西装领带实在都太完美了，以至于他成了全挪威仍在世的人物里最具公信力的一个。而要让《今夜新闻》这种节目维持下去，需要的就是公信力。他曾几次公开声明很满意他的收视率，还说在编辑会议上是他——而非频道主管——在为那类商业化的新闻项目大声疾呼，但奇怪的是，这反而加强了迪布瓦的公信力。他喜欢那种能引发热烈讨论和煽动情绪的偏见，而不是质疑，也不是各种观点的碰撞与辩论。过去最能处理这个的是报纸上的专题报道，而他一贯的回应是：“如果《今夜新闻》上能有，为什么要把皇室、同性恋伴侣领养小孩、福利金诈骗案这些话题留给那些无聊的媒体？”

《今夜新闻》获得了名过其实的成就，奥德·迪布瓦也因此走红。正因为他很红，在经过一次极度痛苦而且尽人皆知的离婚之后，他才能将该电视台的某位年轻女星娶回去当老婆。

他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电视屏幕说：“今晚我们有两个议题。”此时他因为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声音听起来已经有一点点颤抖，“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堪称挪威史上最富戏剧性的谋杀案。经过一个月的密集调查后，警方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所谓格雷韦谋杀案的所有线索。这案子总计牵涉了八条人命：有个男人被勒死在自己那座位于埃尔沃吕姆郊外的农场；一辆警车被失窃的大卡车撞毁，四名警察殉职；一个女人在奥斯陆自家住宅中遭枪杀身亡；这一切发生后，这出戏的两个主角居然在奥斯陆附近童森哈根镇的一所房子里互相朝对方开枪身亡。这最后一场戏还被拍了下来，因为那所房子装了监控摄像头，那段视频早已被复制流出，过去几周内一直在网络上流传。”

迪布瓦持续强化这个案子的戏剧性。

“接着，上述的一切好像还不够惊人似的，这个奇案的核心是一幅世界知名的画作，也就是彼得·保罗·鲁本斯那幅二战后就失踪、恐怕早已失传的《狩猎卡吕冬野猪》。直到四周前它才被发现，地点是一个……”说到这里，迪布瓦开始因为太激动而口吃，“……是……是一间室外厕所，就在挪威！”

说完这段话后，迪布瓦必须先镇定下来，才能够继续讲下去。

“今晚来到节目的嘉宾是最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格雷韦谋杀案的人——布雷德·斯佩尔……”

迪布瓦顿了一下，因为在听到这个提示之后，中控室的制作人就必须把镜头切换到二号摄像机了。制作人选择从侧面拍摄唯一的特别来宾，一个高大英俊的金发男子。就公务员来讲，他的西装算是价格不菲，此外他还身穿开领衬衫，上面有贝母纽扣，这一切装扮都是出自ELLE杂志某个设计师的建议——目前他们俩正处于秘密或者半公开的性关系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女性观众舍得转台。

“目前克里波对这桩谋杀案所进行的调查是由你领导的，你在警界的资历有近十五年之久，过去你曾经遇到过类似案件吗？”

布雷德·斯佩尔说：“每个案件都是不一样的。”他的口气听起来轻松而有自信。就算你不是预言家也知道，节目播出后他的手机肯定会被短信塞爆。有个女人想知道他是不是单身，喜不喜欢跟有趣的人喝杯咖啡。还有个住在奥斯陆郊区的单亲妈妈，自己有车，下周有很多时间。有个年轻人说他喜欢年纪较大，而且有决心的男人。有些人省略了开场白，直接发了一张照片过来。那是他们特别满意的照片，脸上挂着美妙的微笑，刚刚从美发师那里做完造型，身穿华服，领口低得恰到好处。又或者是不露脸的照片，甚至是没穿衣服的。

斯佩尔用他那种做作的声音说：“但是，牵涉八条人命的不会是有如家常便饭的案子。”他听说如果讲得太过保守，就会显得不够重视，于是又补充了一句，“在我国不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也不是。”

“布雷德·斯佩尔，”迪布瓦总是会小心地把来宾的名字重复个两三遍，以便让观众记住，“这是一个国际瞩目的案件，除了八条人命之外，外界的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师级画家也在本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是吗？”

“这个嘛，对艺术鉴赏家来讲，当然是一幅熟悉的画作。”

迪布瓦大叫：“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不怕被质疑，安心地称它是一幅世界知名的画作了！”他试着吸引斯佩尔的注意，也许是为了提醒他别忘了节目开始前他们所讨论的：他们是一个团队，两个人应该通力合作才能讲出很棒的故事。如果贬损那幅画的知名度，就会让故事变得没那么精彩。

“不过，因为这件案子没有幸存者或其他目击证人的口供作为办案的依据，要把拼图完成、还原真相，鲁本斯的画作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不是这样呢，斯佩尔警监？”

“没错。”

“明天你将会呈报结案报告，但我知道你已经可以先把格雷韦谋杀案的真相，也就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观众。”

布雷德·斯佩尔点点头，但他没有开始讲话，而是举起面前桌上的水杯，啜饮了一小口水。画面右边的迪布瓦则是满脸笑容。这也许是他们俩为了加强戏剧性而预先安排好的一个小桥段，这么一停顿，观众肯定会靠在沙发边缘全神贯注地盯着看。也或许这意味着斯佩尔接管了舞台的主控权。警探把玻璃杯放下，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也知道，在加入克里波之前，我在窃盗组任职，调查过最近两年内的多起艺术品盗窃案，案件之间的相似性显示出它们是同一伙人干的。一开始我们锁定的对象是三城安保公司，因为大部分遭窃的住户装的都是该公司的防盗警铃系统。而现在我们知道，窃案的主谋之一就是该公司的员工，奥韦·奇克鲁。他可以通过三城公司取得业主的钥匙。此外，显然奇克鲁早已发现如何从系统的数据库里删除那些闯入的记录。我们认为，大部分盗窃案都是奇克鲁自己犯下的，但他需要一个有艺术鉴赏眼光的人，那个人应该常有机会跟奥斯陆的艺术爱好者交流，也可以大致掌握谁拥有哪些画作。”

“所以这就是克拉斯·格雷韦的角色？”

“是的。他自己在奥斯卡街的公寓就收藏了一批很棒的艺术品，而且他常与艺术行家交往，尤其喜欢到E画廊去，人们常在那里看到他。他到那里去跟拥有名画或者知道谁有名画的人聊天，之后把获得的信息告知奇克鲁。”

“奇克鲁怎样处理偷来的画作？”

“根据不具名人士的线报，我们设法追查到一个在哥德堡的销赃人，他专门收偷来的物品，前科累累，如今他已经供认自己一直与奇克鲁有联系。审讯时，这个人跟瑞典警方说，他最后一次获得奇克鲁的消息，是接到其电话，通知他鲁本斯的画作已经在路上了。那个销赃人说他很难相信这是真的，而且最后那幅画与奇克鲁都没有在哥德堡出现……”

迪布瓦用悲剧性的低沉口吻说：“没有，没出现。因为发生了什么事？”

继续说下去之前，斯佩尔笑了出来，好像觉得主持人的语气耸人听闻，十分有趣。“看起来奇克鲁与格雷韦最后决定不与哥德堡的那个销赃人交易，也许他们决定自己卖画。请注意，画作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都归销赃的人所有，而这次带来的收益远比过去那些画作高。格雷韦是一家荷兰科技公司的前执行总裁，他们与俄罗斯和几个东欧国家都有生意往来，因此他的人面很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而这次可以说是一次能让格雷韦与奇克鲁大捞一笔、往后都不愁吃穿的机会。”

“但是，格雷韦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是个有钱人了，不是吗？”

“他担任大股东的那家科技公司当时正遭遇财务危机，而且他也丢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显然他过着一种有收入才能维持下去的生活，我们知道他死前曾去应征过一份工作，那家挪威公司位于霍滕。”

“所以奇克鲁没有去跟销赃人见面，因为他跟格雷韦想要自己卖画。后来怎么了？”

“他们必须把画藏在安全的地方，直到买家出现。所以他们前往奇克鲁从辛勒·欧那里承租多年的小木屋。”

“在埃尔沃吕姆的郊区。”

“对。邻居说并不经常有人使用那栋小木屋，偶尔会有两个男人过去，但是没人与他们交谈过。他们几乎就像是躲在那里似的。”

“而你相信那就是格雷韦与奇克鲁？”

“他们很专业，与别人来往时又特别小心。而且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可以把两人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没有任何证人看见过他们在一起，也没有电话记录显示他们曾交谈过。”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是的，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小木屋去藏那幅画。当金额如此庞大时，人们难免会开始怀疑过去信任的伙伴……也许他们开始争执。而且他们一定嗑药了，我们在两人的血液样本里面都发现了毒品。”

“毒品？”

“一种克太拉与多美康的混合液，药效很强的玩意儿，奥斯陆的毒虫很少碰那种东西，所以我猜一定是格雷韦从阿姆斯特丹带进来的。两种药混在一起后可能会让他们变得迷迷糊糊，最后完全失控。结果，他们俩杀了辛勒·欧。事后……”

“等一等，”迪布瓦打断他，“能否请你为观众说明一下，第一件谋杀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斯佩尔抬起眉头，好像是对主持人的嗜血感到有点不高兴。然而他还是照做了。

“我不能‘说明’，只能‘猜测’。奇克鲁与格雷韦也许邀请辛勒·欧参加他们的派对，听他们吹嘘偷到了名画。而欧的反应则是威胁他们，或者真的要报警，于是他才会被克拉斯·格雷韦勒死。”

“勒死的意思是？”

“用一条细线或者尼龙绳勒在受害者的颈部，让大脑缺氧。”

“他死了？”

“嗯……是的。”

中控室那边按了一个钮，通过监视屏幕，也就是可以看到什么画面被传送到成千上万电视观众眼前的屏幕，他们发现奥德·迪布瓦正慢慢地点头，同时盯着斯佩尔，故意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惊恐与诚恳的眼神。他要把这种效果呈现出来。一秒……两秒……三秒过去了，这停顿时间对电视节目来讲简直像三年一样长。此刻制作人也许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了。接着迪布瓦打破沉默：“你怎么知道人是格雷韦杀的？”

“根据司法鉴定的证据。稍后我们在格雷韦的尸体上发现了绞线，就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我们发现上面有辛勒·欧的血迹以及格雷韦的皮屑。”

“所以你知道这件命案发生时，格雷韦与奇克鲁两人都在欧的起居室里？”

“是的。”

“你怎么知道？有其他证据吗？”

斯佩尔的身体稍稍扭动了一下。“是的。”

“什么证据？”

布雷德·斯佩尔咳了一声，瞪了迪布瓦一眼。也许他们曾经讨论过这点，斯佩尔也许曾请求他把这个细节略过去，但是迪布瓦坚称这对故事的完整性是很重要的。

斯佩尔做好准备才说：“我们在辛勒·欧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些证据，是排泄物的痕迹。”

“排泄物？”迪布瓦打断他，“人类的排泄物？”

“是的。我们把东西送到实验室去做DNA分析，大部分与奥韦·奇克鲁的DNA图谱相符，但也有一些是克拉斯·格雷韦的。”

迪布瓦摊开双手手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斯佩尔警监？”

“当然，想要详细地重建现场是很困难的，但看来格雷韦与奇克鲁好像……”他又顿了一下，准备好才开口，“好像把排泄物涂在自己身上。有些人会这样做，不是吗？”

“换言之，他们俩很变态？”

“如同我先前所说，他们在嗑药。但是，没错，这无疑是……嗯……异常的行径。”

“而且还不止这样，对吧？”

“对。”

迪布瓦举起食指时，斯佩尔便停了下来，这是个约定好的手势，意味着斯佩尔可以稍稍休息一下。这可以让观众消化信息，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内容。警监这才继续说下去。

“在药效发作之际，奥韦·奇克鲁发现他可以跟格雷韦带去的狗玩一种变态的游戏。他把狗叉在一辆拖拉机后面的青贮装载机的铁耙上。但那是一只斗狗，在双方激烈打斗时，奇克鲁的脖子被咬出很深的伤口。事后奇克鲁还开着拖拉机在那个地区到处跑，同时狗还挂在装载机上面。显然他兴奋到几乎把拖拉机开出路面，结果被一名汽车司机给拦了下来。那位司机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状况，只是遵循良善公民的义务，把受伤的奇克鲁弄上他的车，载他去医院。”

奥德·迪布瓦大叫：“人品的好坏居然有……有那么大的反差啊！”

“的确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位司机告诉我们，当他遇见奇克鲁时，奇克鲁身上沾满了自己的排泄物。他以为奇克鲁跌进了肥料堆，但是帮奇克鲁冲澡的医院人员说，那是人类的，不是动物的排泄物。他们过去有……有这方面的经验。”

“院方对奇克鲁做了什么？”

“当时奇克鲁半昏半醒，给他冲澡后，他们帮他包扎伤口，让他躺在病床上。”

“就是医院发现了他的血液有毒品反应？”

“不是。院方的确采集了血液样本，但是根据规定把样本销毁了。我们是在验尸时发现血液有毒品反应的。”

“好，但是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我们已经说到奇克鲁被送进医院，但是格雷韦仍在农场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奇克鲁没有回去，格雷韦自然会起疑。他发现拖拉机不见了，于是开了自己的车在那个地区绕来绕去，寻找他的伙伴。我们推测格雷韦车上装有警用无线电，因此他听见警方说找到了拖拉机，而后在接近早晨时又发现了辛勒·欧的尸体。”

“是的，所以此刻格雷韦惹上了麻烦。他不知道他的共犯在哪里，警方又发现了辛勒·欧的尸体，既然农场变成犯罪现场，他们在搜索凶器时也许会发现鲁本斯的画作。当时格雷韦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斯佩尔开始犹豫了。为什么？警方在写报告时总是尽量避免描述人们的想法，只写那些可以被证明的东西，最多也只能引用相关人士对其自身想法的陈述。但就这个案子而言，没人提供任何说法。但另一方面，斯佩尔知道他必须想出一些东西来讲，必须让这故事被描述得活灵活现，借此……借此……他可能不会容许自己去想那个逻辑合理的结论，因为他多少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喜欢当那种常常接到媒体来电的人，每当媒体需要评论或者说明时，总是希望他们这种人提供一个关键说法，不管是在街上点头默认某件事，还是主动提供手机上的照片。但如果他不再提供那些说法，媒体会不会就此不再来电？所以，说到底问题在哪儿呢？想要吸引媒体的目光，就不能做个正直的警察？想要在街上受到大批媒体欢迎，就不能获得同事的尊敬？

布雷德·斯佩尔说：“当时格雷韦心想……心想这实在是个棘手的处境。他开着车到处找人，当时已经是早上了。然后他听见警用无线电上面有人说，奇克鲁即将被逮捕，由警方去医院载他，拘留后进行审讯。当时格雷韦知道，情况不再只是棘手，根本已经是危急了。你懂吗？他知道奇克鲁不是个狠角色，警方不用使出什么厉害手段，也许只要跟他说供出共犯就能减刑就够了，而他当然不会扛下谋杀辛勒·欧的罪名。”

迪布瓦点头说：“很合理。”然后往前倾身，怂恿他继续讲。

“所以，格雷韦知道，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审讯开始前把奇克鲁从警方手上救出来，或者是……”

就算迪布瓦没有悄悄地把食指举起来，斯佩尔也知道这里又是该稍微停顿的地方了。

“……或者是在路上把他杀掉。”

摄影棚的空气里好像听得见电视信号的噼啪声，因为舞台灯光的关系，里面干燥到仿佛随时会着火烧起来。斯佩尔继续说下去。

“所以格雷韦开始寻找他可以借用的车子。他在停车场发现了一辆后面连接着拖车的无人卡车。因为他在荷兰反恐部队的背景，他知道如何发动引擎。他仍然带着那台警用无线电，而且显然已经从地图上研究出警车把奇克鲁从医院载到埃尔沃吕姆时会走哪条路。他开着卡车，在附近道路上等他们……”

迪布瓦戏剧性地举起一根手指，让自己加入这故事里。“然后这整个案件里最惨的一幕就发生了。”

斯佩尔说：“是的。”他垂下目光。

迪布瓦说：“我知道这对你而言很痛苦，布雷德。”布雷德，他故意直呼其名，这是个提示。

制作人通过耳机对着一号摄像机说：“现在来个斯佩尔的特写镜头。”

斯佩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在随后的撞击中，四个好警察就这样殉职了，其中一个还是我在克里波的好同事，尤阿·松讷。”

他们小心地慢慢把镜头拉近，以至于一般观众都没有注意到此刻斯佩尔的脸部占据电视画面的比例稍稍变大了，只感觉到现场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更有情感，这个坚强的警察显然说到了情绪激动处。

“那辆警车被撞得飞过路边护栏，掉进河边的树林里，就此消失了，”迪布瓦继续说，“但是，奇克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斯佩尔已经平复了。“是的。他从警车残骸里爬出来，可能是靠自己，也可能是格雷韦帮了他。把卡车丢弃后，他们上了格雷韦的车，回到奥斯陆。警方稍后找到那辆巡逻车时，发现不见了一具尸体，他们以为是掉进河里了。此外，奇克鲁把自己的衣服穿在其中一名警察身上，让他看起来像自己，这暂时混淆了警方的视线，让我们搞不清楚生还者是谁。”

“但是，尽管格雷韦与奇克鲁暂时安全了，此刻他们之间的冲突却已到了要爆发的临界点，不是吗？”

“是的。奇克鲁知道是格雷韦开卡车撞了巡逻车，当时他一定是不管同伴的死活了。而奇克鲁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格雷韦至少有两个必须把他除掉的理由。首先，因为他目睹了辛勒·欧的谋杀案；其次，格雷韦不愿跟他分享卖掉鲁本斯画作的所得。他知道，只要有机会，格雷韦一定会再下手的。”

迪布瓦激动地把身子往前倾。“而我们就是要在此处进入这出戏的最后一幕。他们到达奥斯陆后，奇克鲁回到他家，但并不是回去休息。他知道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不主动出击就只能坐以待毙。然后，他从为数众多的武器里面挑选了一把黑色的小枪，一把……一把……”

斯佩尔说：“罗哈博夫R9，九毫米的半自动手枪，有六颗子弹在弹……”

“而他带着枪到他觉得克拉斯·格雷韦会在的地方——他的情人家，是吗？”

“我们不确定格雷韦跟这个女人的关系，但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经常接触，他们会见面，而且格雷韦的指纹在她家里到处都找得到，包括卧室。”

迪布瓦说：“所以奇克鲁到那个情人家里去，当她开门时，他已经拿着枪站在那儿了。她让他进门，奇克鲁就在玄关射杀了她。奇克鲁把女人的尸体弄到床上，回到自己的住所。他确保自己在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拿得到枪，甚至是在床上。然后，格雷韦就出现了……”

“是的。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也许是把锁撬开。总之，他不知道自己在进入时已经启动了无声警报，而且也启动了屋内的监控摄像头。”

“这意味着，警方掌握的影像记录了从这一刻开始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这两个罪犯的最后对决。因为有许多人受不了那段视频，你是否能为他们简单地说一下事发经过？”

“他们开始对彼此开枪。格雷韦先开了两枪，用的是他的格洛克17式手枪。令人惊讶的是，两枪都失手了。”

“惊讶？”

“是的，在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打中。毕竟，格雷韦曾经是受过训练的突击队员。”

“所以他打中了墙壁？”

“没有。”

“没有？”

“没有，床头板旁边的墙上没有弹头。他打到了窗户。应该说，他也没有打中窗户，因为窗户是开着的，他的子弹飞到外面去了。”

“外面？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找到了弹头。”

“哦？”

“在屋后的那片森林里，在一个高挂在树干上给猫头鹰住的巢箱里。”斯佩尔露出无奈的笑容，跟很多觉得自己把好故事讲坏了的人一样。

“我懂了。然后呢？”

“奇克鲁开始拿起床上的一把乌兹冲锋枪来反击。如同我们在录像上看到的，子弹打中了格雷韦的鼠蹊与腹部。他的手枪掉了，但是他又捡起来，企图开第三枪，也就是最后一枪。子弹击中奇克鲁右眼上方的额头，让他的大脑严重受损。但结果跟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不一样——并不是被击中头部就一定会立刻毙命，懂吗？奇克鲁在死前试着发射最后一轮子弹，结果打死了克拉斯·格雷韦。”

接下来他们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也许制作人对着迪布瓦举起一根手指，提醒他预定的时间还剩一分钟，是时候做个总结，把这个新闻话题结束了。

奥德·迪布瓦往后靠回椅背上，此刻已经较为轻松了。“所以，克里波对这个事发经过从来没有怀疑过？”

斯佩尔瞪着迪布瓦说：“没有，”然后他张开双臂，“但是，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在细节方面总是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还有几个疑惑之处。例如，在犯罪现场的病理学家觉得，奇克鲁死后，其体温下降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如果按照一般的图表与数据来推算，他会把死亡时间往前推二十四个小时。但是现场的警官们指出，他们抵达时，床后面的窗户是打开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是今年奥斯陆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第一天。这种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这也是我们这种工作的一部分。”

“是的。因为，尽管我们在录像里看不到奇克鲁，但是奇克鲁头部的那颗子弹……”

“是从格雷韦击发的那把格洛克手枪里来的，没错，”斯佩尔又露出微笑，“这就是媒体常说的那种‘具有决定性’的犯罪证据。”

迪布瓦一边整理身前的纸张，一边露出得体的灿烂微笑，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把这话题结束了。接下来要做的只剩感谢布雷德·斯佩尔，直视一号摄像机镜头，准备开始当晚的另一个新闻话题：一个有关农业补助的问题。但是他停了下来，嘴巴半张，眼睛往下看。有什么信息传进他的耳朵里了吗？还是他忘了什么事？

迪布瓦说：“要请教你最后一件事，警监，”他冷静、流利而有经验，“你对被枪杀的那个女人实际上了解多少？”

斯佩尔耸肩说：“不多。如我所说，我们认为她是格雷韦的情人。有个邻居说，他曾看到格雷韦进出她家。她没有前科，但是，我们通过国际刑警发现多年前她曾经牵涉一桩毒品案，当时她跟爸妈住在苏里南。她是该国某位毒枭的女友，但是等到毒枭被荷兰突击队杀掉后，是她帮忙把其他党羽抓起来的。”

“她没有被起诉吗？”

“她当时未成年，而且怀孕了。政府把她的全家送回了祖国。”

“祖国是？”

“嗯，丹麦。就我们所知，她之后一直住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三个月前，她来到奥斯陆，最终陷入悲惨的结局。”

“说到结局，恐怕我们必须跟你说声谢谢与再见了，布雷德·斯佩尔，”他摘下眼镜，直视着一号镜头，“挪威应该不计一切代价种植自己的西红柿吗？在《今夜新闻》这个节目里，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我用左手大拇指按下遥控器上的“关闭”按钮，屏幕上的电视画面往内缩去，消失无踪。通常我都是用右手拇指做这件事，但是那只手现在抽不出空来。尽管它即将面临血液循环不佳的问题，但是我不会为这世上的任何事把手移开。事实上，我眼里的世界第一大美女正枕着我的右手。她把头转向我，用手推开羽绒被，如此一来才能好好地看我。

“你枪杀了她之后，那一晚你真的还在她床上睡觉？你说那张床该有多宽？”

我说：“一米零一。这是宜家的产品目录上写的。”

狄安娜蓝色的大眼睛满是恐惧地瞪着我。但是——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她的眼神里也流露出几分佩服。她穿着一件圣罗兰的薄纱居家服，当它像现在这样摩擦着我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凉爽，但是当我的身体隔着薄纱与她的身体摩擦时，我就会感到欲火难平。

她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

“你是怎么枪杀她的？”

我闭上眼睛嘟囔道：“狄安娜！我们不是说好不谈这件事的吗？”

“是的，我们说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罗格。我发誓。”

“亲爱的，听我说……”

“不要，明天警方就会公布报告，无论如何我都会知道细节。但是我宁愿听你亲口说。”

我叹了一口气。“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我开枪打了她的眼睛。”

“哪一只？”

“这一只。”我把食指放在她左边的秀眉上。

她闭上双眼，慢慢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气又呼气。“你用什么枪射中的她？”

“一把黑色小手枪。”

“枪是从哪里……”

“我在奥韦家找到的。”我的手指从她的眉毛往脸侧滑过去，在她那高高的颧骨上弹了一下，“枪还是留在他家。当然了，上头没有我的指纹。”

“你在哪里开枪的？”

“玄关。”

狄安娜的呼吸显然变得比较急促。“她说了什么吗？她害怕吗？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不知道，我一进门就开枪了。”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

“悲伤。”

她对我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悲伤？真的？”

“对。”

“尽管她想把你骗进克拉斯的圈套？”

我的手指不再移动。就算是现在，距离整件事结束已经一个月之后，我还是不喜欢她直呼他的名字。但是，她说得当然没错。洛蒂的任务是成为我的情人，本来是要由她把克拉斯·格雷韦介绍给我，劝我邀请他去参加探路者的招聘面试，并且确保我一定推荐他的。她花了多久钓上我的？三秒钟？当她收起钓绳时，我只能无助地在水中蹬着腿。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我甩了她。一个男人因为太爱自己的老婆，所以甘愿跟一个为自己牺牲奉献、毫无所求的情人断绝关系。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他们必须改变计划。

我说：“我想我为她感到遗憾。我觉得，洛蒂这辈子有过太多令她失望的男人，我只不过是最后一个而已。”

当我说出她的名字时，我感觉到狄安娜抽搐了一下。很好。

我提议说：“我们可不可以聊点别的？”

“不可以，现在我想聊这件事。”

“好吧。那我们就谈一谈格雷韦怎么引诱你，劝你扮演操控我的角色。”

她咯咯笑道：“我无所谓。”

“你爱他吗？”

她转过头来，目光停在我身上。

我重复了刚才的问题。

她叹了一口气，扭着身体靠过来。“我有恋爱的感觉。”

“恋爱？”

“当时他要给我一个孩子，于是我就有了恋爱的感觉。”

“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但这并不简单，罗格。”

她说得没错，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而你为了那个孩子，愿意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

“没错，就连你也是。”

“即使那意味着我会丢掉性命？”

她用太阳穴顶一顶我的肩膀。“不，不会。你很清楚啊，我以为他只是要劝你写一份对他有利的报告。”

“你真的那么想吗，狄安娜？”

她没有回答。

“真的吗，狄安娜？”

“对，总之我就是那么想的。你得了解，我宁愿相信是那样。”

“这足以让你把一颗装有多美康的橡胶球放在汽车座椅上？”

“对。”

“而当你下楼到车库时，你是想要把我载到某个地方，他会在那里劝我，是吗？”

“我们不是都说开了吗，罗格？他说，这个方式可以让所有人都承受最少的风险。当然，我早该知道这件事太疯狂了。或许我其实心知肚明吧。我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

在一片寂静中，我们两个只是躺在那里，各自沉思着。夏天时，我们可以听见风声，还有雨水打在外面花园树叶上的声音，但现在听不见。现在一切都光秃秃的，而且四下寂静无声。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春天还会再来。也许吧。

我问她：“你爱了多久？”

“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直到那一晚你没有回家……”

“怎样？”

“我只觉得自己快死了。”

我说：“我不是说你爱他爱了多久，是爱我。”

她咯咯笑起来。“这要等我不爱你了才知道。”

狄安娜几乎不说谎。不是因为她不会——她其实是个说谎高手，但她不愿费这个功夫。长得好看的人不需要套一层外壳，他们没有必要去学习种种防卫机制——那种东西是其他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拒绝与失望之苦而发明的。但是，当狄安娜这种女人决心要说谎时，她们会说得非常彻底而高明。并不是因为她们的道德标准比男人低，而是她们比男人更懂得背叛。这就是为什么事情结束的前一晚我会去找狄安娜，因为我知道她是那份差事的完美人选。

那一天，开门后我站在玄关听着她在拼花地板上的踱步声，过了一会儿才上楼到客厅里去。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手机掉在茶几上，然后半啜泣着低语道：“罗格……”一副热泪盈眶的样子。当她扑过来、环抱着我的脖子时，我并未阻止她。“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昨天我给你打了一整天电话，今天又打了一整天……你去了哪里？”

狄安娜没有说谎。她会哭是因为她以为自己失去了我；是因为她曾把我跟我的爱逐出她的生命，就像把一只狗送去兽医那里接受安乐死。不，她没有说谎，我的直觉告诉我。但是，如同我说的，我并不是很擅长判断人，而狄安娜又是个说谎高手。所以，当她到洗手间去把眼泪擦干时，保险起见，我拿起她的手机，确认她拨打的确实是我的电话号码。

当她回来时，我把一切告诉了她，完完全全地告诉了她。我说我去了哪里，见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我跟她说那些画作的盗窃案，说我发现了格雷韦公寓床底下的手机，说我被丹麦女人洛蒂蒙骗。我说出我跟格雷韦在医院里的那段对话，那些话让我知道他认识洛蒂，她是他最亲近的帮手，也让我知道是她用神奇的手指把含有信号发射器的发胶抹在我的头发上——是那个脸色苍白、棕色眼睛的丹麦女孩，那个喜欢听别人的故事而不喜欢说自己的故事、会讲西班牙语的翻译，而不是狄安娜。我说，发现奇克鲁在我车上的前一晚，我就已经被抹上了发胶。当我说出这一切时，狄安娜睁大惊讶不已的眼睛瞪着我，一语不发。

“在医院时，格雷韦说我劝你堕胎是因为小孩有唐氏综合征。”

“唐氏综合征？”从方才到现在，狄安娜只说了这五个字，“他怎么会有那种想法？我没有说……”

“我知道。那是我在跟洛蒂说你堕过胎时随口编的。她说她还是青少年时，爸妈曾逼她堕胎，所以我就编了个唐氏综合征的故事，因为我想让她觉得我没那么差劲。”

“所以她……她……”

“对。能跟格雷韦说那件事的人，就只有她。”

我停了一下，等她想明白这句话。

然后我跟狄安娜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用惊恐的眼神瞪着我，大叫说：“我办不到，罗格！”

重生的罗格·布朗说：“可以，你办得到。你办得到，而且你一定会去做，亲爱的。”

“但是……但是……”

“他对你说谎，狄安娜。他不可能给你孩子。他不能生小孩。”

“不能生？”

“我会给你小孩，我发誓。你只要帮我做这件事就好。”

当时她拒绝我，哭了起来，求我别逼她。然后她还是答应了我。

那天稍晚我去了洛蒂家，变成了杀人凶手，当时我已经告诉狄安娜该怎么做，而且知道她一定能完成任务。我可以在眼前想象，当格雷韦去找她时，她用虚假的灿烂微笑欢迎他，把已经倒好的一杯干邑白兰地递给他，提议为胜利、为未来、为那还没有孕育的孩子干杯。她坚持要尽早怀孕，当晚就要，立刻！

狄安娜捏痛了我一边乳头，我的身体往回缩。“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把羽绒被拉高。“那一晚格雷韦来的时候，他就是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个位置。”

“那又怎样？那天晚上你跟一具死尸躺在一起。”

我压抑着想要开口发问的念头，但现在再也忍不住了。“你们做了吗？”

她咯咯笑道：“你还真能忍，到现在才问，亲爱的。”

“有吗？”

“我就这么说吧，我没有把全部的多美康都弄进橡胶球里，剩下的我都挤进了那杯欢迎他的酒里面，而且药效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我打扮好走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睡得跟死猪一样了。不过，第二天……”

我赶快说：“我收回我的问题。”

狄安娜用手摸摸我的肚子，然后又笑着说：“第二天早上他很清醒，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把他叫醒的那通电话。”

“我的警告电话。”

“对。总之，他穿好衣服就立刻离开了。”

“他的枪呢？”

“在他的外套口袋里。”

“他离开前检查枪了吗？”

“我不知道。反正他不会注意到有什么差别，重量差不多。我只把弹匣的前三颗子弹换掉了。”

“没错，但是我给你的那些空包弹在尾端都有一个红色的B。”

“如果他检查的话，可能会以为那是指‘后面’吧。[1]”

我们俩的大笑声回响在整间卧室。我好喜欢那声音。如果一切顺利，验孕棒的结果又是阳性的话，很快这个房间里便会充满三个人的笑声了。而这能够把另一个声音给压制住，那个还是会害我半夜惊醒的回音——格雷韦开枪时的砰砰声，枪口冒出的火花，那电光石火间觉得狄安娜终究没有帮我换掉子弹，以为她又选了另一个人的想法，还有就是那些弹壳发出的铿铿回音。它们掉在已经布满了弹壳的拼花地板上，实心与空心弹壳，旧的与新的弹壳就这样混在一起，数量多到没办法将其区分开来，不管警方是不是怀疑那段录像有造假之嫌。

她问：“当时你害怕吗？”

“害怕？”

“嗯，你从没跟我说过那是什么感觉，而且你又没有出现在画面里……”

“画……”我动了动身子，好看着她的脸，“你是说，你上网看过那段视频？”

她没回答。我想，关于这个女人，我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她都会这么神秘吧。

我说：“是的，我很害怕。”

“怕什么？你知道他的子弹没有……”

“只有前三颗是空包弹。我必须确定他都射光了，如此一来警方才不会在弹匣里找到没用完的空包弹，看破我的计划，是吧？但他也有可能射出一些实弹。而且他在来找我之前也能把弹匣换掉，或是带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帮手一起去。”

四周静了下来，直到她低声问我：“所以你不怕其他任何事？”

我知道她也想到了我想的事。

我转身对她说：“害怕。我还害怕一件事。”

她在我脸上吐气，又急促又灼热。

我说：“他有可能在晚上把你杀掉。格雷韦根本没想要与你共组家庭，而你又是个危险的目击证人，我知道我是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去当诱饵的。”

她低声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中，亲爱的，所以我才会在他一进门时就把欢迎酒递给他。而且在你打电话之前，我也没把他叫醒。我知道，他一接到那通幽灵来电，就会起身离开。此外，我不是已经把前三发子弹换掉了吗？”

我说：“的确。”正如我先前提过的，狄安娜是那种能轻松解开质数与逻辑问题的女人。

她用手抚摸我的肚子。“而且，我很高兴知道，你是故意且有计划地让我去冒生命危险的……”

“哦？”

她把手继续往下移动，来到了我的肚子下面。她用手握着我的睾丸，掂掂它们的重量，说：“平衡是生命的本质，它适用于任何友善与和谐的关系。在双方犯的过错、双方承受的耻辱，以及良知带来的痛苦中达到平衡。”

我听着这一番话，试着消化它，让我的脑袋想清楚其中颇有些沉重的深意。

“你是指……”我想说话，但又放弃，接着重新开口，“你是指，你让自己为我冒生命危险……那……那……”

“……那就是我该为曾对你做过的事付出的代价，没错。就像E画廊也是你为了要我去堕胎付出的代价。”

“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当然。你也是这么想的。”

我说：“的确。赎罪……”

“赎罪，没错。我们总是远远低估了它，不知道它是让心灵变平静的好办法。”她手上加了一点力道，我试着放松，想要享受这痛感。我吸入她的香味。这味道很美妙，但是我有办法抹去人类排泄物的那种臭味吗？有什么声音可以淹没格雷韦肺部爆裂的声音？事后，我拿着奥韦的冰冷手指去握那两把枪的握把与扳机——一把是乌兹冲锋枪，另一把是我用来枪杀洛蒂的罗哈博夫小型手枪——我觉得他似乎用一种呆滞而委屈的眼神看着我。往后我能吃到任何可以让奥韦的尸肉味变淡的东西吗？我上床去，屈身以犬齿用力咬住他的脖子。我不断使劲，直到他的皮肤被咬穿，我嘴里满是尸体的味道。他身上几乎已经没有血了，等到我忍住呕吐，把唾液擦掉时，我仔细端详着结果。对希望在他身上找到狗咬痕迹的警探来讲，这也许就可以过关了吧。然后我从床头后面的窗户爬出去，借此确保我不会被摄像头拍到。我快步走进森林里，发现一条条小径与大路。碰到路人我就用友善的态度与他们打招呼。我越爬越高，空气也越来越冷，因而在前往格拉森托本的路上能始终保持冷静。我在那里坐下来冥想秋天的各种颜色，而我下方的整片森林、整座城市、整个峡湾，还有这天光，都已经开始因为冬天的来临而失却秋色了。天光总是预言着黑暗的来临。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大腿悸动着。

她在我耳边低语：“来吧。”

我拿出我的技巧全力以赴，就像是一个正在工作的男人，一个享受工作，却又把工作当作职责所在的男人。工作持续到警报来临。警报来时，她把双手护在我的耳边，满是保护关爱之情，我再也控制不住，把热腾腾而充满生命的种子播撒在她体内，尽管那里面已经有生命存在了。事后她沉沉睡去，我躺在一旁听着她的呼吸声，为自己的优秀表现感到满意。我知道一切再也不会与过去相同，但仍有其相似之处。一个新生命会降临。他可以好好照顾她。他可以爱别人。而且就好像光是有爱还不够感人似的，我甚至看出了爱的真义：就是“因为”二字。我仿佛听到一个回声，一个当年在伦敦大雾中看足球赛时她给我的理由——“因为他们需要我”。

[1]“空包弹”的英文为blank cartridges，“后面”的英文为back，都是以字母b开头的。

尾声

初雪降临又消失。

我看到网上有消息说，巴黎的一场拍卖会卖出了《狩猎卡吕冬野猪》的购买选择权与展示权。买家是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此时它们已经可以开始展示该画作了，除非在两年的选择权期间，突然有人出面宣示其所有权，不然接下来美术馆便可以行使选择权，永远拥有画作。关于其来源及相关的讨论只有几句简短的描述：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鲁本斯曾经画过卡吕冬野猪，所以有人说它是仿品，也有人说它是另一个画家的原作。但是专家们如今已经达成共识，鲁本斯的确是其作者。文章没有提到这幅画是怎么被发现的，也没有提及卖家是挪威政府，或是出售金额。

狄安娜早已认识到，既然她都已经快当妈了，就不太可能继续独立经营画廊，因此在跟我商量后决定找一个人来当合作伙伴，专门负责一些比较事务性的工作，例如财务管理等，如此一来她便可以更为专注在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上面。此外，我们已经打算卖掉房子了。我们达成共识，准备在靠近乡间的地方找个小一点但是有露台的房子，那将会是比较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已经有人跟我提出要以高价购买房子了，那个人一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就打电话给我，要求当晚看房。我一开门就认出他来，克莱利亚尼牌西装，还有极客范的眼镜。

跟着我看过一个个房间之后，他评论道：“这也许不是老班恩的最佳作品，但是我决定买了。开个价吧？”

我提出了广告上的报价。

他说：“我再加一百万，期限是后天。”

我说，我们会考虑他的出价，然后就送他出门了。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没有职称，只印了姓名与电话。那家猎头公司的名字用极小的字母印成，不管是基于什么实用的意图与目的，都难以阅读。

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说：“说吧，你曾经是我们这一行里最厉害的不是吗？”我还来不及回话，他就继续说，“我们正打算扩大业务，也许会打电话给你。”

我们。极小的字母。

我任由交易期限就这样过去，没有跟房产中介或者狄安娜提起这件事。我也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我们”的信息。

因为我原则上不在天亮前开始工作，所以跟其他大部分的日子一样，这一天我还是最后一个把车停在阿尔发公司停车场的人。“最厉害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来上班。”这是一个我自己制定并切实执行的特权，只有公司里最厉害的猎头才能拥有这种特权。尽管按照白纸黑字的规定，公司的停车位跟其他任何公司的停车位一样，采取“先来先停”的使用规则，但是我的地位意味着没有人可以跟我抢。

不过，这一天却已经有车停在那个车位上了。那是一辆眼生的帕萨特轿车，车主可能是我们的客户，因为觉得车位后面的链子上挂着阿尔发公司的牌子，所以认为可以这样停车。但是这笨蛋好像不识字似的，居然没有看到入口处就有一块大招牌，引导车辆前往“访客停车位”停车。

不过，我还是感到有一点不安。有可能是阿尔发公司的某人觉得我已经不是……我没有继续往下想。

当我懊恼地四处绕、寻找其他停车位时，一个男人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看来大概是要前往帕萨特轿车的方向。他走路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帕萨特车主。确定后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绝对不是要跟我抢停车位的对手，而是一个客户。

我把车停在帕萨特前面以示抗议，满怀希望等待着。也许，这毕竟是一天的一个好的开始，也许我可以对某个白痴开骂。我没料错，那个人拍拍我这边的车窗，我看见他上衣的下襟。

我等了两秒，然后按下车窗升降按钮，车窗玻璃慢慢滑下——但还是比我心中的理想速度稍快。

“听着——”他刚一开口，就被我故意拖长的话语给打断了。

“嗯，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我不屑地看他一眼，已经准备好要对他说教，要他把指示牌看清楚。

“你介意把车移开一下吗？你挡住了我车子的出路。”

“我想你等一下就会知道，是你挡住了我要进去的路，我的天——”

我的脑袋终于听见了这熟悉的大气噪声。我看向车窗外面的上方，心跳几乎停止。

我说：“当然了，等一等。”我急躁地乱按，想要关上车窗，但是我的身体几乎完全不听控制。

布雷德·斯佩尔说：“等一下，我们见过吗？”

我试着用平静、轻松的低沉声音对他说：“我想没有。”

“你确定吗？我很肯定我们见过面。”

不是吧，他居然认出了我这个在病理部自称是蒙森兄弟远房表亲的家伙！当时我是个光头，穿得跟乡巴佬一样。现在的我留着一头浓密的头发，身穿杰尼亚西装，还有刚刚烫好的博雷里衬衫。但是我知道我不该急于全盘否认，这样一来反而会让斯佩尔启动防御模式，他的脑袋会想个不停，直到记起我是谁。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好累，原本我今天不该这么累的。今天应该是我的交货日，我要证明我还是像传说中的一样厉害。

我说：“谁知道呢？说实在的，我也觉得你有点眼熟……”

一开始他似乎被我的反击搞得有点迷糊。然后，斯佩尔脸上露出那种让他在电视圈如此吃得开的迷人微笑。

“也许你是在电视上见过我，常有人这样跟我说……”

我说：“对哦，也许你也是在电视上看到我的。”

他好奇地说：“哦？是在哪个节目上啊？”

“一定是在你那个节目，既然你认为我们见过面。因为电视屏幕并不是一扇我们两个可以看到彼此的窗户，对吧？在镜头另一端，你待的地方比较像是……也许就像一面镜子吧？”

斯佩尔看来有点困惑。

我说：“我开玩笑的啦。我会移车。祝你今天顺利。”

我把车窗关起来，往后把车移开。有人谣传，斯佩尔搞上了奥德·迪布瓦的新老婆，还有人说他搞的是迪布瓦的前妻——甚至有谣言说，他搞上的其实是迪布瓦。

当斯佩尔把车开出停车场时，他在转向前停了下来，所以有两秒钟的时间我们两个都是坐在车里的，隔着彼此的挡风玻璃相对。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看我的眼神好像刚刚被骗了，直到此刻才反应过来。我对他友善地点点头，然后他踩油门离开了。接着我看着后视镜，低声说了一句：“嗯，你好，罗格。”

我走进阿尔发公司，用震耳欲聋的音量说了声：“早安，欧达！”费迪南匆匆朝我走过来。

我说：“他们来了吗？”

费迪南说：“嗯，他们准备好了。”他跟在后面，和我沿着走廊向前走，“还有，刚刚有个警察过来，高个子，金头发，嗯……挺帅的。”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克拉斯·格雷韦来我们这里面试时说了哪些关于自己的事。”

我说：“他都死了一段时间了，他们还在调查那个案件吗？”

“不是那个谋杀案，是关于鲁本斯的那幅画，他们查不出来他是从谁那里偷来的。没人出来指认，现在他们正试着追查他和谁有过联系。”

“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吗？现在他们又开始怀疑那是不是鲁本斯的原作了。也许他不是偷来的，或许是继承的。”

“真奇怪。”

“你跟那个警察说了些什么？”

“当然啦，我把我们的面试报告交给他了。他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跟我们联系。”

“而且我怎么觉得你希望他真的跟我们联系？”

费迪南发出尖锐的笑声。

我说：“总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费迪。我相信你。”

我可以看出他先是感到一阵兴奋，然后又心底一沉，我给他的责任让他成长，昵称却又令他矮了一截。万物都关乎平衡。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走廊尽头。我在门口停下来，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领带。他们正坐在里面，准备好要进行最后一次面试。他们只不过是橡皮章，因为人选早已拟定，任命案也通过了，只有我的客户还不知道，以为自己仍有些许发言权。

我说：“两分钟后把候选人带过来，要准时。就是一百二十秒之后。”

费迪南点点头，看看手表。

他说：“还有一件小事。她的名字是伊达。”

我开门走进去。

他们站起来时，椅子发出了摩擦声。

我说：“各位先生，我为迟到向你们道歉，”我握了三只朝我伸出来的手，“不过，那是因为有人占了我的停车位。”

探路者的董事长说：“真烦人啊。”他转身看了看用力点头以示同意的公关经理。代表员工的工会代表也来了，他是个身穿V领毛衫的家伙，里面的白色衬衫是便宜货，从衣着上看他无疑是最可悲的那种工程师职位。

我说：“候选人十二点要去开董事会，所以我们或许应该速战速决？”我从桌子的尾端拉了把椅子来坐，待会儿要坐在另一头的预留座位上的，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会乐于同意让他成为探路者新任执行总裁的人。我已经帮忙准备好了对他最有利的舞台：他坐跟我们相同款式的椅子，但是椅腿稍长，我还把帮他买的皮革公文包摆了出来，上面有姓名的缩写，此外还有一支万宝龙金笔。

董事长说：“的确应该。还有，你也知道，坦白说在面试过克拉斯·格雷韦后，我们一度很喜欢他。”

公关经理说：“是啊，当时我们以为你找到了最完美的人选。”

董事长说：“我知道他是个外国人，”他的脖子像蛇一样缩起来，“但是他能把挪威话说得像母语一样。还有，当你送他出去时，我们还说，荷兰人终究还是比我们懂出口市场。”

公关经理补充道：“而且，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国际管理风格中学到东西。”

“所以当你回来跟我们说，你不确定他是最佳人选时，我们很惊讶，罗格。”

“真的吗？”

“没错，当时我们只是单纯地以为你的判断力不足。之前我们没跟你说，但是我们考虑过撤回对你的委托，直接跟格雷韦联系。”

我挤出一抹微笑，问：“所以你们那么做了吗？”

公关经理说：“我们感到纳闷的是，”他与董事长对望了一下，露出微笑，“你是怎么察觉出他有点不对劲的？”

董事长大声地清清喉咙，问道：“为什么你光靠本能就能知道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怎么会有像你那么会判断人的人？”

我缓缓点头，把身前桌上的那几张纸往前推了五厘米，然后往后陷进高背办公椅里面。椅子摇了摇——没有晃得太厉害，只有一点点。我往窗外看，看着天光，看着即将到来的黑暗。已经一百秒了。此时房间里好安静。

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透过眼角余光，我看见他们三个互相对望，并且点点头。接着我又说：“此外，当时我早已开始考虑另一个更棒的人选。”

他们三人转身看我。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我的想象里，演奏会开始的前几秒钟，乐团指挥的感觉就像我现在一样吧！我感觉到交响乐团里的每一双眼睛都离不开那根指挥棒，并且听着身后的观众们带着期待的心情一一就位。

我说：“这就是我今天约你们来的原因。你们等一下要认识的人，不管是在挪威，还是在国际管理圈里，都是一颗闪耀的新星。上一轮面试时我想我不太可能把他从现在的工作挖过来。毕竟，他可以说是那家公司的圣父，圣子，还有圣灵。”

我依次凝视着眼前的三张脸。

“但是现在，虽然我不能给太多承诺，但至少可以说他也许是因为我而动摇了。如果我们真的能把他挖过来……”我转动双眼，好像要勾勒一幅远景，一个理想境地，不过……如我预期，那位董事长与公关经理不可避免地把身体往我这边靠过来。即使是本来双手一直环抱在胸前的那位工会代表，也把手放在桌上，身体往前倾。

公关经理低声说：“谁？是谁？”

一百二十秒了。

门打开来，他就站在那里——那男人现年三十九岁，身上穿的西装来自布格斯塔大街上的神风奢侈品服饰店，是阿尔发公司用八五折帮他买下的。在带他进来前，费迪南在他手上撒了一些肉色的滑石粉，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手掌很容易出汗。但是，这位候选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我已经对他面授机宜了，就连细节部分也推演过。他把太阳穴旁的头发染成几乎察觉不出来的灰色，他曾经拥有过爱德华·蒙克那幅名为《胸针》的版画。

我说：“在此向各位介绍耶雷米亚斯·兰德尔。”

我是个猎头。干这一行没有多困难，但我可是最厉害的。

版权信息

书名：看不见的客人

作者：【爱尔兰】塔娜·法兰奇

译者：王扬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

ISBN：9787540492410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致谢

◇☆◇

献给乌娜

◇☆◇

序

我母亲以前常给我讲我父亲的故事。我印象里的第一个，说他是个埃及王子。他要跟我母亲结婚，并且打算永远留在爱尔兰。可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弄了回去，跟一个阿拉伯公主成亲了。我母亲的故事讲得特别棒。故事里，我父亲纤长的手指上戴着紫水晶戒指，他们俩在旋转的灯光下翩翩起舞，他身上有股香料和松香的味道。而我正躺在自己的被单下面，四肢伸展，满身大汗，像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虽然是冬天，但我们住的公寓集体供热，而高层的窗户又没开。我把这个故事牢牢记下，铭刻在心。那时我太小了，这个故事让我得意了好久，八岁时，我把它讲给我最好的朋友莉萨听，她听完却大笑不止。

几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当羞耻带来的痛苦总算消退，我径直走向厨房，攥紧双拳，放在身后，要求我母亲说出真相。她丝毫没有迟疑，一边挤出“仙女牌”洗洁精，一边告诉我，我父亲实际上是医学院的学生，来自沙特阿拉伯。她遇见他，是因为她当时正在学习护理。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有很多美好的细节，有两人缓慢的进展，还有一大堆老套的笑话。他们俩还一起抢救过好几个受伤的孩子——那些孩子遭遇了一场可怕的车祸。可是等到她意识到我的存在时，我父亲却先走一步，回到了沙特，连个地址都没留。我母亲只好从护士学校退学，然后就有了我。

这个故事成了另一个催我前进的理由。我喜欢这个故事，甚至还秘密计划，要成为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第一名医生，毕竟，我是医生的孩子。我一直怀揣着这个梦想，直到十二岁那年，我因为犯错被留堂了。我母亲来接我，当然免不了一顿数落。她又说起她不想让我像她一样，连毕业证都拿不到，最后什么都做不了，一辈子只能干保洁，领最低工资。这话我已经听了不下一千遍，但那天我突然想起，要是我母亲没能拿到毕业证书，那她是怎么去的护士学校呢？

十三岁生日时，我跟她相对而坐，中间放着她买给我的蛋糕。我告诉她，这次我不想被骗了，我想知道实情。她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不小了，也该知道实情了。她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巴西吉他手，她和他相恋几个月，直到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把她打了个半死。那晚，趁他睡着，她偷拿了他的车钥匙，像一只飞离地狱的蝙蝠，开着车逃回了家。那一路空空荡荡，天上下着雨，她的眼睛随着雨刷的摆动不住地抽痛。但要是他哭着打电话跟她道歉，她也许还会回到他身边。当时她二十岁，对那个男人迷恋不已。也就是那时，她怀上了我。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心毕业以后去当警察。不是因为我想像“猫女”一样惩罚所有的施暴者，而是因为我母亲根本不会开车。我知道警官培训学校在偏远地区，这是我能想到的离开母亲的公寓的最快方式，这样我就不用做那毫无前途的保洁工作。

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信息不详，但我有办法查明。警官们都有个可靠的老伙计——DNA数据库。而我本可以不断询问我的母亲，给她施加压力，直到我问到些许线索，就此展开调查。

但我没有那么做。十三岁时我想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透了她，因为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是围着她胡编的故事转。等我长大，并且如愿以偿踏入警官学校的大门时，我似乎明白了她为何这么做。我不再追问她，是因为我知道她这么做，其实十分正确。

◇☆◇

01

这个案子来了。或者说，在那种你会觉得太阳都懒得升上地平线的一月天，在一切都冷冰冰的清晨，它降临了。当时我跟搭档刚值完夜班，我以前以为重案组不会有这种工作：除了一大堆无聊事、更多的一堆蠢事，还有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以外，再无其他。有两个蠢货准备给他们的周六夜来个华丽的收尾，决定用另一个蠢货的脑袋当跳舞毯。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包括他们自己。我们的证人团一共有六个人，每一个都烂醉如泥。每一个都讲了和其他五人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想让我们撇下谋杀案，去调查他们为什么被人扔出了酒吧，买了假酒，以及被女朋友甩了。等六号证人要求我们调查政府为何不给他发救济金时，我本来准备告诉他那是因为他蠢得根本就没有做人的资格，然后把他们都赶到大街上去，但我的搭档比我有耐心多了，这也是我为何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我们最终让其中四个人的证词一致，且与证据也一致，从而可以指控蠢货一号犯谋杀罪，蠢货二号进行了暴力袭击。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又以某种方式把这个世界从水深火热的罪恶当中拯救了出来——具体是什么方式，我才不想搞清楚。

我们让蠢货们在口供上签好字，然后把报告打出来，确保头儿上班时会看到桌子上有一份精彩而整洁的文件。我对面的斯蒂夫正在吹口哨。换作别人，我一定会揍他，但他吹得不错：他吹的是老调子，我依稀还能记得，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声音低沉，漫不经心，心满意足，到他需要集中精神时就会停一会儿，然后以轻松的颤音继续下去。只要听到他的调子宛转悠扬，你就知道这家伙的报告写得很顺利。

现在万籁俱寂，只剩下电脑的嗡嗡声，还有冬夜的风无所事事地在窗口打转时发出的呢喃。谋杀案都发生在都柏林城堡[1]的庭院之外，在市中心，而我们所在的大楼藏在角落里，那些来看花哨物件的游客不会注意到我们。我们的墙还很厚，即便是一大早圣母大街[2]上车来车往发出的轰鸣，在我们这边听起来也如同轻声细语。混乱的文件、照片和潦草的笔记堆在大家的桌子上，静默中像是在密谋着什么。高高的推拉窗外面，夜色稀薄，办公室里弥漫着咖啡和散热器的味道。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可以翘掉夜班，我就会对这个小办公室心满意足。

我和斯蒂夫总有上不完的夜班，官方理由我们也清楚：我们都是单身，没有妻子、丈夫或者孩子在家里等我们；办公室里数我们两个最年轻，比起那些要退休的老家伙，我们也遭得起这个罪；我们都是菜鸟，即便我已经干了两年——所以老实听话吧，小贱人们。我们只能这样。这里不是军队，如果你们的头儿是个大浑蛋，你完全可以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分配。但重案组只有一个，如果你想办谋杀案，他们怎样你都得受着，就像我们这样。

有些在这里工作的人，我很久之前就在关注他们。他们在刀刃上跟病态的犯罪天才玩智力游戏，随随便便一个错误的眨眼，就会葬送一次完胜的机会，换回又一具尸体。我和斯蒂夫只能羡慕地看别人带着犯罪天才路过审讯室，而我们自己则在里面处理没完没了的家庭纠纷，为又一个“年度配偶”焦头烂额。头儿把这种事交给我做，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把我烦死。所以对付脑袋乱晃的白痴，至少能让我换换口味。

斯蒂夫点了打印，角落里的打印机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就像要散架了一样。“你那份弄完了？”他问。

“差不多了。”我再看看错别字，别让头儿找我麻烦。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握绕在脑后，向后伸了个懒腰，椅子吱吱作响。“喝一杯？早市应该开张了。”

“开什么玩笑。”

“庆祝一下。”

这个斯蒂夫，上帝保佑，不光很有耐心，还比我积极阳光。我瞪了他一眼，他肯定不敢再提了。“庆祝什么？”

他咧嘴笑了笑。他今年三十三，比我大一岁，看起来却比我小：可能是因为他学生一样的身材，两腿瘦长，肩膀单薄；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头橘色的头发，还总在不该翘起的地方翘起来；也可能是因为他老是一副没心没肺、开心快活的鬼样子。“我们抓到罪犯啦，你怎么回事？”

“这两个蠢货，你奶奶也能抓得到。”

“好吧，那她也会去喝一杯。”

“她老人家也是个酒鬼？”

“十足的酒鬼，我可不想坏了我们家的规矩。”他朝打印机走过去，整理那个老家伙吐出来的文件，“来嘛。”

“算了，下次吧。”我不想为这种事庆祝，只想回家，去跑个步，在微波炉里热些吃的，看会儿垃圾电视节目换换脑子，睡上一小会儿，明天再来重复这种生活。

门砰的一声开了，我们的局长奥凯利把脑袋伸进来。他跟往常一样早，只为了看看能否抓到什么人在偷偷睡觉。大多数时候，他过来时都满面红光，身上带着淋浴和炒菜的味道，脑袋上所剩不多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没法证明他这样的状态会激怒一个刚值完夜班、全身因为丹麦食品而臭气熏天的浑蛋，但事实总是如此。不过这天早上，他看起来倒是不修边幅——一对眼袋、衬衫上的茶渍——这倒让我这个精疲力尽的人有些开心。

“莫兰、康韦，”他说，狐疑地盯着我们，“有什么‘好事’吗？”

“街头斗殴，”我说，“死了一个。”先不说上夜班会影响你的社交生活，大家都讨厌夜班的真正原因是，大半夜准没什么好事发生。有时确实会有一些备受瞩目的谋杀案发生在夜里，犯罪背景复杂、动机迷人，但那也要到早上才会被人发现。只有一种谋杀案会在晚上被人发现，就是酒鬼们干的破事。唯一的动机，就是他们醉得像头蠢猪。“我们现在就给你拿报告。”

“不管怎么样，你们可忙活一阵子了吧。归完档了？”

“差不多吧，今晚我们再做个收尾。”

“好，”奥凯利说，“然后这事就算结了。”他拿起一份电话记录。

有那么一秒钟，我像个傻子似的，燃起了希望。如果一个案子直接找到头儿，没有通过我们值班室就被送到办公室，那一定是件特别的案子。可能是这件事备受瞩目，也可能是很难办，也可能是很敏感，不方便让值班表上随便一个人经手。需要直接交给合适的人。一个直接惊动头儿的案子，会让重案组都忙活起来，会让所有人全神贯注。一个直接惊动头儿的案子，可能会让我跟斯蒂夫最终从职场失败者的角落里走出来：我们要上场了。

我不得不握紧拳头，才能控制住自己不伸手去拿那份记录。

“有什么新案子吗？”

奥凯利冷哼一声。“别一副等开饭的表情，康韦。我顺路拿过来的，这样就不用麻烦伯纳黛特再跑一趟。现场警察说是一场家暴案件。”他把备忘录丢到我桌子上，“我说你会告诉他们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吧，你今天走运了：这好像是个连环杀手。”

帮行政人员省麻烦，纯属胡扯。奥凯利把这个备忘录拿上来，只是为了看看我有何反应。我可不会上当。

“白天当班的人马上就来了。”

“但你已经在了。要是你赶着去什么重要的约会，最好抓紧，赶紧把这个案子给我办了。”

“我们还得写报告。”

“老天，康韦，写报告又不需要什么詹姆斯·乔伊斯的好文笔。写成什么样就原样给我吧，你得赶紧走了。那对鸳鸯住在斯托尼巴特尔，现场那帮人又在那边挖码头找证据呢。”

一秒以后我点了打印。斯蒂夫，这个浑蛋，已经把围巾围在脖子上了。

头儿踱着步子，走到贴在白色书写板上的排班表前面，眯起眼睛看着。“你们得从这里面找个人支援你们。”他说。

我能感觉到斯蒂夫希望这次我能带头。“家庭纠纷，全套的，我们自己能处理，”我说，“这种事情我们处理得够多了。”

“一个有经验的人能教你们正确的工作方法。你们处理那个罗马尼亚小女孩的案子多久了？五周？有两个证人看见她男朋友捅了她。现在那什么报纸跟平权组织一直嚷嚷着种族主义，这个案子如果是个爱尔兰女孩，我们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那是证人不愿意跟我们说。”闭嘴，安托瓦妮特。斯蒂夫用眼神提醒我，但是太晚了。我中招了，正中奥凯利的下怀。

“的确。要是今天证人还是不愿意跟你们说，我想有个老手在场总能让他们张嘴。”奥凯利敲了敲白色书写板，“布雷斯林今天当班，带上他。对付证人他最拿手。”

我说：“布雷斯林是个大忙人，我想他还是应该去做有价值的事，别浪费时间手把手带我们。”

“他确实挺忙的，但指导你们也是责无旁贷。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让他的时间白白浪费了。”

斯蒂夫点了点头，使劲咳嗽暗示我。闭嘴吧，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也许确实会那样。我把话咽了回去。“我路上会给他打电话，”我说，然后拿起电话记录，塞进夹克口袋，“我们在那边碰头。”

“别出什么岔子。伯纳黛特已经叫了技术人员和法医过去，我还让她给你安排了一些当地警局的人当助手，这样你就不用满世界找人帮忙了。”奥凯利朝门边走去，顺手拿起打印好的报告，“还有，要是你们不想光看布雷斯林给你们俩上课，最好去弄点咖啡喝。你们两个看起来像一对白痴。”

在城堡的庭院里，街灯依旧亮着。但城市本身还是光线微弱，缓慢地进入清晨。没有下雨——这是好事：这样河边的鞋印就会在那里等着我们，或者带着DNA痕迹的烟蒂也会留在原地——但天气又冷又湿，一圈朦胧的光晕笼罩着街灯，湿气无孔不入，让人感觉骨头比周围的空气还要寒冷。早晨的咖啡店已经开门了，空气里弥漫着煎香肠和公交车尾气的气息。“你要喝杯咖啡吗？”我问斯蒂夫。

他把围巾裹得更紧了。“不，老天，赶紧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吧……”

他话没说完，也不必说完。我们越快到达现场，就可以在那位“优等生”告诉我们那个浑蛋是怎么犯的案之前，抢到越多的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何会这么在意这一点，但斯蒂夫也这么想，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腿都很长，走得都很快，而且全神贯注。

我们要先去公用车队那边找一辆车。坐我或者斯蒂夫的车可以快一些，但绝不能那样做。有些街区并不喜欢警察，而谁敢用酒瓶子砸我的奥迪TT，我都得让他少一条腿。还有些案子，绝不能提前向任何人透露行踪，绝对不行——开自己的车上路，无异于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告诉一群丧心病狂的暴徒。然后你会发现，有人把你家的猫和一块砖头拴在一起，点上火，扔进你家窗户。

大部分时间是我开车。我车开得比斯蒂夫更好，而作为乘客却糟糕得多，所以我来开车，能让我们俩都高兴点。在公用车队，我搞来一辆带刮痕的白色欧宝卡德特。斯托尼巴特尔是都柏林的一个老城区，工人阶级跟从来不工作的阶级混居在一起，还有一小撮雅皮士跟艺术家，他们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买的房子，因为那地方货真价实，换句话说，他们负担不起任何更昂贵的地方了。有时你会想要搞一辆引人注目的车来开，但这次显然不是时候。

“啊，该死，”当我把车开出车库、打开车里的加热器时，我说，“现在我没法给布雷斯林打电话了，我得开车呀。”

这话让斯蒂夫笑了起来。“真该死，我还得看备忘录呢。我们可不能脑袋空空地去现场。”

黄灯的时候我把车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备忘录扔给他。“念出来，让我们听听有什么好消息。”

他读了起来。“五点六分，斯托尼巴特尔警局来电。来电者是一位男士，不愿留下姓名。私人号码。”这显然是个新手，说不定他以为不留姓名有什么用。一个小时之内，网络协管就能把机主信息查出来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女人受伤了，地点是维金花园26号。该局警官询问受的是什么伤，他说她跌倒了，摔伤了头。警官问她是否还有呼吸，他说他不知道，只知道她看起来很不好。警官告诉他该如何检查伤者的脉搏，但他说‘赶紧叫救护车，快点’，然后就挂断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家伙，”我说，“我敢打赌，等有人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溜了，是吧？”

“哦，是的。等救护车到了以后，门是锁着的，没有人应门。警察去了以后破门而入，发现客厅里有个女人。头部受伤。医护人员确认她已经死亡。没有人在家，也没有暴力入侵和盗窃的痕迹。”

“如果那个人想要叫救护车，他为什么打给警察局？为什么不打急救电话？”

“也许他觉得急救电话可以追踪到他的信息，警察局没有这项技术。”

“他就是个大白痴，”我说，“真不错。”关于码头的事，奥凯利说得没错：这个“随机垃圾挖掘部”正拿着手提钻占据一整条车道，另一条车道上则乱成一团，让我想去搞一把气枪。“把警灯挂上。”

斯蒂夫从座位下面取出蓝色警灯，伸出窗外，把它放在车顶。我讨厌警笛，它总是虚张声势。人们颇为体贴地让出了一点路，那已经是他们能移动的极限了。

“我的老天。”对此，我的幽默感也失去了作用，“那些警察怎么会觉得这是家暴案件？有其他人跟她同居？丈夫？伴侣？”

斯蒂夫继续看了下去。“上面没说。”他满怀希望地看了我一眼，“也许他们搞错了，是吧？说不定真是个大案子。”

“不，这他妈的根本不是。这他妈的就是一场家庭纠纷，或者连谋杀都算不上，她只是他妈的摔了一跤，就跟那个打电话的人说的一样，因为如果这个案子有什么玄机，奥凯利肯定会等到白天当班的人来，把它交给布雷斯林、麦卡恩，或者其他小马屁精——老天！”我一拳砸在喇叭上，“我是不是该在这儿下车，去抓一两个人回来？”一些堵在前面的白痴突然回过神来，赶紧开车走了。剩下的白痴给我让开了路，我开了过去，上了桥，到了利菲河的北边。

离开了“码头”和工人，周遭明显安静了下来。鳞次栉比的高大红砖建筑和商铺招牌逐渐缩小，变成几簇，天空开阔起来，低处的云团染成浅灰浅黄。我关掉了警笛，斯蒂夫把手伸出窗外，把警灯拿进车里。他把它拿在手里，擦起了玻璃上的一处污迹，直到它干净如新。他再没读备忘录。

我和斯蒂夫是八个月前认识的，四个月前成了搭档。我们处理另一桩案子时结识，当时他还在悬案组。起初我不喜欢他——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他，而我偏偏不信任那些大家都喜欢的人，况且他还总是嬉皮笑脸。不过情况很快有所改观，当我们解决了那个案子，我已经很喜欢他了，可以在奥凯利面前为他说五分钟好话了。这是个不错的时机——我一向不爱为自己物色搭档，只喜欢单打独斗，但奥凯利总会大声嚷嚷，说他的组里，一无是处的菜鸟绝对不能出门跟人单挑，所以跟斯蒂夫组队，我并不后悔，即便他就是个快活的冒失鬼。和他搭档总让我感觉很好，无论是在办公室里抬头和我对视，和我并肩在犯罪现场，还是在审讯室里坐在我旁边。不管奥凯利怎么说，我们的破案率都有所提升，大多数时候破个案子都要去喝一杯庆祝。斯蒂夫像个朋友，或者差不多算个朋友。但我们仍然在了解彼此。我们还不能完全保证。

我对他的了解已经足以让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说：“怎么了？”

“别让头儿影响到你。”

我瞥了他一眼，他正在看着我，眼神坚定。“你是在告诉我，我多心了？你没搞错吧？”

“他觉得我们在对付证人方面需要提高又不是世界末日。”

我以限速的两倍，沿着一条岔路前进。这并没有让斯蒂夫慌张，他很了解我的开车技术。我自己才是咬紧牙关的那一个。“是的，这他妈的确实是世界末日。如果我在意布雷斯林或者别的什么人会对咱们的审问技术做何感想，那我确实是多心了，但实际上我丝毫不在意。但如果奥凯利觉得我们处理不了，那我们就还得继续处理那些微不足道的案子，还得忍着有个蠢蛋盯着我们干活。你对此没有意见吗？”

斯蒂夫耸耸肩。“布雷斯林只是个帮手。这案子还是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帮手。我们他妈的自己办就行。”

“我们会的。迟早的事。”

“是吗？迟早是多早？”

显然，斯蒂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把速度降下来——这卡德特开起来像是一辆购物推车。斯托尼巴特尔还是一派周日清晨的气象：跑步者沿着小路奔跑；气鼓鼓的年轻人拖着他们的狗，心里埋怨这不公平；穿着夜店行头的女孩，腿上起了鸡皮疙瘩，鞋子拿在手里，正慢吞吞地走回家。

我说：“我不会再忍受多久了。”

我感到精疲力尽。这在扫黄和缉毒组是常有的事，在那里，大家每天都要处理千篇一律的恶行，你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带来一丁点改变。你耗尽心力破一个案子，同一批女孩还是会被别人拉皮条，只是换了个浑蛋来抽水；同一批毒虫出去以后，还是会继续买相同的玩意，只是换了新的毒枭。你堵住一个洞，麻烦又会在新的地方炸开，源源不断。这种无奈会感染组里的所有成员。而在重案组，你抓住一个凶手，就能保住他下一个目标的命。你每次只与一个凶手作战，而非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你最终也能打败一个凶手。重案组的人能干下去，一直干完整个职业生涯。

在任何组，大家都会干两年以上。

而我的这两年是特别的。案子从不是问题——我受得了一个接一个的食人魔和儿童杀手，并不会因此夜不能寐。就像我说的，你能打败一个凶手，但想要打败你自己的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斯蒂夫也足够了解我，知道我不只是在撒气。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你要做什么？接着回去调查失踪人口？”

“不，该死。”我不会回去，“我有个同学，他和别人合伙创办了一家保安公司。那是家大公司，负责给大人物找保镖，是国际性的大人物，不是在大超市抓小偷。他说，我要是需要一份工作，随时……”

我没有看斯蒂夫，但我知道他正呆若木鸡地看着我。我说不出他正在想什么。他是个好人，但也是个好好先生。等我走了，他在小组里也能左右逢源，只要他想的话。成为那群家伙中的一员，办一些像样的案子，时不时讲个笑话，轻松自在。

“工资很可观。”我说，“在那边，女性可是个加分项。有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找女保镖。有人也想给自己找，想不到吧？”

斯蒂夫说：“那你要给他打电话吗？”

我在维金花园前把车停下。云层裂开，光线倾泻下来，照在石板屋顶薄薄的油漆层和路边倾斜的灯柱上。这是我们这周见过的最灿烂的阳光了。

“我不知道。”我说。

我早就知道维金花园。我住的地方离这里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喜欢斯托尼巴特尔，并不是因为我住不起更昂贵的地段。我曾经跑步也会经过这里的路口。这个地方有些名不副实：一条破旧不堪的死胡同，人行道上面就是成排的、带楼梯的维多利亚式小屋，统一的石板矮屋檐、网眼窗帘，还有涂了亮色油漆的大门。街道太窄，停在这里的所有汽车会有两个轮子压在路牙子上。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拖延了时间——再过一会儿，布雷斯林就会出现在办公室里，而头儿会问他有何贵干。下车之前，我接通了他的语音信箱——不知道这能否给我们争取到额外的时间，但至少我不用跟他聊天——给他留了言。我把这个案子描述得无聊至极，没花多少时间，但我知道这并不会让他放慢脚步。布雷斯林喜欢想象自己是“关键人物”，无论是无聊的家暴案，还是连环剥皮杀人案，他都会迅速赶到现场，因为他知道可怜的被害人会完蛋，要是没有他来救场。“我们走吧。”我把包背在肩上。

26号位于这条路的尽头，房子前面已经拉上了警戒线，警车和技术科的白色大货车也已就位。一群孩子正在警戒线附近转悠，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就散开了（“啊啊啊啊！跑啊！”“这里，女士，抓住他，他从商店里抢了太妃糖饼干——”“闭嘴，你这个浑蛋！”）但沿路还是有人观察我们。人们抛出的问题就像爆米花一样从网眼窗帘后冒出来。

“我想挥挥手，”斯蒂夫说着，深吸了一口气，“我能挥手吗？”

“别胡闹！”但此时我也激动无比，不管我怎样克制自己。即便你知道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也能胜任当天工作，走入现场仍会让你兴奋：你就像是一位格斗士，走进角斗场。激战在即，你的名字会被帝王称颂。可你再看一眼现场，什么角斗场，什么帝王，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你会感觉糟糕无比。

守在门口的警察只是个小孩，脖子太长，摇摇晃晃，一对大耳朵上有一顶过大的帽子。“警探，”他说，他突然直起腰，不确定是否要敬礼，“巡警杜利。”或者说了其他什么。听他说话需要配字幕。

“康韦警探。”我说，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包，确保手套和鞋套都在，“这位是莫兰警探。看到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闲逛了吗？”

“都是附近居民的孩子吧。”需要对这些孩子做些问话，他们的家长也是。在这种社区，大家还是会关心别人的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如此，但对我们而言这很不错。“我们还没有做走访，我们觉得你们大概会有自己的安排吧。”

“你做得对，”斯蒂夫说着，戴上了手套，“我们会找几个人去问问话。你们来的时候这地方是什么样子？”

他朝小屋的门点了点头，门是蓝色的，上面有破门而入的痕迹。“关着的。”警察毫不迟疑地说。

“哦，好吧，我知道了。”斯蒂夫说，但他咧嘴一乐，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玩笑，而不是像我这样发起有力的回击。“怎么关的？是锁上了，反锁的，还是关着但没上锁？”

“哦，好吧，抱歉，我——”警察脸红了，“门上有一把丘伯保险锁，还有一把耶鲁锁，但是并没有反锁，只是关着。”

这意味着，凶手如果是从门里逃跑的，他只是把门带上了，并不需要钥匙。“报警器响了吗？”

“没有。好像，那上面有个报警系统之类的东西。”警察指了指我们头上的一个盒子，“但是并没有打开。我们进去的时候它都没有响。”

“谢谢。”斯蒂夫又冲他灿烂地微笑，“很好。”警察的脸更红了，斯蒂夫有了一个粉丝。

门一下开了，索菲·米勒的头探了出来。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一副芭蕾舞舞者的身材，身穿白色连帽工作服也显得优雅，所以很多人都会为难她，但他们不敢为难第二次。她是我们这边数一数二的现场技术人员，我们还彼此欣赏，看见她我会感到莫大的宽慰。

“嘿，”她说，“你早该来了。”

“道路施工耽搁了。”我说，“哈喽，现在什么情况？”

“我看像是情人吵架，你是不是专管这一类案子啊？”

“比管黑帮案好些。”我感觉到斯蒂夫快速地瞥了我一眼，显得有些惊讶，我则冲他流露出冷漠的眼神：他知道我和索菲是朋友，但他也该知道，我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趴在朋友肩膀上哭诉。“如果是家暴案，我们至少还能有幸找到能问话的证人。我们去看看吧。”

房子很小，我们径直走进客厅兼餐厅。面前有三扇门，我已经知道左边通往卧室，面前是厨房，而右边是浴室——这个布局跟我家如出一辙，尽管布置风格完全不同。强化木地板上铺着紫色的小块地毯，深紫色的窗帘试图点缀出奢华感，白色皮革沙发上也铺着紫色薄毯，颇有艺术感。就连房间里那种让人过目就忘的装饰画，画的也是紫色的花。整个屋子就像是用手机里装修软件布置出来，你输入预算和喜欢的颜色之后，第二天就会有货车将各种饰物送上门来。

这里仍保留着昨晚的场景。窗帘拉起，吊灯未开，但在偏僻角落里的立式台灯是亮着的。索菲的技术员们，一个正跪在沙发旁边，用透明胶带收集纤维；一个则在桌子一侧撒粉，收集指纹；另一个正拿着摄像机，慢慢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戴着头灯方便打光。房间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弥漫着熟肉和香薰蜡烛的刺鼻气味。沙发一边的技术员正在自己身前扇风，试图收集一些空气。

煤气取暖器仍然开着，发出如燃煤一般的光，火苗狂躁地摇曳着，持续让这个已经过热的房间升温。壁炉用石头砌成，仿乡村风格，倒是与这个可爱的工匠小屋相配。女人的头就在壁炉旁边的角落里。

她仰面躺在地上，两脚呈八字，像是有人把她扔在那里。一只胳膊在身侧，另一只则在脑袋更靠上的位置，弯曲成一个难看的角度。她大概有五英尺七英寸[3]高，很瘦，穿着一双细高跟鞋，涂了很多美黑霜，身上是一件紧身的钴蓝色裙子，还戴了一条短粗的镀金项链。她的脸被金发覆盖，头发上喷了太多定型水，凶手都没有把它弄乱。她看起来就像个死去的芭比娃娃。

“查出身份了吗？”

索菲用下巴指了指门旁边的一张桌子：有几封信，还有一沓整齐的账单。“她可能是爱斯琳·格温德琳·默里斯，她是这栋房子的户主。这里有她的物业费收据。”

斯蒂夫快速翻了翻那沓账单。“这里没有其他人的名字，”他对我说，“看起来就是她了。”

虽然只看了现场一眼，但我已经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这应当是她的情人所为。在用餐区，小小的圆桌上铺着紫色的桌布，有两个座位，桌上摆着叠得很精致的白色餐巾，瓷餐具和抛光的银餐具上映照着火苗。还有一瓶打开的红酒、两只干净的玻璃杯，以及高高的烛台。蜡烛已经燃尽，烛泪在烛台上凝固，也滴在桌布上。

壁炉周围，有一摊很大的血迹，从她的头下面蔓延开来，颜色很深，看起来很黏稠。我目前只见这一处血迹。她倒下以后，没有人把她抱起来，试着把她摇醒。凶手直接就他妈的逃之夭夭了。

电话里说，她摔倒了，摔伤了头。可能他说的是真的，小情人吓坏了，直接逃之夭夭——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常有良善的公民卷入麻烦怕得要死，情急之下行为异常，一下子杀了多人——也有可能就是他让她摔倒在地。

“库珀来过了吗？”我问。库珀是法医，他喜欢我，多过于喜欢大多数人，但他也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如果库珀来做初步分析，而你不在现场，那一旦出岔子就是你的问题，与他无关。

“刚走。”索菲说着，留心着她的技术员，“他说她已经死了，怕我们有人没注意到这一点。她距离壁炉太近，无法确定尸体冷却和发生尸僵的时间，所以也无法判断具体的死亡时间。不管怎么说，她一定是在昨天晚上六点到十一点之间死的。”

斯蒂夫在桌子旁边点了点头。“也许是八点半、九点之前。要是再晚一些，他们应该就已经开始吃晚饭了。”

“除非他们中有个人是不定点值班。”我说。斯蒂夫把这一点记在了笔记本上：等我们查出这位来赴宴的朋友的身份，助手就要去查证一下。“电话里说，她的伤是因为摔倒造成的。库珀怎么看，这说法靠谱吗？”

索菲冷哼一声。“是的，没错。很奇怪的摔法，她的后脑摔烂了，伤口的形状看上去跟壁炉的棱角相吻合；库珀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这棱角导致了她的死亡。不过在尸检完成之前，我们还不能下结论，说不定她身上还有秘鲁箭毒什么的。她下巴左边有擦伤和血肿，还有几颗牙碎掉了——也许下颌部分也有骨裂，但在给她做尸体解剖以前，库珀也没法保证。她不可能同时摔倒在壁炉两面的棱角上。”

我推测：“有人打了她的脸，然后她向后倒，在壁炉上把脑袋摔烂了。”

“你跟一般警探说的一样，不过听起来确实是这样。”

女人的指甲很长，钴蓝色的，跟她的裙子一样，保养得很完美：丝毫没有弄坏，连缺口都没有。漂亮的摄影书籍摆在咖啡桌上，整整齐齐，安然无恙。壁炉架上漂亮的玻璃小摆件和插着紫色花朵的花瓶也同样如此。这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她没有还手的机会。

“关于凶器，库珀有线索吗？”我问。

“根据瘀痕的模样，”索菲说，“是拳头打的。这意味着他是惯用右手的。”

也意味着没有武器，没有指纹可以采集，或者其他找出嫌疑人的线索。斯蒂夫说：“如果一拳足以打碎牙齿，那也一定会对他的手指关节造成损害。这一点他藏不住。而且要是我们运气够好，他的手指关节可能会被擦破，在她的脸上留下DNA。”

“那得他光着手才行，”我说，“像昨晚那样，他很可能是戴着手套的。”

“在屋里？”

我在桌子旁点了点头。“她都没来得及倒酒，说明他进屋的时间不长。”

“嘿，”斯蒂夫说，语带嘲讽，“至少这是起谋杀案了。你刚才还担心我们又被拖过来处理一起某人的奶奶被猫绊倒的案子。”

“真棒，”我说，“待会儿我再跳舞庆祝。库珀还说别的什么了吗？”

“没有自卫伤，”索菲说，“她的衣服都是完好的，没有最近性交的迹象，她身上也没有任何人的精液，所以你们可以不用考虑性侵了。”

斯蒂夫说：“除非是小伙子想要霸王硬上弓，她不肯，他就给了她一拳想让她从了。然后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吓坏了，于是就逃之夭夭。”

“无所谓了，反正你可以排除性暴力既遂了，这不是更好？”这是索菲第一次跟斯蒂夫见面，她还没确定跟他是否处得来。

我说：“性侵未遂也是说不通的。他为什么不一进门就直接伸进她的裙子？或者他为什么不等到他们喝上一杯酒再动手？那样可能性不是更大？”

斯蒂夫耸耸肩。“在理。也许是我搞错了。”他没有在生闷气。如果警探遭到自己搭档的反驳，并且是在像索菲这样的人面前，他们往往都会心有不悦，但他是真心承认自己错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自我——所有警探都有自我——只是因为他的自我并不是靠耍大佬威风来实现。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行，这很好，是个优点，也是为何很多人喜欢他，很有用，但在我看来却糟糕透顶。

“找到她的电话了？”我问。

“是的，在那边的桌子上。”索菲用她的钢笔指了指，“指纹已经采集过了，你想看的话就尽管看。”

在我们检查小屋其他部分之前，我在尸体旁边蹲下，小心地用一根手指把她脸上的头发拨开。斯蒂夫蹲在我身旁。

我认识的每一个谋杀案警探都会这么做：久久凝视被害者的脸。对普通人来说，这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被害人的照片，想要记住我们在为谁而战，手机里的任何一张自拍照都可以。如果我们需要保持愤怒，让内心始终波澜万丈，伤口比面庞更有效果。但我们凝视着他们的脸，包括那些状况糟糕的、残缺不全的面孔，夏日在户外暴露一周甚至是溺水者的面孔。警队中最没良心的浑蛋在尸体渐渐冷却时会给对死者的乳房进行一番品评，但在这种时候，他们还是会以凝视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从某种角度来看，她也许还不到三十岁。在某人决定把她的下巴左侧打成一团紫红色的血肿块之前，她很漂亮。没有什么惊艳之处，但仍足够迷人，而且她也努力在维持自己的美貌。她脸上大概涂了有一整货车的化妆品，全副武装，不过恰到好处；她的鼻子和下巴还保留着小女孩般的可爱，只是从它们的突出程度，可以看出是长期轻度节食的结果。她嘴巴——张开着，露出小小的、漂白过的牙齿和血块——同样也很好看。柔软而丰满、弯曲枯萎的下唇现在看起来不够精致，可在昨天，也许还令人欲罢不能。在三种颜色混合的眼影之下，她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隙，凝视着天花板的一处角落。

我说：“我之前见过她。”

斯蒂夫的头立刻抬了起来。“是吗？在哪儿？”

“不确定。”我的记忆力很好，斯蒂夫管它叫“摄影般的记忆力”。我并不承认，因为那让我听起来很蠢。但如果我见过某人，一定会有印象，我见过这个女人。

她跟那时并不一样。那时的她更年轻，但也许是因为她那时要更重一些的缘故——并不是更胖，准确地说，是更加柔软。妆化得也要淡许多：仔细地涂上比肤色稍暗的粉底，再涂上薄薄的睫毛膏，便大功告成。她那时的头发是棕色的，如波浪一般起伏，笨拙地扎成一束。十分紧身的海军裙装，再配上高跟鞋，让她的脚踝摇晃个不停：如此成熟的衣服，是为了大场面准备的。但这张面孔，温柔小巧的鼻子和柔软弯曲的下唇，这些都一模一样。

她站在阳光下，摇摇晃晃地慢慢朝我走过来。高亢的嗓音夹杂着颤抖：但，但我真的需要……我一脸冷漠，腿不耐烦地抽动着，心里想着：真是可悲。

她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东西。帮助、金钱、搭个车、苦口良言？我想要她别再回来。

斯蒂夫说：“工作上认识的人？”

“可能是。”冷漠的面孔透出决心。如果是非工作时间，我会叫她直接滚蛋。

“等回到总部，我们立马就能在系统里查查她。如果她曾经上诉过家暴……”

“我没在家暴组干过。穿上警服的时候，我本该去那里，但是我没有……”我摇了摇头。技术人员戴的头灯在房间里扫过，让空间感顿无，令人感到危机四伏，让我们成了蹲伏在地上的目标。“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要是她被人虐待，我应该不会想把她赶走。微微睁开的眼睛让她显得狡黠，像个在捉迷藏游戏里作弊的孩子。

斯蒂夫站起身，让我慢慢地回想。他在索菲面前挑了挑眉毛，指了指从厨房门透过来的矩形亮光。“我可以……”

“请便。里面我们已经录过像了，但还没有采集指纹，所以请不要碰任何东西。”

斯蒂夫从技术人员身边经过，走进厨房。天花板非常低，他几乎要低头前行，穿过走廊。“相处得如何？”索菲问我，朝他身后点了点头。

“马马虎虎。我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他了。”我让死者的头发重新落在脸上，然后站起身。我想走一走，如果我走得够快够远，就有可能追上这段记忆。可要是我在索菲的犯罪现场走来走去，她一定会把我赶出去，才不管我是不是主警探。

“听起来不怎么样，”索菲说，“既然你已经看过原始的现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该死的灯打开了，别在这黑暗中瞎忙活了？”

“开灯吧。”我说。一位技术员把吊灯打开，让这地方变得更加令人沮丧。那些头灯至少还让这地方有些个性，尽管令人毛骨悚然。我穿过黄色的证据标记，走进了卧室。

卧室很小，里面一尘不染。梳妆台——白金相间的卷纹木架子，衬着泡泡状的下摆，像八岁小女孩的公主闺房——上面没有任何化妆品，只有一根香薰蜡烛，还有两只香水瓶，仅仅作为装饰用，而非为了使用。床上没有试了又试、随手乱丢的衣服；带雏菊图案的羽绒被整整齐齐地对折铺在床上，四块垫子匀称地点缀其间——我绝对搞不明白这种风格。在做准备的时候，爱斯琳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藏起了所有的证据，免得她的情人发现自己并不像他所中意的那般光鲜亮丽。他并没有走到这一步，可她期待他走进这里。

我往定做的衣橱里看了一眼。衣服很多，大多是套裙和礼服，全是中性的颜色，点缀着闪闪发亮的细节设计，全是那些晨间讲血型减肥法和磨皮嫩肤疗法的节目里女人的穿衣风格。带纹理的、白金相间的卷纹木书架上，摆满了爱情小说、老式儿童读物、各种垃圾读物——作者会通过一个贫民窟的孩子最后飞黄腾达的故事，来告诉你人生真谛。有几本关于爱尔兰犯罪的书——失踪的人、黑社会犯罪、凶杀；讽刺的是——一些都市奇幻作品，确实不错。我翻了翻这些书：启迪人生的垃圾读物和真实犯罪书里都画满了线，但没有做“他是凶手”这样的笔记。我检查了床头桌：雏菊图案的纸巾盒、台灯、充电器；六盒避孕套，都没有拆封。垃圾桶：空空如也。床下面：连起球的灰尘都没有。

被害人的家，是你了解这个素未谋面的人的快捷通道。即便对自己的朋友们，人们都会多加掩饰，而朋友们描述被害人时还会加上一层修饰：他们不想说死者的坏话，或者是因为沉浸在失去故友的悲痛当中，也可能是因为不想让你对朋友的怪癖产生误解。但在家门后面，这些修饰都荡然无存。穿过大门，你就可以找到那些未经刻意掩饰的东西：在某人拜访之前未经整理的东西，闻起来怪怪的东西，还有沙发靠垫下面的东西。那些被害人永远不想让任何人窥探的差错。

然而在这里，我一无所获。爱斯琳·默里斯就像一张印在光面杂志上的照片。一切都被精心布置，仿佛她知道会有一台针孔摄像机闯入她的私人空间，让她的一切生活都呈现在互联网上。

偏执狂？控制狂？真的无聊至极？

但请你不要，你不明白我如何——

那时候，她流露了更多的信息，其形象甚至比她家中的所有细节叠加起来都要更加生动。我当时不可能知道，她身上又没戴着标记告诉人们她就是“未来的受害者”，但我依然认为：我见过这位谋杀案被害人，而我把她赶走了。

等技术科完成工作，我们就要仔细搜查一番，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更多信息。但从表面来看，爱斯琳的个性——如果她真有什么个性——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能确定她的情人的身份，找出有关他的确凿证据，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倒霉的爱斯琳到底是谁。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安，总能听到一个调门很高的小女孩的声音，虽然实际上什么声音都没有。

“发现什么了吗？”斯蒂夫在走廊里问。

“什么都没有。要不是她躺在这里，我觉得这人压根就没存在过。厨房里什么情况？”

“有些发现，过来瞧瞧。”

“谢天谢地。”我说，跟在他身后。我本以为厨房会是用铬仿花岗岩装修的，“凯尔特之虎”时期时髦而廉价的装饰。但相反，里面是花里胡哨的松木雕饰，粉红色的格子布，墙上印着穿围裙的粉色小鸡。我发现的一切信息，都让我觉得这个女人越发难以捉摸。后窗外是和我家一样、带围墙的小型天井，但爱斯琳在那里放了一张纹理木凳，这样她就能坐在外面，欣赏自家墙外的风景。我推了推后门，发现上了锁。

“第一个发现。”斯蒂夫说。他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手指拉开烤炉，避免触碰到把手破坏指纹。

里面有两只焙烧罐，装满了食物，已经缩成了棕色的一团，仿佛一触即碎：看起来像是装着土豆，还有一些像是糕点的东西。他把烤炉半开的门拉下来：两团黢黑的块状物，像是蘑菇或者牛粪块。

我说：“所以呢？”

“这些东西都烧焦了，却还没有着火。因为虽然旋钮还是开着的，但是墙那边真正的开关是关着的。再看这里。”

一整盘蔬菜——青豆、豌豆——都摆在柜台上。一只平底锅里盛了半锅水，放在炉盘上。这个炉盘的开关是开着的，调在高温状态。

“索菲，”我喊道，“有人关过炉子的开关吗？你的人，或者警察？”

“我们没动过，”索菲喊着回答，“而且我告诉过那些警察：要是动了什么东西，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很确定他们都怕我怕得要命。要是有人动过那炉子，肯定会向我自首的。”

“所以呢？”我对斯蒂夫说，“也许是小情人迟到了，所以爱斯琳先把炉子关上了。”

斯蒂夫摇了摇头。“烤炉倒有可能。但这炉灶，换作是你，是会把它关掉，还是开小火让这些食物保持温度？你会让汤跟菜一起冷掉，还是让它们一直保持沸腾？”

“我不做饭，我只用微波炉。”

“我做饭。你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关掉，尤其是在你男朋友迟到了一会儿的时候。你会让水继续烧着，这样等他来，你还能接着做菜。”

我说：“是那家伙关了它。”

“看上去像。他不想让烟雾报警器响。”

“索菲，你能帮我给墙上的炉灶开关取下指纹吗？”

“没问题。”

“你在收集脚印吗？”

“不，你当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忙活的吧，没收集脚印就让你俩先把这地方踩了个遍。”苏菲嚷道，“我们一来就把脚印收集好了。昨晚断断续续下了会儿雨，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穿着双拖泥带水的鞋子踩进来。但所有脚印都干了很久了——这里有加热器——而且一点像样的痕迹都没留下。我们收集到了一点干泥巴，在这里，还有那里，但这些有可能是那些清理现场的警察留下的。总之这里没有任何可供辨认身份的印记。”

我构想的情人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我一开始觉得他是个哭哭啼啼的蠢蛋，不知轻重地挥了一拳，现在可能已经回了自己的公寓，正吓得拉肚子，等着我们上门，然后和盘托出，说这都是那女人的错。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在爱斯琳的身体摔在地板上以前，他就已经在回家的途中了。他绝对不会留在现场并思考对策。

我说：“他脑子很冷静。”

“哦，对。”斯蒂夫说。他的声音有点雀跃，就像是闻见了什么好吃的，突然就饿了。“他只是打了他女朋友一拳。他可能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却冷静地想到了烟雾报警器，还有炉灶上的东西。如果这是他头一次犯案，那他绝对是个天才。”

烟雾报警器就在我们正上方。我说：“但他为什么不想让它响起来呢？如果这地方着火了，很多证据也就被销毁了。要是够走运，可能连尸体也会被毁掉，这样就没人告诉我们这里有起谋杀案了。”

“也许是为了他的不在场证明吧。如果报警器响起来，很快就会有人到现场。也许他让我们发现她的时间越晚，我们就越难确定她的死亡时间——不管为了什么，他都不想让我们缩短死亡时间的推断范围。”

“那今早为什么会有电话打过来？她可以一直在这里躺到明天，甚至更久。到那时，死亡时间更没法推断，想将范围缩短到十二个小时都得靠老天帮忙。”

斯蒂夫有节奏地揉着自己的后脑勺，把一头橘色的头发弄得一团糟。“也许是他慌了。”

我哼了一声，表示无法信服。情人在我脑海里像个全息影像翻来覆去：可怜的懦夫、冷酷的聪明人，然后又变回懦夫。“在现场他冷静得像块石头，结果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吓坏了？吓得打电话把我们叫过来？”

“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斯蒂夫抬起手，用他的圆珠笔戳了戳报警器的按钮。它发出嘟嘟声，表明处于工作状态。“或者给我们打电话的另有其人。”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想法。“他跑去别人那里了：某个同事，也许是弟兄，也许是他爸。他告诉这个同伴发生了什么，结果这个同伴良心发现了：他不想让爱斯琳一直躺在原地，说不定她还活着，医生也许还能把她救回来。等到只剩他一个人，他就打了电话。”

“如果是这样，”斯蒂夫说，“我们就得把这个同伴找出来。”

“对。”我已经把笔记本从口袋里扯了出来。疑有同伙，速查。拿到情人的身份信息，我们就要尽快给他的联系人列出一份清单。一个有良心的同伴，是每个侦探最喜见的事情之一。

“还有件事，”斯蒂夫说，“她没把蔬菜放进锅里，也没把酒倒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他只是刚进门。”

我把笔记本放回口袋，然后围着厨房转了一圈。橱柜里放满了代尔夫特陶器，上面有粉色的花。冰箱空空如也，只有一些低脂酸奶、切好的胡萝卜条，以及两包在马莎百货买的水果馅饼作为甜点。对某些人来说，厨房是最能彰显他们个性的地方，但爱斯琳不在此列。“没错，所以呢？”

“所以他们哪里来的时间吵架呢？这也不是一对老夫老妻，已经吵了很多年，他忘了买牛奶，两人就掐了起来。这两个人还处在吃烛光晚餐约会的阶段，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们怎么会在他刚进门的时候就吵起来呢？”

“你觉得这不是因为吵架？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我打开垃圾桶：马莎百货的包装袋，还有一个空的酸奶罐。“不，要是那样的话，他就是个冷血的虐待狂，为了刺激才选出一个受害者，然后杀掉她。但那样的话，他也不会一拳就结束这个游戏。”

“我不是说他来这儿就是为了杀她。不一定。我只是说……”斯蒂夫耸耸肩。他眯着眼睛，看着窗台上的一只瓷猫，它还拿了一张粉红格子布做的弓，看起来有些诡异。“我只是说，这很古怪。”

“我们可真够走运的。”橱柜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粉红色便条：干洗、厕纸、生菜。“说不定他到之前，两人就已经吵起来了。电话在哪儿？”

趁技术人员没注意，我把爱斯琳的手机拿回厨房。斯蒂夫站在我身后，从我肩膀上方看手机的屏幕。这种做法换了其他的人，一定会让我怒不可遏。斯蒂夫尽量控制自己，不朝我的耳朵里吹气。

这是部智能手机，但爱斯琳的屏幕锁滑动便能开启，没设密码。她有两条未读消息，但我先查看了她的联系人。里面没有“妈妈”“爸爸”，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但有一个紧急联系人：露西·赖尔登，还有一个手机号码。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之后用得上——幸运露西能正式指认被害人的身份。然后我开始读爱斯琳的短信，拼凑起这个晚餐故事。

情人的名字叫罗里·法伦，他约的是昨天晚上八点。他第一次出现在爱斯琳的手机里是在七周以前，也就是12月的第二周。很高兴遇到你——祝你晚上过得愉快。周五你有空出来喝一杯吗？

掌握主导权的是爱斯琳。那天晚上我有事情要忙，也许我们可以安排在周四。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他给她回了消息，哎呀，周四刚好有事！她让他历经磨难，改变了日期、时间、地点，直到最后她觉得他改得差不多了，才定下来一起去城里喝酒。他在第二天给她打了电话，她一直等他打到第三个才接。他恳求她赏光和他去一家高档餐厅吃晚餐，而她在这件事上也给他找了麻烦，当天早上取消了这个计划（真是抱歉，今天晚上突然有点事情！），然后让他重新安排。在这栋房子里，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本《恋爱法则》。

我没时间像女人那样出招，也没办法像男人那样见招拆招。这该死的把戏是给青少年玩的，不是成年人。而且一旦出了错，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最开始，你要无理取闹，让你的男人气喘吁吁地跟在你身后，像小狗追逐它的小玩具。然后把戏玩得太多，你家里就来了一屋子谋杀案警探。

除了小把戏，还有爱斯琳其他惊心动魄的生活情节：牙医预约的提醒；和露西·赖尔登进行的有关《权力的游戏》的讨论；一周前的语音信息，听起来像是某个同事，因为邮箱账户被人黑了而惊慌失措，问爱斯琳如何才能重置密码。难怪她要把一次餐厅约会搞得这么跌荡起伏。

到家里吃饭的邀约，一定是当面或者是打电话传达的——通话记录里有一大堆罗里的来电，有的接通了，有的没有，爱斯琳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不过他是通过短信确认邀请的。周三晚上：嘿，爱斯琳，只是确认一下，我们还是约在周六晚上八点？需要我带什么酒？

她一直晾着他，直到第二天才给他回信息。是的，周六晚八点！什么都不用带，带上你自己。

“如果他赴约的时候没带上一束红玫瑰，”我说，“那他可就有大麻烦了。”

“也许他还真不知道，”斯蒂夫说，“这里可什么花都没有。”

我们都见识过由比这更愚蠢的原因引发的谋杀案。“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切发生得这么快。他来了，而她看见他两手空空……”

斯蒂夫摇了摇头。“那然后呢？从这里的情况来看，她可不是那种让他滚蛋后带着花滚回来的人。她是防守反击型的人：冷战，让他自己琢磨究竟哪里出了错，一直琢磨到发疯。”

斯蒂夫的反驳是如此出色，我觉得我得打起精神了。“太对了，难怪她被人杀了。”有时我担心跟斯蒂夫搭档太久，自己会变成一个小女人。

不过在朋友露西·赖尔登面前，爱斯琳放下了自己“难搞”的架子。

昨天晚上，六点四十九分：

哦天哪我太兴奋了这太不像话了！！！我都准备拿着开瓶器唱歌了，就跟小孩拿着梳子那样。我是不是有点可怜？？？

露西立马就给她回了信息。那取决于你要唱什么歌。

碧昂丝（微笑）。

那最糟了……告诉我你没唱《给我戴上戒指》。

不！！！！我唱的是《女人我最大》！[4]

啊那你就得穿一身金出场了。别给他喂芹菜和瑞维塔饼干，要是人家饿晕了，你就不能跟他干啥坏事了（微笑）。

哈哈哈太逗了。我正在做惠灵顿牛排。

哦我懂了！！戈登·拉姆齐[5]

哈喽这里是马莎百货！

啊哈哈。玩得开心啦，不过小心点，好吧？

别担心！！！明天再跟你讲（吻吻吻）。

最后一条是晚上七点十三分发出的。那时爱斯琳刚刚化好最后一层妆，喷好最后一次定型水，把她的马莎百货晚餐放进锅里，开始放碧昂丝作为背景音乐，然后点亮香薰蜡烛，等着门铃响起。

“小心点。”斯蒂夫说。

等我们找到露西，她会和我们解释她担心的理由：当罗里感觉到爱斯琳在酒吧里好像在看别的什么人时，他是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攻击欲的；或者是他如何坚持让她在餐厅里一直穿着外套，因为她的裙子让她的乳沟太招摇；或者是他以前经常和朋友的朋友出门，然后有消息说他打了她，但她说那是言过其实，他是个可爱的家伙，只要有人好好对他。“一直都是这种老套故事，”我说，“下次我妈问我我为什么还是单身，我就准备跟她讲这个案子。或者讲最近那个，前一个也行。”

完全就是情人吵架，就像那些警察猜的一样。情人罗里已经是确凿无疑的凶手了。还在重案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可我还是傻乎乎地为此感到失望。

家暴案是最让人失望的。问题不是你能否抓到那个男人，或者女人，而是你能不能立案、诉诸法庭。很多人喜欢这种案子——它可以让你的破案率变得漂亮，让上边看着开心——但我不是那种人：处理家暴案丝毫不能让你在小组中赢得尊重，因为人人都知道，这种案子解决起来是小菜一碟，而我只能办这种案子。另一个让我愤怒的原因：案子本身就愚蠢到家。你把妻子、丈夫，或是性伴侣约出去，天杀的，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张着嘴巴站在那里，为这个“惊天谜团”冥思苦想。哎哟，我不知道，肯定是黑手党干的。惊喜：我们会直接找到你，证据一直堆到脑袋那么高，你就等着被判无期徒刑吧。如果你想杀什么人，一定要尊重我投入的时间。杀谁都行，只要不是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倒霉蛋。

不过，手机上还有一件事算不上愚蠢到家。在跟露西发完幸福洋溢的短信之后，一个小时内没有接收或发出任何信息。然后，在八点九分，罗里发了一条短信：嘿，爱斯琳，只是确认下我的地址对不对。我现在在维金花园26号外面，但没人来开门。我的地址对吗？

短信标记为未读。

斯蒂夫轻轻敲了敲手机。“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迟到。她没有理由关掉炉灶。”

“嗯。”

八点十五分，罗里给爱斯琳打了电话，她没有接。

他在八点二十五分又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在八点三十二分给她发了条短信：嘿，爱斯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我们约在周几记错了，我想我约的是今天晚上，但好像你没在家。等你有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信息还是未读。

“是的，没错，”我说，“他很清楚他没把约在该死的周几弄错。要是他想再确认一下，约会的信息就在他的手机里。”

斯蒂夫说：“不管出了什么岔子，他在努力揽错。他不想让爱斯琳生气。”

“或者他知道我们可能读到这些信息，他想通过这些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他是个温顺善良的家伙，不会做类似于拳打约会对象的脸的事情，即便他进过这间他显然没进过的房间。对天发誓，警官，只要看看他的手机，瞧瞧这些短信？”

许多家暴案涉事人会这样自作聪明：带人看他们做过的事情，然后开始编故事。有时这招甚至能奏效——对我们没用，但对陪审团却很管用。罗里·法伦处理得很不错：足够的信息，显示他在努力找到爱斯琳，很坦诚，但在八点三十二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也不是个跟踪狂。又一次，并非愚蠢到家。

“不管怎样，都可以缩短死亡时间的范围。”斯蒂夫说，“她在七点十三分时给露西发了短信，八点十分时，她倒下了。”

“不管怎样？”听到这话，我从手机上抬起了头，“你怎么会觉得这些是真的？”

斯蒂夫用下巴做了个表示不置可否的动作。“也许不是。”

“拜托，你是说就在罗里准备来享用他的惠灵顿牛排大餐的时候，有个什么人碰巧进来，干掉了女主人？你是认真的？”

“我说了，也许不是。只是……我们现在遇上了一对怪胎。我得保持思路开阔。”

哦，老天，斯蒂夫，真是个好心人。他正在努力说服我们两个，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线索，这样能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让我的眉头舒展一些，不再谈论我那个同学开的保安公司，从此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都等不及想让这案子赶紧结了。

“我们去把罗里·法伦弄来，然后问个清楚。”罗里是个可悲的懦夫，要是我们够走运，判断准确的话，他还有可能在我累倒睡觉之前，跟我们和盘托出，让我有时间跑个步，吃点东西。

斯蒂夫突然打起精神。“你想直接去找他？”

“是啊，为什么不呢？”

“我在想被害人那个最好的朋友，露西。要是她知道什么，那在我们去对付罗里之前，先去见见她会更好。带上我们能拿到的所有弹药去找她吧。”

如果我们面前是一起正常的谋杀案，某个狡猾的精神病患者正潜伏在暗处，等着我们大显身手，这会是个完美的办法。但我们遇到的是这种一恼火就把火气撒在女朋友身上的白痴，根本不用费什么劲就能把他抓回来。可斯蒂夫眼巴巴地望着我，像条小狗，让我没法拒绝。我想这也没关系：他用不了多久也会精疲力尽，而我现在没必要把他拖进我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当中。

“好啊，”我说。我关掉爱斯琳的电话，把它放回证物袋里。“我们去找露西·赖尔登聊聊。”

斯蒂夫砰的一声关掉烤箱门。焦煳味混合着浓郁的腐肉气息，弥漫了整个厨房。

索菲正蹲在壁炉旁边，给血迹采样。“我们要先走一步了，”我说，“有任何发现，打电话给我们。”

“我会的。到目前为止，没什么发现。为了这顿晚餐，你这位被害人可真没少在清洁工作上下功夫——几乎所有暴露在外的地方都被擦过。这也有一点好处：要是凶手留下了指纹，我们就能证明是前不久才留下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连根毛都没发现。你差不多能多一条线索了：那家伙是戴着手套来的。看来只能靠撞大运了。”

“好吧，”我说，“你知道了吧，唐·布雷斯林随时都可能来这儿。”

“哦，那太好了。安静点，我这怦怦直跳的小心脏。”索菲把一根采过样的棉签放进试管，“你要他来干什么？”

“头儿觉得我们会用到在对付证人方面更在行的帮手，”听了这话，索菲抬头看了看我，我耸了耸肩，“或者类似的浑蛋吧，我不知道。反正布雷斯林要来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案子。”

“好吧，这不是挺特别的吗？”索菲说。她把试管盖上，然后开始写标签。

我说：“他只是个帮忙的，不管找到什么，先跟我或莫兰联系。要是找不到我们，就一直等到能联系上我们为止，好吗？”

我和斯蒂夫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那个罗马尼亚的案子结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个证人终于鼓起勇气给我们打了电话，可是我们却没接到。这个原因我并没有告诉奥凯利。后来又过了两周，这个人再次打了电话——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算了吧”——总算找到了我。他说第一次接他电话的是个带爱尔兰口音的男人，答应说会转达消息。带爱尔兰口音的男人——可能是小组里的任何人，除了我。我觉得不是布雷斯林，可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我不能让这个案子冒这个险。

“没问题。”索菲在她的技术员中来回扫视，“只汇报给康韦、莫兰，要么就谁也别说。大家都明白了吗？”

技术员们点了点头。他们不关心警探们的日常，更不会操心我们在为什么事钩心斗角。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是一群妄自尊大的人，缺乏像他们一样埋头苦干的优良品质——不过他们都对索菲忠心耿耿，布雷斯林不会从他们这里得到任何情报。

“她手机和电脑里的东西也一样，”我说，“如果有人破解了她的电子邮箱、脸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直接告诉我。”

“没问题。那个搞电脑的能听见我们说话，我等会儿再跟他说一遍。”她把试管放进了一只证物袋。“我们会保证让你掌握最新消息。”

在出门的时候，我最后看了眼爱斯琳。索菲把她的头发拨到了后面，在脸上取样，寄希望于那一拳会留下DNA证据。死亡的迹象开始在她脸上蔓延，让嘴唇枯萎，露出牙齿，眼睛开始凹陷。即便如此，她的面容仍会在我的记忆中激起波澜。求你了，我只是需要——而我，几乎懒得掩饰自己的心满意足——抱歉，我帮不了你。

“她让我生气了，”我说，“在我以前见到她的时候。”

“她做了什么？”斯蒂夫说，“她说了什么？”

“不记得了，是有什么事。”

“或者什么事都没有。你要是情绪来了，惹你生气不那么难。”

“你滚。”

“我觉得他不错，”索菲说，“你留着他吧。”

我的一半心思还在想我以前在哪里见过被害人，不由得放松了警惕。

我弯腰钻过警戒线，一个录音麦克风几乎把我的眼睛戳了出来。一阵噪声，就像是一条攻击犬在狂吠扑面而来。我没控制住自己，跳了起来，挥舞双拳，然后听到一阵手机照相的假快门声。

“康韦警探，你找到嫌疑人了吗？这是个连环杀人案吗？被害人被性侵了吗？”

大多数时候有记者都是件好事。我们都有自己的特殊关系——你早早把一些信息透露给你的朋友，他就会将之公之于众，还会给你传递任何你想知道的信息——但和其他人，我们相处得也很好：我们都能把握分寸。没人越界，大家开心。路易斯·克劳利却是个例外。他是个小鼻涕虫，供职于一家街头小报，叫《信使报》，热衷于报道强奸案，以细节过于丰富闻名。读者可以感受额外的愤慨，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他们在正常报纸里得不到的东西。他有一副猥琐诗人的模样：穿着松松垮垮的衬衫、花花公子模样的雨衣，梳着深色波浪马尾，修饰着他头上油腻的秃块。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正义凛然的表情。我宁愿找把锯子当牙刷，也不愿意给这个克劳利透露情报。

“请问凶手尾随被害人了吗？我们的读者有权知道，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妇女是否应当采取防范措施——”

录音麦克风戳在我眼前，手机在他的另一只手里，咔嗒作响，他的头发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头油味道——克劳利就站在我的鼻子底下。我尽量不让肩膀撞到这个可怜的小蠢货，从他身边挤过去；不能被报纸上的闲言碎语打乱计划。我听到身后的斯蒂夫愉快地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那群孩子又四散开去，咧着嘴。带蕾丝边的窗帘轻轻颤动。从暖烘烘的房子里出来，户外的空气极其寒冷。在我把车门砰地关上之前，克劳利赶紧把伸进车里的录音麦克风抽了回来。我倒车，开上主路，没有往后看一眼。

“那个小饭桶。”斯蒂夫说着，甩了甩袖子，仿佛克劳利正在对他纠缠不休，“很快就会见报，下午特别版，什么都能登。”

“‘警探拒绝否认跟踪者谣言。警探陷入疑为连环凶杀的迷局。警探：无可奉告，无视本地女性的恐慌。’”我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们没有露西·赖尔登的地址，可我把车开得像是在追捕什么人似的。“‘警探因不足挂齿之事，打烂记者满嘴狗牙。’”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克劳利过于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而且总能第一时间到场。我们有点过节——去年，他曾试图威逼一个女孩，让她谈谈她那在脑后藏了两包毒品的毒贩老爸。我告诉他赶紧滚，否则我就以妨碍调查的罪名拘留他。结果他大闹了一番，满口警察暴行、新闻自由，还有纳尔逊·曼德拉——但我并不是少数跟他起过争执的人：有一半警察都曾叫克劳利赶紧滚蛋，方式各种各样。他没有理由单单把我挑出来打击报复，况且这之后我们也没再发生过什么冲突。就算他那小心眼已经锁定了我，也无法解释他为何总能第一时间赶到我的案发现场。

记者们自有办法，显然也不会透露给我们。克劳利说不定有台无线电扫描仪，这样他上班的时候就能收听到警用频率，剩下的时间就去窃听用电话做爱的情侣。不过我仍然不确定。

要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天赋，你是不可能成为重案组成员的。你得发挥创造力，能够激怒某人，慢慢与之周旋，直到他为了摆脱你的纠缠和盘托出；即便你还没准备好，或者不愿意面对，都得上阵；即便对面是一个正在为老爸嘤嘤啜泣、伤心欲绝的可怜孩子。我也不例外——斯蒂夫也一样，虽然他很希望自己不必如此。不过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的家伙并没有为审讯工作保留这种天赋时，我倒也没觉得多震惊。它会让你感觉自己一切正常，就像是屁股口袋里的手枪，如果枪不在，整个人都会不自在。有些家伙干脆“枪不离兜”。他们用它达成心愿，赶走一切碍眼的人，或者除掉一切碍事的人。

斯蒂夫一直闭着嘴，这倒是件好事。不经意间，我已经把车开进了凤凰公园，或许是因为这里是唯一一个我开车不会被各种车和白痴堵在路上的地方。这里的路很直，一边是宽阔柔软的草地，另一边是巨大的古树，我把车开得飞快。我的卡德特几乎要冒烟了。

我靠边停车，干脆利落，提前打了信号灯，一边紧盯着后视镜。

“我们得搞到露西·赖尔登的地址，”我说，“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我们拿出手机。斯蒂夫拨出电话，开了免提。我们听着平稳匀称的嘟嘟声。鹿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下，看着我们。这时我意识到我还穿着鞋套。庆幸我开车时脚下没有因此打滑，来个车毁人亡。我脱掉它们，扔到了车后座上。阳光依旧稀薄，无甚暖意，仿佛黎明仍未消退。

[1] 建于1204年，由英格兰的约翰王下令建造，用以盛放国王的金银珠宝，并作为当时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的总督府。

[2] 位于都柏林市中心，历史悠久，到今天仍是一条重要的街道。

[3] 约合170.2厘米。

[4] 《给我戴上戒指》与《女人我最大》皆为碧昂丝演唱的歌曲。

[5] 英国著名厨师，他主持的烹饪节目因对明星嘉宾要求十分苛刻而走红，备受观众喜爱。

◇☆◇

02

斯蒂夫的联系人给了我们一个露西·赖尔登在拉斯迈因斯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城里火炬剧场的工作地址，还有一个出生日期，她已经二十六岁。“才九点半，”斯蒂夫看了眼手表，“她应该在家里。”

我打开了语音信箱，发现有一条新消息，迫不及待地想听一听。“她昨晚一定睡得很晚。和任何正常人一样，周日上午这个时间，她肯定还在睡觉。”公园让我烦躁不安。车窗外的天空一片阴沉，一只鸟都没有，高大的树木似乎正慢慢朝我们倾压过来。“你负责问话。”鉴于我没有正当理由拘留克劳利，打烂他那张臭嘴，或者告诉头儿可以把那些家暴案往哪儿推脱，谁要是敢惹我，我准备把他的脑袋削掉。不过我实在不想对我们的关键证人下手。

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脾气一直不好，不过我总能保持克制，无论多难我都会忍下来。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如何压住怒火，扣住扳机，等目标出现在我的射程当中时，调准瞄准器，三点一线，瞅准时机再打爆那个浑蛋的头。但自从我开始办谋杀案，事情就起了变化——慢慢地，虽然我未曾一下子全面失控，但也未能守住多少，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我了。最近几个月，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动不动就在乱发脾气，仿佛余生都要搭在收拾自己搞出来的各种烂摊子上。我曾跟一位证人说，他太蠢了，不配活在世上，这不是开玩笑：我一张嘴就把话说了出去，幸好斯蒂夫赶紧问了个安抚性的问题，把话题岔开。我非常确信，总有一天，我们两个都没法及时把我捅的娄子补好。

而且我非常确信，一旦我翻车，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像鲨鱼一样扑上来。我捅的娄子会被放大十倍，在所有警察当中传开，仿佛他们拿到了我的正面全裸照，而且在我剩余的警察生涯里，每一天都会有人以此来奚落我。

重案组跟其他组不一样。当它运转正常，你会惊叹不已：这里的工作严谨细致，同时又粗暴野蛮；轻巧自如，同时又重如千钧。它是一只大猫，轻轻松松就能舒展全身，一跃而起；或者是一把流畅优美的步枪，几乎能自动开火。刚毕业在一般部门帮忙、等待分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被叫去给重案组打过杂，帮忙打字或者挨门挨户走访。见过重案组如何出任务，你几乎就无法再把自己的视线移开。那是我最接近坠入爱河的时刻。

等我自己进入重案组，有些事情就今非昔比了。极大的工作压力决定了这里需要依靠折腾菜鸟们才能实现全体成员情绪的微妙平衡。那只优雅的大猫变成了一个易被激怒的无赖，漂亮的步枪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把子弹打到你脸上。我在错误的时间进了重案组，而且还出师不利。

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没有“老二”，而那玩意显然是调查谋杀案时候的重要物件。组里以前也有过女人，这些年也许总共有过五六个，她们是被调走了，还是被开了，我不清楚。反正等我到的时候，周围已经一个女人都没有了。一些家伙指出这是自然秩序，他们觉得我悠闲地到这里来，仿佛自己有权这么做，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得教训一下才行。倒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至少一开始，大多数人还很友好——但浑蛋也够多了。

进组的头一周，他们不断测试我，就像作案者在酒吧里测试潜在的受害者一样：扔小纸球，说老笑话——以“为什么女人像个……”开头，评论我的例假，暗示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一定不择手段——看看我会不会强颜欢笑。测试，就像那些作案者的测试一样，看看谁规规矩矩，受得了奚落和羞辱，而不（但愿不要发生）抱怨；谁可以被一步步强迫去做他们吩咐的事。

然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与我是个女人无关。他们只是觉得理应如此，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让我轻易被他们耍弄。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种事情其实更简单，和小学生没什么两样。当爱尔兰还完全是个白人的国度，而我是学校唯一的褐色皮肤的小孩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外号是“大便脸”。在有历史记载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同类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同一个根源：权力。它决定了人群当中，谁是带头大哥，而谁又是最底层的倒霉蛋。

我进组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些。每个警察小组都会让菜鸟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失踪人口组的第一天，他们派我去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看到迈克·亨特——而重案组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这里的手段更严苛，笑容更少，更直接。虽然我早有预料，但我并不打算逆来顺受。如果说我在学校只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永远不要让他们把你列为下等人。要是你不幸如他们所愿，那你就永远也别想翻身了。

我本可以按照办公室条例，去找上级，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被其他同事歧视了，他们在刻意制造一个针对我的、充满敌意的办公环境。而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这么做无疑会完美地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我宁愿自己动手，也不愿意跑到头儿那里哀号求救。所以当那个叫罗奇的小浑蛋拍我的屁股时，我差点就把他的手腕弄断，让他一连几天连端咖啡杯都哆哆嗦嗦。信息清晰地传达了出去：我可不会仰面躺下、扭着身子、娇喘着，任由那群浑蛋为所欲为。

于是他们开始联手排挤我。起初不明显，不知怎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表哥卷进了海洛因交易。指纹比对结果永远到不了我手里，所以我无法发现我的案子跟一连串盗窃案之间的联系。有一次，我对一个捏造不在场证明的证人吼了几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一直这么审讯，我的做法并没有更糟糕。但当时一定有人在单向玻璃后面盯着我，因为直到几个月以后，我才可以不用在大家的密切关照下单独审讯证人——诋毁没完没了，总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康韦，你冲他吼了，对吧，他肯定恼羞成怒，这下他能拿到听力损失补偿了，以后要不要跟警察说话，他可要三思而后行了，对吧？即便是一向友好的人也能闻出我周围的血腥气氛，尽量不惹麻烦。每当我走进重案组办公室，仿佛能听见砰的一声，房间立马安静下来。

不过那时，我身边至少还有科斯特洛。他是警局里最老的雇员，负责给菜鸟传授一些技巧。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当他关照我时，没有人敢做得太过火。可几个月后，科斯特洛退休了。

在学校的时候，我有我的朋友们。有人找了我的麻烦，也就相当于找他们麻烦，而我们这伙人，都是那种你不想招惹的人。当有谣言说我爸爸因为劫机被抓进监狱时，班里的一半同学都不敢坐到我周围来，生怕我身上真有炸弹，我们找到了那三个造谣的贱人，把她们打得屁滚尿流，那件事也就这么结了。而在重案组里，科斯特洛走后，直到斯蒂夫来之前，我一直独来独往。

科斯特洛前脚刚走，那群家伙就抓紧时间开始行动。我出门的时候邮箱的页面还留在电脑桌面上，回来之后东西就全被清掉了：收件箱、发件箱、联系人，全没了。而当事情有变时，一些人却拒绝和我一同审讯犯人：你可别让我和她在一起，我可不想在她搞砸了之后受到牵连。或者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在屋里暖暖身子准备大搜查，我则要出外勤，他们还窃笑着说：这雪下的，大象在路上都没人看得见，出门时还故意大声说。在圣诞派对上，我学得很乖，没有喝一杯以上，还是有人用手机给半闭着眼睛的我拍了照，第二天照片就上了公告栏，还打了“酒鬼警察”的标签。那天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有酗酒的毛病。那周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喝到不省人事，吐在自己鞋子里，还在厕所里给某人——名字各种各样——吹箫。我根本没法知道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哪两个、五个，还是十个。即便我能在警察局坚持到光荣退休，也还是会有人对这些鬼话坚信不疑。一般来说，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可是如果没人足够信任我，不敢接近我，那我就什么都别想干了。我开始在意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是斯蒂夫打电话给自己的熟人去查露西·赖尔登信息，你总会结识一些有用的朋友。在官方请求会拖很久的时候派上用场。而几个月前，我跟这个在沃达丰[1]工作的孩子相处得还不错。直到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查一个机主信息，结果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说话前后不通，还迟迟不肯挂电话。我并没有费神去找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了。我对细节一无所知，比如，是什么人找到了他，或者威胁了他，但这就够了。所以斯蒂夫会打电话去电信公司，要求查我们需要的信息；在我焦虑到不敢相信自己的时候，斯蒂夫会替我去给证人问话。而我告诉自己，那些浑蛋永远别想挡我的路。

毫无疑问，那条语音信息来自布雷斯林，幸运如我。“康韦，嘿。”布雷斯林的声音很好听，深沉、平稳，用新闻播音员般的声音告诉我，他父母花钱供他好好上学就是不想让他遇到像我和斯蒂夫这样的人——而他也深知这一点。我想他幻想成为电影预告片里的旁白，开始说“这世界上……”“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工作。我们需要尽快交交心。收到给我回个电话。我现在要去犯罪现场，去看一眼我们都掌握了些什么。要是我们没在那里见上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看过现场后聊一聊。我们从那里开始工作。”咔嗒。

斯蒂夫用手指朝我开了一枪，冲我眨眨眼。“哇，宝贝，跟我交交你的心。”

我哼了一声，才克制住自己。“你知道这像什么吗？这就像他把舌头从电话里伸到你的耳朵下面。”

“而且他相信，这么干能让你乐不可支。”

我们俩窃笑起来，像一对孩子。是布雷斯林带给了我们欢乐，他永远一本正经，这点没人比得上，所以我们只把他当个笑话。“因为打电话之前，他已经在自己那有魔力的舌头上，只为你一人喷了上好的古龙水。”

“我现在完全感受到了这份特别，”斯蒂夫说着，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你没感受到吗？”

“我觉得我该给耳朵涂点润滑油，”我说，“有什么办法能拖久一点，让他不来烦我们吗？”

“专案室？”总的来说这不是个坏主意：有人会给我们找一间专案室，布雷斯林则会得到一间上好的，有白色书写板，电话线也够用，而我和斯蒂夫照例会被支使去个只有两张桌子的烂地方，一般都是以前的更衣室，现在闻起来还是。“但是没什么东西能让他长时间远离我们。公平地讲，头儿是因为审讯才把他安排过来的。他是为了那些要被问话的人准备的。”

“别跟我说什么‘公平地讲’，我可没那心情跟该死的布雷斯林谈公平。”实际上，我心情好了不少，我需要开这个玩笑。“专案室不错，我们去办吧。”

“别把他的头咬下来。”斯蒂夫警告我。

“我不会对他发脾气的。但要是我想冲他发脾气，为何不可？”布雷斯林并不是最讨厌的，他差远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无视我们两个——但这不意味着我就得去喜欢他。

“因为我们还得跟他干活？因为要是一开始就给他找麻烦，后面的事就会很麻烦？”

“你有办法让他平静下来。把舌头伸进他耳朵里。”

我拨通了布雷斯林的语音信箱——要是我要对付布雷斯林，玩电话捉人游戏是最理想的办法——给他回了条信息。“布雷斯林，我是康韦。期待和你共事。”我朝斯蒂夫挤了挤眉毛，看，我做得多好，“我们要去找一个昨晚跟被害人约在她家吃晚饭的家伙，把他带回总部审一审。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吗？我们很看重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斯蒂夫比画了一个吹箫的动作，我冲他竖了一根中指。“在去找那个人之前，我们还要先去找被害人最好的朋友简单聊一聊，万一她知道些什么呢。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帮我们安排一间专案室吗？反正一会儿你也要回局里。谢谢你，我们在那里见。”

我挂上电话。“看见没？”我对斯蒂夫说。

“真是妩媚动人。要是你能在最后来个吻别，那可就太完美了。”

“有意思。”我准备出发了。光秃秃的树感觉离我们更近了，它们仿佛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布雷斯林身上时，发起了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来看看那帮人给我们找了些什么样的歪瓜裂枣来帮忙。”

斯蒂夫已经拨好了号码。行政人员伯纳黛特把那些帮手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一共六个人：奥凯利真是倾己所有。有几个人还不错，用得着；至少有一个没什么用。要是我们还想再要几个人，我们就得单独打一份报告，一式三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干脏活，而且通常情况下还得像一对贵宾犬一样，端坐着摇尾乞求。

稍后我们就会开一个全体案情会议：我、斯蒂夫、布雷斯林和全体助手，在专案室里面。在我分析案件、分配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奋笔疾书。有些事情需要尽快着手，我们已经没时间等了。斯蒂夫派了两个走运的帮手，去维金花园做初步的巡访工作，查出大家知道的关于爱斯琳·默里斯的一切事情，以及那天晚上他们看见、听到了什么。另外两个则要抢在记录被抹掉之前，把那附近所有能搞到手的监控录像都搞过来。同时，最后的两个人被我派去查出罗里·法伦的地址，看他是否在家，如果在家则不要对外公布，不管他去任何地方都要跟着他，而且务必小心行事。他们倒是可以把他直接带回来，但我的计划里并不包含让布雷斯林在走廊里发现他，然后让他帮我和斯蒂夫的忙，在我们俩回办公室之前就让罗里把认罪书签好。布雷斯林给我回电话了，我把他的来电切到了语音信箱。

看着斯蒂夫被夜班摧残过的憔悴面容，我对自己当前的形象有了认识。于是在去见露西·赖尔登之前，我们对自己的仪表做了个快速的整理：把夹克上的褶皱快速抹平，把衬衫上夜宵的残渣弄掉。斯蒂夫梳了梳头发，我把半松开的发髻松开，重新扎好，让它光滑紧致。上班的时候我不怎么化妆，不过在后视镜里看我自己似乎还说得过去了。状态好时我看起来还不错，状态不好时你还是会多看我一眼。我遗传了我父亲的长相，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我的高个子来自我母亲，但浓密发亮的黑头发、高颧骨和永远不用涂古铜粉的皮肤跟她无关。我的制服很合身，裁剪整齐，贴合体形——又高又壮——而人人都觉得我应该套着一只麻袋四处游荡，不让他们起邪念作恶。那些人觉得我应该尽量隐藏的特征——高个子，还是个女人，总之不伦不类——正是我要在他们面前正面展示的。既然他们拿我没辙，那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还好吗？”斯蒂夫说着，指了指他自己。

他看上去就像被妈妈亲手打扮过准备去参加弥撒一样，整个人体面而光鲜。但他总是会夸大这一点。人人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而斯蒂夫的优势就是，你要是把他带回家见父母，他们肯定喜出望外。“可以了，”我把后视镜掰了掰，“出发吧。”

我猛踩油门，让卡德特还冒充一下真正的车，带我们出发。我顿生一种讨厌的感觉，仿佛我们身后的树木都一齐噼里啪啦地折断，缓缓倒下，伴随着无声的咆哮和无数枝叶的碎裂声，落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

露西·赖尔登住在一栋高大的房子里，这里本来是老式的排屋，现在已经被划进了公寓区。很多房子都破烂不堪，不过她的房子还不错：房前的花园已经除过了草，窗框上漆也是最近十年里的事，门上挂了六个铃铛，不是一打，说明这里的房东没有让住户挤在一起，没人蜗居于屁点大的地方，大家共用同一个厕所。

按了两次门铃。露西出来应答，声音里满是睡意。“谁？”

斯蒂夫说：“露西·赖尔登？”

“你是谁？”

“斯蒂夫·莫兰警探。我们能聊聊吗？”

漫长的一秒。然后露西说话了，睡意消退。“我马上就下来。”

她迅速打开门，整个人都很清醒。她是个矮个子，身材匀称，是那种平时就有的匀称，而不是靠去健身房才有的——仿佛与生俱来，而不是刻意保持的。修剪过的浅金色头发，长长的刘海落在脸上，脸色苍白，面容倒是干净利落，不过被昨晚的睫毛膏弄脏了。她穿了件黑色的连帽衫，上面喷绘着暗黑风格的图案，光着脚，挂了很多银色的耳饰，在我看来是宿醉者的标准装扮。她和爱斯琳·默里斯，或者说和我预料的样子，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我们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准备问话。“我是斯蒂夫·莫兰警探，”斯蒂夫说，“这位是我的搭档，安托瓦妮特·康韦警探。”然后他停了一下。你总要在这里留个口子。

她甚至连证件都没看，而是尖厉地说：“是因为爱斯琳吗？”这就是你要在这里留个口子的原因：人们总会往这里倒进去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斯蒂夫说：“我们可以进去坐几分钟吗？”

她这才看了眼我们的证件。她花了几分钟仔细辨认，或者是在做决定。“好，”她说，“好吧，进来吧。”然后她转过身，朝楼梯走过去。

她的公寓在一楼，我想得没错，这里很舒适。一个小小的客厅，一侧是开放式的小厨房，有两扇门分别通往卧室和厕所。昨晚她留人在这里过夜了——咖啡桌上和桌下都是空罐子，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而即便是在昨夜的狂欢以前，这里也和爱斯琳的家截然不同。窗帘是把旧明信片用线缝在一起做成的，家具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咖啡桌，一对向一侧倾斜的沙发，上面铺着墨西哥风格的织毯。有四部20世纪70年代的电话机，一只充气狐狸放在电视机旁边的一卷电缆上面。没有人会通过手机软件，下单布置这样一个地方。

我和斯蒂夫往沙发的方向走去，它背对着一扇高高的框格窗，这样露西就很难找借口说这里太晒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坐下来，但是身子前倾，让斯蒂夫知道我并不打算听完整个问话。奥凯利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斯蒂夫已经很擅长对付证人了——不像布雷斯林那么名声在外，但他有本事让人们相信，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不过我以前做得也不赖，不是太久以前，而且露西也不像那种会让我丧失理智的类型。这女孩不傻。

“家里还有别人？”斯蒂夫问。谈完这次话，露西就准备给自己找个伴了。

她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然后立刻盯着我们两个。“不，只有我。为什么……”

证人面孔的标准配置，往往混合着对帮助的希求、对了解事件全貌的无比渴望，以及“哦，老天，但愿我没有惹上麻烦”的表情。而在那些我们不大受人欢迎的社区还有一个标准变体，一种阴郁的青少年式的凝视，目光呆滞，即便是几十岁的老家伙也可能流露出这种混账的面部表情。但露西的表情不是上述任何一种。她直直地坐着，脚尖绷直，仿佛随时准备一跃而起，眼睛大睁。她被吓坏了，同时又高度警惕，而且无论她在警惕什么，都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咖啡桌上有一个绿色的烟灰缸，在她把警察领进门之前，她本该把它倒干净。我跟斯蒂夫只好假装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只是来确认一些事情。”斯蒂夫早早宣布，露出丝毫不带威胁的微笑，“你是露西·赖尔登，出生于1988年4月12日，现在在火炬剧场工作。以上完全属实，对吧？”

露西的后背变得僵硬。我们对他们并未告知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没有人会高兴，但她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不高兴。“是，我是个技术经理。”

“你和爱斯琳·默里斯是朋友。很亲近的朋友。”

“我们从小就认识。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爱斯琳死了。”

我不是非要这么直接。在她打开门之后，我就希望看到她对此消息的第一反应。

她盯着我。她脸上表情复杂，相互冲突，我无法读懂任何一种。她屏住了气息。

我毫无恶意地继续说：“很抱歉让你这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露西伸手拿桌上的那包白色万宝路，抽出一根，没有向任何人征求许可。连她的手也显得很有活力：强壮的手腕、短短的指甲、刮伤和老茧。火苗蹿起摇曳着，然后她稳住火苗，用力吸了口烟。

她问：“怎么死的？”

她低下头，浅金色的发丝遮住了脸。我说：“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们认为她的死亡有疑点。”

“也就是说，是有人杀了她，对吗？”

“看起来是如此。”

“该死。”露西低声说——我很确定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这句话，“啊，该死。啊，该死。”

斯蒂夫说：“你为什么断定我们来这里找你，是因为爱斯琳？”

露西抬起头，她没有哭，姑且算个好消息，但她脸色惨白；眼睛好像看不清东西，或者看上去好像快忍不住要吐了。她说：“什么？”

“在门口时，你说：‘是因为爱斯琳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支烟颤了颤。露西盯着它，手指微微动了动，把烟捏得更紧。“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是这样。”

“再想想。肯定有原因。”

“我不记得了，只是突然有了这么个想法。”

我们等着。墙上的管道发出呜呜声和呻吟声。楼上似乎有人正在因为热水什么的大喊大叫，还有人在地板上飞奔，让明信片窗帘也跟着颤动起来。露西的沙发旁边，放着一个荷马·辛普森[2]的充气玩具，手里拿着根瑞兹拉卷烟，前额上还贴着“奶油公主杯”几个字。昨晚过得应该不错。下次再看到这个玩具，露西会把它塞到垃圾箱底。

又是漫长的一分钟，露西的脊背终于恢复了常态。她没有哭，或者呕吐，至少现在没有。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很确定，她准备对我们撒谎了。

她敲了敲烟灰，避开了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她小心翼翼地拿捏着自己的语气，说道：“爱斯琳刚刚开始跟这个叫罗里的人约会。昨天晚上她在给他做晚饭。这是他第一次去她家，以前他们只在公共场合约过会。所以说当你告诉我你是警察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那边出了什么事。我是说，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你们到这里来找我谈话。”

胡说八道。我随便就能想出半打被警察找谈话的理由——找错人了、邻居的噪声投诉、外面街头有斗殴而我们在寻找目击证人、邻居家的家庭纠纷，我可以继续列下去——露西也一定可以做到。所以她一定在撒谎。

“好吧，”我说，“关于那件事，昨天晚上，你和爱斯琳围绕她的晚餐约会发短信聊了不少。”露西努力回忆着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警惕性随之提高了。“你告诉爱斯琳，”我假装看了眼我的笔记本，“‘小心点’，你为什么那么说？”

“像我刚才说的，刚认识那人没多久，而她就准备把人家约到自己家里去。”

斯蒂夫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有点多疑了，不是吗？”

露西的眉毛扬起，盯着斯蒂夫看，仿佛他是自己的敌人。“你这么觉得？我又没让她在自己的胸罩里藏把枪。我只是有些介意她把陌生人领回家里。这是多疑吗？”

“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说，露西感激地转到我这边来，放松下来，停止反击，“我也会这样提醒我朋友。你见过罗里吗？”

“见过。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场。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叫拉尔的人，他出了本书，讲的是都柏林剧院的历史。发布会就是在罗里开的书店里办的。任我行书店，在拉内拉格吧？火炬这边的人都去了，我还叫上了爱斯琳，因为我觉得她需要晚上出来透口气。”

她提供的信息，比我要求的还多。这是书里面最古老的小伎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让你的搭档先把证人惹毛，她就会给你提供额外信息。我跟斯蒂夫经常实践这个技术，不过通常角色都是颠倒过来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终于享受到做好警察的愉快，我让斯蒂夫做好笔记。“然后爱斯琳和罗里就搭上话了。”我说。

“激动人心。拉尔读了点书里的内容，正忙着给新书签名，我们其他人都去闲逛，喝免费供应的酒水，爱斯琳和罗里就聊上了。他们基本上是一起消失在角落里——没有接吻或者干别的，只是聊聊天，开开玩笑。我想罗里本来准备整晚都这么聊下去，不过爱斯琳有个规矩，不能跟男人聊太久——”

露西停了下来，眨了眨眼，仿佛有一层滤镜——上帝不许我们把可怜的、甜美的小爱想得很坏——不过我知道她刚刚说的“规矩”是什么。“以免让那个男人觉得她喜欢他。”我说着，点点头，仿佛那真讲得通。

“是啊，没错。我不知道，最后倒成了坏事。”露西扭了扭肩膀，撇了撇嘴，但是满含柔情，而非充满嫌恶，“所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小爱过来找我，非常兴奋：‘哦，老天啊，他太温柔太搞笑太有趣太可爱了，刚才说了那么多……’她说她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他了，所以现在得跟别的人谈话，于是就一直缠着我和我的同事们。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她一直在追问：‘他看过来了吗？他在做什么呢？他有没有在看我？’而答案总是肯定的，他们已经为彼此着迷了。”

“拉尔姓什么？”我说，“他的新书是什么时候发售的？”

“拉尔·弗兰纳里——全名是劳伦斯·弗兰纳里。大概是在12月初，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在周日晚上，所以剧院的人都能到场。”

“后来你还见到过罗里吗？”

“没有，只见过那一次。爱斯琳也没见过他几回。她节奏总是慢得很。”露西猛地吸了口烟，长长的一口。我们刚刚和她试图隐瞒的内容擦肩而过。我们保持沉默，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问：“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觉得罗里就是那个……”

这个问题本身足够自然，但她的声音突然拔得很高，夹杂着我无法捕捉的信息。而且在她的刘海之下，她眼睛的细微动作太快，也太刻意。这意味着她在这个案子里的角色更重要，超出了她理应有的，或者还隐瞒了更要紧的内容。

斯蒂夫说：“你觉得呢？你猜是不是他？”

“我没什么好猜的。你们是警探。他是你们的主要嫌疑人吗？或者你们还有别的称呼？”

“罗里身上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特别之处吗？”我问，“让他看上去是那种需要人提防的人？”

露西又因为问题打了个寒战，但她这次了解得更清楚：聪明、能干、反应迅速——不过无论她在隐瞒什么，我们都能幸运地找出来。她又抽了一口烟。“不，没什么。他似乎是个不错的家伙。有点无聊——不管怎么说，我是这么觉得——不过小爱显然看到了我没发现的品质，所以……”

“她有没有说过一些表明她被他吓到过的话？给她压力？试图控制她？”

露西摇了摇头。“没有。完全没有。从来没有那种事情。她一直在说他有多可爱，她在他身边有多放松，还有她有多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说：“那我就直说了，露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种对爱斯琳的担心就是没有理由的。给她发信息要她小心，是，没错，我能明白。但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她而来，这又该怎么解释？你还告诉我罗里看起来很不错，完全没有威胁？不。当我们出现时，你本该想是不是有人正在楼下进行毒品交易，或者昨晚有人在外面被人捅了，或者你的某个亲人遇到了劫匪，或者被车撞了。你不可能直接想到爱斯琳。除非关于她，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露西的烟抽到头了。她把它捻进烟灰缸，动作缓慢，但不是有意拖延。她正在做决定。光线透过窗户洒满房间，残忍地照在她身上，她那不落俗套的美丽此时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眼袋，还有苍白的脸上睫毛膏的污迹。

她说：“我可以去喝杯水吗？我的头快痛死了。”

“没问题，”我说，“我们不赶时间。”

她背对着我们，慢慢地打开了厨房里的水龙头；她用手捧着水，把脸埋在水里，停了一会儿，然后伴随着肩头的起伏，又做了一次同样的动作。她回来的时候，一手拿了一只一品脱[3]的水杯，用另一只手的手腕把脸擦了擦，看起来精神了不少。等坐下后，她说：“好吧，我想小爱在和罗里交往的同时，也在和别的什么人约会。”

露西的眼睛又闪了一下，是为了测试我们的反应，太过刻意。我和斯蒂夫并没有看对方，但是思想就和目光一样，同样可以吻合。斯蒂夫在想：我知道，我知道这里一定暗藏玄机。而我在想：真该死，我今天又跑不成步了。

斯蒂夫说：“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她从没提起过。”

“连叫什么都不知道吗？”

露西用力摇了摇头，刘海都垂了下来。她又把它整理好。“不，实际上她从没说过还在跟别的人交往。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我并不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吧？”

“好吧，”我说，“这很公平，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只是一些事情。比如在爱斯琳遇到罗里前的几个月，如果我问她要不要出去喝一杯，她说不，不能，但不会跟我做什么解释——而她现在通常会说‘不，我得上普拉提课’，或者其他什么。或者她一开始会说好，然后在约会前几分钟会发短信：情况有变，我们可以约明天吗？主要是她很少跟我出去了，而且她还没少在头发上下功夫，还有指甲——总是打扮得体。而当某人越来越难约，而且还花心思维护形象……”露西耸耸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她有了新欢。”

爱斯琳取消了她跟罗里在餐厅的约会，并且就在约会前的几个小时。我以为她是为了证明谁是主导者。

我又感受到了那种微弱的颤动，就像斯蒂夫在爱斯琳的厨房里展示她的炉子给我看时那样。一种像是饥饿的颤动，像是一支舞曲的旋律；一种美妙的、远在地平线以外的牵引感。我也能感受到它也在斯蒂夫的血液里涌动。

他说：“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露西在她那只因遇冷而凝了雾的玻璃杯上来回画，留下密密麻麻的线条，然后开始思索，思索着实际的答案，或是她想告诉我们的内容。“大概五六个月吧，差不多就是从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开始的。”

“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工作？酒吧？爱好？”

“毫无头绪。”

“除你以外，爱斯琳还有什么朋友？”

露西耸耸肩。“她偶尔会跟同事喝喝酒。她没有多少朋友。”

“爱好呢？她有什么爱好吗？”

“没什么特别爱好的事情。最近几年她报了一大堆晚课：偶尔学学萨尔萨舞，然后是一些形象和造型之类的课，还学了点西班牙语……去年夏天我觉得她在学做饭。她喜欢和人打交道，但从来不会特别提及某个人。她从来不会如此频繁地提到某个人，从没像最近这样。”

爱斯琳·默里斯听上去越来越可笑了。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露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你和小爱，从小到大都是最好的朋友，可在你面前，她却对自己的新男友只字不提？”

她抬起眼，带着警惕。“我说过我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但我没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不是吗？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结伴闲逛，长大以后还是保持着联系，但我们没到‘心有灵犀’的程度，像瓦肯人[4]那样。”

斯蒂夫脸上涌起了担忧和嗔怪的表情，倒显得有点可爱。他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你名字的吗？爱斯琳在手机上，把你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一个人只会把那个她觉得会在乎自己的人当成紧急联系人。”

露西猛地把头移开，不看那嗔怪的眉头。“她妈妈几年前去世了，爸爸没在身边，她还是个独生女，你说她还能设谁？”

又是谎言。出于某些原因，她希望把这段友谊说成沾在鞋子上、甩不掉的烂菜叶。可是当她谈论起爱斯琳那愚蠢的“规矩”时闪现的那层暖意，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我说：“你还是爱斯琳发信息、打电话最频繁的那个人。像你说的，她并没有多少伙伴。她把你看成她最亲密的朋友，对吧？那么她知道你其实并不这么认为吗？”

“我们是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说，我们并不是那种连体婴儿似的小姐妹。我们并不会对对方生活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好吧？”

“那么有谁对爱斯琳的一切生活了如指掌呢？如果不是你，那么谁是她最好的朋友呢？”

“照你的说法，她没有什么最好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如此。”

她的声音越发紧绷。我清楚：她现在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不过我们还不想跟她撕破脸。“无论如何，”我说，“我要是准备去见什么人，也会跟朋友说一声，即便她们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你也是吧？”

露西吞了一大口水，恢复了常态。“是的，当然。但爱斯琳没有。”

“你说她很热切地跟你谈罗里的事情，跟你讲他有多好。那她有没有跟你讲过她之前的男朋友？或者介绍你们认识过？”

“介绍过。我是说，几年前，她也跟其他人约会过，不过没错，我见过那人。”

“她想谈谈他，看看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就这样，对吧？”

“对。”

“但这次没有。”

“对，这次没有。”

斯蒂夫问：“你对另外一个男人有什么想法？”

露西用水杯蹭了蹭膝盖上的紫色颜料，还有手指甲刮了刮。“我觉得那人结婚了。你不这么觉得吗？”

她看着我。我说：“没错，我一开始想到的也是这个。你问过她吗？”

“我不想知道。对我而言，已婚男人是个绝对的禁区，小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谁都不想谈这件事情，这种谈话到最后只会变成争吵。”

“不过那就意味着，对她来说，跟已婚男人约会其实也还好。对她来说倒不是禁区。”

紫色颜料弄掉了。露西把它弄到了自己的指尖上。“这让她听上去像个勾引男人的专职小三。她不是那样的人，完全不是。她只是……只是真的不确定。很多事都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吗？”她快速瞥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的脸看上去比我们刚进门的时候老了一点，眼角下拉、嘴角下撇，这场谈话让她身心俱疲。“而且要是其他人表现得完全笃定，那么她就会想也许对方是对的。所以对吧，看到她在跟已婚的男人交往我不意外。并不是因为她觉得那样是对的，或者她不在乎，而是因为那个人让她确信，这么做也不坏。”

“明白了。”我说。我很高兴爱斯琳是被害人，露西是证人，而不是反过来。从这一点上，我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爱斯琳生活的错综复杂的信息。

“当爱斯琳跟罗里能谈得来，你一定很满意，”斯蒂夫说，“单身好男人，不会给你们制造紧张情绪，也不会给爱斯琳带来麻烦。对吧？”

“是。”但在答话之前，她有非常短暂的迟疑。又是一个擦肩而过，露西又有一些东西没有告诉我们。

我说：“那你觉得在跟罗里约会之前，她是不是已经不再跟其他人约会了呢？还是你猜她会继续跟两个人同时交往？”

“我怎么知道？像我说过——”

“她还是不跟你说自己的社交安排吗？她还是会临时取消跟你见面？”

“我想是的。没错，是这样。”

我说：“所以这就是你担心爱斯琳的原因？”

露西还在清理颜料的污迹，手肘放在大腿上，低着头。“任何人都会担心。我是说，脚踩两只船，其中一个还是已婚男人……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小爱……她真的很天真，很多方面都如此。她不会想到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意外发生。我只是想让她意识到这一点。”

这似乎合理多了，但还是不够合理。“你说罗里并没有让你感到什么威胁，”我说，“那另外那个人呢？”

“我对他一无所知，又怎么能感受到威胁呢？我已经说过，我真的不喜欢这种状况。”

她越来越紧张，手肘已经压进了大腿里。无论我们怎样迂回，她就是不肯接近这个话题。我对自己的发挥并不满意。露西不傻，她应该知道现在不是计较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是没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来到你家门口，你就直接想到是爱斯琳出事了。你想再试试吗？”

我说话的声音，让她手肘对大腿的按压更加用力。“还能是因为什么呢？也许我过着无聊的生活，我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做什么让警察来敲我家门的事情。”

我越来越讨厌她的胡说八道。“没错。”我说。我斜了一下身子，猛地推了一下烟灰缸，让它朝露西滑过去，扬起了一点味道陈腐的烟灰，飘散在光线当中。“像我说的：再试一次。”

露西抬起头看我，露出一副前所未有的表情，充满了警惕。

斯蒂夫把重心朝我移了移。我知道这动作的含义：快收手。

我想用手肘打穿他的肋骨，可事实上，他是对的。我必须和露西融洽相处，可我现在显然正在背道而驰。于是我更加温柔地说：“我们并不打算对此做什么，我们只对爱斯琳感兴趣。”

警惕的表情渐渐退去，不过没有完全消失。斯蒂夫现在重回好警察的位置——他最满意的地方，说道：“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的事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露西又点了一支烟。我爱尼古丁。它能够在事情变得麻烦的时候，让证人重新回到舒适区，可以避免让被害人的亲朋好友伤心欲绝；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让嫌疑人尽可能坐立不安，然后在我们希望他冷静下来时让他瞬间冷静。不吸烟的人总要麻烦两倍，你需要找到其他方式去调节他们的情绪。如果我可以决定，每个卷入谋杀案中的人一天都要抽上一包烟。她说：“我们在上中学时认识的，那时我们十二岁。”

“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对吧？是什么地方？”

“格雷斯通斯。”

就在都柏林外围，一座小城，但也足够大，可以让露西和爱斯琳自愿选择彼此，一同四处闲逛，而不是因为别无选择成了朋友。斯蒂夫问：“那时的爱斯琳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让你选一个词来描述她，你会选什么词呢？”

露西开始回忆。那种温情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脸上。“害羞，真的害羞，我是说，那并不是她身上最重要的特质，也不突出，可在过去，这一点几乎掩盖了其他一切。”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还是她生来如此？”

“一部分是因为她生性如此。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母亲。”

“是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斯蒂夫很擅长对付证人。他侧身靠在沙发上的方式、歪头的动作、声音里的暗示——就连我都觉得，他真的很感兴趣。

“她遇到了麻烦，”露西说，“是默里斯夫人，不是小爱。像是，真真正正的麻烦。她本应该接受治疗，或是按疗程吃药，或者两者都需要。”

斯蒂夫点了点头。“是哪方面的问题？”

“小爱说在我们认识之前，她原本很正常。但是到了小爱差不多十岁的时候，她父亲离开了她们。”现在我们已经撇开不谈谋杀、谎言，或者其他她试图隐藏的东西，露西现在本应放松下来了才对。但她的手指还是紧紧捏着她的烟，脚依旧紧绷着放在漂染的地毯上，仿佛随时准备从我们跟前逃走。“她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他并没有说。只是……一去不回了。”

“而这让默里斯夫人的脑子出了问题。”

“她一直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她的状况越来越差，根本无法挽回。小爱说她感到很羞愧，她觉得这是她的错。”连带着香烟一起，她的嘴又颤了颤，但这一次并不带着温暖。“那个年代，你明白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女人的错。而你如果不知道该怎样办，就只能更加努力地祈祷。所以小爱的母亲几乎跟外界断绝了来往。跟所有人都不再有联系。她还是会去商店，去做弥撒，但仅此而已。所以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小爱已经有两年时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度过，只有她、她的妈妈，还有一台电视机——她只是个孩子。我从没想过去她家里玩，因为她妈妈让我感到非常害怕——你可以听到她在卧室里面哭，或者你进到厨房里，看到她只是站在那儿，盯着一把勺子，炉子上有什么东西正冒着烟。她们家的窗帘一直是拉上的，以免有人透过窗子看到她，并且，我不知道，对她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而爱斯琳不得不住在那里。”

斯蒂夫按下了启动按钮。露西语速变快。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除非我们让她停下，或者她自己说到崩溃。“还有一些小事，比如自从她妈妈不再出门，她们家也没有多少积蓄，小爱的衣服穿得乱七八糟——她从来没有过我们学校里其他人穿的那些衣服，她穿的都是慈善商店里面的垃圾货，过时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合身。我曾经借给她衣服穿，但我们的衣服尺码不同——这也是爱斯琳没有安全感的另外一个原因：她始终——倒不是胖，只是有一点超重。我妈妈有时会给她买衣服，但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所以她不能经常这么做，你明白吧？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在你十二岁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你父亲离家出走，母亲精神失常，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看上去像个怪胎。”

这是斯蒂夫喜欢、但我会小心提防的事情。他觉得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对被害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我则把这些当成滤网。我已经知道，露西有至少一个我们还未掌握的疑点。在露西这里，爱斯琳是任由她摆布的，她可以让爱斯琳做任何她想让她做的事。

我说：“这听起来很坦诚，露西，而且我很抱歉听到这些事。但我还是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如何成为朋友的。我试图去猜想这里面的原因，可是我没办法从你讲的这个完整故事里抽出这一部分的线索。你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

“我猜到你会问这个。”露西浅笑一下，不是冲我，而是朝她正在看着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有一些共同之处。我在学校也不开心。我倒没被抛弃或是怎样，但我总爱做木工活，摆弄电路，所以浑蛋女老师对我的评价不好，还叫我‘玻璃’[5]。而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很喜欢凑热闹。这倒不是最折磨人的事，但学校大多数人都是浑蛋。但小爱，她觉得我很好——因为我也一样，因为某件事情被所有人侮辱。她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就像是某种女英雄，仅仅因为我叫那些蠢丫头滚蛋，而且我还会违背她们的意愿，做那些我想做，而她们不想让我做的事情。小爱觉得那是最酷的事情。”

微笑被某种痛苦打断了。她把烟从唇上取下，免得它掉落。“而且没错，一开始我经常跟她在一起，也是因为我喜欢她觉得我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到后来，就是因为我喜欢她了。人们会觉得她蠢，那是因为，我告诉过你们，她是怎样摇摆不定——这让她看上去好像不太靠谱。她一点也不蠢。实际上，她看事情真的很透彻。”

斯蒂夫一直在点头，一副完全投入的样子。我同样很感兴趣，但没有像他那样。露西想让我们了解爱斯琳，或者至少是了解她对爱斯琳的看法，并且对此很执着。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亲朋好友总会把一个圣洁的清白无辜的形象推到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完全不会觉得被害人有一丁点的错。但通常情况下，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觉得被害人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爱斯琳跟已婚男人约会这件事也许足够促使露西这样做，或者她还有更多的理由。

“而且她还可以让糟糕的事情也变得有意思。我经常跟班里的那些蠢货爆粗口，到后来我会异常愤怒，肾上腺素飙升，说一些像‘你们谁再来找事，我就打爆她的脸’这样的话，而小爱就会开始咯咯地笑，我就会问她：‘笑什么？这不是有意思的事！’而且准备朝她开火。但她会接着说：‘你太棒了，就像一只狂躁的小猫，赶跑了一只可怕又脏兮兮的鬣狗。’然后她就会模仿我上蹿下跳的样子，像是要去打我头上的什么东西。她会说：‘我觉得她一定会落荒而逃，她会躲在墙角，等你扑上去咬她脚踝的时候，她就会尖叫着找妈妈，而大家都会围在旁边，高喊你的名字……’而我也突然跟着大笑起来，这些事情也就跟着变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不会再觉得它们有什么大不了。”

露西笑了，可笑声听上去却拖长了音，仿佛因痛苦的重力作用而被拉扯得变了形。“那是小爱，她能让事情变好。也许这是因为她也需要这样去对待她的母亲，让她们两个人的日子都能好过一些；我不知道。但即便她没法让自己的事情变好，她也会让别人好过一些。”

求你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露西描述的那个女人还只有十二岁：胖乎乎的，没有安全感，穿着谁穿都不合身、显然也不适合她的衣服。死者则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不过她过得也好了一些。长成了她现在的样子，有了自己的时尚品位，还有了自信，对吗？”

露西摁灭烟头，拿起玻璃杯，但并没有喝。此时我们已回到了现实，谨慎也就跟着溜了回来。

她说：“她本来早该如此。直到我们毕业，她仍待在家里——她觉得自己不能离开母亲，而且尽管我觉得她的想法很不明智，我也能理解：如果爱斯琳不在家里，她母亲也许不出几周就会自杀。所以直到几年以前，每天晚上爱斯琳仍然会回家，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这让她……”她在手里转动玻璃杯，看着光线在水面的运动路径。“这让她一直长不大。她有一份工作，但从我们离开学校，她就一直在做那一份工作——在一家面向企业的卫生纸和洗手皂公司做接待员，原本还可以，但那并不是她想做的工作。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根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为她感到害怕，你知道吗？我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岁、四十岁的样子，而爱斯琳一直就做着她偶然碰上的一份工作，从单位到家，两点一线照顾她妈，而她的整个生活就……”露西突然咬住自己的指甲，透过一片惨白的阳光，举起另一只手，“没了。而她也明白。她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所以发生什么变故了呢？”斯蒂夫说。

“默里斯夫人死了。三年前的事。这件事听上去很悲伤，可对爱斯琳来说，这却是最好的消息。”

“她是怎么死的？”

“你是说，她真的自杀了吗？”露西摇摇头，“不，她得了脑动脉瘤，小爱下班回家，发现她不行了。小爱一时没法接受，整个人都垮掉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从中走出来，而且……这就像是她人生的真正开始。她卖掉了房子，在斯托尼巴特尔给自己买了一栋小屋。她减掉了不少体重，染了头发，买了新衣服，开始出门……”她突然露齿一笑，“甚至去真正时髦的地方。我是说，她本来是个需要我拖着才会进肮脏的剧院酒吧，喝上一品脱的女孩，而现在，她想去一些超豪华的俱乐部，那些她在报纸社会专栏里读到过的地方。而当我说那些保镖不会让我们进门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会帮你的，你穿着我的衣服，这样我们就没问题啦！’”

笑容绽开来。“而我们确实是那样做的。那不是我喜欢的地方——一群蠢蛋贴着名牌，争着看谁能叫得最大声——但只是去看小爱也是完全值得的。她玩得很开心。跳舞，跟某个蠢蛋调情，然后拒绝他……她就像个孩子，终于走进了游乐场。”

笑容消失了。露西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释放，发出咝咝声，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

“她刚刚有机会弄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刚刚开始有足够的信心认识到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

她刚刚有，她刚刚想，她可以。露西已经开始用过去时态来描述爱斯琳了。她渐渐感受到悲痛，从现在开始她随时会崩溃。

“她准备辞掉工作。因为没有花掉自己薪水的机会，所以她攒了一大笔钱。她准备休息一两年，决定接下来究竟要做什么。她正——”又是一次深呼吸，“她正准备讨论一下旅行计划，她还没有去过爱尔兰以外的地方——准备去上大学……她为此很激动。她就像昏迷了整整十五年，刚刚苏醒过来一样，无法相信太阳竟然如此耀眼。她……”

露西的声音断断续续。她低下了头，又开始抠另外一处色块，恶狠狠地，仿佛要剜进腿里。无论她在跟我们玩什么游戏，这游戏都让她耗尽了全部气力。

她把头埋进两膝当中，说：“怎么就……不管是谁干的。他对她做了什么？”

我说：“出于办案需要，我们无法告诉你更多细节。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她并没有受苦。”

露西张开嘴，说了些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泪水落到裤子上，洇成深色。

得体的做法是离开，在悲伤第一次袭来，让她遍体鳞伤之前，给她一个私人空间。可我们都没有起身。而她坚持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开始哭泣。

我们递给她纸巾，给她的玻璃杯接好水，询问是否有什么人可以过来陪着她，在她努力地说出只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同情地点着头，并且仍然坐着没动。等到她可以再次开口说话时，我们让她列出爱斯琳的前男友的名单——总共有三个，还包括她十七岁那年夏天的一段短暂恋情，交往了两个月的乔治。这个女孩确实不一般，那场新书发布会上到场的每一个人，她都记得。我们还询问了——只是例行公事，画画钩，每个人都要问到——露西昨天晚上在哪里。她在火炬剧院：六点半到剧场，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各种事情，一直到演出结束，时间是十点刚过，然后和一些人一起去了酒吧，在凌晨一点左右，跟灯光师和两个演员一起回到家里，直到凌晨四点左右。我们——也就是助手们——会核实她讲的事情，但我们不会发现什么漏洞。

我正准备拿出正式证件时，斯蒂夫说：“这是我们的名片。”然后瞥了我一眼。我找出了自己的名片，一句话也没说。“无论何时你准备好做正式的笔录，都可以给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打电话。”

露西收下了名片，其实没有意识到已经接过去了。我说：“同时，请不要对记者说任何事情。务必记住。即便你觉得自己说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也都有可能对调查进程造成致命的破坏。好吗？”鬼鬼祟祟的克劳利还在我脑海里纠缠我。如果有人拿他来对付我，那个人一定可以得到露西的信息。

露西点点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她刚刚把纸巾用光了。这没什么用，她仍然泪流不止。

她说，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厚重：“不管是谁干的……他就像是杀死了一个小孩子：她刚刚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一生。而他却夺走了她的生命。你能相信吗？你们什么时候查案啊？”

我说：“不必担心。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把那个家伙绳之以法。”

露西放弃了，任由泪水顺着下颌流下。她看上去很糟糕，眼睛哭肿了半闭着，脸上还有一块紫色的污迹。“是的，我知道。只是……你能记在心上吗？”

“好的，”我说，“我们会的。而作为交换，我希望你能继续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事情。好吗？”

露西点头，无论她在肯定什么。她没有看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这样让她两眼空空，被昨晚的一地碎屑所包围。

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此时的拉斯迈因斯是嘈杂的：学生们在寻找解除宿醉痛苦的办法；情侣们在卿卿我我，确保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有多相爱；人们在勉强与家人共度时光。只消看上一眼，我们就被卷进了上午时光的旋涡中，身体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运转了整整一夜，于是关掉了发动机，任由慵懒倦怠填满身体。

“咖啡，”斯蒂夫说，“老天，我需要咖啡。”

“真没用。”

“我？你要是闭上眼睛，肯定会睡着的。试试看，我保证。”

“滚蛋。”

“咖啡。还有吃的。”

我讨厌在工作时因为吃东西而浪费时间。时间紧迫的时候我可以吃营养药片，一天两次。但此时我和斯蒂夫都需要食物，大量的食物。“该你去买了，”我说，“找一个卖升装咖啡的咖啡店。”

斯蒂夫立刻就办到了：跳过闪闪发亮的“奶茶与甜甜圈”咖啡店，找到了一家最小的、最脏的角落店铺，搞来了一大堆超浓咖啡和早餐卷，早餐卷里面塞了足够的香肠、鸡蛋和火腿，确保我们可以撑过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带着这些补给品去了路旁的一个小公园；在里面吃东西很冷，空气中有一丝阴惨惨的气息，好像随时有可能在我们脖子后面撒下冰雹。但离开了车子，就至少意味着不再能有人用无线电骚扰我们，而且我们也需要聊一聊，聊一些不适合在咖啡馆里进行的话题。

公园乍看起来还是很惹人喜爱的，波纹锻铁长椅、修剪整齐的树篱，还有正等待春天到来的花圃。不过再看它一眼：树篱上面缠着用过的避孕套、蓝色的塑料袋挂在栏杆上，里面还有东西突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我不喜欢这种样子。这里是属于夜晚的。在白天，这里人满为患，不过天气还是会让人不轻易出门。一个穿着乐购制服的家伙正在长椅上坐着，抽着烟，每抽一口还要把头转一圈，仿佛在戒备是否有人在偷窥他。一个小孩正一脸严肃地踩着儿童平衡车，在附近绕来绕去，而他妈妈则在摇一台吱吱作响的婴儿车，同时冲着电话大声嚷嚷。那孩子戴了顶恐龙帽子，仿佛脑袋被吃掉了。

我们找到一张闻起来最近应该没有尿液光顾过的长椅。我竖起大衣领子，一口灌下去半杯咖啡。“你是对的。找露西聊聊确实很有收获。”

“我想是的。不过，这事还像是罗里·法伦——”

我白了斯蒂夫一眼。“就是他。几乎确凿无疑，就是他。”

斯蒂夫晃了晃脑袋，不置可否。他在自己的大衣胸前铺开了一张餐巾纸——这些都是油得会让人得心脏病的三明治，斯蒂夫对自己工作时的着装总是一丝不苟。“也许吧，不过不管怎样，剩下的那些还是值得去了解一下。”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咖啡迅速把我的眼皮撑开，就像动画片里演的那样。“至少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爱斯琳的家看上去像是‘上班女郎芭比之家’，而她本人又像是‘梦幻女孩芭比’。她对自己的生活毫无想法，所以只能照着杂志里看到的样子去生活。”

斯蒂夫说：“一些人喜欢那样。她很容易受到伤害。真的很容易。”

“不是吧。罗里可能是个十足的精神变态，危险系数堪比恐怖分子。而只要他穿上合适品牌的衣服，献点殷勤帮她穿上大衣，她还是会在第三次约会时邀请他回家吃晚餐。按照你的假设来看，只能这样。”

“露西不傻，”斯蒂夫指出，“如果罗里有那么危险，她应该能发现。”

“说到这里，”我说，早餐卷是好东西，厚度适当的火腿片、油脂和蛋黄满溢出来，我几乎能感受到自己的能量在不断恢复，“你怎么看露西？”

“聪明，慌张。”斯蒂夫终于弄好了自己的围嘴。他把咖啡杯放在长椅上，然后开始剥三明治的包装。“她还有事情瞒着我们。”

“她可没少瞒。这好像没什么道理。那些‘老朋友，但不是最好的朋友’之类乱七八糟的台词就不用去考虑了。她在乎爱斯琳，非常在乎。所以她在搞什么鬼？她不想让那家伙被抓住吗？”

“你觉得关于爱斯琳跟那个已婚男人交往的事情，露西知道得其实更多，只是没告诉我们？”

“我觉得关于那个已婚男人的存在，我们掌握的只是露西的一面之词。”我们把声音压低，乐购男和婴儿车妈妈看上去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你永远也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你注意到没有，她非常非常小心，就是不给我们任何有漏洞的信息。没有名字，没有描述，没有日期，也没有他们在哪里遇到的地点。什么都没有。”

斯蒂夫在腿上打开了自己的早餐卷，小心地涂上棕色的酱汁。“你说这个人可能是她当场编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呢？”

我说：“她太关心罗里是不是我们的主要嫌疑人了。这并不只是因为她想知道究竟是谁对她的朋友下了毒手。她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盯着罗里、对他格外注意。”

“没错。”斯蒂夫把最后一口酱汁挤进嘴里，然后把包装纸扔进长椅旁边的垃圾桶。“不过我想不出，她到底希望我们格外关照罗里，还是不希望那样。她直截了当地把罗里的名字告诉了我们，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他跟爱斯琳有约会，可是在那之后……”

“没错。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约会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她已经猜到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或者早晚会知道。而在那之后，她说的全都是这个人有多好，从他身上她从来感受不到任何威胁，爱斯琳和他在一起有多幸福。那也许是真的；她可能希望我们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因为她真心觉得他不可能是凶手，不想我们浪费时间，还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但我想知道的是，她对罗里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毫无感觉。”

斯蒂夫扬了扬眉毛。“‘那人有点无聊，但小爱显然看到了我没发现的品质……’”

“是的，这也是我们从露西那里得到的一面之词。据我们所知，她是和爱斯琳一起认识罗里的。她实际上在偷偷和那个人交往。”

“我们只能说：她是在乎爱斯琳的，很在乎。”

“而且出于某些原因，她并不想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内疚。”我又喝了一些咖啡，“就像她自己说的，三角恋会走入歧途。”

“她有不在场证明。”斯蒂夫指出。

“是的，还有她的震惊，也是真实的。露西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但她的不在场证明决定了她无法替罗里做证。所以如果她想帮他摆脱困境，无论原因是什么，她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说出另外一个神秘的男人，转移我们的视线。”

斯蒂夫边吃边思考。“我们会对露西和罗里进行交叉检查，电话号码、脸书账户、电子邮件，看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而且即便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联系，露西也有可能喜欢他。”

“没错。”恐龙小孩靠近我们，正努力在他的小车上保持平衡，盯着我们的早餐卷。我面露凶相，直到把他吓退。“而且我们要尽快搜查爱斯琳的资料，看是否有另一个男人存在的证据。如果确实有这么个人，那这里面也很有可能还有其他隐情。看她的信息、电话，还有邮件。”

斯蒂夫检查他的早餐卷，然后在一个角下了嘴。“好吧，”他说，“也许吧。”

“什么‘也许’？我们不聊这些有的没的了，不聊了。如果他没有留下痕迹，就证明他并不存在。”

“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吧，”斯蒂夫说，“现在还只是个想法。但我很好奇：如果爱斯琳的另一个男人是个罪犯呢？比如一个黑帮歹徒？”

煎蛋快流到我的鼻子上了。“老天，莫兰，你这得有多绝望，能想出这么个有意思的推论。真可惜白佬巴尔杰[6]让他们给抓住了，不然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这个案子是他干的。”

“好吧，好吧，好吧，就是想想嘛。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露西不想让我们盯着罗里，因为她确定是另外那个人干的，所以不想让我们白费功夫。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一到她家，她就会想到爱斯琳出事了。这还能解释她昨晚为什么提醒爱斯琳小心一点：如果爱斯琳脚踏两只船的一方是个黑帮歹徒，那么要是请其他男人来家里吃饭，她绝对得加倍小心了。”

我一直张着嘴巴，听他高谈阔论。乐观小先生说得没错，这种解释还真挺说得通。

“老天。”我说。冲击贯穿全身，把我从长椅上震了起来。别提咖啡了；当你方法得当，这份工作就会让那些怪胎愿意舍命追求的快感得到满足。“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露西决意要隐瞒这个人。她想让我们找到他，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与这个黑帮歹徒对质法庭，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是如何出卖他的。所以她才抛出了这样一些线索，让我们追查下去，但她处心积虑地表示自己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甚至无法肯定他的存在，还说她和爱斯琳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亲近。干得不错，小斯。这想法说得通。”

“不光长得漂亮。”他嘴里含着早餐卷对我说，还给我竖了大拇指。咽下嘴里的东西之后，他继续说：“而且如果是个黑帮歹徒，他可能会注意不留下痕迹。没有信息，没有电话记录，什么都没有。”

“尤其如果他是个已婚的黑帮歹徒的话。他们中的一半人都会娶同伙的姐妹，或者表姐表妹之类的，劈腿的人可能会被剜掉膝盖。”我现在已经恢复精力了，一切正常。要是案子有进展，头儿可要坐不住了。这可和小情人吵架大相径庭。“老天，就是这么回事。”

“这还解释了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的电话。大多数平民，如果想叫救护车，会直接打999——”

“但黑帮歹徒或同伙知道999求救电话是会被录音的。他们不想自己的声音留在录音带上，被我们识别——尤其是他可能是我们的熟人。所以他转而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

“没错，”斯蒂夫说，“不过，只有一个问题。你觉得爱斯琳是那种会跟黑帮歹徒约会的类型吗？像她那么乖巧的女孩？”

“见鬼，当然。她就是那种类型。她的生活无聊至极，光想想她那种生活，我就想拿锤子砸自己的脸来找点乐子。你知道她的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吗？一大堆关于爱尔兰犯罪的书，包括一本关于帮派团伙的大部头。”

斯蒂夫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么看还真是，说不定她还确实是这种类型。”

“我想她只是想寻求间接的刺激感，但她有可能在通过看书，了解她新男友的职业——或许读那本书只是为了追求刺激，但后来她自己碰上真的了。而且露西也说：爱斯琳并不是道德感很强的那种人，甚至缺少基本常识，这本来就无法阻止她跟一个黑帮歹徒纠缠不清。”我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现在为时还早，我们只有一大堆自己想出来的假设和可能，这些想法随时可能失效。“如果某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在酒吧里跟她搭讪呢？只要他长相说得过去，穿着也得体，她就会兴奋起来。这就会让她开心死。”

“不过，他们那些人大多数穿得倒都不怎么得体，”斯蒂夫指出，“黑帮的喽啰，他们都穿得不像样，长得也不像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缩小范围。然后，过了几个月，刺激感消失了，爱斯琳开始觉得她的‘令人兴奋先生’基本上只是个浑蛋。然后她就开始跟‘友好先生’罗里约会去了。她甩了浑蛋先生——或者她没有勇气真这么做，所以只能跟罗里偷偷约会。总之，浑蛋先生感到很不爽。”

斯蒂夫说：“你觉得露西知道他的名字？”

“如果他有个可以被人知道的名字的话。”

“你觉得是有的？”

“也许只知道名字，或者绰号。但她不会告诉我们。如果的确有这么个人，我们就要自己把他找出来。”

“我不认识什么团伙犯罪组的专家，你呢？”

“还好，算有吧。”有个小家伙在我面前蹦来蹦去，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吞下最后一口早餐卷，把包装纸揉成球，越过斯蒂夫把它扔进垃圾箱。“暂时不必担心。目前我们只需要跟罗里·法伦来一次亲切而友好的谈话。而根据这场谈话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追查另外这条线索。同时——”

有什么东西闯入了我的余光当中，我迅速转过头，只看到了乐购男正急匆匆地回去卸货，卸货用的甲板已经修好了。他有些畏缩，试图瞪我一眼，但当我伸手指他时，他又决心埋头走路了。我办案子时经常会这样，在奥凯利那里叫一惊一乍，而在我这里则是高度警觉。不只有我这样，许多侦探都会如此。这是一种动物本能：当你追踪一个顶级捕食者时，即使你不是他的猎物，而且你们对峙时他有可能会吓得屁滚尿流，你的警觉度还是会飙升，并且一直停留在一个极高的水平。我最近一直无法从这种高度警觉的状态中走出来，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也紧张兮兮的。

我说：“同时，我支持我们说出全部的想法。”

“跟布雷斯林说。”

“跟谁说无所谓。”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就会成为组里的笑柄：两个白痴在他们老掉牙的情侣纠纷事件当中进展神速，势如破竹。“这还只是种假设，在我们找到可靠的证据之前，跟他们说也没什么意义。目前，其他人需要知道的是，露西告知的关于爱斯琳的背景，说罗里似乎是个不错的人，仅此而已。”

“我看行。”斯蒂夫说，话接得有点快。

“别扯了，”我清醒地说，“这就是你想让她远离这个案子的原因吧，你这个狡猾的小杂种。”

“像我说的，”斯蒂夫咧嘴一笑，揉着他的餐巾纸，“不光长得漂亮。”

恐龙小孩在平衡车上摔了下来，于是坐在小路上，努力发出令人信服的哀号。我们小心地避开他，朝大门走去。我打电话给助手们，让他们把罗里·法伦带回来，这时我用余光看到那只蓝色塑料袋，意识到那个突起物是什么：一只死猫。光滑的毛皮贴在颅骨上，嘴唇往后缩，尖尖的牙齿大剌剌地露在外面，仿佛发出了一声怒吼，最后被冻住了。

[1] 英国一家跨国电信公司。

[2] 美剧《辛普森一家》的人物之一。

[3] 约合568.26毫升。

[4] 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中的一种外星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通过心电感应，使两个人心灵相通，互相分享对方的意识。

[5] 为女同性恋的别称，后文“蕾丝边”同。

[6] 原名詹姆斯·约瑟夫·巴尔杰，是位于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犯罪组织“冬日山岗”帮的头目，FBI十大要犯第二名。FBI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捉拿他，曾悬赏一百万美元。但是由于巴尔杰隐藏行踪和使用假身份，一直逍遥法外。2011年6月22日，逃亡十七年之久的詹姆斯·巴尔杰在美国洛杉矶县圣塔莫妮卡市落网。

◇☆◇

03

办公室的氛围已经活跃起来了。打印机在运转，某人的电话响个不停。百叶窗开着，将稀薄的阳光拽进屋里来。整个房间里散发着五六种不同午餐的气味，混合着茶、沐浴露、汗水的味道，大家都热情洋溢，各忙各的。奥戈尔曼背靠着椅子，脚放在桌子上，把薯片往嘴里扔，大声跟金说着某个比赛的事。金一边读着一份笔录，在奥戈尔曼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还一边应一声“是啊”。温特斯和希利正在为某个证人而争吵，希利觉得应该吓唬吓唬他，而温特斯觉得那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奎格利正在一个文件柜前忙活，胖乎乎的脸上一脸烦躁，每关上一个抽屉都要弄出格外大的动静。在文件柜旁边，麦卡恩在他的桌前蜷成一团，翻着文件，每次抽屉关上时砰的一声都要把他吓一跳——看上去他宿醉很厉害，不过只要看一下他那万年眼袋和胡楂，就知道他大部分时候都是那副德行。奥尼尔把电话压在一只耳朵上，手指插在另一只耳朵里。在我和斯蒂夫办公桌的旁边，两个不得不给我们当助手的家伙，局促不安地靠在他们随便能找到的东西上面，努力显得不拘束，不挡别人的路，并且对罗奇讲的一个无聊故事报以笑声，希望能被这位警官大人垂青，好让他下次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他们打些杂。

布雷斯林不在，不过他的大衣还搭在椅背上。他也许是去整理专案室了，在自顾自发着牢骚，抱怨自己竟然会被像我这样的人使唤。我并不担心：布雷斯林已经在这行做了太久，他不会生无谓之气。

当我和斯蒂夫进来时，一些人抬头瞥了我们一眼，然后又继续埋头做手头的事情。没人打招呼，我们也没有。我们径直朝座位和那些助手走去。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总是大步走路，快速有力，如果有人在我身前伸出一只脚使绊，就可以克服本能不会打趔趄。目前还没有人那么做，不过只是早晚的事。

“嘿。”我对助手们说，他们直起身子，换上一副警惕的表情。他们年纪和我们相仿：一个天天泡健身房的小伙子，发际线已经岌岌可危；一个金发胖子，正在努力对付一颗扣子，但徒劳无功。“我是康韦，这位是莫兰。有什么要向我们汇报的吗？”

“斯坦顿。”健身小子说，做作地敬了个礼。

“迪齐，”胖子说，“是的，几分钟前，我们把你们要的罗里·法伦带回来了。”

“可怜的浑蛋。”罗奇在角落里发出声音，那里散发着须后水的刺鼻气味，还有键盘黏糊糊的气味。作为一个没脖子的大块头，罗奇勃起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别人打得直流眼泪，但他不傻，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克制这种本能，什么时候又可以发泄一下，而且这个方法百试不爽。“我可以让他先走，同时切掉他的蛋蛋，给他省些时间和麻烦。”

“破案率比你高并不是我的错，罗奇，”我告诉他，“那只是因为你是个智障，学着接受现实吧。”

助手们似乎吓了一跳，还努力掩饰。罗奇瞪了我一眼，仿佛可以用眼神朝我开枪，但我并没有理睬。“法伦的情况如何？”我问，把包放在了椅子上。

“二十九岁，在拉内拉格有一家书店。”胖子说，“住在店铺楼上。”

“有室友吗？”

“没有，他自己住。”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一个室友不仅是绝佳的证人，还是打电话报警天经地义的候选人。斯蒂夫问：“你们找到他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需要一切细节。”

他们对视了一眼，摇了摇头。“没多少事情。”健身小子说，“十点左右他打开了前门，穿着睡衣。没有多余的动作。我们带他走的时候，他换好了衣服，但是没穿鞋，说明他一开始并没有出门的打算。”

“他吃过早饭了，”胖子说，“根据气味判断，吃的是咖啡配火腿煎蛋。”

斯蒂夫和我对视了一眼。一个把女朋友一拳打死的家伙，回了家，舒舒服服地换上睡衣，惬意地睡了个好觉，一觉醒来还吃了份火腿煎蛋。这倒不是没可能发生，法伦可能已经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无意识的状态，他可能是个心理变态者，也有可能是在建立抵抗机制。或者还有其他可能。

房间里很热，是那种使人焦躁的干热，我的脖子甚至感受到了刺痛。我脱掉外套。“你们和他说了什么？”

“按照您的吩咐，”胖子说，“什么都没说，只告诉他我们觉得他或许掌握了某些信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会有帮助，然后问他是否介意过来跟我们聊聊。”

“然后他就说好？没有辩解，也没有问问题？”

他们两个摇了摇头。“随和的家伙。”健身小子说。

“好吧。”我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被要求去警察局接受问话，至少也应该问些问题，然后才会抛下自己一天的计划，乖乖跟你走。所以这个法伦，要么就是个天生好说话的人，要么就真的是个热心市民，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一路上他说过什么吗？”斯蒂夫问。

“一上车，他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胖子说。这也很有意思，显然罗里也许知道是什么事，但他觉得我们无法证明他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离开后的几分钟里，露西没直接给他打电话。这跟“露西与罗里”的推论有点矛盾。“我说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是警探想要他来协助调查。然后他就没再说话了。”

“我们很友好，”健身小子接着说，“我们给他上了杯茶，告诉他他能来配合，我们感激不尽，要是没有像他这样有责任感的市民，我们肯定什么都办不成，说了一堆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你肯定希望他能放松下来。”

“不错，”斯蒂夫说，“你们把他安排在哪儿了？”

“最里面的审讯室。”

“他是那种单独关几分钟，就在想着要离开的人吗？”

他们两个都笑了。“不，”健身小子说，“像我说的：很随和。”

“他应该是个好人，”胖子说，“后来才变坏的。”

“谢谢，”我说，“我们会用到他的联系人名单，你们能帮忙做一下吗？我对他亲近的男性朋友、兄弟、父亲、亲近的表兄弟格外感兴趣。有人给我们报了案，如果不是法伦，我们需要知道是谁打的电话。”健身小子记着笔记，并且确保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说：“专案室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就绪了。案情会议安排在四点，如果有变化，我再通知你们。”

助手们轻快地走开了，仔细迈着步伐，确保看起来机警而不慌张。我记得那种步伐，我记得自己专门练习过。在为了某起谋杀案去制作联系人名单、复印报表的路上，我也是这样的步伐，我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进重案组，并且永远不会被扫地出门。有一瞬间，很奇怪，我有点为斯坦顿和迪齐感到难过，直到我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进了小组，会干得不错。

斯蒂夫打开电脑，点击着鼠标。我说：“你为什么要先晾着法伦？”

“只等了一分钟，”斯蒂夫开始敲键盘，“他就回了家，上床睡觉，一觉醒来还给自己做了份火腿煎蛋？不管你怎么看，对一个诚实守法的优秀市民来说，即便他只是想让自己看上去清白无辜，这都显得太冷酷了。我想先在咱们的系统里查一查他，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收获。”

“也查查爱斯琳。我想知道我是怎么记得这个人的。”我打开我的语音信箱，用下巴把手机夹住，开始整理昨晚乱七八糟的案情记录——在昨晚那几个浑蛋的拘留时间结束之前，我们需要给检察官提交一份材料。麦卡恩正对着他的电话嘀嘀咕咕，显然是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老婆骂（“我知道，今晚我一定会回家——是的，我记得预订了座位。当然我会——”），而罗奇则在用嘴巴模拟抽鞭子的声音。

我还有一条语音留言，是来自布雷斯林的——我开始期待我们可以不必见面就能合作办完这个案子。“嘿，康韦，嘿。”还是温柔如水，就好像有好莱坞的人在听这个电话，但是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快：我和斯蒂夫已经是会使坏的小警探了。“看上去我们在联络沟通方面出了点问题。我要回总部了。专案室的事情就交给我，你尽快给我回电话。一会儿聊。”我删掉了这条信息。

“罗里·法伦不在我们的系统里。”斯蒂夫说。

“一点信息也没有？”

“一点信息也没有。”

“老天。”我说。不在我们系统里的人，肯定比你想的要稀有。即便是一张超速罚单，都会让你榜上有名。所以从官方的角度看，罗里这辈子都还没干过什么捣蛋的事。“这倒不意味着他昨晚之前一直是个守法良民，只能说明他从来没被抓到过。”

“我知道，我只是把结果告诉你。”

“查爱斯琳了吗？”

“正在查，等一会儿……”

我拨通了布雷斯林的语音信箱，给他留了条信息，让他十分钟后在观察室和我们见面。斯蒂夫说：“没有，她也什么都没有。这两个人的事情，看来够你忙活的了。”

“看起来两个人倒是很般配，”我说，“可惜了，没成功。”我草草翻完最后一个证人的笔录，停了下来。

最后一页不见了。没有那一页——带签名的一页——整个文件就毫无价值。

我无法证明我不是在从审讯室回来的路上弄丢的。我甚至有可能把它遗失在外面——已经很晚了，我又累又气，急着想把这个班上完，交给下一个人。我可以找一找：像个白痴一样来回转悠，满怀希望地去看桌子下面，还有几个垃圾桶里面，同时满屋子的废柴都躲在他们的显示器后面，忍住他们狒狒一般的笑声，等着看谁会先笑出声。或者我可以大发雷霆，嚷嚷着要把那个偷了我文件的人吊死，这可能也是某人期待看到的场面。再或者我可以闭嘴，去找我那些蠢货证人，再花上几个小时，让他们再次相信跟警察聊聊没事，把他的证词再次挖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来一遍。

“嘿，”斯蒂夫说，“这里有些线索。”

过了几秒钟，我才想起他说的是什么——我怒不可遏，气得想啃掉桌子。斯蒂夫抬起头来看我。“你还好吧？”

“没事，你找到了什么？系统里有爱斯琳？”

“不是她，不。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这里出现了她的地址。在去年10月24日凌晨一点，她住在24号的邻居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了电话。这位邻居说他出门站在院子里，准备抽根烟然后上床睡觉，结果看见有人从爱斯琳家的后墙翻了过去，出了她家院子，进了巷子。这个描述有些含糊，虽然巷子尽头有一盏路灯，但这个邻居只看到了闯入者的身影一闪而过，还是个背影。男的，中等身材，穿着深色外套。邻居说从这个人爬墙的样子来看，可能是个中年人。他觉得那人有一头浅色头发，不过也可能是路灯灯光反射的缘故。斯托尼巴特尔那边派了几个人过去看了看，但他早已不见踪影。没有入室抢劫的迹象，所以他们推断应该是这位邻居在嫌疑人准备动手之前惊动了他。他们在安保方面给爱斯琳提供了一些建议，然后就结了这个案子。”

“哈。”我说。我还是不知道之前在哪里遇到过爱斯琳，不过这事也足够有趣，让我可以暂时忘掉不知去向的那页文件。“里面说了她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吗？害怕，担忧？去露西家过夜了？”

“没有，上面只写了‘居民家中装有防盗报警器和防盗锁，不过建议考虑采用带监视器的防盗系统，并且养一条狗’。”

“她并没有采用上述任何一条建议。”罗奇想偷听，我朝他竖了一根中指，压低了声音，“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爱斯琳对这次入室事件的反应可是够冷静了。她听起来像是那种很勇敢的人吗？”

斯蒂夫说：“她听起来倒像是那种知道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人。”

我说：“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个强盗，而是那位秘密男友。你会看到的，说不定真的有这么个人。”兴奋感再一次在我体内翻涌，我把它压了下去。“不过即使真有这么个人，也不意味着罗里·法伦就是清白的，也许他发现了爱斯琳脚踏两只船，而且不喜欢这样。我们去问问他吧。”

“等一下，我还想再查点东西。”斯蒂夫又埋头到他的电脑前。

我胡乱把剩下的笔录塞进抽屉，上了锁。如果不是奥凯利今天上午搞突然袭击，这些文件本来就应该待在那儿。我把钥匙放进我的裤子口袋，然后匆匆浏览了一遍笔记本，对小组办公室有了新的理解。

没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看着我发脾气，意味着他们要偷偷这么干。奎格利已经找到了他的档案，正一边读着文件，一边掏着耳朵，似乎没有预料到别人会看他，但谁知道呢？奎格利是个卑鄙小人，奥戈尔曼是只蠢猩猩，而罗奇在这两方面都出类拔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因为把我的工作搞砸而幸灾乐祸。麦卡恩看上去总是很难受，好像他只要分心多想点别的，就会很痛苦。奥尼尔似乎还算正常，不过我不能排除任何人的可能性。

这都不要紧。他们和我都知道，重点并不在于究竟是谁在搞鬼——每次都是不同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无论是谁，我根本没有办法。

“等等，”斯蒂夫压低声音说，“这还有点别的东西。”

这次我记住了，要回话。“是吗？什么？”

“我想咱们需要找出爱斯琳是不是在团伙犯罪组中有记录，对吧？所以我查了一下，有没有人也曾在这个系统里查过她。”我不自觉地站起身，把脑袋伸过去，想要看斯蒂夫的显示器一眼，但他迅速冲我摇了摇手，给了我一个警告的眼神。“待着别动。而且好吧，很显然：去年9月17日，有人在系统上查过她。”

我们对视了一眼。

我说：“至少有十几个叫爱斯琳·默里斯的人吧？”

“爱斯琳·格温德琳·默里斯？她们都生于1988年3月6日？”

我的心跳加速了。“我不想这件事跟团伙犯罪组扯上关系，现在还不想。我有一个朋友——”

斯蒂夫说，声音小到我几乎听不见：“检索的账号是‘重案组’。”

我们再次对视了一眼。我能感到自己的脸上挂着和斯蒂夫一样的表情：谨慎，想要弄清楚究竟需要多谨慎。

“如果是谋杀案，”我说，“那不管是谁都不应该对于共享信息有什么疑问吧？”

斯蒂夫的脸一沉，露出警告的表情。他张嘴告诉我这样做为什么不好，而且他说得没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保守这个秘密，在暗中默默调查这种事。但那页丢失的审讯笔录还是让我很闹心，我一直缄口不言，在组里小心翼翼，我已经受够了。我转动转椅，面对整间办公室，在头顶打起了响指。“嘿！大家这里！”我尽可能让语调响亮亲切，“大家把脸转过来！”窃窃私语都消失了。“爱斯琳·格温德琳·默里斯，生于1988年3月6日，有谁去年9月到系统上查过这个人吗？”

大家都一脸茫然。有几个人摇了摇头。其他人则完全没有理会，继续做手头的事。

我把椅子转了回去，重新面对斯蒂夫。

他说：“也许是某个没当班的人查的，或者……”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置可否。

“或者就算我要渴死了，也不会有人肯撒泡尿给我喝。我知道。”我讨厌斯蒂夫变得圆滑的样子，“或者就是因为个人事务查的，偷偷摸摸干的。”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你不喜欢你女儿带回家的小男朋友的样貌，或者觉得那对来看你准备出租的公寓的年轻夫妇不像好人——你把他们的名字输进电脑，看看会有什么发现。我们全都干过——我妈妈不满意她的新邻居，而那个人最后被证明确实是个瘾君子，不过至少不是个毒贩，而且反正他几周以后就搬走了，相信我——而且任何在这上面查到令人愤怒的信息的人，都会查出更多，但实际上，这是违法的。如果某人的表哥准备雇爱斯琳，或者是某人的父母想要让邻家的漂亮女孩帮他们留意自己家的备用钥匙，只需要三十秒，他们就可以通过电脑得到一个结果。这无伤大雅，没有理由让其他人知道。可既然她是谋杀案的被害人，那么任何一个非法检索过她信息的人，可能就免不了要让头儿臭骂一通，至少还会丢掉几天假期。难怪没有人愿意举手回答我的问题。

斯蒂夫低声说：“也可能有人确实是私下查的，但并不是因为个人事务。那可能就跟团伙犯罪吻合了。团伙犯罪组有个人想要查查她，还不想让他们自己人知道，不管原因是什么，只好找了个咱们重案组的朋友……”

我很难找到一种完全无害的方式查明这件事。办公室里形势微妙复杂：角落扭曲变形，阴影幢幢。我说：“而且这个朋友一定会守口如瓶。”

斯蒂夫说，声音甚至压得更低：“我认识一个在网络犯罪组的家伙。他应该能查出来那次查询请求来自哪台电脑。”

“哪台电脑。不是谁用的电脑。要是我们用个人账号登录，而不是这种垃圾办公室集体账号……”

“无论如何，你都想让我找到这个人？”

“不，”我说，“现在还不想。”每个人都继续他们的谈话或者案头工作，甚至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尽管如此，我还是后悔没有闭上嘴巴。

观察室又小又破。里面有一张黏糊糊的桌子，一把歪到一边的椅子，一台饮水机，通常都是空的。房间里没有窗户，通风口多年来都是摆设。如果这是间审讯室，初级律师会抱怨它侵犯了委托人的呼吸权，这里的条件一定会很快得到改善。但既然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呼吸情况，通风口就只能继续一塌糊涂。这个地方闻起来有汗味、经年累月溅出来的咖啡味、须后水味——用这个牌子的须后水的人，在我和斯蒂夫受训的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还有香烟的味道，那一定是警局颁布禁烟条令以前的事。冬天这里要更糟一些，加热器会让这里的气息完全释放。

布雷斯林还没到。我把大衣扔在椅背上——我可不想把它留在办公室里，等回去以后还要查清谁用它擦过自己的老二——然后走过去看了罗里·法伦一眼。斯蒂夫来到我身边，贴近单向玻璃，我们的呼吸在上面留下了雾气。

法伦看上去不到二十九岁。他个子有点矮，大约五英尺八英寸[1]，而且很瘦小。我一只手应该就能把他击倒，不过需要有好拳法，即便是个懦夫，只要勤加练习也可以办到。他蓬松的棕色头发，为了重要约会刚刚修剪过。假玳瑁框架的眼镜有了些年头，塑料的纹理已经变得模糊。奶油色的老式衬衫整齐地塞到了褪色的牛仔裤里。友善而棱角分明的面部，让他看起来像位敏感而可爱的艺人，或者是一个懦夫，取决于你怎么看。他长得还不错，但并不是我以为爱斯琳会喜欢的那种类型，也不是露西会倾心的那种。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个大块头，穿着潮牌，为地产经纪人工作，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橄榄球。罗里看上去会觉得电子游戏的好玩之处在于探索地形、欣赏最优秀的图像，之后要打坏蛋的部分就比较粗野。

“赌十英镑，他会哭。”我说。我和斯蒂夫现在经常在家暴案上这么玩——拿工作中的事情出来赌钱显然很不好，但我努力借此安抚自己的创伤。有一半的嫌疑人一看到我们，就会立马泪如雨下，我真想狠狠踹他们一脚。我不得不忍住不语，免得去告诉他们表现得他妈的男人——或者女人——一点：把你的另一半打得稀巴烂的时候，你可是雄壮威武的，那种威风现在去哪儿了？要是我不得不忍受那种渣滓，我想我不妨从中赚点钱。

“啊，见鬼，”斯蒂夫说，“真希望我兜里还有十英镑，看看他那样子吧。”

“玩蛋去吧你。下次动作麻利点。”

我们看见法伦轻轻前后摇着脑袋，脚在椅子下乱动，坐立不安，在努力搞懂这间审讯室的状况。审讯室恰恰就是要设计得让你不明所以。地毯、桌子和椅子都是最简单的形式，根本没有什么特征。这并不只是为了节省预算——设计成这样，人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接着就开始胡思乱想。独自一人待在审讯室的时间足够长，这个地方就会从什么都不是变得不祥，最后成了纯粹的恐怖片。

他的黑色大衣整齐地叠放在椅背上，桌子上摆了一双有衬垫的灰色尼龙手套。罗里的手和他的手套摆出相同的造型，手掌向下，拇指微微触碰。从我这个距离看，他的手指关节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擦伤的痕迹。

斯蒂夫说：“看见他的手了？”

“这也不能让他洗清嫌疑。索菲说他有可能戴了手套，记得吧？”

“给她打个电话，看看他们最后找没找到指纹。”

我打给索菲，打开了免提，同时留神门口，以防布雷斯林突然进来。“索菲，嘿，是我，还有莫兰。”

“嘿。新情况：我们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尸体和客厅的清理取证——”她的声音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了，“该死的记者招待会也在这儿开。等我一会儿。”一声摔门声，“嘿。”

“指纹上有收获吗？”

“我们运气不怎么样。”索菲的声音里夹着风声，她应该在街上，她把手扣在手机上，这样杂音就消失了，“我们在餐具、门把手、酒瓶、酒杯上发现了大量指纹，但刚刚我的助手们没加检验就断定，指纹都太小，不像男人的，而且目测都可以和被害人的指纹匹配上。”

“看来那个家伙确实戴了手套。”我说。斯蒂夫做了个鬼脸。

“我们会接着找，不过我猜确实是如此。也许是皮手套，或者是防水防风的，比较平滑的那种。在被害者脸上被打的部位，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纤维。如果他戴的是羊毛或者线织手套，我们就应该能找到的。纤维会粘在血液里。”

我对斯蒂夫说：“所以也许是厚手套。这么说他也不会把手弄伤，至少肉眼看不到。”

“这么说你们已经找到嫌疑人了，”索菲说，“而且他的手还是完好的。”

“是的。就是那个要来吃晚餐的家伙。”

“你们拿到他昨天晚上戴的手套了吗？因为要是那位杀手确实戴着手套，他的右手手套上就应该沾了被害人的血，即使清理了也会留下痕迹。”

“今天他戴了一副灰色尼龙手套，看上去很干净，不过我们会把它拿给你做个检查。要是可以拿到搜查证，我们会把从他家里找到的其他手套送到你那里。但是我敢打赌，这件事上我们也不会太走运，可能在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就已经把那副手套扔掉了。”我一直留意着法伦。他已经不再试图理解周围的环境了，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自己的双手，做着深呼吸，看上去像是在做冥想之类的事情。我轻轻拍了一下玻璃，打断了他的思绪。“在开始问他话之前，还有什么是我们要知道的吗？”

索菲喘了口粗气，听上去有点恼火。“没什么了。这糟糕的一早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无用功。我们得到的唯一物证，就是被害人裙子上的三处黑色羊毛纤维：两处留在左胸口，一处在左下摆。它们跟被害人的任何衣物都不匹配。她显然没有黑色大衣，所以不大可能是在急匆匆披上大衣，出门去买东西的时候留下的。她可能做饭的时候会穿一件罩衫护着裙子，但我们检查过卧室后并没有发现黑色的罩衫或者羊毛衫。”她的声音始终低沉，爱斯琳的屋外似乎有什么人，也许只是孩子，也可能是记者，“所以我想这些纤维也许来自你们要找的人，是在他跟爱斯琳拥抱、打招呼、抓她，或者其他什么时候弄上去的。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黑色羊毛大衣。”

“他现在身上就穿着一件。”我瞥了一眼斯蒂夫，后者耸了耸肩：每个都柏林男人都有一件黑色羊毛大衣，“我们会把他的大衣送到你那里。干得好，索菲。谢谢。”

“不客气。我要走了，有个记者朋友在警戒线边转悠想偷听。你想让我告诉他我们目前的主要嫌疑人是忍者刺客吗？”

“去吧，让他尽兴。回头聊。”

“等一下，”斯蒂夫说，把头凑到听筒附近，“哈喽，我是莫兰。你们能去查查卧室吗？还有浴室？”

“哇，这主意太棒了。你觉得我们刚才是怎么处理的呢？重新喷了遍漆？”

“我的意思是说，昨晚没被触碰到的地方，也许被害人最后一次跟某个男友约会的时候在那里待过。床头板上、床头柜里面、马桶圈下面，你们能给床垫做一个体液测试吗？”

“哈，”索菲说，“你在调查她的前任吗？”

“差不多吧，辛苦了。替我们跟记者先生问个好。”

“我会告诉他你们正准备以逃学罪拘捕他。我向上帝发誓，他大概只有十二岁，我年纪大了——”索菲挂断了。

法伦又在尝试进入冥想状态。布雷斯林要么是从零开始为我们修建专案室，要么就是在为我们跟他躲猫猫而报复我们。我拿出手机。“真及时！”我说，敲了敲手机，从斯蒂夫身边走开。

《信使报（下午版）》出来了。鬼鬼祟祟的克劳利已经开始动手了。

头版用大字写着：面对残忍凶案，警方一筹莫展。下面有两幅照片，一幅爱斯琳的近照，穿着一件橙色的紧身连衣裙，眼影闪闪发亮，面带笑容——似乎是在圣诞派对上拍的照片，克劳利从某人脸书上盗来的图。另一张是我的照片，从凶案现场的警戒线钻过，形象正是最佳：一对眼袋，头发乱七八糟，举着拳头，嘴巴还张着，正在咆哮着什么，罗威纳狗[2]看见，怕是也会乖乖坐好。

我下巴绷得很紧，生疼。我继续往下翻，满篇挑逗刺激、催泪煽情和耸人听闻的话——漂亮的年轻女人，正当最好的年华，她受到伤害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引用一位当地人的说法，关于爱斯琳在冬天路上结冰时如何替他去商店买东西；引用另一位当地人的说法，除非我们能做好工作，把这个贱人弄走，否则她在自己家里也不会感到安全；有一小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讽刺的，关于“安托瓦妮特·康韦警探，她负责调查的去年九月发生在巴利芒的迈克尔·默南谋杀案，至今仍悬而未决”，显然是想说我没有能力，并且丝毫不关心工薪阶层被害人。侧边栏写着：家长们对于游乐场变态感到恐慌；还有对郡议会的大肆攻击，他们觉得郡议会应当对糟糕的天气有所作为；还有某个名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奎藜籽[3]功效如何好，她家小孩如何健康茁壮地成长。

“怎么了？”斯蒂夫说。

我努力张开嘴巴。“没事。”

“不，怎么了？”

我应该无法让他永远不看报纸，而且如果我隐瞒，可能会让他觉得我在为报纸上自己成了猎犬的照片生气，而实际上我他妈的一点都不介怀。“这里。”我说，把手机递给了他。

他挑了挑眉毛。“啊，老天。”过了一秒之后，“哇哦，老天。”

“别叫了。”我说。

一般来说，在从我们这里获得一切真相之前，媒体是不会公布被害人身份的——为被害人家属着想，有谁想在超市报摊上得知自己亲人的死讯呢？有时候出于某些原因，我们也需要在案发后的一两天内封锁消息。大多数时候，记者会透露足够的信息，让当地人不难猜出死者是谁——“三十岁的父亲，有两个孩子，在金融界工作”，或者诸如此类——那样就相当于公之于众了。媒体也不会在经我们许可之前，就使用负责此案的警探的照片。这只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在十米外就暴露身份。我有充分的理由不让自己的照片见诸报端，但当一名警探的照片外泄时，那也往往是一张显得很职业、平易近人的得体照片；一张那样的照片会让证人真心愿意过来和我们聊聊，而如果是一张让我们看上去像是宿醉的狼獾的照片，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它只会让我们的证人吓得躲起来。如果正规记者踩了红线，就要付出代价：你不会再有接近调查的机会，而且我们会让你的主编知道你干的蠢事。这个该死的克劳利实在过分。

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会稍微挪个脚趾擦线，虽然次数很多，但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能让他过一把鲍勃·伍德沃德[4]的瘾，却不必惹上真正的麻烦。他从没像这次这样。克劳利不喜欢警察，因为他是个叛逆者，不会向某某“大佬”卑躬屈膝，不过他也是需要交房租的叛逆者，所以他还控制得住自己。这次的事情，要么是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脑子里突然长了什么怪东西，要么是他打算自毁职业生涯，再或者，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的。这个人——和告诉他今早在那里能找到我的是同一个人——让他把这些照片登出来。这个人向他保证，这样做不会让他上黑名单。这个人许诺，会让他的努力得到回报。

斯蒂夫还在滚动屏幕，查看那篇文章。“这里并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顺藤摸瓜，找出这个人是谁。“我知道，但他一定跟内部的某个人聊过，毫无疑问。我会找出来是谁——”

斯蒂夫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们可以用独家新闻跟克劳利做个交易。给他提供我们在这个案子上的每一步最新进展，只要他能告诉我们，他的内线是谁。”

“没用的。不管是谁找上了克劳利，他一定已经许诺了丰厚的回报。他不会有破坏原有同盟的打算。”我把我的电话拿回来，塞进口袋里，“你知道跟克劳利聊这个案子，谁最合适。”

斯蒂夫平静地说：“布雷斯林。”

“没错。”

“布雷斯林喜欢展现好形象。这样做也是一种办法：让大家觉得我们把案子办得一塌糊涂，等着他出来力挽狂澜。”

我同样也压低了声音，说：“要么就是他想耍我一顿，博大家一笑，要么就是他正在跟克劳利做什么交易，需要扔给他一根骨头，而且我刚好就万分幸运地成了那根骨头。”

“也许，可能吧。”斯蒂夫看着门口，我也一样，“听着：我们不能跟布雷斯林撕破脸，要跟他保持和平，不论以哪种方式。”

“我一直都跟大家和平相处。这是我的天性。”

“说人话。”

“我会跟他和平相处。”我想踱来踱去，我把屁股靠在桌沿稳住自己，“我们可以在问话的时候利用他，让他随时了解里面那个人的最新动态——”我用下巴指了指单向玻璃，“除此之外，他不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

斯蒂夫突然插了一句，语气严肃：“还记得当初我如何费劲想加入这个组吗？这可不是我当时以为会发生的事情。”

“我也一样。”我说，“相信我。”我试着回想了一下今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突然极度渴望冷空气、震耳欲聋的音乐，以及跑上一次步。

偏偏这个时候，布雷斯林突然砰的一声推开门，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他站在门口，双手插在裤袋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他嘴角弯曲，半是开心，半是冷酷，平衡得刚刚好。

“康韦警探，莫兰警探，”他说，“终于见面了。”

我本该觉得布雷斯林还不错，他不像办公室里的其他浑蛋那样为难过我，但我不喜欢他。第一眼看见布雷斯林，你总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不错，肩膀宽阔，后背挺拔，丝毫不见啤酒肚，这让他不同于大多数爱尔兰男人。他个子比较高，眼珠颜色很浅，梳着金色的大背头，长相很不错——要是把眼睛眯起来看他，你会觉得他就像某个演员，我记不起那家伙的名字，只记得他经常演一些特立独行的角色。说来讽刺，布雷斯林刚好是这附近最不特立独行的人。他的嗓音也让他更添了几分成功人士的迷人，他光芒四射，所有人一看便知这个家伙不一般：他更聪明，更敏捷，更老到，更圆滑。

布雷斯林已经深深迷上这个自我形象，到办公室也以此自居，迷倒一大片人，我也被裹挟其中。斯蒂夫来重案组的第一周一直像个十二岁的孩子仰望着这位橄榄球队队长一般的人物，为他的一个微笑，或者是在肩膀上的一次轻拍而目眩神迷。我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忍住没骂这个可怜的家伙，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实际上可以把那个日子在日历上标出来。进重案组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布雷斯林能和麦卡恩吵上一架，这样我就可以和布雷斯林搭档，行驶在奔向荣光的快车道上。那种感觉消失了。

很确定的是，在斯蒂夫暗自崇拜的第三周，一个纪检组的家伙吞了自己的枪子。而布雷斯林——坐在办公室里，周围都是认识那个死去的家伙的人，跟他一起工作过、一起喝过酒的人——往后推开椅子，钢笔夹在指间，通过一番深刻而意义非凡的演说开导我们，如果那个家伙能戒掉烟，锻炼身体，花时间建立起工作中的真正友谊，那么他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在一起。办公室里聪明的家伙们继续埋头工作，而傻瓜们则在点头，为这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绝世天才而惊叹。可怜的斯蒂夫，则是一副刚刚得知圣诞老人不存在的模样。

一旦意识到布雷斯林是个白痴，你便开始计算他每天说出来的废话，注意到油亮的头发下藏着秃块，而且突然之间，你还会发现他不过才五英尺十英寸[5]，他的破案率也不过尔尔。你还会怀疑他是不是穿了塑形内衣。但这都不重要——他的光环对证人和嫌疑人依旧有效，趁着它还没消失，布雷斯林就可以继续混下去，但这种受骗的感觉让我很气愤，使我对他以及关于他的一切都看不顺眼。

“哈喽，”我说，“真可惜，我们没能在路上聊。手机信号很糟糕。”

布雷斯林并没有从门口挪开。“听起来你需要换个手机，康韦警探。但我们先不要管那些了，现在我们都到齐了。”

“我们到齐了，没错，”我说，“你看过现场了吗？”

“看过了，遍地都是的情侣纠纷。看看我们可以多快解决掉它吧，然后再回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好吧？”

“就这么办，”在我还没张嘴之前，斯蒂夫轻松地说，“谢谢你加入我们，我们都很感激。”

“这没什么，”布雷斯林亲切地朝斯蒂夫点了点头，“我们在C专案室。”

C专案室里有一块比我家厨房还大的白色书写板，足够的电脑和电话线，是专为大案、要案准备的，视野开阔，还能够欣赏到都柏林城堡花园的美景，还配备了放映幻灯片的装置，万一你需要放幻灯片。斯蒂夫和我只在当助手的日子才去过那里。“很棒。”我说。

“是最好。”布雷斯林走过去看罗里。“除此之外，我希望那个最好的朋友——她叫什么名字来着——给了你们不错的线索。”

“露西·赖尔登，”斯蒂夫说，“只有基本的背景信息。爱斯琳小时候过得不怎么样：父亲离家出走了，母亲有点精神崩溃，爱斯琳从小就得照顾她。这让她相当封闭——没有多少生活经验，也没有多少自信。她母亲去世几年以后，她才走出自己的世界，但她还是不够理智，并且相当天真。就是那种会忽略掉危险信号的人。”

“有什么危险信号吗？”

“露西并不知道。爱斯琳和罗里是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认识的，大概六七周之前。他们一见钟情，但爱斯琳装作爱搭不理的样子。罗里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家伙，似乎对爱斯琳很好，露西从来没觉得他会有什么威胁。”

“好吧。”布雷斯林说着，一直在观察着罗里，后者正在桌子底下抖腿，“懦夫，对吧？他不像那种会拳打自己奶奶的人。没有冒犯的意思，露西·某某并没有理由确定某人究竟有没有威胁。那不是她的工作，而是我们的职责。还有别的吗？”

斯蒂夫摇了摇头。“就这些。”

布雷斯林扬了扬眉毛。“最好的朋友就只知道这些？其他男友呢？满腹委屈的前任呢？忌妒的女友们呢？工作上的敌人也没有？”

我们同时摇了摇头。“没有。”

“拜托，伙计们，闺密之间总要说些知心话——是这个词吧，康韦？我可没法想象我老婆跟她朋友喝着莎当妮酒谈论的是什么。被害人肯定跟你们这个露西讲过更有意思的事情。”

“按照露西的说法，她们并非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她们成为朋友只是因为从小就认识，而且爱斯琳还没有其他朋友。但她们之间其实没什么共同语言，也不太会互诉衷肠。”

布雷斯林想了想，身子斜靠在玻璃上，捏着下嘴唇。“你们觉得她什么都没有隐瞒？”

我和斯蒂夫茫然地对视了一眼。斯蒂夫摇了摇头。“没有。”

“露西不是白痴，”我说，“她知道她需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我唯一的疑惑……”我故意让声音变小。“嗯，没什么。”

“嘿，积极发言嘛，康韦。别担心观点听起来会有多蠢，我们这里都是自己人。”

这家伙醉得不轻。“那好吧，”我说，“我想知道露西对罗里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她一直都在说这家伙有多好。我是说，也许他确实人不错，但如果我的朋友刚刚被杀，我至少会对她的新男友有点怀疑。”

“嘿，”布雷斯林说，“这个露西昨晚有不在场证明吗？”

“有。她在火炬剧场工作，晚上六点半开始上班，直到今天早上四点都一直有人在她身边。我们会核实，但就像我说的，她不傻，不会交代一些经不起调查的谎话。”

“那好吧。我们会查查她和我们眼前这位小伙子之间的联系，万一她真存在什么动机。不过除非他们真的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不然我看不出她幻想中的好感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你们觉得呢？”我和斯蒂夫摇了摇头，友善而谦逊。“不过这个头脑风暴很不错，还有其他事情吗？”

“就这些。”我说。

“好吧。”布雷斯林说。他差点叹出声，不过还是忍住了。“我想你们这次做的支线调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背景信息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费。不过现在，我们行动起来，去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这对你们来说很不错，对吧？”

“听起来不错。”我说。确实不错：如果再在这里待上六十秒，我准会用膝盖把他撞得四分五裂。“我来主持审讯，你来支持我，布雷斯林警探。莫兰警探，你在这里继续观察，如果我要来点硬的，准备好换你上。”

斯蒂夫点了点头。布雷斯林拍了拍自己的袖口。“咱们开始吧。”他冲着单向玻璃说。

我说：“这只是一次初步的审讯，我并不期待他现在就认罪，我们可以等法医鉴定、尸检结果都出来以后，把这些确凿的证据摆在他面前。”等我和斯蒂夫私下挖得差不多，摸清状况之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了解个大概情况，罗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怎么看爱斯琳，他在昨晚遇到了什么。我想知道他是否愿意谈论自己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早上五点之间做的事情。如果这个家伙没有自己打电话，而是让别人打的，那我们还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我想要他的手套和大衣——技术人员从尸体上得到了黑色的羊毛纤维，而且她们说我们要找的人戴了一副不会掉毛的手套，就像罗里今天戴的这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他，把这些交给我们去做测试，省去我们为搜查证奔波的麻烦，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最完美的情况是，他可以让我们去他家里，找到其他大衣和手套拿走，但我今天还不想让他太紧张，所以如果今天不顺利，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去上头看看能不能批一张搜查证下来。可以吧？”

布雷斯林考虑了一下。“嗯……”他说，“可以，这确实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尽快敲山震虎，吓一吓眼前这个浑蛋。我不是说我来接手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这很好，我很乐意帮忙。我只是说我放下自己的案子来这里，问题是我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件基本上没什么新意的家暴案。我想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吧？”

我的主要感受是，他应该闭嘴，去做头儿让他做的事情，但我捕捉到了斯蒂夫两眼瞪大、一脸慌张的表情。这让我很想笑，于是怒意全消。“是这样的，”我愉快地说，“那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慢慢来，按我之前说的那样。一旦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快进度了，我保证会下令。可以吧？”

布雷斯林看起来并不满意，但他马上耸了耸肩。“随你吧。虽然还有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处理这个案子了吗？”当我站起身离开桌子时，他又说，“你可能会想要先把‘那个’处理好，警探，除非这是你狡猾计划的一部分。”

说“那个”的时候他指了指自己的嘴角。我擦了擦脸：一块蛋黄，显然从我吃完早餐卷就一直挂在我嘴边。“谢谢。”我说，部分是对布雷斯林，部分是对我的搭档火眼金睛先生。他冲我露出道歉的神情。

“老话说，第一印象很重要。要是准备好了，我们就进去大干一番吧。”

布雷斯林把门打开，扶着门，让我先出去。布雷斯林帮我开门，让我第一个走出观察室，这样我就无法在他身后与斯蒂夫说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说我们需要再用耳语交流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过好吧。走廊本应像家一样有亲和力，要有磨损的泥绿色油漆、旧地毯，以及其他的一切；我本应感觉像是踏在自己的领地上标记好的赛道上，径直安全地走向被妥善安排在审讯室里的敌人。可实际上，这是一段没有标记的道路，通往无人区，布满了会折断脚踝的泥坑和陷阱。

[1] 约合172.7厘米。

[2] 身体强壮，动作迅猛，气势强悍，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和力量的犬种之一。

[3] 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一种作物，因其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而被当成健康食品，一度在欧美颇为风行。

[4] Bob Woodward，美国记者，曾因调查“水门事件”而声名鹊起，后来出版了多部以“白宫”为题材的畅销作品。

[5] 约合177.8厘米。

◇☆◇

0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讯风格。办公室里有个家伙能很好地扮演“告解神父”，一面强调对方的罪责，一面像引诱小狗一样承诺会宽恕。还有个家伙喜欢扮演“坏脾气的校长”，从眼镜后盯着对方看，不断咆哮出问题。我扮演的是“女战士”，她时刻准备拿着枪冲出来帮你伸冤，只要你告诉她你蒙受了什么冤屈；而面对强奸犯和野蛮人的时候，她则变身为“恨男刁蛮妞”；我也会扮成“酷女孩”，可以成为小伙子的朋友，请他们喝一杯，在男人不方便向其他男人倾诉的时候充当倾诉的对象。斯蒂夫往往是“邻家好男孩”，或者这一角色的其他形态。遇到女人时，布雷斯林会扮演“勇敢的绅士”，替她们拿大衣，低头倾听她们说的每一个词；在男人面前，他则是球队里的“老大哥”，是你最好的伙伴，但你最好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不然他就会把你的脑袋冲到厕所里。我们会根据目标的性质，推出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角色组合。

罗里不需要“女战士”上场，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而“恨男刁蛮妞”恐怕会把他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不过“酷女孩”大概会让他放松几分。似乎他跟“邻家好男孩”能聊得来，不过现在他没法上场。我只希望“老大哥”不会让他太紧张，或者把我气死，让整件事情彻底偏离轨道。

罗里让我白白损失了十英镑，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开场的：他并没有哭。当布雷斯林推门进来，他一蹦三尺高。不过当我作为“酷女孩”向他致以招牌式的点头和微笑时，他也露出了浅浅的笑容作为回应。“哈喽。”我说。我坐到了他的对面，掏出笔记本，“我是康韦警探，这位是布雷斯林警探。感谢你能来这里。”

“没什么。”罗里想知道我们到底想不想和他握手。我们不想。“我是罗里·法伦，是——”

“早啊，”布雷斯林说着，走到录像机那边，“你可以谈话吗？有没有不太舒服？我了解情况：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周日早晨……”

“我很好。”罗里声音有些嘶哑，他清了清喉咙。

布雷斯林笑了，按下按钮。“真丢人。下个周末你可得加把劲。”

我朝桌子上他的半杯茶点了点头。“要我帮你加热一下吗？或者来杯咖啡？”

“不，谢谢，我很好。”罗里几乎坐在椅子的最外边，似乎准备一听到巨响就撒腿跑掉——只要这里有什么可以逃的地方。“是关于什么的？”

“啊——哈。”布雷斯林从录像机那边转过来，用一根手指指着他。“等一下，伙计。我们还不能开始谈正事。这些日子我们都会把所有的审讯用录音带，或者录像带记录下来。这是为了保护大家，你懂我的意思吧？”

罗里迟疑了一下，不确定地点了点头。“是吧，我猜。”

“你当然懂的，”布雷斯林亲切地说，“给我一分钟，然后我们就尽情谈谈。”他折回去，继续鼓捣录像机，低声吹着口哨。

罗里的肩膀耸起来，到了耳朵旁边。他说：“我需要找个律师吗？或者其他什么？”

“我不知道。”我放下了我的笔记本，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你需要吗？”

“我只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找一个吗？”

我抬高眉毛。“有什么理由呢？”

“不，我没什么理由——我不应该有一个吗？”

“如果想的话，你可以有，伙计，”布雷斯林说，“找个律师，给他打电话，我们全都会等着他过来。不过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他能做什么。他会坐在你旁边，时不时地告诉你，‘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他按分钟跟你收钱。我就能做同样的事，还不要钱：你不必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上来就会告诉每个人：如果你不想回答某个问题，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清楚了吗？或者你更想花钱请律师？”

“不。我是说——是的。我想我没问题，不需要找律师。”

这样他就放下了戒备。“你当然没问题，”布雷斯林说着，拍了拍录像机，“谢谢老天，它终于开始干活了。康韦警探和布雷斯林警探正在审讯罗里·法伦先生。我们开始吧。”

罗里说——就像露西一样：“是关于爱斯琳吗？”

“嘿，哟，罗里。”布雷斯林说着抬起手，放声大笑。我也跟着笑了笑。“慢一点，可以吗？我们会说到那里的，我保证。但我和康韦计划要做几百次这样的审讯，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按照相同的顺序，询问相同的问题，不然我们就会搞混，到底问过谁什么，谁还没问到。所以帮帮忙，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问，好吧？”

“好的，对不起。”但罗里的肩膀放下了——他现在成了那几百个人之一，而我们成了一对蠢货，眼看着就要在自己写的剧本里乱了阵脚。布雷斯林很棒。我以前看过他工作，但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同一间审讯室里，我不由自主地没有厌恶感了。

“没什么。”我轻松地说。布雷斯林坐进我旁边的椅子里，我们舒舒服服坐下来，翻着笔记本，在别扭的椅子里调整坐姿，看看圆珠笔是否好用。“所以，”我说，“我们从头开始吧，你昨天都做了些什么？从——比如说，中午以后？”

罗里深吸一口气，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好的，中午我在店里——我开了家书店，叫任我行，在拉内拉格。就在我住的公寓楼下，你——好吧，你的同事——过来然后把我带走。”

“路过无数次了，一直想进去，”我说，“怎么着我都得进去一次，不然你会对我提出投诉的。”我和布雷斯林轻声笑了笑，罗里也笑了，但很僵硬：一个好孩子，都是我们想要的信息。“所以昨天生意怎么样？”

“相当不错。周六会有很多熟客过来，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基本上都会挑一本书带回家。我们的童书区卖得很不错，要是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有孩子，我不是——”

他不停眨着眼，有些焦虑。“我会带我侄子们去你店里的。”我说。但我没有侄子。“你可以给他们推荐几本关于恐龙的书。总体上生意如何？”

“还不错，我是说……”罗里别扭地耸了耸肩，“这些日子书店都不太景气，不过我们家至少有一些常客。”

意味着罗里正处在压力之下。我们会查一查这个“还不错”具体如何。“我一定会带着我的侄子们过去支持你的，所以，”我说着笑了笑，“店几点关的门？”

“我在六点关的门。”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回了公寓，洗了个澡。我……呃……有个……”

罗里的脸变成了绯红色，有点可爱。“我准备去一个女孩家里吃晚饭。一个女人家里。”

“哦——是啊，”布雷斯林说，他把椅背往后压，咧着嘴乐，“我的罗里伙计可是个好小伙，告诉你唐叔叔，具体是怎么回事？她是你女朋友？炮友？真爱？”

“她是……”罗里脸红得更厉害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脸，仿佛这样能把脸色变浅，“好吧，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把她叫作我的女朋友，确切来说，我们只约过几次会，但是没错，我希望可以走到那一步。”

现在时态，意义不是很大，他也不是傻瓜。我微微一笑，为年轻人可爱的恋情。罗里也挤出微笑回应我。

“所以你做了些努力，”布雷斯林说，“对吧？告诉我你做了些努力，罗里。这件衬衫很不错，很适合推销《咕噜牛》绘本给球迷妈妈们的时候穿。不过你要是想给某个宝贝留下印象——我是说，讨得她的芳心，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你那样穿可不行。昨天晚上你穿了什么？”

“就穿了件衬衫，一件罩衫，还有裤子。我是说，是比较得体的那种，不是——”

布雷斯林脸上怀疑的表情不见了。“什么颜色，什么样的？”

“白色的亚麻衬衫，浅蓝色罩衫，还有深蓝色的裤子。我通常都会穿牛仔裤，但爱斯琳……我知道她在穿衣方面有些讲究，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讲究一些。”

“嗯……听起来似乎还可能会更糟糕。再努力一把你就会变得更有品位，我的小伙子。”布雷斯林朝他身后的大衣点了点头。“那件大衣呢？”

罗里在它和布雷斯林之间，前后看了看，眼神游离。“对，我没有其他合适的冬天外套，这是在阿诺特买的，它不只是……我是说它还可以，对吧？”

“还不坏，”布雷斯林说，眼睛眯着，打量着外套，“大衣还可以，不过你穿着它的时候没戴那对手套吧，戴了吗？你没戴。”

罗里转过头看他的手套。“我戴了。怎么了？它们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布雷斯林说着做了个鬼脸。他把手伸到桌子另一边，用笔去够手套，把它翻了过来。看上去很干净。“可能是我老了，也许现在那些酷酷的小伙子都喜欢在约会的时候，戴这种东西，像是刚从某个山地自行车手那里借来的。你真戴了？”

“天气有点冷。”

“所以呢？要想美丽，就得‘冻人’呀，罗里。你没有黑色的手套吗？至少那样的手套不会让你的拇指这么突出，像肿了一样。”

“我找了，我记得我有双黑色的皮手套，在什么地方来着，但我找不到了。我只找到这一双。”

我们也会去找找看。“放过这个可怜的家伙吧。”我告诉布雷斯林，“反正你一进门就会把手套摘掉的，我说得对吧，罗里？谁在乎它们什么样？”

布雷斯林翻了个白眼，坐了回去，摇了摇头。罗里迅速满怀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把审讯室变成了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即便是布雷斯林的挖苦，也是罗里在学校平日里会遭受的那种——这会让他放松下来。他不是个无助的小蠢货，他坐立不安、犹豫不决，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呢。他是个更复杂的角色。在自己的舒适区内，罗里会做得不错。如果他感到不安，只会一言不发。

我通常穿牛仔裤……爱斯琳不是他的舒适区。

我说：“所以爱斯琳住在哪里？”

“斯托尼巴特尔。”

“方便，”我说着点了点头，“过一条河很快就到了。你是怎么去的？”

“坐公交车。我先走到了莫尔汉普顿路——那时还没下雨——然后坐上了39A路公交车，去了斯托尼巴特尔。公交车站就在她家那条路上，她家住在拐角。”

“哇哇哇，倒回去。”布雷斯林挑了挑眉毛，“公交车？你坐公交车去她家？真是个撩女孩的好办法，罗里。你自己没有车吗？”

罗里的脸红透了，他再次坐立不安。脸红正是我想要的。“不，我有，是的。只是，我当时想——我是说，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而且我还得回家——”

“你有车？什么车？”

“是丰田雅力士。”

布雷斯林轻蔑地哼了一声。“是吗，哪年的？”

“2007年。”

“老天，”布雷斯林冲着他的笔记本咧嘴直乐，“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坐公交车了。继续。”

罗里晃了晃脑袋，扶了扶眼镜。他显然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那种人发起脾气来就是动真格的。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出门的？”

罗里立刻坐直了身子。他很高兴我终于问了他问题，而不是布雷斯林继续问。“差一刻七点。”

这是他到目前为止，说的最有价值的线索。他和爱斯琳的约会定在八点。从拉内拉格到斯托尼巴特尔根本用不了一小时一刻的时间，尤其是在周六晚上。有一半的时间足够了。

“那你什么时候坐上公交车的？”

“没到七点。我刚走到车站，正好就来了一辆。”

我们回去查一下公交站的监控录像。我记了下来。“那你跟爱斯琳约在什么时候？”

“八点，但是我……我是说，我不想迟到。要是我到早了，也可以在外面转一会儿。”

“哦，”我说，做了个鬼脸，“在那种天气下吗？有什么好转的？”

罗里的脚动来动去，好像怎么放都不舒服。谈论多出来的时间让他变得很慌张。我很乐意在罗里的脸上盖一个“无罪”的戳，然后去追查斯蒂夫想出来的那个黑帮歹徒。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有猫腻，像鲜血一样强烈：这里有问题。

他说：“我不知道。只是……我想确保自己能找到她住的房子，类似这样。”

我露出困惑的表情。“但是你说她家就在公交车站那条路的拐角。听上去你对那附近的路已经很清楚了。”

罗里的眼睛眨得厉害。“什么？……不——不，不是那样的。是爱斯琳告诉我她家在那里的，我还查了手机地图，这不难确定。我只是想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只是以防万一。”

我充满怀疑地停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好吧，”我说，“所以你坐着39A路到了斯托尼巴特尔——什么时间？”

“七点半，还要稍早一些。路上没什么车。”

有大把的时间，去爱斯琳家里，杀掉她，然后等八点再回来，在外面敲敲门，装出一副困惑的样子。这样就连关掉炉灶都解释得通：罗里不想让烟雾报警器先响起来，在此之前，他还要打电话、发短信，以及忧心忡忡地踱步，演完这出独角戏，况且或许还会有人看到他的表演。我感觉到了强烈的猫腻。

我朝单向玻璃那边看了一眼，并不会有什么回应。这一眼首先是为了确认，斯蒂夫应该跟我想的一样。另外布雷斯林在我旁边，正一边来回晃转椅，一边在他的笔记本上乱涂乱画。我正想从他屁股下一脚把椅子踹开。

“那可真够早了，”我说，“你做了什么？”

罗里说：“我绕到维金花园的起点——爱斯琳家就住在那个街区。这样我就能确定自己没走错，我说过。”

“遇到什么人了吗？”

“没有，整条街上都是空的。不过我没在街上待太久，我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偷东西的，或者、或者跟踪狂。”他又扶了一下眼镜。

“你走到巷子里面了吗？找到爱斯琳的房子了？”

“没有，那条街是直的，一个死胡同——我可以从起点看清楚，用不着提前找是哪栋房子。如果爱斯琳从窗子里面往外看，我也不想让她发现我提前半小时到了。那样她就得邀请我进屋，而她还没准备好，这样我们都会很尴尬。”

他紧张极了，不过回答还是张口就来，没有磕磕绊绊，也没有中途易辙。不过这并不能代表什么。他告诉过我们，他是那种会提前考虑好的人，想好一切可能的情况，确保所有事情都准备妥当，保证计划顺利实施。如果他要计划一次谋杀，一定会让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牢不可破，说不定还会提前几天做一次演练。如果谋杀不在计划之内，他也有足够的能力，花上一晚上时间，构思一个好故事，并且排演上一百次。这个家伙真正的舒适区是在他的脑子里。

“而且那会让她觉得你是个有强迫症的怪胎，闲着没事去街上盯她家窗户。”布雷斯林说，罗里面露惧色，“那可不好。你还做了什么吗？”

“我本打算只是在外面转悠，待到八点。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带。”

“啥，你是说避孕套吗？”布雷斯林咧着大嘴，笑了半天，“你这家伙真是信心十足。”

罗里低下头，又在不住地扶眼镜。“不！我是说花。我不想空着手去她家，爱斯琳说不用我带酒过去，但我本来打算在拉内拉格买花给她，可是后来忘了——我光想着穿什么衣服，还要把准备穿的衣服提前熨好，还有什么时候出门……到她家那条街上我才想起来。”

“慌——张。”布雷斯林幽幽地说。他又一次把椅背往后靠，开始玩笔。

“好吧，没错。那时候我确实很慌，不过普鲁士街上有一家乐购，所以——”

“等一下，”我困惑地说，“我想你对那附近应该不熟吧？”

“不熟，我——怎么了？”

“那你怎么知道附近有乐购？”

罗里冲我眨了眨眼。“我在手机上查的。所以我就去了——”

在布雷斯林张嘴之前，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让事态保持冷静，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基本信息，他则斜靠在一边，时不时找个机会，戳罗里一下，而我就站在皮纳塔[1]下面，等着接掉下来的糖果。可我不喜欢和他合作愉快。这就像他又一次将我吸附住，让我动弹不得。

“乐购的花？”他问，他脸上半是嬉笑，半是难为情，“我想你说过这个爱斯琳，是喜欢奢华的那一款吧？”

罗里挪了挪屁股。“我说过，她确实是。但在那个时候——”

“她喜欢奢华，她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忙活了半天，只为了你一人，而你就打算给她带一束半死不活、土得掉渣的粉色雏菊？拜托。”

“好吧，没有，我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我想——爱斯琳告诉过我，小时候，她爸爸经常带她去鲍尔斯考特庄园[2]，他们会在那里的日式庭院里散步，欣赏杜鹃花，然后他会给她讲勇敢的爱斯琳公主的故事，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得到杜鹃花。我想……”他低头看着双手，露出悲伤的浅笑，“我想这会让她开心。”

“这很棒，”我说着，点了点头，“真的很棒。我觉得她一定会喜欢的。”

“既然这样，”布雷斯林赞许地说，用笔指着罗里，“这样能让你得不少分，在这个游戏里面。这是那种可以让你在人家心里占一席之地的举动，如果你能明白我意思的话。甚至还能弥补那个，”他指了指手套，“可惜你没办到，我打赌乐购里没有杜鹃花卖。”

“我知道没有，但在周六晚上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还开着门。我想即便是带一束难看的花，也比空着手去要好。”罗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希望可以寻求到认同。

布雷斯林做了个鬼脸，挥了挥手。“这得看女孩的意思。要是她是喜欢廉价货的那一款，没问题。可是这一位……别介意，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所以你就去了乐购？”

“是的，他们那边没剩多少花，而且大多数还都是你说的那种——颜色奇怪的大雏菊——不过我找到了一束鸢尾花，还算说得过去。”

“鸢尾花不会出错，”我说，“你到乐购的时候是几点钟？”

“大概差一刻八点，也许稍晚一些。”

关于这个，后面我们也会查一下。公交车上有监控，乐购里也有监控。罗里所讲的这条时间线，都能够得到证实，我很好奇这是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忘记买花可是非常方便的说辞。从维金花园到乐购大约要走七八分钟，刚好可以轻轻松松、顺理成章地为额外的那半个小时开脱。

如果罗里是跑到那里，或者跑着回去的——我们得找找有没有人看到他一路狂奔——他这一趟就可以省出几分钟的时间。实际的谋杀案根本不会花什么时间：两秒打一拳，也许十秒、二十秒用来检查爱斯琳的呼吸，十秒关掉炉灶，在一分钟内他就可以溜之大吉。唯一费时间的事情是谋杀的准备过程——如果真的有这么个过程的话。

如果罗里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他绝不是一个常规的无用懦夫。他很害羞，但他一定能在我们到达之前，把每一处蛛丝马迹都清理干净，一路都抢在我们前面。如果他是我们的对手，那么我们就至少有一场恶仗要打。

“你这时间真是精打细算。你花了多久到那里？”

“只花了几分钟。我走得很急。像你说的，我不剩多少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

“好吧，”我说，“所以你离开乐购是在……”

“我直接回了维金花园。到那里的时间是准时的——我特意看了下表，刚好在八点之前。”

“路上遇到什么人了吗？”

罗里思考，揉了揉鼻子。“有个老人在遛狗——一只小小的白狗。他从维金花园往外走，还朝我点了点头。我想再就没有其他人了。”

还是很容易验证。“那么然后呢？”

“我沿着街走，一直在看门牌号，直到找到爱斯琳家——26号。我按了门铃……”

他声音变小了。我说：“然后呢？”

“她没有应门。”

这次他的脸红得又急又热。我能感觉到斯蒂夫正在冲着这情景摇头，并且很确定这意味着他是对的，罗里绝对是清白的。我并不确定。脸红可能是因为丢脸的记忆，也可能是说谎的表现。

“哈，”我说，“真是奇怪，你觉得发生了什么呢？”

罗里低下了头。“那时我只是觉得爱斯琳没听到。我知道门铃是好用的——我能听见它发出的声音传到屋子里——但我想那时她可能在卫生间，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去了后院。”

“所以你做了什么？”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敲了敲门。接着我又按了门铃。她还是没有回应，所以过了一会儿我给她发了短信——我想是不是我把地址搞错了。我等了很长时间，但她什么也没有回我。”

“哦哦哦，”布雷斯林说，皱了皱眉，“那一定很伤人。”

“我想她也许是没听到短信提示——”罗里在布雷斯林的表情中捕捉到了同情和取笑，他头往后一靠，“有可能是这样的，她可能是在做饭或者干别的，把手机放在了其他房间——短信提示音可能很小——”

“我也经常听不到，”我表示赞同，“真是麻烦。所以你又给她发短信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房子只有这一栋，一层，所以我想无论她在什么地方，听到电话铃声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电话她也没接。”罗里抬头看了看，布雷斯林正尴尬地笑着，皱着眉头。“我又打了一个，并且把耳朵贴在了门上，看能否听到电话铃响——我甚至有点怀疑她到底在没在里面，或者是不是……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们也会去查验的。我说：“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确定，我想也许……”罗里的声音几乎完全消失。

“大点声，”布雷斯林说，“声音也得录到录像里面去。”

罗里努力提高了音量，但他还是不敢看我们。“好吧，爱斯琳曾临时取消过我们的一次约会，就在几周以前。她从来不说原因，只是说自己有事，所以这就让我们其他的约会变得相当复杂——我提出某一天，她会说不行，或者一开始说行，后来又不行——有的时候她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玩什么心理游戏——这真的、真的不像是爱斯琳会做的事情，但我显然还不大了解她——或者她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告诉我的事情，比如有患痴呆症或者酗酒的父母，需要随叫随到，随时照顾？”没有提到劈腿，不过他可能会想到这一点。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布雷斯林嘲笑他，不过这个遗漏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这次也许是类似的情况。无论是哪一种。”

“所以你就拿着你那束可爱的鸢尾花，站在那里？”布雷斯林说，努力忍住脸上得意的笑，“一切本来都准备好了。”罗里的脑袋埋得更深了。

我友好而同情地说：“你担心吗？爱斯琳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罗里满心感激地转向我。“是的，我有些担心。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问是不是和她有关。我担心她可能在家里晕倒了，或者洗澡的时候滑倒了，再或者病得太厉害，接不了电话——我是说，说不定她没准备好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个，她有某种疾病，癫痫之类的……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不能打急救电话，告诉他们有个女人不给一个她刚认识几周的男人开门——他们会当面笑话我，告诉我听起来我需要找个新女友。虽然我知道听上去这种情况最有可能，但我忍不住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我经常这么做，即便没有什么事……爱斯琳她还好吧？”

他已经出了舒适区，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傻瓜，或者他只是希望我们这样看待他。我说：“所以你做了什么呢？”

“窗帘之间有一道缝隙，我可以看到里面亮着灯，所以我努力想通过缝隙往里面看。我有点担心邻居会看到我，把警察找来。但是我有爱斯琳邀请我来的信息，而且我想让警察来也不是什么坏主意，因为他们至少可以来看看，确保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家伙点个三明治都会纠结涂蛋黄酱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你看到了什么？”

罗里摇了摇头。“什么都没有，那个缝隙太小了，而且从那个角度，我只能瞥见沙发，还有台灯——台灯是亮着的。我不想在那里待太久，所以只是看了一眼。”

“你看到什么动的东西了吗？阴影？有什么能证明有人在家的迹象吗？”

“不，没有。有阴影在摇晃，但不像是有人在周围走动，更像是壁炉里的火光。”

确实会有火光。我记下笔记，稍后去核查透过窗帘能否看到摇晃的阴影。如果罗里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在自我控制方面确实够出色，很多人都会忍不住给我们一个诱导，让我们顺着某个神秘的闯入者的线索去追查。“所以你做了什么？”

“我又给她发了条信息，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日期上搞岔了，或者——”布雷斯林哼了一声，罗里有些畏缩，“我是说万一，我知道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我被甩了。我已经说过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要是真有什么误会，我还怒气冲冲地删掉了她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两个可能都会错过一段精彩的恋情。我不想冒这个险，所以做个白痴也没什么。”

“看起来你达成了心愿。”布雷斯林说，“她不给你开门，你就应该走开。如果她想修复关系，就让她自己去折腾。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我不能做那样的事。”

“不能？你觉得那样的事怎么了？”

我说：“他是个正经人，布雷斯林。这是件好事。罗里，结果她还是没回你的短信，你是怎么做的？”

罗里轻轻地说：“我放弃了，快八点半了，我觉得很冷。天开始下雨了——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在那里站一晚上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就走了。”

“你一定很生气，”布雷斯林说，“跑了大半个城市，还是在那样一个糟糕的冬夜，顺便跑了个折返去乐购，而她连门不让你进？要是我肯定会发火。”

“我没有。我只是很……沮丧。我是说，我也有点生气，不过——”

“因为你就是在生气。你就没有去砸门？喊两嗓子？骂两句？踢路灯灯柱？”而当罗里张开嘴时，他接着说，“记住，我们会找邻居核实的。”

“没有，我没有做那样的事。”罗里把脸转了过去，仿佛没有踢门让他有失男子气概，“我直接回家了。”

“好吧，”我说，“有些人就会让自己在女孩家门口出洋相，这可不能给人家留个好印象。你还是坐公交车回去的？”

“我走着回去的。我不想等公交，或者看见别人。我只是……我走回去的。”

意味着没有公交车司机或者乘客可以向我们证实，他是否一副惊慌失措或者十分虚弱的样子，或者他的手套上是否全是鲜血。我挑了挑眉，一副关切状。“老天，我都想象不出你是怎么走回去的。周六晚上穿过整个小镇，街上还有虎视眈眈的醉鬼准备找碴……没有人找你麻烦吗？”

罗里的肩膀抽动了两下，似乎在耸肩。他再次想把脑袋埋进胸膛。“就算有人想找碴，我可能也没注意到。有个人在我身后吼着什么，在昂吉尔街，但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觉得那不是英语——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在对我说。我只是……”又一次抽动，“我顾不上那些了。”

“听起来不像你错过了很多，”我说，“那些花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把它们扔了。”那一晚的情绪波动，此刻突然涌现在罗里的声音中，充满挫败感、痛苦和极度的感伤。失去爱斯琳，无论如何都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开始我都忘了自己还带着花，而当我意识到时，我只想把它们处理掉。我想我应该找个什么人，把花送给他，而不是白白浪费，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把它们随便丢进一个垃圾桶，就这样。”

“哪里的垃圾桶？”

“码头那边。对了：我走的那一路，在我想起我拿着花之前，全都写着‘垃圾场’[3]。有意思，对吧？”这是对布雷斯林说的。

“我也会那么做。”我说。我冲单向玻璃那边挑了挑眉毛：斯蒂夫需要派几个助手去码头，赶在垃圾被清空之前搜查那里的垃圾桶。那束难看的花上面可能沾了血迹。“只是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去喝一杯。你没有，对吧？”

“不，我只想直接回家。”罗里用手揉了揉脸，他开始感到紧张了，“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我问：“你什么时候回的家？”

“我不确定，大概不到九点半吧，也许。我没看表。”

布雷斯林说：“你给谁打电话了？”

“什么意思？”

“你回家以后，给谁打电话诉苦，告诉他你当晚遭遇的这一切？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兄弟？”

“谁也没打。”

布雷斯林盯着他。“你没开玩笑吧。啊，罗里，告诉我你有一些可以打电话的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某个时候被抛弃过——时有发生——要是在那样的晚上，你真的直接回了家，还找不到一个单身汉抱怨一下女人和这个世界……好吧，这是我这几周听过的最悲惨的事情——这几个月。”

罗里说：“我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我给自己做了个三明治吃，显然我没吃晚饭。我坐在公寓里，看着窗外，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傻的人，越想越荒唐，我想象一切可能还正常，心里盼望自己出去转一圈，喝上一顿酒，找人打一架，然后跟陌生人上次床，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忘光。”

他声音中透着莫大的羞耻感，弥漫在空气中。这感觉很好。如果我们要攻破他的防线，靠的就是这个：羞耻感。

如果爱斯琳激怒了他，也靠的是这个。发现她当时正和别人在床上，也许就是刺激他的由头。

“到半夜，爱斯琳还是没有给我回电话或者短信，我就上床睡觉了。那个时候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打电话把我的朋友叫醒，告诉他这件事情，好了吧？”

布雷斯林又满怀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罗里移开视线，把衬衣的袖口扯开，但依旧一言不发。

到目前为止，罗里讲了一套很不错并且可以查证的说辞，而且他得知道我们可以查到他的通话记录。如果他跟什么人说起过这件事，那也只能通过他觉得我们无法追踪的途径。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朋友住在他回家路线的附近。

我放过了这个话题。“再确认一下，”我说，“你能确认这就是正在和你约会的女人吗？你昨天晚上要去她家的那个？”

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爱斯琳的照片，推到罗里面前。他抬头看了看，睁大了眼睛，忘记了所有痛苦的回忆。“为什么你会有……你们已经——出了什么事——什么——”

“像布雷斯林警探说的，”我对他说，友好而坚定，“我们得按规程办这事，这是你昨天晚上要去拜访的那个女人吗？”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罗里就要变得强硬，让我们给他一个说法。但我没有停止微笑和凝视，到最后他眨了眨眼。“好吧，是她。”

“法伦先生确认了一张爱斯琳·默里斯的照片。”我对着录像机说。

“我看看。”布雷斯林侧过身子，伸手拿起照片。他眼眉猛地一挑，低低地吹了一声长口哨。“哦，老天。可以啊，老兄，她可真是个漂亮女孩。”

这让罗里暂时忘记了他的问题。他狠狠地瞪了布雷斯林一眼，但后者并没有注意到——他还在端详照片，把它举到距离自己一臂远的位置，不住地点头称赞。“她是很漂亮，但那并不是我喜欢她的原因。”

布雷斯林越过照片，满腹狐疑地望了他一眼。“啊哈，你喜欢的是她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

“对，是的。她很有趣，很机智，很热情。她有很出众的想象力——这都无关她的长相。从外形上来说，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布雷斯林的鼻子发出巨响。“哦，得了吧，她是所有人喜欢的类型。你打算告诉我你喜欢丑一些的女孩？如果有选择，你会选择一个胖胖的、毛发旺盛的女孩，脸长得像被捣烂的面包圈？但不知怎么你不得不选择这个？我为你遗憾。”

罗里脸红了。“不，我只是说我从没跟这样的女孩约会过，如此……优雅。我其他的女朋友都是比较随便的类型。”

“意料之中，”布雷斯林说，盯着罗里的古董衬衫，“那么你是如何约到这一个的？无意冒犯，但让我们面对现实：你这可算是超水平发挥了。我这么说没让你觉得尴尬吧？”

“没有，我已经说过她很漂亮。”罗里挪了挪椅子，想让布雷斯林把照片放下，布雷斯林又是一阵坏笑。

“她可是个尤物，而你……好吧，你没什么毛病，不过你并不是帅哥布拉德·皮特，对吧？”

“我知道。”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布雷斯林晃了晃照片。

“我们一起聊天。我们是在我店里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认识的，12月初认识的，就这样。”

“啊哈，”布雷斯林又怀疑地扫了他一眼，“你有什么高着？说真的。你有什么小窍门吗，我很想听一听。”

罗里被激怒了：他坐得更直，瞪着布雷斯林，想让他罢休。“我没什么高着，我只是跟她聊天。我都没考虑过我们还会有什么后续发展。我很清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别人看到她，再看我一眼，就会立刻下注，赌我跟她最后会分手，因为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我和她聊天只是因为她一个人待在我们的童书区，那又是我的店铺，确保每个人愉快是我的责任。”

“然后，”我说，“你们一见如故。”

我对他微笑，并且在他记起什么之前得到了回应。“是的，我们确实开始约会了，或者我以为我们已经是那种关系。”

“你们会聊些什么？”

“书，大部分时间都是。爱斯琳那时正在阅读一整套乔治·麦克唐纳[4]的童话书，我小时候喜欢那套书，所以就告诉她，而她说她也喜欢——我们甚至有同样的版本。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我们都喜欢魔幻现实主义，而且我们都喜欢续作、改编作品——爱斯琳喜欢《藻海无边》[5]，我告诉她她应该读一读《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6]。而她告诉我她十四岁时对《小妇人》[7]的结局有多愤慨，还真的自己重新写了个结尾，让乔和劳里结婚了。她用胶水把自己写的结局贴到了书里相应的位置，这样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假装自己写的是真正的结局。说这些的时候她很兴奋——讲自己如何生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气，直到找出这个解决手段……我们都笑了半天。”罗里不知不觉地露出了笑容。

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仿佛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知道我和布雷斯林是在工作，我也知道罗里那颗思维缜密的脑袋里正在思索各种情形：每一个刁钻的回答都把他带到一间挤满奥兹国[8]群众演员的囚室当中，他应该坚定立场，要求给个说法，而不是坐在这里，我们问什么，就老老实实提供什么。助手们说他为人随和，但现在他远远不只是随和。往往不回绝任何问题的人心里有鬼。

我看向斯蒂夫，他也隔着单向玻璃望着我。

“所以你们互相给了对方电话号码，”我说，“而然后……”

“我们会发几条短信，然后我们约在市场酒吧喝一杯。我们又相处得很愉快。这就像——我知道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中学生，但这就像发生了奇迹。我们不停地聊天，不停地笑。我们八点到了那里，一直聊到他们把我们赶出去。”

“听起来像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那种约会。”我说。

罗里把手心朝上。“确实像是那样。爱斯琳……她告诉我她以前很平凡——她用的就是这个词，‘平凡’——而现在，每次男人跟她搭讪，她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人几年前根本不会靠近她，而她没办法承受这个；她无法跟那样的人彬彬有礼。她说和我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她觉得即使回到从前，我还是会用和现在一样的方式跟她聊天——我也是这样想的。她好像……对此很惊讶。不只是惊讶——几乎是目眩神迷。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我们一见钟情，不只是我爱上了她。”

这听上去并不像是我想象的那种玩游戏套路上瘾者的表现。爱斯琳再次做到了：我找到的一切关于她的信息让她的形象越来越模糊。这，要么是她在跟罗里扯淡，要么就是罗里在跟我们胡说八道。

布雷斯林问：“那晚后来呢？”

“我把她送上了出租车。”

“拜托，罗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路上你有没有亲她？”

罗里扬起了下巴。“这能说明什么？”他想要表现出尊严，但没有足够的力气发火。

布雷斯林冲着他的笔记本偷笑。“亲都没亲，”他转头对我说，“你管这个叫梦幻约会？”

罗里上当了。“我们确实接吻了。”

“啊，”布雷斯林说，“真甜。只亲了一下？”

“是的，只吻了一次。”

布雷斯林咧嘴笑了。我说：“那天晚上之后呢？”

“我们继续发短信，我邀请她出去吃晚餐。像我说的，约好日程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最后还是敲定了。我们去了派斯多。”

“非常棒。”布雷斯林说着，点了点头。就连我也听说过这个派斯多，虽然我很想把记住这个名字用掉的脑细胞赎回来。“你去卖了个肾是吗？”

一抹悲伤的微笑浮现在罗里脸上。“我想爱斯琳会喜欢，我没想到那里会那么奢华，我选它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封闭的屋顶花园，我们可以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然后聊聊天。我不知道，大家都去那里吃饭，然后可能……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看上去我一定做了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依外表判断她。你是不是觉得——”他把脸转向我，突然瞪大了眼睛，“你觉得这是她为什么……”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我说，“她那天晚上看上去开心吗？”

“是的，我是说……”一道阴影在罗里脸上闪过，“她很开心，她真的很开心。但她似乎也藏着什么心事，让她无法完全放松下来。每当我们进展顺利——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或者说了个笑话——她都会露出那种忧心忡忡的表情，突然安静下来，我就要想办法找到谈资，让话题继续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觉得，她还有什么事情没准备好告诉我，比如家庭状况，或者——”

“或者，”布雷斯林说，“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爱上你。而每次她看到你觉得事情进展非常顺利时，她就会感到忧心忡忡，因为据她所知，这次的约会简直不能再糟了，而她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实情。”

这话戳中了罗里。“那并不是糟到不能再糟的约会，我知道你会说——”布雷斯林想要说些什么，但罗里提高了音量，把他的话压了回去，他开始表现自己的勇气，“但我亲身经历了，我不是在自欺欺人。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相处得都很愉快。”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也好。”布雷斯林说，努力忍住嘴角的抽搐，“那天晚上约会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又接吻了，我想这就是你想知道的。”

布雷斯林椅子的前腿砰的一声着地。“你亲了？她没邀请你回家？你可是把你的命根子都押给了人家，就为了带她去派斯多，换回来的只有在灯柱底下亲一口，就像一对该死的中学生？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约会进展顺利——”

罗里突然打断了他：“两天后，她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饭了。你可以看我的手机，当时的短信我还留着。要是我们的约会糟糕透顶，她怎么会这么做？”

布雷斯林咧嘴在笑，毫不掩饰，像个饿死鬼。现在的局面是他想要的。

我也感受到了。我们进展不错，现在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他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让他上上下下，玩出各种花样，就像我们手里的颗小溜溜球。

我不想把他逼得太紧，现在还不想。我给了布雷斯林一个警告的眼神，然后说：“这个晚餐约会就是昨晚的那个？”

“对。”罗里的后背弯了下去，他短暂的活跃时刻已经过去。“一开始我们约的是上周，但爱斯琳临时有事，所以我们就改约到了昨晚。”

布雷斯林身子往后靠了一点，但没有完全靠下去。“当你说到如何去爱斯琳家的时候，你说——”他快速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你坐公交车，是以防晚餐的时候喝酒，等吃完饭你还得回去。这意味着你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她家过夜，没错吧？”

罗里的脸又红了。“我不确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没开车——我不想让爱斯琳觉得我希望她能留我在她家过夜，或者我想要她这么做。”

这个家伙居然每天早上能顺利起床，而不是躲在床上担心各种意外事故——他可能会在浴室的垫子上摔倒；可能会用牙刷戳穿自己的眼睛；驾驶员心脏病发作造成几百人葬身火海，自己则患上永久性的抽搐病，这辈子再也不能安全踏上飞机。正常情况下，这种糟糕的性格只会让我觉得碍事，可是现在它却很有用，只要我们赐予它一些力量。

这种假设和可能的废话是属于弱者的，属于没有能力让事情按照心意进展的人。所以他们就要藏进白日梦中，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控制者，控制事态的走向。而这会让他们变得更弱。对于那些想要抓住他把柄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假设都是一件礼物。如果一个家伙满脑子是现实，现实就是我们可以搞定他的唯一路径。而如果他的心思玲珑复杂，满是想象的曲折故事，那么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可以用于撬开他心门的裂缝。

布雷斯林说：“不过你想的是，昨天晚上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夜晚。”

“我不知道，那是我——”

“得了吧，罗里。别蒙我了，这是你们第三次约会，对吧？上次约会的时候，你可砸了大价钱。所以她就会请你，让你尝尝她做的可口饭菜？任何一个正常的小伙子，都会期待——”

“我没有在期待什么。餐馆的价格不能决定什么——爱斯琳不是个——”

罗里生气的时候很滑稽，像是一只毛茸茸的小沙鼠，极具攻击性。布雷斯林抬起头，望向天花板。“好吧，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带避孕套了吗？”

“我不明白怎么——”

“罗里，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腼腆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昨晚你去爱斯琳家敲门的时候，身上带避孕套了吗？带了还是没带？”

沉默了一会儿，罗里回答：“带了，我带了一包，在大衣口袋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你还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嘛，”布雷斯林说，他靠着椅背，得意扬扬地笑了起来，“花你忘了带，不过这玩意——你可没忘了。”

“暴露年龄了，布雷斯林，”我平静地说，还了他一个得意扬扬的笑。“你们那一代人还会对性爱安全大惊小怪，而我和罗里这一代，走到哪里都会带一个三联包，说不定有机会呢。”布雷斯林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不过只是稍稍流露。我说：“我没说错吧，罗里？它还在你大衣的口袋里吗？”

如果他能把避孕套拿出来，这就可以作为他昨晚穿的也是这件大衣的证据。但罗里摇了摇头。“我把它拿出来了，就在昨晚回家脱衣服的时候。我摸到那东西在我口袋里，我只是……”他呼吸急促，“我觉得自己早该知道，我们是不可能走到那一步的。就像你说的。”这句话是对布雷斯林说的，他歪了歪头表示承认。“爱斯琳跟我约会的唯一理由，就是准备恶搞我，说不定在我像个白痴一样敲门、发短信、打电话的时候，她正跟朋友们躲在门后，嘲笑这个真以为有机会跟她上床的傻小子。”

情绪是真实的，贯穿了他的全身，时刻准备拽着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但这并不能保证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耻辱的打击，可能随着他讲述的过程袭来。要么是他早早来到爱斯琳家门口，而爱斯琳没有如他所愿给他开门，于是他一时怒火中烧，干下蠢事；要么是在几周之前，爱斯琳告诉他她正在跟其他人约会时，或者他们离开派斯多后她并没有邀他回家共度良宵时，他便已生了念头——从那时起，他便决定要惩罚她。

罗里还在继续说：“我把那包避孕套扔出了房间，它让我觉得荒唐、不堪、下流，而且……它应该在我客厅的什么地方。我希望我永远也不要找到它。”

我以就事论事但满怀同情——“酷女孩”总是这样——的态度说：“如果她真的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给你开门，那这件事可真够糟糕。”

罗里耸耸肩，脑袋再次垂了下去。咆哮耗尽了他的力气，他整个人看上去都萎缩了。“也许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布雷斯林挪了挪身子，罗里抬起头，正好撞见他满脸的窃笑，赶紧避开了。

“不，没什么，”我说，“你有充分的权利发火。”

罗里说：“我没想发火，我只是想搞明白。”他看上去突然精疲力尽，摘掉了眼镜，撸下了一只袖口，用来擦它。目前他看不清我，反倒可以更轻松地与我对视。他的眼睛因为没戴眼镜而半盲，像动物的眼睛一般纯净。“这样我就可以停下来，不用再幻想各种场景了。我昨晚的事情已经全都交代了。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想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如果有人听见他半夜还在走动，或者还亮着灯，这个说法就可以用来解释。“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样。”

我说：“你觉得我们为什么带你来这儿？”

“我不知道。”罗里的后背突然绷紧。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正在逼近真正的目标。“显然是出了什么事，也许是在爱斯琳家附近，因为你问我是不是……但我不能——有太多——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不是——”

我脱口而出，清楚自己丝毫不温柔：“爱斯琳死了。”

这仿佛一束强光打到了罗里脸上。他猛地靠在椅背上，双手在身前抽搐——他的眼镜掉到了桌子上，滑出去一段距离。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有什么病——他像是那种需要随身携带呼吸设备的人。不过他自己恢复过来了。他抓起眼镜，匆忙把它架到鼻梁上。他笨拙地试了三次才成功，每次滑下来都立刻将它扶正，小心不把镜片弄脏。然后他手掌交握，手指压在嘴巴上，艰难地呼吸，眼睛茫然地盯着虚空。

我和布雷斯林等待着。

罗里透过手指说话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有人杀了她。”

他的身子猛地一颤。“哦，老天，哦，老天。这就是她——那时候她——我敲门的时候，她是不是——那时有人还——”

我说：“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和你谈话了吧？”

“是的。我——哦，老天！”罗里的眼睛找回了焦点，聚焦在我身上，同时睁得很大。他恍然大悟，或者这也是他表演的一部分。

“你不会觉得——等一下，不，你觉得我——我是嫌疑人？”

布雷斯林放声大笑，笔记上多了一条冰冷的记录。

“什么？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吗？”

“听见了吧，”布雷斯林对我说，“这个人一直在说他有多关心爱斯琳，喜欢的是她的性格，咱们告诉他那女孩死了，就变成这样了，只剩关心他自己了。这么快就把她忘了。”

“我是在乎她的！我只是——这不是——”罗里气喘吁吁。他看起来糟透了：脸色苍白，呼吸不匀，眼睛来来回回看着我们，几近失控。我暗自希望他身上带了呼吸器。“我想也许是个窃贼。或者是一个，一个暴徒。我没有——”

他用手捂住脑袋，手指来回揉着太阳穴。他呼吸艰难。

看上去一切正常。震惊与悲伤会让人动作笨拙，脸面难看，不只是流几滴漂亮的几颗泪珠和用手绢擦拭。但罗里已经为自己那一夜的故事披上了一层“假设和可能”的铠甲，他早已穿戴齐整。而且，因为他对本该发生的事情投入了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样多的关注，他就完全可以围绕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做文章，让它显得和事实毫无出入。

他的故事有一个地方倒是显出了裂痕，仿佛表皮即将剥落：在他下了公交车到敲响爱斯琳家门之间，隔了整整半个小时。这其中一定有文章。其他的部分怎么都说得通，无论他是清白的，还是有罪。但这半个小时，这关键的半个小时里，绝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

震惊可能是真实的，而他也可能仍然是我们要找的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可能仍然期盼着这是一桩暴力事件，而非谋杀。

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爱斯琳家可能会有窃贼，或者暴徒呢？”

“我可以——”罗里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他努力咽了口口水，但下巴在颤抖，“我可以安静地待一分钟吗？”

布雷斯林说：“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才得知，”他猛烈地摇着脑袋，仿佛脸上有只苍蝇，“我只需要一分钟。”

“你状态很好，”我说，“我们还需要一会儿。坚持住。”

“不，我不能。我需要——”

“我们要求你协助调查，”布雷斯林说，“你有什么理由不能配合我们吗？”

“我只是需要理清一下思路，我只是——我一定得留在这里吗？我可以离开吗？”罗里突然变得大声，音调也变高。

布雷斯林斜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撇着嘴。“罗里，镇静一点。”但罗里已经达到厌恶的极点。“这只是例行公事。并不是针对性的审讯。任何一个和爱斯琳有关的人，都要接受我们这样的审讯。同时我可以向你保证，任何在乎她的人，都会希望可以做点事情协助我们调查。你不想吗？”

“我想。我只是——我并没有被逮捕，对吧？我可否出去走走，然后再回来？”

毕竟不是一个完全逆来顺受的人。温顺的小罗里完全有能力反击，只要他想那么做。

他就差直接走出去了。如果他走到门口，我就有了一道选择题要做：让他走，或者逮捕他。哪个选项看起来都不能得满分。

“老天，哥们儿，你看到外面的天气吗？”我轻松地说，“外面正在下大雨，你会被淋透的。另外，我们会因此失去这间审讯室，要找到另一间，我们还要一起再等上几个小时。”罗里盯着我，一脸茫然，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告诉你，我们会给你几分钟自己待一会儿，这样好吗？只是为了让你能呼吸顺畅。这可是个大问题。”

布雷斯林突然微微移动了一下，但我没有理会。我冲罗里“酷女孩”式地微笑，满含同情，足够温暖人心，但不至于让人厌烦。“我们出去喝杯茶，然后再回来找你。”我说着，在他做出决定以前，从椅子上站起身。“要我回来的时候也给你带一杯吗？”

“不了，谢谢，我只想要——”

罗里的声音变得嘶哑破碎。他用一只手背按了按他的嘴。

布雷斯林没有动，一双灰白的眼睛盯着我。它们宛如在我手腕上狠狠地捏了一把，对我说，赶紧他妈的坐下。

我说，视线没有离开布雷斯林：“我们待会儿再见，罗里，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我转身走向门口。我让门开着，但没有回头看。在听到布雷斯林推开椅子在灰色的油地毡上发出刺耳震颤的刮擦声之前，我已经在回观察室的路上。

斯蒂夫站在单向玻璃前，衬衣袖子卷了上去，一头橘色的头发十分张扬，宛如一只刺猬。刚才听我们审讯的时候，他一定很投入。我走过去看罗里独处时在做什么，目光与他相遇，不过我立刻用眼神暗示他稍等。

罗里的手肘撑在桌面上，把头埋在胳膊中间。起伏的肩膀表明他正在痛哭，但我看不出他是否真的流了眼泪。

“不错，不错，”布雷斯林在身后招呼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想我们第一轮进行得很顺利，干得不错，康韦。”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干得也不赖。”我说。

“我不确定刚才那步棋走得对不对，在他马上就要彻底崩盘的时候放了他一马。那往往是让他们这种人招供的好时机。”布雷斯林用一只手松开了衬衫领口的扣子，然后扭动着肩膀，“但是，我们已经击中他的要害了，可以再来一次。对吧？”

“没问题，”我说，“所以，赌什么？”

布雷斯林脑袋突然前倾，仿佛不相信自己听清了我说的话。“你说什么？”

“警探先生，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我想知道你的意见。”

布雷斯林的眉毛都快抬到他精心打理的发际线上面了。“你是认真的吗？”

“关于我是否想知道你的意见吗？多多少少吧。”

斯蒂夫踱着步子去了饮水机那边，接了一杯水，看着我们。布雷斯林抬起一只手。“哇哦，哇哦，咱们这场球就此打住吧。你是说对此你还有疑问？”

“我是说我想问问你的看法。要是你不想说，我也可以不问。”我立马又想揍这个浑蛋一顿。我们在审讯室里建立起的薄弱联盟，在外面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跟我说说，康韦。你打算小心行事，对不对？要确保面面俱到？是这种情况吗？”

这招不坏——要让人招供就得让他处于劣势——但这也就是我为何说布雷斯林不如他自以为的那样聪明：我刚刚看到他对罗里用过这招，而且他本来应该想到，既然我也是个警探，我大概知道他会耍什么把戏。我把手插进口袋，侧身靠在单向玻璃上，这样我就可以留意罗里。“你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吗？”

布雷斯林叹了口气。“好吧，我想我们应当直面它。你不应当火急火燎，抢先行动，但你也不能过于优柔寡断，让嫌疑人四处逍遥，要敢于冒险。明白了吗？”

斯蒂夫说话了，声音里带着一丝困惑：“等一下，你说你确定他就是凶手了，对吗？”

布雷斯林又恼怒地叹了口气，双手挠着他所剩的头发，小心翼翼，注意不把头发弄乱。“好吧，莫兰，我有几分确定。这个家伙是被害人的男朋友：一垒。他又确实在相关的时间出现在犯罪现场，甚至对此没有表示否认：二垒。他戴的是纤维手套，和嫌疑人一样：三垒。他还穿了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而我们在尸体上找到了黑色纤维：四垒。而且他基本承认，对于这段交往他有些不耐烦了，毕竟在这个女孩身上，他已经费了不少时间和钞票，而她却没有任何打算投降的表示。足足五次击中。我不是棒球迷，不过我知道，要让一个男人完全出局，不用费那么多心思。”

斯蒂夫抿了一口水，在布雷斯林列要点时不断点头。“我觉得也是，没错。”他赞同地说。他的口音更浓了，我也偶尔会扮酷装傻，不过往往是因为嫌疑人，而不是因为自己人。但有时斯蒂夫会让我觉得恶心。“不过，我想我还得继续听听别人的意见。”

布雷斯林更加生气了。“什么意见？已经没有什么好废话的了，莫兰。法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这一大堆间接证据都指向他，这就够了。你还要听取什么意见？考虑一下外星人作案的可能？或者是美国中情局派人干的？”

斯蒂夫把屁股靠在快要散架的桌子上面，换了个舒适的姿势聊天。他开心就好。我没有理会他。“只有一个问题，”他说，“人到底是怎么被杀的？”

“你在说什么？他打了她一拳。她摔到了头。她死了。过程就是这样。”

斯蒂夫琢磨了一会儿，眉头紧锁——往上皱的时候有些慢，我们这两个骗子。“可是，为什么呢？”他问。

布雷斯林头往后仰，龇牙冲着天花板，似是笑容，又似皱眉。“莫兰，莫兰，你看我像大侦探波洛吗？”

“哈？不怎么像。”

“不，如果是周六晚上，你大可以泡上一杯好茶，打开一盒消化饼干，守在电视机前欣赏电视剧，但现在不是，所以我根本不关心动机是什么。我不关心。你们两个也不应该关心。到现在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了。”

斯蒂夫挠了挠鼻子。“你说的可能没错，朋友。我想你说得没错。只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希望能在自己的脑子里看到来龙去脉，懂我什么意思吗？就像把它们构想出来。”他用手在眼前比画了一个框架，确保布雷斯林能明白“构想”是什么意思。

布雷斯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让我们明白他在竭力控制脾气。“好，”他说，“好，那咱们就花点时间，把它给构想出来。”

“谢谢，”斯蒂夫说，冲他谦逊地一笑，“我很感激。”

“罗里带着那束从乐购买来的花，去见爱斯琳，而爱斯琳显然不是那种用便宜货能打发的女孩，她不高兴了，羞辱了他。罗里受不了了，他花光了预算，为她重新安排日程，还冒雨在斯托尼巴特尔东奔西跑，就是为了能讨她欢心，可是公主殿下竟然还不满意？他引用了简·奥斯汀的一句名言，讽刺对象是难伺候的女人、卖弄风骚的女人，或者文人雅客口中的其他女人。爱斯琳猛扇了他一耳光：她明确告诉罗里，为什么他配不上自己，包括为什么她一直不让他碰她，以及往后也别再痴心妄想。她让罗里彻底下不来台，然后砰——”布雷斯林比画了个出拳的动作，动作幅度很小，没太用力气，“然后就这样了。你能在脑中构想了吧？可以了吧？”

“也许是这样，没错。”斯蒂夫点了点头，正在构想，“只是你会觉得那天晚上那么混乱，那束花应该会被弄乱才对。花会掉在地上，或者留下其他什么痕迹。可我们在地板上没有找到一片花瓣。”

“那就是花瓣没有掉下来。或者罗里够机灵把花瓣收拾起来了。我们在讨论的不是大打出手，只是稍微动了动手，”布雷斯林用嘴巴做了一个咆哮的动作，“只有一拳，惊慌了几秒。若找到几片花瓣会很有用，但这个工作你不能要求太高。你得有什么用什么，不能为了手头没有的证据小题大做。”布雷斯林冲斯蒂夫露出一个嘴角微微上扬的表情，仿佛准备亲他一口，或者与他和好。“我说得对吧？”

斯蒂夫很快活地回答：“你说得太对了，朋友。我只是想继续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挖出什么料，就这样。”这时布雷斯林突然站起身来走开，口中喋喋不休：“我是个菜鸟，你知道吧？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所以在我还有条件的时候不妨多锻炼锻炼。”

“你不是个该死的菜鸟，你在这儿待得够久了，应该不用手把手教你，你就能独力办案了。可看现在这情况，就明白头儿为什么还是觉得需要给你们配一个帮手。”

“我们很感激你能来帮忙，朋友。说真的。但是我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办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我什么都学不到。这会妨碍什么吗？”

“莫兰，得了吧。妨碍就是你们两个要丢人现眼——而且老实说，你们现在还输不起。如果你们当真让我走人，自己准备继续追查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你们会力不从心，会露怯，不只有其他同事会这么觉得。你拖得越久，对方的防线布置得就越牢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连警察都不确定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你们怎么能不产生合理怀疑呢？这难道不会让你们感觉到丝毫困扰吗？”

在审讯室里，罗里抬起头，用手掌根擦着眼泪。他的脸很红，还有泪痕，泪珠还在，不论是否有任何价值。

斯蒂夫把杯子举到布雷斯林面前。“别担心，朋友。我们会确保让头儿知道，你已经尽力让我们振奋起来了。”

“哇，又来了。等一下。你以为我关心的就是这个？”布雷斯林情绪大变，又惊讶又受伤，“你真以为我关心的是这个？我的名声？”

“啊，老天，不，”斯蒂夫说，冲他温和地一笑，“你的名声可是好极了——居功至伟，我想说的应该是这个词吧？光我们几个，肯定不会把事情搞砸。我只是说，别担心——谁立功了，我们肯定不会亏了谁的。”

“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这也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的声誉，那我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你，别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是为你们好，但是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做出选择。这事事关整个重案组。要是你们一个月才敢指控里面那个明显是凶手的人，媒体不会嚷嚷说康韦和莫兰办事要高效一点；他们只会要求重案组的人好好干活，保护广大群众不受这样的浑蛋的侵扰。我希望你们两个能足够忠诚，别去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布雷斯林十分激动，一副义愤填膺状，我一时分辨不出他是否真的这么认为。我说：“要是我们抓错了人，大家会怎么看我们组？”

“那就得放弃指控。”斯蒂夫说，感到难堪，“很可能还需要公开道歉。媒体会公然宣称职责组是一群无能的傻瓜，只要能提高破案率，根本不在乎自己抓的到底是什么人。证人不敢接近我们，怕被我们铐上手铐，因为我们成天忙着把所有落到我们手上的人都关起来……”他摇了摇头，“一败涂地，组里就会遇到这种麻烦。”

布雷斯林又叹了口气。“康韦，莫兰，”他说着，又变得温柔起来，“这个家伙是有罪的，让那些你们刚上警校时就已经在抓罪犯的老家伙发表意见，他们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杀人。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完成工作。”

我说：“可我们现在只能祈祷老天了，对吧？”

“好吧，听着。”布雷斯林后背斜靠在墙上，冲我们两个露出了他那能让证人服软的微笑。“我知道你们两个家伙在这里不容易。也许你们觉得我没注意到，或者并不关心，但如果你们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记挂着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一直在说，你们会成为重案组里一对伟大的搭档，只要你们能站稳脚跟。”

“谢谢你，朋友。”斯蒂夫说。斯蒂夫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除非是因为我惹上；布雷斯林只是想让我们这一对变成妄想狂。“这话对我意义重大。”

“别客气。你只需要摆平那些破事，惯例而已。新手都得受些欺负；大家都这样。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这个虚伪的浑蛋，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了刚才审问法伦时的同一套说辞。才刚过了五分钟，要不就是他觉得我们也这么蠢。而且他竟然觉得，我们愚蠢如此，会相信那些破事是惯例，或者我们已经绝望如此，会假装相信这鬼话。

“那些家伙只是想看看你们能不能承受得了。而这次呢？”布雷斯林指了指单向玻璃，“就是你们向他们展现的机会。我知道那些破事已经动摇了你们的信心，但如果这种学生级别的鬼话就让你们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不敢去抓这样一个浑蛋，也许你们真应该离开警察局了。好吧，这听上去有些伤人，”举起一只手，仿佛我们有人要打断他，但我们并没有，“但你们得听一听这种话。”

我很清楚斯蒂夫会做何反应，所以没有去看他。通过余光，我看见他还在惬意地晃着腿，喝着水，不过我能感觉到，他也清楚我的想法，所以没有看我。

布雷斯林想让我们对罗里·法伦提出指控。他很渴望我们这么做，这可能是因为他厌倦了帮我们处理这个幼儿园水平的案子，想赶紧结了，回到他的搭档麦卡恩身边，继续追查他们那些高智商的酷炫阴谋，以及黑帮老大的枪杀案。也可能是想在奥凯利面前邀个功——那两个人解决上一个家暴案用了两个月，我一出手就立竿见影。快抚慰一下我的自尊心，赶紧给我升职。还可能只是因为他一直好为人师，如果不能跟人絮絮叨叨，他就没法活。可是还有问题。

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不管是谁把我出卖给了克劳利，都只是一时冲动，只是为了耍我，就像有人趁我不在座位时把我的手机放进咖啡杯里一样。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这背后其实有更大的阴谋。

鬼鬼祟祟的克劳利正想方设法把这个案子炒作成一个大新闻，而且有人怂恿他这么做。如果我真的搞砸了什么事情，大出洋相。比如，某个可以消除法伦嫌疑的重大证据不明所以弄丢了，没有到我手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对他提出控告，而且要是报纸恰好通过某些渠道掌握了信息，那么举国都会为之震怒。这正是重案组翘首以待的借口：我就该打包走人。

在一次审讯过程中，我站起来，暂停了录像——审讯在下午二点五十二分暂停，康韦警探和莫兰警探离开审讯室——让我和斯蒂夫滚出去。我们需要谈一谈，立刻。我无精打采地看着布雷斯林，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听我的，”布雷斯林说，“莫兰，你去查一下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罗里·法伦昨晚从被害人家里离开的画面，然后追查他的行踪——也许我们能找到他是在什么地方扔掉手套的。同时，我和康韦会继续对付他，争取让他认罪——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说得对吧？”他冲我友善地咧嘴一笑，还——我的老天爷，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几乎要忍不住揍这个自以为是的浑蛋了。“即使我们没法让他认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已经掌握足够多的情况。我们会逮捕他、控告他。我会跟其他小伙子说一声，关键时刻，你们两个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我保证你们不会在组里惹上什么麻烦。大家都是乐于助人的好同志。”

他差点就明示言下之意了：只要你们在这个案子上听我的，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小伙子。这不只是因为他想回到麦卡恩身边，或者他想在头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他十分渴望让法伦受到指控。

而且他很肯定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达成这个交易。他甚至已经拉紧了领带，准备往外走。

我说：“听我的。迪齐和斯坦顿正在做罗里·法伦的重要联系人名单。如果罗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么报案人也一定会在名单上。我希望你能跟这些人聊一聊，看看能否确认报案人的身份。要是他有兄弟和哥们儿的话，就从这些人入手。如果没有，你也可以一个一个聊。”

布雷斯林转过身来。他盯着我，不过也在努力保持友好平和，如果我们愿意，他也乐意继续拉拢我们。当他确定拉拢我没希望了，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和莫兰会在这里再审他一次。”

布雷斯林来回打量着我们——他本想做一只大狗，忍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狗很久了。但他现在得听令于我们，这让他有些泄气。他说：“关于这个决定，我需要得到一个解释。”

我正准备回答他，因为这他妈的是我们的案子，而他下次要是再想对我们发号施令，就要做好蛋蛋被我们用膝盖踹的准备。但斯蒂夫却抢先说话了。他说：“你的想法完全正确，朋友，我们需要赢得同事们的尊重。但我们不会让你为我们争取嫌疑人招供。你能帮忙我们很感激，但是这个案子我们会自己解决。”

我承认他的这些话，确实比我考虑的版本要好。随着布雷斯林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我的状态也恢复了正常。我告诉斯蒂夫：“布雷斯林警探当然很清楚，你这个笨蛋。你看人家像个菜鸟吗？他正在测试我们呢。他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慌了神，随便就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重任推卸给别的什么人，或者我们是不是只知道使唤助手来帮我们做事。”

斯蒂夫把嘴张开，紧接着是一阵大笑。“老天哪，亏我还站在这儿，像个白痴一样跟你们长篇大论，要你们去赢得同事的尊重。好吧，朋友。你忽悠我，没有问题。”

布雷斯林嘴角还有一丝笑意，但那双灰白的眼睛依旧在我们之间来回游走，冷酷、意义不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我们。

我刻意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他也忽悠过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名声这么好是有原因的。谢谢你，布雷斯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很清楚了。我们会做好我们的工作。等我们一完成，就会在专案室等你。案情会议在四点。”

我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朝单向玻璃那边走去。布雷斯林玻璃中的影子一动不动，和罗里的影子重叠。他在盯着我。我脊背发凉。

然后他耸耸肩。“我很乐意认为，你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说，“四点钟见。”

影子掉了个头，消失了。观察室的门咔嗒一声关上了。

我和斯蒂夫等着，边倾听着边看着罗里在口袋里乱摸，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想把自己那一团糟的脸擦干净。然后我走到门口，迅速打开门，走廊里空空如也。

斯蒂夫说：“我不喜欢这样。”他的声音回归正常。

我说：“我也不喜欢。”

“他在耍什么把戏？”

“我不知道。”我让门开着。我想踱步来着，但观察室太小，每走两步就会撞到墙。臭气越发浓重，仿佛屋里又多了一个人，让我们腾出地方。“你听见他说的了吗？‘我保证你们不会在组里惹上什么麻烦……’他还想拉拢我们。”

“他为什么想让法伦受到指控？还这么迫切？”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跟那些想整我的人不是一伙的。”斯蒂夫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又没有昏迷，可是我从不与人交心对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讲出这件事情，感觉并不好。“但要是我们太仓促地指控法伦，结果事情搞砸，克劳利一定会出手，让全国人人皆知……”即便只是想一想——办公室里爆发的掌声、罗奇的傻笑、奥凯利说明这样做不行时声音里赤裸裸的宽慰——我的大脑就会紊乱，充满红色锯齿线。我说：“这可能是让我出局的一种方法。”

斯蒂夫撕开了他的塑料杯，正在把它折叠成各种形状。他说：“有可能只是因为他想整我们。”这个“我们”很可爱——没有人想整斯蒂夫——但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一股可笑的温暖。“不过我在从没他身上感受到这种信号。我倒是总感觉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也是，可他如果真想赶我们走，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布雷斯林不是天才，但他干这一行有些年头了。他完全有能力隐藏起自己的真正目的。”

“或者，”斯蒂夫说，“如果黑帮歹徒的事情属实……”

他说到这里停下了，折叠塑料的尖锐声音很刺耳。

警察枉法是存在的。现实中数量比电视上少一些，但确实存在。比如，某个家伙用超速罚单换某场比赛的门票，身体和灵魂都被某个黑帮老大收买。

如果是一个黑帮男友杀了爱斯琳，他或者他的朋友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最好的小跟班，让他把事情摆平。最完美的摆平办法，也许就是控告罗里·法伦，结了这个案子，没有后顾之忧，也不必担惊受怕。

“布雷斯林，”我说，我停止了踱步，也几乎屏住了呼吸，“布雷斯林。你觉得他也卷进来了？没开玩笑吧？”

斯蒂夫动了动一侧肩膀。

“不，我不这么觉得。他一心想的只是当个大英雄。他可不愿意最后落一个傀儡警察的坏名声。这么复杂的角色会让他脑细胞全死光的。”

斯蒂夫说：“不管做了什么，布雷斯林都有办法自诩为英雄。这是他的出发点：按照这个想法，他是个好人，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是正义的。他的工作就是反向证明自己是正义的。”

千真万确，可我从没这么想过——我以前从来没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关于布雷斯林的任何问题。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如同芒刺在背。斯蒂夫所说的这个推测，不仅布雷斯林这么想，我们其他人其实也是。当你不停逼迫某个受到精神创伤的证人说出一句证言；或者让某个妈妈配合调查提供证据，给出能够把她的孩子送进监狱时，你都会享受到胜利的快感，而绝不会为这些行为在道德上的微妙瑕疵纠结，因为在这个故事里，你是好人。在斯蒂夫的分析下，案子变得面目全非，纷乱而棘手，危险得很。

他说：“而且他就是他们想找的那种人。有老婆，有孩子，有贷款……”

黑帮歹徒不会在我和斯蒂夫这样的人身上费心，单身工薪族，路还长着呢，除非我们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或者有嗑药的爱好，况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布雷斯林就不同了，他有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金发老婆、三个金发龅牙小男孩，像广告里会出现的那种美满家庭。他家的房子在坦普尔洛格的中心区，他身上的担子可不小。而且如果他改变主意走不同的人生道路，会受到许多阻挠，损失也会很大。他一旦入了伙，哪怕只是稍微沾上边，就难再逃脱。

布雷斯林和麦卡恩处理过很多涉黑凶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审讯那些黑帮核心成员。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试图收买过布雷斯林，恐怕是个奇迹。

同样，在办公室里，我也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仿佛有直线撑住了我的眼眶周围。我心跳如鼓。

我说：“对，他的确是。”

“绝对是最理想的人选，而且一个重案组的成员，值得黑帮大佬花大价钱。”

布雷斯林穿高级西装，不过我们都一样。他开的是宝马2014，还反复讲自己怎么把孩子们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因为他不想让孩子们周围都是骗子和说不了几句英语的移民——那也是一群骗子，哈哈哈，无意冒犯，康韦、莫兰——而我想应该是有“老爹”和“老妈”一直在资助他。他还会带着家人去马尔代夫度假，但如果我细想过此事，我就会猜想他可能给银行经理免了几分罚分，以换取他信用卡的巨额透支度，也不用有还贷的压力。

我和斯蒂夫一直想办个有意思的案子。这个案子可能要比我们预料的要有趣得多。

斯蒂夫说：“如果是他把消息泄露给克劳利，这也可以解释他这么做的动机。”

当水中出现足够多的泥巴，事态开始模糊不清，就会引起你产生合理的怀疑。角落里，气氛紧张起来。

而我情不自禁地咧嘴笑起来。

如果斯蒂夫是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黑帮歹徒不会杀了条子，那会让他们陷入大麻烦，但要想炸掉你的汽车，警告你别管，其实不成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向内务部门告发布雷斯林，跟同事们会对我们做的事情相比，那只是小打小闹。

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他们放马过来了。危险对我来说不是麻烦，我会一举解决。布雷斯林这个狂妄自大的酒鬼，想要把我当成动物气球那样摆布，他让我感觉备受束缚，挣扎着想揍他。但布雷斯林如果枉法了：他是个铤而走险的人，敢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敢碰的毒瘤，而我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总是很着迷。

斯蒂夫盯着我，仿佛我疯了。“怎么了？有什么可笑的吗？”

“没什么，我喜欢挑战。”

“所以你觉得我是对的，你觉得他是一个……”斯蒂夫没有把话说完。

这让我更清醒了一点。“我还不确定。我们是通过假设得出这个结论的，而我并不喜欢假设。”我低头咬自己的拇指，收起笑容，“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布雷斯林希望对这个家伙提出指控，结束此案，越快越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拖住他，直到找出他的动机何在。你刚才提出的想法，说我们自己去做脏活累活，这很好。这能够为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斯蒂夫撇了撇嘴角，看上去并不信服。“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不确定，我想会吧，但愿如此。”想起布雷斯林冰冷的凝视，我就愈加坚定，“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可以追查下去的一条线索：我们是傻瓜菜鸟，不知道这里的规矩，而且我们想独立来办案。你觉得可以吗？”

我有点期望斯蒂夫打退堂鼓。很有可能所有的破事都是冲我一个人来的，只要他不犯错，一旦我身败名裂，化为冒着青烟的废墟，他也可以避开炮火和壕沟，顺利地融入组里。不过他让布雷斯林深信他是个白痴的话，机会可就没了。但是他咧嘴笑了。“笨蛋菜鸟，我应付得来。”

“本色出演。”我说，我很欣慰，这给我沉重一击，我根本不想去思考，“根本用不到演技。”

“嘿，对你来说也算是物尽其用。”斯蒂夫用拇指指了指单向玻璃，“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罗里已经不哭了，他开始坐立不安，抬起头焦急地四处张望，像只小猫鼬，疑惑我们去了什么地方。他本来是我们这一天的首要事情，可我基本上都快把他忘了。

我说：“我们还得再审一次，就像我们告诉布雷斯林的那样。”

“那意味着要让布雷斯林去和他的联系人谈话，你觉得那样安全吗？”

如果布雷斯林想找我或者罗里的麻烦，罗里的朋友们成为布雷斯林乐意笑纳的大礼就很有可能了。我说：“也许有危险，不过管他呢，我们就来铤而走险一把。这是我能想到的可以把他赶走的唯一办法。我不想让他再出现在法伦面前，法伦受不了别人的摆布，要是布雷斯林再推他一把，他恐怕就要走人了。不管他是不是我们想找的人，我都不想让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怕的恶霸，至少目前还不想。”

“‘不管他是不是’，”斯蒂夫说，“你现在还没确定吗？”

我耸了耸一侧肩膀。“从审讯室出来我其实已经确定了，不是百分之百，但也差不多。他提前那么久去斯托尼巴特尔，一定有问题——他不喜欢谈论这一点，你发现了吗？”

“没错，但当你告诉他爱斯琳的死讯时，在我看来他的反应很真实。”

“我看也一样，但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清白的。”罗里拇指与食指之间捏着纸巾，纸巾湿了，他想找地方丢掉，最后只能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我说：“他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杀了她，他只是打了一拳，她倒下，但在他检查她的脉搏或者呼吸的时候，她还活着；所以他关上了炉灶，确保不会发生火灾，然后就跑了。他想她可能只是脑震荡或者其他什么，然后一晚上都在祈祷这段记忆会从她的脑海里消失。而当他得知她真的死了，自己面临一起谋杀案的指控，他就几近崩溃。”

“这有可能。”斯蒂夫说。

“我刚从审讯室出来时，本来也赌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罗里半站起身子，随即又坐下，仿佛站立可能会违反规定。我说：“你怎么看？”

斯蒂夫正用大拇指甲摸索着塑料水杯的纹路，同时看着罗里坐立不安。“问题是，即便罗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也不意味着那个秘密的黑道男友不存在，而布雷斯林是无辜的。”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逐渐变小。我们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门口：什么都没有。“假设男友存在，好吧？即便他没有对爱斯琳做任何事情，他也不希望我们注意到他的事情，调查他的行踪，告诉他的夫人这方面的隐情……他一发现爱斯琳死了——比如，他为昨晚后半夜去她家并和她快速亲热了一番——他肯定会给知道内情的人打电话，让他尽快摆平这件事。”

“我们处理得越慢，”我说，“就越有时间去发现其中的隐情。”仅仅说这些话就让我心跳加速。

“我们就拖着吧。”斯蒂夫说。

“不是拖着。布雷斯林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落个无所作为的名声。我们要简洁漂亮地处理这件事情。不管发生了什么，在我们能掌握一切细节之前，我都不想让罗里再回来。要是我们再去审他，我们就带上足够的弹药，把他轰走。”

斯蒂夫点点头。“那现在呢？”

我看了看手表：距离案情会议只剩不到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再让他聊一聊这件事情，看他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然后把他的大衣和手套拿到手，努力说服他允许我们搜查他的公寓。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回家，开我们的案情会议，再然后——”

“再然后，我们就回去好好睡一觉。我都快崩溃了。”

说完这话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我想要忍住，但是太迟了：他的哈欠传染了我，我也一样，身心俱疲。我眼前一片飘忽，几乎看不清自己离墙壁有多远。“可是布雷斯林不会去睡觉，”我说，“要是我们回家，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要是我们不回家，那就给他通风报信了。”

斯蒂夫是对的，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或者死去的条子，如果需要，你会一连工作二十四小时，然后匆匆忙忙冲一个澡，快速打个盹，然后继续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如果每个案子你都这么干，不出三个月你就会精力耗竭。普通谋杀案是轮八小时的班，如果遇到特别点的，就要工作十二小时或者十四小时。如果我们为了这个案子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就相当于跑着去告诉布雷斯林，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猫腻。

我说：“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等案情会议上，给他多派一些活儿，让他腾不出手来找麻烦。”

“对，没错。他会喜欢的。像他这样的大男人——”

斯蒂夫咧嘴笑了。“这不关乎他的自尊，记得吧？他告诉我们的。这关乎整个组。他不会介意去追查39A路公交车上所有乘客的，毕竟是给组里做事。”

我也咧嘴笑了。“搜查从斯托尼巴特尔到拉内拉格的所有垃圾桶：布雷斯林，是给组里做事嘛。去确认一下尸检报告：布雷斯林，是给组里做事嘛。把报表做好——”

“去买个比萨回来：布雷斯林，是给组里做事嘛——”

我们差点都放声大笑。如果我放松得过头，恐怕站着也会睡着。

“我们会让他继续调查罗里·法伦，”我说，“如果他调查了联系人名单，他可以跟罗里以前的女朋友们聊一聊，看看她们有没有被罗里扇过耳光——”

“他不会的。”斯蒂夫把手伸到饮水机的水流下面，抹了把脸，让自己保持清醒。

“也许不会，不过要是布雷斯林如此迫切地想要指控法伦，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挖掘关于法伦的负面评价，没错吧？这会让他一直忙下去，没空给我们找麻烦，至少能耗上一个晚上。而且我们会派一个助手跟着他，这可能会让他在删除那些对他不利的证词之前三思。”

我的语气一定混杂着什么，斯蒂夫立刻抬起了头。“你是不是又丢东西了？比如从彼得雷斯库案的证人出问题之后？”

“没有。”我说——我可不想趴在他肩膀上哭诉哪个卑鄙小人偷走了我的笔录文件。“但这不意味着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必须要小心行事。”

斯蒂夫还看着我，用手掌抹去下巴上的水滴。我觉得他酝酿回答的时间太长，但他语调很轻松。“如果就是布雷斯林给克劳利提供的线报，一个助手可阻止不了他。”

“我知道，那你打算怎么办？他上厕所也跟着，以防他解手时偷偷给克劳利发短信？”

“不，给他配助手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告诉布雷斯林助手需要指导。”

听到这话我冷哼了一声。“他会买账。这可能不会奏效——布雷斯林可能会牢牢将助手控制住——但是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斯蒂夫说：“我们不能让布雷斯林接触爱斯琳的电子信息。”

她的手机、电子邮箱、社交账户；如果她有这么一个黑帮男友，我们就一定能顺着线索把他找出来。“而且在案情会议上，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说，“布雷斯林或许已经在去案发现场的时候，查看过她的手机。不过据我所知，里面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告诉你我们还有什么要做的，”斯蒂夫说，“我们得抓住一切机会跟布雷斯林聊天，或者让他更像主动和我们聊天。”

“啊，老天，现在就一枪崩了我吧。”

“我们得这么做。让他一直说话。他不傻，不过……”

“但他迷恋自己的嗓音，”我说，“没错，他会一个劲地指导我们，你永远不知道他会泄露什么。如果有机会，也跟麦卡恩多聊聊。”麦卡恩和布雷斯林已经搭档十年了，他们关系密切。无论是为了什么，如果布雷斯林有意要让罗里认罪，即便他是想要让我办砸这个案子，麦卡恩也会知道内情。“他不怎么爱说话，不过这种事永远不好说。”

“我们只能这样尽力了。我们现在肯定不能跟团伙犯罪组那边的人说上话，不能直接交涉。”斯蒂夫咬了咬指甲，目光落在罗里身上，只是盯着，并没有看他。“你说你有个朋友在那边，你能联系上他吗？他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没错，但这没那么简单。”我在饮水机前把手弄湿，绕着脖子擦了一圈。“我再看看能做点什么。”

“而且我们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哦，老天，对。还不能在桌子上留任何东西。”我想着我的笔录，还锁在我的抽屉里。没有人会费心再去耍这样的把戏，他们只是想让我一直提心吊胆。倾刻间，那把小小的锁仿佛成了个笑话。“或者是桌子的抽屉里。笔记要随时带在身上。”

斯蒂夫咬着嘴角说了句：“老天。”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捕风捉影，追查下去可能有巨大收获，但也可能最后发现根本没有必要。但肾上腺素在我体内飙升，让我情不自禁地迷上。我几乎把水甩到了斯蒂夫身上。“看看你那臭脸，振作点，朋友。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次行动。”

“这可不是我期望的那种行动，瞒着自己组里的成员——”

“要淡定，”我说，“我们可能什么都查不到。只要记住我说的：务必小心。”

走廊里有动静。我两大步跨到门口，发现只是穿着运动服的温特斯，他领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混混进了另一间审讯室。“赶在布雷斯林回来检查我们的工作之前，”我说，“我们最好换个地方。”

斯蒂夫点了点头，把他那只已经撕烂的杯子扔进垃圾桶。我又看了一眼罗里，他正在椅子上抖个不停，仿佛椅子通了轻微的电流。我们向他走了过去，准备暂时对他友好一些。

审讯室里充满了汗臭和泪水的气味，不太好闻。“康韦警探和莫兰警探进入审讯室。”我冲录像机说。

“嘿，”斯蒂夫说着找到位置坐下，向罗里露出了同情的笑容，“布雷斯林警探外出了，由我来替代他。我是莫兰警探。”

罗里只是点了点头。我拉开椅子，对他说：“你还好吧？”

“还好。”他的鼻子有些堵，“抱歉……”

“没关系，”我说，“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罗里红着眼，责怪地看了我一眼。他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我正在跟爱斯琳交往，我昨晚准备去她家。你都知道了。”

保佑他那颗脆弱的中产阶级心灵。警局的长官竟然欺骗了他，他真的有些恼火。我说：“是的，我们知道了，我知道我们的所做所为很不厚道，但我们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做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事情，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有可能会对我们有所隐瞒，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你也许知道一些重要线索，即使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有多重要。”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他真的在生我的气。我后背靠在椅子上，盯着斯蒂夫，示意该他上场了。

“你觉得你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们，”斯蒂夫说，“但那时你还不知道出事了。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噩耗会让人的记忆出岔子。你能再帮我个忙吗？再想想昨天晚上还有什么事情，万一你忘了呢？”

罗里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但“邻家好男孩”热忱而满怀希望地凝视着他作为回应，让罗里明白是我骗了他，斯蒂夫并没有错。况且不管怎样他都会喜欢斯蒂夫，毕竟此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布雷斯林。“我想一想。我很确定那里没有——”

“啊，太棒了，”斯蒂夫说，“即便是最细微的事情，也可能会帮我们大忙。在斯托尼巴特尔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人，可以描述一下吗？有没有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

“倒也没什么。我并不是个善于观察的人，而且昨天晚上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放在爱斯琳身上。我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东西。”

“哦，没错，我也想到了。当一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像你一样遇到了一个那么特别的人，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仿佛都不存在了。”

斯蒂夫微笑着，罗里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几乎也在笑。“确实是这样，而且你也知道昨天是什么天气：那晚上糟透了，我觉得很冷，还被一棵树上积的雨水浇到了身上，领子后面都湿了……但那时候我的感觉还很美妙，草坪湿漉漉的气息，在街灯的光线下，雨丝斜斜密密……”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对你说的：你记得的事情要比你以为自己记得的要多。而且你在斯托尼巴特尔待了整整一小时，对吧，从七点半到八点半。你一定遇到过什么人。”

随后那种情况又发生了：罗里的脖子不由自主地扭了扭，他抬手扶了扶眼镜。斯蒂夫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而这让罗里突然对这个游戏产生厌恶。血腥味再次冲入我的鼻腔。斯蒂夫抬起头，我知道他和我闻到了同样的味道。

罗里回忆起来了：他会讲出任何转移我们注意力的事。“实际上，我确实遇到了。在普鲁士街上，我遇到了三个女人，那是我去乐购的路上。她们打扮得像是要出远门，有两个跟爱斯琳的发型一样，都是金色的长直发——所以我才会注意到她们。她们一起撑着一把伞，一直笑个不停。我下公交车的时候，有一群穿着连帽衫的男孩，正在阿斯特丽德路上踢足球，爱斯琳家就在那条路的拐角。我靠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下来，所以我只能走到马路上，避开他们。但我觉得没有哪个会……”

斯蒂夫一直在点头，仿佛这些都是重要线索。“你不会知道的。他们也许看到了什么。这都是有价值的线索。”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胡乱写了一通，做出一副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的样子。这些人极有可能都是想象出来的。“还有别人吗？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罗里摇了摇头，斯蒂夫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有等到。“好吧，”他说，“你跟爱斯琳之间的聊天怎么样？想一想这部分内容。她有没有提到有人正在找她麻烦？或许会有一些让她感到害怕的人？或者是一个一直都不甘心分手的前任？”

罗里摇了摇头。

“好吧。有什么似乎让她感到不舒服的东西吗？或许在聊到某些特定话题的时候，她总会表现得小心翼翼？”

“实际上……”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焦点问题，罗里便又放松了下来。“是的，每次一谈到她的父母，爱斯琳就……有些奇怪。她告诉我他们都死了——她说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一场车祸，她妈妈长时间患有多发性硬化，几年前死于这种疾病……”

他的目光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游移，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确认或者否认。我们什么都没说。

“但她在说这些的时候似乎很不安，而且总会强行改变话题。这本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彼此还不够了解，但我有些好奇，或许另有隐情——比如他们中的一个还活着，但是有一些问题，像我说的那样。我是说，我显然不会去问，但……我有些好奇。”

这并不是斯蒂夫想盘问出来的东西。“没错，”他说，“有意思，我们会想办法去查一查。还有什么吗？”

罗里摇了摇头。“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你确定吗？我不是在开玩笑：任何细枝末节都有可能影响调查。任何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罗里喘过气来想说什么，但又沉默了。他不再看斯蒂夫。

斯蒂夫等待着，轻松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仿佛是一位酒吧里的朋友。罗里突然说话了，出人意料：“我只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当然可以知道。”斯蒂夫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我只能说，我们并不是为了捉弄你才隐瞒什么。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抓住杀死爱斯琳的凶手。”

罗里抬了抬眼，努力想和斯蒂夫对视。他问：“我是嫌疑人吗？”然后他挺直身子，等待着回答。

斯蒂夫说：“目前，任何跟爱斯琳有联系的人都是潜在的嫌疑人。我不会说你不在此列，这是侮辱你的智商。”

罗里一定知道自己的处境，但这话还是让他感到害怕。“我昨晚都没有见到她。而且我那么在乎她，我想我们会——我为什么会——”

无论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最后都没能说出口。“好吧，”斯蒂夫理智地说，“但我们总会发现，大家可能都会这么说，肯定有个人会说谎。我们很乐意消除你的嫌疑——越快缩小嫌疑人范围总是越好的——但我们不能只根据你说的话。你能明白的，对吧？”

“那你们会做什么？”

“证据。我们需要采集指纹，而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需要你的大衣和手套——显然我不能告诉你理由，但它们会对我们最终将你从名单上剔除有很大的帮助。你对这些都没有异议，对吧？我们可以拿走了吗？”斯蒂夫冲罗里的衣物点头示意。

罗里吃了一惊，但斯蒂夫没有给他什么选择的余地。“我想——我的意思是……可以，好吧，我还能把它们拿回来，对吧？”

“当然，”斯蒂夫说，他伸出手，用钢笔去钩桌子另一端的手套，“只需要等上几天。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你的公寓，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可以帮助你消除嫌疑的东西？”

“我没有……”罗里眼睛眨得飞快。房间不通风加上压力让他难受，他开始感觉到了煎熬。“你们只拿走这些不行吗？我昨晚戴的就是这副手套，如果它——”

“没错，不过，”斯蒂夫解释说，“我们不想把你的大衣从名单上剔除，我们的目的是证明你的清白。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拿到任何你当时有可能穿的衣服，而不只是你实际穿的衣服。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罗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用手指压了压眼角。“是的，好吧，想拿什么你们就拿什么吧。不过，我希望我也能回家——在你们去我家的时候。我不想让人们觉得……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斯蒂夫轻松地回答，“带你回家的小伙子们，他们会迅速检查一下你家。我们会尽快行动，好吧？去采集一下指纹，然后就回家，继续过你的日子。”

罗里闭上了眼睛，指尖顶在上面。“好，”他说，“我很希望如此。”

我把罗里的手套和大衣收进证物袋，准备趁他还没改变主意赶紧把它们送到索菲手上。然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开始录入罗里的口供，不理会屋子里那些无视我的浑蛋。同时斯蒂夫打印出了一张地图，这样罗里就可以把他昨晚回家的路线展示给我们看——尽量按照他记住的或想要的样子——然后让他复述一遍。我给了他们尽可能多的单独相处时间，以免罗里依旧对我怀恨在心。但当我回到审讯室的时候，斯蒂夫轻轻对我摇了摇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这样。”罗里说。他把地图推过桌面。他看上去很粗鲁，双唇干燥，灰褐色的头发贴在脑门上，仿佛刚才一直在跑步。“可以了吗？”

地图上仔细地描了一条从拉内拉格一直蜿蜒到斯托尼巴特尔的线，还有一个小而工整的“X”标在码头的位置，标注着“花束”。“太棒了，”斯蒂夫说，“万分感谢。”

“看看这个，”我把笔录和一支钢笔递给了他，“从头看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就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

罗里没有伸手把笔录接过去。“你觉得……”他深吸了一口气，“要是我没有中途离开，要是我坚持敲门，或者把警察叫来，或者破门而入，我是不是还有可能把她救回来？”

我几乎说出“是的”。如果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他就是个该死的窝囊废，需要被好好敲打一下，免得他过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且他不该来这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害我们浪费了半天时间。只要我说“是的”，他余生就会无休无止地幻想出越来越生动的故事惩罚自己：他在关键时刻冲进房子，把爱斯琳从一群飞车党暴徒手里解救出来，从此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还生了两个或者四个小白痴……简直难以抗拒。

但如果他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就不傻，而且他会有法子利用一切我透露给他的信息。“没人知道，”我说，“这个。”然后我把笔录扔到他面前。

他读了笔录，或者至少在每一页上都会盯上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签了字，仿佛几乎不记得该怎么签。

就快到四点了。我们叫来了正在截取监控录像进度的那组助手——克勒格尔和赖利——告诉他们该怎么对付罗里，在他家里要做些什么。斯蒂夫在自己的柜子里找到一件旧外套，可以保证罗里那脆弱的小身板不至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冻坏。我们又夸赞了他一番，就把他送走了。

“你欠我十英镑。”当我们目送着克勒格尔和赖利带着罗里在走廊里走远时，斯蒂夫说。从后面看，夹在一对有着农夫一般的宽阔肩膀、迈着正步的男人中间，罗里就像个呆瓜，正被押往学校后面挨耳光。

我检查了一下我手里的所有笔录。“我他妈的还得跟你要钱呢。你难道没看到他眼睛里晶莹的泪光？快付钱。”

“不能这么算。他那是被我们吓坏了，并不是因为女朋友死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斯蒂夫是对的，可我就是想跟他抵赖。“不，不，不，你不能自己定规矩，来——”

“一直都是。我什么时候赖过账——”

“有时候我真想打你一顿，比如这种时候——”

罗里和助手们消失了，大理石地面的楼梯间里回荡着杂乱的脚步声。我砰的一声关上审讯室的门，和斯蒂夫一起回到办公室，回到我的同事们中间。走廊仿佛仍在不停颤动，有许多隐藏的陷阱和尖棍，但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坏事，不再是了。

[1] 一种纸糊的容器，其内装满玩具与糖果，于节庆或生日宴会上悬挂起来，让人用棍棒打击，打破时玩具与糖果会掉落下来。

[2] 爱尔兰最漂亮的庄园之一，坐落在威克洛的群山之中，建造于18世纪，因是鲍尔斯家族地产而得名。

[3] “垃圾场”的英文为“dump”，与“甩（某人）”是同一个词。

[4] 英国作家，一生中创作了三十多部小说，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童话之王”。

[5] 英国作家简·里斯在1966年出版的作品，是《简·爱》的续作。

[6] 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集，取材自经典文化元素，情节奇异诡谲，具有魔幻主义风格。

[7] 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代表作。原作中乔和劳里是一对恋人，最终却未能成为眷属。

[8] 系列童话《绿野仙踪》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地，以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件著称。

◇☆◇

05

我曾经很喜欢第一次案情会议，喜欢它的一切。专案室的节奏，每个人都如同整装待发的灰狗一般紧绷着。每一次回答都愈发接近问题的核心，每一次都引得大家愈发迅速地回头一瞥。工作如同甩鞭子一般被分配出去，墨菲负责收集监控画面，文森特负责搜索金色丰田凯美瑞，奥利里负责和女朋友谈话。啪，啪，啪。随着我合上笔记本，下令出发，所有人都一齐离开座位，赶在我的嘴巴合上之前冲向门口。过去每次会议之后，我感觉我们追查的那个浑蛋插翅难逃。但这一次——即便只是想一想——助手们上下打量着我，想知道哪一条流言是真的；我看着他们，想着他们中谁会对我的任何失误感兴趣，把它放大，为了博取大家一笑以及领导的赞扬——这让我像宿醉了一样，感到反胃，变得刻薄。

不过C专案室，自从我不再作为助手为那些大人物追逐意义不明的线索之后，就再也没进去过；我已经把它忘光了。高高的天花板上悬着灯，晃眼的灯光掠过白色书写板和高窗。线条流畅的电脑排成一排时刻准备工作，发出有节奏的震颤声冲击着空气。桌子擦得光可鉴人，仿佛桌沿可以把你的拇指齐根切断。我一踏进门里，便感觉这房间能拂去我的一身疲惫，仿佛吹走灰尘一样，我恢复精力，状态稳定。走进去，似乎连解决开膛手杰克[1]的案子都不在话下。而且这一次我不再是助手，某个大人物一打响指便要立刻行动。这次我是大姐大，这里的一切都只属于我一个人。只用了一秒，这间屋子就出其不意地让我爱上了工作，我对工作的爱艰难而痛苦，仿佛绿芽一般重新萌发。

斯蒂夫仰着脸，嘴巴半张，微笑着，仿佛一个演哑剧的孩子，他也有同感。但这又让我重新恢复理智。斯蒂夫会为一切美妙的事物神魂颠倒，不会费心去想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得来，或者它的背后有什么。而我不会这样。

我把一摞纸啪的一声放在了主办公桌上，身子在房间的一端，足有普通办公桌的两倍长。“先生们，”我大声说，“我们开始吧。这个是谁的？”我举起一只咖啡杯。

布雷斯林正斜靠在白色书写板上，被迪齐和斯坦顿围着。这两个正是我们派出去把罗里带回来的助手。还有一对被我们安排去挨家挨户查访——一个坐立不安的黑人小个子，名字叫米汉，我以前跟他合作过，很合我意；还有一个叫加夫尼的菜鸟，总板着脸。我在警局遇见过他，总是站得笔直，衣服穿在身上跟一丝不乱的制服一般。布雷斯林，或者更有可能是他使唤的某人，已经在白色书写板上做了布置——有爱斯琳、犯罪现场、罗里的照片，还有一幅斯托尼巴特尔的地图——还放了一本厚厚的硬皮笔记本作为工作日志，我们会在上面记录需要做的工作，安排具体由谁来完成。我们甚至还有一只电热水壶。

“那是我的。”加夫尼说着冲到前面，抓起水杯，迅速撤回自己的座位，满脸通红。“我很抱歉。”

“米汉，”我把笔记本扔给了他，“你来记工作日志，可以吧？”他接了下来，点点头。斯蒂夫把他的东西一股脑扔在我旁边，随后拿出各种复印材料：最开始的备忘录、地方警员的报告、罗里的笔录。我走到白色书写板前，画出了一条昨晚的简单时间线。助手们立刻找到桌子，迅速坐好：聊天时间结束了。

“被害人，”我用记号笔轻轻敲着爱斯琳的照片，“爱斯琳·默里斯，二十六岁，独自住在斯托尼巴特尔，是一家专门为企业提供清洁用品的公司的前台接待。无犯罪记录，也没有报警记录。昨天晚上在自己家里遭到袭击：通过库珀的初步检查可以得知，她被人一拳击中面部，然后头部与壁炉外壁相撞。通过她的手机信息，可以把遇害时间初步锁定在晚上七点十三分至八点九分之间。”我来到罗里的照片前。“这个人叫罗里·法伦，他已经和被害人交往了几个月的时间，昨天晚上他跟被害人约好在她家吃晚饭，约定的时间是八点。”

“蠢货，”迪齐笑嘻嘻地说，“这样一个美女，怎么着也得等上了本垒之后再动手。”

周围一阵窃笑。布雷斯林清了清喉咙，带着纵容的憨笑，脑袋朝我歪了歪。窃笑消失了。

我说：“迪齐，你可以帮他弥补一下，既然你这么看重这事。下次我们再把他带回来的时候，麻烦你先去招待他一下，带他去厕所帮他吹箫。”

迪齐摆弄着他的扣子，表情很尴尬。窃笑又一次出现，刺耳而含糊。

我说：“我和莫兰，还有布雷斯林，我们已经跟法伦聊过了，他说自己八点到了爱斯琳家门口，但她没有应门，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就直接跑回了家，抱着枕头哭去了。”

“可是够神奇的，”布雷斯林慢吞吞地说，转动着他的笔，“我们可不信他的鬼话。”

“我们的假设是，”我说，“这个法伦在七点半左右就到达了被害人家附近，不知怎么跟被害人发生了口角，然后他出手打了她。我们猜测他觉得被害人只是摔倒了，他逃回了家，希望她醒过来之后不会打电话报警，或者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布雷斯林一直在点头，表示赞许，祝我们这些菜鸟提出的小假设好运。“这更像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他说，“但那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今天凌晨，”我说，“要么是法伦良心发现，要么是他跟某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后者觉得自己应该做正确的事。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电话报了案，说在维金花园26号，有一个女人头部被撞，需要叫救护车。”

“我打赌这是法伦自己干的，”布雷斯林说，“他是那种几个小时后就扛不住的人，等到想起来要做些什么补救一下，为时已晚了。”

“来电没有显示，”斯蒂夫说，“谁负责查一下？”

大家把手都举了起来。“放松点，伙计们，”布雷斯林笑着说，“还有很多活儿可以分呢。”

“加夫尼，你负责查电话号码。”我说——我得给这孩子一点鼓励，让他在咖啡杯事件之后能安下心。米汉将之记录下来。

“斯坦顿、迪齐，你们负责查法伦的联系人，进展如何？”

“没什么特别的，”斯坦顿说，“父亲、母亲、两个哥哥，没有姐妹，有一堆同学，几个前室友，很多同事和朋友——大多都是历史教师、图书馆管理员，诸如此类。我会用电子邮件发给你。”

“发给我吧。布雷斯林警探，你已经开始跟联系人谈话了，没错吧？”

“法伦的两位哥哥都表现出适度的震惊，”布雷斯林说，“据他们所说，他们知道罗里的重要约会，但仅此而已，他们还等着听他爆料细节呢。他们声称今天早晨并没有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电话，也从没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对吧？我已经让他们过来了，准备开完会单独跟他们聊聊。”

布雷斯林准备在这个普通的案子上，拉一个长长的战线。“如果他们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继续追查联系人清单上的其他人。”我说，“从那些住在罗里回家路线附近的人开始查起，他昨晚有可能会临时起意，去某人家里坐一坐。同时在追查的过程当中，把他两个哥哥和要好的朋友的声音录下来，我们要把他们和法伦的声音放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那个接电话的人听，看看他能否辨认出来。你能跟进一下吗？”

有那么一秒，我觉得布雷斯林可能会告诉我，去你的浑蛋工作吧，但是他说：“没问题。”尽管他的嘴角在抽动。“很好。”我说，“我们还需要有人去查监控录像——克勒格尔和赖利负责此事；他们回去把所有当地的监控录像都搞回来，也许还会看一看。”

米汉点点头，记下了。

“还有人需要去查北向行驶的39A路公交车昨晚的监控录像，找到昨晚七点左右在莫尔汉普顿路停靠的镜头，看看能不能找到罗里，确认他是在什么时间上车，以及什么时间在斯托尼巴特尔下车。”健身小子竖起了手指。这种挥鞭一般的工作节奏曾经是我的最爱：即使现在我了解实情了，我仍感觉像喝了三份浓缩咖啡。“斯坦顿负责这个，我们还需要有个人去斯托尼巴特尔，走一遍罗里昨晚下车以后的路线，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沿阿斯特丽德路，一直走到维金花园的尽头，然后再去普鲁士街上的乐购，买一束花，再回到维金花园。米汉，你的年龄和体形都跟法伦相仿，你可以去做这件事吗？测两次时间：一次按照正常的速度走，一次尽可能快地走完。”

米汉点了点头。斯蒂夫望向他和加夫尼，说：“你们在码头发现罗里的花了吗？”

“我去看了，”米汉说，“加夫尼继续负责挨户走访。从昨晚到现在，垃圾桶一直没有被清理过，但我连鸢尾花的影子都没看见。也许是有人把它捡走，拿去泡妹子了。”

“或者，”布雷斯林说，“罗里根本就没有把它扔进垃圾桶：罗里这家伙把花扔进河里了，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发现上面有爱斯琳的血迹、头发或者她家的地毯纤维。爱斯琳的联系人调查，进展如何？”

“她没有任何直系亲属，也没有多少社交生活，”我说，“不过她的朋友露西给了我们几个名字和号码，可以展开调查。需要有人去她的公司，让她的老板过来确认一下身份，再跟她的所有同事聊一聊。我想知道她有没有跟这些人提起过罗里，以及她是怎么说的。”

斯蒂夫说：“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同事对她有好感。我们抱一线希望，假设罗里讲的是真话，”布雷斯林哼了一声，“也许会有人对于爱斯琳心有所属感到不开心。而她只跟她的同事们朝夕相处。”漂亮的一击。要是有人给我们提供了不指向罗里的疑点，我们就有了一个暗恋中的同事可以作为嫌疑人，而这甚至可能就是真相。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考虑办公室恋情呢？”布雷斯林说，“女人的直觉，或者其他什么理由？”

“我的直觉还没恢复过来，”我说，“传送门坏了。我们只能用常规方法来查案。迪齐、斯坦顿，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就过去。”

“爱斯琳还会去上晚课，”斯蒂夫说，“那里也可能有人在暗恋她。我们需要有人去查一查她都上了哪些课，给那些学生——无所谓人家管他们叫什么了——列个清单。”

“加夫尼，你负责这个。我和莫兰会负责爱斯琳的通话记录、电子邮箱、社交账号，所有这些——”

“我今晚就开始行动，”布雷斯林说，“我不介意晚上多干几个小时，只要能把这个案子搞定。但我无法晚上九点去找罗里的联系人谈话。我或许也可以去追踪一下被害人的社交生活。”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然后他低头看着笔记本。布雷斯林可能只是想重振他显赫的名声——每个人都想负责查被害人的电子信息，因为通常情况下，其中都有好线索；或者他想让我成为一个无法自己挖出证据来的失败者；再或者，他在盘算替自己的黑帮朋友消灭任何不利的内容。

米汉停下手里的笔，来回看着我们，感到不确定。“我和莫兰已经着手在做了。”我说，“我们从昨晚就开始工作，一直到现在，需要休息一会儿。但是我们明天一早就会着手研究爱斯琳的电子信息。你已经开始追查罗里·法伦了，布雷斯林警探。你也许已经可以锁定他。我们需要有人列出他的前任名单，看看她们会如何谈论他，尤其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大失所望，以及如果他无法得偿所愿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你今晚准备加班，不妨开始查查这方面的事情。”

布雷斯林脸上露出在自己的汤里看到头发、同时知道把服务员叫来也无济于事的表情。“是啊，我为什么不查查这个呢？”

“很好。”米汉停了一下，接着又开始动笔记录。

“加夫尼，第一次办谋杀案，我说得没错吧？”

“啊，是的，没错的。”他的故乡应该盛产绵羊。

“好吧。”我说，心里感谢头儿没有费心给我们找有实际经验的助手，“你现在就跟着布雷斯林警探，他会教你基本知识，帮你掌握基本技能。”布雷斯林转向加夫尼，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有半点反对，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你今晚可以晚点回去，对吧？”

加夫尼坐得更直了。“哦，是的，当然可以。”

“有谁今晚不能加班？”没有人示意。“好的。我们需要有人去查一下爱斯琳的财务状况——加夫尼，你负责一下。反正等你调查她晚课的时候，也会涉及学费这方面。”

布雷斯林叹了口气，很明白地表示我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斯蒂夫对大家说：“我们还没确定犯罪动机。感情受挫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财务方面的因素。罗里说过他的书店目前经营惨淡，而爱斯琳的朋友露西·赖尔登说爱斯林刚好存了一点现金。罗里有可能要求她给书店做一点投资，而在她拒绝以后心生愤恨，诸如此类。”

布雷斯林耸了耸肩。他开始在自己笔记本的角落上乱涂乱画。

“我们也需要调查罗里的财务状况，”我说，“加夫尼，把这个活儿也接了吧。还需要有人去电信公司，让他们查一下罗里昨晚给谁打了电话。迪齐，去跟沃达丰的人做一次友好会面吧。要有人去找火炬剧场的其他工作人员，确认一下露西·赖尔登的不在场证明：斯坦顿，你去。要有人去市场酒吧和派斯多找服务员聊一聊，看看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罗里和爱斯琳约会的事情：米汉，你可以吧？要有人去找一个当时在现场的警察协助验尸：迪齐，你去。验尸明天早上早点进行，告诉他别迟到，不然库珀可就要大发雷霆了。”见过库珀的人都哼了一声。“我和莫兰会盯着技术科那边，确保我们需要的资料随时更新。之后还会有工作安排，但有目前这些就够我们忙活了。有什么疑问？”

大家一起摇摇头。他们此时都蠢蠢欲动。

“好的，”我说，“我们出发。”米汉啪的一声把工作日志合上。大家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回到电话前，回到罗里的笔录前，一个猛子扎进去，看谁能最快投入新工作。C专案室里突然热火朝天起来，能量从一排排光滑的桌子上弹跳开去，在窗户之上裂成碎片。

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这个案子的真相还不为人知，仍在发酵，在我和斯蒂夫的脑海当中发出微微的可怖的嗡嗡声，怂恿我们放弃追查。布雷斯林正低着他那整洁漂亮的头在看笔记本，不过他感觉到我的注视后，抬起头冲我灿烂地一笑。

斯蒂夫正在给头儿打出案件报告，而我则在看助手们查到的成果。大家都完成得不错，除了迪齐不太会写字，而加夫尼写起报告来太事无巨细，不管有用没用（“证人说她当时正带着自己名叫阿瓦的八岁女儿去圣詹姆斯医院看望她得了重度中风的爷爷，她看见默里斯从车上下来……”）。挨户走访并没有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爱斯琳与邻居们相处得都很友好——不会因为噪声和车位的问题跟人起争执，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也不怎么亲近。有些人看见一个听起来像是露西的女人偶尔会出入她的家门；没有人见过还有其他访客。爱斯琳从未提及她的男朋友，他们看到她时不时会在晚上出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但他们相互间不会传闲话，而且他们对于她要去哪里、做了什么毫不知情。住在24号的一对老夫妇耳朵不大好用，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听到；28号的一对年轻夫妇听到爱斯琳在大声放碧昂丝的音乐，不过在八点前几分钟，她把音乐关掉或者调小声了——他们可以确定这一点，因为八点是宝宝的睡觉时间，所以他们很感激她控制了音乐的音量。之后，再就没有别的声音了。

住在3号的老伙计证实了罗里的说法，或者证实了部分。他说自己出门遛狗（据加夫尼的记录，是一只名叫哈罗德的白色雄性小猎犬），在昨晚快八点的时候。而他看到了一个听上去像是罗里的男人，正拐弯往维金花园的方向走。而在他遛了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男人还在那里，站在路口，鼓捣着他的手机。在这十五分钟里，其他邻居都没有出门——维金花园里住着的大多是老年夫妇，只有一些年轻人的家庭，没有人会在周六晚上外出——这也就意味着罗里完全可以潜入爱斯琳家里，把她杀掉，然后在差十分钟八点的时候在大街上，给她发信息，编造个故事掩盖罪行——但我并不认为是如此。他早早就表现出了不安，从去乐购的那一段开始就显得很紧张。那时那条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可以确认是否看到了他。

斯蒂夫还在打字；布雷斯林去找罗里的哥哥们谈话了，把加夫尼也带过去了，一路上分享他的智慧；米汉已经扣上所有大衣的扣子，去斯托尼巴特尔测量时间了；迪齐则正在和电信公司的友好会面中哈哈大笑；斯坦顿在给某个从公交车公司过来的人普及法律知识。他们的声音在房间上方的角落回荡，因为空间太宽敞，声音传到墙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窗外已经夜幕降临。

我的电话响了。“我是康韦。”我说。

奥凯利说：“你和莫兰，来我办公室，我需要你们汇报一下进度。”

“我们马上到。”我说，然后听着他把电话挂掉。我看着斯蒂夫，他已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最后扫一眼自己的报告。“头儿想见我们。”

斯蒂夫抬起头，向我眨了眨眼，每个动作都持续了几秒钟。他基本上已经睡着了。这倒是符合他的年纪。“干啥？”

“他要我们汇报进度。”

“哦，老天！”处理大案时，头儿会要求负责人当面向他汇报进度，可这也不算是大案。或者碰到那种拖了太久没解决的案子也会要求。即便他对你不满，至少也要在案发超过一天以后才这样做。可能没什么好事。

有流言说，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奥凯利需要装门面表示他是个开明的头儿，而我身为女人又是黑人，付一份工资就能帮他顶俩——这还算是好的。全是瞎扯淡。头儿在拉我入伙的时候，他的绩效已经跌到了D等——他的一员得力干将刚刚交了辞呈——而我那时是失踪人口组的大明星，高调地炫耀着高破案率。那时我刚上过一个头条新闻，在那个事件里，我几乎实践了教科书里讲过的所有办案技巧，从追踪手机定位和无线网登录，到从涉案人员的家属口中套取信息，强行让他们的朋友提供线索，只为了找到一个爸爸，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宝宝离家出走了。然后我花了四个小时时间，总算劝说成功，让他和两个孩子从车里出来，而不是开车冲下码头。我当时炙手可热。我和头儿当时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会拥有极其美好的未来。

奥凯利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知道他知道，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看着、等着。没有头儿希望自己的组里有这样的事情，大家暗中恶意攻击，压抑的不良气氛在办公室上空弥漫。到如今，任何领导都会想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把我甩掉。

斯蒂夫在自己的报告页面点击了打印，打印机立刻开始工作，发出自鸣得意的震颤声，丝毫不像这压抑的办公室里半死不活的工作氛围。我们找到各自梳子，整理好头发，用刷子刷了刷外套。斯蒂夫的衬衫前襟有一些蓝色污渍，但我不忍心提醒他，万一他清理污渍把他给累死了呢。我想我的脸上有记号笔的痕迹，或者别的什么，但他和我一样，什么也没说。

我不信任奥凯利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全是废物——一张裱好的蜡笔画，上面写着“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毫不起眼的本地高尔夫球比赛奖杯，一个锃亮的办公室玩具，有时他会突然有挥杆击球制造咔嗒声的冲动——还有成堆的文件，一直没挪动过。整个房间的摆设说明了他这个人老套古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成天不是在练习高尔夫挥杆、擦亮自己的名牌，就是在处心积虑地想出什么烦琐的方法来查验是否有人染指了他贮藏的那瓶高档麦芽威士忌。如果奥凯利真的就是这种人，他就不能管理重案组将近二十年。但这个办公室只能装点门面，用来使人放松警惕。而明白这一点的人，只有重案组的成员。

奥凯利斜靠在他那把昂贵的人体工学椅子上，手放在扶手上面，如同香蕉共和国的某位独裁者接见自己的子民。“康韦，莫兰，”他说，“跟我说说爱斯琳·默里斯的事情。”

斯蒂夫伸出手里的报告，如同在一条恶狗面前挥舞生肉。奥凯利坐到桌子前，猛地一动下巴。“放在这儿吧，过会儿我会读一下。现在我想听你们讲给我听。”

他没有让我们坐下——这可能是个好信号：不用一整晚——所以我们一直站着。“我们还在等尸检报告，”我说，“不过库珀的初步检查表明，有人打了她的脸一拳，她的后脑撞到了壁炉上。她本来约了一个叫罗里·法伦的人在家吃晚饭。法伦承认自己在相关时间抵达现场，但他说她没有应门，而且在今天下午我们告诉他之前，他还不知道爱斯琳死了。”

“哈。”奥凯利说。他桌子上的台灯斜射出刺眼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格外深重的阴影，只看得清一只眼睛，无法读懂表情的含义。“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我耸了耸肩。“一半一半吧。我们的主要推测是她给他开了门，但两人发生了口角，法伦出拳打了她。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她死了，可能是实话。”

“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吗？”

案发还不到十二个小时，我就得因为还没拿到DNA匹配度检验报告挨一顿臭骂。我把手深深地插进夹克口袋，免得伸手把奥凯利桌子上那盆愚蠢的吊兰打翻在地。

在我能出声之前，斯蒂夫说话了：“技术科已经拿到了法伦的大衣和手套，据他自己说都是他昨晚穿戴的。我们正在搜查他回家路过的地方，万一他扔掉了什么东西。他已经同意我们搜查他的公寓，拿走任何看上去有疑点的衣物，有两个助手正在负责此事。根据技术科的鉴定，如果他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的血液、上皮组织，或者是衣服上的纤维很有可能会与我们在尸体上发现的证据匹配。”

“我已经让技术科的同事尽快处理他的事情，”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明天我们应该就能得到初步的结论，我们会告诉你的。”

奥凯利看着我们，两手指尖相对。他说：“布雷斯林觉得你们不该继续浪费大家的时间，应该直接逮捕那个浑蛋。”

我说：“这不是布雷斯林的案子。”

“那意味着什么？你有什么疑问？还是你只想证明给大家看，布雷斯林不是你的老板？”

“如果有人蠢到以为我们得听布雷斯林的，那我就不浪费时间证明他们是错的了。”

“所以是还有疑问。”

窗外一团漆黑，风刮得很紧。听上去像乡野间那种连续刮过数英里都没有什么阻拦的大风，仿佛我们的办公楼正矗立在旷野之中，四周空无一物。我说：“我们准备好了，就会进行拘捕。”

奥凯利说：“疑问在于你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还是你们根本不确定罗里是不是凶手？”

他看着我，没有看斯蒂夫。我说：“疑问在于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要拘捕他。”

“答非所问。”

一阵沉默。奥凯利的一只眼睛，在灯光下泛着金色，一眨不眨。

我说：“我想他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我绝不可能凭直觉、空无凭证就去逮捕某个人。如果这样做不对，请不要让我们处理这个案子，换布雷斯林负责。他会很乐意的。”

奥凯利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也盯着他。然后他说：“继续向我汇报情况，每天晚上我都要在桌子上看到完整的报告。如果有什么重大线索，不必写进报告，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明白。”我说，斯蒂夫点了点头。

“好。”奥凯利说，他坐在椅子上，从桌子前移开，来到一摞文件前，快速翻阅。灰尘在台灯的光线里上下翻飞。“回去睡一会儿。你们看上去比今天早上还糟。”

我和斯蒂夫一直等到回了专案室，把门关上，才开口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把外套从椅背上拽下来，快速穿上。我们一回来，助手们就加快了工作的节奏，办公室里一时间充满了敲键盘和纸张沙沙作响的声音。“头儿是在逼我们快点结案呢，你刚才没听到吗？”

“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给我们的任何案子下过这样的命令，除非我们消极怠工，他想臭骂我们一通。”

我把围巾绕到脖子上，两端紧紧塞在一起：窗外的夜幕越发浓稠，外面一定很冷。奥凯利给我们的新思路蒙上了阴影；和更多人想要我把这个案子搞砸相比，黑帮歹徒和枉法警察的故事不过是小儿科。“没错，而且就算被臭骂一通，我也还在重案组。也许是头儿觉得应该提升自己的业绩。”

“或者——”斯蒂夫说，声音变小了。他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只是站在自己的桌子旁，用一根手指敲着桌子光秃秃的边缘。“如果他跟我们一样也在怀疑同样的事，也许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什么都不想说，在他确定……之前”

我说：“我要回家了。”

从外面来看，我住的房子和爱斯琳·默里斯很相似：维多利亚式独栋平房，厚厚的墙和矮矮的天花板。它刚好适合我一个人住；当我邀请某人来我家坐坐时——并不是常有的事——我会从早上就开始担心我们两个人会因为空间太小不停撞墙。不过19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这样的房子里，每对夫妇平均会抚养八个孩子。

进入里面，我的住处简直和爱斯琳的家一模一样。地板是房子自带的——我刚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用砂纸打磨光滑，还打了上光剂——还有自带的壁炉，没有煤气取暖器，也没有层压板。墙壁重新刮过，露出砖块——那也是我自己做的——然后重新刷上白涂料。房贷和车贷吃掉了我的大部分工资，所以我的家具都来自义卖市场和宜家的尾货，不过至少没有格子花纹类的东西。

我把包扔到了沙发上，关掉闹钟，打开咖啡机。我已经收到我朋友莉萨发的短信：我们在酒吧，快过来。我给她回了信息：连上两班，要崩溃。这再诚实不过——我已经工作了超过二十四小时，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不过我应该还可以喝上一杯，然后跟一群不把我当成洪水猛兽的人一起开怀大笑。但这也是我留在家里的理由。你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人侧目而视，仿佛身上写了“作践我吧”的标语，久而久之，你开始担心这个标语是不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真实性，每个和你说话的人都会看见它。而在我朋友看来，我安托瓦妮特是最好的警察，聪明绝顶，是成功的安托瓦妮特，是没人敢欺负的安托瓦妮特。我想把这种感觉保持下去。所以在最近几个月，我已经拒绝了很多次喝酒的机会。

此外，一起在酒吧喝酒的那一帮人中很有可能还有我在保安公司上班的朋友。我可不想让他再拉我去工作。我不想接受——至少今晚不想，在我的斗志重新被燃起的情况下——不过我也没准备好他完全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应该胡乱吃一些，睡个昏天黑地。但我讨厌在睡眠上浪费时间，那比在食物上浪费时间还要糟。我往微波炉里放了一些速食的意大利面；趁着面在加热，我给我妈妈打了电话，这是我每晚的固定安排，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我妈妈不是那种会抱怨自己背痛的人，也不会讲她朋友的某个孩子正身处困境，或者她打扫某个部门经理垃圾桶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东西，这让她没什么可说的。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告诉她我这一天的基本情况。如果心情不好，我会给她讲一些细节：伤口是什么样子、哭个没完的家长们都说了些什么。有时我在现场给那些糟糕的东西归档时，会发现自己在想着这东西总该会惹恼我妈吧，甚至让她呼吸急促，或者怒斥我一顿让我别再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会让她这样。

“哈喽。”母亲说。传来打火机的咔嗒声。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会抽根烟，等她把烟熄了，我们就谈完了。

我按下浓缩咖啡的按钮。“哈喽。”

“有什么新鲜事？”

“我和莫兰解决了一起街头斗殴事件，一群喝醉了的傻子在另一个傻子身上蹦跶，在他脑袋上跳舞。那家伙眼珠都掉到人行道上了。”

“哈，”母亲说着，吸了口气，“还有什么怪事？”

我不想谈爱斯琳的事，这事太纷繁复杂，有太多我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不会告诉我母亲任何我还没想好的事情。“没什么了，莉萨给我发信息，说要我去喝一杯，还有一些小伙子，但我太累了。快累垮了。”

我妈没有回应，沉默了一会儿，沉默的时间刚好够让我明白我是瞒不过去的，接着她说：“玛丽·莱恩说你上报纸了。”

该死，她当然知道。“哦，是吗？”

“不是关于街头斗殴的，而是有个年轻人在她自己家里被杀的事。报纸把你描绘成一个十足的蠢蛋，专找老百姓麻烦。”

我换掉咖啡包，又按下了浓缩咖啡的按钮：我得要两倍的量。“只是起普通的谋杀案，能上报纸只是因为死的是个金发女孩，还抹了好几斤化妆品。那个记者不喜欢我。就这么点事。”

很多人的母亲都很喜欢品尝自己孩子的弱点的滋味，一点点凿进去，一滴滴吸干。不过我母亲不是这样。她只想搞清楚这场谈话里谁是老大，而谁又需要好好磨炼自己的技术，如果她真的想成为一名专业撒谎选手。既然目的已经达成，她就放过了我。“伦尼又问我可不可以住进来。”

伦尼和我母亲在一起九年了，分分合合。他人不错。“然后呢？”

她发出沙哑的笑声，同时吐了口烟。“然后我告诉他别做梦了。要是我乐意让他那身臭肉进我房间，早就进了。反正他就是胡说八道，他说他再也不吃我做的东西了，晚饭都去楼下薯条店吃……”

她一直在讲伦尼，逗我开心，等她把烟抽完，我们就挂了电话。微波炉响了，我拿出意大利面，带着咖啡一起坐进了沙发里，然后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

我上了约会网站。工作的时候我死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有人在我背后，或者在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人查看我的电脑，我几乎都能听见他们的惊叹声：

老天，伙计们，康韦正在网上跟人约会！——没错，性冷淡交友中心——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市场——她也行？你开玩笑呢？——嘿，我们都知道她挺抢手的，要不也不能来这儿，她可以在档案里面……不过若真有情人存在，爱斯琳一定是有什么办法遇到他的。调查她的同事和晚课不可能查到黑帮人员，而根据她的手机还有露西的说法判断，她似乎没有多少社交生活。除非她是在学习打毛衣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黑帮歹徒，不然互联网就是我最保险的选择。

我用一个临时邮箱和爱斯琳式的个人简介注册了账号，还在谷歌上找了一张金发傻妞的图片作为头像，万一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痴情于这一款，正在忙着找替代者。我在网站上转了一圈，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网名——哇哈哈79、足球小子12345——而爱斯琳的特征可以匹配上面一半的女孩。我对年龄和血型做了筛选，浏览了所有金发、鹅蛋脸的自拍照，眼睛都看肿了，还是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我相信生活永远阳光，属于我们的幸福终会来到lol[2]……我喜欢浪漫、自然而然、相互尊重、诚实、真挚、沟通顺畅……想找个人聊天，顺其自然，给我发信息，也许会有惊喜哦！！！

意大利面冷了，黏糊糊的，我终于把最后一口咽下肚。窗外的街道一团漆黑，只有街灯孤军奋战，但还是不免被黑暗吞没。风刮起一只来自薯条店的纸袋，把它吹到墙上，持续几秒钟之后又把它甩到路面。住在12号的老人匆忙走过，推着她的格子布购物小车，头巾压得很低。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男人们的照片上，想从中搜寻工作或者新闻报道中看见过的脸庞：一无所获，没有哪个高调的黑帮歹徒会把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传到约会网站上。第一次上这个网站不知道该说什么，想找一个好相处、不一惊一乍、有幽默感的女孩……我有一点疯，无话不谈，是个野性而疯狂的男人，所以你觉得自己可以和我处得来就给我发信息！！！

这些家伙让我生气。贫乏至极，所有人都在上蹿下跳，挥舞着胳膊，跳着最可爱的摇屁股舞：我，看看我吧，喜欢我吧，求你哦求你想要我吧！！！还有“理所当然我值得”之类的大量词汇（想找一个个子高挑、苗条、匀称、不抽烟、不嗑药、没孩子、没宠物的伴侣，一定要有一份全职工作，还要有车，一定要喜欢融合料理，至少会说三种语言，喜欢高温瑜伽和迷幻爵士乐……）同样糟糕透顶：用点菜一样的方式在网上开始一段关系，理由是理所当然你应该有这么个伴侣，和你必须拥有一台顶级音响系统和一辆高级跑车一样，而且得确保你得到你想要的类型，这很重要。我唯一欣赏的是那些开门见山的启事：乌克兰超级萌妹以结婚为目的，现寻一位乡下老男人。其余的内容都需要被教训一通，他们得好好学习自我尊重。

没有人是必须拥有一段关系的。你有一点基本常识就能明白，尤其是在面对媒体胡说八道的狂轰滥炸时，说什么一个人生活的人一无是处，要是对此有异议，你就是个危险的怪胎。真相是，如果你离开别人就不能活，那你才真的一无是处。而这不仅仅关乎男女关系。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朋友们，我爱他们爱到骨子里。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想要我捐个肾，或者是打爆几个人的脑袋，我都义不容辞，不会有半句怨言。而如果他们挥手跟我道别，从明天起就走出我的生活，我也依旧会是今天的我，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是个独立的个体。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是谁产生改变。这并不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据我所知，这对一个成年人仅仅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层次跟知道如何洗自己的衣服、换厕所卷纸差不多。网站上的这些白痴，乞求别人拉动他们的松垮的木偶提线，让他们变得真实：我想怒斥这些人。

我已经收到两封私信了。嘿，你好吗？看一下我的主页，感兴趣就聊一聊吧。这孩子二十三岁，在IT行业工作，似乎不大可能是爱斯琳最佳秘密男友的候选人。你好美女，我很想深入了解一下你那美丽外表之下有什么。我：有内涵、有创意，在世界各地旅行，人们跟我说应该写一本关于我的生活的小说。你好奇吗？我们来分享更多故事吧。通过主页我认出了这个人：在没进重案组之前，我曾因他在公交车上手淫逮捕过这个人。这个城市真小。我将它记下来，等我有空再好好研究一下他，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坏事，但那并不是紧急事项：露西没有理由因为这么个不起眼的垃圾而一反常态。

我已经困到屏幕在眼前扭曲变形了。我喝了最后一杯冷咖啡。然后我登录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电子邮箱，开始写邮件。

哈喽，在搞什么鬼？好久不见——有空的时候聊聊吧，让我知道你最近怎么样。回见——小蕾（吻，吻）。

“发件人”的位置上写的是“伏特加可乐蕾切尔”。我又读了一遍，没有点发送。

房间的光线动了一下，后面的感应灯亮了。我站起身，把里面的灯关掉，走到厨房窗边。

没什么异常，只是我阳台上的动静。惨白的光线和晃动的阴影让它变得阴森：光秃秃的路石，高高的墙壁，有藤蔓曾在上面蔓延生长的痕迹，黑暗似乎无边无际。有一瞬间，我觉得有东西在墙后面晃动，一个脑袋的顶部从巷子里突然伸了出来。我一眨眼，它就不见了。

我觉得有些难过。我想到了爱斯琳：年轻的单身女人，住在斯托尼巴特尔的小房子里，后院直通巷子。曾经有一个闯入者，在翻过她家院墙逃跑的时候被人发现。我想到了浑蛋克劳利，把我的照片弄上他的头版，就为了方便有人从都柏林城堡开始，一路尾随我回家。

我关掉了阳台的灯，检查了我的枪。然后我突然把后门打开，越过阳台，蹬着院墙爬上房顶。

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从瘾君子到弗雷迪·克鲁格[3]式的各色人。不过我只看到了窄窄的巷子，以及街灯发出的暗黄色灯光。整条路朦朦胧胧，空空荡荡。阴影和食品包装袋堆积在街角。一些孩子随手乱画的四流蓝色涂鸦留在墙上。我仔细听着：可能是某人在路上快速远去的脚步声，或者只是风卷起垃圾的声音。

我感到愤怒，半是因为失望——我渴望这场战斗——半是因为感觉自己是个白痴。即便到最后发现这个案子神奇地成为连环杀手的热身运动，今晚他也会回家享受来之不易的休养机会，而不是展开高难度的夜间活动，我也依旧感到愤怒。巷子里快速移动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累到出现了幻觉，要么就是某个喝醉酒胡乱撒尿的浑蛋。我的感应灯可能是受到了街上四处飞舞的垃圾或者流浪的野猫的干扰。

我回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前。我坐着，手指在按键上方停留了很久，听着屋外的风声，一边留意厨房阳台上的感应灯。我按下了“发送”。

[1] 1888年7月7日到11月9日，在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五名妓女的凶手，此名为其代称。

[2] 网络用语，“laugh out loudly”的缩写，表示放声大笑。

[3] 美国演员，以在恐怖片里饰演扮相可怖的反派角色闻名，代表作是《猛鬼街》系列。

◇☆◇

06

周一一大早，我就要把我的证人从一堆浑蛋中捞了出来，把他从床上直接哄进了办公室，让他重新录一遍口供。这次他恼火地指出，自己是如何支付给我工资——通过救济金，应该是吧——还有我应该如何对他放尊重些，而不是像这样浪费他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如果我让他闭嘴，他准会得严重的健忘症，把周六晚上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连这种浑蛋都可以嗅到我身上的弱点。扇他几个耳光会让他态度端正点，不过我还是决定不扇了，留给其他更重要的人。

反正我只有一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这天一开始就有些诡异，在我离开家时天还是黑的，浓重而冰冷的雾弥漫着整个街道，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神秘的维多利亚时代：车辆在雾中淡化成一抹抹污点，明亮的窗户和街灯在一片茫茫中亮着。有个人站在路口，只是站在那里，在这样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站在那里的早晨。他离我太远，我看得不是太清楚，只看到是个高个子，面朝着我，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戴着一顶黑毡帽，塌着肩，表明他已经不年轻了。昨晚的兴奋感又涌上来，我想到报告上那个翻过爱斯琳家院墙的男人：中等身材、黑外套，邻居说他应该是个中年人……等我小心把我的车开出停车位，冲上道路时，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是那件外套让我格外在意，让我烦躁不安，在去停车场和接那个浑蛋回来的一路上，我一直从后视镜里盯着路上的车辆，而那个浑蛋则坐在车后座不停地抱怨。斯蒂夫是对的，有很多人都穿着黑色外套，包括我认识的每一位警探。

之所以会单独提一提警探，我是有一些理由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比其他人有趣一些。

为了让我开心，鬼鬼祟祟的克劳利仍在不懈努力，想把爱斯琳的案子炒作成年度案件。他挖掘出一些爱斯琳的照片——大多是化过妆的，克劳利和他的读者都不会对一个穿着涤纶套裙、黑发微胖的女人感兴趣——还把一大堆蹭热点的陈词滥调一股脑儿倾倒在他的读者面前，占据了《信使报》的头版。关于警察，其中很大一部分有很微妙的暗示，尤其是关于我。说我们没有认真对待，因为我们都在忙着保护政要和社会精英，没有精力去关心工薪阶层。克劳利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制服，正在维持一场抗议活动的秩序。因为急诊室关闭，数百个人愤怒了，合法地走上街头，抗议现场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但照片上我身穿安保背心，手持警棍，完全支持了克劳利在上面表达的观点。除非我们尽快抓到罪犯，否则总部就会感到压力，他们会给头儿施压，而头儿就会来找我麻烦。

我把那个浑蛋证人送了出去——他还在抱怨自己睡个懒觉都被打扰——然后看着他点上一支烟，扬长而去。快到十点了，日头越来越强，虚弱的灰色光线被云层阻隔。我斜靠在外墙上，无视透过夹克外套侵入的刺骨寒冷，趁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给索菲打了电话。不管是一个毒贩在爱斯琳卧室里留下的很厚的指纹，还是罗里手套上的完好的血迹，都能让我顺利展开今天的工作。

“嘿，”索菲说，“我可以开免提吗？这里有个花瓶，需要完好无损地送到戈尔韦，作为奥弗莱厄蒂案的证据。我可以发誓，要是让那些运送证物的白痴负责这个东西，他们准会把它当成足球来玩，所以我只能自己打包。用上一年攒下的泡沫包装纸。我在自己办公室里，没人能听见我们说话。”

“没问题，”我说，“你拿到我们那个嫌疑人的证物了，对吧？”

“拿到了，他穿戴的灰色尼龙手套和黑色羊毛大衣，还有一条海军蓝裤子、两件白色亚麻衬衫、一件淡蓝色套衫、一副红色毛线手套，还有一副费尔岛手工针织手套——没开玩笑——还有一条黑色羊毛围巾，都是从他的公寓里拿来的。还有指纹。”索菲在那边手也没闲着，听起来好像是在撕胶带。“你知道吗？昨晚布雷斯林还给我打电话了，他要所有的现场报告，包括爱斯琳的电子信息。”

粗糙的石块透过夹克戳到了我的后背。“你给了他什么？”

“你以为我是谁？我给了他个‘滚蛋’。他跟我说起话来就像个猎头似的，告诉我，我在负责这个案子他有多高兴，其他技术员都是如何比不上我——什么白痴会觉得说我同事的坏话，就可以拉拢我？”撕胶带的声音又来了，“我告诉他我们的报告都没准备好，这个案子也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案子，电脑组那边甚至还没开始查那些电子信息。我说的是实话，基本属实。布雷斯林并不满意，但他还继续跟我扯东扯西。我发誓，说到最后我觉得他都准备来给我送花了。”

“我正准备跟布雷斯林友好地谈一谈。”我说，我简直想亲索菲一下，“你现在掌握多少线索了？”

“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你们随时都可以拿去，我让我这帮人加班赶完了。我知道如果你想让那个浑蛋远离这个案子——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这么说——能让你比他预想的早几步，总是有用的。”

“没错，”我在心里朝布雷斯林竖了根中指，“你简直太好了。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索菲发出了某种声音，像是在耸肩。“被害人身上的黑色纤维，和你嫌疑人身上的那件大衣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像听起来意义那么重大：这种纤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找来城里一半的大衣都有可能得到这个结果。他的围巾并不匹配，他的东西上也没有任何血迹——这意味着即便他是凶手，这副手套也不是他在行凶时戴的。抱歉。”

“这些东西如果能当证据就走大运了。”我说。一点也不意外：罗里的智商，足够想到找一个垃圾桶把带血迹的手套扔进去。“我们会继续找证据的。现场还有什么情况吗？”

“大多数情况你都可以在报告里读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纤维，查不出来源，诸如此类。我们把它们和嫌疑人住处的纤维做了交叉检查，看看有没有二次转移的情况——他家地毯上的纤维沾在了他的外套上，然后又落到她的沙发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们还会把嫌疑人的东西和被害人家里的纤维做比对，但目前还没有时间做。该死——”沙沙作响，然后是砰的一声，索菲还在忙活着用成卷的塑料泡沫包装纸打包。“只有一个地方有些奇怪。被害人家里很干净。”

“她要请新男友回家吃饭，所以提前做了打扫。”

“不是那种干净，我的意思是太干净了，在我看来简直是酒店级别的打扫——就连衣柜上面都一尘不染，感觉就像是《复制娇妻》[1]里那种鬼扯的剧情——为了跟情人约会，她在家里搞了一次全面的大扫除。但我说的是指纹的问题。你记得莫兰想让我查一查前男友可能会碰的地方吧？床头板，还有马桶圈下面？”

“没错。”

“什么都没有。床头板上什么指纹都没有，连被害人的都没有——它是光涂材料制成，按理说应该会有指纹。门把手、浴室水槽、冰箱门、床头柜里的避孕套：除了污迹，什么都没有。”

我说：“有人把那个地方从上到下擦了个遍。”幽灵似的黑帮男友开始投下阴影。黑帮男友知道要擦哪里才能把指纹全部清理干净。罗里，一个连门都没进过的家伙，不需要知道。

索菲发出不置可否的声音。“也许吧，或者咱们这位娇妻也许真的是做家务的好手。任何一种假设都有可能。反正我知道你会对这个感兴趣。”

“确实，”我说，“床上有什么体液吗？”

“有，床单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在床垫上发现了污迹。有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汗渍——你也去过那里，她把屋子里搞得很热——不过要是我们够走运，里面可能就会有某人的精液，或者至少是其他什么人的汗渍。”沙沙声再次传来，听上去精力十足：索菲又在给花瓶裹上一层泡沫。“不过即便我们拿到了DNA，也不好确定它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要是你可以查出她是什么时候买的床垫，倒是可以确定一个笼统的范围，但那也……”

“随时告诉我DNA的新情况。”我说。我没对此抱太大希望，那包避孕套说明，要是某人真在床垫上留下了精液，那我们可真是走了大运。“谢谢你，索菲。爱斯琳的电子信息查得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大多数都没什么用。手机里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服装店和夜店的搜索记录，可爱的游戏应用，里面全是鼓翼而飞的仙子。她的相册里也没有什么看起来可疑的人。不过我会拷贝一份给你，你可以自己欣赏一下。她的脸书上都是自拍，还有‘测测看你会在《饥饿游戏》里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不想得癌症就转发’——这都是什么鬼东西？要是大家都转发了，癌症就能乖乖销声匿迹、自行灭绝了？”

“把她的账号信息拿到手给我们，好吗？我们得查查她脸书上的好友。”

“没问题，”索菲说，“看上去她不像在脸书上有什么亲密好友——没有私信或者其他东西。她的好友似乎都是同事和老同学，那种每年能说上一次话，告诉他们生日时发的照片简直不能再棒的关系——不过这些你都可以自己看看。”

如果她真有个黑帮男朋友，那他的隐身技能可真是不错；但也许，真有这种可能。“她的邮箱呢？有没有情书、色情的聊天、约会计划，或者类似的东西？来自罗里或者别的什么人？”

“没有那些东西。她的谷歌邮箱绑定了手机号，里面主要都是确认邮件，或者时装网站的特别优惠通知。里面最亲昵的一封邮件来自澳大利亚的某个表亲，她在邮件后面附了很多个‘吻’的表情。你还在盯着前男友吗？”

“保持思路开阔。”我说。一群游客刚刚经过，脑袋后仰，下巴抬起，仰视着城堡的建筑群。有一个人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我的方向，但我瞪了他一眼，几乎把他的镜头融化，于是他缩了回去。

“我们只能看到她留在那里的东西，”索菲提醒我，“她有可能已经把关于前男友的一切全部删除——邮件、信息，还有照片。”

“我知道，”或者是他干的，在周六晚上，“我们会联系电信公司，拿到她的记录——我想斯蒂夫应该正在处理。把她电子邮箱的内容发给我一份——也抄送给斯蒂夫——另外你能和她的电子邮箱供应商谈一谈吗？拿到操作记录，这样我们就可以比照她实际上都留下了些什么。”

“我的电脑组有人有个朋友是供应商的高管，等我把这个该死的花瓶包好就让他去问一下。你真该来瞧一瞧，四英尺高，边边角角都是瓷哈巴狗，上面还糊满了血。这样实际上倒让它好看了些。”

“被害人的笔记本电脑呢？跟我说说上面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吧。”我觉得有点冷，专案室里传出煮无味速溶咖啡的声音，听上去不错。

“你想要有意思的证据，就给我一个有意思的被害人。这个女人日子过得很无聊，她经常泡在网上，但据我们所知，她从来没去过网上什么隐秘的角落——我们电脑组的人仔细查看过她最近几个月的上网记录。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都是在旅游网站上：她在查阅澳大利亚、印度、加利福尼亚、葡萄牙、克罗地亚……的信息，她还搜了几次都柏林的晚课，看了大学里的艺术课程，买过一大堆打折的名牌衣服，读了一些涉黑案件的相关报道。真是渴望刺激，都知道她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刺激。”

这也是在我看到爱斯琳家那小小的真实犯罪图书馆时的想法。我把咖啡的事全忘光了。“没错，”我说，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你能记住是哪些案子吗？”

“弗朗西·汉农，还有那个被切掉舌头的人。我都忘了报纸上可是对此大做文章，反正这让那些记者都兴奋坏了。”

这些人都来自同一个黑帮组织，一伙北方恶徒，头目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名叫库埃鲍尔·拉尼根。那两个案子都是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负责的。

“听起来好像还真跟我们的被害人有关系。”我说。要是爱斯琳跟库埃鲍尔的喽啰们混，那她这算好的了。“电脑上还有什么东西吗？”

索菲那边传来更剧烈的泡沫包装纸的沙沙声。“她读了很多同人小说，主要是言情类的，不带色情描写的那种；我的人对此感到很失望。他说自从看到朱丽叶早早醒过来，跟罗密欧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就不再读书了。”

“真可爱，”我说，“记录里有约会网站吗？”

“没有。”

“留言板？”

“没有，而且我的人说，没有人对她的历史记录动过手脚。”

“你们能查查更早以前的记录吗？我们需要知道她至少最近六个月的活动情况。要是能找到一年的就更好了。”

索菲吹了口气。“你确定吗？要是把我们电脑组这边的人惹急了，他会把她上过的每一条网址都发给你，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在查看全宇宙各种设计师品牌店的网页里度过了。”

“这就是老天发明助手的原因，”我说，“还有电脑，对吧？”

“别催我，”索菲嘴里咬着胶带，说，“我就要讲到最关键的部分了。我的人看了她的文档——里面只有一点发现，她在几个月之前刚刚更新了自己的简历：看上去她正在考虑换一份工作。他还看了她的相册。大部分都和她在手机上的照片一样，在各种俱乐部里面的自拍，不过有一个文件夹是有密码保护的，创建于去年9月，名字叫‘贷款’，但是谁会给她的贷款拍照？还在上面加了密码？”

我都不需要喝咖啡了，已经完全清醒。9月距离爱斯琳遇见罗里的时间足够久，而按照露西的说法，那时她跟某个神秘人刚刚勾搭上。“文件夹名字是伪装”，我说，“让浏览她文件的人失去兴趣。在那个文件夹上的进展如何？”

“没有进展。我的人都快把一本字典输进去了，试了爱斯琳名字加上生日的各种组合，但都没有用。”

“你们试过她的脸书账号密码吗？”

“我们还没有拿到她的密码。她的脸书和谷歌邮箱在手机上都是开启状态；我们用她的密保问题重置了密码——我的老天，问的是她妈妈的闺名——我们这才能轻松登上她的其他电子账户。而且供应商那里也没有密码；都是加密的。”

“你们的人还在忙这个吗？”

“是的，他打算破解了。这家伙可不是杰森·伯恩[2]；她可能还不是我的人的对手。我只跟你讲，把这个文件夹锁起来，她至少是认真的。”

“我相信你和你的人。”我说。我体内的肾上腺素再度涌起，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克制，我都会想象索菲的伙计破解了密码，双手捧着爱斯琳骑在库埃鲍尔·拉尼根身上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数着钱的布雷斯林。“搞定了告诉我，好吗？”

“第一时间告诉你。”索菲又撕了一条胶带，把它拍在什么东西上。“这样就行了。这东西真是够丑的，我有点希望他们能把它砸碎，那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我去找布雷斯林。伯纳黛特说他在楼里，但是办公室里却找不到他的人影——我一开门，叽叽喳喳的聊天就变成了若无其事的凝视，我一关上门，里面便泛起一阵窃笑，大家又聊开了——食堂里也找不到他。我上楼，准备去专案室。

我刚一上楼梯平台，就听到慢吞吞的播音腔从楼梯井的方向传来。布雷斯林，正在我头上的什么地方，低声说着什么。

我立刻停了下来，然后小心地往上走——楼梯是由白色的大理石铺成，属于旧城堡的一部分，一丁点声音都会产生回声——直到我能透过扶手看到顶楼。布雷斯林和麦卡恩正站在那里，挨得很近。

命中注定我要抓住任何机会和他们俩谈话。但麦卡恩看上去并没有聊天的心情，他穿着制服，无精打采的，手塞在口袋里。布雷斯林则懒洋洋地靠在铁栏杆上，背对着我。从肩膀的线条能看出摆出这种轻松懒散的姿势很费劲。

麦卡恩嘴里在嘟囔着什么，我听到了“那个贱人”。听上去他是认真的。

“我已经动手了，”布雷斯林说，“你就安心待着，让我来处理，好吧？”

麦卡恩动了动，仿佛他的衣服是湿的。“她不喜欢被那样摆布，如果你想——”

“我不会去摆布她。那不是我的计划。我会让她看到，她只有唯一的选择。”

麦卡恩伸出手指，揉了揉眼袋，头向后仰。

布雷斯林说：“我会解决她的。一切都会很快回归正常。”

麦卡恩抬起头，说了些什么，这时他注意到我的黑外套，在白色楼梯的对比下很显眼，于是停下了。“布雷斯林。”他说。

布雷斯林转过身，表情茫然地闭上了嘴巴。“康韦警探，”他说，“很高兴你来找我。”

“周六晚上有些麻烦事没摆平，我来处理一下，”我说，“这又不是肯尼迪遇刺案，我不可能为了它空出我的所有时间。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好啊，跟我走吧。阿麦，回头聊，好吧？”麦卡恩点了点头，没有抬头看。布雷斯林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朝我走过来，下了楼。

我跟在他身后，当我回头看时，麦卡恩还留在上面，两眼放空。

“麦卡恩和他的夫人闹了点小矛盾，”伴随着我们的脚步声，布雷斯林神秘兮兮地说，“你可能已经听到他打的电话了，对吧？”

我应了一声，不置可否。我们都听过那些电话：麦卡恩牙关紧咬，嘟囔说今晚会早点回家，越说脑袋越往下低，周围的小伙子则在窃笑，声音足够响亮。

“她不喜欢麦卡恩做这份工作，不喜欢工作的时间安排，不喜欢他回家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死去的孩子，不喜欢所有这些——很难反驳她，对吧？麦卡恩觉得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他换个职位，要么她把他踢出家门。”

我不住地点头。胡说八道。办公室说起八卦来就像个游戏厅，但没人会费心告诉我详情。他们谈论的是我：如何让我赶紧把这个案子结了，或者是让我离开重案组。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哈，”我说，“那他打算怎么办？”

“嗯，显然他对这两个选项都不感兴趣。我说我会跟他老婆聊两句，让她平静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是朋友。她知道我是从心底为他们好。”布雷斯林露出友善的微笑，仿佛他确实是那种会从心底为所有人好的人。“我得让你承诺一下，康韦。这件事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麦卡恩可不想自己私生活的麻烦变成组里那帮人的谈资。你本来什么也不该听到，”带有责备意味的摇手指，得一分，“不过既然你已经听到了，你就该守口如瓶。”

“我不会到处乱说，”我说，“这种事情就让组里那些人去做吧。”我现在非常想在布雷斯林两边的脸上各揍一拳，但我还想继续聊天，所以我就问了：“你觉得你能解决吗？”

“哦，是的，他们两个很爱对方，尽管有这些矛盾；他们只需要一点点提醒，事情很快就能解决，麦卡恩只是担心过了头。”

“没错，反正你们两个看上去都有点紧张。”

布雷斯林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起了手。“只是说说。”

“在你看来这是紧张的样子？”布雷斯林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半是怀疑，半是厌恶，“你的雷达需要重新校准一下了，康韦。我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我耸了耸肩。“我怎么会知道？”

布雷斯林站在原地。“不，你不能这样随便就下结论，等我问起来的时候又矢口否认。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紧张又戒备，真是有意思。我决定继续迂回。“无所谓啊，就平常那些事情，工作、金钱、生活。”

“我过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我热爱我的工作，不像某些人——如果你和你的姜饼男孩能改变这种情况，你会感激你自己的。金钱方面，我很好，不是一般的好，无忧无虑。我是个快乐的男人，好吧？”

“男人啊，”我说，“我只是随口说说。”

布雷斯林盯了我很长时间，然后说：“好吧。”

他继续往下走，让我跟在身后。“只是个小提示，康韦。我们都有自己的特长，在随口说说这方面，你可不怎么在行。”

“也许吧，”我说，我和布雷斯林的坦诚交流就到此为止吧，“昨晚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吗？”

“罗里的哥哥们已经过来做完了笔录，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如果你想看一眼的话，但里面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他们都说罗里是个菜鸟，尊重女人，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动手打人。他被甩过几次——惊讶吧，还有惊喜——他只是感到难过，却不觉得生气。他们知道书店的生意不太好，他们说要是需要的话，他会跟他们借钱，而不会跟他刚认识的女孩开口。不过他们两个也是穷光蛋，所以我看跟他们开口也是白搭。我把他们的声音都录了下来，这样我们就能跟在斯托尼巴特尔打电话的那个声音做个比对。但跟你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他们。我想他们确实毫不知情。”

“很好，”我说，“你跟索菲·米勒打电话要过爱斯琳的电子信息吗？”

布雷斯林把脸转向我，扬起眉毛，似在警告我。“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过我和斯蒂夫会负责这些。”

他在楼梯平台停下来，这样他可以好好地盯着我。“啊，康韦，继续。我知道你想把好证据留在自己手里，但这不是在幼儿园玩过家家，你不能一直守着你专属的玩具。这是个真实世界，真正要做的是把工作搞定。”

“是的，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到。”

“不包括昨晚，昨晚你做不到。你们都回家去蒙头睡美容觉了——我知道，我知道，连上两个班，但事实摆在这里，你不在这里，你在吗？而我在。我跟罗里的哥哥们谈完了，我跟其他的联系人约好了，我打电话要了他的通话记录，然后我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决定利用起来，你应该感谢我，而不是在这里冲我发火。”

我说：“你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

布雷斯林看着我，他说：“米勒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好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谢谢你。另外也是因为，我需要掌握大家在调查中都在干吗，要是碰到自己在准备做什么时，却被告知其他人已经完成了，这不是让自己出丑吗？”

布雷斯林歪了歪下巴。“康韦，你需要冷静一点，你得记着，我经验比你丰富这个事实。如果我做了什么，你应当相信，我是为调查的大局着想的。”

“不。”我说。我能听见脑中有声音在说：我们得和布雷斯林好好相处，但我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不会特意记着什么。除非我把你的晋升典礼睡过去了，否则我们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这是我的案子，你擅自行动，你才需要记着自己本职。”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但布雷斯林勉强露出疲惫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那些从未对问题学生有太大指望的老师。“好吧，康韦，下次再为你的调查出力的时候，我会慎重一点。我保证提前跟你打招呼。”他翻了个白眼，“那会让你感觉好些吗？”

“是的，没错。”

“好的，那你可以消消气了吗？”

“我……老天，”我立刻缓和了口气，语气变得局促不安，“我的意思不是……”我看了一眼楼梯下面，确保不会有人听到我正在成为一个卑鄙的坏警探，“这没那么简单，你知道吧？跟你这样的人合作让我诚惶诚恐，我不是总能……对，总能正确地把事情处理好。”

“好吧。”布雷斯林说，他现在从容不迫，在考虑如何给我上一课，但最后还是自我满足地说道，“我想我能明白。但这不是你防着我的借口，我们是一个组的。”

“我知道，没错，我道歉。”我不会为了让浑蛋喜欢我而谄媚别人，不过为了搞定浑蛋，我倒是可以尽力让他们开心开心。“而且我很感激你的帮助，还有建议。尽管我没有完全表现出我的感激之情。”

布雷斯林点点头。“好吧，”他宽宏大度地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谢谢，”我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我还要跟罗里剩下的联系人谈一谈，如果你同意我这么做的话。”

他在微笑，尽管笑得很勉强。“那很好，”我说，“万分感谢，我们回头见。”

我满怀敬意地向他点了点头，转身上楼向专案室走去。麦卡恩已经下来了。我走到顶层，拐进走廊里。在那之前，我听到布雷斯林的脚步声再次响起，缓慢而清冷的节拍在走廊中回荡。

我不在的时候，专案室一切正常，这应该是好事。助手们都像小蜜蜂一样在忙碌，而且确保大家可以看到：加夫尼在匆忙地写着什么，米汉正在做备忘录，克勒格尔和赖利则俯身在显示器前，迅速浏览忽动忽停的监控录像镜头。斯坦顿和迪齐在别的什么地方，可能去了爱斯琳的公司。斯蒂夫把主办公桌完全据为己有，把它变成了资料和奇巧巧克力堆积处，埋头在工作的同时还悠闲地吹着口哨。他看上去很高兴。

“早上好，各位。”我说着，把背包扔到了我的桌子上。助手们迅速挤出微笑，好像他们喜欢我一样。即便有人拉拢了他们——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动手了：不管布雷斯林有什么打算，他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争取一个助手，揣在自己兜里——他们也精于隐藏。

“哈喽，”斯蒂夫说，“解决了？”

“嗯。”我没跟他细说，只是告诉他我想从那个浑蛋证人嘴里问出点其他的，他也没追问，“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索菲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了些东西，就在刚才。”他打开了一个页面。

“好，我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我把大衣放到了椅背上，“她的一个手下会把爱斯琳的邮箱操作记录搞到手。你拿到她的电话记录了吗？”

“嗯，我在那边工作的朋友已经发给我了。”他仔细检查自己面前的纸堆，拍了拍他要的那一页。“布雷斯林拿了罗里的，他说里面没什么有用的信息，除了打给爱斯琳以外，周六晚上一个电话都没有，昨天早上也没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过，跟露西·赖尔登也没有联系。他正忙着看罗里的短信，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加夫尼，”我说，“报警电话有什么线索吗？”

加夫尼一跃而起。“是——有的，我已经查过了，对的，我拿到了号码，不过号码没做实名登记。”

斯蒂夫说：“我看不出罗里有什么理由要保留一个匿名的电话号码。搜查他公寓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大多数黑帮歹徒倒是会保留一个匿名号码，以便躲避追踪。“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我说，“不过确实，罗里不像是打电话报警的人。我们会把那个号码的电话记录也拿到手，看看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找到号码的主人是谁。莫兰，能办到吗？”

斯蒂夫点了点头，记了下来。加夫尼看起来有些受伤，不过这也没办法，如果满是打给毒贩的电话记录，我和斯蒂夫就一定得赶在别人之前知道这一点。

“米汉，”我说，“你去确认法伦说的那条路线具体需要多长时间，进展如何？”

“按照法伦的说法，”米汉说，他把椅子转了过来，面朝我们，“没到七点半他就下了公交车，然后在将近八点的时候敲了爱斯琳家的门——这一部分可以由那个遛狗的证人的证词佐证。所以在这半个小时里——从公交车站到维金花园尽头，再去乐购买花，然后回到爱斯琳家门口。按照正常的速度，我用了二十七分钟，如果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走，就差跑了，少用了六分钟。”

我说：“意味着罗里可能会给自己留出差不多十分钟时间。”

“不止，”斯蒂夫说，“这儿还有好东西。今天早上一来，斯坦顿就拿来了39A路公交车的监控录像，罗里是在差十分七点的时候上的车，不是他说的将近七点，下车时间是七点一刻，也不是七点半左右。他可能是记错了，或者是大致地估计，但……”

“但他对于赴约迟到忧心忡忡，”我说，“他怕爱斯琳会伤心，把他甩了，这样他就完了。不，他没有估计，也不会记错，他这去向不明的二十五分钟一定去干什么了。他含糊其词也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知道。”血腥味再一次充满我的鼻腔。我们禁不住要怀疑罗里，他表现得如此温顺、震惊，我们就不难觉得他是凶手了；用一把大锤砸他的家门，把他拖回来，让他好好看看监控录像，一定会大快人心。“好，等我们再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得好好解释一下自己干了什么。我们拿到这片区域的录像镜头了吗？”

“拿到了。”克勒格尔坐在显示器前，往后靠。他身材修长，满脸雀斑，不慌不忙，而且很能干，早晚有一天会进组。“坏消息是，从39A路公交车站到维金花园，以及维金花园到乐购之间都没有监控镜头——所以我们没办法核实法伦的路线和具体时间。但我们看到了他在乐购买花的镜头，他在七点五十一分结了账，符合他讲的经过。”

“这没什么意外的，”我说，“他知道乐购会把他录进监控录像里面，所以不会在这里撒谎。我们需要放宽在斯托尼巴特尔调查监控录像的范围，不管罗里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他都很有可能偏离之前提供给我们的路线。赖利，你去调查这一部分。”米汉在工作日志上做了记录。

赖利盯着窗外——就要下雨了——然后又看着他的显示器。“拿到的这些录像我还没看完呢。”

在警官学校，赖利比我低一级。他不如克勒格尔能干，不过我猜他用不了多久就能进组，只要看他跟这群人有多合得来就知道了。“克勒格尔可以完成，”我说，“法伦大概多出来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可以去路线之外半公里的地方。先以半公里为半径进行调查。待会儿见。”

赖利下巴动了动，懒洋洋地盯了我一眼。不过他还是从椅子里爬出来，理了理外套。“克勒格尔，”我说，“告诉我你都发现了哪些有用的线索。”

“是，有些发现。我们在斯托尼巴特尔到拉内拉格之间，他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他四次，我已经在地图上标出来了。”克勒格尔冲白色书写板上贴着的新地图点了点头，上面已经标记好了地点和箭头，旁边还贴着画质粗糙的监控录像截图。“它们和罗里的说法是一致的。”

我看了一眼。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黑色大衣，低着头，冒着雨，刚刚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不过这确实是罗里，没错。最早的镜头里，在北部码头，有一束破烂不堪的花从他的腋下露出来，但等他穿过河，来到坦普尔酒吧的时候，花就不见了。

“我们能看到他的手吗？”

“不能，他的手一直在口袋里。”

“米汉，”我说，“我需要你测量一下法伦回家这条路需要多长时间。我想看看这一路上他有没有绕道去其他地方——去把手套扔掉，或者找某个朋友。克勒格尔，录像里他走得快不快？”

“还算快，我觉得。”克勒格尔比较了一下坦普尔巴的录像镜头，罗里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戴着假乳房、手里挥舞着啤酒罐的醉鬼，被人家挤下了人行道。“没有人在慢跑或者干别的什么，但他想快些回家。没错，就是快步走。”

“听到了吧，”我告诉米汉，“从维金花园到任我行书店，快步走一趟，然后记录下每次到达罗里在录像里出现的地方的具体时间。”

“我会按照他的速度去走。”米汉推开了自己的椅子。

“要走得足够快，想象自己淋着雨。”我说，“谢谢你。克勒格尔，你还剩多少录像带没看？”

“没多少了。”

“等你看完，去找找在新书发布会上看见过爱斯琳和罗里的人，跟他们聊一聊。主要看看这些：他们两人是否有谁比较主动，是否有一位说了关于另外一位的有趣事情，把任何有用的内容都记下来，没问题吧？”

米汉把这项任务记在工作日志上，然后就出了门。克勒格尔向我竖了个大拇指，然后继续快速浏览监控录像。有一些黑漆漆的人影，在街上摇摇晃晃，就像是随风摇摆的玩偶。我回到了桌子前，回头看了一眼斯蒂夫。

“这些是爱斯琳的电话记录，”他拍了拍一摞纸，“这些是索菲用邮件发给我们的东西，也就是爱斯琳现在手机上的记录。我会做一个交叉检查，看看是否有人删掉了某些内容。”

“好主意，”我说，“我刚想跟你说这个。”我压低了声音，“我们得说两句，去别的地方。”想说两句话，还得到我的专案室外面另找地方，真是活见鬼，但现在还不知道哪个助手已经被布雷斯林拉拢过去了。

斯蒂夫点了点头。“反正我们还得去搜查爱斯琳的住处。”

“那就行了，我们走吧。”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斯蒂夫把他那些巧克力包装纸塞进了垃圾桶。“等我们到斯托尼巴特尔，你能带我去那边的酒吧转转吗？”

“为什么？”

“说不定他们会去喝一杯。”

助手们似乎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但我总是把声音压得很低，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谁？爱斯琳和她的男友吗？一个正在搞地下恋情的家伙，你觉得他会带着自己的秘密女友到酒吧里搂搂抱抱？”

“按照露西的说法，他们两个已经交往了快六个月了，这六个月不可能只待在屋里，做爱。”斯蒂夫在桌子上翻找了一番，找到一张爱斯琳的照片，把它插进上衣口袋。“酒吧就快开门了，我们走吧。”

我站在原地。“即使这个人真的存在，他们也不会去当地的酒吧。露西说爱斯琳痴迷于高级俱乐部，这只是委婉的说法，斯托尼巴特尔的酒吧可不能入她的眼。”

“所以也就更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如果那家伙已经结了婚，他们就只能在爱斯琳家搂搂抱抱，而要是他们兴致正浓，偷偷溜出去快速喝一杯，就可能会去那边了。”斯蒂夫套上外套，看了一眼窗外，“新鲜空气对身心有益。”

“斯托尼巴特尔可没有什么新鲜空气，对那里的土包子来说，我们太酷了。而且你指望酒吧服务员能记住一个跟一半的都柏林女人长得都很像的二十多岁的女孩？”

“你就记得她，而且酒保们的记性往往不错。”斯蒂夫把我的大衣从椅背上拿起来，捧在手里，仿佛一位贴身男仆，“就当陪我。”

“把衣服给我。”我说，我把大衣拽了回去，不过还是套在了身上，“赶紧把这些整理好。”我用下巴指了指斯蒂夫桌子上的材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开始把材料按摞放好。

加夫尼正往这边看。我说：“加夫尼，告诉大家，案情会议五点半开。然后去找布雷斯林。你应该跟着他，记得吗？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但他说——”加夫尼看上去吓坏了，这个可怜的小傻瓜眼看着自己的前途啪嗒一声摔了个粉碎。“我跟过布雷斯林警探了，昨晚跟了一整晚，还有今天早晨——我正在为他做笔记，他跟我解释了他是如何工作的，而且……刚刚他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且比起他在外面的工作，你可能更需要我留在这里，所以，我是说……”

显然，布雷斯林是对的，加夫尼一个人就可以把财务状况和电话记录查清楚，用不着别人手把手教，否则一开始他就不能加入助手行列。但他同样也可以在审讯的过程中做笔记，况且布雷斯林也不是那种会拒绝自己理应享有的私人助理的人；除非他想背着别人对证人做些手脚。

加夫尼已经跑了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再把他送回布雷斯林身边已经没有意义了，布雷斯林会再找借口把他打发走，或者干脆不接电话。“你做得很好，”我说，“别担心了，要有所长进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加夫尼正想表达谢意，但我已经往门口走了。我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斯蒂夫把自己的抽屉锁上了。无论是为了什么，这都是值得的。

[1] 美国小说家艾拉·利文的经典作品，后改编成同名电影，讲述了一个名叫斯坦福德（Stepford）怪异的小镇上，所有人家的妻子都百依百顺，把家打扫得一尘不染。后来单词“stepford”亦有“唯命是从”之意。

[2] 《谍影重重》系列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出色的特工。

◇☆◇

07

我和斯蒂夫往停车场走去，去找我们的破烂卡德特。都柏林城堡后面的小巷，交通很繁忙：学生们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向三一学院走去；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用过大的手机格外大声地讲着话，用那保加利亚的房地产生意轰炸我们；漂亮妈妈出门购物，流浪汉则在寻找残羹剩饭。来到大街上的感觉还不错，至少不会有特别针对我们的危险。我憎恶那样。

“所以，”我说，我们终于融入人群，和他们有了一段安全距离，“今天布雷斯林不想有人陪着，他要自己做完那些审讯。”

“可能是审讯，”斯蒂夫努力避开一对正在用俄语交流复杂情感问题的人，“也可能是其他事情。就在你来之前不久，对吧？布雷斯林的电话响了，他露出了这样的表情——”斯蒂夫做了一个下巴紧绷、鼻孔张大的动作：那是布雷斯林努力掩盖自己生气时的样子，“他去外面接了电话，但在他走出房间门之前，他说：‘别打这个电话。’”

他是对的。也许并不是审讯，也许布雷斯林还要做别的事情，或者是过一会儿要见别的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或者见什么人，反正不必有加夫尼在场。我的肾上腺素又涌上来了。

“你想知道他昨晚做了什么吗？”我说，“他跟索菲随便聊了聊，想拿到现场报告和爱斯琳的电子信息。”

斯蒂夫的眉毛扬了起来。我说：“这可能不能说明什么，我跟他说了几句，他说自己有些无聊，所以想找些事情来做——显然他会去找可以立功的事情。但是……”

“但是他想要那些东西。”

“没错，非常急迫，得瞒着我们，即便他知道我们会发现。”

“他从索菲那里拿到什么东西了没有？”

“没有，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东西。爱斯琳的床垫上发现了一些污渍；但即便我们拿到了DNA，发现不是她的，这些DNA可能也有些年头了，没办法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反正不可能是上周六晚上的，不然床单上也应该有污渍，然而它们是干净的。”肾上腺素让我开得飞快，拿着大号手机的人也只能绕着我们走。“唯一的问题是，你让索菲检查的地方，床头板和马桶垫，对吧？它们都太干净了。没有指纹，只有污渍。索菲说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可能已经打扫过了——”

“啊，我就说嘛！”斯蒂夫挥了一下拳头，“罗里没有理由去擦床头板，毕竟他才第一次去那个房子——”

“对，对，对，你真是个天才。也有可能爱斯琳有洁癖，索菲说这都有可能。”

斯蒂夫似乎仍在沾沾自喜。“还有什么？”

“你是说能证明那个神秘男友存在的线索？”

“对。”

“没什么发现。脸书上没什么动静，手机上也没有，邮箱里也没有。”一个瘾君子把两个看起来迷了路的背包客逼到了街角，絮絮叨叨地跟人家要钱。我冲他打了个响指，指了指下面的路，没有停下来掏证件。他看了我们一眼，乖乖滚蛋了。“如果这个人存在，他们可能是靠心灵感应约会的。”

“或者爱斯琳删了所有信息，”斯蒂夫指出，“或者是他自己删的，我已经开始交叉检查那些电话记录了，同时我还在等邮件记录。”

“不过笔记本电脑上倒是有些发现，”我说，“别太激动，只是爱斯琳读过一些黑帮的案件报道，弗朗西·汉农，还有那个舌头被切掉的家伙。”

斯蒂夫把脸转到我这边，“他们都是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两个都是。”我感到他和我一样被云霄飞车掀起的巨大气浪擒住，我在小路上飞驰，感觉越来越激动，“而且它们都是布雷斯林的案子。如果拉尼根出钱收买了他，对了，如果爱斯琳跟这个团伙的人约会，中间出了差错，拉尼根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

“我跟你说过先别激动。我做了一些试探，如果爱斯琳跟拉尼根的某个手下约会，我很快就会知道。”斯蒂夫看起来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具体做了什么，但他必须接受这一点。“她的电脑里还有一样好东西：有一个加密文件夹，是在9月创建的。文件夹叫‘贷款’——”斯蒂夫笑出了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吧，这显然是在胡扯。索菲和她的人还在努力破解密码，一有消息她就会告诉我们。”

“她告诉布雷斯林关于这个文件夹的事情了吗？”

“没有，我也没有，而且我不打算让他知道。”

斯蒂夫说：“所以从9月开始，爱斯琳担心有人会看她的电脑。这个人不可能是罗里，他们到12月才认识，而且他之前都没有去过她家。”

“也许吧，”我说，“或者里面都是爱斯琳的裸照，她担心的并不是什么特定的人。她只是不想万一哪个浑蛋偷走了她的电脑，把这些东西传到网上去。”

“为什么会有裸照呢？”

“为了好玩，为了赚些外快，前任留下的，为了在她变老变丑之后的某一天还可以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我怎么会知道？”

“或者，”斯蒂夫说，“这是她和她的秘密男友拍的照片。而她真的、真的不想有什么人——包括他——知道她留着这些照片。然而，反正……”

我已经想到了同样的事情。“勒索。”

“或者是买了保险。如果她跟一个黑帮歹徒在一起，也许她的智商还够察觉这有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如果’，”我说，“从现在开始，在这个案子里，你再说一次‘如果’，就欠我一英镑。估计等到周末我就是有钱人了。”

“我以为你喜欢挑战，”斯蒂夫咧嘴笑着说，“承认吧，你盼着我是对的。”

“对，我确实盼着，这个挑战不错。”

“你盼着。”

我们在一对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老人后面放慢了速度。我说：“我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解决。”

我一直不想把这话明说出来，因为我不想变成乌鸦嘴。就像个蠢孩子，就像那些总在抱怨的人，相信全宇宙都跟自己过不去，一切都在找借口搞砸。我以前不是这样，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也是愚蠢的，拜组里的人所赐，我练就了一身四处寻找陷阱的本领——上周我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杯咖啡，然后去了卫生间，回来后发现上面漂着一口唾沫，差点就直接喝了下去。我绝不可能对斯蒂夫抱怨这种事。我不喜欢这种该死的被训练的感觉，根本不喜欢。我继续走着，同时给街上穿着黑色大衣的高个子计数。

斯蒂夫说：“但是？”

“没什么但是。在我们取得实质性的证据之前，我不想在这条思路上陷得太深，就这样。”

他又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不想再听了。“还有件事，”我说着，躲开一个老人，回到原来的路线上，“记得我说，我跟布雷斯林聊了他给索菲打电话的事吗？”

“哦，老天，他没有被你揍死吗？”

“啊，没有，他化个妆还是可以掩盖那些瘀伤。”

“你对他还算客气，是吧？告诉我你们俩还没撕破脸。”

“放轻松，”我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我没有跟他客气——我故意要让他下不来台——但他对我一直很友好。”

“所以也许昨晚，他并没有说谎骗我们。”斯蒂夫在把握说话的分寸，努力让它得体，“也许他真的觉得我们没有针对他。”

“你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个不要脸的浑蛋，太高看自己了。而且我告诉他，在我的案子里，他需要按我说的做。”斯蒂夫发出了一阵震惊的笑声。“没错，好吧，我想看看他会有何反应。我本来以为他会把我的脑袋拧下来，但你知道他做什么了吗？他叹了口气说，好吧，真棒。从现在开始，他做事之前都会请示一下我。”

斯蒂夫不笑了。我说：“你觉得这像布雷斯林吗？”

过了一会儿，他说：“听起来他还是想继续跟我们和平共处，似乎，意愿很强烈。”

“确实。这样他就可以继续跟踪我们在做什么，这不是因为他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听话、配合他，不管是什么吧。后来我发现他——你知道吗，他正和麦卡恩聊天，一看见我他们立马就不说话了。布雷斯林跟我扯了一些关于麦卡恩婚姻问题的屁话，但我很确定，他们讨论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我赶走。”

斯蒂夫快速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确定？他们说了什么？”

我耸了耸肩。“我可懒得去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麦卡恩不高兴，布雷斯林安慰他说，他会马上把什么女人解决掉，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麦卡恩想让他赶紧动手。大意就是这样。”

“而且你很确定这跟麦卡恩的老婆没有关系？”

“本来可能有关系，但实际上没有。”

一些穿着带品牌标志的夹克、手里拿着纸壳板的流浪汉凑到我们身前，张开嘴，又看了一眼，然后走开了。我感到自己的个人魅力又慢慢回来了。要是两天前，他可能会跟着我走完整条街，求我给点钱，终结第三世界的牛皮癣，然后告诉我要保持微笑。

“好吧，”斯蒂夫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布雷斯林是否枉法了——”虽然没在警局，我们俩还是向四处张望了一下，“但如果拿钱的是麦卡恩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沉迷于妄想，没有注意到真正重要的事——但这种羞耻，很快因为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而烟消云散：困兽般的斗志，现在越来越强烈。

“也有这种可能。”我检索了一下脑海中麦卡恩的信息。他来自德罗赫达，有一个妻子，还有四个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钱，不像布雷斯林——我记得他说过一些刻薄的话，说只要把那些被智能手机宠坏的孩子都送去当学徒，像他爸那样，就可以把犯罪率降低为零。在他车子坏掉、屋顶要重修、孩子要上大学，而当警察的薪水暂时还负担不起的时候，他可没有父母出资相助。黑帮老大会很乐意把麦卡恩这样的人找过去养着。“或者他们两个都收了钱。”

“难怪布雷斯林能对你的责备忍气吞声，”斯蒂夫说，“他可受不了我们去告诉头儿说我们不想让他插手这个案子。”

“如果，”我说，“如果这些假设有一个成立的话。”

斯蒂夫说：“你跟布雷斯林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我道了歉，我告诉他，他太厉害了，我诚惶诚恐，思路不清晰。他喜欢我这么说。”

“你觉得他信吗？”

我耸了耸肩。“我不在乎。如果不信，他只会觉得我是个坏脾气的娘们儿，而无论怎样，他都会那么想。他只是想找个台阶下，让我们重归于好。我给了，我们和好了。”

我们来到停车场。仅仅在这短短的一路，我就发现了十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每一个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有多疑症的白痴，但即使这么多人，也无法消除我想起早上在路口看到那个男人时的警惕。

我们到入口了，斯蒂夫说：“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首先该做的就是去调查布雷斯林和麦卡恩的经济状况，搞到他们的电话记录，然后找个人进入他们的电脑，看看他们是不是看过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但这些事情一件都办不到。“继续查我们的案子，继续该跟他们说话就说话，继续把自己的嘴闭牢。”我向停车场的管理员挥了挥手，他也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去找车钥匙。“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让布雷斯林难堪。”

爱斯琳的家经过了严格的搜查。如果一个地方还会有人回来，我们会尽可能不把他的家破坏得太严重——指纹粉会被擦掉，书籍会被重新放到架子上——除非我们真的想给某人一点颜色瞧瞧；但如果没人会回家，我们就不会费心去这么体贴周到了。索菲的人在屋子一半的空间内撒了黑色的指纹粉，另半间撒了白的，从地毯上割走了一个大致的矩形，是爱斯琳的尸体躺过的地方，还锯掉了壁炉周围的一大块地板，摘掉了床罩，还在床垫上挖出了一个大洞。对一个凌乱而舒适的普通人的家来说，这一通折腾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有违常理，但爱斯琳的家，本来就不像个活人的住处，现在则像技术科的一个教学单元。

斯蒂夫去了客厅和浴室，我去了厨房和卧室。这里很安静，斯蒂夫自顾自地吹着口哨，奇怪的声音从外面的街上传进来——一群老人在愉快地抱怨着他们的过去，孩子们在号叫，但并没有来自邻居家的刺耳话音和乒乒乓乓声；这些有了年头的墙壁都很厚。除非是极其激烈的争吵和尖叫，否则邻居绝不会听到任何声音。一个来过她家的秘密男友，可能并不会被人知晓。

搜查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线索。标准的线索藏匿处——冰箱里的豌豆包、香料架上的空罐子、床垫下面、鞋子里面——都空空如也。卷纹梳妆台里并没有求爱信，抽屉里也没有多余的事后短裤；衣柜里没有装着现金的信封，更没有棕色的包裹等着有人发现。我最大的发现是一本被胡乱塞在架子最高层后面的家庭影集，藏在备用的羽绒被后面。我打开来看了看，希望能找到让我记起在哪里见过爱斯琳的线索，但是没有。她小时候长得并不好看：矮胖、辫子梳在背后、前额不平整，笑得很局促。对一个投入那么多时间健身、吃芹菜、研究护发产品才让自己变成如今的模样的人来说，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把这本相册藏起来。家里也没有全家福，墙上只有恶心的印花织物和格子布的小鸡图案，但她的家人都被藏到了衣橱后面。心理医生会比较乐见——爱斯琳想藏起双亲以报复他们抛弃自己，或者她想要藏起真实的自我，从而重新塑造一个自己，成为一个梦幻约会对象芭比。但我最关心的，是这些照片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我看上去眼熟的。不管我在哪里见过爱斯琳，她家里的东西没有给我一点提示。

奇怪的是，我也没发现任何跟调查无关的东西。搜查总会带来一两个惊喜，因为每个人总会有一两件东西，连自己最亲近、最亲爱的人都会隐瞒。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部分隐藏起来的内容是否与案情有关。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露西的口供以外的线索——实际上，既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秘密男友的证据，这里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反而比露西给我们的还要少。没有质量可疑的网络减肥药，没有尺寸合适的性爱玩具，我甚至连一本《恋爱秘籍》都没有找到。最大的发现是爱斯琳有时会穿加了衬垫的文胸。

“她的文件可整理得不怎么样，”斯蒂夫在卧室的门口说，“所有东西都扔在一个大箱子里，放在靠墙的桌子下面：银行对账单、账单、收据，一大堆。”

我把相册塞回衣橱后面。“加夫尼正在调查她的财务情况；这些东西就交给他处理吧。想办法把纸箱带回去。我们得检查一下收据，万一某个送沙发的快递小哥爱上了她呢。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她的遗嘱。自己填的表格，从网上下载的。她把自己的一半财产都留给了露西，另一半则留给了儿童保育事业。谁知道这个是否符合遗嘱认证。”

“还好露西有不在场证明。”

“没错，”斯蒂夫说，“这是两个月之前填完的资料。”

“所以也许从那时起爱斯琳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陷危险，或者她觉得自己已经成年，需要立一个遗嘱。还有什么吗？”

“她有一张首次护照申请表，已经填好了，照片什么的都已经贴全。准备好了要出发。”

“所以她是准备度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谁不想呢？”

斯蒂夫说：“或者她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之后就需要出一趟国。”

“也许吧，”我关上了衣橱门，“就这些了？没有护花使者的任命书？沙发里没有现金？浴室的柜子里没有男士除臭剂？”

他摇了摇头。“你那边呢？”

“一无所获。”

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穿过带雏菊图案的漂亮地毯和残破不全的床。“好吧，”过了一会儿，斯蒂夫说，“也许去酒吧可以找到什么。”

我们拿上那箱文件，走了出去，在我们去巡视酒吧之前，把它扔进了卡德特的后备厢里，其他就没什么了。我和斯蒂夫做了一次充分的搜查，但我仍觉得爱斯琳偷偷藏起了什么。无论我回想多少次，都无法想出那东西可能是什么，藏在何处。

我低估了酒保和爱斯琳，同时可能也高估了她的品位。在我们去的头几家酒吧，斯蒂夫得到的都是一脸茫然和摇头，我则一边拿着笔记本，准备做并不存在的笔记，一边冲他挑一挑眉，表示“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吧”。但甘利酒吧——一家藏在深巷子里的小店，很破旧，正好不用接待那些追求真实感的嬉皮士，也能牢牢守住那些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夹克的老主顾——的酒保，看了一眼照片，轻轻敲了敲爱斯琳的脸，说：“没错，她来过这里。”

“你确定是她？”斯蒂夫说着，得意扬扬地看了我一眼。

酒保大概有七十岁了，秃顶，眼神清亮，笔挺的衬衫上有一条闪亮的臂带。“啊，是的，她点了一杯桃味利口酒加蔓越莓——她说自己正在尝试所有能够想到的疯狂饮料，看看哪一种会成为自己的最爱。我说如果她想找刺激，那就来错地方了。最后她决定要一杯朗姆兑姜汁汽水。”他把照片对着灯光看，看看里面有什么。“是，这是她，没错。我自个儿好好端详过她。我可得抓紧机会，在我们这里可不常有像她这样漂亮的人。”

“那我对你来说就不够漂亮了，对吧？”一个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家伙询问道，“你爱看什么看什么，我可不打算管着你。”

“看看你那样子，所以我才会盯着年轻人看：我需要有点新鲜东西清一清脑子，把你那张脸从我脑袋里抹去。”

“她什么时候来的？”斯蒂夫问。

酒保想了想。“几个月之前吧，8月，可能是。”

“她一个人？”

“啊，不。像她这样的女孩，我可不会说她会孤身很久。”高脚凳上的老家伙发出了一阵笑声，表示赞同，酒保说，“她还带了个男朋友。”

这让斯蒂夫又冲我做了个“哈”的表情。“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没有特别注意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比她年纪要大，我记得大概四十多岁，也可能有五十岁了。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胖不瘦，也没什么别的。还算高吧，可能。反正还没秃顶，这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不容易。”

听上去倒是很像那个翻过爱斯琳家墙的男人。我还情不自禁想到了一个人：那个站在我家那条路的路口的男人。

斯蒂夫说：“如果再见到一次，你还能认出他吗？”

酒保耸耸肩。“可能吧，说不好。我没法向你们保证任何事情。”

我说：“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是她的男友？他们拉手了吗？或者接吻了吗？或许他可能只是她的朋友、叔叔，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人？”

酒保做了个鬼脸，摇了摇头。“不可能是别的关系。他们倒没有互相乱摸，也没有做别的什么，不过我记得自己想过，如果他们不是情侣，那坐得可就太近了。而且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小伙子。”

“像你这样的，哇哈？”老家伙很好奇。

“我怎么了？起码我的身材还没走形。”

“也许他是个百万富翁呢，”斯蒂夫说，“他看起来满面红光吗？”

“我没注意，我说过了，那人没什么特别的。”

“百万富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喝上一杯？”老家伙问道。

“寻找对口味的酒。”酒保富于尊严地答道。

“如果找到了，他还会回来的。”

“他以前来过吗？”

“没有，我只见过他们两个一回。”

我说：“那么我呢？你看我以前来过吗？”

酒保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说道：“你来过，没错。前年夏天，对吧？有一大群女孩、小伙子，坐在角落里，笑个没完？”

“好吧，”我说，我的形象倒是比爱斯琳更显眼，不过我来的时间也比她更早一些。酒保并不是在胡扯，逗我们开心——他真的记得她。

“怎么奖赏我？”

“读一下这个，要是没问题，在底下签字。”这时候，我把我的笔记本伸出去，“要是你走运，有机会跟我们进趟局子，把同样的话在我们的录音机上再录一遍。”

老家伙伸长了脖子看爱斯琳的照片，他说：“她有麻烦了，是吗？她后来对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吗？”

“别问了，弗雷迪！”酒保说，还低着头看着我的笔记，“我不想知道。”他签了名，写完轻轻地敲了一下笔，然后把笔记本递回给我，顺便拉起擦玻璃的抹布，“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了？”

走到外面，斯蒂夫把爱斯琳的照片插回自己的口袋里。他显然是在想我刚才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不必说什么我也明白。“所以——”他开口说了其他话题。

“所以，”我说，让专案室自行运作或者归布雷斯林管的念头，都让我感到不安，“这是全部的酒吧了，我们现在回办公室吧，好吗？”

“好，没问题。”

我们掉头上了崎岖的巷子，往主路方向行驶。雨滴不断落下，最后演变成雨夹雪——但愿米汉可以及时测完快步走的时间。街角正酝酿着麻烦——一群孩子没法回家，因为他们是逃学出来的——不过除了他们，街上空无一人。一家废弃商店的百叶窗上，某人的涂鸦作品，一个龇牙咧嘴、长着一对甲虫般大眼睛的怪物正盯着我们，两边是寻猫启事和夏天集市剩下来的东西，风筝飞舞，冰激凌在褪色的包装纸中化得一塌糊涂。

斯蒂夫的自制力耗尽了。“秘密男友看起来不错。”

他是不错。我说：“也有可能是爱斯琳的某个同事吧。”

“她在克朗多金工作，他们为什么要来斯托尼巴特尔喝一杯呢？除非他们正在秘密约会，不想被发现。”

“或者是她品酒课上的同学，再或者就是她8月遇到的什么人。”车子停在半打酒吧的后面，我加快步伐，“那些她喜欢的高档俱乐部，里面全是帅气又有钱的年轻男人，爱斯琳可以随便跟任何一个约会。她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中年男人，还没什么特别之处？”

斯蒂夫耸耸肩。“有些女人就是喜欢老男人。”

“罗里跟她同样的年纪，相差不会太大。”

“在遇到他之前，爱斯琳可能有恋父情结，还记得露西说的话吧：爱斯琳的父亲离家出走了，这几乎毁了她的生活。也许她就是在寻找父亲式的人物，当她发现这种感情不是她所期望的样子时，她就去找了属于自己的男人——”

“老天！”我差点撞到一根灯柱上，在最后一刻用手在上面拍了一下，“那就是我认识她的地方，我他妈的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什么？哪里？”

“老天。”我的心猛烈跳动，灯柱上光滑的油漆摸上去黏糊糊的。我能听见在我们身后不知什么地方，街角的那群孩子在笑我。“她。”

失踪人口组，两年半以前，某天的午餐时间，我坐在前台接待处，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在我离开这个部门之前几天。清风吹进敞开着的窗户，闻上去有种乡间气息。夏天仿佛摆脱了这座纷繁的城市腾空而来，干净而柔和。我正听着从天窗传来的90年代的流行乐，节奏轻快，吃着火鸡三明治，回想着这个上午的愉快尾声——一个十岁的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之后失踪了，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己最好朋友的卧室里玩任天堂[1]游戏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去重案组报到了。我感觉当天我和这个世界是站在一边的，感觉很不赖。

当这个女孩穿着破烂衣服在走廊上徘徊时，我放下三明治，冲她礼貌地微笑，还说了一句：“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没有让人不舒服，只是表达温暖与鼓励。这奏效了：女孩把所有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

她父亲，一个如此可爱、温柔、了不起的男人，如何教她下国际象棋，如何开着出租车带她去鲍尔斯考特瀑布，而且他能让她笑个不停，直笑到打嗝。有一天，她穿好了校服下楼，却发现她母亲已经疯了似的给她父亲打了上百个电话，他从昨晚开始就没回家我找不到他哦耶稣圣母马利亚约瑟夫我知道他死了……做笔录的警探安慰她们，说一般失踪的人，几天内就会回到家里，他们只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几天变成几周，却仍然没有超级父亲的任何消息，警探们到家里来拜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久，他们的安慰也越来越含糊。最后一个警探拍着她的头说：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它，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

“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了什么，你不觉得……或者他至少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仅仅是一个假设——在你听来这不像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她斜靠在我的桌子上，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节都泛白了。我耸了耸肩，面无表情：“我无法猜测我们警探的思想过程，对不起。”

于是她就继续说下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次有电话响，她都会一蹦三尺高，每个生日都在期盼邮递员会给她送来一张生日贺卡。一夜又一夜，她都要听着她妈妈的一次次哭喊；一次又一次，她都认定自己看到了他正从对面走过来，几乎让她大吃一惊，最后转过头却发现是个陌生人，让她一时无法呼吸，无法动弹，看着她最渴望的时刻破碎成尘，随风而散。我脸上的表情本来可以让她明白，再讲下去也无济于事，可她继续讲了下去。

在失踪人口组，你会发现：人们总觉得让你看到他们憔悴的脸，听到他们哭哭啼啼，就可以让你工作加倍努力。有些双亲每年都会造访，在他们孩子失踪的那一天，来看看你是否掌握了哪怕一丁点新线索。这好像有些作用：你要记下全部这些特殊的日子，为它们的到来预留出时间，尽你最大的努力，找出点什么东西给他们看。这个女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已经完全不想为她父亲回家尽任何力了。

我确实表达了我的意思，只是用了更为委婉的措辞，并且思考着要费多大劲无视她，才能让她从我面前滚开。我告诉她，档案不能公开，《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警方调查，对不起，帮不了你。

当然，瞬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求求你，不能查一查档案吗，你不能想象如何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好莱坞风格的屁话，比如，她需要知道真相，不然就无法继续生活。我不能肯定她用了“终止”和“授权”这样的词，因为我已经开始注意力涣散了，但用它们会很合适。到这一阶段，我愉快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当时只想让她闭嘴，然后把她踢出门外。

爱斯琳不是想找一个父亲的替代者，她是想找一个“老爸”。

我说：“爱斯琳的父亲并不仅仅是离家出走，他失踪了。她当时去失踪人口组找过档案，我当时在值班。”

“哈，”斯蒂夫说，脑筋转了转，“‘就是走了’，露西说的，还记得吧？我从没想过这代表失踪的意思。你帮了爱斯琳吗？”

“我啥也没帮。她在我面前抱怨个没完，问我能不能给她查查档案，告诉她里面写了什么，拜托我……”我又感受到那股情绪，怒火从胸腔升起，在肋骨下熊熊燃烧。我从灯柱前面挪开，继续走路。“我把要来接我的班的年纪更大的同事的名字给了她，告诉她等他值班时再过来，然后把门指给她看。”

斯蒂夫得迈开步子，才能跟得上我的步伐。“是吗？她回来了吗？”

“我没问，干吗自讨没趣。”

“你看过她爸爸的档案吗？”

“没有，没看过，‘干吗自讨没趣’，你没听懂吗？”

斯蒂夫无视我声音中的挖苦。他闪过了一双笨重的雪地靴，还有几辆婴儿车，“我倒想看看那份档案。”

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你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她爸爸失踪了，她被人杀了？”

“我想一个家庭发生这么多倒霉事，这也未免太凑巧了。”

“这算什么。”我不确定我是希望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有意思，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

“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黑帮男友的事——”

感觉整个斯托尼巴特尔都在我的耳边抱怨：一扇被修好的车库门上用喷漆写着“我们不会付钱”这几个字；女人们因为公交车候车亭小广告笑得歇斯底里；一个跟我住在一条街上的老人正朝我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加快速度，赶在她转过头来跟我聊天之前消失不见。“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黑帮男友的存在，还记得吧？我们是凭空想出来的。”

“没错，但是如果……让我自由地使用这个词一会儿吧，我欠你一英镑。”

我没有笑。“无所谓。”

“要是爱斯琳觉得自己父亲的失踪跟黑帮有关系；而且要是她在失踪人口组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斯蒂夫说得很委婉，他的意思是说有人让爱斯琳吃了闭门羹。

“她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她没有跟我说过任何黑帮的事，她说的都是她那个完美老爸如何；要是我暗示他可能被开过一张违规停车罚单，她肯定就傻了。而黑帮歹徒可浪费时间让一个正派的普通市民失踪。”

“也许她并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她很天真，也许她觉得黑帮就跟故事里的反派一样，他们四处抓人只是因为天生就坏。或者是她发现自己的爸爸并不像她原本想的那么圣洁。正派的普通市民也可能跟黑帮歹徒扯上关系。”

我不情愿地说：“我想他是个出租车司机。”

黑帮歹徒很喜欢拉拢出租车司机。他们自己的车总会上黑名单，时刻都在监视之下，偶尔还会被装上窃听器。出租车司机可以帮忙运送毒品、枪支、钱，还有人，可以避人耳目。

“那就对了，”斯蒂夫的声音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像只得到热情款待的小狗，“他跟那些坏小子扯上关系，一步踏错，最后被人在深山老林里给解决了，脑袋后面多了两个孔。失踪人口组没法证明这个，但他们知道这件事，而当爱斯琳去跟你当时的同事索取信息时，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决定要单枪匹马去调查；不知不觉中，她就迷失了……”

“她的书架上——”我说，我本来想缄口不提，盼着这破事可以过去，但我想斯蒂夫理应获得额外的厚待，“关于失踪人口的书，就在关于爱尔兰黑帮的书旁边。两本书上都有不少画线。”

他几乎跳了起来。“看到了吧？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她自己在调查。”

“别扯这些假设。”我说着，掏出手机。这是我的一种处事方法，无论重案组的人想如何控制我失去自信，我都不会变成一个苛刻又没有幽默感的女人，以至于正常人都无法和我一起共事：我在失踪人口组混得还不错。我没交到什么密友，不过我和大家相处愉快，跟大家喝了不少酒。我讲过一个大家常年讲的笑话，比较恶心，涉及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还有一只吱吱叫的橡皮鼠；而且到现在，我还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求助。“我打发她去找的那个人叫加里·奥鲁尔克，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加里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加里，你好啊，我是安托瓦妮特。我得欠你一顿酒了，我需要你帮我个忙。我正在找一个在1998年或者1997年失踪的家伙，差不离儿，信息可能不在电脑里——我可能得欠你两顿酒。那家伙叫德斯蒙德·默里斯，地址在格雷斯通斯，出租车司机，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报案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你也许记得他的女儿爱斯琳，几年前她还专门来找过信息。我需要你尽快发给我，不管有什么信息。而且麻烦你让你的手下直接把东西交给我或者我的搭档莫兰，好吗？谢谢。”

我挂了电话，十分钟前，我还在享受办这个案子的过程。我喜欢它，这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挑战。而到现在，就像那个一直絮絮叨叨的声音警告我的，案情可能正朝糟糕的方向发展。

“没脑子的浑蛋婆娘。”我说。

斯蒂夫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要是我不干警察了，我就准备去当理疗师。全新的理疗类型，专为爱斯琳这样的人服务，一小时一百英镑，我会在你的后脑勺上一直敲，告诉你别多管闲事。”

“因为她可能跟黑帮扯上关系了？”

“我根本不愿意这么想，即便这是真的，况且你还没有说服我。”我迅速穿过街道，让他在后面需要跑两步才追得上我。一辆车迅速开过，离我们身后只有几英寸。“不，因为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却还在寻找爸爸，吵着要他来修补自己的一切。这真他妈的让人同情。”

“行啦，”斯蒂夫在人行道上赶了上来，“这又不是那些被宠坏的女孩，一把年纪还要打电话给她们的老爸，让他过来换轮胎。爱斯琳父亲的离开，确实让她的生活大不一样，而且还不是什么好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能——”

“我当然知道，该死。我爸爸在我出生前就不知道去向了。你看我像那种满街闲逛，梦想着把他找回来、投入他的怀抱的人吗？”

这让斯蒂夫闭上了嘴，我也无话可说了。我听见这些话，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说出了口。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想到这些。你从来没说过。”

“我从来都没说，是因为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的重点。他走了；走了就意味着跟我没关系了。就是这样。”

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挨喷：“你是想说你从未想念过他，是真的吗？”

我说：“我想他，没错。我经常想他。”应该有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轻描淡写。在我小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他。我每周都给他写信：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棒，我如何把数学作业全做对了，又是如何在短跑比赛里打败全班的同学，所以等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把这些信寄出去的地址，他就会知道为了我回到这个家该有多值。我每天走出学校，都在寻找他的豪华白色汽车，等着他把我抱起来，带着我加速离开光秃秃的水泥院子，还有那些满眼仇恨的孩子，那些家伙早在戒毒所和监狱里给自己订好了位置。我们要去一个有绿水蓝天的地方，各种美妙的生活闪着光堆在眼前，等着我随意挑选。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着这些生活：我拿着刷子和听诊器，在一间医院里，它白得令人炫目，镀了铬，仿佛随时准备升空；我走下一段楼梯，和着管弦乐队的演奏跳华尔兹，身上穿着一件用纺纱和泡沫做成的裙子；我骑在马背上，走过沙滩，在晨光铺满的庭院里吃着美妙的水果，坐在一张皮革办公椅上发号施令，身下四十层楼高的视野令我头晕目眩。“我的感受几乎和爱斯琳一模一样；要是他能回来，我的生活或许才会真正开始。”

斯蒂夫，上帝保佑我们，正在寻求方法表达适度的同情。我说：“老天，看看你那张脸。别给我睁大眼睛，表示悲伤，你这个笨蛋。我那时候差不多八岁，后来我长大了，逐渐成熟，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他妈的最好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去等着有什么人来接管它。这才是成年人的方式。”

“那么现在呢？你已经不再想他了？”

“有些年没想过他了，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只要有颗巧克力豆那么大的脑子，爱斯琳也本该如此。她母亲也一样。”

斯蒂夫动了动脑袋，不置可否。“这不一样，你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爱斯琳的父亲是个她爱过的人。”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说得对，但我不在乎。“他就是个消失了的人，爱斯琳和她母亲，她们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恰当的时候，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答案。但她们却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这个甚至都不在场的人捆绑在一起。我不在乎他是谁，这真是可悲。”

“也许吧。”

“太他妈可悲了，”我说，“不说她了。”

斯蒂夫没有说话，我们继续走着。上坡的时候我看见了我们的车，就停在之前停的地方，不错。

我想让斯蒂夫说说话，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有些不同：他跟我保持的距离，他歪着脑袋的角度，他说话的腔调。我没有告诉别人我父亲事情的原因，除了这的确不关他们的事以外，还在于，如果他们听了这个故事，心里会这样想我：要么是给我贴上“可怜的小家伙”的标签，要么就干脆觉得我是个危险的“流浪儿”。斯蒂夫的成长过程和我很像——也许他是个上流人士，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简易楼房里，而不是简易公寓里，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还有一个会在沙发背上放蕾丝花边的母亲。但他应该跟很多不知自己父亲是谁的孩子一起上过学。我并不担心他会因此看不起我。但斯蒂夫是浪漫的，他喜欢让自己的故事富于美感，有很多激烈的戏剧冲突，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还有相当充分的完成度，枝枝蔓蔓都有交代。我本不该让他把我想象成一个凄惨的、被抛弃的孩子，一路斩妖除魔才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如果他真的这么想，我想我会拍他的脑袋一下。

他至少没有用感伤的眼神看我，或者走近我，支持我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正在努力思索。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要是她找到了他，会怎么样？”

“你在想些什么呢？”我如释重负，声音显得有些无礼。

“那个爱斯琳不想让露西知道的神秘男人。酒吧里的那个男人。”我摸索着找钥匙，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身子靠在车顶。“如果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男友呢？如果他是她父亲呢？如果她追踪到了他，而他们正在重建彼此的关系——”

“啊，老天。说不好这是真的。”我想不顾一切冲到罗里·法伦家里，把他抓起来，趁着还没坐实爱斯琳已经跟她老爸重逢，两人正在感人至深地约着会，让我去听所有那些甜腻的细节。“你已经欠我四英镑了，不，”斯蒂夫笑了起来，“要是还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我怕是要疯了。在加里给我回电话告诉我真实情况以前，我不会再去想任何有关爱斯琳老爸的事情了。而且，你得先给我四英镑再上车。”

我叮叮当当地摇晃着车钥匙，盯着他，直到他掏了半天口袋，找出一张五英镑的纸币，从车顶伸了进来。“找零呢？”他问我。我把五英镑塞进兜里，给他开了车门。

“反正在我们回总部之前，你还会再欠我的。上来。”

“好吧，”斯蒂夫扭着身子，钻进了车里，“也许我可以现在就用掉。如果这位爸爸想弥补这么多年不在爱斯琳身边的遗憾，而且他不喜欢罗里的长相——”

“真他妈的有爱。”我发动了我的卡德特，等着它因为被吵醒抱怨起来，“我付钱给你让你别说了，如何？”

“那你绝对应该试试，我收支票。”

“你兜里有士力架吗？至少吃东西的时候你能把嘴闭上。”

“啊，有意思，”斯蒂夫愉快地说，“我还不饿呢。”我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一根士力架，扔到他的腿上，他安静下来，开始拆士力架的包装。

他看上去并不像觉得我的故事有多鼓舞人心，或者是有多凄惨。我知道斯蒂夫从来都不是他表面上那么简单，像个满脸雀斑的中学生。可是实际上：他看上去满脑子想的还是巧克力。

“怎么了？”他嘴里吃着东西，含混地问。

“没什么，”我说，“你更适合沉默一点，就这样。”而当我开着车左摇右摆地进入车流当中时，我自己笑了起来。

[1] 一家主要从事电子游戏和玩具的开发、制造与发行的日本公司。

◇☆◇

08

我们回到了专案室，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布雷斯林还没回来，应该还在和罗里的联系人谈话；助手们进进出出，把更多没用的东西拿进来，倒在我们的豪华大桌子上。斯坦顿和迪齐没有带回来任何线索，没有任何爱斯琳跟老板或者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任何单相思的暗恋故事；没有办公室死对头，也没有偷偷跟踪的客户。米汉也回来了，他测完了罗里回家的路线，报告他几次走完用的时间跟监控录像是匹配的，说明罗里在从爱斯琳家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的这段路程中，并没有明显地绕路到别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到家以及回家之后做了什么，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最后时刻他绕了个弯，或者半夜出去夜游的可能。加夫尼正在系统中检索爱斯琳的联系人的相关记录，找到一大堆交通罚单、一些持有少量毒品的告诫单，还有一个家伙用吸尘器捣烂了自己兄弟车子的风挡玻璃。赖利拿着更多的监控录像无精打采地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坐下来继续看录像，时不时制造出一点动静，半是咳嗽，半是吼叫，提醒我们他还在这里，而且很无聊。

我很想在系统里查一查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但我不打算这么做：我可不想像个傻子一样，对黑帮这个想法太当真，而且我的搜索会被记录下来，别人都看得到，就像我们发现去年秋天有人在系统里搜索过爱斯琳一样。我又开始浏览上门问话的笔录，留心能不能找到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但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计划外的东西——加夫尼去镇上的时候，用一支荧光笔标示了一位女士的笔录，她说一两周以前听到住在15号的家伙咆哮说要杀掉什么人。但15号住的是三个青少年，我想我们还不需要把水刑设备搬出来伺候他们。斯蒂夫在交叉核对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和爱斯琳手机上的记录，并没有发现任何出入：没有人删掉她的短信和通话记录，爱斯琳和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都没有那么做。没有来自未知号码的电话和短信，每个号码都在她的通讯录里——我们会追踪每一个号码，看它的备注和实际情况是否一致，除非是售后回访的电话。这也有好的一面——对斯蒂夫那个父女重逢的美妙幻想，这无疑是一记重拳——但如果可以换取一条来自未实名注册的手机信息，上面写着：今晚八点来藏着海洛因的地方跟我干一炮，我愿意付出很多。

每次调查的大网撒下去，总会捞上来许多废物。你需要如此——这是能让你锁定目标的唯一方式——而且通常这一过程会让人感觉很好，可以去掉白色书写板上不通的思路，让鲜活的线索凸显在你眼前。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去掉，只有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在我的桌子上，像某个捣蛋鬼扔过来的纸团。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逐渐变成焦躁不安，让我不停扭动身子，晃动膝盖，在椅背上蹭着想象出来的后背的瘙痒。我需要一些线索，任何线索，能够驱散斯蒂夫那些基于“如果”的胡说八道制造出来的重重疑云的线索，让我有足够坚实的地面可以站立。C专案室空空荡荡，几乎有点可笑，我们五六个人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以容纳三十个人的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成排的闪亮的桌子，我们仿佛缩小成在儿童游乐屋玩耍的小人儿。我开始好奇布雷斯林是不是正在生我们的气，安排了这样一间豪华套房，就为了办一个微不足道的案子，用更衣室改建的专案室就已经绰绰有余。

两点的时候，我们打发加夫尼去买比萨。斯坦顿打开手机电台，放了一个有人在哭哭啼啼的广播剧，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带来短暂的放松。没错，这个节目有一大段关于爱斯琳的内容，节目演变成一场全民的愤怒盛宴，批评这个国家如何变得让守法好公民感到危机四伏，而警察则毫不作为；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老人，他们曾遭人抢劫，躺在血泊当中无助地等待着生命耗尽，而同时警察们却在政客身旁俯首帖耳。他们甚至还让克劳利上了节目，让他发表深刻的见解，批评我们在爱斯琳一案中表现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像他这样有才华的记者的压迫，两者都是社会病态的象征，“达到近乎魔幻的水平”，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都笑得停不下来，忘掉了彼此的恩怨。

“我堂姐还跟他约会过一段时间。”米汉说。

“那她眼光可是够差的。”赖利告诉他说。

“她眼光是挺差的，没错。她最后把他甩了，是因为他不肯戴套，他说避孕套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压制男性能量搞出来的阴谋。”

所有人又笑得前仰后合。“真他妈漂亮，”斯坦顿又伸手拿了一片比萨，“我回头试试这个借口能不能行得通。”

“没用的，”我说，“如果连蠢到会和克劳利睡觉的人都没有上当的话——无意冒犯你堂姐，米汉——”

“不，你说得没错，她确实够蠢。她还借给那个浑蛋三千英镑，让他能自费出版自传。”这再次让大家控制不住自己，“最后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他会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克勒格尔问道，“约翰尼，我几乎认不出来你？[1]”

“自由的威利[2]。”我说，这让大伙儿大笑起来，略带惊讶，有一半的助手想不到我还会有这一面。

“我们来看看吧，”斯蒂夫说，他滑动着自己的手机，“《真理斗士》，作者路易斯·克劳利——不，听着，这里有条评论，五星好评：对一个男人的英雄壮举猛烈而杰出的剖析，他让爱尔兰正义之下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如果你也对正义……老天，这评论比书写得还长。”

“有人想赌一赌这书是谁写的吗？”斯坦顿说。

“怎么能让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呢？”克勒格尔很好奇。

“你们都是阴谋的一分子，”米汉告诉我们大家，“我敢打赌，你们这些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把避孕套套在毫无戒心的可怜男子汉身上。”

赖利招呼米汉。“你过来，我先给你来一个。”

“你得给我来三个。”

“给你，”斯坦顿把油乎乎的餐巾纸扔给了米汉，“就用它来压制你的男子气概吧。”米汉把餐巾纸拍飞，结果落到克勒格尔的咖啡杯里，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需要写一写这场骚乱的始末，打一个报告，说明目前我们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工作环境、个别人邋遢的着装，以及总在车里放屁的恶劣行径。就在那一刻，专案室变得十分亲切。

“我很确定很多警察都是好人。”在斯坦顿的手机里播放的节目中，克劳利告诉我们，“但有一次仅仅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他们究竟为这位漂亮女孩之死做了什么，其中一名警察便差点要攻击我，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追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她——或者他，当然——如此气急败坏，想控制我们的耳朵该听到什么。毕竟——”

尽管他的声音很庄严，显然他正在愉快地摩擦着自己的斜纹棉布裤：他的说辞有了生命力，没有与现实相悖，获得了很多关注。赖利在咧嘴笑。“这个可以。”我说。笑声停止了，克劳利让我感到不舒服。“你们可不是一群小学生，快回去工作。”斯坦顿关掉了广播，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电脑前，彼此斜眼看了看，扬了扬眉毛，心里骂我真是扫兴，专案室又恢复正常。

唯一切实有用的线索是法医的报告。库珀痛恨大多数人，但他喜欢我——可能只是单纯想故意作对，但人得见好就收——所以一写好尸检报告，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而不是让我等着报告被慢吞吞地送过来。

“康韦警探，”他说，“很遗憾昨天在现场没有见到你。”

这是在提示我要为昨天没有及时赶到现场道歉。“是我们对不起你，”我朝斯蒂夫打了个响指，“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库珀医生。”

“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调查进行得一定很顺利吧？”

“还不坏。我们有一个嫌疑很大的人，我需要更多的确凿的证据，少一些‘假设和可能’。”斯蒂夫冲我做了个鬼脸，“你能帮我一下吗？”

“我想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假设和可能’。”库珀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蔑视，仿佛我说了什么脏话，“我怕是不擅长做这个。”

“正好你可以换换脑子，”我说，冲斯蒂夫也做了一个鬼脸。库珀那边发出一阵噪声，可能是一阵笑声。

“至于确凿的证据，大部分尸检项目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意料之外的信息。被害人健康状况很好，在周六晚上之前身上并没有任何旧伤的痕迹，也没有证据表明最近有过性行为，没有处在怀孕状态，也没有生过孩子。”库珀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用的信息了，“正如我在现场提出的，她总共有两组创伤：其一是面部，其二是颅骨后侧。面部创伤的痕迹与被拳击的痕迹一致。这一拳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所造成的伤害的强度：被害人的下颌骨折断，两颗左下门牙也几乎完全折断。这显然需要相当大的力量。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一拳来自一个体重及力量都在标准水平以上的男子。”

我用嘴巴朝斯蒂夫默示：是一个健壮男子。他抬起眉毛示意我：你觉得那会是罗里吗？

“不过，这些创伤，”库珀说，“并不是致命的。致命伤在颅骨右后侧位置。这个创伤呈直线，大约有二点五英寸长，是由带尖锐直角的物体造成的，和被害人被发现时所在的壁炉外壁形状相符。这一打击造成严重颅骨骨折，进而导致硬膜外血肿。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医疗措施，颅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死亡。”

“被害人挨了一拳，向后倒下，脑袋撞在了壁炉外壁，”我说，“她的死亡过程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

“很难讲。硬膜外血肿可以在几分钟内置人于死地，或者是几小时。鉴于伤势严重，我估计这一进程应当是相当快的。不过，要说具体有多快，没办法知道。不过有一个可能的参照指标，就是颅骨右后侧的二次损伤。”

“哇哦，”我说，“二次损伤？”斯蒂夫的眉毛扬了起来，我挪动椅子，靠到了他的身边，打开免提，放了根手指在嘴唇上。库珀还没有确定斯蒂夫是什么样的人，斯蒂夫说错一个词，就有可能会让他终止这次对话。我感受到一股胜利的震颤，怪异而愚蠢的，像是一个坏女孩看到她的金发小弟弟惹上了麻烦，而她破天荒地得到了赞扬。我把这股情绪压了下去。

“先别激动，警探，”库珀说，“二次损伤是很微小的——一个轻微的挫伤。除此之外，它和第一次的创伤完全一样：直线、两英寸长，由直角物体的边缘造成。两次创伤的痕迹是平行的，相隔大概四分之一英寸，这也就说明了为何第二次损伤在现场没有被立刻发现。”他听上去似乎因为这个伤痕差点没被他发现有些恼火。

我说：“在被害人倒下之后，要么是她抬起了头，但又倒了下去，要么就是凶手又撞了她一下。”

“嗯，”库珀说，斯蒂夫正在笔记本中写着什么。“这都有可能。凶手可能把她的头抬了起来，检查她的生命迹象，或者是她自己想要起身，但最后只能抬起头。我比较倾向于最初的损伤导致她失去了意识——有一些薄壁内出血，这通常会立即导致神经受损——不过有可能在死亡之前她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斯蒂夫把他的笔记本递了过来。他差不多是我认识的警察中唯一一个字迹可以辨认的人——写得还不错，字迹清晰，有很多老式的卷曲和破折号。我想他在业余时间一定会练字。上面写的是：或许，一开始推了一把，在她倒下的时候又打了一拳？

我问道：“两次受伤的顺序是否可能反过来呢？凶手先推了我们的被害人，而不是打她一拳，她向后跌倒，脑袋撞到了壁炉上，不过并不严重。等她倒下晕了过去，他又朝她脸上打了一拳？”

“啊，”库珀似乎很想欣赏这个想法，“有意思，有这个可能，绝对有。不同凡响啊，康韦警探。”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花大价钱雇我来。”斯蒂夫做了个“嘿！”的口型，指了指自己。我举起手掌，冲他笑了笑：我也没办法，哥们儿，无奈啊。

“嗯，”库珀说，同时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鉴于这个新的推断，我得修正我对被害人力量水平的估计。如果重击发生在被害人后脑已经撞到石壁之后——而不是在她站立时，可以这样说——那么要造成同样的损伤需要的力量就小得多。一定的力量仍是必需的，但任何健康的成年人，只需具备普通的肌肉水平便足以办到。”

我立即也冲斯蒂夫扬了扬眉毛：这听上去像是罗里·法伦干的。“抱歉又要让你重写报告了。”我说。库珀医生坚持手写报告：我们无人有办法邀请他来到21世纪，所以我们的助手还得把他的报告打出来。

“很高兴能够听到这样的推论，它与事实是如此吻合。为此我乐意宽恕更为严重的罪过，”库珀说，“重新写好的报告会尽快送到你手上，我祝你有足够好的运气，能够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

“这不是过失杀人。”他说。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是过失。”大家都会跌倒，然后爬起来还击；没有人预料到这样就可以杀掉一个人。但如果你在某人的后脑靠着锋利的石头边缘时给她一拳，你大概就需要点勇气，才能声称你以为她还能起身离开。

“而布雷斯林乐意最后判为过失杀人。”

他把声音压低了。他说得没错：布雷斯林一口咬定是过失杀人。也许这对罗里·法伦更加适合，而布雷斯林想把这个案子安在罗里身上，这样大家都好办。也许他很清楚这并不是过失杀人，但他觉得我们也会偏爱这样一个故事。“没错，”我说，“那我们就看看，他对谋杀版本的剧情怎么看。”

“你觉得罗里会做那样的事吗？”斯蒂夫问，“这一挥拳确实有点疯狂，没错。但他那么喜欢她，还会那样吗？”

“这件事不管是谁干的都挺疯狂，”我说，“他崩溃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不需要去找金刚[3]那样的大块头，罗里也能办到，没什么问题。”

“能倒是能，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会让他崩溃的确切原因。而且即便我们找得到，罗里此前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记录。打出那样恶狠狠的一拳，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一个从九岁开始就没碰过别人、还让自己的哥哥们担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更像是一个经常这样做的人能干出的事情。”

“不，不，不，”我把椅子拉向我坐的那一头的桌子边——在C专案室，就连椅子下面的轮子都是好用的，“你听过罗里说话，这家伙一辈子做过的最激烈的事情都是内心戏。像他这样的人，你不能靠眼睛所见来评判他。我们不知道他心里一直在鼓捣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常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内心所想的生活，如同一头困兽，在笼子里挣扎。当压力累积，迟早都会达到一个限度，然后砰的一声爆发了。”

一拳过去头骨撞在石头上，这个场景在我们两个的头脑中闪现。斯蒂夫是对的，很难想象罗里就是那个出拳的人，但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希望这件事情是他所为。“这就是为何我让你不要再扯那些假设的废话，”我说，“胡思乱想，有害健康。”

“别担心，”斯蒂夫又埋头看资料堆，“在我的幻想当中，我是个超级侦探，所有的案子都能迎刃而解。”

“棒极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足以让他爆发的压力。”

斯蒂夫瞥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吓了我一跳。在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但他摇了摇头，又开始用笔画过一行电话号码。

但我要说清楚：我知道，而且斯蒂夫不是傻子，他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跪地祈祷，罗里·法伦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倘若我们证明了布雷斯林身上不干净，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如果你抓到其他警察违反规则或法律，或者都违反了，你的第一选项就是把嘴闭上。几乎所有人碰到像清查交通罚单或者进行私人背景调查这样的小事都会这么做：你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不值得为此卷进麻烦，况且早晚你自己也需要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关照你。但即便我们想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几乎没有把握是否要这样做——这一次好像也不容易办到，如果我们发现的任何线索都和我们手上的这个谋杀案纠缠不清的话，就不会容易。

你的第二选项，也就是你本来应该选的那一个，是去拜访内务部。我从没这样做过。我听说这个部门有时能把事情料理好。也许有时候它能够把事情摆平，而且消息没有传开，让你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放射性废物，你下半辈子也不用内疚自己是个告密者。

你的第三选项，是去找这个家伙谈谈心，告诉他应该收手，不管是为了良心、职业生涯、家庭或者别的什么事情着想。也许这个办法也能奏效。如果我跑过去冲着布雷斯林摇着手指让他收手，跟他说他真是胆大妄为，我立刻就能想见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如果我没有在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当中淹死，我余下的职业生涯应该都会过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你的第四个选项，是去找你的头儿，他估计会像个睿智的父亲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嘱咐你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让你在选项二和三之间做选择。鉴于我和奥凯利的关系，以及奥凯利和布雷斯林之间的情谊，我会直接决定——即便我真的渴望一个“老爸”能来帮帮我——这个选项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的第五个选项，是抛出一些暗示，并且参与进去。也许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也许你只是想从对方手里拿一点回扣，以换取你闭口不言。我对钱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出卖自己，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跟一个已经证明靠不住的人渣捆绑到一起。

你的第六个选项，是自己去找一个记者。这个人一定要胆大如斗，并且不介意下半辈子每两天就会被抓一次酒驾，自己的秘密满天飞。

对我来说这些选项听起来都不怎么样。我喜欢这次追捕，每一秒都喜欢。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被看成坏人，但我知道一旦我们真正抓住猎物，它很可能会变成陷阱，令我们万劫不复。

我呆呆地坐着，十分不安。每隔几分钟我就扭头去看看斯蒂夫，他就像个学生一样懒散地伏在桌边，手指抓着自己橘色的头发，皱着眉头盯着自己面前旋涡般的一大堆材料，我看不出发生了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张嘴问他：如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但每一次，我都闭上了嘴巴，继续工作。

三四点钟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气氛通常会有些萎靡，和其他办公室一样，但今天却持续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办公室本身，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够得上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这种情绪来自领导，而那种挑战的勇气在我心里嗡嗡盘旋，就像个坏坏的情人，每次浮上来，同时发出威胁和召唤，使我心跳加速。那邪恶的笑让我全力工作，细细梳理完报告以后，我仍干劲十足，在办公室里四处走动，在白色书写板上添上新的素材，内幕消息来电单——某个匿名人很肯定地说，他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上见过爱斯琳，她负责处理故障，听上去不怎么可信，不过反正可以让网络犯罪组的“幸运”的伙伴们活动活动筋骨。我检查助手们的工作，跟他们说“做得好”和“试试这个”之类的话——如果我乐意，管理方面我也很在行。我和克勒格尔说了个笑话，告诉斯坦顿和迪齐他们访问爱斯琳同事的工作做得有多了不起。布雷斯林会以我为骄傲的。想到他——他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我又躁动起来。

斯蒂夫也明白过来：他在打电话，催那个在电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快马加鞭，尽快拿到那个未实名注册的电话的完整记录。我们本来可以去外面，去访问证人，消耗掉这股躁动，不过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不想错过布雷斯林。

加夫尼列完了爱斯琳上过的晚课清单——若不是我心情好，看了这个单子一定会让我沮丧得如堕地狱：爱斯琳真的在一个叫“重塑你自己！”（带着感叹号）的课上花了真金白银，还有一个葡萄酒鉴赏课程，以及一个叫“忙忙宝妈不慌张训练班”——他还打了一圈电话，要了学生名单。我把财务资料从他手里拿来，趁着布雷斯林还没有回来盯着我，检查其中是否有异常。

爱斯琳账户的进账和出账都有据可循。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露西说中了，爱斯琳手里有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从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也就是2006年，她就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她的大部分薪水都直接打了进来。最近几年她减少了储蓄，在时髦服装网站上花了不少钱，但还有三万多英镑的结余。她没有负任何债务——格雷斯通斯的房屋够她在斯托尼巴特尔买房子，还买下了一辆破烂的二手POLO汽车，她的信用卡都是直接用借记卡还清的。如果她想出去旅行，或者是上大学，完全能实现。她还有足够的能力把钱借给别人，如果有人向她张口的话。

罗里的财务状况要比爱斯琳复杂，因为他的书店，而且远不及她健康。没什么可疑的内容——如果真的有黑帮歹徒涉嫌其中，他们也不会通过在任我行书店洗钱，就为了折腾我们——不过他的生意很难保证收支平衡：在罗里执掌的这五年里，销售额总共降低了三分之一，所以他不得不让一些兼职员工走人，他的薪水跟快餐店员比起来都显得格外寒碜。布雷斯林说得一点没错，在派斯多吃顿饭，确实会动摇他个人的经济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了罗里受不得羞辱，如果他去求爱斯琳帮忙，却被她羞辱，那么他内心的绿巨人[4]就足以撕开他彬彬有礼的外表。

我正准备叫斯蒂夫过来看一下——他正站在白色书写板前——这时一个有一头蓬松金发、瘦骨嶙峋、穿着一套破烂西装的孩子在专案室门口探着头。“嗯，”他说，“康韦警探？”

“是我。”

他在两张桌子之间慢慢向我走来，仿佛以为有人会半路给他来一个夹头摔。“警探奥鲁尔克让我来的，好像是失踪人口组吧？抱歉耽搁久了一点，实际上，我在楼下等了有一会儿了，不过有个家伙——唔，我是说，另外一个警探——他告诉我说你出去了。他说让我把东西交给他，但警探奥鲁尔克说只能交给你，所以我就只好等着，后来我想我应该进来看看，万一你在这里——”

“我现在回来了，”我说，“把东西给我吧。”

他随即消失了。斯蒂夫从白色书写板前转过头来时，我和他对视了一下，扭动一下脑袋，示意“过来这边”。似乎没有一个助手注意到，但我可不会指望没人准备泄密。

“怎么了？”斯蒂夫问。

“爱斯琳爸爸的文件。不要声张。”

那孩子又出现了，拖着一只纸箱，这箱子可能比他自己还要沉。斯蒂夫靠在他那半张桌子上，扒拉着文件，装作没有看到他。

“这、这、这些，”孩子说着把箱子放在我的椅子旁，然后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还有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来。

“谢谢你，”我说，“那个觉得我在外面的家伙长什么样？”

孩子极力往他的西装里缩，我等着他出来。“嗯，”他最后说，“大概，快五十岁了吧？五英尺十英寸高，普通身材。黑头发，有些卷，还有些发白。脸上有胡楂。”

听起来很像是麦卡恩。

正常来说，麦卡恩不会关心别人给我送来了什么东西。

“很好，”我说，“我会让他知道我本周都会在办公室。谢谢你。”

孩子满怀希望地盘桓着，等着我拍拍他的脑袋。“我会告诉警探奥鲁尔克你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说，“再见。”

他溜走了。斯蒂夫说：“哪个家伙觉得你出去了？”

“想中途拦下这些东西的人。”我说，听上去有些多疑，但我不在乎，“麦卡恩，听起来有些像他。”

我看到斯蒂夫陷入和我一样的担心。“布雷斯林不知道我们正在调查爱斯琳的父亲。”

“没错。麦卡恩不是特意在找这个，他想要这个只是因为这东西被送了过来。”

斯蒂夫说：“布雷斯林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吗？”

“真该死。”这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布雷斯林回来，看到我们不在，有人就会告诉他，我们俩拖着一大箱资料出去了。而且，这里是我的专案室，我可不想慌慌张张地把什么东西往衣橱里面藏。“我们快点读一读吧。”

我已经把信封拆开了。斯蒂夫把椅子拉到我这边来，同时一边在看手机上的信息，漫不经心，表明这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字条上写着：嘿，康韦，这是你那个失踪的家伙的文件。作为朋友，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别多管闲事，好吗？如果你发现任何你看不惯的事情，把大嘴巴闭上。不过我在这个案子上花了一些功夫，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奥鲁尔克。

“哈？”斯蒂夫说，“让你把大嘴巴闭上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我把信放进口袋里，准备一会儿带到碎纸机那里处理掉。“也许等会儿我们看完那批资料，就明白了。”

我们开始读那些初始报告，我同时留意办公室里有哪个助手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表现出兴趣。当时负责的警探叫菲尼，在失踪人口组时，我曾在一些旧档案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但在我到组里之前，他就已经退休了，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需要内部资料，我们就只能指望加里了。

1998年，德斯蒙德·约瑟夫·默里斯三十三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住在格雷斯通斯，工作区域是都柏林市中心区周边。文件中的照片显示他是个瘦小的男人，中等身高，整齐的棕色头发，笑得很和善，不过有些不对称。我在爱斯琳的相册里几乎没有看到他。我过于专注地盯着爱斯琳，希望她的形象可以触发我的记忆，却错过了一些近在眼前的东西。

里面有一张全家福。妻子个子小小的，深色皮肤，衣着整洁，长得很好——可以说非常好看，大眼睛，噘着嘴，一副无助的样子，让我看了想吐。爱斯琳也在里面，发辫扎得太紧，咧着嘴大笑，依偎在她父亲的臂膀中。

“你知道他让我想起谁了吗？咱们的罗里。”

我把照片歪到我这边来。他说得没错，他们其实长得并不像，但确实属于同一个类型。“该死，”我说，“这都是什么该死的老套路。这个愚蠢的女人究竟有多想给自己找一个爹？”

“她尽力了，至少你得承认她这个优点。”

云层开始变厚，使得照在窗户上的光线上下移动，专案室里感觉情势不妙，风雨飘摇，仿佛一条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起伏的船，或者是一栋修建在孤岛上的房屋，眼看着风暴将至。什么东西——也许是光线，或者是斯蒂夫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逐渐消散，在抵达墙壁之前便化为虚无——什么东西突然之间让这些词语变得十分悲伤。我不想承认爱斯琳有任何优点，我也不想关心她的任何事情，除了出于基本的职业尊严以外。可就在那一刻，和她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沉重而悲伤，让你的心情如同一只沙袋，迅速坠向谷底。

我说：“我怎么觉得并不重要。继续看。”

2月5日下午，刚过三点，德斯蒙德离开家，开着出租车，沿着他周四惯常的路线：去学校接九岁的女儿爱斯琳，把她送回家，然后去都柏林工作，直到凌晨一点左右主要场所都打烊，人群渐渐消散。他按照计划，接到了爱斯琳，并把她送到学校。这是他的家人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凌晨四点左右，他的妻子伊芙琳醒了过来，意识到她的丈夫不在家，开始担心。德斯蒙德带了手机，但并没有接听；六点钟的时候，她给他工作的出租车公司打了电话，但他也没有回应公司的广播问话。上午十点，她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最初的报告是“报案人十分焦虑”，实际意思是“报案人他妈的吓坏了”。当地警察检查了医院和车站，一无所获，然后告诉她德斯蒙德可能是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到晚上可能就会回家。而当他晚上也没回家时，报案人万分焦虑，不得不把医生叫到家里，给她开了镇静剂。她们给失踪人口组报了案。

“符合露西讲的过程。”他从纸箱里拿出厚厚一摞布满灰尘的资料，分了一半给我，又回到自己那一头。

“目前为止是这样，”我说，“记住，要快。”

斯蒂夫开始略读。我把脚放在了桌子上，迅速而小心地越过资料，环视了房间四周，没有助手往我们这边看，所有人都在认真工作，在不安的光线下，像小学生一样专心致志。

伊芙琳在笔录中声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青梅竹马的爱情，似乎可以天长地久。资料中满是他是怎样每天都给她带红玫瑰、每天说她是他这一辈子的最爱这样的甜蜜细节。这在我听来就是胡说八道，不过邻居也没有反驳她——没有人听到过他们吵架，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情。财务记录也很清白：德斯蒙德和伊芙琳算不上富裕，不过不至于破产。双方父母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资产，用来偿还默里斯家的大部分贷款，以及支付德斯蒙德出租车执照的费用——那时，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大概要十万英镑。他们没有其他债务，近期的账目上也没有可疑的大笔存款，也没有奇怪的取款记录，说明没有人沉迷于可卡因，或者是在彩票投注站流连。德斯蒙德并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犯罪记录——超速和非法停车的记录当然有，出租车司机一般都有。他的朋友们说他是个乐观的家伙，外向、工作努力且热爱工作，没什么敌人，也不是会给自己树敌的那一类人。他们对于德斯蒙德婚姻的看法倒和伊芙琳并不相符——按照他们的说法，伊芙琳把德斯[5]当成了犯人，她自己什么都不做，但只要德斯去做了什么时不带上她，她就会哭上一整天，一旦德斯没能及时接电话就会惊慌失措——不过没有人听德斯说过想离开她之类的话，尽管他们都认为他现在只是为了孩子才留在家里，等到孩子长大那一天，他也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这样来看，这个案子似乎并不足以成为一桩悬案。我在表格最下面看到了加里的签名，跟我熟悉的那个相比，这个笔迹倒是显得更整洁，也更年轻。

“爱斯琳的笔录，”斯蒂夫说，“看。”

签名是工整的、圆润的儿童字体。失踪的那一天，在回家路上，德斯蒙德和爱斯琳并没有说太多话。当时她有一项家庭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完成，担心如果没办法完成会有麻烦，所以一路上她都在想这个。她没注意到爸爸有什么古怪之处，不过听上去她似乎也根本察觉不到。唯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告别。当他在家门前停下车，她打开门从车里出来时，他告诉她自己爱她，嘱咐她要乖，一如往常；不过然后他把她拉到怀里，给了她一个拥抱——他们以前并不会这样——并且告诉她要照顾好妈妈。他一直看着她往家门口走去，挥着手，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她关上家门。

“你的答案就在这里了，”斯蒂夫说，“这家伙跑路了。”

“是的，没错。所以剩下的这一大堆是怎么回事？”我朝资料箱点了点头，里面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资料。我本来期望资料可以到此为止。一个成年男人，没理由自杀，没有精神病史，没有敌人，向他的孩子做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告别：通常情况下，这个故事只能在媒体最后一条消息的位置上发表，并且做出推断，他失踪是因为自己离家出走，并且会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回到家里，或者也许不会回来。

只是失踪人口组没有在这里停止调查。他们获取了德斯蒙德的通话记录——用了几周，当时的手机业务并没有普及，警探们跟电信公司没有接触，所以他们只能去浏览官方信息——追踪了他在几个月内的联系人。大多数号码都是他的同事，以及常拉的乘客，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德斯蒙德约车，而不是找调度中心。而在德斯蒙德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全都可以说明自己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让他们去调查这些。和其他部门一样，失踪人口组也常年缺人手；通常他们都会忙于解决孩子抚养权引发的纠纷，或是寻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四处游荡的老奶奶，无暇顾及中年危机问题。我说：“他们这么查这个案子，你觉得奇怪吗？”

斯蒂夫说：“他们查得可真他妈的仔细。”

“是的，调查他的乘客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这种工作方法像在调查谋杀案。”

“如果德斯·默里斯涉嫌黑帮犯罪活动，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他们也会跟进。有可能他背着什么债务，然后有人在他的脑袋后面开了两个洞，把他扔到深山老林里面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跟黑帮有关的信息。你呢？”

斯蒂夫摇了摇头。“我也没有。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没把这方面的信息放到文件里去。”

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菲尼当时不想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团伙犯罪组处理，他会把有关黑帮犯罪的线索留在自己手里，就和我们一样。我说：“继续读。”

德斯·默里斯的出租车出现在邓莱里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这样一来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几分——邓莱里有一条长长的码头，很方便——但车里并没有留下字条。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被抢劫的痕迹：车里还有三十四英镑，与计程器上记录的下午的车费相符，都藏在变速杆下面。如果德斯要跑路，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留给老婆和孩子。

举报热线电话响了。斯坦顿冲过去接了，听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爱斯琳昨天晚上没在沃特福德的一个俱乐部点过一杯伏特加和一杯无糖可乐，原因是她已经死了，不过还是感谢来电。几个助手埋头看着桌子，边听边乐。没有人抬头看。

“哇哦！”斯蒂夫说——声音很轻，但他声音里传递的信息让我抬起了头。“有情况了。”

我把脚从桌子上拿开，把椅子转到了他的一边。“我们看看。”

这是关于德斯蒙德·默里斯另一位联系人的报告。注册号码的是一个叫瓦妮莎·奥肖内西的女人，不过警探花了点时间才找到她。报告上说这是因为她已经出国了，2月6日，她坐船去了英国。

“哦对了，”我说，“这肯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轮渡从邓莱里出发去了英国。

斯蒂夫弹了弹那页纸：关于瓦妮莎·奥肖内西的报告。我们迅速看了起来。

她二十八岁，是一位牙科护士，住在都柏林，跟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合租。照片上她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红发女人，笑起来俏皮活泼——远远没有伊芙琳漂亮，不过我敢打赌和瓦妮莎相处一定会更欢乐。差不多在德斯蒙德失踪前两年，她开始在每周日下午给他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按照她室友的说法，他开车载她去探望过她的妈妈，她妈妈得了帕金森症，住在西都柏林某个地方的养老院，那地方没通公交车，他们商量好了定期去。而来自电信公司的短信记录，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嘿，德斯，我是瓦妮莎，只是确认一下你下午三点有时间吧？嘿，瓦妮莎，没问题，我在老地方等你，一会儿见。

几个月之后，电话和短信开始变得频繁——一周两次、三次，直到几乎每天一次。室友们说是因为瓦妮莎的妈妈病情加重了，所以瓦妮莎需要更频繁地去看望她。而短信里依旧没有什么罪证。嘿，明晚七点，没有变化吧？以及是的，没问题，我会在七点准备好的。短信中有奇怪的笑脸，不过再没有其他更亲密的内容。

“都是公事公办。”斯蒂夫说。

“不管如何，都有可能吧。他老婆知道他有手机，而且听上去她也是会检查手机的那种女人。”

1月2日，在德斯·默里斯失踪前五周，瓦妮莎的妈妈去世了。葬礼过后，她告诉自己的室友和老板，她要辞掉工作，搬去英国，开始全新的生活。所以在2月6日她就离开了，而德斯也失踪了。

养老院的报告表明瓦妮莎的妈妈死得很突然，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病情并没有出现恶化。而瓦妮莎前来看望她的频率从未超过一周两次。失踪人口组打电话，请求在英国的同事提供支援，后者发现了德斯蒙德·默里斯在利物浦提交的出租车执照申请。然后他们又打电话给在利物浦的同事，去了默里斯所在的地方，查明他还活着，情况不错，跟瓦妮莎·奥肖内西同居。文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不到啊，真是没想到，”我说，“有些男人跟自己的妻子过腻了，就会跑出去换个新的。没有黑帮什么事。跟我们的案子也没有关系，反正据我所见是这样的。”

斯蒂夫说：“可是失踪人口组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家属呢？关于这些，爱斯琳一无所知。为什么当时他们连伊芙琳都没有告诉呢？”

如果你追踪到了失踪的人，而他本人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你就应该把嘴闭上。不过，通常情况下，你要确保家人大概理解意思，某个小伙子去做了男妓，而他母亲深信是连环杀手把儿子杀了，于是她给自己注射了过量安定，你可不想因为这个良心不安。这类案件本来应该有措辞严谨的暗示——显然，我们无法透露调查的具体细节，默里斯夫人，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会邀请你去辨认某具尸体……出于某些原因，菲尼和他的手下们并没有做这一步。

“除非，”斯蒂夫说，“除非这里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而警探们希望可以保护这个家庭。”

“或者他们已经告诉了他妻子，只是她没有告诉自己的孩子。”

“十五年都没有告诉？即便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即便她已经因为想要知道自己的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而濒临崩溃？”

我耸耸肩。“人是很奇怪的，你也听到露西说的话了：爱斯琳的母亲为自己丈夫的出走感到羞愧。也许她只是太过羞愧，所以无法告诉女儿原因。”

斯蒂夫舔了舔手指，然后迅速回去翻动自己的那一摞资料，不时从里面抽出一两张，放在桌子上。“不，你朋友不是还给了你一张字条，说什么多管闲事的？这就是他说的意思：警探们并没有告知家属，而如果你觉得他们本应告知，别声张。”

“我确实觉得他们应当告诉家属，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省下不少时间，也让我们少点麻烦。”

斯蒂夫抬头看了一眼。“他们本来应当告诉家属，打住。即便这个案子里还存在奇怪的疑点，他们也应该做出一些暗示，表明他还活着。”

“也许吧，”我开始拿起我的那一半文件，把它们放回文件堆里，“我会给加里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觉得他们本来应该这样做吗？”

“不知道。你看我长得像教皇吗？复杂的道德抉择可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如果这个案子是你的，你会怎么办？你会把嘴闭上吗？认真的吗？”

“我会转到重案组来，这里不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会告诉他们的。”斯蒂夫说。我去把资料放回箱子里，他把资料从我手上拿开，放到他那一沓里，继续翻阅。“毫无疑问。他是爱斯琳的父亲吧？如果是你母亲的丈夫呢？她们有权知道。如果她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这也许就不会让她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或者至少不会变得这样糟。”

我正在掏手机，但他的话让我把头转了过来。“是吗？为什么呢？除非她们知道亲爱的老爸跑到哪里去了，否则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坐在家里，因为他而心神不宁吧？她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的生活，难道不是吗？”

这些话说出来带着怒气，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生气。斯蒂夫不再摆弄那些资料。“拜托，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如果她们不是在等着老爸回家，就是在担心他会曝尸荒野，那么，是的，她们会精神错乱的。”

我拨了加里的号码，同时继续留心门口，提防布雷斯林突然回来。“所以她们本来不该这样生活是吗？警探没有强迫她们这样，去培养个爱好，织个毛衣什么的。”

斯蒂夫开始说话，小心翼翼地：“我觉得不是——”但我竖起了一根手指，我正在打电话。

还是语音信箱。我拒绝去想为什么加里不想和我直接交谈。“嘿，加里，我是安托瓦妮特。我们拿到资料了，谢谢你。我们已经看完了，你的手下可以随时把东西拿回去。”我不想把东西放在我这边的任何一个助手手上。“等你有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好吗？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总比去追问别人要好。回聊。”

我挂断了。“如果他不想让我骚扰以前那些警探，这应该会引起他的注意。而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况，他会让我知道，让我不再四处打探。”

“这才是关键，”斯蒂夫说，拿起从材料堆里面抽出来的一摞资料，“我去复印一下，以防万一。”他把桌子上散乱的文件扫开，把笔录放在中间，然后轻松地走开，不慌不忙，没有任何会引起人注意的地方。

我把文件箱踢到了桌子下面，等加里再派那个穿着破烂西装的小孩把它搬回去。没有理由不让布雷斯林看这些东西——据我们所知，这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我就是不想让他看。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这样做都符合常理：如果文件里没什么好看的，我不需要听布雷斯林批评我们浪费时间。然后我又把关于罗里财务状况的资料铺开，假装沉迷其中，为了让布雷斯林的走狗感到安心，不管他是谁。

不是自夸，我的直觉很准：每个警探都是这样，尤其是能够进入重案组的警探——而且我知道该如何使用我的直觉。在所有的实际工作做完之后，案子仍然碰到巨大困难时，直觉就会发挥作用。可这一次，它却完全失灵了。不是因为它消极怠工——每一个传感器元件都热得发烫，红灯一直在闪，提示音嘟嘟地响个不停——可它们一直在搜索，无法锁定目标。罗里隐瞒了什么，可我说不清楚是否与谋杀案有关；布雷斯林跟我们耍花招，但我也想不出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迷失在该死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中，可我越集中注意力，信号的干扰就越发严重。有东西在扰频。

那些比我有经验的警探，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处理这种状况。除了善于运用自己的直觉，其他警探也擅长干扰别人的直觉。嫌疑人不傻，至少不全是，所以他们不会主动露出破绽。他们会犯错，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迷惑他们。

有人想让我犯错，而我已经离岸几百英里，我的所有系统就要失灵。

但这并没有让我太过烦恼。干扰我判断的东西并不构成危险，它是我重新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途径，让我有机会走出危机。我看了看斯蒂夫，他已经回到了桌子中间，一个蓝色的新文件夹在杂乱无章的资料堆里很显眼。我真的希望他也和我一样。

[1] 一首爱尔兰经典民谣，同时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战歌曲，讲一位妇女在战乱逃亡的途中，遇到了自己惨死的丈夫的尸体，发现他已经面目全非，不复往日温柔。

[2] 又译作《人鱼童话》，是一部经典的自然题材电影，讲述一个孩子保护一头鲸鱼的故事。

[3] 经典银幕形象，是一只力大无穷的大猩猩，最早出现在1933年的美国科幻电影《金刚》当中。

[4] 美国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原本是一位天才核物理学博士，但在一次意外中身体产生异变，之后每当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绿色怪物。

[5] 德斯蒙德的昵称。

◇☆◇

09

布雷斯林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他砰的一声推开专案室的门，高声宣告：“老天，嫌疑人的朋友们怎么都是历史老师。有人想知道从自由邦建立[1]以来谋杀率变化曲线是什么样吗？”

这感觉就像是十几岁的小孩突然看到梦中情人：电流直接从胸骨贯穿全身。“哈喽。”我说。

助手们冲布雷斯林笑了笑，正中布雷斯林的下怀，但他没有费心打招呼。他正看着我和斯蒂夫。“有什么进展吗？”

“库珀来电话了。”我说。

“然后呢？”

“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个大块头给了她一记重拳，让她后脑撞在了壁炉上。要么是其他人——可能用不着大块头——推了她一下，她摔在壁炉上，但伤得不严重，然后他在她倒在地上时给她来了一拳。”

这让布雷斯林定在了原地，有那么一刻，他一脸茫然。在这背后，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和我以及斯蒂夫一样，他也苦于没有找到罗里作为凶手的铁证，而目前的结果并不能让他满意。

不过，他很快就掩盖过去。“大块头，”他说，嘲讽地哼了一声，“我无意冒犯库珀，不过这确实是典型的实验室大科学家会说的话。要是他能到真实世界瞧一瞧，就会发现即便是像罗里这样的懦夫，也完全能打出一记重拳，只要他被气得够呛。”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我就不应该相信。“也许吧。”我说。

布雷斯林从桌子中间挤过来，走到我们身边，顺便拍了拍斯坦顿的肩膀。“我们得再审审罗里了，对吧？下次会更有意思，等下次我们把他叫过来。”

“他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栽在什么上面的。”斯蒂夫颇有助益地补充道。蓝色文件夹藏进了他桌子上的文件堆里。

“就跟被害人不知道自己是栽在什么上面一样。”布雷斯林说，势所必然，不过心思明显不在上面，“我听说你们拿到了一些东西，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组里的人分享吗？”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两人都一头雾水。斯蒂夫说：“被害人的通信记录，是吗？”

“除非她打了非常多的电话。麦卡恩说你拿到了一个大箱子，挺特别的，送东西的小孩一直不肯把他那热乎乎的小手从箱子上撒开。”箱子从我的桌下伸出来一角，他用他那闪亮的鞋尖轻轻踢了踢，“是这个吗？”

他眼皮半垂，看着我，几乎有些过于随意。没有躲藏的必要，除非我已准备好做个橄榄球铲球动作，把箱子夺走。而且不管怎样，突然间，我受够了在大坏蛋布雷斯林身边小心翼翼，对我自己的调查藏藏掖掖，像个孩子在老师走过的时候偷偷把烟藏好。“那个？爱斯琳的爸爸在她小时候就失踪了，”我说着，看着他的脸，“莫兰觉得这可能是条线索。也许跟黑帮有关系，或者是久别重逢时出了岔子。”

布雷斯林眼睛眨了眨。“黑帮？莫兰，康韦，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觉得有黑帮歹徒劫持了爱斯琳的爸爸，然后等过了二十年又回来了？我喜欢这个故事，跟我好好讲讲。”

他努力克制自己的笑意。斯蒂夫低下了头，脸红了。“啊，不，我们并不是真的……我是说，我只是好奇。”他又回到笨蛋菜鸟的模式，不过羞愧倒是真的。

我表面正在跟布雷斯林就这个问题扯皮，但心里还在想其他事情。他的脸有异样，就在我告诉他箱子里是什么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发觉他的嘴角因为如释重负松弛了。不管他在努力引导我们偏离什么，都跟爱斯琳的爸爸无关。

“就别卖关子了，”布雷斯林说，他还在笑，“那是谁干的？大毒枭？军火商？黑手党？”

“她爸爸自己干的，”我说，“我们查明了他是自己离家出走，去了英国，跟一个年轻女人同居了。不可能是久别重逢出了岔子：爱斯琳的电子信息里并没有身份不明的联系人。”

我觉得我在布雷斯林脸上，再次看到了微微释然的表情，但在我能确定之前，它就被一阵佯装的震惊掩盖了。“不！”他退了几步，一只手抬到了胸前，“你在跟我开玩笑。谁能猜到这个？”

他的戏有点过了。在这方面布雷斯林是个老手。他太想通过羞辱我们，让我们放弃跟黑帮有关的思路。

“我知道，”斯蒂夫说着，做了一套点头加耸肩的动作，以示后悔，“我也这么想，说真的。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线索，你明白吗？”

“打破砂锅。”布雷斯林不露声色地说，笑容消失了，“是这么说的吧？我不确定纳税人到底想要我们怎么花他们的钱，但是拜托，我不是主导这场戏的人。你继续敲你的砂锅，敲出来什么东西再告诉我。”

“我会的，”斯蒂夫说，“我希望……”他拂了拂自己的头发，像是一条做错事的小狗。

布雷斯林脱下外套，扔到椅背上——他挑了一张不错的桌子，离我们也近，让我备感自己很特别。“希望和绝望就在一念之间，你得知道适时放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它消失了，”我说，“麦卡恩也想看看这些文件，是吗？我们一会儿要把它送回去了。”

布雷斯林瞪了我一眼。“麦卡恩是想帮你的忙，康韦。这叫与人为善。你得学会接受它，而不是在这里生气。”

斯蒂夫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试图把平和的脑波传递到我的脑子里。“我会寄给他一张感谢卡，”我说，“加夫尼怎么样？昨晚跟你一起工作来着。”

“不错，他不是森林里最聪明的精灵，不过至少最后能进组。”

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甩了他呢？”

布雷斯林刷了刷大衣上的灰尘，又拍了拍，确保没有起皱——同时也确保我们看得到阿玛尼的商标——不过我的话让他抬起了头，盯着我。“你说什么？”

“他本来应该继续跟着你的，但他说你不需要他跟你做联系人的问话。”

“我不需要。我可以一边听一边记。多任务处理，康韦，不只是女士们能办到。”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加夫尼需要你。这就是我为何一开始就让他跟着你：我可不想让新手因为没人带把事情办砸。你为什么把他丢下？”

我以为他会做出和今天早上一样的故作惊讶的友善表情。这就是我这样找他碴的部分原因：我希望斯蒂夫也能好好瞧瞧。不过布雷斯林却会意地凑过来，咧着嘴笑，扬起一边的嘴角。“康韦，行啦，让那家伙歇歇吧。一个男人时不时会有那种需要一个人去赴的约会。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然后他用力地冲我眨了眨眼。

意味着他路上要在某处逗留，把自己的老二伸到不该伸的地方去。这不仅解释了他为什么甩掉了加夫尼，也解释了今天早上本不该打他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我没买他的账。在这个连出轨策略都可以算作茶歇闲聊的谈资的组里，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被称作“圣人”。小道消息说，他们两个从来不会对漂亮的警察多看一眼，也不会和局里的宝贝搭讪。布雷斯林也许以为我和斯蒂夫离大多数人的圈子太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忘了我们在重案组并非总是不受欢迎，况且小子们多么向往去重案组工作，对于他们日后想要成为的风光的伟岸偶像，他们自然会打探清楚各种绯闻。

“不用说了。”斯蒂夫快速说道，举起了手。脸上挂着笑，半是尴尬，半是感激。但我很确定他在想和我一样的事。“君子不言细节。”

“对，莫兰，就是这意思。太感谢你了。”

“好吧，”我说，配合莫兰笑了笑，“我想让加夫尼在这里处理文件，总不会带来什么重大损失。你在罗里的联系人那边进展怎么样？”

“一直聊得很愉快。”布雷斯林扭着身子坐进椅子，同时打开电脑开关，在它启动的过程中伸了个懒腰，“他们真是无聊至极，是那种一直纠正你的语法错误、觉得一晚上喝三杯酒就算放荡不羁的人。不过他们都非常害怕我们，根本不敢耍什么花招。关于罗里，他们的说法一致：这家伙很贴心，连只苍蝇都不忍心拍——有个家伙告诉我他连拳击比赛都不看，因为太悲惨了。真是个懦夫。”

听起来没错：罗里不喜欢看到现实露出狰狞的面孔。“就连懦夫也会失去理智。”我说。

布雷斯林朝我打了个响指，也给我指出了重点：“的确会，康韦，千真万确。我正要指出这一点。而且所有联系人都指出，罗里已经为爱斯琳神魂颠倒：从第一次见面以后，他就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她的事情。他们说这是件好事：哇哦，看哪，他是如此迷恋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宝贝下毒手呢！我想他们可能分不清迷恋和痴迷。”他抬起头，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很高兴得知你们两个也可以认识到，一个痴迷的男朋友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嫌疑人。康韦警探，我怎么感觉你们对打破砂锅这个游戏有些厌倦了呢？”

“没有，”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不过就像你说的，除非我们有什么重大收获才有意义，而罗里是我们仅有的线索。再有一点确凿的证据，我们就能行动了。你拿他们的声音，跟在斯托尼巴特尔报警的人做比对了吗？”

“做了，关于那个——我先跟你说句话，康韦……”布雷斯林看了一眼助手们，然后压低声音说，“你需要学会合理分配资源。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管理方面的无聊废话，但你现在就是在管理一项调查，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就是经理。而且你不应该让一个有二十年经验的谋杀案警探一直按录音机的播放键。”

他很狂妄，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的大门似乎容不下他。斯蒂夫又动了动身子。“明白了，”我顺从地说，“我们派加夫尼过去如何？这样也能让他明白你对他没有什么不满。”

“现在你思考问题像个案件负责人了。就这么办，由你来告诉他，这样他还能明白，谁是这里的老大。怎么样？”布雷斯林冲我微笑了一下，像个睿智的老师，面容善良又带着皱纹，如果我愚如鹿豕，一定会备觉温暖。

“谢谢你，”我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激，“这一定很棒。”我把椅子转了一圈——没有看斯蒂夫，以免我们两人中有谁笑场——然后喊道，“加夫尼，过来一下，有工作给你。”

加夫尼几乎从自己的椅子上摔下来。他火急火燎地来到我们身边。“就是这个。”布雷斯林说着，递给他一台录音机，“这些是声音样本：罗伊·法伦、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所有男性朋友。”他冲我挑了挑眉毛，下巴朝向加夫尼，以确保我能看到他在暗示我接着发言。

我说：“把这个带到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让当时的警察听一听，看看是否有声音听起来耳熟。如果他有什么疑问，给他做一个声音序列样本，让他仔细分辨一下。你能办到吗？”

加夫尼把录音机抱在胸前，仿佛它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我能，没问题，没问题，我能办到。”他忙着在我和布雷斯林之间来回转脑袋，想搞明白谁才是这里的老大，连话都说不完整。

“谢谢你，”布雷斯林挤出一丝笑容，“帮我个忙，回来的路上给我带一份三明治，火腿、奶酪、沙拉、黑面包，不要洋葱。我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快饿死了。”他又冲我和斯蒂夫眨了眨眼，同时拿出现金给加夫尼，“不好意思，没零钱了。”

是五十英镑。我坐得足够近，可以看见他从哪里掏出来：厚厚一沓现金，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放在一只皱巴巴的白色信封里。

我的想法没错，那条语音留言确实让加里非常在意：五分钟以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我绝不可能在距离布雷斯林只有五英尺的地方接这个电话，我也不打算搞出很大动静，到外面去接。我低声嘟哝，自言自语了一句“真该死，老妈，我正上班呢”，然后滑动了“拒绝接听”，用力把手机塞回口袋里。我朝对面看了看，做出尴尬的表情，确认了一下布雷斯林是否听到。他注视着电脑，正在输入一份笔录，脸上却挂着一抹笑意，嘴角在抽动。

我等了十五分钟——我可以等更长时间，不过已经五点了，而我们要在五点半开案情会议——才走出专案室，把大衣和背包都留在座位上。如果运气够好，布雷斯林会以为我确实是去给我妈回电话。我没有看斯蒂夫，我希望我不需要去看他。

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泛光灯发出泛白的光线，寒意浓重。古里古怪的文职人员竖起了衣领，急匆匆往家赶，让巨大的庭院充满不祥之感，我仿佛误入一个阴森的未来场景中，无法找到出口。我找到一处阴影，裹紧了夹克，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四分钟后，门开了，斯蒂夫钻了出来，一面努力抱紧手里的一厚摞文件，一面小心不让门发出砰的一声。“早该来了。”我说着，抓住一张飘走的文件。

“我们去外面吧。我要去复印这一堆鬼文件，要是布雷斯林出来找我——”

“这就是你能想出的最好点子？拜托，快一点——”我们藏在大楼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因为自己无比的勇气笑起来，仿佛一对逃学出来的小学生。这总比想着C专案室本是我的地盘、而我却要躲到外面瑟瑟发抖好得多。

透过我们的窗户，可以看到花园，而在院子里，我们可能会碰到加夫尼从斯托尼巴特尔回来。我们朝着城堡主建筑群外面的广场的方向走去，只有游客会去那边——在这样的季节，连游客都不会去——找到了一个避风的角落。我们身边的建筑大概有一百英尺高，在泛光灯下看不清颜色和纹理，似乎可以是任何东西建造的，锻造金属、光滑的塑料，或稀薄的空气。

斯蒂夫把那一摞文件堆放在地上，一只脚踩在上面，防止它们被风吹跑。他身上只穿了件衬衫，快要冻僵了。我把手机放在我们中间，拨了号码，打开了免提。

“嘿，”加里说，“你拿到材料了，对吧？”

加里比我大十岁，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失踪人口组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让那些一见警察就跑的人跟你说话——要让街头妓女告诉你新来的女孩的情况，她跟新闻里报道的那个少女很像；要跟无家可归的瘾君子搭上话，让他们说一说昨晚有个跟海报照片上的人长得像的人要在他们的纸壳板上凑合睡一宿，以及他们最后有没有拿到酬金。每个人都愿意跟加里说话，而他也会跟所有人说话，这也就是我找他了解爱斯琳事情的原因。他们的工作的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是跟相关人员的朋友及家人争吵，而只要加里一进门，房间就会安静下来。我曾见识过他仅仅用十分钟，就找回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傻少女。他让少女的歇斯底里的傻朋友冷静下来，想起少女网恋男朋友的名字。他是个大块头，如果你需要一座小屋，他似乎立刻就能帮你造好。而他的声音也很有特点——安静、深沉，有种质朴感——能让你渴望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声音入睡。只要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感到很放松。

“嘿。”我说。加里在失踪人口组的办公室里，我能听见谈话的声音，有人在高谈阔论，有人在笑，还有手机铃声在响。“对，我拿到了。你可真能干。我只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吗？还有帮我个忙：可以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吗？”

“没问题，等我一——”椅子嘎吱响的声音，另外一个小伙子笑着评论几句，“是啊，是啊，是啊，”是加里的声音，“一些自作聪明的小浑蛋想知道我的前列腺是不是又给我找麻烦了，”他告诉我，“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没大没小。”

“哎呀，加尔[2]，没关系，有我尊敬你呢。”

“至少你不会嘲笑我的前列腺。永远不要嘲笑一个男人这方面的问题，太下流了。”

“下半身，对吗？”

“我的老天，你们那边就是这样讲笑话吗？”门关上了，杂音消失了。他到走廊上了。“没错，你想知道什么？”

斯蒂夫抬起头，留意大楼的出口，不过耳朵仍在听着电话。“第一件事，你和你的同事全力调查了德斯蒙德·默里斯的案子，看起来就是他自己自愿离家出走，结果他确实是自愿离家出走，但你们却拿它当一起谋杀案一样办，为什么呢？”

加里哼了一声。“这案子可不简单，主要是因为他老婆。你看到照片了吗？”

“看到了，她长得很好看。”

“她其实不算上相，本人简直是个尤物。倒不是那种你一看就想让她穿上变态的内衣、找个地方云雨一番的类型，而是你看了就想好好照顾的那种。你会为她开门，替她撑伞。”加里的声音变弱了，流水的声音，杯子的叮当声；他正在茶水间洗杯子，电话正夹在他的下巴下面，“而且她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点。她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是在看超级英雄，一直在说她如何知道我们一定可以找回她的丈夫，能遇上我们是如何幸运，如果不相信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相信谁，她的生活该如何继续——谈话中总是这样的内容。在恰当的时候哭上一会儿，而且能够确保哭的时候样子依旧好看——她的丈夫刚刚失踪，但她居然还会坚持做头发、化妆，还穿着漂亮的裙子！她知道自己的处境，毫无疑问。”

听起来爱斯琳是步了她妈妈的后尘。“你觉得这都是在演戏吗？她并不关心她丈夫，只是想让大家关注她？”

加里咂了咂舌头。“不，不是那样的。恰恰相反。我想她是真的想让她丈夫回来，所以才有些不正常——她不善于社交，没有朋友，也没有工作，除了丈夫和孩子，她什么都没有。如果失去了他，她的生活就完蛋了。而她知道，想要让其他男人帮助她，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让大家都想照顾她。”

“真可爱。”我说。我听见咖啡机在呼呼作响。并不像我们在重案组这样，天天抱怨难喝的破烂咖啡，失踪人口组凑了一些钱，买了一台体面的咖啡机。“而且奏效了。”

“没错，这种类型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但有些小伙子恨不得出动所有人搜遍全国去找她丈夫的下落。追踪一些电话号码，额外调查一些证人……这些都不算什么。”

作为一个不那么喜欢她的人，加里对这个女人倒是印象深刻。我没有说出口——加里能让我保持风度。“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有人怀疑默里斯跟黑帮歹徒扯上了关系？”

加里笑了。“老天，不。那就没谱儿了。要是说有人干净得像白纸，那就是像默里斯这种人。至少他不会干违法的事情。”

我看了斯蒂夫一眼，他做了个鬼脸：还是不相信。他把手缩在了腋下，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些。

我翻了个白眼，对电话里说：“你能确定你知道全部真相吗？”

“感谢肯定，安托瓦妮特。”

“得了吧，加尔。你知道我不想说刻薄话，可你呢？那时候你才二十六七岁吧？刚毕业三周？负责人是不会把所有想法都告诉你的。”

加里搅拌咖啡发出的微弱的叮咚声。他说：“你在这边的时候就是这样吗？你觉得我对你隐瞒了资料，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菜鸟安分守己？”

我说：“不，你会告诉我你的想法。”

失踪人口组不像重案组，在失踪人口组，你办案子的目标并非打倒坏人；你的目标是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案子牵涉什么坏人，基本上就不会再由你负责——比如，发现一具可疑的尸体，那么这个案子就要直接交给重案组负责。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始终连手铐都用不到。这种吸引力和重案组或是性犯罪组完全不一样。这些组主要关注致命的一击，“皆大欢喜”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这也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工作氛围。失踪人口组从来都不是适合我工作的地方，但有一瞬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回到那里。我能够闻到优质咖啡的味道，听着加里在又一次皆大欢喜之后装腔作势地说“带他回家吧”，然后被大家集体要求闭嘴，让他上《X因素》[3]去喊去。我则需要给我的橡皮鼠笑话换一个场景。我像个小孩子，一遇到麻烦就想跑回家去找妈妈。我觉得我病了。

“是的，我会告诉你，”加里说，“以前也一样：如果负责人想到了有关黑帮的思路，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黑帮的主意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头从斯蒂夫的眼前移开，免得我脸上怯懦的神情被他发现。“你还记得默里斯的女儿吗？以前她来问她爸爸情况的时候，我让她去找你了。她被人杀了。”

“哈，”加里有几分惊讶，但没有感到震惊，“愿她安息。她以前是个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小女孩，她来找我的时候。你觉得她跟黑帮有关系？”

“并不确定。看上去似乎是她的男友突然发飙，但还有一些零散的线索需要查清楚，只是以防万一。我们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找她爸爸时招惹什么人了。”

“她没有理由这样做。没有什么会让她去找黑帮。”

我真的希望加里告诉我确实有这样的线索——任何线索——把她引向黑帮。我可以感受到我是多么渴望他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就像寒气一样逐渐浸透我全身。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他并不会给我肯定的答案。

斯蒂夫耳语：“警探们，他们为何不告诉爱斯琳真相？”

“第二件事，”我说，“你们为何不把爱斯琳爸爸失踪的真相告诉她家人呢？”

加里含了一口咖啡，发出愤怒的声响。“安托瓦妮特，我说别管闲事并非在开玩笑。这不是你的案子，他们怎么做并非你该关心的问题。你张嘴闭嘴都在说如果你来办这个案子会如何如何，这样你只会把大家都气死。你承担得了这样的后果吗？”

言下之意是大家早就传开了。失踪人口组已经得知我就是毒瘤。即便我想回到那里，头儿也有可能不会要我。他知道我很优秀，但没有人会要一个会带来麻烦的警探。而这个麻烦究竟是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其实并不重要。

我说：“那就别让我瞎说了，咱们也别废话了，你告诉我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咱们没说任何废话。他们追踪到了默里斯的下落，我也就没再接触这个案子——我只是在一开始帮了些忙——所以我并不知道全部的细节。我听说的情况是，他们发现他在英国，和情人躲在爱巢里。我们有个家伙跟他通了电话：他乐不思蜀，没有一点要回家的意思，而他也不想告诉他妻子和孩子自己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就没告诉。”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加里以为我们不满——但我们并没有：我也不想再卷入这场麻烦了。而我还是犯傻期待着这并非全部的实情。他说：“我们并不是家庭心理康复专家，你知道的。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解决某人的三角恋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找到这个家伙，而他们找到了。他们把这个案子结了，然后就收手了。”

斯蒂夫冲着黑魆魆的窗户做了个鬼脸：他依旧不死心。我问：“德斯蒙德还活着这件事，连他的妻子都不能知道吗？你说她把所有的警探都抓在自己手里，哪怕历经各种艰难也要给她一个交代；可他们真的找到了，却要对她守口如瓶？”

“我只是告诉你我听说的事情，而且我告诉过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不过这件事跟你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没关系。像我刚才说的：只是有一些零散的线索，需要清理。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向斯蒂夫抬了抬眉毛，他向我挤了挤眼睛：真有趣。“最后一件事，我知道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你能告诉我爱斯琳过来找你的时候，你跟她说了什么吗？”

加里呷了口咖啡，开始回忆。“她很清楚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告诉她和她妈妈的要多。她说她妈妈已经去世了，而她非常想找到她的爸爸。按照她的说法，他的不告而别让她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她想找到他，看着他的眼睛，让他告诉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不确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她说了一些关于一旦他看到她，想起他们曾经多么亲近，也许他们就可以回到彼此身边之类的想法……但即便没有这样，她说知道了实情后，她也可以让一切重新开始，主宰自己的生活。”

我的老天爷。我现在站在德斯·默里斯一边了。他只能离家出走，因为他的另一个选项是用烧火棍把他那多愁善感的一家人全部都砸死。“那你告诉她什么了？”

“我告诉她我不能透露任何有关调查的内容，不过……没错，你也见到她了，她正在困境当中，强忍着不哭，可我看见她的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她一直在求我，有那么一刻，我怕她会双膝跪地，在审讯室里扑倒在我面前。最后我打了个电话，找了个人在英国方面的系统里查了一下德斯蒙德·默里斯，只是为了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他已经去世，那么她再这样满世界追他也毫无意义。”

爱斯琳是个乖乖女，毫无疑问。她可能看上去很无助，但她知道如何让人们按照她的心思去做事。就连我最后也把加里的名字和上班时间给了她。我越来越不喜欢她。

加里说：“而且我想，要是他还活着，我也许可以向她透露一点线索，让她最好在英国雇一个私人侦探。没错，这会有什么坏处呢？”

失踪人口组：皆大欢喜成瘾者聚集地，他们都是如此。“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他死了。几年前的事。没有任何疑点，他就是死了——心脏病吧，我记得。”

然后父亲就消失了。我松了一口气，几乎想放声大笑。我用胳膊推了一下斯蒂夫，做了个口型：看见了吧？他耸了耸肩：这值得费点功夫。我翻了个白眼。

加里说：“留下一位遗孀——好吧，多少算是。他一直没跟那个和自己私奔的女人结婚，因为他一直没跟爱斯琳的妈妈离婚，不过他们一直在一起——还有三个孩子。”

“你告诉爱斯琳多少？”

他呼了口气。“是啊，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会有点震惊，因为爸爸过去的生活可能突然就出现在自家门口——而且既然爸爸已经去世无法问他了，反正就算知道全部实情，她也不会得到她想得到的。但我也不想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再赶回大街上——‘滚出去，接着找你的爸爸去吧，祝你好运！’她有权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斯蒂夫抬起手，挥了挥：没错。我比画了一个诅咒的手势。“所以你告诉她了。”

“是的，也没多少信息：只是系统显示他已经死亡，我这边也没有其他信息。”

“她什么反应？”

“不太好。”我能听出加里在电话那边做了个难过的表情，“实话说，她有点崩溃——我想这么说也不为过。她呼吸急促，一时间，我都觉得应该给她叫个救护车了。不过我让她先屏住呼吸，她终于恢复正常了。”

“你做这个再合适不过了。”我说。

“嗯，某种程度上算是吧。她的反应还没完——还是有点发抖、呜咽、抽泣，大概就是这样。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那些人究竟是一直在对她妈妈撒谎，还是真的是一群废物，我用十分钟就查出来的事情，他们却一直没有查到……我告诉她那些人都是很好的警探，但有时候不管你有多优秀，查案的时候就是容易陷入瓶颈，而通过特殊渠道得来的信息，总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录入系统当中……”

这是本能反应，就像沙子进了眼睛人会自动眨眼一样：公民指控其他警察是酒囊饭袋，你就会矢口否认。无论她说得到底对不对，这不重要。你一张嘴，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一个掩盖实情的可爱故事去安慰她，如绸缎一般流畅。以前这从没让我感到困扰——低声下气地道歉并不会让爱斯琳更好受，或者一点作用都没有，只会白白浪费双方的时间。但现在感觉所有事情都不可靠，仿佛稍一出错就会立即搞砸——感觉什么都不对劲。

我说：“她相信你说的话吗？”

加里哼了一声，不置可否。“不确定。我只是一直在说话，想让她平静下来。我告诉她，现在她至少可以断了念想，继续生活，以及她可以尽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还告诉她，她的爸爸听上去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且他一定很爱她，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相信，做出离开她的决定一定让他心碎……我说了很多这种话，但她好像并不太信——说真的，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进去了——但最后我还是让她平静了下来。”是他的声音起作用了，就算他把工作手册拿出来念给她听，估计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等她能走了，我就开车把她送了回去。就这些。明白了吧？从未有什么东西，会让她想到黑帮什么的。”

“听上去确实如此。”我说，斯蒂夫又耸了耸肩。他正在注视着一个匆匆忙忙往大门口走的人，在这种光线下，无法辨认出是谁，不过他正忙着跟大风搏斗、护住自己的围巾，无暇顾及我们这边。“谢谢你，加尔，我很感激。”

“所以你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别管其他警探的事？要是你自己做不到，为了我你也要这么做，就当你欠我的。我可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把他们案子的档案交给你，来找我大呼小叫。”

意味着加里不想因为我而惹上麻烦。一定程度上，我是完全理解的：没人想要惹上麻烦；可我又想跑到他那边去，把他按到墙上，让他有种一点。

“好吧，”我说，“你能让那个年轻人来一趟，把文件拿回去吗？”

“没问题，他现在就会去你那边。”

“那孩子不错。再次感谢。下周请你喝几杯，怎么样？”

“下周怕是不行。等这边的事情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吗？祝你这个案子好运。抱歉我没能帮上什么大忙。”然后加里走了，端着一杯真正的咖啡，继续回去听大家对他的前列腺议论纷纷，然后去追查更多的“皆大欢喜”。

他不会给我打电话了，这比我想象中更让我伤心难过。我假装自己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时需要全神贯注，而斯蒂夫则弯下腰，整理那一摞不在场证明的资料。我不知道他是否只是在照顾我的情绪，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不得不杀掉他。

“所以，”我轻快地说，“黑帮的思路可以出局了，至少跟德斯·默里斯没有关系。如果警探们有什么不能放进档案里面的怀疑，加里也会知道。这条思路到此结束。”

“没错，”斯蒂夫说，直起腰，“但爱斯琳并不清楚这一点。”

“所以呢？加里说得没错：她没有理由想到跟黑帮有关。完全没有。没有可能。”

“如果她头脑清楚，确实不会联想到。可是她不清楚——不，安托瓦妮特，听着，”他侧过身子靠近我，语速很快，“爱斯琳是个幻想家，记得露西怎么谈论她们小时候的吗？一旦有坏事发生，小爱就会想出一些疯狂的故事，让坏事变好。她不得不这样，对吧？在现实生活里，她一直在被别人的决定推着走。她唯一能够拥有力量的地方，她唯一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就是她的想象。”

他已经把天寒地冻完全忘光了。“所以她构建了整个幻想：她要踏上征程，来一场寻父之旅，然后她就可以投入父亲的怀抱，生活的一切都会再次美好起来。这个幻想让她坚持下去。而你的朋友加里却将它彻底击碎。”

我说：“你说得好像他是一把火，把一个小女孩最喜欢的洋娃娃烧掉了。但爱斯琳是个成年人了——而且那时候，她妈妈已经去世了。她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她不再需要关于爸爸的幻想了，那只会让她止步不前。加里帮了她一把。”

斯蒂夫摇了摇头。“爱斯琳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真实生活。她没有任何经验。你听到露西说的了：她只是在这一两年里，才开始放飞自我——而就连那样，她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事，把自己打扮成杂志上人物的模样，去高档俱乐部……所以当加里打破了她跟父亲重逢的幻想时，她一定得尽快找一个新的。而一个黑帮故事可能会很完美。”

他的面孔突然兴奋得焕发出光彩，他可以看到整件事情。你没办法不喜欢这个家伙。在我眼看着要拐进死胡同的时候，他却能看到一个精彩的新转折，让他那令人惊奇的故事继续。真希望能去斯蒂夫的脑子里畅游一番。

“也许她认定她父亲目击了一次黑帮袭击，所以他需要在黑帮追查到他的行踪之前，尽快离开镇子——类似这种的情节。很戏剧化，还很刺激，充分解释了她爸爸的离开，以及为什么始终没回来找她——”

“这没法解释他为什么不在脸书上给她留个言，”我指出，“‘哈喽，宝贝，爸爸还活着，爱你，拜。’”

“他不敢这么做，说不定黑帮在跟踪她的时候，也会盯着她的脸书账号，会去找她。好吧，我知道这是胡扯，”这时我哼了一声，“但爱斯琳也许不这么觉得，她有无数办法可以为自己辩解。而你知道这个幻想的下一章是什么吗？下一章里，爱斯琳就要大显身手了，她要作为一个勇敢的女儿，深入虎穴，追踪父亲的秘密。我保证。”

“怎么追？去几个狂野的酒吧，问问大家见没见过她老爸？”

斯蒂夫迅速点了点头。又有几个文职人员艰难地往大门口走，但他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惊奇故事太让自己沉醉了。“也许稍有出入。每个看新闻的人都知道几个黑帮经常出没的酒吧的名字，爱斯琳就去了，喝上一杯——”

“你觉得她的胆子已经这么大了？我都不想这么做，而且如果我来做，肯定能有比她更好的办法。”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烦躁，我们两个专业的成年警探，追着某个愚蠢的南希·德鲁[4]式的幻想满城跑。我的工作是解决突然发生的事情，抓住它们的后脖颈，紧紧攥在手里，直到让一切都水落石出。至于某人漂亮的小脑袋瓜想出的猜测，只是一团我根本抓不住的虚无缥缈的白色绒毛：这并不应该是我的工作。

“这跟胆量无关。这只关乎她陷在幻想里面到底有多深。如果她觉得那是她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她的掌控之中，她就不会觉得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就像个小孩子——露西也这么说，记得吧？在爱斯琳的脑子里，她就是超级女英雄。女英雄也许会遇到麻烦，但她总有办法力挽狂澜。”

“那然后呢？她就在酒吧里坐着，等着相关人士去找她搭讪？”

“以她的长相，肯定会有人找她搭讪。这一点毫无疑问。她跟人打情骂俏，一晚接一晚，认识了他的朋友；一旦发现有哪个家伙似乎是她要找的人，她就会锁定目标。而实际上——”斯蒂夫举起了手，打了个响指，“你知道吗？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突然大变身。我们本来以为，她减了体重，换了新衣服，只是因为她想要个全新的开始。但如果她这是在筹划什么大计划呢？”

“哈。”我说，想着他说的话。这确实让我头一次对爱斯琳有了几分敬重。如果有人选择改头换面，把自己打扮成芭比娃娃，只是因为她觉得这么大费周章是值得的，那她就需要被踹一脚；而如果有人是在为了复仇付出这么多，那她的决心倒是值得夸奖的。

“时间线上也符合，”斯蒂夫说，“按照露西的说法，爱斯琳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打扮自己。这也是在她跟加里谈过话，决定改变自己的计划之后不久——”他又打了个响指，几乎在上蹿下跳，“老天！她的家。你知道她为什么一张全家福都没有吗？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她不想让男友从照片里认出她父亲。”斯蒂夫的眼睛一闪一闪的，而我已经真心觉得我们永远不能破获什么真正的好案子了；斯蒂夫兴奋起来，搞不好会在我腿上撒尿。“而这也是她为什么要为了罗里抛弃那个浑蛋：到最后她发现，那个人什么都不能告诉她。严丝合缝啊，安托瓦妮特，这推论太完美了。”

“又或者，”我说，“关于黑帮什么的全是扯淡。她跟加里聊过后，发现自己不可能和爸爸拥抱、一起喝杯热可可，于是就把所有的全家福都收了起来，因为那东西会坏了她的心情，而她决定自己只想要一个永远幸福快乐的幻想，那种丑小鸭需要变成白天鹅、再给自己找个白马王子的剧情。可惜白马王子最后变成了食人恶魔。这个推论也很完美，是吧？”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扫斯蒂夫的兴了。在我说完话之前，他就开始摇头。“那露西是怎么回事？你觉得她说的那个秘密男友的事情全是瞎编的？她那么焦躁不安，只是装出来的？”

“也许吧。”我说。我对爱斯琳的尊敬正在慢慢熄灭，整个推论让我越来越生气。我脚后跟使了使劲，好让膝盖不再颤抖。“我已经去打探了，如果爱斯琳真跟黑帮有关系，我一定会有消息的。而等露西有勇气再来接受问话的时候，我们会给她施加更大的压力，看看她会说什么。如果我们进行正式审讯，并且记录在案，她肯定不会隐瞒信息。到那时——”

斯蒂夫像一只啄木鸟一样，用两根手指轻敲着墙——他也感到十分挫败，因为我不肯接受他的想法。“到什么时候？要是她不肯来呢？”

“我们会给她几天时间，让她恢复正常，感受到压力，然后我们再去找她。到那时我们再根据事情做定夺，不能根据你的猜测来定。”

斯蒂夫看上去不高兴了。我说：“不然你还打算做点什么？去那些黑帮歹徒的老巢附近的酒吧挨个儿查，问人家有没有打我们的被害人？”

“我想去要一些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的照片，拿给甘利酒吧的酒保看看。他也许低估了自己的记忆力。”

我耸了耸肩。“那你就自己去办吧，我要集中精力，看看如何真正利用爱斯琳的那一堆东西。”我已经把手机掏了出来，滑动着找索菲的电话号码。

“什么？你打给谁？”

索菲的手机转到了语音信箱。“嘿，我是安托瓦妮特。如果你手下那个电脑组的人还没把文件夹的密码破解出来，我也许可以给他提供一点想法。试试‘德斯蒙德·默里斯’或者‘德斯·默里斯’，还有有关‘爸爸’‘老爹’的内容——找寻爸爸、寻找老爹、失踪的父亲。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在她小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信息表明她可能找过他。总之这值得一试，谢谢你。”

我挂掉电话。“这不错。”斯蒂夫说。他看上去似乎比我还要高兴。“如果文件夹里全是可疑的老家伙的照片，那你就——”

“哦，我的老天，”我说，瞪大了眼睛，“如果爱斯琳的爸爸真的成了黑帮歹徒呢？如果她觉得自己的爸爸找了一个可怜的蠢货做自己的替死鬼，把身份证扔在他的尸体上，然后他换了个全新的邪恶身份继续生活呢？”这让斯蒂夫张大了嘴，一时合不拢，努力想搞清楚我是否是认真的。我说：“你歇歇吧，我们该回去开案情会议了。”

我们需要分开回到专案室，并且要先让寒气和户外的气息消退。我直接去了卫生间，抹了厚厚的手工皂洗手，直到身上充满假药草气息。斯蒂夫去食堂要了杯咖啡。当我们悠闲地踱回各自的座位上时，愉快而轻松，布雷斯林正忙着给电话另一头罗里的一位前女友说好话，顾不上抬头看我们一眼。

只有一个问题：我的东西被人动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之前把罗里的财务结算单放在最上面，但现在我的笔记本放在了上面，而笔记本还摊开在库珀给我打电话的笔记那一页，而我记得我是把它合上的。我看了一眼布雷斯林，但他正忙着扯东扯西，想说服罗里的前女友今晚出来跟他聊聊，连看我一眼都顾不上。而我越是想自己的桌子之前是什么样子，就越是不确定。

就在案情会议要开的时候，加夫尼冲了进来，显然经受了严寒的洗礼，双眼含着泪水。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展开工作的：他播放了罗里、罗里的两个哥哥，还有他所有要好的朋友的录音，而当地的警察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那天电话里的声音。“啊，好吧，”布雷斯林说，“不管怎样，谢谢你。我很感激你的付出。还有这个。”他开始拆三明治的包装，“很棒。”

“我得承认，我帮了倒忙。”加夫尼忧心忡忡地说，他把找零给了布雷斯林，一大把纸币和硬币，“到最后，等他听完所有的录音，他都搞不清楚打电话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了。你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现在，即便我们再拿声音去给他听，他可能也没办法——”

“辨识工作总会如此。”布雷斯林冲他不失礼貌地一笑。“不是你的错，小伙子，没办法的事。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没错，”我说，“谢谢你。”我一不小心呼噜了一声——不过没什么关系：加夫尼正用崇拜英雄一般的眼神看着布雷斯林，没空顾及我的存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当然是这次失败的辨识工作毁掉了我们得到报案人身份的计划。即便我们掌握了什么线索，现在都化为泡影了。越来越多没有意义的线索，像细细的粉尘被过滤下来，在光滑的桌子上累积成黏糊糊的污垢，让最先进的电脑濒临崩溃。

在下班回家之前，我们去找头儿做汇报。奥凯利站在高窗前，背对着我们，手插在他的花呢制服口袋里，脚后跟来回挪动。他仿佛在凝视幽暗的花园，并没有太留意我们在讲什么。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睛其实盯在玻璃上，来回注视着我们两个人映在上面的倒影。

等我们讲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明还想我们继续讲下去。斯蒂夫的倒影在盯着我，但我没有去看他。

奥凯利开口了，并没有回头。“中午我去你们的专案室了，你们不在，你们去哪儿了？”

很久没有哪个头儿会这样，让我像个小孩似的解释自己的行踪。在我开口之前，斯蒂夫轻快地说：“我们在爱斯琳家做了一次搜查，然后我们带着她的照片在斯托尼巴特尔转了转，询问酒吧和当地其他场所是否有人见过她。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发现她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呢？”

斯蒂夫耸了耸肩。“没什么发现。”

奥凯利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给你送东西，还不肯交给别人。是什么东西？”

据大家所知，伯纳黛特非常喜欢头儿；大家都知道，她会抓住一切机会在他耳边吹风。她本可以放我们一马，也可以不放。“爱斯琳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失踪了，”斯蒂夫说，“两件事情似乎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去要资料来看一看。”

“有什么发现吗？”

“什么都没有。他跟一个年轻女人私奔了，几年前就死了。”

奥凯利转过身来。他斜靠在窗户上，仔细看着我们。他今早刮了胡子，脸上有些红肿，还有些脱皮，仿佛正在慢慢被侵蚀。“你知道你们像什么样子吗？”他问道。

我们等着他下结论。

“你们就像手里根本没有嫌疑人似的。胡乱调查，不管东西南北，看到什么就追查什么。警探们手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表现。”他把眼睛从斯蒂夫身上转向我，“可你们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嫌疑人，就在眼前。是我错过什么了吗？罗里·法伦有什么问题？”

我说：“现在这个案子里，关于法伦的一切线索都是推断的。我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凶手：他的身上没有血迹，而他的血或者毛发也没有落在被害人身上，手指关节也没有外伤。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进过她家。我们也没有确定作案动机。我们仍在努力，如果技术科反馈，他们发现罗里裤子上的纤维全是爱斯琳家地毯上的，那没有问题，我就不会那么关注其他的可能性了。但只要一切都还无法证实，我就会继续追查其他可能的情况，想办法把它们排除。我不想等到让法伦上了法庭，被告搬出一个证人说曾看到爱斯琳跟某人大吵过一架，而这个人完全不像罗里。”

奥凯利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夹子、皱巴巴的纸巾、一块鹅卵石——他慢慢地在纸巾里鼓捣着鹅卵石，没有看我。他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把他带回来？”

很久没有哪个头儿让我解释做决定的原因，我的案子还远远未偏离正轨。如果我能确定奥凯利只想找我的麻烦，或者想找借口把我扫地出门，我一定会怒不可遏；但我根本不确定。我想到了布雷斯林的那五十英镑，还有奥凯利在名册上写着：布雷斯林待收，给他。大楼里的气氛仿佛不同往常，什么东西正在加速，随时准备改变方向；我知道应该对此有所警惕，而非抱着一腔热血。

我说话了，语气中充满不合作的态度。“因为我不想带他回来。等我们从技术科拿到所有证据，我们就会把他带回来，集中精力对付他。他是很容易紧张的人，把他晾上几天不会有什么害处。”

奥凯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如针一般尖锐，足足有几秒钟，然后又快速移开。他从手里的一堆东西里找出一片看上去有些日子的润喉片，略带嫌恶地检视着它。“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康韦。”

就像我说的：奥凯利比他装出来的样子要更加犀利。我克制住脸上的表情。“头儿？”

“没什么。”他把手伸到垃圾桶上，然后张开手掌。垃圾掉了进去，发出一声脆响。“走吧，明天见。想办法搞出点线索。”

开车是最能让我冷静下来的事情，可是今晚却没能奏效。风耍了个恼人的把戏，刚刚平息了一段时间让我放松下来，随后便突然加大马力，猛地擒住车子，掀起雨点般的沙砾打在车窗上。车流开始烦躁，每个司机都得不停按喇叭，红灯刚一过就早早启动，让行人把握不准过马路的时间。他们只好在错误的时间，不安地穿行在车辆之间。

我还没过河就被拦了下来。我刚刚闯了一个黄灯，一开始觉得交警可能也度过了烦躁的一天。但当我出示自己的证件后，他惊讶地把口中的水喷出来时，我知道这事还没完。他立马就泄露了秘密：有人打电话举报我危险驾驶，有可能是酒驾。有的司机可能会误报车牌号，尤其是在雨天路上拥堵的情况下，但他们绝不会把车的型号也搞错：2008黑色奥迪TT。没人会把这个搞错。

交警本来想逃跑，但我让他给我做了酒精测试，并且把整件事情记录下来，以防有人打电话告诉鬼鬼祟祟的克劳利，说我用警徽逃避了一次酒驾。我本想去追查那个举报的号码，但我已经知道它肯定是来自一位未实名注册的机主——很多警察都有临时电话号码，为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接下来的轻松驾车之旅中，我不断往身后看，期待交警的蓝灯再次亮起，但它始终没有来，这意味着我只能期待明天早晨再次碰到。

不过这一次，至少没有人在我回家路的尽头徘徊，这才是真有事。我打开房门，开了灯，把包放下，砰地把门关好。当我转身面向起居室的一瞬间，立马感受到三处异常，一个接一个比眨眼还快。咖啡的香味，本应嘟嘟响、此时却静默无声的报警系统，有动静——在黑暗的厨房里一闪而过。

我掏出手枪——感觉像失了重一般缓慢，即便我很清楚，自己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枪口对准了厨房门。我说：“刑警，放下一切武器，把双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然后慢慢走出来。”

最开始，我只能看到一个皮包骨头的瘦子出现在厨房门口，穿着闪亮的蓝色运动服，双手举过头顶。我以为是某个浑蛋瘾君子，搞错了打劫的目标，而我的手指完美地扣在扳机上，好像没什么理由不应该扣动它。然后他说话了：“你应该换一个好一点的报警系统。”

“跳蚤。”我说，然后我放声大笑。如果我是那种喜欢跟人拥抱的人，我一定会上去抱住他。“你这个小浑蛋，我心脏病都快被你吓出来了。你就不能先给我回个邮件吗？不能吗？”

“这样更安全，而且反正，我们太久没见面了。”跳蚤咧着嘴巴大笑，足够塞下一只晚餐盘子。我感觉我脸上也露出同样的笑容。

“这怎么安全了？我差点一枪崩了你，你知道吧？”我把枪放回枪套里，脑袋因为刚才的肾上腺素突然大量分泌有点晕，“老天。”

“我不担心，我是相信你的。”跳蚤转过身，又朝厨房走去，“想不想来杯咖啡？”

“好啊，你继续。”我跟在他后面，在他的后脑勺扇了一巴掌，不是很重，“别再这么玩了，要是我得干掉什么人，我可不想那个人是你。”

“啊啊啊！”跳蚤揉着他的脑袋，一副受伤的模样。“我不是有意吓你的。我本想在客厅里等你，不过我后来又想，你有可能带个小伙子什么的回来过夜。”

“是啊，没错，我倒是想。”我脸上还挂着笑容，收不住，“你饿了吗？”

“你这儿什么都没了，我看过了。”

“无耻浑蛋。冰箱里还有点炸鱼条。你想来个炸鱼条三明治吗？”

“非常想，”跳蚤愉快地说，然后在咖啡机上按了几下按钮，“这感觉真好，回头我也去买一个。”

“要是我这个丢了，我肯定会找你。”我打开炉灶，然后拉开冰箱门。跳蚤把手肘放在柜子上，看着机器烹煮咖啡，仿佛为此深深着迷。

跳蚤是个小矮子，看上去像是他妈妈怀着他的时候没有喝足够的牛奶。根据他家所在的那片街区判断，这有可能是真的。“跳蚤”这个绰号在我们上警官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跟我同级——因为他没办法站着不动，就连等着咖啡煮好的这点时间，他也要两脚来回不停地跳动，仿佛腿痒似的。我们两个一起受训，我去那里不是为了交知心朋友，我也不想让傻子到处说我跟某人上床，就为了让他来照顾我。不过要不是因为这些，我们两个可能早就成了朋友。

在我们受训的第二年，跳蚤失踪了。我们听说他是因为被抓到持有大麻，所以被开除了——有类似的笑话说，流氓可以当警察，但警察不能当流氓——但我不相信：跳蚤是个很精明的人，不会落到那样的下场。几年以后，我从一张桌子前被叫开，接受命令要假扮几周跳蚤的表妹蕾切尔，任务是兴致昂扬地提着一手提箱贩毒得来的现金带到马贝拉，交给跳蚤老板的朋友。这才证明我的判断一直是对的。卧底行动如发条钟一般运转正常，几个坏蛋倒下了，而我和跳蚤则相处得很愉快。在我回到局里之前，我们给蕾切尔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这样我们一旦有需要，就可以随时联络上。而我们之前从来不需要这样。

我们把咖啡和三明治拿到客厅里，各自占据了沙发的一端，这样就可以把腿放上来，把盘子放在膝盖上。我把壁炉点燃，外面的风还在刮，不过厚厚的墙让风声减弱了不少，听起来几乎有些宜人。“啊！”跳蚤说，他扭动着肩膀舒服地靠在沙发靠垫上，“这太棒了，真舒服。我回去也要给自己搞一个这么舒服的地方，找个时间。你得教教我怎么弄。”

这话提醒了我。“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呢？”

“啊，这个时间，如果我不在这里，你会去哪儿呢？”他冲我笑了笑，满脸褶子，“现在在重案组，对吧？前程似锦。过得如何？”

意味着一有机会，他就会打听我的消息。“还不错，比干交警开罚单强。”

“跟你一起的那些家伙怎么样？有什么麻烦吗？”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嘴里塞满了食物，看不出脸上的表情。“都还不错，是的，”我说，“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你心里有数。这里干干，那里干干。还记得那个叫‘蛤蟆镜’的家伙吗？有点胖，没脖子？”

“老天，他啊，”这让我笑了起来，“你还记得他一直追着我聊天，对吧？每次你把我一个人留下来，他就会慢慢走过来，告诉我他喜欢高个子女孩，而小个子骑师腰里都有长鞭子。他总是吵吵嚷嚷，撞了多少次南墙都不知道回头。”

跳蚤一直在笑。“就是那家伙。我们后来把他抓了——我们本来不想，他还有点用，不过这家伙太浑蛋了……他当时跟他的朋友风仔在科克[5]的一家旅馆，正在给刚从船上卸下来的货打包。”他咯咯地笑个没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虽然我还没意识到在笑什么，“然后蛤蟆镜正在忙着取样，只是他玩得太大了。凌晨三点的时候，他穿着裤衩出了门，走到前院里，唱着歌——我听见他唱的是《我吻了一个女孩》。”

我已经躺进沙发里，在放声大笑。这种感觉很好。“后来老板出门，想看看是什么情况。蛤蟆镜拥抱他一下，告诉人家他只是太高兴了。然后他拔腿就往屋子里跑，跟老板娘在床上蹦来蹦去，还开始在房子里玩躲猫猫。警察来了，把他弄回自己屋子里睡觉，结果风仔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价值十万的货撒得满床都是。”

“啊，老天，”我说，我擦了擦眼睛，“太漂亮了，真的。你不能缉获这批毒品，同时又把那些家伙放走，对吧？”

“我们试过了，头儿发动了半个组的人给我找那些警察出的纰漏，找非法搜查之类的借口。可那帮人滴水不漏。可怜的老蛤蟆镜就这么完蛋了。嘿。”跳蚤拿三明治指了指我，“你应该去拜访拜访他，在心里。让他振作点。”

他在胡说八道，不过听上去却又有几分严肃的意味。“我会让他给我唱卡蒂·佩里[6]的歌的，这会让我们两个都振作起来。”

“根据我的经验，唱歌应该没什么用。”

“好吧，”我说，“说到同事，《信使报》上登了我的照片。这会不会给你惹麻烦？”

跳蚤是我不能让自己的照片曝光的理由。他们倒是给我做了伪装——鬈发、大耳环、浓妆、粉色的短上衣，露着肚子，胸前写着“不要脸”和“你男朋友想要我”。不过还是：安全第一。他耸了耸肩。“目前没什么麻烦，走着瞧吧。”这样的事情很可能让一个卧底惊慌失措。“我不觉得有什么人认出了你。你这些日子一直很漂亮，”他朝我的套装点了点头，半是刮目相看，半是调皮——“而且说句公道话，这些年都是如此。”

“你这人，怎么老是戳人痛处。”

跳蚤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我，一边咀嚼着三明治。“你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只是现在状态好像不太好。看起来需要请个长假好好歇歇了，或者吃点补品。”

“我很好，不过倒是需要晒晒太阳，就这样。可能性大吗？”

“或者换个环境。”

我从我的食物上面抬起头，但他却侧过身子，去收拾咖啡桌上的杯子，我看不到他的眼睛。卧底就是这样——他们做什么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但我很确定自己知道他想说什么。跳蚤知道重案组并不是一个容易待的地方。他以为我给他发邮件，是因为我需要他在卧底组也帮我说说话。

突然间，我很想把腿伸直，把脚放到他的肚子上。不过我忍住了，说：“现在的环境我倒是挺满意的，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是吗？”跳蚤的语调变了，他脸上闪过一丝表情，似乎有几分后悔，“什么事？”

“看看这个。”我坐直了身子，伸手去拿我的背包，找到爱斯琳2.0版的照片，递给他，“她叫爱斯琳·默里斯。二十六岁，五英尺七英寸，说话也许带格雷斯通斯中产阶级口音。见过她吗？”

跳蚤仔细思考着，一条腿抖个没完，看了半天。“很难确定，有不少人都长这样。不过我觉得我没见过。她是什么人？”

“谋杀案被害人。”

腿不抖了。“她？报纸头版上的那个？”

“没错。她最好的朋友说她有个秘密男友，差不多是六个月之前开始的。我们觉得这可能跟黑帮有关系，也许是库埃鲍尔·拉尼根团伙里的某个人。”

他又看了半天，然后摇了摇头。“不，反正她肯定跟库埃鲍尔·拉尼根的人没关系。”

“你很确定。”我说。我已经从他的声音里得到了答案：他很确定。温暖舒适的感觉正在迅速消散。我可能要为只为了这点事就大老远把他叫来而感到自责。

“百分百确定。我可能见过她，她应该跟克拉姆林或者德里姆纳的人也没什么关系。”

“也许不是。说不定她想在这段关系里面保持低调，而他也是这么想的。”

跳蚤笑了。“不不不，一个长成这样的女孩，任何一个跟她睡过的男人都巴不得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他会带着她去酒吧、去派对炫耀，他会抓住任何机会。”

“即便他已经结了婚？”

“那也没什么关系。没人盼着这群家伙能清心寡欲，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就连他们的老婆心里也有数。如果某人跟自家兄弟的姐妹结了婚，那没问题，看在姐夫的面子上，他不会当着他的面炫耀。不过那也省不了得跟我们其他人嘚瑟。而这伙人传起这种事，速度可媲美癌细胞扩散。用不了多久，人人都会知道这家伙又多了个小女友。”他还审视着照片，不过腿又抖了起来，他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她身边有什么来历不明的贵重东西吗？劳力士、珠宝、设计师品牌的衣物？”

“目前还没发现，”我说，“她的东西都中规中矩，是她自己负担得起的，没有什么东西像是别人买给她的。不过也许她只是不喜欢傍个干爹。”

跳蚤哼了一声。“有额外的现金吗？”

“也没发现。她的账户看上去没问题。”

“旅行记录如何？像她这么纯洁的女孩，男友肯定忍不住让她帮忙运东西。而且如果她是那种会跟黑帮交往的女孩，她肯定也没办法拒绝。”

我摇了摇头。“她最好的朋友说她连爱尔兰都还没出过。我们找到了一张护照申请表——第一次填写，不是重新申请。她还没有护照。”

“那就对了，”跳蚤说，他把照片递回给我，“我不会拿我的性命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赌咒发誓，不过如果我是个赌徒的话，我会下重注，赌她跟黑帮什么的没关系。”

就这样了。舒适感消耗殆尽，成了肮脏的灰烬。

我说：“不过，你也不能肯定。她还是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他耸了耸肩。“是啊，她当然可能有关系，我妈也可能。”

跳蚤不像斯蒂夫。他不会为了找刺激，想出各种假设和可能。如果跳蚤说了什么，那就是确凿无疑的。

我们美妙的黑帮推论，随着一阵长长的吸吮声迅速垮掉。我以为自己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

这一天半我都在想象自己是一个深入敌人丛林的狙击手，瞄准的范围从布雷斯林移到麦卡恩。我的血液已变为纯肾上腺素，激动不已，就等着有人告诉我，我该把其中的哪一位直接狙杀。白痴，五星级的蠢蛋。我跟那个在自己的货上栽跟头、让自己一辈子都成为别人笑柄的蛤蟆镜没什么两样。从接手这个案子开始，我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就是保持足够的理智，把嘴巴闭紧。我的其他想法都是笑话。

我把照片放回背包里——我再也不想看到它。“你能帮我留意一下吗？看看哪个家伙这些日子有些暴躁不安，或者上酒吧更多了，把自己灌得比平常更醉？”我声音中含着请求，真是可悲，“她上个周六晚上刚刚被杀，所以不论凶手是谁，可能依旧会有所表现。”

跳蚤又开始吃他的三明治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他们很多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变态，能够把自己奶奶的脑袋给打爆，一滴汗都不流。”

“但，有个不是十足的变态的人知道这事。有个家伙给当地的警察局打了电话，想叫救护车。如果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也会是他的朋友，他跟那个人讲了这件事。”

“好吧，我会留心看看有没有哪个家伙不太对劲。”

他在敷衍我，不过他也会说到做到。“要是你发现了什么，”我说，“在你来我这里之前，先给我发封邮件。我对天发誓，如果明天晚上我发现你躲在我的床底下，我肯定会打爆你那干巴巴的屁股。”

“好吧，不过，”跳蚤说着，把脸上沾的蛋黄酱用手背擦干净，“我不是开玩笑，你这里得加强安全措施了。我二十秒内就让报警器失效了，又用了一分钟把你家门锁打开。而且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刚才有人一路在跟踪你。”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僵硬，像砂纸一样刮着我的皮肤。“没错，”我说，“我最近感觉有些不对。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之前在你们这个路口闲逛，就想在我往你家走之前感受一下这里。他也在附近转悠，像是在等什么人，不过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你知道是什么感觉。”

“是的，”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感觉，“你看到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试过了，我想去找他要根烟。”跳蚤沉重地坐下，脸上露出瘾君子那种空洞的神色，鼻子里哼哼唧唧，“‘嘿，哥们儿，有烟吗？’”然后又用正常的语调说话，“但他一见我来就走开了。说实在的，他有可能只是不想被我这样的人搭讪，不过……”跳蚤耸耸肩，“中年人，高个子，中等身材，不便宜的大衣，大鼻子。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些——他上上下下捂得很严实，软毡帽和围巾遮住了半张脸。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天气里也正常。不过……”

“没错，就是说不好。”这样倒是把鬼头鬼脑、总穿着黏糊糊的雨衣的小个子克劳利的嫌疑排除了，真是丢人。我倒希望能找个好借口，把他错认成跟踪狂。“我想他正在监视这栋房子。”

跳蚤点了点头，一副不出所料的样子。“我想也是，没错。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想可能是某个黑帮的人想要给我个警告。有《信使报》上的照片，任何人都能在警察局外面等着我，跟踪我回家。不过既然你觉得黑帮的推论是个死胡同……”现在每次一说“黑帮”这个词，我就觉得自己又蠢了几分。我把腿沿着沙发伸长，想要找回一点轻松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完全没了，我能感受到我肩膀后面的客厅窗户，有强风正压迫着它。

“他们就是一群浑蛋，《信使报》那些人，”跳蚤说，“而且不是黑帮，也不能说明那个人不是你这个案子的凶手。”

“我早想到了。你觉得我有那么笨吗？”

“我只是说说。你得让报警系统更灵敏些，去搞一个电话手表什么的。”

“不了，谢谢。”发现问题时，如果你没有对警告信号予以回应，电话手表就会自动报警。我宁愿被一个连环杀手大卸八块，也不想让组里的人发现我跟某些市民一样向警察尖声呼救。“我很好，我将你款待得舒适又安心，不是吗？”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杀你的，”跳蚤指出，“这不是一码事。我知道你对付任何人都不成问题，我也可怜那个企图对你图谋不轨的浑蛋，但有时候你总得睡觉，对吧？”

“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把门锁好的。”

“还有报警器。”

“还有报警器，妈咪。”

跳蚤从杯沿上方看着我。只有这会儿，他一动不动。他说：“我今晚可以在这里过夜吗？”

他的话可能有好几种意思。而今晚，每一种都听起来不错。不管怎样，如果没有那个站在路口的男人，如果我手头的工作没有一团糟，我会让他留下过夜的。

不管我俩谁认为我需要他留在我身边，我都受不了。“你很好，”我说，“谢谢，但是不了。”

“没有人会想念我。”

“啊，可怜的宝贝。”

“你确定，是吗？”

“确定。只是，如果你出去时又看到那个男人，给我发个信息，好吗？”

“没问题。”跳蚤说。他从沙发上滑下来，提了提自己的运动裤，然后拿起自己的盘子和杯子，“那我就不打扰你啦。”

“放着吧，我来收拾。”我本来还想说再来一轮咖啡，不过已经很晚了。

“啊，不。我妈妈说，自己的摊子要收拾好，”他向厨房走去，“多谢款待，炸鱼条非常棒，和你一样。”

我跟在后面，他在洗碗机前弯下腰，把盘子放好。“嘿，”他把手伸出来，“盘子一起洗了吧。”

我把我的盘子递给他。“很高兴你来了，”我说，“看到你真高兴。”

“我也是。是啊。”跳蚤关上洗碗机，站起身。“如果发现有哪个家伙不对劲，我会告诉你的——对天发誓我下次肯定先发邮件。否则……”

我说：“否则就后会无期了。”

跳蚤咧嘴笑了，用一只胳膊抱了抱我。他精瘦有力的胳膊，还有身上的气味——廉价的身体喷雾，和我十五岁时用的一样——让我庆幸他要离开。然后他关掉了感应灯，打开后门，离开了。他越过高墙，灵巧无声，仿佛一只狐狸。我锁上房门，守着手机。但他并没有发信息给我。

[1] 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

[2] 加里的昵称。

[3] 一档英国真人秀节目。

[4] 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名侦探系列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少女侦探，后改编成同名电影，国内通常译作《少女妙探》。

[5] 爱尔兰的一座海港城市。

[6] 美国著名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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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想一直待着不动。我没睡太长时间，给我妈打了电话，跟她说爱斯琳满嘴都是血块和碎牙（“呵”），之后半个晚上我都在琢磨这次调查中的干扰来源——在这种天气下，干扰可不会少——另外半个晚上则躺着不动，思考着谁更需要被打一顿，是想出黑帮这条线索的斯蒂夫，还是一直在追查这条线索的我。结果到早上六点，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学生时代我都没逃过学，但今天我没有理由不试一试。但有两件事阻止我这么做：如果我不去上班，我只能去跑步，跑到双腿瘫软，然后坐在家里让自己发疯；而且如果我不去上班，我就得在这个破案子上，再花一天时间。

我没开灯，穿上跑鞋。然后我关掉感应灯，溜进院子，翻过后墙。外面还是一团漆黑，在破晓之前，公寓正在耗尽最后的黑暗，就连惯于夜间活动的生物——狐狸、蝙蝠、醉鬼和各种危险的人——都已做完各自的营生，回去睡觉了。风也逐渐平息，变成不安而微弱的拂动。我走进巷子，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藏进阴影中，张望着角落，走下街道。此时路口没有人在转悠；借助微黄色的灯光，目之所及，四下都空无一人。我走上去，看了一眼街道：同样不见一个人影。

通常，跑完步我只会感觉肌肉充满力量，无所不能，意志坚强，可以胜任更多事情，甚至战无不胜，放马过来吧。这种感觉往往能帮我渡过难关。可是今天，我的力量无处可寻。我步履蹒跚，像一个肌肉松弛的跑步菜鸟；我的双腿拖在地上，仿佛绑上了湿沙袋；我的胳膊很沉重，呼吸也找不到节奏。我更加用力，胸膛好像被撕裂了，眼前一片殷红。我扶住一根灯柱，弯下腰，等着这种感觉消失。

我慢跑着到家了——理智告诉我，如果我走着回去，就会莫名其妙地完蛋。当我回到自家附近的路上时，我的腿已经不抖了。最初的几层黑暗已经开始剥落，窗户逐渐亮起。路上依旧空无一人。

我答应了跳蚤，要把门锁和报警系统都做个升级。我当时是说真的，但后来又改了主意。那个在我家附近打探的家伙，是我这一周以来唯一可以追踪下去的线索。如果他看到锁匠，或者发现我家遍布报警器，严阵以待，就会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他会换个人来跟踪，或者换个爱好，再或者收手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再来打我的主意。可我现在需要他。

我冲了个澡，胡乱吃下一些谷类食品，去上班了。外面依旧空无一人。

我到了警局，路上没有停下——即便有个傻子早晨在路上突然换高速挡。我们大楼外面，在晨光与卤素灯的模糊光线下，麦卡恩正斜靠在墙上，抽着烟。

“哈喽！”我打了个招呼，没有停下脚步。麦卡恩抬了抬下巴，但没有出声，我也不指望他会说什么。

他看上去状态很糟。麦卡恩本来就不够圆滑，不像布雷斯林。他是那种总是在与自然的邋遢抗争的人——微微的胡楂，逐渐发白的鬈发怎么都梳不平整。通常情况下他都会赢，毕竟显然他过去很好看，只是这几年下巴和肚子才变得松弛；而且他的衣服总是一尘不染，仔细熨烫过，平整得仿佛可以在上面溜冰。不过今天早晨，他却输了。微微的胡楂变成了胡子拉碴，衬衫也皱皱巴巴的，外套的袖口还有黏糊糊的棕色物，大眼袋也升级成了黑眼圈。

之前，当我和斯蒂夫像一对在互联网大坑里的白痴在雕琢我们那离奇的美妙理论时，布雷斯林一直在到处散播真相：麦卡恩已经上了他老婆的黑名单。他得睡沙发，而且衣服也要自己熨。如果这个笑话跟我无关，我可能也会开怀大笑。

就在我把手放在门上的时候，他对我说：“康韦。”

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想听听，只是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麦卡恩正打算给我一个有趣的暗示：他跟布雷斯林正在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嗯。”我说。

麦卡恩头往后靠着墙，眺望着冬天萧索的花园，没有看我。他说：“你和布雷斯林相处得如何？”

“很好。”

“他为你说了一些好话。”

他挪了挪屁股。“很高兴听到这话。”我说。

“他是个好警探，布雷斯林。最好的那种。合作起来也很棒。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你的。只要你不找他麻烦。”

“麦卡恩，”我说，“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我并没有打算找你朋友的麻烦。好吧？”

这让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不过毫无笑意。“你最好不要。他已经有够多的心要操了。”

这是我想听到的，总共花了二十秒钟。“是吗？比如呢？”

麦卡恩摇了摇头。“算了吧，你不会想知道的。”

昨天我会对此垂涎三尺，而现在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股微弱的怨恨之火，我精疲力竭，连生气都持续不下去。无论布雷斯林在耍什么把戏，他都已认定他的办法并不奏效。所以，就像对付某个张口结舌的嫌疑人一样，他派麦卡恩上场，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麦卡恩脚边散落一地的烟蒂，表明他已经等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只是借用了几条从B级片里学来的线索送给我。“无所谓了，”我说，“我会完好无损地把他送回你身边的。相信我。”

我转身正准备走开，麦卡恩嘴里叼着烟说话了：“等一下。”

我说：“怎么了？”

他看着烟灰飘过鹅卵石，说：“罗奇偷了你的笔录文件。”

“你在说什么呢？”

“周六晚上那场斗殴的笔录。最后那一页有证人签字的文件被拿走了。”

我说：“我不记得有你说的这回事。”

“你不会不记得。罗奇昨天在办公室把这件事当笑话讲了。”麦卡恩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我。我打开来看，是我的文件。“加上罗奇的道歉，一起还给你，差不多。”

我把那张纸递给他。“我已经让证人重新做完了。”

麦卡恩没有接。“我知道你已经做完了。这个——”他弹了弹那张纸，“不是重点。撕了，或者把它塞进罗奇的屁眼里，我管不着。”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办公室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罗奇。我和布雷斯，跟你没仇。你不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存在就是浪费空间，你完全有资质成为一个好警探。我们很乐于看到你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很好。”我说。这听上去很像是实话，实事求是，还带着微不足道的关怀。一条态度生硬的老狗，无意多愁善感，但还是期望菜鸟能够充分展现自己，赢得尊重。如果我没见过麦卡恩是如何在审讯室里耍把戏，如果我不知道实情，我也许就信了。“谢谢。”

“所以要是布雷斯林让你做什么事情，即便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或者觉得他是错的，那都是为你好。如果你够聪明，就要听他的。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现在麦卡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睛因为刮风和疲劳布满血丝。他的声音变得厚重而集中。这是重要部分——他在寒冷中等着我走出层层叠叠的模糊光线，等着我，希望我能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我很清楚了，”我说，“我不会错过任何东西。”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塞进我的外衣口袋。“回头见。”

“好，”麦卡恩说，“回头见。”他再次转过身，颓丧的黑影迎向渐渐变强的光线。他抽烟留下的肮脏臭气，伴着我进了大楼。

我和麦卡恩都来得很早。保洁员还在走廊里，正用吸尘器打扫卫生。我路过我们的办公室时，只听见里面有两个男人零零碎碎聊天的声音，还有交通广播主持人粗糙而得意扬扬的声音。专案室里依旧只有斯蒂夫一个人。他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前，看起来神情恍惚，手里抱着一杯咖啡。

“你来得真早。”我说。

“睡不着。”

“我也是。布雷斯林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

“好。”我现在对布雷斯林没兴趣。斯蒂夫的桌子上放了一堆小塑料相册：罪犯影集。我冲它们点点头。“这些是什么？”

“黑帮的家伙们。”斯蒂夫说着，打了个哈欠，“大多数都是拉尼根那边的。我想把它们带给甘利酒吧那个酒保瞧瞧，再找爱斯琳的邻居们看一看，是不是有人能认出——”

我说：“黑帮那条线已经没戏了。”这感觉像是一拳打出了一块瘀伤。

斯蒂夫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他说：“等一下，什么？”

“完蛋了，没用了。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清楚了吗？”

“等一下，”斯蒂夫说，他把手举了起来，把它们忘在半空，只顾着努力让脑袋清醒起来，“等一下，不，那布雷斯林昨天玩的把戏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故意把加夫尼甩掉？别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他只是想找机会找个地方打一炮。”

我把包随手扔在地板上，坐进椅子里。看着备受打击的斯蒂夫，这感觉很棒。“说不定他只是想去修个指甲。也许他没有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想告诉我们，他不会遵守我们这种人的命令。究竟怎样，我毫不在乎。”

“你看见他给加夫尼现金买三明治了，对吧？那一沓五十英镑？那是怎么回事？”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我不在乎了。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把所有积蓄都装在口袋里，这样就没有哪位先知能搞到手了。那是他的问题，跟我们无关。”

“好吧。”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他看着我，仿佛我染上了狂犬病，“好吧。昨晚到底出什么事了？”

“昨晚，”我说，“我跟我一个朋友聊了。他知道黑帮的内情，而且说这个线索可以排除。爱斯琳跟黑帮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样。万一他发现了什么情况，会第一时间让我们知道，但我们没理由继续对这条线保持期待。而且我们应该万分感激，我们及早发现了这一点，没有在全组人面前丢脸。”

斯蒂夫看上去像只刚刚被一辆卡车碾过仓鼠。他说：“你跟这个人很熟吗？”

“很熟。认识很多年。”

“那你确定你可以信任他吗？”

他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这还事关他那像仓鼠一样可爱的猜想。“如果我不信任他，我还问他的意见干吗？”

“不，我只是——”

“不，那我看上去像他妈的脑残吗？”

“不——”

“不。我说我们可以信任他的时候，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信任他。”

“好吧。”斯蒂夫说，他面无表情，退缩进自己的世界，那是他生气时的表现，“那就这样吧。”

我把他丢在一边让他自顾自生着气，继续工作，或者说试图工作。感觉很差，每个句子我都需要读上三遍才能明白意思。通常情况下，任何环境下我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办公室的生活会教会我这项技能，尤其是我工作的这种办公室——但斯蒂夫的话却让我心神不宁。

作为一个卧了这么多年底的人，跳蚤非常了解我，也非常了解我的职业状态。我觉得这很好，他会努力配合我。也许会是这样，也许不会。

突然，我开始揣摩我们愉快而舒适聊天的经过，寻找可以看出背后动机的裂痕：跳蚤让我放弃黑帮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我干扰他的缉毒任务，或者只是不想因为我惹上麻烦，不管他在做什么；跳蚤拒绝了我，是因为他已经变节了，他现在要保护新老板。我也开始揣摩我自己，想知道我找跳蚤聊天，是为了调查案子，还是只是想找个借口找个人一起吃个三明治、聊聊天，他不知道我现在麻烦缠身、散发着不祥气息。我不相信事后揣摩有什么用，我也不相信“吾日三省吾身”那套屁话，而且发现自己两件事情都做了，我很不满意。我希望自己陷入泥潭的时候能让斯蒂夫陷得更深。我希望他心情非常糟。

我浏览了一下送到我桌子上的和邮箱里的信息。如果有人来窃取情报，那么他一定做得很彻底。库珀修正过的尸检报告，一些值得跟进的零散线索——几周前有人在夜店看到一个可能是爱斯琳的女人，跟一个男人吵了起来，双方都喝了酒，那家伙长得像个橄榄球运动员；周六下午还有人看见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维金花园路口闲逛，看上去很可疑，不知道想干什么。技术科的报告：爱斯琳床垫上的污迹并不是精液，说明可能只是汗液。鉴定人员正在提取DNA，但他们没有把握：爱斯琳的房间很热，床垫并不是无菌环境，高温和细菌会破坏DNA结构，让它失去效用。而无论如何，我很难相信这些线索会有什么用。

还有一大摞资料，是爱斯琳一年内的邮件记录，要和她的邮箱账户做交叉检查，确保没有什么内容被人删掉。这可能会让人忙到大脑爆炸。这种累活儿就是上帝创造助手的重要理由，但是如果说这个案子还能挖出一点点有效的线索，那可能就藏在爱斯琳的电子信息里。我把这些材料分成两摞，一摞给斯蒂夫，他说了句“谢谢”，没有抬头看我，直接把材料拿到了另一边。我考虑要不要在桌子底下踢这个绷着脸的小笨蛋一脚。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对付工作，把爱斯琳的邮件记录和邮箱打印出来的文件一一铺开，来回对比，确保没有错过一封邮件。周日凌晨三点十八分，一封美妆网站的价格提醒，还留在收件箱里。周日凌晨三点二分，一封来自一位俄罗斯宝贝的垃圾邮件，她想找个伴侣，也还在收件箱里。我真想把脑袋放在资料堆上，睡上一觉。

助手们一个接一个现身了，在看到我和斯蒂夫的同时，努力从早晨的迷糊中清醒过来，然后投入昨天案情会议上领到的工作中。我把库珀手写的报告交给加夫尼，让他打出来——我还在为他没能从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确认那个报警人的身份而生气。布雷斯林哼着歌走了进来，让屋子里的氛围稍有缓和。“嘿嘿嘿，各位！”然后告诉我和斯蒂夫：“罗里两个幸运的前任已经搞定了，就在昨晚，还有两个要去见。谁去？”

“你去，”斯蒂夫自动应答，顺便翻了一页文件，“有什么发现吗？”

“没什么惊喜。罗里是个没什么惊喜的小浑蛋。我们得等等，看其他两位会不会给我们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布雷斯林靠在我们的桌子上，想看清我在做什么，不过方向是反的，“这都是些什么？”

“爱斯琳的邮件记录。”我说。

“哈，”布雷斯林说，“然后呢？”

“然后要是你想知道去哪里买女式晚礼服可以打七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不错的地方。”

“听起来你好像受了什么打击。”布雷斯林咧嘴冲我露出电影演员般的笑，拿起爱斯琳的邮件记录，快速翻了翻，“老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可够你忙活到老的。你要我替你弄吗？你可以去找罗里的前任们聊聊天。”

“不。”我甚至都不想把自己的疑心隐藏起来。他正在努力耍花招，可我已经玩够了布雷斯林的把戏。“我已经开始弄了，我会负责到底。”

“康韦，”布雷斯林脸上的笑容转变成温和的悔恨的神情，“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知道谁是这次调查的老大。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做这种累活儿，我是愿意做的。”

“谢谢，”我说，“我很好。”

过了一会儿，布雷斯林耸耸肩。“那你自便。”他又浏览了一下邮件记录，很从容，然后把它们扔回我的桌子，“莫兰，你需要去办公室外面待一会儿吗？”他把斯蒂夫的文件转过来，面对着自己，好好看了一下。据我所知，是爱斯琳的邮件记录，虽然在布雷斯林掺和进来之前，斯蒂夫一直都没把这当回事，我可以发誓。

“啊，不，”斯蒂夫说，“其实我差不多快做完了。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被这无聊的事情烦死……”

布雷斯林耸耸肩，把斯蒂夫的材料也放回原位。“记着，”他说着，用手指着我，“我已经主动提出要帮忙了。”

“我心领了，”我说，“跟罗里的前任们聊天愉快。”

“好吧，我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你应该瞧瞧前两位。”布雷斯林迅速坐进椅子里，用油腻的声音约好了见面时间，然后又飘走了，“而且我今天也不需要跟班。”他路过我们的时候向我和斯蒂夫抛了个眼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和斯蒂夫都露出了机械的微笑。

“他还回来干什么？”他离开后，斯蒂夫很好奇，“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几个电话。”

他的声音里仍含着一些故作的冷淡，不过他会跟我说话了，这大概会让我心底觉得好受一些。我说：“他可能是离不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

“说真的。他只是想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还想要负责查电子信息。又在打这个主意。他到底害怕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什么？”

“我不在乎。”然后，等他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又说了一遍，“我不在乎。”

斯蒂夫翻了个白眼，望向天花板。他把邮件记录放回原位，继续刚才的工作。我则试图从刚才停下的地方继续开始，但我的焦点已经开始模糊。所有的垃圾邮件最后都汇成了一则没有结尾的伟哥广告。我的腿发麻了，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

唯一还在我的脑海里无力地涌动的是，露西说的爱斯琳秘密男友的故事。它是所有关于黑帮浑蛋故事的起点，现在我们已经把黑帮这条线索排除了，但这故事仍然在，而且需要得到解释。我突然想到，其实两天前就应该有所察觉，露西吞吞吐吐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男友是她某个已婚的同事——毕竟爱斯琳是通过露西认识的罗里，如果她也认识了别的什么人，那也很有可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而露西并不想节外生枝，给自己惹麻烦——一旦那个人发现是她把情况告诉了警察。或者就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他也许根本不存在。我考虑把露西从她的公寓里叫过来，给她施压，让她告诉我们，她编那个男友的故事，是为了报复爱斯琳某个前男友，或者是为了确保我们不忽略任何一种可能性，这样我就能够追查这条牵强的支线线索，不至于无人问津。

这时，斯蒂夫猛地抬起头来。“安托瓦妮特。”他说。他已经把刚才的气愤完全抛在脑后了。

“怎么了？”

他把一份笔录文件推到我面前。他的眉毛都皱到前额中间了。

我低头看了看他指着的地方。这份笔录是他前一天影印材料中的一张，是德斯蒙德·默里斯一位乘客的不在场证明。记录此事的警员签名很潦草，但打印在文件最末的签名，是约瑟夫·麦卡恩警探。

我的眼睛跟斯蒂夫的目光相遇了。他非常轻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爱尔兰很小，警察的队伍同样规模有限。如果当年在德斯蒙德·默里斯的案子上出过力的人，现在没有一个在重案组工作，那反倒更加奇怪。而且不论如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加里急于让我把嘴闭上：如果我搅起麻烦，可能会直击问题核心。除此之外，经过了几个月的时光，透过窗户上挣扎的光线，我不知道这次找到的又是一堆无用的证据，还是一次惊天大发现。

我说：“我们得核查一下文件里的其他信息。给我一半。”

我们快速地翻阅着，同时留心门口。到处都是潦草的笔迹，要不是昨天匆匆忙忙，我们肯定不会错过：麦卡恩、麦卡恩、麦卡恩。他并不是个加里那样的角色，只负责在最开始出一把力。在这个案子里，他处于核心的位置。

爱斯琳俯向我的桌子，睁大眼睛，手指搅在一起，一直在说某个警探拍了拍她的脑袋，告诉她：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它，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这很像麦卡恩会说的话。

斯蒂夫拿出了厚厚的一沓材料，大概是他负责检查的材料的三分之一。“都在这里了。”

“好。”我说。我拿起我的一摞，规模大致相当。“还有这些。”

斯蒂夫从我手上接过来，塞回文件夹，然后锁进他的抽屉里，细致而从容。我不确定是应该挖苦他有妄想症，还是应该催促他手脚麻利一些。

“有一个关键问题，”他说，“麦卡恩和布雷斯林是否已经察觉，爱斯琳的爸爸就是当年麦卡恩追查过的失踪的人呢？”

我用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后脖颈，保持不动。没有一个助手往我们这边看。“我不知道。在告诉他那箱子是失踪人口组的文件时，我观察了布雷斯林。我敢肯定他当时露出的是如释重负的表情。如果其中有什么他不希望我们找到的东西，他一定不会那样。”

“你告诉他我们已经查完了，而且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也许他感到放心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麦卡恩的名字。”

“为什么？他们之间能有什么联系？”

“布雷斯林告诉了麦卡恩我们的案子，提到了被害人的名字……”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这里可能有几十个爱斯琳·默里斯。你真觉得麦卡恩会对这么个普通的名字念念不忘？而且是在十七年之后？她甚至都不是失踪者本人，而只是一个家属——她只是在背景中的一个孩子。”

“他在德斯蒙德·默里斯的案子上出了不少力，”斯蒂夫说，“这件事他可能一直记在心里。”

“那又怎样？失踪案没有任何隐情，这里面就连存在隐情的空间都没有。即便我们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他们又有什么好关心的呢？”

斯蒂夫摇了摇头。“确实没什么隐情，除了警探没有留给家属一丁点线索。你说布雷斯林和麦卡恩在说麦卡恩把什么东西搞砸了，对吧？也许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跟爱斯琳被杀有关系。或许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搞砸了的事情公之于众。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想把罗里硬塞给我们，希望我们快点把案子结了。”

也许是因为疲惫、暖气太足和咖啡不够量，我的脑子周围似乎裹着几层棉絮。我讲不出这个推断到底对不对，或者只是因为斯蒂夫讲得有鼻子有眼睛，因而显得确凿无疑。他说：“如果那天你没有在失踪人口组值班，或者你没有记住那天的事情，事情也可能不会进展到这一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发现德斯蒙德离家出走，更别说想到爱斯琳会去寻找他的下落。”

我真的想去相信这个说法了。如果是布雷斯林在办这个案子，不是和我们——也就是我——一起，而是他一个人；如果跟黑帮无关，也没有警察枉法，只是十七年前的麦卡恩笨拙地把事情搞砸了，此时还不想让这件事公之于众，那我们抓住了他们的把柄，有机会和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让大家都满意。一瞬间，我能感觉到有东西贯穿了我的全身：房间的重量从我身上卸了下来，奔腾的力量冲击着我的每个细胞，仿佛吸入纯氧一般。让我看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制住我，你这个浑蛋。我最终抓到了高分牌，可以把它们塞到罗奇的屁眼里了，让他这几个月里都得撅着屁股。而最终，重案组也将变成我每个早晨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达的地方。

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尝试，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个说法。这个办公室再一次紧紧地抓住了我——浓稠的热气，赖利的打字声，仿佛每一次敲键盘都是在要求可怜的键盘臣服于他。这场景再次将我的力量挤出去，压成一团，丢出窗外。

我说：“没错，那会很有趣。只是麦卡恩和布雷斯林为什么会对这个案子如此关注呢？也许警探们大半夜去拜访伊芙琳·默里斯确实不好，可他们是按规矩行事。如果这部分内容公之于众，会对他们产生的最坏影响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份关于被害人敏感性的策略指导，有时间看一看？’这种事并不能让他们屈尊去做地方警察，尤其在事情过了这么久之后。”

“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伊芙琳蒙在鼓里。我不考虑你朋友加里的说辞：那很奇怪，安托瓦妮特。你还在失踪人口组的时候这样对待过被害人的家属吗？你们找到答案，和他们交代案情的时候却对此保持缄默，一点线索也不透露？你这样做过吗？”

斯蒂夫的脑袋挨我很近，他的声音绷得很紧，有种急迫感：他们如此愚蠢，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扮演警察的小孩，拿着一枚纸壳板做的警徽，嘴里讲着一大堆从电视上学来的不明就里的话。我从他身边移开。“所以呢？麦卡恩并不是那个案子的负责人，即便他们的这个案子最后有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追究责任时也不会追到他的头上。”

斯蒂夫说：“麦卡恩结婚多久了？”

“去年伯纳黛特给大家发过卡片，说是什么婚的纪念日。银婚，一定是。所以呢？”

“所以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加里说有很多警探都对伊芙琳献过殷勤。要是麦卡恩做得太过火了呢？要是他故意拖着这个案子，这样他就有机会继续跟伊芙琳保持联络呢？”

办公室里的暖气，加上敲键盘的咔嗒声，让我的脑子更加迷糊，迟钝得犹如绝缘体。我想把赖利的键盘抓过来，在膝盖上折断。“可这个案子并没有悬而未决。他们一找到德斯蒙德就把案子结了。”

“确实，至少在官方上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还说，很奇怪他们的效率这么高，对吧？但是也许麦卡恩告诉伊芙琳，他业余时间还在调查，这样就可以跟她保持联络，实时更新进度。也许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许没有，那无关紧要。麦卡恩也许不想让这件事暴露。他的婚姻状况也不好，对吧？他还有一大堆孩子，是吧？要是他老婆发现他在用职务之便追伊芙琳·默里斯，她可能就会——”

我不假思索地说：“停，停一下。”

我说得很大声。有一两个助手抬起了脑袋。我冲他们咆哮了一句，他们又继续埋头好好工作。

斯蒂夫盯着我。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尽可能压低声音说：“这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你的想象。你真的不明白吗？从我们接手这个案子起，你的每个想法都是从你屁眼里出来的。黑帮、婚外情，还有那些老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玩意——”

“我要对案件进行推论，”斯蒂夫说，他一直盯着我，“这是我们的工作。”

“推论，没错。不是童话故事。”

“它们不是——”

“它们是，莫兰。全都是。是，没错，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们现在丝毫确凿的证据都没找到。你一直在跟我说爱斯琳是个幻想家，想出来一大堆故事，让她那糟糕人生变得好过些：你现在在做的是他妈的一样的事。”

斯蒂夫咬了咬嘴唇，摇了摇头。我靠近他，感受到桌子的边缘戳痛我的肋骨，把话嚼碎喷到他的脸上。“罗里·法伦杀了爱斯琳·默里斯，是因为他们两个吵了一场愚蠢的架，然后他情绪失控。布雷斯林和麦卡恩整我，是因为他们想让我滚蛋。德斯蒙德·默里斯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没有任何惊悚故事，莫兰。你没有机会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顺藤摸瓜找到什么犯罪组织。你就是只短尾巴的猴子，为这烂糟的小情侣纠纷忙活。你的同事还会拿狗屎款待你，因为他们都是狗。完了。”

斯蒂夫脸上雀斑周围的部分变得惨白，他艰难地喘着气。有一瞬间我觉得他想到外面去，但是随后我意识到，他并没有感到丢脸。他在生气，他暴怒了。

他张开嘴准备说些什么，但我用手指指着他的脸。“闭嘴。而且我本来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一开始的确是知道的，可是我像个傻子一样，听了你的话，跟着你的脑子和你那精妙的小故事走。即便这个案子还有一丁点有用的线索，我们也永远都没有机会——”

斯蒂夫重重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啊，老天，你不就是想说，‘每个人都想整我，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

“别他妈的——”

“简直像在跟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朋友一起工作。没人能理解你，对吧？你是不是还准备去把卧室的门一摔，蹲在墙角生闷气？”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要往耳朵里喷漂白剂，清除掉这一天脑袋里积攒的东西，保持自己清白无邪。我说：“你这个愚蠢的浑蛋。”这让斯蒂夫睁大了眼睛，“你在想象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却没有想别人可能没法像你这样随便对付日子。”

“我知道你的日子过得不容易。我见过，没错吧？我每天都能看到。是有人在找你麻烦。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情都是在针对你。你没那么重要。”

我们尽可能控制声音，保持克制。在几码以外助手们所在的地方，这听上去就像是正常的工作讨论。可这却让我们的争吵更加激烈。

“我明白你是想让我胡说八道，莫兰。我明白。这会让你的日子更好过，只要——”

“我只是不想再像这样走钢丝一样过日子了。我不想再时不时地来个大转折，就为了能配合你的情绪，免得你把任何靠近我们的人都骂得狗血淋头——”

在我情绪糟透的时候，斯蒂夫总会开开玩笑，最后让我妥协，露出他期望的笑容。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喜欢让事情变好，也许他还有点喜欢我，想逗我开心。可刚刚这句话，就像是一口脏水喷到我脸上一样让我恶心：他逗我开心，只是为了能让自己不失去讨好其他人的机会。而我却一次又一次中招，被他逗笑，感觉这个世界还不错。斯蒂夫跳了一小段舞，摆了几个挑逗的手势；而我就一直在下面捧场，巴掌拍个不停，咧着嘴傻笑。

我说：“现在我们有些误会。你觉得自己是在解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实际上，那只是你希望讨好所有人的把戏而已。”

他的头向后仰，十分愤怒。“我只是希望事情不要比原本难上十倍。对你对我都一样。有那么糟糕吗，啊？这么做反倒让我成坏人了？”

“别帮我任何忙。你的目标是大家的怀抱，永远幸福快乐，而且也许你能办到。但我们都清楚，我永远不可能那样。”

“不，”斯蒂夫直截了当地说，“不是那样。”愤怒之中，他的话语变成坚硬的碎片，砸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因为你一心想自我毁灭，即便所有人都很爱你也阻止不了。要是需要，你恨不得把你自己点着。然后夸夸自己，说你早知如此。祝贺你。”

他想把椅子挪到桌子的另一边，这样他就可以闷声生气，气我是个魔女。但我不让他走，我把手伸过桌子，抓住了他的手腕。“你听我说。”我说，声音几乎不比耳语大声，我抓他的手却十分用力，弄得手都疼了，不得不忍住不抓得更用力。赖利已经停手，不再砰砰地虐待自己的键盘。沉默填满我的耳朵、我的鼻子，弄得我呼吸艰难。“你这个浑蛋，你听我说。”

斯蒂夫没有退缩，也没有挣脱。他也盯着我，我们四目相对。只有他抿成一条线的嘴说明我弄疼了他。

我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这个案子跟黑帮有关系。你根本想象不到。因为如果是一个黑帮案，所有的疑点都可以迎刃而解。布雷斯林要求我们把罗里抓回来，头儿找我们麻烦，麦卡恩想把旧档案拿到手，加里不想直接跟我接触，怕被别人发现：他们都在试图保护一个更大的调查案、一个枉法的警察，或者他们所有人跟黑帮都是一伙的，这我都不在乎。但我在卧底组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跟黑帮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完了。”

一直压低声音说话让我的嗓子很难受，像是有什么东西咽不下去，让喉咙肿了起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布雷斯林和麦卡恩故意给我下套，小心翼翼地想让我钻进去。没别的原因了。所有的破事，那一沓钱，还有秘密约会，你真想知道都是怎么回事吗？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不会比我们更腐败。他们想让我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我泥足深陷，无法回头。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拉到头儿面前——看，头儿，她一直在调查我们的经济状况，她还窃听我们的电话，她是个疯子，她对整个组都是威胁……任务完成：我得滚蛋了。”说这些话让我感到胃部绞痛。我对此完全忍气吞声。“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如果是像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这样我从没得罪过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赶我走，那我也完了。莫兰，我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它只会通往这个终点。”

斯蒂夫说话了，平静而清晰：“那就让我走下去吧。”

我愣了一下，松开了他的手腕。我抓得很用力，手指都陷了进去。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白印子。

斯蒂夫把袖子放下来。然后他拿上外套，带着嫌疑人的脸部照片册，走了出去。

几个助手抬起头，目送他走出去，又抬头看向我，有些好奇。我目光茫然地盯着他们，听着该死的砰砰声在我的耳膜上回荡。我知道，我不再会有什么搭档了。感觉就像房间里的一切都在蹦蹦跳跳，在我耳边急切地嘀嘀咕咕，极尽嘲讽之能事。微小而尖细的反复喊叫着“哈！哈！哈！”，在我耳边回响，因为我本该预见到，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到来。

我低下头，快速翻阅资料，却一眼都没有看。词语随机跳入我的眼中——矛盾、范例、中间——在我搞清楚它们所指为何之前就统统消失。房间里充满各种难闻的味道：清洗液、某人外套上陈年的烟味，以及吃了一半的苹果在屋子里隔夜散发出的腐败气息。

我没有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寒意缓慢上来，如同点滴流遍全身。

斯蒂夫，从一开始就在对根本不存在的黑帮线索穷追不舍，这可能会把这个案子搭进去，让我成为笑柄。斯蒂夫，喜欢被人喜欢，渴望在重案组找到归属感，而且如果我不碍事，本可以毫不考虑地兼得二者。斯蒂夫，去现场时在车上问过我，是否会接受我在保安公司的朋友提供给我的工作。

斯蒂夫，一个人走进了爱斯琳·默里斯的厨房，在那里他可以把克劳利想知道的信息发短信告诉他。

坊间流传着斯蒂夫的一些故事。是几年以前的小事，可人们还记得。在我们还在警官学校时，我听说，斯蒂夫为某个官员子弟写了一半的论文，还拍马屁以求未来得个好职位。我只把这些传言当成都柏林人对他这样一个乡下男孩的忌妒，非要把他说成是小人，而且我也不了解斯蒂夫，根本无从判断。但后来我和他合作办第一个案子时，我知道了更多事情。斯蒂夫骗了一个案子的负责人，这样他就能够让自己的简历更光彩，卖一两个人情，从众多助手中脱颖而出，进入警探的队伍。不过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个家伙自己也心怀鬼胎，所以我给了斯蒂夫一个机会，无视那个人，相信斯蒂夫。而那一次，我是对的。

那一次，斯蒂夫跟在我身边，收获也不少。他在想办法进重案组，开始担心永远找不到办法。而跟我工作了一天，我就给他找到了机会。

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喜欢这种方式，有一个人会去质疑另一个人的想法，这样总会产生新的点子，不会走进死胡同。我喜欢我们开始知道如何掌握彼此之间的平衡，根本不用思考：在审讯当中，对方会采取什么角度；我何时需要休息，斯蒂夫会替上；以及何时切入，改变方向。我喜欢他在我说废话的时候及时叫停，不是因为他自尊心在作祟，而是因为那些废话确实影响了我们的进程。我喜欢他的笑话。有一两次——更多——我发现自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多愁善感地做着白日梦，幻想我们的未来：有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一个真正的大案子，我们设想出天才的计划，把狡猾的精神病犯人捉拿归案，整个调查过程被载入重案组的历史。铁血康韦警探泪眼蒙眬，如果让别人知道怕是要笑掉大牙。

我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当我遇到斯蒂夫时，重案组已经给了我很好的机会。我只需要表现出一些让人安心的特质，以及一丝忠诚。我因此松了口气，全身心投入让斯蒂夫也进入重案组的努力当中。当然，跟他一起工作的感觉很好，他有能力让这种好变得确凿无疑。我知道在随人心意、能屈能伸方面，斯蒂夫是个天才，我每天都在看他施展这方面的技能，但我不知怎的就说服了自己，这次是不一样的。我让自己想吐。

而现在，他跟我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处了，但也会损失很多。键盘在哀鸣，风来回地敲击着窗户，砰砰作响。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感到刺痛。当我伸手摸了一遍自己的脑袋时，我感觉我的头发不像是自己的。

我没法思考。我说不出这究竟是该死的偏执，还是显而易见的自我打脸。回看我这两年，回想我走的每一步，说的每一句话，我每天都处于战斗模式，我的本能就是让一切硝烟弥漫。有一瞬间，我想拿起电话，打给某个我可以联系的人，问问他怎么看。但即便我想这么做，我也找不到什么人，得不到什么观点。索菲、加里、跳蚤：每一个都是两面派，十分滑头。他们都变化多端，我根本无法辨识。

赖利说了什么，他和斯坦顿爆发出一阵大笑，粗野大声，仿佛是一次袭击的前奏。我没法再待在办公室了，我试着给露西打了电话，她关机了。我在材料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爱斯琳两位前任的联络方式——还没人找到某个夏天和爱斯琳有过短暂恋爱关系的西班牙留学生——将它塞进我的口袋。然后我穿上外套，出了门。

◇☆◇

11

爱斯琳吸引这些人真有一招。和她的各位前任相比，罗里成了整个主题公园里最为惊险刺激的存在。第一个家伙是个会计，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太景气，磨得起毛的地毯和布满水渍的天花板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办公室里忙碌的氛围倒是说明情况正在好转。他第一次见到爱斯琳是在十九岁的时候，当时他们一起排队买三明治，前后总共约会了六个月，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彼此并不是在认真寻找伴侣，一旦感到无聊了就分开，没有什么怨气，也不存在分手后继续做朋友的戏码。他还记得露西，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不过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纠葛，他想不出什么理由会让露西对他心有妒意。他长得很友善，一张不容易被记住的面孔，看起来是个好人。他说爱斯琳是个好女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位不错的未婚妻，周六晚上他们一起吃了顿不错的晚餐。他从来没在脸书上搜索过爱斯琳。

她的第二位前任可能稍微没有那么无聊。他在一家呼叫中心工作，办公地点在一栋偏僻的大楼里，这栋大楼应该是某人的天才办公区计划因为资金不足泡汤了的结果，或者是某人精心策划的避税手段。五层楼中有四层都是空置的，第五层有几个吃闲饭的人聚在一个角落里，说话很大声，反正也没什么人会被打扰。为了我们的谈话，这家伙把我带到了某个经理的办公室，房间同样是空着的，只有一层灰尘覆盖在一张床一样大小的桌子上。他是通过露西认识爱斯琳的，是在五年前，当时他正致力于成为一名舞台灯光师。他们交往了八个月，他开始考虑这段关系是不是比较特别，但她却甩了他。她说，因为她也有相同的感觉：这段关系开始变得认真。但是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发展认真的恋爱关系，而他也相信了。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直到两天前他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新闻。而自他离开剧院后，他也跟露西失去了联系。没什么讨厌的感觉，只是本来跟她们就不那么亲近，也就没有再联系了。周六晚上他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们会核查不在场证明，不过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惊喜。他表现出震惊、悲伤，还夹杂着一点点怀念，这很可能是真实的，而他们之间的疏离也一样真实：爱斯琳成为过去式，他没有再追求过她，也没有期盼着旧情复燃，更不会因为看到她在准备一场没有他的约会而生气。

这本就是我料到的。问话进行得很顺利，我以“酷女孩”的姿态，让他们打开心扉，谈论他们此前并不打算泄露的事情。而这些内容对我毫无用处。

我在严寒中穿过一片空旷寂静的区域，回到车上，在我目力所不及之处，风在长长的草丛中变大，席卷过空旷的田野，从我身上刮过，又继续往前。通常这会让我感到急躁——与大自然过多的接触令我毛骨悚然——但最后我的脑袋仿佛被打扫过一样清晰，这正是我今天早上跑步想找到的感觉。这是这些天，也许是几个月里，我第一次能够思考。

这是因为我刚刚把斯蒂夫赶走了，一路上我始终有这种感觉。没有他在我身边——拽着我，不停抱怨，四处指指点点，跟我扯一些有的没的，弄得我得费力想想他是什么意思——我终于可以看清楚了。所有情况中——所有的假设和想象——其实只有两件事值得关注。

罗里·法伦，那个难过的懦夫。他是此案的全部。这也就是我们为何找到的都是无用的线索：因为并没有其他线索要找。

还有第二件事，这是我在重案组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可以避开布雷斯林、麦卡恩、罗奇，还有其他所有浑蛋的圈套，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但迟早我都会出纰漏，然后他们就会打击我。我可以想象一个拳手，左躲右闪避开所有的重击，速度越来越快，稍微一疏忽，然后伴随一声巨响，眼前一片黑暗。

我并不会坐以待毙，给布雷斯林、罗奇或者不管什么人机会，让他可以得意地笑着绕场一周，接受全场观众的喝彩致意。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我会办完这个案子，并且是妥当地办完，把罗里·法伦绳之以法，即便是全国最好的律师，也无法让他重新找回自由。我要昂首挺胸地离开这里。然后我会给我在保安公司的朋友打电话，问问他那份工作是否还在。再找个机会，告诉奥凯利他就是废物，再给罗奇一拳，把他的牙打到肚子里。

有一瞬间，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妥当之后，我开始想我是否错怪了斯蒂夫。我想知道——现在倒也不是什么问题了——他是否一直在给我捣乱；他是否不想让我注意到，我已经陷入绝境。这个可怜的乐观的白痴是否真的是喜欢和我一起工作，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如果他也做着同样的白日梦，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汉尼拔·莱克特[1]，然后彼此点点头，一起阔步走进下一宗悬案的迷雾当中，去解决唯有最优秀的警探才能解决的难题。一阵刺痛让我清醒过来。我无比期望是自己弄错了。

车里很冷。即便把车窗关上，我还是可以听到不停歇的风穿过密密麻麻的草丛的声响。我有几分期望赶紧结束离开，可是急于赶到目的地的我，再一次无法思考任何事情。

当我回到专案室时，斯蒂夫还没有回来。助手们在吃午餐，聊着警察们的新八卦。布雷斯林坐在桌子前，椅子向后倾，双脚跷起，刚刚吃完一个香肠卷，在浏览《信使报》。

“啊，”他看见我进来说道，同时让椅子落地，把报纸扔回桌子上，“我一直等的女人来了。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爱斯琳的前任，”我说着，脱掉外套，“没什么值得一听的。我们得核查一下他们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就可以把他们从名单上画掉了。”《信使报》头版的大标题写着：谁是赴宴者？有人向克劳利透漏了爱斯琳约会的信息。

布雷斯林把脚从桌子上拿下来。“吃完饭之后我得伸伸腿脚，”他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我们去散散步吧。”

“我还有材料要打。”

“那可以等等再说，”他压低声音，“我有些事情等不了。”

也许他准备将我拉上他想象出来的那条边线。我没在是否要陪他继续玩这件事上考虑太久，而他已经带着我走出了专案室。“为什么不呢？”我说着，欣赏着他脸上掠过的惊喜表情，在我转身走出房门时显露无遗。

“我想聊聊罗里的前任。”布雷斯林在走廊上就对我说。我很好奇他这次又准备把我引至何处。这周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人们在食堂、办公室还有更衣室之间来回走动。审讯室的观察窗开着，同时音频设备也处于启动状态。我此前从没意识到，我们所在的组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亲密可靠如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生存下来。

“然后呢？”我说。

布雷斯林笑了。“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他通常喜欢的是比爱斯琳更‘随意’的那一种？我确信她们都是很好的女孩，但是老天，我觉得我完全能把她们带去某个化装舞会，让造型师祭出‘重型火炮’。”他下楼时低着头一阵小跑，“你知道90年代时的学生穿的那种连帽衫吧，带很多毛，民族风，穿上之后就能去印度果阿徒步野营的那种，我发誓我刚见的这个前女友穿的就是那种衣服。”

“她们提供了什么线索了吗？”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他们都说罗里是个完美的绅士：从没打过她们，也从没对她们大喊大叫过，没什么控制欲，也不会忌妒得抓狂，更不会因为不听他的话就暴跳如雷，以上行为统统没有。”他在走廊里拐了个弯，进到E专案室，一个破烂房间，曾经是更衣室，现在空着，“进来。”

他替我扶住门。我明白他的意思：进来，要是没有我布雷斯林，你就得在这种地方办案。房间里很热，散发着体育馆里的那种汗臭；小小的白色书写板上满是斑驳的污迹，有人在上面用过不好用的记号笔。所有的椅子看上去都黏糊糊的，我没有坐下。

“但最有趣的部分在这儿，”布雷斯林在我身后关上门，“他的两位前任，包括最近的一个，说她们甩掉罗里都是因为这个人太认真了。一个女孩的原话是‘太投入’，另一个说他‘进展太快’。我想她是故意装得矜持，不过她后来谈的并不是床上的事：她完全不介意在第二次约会就跟他颠鸾倒凤，愿上帝保佑她。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懂得自重了。”

“所以她谈的是什么？”

“基本上，只要约会几个月后，罗里就会觉得是史诗般的浪漫邂逅，可对方还在考虑要不要开始严肃的恋爱关系。她说她真的很喜欢他，但她才二十四岁，她只是想找个人说说笑笑，聊点智性话题——她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博士——还要多上几次床。她还没准备好有人跟她喋喋不休两个人一起环球度蜜月会有多浪漫。”布雷斯林仔细检查门旁边的墙壁，弄掉上面的脏东西，然后才靠在了上面，“所以她甩了他，另一个女孩说的情况也大致一样。我一直听说女孩会很喜欢那些不害怕承诺的男人，但是像罗里这样靠谱，好像有点过头。”

按照爱斯琳第二位前任的说法，当他们的关系刚开始有进展的时候，她就逃跑了——虽然她归因于自己生病的妈妈。“尽管罗里告诉我们他和爱斯琳如何一见钟情，”我说，“这并不意味着爱斯琳也有相同的感觉。”

“没错。还记得他怎么说他们在派斯多的约会吧？每次他觉得他们两个很谈得来，她就会保持沉默，让他另起话题。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还有另一面——要是我们还有机会听到——‘他一直太认真了，但是，嘿，他是个好人，所以我还得再给他一个机会……’”

“唯一的问题是，”我说，“这跟爱斯琳最好的朋友告诉我们的情况不符。她确定爱斯琳正在热恋当中。而她手机上那些短信——她因为罗里要来家里约会激动不已，这又该怎么解释？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在打退堂鼓。要是罗里全情投入，爱斯琳也很乐意接受。”

布雷斯林拿出了他的手机，那手机跟他的脑袋一样大小，还包着闪亮的金属手机壳。他拿着手机在手里转了转，说：“我得承认我掌握了一些情况。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

要是昨天，我可能就上钩了。我闭着嘴，等着他。

当他意识到我不打算上当时，便叹了口气，又转起了手机。手机亮闪闪的，发出灰色的光。“基本上，我很喜欢合作，很多人觉得我总是独来独往，但我真的很有团队精神。但这只有在团队成员都这么想的时候才会奏效。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康韦？”

我说：“恕我愚钝，你接着说，讲明白一些。”

布雷斯林假装在沉思，高温和臭气不断扩张，仿佛变成了固体压在我们身上。“你确定你还想听？”

“是你说有话要跟我说的。没错，我确定想让你有话快说，别兜圈子了。”

布雷斯林又叹了口气。“好吧，”他说，像帮了我个大忙，“告诉你吧，你总是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敌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你确实应该这么做，但你也会无缘无故这样，迅速进入攻击模式。这就会制造出一种氛围，即便是团队里的最忠诚的成员跟你分享消息之前，都会犹豫再三。”

换句话说，他拿着证据却不告诉案件负责人，反倒是我这个负责人的错。就算还有理由继续玩，我也不想再搭理他了。“有话快说，要不就别说，”我说，“不说就告诉我，我还要回去打我的材料。”

他狠狠地盯着我。我甚至不屑于瞪他一眼。他是打算告诉我的，他非常想这么做。他只是想看看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作为交换。

“康韦，”他已经竭尽全力表现得耐心了，“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至少你要告诉我，你听明白了。”

“没错，我很事。我已经知道了。”我准备要走了。

“好吧，”布雷斯林平静但快速地说，“我想经过这一周，我已经足够了解你了。我就当你听懂了吧。”

“无所谓。”

“我们的小伙子赖利，你还记得是他负责看斯托尼巴特尔的监控录像吧？”

过了一会儿，我才回过头，从门口走了回来。

“好吧，”布雷斯林露出一丝微笑，意思是我们又成了好伙伴，“赖利发现了一些好东西。他搞来了四周的——或者所有——他能搞来的监控录像——；有些地方的录像已经没了。他昨晚在办公室一直待到五点，手指一直在按快进键。”

真是个浑蛋。我说：“他最好能有个好理由，说服我为什么要从你这里听到他的工作成果，而不是他亲自告诉我。”

“啊，好吧，其实我正打算替他说些好话的。我感觉他是想讨好我。”布雷斯林极力掩饰那得意扬扬的冷笑，但还是失败了，“这没什么坏处。在这边多干几年，也会有菜鸟替你擦鞋的。”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只要你还能多干几年。我说：“他找到什么了？”

“这是他找到的东西，”布雷斯林说，“我只在我的电脑上截取了一部分，电脑里还有更多。”

他滑动手机屏幕，点了点，然后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我接过来。

粗糙的彩色画面，不过因为常去，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普鲁士街上的乐购。而且我也认出了这个瘦瘦的家伙，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葡萄适[2]，到自助收银台那边去了。瘦弱的身形、抬头的角度、微微的驼背、双手摆动的方式：就在两天前，我聚精会神地研究过他的行为细节。

我说：“是罗里·法伦。”

“他，或者他的克隆体。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布雷斯林斜靠过来，把影像放大，同时定格在时间水印上：2015年1月14日，晚上九点八分。两周前。

我说：“罗里告诉我们，他是在手机上查到附近乐购地址的，周六晚上。”

“没错，他还非常确定地告诉我们，他之前从没去过斯托尼巴特尔。”屏幕上，罗里从收银机器上拿起找零，四下张望。有一瞬间，他直直地盯着摄像头。他的眼睛很模糊，睁得很大，还很专注，仿佛能够看到我们在盯着他。“但像我说的，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发现他来到爱斯琳家附近至少还有三次，就在这一个月里。他的车在上周四晚上经过马诺街的摄像头，1月11日他在街角的商店买了周日的报纸，1月5日，他在汉隆酒吧喝了杯酒。”

在谈到他去乐购买东西的时候，罗里感到不安。我以为他是有些担心时间来不及，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他根本不需要用手机查当地的店铺。他早已熟记在心。

“而且还可能会有赖利漏掉的，以及监控录像没有捕捉到的，再加上四周之前去的次数。”布雷斯林把他的手机拿了回去，“这也‘太投入’了，”他说，“罗里在跟踪爱斯琳。”

我说：“看起来像是如此。”

“他又不是去斯托尼巴特尔给老人们送爱心配餐。如果有什么清白的理由，他应该早就告诉我们了。”他把手机塞进口袋，“现在，值不值得继续调查他？”

“我要先去跟赖利聊一聊，”我说，“我还想看看其余的视频剪辑。接下来我要把罗里叫回来，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为什么不是我们？你，还有我，我们一起看看他还有什么要说。”

“我自己来做也可以，谢谢。”

布雷斯林眉毛挑了起来。“你自己？莫兰呢？”

“他滚蛋了。”

“啊哈，”布雷斯林说，“你让他自己打破砂锅问到底去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耐心储备已经见底了，好吧。”

“莫兰也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他不需要我牵着他的手。”

布雷斯林盯着我，眼神轻佻。他说：“我本来还想和你说，你跟莫兰搭档不合适。”

我说：“我没问你这个。”

“给那孩子一打证人，一份DNA匹配报告，还有凶手行凶的录像，他也会花一年的时间，去查清楚嫌疑人有没有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证人是否眼神不济，以及有没有人在DNA报告上做手脚，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不是反对这样，有些案子确实需要仔细。但你，你不一样，你更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我确实是如此，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跟赖利聊聊，再看一眼录像，而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谈人生。回头见。”

“老天，康韦，难道你就不能把你的盔甲卸下来，咱们都松口气吗？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一直搞得好像我是你的敌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有了这个想法的，但我很想让你改变想法。”

“布雷斯林，”我说，“我感激你能把视频给我看，还有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但我就是要把组里的人都当成敌人，直到我拿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不是。我很确定你知道我为何这么做。”

“哦，是的。”布雷斯林说，他打开了门，检查了一下走廊上有没有人：没有人在，“我很清楚，实际上，我比你自己还要清楚。你想知道我听说的关于你的故事吗？”

他觉得自己听上去很诱人。我说：“你不妨把那些事情都当成扯淡，这样我们才能有下文。”

“我确实觉得那都是扯淡。但你还是需要听一听。”

“我这三十二年都不在乎其他人都是怎么八卦我的。我想我可以把这个纪录保持得更久一些。”

“不，你不能。每次你一走进办公室，你觉得你只是想查下邮件、喝杯咖啡的时候，那些家伙的脑袋里就会出现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认知里，你就是这个样子，而这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他非常想告诉我这个故事。他和麦卡恩都在努力，想让我相信他们是超级大好人，但是这种提议——让我从你的人生中截取一段，按照我的方式改写一遍——从来都不是出自任何人的善意。我说：“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找你的。”

“这会伤害你的，我不想对你撒谎。”布雷斯林换上了一副满怀同情的表情，但这张脸我在审讯室里面也见过，“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想管这些事。”

“是的，我什么都不想管，除了我的案子。而且我想去跟赖利说几句话。”

我走到门口，但布雷斯林伸出了一只胳膊，拦住我的去路。“你上班第一周，跟罗奇有过冲突，”他说，“你还记得吧？”

“没什么印象，多久的事了。”

“可是你错了。你小瞧罗奇了。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我们，你还在地方警察局的时候，就惹过大麻烦。当时你在看守某个毒贩，你的搭档在搜查房子。你把嫌疑人的手铐打开，让他去灌木丛后面撒尿，结果他跑了。然后你告诉你的搭档——罗奇没说那人叫什么，这很机智——要是他在报告里提到此事，你就会告他性骚扰，说他在巡逻车内袭了你的胸。”

布雷斯林放下胳膊，向旁边跨了一小步，给我让开路。正如他预料的，我并没有离开。

“最后你的搭档还是举报了你，”他说，“你也照自己说的做了：去找你的头儿了。结果正中靶心，报告按照你的想法被重写，你的搭档下半辈子都只能在地方混日子，而你则得到了三周的带薪休假，从这一系列的创伤当中恢复。这听上去是不是似曾相识？”

那三周我去当跳蚤的表妹了。而在那之前，确实有个嫌疑人——某个超速驾驶的白痴，我连他叫什么都忘了，根本没有多严重的事情——从我和我搭档的手里跑了。我的搭档是个好人，从干警察第一天开始，脑门上就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只能当片警”。罗奇做了功课，他让这个故事非常真实可信，所有人听了都会信以为真。

布雷斯林说：“你的同事大概有一半相信这件事。他们都想让你尽快滚蛋，省得你找他们麻烦。他们都对这件事非常、非常认真。”

他偷偷瞄着我，期望能看到我一边留着眼泪，一边颤抖，或者恨不得一脚把罗里的大牙从他脑袋后面踹出来。“我没弄错，”我说，“即便不知道这个故事，我该怎样也还会怎样。不过还是谢谢你。我记下了。”

他的眼睛猛然瞪大。“你太不把这个当回事了，康韦。”

“罗奇就是个垃圾。这都不是什么大新闻了。你想让我怎么做？突然昏倒？痛哭流涕？”

“告诉你这件事，可不是个容易做的决定。我是个忠心的人，而有很多人会把这样的行为，当成对组里其他人的背叛，而这个组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想让你至少对我做的事情表现出一丝谢意。”

再过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暴跳如雷了。那样我还得打扫现场，所以我赶紧着手灭火。“我很感激，”我说，“千真万确。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有人需要知道，你的搭档在几个月以前本该这么做——拜托，康韦，莫兰当然是知情的，你觉得罗奇在他进来的第一周，不会考虑到要介绍一下他的搭档吗？”他还在等着看我的反应，冷酷而饥渴的警察眼神，暗含着一抹冷笑。他的目标是这场谈话后，我会哭得很伤心，或者捶胸顿足，或者两者皆有。他在这上面倾注了这么多心力；真是浪费。“你的搭档应该站在你这一边，如果他能尽职尽责，我们也就用不着进行这场谈话了。”

我说：“说不定他只是觉得我没有必要知道。”

“怎么可能？你当然该知道。你现在就该知道——不，该死，你几个月以前就该知道。你机会不多了。你明白了吗，康韦？”布雷斯林靠过来，离我非常近，这是他通常用来对付濒临崩溃的嫌疑人的招数。“你还有一次机会，不过是最后的机会。只要你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再像对待敌人一样针对我，我们到这周末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结了。我也可以在组里替你做担保，而且我说的话多少还算是有点分量的。等那之后，只要你能对大家都客气一点，问题就解决了，你很快就能在组里有一席之地——像我说的，这对我来说也有意义。但如果你继续阻拦我，就因为自己天生想当烈士，这案子也办得不像样，我也不会继续站在你这一边，因为我不想招惹任何最后会变成一团糟的事情。而那之后，说句难听的，你就等着滚蛋吧。”

他又把身子靠在墙上，手插在口袋里。“你自己选吧。”仿佛他是个骑士，身披重甲，准备要拯救我，只等我一声令下。

我不会让他救我的。我会找人帮忙，没有问题，就像我去找加里还有跳蚤那样。但是拯救——当你已经第三次遭遇灭顶之灾，已经用尽浑身解数，可仍然无力回天——拯救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人拯救了你，他们就把你攥在手里了。不是因为你欠他的，这个你可以解决，下次提供充分的帮助，或者是送上几瓶好酒——上面套着丝带的那种。他们把你攥在手里，是因为你不再能主宰自己的故事了。你是个挣扎的失败者、无助的女孩、勇敢的副手，只能从危险、羞辱、难堪当中被人打捞上岸，而对方则成了勇敢而伟大、富有同情心的英雄豪杰。这一切都由他们决定，因为你已经不是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了。

我完全搞错了。他并不是想把我搞垮，他是想把我攥在手心里。

这也是麦卡恩来跟我说软话的原因，带着救下来的笔录文件和他的一片好心。也许布雷斯林因为什么事情，跟组里的人杠上了，他跟罗奇针尖对麦芒，现在需要拉拢人进自己的队伍。也许他听到有关头儿就要光荣退休的风声——八面玲珑的家伙肯定消息灵通——然后他准备把坏女孩团结到自己的队伍里，这样就会让他成功升职的机会大大增加。也许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觉得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套牢我，而在某种程度上，我还算是个有用的人，未来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要是我还有力气，真想笑一会儿。我不会被任何人利用，尤其是这个组里面的人。

布雷斯林拍了拍自己口袋里的手机。“康韦，”他说，语气更加温柔，“我不必把这些事情跟你分享，你记得吧？我本可以自己去找罗里，单枪匹马让他认罪归案。我分享消息，是因为我觉得咱们合作对大家都好。对案子有利，对组里有好处，还有对你——而且没错，对我自己也很好。”他微微一笑，笑容里慈父般的温暖和同事的尊重平衡得恰到好处，“我们来好好看看，康韦，你和我，我们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周日下午，我们在审问罗里时，合作得亲密无间。有了这个，”他又拍了拍装着手机的口袋，“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正准备告诉他去哪里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拯救他人的热心肠，可我突然意识到，我用不着担心这个。我不用担心布雷斯林会救我，把我套牢，让我倒大霉，或者招来其他假想出来的麻烦。无论他想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任他宰割了。他是对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突然之间，我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一点，用不着像该死的罗里·法伦一样，担心会落一个引火上身的下场。急流勇退是很有意思的想法，真希望我在几个月之前就想到了这一点。

“好吧，”我说，“那就这么办吧。但未经我的允许，我们不能提监控录像的事情。我要留着备用。”

“没问题，都听你的。”布雷斯林朝我咧嘴一笑，“这会很有意思的，康韦。等我们把这东西拿给罗里看，他怕是会尿湿自己的褶边短裤。”

“还不止呢，”我说，“我们试试看。”布雷斯林眉毛扬起，带着疑问的表情，“我们得把动机挖出来，或者至少是可能触发罗里展开攻击的导火索，没错吧？”

布雷斯林吹了吹嘴角的空气。“好吧，你来定。我还是不怎么关心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只要我们能证明是他干的就够了。”

“罗里到了爱斯琳的家，”我说，“因为这个重要的夜晚而极度兴奋。他早到了一会儿，但那没什么要紧的。她让他进了家门，他们高高兴兴地见了面。然后，不知怎的跟踪的事情暴露了。也许是他说漏了嘴，在爱斯琳面前表现出自己对斯托尼巴特尔很了解。也许是她提到自己在这附近见过他，而他没能迅速圆过去。”

凭空编出一个故事的感觉真好。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对此这么有兴趣。我已能看到整个场景在我的眼前回放，像是又有人给我剪出了一个视频片段。不过我仍然可以对它进行修补剪切，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总之，爱斯琳不高兴了。她本身就对全情投入的罗里有些抵触，于是便对这些行为横眉冷对，但这让他情绪失控了。她让他离开，而他就一下子昏了头。”

布雷斯林抿着嘴角，一直在点头。“我喜欢这个推断，”他说，“我十分喜欢。康韦，我觉得你分析出了一些眉目了。我就知道信任你是没错的。”

我说：“那就看看罗里会怎么说吧。”

布雷斯林对我露出灿烂的微笑，十分温暖，简直是我几个月以来见过的最美好的一件事。“好了，”他说，“我们出去吧，这个地方快熏死人了。”

在经历了这里鼻涕一般诡异的气味之后，我真想一口气就把走廊里的空气吸个干净。布雷斯林把门关好，发出干脆轻蔑的一声，他想说的是，你再也用不到这个地方了。

回到专案室，我给罗里打了电话，态度友好，仿佛临时起意一般，问他是否愿意过来帮我们一个小忙，再来跟我们简单聊一聊。我已经准备好听他说一大堆借口，比如，店里的生意离不开人、他还有个约会，或者他感觉身体不大舒服。但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他只是极力想要证明自己和我们是一条战线，但我却因为不适应事情如此简单，怀疑起里面有猫腻，甚至觉得可能有什么阴谋，仿佛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点倾斜，于是我无法回归现实。我想睡觉，睡个够。

斯蒂夫还没回来，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有几分想让他回来，赶在罗里到达之前——我还是得跟布雷斯林一起审讯，毕竟是他带来了录像视频。但我希望在我们执行最后一击前，斯蒂夫可以亲眼见证。我们可以让罗里招供，向斯蒂夫这个呆瓜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这样他就会跟我道歉，我们可以去酒吧喝一杯，然后一切就都可以恢复正常——可这时我大脑却突然反应过来，想起来事情已经不会恢复正常，更不会重来。专案室的房间突然倾斜，灯光闪烁跳跃，电脑的嗡嗡声持续不断，听上去越来越像是警笛，逐渐增强。

当我把赖利招呼过来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费心假装抱歉，而是直接一副臭脸，茫然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发落。我真想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但看着那张几乎懒得隐藏狞笑的面孔，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斯蒂夫：几年前的那个案子里，他也找到了关键线索，但是却藏在自己手里，没有带回来交给案件的负责人。赖利让我很难受。我不再想把他碎尸万段，只想让他从我的眼前消失。当我告诉他回去继续当助手时，他的脸——狞笑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愤怒，以及不断涌起的羞辱感——这没让我感到丝毫痛快。在他收拾东西准备滚蛋，摔门而去的时候，其他助手都假装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布雷斯林蜷在自己的座位里面，看着我，眯着眼睛把笔咬在嘴里，正准备对我的行为进行一番评价，但我并没给他机会白费口舌。

视频资料显示的内容确实如布雷斯林所言：罗里，在斯托尼巴特尔周围游荡，他本不该如此。我派米汉过去，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当地监控录像全都调过来——应该不剩多少——然后仔细观看。然后我把罗里最清晰的镜头全都剪出来，带上时间水印，打印出来。

我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伯纳黛特，她告诉我罗里·法伦已在楼下。“他来了。”我告诉布雷斯林。

“我们走吧，”他说，把椅子向后挪，“待会儿见，伙计们。我们去给你们弄好吃的。”

助手们全都抬起头，飞快地点头示意，害怕我会把那个跟我的眼神撞上的人的脖子拧断。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斯托尼巴特尔粗糙的黑白监控画面不断跳动——一个跑步的人定格在屏幕一角，下一个镜头就跑到了街对面，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正在随地小便，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我点了暂停。电脑、白色书写板，还有助手们在边缘涌动，如同水下的薄薄织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漂越远。

[1] 《沉默的羔羊》系列主角，是托马斯·哈里斯创作的悬疑小说系列中的虚构的人物，他沉着、冷静、知识渊博又足智多谋。

[2] 1927年由英国药剂师亨特发明的一种能量饮料，其成分是葡萄糖。

◇☆◇

12

看上去，罗里的状况比周日的时候还要糟糕。他的头发还是乱糟糟的，眼睛布满血丝，皮肤很干，像白布一样毫无血色。他衣服上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在洗衣机里泡了太久。他看到我们，露出微笑，但那只是条件反射，紧张而机械。我们得花点心思让他冷静下来，这样审讯才有意义。

我们先把他带去那个舒适的审讯室，专门为心神不宁的证人和受害人家属准备。房间很可爱，墙漆是蜡黄色，椅子也不会伤人，有一只水壶，还有旅馆风格的篮子，里面装着茶包和速溶咖啡。我的第一审讯室，我们通常这样叫它。即便很紧张，但罗里也能感受到环境的不同。他开始放松下来，脱掉了自己次好的外套，把它整整齐齐地挂在椅背上。他下身穿了条牛仔裤，上身的米黄色毛衣松松垮垮，手艺粗糙，顶多值二十英镑。

“我们先从文件开始。”布雷斯林拿出授权书和一支笔，送到桌子对面。作为负责吓唬人的黑脸判官，他拿了个大文件夹，里面放着一切能够派上用场的东西，还包括一些用来凑数的废纸。而“酷女孩”是要诚心诚意站在罗里一边的，所以我只带了自己的本子和笔。“很抱歉，我知道你已经签过了，但每次问话我们都重签一遍。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是最后一次了，有问题吗？”

罗里没有看文件内容就签了字。“谢谢。”布雷斯林打了个哈欠，刻意伸了个懒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腹肌，“我需要一杯真正的咖啡，不是这种速溶的垃圾，你们要吗，罗里？安托瓦妮特？你们要喝什么？”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人叫我“安托瓦妮特”，我是会打人的，但我知道他有什么意图。“哦，老天，好啊，真正的咖啡，”我说，“我要黑咖啡，不加糖，还有你能看看能不能找点饼干过来吗？我快饿死了。”

“我要去打劫奥戈尔曼的粮食储备了，”布雷斯林咧嘴笑着说，“他买了好东西，不是下午茶饼干那种破烂玩意。罗里，你想要点什么？”

“呃，我——”罗里困惑地眨了眨眼，想搞清楚喝热饮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茶，可以吗——不，咖啡。加点奶，谢谢。”

“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命令，”布雷斯林从椅子上站起来，呻吟了一声，“我能一口气睡一周，这该死的天气。给我来点像样的阳光，我就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你过去的时候顺便翻翻奥戈尔曼的桌子，”我说，“说不定他买了几张去巴巴多斯的机票呢。”

“要是他这么干了，我们立马就飞过去。罗里，带护照了吗？”罗里努力跟上我们的节奏，挤出一丝笑容，不过太迟了。布雷斯林出门之前又对我们咧嘴大笑。

我靠在椅子上，腿伸到面前，在我们等布雷斯林回来的时候解下发圈，把马尾辫重新绑好。“嘿，”我说，“好几天没见，你过得怎么样？”

“还不错，有很多东西需要消化。”罗里警惕性很强。他还没忘记我是那个卑鄙警察，不告诉他爱斯琳死了。斯蒂夫一定能让他感觉愉快，开始侃侃而谈。

可是斯蒂夫不是唯一一个能假装友好的人。“是的，没错，”我说，“你想让我替你联系一下受害人救助中心，看看谁能跟你好好聊聊吗？那是他们的工作，帮助人们从这种事情当中走出来。他们做得很不错。”

“不了，谢谢。”

“你确定？”

“是的，我会好起来的，我只是……我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需要知道真相。”

“好吧，没错。”我带着歉意笑了笑，“我们都一样。”

罗里充满警觉地快速看了我一眼。“你们不是……你们还没查明吗？”

我叹了口气，揉了揉脑袋，把头发垂下来。“跟你说实话吧，对，我们还没查明。我们已经追踪了很多条线索，我不能细说，但基本上没有一条走得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又要回头找爱斯琳亲近的人谈话：我们希望有人能给我们一些新鲜的点子，让我们回到正轨。”

罗里小心翼翼地说：“我几个月前才认识她。”

“我知道，没错。但像你跟爱斯琳的这种关系，比那些跟她做了几年同事、天天坐在一起聊网上小奶猫图片的人要亲密多了。”我把握好说话的语调：没有嗲声嗲气，而是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就事论事，“你很了解她。经过上次聊天，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你和她交往并不是因为她是个浓妆艳抹的金发小妞。你看重的是她的内在，你看到的是真正的爱斯琳。”

罗里小声说：“感觉是这样。”

“这很有价值，伙计。我从没见过爱斯琳，我得靠像你这样的人跟我描述她。这是我们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根据。”我忘了把头发撩上去，完全投入谈话当中，简直像私下跟朋友聊天，“而且我猜这两天，除了爱斯琳的事，你什么都没想，没错吧？”

罗里咬了咬嘴唇。片刻后他说：“差不多吧，没错。”

“最近几个晚上也是。”

他点了点头。

“坚持住，”我温柔地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最开始，这件事就像占据了你整个生活，没错吧？而且你觉得自己可能永远走不出来了，是吧？”

罗里长叹一声，警惕也消除了。他的肩膀放松下来，伸出手指扶起眼镜，另一只手揉了揉眼睛。“我一直睡不着。不睡觉让我感觉很糟，可是我不能……我一直在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小时接一小时——腿疼得要命。昨天晚上我家附近的街上出了什么事，一个男人在大喊大叫，我感觉自己心脏病都快要犯了。我靠在墙上，感觉自己快死了。我的书店没法开门营业，我连自己的公寓都出不了，搞不好有人开车门都会把我吓个半死，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挑衅，“你一定觉得我很可怜吧。”

确实，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很有用。“我？”我表现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老天，不。我看过很多人从这种状态里恢复。你的这种反应很正常。”

“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感觉到如释重负，你知道吗？这显然很荒唐，但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今天不用……”他的声音在颤抖，然后他用手捂住了嘴。

“你也帮了我一个忙，”我说，微笑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同情，“这种天气，我更乐意坐在这里，而不是挨家挨户上门问问题。”

“我能做的就只有想那件事。它可能是怎样发生的，我想了很多种情节，这也是我睡不着的原因。我一闭上眼，那些情节就出现在我眼前。”

“感谢老天。”我由衷地说，这时罗里抬起头看了看，眼睛睁大，“我们也是这样，实际上。我们提出了各种假设，关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前我们总能找到正解，可这一次却没有一种假设说得通。而且我得承认，我的追踪线索都用完了，要寻找新的线索真是快把我搞疯了。如果你有什么新想法，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我吧。”

这一定会让斯蒂夫笑出声：我，正在求人为我提供“假设和可能”，他本人可以给我提供一大堆。一想到他，我就会感到有人在我的肋骨下重重地一戳，疼得无法呼吸。

罗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想从哪里听起？”

“这样，从你觉得最好的部分讲起，就是那个你内心深处觉得最有可能发生的假设。如果有什么……老天，我可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如果假设不符合逻辑，而那个家伙去搞咖啡还没回来，你就接着给我讲下一个。”

他看着我，仿佛我开了个玩笑奚落他，故意引他上当。“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认真的，”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们需要你从各种方面给我们提供帮助。你能给我们的任何线索都要好过那些虚头巴脑的猜测。除非你跟我们说这事是外星人干的。”

这次的笑容更真实了。“不是外星人，”罗里说，“我保证。”我坐直了身子，拿出笔记本，准备要记下金玉良言。“好吧，这是我不断会想起的一件事，关于爱斯琳……”

讲出她的名字让他身体一颤。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让眼前的我和这个房间变得模糊柔和，可以轻松地进行谈话。“关于爱斯琳，你得了解她的一点，”他说，“她是那种会让你产生很多想象的女人。当你跟她在一起时，你会发现自己会想出各种故事。”他的后背已经挺直了，“我好奇她自己是不是就是个梦想家——我觉得她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但又不只是这样。这是因为她不会拒绝走进你的梦想。她会跟你在一起驰骋，她喜欢这样。”

这在我听来就是胡扯：没人会喜欢成为其他人幻想的一部分。不过即便我的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罗里也看不见，因为他的眼镜还在手里。但他仿佛看出了我在想什么，回应道：“她就是这样。可以跟你大致讲一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对她说感觉我们我们认识多年。爱斯琳说是的，她也有这种感觉。她说：‘说不定我们真的在哪里见过，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很小。’然后我说：‘说不定我们小时候一起做过游戏，六岁，差不多。在操场上，秋天。也许你怀里一直抱着洋娃娃。’爱斯琳笑了，她说她总是带着洋娃娃去操场，是一个脏兮兮的旧娃娃，名字叫卡拉梅尔。于是我说：‘也许你把卡拉梅尔放在了长椅上，这样她就能看着你荡秋千，而我就坐在你旁边的秋千上。然后有个别的小女孩走了过来，她以为卡拉梅尔是被人丢弃的，于是就把她捡了起来。’”

如果是新郎致辞，那么记得洋娃娃叫什么，算是个可爱的细节。可是在这里，这一点让我有些害怕。罗里轻轻笑了笑，然后又回到对爱斯琳的记忆当中。“我给她讲了整个故事，我们两个看到那个小女孩拿着卡拉梅尔走开了，于是我们就从家里逃了出去，一路跟着她和她的妈妈上了公交车，进了城，在她后面一直跑到了奥康纳街，走进克利里商店——我说有一个警察追踪我们，但我们躲在了一把巨大的伞下，然后把伞尖弄了下来，绊倒了一个小偷……后来发现这个小偷刚刚偷了那个小女孩的妈妈的钱包，所以她们非常感激我们，那个女孩也愿意把卡拉梅尔还回来，然后她和她的妈妈就带着我们上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回了家。”

我的老天爷！我听到这里，恨不得从餐馆落荒而逃，一路冲回家，一边打电话告诉给我的朋友莉萨，一边狂笑不止，发誓这辈子都不要谈恋爱。“我明白你说的你们聊得很投机是什么意思了，”我说，微笑消失了，“那一定很愉快。”

“曾经是这样。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但那时这感觉——”他抬起了下巴，很决绝，“这感觉很奇妙。就好像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但不知怎的我们都忘了，而讲这个故事又让这段记忆复活。爱斯琳一直在笑，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她说个不停：‘我们一定都饿坏了，也许奥康纳街上甜甜圈店的售货员还给了我们甜甜圈’，还有‘也许我们在伞下面躲着的时候，差点被一只狗发现，然后我们扔了一点甜甜圈出去，它才走远……’像我说的：她很乐意听我说这些关于她的故事。她鼓励我这么做。她会激发出人身上的这种特质。”

他把整件事说得如同一抹微笑一样可爱动人，如此不假思索，仿佛爱斯琳身处一片雏菊花海，旋转跳跃，把白日梦的种子撒向各个角落。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真实，我想到她来失踪人口组的那天，她极力编出各种故事对我穷追猛打，我差点就信以为真了：流着眼泪神秘兮兮地讲着她爸爸的昔日点滴，还有童年的种种故事。如果我相信了——而且我本该如此，只要她父亲的故事没有让我反感——很有可能我会让她如愿以偿：然后天才警探帮助孤苦少女，最终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对加里就奏效了，爱斯琳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天赋。

但她在我这里没有得手。我在心里对她竖了中指，然后对罗里说：“而你觉得，这或许跟她的遭遇有一些关系。”

罗里用力地点了点头。“是的，是的。白日梦的特征，就是它们禁不起考验。一旦遇到真实，这个梦就到头了。我知道跟你这样的人讲这种道理很荒唐，但我确实明白这一点。”

他的声音突然尖了起来，眼睛里闪过一道尖锐的光——这几乎转瞬即逝，但我却看到了。罗里并不完全是生活在云彩上、喜欢美满结局的人。他本质上是个脚踏实地并且有犀利尖锐的一面的人。就和爱斯琳一样。这种混合的个性倒是让他们两个般配，但结果起了反作用。

“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罗里说，“这不是问题。反正我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变得犀利起来，“所以就算我在现实中碰壁，幻影破灭，也不会到世界末日。我已经习惯如此。在我心底，我知道事情总会变成这样。”

说真的，这听上去是为“我为什么不可能是凶手”做的旁敲侧击的解释。这种话我听多了，大多数都出自凶手之口。我一直在点头，把注意力集中在有价值的发现上。

罗里说：“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只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故作亲近，“你会发现很多警察都是那样，想象力贫瘠。”

他下意识地浅笑了一下，但罗里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故事，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说什么。“要是那样的男人接近爱斯琳，他或许无法预料他的幻影几乎一定会破灭的事实。而幻影一旦破掉……”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轻轻地皱了皱眉头，“至少我觉得我懂了。告诉我你的推论吧，具体一些。”

罗里用一根手指，在桌子上圈圈画画。他慢慢开口了：“我想这个人可能还没有进入你们的视野，因为他才刚认识爱斯琳。他们是在一家夜店里认识的，也许吧，或者就是在工作中认识的，然后他们开始聊天。也许他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约好一起喝一杯，或者还没进展到那一步。但他心里充满了疯狂的想象，同时这家伙已经无法自拔——尤其是因为对他来说，这是种全新的体验。”

到目前为止，布雷斯林一直在观察室里等着，应该在翻着白眼，嘀嘀咕咕，想让我麻利点，不然我们的咖啡该冷掉了。他大概需要做几个深呼吸平复一下心情，如果罗里需要一整天都喋喋不休讲故事，那么我会给他一整天。

“然后，不知何故，爱斯琳决定不再继续发展这段关系。”罗里抬头看我，他的手指重重地压在桌子上，“如果你不习惯幻想在现实中这样破灭的感觉，那一定是天崩地裂。我想这应该跟海洛因吸食者的戒断反应差不多：身体和精神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从内到外都在挣扎。”

“所以他就杀了她？”我说。

罗里猛烈地摇了摇头。“不，不是那样的。倒是有人会那么做，就因为一个女人在两次约会之后就提出不再见面，那个人就去袭击她——那是怪兽，是精神变态。而爱斯琳是不可能跟那种人纠缠不清的。她是喜欢做白日梦，不过那并不意味着她对现实一无所知。这个家伙表面上一定清清白白。发生这种事只是因为他失控了。”

一个真正清白的人，如果自己的女友被杀，他肯定会把凶手想象成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配得上把各种型号的电椅都坐上一遍。但罗里却不这么说。“有道理，嗯，”我说，边做笔记边点头，“所以他做了什么呢？”

“如果他不能跟爱斯琳在一起，至少他还需要做白日梦的素材。需要有东西继续支持这种感觉。她提到了自己在哪里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在那附近转悠，看着她进进出出。有一天晚上，他跟着她到了家里。”罗里的声音比之前更加有力，也更加自鸣得意，我用不着再给他加把火了，“而一旦他知道她住在哪里，这就成了一种瘾。他不能离开太远。他试过，可是每次都不知不觉来到斯托尼巴特尔。他发现自己四处晃荡，想着她的脚可能踏过那些街道；去买他不想要的巧克力棒，就为了跟她去同一家商店。他发现自己就站在她家门外，看着她在屋子里泡凉茶、熨衣服。”

他让自己的说辞接近事实，与其平行，几乎堪比事实。聪明的选择：这会让故事听起来像真的。

“他开始习惯这样做，晚上也待在外面，蜷起脚趾免得被冻僵。他一直看着从她的窗户透出来的光。他想象着自己转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温暖当中，然后她过来吻他。想象着他们两个一起在亮堂的厨房里做饭。他找到了一种习惯，一种平衡，一种心满意足。他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无限期地生活下去。”

罗里变了，他不再是那只胆小的沙鼠。他身体前倾，手频繁地比画着，动作简练而自信。他声音里的能量在不断积聚，直到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回荡起来。我第一次明白爱斯琳为什么会有兴趣跟他约会。这倒跟我的择偶标准无关，不过确实很有力量。罗里不再被吓得缩在他的米黄色毛衣里发抖，而成了那种进进出出都会惹人注意并且移不开目光的人。

“然后，”他说，“在周六晚上，这个家伙一如往常地盯着爱斯琳，但他注意到了一些不同。他看到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好似珍宝一般耀眼。他看到她在准备晚餐，不只是给她自己做的，而是两人份的；她从碗柜里拿出了两只酒杯，把它们放到客厅。他看见她拿着开瓶器，哼歌跳舞，摇晃着头发，自顾自地傻笑。她是那么迫不及待。”

准备晚餐，像个小女孩一样，拿着开瓶器和梳子蹦蹦跳跳。血腥的味道再一次弥漫，像在肉店里一样浓重。罗里的想象力很丰富，但他不是千里眼。周六晚上，在外面看着爱斯琳的人是他。

“这让他无法呼吸。他一定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了，他是那么用力地去相信自己的幻想，以至于在自己心里已经信以为真了……他不会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罗里的嘴角痛苦地抽搐着，“他可能还会在某种程度上确信，爱斯琳穿着好看的衣服，做晚饭，是在等着他的到来。这又让他能够自如呼吸了。他走出黑暗，甩掉外套上的雨水，然后可能去敲了她的门。”

很好的结局。罗里双手交叠，深吸一口气，自信地看着我。他想让故事就这样定格在这里。

这次问话我满意，不只是因为它进展顺利；这次问话我满意，是因为它很干脆。没有“假设和可能”藏在角落里、飘荡在空气中，在我的衣服下面惹得我发痒。没有一层又一层的意外和假设，需要我在每次开口和聆听时都要多加留心。只有我和对面的这个家伙，以及我们都知道他做了的事情。这件事就摆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确凿无疑，如陨石一般闪烁着明快的暗色光芒，只待赢家去领取。

我说：“然后呢？”

罗里扭了扭脖子。当我一直盯着他、挑起眉毛摆出询问的表情时，他开了口：“好吧，显然爱斯琳不是在为他准备，她是在为我准备。在过去几个月里，她并没有太想到这个人。所以见到他时，她可能会大吃一惊。可能她提出让他离开，这时他就爆发了。”

我继续看着他，满眼疑问。“然后……”

他压低声音，贴近桌子：“然后就伤害了她。”能量从房间里退却了，离开了罗里的声音和脸，离开了他的米黄色毛衣，他又变回了缩在里面的沙鼠。他的动人故事破灭了，就像他所描述的，触到了死去的爱斯琳这个尖锐的现实。他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压得更低地说：“杀掉了她。”

“他是怎么干的？”

罗里摇了摇头。

“罗里，帮帮我。”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我需要你帮我，”我温柔地说，跟他对视，“把这看成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好吗？就像你告诉爱斯琳的那个，把它完成，为了我，拜托你了。”

“我不……我只知道他并没有带着武器。没带刀，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从来都没有打算……也许是一、一、一盏台灯，或者别的、别的什么在屋子里的东西……”他用颤抖的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我不能——”

他不可能说出自己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这无伤大雅，这是一次远程射击，中不中看天。“天哪，”我说，我靠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把手插进头发里，“伙计，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个？”罗里深深地吸了口气，他把眼镜重新戴上，茫然地看着我，努力找到焦点，“这有用吗，你觉得呢？”

“可能会有用，”我说，“它可能很有用。我显然不能向你透露我思考的细节，但你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内容实际上真的很有价值。谢谢你，伙计，非常感谢。”

“没什么。你觉得——”

“哈喽——哈喽——哈喽，”布雷斯林亲切地打招呼，用后背把门打开，手里的杯子在摇晃，“不好意思，我花了这么长时间，那群不文明的家伙总是不长记性，老把自己的杯子留在餐厅，更别想让他们把杯子洗干净。我还得自己去找杯子。不过——”他把杯子递给我们，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饼干，挥了两下，“奥戈尔曼没让我失望。女士们、先生们，我给你们带来的是巧克力夹心奥利奥。我对你们好吧？”

“啊，爱死你了，”我说，“我真快饿死了。”

“尽情享用吧，”布雷斯林扔了一块奥利奥给我，扔了一块给罗里。自然他没接到，饼干掉在地毯上，他赶忙去捡。他盯着饼干，仿佛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赶快吃掉，”布雷斯林告诉他，“别让奥戈尔曼看见。”

“跟你说，”我把奥利奥伸进咖啡里，“罗里有个想法。”

“谢天谢地，”布雷斯林说，“总算有人有个主意。想法如何？”

“可能还不错，”我含着满嘴饼干说，“长话短说，他认为爱斯琳是那种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的女人，男人很快就会觉得跟她在一起会有幸福美满的结局。所以就有某个跟爱斯琳约过几次会的家伙，因为交往时间太短暂，没有进入咱们的调查视野。她把他甩了，那个家伙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她。他开始监视她，而当他看到爱斯琳在为罗里准备晚餐时，他一厢情愿地相信爱斯琳在等的人是自己。他敲了门，当他发觉爱斯琳并不欢迎他来的时候，就气急败坏，彻底抓狂了。”

“有意思，”布雷斯林说，他把一块饼干扔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思索，“我喜欢这个想法，它跟我们很多已经掌握的线索都能匹配上。”

罗里看上去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他蜷在椅子上，努力想把掉在地上的奥利奥弄干净。自从布雷斯林进来，他就失魂落魄、畏畏缩缩、蜷成一团，像一件洗得缩了水的毛衣。

“确实，”我说，“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吧？在这份工作中，你得学会辨认这种事情对了的感觉，在实际和心理层面都要能够分辨。”

“我们爱死这种感觉了，”布雷斯林告诉罗里，“我们这一周都在找这种感觉，我得承认，小伙子，我们感觉你的推论是离事实最近的。我们会让人去更深入地挖一挖跟爱斯琳有过短暂接触的人——夜店里、工作上的接触。如果这个家伙真的存在，罗里，我们可就真欠你一张去巴巴多斯的机票了。”

他靠在椅子上，喝了一大口咖啡，在他的文件夹里挑挑拣拣。“同时，”他说，“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了，你是否介意澄清几件小事？这样我们就能把它们从我们的清单上画掉？”

“啊，老天，你和你的清单。”我翻着白眼说，“别管他，罗里。这家伙会给他自己兜里的东西列个清单，以便反复检查自己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赶紧跑吧，别让他逮住了。”

“你还说我的清单，你这家伙。”布雷斯林指着我说，“它们救了你多少次小命？”

“对，对，对。”

“罗里，这没什么问题吧？只用你几分钟时间。”

我们都知道罗里不打算走，他没地方可去，除了在自己的公寓里一圈又一圈地打转，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各种有的没的。他说：“我想——”

“看见了吧？”布雷斯林对我说，“人家罗里并不介意迁就一下我。我说得没错吧，罗里？”

“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介意，”我说，“要是我还得再忍——”

“漂亮，”布雷斯林说，“忍忍吧，康韦。”他快速翻动材料。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我的头发往后扎起来。正事开始了。

布雷斯林是对的，我们在审讯中很有默契。这是一条基本信息：合作愉快比什么都重要。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冰冷的单向玻璃，想知道斯蒂夫是否在后面看。

“啊，”布雷斯林说，“我们开始吧，这清单可有意思了。问题一：罗里，周六晚上，爱斯琳和她的一个朋友在讨论邀请你来的这顿晚餐。听上去她正满怀期待。”他冲罗里一笑，停了下来，等待罗里给他回应，“很好。然后这个朋友警告爱斯琳”——他假装在检查自己的笔记——“‘小心一点好吗？’为什么她要这么说？”

罗里困惑地看着。“这是谁说的？”

“你觉得这会是谁说的？”

“我不——我想不出来。我几乎不认识爱斯琳的什么朋友。谁？”

“等一下，”布雷斯林说，举起了一只手，“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爱斯琳的朋友认识你，她们可能会有理由让她小心一点？理由是什么？”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她们不会有什么理由——”

“有个人就觉得她有这个理由。”

“她没有。没有谁会有任何理由。不会有。”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我说，“可能是这个朋友搞错了什么，有新出现的家伙，朋友都会提醒她多加小心，觉得哪里都有问题——”

“或者是忌妒，”布雷斯林提出，“也许这个朋友很卑鄙，她自己找不到男友，于是就想离间你和爱斯琳，说你的坏话，让爱斯琳防着你。她可能会有什么理由呢？”

罗里伸出一只手，扶在额头上，做思考状。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奥利奥，并且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在跟他玩游戏了。我和布雷斯林依旧保持着微笑，但房间里的气氛却不一样了。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强势，现在是布雷斯林主导着局面，而不是罗里。

“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事情……”我们一脸鼓励地等着他讲出来，“我上次告诉你了：跟爱斯琳约会很麻烦。但我一直在努力，就算她临时取消也不放弃。我想这有可能会被看作……我不知道。缠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爱斯琳不觉得我变得太缠人，否则她会阻止我，但也许她的朋友会——”

“哇哦，”布雷斯林说，“等等，你刚才一直在说，即便爱斯琳取消约会，你也会一直约她，可你又说如果她阻止你，你就会滚蛋。怎么回事？”

“但是——不，我说的不是同一回事。她从没说过她不想见我。如果她说了，我当然就不会再纠缠她。可是说‘周四晚上我很忙’是不同的。这完全是——”

罗里现在有些生气，有了些防御性。“嘿，你没必要说服我们，”我说，“这个朋友才是担心的那个人。我们只是想搞清楚她担心的理由。”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这个。”

布雷斯林从桌子前站了起来，在周围溜达，让罗里可以考虑到底看谁。他说：“我觉得这有点牵强。”

“我也是，”我说，“这个朋友不是那种大惊小怪的人，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如果她觉得爱斯琳需要小心，那一定是有理由的。”

“也许……”罗里清了清嗓子，“呃，要是我没搞错，关于那个盯着爱斯琳看的人……也许爱斯琳已经注意到了他，然后跟她的朋友讲了？然后她的朋友担心她跟我约会，会把那个家伙惹恼？”

布雷斯林停下脚步，给了罗里一个充满疑问的凝视——罗里眨了眨眼，作为回应。他说：“爱斯琳有没有提过她有什么令人害怕的前男友？”

罗里摇了摇头。

“对着录像机大声说。”

“没有，她没提过。”

“大部分女人都不会跟新交的男友提前任，”我指出，“这会让女人显得很小心眼。”

布雷斯林耸耸肩。“好吧，我想。她也从没说过有人跟踪她？”

这个词让罗里身体一颤。“没有。”

“一次也没有？”

“没有。但我想她也许不想——我不知道——把我吓跑。”

“什么？她觉得有几个怪胎在她家门口晃悠，就会把你吓得逃开？你是那样的人吗？”

“不！我——”

“你当然不是。而爱斯琳，她也不是个傻子，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你觉得她如果觉得你窝囊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愿意继续跟你约会吗？康韦，你想跟这种动不动就被吓跑的废物约会吗？”

“不，”我说，“我喜欢至少有点种的男人。”

“确实，我打赌爱斯琳也一样。”

罗里坐立不安。“好吧，也许她不会，她也许不知道有什么人在监视她——”

“也许不是，”布雷斯林说，突然靠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吓了罗里一跳，但他只是想再喝一口咖啡，“也许不是。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得回到最开始：当她朋友告诉她要小心，她们谈论的也就不是某个跟踪狂前男友。谁都没想到过这个人，除了你。”

并非如此。这感觉就像是一颗隐隐作痛的蛀牙，我以为牙齿已经修补好、被拔掉了，已经消失了：前男友确实是露西所想的。按照她的说法，他就是她当时这么说的部分原因。

布雷斯林重重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动作干脆利落。“所以，”他问，“她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罗里摇了摇头。他已经缩回了自己的壳里。

“大声对着录像机说。”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真可惜，”布雷斯林说，“这本来真的需要有个解释。但要是你确定在这一点上帮不到我们……”他小小地停顿了一下，等着罗里插话，但他不为所动，“我想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到此为止。让我们继续清单上的下一个话题，好吗？”

他掏出笔记翻看着。“啊，”他说，“这个。问题二。”

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啪的一声把它甩开，让罗里的肩膀又为之一颤。他一边读纸上的字，一边又开始在屋子里转悠，不慌不忙，一直走到罗里的背后，让他在椅子上扭过身子。

“别告诉我那又是一张清单。”我朝罗里翻了个白眼。他没有回应。

“这个，”布雷斯林用手指弹着那张纸，“是罗里在周六晚上活动的时间记录。”

罗里的肩膀绷紧。“哦，”我说，“对，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差不多。我们来看看吧。”

“什么？”罗里的声音在颤抖，他清了清嗓子，又试了一次，“有什么问题？”

“啊，”布雷斯林说，“这可能有一点复杂，罗里，所以跟不上的时候记得喊停。按照你的说法，你在不到七点的时候上了39A路公交车，然后在不到七点半的时候到了斯托尼巴特尔下车。你走去维金花园，为了确认路线——我们就暂且定成七点三十二分吧。去乐购买花，我们测过时间，走路需要七分钟，所以你到那里大概是七点四十分左右。”

罗里眼神不再跟着布雷斯林晃来晃去。他全身绷紧，脚撑在地板上，眼睛盯着前方。

“你的口供说你在乐购花了‘几分钟’；我们假设你在七点四十三分离开。你还要花七八分钟回到维金花园，也许你走得快一些，时间就会缩短一些，你到达爱斯琳家门口大概是在七点五十分。你跟上了吗？”

“如果你没跟上，”我说，“可以让布雷斯把内容写下来给你。给他个尽职的机会。”

罗里说话了，没有看我：“我完全跟得上。”

“是的，很好，”布雷斯林衷心地说，“不过你告诉我们你到爱斯琳家门口的时间是快到八点。这多出来的八九分钟你用来干吗了？”

他的肩膀又放松下来了。罗里觉得自己已经渡过了危机，他的身心都如释重负。“我不知道。老天，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下车的时间比我想得迟了一些，或者挑花用的时间久了一些；或者也许我到爱斯琳家的时间比我想的要早一些。或者这些都发生了。我不会真的在意具体时间，我没受过训练，不像你们。过八分钟我就想不出来现在是几点了，或者是我们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布雷斯林揉了揉鼻子，面有尴尬之色。“你这么讲的话……”

“看见了吧？”我对他们两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职业病。”布雷斯林轻轻笑了笑，表示抱歉。我也笑了。罗里发出神经质的浅笑声，我们一起笑了。“说实话，有时候我都忘了正常人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正常人能记住的时间就是几点几点，对吧？或者精确到半小时？你应该不会在八点半到爱斯琳家，然后记成是八点。十分钟大概是记错的极限了，对吧？”

“我想是的，”罗里想起了他的咖啡，偷偷飞快地喝了一口，“大概吧。”

“哈，”布雷斯林把那页纸翻了过来，“我这里还有一份时间记录——我再给你来点咖啡吧，你用得着。”

“我也要，”我说着把杯子递给布雷斯林，还冲他眨了眨眼，“坚持住，伙计。清单总有到头的时候。”

“是的，是的，你们两个少一些抱怨，我们就能尽快结束。”布雷斯林绕到我这一侧，准备开始发起总攻，“所以，这条时间线是基于监控录像。这里面表明，你是在六点五十分的时候上的公交车，七点一刻下了车，罗里。这跟你告诉我们的时间不是很符合。不过，嘿，像我们说的：这儿几分钟，那儿几分钟，对于正常人来说……”他对罗里微笑，后者还放松地回以笑容，“而在那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地点是在乐购的监控录像里，你在付买花的钱，时间是七点五十一分。”

罗里的笑容不见了。他开始有所警觉了。

布雷斯林的声音越发加重，一个个词落在桌面上，仿佛一记记冰冷的重拳。“像我们说的，从爱斯琳家到乐购，需要走七分钟。所以你结账的时间是七点五十一分，你离开维金花园的时间就应该是在七点四十分左右，这样从七点十五分，你下车，到七点四十分，你的去向就无法确定。总共二十五分钟，罗里。我们相信一个正常人对时间的感知，不可能有二十五分钟的出入。你想不想告诉我们，在这二十五分钟里，你干了什么呢？”

罗里盯着我和布雷斯林中间的空间，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几乎没怎么动。“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想你是告诉过我。”我恼火地说，想到要失去可爱的盟友，罗里的呼吸变得急促，但他并没有看我，“但现在看，你好像跟我们撒了一个不小的谎。趁我们还没确定，你不想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吗？是因为你另有原因？你愿意再试着说一说吗？”

“我已经告诉你我做了什么。要是没办法匹配你们的时间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是个不坏的策略：选一个说法，咬死不松口，坚决不动摇。一旦你开始动摇了，我们就能让你失去重心，一步一步把你推到我们想让你去的地方。我们需要罗里动摇。

布雷斯林把椅子拉到桌子前，一屁股坐下。我则往后坐：现在让布雷斯林动手，趁罗里还在纠结我还是不是他的朋友。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爱斯琳家的厨房没有窗帘的？”

命中要害：罗里身子一颤，盯着他。“什么？”

“还有后院外的巷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明白。什么巷子——”

“你讲了你假想出来的那个跟踪狂，看到爱斯琳在做饭，还拿出了玻璃杯，这些事情她可能是在厨房里进行的，厨房在房子的后面。你没有说他看到她布置餐桌，而餐桌在客厅，在前面。换句话说，你知道那个跟踪狂能看到的，是房子的后面。”

罗里疯狂地眨眼，非常困惑。布雷斯林说：“伙计，看见那个玻璃了吗？我刚才就在那后面，听你讲故事。安托瓦妮特是顶级的警探，不过她……我该怎么说你才不会打我一顿？”

“当心点就好，你这家伙。”我说。

“别紧张，大老虎。”布雷斯林说着，身子往后躲，还是伸出一只手作势阻拦我，“她只是比我更希望相信，你是我们这边的人。她是个乐观主义者：她一直希望这个案子最后能够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他斜眼看我，微微露出一抹暧昧的笑容，“我在组里待的时间久一些。我是个怀疑论者——更大程度上是来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职业病。所以我总会多留个心眼。我听到了你刚才说的每一个词。我现在问你：如果你不是那个跟踪狂，怎么能看到爱斯琳在厨房里？”

“我猜的。这——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不过是基本常识。假如他不想被邻居发现，那他就会——”罗里的呼吸正变得凌乱，“而厨房，她一定在里面准备晚餐，是吧，如果我到了——我是说那时候，我不是说如果——”

他已经在那个原本安全的故事中踩空了。我一脸担心，面露对事情进展的不满，对他说：“还有其他问题。你说跟踪狂看到爱斯琳在拿着开瓶器唱歌。通过她的短信，我们了解到那晚她确实这样做了。如果你不是那个跟踪狂，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在罗里能够喘过气来之前，布雷斯林接着说：“帮帮忙，不要说你这是猜出来的，除非你有特异功能，不然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你是千里眼吗，罗里？”

“什么？不！怎么——我不——”

“好吧，那就好。所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知道开瓶器的？”

罗里摇了摇头，喘着粗气，无话可说。我说：“那就让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你从小巷里看到了爱斯琳，对吧？”

良久之后，他的脑袋终于在脖子上动了动，无助地表示：是的。

“这就是你那二十五分钟的去向。”

他又点了点头。单向玻璃那边反射的光又一次进入我的眼角，真希望斯蒂夫在后面。我希望他正满脸通红。

“对着录像机大声说。”布雷斯林说。

罗里勉强发出声音。“我只是想……我只是想打发那点时间。感受一下这一切是真实的。就是这样。”

“而你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布雷斯林说，“就是躲到她的后窗下面，偷窥她。”

布雷斯林说得很下流。罗里身子一颤。“我没有——我只是一直站在那里，感受我的幸福。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猜我明白了。”我有些怀疑地说，“一点点吧。这跟偷窥她洗澡还不太像——或者说你也干了？”

“不！就算我想——我没有想——我也不会待在那里，要是……”布雷斯林发出有些恶作剧的鼻息声。罗里努力无视他，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他深吸一口气，准备说实话，或者接着编故事。“反正，我也看不到：浴室的窗户是毛玻璃的。爱斯琳在厨房里。她开着音乐——风太大了，我听不清放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应该是快歌，爱斯琳在跟着它跳舞，还对着……没错，就是开瓶器，在跟着唱。”他瞥了我一眼，难过的眼神里不见了挑衅。“她穿着一件粉色的毛衣和牛仔裤，从冰箱里拿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打开，放进盘子里，边做这些边跳舞。过了一会儿她走出了厨房——我等着，然后她回来了，换上了一条蓝色的裙子……她看上去——一身蓝色和金色，仿佛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见到的圣人一般刚刚驾临厨房。然后她一直在微笑。几分钟之后，我都不敢相信，我就要跟她共进这顿晚餐了。她会对我微笑。”

他的痛苦加深了，声音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说明不了什么。“然后我就想到了花，于是就去了乐购。就算我没有……”罗里迅速地哼了一声，仿佛被什么东西刺到了，“如果我记得带那束杜鹃花，要是我一直留在那里看着她——我本来应该一直在那里的。当他来的时候。而我本来可以，我也会……”

他的舌头开始不灵了。他伸手捂住嘴巴。我能感到布雷斯林对罗里穿上紧身衣、披上斗篷、将暴徒一阵痛打的想象嗤之以鼻。类似的情形，罗里应该已经幻想过上百回。

他隔着手指继续说话：“但我什么也没做到。我像个白痴一样去了乐购，而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人就去把爱斯琳杀掉了。我也许跟他擦肩而过，但我根本没有印象，因为满脑子都是我那些幸福的幻想。而当她不给我开门的时候，我只是等啊等，因为我想不出她怎么会突然改变心意。我一直在严寒中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同时她就在里面躺着，已经死了，或者在慢慢死去。而到最后，我没有理智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意外，破门而入，而是掉头回家，为自己感到遗憾。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实情。”

“老天，罗里，”我责备地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因为我知道这听上去像什么！我知道这会显得我像是一个……我不指望你们能够理解真实的情况。”

“我在努力理解。要是你能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这会容易不少。”

“我现在告诉你了。”

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布雷斯林的脚踝。他毫不犹豫地张口说话：“好吧，反正是部分实情。这不是你第一次偷窥爱斯琳，对吧？”

罗里的眼睛瞅了瞅他，瞅了瞅我，最后望向角落。他很快回答：“不，这是第一次。”

“不，不是的。”

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花时间站在屋后，去感受一下那是真实发生的。因为你看过她在厨房里，幻想着自己可以走进去，这种事情有过不少回了吧，罗里？”

“就像你虚构出来的那个家伙一样，”布雷斯林说，“你的幻想剧主角。”

“那就是幻想，是你让我去想象——”

“那一刻你一定感到很吃惊，对吧？”我说，“在那么多次来看她，又那么多次冒着寒风走回家去之后，终于……”

“这——是的，感觉很美妙。但那并不是因为我那么多次——我没有在跟踪爱斯琳，我没有——”

罗里的舌头又开始打结了。“嘘。”布雷斯林说。

“什么？”

“嘘，”布雷斯林拿出他的文件，“我要给你看点东西。”

他靠到椅背上，从文件夹里挑拣文件，时不时停下来舔舔手指。罗里看着，用手抓着桌子边缘，像是准备从椅子上跳起来，但他一直没有说话。他的控制力并没有完全消失。

“好了。”布雷斯林扔出一沓照片，八英寸宽十英寸长的大幅照片，推到桌子另一侧。罗里抓住照片，把它们铺开，看了一眼，然后大叫了一声，十分吃惊。

布雷斯林说：“把剩下的拿起来。”

罗里没有反应。他的头垂在照片前，但眼神却是涣散的。

“拿起来。”

罗里机械地动了起来，一张又一张。他的手指抖个不停。

“看着它们。”

虽然在看到照片之前，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每一张照片还是会让他用力眨一下眼睛。布雷斯林对着录像机说：“我刚刚向法伦先生展示了过去这几个月里，来自斯托尼巴特尔地区的录像截屏照片。”

一阵沉默。

“罗里，这些照片里的人是你。你认同这一点，对吗？”

更长时间的沉默。然后罗里终于动了动脑袋，轻轻点了点：对。

“对着录像机说。”

“是的。”

布雷斯林身子前倾，罗里身子缩了起来。布雷斯林把手指放在最上面的一张照片上，当时罗里的脸正对着乐购的摄像头。“这是你，在这个月14日。”

“是的。我只是买个东西。我在那里找——”

他又在构思一个全新的故事。我说：“你告诉我们，在上周六晚上之前，你从来没去过斯托尼巴特尔。你还得用手机来查最近的一家乐购在哪里。”

他的嘴动了动，像是想把什么东西咽下去。

布雷斯林的手指还指着照片里罗里的脸。“所以，”他满意地说，“你那个精妙小故事，关于有人在偷偷监视爱斯琳的，其实是基于真实事件，就像电视里说的那样，对吗？”

“不是——不，不，只是部分——”他的呼吸再次变得错乱，“我从没有，我——”

如果他因为呼吸困难晕倒在我们面前，这次审讯恐怕就得折腾到今天深夜。我冷静而坚定地说：“罗里，至少关于在爱斯琳家附近四处走动、感觉自己离她更近的部分是这样。你已经做过那样的事了，对吗？”

“是的，但是——”

“等一下，一件一件来。那么有关他在小巷里看爱斯琳，这部分你也做过，对吗？”

“我只是——”罗里用一只手的手背抹了抹嘴，力量很大，留下了红色的印记，“不，我——”

“罗里，”我说，“拜托，你真的想告诉我们，你已经在爱斯琳家附近转了好几周，但在她被杀的那个晚上之前，你从来没有真正接近过爱斯琳的家？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

“不，等一下。”他的手举了起来，他很轻易就钻进了我们的圈套，一步一步，退到了那个无路可逃的角落，“也许我只是看着她，只看过几次。我只是去——”

布雷斯林把照片拿到自己面前仔细审视，他开口了：“但在周六晚上，爱斯琳抓住了你。”

是那种声音，很轻松，慢吞吞，几乎是亲切而友好的。但这种声音充满整个房间，让这里无法容纳任何其他东西。“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她为了某种原因走上了阳台，发现你正站在她的墙边？也许你跟她说起去乐购的路上的什么事情，暴露了你对斯托尼巴特尔有所了解？也许你说厨房里换了新照片，感觉很不错，或者是告诉她你喜欢惠灵顿牛排，诸如此类，”布雷斯林举起来一只手，重重地拍在照片上，“你那下流的小秘密暴露了。”

罗里的脸上显示出微弱而病态的光，忧心忡忡。“我从来没有，不，我没进过她家家门。”

布雷斯林无视他的话。“你走进那间房子，以为自己走进一座乐园，然后在五分钟内，一切都搞砸了。老天，伙计！哎呀！一想到这个，我就替你感到脸红。”虐待狂式的嘴角扭曲让他的话成了嘲笑，“爱斯琳有什么反应？”

“她，不——她没有。从没有，这从未发生过，什么都没有——这——”

“我打赌你还清楚地记得她脸上的表情，我打赌那一定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她嫌弃你了？感到害怕？她觉得你是个骗子？是个精神病？或者是个可怜的失败者？她说了什么，罗里？”

罗里还想否认，但布雷斯林没有给他机会。他的身子伏在桌子上，离罗里足够近，以至于能够闻到他的气息、他须后水的味道，以及他皮肤的温度。“什么？那她笑话你了？叫你滚出去？威胁说要报警？是什么呢？是什么让你失控了呢？”

“我什么都没有做！”

一声失控的尖叫。布雷斯林盯着他。“你他妈的说什么呢？你跟踪她，偷窥她，你说你什么都没做？”

“不——”

“她觉得这没关系？”

“她不知道！我——”

“真是扯淡。你一直说‘只待了一会儿’，但是二十五分钟可不是一会儿。二十五分钟内，你进爱斯琳的家，说漏嘴，怒火中烧，杀掉她，自己收拾干净，意识到你需要有个说法，然后就跑去了乐购，做完这些绰绰有余。这就是你干的事情。”

罗里的表情很奇怪，混合着恐惧和些许轻松。他已经在脑海里回想过这个场景千百回了。现在它成为现实，并且降临他身上。这就像是他已经心知肚明的某些事情，在反复的琢磨下所有尖角都已被磨平。这次甚至比他设想的还要轻松，我们已经替他把话都说完了，他只需要说出自己的台词。

他说：“我从没伤害过她。”

在布雷斯林说过话以后，他的声音变得毫无重量，在闷热的空气中飘忽不定。

“但是你确实进了她的家。”我说。

“不，我发誓。”

“技术科已经检验了你那天晚上穿的衣服。你打算怎么解释在你裤子上发现的她家的地毯纤维？”

“不可能。不会的。我就没进去过。”

布雷斯林说：“没别的人进去过了。”

“但那个家伙，那个跟踪狂——”

“哦，拜托，你真相信只有你会想到要去调查爱斯琳的联系人吗？罗里，每一个对她笑过的人，我们都已经查了个底儿朝天。他们每个人都是清白的。你有什么理由，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说服我相信你那位跟踪狂的存在？”

罗里突然身体一震，把头抬了起来。“等一下，没错。有那个人的，我在周六晚上见过那个家伙——”

我们找到了一台自助糖果机：在他的嘴巴上按一下，他就能吐出个全新的故事。我翻了个白眼，布雷斯林哈哈大笑，仿佛一声怒吼，吓得罗里又在座位上缩成了一团。“没错，然后外星人就把你劫持了，清除了你的记忆，直到刚才你才把它找回来。”

“不——”

“你的脑袋砸在一架钢琴上，然后你失忆了？”

“我没有——”

“周日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不记得在斯托尼巴特尔遇到过什么人，除了一群在踢球的十几岁的孩子，还有一些晚上出门的女孩。没有跟踪狂，罗里。”

罗里想说话，但声音仿佛受过重创，像是被暴风摧残过的蛛网一样破碎不堪。“什么人都没有，除了你。我们找到的所有东西，上面都是你的面孔。跟踪狂就是你，罗里。我们都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证明是你干的。唯一没说的就是他敲了爱斯琳的门，然后发生了争执——而且你猜怎么着，这也会被证明，里面同样有你的倾情出演。”

“不，不会的。我从来没有进过她的家，从来没有。”

这时候，他看上去似乎只有布雷斯林十分之一的大小，但他还在怒目而视，高高地扬着下巴。接下来想摆布他就不太容易了。我们已经找到罗里的症结。

我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我对布雷斯林说。

“我们不需要别的事情了，康韦。我们手上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布雷斯林把桌子上的照片收起来，拢成了一摞。“我们先把他收押吧，出去吃个晚饭，回来再接着处理。”

“收押”这个词撬开了罗里的嘴巴，但他只是喘了口气。他望着我，眼中充满惶恐。恐怖的想象变成了现实。

“等一下，”我对布雷斯林说，“听我说完。”

“你是老大。”他说着叹了口气。他把照片放了下来，椅子往后歪，听着我说话。

“好的，”我说，“爱斯琳的炉灶还开着，对吧？正在给罗里做美味的晚餐。”

“是的，然后呢？”

“然后在罗里走开以前，他把它关上了。”

罗里张口说：“我没有——”但是布雷斯林举起了一只手，让他闭嘴。“没错，那怎么重要了？”

“关掉它的唯一原因，”我说，“就是他不想让房子着起火来。现在，如果罗里知道爱斯琳已经死了，或者他不管她是死是活——等一下，”罗里又想开口说话，“他最合适的选择是让这个地方烧起来。如果房子烧光，所有关于他的证据也就荡然无存：纤维、指纹、DNA，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任何在电视上看过刑侦剧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我说得没错吧？”

“我在听着。”布雷斯林说，然后他告诉在椅子里蠢蠢欲动的罗里，“你最好老实坐下，好好听着，朋友。这些东西好像对你有好处，跟你直说吧，你的机会可不多了。”

罗里立刻坐了下来。他的胸脯起起伏伏，仿佛在跑步。

布雷斯林问：“你打算让康韦警探把她的话说完吗？”

“是的，”布雷斯林向他挑了挑眉毛，示意他道歉，“对不起，我不该打断你。”

“我想说的重点是，”我说，“罗里不想让那个地方着火的唯一理由，可能是他没想到爱斯琳会死，而且他也不想让她死。这意味着，他并没有杀死她的打算。”

“啊，”布雷斯林说，慢慢地点了点头，“现在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警探。你是对的，这很重要。其他的东西都把我们引向这是一起谋杀案，而且是很恶劣的那种，但如果你关于炉灶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这就不是谋杀了，是过失杀人。”

“没错，”我说，“如果我是对的。”

“还可能会有其他原因导致炉灶被关掉。也许是爱斯琳自己关的，或者也许罗里有强迫症，非得在关掉所有设备以后才会出门。不过如果你是对的……”

我们一起看着罗里，他一脸茫然。他的脑袋里塞满太多版本的故事：他开始失去对它们的控制了。这一点对我们有利：要是凶手无法把握自己说的内容，那他就要露出破绽。而一旦破绽出现，他就要开始胡说八道了。我们如果想从罗里嘴里问出什么，得抓紧了。

“我说完了，罗里，”我说，“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布雷斯林故意等他张嘴才打断他。“实际上，你还不能讲话。你打算说你从来没有进过那栋房子，不过在此之前你得慎之又慎地思考一下。谋杀罪必然是要判终身监禁的，罗里。而过失杀人可能要判六年，也可能只有四年。而且要是你不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把炉灶关掉，然后我们一无所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过失杀人，这件事就只能被判定为谋杀。所以我告诉你，罗里，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在你多说一个字之前，先想五分钟。”在罗里准备说话前，他又开口了，“哈，五分钟。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的。”他伸出手臂，看了看表，“计时开始。”

罗里放弃了。他眼神茫然，精疲力尽，微微颤抖着。

“一分钟。”

慢慢地，罗里的表情凝固了。他不动了。他开始在心里琢磨。

布雷斯林这一步走错了。我知道他打的是什么算盘——他希望让罗里安静下来，这样他就会慢慢感到恐慌，直到崩溃——可真正有用的是快问快答和强势的命令。让这个家伙静下来，在脑子里琢磨，只会给他机会恢复理智，继续完善自己的故事。我们正在让他逃走。

“两分钟。”

“算了吧，”我说，两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下去，“他会有很充裕的时间的。罗里，看着我，”我对着他的脸打了个响指，他眨了眨眼，“你为什么要把炉灶关掉？”

太迟了。罗里说：“我没有，我没有进过爱斯琳的家。我没有以任何方式伤害过她。而且我现在要回家了。”

他站起身，双腿摇晃，吃力地把外套从椅子上拿下来。他的手抖如筛糠，一直拿不起衣服来。

“等一下，”布雷斯林说，“我们还没说完呢。坐下。”

“我已经说完了。你们已经把我收押了吗？”

我看着布雷斯林张嘴想说话。“没有，”我说，他转头看我，我没有理会他，“现在还没有。但要是你想要我们相信你的故事，就这样走并不是好办法。你得留在这里，配合我们的工作。”

“不，如果我没有被逮捕，那我就要回家。”罗里设法拿起自己的外套，一失手掉在了地上。

“我们会让你回家的，”我说，合上了我的笔记本，“你回家吧，睡一会儿。我们会跟爱斯琳的邻居们聊聊，看他们在那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到四十分之间，是否碰巧望了自己的后窗几眼，看见你站在小巷当中。如果他们看见你了，你就脱险了：你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显然我们已经跟邻居们聊过了，而且我打赌他们肯定有人提到巷子里有人鬼鬼祟祟，但罗里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明天过来给你的口供签个字，然后我们会持续跟进。好吧？”

罗里用大衣裹住了自己，没有套上袖子。“好吧，可以。”

“我们会去接你的。”布雷斯林说，语气中带着适当的威胁，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你应该没有出门的打算吧？”

“没有，我哪儿都不会去。”

“好打算。”布雷斯林说，他拉开了房间门，手轻轻摆了一下，模仿服务员的鞠躬动作，“您请。”

斯蒂夫站在观察室的门口，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因为热把袖子挽了上去。他和我对视了很久，然后我们从他身边经过，走下楼梯。罗里加速走进灌进楼梯里的新鲜的寒冷空气当中，布雷斯林则愉快地低声哼着歌。

我和布雷斯林在门口目送罗里走过鹅卵石路面。他看起来又渺小又狼狈，风冲击着他的外套，他的头发也乱作一团，让他几乎步履蹒跚。天已经黑了，只要做几个月的保镖工作，我就可以攒够钱，去极度炎热、色彩斑斓的地方度个假，远走高飞，离开这个鬼地方。

“请教一下，”布雷斯林愉快地说，“为什么要让他回家？”

我说：“我们已经差不多了。他现在就在悬崖边上，不过那次中断给了他回过神的机会——只要再来一次，我们还能让他身处绝境。但我们要是真把他关起来，他会找个律师过来，那样我们可就彻底跟让他认罪的机会说拜拜了。”

“我们不需要让他认罪，康韦。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置他于死地。”

也许确实如此。我不在乎。我的最后一起谋杀案：这一次绝对不能只靠间接证据和合理推断来解决。我要正中红心，把一切悬念都解决掉。

“我需要他认罪，”我说，“让他回家待到明天，我们还受得起。”

“除非他跳利菲河了。”

“不会的。他还在想也许我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呢。他希望如此。”

布雷斯林看着我。“你会吗？”

“不。”我说。肾上腺素带来的愉悦消失得很快，我能感受到调查结束后的疲惫即将再次袭来。倘若不加注意，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个巨大的空洞，让你感到失落痛苦。我需要咖啡因、糖，最好来点油腻的汉堡包。“他是我们要找的人，毫无疑问。”

“他是，而且我希望知道，那个炉灶最后也不能成为判定过失杀人的证据。这个家伙杀了人之后脑子不可能那么清楚，还会去担心房子会不会被烧光。他的大脑肯定一团糨糊。他可能是闻到了东西煳掉的味道，那味道让他无法忍受，所以才把炉灶关了。库珀的报告仍然成立：过失杀人是有可能的，只要罗里可以一拳把爱斯琳打倒在地，或者他也可能在她倒地之后，还故意打了她的后脑一拳。而我越看他的小身板……”

“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说，“律师和陪审团会搞明白的。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杀了她。”

“好吧，”布雷斯林说，他说得很真诚，有那么一刻让我觉得他会拍拍我的后背，“那也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去把所有还活着的相关人员找来，挖出新的证据，再把它们都摆在罗里面前，他就会像一把廉价的破椅子一样散架。就算他还撑得住，嘿，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有了足够多的间接证据，可以让案子板上钉钉。没错吧？”

“没错。”我说。罗里走远了，拐过转角朝大门走去。朦胧的黄色灯光打在空荡荡的鹅卵石路面上，滂沱的雨水冲刷着它们，路面光滑，看上去充满危险。

布雷斯林正在迅速地打着心里的算盘，频率太高以至于我仿佛听得见动静。我盯着罗里消失的地方，最后，我察觉到布雷斯林已经走开，听到他把门关上。

在女卫生间里，我给露西打了电话。这次她接了，不过声音很小，听上去似乎有些不耐烦。周围还有人在下达指令，接着突然响起一阵乡村音乐，又被某人烦躁的吼声打断。剧院今晚有一场新戏要上演，结果他们遇到了技术问题，而露西真的要挂电话了（背景音：“露西！这个大灯是怎么回事？”）。她保证说明天一整天都在家，但我不确定是否会果真如此，或者她只是为了挂我的电话随便说的。

我打算明天早上就去她家砸门，不管她有没有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我希望她能告诉我秘密男友的故事是她编的，确保调查能够全面认真。我还希望在我去露西家的时候，索菲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爱斯琳的加密文件夹里全是她父亲的照片，方便她能有机会痛哭流涕。

我全心全意地期望我手上所有有价值的线索最后都是无效的。这种想法是反天性的，仿佛什么寄生虫正在蚕食我的大脑。但是露西和那个文件夹是最后两条顽固而纷乱的线索，让我无法完美结案，把资料连同我的警徽放在奥凯利的办公室门外，离开这个地方。

斯蒂夫坐在我们的桌子前，正在查邮件。我坐到他的旁边，开始翻阅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送上来的材料。助手们都尽己所能，不让我抓到他们在偷偷瞄我，心里在好奇这个贱人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发疯。

我和斯蒂夫之间沉闷的沉默正变得越发锋利，像一只被撕开的易拉罐。我说话了：“所以你看见罗里在里面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斯蒂夫说，没有抬头，“审讯很棒。”

这听上去并不像是赞美。“谢谢。”我说。我察觉布雷斯林正在看着我们，仿佛一切了然于胸：你们两个一直都不合适。“你去哪儿了？”

“我拿着照片去找了酒保和爱斯琳的邻居，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他等着我说我早就说过会这样，但我没说，“然后我去找了当时办理德斯·默里斯谋杀案的几个人聊了聊——别担心，我很小心的。”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斯蒂夫瞥了我一眼，想弄清楚我是什么意思。“不管怎样。”过了几秒钟，他说。他的语气不咸不淡，明确而疏远。我听过他这样说话，但都是对辩护律师或者狡猾的记者。他从没这样和我说过话。“按照他们的说法，麦卡恩确实跟伊芙琳·默里斯之间有点关系。他是坚持要把调查继续下去的人之一，当时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说这个可怜的脆弱的女人生活如何被毁了——他并不是擅长长篇大论的那种人，所以大家都印象深刻。他甚至还帮她找来人买下了德斯的出租车牌照，并且确保伊芙琳可以得到充足的回报，让她和爱斯琳的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但他们都很肯定这不会发展成一则桃色新闻。从那时起，麦卡恩就有‘圣人’的绰号，他不可能上了涉案人妻子的床。他们就开始笑话我竟然会想到这上面去。”

又是一段沉默，等着我说我早就说过会这样。我没办法坐在他的旁边，忍受布雷斯林看戏的目光，跟他彬彬有礼。我说：“你找到跟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了吗？”

“没有。”

“好，那我们先把案情会议开完。”

我站起身。还没等我走到桌子前面，助手们就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挺直身子坐好，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心里祈祷着不跟我这只疯狂的动物发生眼神接触。

“好的，”我说，“好消息，看上去已经相当确定，罗里·法伦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自己的供词和监控录像都证明，他至少跟踪了爱斯琳一个月。周六晚上多出来的那二十五分钟——或者是其中一部分，他就是去干这个了：在她家的窗户下面偷窥。”

“小变态，”斯坦顿笑着说，“最好能去爱斯琳家墙上采一下DNA。”

大家迅速不安地笑了笑，有些人还没反应过来。“你去吧，”我说，罗里的遗留物也许不能证明他是凶手，但至少会提高我们在审判时获胜的概率，陪审团对手淫变态深恶痛绝，“他说他站在她家阳台外面的巷子里，所以让技术科全面检查一下那面墙——还有她家厨房下面的那堵墙，搞不好他会为了能看得清楚一些而挨得比较近。”

斯坦顿点了点头。米汉把这项任务也记在了本子里。我说：“我们最新的推论是这样的，罗里到了爱斯琳家之后，后者不知怎的发现他就是那个偷窥狂。她让他滚出去，然后他就爆发了。”

“罗里还没交代呢，”布雷斯林说，“但是也快了。我们希望明天就可以搞定。”

“在再次把他带回来之前，”我说，“我们先搞清楚他做了多少次跟踪，跟踪到什么程度。我需要有两个人拿着罗里的照片，到斯托尼巴特尔街头走一走，问问是否有人在过去的几个月见过他。他还要经营书店，所以我们主要查晚上和周六周日。主要去这些地方：住宅区、商店、酒吧，以及那些下班路上可能会经过他路线的上班族。还有所有的社区团体、晚上的派对活动，或者运动俱乐部，找到相关的成员问话。”克勒格尔伸出了手指。“克勒格尔，你和加夫尼负责这件事。而且我想知道罗里的手机最近两个月的活动轨迹：它何时出现在斯托尼巴特尔，以及它是否接入过当地的无线网络。斯坦顿，和电信公司联系的时候，调查一下。”

这个案子已经发生改变。此前，我们还在撒大网，把所有能捞到的东西都捞上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好料。现在我们是猎手，目标已经锁定，一切行动都围绕最后的致命一击展开。

这种感觉，并不是什么扯淡的修辞手法。它生活在你的体内，除了性爱，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深刻，更古老，也更真实。而一旦它出现，势必会占据你的整个身体。你的鼻子闻到血腥，胳膊上的肌肉紧绷，时刻准备放出一箭，耳中听到急速的鼓点，心底正酝酿着爆发出一声胜利的怒吼。我让自己爱上这种感觉，最后一次。我让自己喝下它，用它填充身体，储存起来，以便熬过余生。

“我想知道罗里去哪里喝酒，”我说，“还有酒保和常客都怎么看他——看罗里是否会对女人死缠烂打，不接受被拒绝，脾气是否不好，以及任何有关系的事情。”米汉的手举了起来。“米汉，你来做这个，换换口味。我还想知道拉内拉格的其他商铺都怎么看罗里。他有没有对某个顾客发火的经历，或者是在面包店门外守着，等着漂亮店员下班。”

“我来做，”布雷斯林说，“莫兰，要一起吗？”

斯蒂夫抬起头，一脸吃惊，但布雷斯林冲他灿烂地一笑，几秒钟后他说：“好，没问题。”

“很好，”布雷斯林向他眨了眨眼，“我们一起把那个坏蛋搞垮吧。”

我不想透露我明天的计划。“早上我准备先去技术科，”我说，“看看他们有没有找到吻合的纤维和DNA。”还有爱斯琳的电脑文件夹，我还不想提这条线索。“同时，需要有人待在罗里家附近，直到我们做好把他带出来的准备。”布雷斯林用嘲讽的眼神瞥了我一眼。我可不想看到罗里真的跳了利菲河、跑去了其他镇子，或者处理掉我们还没来得及发现的证物，但我也不想为了节省几小时的人力铤而走险。“迪齐，你负责，或者你也可以找当地的警察来做，但是告诉他们穿便服，别开警车。”

迪齐点了点头。“好的，”我说，“如果我们没能让他认罪，这些东西也足够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尽全力。谢谢你们，我们明天见。”

我正准备转身去找斯蒂夫，假装我们还是一对好搭档，一起去找头儿做汇报，这间专案室突然吸引了我，我不由得留在了原地。仿佛积蓄已久的“假设和可能”从各个角落涌起，涌向我，温暖而坚定。每一次我跟斯蒂夫走进这里，有说有笑；每一次拿到我们等候已久的电话记录和DNA报告，我发出的胜利的呐喊；每一次大案告破之后我发表的致谢感言……所有这些都曾属于我，可是现在却遥不可及。

我才不做这些瞎扯淡的事。我已经能够举出五六个借口让我逃离这份工作——没觉睡、没饭吃、压力大、人命关天，等等——可是依旧，这种违反天性的感觉让我的皮肤刺痛，仿佛生了疹子。“我们走吧，”我对斯蒂夫说，“去找头儿。”我径直走出房间，没有等他，这样我们就不必并肩走在走廊里。

奥凯利正在给他的吊兰擦拭灰尘，手里拿了块人们通常用来擦眼镜的小绒布。“康韦，莫兰，”他说，同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最好告诉我你们有进展了。”

“没错，”我说，“看上去是这样。”

“耗了这么长时间，也难怪。说说吧。”

我开始给他做汇报，他一边听，一边对着光线转动那株植物，确保没有卫生死角。“哈，”我说完后，他说，“那你现在对这些已经很满意了，是吧？”

他又抬头瞥了我一眼。我说：“明天我们还会再做一次努力，让他认罪归案。别担心，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们才会将案子呈给检察官。”

“我不是说你对可以去找检察官了感到满意。我是说你对法伦是凶手感到满意。”

“没错。”我说。奥凯利的眼睛已经像个老人一样，眼皮下垂，边缘又湿又红。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法再去顾及他是否也参与了布雷斯林的把戏。“是他做的。”我察觉斯蒂夫在我身边动了动，但他什么也没说。

头儿又看了我半天，然后转向他的植物。他牵起一片叶子，仔细检查，又擦了擦。“我以为你还会继续寻找直接证据。”

那是我昨晚告诉他的，当时这个案子还没有任何眉目，任何可能性都有。感觉像是过了很多年。“要是我们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就不必了。我们已经做到了。”

“你们做到了？”

我说：“除了罗里·法伦，不会再有别人涉及这个案子。”

奥凯利用拇指指肚轻轻触碰着一片叶尖。“好吧，”他说，“好吧。”

他看上去像是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该出去。“我们还需要个助手，”我说：“我让赖利先回去了。”

这倒引起了头儿的注意。“为什么？”

“他找到了证据，但是没有直接给我和莫兰，而是给了布雷斯林。”

“这可不好。”奥凯利说，他不加掩饰地盯了斯蒂夫半天，“好吧，我再给你找个助手。随时汇报进展。”

他背过身子去了，手指伸进那株植物当中，小心翼翼地拨开叶子，擦拭着根部。

在走廊里，斯蒂夫说：“除了罗里·法伦，这个案子不会再涉及别人。”

他的声音依旧保持着距离感。“没错，”我说，“不会了。”

“露西说的那个神秘男友呢？爱斯琳电脑里的加密文件夹呢？”

“我明天会去见见露西。在那之前，我会给索菲打电话，确认文件夹的情况。如果这两条线索能提供全新的确凿证据，我们再回头来查。”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中有了危险信号，“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没有。”

“爱斯琳床垫上的DNA。”

“那不是周六晚上留下的，不然床单上也会有痕迹。它跟我们的案子没有一点关联。”

斯蒂夫站在原地。他望着走廊另一端的窗户——外面一片漆黑，包裹在一层层厚厚的黄色光晕的污染中——他还是没有看我。

我说：“罗里在这里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你听见他说的话了，你还想告诉我你还有怀疑？”

这让他想了半天，也没给我答案。我走了，他留在那里。

我拿起外套，这时才想到，这一下午布雷斯林也没露出他受过贿的蛛丝马迹。

这本应让我感到宽慰，结果反而成了藏在我指甲下的一根刺。就我而言，在我出去见爱斯琳的前男友这几个小时里，布雷斯林不应该有什么理由，突然决定放弃他精心设计的计划。他已经为我设好了局——只要再用点力，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跳蚤，我绝对会掉进他的局——可不知为何，他却放弃了，拍拍屁股走了。我迅速回想这一天，我和麦卡恩的谈话、助手们的报告，思考一切可能让他改变主意的理由：他得到了什么消息，说我要抓住他；或者任何让他觉得我并不值得拉拢的事情。一无所获。

剩下的唯一可能比那根刺扎得还深：布雷斯林不知怎的知道了不必再费心去做那件事。我准备对头儿说的话像烧焦的头发一样难闻，环绕在我身边，在我的脸上烙上不断扩大的疤痕。以布雷斯林二十年警探生涯的缜密直觉，他看我一眼就能明白，致命的一击已经开火。他知道我现在毫无价值。

◇☆◇

13

回家的一路，我都在等着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又有一位交警出来拦我的车；或者是等我的车拐进巷子里，突然有个人从灯柱下面蹿出来，扑向我的车；再就是跳蚤突然从我家漆黑的厨房里伸出脑袋。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街上空空荡荡，我一走进家里，就知道里面空无一人。我仍然会检查一遍确保没有危险。

我很想睡觉，非常想，最好卧室门口能有个可靠的武装守卫，但在确定我一倒在床上就能睡着之前，我还不想睡觉。今晚有很多事情，我一点都不想考虑，但它们是如此错综复杂，我疲惫已极，不断将它们混淆，还遗漏了好些内容。就在我打起精神之前，我想到了斯蒂夫，好奇他在做什么。

我的冰箱里空空如也，跳蚤和我已经干掉了我最后的应急储备粮，那些炸鱼条。我打电话给我妈，告诉她索菲寄来花瓶的事，两个浑蛋闯进一个老女人的家里，在她的肚子上打了一拳，她吐了一口血，血溅到花瓶上。我妈听完只是“呵”了一声。她没问爱斯琳案的进展如何，我也没提。在她抽烟的同时，我给自己做了咖啡和吐司，把陈年奶酪发霉的部分切掉，拿着它们回到了客厅。

今晚没有大风拍打窗子，风平息了，四周一片沉寂和严寒。我看着外面的黑暗，心想：来吧，浑蛋，来找我啊。我让窗帘敞开着。

我收到一封来自跳蚤的邮件。哈喽，亲爱的！很高兴收到你的信。这边没什么新鲜事，所有人都很好，也没什么人在搞奇怪的事情。最近很忙，不过等有空我们还可以约一下。保重，小太阳。这意味着在他的地下世界里，没有谁躲在角落突然陷入悲伤，看上去焦躁不安，或者趴在跳蚤的肩膀上为死去的女朋友痛哭流涕。同时这还意味着再见，也许某天再见。

索菲的人在爱斯琳的电脑上没有找到任何上约会网站的记录，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报告在爱斯琳的工作电脑上有什么发现。我看了一眼我在约会网站新注册的账号。干得不错：有几十条留言。四分之一都是大鸡鸡的写真，大概只是想让她去找个嗅盐瓶，避免吐得一塌糊涂，而不是开始一段认真的感情，不过谁知道呢。剩下的基本上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一句话留言，男人大多喜欢机枪扫射式地给一群女孩留言，期待着能有一个半个会上钩。有两条留言倒值得一看。没有照片，小心的措辞，表示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只是想玩玩：已婚男子想找乐子，希望跟爱斯琳这样的女孩取得联系。

我正忙着给人家回信，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一动。我立刻转过身，还是慢了半拍。在我能仔细看上一眼之前，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我窗前闪过。

我抓到钥匙，摸索到门边。等我打开门，街上空无一人。

我向我的车走去，努力让步伐保持轻松：只是去取忘了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嘴里呼出的气遇上严寒起了白雾，但寒意却并未对我发起进攻。我闻到了烟味，听到路口有车驶过，双腿肌肉紧绷，随时准备撒开腿追。

当我看到光线一颤时，打开了车门。有个家伙正在路口，躲在路灯下面：个子很高，还在徘徊。我关上车门，朝那个方向走了一步，他就消失了，走进街角的黑暗中，动作很敏捷。

我相当确定我的速度比他快，但斯托尼巴特尔道路拐弯很多，巷子也不少，只要他对地形够熟悉，摆脱跟踪应该不难。即便他对道路不熟，也完全可以进酒吧里小酌一杯，等我冲进去，他就可以跟其他客人一样转过头盯着我看。我还能做什么呢？想抓住他，我只能在自己的地盘。

我回到屋子里，拉上客厅的大部分窗帘，只留一道缝隙，观察外面的街道。

要是我再出手，一定只能是最后一次。这一次，他一定会察觉自己已经暴露了。

这种事情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我思考了能想到的一切备选方案——跳蚤、索菲、加里、闺密莉萨，所有其他朋友、邻居。我甚至想到了我妈。我向上帝发誓，有四分之一秒，我还考虑了布雷斯林。

我办不到，在这份清单上，没有一个是我可以打电话说：嘿，我办不到，过来帮帮我。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接完这个电话之后，他们都会完全改变对我的看法。我的公寓空空荡荡，过于沉重的气氛甚至让我感觉地基有些不稳。

这个家伙至少自控力很不错：过了二十五分钟，灯柱下才再次有黑影晃动。同时我感到心跳明显加速。我意识到自己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黑影停了下来，又站定了。我拿出手机，深吸一口气，拨了斯蒂夫的号码。

响了几声他才接。“嘿。”他说。

“嘿，你在忙吗？”

“没什么事。”

他停在了这里。他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淡漠，在思索或者决定我们还是不是搭档。

我没有时间跟他在这儿耍花招。“斯蒂夫，”我说，“听着，我需要帮助。”我如鲠在喉，可是当我朝窗外看去时，那个家伙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躲在灯柱之下。

很长一段沉默。我闭上了眼睛。

然后斯蒂夫说：“好吧，怎么了？”

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也许更多。这居然莫名其妙地让我觉得宽慰，但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有个浑蛋这几天一直守在我家门口，”我说，“而且我已经受够了，我一个人没法把他抓住，我可能走的每条路线都很清晰地在他视野里。我一靠近，他会撒腿就跑。”

斯蒂夫说话了，他已经把手头的事情放下，专注地听我说话。“不过他没在监视我。”

“但愿如此。”

“那人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这边的路口。”斯蒂夫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他没进来过，但我们一起去取东西时经过这里一两次。“他之前在我前窗窗口往里看，我还见过他躲进后面的巷子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角落里。是个中年人，高个子，看着挺结实，穿着黑色外套，戴软毡帽。”

我感觉斯蒂夫正在拿翻爱斯琳家墙的那个家伙做对比。“好的，”他说，“你想让我过去对他做什么？”

“把他带进来，我想问他几句话。”

“我最快十五分钟后到。”我可以听到他已经行动了：穿上鞋子，或者拿起了外套。

“等你差不多快到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响一声，然后挂断。”

“好的。”钥匙在响，他已经准备出发了，“自己小心点。”

“谢谢，”我说，“待会儿见。”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坐回沙发里，在笔记本电脑上胡乱敲着东西，感觉窗户像指甲一样在不停地敲打我的一侧脑袋。我没有四处张望。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感觉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之久。我努力忍住才没有跳起来。

我伸展了一下身子，站起来，走到门口，走出窗户的视野范围。我拿出枪，把眼睛压在门的窥视孔上。黑暗和黄色的大门一直延伸到外面的路面上，在鱼眼镜头里畸形地凸起。隔壁喜欢狂吠的小狗又在发脾气。远处的某个地方，有女孩子们在尖叫。然后是一阵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穿过鹅卵石路面。

我抓着门把手，等在原地，直到一团黑影出现，盖住了窥视孔。我把门打开，两个挨得很近的家伙跌跌撞撞地走进屋子里，我在后面把门关上。

他们让地毯给绊了一下，重新站定，然后走到客厅中央。斯蒂夫一只手紧紧抓着另一个家伙的外套领子，另一只手把他的一只手臂扭到背后。他是个大块头，黑头发已经有些发白了——帽子掉在了路上的某个地方——穿着黑色长款大衣。“放开我——”

“我来。”我说着，把枪顶在他头上。斯蒂夫放开他，向后跳了一步。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个男人说。然后他转过脸，我们三个都呆若木鸡。

他没想到会有枪，而我没想到会是他。我心里想着要对付的人，可以是连环杀手，可以是我们自己人，但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个家伙。

我之前从没见过他，但是我见过这个人的一切，每一天都会在脑海中温习一遍：鹰钩鼻子、眼皮低垂的黑色眼睛、长长的浓眉。一时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个搞砸了的玩笑；我的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想要找个什么东西稳住自己。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组里的浑蛋想出来毁掉我的诡计。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斯蒂夫的视线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游移。他的手在身体两侧张开，仿佛不知道该拿它们如何是好。

我说：“斯蒂夫，你可以走了。”我的嘴唇有些麻木。

男人说：“安托瓦妮特——”

“给老娘闭嘴，不然我崩了你。”我的枪在他头上顶了顶，他闭上了嘴，“斯蒂夫，快回家吧。”

斯蒂夫开始发问：“你还——”

“走，快走。”

停了一会儿，他走了，蹑手蹑脚。门在他身后轻轻合拢，留我和这个家伙在屋子里，面面相觑。

他理了理自己的大衣领子，刚才由于斯蒂夫的纠缠而有些走形。“谢谢你，”他说，“我不确定那是——”

“我让他把你带进来，”我说，“我已经受够了你天天在我家路口转悠了。”

他倒没觉得不好意思。“从这个角度讲，你实际上又帮了我一个忙，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来敲你家的门。”

他说话带着有书卷气的英国腔，也混合了一点其他腔调——北爱尔兰口音，也许是贝尔法斯特的。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他没有待在埃及的某座宫殿里，也没有留在巴西的某个夜总会，而是在某个我坐趟火车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那你就好好看看吧，”我说，“要不要整个儿看一下？”

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目光炽热得让我发毛，我很想用枪托砸他的鼻子，让他别那么盯着我。他说：“你和我很像。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又不瞎，”我说，“而且我也不傻。”

这让他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好像我不傻令他感到骄傲。“我从没觉得你傻。”

千算万算，还是栽在了他的手上。一阵沉默，他可能在等着我说什么，或者是我投入他的怀抱。我没有。

“这场面还真是有点尴尬，”他说，“我已经找了你快一年了。”

“哇哦，一整年，是吗？”

“我一开始就想跟你联系。我发誓。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而你妈妈也跟我断绝了关系，断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时候，我自己的处境也很复杂，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

“那现在算怎么回事？你想要个肾吗？”

他淡淡一笑。“前年，我母亲和父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了。”暂停了一小会儿，等我跟他说节哀，感怀丧亲之痛，或者鬼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失去双亲的人，对人生的看法通常都会产生巨大改变。这让我彻底理解他们在我生命中的价值，比我之前的理解更为宏大：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故事中的归属感。我开始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人生第一次，而这些也是我从你身上剥夺的。一想到这里，我就开始找你了。”

他的一双黑色眼睛里，写满了热情、迫切和意味深长。难怪我妈会为他着迷，何况她当时只有二十岁。而我已经不是二十岁了。真相是他突然感受到人世无常，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是好。他需要找到某个人，能让他感受到自己不至于悄无声息地从世界上消失不见。“为了这个，我还雇了个私家侦探，”他说，“但是我能给他的线索就只有你妈妈的名字，而且——”

“你现在找到我了。”

“我得知该去什么地方找你，马上就过来了。我在都柏林订了间旅馆，立刻就开着车过来了。”

他脸上满怀期待，以为我会被他感动。“真可惜你没有在几周前找到我，”我说，“你本可以为你失散多年的女儿来一次圣诞大采购的。”

“真的需要那样吗？”他在我的枪口边点了点头。“你必须知道，我完全不想伤害你。但你说的话让这场谈话很尴尬。”

他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他希望这微笑能起到作用。十分有魅力，这家伙。真遗憾这个基因没能遗传下来。

“我们没在谈话。”我说。要是斯蒂夫有觉悟，能听我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开车走远，不会再被这家伙追上，逼着问话了。“你该走了。”

笑容消失。他小心翼翼地说，“我想你一定很生我的气——”

“我没在生气，我和你没什么好纠缠的。走吧。”我用枪指了指房门。

“不，”他说，他朝我抬起手，“让我留在这里。求你了。只待一会儿，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要是之后你还想让我走，我一定会走。”

我说：“出去，现在。”

“等一下，”他没有动，但是声音似乎已经跳了过去，把门挡上了，“求你了，我不打算窥探你的隐私。你可以随你的意跟我说话，或者什么也不说——全都听你的。而我会告诉你一切你想知道的事情——你肯定有很多疑问。任何事情都可以，尽管问我。”

我的问题：我最深刻、最阴暗，就连最好的同伴、搭档和情人都不会知道的那一个。那一刻，我看到了爱斯琳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了她跨越重重困难，跨越死亡迎来的时刻；它像球形闪电，在我的房间里炸开，在我面前发出轰鸣，仅仅距我一臂之遥。你是谁？你是怎么遇到我妈的？你为什么要走？你去了什么地方？你做了什么？全部告诉我，全部……我看到自己像是一只鹰，在温暖的高空中飞翔，而他则在下面，铺开了我所有原本可能的生活，让我在上面久久盘旋，直到所有的命运分叉都刻进我的心底，我重新找回了，都是我的了。我看见他抖开自己的披风，向我展示它的里衬，那是我命运当中所有缺失的章节，就像夜空中银色的星河。

“好吧，”我放低枪口，“没错，我是有问题。”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可以留下来，坐半小时。”

“可以，为什么不呢？”

他点点头。他等着，专注地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等待着我的问题，仿佛它们将会是我可以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也许的确如此。这是从我妈妈那些胡说八道的童话故事中明白的。如果我让他解答我的疑问，他就会拥有我。我生命里的一切，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都将归他所有：他会决定一切的走向。

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眨了眨眼。

“你说任何问题都可以。”

他看了一眼沙发。“我能坐下吗？”

“不，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再考虑让不让你坐下。”

他突然挑了挑一侧眉毛，像是准备让一个过分紧张的孩子放松下来。有时候我也会对证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好吧，周日下午，我去我家附近的报摊上买报纸。排队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摆着的另外一份报纸，头版上有你的照片。我一看到那张照片，就知道自己找到你了。”

这让我怒不可遏：他无权认出我。“所以呢？”我说，“你又做了什么？”

“我在电话簿里查你的名字，但是你没在上面。我想你的工作单位也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所以我就给报社打了电话，找那个写了这篇报道的记者。我告诉了他我是谁——否则我想他肯定也不会向我透露任何信息——说我想跟你取得联系，可是不确定你是否会欢迎我。”他尴尬地看了枪口一眼，“我想的果然没错。”

“而他就把我的地址给你了？”就算是扯上克劳利，听起来还是不对，那家伙可不会不求回报地乐于助人。“你给了他什么？”

“我没给他任何东西。”

我也见识过这种干脆的否定，太干脆了，不可能是谎话。“好吧，”我说，“那你答应了他什么？”

他想说谎，不过理智告诉他不要冒这个险。“记者说他会给我你的地址，作为交换，我们见面后，我要接受他的采访。”

我完全能想象出来，“顶级警探的童年秘闻”。配的图是我破烂不堪的公寓和他在绿化充分的住宅区的独栋别墅。“在工作中，她一直致力于寻找真相，而她真正的目的是找到我。”和女儿失散多年的父亲啜泣着说。不会是头版或者是焦点报道，而会出现在一个刻意夸张的、失去父亲的女性专题报道中。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想吐。克劳利甚至不必把它登出来，他只要在我眼前挥一挥稿子，就可以要求我贡献出所有的独家消息，而我知道自己也一定会照办。

我说：“然后你说好，没问题，一言为定。”

“我也不想这样。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向这种街头小报袒露私事。但是只要能找到你，别说是做这个了，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他并不像个白痴，可是谁又能保证。我说：“你本来可以给我的单位打电话直接找我，或者是给我寄封信。”

“我本来确实可以那么做，没错。”他伸手抹了抹自己的脸，叹了口气，“我说实话吧，我想在咱们正式见面之前，先看看你。”

意思是说他打算先看看我，再确定值不值得跟我见一面。要是我找了个邋里邋遢的老公，生了五六个哇哇乱叫的小屁孩，整天叼着烟卷吸个不停，他就会打道回府了：没有伤害，没有越界，故事还没开始就可以结束。

也许他也觉得这就是他要这么做的原因，可是我不信。我很清楚他的小算盘。按照常规的做法——先发几个友好而温柔的消息，先打几个让彼此熟悉的电话，在大家感觉都不错的时候，找一个中间场地见面，所有这样的扯淡流程——这样决定是否见面、何时见面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上。而这个家伙从来没打算这样做。他想要的是眼下这种情况——想要我——自始至终按照他的节奏展开。可惜很不幸，他的这部分基因完好地传给了他的下一代。

我说：“所以接下来这三天，你就像个变态一样，一直在我家外面偷窥我？”

他动了动鼻子。“我不想承认这一点，不过我答应过你可以回答一切问题，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明白，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的记者朋友什么也不会得到。明天第一件事，你要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找错人了。让他相信你说的话。”

他的脑袋动了动，一脸自傲的神情很是好看，他很清楚这一点。“我答应他了。”

他想让我求他，或者跺脚发脾气，怒斥他欠我的太多，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笑了，是短促的一声——我并不打算遂他的愿。“那他会怎样呢，跟你打官司？”

“当然不会，可我更希望可以信守诺言，”在我扬起嘴角的同时他接着说，“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特别希望与他为敌。”

“相信我，你与他为敌总要好过把我惹毛。你觉得我不认识你家那边的警方朋友吗？你希望余生每次一坐进车里就被拽出来，对着酒精检测仪吹气吗？或者只要小孩说看见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坏人，你就得去警局跑一趟吗？”

他的嘴——弧度很大，线条分明，和我一样——紧紧地抿了抿。然后他说：“这显然对你意义重大。”

他顿了一下，放出鱼饵等我上钩，我没上当。

“好吧，我会告诉那个记者我搞错了。”他冲沙发点了点头，“我现在可以坐下了吗？”

这个恬不知耻的浑蛋朝我的沙发走了过去。“很好。”我说着，举起枪，再次把枪口对准他，“你现在可以走了。”

这让他有点震惊。“可是你的问题呢？你不想知道——”

“不想，你走吧。”

他没有动。“我们说好半个小时。”

“我没什么好留你的。”

“半个小时，我们说好的。”

我放声大笑。“那你得跟我签个合同才有法律效力。滚吧，别再回来了。”

他咬紧牙关。“要是你打算伤害我——”

“我只想把你从我的家里弄出去。要是真想伤害你，我会用这个。”我用下巴指了指我的枪，“出去。”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得开几枪。他不是个习惯让步的人。有意思的是，我也一样。

我看到他明白我的打算了。他瞪大眼睛，向门口退了一步，但他没有走出去。“我明白这可能把你吓到了。相信我，我没打算这样和你见面——我把我的名片留给你吧，要是你回心转意——”

他的手在胸前的口袋里伸。“不，”我说着，把枪指向他的手，直到它不再移动，“我们到此为止。要是再见到你，我就一枪爆掉你的脑袋。我会跟大家说我遇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跟踪狂，我的朋友斯蒂夫也可以给我做证。我还会把我们这个凄惨的误会卖给你的记者朋友，让他出一个好价钱。”

他慢慢地抬起头。“你和我想的不一样。”

“别废话，”我说，“再见。”

有那么一刻，他呆呆地站在客厅中间，眼神茫然地望着沙发，仿佛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完全不像了。他像个困惑的中年人，困惑太久了，过去几天一直站在寒风中幻想。

最后他还是动了。他把门打开，我想他似乎还打算说点什么，但他只是点了点头，随即走进夜色当中。

我走到门口，看着他出现在路口。他的帽子在街灯下面，被风吹得滚了几圈。他弯腰捡帽子时动作迟缓，仿佛患有背疾。然后他拍了拍帽子上的灰尘，继续往前走，走到灯光的范围之外，转过街角。他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我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确保他已经走远。我的手在抖——天气很冷——然后用枪指了指身后的房间。在确定他不会再回来之后，我把枪收进枪套，给斯蒂夫打了电话。

他很快就接了。“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在哪儿？”

“我就在你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叫什么，什么酒馆。我怕万一——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很能干，但是……他，人还在吗？或者……”

他想知道我家地板上有没有多出来一具尸体。“他走了。你可以回我这边来吗？”

“没问题。”斯蒂夫说，太快了——现在这个小浑蛋觉得我很想找一个可以靠着哭的肩膀，“我五分钟内到。”

结果他三分钟就到了，风把他的围巾吹得凌乱。“老天，放松，”我为他把门打开，“我家没着火。”

“你还好吗？”

“像我刚才说的，我很好。你没喝完就过来了？”

“是啊，我想——”

他的头发也被吹得十分凌乱，橘色的，一副匆忙状。“你戏太多啦，”我说，“想不想来一杯补偿一下？”

“好啊，谢谢。”

我去了厨房，走向酒柜。“威士忌可以吗？”

“可以，很好。”斯蒂夫站在他门口，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回避我的目光，他对着厨房的窗户说，“我看见他的脸了。”

“嗯，”我说，“我也看见了。”

斯蒂夫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说：“要冰块吗？”

“好啊，谢谢。”他看着我摆好杯子，倒酒——我的手又恢复正常了。“你……我是说，你还会再跟他见面吗？”

我把他的杯子递了过去。“我猜不会了。我告诉他如果他再来，我就会朝他开枪。”

斯蒂夫吓得扑哧了一声，终于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我也突然笑了起来。“老天，”斯蒂夫一边笑得发抖一边说，“我觉得他肯定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话让我感觉更糟了。“可怜的浑蛋，我都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他了，你明白吧？”

“你说真的？”

“不，我还是希望他吓得屁滚尿流。”这让我们两个笑得不能自已，只好靠在墙上。我擦了擦眼睛，一口干了杯子里的威士忌，然后又给自己满上一杯。“嘿，”我把手伸向斯蒂夫的杯子，“我得好好招待你。刚才你一定觉得我是喊你回来帮忙处理尸体，对吧？”

斯蒂夫突然呛了一口酒，弯下了腰，这让我又大笑起来。他几乎喷出来半杯，真是可惜了我的上等威士忌，但我不在乎。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过了。“看你这模样，”我从他手里把酒杯拿过来，“孩子，你得学会怎么拿酒杯。给你。”我把重新倒满的酒杯递给他，然后朝沙发走过去。

“你真没事，”斯蒂夫说，换回严肃的表情，仔细地看了看我，“是吧？”

“说过多少次了。”我靠在坐垫上，呷了一口，这次仔细地品了品酒。我能感受到脑海深处的角落里，事情正在变化：光线偏转，平衡被重新确立。也许明天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告诉她我是怎样度过这个夜晚的。这次她应该会有所反应。

斯蒂夫说：“然后……”意思是，那你叫我来干吗？

我坐直了身子，整个人也清醒了，“我突然想到一些事，跟案子有关。”

我要说的就是那一刻，我神志恍惚的时候，在极度痛苦的光芒当中，看到爱斯琳正在追逐的东西。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斯蒂夫本该在二十四小时前就发现的东西：在爱斯琳和加里谈话时，当关于她父亲的白日梦破碎的时候，爱斯琳究竟看到了什么。在一片凄惨中，加里令人宽慰的声音进入她的心底，她看到的，显然是自己故事的下一站。

斯蒂夫坐到了沙发的另一端。他用手指端稳酒杯，没有喝，而是看着我。

我说：“还记得加里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吧？他告诉爱斯琳她的父亲死了，然后她伤心欲绝。于是他为了安慰她，继续跟她说话，继续跟她说她爸爸有多爱她，他毫无疑问是个好人。你觉得这就能让她不再思念自己的爸爸吗？让她从阴影里走出来，啊，真该死，我赶紧忘掉算了？”

“不，像她那样的人，这只会让她的思念更深，还有东西是值得她继续找下去的。这个想法是我一直在讲的。”

“记得加里还跟她说了什么吗？他继续讲到了办这个案子的其他警察。他们是多么优秀的警探，工作有多尽职尽责。要是还有什么线索，他们肯定能找出来。”

斯蒂夫摇晃的脑袋和挑起的眉毛都在问我：然后呢？

“如果我是爱斯琳，”我说，心怦怦直跳，“要是我是她那种人，我不会无凭无据地去追查那个不成熟的黑帮线索。我更想去找那些能够给我确切线索的人。我会去找当年办案的警探。”

一阵沉默。只有微风在烟囱里挣扎的声音。

斯蒂夫说：“她怎么找呢？”

“我打赌加里跟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认识菲尼，还有麦卡恩，他们都是很好的警探，我确定他们会尽自己所能……’”

斯蒂夫说，仿佛呼吸困难似的：“麦卡恩？”

又是一阵寂静，只有风声。

我说：“所以爱斯琳给失踪人口组打了电话，找菲尼或者麦卡恩。接线员告诉她菲尼已经退休了，而麦卡恩被调去了重案组。她没办法继续追踪菲尼，但是找到重案组的办公室，等着大家换班简直轻而易举。她甚至都不用打听就可以锁定要找的人。她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一定能够认出他，即便已经过去了十五个年头。”

“那然后呢？你说她找到了他，那然后呢？”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斯蒂夫伸手挠了挠头，想让头发自动恢复整齐。“那你觉得他会是她的秘密男友吗？”

“我想到过这个，可我想不出她有什么理由选择他。我们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已经开始有啤酒肚的中年警探？跟他调情，套出她爸的故事：完全可能。但跟他耳鬓厮磨六个月？为什么呢？”

“她试图接近她的爸爸，而麦卡恩是她找到他的唯一线索——”

“老天，”我做了个鬼脸，“那这就是瞎闹了，而且我看不出这么做的理由。加里还是她跟她爸爸的线索呢，但她跟他一丝瓜葛都没有——要是有，他肯定会跟我说的。”

“也许她是个警察控。”斯蒂夫还在努力用手指梳理头发，想把凌乱的几缕别到耳朵后面，反复试了几次。“她去办公室跟你和加里谈话，看了眼周围，结果发现她喜欢……”

确实会有这种人。大多都是女人，但我也被几个莫名其妙的男的追过。就算你长得像疣猪，他们也毫不在乎——他们根本不在意你是谁。他们追求的是二手的刺激，二手的力量，是永远不会以“然后他就一直在客服中心工作”结尾的故事：告诉我你今天又抓了谁，穿着警服进卧室，把你的手铐拿出来。他们的这种癖好很容易暴露，但有的警察也就好这口，这会让他们自己感觉像摇滚巨星，觉得自己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

不过麦卡恩可能得比大多数人更费力才能吃到。“如果那就是她追求的，”我说，“那她去街上找那些年轻的、长得好看的小伙子就好，为什么非要跟老麦卡恩过不去？”

“因为她不想找那些忙着给公众找麻烦、成天给人家的车贴罚单的小警察。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在结束了之前的生活后，她想来点刺激。她想要个办谋杀案的警探。”

我可以想象。谋杀案警探是追捕大猎物的人，我们整天都在跟顶级的作案者斗智斗勇。对“警察控”来说，我们无疑是下手的最佳对象。

如果那就是爱斯琳的真正目的，斯蒂夫说的就没问题：她没有太多选择。重案组很小，也就二十来个人。有一半都跟麦卡恩差不多大，或者更老。没有帅哥。

即便如此，我也不信她会选中麦卡恩。从罗里还有她的前男友来看，粗犷、寡言少语的男人不是她的理想型。她应该会跳过麦卡恩，去找那些不那么笨拙、更善于聊天、更能吸引她的人，某个像——

某个像布雷斯林那样的人。

布雷斯林，有一位娇妻，还有三个可爱的小孩。一旦被“警察控”盯上，他就得抛弃很多。而且正是布雷斯林，让我们把罗里·法伦抓起来，催促我们赶紧结案。

我说：“哦，老天。”

“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斯蒂夫说，“如果你是对的，爱斯琳从加里那里知道了麦卡恩，那应该是两年半以前的事情。而按照露西的说法，她只是在六个月以前，才发现爱斯琳可能有个秘密男友。这中间的时间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这样，”我说，“爱斯琳去找麦卡恩继续寻找线索，而他断然回绝了她。可是她并没有放弃，每过几个月就会回来找他，让他更加难办。然后在某一天，她又到办公室来了，正巧他不想搭理她，于是就让自己的搭档出去打发她走。然后爱斯琳就喜欢上了这个家伙。”

斯蒂夫的表情僵住了。脸色大变，原来的年轻气盛不见了，我难得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他。他变得成熟、犀利，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招惹的。

我说：“还记得有个邻居看见有人翻过爱斯琳家的院墙，然后还报了警吧？男的，中等身材，黑外套，可能年近四十，还可能是金发。”

斯蒂夫说：“圣人布雷斯林，你觉得他可能跟这花边新闻有关系？”

“大家都说爱斯琳有些特别，可以把人纳入自己的幻想里面。她有天赋，而且还经常练习。而布雷斯林，他总是自视甚高，对他人的能力估计不足。要是她决定要追求他，这都是可以利用的缺陷……”

“没错，但是布雷斯林会冒这样的险吗？他可一直是个谨慎的人。”

“他是很谨慎。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记得有人在系统里面查过爱斯琳吧？去年9月，正好就是爱斯琳开始有秘密男友的时间。他得确保她没有被人跟踪，被人骚扰，被人勒索，也没有任何显示她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记录。”

斯蒂夫面色一沉。他说：“还记得你让布雷斯林拿着罗里的电话录音，去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做比对吧？想确认一下打电话的人的身份？”

“没错，那个目中无人的浑蛋把事情推给了加夫尼——”我停了下来。

斯蒂夫说：“我当时以为他是不屑于去跑这个腿。”

“没错，”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就是希望我们这么想，可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能冒险让当地的警察听到他的声音。”

他那电影旁白似的声音。在这大千世界……就连最迟钝的警察也会记住这个声音。除非，也许，有人先用连珠炮似的声音样本来轰炸他，让他的记忆模糊，直到无法恢复。

是布雷斯林报的警。我的脑子就像唱机上的唱针卡住了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想法。这并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故事。事实如此，是布雷斯林报的警。

我说：“难怪他没有直接打报警中心的电话。他可不能留下自己的电话录音。”

“而且这也解释了这个秘密男友是如何隐形的。布雷斯林不会让任何亲密的留言留下证据，或者是在脸书上跟她互动。除非那个文件夹里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还是什么都找不到。”

“我们还有露西。她能证明有这段关系。可是她会不会照我们说的做，又是一个问题。”

“露西，”他的脑袋向后仰，仿佛被这个名字击中了一样，“老天，我们还可以搞清楚她为什么欲言又止。她不确定我们跟布雷斯林是不是一伙的。”

威士忌的味道在我嘴里变得浓烈而危险。我说：“因为她觉得凶手就是布雷斯林。”

沉默。这次很短暂。我的心跳加速，可在耳朵听来却又没有那么快。

斯蒂夫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对的。”

“她害怕我们，”我说，“‘我不知道小爱秘密男友的任何事情，她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们不是那种亲密的……’她害怕我们是布雷斯林的清道夫，一旦我们认定她掌握什么线索……”

“而她同时也透露了关于男友的蛛丝马迹。要是我们是好人，她希望我们能够再做一些调查，而不是一直盯着罗里一个人。”

“没错，”我说，“这对露西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她很有勇气。”

斯蒂夫喝了口酒，仿佛他需要如此。“没错，但是她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一切吗？已经过去两天了，她一直没跟我们联络，要过来做她的笔录……她不想再跟我们有什么瓜葛。”

“我们需要她。没有她，我们就没办法将爱斯琳跟浑蛋布雷斯林或者麦卡恩联系起来。我们可不能拿着爱斯琳的照片围着办公大楼转，问有没有人看到爱斯琳跟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在一起。”

“甘利酒吧的酒保呢？他见过爱斯琳和她的男朋友。”

“他看见的不是他们两个人。他看见了爱斯琳，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中年男人在一起。他的身份是指认不出的。”

“那罗里呢，”斯蒂夫说，“他在隐瞒一些事情，在他提前去爱斯琳家的半个小时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许他看见了什么，或者是她说了什么……”

“见鬼，”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布雷斯林问他有没有证据能证明有人跟踪爱斯琳的时候，你在观察室里面吗？”

“老天，”斯蒂夫倒吸一口气，发出咝咝声，“是，我看见了。罗里说他在周六晚上看见一个男人，然后布雷斯林就不让他说下去了。”

“是我和布雷斯林，”我说，“我当时也打断他了，像个该死的白痴。但是听着，罗里看见的那个人，不可能是布雷斯林。如果是，罗里可能在周日就把他认出来了——或者至少是今天我们把他带过来的时候。要是他认出了布雷斯林，我们肯定会察觉到，不可能错过。布雷斯林并不是周六晚上出现在斯托尼巴特尔的那个人。”

“哈。”斯蒂夫说，他的脸色再一次凝固了，心思却在转个不停，重新扭转布局，像是在玩魔方，“那如果是这样呢，布雷斯林是爱斯琳的男朋友。就在几周前，他开始怀疑她脚踏两只船。也许他检查了她的手机——上面只有滑动锁，记得吧——看到了她跟罗里发的信息。然后，在上周的某个时间，他发现了罗里的短信，看到了晚餐约会的事情。”

“布雷斯林不会喜欢被欺骗的感觉，”我说，“那个自大狂，这种事他完全受不了。”

“但是他的脑子够聪明，不会脏了自己的手，”斯蒂夫抬头，目光和我相遇，“你知道他会找谁帮忙。”

我说：“麦卡恩。”这样把自己交到搭档手里的想法，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看了斯蒂夫一眼，他的样子完全不同往日：雀斑似乎更生动，嘴角的线条更加清晰，我几乎可以看见他皮肤的热度散发出来。他看起来更真实了。

“没错，”他说，“麦卡恩。”

我说：“布雷斯林安排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周六晚上，他肯定跟老婆在家里约了人吃饭，或者是在热门的饭馆。而麦卡恩就去了斯托尼巴特尔，替他解决这个不忠的贱人。”

“可是按照现场的情况，”斯蒂夫说，“这丝毫不像是计划好的事情。”

他的声音里带着困惑。他想知道他们的本意是不是想要爱斯琳的命。

“不，”我说，“如果只是为了劈腿，布雷斯林也许会大发雷霆，但是不管他和麦卡恩的关系有多好，麦卡恩都不可能因为布雷斯林管不住自己的小情人出手。”

“所以麦卡恩只是计划跟爱斯琳谈一谈。暗示她欺骗警察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也许还打算跟罗里谈一谈，劝他滚蛋。只是谈谈。”

他很想相信这样的推断，出乎意料的是，我跟他一样。“也许吧，”我说，“有这个可能，只是后来出了意外。也许是爱斯琳开始大喊大叫，麦卡恩慌了神，类似这种情况。”

“然后他就打了她。或者是把她推倒，然后打了她一拳。”斯蒂夫捏紧了手里的玻璃杯。这样的推断很难说出口，让我们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这太出格了，我们都想把话咽回去。

“等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说，“他把房子里里外外擦了一遍，然后离开现场，给布雷斯林打了电话。总算让麦卡恩冷静下来之后，布雷斯林才开始思考对策。他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了电话，算好时间，这样等他上班的时候刚好可以负责侦办这个案子。接下来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案子了。”

很长的一段沉默，仿佛再没其他什么好说的了，仿佛再没任何事情好说的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坐在沙发上，喝着威士忌，听着远处一个男人大声吼叫，风在烟囱里不停鼓噪。

房间渐渐变冷，我不得不起身去打开暖气。“你负责罗里，”我回来的时候说，“周日审他的时候你干得不错。我会去找露西。”

斯蒂夫用拇指的指甲刮着玻璃杯，若有所思。“罗里优先，明早第一件事就是再审审他。”

“没错，不管我们从他嘴里问出什么，都有可能用来对付露西。”

“布雷斯林，”他抬起头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你得跟他去罗里住的地方周边，问问他的情况，记得吧？后面还得有人去爱斯琳的晚课班上了解情况。现在让布雷斯林负责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要是露西或者罗里认出了他或者麦卡恩……”

“嗯，”我说，“那可就有意思了。”

“浑蛋。”斯蒂夫说，这个推断正在坐实：千真万确，而且我们就要着手处理它了。“啊，浑蛋。”

我开始放声大笑。他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像一位良民回到家发现自己床上死了个妓女，身边还有一堆可卡因。

“老天，安托瓦妮特，有什么好笑的？这个事情简直浑蛋透顶。这可事关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警探，他可能杀了人，还是谋杀。”我笑得更厉害了，“不，你有没有——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得怎么应付——”

“你真该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你可别在我家心脏病发作，这要是传出去——”

“安托瓦妮特，我们该怎么做？”

显然，我也毫无头绪。我想告诉他只要我们查下去，就一定可以柳暗花明，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振作一点，”我说，“说不定最后咱们想的都是瞎扯淡。也许明天你给罗里稍微一施压，他就趴在你肩膀上，什么都招了。记得带纸巾。”

斯蒂夫深吸了一口气，伸出手揉了揉自己的脸。“可能是瞎扯淡，对吗？是有可能。布雷斯林也许只是跟爱斯琳搞上了，周六晚上他只是饥渴难耐才突然跑去找她，结果发现她死了，然后他吓坏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剩下的事情都是阴差阳错，有可能。”

“没错，有可能。”才怪。

“有可能，这些全是童话故事。我们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没有，全是‘假设和可能’。”

他冲着我咧嘴一笑，但是意味复杂。斯蒂夫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至少知道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的心路历程。可是他还是留在了这里。

“对对对。”我说。讲出来是容易的，但他是对的，而这一点让我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紧紧攥住。“你还是在赌那个穷凶极恶的黑帮团伙，对吧？”

“老天，”斯蒂夫说，笑容消失了，“我真希望赶紧把这个案子收拾完，让我们继续过简单日子。”

“啊，不。要是我们的生活简单了，我还是会接着抱怨的，而你还是会继续抱怨我天天抱怨。现在这样倒不错。”

他发出了一阵声音，似笑又似叹息，很无助。“老天，最浑蛋的是那沓五十英镑的钞票……”

“没错，”我说，“太浑蛋了。”布雷斯林一直在暗示自己在受贿：这都是在努力把我跟斯蒂夫引向一条死胡同，让我们跑到底。第一天我在全办公室人面前问是谁在系统里查过爱斯琳的时候，麦卡恩一定快吓疯了。一有机会，他就找到布雷斯林，编出一套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查爱斯琳的说辞，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找到指向他们的线索，让我们东奔西跑，直到布雷斯林搞定罗里，再把我们拽回来。布雷斯林玩得一定很开心，他一直在暗处躲着，嘀嘀咕咕地打电话，用一个显然很假的故事——什么路上停车去打一炮——误导我们费尽心思查出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假故事，并且眼看着我们完全信了。

我也终于明白布雷斯林今早为什么会收手了。这并非因为他确定我就要跳下陷阱，而是在他跟罗里的前任们聊完回来之后，他收买的助手——如果不是赖利，我还要查出究竟是谁——告诉他，我和斯蒂夫大吵了一架，然后斯蒂夫走人了。布雷斯林知道从一开始，我就倾向于认定罗里是凶手，同时他也可以猜出我和斯蒂夫吵架的大部分内容，而且知道我很想让斯蒂夫接受我的思路。而为了帮助我达到目的，他拿出了罗里跟踪爱斯琳的监控录像。他放弃了枉法警察的支线，开始努力追查跟踪狂这条线索，全力以赴让罗里尽快被收押，然后让我和斯蒂夫继续保持对立，直到这个案子移交给检察官。

而我，则一直在忙着对付那些准备整垮我、拉拢我或者是打算玩弄我的人，始终没想到这些事情可能跟我没有关系。一旦有面相和善的叔叔晃一晃手里的糖果，我就会偷偷跟上去——斯蒂夫也一样——要是没有那个自大的浑蛋在我家外面晃来晃去，或者我没有给斯蒂夫打电话，再或者斯蒂夫的性情稍有不同，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

“谢谢，”我说，“谢谢你过来。”

“你说得没错，电视上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

我有些想说对不起，但是解释道歉或者不道歉的理由都会麻烦而尴尬，免不了又是一顿胡扯。也许斯蒂夫想的和我一样，我不知道。我把威士忌瓶子拿过来，又给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我们坐着，喝着，让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任由对方在静默中领悟。

“该死，”我突然明白过来，“我现在是半个英国人了。”

“而且还是个中产阶级，”斯蒂夫说，“下次回办公室，大家可有的笑话你了。”

“嘘，这件事别告诉别人。”

“他们的鼻子可灵了。”

“我说真的，”我看着他，“别让任何人知道。”

斯蒂夫直直地回看我。“没人会知道。”

“很好。”

“除非有别人说起来。你知道你老爸是怎么找到你的吗？”

“他是从克劳利那里得到消息的。”我说。想到这个，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得趁这个浑蛋到处乱讲之前先把他解决掉。”

“他不是什么问题，我们明天就把他搞定。”

这个“我们”听上去真是舒服。“明天可有的忙了。”

“没错。”斯蒂夫深吸一口气，把酒喝干，然后甩了甩脑袋。“我得走了，回去休息一下，为明天做好准备。”

“你酒喝得太多了，叫出租车回去吧，明天再来把车开走。”

“我在路上走走，清醒一下，遇到车就叫一辆。”他站起身，拿上外套，“你明天跟我一起去接罗里吗？”

“嗯，我会去的。他还觉得我是个好人。早一点去，七点，如何？这样你还有时间赶回去，跟布雷斯林一起出任务。”

他点了点头。这次布雷斯林的名字没有在他脸上激起害怕的表情，我们已经跨过那道坎了。“七点可以。”

他没有问——就算在我因为我家门外有个流氓打电话向他寻求帮助，他也没有问——我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没问题，或者我想不想让他留下来。如果换成别人，现在也许会一把抱住他，或者做一些别的狗屁事情。

“到家了给我发个短信，”我只是说，“给我报个平安。”

斯蒂夫翻了个白眼。“又没有人守在我家门口，等着袭击我。”

“我知道，你这个傻子。不过是我把你从家里喊出来的。我觉得我有责任。要是你在自由活动的时候被人偷袭什么的都无所谓，随便你。”

“万分感谢。”他冲我笑了笑，把围巾戴好，“我会给你发短信的。”

他走后，我打开电脑，玩了一会儿游戏。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又添了几样，我都用不着费心阻止自己去想。我今晚的脑子已经用光了，没电了。除了嘟嘟的拨号音，什么都不剩。

半小时以后，我的手机响了：平安到家，明天见。

我给他回了：好，明天见，晚安。我还没放下手机，就睡了过去。

◇☆◇

14

第二天醒过来，我有种刚搬了家、换了部门，或者是甩了什么人的感觉：你知道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即便你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就连空气嗅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犀利、怪异，有树脂一般的味道，四周都沁着寒意。即便你还没记起，你也知道今天要当心。

我机械地跑在路上，穿过黑暗和飘忽的雨丝。今天早晨我感觉身体仿佛不属于我自己，跑起步来似乎不需要任何指令。我推动它，比往常跑得更快也更远，却几乎用不着调整呼吸。我心里只剩下一步步向前的念头：去罗里的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想。

斯蒂夫很早，差一刻七点就到了，而我已经准备就绪：服下足量的咖啡因，填饱了肚子，冲过了澡，也穿好了衣服。我觉得不会还有什么人在监视我家，不过等斯蒂夫一敲门，我还是一把把他拉了进来，以防万一。

“你还好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他脸色比以往还要苍白，但是却多了几分视死如归的坚毅。“你呢？”

“嗯，你要来点什么吗？咖啡或者吃的？”

“不，我已经搞定了，谢谢。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迪齐应该已经在罗里家外面安排了眼线。我猜他会自己在外面守着，毕竟这是他可以指挥地方警察的难得的机会，另外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他正好可以好好表现一下。我还不想让他知道咱们准备一起对付罗里，说不好他就是布雷斯林的眼线。”

斯蒂夫点了点头。“我们得分头行动。”

“没错，我们现在还是看彼此不顺眼的死对头。”

“我准备了一些身份指认卡，”斯蒂夫说，他从包里拿出一沓卡片，有八个中年人，没留胡子，都是灰白头发，全是全脸，或者接近全脸，都是从录像中剪切出来的，背景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斯蒂夫一定忙到半夜，才找到了一张麦卡恩合适的照片，然后还从网上找了其他的照片跟它匹配，确保不会有人说照片比对有失公允。麦卡恩被排在左数第三个，穿着像在法庭上穿的正装，目光暗淡地望着我身后，背景是多云的天空。“我多印了几份，以防万一。”

“很好。”我说。看到我的同事中可能藏着个浑蛋，让我的脑袋里仿佛有火药引信被点燃一样，噼啪作响。斯蒂夫的杰作很像生日聚会上的恶作剧卡片。“你有布雷斯林的比对照片吗？我可能需要拿给露西看。”

“有。”他又翻出另外一张，这张上面全是长相好看的金发中年男人。窃笑的布雷斯林被放在了右上角。

要是开始想这件事有多糟，我就该退场了。我们不能低头。

我看得出，斯蒂夫在想着和我一样的事。“很好，”我说，“我们开始吧。”然后我打开门，让他出去。

任我行书店对面，在路灯微弱光亮的延长线上，停着一辆黑色三菱帕杰罗，带着深色的光泽。刚刚破晓，透过风挡玻璃，我只看见驾驶席上有一个宽大的身影。我低着头，绕到车身的另一侧，避开书店方面的视线，敲了敲车窗——果然，迪齐坐了起来，把车窗向下摇了一点。

“哈喽，”我说，“有什么发现？”

“没多少。”迪齐看上去很疲惫，估计这一晚都没怎么睡。车里的空气弥漫着鱼和薯条的味道，有些呛人，座位底下可能还摆着他的尿罐。“就在那儿，书店旁边的灰色大门，上面就是他住的公寓。书店上面是他客厅的窗户。昨晚九点左右，他去了街拐角的超市，买回来一罐牛奶和一个三明治。这浑蛋看上去有点被吓坏了，一直在左顾右盼，好像有什么人会暗算他。经过我的时候我差点就按了喇叭，看看他会不会被吓到。”

我们两个都笑了。“有意思，”我说，“我们就希望他这样。还有别的动静吗？”

“进屋以后他就把窗帘拉上了，但是灯整晚都亮着。五点二十分他下楼，进了店里。再后来就没露过面。你要把他带走吗？”

“不，等一会儿。我只是想来吓吓他，让他继续保持紧张。我都已经起床了，他没有理由继续呼呼大睡。”

听到这里，迪齐打了个哈欠。“说到这个，”我说，“你给什么人打个电话替你一下吧，你回去睡会儿。”

他吓了一跳。我这才发现，自己在这些助手眼里原来有多没人性，至少有时候是这样。布雷斯林要是想找个帮手收拾我，肯定不愁没人。

“谢谢你，”我说，“一直熬夜盯着。”

在迪齐想出该怎么回答我之前，斯蒂夫来了。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摆着一张臭脸，没人会觉得他很友好。“早啊，”他说，“有什么情况？”

“没情况，”我说，“你来这里干吗？”

“只是来看看。看看罗里有没有干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没有。”

斯蒂夫向迪齐挑了挑眉毛，后者正在看戏。“他都干吗了？”

迪齐开了口，但是看到我的眼神又闭上了。“啊，没干吗。”

“我都告诉你了，”我说，“回总部见。”

斯蒂夫没有动。“你还打算跟他谈谈吗？”

“也许吧。”

“我可以跟你一起。”

我朝阴沉的天空抬了抬下巴，但还是忍住了，毕竟迪齐还在旁边看着。“你不用再去追查你的线索了，是吧？”

“没错，”斯蒂夫说，“我们进去吗？”

等了一会儿，我故意叹了口气。“无所谓，”然后对迪齐说，“明天见。”我径直穿过小路，没有等斯蒂夫。

他在书店外面赶上了我。窗户很昏暗，只有一些微光从店里面传来。店里的布置很精心，一副绝望的气息：畅销书显眼地跟颜色鲜亮的儿童读物叠放在一起，所有古怪的卡通人物和神秘的女英雄一起昏了头一般盯着眼前的黑暗。我从斯蒂夫身边走开，侧身按了门铃。

无论如何，罗里没有尝试割腕。他很快打开了门，一看见我们就心跳加速，我们全都看在眼里。他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牛仔裤配松松垮垮的米黄色毛衣，只是脸上不少胡楂。成为嫌疑人，让他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这个可怜的浑蛋已经无法继续正常生活。

他说话了，有点喘不上气，“我没准备好，我没想到——”他无助地指了指脚上的灰色拖鞋，“我还没吃早饭，还没……”

“没事，”斯蒂夫温柔地说，“我们并没有想带你走，只是想先问你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进屋吗？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

罗里的担忧凝固成了恐惧。“我觉得没有律师在场我不该和你们谈话。我不确定……”

“我们不打算问爱斯琳的事，”斯蒂夫举起了手，“不谈那些，好吧？只是，我昨天没找到机会和你说话，你在审讯时说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罗里艰难地眨了眨眼，试图集中注意力。疲惫和恐惧耗尽了他的大部分心智，他的脑袋转起来慢得像只乌龟。

斯蒂夫说，声音压得很低，侧着身子，仿佛可能有人在偷听：“而且我想我们需要在布雷斯林警探不在场的情况下谈一谈。”

这引起了罗里的注意。不管怎样，布雷斯林不是好东西，况且面前还是斯蒂夫，衣衫不整，一本正经地来找他，看上去全天下最纯洁无害。“好吧……”他最后说，同时退后几步，把门打开，“请进吧。”

书店由两间连通的屋子组成，面积不大。前屋塞满了书架——罗里并不考虑吸引体形偏胖的顾客上门。在黑暗中能看到书架上贴着手写的标签：悬疑和言情。由旧封面和插图组成的海报从天花板垂下来，不停地在我们带进来的冷风中摇晃。光亮来自后屋，从门口望过去，那边可能更挤，书都是堆在架子上的，没有整齐地码放好，地板上也堆满了书，摇摇晃晃，有的封面都卷了起来。

“这是二手书区，”罗里挥了挥手，指向后面的屋子，“我正在整理。我睡不着觉，也受不了一直在客厅里发呆，所以我想我也许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

“这店不错，”斯蒂夫环顾四周，“你跟爱斯琳就是在这里遇见的，对吧？”

“是的，就在那边，在童书区。她告诉我她喜欢书店。书店是有魔力的，她说，尤其是这样的小书店。你总会感觉，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本一生都在寻找的书，而它就放在后面的架子上……”罗里伸手擦了擦眼角，“要是周六进展顺利，下次我就会约她再到店里来。”

然后她就能帮他把风水书区的书按字母顺序排好了。老天，真是浪漫。“我打算在这里跟她野餐，”罗里说，“在地板上——我准备把书架挪开，留出空间。然后我们会在二手书区徜徉，看看里面有没有她一直在找的那一本……”他又擦了擦眼睛，更加用力，“对不起。我瞎说的。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没关系。”斯蒂夫说。我拿出笔记本，向后退了几步，站在两个书架之间，一边是戴着头盔、正在奔跑的男人，另一边则是留着好看发型的女人，正在大笑，正怜爱地看着婴儿。透过微弱的光线，我用余光似乎看到他们纠缠在一起。“我们能开一下这里的灯吗？”

“哦，当然。”罗里找到了门旁边的开关，灯亮了起来。在光线下他看上去更糟，身形佝偻，双眼通红，像是受困于僵尸围城，在这里躲避了多年。

“谢谢，”斯蒂夫说，“你还好吧？”

斯蒂夫晃了晃身子，不置可否。

“我们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我只想问问你那个推论的事情。被甩的那个家伙一直在监视爱斯琳，发现她在给你做晚餐很沮丧，对吧？”罗里身子颤了颤，他想起了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和布雷斯林对他的刁难，“昨天你还说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对吗？”

罗里下意识地看了看我，想看看我是不是还打算打断并且嘲笑他，但这次我只是很用心地听着。“你说有个男人，”斯蒂夫说，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回来，“周六晚上，你看见有个男人出现在那条街上，对吗？”

“是的，有个男人在那里，这个不是我编的，我看见了。”

斯蒂夫点了点头，斜靠在一个书架上。“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在我离开维金花园的时候。当时我放弃了等爱斯琳给我开门，沿着阿斯特丽德路，往主路那边走，经过了一条巷子的路口，就是维金花园后面那条，在……”

他又下意识地看了看我。“就是你偷看爱斯琳的那个地方，”斯蒂夫语气平淡地说，“然后呢？”

“正好有个男的出来，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

斯蒂夫点了点头，“他长什么样？”

“四十多岁吧，比我高一点，不过可能比你矮一点。黑色鬈发，不过有点发白。中等身材吧，我记得。”

麦卡恩，从爱斯琳家出来。

他从后门出来的，也许是进来。我们过去的时候，后门是锁着的，布雷斯林一定把钥匙给了他。

“你还记得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斯蒂夫问，语气随意，仿佛这根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罗里摇了摇头。“不太记得。黑色外套吧，还围了条亮色的围巾，我想，我注意到最主要的事情是他看上去好像……我觉得他应该嗑了什么东西。也许是可卡因，或者……我是说，我不太懂毒品什么的，但是他害怕的反应比我强烈，而且他的眼睛……”罗里眼睛瞪大，有些困惑慌乱，“要是他没嗑药，我觉得他有点……神志不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不太顾得上他。我只想赶紧走开，离他越远越好。”

“当时他离你有多近？”

“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到那扇门那么远。”罗里指了指后屋的门。五英尺差不多，也许六英尺。这个距离足够确定身份，但也够远，再加上只有路灯照明，到时候肯定会被律师找麻烦。

“他说了什么吗？或者做了什么？”

“其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只跟他对视了一两秒，然后就走开了。我走到阿斯特丽德路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以防他跟踪我，但是他去了相反的方向。他走得很快，低着头，不过我几乎可以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大概八点半的时候？”斯蒂夫问。

“八点半刚过一点。我最后一次给爱斯琳发短信是在八点半，然后我又等了五分钟。她没回我，于是我就走了。所以我看到那个男人的时间，应该是在八点三十五分到四十五分之间。”

这样一来，麦卡恩总共有三十五到五十五分钟的时间待在房子里面。罗里离开后巷去乐购大概是在七点四十分，也许麦卡恩先看到了他，看着他，一直等他走开，也许直到罗里离开他才到场。但是在八点罗里敲门没人应答的时候，麦卡恩肯定在里面了。

等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不会丧失思考能力，傻愣愣地待在原地，麦卡恩不可能那样做事。警探们都是控制情绪的专家，实在无法抑制的情绪，也可以等到合适的时间再处理。一旦发现爱斯琳死掉了，或者离死不远，他肯定会脱掉鞋子，避免留下鞋印，然后抓上一把厨房纸巾，把所有布雷斯林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都擦一遍。他还会把炉灶关掉，因为在完成所有工作并且开溜之前，他显然不能让烟雾报警器响起来。他会听着门铃和敲门声，听着爱斯琳的手机震动和铃声，同时注意避开窗口可见的区域，等他清理完毕，在离开的路线上他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用过的厨房纸巾也会揣在兜里，去外面另找垃圾桶丢掉，然后从后门离开。三十五到五十五分钟：时间足够。

“周日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说这件事？”斯蒂夫问。

“因为……”罗里擦了擦嘴，“好吧，你们知道吗？我以前见过这个人两次，在斯托尼巴特尔。第一次是在某天傍晚，差不多三周以前——我在找机会进到后巷里面，而他在路口抽烟，所以我只能迂回一圈，再想办法。那次我没到他身边就穿过了马路，所以他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我；我注意到他只是因为他挡了我的路。但是第二次——我想大概是十天前——我在阿斯特丽德路上从他身边走过，当时我正准备回家，我们还对视了一眼。要是他记性好，他肯定能记住我。我知道要是我告诉你们周六晚上我见过这个人，你们肯定会去追查他的下落——要是你们找到了他，他就会告诉你们之前见过我，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我本来都不打算告诉你们这个人的事情。我本来希望你们不要找到这个人。”

到底怎么回事？疑问盘桓在我和斯蒂夫两人头顶。麦卡恩在做什么？成天在爱斯琳家门口盯梢？

罗里以为我们都不说话是因为怀疑他在说谎。“我太害怕了！‘哦，警探同志，顺便提一句，我一周三四天晚上都会在斯托尼巴特尔散步，盯着一个女人的窗户，与此同时，我发现另外有个家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们最好去查查他……’我一定是疯了才会跟你们坦白这个。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你们之后也看见了。”

“我明白，”斯蒂夫说，“我确实明白，所以你自己一暴露，你就打算把这个男人供出来……”

“却没人听，”我替他说出来，“好吧，我要为此向你道歉。”罗里眨了眨眼，有点害怕，然后迟钝地点了点头。“算你走运，莫兰警探察觉了这一点。”

“你觉得你还能认出那个家伙吗？”斯蒂夫问。

“能，应该没问题。自从爱斯琳出事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罗里倾身向前，满怀期待——他又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了，“我越想到这个，我就越觉得他……我是说，他的脸，在周六晚上，有些不对头。”

斯蒂夫从包里拿出身份指认卡。“好，”他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告诉我里面有没有你看到的那个人。如果里面没有尽管告诉我们，如果不确定也尽管说出来。好吗？”

罗里点了点头，开始集中注意力。斯蒂夫把卡片拿到他眼前。

罗里看了两秒。“这个家伙。就是这个人。”

他手指指的是麦卡恩。

“别着急，”斯蒂夫说，“确保你把所有卡片都看全了。”

罗里很听话，他又看了一会儿，但他的手指没有动。“就是他。”

“你确定吗？”

“没错，我确定。这上面看起来年轻一些，不过就是这个人。”

终于来了：确凿的证据。不再是假设和可能了，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它从天而降，让我跟斯蒂夫之间的空气猛地一抖，变得稠密而阴沉，无法流动。我们此刻被困在其中。

罗里能感觉到我们相信他。“你们觉得他……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人。”斯蒂夫说，“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细节。你可以把看到这个人的具体地点写在下面吗？然后签一下名字，标注上日期，再在你辨认出的这个头像旁边写上你名字的缩写。”

罗里把卡片贴在书架上，小心地写起来。“给你，”他写完了，把卡片递给罗里，“这样可以吗？”

斯蒂夫看了看。“很好。我们还会再让你来警局一趟，做一个正式的笔录，不过不是现在。你可以放松一下。”

“你的意思是……我待会儿还得去警察局找你们？”

“我还不知道。我们会看一下今天的进展。不过现在你可以平复心情，冷静一下，好好睡一觉，吃些东西。我知道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那我还……”罗里的喉结动了动，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你们跟爱斯琳的邻居谈过了吗？他们有人在巷子……在她家外面见到过我吗？”

“还没有。我们还会找你的。像我说的，你现在可以放松些了。”

“你是说……你知道。你们还觉得我是凶手吗？”

斯蒂夫说：“我还得问一句，朋友。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任何事情？”

罗里用力摇了摇头。“没有，我什么都说了，我发誓：什么都没有了。”

“好，”斯蒂夫说，“要是你想到了什么我们应该掌握的情况，直接给我打电话。同时，我只能说，我们相信你确实见到了这个家伙，”我点了点头，“我们会彻底跟进这条线索。明白了吗？”

“谢谢，”罗里说，他还是有些困惑，长舒一口气，“谢谢你。”

我收起了笔记本，斯蒂夫把他斜靠在书架上时弄歪的书码齐。“嗯，”罗里用手拽着那件糟糕透顶的毛衣的下摆说，“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问吧。”斯蒂夫说。

“我监视了爱斯琳，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但你还记得我说过，爱斯琳并不介意成为别人幻想的一部分吗？你不相信我吗？”

他对着我说。“我记得你提到过这一点。没问题。”我说。

“我看着她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相反的。我在体会住在那里的感觉，成为她是什么感觉。我在努力进入她的世界。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做他们那种龌龊的事。”

他整个人都缩进那件毛衣里。“这样……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吗？”

这在我听来就是顶级的胡说八道、自我开脱，但我们现在需要他和我们站在一边，所以我点了点头。“有道理，”斯蒂夫温柔地说，“我们会记下的。”

我们离开了，罗里还站在书架中间，茫然地盯着我们经过一排排身影模糊的恶棍、幽灵般的树影，以及穿着背心裙蹦来跳去的女人，仿佛过几个小时我们再回来时，他们就会没过他的头顶，让他消失不见。

来到门外，我说：“麦卡恩到底在搞什么鬼？他从几周前就已经在斯托尼巴特尔扯淡了？”

“也许是在踩点吧，”斯蒂夫说，“先把地形搞明白，这样等正式行动的时候，他就能来去自如，不至于迷路或者暴露自己。”

“结果他还是被发现了，还被发现很多次。这本来是用‘谷歌地球’就能完成的工作：你完全可以通过它完成踩点工作，连鞋都不用穿。”

“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查到他‘谷歌地球’的使用记录。指认身份这种事情还是可以抵赖的，而上网记录就没那么容易了。”

迪齐的黑色帕杰罗已经消失了，在两根灯柱以外的地方，出现了一辆白色的日产逍客。动作真快，我好奇里面是不是布雷斯林，但我不打算去一探究竟，尤其是在罗里正在窗户后面盯着的时候。“听着，”我转过身来，用手指指着斯蒂夫的脸，“二十分钟后，我们在周日吃早餐的公园里见面，要确保身后没有尾巴。”我戳了他的肩膀一下，“清楚了吗？”

“行吧，”斯蒂夫翻了个白眼，“老天！”然后我朝我的车迈过去，看见他气愤地在空中挥舞着手。天晓得他是不是在做给布雷斯林，或者布雷斯林坐在日产逍客里的眼线看。我钻进车里，佯装气急败坏地迅速驾车离去。

我先到了公园，而且我很确定身后没人跟踪。公园里很潮湿，几乎没有人，除了一个全身穿着氨纶装备的自行车手，他正用手吃着保鲜盒里的食物，还有两个保姆正在用葡萄牙语开怨妇大会，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在花圃里乱挖也不管。我找了一张离他们最远的长椅坐下，随手翻看早上给罗里做的笔录，等斯蒂夫过来。

描述跟麦卡恩相符，而且他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留在爱斯琳家。所有这些都被我记了下来，记在平时用的本子里，跟那些在别人脑袋上跳舞、用被害人的皮带勒死被害人的强奸犯，以及各种浑蛋事情都记在了一起。证人指认麦卡恩警探。

我翻到干净的一页，给索菲打了电话。刚过八点半，可是响到第二声她就接了。“嘿，我本来打算一到单位就给你打电话的。”

“嘿，”我说，“这么说你们有发现了？”

“这意味着你上了我的黑名单。”她吃着东西，正在走路：站着吃早餐，同时在收拾东西，看来索菲要迟到了。“今天早上四点，我的手机就开始闹腾：短信、邮件，然后是更多的短信，都是来自我们电脑组的那个家伙。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只能无视它们，结果他直接把电话打了进来。这个家伙工作能力没得说，但说到做人，他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加白痴。最后我不得不关掉手机。显然我连同该死的闹钟也一起关掉了，所以我在十秒钟之前才刚刚睁眼。”碗柜门砰的响了一声。

“啊，真浑蛋，”我说，“我很抱歉，把那家伙的号码给我，我每半个小时就给他来一次电话轰炸，连炸他一两周，你需要吗？”

索菲扑哧地笑出了声。“要是他会觉得这是个麻烦，那我会让你炸他的。不过听着：他已经把被害人的那个双重加密的照片文件夹破解了。他就是忙这个到很晚，让他犯起了傻。你是对的，密码是‘missingmymissingdaddy’（想念我不知去向的爸爸），中间还有几个字符，用来增加难度。”

我心里涌起一阵厌恶，结果吓了自己一跳。这是这一天里我头一次感受到情绪的存在。“太棒了，”我说，“我最喜欢能猜出来的密码了。里面有什么？”

索菲正在吃什么带汤汁的东西，发出咕噜声。“等我上车的时候我就把它们传给你。大概有二十多张便条的照片，上面有一些数字和字母，还有一张剪报的照片，看起来像个小孩写的童话故事。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不过但愿这些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不枉我坏了这一整天的事。”

“等看过之后才能告诉你，”我说，“不过她这么大费周章，肯定是值得保密的东西，对吧？太感谢你了，索菲。记得给我传文件——有时间把照片拍摄的时间也一起整理给我。我能保证的是，这些东西给案子打开了突破口。”

“你最好能这么说。我得挂了，因为我得找找我另外一只靴子了，我要开始砸东西了。回头见。”然后她挂了电话。

我抽时间看了眼《信使报》的电子版，确认一下我是否需要抽时间打烂克劳利的脸，不过上面没有关于我私人生活的内容。显然，就连昨晚那个自大的浑蛋，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老实做人。不过上面有爱斯琳事件最新的恶心报道——克劳利找到了她的几个老同学，大家都哭哭啼啼向公众描述爱斯琳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不过好女孩露西一定告诉他赶紧滚蛋。报纸的侧边栏还列举了近几年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一开始我觉得这下头儿可有的好看了，但我又想起等今晚找他汇报的时候，这个报道可能已经成了不足挂齿的小事。他到时候会怎么看我呢，我都不敢想象。一想到这个我就害怕。奥凯利已经不会在我未来的生活里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可我的脑子还是没能及时适应这一点。

只是为了好玩，我开始琢磨：要是昨晚那个浑蛋看见我的大名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一开始我很小心，像是在用一颗已经注意回避多年的虫牙去咬东西。我花了一分钟，才确定这样做没什么问题。我咬得更用力，开始琢磨他会不会为我抓到坏人而骄傲，赞叹我的努力，或者因为我的警察生涯就此结束而感到遗憾，厌恶我夹着尾巴逃跑的样子：结果还是没什么感觉。我转战下一个单元，开始怨恨他离开我太久，以至于连久别重逢的喜悦都与我无缘：还是没感觉。浪费脑细胞在这种事情上，让我觉得自己蠢到了家。等我今晚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准备挖几个当年在失踪人口组的老案子，逗她开心，绝口不提昨晚的事情。

斯蒂夫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公园大门走过来，四下找我——两位保姆瞥了他一眼，扭头继续开她们的“会”，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怎么了？”我说。

“我给我在电信公司的朋友发了个短信，他之前在查那个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报案的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我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帮我们证明那个号码在布雷斯林手里。这是个碰运气的想法，不过……”他撇了撇嘴角，“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索菲的手下破解了那个加密文件夹。她说里面大多是写着数字的便条的照片。这会儿她正在把文件传给我。”

斯蒂夫突然做了个鬼脸。“啊，该死，真该死，我们可是需要有用的线索啊。”

“那也可能是有用的线索。现在谁成悲观主义者了？”

“因为罗里的身份指认……并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个辩护律师都能指出，罗里在警察局的走廊里进进出出的时候，曾跟麦卡恩擦肩而过，他见过那张脸，所以搞混了。”

“没错，”我说，“或者他根本没搞混，而是逼急了在有意捏造一个替罪羊，所以他就指认了一张熟脸，好让描述听上去更加真实。”

“是。”从一坐下斯蒂夫就没动过位置，丝毫不介意长椅给屁股送去的湿气。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还得去弄到声音的指认，让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的人确定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上午你跟布雷斯林行动的时候，看看能否搞到声音样本。用手机录一分钟对话就可以。如果你没法从他身边脱身，可以发给我，我去送到斯托尼巴特尔那边。”

他点了点头。我的手机响了。“来了，”我说着把手机掏出来，“祈祷吧。”

“我一直在祈祷，相信我。”

邮件的主题是“在这里了”，下面是一列日期和时间。附件里有二十九张图片，我简单看了一遍：黄色便条，8W写在圆圈里；便条，1030写在圆圈里；便条，7写在圆圈里，背景一片紫色，和爱斯琳家客厅的窗帘一个颜色；便条，7Th写在圆圈里，一角被大拇指捏着。

“是时间和日期。”我说。

“看起来像。”

“还记得我们曾经想弄清楚秘密男友是怎么跟爱斯琳传达约会信息的吧？”

斯蒂夫用指甲轻轻弹了弹我手机的边缘。“毫无技术含量，最安全的办法。”

“而且搜查她家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东西。”我继续看：11、6M、745。“一旦布雷斯林知道自己什么时间有空，他就会往爱斯琳的信箱上贴一张便条，让她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做好准备，穿上她的高档内衣。然后，等他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亲手把便条取下来，处理掉。就像我们说的：他很谨慎。”

斯蒂夫把图片翻到“745”那一张，在屏幕上放大。“你确定这是布雷斯林的笔迹？”

“很难讲，不过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而且我见过他这样写时间，不加冒号。”

“很多警察都这样。”

“没错，但是普通市民这么做的不多。这大概能缩小范围。”

“即便这样……”斯蒂夫摇了摇头，“笔迹专家也很难断定究竟吻不吻合。”

“没错。”我说。我回过头继续看照片：9F、630W、7。“而且布雷斯林也明白这一点。他再次不留给我们任何机会。”

“他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杀死爱斯琳。”

“对，但他也不打算跟他妻子离婚。布雷斯林喜欢他的生活。他喜欢自己的孩子们。他喜欢他那个家、他的车子，还有他想象中阳光明媚的假期。也许或多或少，他也还喜欢着自己的妻子。他也喜欢爱斯琳，但还不够让他赌上自己生活里其他的一切。要是她开始纠缠他，他不想让她有任何可以给他妻子看的证据。”

“他干得不错。”看上去，斯蒂夫对此并不满意。

7、745Th、8，然后是一张白纸，即便是手写，也一丝不苟——并不是布雷斯林的笔迹；看上去跟爱斯琳的签名和文件上的字迹相吻合。每个圆弧都很饱满，每条线都很直，她一定在下面垫了带横格的纸，让自己写得尽可能漂亮。我把图片放大，跟斯蒂夫一起读，在准备往下滚动的时候看着斯蒂夫，等他点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阴森的森林，里面有一个小木屋。小木屋里住了两个女孩，一个叫卡拉波萨，另一个叫梅拉蒂娜。

卡拉波萨光着脚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她爬上最高的树，在小溪里游泳。她训练狼崽从她的手里吃东西，张弓搭箭射向狗熊。

梅拉蒂娜从不离开小木屋，因为她被一个巫师施了魔法。卡拉波萨无法解除这个魔咒，任何王子都无法解救梅拉蒂娜，任何好心的巫婆和巫师也都无计可施。梅拉蒂娜觉得自己永远要被困在这里了。她整日看着木屋外面的世界，以泪洗面。

后来有一天，梅拉蒂娜发现在木屋地板下埋着魔法书。她开始自学魔法。卡拉波萨警告她巫师是危险的，她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瓜葛，但梅拉蒂娜没有选择。否则，她就只能在小木屋里默默死去。

学会了魔法后，梅拉蒂娜开始施展本领，把自己身上的魔咒转移到那个巫师身上。他被永远囚禁在小木屋里，而梅拉蒂娜则跑了出来。她和卡拉波萨一起爬树，在小溪里游泳。从此她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如果我把结局弄错了，我想让你告诉她们。我爱你，很爱很爱。

“这是什么东西？”斯蒂夫说。

我说：“是给露西看的。”

“没错，这个我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说爱斯琳爱上了布雷斯林——好吧，这个是魔咒——让她被困住了。然后是什么呢？她让他也爱上了她？或者是别的意思？”

“我不在乎。露西能够解释这个乱七八糟的可爱童话。因为结尾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出了差错，露西需要告诉我们——或者别的什么人——整个故事。而且这意味着爱斯琳感到害怕了。”我打开手机，回到索菲给我发的邮件。“在11月12日的时候，爱斯琳就害怕最后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她的那份遗嘱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写的，记得吧？”

“太害怕，所以离不开他，”斯蒂夫推测，“这就是魔咒？”

“她也害怕他会看她的笔记本电脑，不然她就不会费功夫设置密码了——她不想让他找到某些东西。听起来这还真是个可爱的浪漫故事。”既然正在看邮件，我顺便看了看照片上的日期。9月9日，下午五点五十一分；9月15日，下午六点八分；9月18日，下午六点十四分。爱斯琳下班回家，发现便条，拍下照片，上传到电脑上，然后从手机里删掉。她在计划什么。

“而不知怎的，她把魔咒转移到他身上，控制了他。说不定是给他设了个圈套？”斯蒂夫眉头紧锁，双手抱头，陷入沉思。“关于罗里的一切都是爱斯琳的计划，她想激怒布雷斯林，让他动手打自己，这样就可以把他送进监狱，因为这是她想到的能够把他赶走的唯一方法？只是她没想到布雷斯林出手会这么重？”

我考虑着斯蒂夫的观点。这符合我们对爱斯琳的了解：足够天真，能想到这样一个愚蠢的计划，仿佛真的能管用，仅仅是因为感觉上很不错；此前因为别人浪费掉了自己大把的大好年华，当这样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时，足以引起她的恐慌。“这可以解释爱斯琳为什么要留下这些照片。这是他们之间风流韵事的证据，以免布雷斯林矢口否认自己认识她。”

“可为什么只有这些便条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在他们见面的时候留下录音？或者是在他呼呼大睡的时候拍下他的裸照？”

我本来一辈子用不着去想象那样的画面。这份工作还真是充满了挑战。“她害怕做那样的事情会被他抓到，”我说，“或者在她把内容上传到电脑上、删掉文件之前，手机就抢先被他看了。”

“真该死，”斯蒂夫说，“只要一张裸照，就可以铁证如山。而这些东西……”他长叹一声，“除非露西手里藏着什么关键的证物，否则我们可能连起诉他都办不到，更别想给他定罪了。”

他看着小孩子们把泥巴弄到头发上，双手紧握放在两膝间，脊背僵硬地挺着，显然很不开心。

我说：“你可以不用追查下去。”

这话必须说出来。昨天晚上，抓人和突然醒悟让我们两个人的肾上腺素水平飙升。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要携手并肩，最后一起撞线。我觉得他也是这样想的。而今天，斯蒂夫一大早就一脸沮丧与悲观，再加上惨淡冷冽的天空、迪齐监视的眼神，以及昨夜的雨滴在树篱间滴答作响，我觉得应该给斯蒂夫一个机会，让他改变想法。

他的脸转向我。并没有感到震惊，他丝毫不掩饰自己曾经考虑过这个想法。他的表情很复杂。

他说：“你也一样。”

“我并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了，而你不一样。而且这是我的案子。”我突然感到一阵类似痛苦的情绪闪过，实际上，我仍然无法停止像一个警探那样去思考问题：我的案子，我的责任。我不知道要到怎样的境地，这种感觉才会消失。“你可以说自己病了——食物中毒。然后回家，躲一些日子，等一切都尘埃落定。”

“我们可以一起放弃这个案子。告诉布雷斯林，罗里已经指认出麦卡恩曾在犯罪现场，我们知道麦卡恩是清白的，但我们不想让他惹麻烦、上法庭、作为一个嫌疑人出现，所以我们打算释放罗里，把这个案子打成悬案。然后告诉罗里身份指认的效力不够。到时候头儿会因为我们办案不力，骂我们一顿，但是布雷斯林会替我们说好话。砰，一切结束，就像整件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他看着我，表情和昨晚一样僵硬。惨淡的光线倒是让我在他脸上发现了之前没注意到的鱼尾纹和笑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让我说好：好，让我们把这些破事都扔到一边，一走了之。

他是对的：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几乎没有良心上的不安。就像他说的，这个案子中想要有人认罪，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即便我们做到了，正义伸张对死者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会对爱斯琳有任何帮助。这个案子里没有需要讨个说法的家属，我们不把麦卡恩和布雷斯林绳之以法，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连环杀手。他们会回到正轨，继续生活，布雷斯林也可以继续控制他的下半身。放过这个案子，不会有任何坏处。

只不过，细想起来，我的处境和推断布雷斯林和麦卡恩可能受贿时是一样的。要是我把嘴巴闭牢，他们就会将我控制住，把我扭曲成另外一个人，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从外表上看不会有什么差别。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会主宰我和我的每一天，不管他们是想，还是不想。

我是欠这个案子的。我对它有诸多抱怨。我需要一枪射中要害，剥下皮，把它做成标本，挂在我的墙上，等很久很久以后我的子孙们问我，我当年当警察都有些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讲给他们听。

我不能跟斯蒂夫说我要溜了，现在还不能。“不，”我说，“我已经开始了，就让我做完吧。”

他脸上的表情突然松弛下来，可能是心安、失望，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微微露出温暖的一笑。“我也想接着做下去，所以，”他说，“我从没食物中毒过，假装的话，肯定会露馅儿。”

出于某种原因，他的话让我很受触动，是切切实实的触动。我倒没有热泪盈眶什么的，但我确实感受到胸腔中有某种东西在汹涌。很奇怪，当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斯蒂夫。我肯定已不知不觉把这个浑蛋的存在当成理所当然了，觉得他一定会一直在身边，像个弟弟一样。这不是我的风格。但事实是，斯蒂夫不会永远陪着我。一旦我走了，我们会保持联络一段时间，偶尔约一杯，因为彼此的故事大笑，聊起各自工作中尴尬莽撞的时刻：他和新搭档说话都要尽量乖巧机敏；而我则在努力劝他别干那破工作了。然后约酒的间隔就会越来越长，终究会有人开始谈恋爱，不会再有时间陪伴在另一个人左右，短信会以“嘿，好久不见”作为开头。某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的缘分就会那样尽了。

我可不能变得多愁善感。“你这个乖孩子，”我说，“我打赌你从来没逃过学，对吧？”

“啊，我逃过，为了见我快要去世的奶奶。”

我专注地看那些正在破坏花圃的孩子，还有正在做着拉伸运动、向保姆们展示肌肉的自行车手，直到把头脑清空。“好吧，”我说，“很好。这样的话，我准备把爱斯琳的童话故事拿给露西看。你去和布雷斯林周旋。告诉他你跟我见过罗里了——反正他迟早会听说。说我让罗里很难堪，总是说他对前女友们‘太投入’；我问他是不是也跟踪过她们，他矢口否认，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斗志全无。你要表现得还不完全相信罗里就是凶手，而我还在为你心存怀疑气急败坏，你则因为我总是对这些质疑嗤之以鼻而愤愤不平。这样一来，布雷斯林就会把你看得更紧，没心思管我这一小时去哪里了。”

斯蒂夫点点头，考虑了一下。“听上去很不错。要是他问起你去了哪里……”

“你不知道，我告诉过你，这不关你的事。”

片刻后，斯蒂夫问：“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今天，”我说，“一定得今天。布雷斯林估计我们马上就会传讯罗里，把他逮捕，然后给检察官准备文件。如果我没那么做，他一定会起疑，那时他们就会提高警惕。”

他点了点头。“我们的目标是谁？布雷斯林还是麦卡恩？”

“我选麦卡恩。除非露西给我们提供什么可以指证布雷斯林的核心证据。布雷斯林已经跟着我们看了好几天，他对我们的了解比麦卡恩深入得多。另外，如果布雷斯林发现我们这次行动的任何迹象，他肯定会愤慨一番，大发一通脾气，咆哮说自己早就受够了，这一周真是受尽折磨。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先稳住，集中火力攻击麦卡恩。”

“好，”斯蒂夫长叹一声，说道，“好吧，那就麦卡恩。”

“你最好赶快行动，趁布雷斯林还没有问起你的行踪。”

“没错。”他把身份指认卡从包里拿出来，每种递给我两张。“祝你好运。”

“好，”我说，“你也是。”

出于某种原因，在分开之前，我和斯蒂夫击了个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做这种动作，又不是中学生；但此时我们感觉，在展开这次计划之前，必须要做点什么才好。

◇☆◇

15

这次露西很快就应了门。打开之前，她已穿戴整齐——还是黑色的连帽衫，不过换了件干净的，手上还拿着一沓文件。她看着我，面无表情，静静地等着。

“早，”我说，“我们方便谈几分钟吗？还是太早了？”

她说：“我还想着你可能会更早。”然后她转过身，朝楼梯走过去。

她的客厅里很冷，一晚上没开暖气，湿冷的气息久久不散。空气中有吐司和烟——这次是合法的烟——还有咖啡的味道。填充狐狸、旧电话和电话线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录音机，还有一堆旧专辑，一个硬纸箱，里面是带花纹的陶器，还有一卷画布，一直顶到天花板，露出来的部分画的是一条消失在远方的乡间小路。房间里感觉充斥着太多故事，它们在角落里相互推挤，抢占着空间。

露西这次先坐下了，直接挑了背靠窗边的沙发，让我坐到了向光的位置——她学得很快。在咖啡桌上，她已经布好了自己的防线：一包烟、打火机、烟灰缸，还有一杯咖啡。她没有给我准备任何东西，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等着我先动一步。

我挑了个破沙发坐下。“我准备跟你说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想的事情，”我说，“在我说完之前，我不需要你来判断对错。我不需要你说任何内容。我只想让你听我说，好吗？”

“我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那你就听着，好吗？”

她耸耸肩。“如果你想的话。”她靠在沙发上，弄出很大动静，跷着二郎腿，把杯子放在膝盖上，准备顺着我的意。

我也能奉陪到底。我重新调整坐垫的位置，把屁股在沙发上安顿好，给两条腿找到伸展开来的最佳角度。露西缩了缩身子，希望我能快些开始。

“所以，”我终于感觉舒服了，于是开口，“让我们从你和爱斯琳的友谊开始说起吧。你们两个的关系比你说的要更亲密。她的电话记录说明你们两个基本上每天都会通电话或者发短信。你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闺密。”

露西把手指尖伸进咖啡杯，捞出一小块东西，端详着。她那结实的黑色身影，裹在一块蓝色和铁锈色相间的墨西哥条纹地毯里，浅金色的刘海垂在她苍白的脸庞前，让她很难看清东西，如同我视野中茫然的一点。

“所以在周日的时候，你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你声称自己跟爱斯琳没有那么亲近，恰好是在你告诉我们她有个秘密男友的时候。这意味着三件事：一，你还知道更多他的情况；二，你害怕他，你不想让他发现你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三，你觉得他有可能通过我们找到你。”

听到“害怕”，她的眼睛眨了眨。她在咖啡杯旁边蹭了蹭，把指甲弄干净。

我说：“一开始，我和我的搭档以为爱斯琳是在和某个黑帮歹徒约会。”即便我不知道这个推断是错的，露西脸上的表情也已经告诉了我它错得有多离谱。“直到昨晚我们才明白过来，爱斯琳的约会对象并不是黑帮歹徒。他是个警察。”

一阵沉默。这部分我比她在行，经验更丰富。到最后她先动了。“就这样？”

“没错，到你了。”

“干吗？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害怕，”她又眨了眨眼，“但是如果你想继续保持沉默，也没问题。你告诉我们爱斯琳正在跟某人秘密约会，因为你想让我们把他找出来。而你自己又不想陷得太深；你希望能给我们指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自己追查出一个结果。而我们做到了。”

露西仍盯着她的咖啡。她说：“那你们就不需要再找我了。”

“如果不需要，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很确定我知道爱斯琳在和谁约会。我很确定我知道是谁杀了她。但我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或者你说这些只是想搞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我说：“你想听一个秘密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们单位有储物柜。两个月之前，有人把我的柜子撬开，在里面撒了泡尿。我的所有运动装备和五六份有价值的审讯资料都被毁掉了。”

露西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睫毛在轻轻颤动：她在听。我说：“重点是，我们重案组跟其他组是分开的，其他组都不在我们这边办公。而且更衣室是有密码锁的，所以这件事只能是我的同事干的。”

这次她抬起头了。“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他们想让我走。这不是重点，关键在于，这不是电视剧，警察们都他妈的手足情深，要是有人一不小心冒犯了某个警察，最后一定会死在阴沟里，我们其他人还会来帮忙消灭证据。我对警局毫不忠诚，我不会给任何人收拾烂摊子。我只对我自己的案子负责。任何人碍了我的事，不管他是不是警察，我都会想办法把他搞掉。”

“你觉得这样我就能放心了？”

“如果我只是来这里让你闭嘴，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现在已经动手了。我已经知道你了解一些隐情；要是我不想它泄露，根本不需要问你具体知道些什么。”

有那么一秒，我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但过了一会儿她的脸又沉了下来。她冷冷地说：“在这方面你比我在行，我清楚。我根本无法判断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拿出我的电话，找到爱斯琳的童话故事，把它推到桌子另一侧，给露西看。“这个，”我说，“我觉得是写给你的。”

我向老天祈祷，希望这不会让她再次崩溃，因为今天我没有时间再安抚她，但这次露西很坚强。她一度咬住了下唇，当她抬起头时，我发现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但要是换作以前，她一定已经啜泣起来了。

我说：“这是爱斯琳的笔迹，对吗？”

“对。”

“这是给你的。”

“没错，是的。”

我说：“我根本不理解她是什么意思，但我想，如果故事没有以快乐的结局收场，你可以告诉我剩下的部分。我想现在这个结局已经相当糟了吧。”

露西发出了声响，像是在笑，却很无助，带着痛苦。“卡拉波萨和梅拉蒂娜，”她说，“小时候，露西常常会编一些我们俩的冒险故事，用的就是这两个名字。我根本记不得它们是怎么来的，我应该问问她的。”

我说：“要是我想隐瞒，我不会把这个带来给你的。不过你是对的，确实有警探在试图掩埋这一切。而你不会遇到他们，你遇上的是我。”

露西在触碰手机屏幕，很轻，用两根手指。“我可以把它存下来吗？”她问，“你能把它发给我，或者打印出来给我吗？”

“目前这还是证据，我不能泄露给任何人。等案子一结束，我就会给你一份。我保证。”

露西点点头。“好的，谢谢。”

我伸出手，她又看了一会儿那个童话。然后她短促地吸了口气，挺直后背。“好吧，”她把手机递还给我，“爱斯琳正在约会的那个人是个警察。一个警探。”

她瞥了我一眼，看我什么反应。我问：“你见过他吗？”

“见过，就在爱斯琳遇到他的那个晚上。我不会让她——”

“等一下，”我说，“一件一件说。你觉得你还能认出他来吗？”

“没错，一定能。”

我打开包，找出布雷斯林的身份指认卡。“好，”我说，“既然你见过跟爱斯琳约会的那个男人，我想让你告诉我他是谁。要是他不在这里面，或者你不确定，尽管说出来。准备好了吗？”

露西点点头。她准备好，要再一次见到那个人。

我把卡片递给她，她看着。过了一会儿，她面无表情，显得很困惑。“不，他不在里面。”

怎么回事？“慢慢来，”我说，“你确定吗？”

“我确定。没有一个长得像他，一点也不像。”露西几乎把卡片扔回我身上。她再次变得恐惧，想知道我在搞什么鬼。我真想发誓我没有在耍她。

在我弯腰把卡片放回包里的同时——我想知道我接下来到底该他妈的怎么办，后悔没有把斯蒂夫带来——我又想到了一线生机。

我把另一组卡片拿了出来，有麦卡恩的那组。“看看这些，”我说，“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

这次几乎用了不到一秒钟：她一看，从鼻孔里发出轻轻的喘息，紧接着整个人都紧绷起来。“他！”露西轻轻地说，手指指向了麦卡恩，“就是他。”

“和爱斯琳约会的是这个男人。”

“没错。”

“你有多少把握？”

“百分之百。就是他。”

“写下来，”我说，递给了她一支笔，“在表格下面，写下你认出的是几号，以及你在哪里见过他，签上姓名和日期。然后在你认出的那张卡片旁边写下你名字的缩写。”

她写得整齐而坚定，只有快速起伏的胸口和轻微的喘息声暴露了她的兴奋。我也一样。关键的谜团——麦卡恩为何在维金花园附近徘徊了几周——已经解开。爱斯琳的邻居会觉得那个翻过她家院墙的男人是一头金发，是麦卡恩的灰白头发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反光的结果；麦卡恩的老婆打电话诉苦，说他又错过了晚餐时间；布雷斯林答应说把我赶走时他佝偻的背影；最近几天他的状态：全都对上了。

唯一无法对上号的，是爱斯琳为什么会和麦卡恩约会。一直以来，我跟斯蒂夫错过的是什么？

露西把指认卡递还给我。“这样可以吗？”

“很好，”我说，快速浏览了一遍，“谢谢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

她深吸一口气。“你想知道什么？”

“所有一切。从最开始讲起。”

“好，”露西手在大腿上面抹了抹——我无法判断她是要抹去汗水，还是接触那张卡片的感觉。“嗯，嗯，我想应该是从她妈妈去世后七八个月——大概就是两年半之前——开始的。小爱和我出去喝酒，然后她说：‘你猜我打算做什么？’她低下头，像这样抬眼看我，通过眼角的余光，很害羞地微微一笑——那时我以为她是打算去穿乳环或者别的什么……”露西轻轻地干笑了一声，“如果是就好了。但然后她说：‘我要去搞清楚我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她总是在编故事，关于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他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来，但她从没说过要真的去追查他的下落。”

我说话了，我可以说得跟别人一样富于同情心：“也许她觉得在她妈妈还在世的时候，自己没办法那么做。照顾她妈妈已经消耗了她全部的精力，没有办法去找她爸爸也不奇怪。”

露西快速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好主意——不是非要找到他，很有可能最终会白费功夫。但这是她第一次有计划地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她要学着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这说得通，对吧？”

“非常说得通，”我说——而且我确实是这样觉得——然后看到露西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这样做过以后，她才能尽情享受自己的生命。”

“没错。所以我说这是个好主意，你说得没错。所以爱斯琳就跟单位说她要去看牙医，然后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去了失踪人口组。一开始他们对她推三阻四，不过最后一个警探在某个电脑系统里查了她爸爸的信息，告诉她他已经死了。爱斯琳……”露西一边回忆，一边紧紧咬着下嘴唇，“老天，她完全崩溃了，她跟公司打电话说麻醉剂让她的脑袋昏昏沉沉，没法上班了，然后她就回了家，哭了一整天。下班以后我去了她家，她看上去就像只在路上被车子碾过的小狗，没有一丝生气，她简直……失魂落魄。”

这时候我似乎应该表现出悲恸：正是我的无情拒绝，才让爱斯琳的故事急转直下，成了悲剧什么的。要是昨天，我一定会觉得这都是胡说八道。就像我跟斯蒂夫说的：如果她想把全部生活都挂靠在一个根本不在身边的人身上，那是她自己的问题。可是今天，我却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突然间，感觉是很多人一起从四面八方推着爱斯琳：我、加里、她妈妈、她爸爸，一次又一次，用手指轻轻地戳她，推她的肩膀，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将她摆来弄去。我感觉我的皮肤跳动起来，仿佛盖满了苍蝇一般。而到最后，有个人连推都不想推她，她的存在不合他的心意，于是他就一拳了结了一切。

露西说：“我害怕她回到从前，漫无目标地生活，你知道吧？这对她来说是个机会，终于可以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可现在却又彻底毁掉了，她就再也不会尝试了。所以我像个该死的白痴一样，对她说：‘也许某个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能够告诉你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只是想让小爱感觉好一点，只想给她一件可以去追逐的东西。”

她的眼中又闪现那恳切的神情。“我觉得也是这样，”我说，“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说。”

“我真应该把我这张臭嘴闭上。但是在那时，我真觉得我做了件很漂亮的事情。爱斯琳不哭了，恢复正常了，埋头摆弄手机。我问她：‘你在干吗？’。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失踪人口组某人对她说的事情。她提到了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几个警探的名字。芬尼警探，还有麦卡恩警探。”

从她口中听到这个名字，让我后脖颈一阵发凉。我说：“然后呢？”

露西说：“她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了芬尼警探的讣告——她对照片的印象很模糊，但讣告上说他在失踪人口组工作了二十三年，她确定是他，所以这条线索就断了。但是麦卡恩警探……小爱费了不少劲，最后在一段新闻录像中发现了他，当时他刚好从某个案子的庭审现场离开——所以她知道他现在去了重案组。而且她一下子认出他来。她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叫麦什么什么——但她很清楚地记得他在她家待过不少时间，想要安慰她的母亲。她还记得他曾经拍过她的头，对她说：‘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它，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我们都不愿意让它有所改变。’爱斯琳接着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些什么，对吧？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我说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他只是想让你感觉好一些，尤其是在他们什么都没查出来的情况下。但她不会就此甘心。一连几周，她都在说这件事。最后我受不了了：‘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去找那个家伙当面问清楚吧。’”

“然后她就照做了？”

露西摇了摇头。“不，她说既然他那时没有告诉她，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告诉她呢？而且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强迫他那么做——失踪人口组的警探已经告诉过她，《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与案件调查相关的信息。于是爱斯琳决定用其他方式接近他：跟他‘偶遇’，不告诉他她是谁，想办法套出他的话。”

我挑了挑一侧眉毛。露西说：“很惊讶吧，没错。但爱斯琳的计划不只是第二天早上就去堵人，让他告诉她实情。她想得很周全。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不会毁掉的。她把关于这个麦卡恩警探的一切记忆都写了下来——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她当时并没有太注意这个人，因为她不觉得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但她那时常常会坐在家里楼梯的最后一级，在暗处听他和她妈妈对话，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爸爸去哪儿了的头绪。所以她对他还算是有一定的印象。她记得他来自德罗赫达，还有他喝茶的时候只加一点奶，不放糖。”

麦卡恩现在还这样。出于某种原因，这件事让我脊背一凉。我随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麦卡恩，就是昨天早上在总部门口，满脸胡楂、焦躁不安的麦卡恩。这个失踪案从那间有一个沉默不语、一直在角落里听着他说话的小孩的阴沉房子里就开始跟着他，拐过无数个转角路口，一直来到我们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的办公室。到这一刻，我终于明白，麦卡恩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她记得他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小男孩——她妈妈问了他一遍又一遍：‘你不会离开他们的，对不对？你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妻子和孩子们。’而他每次都回答：是的，他永远不会。她记得他的外套，一件灰色的粗花呢大衣——他总是把它挂在楼梯栏杆上，每次听他们谈话，她都会从上面揪一点毛球，放进他的口袋里——她并不喜欢他来。但小爱还记得一件重要的事情——她在这件事情上画了圈，周围还画了星星——他喜欢她妈妈。”

“什么样的喜欢？”我问，“他们交往了吗？他在勾引她吗？”

“老天，不！”露西脸上瞬间出现的厌恶表明她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可不是什么希腊悲剧，小爱没有跟她妈妈的前男友上床。只是后来看来，她很确定麦卡恩喜欢她妈妈。她觉得这就是他在这个案子上花了那么多时间的原因。即便他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而且想表现得很职业，即便小爱的妈妈不惜一切代价只想找回自己的丈夫：他喜欢她，而且也有所表示了。”

“然后爱斯琳觉得这很重要。”

“没错。她觉得自己可以利用这一点。她说：‘要是他是那种为博红颜一笑、愿意付出一切的男人，我就好办了。而且不管怎样，我都得先改变自己的样子，我不能让他认出我，对我产生怀疑——虽然他从来没有多看过我一眼，几乎没有注意到过我的存在，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得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然后她办到了。”

露西笑了，或者只是故作愉快地喘了口气。“老天，她真的办到了。她几乎不吃东西，每天都去健身房。等变得足够瘦了之后，她相当满意——太瘦了，要是你问我怎么看的话，可这都无所谓了——她还找了个形象顾问，询问该买什么样的衣服，化什么样的妆，什么样的发色更适合她。她把自己弄得像某个边远地区的工厂出品的玩偶一样。我说：‘你为什么不按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呢？’但她说不。她说：‘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除了我妈妈那个类型，但我又没法照着我妈妈的样子打扮自己，那样他会发现我的秘密。所以我就得大众化一些。我得成为那种大家都觉得漂亮的女孩，即便他并不是很中意我，把我带在身边也会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况且我还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搞清楚我自己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是说……”露西挫败地扬了扬手，“我还能说什么？”

我的内心倒是对爱斯琳·默里斯产生了几分敬意。这个想法愚蠢至极，但她完成得真的很不错。她并不是我刚到她家那天以为的无脑小女孩，或者是我刚才还在为她感到抱歉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孩子。她努力训练自己，花时间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不择手段以实现目标。

“这可真是有些执迷了。”我说，“你没有替她担心吗？她在这件事情上陷得这么深？”

“我当然担心了。我当时觉得她需要有所追求，应该开始追求她想要的东西，但我想的不是这种事情。她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让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她觉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会喜欢的女人。这真的很疯狂。”

“你对她说什么了吗？”

“啊……”露西表情扭曲，双手抹着自己的脸，“我说了，可又像没说一样。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摆布爱斯琳，你知道吗？她为了找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过得已经够艰难了，我不能跟她说，她做的这一切都是错的。但是在她找了形象顾问之后，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我并没有直接说：‘你疯了吗？’但我很清楚地告诉她，我觉得她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了，这件事情本可以用更正常的方式解决，直接去找麦卡恩警探，或者干脆全部忘掉。但爱斯琳只是对我笑了笑。她说：‘别担心，傻瓜！我心里有数，我有计划的，你忘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然后一切才算是真正结束，我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你不想跟我去秘鲁吗？’我说：‘我们就不能直接去秘鲁，把这个家伙忘掉吗’”

“可是她不愿意。”我说。

“是的，她说自己需要把这件事做完。她还说——用她的新口音；她过去是格雷斯通斯口音，像我一样，但她担心自己的口音会让麦卡恩警探产生联想，所以她就开始学电视上那个总是噘着嘴的播音员的口音——她继续说：‘你担心得太多了！看看我，我的样子像是不开心吗？’”露西继续回忆，脸上露出了悲伤的浅笑，“而她确实很开心，真的很开心。那是我见过她最开心的样子。轻飘飘的，像个吃了很多糖果很兴奋的孩子，不过终究是幸福的。而且她还为未来做了计划——她以前从来都不做什么计划。秘鲁不是个玩笑——我是说，我是不可能去的，我没有积蓄，也不可能离开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爱斯琳是打算出国旅行的，确实如此。她对每一个她想去的国家都做了研究，而且还研究了回来以后要去什么大学，学什么课程……这个计划让她兴奋不已。所以……”露西的肩膀动了动，像是在耸肩，“很难动摇。”

“这个计划，”我说，“具体是什么呢？”

“她打算跟麦卡恩警探先打情骂俏几周，约几次会。她并不打算勾引他，或者把他如何如何，而且她也不担心他会想和她上床——她说她很确定麦卡恩对她妈妈没有那种企图，他并不是那种以上床为目的寻花问柳的男人。他在乎的是让有吸引力的女人关注他，而且对此欲罢不能。她说就算她想亲他，他可能也会跑到一里地之外。”露西嘴角又闪现出黯然的一笑，“她只是想给他关注，很多关注。”

“聪明，”我说，“爱斯琳很了解人心。”

“没错，她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生活，她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观察其他人上，想知道他们如何生活。这是我感觉她可能会达成计划的唯一理由。我是说，那家伙是个警探，绝不是那种轻易会中美人计的蠢男人；但如果真的有什么人能让他中招，那就是小爱。”她的笑容更深，但看上去很痛苦，“她准备假装自己是那种对警察着迷的女人，这样她就可以一直问麦卡恩关于各种案件的问题——她查遍了所有旧报纸上的文章和法庭记录，搞清楚他办的是哪一类的案子，然后买了很多相关的书，这样可以保证她问到点子上。然后她再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她的父亲……等她弄清麦卡恩警探掌握的关于她父亲的线索，她就会立刻抽身，飞去秘鲁。”露西突然把头抬了起来，望着天花板，用力眨眼，“就是这些。几周的关注。”

这就解释了爱斯琳书架上那些真实犯罪书籍，还有她在网上查黑帮凶案的浏览记录。终究不是为了找刺激，或者是勾引某个库埃鲍尔成员。我说：“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

露西说：“我知道爱斯琳的计划并不周全。这就像个童话故事，故事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那场盛大的婚礼，然后大家就可以永远开心幸福。这就是爱斯琳在做的事。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重头戏，那个家伙对她说出她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刻；在那之后，生活就会变得完美无缺。我试图告诉她，事情可能不会那么顺利，我试过了，但是……”她摊开了手。

“她不想听。”

露西用手拂过自己的头发，把它弄得乱蓬蓬的，像个小孩。她说：“我们当时就坐在这里，爱斯琳坐在你现在的位置，缩在一条毯子里，手里捧着一杯茶。我们刚刚去过夜店，夜足够深，我们喝得也足够多，我才能跟她说说这件事。我说：‘小爱，要是你查出来的结果让你失望了怎么办？真相可能很糟糕，非常糟糕。’”

“屋子里很暗——我们只开那盏台灯。我只能看清她的脸，在毯子外面，她在呆呆地盯着什么。她看上去并不漂亮，看上去是被掏空的，饿得只剩下一副皮囊，苍老了许多。然后她说：‘露西，你觉得我不明白吗？你真这么觉得？所有可能性我都想到了。我想最有可能的就是我爸爸自杀了，而警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只好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他突然精神崩溃，流落街头了，警察找不到他，又不想承认自己无能。我还想到有可能是警察开车撞死了他，然后毁尸灭迹；或者某个精神病患者杀死了他，把他埋在了山里，而出于某种原因，警察不想把真相公之于世——它可能跟某桩大案有牵连——他们只能永远封存。我什么都想到了，我只是想知道哪一个是真的。这样这一切就会结束。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

“你就不再劝她了。”我说。

“是的，我放手了。可能我应该更坚决一点——好吧，老天，显然我应该那样，对吗？”露西又轻轻笑了笑，带着悔意，“可她当时的样子，仿佛这个计划是她的唯一，哪怕只剩骨头，她也要紧咬不放……我办不到了。我告诉自己也许会没事，也许这个麦卡恩根本不会搭理她，也许他会看穿她——我是说，看透别人是他的工作，不是吗？然后他就会告诉她，她的爸爸是为了从一个大毒枭手里救出一个金发小男孩而丧命，然后她大哭一场，就可以重新出发，像她计划的那样。”

只要麦卡恩能及时看穿。“但是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我说。

露西说：“她把他当成自动点唱机来摆布。愤世嫉俗的冷血警探，开玩笑吧？只用了一个月，她就把他拿下了。”

“她是怎么办到的？”

“她在网上查到了警察们经常喝酒的地方——我想她在一些论坛里留了言，说自己在钓一个警察，嘻嘻。她搞到了一张地点清单，然后我们逐个排查了一遍。”

“我们，”我说，“你和她一起？”

这让露西扬起了下巴。“我当然要陪着她。你觉得我会让她一个人吗？”

“不，换作是我，我也会叫上我的闺密一起。只是确认一下。”

她恢复常态。“有些地方显然不对，像‘铁面杰克’，警察会去，不过里面全都是些毛头小子。不过有一间酒吧，你也许知道，叫霍根？”

“没错。”我说。霍根是一间警察酒吧，没错，一间老式酒吧，全是破旧的红色天鹅绒座椅，老式台灯，藏在哈考特街外围的错综复杂的巷子里面，大部分警察部门都在那边，包括总部。在进重案组以前，我偶尔也在那边喝一杯。我见过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一两次。那时我看见他们，还像见到了摇滚巨星。

“有很多老家伙在那边喝酒，所以我们经常去那里。但是那边环境很不好，有一些家伙老是过来搭讪——好吧，主要是来找爱斯琳——我们得把他们赶走，不过倒也不难办到，不然我们还会落得一个婊子的名声，即便麦卡恩出现，恐怕也不会靠近我们。我们表现得像是……”露西叹了口气，“这是爱斯琳的主意，我们表现得像是我正在为什么事情而沮丧，分手或者什么的，只是想跟闺密聊聊天；这样她就有借口把那些接近她的男人赶走，而且看上去还是为我做的。”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声音里带着辩解的意味：“我并不希望那样。这丝毫不像我身上会发生的事。不过……爱斯琳很擅长说服别人。一点点地，然后突然间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她戏里的主角。”

那种后脖颈一凉的感觉又来了。麦卡恩——和每一个谋杀案警探一样；和我一样——他是自己写剧本的人。他可不愿意忽然有一天一睁眼，看见自己正站在别人写的戏的舞台中央。

“然后，”露西说，“我们第四次去霍根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假装伤心难过，心里琢磨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突然，我感觉爱斯琳整个人都僵住了，屏住呼吸，酒杯砰的一声落在桌子上，仿佛肌肉失去了力气。我转身去看她是否还好，然后她说——几乎是耳语，我差点都没听清——‘就是他’。”

“他刚刚进门。我也认出了他：头发显得更加灰白，不过就是录像里的那个人，没错。他一定感觉到了我们在看他，因为他转过身来，而爱斯琳，直接就做了这个，”露西垂下睫毛，向上一瞟，露出浅笑，然后低头喝了口咖啡，“她进入状态了，要多快有多快。”

我说：“而且奏效了。”

又是一阵痛苦的笑声。“老天，没错。这完全奏效了。麦卡恩警探又仔细看了一眼，没想到会有这么迷人的女孩这样看着自己。然后小爱冲他咯咯地笑了笑，这种傻笑她之前经常会在别的男人身上练习。他走向吧台，小爱立刻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干掉，走到他身边坐下，继续点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能猜到，麦卡恩警探替我们结了酒钱，然后拿着刚点的酒过来，坐到了我们这边。”

真他妈的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7月底。我们喝完酒就走了——我不用假装找借口离开。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怪异的对话，小爱一直盯着他看，不管麦卡恩说什么，小爱都在一旁傻笑，然后他也膨胀了，觉得这个妹子已是囊中物，然后就……在我们离开前，小爱给麦卡恩警探——他说自己是乔——留了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她真的很棒。”我说。

“没错，”露西说，“她确实很棒。这也是让我觉得可怕的地方。看着她如此轻易就把一个警探拽进她布下的局，仿佛她这辈子都在干这样的事情，我突然意识到她确实如此。实际上，这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她编故事，让事情变得能够让人接受。只是这一次，这个故事是真的，而我不喜欢它。感觉就像——这听上去有些夸张，但我感觉很危险。”

这是废话。我问：“对她来说危险？对乔？还是对你？”

露西说：“爱斯琳不会伤害任何人。她——爱斯琳很温柔。”

我不信。一开始很温柔，有可能。可是一个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为了改头换面对自己如此苛刻的人，也不会对其他人有多温柔。但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这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她吧，也许麦卡恩警探也一样，但我管不着他，我只关心小爱。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真实的游戏。她没意识到这有什么不一样。”

这可能是真的。“所以麦卡恩警探联系了她，”我说，“然后他们就又见面了？”

露西问：“我可以抽烟吗？”

“抽吧。”

她把腿从条纹毯子里伸出来，放下咖啡杯，没有看我，打开了烟盒，抽出一支烟，摇了摇打火机。她还有机会明哲保身：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爱斯琳不愿意告诉我，自从把乔抓到手心之后，她就变得吞吞吐吐……

我一言不发，因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索性静静地坐着，等她开口。

最后，露西吐出一口长长的烟，从我身边飘走。她说：“他们定期见面。至少一周一次，经常两次或者三次。”

“你跟他们一起约过会吗？”

“从第一次之后就没有过了。我想去，但是小爱说我会限制她的发挥，一切都得围绕乔来进行。”

“他们都做了什么？”

“他们没上床，一直没有。他们不是那种关系，在一起只是聊天。他会来接她——他们从没在她家约过会，因为怕有邻居看到；一般都会到码头那边见面——然后开车兜风，去山上或者别的地方。我不喜欢那样。我是说，你们这些人去山上就常常会发现尸体，对吧？他来接这个女孩，确保没有人看见他，然后带着她去荒郊野外……这很像连环杀手的套路吧？”

我问：“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是危险的吗？”

露西摇了摇头，勉强地说：“不，小爱说他一直都很友好——‘十足的绅士’，她一直这么说。她实际上并不喜欢他，他太紧张了，就连逗她笑的时候都紧张兮兮的——不过他的故事很有意思，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好人。他对工作真的很上心，这让她感到安心。这意味着他在她爸爸的案子上可能真的尽了力，所以一定会有所发现的，对吧？”她面无表情地吐了口烟，似乎是笑了笑，“老天，真该死。”

我说：“那么麦卡恩也满足于只是聊聊天吗？他难道不想让他们的关系往性方面再推进一步？”

“不，在这方面小爱的推断是对的，他不是那种会玩婚外恋的人：他从没试图要睡她，连接吻都没要求过。她说他是个情种，明白‘只可远观’的道理。不过他也确实很喜欢她，这一点没错。为此爱斯琳感觉很愧疚，尤其是他还结了婚——”

“周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她不介意跟已婚男人上床，”我说，“那应该也不会介意跟已婚男人开车兜风吧？”

露西并没有因为我的诘问感到为难。“好吧，是我撒了谎。我需要让你知道她是在跟一个已婚的男人约会，但我又不能明说是哪个已婚男人。”

就算悲伤涌上来，露西的内心也能冷静如常。她是真的觉得害怕。“好吧，”我说，“所以乔并没有上爱斯琳，但是他喜欢她。”

“嗯，没错。他一直在说她有多棒，有多迷人，有多聪明——他的意思是她表现得像是无论他说什么，她都会当成是世上最重要的话来听，她当然会这么做。他还说他和老婆有多相处不来。他说他们当时莫名其妙地就结婚了，当时太年轻了，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因为他的妻子太迟钝，根本不理解他的工作，还很自私，不明白他在做重要的事情。她唯一关心的只有他总是不在家，不能分担辅导孩子做功课的事情，或者吃她亲手烧的饭。”露西撇了撇嘴角，嘴里叼着烟，“好吧，所以露西立马就明白了，她全心全意地夸赞乔的工作有多了不起，有多重要，央求他再给她讲讲那些了不起的、至关重要的英雄事迹。他当然乐意奉陪。”

他当然乐意奉陪。就像爱斯琳说的，麦卡恩内心是个情种，他梦想自己骑着高头大马，提着亮闪闪的长矛，在绿油油的山坡上策马奔腾，为了捍卫这个世界而浴血奋战。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份工作并不会给他机会满足这样的想象。他的妻子也不愿意听他瞎掰，但爱斯琳却给了他这个机会。

“然后，”露西说，“在8月底，爱斯琳决定要发起总攻了。她和乔去了什么地方野餐，她开始询问他失踪人口组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因为听上去非常神秘——这些她之前都有过计划，她把这些问题都写了下来，用心温习，还跟我对台词，就像演员那样。她让乔给她讲几个案子，在适当的时机假装倒抽一口气。她等着他讲出比较悲惨的一个——某个十几岁的孩子吸食过量毒品死了——然后她说，我的天哪，那这家人恐怕要难过死了！遇到这样悲恸欲绝的家属，他是怎么办的呢？因为如果要她面对经历过这种悲恸的家属，她准会毫无对策，只能陪着他们一起哭，但是她知道乔一定很了不起，一定有办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不对？一旦他给她讲了一些那样的故事，小爱就说，她敢打赌，就算他们没能找到失踪的人，官方已经宣告案子结了，他也会一直陪着家属，因为她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可怜的人自己舔舐伤口，对吧？接下来你就不难猜到……”

露西掐灭手里的烟。她的声音变了调，变得干巴巴的，确保不会流露情绪，让自己崩溃失控。她说：“进展很顺利，他们连三明治都没吃完，乔就跟她讲了有一个可怜的女人，丈夫离她而去，只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孩。那个女人很脆弱，乔说——爱斯琳可以看到他一边回忆，眼睛里一边闪着泪光——她承受不了这样糟糕的打击。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可以给女人一个答案，而他最终也找到了那个男人。在英国，跟一个年轻的女人一起生活。”

我说：“这一定让她很伤心。”

“没错，爱斯琳肯定不希望听到这样的结局。”露西嘴角一阵抽动，像是有些害怕，“但她能承受得住，她已经做好了对于类似情况的准备，虽然没有完全想象到，但她还应付得了……乔还在继续说，他说他给那个男人打了电话，质问他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问他想怎么让警察跟他的妻子解释。而那个男人通过电话线说：‘告诉她我很好，我很抱歉，等这边的事情安顿下来，我会和她联系。’乔知道他是不会联系的，一个私奔的时候连一张字条都不敢留的家伙，显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重新跟牵挂自己的人取得联络。”

“哈。”我说。加里说——我很确信加里是相信这一点的——德斯·默里斯告诉警察什么都别说，一个字都别跟他老婆讲。“于是乔没有对默里斯太太说一个字。”

“对，”露西说，“乔就是这么办的。他觉得这个消息对默里斯太太不好。这个可怜又无助的小女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消息，显然是这样的。她肯定会彻底崩溃的。他决定最好让她什么都不要知道。”她的嘴角再次动了动。“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对她说。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自己让她免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我打赌他会这么想。至少在我打发爱斯琳去找加里的时候，我还心存良知，没有安慰自己说这是为她好。我那么做只是因为我想那么做，我只是想让她滚蛋。“那么听说这个之后，爱斯琳是怎么做的呢？”

“她告诉我她几乎想当场把手里的玻璃杯捏爆，把碎片插进麦卡恩的喉咙，只是手上力气不够，没法办到。所以她对他说——瞪大了眼睛，佯装听到这个惊人的故事后非常害怕的样子——她说他做得简直太对了，太睿智了，那个女人真是幸运，遇上他来承办这个案子。然后她告诉他，自己头很痛，要是她准备打道回府，回家睡一觉，会不会让他扫兴呢？于是他就送她回了家，嘱咐她吃一点布洛芬，最后他们都挥了挥手，互道再会。”

“然后她直接给你打了电话，”我说，“对吗？”

“不，她直接到我这里来了。她……”露西吸了口气，回想着，“我从没见过她那个样子。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变成那样。她异常愤怒地把自己埋进沙发靠垫里——身上还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像个洋娃娃，尖叫着：‘他怎么敢这样，他怎么敢这样，他觉得自己是老几？’睫毛膏全都哭花了，精心梳理的发型也乱了套。她对靠垫一顿拳打脚踢，还用牙咬……你能明白吗？我是说，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愤怒吗？”

她盯着我。“是的，我知道，”我说，“我明白，百分之百明白。他无权做这样的决定。”

她继续盯着我，眼睛来来回回打量我的脸。我说：“要是爱斯琳的爸爸一失踪就死了，麦卡恩这么做倒无可厚非，就算他什么都不说，也不算从她那里剥夺了什么。可她的爸爸当时还活着，她本可以随时跟他取得联系。如果知道真相，她的妈妈也许就不会丧失理智了。”

露西说：“只是其一。”她停下了，等着看我是否能明白。

我明白。我说——我能听见我的声音，它让这个凌乱的小房间变得更加寒冷——“爱斯琳一开始认为警方三缄其口，是为自己考虑。因为有警察开车撞了她爸，或者是他被牵连进了某个大案当中。这些她是可以承受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就是生活。可是她发现麦卡恩这么做，恰恰是为了她和她的妈妈。他擅自就决定了她们应该如何继续生活。她和她的妈妈并不是被殃及的对象，她们本身就是被损害的目标。”

光透过窗户，打在我的脸上，毫不留情，让我无可隐藏。我没办法眨眼，或者是躲到一旁。

露西点点头，我说对了。“没错，完全没考虑过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对吧？她们会怎么想呢？只是因为他是个狗屁警察，他就有权决定这一切。他都不把她们当人看，只当她们是自己英雄电影里的道具。这就是爱斯琳抓狂的原因。就是这个。”

她的声音里又有了情绪，愤慨激昂，她自己和爱斯琳的愤怒都交织其中。她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头儿总是没完没了，说我不会对付证人。可是这一位，她本来有无数理由对我保持沉默，现在却向我敞开了心扉。我希望这点窃喜能留在心里，哪怕只留下最微弱的一点，也让我能在莫大的悲伤之余，有一些别的情绪。

我说：“所以她的计划变了。”

露西笑了，发出短促的声音。“你知道爱斯琳来到我家，哭成个泪人、抓心挠肝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至少都结束了，感谢上帝。直到让她平静下来，我才开口——她好像永远也平静不了了，一遍又一遍地跟我重复整个过程，说了三四次，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根本停不下来。最后，我让她喝了一杯威士忌，还有一杯茶——我的意思是，她看上去更像需要来一根大号的大麻烟、来点安定，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当时我手上没有那些东西，我只记得甜茶可以帮助安抚情绪，是吧？总之奏效了，她还是很愤怒，但至少能够平静下来，安静坐一会儿，断断续续地抽泣两声。而我总算有机会小心地说两句话。所以我就说：‘看吧，唯一的好消息是你总算知道真相了。现在可以放下了，像你说的那样。’”

“小爱几乎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她的手——”露西把手举起来，弯成僵硬的爪子的模样，“我以为她想挠我，或者是抓自己的脸，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她说话了：‘你觉得我他妈的能放得下？’——小爱从不说脏话的，‘我还没玩够呢，差得远着呢——我要抓住那个狗娘养的。他觉得他有权决定我的人生——不！不！不！我不打算就这么躺下认命，好的，先生，你来吧，再用力点，先生——他妈的。’她喘不过气来，但已经不同于之前的那种愤怒。她看上去很危险。可是小爱，她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危害的人。她的声音因为哭太久已经不成样子，那种沙哑的嘶吼，根本就不像她——她说：‘我要反击了，我要毁了他的下半辈子，我他妈的想让它毁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

“我说：‘哎，等一下，你说什么？’然后小爱说：‘他差不多已经爱上我了，我准备陪他玩下去。接下来我准备让他跟老婆离婚，我答应他我可以跟他在一起。我要让他把关于我的一切都告诉他老婆，这样她肯定不会想跟他复合。然后我就甩了他。’”

我跟斯蒂夫一直找不到的那块拼图，终于出现了：为什么爱斯琳愿意和麦卡恩约会。“老天，”我说，“这下肯定不会有好结局了。”

“我知道啊，我告诉她了。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

“我以为爱斯琳很了解人。”

露西说：“她确实很了解。这就是我最害怕的地方。为了想出害这个浑蛋的圈套，她得把自己了解的人际相处的一切都忘光。她又开始一门心思编故事了，这次故事里面的所有人物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人。”

她伸手去拿烟盒，没有打开，只是把它抓在手里。“我想让她清醒过来。我说：‘我觉得乔不是那种会陷进这种事情里的人。’小爱说：‘他确实不是，可我会让他陷进来。这没什么难的。他总是在暗示跟老婆在一起只是出于习惯，他爱她，可是老夫老妻早已没了感情，絮絮叨叨一大堆。这只是他用来说服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开车兜风、一起聊天的理由，但我也可以利用。我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勇敢的浪漫英雄，应该冲破无意义的婚姻牢笼，掉转方向，追寻真爱。他告诉我妈妈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永远，真他妈的道貌岸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让他在圣诞节之前就妻离子散的，你看着吧。’”

我说：“照直了说，她准备跟他上床，让他欲罢不能，无法思考。”

这话让露西眨了眨眼，但她还是很坦然。“没错，她就是这样想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到这样的程度。”这样说已经很含蓄了。有很多训练有素的卧底都无法跨过跟目标上床这一关。作为一位普通市民，爱斯琳不简单。

露西在沙发上挪了挪，仿佛身体里有喷泉突然启动。“在某些方面，小爱很怪，”她说，“在性、爱，这些方面。她非常喜欢读那些结局皆大欢喜的言情小说，但是自己绝对不要那样的生活。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说过，而且很认真——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什么人。她跟几个人约过会，但那只是为了增长经验——她不想自己到三十好几，还是个处女，根本不知约会为何物。一旦某个家伙认真起来，她就会扭头离开。”

“因为她爸爸，”我说，“还有她妈妈。”

“没错。她说爱上别人能有什么结果呢？那只会让某人霸占你的人生。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看看就知道了，”她打了个响指，“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的人生天翻地覆。你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然后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一去不复返。他们拔腿就走，带上你的一切，永远不见了。”

露西眼神放空，声音也变了，变得更轻描淡写，但却异常紧绷：那是爱斯琳的声音，快速、急迫，一直藏在露西心底。她都记得。那一刻我想对她点头——对爱斯琳，不是露西。在拥挤的房间里，向你视作警察的人，向另外一个唯一的女人，向唯一一个和你穿着同样款式衣服的人点头致意。这个点头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彼此，我和你，我们了解彼此。

露西说：“我的意思是，她确实就像她说的那样，让她的父母主宰了她的人生。因为他们的事情，她总是故意把恋爱搞砸。但小爱说我并没有弄明白。她说这是她，是她的决定。她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完全理解，但我清楚她是要和乔上床……和大多数人相比，这件事情对小爱来说有所不同。性爱在她看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令她向往的事情；她可以不要那样。而搞定乔，才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既然性爱可以帮她达到目的，那为什么不利用呢？”

“好吧，”我说，“你说她永远不会伤害别人，可这个计划就是要伤害乔的妻子，还有她的孩子们，伤害很大。”

露西在手指间转动烟盒。“我知道，那天我也对她说了。我以为这样说她就一定会收手。”

“她为什么没有？”

她摇了摇头。“本来应该是可以的。我说她不会伤害别人，并不是感情用事。我想把她说得很善良，因为她已经……死了。她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她把烟盒转得更快，这个话题刺痛了她，“我不知道。没错，她一门心思想要报复，但我仍然无法相信……但是她盯着我，好像我说的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话。我还是不明白。”

但是我明白了。露西是对的：爱斯琳很擅长让人陷入她的故事里，用残忍的丝线把他们越缠越紧，无从挣脱，牵着他们，一步步穿过迷雾，走向她设定好的结局。她太精于此道了，最终把自己也缠了进去。等露西提到麦卡恩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爱斯琳已经无法脱身。她给自己的丝线太过结实，缠住了她的脚踝、膝盖。牵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自己都无从预知的结局。

露西说：“她用自己的裙子擦脸，那条带飘带的粉色裙子是她专门为这个大日子准备的，为了让她显得既性感又可爱，天真无邪，一切都是为了让麦卡恩和盘托出——她为它花了整整两百英镑——现在却拿它来擦脸，仿佛是一张纸巾。上面沾满了睫毛膏、粉底、眼泪和鼻涕。然后她才突然一惊，仿佛刚刚才发现。‘老天，这下糟了！我得把它拿去干洗，乔喜欢这条裙子，我还得用到它呢。’然后她找来纸巾，开始用力擦弄得最脏的部分。她好像把茶也洒在上面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她不再生气或者哭泣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做了什么？”

“我求她冷静，求她在有所行动之前，先考虑几天。我想只要她从那天的震惊当中恢复过来，就不难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百种方式，而她的想法却是最可怕的一种。我一直在求她。”露西双手捏住烟盒，声音也提高了，她努力让声音恢复常态，“但是小爱——恐怕她根本没听见我说了什么。她把衣服上最脏的部分清理干净，接着找到自己的手机，叫了出租车。然后她站起来，抱了抱我——抱了很久，很紧——同时贴在我耳边，说：‘等我甩了他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这是为他好。’然后她就走了。”

我说：“而她并没有考虑几天再行动。”

“一周之内，”露西说，“她就跟麦卡恩睡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说服他的。她说这并不难，她让他觉得这是他的主意，而她才是需要被说服的那个。然后她表现出沮丧的样子——也没有多沮丧，只是哭得梨花带雨——因为她怕他会恨她，一时情不自禁，就对他的婚姻做了如此糟糕的事情，她不会再见他了。于是他就安慰她，说这不是她的错，他不会觉得她不好，永远不会离开她，而且他的婚姻反正都是一团糟，絮絮叨叨一大堆。计划进行得很完美。”最后这个词，露西咬紧了牙关才说出口。

“然后呢？”我问，“这之后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什么样？”

露西打开烟盒，又取出一支烟，看着我，征求许可——接下来的话更难说出口。我点了点头。

她叼着烟，头倾向打火机，继续说：“好吧，首先，他们不再去山顶约会了，这倒是个好事。他会直接来爱斯琳家……过夜。这就不怎么好了。”她把打火机扔回桌上，重重地吐了口烟。

“他们多久见一次面？”

“和以前一样，也许一周一次，也许两三次，他们不会把日程固定下来。乔说他必须随机而变，这样才不会让他老婆起疑心。”

“所以他还不打算结束自己的婚姻。”我说。

“还没有，他还不想。”露西淡淡地说，“但是爱斯琳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第二件事就是他开始给她买礼物。只有小件的东西——像一只瓷质的小猫，戴着格纹领结，因为他看见她厨房里的东西大多是格纹的，诸如此类——因为他老婆管着他的收入，精确到每一英镑，一旦买了什么大件，她肯定会追查到底。但是他一直在许诺会给她买钻石项链，还会带她去巴黎，因为她说过想去那里旅行……而且小爱说他并不只是说说，他很认真。所以小爱继续骗他，告诉他拥有一条钻石项链一直是她的梦想，还打印出来一大堆巴黎景点的漂亮照片，说想跟他一起去这些地方。”

我想起之前从麦卡恩的电话里传出的极度沮丧的抱怨声，一遍又一遍，愈演愈烈，组里其他家伙做出挨鞭子的动作，羞得麦卡恩恨不得躲到座位底下去。一个不管他说什么都会露出极度崇拜神情的女孩，一定会让他感觉极好。我还记得那只奇丑的瓷器小猫，趾高气扬地立在爱斯琳厨房的阳台上。

“第三件事情，”露西说，“发生在10月底——10月；他们认识已经三个月了——乔对她说他爱她。”

这个浑蛋白痴。“我想她肯定对此很满意。”我说。

“高兴极了。她带我出去喝香槟庆祝。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但我还是去了，因为……”露西脑袋靠到坐垫上，看着手里的烟，烟雾盘旋上升。“我想她，”她说，“我们从那时起就很少见面了。爱斯琳觉得她没办法安排其他事情，以免错过和乔的约会。我们甚至都不怎么聊天了，聊不到一起去。我是说，我们还会通电话，还是会发短信，但全都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这个电视节目，那首歌你听了没有……无关痛痒的话题。”

她还在盯着袅袅上升的烟雾，看着它跟屋子里的冷空气渐渐融为一体，没有看我。“我们不再彼此依靠了，”她说，“只是一点一点地，但我没办法让这个过程停下来，而且我知道这不会很快结束……小爱唯一能谈的话题就是乔，可是我根本不想听那些有趣的细节。我也可以听，可是无法喜欢。”

我说：“比如呢？”

“比如，”露西说，她的脑袋在沙发背上动了动，“她一直都没有乔的手机号，你知道吗？他全心全意爱着她，他想跟她在蒙马特尔的小酒馆里喝酒，但是要把手机号给她：哦，老天，不。他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就是在我们跟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二天，而且还是个匿名号码。在那之后，要是他想见她，他就会在她家留个便条。然后——这便条——他们一见面，他就会把它拿在手里，直接销毁。”

不过一旦爱斯琳开始启动她的完美必杀计划，她就开始给这些便条拍照，偷偷存起来作为证据，之后再像个完美的情妇一样，百依百顺地把它上交。麦卡恩以为自己做得滴水不漏，不辱自己重案组大侦探的名声，但实际上却远远低估了这个女孩。

“真彻底。”我说。

“这不是彻底，这是浑蛋。什么人才能想出这种办法？”

警探都会下意识地保护证据，而不是销毁。麦卡恩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同寻常了，我好奇他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让爱斯琳感觉不舒服了吗？”

“没什么感觉。我告诉她我不喜欢这样，但她并不在乎。她想乔只是有些多疑，害怕她会去找他老婆——她并不觉得这会怎样，况且他想得也不错。但我觉得这没有那么简单。乔想一个人主导一切，他这么做是想让小爱完全处于被动：如果他留下一张便条说‘周三晚七点’，她就没办法给他发信息：嘿，周三晚上我有事情，周五可以吗？这样一来到周三晚上，她只能推掉所有安排，换上一身漂亮的裙子，在家里等着。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吗？”露西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有时候他连这样的招呼都不会跟她打，而是直接出现在她家门口，让她放下一切事情，跟他约会。小爱觉得这只是因为他的时间安排都不固定，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试探她。他想看看在他不在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她黯淡的目光快速扫过我的脸庞，试图捕捉我正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她要说什么。如果麦卡恩在监视这个女孩，那么周六晚上，他就会发现她精心准备的烛台和红酒杯，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其他人而准备。

我仍然面无表情。“如果在他告诉她约会的时间，她不在家，会怎样呢？”

“她一定会在的。像我之前和你说的，在最后这两个月里，她一直放我鸽子。原因就在这里。”

她也放罗里鸽子，第一次约在派斯多的时候就放了。真是抱歉，今天晚上突然有点事情！罗里以为她是要照顾重病的妈妈；我们以为她是在故意吊他胃口。我说：“那她有没有做过什么他不希望看到的事呢？”

露西皱了皱脸。“应该没有。我是说，她的整个计划，前提就是做他的梦中情人。”

“没吵过架，也没有过意见不合？”

“我告诉过你了，他对小爱是近乎崇拜的，如果只听她说，不了解内情，他们听上去简直像对完美情人。不过争执也是有过的，唯一的一次，大概在9月底吧，乔拿爱斯琳的手机，想随便翻翻，却发现上了锁，好像是密码。他为此不高兴，他想知道她有没有跟别人发信息，谈论他的事情。”

“他是什么样的不高兴呢？”

露西叼着烟，撇了撇嘴角。“你是说打她了吗？”

“打了吗？”

她想撒谎，但一秒钟后摇了摇头。“不，爱斯琳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跟她动过手，他不会那样。她听起来也是从不会担心他会那样做。而且要是有，她会告诉我的——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打电话找警察？”她倾身向前，敲了敲烟灰，“按照她的说法，乔甚至没有为电话的事情发火，更多的是害怕。他说这是因为他老婆：这个城市太小了，流言蜚语满天飞，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人跟别人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但是爱斯琳说他表现得更像是在害怕她手机里都是给闺密的短信，里面说她钓上了一个中年傻子，这样以后就不用害怕被贴罚单了。爱斯琳觉得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至少那时还没有。”

“麦卡恩是个警探，”我说，“像你说的，他的直觉会告诉他，某些事情必有隐情。他只是不想听而已。”

浅浅的冷笑浮现在露西脸上。“不开玩笑，要是他能听就好了。”

“爱斯琳是怎么做的？”

“她乞求他原谅，仿佛她开车碾过了他的狗一样——显然她不是那样说的，我只是按自己的理解表达一下。她让他随便看她手机里的每一条短信——好吧，这下我开心了：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些有关晚上外出的事情，我不想让警察知道。”她快速看了我一眼，见我没反应，还是面无表情，“但小爱没想到这些，她一门心思想把乔抓得更牢；同时理所当然地，她的手机就换成了滑动锁，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查看她手机里的内容了。”

他的意志力还真是出色，周六晚上没有去碰手机。这再次让我感到形势严峻，让我感受到我跟斯蒂夫陷入的是一场怎样的争斗。“她觉得这也没什么？”我问。

露西动了动肩膀。“她不在乎。只是几个月的事情，对吧？而且让乔对她全情投入，本来就是她希望的状态，她毫无怨言。但我不喜欢这样。这样的控制狂……”

她没把话说下去，我也没接。她显然是对的：这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钟，让爱斯琳从这个局中清醒过来。这个家伙不允许一条短信或者是一张便条逃出自己的控制，她又怎么可以觉得等她把他踢出局，他会心甘情愿放手呢？她身边的洪水已经没过警戒线，即将把她吞没。她也高估了自己。

“12月初的时候，”露西说，“爱斯琳说她几乎已经把乔搞定了。他张口闭口说爱她，还一直在谈论等他们在一起之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他这样说，就接近于准备跟他老婆摊牌了。而小爱——老天。她整个人一直都很亢奋：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莫名其妙就尖叫、大笑，根本坐不住，仿佛在高速路上飙车。这并不是因为她把某个男人攥在了手心——爱斯琳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因为她的计划奏效了。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点。对她来说，这就像是发现魔法成了真，而她自己还拥有这种法力一样，她能够把南瓜变成马车，能够让王子变成青蛙，然后再变回来。你……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能理解吗？”

“嗯，”我说，“我完全能理解。”不知为何，我想到了自己到重案组报到的那天早上，满心兴奋地穿着新制服，背着闪亮的新包，步履轻盈地走在人行道上，和快节奏的城市里人流与车流融为一体。穿过它们，我来到恭候我多时的重案组办公室，终于，我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自己可以一步蹿到办公室门口。那天早晨，我似乎就像有了魔法，只要用手一指，都柏林城堡的屋顶就会变成金色的花瓣，同时响起明媚的欢迎乐曲。

露西说，掐灭手里的烟：“然后罗里就出现了。”

我说：“罗里并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对吗？”

“那个计划……”露西夸张地挥了挥手，“我已经觉得它应该是那种要严肃讨论的事情，是小爱一辈子的宏图大愿，谈起来都应该自带音效，嗒嗒嗒——嗒。对，罗里确实不在计划当中。是我的错，是我拽着爱斯琳去参加了那个新书发布会——因为我希望她能有这样一个晚上，不必守在家里，等待乔的随时造访，要是她可以走出家门，跟我们的同龄人聊聊天，谈一些正常的事情，这样也会让她清醒一些，发现这一切有多么疯狂。”

“遇见一个友好的正常人。”我说。

“但我从没想过她会走得这样远。我只是希望她能过一个不那么疯狂的夜晚。但在跟罗里待了一个小时之后，小爱完全迷上他了。她被自己的这种感觉吓坏了——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她还在引诱乔走向她精心设计的圈套的同时。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跟罗里聊了那么久，她有个原则，就是不能跟一个男人聊太长时间，以免让他觉得有机会和她进一步发展——小爱觉得这不公平，因为她现在没办法开始一段关系——”

“你当时跟我们说她有这个原则，是为了吊男人们的胃口。”

露西耸耸肩。“那是我能想出来的最好解释。我得告诉你们，她在半路中断了跟罗里的对话，因为怕有其他人会注意到；但我不能告诉你们她现在没办法恋爱，否则你们就不会去找那个秘密男友。而且我自己还不能跟这件事扯上关系。”

“好吧。”我说。对一个不喜欢编故事的人来说，露西做得已经足够多了。总之，爱斯琳真的很擅长把人引到她的故事当中。“所以爱斯琳不知道该如何对罗里了？”

微笑再一次从露西的嘴角泛起，纤弱而痛苦。“不，她很清楚该怎样对他：让他出局。但她做不到。她觉得他简直是非常好。发布会后，我跟她回家的那个晚上，她不停地在谈论他，满脸通红，还笑个不停，像个孩子一样。她不停问我：‘我该怎么办？哦老天啊，露西，我该怎么办？’”

“你是怎么说的？”

露西的微笑崩溃了。“那时我已经不再因为要给小爱建议而感到不安了。我说：‘你明天就给乔打电话，断绝和他的联系。告诉他你不能容忍自己破坏他的婚姻，说一些类似的话。’”露西再次用手梳了梳头发，“我能听见自己像她一样，编起了故事……我只是想让她从乔的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在她扣动扳机，把自己打成碎片之前。我告诉她：‘然后等罗里打电话约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打的，你就说我愿意，谢谢你，非常感谢。’我告诉她：‘这样你就已经完成对麦卡恩的复仇了，不要让他害你失去一个你真正喜欢的男人，也不要让他再操纵你的生活了。’这样说没问题吧？”

“听上去再对不过了，”我说，“她应该把这些话文在自己手臂上。可是没奏效？”

露西摇了摇头。“完全没有。一点可能都没有。而且说实话，我完全知道为何不可能。小爱投入这个……她全力以赴地在谋划，用上了所有的能量。把自己饿瘦，跟那个她讨厌的人上床，持续了几个月。在这一切就要得到回报、炸弹就要引爆的时候，一声巨响就会撼天动地，我却会让她把这一切都放下？”

她还要在爱斯琳即将从掌中发射出火球的时候，让她放弃魔法。“这容易不了，”我说，“我能理解。”

“然后，理所当然地两天以后罗里给她发信息，想和她见面。如果她拒绝了，他也就出局了，显而易见，她也没法说‘你等我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让我先继续跟这个家伙上床，直到他从他老婆身边离开，之后我就只属于你一个人’。她尽可能地怠慢了他一会儿，同时又不能让他觉得她不喜欢他，可是到最后她答应了：好，我们见面吧。然后他们就去了餐厅，他们过得很愉快，爱斯琳完全无法自拔。”

“但她还是没跟乔摊牌。”

“是的，她只是开始更努力地怂恿他，加快整个进程。她开始在他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暗示多思念他，还有她有多想生几个孩子，而且她也不年轻了……而且她还要更加小心，因为她最不希望的是他的良心突然被唤醒，放弃了她，因为她值得更好的人，或者疑心她会在安全套上戳洞。这——”露西用手捂住脸，透过指缝笑，带着哭腔，“老天，就算不是疯了，她也有些神志不清了。”

“乔有什么反应？”

“我祈祷他能够彻底放弃，我甚至试图用意念的力量来控制他。我没在开玩笑。”一阵又哭又笑之后，她说，“但是没用，乔还是被爱斯琳牵着鼻子走。三周前——刚过新年——他告诉她，他准备离开他妻子。”

麦卡恩，当年还跟爱斯琳的妈妈夸口，说自己不会离开家人，永远不会。她应该把他的话打印出来，塞进碎纸机。我说：“我打赌她肯定很高兴。”

“哦，没错。”露西用手擦了擦脸。说了这么多话让她精疲力尽。“是的，她兴奋不已，飘飘然都快到月亮上去了。可是乔想要等到夏天，等他的一个孩子完成结业考试，乔不想让孩子受到影响。”

“也就意味着小爱要再等六个月，同时应付他和罗里。”

“没错，她一点也不满意这样的状况。她哭了——倒不是会让她变得难看的那种号啕大哭，只是小心哭一哭，梨花带雨——然后她告诉他，她知道后面他还会有别的借口，一个男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妻子呢，可是看着他回家去跟别的女人过日子真的好难，诸如此类的话。可是乔不肯妥协。”

“那她怎么办呢？”

“老天……”露西表情扭曲，索性闭上了眼，“爱斯琳真的，真的已经没办法了。这是一道又一道真实的壁垒，你知道吗？二十五年的婚姻、好几个孩子……她没办法应对了。完全没有机会。所以基本上她唯一能想到的，就只有让麦卡恩保持慌张。她还是在做那个完美情人，但却不时拿别人在脸书上晒的娃给他看，同时唉声叹气，或者是暗示工作上某个客户对她有意思……她只是一直挑逗他，友好而微妙，让他感觉到如果再无所作为，他随时都会失去她。”

我问：“她有没有跟他提过罗里，哪怕只是一点点？”

“你是说，表明她还有别的选项？”露西摇了摇头，“不，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意问过爱斯琳——其实更像是警告——但她说她绝对没有。但我担心会不会……我告诉过你乔想要随时检查爱斯琳的手机。我担心也许爱斯琳会留下一些罗里的短信在里面。如果有的话，一旦乔看到了……”

确实有。老天。我真想用脑袋撞几下桌子。天真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个女孩了。

“所以在爱斯琳邀请罗里回家吃晚饭之后，”露西说，“我才会感到担心。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约会，你知道吧？如果想上床，完全可以去罗里家。为什么要在爱斯琳明知道麦卡恩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我说：“除非是她想这么干。”

“没错，也许不是有意的，但她知道可能会发生那样的情况。然后她就可以孤注一掷，想让整个事情了结。每次她看见罗里，或者只是跟他通话，她都会感到神魂颠倒。她陷得很深，只想忘掉乔那个烂摊子，忘掉已经发生的一切，从中抽身，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罗里说说笑笑，相依相偎。她只是没办法放弃那个关于乔的计划。也许她还有几分希望乔会突然造访，撞见罗里，备受打击之后在夕阳下转身退场，替她做了决定。”露西特意看了看我的表情，我们已经互相观察了许久，对彼此都已经很了解，“我知道，你觉得我并不知情。可是我说过，事情已经远非她能控制了，她已经无计可施了。也许她真的以为这样就能让事情解决，就是这么简单。”

“老天，真是那样就好了。”我说。

露西说：“是他干的。是他吧？是乔杀了爱斯琳？”

我说：“我们这次对话的全部你都要保密，不要对你的朋友提到任何内容，什么都不要提。清楚了吗？”

“嗯，清楚。这几个月我什么都没有说，现在也还没到我找人叽里呱啦说个不停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我不想成为麦卡恩，把真相守在自己的小匣子里，以为自己全知全能可以擅自做决定，认为这是为了某人好。“没错，”我说，“我很确信就是他干的。”

露西咬住手指关节，一直点头。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来还是有些不一样。她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适应。

她问：“他是有意的吗？他是真的想杀了她，还是只是一时冲动，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不知道。”

“他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吗？我是说，显然不是像这次这样，不过——”

我说：“你的意思是，你应不应该预见到事情的发生。”

“没错。”

“我是无法预见，”我说，“而且我了解他比你多得多。我从没听说过一丁点流言蜚语，说他打过老婆，或者扇过嫌疑人耳光——我们都知道谁干过这种事情，而且还能继续留下来，以及谁没干过。他并不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家伙。”

“关键是，我太怕会惹上麻烦了。我跟爱斯琳说……”露西屏住呼吸，“去年9月，在她告诉我她跟乔上床了之后——我们当时在巨浪酒吧，周围非常吵，所以我们能够安心谈话——我问她：‘你有没有告诉过他我是你的闺密？’她说没有，他们聊天的内容一般都只是乔了不起的冒险经历。我说：‘以后也不要提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我只是跟你一起喝酒的普通朋友，一直都是。’小爱说：‘为什么？我不想假装你不是我的闺密’。”露西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但我告诉她：‘一旦你启动计划，他肯定会火冒三丈的。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找个酒吧喝到天亮。到时候你去秘鲁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看马丘比丘的神迹，跟帅气的背包客潇洒，他找不到你了，可是他知道能够通过找我麻烦，来挖出你的行踪。’”

“找麻烦，”我说，“你担心他会做什么？”

“我没什么特别担心的，只是……我住在这间公寓里，你知道吧？警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布置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想知道。我觉得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远离这整出戏。”露西的脑袋向后仰，脸对着天花板，淡淡地笑，这并不在计划当中，“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我需要告诉小爱：这不是一场游戏，我真的被你吓坏了，你做的事情是真的，会招来真实的危险。我知道她丝毫不在乎自己在铤而走险，但我想如果能让她意识到，她这样做也会让我身处险境，那她或许会注意一下。”

“但这也没能让她清醒一点。”

“是啊。”露西轻轻耸耸肩。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这一点还是让她很难过。“爱斯琳说没问题，好，她会跟乔说我只是她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普通朋友。但她这么说只是为了能让我闭嘴。她丝毫没觉得这有什么要紧的。像我说的：她唯一能听进去的，就只有她脑子里的那个故事。外面的声音就……”露西比画了一个“大嘴巴”的手势，“只是噪声。我本应该清楚这一点。”

“爱斯琳陷得太深了，”我说，“你已经尽力了。”

她摇了摇头，好像我根本没理解一样。“不，我的错在于我从没想到过这一点。我知道爱斯琳一直在玩火，也知道不该跟麦卡恩这样的人玩这样的把戏——一个觉得自己有权决定你是否应该知道自己父亲去向的人，当他发现有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但我没想到这一点。我想过小爱甩掉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打她，没错。但我主要担心的是，他会决心把她的人生再次搞得一塌糊涂。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她，让她坐牢，害她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凭空捏造的指控打官司，然后再反复重复这个过程。周日你们到我家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这个：乔突然去了爱斯琳家，撞见了罗里，然后他找了什么理由把她关了起来。”

“确实，”我说，“换作是我，也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我没想到会这样。”露西手指紧紧攥着毛毯的边缘，因为太用力，手指都有些发白变形，“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想……要是那天晚上我说的话完全相反会怎样呢？如果我说‘你一定要让乔知道我们两个有多亲近’会如何？要是他知道小爱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你觉得他会不会……这样他是不是就不会……”

这不会带来任何不同。麦卡恩决定出拳的那个瞬间，太仓促，容不下衡量任何因果利弊。但我需要让露西感到内疚。

“这很难说，”我说，“而且现在自责，也没有用处。你现在只能把一切能够帮助我抓到他的事情告诉我。”

露西视线上移，和我对视。她直截了当地说：“你说其他警探想让你滚蛋。那你还是想要强行逮捕他吗？”

我说：“我从不在乎其他浑蛋警探怎么想。”

“我是认真的。我可不想当上证人，签了相关的文件，到头来一丝用处都没有，反而让麦卡恩把我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我说：“我不能向你保证一定可以把麦卡恩送进监狱。就算加上你的证词，我们也勉强只有一半的把握。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愿意把你的话加到正式证词当中，他的生活便无法回到过去了。关于这一点，我百分之百确定，而且达成目的前我绝对不会放弃。这样够了吗？”

过了一会儿，露西吐了口气，将手指从毛毯中抽出来。“我想不行也得行吧。”她说。

“你有我的名片，”我说，“我怀疑麦卡恩会来找你。不过可能性不大，这样做太冒险了，也不会让他有什么好处，况且你已经和我谈过了，而且他现在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担心。不过要是发生了什么让你害怕的事情，有人找你麻烦，或者只是你觉得奇怪的事情，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吗？”

她点了点头，动动手指，让它们恢复血色，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听到我的话。“我想让小爱拥有那个幸福快乐的结局，”她说，“我真的很希望。即便她必须要跑到一百万英里以外，在马丘比丘跟背包客在一起。她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但她好像没办法为自己完成那样的剧情，除非先把乔解决掉。她甚至看不到那个快乐的结局了，他在她心目当中就是有这么巨大。”

“或者她还是看得见的，”我说，“她也依旧很向往，只是她解决乔的欲望更强烈。”说出这样的废话让我觉得很烦躁，也可能只是棘手的事情还悬在脑袋上，而我却还要在这里听别人讲蠢话，让我心神不宁。我站了起来。“要找你录口供之前，我会联系你。到时候再见：谢谢，真的很感谢。”

露西鼻子里哼了一声，可能是在笑。“看看吧，”她说，“我们两个，你和我，就要完成小爱的夙愿了。我想这也是一种办法吧。”

她送我到公寓门口，不过等我一出去就关上了门，没有送我下楼。露西需要哭一会儿，而我没什么可做，除了闻着一股浓汤和枯萎的花朵的味道，走下七弯八拐的楼梯，让露西的故事在我脑袋里反复撞击，琢磨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

16

我进到车里，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审讯的时候一定要让手机静音，否则根据索德定律[1]，你妈肯定会给你打电话。来自索菲的信息：拿到床垫上的DNA检测结果了，男性，不在系统里。给我嫌疑人的样本，我们会再做比对。斯蒂夫给我发来了布雷斯林的音频，他在里面解释斯蒂夫是多么有潜力，让他千万小心，不要辜负。我随便创建的那个金发女孩账号又收到了四百万条来自各种约会网站的沮丧消息，我索性删了她的账号。

我给斯蒂夫发了信息：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坐在车里，让暖气缓和我在露西家冻僵了的脚，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他们让我觉得很烦躁。一群又一群人走过来，每个人的脑袋里都塞满了他们相信、想要相信，以及别人让他们相信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在不断撞击人们薄薄的颅骨，撕咬钻孔，希望可以逃出，去攻击别人的脑袋，闯进全新的地盘，也将之填满。就连穿着碎花裙子、迈着小步子走在路上的可爱小学生，以及拖着步子走在路上的老人，牵着拖着步子的狗，在我看来都仿佛埃博拉病毒一般可怖。我不知道我该死的出了什么毛病，也许我要感冒了。

十一分钟后，我的手机屏亮了，出现了斯蒂夫的名字。“嘿，”我说，“说话方便吗？”

“方便，别说太久，我应该假装在跟报刊亭老板聊天，布雷斯林就在路对面的面包房里。文件你收到了？”

“收到了，”我说，“听着，我把爱斯琳的童话故事拿给露西，她立马就指认出那个神秘男友了。只是不是布雷斯林。”

在斯蒂夫能够说出“到底怎么回事”之前，他就想到了。“天哪，麦卡恩？”

“答对了。”

“什么？为什么是他？”

我快速给他讲了一遍来龙去脉，听完他沉默了几秒，最后说：“哦，老天。”他的声音有点哑。

“嗯，这部分我们可以先放一放。你那边有什么进展？”

斯蒂夫说：“电信公司那个朋友给我发邮件了。那个报警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已经到手了。”

“有什么指向布雷斯林的内容吗？”

“不，所有其他号码都是指向记者的，包括——”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跟他一起说出口，“克劳利。”

布雷斯林，这个小浑蛋。我早就料到，在所有鬼鬼祟祟的人员名单当中，属他嫌疑最大，但这还是让我不禁怒火中烧。“让我猜猜看，”我说，“周日早上很早的时候，有一通吧？”

“六点四十五分。”

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然后他就过来，就集体荣誉问题给我们上了一节思想课。这个无耻浑蛋！布雷斯林觉得如果这个案子上的压力足够大，我就会把罗里抓起来，草草把案子结了。他知道那个卑鄙小人克劳利会争着抢着让我难堪，所以他就顺水推舟，把我卖给了他。给克劳利独家消息，告诉他如何添油加醋：说我是如何不胜任这份工作，还刊登那些让我显得像个十足的精神病患者的照片。这个该死的浑蛋！”

“听起来没问题。”斯蒂夫说。紧绷的声音说明有人在他旁边，但我没有在意这一点。克劳利的问题并不是从周日早上开始的。

“其他打给克劳利的电话是在什么时间？”我问。

“只有这一通。另外还有八个打给其他记者的电话，都集中在过去的一年左右，但打给克劳利的就只有周日早上这一个。”

克劳利的如影随形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总共有四五回。要是布雷斯林在用这部电话联络记者，那他就不是向克劳利透露我行踪的人，除了这一次。我却一直在办公室里生闷气，一心觉得这个案子都是针对我展开的惊天大阴谋的一部分。我再次觉得自己蠢得无可救药。

“问题在于，”斯蒂夫说，他声音又紧绷了几分，“布雷斯林是如何知道我们在办这个案子？”

“因为就在两小时前，他刚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了电话。即便有延迟，加上医疗人员和地方警察的拖延，这个案子也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报告到总部办公室。”

“不对。那他是怎么知道你和我负责这个案子呢？克劳利精明得跟只狐狸似的，他懂规矩。如果这是奥尼尔，或者温特斯的案子，他绝不敢有所行动，给他们找麻烦，绝不敢断了自己、他们以及他们的伙伴的后路。只有你和我，他惹得起。布雷斯林给克劳利打电话是没有用的，除非他已经知道这个案子要交给我们。而在七点之前，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就只有头儿——是他把这个案子亲自派给我们的。”

静默重重地压了下来，横亘在我和斯蒂夫的电话线路上，我听到了风声、远处孩子的尖叫声，以及空洞无意义的咝咝声。

“也许布雷斯林知道我们在值夜班，”我说，“他知道头儿总是把家暴案留给我们……”

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十分微弱。斯蒂夫说：“那他怎么知道不会等到十分钟以后才有人报案，留给上早班的第一个人？”

办公室里一片清冷的晨光，正在等待白日的降临。奥凯利把电话记录扔到我的桌子上：我顺路拿过来的，这样就不用麻烦伯纳黛特再跑一趟……我开口，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平静而干脆：“布雷斯林已经和头儿谈过了。”

斯蒂夫说：“你还能想到能让他提前知道的其他渠道吗？”

“电话记录上有打给头儿的吗？”

“没有，他一定是用平常的号码打给他的。他知道我们会追踪斯托尼巴特尔的那通电话，所以不会让头儿的号码出现在同一份记录上。他拿打给记者的电话没办法，可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们也没办法让记者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他觉得这些记录不可能查到他身上。”

奥凯利手插在口袋里，打量着值班表，来回踱步。你们来负责这个案子，布雷斯林会来协助，等他过来。

我说：“头儿一直都知道。他让布雷斯林来协助，就是为了监视我们。”

“没错，”斯蒂夫说，“是啊，该死。安托瓦妮特。”

我们现在还不能沉浸于愤怒、紧张，或者别的什么情绪中，现在不行。“冷静。”我尖声说。

我听见斯蒂夫在那边深呼吸。“我知道。”

“你和布雷斯林大概什么时候回总部？”

“这边的工作快完了。四十五分钟吧，最多一小时。”

“我会给他扔个球，让他去追。等他出门之后，来总部外面的花园找我。”

“好，我得走了。”然后斯蒂夫挂了电话。

路过车子的人们似乎加快了脚步，仿佛受到了他们脑袋里无法抑制的野蛮撞击的驱使。我还是感觉非常奇怪，仿佛开始发烧了。我今天可不能感冒，现在是我最不能失去理智的时候。

我得去斯托尼巴特尔一趟，不过在那之前，我先掏出手机，把我的号码设置成隐藏状态，给总部打了电话，用胆小的女孩的声音，夹杂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腔调，询问是否可以和侦办爱斯琳·默里斯案的布雷斯林警探讲话。他们替我转接了重案组，伯纳黛特告诉我布雷斯林外出了，她可以替我叫其他人。我紧张地拒绝了：不，谢谢，不过我可以给他留个口信吗？然后她如同拍拍我的脑袋一般，安抚了我几句，替我转接到了布雷斯林的语音信箱。

“我是唐·布雷斯林警探。”平静流畅，如咖啡广告一般的声音，可能录过十几条才得到这一条，“请给我留言，稍后打给你。”嘟。

以防万一，我把手机从嘴边拿远了一些。“呃，嘿。我是……嗯，我不是真的想……我是西蒙·法伦的朋友——我听说你们问他关于他弟弟罗里的情况？嗯——我是说，我以前也和罗里约会过，他做过一些事情，说不定你们应该……我没跟其他人说过，不过……西蒙说你人真的很好。我在高屋酒吧，在霍斯。就坐在壁炉旁边，你可以来我这边吗？我大概能在这里待到四点。不然，我大概可以换个时间联系你，或者……好吧。谢谢。再见。”

我放下电话，全速往斯托尼巴特尔赶。这应该会奏效，布雷斯林回到办公室，查一下消息，听完后抚平他的阿玛尼套装，转身去酒吧，听听罗里究竟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做了什么缺德事。他会把斯蒂夫撇下，免得她不好意思对着两个大男人吐露心声。这种天气，在这个时间，到霍斯要花四十分钟。他大概会等这位神秘女孩半个小时，要是我们运气好，他会一直坐到四点。然后还得花四十分钟回来。至少两个小时，我们可以对付麦卡恩。

甘利酒吧里空荡荡的，只有那个秃顶酒保在码杯子，同时跟着广播哼佩里·科莫[2]的《魔力时刻》。“啊，”他向我点点头，“你一个人。我赢了吗？”

“恭喜你进入下一轮，”我说，“那天你指认出来的那个女人，你还记得跟她一起来的那个男人吗？”

“马马虎虎。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没特意去注意他。”

“你能来看看这些照片，找找他在不在里面吗？”

“你的同伴昨天来过了，问我一样的问题。我没帮上忙。”

“是的，他跟我说过了。这次照片不一样。”

酒保耸耸肩。“那我就看看，没问题。帮助法律和正义，义不容辞。”

我拿出了一张麦卡恩的身份指认卡，是新的。“要是有你见过的那个男人，告诉我。没有也告诉我。要是不确定，也跟我说，好吗？”

“没问题。”酒保拿起卡片，看了半天，同时努力回想。“看看这个，”他说，“你们这次总算找到这个人了，就是他。”他弹了弹麦卡恩的脸。

“你确定吗？”

“我倒是不敢把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不过五十英镑还是没问题的。这对你们有帮助吗？”

“我会看着办的，”我给他找了支笔，“在你认出的这张卡片下面写上名字缩写，然后在最下面写上你见到他的地点，以及你有多大把握，然后签名。”

酒保低下头靠近卡片写着字。“你还记得那天晚上还有谁在场吗？”我问，“有没有那种可能会注意到他们两个的人？”

“啊，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我又不会天天晚上让大家签到。”

“我可能会找一天来这里，跟你的常客聊聊。我会尽量低调的。”

“我想到了，没问题。”酒保把卡片和笔递还给我。他的字很小，很好看——这字配得上更高档的纸和笔，而不是这种玩意。“要是你能见到这个家伙，告诉他以后这里不欢迎他来。我没有问你他是不是对那个年轻女孩做了什么，但我只想说，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找点清静。”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同时拿起接下来的两只杯子，“我可不想干你这份工作，拿全中国的好茶收买我，我也不干。”他说。

斯托尼巴特尔警局的警察说，这个声音样本可能就是那天晚上打电话过来的人，只是他觉得两个声音略有不同，他说不出来具体有什么不同，可能是那个声音还要再高一些，而且还有点米斯郡的口音，或者是基尔代尔的。[3]他具体也说不清楚。这没什么意外的，就算之前我们没有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让他听得记忆模糊，会用假声打电话的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我们想拿到的所有东西都已到手。

到午饭时间了。我在罗里最喜欢的乐购门口停车，抓起两瓶可乐，还有两个夹满肉的三明治——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下午——然后掉头回总部。雨夹雪拍打着我的风挡玻璃，留下大块的印记，不过等我到都柏林城堡的时候就停了。我在灌木丛旁找了一堵矮墙，远离从窗户可以看到的视野，用纸巾擦干上面被雨浇得最湿的部分，然后坐在上面，打开我的三明治。三两只小鸟正在湿漉漉的草坪上孤零零地蹦来跳去。我扔一块面包给它们，它们却惊慌地拍打着翅膀，躲进了旁边的灌木丛中。

我正专注地对付我的三明治，斯蒂夫从大门的方向走了过来，低着脑袋，走得很快，仿佛这样做会激活什么魔法，让窗户上的人看不见他的一头橘色的头发。“嘿！”他说。

“哈喽，布雷斯林走了？”

斯蒂夫擦了擦墙头，坐到我身边。“刚刚走。他收到一条信息，来自一个在霍斯的女孩。”

“没错，不过她恐怕对他派不上什么用场。你吃午饭了吗？”

“没有。”

“给你。”

我把另一块三明治递给他。斯蒂夫接了过去，双手捧着，没有打开。“你有什么好消息吗？”

“酒保也指认了身份，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那边没太大帮助。索菲的人从床垫上采集到了男性DNA。”

他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我们得跟麦卡恩谈谈。”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两个小时之内，也许三个小时，布雷斯林就会回来。他会起疑心，想要赶紧逮捕罗里。我们只有这两三个小时。

斯蒂夫点点头，问：“怎么谈？”

我们手里倒是武器充足。你可以通过观察其他警探学到技巧，听听办公室的故事也能学上几招，然后你自己也能发明创造一些新技能，广为流传；你还得把它们安全放好，以备不时之需。等你真正开始办大案的时候，手里的武器储备一定很充足，攻陷城池完全不成问题。

你走进审讯室，手里拿着一摞十磅重的文件，这样你的嫌疑人就会认定你手里已经掌握了如此多针对他的证据。你单独拣出一卷录像带放在上头，他就会以为监控镜头把他拍了个正着。你翻阅资料，用手指指着某页某行，正准备说什么，然后突然停住——不，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谈——然后继续，让他一个劲地琢磨你到底留了什么底牌。你拿出录音机——我的字写得很差，介意我用一下技术手段吗？然后再过一会儿，等你把录音机关掉，私密地前倾过去，他就会觉得接下来的谈话不再有录音，完全忘记审讯室里的一切都在监视记录之下，开始说个不停。你读着手机上幻想出来的信息，然后跟你的搭档交换神秘的意见——吉星高照，诸事顺利。你用最新的手机软件，假装对他进行测谎：先跟他扯一通你自己也不懂的电子磁场之类的东西，然后让他在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后，都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按一下大拇指，等你发现他在某个问题上撒了谎，就动动手指，让屏幕不断闪现红色大字：撒谎、撒谎、撒谎。你告诉他某个活着的受害者已经死了，不可能跟他对质了，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你告诉他，在完成工作之前你俩都不能走，但只要他说出事情的经过，他马上就可以回家，泡上一杯好茶，躺在沙发里看《唐顿庄园》。你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是被害人自找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你告诉他证人听见他说过自己有多喜欢儿童色情片，法医说被害人的尸体已经被他碾得四分五裂，用你能想到的最恶心的描述对他进行持续打击，直到他无法忍受，大喊：这都是胡说八道，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挑着眉毛，说：对，没错，那事情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就可以听他讲真实的经过了。

但这一次，所有的武器都没用了。麦卡恩对这些招数了然于心，在我们注意到这些技巧之前，他早都已经把它们磨得无比锋利，得心应手了。对付他，我们只能赤手空拳。

我说：“我们去找他谈谈，只能这样做。”

“他不会回应的。”

“他想说的，他们两个都想。内心深处，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和爱斯琳的事情，说那是真爱，而不管她和罗里在耍什么游戏，都是瞎胡闹，所以就是欠揍。那我们就去看看他能告诉我们多少。”

斯蒂夫说：“我们把重点放在这段关系上，别的都别谈。我们不能说布雷斯林也牵连其中的可能，或者麦卡恩为了兄弟情肯定会把嘴闭牢。我们只谈爱斯琳。”

“我们还有一个料，”我说，“在布雷斯林发现那箱资料完全是关于德斯蒙德·默里斯案的时候，他松了口气。这意味着他还不知道麦卡恩侦办过这个案子，也意味着至少在两天前，麦卡恩还不知道其中的关联：他不知道爱斯琳就是德斯蒙德·默里斯的女儿。他不知道她从头到尾都在耍他。”

斯蒂夫说：“我们得留着这个。”

“没错，它肯定能搞出个大动静。”

鸟儿们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恐惧，回来继续在草坪上啄食。布雷斯林现在正在过河，一路向北。

斯蒂夫说：“我们在哪儿跟他聊？”

回来的路上，加上刚才等斯蒂夫过来的时间里，我也在一直想这个问题。“审讯室吧。”我说。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你确定？我们可以把专案室清出来，或者来这儿也行。”

“不，要是我们把专案室里的人都清出来，就相当于挂了块牌子，说我们正在讨论天大的秘密。不管怎样，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对一切事情都做好档案记录，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搞定这一切。”

“他会明白的。等我们往审讯室走，他就会发现。”

“无所谓，无论带他去哪里，我们都没办法表现得像是场友好会谈一样，三十秒都撑不过。我们只要提起他见过爱斯琳，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想到那一刻，仿佛雨雪交织留下的黑色斑驳在我们眼前闪过。我们陷入了沉默。

三明治吃完了，可乐可以补充给我们咖啡因。然后我们走进办公大楼，按下即便在睡梦中也不会搞错的密码组合，穿过那道闪着光的黑色大门，经过伯纳黛特的时候向她点了点头。我们脱下外套，叠整齐放进柜子里。我放下我的包，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藏了起来。斯蒂夫从德斯蒙德·默里斯案的卷宗里找到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放进制服口袋。我用手机给身份指认卡拍了照，然后把它们藏进柜子深处，祈祷今天不要有人往里面撒尿。关门时柜子发出的回声尖锐又骇人，在幽深的小房间里回荡。

我们并肩走上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脚步声在楼梯间里盘旋游荡，模糊不清。我们手上没有一大堆资料，没有录像带，也没有录音机。两手空空，我们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忙案子或者吃午饭了。有那么一秒，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周日早晨，头儿进来把这个案子甩给我们之前。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会被远处驶过的车声打扰。荧光灯发着白光，将整间屋子密封起来，让它安然置于窗外沉重的铅灰色天空之下，让凌乱的文件和被遗忘的咖啡杯有了几分隐喻的意味。我想着自己本来可以爱上这间办公室，真是可惜。

麦卡恩蜷在自己的角落里，像小鸟啄食一样打着字。他看上去比我以前见他的时候还要糟糕。我这个该死的白痴，还让跳蚤帮我去找谁这周一直愁云满面。麦卡恩那一对眼袋，跟我的案情笔记正好对上号。

“麦卡恩，”我说，“打扰几分钟？我们需要你帮个忙。”

我一开始以为他会断然回绝：我有工作要做，回见。但他需要知道我们找他干吗。况且他身经百战；我们是一对菜鸟，还没走完一步就会被看破——斯蒂夫现在还在晃腿，而我则在抹嘴。麦卡恩无法拒绝。他觉得自己完全应付得来，没有问题，然后就可以安然走开。

“没问题。”他保存好文件，站起身。奥尼尔和温特斯在办公室另一头检查笔录，几乎没有抬头看一眼。

“谢谢你，”上楼梯时斯蒂夫说，“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没事，你们想让我帮什么忙？”

“爱斯琳·默里斯的案子。”我转头对他说。麦卡恩的脸色没什么变化。“我们需要找到所有证人。在这里没问题吧？”我推开了一间高级审讯室的门，有黄色墙壁和速溶咖啡，也就是我们第二次审问罗里的那间，同时给了麦卡恩一个殷切的眼神。

麦卡恩咕哝了一声。他在警探那一边的椅子中挑了一把坐下，背靠着单向玻璃，还随手摇了摇，看看牢不牢靠。“我要杯茶，”他重重地坐下，“加一点奶，不要糖。”

“你确定你还好吗？”斯蒂夫乖顺地去拿热水壶问道，“无意打探隐私，但你看上去状况不大好，朋友。”

“谢谢。”

“你老婆这周没帮你熨衣服，是吧？”我很好奇，同时暧昧地笑了笑。“你惹着她了？”

“我很好，你过得怎么样？”

“糟透了。”我说，我和斯蒂夫都笑了，麦卡恩也挤出了仿佛是笑容的表情，只是有些抽象，“你结婚二十五年了吧，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怎么办到的？”

“二十六年。你们找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要情感建议？”

“不，你介意我把这个打开吗？”我已经把录像机的开关打开了。

麦卡恩皱着眉头，他没想到我们如此大胆。“你们要那玩意干吗？”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多疑。几个月前，你还记得吗？我帮罗奇审问一个浑蛋的母亲，让她放弃给自己儿子做伪证。问题解决了，但是后来罗奇说这事是他的功劳。”我拉了把椅子坐在麦卡恩对面，那是嫌疑人的椅子。“所以我现在干什么都得留个录像，而且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随身摄像头。”

“公平地说，”斯蒂夫满怀歉意，把茶包放进杯子里，“记录证人发言的最好办法就是录像，在我们还——”

“老天，”麦卡恩说，“录吧，爱怎么录怎么录。”

“啊，朋友，”斯蒂夫尴尬得快要缩成一团，眼睛像小狗一样望着麦卡恩，乞求他不要怨恨自己，“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们实在不想让你因为这点破事被打扰。要是只有一点证据，我们肯定会把它塞到案卷底下，让它自生自灭。不过……我是说，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证据，所以最好集中处理一下。”

“至少你还挺聪明，知道让他唱白脸，”麦卡恩对我说，“换了你会是什么样，我真不敢想。”

斯蒂夫笨拙地笑了笑。“真是火眼金睛，”我说，郁闷地摇了摇头，“不过我们也没打算拐弯抹角，那样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还有你的。”

“你现在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这就叫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对斯蒂夫说。他正勉强地露出尴尬的笑容，小心翼翼地盯着手上的两只杯子，尽力同时保持平衡。他把杯子递给我们，也拉了把椅子，坐在我旁边。麦卡恩尝了口茶，皱皱眉。

“那么我们就开门见山好了，”我说，“这样也节省大家时间。你跟爱斯琳·默里斯有不正当关系。”

麦卡恩咂了咂嘴，盯着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你这个小叛徒。”他说。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然没有感到一丝愤怒。“我们有一位证人，看到你和爱斯琳聊天，并且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说，“她通过照片指认了你的身份。我们还有一位证人，看到在过去六周，你在维金花园附近出现了至少三次。他也确认了你的身份。如果需要的话，他们都可以来这里指认你本人。我们需要那么麻烦吗？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切入主题？”

麦卡恩喝着茶，思考着。我能看出他正在脑海里重新布局，像个象棋选手，为每种策略思考十步以外的后果。

他只需要说一句“无可奉告”。就这么简单。这样就相当于竖起了一道墙，任凭我们摆出一份又一份的证据，他都可以无动于衷，直到我们证据都用完，他就能全身而退。这是唯一且不蠢的办法，而且全世界的警探都知道这一点。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让我们惊掉下巴的对话：难以置信，某个蠢货居然全都招了。他完全可以把脸沉下来，这样就能够拍拍屁股走人；我们也见过专家级的人士，交叉起双臂，不停重复“无可奉告”，如同念紧箍咒一般，直到我们忍受不了，放他走人。我们全都想过：要是换成自己，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开口。我们都知道，要是被人带进审讯室，不管有罪没罪，只要一直说“无可奉告”，准保万事大吉。

可是麦卡恩却不能这么做。一旦他把“无可奉告”说出口，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作为警探的资格，可能永远都拿不回来。一旦这四个字脱口而出，他就和在小卖店偷东西的毒虫，或者是公交车上猥亵女孩的变态没什么区别：他是个嫌疑人。

他说：“我认识爱斯琳·默里斯，我们见过几次面。”

“仅此而已？”我说。

“没错。”

“你去过她家吗？”

齿轮再次转动，他开始揣测我们是不是极力向布雷斯林隐瞒了什么，他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指纹，或者其他什么暴露他身份的东西。“没错，”他最后说，“偶尔聊聊，喝杯茶。”

“顺便上个床？”

“这么问我，你有根据吗？”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麦卡恩没做任何反应。

我说：“我们从床垫上检测到了男性DNA。”

“那不是我的。”

“你是说你戴了套。但那不是来自精液，而是汗水。”

麦卡恩继续思考。我关切地说：“我们很确定，在最近几年，爱斯琳没跟别人睡过。”

麦卡恩继续无动于衷，一直在脑子里盘算着。然后他点点头。“没错，我们偶尔也会上床。”

暖场工作结束了。我们三个人可以放弃的东西，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就像是一盘棋的初始阶段，双方迅速短兵相接，为了拿下某处，牺牲掉另一处，清理好外围，布好防线，真正的大战一触即发。

“啊，朋友，”斯蒂夫一脸遗憾，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啊，朋友。咱们镇上那么多女孩，你怎么偏偏就找了个要被人杀掉的女孩呢？”

麦卡恩耸耸肩，喝了口茶。“我怎么知道，她看上去可不是那种人。”

“你早该跟我们说的，”斯蒂夫用责备的口气说，“这案子一过来你就该说的。”

麦卡恩的眼睛在我们两个中间游移，仿佛我们两个都不值得他一看。“要是换了其他警探，我会说的。”

“我们俩又不会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有麻烦。”

“这是你自己说的。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会站在咱们组里人一边？那我又怎么会来这里？”

“你知道这是迫不得已，”斯蒂夫一脸担忧，“只能这样。不然你想让我们怎么办？装作没发生，直接把罗里抓起来，等着他的辩护律师把这些挖出来，开庭的时候当场甩在我们脸上？”

“我只是想让你们放尊重点。像这种事情，你们想提出来，就应该私下提，而不是在这该死的审讯室。还有录像机开着，老天。”他愤怒地望向录像机，目光有如利箭。

“如果我是其他警探，”我说，“我会那么做。但到今天为止，我在这个组里已经受够了，所以只要是要紧事，我一定要留个证据。我们会把记录留在自己手里，但在搞清楚该如何处理之前，我不敢保证任何东西。”

这可是句最古老的台词。麦卡恩撇了撇嘴角。“我会记着的。”

“你讲讲吧，”我说，“从你和爱斯琳第一次见面讲起。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怎么遇见的。”

麦卡恩靠在椅背上，伸出双腿，抱着胳膊，调整好姿势才开口。“在霍根。去年夏天，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

“别担心，我们会查清楚的。你以前在那里见过她吗？”

“没有。”

“你应该有所注意的。”

“没错，我会注意的，所有男人都不会忽视她的存在。也许一些女孩也会盯着看。”他嘲讽地看着我。

“我不奇怪，”我说，“我有她的照片。你是怎么厚着脸皮找她搭讪的？”

“我没有，是她来找的我。”

我大笑起来。“她当然会这么做。二十几岁的漂亮女孩，在酒吧里想找什么样的小伙子都没问题，却偏偏找了个满脸雀斑还挺着个啤酒肚的中年男人。况且她还孤注一掷，你让这个可怜的中年男人怎么办？”

麦卡恩紧了紧胳膊，没做任何表示。“我说了，她不是主动投怀送抱的——我对那种女人不感兴趣，但确实是她先给我暗示的。”

我继续挑着一边的眉毛。“老天，得了吧。”斯蒂夫则理直气壮地对我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别因为你看不上人家——”

“我喜欢年轻一些的，能派上用场。”我对麦卡恩说，同时眨眨眼，“而且相貌得过关。”

“你是怎么办到的，花钱吗？”我们开始进攻了。

“——就觉得他也不可能是人家别的女孩的菜，”斯蒂夫努力把话说完。“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确实会有，”我承认，“肥皂剧里会演。每次我一打开电视，就会看见年轻的小宝贝和一个年纪够当她爹的人在那里卿卿我我。你看着像不像是《美丽城市》[4]里的剧情？”

“啊，康韦，这种事情不光会发生在肥皂剧里。现实生活中也会有的。”

“要是你是唐纳德·特朗普，那没问题。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难道你私底下是个百万富翁？”

他不喜欢“乔”这个名字，不过他差点就用冷笑掩盖了过去。“我倒是想。”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钱的，”斯蒂夫说，“爱斯琳可能只是喜欢他的长相。这没什么毛病。”

“也许吧。你长得像乔治·克鲁尼吗，乔？说不定你下班以后会比较像？”

“你说呢？”

我做了个鬼脸，摆了摆手。“直说了，朋友，我看不出来。所以我真是搞不清楚，她到底图你什么？别告诉我你从来没觉得奇怪。”

麦卡恩动了动。他放下胳膊，把手伸进口袋。“她喜欢警察。”

我们想法一样。爱斯琳把我们引到了同样的岔道上。我和斯蒂夫需要弄清楚的是，麦卡恩是不是到现在还在相信这一点。

“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喜欢警察，”我说，“结果把你带回了家？你没开玩笑吧？”

麦卡恩动了动下巴。“因为碰巧我出现了。”

“可那时候还有别的人。霍根可是警察们的据点。所以为什么是你？”

“因为她想找一个警探。她喜欢听这一行的故事：你都办了些什么案子，那些案子如何如何，你后来又做了什么？她想找刺激。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他笑得很卑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她挑中了我，是因为我够老，穿得还够好，所以她认定我是个警探——她很在行，这女孩。她一听说我在重案组，就锁定了目标，眼睛闪闪发光。我差不多得找把园丁耙，不然她一定直接扑上来。而且你也看到她长什么样了：我有什么好推脱的呢？”

“因为你结婚了。”我提出，“我听有人说，结婚了就意味着你得管好你的老二。”

麦卡恩耸了耸肩。“我们是上了几次床，这种事常有，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球。如果他跟爱斯琳只是炮友关系，那么他因为吃醋而杀掉她的动机也就不成立了。我问：“这种事情经常有，对吧？你经常瞒着老婆干这个？”

“没有。”

“以前干过？”

“没有。”

“那为什么要为爱斯琳破例？”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漂亮的女孩找我搭过讪。而且我和我老婆相处得也不融洽。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呢？”

我和斯蒂夫故意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让麦卡恩看到。我说：“这可真是个可爱的故事。够浪漫。但露西·赖尔登可不这么觉得。”

麦卡恩摇了摇头。“露西·赖尔登是谁？”

“爱斯琳的闺密。矮个子，染的浅金色头发，大约到这儿——有印象吗？”

说到这里他笑了，龇着牙，像是一只发怒的狗。“那个蕾丝边？我跟她说的肯定不会一样。不过不管她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她可不是爱斯琳的闺密。她不过是喜欢爱斯琳，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而已，可没想到爱斯琳找了个男人，肯定把她气坏了。她当然会说我一些坏话。”

斯蒂夫说：“你是在哪里遇到露西的？”

“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那个证人，那个见到我遇见爱斯琳的，你们以为我不——”

“我们需要你的回答。”

麦卡恩靠回到椅子里，再次把胳膊抱在胸前，盯着我们，嘴角上扬。“你们两个可真是可怜。你们知道吗？你们坐在这里，想用这点三脚猫的招数来对付我，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这都是我玩剩下的，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真正的罪犯。那时候你们还在挤脸上的粉刺，一边偷偷亲海报上的大明星呢。你们真觉得我会受你们摆布？”

“这跟摆布没有关系，”斯蒂夫一脸受伤的样子，“我们只是想让你帮我们解决眼下的问题。”

我说：“你是在哪里遇到露西的？”

“她难道没跟你们说吗？”

“啊，拜托，朋友，”斯蒂夫说，他倾身伏在桌面上，“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是想找办法削弱她的证词。你以为我们是想抓你吗？开什么玩笑。要真是你干的，我们可完蛋了。你觉得我们会坐在观察室里，讨论我们是不是该对同组的人提出谋杀指控？”

麦卡恩把他那双深深下陷的眼睛转向我。在面无表情这方面，他练的年头比我久。我读不出他任何的想法。“你根本没有热爱这个组的理由。怎么讲你都得完蛋，说不定还想在临死前拖个人下水。”

虽然我知道他这么说目的何在，可这就事论事的腔调还是让我心头一寒。我说：“我跟你之间没什么过节。你没做过什么针对我的事情。”

他点了点头。“要是你还有点脑子，”他说，“就赶紧滚蛋。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建议；就算是我自家的孩子，要是跟你一个样，我也会这样跟他说。我没有做，所以你不可能证明我做了。要是你想试试，只会给你自己惹麻烦。别想着离开重案组就没事了，整个警察界你都待不下去，说不定这个国家你都别想待了。”

我们都会告诉嫌疑人，如果不听话，他这辈子就完了。寒意又加深了。我说：“你是在哪里遇到露西的？”

等了一会儿，麦卡恩沉重而缓慢地摇了摇头。“给你送葬的时候。”他说，“当时她跟爱斯琳一起，在霍根——眼睛一直盯着她。爱斯琳坐在那里，穿着闪亮的小裙子，喝着饮料，享受着众人注视的目光，挑选自己心仪的男人。而那个女孩就一直粘着爱斯琳，谁要是多看爱斯琳一眼，她就会把人家骂跑。爱斯琳后来告诉我，她说露西拽着她来酒吧，是因为她想趴在她肩膀上哭，抱怨自己一直找不到男人……”麦卡恩的嘴角又扬了起来，有那么一秒，他的表情都几乎变得柔和，“爱斯琳真的是很天真，在许多方面。她就像个孩子。她向上帝发誓，露西真的是想找个男朋友。你们查过露西的不在场证明吗？”

“嗯，”我说，等他咧着嘴笑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透露了什么，“证据充分，不好意思。”

“但是你有过怀疑。”

“我们要做好本职工作。”

“就像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他的笑变得富有侵略性，“我赌一百英镑，是露西想把整件事情推到我身上来。她说什么了？我打了爱斯琳？我虐待她了？”

我和斯蒂夫再次明目张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那倒没有。”斯蒂夫说。

“是的，”我说，“根本没有。”

麦卡恩再次面无表情，他没想到会这样。

“按照露西的说法，”我说，“你对待爱斯琳，就像是对待一块珍宝。你们两个不只是偶尔上床的关系。你们两个是有真感情的，是真爱。”

他笑了，咆哮似的，声音很大，把我们三个都吓了一跳。他装得太过了。“真他妈该死。你们信了？”

“你要说你从来没对爱斯琳说过你爱她吗？”在他开口之前我又说，“当心点。我们已经拿到爱斯琳给露西的短信了。”

“也许说过。我得跟你说个事，康韦，要是有男人把手伸进你的内裤，说这就是爱，那很有可能只是在跟你胡扯。或者从来没有男人跟你说过这种话？”

“根据这些信息，”我说，“你跟爱斯琳在8月的时候见过几次面，但你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而是一直等到了9月初。如果你只是想上她，那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麦卡恩又静止了，开始琢磨如何应对。最后他说：“我喜欢爱斯琳，她是个好女孩，很甜。她想要找刺激，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但她不是那种吸血鬼一样的女孩，只顾着一时痛快。她过得并不容易，她爸爸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妈妈得了多发性硬化，爱斯琳是唯一照顾她的人，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的生活一直寡淡无味，所以才想听听我的故事。”

我发誓他是真的信了。我能感到斯蒂夫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手榴弹还在。

她告诉罗里的是同样的故事：死去的爸爸，得了多发性硬化的妈妈。难怪她只提了一下就打住了。用它把麦卡恩引到她想让他去的地方是一回事，要是把这个故事用在她真心喜欢的人身上，性质就不同了。但这个故事已经根深蒂固，没等她自己意识到，就已经说出了口。

“我和我妻子，我们一直过得都不怎么愉快。有这样一个喜欢我陪在她身边的女人，让我感到很舒服。我很高兴能有一个让我心安的地方可以去，没有人会觉得你很碍眼。这样一来，一切都能好过一些。这就是一开始的样子，只是去寻找一点清静。”

他撇了撇嘴角，我们便没有对他进行嘲讽。我说：“你们在什么地方约会？”

“我会到她家附近去接她，然后我们会去兜兜风。那是夏天的时候，她会带上食物，我们会去郊外野餐。我们会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一起坐着聊天。”麦卡恩试图保持声音平静，但热切的渴望涌起，努力控制也无济于事，他索性停了下来。

“啊，”我说，“真甜，你就从来没带人家去好好吃顿饭，是吧？连喝一杯都没有？只是让她做好三明治带上，跟你坐在草地上，任由蚂蚁往她内裤里爬？”

“她从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去过她那边的酒吧一次，我不喜欢那样。都柏林是个小地方，一旦有不该看到的人看见你，他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找自己俱乐部里的女人八卦，而你老婆的闺密刚好就在里面，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得睡沙发了。”

“只因为你们喝了一杯？”斯蒂夫皱着眉头，“我觉得你好像很清楚，你们俩并不只是像朋友聊聊天那样简单的关系。”

麦卡恩抬了抬嘴唇，像是要笑一笑，但又像是要龇牙。“我觉得你好像从来没结过婚。‘好吧，没错，宝贝。我只是花了个晚上，跟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喝了一杯，可我们只是聊天，别的什么都没做，我对天发誓。’你觉得这么说好使？反正我老婆是不会信的。”

斯蒂夫冲他咧嘴笑了笑。“好吧，”他赞同道，“我开始觉得我应该一直保持单身了。”

“你和所有其他人都应如此。”不过笑容很快就消失不见，“我告诉你们，我和爱斯琳，在一开始是完全清白的。”

“后来怎么变了？”

麦卡恩耸耸肩。他转入防御模式；我们已经触及他警戒线的边缘。

“老天，莫兰，”我压低声音，让麦卡恩刚好能听见，“你还问怎么变的，他把老二插进人家身子里了，就这么变的呗。他一直在等机会，等到了就随心所欲，快活一番了。你还想让他给你画张图吗？”

麦卡恩突然伸了伸脖子，他显然不喜欢这样。“省省吧，”斯蒂夫同样压低声音，“我又没问他们喜欢什么体位。我问的只是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我们讨论的可是圣人麦卡恩啊。他怎么可能背叛他老婆呢？”他关切地望着麦卡恩。

麦卡恩瞪了他一眼。“你觉得我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男人和女人，共处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对彼此有所幻想，某一天就会擦枪走火——”我挑了挑眉毛，“你们想笑就笑吧，你跟我说说：要是爱斯琳不喜欢我，她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就像你一开始说的：我没钱，又没名。”

“你是个警探，”我指出，“对某些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受用。”

“我想过这个，我又不是傻子。我考虑过她是不是个逃犯，需要拉一个警察下水。”

“所以你就在系统里查了她。”

“是我干的，没错。去吧，你们要是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就去找头儿告发我。但你别跟我说你们没做过这种事。”

“啊，背景调查，”我说，“所有美好的爱情故事都需要有这样坚实的基础。”

“像我说的：我知道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所以我需要查一下。但爱斯琳清白得像一张白纸。她甚至连找我帮她销罚单都没有过。她从没想过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麦卡恩摊了摊手，“这就是我的全部，如果她想要我，要的就只有这个。”

我和斯蒂夫沉默足够久之后，面色凝重地对视了一眼。麦卡恩果然变得紧张。“怎样？”他问道。

“不当关系，”我说，“是从9月开始的？”

“9月初，没错。”

“日期。”

“我不记得了。”

我没有像蝗虫一样，盯着每个细节不放，而是任由他随便讲，他知道我们对真实情况心知肚明。我故意隐约露出微笑，看着他下巴的肌肉颤动。

“那我们就当是9月初吧，”我表现得很慷慨，再一次让他的下巴动了动，“然后就一直持续到了上周末，中间有间断过吗？”

麦卡恩再次把抱紧双臂，警察的标准表情又回来了，铁板一块。“没有，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吵过架。一切都很好。”

“秋天，”斯蒂夫检查着手里的笔，若有所思地说，“冬天。无意冒犯，但是那时候你们俩已经不是单纯聊天的关系了吧？我觉得在山顶上野餐什么的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是吧？这段时间你们是在哪里见面的？”

麦卡恩咬牙切齿，一副“关你屁事”的表情。不过他还是回答了：“在她家。”

斯蒂夫皱了皱眉。“没有一个邻居说见过你。”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会走爱斯琳家的后巷，然后翻墙进去，到后门门口。她给了我一把钥匙。”

这就是秋天的那起闯入事件了。“不错，这个年纪还能爬墙，真是老当益壮。”我说，几乎憋不住笑——麦卡恩再次感到不满，“比那些天天跑健身房的人好多了。你多久去她家一次？”

他想说谎，不过还是觉得不能冒这个险。“一周一两次，看情况，取决于工作，还有我家的情况。”

“你们怎么约时间？”

“有时候，在我走之前，我们会约好下次的时间。我也会给她留个便条，告诉她我什么时候到。或者要是我意外得到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我就会直接赶过去。”

“你在哪儿给她留便条？”

“塞进汽水瓶，扔到她家院子里。她知道随时去找找看。”

“我们在她家没有找到任何便条。”

“我到她家的时候就会把便条拿回来。然后扔掉。”

我装出惊讶的样子。“为什么？”

“你觉得呢？因为我做这行时间太长了，不会让证据随便乱丢。”

他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像你们俩这样的人，想抓我的把柄，还嫩了点。“老天，”我说，“为了偶尔约个会，还真是够麻烦的。”

“那得看约会的质量。”他再次露出猥琐的笑容，不过我见过他用这招对付嫌疑人，所以对我没用。

“为什么不给爱斯琳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呢？你的号码她都没存过，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她存。”

“还有你为什么不像个正常人那样，走前门呢？”

他再次心有不悦地看我。“你他妈的觉得呢？”

“我在问你呢。是她喜欢玩顶级大间谍的角色扮演，还是你想让她对你的行踪一无所知，这样就只能在家里守着，等你从后门随时拜访？”

“她不需要做任何事，我不是她的老板。”

我小心翼翼地挑拣着词句。“你有没有……跟她生过气，就比如，她没在家等你？”

麦卡恩下巴一紧。“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你让爱斯琳在家里坐着，一天又一天，像木偶一样，只等你去拉她身上的提线。如果你拉了，但她没动，那会怎样呢？”

“那也没什么。大多数时候，我都会让她知道我会去。只有一两次我是临时过去的。要是我去了她家，她没在，或者她在忙，我就会离开，换个时间再去。就这样。”

我表现得非常怀疑。“你确定？”

“是的，我确定。”

“你不会偶尔打她一巴掌，对吧？不是想去伤害她，只是让她能规矩一些。”

麦卡恩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女人。”

“嗯，”我说，“好吧，你让爱斯琳把手机锁换成滑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她的短信，对吧？”

他的头突然扭了一下，不到一英寸，不过及时停了下来，直直地看着我们。他不喜欢考虑这个问题。“我没有让她做任何事情。”

“请求她，这样说可以吧？”

“没错，我是请求她来着。她本可以让我别管她，但她没有。”

“你读了吗？”我希望他没有，主要还是出于对这份职业的骄傲。我希望一个重案组的警探，即便是想查查自己的小情人有没有小情人，也可以干得漂亮点，而不是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

麦卡恩把脸埋在他的茶杯里，但我还是看见他胡子拉碴的脸微微一红。在所有的选项当中，这是让他最不好意思用的一个：在爱斯琳的短信里面找蛛丝马迹。他依旧坚信自己有多么爱她，在他心里，偷看她的信息，会让这一形象受损。“有几次吧。没什么可看的，我觉得自己很傻，然后我就不看了。”

我相信他。在周六晚上之前，麦卡恩还对罗里一无所知。爱斯琳的疯狂计划完全没有奏效，露西是对的，爱斯琳已经没辙了。

我问：“你让你老婆把手机设成滑动锁了吗？”

“别跟我耍小聪明。没有，我他妈的没有。”羞耻感让他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我没在控制爱斯琳。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妻子发现我们之间的事情。这就是我检查她信息的理由：我需要确认爱斯琳没有把事情告诉她的朋友们。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后门，我为什么不让她存我的电话号码。我太喜欢她了，或多或少也算信任她，但还不够让我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交到她手上。我可不想被她拴得太紧，一旦月经来了，或者是收到什么勒索邮件，她就会一个电话打到头儿的办公室，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事。这不难理解吧？”到目前为止，这是他用时最长的一次发言。他试图完全忘记这些记忆，这让他变得健谈起来。

“所以，”斯蒂夫冷淡地说，“你是说你并没有打算为了爱斯琳离开你老婆，对吗？”

麦卡恩短促地扑哧了一声，声音很大。“扯淡吧。我和我老婆，我们确实有一些麻烦，但我爱她，而且更爱我的孩子们。我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那你打算怎么办？就一直爬爱斯琳家的墙头，”我哼了一声，麦卡恩猥琐地看了我一眼，“这辈子都这样了？”

“我没做任何打算。我只是在找点乐子，静观其变。”

“即便他打算离开自己的妻子，”我向斯蒂夫指出，“他也会让爱斯琳继续待在地下的。怎么能给他老婆机会，让她在离婚的时候大赚一笔呢？”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根本就没打算离婚。我跟爱斯琳当时那样就已经很好了。”

我挑了挑眉毛。“是吗？爱斯琳也觉得你俩这样挺好的？”

麦卡恩耸耸肩。“据我所知是这样。如果不是，她可以跟我分手。”

“你拿着蛋糕吃了，把渣都留给她。什么样的人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我没有从她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两相情愿的，她也可以去跟其他小伙子约会，这很公平。”

又是漂亮的一步棋。可这不可能是真的。“而她接受了你的建议，”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在跟别人约会？”

迅速眨眨眼，麦卡恩在这里要多加小心。“她死后我才知道。”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麦卡恩太老到了，不可能上当。他嘲讽地看了看我们，等我们出招。

“我们稍后再聊这个，”我说，“所以你对此做何感想？”

麦卡恩哼了一声。“你在干吗，给我做心理疏导呢？”

“你去看心理医生了吗？”

“不，我没有，你去了吗？”

“那你就不用为他保留精彩的部分了。发现爱斯琳在和其他人约会之后，你的感觉如何？”

麦卡恩已经做好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他耸耸肩。“没有人喜欢同人分享一个女人。不过没什么，我反正都会戴套，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惊讶吗？”斯蒂夫问。

“我从没想到会这样。”

“露西很惊讶，在她发现罗里的时候。”

这又招来了嘲讽的笑容。“没错，但她只会感到高兴。有两个家伙出现在她和爱斯琳之间了，而不只是一个。”

斯蒂夫说：“她会惊讶是因为她发现爱斯琳爱你，兄弟，爱疯了，你知道吗？”

麦卡恩猛地晃了一下脑袋，仿佛这句话冲他飞了过去。他已经不明白这究竟是真是假了，而且不管真假，他也都不打算去想。想着那些短信，他再次小心翼翼地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

“她以前从没爱上过什么人，你是第一个。这个你知道吗？”

“她可能提过吧，我不记得了。”

“所以，”斯蒂夫说，“如果她真的彻底被你迷住了，那她怎么还会去跟其他男人共进浪漫晚餐呢？”

麦卡恩很棒。只是因为我一直在盯着他，才看到他脸上闪过的一丝痛苦，快速而剧烈，如同炮口闪过的强光。“谁知道，女人都是感情动物。”

“好吧，”我说，轻轻敲了敲自己的杯子，皱了皱眉，“让我们来好好想想。爱斯琳爱上了你，但是你不爱她，对吗？”

麦卡恩又重新稳住局面。他哼了一声。“老天，当然。她是个好女孩，跟她在一起很开心。她床上功夫也不错，但仅此而已。”

“她知道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不傻，不会跟她这么说，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但她可能会起疑心的，她又不傻。”

“也许吧，这我就不知道了。”

“要是她有所怀疑，”斯蒂夫说，“她肯定不堪重负。初恋，这可是件大事。你没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们开始加速了。麦卡恩并没有错过这个变化：他的后背挺直了，蓝色的眼睛也变得更为专注。有那么一秒，我感到他仿佛年轻了二十岁，颧骨高耸，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对深邃的蓝眼睛，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觉得爱斯琳有可能爱上他了。

他说：“我并不想伤害她，但我又不是去做临时保姆的。爱斯琳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所以她也有可能借助罗里耍一点小花招，对吧？”我问，“想让你吃醋？”

他耸肩。“恐怕不是，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她在手机里留着他们的短信。她可能在赌你会看到它们。”

那种局促的脸红又出现了，同时他又轻微地晃了一下头。“就算我看了，也不会有什么用。爱斯琳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也许她是用罗里来分散一下注意力？”斯蒂夫提议说。就像知道我的手在什么地方一样，我很确信他清楚我正在把话题引向何方，他就在我身边。“这样她就能不去天天想着你？”

“可能吧。”

“这意味着，她有所怀疑，你并没有像她那样，爱得那么深。”

我问：“她有跟你谈过，让你离开你老婆吗？”

“提到过，但并没有很认真，只是提了提。”他再次小心翼翼——为了短信。

“那你怎么说。”

“不搭茬儿。转换话题，她也不会揪着不放。”

“哈。”我靠在椅背上，喝了口茶——已经凉了——然后拿出手机。我进入电子邮箱，悠闲地翻看着，找到爱斯琳秘密文件夹里的便条的照片。

无论你拿出什么东西，一般人的眼睛总会跟着过去，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但麦卡恩却不动声色。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推到他的面前，手机碰到桌面，轻轻地咔嗒了一声。

直到我坐回椅子上，麦卡恩才低头去看。他的脸还是没有变化，不过我能感觉到困惑和警戒的神色隐约浮了上来。

我说：“后面还有，接着滑。”

他滑着，一直在滑。困惑之下又增添了新的东西：一种可怜的神色，混杂着痛苦，以及某种类似于喜悦的情绪。麦卡恩以为自己见到了证据，这些证据告诉他，他完全搞错了；对爱斯琳而言，罗里无足轻重，她全身心爱着的人是他自己。

看了十几张图片之后，他轻轻地喘了口气，把手机推回到我这边。“我知道了。”

我说：“这些便条是你写给爱斯琳的吗？用来告诉她你会在什么时候去她家？”

麦卡恩耸耸肩。他重新在椅子里坐定，手轻松地插进口袋，只是全身紧绷的肌肉出卖了他。我们就要发动总攻了，而他心知肚明。

“我不是笔迹专家，也能确定这些字迹和你的一样，”我说，“不过如果有必要，我会找一位来鉴定一下。我还可以调出你过去六个月的上班记录，拿来和爱斯琳把这些照片传到电脑里的时间和日期做比对。我敢拿我的工资打赌，这些照片上的时间肯定都是你刚下班，或者是上班之前。”

“所以它们也许是我写的，对吧？我告诉过你我写过。”

“而且确保销毁了，”斯蒂夫说着，拿过我的手机，继续查看那些照片，“反正你是这么觉得。”

“除非爱斯琳有别的想法，”我说，麦卡恩闭了一会儿眼睛，“每次你留下字条，她都会拍照记录，存进电脑里——在一个设了密码的特别文件夹中——然后还把手机上的照片删掉。她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

耸肩。“我怎么知道？”

“你猜猜？”

“留个纪念？”

这话让我笑出了声。“你没搞错吧？”我从斯蒂夫手里把手机拿过来，在麦卡恩眼前晃了晃。“你觉得一个女孩会拿这种东西当纪念？”

“我可不知道女孩们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

“相信我，这个她们就不会。所以爱斯琳的目的是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麦卡恩说：“她可能想把这些东西拿给我老婆看。”

“你说她对现状很满意，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这么觉得，但我不一定对。”

“你告诉我们你很小心，不想被爱斯琳套牢，让整件事被大家知道。”我在桌子上转动手机，“看起来你的小心是对的。”

“但还不够小心。”斯蒂夫指出。

“在我看来，”我说，“这倒像是爱斯琳设的一个局。她想如果你老婆发现了，肯定会一脚把你踢出门外，然后你就只能投入她的怀抱——”

“你老婆会一脚把你踢出门外吗？”斯蒂夫问。

“不会。”

斯蒂夫挑了挑眉毛。“不会？”

“绝对不会。”

“朋友，你之前说如果她知道你跟爱斯琳上山兜风，就会把你扔出家门，要是让她知道你还上了她，一上就是几个月——”

“她会让我难堪，臭骂我一顿，我得去布雷斯林家的空房间里住几周，也许几个月。天知道这都是我自找的。”麦卡恩声音里的恨意说明他说的是实话，“但到最后我们还是会和解，没什么问题。”

我挑了挑眉毛。“哈，这话现在说倒是很容易。”

“这是事实。她会让我求她原谅，卑躬屈膝，但她还是会让我回来，毕竟孩子们——”

“是啊，还有孩子。这得让他们多受伤。”

他的下巴一紧。“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或者也差不多了。爸爸妈妈吵几周架不会是世界末日。”

“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一直在睡一个能当他们姐姐的年轻女孩，他们会做何感想？”

“老天，”斯蒂夫说，皱了一下眉，“这下父子关系可就没法融洽了。”麦卡恩生气地说：“他们不会发现的。”

“不会？你老婆不会提吗？她是菩萨心肠？”

“听上去还真像。”斯蒂夫说。

“她可能有这个希望。”我说。

“她在乎孩子们的感受，不会伤害他们。”

我们加快了速度，语气也越来越重，倾身向前，把问题抛到对面。麦卡恩也跟上我们的节奏，毫不迟疑地应对我们的问题，目光由暗淡的蓝色变得如火焰一般闪耀。他觉得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他几乎可以预见我们提问的走向，认定我们在这个推论上孤注一掷。所以他需要做的，就是终结这个话题，让我们彻底破产。

“不管怎样，”斯蒂夫说，“最好还是不要蹚这样的浑水，对吧？”

“没错，是这样。我很走运，以后不会再有了。”

“走运，”我挑了挑眉毛，“这就可以了，是吧？有个女孩死了，现在还躺在停尸间，但是瞧瞧，你是有多走运？”

麦卡恩厌恶地瞪了我一眼，并没有费心回答我的问题。“说真的，”斯蒂夫说，“麦卡恩算是躲过了一颗子弹，够走运了，我觉得。”

“确实，”我说，“他确实是这样。爱斯琳去威胁过你老婆吗，麦卡恩？”

麦卡恩摇了摇头，缓慢但坚定。对此他有十足的把握：不需要担心爱斯琳的短信，因为他说的是实话。“从来没有。”

“她只是暗示过。”

“没有，暗示也没有。”

“你确定吗？”

“没错，我确定，很确定。去问问那个玻璃露西，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人：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半条证据，证明爱斯琳提过要去找我老婆。半条，半条就行。”

“我们有二十多条。”

“这些字条吗？”麦卡恩对着我大笑起来，像是在张开嘴狂吠，“老天，康韦，快告诉我你还知道点别的。那东西能说明什么？能威胁到谁？也许爱斯琳是想用那些东西来威胁我——可你都没办法证明这一点——但是还没找到机会。我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我甚至都看不到它们——上了密码，你说的吧？网络犯罪组完全可以查出文件夹开启的时间，证明它们跟我在爱斯琳家的时间并不匹配。这些字条毫无意义。”

我摇了摇头。“你是否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并不重要。爱斯琳可以把副本传给你老婆看。”

“她没有。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她的电脑记录、打印机、单位的打印机，所有她能用的东西。我打赌你根本查不到有这些东西的记录。”

“她可以用电子邮箱发。”

“去查查她的邮箱账号。你觉得爱斯琳会有我老婆的邮箱？我看起来有那么蠢吗？”

“或者她就是在你上班的时候，直接跑去你家。”

“她没有。你们可以追踪她的行踪，看看有没有人在我家附近见过她。祝你们好运。”

“你老婆也会这样说？”

这话让麦卡恩站起身，伏在桌子上，半个身子探了过来，龇牙咧嘴、异常愤怒地对我说：“你他妈的敢把这东西拿给我老婆看？她对爱斯琳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明白了吗？”

“例行公事，”我抬起头，“每条线索我都要跟进。”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要是你去跟我老婆说爱斯琳的事，我会要你好看。听见了吗？”

“看起来，”我故意咧着嘴乐，“要是让你老婆知道这点破事，你恐怕还是会有麻烦吧？”

麦卡恩的下巴绷紧。他想来揍我。我瞪着他，继续面带笑容，希望他动手试试。

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他坐回到椅子上，扭扭脖子。“要是你要找我老婆谈话，”他说，“那就找吧。但别说出轨的事。就算是你们两个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去问问她有没有接到什么匿名信，或者是陌生人的电话。我完全能告诉你们她会怎么说，但如果你们非要逞能……”

斯蒂夫说：“要是你不想让我们找你老婆，朋友，那就别耍我们。你跟我们说实话就行了。”

“那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好吧，”我说，“周六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他咧嘴笑了，上唇扬起来，像是在低声咆哮。他靠到椅背上，抱紧胳膊，仰头对着天花板，笑了起来。“终于进入正题了，也该到时候了。”

“你在哪儿？”

“你不打算先警告我一下？”

“你想的话，那就来一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让他的笑声里又多了几分邪恶。“周六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不关你的事。”

这是个聪明的回答：不给我们不在场证明，意味着我们没有可以打击的对象。“你是想说无可奉告吧，”我说，“对吗？”

“不，我告诉你的是，这他妈的不关你的事。”

“要是我们去找你老婆，问问你那时候在不在家，她会怎么说？”

“去问了你们才会知道。”

斯蒂夫倾身向前。“我们并不是要套你的话，朋友。我们只是在问话。要是你能证明你在什么地方，我们立马就收手。我们会想办法，让这一切都像是从没发生过。但如果没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不能这么办。”

麦卡恩冲斯蒂夫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在说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会对他用这一招。“关于周六晚上，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能说我并没有伤害爱斯琳。就这样。就算在这里耗一整年，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个。”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我说，“还记得那个说最近几周看到你在斯托尼巴特尔街头闲逛的证人吧？”

“所以呢？”

“同一个证人看见你从维金花园后面的巷子出来，就在周六晚上八点半。”

他哼了一声。“罗里·法伦。是他吧？”

“你认出他了，对吧？在我们带他过来的时候？”

他轻轻摇了摇头，嘲笑似的咂了下嘴：他并没有跳这个陷阱。“没有，是布雷斯林跟我提到，罗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斯托尼巴特尔街头闲逛。差不多是跟踪，对吧？”

我和斯蒂夫没有回答。麦卡恩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他很喜欢爱斯琳。或多或少是有点着迷了。也许他某天晚上还看到过我从她家出来呢，对吧？”

我们看着他。

“没错，这样他非常忌妒，都快发疯了。周六那天晚上，一进她家门，罗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她当面对质，问她是不是在跟别的什么人约会。可怜的爱斯琳没有否认，或者支支吾吾，然后……”

他一只手攥成了拳头，轻轻离开了桌面，他在用力。

“那就难怪他会说在周六晚上看见了我。他会动用一切花招说东说西，扰乱你们的视线。而你们这一对白痴果然中招了。不过陪审团可没那么傻。”

斯蒂夫说话了，但急于辩白让他的声音顿时变弱了许多，我们都能听得出来。“没有人说我们信了，我们只是在讨论这一点。”

麦卡恩靠在椅子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的嘴角翘着。他并没有刻意掩饰脸上的得意。他觉得我们手里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被他攥得紧紧的，伤不到他半分。

他说：“你们觉得要是让组里知道，你们这样单独跟我谈话会怎么样？不为别的，就因为上了几次床？”

“啊，拜托，”斯蒂夫是真的在请求他，“你是我们的证人。我们没办法，只能找你谈谈。你知道我们有难处。”

“我什么证都做不了。”

“你认识被害人，你把被害人给睡了。我们不能就这样——”

“你们把态度放尊重一点，”麦卡恩说，“别对我的婚姻打什么主意，我会把此事忘掉。”

“我们不会告诉你妻子关于爱斯琳的事情，我发誓。”

“那还差不多。”麦卡恩说。他伸了个懒腰，前后晃了晃肩膀。“我们聊完了，对吧？”

斯蒂夫迅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不确定。“不，”我固执地说，“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了，不妨把该说的都说了吧。”

“再来五分钟？”斯蒂夫问麦卡恩，“说真的，不会用太长时间，我们只是还有几个——”

麦卡恩大笑起来，摆了摆手。“你们还想来个补时绝杀？来吧。”

“谢谢，”斯蒂夫恭顺地说，“我是说，不，我们没有——我们只是——”

我说：“我想问问关于爱斯琳的事。她脑袋里在想什么。”

麦卡恩冷哼道：“这种心理学胡扯都是白费功夫，康韦。说真的，你该把这套东西扔了。罗里·法伦就是一时着迷，精虫上脑了，丧心病狂了。剩下的，关于爱斯琳是怎么想的，这都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没人在乎。”

“也许你是对的，就当给我解解闷儿，好吧？”麦卡恩坐回到椅子里，长叹一口气，“你告诉我们，”我说，“就在几分钟前：要是有人为了让你上床，跟你说她爱你——像爱斯琳说爱你——这八成是胡扯。她们都有小算盘，对吧？”

“没错，但爱斯琳并不是为了和我上床。我们的事情是自然发生的。”

“一开始你在系统里查过她，因为你觉得她可能别有用心，对吧？”

“没错，但是她是清白的。”

“确实如此，没错。这样就足够让你放心了？你没有再起疑心，对吗？像她那样的女孩，像你这样的男人，你真觉得她就诚心诚意地爱上了你？”

“也许他真就这样觉得。”斯蒂夫审视着麦卡恩，“荷尔蒙啊，朋友，脑子都乱了。”

“啊，他是怀疑的，”我说，“他一直在怀疑。他讨厌自己那样做，想停下来——对吧，麦卡恩？但他没能办到。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他心底什么都知道。”

麦卡恩嘴角上扬。“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算怎样吗？你还真是有勇气，想用这个来对付我。多花些心思去盘问罗里·法伦吧，让布雷斯林把事情搞定，看看你们能不能学些东西。”他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我要走了。”

斯蒂夫把德斯·默里斯的全家福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你认得这里面的人吗？”他问。

麦卡恩弯下腰，把照片拿起来，本来准备看一眼就扔回斯蒂夫手里，但照片却让他愣住了。他用手指掐住照片，我们看着他的表情，看到他认出了伊芙琳，然后是德斯，同时用尽全力不露声色，心里却在不停琢磨他们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到最后，还是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和她怯生生的微笑让他想起什么。他终于恍然大悟，而我们则看到他心底的震颤如何一路上升，最终浮现在他的脸上。

斯蒂夫用手指着德斯蒙德·默里斯。他说：“你认得这个男人吗？”

麦卡恩没听到他说话。

我俯下身子，敲了敲照片。“麦卡恩，这是谁？”

麦卡恩眨了眨眼。他口齿不清，仿佛心灵不堪重负，让张嘴都变得吃力。“他叫德斯蒙德·默里斯。”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你都知道。”

“我们想听你的答案。”

“他失踪了。很久以前的事，当时是我办的那个案子。”

“这个呢？”我的手指移到了伊芙琳·默里斯身上。“她是谁？”

“他妻子，伊芙琳。”

“这个呢？”

我指向爱斯琳。斯蒂夫也在我身边俯下身子，探到桌子另一边，我们两个都靠近麦卡恩的脸，看着他的每一次颤动。沉默许久，麦卡恩开口了。“是他们的女儿。”

“她的名字。”

吸了口气。“爱斯琳。”

这个词回荡在空气中，静默了一秒。

“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斯蒂夫用难以置信的口气问，“我知道她长大了，变化很大，但她的脸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有她的名字？完全没了印象？”

过了一会儿，麦卡恩的脑袋左右动了动。

我说：“她记得你。”

他不停在摇头。

“这就是她在霍根找到你的原因。”我说，“并不是因为她喜欢找刺激，而你恰好是个警探。而是因为她想知道她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想她一开始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斯蒂夫说，“或者只是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觉得跟你在一起，就能够离她爸爸近些，”这话引起了麦卡恩嘴角突然的抽动，“而然后，等她对你有所了解了，这件事就成真的了。”

我哼了一声。“嘿，”斯蒂夫说，“奇怪的事情总会发生，而且你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麦卡恩抬起头，看了斯蒂夫一秒，眼神里闪过的希望很可怕。

我又拿出了手机，慢条斯理地滑动着，感觉到麦卡恩正在努力不看我。我把爱斯琳写给露西的童话故事找了出来。“看看这个。”我说，把手机递给麦卡恩。

他读着，中间眼睛闭上了一秒。读完之后，他慢吞吞地伸出手，把手机放回桌上，仿佛喝醉了。他没有看我们。

“认出是谁的笔迹了吗？”我问。

点头。

“是谁的？”

过了一秒。“爱斯琳。”

“没错。那故事里的坏人是谁？那个毁了她的生活，而现在她决定要毁了他的生活的人是谁？你知道他是谁，对吧？”

麦卡恩一言不发。我可以听得到他的呼吸，透过鼻腔沉重的喘息，融入房间的闷热当中。

等我们发觉他不打算搭话后，我说：“那是你，麦卡恩，你明白了吗？”

还是沉默。他把手放在照片上，盖住了它，这样就不必再看了。

我俯下身子，靠近他，轻轻敲了敲他面前的桌面。“注意了，我现在要完完全全地告诉你，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他的眼皮一颤。他隐约猜到了一部分，但是还不够。他很想知道全部。

“还记得你跟爱斯琳提过她爸的案子吧？”

麦卡恩说：“我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

我放声大笑。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他偏偏挑中了这一个；很难讲他真的是个职业警探。“没这个必要。她很清楚你在谈的是什么，是她自己把话题引过去的。你还记得你告诉了她什么吗？”

他摇了摇头，回想着。“我们是怎样追踪他的信息，一路追踪到英国。我们是怎么找到他已经……爱斯琳一直，她一直没说话。眼睛都没眨一下，一直听着，不停点头……”

“爱斯琳很厉害，”我说，“在这方面，她一直比你想的要厉害得多。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告诉她你跟她爸爸的对话了吗？他让你转告爱斯琳和她妈妈，他很好，而你却三缄其口？”

麦卡恩抬眼看我。“你没见过伊芙琳·默里斯。真是个可人儿，那么害羞，又那么甜——像是从老式小说里走出来的漂亮夫人，最后会死于肺痨或者类似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她而言太过沉重。伊芙琳是玻璃做的。”他瞥见我在咧嘴笑，“该死，我没跟她上床，我没动过她一根手指，想都没想过。”

“无所谓了，”我说，“既然你那么在乎她，那为什么不如实转告她呢？”

“因为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跟一个年轻模特私奔了，会难受死的。她会崩溃的，我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说：“但是你却觉得接管她余生完全没有问题。在你走进她家家门之后，她所做的一切事情，脑袋里闪过的每一个念头，上面都有你的印记，你完全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继续俯身探过桌子。这张桌子是特别设计的，正是为了方便我能够靠近，看清楚这个浑蛋的每一根胡楂。我能够闻到他呼吸中的茶味、衣服上的烟味，以及汗液中混合着愤怒与恐惧的酸臭气息。我靠得足够近，几乎要把他瞪出血来。“别骗自己了，麦卡恩。我说的这个，才是你三缄其口的原因吧。不是吗？你得不到伊芙琳，但是你很想让她接下来的生活完全处于你的控制之下。每次她醒过来，想知道德斯今天会不会回家，每次她匆忙去接电话，每晚她梦到他死了，她都是属于你的。当你老婆跟你不停念叨，而你每晚躺在她身边，心里想的难道不是可爱的伊芙琳？一想到不论她在那一秒里做什么，心里在想什么，都是拜你所赐，这难道不会让你感到兴奋？”

麦卡恩盯着我，血丝布满他的蓝色眼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恨意，从没有人这样恨过我。我只在情侣和家人中间见过如此的恨意。我已经把手指插进他的肋骨，戳进他身体最深处。我戳中了他的要害。

他咬紧牙关，声音低沉，直直地冲着我的脸说道：“滚蛋，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做的。你知道她男人是怎么说她的吗？他为什么要私奔？他说这十年里，跟她生活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说他快要疯了，再在家里住上几个月，他恐怕就要直接搬去精神病院。你觉得我要告诉她这些？让这些东西占据她的余生？她并不是那种能忘得了过去、重新上路的人。这会毁了她的。至少我的方法，可以让她保住一些自尊，让他们的婚姻定格在记忆当中的样子。我想给她个机会。”

“可是，”我说，“你让爱斯琳也受了连累。你从未想过这一点，对吧？你也占据了爱斯琳的生活。她的每一天都是拜你所赐，而且糟糕极了。然后她长大了，去寻找答案，结果发现是有人故意掩盖了一切，直到一切都覆水难收。”

麦卡恩张开了嘴。我们看到他心底有东西涌起，闪光，炸裂，伴随着骇人的咆哮，碎片四处飞溅，触到每一处柔软的地方，深深扎进去。

我说：“让我告诉你听完那个故事当晚，爱斯琳做了什么决定吧。她决定要毁了你的生活，她想毁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开始上床了，麦卡恩。不是因为‘嘿，擦枪走火’，而是因为爱斯琳认准了你耳根子软，总会被女人摆布。而她是对的。她差点就成功了，对吧？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老婆提离婚？是这周吗？今天？”

麦卡恩无言以对。我贴得更近了些，温柔而清楚地对他说：“整件事情都是个谎言。每次爱斯琳吻你，每次她跟你上床，每次她说爱你，她都得竭尽全力才能不吐出来。她强迫自己做这些，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报复你，让冤有头、债有主。”

麦卡恩低下了头，摇晃着。他耸肩弓背，仿佛一头正在流血的动物，想要挣扎着重新站起。

“现在你该明白她为什么要留着那些照片了吧？”

他像病人一样吃力地喘着粗气，让这间漂亮的彩色小房间变得像苍白的病房。

“你是对的，要是她没办法让你自己摊牌，她就准备把这些拿给你老婆。不管怎样，她都有办法破坏你的婚姻。然后她就会张开怀抱欢迎你，说你老婆根本配不上你，你应该跟知道如何善待你的人在一起。等尘埃落定，离婚文件归档，孩子们对你恨之入骨，你老婆永远不会再欢迎你重新回家，爱斯琳就会立马甩了你，让你面对一片废墟，开始全新的生活。”

四周一片虚空，只是粗重地喘着气。就这样了。麦卡恩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和爱斯琳一起占据了这间屋子。如果他还要继续讲话，那将只能来自那个沸腾的虚空处，是我们将他引入这里。

斯蒂夫轻轻地说：“你爱上了她，对吗？”

麦卡恩抬起了头。他的眼睛在我们身上徘徊，仿佛看不清一切。他张开嘴巴，呼出一口气，过了很长时间才发出声音：“无可奉告。”

这四个字留在了空气中，仿佛一块黑点。房间似乎已经变形扭曲，几近疯狂，所有可爱的颜色和人性化的摆设，都在尽力掩盖这间房间苍白的审讯室的本质——桌子、椅子、摄像机，还有单向玻璃。

斯蒂夫说：“当你到她家，看到她正在为罗里准备晚餐。那时候你是大吃了一惊，还是心里早已有所怀疑？”

“无可奉告。”

“告诉我们吧，朋友。她是怎么说的？她让你滚蛋，以后别再来了？她嘲笑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吗？还是说了别的？”

“无可奉告。”

他甚至再也没有抬头看我们，只是盯着我们脑袋之间的墙壁，眼神茫然，让我们不在他的视线里，这样我们的话也就成了模糊不清的闲言碎语。我见过这副表情，强奸犯、谋杀犯都可能是这副德行。我们没办法对付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并且不会再费心掩饰。

“上周六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斯蒂夫问。

“无可奉告。”

这时门把手突然咔嗒一声响了，吓了我和斯蒂夫一跳。麦卡恩依旧无动于衷。布雷斯林站在门口，黑色大衣上满是雨水，正向我们所有人微笑。

[1] 指凡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并且可能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

[2] 佩里·科莫，人称“C先生”（Mr. C），美国歌手、电视明星。1987年获肯尼迪中心荣誉奖，2006年进入长岛音乐名人堂。

[3] 米斯郡、基尔代尔，均为爱尔兰地名。

[4] 爱尔兰著名长寿肥皂剧集，从1989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每年一季，从未间断。

◇☆◇

17

“阿麦，”布雷斯林说，“办公室里有人找你。”

麦卡恩抬起头，看着他。他们对视了几秒，完全无视我和斯蒂夫的存在。

“去吧，”布雷斯林说，“我过几分钟去找你。”

麦卡恩勉强站起身，一个关节接着一个关节，向门口走去。在他经过的时候，布雷斯林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麦卡恩下意识地点点头。

“下午三点二十四分，审讯结束。”布雷斯林走到摄像机前说。他抬起手，把它关掉。然后他走到饮水机前：“好啊，好啊，好啊，看看谁跟谁又和好如初了，真好。”

我说：“我更想知道是谁让你觉得我们俩有什么不和。”

“恕我直言，你们俩关系如何，我丝毫不关心。你们居然指控我的搭档——”

“这一部分我们到时候再谈。现在我想知道，昨天上午是哪个助手在给你通风报信，说我和莫兰吵架了。”

“赖利，”斯蒂夫说，“是他吧？我们一开始吵架，他就竖着耳朵听，字都不打了。”

我记得，办公室里原本响着愚蠢的打字声，后来突然只剩一片沉闷的安静。“我跟你说过，赖利这小子很精明，”布雷斯林说，“显然不像我。我在高屋酒吧坐了二十分钟，才明白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好啊，康韦，你果然是南边来的，骗起人来一个顶俩。我还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他朝我举了举水杯。“还好今天不堵车，我才没错过这场戏最精彩的部分。”

他一定看到了我们脸上闪过的吃惊，因为他笑了。“你们觉得我大老远赶回来，一头扎进这里，是为了拯救麦卡恩，不被你们严刑逼供？我一直都在观察室里，因为我知道阿麦不需要我帮忙，因为他什么也没干——好吧，他确实没管好自己的老二，但这在我看来也不至于让他被吊死。但我觉得他这些日子过得不容易，这我们没意见吧，所以看到你俩折磨他，我觉得我应该出来叫个暂停。”

他围着桌子绕圈，拿起默里斯的全家福，看了很长时间。“哈，难怪阿麦没认出来她。”然后他把照片随手一扔，照片转了一圈，最后掉到了地上，他没有理会。“所以，”他说，“我本来以为我们是一条心的，那两次审讯罗里，我们干得很棒，我还以为我们之间很有默契。没想到你们一直憋着坏主意。我就想问问：你们今天早上照镜子看自己的时候，难道没觉得有点反胃吗？”

布雷斯林正在拼尽全力。这种感觉有点奇怪，有点像是失落，我居然丝毫不想朝他的脸打一拳。“我本来也以为我们是一条心的，”我说，“我也一直很享受那几次完美的审讯，但你隐瞒了这件事，怎么着，你还想揭他人短吗？”

他突然眼睛一瞪，用手指着我。“不，不，不，康韦。别想倒打一耙。你这样只能证明我是对的。这个审讯……”他厌恶地撇了撇嘴角，然后喝了口水，仿佛要把恶心的感觉冲走，“你接着说，告诉我，你搞这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说：“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证据可以申请搜查证，去搜查麦卡恩的家。”

布雷斯林琢磨了一会儿，点点头。“搜查证。不错。那你们想在他家找什么？”

“麦卡恩一冬天都戴的那双棕色皮手套，我这一周还没见他戴过呢。我们要么能从上面找到爱斯琳的血迹，要么手套已经没影儿了。”

“哇，”布雷斯林说着，挑了挑眉毛，“真是干得漂亮。我估计阿麦听到这个肯定会吓个半死。我能给你们省些麻烦吗？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如何？”

“感激不尽，”我说，“但我们需要让麦卡恩亲口告诉我们。”

布雷斯林咂了咂嘴。“那是不可能的。麦卡恩才不会让真相记录在案——说句实话，经你们那一顿胡搅蛮缠，麦卡恩要是还会再跟你们谁谈话，我肯定会很诧异，不管会不会记录在案。但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相，我们大家都能省心。”

斯蒂夫说：“但是不会记录在案，也无法被证实，也不能作为证据。”

“只能这样。你们还想不想听？”

从心底里说，我不想。麦卡恩离开审讯室的时候，仿佛带走了什么东西，空气中咝咝作响的阴暗冷酷的能量跟他一起消失了。房间里没有他，仿佛泄了气，病态而愚蠢。我只想走出房门，一直走下去，去不必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必看布雷斯林那张自认为正义的嘴脸的地方。我靠在椅子上，揉了揉脸，想再次找到那股能量。

“好吧，”斯蒂夫说，“洗耳恭听。”

“用不着给我面子。”

“我们想知道。”

“康韦？”

“为何不呢？”我说。我把手放下来，可是没有力气直起身体来。

布雷斯林并没有在我们的桌旁坐下来。他把自己的水杯扔进垃圾桶，手插进口袋，开始踱步。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仿佛是给粉丝学生们答疑解惑的明星教授。“周六晚上，”他说，“阿麦在家里，跟他家人一起吃晚饭。吃完饭他决定去找爱斯琳。他到那里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四十五分——时间不确定，因为他没注意时间。像往常一样，他去了厨房那边的后门。灯是亮着的，他可以看到爱斯琳正在准备的晚餐，但爱斯琳没有出声，也没有来迎接他。他走进客厅，发现她躺在那里，脑袋靠在壁炉上。”

“他肯定吓了一跳。”斯蒂夫说。布雷斯林瞪了他一眼，但他面无表情。

“是啊，没错，显然会的。”

“大多数人都会崩溃。”

“大多数普通人会。阿麦也吓坏了，但他还是冷静了下来，这并不代表他是凶手，而是因为他是个警察。”

“他还发现了桌子上精心准备的浪漫晚餐，”我说，“这肯定也让他颇为震惊。他对此做何感想？”

布雷斯林用“老子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的声音回答我：“他没有任何感想，康韦。说真的，他女朋友就躺在他面前，就算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觉得这晚餐是为他准备的，万一他来找她呢，毕竟有时候确实会这样。他觉得是有人闯进房间里，也许是个变态，更有可能是瘾君子——老实说，那地方不算太平，对吧？然后爱斯琳就倒了霉。后来，阿麦才想到，爱斯琳也许是另有新欢，结果中间出了什么事，但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所以莫兰说出来的时候，他才会那么震惊。”

斯蒂夫说：“爱斯琳当时还活着吗？”

布雷斯林摇摇头。“阿麦立刻检查了她的脉搏和呼吸——所以没错，手套上肯定会留下她的血迹。而且正因为这个，他也可能把手套直接丢掉。她当时就死了。”

库珀说过，爱斯琳从受伤到最终的死亡，可能只有几分钟，也可能有几个小时，整个进程很迅速是有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他说的一切都合逻辑。虽然本身全是胡说八道，但陪审团完全可能吃这一套。

“所以他就马上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要求派一队警探来支援他。”

他盯着我，浅白的泡泡眼直瞪着我，几乎不眨一下。“别耍贫嘴，康韦。别这样。现在不是时候。也许你真的觉得，如果换了你，你会那样做，但那是不可能的。要是阿麦报了警，他就得成为重点嫌疑人，这意味着他会让全组的人忙活起来，直到案子水落石出，不管要花多长时间。如果案子一直没查清，他的警探生涯也就到头了：在自己身负嫌疑、面临调查的情况下，你不可能继续有效办案。他会丢了老婆和孩子。很有可能最后还要出庭受审，甚至还要进监狱，面临终身监禁。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也没有任何线索协助调查。如果报警，他无异于自己揽下责任，于公于私都毫无意义。要是你觉得自己是个圣人，可以那么做，那我真替你高兴。但我觉得你也办不到。”

我不打算告诉布雷斯林：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我会怎么办。我可以想象出那种场景，清晰如噩梦：站在某人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感受某种东西在我的脚踝、我的小腿、我的膝盖周围淤积起来，而且越来越快，心里想着不要。

我瞪了布雷斯林一眼。“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麦卡恩做了什么？”

“他检查了整栋房子，万一袭击者还藏身其中呢，然而没有。等麦卡恩确信那个人已经走了，他里里外外把所有地方都打扫了一遍，清除他以前留下的指纹——我的老天，康韦，我得拜托你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臭脸，看着它我真的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我脸上根本没有什么表情。布雷斯林只是想给我挑错。“要是你不喜欢我的脸，”我说，“你可以看着莫兰。或者干脆把眼睛闭上，关我屁事。”

布雷斯林叹了口气，摇摇头，故意转过身，用肩膀对着我，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斯蒂夫身上。“所以麦卡恩把所有痕迹都清除掉了。他检查了爱斯琳卧室里的所有角落，确保她没有留下任何字条——至少没有留在显眼的地方。他本来想多留一会儿，说不定袭击者还会回来，但他觉得这好像不太可能，不值得冒这个险。”

斯蒂夫把眉头皱得紧紧的。“他为什么要关掉炉灶呢？我从一开始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这样任何证据都不会被破坏——”我冷哼道，“指纹对这个案子没有意义，康韦。麦卡恩觉得凶手可能会留下DNA、毛发、衣服纤维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不想把这些东西毁掉。而且他也不想让那个地方着火，把爱斯琳烧死，因为他有可能搞错了，爱斯琳还活着。而且……”布雷斯林露出悲伤的浅笑，“他没对我说，因为他和你我都一样，不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小家子气，但我很确定他也是不想让爱斯琳的尸体被毁掉。他是喜欢她的，你知道。”

“啊。”我说。我有些希望斯蒂夫会采取行动，暗示我收敛一些，但他没有。他已经不再打算跟布雷斯林和颜悦色了。

“康韦，你别这样。我知道你讨厌这个组，讨厌这里的每一个人，但请你像个警探那样思考问题，而不是像一个总算泡到班花的愣头小子。要是麦卡恩是凶手，他为什么要关炉灶？他应该把火力开到最大，然后把一切都烧掉才好。”

我说：“然后他做了什么？”

布雷斯林咬紧牙关叹了口气。“他去了后门，把门锁好，然后回了家。别去费心查监控了，你找不到他的。周六晚上找不到，哪个晚上都找不到。找出什么地方有监控，然后设计好路线避开它们丝毫不难。要是走到离婚那一步，阿麦可不会留下任何私人侦探可以挖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让他老婆抓住把柄。”

说得通，当然说得通。就跟麦卡恩、罗里和露西的故事一样。所有这些故事像真的一样。它们像个拳头大小的马蜂窝，发出嗡嗡的声响，在天花板一角无所事事地盘旋，积蓄着力量。我想用枪把它们打飞，一枪一个，干净利落，让它们变成一团团黑点，飘零到地面，一个也不剩。

我说：“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些告诉你的？”

“他老婆一睡下，他就给我打了电话。说真的，康韦，周六晚上一个人在大街上散步，或者坐在沙发上，老婆在旁边看电视，都不是打这种电话的好时机。他选择的是第一时机。”

我说：“而你相信了他。”

布雷斯林迅速转过身子，直直地看着我。“没错，康韦。没错，我确实相信了他。一部分原因是有种叫作忠诚的玩意，显然你对它一无所知。他是我的搭档，要是我抓到他站在一具尸体身边，手里还拿着一把正在冒烟的枪，我也依旧要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但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了解阿麦，我认识他太久太久了。要是你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搭档，那算是你走运。而阿麦根本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秒。我不确定布雷斯林是真的相信这套鬼话，还是他认为自己应当相信，因为他需要成为高贵的骑士，始终站在他的搭档这一边。也许是第二种可能，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会做出让步。你可以让真心的相信破灭，只要有足够的事实反驳它。但不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上的相信很难破除，没有什么可以让它瓦解。即便我们拿出麦卡恩殴打爱斯琳的视频证据，这位高贵骑士也能轻松规避。

“你们之间有这种信任吗？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嗯，”我说，“然后你就给斯托尼巴特尔那边打了报警电话。”

“没错，是我打的。我只是顺便一提，阿麦知道我要报警，他也同意了。等最初的震惊过去，他也可以重新像个警察一样思考问题了。因为天性使然，他不是凶手，他是警察。”

“啊哈。你为什么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打呢？要是麦卡恩等他老婆一睡着就给你打电话，那时间大概是在午夜吧？为什么又等了五个小时？”

布雷斯林叹了口气，举起手。“好吧，你问住我了。干得漂亮。因为我想确保这个案子汇报上来的时候能够直接到我的手上。麦卡恩显然不能和这个案子沾上关系，否则整件事情就得露馅儿——”

“真是高尚啊，”我说，“我铭记于心。”

布雷斯林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但他没有立刻回应我的话。“但我们觉得我应该盯着这个案子，看看阿麦是不是需要在某个时间出面，类似这种——康韦，既然不管我说什么你都得嘲讽两句，那你干吗还要继续听？要不你出去等，我跟莫兰好好聊聊，这样你也能开心一些？”

“看看你是不是有机会让办案的警探四处追查，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吧？这周对你来说一定乐趣颇多，不是吗？看看我和莫兰这一顿忙活——”

布雷斯林突然冲了过来，吓了我一跳。“你在指责我什么？不，”我正准备搭话的时候，他伸出手指指着我的脸，“你给我老实点。你他妈的给我消停会儿。”

我已经太他妈的老实了。我把他的手指扇到一边，用力太猛，看到他满眼怒火，恨不得揍我一顿。斯蒂夫从椅子上半站起身，但理智让他停了下来。“你已经阻挠了我的调查。这不是指控，这他妈的是事实。你一直在扮演那个枉法警察的角色，只要我跟斯蒂夫找到能够把麦卡恩跟爱斯琳联系起来的线索，你就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完美的死胡同，直到你可以让罗里·法伦成为主要嫌疑人。你还在我们面前晃那沓钱，故意把加夫尼支开，假装打电话——赖利也是你的手下吗？给你通风报信，偷偷汇报我们调查黑帮成员的进展——”

布雷斯林放声大笑，肆无忌惮。“你觉得我还用得着赖利帮忙？你们两个自己都已经告诉我了。一开始你就问是谁在系统里查爱斯琳，问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然后周日下午，莫兰，头儿叫你们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你电脑桌面开着什么吗？一个搜索页面，搜索的是都柏林地区有黑帮经历的二十五岁至四十岁的男性。还有周一早晨，康韦，你一来就假惺惺地跟我聊天，关心我有没有经济压力。你们真觉得我愚笨到推断不出你的真实意图？”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到斯蒂夫正尴尬得满脸通红。我大概也差不多。我一直对着捕捉到的每一处幻影挥舞棍棒，时刻准备着对付一窝谋划着要害我的间谍。可是我观察又不够细微，而斯蒂夫则是忘了按退出键。

布雷斯林退后几步，挥了挥手。“要是觉得我妨碍了你的调查，尽管写份材料向上反映。你准备写什么？布雷斯林用不正当的方式支付了他购买三明治的费用？布雷斯林无故阻止加夫尼跟着他？”他咧嘴笑了笑，非常猥琐，“孩子，要是你看出什么毛病，那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是你们自己想追着什么野兔子瞎跑，不关我的事。”

我们都没有回答。我还是可以闻到布雷斯林须后水的味道。

“要是你没什么可写的，”布雷斯林说，“那我觉得你欠我一个道歉。”

我说：“我准备告诉你我们的想法，而且一定比你的好很多。”

他皱了皱脸，表示自己完全无法相信。“你打算说什么？这可不是比谁更会讲故事，康韦。这关乎的是事实，周六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已经全都告诉你了。”

“你就当是迁就我一下吧，别担心，我们的故事比你的短。”

布雷斯林长叹一声，还故意用力把柜子上的杯子推开，让他能够一屁股坐在上面。“好吧，”他抱起胳膊，“你说吧，我听着。”

“周六傍晚，”我说，“麦卡恩在家里吃完饭，决定要去找爱斯琳。他没有给她任何提示，但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她都得在家里候着他。他到那边是七点四十分之后，那时候罗里已经从后巷离开，去了乐购。麦卡恩翻过院墙，像往常一样打开了后门。”

布雷斯林一直在点头，同时瞪着眼睛盯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这不就是我跟你说的事情吗？“别急，”我说，“事情到这里都没有什么问题。他发现爱斯琳打扮得漂漂亮亮，正在做晚饭，而他并没有得到预计当中的热烈欢迎：显然她并没有想过他会来。麦卡恩走进客厅，想去看看她在搞什么鬼，结果又发现了为了浪漫晚餐而布置的餐桌，这样一来，他就彻底明白这一切并不是为他准备的。”

“在那时，”斯蒂夫说，“他的全部生活都维系在爱斯琳·默里斯身上。他已经准备要离开他的妻子、孩子——”

“我猜布雷斯林已经知道了。”我说，布雷斯林翻了个白眼，翻到天花板上。

“麦卡恩已经决定撕掉他原本计划好的后半生了。”斯蒂夫说，“抛下一切，然后和爱斯琳一起重新开始。”

“白痴。”我朝斯蒂夫那边说，同时看到斯蒂夫眼里闪过一丝怒意。

斯蒂夫说：“而她一把火将它烧了。”

“不知道她跟他说了多少。”我说。

“反正不会是全部的实情。不会谈到她的爸爸。你看我们告诉他之后他脸上的表情，那惊讶肯定是自然流露。”

“啊，没错。她没讲那么多。但我觉得应该也足够让麦卡恩明白他们之间结束了，而且他还得滚蛋，赶紧滚，这样她才能跟自己的新欢享受二人世界。”

“哟，”斯蒂夫像是受到了惊吓，“难怪他会失控。”

“任何人都会，任何人。我就会。”

“大多数人失控起来会厉害得多。他也许只失控了一秒，打了那一拳。这根本不算什么，他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布雷斯林还斜靠着墙，抱着胳膊，眼皮耷拉着瞅着我们，嘴角留着一丝扭曲的微笑。“这个故事真好玩。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愚蠢的过失杀人，阿麦应当乖乖自首，等着人家惩罚他一下就了事了？”

我说：“那你觉得他应该怎样做？继续保持沉默，回到组里，回到他老婆身边，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这个可爱的故事，如果从一个真正的警探的角度来看，立马就支离破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完全站不住脚，虽然我平时并不相信那一套，但这个案子你也没有别的证据了，所以我想还是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首先，”他伸出了一根手指，“罗里的存在为什么会让阿麦那么震惊？震惊到他会对一个女人出拳，而且一拳把她打死？阿麦对爱斯琳并没有多迷恋，如果你不信，考虑一下这个：他告诉过爱斯琳，她完全可以跟其他人约会——证据就是爱斯琳把罗里约到了她家，阿麦随时可能出现的地方，而不是去罗里家里。如果你还是不信，考虑一下你从露西那里得到的证词，阿麦已经可以随意查看爱斯琳的手机，尤其是她的短信。那手机在最近几周里有一堆罗里的短信，其中还包括约定约会时间、地点的内容。你还告诉我，罗里的存在会让阿麦突然发疯？”

我说：“到罗里出现的时候，麦卡恩已经不再读爱斯琳的信息了。他觉得不好意思，而且他也没发现什么值得读的内容。”

“没错，我看见你们用这一点羞辱他了。你们在这部分干得不错，朋友们。确实不错。”布雷斯林慢慢地拍了拍巴掌，“但要是阿麦很在意爱斯琳是否在跟别人约会，我觉得他会想办法克服那一丝难为情，继续检查她的信息。不管他肯不肯对你们承认。”

斯蒂夫说：“除非爱斯琳彻底瞒过了他，让他完全想象不到她还会跟别人约会。”

“没错。但这就表示他并不是个容易忌妒的人，也就不可能在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彻底丧失理智。所以我们就回到了一开始：这件事在心理学层面根本说不通。而第二个问题，”布雷斯林又伸出了一根手指，“罗里可能把炉灶关掉，因为他不喜欢那股味道，或者是他妈妈从小就训练他，出门之前要关火。阿麦可不会这样。他又不是那种从好孩子一路成长过来的娘娘腔，随随便便就崩溃，做一些不明所以的蠢事。即便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也能理智地思考——能够想到要擦掉所有的痕迹，记得这一点。他不会在没有绝对理由的情况下，去触碰屋子里的东西。要是确实是他杀了爱斯琳，要是他知道所有的疑点都会对准自己，而烧了那房子只会帮他掩盖一切，他为什么还要关掉炉灶？”

我说：“这样烟雾报警器就不会响，麦卡恩很理智，这没错。他需要时间把房间打扫干净——而除此之外，他意识到爱斯琳的新欢对他也会有帮助。一位在案发现场出现的男友，没有人为他担保，刚好又临近袭击发生的时间：朋友，这可是所有凶手的梦想啊。”

布雷斯林摇了摇头。轻轻地笑了笑，表达了一下纯粹的厌恶。我不在乎他挤眉弄眼。“唯一的问题是，”我说，“要是麦卡恩真的没有读爱斯琳的短信，他就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个男朋友会来。即便他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了他们约会的时间——但他并不想那么做，因为技术科的人能够发现他看过手机，而且是什么时候看的——也不能保证这个男朋友不会迟到。要是麦卡恩让炉灶开着——爱斯琳可能就会被发现——那样的话，这个家伙就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留下不在场证明。即便麦卡恩关掉报警器，他也要冒被邻居和男朋友看到有烟雾飘出房子的风险，随即报警，而让男朋友被排除嫌疑。炉灶还是需要被关掉。”

布雷斯林耸耸肩。“我想你说得还算有些道理。就像我说的，这是个可爱的故事。但也就仅此而已。其中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你可以证明阿麦跟爱斯琳有一腿，这一点干得漂亮。但关于周六晚上的事，你什么都证明不了。你找到了人指认阿麦，但很不凑巧，他刚好是这个案子的主要嫌疑人，一个具有充分动机想把人拉下水的人。你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那个人可能是被害人最好的朋友，也可能不是；说不定还爱着被害人，可能对有幸上了被害人的男人心怀妒意。但如果你真的拿到了去麦卡恩家的搜查证——我无法相信你会蠢到那个地步，你说不定可以找到他丢了那副棕色手套的证据。但仅此而已，你能得到的也只有这个。”

一阵沉默。

“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沉默。

“没错，我想也是这样。”布雷斯林又给自己接了杯水。我和斯蒂夫听着饮水机里泡泡往上冒的声音。他故意慢慢地吞下一大口水，然后继续说：“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明白，自己在这个案子上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两个谁也没吱声。

“你们玩砸了。你们明白了吗？你们不可能给阿麦定罪，其一，你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人是他杀的；其二，他也确实没那么做，真正的凶手是法伦。要是你们真的起诉阿麦，检察官怕是会觉得你们的文件荒唐可笑。要是你们真想出什么办法，把他弄到法庭上了——你们根本办不到——辩护律师也会把罗里·法伦揪出来，搬出你们自己查出来的那一大堆确凿的证据，恐怕入场的门还没关上，陪审团就会宣布阿麦无罪。说实话，换作你们，只有刚才你们说的那点证据，你们会判阿麦有罪？”

我和斯蒂夫依旧一言不发。

“你们当然不会。全爱尔兰的人都不会，除非是那些憎恨警察的人，会投票支持阿麦就是开膛手杰克本尊。但是现在你们在阿麦的事上惹了一大堆麻烦，你们就永远别想判法伦的罪了。检察官前脚叫他上法庭，他的律师后脚就会拖上麦卡恩——让他身败名裂，老婆跑了，饭碗可能也得丢，但是，那不是你们的问题，我说得没错吧——然后砰，合理怀疑。拜拜，罗里。好好过日子去吧。等下个女朋友把你气疯，我们再见面。”

他向自己想象中的罗里举杯致意。

“你们办到了，孩子们。剩下的就只有收拾好资料，打包送去档案室——而且当然，你们还得琢磨怎么给头儿和媒体一个解释，说明白这个案子为什么会碰壁，可怜的爱斯琳，正义为什么得不到伸张。你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你们觉得这就是你们这一周工作的杰出成果？”

我们继续沉默。我们无话可说，说了也没用。

布雷斯林叹了口气，走到录像机前。“我们唯一还能做的，”他说，“就是不要让它毁了阿麦的生活。说真的，经你们这么莫名其妙地折腾他一番之后，你们最起码还可以为他做这个。”

他把手伸向录像机，按下出仓按钮，取出了录像带。“要是我没说错的话，你们还有脑子，没有把刚才那段录下来吧？”

斯蒂夫点点头。

“你们把麦卡恩带过来的时候，没有让别人注意到吧？”

点头。

“露西·赖尔登录了正式证词吗？”

我摇摇头。

“让我们感谢上天这小小的仁慈。”布雷斯林说。他轻轻地拍了拍手里的录像带，“所以刚才的那一小时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们会把那些指认卡都扔掉，让露西留下一份得体的、漂亮的证词——我相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会跟头儿说你们俩干得还不错，只是没搞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暂且不能起诉罗里，所以我们决定先放了他，继续取证，同时调查被害人的电子信息，希望可以峰回路转。”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会去找头儿复命，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我和斯蒂夫，完成了他的任务。我几乎没办法让自己直视他的脸。“头儿会对付媒体，直到那帮人找到什么新的骨头可以咬着不放。我们会继续盯住罗里，确保他继续战战兢兢，夹好尾巴做人。然后我们就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开心地过日子了。”布雷斯林又拍了拍录像带，“这计划听上去不错吧？”

过了会儿我说：“是不错。”

“莫兰？”

斯蒂夫吸了口气。“嗯。”

“这计划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了，对吧？”

我说：“不会了。”

“很好。”布雷斯林把录像带塞进自己的外衣口袋，向门口走去。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上的同时，转身补了句临别赠言。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你们才能明白，”他说，“但你们两个可欠了我个大人情。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不会这样觉得，但再过几年，等罗里喝多了，拿这件事出来跟他的新女友炫耀，而你们还能留在这里，并且接到命令去抓他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我到底帮了你们多大的忙。到那时候你们再来跟我说谢谢也没问题。要是顺便再带一瓶波本威士忌当作谢礼，我想我是不会拒绝的。”

我们还没想出该如何得体地回应这一番冒着热气的废话，他就冲我们点点头，扬长而去，只听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快步稳健地走过走廊，去跟麦卡恩说一切都已经转危为安了。

过了一会儿，斯蒂夫弯下腰，拿起默里斯的全家福。他说：“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把他搞定了，麦卡恩。我们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没错，我也那么觉得。这招很漂亮，本来应该奏效的。”我花了五秒钟时间回想刚才的审讯有多漂亮，我们配合得有多棒，我和斯蒂夫。我们简直心有灵犀。在这五秒内，我也明白了自己失去了什么。

“‘无可奉告。’”斯蒂夫说。他把照片放回自己的外衣口袋，很小心，仿佛它还会有机会再派上用场。

我说：“我们本该预料到的。”

回到最开始，早在露西谈起爱斯琳的秘密男友、却又吞吞吐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我们东奔西跑，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黑帮歹徒，幻想有枉法警察的戏码，当最明显的事实在我们眼前蹦来跳去、挥舞着胳膊希望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却在偷偷摸摸交流一些错综复杂的猜想。

“我真是个白痴，不关电脑就走了，”斯蒂夫说，“没睡觉，头儿就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我还担心——”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想套布雷斯林的话，结果让人家抓个正着。别放在心上。”

“要是我一开始没提什么黑帮——”

“就算你不提，我们恐怕也会往那边想。”

斯蒂夫几天前就说过：布雷斯林是好人，他脑子里的任何推论，都会以此作为出发点。不只是布雷斯林，我们所有警探都知道，都很确信，我们都是好人。如果没有这一点认知作为基础，我们就没办法对付这份工作阴暗的一面。布雷斯林枉法了，麦卡恩也枉法了，这些我们都可以想象。确实有警察会走到那一步，总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这算是职权危害。但警察杀人，我们自己人到头来成了我们穷其一生都在打击的目标，这就不一样了。这会彻底颠覆我们的世界，也包括我的。几年的经历早已让我明白警察并不总是好人，可是这样的事情摆在面前，我还是无法接受。

布雷斯林和麦卡恩都是经验一流的警探，却嚷嚷着要把这个案子赶紧结了：孩子都能看出来原因何在。可我却从没想过那样的可能。

也许布雷斯林是真心相信麦卡恩的，当麦卡恩大晚上给他打电话，告诉他那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时，他就决定要相信了。不只是因为他需要成为高贵的白衣骑士。也许他相信只是因为，面对其他可能性，他主观上只会排斥，并且置之不理。

“不一定。”斯蒂夫茫然地盯着布雷斯林刚才站的地方，“即便我们想到了，大概也不会有何不同。我们恐怕也不会拿到比现在更充分的证据。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定罪。”

但是，会有不同的。所有可能的不同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一起汇成一块厚厚的黑色帘幕。我没办法用词语来表达：在它慢慢消失之前，会有什么将永远消失。要是我们有所预见，这几天会有怎样的不同。

我说：“我还没完事呢。”我拿出电话，开始翻我的联系人。

斯蒂夫的眼神跟着我，黯淡而疑惑。“我们不能再去抓他了。布雷斯林的话很恶心，但也千真万确。”

“我知道。”

他又开口说了些什么，但我竖起一根手指：电话通了。“路易斯·克劳利。”鬼鬼祟祟的克劳利满腹狐疑地说。背景音很嘈杂，他应该是在某间酒吧。

“哈喽，”我说，“安托瓦妮特·康韦，重案组的。我想和你谈谈，现在有空吗？你在什么地方？”

为了钓他上钩，我刻意表现得神秘兮兮，同时满怀焦虑。我的演技不错。“嗯，”克劳利说，“我不确定我是否有时间。”

“拜托，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这浑蛋以为自己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准备来榨干我的消息。“好吧。”他叹了一口气，显得心满意足。“我想……我在格罗根酒吧，大概还能在这里待半小时，要是你在我走之前到，我可以给你几分钟时间。”

“太好了，”我故意在语气中流露出感激之情，“我——太好了，马上到。”然后我挂了电话。

“克劳利？”斯蒂夫问，他挑起了眉毛。

“我需要让他闭嘴，记得吧？而且我有了个主意。”我把电话塞回口袋，站起身，抚平衣服上的褶皱。“一起来吗？我可能需要有个帮手。”

斯蒂夫嘴角突然一撇。他说：“这个主意会给布雷斯林的计划带来麻烦吗？”

“我真他妈的希望可以。你来不来？”

斯蒂夫放好他的椅子，站起身，咧嘴笑。“那我怎么能错过呢？”

走廊里空无一人；我们去拿外套的时候，更衣室里也没有人。熟悉的声音从办公室那边传过来，敲键盘声、电话铃声、喋喋不休的人声，还有打印机的声音。位于核心的是布雷斯林平稳而有力的声音，说到笑点的时候还会提高音量，引发一阵大笑。楼上的C专案室里，助手们还在像小蜜蜂一样勤劳地工作，不断地制造出即将被送进地下室的资料。就连前台都是空的，伯纳黛特今天可能休息，也可能去了卫生间。我们走出大楼，可是没人知道我们离开。

克劳利一个人坐在格罗根酒吧的角落里，喝着一杯史密斯威克，手里拿着一本平装书，封面上用粗体字写着“萨特”，为了显示他高人一等。他假装没有注意到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桌子前才抬起头。“克劳利。”我说。

他佯装吓了一跳，装得很蹩脚，把书放下。他没想到斯蒂夫会来，不过掩饰得还不错。“啊，”他朝斯蒂夫伸出手，亲切地笑了笑，无视我的存在，让我明白自己的位置，“莫兰警探。”

“哈喽。”斯蒂夫说，没有跟克劳利握手。他大模大样地坐到椅子上，大长腿伸展开去，掏出手机，全神贯注地玩了起来。

我看得出克劳利想弄清楚现在的状况。我坐到他对面，手肘放到桌子上，手指撑着下巴，对他微笑。“哈喽。”

“嗯。”他语带厌恶和谨慎，平衡得适度得体。他并没有看到我此前透露的焦虑绝望。“嘿。”

“最近你写的文章都不错。我还没上过头版呢，感觉自己像金·卡戴珊[1]一样。”

“不敢当。”克劳利翻着白眼，“你喜欢那张照片？”

“克劳利，”我说，“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这话完全不在克劳利意料当中，但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意外——毕竟，不论我表现得如何，他仍旧占上风。“哦，我不这么觉得。要是不想在全国人民眼里表现得像个打手——”斯蒂夫正在玩什么游戏，发出嘟嘟声和烟花爆竹声，克劳利吓了一跳，不过还是继续他愤慨的发言，“那就别欺负发表自由言论的机构。这并不难办。”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那张照片本身。我的问题是某个看了那张照片的人。他给你打了电话，想要我的地址，而你给了他。”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克劳利说，他把自己胖乎乎的小手放在桌上，朝我傻笑，“顺便问一句，你爸爸还好吗？”

我正一脸困惑的时候，斯蒂夫突然抬起头，爆发出一阵狂笑。“不会吧，真的啊？”

克劳利眼睛在我们两个身上徘徊，笑容也消失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斯蒂夫带来：要是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克劳利把嘴闭上，不要泄露我最大的身世之谜，我绝不会带着人来。“什么不会？”我质问道，“还有你，你是从哪里认识我爸爸的？”

“那个给你打电话的人，”斯蒂夫对克劳利说，“该不会说他是康韦的爸爸吧？”

“啊，那个浑蛋，”我说，“真的假的？”

斯蒂夫这下是真的笑了。克劳利恶狠狠地看着他。“他是那么说的。他说他跟你失去联系很长时间了，想重新找到你。”

“然后你就信了？”我继续质问，“就这么一句话？”

“他好像是个正经人，我没什么理由怀疑他。”

“你可是个记者，”斯蒂夫继续笑着，他指出，“怀疑应该是你的长项。”

“老天，”我说，“我不怎么喜欢你这个人，可我都有点为你不好意思。”

“你被耍了，朋友，”斯蒂夫摇了摇头，又继续开始玩游戏，“像小孩一样，人家说什么都信。”

“克劳利，”我说，“你他妈的真是没脑子。那个给你打电话的人根本就不是我爸。”斯蒂夫听到之后又开始笑，“他是个从北面来的浑蛋，几年前被我抓进去了。看到照片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机会报复我了，而你他妈的还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

克劳利仿佛泄了气。

“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我家外面监视我，”我说，“昨天晚上，我发现他在我家客厅里。你觉得他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康韦啊，”斯蒂夫用他最深沉的语调喊我的名字，“我是你爸爸。”

“还好走运，”我说，“我把事情搞定了。他不会再回来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了，我和我的搭档，我们一直在商量，该用什么罪名起诉你。”

“共谋入室行窃，”斯蒂夫提议道，手还在不停地点着手机，“还有袭击罪，这取决于那个人只是想在康韦的冰箱里放一盒巧克力卷，还是准备对她做非常恶劣的事情。也可以是事前从犯。不然我们也可以统统告起来，碰碰运气，总有一个能中。”

克劳利脸色已经煞白，大汗淋漓。他说：“我想找我的律师谈谈。”

“你现在可有大麻烦了，”我说，“不过你也挺走运，我正好有事想找你帮忙。”

“我是认真的，我现在想和我的律师谈谈。”

“嘿，天才，”斯蒂夫干掉了什么东西，手机上火光四溅，发出轰鸣，“你说说，你觉得这个地方像审讯室吗？”

“不，因为我还没有被拘捕。我知道我有权——”

“你当然有，”斯蒂夫说，“但是既然你没被拘捕，你就没权利去找律师。毫无疑问，你有权利在任何时间离开。”我贴心地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挪，方便克劳利出去，“但我不建议你那样做。要是你那样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老板，聊聊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被抓起来啦。到那时，你想找什么样的律师都可以。”

克劳利准备起身，可是当我们没有尝试去阻止他、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时，他便改变了主意。

“或者，”我说，“你可以帮我一个小忙，然后我们既往不咎。我还可以给你一点独家新闻，这样够大方吧？”

“我比较推荐这个方案，”斯蒂夫建议，“要是我，我就会这么办。”

“帮忙，”克劳利说，声音里完全不见浮夸了，“帮什么忙？”

“你最近来犯罪现场报到的次数太多了，”我说，“是谁给你的消息？”

克劳利松了口气，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他嘟起嘴唇，试图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我和斯蒂夫在一边等着。

“我不是那种惹麻烦的人——”克劳利哼了一声，“除非在道义上有必要那么做。”

“当然，当然，”斯蒂夫亲切地说，“你只要透露一下，康韦就能搞清楚是谁、为了什么对她不爽，这样大家就能重新团结起来抓坏人，正义也能够得到伸张。然后你还能省下功夫，不用打官司，继续忙活那些值得忙活的事情。这够讲道义了吧？”

“我不会把你出卖给那些人的，”我说，“你还能继续舒舒服服地跟他们保持联络。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整我。”

听到女孩讲脏话，克劳利面部不禁扭曲了一下。但他脑子还够用，知道该把嘴闭上。他又用指尖拍了拍嘴唇，继续犹豫几秒钟，加深我们的印象。然后他叹了口气。“罗奇警探告诉我的，他觉得我应该会对你的一个案子感兴趣。”

毫不意外。“罗奇，还有谁？”

过了一会儿他说，一脸不情愿——唯恐会危及他那全新的美妙关系，“周日早上布雷斯林警探给我打了电话，他提到了爱斯琳·默里斯的案子。”

“没错，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他把我家的地址给你的吗？或者是罗奇给的？”

“我从一个联系人那里得到的。”

“什么样的联系人？”

“你不能让我把所有线人都暴露给你。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做梦都想把这个国家变成极权主义——”

斯蒂夫突然冲手机挥着拳头喊：“漂亮！”“不好意思，”他转过头说，“你刚刚在说什么？什么极权？”

我说：“那不是记者的线人，白痴，那是帮助你协助歹徒闯入我家的罪魁祸首。你觉得这应该受到保护吗？”

“有可能。你又不知道他还告诉了我什么。”

“克劳利，你是想让我直接去问他们吗？”

他耸了耸肩，像个生闷气的小孩。“好吧，是布雷斯林。”

这个浑蛋，有机会我肯定要揍他一顿。

“你是怎么从他嘴里问出来的？”

“哦，拜托，我又没办法把他弄到审讯室里。他打电话告诉我爱斯琳·默里斯案的时候，他说你有一个很可怕的毛病，就是办事拖拖拉拉，犹豫不决——我只是引用他的原话。”克劳利举起手，对我傻笑，“他说对于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案子，你都有可能会拖上一周。正常来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但这次布雷斯林警探要和你一起办案，他可不想自己也受你连累。他得让你有些压力，好好办案——还是引用，警探，我只是引用！所以我就搞了一点小小的压力。”

“找你还真是合适，”斯蒂夫对着手机说，“你这压力把我们搞得都没办法正常思考问题了。是吧，康韦？”

克劳利满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等那个自称是你爸爸的男人打电话给我——”

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迫不及待地相信他真是我爸爸。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觉得，能够干涉我的私生活会让你很爽，所以才丧失理智。但你其实一直精明得很。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正经人，让他找到我无疑会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压力。而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主子拍拍你的脑袋，好好犒劳犒劳你了。我说得没错吧？”

克劳利又嘟起了嘴巴。“你这个语气不妥。你在故意煽动。我并没有义务——”

“不妥你就把它吞了。你给布雷斯林打电话，口水都淌满了电话，你说你将如何毁了我的生活，让我迷迷糊糊，随随便便签一切东西。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他立马就告诉了你。我漏掉什么了吗？”

他抱起胳膊，拒绝看我，以示我的言语不妥。“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何必来问我？”

“哦，可是我还没有什么都知道呢。罗奇给我的所有案子找麻烦，布雷斯林只有一次，还有呢？”

他摇了摇头。“没了。”

“克劳利，”我警告他说，“只给我两个名字，是不够让你脱身的。接着说，否则咱们什么也别说了。”

克劳利想摆出一副好人受委屈的表情，实际效果却像是昨天晚上吃多了。“我确实知道透明度的重要性，康韦警探——很多警探都不配说这个。确实有别的警探联系我——还是有人关心公众的知情权的——但都跟你的案子没有关系。”

我说不清究竟为何突然怒火中烧。可能是因为他在对我撒谎，也可能是因为他说了实话。我俯身探过桌子，对他说：“别他妈的耍我。你不肯说的那个人，我也会挖出来，你明白了吗？你下半辈子，最好都提防着有人从背后整你，后悔自己当初没找个在超级麦克[2]找个刷厕所的工作。”

“我没有！我没有隐瞒任何人。罗奇警探，还有这次的布雷斯林警探，再就没别人了。”克劳利脸上的恐惧说服了我，他继续喋喋不休，“我很确定你觉得自己足够意思，大家都纷纷来整你，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的脑袋感觉很奇怪，有些失重。我总觉得全组的人都在找我麻烦，办公室就是一道帘幕，掩护着敌人的大批人马，而我只能挥舞着利剑孤军奋战，并且深知自己终将一败涂地。可是每次我拉开那层帘子，后面都是同一个浑蛋。

每次我经过，办公室的家伙们都在嚼舌头：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在针对我，他们故意如此，话语刻薄毒辣，说出来就是要中伤我，直至我倒下。我从未想过他们只是单纯的嚼舌头，他们稍微有些刻薄，只是因为我跟大家不怎么合得来，还因为——罗奇第一次拍我屁股，一半人都袖手旁观，一言不发，从那以后——我就没想要好好跟他们相处。跳蚤曾暗示我要不要回去继续做卧底：我以为那是因为他知道我在重案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我从未想过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他想念我了。斯蒂夫不断抛出各种猜测，眼看着它们急速变化，仔细地从各个角度进行考虑：而我有几个小时真的以为，他是在用那些鬼话诱我到悬崖边，看着我一脚踩空，然后从上面跟我挥手说再见。多亏我的肤色，克劳利察觉不到我已经满脸通红。

我做的事情和爱斯琳如出一辙：迷失在自己幻想的故事中，越陷越深，无法越过壁垒，去看一眼外面的世界。我感到这些壁垒开始移动，开始摇摆，阵阵轰鸣由内而外震撼着我。我感觉到自己的脸裸露着，冰冷的空气透过裂缝不断涌来。我的后背涌起一阵战栗。

克劳利和斯蒂夫都在看着我，等待着看我是否愿意不再缠着克劳利了。斯蒂夫的游戏嘟嘟作响，让人分神。

“好吧。”我说。我想到外面去，但这边的事情还没结束。所有事情先缓一缓。“好吧，那就先这样。”

克劳利说——恐惧消失了，他直接切换回了鬣狗模式——“你说有消息要告诉我。”

“哦，没错。”我说。我回过神来。好戏开始了。“我有独家新闻给你，你会喜欢的。”

克劳利拿出录音机，但我摇了摇头。“不，这个消息是不能实名的，因为它来自与调查密切相关的人。懂吗？”“与调查密切相关的人”就是警察的意思。我不想让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认为是露西透露的。

他又噘起了嘴，但我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悠闲地看着斯蒂夫狂躁地敲击着手机屏幕。最后克劳利叹了口气，把录音机拿开。“好吧。”

“很好，”我又坐直了身体，“好好听着。爱斯琳·默里斯，对吧？”克劳利点点头，一副垂涎三尺状，希望我能够告诉他，她是被奸杀的，场面极为新奇。“她有段不正当的关系，是跟一个已婚的家伙。”

克劳利听到这个爆料也很满意了。他摇摇头，一副已经阅尽世事的模样。“我就知道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人，早就知道了。长成那样的女孩，老天，她们觉得自己做任何事都不用承担责任。有时候——哎呀，真抱歉，公主殿下！——世事不会总是如此。”

他已经在脑袋里把故事重写了一遍，文思泉涌，用上他最得心应手的委婉语。编织出“一个破坏他人家庭的小贱人如何罪有应得”的故事。斯蒂夫说：“还没完呢。你猜猜另一方是做什么的？”

“嗯……”克劳利摸着下巴琢磨，“嗯，一个那样的女孩，肯定会喜欢钱。但我大胆猜测一下，她可能对权力更感兴趣。我说得对吗？”

我和斯蒂夫都颇为惊奇。“你怎么不来干我们这行呢？”斯蒂夫很好奇，“我们组里就缺你这样的聪明人。”

“啊，好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给政府老大哥卖命的，莫兰警探。我想那个人一定是个政客，我想想……”克劳利把手指贴在嘴唇上。他已经在脑子里把整个故事都构思好，只差纸笔了。“爱斯琳的工作不太能给她机会接近那个圈子，所以他们可能是在社交场合认识的，这就意味着他够年轻，能经常出席——”

“比那还精彩，”我说着，快速环顾了一圈酒吧，身子探过桌面，摆头示意他靠过来，等他身上薄荷油味靠得足够近时，我对他耳语，“是个警察。”

“不止，”斯蒂夫放下手机，靠到我身边，“是个警探。”

“还不止，”我说，“是个谋杀案警探。”

“不是我，”斯蒂夫说，“我还单身。谢天谢地。”

我们都向后靠着坐，冲克劳利灿烂一笑。

他盯着我们，鬼鬼祟祟的心思不停翻转，思考着我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是不是存心拿他开涮。“这个我没法写。”

我说：“你可以写。”

“我写不了，我会被起诉的，《信使报》可能也会惹上官司。”

“只要你不提名字就没事，”斯蒂夫宽慰他说，“我们组一共有二十多个警探，除了康韦都是男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结了婚。所以可能的人选大概有十六七个吧。你没危险的。”

“我的联系人可能会很生气。我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

“重案组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恨上你了，老兄。”斯蒂夫指出，接着又回头去玩他的游戏，“罗奇和布雷斯林除外，而且为了让你安心，我可以先告诉你，不是他们俩。所以不至于断了自己的活路。”

“你会成为英雄，”我说，“全爱尔兰最勇敢的调查记者，敢于揭露政府部门不为人知的一面，为真相和新闻透明而抗争，不顾个人安危。简直太伟大了。”

“想想会有多少人为你摇旗呐喊吧。”斯蒂夫说。克劳利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我说：“你明天就爆这个料。一位已婚警探，虽未参与爱斯琳·默里斯案的调查，但也与调查非常接近，跟她有一腿。要是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会和你联络。”

这样一来，上头就别无选择了：这会掀起一场内部调查，虽然仍然没办法找到足以起诉的证据，但麦卡恩至少不能再若无其事、昂首阔步地重回婚姻生活以及谋杀案警探生涯中。爱斯琳的目的最后也算是达成了。我在想，在那些为了思索计划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她是不是也意识到，这或许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我说：“你明白了吗？”

克劳利摇了摇头，但那是冲我们，对我们的莽撞、对普遍的人性的低劣摇头；我们都知道他会照办。“很好。”我说。我站起身，放好椅子；斯蒂夫关掉游戏。“回头见。”我们离开了克劳利和他的萨特，让他着手准备全新的独家新闻。

外面空气已经足够温和，你忍不住把面孔探出去，去感受温暖。刚刚五点，但天色已暗，街道上慢慢升起了夜晚的气息，一群人在酒吧外面，抽着烟，嘻嘻哈哈。女孩们匆忙往家赶，手里的购物袋在不停摇晃，回家还要准备晚上出门。“我想问你点事，”我对斯蒂夫说，“你知道那时候往我的柜子里撒尿的是谁吗？”

我从未跟他说过此事，但他没有假装对此很意外。他定定地看着我，手插在口袋里。“不是很确定，没人会在我身边讨论这个问题。”

“布雷斯林说——”布雷斯林说：斯蒂夫当然知情，要是他站在我一边，当然会告诉我。布雷斯林说了一大堆事情。我打住了。

但斯蒂夫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平静地说：“大家都知道我能进组，是因为你帮我说话。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工作，没人想来离间我们的关系，他们还没那么愚蠢。”

这让我心头一暖，几乎有些心痛。“没错，”我说，“不可能。”

斯蒂夫说：“不过我偶然听到，柜子的事情应该是罗奇干的。”

“还有那张有我的合成照片的海报？”

“没错，也是罗奇。”

“好吧，”我说，“好吧。”我转了个圈，抬头看着城市灯火给云层染上灰金色的装饰。“还有其他的破事呢？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动真格的那种？”

“我说过，我没办法知道。而且据我听到的，除了罗奇以外，没别的人整你了。”

我说：“你从没告诉过我。”

他嘴角突然一撇。“我说了你就能听进去，是吧？”

斯蒂夫沉浸在他那宝贝黑帮故事当中，越编越庞大，越编越离奇、惊悚，挥舞着胳膊想让我看一看。我以为他是想让我乐观一点，这样就不会连累他一起被其他人讨厌，但实际上，他一直期望的是，如果自己搞出一个足够好的推论，也许就能够把我解救出来，不用再去怀疑整个案子——整个重案组——都从属于一个惊天阴谋，目的就是想整我。我无法确定我们两个谁更傻。

“哈。”我说。空气里有一股迷人而躁动的气息，傍晚时分总有很多地方可以流连，总有很多事情在敞开的诱人的门后即将发生。“你愿意调查那个吗？”

“什么？”

“我多希望我们能早些想到。所有这一切。”

斯蒂夫等着我继续说话。

我说：“我们得去找头儿谈谈了。”

[1] 一位电视名人、演员及模特。

[2] 爱尔兰连锁餐馆。

◇☆◇

18

我和斯蒂夫又来到了头儿的办公室。它位于走廊的尽头。门咔嗒一声关上了，寂静就把我们包围，组里其他人都远在我们千里之外。与此同时，这间办公室的纷繁杂乱也扑面而来：吊兰、高尔夫奖杯、垃圾相框、一堆堆没用的旧案卷，还有一个全新的雪景球，压在桌上的一摞文件上，显然是他哪个孙儿送的假期礼物。位于这些东西中间的奥凯利，摘下眼镜看着我们。

他说：“布雷斯林刚刚来过，他说你们的爱斯琳·默里斯斯案遇到了麻烦；你们得掉个头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

他的语气恰到好处，冷淡，没有明确的喜悦，但也没有劈头盖脸臭骂我们一顿，因为布雷斯林告诉他我们干得还不错。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这才是真的，而剩下的都是我们的想象。我感到一股怒气涌上来，倒抽了一口凉气。

头儿看着我。

我说：“麦卡恩杀了爱斯琳。”

奥凯利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说：“坐下。”

我们把空椅子拉过来对着他的桌子，坐了下来。斯蒂夫拉动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同样充满了怒气。

“说说看吧。”

我们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窗外的天色越发黑暗。我们讲得很清楚，也很冷静，没有添枝加叶，只有事实支撑着事实，刚好是头儿喜欢的汇报风格。他拿起那只雪景球，在手里把玩，看着塑料雪片在里面翻滚，听着我们的讲述。

我们说完之后，他还是盯着雪景球。“你们手里有多少证据？”

“不够给他定罪。”斯蒂夫说，他几乎无法掩饰语气中的几分冷酷的嘲讽：别担心，没事的，“也不够提出控告。”

“我问的不是这个。”

“麦卡恩跟那桩旧案的关系就写在文件里，”我语带愤怒，而且未加掩饰，“加里·奥洛克和我都能证实，爱斯琳在追查他父亲的下落。不正当关系是坐实的：我们有法医证据，还有闺密的证词，而且麦卡恩本人也承认了。我们还有闺密的证据，证明爱斯琳一直是在利用他。而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罗里周六晚上看见了麦卡恩，除了他自己的口供，不过完全没什么用。麦卡恩什么也没说，布雷斯林说麦卡恩发现她死了，但也没人能做证。”

奥凯利抬眼看我。“布雷斯林已经跟我说过了。”

“一小时以前。”

他把椅子转向窗户一边，椅子发出长长而低沉的嘎吱声。他可能是在眺望庭院，看鹅卵石斜坡，注视对面带着高窗的挺拔的大楼，大楼老旧挺立的身姿他早已烂熟于心；此刻窗外只有一片黑暗。

斯蒂夫说话了，仿佛打出一记重拳。“他周日早上给你打电话了。在你给我们案子之前。”

头儿眼皮抽动了一下。要不是这样，我们恐怕得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听见。

“我们是一份礼物，”我说，“完美的丑角。莫兰是菜鸟，康韦正为坏名声焦头烂额。让两个人循着错误的思路查肯定不难；如果查到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强迫他们放手，顺便把嘴封上，这也很容易。最糟糕的情况，还可以把他们的名声彻底搞臭，这样就没人会再听他们说话了。”

奥凯利应该冲我大发雷霆，我不该这样跟头儿说话。但他并没有转过身来，桌上台灯昏黄的灯光照在黄铜桌牌上，上面写着：G.奥凯利警长。

过了许久他才再次开口：“布雷斯林说他朋友惹了大麻烦。”

我们都没有说话。

他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呼出来，仿佛一个咳得病入膏肓的人，生怕呼吸的方式不对，自己就会爆炸。“那天早上五点，他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朋友，一个铁哥们儿，那天晚上去了他女友家，结果发现她躺在客厅里，昏迷不醒，被人打了，很可能是别的男友干的。我说：‘那你给我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弄起来干吗？直接报警，找警察，找大夫，早上见。’布雷斯林说等会儿挂了电话他就报警，但是他对我说：‘我这个朋友已经有老婆和孩子了，他不能沾上这个事，头儿。这会毁了他的生活。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摘出来。’”

奥凯利轻轻地干笑了一声，带着冷哼。“我说你别糊弄我，说什么我朋友如何如何；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布雷斯林说不是。他一个劲地发誓：不是我，头儿。你了解我的，我对我老婆可是忠心不二。要是让你跟她聊，她肯定跟你说我每个周末都跟她和孩子们在一起……以我对布雷斯林的了解，他要是撒这种谎，我肯定听得出来。我相信他。”

他扭了扭身子，椅子发出尖厉的响声。“我说：‘你朋友说他没有碰那个女人一根手指，只是走进房间，看见她被人打了。你信吗？’然后布雷斯林说他一百个信，百分之百，百分之一万。这次他也没有说谎。而且布雷斯林不是白痴。看穿别人的谎话是他的家常便饭。”

一瞬间的沉默，我们都不肯将它打破。

“我问他：‘那你有什么好慌的？要是你朋友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看见，他的名字就不可能跟这个案子扯上关系。等那女孩醒过来，告诉警察是谁打了她，他们把他抓来，她拒绝提出控告，就皆大欢喜了，估计过一两个月就会重归于好。你的朋友会没事的。不过我倒希望这件事能把他吓个不轻，这样以后也能管住他的老二。’”

他咳出声来，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按在嘴上，为了清喉咙发出非常大的动静。

他说：“但是布雷斯林还是担心。他说他的朋友没有检查女孩是否还有呼吸。他很慌张，害怕这是有人故意陷害；所以他直接跑路了，然后给布雷斯林打了电话。他们不知道那女孩在地上躺了多久。要是她死了，他朋友可就真有麻烦了。他会被拽进来，面对种种盘问，失去一切，就因为他睡错了人。”

我跟斯蒂夫同时警惕地抬起头来。布雷斯林告诉我们，麦卡恩已经检查过，确认爱斯琳已经死了。这意味着无论他当时是否报警都无济于事，所以他并不是让她躺在血泊中的坏人。两个版本都是胡扯，但我很想知道他为何跟头儿讲了不一样的故事。

奥凯利并没有注意，或者根本不想知道我们的反应。“我说：‘那你想怎么办？’布雷斯林说：‘要是她死了，我要来办这个案子。我不是要做主要负责人，只是想参与其中，随时掌握动向，确保我的朋友不会受到不必要的牵连。要是这个案子已成定局，实在没有必要为此搭上他的小日子。要是有需要，我一定会让他配合调查，我发誓。’他说，‘我用我这十三年的警探生涯担保，头儿，我这就打电话报警。’”

想到这个，奥凯利嘴角动了动。“布雷斯林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但他是个好人。他从没让我失望，除了调休、多请几天假，也从没求我办过更大的事。要是他想为了这件事赌上他这么多年的信用……”他肩膀耸了耸，又重重地落了下来，“最后我说没问题。我告诉他先管好自己，然后再管他朋友：我会随时留意这个案子，一旦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他就得赶紧撤出来，我们要找他的朋友来协助调查。他说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他告诉我他有多感激我，他又欠了我多少人情，还有一大堆好话，我都没认真听。然后他就打电话报警了。”

又是一套说辞。所有说法都不是百分之百真实。被害人、证人、凶手、警探，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演绎自己的故事，让这个世界按照他们心目中的方式运转，把自己的故事塞进我们的脑袋，压进我们的喉管；现在轮到头儿了。

我说，太久没说话让我的声音变得嘶哑、不流畅，仿佛被屋子里的热气烤干了：“你知道这个朋友是谁。”

奥凯利的视线移到我的脸上。目光逗留在那儿，仿佛我让他累得不想往别处看。“你告诉我，康韦。在你发现有什么坏事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会想：啊，我知道，肯定又是我们组的人干的好事？”

他强调的语气——我们组的人——按住了我，仿佛深水里摇摆的重物。奥凯利在重案组里干了二十八年，从我和斯蒂夫还是满脸脏兮兮的、用手比画着小手枪跟小伙伴砰砰砰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他所说的“我们组的人”，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梦想某一天可以理解的东西。

我说：“没有。”

“当你应该这样想的时候，你会这样想吗？”

“不会。”

“不会。”他的头又转到窗户一边，“我也不会。但我想知道真相。我不喜欢那样，我因此瞧不起自己，现在还是。但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你们两个：我需要知道真相。只有你们两个会无视布雷斯林，好好办案，不把它当成烫手山芋。”

我们也确实迎难而上，为他干完了这件脏活儿。也许他还指望我们会感激他的信任。我说：“现在你知道了。”

“你们肯定吗？敢为此赌上性命？”

斯蒂夫说：“是他干的。”

奥凯利连续点了几下头。“好，”他平静地说，对他自己，不是对我们，“好。”

我等着。只是为了来点刺激，我开始猜接下来会有何指示：慈父般的智慧、组里人的忠诚、男人间的谈话、满心愧疚、贿赂、恐吓。我希望斯蒂夫今晚没什么安排，因为估计头儿得要不少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想到这个，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告诉他已经太晚了，这样我们就能一览他脸上的表情；或者谨慎起见，让他明早再通过《信使报》，和大家一道后知后觉。

他把椅子转回到桌子前，拿起电话。他的手指比以往更加笨拙，关节肿胀而僵硬。等有人接起来，他说：“麦卡恩，来我办公室一趟。”然后挂断了。

他盯了我们一会儿才开口。“你们可以留在这里，”他说，“只要你们可以表现得像个成年人。一旦多嘴，你们就给我出去。”然后他又转身望向窗外，漫无目的地看着什么东西。

我和斯蒂夫只是对视了一眼。斯蒂夫一脸机敏和警惕，面部棱角分明。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比我更喜欢这种感觉。我们互相轻轻点头示意：稳住。然后我们坐在原位，听着散热器发出咝咝声、奥凯利缓慢而焦躁的气息，等着麦卡恩的到来。

敲门声打破了寂静。“进来。”奥凯利转身说道。站在门口的是麦卡恩，衣服还是松松垮垮，眼窝深陷。

只看了两眼——一眼看头儿，一眼看我们——他就明白了。他活动活动肩膀，挺直身子，仿佛做好了战斗准备。

“莫兰，”奥凯利说，“给麦卡恩拿把椅子。”

我和斯蒂夫一起站起来，退到一边，靠着墙站好。麦卡恩一开始好像也想站着，但随后他把斯蒂夫的椅子拉了过去，坐下了。他张开腿，脚撑地，下巴向前伸。

奥凯利说：“你应该告诉我的。”

麦卡恩的面颊闪过一丝绯红。他张开嘴，本打算找出一大堆理由、借口、辩白，不管是什么东西。但他又把嘴闭上了。

“我做你的头儿多久了？”

过了一会儿麦卡恩才说：“十一年。”

“你有什么不满吗？”

麦卡恩摇了摇头。

“我是一直罩着你，还是一有问题就把你扔下不管？”

“罩着我，一直。”

奥凯利点了点头。他说：“一个普通人，惹了麻烦，得想办法跟自己的老板藏着掖着。一个警探有了麻烦，他应该去找自己的头儿。”

麦卡恩没有看他，他的脸更红了。“我应该找您的，直接来找您，我知道。”

奥凯利等他继续说。

“对不起。”

“好。”头儿说。他敷衍地朝麦卡恩点了点头，意思是你安全了，下次别再犯蠢。“既然我们谈起来了，我就问问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两位，”他用下巴指了指我和斯蒂夫，“他们想告诉我，你裤裆里那玩意不老实：爱斯琳·默里斯想给你下套，而你只用老二想问题，事情就搞砸了。是这样吗？闹得鸡飞狗跳，就因为你该流到脑子里的血没供上去？”

麦卡恩下巴动了动。他不喜欢被这样说。

“因为我了解你——或者反正我以为我了解——所以我说这都是一派胡言。这两个人随口编了个故事，而且还想办法让他们把查到的所有线索都安到了这个故事里。”

这话让我胃里顿时生出一股寒意，仿佛吞了冰块。我们告诉他的那个推论，真实的那一个，永远都没法离开这个房间了。我们前脚一走，奥凯利和麦卡恩就会把它撕成碎片，重新编织出一个面目全非的说法，用来打发外面的世界。我就知道会这样，但这仍然一举打击到了我。

“事实是，他们手上的所有线索，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推论。”

麦卡恩迅速瞥了他一眼。

奥凯利伸出大拇指。“你那些字条的照片。爱斯琳确实是准备拿给你老婆看，但那只能说明她想要独占你。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他又伸出食指。“那个留给她朋友的童话故事只能说明她感到自己陷入了危机——而我无意责怪她；你就是个白痴，让一个女孩处于如此境地，仿佛她乐意一辈子给你当小三——而她很生你的气，想扭转局面，让你离不开她。”

麦卡恩迅速眨了眨眼。这话正中他的下怀。从现在开始，不管奥凯利有什么计划，他都会立刻入伙。

又伸出一根手指。“罗里·法伦。爱斯琳本来想利用他来忘掉你。她明白事理，不会不知道脚踏两只船非常不体面。”

麦卡恩开始抬起头，看着他，仿佛溺水者看到希望，又准备奋力一搏，非常可怕。

“也许这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事实。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你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连累整个组，只是为了自己快活。你能把事情搞成这样，那你对爱斯琳，肯定是动了真感情。”

羞愧之中，又混杂了希望。

“我们没办法去问爱斯琳是怎么想的了。你是唯一一个在现场的人；要是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只有你了。所以你告诉我，麦卡恩，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你真的就只是想睡个漂亮妞，害我们坐在这里？”

他语气里的愤怒撬开了麦卡恩的嘴巴。“是真的。我还没有蠢成那样。”

“真的。”头儿说，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也许爱斯琳确实是想给我下套。也许吧。也许她一直这么想的——她那个闺密劝过她，或者，我不知道。但有一段时间我真以为……”

麦卡恩揉了揉眼睛。在残忍的灯光下，他的眼睛又红又肿，仿佛被感染了一般。他说：“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对我来说。我以为我早已清楚自己下半辈子要怎么过了。所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我在二十五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择业、娶老婆、选择邻居、生小孩。剩下的就只有静待这一切慢慢发生，不会再有转折，更不会有什么惊喜。”

他抬起头，仔细看了看我和斯蒂夫。“你们现在不会明白的。你们还年轻，一切皆有可能。但你们总有一天也能明白。这就像是一场电影，那种三流的烂片，演到一半你就能猜出后面会怎样，每一步都在预料当中——你都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继续看下去。只是因为它在演，仅此而已，因为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做的。可是然后……”

他用力眨眨眼，仿佛这样能让自己看得清楚一些。

“然后，突然就有人把你从里面解救出来，扔进另一部电影里。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色彩。她是明媚的，一切明媚的颜色都属于她。而我的一切，又有可能了。”

斯蒂夫说：“所以你说什么只是喜欢她的陪伴，都是在胡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段关系是特别的。”

麦卡恩摇了摇头。“不。我不知道。一开始我并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我喜欢和她在一起的感觉。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我只是喜欢看着她听我说事情的时候的样子，仿佛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冒险。这让我回想起我过去做这份工作时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她脸上的表情，以前每次办完漂亮案子，我也会有同样的表情。就像是我真的可以改变什么了一样。”

我偷偷看了头儿一眼。他的脸上毫无表情，皱纹和眼窝的阴影让我更加琢磨不透他的想法。

“好吧，”斯蒂夫说，语气中含着审慎的怀疑，不至于显得多事，“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有天晚上，”麦卡恩用手摸了摸脸，仿佛有什么美妙的、如蛛网般的东西缠住了他，“8月的时候，爱斯琳说她晚课班上有个同学跟她搭讪。她只是随口一说——她并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就拒绝了。但这却警醒了我：一个像她那样的女孩，理所当然应该是找一个靠谱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只能和她野餐、聊天的中年人；应该是一个爱她的男人，一个可以同床共枕的男人。这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我想一旦她找到了这个人，我就得消失了。”

她让他觉得这是他的主意。露西说过。她确实办到了。

“然后我就想，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为什么不呢？我们喜欢彼此的陪伴，简直欲罢不能。我们互相吸引——我完全可以这样说。她看着我的方式，我们偶然贴近时她的喘息——那是与众不同的。”

他迅速狠狠地瞪了我和斯蒂夫一眼，脸上又泛起了红晕。“也许你们觉得我这样很可悲：老牛想吃嫩草，世上最老套的故事。但你们不是当事人。”

每个凶手都会跟我们讲这句话。你们不是当事人，你们不会明白的。一小会儿枯燥的沉默，没有人说破这一点。

我说：“就这么简单？你说‘嘿，我们试一试吧’，然后爱斯琳说‘好啊，试就试’。”

麦卡恩重重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你们两个，一直都在说仿佛是她在勾引我，但并不是那样——她从没想做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是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让她相信我跟我老婆老早就过得不开心了，跟她没有关系。当我终于，我们终于……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真的在乎我。她……这……”他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完全不知道。”

他的声音里带着困惑，就像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因为快乐和惊喜飘飘然，不知所措。他是那样温柔，以至于仿佛抚摩的方式不对，都会让他受伤。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却总让我目瞪口呆。人们总是吐露自己应当保守一生的秘密，又是怎样渴望把它们说出来、让外界知道，让它们存活在自己的脑袋之外。

他说：“这是真的。你们调查到的那些破事，都没有任何意义。有次我翻过她家后院的墙，擦伤了膝盖，她就跪在我面前，为我清理伤口，动作是那么温柔。要是她真的恨我入骨，她还会那样做吗？也许她确实恨我，但有时候她也是爱我的。人是复杂的。她可能比我想的还复杂。”

他看了我和斯蒂夫一眼，仿佛在挑衅。这件事完全就是双方各自的幻想，但我们最不需要做的就是将它们区分开来。我和斯蒂夫历经千辛万苦，才刚刚把真相从纷乱的线索中梳理出来，却忽略了假的那一个具有无穷的力量，它利弊互见。

头儿点了点头。“我相信是这样，看来我对你的了解没错。”他在椅子里重新调整坐姿，把腰带的位置放好。“现在我们已经梳理清楚了，”他说，“那我们就来谈谈周六晚上的事情。”

麦卡恩开口，但奥凯利伸手制止了他。“不，等一下。我还没问你呢。”

麦卡恩闭上了嘴。

“布雷斯林告诉这两位，你发现爱斯琳的事后，确认她已经死了。但他告诉我，你——他的朋友，我是说——并没有停下来检查她的生命迹象。为什么会这样？”

麦卡恩摇摇头，困惑而谨慎。他并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到。我以为自己知道头儿想干什么，但现在我又不确定了。

“原因是，他想让我以为这个朋友是个普通市民。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人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了，像个普通市民那样。警探永远不会这样行事。”奥凯利狠狠地瞥了麦卡恩一眼，眉头紧锁，“你对此满意吗？”

麦卡恩嘴角撇了撇，面无表情。“我完全不满意。”

“你确实不该满意。你让布雷斯林把你说成一个普通市民，这样就不必被头儿盘问。你接受这个说法吗？”

麦卡恩下巴动了动。“不太接受。”

“很好，因为我也不接受。”奥凯利沉默了几秒，但麦卡恩并没有什么要说的。“然后，就在一分钟前，你说爱斯琳让你有过去那种办了漂亮案子的感觉：好像你做的事情很重要。”

点头。

“‘过去那种。’你说。现在就没有了，对吗？”麦卡恩眼睛看着地板。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几年前吧。”

“为什么？”

奥凯利俯身向前，手肘放在桌子上，尽可能挨他近一些。我和斯蒂夫没有动。我们俩仿佛不在屋子里。现在只是麦卡恩和奥凯利之间的事了。

麦卡恩说：“不是工作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做的一切仿佛都已经是注定了的。在大案、要案的侦讯期间，我也总是很恍惚，感觉嘴巴像是自己在动，仿佛我在念剧本，我也无法做什么改变。仿佛什么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提问并不重要。如果换作是我，或者温特斯、奥戈尔曼，任何人，结局都会一样。我感觉自己正在消失。不是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警探，而是我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懂了。”

头儿重重地说：“我本该有所察觉的。”

麦卡恩急忙说：“我在工作上丝毫没有怠慢，头儿。我从没偷懒。不管干什么，我都全力以赴。”

“我知道。”奥凯利斜靠在椅子上，用手抹了一把嘴巴，“你有什么打算？去别的组？在这边混满三十年，然后退休？”

麦卡恩仰着脸看着他，孩子般乞求道：“不，头儿，不，我觉得这只是中年危机，我能搞定的，把问题解决，让脑子恢复正常——我哪儿都不会去，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他们把我拖走。”

奥凯利说，并没有残忍无情，只是平静而简单地。“那是不可能了。”

麦卡恩咬着嘴唇。

“我不能再留你在组里了。”

过了许久，他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且我也不能装作若无其事，让你去别的组。”

他再次点点头。

“这件事很快也会传出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爱斯琳的朋友，我们可以让她闭嘴一时，但等她发觉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进展，迟早会去找记者的。”奥凯利并没有看我和斯蒂夫，仿佛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但我并不这么觉得。“然后监察组的人就会找上门来，这样我们至少就得面对两次调查，一次是我们自己查，一次是他们查。布雷斯林也会受牵连。”这话让麦卡恩吸了口气，脑袋向后缩了缩。“你还想要怎样？隐瞒证据，打给斯托尼巴特警察局的电话就能证明。不被起诉就算他运气好了。”

“头儿。”麦卡恩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赤裸裸的绝望，我都不忍心看他，“这不是布雷斯林的错。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帮我。求你——”

“我帮不了布雷斯林，麦卡恩，因为我也会被革职。”奥凯利语气中没有丝毫自我怜惜。这是事实，跟指纹比对和不在场证明一样确凿无疑。“除非我能在调查结束之前就提交辞呈。但那样我就完全帮不了布雷斯林了。”

“老天，”麦卡恩喃喃自语，“啊，老天，头儿，我太对不起你了。”

“别跟我来这套。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奥凯利探头到桌子对面，满脸的皱纹深不可移，仿佛很久以前刻下的，我无从参透其奥义。“不过你还有个选择，你可以像个懦夫一样，现在就滚蛋。或者你可以重新做一个警探。”

沉默持续了很久。办公室不一样了，像那间舒适的审讯室一样。蜡笔画、雪景球里翻滚的雪花依旧在，只是越发显露出残忍，化作嶙峋的皮包骨头与咯咯作响的尖牙组合而成的恐怖。

麦卡恩轻声说：“周六晚上，吃过晚饭，我告诉我老婆要出去喝一杯，然后就去了爱斯琳家。我从厨房进屋，看见了正在煮的晚餐，但我也没多想。屋里放着音乐，很欢快的舞曲，爱斯琳没听见我进来。我走进客厅，叫她——像以前一样，很轻，邻居不可能听得到——然后我看到了桌子，是为两个人布置的。高脚杯、蜡烛，我以为是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本该早些想到的，我从没跟她说过我周六要来——基本上周六我老婆都会要求出去吃，只是那天晚上她有点头痛。所以爱斯琳不可能知道我会来。但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跟她约会。”

我偷偷看了斯蒂夫一眼，发现他也在偷偷看我，瞪大了眼睛。在场的人中，只有我们感到意外。从麦卡恩的声音里，听不出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有丝毫惊奇。从走进这间房间开始，他就知道奥凯利想让他做什么。布雷斯林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他讲给头儿的故事里，刻意没有提麦卡恩，他希望能一直庇护麦卡恩到底。只有我和斯蒂夫，两个傻子，一直看不明白。

“然后她从卧室里出来，”麦卡恩说，“亮蓝色的裙子，很美。像那样的冬夜，一切都是灰色的、沮丧的，可这样的蓝色，能一下子把你的整个世界都点亮……她把头发放下了，她知道我喜欢她那样做。她正偏着头，在戴耳环。我走近她，我……”他张开双手，做了个拥抱的动作。

“爱斯琳……她一下子跳出去好远。然后她看到是我。我以为她会过来对我笑，会吻我，但她脸上只有恐惧。这时我才开始怀疑：她等的人不是我。她伸出手，不让我碰她，然后说：‘你得离开。’”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难以置信的震惊再一次贯穿他的全身。“我完全想不通……我问她，我说：‘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搞什么鬼？’但她只是一直指着后门，让我离开。我开始求她，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说：‘怎么了？我们周三晚上还在一起，只过了三天，我们——你讨厌我总是回去陪我老婆吗？我陪你的时间还不够多吗？我今晚就回去和我老婆摊牌，我会搬进来，我做什么都行——是有什么人说了我什么吗？是你那个朋友露西对不对？我会解释的，让我——’”

“但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不，不是那样的，不，不，你走吧。她想把我推到厨房去，想把我撵出去，只是我不想，或者说我没法……我说——很傻，就站在那儿，跟她僵持着——我说：‘我们结束了吗？你这意思是我们结束了？’然后爱斯琳，她停了下来，好像从没想过这一点。吓到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回过神：‘嗯，对。我想是的。’”

现在我没办法偷看斯蒂夫了，我们两个都屏住了呼吸。

“我像个笑话似的，”麦卡恩说，“还在等着她继续说下去，说她是开玩笑，可是她的表情：她是认真的。我说，我只能说：‘为什么？’”

“她说：‘回家去吧。’我说：‘告诉我为什么我就走。不管为了什么，告诉我。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

“她看着我，笑了。爱斯琳笑起来很可爱，很甜，很美，但这次的笑不是——有些不同。很无礼的笑，很放肆。她听上去……”

麦卡恩的喉结动了动，仿佛那笑声又出现在他的耳畔，不断填满他的脑袋，停不下来。“她听上去很开心。我从没见过她那么开心。然后她说：‘你就一直不明不白下去吧，现在给我滚。’”

他不说了。

奥凯利说：“然后。”

“然后我打了她。”

我和斯蒂夫，一直在夺走麦卡恩心底对自己的人生最坚信的部分，在他面前把它们撕得四分五裂，没有这些支撑，他将崩溃，被我们击垮，就像爱斯琳的计划一样。可是我们已经掏空了麦卡恩，已经让他面目全非、成为他最不想成为的人，却只换来一句“无可奉告”。

奥凯利给了他一条路，让他重新找到自我。麦卡恩接受了。

他说：“这不是谋杀，头儿。这是过失杀人。我从没想让她死。”

头儿说：“我知道。”

“我从没想过她会死，直到刚刚才想到。”

“我知道。”

我吸了口气，想说话。库珀的报告，麦卡恩并不是大块头，他那一拳并不致死，致命的是在爱斯琳倒地之后，他的第二拳。

奥凯利听到我想说话。他看着我，等我把话说出口。他的脸上依旧没有一丝波澜，只有眼睛在阴影中移动，看起来还有生命。

我闭上了嘴。

头儿的眼睛回到了麦卡恩身上。他说：“我们需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你明白吗？”

麦卡恩点了点头。他一直在点头。

奥凯利把手撑在桌子上，站起身。“该走了。”他说。

麦卡恩迅速把脸转向他。

“我会处理的。”头儿说。他很坚定，如同一位外科医生，决定要亲自主刀，不允许学生上前摸手术刀。

麦卡恩说：“毛拉。”

“我要去看看她，这边结束我就去。”

麦卡恩再次点头，他站起身，靠在椅子上，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等着有人告诉他自己该去哪儿。

头儿拉了拉自己的外套，很小心，仿佛他要出席什么重要场合。他关掉桌上的台灯，看了眼办公室，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口袋。他又看到了我和斯蒂夫，仿佛忘记了我们还在。

“回家吧。”他说。

我们没有说话。走过漫长而静默的走廊，我们的脚步声仿佛阴沉的心跳。走下楼梯，穿过在楼梯间乱蹿的寒气，我们走进更衣室：穿上外套，背上包，锁好柜子。然后再上楼，跟伯纳黛特微笑点头、寒暄几句，她正把纸巾和润喉糖塞进手提包，也准备回家了。到外面，城市的气息浓郁猛烈，冷空气也扑面而来。

巨大的庭院里立着泛光灯，文职人员也都在赶着回家。这一切看上去都很诡异：如同渺小的剪纸图案，一个个渐行渐远。破了大案就是这样的感觉，整个世界泛着黎明的鱼肚白、沙子的白，一片荒凉模糊，空荡荡的，只有那个案子，像石头一般在你手上，光滑而沉重。

只是这一次，还不止如此。脚下的鹅卵石路踩上去的感觉都有些不对，石块轻飘飘的，仿佛悬置在深不见底的浓雾之上。我最近两年深恶痛绝的那个组，那群浑蛋总在暗中窃笑、背后捅刀，让孤独的战士只能勇敢地进行注定失败的战役，他们都消失了，仿佛紧紧附着在真相上的一层污垢一般纷纷脱落。而那个我曾经不惜砍断手臂也要加入、各路耀眼的英豪云集的重案组，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剩一个个更渺小的存在，更安静，也更复杂，细节更加真切。真该往罗奇嘴上打一拳，现在这是我的待做清单上的大事。至于其余的人，他们每一个都在被可疑的不在场证明、模糊的现场物证，以及自家宝宝的水痘搞得焦头烂额，只是偶尔才有空对罗奇或者是我搞出的恶作剧翻个白眼。头儿——我突然想到，他总是把奇怪的家暴案件扔给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些案子难搞，恰恰是因为它们很好解决，而他想帮我们提升一下破案率。或者也许，更简单的理由是，他觉得我们肯定会拼尽全力。拼尽所有，拼上斯蒂夫，拼上我自己。

我们站在庭院里，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肩膀抵御寒风。我们不知道这种时候该去哪里；没有指导手册、惯例可以参考，这样的一天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头顶重案组的灯光亮着，警醒着，时刻准备着迎接这个夜晚可能发生的意外。在上面的某个地方，奥凯利和麦卡恩正在审讯室里，头靠在一起，低声而坚定地谈着话。布雷斯林则一个人待在观察室里，看着自己的呼吸在玻璃上慢慢凝成水雾，一动也不动。

斯蒂夫说：“他是在保护我们。”

他说的是头儿让我们回家。“我知道。”我说。这样在麦卡恩的卷宗上签名的就会是奥凯利，提交给检察官的文件也会在奥凯利名下。这样等明天走进办公室，我们就不会因此被大家嘘声驱赶。布雷斯林只要还活着，就会一直恨我们，但其余的人只能看到奥凯利陪着麦卡恩，肩并肩走出大楼，带他去登记处分，然后就会明白一切。

斯蒂夫突然深吸一口气，然后呼了出来。“老天，”他说，丝毫不掩饰声音里的颤抖，“这一天真是……”

“要往好处看。我们再也不会遇到比这更糟糕的一周了。”

他笑了，有气无力。“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们还会更走运，遇到某个政府官员嗑药嗑高了，勒死个妓女什么的。”

“滚蛋吧，这种案子就交给别人吧，让奎格利那种速度的人来办正合适。”

斯蒂夫又笑了，但这次很快打住。“这次是因为我们没能从一开始就看明白，”他说，“是因为我们在用警察的方式思考。我们都是。”

他把话停在这里，像是留了个疑问。他知道。我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秘密特工呢，别人对我一无所知，我的所有惊天计划只有我一个人掌握。我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扩散开来，消失在空气中。

“所以，”斯蒂夫眯着眼睛，看着头上窗前闪过的一道人影，“你还打算交辞呈吗？”

我可以看到各种可能，如走马灯般从脚下的鹅卵石路面上升起，轻轻掠过高窗，微妙而诱人。我穿着高档西装——相比之下，现在身上的制服如同套在垃圾桶上的塑料袋——跟在沙特公主身后，穿行在哈罗德百货[1]当中，一面留意着她，一面望着其余的一切。我在商务舱里把腿伸直，在顶级酒店里入住，确保撤退路线畅通无阻；一手拿着一杯鸡尾酒，站在蓝得耀眼的海滩上，另一只手抓着沙滩包里的手枪。所有这些可能在城堡大门的铁棒间盘旋穿梭，然后消失不见。

“不了，”我说，“我讨厌写东西。”

我发誓斯蒂夫把头一仰，如释重负。“老天，”他说，“我好担心。”

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台词，“嗯？”

他转过头来看我，和我一样意外。“当然了，不然你以为呢？”

“不知道，我从没想过。”我完全没想过，其实本该想一想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布雷斯林在审讯室里，愤怒地抬脚一踹，这他妈的不可能是他干的；布雷斯林在黑暗的客厅里，黎明未至，他哑着嗓子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电话。“对不起，”我说，“我这段时间有点犯浑，很多方面都不对头。”

斯蒂夫都没试图反驳我。“没错，不过现在都结束了。”

“我不会再那样了。”

“那可太好了。”

“滚蛋吧你。”鹅卵石路不再像之前那样飘忽不定，又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坚实，冷空气捶打着我的肺，仿佛咖啡因一般让人清醒。我要给克劳利打个电话，告诉他那篇文章可以省下了，不过他还是欠我一个大人情，我会让他还的。我还得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昨天晚上的事，不管我愿意与否。也许那只不过是我们之间的又一个笑话。也许跳蚤明天看到新闻报道之后就会给我发邮件：哈喽，亲爱的，看见新闻了，真高兴你能搞定，下次见面庆祝一下吧。也许周末的时候，我会给莉萨还有其他朋友发信息，看看她们近况如何。“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我想喝一杯。去布罗根如何？”

斯蒂夫拉了拉背包的带子。“你请客。罗里没哭，你还欠我钱呢。”

“开玩笑呢？他眼睛都肿了——”

“你说你再不犯浑——”

“是啊，可我没说你能随便欺负我——”

“啊，好吧，我还真是担心——”

我又抬起头，望了望我余生要继续战斗的地方，看着里面那一方方整齐的金色灯光，随时恭候我回来。我们穿过庭院，一边拌嘴，一边向酒吧走去，准备喝上一杯，睡一会儿，然后再回到这里，继续寻求这世间的一切真相。

[1]伦敦著名的高级百货公司。

◇☆◇

致谢

我依然要感谢戴夫·沃尔什，而且要胜过以往，他对侦探世界的洞察，让这本书里的一切都无比真实，无一处虚笔。

我还非常感谢达利·安德森公司和贵公司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玛丽、艾玛、罗莎娜、皮帕和曼迪；感谢安德烈亚·舒尔茨、西娅拉·康西丁、尼克·塞耶斯和苏·弗莱彻，感谢他们高超的编辑技巧、洞察力和智慧；感谢布雷达·珀杜、鲁丝·谢恩、乔安娜·史密斯和爱尔兰阿歇特图书公司的所有人；感谢斯瓦蒂·甘布勒、凯里·胡德，以及霍德&斯托顿公司的所有人；感谢卡罗琳·科尔伯恩、安吉·梅西纳、了不起的本·彼得罗内以及维京公司的所有人；感谢苏珊娜·哈尔布莱布以及费舍尔·费尔拉格公司的所有人；感谢蕾切尔·伯德；APA公司的史蒂夫·费舍尔，他是洛杉矶最有耐心的人；感谢菲尔加斯·奥科莱恩博士为我清理血肿；感谢索菲·汉娜给了我书名的灵感；还要感谢亚历克斯·法兰奇、苏珊·柯林斯、安-玛丽·哈迪曼、杰西卡·赖恩、凯伦·吉尔斯、肯德拉·哈普斯特、克里斯蒂娜·约翰森和凯瑟琳·法雷尔，感谢他们的各种支持，从物质到精神，再到故意逗我开心；感谢戴维·赖恩的比萨饼，上面放着熏火腿、培根条、碎牛肉、蘑菇和黑橄榄，放进炉子里烤十分钟，还配了德国产的皮尔森啤酒；感谢我的母亲埃莱娜·隆巴尔迪；父亲戴维·法兰奇；以及每次都能在开胃菜上来之前，帮我理清故事线索的那个人，每次都可以有更多理由感谢他。他就是我的丈夫，安东尼·布莱特纳赫。

版权信息

书名：玫瑰的遭遇

作者：【法】纪尧姆·米索

译者：曹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2-01

ISBN：9787540494933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走私犯径

2017年
1992年
2017年
1992年

昨天和今天

永远年轻

1.樱桃可乐
2.全班第一和坏小子们
3.我们曾做过的事
4.噩运之门
5.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
6.雪景

与众不同的男生

7.在昂蒂布街头
8.《碧海蓝天》之夏
9.玫瑰的遭遇
10.战斧
与众不同的男生
11.在她的微笑背后
12.发色火红的少女们

少女与死神

13.灾难之地
范妮
14.舞会
安娜贝尔
15.学校里最美的女生
安娜贝尔
16.黑夜永远在等你
17.天使花园
里夏尔
18.少女与黑夜

尾声 黑夜之后
好人遭殃

让-克里斯托夫
妇产医院
未雨绸缪
小说家的特权

真真假假

致芙罗拉，

纪念那年冬天，我们在凌晨四点给宝宝喂奶时的对话……

黑夜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怎样才能度过它？

——亨利·米修，法国作家

走私犯径

少女：

走开，啊，快走开！

消失呀，可恶的白骨！

我还年轻，消失吧！

不要碰我！

死神：

把手给我，美丽温柔的尤物！

我是你的朋友，你不必畏惧。

别再反抗了！

别害怕，

乖乖地来我怀里入睡。

——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1740—1815），德国诗人

2017年

昂蒂布海岬南端。5月13日。

玛侬·阿戈斯蒂尼把公务车停在了葛若普海滨路的尽头。这位市政女警重重地摔上老雷诺的车门，暗暗咒骂今天的种种经历。

晚上九点左右，海岬地区一家豪宅的门卫致电昂蒂布警局，说从主人家花园旁的小径上传来了爆竹声或枪声（总之是个奇怪的声响）。警局并没有把这通电话当回事，于是便转给了市政警察办公室，后者除了联系她这个已经下班的女警外，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当上级打来电话要求她到海滨小径看一眼时，玛侬已经身穿晚礼服准备出门了。她真想让头儿自己去瞧瞧，可话到嘴边却没能说出来。之所以没法拒绝这个任务，是因为当天早上，头儿同意她下班后继续使用公务车。玛侬自己的车刚刚报废，但她今晚确实需要一辆车，奔赴她心心念念的一场聚会。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是她的母校。在母校五十年校庆之际，玛侬的班级要举办一场同学会。玛侬默默地期待能在同学会上再次见到他，一个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男生。他是那么与众不同，可她却傻傻地忽视了他，因为当年的她更喜欢那些年长的蠢货。其实，她的这份期待压根没什么合理性，她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在聚会上，或者，那个男生说不定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然而，她需要让自己相信，她的生活里就要发生什么事了。美甲、做头发、逛街……玛侬准备了整整一下午。为了一条午夜蓝花边紧身丝缎连衣裙，她狠心花掉了三百欧元，还跟姐姐借了条珍珠项链，跟闺密借了双浅口皮鞋——一双让她的双脚疼痛难忍的斯图尔特·韦茨曼麂皮高跟鞋。

玛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踩着高跟鞋在窄窄的街巷里前行。这条窄街长达两公里，沿海岸线一直通向艾伦豪克别墅。她对这一带很熟悉。小时候，爸爸常带她到附近的小湾边钓鱼。以前，当地人管这个地区叫“报关员径”或“走私犯径”；后来，这里以“提尔布瓦勒小径”这一优美的名字出现在旅游指南中。如今，它有一个更平淡无奇的名字——海滨小径。

走了五十多米后，玛侬撞上了一个警示栅栏——危险区域，禁止通行。本周周中，一场大风暴席卷了这里，猛烈的海浪造成了坍塌，导致某些徒步区域无法通行。

玛侬犹豫了一会儿，随后决定跨过栅栏。

1992年

昂蒂布海岬南端。10月1日。

雯卡·罗克维尔心情非常愉悦，蹦蹦跳跳地走过若利耶特海滩。已经晚上十点了。为了从学校来这里，她说服了文科预科班的一个好友，用电动车把她带到了葛若普海滨路。

沿着走私犯径前行时，她的身体里荡起激流。她就要见到亚历克西斯了，她就要见到心上人了！

海风吹得越发猛烈，但夜是那样美，天空是那样清澈，放眼望去，一切宛如白昼。雯卡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够原始，因为这里和蔚蓝海岸那些糟糕的夏日海滨景致截然不同。在阳光下，面对那闪着白色和赭石色亮光的石灰岩，和那沐浴在一片片小湾中的变幻无穷的蔚蓝幻境，人们会被彻底征服。有一次，在莱兰群岛方向，雯卡甚至望见了海豚。

而狂风大作时，景色则会大变模样，一如今晚。陡峭的岩石变得危险，橄榄树和松树痛苦地扭动着身躯，好像要从土地里挣脱出来。可是，雯卡才不在乎这些。她就要见到亚历克西斯了，她就要见到心上人了！

2017年

妈的！

玛侬一只鞋的鞋跟啪地断了。该死！赶去聚会前，她不得不先回家一趟，明天还得遭朋友一顿数落。她脱掉鞋子，把它们放进包里，光着脚继续向前走。

在她脚下，依然是那条突出在悬崖峭壁上的水泥窄路。空气很干净，令人神清气爽。密史脱拉风[1]吹亮了夜晚，唤醒了星空。

眼前那令人惊艳的景色，始于昂蒂布老城的城墙，经腹地的群山，一直延展到尼斯海湾。隐藏在松树林背后的，是蔚蓝海岸最美的几座私人宅邸。浪花滚滚而至，声音是那般有力量。

从前，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悲剧。海浪曾多次卷走渔民、游客，以及刚刚在海边拥吻过的情侣们。迫于负面舆论的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安全举措：建造坚实的台阶、设置路标、安装护栏，以免徒步者过于靠近道路边缘。然而，只要狂风刮上几个小时，这一带就会再次回到异常危险的状态。

此刻，玛侬所在的地方正好倒着一棵地中海松；大树砸断了栏杆扶手，把路堵得死死的。没法再往前走了。玛侬开始考虑原路返回。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猛烈的密史脱拉风打消了人们前来徒步的念头。

姑娘，快走开。

她一动不动地倾听着风的咆哮。那风似乎在控诉着什么，如此遥远，又如此接近。一种沉闷的威胁。

虽然光着脚，玛侬还是冲到了一块岩石上，以便绕开地中海松继续前行；她唯一的光源，就是手机自带的手电筒。

在悬崖下方，隐约出现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玛侬揉了揉眼睛。她离得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她小心翼翼地朝下面走去。花边连衣裙的裙摆被扯坏了，发出一阵撕裂声，可她完全没有注意到。现在，她终于看清那黑影了：那是一具躯体，一具被抛弃在岩石间的女尸。她越靠近，越恐惧。不是意外事故：女人的脸已被砸得血肉模糊。我的上帝啊！玛侬顿觉双腿无力，整个人快瘫倒在地了。她拿起手机，想呼叫救援。这里虽然没有信号，但手机屏幕上至少显示有“仅限紧急呼叫”的字样。就在她即将拨出电话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并非一人。一个男人正坐在稍远的地方流泪，他把脸埋进双手里，崩溃地抽泣着。

玛侬害怕极了。这会儿，她真后悔自己没带武器。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男人站了起来。当他抬起头时，玛侬认出了他。

“是我干的。”他用手指着尸体说。

1992年

雯卡·罗克维尔在一块块岩石间跳跃，优雅、轻盈。风越来越大，可雯卡喜欢这一切。她喜欢海浪，喜欢危险，喜欢迷醉人心的海风，喜欢令人眩晕的绝壁。与亚历克西斯的相遇，是她生命中最美的经历。她目眩神迷，如痴如醉。那是身体与身体、灵魂与灵魂的结合。即便她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再发生任何能媲美这段回忆的事了。想到和亚历克西斯的秘密约会，想到他们在岩石间做爱，她不禁心旌荡漾。

她感觉温柔的海风包裹住了她整个身体，绕着她的双腿吹拂，吹起她连衣裙的裙摆，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亲密接触演奏序曲。火热的心脏，沸腾的血液，令人无法自已、漂浮摇摆的热浪，还有那让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微微颤动的悸动不安……

她就要见到亚历克西斯了，她就要见到心上人了！

亚历克西斯是风暴，是夜晚，是瞬间。在内心深处，雯卡知道自己正在犯傻，知道结局会很糟糕。然而，对她而言，此时的兴奋与悸动，比世上的一切都珍贵。等待，为爱痴狂，被夜晚俘获而痛并快乐着。

“雯卡！”

突然，亚历克西斯的身影出现在明亮的夜空下。空中的月亮又圆又亮。雯卡走了几步，迎向那人影。眨眼间，她似乎已然感受到了即将袭来的快乐。热烈，滚烫，无法控制。身体交汇，随后溶解，直到在海浪与海风中融化。呻吟与呼喊，掺进了海鸥的鸣叫。痉挛，炸裂，在炫目的白色快感的笼罩下，似乎整个人都消散了。

“亚历克西斯！”

最后，当雯卡紧紧抱住心上人时，内心深处再次轻轻传来一个声音：一切都会很糟糕。不过，这位年轻姑娘才不在乎什么将来。既然爱了，就要爱得彻底！

真正重要的，只有当下。

夜的诱惑，炽热、有毒。

[1] 法国南部及地中海沿岸刮的干冷强劲的北风或西北风。

昨天和今天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迎来五十周年校庆

《尼斯早报》，2017年5月8日，星期一

下周末，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内的头牌机构将迎来五十岁生日。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于一九六七年由法国语言文化传播协会创办，旨在接收外派员工的子女入学，是蔚蓝海岸地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该校教学水平一流，以外语教学为核心。双语班的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国际文凭，目前有近千名法籍和外籍学生就读于此。庆祝活动将于五月十二日星期五开始，当天是该所国际中学的开放日。届时，我们将欣赏到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专为本次校庆创作的艺术作品：摄影展、影片放映、戏剧表演。

次日中午，校方将举办一场鸡尾酒会，参加者是该校校友和老员工。届时，将举行新楼“玻璃塔”的奠基仪式；这座超级现代化的五层建筑将面向高等工程学院的预科班学生，其落成位置就是现在的体育馆，后者将于近期被拆除。而在当晚的校友舞会上，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五届的学生们将有幸成为体育馆的最后一批使用者。

校长弗洛朗丝·吉拉尔女士表示，在校庆期间，希望大家积极出席活动。“我热情地邀请所有校友和员工前来分享这欢聚的时刻。交流、重聚和追忆往昔，不仅能帮助我们忆起自己来自何处，更是为我们的未来之路指明方向的必备因素。”校长女士用略显蹩脚的表达方式如是说，并宣布校方为本次校庆活动专门创建了一个脸书群。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报道

永远年轻

1.樱桃可乐

坐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里，我们没必要系安全带，因为这毫无用处。

——村上春树，日本当代作家

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

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我把租来的汽车停在服务站旁的松树下，距离学校大门三百米远的地方。我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在刚刚乘坐的纽约飞往尼斯的航班上，我完全没合眼。

前一天晚上，我通过邮件收到了一篇有关母校五十周年校庆的文章，随即便匆匆离开了曼哈顿。邮件被发送到了我出版社的邮箱里，发件人是马克西姆·比安卡尔蒂尼，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过面了。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我起先还犹豫要不要打给他，随后便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托马斯，你看过那篇文章了？”他开门见山。

“是的，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的声音似曾相识，却因不安、紧张和恐惧变了味。

我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此终结，意味着我们将在铁窗里度过余生。

“你得来趟蔚蓝海岸，托马斯，”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说道，“咱们得想个办法，避免不幸发生。咱们得试试。”

我闭上眼，估量着即将出现的后果：轰动四方的丑闻、司法介入和调查，以及我们各自的家庭将要遭受的沉重打击。

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这一天早晚会到。我头顶着这支达摩克利斯之剑，如行尸走肉般活了二十五年。子夜时分，我时常满头大汗地从梦中惊醒，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也预想着未来某一天东窗事发。每每在这样的夜里，我都会就着一大口轻井泽威士忌，吞下一片安眠药；然而，即便如此，我也很难再次入睡。

“咱们得试试。”我的朋友重复道。

我知道，他不过是在用幻想欺骗自己罢了。要知道，这颗即将毁灭一切的炸弹，正是我们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亲手埋下的。

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爆炸发生。

锁上车门，我走到了加油站，那是个被大家称作“迪诺”的美式一体商店。在加油泵的后面，有一座殖民风格的彩漆木房，里面是家小商店和舒适的咖啡馆，还有一座盖着篷布的露台。

我推开门。这里没有太大变化，仍然保留着一种超脱时光的味道。在店的最深处，几把高脚椅环绕着一张木质吧台，吧台尽头的钟形玻璃罩里陈列着五颜六色的蛋糕。房间里的其他地方也摆放着桌子和长椅，一直延伸到露台上。墙上挂着珐琅盘，都是些已经消失的品牌的广告，还有蔚蓝海岸在疯狂年代[1]的招贴画。为了摆下更多的桌子，老板撤走了台球桌和街机（《超越》《打砖块》和《街头霸王2》等游戏曾不知多少次吞掉了我的零花钱）。唯一幸存下来的，就是那台老掉牙的Benzini[2]桌式足球，它从桌面到控制杆都已经旧得不像样了。

我不禁伸出双手，轻触着球台的山毛榉实木边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和马克西姆还原过马赛足球俱乐部的每一场比赛。记忆的碎片开始在我眼前闪现：一九八九年法国联赛杯中帕潘的三连胜、对战本菲卡俱乐部时瓦塔的手球、对战AC米兰时克里斯·沃德尔的右脚外侧进球，还有韦洛德罗姆球场突然停电的那一夜。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共同庆贺那场期待已久的胜利：一九九三年欧冠联赛的冠军加冕。那时，我已经离开蔚蓝海岸，去巴黎的一所商校读书了。

我任凭咖啡厅的氛围将我裹挟。其实，课后常和我来这儿的不止马克西姆一人。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雯卡·罗克维尔，她是我当年深爱着的女孩。其实，当年所有男生都爱着她。仿若在昨天，又恍如隔世。

走向吧台时，记忆的片段越来越清晰，我感觉手臂上汗毛直竖。我忆起了雯卡明朗的笑容、可爱的牙齿缝、轻盈的裙摆，忆起了她不合常理的美，还有她那带有距离感的眼神。我记得，在迪诺咖啡厅，雯卡喜欢在夏天喝樱桃可乐，在冬天点一杯漂着小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您喝点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厅的经营者还是那对意大利-波兰夫妇——瓦伦蒂尼两口子。一瞧见他们，我马上就想起了他们叫什么。正在清理咖啡机的迪诺（毫无疑问是这个名字……）停下了手里的活，问我想喝点什么。汉娜则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赘肉多了、头发少了；她呢，金发淡了、皱纹深了。好在，随时光流逝，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融洽了些。衰老就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耀眼的美艳变得暗淡，同时为平凡的外表镀上古铜色的光泽。

“麻烦您，我想来杯咖啡，双份的意式特浓。”

顿了几秒钟后，我唤醒雯卡的魂灵，重启了往昔。

“再来一杯樱桃可乐，要吸管和冰块。”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瓦伦蒂尼夫妇似乎认出了我。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八年年间，我的父母曾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长，父亲负责高中部，母亲负责预科班；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在校园里分到了一套教工公寓。那时，我经常跑来这里。为了能免费玩上几把《街头霸王》，我有时会帮迪诺收拾地下室，或者帮他做那道有名的甜点“蛋奶冻”，制作秘方是他从他爸爸那儿继承来的。汉娜始终盯着报纸；老迪诺收了我的钱后，把喝的递到我面前，疲惫的目光中并未闪出丝毫光亮。

店面有四分之三是空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即便现在是星期六上午。我上学那会儿，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有很多寄宿生，其中大部分人周末也会留在学校。趁着人少，我走向了雯卡和我最喜欢的地方：露台最里面的桌子，就在松树的香枝下。仿佛和太阳惺惺相惜般，雯卡总会选择面向阳光的椅子。我端着托盘背对树丛坐了下来，那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我端起咖啡杯，把樱桃可乐放在了空椅子前。

扬声器里传来快转眼球乐队的一首老歌——《失去信仰》。好多人都以为那首曲子是讲信仰的，其实它唱的不过是一段单恋所带来的痛苦与煎熬，是一个心慌意乱的男孩对心爱姑娘的呐喊：“嘿，快看啊，我在这儿！为什么你就是对我视而不见呢？”那简直就是我的生活写照。

一阵微风吹动枝叶，阳光在地板上照出浮尘。有那么几秒钟，我像着了魔一般，回到了九十年代初。在我面前，在穿透枝叶的春光下，雯卡的幽魂灵动起来，我们充满激情的谈话在我耳边回响。我听到她热情洋溢地对我说起《情人》和《危险关系》，我则给她讲了《马丁·伊登》和《指环王》。也是在这张小桌旁，我们常常聊起星期三下午在戛纳的星光电影院或昂蒂布娱乐影城看过的电影。她痴迷于《钢琴课》和《末路狂花》，我则喜欢看《今生情未了》和《两生花》。

歌接近尾声。雯卡戴上她的雷朋太阳镜，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在彩色镜片后对我挤了挤眼睛。她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直到完全消失，我们这段愉悦人心的插曲就此终结。

一九九二年那无忧无虑的夏日早已离我们远去。我孑然一人，暗自神伤，气喘吁吁地追逐着逝去青春的幻想。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过雯卡了。

二十五年了，没人再见过她。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十九岁的雯卡·罗克维尔和她的秘密情人、二十七岁的哲学老师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逃到了巴黎。两个人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第二天早上，在第七区圣克罗蒂德圣殿旁的一家酒店里。之后，他们就在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再也没联系过各自的亲友。他们就这样彻彻底底地从人间蒸发了。

这是官方版本。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篇刊登在《尼斯早报》上的文章，那篇我已读过上百遍的文章。在平凡的表象下，它隐藏着一条信息，而这条信息将引发重重悲剧，颠覆所有人对这一事件的认知。今天，人们做判断的依据是公开的真相，然而，真相往往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就眼前这一具体情况而言，它既不能令人平和，也无法起到哀悼作用，更难以带来公正。即将伴随真相而来的，只有不幸、追捕和恶意中伤。

“呀！对不起，先生！”

一个冒失的高中生在桌子间跑动时，书包撞翻了可乐杯。我下意识地接住了下落的杯子，没有让它摔碎。我用几张纸巾擦干了桌面，但裤子已经被汽水弄脏了。我穿过咖啡馆，走向洗手间，足足用了五分钟才清理掉污渍，又花了差不多的时间烘干了衣裤。最好还是别出现在同学会上了，免得大家以为我尿了裤子。

接着，我回到座位，想取走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当我的目光瞟向桌面时，我的心脏加速跳动起来。就在我离开的工夫，有人对折了报纸的复印件，并在上面放了一副太阳镜，一副彩色镜片的雷朋派对达人眼镜。谁在跟我开这个可怕的玩笑？我看了看周围，迪诺正在加油泵旁和一个男人聊天，汉娜正在露台的另一头给天竺葵浇水。除了三个坐在吧台旁休息的清洁工，为数不多的几个顾客都是高中生，有的在对着苹果电脑学习，有的在拿手机聊天。

妈的……

我得把眼镜拿在手上，才能确定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拿起眼镜时，我看到剪报被人做了批注。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词，笔触圆润有力：

复仇。

[1] 这里指20世纪20年代。

[2] 法国最有名的桌式足球制造商。

2.全班第一和坏小子们

控制过去的人控制未来。

——乔治·奥威尔，英国小说家

《把它涂黑》《没有惊吓》《一》……

刚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学校的乐队正在用滚石、电台司令和U2的老歌欢迎来宾。乐声虽然糟糕，却颇具带入感，将来宾引向校园的中心——栗树广场，上午的庆祝活动就在那里举行。

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横跨几个市镇（其中包括昂蒂布和瓦尔邦讷），常常被称为法国的硅谷，在钢筋混凝土遍布的蔚蓝海岸中，堪称一块宝贵的绿地。成千上万家新兴创业公司和大型尖端产业集团都在这块两千公顷的松林里落户。这个地方有吸引世界各地高管的王牌优势：覆盖全年四分之三时间的灿烂阳光、毗邻蔚蓝海岸和阿尔卑斯各大滑雪场、丰富的体育设施和以圣埃克苏佩里为首的优质国际学校。在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教育金字塔中，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稳居塔顶。每个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里就读，用该校的校训许给孩子一个未来——“知识就是力量。”

经过保安值班室后，我沿着行政区和教师休息室向前走。这些建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建造的，如今已开始显现老旧之态，但整个区域依然别致典雅。建筑师巧妙地利用了瓦尔邦讷高原的自然风光。上午，暖风和煦，天空湛蓝。在松林和灌木丛间，在峭壁和崎岖起伏的高地间，由钢铁、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立方体和平行六面体和谐地融入了瓦尔邦讷的自然美景中。再往下走，被一大片湖水环绕着的，是一座座半掩在树丛间的二层彩色小楼。每座学生公寓楼都用曾在蔚蓝海岸居住过的艺术家的名字命名，如帕布罗·毕加索、马克·夏加尔、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西德尼·贝切特和格雷厄姆·格林等等。

十五岁到十九岁时，我曾在这里生活，住在我父母的教工公寓里。关于当年的点滴，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每天清晨醒来，我都会面对松林赞叹不已。从我青少年时代的卧室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此刻我眼前的绝美景色：波光粼粼的湖面、湖上的木质浮桥，还有停船码头……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年后，我让自己相信，我喜欢曼哈顿的电子蓝天空胜过地中海岸的风声和蝉鸣，喜欢布鲁克林区和哈莱姆区的活力胜过桉树和薰衣草的香气。然而，归根结底，这是真的吗？我一边问自己，一边绕过阿格拉大楼（一座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环绕图书馆而建的玻璃建筑，里面有多间阶梯教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厅）。接着，我来到了历史气息浓厚的老教学楼，这些哥特风的红砖建筑会使人联想到一些美国高校。这些砖石建筑虽不合时宜，与整体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但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骄傲，给校园镀上了一层常春藤盟校的荣光，让学生们的父母因把子女送进本地的哈佛就读而感到无比自豪。

“呀，托马斯·德加莱，这是在为下一部小说找灵感吗？”

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迅速转过身去，看见了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笑脸。长发、火枪手式的小山羊胡子、约翰·列侬式圆眼镜、斜挎布包，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还和上学时一样，打扮得怪里怪气。唯一和当年不同的是，他在记者马甲下高调地穿了一件印有“Phi”字样的T恤，那可是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尽人皆知的标志。

“嘿，斯特凡纳。”我一边回应，一边同他握手。

我们一起走了几步。皮亚内利与我同岁，和我一样，他也出生在昂蒂布。直到结业班，我们始终都在一个班级。在我的印象里，他伶牙俐齿，常常用三段论式的雄辩让老师们下不来台。我们学校具有政治觉悟的学生并不多，他便是其中之一。会考后，他明明可以在圣埃克苏佩里上个巴黎政治学院的预科班，却选择了在尼斯文学院读书。那所学校是我父亲口中的“失业人员制造厂”，我母亲更狠，说那里满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极左分子”。但皮亚内利爱发难指责的反叛性格却始终没变。在卡洛恩，他在社会党运动中逆流而上，于一九九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法国电视二台播放的一档名为《明日青年》的节目中大放异彩。这期直播节目有两个多小时，几十名反对职业安置合同（就是政府强制施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学生纷纷亮相、畅所欲言。前不久，我在国家影视档案资料网上重新看了这期节目，皮亚内利的镇静自若和放肆大胆令我震惊。话筒曾两度递到他手里，他利用这两次机会向几位政坛老手发难，竟令他们尴尬得下不来台。真是头谁都吓不倒的倔驴。

“你怎么看马克龙当选总统的事？”他突然问我（看来，他对政治依然情有独钟），“对你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

“作家们吗？”

“不，我是说该死的有钱人！”他眼里闪着光说道。

皮亚内利喜欢取笑别人，而且常常恶意为之，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老校友里，我还保持联系的就只有他了：每次我出版新小说，他都会代表他的报社采访我。据我所知，他从没有过在国家级媒体机构大展宏图的想法；与其那样，还不如继续做一个各个领域都能涉猎的全能记者。在《尼斯早报》，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政治、文化、当地生活），对他来说，自由高于一切。作为一个搜寻独家新闻的辣笔记者，他的文字也不乏一定的客观性。他给我的小说写的书评，我总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他读得懂言外之意。

他的书评并非只有溢美之词，然而，即使持有保留意见，皮亚内利也不会忘记，在一部小说背后（或者一部电影、一场戏剧背后），积聚着多年的努力、疑虑和反省。我们可以评论它，但用区区几行文字处决它就过于残忍和自负了。“再平庸的小说，都比自以为是地批判它的评论更有价值。”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他把影片《美食总动员》中，美食评论家柯隆先生的名言转化成了文学版评论。

“说正经的，你来这儿做什么，大艺术家？”

皮亚内利表面上一副随口问问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抛钓竿试探我，然后再向我施压。他了解我过去生活的点滴。也许，就在我摆弄口袋里的雯卡同款眼镜和恐吓字条时，他捕捉到了我的紧张情绪。

“落叶归根总是好的，不是吗？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我们……”

“别再花言巧语了，”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你最讨厌这种老同学聚会了，托马斯。瞧瞧你，身穿夏尔凡名牌衬衫，手戴百达翡丽腕表。别告诉我，你从纽约坐飞机回来，就是为了和一起看《金刚战神》长大的同学们叙叙旧，和那些你瞧不起的家伙嚼嚼马拉巴口香糖[1]。”

“这你就说错了。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事实如此。

皮亚内利疑神疑鬼地盯着我看。突然，他的目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抓到了什么东西似的，两只眼睛都亮了。

“我知道啦，”终于，他一边点头一边对我说，“你来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文章！”

他的话中断了我的呼吸，仿佛朝我的胃打了一拳。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在说什么，斯特凡纳？”

“别装了。”

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我住在曼哈顿的翠贝卡[2]。每天喝咖啡时读的是《纽约时报》，不是你的什么当地小报。你说的是哪篇文章？关于五十周年校庆的那篇？”

看着他奇怪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我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然而，我白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马上就对我说：

“我说的是关于雯卡·罗克维尔的文章。”

这回，我吃惊得僵住了。

“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说。

“知道什么？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皮亚内利摇了摇头，从布包里掏出记事本。

“我得去工作了，”我们走到大广场时，他对我说，“给当地小报写篇稿子。”

“斯特凡纳，等等！”

那家伙对自己制造的气氛非常满意，一边丢下我一边挥了挥手道：

“咱们回头聊。”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意想不到在等着我。

有了管弦乐队的演奏和几小拨人热火朝天的闲聊，栗树广场显得热闹非凡。从前生长在此处的参天大树很久以前就被寄生虫害死了。广场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但如今已种满了加拿利海枣树，它们优雅的身姿会让人联想到假期和慵懒。校方支起了浅米色篷布顶盖，准备了冷餐席，摆了一排排椅子，还挂了花饰。广场上人满为患，头戴窄边草帽、身穿海魂衫的服务生们穿梭其中，忙着给来宾们供应饮品。

我从一张托盘上随手抓起一个杯子，用嘴唇沾了下，就马上把这杯混合饮料倒进了花槽。作为手调鸡尾酒，校方竟然只准备了兑了姜汁冰茶的恶心椰子水。我向冷餐席走去。看来，吃的也是一样，校方选择了轻食。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加利福尼亚或者布鲁克林，那些正在大肆盛行健康饮食理念的地方。别再惦记什么尼斯肉馅、西葫芦花炸糕和番茄鱼面点了，这里只有可怜巴巴的切片蔬菜、低脂奶油甜点和绝对无麸质的奶酪吐司。

我离开人群，坐在混凝土台阶的顶端。这些抛光台阶环绕着广场的某些区域，有点礼堂的味道。我戴上太阳镜，在选好的观测点“隐藏”起来，好奇地凝望着昔日的同窗们。

他们相互道贺，勾肩搭背，彼此拥抱，给对方看自己孩子最漂亮的照片，交换邮箱地址、手机号，在社交网站上互加好友。皮亚内利说得没错，面对这一切，我是个局外人，甚至连装都装不来。首先，我对高中生活没有丝毫的留恋。其次，我骨子里就是个孤独的人，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本书，没有脸书账号。在这个被“点赞”按钮主宰的时代，我简直就是个脱离现实、令人扫兴的家伙。最后，我从未对光阴如梭产生焦虑。不管是过四十岁生日时，还是眼角鱼尾纹初现时，我都未曾沮丧。说实话，我甚至期盼过自己早日变老，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远离过去；于我而言，过去远非一座失去的乐园，而是一场悲剧的中心地带，我耗费一生努力逃离的地带。

经过对老同学的一番观察，我得出的最初结论是：大部分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在比较小资的圈子里混的，所以身材保持得还不错。不过，秃顶却是男人们的第一杀手。“对吧，尼古拉·迪布瓦？”他的植发很失败。亚历山大·穆斯卡努力用从头顶翻折下来的一绺长发遮挡住秃顶。至于罗曼·鲁塞尔，则干脆剃了光头。

我惊讶于自己的记忆力：每张同届校友的脸，我几乎都对得上名字。从远处望过去，那场景真的很有意思，甚至称得上引人入胜：对某些人来说，这场聚会带有些许报复过去的意味。比如玛侬·阿戈斯蒂尼，那个讨人厌的羞怯女高中生竟然出落成了个美人，举手投足间满是自信。克里斯托夫·米尔科维克也经历了同样的蜕变。那个“书呆子”（当年还没有这种说法），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长满粉刺的受气包了，我为如今的他感到高兴。像美国人一样，他毫不掩饰地炫耀着自己的成功，夸赞特斯拉如何值得拥有，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友说着英语，非常引人注目。

相反，埃里克·拉斐特却遭受了惩罚。我印象中的他堪称半神的化身，是古铜色皮肤的天使，就像《怒海沉尸》里的阿兰·德龙。如今，昔日的王者埃里克神情沮丧、大腹便便、相貌尽毁，哪里还像什么《洛克兄弟》的男主角，简直就是翻版霍默·辛普森。

凯茜和埃尔韦·勒萨热手拉着手现身了。他们俩在完成了高二理科班的学业后，一毕业就结了婚。凯茜（这是丈夫给她起的昵称）的真名叫凯瑟琳·拉诺。我还记得她极美的长腿（她的腿现在应该还是极美的，即便她换下了苏格兰迷你裙，穿上了女士西裤），还有她当年那文艺腔浓重的完美英语。我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姑娘怎么会爱上埃尔韦·勒萨热。埃尔韦的外号是“雷吉斯”（当年《白痴》那档电视节目特别火，其口号“雷吉斯是个白痴”无人不知），他相貌平平，脑容量小得可怜，总是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见解，问老师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最要命的是，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女友比自己高雅一百倍，他根本配不上。二十五年过去了，身穿麂皮夹克衫、一脸满足的“雷吉斯”看起来还是那么白痴。为了显得更傻，他今天还戴了一顶巴黎圣日耳曼球队的棒球帽。真让人无语。

然而说到穿着打扮，最出彩的当属法布里斯·福科尼耶。法航飞行员“鹰隼”[3]身着机长制服，高调地游走在金发、高跟鞋和假胸中间。曾经的帅小伙躲过了岁月这把杀猪刀。他依然保持着运动员般的身材，不过，银色的头发、坚毅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自负已为他贴上了“老帅哥”的标签。几年前，我曾在一次中程航班上碰见他。他在降落时把我请进了驾驶舱，以为这样会让我很高兴，仿佛我还是个五岁小孩……

“哎呀呀，‘鹰隼’也老了嘛！”

范妮·卜拉希米冲我挤了挤眼睛，热情地拥抱了我。她的变化也很大。这个有着卡比尔族血统的姑娘上学时个子小小的，有着清澈的眸子和金色的短发，喜欢穿漂亮的浅口高跟鞋和合身的紧身牛仔裤。她衬衣上方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令人对她刚刚发育的胸部浮想联翩；收腰的风衣将她的美丽身形展露无遗。在校外，我所认识的她则是个油渍摇滚迷，趿拉着破旧的马丁皮靴，套着难看的伐木工衬衣、打满补丁的羊毛开衫和撕裂款李维斯501牛仔裤。

范妮比我有办法，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杯香槟。

“可惜我没找到爆米花。”她一边说，一边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好像我们要看场电影似的。

和上学时一样，她拿起脖子上挂着的徕卡M相机，开始对准人群拍照。

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范妮了。马克西姆、她还有我，我们上的是同一所小学。芳多纳街区的那所学校由于满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美丽建筑，被我们几个叫作“老学校”。后来，昂蒂布建了勒内-卡森小学，与“老学校”恰恰相反，校园里尽是些预制建筑。在青少年时期，范妮是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她也是第一个和我约会的姑娘。那是初中四年级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去电影院看了《雨人》。在返回芳多纳的公交车上，我们一起听我的随身听，一人戴一只耳机，接着便蹩脚地吻了对方，在“因为你离开了”和“但愿它们温存甜蜜”两句歌词间亲了四五下。我们一直约会到高二，后来就渐渐疏远了，但仍是朋友。她变成了一个成熟、自由的女孩，从高三起就和不同的男生上床，不再有固定的男友。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很少有这样的学生，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都很尊重她，因为对我而言，她就像是某种自由的化身。她是雯卡的朋友，成绩优异，为人善良，这三点足以令我珍视。从医学院毕业后，她作为战地医生和人道主义救援者四处漂泊。几年前，我去参加法语图书展时，曾在贝鲁特的一家酒店偶遇她。当时她跟我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愿。

“你看见咱们以前的老师了吗？”她问我。

我扬起下巴，给她指了指恩东先生、莱曼先生和丰塔纳女士，他们分别是教我们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的老师。

“好一群施虐狂。”范妮边说边对着他们按动了相机快门。

“在这一点上，我没法否认你的说法。你在昂蒂布工作吗？”

她点了点头。

“我在芳多纳医院的心脏科上班，两年了。你妈妈是我的病人。她没和你说过吗？”

见我什么都没说，她明白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自从那次心梗后，她就开始定期来医院检查了。但现在一切都好。”范妮安慰我说。

我吃了一惊。

“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说道，试图转移话题。

“每个男生都会这么说，不是吗？”她随口一问，似乎并不想多知道些什么。

接着，她指了指另一个老师大声说：

“那个老师很酷！”

我想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人来。是德维尔小姐，美国人，在文学预科班教英美文学。

“看呀，她到现在还美艳得很！”范妮说道，“多像凯瑟琳·泽塔-琼斯！”

德维尔小姐身高足有一米八。只见她脚踩高跟鞋，身穿紧身皮裤和无领外套，长长的直发垂落在肩上。修长挺拔的身材让她看起来比某些教过的学生还年轻。她刚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那年有多大？二十五岁？最多不过三十岁。我当年读的是理科预科班，所以从没上过她的课。但我记得，她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不少男生都对她怀有爱慕之情。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和范妮继续一边观察老同学，一边唤醒当年的记忆。在听她说话时，我忆起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这个姑娘：她精力充沛，同时还拥有万能的幽默感。然而，范妮的童年并不美好。她的母亲是个肤色亚光的金发美女，眼神既温柔又摄人心魄，在戛纳十字大道上的一家时装店里做店员。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她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跟老板去了南美。范妮的父亲原本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工伤瘫痪在床。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录取为寄宿生之前，她跟父亲还有两个哥哥（坦率地讲，那两个哥哥都是蠢货）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三人住在一处老旧的廉租房里，跟昂蒂布-朱安雷宾旅游指南里描述的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范妮又发射了几枚毒舌炮弹，言语轻佻却悦耳（比如，“艾蒂安·拉比特还顶着一颗龟头脑袋”）。随后，她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微笑，凝视着我说：

“生活改变了某些人的角色，而你，却始终没变。”

她把徕卡相机的镜头对准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大说特说道：

“全班成绩第一，形象高雅，无可挑剔，永远是那身漂亮的法兰绒外套和天蓝色衬衣。”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绝对不是在夸我。”

“那你就错了。”

“女生们只喜欢坏小子，不是吗？”

“你说的是十六岁的姑娘，不是四十岁的女人！”

我耸耸肩，眯起眼睛，把手搭在额头上遮挡阳光。

“你在找谁吗？”

“马克西姆。”

“我们未来的议员吗？我和他在体育馆那边抽了根烟，咱们这届晚上就在那儿聚会。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急着搞竞选造势。妈的，你看见奥德·帕拉迪那张脸没？跟刷了层漆似的。可怜虫！你确定没有爆米花吗？我能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眼前这场景几乎可以和《权力的游戏》媲美！”

不过，当范妮发现两个员工正在搭建讲台、准备话筒时，她的热情马上就像是被泼了冷水似的熄灭了。

“天哪，我可不想听这些正式的讲话。”她站起身对我说。

在台阶的另一头，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一边和专区区长对话，一边做着笔记。与我目光相接时，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对我做了个手势，大概是“别动，我马上过来”的意思。

范妮掸了掸牛仔裤上的灰，用她独有的腔调，放了最后一记狠话：

“你知道吗？这个广场上的男人，没和我睡过的没几个，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本想幽默风趣地回应她，却没能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因为她并没有在开玩笑，夸张的言语里透着忧伤。

“你那时喜欢的是雯卡。”她回忆说。

“没错，”我承认道，“我爱上了她。这里的男生差不多都这样，不是吗？”

“是的，不过你一直都把她想得太完美了。”

我叹了口气。自从雯卡失踪、她和老师的恋情曝光后，流言蜚语四处流散，把这个年轻女孩塑造成了法国版的劳拉·帕尔默[4]。整个事件也变成了帕尼奥尔国度[5]的《双峰》。

“范妮，你不会也和其他人一样吧。”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也许当鸵鸟更轻松吧。就像歌里唱的：‘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

她把相机放进包里，看了看手表，冲我举起半满的香槟酒杯说：

“我要迟到了，本不该喝这东西的。今天下午我值班。回见，托马斯。”

校长开始讲话了，这类空洞无聊的演讲是国民教育界某些公务员的专长。吉拉尔女士是巴黎人，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当校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对学校的了解仅限于官方资讯，背书似的重复着专家、高官的陈词滥调。听她讲话，我不禁犯起嘀咕：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出现？作为老校长，他们应该受到了邀请。我徒劳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他们的身影，越想越不对劲。

在唱完“我校始终秉承的价值观，是宽容，是机遇平等，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这段老调之后，校长开始列举历届毕业生中的十几个“杰出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名字被宣布并响起掌声时，几束目光投向了我。我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微笑，点头示意了个含糊的“谢谢”。

“这下完了，你暴露了，艺术家。”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一边坐在我身旁，一边提醒我说，“几分钟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在书上签名。他们会问你，米歇尔·德吕克[6]的狗在拍摄间隙会不会叫，安妮-索菲·拉比克斯”[7]在没有镜头对准她时是不是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尽量避免激起皮亚内利的表达欲，但他依旧滔滔不绝地说道：

“还会有人问你，在《和你共度的几天》那本书的末尾，你为什么要让主人公死掉。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以及……”

“放过我吧，斯特凡纳。你那会儿想跟我说什么来着？那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他清了清嗓子说：

“上个月你不在蔚蓝海岸？”

“不在，我是今早到的。”

“好吧。你听说过‘五月骑兵’吗？”

“没有。不过，我猜想，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卡涅的赛马场上吧？”

“真逗。实际上，‘五月骑兵’是指春季回冷、引起结冰的天气现象……”

说着，他从夹克衫里掏出了一支电子烟。

“今年春天，在蔚蓝海岸地区，天气简直糟透了。先是特别冷，后来连续下了好几天倾盆大雨。”

我打断了他：

“长话短说，斯特凡纳。你不会是要把前几星期的天气情况都跟我讲一遍吧！”

他抬起下巴，指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彩色宿舍楼。

“好几座宿舍楼的地下室都发了大水。”

“这没什么稀奇的。你瞧这地面的坡度！咱们上学那会儿，每两年就得发一次水。”

“的确。不过，四月八号那个周末，水已经涌到了一层的门厅。校方不得不紧急施工，找人彻底清空了地下室。”

皮亚内利拿起“香烟”抽了几口，吐出几股带有马鞭草和柚子味的烟。和抽雪茄的切·格瓦拉相比，这位革命者手持电子烟吞云吐雾的样子，看起来着实有些可笑。

“地下室里有几十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储物柜，从90年代中期起就堆在那儿了。学校打算清掉它们，于是委托了一家专门搬运大物件的公司把它们运到垃圾场。不过，在此之前，几个学生玩起了开柜子游戏。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们发现了什么。”

“快说。”

皮亚内利尽可能地拉长了我焦灼等待的时间。

“一个皮质运动包，里面放了十万法郎，都是百元和两百元的大钞！在这儿藏了二十多年的一笔钱……”

“所以，警察来圣埃克苏佩里了？”

我想象着警察进驻校园的情景，以及由此引发的骚动。

“那是肯定的啊！而且，正像我在文章里写的那样，他们还很兴奋呢。一桩老案子，还有钱，又是这么有名的学校；根本用不着催，他们早就把一切都查了个遍。”

“查出什么结果了？”

“消息还没公开，但我听说他们在包上采集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

“然后呢？”

“其中一枚是记录在案的。”

我屏住呼吸，等待皮亚内利新的一击。看到他眼中闪耀的火焰，我知道这一击将极具杀伤力。

“那是雯卡·罗克维尔的指纹。”

我一边消化信息，一边不住地眨眼。我试图去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可大脑却一片空白。

“斯特凡纳，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这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情绪激动地说。

除了政治，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是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又一大关注点。十五年前，他甚至围绕这一事件写过一本题为“少女与死神”的书（书名仿效了舒伯特创作的歌曲《死神与少女》）。书中的调查分析虽然足够严谨、相对全面，但关于雯卡及其恋人的失踪，依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如果雯卡真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跑了，”他继续说道，“肯定会卷走这笔钱的！或者说，她至少要回来取才对！”

我觉得他的推理不太有说服力。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钱是她的。”我反驳道，“即便包上有她的指纹，也并不代表钱就是她的呀。”

他表示同意，却继续反击我道：

“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十万法郎啊！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关于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我一直都搞不懂皮亚内利的真正想法，但他始终觉得私奔一说站不住脚。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还是坚定地认为雯卡之所以杳无音信，是因为她很久以前就死了，而杀害她的，很可能就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在司法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完全不清楚。”他茫然地答道。

“雯卡失踪的案子已经立案那么多年了，不管现在发现了什么，都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不是吗？”

他若有所思地用手背摩挲着胡子。

“不见得。关于这个问题，司法判例还是很复杂的。现在，在某些情况下，追诉时效不取决于犯罪时间，而是取决于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我迎上了他直逼而来的目光。皮亚内利无疑是个独家新闻的搜寻者，但我始终都不明白他为何对这桩旧事如此上心。据我所知，他并不是雯卡的好友，两人很少往来，也没有什么惺惺相惜之情。

雯卡的母亲波利娜·朗贝尔是个出生在昂蒂布的女演员。那个美丽的女人有着一头红棕色的短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伊夫·布瓦塞和亨利·维尼尔的电影里出演过一些小角色。在影片《双枪智多星》中，她袒胸露乳，与让-保罗·贝尔蒙多在荧幕上共度了二十秒，那便是她电影生涯的巅峰时刻。一九七三年，波利娜在朱安雷宾的一家夜总会邂逅了美国赛车手马克·罗克维尔。罗克维尔曾是莲花车队的一员，并多次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五百英里大奖赛。他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豪门家庭（遍布美国东北地区的一家连锁超市的大股东），是家中的小少爷。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已然止步，波利娜跟随恋人去了美国，并在那里举办了婚礼。很快，他们的独生女雯卡就在波士顿出生了。雯卡一直在波士顿生活，直到十五岁时父母罹难双亡后，才来到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读书。一九八九年夏，罗克维尔夫妇死于一场反响强烈的空难。在离开夏威夷机场时，他们所乘坐的航班发生了爆炸性减压。由于行李舱意外开舱，六排商务座席被撕裂并甩出机舱。这场意外导致十二人死亡，而且破天荒让富人遭了殃。这种趣闻估计很合皮亚内利的胃口。

不论是出身还是行事风格，雯卡看起来都是皮亚内利最讨厌的那类人：美国高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高智商的精英继承人，痴迷于希腊哲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洛特雷阿蒙的诗歌。她略显做作，美得不太真实，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她甚至会不自觉地蔑视皮亚内利那种男生。

“妈的，你听到这些后就这反应？”他突然向我发难。

我叹了口气，耸耸肩，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斯特凡纳。”

“太久以前的事？雯卡可是你的朋友啊。而且你还那么喜欢她，你……”

“我那时才十八岁，还是个毛头小子。我早就把这页翻过去了。”

“艺术家，你是把我当傻子吗？你什么都没翻过去。你的那些小说我是读过的：到处都是雯卡。你塑造的大部分女主人公里，都有她的影子！”

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恼火。

“蹩脚的心理学分析，也就能在你那破报纸的占星专栏里写写罢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情绪也越发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怒火。就像曾为雯卡发过疯的小子们一样，他也为雯卡发了疯，即便缘由并不相同。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托马斯。我要重新调查一次，这回要认认真真地搞。”

“十五年前你就已经在这件事上栽过跟头了。”我说。

“这笔钱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么多现金，你觉得背后隐藏着什么？我看只有三种可能：毒品交易、行贿受贿或大额勒索。”

我揉了揉眼睛。

“斯特凡纳，你是在拍电影吗？”

“对你来说，罗克维尔事件真那么简单吗？”

“不过是个年轻姑娘跟爱人私奔的普通故事罢了。”

他的脸皱了起来。

“这种说法就连你自己也从没相信过，艺术家。记住我对你说的话：雯卡的失踪就像个毛线团，总有一天，有人会牵动那根对的线头，把整个线团都解开。”

“最后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谁都意想不到的惊天事件。”

我起身，想结束这段对话。

“你才应该写小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个出版社。”

我看了看手表，得赶紧找到马克西姆才行。皮亚内利突然安静下来，也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头见，艺术家。我确定，咱们还会见面的。”

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刚刚释放我的警察。我系上外套扣子，走下一级台阶。犹豫了几秒钟后，我转过身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走错一步。我决不能让他察觉出丝毫线索，但心中却始终有个问题想要问出口。于是，我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问他：

“你说钱是从一个旧储物柜里找到的，是吗？”

“是的。”

“具体哪个柜子呢？”

“一个淡黄色的储物柜，亨利-马蒂斯公寓的颜色。”

“雯卡不住在那栋楼里！”我用胜利者的口吻大声说，“她的宿舍楼是蓝色的，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

皮亚内利表示认可：

“没错，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的记忆力还真好，特别是对一个已经翻篇的人来说。”

他再次眼睛里闪着光，挑衅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中了他的陷阱似的。但我并没有躲闪他的目光，还继续向前走了一步棋。

“那格柜门上有名字吗？”

他摇了摇头。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想到的，上面什么字都没有了。”

“没有记录储物柜分配的档案资料吗？”

“那会儿没人会为这种事费心。”他冷笑着说，“一开学，学生们就会去占自己想用的柜子。先到先得嘛。”

“那钱到底是在哪格柜子里被发现的？”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出于好奇。你懂的，和你们记者一样。”

“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照片。报纸我没带，不过我记得那格柜子的号码是A1，就是左上角的小格子，你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过去太久了，斯特凡纳。”

我转过身去，加快脚步，想在致辞结束前离开广场。

讲台上，校长即将结束她的发言；此刻，她正说到即将拆除的老体育馆，和“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的奠基仪式。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没有他们，这个酝酿了三十多年的项目（“建造一栋预科班教学楼、一个风景优美的大花园和一座拥有奥运水准泳池的新体育馆”）就无法实现。

即将等待我的是什么，如今我已心知肚明。我对皮亚内利撒了谎。那格发现钱款的柜子是谁的，我清楚得很。

那是我的柜子。

[1] 即Malabar，是法国一个尽人皆知的口香糖品牌。

[2] 即TriBeCa，名字来源于坚尼街以南的三角地带（Triangle Below Canal），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

[3] 即Faucon，取自其姓“Fauconnier”（福科尼耶），同时与其飞行员职业相符。

[4] 惊悚美剧《双峰》中的虚构人物，是一名被谋杀的高中女生。

[5] 马塞尔·帕尼奥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帕尼奥尔的国度”即指法国。

[6] 法国著名主持人，上镜时都会带着他的狗，狗在出镜时非常乖。

[7] 法国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

3.我们曾做过的事

人们往往在开始说真话时才最需要律师。

——P.D.詹姆斯，英国推理小说家

体育馆是一座混凝土建成的平行六面体，坐落在一座松林环绕的高原上。斜坡道路的两侧是大块的石灰岩，那些岩石如珍珠质一般白，反射着炫目的阳光。到了停车场，我发现工棚旁停着一辆翻斗卡车和一架推土机，顿时焦虑起来。工棚里有一整套工具设备：风镐、碎混凝土电钻、大金属剪、抓斗和拆除铲。校长没有说谎：老体育馆就要寿终正寝了。近在眼前的，是工程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坠落的开始。

我绕过体育馆去找马克西姆。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但我始终在远处关注着他的人生轨迹。他令我震惊，也让我骄傲。雯卡·罗克维尔事件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和对我造成的影响恰恰相反。那些事情让我颓废、一蹶不振，却让马克西姆跨越了诸多障碍，将他从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拥有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由。

在我们做了那些事情后，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从此生活在恐惧中，由于精神紊乱在高考上失利了。一九九三年夏天，我离开蔚蓝海岸去了巴黎，就读于一所二流商校，让父母大失所望。在巴黎的四年，我始终都在混日子。我翘掉一半的课，整天泡在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的咖啡厅、书店和电影院里。

第四学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去国外实习六个月。大部分同学纷纷在大型企业里找到了实习岗位，而我则满足于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做纽约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伊夫琳·沃伦的助理。那时的沃伦虽已年过八旬，却仍游走于美国各地，为多所高校做讲座。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个对所有人都不满的专横女人。天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反复无常表现得足够平静，不会被她吓到。她虽然并不想成为我的奶奶，却在我毕业后继续把我留在身边，并帮我拿到了绿卡。于是，直到她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都在做她的助理，住在她位于上东区公寓的一间客房里。

在闲暇时间（我有很多闲暇时间），我会做那件唯一能使我真正获得平静的事：写故事。无法主宰现实生活的我，给自己虚构出一个个充满阳光、没有焦虑的世界。魔法棒是存在的。我的魔法棒就是比克圆珠笔，只需要一点五法郎，就可以拥有一件能够改变现实、修复现实甚至否认现实的工具。

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通过口口相传，那部作品收获了好口碑，进入了畅销榜。自此，我写了十几本书。写作和宣传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我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父母看来，写小说不算是“正经”职业。“我们多希望你是个工程师啊。”一天，我父亲竟然以他惯有的优雅口吻，对我脱口而出了这么一句话。渐渐地，我回法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只会在一年一星期的新书宣传签售时回去。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却几乎从不和他们见面。玛丽毕业于矿业学院，在国家外贸统计局做高管。我不太清楚她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但估计有意思不到哪儿去。至于热罗姆，他可是我们家真正的英雄：自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爆发起，这位小儿外科医生就开始在当地工作，协调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各项行动。

接下来，我们说说马克西姆。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铁杆兄弟，这点从未改变过。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他父亲和我母亲是老乡，老家都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一个名叫蒙达奇诺的小城镇。在我父母分到教工公寓前，我们两家是邻居，都住在昂蒂布的苏盖特路。房子毗邻而建，可以看到地中海一角的全景。两家的草坪仅被一座矮石墙隔开。我们常常在草坪上踢球，两家的大人们也常在那儿办烧烤聚餐。

上高中时，和我相反，马克西姆并不是个好学生。当然，他也不是个差生，只不过不太成熟而已。与《情感教育》《曼侬·莱斯科》一类感情细腻的影片相比，爱运动的他更喜欢看院线大片。夏天，他在昂蒂布海角的格拉永堡景区打工。我还记得当年的他有多么光彩夺目：健美的上半身、冲浪运动员式的长发、里普柯尔短裤、不系鞋带的范斯板鞋，宛若童年时代的格斯·范·桑特，拥有梦幻般的天真和一头金发。

马克西姆是独生子，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经营着一家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公司。得益于那个年代公共市场配给政策的灵活与宽松，弗朗西斯成功建立了一座建筑帝国。出于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人。但在大家眼中，他却是个大老粗：泥瓦匠的大手掌、肥胖的身形、乡野村夫的怪相、带着极右派味道的低俗言语。他抨击“阿拉伯人、社会党人、女人和同性恋”，声称他们是导致国家没落的罪魁祸首，可谓口无遮拦到极致。他是典型的白人男性至上论鼓吹者和市井反动小市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已日暮途穷。

马克西姆既欣赏自己的父亲，同时又为他感到羞愧。父亲的强势碾压，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直到那场悲剧发生，他才从父亲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马克西姆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得以一步步地蜕变。曾经那个成绩平平的学生，通过拼命学习，最终获得了公共工程与建筑工程师文凭。随后，他接手了父亲的建筑工程公司，将它成功地转化成当地生态建筑的领军企业。接着，他又发起并创建了77平台——法国南方最大的新兴创业公司孵化器。与此同时，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情。二〇一三年夏，就在同性婚姻法案通过几星期后，他和恋人奥利维耶·蒙斯在市政厅结为连理。奥利维耶是市立图书馆的馆长，也曾就读于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他们现在有两个女儿，由一位代孕母亲在美国产下。

为我提供这些信息的，有《尼斯早报》和《挑战》杂志的网站，还有《世界报》上一篇题为《马克龙一代》的文章。马克西姆虽然看似是个普普通通的市参议员，却在前进运动[1]成立伊始就加入其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在当地竞选中全力支持未来总统。现在，他正在钻营阿尔卑斯滨海省第九选区议员的职位。这一地区是老牌的右派选区，二十年来，当地人都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选出一位温和能干的人文主义共和党人。即便是在三个月前，也没人想得到，这个选区的政治大旗竟会更换颜色。就在二〇一七年春天，一股新势力蔓延全国，马克龙风潮大有席卷全境之势。总统选举或许胜负难分，可马克西姆相较于任期刚满的议员，似乎已稳操胜券。

我在体育馆门口看见马克西姆时，他和迪普雷姐妹聊得正欢。我从远处细细打量他：只见他身穿帆布长裤、白色衬衣和亚麻外套，脸部的皮肤呈古铜色，隐约透出岁月雕琢的痕迹；他眼神明亮，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闪着淡淡的色泽。莱奥波尔迪娜（发箍小姐）和杰茜卡（轻浮小姐）醉心于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他正在朗诵罗德里戈的独白似的，而实际上，他只是在试图说服她们，即将推行的社会普摊税上调政策将会提高全体工薪人员的购买力。

“快看，谁来了！”杰茜卡看到我后大叫道。

我对双胞胎姐妹行了贴面礼——她们告诉我说，当晚在体育馆的舞会由她们负责组织——又带着仪式感拥抱了马克西姆。也许是我的大脑在作祟，但我仍依稀在他身上闻到了蜂蜡椰子油的味道。那是他当年上学时涂的发油。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继续忍受着姐妹花的叽叽喳喳。莱奥波尔迪娜不停地说她有多喜欢我的小说，“尤其是那本《恶之三部曲》”。

“我也很喜欢那部小说里的故事，”我说，“即便不是我写的。但我会把你的溢美之词转达给我的朋友沙塔姆的。”

虽然语气幽默，但这句话仍然伤到了莱奥波尔迪娜。一阵沉默后，她借口要赶着挂彩灯，把妹妹拽向了一个库房模样的房间，里面堆放着用来布置场地的装饰品。

终于只剩我和马克西姆两个人了。没了双胞胎姐妹的注视，他的脸瞬间变了模样。

“我要崩溃了。”

他更加焦虑了，因为我给他看了那副太阳镜，还有我从洗手间回来后在迪诺咖啡厅发现的留言：复仇。

“我前天值班时也收到了一样的留言，”他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告诉我，“我应该在电话里就跟你说的。原谅我没说，我怕那样你就不回来了。”

“你觉得这留言是谁写给我们的？”

“毫无头绪，不过即便我们知道是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推土机和装工具的工棚。

“星期一就开始动工了。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完了。”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们的照片：路易丝，四岁，还有妹妹埃玛，两岁。即便时机不对，我还是对他道了喜。我做不到的事，马克西姆做到了：组建一个家庭，开辟一条有意义的人生路，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会失去一切，你懂吗？！”他突然发疯般地对我叫道。

“等等，咱们别杞人忧天好吗？”可我的话并没能让他安下心来。

我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

“你去过那里了吗？”

“没有，”他摇着头说，“我在等你。”

我们两人走进体育馆。

体育馆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大。两千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间装有攀岩墙的全项运动室和一个配有阶梯座位的篮球场。为了准备今晚的聚会（《尼斯早报》里提到的恐怖的“校友舞会”），校方把榻榻米、体操垫、靶子和球网都推到一边摞了起来，布置出舞池和交响乐队演奏需要的舞台。乒乓球台上铺着纸质桌布。黑板上装饰着手工饰品和花环。主运动室的合成地板是后铺的，从上面走过时，我忍不住想，今晚，当INXS摇滚乐队和红辣椒乐队的曲子奏响时，几十对舞者将在一具尸体旁翩翩起舞。

马克西姆陪我一直走到了全项运动室和篮球场之间的隔墙。他的太阳穴处渗出了汗珠，亚麻外套两侧的腋下也湿了一片。他的脚步越来越踉跄，随后突然僵住不动，好像已无法向前挪动一步。那混凝土浇筑的墙壁仿佛一块与他同极相斥的磁铁，对他释放着排斥性的推力。我把手撑在墙上，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不是一堵普普通通的隔墙，而是一面一米厚的承重墙，它完全由砖石浇砌而成，横贯整座体育馆，足有二十米长。头脑里再次闪现出的画面让我无法站稳：二十五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高中生们在运动室里锻炼身体、挥洒汗水，殊不知这面墙壁内藏着一具尸体。

“作为市参议员，我和负责拆除体育馆的施工方聊过。”马克西姆告诉我说。

“具体的施工进程是什么？”

“从星期一起，挖土机和拆除粉碎钳就会进场。他们那些人很专业，既不缺人手，又有完备的机器。用不了一星期，他们就能把这座体育馆铲平。”

“所以理论上，他们后天就能发现尸体。”

“是的。”他一边轻声回答，一边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压低音量。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跳过这里？”

“你开玩笑吗？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他叹气道。

马克西姆揉了揉眼睛。

“尸体是用工地的双层篷布裹起来的。即便是在二十五年后，人们也会发现大量的骨骼。施工将被马上叫停，警察会展开搜查，采集其他线索。”

“确认一具尸体的身份需要多长时间？”

马克西姆耸了耸肩说：

“我又不是警察，但通过DNA和牙齿辨别，估计一星期吧。问题是，在这期间，他们会找到我的刀还有你的铁棍！也许还能找到别的东西。我们当时太着急了。妈的！依靠现代的刑侦手段，警方很快便会发现我们的DNA，说不定还有指纹。就算咱们的指纹没有存档，他们最后也会通过凶器手柄上刻的名字找到我……”

“你爸爸送你的礼物……”我回忆说。

“对，一把瑞士军刀。”

马克西姆烦躁地揪着自己脖子上的皮肤。

“我得主动采取行动才行！”他哀伤地说，“今天下午，我就宣布放弃参选。得给前进运动留足时间推举一个新的候选人。我不想成为马克龙时代的第一例丑闻。”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再给自己点时间。我不是说咱们可以在一个周末搞定一切，但至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行。”

“怎么回事？我们杀了人！妈的！我们杀了个人，还把他藏在了这座该死的体育馆的墙里。”

[1]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6年组建的政党，现已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

4.噩运之门

于是，我继续对着尸体开了四枪……就仿佛噩运之门被我敲动，发出了四下短促的声响。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

二十五年前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从清晨起，大雪纷飞。如此反常和始料未及的恶劣天气，在圣诞假期制造了混乱。用当地话来说，混乱场面“如洪水猛兽般来势汹汹”。在蔚蓝海岸，一般来说，一场小雪就足以造成全线瘫痪。然而，这次并不是几片雪花那么简单，而是一场自一九八五年一月和一九八六年二月以来罕见的暴风雪。据报道，阿雅克肖的降雪厚度为十五厘米，昂蒂布为十厘米，尼斯是八厘米。有极少航班起飞，大部分火车车次均已停运，公路也是难以通行。更别提那不合时宜的断电了，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生活。

透过房间的窗子，我望着被严寒冻结的校园。眼前的景色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大雪掩埋了石灰地上的灌木丛，为大地穿上了一袭白衣。橄榄树和柑橘树被落雪压弯了腰。意大利石松则被移植到了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仿佛走进了安徒生童话。

前一天晚上，大部分住宿生都幸运地离开了学校。一直以来，只有在圣诞假期，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才会如此冷清，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名寄宿生。为了准备严酷的升学考试，这些预科班的学生向学校提交了假期留宿的特别申请。留校的还有三四个住校老师，由于暴雪而耽搁了今早的航班或火车。

我已经在书桌前坐了半小时了，目光呆滞，绝望地盯着一道难解的代数题：

练习1

已知两个实数a和b，0＜a＜b。假设u_0=a，v_0=b，对于所有的自然数n，且，证明（Un）和（Vn）是相邻数列，且它们的共同极限是：

将满十九岁的我正在上理科预科班。自九月开学以来，我就生活在地狱中，仿佛一直深陷水下，夜里往往只能睡着四个小时。预科班的课程进度令我疲惫不堪、沮丧不已。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多个学生，其中有十五个已经放弃了。我虽然努力坚持着，却是白费气力。我讨厌数学和物理，但由于选择了理科方向，我不得不把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这两科。即便我的兴趣点在艺术和文学上，父母却始终认为，只有就读一所工程院校或医学院才算是王道。在我之前，我的哥哥姐姐走的都是那条路。

然而，预科班的学业虽然沉重不堪，却远非导致我痛苦的唯一原因。真正折磨我、令我心如死灰的，是一个女孩的冷漠。

从早到晚，雯卡·罗克维尔都占据着我的思绪。我们认识两年多了。那时，她的父母刚刚遇难离世；为了让她远离波士顿，她的爷爷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决定送她来法国读书。那是个与众不同、光彩照人、有学识涵养的活泼姑娘，有着一头红棕色秀发、不同眸色的双眼和修长苗条的身材。她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最美的女生，却始终散发着一种吸引力和神秘感，让你为之着迷，甚至发疯。这种难以言喻的东西，会在你的脑中深深植入一种幻觉：只要你拥有了雯卡，就拥有了全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个默契十足、形影不离。周边一切美景我都带她去看过：芒通公园、凯伊洛斯别墅、梅格基金会博物馆、卢河畔图尔雷特的小巷……我们这儿走走那儿转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们曾在拉科尔米亚讷攀岩线上徒步跋涉，在昂蒂布的普罗旺斯市场品尝酥卡饼干，在波浪海滩的热那亚碉楼前指点江山。

我们可以完全读懂对方的想法，这种融洽的相处令我越发陶醉。从跨入青春期起，我就等待着雯卡，最终却两手空空。

一直以来，我都有种孤独感，以及和周遭世界——它的声音与平庸无味——格格不入，那种平庸无味就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令人患病。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让自己相信，书籍可以让我从这种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中走出来，然而对于书籍，真的不该苛求太多。它们可以给你讲故事，通过短暂的存在感让你活下去，但它们永远不能在你害怕时把你拥入怀中安慰你。

雯卡在我的生活里洒满了璀璨星光，却也同时注入了一份担忧：我害怕失去她。而这份担忧在不久前真的成了现实。

自从这学期开学以来（她在文科预科班，我在理科班），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特别是，我觉得雯卡在有意躲着我。她不再接我电话、回复我的字条，我的全部约会提议也都石沉大海。他们班上的同学提醒我说，雯卡迷上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文科预科班年轻的哲学老师，甚至有谣言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偏离正轨，两人已经在一起了。一开始我不愿相信这些，可现在，我已妒火焚身，必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天前，一个星期三的下午，趁文科班的学生模拟考的工夫，我利用一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去找了帕维尔·法比安斯基。他是学校的保安，很喜欢我。每星期我都会把看完的《法国足球》杂志给他送去。那天，为了对我表示感谢，他走向冰箱准备拿一罐苏打水给我。就在这时，我偷走了学生宿舍的钥匙。

我拿着这串钥匙，跑向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雯卡就住在那座蓝色的宿舍楼里。我有条不紊地在她的房间里翻找。

我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做，我知道，我龌龊不堪，或者任何其他的骂名，我统统接受。可是，和大部分初恋中的人一样，我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对某个人有如此深刻的感情了。在这一点上，很不幸，未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

另一个为自己开罪的理由是我自以为懂得爱情，因为我读过小说。然而，只有落在脸上的拳头才能教会你什么是生活。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已偏航许久，从单纯的爱情走向了疯狂的激情。激情和爱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激情是无人之境，是炮火纷飞的战场，它就处于痛苦、疯狂和死亡之间的某个地方。

为了找到能证明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关系的证据，我一本接一本地翻开了雯卡的书。当我翻开亨利·詹姆斯的一本小说时，夹在里面的两页纸掉在了地板上。我用颤抖的手将信纸拾起，惊异于它们散发出的气味：一种混合着木头和香辛料的、黏稠却又清新的味道。我打开折成四折的信纸。那是克雷芒写的信。我不是来找证据的吗？这就是铁证。

12月5日

雯卡，我的爱人：

昨夜你竟不顾危险跑来与我过夜，这对我来说是怎样的惊喜啊！当打开公寓房门，看到你美丽的脸庞，我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幸福融化了。

我的爱人，与你共度的这几个小时是我生命中最炽热的时光。整个夜晚，我的心脏都在狂跳，我的私密之处被你的双唇亲吻，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偾张、燃烧。

今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皮肤上还有你的吻留下的淡淡咸味，床单上满是你的香草气息。可你已经离开了。我难过得想要流泪。我好想在你的怀抱里醒来，好想深深进入你的身体，在我的喘息中感受你的喘息，在你的声音里猜想你炽烈的欲望。我好想，再一次，让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被你的舌尖温柔包裹。

我好想永远醉下去，永远心醉于你，心醉于你的吻和你的爱抚。

我爱你。

亚历克西斯

12月8日

我亲爱的雯卡：

今天度过的每一秒，我的思绪都被你一个人占据。我假装做着一切：假装上课，假装和同事聊天，假装饶有兴致地观看学生们的戏剧表演……我就这样假装着，可脑子里满是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满是温存、炙热的回忆。

到了中午，我简直要受不了了。换教室的空当，我跑到教师休息室的阳台上抽烟。就是在那儿，我远远地望见了你，你正坐在长椅上和朋友们聊天。看到我后，你偷偷向我投来一个会意的眼神，温暖了我可怜的灵魂。每当我看见你，我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不已，你周围的世界也会溶解消散。有那么一会儿，我差点抛开所有谨慎，大胆地走向你，将你拥入怀中，让我的爱在所有人的目光里绽放。但是，我们不得不再坚持一段时间，保守好我们的秘密。幸运的是，我们就要解放了。很快，我们就可以打破枷锁、获得自由。雯卡，你驱散我身边的黑暗，让我对光明的未来重拾了信心。我的爱人，我给你的每个吻都是永恒的。每次亲吻你的时候，我的舌尖都在你的肌肤上留下爱的烙印，都在为新的世界画出版图。那是一片自由、肥沃、青葱的土地，不久后，我们就会在那片土地上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将把你我的命运封印成永恒。他会拥有你天使般的笑容和银色的眸子。

我爱你。

亚历克西斯

发现这些信后，我沮丧至极。我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我发疯抓狂，被痛苦击碎、淹没。成绩的直线下降令我的父母和老师们很担忧。面对母亲的询问，我别无选择，只能和盘托出，告诉她压垮我的是什么。我向她讲述了我对雯卡的感情，还有我发现的情书。她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值得我为其荒废学业，还命令我尽快振作起来。

坠落深渊的我，预感自己永远都无法逃出生天，却远不知道正在等待我的是一场怎样的噩梦。

坦率地讲，我明白雯卡被克雷芒吸引的原因。去年上高三时，他教过我。虽然我一直觉得他很肤浅，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考虑到我的年龄，我和他之间的竞争其实并不公平。对比结果很明显：一边是二十七岁的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帅气逼人，网球十五级，开一辆阿尔卑斯A310跑车，张口就是叔本华的名句；另一边是十八岁的托马斯·德加莱，在理科班拼命学习，每星期从母亲那儿拿七十法郎的零花钱，骑着一辆标致103轻便摩托车（发动机还不太给力），少得可怜的闲暇时间几乎都交给了雅达利ST游戏机里的“开球”。

我从不认为雯卡属于我。然而，她是最适合我的，一如我是最适合她的。我确定我就是那个对的人，即便时机可能不对。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碾压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那种家伙，即使实现反转还需要很多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时，雯卡和这个男人睡觉的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这让我无法忍受。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昨天，也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去了帕皮提。我的祖父母已在塔希提岛定居了十几年，我们家每两年就会去那儿过一次圣诞节。今年，由于成绩不尽人意，我放弃了度假。至于母亲，她决定年底去朗德，探望她的姐姐吉奥瓦娜；吉奥瓦娜刚做了个大手术，恢复得不太好。母亲明天才出发，目前，作为学校的主管人，她正在为这艘在风雪中飘摇的船只掌舵。

一大早开始，由于暴雪天气，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在当时的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根本无法指望撒盐车和扫雪车清除路面的积雪。半小时前，母亲因为紧急事件被叫出去了。一辆送货卡车由于路面湿滑结冰，在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前侧翻，堵住了校门。陷入绝望的母亲联系了马克西姆的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弗朗西斯答应会尽快赶来。

我拿起电话听筒，心想要么是恶劣天气引起的第N个紧急事件，要么是马克西姆打来取消碰面的。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会相约去迪诺咖啡厅玩桌式足球，用录像机看连续剧，互换CD，开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昂蒂布超市停车场里的麦当劳门口转悠，最后再一起回家看《今日足球》，欣赏法甲的进球时刻。

“来一趟，托马斯，求你了！”

我的心一紧。不是马克西姆，是雯卡，声音闷闷的。我还以为她回波士顿老家了，但她告诉我她还在圣埃克苏佩里，说她觉得不太舒服，想要见我。

每次雯卡给我打来电话或对我说话，我都会重拾希望，随叫随到。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有多可悲。这一次，我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还一边这么做一边咒骂自己的软弱与不自重，遗憾自己无法拥有一颗故作冷漠的强大内心。

本应在傍晚时分出现的回暖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冷得刺骨，密史脱拉风狂暴地吹打着棉絮般的雪花。我出来得太急，忘了穿双长靴或雪鞋，脚上的Air Max耐克鞋深陷进雪地。我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弯着腰迎风前行，貌似正在追赶熊的杰里迈亚·约翰逊[1]。尽管我走得很急，而且学生宿舍区离我父母的教工楼只有一百多米，我还是花了近十分钟才走到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在风雪之中，这座蔚蓝色的建筑已然失去原本的色彩，变成了被白色迷雾笼罩的一团灰影。

一楼大厅空荡荡、冷冰冰的，连学生公用休息室的拉门都被关上了。我掸掉鞋上的雪，大步流星地上了楼。在走廊里，我敲了好几下雯卡的房门。由于一直没有回应，我便推开门走了进去。明亮的房间里散发着香草和安息香的味道，那是亚美尼亚熏香纸特有的香气。

雯卡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红棕色的长发完全被棉被遮住了。被子上反射出乳白色的光，那光来自飘雪的天空。我走近她，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好烫。在半睡半醒中，雯卡咕哝了几个字，眼睛一直没有睁开。我决定不叫醒她，走进浴室，想给她找片退烧药。医药箱里堆满了安眠药、镇静剂、止疼药等药物，但我没找到扑热息痛。

我走出房间，敲响了走廊尽头的房门。范妮·卜拉希米的脸庞出现在门口。我知道自己可以信任她。虽然自这学期开学以来，由于彼此学业繁重，我们很少见面，但她依然是个忠实的朋友。

“嘿，托马斯。”她边说边摘掉卡在鼻梁上的眼镜。

她穿着撕裂款牛仔裤和加大号的马海毛毛衣，踩着破旧的匡威鞋，烟熏眼妆几乎令她眼里的优雅与光亮消失殆尽。不过这妆容和她正在播放的治疗乐队（The Cure）的唱片很搭。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我跟她讲了是怎么回事，问她有没有扑热息痛。就在她去帮我找药的时候，我打开了房间里的小煤气炉烧水。

“我给你找到了多利潘[2]。”她走过来对我说。

“谢谢。你能给她沏点儿茶吗？”

“好的，交给我吧。我会多加糖，免得她脱水严重。”

我回到雯卡的房间。她睁开眼，坐起来靠在枕头上。

“把药吃了，”我递给她两片药说，“你烧得太厉害了。”

她神志依然清醒，但情况很糟糕。当我问她为什么打电话叫我过来时，她泣不成声。尽管发着烧，尽管面容憔悴、布满泪痕，她还是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一种难以名状的、空灵的、梦幻的气质，宛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歌里的钢片琴声，纯净、清澈。

“托马斯……”她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了？”

“我就是个恶魔。”

“胡说。干吗这么说自己？”

她向床边桌欠了欠身，拿起一样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支钢笔，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根验孕棒。

“我怀孕了。”

看着那代表阳性检测结果的小竖杠时，我想起了亚历克西斯的信，想起了那些让我心碎的句子：“不久后，我们就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将把你我的命运封印成永恒。他会拥有你天使般的笑容和银色的眸子。”

“你得帮帮我，托马斯。”

我心乱如麻，完全不知道能给予她怎样的安慰。

“我不想的，你知道……我不想。”她含混不清地说。

就在我坐到她身边时，她哭着向我道出了隐情：

“不是我的错！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

我震惊不已，让她再说一遍。她明确地说：

“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

这句话，一字一字，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和他上床。”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这个混蛋，竟然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

我站起身，下定决心采取行动。

“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我一边向她保证，一边朝门口走去，“我晚点再回来看你。”

然后，我就走出房门，还撞上了正端着茶盘往里走的范妮。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说的最后几句话里藏着两个谎言。第一，我并没有把什么都处理好，而是恰恰相反。第二，我没有回来看雯卡。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回来时，她已经永远消失了。

外面，雪已经停了，但在金属质感的乌云的笼罩下，到处都灰蒙蒙的。天很低，用沉重的压迫感为即将到来的黑夜拉开了序幕。

我心乱如麻。走出房间时，我因为雯卡的哭诉而怒火中烧，愤愤不平，同时又带着某种决绝。突然，一切都明了了：亚历克西斯是个骗子，一个强奸犯。我对雯卡来说依然重要，需要帮助时，她找的人是我。

教师公寓楼离这儿并不远。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国人。他毕业于汉堡大学，以当地雇员的身份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任教。作为住校老师，他在湖边的一座小楼里有间教工公寓。

为了去他的公寓，我从体育馆的工地抄了近路。水泥板、地基、混凝土搅拌机、砖墙已然消失，统统被掩埋在厚厚的白雪之下。

我精挑细选，最后选中了一根铁棍做武器。那根被工人们丢弃的铁棍就躺在沙堆旁的手推车里。自此，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早有预谋。我身体里的某样东西被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暴力裹挟着我、刺激着我。那种状态，我此生只经历过一次。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空气，它既冰冷又炽热，既纯净又肮脏，令我极度兴奋。那时的我，不再是个在数学题面前唉声叹气的孱弱学生，而是个斗士，一个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勇士。

当我来到教师公寓楼前时，夜幕已然降临。远处的灰色湖面上，天空的银光在微微颤抖。

白天（包括周末在内），进入一层大厅既不需要按铃也不用钥匙。和学生公寓一样，这座楼冰冷寂静、毫无生气。我脚步坚定地爬上楼梯。我知道我们的哲学老师就在房间里，因为早上我听到他打电话给我母亲说，由于天气恶劣，飞往慕尼黑的航班被取消了。

我敲响了他的房门，门的那一边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给我开了门，没有丝毫戒心。

“呀，你好，托马斯！”

他很像网球运动员塞德里克·皮奥林：古铜肤色，身材魁梧，鬈发一直到后颈下。他比我高十厘米，也比我健壮得多，但此刻的我对他没有丝毫畏惧。

“你瞧这天气！”他大声说，“我本来打算去贝希特斯加登滑雪的。我敢肯定，咱们这儿的雪比那里还多！”

房间很暖，门口放着一个大旅行包。迷你电台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今天的《幻象天地》节目就到这里了，但请您继续留在法国音乐电台，倾听阿兰·热尔贝和他的爵士乐……”

就在把我请进门的那一刻，克雷芒发现了我手里的铁棍。

“你这是……”他睁圆双眼说。

犹豫和寒暄都该终结了。

第一击是自动落下的，就好像有人替我挥出去了一样；它落在了哲学老师的胸口上，令他摇摇晃晃，惊诧不已。第二击打爆了他的膝盖，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你这个变态，为什么要强奸她！”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试图抓着分隔卧室和小厨房的吧台站起来，却把它推倒了。一摞碟子和一瓶圣培露气泡水在瓷砖地面上摔得粉碎，但依然无法让冲动的我停下手来。

我已经完全失控了。哲学老师已然倒下，而我却仍在暴打他，不给他丝毫喘息的机会。我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裹挟着，有节奏地挥动着铁棍。在一顿乱棍后，我开始用脚狠狠踢他。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这个坏蛋侵犯雯卡的画面，这让我变得越发愤怒和狂躁。我看不见克雷芒了。我已身不由己。我清楚自己正在做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却无力恢复镇静。我被死死困住，变成了造物主手中的木偶。

我不是杀人犯。

脑海里不断回响起这句话。轻轻地。唤我逃脱。走入绝境前的最后一次召唤。我突然间扔下铁棍，凝固不动了。

趁我犹豫之时，克雷芒使出全身气力，拽住我的小腿肚。由于鞋底太滑，我失去了平衡。这次轮到我躺倒在地了。他虽然伤得很重，却如闪电般蹿到我身上，从猎物变成了进攻者。他用全身的重量压住我，两只膝盖像钳子一样将我紧紧夹住，使我动弹不得。

我张开嘴大叫，但克雷芒已经抓起一块玻璃瓶的碎片。我无力地看着他举起胳膊，用长长的玻璃片刺向我。接着，时间静止了，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消散殆尽。那时的每一秒，过得比几分钟还长。那几秒钟，已然颠覆了诸多存在。

突然，一切又都加速了。一股温热的、浅棕色的血，喷溅到我的脸上。克雷芒的身体渐渐瘫软，我趁机抽出胳膊擦了擦眼睛。当我睁开双眼时，我的视线是模糊的。但在哲学老师灰暗的身影上方，我恍惚看见了马克西姆的轮廓，看见了他的浅色头发，挑战者运动衫，还有那件拼接灰色羊毛的泰迪红皮夹克。

马克西姆只刺了一刀。动作迅速。刀片锋利，只比切纸刀长那么一点点，只轻轻吻了吻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喉咙。

“快叫救护车！”我起身大叫道。

可是，我清楚得很，太晚了。克雷芒死了。而我，浑身上下都是血。脸上，头发上，毛衣上，鞋上。甚至还有嘴唇和舌尖上。

有好一会儿，马克西姆和我一样，瘫软，颓唐，绝望，不发一语。

我们该通知的，不是消防员也不是救护车，而是警察。

“等下！我爸爸可能还在那儿！”醒过神来的马克西姆叫道。

“在哪儿？”

“保安值班室附近！”

他走出克雷芒的公寓，冲下楼梯，把我一个人留在尸体旁，我们刚刚杀死的男人的尸体旁。

我独自待了多久？五分钟？一刻钟？被寂静完全笼罩的我，再一次觉得时间已然静止。我记得，当时为了不看尸体，我紧紧靠在窗前。窗外，微微颤动的湖面向黑暗深处延展，仿佛有人按动了开关，熄灭了所有亮光。我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东西上，思绪却沉浸在了茫茫雪光里。

那深渊一样的白，让我不禁想到我们以后的生活。我知道，平衡已被完全地、永久性地打破了。那既不是可以抹去的一页，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是在大雪之下突然现身的地狱之火。

这时，楼梯上传来声音，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带着儿子和工头出现在了房间里。这个建筑公司老板依旧是老样子：散乱的花白头发，溅了油漆点的皮大衣，过分前挺的胸脯，超重导致的笨拙。

“孩子，你还好吗？”他一边问我，一边寻找着我的目光。

我已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大身板让人觉得整个房间都被他占据了，然而，他轻柔且坚定的步伐却与这厚重的体形形成了强烈反差。

弗朗西斯站定在房间中央，认真思考了整件事情，令人捉摸不透的脸波澜不惊，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仿佛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如此悲剧。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交给我了。”他宣布道，目光交替落在我和马克西姆身上。

我想，就是在听到他沉着冷静的声音后，我终于明白，他示人的法西斯分子形象不过是张面具，那并不是真实的他。在这灰暗的时刻，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更像是个冷血的黑帮老大。对我来说，弗朗西斯就像“教父”，如果他真能解救我们，我愿意什么都听他的。

“咱们把这儿清理下，”他一边说，一边转向工头艾哈迈德，“不过，你得先去小卡车里把篷布拿来。”

这个突尼斯工头脸色苍白，目光惊愕。在动手前，他不禁开口问道：

“老板，您打算怎么办？”

“把他扔进墙里。”弗朗西斯抬了抬下巴，指向那具尸体。

“什么墙？”艾哈迈德问。

“体育馆里的那面墙。”

[1] 西部剧情片《杰里迈亚·约翰逊》中的人物。

[2] 法国的一种常用退烧止疼药。

5.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

最能使过去变得鲜活的，是我们曾经赋予它的味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美国作家

今天

2017年5月13日

“我再没和我爸提起过这件事。”马克西姆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一缕阳光把他的芝宝打火机照得闪亮，漆壳机身上刻着日本版画《神奈川冲浪里》。我们告别体育馆令人窒息的氛围，来到高处的“鹰巢”，那是一块悬在湖面上的、开满鲜花的岩丘。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把尸体放在墙的哪个位置了。”我的朋友接着说。

“也许现在该问问他了，你觉得呢？”

“我爸去年冬天去世了，托马斯。”

“妈的。抱歉。”

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影子在我们的对话中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在我眼里，马克西姆的父亲一直是坚不可摧的。他就像一块岩石，所有那些自不量力向他发起进攻的人，都会在他身上摔得粉身碎骨。然而，死神是个特别的对手，永远是最后的胜者。

“他是怎么去世的？”

马克西姆深深吸了口气，眨了眨眼睛。

“这事听起来会让人很难受，”他提醒我说，“这几年，他常常住在奥蕾莉亚庄园。你知道是哪儿吧？”

我点头表示知道。那片位于尼斯高处、戒备森严的豪宅区，我怎么会不知道。

“年底的时候，那一带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有时非常暴力。即使别墅里有人，那些混混也照闯不误。当时有过几起非法监禁和捆绑案件。”

“弗朗西斯是其中的受害者？”

“是的，就在圣诞节期间。他在家里一直放着武器，可是没来得及用。劫匪们把他捆了起来，拳打脚踢。被袭击后，他心脏病突发，就这么走了。”

入室盗窃，和沿海地带的混凝土建筑、道路的经常性拥堵、大众旅游导致的人口过剩，同为蔚蓝海岸的几大顽疾……

“凶手抓到了吗？”

“抓到了，是一群马其顿盗匪。有组织的一伙人。警察抓住了两三个，现在关着呢。”

我把臂肘支在栏杆上。从半月形的平台望去，可以看到绝美的湖景。

“除了弗朗西斯外，谁还知道克雷芒被杀的事？”

“你和我，没了。”马克西姆肯定地说，“你是了解我爸的：他的嘴严得很……”

“你丈夫呢？”

他摇了摇头。

“妈的，我可不想让奥利维耶知道这件事。这么多年了，我从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桩杀人案。”

“还有工头艾哈迈德·加祖阿尼呢！”

马克西姆质疑道：

“他是最不会开口的人。这桩杀人事件，他是共犯，和别人说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还活着吗？”

“没有，已经被癌症折磨死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回到了比塞大，在那边走的。”

我戴上太阳镜。时间已近正午，太阳高悬在空中，把我们所在的鹰巢烤得火热。这里只围了一圈木栅，既危险又令人神往。一直以来，鹰巢地带都不准学生进入。但作为校长的儿子，我有些特权。我和雯卡曾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对着湖面的月光在这里抽烟，喝橘子甜酒，那真是段美妙的回忆。

“给我们留字条的人肯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马克西姆恼火地说。

他吸了最后一口烟，直到把烟吸得只剩下过滤嘴。

“那个家伙，克雷芒，他有家人吗？”

我对那个哲学老师的家庭情况了然于心：

“克雷芒是独生子，他父母在当年就已经很大岁数了，现在应该也撒手人寰了吧。总之，威胁不是从那边来的。”

“那是从哪儿来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吗？他已经烦我好几个月了。自从我公开支持马克龙以来，他就对我展开了全面调查，甚至翻出了我父亲的所有旧账。还有，关于雯卡，他还写过一本书呢，你记得吧？”

也许是我过于天真，不过我真不认为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会这么费尽心机地逼迫我们暴露。

“他的确很八卦，”我对这点表示认同，“但我不认为匿名信是他写的。如果他有所怀疑，会直接向我们发难。恰恰相反，他告诉了我一件事，让我很担心，就是在旧储物柜里找到的那些钱。”

“你说什么？”

原来马克西姆不知道这件事。我简要向他说明了情况：发大水，在一个包里发现了十万法郎，提取出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的。

“问题是，存放那笔钱的储物柜，是我的柜子。”

马克西姆有些发蒙，皱起了眉头。我继续对他解释说：

“我父母在圣埃克苏佩里任职前，我曾跟学校申请了一间宿舍，上高一的时候住了一年。”

“我记得。”

“成功调任并且分到教工公寓后，他们让我退掉宿舍，留给别的学生。”

“你这么做了？”

“是的，只不过那家伙不用储物柜，而且从没找我要过钥匙，所以我就一直留着。那柜子我几乎没怎么用过，直到雯卡要走了钥匙。在她失踪前几星期。”

“但她没有告诉你是为了放钱？”

“完全没有！储物柜这件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就连雯卡失踪时，我都没想到两者间会有丝毫的关联。”

“直到现在都没人找到过雯卡的踪迹，这一点还是很蹊跷的。”

马克西姆扶着一面矮石墙，向前走了几步，和我一起站在了阳光下。这回，连他也唱起了我听了一上午的老调。

“我们从没真正了解过雯卡。”

“不，我们很了解她。她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认识她，但不了解她。”他坚持说。

“你什么意思？”

“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她很爱克雷芒：你找到的那些信，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你记得那张照片吧？就是期末舞会上，她深情注视克雷芒的那张。”

“那又怎样？”

“怎样？为什么几天后，她要说是那家伙强奸了她？”

“你认为我对你撒了谎？”

“没有，但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雯卡还活着呢？说不定那些字条是她写给我们的。”

“我也想到这儿了，”我承认道，“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复仇。因为我们杀了她的心上人。”

我被气得发了疯：

“妈的，她怕他，马克西姆！我向你发誓。这是她对我说的，甚至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

“她也许是在胡说呢。那时候，她常常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什么该死的药她都敢拿来吃。”

我终止了这场争论：

“不是的，她跟我重复了这句话。那家伙就是个强奸犯。”

马克西姆的脸沉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他失神地注视着湖面，随后转向了我。

“她当年真的怀孕了？你一直是这么跟我说的。”

“是的，这是她告诉我的，千真万确。”

“如果这是真的，而且她生下了那孩子，小孩今年应该已经二十五岁了。也许是克雷芒的儿子或女儿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吧。”

我的脑子里也曾闪现过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于我而言，与其说它合理，不如说它传奇。类似于侦探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转折。我如是回答马克西姆，但没能完全说服他。接着，我决定和他谈谈目前我认为最紧要的事。

“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马克西姆。二〇一六年初，我回法国做新书宣传时，和鲁瓦西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吵了一架。那个白痴故意侮辱一个变性人，管那人叫‘先生’。那件事闹得挺大的，我被拘留了几小时，然后……”

“他们记录了你的指纹！”他猜测道。

“是的，我的指纹被收录进了国家数据库。也就是说，时间紧迫，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一旦尸体和铁棍被发现，如果上面还留有一个指纹，我就会被查出来，接着被逮捕和审讯。”

“那会改变什么吗？”

我把前一天夜里在飞机上做的决定告诉了他：

“我不会把你们扯进来，你，还有你爸爸。我会把一切都揽在我自己身上。我会说是我一个人杀了克雷芒，然后让艾哈迈德帮我处理了尸体。”

“没人会相信你。还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牺牲你自己？”

“我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所谓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

“不行，这没道理！”他一边眨眼一边吼道。

马克西姆眼圈乌黑，面色憔悴，看起来像两天没合眼似的。我的提议非但没能安抚他的情绪，反倒让他更紧张了。经过一再的坚持，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

“警察已经查出些东西了，托马斯。我确定，你没法把我择出去。昨天晚上，我接到昂蒂布警局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局长本人，樊尚·德布鲁因，他……”

“德布鲁因？和以前那个法官是一家的？”

“对，是他的儿子。”

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斯潘政府曾任命伊万·德布鲁因为尼斯大审法院院长，决心给蔚蓝海岸地区的官商勾结现象致命一击。可怕的伊万（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前来赴任时，仿佛白色骑士一般高调。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十五年，始终致力于打压共济会网络和民选代表的贪污受贿行为。这位法官最近退休了，让某些人松了口气。说实话，在这一带，虽然很多人都讨厌德布鲁因和他的达拉·基耶撒[1]做派，但即便是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认可他那股韧劲。如果他的儿子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那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的，将是一个有手腕的警察。民选代表以及所有和名流显贵沾边的人都是他的敌视对象。

“德布鲁因具体和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赶紧去警局见他，说有事要问我。我跟他说今天下午过去。”

“那你快去吧，这样我们就能心里有数了。”

“我害怕。”他向我坦白。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尽力安慰他说：

“这又不是个正式的问询。德布鲁因可能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应该是想从你这儿钓些信息。要是真知道了什么具体情况，他就不会这么行事了。”

马克西姆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焦躁不安。他又解开衬衫的一粒扣子，随后擦了擦额上的大颗汗珠。

“头上顶着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再也没法生活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

“不，马克西姆！努力坚持住，至少这个周末要挺住。我知道这很难，但有人正在想办法吓唬我们、动摇我们。不要上当。”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这边会去调查。你也看到了，现在情况很乱。给我点儿时间，我得查清楚雯卡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吧，”他表示同意，“我这就去警局。等我消息。”

我看着好朋友走下石阶，踏上薰衣草地里的蜿蜒小径。马克西姆越走越远，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模糊，直到被那片淡紫色吞没，消失不见。

离开校园前，我在阿格拉大楼前停了下来。在这座碟形玻璃建筑的中心，矗立着学校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没有一个人会使用“资料信息中心”这个官方叫法来指代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中午的下课铃声刚刚响过，解放了一大群学生。如今，进阅览室需要刷门禁卡，可我却潇洒地跳过了闸机：在地铁里，我见过流氓、穷学生和共和国的总统们这样做。

走到前台时，我认出了埃莉纳·布克曼，学校里的人都叫她泽莉。这位足够自负的荷兰裔知识分子对任何事情都持有一种决定性的看法或基本在理的观点。当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装腔作势，喜欢显摆自己的健美身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图书管理员如今看起来像极了不修边幅的诺瓦奶奶[2]：圆边眼镜、方形脸、双下巴、灰色发髻、臃肿的娃娃领毛衣。

“你好，泽莉。”

多年来，除了管理图书馆外，她还负责校园的电影放映、广播节目以及索菲亚·莎士比亚公司的运营。后者的名字有点夸大其词，其实就是学校的戏剧俱乐部，我母亲管理预科班时曾为这个俱乐部花了不少心血。

“嘿，大作家。”她张口就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说过话似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难看懂这个女人，甚至怀疑过她是我父亲的情妇（时间很短的那种），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很欣赏她。我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大部分学生都盲目地信服她，泽莉这、泽莉那的，一个个都把她当成知心密友、社会工作志愿者以及潜意识的启发者。而泽莉（我觉得这个昵称很可笑）呢，则善于利用甚至滥用这个角色。“强势面对弱者，弱势面对强者”，她从不一视同仁，喜欢过度关注某些学生，往往是最受宠或最外向的学生，无视其他学生。我记得她特别喜欢我的哥哥和姐姐，却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值得获取她丝毫关注似的。正合我意：我对她也像她对我一样反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托马斯？”

从上次我们对话到现在，我已出版过十几部小说，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几百万册。对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图书管理员来说，这些理应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她夸赞我，可她至少应该表现出些许关注吧。没有，永远没有。

“我想借本书。”我回答说。

“我得先看看你的借书卡是不是还有效。”她信口说道。

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她开始在电脑存档里找寻一张二十五年前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的图书馆登记卡。

“有啦，我找到了！我就说嘛，你有两本书一直没还：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还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是在开玩笑吗？”

“对，我是在开玩笑。说吧，你要找什么书？”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本书。”

“他参与编写了《新闻学教程》，出版社是……”

“不是那本，是他对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调查，书名是《少女与死神》。”

她在电脑上敲出书名。

“馆里没有那本书。”

“怎么会没有？”

“那本书是2002年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首印卖空后就没再重印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

“你是在逗我吗，泽莉？”

她显出不快的神情，把电脑屏幕转向我。我朝显示器看了一眼，发现馆里确实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这说不通啊。皮亚内利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友。他的书，你们当年一定买了好多册。”

她耸了耸肩膀。

“别告诉我你以为我们买了好多册你写的书。”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有些尴尬地在宽大的毛衣里扭了扭身子，摘下眼镜说：

“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从图书馆里下架了，是学校最近的决定。”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姑娘在失踪二十五年后，变成了一些在校学生的崇拜对象。”

“这个姑娘？你是说雯卡吗？”

泽莉点了点头。

“三四年来，我们发现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一直处于外借状态。馆里明明有很多册，但预约读者的名单比我胳膊还长。学生们常常说起雯卡。去年，离经叛道的少女的成员甚至拍了一部关于她的剧。”

“离经叛道的少女？”

“是个学生团体，成员们都是些优秀的精英女学生、女权主义者，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女权主义团体的姐妹会。里面有些人就住在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还文了雯卡当年脚踝上的文身。”

我记得那个文身。“GRL PWR”，低调地纹在她的皮肤上。Girl Power，女性力量。泽莉一边继续说明情况，一边在电脑里打开一个文档。那是一部音乐剧的海报——“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海报让我想起了贝儿与塞巴斯蒂安乐团的唱片封套：黑白照片、淡粉色的透明覆膜、雅致艺术的字母。

“学生们还在雯卡当年住的房间里举行集会，病态地祭拜她的一些遗物，为她的失踪组织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〇〇后对雯卡的狂热崇拜，你觉得原因何在？”

泽莉抬眼看向上空。

“我猜想，在雯卡以及她与克雷芒的浪漫爱情里，那些女生也许看到了自己吧。她是对自由的理想诠释。在十九岁突然失踪，更让她的光辉形象多了些永恒的色彩。”

泽莉一边说，一边离开椅子，在前台后长长的金属书架上翻找起来。最后，她拿着皮亚内利那本书回来了。

“我留了一本。你如果想翻翻看，就拿去吧。”她叹了口气。

我用掌心摩挲着书的封面说：

“真是不敢相信，你们竟然会在二〇一七年禁读这本书。”

“这是为学生们好。”

“说得真好听！在圣埃克苏佩里禁读某本书，我父母在校那会儿可没这么做过。”

泽莉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嘲讽道：

“‘你父母在校那会儿’，学校里出了不少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怒气在血脉里偾张开来，但最终还是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平静。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她谨慎地答道。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一九九八年，我父母突然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下台，两人被卷进一桩不光彩的事件，因违反公共采购规范而被双双调查。

那是个“殃及池鱼”的典型事件。当时的共和国法官伊万·德布鲁因（他的儿子就是即将询问马克西姆的警察），一心想要扳倒当地的几个民选代表，他怀疑他们收受了不少贿赂，尤其是来自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所以一直以来，弗朗西斯都是这位法官的打击目标。关于弗朗西斯，大部分谣言都不太靠谱，比如有人说他给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洗钱，但有些却很容易坐实。为了拿到公共工程项目，他很有可能买通了一些政客。在想方设法对付弗朗西斯时，法官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了我父母的名字：弗朗西斯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做了不少项目，有些不太符合招标规范。被调查期间，母亲被关在尼斯西北部奥瓦尔警局一座肮脏的营房里，在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我父母的照片被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条。画面的黑白剪辑风格即便用在连环杀人夫妇身上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那形象，类似于犹他州的嗜血情侣，也有点儿像肯塔基州的农民杀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的父母无所适从，双双从国家教育系统辞职。

虽然那时我已不在蔚蓝海岸生活，但这一事件仍让我觉得忧心。我的父母的确有各自的缺点，但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恪尽职守，始终以学生利益为重，实在不该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令他们曾经的所有业绩都遭到质疑。一年半后，调查毫无结果，以“不予起诉”终结。但创伤已然留下了。直到今天，埃莉纳·“泽莉”·布克曼这类蠢货和小人还在拿这桩破事嚼舌根，看似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却含沙射影。

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直到她垂下视线，看向键盘。即便她已一把年纪，即便她长着一张慈祥的奶奶脸，我还是想举起键盘，砸烂她的脑袋。（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个真正的杀人犯。）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强压住怒火，得为接下来的调查储备力量。

“我能把它带走吗？”我指着皮亚内利的书问道。

“不行。”

“下星期一前还给你，我保证。”

“不行。”泽莉态度坚决地反对，“这是图书馆的书。”

我才不管她怎么说，把书夹在胳膊下转身就走，边走边给她扔下一句话：

“我想你是搞错了，在系统里确认下吧，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我走出图书馆，绕过阿格拉大楼。像马克西姆一样，我也穿过薰衣草地，抄近路离开了校园。今年的薰衣草，花开得极其早，但那绽放的花海远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常了似的。一股金属和樟脑味随风飘来，我却闻到了一股令人眩晕的血腥味。

[1] 达拉·基耶撒将军，巴勒莫行政长官，致力于打击黑手党，在被任命几个月后被暗杀，其妻子和贴身警卫也没能逃脱厄运。

[2] 一个法国品牌，生产酸奶、奶酪、奶油、蛋糕等食品，其商标形象是个白发老奶奶。

6.雪景

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弗朗索瓦兹·萨冈，法国作家

1992年12月20日星期日

谋杀发生的第二天，我醒得很晚。前一天晚上为了睡着，我吞了两片在家里浴室找到的安眠药。今天早上，屋子里空荡荡的，冰冷刺骨。母亲天亮前就出发去朗德了，熔断的保险丝切断了暖气。依然昏昏沉沉的我，用了整整一刻钟才把电表鼓捣好，给家里通上了电。

我走进厨房，看到了母亲留在冰箱上的暖心字条，她给我准备了吐司。窗外，阳光照耀着白雪，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伊索拉二〇〇〇滑雪场。弗朗西斯在那里有座木屋别墅，几乎每年冬天都会邀请我们去玩。

我机械地打开收音机，调到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从昨晚起，我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但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旧转动。萨拉热窝恐怖事件，忍饥挨饿的索马里儿童，血源感染丑闻，巴黎圣日耳曼和马赛足球俱乐部的血腥对战。我冲了杯黑咖啡，吃掉了吐司。我是个杀人犯，但我真的好饿。在浴室里，我在淋浴头下待了半个小时，吐掉了刚刚吃下的东西。接着，像前一晚那样，我用马赛皂刷洗身体，但我觉得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血已然渗透进了我的脸颊、嘴唇和皮肤，而且永远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蒸腾的雾气令我头晕目眩，险些昏倒。我焦躁不安，脖子僵硬，双腿颤抖，胃部酸灼痉挛。我的意志已彻底沉沦。由于难以面对现实，我甚至产生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必须终止这种状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正常地生活下去，可我永远都做不到。我走出浴室，决定去警察局自首。然而，几乎就在下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如果我说出真相，那么马克西姆和他的家人也完了。他们是帮过我、为我冒险的人。最后，为了不被焦虑吞没，我套上运动服，准备出门跑步。

我环湖跑了三圈，全速奔跑直到精疲力竭。眼前都是白色和冰霜。我被这景色迷住了。在飞奔之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大自然，仿佛树、雪和风把我吸入了它们晶莹剔透的世界。在我周围，只有光与纯粹。那一方冰天雪地，纯净得几乎不真实。我再次相信，在那张白纸上，自己可以书写未来生活的篇章。

回家的路上，我拖着跑软的双腿，绕道去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那座空荡荡的楼房看起来就像一艘幽灵船。我白白敲了门，范妮和雯卡都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范妮的房门紧闭着，而雯卡的房门是敞开的，让人觉得她很快就会回来。我走了进去，在这间温暖舒适的小屋里待了好久。房间里散发出忧郁、隐秘甚至超越时空的气息。被子没有叠，床单上依然留有古龙水和青草的清香。

这十五平方米承载着那个少女的整个世界。墙上用图钉钉着《广岛之恋》和《朱门巧妇》的电影海报，以及科莱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兰波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作家的黑白肖像，还有一张杂志彩页，上面是曼·雷拍摄的李·米勒的色情照片。一张明信片上摘抄了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了速度、大海和灿烂的黑色。窗台内侧，是一盆万代兰和一尊布朗库西雕像的复制品——《波嘉妮小姐》，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书桌上胡乱堆放着一叠CD：萨蒂、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罗西音乐乐队、凯特·布什和普洛柯·哈伦的老派流行乐，还有她珍藏的皮埃尔·舍费尔，皮埃尔·亨利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等人的作品录音。她给我听过，但我却觉得这些录音糟糕透顶。

在床头桌上，我发现了那本前天就看到过的书——俄国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扉页上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不错的文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煎熬。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又等了雯卡几分钟，内心焦虑不已。为了平复心情，我打开激光唱片机，开始播放里面的CD。《星期日早晨》是地下丝绒乐队那张传奇唱片中的第一首歌。那曲子和现在的情境不谋而合，苍白、空灵、有毒。我等了又等，直到模糊地意识到雯卡回不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继续待在房间里，像个吸毒者一样，乞讨般地嗅着她留下的碎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雯卡对我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她给予我的醉人又痛苦的眩晕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毒品。即便我们正待在一起，即便她只属于我一个人，那种缺失感仍不曾消失。我们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时刻，那是有如某些流行歌曲般完美的片段，是极富旋律感的琴瑟和鸣。然而，这份轻盈之感总是那么短暂。就连身处快乐之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就好比肥皂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就这样，雯卡离开了我。

为了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回了家。他说会在结束长途旅行到达塔希提后打电话给我，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前。由于电话费过于昂贵，加上父亲跟我的话并不多，我们的对话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一如我们一直以来的父子关系。

接着，我吃掉了母亲留下的咖喱鸡，这次没有吐。下午，我一边吃力地驱赶着脑海里的念头，一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写数学和物理习题。解开了几个微分方程式后，我很快就泄了气，不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做题。我甚至开始恐慌，脑中全是谋杀现场的画面。傍晚刚过，情绪失控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原本下定决心向她和盘托出，可她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提议我第二天去朗德找她。思考一番后，她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月不是个好主意，觉得会影响我的学习状态。“有家人的陪伴，你复习功课会轻松些。”她解释说。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我接受了她的提议。于是，星期一清晨，我在天亮前就踏着积雪上了火车。我先从昂蒂布坐车到马赛，接着乘坐挤满了人、晚点了两小时的珊瑚城际列车到了波尔多。此时，最后一班去达克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国家铁路公司不得不租用几辆大巴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等我到达加斯科涅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真是寻常又糟糕的一天。

姨母吉奥瓦娜住在乡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雨的房顶上盖满了常春藤。一九九二年年底，朗德地区几乎一直在下雨。从下午五点起天就开始黑了，而且似乎从没真正亮过。

关于和姨母还有母亲共度的这两星期，我没留下什么清晰的记忆。整座房子被一股奇怪的氛围笼罩。日子一天天过去，短暂、寒冷、凄凉。我觉得好像我们三个人都处于病后的康复期。母亲和姨母照看着我，我也同样照看着她们。有时，在毫无生气的午后，我们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无精打采地吃着母亲做的可丽饼，一边看《神探科伦坡》《纨绔双侠》等老掉牙的电视剧，或者看《圣诞老人谋杀案》的第N次重播。

整整两个星期，我从未打开过数学和物理作业本。为了驱走焦虑、逃避现实，我继续做着一直都在做的事：读小说。对这两个星期的生活，我印象模糊，却清楚地记得当时读过的每一本书。一九九二年年底，我为《恶童日记》里的双胞胎感到心痛，在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他们忍受着人性的残暴。在法兰西堡，我走遍《德士古》中的克里奥尔街区，跟随《读爱情故事的老人》穿过亚马孙森林。在布拉格的春天，我身处坦克迷阵，思索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不能治愈我，却能让我从“生而为我”的沉痛中解脱出来，喘息片刻。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减压的出口，如堤坝般为我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恐惧。

在这段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我都肯定地以为自己即将失去自由。每当路上有汽车开过时，我都觉得那是来逮捕我的警察。唯一一次，当有人敲门时，我下定决心决不入狱，所以为了争取时间爬上了房顶，好在迫不得已时跳下去。

然而，并没有人来抓我。在朗德没有，在蔚蓝海岸也没有。

一月，圣埃克苏佩里的新学期开始了，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确切地说是基本正常的节奏。大家之所以开口闭口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在为他的死难过，而是为了盛传的谣言：雯卡和她的老师好了很久，一起私奔了。和所有绯闻事件一样，这件事在学校里引发了热议，每个人都在添油加醋地品头论足。人多嘴杂，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喜欢诋毁他人的名声。人们越说越起劲，结果就变成了满城风雨。就连我之前敬仰的几个老师也说三道四起来，竞相说些令我作呕的所谓的善言。也有几位老师做到了为人师表，比如我的法语老师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还有在文学预科一年级教英美文学的德维尔小姐。我没上过她的课，却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听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自降身价和那些庸人为伍，因为平庸是一种传染病。”

我从她的这句话里得到了慰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需要做出抉择时以此为镜。

第一个真正为雯卡的失踪担心的，是她的祖父和监护人，老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在我面前，雯卡总是把她的祖父描述成一个专制独裁、不苟言笑的大家长。这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把孙女的失踪看成一起绑架事件、一种对自己家族的报复行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父母也开始担忧起来。儿子本来说好要去贝希特斯加登和朋友滑雪一星期，但却没有出现，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父母家共度新年。

虽然两起失踪事件让失踪者的家人们忧心忡忡，但警方却在很久后才开始调动人力展开严密调查。首先是因为雯卡已是成年人，其次是因为司法部门对立案侦查一事犹豫再三。在司法权限层面，这个事件非常复杂。雯卡是法国人也是美国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是德国籍。他们失踪的地点也无法确认。也许他们两人的其中一个就是行凶者？或者二人已双双遇难？

因此，直到开学一星期后，警方才出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而且，他们的询问对象仅局限于和雯卡及哲学老师有密切交往的人。他们粗略地搜查了两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却没有动用刑侦技术警力。

再晚些时间，也就是二月末，直到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来到法国，事情才有了进展。这位商界大亨动用了他在当地的关系，并在媒体上宣称自己已经雇用了私家侦探寻找孙女的下落。于是，警察再次来到现场展开侦查——这次出动的是尼斯地区司法警察局的警员。他们询问了更多人（包括我、马克西姆和范妮），在雯卡的房间里进行了多次DNA提取。

渐渐地，通过采集到的证词和资料，警方得以较为清晰地还原出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之间发生的事件。雯卡和克雷芒就是在那两天人间蒸发的。

星期日，早上八点左右，学校的保安帕维尔·法比安斯基确认曾打开过校门口的栏杆，让克雷芒驾驶阿尔卑斯A310跑车通过。法比安斯基非常肯定：雯卡·罗克维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开车窗向他招手致谢。几分钟后，在上萨尔图圆形广场，两位扫雪的路政局工作人员看见克雷芒的车在路口轻微打滑，随后驶向了昂蒂布方向。接着，在昂蒂布火车站附近的解放大道，有人看见克雷芒的阿尔卑斯跑车停在了一家自助洗衣店门前。在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多名乘客都记得见过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与其同行的是个头戴门兴格拉德巴赫（那是克雷芒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鸭舌帽的男子。星期日晚间，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圣西门路）的夜班工作人员也确认说，雯卡·罗克维尔小姐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先生曾在其酒店下榻了一夜。他复印了两人的护照。房间是前一天电话预订的，房费则是在现场支付的。房间消费包括一瓶啤酒、两包品客薯片和一杯菠萝汁。值夜班的人甚至还记得，那位小姐曾询问前台有没有樱桃可乐，酒店的答复是没有。

至此，私奔的假设依然成立。但接下来，警方便无从查找这对恋人的踪迹了。雯卡和克雷芒既没在房间里，也没在公共餐厅吃早饭。一个女清洁工一早在走廊里见过他们，但没人清楚地记得他们退房离店。工作人员在浴室发现了一些梳妆用具（包括化妆品、一把梅森·皮尔森梳子和一瓶香水），并将它们放在酒店专门用来存放客人遗失物品的房间里。

调查就此没了下文。此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雯卡和克雷芒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两人会在爱火熄灭后重新出现在校园里。然而，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的律师们却坚持要调查下去。一九九四年，他们获得司法准许，对在酒店房间里发现的牙刷和梳子进行了DNA检测。结果表明，这些物品上确实有雯卡的DNA。但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也许，此后，某个固执、神经质的警察一直在开展象征性的调查，以免这个案子超过时效，但据我所知，那次DNA检测是最后一项实质性的调查行为。

后来，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身患重病，于二〇〇二年去世。我记得曾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前几星期见过他。那是在世贸大厦五十层，他公司的纽约分部所在地。他告诉我，雯卡常常向他提起我，说我是个善良、风雅、温柔的男孩。这三个形容词从一个老头嘴里说出来，真不像什么夸人的话。我当时特别想反驳他，我的确温柔，温柔得曾用一根铁棍打死了比我高一头的家伙，但我当然什么也没讲。我之所以约他见面，是想知道他雇用的侦探有没有查到关于雯卡失踪的新线索。他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再没有人真正在意雯卡·罗克维尔遭遇了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对此难以释怀的人。因为我知道，官方的说法是假的。因为一个疑问始终在无休止地困扰着我。雯卡的逃离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没有关联？这个我曾深爱过的女孩，她的失踪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已努力了二十多年，至今仍一无所获。

与众不同的男生

7.在昂蒂布街头

这本书也许是部侦探小说，但我本人却不是个警探。

——杰西·凯勒曼，美国小说家

到达昂蒂布后，我像以前一样，把车停在沃邦港。港口停泊着世界上最贵的几艘游艇。一九九〇年七月，那时我即将年满十六岁，我就是在这儿打了第一份夏季零工。那是份很可笑的工作：从游客腰包里要出三十法郎后，拉起停车场的升降栏杆，让他们把车停在大太阳下。就是在那个夏天，我读了《在斯万家那边》，口袋书版本，封面是克劳德·莫奈画的鲁昂大教堂；爱上了一个巴黎姑娘，她有着一头金色卷曲的齐耳短发，还有和她本人一样美的名字：贝蕾妮丝。每次去海滩，她都会在停车场岗亭待一会儿，和我聊聊天，但我很快就发现，和查尔斯·斯万还有奥黛特·德·克雷西的苦痛相比，她更感兴趣的是格莱恩·梅德罗斯和新街边男孩。

如今，自动升降栏杆取代了夏季零工。我拿好停车小票，在岸边的港务办公室旁找到了个停车位。二十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港口入口焕然一新，车行道被加宽，人行道也增多了。但景色依旧。对我来说，沃邦港是蔚蓝海岸最美的地方之一。眼前是蓝色的大海，然后是隐映在船桅丛后的方堡，厚重、坚实，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蔚蓝天空和朦朦胧胧的远山。

密史脱拉风迎面吹来。我喜欢这风。所有的一切都在帮我找回从前的记忆，体会落叶归根之感，这里是我曾经深爱着的地方，是我迫不得已离开的地方。我没有凭空臆想：的确，这里已不再是我少年时代的那座城，但我仍然爱着我心中的那个昂蒂布，一如我爱着心中的纽约一样。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逃离了蔚蓝海岸某些地方一贯的浮华。它是爵士乐之城、“迷惘一代”的美国作家之城，是我带着雯卡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也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大部分艺术家生活过的城市。莫泊桑曾将自己的“漂亮朋友”号游艇停泊于此，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塞尔达曾在战后宿于“美丽河岸”酒店，毕加索曾将画室搬入格里马尔迪城堡中，在距离城堡两步之遥的公寓里，尼古拉·德·斯塔埃尔曾画出最美的作品。还有凯斯·杰瑞特（我所有作品的电影原声乐都是他创作的），至今仍定期来松林公园附近度假。

我穿过海岸城门，那是港口和老城的分界线。春日的周末，城里比较热闹，但好在还没有出现让老城变味的游客潮。在奥贝侬街头，游人虽多，却也还走得开，不至于摩肩接踵。在马塞纳的普罗旺斯市场，虽然菜农、花农、奶酪商贩，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手工艺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但顶棚下的市场仍然多姿多彩、生气勃勃。商贩们操着方言，上演了一场味觉交响乐：黑橄榄、糖渍柑橘、薄荷、干番茄酱料……在市政广场，人们正在庆祝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场婚礼。伴着欢笑、喝彩声和玫瑰花瓣雨，一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新人走下台阶。我虽与眼前的热闹场面相隔甚远（如今，结婚对我而言已毫无意义），却仍把自己沉浸在这喜悦的欢呼和灿烂的笑靥中。

我顺着狭窄的萨德街——父亲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向下走到国家广场，接着又逛到了米开朗琪罗餐厅，那是昂蒂布城最具标志性的餐厅之一，当地人都用餐厅老板的名字称呼它为“马莫”。露台上还有位置。我坐在一张餐桌前，点了他家的特色饮品：罗勒柠檬茴香酒。

我从没有过写字台。从小学一年级有作业起，我就一直喜欢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比如家里的厨房、图书馆的自习室、拉丁区的咖啡厅等等。在纽约，星巴克、酒店的餐吧、公园、餐厅都是我写作的地方。似乎在一个能闻听人语响、嗅见烟火气的流动环境里，我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书放在餐桌上，一边等开胃酒，一边拿起手机浏览短信。只有一条信息，是我母亲发来的，她一定很恼火，句子写得很不客气：“泽莉告诉我你回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你怎么回事，托马斯？回法国了都不告诉我一声。今晚来家里吃饭。我们邀请了佩莱格里诺一家，他们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我晚点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了她一条简短的消息，随后用手里的苹果手机下载了《尼斯早报》的应用，并且购买了四月九号到十五号的电子刊。

浏览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想要找的文章，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篇有关高中生在废弃储物柜中发现巨款的报道。文章的内容没能给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线索，配图里没有运动包的照片，这更令我感到失望。文章只附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校园的航拍图，一张是锈迹斑斑的储物柜。但是，报道中提到：“有些学生还在社交网站上挂出了战利品的照片，直到警方为了顺利展开侦查，要求他们将其删除。”

我思索着。在某些地方肯定留有什么线索，只不过，我现在无法迅速找出它们。《尼斯早报》在昂蒂布的报社近在咫尺，就在国家广场的公交车站旁。犹豫了一会儿后，我直接打通了皮亚内利的电话。

“嘿，斯特凡纳，我是托马斯。”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吗，艺术家？”

“我正在马莫吃饭。如果你也在附近，就过来吧，我请你吃羔羊肩排。”

“现在就点上吧！我写完手里的文章就去找你。”

“你写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刚刚在议会厅结束的老年沙龙。好吧，我承认，写这种文章肯定没法让我拿到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1]。”

我一边等皮亚内利，一边拿起他的书。正如每次翻看这本书时一样，我再次被那张封面照片牢牢吸引，那是舞池里的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照片是在十二月中旬的期末舞会上拍的。一星期后，哲学老师被杀，雯卡失踪。每每看到它，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痛楚。极致美艳的雯卡，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她的骑士。那目光里，溢满了爱恋、欣赏和欢愉的欲望。他们跳的是一种摇摆舞步，摄影师用一个优雅、性感的造型，将那舞步定格成了永恒——宛若罗伯特·杜瓦诺《油脂》的再现。

是谁拍了这张照片？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学生，还是老师？我在书的背面试图查找图片版权声明，却只看到了“所有版权归《尼斯早报》所有”的字样。我用手机拍下封面，通过短信传给了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拉斐尔是个出场费极高的时尚摄影师，和我住在翠贝卡的同一条街上。他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图像的意蕴深有研究，善于抓住一切细节，分析独到且往往恰切入理。多年来，我所有的宣传照片还有小说封底的图片都是他拍的。我喜欢他拍的照片，因为他总能在我身上找到些许光亮，那也许是我在许久以前拥有的光彩，但如今它们已离我远去。他给我拍摄的肖像照，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好的我，多了些阳光，少了些焦虑。如果生活恬静似水，我应该会成为那样一个人。

拉斐尔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的法语略带意大利口音，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嘿，托马斯。我现在在米兰，做芬迪新品发布的摄影。你发给我的照片里的漂亮姑娘是谁？”

“很久以前我爱过的女孩。雯卡·罗克维尔。”

“我记得，你跟我说起过她。”

“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

“是你拍的吗？”

“不是。”

“从技术上来说，照片有些模糊，但拍照的人懂得定格瞬间。只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你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曾说过：‘摄影，应该在动作中抓住富有表现力的平衡。’是的，拍照的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抓住了一瞬，并将这一瞬间变成了永恒。”

“你一直都说，没有什么比一张照片更能欺骗人、迷惑人的。”

“没错！”他大声说，“但这并不矛盾啊。”

电话那端响起音乐声。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催促他挂断电话。

“我得挂了。”他抱歉地说，“回头打给你。”

我打开那本书，开始浏览起来。书里的信息非常多。皮亚内利搞到了警方的报告，交叉使用了调查人员搜集来的大部分证词。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过，我甚至还在巴黎展开过类似的调查，询问过所有可能的、可以联想到的证人。我用二十分钟快速浏览了这本书。不同证人的回忆被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久而久之，这个版本也成了官方说法：这对恋人驾驶一辆阿尔卑斯跑车离开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头发火红的年轻女子”乘着火车前往巴黎，同行的老师“戴着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棒球帽，那俱乐部的名字简直拗口得读不出来”，他们走进了位于圣西门路的酒店，“年轻姑娘想喝樱桃可乐”，两人曾出现在走廊上，第二天一早消失不见了——“酒店接待员换班时，发现前台放着房间钥匙。”这本书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点，却没能拿出有力证据，另辟蹊径地找出真正的线索。和皮亚内利相比，我有一个优势：他只是通过直觉判断这种说法是假的，而我，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克雷芒已经死了，之后两天陪在雯卡身边的肯定不是他。雯卡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那个幽灵。

“看来你读得很认真嘛！”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坐到我面前。

我抬起头，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由于过度沉浸于曲折往事，仍然有些发蒙。

“你知道自己的书被圣埃克苏佩里的图书馆拉黑了吗？”

他从小杯子里抓起一粒黑橄榄。

“知道，都是那个可爱的老泽莉干的好事！这没什么用，想看的人可以从网上找到资源，并且自由转发！”

“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对雯卡的痴迷是怎么回事？”

“看看她。”他一边说，一边随手翻开他那本书中的相册集。

我甚至没去看那些照片。即便不看，我也完全记得雯卡的样子：形如杏核的双眼，犹豫的目光，梳得凌乱的头发，微微翘起的嘴唇，时而乖巧时而叛逆的动作。

“雯卡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很特别，”皮亚内利概括道，“那是一种法式的优雅和美好，介于碧姬·芭铎和莱蒂西娅·卡斯塔之间。更重要的是，她诠释了一种自由。”

皮亚内利喝了一杯水，接着说：

“如果二十岁的雯卡生活在今天，那她一定是社交网站上的网红，坐拥六百多万粉丝。”

老板亲自端来羊肉，并在我们面前切了起来。吃了几口后，皮亚内利继续总结道：

“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她难以维持的。我并不想说自己比你更了解她，但是说真的，在她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相当平凡的灵魂，不是吗？”

见我不回答，他继续挑衅地说：

“你之所以把她理想化，是因为她在十九岁就已香消玉殒。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当年你们结婚了，现在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你们会有三个孩子，她会比从前胖二十公斤，胸部下垂，而且……”

“闭嘴，斯特凡纳！”

我抬高了声调。他表示失言，向我道歉。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都在努力吃光羔羊肩排和配菜沙拉。最后是我再次挑起了话茬。

“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吗？”我指着封面问他。

皮亚内利先是皱了皱眉，接着，他的表情凝固了，好像他做了什么坏事刚刚被我抓了现行似的。

“呃……”他一边像我之前一样核对着版权声明一边说，“我估计报社的档案资料里能查到。”

“能麻烦你查一下吗？”

他从背心里掏出手机，编写起短信。

“我联系下记者克劳德·安热万。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跟过那个事件。”

“他还在你们报社工作吗？”

“开什么玩笑，他已经七十岁了！在葡萄牙养老呢。说真的，你为什么想知道是谁拍的那张照片？”

我避开他的提问继续说：

“说到照片，我看到你在文章里写道，在生锈的储物柜里找到巨款的孩子们把照片放到了网上。”

“是的，但都被警察清掉了。”

“不过，你把它们都下载下来了……”

“你真了解我。”

“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他在手机里翻找起照片。

“我还以为你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他略带嘲讽地说。

“我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斯特凡纳。”

“你的邮箱是什么？”

就在我告诉他邮箱地址时，我意识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当地已经没有人脉和资源了，而皮亚内利却一直生活在这里。如果我真想查出雯卡遭遇了什么，查出是谁在恐吓我们，恐怕除了和皮亚内利联手外，别无他选。

“斯特凡纳，咱们合作吧，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艺术家？”

“我们各自调查雯卡的失踪，然后再共享查到的信息。”

他摇着头说：

“你怎么可能这么做。”

我早就猜到了他的回答。为了说服他，我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诚意，我会告诉你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

我觉察到他的整个身体都紧绷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然而，我不是一直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吗？

“雯卡失踪时，肚子里怀了克雷芒的孩子。”

皮亚内利看着我，半是忧虑，半是疑惑：

“妈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雯卡自己告诉我的。她给我看了验孕棒。”

“当年你为什么没说？”

“因为这是她的隐私。而且这对调查毫无用处。”

“当然有用！见鬼！”他恼火地说，“调查会完全不一样。要救的就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事件中出现了胎儿，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也许他是对的。不过说实话，面对一根塑料棒上的竖条，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毕竟，当年我才十八岁……

我看着皮亚内利在椅子上躁动地苦思冥想。他打开记事本，潦草地记录着自己的推测，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既然你觉得雯卡那么普通，为什么还对她如此关注？”

皮亚内利笃定地说：

“我关注的不是雯卡。而是杀死她的人。”

“你真的认为她已经死了？”

“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几乎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资源，是不会这样凭空失踪的。”

“那你的推断是什么？”

“自从那笔巨款被发现后，我就确信，雯卡敲诈了某个人。那个被敲诈的人由于无法忍受被威胁而变成了威胁雯卡的人。也许是雯卡肚子里的孩子的生父，克雷芒，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当他合上本子时，从一个折页里掉出了几张票。他微笑着说：

“我有今晚赶时髦乐队的演出票！”

“在哪儿？”

“尼斯查尔斯-埃尔曼体育场。咱们一起去吧？”

“呃，我不太喜欢电音。”

“电音？看来你没听过他们新出的几张专辑。”

“我从没关注过他们。”

他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赶时髦乐队为他们的专辑《101》办了巡演，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一九八八年，我去蒙彼利埃天顶音乐厅看了他们的演出。那声音，简直好听极了！”

他的瞳孔散发着光芒。我故意气他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皇后乐队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哎哟喂，你倒认真上了，这可真不得了！你还不如说是U2呢，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都放下了戒备，再次回到了十七岁。斯特凡纳努力说服我，戴夫·高瀚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手，而我却认为没什么可以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时，皮亚内利看了看手表，嗖地跳了起来。美好的瞬间戛然而止，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

“妈的，迟到了。我得马上赶去摩纳哥。”

“为了写报道吗？”

“是的，电动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大奖的试驾。”

他抄起布包，向我挥手道别。

“回头电话联系。”

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点了杯咖啡。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觉得自己没有谈好这一局。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把“弹药”给了皮亚内利，却什么也没换回来。

妈的……

我抬起手，准备结账。在等账单时，我拿出手机查收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这些照片，我是为了求心安才向他要的，并没有过多期待。

我错了。几秒钟后，我的手颤抖不已，以至于我不得不把手机放到餐桌上。

这个软皮包，我在家里经常看到。

噩梦在继续。

[1] 法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8.《碧海蓝天》之夏

一切都是回忆，除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

——田纳西·威廉斯，美国剧作家

护城墙前，普雷德佩舍尔广场上人头攒动，彩车穿梭。在一片狂欢节的氛围中，人们正在庆祝传统的鲜花大战。黑压压的快乐人群聚集在铁栅栏后，有在家长陪伴下的孩子、浓妆艳抹的年轻人，还有把滚球游戏抛在一边的昂蒂布老人。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鲜花大战遍布全城。现如今，为保障安全，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值守警察，彩车只在维尔登大街周围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快乐和紧张的混合气息。市民们很想轻松畅快地大玩一场，然而，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尼斯714恐怖袭击[1]的记忆仍挥之不去。看着被围在路障外的孩子们摇动着手里的石竹花束，我感到心痛、愤怒。恐怖袭击的威胁扼杀了人们的率真自然和无忧无虑。无须反驳，恐惧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在快乐的上空，永远笼罩着一层抹不去的暗影。

我穿过人群，回到沃邦港的停车场。那辆迷你库珀还停在原位，只是一侧雨刷下多了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我打算坐进车里再看信的内容。当我拆开信封时，胃痉挛再次发作。很少有人会用匿名信来传递好消息。我的确很担心，却远远没有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天崩地裂。

信封里装着十几张因岁月久远而褪色发黄的照片。我看了第一张照片，顿时如坠深渊。照片上，我的父亲正在热烈地吻着雯卡。我的大脑开始嗡嗡作响，胃部抽搐紧缩。我打开车门，呕吐了起来。

真他妈的……

处于震惊中的我仔细观察起这些照片。每张照片都差不多。我完全不认为它们是被合成的。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这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的真实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没有感到意外。那就好比一个秘密，它虽从未暴露在我面前，却始终静静隐藏在我潜意识的深处。

每张照片上都有我的父亲，里夏尔·德加莱，外号“狮心王里夏尔”，亲友们口中的“里克”。九十年代初，他和如今的我同岁。只是我长得并不像他。那时的他，英俊、精致、高雅。身材挺拔，头发半长，衬衫的领口开得很低。他帅气、健谈、引人注目，懂得及时行乐。这么看来，里克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年长了十五岁。他喜欢漂亮姑娘、炫酷跑车、亮闪闪的打火机和希巴杜外套。说来沮丧，照片中的雯卡和他的确般配。他们两个都是具有“王者风范”的人。那类人永远是生活里的主角，只要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就会自动变成配角。

整组照片的偷拍地点至少有两处。第一个地方很容易认出来——淡季的圣保罗-德旺斯小镇：广场咖啡厅、古老的油磨坊、田野上的城墙、马克·夏加尔的墓地。雯卡和我父亲，手牵着手漫步其中，一看就是一对亲密的恋人。第二组照片的抓拍地点，我看了许久才辨认出来。我先是认出了我父亲的奥迪80敞篷车，它停在一处临时的简易停车场里，周围全是白色岩石。然后，我看见了在岩石上凿出的台阶。远处是一座险峻的小岛，泛着花岗岩的光亮。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那是马赛海滩。这片小沙滩隐藏在一座堤坝后，是猴子湾的海滩。那里远离尘嚣，父亲曾带着我们全家去过两三次；不过，看来那儿也是他秘密约会的地方。

我的喉咙干涩难耐。即便心生厌恶，我还是尽可能地仔细查看着那些照片。它们透出些许艺术感，拍摄技法考究。给我送来这些照片的人是谁？摄影师又是谁？当时的镜头放大技术远不如今天完善。想拍出这样清晰的照片，摄影师应该离目标人物不远，我甚至在某一刻产生了这样的质疑：两个主角真的不知道有人在拍他们吗？我父亲肯定不知道，可是，雯卡呢？

我闭上眼睛，构思事件发生的经过。当年，这些照片应该是被用来勒索父亲的。这也解释了我几分钟前的发现。查看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时，我认出了父亲曾经用过的仿鳄鱼皮旅行包——我对此非常确定。如果他给了雯卡一个装有十万法郎的包，那一定是因为受到了雯卡的威胁，害怕两人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也许，怕被公之于众的，还有她怀孕的事实……

我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发动汽车，打开敞篷，向海边驶去。我恨不得马上冲到父亲面前。开车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雯卡的照片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我在她的目光里捕捉到了忧伤和不安。令她恐惧的人，难道是我的父亲？雯卡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操纵人心的魔鬼？或许，两者皆是……

我在昂蒂布最有名的迪厅“午睡”的路口停下车，那里的红绿灯调控着去往尼斯公路的全部车流。这里的红绿灯丝毫未变：等待，一如既往的漫长。十五岁时，我骑着轻便摩托车，只闯过一次红灯。倒霉的是那天有警察在，我因破坏交通规则被记录留名，并被罚款七百五十法郎。因为这七百五十法郎，我被家里人念叨了好几个月。好人就是容易遭殃。我驱走这段不光彩的回忆，却看到了另一幅我不愿看到的画面——咔咔，拿着徕卡相机的女孩；咔咔，即便脖子上没有挂着相机，仍用意念拍摄虚拟照片的女孩。有人冲我按响了喇叭。交通灯刚刚变成了绿色。我知道给父亲和雯卡拍照的人是谁了。我加足马力，飞速驶向芳多纳医院。

芳多纳街区位于昂蒂布的东部，曾是一片令这座小城闻名遐迩的园艺开采地。如果从地图上看，你会觉得它就在海边，但实际上并非这般美好。那一带确实有片海滩，但海滩上统统是鹅卵石，而且位于公路边，被国道和铁路与居民区分隔开来。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街区的雅克-普雷维尔初中上学，对那里的印象很糟糕：教学水平低下，环境有害身心，校园暴力频发。好学生在那儿很受罪。少数几个英勇无畏的老师勉强支撑着局面。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马克西姆和范妮的友情，我应该会很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同时录取后，我们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不必胆战心惊地上学了。

如今，雅克-普雷维尔中学的口碑好了不少，整个街区也模样大变。布雷吉耶尔（通往医院的一个入口）的温室大棚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住宅和高档公寓。这片居民区没有丝毫的旅游氛围，周边商铺遍布，居住着大量就业人口。

我把车停在了医院的露天停车场里。从今早开始，不同的地点总会在一瞬间唤起我的某些回忆。关于这所医院，我的回忆有两个。一坏一好。

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八岁的我追着姐姐跑时（她拿走了我的大吉姆人偶，把它变成了芭比娃娃的奴隶）不小心打翻了室外客厅里的一条金属长凳，凳子倒下，锋利的边缘割伤了我的脚趾。我在芳多纳医院接受缝合处理，一个业务不熟练的实习医生直接就把橡皮膏粘到了我的皮肤上，没放纱布。伤口严重感染，我有好几个月没法运动。

那道疤痕至今还在。

第二个记忆要令人愉悦得多，虽然开头很糟糕。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我踢出一粒堪比克劳斯·阿洛夫斯的干脆进球后，瓦洛利混乱街区的一个家伙在球场上打伤了我。我的左臂被打断，由于遇袭时失去知觉，我被留院观察了两天。我记得马克西姆和范妮都来医院探望了我。在他们之前，还没人在我的石膏上写过字呢。马克西姆写得很简单：“OM[2]加油！”和“进球！”。要知道，在我们那时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范妮陪我的时间更长。当时的情景再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那是学期末，或是暑假刚开始。一九八八年七月，电影《碧海蓝天》上映的那个夏天。我再次看到她逆光的身影：她倚在我的病床上，几绺金发浸润在阳光里。她给我写了一小段电影台词，那电影是我们半个月前一起看的。她写的是乔安娜在影片末尾对潜水员杰克·马约尔说的话。在此之前，杰克刚刚对她说，“我得去看看”；那一刻，我们知道，一旦他潜入大海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去看什么？杰克，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下面又黑又冷，什么都没有！那儿一个人都没有。可我就在这里，活生生的，就在这里！”

虽已年逾四十，我却仍无法自已，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都会如撕裂般疼痛。而且，今天比以往更疼。

医院里的建筑奇形怪状，构成了一组大迷宫。在众多指示牌的帮助下，我勉强辨别着方向。医院的主楼由方石砌成，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主楼旁，聚集着一座座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每座楼房都好似各自年代的建筑标本，代表着过去五十年来的建筑亮点和败笔：灰砖平行六面体、立于桩基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金属框架的立方体、绿化空间……

心脏科位于最新建成的大楼里，大楼呈椭圆形，外观巧妙融合了玻璃和竹子。

我穿过明亮的大厅，走向前台。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烫染过的头发，破洞牛仔裙，超小号T恤，豹纹丝袜：前台的姑娘简直是黛比·哈利[3]的克隆版。

“我想见范妮·卜拉希米医生，心脏科的主任。”

金发美女拿起了电话。

“您是？”

“托马斯·德加莱。请告诉她，事出紧急。”

她让我在小会客室稍等片刻。我从饮水机里接了三杯冰水，一饮而尽，随后将自己摔进沙发里。我闭上眼睛，但父亲和雯卡的影子历历在目。噩梦来得如此突然，令我对雯卡的记忆变得更加复杂与黯淡。我想起了从今早起所有人都在重复的话：“你并不了解雯卡。”他们错了。我从不觉得自己真正了解过某个人。我笃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句话：“所有人都有三重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生活、私生活和秘密生活。”然而，关于雯卡，我只能说，她的第三重生活正在一片我从未料想过的土地上铺展开来。

我没那么天真。我清楚得很。雯卡留在我心底的形象，是我用青少年时代的炽烈爱情构建出来的。我知道，这形象契合了我当时的渴望与憧憬：和从《美丽的约定》或《呼啸山庄》中走出来的浪漫女主人公谈一场恋爱。我想象出的雯卡，是我期待她成为的样子，而不是真正的她。在她身上，我加入了太多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东西。然而，我却不愿承认，自己全都错了。

“妈的，我忘了带烟。你能把我的包拿来吗？就在我储物柜里。”

就在我陷入沉思时，耳边传来了范妮的声音。她把一个钥匙包扔向黛比，那姑娘在空中接住了它。

“托马斯，咱们这么多年没说过一句话，怎么一下子，你就离不开我了？”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朝饮料贩卖机走去。

身为医生的范妮，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身穿淡蓝色棉布长裤、同样颜色的长袖上衣，头上的纸质帽子罩住了头发。她的表情比上午严肃得多。在她额前的几绺金发后，纯净的目光中闪着深沉却狂热的火焰——俨然一位对战病魔的光明战士。

范妮到底是谁？是我的同盟还是魔鬼的左膀右臂？也许，在曾经的朋友里，我看错的不只是雯卡一个人？

“范妮，我得给你看样东西。”

“我没多少时间。”

她把硬币投进机器，选了巴黎水。由于饮料出得太慢，心急的她用力拍了拍售卖机。她抬起手，示意我跟她走向室外的员工停车场。这时，她放下头发，脱掉罩衫，坐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那应该是她的车吧：一辆血红色的道奇挑战者，仿佛是从克莱普顿或斯普林斯汀的老唱片里开出来的。

“有人把这个放在了我的雨刷器下，”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她说，“是你吗？”

范妮摇摇头，取过信封，掂了掂，并不着急打开它，好像已经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似的。一分钟前，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光亮，而此刻却变得灰暗、忧伤。

“范妮，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质问，她从牛皮纸信封里抽出了照片。她垂下目光，只看了看最上面的两张，就把信封还给了我。

“托马斯，你知道你该做的是什么：买张机票，回纽约。”

“别指望我那么做。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对吧？”

“对，是我。二十五年前拍的。”

“为什么？”

“因为雯卡，是她让我拍的。”

她拽起滑落的背心肩带，用胳膊揉了揉眼睛。

“我知道，一切都过去太久了，”她叹气道，“不过你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真的不太一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托马斯，面对现实吧。一九九二年年底，雯卡已经不正常了。她完全失控、堕落了。还记得吧，那会儿正是狂野派对刚刚兴起的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麻醉剂。像雯卡一样吸毒的大有人在。”

的确，我想起来，我曾在雯卡的医药箱里看到过镇静剂、安眠药、迷幻药和兴奋剂……

“十月或者十一月的一天晚上，雯卡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她和你爸上床了，还让我跟着他们偷拍。她——”

前台接待员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话。

“医生，你的包！”黛比说。

范妮向她道了谢。她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把包放在了身边的引擎盖上。那是一款编织皮包，白色和米色交织在一起，蛇头形搭扣上面，玛瑙纹光泽仿佛蛇的目光，透着阴暗的恐吓。

“雯卡想用这些照片干什么？”

她一边点烟一边耸了耸肩。

“我猜，她是想敲诈你爸。你和他谈过这件事吗？”

“还没。”

愤怒和失望在我体内升腾。

“范妮，你怎么能帮她做这种事呢？”

她摇摇头，吸了一口烟，目光变得暗淡模糊。她眯起眼睛，好像是怕眼泪流出来似的，可我却依然穷追猛打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吼叫着，可她却从引擎盖上跳起来冲向我，比我叫得更凶：

“因为那时我爱你，妈的！”

她的皮包跌落在地上。范妮气得红了眼，继续对我吼道：

“我那时一直爱着你，托马斯，一直！你也是，你也爱过我，直到雯卡搅乱了一切。”

她怒火中烧，捶打着我的胸膛。

“为了她，你放弃了一切。为了取悦她，你放弃了成就你特质的全部东西，那些让你与众不同的全部。”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范妮失控。也许，我之所以把她打在我身上的拳头当成一种惩罚，是因为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吧？

待到这惩罚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范妮，冷静。”

她挣脱出去，把头埋进自己手里。我看见她两腿颤抖，浑身瘫软。

“我同意拍这些照片是因为我想把它们拿给你看，让你认清雯卡的真面目。”

“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因为当年的你肯定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怕你会做傻事，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雯卡或者你爸。我不想冒这种风险。”

她靠在车门上。我弯腰拾起她的皮包，小心翼翼地，以免被蛇咬到。包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一个记事本、一个钥匙包、一支口红。就在我把它们放回包里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对折的纸上。那是马克西姆发给我的《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的复印件。纸上写着同样的字迹：复仇！

“范妮，这是什么？”我站起身问道。

她从我手里接过那张纸。

“一封匿名信。我在信箱里发现的。”

突然间，空气变得凝重、紧张起来。我意识到，我和马克西姆面对的威胁比预想的更凶险。

“你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个吗？”

此时的范妮，绵软无力，几近崩溃。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成为复仇的目标。她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付我和马克西姆的人，为什么也对她采取了行动？

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

“范妮，请你回答我：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收到这封恐吓信吗？”

她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苍白、憔悴的脸。一团火正在她的瞳孔深处燃烧。

“妈的，我当然知道！”她冲我嚷道。

这回，轮到我发蒙了。

“呃……为什么？”

“因为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

在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情况已超出我的控制。我瘫软在地。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站在那儿，精疲力竭，像个放弃挣扎、不再求生的溺水者。最后，她无力地低声说道：

“从一开始就知道。”

接着，她崩溃了。彻底崩溃了。她顺着汽车滑落下去，倒在地上大哭起来。我赶紧过去扶起她。

“范妮，你和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和马克西姆干的。”

有那么一会儿，她抬起眼望向我，目光中满是讶异和惊恐。随后，她再次抽泣、颤抖起来，干脆坐到地上，把脸埋进双手中。我也蹲了下来，蹲在她身边，一边等她冷静下来，一边盯着太阳打在沥青路面上的硕大身影，我们两个人的身影。终于，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他是怎么死的？”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干脆向她讲述了全部经过，把我们最骇人的秘密统统告诉了她。我再一次舔舐着当年的伤口：当年发生的事，把我永远定格成了杀人犯。

听我讲完后，她似乎恢复了些许平静。这一番坦白，平复了我们彼此的情绪。

“可范妮，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点燃另一支烟，吸了好几口，仿佛烟草可以唤醒久远的记忆。

“暴风雪那天，也就是谁都记得的十二月十九日，那个星期六，我学习到很晚。那会儿，为了准备医学院的考试，我习惯了每天只睡四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变得神志不清，尤其是，当时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已经吃不起饭的情况下。那天夜里，我太饿了，饿得睡不着觉。三个星期前，法比安斯基女士，就是门卫的太太，由于可怜我，把学校食堂厨房的备用钥匙给了我。”

范妮的口袋里传出呼机的叫声，她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说：

“我在夜里走出宿舍楼。那会儿是凌晨三点。我穿过校园走向食堂。在那个时间段，所有门都是关着的，但我知道防火门的密码，打开防火门就能进到食堂里。天气太冷了，我赶紧进了屋。在厨房，我吃了一盒饼干，还带走了半袋软面包和一板巧克力。”

她的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好像已处于催眠状态，好像有人正在替她说话。

“回宿舍的路上，我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色有多美。雪已经停了。风吹走了云彩，留下璀璨的星空和圆圆的月亮。一切都太美了，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我的目光都没离开过湖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双脚踩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还有月亮在水面上映出的蓝色光芒。”

她的话，唤醒了我对冰雪中的蔚蓝海岸的记忆。范妮继续说道：

“突然，我发现头顶上有一缕奇怪的亮光，这才从美景中醒过神来。那缕光来自体育馆工地。我越靠近，越确定那亮光不太正常。整个工地都亮着，甚至还有发动机的声音。是机器的轰鸣声。我本能地认为自己不该走过去，却最终败给了好奇心……”

“你发现了什么？”

“深夜里，我看到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正在运转。这让我很震惊。这么冷的天，竟然有人在凌晨三点浇混凝土！接着，我身后出现了一个人，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身去，看见了艾哈迈德·葛祖阿尼，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工人。他望着我，几乎和我一样惊恐。我大叫起来，接着马上撒开腿跑回了宿舍。一直以来，我心里都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

“你是怎么猜到艾哈迈德正在把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砌进墙里？”

“不是我猜的，是艾哈迈德亲口告诉我的……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

“怎么回事？”

范妮转过身去，指了指身后的建筑。

“去年，他在这儿住院来着，就在四层，是胃癌。他不是我负责的病人，但有时，我会在晚上下班前过去看看他。一九七九年，我爸和他一起在尼斯商业港的工地上做过工，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艾哈迈德知道自己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所以，在死之前，他想心里清净些，就把所有事都讲给我听了。和你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我顿时无比担忧起来。

“既然他跟你说了，就也有可能告诉了别人。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都有谁来看过他？”

“一个人也没有。他一直在抱怨没人来探望他。当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回到比塞大去。”

我想起了马克西姆对我说过的话：艾哈迈德是在老家离世的。

“他这么做了，”我试探着说，“他离开医院回了突尼斯……”

“……几星期后就在那里过世了。”

范妮的呼机声再次回响在空旷的停车场里。

“这回我必须回去干活了。”

“嗯，快去吧。”

“等你和你爸谈完了，记得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向访客停车区走去。走到汽车旁，我不禁转过身去。我已走了二十米，可范妮却一步都没动，直直地望着我。逆光中，她的金发仿佛一盏神灯的熔丝。她的面容模糊不清，说她多大都不为过。

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她还是《碧海蓝天》之夏的那个范妮。而我，则变回了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

这辈子，我只喜欢过那样的托马斯·德加莱。

[1] 2016年7月14日，一辆大卡车撞向尼斯观看国庆日烟火表演的人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指马赛足球俱乐部。

[3] 美国摇滚乐队金发美女（Blondie）的主唱。

9.玫瑰的遭遇

家庭中的哪个位置可以让人觉得舒服些？在家庭以外的任何地方！

——埃尔韦·巴赞，法国作家

康斯坦斯街区的蜿蜒小路、橄榄树丛和修剪整齐的树篱，总会让我想起某些爵士乐的婉转流长。道路转角的幽雅景致，在田园诗般的自由对话中反复出现，相互呼应。

我父母住在苏盖特路，“苏盖特”源于奥克语，用来称呼小山丘，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高地。这块山丘位于昂蒂布城高处，曾经是康斯坦斯城堡的所在地，如今是城东的一大片农田区。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堡先后被改建成了诊所和私宅。大量的别墅和住宅楼也在周边地区拔地而起。我父母（还有马克西姆的父母）是在我出生后不久搬到这里来的；当年，这里还只有一条开满鲜花、人烟稀少的小路。我记得我和哥哥在那儿学会了骑自行车。周末，周边的居民会时不时地组织几场滚球比赛。如今，道路已被拓宽，车水马龙。虽然比不上第七号国道，却也相差不远。

行驶到七十四号时，我放下车窗，对着面前的紫色别墅按响了喇叭。没人应声，但电子门马上就开了。我加速驶上狭窄逶迤的水泥小径，驶向我儿时的家。

父亲只认奥迪这个牌子，他的车就停在门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做出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单枪匹马驾车上路。我觉得，这种行为完美地诠释了里夏尔·德加莱的为人。我把车停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那是一片镶着石子的花圃，上面停着一辆奔驰敞篷跑车，估计是母亲的。

阳光下，我迈开步子，边走边整理思路，琢磨着今天午后要在这儿完成的事。房子位于小山丘的顶端，每每来到这里，我都会为眼前的景色迷醉：棕榈树的颀长身影、天与海的纯净无瑕、海平线的无垠宽广。阳光刺眼，我伸出手搭在眉上。转头时，我看见了母亲，她双臂交叉在胸前，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已有近两年没见她了。我快步跨上台阶向她走去，一边迎接她的目光，一边细细打量着她。面对她时，我总会有种模模糊糊的惶恐与羞怯。与她共度的童年是宁静、快乐的，但高中时代和成年生活却拉开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安娜贝尔·德加莱（婚前名叫安娜贝尔·安托尼奥利）是个冰美人，典型的希区柯克女郎，不过少了些格蕾丝·凯莉的明艳照人和爱娃·玛丽·森特的千娇百媚。她面部棱角分明，身材细长高挑，外表上和父亲堪称绝配。今天的她，身穿剪裁时尚的长裤和配有拉链的外套。她的金发如今已几近灰色，可还没有变白。和上次见面相比，她老了一些。虽然我觉得她的风采没了往日的锐气，但她看起来仍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

“嘿，妈妈。”

“你好，托马斯。”

我看到，她冰冷的目光从未如此清澈与锐利。和往常一样，我犹豫着，不敢去拥抱她。每次，我都觉得她会向后退。这一回，我决定干脆不去冒这个险。

我突然想起了“奥地利丫头”，她小时候在意大利上学时的外号。安娜贝尔之所以那般冷漠，我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她坎坷的童年了。“二战”期间，我的外祖父安杰洛·安托尼奥利，皮埃蒙特的一个农民，被强行征兵至意大利远征军。从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冬，意大利半岛共有二十三万士兵被派往东方前线：从敖德萨到顿河两岸，再到斯大林格勒。其中一大半人一去不复返，安杰洛就是其中之一。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后，他被苏联人俘虏，在去往俘虏营的路上一命归西。一个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快乐孩子，就这样陷入了冰冷的俄国荒原，葬身于一场与他无关的战争中。这个家庭的不幸不止于此：在他远征期间，妻子怀了身孕，除了通奸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母亲是外祖母和一个奥地利季节工的禁忌之爱的结晶，她的出生在当时堪称丑闻。经历了这场火一般的洗礼，母亲变得出奇地坚强与冷漠。她永远给我这样一种感觉：没有任何事情能令她真正动容。这与我的敏感性格简直大相径庭。

“你生病的事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告诉你了又能怎样？”她问我。

“我只是很想知道，没别的。”

我和母亲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并非一直都有。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找得到默契的亲子时光，其中很多都是围绕小说和戏剧展开的。这并不是我受伤后的情感重建：在我初中之前的相册里，好多张照片上都绽放着她的笑脸，显然，当时的她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接着，不知为何，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现在，她和我的哥哥姐姐相处得都很好，却明显与我处不来。这倒是让我变得很特别，当然是很糟糕的那种特别。至少，我拥有他们没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去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可你为什么要去那儿浪费时间？”

“见见老朋友挺好的。”

“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这的确是事实，但我觉得她说话的方式很伤人。

“马克西姆是我的朋友。”

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太阳微闪的光晕中，她的身影酷似意大利教堂里的一尊大理石圣母像。

“托马斯，你为什么回来？”她接着说，“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书要宣传啊。”

“其实你可以装出高兴的样子来，不是吗？”

“那你是装的了？”

我叹了口气。我们分明是在原地打转，双方都堆积着对彼此的怨恨。有那么一刻，我差点把真相告诉她。我杀了人，尸体就在学校体育馆的承重墙里，下星期一，我就会因为谋杀而被扔进监狱。妈妈，你下次见到的我，要么是被两个警察押解着，要么是在监狱会客室的玻璃隔板后。

我大概不会这么做，但不管怎样，她都没给我留这个时间。只见她径直走向通往一层的楼梯，甚至都没叫我跟上。显然，她已经受够了。我也一样。

在陶瓦方砖铺就的露台上，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我听到了响亮的说话声，便走向了布满常春藤的铸铁阳台。父亲正在那儿和亚历山大聊得火热。亚历山大是我们家的老园丁，也负责打理家里的泳池。泳池漏水了。父亲觉得是出水口的问题，可亚历山大却没那么乐观，已经打算挖开草坪找水管了。

“嘿，爸爸。”

里夏尔抬起头，朝我轻轻示意了下，算是打过招呼，就像他前一天刚见过我似的。我当然记得，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找他，不过，在等待亚历山大离开的工夫，我决定去阁楼看一眼。

所谓阁楼，不过是个叫法罢了。这房子并没有什么阁楼，只有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地下室可以从外面直接进去，足有一百多平方米。我们把它当作储物间，从没真正收拾、布置过。

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布置得完美无缺，窗明几净、家具考究，然而，地下室却杂乱不堪，灯光昏暗凄凉、摇摆不定。这正是我对紫色别墅的被压抑的记忆。我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开辟出一条小路。在地下室最靠外的位置堆放着几辆旧自行车，还有一辆踏板车和几双轮滑鞋，应该是姐姐家的孩子们的。工具箱旁，在半掩着的篷布下，我发现了我当年的轻骑摩托。父亲是个机械迷，怎么可能忍住不去鼓捣它呢。只见车身被擦洗一新，漆色闪亮耀眼，轮圈被更换过，轮胎也是全新的：这辆103MVL简直漂亮得令人炫目。里夏尔甚至还找到了标致的原厂贴纸！稍远点的地方杂乱地堆放着玩具、行李箱和衣服。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服装上都从不吝啬。再远一些是成堆的书籍。这些书，我父母都曾读过，只是因为文学性不足而无法登上客厅书架的大雅之堂。有母亲酷爱的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还有父亲喜欢的、没那么知识分子气的文献及随笔。圣-琼·佩斯和马尔罗的作品裹着精装皮面，在书架上趾高气扬，而丹·布朗的书和《五十度灰》，则躺在杂物间里落满灰尘，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幕后生活”之所在。

在最后一堆杂物里，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那是放在乒乓球台上的两个纸箱，箱子上写着我的名字，里面盛满了回忆。我跑了两趟，把它们搬到楼上，拆箱分拣起来。

所有和一九九二年相关的东西，不管关联远近，我都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它们可能对我的调查有用。一个被修正液毁掉的青绿色依斯帕背包中有一个装满方格纸的文件夹，纸上是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成绩单上的评语证明我曾是一个听话的优等生——“学习态度非常积极”“认真听讲，主动性强”“适度参与课堂互动”“思维活跃”。

我再次沉浸在那份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作业里：《幽谷睡者》的读后感和《魂断日内瓦》开篇的阅读心得。我甚至还找到了几张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批改过的哲学作业。我高三的哲学是他教的。在一篇关于“艺术可否摒弃规则？”的论述里，他写了“思辨能力佳。14/20[1]”。在另一份关于“我们能否理解激情？”（这绝对是个大问题……）的作业里，他甚至过分赞扬了我：“高质量作业。虽有些许粗心大意，却对概念掌握灵活，举例生动，不论在文学还是哲学层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16/20。”

纸箱里还有其他宝贝：高三班的合影，以及我为雯卡精心录制的一套混音带。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敢把带子交给她。我随手拿起一个磁带盒，重温着上面写的歌单，那是我生命的原声带。当年的托马斯·德加莱被完完整整地诠释在歌词与音乐中。那时的他还是个与众不同的善良男生，有点和现实脱节，对时尚麻木迟钝。磁带里的曲子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桑松·弗朗索瓦演绎的肖邦作品、让·费拉演唱的《艾尔莎的眼睛》、雷欧·费雷朗诵的《地狱一季》，还有范·莫里森的《月光舞曲》以及佛莱迪·摩克瑞的《爱会杀人》，后者恰恰预示了我的情感走向……

箱子里也有书，都是些当年陪伴我的口袋书，书页已经破旧泛黄了。我常常在采访中提起这些书的名字，接着再肯定地加上一句：“书，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永生远离孤独。”

如果这一切真的如此简单该有多好……

在这些书里，有一本并不属于我。那是我在杀人后的第二天从雯卡的房间里拿出来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书中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不禁发出一阵冷笑。当年，我被这个题记震住了。如今，我已知道，这段话是那个龌龊的傻蛋从维克多·雨果写给朱丽叶·德鲁埃的信里剽窃来的。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托马斯，你在这儿搞什么？”

我转过身去，只见父亲拿着整枝剪走进了厨房。

真是说伪君子，伪君子就到了……

父亲虽然不重感情，却没那么排斥拥抱一类的身体接触。然而这次，当他张开双臂时，想退后一步的却是我。

“在纽约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特朗普搞得很糟心？”他一边问，一边在水龙头下仔细洗手。

“我们可以去你的书房吗？”我无视他的提问，径直对他说，“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母亲正在旁边走来走去，我暂时还不想让她卷入其中。

里夏尔一边擦手，一边抱怨我的神神秘秘，接着便把我带进了他在楼上的一方小天地。那是一间藏书丰富的宽敞书房，布置得有点像英国的吸烟室：切斯特菲尔德沙发、非洲小雕像，还有各式老猎枪。两扇大玻璃窗让这里成为整座房子的最佳观景点。

一进门，我就把手机递给了他。屏幕上是《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文中详述了发现装有十万法郎的运动包一事。

“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里夏尔抓起眼镜，但没有戴上，只是透过镜片迅速朝屏幕瞟了一眼，随后就把它放下了。

“看过了，这事太离谱了。”

他交叉双臂，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用下巴指了指泳池周围草坪上的黑点。

“现在咱们家到处都是这些该死的松鼠。它们甚至咬断了电线。真是不可思议。”

我把他拉回到文章上来：

“这笔钱被放在那儿时，差不多就是你在任的时候，对吧？”

“可能是吧，我记不清了。”他头也没回，装腔作势地说，“有一棵棕榈树必须得砍了，你看到了吗？都是红棕象甲虫给害的病。”

“你难道不知道这包是谁的吗？”

“什么包？”

“装着巨款的包。”

里夏尔发火了：

“我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拿这事来烦我？”

“有个记者告诉我，警察提取了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罗克维尔的。你还记得她吗？”

听到雯卡这个名字，里夏尔突然转过身来面向我，坐进了一把碎纹皮的扶手椅里。

“当然记得，那个失踪的女生。她……像玫瑰一样明艳。”

让我无比惊讶的是，这位曾经的法语老师，竟眯起眼睛，朗诵起了弗朗索瓦·德·马勒布的诗歌：

……可在她的世界里，最美的东西

都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如玫瑰般

遭遇着玫瑰们的遭遇，

在清晨时分……

里夏尔顿了几秒钟，第一次向我发问：

“你说有两枚指纹，是吗？”

“警察还不知道另一个指纹是谁的，因为没有记录。但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你的，爸爸。”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惊讶地说。

我坐在他面前，把手机拿给他看，屏幕上是皮亚内利在社交网站上找到的照片。

“你还记得这个包吗？咱们两个去打网球时，你用的就是它。你喜欢这包柔软的皮质，还有它的颜色，那种近乎黑色的深绿色。”

为了看清我的手机，他再次拿起眼镜。

“我看不清。你这屏幕太小了！”

父亲抓起面前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好像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了似的。他来回切换着各大体育频道，看了一会儿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转播，又转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纳达尔正在对战德约科维奇。

“我们真的很想念费德勒。”

可我依然穷追不舍：

“我还想让你看看这个。别担心看不清，都是特写。”

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他取出照片，一边仔细看了看，一边关注着网球赛。我本以为他会乱了阵脚，没想到，他只是摇头叹气道：

“谁给你的？”

“那都无所谓！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你都看到了。难道还需要我再给你画幅画吗？”

他调高了节目的音量，我把遥控器从他手里抢过来，关掉了电视。

“别以为你可以这样混过去！”

他又叹了口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从不离身的雪茄。

“好吧，我被耍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转动着那支哈瓦那雪茄，“这该死的小贱货想方设法地接近我，勾引我上了钩。接着，她开始勒索我。我真是个白痴，竟然给了她十万法郎！”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做出什么事？她已经十九岁了，而且睡完这个睡那个。我又没强迫她。是她主动向我投怀送抱的！”

我起身指着他说：

“你明知道她是我的朋友！”

“那又怎样？”他反驳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人为己。另外，讲句咱俩之间才能说的话，你没吃什么亏。雯卡就是个烂货，而且床上功夫差得很。她只知道要钱。”

在他的傲慢与恶毒间，我不知道自己更厌恶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里夏尔冷笑着，远没有慌乱之感或无所适从。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些享受这场对话。通过打击和侮辱儿子证明父权的强大，这应该让他觉得很过瘾吧。

“你真无耻。你让我觉得恶心。”

我这两句辱骂终于刺激了他。只见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向我，在距我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个姑娘，你根本就不了解！她是咱们的敌人，她威胁我要毁掉咱们的家！”

他指着散落在桌面上的照片继续说道：

“想想看，要是这些照片被你妈妈或者学生家长们看到了，会发生什么！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

我真想用拳头砸他的脸，让他知道生活的确可以很残暴无情。但这样无济于事。而且，我还需要他给我提供信息。

“所以，你把那笔钱给了雯卡，”我尽量压低声音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那些勒索犯惯用的伎俩呗：她还想要更多的钱，不过我没让步。”

他一边继续揉捻着雪茄，一边眯起眼睛回忆道：

“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圣诞假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施压，她甚至还拿了根验孕棒。”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他气急败坏地说：

“当然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

“那和她的生理期对不上。”

简直是无稽之谈。他怎么可能知道。不过，里夏尔说起谎来向来理直气壮。而且，更可怕的是，久而久之，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谎话信以为真了。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那又是谁的？”

他肯定地答道：

“那个偷偷睡她的小杂种的。他叫什么来着，那个下流的哲学老师？”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对，就是这名字，克雷芒。”

我严肃地问他：

“关于雯卡的失踪，你还知道些别的事吗？”

“你想让我知道什么？你不会觉得我和这件事有关吧？她失踪时，我和你哥哥姐姐在帕皮提。”

这是无法辩驳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是相信他的。

“那十万法郎，她没在失踪时拿走？对此你怎么看？”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毫不在意。”

父亲再次点燃雪茄，拿起遥控器，房间里弥漫开呛人的烟味。他调高了音量。德约科维奇身陷失利的局面。纳达尔凭借六比二、五比四的比分，正在发一记有望让他挺进决赛的制胜球。

空气已经变得无法呼吸了，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房间，但在我走出房门前，里夏尔执意给我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

“托马斯，你该硬气起来了。你要明白，生存就是战争。既然你那么喜欢读书，就重温一下罗杰·马丁·杜·加尔的话吧：‘生存就是一场战争。持久的胜利才是生活。’”

[1] 法国中学是20分制。

10.战斧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杀人犯，这只是个简单的环境问题，与性格没有丝毫关系。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甚至是您的亲祖母。我知道是这样的。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美国犯罪小说家

与父亲的谈话让我觉得恶心，而且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新线索。当我回到厨房时，我看到母亲已经推开我的纸箱，开始做饭了。

“我给你做个杏肉水果馅饼，你一直都喜欢吃这个吧？”

她的忽冷忽热始终让我无法理解，但这却是她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当安娜贝尔卸去那层保护罩时，她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会放松下来。她会多些温和，少些棱角，展现出地中海的热情，就好像体内的意大利特质突然战胜了奥地利特质一般。在她的目光里，会闪现出类似于爱的光亮。我曾许久地依偎在这光亮旁，观察着它、挽留着它，以为这光会变成一团烈火，然而，那火花却总是在熊熊燃起前熄灭殆尽。久而久之，我学会了不再上她的当。我简短地答道：

“别费那个劲了，妈妈。”

“不，我很高兴能给你做好吃的，托马斯。”

我用双眼钳住她的目光，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刚刚解开了发髻，发丝闪耀出的金色让我想到了昂蒂布海滩上的细沙。她的双眼明亮清澈，透出蓝宝石的光。我继续问道：“你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然而，今天一如往常，她的目光既迷醉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我的母亲，这个陌生的女人，竟然对我的提问付之一笑。我仔细盯着她，看她从碗橱里取出面粉和装馅饼的盘子。安娜贝尔向来是男人不敢调戏的那类女人。她全身上下都透着高冷、写着拒绝。她总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她生活在别处，在另一个星球上，让人无法企及。就连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我，都觉得她太过了。对我们的小日子来说，她过于精致；对里夏尔·德加莱这个男人来说，她又过于优秀。似乎，她本该与天上的星宿同升同落。

大门口传来的铃声吓了我一跳。

“是马克西姆！”安娜贝尔一边说，一边按下了开门按钮。

母亲的语气里竟满是欢喜，真让人搞不懂。她走出去迎接我的朋友，我则来到了露台。戴上太阳镜后，我看见一辆波尔多红雪铁龙家用旅行车正穿过自动门，最后停在了母亲的跑车后。车门打开时我才知道，马克西姆把他的两个女儿也带来了。两个小家伙都是淡褐色头发，可爱得不得了。她们好像和我母亲很熟，亲切又自然地朝她张开了双臂。马克西姆应该去警局和文森·德布鲁因见过面了。既然他已平安返回，还带了两个孩子过来，说明两人间的谈话应该没那么糟。当他走下车时，我努力解读着他脸上的表情。我正要挥手跟他们打招呼，口袋里的手机就嗡嗡振动起来。我瞟了一眼手机屏幕，是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我的“御用摄影师”。

“嘿，拉法[1]。”我接起电话说。

“嘿，托马斯。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说说你朋友雯卡的那张照片。”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它。”

“那张照片吊足了我的胃口，我让助手把它放大了。”

“哦？”

“在仔细研究后，我终于找出困惑我的那个点了。”

我的腹部一阵抽搐、刺痛。

“快告诉我。”

“我几乎可以确定，她并不是在对她的骑士微笑。她正在看的人不是他。”

“怎么会？那她在看谁？”

“她左前方六七米远的某个人。我觉得，你的雯卡并没有在和那个家伙跳舞。是视觉偏差。”

“你是想说，那照片是假的？”

“不，我完全没那个意思，但它肯定被裁剪过。相信我，那女孩是在对另一个人微笑。”

另一个人……

我很难相信这番话，但仍向他道了谢，并且答应他有消息就会马上通知他。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底，我给皮亚内利发了条短信，催问他有没有收到克劳德·安热万的回复，那位报社的前主编应该知道照片是谁拍的。

随后，我走下楼梯，去草坪上找我母亲、马克西姆和他的女儿们。我马上注意到他胳膊下夹了一大沓文件，便用目光询问。

“回头跟你说。”他一边轻声对我说，一边从后排座椅上取出一个袋子，袋子里有只毛绒玩具狗和一只橡胶长颈鹿。

他向我介绍了孩子们，她们笑容灿烂，欢脱得像两个小能量球。有那么几分钟，在她们的欢声笑语中，我们忘却了心中的烦恼。埃玛和路易丝逗趣好笑，又可爱至极。看到我母亲的样子——还有我父亲的反应，他也过来了——我才知道，马克西姆是家里的常客。父母亲有如爷爷奶奶般慈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在想，马克西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离家的我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心痛。相反，想要保护他不被过去牵连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那甚至成了我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刻钟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厨房，让她们帮忙一起做杏肉水果馅饼——秘方是在水果上撒些薰衣草种子——里夏尔则回到楼上继续观看自行车赛。

“好了，”我对马克西姆说，“现在，咱们该开战略制订会了。”

对我来说，这座泳池小屋是紫色别墅里最舒适的地方。刚住进来时，父母就让人用砖石和轻木建造了这片区域。这里有室外厨房和室外客厅，还有随风抖动的阳伞，仿佛是别墅中的另一座别墅。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成千上万小时。我喜欢这里，喜欢蜷在那张浅米色的布面沙发里读书。

爬山虎爬满了藤架，下方阴凉处摆放了一张柚木桌。我坐在桌子的一边，马克西姆在我右边坐下。

我开门见山，直接把范妮告诉我的事说给了他：在快要离世时，为了减轻负罪感，工头艾哈迈德向她坦白了奉弗朗西斯之命处理克雷芒尸体的事。既然他告诉了范妮，也就很有可能还告诉了别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是，至少我们拨开了重重迷雾，找到了“叛徒”。也许“叛徒”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正因为他，过去的阴云才向我们压顶而来。

“艾哈迈德是在十一月份去世的。如果他跟警察说了，体育馆的墙早就被警察拆了。”马克西姆说。

虽然他的脸上仍写着担忧，但我却觉得和今天上午相比，他明显少了些煎熬，多了些情绪控制。

“我同意你的说法。他可能和其他人讲了这件事，但没有对警察说。你那边怎么样？去警局了吗？”

他抖了抖脑后的头发说：

“去了，我见了德布鲁因局长。你猜得没错，他并没有问我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事。”

“那他想问什么？”

“他想跟我谈谈我爸的死。”

“具体谈什么？”

“我一会儿跟你说，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看看这个。”

他把带来的文件放在我面前。

“和德布鲁因的这次谈话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我爸的死会不会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关系？”

“这回我完全听不懂了。”

马克西姆给我理了理他的思路：

“我认为，我爸是被那个寄匿名信的人杀死的。”

“可你上午才跟我说过，害死弗朗西斯的，是入室劫匪呀！”

“我知道，但我之前没想那么多。简单地说，从警察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我心里开始有了疑虑。”

他伸出手，示意我打开文件。

“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接着说。我去弄杯咖啡，你要吗？”

我点了点头。他站起身，走向放着咖啡机和全套咖啡用具的角落。

我埋头读起了这些文件。里面有大量的新闻简报，都是关于去年年底和二〇一七年年初涌现的抢劫潮的。五十多起案件，分别发生在阿尔卑斯滨海省、圣保罗-德旺斯和穆然村的各大富裕街区，以及戛纳和尼斯内陆地区的豪华住宅区。每次的作案手法都一样。四五个蒙面人冲入房间，释放催泪瓦斯后将房主捆绑监禁起来。劫匪持有武器，残暴凶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现金和珠宝。为了获取银行卡和保险柜密码，恶棍们曾多次肆无忌惮地殴打被害人。

这些案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恐慌，并造成了两起死亡：一个是在劫匪入室时死于心脏骤停的女清洁工，另一个就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仅在弗朗西斯居住的奥蕾莉亚庄园内，就发生了三起入室盗窃案。作为蔚蓝海岸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种案发率简直令人咋舌。这三起案件的受害人中，有沙特阿拉伯王室的一个远亲，还有位法国大老板、艺术品收藏家，后者资助过不少项目，与当局关系密切。案发时，这位大老板并不在家。然而，由于没能在别墅里找到钱财，蒙面匪徒们气急败坏，为了泄愤，大肆损毁了墙上的油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这些油画中，有一幅《挖出战斧》价值连城，其创作者是倍受艺术市场青睐的当代画家西恩·洛朗兹。油画的损毁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波及了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起入室盗窃案件，而昔日蔚蓝海岸的花魁地产“奥蕾莉亚庄园”，如今已然沦为“不可去的地方”。仅在三个月时间里，这里的房价就陡降了百分之三十。为了消除民众的恐慌，安全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抓捕相关案犯。

自此，调查进度明显加快了——DNA提取，电话监听，全面警戒。二月初的一个清晨，警方在意大利边境的一座小村庄里展开突击调查，逮捕了十几个马其顿人，其中有些是黑户，有些是惯犯。警方搜查了多户人家，查获了珠宝、现金、手枪、弹药、电子器材和假证件，还找到了蒙面面具、刀具和一部分赃物。五个星期后，犯罪团伙的头目在巴黎市郊的一家宾馆里落网。他藏匿了大量赃物，并且已将其中的大部分在东欧转手卖掉了。匪徒们在尼斯被提起公诉，目前已关押入狱，等待开庭受审。他们对其他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拒不承认抢劫了弗朗西斯。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指控故意杀人，他们将面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我全身战栗，既恐惧又激愤地翻阅着一页页新闻简报。接下来的内容全是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被抢劫和袭击的报道。马克西姆的父亲并不是被简简单单暴打了一顿，而是被拷打折磨以致死亡。有些文章提到了他严重肿胀的面部，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有被手铐割伤的手腕。我开始明白马克西姆说的话了，脑子里也构建出了事件的经过。有人从艾哈迈德那里知道了当年的事，随后控制并拷打了弗朗西斯。也许是为了让他承认某件事情？承认什么呢？难道是他对克雷芒之死该负的责任？还是我们为此该负的责任？

我继续读下去。《观察家》杂志社一位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似乎看到过警方的调查报告。她的文章主要写了西恩·洛朗兹那幅画的损毁，但也同时提到了奥蕾莉亚庄园的其他几宗入室盗窃案。据她所说，当行凶者离开时，弗朗西斯可能还活着。在文末，她还提到了奥马尔·拉达德事件的类似情节，声称比安卡尔蒂尼曾一度蹭到窗边，试图用鲜血在窗玻璃上写字，似乎他认识行凶者。

这段叙述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欢弗朗西斯，在他帮我处理克雷芒被杀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对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阵心惊胆寒。

我从这堆文件里抬起头来。

“劫匪们从弗朗西斯那儿都拿了什么？”

“只有一样东西，他收藏的手表。不过，据保险公司估值，总价至少有三十万欧元。”

我还记得，弗朗西斯热衷于收藏手表，尤其对瑞士品牌百达翡丽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十几种款式，把它们视若珍宝。我十几岁时，他常常高兴地把手表拿给我看，还给我讲相关的历史，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还记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级复杂功能系列，还有杰罗·尊达设计的Nautilus系列。

从今天上午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搬去奥蕾莉亚庄园的？我之前以为他一直住在这儿。就是旁边的房子。”

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尴尬。

“我妈妈去世前，他有时住在这边，有时住在那边。奥蕾莉亚庄园算是他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投了钱。作为开发商，他给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说实话，我始终都懒得去那个地方，甚至在我爸离世后，我都是让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儿和情妇约会、叫应召女。有段时间，我甚至还听说他组织过性爱派对。”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声。我记得他还大讲特讲过自己的猎艳经历，只不过我没怎么记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为出格，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喜欢有些情不自禁，因为对我来说，他仿佛是个囚徒，被复杂、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谩骂、大男子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言论由于过于极端而显得不够真实，而且似乎和他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马格里布人，跟他关系很好。他是个作风老派的老板，当然，有些家长式的专制，但绝对是让手下靠得住的人。至于对待女性，母亲曾有一天对我说，他公司的所有要职都是女性员工担任的。

我的脑海里掠过一段记忆，随后是更为遥远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岁。我的第三本小说刚刚出版。经纪人给我在亚洲安排了几场签售，地点分别是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首尔的顶级高校梨花女子大学，还有台北的信鸽书店和香港的欧陆法文图书公司。在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六层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记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港天际线。我久久凝视着一个男人，他就坐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身上的西装剪裁完美，说着一口足够流利的英语，毫不费力地和服务生聊着日本威士忌和苏格兰调和威士忌的区别。过了一会儿，专栏记者发现我已走神许久，面露愠色。我赶紧回过神来，绞尽脑汁，用一个还算巧妙的回答回应了她的提问。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人已离开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还没满十六岁。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独自在家复习语文。我喜欢这种独处的清静。从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学大纲罗列的书单里。每读完一本书，我就马上想要读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发现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里行间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反思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一天，快到正午时，我出去取信，发现邮递员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进了我家的信箱。我决定马上把信给他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房子间没有隔断，我直接从比安卡尔蒂尼家的后院走进去，穿过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开着的。我没吱声就进了客厅，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发现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没有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因为迷你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即兴曲。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这座房子里，能被提到的音乐人往往只有米歇尔·萨尔杜[2]和约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读书，而且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虽然没有走近，却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读过一本书。他四处宣扬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他们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却从十四岁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曾见过无数个想把自己伪装成聪明人的傻瓜，却头一回看到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聪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草坪的另一头，埃玛和路易丝正向我们跑来，我母亲就在她们身后。我下意识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蕴藏的恐怖。当两个小姑娘跳进她们爸爸怀里时，母亲对我们说：

“孩子交给你们了。我去小超市再买些杏。”

接着，她在我眼前晃了晃手里的钥匙，那是我放在门口收纳盒里的迷你库珀车钥匙。

“托马斯，我开你的车去。我的车被马克西姆的挡住了。”

“等一下，安娜贝尔，我马上把车挪开。”

“不，不用，我还得去趟商场呢，来不及了。”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坚持说道：

“这样一来，托马斯就没法像个小偷一样逃跑了，更不能对我的杏肉水果馅饼置之不理。”

“可我得出去一趟。我需要用车！”

“你开我的好了。钥匙就在车上插着呢。”

母亲就这样走了，完全没给我留任何反抗的时间。就在马克西姆从布口袋里掏出玩具哄孩子时，我的手机在桌上嗡嗡振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心存疑虑地接听了来电。是克劳德·安热万，《尼斯早报》的前主编、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良师益友。

那人还算热情，但太话痨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杜罗河畔，用了足足五分钟向我吹嘘葡萄牙这个地方有多美。我把他拉回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上来，想探探他是否相信官方的说法。

“肯定不是真的，但又没法证明。”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不管是警察、记者，还是她的家人。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

“怎么讲？”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我想和你说的不是什么细节，而是很大的东西，一种没人看见、但又把调查变得无疾而终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虽然他的话语很模糊，但我却听懂了，并且同意他的看法。这位老记者继续说道：

“斯特凡纳跟我说，你想知道是谁给那两个舞者拍的照片，对吗？”

“对，您知道是谁吗？”

“当然知道！[4]是个学生家长，伊夫·达拉纳格拉。”

我对这个姓有点印象。安热万帮我理清了记忆：

“我查了。他是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的父亲。”

听他这么一说，我模糊地忆起了弗洛朗丝·达拉纳格拉。那姑娘爱运动，个子很高，估计得比我高十厘米。我参加数理化会考那年，她正在读生物毕业班，但我们一起上过体育课，甚至还有可能在男女混合队打过手球。然而关于她的父亲，我却没有任何印象。

“是他自己拿着照片来找我们的，那会儿是一九九三年，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失踪事件的文章后。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照片，后来使用了很多次。”

“是您对照片做了处理吗？”

“没有，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记得买来照片后，我们没做任何处理就直接刊登了。”

“伊夫·达拉纳格拉，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知道，我给你查到了，地址发你邮箱吧。你会大吃一惊的。”

我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了他电邮地址，还应他要求，答应随时告诉他我的调查进展。

“我们是不会就这么忘掉雯卡·罗克维尔的。”结束通话前，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爷爷，您也不看看这话是对谁说的！

当我挂断电话，马克西姆给我准备的咖啡已经凉了。我站起身，打算去接杯热的。确定孩子们玩得很好后，马克西姆也来到咖啡机这边找我。

“你还没告诉我德布鲁因为什么叫你过去呢。”

“他想让我辨认一样东西，那东西和我爸的死有关。”

“快告诉我，他让你看什么东西了？”

“星期三晚上，风特别大，海浪汹涌，卷来了大量海藻和垃圾。前天上午，市政卫生部门派了人去清洁海滩。”

他望向孩子们，目光闪烁模糊。喝了一口咖啡后，他继续说道：

“在拉萨里海滩，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黄麻布小口袋，是风浪卷到岸上的。你猜猜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袋子里装的是我爸的手表，他所有的收藏。”

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那些马其顿劫匪和弗朗西斯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他遭遇的不是入室抢劫。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入室盗窃风波。他之所以拿走了手表，就是为了伪装成抢劫案件。随后，他又处理了“赃物”，以防留下证据或遭遇突击搜查。

我和马克西姆交换了眼神，随后同时把视线转向了两个小姑娘。我的身体瞬间冻结成冰。从此，危险无处不在。我们身后，始终尾随着一个一心复仇的敌人。那人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敲诈勒索或制造恐慌。

那是个凶犯。

是个走上战争之路的杀手，执行着无情的复仇计划。

[1] 朋友之间的叫法，把“拉斐尔”缩短成“拉法”。

[2] 法国知名歌手。

[3] 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歌手。

[4] 原文为葡萄牙语。

与众不同的男生

我发动了母亲的汽车，敞开车篷，在灌木丛和蓝天间，驾车向内陆地区驶去。微风徐徐，景色如诗如画，和我内心汹涌的苦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确切地说，此时的我，很焦虑，却又异常兴奋。其实，我心生希望，即便目前我还不敢承认。在今天下午的几小时里，我真真切切地感知到，雯卡没有死，我就快找到她了。如果真能如此，我的生活会一下子找到意义，变得不再沉重；如果真能如此，我心中的负罪感将永远消散。

在那几小时里，我认为自己就要赌赢了——我不仅即将发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真相，还将幸福、活力满满地走出这场探寻。是的，我真的以为，我将带着雯卡冲出神秘牢笼的禁锢，而她，也将把我从忧伤和逝去的青春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寻觅着雯卡；后来，年复一年，我开始等待，等待她来找我。然而，我从未放弃过，因为我有一张别人不知道的底牌。那是另一段回忆。并非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笃定。这种笃定，如若出现在陪审团中，可以毁掉一个生命，或者给予它绽放的希望。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二〇一〇年，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纽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雪，城市陷入了瘫痪状态。机场关闭，航班取消，曼哈顿被冰雪覆盖了整整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暴雪终结，阳光灿烂，照耀全城。接近正午时分，我走出公寓，去华盛顿广场附近遛弯。公园门口的小径是象棋棋友聚集的地方。我心血来潮，打算和谢尔盖下一盘棋。谢尔盖是个俄罗斯老头，我们碰见过几次。在二十美元一局的棋局里，他总是在最后关头赢了我。我在一张石桌前坐下，决定一雪前耻。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有步好棋可走——用我的马吃掉对方的象。当我从棋盘上拿起棋子时，视线也随之抬起。陡然间，我的心脏一阵剧痛。

雯卡就在那儿，在小径的尽头，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

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埋头读着一本书，双腿交叉，手里拿着一个纸杯。光彩照人。比高中时代更阳光、更甜美。她身穿浅色牛仔裤，芥末色麂皮外套，围着一条大围巾。虽戴了一顶毛线帽，我却可以感知到，她的头发比原来短了，也没了红棕色的光。我揉了揉眼睛。她手里拿的书，是我的。就在我想要开口叫她时，她抬起了头。那一瞬，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喂，你他妈的到底还下不下棋啊！”谢尔盖质问我说。

几秒钟的工夫，我就看不到雯卡了，那会儿公园里正好来了一群中国人。我站起身，穿过人群，跑过去找她，可当我跑到长椅旁时，雯卡已经不见了。

这段回忆究竟是否可信？我看到的不过是瞬间的一幕，这一点我承认。由于害怕那画面越来越模糊，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直到将它定格成永远。它能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我再也离不开它了，即便我知道它是那般脆弱。所有的回忆都有虚构和重建的成分，而这段记忆却因为太美而显得那么不真实。

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怀疑那画面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吧。然而，如今，这段回忆却重新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尼斯早报》前主编克劳德·安热万对我说的那段话：“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

安热万说得没错。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也许我正在被人追杀，但这并不令我恐惧。因为，是那个杀手让我再次靠近了雯卡。是他，给了我机会……

然而，独自一人，我是无法战胜他的。为了破解雯卡·罗克维尔的失踪之谜，我需要重新回到记忆里，探访曾经的我，那个与众不同的高中男生。那个男孩，积极勇敢，心灵纯粹，还有着些许优雅。我知道，我不可能让他复活，但他从未真正消失。即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他仍然留存在我的身体里。一个微笑、一句话语、一抹灵光，时而闪现而出，提醒我不要忘却曾经的自己。

现在，我确信，只有他能够揭开真相。因为，在找寻雯卡的路上，我尤其需要拷问的人，正是我自己。

11.在她的微笑背后

摄影中不存在不确定，所以每张照片都是确定的，却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理查德·阿维顿，美国摄影家

伊夫·达拉纳格拉住在比奥高地的一座大别墅里。造访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号码是克劳德·安热万给我的。我运气不错。首先，他六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洛杉矶，最近刚刚回到蔚蓝海岸；其次，他完全知道我是谁。他的两个女儿、我的高中校友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我对她们的记忆虽然模糊，但绝对真实——读过我的小说，还很欣赏我。于是，他主动邀请我去见他，就在他位于维涅阿斯路的别墅兼工作室里。

“你会大吃一惊的”，安热万这样提醒过我。通过查阅达拉纳格拉的个人网站、他的维基百科页面还有网上关于他的文章，我了解到他已经是摄影界的知名人士了。他的个人经历非常奇特。四十五岁前，达拉纳格拉都在家里扮演着慈父的角色。他曾是尼斯一家中小型企业的监察员，二十年来只和卡特琳一个女人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一九九五年，母亲的去世让他顿悟，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达拉纳格拉离了婚，辞了职，前往纽约放飞自我，投身到了自己最爱的行业——摄影中。

几年后，他在《解放报》最后一版上向读者坦言，在那段时间，他选择直面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组裸体照，照片高调地模仿了摄影师伊文·潘和赫尔穆特·纽顿的摄影美学。之后，经过时光的洗礼，他的作品渐渐具有了个人风格。从此，他开始拍摄传统美学并不认可的人体形象：超重或身材矮小的女人、皮肤烧伤或截肢的模特、正在接受化疗的病患。达拉纳格拉成功地升华了这些特殊肢体。我一开始还持怀疑态度，如今却讶异于他的作品所展现出的力量。那些照片，既无败笔，也不扭曲。它们并非为身体多元化高唱赞歌的政治宣传，而是弗拉芒克[1]传统画风的锋芒再现。在精细的手法、创造性的背景，以及光的运用下，这些照片像极了经典的油画作品，把你带入一个美、欢喜、快感和愉悦相互交融的世界。

我开着车在小路上缓缓前行，道路两边是橄榄树和矮石墙。每块高地都通向更为狭窄的道路，道路前方是成群的住宅——翻新过的老庄园、现代化的房子，还有建于七十年代的普罗旺斯别墅群。驶过一处形如发卡的弯道，枝干粗壮、树叶婆娑的橄榄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棕榈林，仿佛把马拉喀什[2]搬到了普罗旺斯。伊夫·达拉纳格拉已经给了我大门密码。我把车停在铸铁大门前，沿着布满棕榈树的小路向别墅走去。

突然，一个黑影狂吠着朝我扑来。是一只安纳托利亚牧羊犬，个头非常大。我怕狗。六岁那年，在给一个小伙伴庆祝生日时，他家的法国狼犬突然蹿到了我身上，无缘无故地咬了我的脸，让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它留给我的不仅是鼻子上方的一个疤痕，还有对犬科动物深刻且无边的恐惧。

“安静，于利斯！”

在巨型牧羊犬身后，别墅的保安出现了。那是个手臂健壮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海魂衫，头戴大力水手鸭舌帽，胳膊的长短似乎和身体不成比例。

“别这么凶！”他抬高了声调说。

短毛、大头、身高八十厘米的安纳托利亚牧羊犬对我怒目而视，让我不敢向前多迈一步。它大概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恐惧。

“我来见达拉纳格拉先生！”我对保安解释道，“是他把大门密码给我的。”

男人丝毫没有怀疑我，但“于利斯”却已咬住了我的裤脚。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保安不得不徒手和狗厮打起来，试图让它松开我。

“松开，于利斯！”

“大力水手”很恼火，向我连声道歉，说：

“我不知道它这是怎么了。它平常温驯得像只毛绒狗熊。可能是因为您身上的某种气味吧。”

恐惧的气味。我一边想，一边继续向前走。

摄影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别致的房子——用半透明的大块混凝土铸造而成的L形加州别墅。泳池里池水满溢，从那里向远处望去，小村庄和比奥山丘美不胜收。半开着的观景窗里传来一段歌剧二重唱，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第二幕中最有名的唱段。奇怪的是，房子没有门铃。我敲了门，可没人应声。音乐声太大了。我像大部分南方人那样，绕过花园，向着乐声的源头走去。

达拉纳格拉透过玻璃看见了我，他挥了一下手，示意我从一扇大落地窗进入房间。

摄影师刚刚结束了一组拍摄。这座LOFT格局[3]的大房子已被彻底改装成了摄影工作室。镜头后，一个金发胖美人正在穿衣服。艺术家借用西班牙画家戈雅的名作《裸体的玛哈》的造型——我通过现场的布景如是推断——把她的美定格成了永恒。我确实在哪里读到过，达拉纳格拉眼下正痴迷于用肥胖的模特重拍大师名作。

布景略显俗艳，但不污秽：丝绒绿的长沙发、柔软的抱枕、锯齿花边的薄纱，还有朦胧轻飘的床单，让人联想到了浴缸里的泡沫。

我一进门，达拉纳格拉就对我以“你”相称了：

“嘿！托马斯？快来！[4]进来吧，我们拍完了！”

他长得有点像耶稣基督。如果要拿某幅名画做比较的话，他酷似阿尔布雷特·丢勒的自画像——垂到肩头的鬈发、瘦削有型的脸、精心修剪的短胡子、眼圈发黑、目光专注。从衣着打扮来看，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刺绣牛仔裤、流苏狩猎马甲、长及脚踝的牛仔靴。

“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事，我一点也没听懂。我昨晚才从洛杉矶回来，时差完全没有倒过来。”

他邀请我坐在一张原木大桌旁，和模特道了别。望着贴得到处都是的照片，我突然意识到，达拉纳格拉的作品里从没出现过男人。他们被从版图上划去，彻底让位于女人，让后者在一个没有男性（邪恶）的世界里自由发展。

摄影师走到我身边，先说起了他的两个女儿，然后是一名女演员，那演员曾出演过一部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曾走进他的摄影镜头。当再也找不出类似的话题时，他问道：

“说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是我拍的这张照片。当然！[5]”达拉纳格拉肯定地说。

看到他很愿意帮助我，我便直奔主题，把皮亚内利那本书的封面拿给他看。他几乎是从我手里抢走了书，仔细瞧着那张照片，仿佛许多年没见了一般。

“那天是年级舞会，对吧？”

“是年末舞会，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旬。”

他点了点头说：

“那时我是学校摄影俱乐部的负责人。当时在现场，我先给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速拍了几张，然后就投入工作中到处抓拍。不过，直到几星期后，我听到了大家谈论这个女生和老师私奔的事情，才开始整理那天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的第一组中的一张。我拿着它去找了《尼斯早报》，他们马上就买下了它。”

“可是照片被裁剪过，不是吗？”

他眯起了眼睛。

“确实。你眼睛真尖。为了让构图更紧凑，我放大了照片，只留下了两个主角。”

“原版照片您还留着吗？”

“我把一九七四年后拍的胶片照片全让人做成了电子版的。”他说。

我本以为有希望了，可他却皱着眉说：

“所有照片都存在某个服务器上，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存在云端了。可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找出来。”

见我一阵慌乱，他让我用网络电话Skype联系他在洛杉矶的助手。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日本姑娘睡眼惺忪的脸：

“嘿，优子，能帮我个忙吗？”

她梳着松石蓝的长辫子，身穿洁白无瑕的衬衣，还系着一条学生领带，像是马上要去参加角色扮演大会的演员。

达拉纳格拉详细说明了他想找什么，优子说会尽快回复我们。

挂断Skype后，摄影师走到厨房的石质料理台后，抓出搅拌机，准备做点喝的。他将菠菜、香蕉块和可可奶放入一个玻璃碗中。三十秒后，他把暗绿色的奶昔倒进了两个大玻璃杯里。

“尝尝这个！”他边走向我边说，“对皮肤和胃特别好。”

“您家里没有威士忌吗？”

“抱歉，我从二十年前就不喝酒了。”

他喝了半杯饮料后又说起了雯卡：

“那个女孩根本用不着什么摄影高手给她拍照，”他一边说，一边把杯子放在电脑旁，“你只需要按下快门，等你冲洗照片时你就会发现，照片里的她比你看到的更美。我很少能遇到拥有那种气质的人。”

他的话让我很不高兴，就好像他拍过好多次雯卡似的。

“我就是拍过她很多次呀！”当我问起他时，他肯定地答道。

见我一头雾水，他给我讲了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

“在失踪的两三个月前，雯卡曾找我给她拍照。我本以为她和我女儿的朋友们一样，是想当模特、拍本写真之类的。不过，后来她告诉我说，这些照片是拍给她男朋友看的。”

他拿起鼠标点了几下，打开了浏览器。

“我们拍了两组特别成功的照片，柔美，惊艳。”

“那些照片您都保存了？”

“没有，她找我拍照时要求我不要保存，我也就没再坚持。不过，奇怪的是，几星期前那些照片出现在网上了。”

他打开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女权学生团体“离经叛道的少女”的社交网站账号，把电脑屏幕转向我。在她们的主页上，姑娘们放上了达拉纳格拉刚刚跟我提到的照片，一共二十几张。

“她们是怎么弄到这些照片的？”

摄影师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由于存在版权问题，我的经纪人联系了她们。她们声称什么也没做，只不过通过匿名邮件收到了这些照片而已。”

我怀着些许悸动，细看着这些从未面世的照片。它们简直是对美的赞歌，尽显雯卡的魅力所在。雯卡没有哪里是完美的，但她所有的小小的不完美，集结起来就是一个优雅、平衡的整体，这就是雯卡不同寻常的美。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全部并非部分的总和。

在她的微笑背后，在那张略显高冷的面具之下，我看见了当年未曾察觉到的痛楚。至少，那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日后，当我接触其他女人时，也时常会有这样的感受：美，也是一种精神历练，一种脆弱的权力。有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行使这种权力，还是在为它饱受痛苦。

“之后，”达拉纳格拉接着说，“雯卡让我拍的东西就很落俗套，甚至几近色情。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那是她男朋友的意思，她自己好像并不太想。”

“她男朋友？是谁？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吗？”

“我估计是。现在看来似乎很正常。可当时我还是挺担心的。我可不想掺和进去。尤其是……”

他顿了顿，欲言又止。

“尤其是什么？”

“这不太好说。当时的雯卡，前一天可能还光彩照人，第二天就消沉沮丧、萎靡不振了。我觉得她的状态非常不稳定。还有，她的另一个要求让我心凉了一大截：她让我悄悄跟着她，偷拍她和一个老男人的照片，用来敲诈勒索，这真的很不光彩……”

一声清脆的电邮通知音响起，打断了达拉纳格拉的话。

“呀！是优子！”他看了一眼电脑说。

达拉纳格拉点开邮件，查收了年末舞会的五十多张照片。他戴上半月形眼镜，很快就找到了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跳舞的那一张。

拉法看得没错，照片确实被裁剪过。没被放大的照片呈现出的是另一幅画面：雯卡没和克雷芒一起跳舞。她正在一边独自跳舞，一边望着另一个人。照片前景里的那个男人只有背影，轮廓模糊不清。

“妈的！”

“你到底在找什么？”

“您的照片在说谎。”

“和所有照片一样。”他心平气和地说。

“好啦，您就别拿话气我了。”

我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指了指那个模糊的背影。

“我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他可能和雯卡的失踪有关。”

“那咱们看看其他照片吧。”他提议道。

我把椅子靠向电脑，贴在达拉纳格拉身边，和他一起查看一张又一张照片。他拍的主要是他的两个女儿，但在某些照片里，也能看到其他身影。这里有马克西姆，那里有范妮。还有我今天上午遇见的几个同学：埃里克·拉斐特、“雷吉斯是个白痴”、光鲜夺目的卡特琳娜·拉诺……就连我也出现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即便我对那个舞会毫无印象。照片上的我有些拘束、目光游离，依旧穿着那件千年不变的天蓝色衬衫和学生西装外套。还有老师们，他们还是同样的“配置”。这边是几个抱团取暖的猥琐鬼：数学老师恩东，施虐狂，喜欢在黑板前虐待学生获得快感；物理老师莱曼，躁郁症患者；以及最邪恶的丰塔纳，维持不了课堂秩序，便在学期评估会上放阴招报复学生。另一边则是比较人性化的老师们：美丽的德维尔小姐，文学预科班的英美文学老师，因思辨敏捷而名声在外（她随便引用一句莎士比亚或爱比克泰德的名言，就能堵住任意一张臭嘴）；才华横溢的格拉夫先生，我曾经的良师益友，高一和高二教我法语的老师。

“妈的，照片都是从一个方向拍的！”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我不禁恼火起来。

我知道，自己距离发现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是的，很气人。”达拉纳格拉一边说，一边喝完了他的饮料。

我没碰我的那杯，实在是无力饮下。房间里的光暗了下来。利于光线变换的半透明混凝土将这座房子变成了一个泡沫。在这个泡沫里，任何明暗的细微变化都能引起影像的反应，把轻飘飘的影子变成浮游的幽灵。

不管怎样，我还是对摄影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在离开前，我让他把那些照片通过邮件发给我，他很快就这么做了。

“您知不知道，那天晚上除了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拍了照片？”我站在门口说。

“也许某些学生也拍了吧。”他随口答道，“不过那是数码相机出现之前了。在那个年代，胶片都要省着用。”

“在那个年代”……在大教堂一般的客厅里，在寂静无声中，这几个字久久回响，不绝于耳，给予他和我无情的一击：我们都老了。

我再次发动母亲的奔驰，漫无目的地行驶了几公里。这次探访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收获。也许是我走错了路？可我得把这条线索探个究竟才行。我必须查出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我驶过比奥的高尔夫球场，来到布拉格环岛。我不打算走老村子那个方向了，转而直接驶上了考勒路。那条路通往索菲亚-昂蒂波利。一股力量召唤着我，正在把我带向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校园里有些幽灵，今天上午，我没能鼓起勇气直面它们，因为我始终不愿承认它们的存在。

路上，我又想起了在达拉纳格拉家看到的一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尤其令我心绪难平。那正是一个幽灵的照片：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我曾经的法语老师。我眨了眨眼。回忆涌起，令人伤怀。格拉夫先生曾指导我如何阅读，并鼓励我走上写作之路。他人很好，心思敏锐，慷慨大方。高高瘦瘦的他面容精致，甚至有些女性化，即便是在大夏天，也始终围着一条围巾。作为老师，他可以做出精妙的文学分析，却似乎总是有些心神无主，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

二〇〇二年，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自杀了。距今已有十五年。我说过，“好人遭殃”，他又是个例证。遵循这条不公的法则，该死的命运之神无情压榨着脆弱的人们，而这些好人唯一的错误，就是始终在努力照顾他人的感受。有人说，只有承受苦难，才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已经不知道这是谁的言论了，但这绝对是错的。命运之神往往就是个卑鄙邪恶的浑蛋，乐于毁掉弱者的生活，却让那些蠢货活得幸福长久。

格拉夫的死令我沮丧至极。在从他家的阳台跳下去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一星期后，我在纽约收到了那封信。这件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他告诉我，生活太过残酷，令他无所适从，他太过孤独，已精疲力竭。读书曾帮助他走过很多黑暗的时刻，但现如今，他却绝望地发现，就连书都没法解救他了。他略带羞涩地告诉我，一场刻骨的单恋伤透了他的心。在信的末尾，他祝我好运，还肯定地说，他从没有一刻怀疑过，我可以做到他没能做到的事：找到灵魂的伴侣，与其携手面对生活的风浪。然而，他对我的这般希冀不过是幻想而已。在一个个灰暗的日子里，我越发觉得，自己不是没有可能走上和他一样的路。

我强迫自己摆脱这些消极的念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松林。这回，我没把车停在迪诺咖啡厅前，而是开到了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旁。看模样，现在的保安应该是帕维尔·法比安斯基的儿子。年轻人正在用手机看杰瑞·宋飞[6]的视频。由于没有门禁卡，我谎称自己是来帮忙准备校庆活动的。他没多问就给我打开了门栏，接着便继续看视频了。我驶进校园，冒着违规的风险，把车直接停在了阿格拉大楼对面的混凝土石板路上。

我走进大楼，从图书馆门口的闸机上跳过去，来到了主借阅室。好消息，泽莉不在。通过软木板上的一张小公告，我得知她一手负责的戏剧俱乐部会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办活动。

在图书馆前台值班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盘腿坐在办公椅上，完全沉浸在一本英文书里：查尔斯·布可夫斯基的《论写作》（On Writing）。她相貌温和，身穿娃娃领海魂衫、粗呢短裤、绣花裤袜，脚上是一双双色高帮皮鞋。

“您好，您是埃莉纳·布克曼的同事吗？”

她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微笑着抬头看向我。

直觉告诉我，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喜欢她一丝不苟的发髻，那发髻与她鼻孔里镶嵌的宝石形成强烈反差；喜欢她耳后的蔓藤文身，那花纹沿着她的脖颈向下延展，最终消失在她衬衫的衣领下；喜欢她用来喝茶的马克杯，杯子上印有“读书很性感”的字样。我很少对人产生这样的好感。这当然不是什么一见钟情，却能让我意识到，我对面的这个人是我这边的，而不是和敌人一伙的，也不是茫茫人海中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

“我叫波利娜·德拉图尔，”她自我介绍说，“您是新来的老师吗？”

“不是，我……”

“我在开玩笑啦，我知道您是谁。托马斯·德加莱。今天上午在栗树广场，所有人都看到您了。”

“我曾是这儿的学生，很久以前了，”我解释道，“说不定那会儿您还没出生呢。”

“您这话说得太夸张了。如果真想夸我年轻的话，您还得说得更狠些。”

波利娜·德拉图尔一边笑，一边把一绺头发顺到耳后，松开盘着的双腿站起身来。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她了。她能把多种不同的特质集结在一起：性感迷人，却丝毫不矫揉造作；热爱生活，又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优雅，让人觉得，不管她做了什么，都不会和庸俗沾边。

“您不是本地人，对吧？”

“本地人？”

“我是说南方人，蔚蓝海岸这一带。”

“不是，我是巴黎人，六个月前过来的，那会儿刚好有这个职位。”

“也许您可以帮到我，波利娜。我在这儿上学时，有一份名叫《南方信使》的校报。”

“现在还有。”

“我想查阅旧刊。”

“我给您拿过来。您想看哪年的？”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学年吧。如果您能帮我找到那个学年的年鉴就太棒了。”

“您是想查什么特别的信息吗？”

“关于一个老校友的信息：雯卡·罗克维尔。”

“哦，原来是雯卡·罗克维尔……在我们这儿，想不知道她都难。”

“您是指斯特凡纳·皮亚内利那本书吗？就是被泽莉禁掉的那本。”

“我是指那些我每天都能碰见的小公主，她们只不过读了《使女的故事》的前三章，就高举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了。”

“离经叛道的少女们……”

“她们试图利用雯卡的经历，把她塑造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实际上，可怜的雯卡·罗克维尔并非如此。”

波利娜·德拉图尔敲击着电脑键盘，查找着我想看的资料，随后在一张便签纸上记录下了相关索引号。

“您可以先找个地方坐下。我找到那些报纸就给您拿过去。”

我坐在了当年常坐的位置上：阅览室最里面的隐蔽角落，紧挨着窗子，窗外是一个方形小院，长满常春藤的温泉和铺石路面，显得这院子和校园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小院被一条粉红色长廊圈起，总会让我联想到修道院。唱上几曲圣歌，就能在这儿祈祷静修了。

我把从父母家找到的青绿色依斯柏背包放到桌上，拿出纸笔，就好像要开始写论文似的。这让我觉得很舒服。一旦身边布满书籍，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我整个人就会平静下来。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焦虑正在慢慢消退。这和安眠药一样有效，只不过携带起来没有药片方便而已。

阅览室的这个角落名头响亮——“文学陈列馆”，弥漫着融化的蜂蜡和蜡烛的味道，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魅力。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圣殿中。书架上，老旧的文学教科书落满灰尘。在我身后，是一张维达尔-白兰士版的老地图（我上学那会儿它就已经过时了），呈现着一九五〇年的世界版图，以及如今已然消失的国家：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

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效应正在发挥作用，记忆在一点点复活。就是在这里，我习惯了写作业、复习功课；也是在这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父亲的话：“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还有母亲对我的评价：“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我引以为傲。我一直认为，书可以拯救我，可我一生都能如此吗？或许不能吧。这难道不是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他难道不是在写信提醒我这一点吗？终有那么一天，书籍将他弃于荒野，令他即刻选择了死亡。为了查清雯卡·罗克维尔事件，难道我不该走出被书保护的世界，直面我父亲口中的灰暗与暴力，奋起抗争吗？

“走进战争……”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轻声对我说。

“报纸和年鉴来啦！”

波利娜·德拉图尔的话语掷地有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她一边说，一边把一大摞《南方信使》放到桌上。

“您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必须等到对方允许才开口的人。”

“您为什么从没写过雯卡·罗克维尔事件？”

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人们总是把我和书扯到一起。“呃……因为我是写小说的，不是记者。”

她不依不饶道：

“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您为什么从没讲过雯卡的故事？”

“因为那个故事很伤感，而我呢，已经承受不起伤感了。”

不能再由着这姑娘继续问下去了。

“可这不正是小说家的特权吗？难道不对吗？写故事是为了逃避现实。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修复现实，而是为了在自己的世界里战胜它。揣摩它，是为了更好地否认它。了解它，是为了用一个虚构的世界真真切切地替代它、对抗它。”

“这一番大道理是您总结出来的？”

“不，当然不是，说出这些话的人是您。被采访时，您经常这样说……可是，想在现实生活里施行还是挺难的，不是吗？”

面对这番金玉良言，我呆立在那儿；而她，则对我的反应扬扬得意。

[1] 法国野兽派画家。画风狂野、描绘笔触有力，色调对比强烈，画面线条有激奋不安之感。

[2] 摩洛哥西南部古都，马拉喀什省首府。此地虽处撒哈拉沙漠边缘，却是一座气质温和，林木葱郁的绿洲。

[3] 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讲求高大和宽敞的空间，以及开放性和透明性。

[4] 原文为英文。

[5] 原文为英文。

[6]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脱口秀演员。

12.发色火红的少女们

她发色红棕，身穿一条无袖连衣裙。……格雷诺耶凑到她身旁，深嗅着她纯净的香气，嗅向她的脖颈、她的头发，还有她裙裾的凹陷处……他从未感觉如此舒服。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德国作家

面对摊在桌上的《南方信使》，我赶紧找出一九九三年的一月刊，搜寻有关年末舞会的报道。我本来期望找到大量照片，但不幸的是，上面只有几张再现晚会氛围的官方图片，而且没有一张能帮我查出那个男人的身份。

虽然有些失望，但我仍继续翻阅着一期又一期的报纸，让自己重回当年。想要大致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园生活，这张校报堪称宝藏。它报道并详细描述了学校所有的活动。我随手翻着报纸，浏览着当年发生在校园里的大事小情：校园冠军赛的比赛成绩、高一各班在旧金山的游学、电影俱乐部的排片表（希区柯克、卡索维茨和西德尼·波拉克）、校广播台的幕后故事、写作工作坊成员创作的优秀诗歌和文章等等。一九九二年春天，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曾让校报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同年九月，戏剧俱乐部公布了接下来一年的场次安排。在一部部经典剧作里，我看到了一部自由度很强的改编作品——可能是我母亲写的，当年她是戏剧俱乐部的负责人——改编自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雯卡在里面扮演“玛莱区的姑娘”，范妮则扮演萝拉·里奇丝这个角色。两个女生都是红棕色头发，目光清亮，美得纯粹又摄人心魂；如果我没记错小说情节，她们都被让-巴普蒂斯特·格雷诺耶杀害了。关于这部剧的上演，以及它引起的反响，我没有任何印象。于是我翻开皮亚内利的书，想看看他是不是写到了这些。

书里完全没提及这部剧，可在浏览过程中，我突然翻到了相册集，看到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给雯卡的几封信的影印照。第一百次重读这些信，我仍全身战栗，在达拉纳格拉家感受到的失落再次袭来。那是一种贴近真相，又马上与它失之交臂的失落感。其实，我应该把信的内容和克雷芒本人联系起来，可内心深处却抗拒这样做。那是一种心理障碍，仿佛害怕“被压抑的记忆”重返我的意识中似的。问题来自我的负罪感，我确信悲剧是我造成的，如果我始终是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就可以避免它的发生。然而，由于被痛苦和过激的爱蒙蔽了双眼，当年的我没能及时觉察到雯卡的反常。

出于一种本能，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爸，你能帮我个忙吗？”

“说吧。”里夏尔低声咕哝道。

“我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了些东西。”

“是啊，别提有多乱了！”他说。

“在那几摞纸里，有我以前的哲学课作业，你看见了吗？”

“没有。”

“爸爸，求你了，好好找下。或者，你让妈妈听电话也行。”

“她还没回来。好吧，等下，我把眼镜戴上。”

我跟他讲了需要做些什么：找出我的作业，用他的手机拍下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评语，再用短信发给我。本来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完成的事，他足足花了一刻钟，一切都得益于他人尽皆知的“和蔼可亲”。他有些暴躁，如是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你都四十岁了，除了研究高中那点事外就没别的好做了吗？你的人生总结起来，就是翻来倒去、整天地烦我们吗？”

“谢谢你，爸爸，一会儿见。”

我下载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手写评语的照片，在手机上打开了它们。和某些自命不凡的作家一样，这位哲学老师也喜欢别人品读自己的文字；但我关注的不是他的思想内涵，而是他的笔迹。我放大照片，仔细观察着字迹里的笔画粗细。他的笔迹懒洋洋的，虽不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却很像医生开的处方，一字一词都要看上好久才能辨认出来。

随着对图片的认真观察，我感受到了心脏的剧烈跳动。我调出他写给雯卡的信，还有他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本诗集上做的题记，和面前的笔迹做了对比。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信件和题记的笔迹是相同的，但它们却和哲学作业上的评语笔迹完全不同。

我的心在狂跳。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雯卡的情人。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亚历克西斯。也许就是照片里那个背影模糊的人，那个在众所周知的星期日早上和她一起离开的人。“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雯卡的话没错，只是被我错误地解读了。二十五年来，所有人都错误地解读了这一切。就是因为一张被裁剪过的照片，还有学生们散播的谣言，我们就把雯卡和一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她的情人。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这个发现所造成的牵连和影响太多了，多得我无法将它们一一理清。第一点，也是最悲剧的一点：马克西姆和我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当我击碎克雷芒的胸膛和膝盖时，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号叫。那时的情景，有如放电影一般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当被我的铁棍击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那般迷茫。“你这个变态，为什么要强奸她！”由于惊讶而变形的脸，掩盖了他的不解。他之所以没有辩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在控诉他什么。当时，面对他的惊恐和讶异，我曾在脑海里听到一个声音。那呼唤促使我放下了武器。然而，紧接着，马克西姆就登场了。

我眼含泪水，把头埋进手里。由于我的错，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死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把他带回人间。我几近虚脱，呆坐了十几分钟后，大脑才再次运转起来。我开始分析自己对整个事件的误读。雯卡的确有个名叫亚历克西斯的情人。只不过，他不是我们的哲学老师。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太过夸张而显得不够真实，但却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那又会是谁呢？我苦思冥想，终于模糊地记起了一个学生：亚历克西斯·斯特凡诺普洛斯，或者什么相近的名字。一个类似漫画人物的希腊富家子弟：他父亲有一艘游轮，一到假期，他就会邀请好友在基克拉泽斯乘船游玩。总之我从没去过。

我抓起波利娜·德拉图尔拿给我的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年鉴。这份资料效仿美国学校的做法，收录了当年所有在校师生的照片。我焦躁不安地翻阅着。由于人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希腊家伙。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塞萨洛尼基。照片里的他和我的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半长的鬈发、短袖白衬衫、带盾形纹章的海魂毛衣。这张肖像照犹如导火索一般，点燃了我的记忆。

我记得，他是文科预科班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他喜欢运动，是赛艇或者击剑赛的冠军。他喜欢研究古希腊文化，虽然不太聪明，却也能背诵萨福或泰奥克利特的诗句。身穿文化这层光鲜外衣的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不过是个略显蠢笨的“拉丁情人”罢了。我真的很难相信，雯卡怎么会为了这个白痴饱受爱恋之苦。不过话说回来，我的身份好像不太适合探讨这个问题。

也许，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那个希腊小子真的在记恨我和马克西姆。我打开包找平板电脑，才想起来它被我扔在了租来的车上，现在那车还在母亲手里。于是，我只能靠手机查找信息。在《视角》杂志的官网上，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身影。那是一篇关于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婚礼的图片报道，发表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安东诺普洛斯和他的第三任妻子都是这场婚礼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受邀者”。一张张网页浏览下来，我模糊地勾勒出这样一个男人形象：上流社会的商人、慈善家，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和基克拉泽斯。据《名利场》官网所述，他几乎每年都会出席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盛大慈善晚宴。按照惯例，该晚宴的举办时间为戛纳电影节期间，地点是享誉盛名的伊登罗克（Eden-Roc）酒店，旨在为抵御艾滋病筹集研究资金。所以说，安东诺普洛斯的生活并没有脱离蔚蓝海岸，可我却找不出任何信息，能在我们和他之间建立起联系。

由于调查没有实质性进展，我决定换个方向。归根结底，我们的煎熬来自哪里？来自老体育馆拆除所带来的威胁。其实，它只是大工程的一小部分。这个盛大的工程将通过建造一座新的玻璃大楼、一个拥有奥运会标准泳池的超现代化体育馆和一片景观花园，使整座校园焕然一新。

这个项目计划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被提上日程，却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校方未筹集到工程所需的巨额资金。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学校的募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一开始成立时，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完全是个私立学校，后来转变成了合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教育管理范畴，也接收了地方政府的拨款。然而近几年，一股叛逆之风席卷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教育界的各类人士纷纷对自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期望学校可以从官僚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奥朗德总统的大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经过与政府部门的角逐，学校终于分离出来，重获了曾经的自由，但也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于是，校方上调了学费；但在我看来，要想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这点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得以开展这样的项目，校方一定是收受了巨额的私人捐资。这让我想起了校长今早在奠基仪式上说过的话。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是他们让“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得以实现，却故意没说出资人的名字。这个线索有待深入挖掘。

我在网上什么都没找到，至少没有查到什么公开信息。也就是说，施工项目的资金来源完全是不透明的。想要有所进展，我别无选择，只能拉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入伙。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简要叙述了我的发现。为了让自己的话语更有分量，我还给他发了几张笔迹的照片：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在我哲学作业上批注的评语，还有那个神秘男子写给雯卡的信和题记。

他马上就给我来电了。我不无担忧地接听了他的电话。皮亚内利是个完美的陪练伙伴，他能用充沛的精力唤起你思维的活力。然而，此时的我却如履薄冰。我既要把某些信息透露给他，同时又得提防这些信息不会有朝一日出卖我、马克西姆和范妮。

“妈的，这也太离谱了吧！”皮亚内利操着马赛口音说，“我们怎么可能搞错这个？”

他似乎必须得大声喊叫才能盖过摩纳哥赛道看台上的嘈杂人语。

“证词和谣言都是朝这个方向引导的。”我说，“安热万说得没错：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受了蛊惑。”

我继续告诉他说，达拉纳格拉曾裁剪过那张照片，上面原本还有另一个男人。

“等下，你是说那个人也叫亚历克西斯？”

“没错。”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的沉默，皮亚内利应该是在苦思冥想。在电话的另一头，我似乎听到了齿轮在他大脑里运转的声音。他花了一分多钟，和我想到了一起。

“圣埃克苏佩里还有个亚历克西斯，”他说，“是个希腊人。咱们经常嘲笑他，管他叫‘拉普洛斯’[1]，你还记得吗？”

“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

“对！”

“我想到他了，”我说，“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为什么不是？”

“他就是个白痴。我觉得雯卡不会和这么个人在一起。”

“你这想法太武断了，不是吗？他有钱，长得又帅，十八岁的姑娘们约起会来才不会在乎你聪不聪明呢……你难道忘了吗？咱们那时候多不招人待见啊。”

我换了个话题。

“我想知道学校施工项目的资金来源，你有渠道查出来吗？”

电话里的嘈杂声突然不见了，皮亚内利似乎躲进了一个隔音的地方。

“几年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运作管理都是美式的：天价学费；几个有钱的家长出资捐赠，好把自己的名字和教学楼、宿舍楼捆绑在一起。为了堵上大家的嘴，学校会拿出一丁点奖学金颁给那些贫困优等生。”

“但是，预期的工程得花上几百万欧元啊。校方是怎么筹到这么大笔钱的？”

“我估计他们借了一部分。现在的贷款利率很低，而且……”

“没有任何贷款可以达到这个数目，斯特凡纳。你不想摸透这个线索吗？”

见情势不妙，他试图避开这个话题。

“我看不出这和雯卡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求你了，查查吧。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

“如果你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我查也是白查。”

“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个个人或者哪家公司出了巨资，赞助学校建造新楼、游泳池和花园。”

“好吧，我安排个实习生查查看。”

“不，不要实习生！这件事既重要又棘手。你得找个有经验的人。”

“相信我，我要用的那个年轻人比松露猎犬还厉害。而且，他对圣埃克苏佩里没有那种特别的归属感。”

“所以是个有点像你的人……”

皮亚内利哼笑了一声，接着问我：

“你觉得这笔巨资背后的人是谁？”

“我完全不知道，斯特凡纳。既然聊到这儿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对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死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地球上少了个浑蛋。”

他的恶语相向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认真回答我，可以吗？”

“我们不是应该围绕雯卡展开调查吗？你这是在搞什么呀？”

“我会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我保证。入室盗窃酿成悲剧的说法，你信吗？”

“那些手表被发现后，我就没法相信了。”

显然，皮亚内利已经知道那件事了。德布鲁因警长应该和他说过了。

“那又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就是私人报复。比安卡尔蒂尼简直是蔚蓝海岸的一颗毒瘤：唯利是图、大肆行贿，还和黑手党有扯不清的关系。”

我为弗朗西斯辩解道：

“你这分明是在胡扯。比安卡尔蒂尼和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的关系纯属讹传。连德布鲁因法官都在这件事上碰了一鼻子灰。”

“说得正好，我跟伊万·德布鲁因很熟，看过他的一些文件。”

“法官向记者透露信息？我一直觉得这种事不错。这就是预审调查的内幕，真美好。”

“别扯远了，”他打断我，“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弗朗西斯真的不干净。你知道那些光荣会[2]成员是怎么叫他的吗？惠而浦[3]！因为他是监管洗钱的头儿。”

“如果德布鲁因真拿到了确凿证据，弗朗西斯早就被定罪了。”

“哪有那么简单……”他叹了口气说，“总之，我看到了可疑的账目流水，很多钱款流到了美国，那正是光荣会近年来想要扎根的地方。”

我试图把对话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西姆告诉我，自从他宣布从政以来，你就一直盯着他。你为什么要翻出他父亲的旧账？你很清楚，马克西姆是清白的，而且子女不该为父母的行为埋单。”

“说得轻巧！”皮亚内利反驳道，“马克西姆那漂亮的小生态公司，还有他的初创企业孵化器，你觉得都是拿什么钱办的？还有他的竞选，你认为资金是哪儿来的？都是那个混账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赚的脏钱。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腐败，我的老兄。”

“所以，马克西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别跟我装傻，艺术家。”

“斯特凡纳，你这类人身上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不依不饶、自以为是、热衷说教。简直是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托马斯，你这类人身上也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糟心麻烦扭头就忘，从不对任何事产生负罪感。”

皮亚内利的口吻越来越恶毒。我们的对话现出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两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无法和解的世界观。我真想回他句滚蛋，可我需要他。于是，我退下阵来：

“咱们回头再聊这个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护着弗朗西斯。”

“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他。关于他的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渠道。”

“你可真会玩逆转！”

“《观察家》杂志社有个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你认识吗？”

“不认识，完全没听过。”

“她似乎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我看到她文章里写，弗朗西斯在血泊中爬到了窗边，试图在玻璃上写出凶手的名字。”

“对，这篇报道我读过。荒谬的巴黎小报。”

“当然，如今虚假新闻泛滥，幸好还有《尼斯早报》这样的业界良心。”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

“你就不能给安热莉克·吉巴尔打个电话，再多搜集点情报吗？”

“你以为我们记者间都是这样信息共享的？你和巴黎所有的作家都是好朋友吗？”

这家伙真是说急就急。词穷的我放了一记阴招：

“斯特凡纳，如果你真比巴黎的那些记者强，就证明给我看啊。想办法搞到警察的调查报告。”

“好大一个坑！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我本以为你会。看来你不过是嘴上功夫厉害罢了。我之前还真不知道，面对巴黎圣日耳曼，马赛足球俱乐部竟然会怂。有你这样的支持者，我们好不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沉默了几秒钟后，欣然跳进了我给他挖的坑。

“我们当然比巴黎人厉害。”他恼火地说，“你那该死的调查报告，我会给你搞到的。我们虽然没卡塔尔[4]那么财大气粗，但是比他们聪明。”

我和他的对话渐渐变得融洽、舒适，最后超越了彼此间的差异，以双方共同的爱好画上了句号。一九九三年，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给它的支持者们捧回了唯一一座真正的欧洲联赛奖杯，一座没人可以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奖杯。

我站起身，用阅览室最里面的咖啡机打了杯咖啡。一扇小门通向院子，以便读者去室外舒展双腿：这正是我在做的事。一到外面，我就把这场“漫步”向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延展开去，走向了一间间哥特风格的红砖教室。

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戏剧俱乐部一直占据着学校最黄金的位置。走到侧门时，我遇见了几个叽叽喳喳走下台阶的学生。现在是晚上六点，太阳开始下山了，学生们刚刚下课。我踏上通往一间小阶梯教室的楼梯，那里满是松柏和檀木香。阶梯教室里，舞台是空的，周围满是镶框的黑白照片——二十五年来，这里挂着的都是学校最优秀的演员的照片——和剧目海报：《仲夏夜之梦》《交换》《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等等。圣埃克苏佩里的戏剧俱乐部一直都是个精英团队，每每走进他们的地界，我都会觉得不自在。总之，这里近期肯定不会上演《一笼傻鸟》或《仙人掌花》[5]。戏剧俱乐部的章程明确规定，最多接收二十名学生。上学时，我并没有想过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即便是在我母亲和泽莉共同负责俱乐部期间。其实，安娜贝尔已经尽力了，她尽其所能地扩招学生，并试图改变其僵化的文化传统。但习惯总是难以打破的，况且，没人真的希望这座清高孤傲的高品质戏剧堡垒变成喜剧果酱剧组的模样。

突然，舞台后的一扇门开了，泽莉出现在台前，说她不太想看见我，这已经算是很委婉的表达了。

“托马斯，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嗖的一下蹿上舞台，来到她面前。

“你的接待真的让我心里好温暖。”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

“别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那种时候早就过去了。”

“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从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都快被你说出眼泪了。”

由于对想要查找的信息没有明确的思路，我随口抛出了一枚诱饵：

“你还是校理事会成员，对吧？”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一边回答，一边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皮包。

“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知道谁是这次施工的出资人。我想，相关的信息应该会通报给理事会的成员，并且通过投票了吧。”

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

“第一批资金是贷款来的。这部分理事会投票通过了。”

“其余部分呢？”

她合上皮包，耸了耸肩。

“其余部分会在适当的时间投票表决，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校方打算从哪儿搞到这笔钱。”

这个回合我胜了。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你还记得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吗？”

“当然。他是个好老师，”她肯定地说，“有些脆弱，但是个好人。”有时，泽莉还是能说出几句靠谱话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她向我发难道：

“关于人为什么自杀，哪儿有什么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在自杀前，让-克里斯托夫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对方并不爱他。”

“爱一个人而不被对方爱，这是很多人的遭遇。”

“严肃点，行吗？”

“可我明明很严肃啊。”

“你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让-克里斯托夫和我说过。”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心灵导师格拉夫，我认识的最细腻、最慷慨的人，竟然会欣赏泽莉·布克曼。

“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认识。”

“是谁？”

“你烦死我了。”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有人这么说我了。”

“我觉得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那个女人是谁？”

“如果让-克里斯托夫没有跟你讲，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叹气道。

她说得没错。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可我理解个中缘由。

“他之所以没跟我说，是出于腼腆。”

“那你就该尊重这份腼腆。”

“我跟你说三个名字，你回答我是对是错，可以吗？”

“我才不跟你玩这个。别去破坏逝者留给我们的记忆。”

然而，我太了解泽莉了，她一定忍不住不玩这个肮脏的游戏。因为在那几秒钟里，她会拥有对我的控制权。

果然如此。就在她穿上拉绒外套时，她改了主意：

“如果你只能说一个名字，你会从谁开始？”

第一个猜想脱口而出：

“不会是我妈吧？”

“不是！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冒出这种想法的。”

她走下舞台的台阶。

“是你吗？”

她冷笑道：

“我倒希望是，不过不是。”

她穿过阶梯教室，一直走到了门口。

“你离开的时候把门带上，好吗？”她站在远处对我说。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是雯卡？”

“猜错了。拜拜，托马斯！”她大叫着离开了教室。

我独自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幽灵观众。黑板旁的门没锁。我模糊地记得，里面那个房间被大家戏称为“圣器室”。我推开门，看到里面没有任何变化。屋顶偏低，但是空间够大，用途多样：后台排练、存放演出服和道具、储藏俱乐部的老资料。

房间的最里面是几个金属架，上面摆放着一些文件和纸箱。每个纸箱都对应着一个学年。我逆着时间向前找，一直找到了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纸箱里有宣传单、海报，还有一个鼹鼠皮（Moleskine）风格的大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各场演出的售票数量、订单详情、阶梯教室的维护，以及道具器材的管理等内容。

所有的资料都整齐地做了标注，但上面不是我母亲细长、紧凑的字迹，而是泽莉·布克曼那宽大得多、圆润得多的笔迹。我拿起笔记本，走到房里唯一的一扇窗前，仔细阅读道具清单。读第一遍时，我什么都没发现，然而，读第二遍时，我却注意到了如下内容——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春季盘点时，泽莉记录道：一顶棕红色假发遗失。

我又要剑走偏锋了——这句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道具的消耗、损毁非常频繁，一件演出服或道具消失不见，肯定不是多大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发现让我离真相更近了一步。然而，那真相既苦涩又灰暗，我似乎又在步步退却，与它渐行渐远。

我关上门，离开阶梯教室，回到了图书馆。我把自己的东西收进包里，走到门口的借阅区。

轻佻的眼神、略显夸张的笑容，还有故意甩到后面的长发——在我前方十米远的地方，波利娜·德拉图尔正对着两名预科班学生卖弄风姿。那两个金发男生高大魁梧，看他们的着装、言谈还有大汗淋漓的模样，应该是刚刚痛快地打了一场网球。

“谢谢您的帮助。”我一边说，一边把《南方信使》报还给她。

“很高兴能帮到您，托马斯。”

“我能把年鉴留下吗？”

“行，我和泽莉说声，但您想着回头还我。”

“还有最后一件事。报纸缺了一期，一九九二年十月那期。”

“嗯，我发现了。那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那会儿找来着，想着是不是掉到书架后面了，可是没找到。”

两个网球少年冷眼看着我，巴不得我快点走人，好让波利娜把注意力再放到他们身上。

“那算了。”我说。

就在我转身时，她拽住了我的衣袖。

“等等！二〇一二年的时候，学校把《南方信使》的所有旧刊都制作成了电子版。”

“那您能找到那一期吗？”

她把我拉进了她的办公室，那两个运动健将见自己被盖过了风头，愤懑地离开了。

“我不但能找到，还会给您打印一份。”

“太好了。谢谢。”

不到一分钟，她就打印了报纸，用订书器认真装订后递给了我。但是，当我伸出手想要接过来时，她却突然把手收了回去。

“我这么帮您，一顿晚餐总该请的吧？不是吗？”

波利娜·德拉图尔的缺点就这样暴露无遗了：对他人无休止、无节制的魅惑，这不仅给不了她安全感，还需要耗费她大量的精力。

“我觉得想请您吃晚饭的大有人在，不缺我一个。”

“我给您留个电话吧？”

“不必了，我只是想把您好心给我打印的报纸拿走。”

她一边继续笑着，一边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打印文件上。“波利娜，您到底想我怎么样？”

她想当然地答道：

“我喜欢您，您也喜欢我，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不对吗？”

“这样是行不通的。”

“几个世纪以来，故事都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我决定就此打住，于是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去。她终于让了步，把写有她手机号的文件给了我。我本以为事情就这么了了，结果她突然骂了我一句：

“白痴，滚！”

今天可真是我的好日子。坐进车里，我翻开了那期报纸。其中有一页报道的是那部改编自小说的戏剧《香水》，这让我很感兴趣。文章是学生们写的，称其为“一场因两位女演员的出色表演而震撼人心的演出”。其实，我真正想看的是那天晚上的照片。在最大的那张照片里，雯卡和范妮相视而立。两个姑娘都是红棕色头发，像极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我联想到了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以及剧中的玛伦·艾尔斯特和朱迪·巴顿——一个女人的两副面孔。

在舞台上，雯卡诠释的是自己，而范妮诠释的则是他人。我再次想起了今天下午我和她的对话。一个细节陡然浮现在我的脑海，看来，她还有好多事没和我说。

[1] 即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的大反派。

[2]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组织。

[3] 美国著名洗衣机品牌。

[4] 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最大股东是卡塔尔财团。

[5] 这两部戏剧均非主流作品，主题不够正统，前者涉及同性恋，后者涉及老夫少妻。

少女与死神

13.灾难之地

有时，真相中并没有美好与善意。

——安东尼·伯吉斯，英国作家

晚上七点。

我离开学校，再次驶向芳多纳医院。这次，我绕开前台，直奔心脏科的楼层。一出电梯，我遇见了一个身穿粉红色套装的护士，她叫住我说：

“您是安娜贝尔·德加莱的儿子吧！”

只见那姑娘皮肤黝黑，发辫闪着金光，笑容灿烂，在灰暗沉闷的医院里放射出令人愉悦的光芒，有点像演唱《温柔杀手》时的劳伦·希尔。

“我叫索菲娅，”她说，“我和您母亲很熟。她每次来医院时，都会跟我们说起您！”

“您肯定是把我和我哥哥热罗姆搞混了。他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

我已经习惯了母亲对哥哥的赞不绝口，而且我认为热罗姆配得上那些溢美之词。总之，面对一个整天在战火硝烟弥漫或自然灾害横行的国度里救死扶伤的人，谁都不会操起家伙和他开战。

“不，不，她说的就是您。作家。她甚至还帮我弄到了您的签名。”

“不可能吧。”

可索菲娅却坚持说道：

“我那本书就在护士休息室里！您来看看吧，就在旁边。”

由于被激起了好奇心，我跟她来到了走廊尽头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在那里，她递给我一本书，是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和你在一起的几天》。书的扉页上果然签了名。致索菲娅，希望这个故事给您带去快乐与思考。致意，托马斯·德加莱。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笔迹，是母亲写的！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面：为了回应我的读者，母亲正在模仿我的笔迹签名。

“我签了很多本吗？”

“十几本吧。我们医院里有很多人都在读您的书。”

这一行为让我倍感不安。看来是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我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儿接受治疗的？”

“应该是去年圣诞节。我第一次负责看护她时，正好赶上圣诞前夜值班。她是在半夜心脏病发的。”

我把这条信息记在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

“我是来找范妮·卜拉希米的。”

“卜拉希米医生刚走，”索菲娅回答说，“您是想和她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不是，范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

索菲娅点了点头。

“是呀，卜拉希米医生把您妈妈托付给我时这么跟我说过。真遗憾，您如果早来一会儿就能碰见她了。”

“我必须得见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电话吗？”

索菲娅犹豫了片刻，随后露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我没有权利把她的电话给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话，会去一趟比奥村……”

“为什么？”

“星期六晚上，她经常和塞内卡博士在拱廊广场吃饭。”

“蒂埃里·塞内卡？那个生物学家？”

“是的。”

我记得他：圣埃克苏佩里理科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们大一届或两届。他在比奥村3000商务区开了一家医疗分析室，就在村脚下。我父母抽血和体检都是在那儿。

“所以，塞内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她表示认可，但表情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得自己话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

就在我已经走到走廊尽头时，远处的索菲娅善意地问我：

“您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出版呀？”

我假装没听见，冲进了电梯。一般来说，我很喜欢听到这个问题，因为那就好比读者在对我会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下一部小说了。星期一，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就会被发现，我会被判入狱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那唯一一件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为了赶走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机械地翻看着手机。有父亲打来的一个未接电话（他从不给我打电话），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的）：“对不起，刚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有时会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雯卡的书，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车里，不过这回是打算去比奥村。一路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脑子里全是校报上的那张照片。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范妮（她当年一直是金发）像极了雯卡，那种相像令人心惊。她们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还有身材、表情、举手投足。我想到了母亲常让戏剧俱乐部的学生做的即兴表演。那是一种生动的情景表演练习，年轻人非常喜欢。做练习的学生需要连续扮演好几个人物，被模仿的对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馆里偶遇的人。他们把这个练习叫作变色龙游戏，范妮做起这个练习来简直是出类拔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推测：也许，范妮和雯卡调换了位置？也许，那个星期日早上，乘火车去巴黎的人是范妮？这听起来有些荒诞离奇，却也并非不可能。当年，各方调查搜集来的所有证词我一直都记得。学校保安、路政局的人、开往巴黎的高铁上的乘客，还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一个目光清亮、发色红棕的女孩”。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测吻合。我追寻多年的线索，看来终于要找到了！雯卡可能还活着。一路上，我在脑海里反复脑补着这一剧情，好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为雯卡的逃离打掩护。所有人都在巴黎寻找雯卡，然而，她可能从没登上过那辆通往巴黎的列车。

伴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我来到了比奥村村口。公共停车场已经没有车位了。好多辆汽车打着双闪、排成两排，等待有车离开。我开着车，绕了村子两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干脆放弃了在村里停车，沿着巴谢特路向贡布山谷驶去。我又向下行驶了八百米，终于在网球场前找到了一个车位。我赶紧停好车，开始全速爬坡往回走：这十几度的坡搞得人腿脚酸疼，气喘吁吁。就在快要到达坡顶时，我又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托马斯，我很担心。你妈妈一直没回来。这不对劲啊。她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嘛。”

“你给她打电话了吧？”

“打了，可她手机忘在家里了。我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觉得真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父亲的反应让我很讶异，因为母亲经常四处出差游走。二〇〇一年前后，她供职于一个帮助非洲女孩就学的无政府组织，经常离家，父亲似乎从未对此介怀过。

“是的，”里夏尔答道，“今天家里有客人要来，她不能就这么把我晾在这儿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话。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妻子不在就没人做家务了！

“你如果真那么担心，就给周围的医院打电话问问吧。”

“好的。”他咕哝道。

挂断电话，我终于走到了步行区的入口。这座村庄比我记忆中的模样还要美。中世纪时，这里曾被圣殿骑士占领，虽然至今仍保留着些许当时的古迹，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时，房屋的赭石和青铜色光辉温暖着铺石小路，让游人仿佛置身于萨沃纳或热那亚小城中。

主街两旁陈列着各式普罗旺斯产品（香皂、香水、橄榄木工艺品）的商铺，也有许多艺术工坊，展示着当地玻璃彩绘艺人、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个姑娘正抱着吉他，愉快地哼唱着小红莓乐队的保留曲目，虽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围的人们还是伸出双手打着节拍，让夜晚在美好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然而，关于比奥，我却有一段特殊的记忆。初一那年，我做了学生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讲，讲述了一则令我印象颇深的当地民间故事。十九世纪末，在没有任何缘由和前兆的情况下，村里的一座大房子突然倒塌了。事故发生在晚间，房子里的居民正在聚餐，欢庆家里的一个孩子初领圣体。仅仅几秒钟，这些不幸的人就变得粉身碎骨，被掩埋于废墟之中。事后，救援人员搜寻出了三十多具尸体。这场悲剧令人们久久难以忘怀，以至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伤痛仍在继续：至今没人敢在那片废墟上盖房子。由于始终处于空置状态，那里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灾难之地”。

来到拱廊广场后，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它和二十五年前我离开时一模一样。狭长的广场一直延展到圣玛丽亚-玛德莱娜教堂，两侧是两条拱形长廊，廊下是两三层高的彩色小楼。

我很快就找到了蒂埃里·塞内卡。他坐在拱廊咖啡厅的一张餐桌旁，向我摆了摆手，好像他等的人不是范妮而是我。深棕色短发、端正的鼻子、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塞内卡的变化不大。他的穿着很随性：帆布长裤、短袖衬衫，还有件搭在肩上的毛衣，仿佛刚从一艘游船的甲板上走下来似的。他让我不禁想起了仕品高[1]的某些老广告，还有我十几岁时共和国联盟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为了打造轻松随和的形象，他们往往是这副装扮。然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有悖于最初的愿望。

“嘿，蒂埃里。”我沿着拱廊走向他。

“晚上好，托马斯。好久不见。”

“我是来找范妮的。她好像约了你吃晚饭。”

他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

“她应该马上就到了。她跟我说今天上午见到你了。”

天空已变成粉红色，在古老的石板上投下杏仁糖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蔬菜蒜泥浓汤和精炖菜肴的香气。

“别担心，我不会耽误你们的约会。我只是想和她确认一件事情，两分钟就够了。”

“没问题。”

拱廊咖啡厅是个极具比奥风情的地方。毕加索、费尔南·莱热、夏加尔都曾是这里的常客。餐桌上铺着格子桌布，遍布整座广场。

“这儿的东西还是那么好吃吗？我以前常和父母过来。”

“那你肯定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四十年了，这里的菜单从没变过。”

我们聊了会儿油煎菜椒、夹心西葫芦花、香草兔肉，还有美丽的室外拱梁。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为了打破这沉默，我继续说道：

“你的实验室怎么样？”

“别没话找话了，托马斯。”他的语气里带着攻击性。

和今天上午的皮亚内利一样，生物学家拿出一支电子烟，吐出焦糖奶油味的烟圈。我不禁心想，要是瞧见如今这些醉心于吸果味电子烟、用排毒养颜的菠菜奶昔取代苏格兰威士忌的家伙，弗朗西斯或者我父亲那类男人不知会做何感想。

“你知道灵魂伴侣吧？一种白痴的说法。”蒂埃里·塞内卡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我说，“根据那种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完美的另一半。只有那个人才能让我们不再孤独。”

我泰然答道：

“在《会饮篇》里，柏拉图称阿里斯托芬是自己的灵魂伴侣，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白痴说法。我认为这很诗意，而且我喜欢这种象征性的说法。”

“是啊，我竟然忘了，你一直是学校里最浪漫的人。”他嘲讽地说。

由于搞不清他想表达什么，我并没有打断他。

“你知道，范妮也相信这种说法。十三四岁时这么想完全可以理解，但年近四十如果还这么想，就有问题了。”

“蒂埃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有些人，永远活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对这些人来说，过去一直都过不去。”

我本以为他在描述我，然而，他想说的并不是我。

“你知道范妮内心深处在想象些什么吗？她想象着，有一天，你会回来找她。她真的以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你会意识到她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女人，你会骑着战马而来，带她步入幸福的国度。在精神病学上，这叫作……”

“我觉得你添油加醋了。”我打断他说。

“但愿如此……”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我原以为他会继续向我发难，没想到他竟然真诚地说：

“五六年吧。我们经历过真正幸福的时刻，也有过困难期。可你知道吗，即便是在我们两个很好、过得很愉快的时候，她也总会想着你。范妮总是忍不住去想，如果和你在一起，她的爱情会更热烈、更圆满。”

蒂埃里·塞内卡垂下双眼，喉咙哽咽，声音喑哑。他的痛苦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要知道，‘与众不同的男生’，和你对决真没那么容易。可是，托马斯·德加莱，你除了是个第三者和梦想贩卖者外，还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他望向我的眼神里，有憎恶，也有忧伤，仿佛我既是导致他不幸的罪魁祸首，同时又是他潜在的救星。由于觉得他言辞过激，我甚至没有开口辩解。

他抓了抓山羊胡子，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张照片。那是他的手机封面：一个正在打网球的八九岁男孩。

“这是你儿子吗？”

“是的，马尔科。她妈妈获得了抚养权，把他带去了阿根廷，跟她的新男朋友一起生活。不能经常见到他，我真的很痛苦。”

他的故事很感人，但一个从未与我有过深交的人突然对我真情流露，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想再要个孩子，”塞内卡肯定地说，“和范妮要个孩子。但总有道坎卡在那儿，让范妮迈不出这一步。这个坎就是你，托马斯。”

我想对他说，我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另外，如果说范妮不想要孩子，那道坎很可能是他；可他看起来是那么难过、那么焦躁，我实在不忍心去打击他。

“我不会一直等下去。”他威胁道。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与我……”

我话说到一半，范妮突然出现在了拱廊下，看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时很是惊讶。她对我打了个“跟我来”的手势，便穿过广场走进了教堂。

“托马斯，你今天过来，我很高兴。”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时，生物学家对我说，“有些当年没有解决的事，我希望你能在今晚处理好。”

我没和他道别就来到了广场，踏着灰粉相间的鹅卵石路面，走向教堂去见范妮。

门口的焚香和香薰木香让我立刻置身于冥想的氛围中。教堂很美，美在简约：主门廊前是一道楼梯，直接向下通往教堂中殿。范妮就坐在台阶最下面，在一盏燃着十几支蜡烛的大烛台前等我。

也许，这里就是最适合忏悔的地方吧？

和今天上午我看到的一样，她身穿牛仔裤和长袖衬衫，脚上是一双浅口高跟鞋。她扣紧了战壕风衣，把膝盖抱在胸前，好像非常冷的样子。

“嘿，范妮。”

她脸色苍白，双眼红肿，神情憔悴。

“咱们得谈谈了，不是吗？”

我没想到自己的语气会这么生硬。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刚要开口提问，她抬起头看向我，眼中的苦痛令我惊慌失措：平生第一次，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真相。

“我对你撒了谎，托马斯。”

“什么时候？”

“今天，昨天，前天，二十五年前……我一直都在对你撒谎。今天上午我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你说你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的事，是假的吧？”

“不，那件事是真的。”

在她的头上，古老的祭坛屏风被蜡烛照耀着，闪出淡黄色的光。只见那金色木框的中央，仁慈圣女一手怀抱婴儿耶稣，另一只手紧握着红灿灿的念珠。

“我二十五年前就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了。”她补充道。

我希望时间就此停止。我不想她继续讲出真相。

“但在你跟我说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墙里也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范妮接着说。

“我不明白。”

我不想明白。

“那该死的墙里有两具尸体！”她站起身叫道，“我不知道克雷芒的事，艾哈迈德什么都没告诉过我。但我知道另一具尸体。”

“什么另一具尸体？”

我已经猜到了她的答案；为了拒绝真相，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雯卡的尸体。”她终于说了出来。

“不，你搞错了。”

“这一回，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托马斯。雯卡已经死了。”

“她什么时候死的？”

“跟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同一晚。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暴风雪的那天。”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这时，范妮把视线落在了手持念珠的圣女画板上。在圣母玛利亚身后，两个头顶光环的天使大大掀开她的风衣下摆，召唤最卑微的人前来寻求庇护。此刻，我好想走进那幅画里，以免被真相所伤。然而，范妮却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一句话摧毁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因为是我杀了她，托马斯。”

[1] 美国著名鞋履品牌。

范妮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学生公寓

我疲惫不堪，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分子生物学的课堂笔记在我眼前晃动着，我的大脑已无法继续运转。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寒冷侵入骨髓。快要报废的暖气只能吹出一丁点干巴巴的暖风。我放着音乐，以便保持清醒。迷你电台的音响里传出治疗乐队深沉阴郁的乐声：《分裂》《圣歌》《最后的舞蹈》……一曲又一曲，都是我孤独灵魂的完美写照。

我用毛衣衣袖擦去宿舍玻璃窗上的水汽。外面的景色有些虚幻。校园空旷寂静，仿佛覆盖着一层珍珠质，冻结成冰。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目光迷失在远处，迷失在珠灰色的天际；那里，雪花簌簌落下。

我的胃灼热难忍，肚子咕咕直叫。从昨天起，我粒米未进。我的食品柜和冰箱都是空的，因为我已身无分文。我知道，自己应该小睡一会儿，而且不该再把闹钟设定在凌晨四点半了，可负罪感总会阻止我这样做。我想到了假期这两个星期的复习计划，想到了那该死的医学预科班——一年之后，它将淘汰掉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我问自己，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问自己，我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成为医生真的是我的志向所在吗？如果考试失利了，我的人生会走向何处？每当我想到未来，眼前总是一番灰暗、凄楚的景象。那甚至都称不上冬天的原野，而是灰蒙蒙的一片。是混凝土，是成排的建筑，是高速公路，是清晨五点的闹钟。是医院的诊疗室，是醒来时口中的铁锈气味，是黏糊糊的身体，身边还躺着一个错误的人。我知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些；和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不同，我从未像他们一样，有过那份轻松、乐观和无忧无虑。每每想到自己的未来，我总会看见恐惧、烦闷、空洞、逃离和痛苦。

可是突然，我看见了你，托马斯！透过窗玻璃，在这乳白色的冬日午后，我清楚地看见了你在风中弯腰前行的身影。于是，和每次见到你时一样，我的心在胸腔中怦怦狂跳，我的情绪也不再那般低落。转瞬间，我困意全无；转瞬间，我产生了好好生活、好好努力的念头。因为只有和你在一起，我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平和、充满希望、大有可为，才有可能孕育出旅行、阳光和孩子们的笑声。我预感到，通向幸福的狭窄小路只有一条，然而，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能踏上那条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魔法，让我儿时便有的痛苦、阴郁和忧愁，竟会因你在身边而消失殆尽。然而我却知道，如果没有你，我将永生孤寂。

突然，我看见了你，托马斯，可幻想刚刚开始便走向破灭，原来你不是为我而来。我听见你跑上楼梯，走进了她的房间。你再也不会为我而来。你之所以来，是为了另一个人。是为了她。总是为了她。

我比你更了解雯卡。我知道，她的眼神、步态，她把一绺头发顺在耳后的动作，她微微张开嘴似笑非笑的样子，都有种特别的味道。我也知道，这种味道不仅有毒，而且致命。这种味道，我母亲也有：那是一种让男人发疯的邪恶气质。你并不知道，当她离开我们时，我父亲曾为此自杀。他被工地的锈铁架刺穿了身体，其实是有意为之。为了拿到保险金，我们一口咬定是工伤，而实际上，那是一次自杀。那个蠢货，虽被母亲那般凌辱，却没了她就无法活下去，竟然准备为了她抛弃自己的三个孩子。

托马斯，你是与众不同的，可是，你必须走出她对你的控制，在被毁灭之前走出来。否则，你将听命于她，做出懊悔终生的事。

你来敲门了，我打开房门。

“嘿，托马斯。”我一边说，一边摘掉卡在鼻子上的眼镜。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你对我说，雯卡病了，需要吃药，需要人照看。你把我药箱里的药统统倒出来，甚至还让我给她沏茶。我像个傻子一样，当时唯一能对你说出口的话就是，“交给我吧”。由于已经没有茶了，我不得不从垃圾桶底部捡出一袋泡过的茶包。

当然，我只能干好这一件事：伺候雯卡，伺候那只楚楚可怜、受了伤的小鸟。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在雯卡过来蚕食我们的生活之前，你我曾是何等的幸福！看看我们被她搞成什么样子了！看看我被你逼得都干了些什么！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为了勾起你的妒火，我睡了那么多人：是你让我对他们投怀送抱的。是你逼我伤害自己的。

我擦干眼泪，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就在这时，你撞到了我，既没有道歉，也没和我说一句话，就冲下了楼梯。

现在，我在雯卡的房间里了。我一个人守着茶杯，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虽然没听到你们的对话，但我猜，她一定还是那套把戏。那套她信手拈来的把戏：装作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把那该死的茶杯放在床桌上，看着昏昏入睡的雯卡。有一个我，被她唤起了欲望，竟想躺到她身旁，抚摸她白皙的肌肤，舔尝她微张的红唇，亲吻她弯弯的长睫毛。但是，另一个我却憎恨着她。一瞬间，我猛地向后退去，因为我看见母亲的身影与她重叠在了一起。

我得回去学习了，但房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拿起窗台上的半瓶伏特加，对着瓶嘴喝了两口。接着，我开始到处乱翻。我翻看了散落在桌上的纸张，还有雯卡的记事簿。我打开她的柜子，试穿了她的几件衣服，查看了她的药箱。看到里面的安眠药和镇静剂时，我并有没特别吃惊。

她拥有瘾君子的全套装备：罗眠乐、二钾氯氮卓、劳拉西泮片。后面两盒药差不多空了，但那瓶安眠药几乎是满的。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到这些药物的。在药盒下面，我发现了几张旧处方，是戛纳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医生开的。看来在这个大夫眼里，这些东西不是毒品，而是糖球。

我知道罗眠乐是什么药。它的分子成分是氟硝西泮，主要用于治疗严重失眠。但是，由于它会导致上瘾，而且半衰期很长，所以使用时是有时间限制的。这种精神药物不可以随便或长期服用。我也知道，为了达到迷幻状态，有人把它和酒精，甚至和吗啡一起服用。我从没试过，但对它的毁灭性药效有所耳闻：无法自控，行为反常，甚至伴有记忆力的完全丧失。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是急诊科医生，他告诉我们，由于过量服用罗眠乐而被送到医院抢救的病人越来越多。另外，该药物有时会被强奸犯利用，以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和记忆。据说，在格拉斯乡间的一场狂野派对上，有个姑娘服用了大量的罗眠乐后自焚，并跳下了悬崖。

我太累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想法，我竟想把这些精神类药片都扔进那杯茶里。我并不想杀死雯卡。我只是想让她从你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常常会幻想，幻想雯卡在大街上被车撞死或者自杀了。我并不想杀死她，却往手里倒了一把药片，又把药片放进了滚烫的马克杯里。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几秒内，我好像分裂成了两个人，真正的我置身事外，而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则是另一个我。

我关上门，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已经站不住了。这次，疲惫彻底击垮了我。和雯卡一样，我也倒在了床上。我拿出文件整理夹和解剖卡。我得学习，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课业上；然而，我的眼皮不由得合上了。睡意将我彻底裹挟。

等我醒来时，夜已经深了。我浑身湿透，仿佛发过高烧一般。收音机闹钟报时了，此时是夜里十二点半。真难以置信，我竟一下子睡了八小时。我不知道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回来过，托马斯。我也不知道雯卡怎么样了。

我一阵后怕，过去敲她的房门。由于没人应声，我决定直接进到房间里。床桌上的茶杯已经空了。雯卡还在睡觉，还是我离开时的姿势。至少，这是我所希望的。然而，当我凑近她时，我发现她身体冰凉，已经没有了呼吸。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一记重击向我袭来。我彻底崩溃了。

也许，这是个早已写好的故事。也许，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一切将在死亡和恐慌中结束。我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终结自己的生命，永远告别一直以来压抑在心底的痛苦。我敞开房间的窗子。彻骨的寒冷钳住了我、啃噬着我、吞没了我。我跨上窗台准备跳下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仿佛黑夜之神在嗅闻我后不愿收留我，仿佛死神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身上。

我惶恐不安，如幽灵般穿过校园。先是那片湖，然后是栗树广场和行政楼。一切都是黑的、昏暗的、没有生气的。只有你妈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而我想找的，也正是她。透过窗子，我认出了她的身影。我走了过去。她正在和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说话。一看见我，她马上意识到出大事了。她和弗朗西斯向我走了过来。我两腿瘫软，倒在他们怀里，向他们讲述了一切。我抽泣着，话音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在联系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中心前，他们冲进了雯卡的房间。是弗朗西斯最先过去查看尸体的。他摇摇头，确认没必要再打急救电话了。

就在这时，我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你妈妈的办公室沙发上，腿上还盖着被子。

安娜贝尔就坐在我身边。她的平静令我吃惊，更让我心安。我一直都很喜欢她。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她就对我既慷慨，又照顾。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她始终在支持我、帮助我。也多亏了她，我才能得到这间学生公寓。她鼓励我建立信心攻读医学预科班，甚至还在你疏远我时用心安慰我。

她问我身体有没有好些，让我给她详细讲讲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细节都要讲出来。”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再次历经了害死雯卡的全过程。我的嫉妒，我一时的疯狂，还有过量的罗眠乐。当我想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时，她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

“不管你怎么后悔，都没法让她活过来。除了你以外，还有人看到了雯卡的尸体吗？”

“托马斯有可能看到，但我觉得没有。整栋公寓里，只有我们俩没有离校。”

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努力抓住我的视线，神情严肃地说：

“接下来将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范妮。你不但要做出一个很难抉择的决定，而且必须尽快定夺。”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完全想不到她接下来要和我说的话。

“你有个选择要做。第一种是报警，把真相告诉警察。那意味着从今晚开始，你就要睡在监狱里了。开庭时，原告和公众舆论会把你撕成碎片。媒体将高度关注这个事件。你会成为人们口中的邪恶少女，恶毒凶狠，嫉妒心强，成为残杀闺密的恶人，而你杀掉的，还是学校里人见人爱的女王。你已经成年了，刑期会判得很长。”

我被吓呆了，可安娜贝尔却继续说道：

“等你出狱时，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后半辈子你要始终背负着‘杀人犯’的恶名。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还没真正开始就已宣告结束。今晚，你的双脚已经跨进了地狱，永世不得超脱。”

我觉得自己正在溺水，头上似乎挨了一记闷棍，呛了一大口水，无法呼吸。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我开口说道：

“那第二种选择是什么？”

“努力逃出地狱。我愿意帮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妈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首先要处理掉雯卡的尸体。至于其他的，你知道得越少，对你越好。”

“我们没法让一具尸体就这么凭空消失。”我说。

这时，弗朗西斯走进办公室，把一本护照和一张信用卡放在了桌上。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打开了扬声器：

“您好，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

“您好，请问明晚还有房吗？两个人。”

“有，不过是最后一间了。”酒店的工作人员答道，随即报了价格。

弗朗西斯很满意，说这间房他要了，还用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名字做了预订。

你妈妈看着我，示意我计划已经启动，只等我表态，便会继续执行下去。

“你自己待两分钟，好好想想。”她对我说。

“在地狱和生存之间做选择，我不需要两分钟。”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这是她想要的答案。她再次坐到我身边，抱住了我的肩膀。

“你必须明白，只有完完全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事情才能成。什么都别问，也别去找原因，找解释。这是我唯一的条件，而且是你必须接受的条件。”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计划才能行得通，不过，我恍惚觉得，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已经掌控了局面，能够修复无法修复的事情。

“如果你犯下一丁点小错，就全完了。”安娜贝尔神情严肃地警告我说，“不只你会进监狱，我和弗朗西斯也会被牵连进去。”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问她我需要做什么。

“现在，你要做的是回去好好睡一觉，以便明天有个好状态。”她答道。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天晚上，我竟然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当你妈妈过来叫醒我时，身上穿的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男士夹克衫。她把长发拢成发髻藏在一顶鸭舌帽里。那顶鸭舌帽是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当她把一顶棕红色假发，还有雯卡的白点粉红毛衣递给我时，我明白了她的计划。这就好比她在戏剧俱乐部里让我们做的情景表演练习，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有时，她甚至用这种方式来选配角色。只是，这次的情景表演不是五分钟，而是一整天；我赌的，不是一场剧里的某个角色，而是我的整个人生。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自己穿上雯卡的衣服、套上那顶假发时的感受。是充实，是兴奋，是完满。我就是雯卡。我具有那份轻盈、自如和灵气，以及她所特有的高雅的轻佻。

你妈妈坐上阿尔卑斯跑车的驾驶位，带着我离开了学校。保安打开门栏时，我放下车窗向他致谢。在圆形广场上，我还跟路政局两个扫雪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到达昂蒂布车站后，我们发现，由于前一天取消了不少车次，国家铁路公司加开了一趟开往巴黎的列车。你妈妈买了两张票。火车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为了让乘客们看见我并且模糊地记住我，我在每节车厢里都走了走，但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到达巴黎后，你妈妈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圣西门路的那家酒店，是因为半年前她曾入住过，知道那里值夜班的人年龄很大，应该比较好骗。我们大概晚上十点到达酒店，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要退房为借口，当晚便结了房费。为了让人们相信雯卡确确实实来过这儿，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线索。点一杯樱桃可乐是我的点子，而你妈妈则想到的是丢下一个化妆包，包里还有一把留有雯卡DNA的梳子。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一天——我用两瓶啤酒和一片罗眠乐结束的一天——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天。

那种兴奋，堪比速降滑雪或高空跳伞时的感觉。第二天早上，一切再次变得阴郁、令人不安。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我就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对自己的憎恶，我觉得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答应了你妈妈，要坚持到底。我已经毁了自己的生活，不能再把她也拽下深渊。伴着黎明的微光，我们离开酒店乘上了地铁。先是十二号线，从巴克路坐到了协和广场，然后换乘一号线，直接到达了巴黎里昂站。安娜贝尔在前一天晚上给我买好了回尼斯的火车票。再晚些时候，她去了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朗德的达克斯。

在车站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她对我说，最艰难的考验即将来临：学会把一切埋在心底，继续生活下去。但她马上又接着说，她确信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和她一样，也是个战士，唯有战士，才是她真正尊重的。

她告诉我，对我们这样出身贫苦的女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着，要为了一切而战斗。看似强悍的人不一定是强者，看似柔弱的也不一定是弱者。很多人都在内心深处进行着无声、痛苦的斗争。她说，最难的挑战就是将谎言坚持到底。为了学会对别人说谎，首先要懂得对自己说谎。

“范妮，说谎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否认真相：用谎言彻底歼灭真相，直到你的谎言变成真相。”

安娜贝尔一直陪我走上站台，在我的车厢前拥抱了我。她的最后一席话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可以带着血的记忆活下去。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最后，她给我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文明，只不过是覆盖在极度混乱表面的一层薄膜。”

14.舞会

他在黑夜里沦陷。就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终止了意识。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

范妮似乎发了热病，在极度狂躁中结束了她的诉说。她从石阶上起身，站在了教堂中央，好像随时要倒下似的。她在木质长椅间踉踉跄跄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了遭遇海难的客船，以及船上最后一名乘客。

至于我，并不比她坚强多少。我的呼吸几近停止。这些真相，犹如一记记重拳，将我击倒在地，倒在崩溃与昏厥的边缘。我的思维已然停止，无法衡量事态的发展。范妮谋杀了雯卡，我母亲主动帮她处理了尸体……我并不拒绝真相，但这真相似乎不太符合我印象里的母亲和好友的性格。

“等等，范妮！”

范妮突然冲出了教堂。一秒钟前，她还虚弱不堪，可现在，她却跑得飞快！

妈的！

等我踉跄着爬上楼梯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时，范妮已经跑远了。我追着她跑起来，却严重扭伤了脚踝。她甩开我太远了，而且跑得比我快。我一瘸一拐地穿过村子，尽可能快地跑下瓦谢特坡。我来到车前，把贴在车上的罚单揉成一团后坐了进去，犹豫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母亲。我得去找母亲谈谈。只有她能证明范妮的话，也只有她，能帮助我辨别真假。我打开在教堂里关掉的手机。父亲没再联系过我，但马克西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给他回电。我一边启动汽车，一边打通了马克西姆的电话。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

从他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与其说是恐惧，更像是真真切切的脆弱。

“告诉我。”

“不能在电话里说。咱们晚些时候在鹰巢见。我刚到圣埃克苏佩里，来参加晚会，得忙点竞选的事。”

一路上，在奔驰车安静的驾驶室里，我努力整理着思路。所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前后间隔不过几小时。先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然后是雯卡。为了保护马克西姆、范妮和我，我母亲和弗朗西斯利用两桩谋杀的先后顺序，制造了一出以假乱真的私奔。他们首先处理了尸体，随后将失踪地点从蔚蓝海岸成功转移到了巴黎，这才是真正的绝妙之处。

这一事件中，实则蕴藏了一种温情：父母们联合起来，情愿冒尽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当年的我们，保护他们刚成年的孩子们……可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它，因为它关乎雯卡的死。

回想起范妮对我说的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确认我心中的一个疑点。我本想联系我在纽约的全科医生，但我只有他诊所的电话，而周末诊所不开门。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系，我只能把电话打给了哥哥。

说我们不太通电话，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成为一个英雄的兄弟绝对是件可怕的事情。每次和他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偷了他的时间——那些时间本该是用来拯救穷困孩子们的——这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嘿，兄弟！”他接通电话时说道。

和往常一样，他那完全不具亲和力的热情，把我搞得气力全无。

“嘿，热罗姆，最近怎么样？”

“托马斯，用不着费心和我闲聊。说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至少今天，他省了我不少事。

“我今天下午看见妈妈了。你知道她得了心梗吗？”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她不让我跟你说的。她不想你担心。”

说得真好听……

“你知道罗眠乐吗？”

“当然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开不了了。”“你服用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得吞下去多少片药才能致死？”

“我不清楚，这得看药剂含量。大部分药片里含有一毫克的氟硝西泮。”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还得看人体的机能。”

“你可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科特·柯本曾试图服用罗眠乐自杀。”

“我还以为他是中弹自杀的。”

“我说的是试图自杀，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但是失败了。当时，人们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五十多粒药片。”

范妮说的是一把药片，那应该远远不到五十片。

“如果只服用了十五片呢？”

“你会有被注射毒品的感觉，也许会接近昏迷状态，特别是在混合了酒精的情况下。不过，我还是得说，这得看药品剂量。九十年代那会儿，生产罗眠乐的药厂也出过两毫克的药丸。如果是这种情况，十五颗药丸加上占边波本威士忌，的确可以把人送上天。”

又绕回去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新问题：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戛纳医生？他二十多年前从业来着。”

“马布斯博士[1]！他在那一带很有名，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马布斯，是他的外号吗？”

“还有别的呢，”热罗姆嘲讽地说，“什么瘾君子弗雷多、毒贩杀人狂弗雷德·克鲁格啦……他自己是个瘾君子，也给别人提供精神药物。不管是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他都干过：使用兴奋剂、非法行医、贩卖处方等等。”

“他被吊销行医资格证了吧？”

“是的，但我觉得为时已晚。”

“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还在蔚蓝海岸吗？”

“他那样乱用精神药物，怎么可能长寿。我上大学那会儿，吕本斯就死了。你的下一本书是部医学惊悚小说吗？”

我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校门口的自动栏杆是开着的。访客只需打声招呼，门卫在名单上找到名字就会放行。我从没报过名，所以名单上不会有我，好在那家伙几小时前见过我。认出我后，他直接放我进了校园，让我把车停在湖边的停车场里。

夜晚的景色非常美，与日光下的美景相比，显得浑然天成。在地中海风的吹拂下，天空明净，繁星点点。走出停车场，一路上都是回光灯、火把和彩灯，它们把校园映衬得那般迷人，指引来宾走向欢喜之地。每届毕业生都有相应的晚会。体育馆里的那场是面向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五届毕业生的。

刚一进场，我就有点不适应。呈现在我眼前的，简直是场化装舞会，“九十年代最差着装”大概是最为切合的主题。四十好几的人们，纷纷从衣柜里翻出匡威鞋、高腰破洞裤、棒球夹克和格子花呢衬衫。爱运动的则穿上了胯裆裤、厚运动衫和尚飞扬羽绒服。

我远远地瞧见了马克西姆。他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队服，身边围满了人，好像他已经当选了议员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马克龙。在这个满是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聚会上，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从今以后治国的，将是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统，他说英语，深谙经济学，用一种务实的方式表达了破旧立新的意愿。如果说法国想做出某种改变，要么趁现在，要么永失良机。

马克西姆看见我时对我比了个“十分钟？”的手势。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等他，一边钻进了人群。我穿过大厅走到冷餐台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冷餐台贴靠着的那面墙，正是藏匿着两具尸体的那面；二十五年来，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和雯卡的尸体，就在这里腐烂变质。墙上挂着花饰，贴着老招贴画。和今天上午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没有不适，没有不安，也没有负面的情绪波动。但我知道，我的大脑正在竭尽全力拒绝接受雯卡的死。

“先生，您想喝点什么吗？”

谢天谢地，这回有酒喝了。甚至还可以点鸡尾酒，有专门的服务生负责制作。

“您可以给我来杯卡布琳娜[2]吗？”

“当然。”

“来两杯！”从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转过身去，认出了奥利维耶·蒙斯，马克西姆的爱人，昂蒂布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我夸赞了他的两个小女儿，聊了聊发生在“并不一定那么美好的美好旧时光”里的逸闻趣事。虽然我记忆里的他是个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可事实上，他却魅力不凡、幽默感十足。闲谈了两分钟后他对我说，最近几天，他发现马克西姆很焦虑。他确定马克西姆有什么事瞒着他，而且还确定我知道这些事。

我决定做个真假参半的回应。我告诉他说，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马克西姆的几个对手想翻出旧账，逼他退出竞选。我说得模棱两可，还随口提了提从政所需的代价。我向他承诺，会帮助马克西姆，让这些威胁很快成为遥远的过去。

就这样，奥利维耶相信了我的话。这真是生活里的一大奇事：虽然我是个天生焦虑的人，却具备一种安定人心的奇异能力。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点的酒。碰杯后，我们开始戏谑地打量起人们的着装来。说到着装，奥利维耶和我一样，穿得简单朴素。其他人就远非如此了。看来，好多女性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盛行的露脐装。还有些人穿着牛仔短裤，在T恤衫外套了一条花边连衣裙，戴着超短锁骨链，或者拎个系有印花方巾的手包。好在没人敢把巴福罗厚底鞋穿出来。可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出于好玩？还是为了从已逝的青春里留住些什么？

我们又点了两杯鸡尾酒。

“这回，可别那么舍不得放卡莎萨了！”我要求道。

服务生听进了我的话，给我们做了两杯非常浓烈的酒。我向奥利维耶道了别，端着鸡尾酒来到了露台上，那里聚集着抽烟的人。

聚会才刚刚开始，可在大厅深处，已经有人开始服用可卡因，吸食大麻了。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敬而远之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身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还有赶时髦乐队的T恤，正把胳膊架在栏杆上，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小口呷着不含酒精的啤酒。

“你到头来还是没去看演出？”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向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家伙正在一张张桌子底下玩捉迷藏。

“我爸妈本来答应替我带埃内斯托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事。”他一边说，一边吐出了一口香草蜜糖面包味的烟。

皮亚内利狂热的政治倾向，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是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吗？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那个埃内斯托[3]？”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扬起一条气势汹汹的眉毛说。

“喜欢，喜欢。”我赶紧答道，以免他动气。

“他妈妈觉得这名字太老土了。”

“他妈妈是谁？”

他的脸马上板了起来。

“你不认识。”

皮亚内利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他觉得，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这件事很正常，但前提是，被窥探的人不是他自己。

“是塞利娜·福尔潘吧？”

“对，是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文学毕业班的一个女生，对各种不公现象愤愤不平，在学生罢课活动中冲锋陷阵。这个女版斯特凡纳一直追随他到了文学院。在极左运动中，他们曾为争取学生权利和弱势群体权益多次并肩作战。两三年前，我在纽约飞往日内瓦的一次航班上遇见过她。塞利娜完全变了个人。她拿着迪奥女式手包，同行的是个瑞士医生，看得出来，她很爱他。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觉得她非常快乐、幸福，当然，我不会把这些讲给皮亚内利听。

“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转换话题道。

他往旁边挪了一步，装饰灯的白色灯泡突然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里充血，眼圈黑黑的，好像很久没合眼了。

“你查到学校施工款的来源了？”

“没有。我让我那个实习生开始查了，但这事藏得挺深的。只要发现了什么，他就会立刻联系你的。”

他用眼睛寻找着儿子，随后投给他一个会意的目光。

“不过，我看到了最终的计划书。这次施工真的耗资巨大。有些东西简直是天价，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你指的是什么？”

“超大玫瑰园项目：天使花园。你听说过没？”

“没有。”

“简直是胡搞。他们想建一片静思园，从现在的薰衣草田一直延伸到湖边。”

“什么？静思园？”

他耸了耸肩。

“实习生跟我在电话里讲的，我没记全他的话，不过还有别的事要跟你说。”

他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他做的记录。

“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死，我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那可怜的老家伙的确吃了不少苦。”

“他被虐待了？”

他的眼里燃起了一团邪恶之火。

“是的，非常惨。我觉得，这就是恶意报复。”

我叹气道：

“斯特凡纳，哪来的什么恶意报复啊？还是那档子黑手党、洗钱的事吗？妈的，你动脑子想想好不好？就算弗朗西斯真给他们干活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他们干吗还要除掉他？”

“也许他干了什么欺骗光荣会那些家伙的事。”

“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又那么有钱。”

“他们那种人，永远都贪得无厌。”

“不说这个了，你简直就是个白痴。他真的试图用血写行凶者的名字了？”

“没有，是那个记者胡编的，为了给文章添彩。不过，弗朗西斯在咽气之前给人打过电话。”

“知道是打给谁的吗？”

“知道，打给你妈妈的。”

我顿时石化了，试图拆掉他刚刚布好的炸弹：

“很正常啊，他们是邻居，而且从小就认识了。”

他点了点头，但他的眼神却在说：“老兄，你这种话，爱讲给谁就讲给谁，但是对我，少来这套。”

“电话她接了吗？”

“你去问她好了。”他答道。

他喝光了不含酒精的啤酒。

“走了，咱们回家，明天还得练足球呢。”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儿子身旁。

我往大厅里看了一眼。马克西姆的身边依然围着一群人。在露台的另一端，出现了第二个吧台（有点秘密窝点的味道），专门提供伏特加。

我喝了一杯薄荷伏特加，接着又喝了一杯柠檬伏特加。这样做好像不太理智，但我毕竟没有孩子要带回家，第二天也没安排什么体育训练。我既不喜欢无酒精啤酒也不喜欢菠菜汁，况且下个星期，我可能就要进监狱了……

我得赶紧见到母亲才行。她为什么逃开了？是怕我发现真相吗？还是担心和弗朗西斯一样惨遭暴行？

我又喝下了第三杯樱桃味伏特加，好让自己相信醉酒状态更利于思考。从长远来看，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醉意刚起时，往往有一小段惬意时刻，就在那些时刻里，在头脑陷入混乱前，多种思绪相互碰撞，极有可能撞出小小的火花。母亲开走了我租来的车。那辆车上应该安装了GPS定位。也许，我可以给租车公司打个电话，谎称车被偷了，让他们定个位？倒不是行不通，只不过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应该不太好办。

最后一杯橙子味伏特加。我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那种感觉令人陶醉，只是很快便要结束了。幸运的是，脑海里陡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很简单，何不试着定位我留在车里的iPad呢？现代的监控手段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拿出手机，启用了相关的应用。只要设置无误，这个应用就可以高效、准确地实现定位。我输入了邮箱地址和密码，屏住呼吸。屏幕上，一个小点开始在地图上闪烁。我用两个手指放大地图。如果我的iPad还在车里，那么那辆车就停在昂蒂布海岬的最南端，停在一个我去过的地方——凯勒海滩的停车场，在餐厅用餐的客人和想去滨海小径散步的游客常把车停在那儿。

我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我找到妈妈的车了！”

“你怎么找到的？”

“我回头再给你细讲。她把车停在了凯勒停车场。”

“可安娜贝尔跑那儿去干什么？见鬼。”

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焦灼不安，意识到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见他仍然对此坚决否认，我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喊道：

“你真是烦死了，里夏尔！一出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可你却不信任我。”

“好吧，你说得没错，”他终于承认了，“你妈妈离开时，拿走了一样东西……”

“她拿走了什么？”

“我的一把猎枪。”

我的脚下裂开了一道深渊。我无法想象母亲拿着一件武器的样子。然而，闭上眼三秒钟后，我的脑海里竟然呈现出了一幅画面：与我之前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手持猎枪的安娜贝尔。

“她知道怎么用吗？”我问父亲。

“我马上去昂蒂布海岬。”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却也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

“我这边一忙完就过去找你。好吗，爸爸？”

“好的。快点。”

我挂掉电话，走回大厅。气氛变了模样。在酒精的作用下，人们开始放松了。音乐声很大，甚至有些震耳欲聋。我没找到马克西姆。他大概是出去了，正在外面等我。

一定是在鹰巢……

我离开体育馆向上走去，走向开满鲜花的峭壁。道路被设置了路标，灯光和烛光指引着我的脚步。

走到岩丘脚下时，我抬起头，看见了一截正在黑夜里冒烟的烟头。马克西姆在栏杆上架着胳膊，向我摆了摆手。

“上来时小心点！”他喊道，“晚上这里真挺危险的。”

出于谨慎，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以免滑倒，朝他走过去。在教堂扭伤的脚踝再次发作，每一步都疼痛难忍。当我在岩石上攀登时，发现今早起的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布满云层，一颗星星都没有。爬到一半时，上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我不禁抬起头。只见两个人影浮现在一幅灰白水墨画上。其中一个是马克西姆，另一个是个陌生人，他正在把马克西姆从栏杆上推下去。我大叫一声，跑过去想帮朋友一把，可当我到达岩顶时已经来不及了：马克西姆已经从近十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我开始追那个凶手，但由于脚踝扭伤，我根本就跑不远。当我折返回来时，发现晚会上的一群人正围着马克西姆叫救援。

我的眼里满含泪水。突然有一瞬，我仿佛看到了雯卡的幽魂，正在老同学间游走。她穿着轻薄吊带裙、黑色短夹克、渔网丝袜和高帮皮靴，半透明的身影鬼魅动人，划破了漆黑的夜。

那永远无法触及的幽魂，似乎比周围任何人都更为鲜活。

[1] 电影《玩家马布斯博士》中的一位精通心理学的犯罪天才。

[2] 鸡尾酒的一种，由卡莎萨酒、青柠和砂糖调制而成。

[3]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

安娜贝尔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上学时，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是“奥地利丫头”。如今，在我们高中，我是学生和老师口中的“校长女士”。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夜晚将尽之时，我将成为一个杀人犯。

这是学校放假的第一天，直至傍晚时分，我身边并未出现任何预示这一悲剧的征兆。丈夫里夏尔带着家里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出去度假了，扔下我一个人留在学校。从一大早开始，我就一直忙个不停，但我喜欢行动，喜欢做决策。恶劣的天气打乱了这里的生活，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直到晚上六点，我才得空喘口气。见保温杯空了，我打算去教师休息室的自动贩卖机上打杯茶喝。我刚从椅子上站起身，办公室的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孩没得到允许就走了进来。

“你好，雯卡。”

“您好。”

起初，我用担忧的目光看着雯卡·罗克维尔。天气很冷，她却只穿了一条格子花呢短裙、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高跟半筒靴。很快，我就发现她完全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再给我七万五千法郎。”

我了解雯卡，也很欣赏她，即便我很清楚，自己的儿子爱上了她并为此痛苦不已。她是我戏剧俱乐部的一个学生，是最有天赋的几个学生之一。她既聪明又性感，还有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劲儿，这让她很有吸引力。她不但文化修养好，还有艺术天赋，非常优秀。她给我听过她自己写的民谣：副歌优美动人，带着一种神秘的美感，里面有PJ哈维和莱昂纳德·科恩的影子。

“七万五千法郎？”

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没等我说“请坐”，就把自己摔进了我对面的扶手椅里。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照片。我讶异于自己的平静。我没有被击倒，因为我一生中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永远不要成为一个脆弱的人。这正是我的力量之源。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雯卡。”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还给她。

“等我把您浑蛋丈夫的这些照片甩给学生家长时，不舒服的会是您。”

我看到她正在发抖。她看起来既焦躁兴奋，又疲惫不堪。

“你为什么让我再给你七万五千法郎？里夏尔已经给过你钱了？”

“他给了我十万法郎，可那些还不够。”

里夏尔的父母一直都穷得叮当响。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的，是我从我的养父罗贝尔多·奥尔西尼那儿继承来的。那些钱，是我养父沿着整条地中海海岸线建造泥瓦别墅，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我现在手上没这么多钱，雯卡。”

我试图争取时间，但她却毫不让步：

“那就想办法凑！我要在周末结束前拿到这笔钱。”

我看出来了，她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也无法为人所控。也许是酒精和精神药物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吧。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粗暴地说，“我最瞧不起你这种敲诈勒索的人。里夏尔真蠢，竟然给了你钱。”

“很好，那就别怪我了！”她一边威胁我，一边起身摔门离去。

我在办公室里呆坐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他疯狂地爱着这个姑娘，甚至正在因为她而荒废学业。我想到了里夏尔，他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我得保护它。我还想到了雯卡。我终于明白，她之所以会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是因为没人能够想象出她以后的模样——仿佛她只是一颗流星，仿佛她命中注定活不过二十芳华。

经过一番漫长的思考，我走进黑夜，在雪地里费力地挪着步子，来到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楼。我得尽量让她恢复理智。她打开房门时，还以为我是来给她送钱的。

“雯卡，听我说。你现在很不好。我是来帮你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需要钱？”

这时，她好像发了疯一样，开始威胁我。我劝她叫个医生过来，还提议陪她去医院。

“你现在的状态很不正常。咱们得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我努力让她平静下来，用尽全部气力试图说服她，却对她毫无作用。雯卡好像着了魔，似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一时哭泣一时发出邪恶的大笑，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验孕棒。

“都是您丈夫干的好事！”

我，一个不会被任何事击败的女人，竟然站不稳了，这是多年以来的头一次。一道巨大的裂痕突然在我的身体里裂开，我却全然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内心深处的天崩地裂令我恐惧不堪，我看见我的生活里正在燃起熊熊烈火。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绝对不可以无动于衷。我决不能让自己的家庭被这个十九岁的纵火犯烧成灰烬。就在她继续对我大呼小叫时，我看见了一个布朗库西雕塑作品的复制品。那是我在卢浮宫买给儿子托马斯的礼物，可托马斯却急不可耐地送给了她。一道白光从我眼前掠过。我抓起雕像，砸向了雯卡的脑袋。在这猛烈的重击下，她像布娃娃般瘫倒在地。

长久的寂静无声，时间已然停止。万物都已化为虚有。我的意识就此凝固，定格在了将门外的一切冻结成冰的皑皑白雪上。当我重新恢复意识时，我发现雯卡死了。对我来说，显而易见，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争取时间。我把雯卡拖到了床上，让她侧身躺下，遮住她的伤口，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我穿过校园，像荒野幽灵般，凄凉地游荡回自己的办公室里躲了起来。坐进扶手椅后，我拨通了弗朗西斯的电话，打了三遍，他都没有接。这回，一切都完了。

即便焦躁不安，我仍闭上双眼，试图集中注意力。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思考得到解决。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无疑是在雯卡的尸体被发现前处理掉它。这一点有可能做到，但是很难。我做了无数种假设，设计了无数种情节，却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得到同一个结论：罗克维尔集团年轻的继承人在高中校园里失踪，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找到她，人们将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警方将彻底搜查学校，进行各种科学分析，对学生们加以询问，对雯卡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也许有人知道她和里夏尔的事。还有，拍那些照片的人最终也会现身，要么继续敲诈勒索，要么协助警方调查。没有脱身之计了。

人生中第一次，我陷入了此般困境，不得不举手投降。晚上十点，我决定拨通警方的电话。就在我拿起话筒时，我突然看见弗朗西斯正沿着阿格拉大楼向我的办公室走来，身边还跟着艾哈迈德。我走出去迎他。他的神情也很奇怪，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

“安娜贝尔！”他喊道，很快便意识到事情不对。

“我干了件可怕的事。”我一边说，一边钻进他怀里。

接着，我给他讲了我和雯卡·罗克维尔之间发生的可怕冲突。

“勇敢点，”等我终于停止说话时，他低语道，“因为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我本以为自己已身处悬崖边缘，却不承想，在同一天，我第二次几近窒息：当他告诉我托马斯和马克西姆杀死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时，我彻底崩溃了。他对我说，他和艾哈迈德把尸体藏进了正在施工的体育馆的墙里。他说为了保护我，本不想告诉我任何事的。

他把我抱进怀里，安慰我说他一定能妥善解决这件事，还带我一起回忆了我们这辈子经历过的重重考验。

第一个想出那个主意的人是他。

他提醒我说，和一个人消失相比，两起失踪同时发生反倒没那么骇人了。雯卡的死可以掩盖亚历克西斯的死，反之亦然：只需把两人的命运成功地联结在一起。

为了编造出合理的情节，我们整整花了两小时。我告诉了他有关两人关系的谣言。我对他说，我儿子和我提到过令他心碎的几封情书，这也证实了那些流言蜚语。弗朗西斯重拾了希望，可我却不像他那般乐观。即便我们成功地处理了两具尸体，警方也会在学校集中展开调查，我们将无法承受那份压力。他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权衡着进与退，甚至还想过自己去自首，把这两宗杀人事件都扛下来。在我和他的生活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准备缴械投降。并不是由于缺少意志和勇气，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场必败无疑的仗。

突然，一阵敲击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吓了我们一跳。我和他同时看向了窗外。一个女孩，面色惊恐，正在不停敲打着窗玻璃。那不是雯卡·罗克维尔的鬼魂，不是来找我们算账的。而是小范妮·卜拉希米，是我批准她在假期时可以留宿学生公寓。

“校长！”

我和弗朗西斯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目光。范妮和雯卡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我确信她会对我说，她发现了朋友的尸体。

“完了，弗朗西斯，”我说，“我们不得不报警了。”

这时，我办公室的门开了，范妮倒在我怀里失声痛哭起来。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上帝正在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那是意大利人的上帝，我们孩童时在蒙达奇诺的小教堂里向他祈祷。

“我杀了雯卡！”她认罪般地说，“我杀了雯卡！”

15.学校里最美的女生

远离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他们相像。

——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哲学家

我离开芳多纳医院的急诊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死亡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是医院走廊里弥漫着的药片、消毒水和保养液混合在一起后的难闻气味。

马克西姆从八米多高的地方摔下，落在了沥青路面上。虽然下面的碎树枝在他跌落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仍然没能避免他脊椎、骨盆、腿骨和肋骨等部位的多处骨裂。

我驱车接上奥利维耶，跟着救护车一路驶向医院。到医院后，我瞧了马克西姆一眼。他的身体遍布淤血，被一具坚硬的夹板和颈托固定得不能动弹。看到他面色苍白、黯淡，身上插满了输液管，我不禁想到自己当时没能保护他，并因此感到非常难过。

奥利维耶询问了几个医生，他们纷纷表示情况堪忧。马克西姆处于昏迷状态。他的血压很低，即便注射了去甲肾上腺素，血压也只上来了一点点。他的颅骨挫伤严重，甚至出现了大脑血肿。我们本来待在等候室里，但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即便留在那里也无济于事。虽然全身扫描可以预估出一切病变，但医生们仍表示目前无法断言预后。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至关重要。我完全领会了他们的言外之意：马克西姆已命悬一线。奥利维耶不愿离开医院，但坚持让我回去休息。

“你的脸色实在太差了，还有，我想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懂的。”

我同意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并不希望在医院碰见前来取证的警察。我冒雨穿过医院的停车场。在刚过去的几小时里，天气发生了突变。风停了，天越来越低，灰蒙蒙一片，间或电闪雷鸣。

我躲进母亲的奔驰车里，掏出了手机。没有范妮和我父亲的消息。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里夏尔就是这样。他大概是找到了妻子，既然自己无忧无虑了，别人就可以统统见鬼去了！

我打着了火，却没有开走汽车，继续留在停车场里。我好冷。我闭上眼，喉咙干涩，在酒精的作用下，思维仍是混乱的。我很少有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昨天夜里，我在飞机上没有合眼，前天晚上也没怎么睡。时差、过量的伏特加和紧张的情绪，都找上门来。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任由它们四散开去。我被雨滴拍打车窗的声音团团围住，倒在了方向盘上。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马克西姆的最后几句话在我耳边回响起来。他那么着急，是想和我说什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大事？前路茫茫，一片灰暗。我还没有完成调查，却不得不承认，雯卡再也找不到了。

亚历克西斯、雯卡、弗朗西斯、马克西姆……事件中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我必须终止这一切，但是该如何做到呢？驾驶室里的气味带我回到了童年时光。那是母亲以前常用的香水。娇兰的掌上明珠——姬琪。一种神秘醉人的气味，混合了普罗旺斯的清香——薰衣草、柑橘、迷迭香——以及浓烈持久的皮革香和麝猫香。我怔怔地沉浸在这香气里好一会儿。似乎身边的一切都在把我拉向母亲……

我打开了汽车顶灯，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庸俗的问题：这么一辆车得值多少钱？大概十五万欧元？母亲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给自己买这么好的车？我父母的退休金虽然不低，但他们住的漂亮房子是在七十年代买的，那时蔚蓝海岸的房价还没有疯涨，中产阶级还可以承受。况且，这辆车也不像她的风格。突然，我闪念想到，安娜贝尔是故意把这辆跑车留给我的。我回想起今天下午的情景。安娜贝尔不由分说，根本没有给我留反驳的余地，让我除了开她的车外别无他选。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检查了钥匙包。除了这辆车的钥匙外，我认出了家里的钥匙、信箱钥匙（更长一些），还有一把包着黑橡胶的大钥匙。这几把钥匙挂在一个奢华的钥匙扣上：椭圆形，粒面皮，上面印有两个相互交织的镀铬字母：A和P。如果A是安娜贝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P又指的是谁呢？

我打开GPS，看了一眼预存的地址列表，没有发现可疑的内容。我按下了第一个地址“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医院距离康斯坦斯街区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可GPS却显示出了二十公里的车程，指示我沿海边向尼斯方向驶去。

我心慌意乱地拉起手刹，一边驶出停车场，一边问自己，那个被母亲认为是家的地址，到底是什么地方？

虽然是在夜里，而且还下着雨，这一路却开得无比顺利。在GPS导航的指引下，我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位于滨海卡涅和圣保罗-德旺斯之间的一片豪华住宅区——奥蕾莉亚庄园，那是弗朗西斯的单身住所，也是他被谋杀的地方。我靠边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前方三十米就是庄园大门慑人的铸铁栅栏。去年的入室盗窃潮席卷而过后，这里的安保被全面升级。一个警卫模样的人正在保卫室前值守。

一辆玛莎拉蒂从我车旁驶过，开向了庄园大门。一共有两个入口。左边是访客通道，需要跟保安登记，而右边则是业主通道。传感器扫描车牌后，栅栏会自动打开。我没有关掉发动机，认真思考起来。字母“A”和“P”指代的大概是奥蕾莉亚庄园吧，而弗朗西斯正是这里的开发商之一。突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奥蕾莉亚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而且，和“安娜贝尔”相比，她自己似乎更喜欢“奥蕾莉亚”。转念间，我确信无疑：那辆跑车是弗朗西斯送给母亲的。

母亲和弗朗西斯是情人关系吗？我从未做过这种假设，可眼下，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离谱。我打开双闪，驶向了业主通道。雨下得很大，保安很难看清我的脸。传感器扫描了奔驰跑车的牌照，大门开了。既然母亲的车牌可以被识别，就说明她经常出入于此。

我慢慢行驶在一条沥青小路上，前方是一片松树林和橄榄林。奥蕾莉亚庄园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之所以声名在外，是因为开发商们重建了一座巨大的地中海式花园，在园内种满了热带稀有树种。他们的大手笔在当年频频见报，还在庄园内开凿了一条穿流而过的人工河。

庄园里一共只有三十多座别墅，彼此的间距非常大。我记得《观察家》杂志的那篇文章提到过，弗朗西斯家的门牌号是27。那座别墅位于庄园的最高处，周围密林遍布。夜色中，棕榈树和大木兰的身影依稀可辨。我把车停在了铸铁大门前，大门两侧是繁茂的柏树篱。

走近门扇时，我听到了一声解锁声，大门自动在我面前敞开了。原来，我身上的钥匙是一把智能电子钥匙，可以进入这座别墅的任何地方。走在石板路上时，我被流水声吓了一跳。这声音不是从远处传来的，水流仿佛就在我脚下流淌一般。我打开室外的电灯开关：花园和所有露台同时亮了起来——我也是接下来在别墅里走来走去时才发现这一点的。类似于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沿瀑布而建的杰作，弗朗西斯的别墅是沿水道而建的。

这座现代化的建筑丝毫没有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的色彩，反倒有些许美国建筑风格。悬挑的二层小楼同时使用了多种建材：玻璃、浅色石头、钢筋混凝土，与周围的绿地和石丘高原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我刚一靠近门口，电子锁就自动解开了。我担心会有警报响起。墙上确实装有一个盒子，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里也一样，只要打开一个总开关，整座房子的灯会全部亮起。我按下那个按钮，眼前出现了高雅壮观的室内装潢。

一层是客厅、饭厅和开放式厨房。和日式建筑相仿，整个一层都是打通的，隔开各个生活空间的，不过是一扇扇开放式屏风，屏风由轻木制成，不会阻挡光线。

我在里面走了走，扫视着整个房间。弗朗西斯的单身别墅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宽大的白石壁炉、黄橡木的梁垛、线条柔和的胡桃木家具——一切都那么雅致，那么有温度。鸡尾酒吧台上，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啤酒，说明最近有人来过。在科罗娜啤酒旁，有一盒烟和一个漆壳打火机，机身上是一幅日本版画。

马克西姆的芝宝打火机……

显然，和我在安娜贝尔家聊过之后，他来了这里。而他所发现的事，令他心慌意乱，以至在匆忙离开时忘记了香烟和打火机。

走近内嵌观景窗时，我意识到，弗朗西斯就是在这儿被谋杀的。行凶者应该是在壁炉旁拷打了他，随后将其丢在那里等死。再之后，他顺着光滑的镶木地板，一直爬到了河面上的观景窗前。就是在这里，他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接听。

母亲……

我感受得到，她的存在遍布整座房子。我想象着她留存在每件家具、每个饰物上的印迹。这里，也是她的家。我被一个声响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发现她就在我面前。

准确地说，在我面前的是她的照片，就挂在客厅对面的墙上。我走向沙发一体书柜，看到了其他照片。随着我脚步的移近，模糊不清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十几张照片，重现了弗朗西斯和我母亲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他们曾一起周游世界。我随意看了看照片，就认出了那些标志性的地方：非洲沙漠、雪中的维也纳、里斯本的有轨电车、冰岛的古佛斯瀑布、托斯卡纳山野的柏树、苏格兰的爱莲·朵娜城堡、世贸中心倒塌前的纽约。

这些美丽的地方，还有他们平和的笑靥，令我战栗。母亲和弗朗西斯是恋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演绎着一段完整却隐秘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目光外，他们保持着一段真真切切、长长久久的恋人关系。

可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彼此的恋情呢？

在内心深处，我是知道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能够猜到个中缘由。理由很复杂，和他们独特的性格紧密相关。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个性鲜明、严酷凌厉，他们在彼此身上寻得了安慰，建造起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泡沫。作为两个强势的个体，他们始终在与世界对抗。对抗世界的平庸，对抗他人地狱般的生活，为了逃离这地狱，他们始终在抗争。美女与野兽。两个与众不同的灵魂，藐视世俗、藐视法规、藐视婚姻。

我发现自己哭了。也许是因为，在这些照片中，在母亲的笑脸中，我找到了儿时所熟识的那个人。那个人的柔情，偶尔会在奥地利丫头冰冷的面具下浮现出来。原来，我没疯。我没有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另一个女人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而今天，我找到了证据。

我擦了擦眼泪，可它们还在继续流淌。我感动于他们隐秘的生活，和那段只属于他们的别样爱情。说到底，真正的爱情难道不正是游离于一切世俗之外吗？这种纯粹的、接近于化学反应的爱情，弗朗西斯和我母亲曾真正经历过，而我，只是通过书籍幻想过而已。

墙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很小，颜色棕紫，是一张非常老旧的班级合影，拍摄于一座小镇的广场上。照片上还用羽毛笔记录着时间和地点：蒙达奇诺，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孩子们坐成三排，看起来十几岁的模样。所有人的头发都像乌木一般黑，除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金发，目光清亮，和大家的距离稍稍有些远。每个孩子都看着镜头，除了一个小男孩，他脸蛋滚圆，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时，弗朗西斯转过头去，眼里只有那个奥地利丫头。那个学校里最美的女生。他们的故事已然被这张照片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童年，在那座见证了他们成长的意大利小镇里，一切早已注定。

我走上原木悬梯，来到了卧室。我抬眼望去，二楼的格局尽收眼底：一间宽敞的主卧、几间次卧、书房、衣帽间、土耳其浴室。与一楼相比，二楼遍布的落地窗更是打破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这里的视野堪称绝美。森林近在咫尺，小河流水与簌簌雨声融为一体。玻璃露台通向一座透明盖顶泳池，从泳池望去，可以看到蓝天和一座悬空花园，园内种有紫藤、含羞草和日本樱花。

有那么一会儿，由于害怕面对即将发现的秘密，我差点折返出去。但时间紧迫，容不得拖延了。我推开卧室的旋转门，走进一个更加私密的空间。又是照片，但这回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每个年龄段都有。一天下来，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随着调查的推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想要查明雯卡事件，首先需要调查的，是我自己。

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张黑白照。贞德妇产医院，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托马斯出生。一张超前的自拍。拿着相机的是弗朗西斯。他紧紧拥抱着我母亲，而母亲怀里则抱着刚刚产下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我。

令人惊愕，却不容置疑。真相好比一记耳光，重重打在我的脸上。我胸中顿时涌起一阵波涛。浪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令我浑浑噩噩。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各归其位了，但个中代价却是残忍、痛苦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照片。我看着弗朗西斯，觉得仿佛是在看镜中的自己。这么久了，我怎么能一无所知？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为什么我从没觉得自己是里夏尔的儿子，为什么我始终把马克西姆视为兄弟，为什么每次有人攻击弗朗西斯时，一种动物的本能都会让我与之针锋相对。

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我坐到了床边，擦拭泪水。知道自己是弗朗西斯的儿子让我如释重负；然而，想到我再也无法和他说话，心中不禁生出无限遗憾。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里夏尔知道这个秘密和他妻子的双重生活吗？也许吧，但也不一定。也许，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只鸵鸟，并不清楚安娜贝尔对他数次出轨如此宽容的真正原因。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卧室，但又走了回去，想拿走那张在妇产医院拍的照片。我必须带走它，它能证明我来自何处。掀起相框时，我发现墙里嵌有一个小保险柜。数字键盘提示我输入六位数密码。难道是我的生日？我其实完全不相信这样就能打开保险柜，却忍不住想要试一下。有时，想当然不见得行不通……

咔嚓一声，保险柜门开了。钢材柜身并不是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把手枪。就是那把弗朗西斯在受害时没来得及用上的枪。在一个小帆布袋里，我发现了十几颗三十八口径的子弹。对武器，我从未有过兴趣。一般来说，我比较反感这些东西。但为了给我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我曾硬着头皮做过些研究。我掂了掂这把手枪。厚重、结实，应该是把老式的史密斯-韦森M36左轮手枪。就是那款家喻户晓的“警长特别版”，木质枪托、钢质枪身。

在这张照片后放一把手枪，寓意为何？说明幸福和真爱需要不择手段来保护？或者，想要得到它们，必须付出血泪代价？

我取出五颗子弹，把弹巢装满，将手枪别在腰间。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怎么开枪，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危险无处不在。有人认为雯卡被人所害，正在清除他心目中的所有元凶。而我，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走下楼梯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接听。凌晨三点打来的隐藏号码来电，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最后，我按了接听键。是警察。昂蒂布警局的文森·德布鲁因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母亲遇害身亡，我父亲承认，他是杀害她的凶手。

安娜贝尔

昂蒂布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里。接下来的几分钟，也许将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弗朗西斯在咽气前给我打来电话，用最后的气力说出了半句话：保护托马斯和马克西姆……

那天晚上，我明白，有人回来翻旧账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的恐吓、危机与死亡。此后，通过报纸上的文章，我了解到弗朗西斯在离开前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也随即明白，那桩旧事只能在鲜血和恐惧中结束，一如它的开始。

二十五年来，我们成功地隔离了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紧紧反锁了每一道门，确定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谨慎，早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告别了病态般的疑心重重。有时，我甚至觉得，多年来折磨我的焦虑感似乎烟消云散了。我放松了警惕。可我错了。

弗朗西斯的死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的心被撕碎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当坐在救护车里赶往医院时，我多么想就此放手，随弗朗西斯而去，然而，有股力量将我拽回了人间。

我必须继续战斗下去，为了保护我的儿子。威胁袭来，从我身边夺走了弗朗西斯，却无法夺走托马斯。

我的最后一场战斗，就是消灭那个将我儿子的未来置于险境的人，为我唯一爱过的男人报仇雪恨。

从医院回来后，我再次沉浸在回忆里，开始调查到底是谁，想在这么多年后实施报复。这报复，充满暴力、怨愤与决绝，令人心惊胆寒。我虽不再年轻，思维却仍然清晰。然而，即便我拿出了全部时间寻找答案，也没有查出丝毫线索。所有可能产生报复想法的人，如今都已死掉或是处于耄耋之年。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正在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而且很有可能毁掉它。雯卡走了，带着一个秘密走了。从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存在；如今，它再次现身，一路索命，马不停蹄。

我四处寻觅，却一无所获。直到刚刚，托马斯从地下室拿出了一些老物件，并把它们摊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突然，答案跃然而出。我好想失声痛哭。真相就在那儿，一直以来就摆在我们眼前，只不过，一个细节遮蔽了它，而我们中却没有人注意过这个细节。

一个细节，改变了一切的细节。

当我来到昂蒂布海岬时，天还亮着。我停在一面白墙前，白墙正对着巴孔大道，从外面无从猜测房子的大小和占地面积。我随便把车停在路边，按响了对讲机。正在修剪树篱的园丁告诉我，我要找的人去提尔布瓦勒小径遛狗了。

我又驱车行驶了几公里，最后来到了凯勒海滩的小停车场，就在葛若普海滨路和安德雷-塞拉街的交叉口。那里空无一人。我打开后备厢，取出我从里夏尔那儿拿的猎枪。

为了给自己打气，我回想起小时候：每到星期日清晨，我都会陪继父去密林里狩猎。我喜欢跟他去打猎。虽然我们不怎么讲话，可如此共度的时光却比滔滔不绝的谈话更有意义。我想起了我们的爱尔兰猎犬布奇，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暖意。它是猎捕松鸡、山鹬和野兔的超级能手，不等我们开枪，就能接近猎物抓住它们。

我掂了掂猎枪，抚摸着它油胡桃木的枪托，出神地盯了一会儿雕刻在枪身上的精美花纹。咔嚓一声，我拨开钢柄，把两颗子弹装入枪膛。接着，我踏上了海岸边的小路。

走出五十米后，我看见了一个警示栅栏——“危险区域，禁止通行”。估计是上星期三的海啸引发了塌方。我翻过栅栏，跳上岩石继续前行。

海风吹得我很舒服，美丽的景色一直延展到阿尔卑斯，让我忆起了自己来自何方。在一片陡峭海岸的转角处，我发现了一个身影，高挑、挺拔，那就是杀死弗朗西斯的凶手。凶手身边的三只大狗同时向我跑来。

我把猎枪架上肩膀，看向目标。那人就在我的瞄准线上。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枪声响起，清脆、短促、迅速，往昔的一切扑面而来。

蒙达奇诺、意大利的风光、小小的学校、村庄的广场、辱骂、暴力、鲜血、倔强的骄傲、三岁的托马斯那融化人心的笑脸、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间的绵长之爱。

我生命中所珍视的一切……

16.黑夜永远在等你

开始相信，黑夜永远在等你。

——勒内·夏尔，法国诗人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昂蒂布的街道泥泞不堪，那泥水仿佛是个蹩脚的画家洒在画布上的颜料，厚厚的、黏黏的。

现在是凌晨四点。在位于奥利维耶兄弟街的警局门前，我胡乱踱着步。我虽然身着雨衣，但头发却已被打湿，雨水顺着衣领流进衬衫里。由于担心父亲的拘留期被延长，我正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试图说服一位尼斯有名的律师出手相助。

悲剧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一小时前，当我离开奥蕾莉亚庄园时，因为超速被警察逮捕了。由于情绪激动，我驾驶着那辆跑车在高速上飙到了一百八十多迈。警察让我吹了酒精检测仪，鸡尾酒和伏特加害得我被直接吊销了驾照。为了离开警局，我别无选择，只能给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打电话求助。皮亚内利已经知道了我母亲遇害的事，对我说他马上过来。他过来找我时，开的是一辆达西亚越野车，小埃内斯托正攥着拳头在后排座位上睡觉。车里弥漫着香草蜜糖面包的味道，估计从来没有清洗过。在开往警局的路上，他给我讲述了大致案情，补充了一些德布鲁因局长没有告诉我的信息。我母亲的尸体是在昂蒂布海岬滨海小径的岩石上被发现的。最先发现尸体的是市政警署的警察。警察之所以去了那一带，是因为附近居民听到枪声后报了警。

“托马斯，很抱歉跟你讲这些，她死得太惨了，这种事在昂蒂布还是头一回。”

越野车的车顶灯一直开着。皮亚内利面色铁青，浑身战栗，记者圈里疯传的恐怖信息令他胆寒。毕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于我，早已超越了疲惫、悲伤和痛苦，彻底麻木了。

“在犯罪现场附近有一把猎枪，但安娜贝尔并没有死于枪击。”他说。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要听到全部事实。

而刚刚离开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师陈诉这个事实：在枪托的数次重击下，母亲的面部已血肉模糊。显而易见，做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亲。里夏尔之所以去了那个地方，是因为我给了他地址，他到达时，安娜贝尔已经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泪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错，就是一边看着妻子的尸体，一边抽泣着说：“是我干的！”我向律师解释说，很明显，父亲的这句话是在表达未能避免这场悲剧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认罪，所以不能当真。律师认可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挂断电话时，雨还是那么大。戴高乐广场的公交候车亭空无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两通沉痛的电话，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报给哥哥和姐姐。热罗姆还是那个热罗姆，不管内心受到多大的打击，依旧表现得波澜不惊。和姐姐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本以为她在巴黎十九区的家里睡觉，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尔摩过周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离了婚。她说她和丈夫分开了，我则跟她讲了家里刚出的大事，但没有谈及具体细节。她失声痛哭，我和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

接着，我在暴风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灵般游荡在广场中央。广场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着沥青。喷泉在黑夜里亮着灯，喷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吐出一阵空灵缥缈的雾气。

我浑身湿透，被细雨包裹着，心如死灰，神经麻木，身体仿佛被掏空了。蒸腾的雾气模糊了广场的边界、人行道的边缘和路面上的标志，它淹没了我的脚步，同时也淹没了我的全部价值观和方向感。在这个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在坠落，坠向无底的深渊。我似乎走进了一部黑色电影，成了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突然，两盏车灯划破了浓雾，离我越来越近：皮亚内利·斯特凡纳彪悍的越野车开了过来。

“上车，托马斯！”他摇下车窗对我说，“就知道你找不着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尽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副驾驶座位上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刚才一样，我坐在了后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内斯托身旁。

皮亚内利对我说，他刚去了《尼斯早报》报社。报纸昨晚定版比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会报道我母亲遇害的消息。但他还是回了办公室，为报纸的官网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不会提到你爸被怀疑的事。”他向我保证说。

当我们沿着海边驶向芳多纳街区时，皮亚内利告诉我，晚上他去医院打听了马克西姆的病情，还在准备离开医院时碰见了范妮。

“她快崩溃了。我从没见过她那样。”

我的思绪虽然疲惫，但还是响起了警报。

“她对你讲了什么？”

我们停在了迪厅“午睡”的路口。世界上最长的红灯……

“她什么都跟我说了，托马斯。她告诉我，是她杀了雯卡，是你妈妈和弗朗西斯帮她掩盖了罪行。”

原来，皮亚内利方才之所以那般失魂落魄，是因为吓到他的不仅是我母亲的遇害，还有当年的那起杀人案。

“她跟你讲了克雷芒的事吗？”

“没有，”他说，“这是我唯一弄不懂的地方了。”

交通灯变绿了。越野车驶上了国道，开往康斯坦斯街区。我被彻底击垮了，思绪一片混乱。我有种感觉，似乎这一天永远都不会结束，似乎一拨海浪袭来，将会卷走一切。太多的发现，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死亡，太多的威胁，始终在我的至亲身边盘旋飘荡。接着，我做了一件永远不该做的事。我放松了警惕。我打破了二十五年来保持的缄默，因为我想去相信人性。我想去相信，皮亚内利是个好人，是个将我们的友情置于记者职业之上的好人。

我毫无保留地，将克雷芒的死，还有我今天查到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行驶到我父母家时，皮亚内利把车停在了门口，没有熄火。我们在他的老越野车里继续坐了半小时，讨论事件经过，整理思路。他耐心地帮我梳理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我和马克西姆谈话时，母亲大概在一旁偷听到了。和我一样，她应该也发现了诗集题记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作业评语间的笔记差别。但与我不同的是，通过这一点，她找出了杀死弗朗西斯的凶手。她要么是约了凶手在昂蒂布海岬见面，要么是一直跟踪他到那里，意图杀死他。总之，我们没能做到的事，她做到了：揭开杀人狂魔的面具。

可这个发现，却要了她的命。

“尽量休息会儿吧。”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拥抱了我，“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咱们一起去医院看马克西姆。”

面对他少有的热情，我却没有丝毫气力回应，关上车门就走开了。由于没有钥匙，我只能翻过大门。我记得父母从来不锁地下车库，可以从那儿进到房间里。走进客厅后，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把背包和弗朗西斯的手枪放到桌上，脱下湿透的衣服，像梦游者一样穿过客厅，倒在沙发上。我蜷缩在一张花格呢毛毯里，任由睡意将我裹挟。

我费尽心力，却满盘皆输。对手已将我碾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经历了生命里最凄惨的一天。今早，在我踏上蔚蓝海岸的土地时，虽已感知到了地震的威胁，却没有料想到，它竟这般来势汹汹，残忍无情，焚巢荡穴。

17.天使花园

也许，等我们死去时，只有死神才能给予我们钥匙，让我们续写那场未竟的探险之旅。

——阿兰-傅尼埃，法国作家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当我睁开眼时，中午的阳光正在客厅里闪耀。我一觉睡到了下午一点多。一场厚重、深沉的睡眠，将我与黑色的现实彻底隔绝开来。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我没来得及接听电话，但听到了对方的留言。父亲借用律师的手机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已被释放，正准备回家。我本想马上给他回拨过去，可手机却没电了。我的行李箱还在那辆租来的车里。我试图在父母家里找个匹配的充电器，却没有找到，最终放弃了。我用固定电话联系了芳多纳医院，但没能打听到马克西姆的消息。

我冲了个澡，从父亲衣柜里翻出一件夏尔凡衬衫和一件羊驼绒外套穿到身上。走出浴室后，我一口气喝了三杯浓缩咖啡，凝视着窗外湛蓝色的大海。在厨房里，我旧时的物件还躺在前一天的地方。矮凳上悬放着大纸箱，实木吧台上则堆着我以前的作业、成绩单、混音带，还有那本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我翻开诗集，再次阅读扉页上优美的题记：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翻阅着那本书，起先是草草翻着，随后便专心致志读了起来。和我之前所以为的不同，这本由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女性兄弟》并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散文随笔；雯卡，或者是送她这本书的人在上面做了大量的笔记。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被标记的句子上：“在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中，这是唯一的缺陷。我们完全可以抵御男人们的诱惑，却无法抗拒拥有一个孩子的需求。”

“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这句话拨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继续阅读下去。

两个女人相爱……这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美文，是对女同性恋情的诗意赞颂。它并不是一纸高举旗帜的宣言，而是一番焦灼苦痛的思考，慨叹两个相爱的女人无法拥有生物学上的亲生子女。

就在这时，我想通了一切，想到了从一开始就被我忽略掉的细节。改变了一切的细节。

雯卡爱的是女人。至少，雯卡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亚历克西斯，一个中性名字。在法国，取名为亚历克西斯的基本都是男性；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名叫亚历克西斯的却大部分是女性。面对这一新的发现，我震惊不已，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又走错了路。

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便直接开了锁，走到露台去迎接他。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里夏尔，而是一个清瘦的男孩，他五官精致，目光清亮得出奇。

“我是科朗坦·梅里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助理。”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摘下自行车头盔，抖了抖火红色的头发。

这位实习记者把自己的装备靠在墙上：那是辆很有意思的自行车，车身是竹子的，弹簧发条上立着皮质车座。

“您节哀。”对我说这句话时，他努力做出一副歉意的表情；然而，这表情却被他厚厚的胡子掩盖住了，而且与他青春洋溢的脸庞极不协调。

我邀请他进屋喝咖啡。

“如果不是胶囊咖啡的话，我很愿意喝。”

他跟着我走进厨房，看过咖啡机旁的咖啡豆后，拍了拍紧贴在胸口的纸袋说：

“我有消息要告诉您！”

在我准备咖啡的时候，科朗坦·梅里厄坐在一个矮凳上，掏出了一摞写满笔记的文件。我把一个杯子放到他面前，看见了从他挎包里露出来的《尼斯早报》第二版的头条。滨海小径的照片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恐怖压城”。

“关于学校施工的资金来源，虽然很难查，但我还是搜集到了一些信息。”他郑重地说。

我坐到他对面，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您的推测没错，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工程款的资助方只有一个，校方也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这笔意外的巨额资助。”

“最近，具体是指什么时候？”

“今年年初。”

弗朗西斯死后的几天。

“出资方是谁？雯卡·罗克维尔的家人吗？”

我突然想到，由于始终无法接受孙女离开的事实，雯卡的祖父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很有可能策划了这一系列复仇事件。

“跟她家没有一点关系。”梅里厄说，在咖啡里加了一块糖。

“那是谁？”

这位年轻潮人查阅起自己的笔记来。

“是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叫哈金森&德维尔基金会。”

刚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并没有想起什么。梅里厄一口就喝光了咖啡。

“和名字所显示的信息一样，出资成立这家基金会的共有两个家族。战后，哈金森和德维尔家族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一家贸易中介公司，从此大发横财，如今在全美已经拥有一百多家分公司了。”

记者继续查阅着笔记。

“基金会的资助领域是艺术和文化。它的主要资助对象是中学、高校和博物馆，比如巴普蒂斯特中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等等。”

梅里厄挽起了牛仔衬衣的袖子；那衬衣太紧，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第二层皮肤。

“在最近的一次理事会上，他们投票决议了一项特别的提案：有一个理事会成员提议资助美国领土以外的机构。这还是头一回。”

“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扩建改造工程？”

“没错。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这个项目本身也还算有意义，但项目里包含了一些离谱的东西，比如在湖边建一座什么天使花园。”

“斯特凡纳跟我提过，是一座庞大的玫瑰园。”

“对，就是它。设计师的意思是把那里打造成悼念雯卡·罗克维尔的静思之地。”

“这太夸张了，不是吗？基金会怎么能通过这么疯狂的提案呢？”

“就是啊，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反对的，但在这两个家族里，有一个家族如今只剩下一个继承人了。那个人据说精神比较脆弱，很多董事都不太信任她。然而，按照章程，她手里占的投票权很多，另外，她也争取到了几张选票，最终以微弱优势胜出了。”

我揉了揉眼睛，心中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听懂，但与此同时，又好像从未如此贴近过目标。我起身去拿背包。我得确认一件事。从背包里，我找出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的年鉴。就在我一页页翻开年鉴时，梅里厄结束了他的叙述：

“在哈金森&德维尔基金会里很有话语权的那位继承人名叫亚历克西斯·夏洛特·德维尔。我估计您认识她。您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她曾是那里的老师。”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充满魅力的英美文学老师。

我万分惊愕，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当年大家口中的德维尔小姐的照片。年鉴上没有她的全名，只有缩写“A.C.”。我终于找出了亚历克西斯。杀死我母亲和弗朗西斯的凶手。试图害死马克西姆的人。也是她，间接地将雯卡推上了命运的悲途。

“她现在每年都会回蔚蓝海岸住六个月，已经有段时间了。”梅里厄说，“她买下了位于昂蒂布海岬的菲茨杰拉德老别墅。您知道是哪儿吗？”

冲到外面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没车了。正在我犹豫着要不要骑走小记者的自行车时，我突然想起来，地下室里有一辆轻便摩托车。我从车库走进地下室，掀开覆盖在摩托车上的塑料篷布。我坐上车座，像十五岁时一样，试图用脚蹬启动那台标致103。

然而，由于地下室里又冷又潮，发动机打不着。我找出工具箱，回到摩托车旁。我卸下抗干扰装置，用钥匙松开火花塞。火花塞又黑又脏。当年上学出发前曾做过千百次的动作，在此刻重现：我用旧抹布擦拭火花塞，再用玻璃纸来回打磨，最后把它放回原位。一系列的动作完成得流畅自如。其实，它们始终刻印在我脑海里的某个地方，这记忆看似遥远，却属于一个并不那么遥远的、充满希望的年代。

我再一次尝试发动摩托车。情况似乎好了一点，但车仍没有怠速。我踢开撑脚，跳上车座，顺着斜坡滑了下去。发动机起先好像已经熄火，随后却发出了一阵爆音。我冲上马路，祈祷着摩托车可以坚持几公里。

里夏尔

我的脑子里充斥着令人难以承受的、不真实的画面。那是比最糟糕的噩梦都难以承受的画面。我妻子的脸爆裂着、凹陷着、崩塌着。安娜贝尔美丽的脸庞仿佛被戴上了一张血淋淋的面具。

我叫里夏尔·德加莱。我活得太累了。

如果说生活是场战争，那我并非仅为遭受一场重击而来。在生命的战壕里，我刚刚被刺刀刺穿了身体。这场最惨痛的战斗，迫使我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明亮的客厅里飞扬着金色的微粒，我一动不动地呆立其中。从此，我的家就是空荡荡的了，而且会永远空下去。我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我永远地失去了安娜贝尔。可是，我真正失去她是在什么时候？几个小时前，在昂蒂布海岬的某个海滩吗？还是几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再或者，干脆承认说，我没有真正失去安娜贝尔，因为她从未属于过我？

我突然被面前的一把手枪吸引住了。它就躺在桌上，不知使命为何。那是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木质枪托，就和我们在老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弹仓是满的，里面装有五粒三十八口径的子弹。我掂了掂，感受着它钢质枪身的重量。它正在召唤我。想要解决一切问题，这是最简单、最迅捷的办法。的确，从目前来看，死亡能令我解脱，让我忘却过去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奇怪婚姻里，我生活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身边，她说她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我”，而这也恰恰说明，她不爱我。

事实上，安娜贝尔懂得宽容我，总的来说这已然不错了。和她一起生活令我煎熬；但倘若没了她，我会活不下去。我们彼此间的秘密协定，让我成了所有人眼中的花心丈夫（当然，我的确是……），也帮她避开了流言蜚语和好奇的目光。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左右安娜贝尔。她不属于任何一类人，不屈从任何规范准则，不屑于任何世俗礼仪。她的自由令我着迷。话说回来，当我们爱一个人时，爱的不就是那份神秘吗？我爱她，却得不到她的心。我爱她，却没能保护她。

我把左轮手枪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突然觉得呼吸顺畅了许多。我想知道，是谁把这把手枪放在了我面前。也许是托马斯？这个不是我亲生儿子的儿子。他和安娜贝尔一样，也从没爱过我。我闭上眼睛，他的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他儿时的种种记忆。一幅幅美好或痛苦的画面。美好，因为他聪明、好奇又异常乖巧；痛苦，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他的生父。

如果是个男人，就扣动扳机吧。

让我停止行动的不是胆怯，而是莫扎特的音乐。每每收到安娜贝尔发来的短信，我的手机都会响起竖琴和双簧管奏出的三个音符。我被吓了一跳，赶紧放下枪，冲向了手机。“里夏尔，有你的邮件。A.”

此刻我收到的短信，的确是从安娜贝尔的手机发出的。只是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她已经死了，而且把手机忘在了家里。唯一的解释是，她在离开之前设置了定时发送。

“里夏尔，有你的邮件。A.”

邮件？什么邮件？我开始用手机查收电子邮件，但什么也没发现。我走出房门，顺着水泥小路走到信箱前。在一张寿司外卖宣传单旁，我发现了一个厚厚的天蓝色信封。信封上没贴邮票，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很久以前往来书写的情书。我拆开信封。也许，安娜贝尔是在昨天下午把信直接放在那儿的，也可能是快递员送来的。我读到了第一句话：“里夏尔，如果你收到了这封信，说明我已经被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杀死了。”

我用无比漫长的时间读完了这三页信。信中的内容令我目瞪口呆、心慌意乱。这是一份身后告白。也是一封情书，以安娜贝尔的方式如是结束：“如今，咱们家的命运由你来掌控。若要保护、拯救我们的儿子，拥有勇气和力量的人，只有你了。”

18.少女与黑夜

最后，我们拥有了拼图块，可不管我们怎样拼凑，总会有缺失存在……那些缺失的地方，就好比叫不出名字的国家。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美国作家

摩托车失灵了。我紧攥着车把，离开车座，站起身来，发疯似的踏着脚蹬；那感觉，就像正在负重五十公斤攀爬旺度山。

菲茨杰拉德别墅位于昂蒂布海岬边的巴孔大道，看去仿佛是街面上的一座碉堡。别墅虽然名叫菲茨杰拉德，却从未被这位美国作家造访过；不过，和其他地方一样，蔚蓝海岸的各种传说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距离目的地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把脚踏摩托车扔在人行道上，走到沿海的栏杆前跨了过去。在海岬的这片区域，很难见到金色的沙滩，取而代之的是残缺不平、蜿蜒崎岖的海岸线。大块岩石在地中海方向吹来的密史脱拉风的雕琢下愈显凌厉陡峭，绝壁悬崖临海而立。我费力地爬上一块石头，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翻过了一个通向别墅后身的陡坡。

我沿着泳池旁的抛光混凝土地面走了几步，那是个位于海面上方的蔚蓝色长方形泳池，尾部连着一段凿于岩石上的台阶。拾级而下，可以走上一座小浮桥。菲茨杰拉德别墅紧靠悬崖而建，建筑底部已然浸入水中。这座现代主义别墅建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筑风格介于装饰艺术派和地中海派之间。白色墙壁形状规整，平平的屋顶上有座绿藤遮蔽的露台。此时，海天一色，满眼是绵延无尽的湛蓝。

一座室外客厅位于一条斗拱长廊下。我沿着柱廊前行，直到发现一张半开着的落地窗，从那里走了进去。

如果把外面的碧海蓝天换成哈德逊河，别墅的主室就有点像我在翠贝卡的复式公寓了，简洁雅致，关注细节——就是那种常在装饰类杂志和博客里出现的室内装潢。书房的藏书，和我家里的几乎一样，因为影响我们的是同一种文化：古典的、文学的、国际的。

室内出奇地干净，一看就没有孩子居住。冷清得有些凄凉，因为少了生命的丰润与活力：孩子们的欢笑声、四散的毛绒玩偶和乐高玩具，还有桌上桌下的饼干渣……

“看来，你们家的人是真喜欢自投罗网啊。”

我转过身去，看到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就站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前一天晚上，在圣埃克苏佩里的五十周年校庆上，我已经见过她了。她虽穿着简单（牛仔裤、条纹衬衫、V领毛衣、匡威板鞋），却气质不凡，属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脱颖而出的那种人。让她更具气场的，是在她身旁跃跃欲试的三条大狗：剪过耳的德国猎犬、浅褐皮毛的美国梗犬和扁平脑袋的罗威纳犬。

见到这三条狗后，我整个身体都绷了起来，后悔不该赤手空拳来到这里。由于怒不可遏，我脑子一热就离开了父母家。而且，我总觉得，大脑就是自己的武器。这是我的老师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教给我的，然而，一想到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对我母亲、弗朗西斯、马克西姆所做的事，我便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冲动。

如今，已然了解真相的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实际上，我并不期待从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口中得到任何信息。难道我真的已经明白了一切吗？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理解爱情的真谛吗？不论如何，我都可以清晰地想象出这两个女人当年对彼此的欣赏，她们都是那般聪明、自由和美丽。她们彼此间分享的，是默契带来的兴奋，是身体的迷醉，是眩晕与叛逆。其实，我和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即便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在二十五年前爱上了同一个姑娘，而且至今无法释怀。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身材颀长挺拔，皮肤光滑剔透，让人无从猜测她的年龄。她把长发拢成发髻，似乎对于掌控局势成竹在胸。三条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而她却洒脱地转过身去，凝视着贴满墙面的照片。是雯卡的性感写真，达拉纳格拉跟我说起过这些照片。将镜头对准这样一个模特，他实现了摄影技术的飞跃，完美捕捉了少女雯卡暧昧模糊、迷醉人心的美。那是她绽放的青春。玫瑰的遭遇……

我决定出击。

“你以为自己始终爱着雯卡，可你错了。没人会害死心爱的人。”

德维尔从照片上移开视线，用冰冷且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可以回答你说，杀死一个人，有时是极端之爱的一种表现。但雯卡的死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杀死她的，不是我，而是你们。”

“我们？”

“你，你妈妈，范妮，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还有他儿子……或多或少，你们都有责任，都有罪。”

“这些都是艾哈迈德告诉你的，对吧？”

在几只护卫犬的簇拥下，她向我走过来。我想到了赫卡忒，那是希腊神话中的幽灵女神，身边永远伴着一群对着月亮狂吠的狗。她掌管着噩梦、被压抑的欲望，皆是男男女女们最邪恶、最脆弱的精神领地。

“虽然证据确凿，但我从没相信过雯卡和那个家伙私奔了。”德维尔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查真相。造化弄人，就在我放弃希望时，有人把它送到了我面前。”

三条狗骚动起来，冲着我的方向低声嗥叫。我开始感到恐慌。每每见到这些动物，我的身体就会陷入瘫痪状态。虽然我努力不看它们的眼睛，但它们已然觉察到了我的不安。

“七个多月前，”德维尔继续道，“我在一家超市的水果蔬菜区买东西。艾哈迈德认出了我，说想和我聊聊。他告诉我，雯卡死去的那天夜里，弗朗西斯派他去取雯卡的一些东西，还让他把公寓清理干净，以免留下对你们不利的线索。在检查一件大衣口袋时，他发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所以，只有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亚历克西斯，是我。那个白痴把这个秘密保守了二十五年。”

此时的她，看似平静，但我感受得到她的狂躁与愤怒。

“艾哈迈德需要钱回老家，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给了他五千欧元，他向我交代了一切：体育馆墙壁里的两具尸体，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血染圣埃克苏佩里的恐怖夜晚，还有你们这群人的逍遥法外。”

“即便翻来覆去地讲，故事也无法变成真相。要对雯卡的死负责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在一桩罪行里，手持武器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罪人，你很清楚这一点。”

由于不快，亚历克西斯·德维尔的脸抽动了几下，这情形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仿佛是在回应女神无声的命令，三条狗向我靠拢过来，把我团团围住。我的两条腿瞬间就被汗水冰冻了。恐惧蔓延开来。一般情况下，我可以控制住内心的恐惧，保持理智，告诉自己没必要害怕。但此刻，我做不到，因为这几条狗凶残至极，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我。我克服着恐惧，继续说道：

“我还记得当年的你，你的魅力和独特的气质。所有学生都很喜欢你。以我为首。一位三十岁的年轻老师，优秀、美丽，懂得尊重学生、帮助学生。在文科预科班里，每个女生都想成为你的样子。在某种程度上，你是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我则认为，你证明了智慧可以主宰平庸。你简直是女版的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你……”

听到我当年恩师的名字，她恶意地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那个可怜的格拉夫！他也是个蠢货，不过是另一种蠢货，很有文化的蠢货。他也什么都没猜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对我献殷勤，给我写些激情澎湃的诗和信。他把我理想化了，就像你把雯卡理想化了一样。这是你们这种男人的专长。你们口口声声说爱女人，但实际上，你们并不了解我们，也不愿去了解我们。你们不懂得倾听，而且不想去倾听。对你们来说，我们不过是你们浪漫爱情的幻想对象罢了！”

为了让人信服，她还引用了司汤达的话：“当你开始关心一个女人时，你看到的她再也不是真正的她了，而是那个你所希望见到的她。”

引用得很恰切，但我不会就此放过她。她因为爱雯卡而毁了雯卡，我想要她承认这一点。

“和你所说的恰恰相反，我很了解雯卡，至少是遇见你之前的雯卡。那时的她，不酗酒不吸毒。你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控制她。你做到了。对你来说，她是个很容易得手的猎物：一个刚开始体验快感和激情的狂热少女。”

“你是想说我毒害了她？”

“不，我是想说，你把她推向了精神药物和酒精，因为这样可以麻醉她的判断力，让她被你掌控。”

几条狗亮出了獠牙，开始贴近我的身体，嗅闻我的手。德国猎犬把嘴巴贴在我的大腿根上，逼得我退到了沙发的靠背处。

“我让她对你父亲投怀送抱，是因为我们想要个孩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事实上，想要这个孩子的，是你。是你一个人！”

“不！雯卡也想要个孩子！”

“用这种方式吗？我不觉得。”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怒火中烧：

“你没有权利对我们指手画脚。如今，女同性恋者如果想要孩子是可以实现的，人们愿意接受甚至尊重她们的选择。大家的想法变了，法律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是不可能的，是被否认和排斥的。”

“你那么有钱，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她反驳道：

“可我那时什么都没有！人们眼里的进步主义者不一定是真的进步。加利福尼亚的德维尔家族只不过是表面看起来宽容开放罢了。我家里的所有人都是伪君子，胆小如鼠、残酷无情。他们不认可我的生活方式和性取向。他们很早就断了我的生活费，断了好多年。之所以选了你父亲，是因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孩子和钱。”

我们的对话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都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许，这是因为我们都既有罪又清白，同为受害者和刽子手。也许是因为，唯一该承认的真相，就是在一九九二年的索菲亚-昂蒂波利，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曾有个迷人的女孩，让所有走进她生活的人为之痴狂。因为，当你和她在一起时，你会产生疯狂的幻象，认为她的存在足以回答那个困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如何度过漫漫长夜？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现在，三条狗把我逼到了墙边，占据了绝对上风。我感受到了迫近的危险。我心跳加速，衬衫被汗水浸透，贴在了皮肤上，死亡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仅仅用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德维尔就能要了我的命。如今，当我终于将一切查个水落石出，却愕然发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杀人或者被杀。我克服着心中的恐惧，继续说道：

“你大可以收养一个孩子，或者自己怀一个。”

此刻的她，狂躁得似乎可以毁灭一切。只见她凑到我跟前，伸出食指威胁性地指向我，距离我的脸不过几厘米。

“不！我想要个雯卡生的宝宝。一个拥有她的基因、她的完美、她的优雅、她的美丽的宝宝。那是我们爱情的延续。”

“你从吕本斯医生那儿搞来罗眠乐的处方，交给雯卡，这些我都知道。需要让对方依赖上精神药物，才能获得幸福与快乐，你不觉得这份爱情很可笑吗？”

“你个小兔崽子……”

德维尔已变得语无伦次。几条狗的攻击性越来越强，就连她也难以控制了。我胸口一紧，心头一阵剧痛，头晕目眩。我尽量不理会自己的身体状态，单刀直入地说：

“你知道雯卡死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她对我说：‘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二十五年来，我都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还害得一个人因此丧了命。现在，我终于明白她想说的是什么了：‘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强迫我和你爸爸上床，但我不愿意这么做。’”

我呼吸困难，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有种感觉，想要跳出这噩梦，唯一的办法就是分身逃离。

“你看，雯卡死去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有多垃圾了。你就算建造一千座天使花园也无济于事，真相是无法改变的。”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恼羞成怒，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最先攻击我的是那只美国梗犬。它气势汹汹，把我扑倒在地。就在我倒下时，头部撞到了墙上，随后又撞到了一把金属椅的尖角。我感觉到，它的獠牙正在嵌入我的脖颈，寻找着颈动脉。我试图推开这只护卫犬，却没能成功。

我听见了三声枪响。第一声击倒了正在撕咬我后颈的大狗，吓跑了它的两个同伙。接下来的两声响起时，我仍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回过神后，我看见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已倒在了壁炉旁的血泊里。我转过头去，望向落地窗。逆光中，里夏尔的身影清晰可见。

“没事了，托马斯。”他用坚实有力的声音安慰我说。

六岁的我在夜里做噩梦时，他也曾用这种声音安慰我。他的手没有颤抖，而是稳稳地紧握着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那把史密斯-威森手枪的木质枪柄。

父亲一边把扶我起来，一边保持着警戒状态，以免恶狗跑回来袭击我们。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时，我又变成了那个六岁的孩子。他和弗朗西斯这一代的男人，已然是个正在消亡的物种。他们简单粗暴，凌厉生硬，价值观老套传统。他们被当今的世人唾弃，因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可耻又过时。然而，我却由于在人生之路上遇见了他们，而收获了双倍的幸福。要知道，为了拯救我，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不惜身受牵连。

不惜双手沾满鲜血。

尾声
黑夜之后

好人遭殃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死了，我父亲入狱了。这之后的一段日子，是我这辈子里最奇怪的时光。每天早上，我都确信警方的调查会转向雯卡和克雷芒的失踪。然而，在监狱里的父亲却四两拨千斤地排除了这一危险。他声称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是自己的情妇，两人的关系已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妻子在发现这段私情后，拿着猎枪去见了第三者。亚历克西斯·德维尔身陷险境，出于自我保护杀死了我母亲，随后又被我父亲杀死。他交代的事情经过统统站住了脚。他给予了每个当事人清晰合理的动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两起谋杀都限定在了“情杀”范畴内。早在开庭之前，父亲的律师就做好了铺垫：亚历克西斯·德维尔杀害我母亲的手段非常之残忍，还有她之前的精神症状，和她的护卫狗对我的袭击。有了这些铺垫，我父亲的行为几乎可以被视为合情合理的复仇——他虽然没能因此获得无罪释放，刑期却很短。更为重要的是，情杀的说法彻底切断了这两起杀人案和雯卡与克雷芒事件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得让我觉得不太真实。

几星期以来，幸运女神似乎在持续向我们微笑。马克西姆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身体状态明显好转。六月，他顺利当选议员。有时，他甚至会以国务秘书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警察在调查他的被袭案件时，封锁了体育馆的周边地段，因为那里是案发现场。这样一来，体育馆的拆除工程就不能如期举行了。接着，鉴于当前情势，哈金森&德维尔基金会决定撤销对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资助，施工项目因此被无限期搁置。至此，校方一改往日口风，以保护环境和文化遗产为由，声称改变校园景观是种危险的做法，校园底蕴也必将因此遭到破坏，全校师生对此极为看重。以上。

我父亲被捕的消息刚一公开，范妮就联系了我。我们来到医院，在马克西姆（当时他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病房里待了整整一晚，还原了一九九二年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切。得知自己并不是杀死雯卡的凶手后，她终于振作起来。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蒂埃里·塞内卡，并联系巴塞罗那的一家生育诊所做了人工授精。马克西姆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后，我们经常一起去病房看他。

几天来，我真的以为，我们三个逃离了厄运，逃离了墙壁里的那两具尸体对我们的控诉。几天来，我真的以为，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好人遭殃”的法则。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背叛。当初对他的信任真是大错特错。

“也许你会不太高兴，但我还是打算出一本书，关于雯卡·罗克维尔的死亡真相的书。”皮亚内利平静地向我宣布道。那是六月末的一个晚上，在昂蒂布老城一家英式酒吧的吧台前，他说要请我喝一杯。

“什么真相？”

“唯一的真相。”皮亚内利答道，表情坚定、沉着，“我们的同胞有权知道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遭遇了什么。圣埃克苏佩里的学生家长有权知道，他们把孩子送去了一所怎样的学校，有权知道校园的墙壁里有两具封存了二十五年的尸体。”

“斯特凡纳，如果你这么做了，范妮、马克西姆和我都会进监狱。”

“必须揭露真相。”他用手掌拍打着吧台，语气强硬。

随后，他发表了一通毫无意义的长篇大论，跟我讲了一个因为弄错了几欧元而被炒鱿鱼的收银员，还有法院对政客和老板们的纵容袒护。接着，他老调重唱（那是他从高中毕业起就不停重复的永恒论调），抨击社会阶层差异，称万恶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们奴役人民的工具”。

“斯特凡纳，你说的这些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他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那目光里混合了严肃与狂喜。仿佛从第一天起，他就期待着这一刻，期待着如今的力量对比。而我，则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皮亚内利对我们这类人竟是怀着这般刻骨的仇恨。

“你们杀死了两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才行。”

我喝了一口啤酒，努力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别诓我了。你不会写这么一本书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我手上。那是他和巴黎一家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双方协议近期出版一本书，书名是——《雯卡·罗克维尔奇异事件的真相》。

“老兄，你要写的东西什么证据都没有啊。这本书会毁了你的记者名声的。”

“证据就在体育馆里。”他嘲讽地说，“等书一出版，我就会煽动家长们。迫于巨大的压力，校方只能拆掉那面墙，别无他选。”

“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

“也许吧，即便这点在法律层面上有争议，但你妈妈和亚历克西斯·德维尔的死还在时效期内。法院会抓住这一点，并把几宗谋杀案都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那家出版社。不太有名也不怎么严谨，却很善于做图书市场营销。如果皮亚内利真出版了那本书，其后果必将极具毁灭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揭发我们，斯特凡纳。就为了获得一时的荣耀感吗？可这不像你啊。”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罢了。”

“你的工作就是背叛朋友吗？”

“等等，我的工作是记者，还有，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我想到了青蛙和蝎子的寓言。“你为什么要刺伤我？”青蛙在河里问蝎子，“由于你的错，我们两个都会死掉。”“因为这是我的本性。”蝎子回答说。

皮亚内利再次恶语相向，在我的伤口上撒了把盐：

“整个故事真的太引人入胜了！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波吉亚家族》！说不定会被网飞买下来，拍成连续剧。要不要打个赌？”

我看着这个因我全家被毁而欢欣雀跃的家伙，真想杀了他。

“我明白塞利娜为什么离开你了，”我说，“因为你就是个可怜虫，一个下流坯子……”

皮亚内利本想把杯里的啤酒泼到我脸上，却没有我的动作快。我向后退了一步，先是朝他脸上重重打了一记直拳，随后又对着他的肚子挥了一记上勾拳，打得他双膝跪地。

当我离开酒吧走进黑夜时，对手虽已躺倒在地，真正的输家却是我。而这一次，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我了。

让-克里斯托夫

昂蒂布，2002年9月18日

亲爱的托马斯：

好几个月没联系了，如今这封信是向你告别的。实际上，当这些文字飞至大西洋彼岸时，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在离开之前，我还是想向你致以最后的问候。我想再次告诉你，能做你的老师，我有多高兴；每每想起我们的交流探讨以及共度的所有时光，我都倍感幸福。在我的整个教师生涯中，你是最棒的学生，托马斯。你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但绝对是最慷慨、最细腻、最具有人文情怀、最关心他人的。

千万不要为我难过！我走了，因为已无力继续走下去。请你确信这一点，我不是没了勇气，而是真的无法承受生活给予我的考验了。死亡，已然成为我唯一体面的出路，它将带我走出地狱。即便是书籍，那些我最为忠实的朋友，如今也无法解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我的悲剧虽无比平凡，甚至无足轻重，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些年，我一直暗恋着一个女人，由于害怕被拒绝而不敢表白。许久以来，我唯一的氧气，就是看着她，看着她呼吸、微笑和说话。我觉得我们之间默契满满、惺惺相惜，有时，我甚至能感觉到她也是爱我的，正是这份感觉，支撑我度过了生活里的重重苦难。

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到过你说的“好人遭殃”理论，竟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打破了这个魔咒，然而，生活并没有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几星期以来，我不幸地意识到，她永远不会爱我，而且，她很可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显然，我不属于那类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我亲爱的托马斯，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悲伤难过！我可能没有能力给你什么建议，但是，生活中的战斗需要仔细选择，并不是每一场都值得你去冲锋陷阵。托马斯，有些时候，你要吸取我的教训，学会走近他人。用心经营生活吧，因为孤独可以要了我们的命。

我祝你好运。我从没有一刻怀疑过，你能做到我没能做到的事：找到灵魂的伴侣，与其携手面对生活的风浪。个中缘由，正如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所写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做人群中的孤独者。”

继续做自己，做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还有，远离那些白痴。不要忘记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伤害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变成他们的样子。

最后，即便我的命运似乎做了反证，但我仍然坚信，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恰恰源自我们的脆弱敏感。

拥抱你，

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

妇产医院

昂蒂布，贞德妇产医院

1974年10月9日

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轻轻推开房门。透过阳台上的落地窗，橙红色的秋日阳光倾泻进来。傍晚时分，只有远处的放学声才能打破妇产医院的寂静。

弗朗西斯走进房间，怀里抱满了礼物：给儿子托马斯准备的毛绒玩具熊、给安娜贝尔挑选的手链，还有带给护士们的两盒意大利饼干和一罐阿玛蕾娜野樱桃。是呀，护士们把他们照顾得太好了。他把礼物放在滚轮托盘上，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吵醒安娜贝尔。

当他弯下腰看向摇篮时，里面的新生宝宝也在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哟，你好不好呀？”

他抱起宝宝，随后坐到一把椅子上，享受着孩子出生后神奇又庄严的时光。

他感受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喜悦，但这喜悦中又掺杂着遗憾与无奈。离开妇产医院后，安娜贝尔不会跟他回家，而是回到她丈夫里夏尔的身边，而那个里夏尔，将成为托马斯的合法父亲。这种境遇虽然令人不快，他却不得不去适应。安娜贝尔是他一生所爱，也同时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爱情至上的她，对承诺有着独特的解读。

弗朗西斯最终被说服了，同意不公开他们的恋情。“我们的爱会因隐秘而变得无价，”她肯定地说，“把爱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下，只会让它变得平庸，失掉神秘感。”而他却在其中看到了另一个好处：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隐藏在敌人的视线之外。没必要告诉所有人自己拥有什么，那只会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

弗朗西斯叹了口气。他一直乐于扮演的蠢货形象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除了安娜贝尔，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暴力倾向和易怒性格。他的第一次爆发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蒙达奇诺，当时他十五岁。那是个夏夜，事情就发生在广场的喷泉旁。镇子上的年轻人喝了不少酒。其中有个小子紧贴在安娜贝尔身边。她推开他好几次，可那家伙还是继续对她动手动脚。那会儿，弗朗西斯并没有冲过去。那些人比他大，都是都灵的油漆工和门窗玻璃工，是来给镇上的一户人家修建房子的。接着，当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挺身而出时，他便朝那伙人走了过去，要求那家伙滚开。当年的他并不十分高大，看起来甚至有些蠢笨。当大家纷纷嘲笑他时，他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对着脸就是一拳。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他力壮如牛，内心狂暴。一旦出了手，他便不停地击打着那个年轻的工人，谁都没法让他放下猎物。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不善言辞，所以从不敢对安娜贝尔说话，想表达的话总是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然而，在那个晚上，他用自己的拳头开了口。通过打破那个可怜虫的脑袋，他给安娜贝尔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有我在，没人敢再伤害你。”

当他停手时，那家伙已经失去了意识，满脸是血，满口是牙。

这一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不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意大利宪兵曾试图找到弗朗西斯展开讯问，但他早已离开意大利去了法国。

几年后，他再次遇见了安娜贝尔。安娜贝尔对他当年的出手相救表达了谢意，但也表示自己被他吓到了。不管怎样，两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而且，多亏有了安娜贝尔，他才得以控制住了自己的暴力倾向。

当他摇晃儿子时，发现宝宝已经睡着了。弗朗西斯这才敢在托马斯的头上轻轻吻一下。宝宝身上散发着牛奶面包和橙花的气息，香甜醉人，让他激动不已。躺在他怀里的托马斯，看起来那么小。他漂亮的脸蛋上满是宁静与平和，分明是预示着将来的美好。然而，这小家伙看起来却这般脆弱。

弗朗西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流泪了。不是由于难过，而是因为这份脆弱令他害怕。他擦去脸上的一颗泪珠，万分小心地把托马斯放回了摇篮，生怕吵醒他。

他滑开观景窗，走到病房外的露台上。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高卢香烟，点上一根，接着突然脑子一热，决定抽完这支烟后就此戒掉。如今的他，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必须得自律了。父亲需要照顾儿子多少年？十五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他一边吐出呛人的烟，一边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享受从高大椴树的繁茂枝叶中穿透而来的最后几缕阳光。

托马斯的降生，让他感受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但他已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养育一个孩子，保护一个孩子，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时时刻刻都需要保持警惕。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陡然发生。永远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弗朗西斯不会逃避。他什么都扛得住。

观景窗滑动的声音打断了弗朗西斯的思绪。他转过身去，看见安娜贝尔正在向他走来，嘴角挂着微笑。当她依偎在他怀里时，他感到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了。在微风的吹拂下，弗朗西斯对自己说，只要有安娜贝尔在，他就什么都可以面对。假若没有智慧相伴，蛮力就一无是处。只要在一起，他们就能永远做到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即便皮亚内利的书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马克西姆、范妮和我仍照常生活着，仿佛它不存在似的。我们已经过了在恐惧中生活的年纪，也过了想去说服别人、证明自己的年纪。我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从此风雨同舟。

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一边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一边守候着一场狂风骤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默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它永远不要爆发。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我因此觉得心安。令我备受煎熬的焦虑已然消失。我成功地寻到了根、溯回了源，从此脱胎换骨。当然，我也有遗憾：遗憾直到母亲去世才跟她和解，遗憾直到里夏尔入狱才与他亲近，也遗憾从未以儿子的身份同弗朗西斯交谈过。

我三位“父母”走过的路，令我思绪万千。

他们的人生经历很不寻常，充满了痛苦、冲动与矛盾。有时，他们缺少勇气；有时，他们又很忘我，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活过，他们爱过，他们杀伐过。在某些时候，他们也曾被激情冲昏过头脑，但他们或许已经尽力了，尽力摆脱平庸的命运，尽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挑起肩头的重担，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家”这个字。

作为他们的孩子，我并不一定非要效仿他们，但必然要努力捍卫这份精神遗产，并从中汲取些许教训。

毋庸置疑，情感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我们的生命是多面的，往往会令人难以捉摸，暗藏着自相矛盾的憧憬与渴望。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既珍贵又无足轻重，时而淹没在孤独的冰水中，时而沉浸于青春之泉温润的细流里。我们的生命，更是永远都不可控的。哪怕是秋毫之末，也可让一切毁于旦夕。一句低吟的话语、一个闪亮的目光、一抹迟来的微笑，都能让我们飘飘欲仙，也能让我们遁入虚无。即便一切都不确定，我们仍别无他选，只能一边假装掌控住混乱局面，一边希望心灵的百转千回能够在上帝的神秘旨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七月十四号晚上，为了庆祝马克西姆出院，我在父母的房子里举办了一场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奥利维耶、马克西姆、他们的两个女儿、范妮，甚至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事实证明，她是个聪明有趣的姑娘。我们俩后来和解了。为了哄孩子们开心，我用露天烧烤架烤了牛排，还准备了热狗。我们开了一瓶夜圣乔治葡萄酒，随后坐在露台上，欣赏昂蒂布海湾燃放的烟花。烟花表演刚刚开始，外面的门铃就响了。

我丢下客人，打开室外灯，随后顺着小径向下走到门口。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铁门外等我。他看起来不太精神：头发很长，胡子很密，眼圈发黑、双眼充血。

“斯特凡纳，你想干什么？”

“嘿，托马斯。”

他满嘴酒气。

“可以让我进去吗？”他一边问，一边紧紧抓住铸铁大门的栏杆。

这扇铁门，我不会打开，它象征着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隔阂，那道永远无法消逝的隔阂。皮亚内利是个叛徒。我们再也不会接纳他。

“滚吧，斯特凡纳。”

“艺术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本书，我不出了，你安全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隔着栏杆递给了我。

“你妈和弗朗西斯真是两个混账！”他说，“幸亏我在出书之前找到了这篇文章，要不然就该被笑掉大牙啦！”

我打开那张纸，这时，天空中鞭炮齐鸣、礼花绽放。那是《尼斯早报》一篇旧文的复印件，文章的发表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在悲剧发生后的第五年。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公共设施惨遭破坏

圣诞夜，位于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内的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惨遭破坏。最为严重的损毁发生在这所国际中学的体育馆。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预科班班主任安娜贝尔·德加莱女士发现了破坏现场。运动室的墙壁上被写满侮辱性文字和标语。破坏者也打碎了多块玻璃、破坏了若干灭火器，并损毁了更衣室的门。

德加莱女士已报警，并表示，做出破坏行为的一定不是本校学生。

警方已开始调查并进行了例行取证。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的同时，校方正在展开必要的清理工程，以保证体育馆在一月五日学生返校前重新投入使用。

克劳德·安热万

文章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再现了体育馆被破坏的严重程度：被乱涂乱画的墙面、倒在地上的灭火器和破碎的玻璃窗。

“雯卡和克雷芒的尸体再也找不到了，”皮亚内利怒吼道，“肯定找不到了，不是吗？你妈和弗朗西斯那么聪明、那么狡猾，怎么可能留下什么尾巴。艺术家，我不得不对你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真该好好感谢你们的父母，他们帮你们清除了大麻烦。”

在第二张照片里，我母亲正交叉着双臂站在那儿；她身穿合体的西服套裙，梳着利落的发髻，表情沉着镇静。在她身后，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宽大身影；他依然罩着那件百穿不坏的皮衣，一手拿着瓦刀，另一只手拿着凿子。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杀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距离母亲卸任还有几个月，她和弗朗西斯决定清理掉体育馆墙壁内的尸体——他们不可能每天顶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活。为了让弗朗西斯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他们伪造了这起破坏事件。翻修工程是在圣诞假期进行的，那是校园里唯一一个空无人烟的时间段。弗朗西斯犹入无人之境（这次无须艾哈迈德的帮助），挪走并彻底处理了尸体。

我们那般害怕尸体被发现，殊不知它们早在二十年前就从校园消失了！

我神情恍惚，再次看向弗朗西斯。他锐利的目光似乎刺穿了摄影师的镜头，进而通过这镜头，刺穿日后所有挡住他去路的人。他的目光如钢铁般坚定，仿佛是在硬气地说：我不惧怕任何人，因为我永远都懂得未雨绸缪。

皮亚内利走了，并没要求留下。我慢慢踏上小路，走向我的朋友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才完全意识到我们终于无所畏惧了。走到楼上后，我又最后读了一遍那篇文章。当我仔细观察照片里的母亲时，我发现，她的手里握着一串钥匙。大概是那该死的体育馆的钥匙吧。那是过去的钥匙，也是为我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小说家的特权

我们并非为了成为作家写作，而是为了在静默中触及爱，那份超越世俗之爱的爱。

——克里斯蒂昂·博班，法国作家

在我面前，摆放着一支三十厘米长的比克圆珠笔，还有一个方格本子。一直以来，它们都是我唯一的武器。

我坐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坐在我当年常坐的小角落。向外望去，可以看见铺石小院，还有爬满常春藤的温泉。阅览室里弥漫着融化的蜂蜡和蜡烛的味道。老旧的文学教科书在我身后的书架上落满灰尘。

泽莉退休后，校方决定以我的名字命名戏剧俱乐部的那座楼。我谢绝了这个建议，提议使用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的名字。但我还是参加了冠名仪式，并给学生们发表了一小段致辞。

我摘下笔帽，开始书写。这一辈子，我真正做的只有一件事：写作。通过写作，我同时做着互为矛盾的两个动作：筑墙和开门。筑墙是为了把残忍的、毁灭性的现实拦截在外，开门是为了逃离并走入一个平行的世界：那里的现实不是本来的模样，而是我所希望的模样。

这招并不是每次都好使，但有时，在连续几小时里，虚构的力量真的可以超越现实。也许，这就是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的特权吧：不时拥有战胜现实的能力。

我写出来，又涂改掉，再重新写。黑压压的纸面越来越多。渐渐地，另一个故事现出了轮廓。一个替代版的故事，重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日那个夜晚最真实的分分秒秒。

想象一下……白雪、寒冷、黑夜。想象一下那个时刻，弗朗西斯来到了雯卡的房间，打算把她埋进墙里。尸体就倒在温暖的床上。他走了过去，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少女，宛如抱着一位公主。然而，他并没有把她带向一座美丽的城堡，而是抱着她来到了一片漆黑冰冷的工地，那里四散着混凝土的气息，弥漫着潮气。他独自一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幽灵和魔鬼。他让艾哈迈德回家了。他把雯卡放在了一张篷布上，点亮了工地里所有的灯。他被少女的身体迷醉，实在不忍心把混凝土浇向她。就在几小时前，他毫不犹豫地处理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而现在，却大不一样。现在，他真的下不了手。他久久地望着她。接着，他走近她，在她的身体上又盖了一层篷布，好像她还有可能着凉似的。有那么一会儿，当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时，他甚至幻想她还活着。那幻想太过强烈，以至于他仿佛看见了她的胸脯在微微伏起。

他继续幻想着，直到发现雯卡是真的在呼吸。

我的老天。这怎么可能？安娜贝尔明明用铸铁雕塑砸了她的头，而且她的胃里还注满了酒精和药片。的确，精神药物会减缓心率，但他刚刚检查时，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搏动。他把耳朵贴在少女胸前，他听到了心跳声。这是他听过的最美的音乐。

弗朗西斯没有犹豫。他不可能为了完成任务，用铁锹砍向女孩。他真的做不到。他抱着雯卡走向自己的四驱车，把她放在了后排座位上。接着，他发动汽车，向梅康图尔山地驶去。他在山里有座狩猎木屋，有时去恩特罗纳打羚羊时会住在那儿。一般来说，他去那里只需要两小时，可今晚，由于交通不畅而花了双倍的时间。当他驶入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时，天已蒙蒙亮了。他把雯卡安顿在木屋的长沙发上，点燃壁炉里的火，又添了一大把柴，烧了壶热水。

开车的时候，他想了很多，最后做了决定。如果这孩子醒了，他会帮她就此消失，从零开始。帮她去另一个国家，用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类似于那种线人保护计划。不同的是，他不会去找什么政府机构，而是打算求助光荣会。为了洗钱，那些卡拉布里亚黑手党已经在他身边转悠一阵子了。他决定让他们把雯卡护送回美国。他清楚，这样一来，自己将被卷进深渊，但他也明白，生活里总会出现难以承受的考验。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也正是他的生活写照。

弗朗西斯准备了一大壶咖啡，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这时，雯卡醒了。

接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姑娘，在某个地方重新现身，宛若新生。

所以，在某个地方，雯卡还活着。

这就是我编写的故事。我在调查中搜集到的种种线索（弗朗西斯和黑手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流向纽约的钱款、我与雯卡在曼哈顿的偶遇），可以证明它的合理性。

我愿意相信这版故事是真的，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以目前的调查情况看，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驳倒它。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能为雯卡·罗克维尔事件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写完小说，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图书馆。外面，在秋日的阳光下，黄叶正在密史脱拉风中旋转舞蹈。我感觉很好。生活不再那么令我恐惧。人们大可以攻击我、评判我甚至摧毁我，我随时都能拿起手边的旧圆珠笔和皱皱的笔记本予以反击。那是我唯一的武器。不值一提，却强大无比。

一直以来，依靠这唯一的武器，我才得以度过漫漫长夜。

真真假假

由于纽约是我真正的心头之爱，我小说里的故事一开始都发生在北美。后来，渐渐地，一部分故事在法国展开。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个发生在蔚蓝海岸的故事，那是我儿时的故乡；尤其是发生在昂蒂布的故事，那里有我太多的回忆。

然而，仅仅有意愿是不够的，小说的书写往往是个脆弱、复杂、不确定的过程。直到写出被大雪拖垮的校园，以及被孩子们拖垮的成年人，我知道，时候到了。就这样，《玫瑰的遭遇》的故事以南法为背景缓缓展开。以两个时代的双视角再现这些地方，为此我深感快乐。

然而，小说不是现实，陈述者也不是创作者：书中托马斯的经历只属于他自己。苏盖特路、《尼斯早报》、拱廊咖啡厅、芳多纳医院虽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小说对它们进行了文学处理。托马斯的初中、高中、他的老师和亲朋好友，都是虚构的，或者说，都不同于我少年时的记忆。最后，我向各位保证，我还没有在一座体育馆的墙壁里藏过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