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 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

-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

-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 伟大的海（全二册）——地中海人类史

- 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Copyright © 2011 by Stephen Greenblat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New York

Simplif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c/o BAROR INTERNATIONAL，INC.，Armonk，New York，U.S.A.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LLC.

波焦·布拉乔利尼年轻时的肖像。它出现在波焦翻译的《居鲁士的教育》的拉丁语译本序言中。

1425年，波焦在自己用优雅字体抄写的西塞罗作品上签名，骄傲地注明他是教皇玛尔定五世的秘书，并与读者告别。波焦的书法在他所处时期非常珍贵，也是他晋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1758年，在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发现了这尊坐着的赫尔墨斯青铜像残骸。一双带翼的凉鞋显示了赫尔墨斯的神使身份。对于伊壁鸠鲁信徒来说，这尊雕像优雅的休息姿态可能暗示众神没有要传递给人类的信息。

伊壁鸠鲁主义的敌人并没有把这种思想与赫尔墨斯若有所思的坐姿雕塑联系起来，而是和醉醺醺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联系在一起，后者躺在狮子毛皮上的酒囊旁。这尊塑像发现于莎草纸别墅中赫尔墨斯雕像附近。

这尊伊壁鸠鲁的小型半身像保存了原始底座，上面用希腊文刻着这位哲学家的名字，是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发现的三尊此类半身像之一。据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第35章）中记载，在老普林尼时代，伊壁鸠鲁的半身像很流行。

“随后彼拉多带走耶稣并让人鞭打”（《约翰福音》19：1）。《圣经》文本激发了像奥地利画家迈克尔·帕切尔这幅画中场景的出现，也促进了对遭受残酷虐待的弥赛亚的同情和对折磨他的人的愤怒，以及模仿他的苦难的强烈愿望的产生。

异教徒胡斯被迫戴上一个写有他罪行的仿造纸冠，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防止任何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收集这位殉道者的遗骸，之后他的骨灰被倒入莱茵河。

波焦的这幅老年肖像出现在他的著作《论命运的变迁》（De varietate fortunae
）中，此书是波焦精心考察了古罗马的伟大遗迹后，在六十八岁时写就。

波焦的朋友尼科利把波焦期待已久的《物性论》抄本带给了一位至交，并习惯性地写上“Explicit”（来自拉丁语，意为“展开”）。他祝愿读者“阅读愉快”（Lege feliciter），并虔诚地加上了（与卢克莱修诗歌的精神可能有些冲突的）“阿门”。

在波提切利《春》这幅画的中间站着维纳斯，周身围绕着古代的春天之神。这一复杂情景源于卢克莱修对地球盛大的季节更替的描述：“春天来了，维纳斯来了，领头的是维纳斯的有翅膀的先驱，还有她们的母亲花神芙罗拉，紧跟西风风神仄费洛斯的脚步，为她们开路，撒下各种精致的色彩和香味。”（5：737-40）

蒙田在他那本有大量注释的卢克莱修著作（由丹尼斯·兰宾于1563年编辑出版的重要版本）扉页上的签名被随后所有者的名字德斯巴涅（Despagnet）覆盖，所以20世纪前蒙田的签名一直没有得到确认。

1889年，罗马鲜花广场竖立起埃托雷·法拉利所塑的布鲁诺青铜雕像，当年他正是在此处的火刑柱上被烧死。雕像底座上镶有纪念被教会迫害的其他哲学家的牌匾，引人注目的布鲁诺正看着梵蒂冈的方向沉思。

本书获誉

《大转向》蕴含的思想巧妙地融入了有关寻找的叙事之中……格林布拉特在《大转向》中提供的历史细节既生动又准确……本书的大量事例可以证明格林布拉特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杰出且罕见的天赋：借用《大转向》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充分感受“被埋葬的过去的全部重量”的能力。

——《纽约时报》

本书知识丰富、引人入胜，不仅是传记，也是一部思想史，哈佛大学莎士比亚研究学者格林布拉特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文艺复兴的前沿，转向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起源：对真理的自由质疑。

——《出版者周刊》书评

这是一部由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撰写的极具启发性的文艺复兴史。

——《科克斯书评》

在《大转向》中，文学史专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探究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为何几乎散佚，又如何被拯救，以及这一拯救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莎拉·贝克威尔，《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诞生的出色评估，著名莎士比亚研究学者格林布拉特巧妙地将读者带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时分……来自人文学科的读者会发现这个迷人的故事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图书馆学刊》书评

每一个关于思想史的保存的故事，都应该像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和重新发现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那样丰富多彩和令人赞叹。

——约翰·麦克法兰，《书业资讯》

阅读格林布拉特追溯这些思想在15世纪的欧洲，乃至更远的地方的传播是很有趣的，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布拉乔利尼对卢克莱修诗歌的复原。

——Salon.com

《大转向》是一个紧张有趣、充满感情的真实故事，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利害攸关的故事。你越往下读，这个故事就变得越令人惊奇。这是一部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如何形成现有的世界观的书。没有人能讲完整个故事，但格林布拉特抓住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复原的时刻，一个传播的时刻，就像小说情节一样神奇。

——《费城询问报》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故事，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并对眼下的人类文明进程充满疑问。

——《波士顿环球报》

一首诗能改变世界吗？哈佛大学教授、畅销莎士比亚传记作者格林布拉特在这个令人着迷的思想史故事中巧妙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书，讲述了一个具有激进思想的古罗马文本，这个文本震撼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激发出令人震惊的现代思想（如原子论），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回响。

——《新闻周刊》

- 前言

- 第一章 猎书人

- 第二章 发现的时刻

- 第三章 寻找卢克莱修

- 第四章 时间的利齿

- 第五章 出生与再生

- 第六章 谎言工厂

- 第七章 捕狐陷阱

- 第八章 事物的存在方式

- 第九章 回归

- 第十章 转向

- 第十一章 来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片说明

- 索引

前言

学生时代，我常在学年结束之际，去耶鲁大学的书店找暑假要读的书。我的零花钱极少，但书店通常会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出售滞销书。这些书杂乱地堆在大木箱里，我翻箱倒柜，期待有什么会引起我的兴趣。有一次，我被一本极为奇特的平装书封面吸引住了，那是取自超现实主义者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一幅画的部分细节。一弯新月下，远离地面，有四条腿——身体不可见——缠在一起，似乎在半空中性交。此书——两千年前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的散文译本——标价十美分，我买下了它，说实话，既是为了诗人对物质世界的经典描述，也是为了那张封面。

假期并不特别适合阅读古典物理学，但在夏天的某个时候，我漫不经心地拿起这本书读起来。我马上为那张性欲封面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卢克莱修开篇便是对爱神维纳斯的热情赞美，她在春天降临，驱散了乌云，天空流光溢彩，整个世界充满了旺盛的情欲。

女神，首先是空中飞鸟，以其有力的翅膀，刺破天穹，发出您进入的信号。其次是野兽和牲畜在丰盈的草地上奔跑，在湍急的河流中畅游：无疑它们都被您的魅力吸引，急切地跟随着您的身影。随后您将性欲之爱注入每一个生物的心中，包括：生活在海洋、群山、激流和鸟类出没的灌木丛，并植入繁殖后代的激情和欲望。

[1]

诗篇开头的这种强烈的感情让我吃惊，我继续读下去，读到战神玛尔斯睡在维纳斯腿上这一情景——“他被永不愈合的爱的创伤所征服，向后仰着那英俊的脖子，凝望着您”；接着为和平祈祷；对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智慧的赞颂；对迷信恐惧的坚决谴责。当读到诗人开始对哲学基本原理作冗长阐述时，我料想要索然无味了：没人要我读这本书。我的目的只是快乐，我所获得的价值已远超十美分。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这本书令人兴奋。

我并不是对卢克莱修优雅的语言有反应。后来我读了六音步诗体《物性论》的拉丁文原著，我开始理解它丰富的语言结构、微妙的节奏、巧妙的精确及辛辣的意象。但我最初读到的是马丁·弗格森·史密斯（Martin Ferguson Smith）水准一般的散文英译本——清晰简明，但说不上精彩。不，一定是还有什么东西打动我，在两百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有一些鲜活的东西流淌于字里行间。就我的职业而言，我力劝人们对他们读到的这些表面文字要谨慎。诗歌的快乐和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细读。然而，即使是读一个平庸的译本，仍有可能对艺术作品产生强烈的体验感，更不用说一个优秀的译本。这毕竟是大部分读书人接触《创世纪》、《伊利亚特》或《哈姆雷特》的实际情况，虽然从原著语言来读这些作品效果肯定更好，但坚持认为除此之外就不能真正读懂它们则是误导。

我能在任何情况下断言，甚至在散文译本中，《物性论》仍然能够深深地拨动我的心弦。它爆发出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情况——艺术总是能穿透特定的缝隙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卢克莱修长诗的核心是对死亡恐惧的一种深刻的、治疗性的沉思，对死亡的恐惧支配了我的整个童年。并不是我自己终将死亡让我如此惊恐不安，我有着一个普通、健康的孩子对永生的向往。我的恐惧完全来自我母亲的执念：她认为她注定会早死。

我母亲不害怕来世：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她对坟墓之外可能的存在只有一种模糊朦胧的感觉，她也很少想这件事。倒是死亡本身——就是不再活着——吓坏了她。在我的记忆中，她着魔般地想着她即将到来的末日，这种情绪一再被勾起，尤其在离别的时刻。我的生活充满了有关辞别的绵长、歌剧一般的情景。每当她同我父亲从波士顿到纽约度周末时，每当我去夏令营时，甚至——面对对她而言尤其难以接受的事情时——当我只是离家去学校时，她都会紧紧抱住我，说她感到脆弱，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如果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她会经常停下来，似乎她即将晕倒在地。有时，她会给我看她脖子上一处搏动的静脉，她会抓起我的手指，让我去感受一下她危险的心跳。

我开始对她的恐惧有记忆时，她肯定还只有三十多岁，她的那些恐惧在时间上显然可追溯至更早。似乎在我出生前十多年，当她年仅十六岁的妹妹死于急性喉炎时，她的恐惧就生根发芽了。这一事件——在盘尼西林发明之前的年代很常见——始终是我母亲无法愈合的伤口：她时常说起，默默哭泣，让我再三读那个十多岁女孩在她病重期间写的那些辛酸的书信。

我早就理解了我母亲的“心病”——心悸会让她和她身边的每个人生命骤然停止——那是生命的一种安排。这是一种同情和哀悼她已故妹妹的象征性手段。这是一种表达恨——“你明白你让我多么难过”——和爱——“你明白我仍然为你做这一切，即使我的心都要碎了”——的方式。这是她对存在感到恐惧的一次发泄和预演。总之，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和渴求关爱的方式。但这一理解并没有使我童年所受的影响得到显著减弱：我爱母亲，害怕失去她。我没有办法来厘清心理策略和危险症状的关系。（我想她也没有这个能力。）作为一个孩子，我没有办法去评价这种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不断抱怨的怪异，以及每次告别犹如永别的伤感。唯有现在，当我有了自己的家，我才理解这种强迫症有多么可怕，它导致慈爱的父母——她是慈爱的——将如此沉重的情感负担压在她的孩子身上。每天都会带来一种黑暗必将到来的确定感：她的末日离我们很近。

而结果是，我母亲差一个月就活到了九十岁。当我初次读到《物性论》时，她仅有五十多岁。那时，我害怕她死去的心情同一种痛苦的感觉纠缠在一起，因她的极度恐惧，她把自己的大部分生活给毁了——也给我的生活投上了阴影。因而，卢克莱修的话就在我耳边响起，清晰得可怕：“对我们来说，死亡算不了什么。”他写道，在死亡的焦虑中度过一生，真是愚蠢。这无疑是让你的生活残缺和无趣的一种做法。他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对此我即使在内心也不太会允许自己表达出来：让别人产生这种焦虑是控制欲和残忍的表现。

就我而言，这就是此诗的个人切入点，就是直接作用于我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不仅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特殊结果。《物性论》打动我的地方还在于它对事物的自然存在方式所做的解释既令人惊讶，也让人信服。说真的，我很容易理解，这种古典解释的许多方面如今似乎显得荒唐。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卢克莱修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运转，他认为太阳的热量和大小跟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差不多。他认为蠕虫是从潮湿的土壤中自发产生的，他将闪电解释为从云层中喷射出的火种，将地球描述为一位更年期母亲因非常艰辛的繁殖工作而疲惫不堪。但他的长诗的核心奠定了对世界的一种现代理解的基本原则。

卢克莱修指出，宇宙的物质是在空间随机运动的无数的原子，就像阳光下的尘埃，互相碰撞，缠在一起，形成复杂的结构，再次破裂，处于不断创造和破坏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无从逃避。当你仰望夜空，莫名感动，惊叹天上无数的星星时，你并没有看到神灵的杰作，或一颗脱离我们短暂世界的水晶球。你所看到的是同样的物质世界，你是它的一部分，你是由它的元素构成的。没有总体规划，没有神的缔造者，不是“智慧设计论”

[2]

。所有事物，包括你所属的物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进化是随机的，虽然就生物体而言，它涉及自然选择。那就是，适合生存及繁殖的物种成功地存活，至少存活一段时间；那些不适合生存和繁殖的物种很快就灭绝了。但没有事物——从我们这一物种到我们生活的地球到赐予我们光明的太阳——会永存。只有原子是不朽的。

在一个这样的宇宙中，卢克莱修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地球或它的居住者占据着中心位置，没有理由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必希望去贿赂或安抚神灵，没有宗教狂热的空间，不需要禁欲克己，没有理由去追求无限的力量或绝对的安全，没有理由发动侵略战争和自我扩张，没有战胜自然的可能性，无法逃避形式的创造、毁灭和重建。另一方面，作为对那些兜售虚假的安全愿景或煽动非理性死亡恐惧的人的愤怒，卢克莱修提出一种解放的感情和一种力量，能够俯视曾经具有威胁性的事物。人类能够及应该做什么，卢克莱修写道，就是克服他们的恐惧，接受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接触到的所有事物都是短暂的这一事实，他们要拥抱世界的美丽和快乐。

我很惊讶——我至今仍然惊讶——这些观念在一部两千多年前写的书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这部作品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没有什么会如此简单。有无数的遗忘、消亡、复苏、解除、扭曲、挑战、转换和新的遗忘。然而它们存在着关键的联系。在我自己认同的这种世界观背后，隐藏着一首古老的诗，一首曾经失落，显然不可复得，但又被发现的诗。

因此，卢克莱修长诗的哲学传统与神灵崇拜和城邦崇拜是如此格格不入，甚至在包容的古典地中海文化中，它仍被认为是可耻的。这并不奇怪。这一传统的信徒有时会被斥为疯子、不诚之徒或是蠢人。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他们的著述受到攻击、嘲笑、焚烧或——最具破坏性的——忽视并最终遗忘。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哲学体系最为清晰的表达——这部长诗的发现是本书的主题——得以幸存。除了一些零碎的材料和二手记录，这一丰富传统的全部遗产都包含在这一作品里。随便一把火，任何一种破坏行为，下决心抹杀被认定是异端邪说的最后的痕迹，那现代性的过程就会有所不同。

在所有的古典名著中，这部长诗多半会同那些曾经启发过它的作品一样消失，并将永久消失。但它没有消失，多个世纪后它又浮出水面，再次开始传播其极具颠覆性的观点，这一状况或许可以被称为奇迹。但此诗作者并不相信奇迹。他认为没有什么能破坏自然法则。相反，他宁可将其称为“转向”——卢克莱修主要用的一个拉丁词是clinamen
——事物的一个预想不到、不可预知的时刻。此诗的重现就是这样一个转向，是通向遗忘之路的一次意外偏差——此诗及其哲学思想仿佛正在传播途中。

当一千年后，它重新流行，此诗关于宇宙——由无限虚空中原子碰撞而成——的大部分内容似乎显得荒唐。但那些最初被认为既不虔诚又荒谬的观点结果却是当代对整个世界进行理性理解的基础。问题的症结在于不仅要对古代现代性的关键因素给予关注，更是提醒我们自己，虽然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在我们的课程中大多数已被替代，但实际上它们绝对塑造了现代意识。也许，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感知，《物性论》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种感知，即世界的科学景象——无限宇宙中原子随机运动的图景——源于诗人的好奇心。这种好奇不取决于神灵、妖魔及来世的梦想；在卢克莱修看来，它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由同样的物质构成，如同星辰、大海及所有其他事物。他认为，这样的认知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我看来，这也绝不单是我的观点，古代之后的文化，最能体现卢克莱修式对美和快乐的拥抱，并向前推进为一项合理和有价值的人类追求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种追求不局限在艺术领域。它规范了朝臣的服饰和礼仪、宗教礼拜的祷告词、日常用品的设计和装饰。它也体现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对科学和技术的探索中，伽利略有关天文学的生动对话中，弗朗西斯·培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中，以及理查德·胡克的神学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射，如此，那些似乎与任何美学抱负相去甚远的作品——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谋略的分析、沃尔特·雷利对圭亚那的描述，或者罗伯特·伯顿对心理疾病百科全书般的说明——得以精心撰写，以产生最强烈的阅读快感。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建筑以及文学——则是追求美的最高体现。

我自己情有独钟的则是且始终是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的成就在我看来，只是一场更大的文化运动的一个奇观，这场运动包括阿尔贝蒂、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阿里奥斯托、蒙田及塞万提斯，还有其他十多位艺术家和作家。这场运动有许多纠缠在一起并经常冲突的方面，但在他们中间有一种对生命活力的肯定。这种肯定甚至扩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艺术品，在这些作品中，死亡似乎就是胜利。因此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坟墓并不能完全吞噬掉恋人，而是让他们作为爱的化身进入未来。四百余年来，在观看此剧时如痴如醉的观众心目中，朱丽叶实际上表达了她的心愿，在她死后，黑夜将罗密欧带走

分散成无数的星星

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

使全世界都恋爱着黑夜。

（第三幕第二场第22～24行）

对美和快乐的一种相当宽广的拥抱——这种拥抱一定程度上从生命扩展到死亡，从生命的创造扩展到了生命的消解——具体表现为蒙田对物体运动的无休止的思考，塞万提斯笔下疯癲骑士的编年史，米开朗琪罗对剥落的皮肤的描绘，列奥纳多的旋涡草图，卡拉瓦乔对基督脏了的脚底给予慈爱的关注。

有些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这就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围绕好奇心、欲望、个性形成的约束的反对，就是对物质世界持续的关注，及对身体权利的主张。众所周知，这一文化转型很难界定，其意义也备受争议。但凭直觉就很容易明白其意义所在，只要你在锡耶纳看看杜乔画的圣母像《光荣圣母》（Maestà
，约1310年），然后在佛罗伦萨看波提切利的《春》（Primavera
，约1482年）——并非巧合，此画受到了《物性论》的影响。在杜乔华丽的祭坛画《光荣圣母》的正面，天使、圣徒和殉道者的崇拜置于静默的中心，身着长袍的圣母和她的孩子沉浸在庄严的沉思中。在《春》这幅画中，古老的春天之神结伴来到一片青翠的树林中，他们投身于复杂、有节奏感的更新的自然繁殖力的舞蹈之中，这让人想起卢克莱修的诗歌：“春天来了，维纳斯来了，领先的是维纳斯的有翼先驱，还有花神弗洛拉，紧跟西风之神泽菲尔的脚步，为他们开路，洒下各种精致的色彩和香味。”

[3]

这一转向的关键不仅在于复兴了对异教神灵及其曾有的丰富含义强烈而又深厚的兴趣，还在于对一个动态世界的整体想象，这个世界并非无足轻重，但其短暂性、其性欲力量及其不断的变化使它变得更加美丽。

虽然最明显的是艺术作品，但对世界的感知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不限于美学领域：这种转变还有助于解释哥白尼和维萨里、焦尔达诺·布鲁诺和威廉·哈维、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人在理智领域的大胆探索。这一转型并非突如其来或一劳永逸，但是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对天使、恶魔和非物质因素的关注，转而关注这个世界的事物；有可能理解人类如同其他事物，用同样的材料构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有可能进行实验而不必害怕侵犯上帝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有可能质疑权威，挑战既有信条；有可能将追求快乐躲避痛苦合法化；有可能想象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另有世界；有可能接受这个想法，在无限的宇宙中，太阳只是其中一个星球；有可能过一种道德生活而不涉及死后的奖赏和惩罚；有可能不必颤抖着思考灵魂的死亡。总之，这成为可能——绝不容易，但有可能——如同诗人奥登所说，发现一个凡人的世界足矣。

对于文艺复兴的发生和对塑造我们这个世界所释放出的力量，没有单一的解释。但我在本书中想要讲一个鲜为人知却堪称典范的文艺复兴的故事，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发现《物性论》的故事。这一发现很好地说明了一个术语，当我们论及现代生活和思想的起源，我们就用这一术语来表示一种文化转换：文艺复兴（re-naissance），即古典的复兴或再生。一首诗本身当然不足以促成一次知识、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整体转型——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做到，更别说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在公共场合自由谈论就不无危险的作品。但这部独特的古典作品突然重见天日，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然而，这是一个世界如何转向一个新方向的故事。推动变革的不是一场革命，不是一支大军兵临城下，或者登上一块新大陆。对于这类事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给大众想象提供了令人难忘的画面：巴士底狱的陷落、罗马的抢掠，或者西班牙船只上衣衫褴褛的水手在新大陆竖起他们的旗帜那一时刻。这些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标志可能具有欺骗性——巴士底狱几乎没有囚犯；阿提拉的军队很快从帝国首都撤走；而在美洲，真正的决定性运动并非旗帜招展，而是首次一个患有传染性疾病的西班牙水手，被好奇的土著团团围住，他打喷嚏、咳嗽。还有，在此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抓住这一生动的象征。但本书关注的划时代变革——虽然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并非简单地与一个戏剧性形象联系在一起。

当大约六百年前的变革发生时，关键时刻被遮蔽，几乎看不清楚，隐藏在墙后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英雄壮举，没有观察家为子孙后代热诚地记录这一伟大事件，天地之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切都永远改变了。一天，有个矮小、和蔼、机敏的三十多岁男子伸出手来，从图书馆架子上拿起一份古老的手稿，他激动地看出他发现了什么，他吩咐将手稿抄写下来。就是这样；但这就够了。

手稿的发现者当然并未完全把握这一情景的意义，或预想到它的影响，这种意义和影响，几个世纪后才逐渐表露。确实，如果他对将要释放的力量有所了解，那他就会对是否要将具有如此威力的一部作品从它沉睡的黑暗中取出来而三思了。此人手中拿着的这本书是几个世纪里被人辛苦地抄录下来的，但它长久以来并未被人传阅，也许那些抄写它的孤独的灵魂也理解不了。一代又一代，根本没有人谈论它。4世纪至9世纪之间，在举例说明语法和辞典编纂时它被短暂地引用，即作为正确使用拉丁语的范本。在七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即“圣伊西多尔”）编辑了一大本百科全书，此书成为气象学方面的权威之作。在查理大帝时代，它又短暂地出现过，其时，人们对古代书籍兴趣大增，一个名叫邓格尔（Dungal）的爱尔兰学者型修道士对一个抄本做了仔细修订。但既没有讨论也未有传播，在这些短暂的露面之后，似乎又石沉大海。接着，在沉睡并被遗忘一千多年后，它又恢复了流通。

作为这一重大回归的有功之人，波焦·布拉乔利尼是一位热衷于写信的作家。

[4]

他曾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写给了他家乡意大利的一个朋友，但那封信不见了。尽管如此，根据他的亲笔书信和他的社交圈里其他人的书信，还是有可能还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尽管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份手稿是他最伟大的发现，但它绝不是他唯一的发现，也不是偶然的发现。波焦·布拉乔利尼是位珍本、秘本书搜猎者，也许是这个痴迷于挖掘和恢复古代世界遗产的时代最伟大的猎书人。

寻找一部失落之书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但事件背后却是对教皇的逮捕和监禁，是对异端的焚烧以及对异教古代的兴趣大爆炸。发现的行为表明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猎书人的生命激情。这位猎书人，不知不觉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助产士。

[1]
卢克莱修，《物性论》，马丁·弗格森·史密斯译（London：Sphere Books，1969；rev.edn.，Indianapolis：Hackett，2001），1∶12-20。我参考了现代其他英译本：H.A.J.Munro （1914），W.H.D.Rouse，rev.Martin Ferguson Smith （1975，1992），Frank O.Copley （1977），Ronald Melville （1997），A.E.Stallings （2007），and David Slavitt （2008）。在早期英译本中，我参考了John Evelyn （1620-1706），Lucy Hutchinson （1620-1681），John Dryden （1631-1700，Thomas Creech（1659-1700）。在这些译本中，德莱顿译本最佳，但事实上他只译了此诗的一小部分（总共615行，不到全诗的百分之十），他的语言经常让读者难以理解卢克莱修。为了便于阅读，除非另有说明，我引用了史密斯2001年的散文译本，至于拉丁文本，我引用了现有的勒布版本（Loeb e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
该论点认为世界十分复杂，因此其产生并非偶然，必定是由上帝或其他智慧生物所创造出来的。——译者注

[3]
《物性论》5∶737-40。维纳斯的“右翼先驱”是丘比特；波提切利画丘比特蒙着眼睛，拉着带翅膀的箭；罗马花神芙罗拉播撒着盛在精致的衣裙褶里的花朵；还有泽菲尔（Zephyr）这位繁殖力旺盛的西风之神，正在向仙女克罗里斯伸出手来。经由人文主义者波利齐亚诺，卢克莱修对波提切利产生影响，见查尔斯·登普西的《爱的写照：波提切利的“春”和洛伦佐辉煌时代的人文主义文化》（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esp.pp.36-49；霍斯特·布雷德坎普的《波提切利：春，佛罗伦萨作为维纳斯的花园》（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 Gmbh，1988）；另见阿比·沃伯格1893年具有创见的论文《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古典概念的考察》，收入《异教古代的复兴》，ed. Kurt W.Foster，trans. David Brit （Los Angeles：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1999），pp.88-156。

[4]
波焦现存书信共有558封，发给172位不同的收信人。在写于1417年7月的一封信中，弗朗西斯科·巴巴罗祝贺波焦的发现，提到波焦寄给“我们这位博学的好朋友维罗纳的瓜里诺斯”的一封关于发现之旅的信——《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波焦·布尔乔利尼给尼科洛·尼科利的信》，trans. Phyllis Walter Goodhart Gord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201。波焦的书信，见《波焦·布拉乔利尼书信集》，ed. Helene Harth，3vols.（Florence：Olschki，1984）。

第一章 猎书人

1417年冬天，波焦·布拉乔利尼骑马经过德国南部树木繁茂的丘陵和山谷，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一座被认为藏有旧手稿的修道院。对于从小屋门口朝他望去的村民来说，此人显然是个陌生人。他身材修长，胡子刮得精光，看上去穿着得体，身着做工考究但式样简单的束腰外衣和斗篷。很明显，他不是乡下人，然而他也不像城里人或王室成员，当地人会习惯地时不时瞥上他们一眼。

[1]

他没带武器，也没有穿护身的铠甲，当然不是一个条顿骑士——一个骨瘦如柴的乡巴佬用棍子可以轻松地把他打趴下。虽然他似乎不是个穷人，但也没有常见的财富和地位的迹象：他不是朝臣，朝臣会穿着华丽的衣服，头上洒了香水，留着长长的发卷；也不是个外出打猎和放鹰的贵族。从他的衣着和发型上看，他显然也不是个神父或修道士。

德国南部那时很繁荣。三十年战争

[2]

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乡村被洗劫，该地区所有的城市被摧毁，但那是以后的事情，就像我们时代的恐怖行为毁掉了从这个时期幸存下来的大部分东西。除了骑士、朝臣和贵族，其他阶层的人忙着在车辙纵横、拥挤不堪的道路上穿行。拉芬斯堡靠近康斯坦茨，曾进行亚麻交易，最近开始生产纸张。乌尔姆位于多瑙河左岸，是个繁荣的制造业和商业中心，如同海登海姆、阿伦、漂亮的陶伯河上游的罗滕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以及更漂亮的维尔茨堡。城市自由民、羊毛经纪人、皮革和布料商人、葡萄酒商和其他酿酒商、工匠和他们的学徒，还有外交官、银行家及收税官，都是常客。但波焦是个陌生人。

还有一些不那么富裕的人——佣工、补锅匠、磨刀师傅及其他流动的生意人；朝圣的信徒，他们去圣地膜拜现存的一块圣骨或一滴圣血；走街穿乡的杂耍艺人、算命先生、小贩、杂技和哑剧演员；逃亡者、流浪汉和小偷。还有犹太人，他们戴着圆锥形帽子及基督教当局强迫他们佩戴的黄色徽章，作为蔑视和仇恨的对象可以很容易被认出来。波焦当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人。

对那些旁观者来说，事实上，他一定是个来历不明的家伙。那时，大多数人会显示他们的身份，即他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一些大家能明白的标志，如染工手上擦不掉的污渍。波焦则难以辨认。孤身一人，从家族结构和职业之外去考虑，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你属于什么，乃至你属于谁。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以嘲讽的语气写于18世纪的一首两行诗，影射女王的一条小哈巴狗，但可以很恰当地引用到波焦所生活的世界里：

我是陛下的裘园之狗；

请告诉我，先生，你是谁家之犬？

[3]

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行业协会、社团组织——这些是人格建设的基石。独立自主则没有文化的立足点；确实，它们几乎不被意识到，更别说珍惜了。在指令和服从的关系中，身份获得了恰当和彼此认同的位置。

试图打破这种关系是愚蠢的。一个鲁莽的举动——拒绝对特定的某人鞠躬、下跪或摘下帽子——会导致鼻梁被打断或脖子被扭断。这究竟是什么问题？似乎没有任何连贯的替代选择，当然也没有由教会、朝廷或城镇寡头阐述清楚的方案。最好的做法是谦卑地接受命运给予的身份：农夫只需知道怎样耕地，织工知道怎样织布，修道士知道怎样祷告。当然这些事情有可能做得更好或更糟；波焦发现自己感谢这个社会，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技能。但是，为了某些不可言喻的个性、多面性或强烈的好奇心而奖励一个人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确实，好奇心被教会视为一桩弥天大罪。放纵好奇心就意味着永堕地狱的危险。

那么，波焦是谁？他为什么不公开显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体面人习惯的做法。他没有佩戴任何徽章，也没有携带任何商品。他有一副习惯同大人物打交道的自信的模样，但他自己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大家知道一个重要人物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一个重要人物会带着家丁、武装侍卫和穿制服的仆人的社会。骑马的这个陌生人，穿着简单，只有一个同伴。当他们在小酒店停留时，似乎是个助手或仆人的他的同伴开口张罗。当店家与他说话时，很明显他几乎不会说德语，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

如果他试图向一个好奇者解释他是做什么的，那只会加深他身份的神秘感。在一种读写能力有限的文化环境中，对书籍感兴趣是一件怪事。波焦如何解释他拥有这种特殊兴趣的较古怪的特质呢？他不是寻找祈祷书、弥撒书或赞美诗，这些书装帧精美、华丽，就是文盲也知道它们的价值。在这些书中，有的用宝石或黄金镶嵌，经常被锁在特殊的盒子里或用链子系在讲台和书架上，所以手段再高超的窃贼也无法得逞。但这些书对波焦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也不关注神学、医学或法学著作，这些都是专业精英青睐的重要工具书。这种书甚至对那些读不懂的人也具有留下深刻印象或令其畏惧的力量。它们有一种社会魔力，大部分与不愉快的事件相关联：一桩诉讼、腹股沟疼痛的肿胀、巫术或异端指控。一个普通人懂得，这种书有牙齿和爪子，因而理解为什么一个聪明人会猎杀它们。但波焦对此漠不关心，这又令人费解。

这个陌生人打算去一个修道院，但他不是神父或神学家，也不是异端审判官，他也不收藏祈祷书。他要搜寻旧手稿，其中许多手稿发霉、被虫蛀，即使训练有素的专业读者也几乎无法辨认。如果写有这些书的羊皮纸仍然完好无损，那就会有一定的现金价值，因为这些羊皮纸可以用刀仔细刮干净，用滑石粉弄平整，重新书写。但波焦并不从事羊皮纸交易，他实际上厌恶那些将原有文字刮掉的人。他想看这些羊皮纸上写了什么，即使字迹潦草难认，他最感兴趣的是四五百年前的旧手稿，即1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手稿。

除了少数人，对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人而言，要是波焦试图说清楚意图，那他的这种搜寻似乎很奇怪。如果波焦继续解释他实际上对四五百年前写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那这就会让人觉得更奇怪了。他鄙视那个时代，视其为迷信和无知的污水坑。他真正希望发现的是那些文字与它们被写在旧羊皮纸的时刻无关，他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些文字没有被低级抄写员的精神世界污染。波焦希望，那个抄写员尽职并准确地抄写一份更旧的羊皮纸，这张羊皮纸之前由另一个抄写员抄写，除了留下的这个痕迹，他们卑微的生活对猎书人没有特别的影响。如果这近乎奇迹般的好运持续下去的话，那先前的手稿早已消失在尘埃之中，倒是更古老手稿的一份忠实的抄本，而那份手稿则是另一份手稿的抄本。现在对波焦来说，这一搜寻终于有了激动人心的结果，这位猎书人胸腔里的心脏跳得更快了。这条线索让他返回罗马，不是回到当下的罗马：教廷腐败、尔虞我诈、政治衰弱以及鼠疫的周期性爆发，而是回到有着论坛、议事院和拉丁语的罗马，它那水晶般的美丽曾使他充满了惊奇及对一个失落世界的渴望。

对任何一个在1417年踏上德国南部土地的人来说，上述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听取波焦的说法，一个迷信的人可能怀疑这是某种特定的巫术或《圣经》占卜；一个更老练的人可能诊断为一种叫藏书癖的心理执念；一个虔诚的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健全的灵魂会在救世主为愚昧的异教徒带来救赎的希望之前，感受到一种充满激情的吸引力。所有人都会问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此人为谁服务？

波焦可能自己也难以找到答案。他不久前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ⅩⅩⅢ）服务，更早之前他也先后为几位罗马教宗服务过。他的职业是“文书”（scriptor），即罗马教廷官方文件的一个熟练书写者，由于心灵手巧，他已经晋升到若望二十三世麾下使徒秘书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他随时准备写下教皇的话，记录其教谕，用优雅的拉丁文为其撰写大量的国际信件。在正式的教廷环境中，身体能近距离接触绝对统治者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此波焦是个重要人物。当教皇在他耳边低声说什么，他仔细听着；他也低声对教皇说话；他明白教皇微笑和皱眉的意思。正如“秘书”一词所表明的，他有权获知教皇的秘密。而这位教皇有许多秘密。

但此时，波焦正骑马搜寻古代手稿，他不再是使徒秘书了。他并没有冒犯他的主子教皇，他的主子仍然活着。但一切都改变了。波焦服务过的教皇，之前在其面前，信徒（及不那么信从的人）会颤抖，而此刻，即1417年冬天，这位教皇坐在海德堡的帝国监狱里，被褫夺了头衔、名号、权力和尊严，遭到公开羞辱，被教会的权贵们谴责。“神圣和正确”的康斯坦茨宗教大会宣布，因他的“可憎和不当的生活”

[4]

，他给教会和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丑闻，他不适合再留在那个崇高的职位上。因而，宗教大会解除了所有信徒对他的忠诚和服从；确实，现在禁止称他为教皇，也不允许效忠于他。在漫长的教会史上，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丑闻，但这样的事以前很少发生——之后也没有再发生过。

这位遭废黜的教皇并不在场，但波焦，教皇昔日的使徒秘书可能在场，当里加大主教将教皇的印章交给一个金匠，金匠一脸肃穆地把它打碎，打碎的还有教皇的左臂右膀。前教皇所有的仆人都被遣散，他的信件——波焦曾在这些信件的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正式封存。他施洗礼时被称作若望二十三世的教皇不再存在；曾经拥有这个头衔的人又一次名为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而波焦现在成了一个无主的人。

在15世纪初期，没有主子，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尴尬，甚至危险的状态。无论乡村还是城镇，人们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游荡者；流浪汉会被鞭子抽，会被刻上烙印；在一个基本上没有监管的世界的偏僻的路上，不受保护的人是非常脆弱的。当然，波焦并非流浪汉。他精明老练，长期活动在大人物的圈子里。梵蒂冈和圣天使城堡（Castel St.Angelo）的武装警卫不加询问就让他进出城门，教廷职位的钻营者尽力引起他的注意。他可以直接接触一个绝对统治者和富裕而狡猾的巨大领地的主人，这些人声称是西方基督教王国（Western Christendom）全体民众的精神领袖。在宫中私室里，如同在教廷本身中，使徒秘书波焦是个大家熟悉的人物，他和珠光宝气的红衣主教们开玩笑，同大使们闲聊，用水晶杯或黄金杯喝精美的葡萄酒。在佛罗伦萨，他得到了领主宫（Signoria）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的友好对待，这些领主是城里的统治者，总之，他有一个杰出人物的朋友圈。

但波焦不在罗马或佛罗伦萨。他在德国，他跟随前往康斯坦茨城的教皇则在牢里。若望二十三世的敌人获胜并取得了控制权。曾经对波焦打开的大门紧紧闭上了。钻营者渴望得到帮助——一份特许、一桩法律裁决、一个对他们自己或亲属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曾向这位秘书献殷勤，作为向他的主人献殷勤的一种途径，如今他们都另找门路了。波焦的收入突然枯竭了。

那份收入曾经相当可观。文书没有固定的补贴，但他们可以就收发文件收费，得到所谓的“特许权”（concessions of grace），即经过教皇口头或书面授权做一些技术上的修正或破例以谋取合法的好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非官方的费用，可以私下揣入教皇耳目的口袋。在15世纪中叶，一个秘书的年收入为250至300弗罗林

[5]

，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秘书可以挣得更多。在十二年任职期结束时，波焦的同事，特拉比松的乔治在罗马银行存有四千多弗罗林，还有对房地产的可观投资。

[6]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波焦声称他一生既无雄心也不贪心。在他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他攻击贪婪是人类最可憎的恶习之一，谴责虚伪的修道士、肆无忌惮的贵族和不知满足的商人的贪婪。当然，仅凭表象就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是愚蠢的。从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可以充分看出来，当他设法返回教廷时，他利用其职位很快发了大财。到1450年代，除了一幢豪宅和一处乡下的庄园，他还设法购入了几座农场、十九块不同的土地、佛罗伦萨的两处住房，在银行和商号他还有大量存款。

[7]

但他的兴旺发达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由税务官员编制的一份1427年的官方财产清册（叫作catasto
）表明，波焦财产属于一般水平。而十年前，在若望二十三世被废黜时，他的财产肯定要少得多。确实，他后来的占有欲可能是对那些漫长岁月的记忆的一种反应，他有过几年贫困生活，那时他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地方，既无工作也无收入，难以为继。1417年冬天，波焦骑马经过德国南部乡村时，他几乎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弗罗林来自何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困难时期，波焦并未很快找寻一份新工作，或急于返回意大利。

[8]

他所做的反而是去猎书。

[1]
关于波焦的外貌，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Poggio Bracciolini 1380-1980：Nel VI centenario della nascita
），In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mento，vol.7 （Florence：Sansoni，1982），和《来自托斯卡纳的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Un Toscano del’400 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
），ed. Patrizia Castelli （Terranuova Bracciolini：Administrazione Comunale，1980）。主要的传记来源是恩斯特·瓦尔泽，《波焦在佛罗伦萨：生活与工作》（Poggius Florentinus：Leben und Werke
），Hildesheim：George Olms，1974。

[2]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指1618～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译者注

[3]
好奇心作为一种罪责及好奇心如何恢复的复杂过程，见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现代的合法性》，trans. Robert M.Wallace （Cambridge，MA：MIT Press，1983；orig.German edn.1966），pp.229-453。

[4]
尤斯塔斯·J.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关于巴尔达萨雷·科萨（之后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和时代的简况》 （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 Co.，1908），p.359。

[5]
弗罗林（Florin），13世纪意大利开始铸造的一种金币。——译者注

[6]
彼得·帕特纳《教皇随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廷行政事务》（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54。

[7]
劳罗·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1390-14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3-127。

[8]
1416年，如教廷其他人一样，他显然设法给自己谋得一份福利，但这笔补助金引起争议，最终没有发给他。显然，他也可以做新教皇玛尔定五世的文书，但他拒绝了，认为这让他从使徒秘书职位上降职。见瓦尔泽《波焦在佛罗伦萨》（Poggius Florentinus
），pp.42ff。

第二章 发现的时刻

自从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因猎书给自己带来了荣耀之后，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人沉迷于猎书。

[1]

约1330年代，彼特拉克整理出李维的传世之作《罗马史》（History of Rome
），并且发现了被遗忘的，如西塞罗、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及其他人的杰作。彼特拉克的成就激励了其他人去寻找失落的经典，这些书尘封已久，经常在几个世纪里未被阅读。重新获得的文本被抄写、编辑、评注并急切地交换，那些寻书者被赋予了鲜明的特征，并形成了所谓“人文研究”的基础。

那些致力于这一研究的人被称作“人文主义者”（humanists），以仔细阅读从古代罗马幸存下来的文本、许多曾经很有名的书或仍有缺失的残本而为人所知。偶尔，波焦和他的人文主义者同行热切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那些作家对这些书做了引人入胜的引用，经常伴随着夸张的赞美或污辱性的攻击。比如在讨论维吉尔和奥维德时，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说过：“马切尔和卢克莱修当然值得一读。”

[2]

他接着讨论阿塔克斯的瓦罗、科尼利厄斯·西弗勒斯、萨莱乌斯·巴苏斯、盖乌斯·拉比里乌斯、阿尔比诺瓦努斯·佩多、马库斯·弗里乌斯·比巴库卢斯、卢修斯·阿克齐乌斯、马库斯·帕库维乌斯，还有其他他非常欣赏的作家。人文主义者知道那些散佚的书中有些可能永远消失了——事实证明，除了卢克莱修，上述提到作家的著作都不知所踪——但他们怀疑，也许别的书当中的大部分被藏在黑暗之处，不仅在意大利，还可能穿越了阿尔卑斯山。总之，彼特拉克在比利时的列日（Liège）找到了西塞罗的《为诗人阿奇亚斯辩护》（Pro Archia Poeta
）手稿，在巴黎找到了普罗佩提乌斯的手稿。

对波焦和他的猎书者同行来说，首要的猎场是古老修道院的图书馆，这有充分理由：在很多世纪里，修道院实际上是唯一的藏书机构。至少按我们的标准，甚至在罗马帝国的稳定和繁荣时期识字率也并不高。

[3]

随着帝国的崩溃，城市衰落，贸易水平下降，日趋焦虑的民众望着远处逼近的野蛮人大军，整个罗马的根基和高等教育体系分崩离析了。以缩小规模开始，接着整体崩塌。学校关闭，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大门紧闭，语法专家和修辞学教师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比起书的命运，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人们担心。

但所有的修道士应该知道如何阅读。在一个逐渐由文盲武夫统治的世界上，修道院制度早期形成的对僧侣的期待，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以下是4世纪末由科普特人圣帕科缪（Saint Pachomius）制定的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修道院的规则。当一个申请进入修道院的候选人向长老们介绍自己时，

他们将给他看二十篇诗或两篇使徒书信或《圣经》的其他部分。如果他是文盲，他将在第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和第六个小时之际去找指定给他的、能够教他的人。他将站在此人面前怀着感激之情，勤奋学习。教他音节的基本原理，给他写出动词和名词，即使他不愿意，他也会被迫学习识读。

[4]

（规则139）

“他也会被迫学习识读。”正是这种强制行为，在几个世纪的混乱中，帮助拯救了古代思想的成果。

虽然在写于6世纪最有影响的修道院规则中，圣本笃（St.Benedict）没有简单地规定明确的文字要求，但他提出了一个相当的要求，包括每天有一段时间用于阅读——“虔诚地阅读”，他如是说——再加上体力劳动。“懒惰是灵魂的敌人”，圣本笃写道，他明确时间会被填满。僧侣们会被允许在其他一些时间读书，虽然这种自愿的阅读必须保持严格的沉默。（在圣本笃的时代，和整个古代一样，阅读通常要读出声来。）但关于规定的阅读时间，阅读并不是自愿的事。

修道士必须阅读，无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规则》要求需要认真监督：

首先，当弟兄们阅读时，一定要派一两个年长者在修道院巡视。他们的职责是注意有没有哪个弟兄心不在焉，浪费时间，或者忙于闲聊而不认真阅读，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他自己，而且也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5]

（49∶17-18）

“无精打采”（acediosus
）一词有时也译作“冷漠”，指一种病症，特指发生在修道院团体内，这种病症在4世纪末由沙漠神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出色地诊断出来。得了“无精打采”症的修道士会发现他难于或无法阅读。在阅读时走神，他可能试图用八卦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更可能对他的周围环境和他的修道士同伴感到厌恶。他会觉得别处的生活更好，觉得他在浪费生命，觉得一切陈腐而没有意义，他感到窒息。

他焦虑地四处张望，叹息说没有一个兄弟来看他，经常在小房间进进出出，时常凝视着太阳，仿佛嫌落日太慢，心灵处于一种毫无理智的混乱状态，就像身处漆黑的夜晚。

[6]

这样一个修道士——显然为数不少——已经接近于我们所谓的抑郁症的临床状态。

卡西安称这种病为“午间的恶魔”（the noonday demon），《圣本笃规则》要求仔细观察，尤其在阅读时间细致观察，以查出任何有此症状的人。

如果这样一个修道士被发现——上帝不容——他应该受到一两次训斥。如果没有改进，他必须按规则受罚，这样其他人能引以为戒。

[7]

在规定的时间拒绝阅读——无论出于走神、厌倦或沮丧——首先会受到当众批评，之后，如果他仍然拒绝阅读，就会被鞭笞。精神上的痛苦可以用皮肉之苦来消除。这样经受适当的惩罚，至少原则上，这个消沉的修道士就会回归“虔诚地阅读”。

还有一个时间，《圣本笃规则》要求阅读：每天用餐时，指定其中一个兄弟，每周轮流，大声朗读。圣本笃很清楚，至少对某些修道士来说，这项任务会让他们感到骄傲，因而，他尽力抑制这种感觉：“让新来的读者要求所有人为自己祈祷，以便上帝可以使他远离得意扬扬之感。”

[8]

他还意识到，对其他人来说，阅读可能是一个仅仅用来聊天和嘲弄的机会，所以规则也做了仔细的规定：“室内保持肃静。不许低声交谈，不许大声说话——室内只能听到朗读者的声音。”

[9]

但最重要的是，他想要阻止因这些阅读而引发的讨论和辩论：“任何人都不应冒昧地问有关阅读或其他什么事情的问题，以免产生意外。”

[10]

“以免产生意外”：此话在规则条文中，意思相当清楚，但其实很含糊。谁有意外或什么意外？现代编辑有时会加上一个词“邪恶”（“以免产生邪恶”），这其实正是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但为什么黑暗王子会为一个阅读问题激动起来？答案必定是，任何问题，即使无害，也会引起讨论的可能，一旦讨论就意味着宗教教义对质询和争辩打开了大门。

圣本笃并不绝对禁止对大声朗读的宗教经典进行评价，但他想限定其出处：《规则》允许“上级可以说几句指导的话。”

[11]

那些话不能被质疑或反驳，确实，所有争论原则上都是被压制的。如爱尔兰修道士科伦巴努（Columbanus，出生在圣本笃去世那年）制定的有影响的规则，其中的惩罚条款表明，激烈的辩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都是禁止的。对敢于用这样的话，如“这不像你说的那样”来反驳同行的修道士，惩罚是很重的：“禁言或击打五十下。”高墙禁锢了修道士们的精神生活——被迫沉默、禁止提问、对争辩者施予鞭打的惩罚——所有这些手段清楚地说明，这些虔诚的集体与希腊或罗马的哲学学院正好相反，那些学院在辩驳的精神上发展起来，也培养了一种不安分的、广泛的好奇心。

所有类似的修道院规则都要求阅读，那足以启动一条非同寻常的因果链。阅读不是选择性的、令人满意的或被推荐的行为；在一个以严肃的态度履行义务的集体，阅读是义不容辞的。阅读需要书籍。书籍不断翻阅最终就会散架，无论如何小心都难免。因而，几乎不经意间，修道院的规则要求修道士不断购买或搜求书籍。在6世纪中叶残酷的哥特战争及战后更悲惨的景况中，图书生产的最后一批工场垮了，图书市场的最后地盘土崩瓦解了。因而，又几乎是不经意间，修道院的规则要求修道士细心地保存和抄写那些他们已有的书籍。但和埃及莎草纸市场的所有交易早已消失，在没有商业性图书市场的情况下，将兽皮转化成书写材料的商业性产业也已陷入停顿。因而，又一次几乎不经意间，修道院的规则要求修道士学习制作羊皮纸和将现有羊皮纸废物利用的烦琐工艺。不希望模仿异教精英将图书或写作置于社会中心，不肯定修辞或语法的重要性，不鼓励学习和争论，然而，修道士们成了西方世界里主要的读者、图书馆管理员、书籍保存者和图书制作者。

波焦和其他追踪遗失经典的人文主义者都知道这一情况。他们已经筛选了意大利许多修道院图书馆，并循着彼特拉克在法国的足迹寻找，他们还知道广阔而未知的土地是瑞士和德国。但许多这样的修道院难以抵达——建造者故意将它们建在偏僻的地方，以远离凡俗世界的诱惑、分心和危险。一位热切的人文主义者，忍受旅行的不适和风险，设法到达僻远的修道院，然后呢？不仅知道要寻找什么，如果他们有幸撞上，还要有能力鉴别他们的发现，这样的学者为数极少。而且，还有一个进入的问题：为了进入修道院大门，一个学者可能不得不说服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修道院院长及一个疑心更重的修道院图书馆管理员，说明他有合法的理由进入图书馆。外人通常不被允许进入图书馆。彼特拉克是个神职人员；他至少可以向教会的上级机构提出请求。相比之下，许多人文主义者是俗人，很容易引起怀疑。

这份令人震惊的问题清单还没有完。因为如果一个猎书人到达一座修道院，通过了那道重点把守的大门，进了图书馆，真的发现了有趣的东西，他仍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获得他发现的手稿。

书籍稀缺而珍贵。拥有书籍的修道院就获得了声誉，修道士不愿意让图书离开他们的视线，尤其他们有过和擅长窃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打交道的经验。有时，修道院在珍贵的手稿上写咒语来确保他们藏书的安全。“凡窃书或借而不还者，”其中一条咒语这么写道：

就让此书在他手中变成一条毒蛇并咬碎他。让他瘫痪，让他所有的亲人也被诅咒。让他在痛苦中憔悴，大声求饶，让他的痛苦永无止息，直到他呻吟着死去。让书蠹作为不死虫的化身啃噬他的内脏，最终他得到最后的惩罚，让地狱之火永远焚烧他。

[12]

即使一个世俗的怀疑论者，对手中之物有强烈渴望，可能也会在将这样一本书揣进他的外套之前犹豫再三。

如果修道士贫穷或可能单纯贪财，能给他们一些钱从而把书拿走，但一个陌生人对书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这本身无疑会使书价大涨。总还是有可能要求修院院长允许把一份手稿拿走，郑重承诺很快归还。虽然特别信任别人或异常天真的院长存在，但这样的院长实在不多。无法强人所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整个冒险活动将半途而废。当然，作为最后一招，总可以无视诅咒，将书窃为己有，但修道院是监视管制的文化。来访者尤其会被特别关注，晚上大门会关闭并上锁，有些修道士是健壮的乡下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逮住的小偷打得死去活来。

波焦几乎是唯一适合应对这些挑战的人。他在破译旧手稿笔迹所需的特殊技能方面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他是个出色并有天赋的拉丁文专家，他对古典拉丁文的特殊用语、修辞手法和语法结构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他对古代文献涉猎广泛且精深，他在自己丰富的记忆里留下了十几条线索，这些线索暗示了某些特定作家的身份或一些遗失的作品。他本人不是修道士或神父，但他在教廷或宫廷服务多年，对教会的体制性结构有了多方面的深入了解，以及与许多最强势的神职人员有过个人交往，包括先后几任教皇。

如果甚至这些高层关系还不足以帮他打开通向偏僻的修道院图书馆的大门，那波焦还有相当程度的个人魅力。他是个了不起的健谈者，一个八卦好手，一个不知疲倦的说笑话的人，虽然有些笑话很低俗。他当然不能和德国修道士用他们的母语交谈。虽然他在一个讲德语的城市住了三年多，他自己解释说他没有学过德语。对这样一个有天赋的语言学家来说，不通德语似乎是有意为之：德语是野蛮人的语言，波焦显然对掌握德语没有兴趣。在康斯坦茨，他可能完全身处讲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社交圈里。

如果不懂德语，旅行者会在路上、旅店或其他歇脚处遇到麻烦，但一旦到达目的地，对波焦来说，这就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修道院院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修道院里其他许多兄弟会讲拉丁语。他们可能并不拥有波焦耗费心力掌握的优雅的古典拉丁语能力，但从现存的许多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有活力的、流畅和高度灵活的拉丁语，可以从最微妙的学术用词毫不费力地转为最低俗的污言秽语。如果波焦意识到，他能够以道德上的严肃给东道主留下深刻印象，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类境况的悲惨；如果他觉得可以让他们开怀大笑而赢得他们的欢心，他则会讲一些愚蠢的乡下人、顺从的家庭主妇和淫欲的牧师的故事。

波焦还拥有一项才能，让他几乎有别于所有其他猎书的人文主义者。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抄写员，字体非常优美，专注力很强，并且高度精确。因年代相距遥远，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品质的重要性：我们现代转录、传真和制作复制品的技术几乎完全抹去了这项曾经重要的个人成就。甚至在波焦自己的时代，其重要性开始降低，虽然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到1430年代，一个德国企业家约翰·古腾堡开始试验一项新的发明：活字印刷，这将对文本的复制和传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到15世纪末，印刷工，尤其是威尼斯那位了不起的阿尔都斯（Aldus）将会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印刷拉丁文本，这种字体清晰优雅，五个世纪后，仍然无可挑剔。这种字体是以波焦和他的人文主义者朋友们的优美的手写体为基础的。

[13]

波焦的手抄工作将由机械来完成，所产生的不是一份，而是数以百计的文本。

但这一成就将在未来实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印刷书本的印刷工仍然依赖精确、可读的手抄本，即通常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辨认的手稿。波焦作为抄写员的才华让同时代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抄起来如此之快。这意味着，他不仅能够进入修道院，发现那些遗失作品的珍贵手稿，而且他还能借阅并快速地抄写，将抄本送至那些在意大利家中急切地等待着的人文主义者手里。如果出借不成——就是说，如果图书馆员拒绝出借一份特殊的手稿——波焦就当场抄写，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将这项任务托付给他亲自训练过，至少达到最低能力水平的抄写员。

1417年，波焦这位猎书人有着近乎完美的时间、技能和欲望。他所欠缺的只是钱。即使很节省地旅行，也很花钱。要花钱租马；过河或收费路段要花钱；海关官员和地方豪强各种敲诈勒索；通过困难路段要给向导小费；当然，还有在旅店的食宿及马匹的费用。他还需要钱来支付助理抄写员的费用，如果需要，还得给不情愿的修道院好处，以便它同意出借珍品。

即使他在教廷工作多年存了些钱，波焦也不太可能自己来支付这些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老练的写信高手可以求助于他那支生花妙笔。他很可能写信给家乡有钱也能体会他的激情的朋友，向他们解释老天突然给了他机会，这种机会他们只是梦想过。身体健康，不受工作或家庭的牵扯，不必对什么人负责，只要愿意则来去自由，他准备好开始认真寻找那些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遗失的宝藏——古代世界的文化遗产。

无论来自一个富有的赞助人，还是一群人文主义者同行，这种支持都有助于解释这一事实——1417年1月，波焦前往目的地，他希望能有所发现。这一财政支持必定相当可观，因为这不是那年冬天他唯一的猎书旅行。紧接着还有一次旅行，他前往著名的圣加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St.Gall），离康斯坦茨不远，这次旅行本身是一次回访。他前一年去过圣加尔，由两位意大利朋友陪同，波焦有了一些重要发现。他心想他们可能忽略了其他珍品，便和一个朋友又去了圣加尔。

波焦和他的同伴，巴托洛梅奥·德·阿拉加兹（Bartolomeo de Aragazzi）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来自托斯卡纳，波焦来自邻近阿雷佐的泰拉诺瓦小镇，巴托洛梅奥来自美丽的蒙特普齐亚诺山顶小城。他们都去过罗马，在教廷谋得了文书的职位。两人都来到康斯坦茨，作为使徒秘书服务于令人窒息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其结果是，两人都发现，随着教皇的倒台，他们得自谋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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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是充满热情的人文主义者，急于运用他们在阅读和抄写这方面的技能去重现遗失的古代文本。

他们是好朋友，一起工作和旅行，拥有共同的理想，但他们也是对手、竞争者，他们追求发现遗失的作品而带来的名声。“我讨厌所有的自吹自擂，所有的阿谀奉承，所有的夸大其词”，巴托洛梅奥在给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的信中写道，“但愿我不因妄自尊大而骄傲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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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写于1417年1月19日，是从圣加尔寄出的，信中提及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那是他在他们的幽禁之地，他称之为“囚室”的地方发现的。他还写道，他不希望描述他发现的所有典籍，“因为将它们全部罗列出来一天也不够。”显然，他没有提及他的旅行同伴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名字。

问题是巴托洛梅奥的发现并不令人激动。他找到了一本弗拉维乌斯·维吉提乌斯·瑞纳迪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写的有关罗马军队的书。他难以置信地写道，此书，将会“对我们有益，如果我们有时在军营或更光荣地在十字军东征中加以运用的话。”他还找到一本庞培·费斯图斯（Pompeius Festus）编写的小词典或词汇表。这两本书不仅单薄，而且如巴托洛梅奥自己所知，它们在意大利已经可以读到全本，所以实际上，这两本书哪一本也说不上是真正的发现。

一月末，他们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挖掘的宝藏，也许还感觉到了相互竞争的压力，这两个朋友便分道扬镳。波焦显然是向北方前行，可能由他训练的一个德国抄写员陪同。巴托洛梅奥似乎独自离去。“我将出发前往阿尔卑斯山深处的另一个隐士修道院，”他给他在意大利的通信者这样写道。他那时计划去更偏僻的修道院。那些地方很难到达，尤其是在冬天——“道路崎岖破碎，因为别无途径，除了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跋涉过河和穿越森林”——但他提醒自己，“美德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传言说，在这些修道院图书馆里，藏有大量古籍。“我将尽力敦促这个可怜的瘦弱躯体承担起营救它们的努力，不在它们藏身之处的困难、各种不适及阿尔卑斯山日益寒冷的天气面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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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对这种面对困难的说辞报以一笑——受过成为一名律师的训练，巴托洛梅奥当然追求一种修辞效果——但实际上他离开圣加尔不久就病倒了，被迫返回康斯坦茨，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月养病。波焦前往北方，并不知道这些，既然巴托洛梅奥中途退出，他现在只能独自去寻找了。

波焦不喜欢修道士。他认识几个，印象深刻，那是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总体上，他觉得他们迷信、无知并懒得要命。他认为，修道院是那些注定不适合在现世生活的人的垃圾场。贵族们把他们认为羸弱、不合群或一无是处的儿子打发过去；商人把他们有智力障碍或瘫痪的孩子送到那儿；农民借此摆脱他们无法喂养的多余的嘴巴。修道院内，身强力壮的人至少可以在园子及邻近的田里做些生产性劳动，就像修道士在更早更艰苦的时期所做的那样，但波焦认为，大多数人是一群懒汉。在修道院的高墙内，这些寄生虫对他们的祷告者嘟嘟囔囔，依赖那些在修道院大量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的收入为生。教会是个地主，比世上最大的贵族还富裕，它拥有世俗权力来保障税金及其他所有的权益和特权。在德国北部，当新当选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主教要求看一下教区图书馆，他被带去军械库，看挂在墙上的长矛和战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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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告知，这些就是书籍，有了这些，主教的权益就能获得，也必须捍卫。修道院的富裕居民不必经常动用这些武器，但是，当他们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盘算他们的收入时，他们知道——他们的租户也知道——暴力是用得着的。

同教廷的朋友在一起，波焦分享有关修道士的贪婪，愚蠢和性欲的笑话。他们声称的虔诚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发现除了像蚱蜢一样唱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写道，“我不禁想，他们仅仅靠肺部运动就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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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甚至修道院在精神层面的艰苦操练也微不足道，比不上他在田野上看到的真正的辛劳：“他们吹捧自己的劳动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为他们半夜起来唱歌赞美上帝。他们熬夜吟唱赞美诗，这种锻炼无疑是其功绩的非凡证明。如果他们起来，像农民一样去耕地，风吹雨淋，赤裸着脚，身体单薄，那他们会怎么说？”在他看来，他们的整个事业似乎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当然，当他接近作为最大目标的修道院，他会将这些想法藏在心里。他可能鄙视修道院的生活，但他也非常了解它。他十分清楚在他要去的修道院里，为了得到他最想看的东西，他不得不说些肉麻的话。首先，他很清楚，他所寻求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虽然他嘲笑修道院的懒惰行为，但他知道无论他希望发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存在，那只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制度贡献和长期、痛苦的人类劳动。

《圣本笃规则》要求祈祷和阅读，也要求体力劳动，人们总认为这种劳动可能包括书写。修道院条例的早期制定者没有将抄写手稿视为一项崇高的活动；相反，正如他们充分意识到的，在古代，大部分抄写工作是由受过教育的奴隶来做的。因而，这个任务本质上是耻辱和乏味的，是禁欲进程和精神规训的一种完美结合。波焦对这种精神规训没有好感；争强好胜、雄心勃勃，他的精神渴望在这个世界的光芒中闪耀，在世人的凝视面前不甘退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抄写手稿的技能，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种禁欲，而是一种美学事业，一个可以提升他个人声誉的事情。凭借这项技能，他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带着钦佩或轻蔑——摆在他面前的这份手稿究竟有着怎样的努力和才华。

不是每个修道士都擅长抄写，就像不是每个修道士都擅长繁重的农活，早期修道院的生存依赖这些农活。早期的规定就设想了一种分工，如在《圣弗罗规则》（530-581）中——法国的《圣本笃规则》中记载：“不能用犁耕地的人应该在羊皮纸上写字。”（当然，反之亦然：不能在羊皮纸上写字的人就去耕地。）那些写得特别好的人——字体优美、清晰，其他修道士能很容易读懂，而且抄写非常精确的——受到重视。在德国和爱尔兰“赔偿”法规中规定了谋杀赔偿金——杀死一个乡下人赔200先令，低级牧师赔300先令，如果这位牧师受攻击时正好在做弥撒之类的赔400先令——如果因暴力造成一个抄写员死亡，其赔偿额度相当于一个主教和修道院院长。

在一个生命相当廉价的时代，高额赔偿表明，对修道院来说，获得他们需要的书籍，以便加强阅读是多么重要和困难。比起古代图书馆，或巴格达、开罗现存图书馆，即使中世纪最著名的一些修道院图书馆都显得很小。在发明印刷机永远改变印刷方式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收集一定数量的图书意味着所谓scriptoria
，即“缮写室”的最终建立，修道士们在这种写字间里得到训练，长时间坐在那儿抄写。起初，抄写可能是在修道院的临时设施中进行的，即使天气寒冷有时会冻僵手指，至少光线会不错。但很快便指定或建造了特别的房间。那些非常重要的修道院越来越渴望收藏著名的书籍，在有着玻璃窗户的大房间里，多达三十多个修道士坐在单张桌子前，有时彼此分开坐。

缮写室有专人负责，波焦和其他猎书人会把最诱人的甜言蜜语堆砌在修道院图书馆管理员身上。这个重要人物已经习惯了过度的恭维，因为他负责提供所有用于抄写手稿的设备：笔、墨水和削笔刀，一天工作几小时后，这些工具明显的优缺点对劳动中的抄写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他愿意，图书馆管理员可以让一个抄写员的日子过得很悲惨，反之，他会为他喜欢的人提供很优良的工具。那些工具还包括尺子、锥子（打小洞并用线均匀穿好）、用来画线的细尖金属笔、用于放置被抄写书籍的阅读书架、使书页不翘起的镇纸。为使手稿看得更清楚，还需要其他特殊的工具和材料。

古代的大部分书籍采用了卷轴的形式——就像犹太人今天在宗教活动中用的经卷《托拉》——但在4世纪，基督徒采用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版式和抄本，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我们熟悉的图书形式。抄本有个很大的优势，可以让读者更容易找到他们所需的内容：文本可以方便地分页和做索引，书页可以很快地翻到所需的部分。直到计算机被发明，其卓越的搜索功能才给抄本那极其简单灵活的格式带来极大的挑战。不过现在，我们又得开始说起文本的“滚动”。

因莎草纸不能再获得，而纸张直到14世纪才被普遍使用，长达一千多年，用于书籍的主要书写材料主要来源于兽皮，有牛、绵羊、山羊，偶尔也有鹿。这些兽皮需要弄平整光滑，因而修道院图书馆员分发的另一种工具是浮石，剥去遗留的动物毛发以及任何肿块或瑕疵。对抄写员来说，拿到一张质量低劣的羊皮纸干起活来将很不愉快，在现存的修道院手稿中，偶尔会看到抄写员的怒气冲冲：“羊皮纸毛茸茸的”……“墨水很淡，羊皮纸很差，字难写”……“感谢上帝，天很快就要黑了。”

[19]

“让抄写员别干这种活了吧，”一个疲倦的抄写员在写下他的名字、日期以及他工作的地方后写道：“现在我写完了，”另一个人写道，“看在基督分上，让我喝一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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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兽皮纸能让抄写员生活更好过，也必定会出现在他们最甜蜜的梦中，这种纸是用小牛皮做的，即所谓上等皮纸。其中最好的是子宫牛皮纸，来自流产的小牛。它特别白晳，光滑，而且结实，这些皮纸预留给最珍贵的书籍，这些书被精心制作的宝石状袖珍画装饰得熠熠生辉，偶尔封面上还镶有真正的宝石。现在的图书馆仍然保存着一定数量的这类杰作，这是生活在七八百年前的抄写员的成就，他们为创造一本美好的图书不知工作了多少小时。

好的抄写员在某些集体祈祷的时间获得豁免，以便在缮写室最大限度地利用白天的时间。他们不必在晚上工作；出于对失火的完全合理的恐惧，所有的烛火是被禁止的。但就他们实际上坐在书桌前的时间（一天大约六小时）而言，他们的生活完全给了书籍。至少在某些修道院，有可能他们希望修道士会读懂他们正在抄写的图书；“主啊，保佑并祝福您的仆人的工作室，”一间缮写室的题词写道，“他们在这儿所抄写的一切，通过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工作都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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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抄写员对他们所抄书籍的实际兴趣（或对那些书的厌恶）无关紧要。确实，抄写至今作为一种训练——谦卑的锻炼和对痛苦的欣然接受——厌恶或单纯的不理解可能比投入其中更可取。好奇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

修道院抄写员对文本的完全从属关系——为了摧毁修道士的精神，消除他的理智和情感——与波焦自己强烈的好奇心和自我中心相距甚远。但他明白，他满怀激情地希望精确复原古老过去的痕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从属关系。波焦知道，一个热心读者倾向于改变他的文本，以让文本更有意义，但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改变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毁坏。最好的做法是，修道院抄写员被迫逐字逐句照抄他们看到的东西，即使那些内容根本没有意义。

一张窗户的剪纸通常覆盖在要抄写的手稿上面，这样，修道士每次只关注所抄写的那一行。修道士严格禁止修改所抄文本中他们认为的错误。他们只能修改他们自己留下的墨渍，用剃须刀仔细刮掉墨水并用牛奶、奶酪和酸橙的混合物修复斑点，这是我们生产的涂改错误的修正液的中世纪版本。不能把书页弄皱，再接着重新抄写。虽然绵羊皮和山羊皮数量充足，但将它们制作成羊皮纸是很费劲的。好的羊皮纸珍贵并稀缺，不能浪费。这种价值有助于解释，修道院重视收集古代手稿，并不把它们扔进垃圾堆这个事实。

可以肯定，有相当数量的修道院院长和修道院图书馆管理员珍惜的不仅是羊皮纸，还包括写在上面的异教作品。浸淫在古典文学中，有些人相信他们可以汲取精华而不受污染，就像古代希伯来人蒙上帝恩准偷取埃及人的财富一样。但随着基督教文学的大量创作，后代的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总之，越来越少的修道士这么想。在6世纪到8世纪中叶，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最终被停止抄写了。开始了一场旨在遗忘的运动——对异教思想的虔诚攻击——并演化成实际的遗忘。古典诗歌、哲学著作和政治演说，一时间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和诱惑性，它们不再让人想起，更不用说提及了。它们沦落为沉默之物，只是将羊皮纸订在一起，写满了不可读的文字。

只有这些抄本中使用的羊皮纸的显著耐久性才使古人的思想得以持续，如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猎书人知道，甚至坚固的材料也不保证能够保存下来。借助小刀、刷子和抹布，修道士经常小心地去掉古老的创作——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塞内加、卢克莱修——在原来的地方写上上级要他们抄写的文本。

[22]

这项任务必定很麻烦，对一个真正关心他正在擦抹的作品的抄写员来说，这真是一项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

如果原来的墨水附着力很强，就仍然能够显现最初写在上面的文本的痕迹：4世纪西塞罗《论共和》（On the Republic
）的一个独特抄本，在7世纪圣奥古斯丁的诗篇《沉思录》的抄本下面仍然可见，塞内加《论友谊》的现存唯一抄本在抄于6世纪末的《旧约》文本之下也可以读出来。这些奇特的分层手稿——称作palimpsests
（隐迹文本），源于希腊语，意即“再次刮过”——成了古代几部重要作品的来源，否则它们就不为人知了。但没有一个中世纪修道士被鼓励去阅读这些字里行间的文本。

修道院是一个有着清规戒律的地方，但在缮写室更是规则森严。非抄写员不得入内。必须保持肃静。抄写员不得选择他们抄写的特定书籍，也不得打破寂静，大声要求图书管理员提供他们想咨询的书籍，以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一种精心设计的手势语言被发明出来，以便为诸如允许请求之类的事情提供便利。如果一个抄写员想要咨询一份诗篇，他做出要一本书的通用手势——伸出手，翻想象中的书页——之后，把手放在头上，形成一个王冠的形状，这就是要《大卫诗篇》（Psalms of King David
）的特殊手势。如果他要一本异教书籍，在做了通用手势之后，他会在耳朵后面像狗抓跳蚤一样抓挠。如果他希望获得一本教会认为特别令人反感或危险的异教图书，他可以将两根手指放进嘴里，仿佛他感到厌恶作呕。

波焦是个俗人，属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1417年，在和巴托洛梅奥分道扬镳之后，他确切的目的地尚不可知——也许像探矿者隐藏他的矿井位置一样，他故意在信中隐瞒了去处的名字。他可能去过的修道院有十多个，希望在这些修道院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许多学者早就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富尔达圣本笃修道院。

[23]

那个修道院位于德国中部的战略要地，介于罗恩山（Rhône）和伏格尔斯堡山脉（the Vogelsberg Mountains）之间，有着最令猎书人感兴趣的东西：它很古老，很富有，它曾拥有了不起的学习传统，而如今它衰落了。

如果波焦前去富尔达，他不可能显得如此盛气凌人。8世纪，这个修道院由德国使徒会的一位信徒圣博尼法斯（St.Boniface）建造，这个修道院异常独立。它的院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王子：当他走在队列里，穿着盔甲的骑士举着帝国旗帜走在他前面，他拥有特权，可以坐在皇帝本人的左侧。许多修道士是德国贵族——他们很明白自己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人。即使修道院失去了它曾经享有的一些声望，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放弃它广大领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股需要考虑的力量。波焦出身卑微，手段非常有限，这个蒙羞和废黜的教皇的前使徒秘书没什么牌可打。

波焦在脑海里排练着简短的自我介绍，他本可以下马，沿着林荫大道朝修道院那扇沉重的大门走去。从外部看，富尔达像是一座要塞：确实，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在与邻近城市的市民发生激烈的争斗中，它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像大多数修道院一样，其内部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到一月份，大块的菜地、花圃和植物园仍在冬眠中，但修道士会小心地收割他们可以贮存的庄稼，度过漫长暗淡的月份，尤其细心地收集用于医务室和公共浴室的药材。在这个寒冬时节，粮仓里将会有足够的粮食，也会有充足的草料和燕麦，供马厩里马和驴子食用。四下观望，波焦应该会看到鸡舍，有遮盖的羊圈，有粪便和鲜奶味道的牛棚，还有大型猪圈。他可能会为托斯卡纳的橄榄和葡萄酒感到痛苦，但他知道，他不会挨饿。走过磨坊和榨油机，走过大教堂及相邻的回廊，走过初来者住的房子、宿舍、仆人住所、信徒接待处，他和他的助手会被安排住在那儿，波焦会被带去院长住宅，拜见这个小王国的统治者。

如果富尔达确实是波焦的目的地，1417年那里的统治者是约翰·冯·默尔劳（Johann von Merlau）。在谦卑地问候之后，他介绍了自己，呈上一封一位著名主教的推荐信，波焦几乎肯定会开始表达他有兴趣看一下圣博尼法斯的珍贵的遗物，为它们神圣的存在而祷告。总之，他的生活充满了这种仪式：教廷的官僚们以祈祷开始并结束一天的日子。即使他在信中没有表明对遗物，或者圣徒的介入，或用来减少灵魂在炼狱中痛苦的时间的仪式的兴趣，波焦也知道富尔达最引以为豪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一种特别的恩惠，来访者会被带入教堂。如果波焦之前没有来过，那当他走入耳堂，从楼梯下到黑暗的拱形地窖，他肯定会意识到富尔达的朝圣教堂似乎特别熟悉：它直接模仿了罗马4世纪的圣彼得大教堂。（今天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波焦死后很久才建造的。）烛光下，那里供奉着大量的黄金、水晶和珠宝，他将会看到这位圣人的尸骨，他死于754年弗里西人的大屠杀，曾努力劝他们皈依。

当波焦和东道主再次出现在日光下，当他认为有了合适的时机，他会将谈话推向他此行的实际目的。他可以通过先讨论富尔达一位最著名的人物拉巴努·毛鲁斯（Rabanus Maurus）来达到目的，此人出任院长长达二十余年，从822年到842年。拉巴努·毛鲁斯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圣经》评论、教义论文、教学指南、学术概略和一系列美妙绝伦的暗码诗。波焦可以很容易地在梵蒂冈图书馆看到其大部分作品，还有那部拉巴努最负盛名的巨著：这是一部极其博学又无比沉闷的书，作者试图在二十二卷的作品中将所有人类知识汇集到一起。其书名为《论事物的性质》（De rerum naturis
）。但同时代人赞赏其抱负的宏大，称其为《论宇宙》。

这个9世纪修道士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沉重又沉闷的风格，这是波焦和他的人文主义者同行鄙视的。但他也承认拉巴努·毛鲁斯是个敏而好学的人，沉浸在异教徒和基督教文学中。他还将富尔达修道院学院转变为德国最重要的学校。和所有的学校一样，富尔达学校也需要书籍，拉巴努通过极力丰富修道院图书馆藏书来满足需求，拉巴努年轻时跟随阿尔昆学习，阿尔昆是查理曼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拉巴努知道去哪儿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手稿。

[24]

他将手稿弄到富尔达，训练了一大批抄写员对手稿进行抄写。这样他在当时有了非常惊人的收藏。

那个年代在波焦之前六百年左右，从猎书人的角度看来，那是很幸运的年代。它已经足够深入过去，并有可能与更遥远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在学术上的严肃性逐渐减弱，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兴趣。谁知道那些被束之高阁的东西也许几个世纪都没有人触碰？那些偶然从长期的混乱和毁灭的噩梦中幸存下来的破旧手稿，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很可能找到了去往偏僻的富尔达的路。拉巴努的修道士可能给他们抄写的异教书籍做了划线或订正的标记，那些抄本已被遗忘，将等待人文主义者的触碰而复活。

这就是波焦殷切的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在富尔达，或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脉搏一定会加速，因为他最终会被修道院的首席图书馆员带到一个巨大的拱形房间里，并给他看用链子系在图书馆员自己书桌上的一本书。这是本图书目录，当波焦仔细端详书页，他指向——因为图书馆肃静的规则必须严格执行——那些他想看的书。

真正的兴趣，以及判断力，可能让波焦决定先要求看一些陌生的书，那是最伟大的教会神父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作品。之后，当手稿放到他的书桌上，他带着越来越激动的心情投入一系列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家的作品对他，以及他的任何一个人文主义者同行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虽然波焦没有披露他到底去了哪儿，但他实际上披露——确实，他大肆宣扬——他发现了什么。所有猎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他打开一部约14000行的史诗，描述的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波焦可能认出了作者的名字，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虽然之前他的作品湮灭无闻，但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一个狡猾、不择手段的演说家，伊塔利库斯在一系列审判秀中充当了一个工具，他设法在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的残暴统治中幸存下来。退休后，小普林尼带着温和的讽刺写道，他“利用闲暇时间来抹去他在过去积极努力时所留下的污点，这是值得称赞的。”

[25]

现在，波焦和他的朋友能够品尝到这种闲暇的成果之一了。

波焦打开另一部长诗，长诗的作者另有其人——马尼利乌斯（Manilius），其名字猎书人肯定不认识，因为任何一个现存的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及这个名字。波焦立刻明白，这是一部关于天文学的学术著作，他也能从作品风格和诗人自己的暗示中看出，这部长诗写于帝国初期，即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

更多古代罗马的幽灵浮现出来。一个古代文学批评家，他活跃于尼禄统治时期，撰写古典作家的笔记和注释；另一个批评家，他广泛引用遗失的史诗，这些史诗模仿了荷马；一个文法家，他写了论拼写的文章，波焦知道，他喜好拉丁文的佛罗伦萨朋友会对其感到惊喜。而另一份手稿也是一个发现，其带来的激动也许会让他沾上伤感的情调：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一大块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片段，撰写者是帝国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引起伤感的不仅是这一事实，原著三十一卷的前十三卷在波焦正在抄写的手稿中缺失——这些遗失的部分从来没有被找到——而且还在于，此书写于帝国崩溃的前夕。作为一个头脑清醒、思想深刻、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马尔切利努斯似乎感觉到了末日来临。他叙述了一个被苛捐杂税压得不堪重负的世界，一部分人经济破产，军队士气大幅下降，这些情景生动地描绘了他去世二十年后，哥特人可能劫掠罗马的各种因素。

即使是波焦发现中最小的也很有意义——因为在这么长时间之后，任何东西浮出水面似乎都是奇迹。但它们都黯然失色——即使不是从当时，而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发现了一部比他的所有发现都古老的作品。手稿中有一首长诗，由一位名叫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的诗人和哲学家写于约公元前五十年。这首长诗名为《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与拉巴努·毛鲁斯那部百科全书式作品的书名极为相似：《论事物的性质》（De rerum naturis
）。但相比之下，这位修道士的作品很沉闷，很俗套，而卢克莱修的作品很激进并具有危险性。

波焦和他的人文主义者朋友们悉心钻研过奥维德、西塞罗和其他古代资料，几乎肯定会认出卢克莱修这个名字，但无论波焦还是圈子里的其他什么人，都没有见到过卢克莱修哪怕一两部真实的作品，众所周知，他的作品永远遗失了。

[26]

波焦可能没有时间，在修道院暗下来的光线中，在修道院院长或图书馆管理员警惕的目光下，除了开头几行他无法多读。但他会马上发现，卢克莱修的拉丁文诗歌极其优美。他让自己的抄写员抄了一份，他急于要将这部作品从修道院解放出来。不清楚的是他是否意识到，他解放的这本书，将早晚帮助他摧毁整个世界。

[1]
尼古拉·曼的“人文主义的起源”，收入《剑桥人文主义指南》，ed. Jill Kray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论波焦对彼特拉克的回应，见里卡多·富比尼《人文主义和世俗化：从彼特拉克到瓦拉》，杜克中古与文艺复兴研究丛书（18），（Durham，NC，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展，见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学识的复兴》（New York：H.Holt，1908；repr.1969）；华莱士·K.弗格森，《文艺复兴和历史思维：五个世纪的阐释》（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对思想和学识的影响”，见伯纳德·S.利维编《早期文艺复兴之发展》（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2），pp.120-157；查尔斯·特林考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范围》（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3）；安东尼·格拉夫顿和丽萨·雅尔丹尼，《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科：15和16世纪欧洲的教育和艺术》（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彼得·伯克，“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见安东尼·古德曼和安格斯·麦凯编《人文主义对西欧的影响》（London：Longman，1990），pp.1-22；罗纳德·G.威特，《“追随古人脚步”：人文主义之起源，从洛瓦托到布鲁尼，中古和宗教改革思想研究》，ed. Heiko A.Oberman，vol.74（Leiden：Brill，2000）；及里卡多·富比尼，《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历史学家》（Milan：Franco Angeli Storia，2001）。

[2]
昆体良，《论演说家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
），ed. and trans. Donald A.Russell，Loeb Classical Library，12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0.1，pp.299ff.虽然昆体良的完整（或近乎完整）抄本直到1516年才发现——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抄写——但附有希腊和罗马作家的名单的第十卷在整个中世纪流传。昆体良认为马切尔和卢克莱修“每个人在自己的主题上都很优雅，但前者平淡无奇，后者则很难读。”p.299.

[3]
罗伯特·A.卡斯特，《语言的守护者：古代晚期的语法学家和社会》（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对早期社会识字率的估计显然是不可靠的。卡斯特引用理查德·邓肯-琼斯的研究认为：“罗马帝国的大部分人对古典语言是无知的。”公元头三个世纪的数字表明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七十，虽然存在地区差别。相似的数据见金·海恩斯-艾特森，《文字守护者：读写能力、权力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传送者》（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虽然海恩斯-艾特森统计的读写水平甚至更低（也许是百分之十）。另见罗宾·莱恩·福克斯，《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读写能力与权力》，见艾伦·K.鲍曼和格雷格·伍尔夫编《古代世界的读写能力与权力》（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4]
引自福克斯，《读写能力与权力》。P.147。

[5]
该规则确实包括了一些对于那些根本无法阅读的人的规定：“如果有人如此疏忽和懒惰，不愿或不能学习或阅读，就得给他一些活干，为的是他不会无所事事”——《本笃会规则》，trans. by Monks of Glenstal Abbey （Dublin：Four Courts Press，1982），48∶223。

[6]
John Cassian，The Institutes
，trans. Boniface Ramsey （New York：Newman Press，2000），10∶2.

[7]
《本笃会规则》48∶19-20。我已经修改了此处翻译“作为对他人的警告，”以表达我所认为的拉丁语ut ceteri timeant
（其他人引以为戒）的实际意义。

[8]
Spiritum elationis
：译者理解为“虚荣心”，但我认为这儿表达的就是“得意扬扬”。

[9]
《本笃会规则》，38∶5-7。

[10]
《本笃会规则》，38∶8

[11]
《本笃会规则》，38∶9.

[12]
莱拉·阿夫兰，《抄写、书写和书籍：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艺术》（Chicago and London：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British Library：1991），p.324。手稿现存于巴塞罗那。

[13]
在更大的背景下讨论波焦的书法，见贝特霍尔德·L.乌尔曼，《人文主义者书写的源起与发展》（Rome：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60）。作为有价值的介绍，见马丁·戴维斯，《15世纪书写和印刷与人文主义》，收入《剑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导读》，pp.47-62。

[14]
巴托洛梅奥1414年担任此职，波焦于次年。帕特纳，《教皇随从》，pp.218，222。

[15]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208-209 （给安布罗吉奥·特拉韦萨里的信）。

[16]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210。

[17]
尤斯塔斯·J.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关于巴尔达萨雷·科萨（之后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和时代的简况》（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 Co.1908），p.69。

[18]
引自W.M.谢泼德，《波焦·布拉乔利尼传》（Liverpool：Longman et al.，1837），p.168。

[19]
阿夫兰，《抄写、书写和书籍》，p.224。那个抄写员实际上用的是“上等羊皮纸”，而不是一般羊皮纸，但必定是一种特别糟糕的上等羊皮纸。

[20]
阿夫兰，《抄写、书写和书籍》，p.224。那个抄写员实际上用的是“上等羊皮纸”，而不是一般羊皮纸，但必定是一种特别糟糕的上等羊皮纸。

[21]
引自乔治·黑文·普特南，《中世纪书籍和书籍制作者》，两卷本（New York：Hillary House，1962；repr.of 1896-1898 edn.）1∶61。

[22]
意大利北部博比奥大修道院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9世纪末制定的一份目录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献，如卢克莱修的一份抄本。但是大部分都消失了，大概是为了腾出地方来放服务社会的福音书和赞美诗。伯恩哈德·比肖夫写道：“许多古代文献都是在博比奥被重写后而埋没的，博比奥修道院放弃了圣科伦巴努法规而采用了本笃会规则。9世纪末的一份目录告诉我们，博比奥当时拥有西方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收藏了许多语法专著和珍贵的诗歌作品。塞普提米乌斯·塞里纳斯的《史册》（De runalibus
）的唯一抄本丢失，这是哈德良时代一首精美的诗歌。要是没有意大利文抄本，卢克莱修和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的作品似乎已经消失。波焦最终在德国发现了这些作品。”——《查里曼时代的手稿与图书馆》（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51。

[23]
另一座最有可能去的修道院是位于南部阿尔萨斯的默巴赫修道院。到9世纪中叶，建于727年的默巴赫修道院已成为重要的学术中心，人们知道它拥有卢克莱修作品的一份抄本。波焦所面临的挑战与他要去的任何修道院图书馆都差不多。

[24]
在当下这本书的背景下，最耐人寻味的评论来自拉巴努作品的散文前言，这部作品是他在公元810年创作的一部赞美十字架的离合诗集。他写道，他的诗作包含了“音节溶合”（synalepha
）的修辞手法，即两个音节压缩成一个音节。对这一手法，他解释说：“在提图斯·卢克莱修那儿并不少见。”引自大卫·冈茨，《加洛林时代的卢克莱修：莱顿手稿和加洛林王朝的读者》，见克劳迪·A.沙瓦纳-梅泽尔和玛格丽特·M.史密斯编，《拉丁经典的中古手稿：产生及使用》，“1500年之前书籍史”研讨会论文集，莱顿，1993（Los Altos Hills，CA.Anderson-Lovelace，1996），99。

[25]
小普林尼，《书信集》，3.7。

[26]
人文学者可能已经发现了这首诗继续存在的模糊迹象。公元5世纪早期，马克罗比乌斯在他的《农神节》（Saturnalia
）中引用了几行［见乔治·哈兹悉茨，《卢克莱修及其影响》（New York：Longmana，Green & Co.，1935）］，同样的还有7世纪初塞维利亚伊西多尔的《词源》（Etymologiae
）。下面还会提到此作出现的其他时刻，但在15世纪早期，如果有人相信整首诗会被发现，那未免太轻率了。

第三章 寻找卢克莱修

在波焦出发去看看能找到什么之前约450年，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读过他的诗，此诗出版后仍被阅读了几个世纪。

[1]

寻找遗失的古代作品线索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那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即使简短的引用也会产生警觉，而他们的作品大量保存了下来。例如，虽然西塞罗——波焦喜欢的拉丁作家——绝不同意此诗的哲学原理，但他承认《物性论》具有奇妙的力量。“卢克莱修的诗歌，”公元前54年2月2日，他在给兄弟昆图斯的信中写道，“正如你在信中所说，确实才华横溢，还有着高度的艺术性。”

[2]

西塞罗的措辞——尤其那个有点古怪的“还”——表露了他的惊讶：他显然被不寻常的东西惊着了。他读到了一部诗作，在哲学和科学方面“才华横溢”，并与非同寻常的诗歌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就是在今天也很罕见。

并非只有西塞罗兄弟意识到卢克莱修达到了学识渊博与审美把握近乎完美的结合。当卢克莱修去世时，最伟大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大约十五岁，他被《物性论》迷住了。“他是有福者，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事物的本原，”维吉尔在《农事诗》（Georgics
）中写道，“并践踏了所有的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阿刻戎河的咆哮。”

[3]

假设这是对卢克莱修诗歌标题的微妙暗示，按此解释，那位已逝的诗人则是个文化英雄，此人听到了地狱可怕的咆哮，并战胜了威胁要削弱人类精神的迷信带来的恐惧。但维吉尔没有提及这位英雄的名字，虽然他必定读过《创世纪》，波焦不太可能在没有实际读到卢克莱修之前就领会这个暗示。

[5]

波焦更不可能深刻把握到，维吉尔的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
）是构建《物性论》的一部替代品的持续尝试：维吉尔是虔诚者，而卢克莱修是怀疑论者；维吉尔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而卢克莱修倡议和平主义；维吉尔主张修身养性，而卢克莱修赞同追求快乐。

然而，波焦和其他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可能注意到了奥维德的话，奥维德的话足以让任何猎书人仔细浏览修道院图书馆目录：“崇高的卢克莱修的诗篇注定要灭亡，那也就是世界毁灭的一天。”

[6]

更令人吃惊的是，卢克莱修的诗篇真的几乎灭亡——他作品的存在确实命悬一线——实际上，关于他身份的任何信息都是不可靠的。古代罗马的许多大诗人和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很出名，是八卦的对象，几个世纪后，性急的猎书人不会放过任何线索。但就卢克莱修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传记性痕迹留下。这位诗人必定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深居简出，除了那部大作，他似乎没有写过别的什么作品。这部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作品不可能是那种取得普遍成功的书，也不会广泛传播从而出现许多抄本，以至于其中重要的部分确保能保存到中世纪。手中捧着卢克莱修的杰作遥望过去，现代学者能够确定这个文本在中世纪早期存在的大致情况——有时是引用，有时是一个目录条目——但对15世纪初期的猎书人来说，这些信息是见不到的。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可能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但无法追踪到它的来源。紧随其后，几乎在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六百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们对作者的身份几乎仍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卢克莱修（Lucretii）是个古老、尊贵的罗马姓氏——波焦可能知道——但因为奴隶获得自由后经常会随主人家的姓氏，作者未必就是贵族。然而，他的贵族血统是可信的，理由很简单，卢克莱修曾以亲近的方式，将他的诗寄给一个贵族盖乌斯·迈密乌斯（Gaius Memmius）。波焦博览群书，这个名字他可能见过，因为迈密乌斯有相当成功的政治家生涯，是一些著名作家的赞助人，包括抒情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他自己也被誉为诗人（根据奥维德的说法，是个色情诗人）。

[7]

他也是个演说家，如西塞罗有次勉强地说道：“是那种精致、巧妙的类型”。但问题仍然存在，谁是卢克莱修？

对波焦和他的同行来说，答案几乎完全来自伟大的圣杰罗姆神父（Father St.Jerome，约公元340～420）给一份早期编年史添加的一条粗略的作者简介。在公元前94年的条目中，杰罗姆注明“提图斯·卢克莱修，诗人，生于此年，在一次服了春药之后变得疯癫，他写作，在精神错乱的间歇期，有几部作品经西塞罗修订过，他在四十四岁时自杀身亡。”

[8]

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塑造了卢克莱修后来主要的形象，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首著名诗歌，诗中丁尼生想象了这位疯狂、自杀身亡的哲学家的声音，他受到色情幻想的折磨。

现代古典学者认为，杰罗姆的传记材料的每一条都值得怀疑。这些记录——或编造——出自卢克莱修去世几个世纪后的一个基督教辩论家之手，他热衷于写有关异教哲学家的警世故事。然而，既然15世纪的基督徒不可能怀疑那位圣徒的记述，波焦必定想，他发现并重新传播的这部诗作被异教作者的疯狂和自杀玷污了。但这位人文主义者猎书人属于热切渴望挖掘古老文本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哪怕这些文本的作者有着道德混乱和致命罪过。而西塞罗自己校订过这些作品，这一说法足以平息那些挥之不去的保留意见。

在4世纪那份作者简介之后，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更多的传记材料被发现，无论是证实还是推翻杰罗姆有关爱情魔药及其悲剧性后果的故事的都没有。作为个人，卢克莱修仍然如波焦1417年发现他的诗歌时那样鲜为人知。考虑到奥维德对他的过度赞美，“崇高的卢克莱修的诗篇”以及此诗影响的其他迹象，这仍是个谜：他的同时代人及其后不久时代的人很少直接谈论他。但波焦死后很久的考古发现帮助我们意外地接近《物性论》最早被阅读的那个世界，也许也可以帮助我们走近这位诗人本身。

这些考古发现因古代的一次著名的灾难而成为可能。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的大规模喷发不仅完全摧毁了庞贝城，而且还毁掉了那不勒斯湾赫库兰尼姆的海滨度假胜地。如今埋在约六十五英尺的火山碎片下，硬化成了厚厚的混凝土，而曾几何时，富裕的罗马人在他们雅致且有柱廊的别墅里度假，但此后被埋没和遗忘，直到18世纪初期，工人挖井，挖出一些大理石雕像。一位奥地利军官——因为其时那不勒斯在奥地利控制之下——接管过来，挖掘机穿过厚厚的地壳开始挖掘。

当那不勒斯由波旁王朝接手，继续进行的勘探极为野蛮，与其说是一次考古调查，不如说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门入户式抢劫。十多年里，负责的官员是西班牙军队的一个工程师，罗克·杰奎因·德·阿尔库别雷（Roque Joaquin de Alcubierre），他似乎将此地视为一个堆存已久的垃圾场，战利品莫名其妙地被埋在这里。（“此人，”一位同时代人对这种肆意破坏感到沮丧并说，“对古迹的了解犹如月亮对龙虾的了解。”

[9]

）工人们到处挖掘，寻找雕像、宝石、珍贵的大理石和其他或多或少为人熟悉的宝藏，他们收获甚丰，成堆地送给他们的皇家主子。

1750年，新来了一位负责的官员，他们正在进行的挖掘工作变得更小心了。三年后，在其中一座别墅的废墟中挖隧道时，他们遇到了令人困惑的事情：废弃的房间里铺着马赛克地板，摆满了无数物品，“大约半个手掌长，圆形，”其中有人写道，“好像树根，黑色，似乎只是一件物品。”

[10]

起初，他们心想他们碰到了一堆木炭球，他们烧了一些来驱散清晨的寒意。也有的人想这些特别的碎片可能是烧过的布匹或渔网。之后，其中一件物品碰巧掉在地上碎开了。勘探者在看起来像烧焦的树根的里面意外看到了字母，这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书。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私人图书馆的遗迹。

罗马人存放在图书馆里的书卷比现代大部分书籍略小：它们大都写在莎草纸卷轴上。（“书卷”一词来自volumen
，这个拉丁词意为一件东西卷起来或收起来。）莎草纸卷轴——从莎草（papyrus）这种植物名中我们得到了“纸”（paper）这个词——由生长在下埃及尼罗河沼泽三角洲地区的高大的芦苇制成。

[11]

芦苇被收割；它们的茎被切开，切成很细的条状。这些条并排放一起，稍微重叠；上面再放一层，与下面一层成直角；之后用木槌轻轻敲打成薄片。释放出来的天然汁液使纤维彼此平滑地粘在一起，然后将各层薄片粘合成卷。（第一层薄片，上面可以看到卷的内容，在希腊语里称作protokollon
，意为“先粘上的”——是我们今天的单词“协议”（protocol）的来源。）木棒被安装到卷轴的一端或两端，并在顶部和底部边缘略微突出，便于阅读时滚动：在古代读书就是展卷或开卷。罗马人称这种小木棒为umbilicus
（“脐”），从头到尾读一本书就是“展现肚脐”。

起初，莎草纸色白，柔韧，时间长了慢慢变脆，褪色——没有什么能永久存在——但它轻薄、方便，相对便宜，也很耐用。埃及的小地主很早就意识到，他们可以把税收收据写在小片莎草纸上，并有理由相信这份记录经过许多年，甚至经历几代人也清晰可辨。神父可以用这种纸张记下精确的语句向神灵祷告；诗人能在艺术作品中描绘他们梦想的不朽象征；哲学家可以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尚未出生的门徒。罗马人像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很快明白这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书写材料，他们从埃及大量进口，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如记账，制作官方文件、个人书信以及书籍。一卷莎草纸可以保存三百年。

赫库兰尼姆出土的那个房间曾经镶嵌着一些木架子；它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的矩形书柜的遗迹。散落在周围的是一些碳化残骸——很脆弱，一碰就碎——那原本是一些可擦式蜡板，读者在上面记笔记（有点像今天孩子玩的神秘手写板）

[12]

。架子上曾经堆了很多莎草纸卷，有几卷也许是更有价值的纸卷，曾用树皮包裹，两端用木片覆盖。在别墅的另外一个房间，另一些书卷则被火山灰压成一团，似乎被匆忙地塞进一个木盒子里，仿佛有人在可怕的奥古斯都时期有一个短暂、狂野的时刻，想要带着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书籍远离大屠杀。总之——即使在人们还没弄明白它们是什么之前，许多书就被毁了，其损失是不可挽回的——依然有一千一百多本书最终被复原了。

许多书卷在别墅——后来被称为“莎草纸别墅”（Villa of the Papyri）——被落下的杂物和沉重的泥浆压碎了；所有这些都被火山熔岩、灰烬和天然气所碳化。但这些书变黑的同时也使它们免于进一步腐烂。数个世纪里，这些书实际上被密封在一个密闭容器中。（即使今天，也只能看到别墅的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仍然未被挖掘。）然而，发现者很失望：他们几乎看不出写在木炭似的书卷上的任何文字。当他们一再设法将它们展开，书卷却不可避免地成了碎片。

几十卷，也许几百卷书就这样毁掉了。但最终有一定数量的书卷被展开，人们发现在中心附近包含一些可读部分。此时——经过两年或多或少破坏性及毫无结果的努力之后——一位学识渊博的那不勒斯神父，过去一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安东尼奥·比亚乔神父被招来。出于对现行检查方法——只刮掉书卷烧焦的外层，直到可以辨认一些字样——的异议，他发明了一种灵巧的方法，设计了一种会精确且缓慢地展开碳化的莎草纸卷轴的机器，由此保存下来的可读材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

那些读到这些新发现的文本的人小心地将它们压平并粘合成条状，他们发现这个别墅图书馆（或者甚至是他们发现的别墅的一部分）很特殊，许多书卷有一位名叫菲洛迪默斯（Philodemus）的希腊哲学家的引文。研究者感到失望——他们希望能发现像索福克勒斯或维吉尔这样的作家遗失的作品——但他们难以置信地从废墟中如此获取的东西，对几个世纪前波焦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菲洛迪默斯，他大约从公元前75到公元前45年在罗马教书，正是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和在《物性论》中得到最完美体现的思想流派的一个追随者。

为什么菲洛迪默斯这个希腊小哲学家的作品会出现在雅致的海滨度假胜地的图书馆里？而又为什么，在度假的房子里会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菲洛迪默斯，一个拿着薪水讲课和演讲的教师，肯定不是莎草纸别墅的主人。但是，他的大量作品的出现可能为房主的兴趣爱好提供了线索，并有助于阐明卢克莱修诗歌产生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刻是将高度发展的希腊和罗马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漫长过程的巅峰。

这两种文化并不总是舒适地交融。在希腊人这儿，罗马人很早就被认为是坚韧、自律的人民，有生存的天赋和征服的渴望。但他们也被认为是野蛮人——“优雅的野蛮人”，这是亚历山大时代科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温和的观点。但在其他许多人眼中，他们是粗野和危险的野蛮人。当希腊独立的城邦仍然蓬勃发展时，希腊知识分子收集有关罗马人的神秘传说，如同他们收集迦太基和印度人的传说一样，但他们在罗马人的文化生活中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共和国早期的罗马人可能并非完全不认同这种评价。罗马在传统上警惕诗人和哲学家。它以城市美德和行动，而不是华丽的语言、知识的炫耀和书籍为荣。但甚至当罗马军团稳定地在希腊建立起军事统治时，希腊文化恰恰开始稳定地对征服者的头脑进行殖民。

[13]

他们仍然怀疑那些无用的知识分子，并以他们的实用的智慧而自豪。然而，罗马人热情越来越高地承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就。他们取笑他们认为的希腊人的性格缺陷，嘲讽他们看到的希腊人的聒噪、哲学思维能力和浮夸。但雄心勃勃的罗马家族送他们的儿子去哲学学院学习，雅典学院就很著名，像菲洛迪默斯这样的希腊知识分子被请到罗马，高薪授课。

对一个罗马贵族来说，承认一种毫无节制、狂热的希腊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世故的罗马人发现人们希望淡化对希腊语的掌握和鉴赏家对希腊艺术的理解，然而，罗马的庙宇和广场用从希腊大陆被征服的城市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那里偷来的华丽雕像来装饰，而久经沙场的罗马将军们则用珍贵的希腊花瓶和雕塑来装饰他们的别墅。

石头和烧制黏土的幸存品使我们很容易在罗马看到希腊工艺品的普遍存在，但书籍充分发挥了文化影响力。与城市的军事特征保持一致，首要的收藏品是带回的战利品。公元前167年，罗马将军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us）击溃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结束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父亲菲利普传下来的一代王朝。珀尔修斯和他三个儿子被铁链锁着，押到罗马，在大街上跟在得胜者的战车后面游行示众。在盗贼统治的民族传统中，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运回大量的掠夺品存入罗马国库。但对他自己和他的孩子来说，征服者只保留一项奖品：被俘君主的图书馆。

[14]

当然，这一举措证明了这位贵族将军拥有大量的个人财富，但这也是希腊书籍的价值和这些书籍所体现的文化的一个非凡信号。

其他人也步了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后尘。对于富有的罗马人来说，在他们的城镇住宅和乡间别墅里建立大型私人图书馆变得越来越流行。［早些时候罗马并没有书店，但除了被当作战利品的藏书外，在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可以从书商那儿购书，在这些地方希腊人曾建立了如那不勒斯、塔伦特姆（Tarentum）和锡拉库萨（叙拉古，Syracuse）这样的城市。］文法学者蒂拉尼昂据说有三万卷书；塞里纳斯·赛门尼库斯是个医生，是使用神奇的“咒语”疗法来治病的专家，他拥有超过六万卷书。罗马染上了嗜好收藏书籍的希腊热。

卢克莱修生活在一种富人私藏书籍的文化中，他发表这首诗的社会也准备将阅读的范围扩展到更广大的公众层面。公元前40年，即卢克莱修死后十年，罗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由诗人维吉尔的朋友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建立。

[15]

这个想法似乎来自尤利乌斯·恺撒，他羡慕曾在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见过的公共图书馆，他决心将这样的机构赋予罗马人民。但恺撒在实现这项规划前遇刺身亡，这事便落到波利奥身上，他曾和恺撒结盟反对庞培，之后，与马克·安东尼结盟反对布鲁图斯，如此等等。波利奥是个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谨慎（或非常幸运）地选择同盟者，他也是个有着广泛文学兴趣的人。除了一些演讲片段，他的所有创作都遗失了，但他写过悲剧——根据维吉尔的说法，比得上索福克勒斯——历史和文学批评，他是最早的罗马作家之一，曾当众朗读过自己的作品，听众大多是他的朋友。

由波利奥创立的图书馆建在阿文提诺山（Aventine Hill）上，按典型的罗马方式，费用由被征服掠夺的富人提供——这一次，由来自亚得里亚海海岸的一个富人提供，他犯了支持布鲁图斯反对安东尼的错误。

[16]

之后不久，奥古斯都皇帝又建了两个公共图书馆，之后的许多皇帝也紧随其后。（到公元4世纪，罗马总共有二十八家公共图书馆。）所有这些图书馆都已经被毁掉了，图书馆结构显然采用同样的通行模式，这一模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有一间大的阅览室，周边有些小房间，藏书都放在这些小房间里编了号的书柜里。阅览室的布局是长方形或半圆形，有时通过屋顶的圆形窗孔采光，室内装饰着著名作家的半身像或真人大小的雕像：其中有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这些雕像的作用就像它们之于我们一样，作为一种致敬，是对每个文明人都应该知道的经典作家的一种姿态展现。但在罗马，他们可能有一种额外的意义，类似于罗马传统上保存在他们家中，在纪念场合戴的祖先的面具。也就是说，它们是接近死者灵魂的标志，是书籍能够让读者产生幻觉这一精神的象征。

古代世界的许多其他城市都炫耀着各自的公共收藏，依靠税收收入或富有、有公民意识的捐助者的捐赠。

[17]

希腊图书馆几乎没有多余的设施，但在他们的领土上，罗马人则设计了舒适的椅子和桌子，读者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展开莎草纸卷，一册读完，左手就将书滚动卷起来。

[18]

伟大的建筑师维特鲁威——波焦重新找到其作品的古代作家之一——建议，图书馆应该朝东，迎着晨曦，降低可能损坏书籍的湿度。在庞培城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挖掘发现了纪念捐赠者的牌匾，还有雕像、书桌、用来存放莎草纸卷的架子、用来装书卷的有编号的书柜，以及用来装订的羊皮纸卷或手稿，或逐渐开始用作补充书卷的手抄本，甚至还有在墙上乱涂乱画的涂鸦。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公共图书馆设计上的相似并非偶然：我们觉得，图书馆是一项公益事业，我们对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正是源于几千年前在罗马创造的一种模式。

在广阔的罗马世界，无论在高卢的罗讷河畔还是叙利亚的达芙妮神庙及附近的小树林，无论在科斯岛、罗德岛还是如今是阿尔巴尼亚的迪勒奇翁（Dyrrhkhion），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家里有专门的房间，用以安静地阅读。用莎草纸书卷细心地做好索引和标记（一种布条标签，希腊语称作sillybos），堆放在架子上或存放在皮革筐里。甚至在罗马人喜爱的精致的豪华大浴场，也有装饰着希腊和拉丁作家半身像的阅读室，这个房间经过精心设计，使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能够将对身体的关怀与对心灵的关怀结合起来。公元1世纪出现了明显的迹象，即我们认为的“文化艺术”。有一天，在罗马竞技场的比赛中，历史学家塔西佗和一个恰巧读过他作品的陌生人有一场关于文学的对话。

[19]

文化不再局限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里；塔西佗在“公众”场合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论坛的摊位上买了他的书，或者在图书馆看过他的书。这种广泛的阅读，源于罗马精英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它也说明了为什么像莎草纸别墅这样的享乐的宫殿中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1980年代，现代考古学家恢复了对被掩埋别墅的整理工作，希望更好地理解其设计中表达的整个生活方式。加利福尼亚马里布的盖蒂博物馆的建筑生动地再现了这一设计，馆中存放着一些赫库兰尼姆发现的雕像和其他珍宝。大部分是大理石和青铜杰作——男女神像，哲学家、演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一个苗条的年轻运动员的半身肖像；一头跳跃中的野猪；一个醉酒的森林之神；一个熟睡的森林之神；以及行不雅之事的淫秽的潘神和山羊——这些现在都在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中。

重新开始的探索工作起步缓慢：覆盖在遗址上的肥沃的火山土壤被用来种植康乃馨，业主不愿让挖掘机破坏他们的种植业，这可以理解。经过长期的协商，研究人员获得允许沿着竖井下降，乘坐贡多拉式小型缆车接近别墅，这些缆车可以安全地通过在废墟中钻出来的隧道。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成功地比以往更准确地绘制了别墅的布局，测算了中庭的精确尺寸，方形和长方形的柱廊以及其他结构，还按这种方式定位了一大块马赛克地板和一根特别的双柱。藤蔓和枝叶的痕迹使他们能够确定花园的精确位置，大约两千年前富裕的业主和他高雅的朋友曾经聚集在那儿。

当然，时间上相距遥远，不可能确切知道那个漫长的阳光明媚的下午，在赫库兰尼姆的柱廊花园里这些文人雅士说了些什么，但在1980年代，一个有趣的线索出现了。这次在地面上，学者们又在18世纪寻宝者发现的黑乎乎的莎草纸上开展工作。这些成了硬块的纸卷，曾经阻止了人们早年想打开它们的企图，在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中安然待了两个多世纪。1987年，借助新的技术，托马索·斯塔拉切（Thomaso Starace）设法打开了两卷保存完好的莎草纸。他将这些书卷中字迹清晰的碎片——自从古代那次火山喷发以来还没有人读过——用日本纸张裱起来，用微缩胶卷拍下来，并着手破译其内容。两年后，挪威的一个著名莎草纸专家（即那些专门破译莎草纸文稿的人），克努特·克莱沃（Knut Kleve）宣布：“《物性论》在赫库兰尼姆被重新发现了，这是在这批莎草纸卷被发现235年之后了。”

[20]

可以理解的是，世界若无其事地接受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完全忽略了它——甚至对古代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也无动于衷，听任这个消息埋没在大型的意大利《赫库兰尼姆编年史》（Chronicles of Herculaneum
）第十九卷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克莱沃和他的同事所发现的只是十六块小碎片——只是单词或单词的一部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它们来自那部六卷本拉丁长诗中的第一、三、四和第五卷。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的被遗弃的碎片，碎片本身并无意义。但它们却能说明图书馆中有整部《物性论》，莎草纸别墅中此诗的存在确实是诱人的。

赫库兰尼姆的发现让我们可以一览波焦在修道院图书馆里发现的此诗最初流传的那个社交圈。在修道院图书馆，在祈祷书、忏悔手册和神学书籍中，卢克莱修的著作是个神秘的陌生人，是从遥远的沉船中漂浮到岸上的遗物。而在赫库兰尼姆，此书是本地人。所存书卷的内容体现了别墅的藏书所关注的思想流派，《物性论》正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生动体现。

虽然在卢克莱修的时代，别墅业主的身份尚不清楚，但很有可能的人选是卢修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这个强势的政治家曾出任马其顿省的总督，别的不说，他还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婿，他对希腊哲学有兴趣，西塞罗是其政敌。想象皮索唱着淫秽小调，“在醉意和恶臭的希腊人中间”懒洋洋地祼着身体；但是，从图书馆的藏书来判断，赫库兰尼姆别墅下午的客人很可能致力于更高雅的追求。

据说皮索同菲洛迪默斯有私交。在烧焦的图书馆后者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首短诗，那位哲学家邀请皮索去他自己朴素的家中，庆祝“第二十日”——该月的盛宴，为了纪念伊壁鸠鲁，他生于希腊伽米里昂月

[21]

的第二十日：

明天，皮索朋友，你的音乐同行

邀你去他朴素的住所

就在下午三点，

参加每年举办的第二十日宴会。

如果你想念牛乳

想喝希俄斯瓶装布罗米亚红酒，

然而你会见到忠诚的同行，

你会听到更甜蜜的事情

胜过菲亚西亚人的土地。

如果你也把目光转向我们，皮索，

而不只是一个朴素的第二十日

我们将有个更丰盛的宴会。

[22]

结尾诗行成了对金钱的诉求或表达了希望，菲洛迪默斯本人会被邀请参加一次午后的哲学对话，享用皮索大别墅里更昂贵的美酒。半躺在沙发上，在花架藤蔓和丝质檐篷的阴影下，皮索的这些有权有势的男女朋友——女性完全有可能也参与了谈话——有很多问题要考虑。罗马多年来一直受到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折磨，最后爆发了几场残酷的内战，虽然暴力有所缓和，但对和平和稳定的威胁并没有全然消退。充满野心的将军无情地争权夺利；满腹怨言的军队得用现金和土地来付军饷；各行省躁动不安，埃及有麻烦的传言已经引起谷物价格飙升。

但得到奴隶的照顾，享受着优雅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别墅主人和他的宾客沉溺于奢侈之中，将这些威胁当作相对遥远的事情，遥远得至少可以让他们追求文明的对话。懒洋洋地望着附近维苏威火山冒出的烟雾，他们可能对未来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是精英，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力中心，他们最看重的特权之一是精神生活的培养。

[23]

共和国晚期的罗马人对这一特权相当坚持，他们紧紧依附着那些会使别人畏缩、逃之夭夭的环境。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的世界仍然完好无损，至少在他们内心深处是安全的。就像一个人听到远处大街上的警报声，在贝希斯坦街上坐下来，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花园里的男男女女通过沉浸在思索性对话中来肯定他们温文尔雅的安全。

在尤利乌斯·恺撒遭暗杀之前的几年里，哲学思辨并不是对社会压力唯一有效的回应。宗教崇拜源于遥远的地方，如波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其影响开始扩展到首都，引发了巨大的恐惧和期待，尤其在平民中间。一部分精英人士——那些不太安全或只是好奇的人——除了蔑视来自东方的预言之外，可能参与了这一宗教崇拜：这是有关救世主的预言，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将被带到低谷，忍受可怕的痛苦，但最终胜利了。但大多数人会把这种故事视为一群顽固的犹太人的狂热幻想。

那些虔诚的人，更有可能成为那些点缀着肥沃土地的神宙和教堂的祈祷者。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情况下，大自然似乎充满了神灵的存在，在山顶和泉水中，在从地下神秘领域喷出的热雾中，在古老的树林里，信徒们将五颜六色的衣服挂在树枝上。虽然赫库兰尼姆别墅无限接近这种紧张的宗教生活，但图书馆里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复杂知识品味的人，不太可能加入虔诚祈祷者的行列。从那些烧焦的莎草纸书卷的内容来判断，别墅的居住者似乎并未转向宗教仪式，而是谈论生活的意义。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与我们一样，将孤立的天才理想化：独自工作，思考最棘手的问题。如此情景——笛卡尔在其不为人知的隐居处，质疑一切事物，或者被逐出教会的斯宾诺莎磨镜片时默默地自我推理——最终会成为我们心灵生活的主要标志。但这种适当的知识追求的愿景取决于文化声望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始于早期的基督教隐士，他们故意从异教徒所重视的事物中退出：圣安东尼（St.Anthony，250～356）居于沙漠，圣西蒙修行者（St.Symeon Stylites，390～459）栖息在圆柱上。现代学者表明，这些人物实际上有一些追随者，虽然他们离群索居，却经常在大型集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塑造的——或在他们周围形成的——主流文化形象是极为孤立的。

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是这样。因为思考和写作通常需要安静和最低程度的分心，他们的诗人和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必定会周期性地远离世界的喧嚣和事务。但他们投射的形象是社会性的，他们将自己描绘成牧羊人，对其他牧羊人唱歌；哲学家将自己描绘成从事长谈之人，常常持续多日。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分心的事物中抽身出来，并不是为了躲进孤独的牢房，而是在花园里朋友间安静地交流。

亚里士多德写道，人类是社会动物：实现人之为人的本性就得参与集体活动。对于有教养的罗马人来说，所选择的活动就像在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是谈话。西塞罗在一本典型的哲学著作的开头指出，对于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人们的看法分歧很大。“这常常让我吃惊，”西塞罗写道：

但它在某一场合尤其如此，如不朽神灵的话题在我朋友盖乌斯·科塔的家里成了乐于探究并进行充满讨论的对象。

这是拉丁语世界的节日，我是应邀来拜访他的。我发现他坐在壁龛内，正和盖乌斯·维莱乌斯（Gaius Velleius）辩论，维莱乌斯是位参议员，被伊壁鸠鲁派视作他们当时在罗马的主要信徒。和他们在一起还有昆图斯·卢西里乌斯·巴尔布斯（Quintus Lucilius Balbus），他很有成就，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学生，可以和这一体系主要的希腊倡导者并列。

[24]

西塞罗不想把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篇经过单独思考后写成的小册子呈现给读者；他想让它们成为与社会和知识界同行的观点交流，一场他自己只扮演一小部分角色的交谈，其中没有明确的胜利者。

这一对话的结束——一项长期的工作，可以填满几个相当大的纸莎草卷——带有不确定的特征：“交谈结束了，我们告辞了，维莱乌斯认为科塔的论述更真实，而我觉得巴尔布斯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25]

这种不确定不是理性的谦虚——西塞罗不是一个谦逊的人——而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文明开放的策略。交流本身更有意义，而不是最终结论。讨论本身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很容易彼此辩论，既风趣又严肃，永远不会沦落为流言蜚语，并始终有允许不同意见的空间。“参与交谈的人，”西塞罗写道，“不应该阻止别人参与，仿佛私人垄断似的；但和其他事情一样，在一般交谈中，他应该想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才是公平的。”

[26]

西塞罗和其他人所记录的对话并不是真实交谈的录音文本，虽然交谈者是真实的人，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发生在赫库兰尼姆别墅中对话的理想化版本。这种特殊背景中的交谈，从被掩埋图书馆中所发现的烧焦书籍的主题来判断，涉及音乐、绘画、诗歌、公开演讲的艺术，以及其他培养希腊和罗马人的长期兴趣的主题。他们也可能转向更麻烦的科学、道德及哲学问题：什么原因导致闪电、地震和日食——这是如有人声称的神灵的显现，还是源于自然？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追求怎样的目标？一生致力于对权力的追求有意义吗？善良和邪恶如何定义？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

那座别墅的有权势的主人和他的朋友乐于解答这些问题，他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找出可能的答案，反映与他们的教育、阶级和地位相适应的生存观念。这也反映了他们所在世界的心理或精神的某种特别之处，法国小说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些：“正当众神不再存在，而基督尚未到来时，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时刻，在西塞罗和马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之间，唯有人独自在那里。”无疑可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至少在许多罗马人看来，神灵依然存在——虽然有时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甚至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者也认为神灵存在，虽然其远离凡人的事务——福楼拜这个所谓的“独特的时刻”［从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到马库斯·奥列里乌斯（公元121～180）］可能比他认为的时间跨度要长一些或短一些。但其核心观念可以从西塞罗的对话，和在赫库兰尼姆图书馆中发现的作品得到有力的证明。这些作品的早期读者显然缺乏一套固定的信念和实践体系，这一体系被所谓的神圣意志所强化。他们是这样一些男女，其生活不受神灵（或他们的祭司）的支配。茕茕独立，如福楼拜指出的，他们发现自己要在对事物本质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相互竞争的生活策略中进行选择。

图书馆中烧焦的碎片让我们一瞥别墅居民如何做出这个选择，他们希望读些什么，他们可能讨论什么问题，他们可能让谁来参与交谈。这里，那位挪威莎草纸专家的小碎片就非常重要。卢克莱修是菲洛迪默斯的同时代人，更重要的，还是菲洛迪默斯赞助人的同时代人，当这位赞助人邀请朋友和他一起来到青翠的火山山坡上共度一个下午时，他可能和他们分享《物性论》的一些片段。确实，这个富裕的赞助人对哲学的兴趣可能使他希望见到作者本人。他派几个奴隶和一顶轿子去将卢克莱修请来赫库兰尼姆与宾客同乐是小事一桩。因而，甚至也有可能卢克莱修本人斜倚在沙发上，大声朗读后来幸存下来的手稿片段。

如果卢克莱修参与了别墅的交谈，他会说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己的结论不会是不确定的，或者如西塞罗那样带着怀疑主义。对他们所有问题的回答，他热情地争辩道，会在一个人的作品中找到，那个人的半身肖像和作品为图书馆增添了光彩，他就是哲学家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写道，只有伊壁鸠鲁能够治愈人的悲惨状况：人在家里无聊得要死，急匆匆地赶往乡村别墅，只会发现在精神上同样受到压迫。确实，在卢克莱修看来，两个世纪前死去的伊壁鸠鲁是个救世主。

[27]

当“人的生命卑微地躺在尘土中，在迷信的重压下破碎，”卢克莱修写道，一个极其勇敢的人站立起来，成为“第一个敢于面对的人。”

[28]

（I.62ff.）这个英雄——与传统上以强硬、实用主义和军人美德为傲的罗马文化格格不入——是个希腊人，他不以武力，而是以智力取胜。

《物性论》是一个信徒的作品，它意在传播几个世纪以前发展起来的思想。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哲学弥赛亚，于公元前342年年末出生在爱琴海萨摩斯岛，他父亲是一所雅典学校的穷校长，曾是殖民者。许多希腊哲学家来自富裕家庭，以他们杰出的祖先为荣，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显然没有类似的炫耀。他的哲学对手沉浸在他们的社会优越感中，嫌弃他出身卑微。他在父亲的学校做助教，挣一份微薄的收入，他们嘲笑他，他常和母亲去村舍念咒语。他们还说，他的一个兄弟是拉皮条的，和一个妓女住一起。这不是一个体面人应该交往的哲学家。

卢克莱修和其他许多人不仅仅简单地和伊壁鸠鲁有联系——他们赞美他具有神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这不取决于他的社会资历，而在于他们看重他的视野具有拯救性力量。这一视野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和将要存在的一切都是由坚不可摧的尺寸极小、数量极多基础构件组成的。希腊人有个词来指称这些不可见的基础构件，如他们设想的，事物不能再被分割的是：原子（atoms）。

原子的概念，源于公元前5世纪阿布德拉的留基伯（Leucippus）和他了不起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猜测；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经验证据，两千多年得不到这种经验。其他哲学家则有不同的理论：他们争辩说，宇宙的核心元素是火或水或气或土，或这些元素的某种组合。有人认为，如果你可以感知一个人的最小粒子，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小的人；如同一匹马，一滴水，或一片叶子。有人则提出，宇宙中错综复杂的秩序，显然作为一种无形的心灵或精神，根据预先设想的计划把这些碎片仔细地拼在一起。德谟克利特有关原子无限的概念，只有大小、形状、重量，没有质量——然后，粒子不是我们所见事物的微型版，而是通过以无穷无尽的各种形状相互结合而形成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解决方案，解决了一个困扰着世界上许多伟大知识分子的问题。

好几代人花时间去思考这个解决方案的含义。（我们还没有把他们都考虑进去。）伊壁鸠鲁十二岁开始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感到失望，他的老师无法给他解释混沌的意思。对他来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旧观念似乎是最有意义的线索，三十二岁时，他准备办一所学校。在雅典的一座花园，伊壁鸠鲁构建了对宇宙的整体叙述和人类生活哲学。

在不断运动中，原子互相碰撞，伊壁鸠鲁推断，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会组成越来越大的物体。可观察的最大物体——太阳和月亮——由原子组成，就像人类、水蝇、沙粒同样如此。没有超类别的物质；元素没有等级。天体并不是决定我们命运好坏的神性存在，它们也没有在众神的指导下穿越虚空：它们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巨大的原子结构受到同样的创造和破坏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支配着存在的一切。尽管自然秩序的巨大和复杂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仍有可能去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及其普遍法则。确实，此种理解是人类生活的深层快乐之一。

这种快乐也许是理解伊壁鸠鲁哲学思想强大影响的一把钥匙；仿佛是他为追随者开启了隐藏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里的无穷无尽的满足感。

[29]

对我们来说，这种影响相当难以把握。一方面，快乐似乎太理性了，除了一小部分专家，无法惠及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我们更多把原子与恐惧，而不是与满足联系起来。但虽然古代哲学很少是群众运动，但是伊壁鸠鲁却为少数粒子物理学家提供了比鱼子酱更多的东西。确实，他避开同行小圈子的自我封闭的专业语言，坚持运用日常语言，对最广泛的听众演讲，循循善诱。他给予的启蒙不要求持续的科学探究。你不需要详细掌握物质世界的实际规律；你只需要理解，对于惊吓或躲避你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隐蔽的自然解释。这个解释必须会引导你回到原子。如果你能够坚持并重复自己存在的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原子和空虚，没有别的；原子和空虚，没有别的；原子和空虚，没有别的——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你不再害怕天神朱庇特的愤怒，即使你听到一阵雷声，或者每当暴发流感，你也会怀疑“有人冒犯了阿波罗”这一说法。这样你会解除一种可怕的痛苦——许多个世纪后，如哈姆雷特描述的：“那死后的恐惧/那不可知的神秘国度/没有旅行者从那儿归来。”

这一痛苦——对坟墓之外的某个领域等待着的某种可怕的惩罚的恐惧——不再对现代大多数男女构成重压，但对伊壁鸠鲁时代的雅典人，对卢克莱修时代的罗马人，显然是重压，对波焦时代的基督徒显然也是重压。波焦肯定会看到这种恐惧的景象，精心雕刻在教堂大门上方的门楣，或绘画在内墙上。而那些恐怖景象反过来又以异教想象中的来世作为模型。可以肯定，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这些时代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这些描述。你不害怕吗？在与西塞罗对话中，一个人物问道，在地下世界，有可怕的三头狗，漆黑的河流，骇人听闻的惩罚。“你以为我疯得相信这种故事？”

[30]

他的同伴回答道。害怕死亡不是害怕西西弗斯和坦塔罗斯的命运：“只有傻婆娘才会害怕”这种恐怖故事？这是对痛苦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这难以理解，

[31]

西塞罗写道，为什么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认为他们能提供缓和剂。说人会完全和彻底地消亡，灵肉俱灭，这很难说是一个有力的安慰。

伊壁鸠鲁的追随者通过回顾这位大师最后的弥留来做出回应，他死于膀胱严重阻塞，但通过回忆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所有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并不清楚这一榜样是否容易模仿——“谁能把火握在手中/通过想象寒冷的高加索？”如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人物所问——但也不清楚，任何可能的替代品，在一个没有杜冷丁或吗啡的世界上，能更有效地应对死亡的痛苦。希腊哲学所提供的不是帮助死亡，而是帮助生存。伊壁鸠鲁教导说，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你就能自由地追求快乐。

伊壁鸠鲁的敌人抓住他对快乐的颂扬，恶毒地编造他放荡不羁的故事，强调他的追随者中不同寻常地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暴饮暴食，每天呕吐两次，”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其中有个故事写道。

[32]

实际上，这位哲学家似乎过着一种极为简朴和节俭的生活。“给我带一罐奶酪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我想吃时，可以多吃点。”他餐桌上所谓丰盛也就如此。他敦促他的学生也同样节俭。刻写在伊壁鸠鲁花园门上的格言敦促陌生人留步，因为“在这儿，我们的至善是快乐。”但根据哲学家塞内加的记录，他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引用了这些话，波焦和他的朋友读过并欣赏此信，路人进门也会吃到一顿只有掺水大麦粥的简餐。

[33]

“那么当我们说，快乐就是目标时，”伊壁鸠鲁在他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中的一封信上写道，“我们并不是指浪子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

[34]

为满足某种欲望的狂热尝试——“连续不断的饮酒狂欢……性爱……享用豪华餐桌上鱼类和其他美食”——不能带来心灵的宁静，这是持久快乐的关键。

“为了最陌生的欲望，人们忍受了最恶劣的罪恶，”他的信徒菲洛迪默斯（Philodemus）写道，这是赫库兰尼姆图书馆发现的一本书中的话，“他们忽略了最必需的欲望，他们仿佛对自然最陌生。”

[35]

什么是获得快乐最必需的欲望？不可能快乐地生活，菲洛迪默斯接着说，“生活不谨慎、不节制和不公正，同样，不勇敢、不适度和不宽宏大量，还有不结交朋友，不乐施好善，生活也不会快乐。”

这是伊壁鸠鲁的一个真正追随者的声音，一个现代从火山烧焦的莎草纸书卷中恢复的声音。但这很难说它是任何熟悉伊壁鸠鲁主义这个词语的人会期待的。在他一个令人难忘的讽刺性怪诞作品中，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森（Ben Johnson）完美地描绘了伊壁鸠鲁的哲学长期以来被广泛理解的精神。“我会把我所有的床铺炸掉，而不是塞满，”琼森的一个人物宣称。“下面太硬了。”

[36]

我吃的肉都将来自印度贝壳，

玛瑙餐具，镶金，并镶嵌，

绿宝石，蓝宝石，红锆石，以及红宝石……

我的小侍从要吃野鸡，红色鲑鱼，

红腹滨鹬，塍鹬，七鳃鳗。我自己则要

端上有触须的鱼的须，代替沙拉；

加油的蘑菇；及一头肥胖的怀孕母猪

新切下的肿胀油腻的奶头，

蘸着精致而浓郁的酱汁；

为此，我会对厨师说，“有金子，

出门去，做一个骑士。”

琼森给这个疯狂的快乐追求者取名为伊壁鸠·玛门爵士（Sir Epicure Mammon）。

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即使快乐用最克制和最负责任的术语来定义，这一哲学主张也是个丑闻，哪怕对异教徒和他的对手，犹太人及后来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如此。快乐是至善？那神灵和祖先崇拜呢？服务家庭、城市和国家呢？追求美德或神性想象呢？这些相互竞争的主张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种禁欲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甚至自我厌恶的形式。没有一项是与把追求快乐当作至善相容的。在伊壁鸠鲁生活及教学两千年后，人们对这一丑闻仍然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强烈到足以在如琼森的滑稽作品中产生躁狂的能量。

在这种滑稽作品背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恐惧，即最大化快乐和避免痛苦实际上是吸引人的目标，并可能合理地作为人类生活的理性组织原则。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一整套历史悠久的替代原则——牺牲、雄心、社会地位、规训、虔诚——以及这些原则所服务的体制会受到挑战。为了将享乐主义追求快乐推向怪诞的感性自我放纵——被描绘成一心追求性、权力或金钱，甚至是（在琼森笔下所写的）出奇昂贵的食物——有助于抵御这一挑战。

在雅典幽静的花园里，真实的伊壁鸠鲁用餐时只有奶酪、面包和水，过着一种淡泊的生活。确实，对他的一项更合理的指控是他的生活太淡泊了：他劝告他的追随者不要广泛、有力地参与城市事务。“有些人寻求名声和出人头地，”他写道，“认为这样他们可以让自己免受同胞的侵害。”

[37]

如果安全实际上来自名声和出人头地，那有此追求的人得到了一种“自然的利益”，但如果名声实际上加剧了不安全感，如在很多情况下，那这种成就不值得追求。从他的角度来看，伊壁鸠鲁的批评者指出，这很难证明大多数不懈的努力和冒险精神会使一座城市变得伟大。

这种对伊壁鸠鲁清静无为的批评很可能在赫库兰尼姆阳光明媚的花园里就有提出：毕竟，莎草纸别墅的宾客很可能包括那些赞同在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中心谋求名声，并且出人头地的人。但也许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婿——如果皮索确实是这座别墅的主人——和他朋友圈子中的某些人受这一哲学流派吸引，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缓解他们压力的可能。罗马的敌人在它的军团的威力面前倒下，但它没有采取预言的力量来感知共和国未来的不祥征兆。甚至对那些处于最安全位置的人，仍难以否认伊壁鸠鲁的著名格言之一：“对其他事情来说，获得安全是可能的，但谈到死亡，我们人类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里。”

[38]

如伊壁鸠鲁的信徒卢克莱修用无与伦比的美丽诗句写的，关键是放弃要建造越来越高的墙的焦虑和尝试，转而去培养快乐。

[1]
“给我一些卢克莱修或恩尼乌斯的作品，”具有很好修养的皇帝安敦宁·毕尤（公元86～161）写信给朋友，“某种和谐、有力、能表达精神状态的东西。”（除了一些残篇，恩尼乌斯这位早期罗马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从来没有被发现。）

[2]
“Lucreti poemata，ut scribis，ita sunt，multis luminibus ingenii，multae tamen artis.”（正如你信中所说，确实才华横溢，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性）——西塞罗，1935Q.Fr.2.10.3。

[3]
《农事诗》（Georgics
），2.490-92：

Felix，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
，

atque metus omnis et inexorabile fatum

subiecit pedibus strepitumque Acherontis avari
.

[4]

阿刻戎，也即冥河，是维吉尔和卢克莱修用作死后整个世界的一个象征。论及卢克莱修在《农事诗》中的呈现，可主要参见莫妮卡·加尔，《维吉尔论事物的性质：农事诗、卢克莱修和说教传统》（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
中译参见正文。——译者注

[5]
《埃涅阿斯纪》的作者，他对皇权的负担和放弃享乐的极度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他显然比在《农事诗》中更加怀疑任何人能够以平静清晰的方式掌握宇宙的潜在力量。但卢克莱修的想象，和他诗歌的优雅气质在维吉尔的史诗中无处不在——即使只是瞥一眼有所获得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现在不断地和永远地逃避着诗人和他的主人公。关于卢克莱修在《埃涅阿斯纪》（及维吉尔的其他作品，还有奥维德和贺拉斯的作品）中的深刻存在，见菲利普·哈迪，《对卢克莱修的接受：历史、崇高、知识》（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6]
《爱的艺术》（Amores
），1.15.23-24。见菲利普·哈迪，《奥维德的幻觉诗学》（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esp.pp.143-163，173-207。

[7]
迈密乌斯一度成为无情的贵族独裁者苏拉的女婿，他的政治生涯到公元前54年走到了终点，那年，他作为执政官职位的候选人，被迫披露自己卷入了一桩金融丑闻，这让他失去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关键支持。在西塞罗看来，迈密乌斯作为一个演说家很懒散。西塞罗承认，他阅读能力很强，虽然他读希腊文学比拉丁文学读得更多。也许希腊文化的巨大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政治命运终结后，他搬到了雅典，在那里他显然买了块地，那是哲学家伊壁鸠鲁住宅的废墟，这位哲学家已死去两百多年。公元前51年，西塞罗写信给迈密乌斯，请求他帮个忙，把这些废墟送给“伊壁鸠鲁派的帕特罗”。（废墟显然受到了迈密乌斯想要的建筑项目的威胁。）西塞罗写道，帕特罗请求，“他对他的职责，对遗嘱的神圣性，对伊壁鸠鲁名字的威望……对伟大人物的居住地和纪念物负有责任。”——书信63（13∶1），见《西塞罗致友人信》（Loeb edn.），1∶271。说到伊壁鸠鲁，我们还是回到卢克莱修，因为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最热情、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信徒。

[8]
关于这个传说的由来，主要参见卢西亚诺·坎福拉的《卢克莱修生平》（Vita di Lucrezio
，Palermo：Sellerio，1993）。对此做出最热烈回应的是丁尼生的“卢克莱修”。

[9]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引自大卫·塞德尔，《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图书馆》（Los Angeles：J.Paul Getty Museum，2005）。温克尔曼精彩的短语是一句意大利成语。

[10]
卡米洛·帕代尔尼，波蒂奇皇宫赫库兰尼姆博物馆馆长，此信写于1755年2月25日，引自塞德尔《图书馆》，p.22。

[11]
阿夫兰，《抄写、书写和书籍》，pp.83ff。

[12]
此时，幸运的是，现场勘查是在瑞士陆军工程师卡尔·韦伯的监督下进行的，卡尔对地下文物更负责，也更有学术兴趣。

[13]
这种看待自身的方式由来已久。公元前146年，当西庇阿洗劫迦太基，这座北非大城市的图书馆藏书落到他手里，还有其他的掠夺品。他写信给元老院问如何处置他手上的这些书籍。回复是，就一本书，一本关于农业的论著值得带回去译成拉丁文；议员们写道，其余的书西庇阿应该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非洲小国的国王——老普林尼，《自然史》，18∶5。

[14]
将希腊图书馆藏书据为己有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尽管很少有人把它作为征服者的唯一战利品。公元前67年，苏拉的盟友卢库鲁斯从征服的东方带回一批很有价值的图书馆藏书，还有其他宝物，退休后，他专注于研究希腊文学和哲学。在罗马和邻近那不勒斯的图斯库鲁姆他的别墅和花园里，卢库鲁斯是希腊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慷慨赞助人，他也出现在西塞罗对话体作品《学院》（Academica
）中，是主要的对话者之一。

[15]
受命管理意大利北方（山南高卢），波利奥利用其影响力保护维吉尔的财产不被没收。

[16]
奥古斯都的两座图书馆名为屋大维图书馆和帕拉廷图书馆。前者纪念他姐姐（公元前33年），坐落在屋大维门廊（Porticus Octaviae），上下两层，下层是宏伟长廊，上层有阅览室和藏书室。另一座图书馆，紧邻帕拉廷上的阿波罗神庙似乎有两个单独管理的部门，一个是希腊部分，另一个是拉丁部分。两座图书馆都被大火烧毁。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保持着建造图书馆的传统；提比略在他帕拉廷的宅邸建造了提比略图书馆（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他把他最喜爱的希腊诗人的作品和画像放在公共图书馆）。维斯帕先在和平神庙建了一个图书馆，神庙是尼禄火烧罗马之后建的。图密善在这场大火后重建了这些图书馆，甚至派人去亚历山大港抄书。最重要的帝国图书馆是乌尔比安图书馆，由图拉真建造——起初建在图拉真广场，之后迁往戴克里先浴场。见莱昂内尔·卡松，《古代世界的图书馆》（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17]
其中有：雅典、塞浦路斯、科莫、米兰、士麦那、帕特雷、提布尔——从这些图书馆甚至可以借阅图书。但请看在雅典集市上发现的告示，那是潘泰诺斯图书馆（公元200年）墙上的文字：“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发誓，任何书籍都不应该被带走。开放时间为上午六点到中午”（引自塞德尔，《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图书馆》，p.43）。

[18]
克拉伦斯·E.博伊德，《古罗马公共图书馆和文化艺术》（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5），pp.23-24。

[19]
埃里希·奥尔巴赫，《拉丁古代晚期及中古时期的文学语言及其公众》，trans. Ralph Manhei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237。

[20]
克努特·克莱沃，“卢克莱修在赫库兰尼姆”，见《赫库兰尼姆编年史》（Cronache Ercolanesi
）19（1989），p.5。

[21]
伽米里昂月（the month of Gamelion）是古希腊历法七月，即圣婚月，也称“结婚”之月，今公历1月15日到2月15日。——译者注

[22]
《菲洛德穆箴言集》，ed. and trans. David Sid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52。

[23]
虽然最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但上一次大爆发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所以如果有危险的话，那么危险的源头并不是火山。

[24]
西塞罗《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
），trans. H.Rackham，Loeb Classical Library，268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1.6，pp.17-19。

[25]
西塞罗《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
），trans. H.Rackham，Loeb Classical Library，268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1.6，p.383，

[26]
西塞罗《论责任》（De officiis
），trans. Walter Miller，Loeb Classical Library，30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1.37，p.137。

[27]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184-18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2∶531-533。

[28]
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在此译为“迷信”的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是religio
，即“宗教”。

[29]
伊壁鸠鲁的epilogismos
这一术语常用来表示“基于经验数据的推理”，但根据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它传达我们日常评估和鉴定的程序”——斯科菲尔德，见《希腊思想的合理性》，ed. Michael Frede and Gisele Strik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斯科菲尔德认为，这些程序都与伊壁鸠鲁的一个著名段落有关：“我们不能为此采用特殊的表达方式，假设这会是一种改进；我们必须只使用现有的表达方式，”p.22。伊壁鸠鲁向他的追随者们灌输的这一思想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种非常普通的活动，而不局限于一种特殊的智力成就，如数学或辩证法”，p.235。

[30]
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论争》（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trans. J.E.King.Loeb Classical Library，141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1.6.10。

[31]
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论争》（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trans. J.E.King.Loeb Classical Library，141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1.21.48-89。

[32]
提出这项指控的是“提莫克拉底，梅特罗多洛的兄弟，伊壁鸠鲁的弟子，后脱离了该学派”。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trans. R.D.Hicks，2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185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2∶535。

[33]
塞内加《训诫书信》（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
），trans. Richard Gummere，3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7），1∶146。

[34]
给墨诺叩斯的信，见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657。

[35]
菲洛迪默斯，见《论选择与回避》，trans. Giovanni Indelli and Voula McKirahan，La Scuola de Epicuro，15 （Naples：Bibliopolis，1995），pp.104-106。

[36]
本·琼森，《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ed. Alvin B.Kernan，2vol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4），11.ii.41-42；72-87。琼森介入这样一个传统，将伊壁鸠鲁描绘成客栈和妓院的守护神，此传统包括乔叟笔下衣食无忧的小地主，这一人物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被描绘成“伊壁鸠鲁的信徒”。

[37]
格言#7，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trans. R.D.Hicks，2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185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rev.ed.1931），1∶665。

[38]
梵蒂冈语录31，见A.A.朗和D.N.塞德利《希腊化哲学家》，两卷本，（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150。

第四章 时间的利齿

除了在赫库兰尼姆出土的烧焦的莎草纸碎片，及在古埃及城市奥克辛尼库斯的垃圾堆里发现的另一批碎片之外，没有其他古希腊和罗马世界的手稿幸存。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抄本，大多数情况下，在时间、地点和文化方面都与原作相去甚远。这些抄本甚至只代表古代最著名作家作品的很少一部分。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80部或90部剧本，索福克勒斯的大约120部作品，各只有7部作品幸存下来；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情况稍好：前者92部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了18部；后者43部中留下了11部。

这些是知名的成功故事。实际上，古代其他有名的作家，他们的全部作品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死后留下了一些成就——如发明了三角学，或者通过参照纬度和经度计算位置，或者对政治权力的理性分析——但他们的著作遗失了。那位不知疲倦的学者，亚历山大港的狄迪姆斯（Didymus of Alexandria）获得了外号“铜驴”（Bronze-Ass，字面意思为“铜制肠子”），因为他写了3500多本书；

[1]

除了一些片段，其他都消失了。公元5世纪末，一个叫作斯托拜乌斯（Stobaeus）的雄心勃勃的文学编辑，编辑了一部古代优秀作家的诗文集：在1430篇选文中，有1115篇选自现已遗失的作品。

[2]

在这种普遍的遗失中，原子论的辉煌创始人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所有作品，以及他们的知识方面的继承人伊壁鸠鲁的大部分作品，都消失了。伊壁鸠鲁是个极为多产的作家。

[3]

他和他的主要哲学反对者，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据说两人一共写了一千多本书。即使这个数字有夸张，或者他们算作书的我们会视为散文和书信，这一书写记录数量也显然很庞大。除了三封书信，连同约四十句格言被一位古代的哲学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引用过，伊壁鸠鲁的作品几乎什么都没有留存下来。自19世纪以来，现代学术界也只能为其增加若干片段。其中一些片段是从赫库兰尼姆发现的烧焦的莎草纸卷中剥下来的；另一些是从一堵古墙的碎片中煞费苦心复原的。这堵墙是在奥诺安达小镇发现的，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崎岖的山区，公元2世纪初的一位老人，将显然是伊壁鸠鲁式的生活哲学——“一首优美的颂歌，赞美快乐的完满”——刻在了古墙的石头上。

[4]

但所有那些书去哪儿了？

这些书的实体的消失很大程度上是气候和蠹虫造成的。虽然莎草纸和羊皮纸可以长久保存（时长远远超过我们的廉价纸张或电脑数据），但几个世纪下来书籍不可避免会损毁，即使尽力避开水火的摧残。墨水是一种烟灰（取自烧过的灯芯）、水和树胶的混合物：成本低，便于阅读，但水溶性强（抄写员写错字可以用海绵擦掉）。一杯打翻的酒或一场大雨，文字就没了。而这是最常见的威胁。打开，收起来，滚动或细读抄本，触碰、跌落、咳嗽、被蜡烛烧焦，或者只是一读再读，书卷最终都将破损不堪。

小心地别让书过度使用，这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那时它们不仅成了渴求知识的对象，更成了名副其实的食用对象。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书蠹可以在诸如衣服、毛毯和奶油乳酪这样的物品中被发现。“也可以在书籍中被发现，”他观察到，“有的和在衣服中发现的虫子相似，有的则像没有尾巴的蝎子，确实很微小。”

[5]

几乎两千年后，在《显微术》（Micrographia
，1655）一书中，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他在非凡的新发明——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生物时看到的景象：

一种白色泛着银光的蠕虫或蛾子，我发现书籍和纸张里这种虫子更多，应该就是那些在树叶和覆盖物上蚕食和咬洞的家伙。它的头显得大而扁，它的身体从头到尾逐渐变细，越来越细，形状几乎像胡萝卜……它前面有两只长角，直的，向顶部逐渐变细，奇怪地形成环状或鼓起……下半身长了三条尾巴，每一条都像长在头上的两个长角。腿上有鳞有毛。这种虫子可能吃纸和书的封面，并在上面咬出几个小洞。

[6]

书蠹——“一种时间的利齿”，如胡克所言——普通读者不再熟悉，但古人则很熟悉。流亡途中，罗马诗人奥维德将心中“悲伤的不断啃咬”与书蠹的啃咬联系起来——“就像搁置一旁的书被书蠹蚕食一样。”

[7]

他的同时代人贺拉斯担心他的藏书最终成为“旺达尔飞蛾的食物”

[8]

。而对希腊诗人伊维努斯（Evenus）而言，书蠹象征着人类文化之敌：“啃书者，缪斯的死敌，潜伏的破坏者，以窃食知识为生，为什么，黑色的书蠹，你是否隐藏在神圣的话语之中，产生了嫉妒的形象？”

[9]

有些保护措施，如在书页上涂香柏油，被发现能有效地防止虫害，但人们广泛认为，不让书被虫子吃掉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书被阅读，当书最后磨破了，就去制作更多的副本。

虽然古代的图书交易完全是关于抄本，但行业如何运作很少有信息留存下来。雅典有抄写员，与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的其他城市一样，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在专门的学校接受训练，或者跟随抄写师傅当学徒，或就是自学成才。有些抄写员显然因他们的书法优美而获得报酬；另一些人则按他们抄写的数量计酬（在一些幸存的书稿最后书页上记有所抄行数）。但无论哪种情况，酬金不太可能直接付给抄写员：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的希腊抄写员必定是奴隶，为拥有或租用他们的出版商工作。

[10]

（如一个富有的罗马公民在埃及的财产清单上，在其五十九个奴隶中，有五个公证员、两个文书、一个抄写员和一个图书修缮员，还有一个厨师和一个理发师。）但我们不知道通常这些抄写员是不是多人坐在一起，边听边抄，或者单独从一个底本抄写。如果作品的作者在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参与检查或修订完成的抄本工作中。

关于罗马图书交易，我们知道得略多些，抄录者（librari
）和抄写员（scribae
）之间有区别。抄录者通常是奴隶或有偿劳动者，为书商工作。书商在柱子上贴广告，在罗马广场的商店出售他们的商品。抄写员是自由民；他们作为档案保管员、政府职员及私人秘书来工作。（尤利乌斯·恺撒有七个抄写员，他们跟在他身后，写下他说的话。）有钱的罗马人雇用（或拥有作为）私人图书馆员和文书的奴隶，他们抄写从朋友的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书我收到了，”

[11]

西塞罗写信给他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后者借给他一本以弗所的亚历山大以诗体所写的地理著作。“他作为诗人并不称职，他一无所知；然而，他有些用处。我把它抄下来，原作还给你。”

作者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的出售中获得利益；他们的收益来自富裕的赞助人，书通常题献词给他们。（这种安排——有助于解释奉献性书信集中恭维奉承语言的来源——我们似乎觉得奇怪，但它的稳定性令人印象深刻，直到18世纪版权发明之前一直存在。）正如我们看到的，出版商不得不应对朋友之间广泛的书籍复制，但图书生产和贸易的生意必须有利可图：书店不仅罗马有，布林迪西、迦太基、里昂、兰斯及帝国的其他城市也有。

[12]

大量男女——因为有男性，也有女性抄写员的记录——一生伏案工作，用一个墨水瓶、一把尺子以及将芦苇劈开制成的硬笔，满足了人们对书的需求。

[13]

15世纪活字印刷的发明极大地扩大了生产规模，但古代的书籍不是一种稀有商品：一个训练有素的奴隶对一屋子训练有素的抄写员大声读一份手稿，这样可以生产大量的文本。

[14]

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成百上千的图书，成千上万的抄本被生产出来并卖了出去。

古代世界有个时期——有个非常漫长的时期——核心的文化问题必定是书源源不断地出现。将它们放在哪儿？怎样将它们排列在不堪重负的架子上？如何让一个人的大脑掌握丰富的知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失去这一切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后，不是一下子，而是随着大量消亡而累积起来的力量，整个图书业走到了尽头。看起来稳定的事物结果竟脆弱不堪，看似永恒的事物只是当时才存在。

抄写员必定是最早注意到的：他们要干的活越来越少。大部分抄写工作停止了。连夜细雨，淋在有着漏洞的破房顶上，屋内的书躲过了火灾难逃水淋、书蠹——那些“时间的利齿”，还得着手对付其他。但书蠹只是这场大消亡最卑微的代言人。其他力量的影响加速了书籍的消失，书架倒塌化为尘土。波焦和他的猎书人同行能有所发现实属幸运。

数量众多的书籍的命运在古代最大的图书馆的命运中得到了体现，这个图书馆并不坐落在意大利，而是在亚历山大港

[15]

，那是埃及的首都，地中海东部的商业中心。

[16]

这座城市有很多风景名胜，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剧院和红灯区，但游客总会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在市中心，有个被称为博物馆的奢华场所，希腊、拉丁、巴比伦、埃及和犹太文化的大部分知识遗产以巨大的代价被收集起来，并仔细地归档以供研究。早在公元前300年，统治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国王灵机一动，把杰出的学者、科学家和诗人吸引到这座城市，给他们在博物馆提供终身职位，有优厚的薪水，免征税，食宿免费，以及可以利用图书馆中几乎无限的资源。

这些恩惠的接受者建立了相当高的知识标准。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港发展出他的几何学；阿基米德发现了圆周率，为微积分学奠定了基础；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提出地球是圆的的假设，计算其周长，误差在1%以内；盖伦革新了医学。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提出了一个日心说的宇宙假设；几何学家推断出一年的长度是
天，建议每四年加上一个“闰日”（leap day）；地理学家设想有可能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工程师发展出水利学和气体力学；解剖学家初次清晰理解了大脑和神经系统是一个整体，研究了心脏功能和消化系统，进行了营养学方面的实验。其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亚历山大港图书馆与特定的学说或哲学流派无关：它的范围涵盖整个知识探索领域。它代表了一种全球性的世界主义，决心将全世界积累起来的知识集合在一起，并完善和增加这些知识。

[17]

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仅收集了大量的书籍，而且还获得或确定了最终的版本。亚历山大港学者以追求文本的准确性闻名。怎样可能剔除那些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书中，数个世纪来很大程度上是奴隶们复制和再复制而造成的芜杂呢？一代又一代专心致志的学者发展出精妙的比较分析和谨慎评论的技巧，以追求权威文本。他们也寻求超出希腊语世界的知识。为此，亚历山大港的统治者，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Ptolomey Philadelphus）据说承担了一个费用昂贵且雄心勃勃的项目，委托大约七十位学者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其结果——即《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拉丁语意为“七十”）——对许多早期基督徒而言，他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译本，进入他们称为《旧约》文本的。

在亚历山大港鼎盛期时，博物馆藏有至少五十万莎草纸卷，它们被系统地整理过，并贴上了标签，根据一个新的、巧妙的体系上架，它的第一任馆长是一位名叫泽诺多托斯（Zenodotus）的荷马学者，似乎是他发明了这一体系：按字母顺序排列。除了博物馆的大量藏品，还扩展了第二馆藏，位于这个时代的建筑奇迹之一塞拉皮翁，即朱庇特·塞拉皮斯神庙（Temple of Jupiter Serapis）之中。博物馆有着优雅的柱廊庭院、演讲厅、“栩栩如生的雕像”以及许多其他珍贵的艺术品。用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波焦发现的4世纪历史学家——的话说，论金碧辉煌，塞拉皮翁仅次于罗马的朱庇特神庙。

[18]

摧毁这个机构的力量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1417年发现的卢克莱修的手稿几乎是一个思想流派剩下的一切，这一流派曾经在成千上万本书中被热烈讨论过。最初的打击来自战争的后遗症。

[19]

图书馆的一部分藏书——可能只有书卷放在靠近码头的货栈里——在公元前48年被意外烧毁，那时，尤利乌斯·恺撒竭力维持对城市的控制。但还有比军事行动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与博物馆是神庙建筑群的一部分有关，这里放满了男女神像，以及其他异教的崇拜用具。博物馆如其名所示，是供奉缪斯

[20]

的庙宇，即体现人类创造性成就的九位女神。第二馆藏所在地塞拉皮翁放有塞拉皮斯神的大尊雕像——由著名的希腊雕塑家布赖克西斯用象牙和黄金雕塑而成——混合着对罗马神灵朱庇特的崇拜，和对埃及神灵奥西里斯及阿匹斯的崇拜。

生活在亚历山大港的众多犹太人和基督徒对这种多神教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不怀疑其他神灵存在，但那些神灵无一例外是恶魔，非常狡猾地致力于引诱轻信的人类远离唯一和普遍的真理。在那些堆积如山的莎草纸卷中记录的所有其他启示和祈祷都是谎言。救赎只在《圣经》里，这是基督徒选择阅读的新形式：不再是旧式的书卷（犹太人和异教徒使用），而是紧凑、方便、易于携带的手抄本。

异教徒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宗教多元化——三种信仰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包容——即将结束。4世纪初，皇帝君士坦丁开启了以基督教为罗马官方宗教的进程。出现一个热心的继任者只是时间问题——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于公元391年发布了禁止公众祭祀和关闭主要邪教场所的法令。

[21]

国家开始对异教信仰进行镇压。

在亚历山大港，基督教社团的精神领袖西奥菲勒斯长老以报复的态度对待这些法令。他既好斗又无情，放纵狂热的基督徒暴民在街上游荡，侮辱异教徒。异教徒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震惊和焦虑。两个社团之间的紧张气氛陡然升高。所需要的是以一个可以适当指控的事件来火上浇油，这事件不久就会发生。工人在修复一座基督教堂时发现一个地下神祠，里面仍然有异教徒的物品［这个神祠——密特拉神社——也许今天还能在罗马看到，它深埋在圣克雷芒大教堂（Basilica of S.Clemente）下方］。看到有机会把异教徒神秘的符号暴露给公众进行嘲弄，西奥菲勒斯于是下令将这些崇拜用的物品游街示众。

虔诚的异教徒勃然大怒：“好像”，当时的一个基督徒旁观者嘲笑地说，“他们喝下了一大杯蛇。”

[22]

愤怒的异教徒猛烈攻击基督徒，随后撤入塞拉皮翁，关上了大门。大群狂暴的基督徒挥舞着斧子和锤子冲进神庙，击溃了神庙防守者，砸碎了那尊著名的，用大理石、象牙和黄金做的神像。碎片被带到城市的不同地方进行毁坏；无头、无肢体的躯干被拖到剧场，当众焚烧。西奥菲勒斯命令修道士进驻异教神庙所在的区域，神庙美丽的建筑将被改造为教堂。在塞拉皮斯神像曾竖立的地方，获胜的基督徒将安置圣物箱，供奉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珍贵遗骸。

塞拉皮翁垮台之后，一位异教诗人帕拉达斯（Pallads）表达了他黯然神伤的心情：

我们真的死了吗；

还是只活在表面，

我们希腊人，陷入灾难，

生活如梦，既然我们还活着，

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然逝去？

[23]

毁灭的意义，如帕拉达斯所理解的，不仅仅是一个用于崇拜的偶像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大破坏是否殃及图书馆尚不清楚。但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校是脆弱的机构：它们无法在暴力的攻击下长期存留。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消亡。

几年后，西奥菲勒斯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西里尔，作为基督教长老的西里尔这一次扩大了攻击范围，将虔诚的愤怒转向了犹太人。暴力冲突在剧场、街道、教堂和犹太会堂门前爆发。犹太人嘲笑并向基督徒扔石头，基督徒闯入并洗劫犹太人商店和住宅。五百名修道士从沙漠中归来，加入了本已令人生畏的基督徒街头暴动，这让他们胆子更大了。西里尔下令驱逐城里大量的犹太人。亚历山大港总督奥瑞斯特斯（Orestes）是一个温和的基督徒，他拒绝这么做，这一拒绝得到了城里异教知识界的支持，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有影响力并博学的海巴夏（Hypatia）。

海巴夏是一位数学家的女儿，这位数学家是博物馆著名的入驻学者。作为一位有着传奇美貌的年轻女子，她因在天文学、音乐、数学和哲学方面的造诣而闻名。在她的指导下，来自远方的学生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正是她有这种权威，其他哲学家写信给她，焦急地请求她的同意。“如果你认可，我就应该出版我的书，”

[24]

一个通信者给海巴夏写信，“我将把书献给演说家和哲学家。”另外，如果“此书不值得你关注，”信中还写道，“一片幽深的黑暗将给它蒙上阴影，人们将不再听到它被提及。”

披着被称作“斯巴达袍”（tribon
）的传统哲学家斗篷，坐着马车在城里四处走动，海巴夏是亚历山大港最显赫的公众人物之一。古代女性通常过着一种低调生活，避免抛头露面，但她不是这样。“她这种泰然自若和从容的风度，源于心灵的修炼和培养，”一个同时代人写道，“她经常出现在地方行政长官面前。”

[25]

她易于接近统治阶层并不意味着她经常插手政治，在最初攻击偶像崇拜时，她和她的同事显然袖手旁观，心想无生命的雕像砸碎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仍完好无损。但对犹太人的挑衅显然表明，狂热的火焰不会熄灭。

海巴夏支持奥雷斯特斯拒绝驱逐城里的犹太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日后发生的事情。谣言开始流传，她对天文学、数学和哲学的关注——毕竟作为女性，这很奇怪——是邪恶的，她必定是个女巫，会施展巫术。

[26]

415年3月，一群民众在西里尔的一名心腹的鼓动下发动暴乱。海巴夏在回家的路上被拖下马车，带到一个以前是皇帝庙宇的教堂。（这并非偶然：这表明异教崇拜转变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在此地，她被剥去衣服，她的皮肤被碎瓷片割得血肉模糊。随后，暴徒们把她的尸体拖到城外焚烧。他们的英雄西里尔最终造就了一个圣人。

对海巴夏的杀害不仅意味着一个杰出者的生命结束，也标志了亚历山大港知识界的没落，这件事敲响了整个知识传统的丧钟，这一传统奠定了波焦几个世纪后才发现的文本的基础。

[27]

博物馆的理想是汇集所有的文本、所有的学派、所有的观念，而如今它不再是文明社会受保护的中心了。在随后的岁月里，图书馆实际上不再被提及，好像它丰富的藏书，亦即实际上古代文化的总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肯定不是一下就消失的——如此重大的毁灭行为应有记录。但如果有人问，所有这些书都去哪儿了？答案不仅是士兵有可能点燃一把火，将书籍付之一炬，也可能是书蠹长久、缓慢、秘而不宣的劳作所致。至少在象征层面上，答案在于海巴夏的命运。

古代世界的其他图书馆处境也不佳。在4世纪初罗马的一次调查中，记录了二十八个图书馆，还有贵族府邸中数量不详的私人藏书。到4世纪末，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抱怨罗马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严肃的阅读。阿米阿努斯没有哀叹野蛮人的袭击或基督徒的狂热。无疑，这些因素起了作用，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别的什么事情。但随着帝国缓慢瓦解，他所观察到的是文化家园的失落，是一种坠入狂热的琐事的堕落。“在哲学家的位置上，歌手取而代之，在演说家的位置上，舞蹈教师取而代之，而图书馆像坟墓一样，始终闭口不言，管风琴被造了出来，七弦竖琴与马车一样大。”

[28]

他酸楚地注意到，甚至有人驾车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横冲直撞。

当经历过长久缓慢的死亡的痛苦，西罗马帝国终于崩溃——末代皇帝罗穆卢斯·奥古斯图卢斯于公元476年黯然退位——日耳曼部族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行省，但他们没有读写传统。这些野蛮人闯入公共建筑，强占别墅，但他们可能并不对学习充满太多敌意，然而，他们肯定对保存文化成果没有兴趣。这些别墅先前的主人被强行带到偏远的农庄做奴仆，他们会有比书籍更重要的家庭用品需要抢救和携带。既然征服者大部分是基督徒，他们之中学会了读书写字的人没有动力去研究古代异教作者的作品。与释放出来的战争和信仰的力量相比，维苏威火山对古代遗产更仁慈一些。

但一种塑造精英阶层内心生活的久负盛名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消失，甚至对那些乐于埋葬它的人而言亦是如此。在一封写于公元384年的信中，杰罗姆——这位学术圣人该为卢克莱修的疯狂和自杀的故事负责——描述了一种内心挣扎。他回忆道，十年前，他从罗马前往耶路撒冷，他计划退出所有的世俗纠葛，但仍然随身带着那些珍贵的古典书籍。他致力于锻炼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但他无法忘却精神层面令人上瘾的快乐：“我要斋戒，以后只读西塞罗。我要在守夜中度过无数个夜晚。想到我过去的罪孽，便会从内心深处流出苦涩的泪水；然后我会再拿起普劳图斯。”

[29]

按杰罗姆理解，西塞罗是个异教徒，他主张对所有的教条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怀疑，包括宗教的主张，但他文章的优雅似乎不可抗拒。普劳图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便是更坏：他的喜剧主要写皮条客、妓女和寄生虫。但他们的滑稽性才智很有趣。有趣但有毒：每当杰罗姆从这些文学乐趣转向《圣经》，《圣经》文本似乎是粗糙和不文明的。他对优美的拉丁文的喜好如此强烈，当他决心学习希伯来语时，他最初觉得这种体验几乎引起身体上的排斥。“从昆体良明智的格言，西塞罗丰富而流畅的口才，弗龙托更庄重的风格，以及普林尼的平易，”他在411年的信中写道，“我转向这种嘶嘶作响、语无伦次的语言。”

[30]

杰罗姆写道，救助他的，是一次梦魇。他得了重病，处于谵妄之中，他梦到被叫到上帝的审判席面前，按要求陈述病情，他回答说是个基督徒。但法官严厉地说：“你撒谎；你是个西塞罗分子，不是基督徒（Ciceronianus es，non Christianus
）。”

[31]

这些严厉的话可能暗示了他永恒的惩罚，但上帝怜悯，只是让杰罗姆受了鞭打。罪人被原谅了。“我明白，如果我再读外邦作家的作品，那极端的酷刑就应该加在我身上。”当杰罗姆醒来，他发现自己肩膀上青一块紫一块。

杰罗姆定居在伯利恒，他建了两座修道院，一座给他自己和修道士同伴，另一座给跟随他的一些虔诚的女子。他在这儿生活了三十六年，研究神学，参与激烈的神学争论，最重要的是，他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并修订了《新约》的拉丁文译本。他的成就，即伟大的拉丁文《圣经》译本《武加大译本》（Vulgate
），16世纪被天主教会宣布为比原作“更正宗”的《圣经》文本。

如杰罗姆的梦魇所示，他的虔诚中显然有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因素。更确切地说，从他虔诚的角度看，他对异教文学的强烈兴趣正在摧毁他。这并不是仅仅花更多时间在基督教文本上的问题，而是要全部放弃异教文本。他以一个严肃的誓言约束自己：“哦，上帝，如果我再次拥有世俗的书籍或阅读它们，我就是否定您。”

[32]

对他喜欢的作家的这种放弃是个人的事情：他实际上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摆脱了一种危险的沉溺。但这种沉溺——并且之后需要放弃（renunciation）——并非他独有。他觉得如此诱人的东西也是引发许多像他这样的人对异教作者迷恋的东西。因此他得劝告其他人像他一样做出牺牲。

[33]

“贺拉斯和《圣经》诗篇有什么关系，”他给他的一位追随者写信说，“维吉尔和福音书，西塞罗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呢？”

[34]

如杰罗姆曾经历过的，一代又一代有学问的基督徒仍然沉浸在一种文化之中，这种文化的价值是由异教经典构成的。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的灵魂模式做出了贡献；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基督教的第一推动力做出了贡献；斯多葛主义对基督教的天意模式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要向他们自己重复那些放弃的典范故事？通过讲述这些故事，他们像在梦里一样，放弃了他们、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祖父母获得培养的肥沃的文化土壤，直到有一天，他们醒悟过来，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文化。

在流行的传奇故事里，放弃的骑士几乎总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为了他们所爱的宗教他们抛弃了他们地位的最大象征——与精英教育的亲密接触。放弃的时刻是在严格的语法和修辞训练，接触文学名著，沉浸于神话之后到来的。只是在6世纪，基督徒才冒险庆祝那些完全不受教育的英雄，甚至那时，人们可以观察到某种犹豫或妥协。以下是额我略一世对圣本笃的赞美：

他出生在诺尔西亚区，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父母将他送去罗马接受自由式教育。但当他看见他的许多同学堕入罪恶，他便从刚刚踏足的世界的门槛退了回来。因为他害怕，如果他获得了其中的任何一种知识，他以后也会将身体和灵魂投入可怕的深渊。在他只取悦上帝的渴望中，他拒绝进一步学习，放弃家庭和遗产，决心拥抱宗教生活。他迈出了这一步，很清楚他的无知，然而也是明智的，虽然他没有受过教育。

[35]

在这种后退的时刻，闪现的是一种害怕被嘲笑的恐惧。这种威胁不是迫害——这时期帝国的官方宗教是基督教——而是嘲讽。无疑，与被扔到狮子面前相比，古代的笑声仍然具有非常锋利的牙齿。从异教文明的角度看，基督教的可笑之处不仅是它的语言——希腊语《福音书》的粗糙风格具有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某种野蛮性——也包括它对神圣的羞辱和痛苦的升华，并与傲慢的必胜信念结合在一起。

当基督教的地位得到了保证，它设法毁灭大部分充满敌意的笑声。然而，在基督教卫道士的引文和摘要中存在一些痕迹。有些嘲弄是所有基督教的论敌所共有的——耶稣因通奸而出生，他父亲是个无名小卒，任何神圣尊严的主张都明显被他的贫穷和可耻的结局所否定——而另一些则使我们更接近于从伊壁鸠鲁的圈子中涌现出来的特殊的嘲讽，即当他们遇到来自巴勒斯坦的弥赛亚宗教时。这种嘲弄，以及它对早期基督徒所构成的特殊挑战，为后来整个伊壁鸠鲁学派的消亡做好了准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相信灵魂不朽的异教徒，最终会被一个胜利的基督教所容纳；伊壁鸠鲁主义则不行。

[36]

伊壁鸠鲁没有否认神灵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如果神性的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神有可能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快乐。无论是宇宙的创造者还是它的毁灭者，对除了他们以外的任何生物的行为完全漠不关心，他们对我们的祈祷或我们的仪式置若罔闻。伊壁鸠鲁分子嘲笑说，道成肉身是个特别荒谬的观念。为什么人类要认为自己比蜜蜂、大象、蚂蚁，或任何所存物种更高贵呢？现在或将来，上帝应该采用人的形式而不是别的？那又为什么，在人类的各种形式中，他应该采用犹太人的形式呢？为什么任何有常识的人应该相信天意这一与任何理性的成年人的经验和观察相矛盾的幼稚想法？基督徒就像池塘里的一群青蛙，鼓着肚皮呱呱叫：“为了我们，世界被创造出来了。”

当然，基督徒可以设法扭转这种嘲笑。如果诸如道成肉身和肉体复活这种教义近乎荒谬——“病态想象力的臆想”

[37]

，如一位异教徒指出的，“以及诗人的幻想所虚构的无用的童话故事”——那异教徒自称相信的故事呢？

伏尔甘是个跛脚的残疾；阿波罗多年不长胡子……尼普顿有海绿色的眼睛；密涅瓦的眼睛是灰色的，像猫眼，朱诺有牛的眼睛……雅努斯有两张面孔，可以倒着走；狄安娜有时穿短褶裙狩猎，而在以弗所，她的形象有许多乳房。

但当然，“反唇相讥”的策略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一种信仰的荒谬，几乎不能说明另一种信仰的有效性。

而且，基督徒知道，许多异教徒并不一味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话的真实性，有些人——其中就有伊壁鸠鲁分子——实际上质疑所有的宗教体系和承诺。这种敌人发现肉体复活的信仰教义特别可笑，因为这与他们科学的原子理论以及他们自己的感官证据相矛盾：事实胜于雄辩，腐烂的尸体足以证明肉体的分解。

早期的教会神父德尔图良强烈坚持，尽管有着各种外表，但一切都会在来世回归，包括凡胎肉身的所有细节。他很清楚他会从质疑者那儿得到怎样的回应：

甚至当获取食物不再麻烦，那手本身，以及脚和身体的所有起作用的部分将有怎样的用途呢？肾脏会有什么用呢……当诸如性交、受孕和抚养此类的活动都不复存在，那两性的生殖器、胎儿所在的子宫和奶妈的奶水又有何用呢？最后，整个身体有何用处，当然，哪一个又是绝对无用的呢？

[38]

“众人嘲笑，”德尔图良写道，“以为人死后一无所有，”但他们不会笑到最后：“当他们无情地焚烧自己，这就是‘我’嘲笑他们的时候。”在大审判的日子，每个人会被带到天堂，不是他的一个部分，不是一个影子，不是一种象征性标志，而是整个他，一如他活在世上。这意味着牙齿、肠道和生殖器，不管它们的日常功能是否已经永远停止。“是的！”德尔图良对他的异教听众讲道，“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曾嘲笑过。我们和你们一样。基督徒是经过修炼的，不是天生的！”

[39]

有些批评者带着嘲弄的微笑指出，基督教图景的许多特征是从更古老的异教故事中窃取来的：审判灵魂的法庭、地狱中用于惩罚的火刑、为神灵保留的神圣美丽的天堂。但基督徒回答，这些古老的信仰是所有真实的基督教奥秘的扭曲反映。这种辩论策略的最终成功，正是因为我们一直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坚持旧的多神论信仰的人。信仰朱庇特、密涅瓦和玛尔斯的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异教徒”（pagans）：这个词出现在4世纪末，在词源上与“农民”（peasant）一词有关。那么，这是一种侮辱，一种征兆：揭露了乡野无知的笑声决定性地扭转了方向。

对基督徒来说，被指控抄袭教义比被指控是荒谬的更容易处理。相信肉体复活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正确的总体思路；这只是一个需要修正的想法。但伊壁鸠鲁分子说整个复活的思想荒唐地违反了我们所知的物质宇宙，这可是不怎么容易纠正的。与前者争论是有道理的，但对后者最好保持沉默。

虽然早期基督徒——包括他们当中的德尔图良——在伊壁鸠鲁主义中发现某些特征令其钦佩，如颂扬友谊、强调慈善和宽恕、怀疑世俗野心——但到4世纪初，任务很清楚了：原子论者必须消失。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已在基督教集体外引起了相当大的敌意。当叛教者朱利安（公元331～363）皇帝试图复活异教信仰，以对抗不断加强的基督教冲击，他拟了一份书单，这对异教牧师的阅读来说很重要，他也列了一些明确希望要排除的标题。“让我们，”他写道，“别承认伊壁鸠鲁的话语。”

[40]

犹太人也是如此，任何一个脱离拉比派传统的人都被称为阿比科罗斯（apikoros
），一个伊壁鸠鲁分子。

[41]

但基督徒发现伊壁鸠鲁主义是尤其致命的威胁。德尔图良写道，如果你认同伊壁鸠鲁的主张，认为灵魂会死亡，那整个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就瓦解了。

[42]

对伊壁鸠鲁而言，人类的苦难总是有限的：“他（伊壁鸠鲁）说，如果它很轻微，你可以鄙视它，如果它很严重，它便不会长久。”但德尔图良反驳道，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相信折磨和痛苦永远持续。“伊壁鸠鲁完全摧毁了宗教，”

[43]

另一位教会神父写道。否认上帝存在，“混乱无序将压倒生活。”

基督教卫道士得找到一种办法来将现行嘲弄的矛头对准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嘲笑异教徒的众神对此不起作用，因为伊壁鸠鲁主义不容置疑地摧毁了对诸神的全部祭祀崇拜，摒弃了古老的传说。要做的是重新改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的形象，使他在为合理的快乐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再像个中庸的使徒，而是像个放荡不羁的福斯塔夫式人物。他是个傻瓜、一头猪、一个疯子。他主要的罗马信徒卢克莱修同样必须得到改造。

但这还不足以诋毁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声誉，还得反复声称他们很愚蠢、极度放纵自我、疯癫，最后还自杀。甚至以这种方式仍不足以压制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不足以羞辱那些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不足以阻止其作品被复制。问题不仅在于世界只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这一理论，主要的问题是其核心的伦理观：至善在于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缓解。虽然有困难然而必须做的工作，是将看似正当和自然的事情——所有有感觉的生物的普通冲动——当作真理的敌人。

完成这一重大规划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也从没有完全实现。但在3世纪末至4世纪初，一个从异教徒改宗基督教的北非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宏伟蓝图：他是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他被任命为君士坦丁皇帝儿子的导师，这位皇帝将基督教确立为帝国的宗教，拉克坦提乌斯写了一系列论争的小册子反对伊壁鸠鲁主义。他承认，这种哲学有大量的追随者，“并非因为它带来了任何真理，而是它以快乐的名义吸引了众人。”

[44]

基督徒必须拒绝这种吸引，要知道快乐是恶行的一个代号。

对拉克坦提乌斯来说，他的任务不仅是要将追求人类快乐的信仰者吸引过来；而且要劝导他们，上帝并非如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完全沉浸在神性快乐之中，因而对人的命运不闻不问。反之，如拉克坦提乌斯在写于公元313年的一本著名的书中所说，上帝关心人类，就像一位父亲关心他任性的孩子。他写道，这种关心的符号，就是愤怒。上帝对人恼怒——这是他的爱的典型表现——要以其强大而无情的暴力一再打击后者。

对寻求快乐的憎恨和对上帝之怒的想象敲响了伊壁鸠鲁主义的丧钟，伊壁鸠鲁也被信仰者打上了“疯癫”的标签。卢克莱修让有性冲动的人去满足这种欲望：“一丝温柔的愉悦可以减轻疼痛。”（4.177）如格列高利的故事所显示的，基督教指明了另一个方向。虔诚的圣本笃发觉自己想念曾经见过的一位女子，在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他的欲望被唤起了：

他随之注意到他旁边是一片茂密的荨麻和荆棘。他将衣服脱下，冲进有着尖刺的荨麻丛中。他在那里滚来滚去，直到疼痛不已，浑身是血。然而，一旦通过痛苦征服了快乐，他撕裂和流血的皮肤有助于将诱惑的毒药从身体中排出去。不久，整个身体燃烧一般的疼痛就熄灭了他心中的邪恶之火。正是通过这两种火的变换，他获得了对罪恶的胜利。

[45]

如修道院规则所表明的，它对6世纪初的这位圣徒能起作用，也能对他人起作用。在西方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文化变革中，对痛苦的追求战胜了对快乐的追求。

这种痛苦的折磨在卢克莱修的世界里并不陌生，罗马人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巨大的舞台来向公众展示暴力场面。

[46]

罗马人不仅在斗兽场乐此不疲地受伤、痛苦和死亡，基于古代神话的戏剧和诗歌，以及绘画和雕塑，也经常是血淋淋的。暴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7]

教师和奴隶主多半会鞭打他们的受害者，鞭打是常见的罗马人行刑前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前被绑在柱子上鞭打。

但对异教徒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痛苦并不被理解为一种正面价值，或一种通向拯救的踏脚石，即便是在虔诚的基督徒执意鞭打他们自己那种情况下。相反，痛苦被视为一种邪恶，施加于规则破坏者、罪犯、战俘、倒霉蛋和（唯一有尊严的类别的）士兵身上。罗马人赞赏勇敢的士兵自愿接受痛苦，但这种接受与数以百计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庆祝的，欣喜若狂地拥抱痛苦截然不同。罗马故事中的英雄为了向敌人证明自己无畏的勇气，心甘情愿地去面对他们在良心上无法避免的东西，或者他们不得不忍受的东西。超出了这一英雄义务的范围，就有一门特殊的哲学学科，使古代圣人能够平静地看待不可避免的痛苦，如肾结石。而对每个人来说，从最崇高的哲学家到最卑微的工匠，都有对快乐的自然追求。

在异教的罗马，在角斗场上，这种追求快乐的最强烈的表现与最强烈的折磨和对痛苦的忍耐力结合在一起。如果卢克莱修提供了一种罗马人快乐原则的教化版本和净化版本，那基督教就提供了一种罗马人痛苦原则的教化版本和净化版本。早期基督徒沉思着救世主的苦难、人类的罪恶和一位天父的愤怒，发现培育快乐的尝试显然是荒谬和危险的。它充其量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分心，在最坏的情况下，快乐就是魔鬼的陷阱，在中世纪的艺术中，在那些迷人的女人的长袍下，人们可以看到爬行动物的爪子。唯一真正值得模仿的生活——耶稣的生活——足以证明，在凡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是悲伤和痛苦，而不是快乐。关于耶稣最早的一些绘画，共同之处是其中有一种忧郁的清醒。如《路加福音》的每个虔诚的读者所知，是耶稣哭泣，但没有文字描述他欢笑或微笑，更不用说寻求快乐了。

对5～6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不难找到哭泣的理由：城市分崩离析，田野被垂死士兵的鲜血浸透，抢劫和强奸猖獗。对于人类世世代代的灾难性行为，一定有某种解释说明仿佛他们无法从历史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神学提供了一种解释，比这个或那个有缺陷的个人或机构的解释更深刻，这种解释是：人类天性败坏。作为亚当和夏娃有罪的继承者，他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悲惨的灾难都罪有应得；他们需要受到惩罚；他们将忍受无尽的痛苦。确实，唯有通过这种痛苦，少数人才可以找到救赎的狭窄之门。

对这一学说最热心的早期信仰者，那些因恐惧、希望、激情和狂热的爆炸性混合物而燃烧的人都下定决心，要使人类所遭受的痛苦成为他们的积极选择。这样做的话，他们希望向愤怒的上帝偿还他应得的、不可逃避的苦难。他们具有传统罗马文化所推崇的尚武精神，但除了少数例外，其目标并非对痛苦无动于衷。

[48]

相反，他们的整个计划基于对饥饿、口渴和孤独释放出强烈的敏感。当他们用带刺的树枝鞭打自己，或者用锯齿状的石头击打自己，他们并不极力压制痛苦的哭声。那些哭声是偿还的一部分，是应有的赎罪，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能在来世恢复亚当和夏娃失去的幸福。

到公元600年，在意大利和高卢已有三百多家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其中有许多仍然规模很小——不过是稍微加固过的村舍，和一些附属建筑——但他们拥有一种精神上的理性和制度上的一致性，这使他们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获得了稳定。入院修道者是那些觉得有必要改变自己生活的人，那些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和他人赎罪的人，那些觉得有必要背弃平凡的快乐而获得永恒幸福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得到了许多有不那么狂热灵魂的人的补充，这些人实际上是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送去教会的。

在那些由信仰者而建的男女修道院中，救赎只能通过谦卑来实现，因而存在体罚的形式不奇怪。棒打（virgarum verbera
）、身体惩罚（corporale supplicium
）、抽打（ictus
）、捶打（vapulatio
）、鞭打（disciplina
）和鞭挞（flagellatio
）——经常会对违反规则的修道士施加以上这些惩罚。在异教徒社会中，不体面的惩罚方式只用于社会下层人员，处理诸如漠视等级关系的事情。通常情况下，有罪的一方必须携带用于殴打的棍子，坐在地上，不断重复“我有罪”这样的话，接受挨打，直到修道院男院长或女院长满意为止。

坚持要求受害者积极接受惩罚——按字面含义说就是亲吻棍子——标志着基督徒对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伊壁鸠鲁信条的一种蓄意践踏。

[49]

总之，痛苦的体验不仅是惩罚，它还是虔诚地模仿的一种形式。基督徒隐士沉思着救世主的苦难，他们的肉体被折磨，以便亲身体验耶稣不得不经历的苦楚。虽然这些自我鞭笞的行为在古代晚期开始有记录——它们开始时新颖而奇特，足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直到11世纪，一位修道院改革者，意大利本笃会的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确立了自愿的自我鞭挞，成为教会可接受的主要禁欲行为。

花了一千年时间才赢得这场斗争，并确保了寻求痛苦的胜利。“我们的救赎者难道没有忍受鞭打？”达米安问那些对庆祝鞭打进行质疑的批评者。使徒们、许多圣徒和殉道者不是都被鞭打过吗？除了遭受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跟随他们的脚步，有什么更可靠的方法来模仿基督？可以肯定，达米安承认，在这些光荣前辈的事例中，有别的什么人在执行鞭打。总而言之，基督教世界获胜了，我们必须自我鞭打。否则所有模仿基督的梦想和教义都必须被抛弃。“身体必须像一块木头那样塑造成形，”达米安之后的许多书中有一本解释道，“借助击打和鞭打，借助手杖、鞭子和惩戒。”

[50]

肉体必须被折磨，忍饥挨饿，这样，它就会顺从精神，达成完美的形态。在这种精神目标的追求中，所有的界限、限制和抑制都消失了。在别人面前赤身裸体没什么可耻的，被人看到颤抖、号叫或抽泣也无须尴尬。

以下是科尔马的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女的一份描述，写于14世纪初，作者是名叫凯瑟琳·冯·吉伯斯韦勒（Catherine von Gebersweiler）的修女，她自小便住在修道院里：

在降临节和整个大斋节期间，姐妹们晨祷后会进入大厅或者其他地方，做她们要做的事情。她们使用各种各样的鞭打工具，以最严厉的方式虐待她们的身体，直到鲜血直流，这样，鞭子抽打的声音响彻整个修道院，在上帝的耳边响起了比任何旋律都要悦耳的声音。

[51]

这不只是一种施虐受虐的幻想：大量的证据证明，这种痛苦的剧场（theaters of pain），是圣本笃在带刺荨麻中自发翻滚的仪式化继承者，在中世纪晚期广泛存在。他们一再被认为是神圣的标志。至于圣特里萨，“虽然她缓慢地衰弱下去，但仍用最疼痛的鞭打折磨自己，经常用新鲜的带刺荨麻来摩擦自己，甚至赤裸着在荆棘中滚来滚去”。阿西西的圣克莱尔（St.Clare of Assisi）“四十二年来一直鞭打自己石膏般的雪白皮肤，从她的伤口中，弥漫着天国的气息，这气息充满了整个教堂”。圣多米尼克每晚用一根系着三条铁链的鞭子抽打自己的皮肉。洛约拉的圣伊格内修斯建议使用相对较细的鞭子，“皮肉受苦，但不伤及骨头。”亨利·苏索将耶稣的名字刻在他的胸口，将一个铁十字架用钉子钉在背上，并鞭打自己直到鲜血淋漓。苏索的同时代人奥耶的埃尔斯贝特，一个苏黎世来的修女，鞭打自己如此用力，以致礼拜堂的旁观者身上都沾上她的血迹。

普通大众的自我保护、寻求快乐的冲动无法抵挡他们的精神领袖的热忱信念和压倒性的威望。作为宗教人士特有的信仰和行为，这些男女摆脱了“世界”庸俗和日常的需求，找到了进入主流的道路，他们在鞭笞和周期性爆发的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社会中茁壮成长。事实上它曾经是一种激进的反主流文化，它的坚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声称代表了所有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

当然，人们继续寻求快乐——昔日的亚当并不能如此轻易被根除。在农民的茅舍和大厅，还有乡间小道，在主教的宅邸及修道院的高墙内，有着酗酒、暴饮暴食、喧闹的笑声、欢乐的舞蹈和大量性行为。但几乎没有具备道德权威的人，没有一个有公众话语权的人，敢站出来为这些事情辩护。沉默不是或不仅仅是胆怯或恐惧的结果。寻求快乐在哲学上似乎站不住脚了。伊壁鸠鲁死了，被埋了，他的书几乎都毁了。在4世纪圣杰罗姆简略提及卢克莱修自杀之后，不再有对伊壁鸠鲁这位伟大的罗马信徒的攻击。卢克莱修被遗忘了。

这位信徒那首著名的诗的幸存就留给命运了。出于偶然，《物性论》的一个抄本进入了几个修道院的图书馆，这些修道院似乎要永远埋葬伊壁鸠鲁对快乐的追求。出于偶然，在9世纪的某个地方，一个修道士在缮写室里劳作，在这首诗永远消亡之前，他将它抄写了下来。出于偶然，这一抄本在五百年间躲过了水火之灾和时间的利齿，直到1417年的一天，它落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手中，他骄傲地称自己为波焦·佛罗伦蒂纳斯，即佛罗伦萨的波焦。

[1]
参照莫里茨·W.施密特《狄狄摩·夏勒森特》（De Didymo Chalcentero
，Oels：A.Ludwig，1851），及《狄狄摩·夏勒森特残篇》（Didymi Chalcenteri fragmanta
，Leipzig：Teubner，1854）。

[2]
参照大卫·迪林格《印刷之前的书籍》（New York：Dover Books，1982），pp.241ff。

[3]
第欧根尼·拉尔修：“伊壁鸠鲁是一位最多产的作家，让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家黯然失色：因为他的作品总共约有三百卷，而且没有一篇来自其他作者的引文；这是伊壁鸠鲁自己说的”——《名哲言行录》，2∶555。第欧根尼·拉尔修列举了伊壁鸠鲁的三十七本书的书名，但这些书都遗失了。

[4]
参照安德鲁·M.T.莫尔，“第欧根尼在奥诺安达发现的题字”，见戴恩·R.戈登和大卫·B.休茨编《伊壁鸠鲁：其持续影响和当代意义》（Rochester，NY：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ry Graphic Arts Press，2003），pp.209-214。见《伊壁鸠鲁题字（第欧根尼在奥诺安达的发现）》，ed. and trans. Martin Ferguson Smith（Naples：Bibliopolis，1992）。

[5]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
），A.L.Peck，Loeb Classical Library，438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1991），5∶32。

[6]
引自威廉·布莱德斯，《书的敌人》 （London：Elliot Stock，1986），pp.66-67。

[7]
奥维德，《书简》（Ex ponto
），trans. A.L.Wheeler，rev.G.P.Goold，2nd ed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1.1.73。

[8]
贺拉斯，《讽刺诗·书信集·诗艺》（Satires，Epistles，The Art of Poetry
），trans. H.Rushton Fairclough，Leob Classical Library，194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Epistle1.1.20.12。

[9]
引自《希腊文集》（Greek Anthology
），trans. W.R.Pa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84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9∶251，（Evenus of Ascalon，fl.between 50 BCE and 50 CE）。

[10]
金·海恩斯-艾特森，《文字守护者：读写能力、权力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传送者》（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

[11]
引自莱昂内尔·卡松，《古代世界的图书馆》（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77。

[12]
莱拉·阿夫兰，《抄写、书写和书籍：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艺术》（Chicago and London：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British Library：1991），p.171。另见pp.149-153。

[13]
有关女性抄写员，见海恩斯-艾特森。

[14]
据估计，在1450年以前，世界历史上累计产生的书籍数量，与1450年到1500年之间产生的数量相等；这一数量相当于1500年至1510年的数量；下一个十年生产的书是这一数量的两倍。

[15]
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埃及最大的港口城市，现埃及首都为开罗（Cairo）。——译者注

[16]
亚历山大港是南部的巨大粮仓，从富饶的泛河平原上收获无尽的谷物。这些谷物都经过了眼光敏锐的官员的仔细检查，这些官员的职责是确保谷物“没有掺杂任何泥土或大麦，未经践踏和过筛”——克里斯托弗·哈斯，《古代晚期的亚历山大港：地形和社会冲突》（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42。成千上万麻袋谷物随后通过运河被运到港口，粮食船队在那里等待着它们。从那里，满载着沉重货物的船只呈扇形向城市散开，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周围乡村的支撑能力。亚历山大港是古代世界供应食物的关键控制点之一，因此也是稳定和权力的中心。谷物并不是亚历山大港所控制的唯一商品，商人们以买卖葡萄酒、亚麻布、挂毯、玻璃和其他物品而闻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莎草纸交易。城市附近的巨大沼泽地特别适合用来种植芦苇，而芦苇则可以用来制作上等纸张。整个古代世界，从恺撒时代到法兰克国王统治时期，“亚历山大港莎草纸”是官员、哲学家、诗人、牧师、商人、皇帝和学者偏爱的一种媒介，他们用这种媒介发号施令、记录债务、记录思想。

[17]
托勒密三世（公元前246～前221）据说向所有已知世界的统治者发送信息，要求他们复制书籍。官员们接到命令，没收过往船只上所有的书籍。这些书被复制，副本归还，但原本被送进大图书馆（目录上，这些书标记为“来自船上”）。皇室代理人在地中海四处奔走，购买或借阅越来越多的书籍。出借人变得越来越谨慎——书常常有借无还——要求更多的担保。在反复哄骗之后，雅典同意借给亚历山大港其珍贵的著名作家的文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些文本在城里的文献室受到严密保护——雅典坚持要12塔兰特黄金的巨额抵押金。托勒密交付了这笔抵押金，接受了这些书籍，他放弃了抵押金，将副本送还雅典，将原本存入博物馆。

[18]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历史》（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31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0），2∶303。参照鲁菲诺：“整个建筑是由拱形结构建造的，每个拱形结构上方都有巨大的窗户。隐藏的内室彼此分开，提供各种仪式和秘密活动。坐人的庭院和带有神像的小礼拜堂占据了最高一层的边缘。那里有宽畅的房屋，牧师……通常住在那里。在这些建筑的后面，是一个独立的门廊，由柱子支撑，由周边向内延伸。中间矗立着神庙，规模巨大而宏伟，外部是大理石和珍贵的圆柱。内部有一尊塞拉皮斯的雕像，它是如此巨大，以致它的右手摸着一面墙壁，左手摸着另一面墙壁”——引自哈斯《古代晚期的亚历山大港》，p.148。

[19]
如我们所见，亚历山大港是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它无法逃脱不断撕裂罗马社会结构的冲突。公元前48年，尤利乌斯·恺撒追击他的对手，亚历山大港的庞培。应埃及国王的请求，庞培很快被刺杀——他的头颅被送给恺撒，他自称极度悲伤。但虽然他兵力可能不足四千，恺撒决定留下来，确保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在随后的九个月的战斗中，数量严重不足的罗马人一度发现自己受到了一支驶进港口的皇家舰队的威胁。恺撒的军队给松木火把涂了树脂，内部涂上一层硫黄，设法烧毁这支舰队。大火很猛，因为船身是用高度易燃的沥青密封的，甲板上涂着蜡。（火烧古代船只的细节来自卢肯，《内战纪》（Pharsalia
），trans. Robert Graves （Baltimore：Penguin，1957），p.84，111∶656-700）。火苗从船上窜到存放货物的岸上房屋，再经由码头蔓延到图书馆，或至少殃及藏书的仓库。书籍本身不是攻击的目标；它们只是方便的可燃材料。但烧书并不是纵火者的意图。恺撒将这座被征服的城市交给了被废黜的国王那迷人而富有同情心的妹妹克利奥帕特拉。图书馆的部分损失可能很快就被弥补了——几年后，痴迷的马克·安东尼据说给了克利奥帕特拉二十万本书。这是他从佩加莫掠夺来的书。（在位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这座古城令人印象深刻的废墟中，仍然可以看到佩加莫图书馆的圆柱。）然而，从一个图书馆随意偷来的书被扔进另一个图书馆，并不能弥补那些精心收集起来的藏书的损失。无疑，图书馆工作人员狂热地工作以弥补损失，这一机构，连同它的学者和巨大的资源，仍然世界闻名。但有一点必定非常清楚：战神是书籍的敌人。

[20]
博物馆（Museum）一词来自缪斯女神（Muses）。——译者注

[21]
直到407年，罗马帝国的主教们才获得了关闭或拆除寺庙的法定权威——哈斯，《古代晚期的亚历山大港》，p.160。

[22]
鲁菲诺，引自上书，pp.161-162。

[23]
《希腊文集》（Greek Anthology
），p.172。

[24]
《书信集》（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
），trans. Augustine Fitzgera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p.253。在海巴夏生前，显然有什么事引起了人们对她深切的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来自学者，也来自她众多的同胞。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年轻人到亚历山大港学习哲学，两代人之后，他仍然听到了她引起人们钦佩的故事。“城里所有的人自然都爱她，非常尊敬她，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首先向她表示敬意”——达默斯修斯，《哲学史》，trans. Polymnia Athanassiadi （Athens：Apamea Cultual Association，1999），p.131。参照诗人达默斯修斯对海巴夏的赞美：

寻觅黄道十二宫，凝视处女座，

知道你的所在就是天堂，

所到之处都能发现你的才华，

向你致敬，可敬的海巴夏，

教导的明亮之星，无瑕疵，不暗淡……

《诗集》，trans. Tony Harrison （London：Anvil Press Poetry，1975），no.67。

[25]
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克斯，《教会史》（London：Samuel Bagster & Sons，1844），p.482。

[26]
见《尼库主教约翰编年史》（C.CE 690），trans. R.H.Charles （London：Text and Translation Society，1916）：“她一直致力于魔法、星盘和乐器的研究，并通过（她的）邪恶诡计欺骗了许多人。而城里的总督分外尊敬她；因为她用魔法迷惑了他。”（84∶87-88），p.100。

[27]
两百多年后，当阿拉伯人征服亚历山大港时，他们显然在书架上找到了书籍，但大部分是基督教神学著作，而非异教徒哲学、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当哈里发奥马尔被问及如何处理这些残留物时，据说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答复：“如果这些书的内容符合真主的旨意，我们可以不要它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主的旨意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如果它们包含的内容不符合真主的旨意，就没有必要保存它们。继续清理并毁掉吧。”引自罗伊·麦克劳德编，《亚历山大港图书馆：古代世界的知识中心》（London：I.B.Tauris，2004），p.10。如果此事可信，那莎草纸卷、羊皮纸抄本被送到公共浴池，放进炉子里用来烧水。据传说，这种燃料供应持续了大约六个月。另见卢西亚诺·坎福拉，《消失的图书馆：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trans. Martin Ryl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另见卡松，《古代图书馆》。有关海巴夏，见玛丽亚·齐尔斯卡《亚历山大港的海巴夏》（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8]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历史》，trans. Rolfe，1∶47（xiv.6.18）。

[29]
杰罗姆，《圣杰罗姆书信选》，Loeb Classical Library，2362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Letter XXII（to Eustochium），p.125。

[30]
“我年轻时，虽然被孤独的沙漠壁垒保护着，但我无法忍受罪恶的驱使和天性的炽热。我试图通过频繁的斋戒来粉碎它们，但我的头脑总是处在混乱的想象中。为了制服它，我把自己交到一个在皈依之前是希伯来教徒的弟兄手中，并请他教我他的语言。这样，在学习了昆体良的尖锐风格、西塞罗的流畅、弗龙托的沉重和普林尼的温柔之后，我又开始学习字母系统，练习一些刺耳的喉音”——杰罗姆，《书信选》，p.419。在同一封信中，杰罗姆建议一个修道士，“要放线钓鱼，抄写稿子，这样，你的手就可以赚得食物，你的心灵就可以因阅读而满足”，p.419。如我们所见，在修道院抄写手稿，这对卢克莱修和其他异教徒文本的保存至关重要。

[31]
《书信选》，p.127。

[32]
《书信选》，p.129。

[33]
“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一个口齿伶俐的人，一个富有的人，避开大街上有权有势的人的陪伴，与民众打成一片，与穷人在一起，与农民交往，都不是一件小事。”EP.66.6。称赞帕马奇斯的内容引自罗伯特·A.卡斯特，《语言的守护者：古代晚期的语法学家和社会》（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81。

[34]
杰罗姆《书信选》，Letter XXII （to Eustochium），p.125。

[35]
教皇额我略一世，《对话集》（Dialogues
），trans. Odo John Zimmerman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9），2∶55-56。

[36]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能被接纳。参照德尔图良，《反对异教》，ch.7：

因为哲学是世俗智慧的材料，是上帝本性和天命的轻率解释者。事实上，异端邪说本身就是哲学的煽动者……雅典与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学院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训诲是从所罗门神殿来的，他曾教导我们说，当存清洁的心寻求主。摒弃一切试图产生斯多葛主义、柏拉图主义和辩证主义基督教的尝试！我们拥有了基督耶稣，不需要好奇的争论，接受了福音就不需要探究！当我们相信，我们便不再渴望更多的信念。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信条，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事情。

见《尼西亚前期教父》（Ante-Nicene Fathers
），亚历山大·罗伯茨和詹姆斯·唐纳森编，十卷本（Grand Rapids：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1951），3∶246。我们会看到，与此相反，在15世纪及之后，人们做出努力在基督教与改良版的伊壁鸠鲁主义之间达成妥协。

[37]
米诺西乌·费利克斯，《屋大维》（Octavius
），trans. T.R.Glover and Gerald h.Rendall，Loeb Classical Library，250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p.345 （嘲弄基督徒），p.385 （嘲弄异教徒）。国见同卷，德尔图良《护教篇》（Apologeticus
），“我接触到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通过这些作品接受了智慧和人文科学的训练；我发现了多么荒谬的事！我读到特洛伊人和亚该亚人的神灵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像许多角斗士一样捉对厮杀……”，p.75。

[38]
德尔图良，《论肉体复活》（Concerning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
），trans. A.Souter （London：SPCK，1922），pp.153-154。

[39]
德尔图良，《论肉体复活》（Concerning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
），trans. A.Souter （London：SPCK，1922），p.91。

[40]
随后他又说，“虽然事实上，神灵已经在他们的智慧中摧毁了他们的作品，以至于他们的大部分书籍不再存在”——弗洛里迪论塞克图斯，p.13。除了伊壁鸠鲁派，朱利安还希望排除皮浪主义者（Pyrrhonians），那就是哲学怀疑论者。

[41]
严格来说，这一词语并非指无神论者。迈蒙尼德解释，apikoros
是一个拒绝启示并坚持认为上帝对人类事务没有认知或兴趣的人。

[42]
德尔图良，《护教篇》，45∶7（Loeb，p.197）。

[43]
见拉克坦提乌斯，《论愤怒》（De ira
），收入《尼西亚前期教父》，亚历山大·罗伯茨和詹姆斯·唐纳森编，vol.7，ch.8。

[44]
见拉克坦提乌斯《神学机构》（Divine Institutes
），3-1。

[45]
教皇额我略一世，《对话集》，2∶60。

[46]
鞭刑在古代被广泛使用，不限于罗马：“如果有罪的人被判鞭刑，”《申命记》（25∶2）宣称，“法官让他躺下。当众鞭打。”有关鞭刑历史，见尼克劳斯·拉尔吉耶，《鞭子礼赞：兴奋的文化史》，trans. Graham Harman （New York：Zone Books，2007）。

[47]
当众惩罚并没有随异教结束或在古代消亡。莫利内记载道，蒙斯市民花高价买了个匪徒，以便看他被处死而享受一种快乐，“对此场景，人们比看到一个新圣徒复活更要开心。”——莫利内，见让·德鲁莫，《罪与恐惧：13～18世纪西方罪感文化的兴盛》，trans. Eric Nichols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orig.1983），p.107。瑞士日记作者费利克斯·普拉特终其一生，始终记得他儿时看到的一些事情：

一个强奸了七十岁老妇人的罪犯，被用火钳活活剥皮。我亲眼看见他身上的肉被火钳夹住，浓烟冒出来。他被伯尔尼的刽子手尼古拉斯处死，尼古拉斯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囚犯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就在附近的莱恩河桥上，他们撕开他的胸口；随后他被带到断头台。此刻，他非常虚弱，血从他双手涌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慢慢倒下。最后，他被砍了头。他们用棍子捅穿他的身体，之后他的尸体被扔进了沟里。我目睹了他的酷刑，我父亲牵着我的手。

[48]
见彼得·布朗，《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兴起：胜利及多样性（公元200～1000）》（Oxford：Blackwell，1996），p.221；R.A.马库斯，《古代基督教的终结》（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及玛丽莲·邓恩，《修道院的出现：从沙漠教父到中古早期》（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9]
天下无新事。在仿效或模仿神的痛苦中积极追求痛苦的行为在伊希斯、阿提斯和其他的偶像崇拜中均有先例。

[50]
更多的事例见拉尔吉耶，《鞭子礼赞：兴奋的文化史》，pp.90，188。

[51]
更多的事例见拉尔吉耶，《鞭子礼赞：兴奋的文化史》，p.36。拉尔吉耶还复述了接下来的故事，其中一些至少应该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

第五章 出生与再生

在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几乎没有它现在所具有的建筑特色，这些特色很大程度上唤起了昔日古代的梦想。城内恢宏的大教堂，布鲁内莱斯基圆顶大教堂——这是自罗马时代以来建造的第一个大圆顶，至今仍是城市天际线的主要特征——此时还不存在，育婴堂里那优雅的拱形长廊，以及精心建造的其他仿古建筑工程也都不存在。大教堂的洗礼堂还缺少由吉贝尔蒂（Ghiberti）设计的著名的古典风格大门，圣母玛利亚教堂还没有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和谐优雅及对称的门面。建筑师米凯洛齐还没有为圣马可修道院设计出美丽、简朴的建筑。城里最富裕的家族——美第奇家族、皮蒂家族、鲁切拉家族——还没有建造他们圆柱、拱门和雕刻的大写字母明显地强调了古典的秩序和比例的宏大府邸。

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显然有着中世纪的外观，封闭又阴暗。其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域挤满了高塔和坚固的石头建筑，突出的上层楼面和封闭阳台使狭窄的小巷小街显得更加阴暗。老桥——维奇欧桥——横跨阿诺河，两岸商铺鳞次栉比，让人无法瞥见开阔的风景，但这些大部分是由敌对的宗教团体建造的高墙耸立的大教堂的内部庭院：多明我会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方济各会的圣克洛斯教堂、奥古斯丁隐修会的圣灵教堂、加尔默罗修会的卡米尔圣母教堂，及其他教堂。世俗的、开放的公共空间寥寥可数。

1390年代末，年轻的波焦·布拉乔利尼来到这个阴郁、狭窄、拥挤，并受到周期性黑死病侵袭的城市。他于1380年生于泰拉诺瓦，这是佛罗伦萨控制的领土上的一处穷乡僻壤。

[1]

数年后，波焦的一个论敌托马索·莫洛尼写道，波焦是以务农为生的农民的一个私生子。这种说法不必当真，这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波焦也是其中一员——鲁莽地相互攻击的众多言论之一，他们就像醉酒的拳击手一样。但是，在那里长大，他无疑对托斯卡纳的农村很熟悉，无论他是否在田里劳作，对波焦来说，他难以宣称自己有一系列显赫的祖先。或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获得声誉后，不得不去买了一枚虚假的有350年历史的徽章。

波焦自己似乎在有生之年也认同的一个更可信的故事，就是他父亲古奇欧（Guccio）是个公证人，虽然那个时期的一份税收记录说他是个药剂师（spetiale
）。也许他两者都是。公证人不是很有尊严的人物，但在讲究合同和激烈诉讼的文化中，他们数量众多。佛罗伦萨公证人拉波·马泽伊（Lapo Mazzei）形容描述六七百名公证人涌入市政厅，随身带着一堆文件，“每个文件夹厚得像半本《圣经》”

[2]

。他们的法律知识让他们得以制定地方法规，组织村民选举，起草投诉信。打算执法的城镇官员通常不知道如何执法；公证人会在官员的耳边低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并撰写必要的文件。他们是地方上有用的人。

无论如何，波焦的家庭与公证人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与他的外祖父米歇尔·弗鲁蒂（Michaelle Frutti）密切相关。这一联系之所以值得提及，是因为在1343年，波焦出生前很久，弗鲁蒂大人在公证登记簿上签了名，签名非常漂亮。书法在其外孙的故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导致卢克莱修的诗作得以复原的一连串事件中，波焦的书法至关重要。

古奇欧·布拉乔利尼和妻子雅各巴的其他孩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很早夭折）及另一个儿子，对他这个兄长波焦日后有着愤怒的抱怨。从他父亲的税单来判断，波焦的早年生活是相当舒服的；但在1388年前后，波焦八岁时，情况变得很糟。古奇欧不得不出售住宅和产业，为了躲避他的债权人，带家人搬到阿雷佐附近。根据托马索·莫洛尼的说法，年少的波焦被送到田里为一个名叫卢卡鲁斯的人干活。莫洛尼说，当他欺骗卢卡鲁斯被逮住时，波焦被判钉十字架，只因他年龄小而被赦免。我们还是别对这些诽谤太认真，除非把这些当作那些喋喋不休的学者们厌恶一切的症状。在阿雷佐，波焦必定上过学，学了基本的拉丁语，掌握了书写技能，并没有给什么人种田或躲避刽子手。但他日后的生活中并无什么可以依靠的资源，他回想起他到达佛罗伦萨时口袋里只有五便士（cum quinque solidis
）。

在1390年代的某个时期，就在他二十岁前夕，这个贫穷的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他手上可能有阿雷佐学校老师的一封介绍信，他也可能从博洛尼亚的短期学习中获得了一些法律知识。过了一段时间，他和他贫穷的父亲和其他家人重聚，他们最终都移居佛罗伦萨。但当他最初来到市政广场时，或者当他第一次抬头看到大教堂旁边乔托漂亮的钟楼时，波焦孤身一人，是个无名之辈。

佛罗伦萨的人口在五万左右徘徊，其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由少数强势的商人和贵族世家控制，如阿尔比齐、斯特罗齐、佩鲁齐、卡普尼、皮蒂、布隆德蒙蒂，及其他几个家族。显贵家庭通过炫耀性开支来显示他们的存在和重要性。“花钱比挣钱更甜蜜，”乔瓦尼·鲁切拉伊写道，其家族以羊毛染色和银行业致富，“花钱给了我更多的满足。”富人拥有大量的客户、法警、会计、神职人员、秘书、信使、家庭教师、音乐家、艺术家、佣仆和奴隶。1348年黑死病后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奴隶需求大幅增长，奴隶不仅来自西班牙和非洲的穆斯林，还来自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

[3]

奴隶交易获准进行，只要奴隶是异教徒，不是基督徒即可。波焦必定见到了很多奴隶，北非人、塞浦路斯人、鞑靼人、希腊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族裔的人。

佛罗伦萨是个寡头政治的城市，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构成了屈指可数的小圈子。财富通常在于银行业务和拥有土地，也来自布料的编织和加工，城市因此闻名。布业需要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坚强的神经及对细节的注重。这个时期的一个伟大商人，普拉托附近的弗朗西斯科·迪·马可·达提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当然他不是这些早期资产者中最伟大的——的幸存档案包括15000封信，还有500本账簿或分类账目，300份合伙文书，400份保单，几千份提货单、发货通知单、汇票和支票。达提尼的账目的首页上写着这样的文字：“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4]

在佛罗伦萨，在拥挤的街上彼此连接的众多教堂中上帝得到了侍奉。在长长的、充满激情的布道中；在传教士们的长篇大论中；出现在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包括祈祷、誓言、供品和宗教恐惧的表达；在每天的讲话和定期爆发的流行的虔诚中，上帝都得到了很好的侍奉。

利润则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布业产业中获得的，这个产业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那些最有技能的人组成强大的行业公会，谋求他们的利益，但其他工人则为微薄的收入而劳动。1378年，波焦出生前两年，这些悲惨的散工（populo minuto
）出于强烈不满，发动了一场全面的血腥抗议。成群结队的工匠涌上街头，高喊“民众万岁！手艺万岁！”这场起义短暂地推翻了统治家族，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旧秩序很快恢复，与之相关的政权决心维持行会和富贵家族的权力。

在工人阶级革命者的梳毛工起义（Ciompi）失败之后，重新掌权的寡头们顽强地坚持了四十多年，这形成了波焦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和体验，他决心自谋生计。他必须找到一条通往保守的、社会界线分明的世界的道路。幸运的是，通过天生的技能和训练，他拥有了为数不多的天赋之一，能够让他这样出身卑微、财力有限的人做到这一点，为他打开第一扇门的钥匙是现代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漂亮的书法。

波焦的书写方式摆脱了错综复杂、棱角分明的哥特式风格。14世纪早些时候彼特拉克（1304～1374）已经表达了对更开放、更易读的书写的需求。彼特拉克抱怨那时大多数手稿采用的书写经常使得解读文本非常困难，“好像它的设计不是为了阅读，”

[5]

他注意到。为了使文本更清晰，单个字母以某种方式从它们的互锁模式中解脱出来，单词之间的空间打开了，行间距也更大，缩写被填全。这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空气进入紧闭的房间。

波焦（与其他一些人合作）的成就仍然令人吃惊。他们采用卡洛林体——9世纪查理曼宫廷的一种新式书写体——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他们用来抄写手稿和写信的字体。这种字体反过来又成为斜体和我们称为“罗马字体”的基础。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仍然认为最清晰、最简单、最优雅的文字表达方式的字体的发明者。如果不亲眼看到保存在佛罗伦萨劳伦提斯图书馆里的手稿，就很难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光滑的羊皮纸书卷，五百年后仍然是乳白色的，一页又一页的完美字体，其规整和精致程度几乎不可思议。在页边的空白处有一些小的针孔，空白纸得以固定，以保持它们的稳定，几乎看不见的刻痕形成直线，每页26行。但这些辅助手段难以解释这些任务是如何以如此简洁优雅的方式完成的。

发明一种字母设计的方法，在6个世纪之后仍被认可和赞赏，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但波焦的书写方式显示出的不仅仅是非凡的平面设计技巧；它还标志着对佛罗伦萨及整个意大利激荡的强大文化潮流的创造性回应。波焦似乎已经意识到，对新书法的需求只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小部分，这个项目将新事物的创造与对古老事物的寻求联系起来。将这种寻求作为一个项目来谈论，可能会让它听起来既合乎常规又耳熟能详。实际上，这是一种共同的狂热，对波焦出生前的一代人而言，它使古代罗马文化遗产的复兴成了集体的痴迷。

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限定和减少这种痴迷。彼特拉克欣赏者的作品看起来仿佛古典的过去已经完全被遗忘，直到他们的主人公英雄般地回忆起来，但这并非表明，彼特拉克的视野没有它看起来那么新颖。除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还有其他时期对古代抱有浓厚兴趣，既有中世纪的意大利，也有北方的一些王朝，包括9世纪伟大的卡洛林文艺复兴。并不只有这些时期使古典的知识遗产得以保持。中世纪纲要为古典思想提供了更多的连续性，远远超出那些彼特拉克的信徒所相信的。在中世纪盛期，经院哲学家通过杰出的阿拉伯评论家阿弗罗伊（Averroës）的视角阅读亚里士多德，构建了一个复杂的、高度理性的宇宙阐述。甚至彼特拉克对古典拉丁语所做的自负的美学承诺——他梦想追随古人的足迹——显然在他出生至少七十年前就出现了。彼特拉克和他的追随者声称他们的方法新颖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偏见的、过于自负的夸张。

但要完全揭开彼特拉克所发起的这场运动的神秘面纱是很困难的，即便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如此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经历。对他们来说，至少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似乎并不明显是在久已踩踏的土地上做一种礼貌的漫步。他们将自己视为冒险的探险家，既是在物质世界里——他们攀过的山峰、他们搜寻过的修道院图书馆，他们挖掘过的废墟——也是在欲望的内在世界里。这一事业的紧迫性反映了他们潜在的认识，试图恢复或模仿遥远过去的语言、物质对象和文化成就，并没有明显或必然的结果。这是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其奇怪的程度远超过多少世纪以来男男女女继续过着普通而熟悉的生活，让他们自己或多或少地适应破败、沉默的古代遗迹。

那些遗迹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随处可见：一千多年后仍在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断壁残垣、废弃的浴室和市场的拱门、融入教堂的庙宇圆柱、新建筑中用作建筑材料的刻着字的古老石头、磨损的雕像和破碎的花瓶。但留下这些痕迹的伟大文明已被摧毁。残留的遗迹可以作为墙壁整合到房屋中，可以作为一切都已过去、都被遗忘的提醒，可以作为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的无声见证，可以作为开采宝石和金属的文字采石场。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一代代的男男女女在他们的作品和建筑中，已经发展出了回收古典碎片的有效技术。这种技术避开了任何涉及异教文化残留物的焦虑：无论是石头还是语言，这些残留的碎片遗迹既有用又无害。人们踏上这些废墟一千多年了，谁还想要什么呢？

坚持这种废墟的原始、独立意义会引起麻烦和道德困惑。对古典的喜爱当然不能仅凭好奇心来判断，因为好奇心早已作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受到严厉谴责。

[6]

异教被广泛视为对魔鬼的崇拜，甚至撇开恐惧不说，基督教信仰要求人们记住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成就是此世，即人之王国的精髓之作，反对超然、永恒的上帝之国。

彼特拉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终其一生，他非常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精神状态。

[7]

然而，在他那不安分的旅行、外交、心灵探索和强迫性写作的复杂职业生涯中，他被一种对异教古代的迷恋所控制，这种迷恋是他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虽然在生活中彼特拉克常是个相对孤独的人物，但他并不将这种迷恋占为己有。他带着传教士般的热情坚持认为，在被忽视的重压之下，那一切残破不堪、被掩埋的东西，都具有表现力、美感和挑战性。

作为一个有天赋的学者，彼特拉克开始搜寻已被遗忘的古代文本。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他设法用一种新的、几乎是性爱那种紧迫感和愉悦感投入了这种搜寻，超过了对所有其他的宝藏寻找。

金子、银子、珠宝、华服、豪宅、庄园、名画、骏马，及其他提供一种易变和肤浅快乐的此类物品；书籍给予的快乐深入人的骨髓。书籍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咨询，和我们一起生活，亲密无间。

[8]

彼特拉克抄写、校勘及订正他找到的古代拉丁文本，通过数量众多的通信网络分享它们，使它们重新进入流通，他经常半夜起身坐到书桌前，兴致勃勃地给他们写信。他回应古代作家，仿佛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分活着的通信者，亲密的朋友，及可以分享他的思想的家人。当他发现西塞罗写给他的富人朋友阿提库斯的一批私人信件，这些坦率的信件充满了自负、野心和怨恨，彼特拉克毫不犹豫地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责备他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准则。

对于他自己的存在，对他被迫生活的地方，彼特拉克表示了无限的蔑视。

[10]

他抱怨道，他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一个粗野、无知和浅薄的时代，很快就会从人类记忆中消失的时代。但他的这种蔑视似乎只会加强魅力和名望。他的名气稳步上升，他对过去迷恋的文化意义也随之上升。在之后的几代人中，这种迷恋一定程度上常规化了，并融入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型教育课程之中，即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
），它注重掌握希腊和拉丁语言及文学，尤其注重修辞。但由彼特拉克本人帮助创立，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门徒进行交流——著名的有乔瓦尼·薄伽丘（1313～1374）和科卢乔·萨卢塔蒂（1331～1406）——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严格的学术事业。

早期人文主义者带着骄傲、惊奇和恐惧的复杂感情，他们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划时代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运动让人认识到，一些看似有生命的东西其实已经死亡了。几个世纪以来，王公们和主教们声称他们继承了古典世界的传统，并以某种形式利用了过去的象征和语言。但彼特拉克和受他启发的那些人坚持认为，这种简单的挪用是个谎言：罗马帝国并不真正存在于亚琛，在那儿，统治者自称“神圣罗马皇帝”并加冕；那些定义了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世界的机构和观念已被撕成碎片，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里，哲学家和神学家所写的拉丁文沦为一个丑陋而扭曲的形象，就像在一面做得很差的镜子里所反映的那样，而它曾经那么美妙动人。最好别再假装了，干脆承认延续性的存在。反之，它只是一具尸体，埋葬已久，现在，就在人的脚下解体了。

但这种承认只是需要走出的第一步。人一旦意识到什么东西已经消失，人一旦悼念悲惨的失去，就有可能为死亡的另一面做准备：也就是复活。当然，每个虔诚的基督徒都熟悉这种模式——就其担任神职的意义而言，彼特拉克确实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在此情况下，复活是在现世，不是来世。复活的对象基本上是文化和世俗的。

彼特拉克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波焦来到罗马，此时，这场运动的魅力已经开始消退。创新的胆识逐渐被古物研究的精神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约束、纠正和规范所有与古代历史的关系的渴望。波焦和他那代人越来越多地想要避免在拉丁语语法中犯错误，并抓住别人的错误。但对古典古代复原的奇异感挥之不去，这有助于解释他的书法的奇特影响。他创作的字体并不是对古罗马人书写的直接再现：那种书写的痕迹早已消失，只留下用漂亮的大写字母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偶尔也留有粗糙的涂鸦。但波焦的字体是一种对不同风格之美的深切渴望的形象表达，一种标志着对失去的珍贵之物复原的文化形式。他的字母的形态是以加洛林王朝的某些抄写员的手稿风格为基础。但波焦和他的同时代人并不把这种风格与查理曼大帝的宫廷风格相混淆；他们称其为“古代书写体”（lettera antica
），如此，他们想到的不是查理曼的导师阿尔昆（Alcuin），而是西塞罗和维吉尔。

为了赚钱，年轻的波焦抄写书籍和文件，可能抄写数量特别多。他的书法和抄写技术——他生平因此而闻名——从一开始就必定很了不起，使他能够支付学费。他的拉丁文水平原本就不错，现在为了提高又跟一位来自拉文纳的优秀学者乔瓦尼·马尔帕格诺（Giovanni Malpaghino）学习，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又好斗的人，年轻时曾做过彼特拉克的秘书和抄写员，后以讲课为生，在威尼斯、帕多瓦、佛罗伦萨及其他地方讲西塞罗和罗马诗歌。波焦的收入也用于公证人培训，与成为一名律师所需的漫长学习过程相比，这种培训具有学习成本更低、时间更短的优点。

[11]

波焦二十二岁时接受了考试，不是在大学，而是面对一群律师和公证人。他设法度过了贫困及变幻无常的童年，并准备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经手的第一份公证文件是写给他自己父亲的一封推荐信。他父亲从佛罗伦萨逃往里米尼，躲避恼怒的债主。我们不知道波焦抄写这封信件时有何想法。也许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写推荐信的人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事务大臣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这位大臣实际上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佛罗伦萨是个掌控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的独立国家，与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强国进行一场持续的、高风险的权力博弈，尤其是和北部的威尼斯和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及罗马教廷。教廷虽被内部分裂所削弱，但仍然富有、危险和爱管闲事。如果这些对手的地位似乎受到威胁，他们都准备采取冒险的手段要求大陆的统治者提供援助，包括资金和军队，统治者则欢迎这些进行干预的机会。这场博弈的参与者都不缺野心、狡猾、奸诈、无情和武装军队，事务大臣的外交使命包括和教会的关系，其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城市的福祉，也是为了面对来自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城市时自身的生存。

当波焦来到佛罗伦萨时，那是1390年代末，萨卢塔蒂——他从一名低级的地方公证员开始做起——已经任职二十五年，其间他搞阴谋，雇用和摆脱雇佣兵，给使节起草精确的指示，谈判条约，看穿敌人的诡计，缔结同盟，发布宣言。几乎每个人——城市的最大敌人及最爱国的市民——都意识到，在佛罗伦萨的大臣中，确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不仅具有法律知识、政治手腕和外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透视能力、公共关系天赋和独特的文学技巧。

和曾与他通过信的彼特拉克一样，萨卢塔蒂感受到了被埋葬的过去的吸引力，并开始了对古典文化遗迹的学术研究。和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他发现，至少就文体而言，在6世纪的卡西奥多罗斯和13世纪的但丁之间写的任何东西价值不大，几乎没什么可珍惜的。和彼特拉克一样，萨卢塔蒂反之试图模仿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风格，虽然他承认缺少彼特拉克的文学天赋——“我不喜欢我自己”（ego michi non placeo
），他悲伤地写道——但他散文的力量让同时代人感到震惊。

最重要的是，萨卢塔蒂与彼特拉克一致认为，过去的复苏不仅是对古董的兴趣。阅读的目标不是要让自己听起来像一个古人，即使有这种可能。“我更喜欢我自己的风格，”彼特拉克写道，“没有教养的、粗鲁的，但如同一件衣服，使之适合我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可能别人的更优雅、更有野心，也更有装饰性，但是，一个从更伟大的天才身上衍生出来的思想，却不断地滑落，与我那卑微的才智不成比例。”

[12]

虽然，这儿显而易见不乏虚假的谦虚，但也有一种真正的愿望，那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原创的声音，不是消失在古典大师的世界里，而是把那些大师融入自我之中。彼特拉克写信给薄伽丘，古代作者“已经沉浸在我的生命中，不仅植入我的记忆，而且植入我的骨髓，已经与我的思想成为一体，所以即使我此生再也不读它们，它们也会扎根于我的灵魂深处”。

[13]

“我始终相信，”萨卢塔蒂以同样的情怀写道，“我必须仿效古代，不只是为了复制它，也是为了创造新的东西……”

[14]

为证明其价值，彼特拉克和萨卢塔蒂都强调，人文主义的整个事业不只是产生对古典风格尚可接受的模仿，还要服务于一个更大的道德目标。

[15]

为此，就需要充分并充满活力地活在当下。但自此弟子就与导师分道扬镳了，因为当彼特拉克——他生于流放途中，从未完全认同一个特定的家园，终其一生都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皇宫穿梭到城市时，从教廷到乡村时，他对稳定生活的依恋感到绝望，感觉自己被拉向一个沉思的世界，而萨卢塔蒂则要在这个他热爱的城邦国家创造新的东西。

[16]

由要塞塔楼和有围墙的修道院构成的拥挤的佛罗伦萨城市景观的中心是领主宫，是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对萨卢塔蒂而言，这儿就是城市的荣耀。

[17]

佛罗伦萨的独立性——它不是另一个国家的客户，它不教廷决定事务，它并不由一位国王、一个独裁者，或一个主教来统治，而是由它自己的一个公民团体来治理——对萨卢塔蒂而言，这是世上最为重要的事情。他的信件、调令、协议和宣言代表着佛罗伦萨的执政者，是一些激动人心的文献，在全意大利被阅读和抄写。它们证明古典修辞仍然有生命力，它有效地激发起政治热情，唤醒了旧梦。作为一位极具天赋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萨卢塔蒂的声音变化多端，几乎无法迅速表达，但从1376年2月13日写给安科纳镇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某种精神。安科纳如同佛罗伦萨，是个独立的政区，萨卢塔蒂敦促它的居民反抗强加给他们的教皇政府：“你们要永远处于奴隶制的黑暗中吗？最优秀的人啊，你们不认为自由有多美好吗？我们的祖先，实际上是整个意大利民族，战斗了五百年……这样自由就不会丢失。”

[18]

当然，他极力鼓动的起义符合佛罗伦萨的战略利益，但试图唤起自由精神的萨卢塔蒂不只是愤世嫉俗。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佛罗伦萨是共和主义的继承者，古罗马的伟大是建立在共和主义之上的。这种伟大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正当申诉，几乎从罗马破旧肮脏的街道上消失了，罗马就是肮脏、堕落的修道士阴谋的集结地，而在萨卢塔蒂看来，古罗马的伟大复活在佛罗伦萨。他是这种伟大的主要声音。

他知道，他不会永远是它的声音。当他到了七十多岁，因不断加剧的宗教纷争和对他热爱的城市的诸多威胁的担忧而烦恼时，萨卢塔蒂寄希望于受他庇护的一群有天赋的年轻人。波焦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虽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萨卢塔蒂怎样识别他或其他人，他训练他们，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最有前途的学生是阿雷佐的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of Arezzo），此人比波焦年长十岁，和波焦一样，布鲁尼背景很普通。布鲁尼起初学法律，但和他那一代其他有智力天赋的人，特别是和那些在萨卢塔蒂圈子中的人一样，他被古典研究吸引。对他来说，决定性因素是学习古希腊语，而这是可能的，1397年，萨卢塔蒂邀请著名的拜占庭学者曼努埃尔·克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aras）前来佛罗伦萨，用一种几乎完全被遗忘的语言授课。“因克里索洛拉斯的到来，”布鲁尼日后回忆道，“我被迫停止了我的人生选择，因为我认为放弃法律是错误的，然而我却认为忽略学习希腊文学的一个这么大的机会是一种犯罪。”

[19]

这诱惑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经过这些推理，我终于被征服，便把自己交给了克里索洛拉斯，激情使我白天醒着的时候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占据了我的头脑。”

在圈内为争取大人物萨卢塔蒂的认可，人们可能会认为波焦会结交认真、勤奋、雄心勃勃的布鲁尼，后者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外乡人，只具有自己敏锐才智的人。但他虽然欣赏布鲁尼——他最终成了佛罗伦萨一位才华横溢、无限爱国的大臣，也是这座城市第一部伟大历史及其他作品的作者——年轻的波焦却与萨卢塔蒂的另一个学生建立了最深厚的友谊，那就是高度敏感、争强好胜的唯美主义者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

尼科利比波焦大十六岁左右，他出生于城里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父亲在生产羊毛布料方面赚了大钱，也从事放贷、粮食期货和其他工作。1390年代的税收记录表明，尼科洛·尼科利和他的五个兄弟比他们所在城区绝大多数居民都富裕，包括布兰卡奇和皮蒂这样的大家族（现代去佛罗伦萨的旅游者可以回想尼科利死后二十年建造的皮蒂宫殿的宏伟程度，便可以估算这种财富的规模）。

波焦与他认识时，尼科利及他兄弟的财富开始减少。虽然他们仍然是很富裕的人，但兄弟之间争吵不休，整个家族似乎一直不愿或无法玩政治游戏，而在佛罗伦萨，参与政治游戏一直是保护和增加财富所必需的。只有那些在城市中积极行使政治权力并密切关注自己利益的人，才能避免对脆弱的财富征收毁灭性的，往往是报复性的税收。如1世纪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巧妙所言，税收在佛罗伦萨就像一把匕首。

尼科洛·尼科利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一种个人激情上，这种激情使他远离了那些可能帮助他保护家庭财富的公民追求。羊毛交易和大宗商品投机对他来说并不合适，他只是在政府的执行机构领主宫（Signoria），或在如“十二好人”（Twelve Good Men）和“十六民兵旗手”（Sixteen Standard-bearers of Militia）等重要的委员会为共和国服务。尼科利沉迷于罗马古代的遗迹，没有时间做任何其他事情，其程度甚至超过他的人文主义的导师和朋友。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不从事职业工作，也不谋求公职，或者说他决心用继承来的财富，通过召唤古代的幽灵过上美好而充实的生活。

在尼科利时代的佛罗伦萨，家庭是社会、经济和心理的中枢机构，对于那些没有选择进入教会这一特殊世界的人——尤其对那些可以继承财富的人——结婚、生子、增加家庭财富的压力非常大。“婚姻给予丰富的各种乐趣和喜悦，”尼科利的更年轻的同代人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ista Alberti）总结了普遍存在的观点：

如果亲密关系增加了善意，那么没有人比他的妻子更亲近、更熟悉了；如果亲密的纽带和一种和睦的意愿将通过你的感觉和愿望的揭示及交流而出现，那么没有人比你对自己的妻子，你终身的伴侣，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分交流和表达你的想法；最后，如果一个光荣的联盟增加了友谊，那没有任何关系比神圣的婚姻关系更需要你的尊敬。除此之外，每一刻都带来了更多的快乐和实用性，便证实我们心中充满了仁爱。

[20]

如果这幅画描绘得过于乐观，那可怕的警示会强化这种画面。当时最受欢迎的，没有妻子的传教士圣伯纳尔迪诺（San Bernardino）吟叹道，这个男人的苦难在于：

他若富足，家有余粮，那麻雀来吃，耗子也吃……知道他的床什么样吗？他躺在沟里，当他把床单铺在床上，他不会再取下来，除非它被撕破。在他吃饭的房间里，地板上满是瓜皮、骨头和菜叶……他擦干食盘：狗来舔过，就算洗过。知道他怎样生活了吧？像头野兽。

[21]

尼科利既拒绝诱惑，也拒绝警示。他选择保持单身，据说没有女人会来打扰他的研究。“研究”是个相当准确的词——他是个学养深厚学识渊博的人——但它没有充分传达出一种沉浸在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总体愿景，这种生活方式是尼科利很早就达到，并以一种顽强的执着追求的。至于所有那些通常构成对幸福追求的其他东西，他似乎都无动于衷：“他有个管家，”他早年的传记作家维斯帕西亚诺（Vespasiano）写道，“满足他的需要。”

尼科利是最早收藏古代艺术品的欧洲人之一，他将珍贵的藏品放置在佛罗伦萨他的住宅里。现在，这种收藏在富人中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收藏曾经是一种很新奇的观念。中世纪去罗马的朝圣者，长久以来一直习惯在罗马圆形大剧场和其他异教的“奇迹”面前发呆，然后去那些真正重要的地方，即去那些由圣人和殉道者组成的受人尊敬的基督教圣地朝拜。尼科利在佛罗伦萨的藏品代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动机：不是战利品的积累，而是对审美对象的爱的欣赏。

有传闻说，一个古怪的人愿意支付一大笔钱买下古老的头颅和躯干，农民在过去可能会烧毁所有大理石碎片，以便从中提取出石灰，或使用陈旧的石头雕刻做猪圈的地基，现在他们则开始出售这些碎片。在他那些雅致的房间里，除了陈列着古色古香的罗马高脚杯、古代玻璃器皿碎片、勋章、浮雕和其他珍宝外，这些雕塑还激起了其他人的收藏冲动。

波焦不可能指望自己像他的朋友那样，用古罗马盘子来用餐，或像他的朋友那样，用金币购买古代浮雕饰品，他碰巧在街头顽童的脖子上瞥见过这种饰品。

[22]

但他能够体会并深化尼科利藏品背后的欲望，这是理解和在想象中重新进入古代文化世界的欲望，这个文化世界塑造了他周围的美丽物品。这两个朋友一起研究，交换有关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历史逸事，思考神灵和英雄雕像所表现的宗教和神话，测量被毁别墅的地基，讨论古城的地形和组织，最重要的是丰富了他们对拉丁语的详细了解。拉丁语是他们都喜欢的语言，他们经常在私人信件，也许也在私下谈话中使用。

从这些信件中，尼科洛·尼科利很明显对一件事甚至比对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古代雕塑还要关切：他的人文主义者同行们从修道院图书馆中搜罗到的古典作品和早期基督教领袖研究文本。尼科利喜欢拥有这些文本，研究它们，慢慢抄写，他抄写得非常缓慢，书法甚至比波焦的还漂亮。也许他们的友谊确实如此，至少在字母的形式上很合拍——尼科利和波焦共享发明人文主义字体的功劳——在古代思想的形式上也合拍。

古代文本的手稿收购成本高昂，但对狂热的收藏家来说，任何价格都不算太高。尼科利的图书馆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人文主义者中很有名，虽然他经常深居简出、反复无常、固执己见，但他慷慨地欢迎那些想要咨询他的收藏的学者到他家里。尼科利于1437年去世，享年73岁，留下了八百份手稿，成了当时佛罗伦萨最大和最好的收藏。

受萨卢塔蒂观念的引导，尼科利已经对如何处理这些文本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考虑在他们死后，将他们获得的手稿保存在一起，但他们那些有价值的收藏实际上被出售、散失或遭冷落。（彼特拉克辛辛苦苦地收集并带到威尼斯，作为他梦寐以求的新亚历山大港图书馆核心之物的许多珍贵抄本，却被丢弃并遗忘在一座潮湿的宫殿里，在那里化为尘土。）尼科利不想让他一生的心血遭受同样的命运。他起草了一份遗嘱，要求将手稿保存在一起，禁止出售或分散放置，他还制定了严格的出借和归还规则，指定了一个受托人委员会，并留下一笔钱修建一座图书馆。建图书馆时，收藏的文物放置在一个修道院里；但尼科利强调他不希望这是一个对世界封闭，而只对修道士保留的修道院图书馆。

[23]

他指出，这些书不仅适用于宗教，也适用于所有有研究兴趣的市民（omnes cives studiosi
）。在最后一个罗马图书馆关闭和被遗弃的数个世纪后，尼科利将公立图书馆的观念带回了这个世界。

在1390年代末，当波焦初次见到尼科利时，产生显著影响的对收藏的狂热肯定只是处于它的早期阶段，但朋友们抛开信仰问题，因共同坚持古代事物的优越性并超越随后的任何事物而团结在一起。彼特拉克惊人的文学抱负和创造力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他们身上消失，爱国热情和自由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萨卢塔蒂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神上远没有那么广阔的，更艰难、更磨人的东西：对模仿的崇拜和对准确的渴望。也许更年轻的一代只是缺少前辈们那些天赋异能，但萨卢塔蒂的这些天才弟子也好像故意拒绝将真正的新事物带入世界的大胆意愿。他们对新事物不屑一顾，只梦想着把一些旧事物带回生活。这种梦想体现了狭隘且贫瘠的精神，注定要失败，但它还是带来了惊人的后果。

对于那些身处迷人的人文主义者圈子之外的人来说，这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新颖态度似乎令其反感。“为了在大众面前显得渊博，”一位感到厌恶的同时代人写道，“他们在广场上大喊古人有多少双元音，为什么今天只用两个。”

[24]

甚至萨卢塔蒂也不以为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虽然波焦和尼科利狂热的古典主义显然要归功于他，但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这也是一种方式的分野，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是一种否定。

1374年7月19日彼特拉克去世，悲伤的萨卢塔蒂宣称彼特拉克是比西塞罗更伟大的散文作家，是比维吉尔更伟大的诗人。到1390年代，在波焦和尼科利看来，这种颂扬似乎可笑，他们迫切希望萨卢塔蒂放弃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在这几个世纪里，没有人在文体上比伟大的古典作家更胜一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古代所有的一切只是一段漫长而悲惨的文体堕落和失落的历史。出于冷漠或无知，甚至被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世纪作家都忘记了如何正确地遣词造句，即用古典拉丁语大师的合适的方式，或者用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优雅、恰当和精确的词语。此外，现存古典文本的样本已经败坏了，因此它们不再能够作为正确的范本，即使有人有这样的野心去使用它们。尼科利认为，中古学者所谓的“古人”，“不会承认那些作品属于他们自己，因为它们保存在败坏的文本中，翻译时缺少品味和感觉”

[25]

。

彼特拉克一再声称，对古典风格的掌握本身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文学或道德伟大，他曾站在主神殿的台阶上，让自己加冕成了桂冠诗人——仿佛古典精神真的在他身上再生了。但从年轻一代激进的古典主义角度来看，但丁、彼特拉克或薄伽丘并没有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更别说其他作家了：“虽然古代的文学遗产处于如此可怜的状态，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任何争论都必然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26]

这些无疑是尼科利的观点，但并非他确切说过的。相反，这是莱昂纳多·布鲁尼在一次对话中归到他名下的。除了给好朋友写信之外，尼科利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考虑到他的虚伪、乖戾、狭隘，以及他秉持的不屈不挠的古典主义，他怎么可能这样呢？朋友将他们的拉丁文本寄给他，焦急地等待他的订正，而他几乎总是折磨人，严厉并无情。但尼科利对自身是最无情的。

萨卢塔蒂注意到，尼科洛·尼科利是波焦的“第二个自我”

[27]

。但波焦并没有患上几乎使他朋友沉默的严重抑郁。在波焦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写过许多书，主题包括虚伪、贪婪、真正的高贵、一个老人是否应该结婚、命运的变迁、人类处境的悲惨以及佛罗伦萨史。“他很有语言天赋，”更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人维斯帕西亚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这样评价他并补充道，“他动辄骂人，大家都怕他。”

[28]

虽然谩骂大师波焦不愿意向他的旧主承认，上一千年的任何作家都能与古人的口才平起平坐，更不用说超越他们了，但他愿意承认彼特拉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波焦承认，“用他的劳动、勤劳和注意力，重新唤起了对那几乎要毁灭的研究的关注，并为那些渴望追随的人开辟了道路”

[29]

，彼特拉克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这就是尼科利毅然选择的道路，他抛弃了他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波焦本人也乐于像他一样，但他有自己的谋生方式。他有作为抄写员的高超技能，但即便这样，那也很难支撑他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对古典拉丁语的精通使他能够从事教师的职业，这是一种他寻求的简单的生活。大学通常缺少教室、图书馆和捐赠；大学人员由学者和教师组成，人文学者通常比法律和医学教授的报酬少，人文学科的大多数教师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从一座城市漂流到另一座城市，开课讲几个喜欢的作家，然后不停地奔波，希望找到新的赞助人。波焦有机会见证这种生活，但这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想要更稳定更确定的工作。

与此同时，波焦缺少爱国热情——对于城市和共和国自由的激情——这种热情激励了萨卢塔蒂，并使布鲁尼激动不已。他也缺少可能会引导他接受宗教神职的召唤，开始牧师或修道士的生活。他的精神偏重世俗，他的欲望也属于这个世界。另外，他不得不做点什么。1403年秋天，拿着一封萨卢塔蒂的推荐信，二十三岁的波焦前往罗马。

[1]
恩斯特·瓦尔泽，《波焦在佛罗伦萨：生活与工作》（Hildesheim：George Olms，1974）。

[2]
艾莉丝·欧瑞果，《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迪·马尔科·塔提尼，1390～1460》（Boston：David Godine，1986，orig.1957）。

[3]
“到14世纪末，托斯卡纳几乎所有富裕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奴隶：新娘们把他们带来，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医生们从病人那里收下他们代替诊疗费用；即使牧师提供服务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他们。”欧瑞果，《普拉托商人》，pp.90-91。

[4]
“到14世纪末，托斯卡纳几乎所有富裕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奴隶：新娘们把他们带来，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医生们从病人那里收下他们代替诊疗费用；即使牧师提供服务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他们。”欧瑞果，《普拉托商人》，p.109。

[5]
马丁·戴维斯，《书写和印刷中的人文主义》，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剑桥指南》，吉尔·卡雷耶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8。彼特拉克认为，这种经历更像是看一幅画而不是读一本书。

[6]
虔诚的基督徒被要求抑制好奇的冲动，摒弃它被污染的果实。虽然但丁的诗歌赋予尤利西斯崇高的尊严，让他决心在大力神的石柱之外航行，但《炼狱》清楚地表明，这种决心是一个堕落灵魂的表现，注定永远处于地狱最深处的圈层附近。

[7]
参见查尔斯·特林考斯，《“以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人性与神性》，两卷本（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8]
“aurum，argentum，gemmae，purpurea vestis，marmorea domus，cultus ager，pietae tabulae，phaleratus sonipes，carteraque id genus mutam habent et superficiariam voluptatem：libri medullitus delecyant，colloquunyur，consulunt，et viva quadam nobis atque arguta familiaritate junguntur
.”

[9]

引自约翰·阿丁顿·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七卷本。（New York：Georg Olms，1971；orig.1875-86），2：53（translated by SG）。

[9]
中译参见正文。——译者注

[10]
“在许多题材中，我对古代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一直不喜欢自己的时代，所以，如果没有对亲人的爱的约束，我总是想在其他任何时代出生。为了忘记自己的时代，我总是试图在精神层面把自己放在其他时代。”《后人》（Posteritati
），P.G.里奇编，见彼特拉克《散文》，第7页，引自罗纳德·G.威特，《“追随古人脚步”：人文主义之起源，从洛瓦托到布鲁尼》，ed. Heiko A.Oberman，vol.74 （Leiden：Brill，2000），p.276。

[11]
民法及教会法博士学位（DUJ）需花十年时间获得。

[12]
威特《追随古人脚步》，p.265。

[13]
Rerum fam
. XXII.2，见《家庭》（Familiari
），4∶106，引自威特《追随古人脚步》，p.62。此信可能写于1359年。

[14]
引自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p.25。

[15]
对彼特拉克来说，有些价值超越了单纯的风格：“如果你把自己完全沉浸在西塞罗的泉水中，通晓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著作，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你确实能讲出优美、迷人、甜美和崇高的话来；但你肯定不能严肃、简朴、明智地说话，更重要的是，不能始终如一地说话。”——Rerum fam
. 1.9，见威特《追随古人脚步》，p.242。

[16]
萨卢塔蒂比这段简短的叙述更复杂：1380年代早期，在朋友的催促下，他为修道院生活写了大量的辩护文章，他也准备承认，即使是在赞扬积极参与的过程中，至少在原则上，冥想式隐居生活有其优越性。

[17]
见萨卢塔蒂1377年11月17日写给维罗纳的加斯帕雷·斯卡罗·德·布罗斯皮尼的信：“在这座高贵的城市，托斯卡纳之花和意大利明镜，在为拯救意大利和所有人的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这是一场最辉煌的和罗马的较量，它从罗马的脚下降临，它的古老的影子也随之出现，在佛罗伦萨这儿，我承担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慷慨，但我非常感激。”见欧亨尼奥·加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与文化：研究文集》（Florence：Sansuni，1979），esp.pp.3-27。

[18]
威特《追随古人脚步》，p.308。

[19]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pp.80-81。

[20]
阿尔贝蒂，《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家庭》，trans. Renée Neu Watkins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69），2∶98。人们有时会说，这种伙伴婚姻的观点只是新教传入的，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它的存在要早得多。

[21]
欧瑞果，《普拉托商人》，p.179。

[22]
“有一天，尼科洛离开他的家，看见一个男孩脖子上挂着一块玉髓，上面刻着波利克利佗的一幅人物肖像，是一件精美的首饰。他问孩子父亲的姓名，听说之后，就打发人去问他能不能卖这块宝石；那父亲欣然同意，就像一个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珍惜它的人。尼科洛给他五弗罗林作为交换，对这个拥有宝石的好男人来说，他付的价钱是宝石价值的两倍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韦斯帕夏诺回忆录：15世纪名人传》，trans. William George and Emily Waters （London：Routledge，1926），p.399。至少在这件事上，这笔支出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在教皇安日纳在任时的佛罗伦萨，有一位叫路易吉的大人物，他是一位宗主教，对这类物品极有兴趣，他让人带话给尼科洛，问他能否看一下这块玉髓。尼科洛派人将宝石送给他，他如此高兴并留下宝石，让人送给尼科洛两百金杜卡特，他百般劝说后者收下，尼科洛不是一个有钱人，也就成交了。这位宗主教死后，宝石落到教皇保禄手里，后来又落到洛伦佐·达·美第奇手里。”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韦斯帕夏诺回忆录：15世纪名人传》，trans. William George and Emily Waters （London：Routledge，1926），p.399。通过一件古老的浮雕进行引人注目的追踪，见卢卡·朱利安尼，《送给皇帝的礼物：大宝石的秘密》（Ein Geschenk für den Kaiser：Das Geheimnis des grossen Kameo
，Munich：Beck，2010）。

[23]
事实上，尼科利的远见超出了他的能力：他死时负债累累。但他的朋友柯西莫·德·美第奇取消了这笔债务，作为交换，他有权处置尼科利的藏书。一半数量的手稿送去新建的圣马可图书馆，放置在米开罗佐宏伟的建筑里；另一半成为城里劳伦森图书馆的主要藏书。虽然他是公共图书馆的始作俑者，但有此想法的也不是尼科利一人。萨卢塔蒂就呼吁建立过。参见贝特霍尔德·L.乌尔曼和菲利普·A.施塔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图书馆：尼科洛·尼科利、柯西莫·德·美第奇和圣马可图书馆》（Padua：Antenore，1972），p.6。

[24]
奇诺·里努奇尼，Invettiva contro a cierti calunniayori di Dante e di messer Francesco Petrarcha and di messer Giovanni Boccaccio
，引自威特《追随古人脚步》，p.270。见罗纳德·威特，“Cino Rinuccini’s Risponsiva alla Invetirra di Messer Aantonio Lusco
”，《文艺复兴季刊》23（1970），pp.133-149。

[25]
布鲁尼，《对话集》卷一，见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p.235。

[26]
布鲁尼，《对话集》卷一，见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p.235。

[27]
布鲁尼，《对话集》卷一，见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p.241。

[28]
《韦斯帕夏诺回忆录》，p.353。

[29]
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p.265。

第六章 谎言工厂

对波焦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地方新贵来说，教皇的那个不断旋转、膨胀的轨道就是块大磁石，但罗马还有其他的机会。罗马有权势的高贵家族——最著名的是科隆纳家族或奥尔西尼家族——总能找到办法利用一个拥有优秀拉丁语能力和漂亮书法的人。再说，居住在罗马的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小朝廷，在那儿，一个公证人起草法律文件的能力是一项广受欢迎的技能。波焦到达的时候，他在其中的一个小朝廷，即巴里（Bari）红衣主教府上找到了一个位置。但这只是在通往为教皇服务的更高目标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暂停留——无论是在宫廷（palatium
）还是教廷（curia
）。到年底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萨卢塔蒂在现任教皇圣博尼法斯九世（Boniface Ⅸ）的宫廷中运用各种手段，帮助他的得意门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一个令人垂涎的抄写员职位——使徒文书（apostolic scriptor）。

教廷的大多数官吏来自罗马及周边地区；有许多人跟波焦一样，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虽然文书每天工作前多半要参加弥撒，但他们的职位是世俗性的——他们主要忙于教皇的商业事务，需要理性、计算能力、管理技能和法律智慧。教皇是（至少声称是）意大利中部大片地区，并往北延伸到罗马涅（Romagna）及由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的领土的绝对统治者。他统治的许多城市常年动荡不安，周边国家的政策跟他的一样，咄咄逼人、奸诈和贪婪，外国势力则总是准备武装入侵半岛。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需要所有的外交手腕、金钱和所能召集的军事力量，因此他需要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当然，教皇也是一个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绝对统治者，至少在原则上，它延伸覆盖整个人类，影响着这个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命运。有些人（他声称他们是自己的臣民）对他的自以为是表示惊讶——如新大陆人，15世纪后期教皇正式签约让他们成为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的附庸。还有如犹太人或东正教基督徒等其他人顽固地抵抗教皇。即使他们住在偏僻的地区，或对他所处理事务使用的拉丁语一无所知，或明白有些道德失误会令他们的职务黯然失色，但大多数西方基督徒都相信他们与教皇独特的权威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求助于教皇来明确宗教教义，教会声称这些教义对灵魂的命运至关重要，并以火与剑来实施这一主张。诸如婚约的及其他许多微妙的社会关系的订立和废除时，他们寻求教皇的豁免——也就是不受教廷法律的约束。他们获得各种任职并确认有价值的好处。他们寻找的一切，都是人们所希望的：一个非常富有及有权势的议员、土地所有者和精神领袖，让他们获得这些或拒绝给他们的对手。在15世纪早期，当波焦在罗马得到了支持，案宗以每周两千件的速度提交教廷解决。

所有这些远超欧洲其他任何大法官法庭处理范围的行为需要专业人员处理：神学家、律师、公证人、文书、秘书。请愿书必须以适当的形式起草并存档。会议记录必须细心保存。裁定必须记录下来。决议得转录和复制。法令、专利特许证和章程等教皇诏书需复制和密封。这些诏书的压缩版准备好后会派发出去。罗马主教府上有一大群侍从，以匹配他的高贵身份；他有一大群侍臣、顾问、文书和仆人，以满足他的政治身份和他的礼仪所需；他有一个大法官席位，以适合他的司法权力；他还有一个庞大的宗教官僚机构，以适合他的精神领域的权威。

这就是波焦进入的世界，他希望这个世界兴旺发达。教廷的一个职位可以作为在教会等级中获得高回报升迁的一个步骤，但那些渴望获得这种升迁的人都成了教徒。波焦当然明白神职任命是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途径，他未婚，接受神职没有障碍。（他可能有个情人及非婚子女，但这当然不是障碍。）然而他却退缩了。

他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缺乏宗教信仰。

[1]

当然，这并没有挡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但他不喜欢他在那些做出这种选择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我决定不担任神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尼科利，“因为我看见许多我认为有善良品格和自由倾向的人，堕落成贪婪、懒惰和放荡的人，因为他们被引到了神职这条路上。”

[2]

他认为，这种堕落几乎肯定是他自己的命运，而这是他决心要避免的：“由于担心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我决定以一个俗人的身份度过剩下的这段朝圣之旅。”可以肯定，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世界里，波焦放弃了一种特别舒适和安全的生活，但对他来说，这种安全的代价太高了：“我不像很多人那样认为牧师职位是自由的，”他对尼科利吐露心声，“而是一种最严厉和最压迫人的服务形式。”

[3]

相反，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种特殊的束缚——一个为教皇服务的世俗官吏。但对波焦来说，拒绝神职显然是一种解放，他仿佛是在捍卫内心的独立。

他需要尽可能地独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罗马教廷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危险之地，当时的一句拉丁谚语巧妙地概括了这一危险：一位好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正是最不道德的人（Curialis bonus，homo sceleratissimus
）。

[4]

1430年代的一部奇怪的作品最为精彩地传达了他所处的时代氛围，这部作品问世时波焦仍处于教廷的中心位置。这部作品名为《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尊严》（On the Excellence and Dignity of the Roman Court
），是同时代年轻的人文主义者，佛罗伦萨人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Florentine Lapo da Castiglionchio）的书。这是一部对话体著作，采用西塞罗的风格，这种形式在当时很受作家们的青睐，他们希望在不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发表有争议甚至危险的观点。因而，在拉波的想象的对话开始时，一个叫作安吉洛的角色——当然，但愿不是拉波自己——猛烈地抨击了教廷的道德衰败，这个地方“犯罪、道德暴行、欺诈和蒙骗都以美德的名义并被人尊敬。”

[5]

认为这种虚伪的沉沦是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宣扬，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还有什么比教廷与宗教更格格不入的呢？”

[6]

拉波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站起来为教廷辩护。可以肯定，教廷吸引了众多的请愿者，但我们知道，上帝想要受到众人崇拜。因而，他一定对那些衣着华丽的牧师们为他举行的盛大的礼拜仪式而感到特别高兴。而对普通人而言，教廷是最好的地方，能获得所谓谨慎的美德，既然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仅仅是观察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服装和口音，以及蓄胡须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人类习俗的宝贵一课。教廷也是研究人文学科的最佳场所。拉波写道，总之，说到“教皇的内务秘书”（因而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佛罗伦萨的波焦，在他身上，不仅有极高的学识和口才，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庄重，充满了机智和儒雅。”

[7]

他承认，令人不安的是，贿赂和腐败确实是教廷的症结所在，但这些问题是一群可怜的小偷和流浪汉的行为，他们把这个地方弄得名声扫地。也许教皇哪天会注意这种丑闻并保证清理门户，但在任何情况下，在生活中，人们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实际做了什么。

安杰洛（Angelo）显然相信了这些观点，他开始热情地对教廷律师的狡猾进行粉饰，这些律师对每个人的弱点和隐私都有敏锐的把握，他们具有利用一切机会赚钱的能力。而且，考虑到盖有教皇印章的纸片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他们获得了多么丰厚的利润啊！这地方就是一个金矿。不再需要渲染基督的贫困：在一开始这是必要的，以避免承担贿赂人们去相信的罪名。时代变了，现在，财富对于任何重要的事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为能够得到它的人准备的。牧师可以积累他们想要的一切财富；他们只需精神贫困就行了。希望大祭司实际上是穷人，而不是像他们这样非常富有的人，是一种“没有头脑”

[8]

的表现。

所以，带着面无表情的严肃和天真的热情，对话还在继续进行。朋友们同意，教廷不仅是一个严肃学习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进行轻松娱乐的好地方，比如游戏、马术和狩猎。仅仅想一下教廷的晚宴——诙谐的闲谈，加上美味的食物和饮料，由漂亮、年轻、体面的男孩侍候。对于那些品味上不认同美少年的人来说，美神会提供丰富的乐趣。情妇、不贞的妇人、形形色色的妓女在教廷占据着中心位置，这恰如其分，因为她们提供的快乐在人们的幸福中占中心位置。淫荡的歌声、裸露的乳房、亲吻、爱抚，训练有素的白色小哈巴狗舔你的腹股沟以激起欲望，所有这些价格非常低廉。

这种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和一味追求财富的热情必定是一种狡黠的讽刺游戏。然而《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荣耀》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讽刺，不仅因为这本书对读者可能鄙视的东西的溢美之词显然在某些同时代作品中有所体现。

[9]

问题是，当拉波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正忙着为自己在教廷谋求职位。当然有可能的是，他对自己的欲求感到矛盾：人们往往鄙视他们疯狂地想要进入的机构。但也许编纂这份教廷的罪恶清单不仅仅是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

在拉波的作品中，有一部分他赞扬了使徒文书和秘书的谈话中所特有的流言蜚语、淫秽故事、笑话和谎言。他说，无论记录的内容是真或假，它们都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教育意义：

没有人能幸免，无论他缺席还是在场，每个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攻击，所有人都发出了巨大的笑声。宴会、酒醉、奉承、贿赂、偷窃、通奸、性堕落和可耻的行为，被公开揭露。就此，人获得的不仅是快乐，而且获得了最大的实用性，因为所有的生命和性格都这样呈现在你眼前。

[10]

拉波无疑意在讽刺，但他也以他的讽刺方式，显示出他深得愤世嫉俗地说笑的精髓，从而显示出他适合参与他所嘲笑的对话。这实际上是一种向教廷成员展示自己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向“佛罗伦萨的波焦”展示自己。

到1430年代，拉波跻身核心圈子时，波焦已从文书升迁到了教皇秘书这个更有权势、更有利可图的职位。在任何时候，教廷都有大约一百名文书，但只有六名使徒秘书。后者可以直接与教皇本人接触，因此影响要大得多。这里提一个谨慎的建议，那里建议一个恰当的词语，可能会对一个重要案例的结果，或一个富有的慈善机构的处置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秘书中，有一个职位尤其重要，被称为secretarius domesticus
或secretus
，即教皇的私人秘书或贴身秘书。这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是个金苹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父亲曾抢先他的债权人一步逃离阿雷佐的）波焦终于摘到了手。当雄心勃勃的拉波或其他任何谋职者对教廷巡视一番，很容易看出，在“教皇的人”中，波焦是最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拉波想要通过丑化他希望被任命的腐败机构来讨好波焦呢？因为在1430年代，也许早在这之前，波焦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他所谓的“谎言工厂”（the Bugiale）的中心地位。教廷有个房间，教皇秘书往往会聚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没人幸免，”波焦在拉波引用的一句话中写道，“无论谈论什么我们不赞成的情况，都会自然受到谴责；教皇本人经常是我们批评的首要话题。”

[11]

那些琐碎的、虚假的、狡猾的、诽谤性的、常常下流的话语，在它的声音消失之前，几乎已经被遗忘了，但波焦似乎什么也没忘。他回到办公桌前，用他最拿手的拉丁文，把他在谎言工厂里的谈话变成了他称为“谐语”（Facetiae
）的作品。

几百年前的笑话几乎不可能始终保持其生命力。事实是，莎士比亚或拉伯雷或塞万提斯的一些笑话仍使我们欢笑，这是个奇迹。波焦称为“谐语”的作品几乎有六百年的历史，它现在仅仅作为一种时代症状才会显得有趣。这些当年写下的文字，就像那些早已死去的昆虫留下的残骸，告诉我们曾经在梵蒂冈上空嗡嗡作响的是什么。有些笑话是专业人士的抱怨，这是秘书们必定经常听到的：老板经常声称发现了错误并要求重写，但如果你把假装已经修改过的同一份文件交给他，他会拿在手里，好像在细读或瞥一眼，然后说：“现在好了，行，封起来吧……”

[12]

有些是关于流行的奇迹和自然奇观的故事，半是怀疑，半是轻信。有些故事对教会政治进行了讽刺性的反思，比如，波焦把教皇轻易忘记自己结束分裂的承诺，比作一个来自博洛尼亚的庸医宣布他要飞行：“一天快要结束，当人们都在观看和等待的时候，他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所以他露面了，他露出了他的屁股。”

[13]

《谐语》的大部分故事涉及性，这些俱乐部式的淫秽故事反映出对女性的厌恶，夹杂着圈内人对乡巴佬的蔑视，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反宗教倾向。有个妇女告诉她丈夫，她有两个阴户（duos cunnos
），前面一个会和他分享，后面一个她要献给教会，因为她是个虔诚的人。

[14]

这种安排居然可行，因为教区牧师只对属于教会的那部分感兴趣。有一个无知的牧师，他在反对淫荡（luxuria
）的布道中描述了情侣们用来提高性快感的方法；许多教众听从这些建议，回家后纷纷尝试。有些愚蠢的牧师会对这个事实困惑：忏悔中，几乎所有的妇女说她们一直忠实于婚姻，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承认婚外情，牧师就弄不清楚，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底谁是和男人一起犯罪的女人。有许多故事涉及诱惑人的修士和性欲强的隐士，涉及佛罗伦萨商人的逐利，涉及女性痼疾通过性爱神奇地治愈，涉及狡猾的骗子、哭哭啼啼的传教士、不忠的妻子和愚蠢的丈夫。有名为弗朗西斯科·菲勒福（Francesco Filelfo）的人文主义同道者他梦到自己将手指伸进一只魔戒，它会使他妻子永远不会对他不忠，醒后发现他的手指插入了妻子的阴道。有个江湖庸医声称他可以生出不同类型的孩子——商人、士兵、将军——取决于他的阴茎能推进去多深。一个愚蠢的乡下人正在和庸医讨价还价想要一个士兵孩子，他把妻子交给那个恶棍，但随后，他认为自己很狡猾，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打那个庸医的屁股，以便把他的阴茎推得更深：“这是福音派的圣地（Per Sancta Dei Evangelia），”乡下人得意地大叫，“这一次要生个教皇！”（hic erit Papa！）

[15]

《谐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如果波焦的作品——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笑话集——捕捉到了教廷的某种氛围，那拉波试图通过公开表示出一种道德愤怒和犬儒主义的奇怪结合，来引起人们对他自己的注意，这并不令人惊讶。［结果是，在他写完《教廷礼赞对话录》（Dialogue on Praise of the Papal Court
）几个月后，可怜的拉波死于瘟疫，享年三十三岁。］到16世纪时，天主教等级制度受新教改革的极大影响，企图在其内部消灭这种颠覆性的幽默。波焦的《谐语》名列其中，其他还有薄伽丘、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的书，教会希望将这些书籍焚烧。

[16]

但在波焦生活的世界，无论如何，揭示被广泛理解的东西仍然是允许的，甚至是时尚的。波焦可以写下他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的机构，这儿“很少有才华和诚实的空间；一切都是通过阴谋诡计或运气获得，更不用说金钱了，金钱似乎在世界上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17]

。

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智慧生活，这些教廷的文书和秘书环顾四周，觉得自己比他们服务的不学无术的教长们更聪明、更复杂、更值得被提拔。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怨恨：波焦写道，我们抱怨，“在那些享有教会最高尊严的不称职的人当中，谨慎而有学问的人被冷落在一边，而无知、无价值的人则被提升”

[18]

。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激烈的诽谤、竞争和背叛。在关于波焦出身的冷嘲热讽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唇枪舌剑，而波焦自己关于他的对手，不无敌意的人文主义者菲勒福的笑话，也有相似的特点：

在教皇宫殿的一次秘书会议上，像往常一样，有许多学识渊博的人参加了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已经转到那个恶棍弗朗西斯科·菲勒福所过的肮脏恶心的生活上，他到处被指控犯有许多罪行，有人问他是否出身高贵。——“肯定，”他的一个同胞说，装出最认真的样子，“他肯定是的，他的高贵甚至是最显赫的；因为他父亲早上常穿丝绸衣服。”

[19]

接着，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些俏皮话的意思，波焦补充了一条说明（作为白费心计的标志）：“意为那个菲勒福是一个普通牧师的私生子。主持仪式时，牧师通常穿丝绸衣服。”

现在看来，这种争吵显得很幼稚。但这些不仅是文字游戏。1452年，波焦与另一位教皇秘书，（以忧郁著称的人文主义者）特拉比松的乔治关于谁应该为古籍的几种翻译得到更多的赞扬这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争吵不休。当波焦朝对手大吼，说他是骗子，乔治挥拳打了波焦。两人暂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但很快又打了起来，七十二岁的波焦用一只手抓住了五十七岁的乔治的脸颊和嘴巴，同时试图用另一只手戳他的眼睛。争吵结束后，乔治在给波焦的一封愤怒的信中表示，他表现出了极度的克制：“我本可以咬掉你伸进我嘴里的手指；但我没有。既然我坐着，你站着，我想用双手捏住你的睾丸，然后把你放倒，我没有这样做。”

[20]

整件事看起来像是一出怪诞的闹剧，类似于波焦笑话集里的一个故事，除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后果：由于波焦有更好的人缘和更亲和的态度，他把乔治逐出了教廷。波焦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而乔治死时卑微、心怀怨恨且贫穷。

19世纪一本有名的书中说到“文人相轻”，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通过描述人文主义学者之间的这些争斗，认为“可以看出他们对研究的热情。”

[21]

也许吧。无论他们之间的侮辱多么野蛮，争论大都围绕着拉丁语语法的细枝末节、对用词错误的指责、微妙的翻译问题展开。然而严厉的过度指控——在一场关于拉丁语风格的争吵中，波焦指责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是异端，指责其偷窃、撒谎、伪造、懦弱、酗酒、性变态和极度虚荣——暴露出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饱学之士的内心生活中，有一些阴暗的东西。

虽然拉波敲着门想要进去，但他似乎能够理解并剖析整个环境的病症。问题不仅是个别的人格瑕疵；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教廷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培育了一个无立足之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要致力于取悦他们的主人，完全依赖主人的庇护，但他们愤世嫉俗、郁郁寡欢。怎么会有如此猖獗的犬儒主义，充满了贪婪和虚伪？有必要讨好那些声称向人类宣扬道德有悖常理的大人物吗？在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里，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怎么可能不吞噬掉任何一个长期呼吸这种空气的人身上的希望和体面呢？除了人格诋毁和完全扼杀，怒火中烧的人又能做什么呢？

波焦对待病症——他自己很快就屈服了，而且从未完全被治愈——的一种方式是通过笑声，《谐语》那种滑稽、淫秽的笑声。这笑声必定给了他一些解脱，虽然明显还不够。因为他还写一系列对话集——《论贪婪》（On Avarice
）、《反对伪君子》（Against Hypocrites
）、《论贵族》（On Nobility
）、《论命运的变迁》（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论人类生活的痛苦》（On the Misery of Human Life
）等——在这些作品中，他采取了一个严肃的道德家的立场。这些笑话和道德文章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是道德文章让波焦能够探索那些只有在滑稽趣闻中暗示的问题。

如在文章《反对伪君子》中，其中有些是关于牧师引诱者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是一个更大、更严肃的机构困境分析的一部分：为什么教会人士，尤其是修道士会特别容易虚伪。波焦问，在宗教职业和欺诈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完整的答案肯定会涉及性动机，但这些动机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像教廷这样的地方何以有成群的伪君子，包括那些以他们很招摇的虔诚和苦行僧般的苍白面容而闻名的僧侣，他们狂热地寻求圣俸、豁免、恩惠、特权和地位。性阴谋也不能充分解释教廷之外的世界上为何有更多的穿长袍的伪君子；那些神圣的传教士以他们响亮的声音和地狱之火，以及诅咒的可怕威胁来赚钱；虔诚的修士声称严格遵守圣方济各的教规，但有着强盗的道德；托钵修士带着他们的小布袋，留着长头发和长胡子，假装生活在极度的贫穷中；告解神父刺探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秘密。为什么所有这些过度虔诚的宗教楷模不干脆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致力于禁食和祈祷的生活呢？因为他们的虔诚、谦卑和对世界的蔑视，实际上是贪婪、懒惰和野心的幌子。当然，在谈话中有人承认，存在一些善良真诚的修道士，但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人们可能会观察到，即便那些人，也慢慢被致命的腐败所吸引，这种腐败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职业。

“波焦”在对话集中作为一个人物代表了他自己，他认为虚伪至少比公开的暴力更好，但他的朋友，一位修道院院长阿利奥蒂（Aliotti）回答说，虚伪比暴力更糟，因为每个人都能察觉到一个供认不讳的强奸犯或杀人犯的可怕之处，但要在一个狡猾的骗子面前保护自己就难多了。那么如何才能识别虚伪呢？毕竟，如果他们擅长伪装，就很难区分骗子和真正神圣的人物。对话中列出了一些警示性标志。下述人士应该引起怀疑：

表现出过分纯洁的生活；

赤脚走在大街上，脸上脏兮兮的，衣衫褴褛；

当众表现出对金钱的蔑视；

嘴上总挂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想要被称为好人，实际上没有做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吸引女性以满足他的愿望；

在修道院外四处跑，追求名利；

展示禁食和其他苦行；

引诱别人为自己谋利；

拒绝承认或归还托付给他的东西。

[22]

波焦写道，实际上，教廷里的任何牧师或修道士都是伪君子，因为在那里不可能实现宗教的最高目的。如果你碰巧在教廷看到一个特别谦卑的人，请注意，他不仅是一个伪君子，而且是最糟糕的伪君子。通常，你应该提防那些看起来太完美的人，并且要记住，做好人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至善不易（Difficile est bonum esse）。”

《反对伪君子》不是在马丁·路德之后由一个宗教改革论者写的，而是在其一个世纪前，由一个生活和工作在罗马天主教等级制度中心的教皇官吏写的。这表明，尽管教会能够，也确实对它所认为的教义或制度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但它愿意容忍诸如波焦这样的世俗人物的尖锐批评。这也表明，波焦和他在教廷的人文主义伙伴们努力将他们的愤怒和厌恶转化为不仅仅是下流的笑声和激烈的争吵。

在这种批判精神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作品是由波焦的强敌洛伦佐·瓦拉写的。众所周知，瓦拉利用他对拉丁语文献学的出色掌握证明了，“君士坦丁的捐赠”，即罗马皇帝据说把西罗马帝国的财产交给教皇的那份文件，是伪造的。这篇侦探性文献出版后，他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但在15世纪，教会对内部批评的宽容至少延续了一个短暂时期，甚至到了这个极端的边缘：人文主义者教皇尼各老五世最终任命瓦拉担任使徒秘书，因此这个最独立、最具批判精神的人，就像波焦一样，被他无情揭露和嘲笑的教廷雇用了。

波焦缺少瓦拉的激进主义和原创性。《反对伪君子》中的一个言说者简短地提出一个可能会朝危险方向发展的论点，即从天主教会对神圣的夸张呈现，转向异教信仰中以欺骗的方式使用神谕，以此来威吓和操纵俗人的手段。但颠覆性的联系——16世纪，在对所有宗教信仰的政治用途进行不抱幻想的分析时，马基雅维利会利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从来没有完全成型，波焦的作品仅仅以一个幻想的结尾脱掉了伪君子的保护性斗篷。我们被告知，在来世，死人为了进入地狱王国，必须通过不同直径的门。那些被看守人认为明显是好的或坏的人会通过宽门；通过窄门的是那些不清楚是诚实还是虚伪的人。诚实的灵魂通过时只有轻微的擦伤；伪君子通过时皮肤会被完全撕裂。

这种被撕裂的幻想结合了波焦的攻击性和他的悲观主义：伪君子都会被揭露并受到严厉惩罚，但直到来世才有可能揭露他们是谁。如果愤怒总是徘徊在他的笑声背后，那对不能改过自新的弊端、对不断失去一切值得珍惜的东西、对人类悲惨处境的绝望，也徘徊在他的愤怒背后。

如同他的许多同事，波焦是个不知疲倦的书信作者，通过这些书信，我们看到了他与犬儒主义、憎恶和厌世倾向做斗争，而这些似乎折磨着教皇身边的每个人。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修道院并非“信徒或宗教人士的集会场所，而是罪犯的工场”；教廷是“人之恶习的下水道。”

[23]

他环顾罗马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拆毁古代寺庙，从石头中获取石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那些比我们这个悲惨的现代更珍贵、更辉煌的过去的遗迹将会消失。他在浪费生命，必须找到一条逃生通道：“我必须全力以赴，这样我才能有所成就，我就不用再做仆人，并有时间搞文学了。”

[24]

尽管波焦有时沉迷于改变生活的幻想中——“抛弃所有这些世俗的忧虑，所有空虚的挂念、烦恼和日常计划，逃到贫穷的避风港，那是自由、真正的宁静和安全”

[25]

，但他遗憾地承认这条路对他来说行不通。“我不知道出了教廷我能做什么，”他写信给尼科利，“除了给孩子上课，或为某个主人，或更确切地说为暴君工作。如果我不得不接受其中的任何一种，那我会认为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所有的奴役不仅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尤其要为一个恶人的私欲服务更是如此。至于教学，我还是免了吧！因为顺服于一个人，胜过顺服于许多人。”

[26]

他会待在教廷，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早点退休：“我的一个心愿：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余生的休闲。”

[27]

结果是，这“几年”竟是五十年。

梦想、拖延和妥协的模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模式：这是生活失败的一个缩影。但波焦没有屈服，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他生活的世界不仅充斥着腐败和贪婪，而且还不断遭受阴谋、暴乱、战争和瘟疫的袭击。他在罗马教廷工作，但教廷在罗马的地位甚至很不稳定，因为教皇和他的整个朝廷一再被迫逃离这座城市。他挣扎着，就像在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不得不与没有医疗救治的痛苦的持续存在做斗争，并且不断受到死亡威胁。他会很容易地陷入脆弱、自卫性的玩世不恭之中，只能通过没有实现的逃避幻想而缓解。

能拯救他的是一种强迫性的欲望，即，对书的狂热。

1406年，当他得知他的伟大导师萨卢塔蒂去世时，波焦悲痛欲绝。这位伟大的老人记住了任何一个他曾见过其“才智闪光”

[28]

的人，帮助那些他曾如此认同的人，给予指导、引领、推荐信、金钱，尤其是让他们使用他自己的藏书。“我们失去了一位父亲，”他写道；“我们失去了所有学者的避风港和避难所，失去了我们民族的光辉。”波焦声称，他写信时在哭泣，没有理由怀疑他这些话的真实性：“向他的儿子表达我的同情，”他写信给佛罗伦斯的尼科利，“告诉他们我沉浸在悲伤之中。我也想从你那里知道：你认为他的书会怎么处理？”

“我很沮丧和害怕，”波焦1449年7月写信给尼科利，“因为巴托洛梅奥·德·蒙特普齐亚诺（Bartdomeo de Montepulciano）死了，”

[29]

这是他在瑞士一起探访修道院图书馆的好朋友。但过了一会儿，他的思绪转向他刚刚在蒙特·卡西诺发现的东西上：“我找到了一本书，收有尤利乌斯·弗朗提努斯（Julius Frontinus）的《论城市供水》（De aquaeductu urbis
）。”

[30]

在一周后的一封信中，同样的模式出现了。他在信的开端提到他抄写的两份古代手稿，他希望，“用红色标记并配上封面。”

我不能在城里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对我最亲爱的朋友的去世感到悲伤，也因为我的精神错乱，一部分是由于恐惧，一部分是由于教皇的突然离去。我不得不离开家，把我所有的事情做好；有许多事必须马上做，这样就没有时间写作，甚至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了。除了极大的悲痛之外，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但回到书籍上来吧。

[31]

“但回到书籍上来吧……”这是逃避无处不在的恐惧、困惑与痛苦的出路。“我的国家还没有从五年前带来麻烦的那场瘟疫中复苏，”1430年9月他写道，“现在看来它似乎又会屈服于同样暴虐的大屠杀。”

[32]

然而过了一会：“但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事情。我看到了你写图书馆的文章。”即使瘟疫过去了，还有战争的威胁：“每个人都在等待命中注定的时刻；甚至城市也有其注定的命运。”然而在同一封信中还写道：“让我们和书一起度过我们的闲暇时光，这将把我们从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学会轻视许多人所渴望的东西。”

[33]

在北方，米兰强大的维斯孔蒂集结军队；佛罗伦萨雇佣兵包围了卢卡；那不勒斯的阿方索挑起战争，皇帝西吉斯蒙德对教皇施加其无法忍受的压力。“我已经决定我要做什么，即使事情发展到许多人害怕的程度；就是说，我将致力于希腊文学……”

[34]

波焦对这些信件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并希望它们能流传开来，但他对书籍的狂热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出来，似乎毫无防备，坦率而真实。这是一种感觉的关键，他用一个对教皇官僚来说特别不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自由（freedom）。“你这位波焦，”他写道，“很少能满足，你自己能看到这点；有时，我可以自由阅读，不关心公共事务，把它们留给上司。我尽可能自由地生活。”

[35]

这儿，自由与政治自由、权利观念、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能力无关。确切地说，这是在他本人曾如此雄心勃勃地参与其中的世界的重压下，向内心回撤的体验，从而让自己沉浸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对波焦来说，这一体验也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古书里：“我自由地阅读。”

当意大利常见的政治混乱变得尤为严重时，或者当教廷陷入一片混乱时，或者当他个人的野心受挫时，或者当这些野心得以实现，也许同样具有威胁性时，波焦体会到了这种自由的感觉。因此，在1410年以后的某一段时间里，他必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抄写员、博学之士和教廷一员的天赋，他接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具声望和最危险的任命：狡诈、阴险无情的，被选为教皇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的使徒秘书。

[36]

[1]
见1421年2月12日波焦写给尼科利的信：“因为我不是他们那种完人，他们会奉命抛弃父母，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这种权力只属于少数人，而且只是在很久以前，更早的时候。”——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49。

[2]
威廉·谢泼德，《波焦·布拉乔利尼传》（Liverpool：Longman et al.，1837），p.185。

[3]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58。

[4]
彼得·帕特纳，《教皇随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廷行政事务》（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115。

[5]
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尊严》，见克里斯托弗·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小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的De curiae commodi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111。

[6]
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尊严》，见克里斯托弗·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小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的De curiae commodi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127。

[7]
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尊严》，见克里斯托弗·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小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的De curiae commodi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155。

[8]
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论罗马教廷的卓越和尊严》，见克里斯托弗·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小拉波·达·卡斯特格莱奇诺的De curiae commodi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205。

[9]
见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pp.25-26。

[10]
见切伦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罗马教廷》，p.177。

[11]
波焦，《谐语或波焦的诙谐故事》，两卷本，（Paris：Isidore Liseux，1879），结语，p.231。（巴黎版的卷和故事的编号可参考。）《谐语》的手稿直到1457年才露面，比波焦去世早了两年，但波焦许多年前就讲过那些在抄写员和秘书之间流传的故事。参见廖内洛·索齐，《笑话及其欧洲来源》，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Florence：Sanasoni，1982），pp.235-259。

[12]
波焦，《谐语或波焦的诙谐故事》，两卷本，（Paris：Isidore Liseux，1879），结语，p.231。（巴黎版的卷和故事的编号可参考。）《谐语》的手稿直到1457年才露面，比波焦去世早了两年，但波焦许多年前就讲过那些在抄写员和秘书之间流传的故事。参见廖内洛·索齐，《笑话及其欧洲来源》，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Florence：Sanasoni，1982），1∶16。

[13]
波焦，《谐语或波焦的诙谐故事》，两卷本，（Paris：Isidore Liseux，1879），结语，p.231。（巴黎版的卷和故事的编号可参考。）《谐语》的手稿直到1457年才露面，比波焦去世早了两年，但波焦许多年前就讲过那些在抄写员和秘书之间流传的故事。参见廖内洛·索齐，《笑话及其欧洲来源》，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Florence：Sanasoni，1982），1∶50。

[14]
波焦，《谐语或波焦的诙谐故事》，两卷本，（Paris：Isidore Liseux，1879），结语，p.231。（巴黎版的卷和故事的编号可参考。）《谐语》的手稿直到1457年才露面，比波焦去世早了两年，但波焦许多年前就讲过那些在抄写员和秘书之间流传的故事。参见廖内洛·索齐，《笑话及其欧洲来源》，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Florence：Sanasoni，1982），1∶5，1∶45，1∶123，1∶133。

[15]
波焦，《谐语或波焦的诙谐故事》，两卷本，（Paris：Isidore Liseux，1879），结语，p.231。（巴黎版的卷和故事的编号可参考。）《谐语》的手稿直到1457年才露面，比波焦去世早了两年，但波焦许多年前就讲过那些在抄写员和秘书之间流传的故事。参见廖内洛·索齐，《笑话及其欧洲来源》，见《波焦·布拉乔利尼诞辰六百周年：1380～1980》（Florence：Sanasoni，1982），2∶161。

[16]
杰西·马丁内斯·德·布汉达，《禁书索引》，第十一卷，（Sherbooke，Quebec：Centre d’etudes de la Renaissance；Geneva；Droz；Montreal：Mediaspaul，1984-2002），11（Rome）∶33。

[17]
波焦，《谐语》，1∶23。

[18]
波焦，《谐语》，1∶113。

[19]
波焦，《谐语》，2∶187。

[20]
约翰·蒙法萨尼，《特里比赞的乔治传及其修辞和逻辑研究》（Leiden：Bill，1976），p.110。

[21]
西蒙兹《学识的复兴》（New York：C.P.Putnam’s Sons，1996），p.176。《15世纪学术的陶醉》，p.177。

[22]
“Aspira ad virtutem recta，non hac tortuosa ac fallaci via；fac，ut mens conveniat verbis，opera sint ostentationi similia；enitere ut spiritus paupertas vestium paupertatem excedat，tunc fugies simulatoris crimen；tunc tibi et reliquis proderis vera virtute.Sed dum te quantunvis hominem humilem et abiectum vif=dero Curiam frequentatem，non solum hypocritam，sed pessmum hypocritam iudicabo.”（17：p.97）波焦·布拉乔利尼，《全集》（Opera omnia
），四卷本（Turin：Erasmo，1964-1969）。

[23]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156，158。

[24]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54。

[25]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75。

[26]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66。

[27]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68。

[28]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22-24。

[29]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46。

[30]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46。

[31]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48。

[32]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64。

[33]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66。

[34]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73。

[35]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50。

[36]
波焦被任命为若望二十三世的使徒秘书的确切日期不清楚。1411年，他被选为教皇的抄写员和身边随从。但1412年6月1日的一份教皇诏书则由作为秘书的波焦签字（如同随后日期在康斯坦茨宗教大会时期的一份诏书），波焦在此期间称自己为使徒秘书。参见瓦尔泽，《波焦在佛罗伦萨：生活与工作》，p.25，n4。

第七章 捕狐陷阱

出任教皇的使徒秘书是实现其教廷抱负的顶峰：虽然波焦只有三十多岁，他的技能使他从无到有进入了权力最高层。此时，高层正在忙着外交花招、复杂的商业交易、入侵的谣言、异端迫害、威胁、假动作和当两面派，因为巴尔达萨雷·科萨——他称自己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是个诡计多端的高手。波焦的工作会涉及控制对教皇的拜访、消化和传递关键信息、做笔记、阐明只粗略草拟的政策、起草发给亲王和君主的拉丁文信函。他有必要知道秘密和计策，因为这位使徒秘书必然会介入他主人的计划中，同教皇宝座的两个竞争对手进行交涉。同决心结束分裂的神圣罗马皇帝进行交涉，同波希米亚的异教徒进行交涉，同打算夺取教会控制的领土的邻近大国进行交涉。

[1]

波焦的日常工作量必定是巨大的。

但在这段时间里，波焦找时间用他优美的书法抄写了西塞罗的三大本《论法律》（De legibus
），并发表了关于卢库鲁斯（Lucullus）的演说。（手稿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Cod.Vatican.Lat.3245）不管怎样，他至少抓住了所谓的自由的时刻。但这种回到古代的自由似乎总是加剧了他对当下的疏远。可以肯定，他对古典拉丁文的喜爱并没有像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所做的那样，将古罗马历史理想化：波焦明白，历史对人类的愚蠢和邪恶有充分的了解。但他意识到，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是昔日荣耀的一个可怜的影子。

罗马现有人口数仅占它曾经拥有的一小部分，他们住在分散的定居点，其中一个定居点位于卡比托利欧山，那里曾经矗立着巨大的朱庇特神庙，另一处邻近拉特兰，其古老的皇宫是君士坦丁送给罗马主教的，然而另一个定居点则围绕着破败的4世纪圣彼得大教堂。在这些定居点之间，到处都是废墟、简陋的小屋、散落着碎石的田野，还有殉道者的圣殿。

[2]

羊在广场上吃草。一些武装暴徒听命于有权有势的家族，另一些则自行其是，在肮脏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土匪则潜伏在城墙外。几乎没有工业，很少有贸易，没有技术熟练的工匠和市民阶层，没有公民自豪感，也没有公民自由的前景。唯一严肃的行业和交易，就是挖掘出把古建筑连在一起的金属扣环，刮去薄薄一层大理石饰面，以便在教堂和宫殿里重新使用。

尽管波焦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创作出来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他沉浸的当时的世界里，除了感到一种精神疾病之外，他还感到过别的什么。他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服务，这种事业上的成功必定给了他一些快乐，但这只会加深他的沉沦感，从而加剧他的精神疾病和逃避现实的幻想。跟之前的彼特拉克一样，波焦培养了一位考古学家对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敏感度，所以空旷的空间和当代罗马的混乱被过去所萦绕。“我们所处的卡比托利欧山，”他写道，“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大地的堡垒和君王的梦魇；许多次胜利证明了这一点，来自许多国家的战利品和贡品丰富了这一点。”现在只看到：

这一世界奇观，它是怎样凋零的！怎样改变的！怎样污损的！胜利之路被藤蔓遮盖，元老院的长凳被粪堆掩盖……罗马人曾聚在一起制定法律，选举地方官员的论坛，现在则成为种植药草，或者放牧猪和水牛之地。

[3]

逝去的伟大时代的遗迹只会让现在的体验更加悲伤。在他的人文主义者朋友的陪伴下，波焦可以试着想象这一切曾经是什么样子：“将你的目光投向帕拉廷山，在那些不成形的巨大碎片中，寻找大理石剧院、方尖碑、巨大的雕像、尼禄宫殿的门廊。”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想象中的古代之旅后，这位教廷官吏总是不得不回到支离破碎的现代。

这个现代——罗马由若望二十三世统治的动荡年代，必定不仅要扼杀波焦所珍视的偶尔的自由，还要把他拖进犬儒主义的深渊，无法逃脱。在罗马，波焦和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能在这位另类教皇宫廷的生活和工作中，保留哪怕一点点的道德情感。比使徒秘书波焦年长十多岁的巴尔达萨雷·科萨生于普罗米达的一座小火山岛上，邻近那不勒斯。这个贵族家庭将这座小岛占为己有，隐蔽的海湾和防御严密的堡垒显然很适合特殊的家族如海盗一般占领。这是一种危险的占领：他的两个兄弟最终被捕并处死刑。经过大量暗中操作，对他们的判决改为监禁。据他的敌对者所说，年轻的科萨参与了家族事务，这让他终生养成了夜间清醒的习惯，并从中学到了他对世界的基本假设。

相对于科萨的才能，普罗奇达（Procida）实在是一个太小的舞台。他精力充沛、精明能干，很早就对我们所说的高级形式的海盗行为表现出了兴趣。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学——在意大利，法学而不是神学，是进入教会工作的最好敲门砖——他获得了民法和教会法两个博士学位。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这位成功的博士候选人在小镇造成轰动，科萨被问到现在要做什么。他回答道：“要做教皇。”

[4]

跟波焦一样，在他的那不勒斯同乡博尼法斯九世的宫廷里，科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担任私人管家。以这种身份，他帮助监督公开出售教会职位的行为，监督享乐市场。他也帮助组织利润丰厚的禧年庆典——朝圣者来到罗马的主要教堂，得到完全的放纵，作为对来世炼狱之火的可怕痛苦的缓解。庞大的人群挤满了这座城市的小旅馆，他们光顾酒馆和妓院，穿过狭窄的桥梁，在神龛前祈祷，点上蜡烛，呆呆地看着神奇的图画和雕像，并带着作为护身符的纪念品回家。

最初的想法是，每百年举行一次禧年庆典，但需求是如此之大，随之而来的利润如此之大，以至于间隔时间缩短，最初缩短为50年，随后是30年，之后是25年。1400年，就在波焦登场前不久，新世纪的来临吸引了大量的朝圣者到罗马，导致教皇发布声明全民庆祝，尽管上个禧年只过去了十年。为了增加利润，教会提出了各种建议，这可能反映了科萨的现实智慧。因而，比如，那些渴望从罗马朝圣中获得精神利益的（死后在炼狱中免除数千年的折磨），但想避免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艰难旅程的人，只要他们支付了长途旅行所需的费用，就可以通过前往德国的某个圣地获得同样的赎罪券。

[5]

这种对他性格的普遍看法有助于解释他所引起的人们对他的钦佩、恐惧和怀疑的奇特混合，并使人们相信他无所不能。1410年5月4日，教皇亚历山大五世访问博洛尼亚，在与他的朋友红衣主教执事共进晚餐后去世，有传言称他中毒了。这些怀疑并没有阻止科萨的红衣主教派系选举科萨接替亚历山大成为教皇。也许他们只是吓坏了。或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四十岁的科萨有能力结束教会不光彩的分裂，打败顽固僵化的西班牙人佩德罗·德·卢纳（Pedro de Luna）这个对手，后者坚持认为自己是教皇圣本笃十三世，以及打败强硬的威尼斯人安吉洛·科雷尔（Angelo Correr），后者自封教皇额我略十二世。

如果这是红衣主教的希望，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到惊讶。分裂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解决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宣告失败。每一个觊觎者都驱逐了其他人的追随者，并对他们进行了神圣的报复。各方都试图用残暴手段占领道德制高点。每方都有强大的盟友，但也有战略弱点，这使得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统一成为不可能。大家都明白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竞争中的民族派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各自支持不同的人选——破坏了天主教作为普世教会存在的主张。多个教皇争执的奇观使整个机构受到了质疑。这一状况令人尴尬、反感，也很危险。但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十五年前，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在马图林的修道院里放了一个大箱子，问谁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分裂，谁就把想法写下来，然后扔进盖子上被切开的口子里。有一万多张纸条投了进去。五十五位神学教授被指派读这些纸条，他们报告说，主要收到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所谓“出让的方式”（Way of Cession），要求那些声称是教皇的人同时退位，然后适当选举一个候选人；第二种，“妥协的方式”（Way of Compromise），设想仲裁结束时，现有人选中的一个将成为唯一的教皇；第三种，“会议的方式”（Way of Council），呼吁召集所有天主教世界的主教，他们将通过宗教大会上的正式投票，拥有解决此争端的最终权力。

前两种方式具有相对简单、经济、直接的优势；然而，就像军事征服一样，它们也有难以实现的缺点。呼吁同时退位，其结果可想而知，为仲裁设定先决条件的努力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望的争吵之中。那就只留下“会议的方式”了，这一选项受到神圣罗马帝国当选皇帝，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King Sigismund）的强力支持，他至少在名义上与罗马的科萨派系结盟。

在他的红衣主教和秘书的簇拥下，在一座巨大，已经被改建成坚固的圣安杰洛城堡的异教陵墓，这位狡猾的教皇认为没有理由屈服于压力召开一次宗教大会。这样的大会将不可避免地对罗马长期产生敌意，只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因此，他推诿和拖延，忙于建立或破坏联盟，设法对付南方野心勃勃的敌人，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并充实教廷的金库。毕竟，有无数的请愿书要考虑，诏书要发布，教皇辖区要保卫、管理、征税，还有教会职位和赎罪券要出售。波焦和其他秘书、文书、速记员及其他低级教廷官吏忙个不停。

这种僵局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无论如何，这正是教皇所希望的，直到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1413年6月，拉迪斯拉斯的军队突然突破罗马防守，洗劫了这座城市，抢劫房屋，掠夺神殿，闯入宫殿，抢走珍宝。教皇和教廷逃往佛罗伦萨，他们在此可以得到一些有限的保护：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敌对。但为了作为教皇生存，科萨现在绝对需要西吉斯蒙德的支持——那时西吉斯蒙德驻扎在科莫——紧急磋商表明，只有教皇同意召开一次全会，才会获得这种支持。

科萨无路可退，他提议在意大利召开会议，在那里他可以召集他的主要盟友。但皇帝反对，说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路途对年长的主教们来说太难了。皇帝宣称，会议应在康斯坦茨举行，这是他领土上的一座城市，坐落在瑞士和德国之间的博登湖岸边的山上。虽然这地方很难让教皇喜欢，但1413年秋天，教皇的代理人（间谍，exploratores）到了康斯坦茨，询问有关住宿和食品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夏天里，教皇和他的教廷上路了。同时，来自欧洲各地有权势的教士和他们的仆人，都聚集到德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

康斯坦茨的一个市民，乌尔里希·里希恩坦尔（Ulrich Ridental）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便为这些事件写了一篇详尽的编年史。

[6]

从里希恩坦尔的编年史里，我们得知教皇带着大约六百名随从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别的来源我们得知，在他的团队中（或短时间加入他们）有一些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莱昂纳多·布鲁尼、皮耶尔·保罗·韦杰里奥、塞西奥·鲁斯蒂奇、蒙特普齐亚诺的巴托洛梅奥·阿拉加兹、佐米诺（·索佐曼诺）·达·皮斯托亚、贝内代托·达·皮廖、比亚吉奥·瓜斯科尼、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扎巴莱拉、阿拉曼诺·阿迪马里、布朗达·达·卡斯蒂廖内、米兰大主教巴托洛梅奥·德拉·卡普拉，以及大主教未来的继任者弗朗西斯科·皮佐帕索。

[7]

教皇是一个暴徒，但他是一个博学的暴徒，他感激优秀学者的陪伴，并期望教廷事务用高品位的人文主义方式处理。

即使在夏末，翻山越岭的旅行也并不容易。有一次，教皇的马车倾翻，将他抛到雪地里。1414年10月，他俯瞰康斯坦茨及周围环抱群山的湖水，他转向他的随从（其中当然有波焦）说：“这是他们捕捉狐狸的陷阱。”

如果科萨只需对付意大利教会中的敌对派系，他可能会相信他可以避开狐狸陷阱；毕竟，他多年来一直占上风，或者至少设法保住了他在罗马的教皇宝座。问题是，其他许多人是他的恩宠或毒药无法触及的，这些人正从整个基督教世界涌入康斯坦茨：约三十个红衣主教、三个宗主教、三十三个大主教、一百个修道院院长、五十个教长（教会官员）、三百个神学博士、五千个修道士和托钵修士，以及约一万八千个牧师。除了皇帝和他的大批随从，还邀请了许多其他世俗首脑和他们的代表：普法尔茨的选帝侯路德维希和萨克森的鲁道夫、巴伐利亚公爵、奥地利公爵、萨克森公爵、石勒苏益格公爵、梅克伦堡公爵、洛林公爵和特克公爵、勃兰登堡侯爵，法国、英国、苏格兰、丹麦、波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王国的大使，还有大量的小贵族、男爵、骑士、律师、教授和公职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小群侍从、守卫、仆人、厨师等，整个大会吸引了成群的观光者、商人、街头艺人、珠宝商、裁缝、鞋匠、药剂师、皮货商、杂货商、理发师、抄写员、杂耍艺人、杂技演员、街头歌手和形形色色的食客。编年史作者里希恩坦尔估计超过七百个妓女来到城里，租了房子，还有“一些人躺在马厩里及她们能去的任何地方，除了那些我数不清的私人马厩。”

[8]

五万到十五万名游客的到来给康斯坦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招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官方试图以惯常的方式——公开行刑——打击犯罪，并为来访者期望的服务范围和质量制定规则，比如，“每隔十四天，桌布、床单和任何需要清洗的东西都要换新。”

[9]

为来访者（及他们的三万匹马）提供食物是个大问题，但该地区物产丰富，河流也便于补充供应。面包师推着移动手推车，带着小炉子穿街走巷，在小炉子里，他们烤面包卷、椒盐卷饼，还有塞满五香鸡肉和其他肉类的点心。在小屋和帐篷的小旅馆和临时食品摊，厨师们准备了各种常见的肉类和家禽，还有画眉、黑鹂、野猪、鹿肉、獾、水獭、海狸和野兔。对那些喜欢吃鱼的人来说，有鳗鱼、梭子鱼、鲟鱼、鳊鱼、白鱼、长耳鱼、鲶鱼、牛头鱼、鲮鱼、咸鳕鱼和鲱鱼。“还有青蛙和蜗牛出售”，里希恩坦尔厌恶地说，“意大利人才买。”

科萨和教廷得到适当的待遇后，实际的安排是他最不关心的。宗教大会违背他的意愿，决定按集团或“民族”进行表决（即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这种安排削弱了他本人的特殊地位，也削弱了他的核心支持者的影响力。随着他的权力迅速消失，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威望。如果他很难在道德上占据优势，他至少可以确保自己在仪式方面的重要性。他需要向大会表明，他不仅是那不勒斯的狐狸；他是基督的牧师，是精神光辉和世俗辉煌的化身。

1414年10月28日，巴尔达萨雷·科萨穿着白色的法衣，戴着白色的连指手套，骑着一匹白马进入康斯坦茨。城里的四个市民在他头上撑着一顶金色的华盖。一位是罗马人，另一位是德国人的两位伯爵走在他两侧，抓住马的缰绳。他们后面的那个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马鞍上插着一根长长的杆子，杆子上是一把大伞——里希恩坦尔误认为是一顶帽子——由红色的金色面料制成。这把伞很宽，可以遮住三匹马，伞顶有一个金色的球形物，上面站着一位手持十字架的金色天使。伞后面，九位红衣主教骑在马背上，全都穿着长长的红披风，戴着红风帽和宽大的红帽子。紧随其后的是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廷工作人员，包括波焦，还有随员和仆人。在队列的前面，有九匹白马，披着红色的鞍褥。其中八匹驮着服饰——教皇的衣橱是他保持自己神圣身份的凭证——第九匹，它的头上有一个小铃铛叮当作响，背上有一个银质镀金的匣子，匣子上盖着一块红布，上面有两个银质烛台，烛台上插着燃烧的蜡烛。那匣子既是珠宝盒，又是坟墓，里面是圣体，即基督的血和身体。若望二十三世到了。

结束分裂是宗教大会最重要的事项，但不是唯一事项。另外两项主要工作是教会体制的改革——这对若望二十三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以及对异端的镇压。后者为走投无路的狐狸提供了一些希望，这几乎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战术武器。秘书们为教皇抄写的信件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分裂和教皇腐败上转移到一个人身上，他的名字会开始被波焦一再写在官方文件上。

四十四岁的扬·胡斯（John Hus）是一名捷克神父和宗教改革家，多年来一直是教会的眼中钉。从他的布道和著述中，他激烈抨击神职人员的渎职行为，谴责他们普遍的贪婪、伪善和淫乱。他谴责出售赎罪券是一种欺诈行为，是无耻地企图从忠实信徒的恐惧中获利。他敦促教友们不要相信圣母、圣徒、教会或教皇，而要相信上帝。在所有教义中，他宣称《圣经》是最高权威。

胡斯不仅干涉教义，而且在民族国家日益不满的时刻，还干涉教会的政治。他认为国家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教会。俗人有能力而且应该评判他们的精神领袖。（他说，做一个好基督徒，胜过做一个坏教皇或坏主教。）一个不道德的教皇不可能声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教廷毕竟只是人类的一个机构——“教皇”一词在《圣经》中不存在。道德诚实是对一个牧师的真正考验：“如果他明显有罪，那么从他的行为来看，他并不公正，而是基督的敌人。”

[10]

这样一个敌人应该被撤职。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胡斯因他的教学在1410年被逐出教会，为什么聚集在康斯坦茨的教会要人对他拒绝服从感到担忧。在强势的波希米亚贵族的保护下，他继续传播危险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传播开来。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已无退路的科萨会认为将宗教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胡斯身上是有利的，而且还不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教会畏惧和憎恨的波希米亚人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原则，而科萨在教会中的敌人也正是这么提议的：不服从并罢免被指控腐败的教皇。也许这种不安的反应有助于解释对胡斯的一种奇怪的指控，这一指控在康斯坦茨到处流传：他是一个非凡的魔法师，能读懂所有在一定距离内接近他的人的想法。

[11]

胡斯一再要求能有机会在教会全会上做出解释，他被正式邀请出席康斯坦茨的会议，在主教、神学家和君王面前亲自表达他的观点。这个捷克改革家有着幻想家的充分自信，相信他的真理只要能够清楚地被表达出来，就能扫除无知和恶意的蛛网。

作为一个被指控为异端的人，他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胡斯最近看到三个年轻人被当局斩首，其中有两人是他的学生。在离开有保护人的相对安全的波希米亚之前，他向布拉格教区的大法官申请并获得了东正教证书，他还得到了西吉斯蒙德皇帝的“保护人身安全”的自由通行担保，要求允许胡斯“自由而安全地通过、旅居、停留和返回。”陪同他的波希米亚贵族先行同教皇见面，询问是否允许胡斯留在康斯坦茨而不受暴力威胁。“即使他杀了我自己的兄弟，”若望回答，“只要他在城里，就没人动他一根毫毛。”有了这些保证，在四面楚歌的教皇隆重到达后不久，这位改革家也来到了康斯坦茨。

事实上，对若望二十三世来说，11月3日胡斯的到来必定是天赐良机。这个异教徒在教会里被正直的人憎恨，也被邪恶的人憎恨。他的主要助手布拉格的杰罗姆是著名的英国异教徒约翰·威克利夫的追随者，威克利夫倡导《圣经》的俗语翻译，一直坚持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重于宗教行为，并抨击神职人员的财富和贩卖赎罪券的行为，这导致了14世纪对他的谴责。威克利夫寿终正寝，让他的教会敌人大失所望，但宗教大会现在下令挖出他的遗体，并将其抛弃在教会墓地之外。这对他们接待扬·胡斯来说并不是一个吉祥的信号。

尽管教皇、宗教大会和皇帝都向他做了保证，胡斯却几乎立即遭到诋毁，并被剥夺了公开发言的机会。11月28日，他来了还不到三个星期，就被红衣主教下令逮捕，并被关进莱恩河畔一家多明尼克修道院的牢房。在那儿，他被扔进了一个地下牢房，修道院的所有污物都通过这个牢房排出去。当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要求任命一名律师为他辩护，但他被告知，根据教会法律，没有人可以为一个被指控为异端的人辩护。面对胡斯和他的波希米亚支持者对显然违背了对他做出的安全承诺的抗议，皇帝选择了不干预。据说，皇帝对于看似违背他的言论的行为感到不悦，但英国一位红衣主教向他保证：“不需要对异教徒讲信用。”

如果科萨认为对胡斯的迫害会分散宗教大会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下决心结束分裂，或者让自己的敌人闭嘴，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当教廷的气氛变得严峻起来时，教皇继续在公开场合高调作秀。里希恩坦尔描述了这一奇观：

当教皇给人祝福时，一个戴着主教帽的红衣主教先走进大厅，手持十字架，十字架后面是两个红衣主教，戴着白色主教帽，手里拿着两支点燃的蜡烛，点燃了窗台上的蜡烛。然后是四个红衣主教，也戴着白色主教帽，有时是六个，或者其他时间略少。有时我们国王也进入大厅。红衣主教和国王站在窗口。随后我们的圣父教皇进来，穿着最昂贵的牧师长袍，头戴着白冠。在法衣下面，他比牧师多穿一件外袍，手上戴着手套，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大戒指，上面镶着一块稀有的大宝石。他站在中间，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接着，他的歌手们都来了，他们点着蜡烛，阳台亮得像着火了一样，他们站在他身后。一个主教走到他面前，脱掉他的主教帽。于是教皇开始念诵……

[12]

但是，在看客般的公众视线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令人不安。虽然教皇继续主持宗教大会，但他已经失去了对议程的控制，很明显，12月25日抵达康斯坦茨的皇帝西吉斯蒙德并不想救他。

科萨仍有盟友。在1415年3月11日的宗教大会上，讨论如何为整个教会选出一个教皇，美因茨的大主教站起来，说除了若望二十三世，他永远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但是他没有得到希望获得的一致的支持。相反，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大声叫道：“那家伙是谁？他真该被烧死！”（Quis est iste ipse？Dignus est comburendus！
）大主教走了出去，会议不欢而散。

狐狸看出，陷阱即将开启。他说，康斯坦茨不安全。他不再感到安全。他要将宗教大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国王表示异议，康斯坦茨议会赶紧做出保证，“如果教皇陛下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们宣称，“他们会给他更多支持，保护他对抗全世界，即使灾难性的命运迫使他们自食恶果。”

[13]

科萨也曾对扬·胡斯做出过相当充分的承诺，前者显然没有得到安抚。1415年3月20日大约下午一点，他逃走了。

[14]

他披着一件灰色披风，再用灰色斗篷裹着身子，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脸，他静悄悄地骑马穿过城门。他旁边跟着一个骑马弩手，另外两个人也都蒙着脸。在下午和整个晚上，教皇的随从——他的仆人、侍从和秘书——尽可能秘密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15]

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若望二十三世走了。

随后几个星期，科萨的敌人跟踪这个逃亡者到了沙夫豪森，科萨在那里躲进了一个盟友的城堡，他们起草了一份针对他的起诉书。随着险恶的谣言四处流传，他剩下的盟友开始瓦解，他再次逃离，这一次也是乔装打扮，他的教廷——众人中间，想必会有他的使徒秘书波焦——陷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教廷成员都跟着他，匆忙而混乱，”当代一个编年史家指出；“因为教皇在逃跑，其余的人也在逃跑，虽然夜里并没有追兵。”最终，在皇帝的巨大压力下，科萨的主要保护者交出了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世上出现了一个颇具教育意味的奇观，一位教皇作为罪犯被看管起来。

他被正式提出七十项指控。

[16]

由于担心这些指控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宗教大会决定压下十六项最可耻的罪状——之后从未透露——他们只指控教皇买卖圣职、鸡奸、强奸、乱伦、酷刑和谋杀。他被指控对他的前任下毒，受到指控的还有他的医生和其他人。至少在公开的指控中最严重的是，指控者借鉴古代反对伊壁鸠鲁主义的斗争：据说在有名望的人面前，教皇固执地坚持认为没有来世或复活，人的灵魂如同畜类，随肉体一同消亡。

1415年5月29日，他被正式废黜。虽然若望二十三世这个名号从官方教皇名册上消失了，但它再次出现，是在五百年后，另一位教皇——著名的安吉洛·朗卡里（Angelo Roncalli）身上，1958年，他勇敢地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被废黜后不久，科萨短期内被囚禁在莱恩河畔的戈特利本城堡，胡斯曾在那儿挨饿，并用铁链锁了两个多月。教皇和这个异教徒在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境遇中相遇，虽然并不清楚看守是否将他们关在一起。此时，如果波焦仍在他主人身边——记载没有明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他。

[17]

这位前教皇的所有随从都被解雇了，这位囚犯很快被转移到另一个关押地点，此后看管他的是讲德语的卫兵，他只能用手语与他们交流。实际上，他与世界隔绝了，他以写诗的方式来关注一切世俗事物的短暂性。

教皇的手下突然失去了主人。有的人很快就在康斯坦茨找到了工作，为一个主教或亲王服务。但波焦仍然失业，他成了一个旁观者，不再参加活动。他待在康斯坦茨，但我们不知道当胡斯最后来到宗教大会时，他是否在场——改革家渴望这一刻，为此他赌上了自己的生命——但当他试图讲话时，他遭到了嘲笑和起哄。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大教堂的一个庄严仪式上，这位被定罪的异教徒被正式开除教籍。他头上戴着一顶圆形纸冠，差不多有十八英寸高，上面画着三个魔鬼抓住一个灵魂，把它撕碎。他被带出大教堂，经过一个火堆，他的书被焚烧，他被铁链锁住，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不留下任何东西，刽子手将他烧焦的骨头砸成碎片，全都扔进了莱茵河。

没有直接的记录表明波焦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作为一名官吏，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帮助一个他认为邪恶且无可救药的腐败体系持续运转。对他来说，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即使他有意这样做。毕竟，他是为教皇服务的，而胡斯挑战的正是教皇的权力。（一个世纪后，路德发起了一次更成功的挑战，他说：“我们都是无意识的胡斯分子。”）但几个月后，胡斯的同伴，布拉格的杰罗姆也因异端罪被审，波焦不能再保持沉默。

作为一位坚定的宗教改革家，拥有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学位，杰罗姆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他在1416年5月26日所做的证词给波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必须承认，”他写信给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为自己的事业辩护，特别是为他自己的生命所依赖的事业辩护时，会如此接近我们非常钦佩的古代雄辩的标准。”波焦清楚地意识到，他踩在危险的地面上，但这个教廷官员无法完全抑制自己身为人文主义者的钦佩之情：

看到他用怎样的措辞、怎样的辩论、怎样的自信面对他的对手，真是令人惊奇。他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一个如此高贵卓越的天才竟然会沦为异端。然而，就后一点而言，我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但是，我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贸然做出决定。我将听从那些比我聪明的人的意见。

[18]

这种谨慎的默认完全不能使布鲁尼放心。“从今以后我得劝你，”他回答波焦，“以更谨慎的方式写这些话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一向小心翼翼不去招惹真正危险的波焦不顾一切地写信给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严肃可能是由于他新近目睹而产生的创伤所引起的：他的信写于1416年5月30日，那是杰罗姆被处决的日子。波焦是在目睹了一些特别可怕的事情之后写的，正如我们从编年史家里希恩坦尔那里知道的，后者也记录了发生的事情。三十七岁的杰罗姆被带出城，来到胡斯被焚烧的地方，他也将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念着经文，唱起圣歌。就像胡斯一样，没有人会听他的忏悔；这种圣礼并不被给予异教徒。当火被点燃时，胡斯大叫着很快就死了，但是根据里希恩坦尔的记载，同样的命运并没有被赐予杰罗姆：“他在火中活的时间比胡斯长得多，而且尖叫得非常厉害，因为他是一个结实、强壮的人，留着又厚又粗的黑胡子。”

[19]

也许这些可怕的尖叫解释了为什么波焦不能再保持谨慎的沉默，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为杰罗姆的口才作证。

就在波焦对杰罗姆的审判和烧死感到非常不安之前不久，他希望治愈他手的风湿病（对一个抄写员来说，这是个大问题），波焦决定去巴登体验一下著名的浴疗。从康斯坦茨去那儿的旅行并不容易：先在莱茵河上坐船航行二十四英里到沙夫豪森（Schaffhausen），那曾是教皇逃亡去的地方；然后，因为河水在那个地段陡降，得步行十英里越过峭壁和岩石，到达一个叫作凯泽斯图尔的城堡。从这儿，波焦看见莱茵河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巨大的声音使他想起了对尼罗河瀑布的经典描述。

在巴登的浴池，波焦对看到的东西感到惊讶：“无论老妇人还是年轻女子，”他写信给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都在男人面前裸体下水，向旁观者露出她们的私处和臀部。”

[20]

在男女浴室之间有一种格子，但分隔有限：他观察到，“那里有许多低矮的窗户，通过这些窗户，浴者可以一起喝酒、聊天，两边能互看、互相触摸，这是他们惯常的习俗。”

他拒绝进浴池并不是出于过分谦虚，而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不懂他们语言的意大利人竟然和许多女人一起坐在水里，完全不说话，这太荒唐了。”但他站在浴室上方的走廊里观看，惊讶地描述他的所见所闻，好像从沙特阿拉伯来的人可能对尼斯海滩的描述一样。

他注意到，有人穿泳衣，但身体只遮住了很少：“男人们除了皮围裙外什么也不穿，女人们只穿到膝盖的亚麻布内衣，两边剪开，露出脖子、胸部、胳膊和肩膀。”在波焦的意大利，这样可能造成危机，也许会引发暴力事件，在巴登则似乎理所当然：“男人看着自己的妻子被陌生人触摸，并未感到不安，他们毫不在意，心态很好地接受了这一切。”他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倒很合适，波焦嘲笑说，“在那儿所有财产都共享。”

在波焦看来，巴登的社交生活的礼仪似乎很梦幻，仿佛他们正在想象朱庇特和达那厄那消失了的世界。在有些池子里，人们唱歌跳舞，有些女孩——“长得漂亮，出身名门，举止仪态像女神”——在播放音乐的时候漂浮在水面上：“她们把衣服稍稍拖在身后，在水面漂浮着，直到你可能认为她们是长翅膀的维纳斯。”波焦解释说，当男人俯视着她们，女孩们有个习惯，她们开玩笑着要什么东西。男人抛下硬币，尤其会投给最漂亮的女孩，还投下花冠，女孩有时用手接，有时用衣服来接投下的东西。“我经常投硬币和花环，”波焦承认。

这些人自信、自在、满足，“他们的生活是以娱乐为基础的，他们聚在一起，享受着他们渴望的东西。”波焦写道，浴池里有将近一千人，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然而没有争吵、没有打闹，也没有诅咒。在他面前的这种简单的、开玩笑的、无意识的行为中，波焦觉得他正见证着他的文化已经失去的各种形式的快乐和满足：

我们害怕未来的灾难，害怕陷入持续的痛苦和焦虑之中，因为害怕变得悲惨，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的生活，总是渴望财富，从来没有给我们的灵魂或身体片刻的安宁。但那些满足于日常生活的人，把任何一天都当作节日。

他描述浴场的场景，告诉他的朋友，“这样你就能从一些例子中理解伊壁鸠鲁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波焦对焦虑、痴迷于工作、过分自律的意大利人和无忧无虑的德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他相信自己曾一度瞥见了伊壁鸠鲁式对快乐的追求，并视之为最高的善。他很清楚，这种追求与基督教正统教义背道而驰。但在巴登，他仿佛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的门槛，在这个世界里，基督教的规则不再适用。

在阅读中，波焦经常站在那个门槛上。他从未停止沉迷于对遗失的经典文本的索求。从尼科利的一些话来看，波焦在康斯坦茨待了一段时间，查阅图书馆藏书——在圣马克修道院，他显然找到了一册关于维吉尔的古代评论。1415年夏初，可能就在他的主人被正式废黜，及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工作之后，他前往法国的克鲁尼，他在那儿找到了一份有西塞罗七篇演讲的抄本，其中两篇不为人知。

[21]

他将这份珍贵的手稿送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也亲自抄了一份，他写的一段话深刻地表达了他的心情：

马库斯·图利乌斯的这七篇演讲因年代久远已在意大利遗失。在法国和德国的图书馆里，经过反复的搜寻，佛罗伦萨的波焦花费很大的努力和心思，独自把它们从藏身其间的肮脏的地方带了出来，带回光亮中，使它们恢复了原始的活力和秩序，带回拉丁缪斯女神面前。

[22]

当波焦写下这些话时，他周边的世界正在崩溃，但他对混乱和恐惧的反应总是加倍使他沉浸在书本中。在他以藏书为爱好的小圈子里，他可以从野蛮人手中拯救过去辉煌的遗产，并将其归还给合法的继承人。

一年后，1416年夏天，即在布拉格的杰罗姆被处决及巴登插曲之后不久，波焦再次开始进行猎书，这次伴同的有他的两个意大利朋友，探访了离康斯坦茨二十英里远的圣加尔修道院。吸引游客的不是宏大的中世纪修道院的建筑特色；关于其中的图书馆，波焦和他的朋友听到了一些夸张的传言。他们没有失望：几个月后，波焦得意扬扬给意大利的另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宣称他找到了一大堆古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Institutes
），这是最重要的一本古罗马演讲和修辞手册。波焦和他的朋友只见过此书的片段。对他们来说，能一睹全貌似乎喜出望外。“哦，奇妙的宝藏！哦，意想不到的快乐！”他们中有人欢呼——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完全失落的世界，一个公众说服力的世界。

正是通过公众话语的雄辩口才和坚定信念来说服观众这种梦想，才把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吸引到康斯坦茨来。即使胡斯被轰下台，杰罗姆从他被关了350天的悲惨地牢里拖出来，至少他们让别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波焦对杰罗姆的“措词”和他的精辟“见解”的赞赏几乎是荒谬的——仿佛这个囚犯的拉丁语水平是关键问题；但正是这个囚犯的拉丁语水平使波焦感到不安，使他怀疑对这个异教徒的指控是否有效。因为，至少在这个奇怪的地狱边缘时刻，他无法掩饰为阴险的若望二十三世工作的官僚与渴望更自由、更清新的古罗马共和国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波焦找不到真正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因而，他带着那些被人遗忘的珍宝一头扎进了修道院图书馆，

“毫无疑问，”波焦写道，“这个光荣的人，那么优雅、那么纯洁、那么有道德和智慧，再也不能忍受那监狱的污秽、那地方的肮脏、看守人的野蛮残忍了，”这些话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对雄辩的、注定要失败的杰罗姆的盲目崇拜，这使莱昂纳多·布鲁尼大为震惊；以下是波焦对他在圣加尔发现的昆体良手稿的描述；

他很伤心，穿着丧服，因为人们注定要死；他的胡子很脏，头发上沾了一层泥，从他的表情和外貌来看，很明显他是被招来接受一种粗糙的惩罚。他似乎伸出双手乞求罗马人民的忠诚，要求将他从不公正的判决中拯救出来。

[24]

当他在修道院找书时，他在五月份目睹的场景在这个人文主义者的想象中仍然栩栩如生。杰罗姆抗议他戴着镣铐，“被关在污秽的牢房里，得不到任何安慰”；昆体良被发现“身上沾满了霉菌和灰尘。”杰罗姆被囚禁，波焦写信给莱昂纳多·阿雷蒂诺，“在一个黑暗的地牢里，不可能阅读”；昆体良在修道院图书馆愤怒地写下了那份手稿，他“在一间肮脏阴暗的地牢里……即使被判死罪的人也不会被关起来。”“一个值得永恒纪念的人！”所以，波焦冒失地为那个叫杰罗姆的异教徒大声叫嚷，而他连后者的一个手指头也救不了。几个月后，在圣加尔修道院，他从野蛮人的监狱里救出了另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人。

不清楚在波焦的脑海里，他是如何意识到被囚禁的异教徒和被囚禁的文本之间的联系的。他在职业生涯中既保持着高度的道德警惕，又深受其害，他对书籍的反应就好像它们是活生生的、痛苦的人类。“天哪，”他关于昆体良的手稿写道，“如果我们不帮忙，他第二天肯定就没命了。”波焦不失时机地坐下来，开始用他漂亮的书法抄写整本书。他用了五十四天完成了这个工作。“这是罗马名字中唯一的光，除了西塞罗以外，没有别人，他也被切成碎片，四散开来，”他写信给维罗纳的瓜里诺，“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唯一的光不只从流亡中被召回，也从几乎彻底的毁灭中被召回。”

[25]

去修道院的探险费用很高，波焦也总是缺钱：这是他决定不走牧师这条有利可图的道路的结果。回到康斯坦茨，他对钱的担心加深，他发现自己四处游荡，没有工作，没有明确的前景。他被废黜的主人巴尔达萨雷·科萨正竭力为自己争取一个安稳的退休生活。在狱中度过三年之后，他最终花钱获得了自己的释放权，在佛罗伦萨当了一名红衣主教，1419年死于该地，多纳泰罗为其修建的雅致的坟墓放在大教堂的洗礼堂里。波焦先前服务过的另一位教皇，被废黜的额我略十二世死于同一时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懂我。”

对于一个将近四十岁的、谨慎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吏来说，现在是时候自己出去寻找某种稳定的支持了。但波焦什么也没做。相反，从圣加尔返回几个月后，他再次离开康斯坦茨，这次显然没有同伴。他渴望发现并解救监狱里藏着的一切高贵者，而且这种渴望显然有增无减。他不知道他能发现什么；他只知道，如果是用优雅的拉丁文写的古老的东西，那么它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他相信，那些无知、懒惰的僧侣们正在锁住一个文明的痕迹，这个文明比世界一千多年以来所知道的任何文明都要伟大得多。

当然，波焦希望能找到一些羊皮纸，甚至不是非常古老的。但对他来说，这些不只是手稿，而且是人类的声音。从图书馆的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不是一连串文本中的一个环节，不是一段抄来抄去的文字，而是那东西本身，穿着借来的衣服，甚至是作者本人，裹在尸布里，在阳光下蹒跚而行。

“我们接受埃斯库拉皮乌斯（医神）属于众神，因为他把希波吕托斯和其他地狱的人都召回了，”弗朗西斯科·巴巴罗听到波焦的发现后写信给他；

如果民众、国家、省份都把圣所供奉给他，我想，如果这种习俗还没有被忘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已使许多有名望的人和智慧的人和那些永生者复活了，凭借他们的心志和教诲，不但我们，连我们的子孙也能活得好，且有荣耀。

[26]

不再流通的书籍和曾放置于德国图书馆的书籍就这样变成了智者，他们的灵魂曾被囚禁在地下世界里；波焦这位愤世嫉俗的教廷秘书，曾服务于以腐败著称的教皇，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一位文化英雄，一位神奇的治愈者，他重新组装并复活了被撕碎的古物。

就这样，在1417年1月，波焦再次发现自己身处一家修道院图书馆，可能是在富尔达。在那里，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首长诗，他可能记得在昆体良的书里，或者在圣杰罗姆编的编年史里提到过此诗的作者：《物性论》的作者卢克莱修（T.LUCRETI CARI DE RERUM NATURA
）。

[1]
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只在1377年，额我略十一世据说受了锡耶纳圣凯瑟琳一番激动人心的话的启发，将教廷搬回了罗马。当次年额我略去世，罗马民众担心一个新的法国教皇几乎肯定会回到阿维尼翁享受文明和安全，便包围了红衣主教的秘密会议并大声要求选举一个意大利人。那不勒斯的巴尔多禄茂·普里尼亚诺当选并称乌尔巴诺六世。五个月后，法国红衣主教使团声称他们受到一群暴民的胁迫，因此选举无效，并举行新的秘密会议，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教皇，他定居阿维尼翁并自称克雷芒七世。于是就有了两个对立的教皇。

法国使团在一个艰难的时期选择了一个强硬的人；日内瓦的罗伯特前一年就出了名，那时作为掌管一群布列塔尼士兵的教皇公使，他承诺，如果叛乱的切塞纳公民向他敞开大门，他将完全赦免他们。当城门打开，他下令进行大屠杀。“把他们都杀死，”人们听见他大声喊叫。乌尔巴诺六世则募集资金招募雇佣兵，忙于意大利政治中错综复杂的联盟和背叛，使他的家人富裕起来。他侥幸逃脱为他设下的陷阱，下令拷打和处决他的敌人，多次逃离并重新进入罗马。乌尔巴诺宣布他的法国对手是伪教皇；罗伯特则宣布乌尔巴诺是反基督者。这些肮脏的细节我们并不特别关注——当波焦出场的时候，日内瓦的罗伯特和乌尔巴诺六世都已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同样有问题的教皇宝座的竞争者。

[2]
见波焦在《论命运的变迁》中忧郁的观察：“俯瞰……城中山丘，空旷的城郭只被废墟和花园隔开”——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本，（New York：Knopf，1910），6∶617。

[3]
见波焦在《论命运的变迁》中忧郁的观察：“俯瞰……城中山丘，空旷的城郭只被废墟和花园隔开”——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本，（New York：Knopf，1910），6∶302。吉本将此段用作他那部“巨著”的高潮，是降临罗马的那场灾难的简要说明。

[4]
尤斯塔斯·J.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关于巴尔达萨雷·科萨（之后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和时代的简况》（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 Co.，1908），p.152。

[5]
尤斯塔斯·J.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关于巴尔达萨雷·科萨（之后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活和时代的简况》（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 Co.，1908），pp.163-164。

[6]
乌尔里希·里希恩坦尔，《康斯坦茨宗教大会编年史，1414～1418》（Chronik des Konstanzer Konzils 1414-1418
），见《康斯坦茨宗教大会：教会的统一》，ed. John Hine Mundy and M.Woody，trans. Louise Ropes Loom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p.84-199。

[7]
如雷米希奥·萨巴迪尼，《14和15世纪拉丁语和希腊语代码的发现》（Le Scoperte dei Codici Latini e Greci ne Secoli XIV E XV
）（Florence：Sansoni，1905），1：76-77。

[8]
“有人说，很多人因为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而被处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从康斯坦茨地方法官那里无法得知，有二十二人以上因为任何这样的原因而被处死”——《里希恩坦尔编年史》，p.157。

[9]
“有人说，很多人因为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而被处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从康斯坦茨地方法官那里无法得知，有二十二人以上因为任何这样的原因而被处死”——《里希恩坦尔编年史》，pp.91，100。

[10]
引自戈登·莱夫，《中古西方的异教、哲学和宗教》（Aldershot UK：Ashgate，2002），p.122。

[11]
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p.335。

[12]
《里希恩坦尔编年史》，p.114。

[13]
《里希恩坦尔编年史》，p.116。

[14]
这是里希恩坦尔的叙述。另一个同时代目击者，纪尧姆·菲拉特对此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教皇意识到他的处境，星期三至星期四（3月21日）之间，午夜过后，在奥地利公爵弗雷德里克的护送下，夜里乘船离开了这座城市”——《康斯坦茨宗教大会》，p.222。

[15]
菲拉特，见《康斯坦茨宗教大会》，p.236。

[16]
E.H.吉列特，《约翰·胡斯的生活与时代》，两卷本，（Boston：Gould & Lincoln，1863），1∶508。

[17]
基茨，《在宗教大会期间》，pp.199-200。

[18]
波焦的长信有关杰罗姆和布鲁尼惊恐的答复引自威廉·谢泼德，《波焦·布拉乔利尼传》（Liverpool：Longman et al.，1837），pp.78-90。

[19]
“里希恩坦尔编年史”，p：135.然而，波焦声称“是他生命终结的目击者，看到了整个过程，”他告诉布鲁尼，“穆提乌斯耐心地让他的手被烧，就如杰罗姆忍受全身的灼烧那样痛苦；同样，苏格拉底喝下毒药也没有像杰罗姆那样欣然承受火刑”（谢泼德，p.88）。波焦提及的是穆奇乌斯·斯凯沃拉，传说中的罗马英雄，他坚韧地将手伸进火焰中，从而给罗马的敌人（伊特鲁里亚·波尔塞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
此处及以下引述来自1416年5月18日给尼科利的信，见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26-30。

[21]
L.D.雷诺，《文本和传播：拉丁经典调查》（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158。评论作者是4世纪的罗马语法学家多纳图斯。

[22]
波焦发现的西塞罗演讲的抄本，1948年由A.坎帕纳在梵蒂冈图书馆确认 ［Vatican.lat.11458 （x）］，抄本上还有以下说明文字：Has septem M.Tulii orationes，que antea culpa temporum apud Italos deperdite erant，Poggius Florentinus，perquisitis plurimis Gallie Germanieque summo cum studio ac diligentia bibyothecis，cum latenetes comperisset in squalore et sordibus，in lucem solus extulit ac in pristinam dignitatem decoremque restituens latinis musis dicavit

[23]

（p.91）。

[23]
中译参见正文。——译者注

[24]
在持续描述烂不堪的手稿时，波焦幻想昆体良的《演说原理》（Inastitutes
）在拯救罗马共和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想象“被囚禁”的昆体良“感到耻辱，他曾经用他的影响和口才保护了全体民众的安全，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支持者来同情他的不幸，为他的幸福操心，防止他被拖去受不应得的惩罚”——1425年12月15日给尼科利的信，见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105。在这些话里，人们也许可以瞥见波焦在目睹杰罗姆被定罪和处死时的罪恶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抢救手稿意味着一次失败的救援：可以从修道士手中抢救经典文本，但波焦不可能为雄辩的、注定要灭亡的杰罗姆带来解放。

[25]
24.在持续描述烂不堪的手稿时，波焦幻想昆体良的《演说原理》（Inastitutes
）在拯救罗马共和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想象“被囚禁”的昆体良“感到耻辱，他曾经用他的影响和口才保护了全体民众的安全，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支持者来同情他的不幸，为他的幸福操心，防止他被拖去受不应得的惩罚”——1425年12月15日给尼科利的信，见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书信IV，p.194。

[26]
24.在持续描述烂不堪的手稿时，波焦幻想昆体良的《演说原理》（Inastitutes
）在拯救罗马共和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想象“被囚禁”的昆体良“感到耻辱，他曾经用他的影响和口才保护了全体民众的安全，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支持者来同情他的不幸，为他的幸福操心，防止他被拖去受不应得的惩罚”——1425年12月15日给尼科利的信，见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书信IV，p.197。

第八章 事物的存在方式

《物性论》不容易读。全诗有7400行，用六步格写成，是标准的无韵六拍诗，拉丁诗人如维吉尔和奥维德，模仿希腊的荷马，以此形式写出了他们的史诗作品。此诗分为六个无标题的部分，它将强烈的抒情之美，对宗教、快乐和死亡的哲学沉思及一些复杂理论交织在一起，这些理论涉及物质世界、人类社会进化、性的危险和欢乐及疾病的本质。其语言大多艰涩难懂，句法复杂，而且整体的学术志向十分高远。

这一难度丝毫不会使波焦和他那些有学问的朋友感到不安。他们掌握着美妙的拉丁语，急切地接受解开文本难题的挑战，常常怀着愉悦和兴趣在更加晦涩难懂的教父神学（patristic theology）的丛林中漫游。只要扫一眼手稿的前几页，波焦就相信他发现了某样了不起的东西。

如果不仔细阅读作品并吸收其中的论据，他就不清楚，他正在释放的某种东西，威胁着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如果他明白了这种威胁，他可能依然会把这首诗传播出去：找回远古世界的痕迹是他人生的最高目标，几乎是唯一一个被幻灭和愤世嫉俗的笑声所掩盖的原则。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可能说出了弗洛伊德曾对荣格说过的话，当他们坐的船驶进纽约港接受美国崇拜者的赞扬时：“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瘟疫？”

卢克莱修带来的瘟疫有个简单的名称——当他的诗被再次开始阅读时，他常常受到这项指责——无神论。但卢克莱修实际上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相信神的存在。但他也相信，由于他们是神，他们不可能关心人类或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他认为，神性本质上必定享受永恒的生命和安宁，完全不受任何苦难或烦扰的影响，对人类的行为漠不关心。

他写道，如果你喜欢称海为（海神）尼普顿，或称谷物和酒为（谷神）刻瑞斯和（酒神）巴克斯，那么你可以随意称呼它们，就像你可以称这个圆形世界为众神之母一样。如果你被他们的庄严之美吸引，选择去参观宗教圣地，只要你能“和平安宁地”凝视神的形象，你就不会受到伤害。（6∶78）但你任何时候也不应该认为你可以激怒或安抚这些神灵。宗教游行、动物祭祀、狂乱的舞蹈、鼓声、铙钹和笛声、雪白的玫瑰花瓣、阉割的牧师、神婴的雕刻：所有这些宗教习俗，虽然它们的方式令人信服，使人印象深刻，但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想要接触的神灵完全跟我们的世界相分离。

可以认为，尽管卢克莱修声明他有宗教信仰，但他是某种无神论者，也许是一种特别狡猾的无神论者，因为对几乎所有宗教信仰的几乎所有信徒来说，几乎所有时代，如果不希望安抚神的愤怒或获得神的保护和恩惠，那崇拜神似乎毫无意义。一个对惩罚或奖励不感兴趣的神有什么用呢？卢克莱修坚持认为，这种希望和焦虑恰恰是一种有害的迷信形式，荒谬的傲慢和荒谬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他认为，想象诸神真的关心人类的命运或他们的仪式，这是一种特别粗俗的侮辱——就好像神灵依靠我们含糊不清的话语或良好的行为来获得幸福。但这种侮辱是小问题，因为诸神完全不在乎。我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严重的问题是，错误的信念和信守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的伤害。

这些观点肯定与波焦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也会让任何一个信奉这些观点的同时代的人陷入最严重的困境之中。但是正是他们自己遇到了一部异教文本，反而不太可能产生很大的警觉。波焦可以告诉自己，就像后来一些同情《物性论》的读者所做的那样，这位才华横溢的古代诗人仅仅凭直觉就明白了异教信仰的空虚，因此就明白了向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神灵献祭是荒谬的。毕竟，卢克莱修不幸地生活在弥赛亚到来之前不久。如果他出生在一个世纪之后，他就有机会了解真相。事实上，他至少认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人的做法毫无价值。因此，即使是卢克莱修的诗被翻译成许多现代英文的译本，也谴责其为“迷信”，而拉丁文本只是称之为“宗教”（religio
）。

但无神论——或者，更确切地说，神灵的漠不关心——并非卢克莱修的诗作提出的唯一问题。它的主要关注点在别的方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最令人不安的争论，这些争论吸引那些被其强大的力量深深打动的人——马基雅维利、布鲁诺、伽利略及其他人——进入奇异的思路。由于波焦的发现，这些思路曾在他们现在返回的这片土地上被热切地探索过。但一千年的沉默使它们变得非常危险。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物性论》宣称的关于宇宙的大部分内容似乎都非常熟悉，至少对那些可能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人是这样。毕竟，这部作品的许多核心论点都是现代生活构建的基础。

[1]

但值得记住的是，有些论点仍然是陌生的，而另一些论点则有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往往是那些乐于利用它们帮助产生科学进步的人提出的。尽管体现在一首惊人的、美妙的诗歌中，但对除了少数波焦的同时代人的大多数人来说，卢克莱修的许多观点仍难以理解、难以置信或不够虔诚。

以下是个简表，虽不详尽，但构成了卢克莱修式挑战的主要因素：

*一切事物都是由看不见的粒子组成。
卢克莱修不喜欢技术性语言，他不选择使用标准的希腊哲学术语来指称这些基本粒子为“原子”，即不可分割之物。相反，他使用了一些普通的拉丁词：“最初的事物”“最初的开始”“物质体”“事物的种子”。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些种子形成，当它们分解时，最终又回归它们。它们不可改变，不可分割，无形，数量无穷无尽，它们不断运动，彼此碰撞，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形状，再次出现，经久不衰。

*物质的基本粒子（“事物的种子”）是永恒的。
时间没有限制——具有起点和终点的不连续物质——时间是无限的。构成整个宇宙的无形粒子，从星辰到最低等的昆虫，是坚不可摧的，是不朽的，尽管宇宙中任何特定的物体都是短暂的。那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的所有形式，甚至是那些看起来最持久的形式，都是暂时的：构件的组成迟早会被再分配。但这些构件本身是永久的，就像不断地形成、分解和再分配的过程一样。

无论创造还是毁灭，都无法占上风；物质的总量保持不变，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平衡总会得到恢复：

因此，破坏性运动不会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永远埋葬存在；导致生命和成长的运动也不会永远保存创造之物。因此，在这场天长地久的战争中，要素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时而这里，时而那里，生命的力量征服，反过来，也被征服；伴随着葬礼的挽歌，与婴儿抵达光明之岸时发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没有黑夜紧跟着白昼，没有黎明紧跟着黑夜，它们没有听见因死亡和黑色葬礼而来的哀号伴随着那些新生的哭泣。（2.569-80）

由不可摧毁的物质构成的形式的不断变化，生于西班牙的哈佛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称这种观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2]

*基本粒子数量无限，但形状和大小有限。
它们就像字母表中的字母，一个离散的集合，能够组合成无限多的句子。（2.688ff）而且，事物的种子就像语言一样，它们的组合是根据一种代码产生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字母或所有的单词都能连贯地结合，所以也不是所有的粒子都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与其他粒子结合。有些事物的种子通常很容易钩住另一些东西；有些种子则互相排斥。卢克莱修没有声称他知道隐秘的物质代码。但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明白有一个代码，并且原则上，它可以被人类科学研究和理解。

*所有的粒子都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
空间如同时间，是无限的。没有固定的节点，没有起点，没有中间，没有终点，没有界限。物质不是以坚固的实体聚集在一起的。物质中存在空隙，允许基本粒子移动、碰撞、结合和分离。存在空隙的证据不仅包括我们周边观察到的无数的运动，还包括水从洞穴的墙壁中渗出、食物从身体中分离、声音从封闭房间的墙壁中穿过、寒冷渗透到骨头里等现象。

宇宙由物质——原初粒子和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粒子——和空间组成，无形而虚空。别无他物存在。

*宇宙没有创造者或设计师。
粒子本身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世界上秩序和混乱的模式不是任何神圣计划的产物。天意是一种幻想。

存在物不是任何包罗万象的计划或任何固有于物质本身的智能设计的表现。没有一个顶尖的舞蹈教练规划这样的动作，事物的种子也没有一个会议来决定它们要去哪儿。

但因为在整个宇宙中，从永恒的时间里，不计其数的粒子，被打击和推动，以无数的方式做出改变，各种各样的运动和组合的实验最终导致了安排，比如那些创造和组成我们世界的安排。

[3]

（1.1024-28）

存在没有终点或目的，只有不断地创造和毁灭，这完全由偶然支配。

*一切事物都是由转向而产生的。
如果所有单个的粒子，以它们无限多的数量，按直线的形式穿过虚空，像雨滴一样被它们自己的重量拉下来，那什么都不会存在。但这些粒子并没有按照预定的单一方向同步运动。相反，“在绝对不可预测的时间和地点，它们会略微偏离直线方向，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一次运动的转移。”（2.218-20）因此，基本粒子的位置是不确定的。

[4]

转向——卢克莱修分别称之为变形（declinatio
）、倾斜（inclinatio
）或趋势（clinamen
）——只是最微小的运动（nec plus quam minimum
，2.244）。但这足以引起一连串的不断碰撞。宇宙中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于这些微小粒子的随机碰撞而存在的。在无限的时间跨度中，碰撞产生的无限的组合和重组，导致“河流用充沛的溪流补给永不满足的海洋，大地因太阳的热量而变暖，使它的农产品产生新陈代谢，而动物家族得以繁衍生息，飘逸的火焰也有了生命。”（1.1031-34）

*转向是自由意志的源泉。
在所有有知觉的生物的生命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基本粒子的随机变化是自由意志存在的原因。因为如果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条预先决定的长链，就不可能有自由。

[5]

正如命运安排，因果永远接着因果。相反，我们从命运中夺取自由意志。

但意志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生物中的物质运动和推动尘埃的力量是一样的？卢克莱修的意象是，起跑门打开后，赛马场上紧绷的马匹，疯狂地想要移动那一刹那，实际上可以推动它们的身体向前。那一刹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景象，它是一种让大量物质运动起来的心理活动。因为这个意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目标——因为，毕竟赛马是受骑手鞭打驱使而运动的动物——卢克莱修接着观察到，虽然外部力量可能会袭击一个人，但这个人可能故意让自己退缩。

[6]

*自然不断进行实验。
没有单一的起源时刻，没有神话般的创造场景。所有的生物，从植物和昆虫到高等哺乳动物和人类，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反复试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许多错误的开始和死胡同，怪物、神童、差错、生物，这些生物没有被赋予所有的特性，他们需要竞争资源和创造后代。这些生物通过器官结合，使它们能够适应和繁殖并成功地完善自己，直到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它们无法再生存下去。

[7]

就像失败一样，成功的适应是在无限的时间内不断产生（和复制或丢弃）的大量组合的结果。卢克莱修承认这一点很难理解，但“创造出来的东西会产生自己的功能”（4.835）。他解释说，那就是说，“没有眼睛，视觉是不存在的，没有舌头，言语是不存在的”（4.836-37）。这些器官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的功用逐渐使它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得以繁衍生息。

*宇宙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地球——连同它的海洋和沙漠、恶劣的气候、野兽、疾病——显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物种有家的感觉而刻意打造的。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动物出生时就被赋予了生存所需要的东西，而人类的婴儿几乎是完全脆弱的：卢克莱修在一段著名的话中写道，想想看，一个婴儿就像一个遇难的水手，被猛烈的海浪冲到岸上，

躺在地上，一丝不挂，说不出话来，当大自然把他从母亲的子宫里带着分娩的阵痛抛到时光的海岸时，他就完全无助了。

[8]

（5.223-25）

整个物种的命运（更不用说任何的个体命运）并不是万物运转的极点。确实，没有理由相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会永远存在。相反，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无限扩展，一些物种成长，另一些物种消亡，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产生和毁灭。

*人类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类是更大的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不仅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命形式，而且也和无机物联系起来。看不见的粒子——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由其组成——既不是有知觉的，也不是来自某种神秘的源头。我们和所有其他物质一样，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

人类并不占据他们自己想象的存在中的特权地位：虽然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与其他动物分享许多他们最珍视的特质。诚然，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物质的丰富性，几乎所有生物都是如此：否则我们怎么能想象一头小牛能认出它的牛妈妈，或者一头母牛能认出它的小牛？

[9]

我们只要用心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明白，我们生活中许多最强烈、最辛酸的经历并不只属于我们这个物种。

*人类社会不是在一个宁静富足的黄金时代开始的，而是在一场原始的生存之战中开始的。
没有一个原初的，如某些人所梦想的那么富足的天堂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幸福、安宁的男人和女人，生活在安全和闲暇中，享受着大自然丰富的果实。早期的人类，缺少火种、农业和其他手段缓和残酷的生存条件，为吃和避免被吃挣扎着。

为了生存而进行社会合作，可能总是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能力，但建立联系和生活在由固定习惯管理的社区的能力则发展缓慢。起初，只有随机交配——要么来自双方的欲望，要么来自物物交换或强奸——以及狩猎和采集食物。死亡率非常高，但卢克莱修讽刺地指出，现在由于战争、海难和暴饮暴食，死亡率和当时一样高。

把语言视作一种神奇的发明赋予人类的想法是荒谬的。相反，卢克莱修写道，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含混不清的叫声和手势，慢慢地达到用共同的声音来指称同样的事物。同样，在他们能够聚集起来唱悦耳的歌曲之前很久，人类就开始模仿鸟雀的鸣叫声和芦苇中微风吹过的悦耳声音，从而逐渐发展出了创作音乐的能力。

文明的诸种艺术——不是由某个神圣的立法者赐予人类的，而是由人类共同的才能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是值得庆祝的成就，但并不是完美的祝福。它们与对神的恐惧、对财富的渴望、对名誉和权力的追求同时出现。所有这些都源于对安全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努力控制其天敌的经历。这种斗争——如对抗威胁人类生存的野兽——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焦虑、贪婪、侵略性的冲动已经转移。结果是，人类开发武器对抗他们自己，这是人类的特点。

*灵魂会死亡。
人的灵魂由与人体相同的材料构成。事实是，我们无法在一个特定的器官中找到灵魂的具体位置，这仅仅意味着它是由非常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它们交织在静脉、皮肉和肌腱之间。我们的工具不足以衡量灵魂：在死亡那一刻，“它就像葡萄酒的芳香蒸发了，或者像香水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散了。”（3.221-222）我们不认为酒或香水含有神秘的灵魂；只是气味由非常细微的物质元素组成，太小而无法测量。人的精神也是如此：它由隐藏在身体最隐秘角落的微小元素构成。当肉体死亡——就是说当它的物质分解时，灵魂作为肉体的一部分，也死亡了。

*没有来世。
人类既安慰自己，也折磨自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死后会有什么东西等着他们。他们要么在天堂的花园里永远采集花朵，那里从来没有寒风吹过；要么他们会被押送到严酷的法官面前，因为他们的罪而接受审判，让他们陷入无尽的苦难（他们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神秘地要求他们死后拥有敏感的皮肤、厌恶寒冷、身体的食欲和口渴，等等）。但一旦你明白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一起死去，你也就明白死后不会有惩罚或奖励。地球上的生命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切。

*死亡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粒子连接在一起，创造和维持你的存在，而此刻它们分离了，也就是你死去之时，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没有渴望也没有恐惧。卢克莱修写道，哀悼者总是痛苦地双手紧握说：“你亲爱的孩子们再也不为争夺你初吻的奖赏而奔忙，也不会再怀着难以言喻的愉悦去触动你的心灵。”（3.895-98）但他们不会接着说：“你不在乎，因为你不再存在。”

*一切有组织的宗教都是迷信的妄想。
妄想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渴望、恐惧和无知。人类展现出他们想要拥有的权力、美丽和完美的安全感的形象。因此，他们塑造出神灵，他们成了自己梦想的奴隶。

每个人都有产生这种梦想的感觉：当你仰望星空，开始想象拥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时；或者当你想知道宇宙是否有任何限制时；或者当你惊叹事物精致的秩序时；或者不那么令人愉快地，当你经历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不幸，并怀疑自己是否受到了惩罚时；或者当大自然显示其破坏性的一面时，这种感觉就会冲刷你了。

[10]

卢克莱修举例道，对闪电和地震这类现象完全有自然的解释，但受惊的人类本能地以宗教恐惧来回应并开始祈祷。

*宗教总是很残忍。
宗教总是承诺希望和爱，但他们的深层结构是残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报应的幻想所吸引，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可避免地在追随者中引起焦虑。宗教的典型象征，并且也最明显地表现出其核心的堕落的是父母牺牲孩子的行为。

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包含了这种祭祀的神话，有人甚至将其变成了现实。卢克莱修想到伊菲革涅亚被她父亲阿伽门农牺牲，但他也可能知道犹太人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近东故事，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故事的兴趣与日俱增。写于公元前50年前后，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西方世界将会出现的伟大的牺牲神话，但他不会对这一神话感到惊讶，也不会对反复出现并引人注目的、被血腥杀害的儿子的图像感到惊讶。

*没有天使、魔鬼或幽灵。
任何形式的非物质之灵都不存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想象力的创造物充斥着这个世界——命运女神、鹰身女妖、恶魔、鬼怪、仙女、山神、树精、天际使者及亡灵——都不是现实存在。忘了他们。

*人类生命的最高目标是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
生活应该有组织地为追求幸福服务。没有比促进对自己和自己的同类的这一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所有其他的诉求——服务于国家、神灵或统治者的荣耀，通过自我牺牲对美德的艰苦追求——是次要的、误导或欺诈性的。军国主义和对暴力运动的嗜好是卢克莱修自己文化的特征，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说，他觉得似乎是反常和不自然的。人的自然需求是简单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些需求的界限，人类就会徒劳无功地谋求多多益善。

大多数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所渴望的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对增进他们的幸福几乎或根本不起作用：“如果你生病时必定穿一件普通衣服，那即使你穿上一件绯红的刺绣衣服，你的身体也并不会更快一些退烧。”（2.34-36）但是，正如人们难以抗拒对神和来世的恐惧一样，人们也难以抗拒那种强迫性的感觉，即对自己和他的社区来说，安全感可以通过充满激情的占有和征服来增强。然而，这些冒险行为只会降低人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并使从事这些活动的每个人都面临遇难的危险。

在十分著名且特别令人不安的一个段落中，卢克莱修写道，目标必定从整个疯狂的事业中逃脱，并从一个安全的位置观察它：

当海风卷起浩瀚大海的海水时，在陆地上观察另一个人的严峻考验是令人欣慰的：并不是任何人的痛苦都是引发令人愉悦的快乐的原因；但是看到你自己免除了这种烦恼，这是令人欣慰的。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当你观看平原上勇士们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自己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但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效占领由哲人的教诲所强化的高地，作为宁静的避难所，你可以俯瞰别人，看到他们到处游荡，盲目地寻找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争夺知识的地位，争名夺利，为了攀登财富的顶峰，为了获得权力，夜以继日地奋斗。

[11]

（2.1-13）

*快乐的最大障碍不是痛苦，而是妄想。
人类幸福的主要敌人是过度的欲望（获得某种超越有限道德世界所允许的东西的幻想），和折磨人的恐惧。在卢克莱修的叙述中，甚至可怕的瘟疫——他的作品以对雅典灾难性的流行瘟疫的生动描述作为结束——最可怕的不仅是它带来的痛苦和死亡，还有它引发的“不安和恐慌”。

寻求免受痛苦是完全合理的：这种逃避是他整个道德体系的支柱之一。怎样才能不让这种自然的厌恶变成恐慌？恐慌只会导致痛苦的产生。而且，更普遍地说，人为什么如此不幸？

卢克莱修认为，答案与想象力有关。虽然人是有限的、凡俗的，但人被无限的幻觉所控制——无限的欢乐和痛苦。无限痛苦的幻想有助于解释他们对宗教的倾向：人们误以为他们的灵魂是不朽的，因此可能会遭受永恒的痛苦，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与神商谈，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一种天堂里的快乐。无限快乐的幻想有助于解释他们对浪漫之爱的倾向：人们误以为，他们的幸福依赖于对某一事物的绝对占有，而这一客体是无限的欲望。于是，人们陷入了一种狂热、无法平息的饥渴之中，这种饥渴只会带来痛苦，而不会带来幸福。

当然，寻求性快感也是完全合理的：那毕竟是肉体的自然乐趣之一。卢克莱修认为，错就错在把这种乐趣与一种妄想混为一谈，疯狂的占有欲望——立刻进入和消耗——实际上是一种意淫。当然，缺席的情人永远只是一个心理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一个梦。但在非常坦率的段落中，卢克莱修注意到，在性事圆满的行为中，情侣们仍然被他们无法满足的渴望所控制并感到困惑：

即使在拥有的时刻，恋人的激情也会因不确定而波动、徘徊：他们无法决定眼睛和手先享受什么。他们紧紧地挤压着自己渴望的对象，造成身体的疼痛，常常用牙齿咬着对方的嘴唇，嘴对嘴地狂吻。（4.1076-81）

这一部分被W.B.叶芝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性交描写”

[12]

，这段文字的要点不是要求一种更高雅温和的做爱方式。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欲望的实现，也存在着一种未可明说的嗜欲。

[13]

在卢克莱修看来，性欲的贪得无厌是维纳斯巧妙的策略之一。这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在短暂的间歇后，同样的性爱行为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他也意识到，这些重复的性行为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但他仍然为这个诡计所困扰，被随之而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所困扰，被侵略性冲动的唤起所困扰，最重要的是，被一种感觉所困扰：即使在极度兴奋的那一刻也会留下一些令人不满足的东西。1685年，大诗人约翰·德莱顿出色地捕捉到了卢克莱修那非凡的想象：

……当年轻的一对更紧密地结合，

当手与手相扣，腿与腿缠绕；

在那欲望汹涌的浪涛中，

两人紧拥，两人呢喃，两人喘气，

他们抱住，他们挤压，他们伸出湿润的舌头，

他们要强行进入对方体内。

徒劳；他们只在海岸附近巡航。

因为身体不能刺穿，也不能迷失，

当两人都投入，他们肯定会努力

在那一度激荡的亢奋中。

他们被爱的网缠住，

直到男子陶醉于极度的欢快。

[14]

（4.1105-14）

*了解事物的本质会产生深深的惊奇。
人们意识到：宇宙由原子和虚空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这个世界并不是由造物主为我们创造的；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并不比我们的肉体的生活与所有其他生物的区别更大；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肉体一样是物质的，可以毁灭的——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绝望的原因。相反，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走向幸福的关键一步。卢克莱修认为，人类的渺小（不全是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命运的事实）是个好消息。

人类有可能过幸福生活，但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或者因为他们害怕神，因为为了那些宣称要超越他们终有一死的价值，他们高尚地奉献自己。无法平息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幸福的主要障碍，但这些障碍可以通过运用理性来克服。

理性的运用不只适用于专家；它可以为每个人所用。我们需要的是拒绝牧师和其他幻想贩子提供的谎言，并正视和冷静地看待事物的本质。所有的学说、所有的科学、所有的道德、所有创造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的尝试，必须从理解事物的无形种子开始和结束：原子和虚空，别无他物。

起初，这种理解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冰冷的空虚感，仿佛宇宙的魔力被剥夺了。但从有害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并不等同于幻灭。在古代，人们常说哲学的起源是惊奇：惊讶和困惑导致了对知识的渴望，而知识反过来又使这一惊奇得以平息。但按卢克莱修的解释，这个过程与之相反：是对事物本性的认知唤醒了最深层的惊奇。

《物性论》就是最难能可贵的成就，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也是一篇伟大的诗歌。正如我所做的那样，列出一份命题清单，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卢克莱修惊人的诗意力量。他自己也低估了这种力量，他把自己的诗比作抹在杯口的蜂蜜，因为生病的孩子可能拒绝喝杯子里的药。这种低估并不完全令人惊讶：他的哲学老师和向导伊壁鸠鲁就怀疑雄辩的口才，认为真理应该用平淡朴实的语言来表达。

但卢克莱修作品的丰沛诗意对他的诗性写作而言并不是偶然的，他试图通过写作把真相从幻想贩子手中夺走。他想，为什么讲寓言的人要垄断人类发明出来表达世界的快乐和美丽的手段呢？没有这些手段，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危机四伏，为了安慰他们，人们会倾向于拥抱幻想，即使这些幻想是破坏性的。然而，借助诗歌，事物真正的本质——无数坚不可摧的粒子相互碰撞、相互勾连、复生、分裂、繁殖、死亡、自我更新，形成一个惊人的，不断变化的宇宙——可以用它真正的光辉来描绘。

卢克莱修认为，人类不能喝信仰的毒鸡汤，不能以为他们的灵魂暂时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这种信念只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种与他们唯一的生活环境的破坏性关系。这些生命就像宇宙中其他现存的生命一样，是偶然的、脆弱的；所有事物，包括地球本身，最终会分解并回到组成它们的原子，在物质的永恒之舞中，其他事物也会由原子形成。但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充满最深层次的快乐，因为我们只是世界创造的宏大过程的一小部分，卢克莱修庆祝这一创造过程，认为其本质上是色情的。

因此，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隐喻的制造者，卢克莱修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一些似乎违背他的信念的事情，那就是神灵对人类的请求充耳不闻。《物性论》以对维纳斯的祈祷开篇。德莱顿（Dryden）也许又一次用英语绝妙地表达了卢克莱修的热情：

人类及天上神明的喜悦，

罗马之母、吉祥的爱情女王，

给予重要的力量、空气、大地和海洋，

在旋转的天空下孕育万物；

一切生物，借助你丰盛的生产力，

萌生并占据了光明之地：

你，女神，你，乌云与暴风令人恐惧，

在你愉快的存在面前消失；

为了你，鲜花芬芳的大地披上了新装，

为了你，海洋微笑着敞开胸怀，

天堂因更宁静更纯净的光辉而被祝福。

[15]

（1.1-9）

赞美的诗歌倾泻而出，充满了惊奇和感激，光芒四射。就好像欣喜若狂的诗人实际上看到了那位爱的女神，天空在她容光焕发的存在面前变得明亮起来，提醒大地向她送上鲜花。她是欲望的化身，在西风的肉欲中回归，让所有生物充满了快乐、激情和性渴望：

当春天的光临装饰着草地，

新的自然景观展现出来。

当含苞的花蕾和欢快的绿叶出现，

阵阵西风打开了慵懒的一年。

欢乐的鸟儿首先表达对你的欢迎

自然的歌声唱出了你和煦的火焰。

凶猛的野兽扑向为数不多的食物，

被你的飞镖击打，泅过湍急的水流。

大自然是你的馈赠：大地、空气和海洋；

所有的生命呼吸，各种生物的后代，

被快乐刺痛，受到你的驱使。

贫瘠的群山上，绚丽的平原上，

繁茂的森林和宽广的海洋

延伸你不受控制和无限的统治。

你穿行于所有的生命领域

你所经之处，撒播爱的优良种子。（1.9-20）

我们不知道抄写这些拉丁文诗歌以及使它们免于损毁的德国修道士有何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波焦·布拉乔利尼认为此诗表达了什么，他从遗忘中拯救这首诗时，至少会瞥上一眼。当然，这首诗的几乎每个主要原则都是对正统基督教思想的厌恶。但此诗有着惊人的、诱人的美丽。我们可以看到，在15世纪后期，至少有一个意大利人，用生动的幻想，将它们画了出来：我们只要看一下波提切利画的，具有令人神魂颠倒的美丽，从躁动不安的海洋中灿然升起的维纳斯。

[1]
卢克莱修在早期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被凯瑟琳·威尔逊深入探索过，《现代起源中的伊壁鸠鲁主义》（Oxford：Clarendon Press，2008）；亦见W.R.约翰逊，《卢克莱修和现代》（London：Duckworth，2000）；戴恩·R.戈登的大卫·B.休茨，《伊壁鸠鲁：其持续影响和当代意义》（Rochester，NY：RIT Cary Graphic Arts Press，2003）；及斯图尔特·吉莱斯皮和唐纳德·麦肯齐，“卢克莱修与现代”，见《卢克莱修剑桥指南》，ed. Stuart Gillespie and Philip Hardi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6-324。

[2]
乔治·桑塔亚纳，《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p.23。

[3]
这是卢克莱修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技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中丢失的许多时刻之一。在此处描述无数的组合时，他用相似的词互相碰撞：“sed quia multa modis multis mutata per omne”。

[4]
《感觉的逻辑》（trans.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ed. Constantin V.Bounda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吉尔斯·德勒兹探讨了原子这种最小的不确定运动与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

[5]
“如果所有运动总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新的运动是由旧的运动在不可改变的连续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原子的转向来开始运动，就可以取消命运的法令，并防止无穷无尽的因果链的存在，那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拥有的这种自由意志的源泉是什么呢？我要问的是，这种从命运中获得的意志力的源泉是什么，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快乐的引导下前进？……”（2.251-258）。

[6]
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前进，还是愿意保持静止，都是可能的，因为一切都不是严格确定的，也就是说，因为物质那微妙、不可预测的自由运动。防止心灵被内在需要所粉碎的，是“原子在不可预知的时间和地点的细微变化（clinamen principiorum
）”（2.193-194）。

[7]
正如在这错综复杂的发展历史中没有任何神的恩典一样，也没有完美或最终的形式。即使繁盛的生物也被瑕疵所困扰，这些瑕疵证明了它们的设计并不是某种高级智慧的产物，而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卢克莱修阐述了可能令人类男性懊恼的前列腺的原理。

[8]
参见德莱顿翻译的诗句：

就像水手在暴风雨中被抛向

岸上，婴儿在世上遭遇了海难：

他一丝不挂地躺着，就要断气；

人类所需要的一切都无能为力：

暴露在冷漠的地球上，

从他不幸出生的那一刻。

约翰·德莱顿，《诗歌全集》，詹姆斯·金斯利编，四卷本（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1∶421.此处及其他地方，我已将他的拼写和标点现代化了。

[9]
“比如，常常在装饰得很优雅的神殿前，一头小牛作为受害者倒在冒着浓烟的祭坛旁，最后的气息随着一股热血从它的胸口喷出。与此同时，失去幼崽的母牛穿过绿色的林间空地，在地上寻找那些偶蹄留下的痕迹。她睁眼探索每一个地方，希望能在某个地方发现她失去的孩子。现在她停下来，哀怨的叫声充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林。她一次次回到牛棚，她的心因渴望她的小牛而茫然。”（2∶352-360）当然，这个段落不仅仅是说一头特定的母牛可以辨认她的特定的小牛：它再次指出了宗教的破坏性、谋杀性，这一次采取了动物受害者的角度。整个祭祀仪式，既不必要又残忍，且与一种极其自然的东西对立起来，这儿不仅是母亲识别后代的能力，还有这种识别背后深深的爱。动物不是物质机器——他们不像我们说的那样，只是本能地照顾他们的孩子，他们会有情感。而且物种中的一个成员不能简单地替代另一个成员，就好像个体生物可以互换一样。

[10]
“当灼热的大地在雷电的可怕打击下颤抖，隆隆雷声在浩瀚的天空中奔腾，谁的心不因敬畏神灵然而恐惧、畏缩？”（5∶1218-1221）

[11]
汉斯·布鲁门伯格在他论此段文字的优美的小书《沉船与旁观者：存在的隐喻范式》（trans. Steven Rendall，Cambridge，MA：MIT Press，1997）中表明，在对此段文字进行沉思和评论的几个世纪中，读者往往失去了距离上的特权地位：我们就在船上。

[12]
A.诺曼·杰弗斯，《W.B.叶芝：其人其诗》，第二版（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96），p.267，引自大卫·霍普金斯，《英语中的卢克莱修：从露西·哈钦森到约翰·梅森·古德》，见《卢克莱修剑桥指南》，p.266。以下是德莱顿翻译的诗句：

当爱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也不过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流浪乐趣：

也不认识那放纵的情人，

手或眼睛，他先拥有什么：

但要抓紧，在他抓紧的地方压紧，

因疯狂的紧压而疼痛；

亲吻咬伤了缠绕的一对，

这显示他的欢乐不真诚，不完美。（1∶414）

在现代读者看来，“不真诚”一说怪怪的，但这是一种拉丁语表达法。拉丁语中的sincerus
能够理解为“纯粹”，卢克莱修认为，暴风骤雨般的暴力起因于恋人的快乐并不纯粹这一事实：不是纯粹的快乐（quia non est pura voluptas
）。（4∶1081）

[13]
“就像口渴的人在梦中渴望喝水，虽然他们在激流中畅饮，但他们不是去取水来扑灭消耗四肢的火，而是徒劳地去追求水的形象而持续口渴，所以，在爱情中，情侣们被维纳斯的形象所迷惑：无论他们多么专注地注视着爱人的身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眼睛；他们也不能从柔软的四肢上取下什么来，尽管他们用粗糙且不确定的手四处摸索。”（4∶1097-1104）

[14]
以下是史密斯更出色的散文翻译：

最终，他们四肢缠绕，享受着青春之花绽开：身体有一种狂喜的预感，爱神正准备播种女人的田地；他们贪婪地将身体互相挤压，嘴里的唾液混合在一起，呼吸急促，牙齿咬破了嘴唇。但这一切终是徒劳，因为他们不能从恋人的身体拿走任何东西，也不能完全渗透到恋人的身体里去。有时他们确实很努力，极力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如此渴望被爱神完全束缚，而他们的四肢却因狂喜的力量而松软，大汗淋漓。

[15]
史密斯对开场诗句的翻译如下：

埃涅阿斯臣民之母，人类和众神的喜悦，维纳斯，生命的力量，是你，在天空闪耀的星星的照耀下，激励着承载着船只的大海，激励着富饶多产的土地。是你，让每一种生物开始了孕育和初次看到了太阳的光芒。女神啊，在你降临时，风寂静，云消散，富于创造力的大地为你绽开芬芳的花朵，为了你，海洋微笑着平滑地伸展，天空，此刻平静下来，充满了灿烂的光芒。

一旦春天的大门打开，法沃尼乌斯（风神）肥沃的微风，从囚禁中释放出活力，一马当先的是女神，是空中的鸟儿，用你强有力的矛刺入天穹，发出你到来的信号。接下来是野生动物，牛群跑过茂盛的牧场，游过湍急的河流；所以，它们一定被你的魅力迷住了，热切地追随你的脚步。然后，你将诱人的爱注入每一种生活在海洋、山脉、河流、鸟类出没的灌木丛和青翠的平原上的生物的心中，并植入生育同类的激情冲动。

第九章 回归

“卢克莱修还没有回到我身边，”波焦写信给威尼斯的朋友，出身贵族家庭的人文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巴巴罗，“虽然已经抄了一份。”显然，波焦那时没有被允许拿走那份古代手稿（他特别提及，仿佛手稿就是诗人本人），随身带回康斯坦茨。那些修道士肯定过于小心，所以迫使他找人抄一份。尽管这很重要，但他没有期待这个抄写员亲自把抄本送来：“那地方挺远，很少有人从那儿来”，波焦写道，“所以我要等到有人来把他带来。”

[1]

他愿意等多久呢？“如果没人来，”他安慰朋友，“我不会将公共责任放在私人需求之前。”非常奇怪的言论，因为什么是公共责任，什么是私人需求呢？也许，波焦是让巴巴罗别担心：在康斯坦茨的公务（无论是什么）不会妨碍他把卢克莱修的作品弄到手。

当《物性论》的手稿终于到他手里，波焦显然马上就让人送至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处。

[2]

可能这个抄写员的抄本抄得很潦草。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也想要一份，波焦的朋友答应转抄一份。这份转抄是尼科利的优美笔迹，用的是那个德国抄写员的抄本，又进一步衍生出几十份手稿副本——已知有五十多本保存下来——是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卢克莱修作品印刷版的来源。波焦的发现就这样为这首沉睡了一千年的古诗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开辟了重要渠道。在米开朗琪罗为美第奇设计的冷灰色和白色的劳伦图书馆里，卢克莱修诗作的9世纪版本的抄写员抄本，在此基础上的尼科利的转抄本（劳伦图书馆古抄本35.33）得以保存。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来源是一本不起眼的书，褪色而又破烂的红色皮革封面镶有金属，封底系着一根链条。除了读者坐到书桌前要戴上乳胶手套，这本书在外观上与馆藏的许多其他手稿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那个抄写员的抄本，也即波焦从康斯坦茨送往佛罗伦萨的抄本遗失了。据推测，在完成抄写之后，尼科利把手稿还给了波焦，波焦似乎并没有用自己精致的书法再抄写一遍。也许，他对尼科利的技能充满信心，波焦或他的继承人认为这位抄写员的抄本不值得保存，最后干脆扔掉了。抄写员据以抄写的手稿也不见了，大概还留在修道院图书馆里。它被大火烧毁了吗？为了腾出地方给别的文本，墨水被仔细刮掉了吗？它最终难逃被忽视、受潮和腐烂吗？或者虔诚的读者真的接受了它的颠覆性含义并选择摧毁了它？没有发现它的任何残余物。《物性论》的两份9世纪手稿——波焦或他的同时代人并不知晓——成功地度过了几乎不可逾越的时间障碍。这些手稿以它们的形式命名——奥布隆格斯（长方形）和夸特拉图斯（方形），被编入17世纪荷兰大学者和收藏家艾萨克·沃斯的收藏中，并于1689年进入莱顿大学图书馆。第三份9世纪手稿片段包含了卢克莱修诗作的百分之四十五篇幅，它也被保存下来，现收藏在哥本哈根和维也纳。但当这些手稿浮出水面的时候，由于波焦的发现，卢克莱修的诗作早就已经对世界的动荡和改变产生了影响。

有可能波焦将此诗的抄本给尼科利前只是简略地看了一下。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巴尔达萨·科萨已被褫夺了教皇职位，并在狱中挣扎度日。圣彼得之位的第二位申请者是安杰洛·科雷尔，他曾被迫辞去额我略十二世的头衔，于1417年10月去世。第三位申请者佩德罗·德·卢纳，起先盘踞在佩皮尼昂的堡垒中，然后在瓦伦西亚附近，海边的佩尼斯科拉难以接近的岩石上扎营，仍固执地称自己是本笃十三世，但对波焦和其他几乎所有人来说，卢纳的诉求显然无须严肃对待。教皇之位空着，宗教大会——就像现行的欧共体，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各国使团纷争撕裂——在选举新教皇之前就必须为要满足的条件争论不休。

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廷的许多职员寻得了新的工作；有的人，如波焦的朋友布鲁尼已经返回意大利。波焦自己的尝试并不成功。被废黜教皇的这位使徒秘书有他的敌人，他拒绝同前主人保持距离来取悦他们。教廷的其他官吏作证反对被监禁的科萨，但波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控方的证人名单上。他最好的希望是科萨的一个主要盟友，大主教扎巴莱拉会被提名为教皇，但扎巴莱拉于1417年去世了。1418年秋天，选举人终于举行秘密会议，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兴趣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为伍的人——罗马贵族奥多·科隆纳，他号称玛尔定五世。波焦没有得到使徒秘书的职位，但他可以作为低级文书待在教廷。然而，他决定采取一个非常令人惊讶和冒险的职业举动。

1419年，波焦接受了温彻斯特主教亨利·蒲福（Henry Beaufort）的秘书职位。作为亨利五世（莎士比亚笔下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英勇战士）的叔父，蒲福是康斯坦茨宗教大会英国使团的首领，他显然见过这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这位富裕和强势的英国大主教来说，波焦代表了最高超、最老练的秘书类型，精通罗马教廷的官僚作风和著名的人文主义研究。对这位意大利秘书来说，蒲福意味着对尊严的挽救。波焦如果回到罗马教廷，他会拒绝实际上是降级的工作，这会使他心安。但他不懂英语，如果对服务一个以法语为母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也娴熟的贵族神职人员来说这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这确实意味着波焦永远无望在英国有完全的宾至如归之感。

在临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到一个没有家人，没有盟友，也没有朋友的地方，这不是因为怄气。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逗留的前景——在一个现代罗马人看来，远比塔斯马尼亚岛更偏远和充满异域风情——让波焦这个猎书人激动不已。他在瑞士和德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在人文主义者圈子里享有盛名。在英国修道院图书馆里，其他伟大的发现可能正在等着他。那些图书馆还没有被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通过仔细阅读已知的经典文献，百科全书式地掌握失踪手稿的线索，以及具有卓越的文献学才能的，像波焦一样的人彻底搜寻过。如果他已经因为有能力复活古人而被誉为半神，那么因他现在可能让某些事物重见光明，他将如何被称赞呢？

结果，他在英国几乎待了四年，但他深感失望。蒲福主教并不是长期缺钱的波焦梦寐以求的一座金矿。他常常外出——“像西塞亚人一样游荡”——让他的秘书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尼科利，波焦的意大利朋友似乎都忘了他：“我已被遗忘，好像死了一样。”

[3]

他遇到的英国人几乎都让人讨厌：“他们中有许多人沉溺于暴食和贪欲，但很少有文学爱好者，少数野蛮人接受的训练与其说是真正的学习，不如说是琐碎的辩论和狡辩。”

他写回意大利的信抱怨个没完。瘟疫的发生；糟糕的天气；他母亲和兄弟写信给他只是向他要钱，但他没有钱；他得了痔疮。而真正悲惨的消息是图书馆——至少他是到访的那些图书馆——在波焦看来，几乎完全无趣。“我看了许多修道院，到处挤满了新晋博士，”他写信给佛罗伦萨的尼科利，

甚至都找不到值得倾听的人。有一些古代著作，但我们国内有更好的版本。这个岛上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是最近四百年内建的，这点时间，既没有产生有学问的人，也没有产生我们所寻求的书；这些书已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

[4]

波焦承认，也许在牛津会有些什么，但他的主人蒲福波并不打算去那里，他自己的资源则非常有限。该让他的人文主义者朋友放弃他们希望有惊人发现的梦想了：“你最好放弃从英国找到书的希望，因为在这儿他们对书并不感兴趣。”

波焦声称在开始对教父神学进行认真研究时得到了一些安慰——英国并不缺少神学书籍——但他感到痛苦的是英国缺少他喜欢的古典文本：“我在这儿四年时间，没有关注过人文学科的研究，”他抱怨道，“我没有读过一本与文体有关的书。你可以从我的信中猜到这一点，因为今非昔比了。”

[5]

1422年，在没完没了的抱怨、默许和哄骗之后，他终于为自己在梵蒂冈找到了一个新的秘书职位。筹到回程的钱并不容易——“我四处寻找，想找到一种由别人出钱让我离开这里的办法，”

[6]

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但最终他筹到了足够的钱。他回到意大利，没有发现任何图书宝藏，对英国知识界也没有明显影响。

1425年5月12日，他写信提醒尼科利，他希望看到八年前他交给后者的那个文本：“我想要看卢克莱修的书，就两个星期，但你要快点抄那本书，以及抄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诺尼乌斯·马克卢斯（Nonius Marcellus）和西塞罗的《演说集》，”他写道，“因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一个月过去了，6月14日他又做努力，说明不是他一个人想读这首诗：“如果你把卢克莱修的诗送来，你就帮了很多人的忙。我向你保证不超过一个月，就把它还给你。”

[7]

但又是一年过去，仍无结果；这个富裕的收藏家似乎觉得，《物性论》的最佳去处是他自己的书架，邻近古老的浮雕、雕像碎片和珍贵的玻璃器皿。书就在那儿，也许没有读过，仿佛一件纪念品。这首诗好像被重新埋没了，现在不是在修道院，而是在人文主义者华丽的房间里。

在1426年9月12日寄出的一封信中，波焦仍然没法要回这本书：“也把卢克莱修的书给我，我想看一看。我会还给你的。”

[8]

三年后，波焦逐步失去耐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你留着卢克莱修的书有十二年了，”1429年12月13日他写道，“在我看来，你的坟墓建得比你抄书还要快。”两星期后，他又写了信，这次，急躁表现出让位于愤怒的迹象，在明显的笔误中，他夸大了自己等待的时间：“现在你留着卢克莱修十四年了，还有阿斯库尼乌斯·佩狄亚努斯（Asconius Pedianus）……在你看来，如果我有时想读其中一位作者的作品，因为你的粗心大意我就不能读了吗？……我想读卢克莱修，但我读不到他；你还想再留他十年吗？”随后他又以哄劝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恳请你把卢克莱修或阿斯库尼乌斯的书寄给我，我会尽快抄写，以便早点还给你，你留多久都行。”

确切日期不得而知，最终他成功了。从尼科利家禁闭的房间里释放出来，大约在它消失在视线之外一千年后，《物性论》慢慢地又一次回到读者手中。

[9]

没有任何痕迹表明波焦对他重新激活的这首诗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尼科利怎么回应，但有迹象——手稿抄本、简略提及、暗指、影响的微妙标志——表明它开始悄悄地流传开来，最初是在佛罗伦萨，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方。

回到罗马，波焦同时在教廷也找到了他熟悉的生存方式：从事利润丰厚的交易，和“谎言工厂”的同事们互相开些玩世不恭的玩笑，给人文主义者朋友写信，谈论他们梦寐以求的手稿，与对手激烈争吵。在忙碌的生活中——教廷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他抽时间将古代文本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抄写古代手稿，撰写有关道德的文章、哲学反思、修辞学论文、苛评，以及为朋友写祭文——如尼科洛·尼科利、美第奇的洛伦佐、红衣主教尼科洛·阿尔伯加蒂、莱昂纳多·布鲁尼、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切萨利尼——他们相继去世。

他还设法抚养孩子，许多孩子是和他的情人露西亚·潘内利生的：如果当时的统计准确的话，他们有十二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笼统地拿这个时代的丑闻说事是鲁莽的，但波焦自己承认有私生子。当和他私交甚好的一位红衣主教，因他的生活不正常而责备他时，波焦承认他的过失，但尖刻地加了一句：“在所有国家，我们不是每天都会见到牧师、修道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更高级别的达官贵人，他们不是都和那些已婚妇女、寡妇，甚至和圣洁的、侍奉上帝的处女生儿育女？”

当波焦积攒了更多的钱——他的税单表明自英国返回后，他的收入越来越高时——他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变。他对古代文本的复活仍然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他自己的发现之旅已经过去了。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他开始仿效他富有的朋友尼科利收藏古物。“我有个房间，放满了大理石头像，”他1427年夸耀道。同年，波焦在泰拉诺瓦买了一栋房子。托斯卡纳的这座小城是他出生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会在这儿逐渐增加他的财产。据说，他主要是抄写了一份李维的手稿筹措到购房款，然后以一百二十金弗罗林的天价卖掉了。

波焦的债务缠身的父亲曾被迫逃离小城；现在，波焦打算在那儿建一所他所谓的“学院”，他梦想有一天退休，过上雅致的生活。“我淘到了一个女人的大理石半身像，完好无损，我很喜欢，”他几年后写道，“有一天，有人在挖房子的地基时发现了它。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到这里，然后放到我泰拉诺瓦的小花园，我会用古物装饰它。”

[10]

关于他购买的另一批古代雕像，他写道，“当它们到达时，我将把它们放在我的小体育室里。”学院、花园、体育室：至少在波焦的幻想中，他重建了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生活的世界。他渴望赋予这一世界高度的审美光彩。他说，雕塑家多纳泰罗见到了其中一座雕像，“评价很高。”

但波焦的生活仍然并不完全稳定和有保障。1433年的某个时期，当担任是教皇安日纳四世（他接替玛尔定五世）的使徒秘书时，罗马爆发了反对教皇的暴力起义。教皇伪装成一个修道士，弃他的随从不顾，坐一条小船沿台伯河去奥斯提亚港，他的佛罗伦萨盟友的一艘船在那儿等他。河岸上一群暴动的人认出了他，就向小船扔石头，但教皇设法逃脱了。波焦没有那么幸运：他从城里逃走时，被教皇的一伙敌对者抓住。关于释放他的谈判破裂了，他最终被迫花了一大笔钱支付赎金。

但不管怎样，对波焦世界里的这些暴力破坏迟早都会平息，他又回到了他的书籍和雕像，回到他的学术翻译和争论，以及财富的稳步积累之中。他生活中的逐步变化最终使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436年1月19日，他娶了瓦吉娅·迪·吉诺·布隆德蒙蒂。波焦五十六岁，他的新娘十八岁。此次婚姻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

[11]

布隆德蒙蒂家族是佛罗伦萨一个古老世家，这是波焦——他雄辩地认为不应该以贵族血统为荣——显然看中的。针对那些嘲笑他的决定的人，他写了一篇对话体文章《一个老男人应该结婚吗？》（An seni sit uxor ducenda
）。其中可想而知的论点包括厌女症的大部分观点，经过反复推敲，并得到了可想而知的答复，其中许多论点同样可疑。因此，根据反对婚姻的对话者（正是尼科洛·尼科利）的观点，任何老人，更不用说学者，将自己久经考验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陌生和冒险的生活方式，这是愚蠢的。他的新娘可能会变得暴躁、郁闷、放纵、淫荡、懒惰。如果她是个寡妇，她将不可避免地沉溺于她与已故丈夫的幸福时光；如果她是个年轻的少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在气质上不适合她年迈持重的配偶。如果他们有孩子，老人将经受痛苦，因为他知道在他们成熟之前，他将离开他们。

但根据赞成婚姻的对话者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成熟的男人会弥补年轻妻子的经验不足和无知，能按自己的意志像蜡一样塑造她。他会用他明智的克制来缓和她的性冲动，如果他们有了孩子，他会因他的高龄而受到尊敬。为什么要认为他的生命必然会被缩短？而且，无论他能活多少年，他都将体验到与他所爱的人——第二个自我——共同生活的难以言喻的快乐。或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很简单：他很开心。尼科利承认悲观主义的规则可能有例外。

事实证明，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在人的平均寿命极低的时代，波焦过得很好，他和瓦吉娅的婚姻似乎很幸福，持续了将近25年。他们有五个儿子——彼得罗·保罗、乔瓦尼·巴蒂斯塔、雅各布、乔瓦尼·弗朗西斯科和菲利普——和一个女儿卢克丽霞，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其中四个儿子从事牧师职业，雅各布则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雅各布犯了一个错误，卷入暗杀美第奇家的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帕齐阴谋”中，于1478年在佛罗伦萨被处以绞刑。）

波焦的情人和他们的十四个孩子的命运不得而知。他的朋友祝贺新婚的波焦好运和正直；他的敌人散布他对被抛弃的人漠不关心的丑闻。根据瓦拉的说法，波焦无情地取消了请求宣布他情妇生下的四个儿子合法的程序。这一指控可能是恶意诽谤，是他的人文主义者对手为了报复而幸灾乐祸的结果，但没有迹象表明波焦会以特别的慷慨和仁慈对待那些他抛弃的人。

作为一名俗人，波焦结婚后不必离开教廷。他继续为教皇安日纳四世服务，多年来，他经历了教皇和教会大会之间的激烈冲突、狂热的外交策略、对异教徒的谴责、军事冒险、仓促的搬迁和残酷的战争。1447年，安日纳四世去世，波焦继续作为使徒秘书，为继任教皇尼各老五世服务。

这是波焦以这种身份服务过的第八位教皇。他现在六十多岁，可能身心疲惫了。无论如何，他被多方拉扯。写作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而且他要照顾的家庭也越来越大。而且，他妻子家族与佛罗伦萨的深厚关系加强了他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的，与他自称的家乡城市的联系。他每年至少要回到这座城市一次。但在许多方面，他对新教皇的服务肯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因为在当选之前，尼各老五世——他的俗名是托马索·达·萨尔扎纳（Tommaso da Sarzana）——是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文主义者而出名。他是古典学习和品位教育的化身，彼特拉克、萨卢塔蒂和其他人文主义者都致力于此。

波焦在布洛涅遇到这位未来教皇，对后者很了解，1440年，波焦将他的著作《论贵族的苦恼》（On the Unhappiness of Princes
）献给了他。现在，在选举后匆忙寄去的贺信中，他向新教皇保证，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注定不快乐。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高位上，他不能再沉溺于友谊和文学的欢乐之中，但至少他能“成为天才的保护者，并让人文学科抬起低下的头。”

[12]

“我现在恳求您，教皇阁下，”波焦说，“别忘了您的老朋友，我就是您的这样一个朋友。”

结果，虽然尼各老五世的统治令人满意，但也可能不像这位使徒秘书所梦想的田园诗般完美。在此期间，波焦和特拉比松的乔治发生了怪诞的扭打，夹杂着尖叫和殴斗。波焦一定也为此烦恼：教皇仿佛认真考虑了要成为天才的保护人的训诫，选择了他的死敌洛伦佐·瓦拉作为另一位使徒秘书。波焦和瓦拉很快就开始了一场尖刻的公开争吵，夹杂着对对方的拉丁文错误的恶意指责和对卫生、性和家庭的更恶毒的评论。

这些丑陋的争吵肯定加剧了波焦退休的梦想，自从他在泰拉诺瓦买了房子，开始收集古代的碎片后，他就一直怀有这个梦想。退休计划不仅是他的个人幻想；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他以一个猎书人、学者、作家和教廷官员的身份闻名于世，吸引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他在佛罗伦萨结交了许多朋友，与一个重要的家族联姻，并与美第奇家族的利益为伍。虽然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罗马生活和工作，但佛罗伦萨人很高兴将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托斯卡纳政府通过了一项对他有利的公共税收法案，表明他已宣布打算退休，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将余生用于研究。鉴于他的文学追求不允许他获得那些经商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该法案宣称，他和他的孩子将从此不再支付所有的公共税费。

1453年4月，佛罗伦萨执政官卡罗·马苏皮尼死了。马苏皮尼是个有成就的人文主义者；他去世前，将《伊利亚特》译成拉丁语。行政不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目标：美第奇权力的巩固削弱了执政官职位的政治意义。自从萨卢塔蒂强调古典修辞的运用对共和国的生存至关重要以来，许多年过去了。但这一模式已经设定，佛罗伦萨的这一职位将由一位杰出的学者担任，其中包括波焦的老朋友，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莱昂纳多·布鲁尼出任两届。

执政官待遇丰厚，声望很高。佛罗伦萨这座充满活力、自爱的城市认为自己理应得到尊重和荣誉，这一切都赋予了人文主义者的执政官们。在位去世的执政官享受隆重的国葬，胜过共和国其他任何公民的葬礼。人们提议七十三岁的波焦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他接受了。五十多年来，他在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工作；现在，他将以这座城市名义领袖的身份回归，这座城市以其公民自由的历史而自豪。

波焦作为佛罗伦萨执政官服务了五年。执政官职能显然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完全顺利运作；他似乎忽略了这一职位的行政事务。但他专注于自己的象征性角色，并抽出时间致力于自己承诺要推行的文学计划。在这些计划的初期，是一部关于《人类生活的苦难》（The Wretchednes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的严肃的两卷本对话，对话始于一场特定的灾难——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对降临到几乎所有阶级、职业和所有时代的所有男女身上的灾难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对话者之一科西莫·德·美第奇认为，教皇和教会的贵族们可能会是例外，他们似乎过着极其奢侈安逸的生活。波焦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回答道：“我是个见证者（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十年），我觉得似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没有人不哀叹生活是有害的、令人不安的、焦虑的，是被许多烦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

[13]

对话中没完没了的沮丧让人觉得，波焦似乎完全屈服于晚年的忧郁，但同样献给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这时期的第二部作品则有所不同。波焦借助半个多世纪前他最初学的希腊语，翻译了（译成拉丁文）撒摩撒他的琉善（Lucian of Samosta）内容丰富的喜剧小说《蠢驴》（The Ass
），一个关于魔法和变形的神奇故事。他的第三部作品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他着手写了一部充满雄心壮志、有高度党派意识的《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
），从14世纪中期到他自己的时代。这三项写作计划的范围很广——第一项似乎适合一个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者，第二项适合一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第三项适合一个爱国的民间历史学家——这表现了波焦的个性和他所代表的城市的复杂性。对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来说，这些不同的方面似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单一的、复杂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1458年4月，在他七十八岁生日后不久，波焦宣布辞职，他希望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从事研究和写作。十八个月后，1459年10月30日，他去世了。既然他已经辞职，佛罗伦萨政府不能给他举行盛大的国葬，但他们在圣十字大教堂以适当的仪式安葬了他，并在该市的一个公共大厅里悬挂由安东尼奥·波拉约洛画的遗像。该市还请人为他建造了一座雕像，竖立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即圣母百花大教堂前面。一个世纪后，在1560年，大教堂的门面翻新，雕像移往教堂的其他地方，现在它成为十二使徒的雕塑之一。我觉得，以这种方式处理，是任何虔诚基督徒的肖像的荣耀，但我想象不出波焦是否心满意足。他总是企盼获得公众适当的认可。

到目前为止，这种认可大都消失。圣十字大教堂中他的墓也没了，被其他名人取代了。可以肯定，他出生的小城重新命名为泰拉诺瓦·布拉乔利尼，以纪念这位小城之子。1959年，在他去世五百周年，他的雕像竖立在绿树成荫的小城广场上。在去附近时装店的路上，很少有路过的人知道纪念的是谁。

然而，在波焦于15世纪早期的猎书生涯中，他做了一些惊人的事情。他复活的作品使他在下面这些比他更著名的佛罗伦萨同代人中享有荣誉：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洛伦佐·吉贝尔蒂、多纳泰罗、弗拉·安吉利科、保罗·乌切罗、卢卡·德拉·罗比亚、马萨乔、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菲利普·里皮、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不像布鲁内莱斯基的巨大圆顶，那是自古典时代以来建造的最大的圆顶，卢克莱修伟大的诗篇在天空的衬托下并不突出。但它的复活永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1]
写给弗朗西斯科·巴巴罗的信，见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附录，Letter VIII，p.213。

[2]
卢克莱修文本的历史引起了好几代学者的兴趣，是所有文献学中最著名的重建对象，如伟大的德国古典学家卡尔·拉赫曼（1793～1851）。给波焦抄写的那个抄本已丢失，考据学者们称之为“波焦抄本”（poggianus
）。D.J.巴特菲尔德极大地帮助我理解了文本问题的复杂性，我对他表示谢意。

[3]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38，46。

[4]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46，48。

[5]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74。

[6]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65。

[7]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89，92。

[8]
此处及以下引文：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110，154，160。

[9]
尼科利收藏的大量古代文献抄本保存下来，现成为圣马可图书馆藏书，他遗嘱将此作为他的图书馆。他收藏的文本除了卢克莱修之外，还有普劳图斯、西塞罗、弗莱里乌斯·弗拉库斯、塞尔苏斯、奥留斯·格里乌斯、德尔图良、普鲁塔克和克里索斯托姆等人的作品。包括波焦提到的阿斯柯尼乌斯·佩狄亚努斯的抄本和其他作品都丢失了。见B.L.乌尔曼和菲利普·A.施塔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图书馆：尼科洛·尼科利、柯西莫·德·美第奇和圣马可图书馆》（Padua：Antenore，1972），p.88。

[10]
戈尔丹，《文艺复兴时期两位猎书人》，pp.147，166-167。

[11]
如劳罗·马丁内斯指出的，在13世纪，权力和财富从古老的封建贵族转移到商人阶层，转移到像阿尔比齐、美第奇、鲁切拉和斯特罗齐这样的家族。虽然不再很富裕，但新娘的父亲却相当有钱。“1427年，瓦吉娅的父亲吉诺声称有一座带院子的大房子和商铺、两幢别墅、四个农庄、几块地和一些牲畜。他的其他资产还包括858弗罗林的未偿贷款和市值118弗罗林的政府债券。他的总资产达到2424弗罗林。该遗产的债务达500弗罗林，租金和生活津贴扣减使吉诺的应纳税资本减至336弗罗林。这样，波焦和瓦吉娅的婚姻（就他而言）很难说是与一个有钱的家庭联盟。然而，她给他带来了一份价值600弗罗林的嫁妆，这和中等收入的政治家族，或者有些显赫的家族（已经衰落）通常给他的嫁妆是一致的，他们的主要社会美德是他们的血统”——劳罗·马丁内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交界，1390～14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1-222。

[12]
威廉·谢泼德，《波焦·布拉乔利尼传》（Liverpool：Longman et al.，1837），p.394。

[13]
引自查尔斯·特林考斯，《“以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人性与神性》，两卷本（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1∶394。

第十章 转向

15世纪的《物性论》手稿约有五十份留存下来——这一数量相当惊人，虽然肯定还有更多。古腾堡的先进技术一旦商业化，印刷版本很快就会跟上。这些版本通常会以警告和免责声明开头。

当15世纪临近结束，道明会修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将佛罗伦萨统治了数年。萨沃纳罗拉充满激情、富有感召力的布道已经激发了大批佛罗伦萨人（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产生了一股短暂而强烈的忏悔情绪。鸡奸被定为死罪；银行家和商人巨贾因穷奢极欲和对穷人漠不关心而受到攻击；赌博、跳舞、唱歌和其他形式的世俗享乐都受到了压制。在萨沃纳罗拉统治的动荡岁月中，最令人难忘的事件是著名的“虚荣的篝火”，修士的狂热追随者穿行街道收集罪恶的物品：镜子，化妆品，奇装异服，歌谣集，乐器，纸牌及其他赌博用具，异教题材的雕塑和绘画，古代诗人的作品——然后把它们扔到市政广场一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堆上。

不久后，这座城市厌倦了清教徒式的狂热，1498年5月23日，萨沃纳罗拉自己和他的两个重要伙伴一起被吊死在锁链上，并在他举办文化篝火晚会的地方被烧成灰烬。但是，当他的权力到达顶峰，他的话仍然让市民们充满了虔诚的恐惧和厌恶，他在“四旬斋”系列布道中攻击古代哲学家，特别挑出了一群人进行嘲笑。“听着，女人，”他对大众布道，“他们说这个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那些在空中飞行的最小的粒子。”

[1]

无疑，他体味着这种荒谬，鼓励他的听众大声嘲笑：“现在笑吧，女人们，笑这些有学问的人的研究。”

到1490年代，卢克莱修的诗歌再次被传阅已是六十或七十年之后，原子论在佛罗伦萨的存在足以使它受到嘲笑。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的立场被公认为真实的。没有一个谨慎的人会站出来说：“我认为世界只是原子和虚空；在身体和灵魂中，我们只是一种奇妙而复杂的原子结构，这些原子在一段时间内连接在一起，但注定有一天会分开。”没有值得尊敬的公民会公开说：“灵魂和肉体一起死去。死后没有最后的审判。宇宙不是神的力量为我们创造的，整个来世的概念都是迷信和幻想。”没有一个想过和平生活的人在公共场合站出来说：“那个告诉我们要活在恐惧和颤抖中的传教士是在撒谎。上帝对我们的行为没有兴趣，虽然自然美丽和复杂，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潜在的智能设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追求快乐，因为快乐是存在的最高目标。”没有人说：“死亡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也与我们无关。”但这些颠覆性的卢克莱修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想象力最活跃、最强烈的地方得以渗透和浮现出来。

就在萨沃纳罗拉鼓励他的听众嘲笑愚蠢的原子论者的时候，一位佛罗伦萨的年轻人正在默默地为自己抄写整本《物性论》。虽然此书的影响可以察觉到，但在他要写的那些名著中，他一次也没有直接提到这部作品。他太狡猾了，他也不会这么做。但笔迹在1961年得到确认：这个抄本出自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之手。马基雅维利的卢克莱修抄本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编号为MS ROSSI 884。

[2]

还有什么更好的职位留给使徒秘书波焦的后代呢？继波焦的朋友，人文主义者教皇尼各老五世之后，古代文本在梵蒂冈图书馆有幸获得了一席之地。

萨沃纳罗拉的警告仍然符合真正的关切：在卢克莱修诗中以这种诗意力量阐述的一套信念实际上是一本无神论教科书——或者更确切地说，审判官无神论定义。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生活中的兴盛，引起了那些对它反应最强烈的人的一系列焦虑反应。其中之一是15世纪中期伟大的佛罗伦萨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二十多岁时，费奇诺因《物性论》而深受震撼，他写了一篇关于诗人的学术评论，称其为“我们杰出的卢克莱修”。

[3]

但费奇诺醒悟过来——就是说，回归他的信仰后，他把这份评论烧了。他攻击那些他称之为“卢克莱修分子”的人，并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改造柏拉图，以构建一个巧妙的基督教哲学防御体系。第二种反应是将卢克莱修的诗学风格与他的观念分离。这种分离似乎是波焦本人的策略：他对自己的发现感到自豪，就像对他的其他发现一样，但他从未将自己与卢克莱修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甚至从未公开与其思想斗争过。在他们的拉丁文作品中，波焦和像尼科利这样的好朋友可以从异教的大量文本中借用优雅的措辞和短语的转换，但同时也远离他们最危险的思想。确实，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波焦毫不犹豫地指责他的死对头洛伦佐·瓦拉坚持卢克莱修的老师伊壁鸠鲁的异教态度。

[4]

波焦写道，享受葡萄酒是一回事，而歌颂葡萄酒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他声称瓦拉为伊壁鸠鲁主义服务时所做的那样。

[5]

波焦又说，瓦拉甚至比伊壁鸠鲁本人走得更远，瓦拉攻击处女，歌颂妓女。“你的亵渎性言论的污点不能用言语清理，”波焦不怀好意地说，“只能用火，我希望你逃脱不了。”

人们可能以为瓦拉会简单地将指控反转，指出毕竟是波焦让卢克莱修重新传播的。瓦拉没能这么做，说明波焦成功地与自己的发现所能产生的影响保持了谨慎的距离。但它也可能说明《物性论》早期的传播是多么有限。到1430年代早期，在一本名为《论快乐》（De voluptate
）的书中，瓦拉写了赞美酒和性的文章，波焦声称自己对此感到震惊，那时卢克莱修的诗稿仍由尼科利保管。

[6]

它的存在这一事实在人文主义者的信件中被愉快地宣布，也许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复兴伊壁鸠鲁主义的兴趣，但瓦拉却可能不得不依靠其他来源，并用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构建他对快乐的赞美。

正如波焦的攻击所表明的那样，对一种与基督教基本原则完全相悖的异教哲学的兴趣有其风险。瓦拉对这次攻击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了对15世纪伊壁鸠鲁哲学发酵的第三种反应。其策略就是所谓“对话式否认”（dialogical disavowal）。瓦拉承认，波焦谴责的观点是在《论快乐》中呈现的，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一种文学对话中伊壁鸠鲁主义的代言人的观点。

[7]

在对话结束时，被宣布为明确的胜利者的不是伊壁鸠鲁派，而是由修道士安东尼奥·罗登瑟提出的基督教正统学说：“当安东尼奥·罗登瑟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我们没有立即起立。我们对这种虔诚和宗教的话语感到非常钦佩。”

[8]

然而，在对话的中心，瓦拉为伊壁鸠鲁主义的主要原则建立了非常有力和持续的防御：从争强好胜中退入宁静的哲学花园的智慧（“你必从岸上安然地嗤笑海浪，或者讥诮那些被海浪颠簸的人。”）、肉体享乐至上、适度的好处、性节制的反常与不自然，拒绝来世。“很简单，”伊壁鸠鲁派声称，“对死者没有奖励，当然也没有惩罚。”

[9]

而且，为了避免这种说法产生歧义，仍然将人类灵魂与其他创造物分开，他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我的伊壁鸠鲁……在生命解体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在“生物”（living being）这个术语中列入人类，就像狮子、狼、狗和所有其他能呼吸的东西一样。所有这些我都同意。它们吃饭，我们吃饭；它们喝水，我们喝水；它们睡觉，我们睡觉。它们交配、怀孕、分娩和养育它们的孩子，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拥有一些理性和记忆，一些比另一些多，而我们比它们更多些。我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和他们一样；最后，它们死了，我们死了——身体和灵魂都死了。

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最后，它们死了，我们死了——身体和灵魂都死了”，那我们的决心应该同样明确：“因而，在尽可能长（但愿更长！）的时间里，让我们不要让那些无法怀疑、在另一个生命中无法恢复的肉体的快乐溜走。”

[10]

可以这样说，瓦拉写这些话，只是为了显示他们被修道士罗登瑟的严肃训诫所压倒：

如果你看到你心爱的人旁边有一个天使的身影，心爱的人会显得那么可怕和粗鲁，你会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就像从尸体的脸上移开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使的美丽上——我说美丽，这并没有激起欲望，反而扑灭了欲望，并注入了一种最神圣的宗教敬畏。

[11]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论快乐》就是包容颠覆的一种尝试。

[12]

意识到他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暴露在卢克莱修有毒的诱惑之下，瓦拉决定不像费奇诺那样抑制这种污染，而是把伊壁鸠鲁的论点暴露在基督教信仰的净化空气中，以此来消灭伊壁鸠鲁。

但瓦拉的对手波焦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论快乐》的基督教框架和对话形式只是一个方便的掩护，使瓦拉得以公开他在基督教教义上的可耻和颠覆性言论。如果说波焦的恶意让这种解释受到质疑，那么瓦拉对所谓“君士坦丁捐赠”是虚假的著名证明表明，他绝不是一个可靠的正统思想家。就此而言，《论快乐》会是一个相当激进和颠覆性的文本，给它的作者蒙上一块遮羞布，这个牧师作者继续为他最终获得使徒秘书职位而努力，他最终得到了一些保护。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之间的冲突该如何解决？颠覆或包容？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任何人都不可能发现肯定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存在的话。问题本身暗示了一种程序性的确定性和明确性，这种确定性和明确性与15～16世纪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关系。

[13]

就他们的整体理解而言，有些人可能完全接受激进的伊壁鸠鲁主义。比如，1484年，佛罗伦萨诗人路易吉·普尔西被拒绝作为基督徒下葬，因为他否认奇迹，并且把灵魂描述为“仅仅是热的白面包里的一颗松子”

[14]

。但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最大胆的思想家来说，随着卢克莱修诗歌的发现和对伊壁鸠鲁主义重新产生兴趣，那些在1417年涌现出来的思想，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体系。卢克莱修的思想图景以其优美、诱人的诗歌表现出来，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智者和创造性的挑战。

重要的不是执着，而是流动——几个世纪以来，一首诗在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修道院图书馆里从未动弹过，如今又重新活跃起来，伊壁鸠鲁的观念最初被白日梦、尚未成形的猜测、私下的怀疑和危险的想法所压制，但现在这些观念开始变得灵动起来。

波焦可能与《物性论》的内容保持距离，但他走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把这首诗从书架上拿下来，抄写它，将抄本寄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此诗一旦开始再次传播，困难不在于阅读此诗（当然，倘若能够有起码的拉丁文水平），而在于公开谈论其内容或严肃对待其思想。瓦拉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接受伊壁鸠鲁的中心论点——赞美作为至善的快乐，并在对话中表达了同情。这一论点脱离了赋予它最初重量并最终予以拒绝的完整的哲学结构。但对话中的伊壁鸠鲁用一种千年以来没有人听到过的充满活力、微妙和有说服力的语言来捍卫快乐。

1516年12月——距波焦的发现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一群有影响力的高级神职人员组成的佛罗伦萨宗教大会（Synod），禁止在学校读卢克莱修的作品。它优美的拉丁语可能诱使学校老师把它教授给学生，但神职人员说，它应该被禁止，因为它是“一部淫荡和邪恶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每一种能量都被用来展示灵魂的死亡。”

这项禁令可能会限制其传播，并有效地阻止卢克莱修在意大利的印刷，但现在关闭大门为时已晚。一个版本已经在博洛尼亚出版，一个在巴黎出版，另一个由威尼斯著名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出版社出版。在佛罗伦萨，著名出版商菲利普·吉恩蒂出版了一个由人文主义者皮耶尔·坎迪多·德琴布里奥编辑的版本，波焦在尼各老五世的教廷中跟德琴布里奥很熟。

吉恩蒂的版本根据杰出的希腊籍士兵、学者和诗人麦克尔·马鲁卢斯（Michael Tarchanionta Marullus）的建议修订。马鲁卢斯——其肖像由波提切利绘制——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圈子里很有名。在其不安分的职业生涯中，他受到卢克莱修的启发，写出了优美的异教赞美诗，他对卢克莱修的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500年。当他身穿铠甲从沃尔泰拉出发，与切萨雷·波吉亚的军队作战时，他正在思考《物性论》复杂的文本问题，然后集结在皮翁比诺附近的海岸。雨下得很大，农民劝他不要试图涉水通过上涨的切奇纳河。据说他回答道，一个吉卜赛人在他小时候就告诉过他，他应该害怕的不是海神，而是战神。过河的中途，他的马滑倒，压在他身上，据说，他死时在诅咒神灵。他的衣袋里有一本卢克莱修诗作的抄本。

马鲁卢斯的死可以作为一个警示流传——就连心胸开阔的伊拉斯谟也说过，马鲁卢斯写作时像个异教徒——但它无法平息对卢克莱修的兴趣。其实，教会当局中许多人同情人文主义，对其危险并没有统一的看法。1549年，有人提议将《物性论》列入禁书目录——此目录直到1966年才取消，目录上的书天主教禁止阅读——但这一提议应有权势的红衣主教玛策禄·切尔维尼的要求而放弃，几年后他被选为教皇。（他任职不到一个月，从1555年4月9日到5月1日。）宗教裁判所的代理总主教安多尼·吉斯莱里（Antonio Ghislieri）也反对压制《物性论》。他将卢克莱修列为这样的作家，这些异教徒的书是可以读的，但前提是把它们被当作寓言来读。吉斯莱里本人1566年当选为教皇，他把执行教皇职务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斗争上，而没有进一步追究异教诗人构成的威胁。

实际上，天主教知识分子确实也可以通过寓言的中介去接触卢克莱修的思想。虽然他抱怨马鲁卢斯听上去“像一个异教徒”，但伊拉斯谟写了一篇虚构的对话，名为《享乐主义者》，其中一个人物赫多尼斯（Hedonius）想要表明“没有比虔诚的基督徒更享乐主义的了”

[15]

。基督徒斋戒、悲叹他们的罪、惩罚他们的肉体，看起来可能不像享乐主义者，但他们寻求正义的生活，“没有人比那些过正义生活的人更快乐。”

如果这个悖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花招的话，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乌托邦》（Utopia
，1516）中更深入地探讨了伊壁鸠鲁主义。作为一个博学的人，莫尔深深沉浸在波焦和其同时代人重新传播的，异教的希腊和拉丁文本中，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苦行者，在衣服里面穿一件粗布衬衫，鞭打自己，直到鲜血淋漓。大胆投机和冷酷的智慧使他能够抓住从古代世界涌来的力量，同时，他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划定了他认为对他，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危险的界线。这就是说，他深入地探索了他自己所认同的身份（即“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中隐藏的紧张关系。

《乌托邦》首先写对英格兰的强烈控诉，在这片土地上，无所事事的贵族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他们不断提高租金，让佃户血本无归；在这片土地上，圈地养羊把数不清的穷人扔进了饥饿或犯罪的深渊；在这片土地上，城市里到处都是绞刑架，小偷被处以绞刑，丝毫没有迹象表明严厉的惩罚会阻止任何人犯下同样的罪行。

对可怕现实的描述——16世纪的编年史作家霍林希德记载说，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七万两千个小偷被绞死——对照一个想象中的岛屿乌托邦（希腊语意为“不存在之地”），此地居民相信“人类幸福的全部或大部分”在于追求快乐。这部作品明确指出，这一重要的享乐主义信条是乌托邦的美好社会与他自己的英格兰的腐败、邪恶社会之间对立的核心。也就是说，莫尔清楚意识到，快乐原则——这一原则在卢克莱修的壮观的《维纳斯赞美诗》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不是日常存在的装饰性增强；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如果认真对待，将会改变一切。

莫尔将《乌托邦》的背景设置在世界上最僻远的地方。莫尔在作品开头写道，它的发现者是一个“加入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航海的人，在韦斯普奇四次航行的后三次中，他一直是韦斯普奇的伙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在最后一次航行中他没有和韦斯普奇一起回来”。相反，他按自己的意愿留了下来，留在了探险家冒险进入未知世界的最远处的一个要塞。

听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故事，并对新发现的土地（为了纪念他，被命名为“亚美利加”）进行了反思，莫尔抓住韦斯普奇关于他所遇到的民族的一个观察：“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被享乐所支配，”韦斯普奇写道，“我应该把它归结为伊壁鸠鲁风格。”

[16]

莫尔不无震惊地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一惊人的发现来探索卢克莱修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观念。这种联系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佛罗伦萨人韦斯普奇是传播《物性论》的人文主义者圈子的一分子。莫尔写道，乌托邦人倾向于相信“任何一种快乐都是不被禁止的，只要它不带来伤害。”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习惯，还是一种哲学立场：“他们似乎比在学校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快乐是定义人类幸福的全部或主要对象。”所谓“学校”就是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学派。

书中场景设置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这使莫尔能够传达一种他同时代人难以表达的感觉：人文主义者发现的异教文本既至关重要，同时又十分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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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几个世纪几乎完全遗忘之后，它们被重新注入欧洲知识分子的血液中，而它们代表的不是连续性或恢复，而是一种深层的扰动。它们实际上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如此不同，就像韦斯普奇契笔下的巴西对于英格兰，它们的力量来自它们的距离，也来自它们有说服力的清醒。

对新世界的召唤使莫尔能够对那些令人文主义者着迷的文本做出第二种关键的回应。他坚持认为，这些文本不应被理解为孤立的哲学思想，而应被理解为在特定的物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整个生活方式的表达。在莫尔看来，对乌托邦人的伊壁鸠鲁主义的描述只有在整个存在的大背景下才有意义。

莫尔认为，这种存在必须是为每个人的。他严肃地对待《物性论》中如此热切的断言：伊壁鸠鲁的哲学将把全人类从悲惨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或更确切地说，莫尔严肃地看待“天主教”（catholic）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潜在含义——普遍性。对于伊壁鸠鲁主义来说，仅仅在象牙之塔里启蒙一小群精英是不够的；它必须适用于整个社会。《乌托邦》是这种应用的一个有远见的、详细的蓝图，从公共住房到全民医疗保健，从儿童护理中心到宗教宽容，再到每天六小时工作制。莫尔这个著名的寓言故事的要点是，想象那些能让整个社会把追求幸福作为共同目标的条件。

对莫尔来说，那些条件必须从废除私有财产开始。否则，人类的贪欲，他们对尊严、荣耀和威严的渴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使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痛苦、怨恨和犯罪之中。但共产主义还不够。某些思想必须被禁止。莫尔写道，乌托邦人会特别对任何否认神的旨意或来世存在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包括最严厉的奴役形式。

对天意的否定和对来世的否定是卢克莱修整首诗的两大支柱。托马斯·莫尔随后想象拥抱伊壁鸠鲁主义——这是自一个世纪前波焦发现《物性论》以来最持久、最聪明的拥抱——并小心翼翼地切出它的心脏。他的乌托邦的所有民众被鼓励追求快乐；但他写道，那些认为灵魂与肉体同死的人，或者那些相信偶然性统治宇宙的人，都将被逮捕和奴役。

这种严酷的处罚是他所能设想的追求快乐的唯一途径，而不仅是一小群从公众生活中退出的，享有特权的哲学家所能实现的。人们将不得不相信，至少有一个总体的天意设计——不仅在状态上，而且在宇宙本身的结构上——他们也必须相信，通过这种天意设计，规范他们对快乐的追求，从而约束他们的行为。这种强化的方式是通过相信死后的奖赏和惩罚。否则，在莫尔看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大幅度减少可怕的惩罚和过度的奖赏，从而使他自己的不公正社会保持井然有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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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尔时代的标准，乌托邦人是非常宽容的：他们没有规定单一的官方宗教教义，他们对那些不遵守的人使用拇指夹惩罚。其居民被允许崇拜任何他们喜欢的神灵，甚至与他人分享这些信仰，只要他们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这样做。但在乌托邦，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灵魂会随着肉体死亡而解体的人，或者那些认为神如果存在，除了它们自己，不会关心人类行为的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些人是个威胁，因为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为所欲为呢？他写道，乌托邦人认为这些不信教的人不像人类，肯定不适合留在社会上。在他们看来，因为没有人可以算作“他们的公民，如果不是因为恐惧，他们的法律和习俗将被视为一文不值。”

“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在哲学家花园里，在少数开明的精英中，恐惧可能会被消除，但如果这个社会被想象成由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组成，那么恐惧就不可能从整个社会中消除。莫尔认为，即使有乌托邦式社会条件的充分力量，人类的本性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诉诸武力或欺骗，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莫尔的信念无疑受到了他狂热的天主教思想的制约，但在同一时期，虔诚程度远低于圣人莫尔的马基雅维利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位《君主论》（The Prince
）的作者认为，没有恐惧，法律和习俗就毫无价值。

莫尔试着去想象，如果不是某些人得到了启发，而是整个社会都摒弃了残酷和混乱，平等地分享生活的美好，围绕着追求快乐而组织起来，捣毁绞刑架，那将会是什么样子。莫尔做出结论说，除了少数几个，这些绞刑架只有当人们能够想象另一种生活中的绞刑架（和奖赏）时，才可能被拆除。如果没有这些想象中的补充，社会秩序将不可避免地崩溃，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实现自己的愿望：“谁能怀疑，当他除了法律之外无所畏惧、身体之外无所寄托的时候，他会努力通过制定自己国家的公法来逃避，或者通过暴力来打破公法，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莫尔完全准备好支持公开处决任何以其他方式思考和教导的人。

莫尔想象的乌托邦人有一个实际的、工具性的动机来加强对天意和来世的信仰：他们确信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不持有这些信念的人。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莫尔本人另有动机：耶稣自己的话语。“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又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都数过了”（《马太福音》10∶29-30）。如哈姆雷特的诗句：“麻雀的坠落也有一种特殊的天意。”在基督教世界，谁敢与之争辩？

16世纪的一个回答来自矮小的多明我会修士焦尔达诺·布鲁诺。1580年代中期，三十六岁的布鲁诺从那不勒斯的修道院出走，在意大利和法国到处游荡，最后到了伦敦。他才华横溢、不计后果，既魅力非凡，又好辩得令人难以忍受。他靠赞助人的支持生存，教授记忆的艺术，并讲述他所谓的诺兰哲学（以他出生的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命名）的各个方面。这一哲学有几个来源，它们交织在一起，充满活力，常常令人困惑，但其中之一就是伊壁鸠鲁主义。确实，许多迹象表明，《物性论》已经动摇和改变了布鲁诺的整个世界。

在英国逗留期间，布鲁诺写作和出版了一堆奇怪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非凡胆识可以用其中一段话的含义来衡量，这段话出自1584年发表的《驱逐得意扬扬的野兽》（The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
）。这段话（这儿引用了英格丽德·D.罗兰的精美翻译）很长，但它的长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天神的信使墨丘利把朱庇特交给他办的事情都讲给索非亚听。他命令，

今天中午，弗兰奇诺老爹的西瓜地里的两个瓜就要熟透了，但要三天后才被采摘，那时它们就不再被认为是好吃的了。他要求在同一时刻，在乔瓦尼·布鲁诺家，在西卡拉山下的枣树上，摘下三十颗成熟的枣子，他说有几颗仍然绿的枣子会掉到地上，有十五颗枣子会被虫子吃掉。维斯塔是奥尔本齐奥·萨瓦利诺的妻子，当她打算把两边的头发卷一下，她会烧掉五十七根头发，因为卷发工具太烫了，但她不会灼伤头皮，因此当她闻到恶臭时，她不会咒骂，但她会耐心地忍受。从牛粪中将有二百五十二只蜣螂出生，其中十四只会被奥尔本齐奥踩死，二十六只会被压死，二十二只会住在洞里，八十只会在院子里朝圣，四十二只会退休，住在门边的石头下面，十六只会将他们的粪球滚到它们愿意滚到的任何地方，其余的将随意乱窜。

[19]

这绝不是墨丘里要安排的全部。

当劳伦扎梳头的时候，会掉十七根头发，折断十三根，其中十根会在三天之内长出来，七根永远长不回来。安东尼奥·萨瓦利诺的母狗会生下五只小狗，其中三只将寿终正寝，两只被丢弃，在这三只中，第一只会像它母亲，第二只将是只杂种，第三只部分像它父亲，部分像波利多罗的狗。在那一刻，将听到来自拉斯塔扎的布谷鸟的声音，布谷鸟叫十二声，不多也不少，此后，它会离开，向奇卡拉城堡的废墟飞十一分钟，之后，飞向斯卡维塔，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以后再说。

墨丘利在坎帕尼亚小角落的这个小角落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马斯特罗·丹尼斯在板子上裁剪的裙子会剪歪。那十二只臭虫会离开科斯坦蒂诺的床板，朝枕头爬去：七只大，四只小，一只中等大小，至于哪只能活到今晚点亮烛光的时候，我们会注意的。十五分钟之后，因为她已经用舌头舔她的上颚四次，菲乌鲁洛的这位老妇人将失去她下颌的第三颗右臼齿，它会在不流血不疼痛的情况下掉落，因为那个臼齿已经松动十七个月了。安布罗乔第一百一十二次插入，最终向他的妻子交了差，但这次不会使她怀孕，而下一次，他吃了小米、酒酱和煮熟的韭菜，这将转化成精子使她怀孕。马丁内洛的儿子胸部开始长毛，嗓音也开始嘶哑。当波利诺弯腰捡起一根断了的针时，他内裤的红裤带就会断掉……

在他出生的小村庄，布鲁诺以一种幻觉般的细节，上演了一出哲学闹剧，至少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旨在展示神圣天意是垃圾。这些细节都是有意为之的琐碎小事，但风险极高：嘲笑耶稣说人的头发都有定数，这可能会招致思想警察不愉快的访问。宗教不是一个可以嘲笑的话题，至少对于执行正统教义的官员来说是这样。他们甚至对微不足道的笑话也不掉以轻心。在法国，一个名叫伊沙姆巴德的村民被捕，因为一名修士做完弥撒后宣布他将对上帝说几句话，村民大声说：“越少越好。”

[20]

在西班牙，就在牧师宣布下一周的礼拜日程安排之后走出教堂，一个名叫加西亚·洛佩兹的裁缝打趣地说：“当我们是犹太人时，每年有一个逾越节让我们感到无聊，而现在似乎每天都是逾越节和斋日。”

[21]

加西亚·洛佩兹被告发到宗教裁判所。

但布鲁诺在英国。尽管在托马斯·莫尔担任大臣期间，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建立一个宗教裁判所，但英国没有宗教裁判所。虽然人们很可能会因为言语坦率而陷入严重的麻烦，但布鲁诺可能觉得要更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放纵一下喧闹的、疯狂的颠覆性笑声。这笑声有其哲学含义：一旦你认真看待上帝的意愿，将其延伸到一只麻雀的坠落和头上头发的数量，从一束阳光中摇曳的尘埃到天空中正在发生的行星碰撞，那实际上就没有限制。“哦，墨丘利，”索非亚同情地说，“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索非亚明白，即便在坎帕尼亚的一个小村子里，哪怕是一瞬间发生的事，也需要数十亿的语言来描述。照这样下去，谁也不会羡慕可怜的朱庇特。但墨丘利也承认，事情并非如此：世上没有万能神站在宇宙之外，发号施令，奖惩分明，决定一切。整个想法就很荒唐。宇宙中有一种秩序，但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融入构成万物的物质之中，从星星到人类再到臭虫。事情的性质不是抽象的能力，而是生成之母，孕育着存在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了卢克莱修的宇宙。

在布鲁诺看来，宇宙不是一个忧郁的幻灭之地。相反，他发现令人激动的是，我们认识到，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最伟大的事物都是由最小的事物构成的，原子，就是所有存在物的基石，连接着“一”和“无限”。“世界美好如斯，”

[22]

他写道，把无数关于痛苦、罪恶和忏悔的说教一扫而光，仿佛它们是许多蜘蛛网。在圣子遍体鳞伤的身体里寻找神性是毫无意义的，梦想在某个遥远的天国找到圣父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他写道，“我们不要去寻找我们之外的神性，即使它离我们很近；因为它在我们里面，比我们自身更深入。”他的哲学层面的快乐延伸到他的日常生活。佛罗伦萨的一位同时代人注意到，他是“餐桌上令人愉快的同伴，非常注重享乐主义的生活”。

[23]

布鲁诺警告说，正如伊壁鸠鲁，不要把一个人所有的爱和渴望的能力都集中在一个有强迫性欲望的对象上。他认为，满足身体对性的渴望是完美的，但把这些渴望与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混为一谈是荒谬的，而这些真理只有哲学（当然指诺兰哲学）才能提供。相反，布鲁诺可能是一千多年来第一个充分理解卢克莱修的《维纳斯赞美诗》的哲学和情欲力量的人。宇宙就其不断产生、破坏和再生的过程而言，本质上是性欲的。

布鲁诺发现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遇到的激进的新教徒，就像他逃离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一样顽固和狭隘。他对宗派仇恨的整个现状很蔑视。他所珍视的是敢于站出来反对那些好斗的白痴的勇气，这些白痴总是准备好大声反对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他在天文学家哥白尼身上发现了这种勇气，如他指出的，哥白尼是“被众神安排为古代真正哲学的太阳升起之前的黎明，因为这么多世纪被埋葬在盲目、恶毒、傲慢和嫉妒的无知的黑暗洞穴中”。

[24]

哥白尼断言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固定点，而是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当布鲁诺倡导这一观点时，这仍是一个可耻的想法，教会和学术界都深恶痛绝。布鲁诺设法将哥白尼主义丑闻传播得更远：他认为，宇宙根本没有中心，地球和太阳都不是中心。相反，他写道，依据卢克莱修的观点，有多个世界，在那里，无限多事物的种子，必定会结合起来形成其他种族的人类和其他生物。

[25]

在天空中观测到的每一颗固定的星星都是太阳，散布在无限的空间中。其中许多星球都伴随着围绕它们旋转的卫星，就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宇宙不只是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行为和命运；我们只是更宏大的存在之物的一小部分。这不应该让我们恐惧和退缩。相反，我们应该怀着惊奇、感激和敬畏的心情拥抱世界。

这些观点中每一个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布鲁诺努力使他的宇宙论与《圣经》相一致时，这并没有对问题有所改善，他写道，《圣经》是更好的道德指南，而非描绘天堂的指引。许多人可能暗中同意，但在公共场合说出来是不谨慎的，更不用说用白纸黑字了。

在欧洲，布鲁诺并不是唯一一位反思事物本质的杰出科学家；在伦敦，他几乎肯定见到了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后者建造了英国最大的一台天文望远镜，观察太阳黑子，测绘月球表面，观察行星的卫星，提出行星不是做完美的圆周运动，而是在椭圆轨道上运动，他从事数学制图工作，发现了折射正弦定律，在代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26]

借助这些发现，伽利略、笛卡尔和其他一些人因此而成名。但哈里奥特并没有得到任何认可：直到最近，人们才在他去世时留下的大量未发表的论文中发现这些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哈里奥特保留了一份详细的清单，作为一个原子论者，他被攻击为一个自称无神论者的人。他知道，如果他公布了自己的任何发现，他就会受到强烈的攻击，而且他更喜欢生活而不是名声。谁能指责他呢？

然而，布鲁诺不能保持沉默。“凭借他的感觉和理性，”他自述道，“他打开了我们可以用最勤奋的探究的钥匙去打开的那些真理的回廊，他使遮盖掩饰的本性暴露无遗，给鼹鼠一双眼睛，给盲人一丝光明……他解放了哑巴的舌头，他们原本不能也不敢表达他们纠缠不清的观点。”

[27]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On the Immense and the Numberless
）这首模仿卢克莱修的拉丁诗中他回想，作为一个孩子，他相信除了维苏威火山什么也没有，因为在火山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他知道，他只是无限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能再把自己封闭在他的文化要他固守的，狭小的精神囚室中。

也许如果他待在英国——或待在法兰克福、苏黎世、布拉格或威登堡，这些地方他都游历过——他可以设法保持自由，虽然也很困难。但1591年，他做了一个返回意大利的致命决定，在他看来，回到一向独立的帕多瓦和威尼斯是安全的。这种安全是个错觉：他的赞助人向宗教裁判所告发，布鲁诺在威尼斯被捕，之后被遣送到罗马，关进靠近圣彼得教堂的宗教法庭的一间囚室。

对布鲁诺的审讯和审判持续了八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地回应对异端的指控，重申他的哲学观点，驳斥漫无边际的指控，利用他惊人的记忆力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他确切的信仰。最后，受到酷刑的威胁，他否认宗教裁判官有权决定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统的信仰。这个挑战是最后一根稻草。宗教法庭承认其最高司法管辖权没有限制——没有领土的限制，除了教皇和红衣主教外，没有人的限制。它声称有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进行审判，并在必要时加以迫害。它是正统观念的最终仲裁者。

在众人面前，布鲁诺被迫跪倒在地，他被判为“一个不悔悟的、有害的、顽固的异教徒。”他不是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他显然对等待他的可怕命运感到害怕。但有位观众，一个德国天主教徒，记下这个顽固的异教徒在被定罪和逐出教会时所说的话：“他没有别的回答，只是用一种威胁的口气说：‘你对我做出这个判决，也许比我接受判决时更害怕。’”

1600年2月17日，这个被解除教职的多明我会修士头发被剃光了，骑在一头驴上，被带到在菲奥里广场竖起的木桩前。他坚决拒绝忏悔，在好几个小时里，他被一群修士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但他拒绝忏悔，也不愿在临终前保持沉默。他的话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一定让当局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下令勒住他的舌头。他们真是这么做的：根据一份记录，一根针刺入他的脸颊，通过他的舌头，从另一边穿出来；另一根针将他的嘴唇穿起来，形成一个十字。当一个十字架举到他面前，他扭过头去。火点了起来，火焰吞没了木桩。他被活活烧死，之后，他的遗骨被砸碎，他的骨灰——这些微小的粒子，他相信，会重新进入巨大的、快乐的、永恒的物质循环——被抛撒掉了。

[1]
引自艾利森·布朗，《卢克莱修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9。参见吉罗拉莫·沃纳罗拉，《关于阿莫斯和扎卡利亚的布道》（Prediche sopra Amos e Zacaria
），ed. Paolo Ghiglieri （Rome：A.Belardetti，1971），1∶79-81。另见彼得·戈德曼，《从波利齐亚诺到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盛期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140，及吉尔·克拉耶，“希腊化哲学的复兴”，收入《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剑桥指南》，ed. James Hanki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esp.pp.102-106。

[2]
论马基雅维利的莱克莱修手稿，见布朗，《卢克莱修回到佛罗伦萨》，pp.68-87，以及附录，pp.113-122。

[3]
见詹姆斯·汉金斯，《费奇诺的神学和卢克莱修批评》，即将在“柏拉图神学：古代、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会议上宣读，会议于塔蒂别墅国家文艺复兴研究所举办，2007年4月26～27日。

[4]
有关这场争执，见塞尔瓦托·I.坎波雷亚莱，“波焦·波尔乔利尼对洛伦佐·瓦拉：‘L.瓦拉之祈祷’”，收入《波焦·波尔乔利尼：1380～1980》（Florence：Sansoni，1982），PP.137-161。关于瓦拉（及费奇诺）正统思想的整体评论，见克里斯托弗·S.切伦扎有启发性的《失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拉丁遗产》（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80-114。

[5]
“Nunc sane video，cur in quodam tuo opusculo，in quo Epicureorum causam quantam datur tutaris，vinum tantopere laudasti...Bacchum compotatoresque adeo profuse laudans，ut epicureolum quendam ebrietatis assertorem te esse profitearis...Quid contra virginitatem insurgis，quod numquam fecit Epicurus？Tu prostitutas et prostibula laudas，quod ne gentiles quidem unquam fecerunt.Non verbis oris tui sacrilegi labes，sed igne est expurganda，quem spero te non evasurum.”引自 Don Cameron Allen，《文艺复兴早期的伊壁鸠鲁复原和他的快乐理论》，《哲学研究》第41期 （1944），pp.1-15。

[6]
瓦拉直接引用卢克莱修，但只是在卢克莱修和其他基督徒文本中发现的段落。

[7]
确实，这个代言人不是虚构性人物，而正是同时代的马费奥·韦奇奥，他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伊壁鸠鲁信徒，但他愿意扮演快乐的捍卫者角色，以反驳美德的斯多葛派观点，认为美德是最高的善，在他看来，这是对基督教正统观念的更严重威胁。

[8]
洛伦佐·瓦拉，《论真善与伪善》（De vero falsoque bono
），trans. A.Kent Hieatt and Maristella Lorch （New York：Abrais Books，1977），p.319。我将采用更为人熟知的书名《论快乐》（De voluptate
）。

瓦拉讨论的文本除了对话式的否认之外，实际上还运用了几种不同的策略来保护作者免受伊壁鸠鲁主义的指责。瓦拉有充分的理由愤怒地拒绝波焦对他进行伊壁鸠鲁主义的指责。伊壁鸠鲁式的论点占据了《论快乐》第二卷和第一卷的大部分，这些论点都被正当的基督教教义精心构架，这些教义叙述者和其他对话者一致宣称赢得了胜利。

[9]
瓦拉，《论快乐》，pp.219-221。

[10]
瓦拉，《论快乐》，p.221。

[11]
瓦拉，《论快乐》，p.295。

[12]
参见格林布拉特，《无形的子弹：文艺复兴权威及其颠覆》，收入《图像字符》（Glyph
）（1981），pp.40-61。

[13]
见米凯莱·马鲁洛，《自然赞美诗》（Inni Nturali
），（Florence：Casa Editrice le Lettere，1999）；有关布鲁尼和伊壁鸠鲁主义，另见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现代的合法性》，trans. Robert M.Wallace （Cambridge，MA：MIT Press，1983；orig. Die Legitimitat der neuzeit
. 1966）。

[14]
“L’anima e sol...in un pan bianco caldo un pinocchiato”（“灵魂……仅仅是热的白面包里的一颗松子”）——布朗，《卢克莱修回到佛罗伦萨》，p.11。

[15]
伊拉斯谟，“伊壁鸠鲁派”，收入《伊拉斯谟对话录》，trans. Craig R.Thomps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538，542。关于伊斯拉诺的马鲁诺批评，见P.S.艾伦，《伊拉斯诺书信集》（Opus Epistolarum des.Erasmi Roterodami
），十二卷，（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6-1958），2∶187；5∶519，译文收入《伊斯拉谟文集》（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4-），3∶225；10∶344。《伊斯拉谟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物传略》，ed. P.G.Bietenholz and Thomas B.Deutscher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2∶398-399。

[16]
引自莫尔《乌托邦》，ed. George M.Logan and Robert M.Adam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v.edn.2002），p.68。

[17]
在《乌托邦》中，莫尔设计了一个特色鲜明、具有自我意识的游戏，复杂因素导致了古代文本的生存或消亡，包括事故中的角色：“当准备第四次航行时，”希斯拉德说，“我带了一大包书，代替要卖的货物，下决心不再回来，而不是马上回来。他们从我这里得到了柏拉图的大部分作品，亚里士多德的几部作品，还有泰奥弗拉斯特斯关于植物的作品，我很遗憾地说，最后一部作品残缺不全了。在航行中，一只猿猴发现了这本被随意扔在地上的书，在一次恣意的打闹中撕碎了不同章节中的好几页”，p.181。

[18]
我撰写此文的时候，在美国，每九个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非裔美国人中便有一个入狱，而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财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
英格丽德·D.罗兰，《焦尔达诺·布鲁诺：哲学家/异端分子》（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08），pp.17-18，译自《驱逐生猛的野兽》（Spaccio de la Bestia Trionfante
），1，part 3，收入《意大利对话》（Dialoghi Italiani
），ed. Giovanni Gentile （Florence：Sansoni，1958），pp.633-637。

[20]
沃尔特·L.韦克菲尔德，《13世纪一些非正统的流行观点》，见《中世纪和人文义》（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p.28。

[21]
约翰·爱德华兹，《中世纪晚期西班牙宗教信仰和怀疑：索里亚（约1450～1500）》，见《过去与现在》120（1988），p.8。

[22]
焦尔达诺·布鲁诺，《圣灰星期三晚餐》，ed. and trans. Edward A.Gosselin and Lawrence S.Lerner （Hamden，CT：Archon Books，1977），p.91。

[23]
雅各布·柯布内利，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的佛罗伦萨秘书，引自罗兰《焦尔达诺·布鲁诺：哲学家/异端分子》，p.193。

[24]
《圣灰星期三晚餐》，p.87。

[25]
《论宇宙和世界的无限性》（De l’Infinito，Universo e Mondi
），《第五对话》，见《意大利对话》，pp.532-533，引自《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2：1067-1076.

[26]
见J.W.雪莉编，《托马斯·哈里奥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及雪莉，《托马斯·哈里奥特传》（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J.杰奎特，《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无信仰名声》，《皇家学会会议记录》9（1951～1952），pp.164-187。

[27]
《圣灰星期三晚餐》，p.90。

第十一章 来世

事实证明，让布鲁诺沉默比让《物性论》回到黑暗中容易得多。问题在于，卢克莱修的诗歌一旦重回人世，这位富有远见和人类体验的诗人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产生强烈的共鸣，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这种共鸣（在绘画或史诗传奇中相遇的痕迹）与科学家或哲学家的著作相比，不会让当局感到那么不安。教会的思想警察很少被要求调查艺术作品中的异端含义。

[1]

但就像卢克莱修作为诗人的天赋帮助他传播其激进思想一样，这些思想也以极其难以控制的方式，被直接或间接接触到意大利人文主义圈子的艺术家们所传播：画家如桑德罗·波提切利、皮耶罗·迪·科西莫和莱昂纳多·达·芬奇，诗人如马特奥·博亚尔多、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和托尔夸托·塔索。不久，这些想法也在远离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地方浮出水面。

在1590年代中期的伦敦舞台上，茂丘西奥（Mercutio）用麦布女王的奇妙描述来戏弄罗密欧：

她是仙女的助产士，

她的体型比不上

一位官吏食指上的玛瑙大，

由一群细小的原子带着

越过酣睡的人们的鼻梁……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四场）

“……一群细小的原子”：莎士比亚期待他的观众会马上明白茂丘西奥滑稽地想起一个难以想象的小物体。这本身有趣，而在一部悲剧的背景中则更有趣了，这部悲剧思考了欲望的强迫性力量，其中主要人物明显放弃死后生命的任何可能性：

我要留在这儿

跟你的侍婢，那些蛆虫在一起。

啊，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幕第三场）

布鲁诺在英国的岁月没有白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分享了他对卢克莱修唯物主义的兴趣，分享这一思想的人还有斯宾塞、邓恩、培根等。虽然莎士比亚没有进过牛津或剑桥，但他的拉丁文很好，完全可以自己阅读卢克莱修的诗歌。不管怎样，他似乎认识布鲁诺的朋友约翰·弗洛里奥本人，他也可能跟他剧作家同行本·琼森讨论过卢克莱修，本·琼森自己签了名的一册《物性论》留存下来，如今保存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内。

[2]

莎士比亚肯定会在他最喜欢的书中读到卢克莱修：蒙田的《散文集》（Essays
）。《散文集》1580年初次出版，1603年由弗洛里奥译成英文，包含了几乎一百多条《物性论》的直接引文。这不仅仅是引用的问题，卢克莱修和蒙田之间有一种很深刻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了特定的段落。

蒙田分享了卢克莱修对来世噩梦强加的道德的蔑视；他坚持自己的感官重要性和物质世界的证据；他强烈反对禁欲主义的自我惩罚和对肉体的暴力；他珍惜内心的自由和满足。在与死亡恐惧做斗争的过程中，他受到斯多葛主义和卢克莱修唯物主义的影响，但后者被证明是主要的指引，引领蒙田走向身体愉悦的庆典。

卢克莱修的非个人化的哲学史诗在蒙田的伟大计划中没有提供任何指导，这一计划代表着他的身体和精神存在的特殊的曲折过程：

我不太喜欢沙拉或水果，除了甜瓜。我父亲讨厌各种酱汁；我则很喜欢……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不规则的、未知的。如萝卜，我起初喜欢，后来不喜欢，现在又喜欢了。

[3]

但将他的整个自我融入文本中这一崇高而古怪的尝试，是建立在1417年波焦从休眠中唤醒的有关物质宇宙的想象之上的。

“世界只是一种常年运动，”蒙田在《论悔恨》中写道，

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运动的——地球、高加索山岩、埃及金字塔——既有共同的运动，也有各自的运动。稳定本身不过是一种更慵懒的运动。（610）

人类也不例外，不管他们认为自己选择移动还是原地不动：“我们的通常做法，”蒙田在论《我们行为的不一致》这篇文章中反思，“是顺着我们的心意，往左，往右，往上和往下，就像一阵风带着我们一样。”

他接着引用卢克莱修的话强调说，就好像这种处理事物的方式仍然给了人类太多的控制权一样，人类的转向完全是随机的：“我们不是走路，我们被带着走，像漂浮的物体，时而轻柔，时而猛烈，依据水流湍急或平静：‘难道我们没有发现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总是到处寻找，/变换位置，好像要卸下他们背负的重担？’”（240）他的散文所涉及的不稳定的知性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某个话题，我们制造出无数个话题，然后，相乘再细分，回到伊壁鸠鲁无穷无尽的原子状态中。”（817）蒙田比任何人（包括卢克莱修）都更好地表达了他在伊壁鸠鲁的世界里思考、写作、生活的内心感受。

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卢克莱修最珍爱的梦想之一：梦想站在宁静安全的陆地上，俯视着别人遭遇的沉船事故。他意识到，没有稳定的悬崖可以站立；他已经上了船。蒙田完全认同卢克莱修的伊壁鸠鲁式的怀疑主义，怀疑对名誉、权力和财富的永不停息的追求；他从世界上退出，珍惜自己的隐居生活，住进城堡的塔楼，书房里摆满了书籍。但这种退出似乎只是加强了他对永恒的运动、形式的不稳定、世界的多元性以及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完全欣赏的随机转向的意识。

蒙田怀疑的习性使他摆脱了伊壁鸠鲁主义教条的确定性。但他沉浸在《物性论》的风格和思想中，这帮助他叙述他的生活经历，并尽可能忠实地描述他阅读和思考的成果。这帮助他表达了他对虔诚的恐惧的拒绝，他对这个世界而不是来世的关注，他对宗教狂热的蔑视，他对所谓的原始社会的迷恋，他对简单和自然的欣赏，他对残忍的厌恶，他对人类作为动物的深刻理解和对其他动物物种相应的深切同情。

正是本着卢克莱修的精神，蒙田在《论残忍》中写道，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人们赋予我们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的想象中的王权，”承认他几乎见不得鸡脖子被扭断的样子，承认他“不能拒绝我的那条狗在不适宜的时间里嬉戏。”

[4]

也正是这种精神，在《雷蒙·塞邦赞》中，他嘲笑了人类是宇宙中心的幻想：

为什么小鹅不会这么说：“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在我的视线之内；大地为我服务，让我继续前行，太阳为我带来光明，繁星给我造成影响；我从风和水中得到这种好处；没有什么比我更受天穹的眷顾了；我是大自然的宠儿。”

[5]

正是本着卢克莱修的精神，当蒙田反思苏格拉底的高贵结局时，他关注最难以置信的，也是最伊壁鸠鲁式的细节，如在《论残忍》中，“当脱去镣铐，搔搔大腿”，苏格拉底感受到“快乐的颤动”。

[6]

最重要的是，卢克莱修的印记在蒙田对他最喜欢的两个主题——性与死亡

[7]

——的反思中随处可见。想到“交际花芙罗拉曾经说过，她和庞培上床时，总是让他带走她咬过的痕迹，”蒙田马上想到卢克莱修的诗句：“他们像钳子一样紧紧抓着渴望已久的身体，/他们用牙齿咬破了柔嫩的嘴唇”（“我们的欲望因困难而增强”）。敦促那些性欲太强而无法“驱散”的人，蒙田在《论分心》中引用卢克莱修直白的建议：“把积聚的精子喷射到任何东西里”，他又说：“我经常有利可图地尝试过。”他试图克服害羞，并获得性交的真实体验，他发现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描写了——更令人陶醉，如他所说——这就是在《论维吉尔的几首诗》中引的卢克莱修论维纳斯和玛尔斯的诗句：

统治着野蛮战争的神，

强大的玛尔斯，经常躺在你怀里；

永恒的爱情之伤使他所有的力量枯竭，

那贪婪的目光要吃掉你这个爱人，

仰头，他的灵魂停留在你唇上：

把他拥进你的怀抱吧，女神，

让他躺下来，和你融为一体，

愿甜言蜜语从你口中涌出。

引的是拉丁文，蒙田不打算用自己的法语来迻译这种描述，他只是停下来品味它的完美，“如此鲜活，如此深刻”。

有些罕见而强烈的时刻，一个作家虽然早已从地球上消失，却似乎站在你面前，直接对你说话，仿佛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你的意思。蒙田似乎感觉到了与卢克莱修的亲近联系，这种关系帮助他面对自己灭绝的前景。他回想起，有次他看到一个人死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人痛苦地抱怨命运不让他完成他正在写的书。在蒙田看来，这种遗憾的荒谬性最好用卢克莱修的诗句来表达：“但是他们忘了，你死后/没有一件事能激起你的欲望。”对他自己，蒙田写道：“我希望死神发现我在种卷心菜，但我对死亡不关心，更不在乎未种完的菜园。”

[8]

（“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蒙田明白，“漠视死亡”而死是一个比听起来困难得多的目标：他必须调动他广阔世界中的所有资源，以便倾听和服从他认为是自然的声音。他理解的那个声音来自卢克莱修，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离开这个世界，”蒙田这样想象大自然并写道，

如你进入世界，同样的通道，你从死到生，没有感觉或恐惧，再从生到死。你的死亡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是世界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命互相借鉴……

和跑步者一样，人们传递着生命的火炬。

[9]

（卢克莱修，《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对蒙田来说，卢克莱修是理解事物本质、塑造自我、愉快地生活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的最可靠的指南。

1989年，伊顿学院的图书馆馆员保罗·夸里买到一册1563年版的珍贵的《物性论》，它由丹尼斯·兰宾编辑，拍卖价两百五十英镑。目录页注明，该版本的前后空页上有注释，而且有许多拉丁文和法文的边注，但书的主人却不得而知。学者们很快就证实了夸里拿到书后的猜想：卢克莱修的这本书是蒙田的个人藏书，体现了这位散文作家对这首诗的热情投入。

[10]

卢克莱修书上蒙田的名字被覆盖了——这就是为什么花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谁是拥有它的人。但在第三页的左边，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条极为异端的评论，确实留下了一个奇怪的证据，证明这本书是他的。“既然原子的运动如此多变，”他写道，“那原子以这种方式聚集在一起，或者未来它们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聚集在一起，产生另一个蒙田，这并非令人难以置信。”

[11]

蒙田煞费苦心地记下了诗中许多在他看来似乎是“反宗教”的段落，这些段落否定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如创世论、神圣天意和死后的审判。首先，他一再指出，灵魂是物质的：“灵魂是肉体的”（296）；“灵魂和肉体是彻底的结合”（302）；“灵魂是会死亡的”（306）；“灵魂如同双脚，是身体的一部分”（310）；“肉体和灵魂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311）这些是读书笔记，而不是他自己的主张。但它们对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中最激进的论点表现出一种迷恋。虽然他谨慎地把这种迷恋隐藏起来，但很明显，蒙田的反应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甚至在西班牙，在宗教裁判所高度警惕的地方，卢克莱修的诗也被人阅读，用的从意大利和法国边境运过来的印刷品，以及悄悄传递的手稿。在17世纪早期，伊莎贝尔·德·波蓬公主的医生阿隆索·德·奥利韦拉拥有一册1565年的法文版诗集。在1625年的一次图书销售中，西班牙诗人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购得此书的一份手稿，是根据原稿抄写的。

[12]

作家和古董商人罗德里戈·卡罗来自塞维利亚，他有两本，是1566年在安特卫普印刷的，1647年编入他的图书馆目录；在瓜达卢普的修道院里，有卢克莱修《物性论》的一个版本，1663年在阿姆斯特丹印刷，保存在他的小房间里，由萨莫拉神父发现。如托马斯·莫尔所说，当他设法收购并烧掉新教版本的《圣经》，印刷术使彻底销毁一本书变得极其困难。而要压制对推动物理学和天文学等新的科学进步至关重要的一系列观点，则更加困难。

这不是因为不想尝试。以下是17世纪，想要完成布鲁诺之死没有完成事情的一种尝试：

没有什么来自原子。

世界上所有物体都以其形式的美丽而闪耀。

没有这些，地球只会是一团巨大的混沌。

起初神造万物，是要叫它们再生事物。

既然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

你，德谟克利特，从原子开始也没有什么不同。

原子什么都不产生，因此，原子什么都不是。

[13]

这是一段拉丁文祈祷词，比萨大学年轻的耶稣会士被要求每天背诵，以抵御上司认为特别有害的诱惑。祈祷的目的是驱除原子论，并宣称事物的形式、结构和美丽是上帝的工作。原子论者从事物的存在方式中找到了快乐和惊奇：卢克莱修将宇宙视为一首对维纳斯的持续而强烈的性爱赞美诗。但那位顺从的年轻耶稣会士每天都要对自己说，在他周围，在巴洛克艺术的辉煌中，他所能看到的神圣秩序的唯一替代品就是一个冰冷、贫瘠，由无意义原子组成的混乱世界。

为什么这很重要？如莫尔的《乌托邦》所表明的，神圣天意及灵魂的死后奖赏和惩罚是不可妥协的信念，即使是有关已知世界边缘的非基督徒的有趣幻想也是如此。但乌托邦人的理论并不以他们对物理学的理解为基础。在这一时期，耶稣会既是最激进的，也是最具智慧的天主教会，为什么还要致力于消灭原子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呢？毕竟在中世纪，事物的隐形种子的概念从未完全消失。宇宙的基本物质组成部分——原子——的核心思想在大量丢失的古代文献中幸存了下来。原子甚至可以在没有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被提及，只要它们被说成是由神圣天意启动和命令的。在天主教会的最高层，还有一些大胆的思考者，他们渴望与新科学做斗争。为什么文艺复兴高峰时期的原子论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具有威胁性呢？

简略的回答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的发现和再传播成功地将原子这一所有存在物的终极基础的观点与其他许多危险的主张联系起来。与任何背景无关，所有事物都可能由无数看不见的粒子组成的观点似乎并不是特别令人不安。总之，世界必定由某物组成。但卢克莱修的诗歌重新回到原子的缺失的语境中，对于道德、政治、伦理和神学，其含义令人深感不安。

这些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即明白的。沃纳罗拉（Savonarola）可能嘲笑了那些认为世界是由看不见的粒子组成的学究知识分子，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至少是在开玩笑，而没有呼吁施加火刑。正如我们所见，像伊斯拉谟和莫尔这样的天主教徒，他们可以认真思考如何将伊壁鸠鲁主义的元素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1509年，当拉斐尔在梵蒂冈画《雅典学派》（School of Athens
）这幅他对希腊哲学宏伟想象的作品时，他似乎非常自信地认为，所有古典遗产，而不仅仅是精选出来的少数人的作品，能够与被描绘在对面墙上神学家们认真辩论基督教教义的画面和谐共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拉斐尔那光辉的场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宽阔的拱顶下，如果传统的鉴定是正确的话，仍有空间容纳所有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亚历山大港的海巴夏和伊壁鸠鲁。

但到16世纪中叶，这种自信不再可能。1551年，至少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神学家觉得满意的是，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围绕基督教神秘中心的确切性质的所有争论。他们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启发下，试图证明变形论——将圣水和葡萄酒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液——和物理学定律调和的微妙争论为教会教义。亚里士多德对物质“偶性”和“实体”的区别使得人们能够解释，看起来、闻起来、尝起来完全像一块面包的东西，竟会实际上（不仅是象征意义上）变成了基督的肉体。人类感官所体验的仅仅是面包的偶性；圣水的实体是上帝。

特伦特的神学家提出这些奇妙的论点，不是要将其当作理论，而是当作真理，一种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完全不相容的真理。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异教性质——毕竟，亚里士多德也是个异教徒——而在于他们的物理学。原子论绝对否定实体与偶性之间的关键区别，因此威胁着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基础上的整个宏伟的知性大厦。这一威胁发生时正值新教徒对天主教教义发起最严厉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依赖于原子论——路德、茨温利（Zwingli）和加尔文不是伊壁鸠鲁信徒，威克里夫和胡斯则更像是伊壁鸠鲁信徒——而是针对那些好战的、四处树敌的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的势力。似乎古代唯物主义的复兴开辟了危险的第二战场。确实，原子论似乎为宗教改革者提供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知性武器。教会下决心不让任何人染指这一武器，它的意识形态部队宗教裁判所也被提醒，要注意扩散的迹象。

“信仰必须在哲学的所有其他法则中占据首位，”1624年耶稣会的一位发言人宣称，“这样，上帝之言，借着已经建立的权柄，必不暴露在虚假里。”

[14]

这些话是一个明确的警告，旨在遏制不可接受的猜想。“为了认知真理，哲学家唯一需要的东西也很简单，就是要反对一切与信仰相反的东西，要接受信仰所包含的东西。”耶稣会没有具体指明这一警告的具体目标，但同时代人很容易理解，他的话特别针对最近出版的科学著作《尝试者》（The Assayer
）的作者。这位作者就是伽利略·伽利莱。

伽利略已经因使用天文观测来支持哥白尼声称地球绕太阳运行而有麻烦。在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下，他承诺不再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但《尝试者》发表于1623年，此书表明这位科学家仍在极其危险的地面上行走。如同卢克莱修，伽利略也为天体和地球世界的同一性进行了辩护：他声称，太阳和行星的性质与地球及其居民的性质没有本质区别。如同卢克莱修，他相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同样严格的观察和推理来理解。如同卢克莱修，他坚持以感官为证言，必要时反对正统的权威主张。如同卢克莱修，他试图通过这些证言来对所有事物的隐秘结构进行理性的把握。也如同卢克莱修，他确信这些结构是由他所谓的“微小物”（minims）或最小的粒子构成的，也就是说，由有限的原子库以无数种方式组合而成的。

伽利略有高层的朋友：《尝试者》就是呈献给开明的新教皇乌尔巴诺八世，他在担任红衣主教马费奥·巴尔贝里尼时就热情支持伟大科学家的研究。只要教皇愿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希望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通过科学研究而逃脱惩罚。但教皇本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压制教会里，尤其是耶稣会士中许多被认为特别有害的异端邪说。1632年8月1日，耶稣会严格禁止和谴责原子学说。禁令本身不可能突然对他采取行动，因为《尝试者》已在八年前获准出版。但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也在1632年出版，这给了他的敌人一个机会：他们立即向教廷告发伽利略，宗教裁判所介入。

1633年6月22日，宗教裁判所做出判决：“我们做出判决并宣布，你，伽利略，由于法庭提供的证据，以及你的上述供认，宗教法庭认为你有严重的异端嫌疑。”这位被判有罪的科学家仍然受到有权有势的朋友的保护，因此免受酷刑和处决，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软禁在家。

[15]

判决中对所谓异端做了正式说明：“相信并持有虚假的、与神圣及《圣经》相反的教义，即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它不从东到西移动，地球移动，它不是世界的中心。”但1982年，一位意大利学者彼得罗·雷东迪在教廷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改变了情况。这是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尝试者》中发现的异端邪说。尤其是审查者发现了原子论的证据。审查者解释说，原子论是与特伦特大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第二正典不相容的，该会议阐明了圣餐的教义。文件指出，如果接受伽利略·伽利莱先生的理论，那你在最神圣的圣礼中发现，可以“触摸、注视、品味等”对象，即面包和酒的特点，你也必定说，根据同样的理论，这些特点是由“非常微小的粒子”在我们的感官中产生的。就此你就必定得出结论，“在圣礼中必定有实体的面包和酒”，这一结论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布鲁诺被烧死三十三年后，原子论仍是正统势力决心要压制的一种信念。

即使完全压制并不可能，卢克莱修的敌人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大多数印刷版本都带有免责声明。这些版本中最有趣是蒙田采用的文本，即1563年带有丹尼斯·兰宾（Denys Lanbin）注释的版本。

[16]

兰宾承认，卢克莱修真的否认灵魂的不朽，反对神圣天意，声称快乐就是至善。但“即使这首诗本身因其信仰而与我们的宗教相悖，”兰宾写道，“它仍然是一首诗。”一旦将作品的信念与其艺术价值区分开来，这种价值的全部力量就可以安全地得到承认：“仅仅是一首诗？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首优美的诗，一首华丽的诗，一首被所有智者所关注、认可和赞扬的诗。”至于诗的内容，“伊壁鸠鲁那些疯狂的想法，那些关于原子偶然结合、关于无数世界的荒谬想法等”，又如何呢？兰宾写道，有坚定的信仰，好的基督徒不必担心：“我们反驳它们并不困难，也确实没有必要，尤其是当它们最容易被真理的声音所批驳，或每个人对它们保持冷漠的时候。”否定变成了一种安慰，与警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赞美这首诗，但对它的观念保持沉默。

对卢克莱修的审美欣赏取决于良好的拉丁文水平，因此，此诗的传播仅限于规模相对较小的精英群体。每个人都意识到，使有文化的公众更广泛地接触到它的任何尝试都会引起当局最强烈的怀疑和敌意。1417年波焦的发现之后，两百多年很快过去了，并没有真正的尝试。

但到17世纪，新科学的压力，不断增长的认识探索，及这首伟大诗歌本身的诱惑，终于汇成一股不可压抑的强大力量。优秀的法国天文学家、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神父（1591～1655）致力于调和伊壁鸠鲁主义和基督教这一野心勃勃的尝试，他的一个最出色的学生，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1）着手用诗体翻译（不幸的是没有留存下来）《物性论》。米歇尔·德·马罗莱神父（1600～1681）翻译的散文体卢克莱修诗作已经出版。之后不久，数学家亚历山德罗·马尔凯蒂（1633～1681）的意大利文译本开始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这让罗马教会感到恐慌，它几十年来成功地禁止其出版。在英国，富裕的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1620～1706）翻译了卢克莱修诗作的第一卷；英雄双韵体全译本出版于1682年，译者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学者托马斯·克里奇。

克里奇的卢克莱修译本出版时被认为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但另有一个译本，几乎是全诗的英译本，同样采用英雄双韵体，已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而且其来源令人惊讶。这个译本直到20世纪才出版，译者是清教徒露西·哈钦森，即约翰·哈钦森上校的妻子，约翰是国会议员和弑君者。或许这一非凡成就最引人注目的是，1675年6月11日，当这位有学问的翻译家把译稿呈给亚瑟·安涅斯雷——安格尔西的首位伯爵时，她还讨厌书中的核心原则（或者她如此声称），她希望它们将从地球上消失。

她在呈现译稿的亲笔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不幸把这些诗丢了一份，”

[18]

她一定会把它们付之一炬的。当然，这听起来像熟悉的女性谦虚姿态。她拒绝翻译第四卷几百行露骨的性描写，以此来加强这种姿态。她在书的空白处写着：“这里有很多东西留给产婆去翻译，她们的淫秽艺术要优于一个好作家。”但实际上，哈钦森没有为她所谓的“有抱负的缪斯”

[19]

而道歉。相反，她讨厌卢克莱修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和不虔诚。”

如哈钦森所称，“疯子”卢克莱修并不比其他异教徒哲学家和诗人做得更好，这是些经常向学生推荐的导师，这种教育实践，是“使知识世界堕落的一种主要手段，至少确认他们灵魂的堕落，当他们用这种异教的泥巴，搅浑所有从神圣恩典而来的真理之流时，他们的原罪使他们陷入困境，又阻碍他们得到康复”。

[20]

这是一种悲叹和恐惧，哈钦森写道，现在，在福音的这些日子里，人们会学习卢克莱修，坚持“他那荒谬、不虔诚、可恶的学说，使浮华、随意的原子之舞复活。”

那么，当她热切地希望这种邪恶消失时，她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份诗体译本，花钱请一位职业抄写员抄出前五卷，然后自己连带提要和旁注，小心地抄写第六卷呢？

她的回答颇有启发性。她承认，起初她并没有意识到卢克莱修有多危险。她着手进行翻译，是“出于年轻时的好奇心，以理解我间接听到的那么多话语”。

[21]

通过这句话，我们大致可以明白那些静悄悄的谈话，不是在演讲厅，也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在远离当局窥探的场合进行的，在这些谈话中，卢克莱修的观点得到了权衡和讨论。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女人想亲自知道她的世界里男人们在谈论些什么。

当哈钦森的宗教信仰成熟起来，她写道，当她“在光和爱中成长”时，她感到的好奇心和自豪感，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继续感到的成就感，开始变得酸楚：

在我一些好朋友中间，我因为了解这位晦涩的诗人而获得的小小的荣誉，成了我的耻辱。我发现，直到我学会厌恶他，害怕迷恋不虔诚的书籍，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22]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为什么要把这种迷恋提供给别人呢？

哈钦森说她只是听从安格尔西（Anglesey），安格尔西要求看这本书，现在她恳求他把它藏起来。藏起来，而不是毁掉。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不让她要求把书扔到火里，有什么东西比她已脱手的那个抄本还重要（为什么这会让她退缩？），甚至超过了她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她附和弥尔顿对于审查的原则性反对。毕竟，她“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这告诉我，毫无意义的迷信会把肉体的理性变成无神论”。

[23]

那就是说，她从卢克莱修那儿了解到，意在强化虔诚的幼稚“寓言”会导致理性的智慧走向怀疑。

也许哈钦森发现这份手稿很可能会被毁掉。“我将它译成英文”，她写道，“在一间屋子里，我的孩子们练习老师教他们的几种技巧。我用帆布上的线来给译文作音节计数，然后用旁边的笔和墨水把它们写下来。”

卢克莱修坚持认为那些似乎完全脱离物质世界的东西——思想、观念、幻想、灵魂本身——和构成它们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包括上述笔、墨水和哈钦森用来为诗句音节计数的针线。在他的理论中，就连看似非物质的视觉，也依赖于原子的微小薄膜，原子薄膜不断从所有事物中散发出来，就像图像或拟像一样，在虚空中漂浮，直到它们撞击到感知的眼睛。他解释道，因此，那些认为自己看见鬼魂的人被错误地说服，相信来世的存在。这样的幻象实际上不是死者的灵魂，而是原子薄膜，在散发它们的那个人死后，它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漂浮着。最终，这些薄膜中的原子也会被分散，但就目前而言，它们会使活着的人大吃一惊。

这种理论如今只会让我们为之一笑，但也许它可以作为卢克莱修诗歌奇异的来世形象，这首几乎永远消失的诗，分散成随机的原子，但不知何故还是幸存了下来。它能幸存是因为一连串的人，在一系列的地点和时间，由于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遇到了它的物质对象——纸莎草纸、羊皮纸或一般的纸张，其墨迹被认为是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的——然后坐下来制作各自的实物复制品。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房间里，用帆布线头数着她翻译的诗句的音节，清教徒露西·哈钦森实际上是卢克莱修早在许多世纪前就开始运作的原子粒子的传送者之一。

但当哈钦森不太情愿地将她的译稿呈献给安格尔西的时候，她所谓“浮华、随意的原子之舞”早已深入英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埃德蒙·斯宾塞写了一首狂喜的、引人注目的卢克莱修风格的维纳斯赞美诗；弗朗西斯·培根大胆地说，“自然界中除了个体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24]

；托马斯·霍布斯冷静地思索恐惧和宗教妄想之间的关系。

如同欧洲其他地方，在英国尽管很难，但事实证明这是可能的：首先要相信上帝是原子的创造者。

[25]

如此，在被称为科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中，艾萨克·牛顿宣称自己是原子论者，这似乎是对卢克莱修诗歌标题的直接暗示。“当粒子继续是整体，”他认为，“它们可以构成一个物体，在所有时代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质地；但如果它们磨损或破碎，依赖它们的事物的性质将会改变。”同时，牛顿小心翼翼地召唤一位神圣的造物主。“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可能的，”牛顿在《光学》（Opticks
，1718）第二版中写道，

最初，上帝创造的物质是固体的、有质量的、坚硬的、不可穿透的、可移动的粒子，它们的大小和形状都是这样，它们的其他属性也都是这样，它们的比例与空间的比例是这样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而这些原始粒子是固体，比任何由它们混合而成的多孔体都要坚硬得多；即使非常坚硬，也永远不会磨损或破碎；在第一次创造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普通的力量能把上帝自己创造的东西分开。

[26]

如同自17世纪到他们的时代的其他科学家，对牛顿而言，调和原子论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可能的。但哈钦森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有助于产生并支持德莱顿、伏尔泰等人的怀疑论，以及狄德罗、休谟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所表达的有计划、毁灭性的不信任。

出现在前面，甚至超出了这些有远见的人物的视野的，是惊人的经验观察和实验证据，把古代原子论的原理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到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着手解决人类物种起源的奥秘，他不需要借助卢克莱修关于一个完全自然的、无计划的创造和毁灭的过程，通过性繁殖不断更新这一设想。这个设想直接影响了达尔文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查尔斯可以把他的观点作为自己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其他地方的工作的基础。当爱因斯坦写到原子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依据实验和数学科学，而不是古代的哲学推测。但爱因斯坦自己知道并承认，那种推测为现代原子论所依赖的经验证明奠定了基础。这首古诗现在可能没有人读了，这首诗失而复得的戏剧性场面可能会被淡忘，波焦可能会被完全遗忘——这些只是卢克莱修融入现代思想主流的标志。

在那些仍然以卢克莱修为一个重要的向导的人当中，有一个富有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他有着永不停息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爱好。托马斯·杰斐逊至少拥有五本拉丁文版本的《物性论》，以及这首诗的英、意、法译本。这是他喜欢的一本书，证明了他的信念，世界唯有自然，自然唯有物质。而且，卢克莱修有助于形成杰斐逊的信心：无知和恐惧不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

杰斐逊继承了这一古老的遗产，其方向是卢克莱修无法预料的，但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初期就梦想过。杰斐逊没有如写就《物性论》的诗人所敦促的，远离公众生活的激烈冲突。相反，在新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他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一个明显的卢克莱修式的转变。转向一个政府，政府的目的不仅是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自由，而且是为“追求幸福”服务。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在《独立宣言》中留下了痕迹。

1820年8月15日，七十七岁的杰斐逊给另一位前总统，他的朋友约翰·亚当斯写信，亚当斯当时八十五岁，这两位老人习惯就生活的意义交换看法，他们感到生活的意义在慢慢消失。“我不得不重新用上我习惯用的止痛药，”杰斐逊写道：

“我感觉故我存在。”我感到身体不是我自己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存在。我称它们物质。我感到它们在改变位置。这给了我运动。没有物质的地方，我称之为虚空，或虚无，或非物质空间。在感觉、物质和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我们可以拥有或需要的所有确定性的结构。

[27]

这些是卢克莱修最希望灌输给读者的情感。“我是，”杰斐逊写给一个想要知道他生活哲学的记者的信中写道，“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

[28]

[1]
一个著名的例外是1573年，宗教裁判所对保罗·维罗内塞有关《最后的晚餐》描述的调查，维罗内塞认为《最后的晚餐》的物质性很强——生活纷乱，桌上的食物，狗抓挠残羹剩饭等——这引起了对他言行不敬甚至异端的指控。维罗内塞将其作品更名为《利未家的宴会》（The Feast in the House of Levi
）以避免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2]
琼森将他的名字写在书名页上，尽管此书开本很小——只有11 厘米× 6厘米——他在书页空白处做了许多记号和笔记，证明他专心而细致地阅读。他似乎对第二卷的一段文字特别感兴趣，在这一段落中，卢克莱修否认神灵对人类行为有任何兴趣。在这一页的下边，他对其中两行诗做了翻译：

超越悲伤和危险，那些幸福的神灵，

他们物品丰富，不需要我们的奉献。

参考2∶649-650：

Nam privata dolore omni，privata periclis
，

ipsa suis pollens opibus，nil indiga nostri.

露西·哈钦森翻译如下：

神性自我拥有了

永远的宁静，

凡人之事无关紧要，

完全免除危险、忧虑和烦恼，

神本身富有，无须我们来讨好。

[3]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846。

[4]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318。

[5]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397。

[6]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310。

[7]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464，634，664。

[8]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62。

[9]
《蒙田散文集》，trans. Donald M.Fram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65。

[10]
M.A.史克里奇，《蒙田的卢克莱修注释本：手稿、笔记和笔迹的转抄和研究》（Geneva：Droz，1998）。

[11]
“Ut sunt diuersi atomorum motus nom incredibile est sic conuenisse olim atomos aut conuenturas ut alius nascatur montanus
.”——M.A.史克里奇，《蒙田的卢克莱修注释本：手稿、笔记和笔迹的转抄和研究》（Geneva：Droz，1998），p.11。我修改了史克里奇的译文：“既然原子变化多端，所以原子一旦结合在一起，或者在将来再结合在一起，使另一个蒙田问世，就不足为奇了。”

[12]
特雷弗·达森，《贵族图书馆：1625年的书铺与书商》（Las bibliotecas da la nobleza：Dos inventarios y un librero，ano de 1625
），见奥罗拉·埃希多和何塞·恩里克·拉普拉纳编，《萨里涅纳时代的赞助和人文学科》（Mecenazgo y Humanidades en tiempos de Lastanosa.Homenaje a la memoria de Gomingo Yndurain
，Zaragoza：Institucion Fernando el Catolico，2008），p.270。我非常感谢达森教授对西班牙图书馆目录的研究，让我有机会看到卢克莱修在特伦托主教会议之后的西班牙的情况。

[13]
彼得罗·雷东迪，《异端伽利略》，trans. Raymond Rosenth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orig.Italian edn.1983），《文件》，p.340——《实体形式和物理性质的研究》（Exercitatio de formis substantialibus et de qualitatibus physicis
，佚名）。

[14]
彼得罗·雷东迪，《异端伽利略》，trans. Raymond Rosenth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orig.Italian edn.1983），《文件》，p.132。

[15]
雷东迪的核心论点——对伽利略日心说的攻击是对他原子论进行潜在攻击的一种掩饰——受到许多科学史学家的批评。但没有理由认为，教会的动机可能只是或此或彼的关注，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

[16]
“at Lucretius animorum immortalitatem oppugnat，deorum providentiam negat，religiones omneis tollit，summum bonum in voluptate point.Sed haec Epicuri，quem sequitur Lucretius，non Lucretti culpa est.Poema quidem ipsum propter sententias a religione nostra alirnas，nihilominus poema est.Tantumne？Immovero poema venustum，poema praeclarum，poema omnibus ingenii luminibus distinctum，insignitum，atque illustratum.Hasce autem Epicuri rationes insanas，ac furiosas，ut & illas absurdas de actomorum concursione fortuita，de mundis innumerabilibus，& ceteras，neque difficile nobis esr refutare，neque vero necesse est：quippe cum ab ipse veritatis voce vel tacentibus omnibus facillime refellantur”（Paris，1563）f.ã3.我采用了阿达·帕尔默的译文

[17]

，我参考了他未发表的论文《解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原子论》。

[17]
中译参见正文。——译者注

[18]
《露西·哈钦森的译文》，ed. Hugh de Quehen （Ann Ae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p.139。

[19]
相反，哈钦森回顾了一下约翰·伊夫林，发现了一种“男性化的智慧”，只向公众展示了这首难解的诗作中的一卷，“不过印刷时值得给他戴上桂冠。”

[20]
《露西·哈钦森的译文》，pp.24-25。

[21]
《露西·哈钦森的译文》，p.23。

[22]
《露西·哈钦森的译文》，p.26。

[23]
《露西·哈钦森的译文》，p.26。

[24]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Novum Organum
），II.ii。

[25]
这种观点最有力的哲学表达是法国牧师、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的著作。

[26]
艾萨克·牛顿，《光学》，Query 32 （London，1718），引自蒙特·约翰逊和凯瑟琳·威尔逊，“卢克莱修和科学史”，见《卢克莱修剑桥指南》，pp.141-142。

[27]
1819年10月31日给威廉·肖特的信：“我认为伊壁鸠鲁真正（而非推测）的教义包含了希腊和罗马留给我们的道德哲学中所有理性的东西。”引自查尔斯·A.米勒，《杰斐逊和自然：一种阐释》（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24。约翰·昆西·亚当斯，“和杰斐逊共进晚餐”，引自《约翰·昆西·亚当斯回忆录及1795～1848年日记》，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Philadelphia，1874）：1807年11月3日：“杰斐逊先生说，伊壁鸠鲁哲学，在他看来，在古代所有哲学体系中是最接近真理的。他希望伽桑狄的相关作品能得以翻译。这是现存的对它唯一正确的说明。我提到卢克莱修。他说那只是部分——只是自然哲学的部分，但道德哲学只能在伽桑狄那里找到。”

[28]
米勒，《杰斐逊和自然》，p.24。

致谢

卢克莱修这位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开启了我在本书中描述的故事，他相信生命的最高目的是快乐，他特别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因此，我意识到，丰富而持久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促进了这本书的写作。在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in Berlin）的一年访学里，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愉快地讨论卢克莱修，他那非凡的智慧照亮了他所触及的一切。几年后，还是在柏林这个优秀的学术机构，我参加了关于卢克莱修的一场特别的读书会，它给予了我所需要的重要动力。两位哲学家慷慨地给予了指导，他们是克里斯托夫·霍恩和克里斯托夫·拉普，读书小组成员包括霍斯特·布雷顿坎普、苏珊·詹姆斯、莱因哈德·迈耶-卡库斯、昆汀·斯金纳，以及拉米·塔尔戈夫，还有许多短期访问学者，通过这首诗，小组以模范般的细心和认真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第二个优秀的机构——罗马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为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的写作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使我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将工作与伊壁鸠鲁式快乐如此完美地编织在一起。我在此向学院院长卡梅拉·弗塞罗·富兰克林及学院能干的职员，以及许多研究员和访问学者，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的经纪人，吉尔·尼瑞姆，以及我的编辑阿兰·萨列尔诺·梅森是特别乐于助人、慷慨大方、敏锐的读者。提供建议和帮助的其他人还有：阿尔伯特·阿斯科利、霍米·巴巴、艾莉森·布朗、吉恩·布鲁克、约瑟夫·康纳斯、布赖恩·卡明斯、特雷弗·达森、詹姆斯·H.迪伊、肯尼斯·戈文斯、杰弗里·汉布格尔、詹姆斯·汉金斯、菲利普·哈迪、伯纳德·尤森、约瑟夫·克尔纳、托马斯·拉克尔、乔治·洛根、大卫·诺布鲁克、威廉·奥康纳、罗伯特·平斯基、奥利弗·普里马韦西、史蒂芬·夏平、马塞罗·西莫内塔、詹姆斯·辛普森、皮帕·斯科特内斯、尼克·威尔丁，以及大卫·伍顿。

我在哈佛的学生和同事一直是我的智力刺激和挑战的源泉，这所大学庞大的图书馆资源始终让我惊讶。我特别要感谢研究助理克里斯汀·巴雷特、丽贝卡·库克、沙文·凯努、阿达·帕尔默，以及本杰明·伍德林。

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情要给予我的妻子拉米·塔戈尔夫，因为她给了我明智的忠告和取之不尽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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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波焦·布拉乔利尼年轻时的肖像。它出现在波焦翻译的《居鲁士的教育》的拉丁语译本序言中。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Florence，Ms.Strozzi 50 1，recto.By permission of the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2.1425年，波焦在自己用优雅字体抄写的西塞罗作品上签名，骄傲地注明他是教皇玛尔定五世的秘书，并与读者告别。波焦的书法在他所处时期非常珍贵，也是他晋升的关键因素之一。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Florence，Ms.Laur.Plut.48.22，121 recto.By permission of the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3.1758年，在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发现了这尊坐着的赫尔墨斯青铜像残骸。一双带翼的凉鞋显示了赫尔墨斯的神使身份。对于伊壁鸠鲁信徒来说，这尊雕像优雅的休息姿态可能暗示众神没有要传递给人类的信息。Alinari/Art Resource，NY.

4.伊壁鸠鲁主义的敌人并没有把这种思想与赫尔墨斯若有所思的坐姿雕塑联系起来，而是和醉醺醺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联系在一起，后者躺在狮子毛皮上的酒囊旁。这尊塑像发现于莎草纸别墅中赫尔墨斯雕像附近。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5.这尊伊壁鸠鲁的小型半身像保存了原始底座，上面用希腊文刻着这位哲学家的名字，是赫库兰尼姆莎草纸别墅发现的三尊此类半身像之一。在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第35章）中记载，在老普林尼时代，伊壁鸠鲁的半身像很流行。By courtesy of the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Soprintendenza Speciale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i Napoli e Pompei.

6.“随后彼拉多带走耶稣并让人鞭打”（《约翰福音》19：1）。《圣经》文本激发了像奥地利画家迈克尔·帕切尔这幅画中场景的出现，也促进了对遭受残酷虐待的弥赛亚的同情和对折磨他的人的愤怒，以及模仿他的苦难的强烈愿望的产生。The Flagellation of Christ，Michael Pacher.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International.

7.异教徒胡斯被迫戴上一个写有他罪行的仿造纸冠，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防止任何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收集这位殉道者的遗骸，之后他的骨灰被倒入莱茵河。By courtesy of the Constance Rosgartenmuseum.

8.波焦的这幅老年肖像出现在他的著作《论命运的变迁》（De varietate fortunae
）中，此书是波焦精心考察了古罗马的伟大遗迹后，在六十八岁时写就。©2011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Ms.lat.224，2 recto.

9.波焦的朋友尼科利把波焦期待已久的《物性论》抄本带给了一位至交，并习惯性地写上“Explicit”（来自拉丁语，意为“展开”）。他祝愿读者“阅读愉快”（Lege feliciter），并虔诚地加上了（与卢克莱修诗歌的精神可能有些冲突的）“阿门”。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Florence，Ms.Laur.Plut.35.30，164 verso.By permission of the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10.在波提切利《春》这幅画的中间站着维纳斯，周身围绕着古代的春天之神。这一复杂情景源于卢克莱修对地球盛大的季节更替的描述：“春天来了，维纳斯来了，领头的是维纳斯的有翅膀的先驱，还有她们的母亲花神芙罗拉，紧跟西风风神仄费洛斯的脚步，为她们开路，撒下各种精致的色彩和香味。”（5∶737-40）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11.蒙田在他那本有大量注释的卢克莱修著作（由丹尼斯·兰宾于1563年编辑出版的重要版本）扉页上的签名被随后所有者的名字德斯巴涅（Despagnet）覆盖，所以20世纪前蒙田的签名一直没有得到确认。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2.1889年，罗马鲜花广场竖立起埃托雷·法拉利所塑的布鲁诺青铜雕像，当年他正是在此处的火刑柱上被烧死。雕像底座上镶有纪念被教会迫害的其他哲学家的牌匾，引人注目的布鲁诺正看着梵蒂冈的方向沉思。Photograph by Isaac Vita Kohn.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achen，120

Aalen，15

abbots，29，30，31-32，38，42，45-50，106，148，163，210

Abracadabra，60-61

Abraham，194

academies，28，59，211

Accius，Lucius，23-24

acediosus
（apathetic），25-26

Acheron，52，273n

Adam，105，109

Adams，John，263

adaptation，189-90

Adimari，Alamano，162

adultery，98，141，143-44

Aeneid
（Virgil），52，273n

Aeschylus，81，280n

Aesculapius，180

afterlife，6，57，75-76，98，99-100，101，150，158，159，171，183，192-95，220，223，230-32，244，260

Against the Hypocrites
（Poggio），147-49，150

Agamemnon，194

Agora，276n

agriculture，38，45，66，126，191，228，275n
，279n
-80n

Albergati，Niccolò，210

Alberti，Leon Battista，9，110，127-28，218

Albizzi family，113，301n

Alcubierre，Rocque Joaquin de，55

Alcuin，121

Alexander of Ephesus，85

Alexander the Great，60

Alexander Ⅴ，Pope，159-60

Alexandria，279n
-80n
，282n

Alexandrian Library，86-94，130-31，275n
，279n
-83n

Alexandrian Museum，93

Alfonso Ⅱ，King of Naples，153

algebra，239

Allah，282n
-83n

alphabetical order，88

altars，10，89

Ammianus Marcellinus，49，89，93

anatomy，87，99-100

Ancona，125

angels，10，194-95

anger，6，75-76，103，105，145-46，150，209，285n

Anglesey，Arthur Annesley，Earl of，257-58，260

animal sacrifices，183，298n

annotations，23，88，221，248-49，256，306n

Anthony，Saint，68，286n

antipopes，160，205，293n
-94n

see also
John ⅩⅩⅢ（Baldassare Cossa），Antipope

antiquarianism，123，129，208-9，290n

Antoninus Pius，Emperor of Rome，273n

Antony，Mark，61，281n

apikoros
（Epicurean），101

Apis，89

Apollo，75，99

Apologeticus
（Tertullian），284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Montaigne），246

apostles，24，217-18

apostolic secretary（secretarius domesticus
），141-42，154，155-58，161，170，180，181，205-15，221，224，269n

Aquinas，Saint Thomas，252-53

Arabs，282n
-83n

Aragazzi，Bartolomeo de，34-35，44

Aramaic language，97

archaeology，54-59，63-64

Archimedes，87

architecture，9，110-11，129，151，156

Aretino，Leonardo，179

Arezzo，34，141

Ariosto，Ludovico，9，242

aristocracy，14-20，36，44，59-61，93

Aristotelianism，96，252-53

Aristotle，62，69，73，83，91，96，98，252-53，284n
，304n

art，9，17，39，40，59，60，70，88，104，129

asceticism，6，37，41，94-97，104-9，195，228，244，285n
-86n

Ass，The
（Lucian），217

Assayer，The
（Galileo），254-55

astronomy，5-6，8，48，87，91，92，239

atheism，183-84，221，239，259，261

Athens，59，75，77，78-79，274n
，276n
，280n

atomism，5-6，8，46，73-75，82，99，101，185-89，198-201，220-21，237，239，242-43，244，249，250-53，254，255-56，258，260，261，297n
，306n

atonement，105-6

Atticus，85，119

Attila，11

Augustine，Saint，43

Augustinians，111

Augustus，Emperor of Rome，48，61，275n

Austria，55，163

Averroës，117

Avignon，293n

Bacchus，183

Bacon，Francis，8，243，261

Baden，173-76，177

Baghdad，38

Balbus，Quintus Lucilius，69-70

banking，21，22，113-14

Baptistry（Florence），110

barbarians，11，24，28，49，59，94

Barbaro，Francesco，180-81，203，268n

Barberini，Maffeo，254

Bari，135

Bassus，Saleius，23-24

Bay of Naples，54-55

Beaufort，Henry（bishop of Winchester），206-8

beauty，1-2，8-10，11，201-2，228，251，260-61，299n

Benedict，Saint，25-28，97，103

Benedict ⅩⅢ，Antipope，160，205

Benedictine Rule，25-28，37，272n

Benedictines，25-28，37，44，107，272n

benefices，147，269n

Bernardino，Saint，128

Bethlehem，95

Bibaculus，Marcus Furius，23-24

Bible，3，24，43，46，88，89，95-96，97，105，166，239，250，285n

bibliomancy，18-19

bibliomania，19，152-54，131，177

Bischhoff，Bernhard，271n
-72n

bishops，20，36，38，135，161，162，168-69，210

Black Death，113

Bobbio monastery，271n
-72n

Boccaccio，Giovanni，120，124，132-33，144

Bohemia，155，166，168

Boiardo，Matteo，242

Bologna，113，143，158，159-60，214，226

Bologna，University of，158

“Bonfire of the Vanities，”219

Boniface，Saint，44，45-46

Boniface Ⅸ，Pope，135，158

book repairers，84-85

books of hours，17

bookworms，30，83-84，93

Borgia，Cesare，226

Botticelli，Sandro，10，202，226，242，267n

Bourbon dynasty，55

Bracciolini，Filippo，213

Bracciolini，Giovanni Battista，213

Bracciolini，Giovanni Francesco，213

Bracciolini，Guicco，111-12，113，122，141，211

Bracciolini，Jacoba，112

Bracciolini，Jacopo，213

Bracciolini，Lucretia，213

Bracciolini，Pietro Paolo，213

Bracciolini，Poggio，see
Poggio Bracciolini，Gian Francesco

Bracciolini，Vaggia di Buondelmonti，212-14，301n

Brancacci family，126

Branda de Castiglione，162

bribery，139-40

Brunelleschi，Filippo，110，218

Bruni，Leonardo，125-26，133，134，159，162，172-73，178，205，210，216，295n

Bruno，Giordano，10，233-41，242，243，250，256

Brutus，61

Bryaxis，89

bubonic plague，18

“Bugiale”（“Lie Factory”），142，210

Buondelmonti，Gino dei，301n

Buondelmonti，Vaggia di Gino，see
Bracciolini，Vaggia di Buondelmonte

Buondelmonti family，113，212，301n

bureaucrats，85，135-38，157

burning at the stake，172-73，177-79，240-41

Burton，Robert，8

Byzantium，126

Caesar，Julius，61，65，79，85，89，274n
，281n

Caesarini，Giuliano，210

Cairo，38

calculus，87

calfskin，40

Caligula，Emperor of Rome，48

calligraphy，112-13，115-16，121，130，135，155-56，179

Calvin，John，253

cameos，129，209

Campbell，James，285n

Campo dei Fiori，240-41

candles，41，83，158

canon law，136-37，158

Canterbury Tales
（Chaucer），278n

capitalism，114

Capponi family，113

Capra，Bartolomeo della，162-63

Caravaggio，9

carbonized remains，54-59，63-64，68，77，82

cardinals，135，161，163，165，168，169，210，293n

Carmelites，111

Caro，Rodrigo，250

Carolingian minuscules，115，121

Carthage，59，85，275n

cartography，239

Cassian，John，26

Cassiodorus，123

Castel St.Angelo，20，161

catasto
（official inventory），22

Catherine of Siena，Saint，293n

Catherine von Gebersweiler，108

Catholic Church：

apologetics of，23-24，47-48，53-54，97-108，101，208，285n

bureaucracy of，85，135-38，157

corruption in，136-41，151-52，165-66，170-71，181

Epicureanism opposed to，7，97-109，182-84，219-41，249-62，284n
，285n
，302n

fundamentalism in，89-108，219-21，227，236，239-40，254-56

legal system of，136-37，158

literature of，42，43，46-47

national factions in，160，163，164，176，178，205

as official religion，89-108

paganism suppressed by，10，13，19，53-54，75-78，86-108，117-18，123，129，150，222-24，258，283n
284n
，286n

papacy of，see specific popes

schism in，142-43，155，160，161-78，205

spiritual authority of，100-109，136-37，149-50，164-65，168-69，227，230，232

temporal authority of，36，135-37，149-50，157-58，161-62，239-40

theology of，16，17，27，75-76，94-108，120，136-37，163，208，252-54，282n
-83n
，285n

Catullus，53

celestial spheres，5-6

Ceres，183

Cervantes，9，142

Cervini，Marcello，227

Cesena，293n
-94n

chancery courts，137

change，5-7，10，186-87，243-45，259-60，263

Charlemagne，12，47，121

Chaucer，Geoffrey，277n
-78n

children，127，137，193，194，210，212-13，215

Chloris，267n

Chronicles of Herculaneum
，65

Chrysippus，82

Chrysolaras，Manuel，126

Church Fathers，23-24，47-48，53-54，99-100，101，208，284n
，285n

Cicero，Marcus Tullius，23，24，43，49，53，65，69-70，71，72，76，85，94-95，96，119，120，121-22，123 138，155-56，176-77，208，273n
，274n
，283n
，289n
，296n
，300n

Cicero，Quintus Tullius，51

Ciompi
（working-class revolutionaries），114-15

city-states，59，122-24

Clare of Assisi，Saint，108

Clement of Alexandria，285n

Clement Ⅶ，Pope，293n
，294n

Cleopatra，281n

clinamen
（swerve）principle，7-13，188-89，297n

Cluny abbey，176-77

codices，39-40，42-43，62，82-83，89，176-77

Colonna，Oddo，205-6，211，269n

Colonna family，135

Colosseum，63，129

Columbanus，Saint，27-28，272n

commentaries，46，221-41

conclaves，papal，205-6

confession，65，143，173，255

Constance，15，19-20，31，35-36，102，162-78，180，206，294n

Constantine Ⅰ，Emperor of Rome，89，102，149-50，224

Constantinople，113，169，216

convents，106，108

Copernicus，Nicolaus，10，238，254

Coptics，24-25

copyists（librari
），85-86

copyright，85

corporale supplicium
（bodily punishments），106

corporal punishment，104-6

Correr，Angelo，160，180，205

Cossa，Baldassare，see
John ⅩⅩⅢ（Baldassare Cossa），Antipope

Cotta，Gaius Aurelius，69-70

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8），15，19-20，31，35-36，102，162-78，180，206，294n

Council of Trent（1545-63），252，253，255

Counter-Reformation，237-38，253

courtiers，8，14，15

Creech，Thomas，257，267n

crime，38，104，140，228

crucifixions，104，112，194，241

cruelty，194，195，198，246，298n

cult objects，90-91，92

cults，89-90

Cupid，267n

cyclical patterns，10

Cyril，Saint，91，92-93

Damian，Peter，107

Danae，175

Dante Alighieri，123，132-33，288n

Darwin，Charles，262

Darwin，Erasmus，262

David，King，43

day laborers（populo minuto
），114-15

Day of Judgment，100

De aquaeductu urbis
（Frontius），152

death，fear of，2-5，9，75-76，112，152，180，192-94，196，199，220，248

death sentences，104，158，164，172-73，177-79，213，219，228，240-41，255，286n
，296n
，297n

debate，27-28

Decembrio，Pier Candido，22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263

declinatio
（swerve）principle，7-13，188-89，297n

della Robbia，Luca，218

delusion，195-97

Democritus，74-75，82

demons，8，10，26，89，105，194-95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182-202，219-41

adaptation principle in，189-90

afterlife denied in，171，183，192-94，195，196-97，220，223，230-32，244，260

Aldine edition of，226

atheism in，183-84，221，239，259，261

atomist theory in，5-6，8，46，73-75，82，99，101，185-89，198-201，220-21，237，239，242-43，244，249，250-53，254，255-56，258，260，261，297n
，306n

author’s reading of，1-13

beauty in，1-2，8-10，11，201-2，228，251，260-61，299n

books and sections of，65

Catholic doctrine opposed to，7，97-109，182-84，219-41，249-62，284n
，285n
，302n

change and transition in，5-7，10，186-87，243-45，259-60，263

Cicero’s revision of，53

classical references to，49-52

commentaries on，221-41

creation vs.destruction in，186-89，220，249，250-52，261

cultural influence of，11-13，49-52，182-83，185，204-5，209-10，218，219-63，302n

cyclical patterns in，10

dedication written for，53

delusion in，195-97

description of，182-202

desire in，197-98

detachment in，195-97

disappearance of，12-13，49-52，88-89，209-10，272n

divine will in，71，74，75，102-3，105，187，194-95，220，230-36，249，251，285n

emendations of，226

English translations of，184，198，201，257-62，267n
，297n
-98n
，299n
，305n

Epicurean philosophy of，1-5，58-59，72-80，88-89，103，104，109，182-202，220-21，222，228-32，244-46，252-54，256，262-63，303n

eroticism in，197-98，201-2

ethics and morality in，195-96

fear of death in，2-5，9，192-94，196，199，220，248

free will in，71，74-75，189

French translations of，243-44，247，257，262

gods and goddesses in，1-2，10，183，184，193-94，195，197，198，199，201-2，228，231-32，251，260-61，298n
，299n

as grammatical source，12

happiness in，195-97，199

Herculaneum fragments of，54-59，64-65，70-72，81

hexameters of，2，182

historical influence of，11-13

human existence in，190-92

hymn to Venus in，1-2，10，201-2，228，251，260-61，299n

illusion in，198-99

imagination in，196-97

infinity in，186，187，189，196-97，237，239，244，256

“intelligent design” discredited by，187-88，220，297n

Italian translation of，257，262

language of，2-3

Latin language of，2-3，12，50，182，202，225，243，247，256

Machiavelli’s copy of，221

manuscripts of，11-13，49-50，88-89，181，182-85，202，203-5，208-10，218，221-22，225，226，231，244，256，262，272n
，300n

materialism in，9-10，184-86，190-91，193，198-201，243，244，249，259-63，297n

metaphors in，201

in Middle Ages，52-53，88-89，209-10，272n

modern influence of，6-7，8，13，185，242-63

Montaigne’s copy of，248-49，256，306n

mythology in，193-95

natural world in，6，10-11，188-90，262，298n

Niccoli’s transcription of，203-4

“Oblongus” manuscript of，204

paradise in，191-92，193

pleasure principle in，8-10，11，75-80，82，102，103-9，195-98，222-26，228，231

as poetry，2-3，50，54，80，198，200，201-2，221，247，259-60

Poggio’s copy of，49-50，203-5，208-10，225，300n

Poggio’s discovery of，11-13，2，2，23-24，49-50，62，65，88-89，93，109，181，182-85，202，203-5，218，221-22，225，226，231，244，256，262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continued
）

printed editions of，204，219，248-50，256，262

Providence in，187，230-36，251

“Quadratus” manuscript of，204

readership of，65-67，70-72，182，209-10，219-63

readings of，71-72，226

reason in，199

religious superstitions opposed by，2，6，10-11，18-19，36，72，74-75，183，184，193-97，199，249，299n

Renaissance influenced by，7-13

reputation of，6-7，8，13，51-52，109，185，242-63

resurrection denied by，171，231-32

sexuality in，103，197-98，201-2，222，247

soul in，192-93，196-97，220，231-32，249，251

space and time in，186-89，196-97，237，239，244，256

style of，2-3，7，51

suffering in，183，195-98

swerve（clinamen
）principle in，7-13，188-89，297n

syntax of，182

title of，46，49，181

translations of，1-3，184，198，201，243-44，247，257-62，267n
，297n
-98n
，299n
-300n
，305n

universe as conceived in，7-8，73-74，87，186，187，189，194，220，237，238-39，250-52，306n

void in，187，198-99

De rerum naturis
（Maurus），49

De runalibus
（Serenus），272n

Descartes，René，68，239

desire，197-98

detachment，195-97

Deuteronomy，Book of，285n

dialogical disavowal，222-23，302n
-3n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Galileo），255

dialogues，69-72，138-39，147-49，216-17，222-26，255，302n
-3n

Diana，99

Diderot，Denis，262

Didymus of Alexandria，81-82

Diogenes Laertius，82，278n

diplomacy，122-26，155，214

disciplina
（whipping），106

disillusion，198-99

dispensations，21，136-37

divine will，71，74，75，102-3，105，187，194-95，220，230-36，249，251，285n

divinity，98-99，183

documents，official，56-57

Dominic，Saint，108

Dominicans，111，168，219，240

Domitian，Emperor of Rome，48，275n

Donatello，211，218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149-50，224

Donne，John，143

dowries，301n

drama，77-78，81，94，95，104，242-43

Dryden，John，198，201，262，267n
，297n
-98n
，299n

Duccio，10

Dungal，12

Duomo（Florence），110，113，180，217-18

Eastern Orthodox Church，136

edicts，religious，89-90

education，24，28，59，71，91，97，104，112-13，121-22，138-41，151，211，214，226

Egypt，24-25，42，56-57，61，66，84-94，279n
-80n

Einstein，Albert，262

elections，papal，205-6，293n

Elijah，90

Elsbeth of Oye，108

emendations，textual，226

empiricism，73，262-63

England，163，164，205，206-8，227-40，242-43，257-62

English language，184，198，201，206，257-62，267n
，297n
-98n
，299n
，305n

Enlightenment，262

Ennius，273n

Ephesus，99

epic poetry，48-49，182，243，273n

Epicurean，The
（Erasmus），227

Epicureanism，1-5，7，58-59，69-80，82，88-89，97-109，182-202，219-41，244-46，249-63，277n
，284n
，285n
，302n
-3n

Epicure Mammon，Sir，77-78

Epicurus，2，62，72-80，101-2，109，222，274n
，277n
-78n

Erasmus，144，227，252

Eratosthenes，59，87

Ernst，Max，1

eroticism，197-98，201-2

Essays
（Montaigne），243-49

Eton College，248-49

Eucharist，165，252-53，255-56

Euclid，87

Eugenius Ⅳ，Pope，211-12，214，290n

Euripides，81，280n

European Community，205

Eve，105

Evelyn，John，257，267n

excommunication，160，166

executions，104，112，158，164，172-73，177-79，213，219，228，240-41，255，286n
，296n
，297n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The
（Bruno），233-36

Facetiae
（Poggio），142-45，146，291n
-92n

Falstaff，Epicurus and，102

families，110，112，113-15，127-29，135，137，206，210，212-14

Fates，195

Feast in the House of Levi，The
（Veronese），305n

Ferreol，Saint，38

Festus，Sextus Pompeius，35

feudalism，301n

Ficino，Marsilio，221，224

Filelfo，Francesco，143，145

Fillastre，Guillaume，295n

fire，41，73，83，93，191

Flaccus，Valerius，272n
，300n

flagellation，28，104，106-9，228，285n
-86n

Flaubert，Gustave，71

Florence，10，20-21，22，34，49，110，113-34，153，162，176，179-80，203，210-18，215-21，226，289n

Florentine Republic，122-26，127，215-17

Florentine Synod，226

florins，21，211，290n
，301n

Florio，John，243，244

Foundling Hospital（Florence），110

four elements，73-74

Fra Angelico，218

France，11，24，38，55，122，160，163，164，176，226，233，236，249，286n

Franciscans，111，147-48

free will，71，74-75，189

French language，206，243-44，247，257，262

French Revolution，11

Freud，Sigmund，183

friars，114，143，147-48，163，236，240

Frontius，Julius，152，283n

Fronto，Marcus Cornelius，95

Frutti，Michaelle，112

Fulda abbey，44-50，181

Galen，87

Galileo Galilei，8，185，239，254-56，306n

Gamelion，66

Ganymede，140

Garcia Lopez（tailor），236

Gassendi，Pierre，257

Gaul，106

Genesis，Book of，3

geography，87

geometry，87

George of Trebizond，21，145-46，215

Georgics
（Virgil），51-52，273n

Germany，14-21，29，31，33-34，35，36，44-50，159，162，164，173-77，181，205，206

Ghiberti，Lorenzo，110，218

Ghislieri，Michele，227

Giotto，113

Giunti，Filippo，226

God，10-11，27，37，42，89，95，97，102-3，105，114，166，220，233-36，251，253，261，285n

gods and goddesses，1-2，5-6，7，10，67-68，71，74，88，89，98-99，100，101，130，139，180，183，184，193-94，195，197，198，199，201-2，226-27，228，231-36，251，260-61，298n
，299n

gold，129，280n

Golden Age，191

Gospels，96，97，105

Gothic script，115

Gothic Wars，28，49

Gottlieben Castle，171

grain，45，66，126，279n
-80n

grammar，12，24，25
，28-29，31，49，97，121

“Great Vanishing，” 86

Greek culture，28，59-60，70，72，84，87，194-95

Greek language，43，88，97，119-20，126，217

Greek literature，42，58，59，60，61，62-63，81，84，153，182，210，228，273n
，275n
-76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Greek philosophy，72-80，211，252

Gregory Ⅰ，Pope，97，103

Gregory Ⅺ，Pope，293n

Gregory Ⅻ，Antipope，160，180，205

Guarino of Verona，179

Guasconi，Biagio，162

Guicciardini，Francesco，127

guilds，15，16，114

Gutenberg，Johann，32，219

Hamlet
（Shakespeare），3，75，233

handwriting，37-38，62，112-13，115-16，121，130，135，155-56，179

happiness，195-96，198

Harriot，Thomas，239

Harvey，William，10

Hebrew language，88，95

Hebrews，42，283n

Heidelberg，University of，172

Heidenheim，15

heliocentrism，87，306n

Hell，30，288n

Henry Ⅴ，King of England，206

Henry Ⅷ，King of England，228

Herculaneum，54-59，63-67，68，70-72，77，79，81，82

heresy，13，17，155，165，166-68，170-73，177-79，227，233-41，250-56

hermits，35，68，107，111

heroism，104，130

Hippolytus，180

History of Florence
（Poggio），217

History of Rome
（Livy），23

Hobbes，Thomas，10，261

Holinshed Raphael，228

holy orders，120，137-38，147-48

Holy Roman Empire，44，120，122，155

Homer，48-49，62，89，182，215

Hooke，Robert，83-84

Hooker，Richard，8

Horace，84，96

Houghton Library，243

human existence，190-92

humanities（studia humanitatis
），8-13，23，119-24，134，208，214

Hume，David，262

Hus，Jan，166-68，170，171-72，177，253

Hutchinson，John，257

Hutchinson，Lucy，257-62，267n
，305n

hymn to Venus（Lucretius），1-2，10，201-2，228，251，260-61，299n

Hypatia of Alexandria，91-93，252，282n

hypocrisy，37，133，138-39

Ignatius of Loyola，Saint，108

Iliad
（Homer），3，215

illness，12，75，76-77，104，147，195

illusion，198-99

immortality，6，57，75-76，98，99-100，101，150，158，159，183，192-95，220，223，230-32，244，260

Incarnation，98-99

inclinatio
（swerve）principle，7-13，188-89，297n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227

India，59，87

indices，39-40，63，227

individuality，9-10，16

indulgences，158，159，161，168

infallibility，166

Inferno
（Dante），288n

infinity，186，187，189，196-97，237，239，244，256

ink，39，40，43，82-86

Inquisition，227，236，239-40，254-56

Institutes
（Quintillian），177，178-79，296n

intellectuals，46-47，51，65-70，87-88，91-93，122-26，142-45，227-33

“intelligent design，” 187-88，220，297n

Iphegenia，194

Ireland，12，38

Isaac，194

Isambard，236

Isidore of Seville，12

Islam，113，282n
-83n

Italian language，31，206，257，262

italics，115

Italy，17，21-22，30，31，34，43，45，60，111，122，136，160，163，174，176，205，210-18，233，239-40，249

see also specific towns and cities

Janus，99

Jefferson，Thomas，262-63，307n
-8n

Jerome，Saint，53-54，94-96，109，181，283n

Jerome of Prague，168，172-73，177-79，295n
，296n

Jerusalem，94

Jesuits，250-51，253-56

Jesus Christ，9，10，19，71，98，104-5，107，108，139-40，194，236，241，252-53，286n

Jews，3，15，39，42，67，78，87，89，91，92，98，101，136，194，227，236，283n

Johann von Merlau，45-46

John the Baptist，90

John ⅩⅩⅢ（Baldassare Cossa），Antipope，152-78

abdication of，160-61，165-67，170-80，205

birthplace of，158

as bishop of Rome，137

as cardinal deacon of Bologna，159-60

as cardinal of Florence，179-80

corruption of，136-41，151-52，165-66，170-71，181

at Council of Constance，162-78，180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170-71

curia of，18，19-21，22，31，33，36-37，44，45，135-41，144，150-58，161，162-63，165，168-69，170，171，180，181

death of，180

ecclesiastical career of，158-60

election of，154，160，161

entourage of，137，138，161-62

in Florence，162，179-80

imprisonment of，171，179-80，205

papacy of，19-21，22，34，44，135-41，150-78，180，205

papal name of，171

Poggio’s relationship with，157-58，165-66，170，178，180，181，205

poisoning accusation against，159-60，170-71

release of，179-80

rival popes of，160，180，205

in schism，142-43，155，160，161-78，205

spiritual authority of，136-37，149-50，164-65，168-69

temporal authority of，135-37，157-58，161-62

John ⅩⅩⅢ（Angelo Roncalli），Pope，171

Jonson，Ben，77-78，79，243，277n
，305n

Jove，75，175，233，236

jubilee years，159

Judaism，39，67，101，194，236

Julian the Apostate，101

Jung，Carl，183

Jungkuntz，Richard，285n

Juno，99

Jupiter，88，89，100，156

Jupiter Serapis，88

Kaiserstuhl，174

Kleve，Knut，64

labor，manual，25，37

Lactantius，102-3

Ladislas，King of Naples，161-62

Lambin，Denys，248-49，256

landowners，113-14，228，230

Lapo da Castiglionchio，138-42，144

Last Supper，304n
-5n

Lateran palace，156

Latin Festival，69

Latin language，2-3，7，12，18，19，31-32，42-52，112-13，119-22，123-24，130，131-34，135，136，138，149，155，179，180，182，202，206，210，215，217，221-22，225，243，247，256

Latin literature，42，62-63，81，87，117，121-24，182，228，273n
，275n
，289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Laurentian Library，115，204，290n

laws，universal，74-75

lawyers，35，137，139

leap days，87

legal systems，17，35，38，111-12，125-26，134，137，139，158，228，232

legions，59，79

Leiden，University of，204-5

Lent，108

Leonardo da Vinci，8，9，242

lettera antica
，121

letters patent，137

Leucippus of Abdera，73，82

lexicography，12，35

liberty，9-10，16，125，239-40，262-63

librarians，29，31-32，39，43，50

libraries：

monastic，24-33，37-38，39，43，45-50，65，109，117，130-31，152，176-79，204，206-8，209，225，271n
-72n
，290n

private，54-60，86，94-96，134

public，54-63，86-94，91，93，130-31，134，275n
-76n
，279n
-83n
，290n

Library of Pantainos，276n

Lippi，Filippo，218

literacy，17，24-26，93-94，270n

Livy，23，211

Lucca，153

Luccarus，112

Lucian of Samosta，217

“Lucretiani，” 221

Lucretius（Titus Lucretius Carus：

aesthetics of，51

biography of，52-54，274n

Cicero’s reference to，51

classical references to，23，49-50，51，54

death of，51，53-54，94，109

as Epicurean，1-2，7，52，72-80，104，109，222

family background of，53

legacy of，51-80，109

madness ascribed to，53-54，94

name of，49

Ovid’s reference to，54

pacifism of，52

as pagan，53-54

readings by，71-72

rediscovery of，23-24，43，49-50

reputation of，1-2，7，49-50，51，54，71-72，272n
-73n

in Rome，71-72，75

Saint Jerome’s account of，53-54，94，109

skepticism of，52，72

suicide ascribed to，53-54，94，109

Virgil influenced by，51-52，273n

writings of，see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

Lucullus，155-56，275n

Ludwig von der Pfalz，163

Luke，Saint，105

Luna，Pedro de，160，205

Luther，Martin，149，172，253

Macer，23，270n

Machiavelli，Niccolò，8，144，150，185

Maestà
（Duccio），10

magic，60-61，73

Malpaghino，Giovanni，121-22

Manilius，48

manuscripts：

annotation of，23，88，221，248-49，256，306n

copies of，17-18，32-33，35，37-41，47，49，50，84-86，88，109，112-16，121，130，133-34，135，152，154，155-56，173-77，179，206，296n
，300n

corruptions in，41，88

of De rerum natura
，11-13，49-50，88-89，181，182-85，202，203-5，208-10，218，221-22，225，226，231，244，256，262，272n
，300n

destruction of，7，17-18，23-24，29，41，81-109，130-31，275n
，280n
-83n

editions of，23，87-88

fragments of，54-59，64-65，70-72，81

hunting for，11-15，22，23-24，29，30，31-36，40，42-43，47-49，53，54，62，86，88，130，131，152-54，176-81，206-11，212，215，218，228，300n

illuminated，17，39，40

market for，28，29-30，84-86，131

in monastic libraries，24-33，37-38，39，43，45-50，65，109，117，130-31，152，176-79，204，206-8，209，225，271n
-72n
，290n

on papyrus，28，40，54-59，62-65，68，69，71，77，82-83，88，260，280n
，283n

on parchment，17-18，28，38，39-40，42-43，62，82，260，283n

printing of，32，38-39，204，219，248-50，256，262，279n

in private libraries，54-60，86，94-96，134

production of，28-29，84-86

in public libraries，54-63，86-94，91，93，130-31，134，275n
-76n
，280n
-83n
，290n

references to，23-24

scripts used for，38，84，115-16，121，130

translation of，88，168，210，212，215

see also specific books and manuscripts

Manutius，Aldus，32，226

Marcellus，Nonius，208

Marchetti，Alessandro，257

Marco Datini，Francesco di，114

Marcus Aurelius，Emperor of Rome，71

Marolles，Michel de，257

marriage，127-29，133，136，143，212-13，214，215，289n

Mars，2，100，226，247，281n

Marsuppini，Carlo，215

Martines，Lauro，301n

Martin Ⅴ，Pope，205-6，211，269n

martyrs，10，107，129

Marullo，Michele Tarchaniota，226-27

Masaccio，218

masks，ancestors，62

master copies，84-85

materialism，9-10，184-86，190-91，193，198-201，243，244，249，259-63，297n

mathematics，87，91，92，239

Mazzei，Lapo，111-12

Medici，Cosimo de，’216，217，290n

Medici，Giovanni de，’213

Medici，Lorenzo de，’210，213，290n

Medici family，110，210，213，215-16，217，290n
，301n

medicine，17，60-61，75，87，152

melancholy，49，133，142-57，216-17

Memmius，Gaius，53，273n
-74n

mendicant friars，147-48

mental illness，8，19，49，133，142-57，216-17

mercenaries，153，293n
-94n

merchants，15，36，219，300n
-301n

Mercury，233-36

messiahs，67，72-73，98，107，184

Metrodorus，277n

Michelangelo，9，204

Michelozzi，Michelozzo di Bartolomeo，110，290n

Micrographia
（Hooke），83-84

Middle Ages，38，52-53，88-89，106-8，110-11，116-17，129，132-33，209-10，251，272n
-73n

Milan，122，153

Minerva，99，100

minims，254

minuscules，115

miracles，142，225

misogyny，143，212

missals，17，65

mistresses，137，141

Mithras，90

moderation，101-2

modernism，6-7，8，13，185，242-63

Molière，257

monasteries，95，106，107-9，111，151，168

see also
libraries，monastic

monks，12，21，24-29，31，36-37，90，91，131，134，147-48，163，180，210，211

Mons，286n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9，243-49，256，306n

Monte Cassino，152

Montepulciano，Bartolomeo Aragazzi da，34-35，44，152-53，162

morality，11，101-3，124，146-47，178-79，195-96

More，Thomas，227-33，236，250，251，252，263，304n

Morroni，Tomaso，111

mortality rates，191-92，213

mortal sin，16，119

Mother of the Gods，183

Mount Vesuvius，54-59，67，94，239

MS Rossi 884，221

murder，38，148，159-60，170-71

Muses，89

museums，91，93

music，9，70，91，93，175，219

mythology，130，193-96

Naples，54-55，60，63，64，122，153，158，161-62，163，233

natural world，6，10-11，12，70，74-75，188-90，194，248，261-62，298n

Neptune，99，183，226

Nero，Emperor of Rome，48，157，275n

New Testament，24，95-96，97，105

Newton，Isaac，261

New World，11-12，136，229-30

Niccoli，Niccolò，126-34，137-38，222，289n
，290n

Nicholas Ⅴ，Pope，150，214-15，221，226

nightmares，95，96

Nile River，56，174

Nolan philosophy，233

“noonday demon，” 26

notaries，84-85，111-12，122，123，135，137

nuns，106，108

“Oblongus” manuscript，204

obsessions，4-5，19，116

“Of Cruelty”（Montaigne），246

“Of Diversion”（Montaigne），247

“Of Repentance”（Montaigne），244-45

Old Testament，43，88，95-96，285n

oligarchy，110，113-15，135

Olivera，Alonso de，249-50

Omar，Caliph，282n
-83n

omnes cives studiosi
（all learned citizens），131

On Avarice
（Poggio），21，133，138，147

On
Nobility
（Poggio），147

On Pleasure
（De voluptate
）（Valla），222-26，303n

“On some verses of Virgil”（Montaigne），247

On the Excellence and Dignity of the Roman Court
（Castiglionchio），138-42，144

On
the Immense and the Numberless
（Bruno），239

On
the Laws
（De legibus
）（Cicero），155-56

On
the Misery of Human Life
（Poggio），147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see De rerum natura
（Lucretius）

On the Republic
（Cicero），43

On the Unhappiness of Princes
（Poggio），214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De varietate fortunae
）（Poggio），147，294n

Opticks
（Newton），261

Orations
（Cicero），208

oratory，31，70，93，177-78

Order of St.Francis，147-48

Orestes，91，92

Orsini family，135

Osiris，89

Ovid，23，43，49，52，53，54，84

Oxford，University of，172，208，243

Pachomius，Saint，24-25

Pacuvius，Marcus，23-24

Padua，121，239-40

paganism，10，13，19，53-54，75-78，86-108，117-18，123，129，150，222-24，258，283n
，284n
，286n

pain，8-10，11，26-27，103-4，195-98，224-26，228，231

painting，9，10，70，104，202，252，305n

Palatine Hill，157，275n

Palazzo della Signoria，124

palazzos，110，124

Palestine，67，98

palimpsests，43，271n
-72n

Palladas，91

Palmer，Ada，274n

Pan，63

Pannelli，Lucia，210

papacy，18，122，135-36，137，139，161，165，166，205-6，293n
-94n

see also specific popes

papal bulls，137

papal seals，139

papal states，135-36，161

paper，15，40，56

papyrology，64-65，71

papyrus，28，40，54-59，62-65，71，260，280n

papyrus rolls，28，40，54-59，62-65，68，69，71，77，82-83，88，260，280n
，283n

parchment，17-18，28，38，39-40，42-43，62，82，260，283n

Paris，24，160，226

Paris，University of，160，172

Passover，236

patriarchs，163，169

patrons，70-72，85，233

Patro the Epicurean，274n

Paul，Saint，96

Paulus，Aemilius，60

Pazzi conspiracy，213

peasants，36，100，111

Pedianus，Asconius，209

Pedo，Albinovanus，23-24

pens，39，85-86

Pergamum，281n

perpetual motion，244-45

Perpignan，205

Perseus，King of Macedon，60

Persia，67

Peruzzi family，113

Petrarch，23，29，115，116，117，119-21，123，124，130-33，157，214，288n
，289n

Philip，King of Macedon，50

Philodemus，58-59，65-66，71，77

philology，149

philosophy，1-5，28，51，58-59，65-70，71，72-80，91-95，117，120，132，182-202，220-21，252-54，277n

pi，87

Piaggio，Antonio，58

Piazza della Signoria，113，219

Piero della Francesca，218

Piero di Cosimo，242

piety，94-96，114，147-48

Piglio，Benedetto da，162

pilgrims，15，45，158-59

Pisa，University of，250-51

Piso，Lucius Calpurnius，65-66，79

Pistoia，Zomino（Sozomeno）da，162

Pitti family，110，113，126

Pitti Palace，126

Pizzolpasso，Francesco，163

plague，18，113，153，196

planets，239，254

Plato，62，73，91，96，98，175，221，252，284n
，304n

Platonism，96

Plautus，94，95，300n

pleasure，8-10，11，75-80，82，103-9，195-98，222-26，228，231

plenary indulgences，158，159

Pliny the Younger，48

poetry，2-3，50，54，59，68-69，70，80，104，121-22，132，198，200，201-2，221，247，259-60

Poggio Bracciolini，Gian Francesco：

antiquities collected by，210-11，212

as apostolic secretary（secretarius domesticus
），141-42，154，155-58，161，170，180，181，205-15，221，224，265n

in Arezzo，112-13

attacks against，111，112-13，133，142-45，210，212，213，215，221-22

avarice as viewed by，21，133，138，147

background of，111，144-45，212

at Baden，173-76，177

as bishop of Winchester’s secretary，206-8

in Bologna，113，214

books and manuscripts recovered by，11-15，22，23-24，29，30，31-36，40，42-43，47-49，53，54，62，86，88，130，131，152-54，176-81，206-11，212，215，218，228，300n

Bruni’s relationship with，172-73，178，205，210，216，295n

Catholicism of，29，44，75-76，137-38，172-73，176，177-78，179，182-84，217-18

as chancellor of Florence，215-17

childhood of，111-12，122

children of，210，212-13，215

at Cluny abbey，176-77

coat of arms of，111

competitiveness of，34-38，44，112-13，144-45

at Constance，15，19-20，31，34，162-78，180，206，294n

correspondence of，13，20，21，33，34，44，45-46，130，137-38，150-54，172-73，178-81，203，207-9，268n
，295n

cynicism of，133，142-54，291n
-92n

death of，217-18，291n

De rerum natura
copy of，49-50，203-5，208-10，225，300n

De rerum natura
discovered by，11-13，22，23-24，49-50，62，65，88-89，93，109，181，182-85，202，203-5，218，221-22，225，226，231，244，256，262

education of，112-13，121-22，138-41

in England，206-8

essays of，21，133，138，147-49，150，212-13，214，216-17，294n

family of，112，113，137，206，210，212-14

finances of，20-22，113，121-22，141-42，151，179，207，208，210-11，212，215，301n

in Florence，20-21，22，34，49，110，113-34，162，210-18

at Fulda abbey，44-50，181

German travels of，14-21，31，33-34，35，36，44-50，173-77，206

Poggio Bracciolini，Gian Francesco（continued
）

handwriting of，112-13，115-16，121，130，135，155-56，179

as humanist，18-19，23，24，29，30，33-34，46-47，48，51，54，120-34，138-54，162-63，172-73，178-79，204，205-6，208，210，213，214，215，216，217，221-22

illegitimate children of，210，213

Italian background of，17，21-22，30，31，34，43，45，111，174，176，210-18

Jerome of Prague’s execution witnessed by，172-73，177-79

as Latinist，18，19，31-32，49，52，112-13，120-22，130，131-34，135，149，155，179，180，182，206，217，221-22

as layman，29，44，137-38，179

legal background of，113，122，136-37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of，45，113，134

as linguist，31

marriage as viewed by，127-29，133，212-13，214，215

marriage of，212-14，301n

melancholy of，49，133，142-57，216-17

mistress of，210，213

monks as viewed by，36-37，180

as moralist，146-47，178-79

Niccoli’s relationship with，126-34，137-38，151，152-54，176，203，207-10，211，212，213，221

as notary，122，135，137

official fees charged by，21

in papal curia，18，19-21，22，31，33，36-37，44，45，135-41，144，150-58，161，162-63，165，168-69，170，171，180，181，205-6，269n

patrons of，19-21，33-34

personal freedom of，137-38，153-57

personality of，31-32，36-37，41，137-38，142-52，208-9，213

physical appearance of，14-15，268n

political influence of，19-21

property holdings of，211

provincial background of，111，112-13，135

ransom paid by，212

in Ravensburg，15

reputation of，34-35，111，112-13，138-45，210，212，213，215-18，221-22

retirement of，151

rheumatism of，173-76

in Rome，121-56，205-12

in Rome insurrection（1433），211-12

in St.Gall monastery，34-35，177，178-79，180

Salutati’s relationship with，122-26，130，131，152

as scholar，116，128-29

as scribe，32-33，37-38，49，112-13，115-16，121，130，133-34，135，152，154，155-56，173-77，179，206，296n

scribes employed by，33，35，50，179

script used by，38，84，121，130

sense of humor of，20，31，36-37，142-45

sexuality as viewed by，174-76

social position of，14-22

statue of，217-18

taxes of，22，210，215

Terranuova as birthplace of，34，111，218

Terranuova palazzo of，22，210-18

tomb of，271，218

translations by，145-46，217

Valla’s relationship with，149-50，213，215，221-26，303n

wealth of，20-22，113，151，210-11，215，301n

writings of，21，133，138，142-45，146，147-49，150，152，212-13，214，216-17，291n
-92n
，294n

poison，159-60，170-71

politics，8，11-12，91-93，122-27，150，154，215-16，228-33，263

Pollaiolo，Antonio，217

Pollio，Gaius Asinius，61，275n

Polycleitus，290n

polytheism，89，100

Pompeii，54-59

Pompey，61，247，281n

Ponte Vecchio，111

Pope，Alexander，15-16

Porticus Octaviae，275n

poverty，147-48，219

Prague，167，239

prayer，17，24-25，27，37，41，45，250-51

“prayerful reading，” 24-25，27，37

priests，31，134，137-38，141，143，145，179，199，210

Prignano，Bartolomeo，293n
-94n

Primavera
（Botticelli），10

Prime Mover，96

printing press，32，38-39，204，219，248-50，256，262，279n

Pro Archia
（Cicero），24

Procida，158

Propertius，23，24

prophesies，67，226-27

prostitutes，140，158，164

Protestants，144，149，173，237-38，250，253，289n

protokollon
（“first glued”），56

Providence，96，101，230-31

Psalms，24，43

psalters，43，96

Ptolomaic dynasty，87，88，280n

Ptolomey Ⅱ Philadelphus，King of Egypt，88

Ptolomey Ⅲ Euergetes，King of Egypt，280n

Pulci，Luigi，225

pumice stones，40

punishment，26，27-28，75-76，103-6，170，240，230-31，255

Purgatory，46，158，159

Puritans，257，259

Pythagoreans，100

Qenoanda，82

“Quadratus” manuscript，204

Quarrie，Paul，248-49

Quevedo，Francisco de，250

Quintillian，23-24，95，177，178-79，270n
，283n
，296n

Rabanus，Maurus，46-47，49，272n

Rabelais，François，142

Rabirius，Gaius，23-24

Ralegh，Walter，8

rape，148，170，191，286n

Raphael，9，252

Raudense，Antonio，222-24

reading，24-29，37，61-62

reading rooms，61-62

Redondi，Pietro，255，306n

Reformation，144，149，173，237-38，250，253，289n

relics，15，45-46，90

religion，62，67-68，71，75，98-99，150，183，184，193-97，199，249，299n

see also
Catholic Church

reliquaries，90

Renaissance，7-13，110-24，129-31，135，159，219-21，240-41，290n

Republic
（Plato），175

republicanism，114，124-25，134

resurrection，98-101，120，171，231-32

rhetoric，24，28-29，31，97，119-20，177

Richental，Ulrich，162，164，165，168-69，173，295n

Robert of Geneva，293n
，294n

Roman Curia，18，19-21，22，31，33，36-37，44，45，135-41，144，150-58，161，170，180，181，205-6，205，269n

Roman Empire，18，24，28，47，48-49，53，59-60，62，63，67-68，69，75，81，84-85，89-108，116-22，129，131，132-33，151，156-57，194-95，275n
，289n

Roman Forum，63，85，156

Roman Republic，67，79-80，129-30，178

Rome，11，18，20，21，34，63，85，90，94，97，122，125，137，151-52，156-59，161-62，240，293n

Romeo and Juliet
（Shakespeare），9，242-43

Romulus Augustulus，Emperor of Rome，94

Roncalli，Angelo，171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15

Rowland，Ingrid D.，233

Rucelli family，110，301n

Rudolph of Saxony，163

Rule of St.Ferreol，38

rules，monastic，24-28，37，38，43，47，103，147-48，270n
，272n

Rustici，Cencio，162

Sack of Rome（1413），11，49，161-62

sacrifices，90，101，183，184，194，298n

St.Gall monastery，34-35，177，178-79，180

St.Mark monastery，176

St.Peter’s Basilica，46，156，240

saints，10，15，93，129

see also specific saints

Salutati，Coluccio，120，122-26，130，131，134，135，214，289n

Sammonicus Serenus，Quintus，60-61

Samos，72-73

San Clemente basilica，90

San Marco convent，110，290n

Santa Croce basilica，111，217，218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church，111

Santa Maria Novella church，110

Santayana，George，186

Santo Spirito church，111

satire，138-41，233-36

satyrs，63，195

Savonarola，Girolamo，219-21，252

Scaevola，Mucius，295n

Schaffhausen，170，174

Schofield，Michael，277n

School of Athens
（Raphael），252

schools，28，59，91，104，151，211，226

science，8，59，60-61，71，73-75，87，239，253，254-57，261-63

Scipio，274n

scribes（scribae
），17-18，32-33，35，37-41，47，49，50，84-86，88，109，112-16，121，130，133-34，135，152，154，155-56，173-77，179，206，296n

script，38，84，121，130

scriptoria，38-41，109

scrolls，39-40，89

sculpture，9，104，129

secretarius domesticus
（apostolic secretary），141-42，154，155-58，161，170，180，181，205-15，221，224，269n

self-discipline，6，28，37，41，77，78-79，94-97，104-9，195，228，244，285n
-86n

Seneca，43，77

Septuagint，88

Serapeon，88，89，90，280n
-81n

Serenus，Septimus，272n

Severus，Cornelius，23-24

sexual intercourse，99-100，109，143-44，197-98，247

sexuality，1-2，75-78，99-100，109，143-44，147，166，197-98，247

Shakespeare，William，3，9，75，76，77，206，233，242-43

sheep，40，42，156

shepherds，68-69

“Should an Old Man Marry？”（An seni sit uxor ducenda
）（Poggio），212-13

shrines，15，129，158

Siena，10

Sigismund，Holy Roman Emperor，161，162，168，169，170

signs，43-44

silence，rule of，27-28，43，47

silent reading，27-28

Silius Italicus，48，208

sillybos
（tag），63

simony，170

sin，16，95，104-5，118，119，138

sine law，239

Sisyphus，76

Sixteen Standard-bearers of the Militia，127

skepticism，30，94-95，244-46，261-62

slaves，37，53，67，72，84-86，94，104，113，125，230-31

Smith，Martin Ferguson，2-3，299n
-300n

social hierarchy，14-20，71，73，110，113-15，135

Socrates，246，295n

sodomy，171，219

Sofia，233-36

Sophocles，58，61，81，280n

sorcery，17，18-19

soul，11，19，46，73-76，96，98，136，171，192-93，196-97，220，231-32，249，251，288n

space，186-89，196-97，237，239，244，256

Spain，11-12，87，113，122，136，160，163，164，205，249-50

Spenser，Edmund，243，260-61

Spinoza，Baruch，10，68

spirits，62，194-95

Starace，Tommaso，64

statues，55，62，63，88，90，117，158，209，211，212

Stobaeus，Joannes，82

Stoicism，69，82，96，104-5，240，244

Strozzi family，113，301n

Suetonius，275n

suffering，75-76，101，103，106-9，183，195-98

suicide，53-54，94，109

Sulla，Lucius Cornelius，273n
，275n

superstition，2，6，10-11，18-19，36，72，74-75，183，184，193-97，199，249，299n

Suso，Henry，108

swerve（clinamen
）principle，7-13，188-89，297n

Switzerland，29，152，162，206

Symeon Stylites，Saint，68

Symonds，John Addington，146

synagogues，91

Syria，62，67

Tacitus，63

Tantalus，76

Tasso，Torquato，242

taxation，15，22，33，49，56，111-12，126，287n
，289n

telescopes，239

Temple of Apollo，275n

Temple of Daphne，62

Temple of Jupiter，156

Temple of Peace，275n

temples，62，67，88，89，90，156，275n

Tennyson，Alfred Lord，54

Teresa，Saint，108

Terranuova，34，111，211，210-18

Terranuova Bracciolini，218

Tertullian，47-48，99-100，101，284n
，285n
，300n

Teutonic knights，14，15

Theodosius Ⅰ，Emperor of Rome，89-90

theology，16，17，27，65，75-76，94-108，120，136-37，163，208，252-54，282n
-83n
，285n

Theophilus，90，91

Theophrastus，304n

Thirty Years’War，14-15

Thomas Aquinas，Saint，252-53

Tiberian Library，275n

time，186-89，196-97，237，239，244，256

Timocrates，277n

Tommaso da Sarzana，214

Torah，39

torture，170，240，255

transition，5-7，10，145-46，186-87，217，243-45，259-60，263

translations，88，168，210，212，215

tribon
（cloak），92

Turkey，82，216

Tuscany，34，45，141

Twelve Good Men，127

“Twentieth，” 66

Uccello，Paolo，218

Ulm，15

Ulpian Library，275n

Ulysses，288n

umbilicus
（wooden stick），56

underworld，76，180

universe，5-8，73-74，87，186，187，189，194，220，237，238-39，250-52，306n

Urban Ⅵ，Pope，293n
-94n

Utopia
（More），227-33，251，304n

Valla，Lorenzo，149-50，213，215，221-26，303n

vapulatio
（cudgeling），106

Varro of Atax，23-24

Vatican，20，46，142

Vatican Library，46，58，155-56，221，296n

Vegetius Renatus，Flavius，35

Vegio，Maffeo，302n

Velleius，Gaius，69-70

vellum，40，115-16

Venice，32，121，122，130-31，136，239-40

Venus，1-2，10，140，175，198，201-2，228，247，251，260-61

Vergerio，Pier Paolo，162

Veronese，Paolo，305n

Vesalius，Andreas，10

Vespasian，Emperor of Rome，275n

Vespasiano da Bisticci，129，133

Vespucci，Amerigo，229-30

Villa of the Papyri，54-59，63-65，68，70-72，79，81，82

virgarum verbera
（hitting with rods），106

Virgil，23，43，51-52，58，61，96，120，121，123，132，176，247，273n

Virgin Mary，10，166

virtue，102，128-29，138-39

Visconti family，153

Vitruvius，62

void，74，75，102，187，188-89

volcanic eruptions，54-59，63-64，67

Voltaire，262

Voss，Isaac，204

Vulcan，99

Vulgate Bible，95-96

warfare，24，49，59，79，89，153，192，195，226-27，281n

water，73，86

water-soluble ink，82-83，86

“Way of Cession，” 160-61

“Way of Compromise，” 161

“Way of Council，” 161

wealth，20-22，113，127，151，192，210-11，215，219，301n
，304n

“wergild” codes，38

witchcraft，17，18-19，92-93，217

women，17，66，76，85，91-93，127-29，143-44，174-76，210，212，217，220，257-58

wool trade，113，114，126，287n

Wretchedness of the Human Condition，The
（Poggio），216-17

writing，37-38，62，112-16，121，130，135，155-56，179

Wycliffe，John，168，253

Yeats，William Butler，197

Zabarella，Francesco，162，205

Zamora，Padre，250

Zenodotus，88

Zephyr，10，267

n

Zwingli，Huldrych，2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著；唐建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The Swerve：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ISBN 978-7-5201-1616-9

Ⅰ.①大… Ⅱ.①斯…②唐… Ⅲ.①文艺复兴-历史-欧洲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5256号

大转向

——世界如何步入现代

著者/〔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译者/唐建清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875 插页：0.25 字数：247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616-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5957号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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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Return of a King：The Battle for Afganistan by William Dalrymple

Copyright：©2013 by William Dalrymp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 Labuan，Malaysia.

©National Army Museum

沙·苏贾是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的孙子、萨多扎伊氏族族长，自1803年起统治祖父创建的帝国之残余领地。他写道：“从登上王位的那一刻起，愿以公正仁爱之心统治朕的臣民，让他们在朕的庇护下喜乐生活。”六年内他就被巴拉克扎伊宿敌打败，不得不逃往印度流亡。

巴拉克扎伊族人

多斯特·穆哈迈德，其父的第18子，由其父卑微的庶妻所生，之所以能够掌权，全凭自己的果断、高效、狡黠。多斯特·穆哈迈德逐步独揽大权，1835年宣布对锡克人发动圣战，如奉圣意般正式宣布自己为“埃米尔”。

©National Army Museu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London

阿克巴·汗（上方两图）是多斯特·穆哈迈德众子嗣（下图）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

阿富汗人民

©RMN（Musée Guimet，Paris）/Thierry Ollivier

©British Library

来自卡菲尔斯坦的一家人（左上图），一名吉勒扎伊部落卡洛蒂次部落成员（右上图），普什图马贩子（下图）。阿富汗是一个严格依照部族、民族和语言加以划分的国家。

©Private Collection，photograph courtesy of Simon Ray，London

三位温文尔雅的阿富汗骑士。埃尔芬斯通使团的艺术家绘于1809年。

©British Library

一位杜兰尼绅士

©British Library

身着官服的乌姆拉博士（Umla Baushi）

©British Library

身着官服的查奥斯博士（Chaous Baushee）

锡克人

Maharaja Ranjit Singh in a Bazaar，LI 118.110，Private Lender，Ashmolean Museum，University of Oxford

锡克统治者兰吉特·辛格，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劲敌，他在旁遮普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王国。

©Chandigarh Museum

“旁遮普雄狮”兰吉特·辛格及属下权贵

©RMN（Musée Guimet，Paris）/Thierry Ollivier

兰吉特·辛格旗下特勤旅步兵团的两名步兵，这支所向披靡的军团由昔日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代为训练。

©British Library

锡克骑士

“大博弈”参与者

克劳德·韦德爵士，生于孟加拉的波斯学者，“大博弈”最初的间谍组织首脑之一。“大博弈”是不列颠与俄国参与的帝国间的角逐、谍报活动及武力征服大赛，直至各自的亚洲帝国瓦解为止。“大博弈”的帷幕在这一时期就此拉开。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

爱德华·劳，即第一代埃伦伯勒伯爵，最先将对俄国的焦虑变成公共政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亚洲政策必须遵循的唯一路线就是制约俄国势力。”

©National Army Museum

埃尔德雷德·砵甸乍少校，韦德最大的竞争对手亨利·砵甸乍爵士的侄子。卡扎尔波斯军队进攻赫拉特时，他在城中伪装成穆斯林马贩子。

麦克尼尔，恐俄的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其在电报中所声称的“俄国人已正式开启与喀布尔的外交往来”，让英国人确信有必要替换多斯特·穆哈迈德。麦克尼尔建议：“奥克兰勋爵现应做出明确指示，声明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

Mohan Lal by David Octavius Hill and Robert Adamson ©Scottish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莫罕·拉尔·克什米尔，亚历山大·伯恩斯手下出类拔萃的印裔助手兼情报首脑。他比任何英国人都了解阿富汗，英国人只要听从他的建议便诸事随顺。

©John Murray

“大博弈”的苏格兰裔间谍亚历山大·伯恩斯，在战地身着阿富汗民族服装。他总是抱怨这张著名的肖像画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自己。

©Getty Images

亨利·罗林森在晨光熹微之际偶遇维特科维奇手下哥萨克骑兵，眼见他们消失在波斯与阿富汗交界地带。他以破纪录的速度策马扬鞭由马什哈德赶赴德黑兰，送去消息称俄国的秘密使团正前往阿富汗。随后英国占领期间，他成为驻坎大哈政治专员。

伊万·维特科维奇是名年轻的波兰贵族，被流放至哥萨克干草原时，逐渐痴迷于突厥文化，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一带的文化。他是与伯恩斯差堪比拟的绝佳谍报员。常常尾随彼此足迹的此二人，最终在1838年的喀布尔圣诞晚宴上聚首。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锐意进取的苏格兰情报军官亚历山大·伯恩斯奉派去东方搜集情报，探查子虚乌有的俄国对英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他讲述自己旅行经历的著作大获成功时，俄国人看了此书的法文译本，受到鼓动亲自着手展开情报收集工作，特派维特科维奇先去布哈拉再去喀布尔。于是乎，伦敦鹰派人物对威胁的疑惧最终令心中最惧怕的洪水猛兽应劫而生。“大博弈”就此诞生。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佩戴这副出名的蓝色眼镜的威廉·海·麦克诺滕爵士。这位来自阿尔斯特、学究气十足的前法官，获提拔后离开法庭，管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僚机构。恐俄又墨守成规的麦克诺滕担任奥克兰勋爵的政治秘书。对擢升神速的伯恩斯的妒忌之情，促使他支持以沙·苏贾取代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想法——伯恩斯对此极力反对。不咬弦的此二人成为运转不良的英国驻阿富汗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心。

艾登家族成员

英国总督乔治·艾登，即奥克兰勋爵，为人机智但过于自鸣得意，对这一地区鲜有了解。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

埃米莉·艾登，奥克兰勋爵未嫁的姊妹之一，英属印度遗存下来的一些最妙趣横生、尖言冷语的信札出自她手。

©Chandigarh Museum

奥克兰勋爵依赖经恐俄的韦德和麦克诺滕过滤后的情报，未能留意到伯恩斯实地获取的更准确的信息，他渐渐对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反英立场深信不疑。妹妹埃米莉写道：“亲爱的乔治爱好和平，却不幸要参战了，这的确与他的性格相悖。”

萨多扎伊族人

©National Army Museum

1838年7月，麦克诺滕在卢迪亚纳拜谒沙·苏贾及其朝臣，三言两语告知苏贾，经历30年的流亡生活后，后者将在英国人的辅佐下于喀布尔重新登基。

©British Library

流亡中的沙·苏贾及其朝臣。从左至右：帖木儿王子、沙·苏贾、萨夫达尔宗王子、沙库尔·伊沙克扎伊毛拉。

战前准备

©Private Collection

孟加拉本土步兵团的两名印度兵

©RMN（Musée Guimet，Paris）/Thierry Ollivier

巴焦尔地区（Bajaur）杰撒伊步枪兵

©RMN（Musée Guimet，Paris）/Thierry Ollivier

喀布尔步兵团

©National Army Museum

斯金纳的骑兵团骑马出征

©National Army Museum

英印军队“印度河之师”东进

©British Library

一支孟加拉团的行军队列诸场景。这几幅维多利亚时代的画是连环漫画的前身，描绘的或许是“印度河之师”穿越信德进逼阿富汗的情景。

©National Army Museum

1839年春，拥有12000兵力的英印军队“印度河之师”在约翰·基恩爵士的率领下，强行从达杜进入波伦山口并且夺取坎大哈。这次武装入侵旨在以沙·苏贾取代多斯特·穆哈迈德。英方认为沙·苏贾更亲英。

©National Army Museum

“印度河之师”横穿俾路支省的峻隘山道。其时极易遭受躲在深谷沟壑中的俾路支人伏击，小规模战斗和狙击偷袭时有发生。印度兵悉达·罗摩回忆道：“这是地狱之口。俾路支人现在开始夜间偷袭，还驱赶成群的驼队，以此骚扰我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大开杀戒并将巨砾滚下山腰。”

©British Library

1839年4月，“印度河之师”不战而胜，占领坎大哈城。沙·苏贾在此举行正式谒见，其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的陵冢的圆顶放眼可见。

©National Army Museum

攻陷加兹尼。强行进入波伦山口并夺取坎大哈后，“印度河之师”进击加兹尼固若金汤的城池。加兹尼有六十英尺高的厚城墙防护，英国人的主要问题是将重型火炮留在了坎大哈。伯恩斯手下的宝贵人才——情报首脑莫罕·拉尔·克什米尔发现，有座城门没用砖堵住，施以奇袭便可攻陷。

©British Library

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在喀布尔的宫榭（Durbar-Khaneh）。英军强夺加兹尼后，多斯特·穆哈迈德逃离喀布尔。1839年8月，苏贾重被扶上王位，登基称沙。巴拉希萨尔城堡中这座莫卧儿风格的谒见厅是苏贾举行朝会的地方，他让属下权贵显宦和英国军官一站就是数小时，从而惹恼了他们。正如身为英军前军官的艺术家洛克耶·威利斯·哈特指出：“让阿富汗人此般深恶痛绝的这种礼节与仪式是国王的怪癖，有时达到荒诞的地步。”

©National Army Museum

喀布尔人

©National Army Museum

英国占领期间的喀布尔集市

©National Army Museum

©British Library

事实证明，对占据该地的英军官兵而言，喀布尔女子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带来灾难性恶果。

©British Library

沙·苏贾·乌尔木尔克的扈从。这幅图中有阿克巴·汗的岳父穆罕默德·沙·吉勒扎伊（左侧），他被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收揽，获授令人闻风丧胆的荣誉头衔“首席行刑官”。他会成为主要的反叛者之一，也是1842年在吉勒扎伊部落盘踞的高海拔山口屠戮撤退的英军卫戍部队的罪魁祸首。

©British Library

拉特雷的素描描绘了英军占领初期尚未建造临时军营时的一排排营帐。图中左后方耸立的是巴拉希萨尔城堡的岩石。

©National Army Museum

1840年11月，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向英国公使威廉·海·麦克诺滕爵士投降。麦克诺滕及副官外出至喀布尔附近的卡齐城堡（Qila-Qazi），在山谷中驱马前行时发生归降一幕。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

年事已高、庸碌无能、痛风缠身的英国驻阿富汗军事指挥官威廉·埃尔芬斯通将军。起义爆发时他彻底崩溃，举棋不定、方寸大乱。

©British Library

反抗英国占领的叛乱。阿富汗步兵用精准的长筒杰撒伊步枪向下方易攻难守的英军临时军营射击。

©British Library

阿富汗叛乱分子准备向喀布尔城外的英军临时军营发起攻击。这张图展现出造型优雅、具有优美殖民地时代风格的临时军营因何几乎不可能防守。左边是传教区，四周被绵绵山丘环绕。

©National Army Museum

科林·麦肯齐上尉指挥了保卫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抗击阿富汗叛乱分子的防卫战。归来后，他和劳伦斯都成为名流，他们喜欢身着阿富汗传统装束摆姿势入画。

©National Army Museum

被囚期间包裹头巾的塞尔夫人

©National Army Museum

少将罗伯特·亨利·塞尔爵士，其部下之所以称他为“好斗的鲍勃”，是因为他总是投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中。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

亚历山德里娜·斯特尔特（出嫁前姓“塞尔”），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大屠杀后，她被阿克巴·汗扣作人质。

©Courtesy of Robert Lawrence

乔治·劳伦斯

©National Army Museum

艺术家艾尔的自画像

©National Army Museum

斯金纳上尉。英国撤兵前在当地被扣作人质，1842年撤退期间在贾格达拉克山口的战斗中牺牲。

©National Army Museum

关押英国人质的城堡内景

©National Army Museum

英国驻贾拉拉巴德卫戍部队。一名目光锐利的参谋从贾拉拉巴德城堡顶层塔楼望见布赖登医生向城堡行进，随即派救援人员出城援救。

©Essex Regiment Museum

第四十四步兵团的最后残存者拂晓时分站在甘达玛克山丘顶上，此时遭暴露并被包围。敌匪人数占压倒性优势，众将士负险固守、血战到底。他们排成一个方阵进行自卫，“数次将阿富汗人驱赶下山丘”，直至耗尽最后一发弹药，然后用刺刀继续战斗，继而一个接一个惨遭残杀。

©Tate，London 2012

巴特勒夫人的著名油画《残兵败将》描绘出精疲力竭的布赖登医生骑乘行将倒下的驽马到达贾拉拉巴德城垣前的情景。

©National Army Museum

一丝不苟但冷酷无情的乔治·波洛克少将。身为“惩戒之师”指挥官，率军摧毁阿富汗东南部并将喀布尔焚为平地。

©National Army Museum

威廉·诺特将军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派驻印度的最资深的将军之一。这位杰出的战略家对帐下印度兵丹诚相许，他与那些“精壮的优等兵”极为投缘。后来证明，诺特差不多是英国军事指挥官中最具实战能力的一位。1842年8月，他横扫阿富汗，挫败所有奉派前来阻击的武装力量。9月17日，即成功收复城池两天后，诺特抵达喀布尔。

©National Army Museum

1842年9月，“惩戒之师”到达喀布尔。在释放英国人质后，他们摧毁了查尔查塔巴扎。阿富汗人为庆祝英国战败而新建的一座清真寺也被夷为平地，整座城市逐渐火光冲天。“喀布尔哭声一片，英军狼奔豕突、纵情抢掠……”

©Kapany Collection of Sikh Art

复归喀布尔途中，多斯特·穆哈迈德（围成一圈的舞者左侧端坐者）在拉合尔受到款待。1842年英国最终撤兵，沙·苏贾被忤逆不忠的教子意外刺杀，此后多斯特·穆哈迈德重登王位。他将统治阿富汗二十余载，直至1863年谢世。

献给爱子亚当

同样献给悉心教诲我珍视历史的四位师友：

韦罗妮卡·特尔弗（Veronica Telfer）

天主教本笃会的爱德华·科博尔德神父（Fr Edward Corbould OSB）

露西·沃拉克（Lucy Warrack）

埃尔西·吉布斯（Elsie Gibbs，1922年6月10日生于北贝里克，2012年2月4日卒于布里斯托尔）

杰出的帝王一一记载当政时期的重大事件。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亲自书写，大多数人则交由史官和文人撰写。随着时光流转，著作得以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永恒不朽的印记。

是故，苏丹苏贾·乌尔木尔克·沙·杜兰尼（Sultan Shuja al-Mulk Shah Durrani），仁慈真主朝堂上的这位谦卑祈请者萌生此想法，记载在位期间的战役和大事件，俾使呼罗珊（Khurasan）的历史学者知悉这些事件的真实始末，善于思辨的读者亦能由这些先例鉴往知来。

沙·苏贾，《沙·苏贾实录》（Waqi’at-i-Shah Shuja
）

- 示意图

- 人物介绍

- 萨多扎伊氏族世系表

- 巴拉克扎伊氏族世系表

- 致谢

- 第一章 桀骜难驯之邦

- 第二章 心意未决

- 第三章 “大博弈”发轫

- 第四章 地狱之口

- 第五章 圣战的旗帜

- 第六章 我们败于蒙昧

- 第七章 秩序荡然无存

- 第八章 号角哀鸣

- 第九章 王之驾崩

- 第十章 浑噩之战

- 作者按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示意图

1839～1842年英军入侵阿富汗

1839～1842年的喀布尔

1842年英军撤退路线

人物介绍

阿富汗方面

萨多扎伊氏族（The Sadozais）

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Ahmad Shah Abdali，1722—1772）：生于木尔坦（Multan），在为波斯军阀纳迪尔·沙（Nadir Shah）效力的过程中逐渐掌权。纳迪尔·沙死后，艾哈迈德·沙攫取了故主财宝箱中的莫卧儿（Mughal）珍宝，其中包括“光之山”（Koh-i-Nur）钻石，用以资助对坎大哈（Kandahar）、喀布尔（Kabul）和拉合尔（Lahore）的征战，随后接连进入印度大肆抢掠，获利颇丰。在其他三个瓦解的亚洲帝国——北边的乌兹别克（Uzbek）帝国、南边的莫卧儿（Mughal）王朝以及西边的波斯萨法维（Safavid）王朝的基础上，艾哈迈德·沙创建了一个被他命名为“杜兰尼”（Durrani，意为“无上明珠”）的帝国。鼎盛时期的帝国疆土自现代伊朗的内沙布尔（Nishapur）起，横跨阿富汗、旁遮普（Punjab）和信德（Sindh），一直延伸至克什米尔（Kashmir），并与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Delhi）接壤。因肿瘤侵蚀鼻部并最终扩散至脑部，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不治身亡。

帖木儿·沙（Timur Shah，1772～1793年在位）：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之子，沙·马哈茂德、沙·扎曼和沙·苏贾之父。帖木儿成功守护了先帝遗留的杜兰尼帝国的阿富汗中心领地，但丢掉了位于波斯和印度边境的领土。他将都城从坎大哈迁至喀布尔，远离动荡不安的普什图族（Pashtun）腹地。帖木儿死后，他的二十四位子嗣激烈地争权夺利，杜兰尼帝国深陷内战。

沙·扎曼（Shah Zaman，1793～1800年在位，卒于1844年）：1793年帖木儿·沙驾崩，沙·扎曼即位。虽殚精竭虑，扎曼仍无法遏制祖父创建的杜兰尼帝国的衰败。1796年扎曼企图入侵印度斯坦（Hindustan）受阻，于1800年冬失去王权，被两大仇敌——巴拉克扎伊氏族和同父异母的兄弟沙·马哈茂德——俘获致盲。1803年沙·苏贾登基，沙·扎曼获释并长住喀布尔，直至1809年内姆拉（Nimla）之战失利，被迫逃亡印度。1841年扎曼重返阿富汗，因喀布尔起义而与其弟苏贾短暂会合。次年苏贾遇刺后，他最终告别阿富汗，在卢迪亚纳（Ludhiana）继续过着流亡生活，直到1844年离世，葬于锡尔欣（Sirhind）的苏菲派圣地（Sufi Shrine）。

沙·苏贾（Shah Shuja，1786—1842）：1800年兄长沙·扎曼被仇敌捉拿、刺瞎双眼后，苏贾初露头角。他逃脱追捕，游荡于群山中，直到1803年宗派暴乱期间返回喀布尔夺取政权。他的统治延续至1809年内姆拉之战爆发，此战中苏贾被巴拉克扎伊族人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沙·马哈茂德击败。随后几年，他亡命天涯，漂泊在北印度，财富遭肆意掠夺，就连最宝贵的珍藏“光之山”钻石也在1813年被夺走。1816年，他接受英属东印度公司邀请，在卢迪亚纳接受庇护。苏贾三次试图夺回王权，均以失败告终，随后在1839年做出第四次尝试，总算得偿所愿。不过这一次，东印度公司扶持他为傀儡政权首脑，决定将他安置回喀布尔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苏贾试图独立行使主权时，英国人随即排斥并羞辱他。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苏贾回绝了接任抗英领袖的提议。与临时军营中的英国人不同的是，他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守住了巴拉希萨尔城堡（Bala Hisar）。到1842年2月时，驻喀布尔的英军弃他而去且被打得溃不成军。此后，看似通过操控不同派系叛军，苏贾或能设法保住王位，怎奈4月5日遭其教子暗杀。苏贾死后，萨多扎伊氏族的统治宣告终结，巴拉克扎伊氏族开始掌权。

沙·马哈茂德（Shah Mahmoud，1800～1803年、1809～1818年在位，卒于1829年）：1800年沙·马哈茂德俘获并弄瞎同父异母的兄弟沙·扎曼后，成功攫取了喀布尔的控制权。其统治延续至1803年，遂遭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沙·苏贾颠覆而下台。苏贾没有弄瞎马哈茂德，只是将其监禁。1808年马哈茂德逃离巴拉希萨尔城堡，与自家兄弟的死敌巴拉克扎伊氏族联合并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叛乱，在1809年的内姆拉之战挫败苏贾后，马哈茂德掌控了杜兰尼王朝剩余疆域。1818年马哈茂德用酷刑折磨、弄瞎并最终杀害了巴拉克扎伊权宦维齐尔法特赫·汗（Wazir Fatteh Khan），这让法特赫·汗的诸位兄弟大为震怒，随即将马哈茂德逐出喀布尔。马哈茂德退守赫拉特（Herat），直到1829年离世。其子赫拉特的卡姆兰·沙·萨多扎伊王子（Prince Kamran Shah Sadozai of Herat，1829～1842年在位）继位，其统治延续至1842年，后被有权有势的维齐尔亚其·穆罕默德·阿里库扎伊（Yar Mohammad Alikozai，1842～1851年在位）废黜并绞死。

帖木儿王子（Prince Timur）、法特赫·宗王子（Prince Fatteh Jang）、沙普尔王子（Prince Shahpur）、萨夫达尔宗王子（Prince Safdarjang）：他们是沙·苏贾的四位子嗣，前三位由瓦法女王（Wa’fa Begum）所生。四人之中无一人承袭父亲的雄心壮志和母亲的足智多谋。帖木儿王子被公认极其缺乏感召力。法特赫·宗王子主要因鸡奸麾下坎大哈卫戍部队成员而被世人牢记。沙·苏贾死后，法特赫·宗王子在喀布尔统治了五个月，得知英国方面不会继续让自己掌权后于1842年10月逊位，传位给弟弟沙普尔王子。沙普尔即位不足一个月，朝中显贵在维齐尔阿克巴·汗（Akbar Khan）的要求下，将沙普尔王子驱逐。肤色黝黑、外形俊美的萨夫达尔宗王子，为一名卢迪亚纳舞女所生，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为。这四位王子在英国撤军后均未能保住王位，都在卢迪亚纳流亡时谢世。

巴拉克扎伊氏族（The Barakzais）

哈吉·贾迈勒·汗（Haji Jamal Khan，卒于1771年）：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属下炮兵总管

[1]

。纳迪尔·沙死后，哈吉成为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的对手。在阿布达里领受乌理玛（‘ulema）赐福之后，哈吉接受了阿布达里晋位，以拥护其统治换取了陆军指挥官的职位。

帕因达赫·汗（Payindah Khan，1774～1799年在任）：哈吉·贾迈勒·汗之子。帕因达赫·汗是帖木儿·沙

[2]

朝廷（durbar）里最有权势的贵族，正因为有他的支持，沙·扎曼才得以掌权。沙·扎曼试图削弱世袭贵族的权力，双方因此反目。帕因达赫·汗企图策划政变将沙·扎曼驱逐下台，沙于1799年将其正法。处决帕因达赫·汗非但没有削弱巴拉克扎伊氏族的势力，反而最终导致沙·扎曼倒台。帕因达赫·汗的21位子嗣由此崛起，尤其是长子维齐尔法特赫·汗及其弟兼盟友多斯特·穆哈迈德·汗（Dost Mohammad Khan）。帕因达赫·汗之死引发了巴拉克扎伊氏族与萨多扎伊氏族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仇杀，给整个地区蒙上一层阴影。

维齐尔法特赫·汗（1778—1818）：帕因达赫·汗的第一个孩子。父亲被处死后，他设法逃往伊朗，随后几年里向萨多扎伊氏族展开复仇行动。首先，沙·扎曼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沙·马哈茂德致盲、其王权遭颠覆，就是由法特赫精心策划的。其次，1809年法特赫凭借内姆拉之战挫败沙·苏贾。法特赫一直是沙·马哈茂德身边显赫的维齐尔，但因1817年在赫拉特协助强暴萨多扎伊王族女眷（harem）而被沙·马哈茂德于1818年弄瞎双眼、剥去头皮、酷刑折磨并处死。残杀法特赫，再次引发巴拉克扎伊氏族与萨多扎伊氏族间的仇杀。杀戮加剧地区分裂，直至1842年萨多扎伊王族统统被逐出阿富汗。

多斯特·穆哈迈德·汗（1792—1863）：帕因达赫·汗的第十八子，生母是一个卑微的奇兹巴什人（Qizilbash）。他之所以能够掌权，起初是靠兄长维齐尔法特赫·汗提携，法特赫死后，则完全有赖于自己的果断、高效和狡黠。自1818年起，多斯特·穆哈迈德逐步独揽大权。他于1826年登基，1835年宣告对锡克人（Sikh）发动圣战，并正式宣称自己为“埃米尔”（Amir）。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非常赏识他，撰写急件盛赞他为人公正、声望显赫。尽管伯恩斯努力游说，但加尔各答（Calcutta）方面始终将多斯特视为阻挠英国实现自身利益的敌对方。在他召见俄国公使伊万·维特科维奇（Ivan Vitkevitch）后，1838年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决定以其宿敌——萨多扎伊氏族的沙·苏贾取代他。英国人进占喀布尔后，他逃亡了18个月，最终于1840年11月4日向威廉·麦克诺滕爵士（Sir William Macnaghten）投降，随后被遣送至印度，开始其流亡生涯。1842年沙·苏贾遭暗杀，英国从阿富汗撤兵，多斯特因此获释并获准重返喀布尔。接下来在位的21年间，他成功拓展疆域，由他界定的阿富汗国境线延续至今。攻占赫拉特后不久，多斯特于1863年溘然长逝。

纳瓦布贾巴尔·汗（Nawab Jabar Khan，1782—1854）：帕因达赫·汗的第七子，明显的亲英派，其弟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亲密盟友。尽管热衷西派作风，对诸多英国官员亦颇有好感，但他自始至终都对多斯特·穆哈迈德赤胆忠心。1839年英军入侵阿富汗后，贾巴尔·汗成为杰出的抗英斗士。

瓦法女王（卒于 1838年）：帕因达赫·汗之女，法特赫·汗和多斯特·穆哈迈德同父异母的姊妹。1803年沙·苏贾初登王位，为缓和巴拉克扎伊氏族与萨多扎伊氏族间的敌对关系而迎娶瓦法为妻。1813年，正是凭借着被英国人大为称颂的“沉着冷静和勇敢无畏”，她向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奉上“光之山”钻石，成功地将被软禁在克什米尔的丈夫营救出来。据某些史料记载，1815年她再次协助苏贾逃离拉合尔。抵达卢迪亚纳后，她设法说服英国人为其提供庇护，如此一来就给萨多扎伊族人提供了重振旗鼓、最终夺回王权的根据地。1838年瓦法女王辞世，有些人将苏贾接下来在政策上的失败归因于少了她的睿智谏言。

维齐尔穆罕默德·阿克巴·汗（Wazir Mohammad Akbar Khan，1816—1847）：多斯特·穆哈迈德最能干的第四子，由多斯特与来自普帕扎伊部落（Popalzai）的妻子所生。阿克巴为人精明练达、个性复杂多变，在喀布尔被看作抵抗组织领袖中最具锋芒的一位。《阿克巴本纪》（Akbarnama
）甚至还绘声绘色讲述了他洞房花烛、鱼水相欢的情景。1837年的贾姆鲁德（Jamrud）之战让阿克巴崭露头角，他协同作战，击败了锡克将军哈里·辛格（Hari Singh）。据某些史料记载，正是他亲手将锡克首领杀死并将其斩首。其父于1840年向英国人投降，他本人从布哈拉（Bukhara）地牢获释后，基本上都待在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区领导抗英武装力量。阿克巴于1841年11月25日抵达喀布尔，令抗英起义局势完全改观，并且主导了英国撤军谈判。在1841年12月23日喀布尔河畔的一次会谈中，阿克巴亲手杀死英国公使威廉·麦克诺滕爵士，紧接着又率军围攻贾拉拉巴德（Jalalabad）。1842年9月13日，他指挥阿富汗武装力量奋力阻止波洛克（Pollock）重夺喀布尔。英国撤军后，阿克巴收复都城。1843年4月其父多斯特·穆哈迈德归来，在此之前，阿克巴一直都是最高掌权者。四年后阿克巴离世，传闻称多斯特·穆哈迈德觉察到阿克巴是自己统治的潜在威胁而将其毒死。

纳瓦布穆罕默德·扎曼·汗·巴拉克扎伊（Nawab Mohammad Zaman Khan Barakzai）：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侄子兼亲密谋士，1809～1834年在其麾下担任贾拉拉巴德督抚。1839年他与多斯特·穆哈迈德一起逃离喀布尔，不过在莫罕·拉尔·克什米尔（Mohan Lal Kashmiri）的协助下，1840年流亡归来，在沙·苏贾的朝廷里任职。战事爆发初期扎曼·汗有支持英国人的迹象，但很快被游说，担任了抗英起义领袖。尽管扎曼·汗是被公认的“有钱的游牧民”和乡巴佬，11月初仍被冠以“埃米尔”名号。其堂兄弟阿克巴·汗1841年11月底抵达喀布尔后，扎曼·汗遭对方冷遇。到了1842年2月，扎曼·汗与沙·苏贾结盟，同意担任苏贾的维齐尔。由于苏贾明显偏袒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Naib Aminullah Khan Logari）之子纳斯鲁拉（Nasrullah）而非扎曼·汗的爱子苏贾·乌德道拉·巴拉克扎伊（Shuja ud-Daula Barakzai），扎曼·汗与洛伽尔之间激烈对抗，致使同盟关系破裂。正是苏贾·乌德道拉刺杀了自己的教父沙·苏贾。

抵抗组织其他领袖

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出身相对卑微的帕坦人（Pathan）阿米努拉·汗属于尤素福扎伊（Yusufzai）氏族，其父曾是帖木儿·沙时代克什米尔总督的助手。他因聪颖机智、对萨多扎伊族人忠心耿耿而一路高升。到1839年，阿米努拉·汗纵然年事已高，却依旧有权有势：除了旗下部族民兵外，还掌握大量资金，控制大片战略重地。尽管是萨多扎伊氏族的忠诚拥护者，但他坚决反对异教徒英国人踏足自己的领地。在遭到一名英军基层军官——特雷弗上尉（Captain Trevor）羞辱，并因拒绝向王国政府缴纳重税而失去领地后，阿米努拉·汗便与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Abdullah Khan Achakzai）一起，成为抗英武装力量的领导核心。在库尔德喀布尔山口（Khord Kabul）大肆屠戮英国人后，他重新效忠沙·苏贾，在苏贾死后转而投靠巴拉克扎伊族人。1843年多斯特·穆哈迈德归国，旋即以“煽动爱好和平的人民制造事端”的罪名让他锒铛入狱。阿米努拉·汗最终死于巴拉希萨尔城堡地牢。

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卒于1841年）：阿卜杜拉·汗是名年轻的武士贵族，出身于当地最显赫的名门望族。杜兰尼帝国初期，其祖父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祖父是死对头，因此，阿查克扎伊（Achakzai）族人从未对巴拉克扎伊族人表现出多大热忱。但就像其友人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一样，阿卜杜拉·汗强烈反对英军进驻阿富汗。其情妇被亚历山大·伯恩斯诱奸后，他在设法寻回她时遭嘲弄，阿卜杜拉·汗由此成为抵抗组织的两位主要领袖之一。1841年11月战事爆发，他被委任为抗英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阿卜杜拉·汗成为挫败英军的主要幕后推手，直到11月23日死于比比马赫卢（Bibi Mahru）高地之战。由于莫罕·拉尔·克什米尔之前悬赏缉杀反对派领袖，一名刺客随后自称从背后击毙阿卜杜拉·汗，以赢取赏金。

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Mohammad Shah Khan Ghilzai）：权贵穆罕默德·沙是拉格曼省（Laghmanat）吉勒扎伊部落（Ghilzai）巴布拉克海勒次部落（Babrak Khel）首领，也是维齐尔阿克巴·汗的岳父。1839年沙·苏贾重返喀布尔，劝说他为朝廷效力，还委以清贵要职——君王的首席行刑官。1841年10月威廉·麦克诺滕爵士削减吉勒扎伊部落津贴，穆罕默德·沙遂加入抵抗组织。原因在于：历朝历代君王都要向吉勒扎伊部落支付买路钱（rahdari
），以保持前往印度的道路畅通、保护军队及商旅往来，麦克诺滕却向吉勒扎伊部落诸位首领宣布废除该协议。1841年阿克巴·汗返回喀布尔，此后英军撤退期间，穆罕默德·沙·吉勒扎伊亲自督导屠杀英国人。1843年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归来，如同武装起义的其他首领一样，穆罕默德·沙发觉自己备受冷遇。他被流放到努尔斯坦省（Nuristan），处身于异教徒（Kafir）中，并在那里撒手人寰。

米尔·马斯吉迪（Mir Masjidi，卒于1841年）、米尔·哈吉（Mir Haji）：大权在握、备受敬重的两兄弟是科希斯坦（Kohistan）纳克什班迪教团（Naqsbandi）的世袭教主。米尔·哈吉还是普尔伊齐斯提（Pul-i-Khishti）星期五清真寺的世袭教首“伊玛目”（Imam）、喀布尔的乌理玛领袖，以及喀布尔著名的苏菲派圣地阿什川瓦阿里藩（Ashiqan wa Arifan）的“皮尔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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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韦德（Wade）允诺赠予大量财物，被收买的兄弟俩率领塔吉克（Tajik）族人反抗多斯特·穆哈迈德，这对促成沙·苏贾登基起到决定性作用；一年后英方许诺的钱财分文未付，两人遂奋起抵制苏贾及其英国赞助人。正当发起抗议的米尔·马斯吉迪打算屈服时，有悖共识的是，英国人袭击了他的城堡，屠杀了他的家人，其领地随后也被仇敌瓜分。此后，兄弟俩便与英国人不共戴天，他们亲率科希斯坦的塔吉克人反抗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起义的星星之火始于尼杰若（Nijrow）山谷，旋即蔓延至恰里卡尔（Charikar）和喀布尔。11月23日，米尔·马斯吉迪在比比马赫卢高地阵亡，米尔·哈吉却活了下来，继续鼓动喀布尔民众对抗沙·苏贾。正是米尔·哈吉在贾拉拉巴德宣布向英国人发动圣战，最终将沙·苏贾从巴拉希萨尔城堡诱骗出来，使其于1842年4月5日走上死亡之路。

英国方面

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1779—1859）：埃尔芬斯通是个学问精深的低地苏格兰人，1809年被明托伯爵（Lord Minto）选中，领导派往阿富汗的首个英国外交使团。尽管从未冒险跨出沙·苏贾的白沙瓦（Peshawar）要塞半步，他却在之后出版了一部关于阿富汗的非同寻常、影响深远的书。这部名为《喀布尔王国纪事》（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ubul
）的书成为几代人了解该地区的主要英语资料来源。

威廉·埃尔芬斯通少将（Major-General William Elphinstone，1782—1842）：威廉·埃尔芬斯通是蒙特斯图尔特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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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那年获任驻喀布尔英军总司令，此前最近一次参加战斗是在滑铁卢（Waterloo）指挥第33步兵团。在多年靠领取半薪度日之后，1837年，55岁的威廉·埃尔芬斯通为了偿清日益增长的债务才又回到军中服役。在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这些友人眼中，埃尔芬斯通极具人格魅力，然而他对印度以及自己必须领导的印度部队没有丝毫好感与同情，他将麾下印度兵称为“黑鬼”。埃尔芬斯通抵达阿富汗时患严重痛风，随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诺特将军（General Nott）认为他“无能”，事实很快证明该评价千真万确：埃尔芬斯通在起义初期无所作为，而后陷入沮丧彷徨。撤离喀布尔时埃尔芬斯通受伤，拖了三个月后，在重伤、抑郁和痢疾的共同侵扰下，于1842年4月23日命丧特金（Tezin）。

威廉·海·麦克诺滕爵士（Sir William Hay Macnaghten，1793—1841）：麦克诺滕是名学究气十足的学者、语言学家，曾任阿尔斯特（Ulster）的法官。获提拔后他离开法庭，管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僚机构。“我们的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埃米莉·艾登（Emily Eden）如此称呼他，“戴着一副巨大的蓝色眼镜，是个枯燥乏味而又慎重理智的人。”麦克诺滕天资聪颖、广受敬重，但有些人反感他的自命不凡，还有些人质疑这个“书桌前的男人”到底能否胜任总督的首席顾问这个新职务。然而，正是麦克诺滕教导奥克兰勋爵将多斯特·穆哈迈德视为英国国家利益的敌人，他还与克劳德·韦德（Claude Wade）携手，辅佐沙·苏贾重夺王位，推动喀布尔政权更替。谋划好武装入侵阿富汗的策略后，麦克诺滕自告奋勇前往喀布尔，亲自参与政策实施，不过由于监管并不成功，没过多久他便发觉自己陷入尴尬境地：面对属下官员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写满焦虑的报告，麦克诺滕却在向奥克兰勋爵发送盲目乐观的急件，谈及阿富汗的“安谧至极”。1841年11月叛乱期间，麦克诺滕未能激励诸将领有效作战。1841年12月23日，麦克诺滕在临时军营外的谈判中遭阿克巴·汗杀害。

克劳德·韦德少校（Major Claude Wade，1794—1861）：韦德是生于孟加拉（Bengal）的波斯学者，作为英国特工出没在卢迪亚纳期间，其职责由只与兰吉特·辛格的锡克王廷互利互助，转变为管理覆盖喜马拉雅山区及中亚地区的“情报员”网络。这样一来，韦德实际上将自己变成“大博弈”（Great Game）的首位间谍组织首脑。韦德最先建议利用沙·苏贾来实现阿富汗政权更迭，在萨多扎伊族人复辟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与亚历山大·伯恩斯竞争的目的，因为伯恩斯支持与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结盟。183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期间，他本打算领导一支由东印度公司士兵和兰吉特·辛格旗下旁遮普穆斯林组成的联军北上开伯尔（Khyber）山区，但只召集到寥寥数名旁遮普人。尽管如此，7月23日韦德还是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兰吉特·辛格死后，韦德与锡克教团（Khalsa）反目，锡克教众请求奥克兰撤换他。韦德被调派到不那么敏感的岗位，常驻印多尔（Indore），职业生涯就此完结。1844年韦德退隐，迁居怀特岛（Isle of Wight）。

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Sir Alexander Burnes，1805—1841）：伯恩斯是个精力充沛、朝气蓬勃、足智多谋的高地苏格兰青年，自身的语言天分令他平步青云。1830～1832年、1836～1838年，他两次率远征探险队进入阿富汗及中亚地区，每次都打着商业的幌子，以掩饰为东印度公司搜集详细情报的政治目的。第二次远征过程中，发现对手俄国代表团也在拉拢喀布尔的多斯特·穆哈迈德，伯恩斯随即敦促加尔各答方面签署友好条约，可是奥克兰勋爵非但不理会该建议，反倒决定弃用多斯特·穆哈迈德，以个性更温顺的沙·苏贾取而代之。伯恩斯坚决反对这种处理方式，但在获授准男爵爵位并获任公使威廉·麦克诺滕爵士的副手之后，他答应予以支持。由于麦克诺滕在喀布尔独揽大权，无用武之地的伯恩斯转而全情投入地与阿富汗女子寻欢作乐。时至今日，伯恩斯仍旧是阿富汗人民憎恶的人物。据阿富汗方面史料记载，这也促成喀布尔起义最终灾难性大爆发，致使他本人惨死于11月2日。

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1800—1853）：在1826年围攻珀勒德布尔县（Bharatpur）期间，马森制造自己死亡的假象并逃离所在部队，此后他横渡印度河（Indus），在阿富汗境内徒步探险。马森成为首个进行阿富汗考古研究的西方人，他探明巴克特里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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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一时的巴格兰（Bagram）古城遗址，并发掘佛教寺塔。克劳德·韦德不知从何处获悉马森真实身份这一秘密，得知他是一名逃兵后，便以此胁迫马森成为“情报员”，要求他定期提供一系列来自阿富汗的精确情报。1837～1838年伯恩斯与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谈判，正是在马森协助下进行的。与伯恩斯不同的是，尽管马森比其他英国人都更了解阿富汗，但在后来的入侵及占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他却未能找到一席之地。马森最终回到英格兰，1853年在波特斯巴（Potters Bar）附近，因“一种病因不明的脑部疾病”于贫困潦倒中离世。

第44步兵团的约翰·谢尔顿准将（Brigadier General John Shelton of the 44th Foot，卒于1844年）：性情乖戾、粗鲁无礼的谢尔顿在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中失去右臂，他刻板固执、纪律严明，被公认为“团里的暴君”。抵达喀布尔后，谢尔顿马上就与温文尔雅的埃尔芬斯通少将发生争执，即刻招致临时军营众将士的反感。埃尔芬斯通后来写道：“自打来的那天起，多数情况下他都抱持抗命不从的态度，从不提供情报或给予建议，却总是对已经过去的大情小事吹毛求疵。”1841年11月起义爆发，这两位水火不容的指挥官未能在战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埃尔芬斯通最终还是听从了谢尔顿的建议。1842年1月6日，驻喀布尔英军撤离临时军营，在高海拔山口隘路的积雪中全军覆没。谢尔顿被扣作人质，之后遭军事法庭审讯，但仍能体面地获判无罪。1844年谢尔顿在都柏林（Dublin）摔下马气绝身亡后，其帐下士卒倾巢而出，在练兵场上欢呼三声庆祝他殒命。

科林·麦肯齐（Colin Mackenzie，1806—1881）：出身自佩思郡（Perthshire）的麦肯齐享有“印度军队最英俊的青年军官”的美誉。1841年，麦肯齐以驻白沙瓦助理政治专员的身份奔赴喀布尔，正好赶上起义爆发。他是少数几个在战斗中因智勇双全而威名远扬的英国军官，最终被阿克巴·汗扣作人质。战后生还的麦肯齐在边境地区招兵买马，亲自指挥一个锡克团。

乔治·劳伦斯（George Lawrence，1804—1884）：乔治·劳伦斯的两个弟弟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和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被誉为英属印度（Raj）的英雄而为后人称颂。乔治是个机灵的阿尔斯特青年，很快就被威廉·麦克诺滕爵士提拔为军事秘书。正因如此，乔治参与了183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以及追击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战斗，1840年11月4日多斯特归降时他也在场。乔治有三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分别是在1841年11月起义爆发时和12月23日麦克诺滕遇害时，再就是英军撤离喀布尔之际被扣作人质时。战后生还的乔治，却在接下来的1846年锡克战争中再次被俘。

埃尔德雷德·砵甸乍（Eldred Pottinger，1811—1843）：砵甸乍是普杰（Bhuj）的间谍组织首脑、伯恩斯的前任上司亨利·砵甸乍准男爵（Sir Henry Pottinger）的侄子。1837～1838年波斯人围攻赫拉特，埃尔德雷德乔装出现在城中或许并非偶然，他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系列急需的情报。关于这次围攻，尽管众多波斯及阿富汗编年史中没有任何一部认同英国方面的说法，对砵甸乍更是只字未提，但英国方面普遍认为，赫拉特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决地捍卫城池，则要归功于他。1841年11月起义爆发时，砵甸乍再次被围困在喀布尔以北的恰里卡尔，他差不多是当地卫戍部队中唯一活着回到喀布尔临时军营的人。有悖他的建议，英方向叛军做出让步，他作为人质之一遭阿克巴·汗囚禁九个月，直到1842年9月波洛克将军夺取喀布尔后才获释。埃尔德雷德随后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尽管完全免于罪责，但也未因在阿富汗的工作受到任何奖励。嗣后，他辞去东印度公司职务，前往香港与叔父亨利·砵甸乍准男爵团聚，直至1843年去世。

威廉·诺特将军（General William Nott，1782—1845）：诺特来自威尔士（Welsh）边界地区，是个直言不讳的自耕农之子。1800年诺特到达印度，逐步晋升为东印度公司最资深的将军之一。诺特是位杰出的战略家，对帐下印度兵丹诚相许。他与那些“精壮的优等兵”极为投缘，与上司打交道却没多大天赋。奥克兰勋爵认为他易怒、难相处，亦远非绅士。因此，喀布尔英军总司令一职再三与他擦肩而过，最终坎大哈交由他镇守。当阿富汗其他地方遭遇暴力反抗时，诺特的辖区仍能保持风平浪静。后来证明，诺特差不多是英国军事指挥官中最有实战能力的一位。1842年8月，他横扫阿富汗，挫败所有奉命阻击他的武装力量，并于9月17日，即波洛克成功收复城池的两天后，抵达喀布尔。诺特经由贾拉拉巴德返回印度，作为在阿富汗服役的奖励，他被委任为驻勒克瑙（Lucknow）常驻代表。

亨利·罗林森中尉（Lieutenant Henry Rawlinson，1810—1895）：罗林森是位颇具才华的东方学家，协助破解了古波斯楔形文字。1837年10月，罗林森作为英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前往波斯，在波斯与阿富汗的边境争议地区偶遇伊万·维特科维奇及其哥萨克（Cossack）卫队，正是他最先提醒英国人警惕维特科维奇的俄国使团。之后，罗林森被调往坎大哈，在诺特将军手下担任政治专员，并与诺特一起组建了阿富汗最有实效的政府管理部门。1842年8月，罗林森跟随诺特横扫阿富汗，却被英军在喀布尔和伊斯塔立夫（Istalif）犯下的战争罪行深深震骇。他途经开伯尔返回印度，在波斯及阿拉伯国家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

罗伯特·塞尔爵士（Sir Robert Sale，1782—1845）：塞尔是东印度公司军队的一名老兵，部下之所以称他为“好斗的鲍勃”（Fighting Bob），是因为他拒绝留守后方，总是投身于最激烈的肉搏战中。塞尔参与了攻占加兹尼（Ghazni）的战斗，正是他1840年在科希斯坦的残暴讨伐，才坚定了塔吉克人团结起来反抗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的决心。1841年10月底，他奉命返回印度，沿途惩戒殊死抵抗的吉勒扎伊部落民。塞尔率军沿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和特金山口向下推进时，遭遇一连串干脆利落的伏击，原本要严惩部落民的远征，最终却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进入山口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猎人们发现自己反倒成了猎物。11月12日塞尔带领残部抵达贾拉拉巴德，此后其麾下旅一直被围困，直到1842年4月7日才终于突围，击退阿克巴·汗。九天后塞尔被波洛克麾下“惩戒之师”（Army of Retribution）解救，并随之一同前往喀布尔。9月18日，塞尔与他令人敬畏的夫人弗洛伦蒂娅（Florentia，人称“塞尔夫人”，1790—1853）团聚。英军撤离喀布尔时塞尔夫人虽幸免于难，但随后作为人质被阿克巴·汗扣押了九个月。三年后，1845年英国-锡克战争期间，“好斗的鲍勃”遇难。遗孀塞尔夫人移居南非，1853年在开普敦亡故。

乔治·波洛克爵士（Sir George Pollock，1786—1872）：东印度公司将军波洛克是个一丝不苟、锲而不舍、雷厉风行的人。波洛克驻守印度三十余载后，奉命解救被围困在贾拉拉巴德的英国驻军。他因周密筹划、统筹兼顾而建立声望，决不会迫于压力而贸然行事。在白沙瓦精心搜集作战补给后，波洛克率领“惩戒之师”强行挺进开伯尔，终于在4月16日收复贾拉拉巴德。经过再一次短暂休整、积聚更多的运输装备和武器弹药后，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特金山口击败阿克巴·汗，9月16日夺回喀布尔。摧毁伊斯塔立夫、烧毁喀布尔大部分地区后，波洛克撤离阿富汗。1842年12月19日，他在菲罗兹布尔（Ferozepur）受到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的迎接。

奥克兰勋爵（1784—1849）：乔治·艾登（George Eden），即奥克兰勋爵，是位机智而又踌躇满志的辉格党（Whig）贵族。这位51岁的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抵达加尔各答时，对印度的历史与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也不愿去了解。他对阿富汗更是知之甚少，1838年任由鹰派顾问操纵，发动了一场毫无必要的武装入侵行动，以沙·苏贾取代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奥克兰非但不愿为这次不得人心的占领行动调配必要资源，而且对接下来英方的失败毫无准备。喀布尔驻军全军覆没后，正如埃米莉·艾登所写，“可怜的乔治”在十小时内老了十岁，就像中风发作了一样。埃伦伯勒勋爵接任总督后，奥克兰在肯辛顿（Kensington）忍垢偷生。1849年谢世，终年仅65岁。

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1790—1871）：埃伦伯勒是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辩护律师之子，他才华横溢却乏味、难相处。据说埃伦伯勒的样貌可憎至极，以至于乔治四世（George Ⅳ）宣称看他一眼就令自己作呕。埃伦伯勒利用恐俄症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在许多方面堪称“大博弈”之父。“大博弈”是一场发生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竞赛，是不列颠与俄罗斯参与的帝国间的角逐、谍报活动及武力征服大赛，直至各自的亚洲帝国瓦解为止。1841年10月埃伦伯勒获任总督，接替奥克兰勋爵的职务。他抵达印度时正好赶上“惩戒之师”奏凯而还，埃伦伯勒以此邀功。借由这次胜利，英国在从阿富汗撤军后仍能挽回一些军事声望。一位观察员写道，他“在所有分内事上反复无常、无所措手”，但“对于一切军事问题非常热衷，单单这些事似乎就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让他兴会淋漓”。

其他方面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佩罗夫斯基伯爵（Count Vasily Alekseevich Perovsky，1794—1857）：驻守干草原边境地带的沙俄奥伦堡（Orenburg）总督佩罗夫斯基，是俄国的“克劳德·韦德”。佩罗夫斯基决心要以自己的情报工作，与在中亚地区运作的英国情报机构较量。他寄希望于伊万·维特科维奇，让后者“充当亚历山大·伯恩斯的角色”。英国人即将武装入侵阿富汗的消息一经确认，佩罗夫斯基就开始游说，宣称要以征服土库曼希瓦汗国（Turkman Khanate of Khiva）来恢复俄国在该地区的威望。正如英国人最终撤离喀布尔，俄国人进攻希瓦同样一败涂地，佩罗夫斯基损失了半数驼队和近一半的将士。这也将俄国在干草原的战略抱负推延了近30年——直到1872年，希瓦才落入俄国手中。

伊万·维特科维奇（1806—1839）：维特科维奇是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贵族，生于维尔纽斯（Vilnius，现为立陶宛首都），取名为扬·普洛斯珀·维特基耶维茨（Jan Prosper Witkiewicz）。扬协助成立了名为“黑暗兄弟会”（Black Brothers）的秘密社团，这一地下“民族革命”抵抗运动由一群波兰学生发起，旨在光复俄国占领下的祖国。维特基耶维茨和其他五名首领遭逮捕和审讯，被剥夺贵族衔位，随后分别被遣送至哈萨克（Kazakh）干草原的不同要塞。维特基耶维茨那时刚满14岁，他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决定善用自己的境遇。他学会了哈萨克语和察合台突厥语（Chagatai Turkish），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听起来更加俄国化的伊万·维克托罗维奇·维特科维奇（Ivan Viktorovitch Vitkevitch），一跃成为“大博弈”的首位俄方参与者。他两次去布哈拉考察，之后奉派前往喀布尔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结盟。在喀布尔，他智胜其英方对手亚历山大·伯恩斯。但是当维特科维奇达成的同盟关系遭上级废弃，英国人又武装入侵阿富汗时，他遂返回圣彼得堡。1839年5月8日，维特科维奇被发现死于酒店房间里，从表面上看是自杀。

穆罕默德·沙二世·卡扎尔（Mohammad Shah Ⅱ Qajar，1808—1848）：波斯卡扎尔王朝（Qajar）的君王。他支持亲俄联盟，力图收复有争议的阿富汗边境城市赫拉特，这些行为都加深了英国人的忧虑，促使英国1839年入侵阿富汗。

兰吉特·辛格大君（Maharajah Ranjit Singh，1780—1839）：英明狡诈的锡克统治者兰吉特·辛格，在旁遮普建立了一个国富兵强、组织完善、秩序井然的锡克王国。在1797年阿富汗人撤退期间，他帮助沙·扎曼抢救出在混乱中遗失于杰赫勒姆河（River Jhelum）泥浆中的部分大炮。年仅19岁的兰吉特·辛格随后接管了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从昔日领主那儿逐步谋取了杜兰尼帝国东部的膏腴之地，成为旁遮普的统治者。1813年兰吉特·辛格从沙·苏贾手中攫取了“光之山”钻石，还将他软禁了起来。次年，沙·苏贾成功脱逃。1838年兰吉特·辛格与威廉·麦克诺滕爵士谈判时智胜英国人，设法将原本计划的锡克大军远征行动变为英国武装入侵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获益方也由英国变成锡克王国。兰吉特·辛格死于1839年，当时，入侵其大敌多斯特·穆哈迈德领地的英国人恰好征途过半。

莫罕·拉尔·克什米尔（Mohan Lal Kashmiri，1812—1877）：莫罕·拉尔是伯恩斯无比重要的门士（munshi，即秘书）和最亲密的谋士。20年前埃尔芬斯通执行任务时，莫罕·拉尔的父亲就曾任门士。父亲一回来就决定把莫罕·拉尔送进新的德里学院，使他成为北印度首批按照英式课程设置接受教育的男孩之一。莫罕·拉尔聪明、有抱负，通晓英语、乌尔都语、克什米尔语和波斯语。他陪同伯恩斯展开布哈拉之行，随后又在坎大哈作为“情报员”为韦德工作了一段时间。伯恩斯对莫罕·拉尔委以心腹，1839年英军武装入侵阿富汗期间，莫罕·拉尔作为情报首脑随行。伯恩斯未听从莫罕·拉尔关于起义即将爆发的警告，从而直接将自己推上了死亡之路。起义爆发时，莫罕·拉尔以个人名义借取大笔贷款，以帮助被围困的麦克诺滕；1842年他再一次增加借款，以确保人质获释。他估算出的79496卢比欠款不曾获偿，结果余生都债务缠身。为了讨还公道，莫罕·拉尔前往英国，试图游说东印度公司董事，其间还亲临苏格兰，把伯恩斯的日志转交给蒙特罗斯市（Montrose）的伯恩斯家人。莫罕·拉尔在英国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英文回忆录，讲述他与伯恩斯游历中亚的经历；另一部卷帙浩繁的英文巨著是900页、两卷本的多斯特·穆哈迈德传记。他甚至还觐谒了维多利亚女王。然而，阿富汗战争困扰了他一生，实际上也断送了他的事业。

[1]
原文Topchibashi，疑为Topchubashi。——译者注

[2]
原文Timur Khan，疑为Timur Shah。——译者注

[3]
pirzada，苏菲派圣墓守墓人的后裔。——译者注

[4]
原文elderly cousin，疑为younger cousin。——译者注

[5]
Bactria，即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的大夏。——译者注

萨多扎伊氏族世系表

巴拉克扎伊氏族世系表

致谢

在其他地方展开对史书的调研工作或许会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容易得多，不过鲜有这般地方，能在搜寻文献、信件和手稿时有如此多峰回路转的意外收获。在为本书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很多朋友为我提供安保、让我神志清明，这一路走来我欠下累累的人情债。

在阿富汗：我留宿于罗里·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喀布尔城堡，绿松石山（Turquoise Mountain）的所有人都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们是：绍莎娜·科伯恩·克拉克（Shoshana Coburn Clark）、塔利亚·肯尼迪（Thalia Kennedy）、威尔·比哈莱尔（Will Beharel）和露西·比哈莱尔（Lucy Beharel）。一个周末，斯利·庄·卡尔萨（Siri Trang Khalsa）带我实地探察伊斯塔立夫和恰里卡尔，还帮我与坎大哈瓦坦（Watan）方面取得联系。米奇·克赖茨（Mitch Crites）以及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陪伴令我安心，他们的睿智忠告让我知晓诸事宜忌。

不是每天都有秘密警察局长仔细阅读你的作品。我很感激阿富汗国家安全局

[1]

的阿姆鲁拉·萨利赫（Amrullah Saleh），时任卡尔扎伊总统的安全部门负责人，他对《最后的莫卧儿人》一书作出很多评论，认为扎法尔（Zaiar）是个缺乏爱国热忱、不值得同情的卑鄙懦夫。我尤其要感谢他为我联系到安瓦尔·汗·贾格达拉克（Anwar Khan Jagdalak）。在安瓦尔的保护下我得以追寻英军当年的撤军路线，安瓦尔·汗冒着生命危险带我参观其家乡，这份人情终生难还。

我还欠下纳吉布拉·拉扎齐（Najibulla Razaq）莫大的人情，他与我同游贾格达拉克、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这位临危不乱的向导在面对阿富汗各种突发状况时安之若素。我永生难忘我们的第一段旅程。我们结伴降落在赫拉特，却发现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旧机场航站楼大门紧锁，而拿钥匙的人已离开大楼去做午祷。此前办理登机手续时，我拿到的登机牌标示着“喀布尔—利雅得（Riyadh）”，我言明要去赫拉特，航空公司的职员回答说那无伤大雅，“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你上飞机的”。飞机降落后驶来一辆老旧的拖车，将我们的旅行袋丢在停机坪边上。由于没有手推车，纳吉布拉迅速找来两个持独轮手推车的小男孩，他们将行李运至一排弹痕累累的汽车旁，这些车充当赫拉特的出租车队。另外，在赫拉特圣战博物馆，纳吉布拉同样是个出色的向导。这座博物馆收集了蚩蚩蠢蠢试图征服阿富汗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遗留物品，从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后文简称为第一次英阿战争）残存的英国大炮到俄国的坦克、喷气式飞机及武装直升机，一应俱全。可以肯定的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数辆被击毁的美国悍马车和英国路虎车加入馆藏之列。

英国特别代表谢拉德·考珀科尔斯爵士（Sir Sherard Cowper-Coles）带我到潘杰希尔（Panjshir）参加他的告别野餐会。我们在河畔柳树下顶着蒙蒙细雨享用了一顿古怪的英式午餐，有地毯，还有黄瓜三明治和塑料杯装的夏敦埃酒。若是对那昼警夕惕的警卫方阵、噼啪作响的步话机、上膛待发的突击步枪，以及被毁的苏联装甲运兵车

[2]

残骸和坠毁的武装直升机碎片视若无睹，我们则俨然置身于科茨沃尔德（Cotswolds）。谢拉德向我简要介绍了当前政局及其与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相似之处。他给予详尽的安全忠告，还送给我一台微型高科技卫星追踪装置以备不时之需——去甘达马克（Gandamak）途中若遭绑架，只要按下上面的紧急按钮，就会显示我的位置并传送数秒音频记录，以通过音频确认想要抓捕我的人。我随身携带该装置，谢天谢地还能原封不动地物归原主。

西蒙·利维准将（Brigadier General Simon Levey）赠予的当年撤军路线的卫星地图，对我大有助益。在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贾扬特·普拉萨德（Jayant Prasad）和乔达摩·穆古巴陀耶（Gautam Mukhopadhaya）古道热肠地接待了我。萨阿德·穆赫辛尼（Saad Mohseni）和托马斯·鲁蒂希（Thomas Ruttig）向我提出有益的建议，并提供了阿富汗各地联络人的名单。我对在喀布尔结交的其他诸友感恩怀德，其中包括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乔恩·布恩（Jon Boone）、哈亚特·乌尔拉·哈比比（Hayat Ullah Habibi）、埃卡特·席韦克（Eckart Schiewek）和萨默·科伊什（Summer Coish）。

前任财政部长阿什拉夫·伽尼博士（Dr.Ashraf Ghani）是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功德无量地帮我处理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史料。加旺·希尔·拉西赫（Jawan Shir Rasikh）则带我去喀布尔朱伊希尔（Jowy Sheer）图书集市，我们在那儿找到许多史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迪·米勒（Andy Miller）协助我进入巴拉希萨尔城堡，实地勘察时还帮我们避开苏联时代布设的雷区。赛义德·马克图姆·拉希姆（Sayed Makdoum Rahin）和奥马尔·苏丹博士（Dr Omar Sultan）领我去喀布尔档案馆，古拉姆·萨希·穆尼尔（Ghulam Sakhi Munir）也协助我进去过一次。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

[3]

的菲利普·马奎斯（Philip Marquis）是个极好的人，他邀我探访他那妙不可言的书斋，此外还备好法式佳肴、卡门培尔奶酪和阿富汗上好的红葡萄酒款待我。

乔利恩·莱斯利（Jolyon Leslie）不吝学识和经验予以指教，协助我进入帖木儿陵寝和赫拉特城堡，他应阿迦汗

[4]

之邀，对这两处建筑进行修缮并使它们完美告竣。此项工程中召集的无数工匠千辛万苦地搬运大量封土，其间参与的人数比起《圣经》史诗通常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使被掩埋了数个世纪的帖木儿时代绝妙的瓷砖拼花工艺重见天日。修缮过程中，乔利恩不得不移走被废弃的苏联大炮和高射炮掩体，以及苏军给赫拉特留下的饯别礼——大规模诡雷陷阱，一个连接在六角塔楼顶部旧坦克电池上的未爆弹网络。那座13世纪的棱堡最初是赫拉特人为抵抗蒙古游牧部落而建的，差不多20年前，俄国人仍用它来抵御圣战者组织。

热情大胆的南希·哈奇·杜普里（Nancy Hatch Dupree）伴我漫步喀布尔临时军营遗址和比比马赫卢山（the hill of Bibi Mahru）一带，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了我。南希以84岁高龄继续往返于喀布尔和白沙瓦两个家，有时亲自驾车沿开伯尔山口南下，有时搭乘红十字会的班机。最近在喀布尔机场与她不期而遇，她告诉我：“我是他们唯一的常客。”首次喀布尔调研之旅中最令我津津乐道的回忆之一便是邀约南希在甘达马克旅馆共进晚餐，当时我们主菜吃到一半时突发枪炮声，自动武器就在旅馆外开火。于是乎，所有“久经沙场”的文人政客皆丢下饭菜扑向桌底，只有南希若无其事地坐在椅子上，郑重其事道：“我想我要把炸薯条吃完。”

在坎大哈，我得到哈兹拉特·努尔·卡尔扎伊（Hazrat Nur Karzai）的照顾；亚历克斯·施特里克·冯·林斯霍滕（Alex Strick von Linschoten）通过电话、哈比卜·扎霍里（Habib Zahori）亲自上阵为我指路；瓦坦风险管理公司的马克·阿克顿（Mark Acton）、威廉·吉夫斯（William Jeaves）和戴夫·布朗（Dave Brown）慷慨地将我留宿于瓦坦别墅并予以守护，整栋房子满是苏格兰前卫兵，生存处境如此紧张，谁会想到他们能一连数周滴酒不沾？不过我深感欣慰：不借助些许帮助，在坎大哈寸步难行。

在巴基斯坦：正是一边与卓尔不群的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谈话，一边在其书斋的文山书海中东翻西找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前的局势与1839～1842年的情势是何其惊人地相似。在拉合尔调研时，穆赫辛（Mohsin）和扎赫拉·哈米德（Zahra Hamid）收留了我，晚上还为我准备了有趣的消遣活动和旁遮普的珍馐美馔（Khana）。我尤其感谢穆赫辛的父亲，他让出自己的书房供我架设行军床。在拉合尔期间，旁遮普档案馆的法基尔·艾贾祖丁（Fakir Aijazuddin）、阿里·赛蒂（Ali Sethi）、苏哈比·侯赛因·舍尔扎伊（Sohaib Husayn Sherzai）和阿巴斯先生各抒己见、不吝赐教，并允许我翻阅相关文献以及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新史料。法鲁赫·侯赛因（Farrukh Hussein）帮我找到穆巴拉克·哈维利（Mubarak Haveli），还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先祖如何帮助沙·苏贾通过地下室（taikhana）逃离。

在印度：邻居让-玛丽·拉丰（Jean-Marie Lafont）向我讲授锡克历史以及法国将领在锡克特勤旅中的角色；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将卡扎尔王朝的知识传授给我；詹姆斯·阿斯蒂尔（James Astill）与我分享了弥足珍贵的阿富汗方面联络人的信息。卓绝群伦的B.N.戈斯瓦米（B. N. Goswamy）教授在昌迪加尔（Chandigarh）寻获若干非同寻常的图像，他不厌其烦地将JPG格式的文件发给我，还帮我取得使用许可。礼萨·侯赛尼（Reza Hosseini）无私地与我分享他在国家档案馆的重大发现——《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战斗》

[5]

波斯语手抄本，更为贴心的是，他还给我带来1851年坎普尔发行版的副本。法扎勒·拉赫曼（Fazal Rahman）和萨钦·穆尔吉（Sachin Mulji）也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若干惊人的素材。帕亚姆·亚兹丹朱（Payam Yazdanjoo）协助翻译了《战地书》

[6]

正文。1816年沙·苏贾试图翻越比尔本贾尔岭（Pir Panjal range）高海拔诸山口入侵克什米尔，怎奈铩羽而还。班扬（Banyan）的露西·戴维森（Lucy Davison）巧妙组织后勤工作，让我们得以循此路线展开调研之旅。

在英国：戴维·洛恩（David Loyn）、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菲尔·古德温（Phil Goodwin）以及我的表兄弟安东尼·菲茨赫伯特（Anthony Fitzherbert）皆畅所欲言，指导我如何在现代阿富汗各地实现我的目标。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约翰·凯伊（John Keay）、本·麦金太尔（Ben Macintyre）、比尔·伍德伯恩（Bill Woodburn）和索尔·戴维（Saul David）与我分享了阿富汗过去历史的宝贵知识，使我得以寻获新的史料。著有“丝路丛书”（Silk Road Books）的法鲁赫·侯赛因给我寄来一批批维多利亚时代的战争记录，他还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档案馆和国家军事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帮我发掘、誊写了若干惊人的新素材。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及凯斯·霍普柯克（Kath Hopkirk）关于大博弈的史诗般巨著，让我和诸多同辈对第一次英阿战争有了初步认识，也有助于我了解亚历山大·伯恩斯。在该方面同样给予帮助的是为伯恩斯撰写新传记的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颇具魅力的克雷格的这部即将出版的重量级著作，看来是要重新审视这个饶有趣味的人物。萨拉·沃林顿（Sarah Wallington）和马里亚姆·菲尔波特（Maryam Philpott）在大英图书馆寻获了异常宝贵的史料。英国国家军事博物馆的皮普·多德（Pip Dodd）、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7]

的苏·斯特朗（Sue Stronge）以及大英图书馆的约翰·福尔克纳（John Falconer）均不惮其烦地让我查看馆藏艺术品。最幸福的回忆不外乎，某天下午与伊丽莎白·埃林顿（Elizabeth Errington）在大英博物馆的储藏室里仔细查阅查尔斯·马森在阿富汗的研究成果精华。马森当年将自己的种种发现悉心装箱、详细分类。

莫斯科的亚历山大·莫里森博士（Dr Alexander Morrison）和奥尔加·贝拉尔德（Olga Berard）为我成功搜寻到失传的伊万·维特科维奇情报报告。数名学者帮我处理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史料：布鲁斯·瓦奈尔（Bruce Wannell）来到我德里的家中，一连数周待在花园帐篷里与我一同研究《沙·苏贾实录》、《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战斗》及《战斗之歌》（the Naway Ma’arek
）；阿莉娅·纳克维（Aliyah Naqvi）暂停手头关于阿克巴朝廷的论文工作，让我认识了一个迥然有别的阿克巴，还协助处理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Maulana Hamid Kashmiri）所著的《阿克巴本记》（Akbarnama
）；汤米·维德（Tommy Wide）致力于《战地书》和《编年史》（‘Ayn al-Waqayi
）的研究工作，此外还帮助复核帖木儿陵寝内及周边各萨多扎伊坟墓的墓主身份；丹尼什·侯赛因（Danish Husain）与其母赛义达·毕勒吉斯·法蒂玛·侯赛因（Syeda Bilqis Fatema Husaini）教授一起对《苏丹日记》（Tarikh-i-Sultani
）以及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信札展开研究；尤其感谢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无私赠予我他自己翻译的《历史之光》（Siraj ul-Tawarikh
）。

数位良善可亲的友人仔细阅读了本书部分文稿，并提出有益的评论。这些人是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艾莎·贾拉勒（Ayesha Jalal）、本·霍普金斯、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亚历山大·莫里森、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安东尼·菲茨赫伯特、企鹅印度公司才华横溢的团队成员齐季·萨卡尔（Chiki Sarkar）和南迪尼·梅赫塔（Nandini Mehta）、阿卡什·卡普尔（Akash Kapur）、弗勒尔·哈维尔（Fleur Xavier）、戴维·加纳（David Garner）、莫尼夏·拉杰什（Monisha Rajesh）、詹姆斯·卡伦（James Caron）、加旺·希尔·拉西赫、马亚·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约诺·沃尔特斯（Jono Walters）、萨姆·米勒（Sam Miller）、乔利恩·莱斯利、詹尼·杜比尼（Gianni Dubbini）、西尔维·多米尼克（Sylvie Dominique），皮普·多德、汤米·维德、尼莱·格林（Nile Green）、克里斯蒂娜·诺埃勒（Christine Noelle）、迈克尔·森普尔（Michael Semple）和沙·马哈茂德·哈尼菲（Shah Mahmoud Hanifi）。乔纳森·李（Jonathan Lee）耗费数周时间给本书的初稿仔细加注，还帮我大致弄明白了这场起义错综复杂的驱动因素——那曾是我有意避开之处。为写本书而做准备的过程中最有趣且颇具成效的日子之一便是冬季到新西兰拜望乔纳森，我们沿着奥克兰以北惊涛骇浪的海滨漫步，我听着乔纳森剖析阿富汗部族历史的复杂性。

一如既往地有幸请到卓绝群伦的戴维·古德温（David Goodwin）担任我的代理人，倾力襄助的还有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卓越的出版人迈克尔·菲什维克（Michael Fishwick）、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Alexandra Pringle）、奈杰尔·牛顿（Nigel Newton）、理查德·查金（Richard Charkin）、菲利普·贝雷斯福德（Phillip Beresford）、凯蒂·邦德（Katie Bond）、罗拉·布鲁克（Laura Brooke）、段簪英（Trâm-Anh Doan）、戴维·曼（David Mann）、保罗·纳什（Paul Nash）、阿曼达·希普（Amanda Shipp）、安娜·辛普森（Anna Simpson）、亚历克萨·冯·希施贝格（Alexa von Hirschberg）、沙·肖·斯图尔特（Xa Shaw Stewart）以及蒂雅·哈扎拉（Diya Hazra），他们皆以极大的活力与热情全情投入此项目。还要感谢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凯瑟琳·贝斯特（Catherine Best）、马丁·布赖恩特（Martin Bryant）和克里斯托弗·菲普斯（Christopher Phipps），诺夫出版社（Knopf）的桑尼·梅赫塔（Sonny Mehta）、黛安娜·科格里安内斯（Diana Coglianese）和爱琳·B.哈特曼（Erinn B. Hartman），比谢夏斯戴尔出版社（Buchet Chastel）的维拉·米哈尔斯基（Vera Michalski）以及意大利阿德尔菲出版社（Adelphi）才华出众的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十分感激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自《最后的莫卧儿人》以来为我的多本书做出的贡献。

家人的爱与包容胜过世间万物，作家奋笔疾书仰仗于此。身为丈夫和父亲的我日渐沉迷于手头事，游历兴都库什山区后归家，却只是坐在花园尽头不断敲击笔记本电脑键盘，心思常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沉湎于19世纪40年代阿富汗的烦恼与创痛中，奥利芙（Olive）、伊比（Ibby）、萨姆（Sam）和亚当（Adam）自始至终知疼着痒。对此，我满怀愧疚和感激之情。

谨以本书献给我们最小的孩子——我挚爱的幼子亚当，他仍长年居住在德里。

[1]
NDS，即National Directorate of Security。——译者注

[2]
APC，即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译者注

[3]
DAFA，即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ςaise en Afghanistan。——译者注

[4]
Aga Khan，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领袖称号。——译者注

[5]
Muharaba Kabul wa Qandahar
，同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译者注

[6]
Jangnama
，同Jangnameh
。——译者注

[7]
V&A，即Victoria & Albert Museum。——译者注

第一章 桀骜难驯之邦

1809年新年伊始，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可谓前景光明。3月的阿富汗正进入短暂春季，万物复苏，冰封的美景被齐腰深的积雪遮蔽许久后逐渐显现出来。此刻，小巧芬芳的伊斯塔立夫鸢尾花从冰冻的地下破土而出；喜马拉雅雪松树干上的凝霜开始融化；吉勒扎伊部落的游牧民将肥尾羊赶出御冬的圈栏，拆卸山羊毛帐篷，准备就绪后便开始首次春季迁徙，前往满是初生嫩草的高原牧场放牧。就在这冰雪消融、生机盎然的时节，沙·苏贾收到两条喜讯——苏贾统治时期政局纷乱，此等好事的确罕有发生。

[1]

第一条喜讯是一些祖传家产失而复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遗失十余载，其间由于时局动荡，沙·苏贾家族成员无心寻找。苏贾的兄长沙·扎曼是阿富汗逊位君主，据说他在被仇敌俘获、致盲前匆忙将宝石藏匿起来。同时失踪的还有另一件家传稀世珍宝：一颗硕大的被称作“荣耀”（Fakhraj）的印度红宝石。

沙·苏贾为此召见盲兄，查问名闻天下的家传珍宝的下落——他果真知晓它们被藏匿何处？沙·扎曼透露，九年前即将被俘时，他把红宝石“荣耀”藏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一条小溪中的岩石下。后来，他又将“光之山”钻石塞进自己最初遭捆绑扣押的堡垒牢房的墙缝中。御用史官后来记载道：“沙·苏贾立即遣派数名最可靠的手下，命他们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寻回这两枚宝石。他们在辛瓦里部落酋长（Shinwari sheikh）那儿找到了‘光之山’钻石——无知的酋长将钻石用作公文镇纸。至于红宝石‘荣耀’，则在一名塔利布

[2]

那儿找到，这个塔利布去溪边洗衣服时发现了‘荣耀’。他们以国王的名义予以征用，将两枚宝石没收并带了回来。”

[3]

第二条喜讯是：之前敌对的邻国使团来访，这对沙更具潜在的实用价值。年仅24岁的苏贾现已执政七年。就秉性而言，他是书生与思想家，喜好诗歌与学问而非征战和政治活动。但命运使然，他年未及冠就继位并接管疆域辽阔的杜兰尼帝国。这个由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一手创建的帝国，是在其他三个瓦解的亚洲帝国——北边的乌兹别克帝国、南边的莫卧儿王朝以及西边的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疆土最初自现代伊朗的内沙布尔起，横跨阿富汗、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旁遮普和信德，一直延伸至克什米尔，并与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接壤。而现在，祖父亡故不过30年，杜兰尼帝国已彻底走上瓦解之路。

这其实并非异事。过去2000年来，阿富汗人将该地域的大片土地称为“呼罗珊”。回顾阿富汗源远流长的历史，只有极少时间达成过政治或行政上的统一。

[4]

国家通常处于“中间地带”：断裂破碎、所属权争议不断的绵延群山，以及漫滩和荒漠将其与井然有序的邻国隔开。其他时间，王国诸省互为敌对、冲突的酋邦，深陷战火窘境。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各方才团结在一起，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任意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

所有的一切都在阻碍阿富汗崛起：地形地貌，尤其是兴都库什山区高峻的石山构造。起伏的山峦如同巨大的岩石胸廓骨骼将国土分隔开来。在遭冰川蚀刻、积雪覆盖的山峦映衬下，嵯峨崎岖的圆穹状山坡上的黑色碎石格外醒目。

还有不同的部族、种族及语言分歧分裂着阿富汗社会：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Hazara）以及普什图族的杜兰尼部落与吉勒扎伊部落间的对抗；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的教派分裂；氏族及部族内部地方派系的冲突，特别是嫡系宗族内部的世仇。这些血仇宿怨如恶咒般世代相承，标志着政府的司法制度早已形同虚设。在许多地方，氏族间的仇杀几乎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消遣方式——就等同于英格兰各郡的乡间板球运动，也时常引发惊人的大规模杀戮。沙·苏贾手下的一位首领打着和解的幌子，邀请约60名结怨的堂表亲“共享盛宴”——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事先在房间下面放置许多火药，然后在宴会期间找借口出去，将来的人全部炸死。”这样一个国家只能通过巧妙手腕、深谋远略和丰盈财宝来治理。

因此，1809年初当信使从旁遮普带来消息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德里北上，力求与沙·苏贾紧急结盟时，沙理当欣喜。东印度公司过去一直是杜兰尼族人的心头大患。由于东印度公司拥有训练有素的印度兵部队，族人已无法南下至印度斯坦平原劫掠牟利，而数百年来这都是阿富汗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看来，东印度公司想要拉拢阿富汗人——沙的新闻撰稿人来函告知，该使团已渡过印度河，正在前往冬都白沙瓦的途中。这使惯常的轮番围攻、抓捕及讨伐行动得以暂缓，苏贾不仅能稍做喘息，而且有可能拥有一个强大盟友——这是他迫切需要的。之前从未有英国使团造访过阿富汗，双方几乎互不了解，因此，使团来访作为新鲜事，对大使一行来说格外有利。沙·苏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委派公认谦恭有礼的皇室仆人迎接大使一行，命他们负责接待贵客，要他们审慎行事，有礼有节地小心侍候。”

[5]

报告传来，沙·苏贾得知英国人满载各式礼品而来：“驮着金质象轿的象群，罗伞高挂的轿子，黄金镶饰的枪支和前所未见的精巧六弹巢转轮手枪，昂贵的钟表，双筒望远镜，能够映现世界万物真实原貌且款式精美的镜子，钻石镶嵌的灯具，来自罗马和中国的嵌金瓷花瓶和瓷器，树形烛台以及其他美丽奢华的礼品，如此光彩夺目、超乎想象又妙不可言。”

[6]

多年之后，苏贾回忆起一件令他尤为欢喜的礼物：“一个能发出歌声般声响的大盒子，这种有着不同音色、和声和旋律的奇怪响声十分悦耳动人。”

[7]

大使带来的正是阿富汗的第一架管风琴。

沙·苏贾在自传中缄口不提是否对这些携带礼品的英国人起过疑心。但是，年过不惑回头书写这段历史时，他深知正要开始协商的同盟关系将永远改变自己的生命历程和阿富汗的发展进程。

派遣首个英国使团前往阿富汗——背后真正的肇因远不在于印度及兴都库什山脉诸山口——本与沙·苏贾、杜兰尼帝国乃至印度斯坦的王公贵族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个中缘由要追溯到漂浮在普鲁士（Prussia）东北部尼曼河（River Nieman）中央的一只木筏。

一年半前，登上权力巅峰的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8]

在此会晤，商讨缔结和约。会晤发生在1807年6月14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役（Battle of Friedland）惨败之后。当时在拿破仑炮兵部队的猛烈攻击下，俄军损失惨重，2.5万人战死疆场，不过俄国人仍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到边境地区。此刻，双方军队正在蜿蜒曲折的尼曼河两岸的牛轭“U”形河湾处对峙。俄军新增援的两个师，加上20万民兵，在附近的波罗的海岸边待命。

当俄国人得知拿破仑不只想要和平，还想要结盟时，僵局终被打破。7月7日两国皇帝在一只木筏上碰面，木筏上搭有一顶传统的白色帐篷，帐篷上饰有巨大醒目的花押字母“N”。谈判签署的条约日后被称作《提尔西特和约》（Peace of Tilsit）。

[9]

和约中大部分条款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托尔斯泰将其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首卷命名为《提尔西特之前》（Before Tilsit
）并非无缘无故。磋商的许多议题都关系到法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命运，特别是普鲁士的未来。未获准参加会谈的普鲁士国王在河岸上焦急地徘徊观望，想知道会谈结束后他还能否拥有自己的王国。在和约的所有公开条款背后，有数条秘密条款并未披露。这些秘密条款为法俄联合进攻拿破仑认定的英国的财源宝地奠定了基础，而印度当然是其大敌最富饶的领地。

占领印度，作为一种使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削弱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是拿破仑以及早前数名法国战略家的痴心妄想。差不多恰好是九年前的1798年7月1日，拿破仑麾下部队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登陆，对埃及内陆展开攻击以夺取开罗。他写道：“我们将经由埃及入侵印度。我们会重建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旧航道。”迈索尔（Mysore）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n）恳请拿破仑协助抗击英格兰人，拿破仑自开罗回函给蒂普苏丹：“您已经获知我亲率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到达红海沿岸，满怀渴望想将您从英格兰这具铁轭下解放出来。愿全能的主赐予您力量，消灭您的敌人！”

[10]

然而，在8月1日的尼罗河河口海战（Battle of the Nile）中，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纳尔逊（Admiral Nelson）几乎让整支法国舰队全军尽没。拿破仑原本打算将埃及作为稳固基地，借由埃及进攻印度，但计划幻灭迫使他改变战略，不过他从未背离初衷——拿破仑认为印度是英国的经济实力之源，就如同拉丁美洲的印加帝国（Inca）和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黄金曾是西班牙的经济来源一样——他想要通过夺取印度，使英国陷入衰退。

这样一来，拿破仑立即谋划经由波斯和阿富汗入侵印度。他早与波斯大使缔结协定，声明如下：“如果法国皇帝陛下打算派遣军队由陆路攻击英格兰在印度的领地，波斯帝国皇帝陛下作为忠诚的亲密盟友，将准予通行。”

在提尔西特签订的秘密条款阐明了完整的侵略计划：拿破仑将仿效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率领由五万名法国士兵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出征，横穿波斯入侵印度；俄国则在同一时间穿过阿富汗向南进发。加尔达纳将军（General Gardane）奉派前往波斯联络沙，以查明哪些港口可供停泊且能为两万名将士提供饮用水和补给，并且草拟可能的入侵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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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将军（General Caulaincourt）奉拿破仑之命与俄国人进一步探讨该提议。法国皇帝写道：“越是听起来异想天开，越要试着去做（又有什么是法国和俄国做不到的？），这样才越能令英格兰人恐慌，让英属印度胆战心惊，让伦敦混乱不堪；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取道君士坦丁堡、被波斯予以放行的四万法国人，与途经高加索（Caucasus）的四万俄国人会合，将足以威胁并征服亚洲。”

[12]

但英国人亦非措手不及。一位理想破灭的俄国贵族成为英国军情局的一名线人，他藏匿于驳船下，虽然脚踝在河中晃晃荡荡，但他不畏寒冷，将这一切听得真真切切。他马上向伦敦发送急件，内容包括拿破仑的计划梗概。英国情报部门仅用六周时间就获取了秘密条款的确切措辞。上述情报迅速被转达至印度，同时英方命总督明托伯爵通知印度与波斯间诸国，对各国所处险境加以警告并商议缔结同盟，以反抗法国或法俄为讨伐印度而发动的任何远征行动。各大使馆还接到搜集战略情报及对英国原有的上述地区地图进行查遗补漏的指令。与此同时，增援部队要在英格兰随时待命，若有迹象显示远征军准备从法国港口启航，将即刻兵发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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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托伯爵并不认为拿破仑的计划是空想。法国经由波斯入侵印度未“超出以精力和毅力著称的法国现任统治者的能力范围”，明托伯爵写道。他还敲定最终的计划，以还击“法国在波斯十分积极的外交手段，亦即不知倦怠、想方设法将阴谋诡计加诸印度斯坦诸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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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托最终选派四个使团分头行动，每个使团均携带厚礼出发，以警告、收揽身处拿破仑军队进军路线上的当权者。第一个使团奉派前往德黑兰（Teheran），以尽力打动波斯的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Fatteh Ali Shah Qajar），令其背弃法国新盟友。第二个使团前往拉合尔，与兰吉特·辛格及其旗下锡克教徒结盟。第三个使团受派联络信德诸埃米尔。拉拢沙·苏贾及其臣民的任务就落在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效力于东印度公司的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身上。

埃尔芬斯通是低地苏格兰人，年少时是个引人注目的亲法分子。父亲是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司令官，埃尔芬斯通在城堡中法国战俘的陪伴下长大，跟他们学唱法国革命歌曲，长长的雅各宾式（Jacobin）金色卷发披在背上，以表达对他们的理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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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时，年纪轻轻的埃尔芬斯通就被送往印度，以免他招惹是非。埃尔芬斯通熟练掌握波斯语、梵文和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很快就成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外交官、一位求知若渴的历史学家和学者。

埃尔芬斯通踏上征途前往第一站浦那（Pune）时，预留了一头大象专门运载书籍，其中有多卷波斯诗人的诗集、《贝奥武夫》（Beowulf
），以及荷马、贺拉斯（Horace）、希罗多德（Herodotus）、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萨福（Sappho）、柏拉图、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伏尔泰、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德莱登（Dryden）、培根、鲍斯威尔（Boswell）、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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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印度的马拉塔（Maratha）战争起，埃尔芬斯通就与后来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并肩作战。埃尔芬斯通早已放弃追求更为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他写道：“以傲慢著称的喀布尔宫廷想必对欧洲各国持有鄙薄的看法，因此，这次出使注定是一项壮举。”

1808年10月13日，西方强国派往阿富汗的第一个使团离开东印度公司的德里常驻代表官邸。与大使同行的有200名骑兵、4000名步兵、12头大象以及不下600峰骆驼，着实令人眼花缭乱。但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试图向阿富汗人伸出橄榄枝、与沙·苏贾建立友谊，并非在意苏贾的自身利益，而只是想智胜大英帝国的敌手：英国人只不过将阿富汗人视为西方政治棋局棋盘上的卒子，可以任人差遣、随意牺牲。此后数年乃至数十年，多个强权三番五次循此先例，阿富汗人每次都能成功地捍卫自己的荒蛮领地，展现出的战力远远超出任何自许的操纵者的预料。

通常认为沙·苏贾的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于1747年建立了现代阿富汗国家。艾哈迈德·沙的家族来自旁遮普木尔坦，为莫卧儿王朝效力是其由来已久的家族传统。他之所以有权有势，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装满莫卧儿珍宝的巨大财宝箱。这些珍宝是波斯大寇纳迪尔·沙60年前从德里红堡（Red Fort）劫掠而来的，纳迪尔·沙遇刺身亡后不足一小时，艾哈迈德·沙就将珍宝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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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沙将这笔财富投入麾下铁骑部队，这让他几乎战无不胜，最后却被一个比任何军队都更难对付的敌人打败。他的面部遭莫名疾病侵蚀，阿富汗方面的史料称之为“坏疽性溃疡”，也许是麻风病或某种恶性肿瘤。艾哈迈德·沙连续八次成功突袭印度北部平原，最终在1761年的巴尼伯德战役（Battle of Panipat）中击溃一群群马拉塔骑兵，登上权力顶峰。与此同时，疾病也吞噬了他的鼻子，艾哈迈德·沙将一个镶钻的替代品固定在鼻部。在麾下军队人数增至12万之多、帝国版图继续扩张之际，他的肿瘤亦不断生长，不仅损伤大脑，还扩散至胸部和喉部，四肢也受损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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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苏菲派圣地寻求治疗，未能如愿治愈顽疾。1772年，病入膏肓的艾哈迈德·沙长眠不起，正如一位阿富汗作家所述：“椰枣树的叶和果落在地上，他魂归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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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杜兰尼帝国的一大悲剧，就是奠基者还未来得及划定国家疆界，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适当巩固新征服的领地，就与世长辞。

五短身材的帖木儿·沙是艾哈迈德·沙之子，他成功守住了父亲留下的帝国腹地，并将都城从坎大哈迁至喀布尔，远离动荡不安的普什图族核心区，还以奇兹巴什人组建了宫廷卫队。这些什叶派奇兹巴什拓殖者最初跟随纳迪尔·沙的军队从波斯来到阿富汗。与奇兹巴什人一样，帖木儿·沙治下的萨多扎伊王朝也讲波斯语，文化上同样波斯化，其本人也以帖木儿帝国（Timurid）先祖作为自己的文化典范。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戏称帖木儿帝国王族为“东方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帖木儿·沙以自己的非凡品位为傲，他修缮了喀布尔巴拉希萨尔城堡的花园，这座布局匀称的花园最初由沙·贾汗（Shah Jahan）属下的喀布尔总督阿里·马尔丹·汗（Ali Mardan Khan）修建。帖木儿·沙的嫡妻是位在德里红堡长大的莫卧儿公主，红堡庭院中喷泉林立、果树成荫，这次竭力修缮花园就是受妻子所述启发。

与其莫卧儿姻亲一样，帖木儿·沙善于炫耀，往往令人目眩神迷。据后来的一部宫廷史书《历史之光》记载：“他仿效伟大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来塑造自己的政府。他的头巾上别着镶钻饰针，肩部搭一条饰以珠宝的肩带，外套以名贵宝石装饰，‘光之山’钻石置于右前臂，红宝石‘荣耀’系于左臂。帖木儿·沙殿下还在坐骑的前额挂上另一枚镶饰饰针。因身材矮小，他又定制了一张饰有宝石的上马凳。”

[20]

帖木儿·沙虽然失去了父亲所创立的帝国位于波斯的领地，但他鏖战疆场守住了阿富汗的核心地域。1778～1779年，他平息了父亲的出生地旁遮普木尔坦的叛乱，驼队运载着数千个锡克教叛乱分子的首级凯旋，并将那些头颅作为战利品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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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身后留下24位子嗣，在继承权的争夺战中，这些继承人你抓我捕、彼此残害、蓄意谋杀，逐步动摇了杜兰尼统治的权威。帖木儿·沙的最终继任者是沙·扎曼，帝国在后者的统治下分崩离析。1797年沙·扎曼决定步父亲和祖父的后尘，他下令全面入侵印度斯坦，以改变运势、填满国库——阿富汗以此方法消除资金危机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蒂普苏丹的邀约鼓动下，沙·扎曼循着开伯尔山口的“之”字形坡路盘桓而下，进入拉合尔的莫卧儿城堡。城堡旧城墙因遭季风侵蚀早已颓败不堪，他打算由此奇袭富饶的印度北部平原。然而，时至1797年，印度已逐渐受制于进占该地区的外国机构——闻者觳觫的东印度公司。此时掌管东印度公司的是最具进取精神的总督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他是后来的威灵顿公爵的兄长，在他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迅猛扩张，乐此不疲地开设沿海工厂、降服内陆土邦。韦尔斯利征战印度最终吞并的领土，比拿破仑在整个欧洲征服的地域还要广。今非昔比，印度不再是阿富汗人肆意劫掠之地，韦尔斯利更是位狡黠至极的对手。

韦尔斯利决定不通过直接使用武力，而是借由外交策略阻挠沙·扎曼。1798年，韦尔斯利派一支外交使团前往波斯，为其提供武器和培训，怂恿波斯人向沙·扎曼毫无防御能力的后方发起攻击。1799年，沙·扎曼被迫撤退，后撤过程中委任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年轻锡克邦主（Rajah）兰吉特·辛格为拉合尔行政长官。阿富汗人撤退期间，沙·扎曼在混乱中遗失于杰赫勒姆河淤泥中的一些大炮，在兰吉特·辛格的帮助下得以保留下来。兰吉特·辛格施展个人魅力，以能力打动了沙·扎曼，虽然年仅19岁，却接管了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

[22]

接下来的数年间，在沙·扎曼来回调兵、奋力坚守趋于分裂的帝国之时，兰吉特·辛格从昔日霸主那儿逐步攫取了杜兰尼帝国东部的膏腴之地，跃身成为旁遮普的统治者。

阿塔·穆哈迈德王子（Mirza‘Ata Mohammad）是沙·苏贾所处年代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之一，他写道：“呼罗珊的阿富汗人有此名声由来已久：权力之灯在何处大放光明，何处就如飞蛾云集；丰裕的桌布在哪儿铺开，哪儿就似苍蝇聚首——呼罗珊的阿富汗人有此名声由来已久。”

[23]

反之亦然。沙·扎曼劫掠印度受挫，无奈撤退，却遭锡克教徒、英国人和波斯人包围，威信由此下降。其手下贵族、家族成员，最后甚至就连同父异母的兄弟都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反对他。

沙·扎曼的统治终结于1800年冰冷的冬季，喀布尔人最终拒绝为不幸的国王开启城门。一个寒冷的冬夜，飞雪轻盈地飘落于睫毛上，沙·扎曼在贾拉拉巴德与开伯尔山区间的一座堡垒中躲避猛烈的暴风雪。那一夜，他遭堡垒主人囚禁。这个辛瓦里部落的黑心汉锁紧大门，杀害其侍卫，而后用一枚烧热的针刺瞎了沙·扎曼。阿塔王子写道：“针尖刺穿他的双眼，酒红色液体从眼窝中迅速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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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被弄瞎、废黜时，骄傲而又书生气的苏贾王子年仅14岁。苏贾是沙·扎曼“一生的忠实伙伴”。在随后的政变（coup d’état）中，政敌派出军队追捕他，苏贾躲过搜索队，几个人结伴在没有标志的小径上迤逦而行。穿过山谷的杨树林和冬青栎林，踏过高海拔山口的晶莹积雪，攀上群山断裂带和突出的岩石，他风餐露宿、等待时机。苏贾是位聪明睿智、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少年，憎恶围绕在自己身边的暴力活动。逆境中的苏贾，从诗歌中寻求慰藉。在忠心耿耿的部落民的保护下，苏贾走过一座又一座山村，他这时写道：“面对坎坷不气馁，乌云即将散去，清净的雨水终将来临。”

[25]

像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巴卑尔（Babur）一样，沙·苏贾以优美的文笔精心撰写了一本自传，书中谈及自己在萨费德岭（Safed Koh）银装素裹的山坡上流浪徘徊、无家可归的日子。苏贾在碧蓝如洗的高海拔湖泊寂静的湖畔轻步徐行，等待并计划在适当的时机重获其与生俱来的王位继承权。他写道：“此时此刻，命运让我们饱受磨难。但求真主赐予我们力量，唯有真主能授予我们胜利的荣光与王权。蒙受祂的恩泽，从登上王位的那一刻起，愿以公正仁爱之心统治朕的臣民，让他们在朕的庇护下喜乐生活。因为圣君的天职在于照拂子民，保护弱者免受欺凌。”

[26]

三年后，苏贾祈盼的时刻终于来临。1803年爆发宗派暴乱，沙写道：“喀布尔民众忆念我的兄长扎曼温和慷慨的执政方式，相较之下，傲慢的篡位者及其旗下残暴的士兵让民众忍无可忍。人们以宗教分歧为托辞谋求改变。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冲突再起，喀布尔街头很快爆发骚乱。”

[27]

什叶派奇兹巴什人与其逊尼派阿富汗邻居之间发生争斗。据一份逊尼派方面的史料所载：

一个奇兹巴什恶棍将一名居住在喀布尔的逊尼派男童引诱至家中，还邀请另一些鸡奸者参与这一罪大恶极的勾当，他们对这个无助少年做出种种猥亵行为。一连数日不停给他喂药、灌酒，之后将他弃于街头。男孩回到家中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父亲，其父转而要求讨还公道……周五，男孩的家人赤足脱帽、衣兜外翻，聚集在普尔伊齐斯提清真寺。他们让男孩站在讲坛下，要求大掌教除邪惩恶。大掌教遂向奇兹巴什人宣战。

[28]

阿富汗的多数深重世仇往往牵涉骨肉至亲，上次政变的“篡位者”正是与沙·苏贾失和的同父异母兄弟沙·马哈茂德。马哈茂德拒不惩罚权势过于强大的奇兹巴什人，只因其御前侍卫和行政精英均为奇兹巴什人。义愤填膺的逊尼派部落民从周围山区涌向喀布尔，包围围墙高筑的奇兹巴什聚居区。混乱之际，身为伊斯兰教多数派——逊尼派的捍卫者，沙·苏贾从白沙瓦抵达喀布尔，将一位兄弟（沙·扎曼）从监禁中解救出来，转而将另一位兄弟（沙·马哈茂德）关押起来。苏贾宽恕了所有反叛沙·扎曼的人，唯一严惩的是辛瓦里部落酋长的家族成员，是他们弄瞎了苏贾的兄长。“军官们逮捕了肇事者及其追随者，将肇事者的城堡洗劫一空并夷为平地。他们把肇事者拖至苏贾的朝堂之上，惩罚其罪过的方式就是往他口中塞满火药，将他炸得血肉横飞。其手下被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以儆效尤，震慑那些自称无所畏惧、能忍受酷刑折磨的人。”

[29]

据穆哈迈德·汗·杜兰尼（Mohammad Khan Durrani）称，最后，军官们将五花大绑的犯事者的妻小押送到苏贾的炮队，对他们施以炮刑。

[30]

杜兰尼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处于各种内战及骨肉相残的争斗中，很快就分裂并陷入无政府状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国家加速转变，从曾经让大莫卧儿帝国的某些臣民自诩的远比印度文明高雅的顶尖学术与艺术中心，变成破败不堪、饱受战争摧残、落后闭塞的荒蛮之地。与父亲治下的帝国相比，沙·苏贾统治的王国徒负虚名。像赫拉特的戈哈尔沙德（Gauhar Shad）这样的优秀院校早已缩减规模，学术声誉也有所下降。帖木儿统治时期驰名呼罗珊的诗人和艺术家、书法家和细密画画家、建筑师和砖瓦匠不断向东南移居到拉合尔、木尔坦及印度斯坦各城市，向西迁移至波斯。阿富汗人依旧认为自己精于世故，当时最善于表达的阿富汗作家阿塔王子自豪地谈起自己的祖国，语气好似巴卑尔，他盛赞阿富汗“远比困窘悲惨的信德优雅高尚许多，在信德无人知晓白面包和文雅谈吐”。他还在其他地方提及祖国：“这片土地盛产44种不同的葡萄，此外还有苹果、石榴、梨、大黄、桑葚、甘甜的西瓜和香瓜、杏、桃等其他水果，以及整个印度平原都找不到的冰水。印度人既不懂穿着也不懂饮食。真主保佑我远离印度木豆和糟糕的薄煎饼（chapatti），那里委实是人间炼狱！”

[31]

但实际上，高度文明的帖木儿帝国文化和典雅优美的波斯化风雅的黄金岁月稍纵即逝。这一时期的阿富汗几乎没有细密画作品流传下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遮普的帕哈里（Pahari）艺术家创作出一批印度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曾经的大都市赫拉特，现已穷困潦倒、污秽不堪。反复爆发的霍乱疫情使大批人丧生，赫拉特人口数量从人们记忆中的10万锐减至不足4万。

[32]

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杜兰尼王国政府濒临瓦解，由苏贾的支持者组成的小规模军队无论碰巧在哪儿安营扎寨，苏贾的权力范围均鲜有超出一天行程的情况。混乱而动荡不安的局势，不断给往来中亚各城市的大篷车商队（kafila）增添麻烦。由于缺乏中央集权机构，任何部族首领都能随意向商队征税、收取通行费或大肆抢掠。这就阻塞了阿富汗政府的财政命脉，转而严重威胁阿富汗的政治经济。

阿富汗仍能为整个地区提供三种利润丰厚的特产：水果、毛皮和马匹。克什米尔的织布机能织出全亚洲最好的披巾，此地还出产最优质的番红花。木尔坦俗丽的印花棉布远近闻名。好年景时，阿富汗人还能从大篷车商队商贾那儿征收到税款。商队途经阿富汗商道，将丝绸、骆驼和香料从中亚运往印度，运回棉布、靛蓝、茶叶、烟草、印度大麻和鸦片。但是在扎曼和苏贾执政期间，由于政局动荡，越来越少的大篷车商队领队（kafilabashi）愿意冒险穿越艰险的阿富汗诸山口。

[33]

相较前几代人的自信，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开始觉得贫困的祖国正走向穷途末路。沙·苏贾的一位继任者后来如此评价阿富汗：“一片产出甚微的土地，只盛产男人和石头。”

[34]

鲜有赋税或关税收入，苏贾仅有的真正财富是盲兄沙·扎曼的忠诚以及能干的妻子瓦法女王的忠告，有人认为瓦法女王才是幕后掌权者。他额外的财富就是家族流传下来的装有莫卧儿珠宝的财宝箱，不过珠宝数量已在不断减少。

因此，与东印度公司结盟对沙·苏贾而言至关重要。苏贾希望借此获得资源，用以团结分裂中的帝国。从长远来看，英国人的确成功地将阿富汗人团结在单一的统治者之下，只不过并非依照苏贾的计划，而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

1808年10月底，埃尔芬斯通及其外交使团的大篷车车队通过谢卡瓦蒂（Shekhawati）前往比卡内尔（Bikaner）。他们走出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区域，步入漫天风沙的荒漠——塔尔沙漠（Thar Desert），一片英国人从未踏足的处女地。

这支由马匹、驼队和象群组成的2英里长的使团队伍，很快就进入了“如海浪般起伏的沙丘，风在沙土表面吹积而成的沙堆好似积雪……我们的马偏离道路，陷入过膝的流沙”。

[35]

经过两周的艰难跋涉，他们穿过“大片异乎寻常的荒芜之地，才发现比卡内尔的城墙和塔楼，这座屹立在荒野中的城市无比恢宏壮丽”。

[36]

过了比卡内尔就是苏贾治下杜兰尼王朝所剩疆域的边境，没多久埃尔芬斯通一行人就遇上第一批阿富汗人——“一支由150名骆驼骑兵组成的骑兵队”，穿过空旷的沙漠懒散地向他们走来。“每只骆驼上有两名士兵，每名士兵挎一杆颀长锃亮的火绳枪。”

[37]

通过杜兰尼的要塞德拉伊斯梅尔汗（Dera Ismail Khan）后不久，埃尔芬斯通收到了苏贾的欢迎函和赐授的朝服，苏贾还派100名骑兵前来迎接，这些骑兵“打扮得像波斯人，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长靴，戴低檐绵羊皮帽”。1809年2月下旬，使团经过戈哈特（Kohat）。远处高耸着斯宾格尔赫（Spin Garh）白雪皑皑的山峰，低矮的山地上是一座座堡垒，埃尔芬斯通看见堡垒周围有“很多劫匪……不过，我们的行李被严密看守，他们无从下手”，掠夺成性的部落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看，“神情惆怅地任由驼队经过”。

这里的河谷看似如丘陵般亲切怡人，实则荒蛮凶险。外交使团经过栽满杨树和桑树的笔直林荫道，沿着纵横交错的小溪迂回前行。横跨小溪的桥上建有莫卧儿风格的薄砖墙拱门，柽柳成荫。偶尔会见到狩猎的人群，男人拳头上立着鹰、脚后跟着向导犬，还有成群结队的捕鸟人外出抓鹌鹑和山鹑。不一会儿，英国使节们发现自己正穿过片片封闭的庭园，园内种满了他们熟悉的植物：“野生树莓和黑莓灌木丛……李树和桃树、垂柳以及枝叶繁茂的梧桐树”。就连鸟儿也唤起了这些英国人对家乡的记忆：“几位绅士认为自己看见了画眉鸟和黑鹂，还听到了它们的叫声。”

[38]

当时的白沙瓦“人口稠密、广袤富饶”，不仅是杜兰尼治下阿富汗的冬都，还是重要的普什图文化中心。

[39]

这里也是17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普什图诗人的根据地，两位诗人的作品埃尔芬斯通都拜读过。拉赫曼老爹（Rehman Baba）是一位用普什图语写作的优秀苏菲派诗人，被誉为“边远地区的鲁米（Rumi）”。他写道：“撒下花种子，花园环绕你。种下荆棘树，划破你双脚。你我本一体，伤人终伤己。”不过，较为世故练达的胡沙尔·汗·哈塔克（Khushal Khan Khattak）更能吸引埃尔芬斯通那颗明朗开悟的心。作为部族首领的胡沙尔曾反抗莫卧儿君王奥朗则布（Aurangzeb），皇帝派军队穿越兴都库什的山口隘路追捕他，但他成功逃脱。埃尔芬斯通在日记中将胡沙尔比作中世纪苏格兰的自由斗士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时而成功歼灭皇家军队，时而孑然漫步群山。”但与华莱士不同的是，胡沙尔·汗还是位杰出的诗人。

红扑扑粉嫩嫩的艾丹海尔（Adam Khel）姑娘……

柳腰袅袅，丰乳挺秀，

我如雄鹰飞越群山，

这许多俏丽山鹑便是猎物。

爱的韵事好比熊熊烈火，啊！胡沙尔，

掩藏激情的火焰，却挥不去滚滚浓烟。

[40]

或有更简洁的诗句：

游过河的男孩，那蜜桃般的臀

唉！我不会游泳。

[41]

离开德里半年后，使团进驻白沙瓦，住在主集市不远处的一座大型庭院式住宅中。正如埃尔芬斯通所受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熏陶决定了他对阿富汗诗歌会有怎样的反应，当他终于有机会初次拜会沙·苏贾时，大使读过的书也影响到他如何感知杜兰尼王朝的君主。前往白沙瓦途中，埃尔芬斯通沉浸于塔西佗（Tacitus）描述的日耳曼部落面对罗马帝国的情境中，他依据当前的情势对情节加以转换，在日记中记载到，料想中的阿富汗人就像野蛮的日耳曼部落民，而“堕落的波斯人”正如温和放浪的罗马人。然而最终入朝面圣时，令埃尔芬斯通大为惊诧的是，温文尔雅的苏贾与自己预期中粗鄙凶残的山野部落首领天差地别。埃尔芬斯通写道：

喀布尔的君主是位俊美的男子，有着橄榄色的肌肤和乌黑浓密的胡须。他的面部表情威严但令人愉悦，嗓音清澈、谈吐高雅。我们最初以为他会身着镶满珠宝的铠甲，但经仔细观察，发觉我们错了。他实际上穿着一件绿色束腰长袍，上有大大的金色花朵和贵重宝石，外罩嵌有钻石饰物的大件胸甲，那件钻石饰物状似两朵压扁的鸢尾花（fleur de lis）；两边大腿各有一件同类饰物，双臂各戴巨大的祖母绿宝石手镯，身上其他部位还佩戴许多珠宝，其中一只手镯上镶嵌着“光之山”钻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东方君主虽然看起来一心急于讨好我们，却具有如此绅士派头，能这么恰如其分地维护自己的尊严。

[42]

然而，关于阿富汗人与英国人的首次会晤，最好的，无疑也是最全面的记载并非由埃尔芬斯通撰写，而是出自他手下一位资历较浅的使团成员威廉·弗雷泽（William Fraser）之手。来自因弗内斯（Inverness）的年轻波斯学者弗雷泽，被沙的欢迎仪式惊得目瞪口呆，在给远在苏格兰高地的双亲的回信中，他清晰聚焦处于权力巅峰的苏贾，让苏贾最鲜活的形象留存于世。弗雷泽描绘了盛大的队伍护送身着饰有盘花纽扣和饰带的英式燕尾服（pigeon-tailcoat）的英国官员行进在白沙瓦街头的情景。他们经过成群身披飘逸斗篷、头戴黑色绵羊皮帽的阿富汗男子，一些女眷不似乡野农妇那样揭开面纱，而是身裹白色蒙面长袍（burkha），这在英国人眼中颇为新奇。

被传唤入宫的英国人穿过白沙瓦城堡的外廷，这座宏大的城堡与远在喀布尔的城堡同名，都被称作“巴拉希萨尔城堡”。他们列队行经国王的象群和一只宠物老虎，“到目前为止，这只老虎是所谓的皇宫庭院中最美妙的稀罕物”。不觉间已到觐见殿前的主庭，庭院中央三座高低错落的喷泉正在喷水，“射向高空的液体形成薄雾”。庭院尽头是一栋两层高、绘有桧柏图案的建筑，开放式的上层以支柱支撑，中央建有一座带穹顶的亭子。镀金穹顶下，端坐在被架高的多边形宝座上的正是沙。弗雷泽写道：“两名侍者双手握持亚洲君主通用的象征王权的旗帜——蝇拂（由马鬃制成的苍蝇掸子），我即刻断定这无异于阅读神话故事或《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
）时脑海中勾画的场景。我们一进去，就被要求行脱帽礼三次，还要将双手合并做捧水状，承托在面颊底部，轻声低语一段应该是祈祷文的话，而后手抚胡须作为结束。”

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列于林荫道两旁，半数奉旨退下的士兵一路小跑离开，胸甲与下凹的肩铠相互碰撞、叮当作响，“盔甲的脆响与脚踩踏路面的咔嗒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他们离开后，一名朝廷官吏站到埃尔芬斯通前面，“仰望国王高声喊道，这位是大使艾芬尼斯坦·巴哈杜尔·富林治（Alfinistan Bahadur Furingee）先生，愿主保佑他，接下来这位是艾斯达尔吉·巴哈杜尔（Astarji Bahadur，指Mr.Strachey）。这名朝廷官吏如此依次介绍列队官员，不过越来越难应付那些陌生的名字，譬如坎宁安（Cunninghame）、麦卡特尼（McCartney）、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等差不多介绍完，他已贸然喊出能想到的任何读音”。

名字宣读完毕，英国外交官们纹丝不动站立片刻，四周鸦雀无声，直到沙·苏贾“以分外洪亮的嗓音”从高处说了句“欢迎你们（Khush Amuded）”，然后在两名宦官的搀扶下，从位于该建筑前部高高在上的镀金宝座上下来，走到楼下大厅一角的宣讲台（takht）。苏贾落座后，众外交官顺着柏树林荫道，进入带有拱廊的觐见殿。“一入大厅，我们就沿房间一侧排列整齐，大厅地面铺有最贵重的地毯。国王首先打破沉默，询问英国国王陛下（Padshah o Ungraiseestan）及其治下国家是否安好，他指出英国人及其民族历来都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坚信会永远如此。埃尔芬斯通答道：‘只要上帝悦纳。’”

“接着，将总督的信函呈送给苏贾……埃尔芬斯通解释了使团到访的动机和目标，沙欣然给予最亲切的答复和奉承的允诺。”英国访客领受苏贾赐授的朝袍后起身告退，身着朝袍驱马返回下榻处。

当天，弗雷泽熬夜给双亲写信，诉说苏贾给他留下的印象。弗雷泽潦草写道：“令我深有感触的是他外表的尊贵，他的境遇、为人以及作为一国之君的一言一行，让我铭记那罗曼蒂克式的东方式威严。”他继续写道：

国王盘腿而坐，身体挺直而非斜倚，双手分别放在两边大腿上部，手肘向外伸展。这是凶悍又特立独行的家伙坐在椅子上常有的姿势——独断专行地弓身向前恫吓其余同伴，譬如我曾见过下议院的福克斯（指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准备起身恶言怒骂、猛烈抨击腐败的大臣时，会摆出这种姿势。我们所站之处正是其治下臣民初次觐见、谦卑恭候的地方，是他满足民众诉求、主持公道的地方，或许也是暴政迅速得以实行的地方……我的目光停留在脚边地面上那块被鲜血玷污的地方。

苏贾从御座上下来步入觐见殿之际，弗雷泽目测他大约五英尺六英寸高，形容他的肤色“十分白皙，惨白而毫无血色。浓密乌黑的胡须用剪刀稍微修剪过。眉毛高挑但没有眉峰，斜向上倾斜且在眉梢处又略微下弯……睫毛和眼睑边缘用锑涂黑，眉毛和胡须同样被描画加黑”。他的嗓音“高亢嘹亮”，弗雷泽补充道：

他的服饰华丽异常，饰有珠宝的王冠造型甚为奇特。我觉得王冠是六角形的，每个角上都竖着用大量黑鹭羽毛制成的羽饰……以及一枚象征最高统治权的徽章和一个表明君权神授的标志。王冠的边框是黑色天鹅绒，但是羽毛和黄金完全遮盖住了底部，所以我不能准确找出王冠上每一块珍贵宝石。不过，触目皆是祖母绿、红宝石和珍珠，全都硕大无比、精美绝伦。

[43]

苏贾与英国人就结盟议题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谈判。

苏贾热衷于与东印度公司结成联盟，是因为拿破仑已将这片土地许诺给波斯人，苏贾尤为渴盼英国人协助自己守疆卫土。从四面八方传回白沙瓦的坏消息让他心烦意乱，尽管苏贾的宫廷富丽堂皇，但是沙作为一国之君的处境远比英国人所认为的更岌岌可危。埃尔芬斯通和弗雷泽很快就开始怀疑，沙·苏贾所沉迷的宫廷大戏，在某种程度上是掩饰其势穷力蹙的幌子。

苏贾声称要为阿富汗政治带来新尊严，他所面临的麻烦事或多或少源于此。1803年苏贾首次掌权，将沙·扎曼解除监禁，却不屑于因循惯例弄瞎落败的同父异母兄弟沙·马哈茂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宽恕比复仇更美妙，遵循神圣《古兰经》（Holy Quran
）关于慈悲的教诲，听从我们自身温良仁慈天性的召唤，承认人类是错误与疏忽的混合体。我们善意聆听他的辩解，赦免他的罪过，深信这种不忠行为不会再次发生。”

[44]

因此，苏贾将马哈茂德软禁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顶部的宫殿中。然而，该策略完全事与愿违：1808年沙·马哈茂德设法逃脱，加盟苏贾最大的敌手——巴拉克扎伊氏族。巴拉克扎伊氏族与萨多扎伊间氏族的纷争早已激烈血腥，不久后引发的冲突会让整个国家水火倒悬、部族分裂，为强邻的介入创造一系列机会，很快就演变为19世纪初阿富汗的核心冲突。

帕因达赫·汗是巴拉克扎伊氏族族长，曾是苏贾父亲帖木儿·沙的维齐尔。1793年帖木儿死后，他作为拥立者负责辅佐沙·扎曼上台执政。维齐尔帕因达赫起初忠心耿耿，六年后两人产生严重分歧。

[45]

数月后，沙·扎曼发现维齐尔为保护贵族遗老的利益，密谋宫廷政变。此后，沙·扎曼的失误之处不仅在于杀了协助自己登基的维齐尔，还将所有主谋一并处死，而这些人大多是资深的部族长老。沙·扎曼未能保护维齐尔的21位子嗣中的任何一位，这令局势更加恶 化。沙·扎曼非但未消除来自巴拉克扎伊氏族的威胁，实际上还捅了马蜂窝，从而引发阿富汗最显赫的两大家族间的仇杀，沙·扎曼在当权阶层敲开的裂缝将很快扩大为内战的深谷。

维齐尔的长子法特赫·汗接替父亲担任巴拉克扎伊氏族族长。不过逐渐明朗的是，巴拉克扎伊小伙子中意志最坚定、最具威胁性的是其年幼得多的弟弟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多斯特由帕因达赫的奇兹巴什庶妻所生，自幼担任维齐尔的斟酒人，年仅7岁就亲眼看见父亲被朝廷处死，这次可怕的经历似乎给他留下终生伤害。

[46]

长大成人后，多斯特成为沙·苏贾的所有仇敌中最危险的一位。1809年，17岁的多斯特不仅成长为一名残酷无情的战士，而且还是一位狡黠机警、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1803年沙·苏贾首次执政，他千方百计想要终止与巴拉克扎伊族人间的仇杀，设法将他们拉回自己阵营：得到宽恕的巴拉克扎伊诸兄弟可随时回归朝廷，与此同时，为了确立新的同盟关系，苏贾迎娶了他们的姊妹瓦法女王。起初一切看似平安无事，但巴拉克扎伊族人只是在等待时机替父报仇。沙·马哈茂德一逃出巴拉希萨尔城堡，法特赫·汗和多斯特·穆哈迈德立即就团结在他的旗帜下犯上作乱。

埃尔芬斯通的外交使团抵达白沙瓦后不久，沙·马哈茂德和巴拉克扎伊反叛分子就攻占了阿富汗南部都城坎大哈。一个月后的1809年4月17日，正当埃尔芬斯通和苏贾最后敲定条约措辞之际，叛军占领了都城喀布尔，随后还准备向白沙瓦的沙·苏贾发起攻击。事实上，苏贾麾下的大部分将士已出征抗击克什米尔的另一场叛乱，这就使局势更加危急。喀布尔沦陷的消息传来，克什米尔的战报也纷沓而至——克什米尔的战役挫折重重，派去负责指挥进攻的两名贵族反目，其中一人投靠了反叛分子。

国王心神不宁，听任埃尔芬斯通一行人自行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他们盘问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商人和学者，打探地形、贸易惯例和部落习俗，派遣多位密使，譬如以50卢比为酬劳，派纳吉布毛拉（Mullah Najib）搜集有关卡菲尔斯坦的什雅巴什部落（Siyah Posh of Kafirstan）的情报，该部落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军团的后裔。埃尔芬斯通发现，可以从沙·苏贾的门士那儿获取格外丰富的情报：“他习惯隐居又勤奋好学，但的确是个有天赋的人，永无休止地渴求知识。虽然其因精通玄学、伦理学而名扬国内，但他酷爱的是数学，也正在学习梵文，以便研习并发掘印度教的文化瑰宝。”宫廷里还有其他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介于两者之间，有“通晓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学问……的毛拉

[47]

——有些博学，有些老成练达，有些是自然神论者，有些是思想僵化的伊斯兰教徒（Mahommedan），还有一些满脑子都是苏菲派

[48]

神秘教义”。

[49]

沙恩准埃尔芬斯通一行人自由出入御花园，他们早起继续探查情报，下午则在沙·扎曼花园（Shah Zeman Bagh）里稍做休息。那里栽种了茂密的果树，“正午的阳光无法穿透繁茂的枝叶，因而提供了一片阴凉静谧的休憩地……用罢午餐，我们会去其中一个铺满地毯的凉亭，凉亭墙面上写有许多波斯诗句，我们读诗来消磨时光。诗文大多暗指命运无常，有一些诗句显然适用于国王的境况”。

[50]

此刻，埃尔芬斯通会坐下草草书写日记。阿富汗人的性格有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正试着去理解。埃尔芬斯通写道：“他们的缺点是报复心强、妒忌、贪婪、掠夺成性和固执己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由、忠于朋友、善待侍从、热情好客、勇敢无畏、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审慎精明。”

[51]

他十分敏锐地留意到，在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极少取决于直接的军事胜利，更多的是通过改变部落拥戴格局的谈判来获取胜利。埃尔芬斯通写道：“胜利通常取决于某位首领的投敌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大部分人员要么效仿，要么逃跑。”

[52]

[53]

苏贾目前正为政权延续谈判。威廉·弗雷泽写自白沙瓦的家书显示出外交使团最初的乐观情绪如何迅速被焦虑之情取代。4月22日，弗雷泽写道：“今日，对不幸的朋友苏贾·乌尔木尔克非常不利的传闻满天飞，据说喀布尔和加兹尼均被叛乱分子夺取，克什米尔（Kashmerian）的军队估计也已挠败。这些都是城镇上的传闻，但大体上是可信的，我担心事实完全如此。因此，这个男人不再真正为王，他得赶紧离开，至少短期内如此，否则就要孤注一掷地与敌决战。”

[54]

英国人渐渐了解，阿富汗是桀骜难驯之邦。过去2000年来，阿富汗只在短暂时期由强大的中央集权控制、不同部族同奉共主，更短暂的瞬间算得上拥有统一政治体制。阿富汗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国家，更像是瞬息万变的多部族诸侯国。相互竞争的酋邦由马利克（malik）或瓦齐勒（vakil）统治，各路诸侯效忠谁纯属个人意志，可谈判可收揽，而非理固当然。部族传统主张相互平等、独立自主，部族成员只会依照个人意愿屈从权威。金钱赏报或可实现合作，但罕能确保忠诚——阿富汗战士首先效忠于养育自己并支付酬金的当地酋长，而非远在喀布尔或白沙瓦的杜兰尼王国沙。

然而，即便是部族首领也常常无法保证族人言听计从，因为部族权威本身就含混不清、难以捉摸。正如谚语所说：每座小山丘后都坐着一位皇帝（pusht-e har teppe，yek padishah neshast），或者人人皆是可汗（har saray khan deh）。

[55]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国家从未有过权力垄断，统治者不过是诸多相互竞争的僭位者中最受众人拥戴的一位。俗语有云：“阿富汗埃米尔睡在蚁丘上。”

[56]

观察到沙·苏贾的统治在其身边瓦解，埃尔芬斯通领悟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若部落内部的治理完全自给自足，那么王国政府就算极度混乱，既不会打乱部落的运作，亦不会干扰部族民的生活。”

[57]

阿富汗人骄傲地认为巍巍群山是反叛之地（Yaghistan）也就不足为奇了。

[58]

很多部族数百年来都以向邻近帝国提供服务为生，以此换取作为保护费的政治等价物。举例来说，纵然是在莫卧儿帝国鼎盛时期，远在德里和阿格拉（Agra）的君主都明白就连尝试向阿富汗部族征税的想法都是徒劳。相反地，要与莫卧儿王族的中亚故土保持开放交通，唯一途径就是向各部族支付大笔年度津贴。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莫卧儿国库每年向阿富汗各部族首领支付60万卢比，以确保其忠心不二，仅阿夫里迪（Afridi）一个部落就得到12.5万卢比。然而即便如此，莫卧儿王朝对阿富汗的控制充其量也只是间歇性的。1739年获胜的纳迪尔·沙从德里抢掠归来时，连他本人都要向部族首领支付巨额金钱，以保障来往自如地安全通过开伯尔山区。

[59]

[60]

当然也有其他选择：若用劫掠来的财物和征战所得战利品的五分之四来收买阿富汗人，他们或会接受某位领袖的权威，正如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和帖木儿·沙两人所为。

[61]

但如果缺少一位拥有丰盈财宝的统治者，抑或未能以劫掠物利诱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阿富汗通常都会趋向分裂——鲜有的一统天下是基于军队的连串胜利，绝非成功施政。

毫无疑问，祖父创建的帝国的沉疴宿疾给沙·苏贾惹来不少麻烦。时至1809年5月，在埃尔芬斯通及其使团到来两个月后，苏贾所面临的全面灾难跃然眼前。弗雷泽写道：“国家前途未卜，政权曾有的少许管束力已荡然无存，获解脱的所有氏族及部族首领肆意劫掠、彼此反目、相互对抗。”

国王的军队在克什米尔被彻底打垮……1.5万名将士只撤回3000人，其余人员要么丧生，要么投敌……与此同时，沙·苏贾

[62]

竭力筹措资金：挖空心思示好以索取一些，巧言以骗取一些，剩下的就只能靠开空头支票弄到手。他还与对手派系的长老（sardar）私下密谋。面对空虚的国库、溃散的军队以及一帮傲慢不羁的贵族，作为一位勇者、一个忧心忡忡的国王，沙·苏贾尽其所能，甘愿牺牲一切。

[63]

情急之下，沙从开伯尔山区诸部族招募了一支新军，整个5月都在操练能养得起的新兵；还有一些士兵零零落落地从克什米尔陆续加入进来，他们“下马徒步，手无寸铁，几乎一丝不挂”。

[64]

白沙瓦的局势相当紧张：满城谣言四起，说英国人一直与反叛分子保持联系，还说苏贾下令洗劫英国人的居所，之后便有一群愤怒的暴民聚集在使团住所外。

[65]

英国使团目前身处危境，道路也变得日益艰险。6月12日，埃尔芬斯通及其随从遂与沙道别，前往东南方向的德里和加尔各答。

此时苏贾准备全力抵抗。据苏丹·马哈茂德·杜兰尼（Sultan Mahmoud Durrani）所著《苏丹传记》（Tarikh-i-Sultani
）记载：“尽管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性消息笼罩着沙，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恶行和厄运腐蚀自己的政府，但他未被恐惧击垮，反而立场坚定地率军抵抗沙·马哈茂德的进攻。”

[66]

不过一周，英国人就在印度河左岸宿营，宿营地恰好位于阿塔克（Attock）的巨大城堡掩蔽墙下方，该城堡由阿克巴大帝兴建。就在那时，他们见到一辆污浊不堪的皇家大篷车抵达北岸，匆忙准备渡河。那是失明的沙·扎曼和瓦法女王带着萨多扎伊氏族女眷前往更安全的地方。弗雷泽写道：“向你们讲述这样的偶遇对我们一行人心灵的触动，就如同诉说愁思一样难以言表，许多人努力抑制住泪水。失明的君主坐在低矮的帆布床上……距离适度的话不会察觉到他双眼的缺陷，每只眼睛上仅像有一个表面稍许不平整的斑点。我们落座后，他以惯常的方式欢迎我们，说他只是对苏贾当前的逆境感到惋惜，并坚信这将取悦真主，祂将再次施恩于苏贾。”

[67]

沙·扎曼带来的消息糟糕透顶——苏贾的失败毋庸置疑。他率军从贾拉拉巴德向喀布尔推进，就在尖兵刚抵达内姆拉莫卧儿花园的柏树林、整支军队仍沿道路鱼贯而行之际，便遭遇伏击。叛军手持长矛和锋利的开伯尔短刀骑马冲下来，呼啸着用长矛刺、用火枪枪托猛击。被长矛掷中、刺穿的身体仿佛突然泄了气般地倒下。骑手紧接着翻身下马，挖出阵亡者的内脏，割下生殖器塞入尸体口中。转眼间，苏贾属下将军阵亡，新兵抱头鼠窜。苏贾手下许多权贵被法特赫·汗·巴拉克扎伊（Fatteh Khan Barakzai）收揽，临阵倒戈。

[68]

沙·苏贾一直行进在队伍尾后，等他获悉前面有伏兵时，伏击战已结束。苏贾麾下新军瓦解，在仓皇奔逃的混乱中他甚至与御前侍卫跑散了。

随后，在雷声滚滚的薄暮中，一场暴风雨彻底击溃了这支败军，风雨声淹没了精疲力竭的战马沉闷的蹄声。据《苏丹传记》记载：“这般天灾。那日的豪雨令河水泛滥，几乎不可能渡河。然而沙·苏贾将自己托付于全能的真主，策马涉水而渡。”一开始，马腹仅触到水面，牡马还能在满是沙砾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河床上站稳。但在苏贾“渡河半途中，一阵激流涌来，他从马背上滑落下来。他和坐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游到对岸，不过其余将士拒绝渡河。于是，沙遭到所有侍臣仆从遗弃，最终独自一人过夜”。

[69]

苏贾自己的记述更为简洁：“我们孑然寡处，无人守护，如同镶台上的珍贵宝石。”

[70]

新年伊始国王好似前景光明，就在几周前还上演了令人目眩神迷的戏剧性场面来展现他的绝对权威。此刻，如年少时一样，苏贾再次成为一位孤独的逃亡者，在阿富汗的夜色中漫无目的地驱马缓缓穿行于愈发昏暗的乡间。

[1]
Alexander Burnes，Cabool：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and Residence in that City in the Years 1836，7 and 8
，London，1843，p.273，for details of the Kabul spring.

[2]
Talib，意为学生。——译者注

[3]
Sultan Mohammad Khanibn Musa Khan Durrani，Tarikb-i-Sultani
，p.219.

[4]
呼罗珊还包括伊朗东部大部分地区，但通常被认为不包括阿富汗北部。

[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Eighteenth Event.

[6]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b-i-Sultani
，p.226.

[7]
Mirza ‘Ata，Waqi’at-i-Sbab Shuja
，The Eighteenth Event.

[8]
原文Alexander Ⅱ，疑为Alexander Ⅰ。——译者注

[9]
Dominic 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
，London，2009，pp.45-47.

[10]
Quoted in Sir John Malcolm，Political History of India
，2 vols，London，1826，vol.I，p.310.

[11]
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俄国人在缴获的行李中发现一个装满“报告、地图和加尔达纳将军奉命草拟的路线图”的公文包。虽被俄国制伏，拿破仑仍计划征服印度。参见NAI，Foreign，Secret Consulation，19 August 1825，nos 3-4。后文中的“*”均为作者注。

[12]
Iradj Amini，Napoleon and Persia
，Washington，DC，1999，p. 112；Muriel Atkin，Russia and Iran 1780-1828，Minneapolis，1980，p.125.

[13]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Board’s Collections：SecDesp to India，vol.III，Draft to Governor General-in-Council，24 September 1807，no.31；J.B.Kelly，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1795-1880
，Oxford，1968，pp.82-83.关于藏匿于驳船下的俄国贵族，参见Peter Hopkirk，The Great Game
，London，1990，p.33。

[14]
Amini，Napoleon and Persia
，p.129.

[15]
Sir John William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London，1867，vol.I，p.234.

[16]
爱德华的后裔巴巴拉·斯特雷奇（Barbara Strachey）在其著作The Strachey Line：An English Family in America，India and at Home from
1570 to
1902，London，1985，pp.100-105中，精彩记述了这两个人的旅行。两人的日记留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不过埃尔芬斯通的笔迹凌乱不堪，部分难以被辨认。Mountstuart Elphinstone’s is in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 Eur F88 Box 13/16［b］ and Edward Strachey’s at Mss Eur F128/196.

[17]
纳迪尔·沙的莫卧儿王朝战利品中剩余的珍宝依然被紧锁在德黑兰梅里银行（Bank Meli）的保险库中，其中包括“光之山”的姊妹巨钻“光之海”（原文Dariya Nur，疑为Darya-i-Nur——译者注）。

[18]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40.1791年的巴尼伯德战役是在该地点的第五次征战。

[19]
Mirza ‘Ata，Naway Ma’arek
，Introduction，pp.1-9.

[20]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63.

[21]
Olaf Caroe，The Patbans
，London，1958，p.262；Syad Muhammad Latif，History of the Punjab
，New Delhi，1964，p.299；Robert Nichols，Settling the Frontier：Land，Law and Society in the Peshawar Valley，1500-1900
，Oxford，2001，p.90.

[22]
H.T.Prinsep，History of the Punjab，and of the rise，progress，&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sect and nation of the Sikhs ［Based in part on the ‘Origin of the Sikh Power in the Punjab and political life of Muha-Raja Runjeet Singh’］
，London，1846，vol.I，p.260；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84；Mountstuart Elphinstone，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ubul，and its dependencies in Persia，Tartary，and India；comprising a view of the Afghaun nation，and a history of the Dooraunee monarchy
，London，1819，vol.I，p.317.

[2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57-75.

[24]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Introduction.

[25]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12.

[26]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Introduction.

[27]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Seventh Event.

[28]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95.

[29]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17.

[30]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15.

[31]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p.244-269.阿富汗人仍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谈论印度人乃至巴基斯坦人。身为吃米食肉之人，他们自视为人中龙凤。

[32]
Robert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Culture and Pragmatism：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2011，p.48.

[33]
B.D.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London，2008，pp.129，159；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281.

[34]
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288.

[35]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p.2-7.

[36]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13.

[37]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21.

[38]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p.52-54.

[3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Forster Papers，MssEur B 14/Mss Eur K 115，12 July 1785.

[40]
Adapted from Caroe，The Pathans
，p.244.

[41]
尽管普遍认为是胡沙尔的作品，但许多学者对此著名对句的真实性存疑。

[42]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p.67-68.

[43]
Private Collection，Fraser Papers，Inverness，vol.30，p.171，WF to his father，6 March 1809.

[44]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

[45]
Sayed Qassem Reshtia，Between Two Giants：Politic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shawar，1990，p.18；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8.

[46]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86.

[47]
Moolla，同Mullah。——译者注

[48]
Soofee，同Sufi。——译者注

[49]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p.82-83，282.

[50]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p.80-81.

[51]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399.

[52]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vol.II，p.276.

[53]
这在印度也较为普遍：克莱武（Clive）在普拉西（Plassey）和布克萨尔（Buxar）的“胜利”，其实更像是英国银行家和印度政治掮客之间成功协商的结果，而非后来的帝国宣传活动所说的那样，以武力和勇猛制胜。

[54]
Private Collection，Fraser Papers，Inverness，vol.30，p.149，WF to his father，22 April 1809.

[55]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44.

[56]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42.

[57]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I，p.276.

[58]
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p.1.

[59]
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p.164-165.

[60]
英国人后来仿效了莫卧儿模式。据一段皇家打油诗记载，这成了英国的策略：“痛打信德人，结交俾路支人（Baluch），但要收买帕坦人（Pathan）。”

[61]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43.

[62]
Shah Shooja，同Shah Shuja。——译者注

[63]
Private Collection，Fraser Papers，Inverness，vol.30，p.177，WF to his father，7 May 1809.

[64]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87.

[65]
Elphinstone，Kingdom of Caubul
，vol.I，p.89.

[66]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23.

[67]
Private Collection，Fraser Papers，Inverness，vol.30，pp.201-206，WF to his father，19 June and 6 July 1809.

[68]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15.

[69]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29.

[70]
Mirza ‘Ata，Waqi’at-i-Shab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

第二章 心意未决

内姆拉之战失利后，沙·苏贾开始了旷日持久、含污忍垢的流亡生涯。由于怀揣举世无双的珍贵宝石，他流离转徙的生活也愈发艰险。

苏贾耗费数月时间走访各位盟友的宫廷向其求助，意欲发动战役光复故国、罢黜沙·马哈茂德及巴拉克扎伊族人。一天晚上，一位名叫阿塔·穆哈迈德（Atta Mohammad）的昔日朝臣邀请苏贾留宿于宏大的阿塔克堡垒，该堡垒守卫着横渡印度河的主要渡口。据阿塔王子记载：

在那儿，沙·苏贾受邀参加一个私人聚会，主人用香甜的西瓜款待宾客。起初，宾主嬉闹着相互丢掷瓜皮，怎料玩笑渐渐演变成粗鲁鄙薄的对峙。沙·苏贾很快就遭拘禁，先是被扣押在阿塔克，而后在严密监视下被遣送至克什米尔，囚禁于当地的一座城堡里……小刀动辄在他眼前挥舞。看守人曾将双臂遭捆绑的苏贾带到印度河中，威胁说若不交出那颗名满天下的钻石，就立即将他处死。

[1]

其间，侠肝义胆的瓦法女王为营救苏贾四处奔波。夫君战败后，她前往拉合尔。据锡克方面的史料记载，瓦法女王在拉合尔独当一面，与锡克大君兰吉特·辛格达成交易：如果兰吉特协助她解救囚牢中的夫君，她就奉上“光之山”钻石。

[2]

兰吉特·辛格接受该条件。1813年春，锡克教首领向克什米尔派遣一支远征军，军队击败了拘押苏贾的地方长官，将苏贾从地牢中营救出来。遭废黜的沙随后被兰吉特·辛格带到拉合尔。兰吉特将苏贾与其女眷隔离开来，要求遭软禁的苏贾依照其妻的协定履行承诺——交出钻石。苏贾在回忆录中写道：“后宫女眷被安置在另一所宅邸，最令人气恼的是，兰吉特禁止我们入内。食物和水的配给遭缩减或肆意中断，有时允许我们的仆从外出，有时又禁止他们进城办事。”苏贾认为这有悖于约定俗成的待客之道，“只能彰显他的鲁钝无礼”，苏贾对独眼俘获者兰吉特·辛格不屑一顾，认为他“不仅样貌丑陋、秉性下贱，还粗鄙暴虐”。

[3]

兰吉特有条不紊地逐步施压。处于运势最低潮的苏贾被关进牢房，据苏贾自己讲述，当着他的面，其长子帖木儿·沙遭严刑拷打，直到他答应舍弃最宝贵的财物方才停手。

[4]

1813年6月1日，兰吉特·辛格偕数名侍从亲临位于围墙高筑的城市中心的穆巴拉克哈维利

[5]

拜谒沙。

[6]

苏贾甚为尊贵体面地接见了兰吉特。

二人落座，稍做停顿，全场肃静无声。持续了近一小时后，兰吉特开始不耐烦，低声让侍从提醒沙自己此行的目的。沙未作答，却见他向太监递了个眼色。太监退下，拿来一个小卷摆于地毯上，不偏不倚就在二位首领正中间。兰吉特·辛格命手下太监将那小卷摊开，钻石跃然入目。锡克人细瞧慢看，而后手握战利品匆促告退。

[7]

虽然沙遵守了瓦法女王缔结的协议，但此时此刻，得偿所愿的兰吉特·辛格背信弃义，拒不释放苏贾。沙·苏贾的珠宝并非他的全部价值所在，遭废黜的沙本身亦属奇货可居。因此，大君一直将他软禁，仅偶尔允许他在严密看守下去夏利马尔花园（Shalimar Gardens）野餐。苏贾写道：“这与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完全相悖。现已得知，每当我们想要外出漫步于花园或参拜圣地，密探都会暗中尾随。我们不屑于理会他们。”

[8]

至少，苏贾获准传召拉合尔的诗人以消解烦闷。那个时期的著名诗人——“生花妙笔”（Mukammal
）努罕乌·丁·拉合尔（Rukn-ul Din Lahor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被苏贾传召至穆巴拉克哈维利的情景，他没想到自己的诗句所唤起的记忆竟让沙失声痛哭。“清风啊，何以撩拨我心上人的翩翩秀发？”苏贾写下相同格律的诗句以作回应。

你扰我心绪。

心中的鸟儿吟颂忆念故土的悲歌

离别花园的夜莺发出阵阵哀鸣。

[9]

数月后，兰吉特·辛格决定把沙·苏贾的其余珍宝都夺过来。苏贾应邀参加锡克人对白沙瓦发起的攻击，与其失和的妻兄法特赫·汗·巴拉克扎伊正试图巩固对该地的掌控。苏贾写道：“纵因咽喉发炎而身体极为不适，可我们还是留女眷在夏利马尔花园安营扎寨，强行军去跟锡克人会合。”苏贾被诱骗出拉合尔进入乡野地区后，战役蹊跷地中止了，表面上是因为法特赫·汗撤回喀布尔。归程中，苏贾的兵营遭一帮武装劫匪洗劫。夜半时分，匪徒突袭王帐，苏贾手下的阿富汗侍卫擒获一名盗贼，据他透露，自己是为兰吉特·辛格效力。苏贾评述道：“遭这些愚钝粗鲁的锡克无赖残忍背叛，在证据面前我们深感惊骇。”苏贾随后致函兰吉特：“此乃何等卑劣之举！不管你在密谋什么，竟敢如此堂而皇之行事。请停止此般阴险刁滑的骚扰！这简直可耻！”

次日晚上，苏贾失窃的旅行箱被送回兵营。“场面十分喧嚣，我们的锡克护卫带着旅行箱、毛毡旅行袋和财宝箱前来觐见皇室成员，但它们都是空的！”苏贾痛惜道：

除了几件派不上用场的旧衣衫外，其他所有东西都不见了。那些行李箱曾装满闪耀的珍珠、奥斯曼（Ottoman）和信德制造的镶金饰枪支、精美的波斯剑、镶满珠宝的镀金手枪、大量的纯金与白金硬币、上等的山羊绒及丝绸披巾，所有这些都杳无踪影！黑心肠的伪君子竟还厚颜无耻道：“我们带回了你们的财物，我们勇敢地从强盗那儿夺了回来！恭请陛下即刻查验是否丢失任何物品！”如此恬不知耻地强取豪夺，作恶后还厚颜申辩自己披肝沥胆，这简直让人恨之入骨！真主庇佑我们远离此般劣行！

知悉兰吉特·辛格本人就是抢劫的幕后指使，苏贾补充道：

内心而言，我们将被盗窃财物的经历视为一种幻觉或一场噩梦而不予理会……屡遭背叛后，我们再也不奢求这些恶魔的任何帮助。不过考虑到女眷和名誉都被挟持在拉合尔，尽管心中苦闷，也只得无奈屈从。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我们受到了最严密的监视，这令人极为恼火，好似炎炎酷日紧裹衣衫。坚韧的双脚踢到千钧磐石，而我们只能椎心泣血以解心中悲苦。

[10]

然而，沙·苏贾并不会包羞忍耻、任人肆意扣押，不久后便想出一个脱逃计划。正如当初战败时一样，他首先要确保女眷安全，此次逃脱前，他决定先把女眷秘密送出拉合尔。在普什图马贩子以及前来向女眷兜售杂货的拉合尔商人的帮助下，女眷被送出城。据后来《历史之光》收集的传说记载：

他从先前遇到的几名印度女人那儿秘密购买了若干辆四轮马车，她们那种大家庭惯常是女人往返各地兜售货物。女眷分四次出行，每次运送十人出城。她们穿着印度教女子的衣服，看起来要么是依照印度教徒的习俗去河里游泳，要么是去乡间郊游。家臣奉旨将其妻眷送往位于东印度公司领地边境的卢迪亚纳。

[11]

听闻瓦法女王及其他女眷逃跑的消息，兰吉特·辛格“错愕地用牙齿紧咬手指，痛悔不已”，他将守卫人数增至四千，“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看守各个大门、各座宅邸，乃至厨房和厕所，尤其是我们居住的区域……士卒烧热油锅以酷刑要挟道：‘把珠宝交出来，否则让你下这沸油锅！’”若是一时兴起，他们还会把苏贾关进庭院中的铁牢笼。“无论走到哪儿，就连沐浴净身，他们都会监视。对我及家眷而言，世界变得愈发狭窄，我们很快就厌倦了观察这些没教养又下贱的锡克人的种种行为。”沙及其家眷开始定时诵读《古兰经》中的韵文，“它将我们从压迫者的部族中拯救出来”。

子夜绝望的呼喊终有回应，指引我们想出下述计划：皇家藏衣室就在我们夜间睡觉的寝室下方，那是忠实的皇室仆人的住处。我们吩咐他们在正对我们床铺下方的下层房间天花板上凿一个洞，不然警卫会有所察觉；还指示他们从我们租用的相邻七栋房屋底部的下层房间挖一条隧道，而且务必凿裂墙壁，挖通地下通道。在三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凿穿七面墙，挖出的地道一直通到集市附近的一条边沟

[12]

。

[13]

在留下一名忠实仆从代他躺在床上后，苏贾假扮成一名云游苦行僧——“我在脸上身上擦满灰，头发扎成凌乱不堪的骇人长发绺，裹上黑色包头巾”。苏贾偕两名辅臣通过地道逃走，接着穿过城市，成功蒙骗过“异教徒警卫和其他恶毒的人。感恩真主令他们有目不见、有耳不闻”。

我们终于到达城堡的峙水沟。这个季节水沟干涸，黑暗狭窄而难以通行，不过我们决意逃出去。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真主及真主派来的先知，努力穿过水沟，沿途不断被划伤，浑身血迹斑斑，最终踏上河岸。仆人带着得体的衣服在河边恭候，还预先付钱给船夫并租下小船。我们迅速登船，横渡到河对岸。尽管一路或骑马或步行，不眠不食，但我们丝毫未觉不适与危险……于是，我们就这样赤手空拳、勉强活着从拉合尔逃了出来。但我们无钱无物、供给无继，很快就再次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

[14]

[15]

沙·苏贾逃出拉合尔后，数月内就着手收复故国的第一次尝试。

苏贾争取到旁遮普山区若干邦主的支持，这些心怀不满的邦主是兰吉特·辛格的政敌。他打算集结一支小规模军队，突袭克什米尔，攻占山谷地区。这算得上明智之举，因为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富饶的根据地，由此发轫夺回失去的王位——正如威廉·弗雷泽观察到的，苏贾仍“受爱戴，因为这位君主练达老成、仁慈宽厚”。

[16]

此外，政治时机亦无可挑剔：在兰吉特·辛格奇袭克什米尔解救苏贾后，克什米尔谷地少了一位明确的统治者，目前正处于多个势力集团争夺之中。不过，沙·苏贾的征战生涯一贯匮缺一样东西，亦即拿破仑的名言所说的对一名将军而言至关重要的特质：运气。

首场劫难发生在苏贾设法改善资金状况之际。他派人前往拉合尔取回之前存放在城区钱商那儿的15万卢比，但兰吉特·辛格通过密探打探到苏贾的计划，截获了这笔钱，存入自己的金库。

[17]

筹措更多资金延误了军事行动，这就使克什米尔总督有时间驻防并对苏贾所有可能的入侵路线增筑防御工事。等到沙以瓦法女王私运至卢迪亚纳的珠宝作为交换，成功筹集到足够资金资助一支军队并着手招募和训练雇佣军时，秘密早已泄露，征战季也随之宣告结束。

但苏贾一意孤行，不愿等到开春。冬季初雪开始洒落喜马拉雅山脉山巅时，他亲率新军穿越扎特山口（Jot Pass），北上恰姆巴河谷（Chamba Valley）。苏贾试图经由一条未设防的路线出其不意地抵达克什米尔谷地，决意带领部队横穿比尔本贾尔岭高峰。此刻，在喜马拉雅雪松林黑暗尖顶之上的荒凉山脊，从斯利那加（Srinagar）开拔后仅行军数日，军队就遭遇了一场暴风雪。苏贾手下将士被困在山口顶峰的正下方，被大雪围住，强忍暴风骤雪侵袭却无以遮挡。苏贾后来写道：“进退维谷，很快就断水断粮，印度斯坦士兵不知如何在暴雪中生存，相继死于严寒。”没过多久，这支小部队几乎全军尽没，仅有沙·苏贾和少数幸存者成功翻越山口顶峰，得以返回平原地区。

[18]

正如一位听闻此事的英国作家所言：“不幸似乎追随着这位君王的足迹……他仿佛只是在与自己的命运做斗争，屡次三番经历那些只降临在少数人身上的苦难。”

[19]

面对如此困境，苏贾唯有孤注一掷。他再次乔装改扮，偕残余的数名侍从翻山越岭，取道陡峭迂回的山路，终在1816年雨季抵达素巴杜（Subbathu）的英国边防站。一支小型护卫队在边境接驾，将他护送到卢迪亚纳。这座城市主要集市附近的一座简朴的哈维利便是其女眷的栖身地。苏贾写道：“如今，我们将忧恼抛诸脑后。感谢全能的真主让我们摆脱仇敌，引领我们穿越荒无人迹的雪地，将我们带至吾友的领地。我们头一回没有恐惧，无比舒适地度过了一夜。”

[20]

1816年，位于东印度公司西北领地边界的卢迪亚纳仍是英国派兵驻守的城镇，常驻代表处的旗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这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领地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之间的最后一面英国国旗（Union Jack）。

沙·苏贾到来前，卢迪亚纳主要以皮肉交易中心而闻名。来自旁遮普山区诸邦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年轻女子（被公认为该地区最白皙美丽的女人），经由此地进入锡克人治下的旁遮普和印度斯坦奴隶市场。

[21]

在沙·苏贾及其流亡朝廷到来后，卢迪亚纳逐渐由奴隶贸易中心转变为政治阴谋和谍报活动的重要枢纽。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它将成为英国针对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地区的首要情报站：是投机分子、欺诈者、逃亡者、雇佣兵和间谍的聚集地，是阿富汗的阴谋分子及不满现状的反叛者的聚会场所，也是兰吉特·辛格统辖的疆域，还是克什米尔有争议的山谷地区以及东印度公司的领地。

[22]

身着宽松裤、叼着水烟的戴维·奥克特洛尼爵士（Sir David Ochterlony）是驻卢迪亚纳的首位英国代办。奥克特洛尼生于波士顿（Boston），正是他确立了东印度公司领地与兰吉特·辛格的领地在卢迪亚纳的精确边界。边境地区由隶属于詹姆斯·斯金纳（James Skinner）的非正规骑兵（Irregular Horse）团驻防。风度翩翩的拉其普特（Rajput）-苏格兰混血军阀斯金纳是奥克特洛尼的好友，他统领的“黄衫军”来自汉西（Hansi）和卢迪亚纳两个基地。作为东印度公司西北领地边界上的首支军队，该团是对抗任何南下开伯尔山口、跨越萨特累季河

[23]

的敌对势力的第一道防线。

[24]

斯金纳麾下将士佩戴标志性的猩红色头巾、镶银边腰带，手持黑色盾牌，穿着明黄色束腰短外衣。据一位同时期的观察员称，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别致惹眼的骑士”。

1812年瓦法女王首度遣派太监去请求英国人庇护，奥克特洛尼及其同僚在是否收留垮台的沙的家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德里常驻代表查尔斯·梅特卡夫（Charles Metcalfe）强烈反对收留他们。拿破仑计划入侵印度期间，他曾代表东印度公司与兰吉特·辛格就最初的条约进行谈判。梅特卡夫称，这会导致与重要盟友关系紧张，对东印度公司也罕有裨益。他写道，这是“一件饱含不便、难堪及潜在花销的事，因此应加以杜绝，防患于未然。考虑到女王的地位与不幸境遇，劝阻此事时也应尽量给予必要的尊重”。

[25]

奥克特洛尼决不妥协，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更能体会到身为战败方难民的个中滋味。奥克特洛尼的父亲是移居马萨诸塞州的高地苏格兰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亲英派身份参战。华盛顿的爱国者打败英国人后，奥克特洛尼一家被迫逃往加拿大，从那儿取道不列颠。1777年奥克特洛尼加入东印度公司军队。他也比大多数同辈人更懂得保护穆斯林女性的相关礼仪——德里的小道消息称，他至少有13名印度妻眷。据说在德里的那些年，他每天傍晚都带齐13位妻子在红堡的城墙与河岸间闲逛，每位妻子各骑一头专属的大象。

[26]

而今，以其特有的殷勤周到，奥克特洛尼为瓦法女王的事奔忙，他谴责梅特卡夫冷酷无情地背弃失势的王后。奥克特洛尼写道，女王“处于凄凉悲切、孤立无援的苦境……这样一位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深陷不幸，请求以仁慈慷慨闻名的政府庇护。作为该政府的代办，我欲极力彰显政府的凛然浩气”。他还颇有预见性地补充道：“英格兰长期以来一直为流亡君王提供庇护与援助，而且是最出人意料的革命将那些君王重新扶上宝座，那情形远比沙·苏贾复辟不可思议得多。如若那样的话，尽管那些君王非知恩图报之辈，但英国政府的殷勤款待，有朝一日或能在该地区为我们带来急需的盟友。”

[27]

总督被奥克特洛尼的论点说服，应允为女王提供庇护。

1814年12月2日，瓦法女王及众女眷从拉合尔步履蹒跚地进入卢迪亚纳。当天留守城内的一名英国官员禀报称，她们狼狈不堪地到来，无护照亦无通关文书，诚惶诚恐地穿越英国边境。他写道：“我以为捎话给她们，她们就可不必为自身安全问题担忧，或能消除其疑惧。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她们提供更好的住所，只有一顶事先准备好的帐篷。她们对我们的友善接待表示感激，但婉拒再给我添任何麻烦，并称英国政府的保护就是她们对我们的全部要求，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28]

然而，英国政府接纳瓦法女王的消息一经传开，女王仆从的数量在数月内就增至96人，她搬进奥克特洛尼寻得的一座损毁近半的哈维利。由于女王无收入来源，奥克特洛尼最初是自掏腰包替她付账，后来设法从政府那儿为她争取到少量年金。

两年后，苏贾宣布意旨要与瓦法女王会合，称“此举是出于对我们高贵王后（August Consort）的爱意，以及拜会我们的支持者——杰出的英格兰人的渴望”。奥克特洛尼的慷慨大度与战略远见，再次胜过梅特卡夫的谨小慎微。奥克特洛尼获准派助手威廉·弗雷泽在边境迎接苏贾。

[29]

弗雷泽即刻留意到，自上次白沙瓦会面后沙的巨大变化。七年的战败、背叛、羞辱、折磨和监禁留下恶果，苏贾显然受到了伤害，变得既难相处又消沉抑郁。他还近乎病态地铁了心要撑住皇室身份的门面（faςade），尽管事实上，此刻的苏贾不过是奥克特洛尼所称的“著名的逃亡者”，一位仰仗昔日盟友施舍的避难者。但如果弗雷泽料想见到的是落魄潦倒之辈，那他理应惊诧。弗雷泽致函奥克特洛尼：“沙昨日抵达边境，我遗憾获悉他的愿望与期盼显然极具皇家派头。沙传召您的门士，称希望该国子民与他的身体保持半个古斯

[30]

的距离，那是面觐国王陛下约定俗成的惯例。”就像莫卧儿末代皇帝一样，失去治下帝国，朝廷就变成了梦想的焦点所在——越是无权无势，就越执着于公众对其皇室身份的认可。然而在虚张声势背后，他的处境实则危如累卵：

没了50名全副武装的侍从，相较上次会面，他已判若两人——体重大幅增加，神情变得颓丧，整个人死气沉沉。他已遭大多数同期到达的人离弃，只剩区区数名侍从，我认不出其中有在喀布尔执行任务时见过的显要人物，亦无先前确实见过的人。这场景在我看来难堪至极。逆境本稀松平常，但遭到忘恩负义的抛弃，那悲惨境地的确叫人目不忍视。因为前者是所有人都会遇到并需面对的，而后者悲凉孤寂的本质会撼动最高尚的人生信条的根基。

[31]

1816年9月底，苏贾抵达卢迪亚纳，比其妻眷晚了近两年。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住宿安排不足以满足需要。作为一国之君以及受条约约束的盟友，他要求英国人不应只提供避难所和津贴，而是该有一所体面的住处，院墙要高得足以将其女眷隔绝于世，以免受街头骑坐在象背上的男子眉眼传情。苏贾亦表明自己无意长期驻留城内，正如他写给奥克特洛尼的信函所言：“逗留此地，于我何益？”

[32]

沙虽有诸多缺点，但缺乏活力与过度自我怀疑并不在其中。他屡战屡败却未知难而退，在被迫流亡的头几个月里，就已着手制订计划、招募新军以复辟王位，“梦想着重新征服呼罗珊王国”。苏贾在回忆录中讲述自己如何效法先代帝王以求慰藉：他们都曾失去治下王国，却在随后的人生中收复了更广阔的疆域。他写道：“在近代统治者中，埃米尔帖木儿

[33]

被赶出撒马尔罕（Samarkand）12次之多。古人当中，阿弗拉斯雅布

[34]

与卡维·库思老

[35]

激战70次，一次又一次战败，但永不言弃。同样地，继承印度诸省的（莫卧儿皇帝）胡马雍（Humayun），被舍尔·沙（Sher Shah）打败后，被迫逃往伊朗求助于沙·阿巴斯·萨法维（Shah‘Abbas Safavi）。事实上，除非真主的旨意，天下无可成之事。真主旨意如此，我们定获成功。”

[36]

这一时期，沙·苏贾的情绪时常在激昂振奋与自欺、消沉间急剧波动。头一天，他还凭空构想奥克特洛尼所谓的“显然痴心妄想的”打算，意欲取道“雪山和西藏（Thibet）”返回阿富汗突袭对手。

[37]

第二天，他就又因计划明显不切实际而深陷愁闷。一名卢迪亚纳军官写道：“沙的心绪一直处于纷繁紊乱、焦躁不安的状态，他时常评述称，壮志难酬、碌碌无为与自己性格的基调格格不入。”该军官继续补充道：

尽可能安抚心烦意乱的沙，这是并将一直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用脑海中浮现的每一条令人信服的论据，劝他不要心存无法满足的念想，譬如在英国的协助下复辟的想法，前往加尔各答的愿望，又或者是定居于英国领地内其他辖区的强烈渴望。我甚至还委婉慎重地告诉沙的谋士，这些都源自一颗动荡不安的心，除了喀布尔，不会有别的地方能全然满足沙的期许。

[38]

即便如此，沙·苏贾到来仅一年，具体计划就已酝酿就绪。忧扰人心的报告纷纷传至加尔各答，称为数众多的骑兵突然造访卢迪亚纳为沙效力。英国政府向奥克特洛尼发回请求：“应劝说国王陛下依靠配给继续与家人一起在卢迪亚纳安静生活。”

[39]

不过人人都清楚，这是痴人说梦。

冬季突袭克什米尔惨败后，苏贾审慎选择时机。1817年，阿富汗两大家族巴拉克扎伊与萨多扎伊之间突然再次爆发氏族仇杀，这次仇杀的导火线是萨多扎伊公主遭巴拉克扎伊族人凌辱。显赫的巴拉克扎伊两兄弟维齐尔法特赫·汗与多斯特·穆哈迈德，受沙·马哈茂德及其子嗣卡姆兰·萨多扎伊王子委派，前往阿富汗西部最壮丽的城市赫拉特执行任务。叛乱的总督密谋将帖木儿帝国重要的城堡要塞拱手让给波斯人，弟兄俩前去发动奇袭，以夺取要塞。他们的确不辱使命，但在随后的劫掠中，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随从抢劫女眷财物时，“夺走了一位公主系于腰间、镶满宝石的绑带，其夫君正是”赫拉特总督。

[40]

他们未曾想到，这位公主是沙·马哈茂德的侄女。

一周后卡姆兰王子抵达赫拉特，接见了女眷派出的代表团，她们要求为名誉受辱雪耻。就像从前的沙·扎曼一样，卡姆兰早已对权势日渐膨胀的巴拉克扎伊族人心存顾虑，而亵渎萨多扎伊女眷一事给了他可乘之机。

到达赫拉特数日后，王子宣布要在堡垒外的皇家园林举行宴会，邀请法特赫·汗及其兄弟出席，为占领赫拉特庆功。阿塔王子写道：

舞者和乐师齐聚果树林，大盘的烤肉串（Kabab）已预先备好，细颈瓶盛满红葡萄酒，舞女婆娑起舞暖场，维齐尔和众兄弟步入花园，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吃着烤肉串。他们惊叹且沉醉于迷人的赫拉特女乐师的翩然舞动，很快就酩酊大醉。鸟儿般的机敏从维齐尔头脑中飞走，他烂醉如泥，昏昏沉沉地倒下。卡姆兰王子预先安排好一切，示意出席宴会的其余人起身捉拿维齐尔，捆手绑脚后准备将其弄瞎——他们拔出匕首，用刀尖划过他的双眼，透明的液体涌上失明的黑暗眼底。

[41]

随后他们剥下法特赫·汗的头皮并对他严刑拷打。一段时间后，双目失明、鲜血淋漓的法特赫被带入一顶帐篷，帐中聚集着一帮宿敌。法特赫被命令给弟弟多斯特·穆哈迈德写劝降书，但他断然拒绝，说自己只是个毫无号召力、可怜至极的瞎眼俘虏。一众打手围了上来。第一个是阿塔·穆哈迈德，这名贵族曾监禁苏贾并威胁要将他淹死在印度河中。法特赫·汗曾指控阿塔的父亲密谋造反并将其父处死。阿塔一边诉说怨愤，一边砍下法特赫的一只耳朵。第二个砍下其另一只耳朵，口吐另一段怨言。第三个削掉他的鼻子。他的一只手先被割下，另一只手接着也被割掉。鲜血如泉涌般喷薄而出之际，每位贵族都讲出自己所受的轻慢，声称现在是来复仇的。“如此一来，法特赫·汗就丧失了一个人在遭受刑罚时，心灵深处所能获得的莫大慰藉——无亏的良心。”维齐尔毫无怨言地忍受折磨，直至胡须被割下，眼泪这才夺眶而出。在双脚均被砍下后，阿塔·穆哈迈德最终割断了法特赫·汗的喉咙。

[42]

一如从前沙·扎曼杀害法特赫的父亲帕因达赫·汗那样，处死巴拉克扎伊族长是一回事，围捕整个氏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兄弟中有几人设法逃离花园宴会，杀开血路冲出赫拉特。仍在土耳其浴室里享乐的另外两人“得知发生之事后，迅速逃离蒸汽浴室。他们抢走了巴扎

[43]

里商贾的两匹马，朝坎大哈狂奔而去，在纳德阿里（Nad Ali）堡垒与维齐尔的母亲会合，决心要为惨死的兄弟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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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特赫·汗已遭杀害，但其他族人现已向沙·马哈茂德和卡姆兰王子宣战。他们开始在其领地四处活动，煽动叛乱。

随着叛乱蔓延，部族长老纷纷向驻留在卢迪亚纳的沙·苏贾发来邀请，鼓动他夺回王位、恢复秩序。这正是苏贾梦寐以求的时刻。在瓦法女王的协助下，他设法筹集武器、征募散兵游勇来组成雇佣军，其中包括美籍雇佣兵乔赛亚·哈伦（Josiah Harlan）“将军”。尽管一直被假扮成廓尔喀人（Gurkha）的英国情报官罗斯上尉（Captain Ross）及其两名助手盯梢，苏贾还是设法秘密到达信德的金融中心希卡布尔县（Shikar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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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信奉印度教的放贷者那儿获得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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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招募到一群士兵。苏贾率军向北挺进，几周内便成功夺回了昔日的根据地白沙瓦。

不过，他的胜利颇为短暂。苏贾傲慢的态度以及对陈旧宫廷礼仪的坚持，疏远了该地区的部族长老。结果没多久，由于苏贾“操之过急地展示自己对帝王威严的崇高理念，使他与拥立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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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关头，一枚炮弹击中沙的火药库，大爆炸令大批士卒阵亡。沙·苏贾回忆道：“滚滚浓烟升上天空，大腿、胳膊、手臂和躯干四下散落。在敌军的强攻下，我们被迫躲避于开伯尔的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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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贾再次草草收兵。被现已日渐强大的巴拉克扎伊兄弟逐退，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返回东印度公司领地。他鲁莽地在夏季穿越希卡布尔县与杰伊瑟尔梅尔（Jaisalmer）间的沙漠页岩地区，因遭遇沙暴而损失了更多士卒。苏贾亦无力偿还信德钱商的贷款，众钱商发誓不再借钱给他。正如阿塔王子引用波斯谚语所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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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10月，结束了在阿杰梅尔（Ajmer）闻名遐迩的苏菲圣祠的朝觐之旅，拜望过德里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沙二世（Akbar Shah Ⅱ）之后，苏贾返回卢迪亚纳，伺机而动。

沙现在别无选择，只好忍受即将开始的长期流亡生活。情非得已之下，他无可避免地接受将流亡朝廷设在卢迪亚纳的现实。

不过，沙在帝王礼仪方面绝不妥协，谒见室一如既往地恢宏盛大、巨细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幸亏奥克特洛尼的介入，东印度公司才不仅愿意容忍这场闹剧，而且每年提供的资助金额还高达5万卢比。苏贾及其随从迁往更大、更坚固的居所，访客在卢迪亚纳尘土飞扬的集市就能观赏到这出政治剧的奢华片段。美籍雇佣兵乔赛亚·哈伦写道：“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国王陛下以堂皇的姿态出现在卢迪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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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长长的队伍列队行进，昭示国王到来。他向着倦怠的风儿与无人驻留的大道呼喊，仿佛置身忠顺的臣民当中。他以深沉洪亮的声音发出妄自尊大的命令，但无人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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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形象怪异的廷臣宦官聚集在遭废黜的沙周围。苏贾的王室总管是沙库尔·伊沙克扎伊毛拉（Mullah Shakur Ishaqzai）。哈伦写道：“一个矮小肥胖的人，（他的）圆胖程度……被那一阶层特有的巨大头巾充分彰显出来。浓密长发的蓬松轮廓在头巾下隐约可见，厚重的花白卷发搭落在肩上。”卷发意在遮盖失去的双耳——苏贾下令切除的，作为早前在战场上缺乏勇气的惩罚。至少据哈伦称，很多人与毛拉有着相同经历。每当家仆未能尽责，苏贾惯常的做法是去除其身体的某些部位——苏贾的许多家仆都没有了耳朵、舌头、鼻子或生殖器等不同部位，结果是“一群无耳的哑巴和一众太监服侍着前国王”。

倒霉的总管太监是一位名叫火者·米呷（Khwajah Mika）的非洲裔穆斯林，据说他遭阉割是因为用以遮护瓦法女王及其他妃嫔的后宫帐幕被狂风吹倒。哈伦报道称：不过“行刑者有一副慈悲心肠，只让火者·米呷失去了器官的下半部分”。继此后，失去双耳对他来说不过是轻微打击。与沙库尔毛拉不同的是，总管太监“剃光头发，无畏地展示皇家恩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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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贾相处一段时间的访客，会继续被其个人魅力、举止和威严打动。譬如中亚旅行的先驱者戈弗雷·瓦因（Godfrey Vigne）就报告称：苏贾“温厚和善……看上去更像丧失一宗财产的绅士，而非失去一个王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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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贾亦超越所处的时代，为其扈从的家属创建了一所学校：至1836年，约有3000名学龄男童登记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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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完整留存于拉合尔档案馆的卢迪亚纳联络处案卷，似乎证实了哈伦的暗示：苏贾在其他方面并不比旁遮普地区的其他雇主更开明。举例来说，其手下婢女经常被报逃跑，有时是为了逃避苏贾的责罚，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是去驻守城镇的英国卫戍部队英俊的年轻军官那儿“寻求保护”。这就不可避免地多次在卢迪亚纳军营与阿富汗流亡朝廷间引发外交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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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奥克特洛尼死后，不得不处理此类争端的是新任卢迪亚纳代办克劳德·马丁·韦德上尉（Captain Claude Martin Wade）。

生于孟加拉的波斯学者韦德，是法国探险家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的教子。克劳德·马丁曾借钱给韦德一贫如洗的父亲，父亲便以他的名字为儿子命名。韦德的法国人脉帮他获得了与锡克宫廷打交道的工作，原因在于，兰吉特·辛格仰仗的是其麾下所向披靡的军队——锡克教团（Sikh Khalsa），军中8.5万名精兵强将相应地由一小撮法国裔与意大利裔的拿破仑时代的老兵训练和指挥。这些老兵全都在当地成家立室，造就了大量半旁遮普血统家庭。多亏韦德，这些拿破仑时代的旧军官成为英国人了解中亚的重要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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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特意与他们交好，一位法国旅行者赞赏他是“边境之王、一个杰出的家伙……聪明而见闻广博，与他交往不仅有益，相处起来也同样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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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透过韦德本人的急件所描画出的却是另一番更为复杂的写照：韦德固然谦和，但也精于盘算、枯燥无趣、敏锐犀利、愤世嫉俗。有人唱对台戏时，他会咄咄逼人地自我保护。他在英国与锡克人和阿富汗人的关系问题上独揽大权，强烈抵制任何打破其垄断地位的企图。

自1823年到达驻地首日起，韦德就致力于恢复覆盖广泛的新闻撰写及谍报网络。埃尔芬斯通撤离白沙瓦时曾将情报网留于当地，在拿破仑的威胁过去后，该网络因被视为不必要的开支而遭长期忽视。韦德还建立了自己的通讯员网，从旁遮普和阿富汗一直延伸至希瓦、布哈拉及更远的地区，其情报搜集工作主要依靠“特派的本地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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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报经核查、筛选和分析后，被送达加尔各答的上级主管。尽管这一时期的新闻撰稿人、“情报员”与纯粹的间谍之间界限模糊，但韦德其实是“大博弈”中头两个间谍组织首脑之一。后世所谓的“大博弈”是不列颠与俄罗斯参与的帝国间的角逐、谍报活动及武力征服大赛，直至各自的亚洲帝国瓦解为止。“大博弈”的帷幕在这一时期就此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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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中韦德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固执己见的亨利·砵甸乍准男爵。这位英裔爱尔兰人来自古吉拉特邦（Gujarat）喀奇地区（Kutch）的普杰市，他代表孟买管辖区（Bombay Presidency）运作一项竞争性行动，这一活动特别关注印度河三角洲（Indus Delta）、信德、俾路支斯坦和锡斯坦（Sistan）地区。砵甸乍年轻时曾假扮成穆斯林商人游遍波斯和信德，对这片地域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占地为王的倾向与韦德别无二致。

除了在沙·苏贾有名无实的朝廷里恪尽职守，工作之余，韦德花时间整理错综复杂的消息和闲言碎语，它们来自日渐壮大的线人队伍，印度职员、商人、过路的雇佣兵和惺惺相惜的贵族都被招募进来，提供各路消息和市井闲话（gup-shup
）。韦德最得力的通讯员大概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英国逃兵，原名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他逃避为东印度公司服役，后以假名查尔斯·马森在喀布尔安顿下来。

马森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追根究底探索精神的伦敦人。1826年围攻珀勒德布尔期间，他擅自从军团逃跑并伪造死亡假象，之后便在阿富汗展开徒步探险，走过北印度、横渡印度河，犹如云游苦行僧般地生活。马森随身携带着一本阿利安（Arrian）所著《亚历山大大帝传记》（Lif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他是第一个进行阿富汗考古学研究的西方人。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马森在舒马里平原（Shomali Plain）探明了巴克特里亚王国辉煌一时的希腊城邦巴格兰古城遗址，同时在其他地方有条不紊地发掘佛教佛塔和贵霜（Kushan）王宫，还尽职地将所有发现的精髓部分发送给新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韦德不知从何处获悉马森的真实身份，得知他是一名逃兵后，便以此胁迫马森成为一名“情报员”。马森面前既有死刑的威胁，又有皇家赦免的诱惑，韦德的软硬兼施使得来自阿富汗的定期精确的系列情报头一回有了保证。

逐步壮大的谍报网络在地缘政治瞬息万变的时期发展起来。拿破仑的威胁现已结束。到19世纪20年代，反倒是俄国继续让品着马德拉酒的东印度公司鹰派人物烦闷焦灼。

自1812年挫败拿破仑以来，俄国人将疆界向南、向东扩张，速度不亚于韦尔斯利向北、向西扩充东印度公司领地。至少对于身处伦敦、纸上谈兵的战略家而言，形势已变得愈发明朗：两大帝国将于某个时刻在中亚爆发冲突。鹰派人物埃伦伯勒勋爵是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新任主席，亦是威灵顿公爵内阁的印度事务大臣，是他最先将这一日益严重的焦虑变成公共政策。埃伦伯勒勋爵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亚洲政策必须遵循的唯一路线就是制约俄国势力。”他稍后补充道：“从希瓦出发只需四个月时间，敌人就能到达喀布尔。诸董事非常担心……（但）对于必须在印度河迎战俄国人，我满怀信心。长久以来的预感告诉我，我会在那儿与他们相遇，赢得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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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伯勒是沃伦·黑斯廷斯的辩护律师之子，他才华横溢却又乏味、难相处。一位观察员称，埃伦伯勒的外貌受制于他“骇人的灰白头发”。据说他样貌可憎至极，以致乔治四世宣称看他一眼就令自己作呕。埃伦伯勒的第一任妻子是貌美任性的简·迪格比（Jane Digby）。简离他而去，走马灯似的更换情人，让他蒙受奇耻大辱。这些情人包括与埃伦伯勒决斗的奥地利施瓦岑贝格亲王（Austrian Prince Schwarzenberg）、巴伐利亚国王、希腊国王、阿尔巴尼亚将军，最终，她与巴尔米拉（Palmyra）的一位贝多因（Bedouin）酋长幸福美满地步入婚姻殿堂。埃伦伯勒遭受的嘲弄，在他的性格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迹，让他遁入自尊与野心的保护壳。不过，尽管为人傲慢嚣张，但他精力充沛又精明能干，一跃成为首位凭借反对俄国帝国主义而成就一番事业的英国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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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伦伯勒夸大了英属印度领地所面临的威胁（圣彼得堡实则未打算对那儿的英国人发动袭击），但俄国近来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和卡扎尔波斯（Qajar Persia）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得极具侵略性，却是不争的事实。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此后仅一年，俄国炮兵就对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的波斯军队进行大屠杀，并宣布“解放”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的东正教徒。俄国随后吞并了现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大片土地，该地区此前一直是波斯帝国在高加索（Caucasus）的属地。“将束手束脚的波斯拱手赠予圣彼得堡宫廷”，英国大使修书给德黑兰方面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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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只是奥斯曼和波斯将要面对的一长串败仗之肇端，标志着俄军持续不断地向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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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英国人未出手援助盟友波斯，波斯人只能孤军迎战俄国人。随后，在1826年至1827年的俄波战争中，波斯又连遭惨败，失去了高加索帝国遗留下来的所有属地，其中包括控制往来阿塞拜疆的要道上的所有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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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俄国一直要与奥斯曼人作战，投降条款或许会更加严苛。不过俄国还是挫败了土耳其人，以致威灵顿公爵认为这些毁灭性打击标示着“对奥斯曼宫廷独立性的致命一击，预示着它的丧权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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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20年代末，俄国人攫取德黑兰和君士坦丁堡，将波斯和土耳其变成幅员广阔的沙皇保护国，看来也是迟早的事。在车臣和达吉斯坦（Daghestan），俄国人接连进行种族灭绝性征讨，其间大肆洗劫村庄、残杀妇孺、砍伐森林、损毁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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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更进一步南下。英国领事收到情报，称“俄国特工”在耶路撒冷集结，以为“俄国人征服圣地”做准备。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鹰派人物看来，俄国表现出意欲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重建昔日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宏图大愿，让种种阴谋看似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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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很快就战果累累，俄国人在所控制的国度暴戾恣睢、残民害理。相关报告给伦敦的政客带来强烈震动。他们在拿破仑驾崩后已渐渐认定，英属印度的安稳对于维持不列颠的世界强国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823年喜马拉雅探险家威廉·莫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设法拦截了俄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Count Nesselrode）写给兰吉特·辛格的一封信，信中似乎也证实了所有鹰派人物最担心的事。这些忧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妄想，在英国及英属印度的报刊上引发恐俄浪潮，媒体逐渐将俄国的野蛮凶残与暴虐专制视为对自由与文明的威胁。

德莱西·埃文斯上校（Colonel De Lacy Evans）风声鹤唳的论著《论入侵英属印度的可行性》（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
）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浪潮。这本书概述了一种假定情况：6万俄国士兵会浩浩荡荡进军兴都库什山区，夺取赫拉特，而后到达开伯尔山口底部，横扫千军大获全胜。在这一时期，该计划其实如同沙·苏贾想经由“西藏”入侵喀布尔的图谋一样荒诞。此外，书中呈现的俄国威胁过于夸大其词：中亚地区实则仅有寥寥可数的俄国人，布哈拉1000英里范围内没有一个俄国人，更不用说喀布尔。然而，此书却在伦敦政界被广泛传阅，尽管埃文斯上校从未踏足印度，甚至不曾造访过该地区，但这并不妨碍书中危言耸听的文字继续成为整整一代恐俄人士的“实用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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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伯勒勋爵对这本书尤为赞赏，他钟爱此书的原因在于，它证实了自己现有的一切偏见。

埃伦伯勒读完这本书当晚就步入书房修书给威灵顿公爵：“俄国或征服或施压，企图牢牢掌控波斯，为踏足印度河铺路。”次日，即1828年10月29日，埃伦伯勒将德莱西·埃文斯的著作寄给德黑兰和孟买的同僚，他留意到书中提议：应向布哈拉派驻“某种特工”，以便预先通报俄国可能发起的进攻。埃伦伯勒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理应完全掌握有关喀布尔、布哈拉和希瓦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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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数周，埃伦伯勒着手制订计划，筹议英国该采取何种措施，先发制人地阻止俄国继续向前推进。他致函印度总督：“我们不那么担心俄国真对印度发动武装入侵”，令我们忧心如焚的是：

在道义层面上对我国臣民，以及与我们结盟的君王造成的影响……（由）诸如俄国人挺进印度北部此类事件引发的影响。采取措施遏止俄国方面跨越目前的势力范围，对我们大有裨益。但是，此类措施奏效与否，取决于是否及时执行措施，以及能否始终了解俄国边境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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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伯勒的急件将产生深远影响。现阶段设法迎击的威胁，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杯弓蛇影的臆想，但是新的重大方案授权情报机构齐聚中亚，仍给“大博弈”注入了巨大的新动力，俄国人后来称之为“影子骑士大比武”。这场竞赛在喜马拉雅山脉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英俄对抗，英国方面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任由韦德和砵甸乍支配，还加强了印度边境地区的驻防力量。自此开始，奉命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区和帕米尔高原（Pamirs）的年轻陆军军官和政治专员接踵而至，他们时而乔装出行，时而以“狩猎假期”为由，学习当地语言和部族习俗，绘制河流和关口地图，实地评估穿越群山和荒漠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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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数年里，帝国角逐的进程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战争、侵略和殖民，深远地改变了成千上万阿富汗和中亚居民的生活。更直接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沙·苏贾对英国人的重要性：他不再只是英国出于对垮台盟友的责任感而供养的、有着不切实际远大构想的前任君主，而是一跃成为对抗俄国侵犯的重要战略性资产。英国渴求拥有阿富汗统治者盟友，苏贾亦是关键所在。埃伦伯勒的急件还促成了两个秘密情报机构的紧急部署。

第一支远征队由阿瑟·康诺利中尉（Lieutenant Arthur Conolly）带领，旨在徒步考察能否由莫斯科出发到达英属印度。康诺利前往俄国奥伦堡边境，随后乔装改扮，取道布哈拉和阿富汗抵达赫拉特和印度河。结果证明，至少对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旅程完全可行。整段旅程比康诺利预想的轻松许多，他用了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就从容不迫地走完全程。

第二支远征队的行动更奸巧诡诈、使人劳神费力，他们要前往相反方向搜集印度河的相关情报。埃伦伯勒相信可将印度河作为英国进入中亚的主要运输路径，一如早前恒河开辟了印度腹地至英国的贸易通道。

就像许多同时代的功利主义者一样，埃伦伯勒深信贸易通商具有文明开化的特质：“运离我国海岸的不只是一捆货品，它还为某个不那么开明进步的群体成员带去智慧的种子和丰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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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料想英国的工业品会成为抵御俄国继续推进的第一道防线：苏格兰粗花呢面料和一捆捆曼彻斯特棉制品，不但有助于传播来自阿尔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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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教化，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阿富汗抵制圣彼得堡沙皇专制统治的决心。因此，他提议派一艘船沿印度河溯流而上，船上有一组乔装改扮的制图员、地图测绘员及海军与陆军勘测人员。他们将精确绘制河流两岸的地图，探测河流深度，勘察英国向上游派遣蒸汽机船的可行性。埃伦伯勒希望以这种方式展开英国在中亚地区的贸易征服。不过为隐瞒真实目的，掩护木筏行动的官方说法是向兰吉特·辛格运送外交礼品，由于礼物过于精贵易碎而无法通过陆路运输。

鉴于大君如痴如醉地迷恋宝马良驹，埃伦伯勒赞同如下计策：从萨福克郡（Suffolk）发运一组英格兰大挽马，这是印度前所未见的品种。一辆笨重的英格兰镀金四轮马车随后也被纳入礼品之列，以防兰吉特·辛格下令由陆路运送役马。随后获准扩大探险考察范围，一名英国情报官员将“扮作商人”，穿过阿富汗前往布哈拉，考察“将英格兰的制造品引入中亚”的可能性。这名军官自然要边走边暗中记录并测绘地图，他将检验俄国对中亚绿洲诸城镇的影响程度，探查哥萨克骑兵队能否轻而易举疾速横渡阿姆河（Oxus）进入阿富汗，并由此南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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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要“审慎能干的军官”带领远征探险队，埃伦伯勒的首选是威廉·弗雷泽的兄弟詹姆斯·贝利·弗雷泽（James Baillie Fraser）。身为艺术家、作家和间谍，他十年前就游遍波斯，不仅与沙结交为友，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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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詹姆斯·弗雷泽正忙着尽力挽救家族在因弗内斯（Inverness）的财产：为了恭迎波斯君王驻跸，他大规模扩建自家住宅，因此负债累累。于是，埃伦伯勒退而选择砵甸乍的门徒（protégé）——一位名不见经传但雄心勃勃的25岁语言学家。自1783年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绘制著名的航海图之后，他是制作出全新的印度河河口地图的第一人，并且刚刚因此获奖。

这位青年军官名叫亚历山大·伯恩斯。

1830年夏，历时半年的航行过后，五匹深灰色、身上带有斑纹的萨福克役马在孟买码头靠岸——原本有六匹马，其中一匹母马死于海上。接着在马拉巴尔山（Malabar Hill）郁郁葱葱的牧场放牧两周，养精蓄锐后再次将马装船，连同大型镀金四轮马车一起被送往印度河河口。

等待登陆许可的船只在狂风中颠簸，其中两艘船的桅杆折断，伯恩斯搭乘的第三艘船的船帆亦被撕裂。马匹现已适应惊涛骇浪的生活，看起来完全安之若素，不过四轮马车遭海水侵蚀损毁严重，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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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探险队两次起航，但信德诸埃米尔拒绝给予许可，船只无法继续前行，只得被迫返航。

兰吉特·辛格被诱导，对诸埃米尔进行百般恶意威胁后，1831年3月4日，远征探险队终于获得必要许可。自那时起，远征探险队徐徐逆流而上700英里，前往拉合尔。伯恩斯一边闪避沿岸的乱弹散射，一边简短细致地记录一路经过的乡野景致、民族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同伴们小心翼翼地探测水深、确定方位、观测河流流量、绘制详细的地图与流程图。结果表明印度河浅得出人意料，很快就证明埃伦伯勒意图效仿恒河模式，将蒸汽机船驶入印度河的提议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远征探险队也证实平底船确实可沿印度河水域一直航行至拉合尔。驳船能将英国制造品运送到锡克都城，货品在拉维河（Ravi）两岸卸载，再从那儿被徒步转运至通往阿富汗和中亚的各个关口。唯一需要面对的只是政治障碍。

获选领导该项重要任务的亚历山大·伯恩斯，是个坚韧不拔、朝气蓬勃、足智多谋的高地苏格兰青年，他是蒙特罗斯市市长的第四子。宽脸盘、高额头、双眼深嵌、嘴角带着嘲弄的微笑，暗示出伯恩斯勤勉好学、追根究底的天性和丰富的幽默感，这些是他与其堂兄弟——苏格兰民族诗人拉比·彭斯（Rabbie Burns）共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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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几人求学的国立蒙特罗斯预科学校，伯恩斯“主要以勇于冒险”被人牢记，而非学术成就。不过学校的正统教育激发了伯恩斯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痴迷，这最先将他引向阿富汗和印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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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16岁那年与兄长詹姆斯一同乘船前往印度，现年26岁的他已在印度度过了10个年头。他习得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和印度斯坦语，精于明朗生动的行文风格，还发展了早期对历史学的兴趣——处女作发表在《孟买地理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Bombay Geographical Society
），题为《印度河研究》（On the Indus），文章更多地关注希腊化先例，而非当代政治。

就像其后许多参与“大博弈”的人一样，正是目达耳通和语言能力让伯恩斯扶摇直上。尽管来自苏格兰相对偏远地区的一个相对普通的家庭，他升职的速度却比任何更富有、人脉更广的同辈都快。襄助伯恩斯平步青云的还有其才华横溢的兄长詹姆斯的建议，以及兄弟俩凭借在共济会会员（Freemasons）中的声望建立的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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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高又瘦”的伯恩斯有五英尺九英寸高，棱角分明、清瘦结实、机智诙谐，胸怀壮志而又意志坚定，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朋友钦佩他丰富的想象力与机敏的才智，一位友人写道，他“敏锐机警、当机立断、处事果决、富于表现力和洞察力”。此次旅程，伯恩斯有充足机会施展自己的百龙之智，尤其是越过边境进入旁遮普之际，役马缓慢笨拙的步态让兰吉特·辛格手下官员一片哗然。伯恩斯写道：“头一回，不只是期待挽马疾驰慢跑，还指望它表演最灵巧的动物方能胜任的各种花式动作。”

1831年7月18日，伯恩斯及所携礼物在拉合尔受到隆重欢迎。一名骑兵队哨兵和一个步兵团奉旨恭迎，伯恩斯记述道：“队首是一驾富丽堂皇的四轮大马车，我们骑坐在象背上跟在挽马后，与大君麾下军官一同行进。我们紧紧循着城墙前进，由宫门进入拉合尔。骑兵队、炮兵及步兵部队沿街道两旁排列，沿途一一向我们行军礼致敬。大批民众聚集围观，皆恭肃静默地坐于房屋阳台上。”英方一行人在引领下穿过莫卧儿旧城堡的外部庭院，进入带拱廊的大理石谒见厅——贵宾厅（Diwan-i-Khas）。伯恩斯写道：“正当我俯身脱鞋时，突然发觉自己被一位身材矮小、面色苍老的人揽入怀中，紧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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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正是“旁遮普雄狮”兰吉特·辛格。兰吉特拉着伯恩斯的手将他领入宫中，“我们在殿下面前的银制座椅上悉数落座”。兰吉特·辛格帮助沙·扎曼挽救了陷入杰赫勒姆河淤泥中的大炮从而逐步掌权，迄今已三十余载。沙·苏贾经由城市下水道逃脱兰吉特的强行软禁，亦是13年前的事了。自那时起，这位锡克首领就趁着阿富汗内战创造的良机，吞并了印度河以东杜兰尼帝国的大部分领地，在该地区建立起一个国富兵强、管理完善、中央集权的锡克国。除了旗下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外，兰吉特还实现了官僚体系的现代化，掌控着一个庞大的谍报网络，不时与卢迪亚纳的韦德共享情报。

英国人大体上能与兰吉特·辛格和睦相处，然而他们不会忘记，兰吉特麾下军队是印度仅存的能与东印度公司在战场上一决高下的军事力量；时至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已沿旁遮普边境地区部署了近半数孟加拉军队，士兵总数超过3.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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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伯恩斯与兰吉特建立和谐良好的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伯恩斯抵达拉合尔的数月前，法国旅行家维克托·雅克蒙（Victor Jacquemont）一语道破大君的为人。雅克蒙将兰吉特·辛格描述成一个精明能干、魅力十足的恶霸，称他私下的恶习为人不齿，公然的陋习同样令人咋舌。他写道：“兰吉特·辛格是个老狐狸，我们最老谋深算的外交官相较于他，也只能算不谙世事……”雅克蒙陈说了若干与大君碰面的情形：“与他谈话好似噩梦一场。他几乎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印度人，仅凭他的好奇心就足以弥补举国上下的冷漠。他的‘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印度、英格兰人、欧洲、波拿巴（Bonaparte）、人间与阴间、地狱与天堂、灵魂、上帝、魔鬼以及不相干的千百种事儿……”兰吉特·辛格深感遗憾的是，女人“带给他的愉悦已不及花园里的花朵”。

为了向我展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怊怊惕惕，昨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确切说来，我们置身旷野，蹲坐在一块精美的波斯地毯上，四周环绕数千名战士——瞧！这个上了年纪的酒色之徒（roué）派人从后宫找来五位年轻姑娘，让她们坐在我面前，喜笑颜开地问我意下如何？我至诚至真地答道，我认为她们都很标致，这当然与我的真实想法大相径庭……

雅克蒙也留意到大君“如醉如痴地迷恋宝马良驹。他曾发动代价高昂、血腥残暴至极的战争，只为抢夺邻邦早前拒绝出售或赠予其的一匹骏马……他还是个不知廉耻的无赖，炫耀恶行的举动与亨利三世（Henri Ⅲ）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兰吉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拉合尔良善子民的面跟穆斯林妓女厮混，与她在象背上沉溺于最淫邪的玩乐……”

[82]

就像雅克蒙一样，伯恩斯也被兰吉特·辛格迷住了，两人很快就成为知己。伯恩斯写道：“大君无比殷勤友善，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晤谈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他特别询问了印度河河水的深度，以及在河上航行的可能性。”兰吉特接下来便仔细端详挽马和四轮马车：“他一见到马儿就惊叹不已，马的身型和毛色都合他心意，说它们就像小象。挽马逐一从面前经过时，他喊来各位长老和军官与自己一同观赏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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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礼及埃伦伯勒勋爵附呈的信函的确令兰吉特欢喜非常，他破天荒地下令由60门大炮组成的礼炮队鸣21响礼炮，以向拉合尔子民昭示自己对英格兰新盟友的满腔热忱。

一连两个月，兰吉特为伯恩斯提供了一系列娱乐活动：舞姬表演、各部队军事演习、猎鹿、参观名胜古迹以及盛宴款待。伯恩斯甚至还浅尝了兰吉特自制的“鬼府神酿”（hell-brew），这种将无水酒精、珍珠粉、麝香、鸦片、肉汁以及多种香料的混合物蒸馏提纯、酿制而成的烈酒，通常只需两杯就足以令英国最强健的酒徒不省人事。不过，兰吉特把酒推荐给伯恩斯是为了治愈他的痢疾。苏格兰人伯恩斯与锡克人兰吉特，因对烈酒的共同喜好而变得亲密无间。伯恩斯写道：“从各方面而言，兰吉特·辛格

[84]

都是超绝群伦的人物。我曾听其手下法裔军官评述称，从君士坦丁堡到印度，他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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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晚宴上，兰吉特同意向伯恩斯展示“光之山”钻石。伯恩斯写道：“这颗举世无双的宝石妙不可言，美得超乎想象。它拥有最好的光泽度，约半枚鸡蛋大小，总重量相当于3.5个1卢比硬币。若要给这样一件珍宝估价，我获悉市值是3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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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吉特随后将两匹装饰华丽的骏马送给伯恩斯，马儿身披昂贵的克什米尔披巾，颈部佩戴玛瑙项圈，双耳之间高耸着苍鹭羽饰。伯恩斯对兰吉特的厚礼表达谢意之际，一匹挽马招摇而行接受最终检阅。它现已被金色布料装扮一新，并装上了象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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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兰吉特·辛格一样，伯恩斯显然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正是这一点，令他能够屡次三番地力挽狂澜。

伯恩斯起程当日，生性多疑的兰吉特修书给总督：结识伯恩斯是人生乐事，他是“花园中能言善辩的夜莺，这只鸟儿投机的言语道出中肯的话”。总督批准伯恩斯深入阿富汗继续展开探险之旅，阿富汗人依旧欢欣鼓舞。伯恩斯踏上阿富汗境内印度河河岸时，偶遇的第一位部族首领告诉伯恩斯，自己与诸友“感觉像是母鸡正在孵化的蛋一样安全”。伯恩斯恰如其分地回报这份钟爱之情，一个月后修书给远在蒙特罗斯的母亲：“我之前认为白沙瓦是赏心宜人之地，来到喀布尔后发现，这儿才真是天堂……我向他们讲述蒸汽船、陆军部队、轮船、医学以及欧洲所有的奇观。作为回报，他们向我阐明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国内派系斗争、商贸等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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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由衷热爱当地民众，他们“善良仁慈、热情好客，对基督教徒毫无偏见，对我们国家亦无成见。他们问我是否喜欢猪肉，我当然浑身一激灵，说只有贱民才会犯下如此暴行。上帝宽恕我！因为我太喜欢培根了，就连写下这两个字都会令我垂涎欲滴”。

伯恩斯热爱喀布尔，喜欢这儿的人民，喜爱当地的诗歌和自然风光，钦慕这片净土的统治者。伯恩斯继续讲述巴拉克扎伊主人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热情款待，称他是“喀布尔疆土冉冉升起、最受瞩目的后起之秀”。伯恩斯如实描绘了巴拉希萨尔城堡花园与果树林的美景，以及多斯特侃侃而谈时闪现的智慧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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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伯恩斯迷住了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手下的阿富汗人，那么反之亦然，他们也令伯恩斯倾倒。

只有一个人对伯恩斯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就是沙·苏贾的监护人——卢迪亚纳间谍组织首脑克劳德·韦德。有人踏足自己所辖地区，韦德自然怏怏不乐，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守护这片土地，就像阿富汗马士提夫獒犬（mastiff）保护自己的领地一样。韦德绝不会容忍一个攀龙附凤往上爬的二十来岁毛头小子超越自己，成为总督首选的阿富汗事务顾问。不过，埃伦伯勒的备忘录的确无形中给了韦德更大的权力：东印度公司正准备增补大量资源投入喜马拉雅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增加韦德可雇用的特工人数，同时批准一项直接深入韦德辖区的军事行动。不过韦德对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控制权，该行动由竞争对手砵甸乍的普杰代表处发起，由差堪比拟的孟买管辖区控制运作。韦德很快就将伯恩斯视为其自身地位的主要威胁。随着伯恩斯发自喀布尔的报告数量与质量大幅提升，韦德总是在它们经过卢迪亚纳时附上冷嘲热讽、盛气凌人的批注，幸灾乐祸地逐一指摘所能发现的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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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从未亲临阿富汗，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文牍主义作风的阿富汗专家，他自己对此心中有数。因此，当伯恩斯就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论题逐渐得出与他的代表处探研的结论判然不同的论断时，无怪乎韦德对这个冲劲十足的年轻对手火冒三丈。韦德一直把与兰吉特·辛格的合作视为东印度公司在北印度的首要同盟关系，他坚信迄今为止锡克大军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纵观19世纪20年代，韦德确实在锡克宫廷度过大段时间，几乎成为锡克宏图大业的强硬支持者，他的上司“委实机警”地觉察到了这一切。韦德对阿富汗不大感兴趣，对听闻的有关多斯特·穆哈迈德的事亦深感嫌恶。如有必要的话，韦德已暗自将卢迪亚纳的伙伴兼邻居沙·苏贾列为不列颠在喀布尔的潜在傀儡。

不过，韦德的观点未能与时俱进。苏贾上一次试图复辟告败，沙·马哈茂德也已长逝。此后，阿富汗几乎完全落入巴拉克扎伊兄弟的控制中，唯有沙·马哈茂德的子嗣卡姆兰王子坚守着萨多扎伊统治的最后一座棱堡——赫拉特。尽管如此，韦德依旧像苏贾一样，将巴拉克扎伊族人看作狼子野心、卑鄙龌龊的篡位者。

以新眼光看待问题的伯恩斯持不同见解。辞别兰吉特·辛格、动身前往阿富汗之前，伯恩斯途经卢迪亚纳前去拜会总督。他在卢迪亚纳殷勤讨好沙·苏贾，不过对苏贾印象平平。尽管苏贾告诉伯恩斯“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治下王国，若能在喀布尔见到英格兰男子，还能开放欧洲与印度之间的商道，该是多么喜乐融融”，但是伯恩斯无法信服。他在急件中写道：“我认为沙具备的能力不足以让他登上喀布尔宝座。若真能重祚，他亦缺乏必要的机智圆通，无法在如此困厄的局势下履行职责。”稍后，伯恩斯对同一个话题条分缕析，他将报告整理成一本旅行叙事《布哈拉游记》（Travels into Bokhara
），在这本畅销书中继续论辩道：

苏贾·乌尔木尔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是否恰当，似乎一直存疑，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怎奈凡夫肉眼、见识平平。若非如此，我们现也不会见到一位背井离乡、丢权失位的流亡者。退隐20年后，想在年届五旬前重返祖国践祚，看似毫无希望……整个王朝被彻底推翻，归因于前几任国王妄自尊大，被赶下台的国王不会从阿富汗人那儿博得一丝一毫同情。诚然，要不是在坐稳王位前鲁莽地试图行使国王的权威，苏贾或会重新掌权。阿富汗人对当权者有着不能自已的妒忌之情：过去30年来，哪位当权者得以善终？要令阿富汗人对政权满意，要么由一位精力充沛的专制君主统治，要么分裂成诸多小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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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恩斯在喀布尔不期而遇的，正好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专制君主。伯恩斯在旅途中结识巴拉克扎伊诸兄弟，其心目中最引人注目者毫无悬念。而今，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是喀布尔和加兹尼的唯一统治者。尽管年纪轻轻，诸兄长对其地位攀升也妒火中烧，多斯特还是渐渐被公认为氏族首领。伯恩斯在《布哈拉游记》中明确表达了对多斯特的钦佩之情：

旅人入境该国前早早知悉威名赫赫的多斯特·穆哈迈德·汗，他所具备的高尚品格无人能出其右。他恪尽职守、毫不懈怠，每日亲临法庭……此般决断力深得人心。他大力提倡商贸往来……这位首领的公平正义成为各阶层大为称道的永恒主题：让农民欢欣鼓舞的是不再有苛政；城镇居民安居乐业；商人可公平决策，财产亦受到保护；拖欠士兵的薪资定期得到清偿——对当权者的盛赞莫过于此。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未满40岁，母亲是波斯人（奇兹巴什人），早年与波斯国民一同接受教育，因此具备深刻的理解力，是众兄弟中最具优势的一位。他所展现出的非凡智慧、博学多识、求知欲以及优雅举止与不凡谈吐，可以打动任何人。多斯特无疑是阿富汗境内最有权势的首领，所具备的才能最终会将其推向该国更显要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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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写道，听闻多斯特·穆哈迈德年少时狂野放浪，掌权后改过自新——戒了酒，自学读书写字，趋于虔敬，喜好率真的举止和质朴的着装。他向所有人敞开大门，任何人都能来申雪冤屈。伯恩斯不但认为多斯特·穆哈迈德头角峥嵘，显然还将他看作不列颠在阿富汗获取影响力的最佳赌注。在伯恩斯看来，萨多扎伊族人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由于多斯特·穆哈迈德对英国人颇有好感，故而有可能“不必花费大量公帑”便与之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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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策略完全有悖于韦德给加尔各答的建议，韦德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这个年轻人的主张，小伙子初来乍到，与自己不同的是，他已亲自探访喀布尔；要么摆出20年的地区问题专家的权威姿态，继续支持沙·苏贾，坚称苏贾才是不列颠最大的财富。韦德选择了后者。1832年5月，此时伯恩斯仍在喀布尔，韦德写道：“民众厌倦了战争与派系之争，期待恢复昔日（萨多扎伊）政权，借此昙花一现的机会，确保一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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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伯恩斯自现场禀报的情况迥然有别，但是韦德懂得如何力陈主张以在加尔各答的争论中大获全胜，他完全依此行事。伯恩斯离开喀布尔继续向北行进，打算穿越兴都库什山区勘察地图上未标明的路径，韦德等到那时才有所动作。

阿富汗西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助了韦德一臂之力。萨多扎伊统治的最后一座棱堡——赫拉特即将陷入波斯人的包围。1826～1827年的俄波战争中，英国人没有出手援助波斯人，波斯人由此断定更明智的做法是紧密联系其敌国沙俄，而不愿再与英国人逢场作戏。事实证明，英国人不会冒险站在波斯人一边，与俄国正面开战。如今，波斯人正谋划一场重夺赫拉特的战役，加尔各答的鹰派人物强烈怀疑，打着波斯的幌子的事件实为俄国的倡议，是早前沙俄帝国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前沿基地——基于五年前签订的一份条约中嵌入的一项条款，波斯人若占领赫拉特，将给予圣彼得堡在当地设立领事馆的权利。这些担忧其实都是秕言谬说：事实上，1832年俄国人曾极力劝阻波斯皇太子阿巴斯亲王（Abbas Mirza）发起进攻。尽管如此，此时的韦德仍利用这些杞天之虑致函总督：“认为俄国与诸事件有关联的看法，在人们心中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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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措辞强烈：假若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假若苏贾无法重登沙的宝座，俄国将赢得赫拉特的控制权，亦会把该地区作为入侵印度的理想的前沿基地。

韦德向总督随函附上一份沙·苏贾用波斯语手书的彩饰稿本，苏贾在手稿中正式请求英国在其所谓的“奋力阻挠俄国介入阿富汗事务”上给予协助。苏贾在文中写道，自己早已摒弃与宿敌兰吉特·辛格原有的分歧，现在想重返阿富汗，领导祖国人民抵御新一轮的俄波联合威胁。兰吉特·辛格将通过进攻白沙瓦牵制住敌方，自己则会率军由南线围攻坎大哈。苏贾写道：“征服敝邑易如反掌，60万卢比在手，我定能在阿富汗树立自己的权威……阿富汗子民焦盼我的到来，他们会齐聚在我的旗帜下，公认我为独一无二的首领……阿富汗人不会团结在巴拉克扎伊族人周围……若能筹到哪怕二三十万卢比的借款，蒙主恩惠，我满怀期望，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96]

1832年12月1日，新近上任的德里常驻代表威廉·弗雷泽开始收到城内线人线报，称有阿富汗人在市集大肆抢购武器弹药。尚不清楚出售这批军火是否正当合法，也不了解军火的用途，弗雷泽拘捕了交易商并扣押了他们采购的货品。他随后致函加尔各答方面，询问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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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直接由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Bentinck）的办公室送达弗雷泽的常驻代表处。信中解释说，诸交易商的确如其所称是沙·苏贾的代理人，他们奉旨前往德里购买火枪、军服、弹药、燧石、推弹杆头和弹药盒，以实现苏贾光复王国的长远大计。总督暗中批准并协助了这一切。沙·苏贾准备向阿富汗发起的军事远征，秘而不宣地得到了本廷克本人亲自认可。

直到1828年，总督还拒绝沙·苏贾的请求，甚至不愿与他晤谈。如今波斯人对赫拉特构成威胁，埃伦伯勒又决意抗击俄国人，这都改变了政治考量的角度。本廷克现酌定：尽管英国的官方立场会保持既定的中立态度，但也会给予沙·苏贾审慎的帮助以使他发起远征，其中包括预付其四个月津贴，总计1.6万卢比。

[98]

就在同一个月，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收到本廷克发来的措辞友善的电文，以感谢多斯特盛情款待伯恩斯，并表示自己“强烈渴望本届政府与贵方建立友好关系并缔结同盟”。与此同时，本廷克的新任私人秘书威廉·麦克诺滕秘密指示弗雷泽，不但要求他将苏贾的军火商从狱中释放，还要德里海关免除其所购物品的全部关税，以推动萨多扎伊氏族对抗巴拉克扎伊政府。

[99]

这项新的秘密行动的幕后推手是麦克诺滕。这名学究气十足的东方学家是阿尔斯特前法官，获提拔后离开法庭，管理东印度公司的官僚机构。麦克诺滕原是圆滑而有抱负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常驻代表亨利·罗素（Henry Russell）的门徒，他为人聪颖、广受敬重，不过许多人反感他的自命不凡与趾高气扬，还有些人质疑这个“书桌前的男人”到底能否胜任总督的私人秘书兼首席顾问的新职务。

[100]

相比之下，麦克诺滕非但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反倒认为自己很有玩弄政治阴谋的才能。尽管压根儿没去过阿富汗，所知悉的一切都源自阅读韦德的急件，但他同样高估了自己对该地区的了解。像韦德一样，麦克诺滕可能对平步青云的伯恩斯有些妒忌：作为一个天生的官僚主义者，他始终希望维持现有的礼仪，不赞同伯恩斯不经由常规渠道，就设法向总督和伦敦内阁直抒己见的做法。麦克诺滕与韦德相识多年，喜欢他的为人，相信他的判断力，赞赏其较为传统的工作方法与思维方式。

由此产生的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具有两面性，充满了危险的矛盾：伯恩斯向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巴拉克扎伊族人友善示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暗地里支持旨在推翻多斯特的起义。历史终会证明，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酿成的外交灾难，不久将在每位参与者面前爆发。

1833年1月28日，距离沙·苏贾上一次尝试复辟已有十载，旗下将士配备了新购自德里的武器，他一马当先，亲率一支小型罗希拉社团（Rohilla）骑兵队自卢迪亚纳出发。苏贾对重夺呼罗珊王位的第三次尝试抱有必胜的信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毫不犹豫主动挑战荆棘载途，

只为收复王国，

愁肠百结终有宝藏相报，

宝藏之钥握在全能的真主手中：

苏贾啊，只要一息尚存、骏马犹在，就该驰骋，

砺戈秣马，永存希望。

纵然心伤千百次，

苏贾啊，坚持依旧！

乘着真主的恩泽与宽宏大爱，

因祂无所不成。

[101]

苏贾雇用了一名年长又有些固执的英裔印度雇佣兵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指挥训练旗下士兵。他们的首个目的地仍是位于旁遮普与信德边界的金融中心希卡布尔县。英国人只预支给苏贾一小部分作战所需钱款。此次苏贾下定决心：必要时会心狠手辣，务必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苏贾一离开英国领地，就伏击了一支前往信德的大篷车商队，强夺货物及运送行李的驼队，以实际行动彰显必胜的决心。

[102]

因有钱财分发，追随者的人数开始激增。

在远方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韦德发回报告，对沙取得的进展颇为乐观。他写道，苏贾现已召集到3000名“外表得体”的士兵，此外还有“4门马拉炮以及20万卢比库存现金”。他相信沙此次无可置疑定会成功。而伯恩斯认为巴拉克扎伊族人享有声望，针对此观点，韦德继续不指名道姓地加以讥讽：“近来游历阿富汗的欧洲人普遍存在这样的观念，认为阿富汗人或反对昔日国王复辟，或保持中立。应当铭记的是，但凡口出此言的旅行者，皆为该统治家族（巴拉克扎伊族）的宾客和至交，当政者肯定乐于用对自己声誉有益的观点来打动旅行者。”

[103]

到了5月中旬，未遭抵抗的苏贾跨过印度河，长驱直入希卡布尔县。苏贾接着向城镇的银行家征税，钱币上缴金库，同时开始演练部队。半年后的1834年1月9日，坎贝尔麾下将士挫败了俾路支部落民兵发动的袭击。这些部落民是奉信德诸埃米尔之命前来缉拿苏贾的。据目击者阿塔王子记载：

一群俾路支人挥刀舞剑投入战斗，手刃了很多皇家军队将士，他们发出阵阵呼啸，直到自己也血染沙场。为他们的勇猛喝彩，却也悲叹他们在战术上的蒙昧无知！他们在交战中途跳下马，一边如恶魔般吼叫着，一边挥舞刀剑徒步冲上山，怎料未到山顶就被敌军炮火射杀殆尽。如此一来，不分贵贱高下，许多俾路支人倒毙疆场。生命的果实四散风中，幻化为虚无……

听闻他们战败，苏贾立即下令禁止任何人渡河，还缴扣了所有船只。困于水火之间的俾路支人惊慌失措，那些不敢回去面见指挥官的人宁可投河。目之所及全是溺水的俾路支人恳求摆渡者和水手相救，其他人则紧抓马尾不放，直到马和人一同被河水卷走。

[104]

苏贾取得节节胜利。一个月后北伐终于开始，军队人数已增至3万，精神饱满的沙在回忆录中写道：“思及我雄兵在握，突然想问，哪位统治者麾下有这般人海？坐拥百万雄师，谁人能与争锋？”

[105]

困兽犹斗的信德诸埃米尔仍设法招募新军，苏贾向他们发出挑战书，字里行间显露出空前高涨的信心。苏贾写道：“可恶的卑鄙小人！如果天从人愿，我将狠狠施以颜色，杀一儆百。对待疯狗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狗索套牢狗脖子。你们若要来袭，就尽管来吧，我才不惧怕你们。真主自有安排，胜者方能为王。”

[106]

是年4月，苏贾率军经波伦山口（Bolan Pass）向前挺进，兰吉特·辛格依照协定自拉合尔出发向西北开进。锡克教团大军在阿塔克横渡印度河，夺取白沙瓦，成功牵制住敌军。巴拉克扎伊部队被迫两线作战，但无法有效抵御任何一支入侵军队。仅此一次，一切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苏贾此时得意扬扬修书给韦德，喜不自禁地奚落信德诸埃米尔：“这些目光短浅的人忘记了我有真主的眷顾与庇护。”苏贾还表达了胜利在望的乐观情绪，坚信战胜巴拉克扎伊族人指日可待：“蒙受神恩，胜利之门将继续为我敞开。”

[107]

比及1834年5月，苏贾旗下官兵总算长驱直入坎大哈绿洲，但他的连串好运逐渐消失殆尽。巴拉克扎伊族人对苏贾的到来早有准备：兵临城下之际，他们已完成物资储备工作，城市防御工事也为抵御长期围攻做足了准备。此外，苏贾旗下官兵鲜有围城作战经验，攻城训练、火炮及登城装备严重不足。阿塔王子写道：

围城部队攻城失败，损失惨重，攻城方试图借助云梯连夜攀上堡墙。他们悄无声息地摸黑将云梯运至墙下，静静等待堡墙内的哨兵弃械酣睡，打算那时再竖起云梯，对毫无戒备的城堡发起猛攻。怎奈睡意先向皇家攻城部队席卷而来……日出时分，国王急不可耐地等待进攻的消息，未听闻城堡内传出喧嚣声，遂命大炮发射起床号。攻城部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眼见旭日初升，堡墙上的卫兵早已醒来，正在敲响警钟。但出于对国王陛下的敬畏，攻城部队赶忙升起云梯一拥而上，不料却遭密集射击，纷纷被甩下云梯，跌落壕沟而命赴黄泉。

[108]

两个月后，围攻陷入僵持，双方各自坚守阵地。就在此时消息传来，称多斯特·穆哈迈德亲率两万名巴拉克扎伊精兵，自喀布尔挺进坎大哈，以援助城内遭围困的同父异母兄弟。尽管苏贾在人数上占巨大优势（有人估计其麾下大军当时已增至8万人），但他担心多斯特·穆哈迈德切断部队水源，于是便从城墙前以壕沟防护的安全阵地，退至东北方向阿尔甘德河（Arghandab River）沿岸水源充足的园林地带。听闻此事，多斯特·穆哈迈德策马独自去侦查。阿塔王子记述道：

多斯特风闻撤退传言，庆幸自己运气好。他乔装改扮，亲自探查传闻是否属实，骑马望见疲惫不堪的皇家战士全都在树荫下休息，还以为喀布尔大军仍在迢迢千里之外。多斯特随即带领3000精兵一拥而上，分散在园林中的皇家部队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遭迅猛攻击。激战正酣时，受命于多斯特·穆哈迈德、于数日前投靠国王的沙·阿伽希酋长（Shaikh Shah Aghasi）抛开伪装，高呼“国王逃跑了，国王逃跑了”。他利用随后的骚乱，从内部袭击皇家军队。苏贾旗下官兵大惊失色地听着战败的嚎叫，看着酋长趁哄掳掠。坎贝尔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坚守阵地，一时间枪炮齐鸣，滚滚浓烟翻卷入云。但是喀布尔小伙子们毫不畏惧……他们向炮台冲锋，打伤并俘虏了坎贝尔，缴获了全部大炮。苏贾旗下大军现已仓皇失措，很快就落荒而逃。皇家军队彻底溃散于丘陵和平原中。沙思忖良久，眼见官兵丢盔弃甲，别无选择，只得逃走。

[109]

苏贾再次被迫撤退。多斯特方面在散落于坎大哈园林的行李中起获多封韦德的支持函，这证明英国串谋了此次失败的政变。韦德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称没人能预料到结局如此，不过现在看来彰彰在目的是：伯恩斯关于巴拉克扎伊族人声望高远、雷厉风行的说法颇有道理，而韦德一直以来都在支持一个接连败北的输家——沙·苏贾。

一份应总督要求草拟的密报分析了阿富汗政策失误的原因，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前处境：“沙·苏贾参与了一系列旨在重祚的不走运的尝试。”报告列举了苏贾的四次惨败：第一次，军队在内姆拉的莫卧儿花园遭伏击；第二次，被克什米尔的冰雪围困；第三次，在白沙瓦遭己方弹药爆炸摧毁；目前的第四次，在坎大哈园林突遇奇袭。“他在筹备指挥远征时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与进取心，面对失败时也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但在危急关头总是缺乏勇气，他的厄运归因于这一性格缺陷。”

[110]

眼下，就连韦德都打算承认，门徒苏贾好似强弩之末。不过，在与美籍雇佣兵乔赛亚·哈伦的私下交流中，韦德仍预言，还有一件事能让老友再次粉墨登场：“苏贾目前不可能有机会复辟，除非在喀布尔外泄有关俄国外交秘密的貌似真实的佐证。”

[111]

俄国人若在巴拉克扎伊族人的协助下对阿富汗采取直接行动，那么苏贾就依然是英国实现帝国野心不可或缺的一环。

[1]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0-12.

[2]
Khuswant Singh，Ranjit Singh：Maharaja of the Punjab
，London，1962.

[3]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

[4]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3-15.锡克方面的史料记载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说法。

[5]
Mubarak Haveli，意为胜利公馆。——译者注

[6]
穆巴拉克哈维利仍在拉合尔旧城区，距离阿纳尔伽利（Anarkali）的旁遮普档案馆步行只需五分钟。本书的大部分调研工作就是在旁遮普档案馆完成的。这座哈维利（意为庭院式住宅）仍保留着沙·苏贾时代的原貌，一个接一个的庭院通过木质浮雕栅格和雕花露台直接与生活区相连。第一次英阿战争后，英国人将穆巴拉克哈维利赠予喀布尔的奇兹巴什流亡首领，那儿现今仍是什叶派的活动中心，最深处的庭院是什叶派会堂（ashurkhana）。我上次去那儿时，当一支什叶派穆哈兰姆月（Muharram，即伊斯兰教历一月——译者注）游行队伍离开哈维利之际，一枚炸弹在这栋建筑外爆炸。该区域现已加强警力戒备。

[7]
Prinsep，History of the Sikhs
，vol.II，pp.14-15.

[8]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

[9]
Turk Ali Shah TurkQalandar，Tadhkira-i Sukhunwaran-Chashm-Didah
，n.d.

[10]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Sixth Event.

[11]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35.

[12]
side-gulli，疑为side-gully。——译者注

[13]
穆巴拉克哈维利有一间大型地下纳凉室（tykhana），显然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它的存在想必让出逃比起初看起来更可行。

[14]
Mirza ‘Ata，Waqi’at-i-Shab Shuja
，The Twenty-Seventh Event.

[15]
阿富汗战争艺术家詹姆斯·拉特雷（James Rattray）在其著名的阿富汗石版画的注解中声称，是瓦法女王而非苏贾策划了他（以及她自己）的出逃。拉特雷认为她的行为是“沉着冷静与刚勇无畏的典范”。已越过东印度公司领地边界、置身卢迪亚纳的瓦法女王，似乎不大可能组织挖掘地道、安排船夫，但这至少展现出关于瓦法卓绝才能的传说如何盛极一时，以至于30年后拉特雷还能听闻这段传奇，尽管那时她已故去许久。参见詹姆斯·拉特雷的著作《各部族的风俗习惯、有身份的女士的肖像、著名君王与诸侯、主要要塞及城市风光以及阿富汗城市与庙宇内部一览》（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Portraits of Ladies of Rank，Celebrated Princes and Chiefs Views of the Principal Fortresses and Cities，and Interior of the Cities and Teples of Afghaunistaun
，London，1848，p.29）。

[16]
Private Collection，Fraser Papers，Inverness，vol.30，pp.171-172，WF to his father，9 May 1809.

[17]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36.

[18]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Eighth Event；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136-137；Prinsep，History of the Sikhs
，vol.II，p.22.

[19]
Arthur Conolly，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
，1829-31
，London，1838，vol.II，pp.272，301.

[20]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wenty-Ninth Event.

[21]
Eruch Rustam Kapadia，‘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A Study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the Sikhs and Afghans，July 1823-March 1840’，unpublished PhD thesis，SOAS，c.1930，p.18.韦德尽心竭力肃除这种现象：Sir C.M.Wade，A Narrative of the Services，Military and Political，of Lt.-Col.Sir C.M.Wade
，Ryde，1847，p.33。

[22]
Jean-Marie Lafont，La presence frangaise dans le royaume sikh du Penjab 1822-1849
，Paris，1992，p.107.

[23]
Sutlej，流经中国境内河段又被称作象泉河。——译者注

[24]
Jean-Marie Lafont，La presence frangaise dans le royaume sikh du Penjab 1822-1849
，Paris，1992，p.110.

[25]
Punjab Archives，Lahore，from Metcalfe，Resident in Delhi，to Ochterlony in Ludhiana，6 January 1813，book 8，no.2，pp.5-8.

[26]
遗憾的是，这则广为流传、妙趣横生的故事很可能真伪不明，当然已无法进一步追溯，我仅止步于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著作The Life of Charles Lord Metcalfe
，London，1937，p.101，书中将此事描述为“当地习俗……这听起来像民间传说”。那很有可能受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藏的著名奥克特洛尼细密画启发。在遗嘱中（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L/AG/34/29/37），奥克特洛尼只提到一位印裔女伴（bibi，合法妻子或情妇）“马赫卢敦（Mahruttun），她被授予穆巴拉克·乌尔·丽莎女王（Moobaruckul Nissa Begum）尊衔，通常被称为奥克特洛尼女王（Begum Ochterlony）”，她与奥克特洛尼育有两个女儿，虽则奥克特洛尼之子罗德里克·佩里格林·奥克特洛尼（Roderick Peregrine Ochterlony）显然由另一位印裔女伴所生。尽管如此，这则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经由调研，我屡屡发现关于这类事情的老德里传说获证实，数名那一时期的东印度公司雇员这般妻妾成群。由希伯主教（Bishop Heber）对奥克特洛尼的精彩描述来判断，奥克特洛尼显然被印度化得足以如此而为。

[27]
Punjab Archives，Lahore，from Ochterlony in Ludhiana to John Adam，Calcutta，9 July 1815，book 14，no.226，pp.5-8.

[28]
Punjab Archives，Lahore，Captain Birch to Adam，Ludhiana，2 December 1814，book 15，no.6.

[29]
Punjab Archives，Lahore，vol.18，part II，Letters 117 and 118，p.535.In Urdu the address reads：Banam-i Farang Akhtar Looni Sahib.Ochterlony’s name-or rather its Urduised rendering，Akhtar Looni-translates as Crazy Star.

[30]
coss，近代印度里程单位。——译者注

[31]
Punjab Archives，Lahore，Fraser，Ramgurh to Ochterlony，Ludhiana，3 September 1816，vol.18，part II，Case 118，pp.538-539.

[32]
Punjab Archives，Lahore，Captain Murray to Sir D.Ochterlony Bart.K.C.B.，vol j 8，part II，Case 150，pp.653-658.

[33]
Amir Timur，即Timurlane，人称瘸子帖木儿。——译者注

[34]
Afrasyab，图兰王朝始祖。——译者注

[35]
Kai Khusro，《阿维斯陀》传说中的国王。——译者注

[36]
Mirza ‘Ata，Natvay Ma’arek
，p.39；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Introduction.

[37]
Punjab Archives，Lahore，Adam to Ochterlony，5 October 1816，book 9，no.98，pp.637-639.

[38]
Punjab Archives，Lahore，Ludhiana Agency，Murray to Ochterlony，20 January 1817，book 92，Case 17.

[39]
Punjab Archives，Lahore，Adam toOchterlony，5 October 1816，book 9，no.98，pp.637-639.

[40]
Mohan Lai Kashmiri，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of Kabul
，London，1846，vol.I，pp.104-105.这想必是强奸的委婉说法。

[41]
Mirza‘Ata，Natvay Ma’arek
，pp.29-39.

[42]
Patrick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The Retreat from Kabul 1842
，London，1966，p.35.

[43]
有顶篷遮掩的集市。——译者注

[44]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40.

[45]
Punjab Archives，Lahore，R.Ross，Subhatu to Sir D.Ochterlony，Kurnal，2 September 1816，book 18，Serial no.116.罗斯禀称：“我乔装成廓尔喀人（Goorkhalee libas）致函给你，这形象天衣无缝，汇报完毕后，我将以这种形象经旁径溜出我的宅子，潜入恒河河床地带。自那儿，我将与一名印裔尉官以及廓尔喀附属营（Nusseeree
）的一名印度兵（Sipahi）继续行进。他们卸下戎装，像我本人一样穿着廓尔喀人的服装，以窥察王室一行人。”

[46]
希卡布尔县的信德信贷社团长期以来专门从事战争资助和军火交易，该传统延续至今，目前行业内最著名的希卡布尔人是辛杜佳（Hinduja）兄弟。据说他们曾卷入20世纪80年代将博福斯（Bofors）高射炮出售给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的印度政府这桩极富争议的买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类似交易。

[47]
Charles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uchistan，Afghanistan and the Panjab，1826 to 1838
，London，1842，vol.III，p.51.

[48]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hirtieth Event.

[4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39-56.

[50]
Loodhiana，同Ludhiana。——译者注

[51]
Josiah Harlan，‘Oriental Sketches’，insert at p.42a，mss in Chester Country Archives，Pennsylvania，quoted in Ben Macincyre，Josiah the Great：The True Story of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London，2004，p.18.

[52]
Harlan’s ‘Sketches’，p.37a，quoted in Macintyre，Josiah the Great
，pp.22-23.

[53]
Godfrey Vigne，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Ghazni，Kabul and Afghanistan and a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Dost Mohamed with Notices of Runjit Singh，Khiva，and the Russian Expedition
，London，1840，p.4.

[54]
Punjab Archives，Lahore，Ludhiana Agency papers，Wade to Macnaghten，Press List VI，Book 142，serial no.44，9 July 1836.Shah Mahmood Hanifi，‘Shah Shuja’s “Hidden Hi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fghanistan’，South Asia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Journal
［online］，Free-Standing Articles，online since 14 May 2012，connection on 21 June 2012，http：// samaj.revues.org/3384.

[55]
例如，关于一系列的婢女传奇故事，请见Punjab Archives，Lahore，Captain C.M.Wade，Pol.Assistant，Loudhianuh to J.E.Colebrooke，Bart.，Resident，Delhi，1 June 1828，Ludhiana Agency Records，book 96，Case 67，pp.92-94，for one round of the slave-girl saga。See also Kapadia，‘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p.6。

[56]
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花5000卢比巨款购得其中一名军官克劳德·奥古斯特·考特将军（General Claude August Court）的日志，其中记述了他横跨阿富汗的陆路旅程经历。

[57]
VictorJacquemont，Letters from India（1829-1832）
，London，1936，p.162.

[58]
Jean-Marie Lafont，Indika：Essays in Indo-French Relations 1630-1976
，New Delhi，2000，p.343.

[59]
Jean-Marie Lafont，Indika：Essays in Indo-French Relations 1630-1976
，New Delhi，2000，p.343.

[60]
Public Records Office（now The National Archives，Kew），Public Records Office 30/12，Ellenborough，Political Diary，3 September 1829.

[61]
M.E.Yapp，Strategies of British India：Britain，Iran and Afghanistan，1798-1850
，Oxford，1980，pp.247，111-112；Mark Bence-Jones，The Viceroys of India
，London，1982，p.15.

[62]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39.

[63]
Norris，The First Afghan War 1838-1842
，p.15.

[64]
Laurence Kelly，Diplomacy and Murder in Tehran：Alexander Griboyedov and Imperial Russia’s Mission to the Shah of Persia
，London，2002，ch.XIX，pp.153-161.

[65]
Edward Ingram，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1828-1834
，Oxford，1979，p.49，Wellington to Aberdeen，11 October 1829，Arthur Wellesley，Duke of Wellington，Supplementary Despatches and Memoranda of Field Marshall Arthur Duke of Wellington
，ed.by his son，the 2nd Duke of Wellington，London，1858-1872，vol.VI，pp.212-219.

[66]
Kelly，Diplomacy and Murder
，p.54.

[67]
Orlando Figes，Crimea：The Last Crusade
，London，2010，p.5.

[68]
Peter Hopkirk，The Great Game，London，1990，p.117.

[69]
Peter Hopkirk，The Great Game，London，1990，p.117；Public Records Office，Ellenborough，Political Diary，II，122-123，29 October 1829.

[7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Secret Committee to Governor General，12 January 1830，IOR/L/PS/5/543.

[71]
Hopkirk，The Great Game
，p.119.

[72]
Cobden，quoted by Norrisin First Afghan War
，p.38.

[73]
Albion，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译者注

[74]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Political，5 September 1836，nos 9-19，Minute of Charles Trevelyan.

[75]
Ingram，Beginning of the Great Game
，p.169.

[76]
James Lunt，Bokhara Burnes
，London，1969，p.39.

[77]
尽管这两位堂兄弟对自己的姓氏拼写有异，但其实是近亲。

[78]
幸亏克雷格·默里指出，伯恩斯并不像凯断言的那样就读于中等职业学校。

[79]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urnes）的著作《圣殿骑士团历史概略》（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Knight’s Templars
，1840）最早将共济会与圣殿骑士团及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教堂（Roslyn Chapel）联系起来。这部著作是诸如《圣血和圣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达芬奇密码》（The DaVinci Code
）等大批荒谬的通俗小说的始祖。

[80]
Alexander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Tartary and Persia，also a Narrative of a Voyage on the Indus from the Sea to Lahore
，London，1834，vol.I，p.127.

[81]
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m Afghanistan
，p.51.

[82]
Jacquemont，Letters from India
，pp.171-173.

[83]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p.132.

[84]
Runjeet Singh，同Ranjit Singh。——译者注

[85]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p.143.

[86]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p.144.

[87]
Lunt，Bokhara Burnes
，p.49.到1843年，挽马皆已死去。据诺里斯（Norris）所述，它们“奢华谢世，远离肯特郡（Kentish）牧场，远非肚满肠肥”。First Afghan War
，p.47.See also Yapp，Strategies
，pp.247，208.

[88]
Sir John William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p.231-233.

[89]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I，p.334.

[90]
Lafont，Indika
，p.343.

[91]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I，pp.313，341；vol.III，p.185.

[92]
Burnes，Travels into Bokhara
，vol.II，pp.330-302.

[93]
Quoted in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57.

[9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nclosures to SecretLetters（ESL）3：no.69 of no.8 of 2 July 1832（IOR/L/PS/5/122），Wade to Macnaghten，11 May 1832.

[9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nclosures to SecretLetters（ESL）3：no.69 of no.8 of 2 July 1832（IOR/L/PS/5/122），Wade to Macnaghten，11 May 1832.

[96]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nclosures to SecretLetters（ESL）3：no.69 of no.8 of 2 July 1832（IOR/L/PS/5/122），Wade to Macnaghten，11 May 1832，attached letter，‘Translation of a note from Shah Shoojah ool Moolk to Hajee Moolah Mahomed Hussein，the Shah’s Agent with Capt.Wade’.

[9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F/4/1466/5766，Extract Fort William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of 12 February 1833：Shah Shuja to the Secretary and Deputy Secretary to Govt，received 18 December 1833，and F/4/1466/57660，Macnaghten to Fraser，8 December 1832.

[9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Board’s Collections，F/4/1466/57660，no.52479.

[9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IOR/P/BRN/SEC/372，Item 34 of Bengal Secret Consultations，19 March 1833，From the Governor General to DostMahomed，written 28 February 1833.

[100]
关于亨利·罗素的更多介绍，可参阅我的著作《白莫卧儿人》（White Mughals
，London，2002）。

[10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hirty-Second Event.

[102]
Lafont，Indika
，p.351.

[103]
Cited in Kapadia，‘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pp.178-179.

[104]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46.

[105]
Mirza ‘Ata，Waqi’a t-i-Shah Shuja
，The Thirty-Third Event.

[106]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0 April 1834，no.20.

[10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0 April 1834，no.20.

[108]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48.

[10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48-162.

[11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Political Consultations，5 September 1836，nos 9-19，Minute of Charles Trevelyan.特里维廉（Trevelyan）与阿瑟·康诺利其实是使埃伦伯勒勋爵和奥克兰勋爵的印度河政策成形的人。

[111]
Macintyre，Josiah the Great
，p.18.

第三章 “大博弈”发轫

波斯与阿富汗边境争议地区的低矮的荒漠山丘绝非夜间迷途的好地方。时至今日，唯有翱翔的鹰、一群群冬狼和取道古老商路的鸦片走私贩子，还经常出没于这片贫瘠干旱的龙荒蛮甸。斑驳的身影在太阳暴晒下广袤无垠的荒漠上缓缓移动。两个世纪前，即便是在日间，旅行者亦会尽量避开此地。这里的山谷和山口是土匪的庇护所，他们充分利用敌对酋邦间的争议地区从事各自的营生。

1837年10月中最热的日子，对亨利·罗林森中尉来说，漫长的一周即将结束。三年来，他一直在波斯西部克尔曼沙赫省（Kirmanshah）附近的偏僻兵营为波斯军队训练一个新兵团。其间，他渐渐痴迷于贝希斯敦山（Behistan）不远处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用三种语言镌刻的碑铭。这些碑铭是奉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国王大流士（Darius）之命雕刻而成的。罗林森每晚都会攀上近乎垂直的岩壁，甚至还坐进洗衣篮垂岩而下拓印碑文。随后他便返回营帐潜心钻研至深夜，最终成功破译绝壁上的波斯楔形文字。

[1]

他后因紧急任务被遣往波斯东北部，研究工作就此中断。收到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命令后，罗林森六天骑行了700多英里。德黑兰通往与阿富汗接壤的圣城马什哈德（Mashhad）的军用道路沿线驿站林立，通常有充足的驿马供公务旅客使用。但是，由于波斯的沙正赶去围攻赫拉特，军营与朝廷间有大量信使往来，罗林森在整段旅程中始终未能更换坐骑。

正如罗林森所述，一行人马此时“精疲力竭，我们半睡半醒摸黑前行，终迷了路”。就在此刻，正当破晓的晨光笼罩着沙贾汉山（Kuh-e-Shah Jahan）嶙峋的山缘，罗林森透过半明半暗的光线望见另一群骑士策马迎面而来。罗林森后来报告称：“我极不希望与这群陌生人搭讪，但在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惊诧地见到身着哥萨克服装的男子。一名侍从认出这伙人中有一人是俄国使团的仆役。”

[2]

罗林森即刻觉察到自己意外地发现了些什么。一群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人无缘无故地由偏远的荒漠小径前往阿富汗边界，值此特殊时刻行进在至关重要的边境地带，身为一名英国情报官，他有充分理由对俄国的任何此类行动产生怀疑。被从印度驻军招募进新组建的情报队的罗林森，早前奉派专程前往波斯，设法削弱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俄国势力。他在波斯度过三载，其间训练波斯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大量英国武器，以此作为蓄谋已久的策略的一部分，意在将波斯赢回英国阵营。

到达后数月内，罗林森等一行人就意识到他们受到了俄国人的严密监视。1834年10月，罗林森汇报称：“一名俄国军官今日来军营，他是（俄国驻高加索总督）冯·罗森男爵（Baron Von Rosen）的副官（aide de camp，ADC），将军派他来向埃米尔致意。他的真正目的当然是探明我方在军中的地位、波斯士兵的现状，以及可能刺探到的对其国家利益产生影响的其他此类事情。”

[3]

1833年3月，温和练达的伊万·西蒙尼奇伯爵（Count Ivan Simonitch）抵达德黑兰。随着西蒙尼奇伯爵的到来，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与不列颠在波斯的冷战变得格外寒意瑟瑟。就像投奔兰吉特·辛格宫廷的法国军官一样，西蒙尼奇也是拿破仑时代的老兵，滑铁卢战役惨败后，拿破仑流亡，西蒙尼奇则积极寻找更广阔的天地。他本是土生土长的扎拉

[4]

人，入伍参加拿破仑的大军（Grande Armée）后恰好赶上入侵俄国，而法军在隆冬时节一溃千里，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撤离莫斯科时遭沙皇军队俘获。比及获释，其祖国已被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吞并，于是西蒙尼奇决定转换阵营加入俄国军队。获授少校军衔的西蒙尼奇被派往格鲁吉亚掷弹兵团，在俄波战争中英勇作战，因在一场对阵波斯皇家卫队的白刃战中身受重伤但仍坚守阵地而被提升为少将。此后不久，西蒙尼奇便迎娶了“格鲁吉亚最美丽的女人”——芳龄18的孀妇奥尔贝莲妮公主（Princess Orbeliani），短时间内就成为俄国第比利斯（Tiflis）政府中的首要人物之一。

[5]

以大使身份被调驻德黑兰后，西蒙尼奇很快就把智胜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尔爵士（Sir John MacNeill）视为己任。正如麦克尼尔是坚定的恐俄派，西蒙尼奇则是顽固的反英派。

自罗林森及其军事代表团到来，西蒙尼奇就设法赢得沙的信任，他远比呆头呆脑的麦克尼尔有更多的访晤机会与影响力。麦克尼尔来自外赫布里底群岛

[6]

，原为公使馆医生。事实证明，就精明老辣与运筹帷幄而论，麦克尼尔绝非西蒙尼奇的对手。到了1837年，西蒙尼奇以资助5万金托曼（gold toman）以及代为清偿债务为饵，劝诱新加冕的沙调动旗下英式装备的部队再次进攻有争议的赫拉特城。作为交换，沙允诺一旦完成征服大业，将准许俄国在赫拉特设立公使馆。这招妙棋鼓动起沙的勃勃野心，以此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让英国人训练的诸团反戈一击，转而直接妨害其军事教练与武器供应者的利益。西蒙尼奇希望借此方式将沙用作沙皇的傀儡，尽管事实上，新登基的穆罕默德·沙二世（Mohammad Ⅱ）无论如何都对收复赫拉特乐此不疲——甚至在自己的加冕典礼演说中亦提到此事，重占赫拉特的图谋根本无须俄国多作鼓励。

[7]

西蒙尼奇还承诺，俄国将提议沙与坎大哈的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巴拉克扎伊同父异母诸兄弟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西蒙尼奇深知这会对英国的恐惧产生怎样的影响。1841年凯旋后回顾四年前的这一刻，西蒙尼奇在回忆录中夸耀道：这一时期，波斯已成为令伦敦内阁寝不安席的“幽灵”，明了自己稍有松懈，俄国便能轻而易举从赫拉特发起突袭，点燃印度斯坦的战火。“只要愿意，俄国随时能让印度烽烟四起”，他写道。

[8]

麦克尼尔别无选择，唯有坐在德黑兰书房里匆匆写就一部危言耸听、以匿名发表的论战性著作《俄国在东方取得的进展与当前的地位》（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他怒斥：“在欧洲，唯一试图通过损害邻邦利益来扩张本国势力的国家就是俄国，只有俄国威胁要推翻王权、颠覆帝国、征服迄今仍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了维护印度和欧洲的安全，就必须保持波斯的独立与完整。企图颠覆一方，就会给另一方带来沉重一击。对英格兰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敌对行为。”然而，此番激烈抨击无视一个显见的事实：纵观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一直持续不断地在印度扩张其领地，相较俄国的暴取豪夺，英国吞并了更多土地、颠覆了更多王权。但在伦敦，这本书仍深受好评并被广泛传阅，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政要们更深信不疑：英国即将在波斯和阿富汗与俄国爆发重大冲突。

[9]

不管何等谨小慎微地看待圣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Tsar Nicholas）及其属下大臣，麦克尼尔的观点确有道理。对手西蒙尼奇伯爵肯定胸怀战略野心，其核心政治期望就是在距英国边境的卢迪亚纳仅六周行程的赫拉特建立俄国基地。麦克尼尔安插在俄国驻德黑兰公使馆的间谍最近传来令人费解的情报——“关于一位莫斯科亲王的荒诞传闻”，据传亲王有望率一万兵士集结在伊朗边境，为波斯人围攻赫拉特助阵。情报详情虽听来可疑，但似乎暗示了俄国的确会经由波斯对阿富汗采取某种行动。罗林森意识到，刚才驭马慢跑经过的一群哥萨克人中领头的金发碧眼军官“可能就是情报中谈及的那位亲王……这当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在此般情势之下，就在围攻赫拉特前，一名俄国男士在呼罗珊

[10]

旅行，单凭这一事实就让人疑窦丛生。不过就目前情形来看，他肯定希望潜踪隐迹……我认为试着揭开谜团是职责所在”。

[11]

于是，罗林森命手下护卫迅速调头“跟着那伙人，我沿大道追踪了他们一段路，发现他们在山间峡谷处转弯，终于在那儿碰见这伙人。他们坐在一汪波光粼粼的清澈溪水旁享用早餐。由此看来，那青年显然是名军官，他体态轻盈、皮肤格外白皙、明眸灵动、表情活跃非常”。罗林森继续记述道：

这位俄国人在我骑马上前时，站起身向我躬身行礼，但一言不发。我用法语与他攀谈（法语是身处东方的欧洲人相互交流的通用语言），他却摇摇头。于是我用英语发话，他则以俄语作答。我试着说波斯语，但他似乎只字未明。最后，他用土库曼语抑或乌兹别克突厥语（Usbeg Turkish）支支吾吾地表述自己的意思。对于这种语言，我所掌握的程度只限于进行非常简单的对话，无法刨根问底。这明显是这位朋友所希望的，因为当发觉我用察合台语（Jaghetai，实为Chagatai）讲话不够自信、不能快速流畅表达时，他就用生涩的突厥语连珠炮似的唠叨个没完。我能得悉的只是：他确实（bona fide）是俄国军官，负责将（俄国）皇帝的礼物交与（波斯统治者）穆罕默德·沙，除此之外一概否认。因此又与他抽了一斗烟后，我便再次骑马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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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描写“大博弈”的小说《基姆》（Kim
）中有一个著名场景，英属印度的间谍组织首脑克赖顿上校（Colonel Creighton）通过游戏来训练基姆对于细节的记忆力——这种游戏日后被称作“基姆的游戏”，即在指定的短时间内记忆一托盘随机物品，之后熄灯拿走托盘，让学员试着列出所有细节的完整清单。我们根本无从得知罗林森是否也接受过此类技能训练，不过，在随后送往加尔各答的报告中，罗林森对这位神秘军官做了极为细致的描述，“以防他企图乔装深入印度”，这就表明罗林森或曾受训。他写道：

这名军官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短颈细腰、双肩阔平，皮肤极为白皙、双颊毫无血色，前额十分宽阔，拥有一对明眸，双眉间距较宽、鼻形端正、上唇短小、嘴角挂笑。蓄淡褐色胡须，髭须密而短，遮住面颊下部及整个下巴的络腮胡子格外浓密、短而丛生……头戴一顶白色哥萨克圆帽，身穿黛绿色格鲁吉亚式上衣，胸前交叉斜挎饰银窄皮带，其中左侧皮带依照格鲁吉亚风格挂有子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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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鞘宝剑挂在黑色腰带上，一块质朴的银牌紧扣腰带。身穿宽大的深灰色布质土耳其灯笼裤（shulwars），脚踏做工考究的俄国皮靴。有两匹外形俊朗高大的灰骏马，一骑一备……坐骑配有素净的波斯马鞍，马鞍上盖有一块深色布料及短小的黑色布制鞍褥（shabrac）。随身佩戴波斯手枪皮套，黑檀镶银的手枪枪托貌似为土耳其工艺。能讲流利的波斯语，不过有短促尖锐的外国口音，不能像波斯人那样清晰饱满地发出字母“a”的音。极为精通察合台突厥语，但不会说君士坦丁堡或波斯的突厥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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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天黑后抵达内沙布尔城外的波斯驻营，请求紧急谒见沙。获准进入穆罕默德·沙的大帐后，罗林森谈及途中偶遇俄国人的情形，复述了俄国人亲口言明的来意。沙愕然惊叹道：“带礼物给我！呦，我与他毫无干系。（俄国）皇帝遣派他直接前往喀布尔拜谒多斯特·穆哈迈德，只不过是请我在途中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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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即刻明白沙方才所言的重要性，它首次证实了英国情报部门一直担心的事：俄国人试图通过与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巴拉克扎伊族人结盟而在阿富汗立足，还将协助他们及波斯人消灭沙·苏贾的萨多扎伊王朝在赫拉特的最后一座棱堡。罗林森意识到必须尽快将这一情报带回德黑兰。

不一会儿，这些俄国人亦亲临波斯驻营。对军中普通波斯人，这位俄国军官“自称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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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众，宣称自己的伊斯兰教名是奥马尔·贝格（Omar Beg）。军营中无人质疑他是否真为伊斯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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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俄国人浑然不知罗林森对其真实使命已有所觉察。现经介绍，这名军官是“维特科维奇上尉（Captain Vitkevitch）……他立即用流畅的法语与我交谈，对于我们先前的偶遇，他只是含笑说‘总不能与荒漠中的陌生人太过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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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罗林森将以两件事闻名于世：首先是破译了楔形文字，其次是与阿瑟·康诺利一道创造了“大博弈”这个词。然而就目前来看，罗林森作为一名骑手的本领最有用武之地。他毕竟是纽马克特（Newmarket）的赛马驯养师之子，在马背上长大，有着非凡体格——“六英尺高、双肩宽阔、四肢健硕、肌腱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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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当晚径直折回德黑兰，在最短的时间内行进800英里横穿波斯，于1837年11月1日向麦克尼尔带去消息，称俄国确有派代表团前往阿富汗。麦克尼尔随即遣两名专差，分别向伦敦的巴麦尊子爵以及加尔各答的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递送急件。他写道：“俄国人已正式开启与喀布尔的外交往来。维科维奇（Vicovich）上尉，或称比戈维奇（Beekavitch）上尉，别名奥马尔·贝格，是俄国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徒。我获悉他已被委任为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s）。”麦克尼尔在急件中附上罗林森对于这名军官的细致描述，又添加了手下使节在波斯军营刺探到的些许详情：“他自称皇帝的随从参谋，不过据我所知其实为奥伦堡总督身边的副官……他正式受雇于俄国政府，前年在布哈拉待了一段时间。他在奥伦堡和布哈拉习得波斯语和察合台突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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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亲眼见到维特科维奇，这似乎证实了其上司所有的杞天之虑。麦克尼尔、埃伦伯勒勋爵以及英国的其他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忧俄国人意欲接管阿富汗，将阿富汗作为进攻英属印度的基地。罗林森对维特科维奇的描述立刻被分送给驻白沙瓦、开伯尔山口及通往印度的其他过境站的情报官，以防这名俄国人打算继续前往英属印度或与兰吉特·辛格进行谈判。

然而，这位神秘军官并非要前往印度。他的使命是暗中损害英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促使沙皇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缔结同盟。

罗林森对于这名军官的猜测有一两点是正确的，但大部分是错的。他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俄国人，更不是俄国边疆据点奥伦堡的总督副官；他的本名既非比戈维奇，亦非维特科维奇。这位军官其实是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贵族，生于维尔纽斯（现为立陶宛首都），原名扬·普洛斯珀·维特基耶维茨。

在克罗扎克文理中学（Krozach Gymnasium）就读时，扬协助成立了一个名为“黑暗兄弟会”（Black Brothens）的秘密社团。那场由一群波兰和立陶宛学生发起的地下“民族革命”抵抗运动，旨在光复俄国占领下的祖国。1823年，黑暗兄弟会致函文理中学的校长及老师，煽动他们抗俄，并且开始在城镇的著名公共建筑上张贴革命标语和诗歌，身份遂遭暴露。维特基耶维茨及其他五名首领遭逮捕和审讯。1824年2月6日，意在根除波兰学生界对民主政体的进一步热望，三人被判处死刑，另外三人被鞭笞并终生流放于干草原。维特基耶维茨当时刚满14岁。

紧要关头，多亏波兰摄政王帕夫洛维奇大公（Grand Duke Pavlovitch）插手，才将死刑减判为无期徒刑，并将三名重犯押送到博布鲁伊斯克要塞（Bobruisk Fortress）服苦役，其中一人最终精神失常，死于狱中。维特基耶维茨与另外两人被褫夺了贵族衔位，被发配至哈萨克干草原的不同要塞充军，作为列兵无权获晋升，十年内禁止与家人有任何进一步联络。他们戴上镣铐徒步长征，被遣往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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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抵干草原，扬立即制订逃跑计划。他串通黑暗兄弟会同仁阿洛伊齐·佩斯利雅克（Aloizy Peslyak），暗中规划出一条穿越兴都库什山区南下印度的逃亡路线，但是逃跑计划败露，密谋者遭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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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里，佩斯利雅克险些饮弹自绝，不过遭流放的另一名波兰同伴的确举枪自尽。维特基耶维茨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决定善用自己的境遇。他学会了哈萨克语和察合台突厥语，将名字改为听上去更俄国化的伊万·维克托诺维奇·维特科维奇。

他后来的一位庇护人嗣后写道：

遭流放至奥伦堡堡垒线上的偏远地区守备部队，维特科维奇作为列兵服役十余年。在纵情酒色的军官麾下，维特科维奇不但设法秉持纯洁高尚的灵魂，而且还开发培养个人的聪明才智。他学习东方语言。自奥伦堡行政区成立以来，唯有他敢断然声称熟悉干草原，这一带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哈萨克人……维特科维奇不仅举止端正，还不止一次在深入干草原远足时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广受哈萨克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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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科维奇很快就将整本《古兰经》熟记于心。他邀请游牧部落的哈萨克长老到自己的居所，奉上茶水、肉饭和羔羊肉，向他们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礼仪和丰富多彩的方言土语。他还搜集书籍，尤其关注干草原与探险等相关内容。正因如此，他最终在俄军中仕途坦荡、步步高升。

维特科维奇对文学的热爱引起了乌拉尔河（Ural River）奥尔斯克（Orsk）要塞司令官的注意，司令官聘请维特科维奇担任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1830年司令官款待著名的德国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洪堡惊诧地看到自己的最新著作、讲述其游历拉丁美洲经历的《自然的画卷》（Tableauxdela Nature
）摆放在屋内桌上。这位伟大的旅行家询问此书怎会在那儿，得悉一位波兰青年完整收藏了他的全部著作，洪堡随即求见。维特科维奇被带了进来：

尽管身穿粗陋的列兵外套，但是年轻人外表和善、样貌俊美、举止谦恭、博学多闻，给这名杰出的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束西伯利亚（Siberia）之旅返回奥伦堡后，洪堡立即将维特科维奇的悲惨境遇禀告总督帕维尔·苏克特仑伯爵（Count Pavel Suhktelen），恳请伯爵点亮这名青年的命运之光。伯爵在奥伦堡召见维特科维奇，晋升他为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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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他为自己的传令兵，将他调任至奥伦堡哥萨克部队，后来又在吉尔吉斯（Kirghiz）事务办公室帮他找了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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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维特科维奇就担任译员，随后又奉命穿越哈萨克干草原独自执行任务。他事业有成，只不过是以加入自幼就憎恶的俄罗斯帝国机构为代价，诚心诚意效忠曾毁掉自己的生活与家庭的国家，对此，维特科维奇想必还是满腹怨愤。

如果说是洪堡最初提拔了维特科维奇，那么，完全不知不觉地对维特科维奇的坦荡仕途发挥最大作用的人却是亚历山大·伯恩斯。远赴布哈拉考察归来后，伯恩斯出版了一本《布哈拉游记》，由此一夜成名。他获邀去伦敦谒见埃伦伯勒勋爵和国王，一跃成为社交名人。伯恩斯获得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颁授的金奖，在地理学会发表演讲时全场爆满，只设站位。不久后出版的《布哈拉游记》法文译本再次成为畅销书，伯恩斯前往巴黎领受了更多奖赏和奖章。

正是此书的法文译本让俄国当局注意到了伯恩斯的旅行。伯恩斯的远征探险旨在秘密侦查俄国在阿富汗和布哈拉的活动，而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圣彼得堡对这两个地区其实并无野心，其密切关注的是波斯和高加索地区。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是伯恩斯的著作首先激起了俄国对阿富汗和布哈拉的兴趣，俄国尤其要阻止英国在如此接近自己国境的地方搞阴谋诡计。正如国际事务中常见的状况，鹰派对遥远威胁的疑惧恰好令心中最惧怕的洪水猛兽应劫而生。据驻守干草原边境地带的沙俄奥伦堡总督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佩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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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下参谋长伊万宁将军（General Ivanin）称，来自中亚的粗劣情报让圣彼得堡变得像伦敦一样懊丧。“俄国设法获取的令人费解的寥寥情报皆由亚洲人提供，他们出于无知或胆怯，未能呈送真正有用的报告”，伊万宁写道，字里行间流露出与英国对手共有的偏见。

我们收到可靠情报称东印度公司特工频繁出没于希瓦和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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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觉察到这个锐意进取的公司拥有可随意支配的巨额资产。该公司不仅竭力构建遍及全亚洲的商业影响力，而且意欲扩大其亚洲属地范围……1835年为了监视英格兰特工、挫败其一系列行动，俄国决定遣派特工进入中亚。维特科维奇少尉作为特工奉派前往该地，以便密切关注中亚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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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科维奇两次奉派前往布哈拉。第一次，他乔装与两名吉尔吉斯商人结伴同行，穿过厚厚的积雪，跨过冰封的阿姆河，仅用17天就完成了旅程。维特科维奇在那里逗留一个月，发觉该地与伯恩斯所描绘的富于浪漫气息的“东方妙趣府”（Oriental Wonder House）相去甚远。他在发往奥伦堡的回函中写道：“我必须强调的是，相较伯恩斯出版的布哈拉旅行记事所讲述的故事，我在此地有机会见闻的全部事实都呈现出匪夷所思的差异。他透过某种迷人光环看待万事万物，而我亲眼所见的不过是令人憎恶、丑陋荒谬、可悲可怜的一切。伯恩斯先生若非刻意夸大渲染布哈拉的魅力，就是对此地有着强烈的嗜痂之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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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心存嫌恶，维特科维奇还是在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设法草拟了一组针对布哈拉的行动计划。一位仰慕者写道：“没有人，尤其是盲信的布哈拉人，能认出一个身着哈萨克服装、讲哈萨克语言、习得哈萨克风俗习惯的人是欧洲基督教徒。再者，那乌黑俊美的双眸、胡须及短发，让他看起来像极了亚洲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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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1月，维特科维奇公然以俄国军官的身份第二次到访，要求释放遭布哈拉埃米尔扣押的若干名俄国商人。他记述称，甫抵商队之城就有人向他询问：“你认识伊斯坎德尔（Iskander）吗？我以为对方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但其实是指亚历山大·伯恩斯。”英国的影响力初露端倪，但这未能阻止维特科维奇旋即力挽狂澜，他仅用数周时间就发现了伯恩斯用来将消息送回印度而建立的情报网络。维特科维奇马上禀报圣彼得堡方面：

英国人在布哈拉安插了眼线，这位名叫尼扎姆乌丁（Nizamuddin）的克什米尔人以经商为名在布哈拉生活了四个年头……为人十分机敏，与所有人都有往来，还时常款待布哈拉贵族。他每周至少一次遣秘密信差前往喀布尔送信给英格兰男子马森，再由马森负责转送信函。最不可思议的是，多斯特·穆哈迈德对马森的间谍活动有所觉察，甚至截获了相关信函，但还是对他听之任之，称“区区一人，能奈我何”。总的来说，出于对欧洲人的尊重，多斯特·穆哈迈德显然不想惹其不满，遂容忍打着寻觅古钱币幌子滞留喀布尔的马森。

维特科维奇补充道：

尼扎姆乌丁在布哈拉有个亲戚，这名亲戚帮他完成所有的文书工作。他们留宿于首席大臣（Koosh Begee）的驿站，就当地标准而言颇为奢侈。他们在那儿招待贵族宾客。尼扎姆乌丁衣着华美，拥有旷世绝美的身形，他的同伴貌似有失体面但异常聪明，虽然这位同伴无疑才是负责事务运作的人，但表现得像一名下属。他们的钱款来自印度银行家。我甫抵布哈拉，尼扎姆乌丁就试图与我结识，还问了一大堆问题，比如涉及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Novoalexandrovsk）、新堡垒线、我们与希瓦的关系等。我预先收到警告，所以并未给他任何明确答复。尽管如此，次日他还是往喀布尔送了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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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科维奇第二次出访布哈拉有惊人突破。机缘巧合的是，他到访时恰逢阿富汗特使侯赛因·阿里王子（Mirza Hussein Ali）奉多斯特·穆哈迈德·汗之命前去拜会沙皇尼古拉。1834年在坎大哈城外战胜沙·苏贾后，多斯特·穆哈迈德缴获来自韦德的信函，信中鼓动阿富汗众部族首领支持萨多扎伊王族复辟、拥护苏贾掌权。不列颠暗中襄助沙，这一事实令多斯特·穆哈迈德大为震惊，他本以为自己与英属印度总督相处融洽。多斯特·穆哈迈德决定向俄国求助，以预防性外交策略作为回应，以防英国人试图更进一步干涉阿富汗事务。多斯特·穆哈迈德致函沙皇：“英国的扩张威胁到了阿富汗的独立自主，这种扩张亦对俄国在中亚的贸易活动以及中亚以南的周边国家构成威胁。阿富汗若在独自反击不列颠的斗争中挠败，也将意味着俄罗斯与布哈拉贸易往来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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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科维奇恰巧与侯赛因·阿里王子投宿于布哈拉的同一家驿站，他意识到机不可失，遂提议亲自护送大使先去奥伦堡，再去圣彼得堡。维特科维奇兴冲冲地汇报称：“喀布尔斯坦（Kabulistan）的统治者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正在寻求俄国赞助，准备依我方所愿行事。”

不过，维特科维奇必须先从布哈拉杀出一条血路——埃米尔突然在其住所周围安置了哨兵，扣押了他的驼队，拒绝给予出境许可。维特科维奇后来写道：

我抓起手枪，把它们别在腰带上，将外套甩于肩上，戴上旅行用的皮帽，奔向首席大臣。我进去时，尽管未听真切，仍发觉他们在谈论我以及我的离去。

我直接跑进房间……（言道：）“我再次告诫你，这也是最后的警告，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绝不会滞留此地。谁敢阻止我上路，哪怕只是打探我的去向，正如我早前告诉你以及一直以此搅扰我的百来号人的，任何挡我去路的人都将得到如下答复”——此时，我掀开上衣衣襟，指着手枪。此举惊得首席大臣目瞪口呆。我要他签发一张盖有其本人印章的通行证，以免有人斗胆敢阻拦我。他不肯从命，只说了句：走吧。我辞别告退，并再次重申：途中如遇挑衅将以“子弹”作答，只此二字足矣。首席大臣再也无法彻底遮掩下去，说“咱们走着瞧”，不过，他似乎乐见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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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数月里，维特科维奇和侯赛因·阿里缓缓穿越干草原到达奥伦堡，接着继续横跨整个俄国抵达圣彼得堡。侯赛因·阿里在途中感染痢疾，不过得到维特科维奇的照料与鼓励。维特科维奇利用被迫休整的那段时间，从同伴那儿学会了流利的达里语（Dari）。1837年3月，二人最终抵达俄国首都。14年前，维特科维奇作为一名戴着镣铐的囚犯离开欧洲。这一次，沙皇尼古拉亲自祝贺他归来，晋升为中尉军衔的维特科维奇被直接迎进俄国帝国大臣委员会副主席兼外务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Count Nesselrode）的办公室。

侯赛因·阿里王子亲率使团到来的消息令关注“大博弈”发轫的全体官员群情激越。西蒙尼奇伯爵自德黑兰公使馆修书，敦促朝廷务必把握机会。他写道，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力已江河日下，现在有机会将阿富汗纳入俄国、波斯及“喀布尔斯坦”组成的三方同盟中，由此俄国势力范围将由喀布尔一直延伸至大不里士（Tabriz）。随着俄国人在阿富汗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英国人将为竭力维持其在印度河的地位而采取守势，也就不可能在俄罗斯帝国的中亚固有势力范围内制造更多麻烦。此外，俄国在喀布尔的政治影响力将为俄国农产品开辟阿富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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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伦堡总督对此表示同意。他写道：

绝对有必要支援喀布尔的领导人（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原因在于，倘若英国傀儡苏贾成为阿富汗统治者，整个国家就将处于英国势力控制之下，英国人距离布哈拉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届时，中亚会完全受控于英国，我们与亚洲的贸易往来将中止，英国人亦能把邻近的亚洲国家武装起来，为它们提供军力、武器和金钱以对抗俄国。若俄国赞助并辅佐多斯特·穆哈迈德稳居王位，毋庸置疑，他将感恩戴德，继续作为我们的益友、英格兰人的仇敌，会切断英格兰人与中亚的联系，为他们钟爱的贸易权设置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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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还极力主张由维特科维奇承担护送阿富汗大使归国的任务，因为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十分懂行、本性务实，更倾向于实际行动而非纸上谈兵。他对干草原及当地居民的熟悉程度亦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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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圣彼得堡后，来自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函件即遭严密核查，证实一切正如所期。多斯特·穆哈迈德写道，英国人行将征服整个印度，俄国人只要像对待波斯人那样，为他提供武器和金钱，他孤军奋战也能阻挡英国人推进。“我们期盼你们慷慨施予波斯朝廷的无比宽厚的恩泽亦会涌向阿富汗政府及我们的王朝。在你们伟大帝国的仁慈目光的注视下，我们无疑将恢复昔日平顺喜乐的景况。”

[37]

是故，内塞尔罗德劝谏沙皇派遣所谓的“贸易与外交代表团”前往阿富汗。他写道：“无论上述国家（阿富汗和印度）离我们多么遥远，无论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多么有限，但确凿无疑的是，贸易关系的任何拓展都是有利可图的。”

[38]

不过唯一的问题是，侯赛因·阿里王子毫无病愈迹象。经多轮会议商讨，最终决定让维特科维奇先于大使动身。大使身体欠安，至少要静养一个月方可尝试南行。

1837年5月14日，维特科维奇接到一组手谕，里面论及开放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贸易关系。据俄方一份史料记载，他还获授一系列秘密口谕，内容涉及向多斯特·穆哈迈德提供200万卢布经济援助，用以对抗兰吉特·辛格统领的锡克人，以此赢得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全面支持；亦承诺向阿富汗人提供所需军用物资以助其夺回冬都白沙瓦——自1834年沙·苏贾远征失败后，白沙瓦一直处于沦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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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维特科维奇还要设法将坎大哈的巴拉克扎伊诸兄弟拉进新同盟，敦促他们与喀布尔的同父异母兄弟多斯特·穆哈迈德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维特科维奇被告知，至关重要的是“在阿富汗统治者间谋求和平……让他们明白亲密友好的关系对彼此都大有裨益，无论个人抑或疆土均会受益。如此一来才能更好地抵御内忧外患”。维特科维奇自始至终都做了详细记录，一回来就写了份全面的报告，汇报“阿富汗及其贸易、资产和军队现状，以及阿富汗统治者对英国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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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科维奇打算偕伊万·布拉兰贝格上尉（Captain Ivan Blaramberg）游历高加索地区。布拉兰贝格上尉刚被委派至俄国驻德黑兰代表团担任西蒙尼奇的副官。

[41]

在第比利斯稍做休整后，他们谨言慎行，乔装秘密前往德黑兰。“甫抵德黑兰，”维特科维奇就被告知，“要向西蒙尼奇伯爵报到，并听命于他。他将决定是否继续派你前往阿富汗，他若认为这与波斯政局相抵触或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不可行，将随时中止你的任务。阿富汗大使侯赛因·阿里进一步的行程安排亦由他来决定。”

[42]

内塞尔罗德伯爵在手谕末尾写道：“我们无须再次提醒你，上述所有内容务必严格保密，除我们派往波斯的公使西蒙尼奇伯爵及冯·罗森男爵外，任何人不得知晓这些指示。你亦需谨慎行事，动身去阿富汗时，要将所有指示留与西蒙尼奇伯爵处理。如此一来，倘遭不测，亦不会泄露此行使命的机密。”内塞尔罗德警告称，尤为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英国人发现这些计划。他还含蓄警告道：英国人若有所觉察，圣彼得堡会否认与维特科维奇有干系。

维特科维奇的南行笔记在他蹊跷身亡前遭焚毁，而布拉兰贝格上尉的回忆录却留存了下来。他写道：“在圣彼得堡待了两个月后获指示，在准备动身前结识了此行的旅伴维特科维奇中尉。结果发现，他是位讨人喜欢的28岁波兰青年，面部表情丰富、有教养、精力充沛……这些都是在亚洲充当亚历山大·伯恩斯的角色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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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乘坐四轮马车南行，车上满载为波斯及阿富汗官员准备的礼物和贿金。抵达第比利斯后，他们晋见了总司令冯·罗森男爵，还拜望了西蒙尼奇伯爵夫人，“成为伯爵夫人的常客。迷人的女儿们像极了她们那了不起的母亲大人”。

从第比利斯出发，越往南走，乡野的田园风光越浓郁。两位旅行者露宿星空下，在游牧民的营地过夜。布拉兰贝格写道：

7月11日穿越埃里温（Yerivan）省边境，闷热难耐的高温迫使我们滞留在一座荒废的清真寺，在此，我们初次见到雄浑壮美的阿勒山（Mount Ararat）：熠熠生辉的积雪覆满双峰，山峰自南面崛起，延绵至整个平原。13日，我们翻过最后一道山脊，下山走进阿拉斯河谷（Araxes valley）。那日天气真好，晴空万里，潺潺流淌的小溪边有一片小树丛，我们安坐于树荫下欣赏面前耸立的阿勒山壮丽的美景。亚美尼亚男仆煮好美味的肉饭，我们兴味酣然地喝光一瓶马德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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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波斯边境后，性情无常的维特科维奇变得阴郁起来。布拉兰贝格回忆道：“我们穿行波斯的旅程中，维特科维奇时常陷入一种哀伤情绪中，说自己已经活够了。”一行人抵达德黑兰时，维特科维奇才重新振奋起精神。

西蒙尼奇此时告知维特科维奇的两条情报，让这位波兰人心潮澎湃。第一条（后来被证实是虚假情报）：侯赛因·阿里王子的使团已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怀疑，西蒙尼奇称，英方从喀布尔一路跟踪这两位旅行者。西蒙尼奇还进一步警告说：故此，维特科维奇目前或会成为“英国特工阴谋挑衅”的目标。这绝非事实，现阶段英国人浑然不知阿富汗使团觐见沙皇。但为保护使团安全，在维特科维奇继续前往内沙布尔继而赶赴沙的赫拉特军营之际，大使馆为其配备了一支哥萨克护卫队以作照应。正是这支护卫队最终引起英国情报员罗林森本人的警觉，让英国人意识到维特科维奇及其使团的存在。

第二条情报可谓正中维特科维奇下怀。西蒙尼奇安插在阿富汗的间谍刚巧禀报称，维特科维奇在喀布尔不会形单影只，英方可堪比拟的对手亚历山大·伯恩斯第二次奉命前往中亚，正向同一方向行进。与维特科维奇一样，伯恩斯也接到明确指示，欲赢得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支持。维特科维奇密切追踪、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仿效的对象，正与他肩负完全相同的任务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

此二人其实有诸多共同点。他们几乎同龄，均来自各自帝国的偏远地区，在统治精英阶层人脉不广。他们被褐怀玉、大智大勇，具有超卓的语言才能。二人数月内相继到达亚洲，均从底层做起，一路青云直上。如今两人即将在喀布尔宫廷碰面，这场较量的结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阿富汗甚至中亚近期的前途。“大博弈”就此发轫。

1837年10月亚历山大·伯恩斯抵达白沙瓦。自上次参访以来，整座城市有了沧海桑田之变，但他对此很不以为然。

1834年沙·苏贾向坎大哈发动攻击之际，兰吉特·辛格占领了白沙瓦。随后三年里，兰吉特·辛格把半数军队调驻城内，将昔日杜兰尼王朝的冬都变成一座规模宏大的旁遮普兵营。在改建过程中，锡克教团摧毁了白沙瓦诸多赏心悦目的风景名胜。一座新建的巨型砖砌堡垒，矗立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雅致的御花园和凉亭之上，1809年沙·苏贾曾在那儿接见埃尔芬斯通及其使团。另一座布满火炮的新堡垒在开伯尔山口的贾姆鲁德镇突兀而起。伯恩斯记述到，兰吉特·辛格麾下一名拿破仑时代的旧军官保罗·阿维塔比莱（Paolo Avitabile）现统辖白沙瓦，“锡克人改变了一切：许多环绕城镇的精美花园被改造成驻军营地，树木遭砍伐，整个城市连同周边地区变成一座庞大军营。伊斯兰教的习俗消失殆尽，当年随时随地都能听闻和看见音乐舞蹈妙韵喧阗”。

[45]

伯恩斯还记述称，尽管有庞大的占领军驻守白沙瓦山谷，锡克人仍觉难以统驭聚居当地的桀骜不驯的普什图人——城市及周边地区有太多部族暴乱、暗杀及叛乱行径，因此，占据白沙瓦严重消耗锡克人的资源。伯恩斯意识到，就其使命而言，这其实是喜讯，因为这事关白沙瓦城的前途，只会令兰吉特·辛格更心甘情愿地与多斯特·穆哈迈德达成和解。若一切顺利的话，由伯恩斯调和敌对双方，终将促成二者与英国人结盟。

新任总督奥克兰勋爵决定派遣伯恩斯重返喀布尔。麦克尼尔在报告中称俄国人在波斯的活动愈发频繁，其所谓的野心直指赫拉特及阿富汗其余地区，这令奥克兰勋爵惴惴不安。奥克兰刚到加尔各答，对该地区知之甚少，不过两年前，他于博伍德宫（Bowood）的乡村招待会上与伯恩斯相识，伯恩斯当时正欢欣鼓舞地为自己的新书举行巡回宣传活动。奥克兰认为伯恩斯为人可靠、处事老到，于是派他再次沿印度河溯流而上。伯恩斯此次遵照指示更全面细致地考察印度河，沿途放下浮标、设置导航地标。随后他继续前往喀布尔，奉命搜集如下情报：“阿富汗诸邦国与波斯统治者之间新近建立的联系”，阿富汗民众对待俄国的态度，俄国在该地区的活动以及“俄国为扩大在中亚的贸易规模所采取的措施”。这与内塞尔罗德交托给维特科维奇的任务甚为相似。

[46]

奥克兰身边墨守成规的政治秘书威廉·麦克诺滕同时下令：依照加尔各答的官方观点来看，篡夺了阿富汗真正君主沙·苏贾的王位的喀布尔巴拉克扎伊统治者心性暗昧、不堪大用，鉴于此，英方将遵循“厉行节约”的原则。伯恩斯的使团此行远不及埃尔芬斯通一行人气势盛大，所携礼物也少得多：伯恩斯实际上只有一把手枪和一副望远镜可转交给多斯特·穆哈迈德。鉴于上一个使团赠予沙·苏贾奢华厚礼的记忆还存留在阿富汗人心中，麦克诺滕的指令对于伯恩斯及其使团来说实在不是好兆头。锡克人与阿富汗人爆发激战的消息，对于奔赴新的开伯尔边境分隔冲突双方的伯恩斯而言，亦非吉兆。

自兰吉特·辛格侵占白沙瓦，三年来阿富汗人与锡克人间的敌对行动逐步升级，在1837年4月30日爆发的贾姆鲁德之战中达到高潮。1834年，多斯特·穆哈迈德抵御了沙·苏贾的武装入侵，随即倾注全力设法将阿富汗冬都从锡克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不管是出于虔敬之心还是战略考量，抑或两者兼具，1835年2月，多斯特·穆哈迈德授予自己伊斯兰封号“信士的领袖”（Amir al-Muminin）。仿效1747年6月苏菲派圣人为沙·苏贾的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举行的祝圣仪式，喀布尔的一位乌理玛（‘ulema，神职人员）——城中最资深的逊尼派阿訇米尔·维兹（Mir Waiz）引领多斯特·穆哈迈德走向城镇边缘的伊德戈赫清真寺（Id Gah），并将大麦苗放入他的包头巾。

[47]

正如《历史之光》记述的：

多斯特·穆哈迈德将周边地区的人们召集到喀布尔，宣布发起圣战，声称要收复旁遮普、白沙瓦及其他地区。

呼吁发动圣战的宗教学者认为此乃对真主应尽的义务，他们把殉教看作催生更美好的时代、获得永生的途径。他们欢聚一堂，宣告道：“有一位埃米尔且建立一个酋长国，就能发出圣战号令。无论谁背弃埃米尔的成命或禁令，都等同于违抗真主及其派来的先知之命。旁人绝对有必要令其就范，对违抗者严惩不贷。”多亏这份宣言……多斯特·穆哈迈德首先为治下酋长国奠定了基础。他在短时间内准备就绪，登上御座，命钱币和呼图白讲道（khutbah，星期五布道）冠以自己的名号。硬币上刻有如下诗句：

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决定发动圣战，

铸币为证：愿真主赐予他胜利。

登基典礼后，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决意实施圣战，他亲率由皇家骑兵与步兵以及部落民兵组成的六万大军离开喀布尔，挺进白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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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锡克人的圣战宣言，对多斯特·穆哈迈德夺权行为的合法化颇有助益。他一直不敢褫夺萨多扎伊“沙”的称号，迄今为止，仅有的正当性在于大权在握的事实和为人公正的声誉。现在却能诉诸更高的《古兰经》权威将其统治正当化，并履行作为一名虔诚穆斯林的职责——发动圣战对抗异教徒，从理论上而言，就此迎接千载难逢、纯净虔诚的伊斯兰鼎盛时期。而且，多斯特·穆哈迈德将圣战的领导权作为赢得阿富汗各民族统领权的途径，他修书给总督：“这些民众来自祖国的各个部族，他们给予的庇护与支持既是义务亦是责任……思忖再三，阿富汗人面对迫害会否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只要生命不息，我将与祖国共存亡。”

[49]

当月晚些时候，多斯特·穆哈迈德召集了一批各形各色的圣战分子向白沙瓦发起首次攻击，怎奈铩羽而归。据乔赛亚·哈伦记载：“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野蛮人——其中许多人身形高大、体格健硕——被杂乱地装备了剑与盾、弓箭、火绳枪、步枪、矛和手铳等各色武器，准备为真主及其派来的先知屠杀、劫掠并彻底消灭蒙昧无知的旁遮普异教徒。”结果，乌合之众不敌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教团军，除了激怒一名狂暴的锡克士兵，令其大肆杀戮白沙瓦的穆斯林居民之外，几乎毫无斩获。不过，此次突袭也让多斯特·穆哈迈德神不知鬼不觉地吞并了两块将喀布尔与开伯尔山区及锡克边境隔开的阿富汗领土：瓦尔达克省（Wardak）和加兹尼省。自11年前君临天下、掌控喀布尔周边地区以来，多斯特·穆哈迈德现今的岁入相较当初增加五倍之多，毋庸置疑成为阿富汗最具权势的统治者。

1837年2月底，埃米尔再次公然对抗锡克人，他致函兰吉特·辛格派驻白沙瓦的锡克军队指挥官哈里·辛格将军：“开伯尔山谷边境地区的贾姆鲁德镇归属于我的臣民——开伯尔人（Khyberi），你们对该镇的侵占大大激怒了当地居民，他们当然会尽其所能加以阻挠，我的子嗣穆罕默德·阿克巴·汗亦将竭尽全力予以襄助……你若愿亲自向大君施压，以将白沙瓦拱手归还于我，我定会赠他本国出产的骏马及其他厚礼。你若达成既定目标，我将应允你的任何提议。如若不然，你知道我将以何作答。”

[50]

锡克人对此番警告不予理会。两个月后，兰吉特·辛格撤走了由欧洲人训练的精锐部队——特勤旅

[51]

，以便让他们在拉合尔的王室婚礼上充当仪仗队。此后不久，两万阿富汗铁骑涌下开伯尔山区，4月30日，在贾姆鲁德镇新砌堡垒的城墙附近成功包围了哈里·辛格。据《历史之光》记载：“鏖战正酣时，阿克巴·汗迎战哈里·辛格。互不相认的二人激烈厮杀，经过多回合刺击格挡，阿克巴·汗最终获胜，他把哈里·辛格击倒在地并将其杀死。指挥官战死沙场，伊斯兰教徒的军队又如洪潮般席卷而来，锡克人被迫逃离战场。众将领一路追杀锡克人到贾姆鲁德堡垒（Jamrud Fort），锡克人在那儿构筑临时防御工事，闭守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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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回师的特勤旅两周后击退了围城的阿富汗人。这一战极大地提升了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威望，同时也是阿克巴·汗的第一场大胜仗。阿克巴·汗展现出的军事才能深得其父真传，此后逐渐成为阿富汗最令人敬畏的指挥官。

伯恩斯沿印度河溯流而上，半途听闻此次战役的消息，暂不清楚战事会否阻断进入阿富汗的道路，导致其使命中止。不管怎样，他意识到这场战斗无疑将令英国人陷入尴尬境地，如若它试图与交战双方都维持同盟关系的话。伯恩斯到达白沙瓦时，但见锡克人防守该地困难重重，锡克人发觉“难以在这方土地上维持秩序”。伯恩斯转而深信，占领白沙瓦确实让锡克人面临艰巨挑战和高昂代价，从而给他留有足够空间以协商解决办法。在给德黑兰的约翰·麦克尼尔的信中，伯恩斯反复斟酌能否达成一项协议，让白沙瓦名义上继续处于兰吉特·辛格的控制之下，兰吉特·辛格死后，白沙瓦复归阿富汗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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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想必雄心万丈地切望自己的使团能令锡克人与阿富汗人达成某种妥协，8月30日，他穿过分隔交战双方的无人区，向开伯尔山口进发。他后来写道：

我们从白沙瓦动身，M.阿维塔比莱（M.Avitabile）驾驶自己的马车载着我们前往贾姆鲁德镇，该地正是锡克人与阿富汗人近期交战的战场……我们认为当前的情势委实难以令人满意。奉派前来护送我们通过开伯尔山口的代表团尚未到达。尽管战役爆发至今已有数月之久，但是人和马的尸体散发出的阵阵恶臭仍令人作呕。就在我们到达当日，在几名战士护送下离开该地的若干养驼人，遭遇阿夫里迪部落山民袭击。山民从天而降，驱散驼队并将其中两人斩首，两具血肉模糊的躯体随后被带入营地……（攀到开伯尔山隘半山腰时）他们指着堆建在路旁的诸多小土丘给我们看——那些土丘是用来标记埋有锡克人头颅的地点。这些头颅都是最近一次获胜后被砍下的，一些土丘上尚可见到缕缕发丝。

他们接连经过不同部族领地，“当我们置身同一部落的不同支系时，会在每一条僻径隘路前稍做停留”，慢条斯理地步入多斯特·穆哈迈德所辖地界。数日后，行经沙·贾汗的内姆拉大莫卧儿花园的法国梧桐林及柏树林时——1809年多斯特·穆哈迈德正是在此地首次挫败沙·苏贾——伯恩斯随后遇到了将在其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个人。

首先骑马来到营地的是摇身一变成为间谍与考古学家的英国逃兵查尔斯·马森。伯恩斯在报告中讲述了结识马森的愉悦心情。马森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周围发掘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及贵霜帝国佛教遗址，这项开拓性工作为其在印度赢得了一些声望。伯恩斯在日记中称马森是“大名鼎鼎的巴克特里亚遗迹解读者”，盛赞他“文艺造诣高，并在阿富汗长久居住，对当地的人与事有准确认识”。

[54]

马森多年来谙熟阿富汗，还成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密友。然而马森对这位野心勃勃、自吹自擂的知名访客却不怎么感兴趣。不过基于仅有的一次布哈拉之旅，伯恩斯成为名扬四海的旅行家，像许多人一样，马森对此深恶痛绝。马森对伯恩斯的地理知识和外交技巧疑窦满怀，他随后写道：“我必须承认，依据他的行为举止抑或‘把阿富汗人当儿童对待’的主张，我料想他此番使命收效甚微。”

[55]

不过，二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事实证明，占领白沙瓦让锡克人面临财政灾难，“无利可图不说，还持续成为兰吉特·辛格忐忑忧惧之源”；现有机会通过将锡克人、阿富汗人及东印度公司联合起来，共结同盟消解冲突，这将阻止俄国和波斯的阴谋得逞。马森断言：“阿富汗事务能够协商解决，当时我们有能力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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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进入伯恩斯营地的是位更显贵的要人。是夜，“一群阿富汗精锐铁骑”在前开道，来人骑坐于象背之上到临，此人正是多斯特·穆哈迈德权势渐盛的第四子穆罕默德·阿克巴·汗。两个月前杀死哈里·辛格，他的成名之路才刚刚开始。阿克巴·汗是位体格健壮硬朗、面若鹰隼的青年，他的勇敢无畏、魅力十足、冷酷无情和不世之略，与其父格外相似。身为阿富汗诗歌和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他的这些优秀品格为后世称颂。诗歌与史诗中描绘的阿克巴·汗，集达里语叙事诗中的阿喀琉斯（Achilles）、罗兰（Roland）和亚瑟王（King Arthur）的优点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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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圣勇者阿克巴

征服疆场挫敌寇

迎战凶师旁遮普

苏赫拉布（Sohrab）美少年

威武神勇树传奇

盛名堪比鲁斯坦（Rustam）

及冠之年气宇昂

风姿俊逸如翠柏

天文地理无不知

通晓百艺融古今

熠熠面庞露圣光

皇冠宝座受无愧

举世青睐人中杰

万众瞩目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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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30年代的喀布尔，阿克巴·汗俊美的样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令其成为性感的象征。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Maulana Hamid Kashmiri）所著《阿克巴本记》（Akbarrlama
），是为纪念阿克巴·汗而撰写的第一部史诗。书中专门用了一些篇幅描绘洞房花烛夜阿克巴与娇俏新娘鱼水相欢的情景。新娘是穆罕默德·沙·吉勒扎伊之女，“这个袅娜娉婷的女子宛若天仙，闭月羞花之貌如骄阳般明艳”。

情迷意乱两相投

目光触处欲火燃

矜持尽褪罗裙散

吐气如兰紧缠绵

傍款香肌酣乐极

贴身交颈唇相合

瑶台月下飘兰麝

蜜唇痴吻酣醉深

云雨浓时勤播种

巫山深处结珠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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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拥有此般迷人魅力，阿克巴却无疑是个复杂睿智的人。相较多斯特·穆哈迈德而言，阿克巴的情绪更善变，审美敏感度也更高。他与马森相熟相知，实则是将马森置于自己的庇护下，而且对于马森从贾拉拉巴德周围的贵霜帝国佛教寺院挖掘出的希腊化犍陀罗佛教雕塑，阿克巴比其他任何阿富汗人都感兴趣。马森在回忆录中写道：

两尊女性头像令他如痴如醉，他哀叹大自然未造就出如雕塑般完美的容颜。嗣后，我们之间有了几分熟悉，这位年轻将领频频派人传召我。作为茶桌旁颇为固定的常客，我鼓动他向几名马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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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落酋长传话，要求他们协助我从事种种研究工作……目睹这位年轻将领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本质与目的展现出的深远见识，我无比欣慰亦深感惊诧。他身边有人暗指我或在探寻宝藏，可他对那些人说我唯一的目标是推动科学进步，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荣归祖国。他还留意到，尽管在杜兰尼族人中战士享有殊荣，但在欧洲人当中拥有科学和“伊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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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备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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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另一位欧洲旅行者戈弗雷·瓦因称，在所有阿富汗贵族中，阿克巴最开明进步、勇于探索、善于钻研、聪明睿智。阿克巴曾询问瓦因猪肉的味道——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禁食猪肉，“他非但不是盲信者，反倒好几次命仆役用他自己的杯子递水给我喝”，而在当时，大多数阿富汗人拒绝与基督教徒一起吃喝。

[63]

第二天，阿克巴·汗骑坐在象背上将伯恩斯领进喀布尔城。伯恩斯写道：“迎接场面极为盛大壮观，他安排我与其本人骑乘同一头大象，这让我倍感荣幸。他引领我们进入其父的宫廷，我在宫中受到诚心挚意的接待。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紧邻王宫的一座宽广庭园被指派为使团居所。”

[64]

次日上午，旧交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在正殿接见了伯恩斯。一如往昔，伯恩斯的个人魅力很快就赢得埃米尔的欢心。尽管多斯特·穆哈迈德谴责英国人言行相诡——援助沙·苏贾不说，居然事先知晓兰吉特·辛格计划夺取白沙瓦，但埃米尔显然决计不让此事妨碍自己与伯恩斯的友情。再者，埃米尔盘算着只有开放与不列颠的外交关系才有击败锡克人的胜算。没过多久，二人就如从前那般敦睦融融。相较1831年，伯恩斯对这位东道主的钦佩之情丝毫未减，他写道：“权力通常会腐蚀人心，可是面对日益盛大的权势和‘埃米尔’的新称号，多斯特·穆哈迈德身心泰然，反倒比上次见他时愈发敏锐机警、智慧满盈。”伯恩斯被引入谒见殿，正式递交国书并呈上略微败兴的礼物，多斯特·穆哈迈德客气地收下。“我禀告称自己给殿下带来的礼物是欧洲的一些稀罕物件。他立即回答说我们本身就可谓稀罕，见到我们最令他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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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后来对这次会晤的反思颇有见地：

多斯特·穆哈迈德见微知著、一闻千悟，对人的脾性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不可能长期受蒙蔽。他倾听每个人申诉，他的淡定性情与克制包容，比其公平公正的作风更受称颂……他发动宗教战争、组建政府，是归因于强烈的伊斯兰正统派道统精神还是野心作祟，这个谜团尚待解答……（阿富汗人）实现共和政体的意愿未改变，无论执政的是萨多扎伊族人还是巴拉克扎伊族人，唯有不侵害各部族的权利，依法保护各部族的自治权，方能确保政权得以维系。

[66]

多斯特·穆哈迈德或许被伯恩斯打动，反之亦然，不过阿富汗的各类史料证实，即便是在初始阶段，亦非所有廷臣、贵族和部族首领都对埃米尔与洋人（Firang）异教徒日渐深厚的友情感到满意。更多伊斯兰正统派人士对这种同盟关系尤感不安，怀疑这背离了埃米尔所宣称的向伊斯兰的敌人宣战的意旨。

在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中，伯恩斯始终被描绘成魅力超凡、精明狡黠的欺诈者，说他八面玲珑（zarang
），是阿谀奉承与背信弃义的能手。反观英国方面关于东方人阴险狡猾的陈词滥调，这一与之相对的成见的确引人关注。阿塔王子在《战斗之歌》（Naway Ma’arek
）中提及伯恩斯沿印度河溯流而上巡游：

刺探信德和呼罗珊的现状，亏得他有柏拉图般的智慧，才终偿所愿。伯恩斯认识到，这一地区诸多酋邦均建立在极不牢固的地基上，只需一阵狂风便能将之吹倒。当人们聚拢围观洋人的时候，伯恩斯从帐中冒出来，冲着人群戏言道：“来瞧瞧我的尾巴和犄角！”众人大笑，有人高声喊道：“你的尾巴一路伸回英格兰，你的犄角即将出现在呼罗珊！”

[67]

克什米尔毛拉在1844年所著《阿克巴本记》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形象。在下面这首诗中，阿克巴·汗的死敌伯恩斯，是十字军时代基督教世界（Crusading Christendom）具有恶魔般慑人魅力、惯于背叛欺诈的所有两面派的化身：

声名赫赫洋大人

名叫伯恩斯，人称斯干达

[68]

聚齐贸易必需品

犹若商贾启程

火急火燎赶到喀布尔城

假意与城中显贵丹诚相许

厚礼相赠，公然炫耀恩惠

摄魂夺魄，收买片片痴心

埃米尔雍容尔雅，宽厚仁爱

奉他若贵宾，给予无上礼遇

捧在万人之上

赐他千般荣耀

怎奈伯恩斯口蜜腹剑

他向伦敦索金要银

用邪恶巫术和诡诈骗术深挖陷阱

扼住人们咽喉抛入万丈深渊

伯恩斯用“金锁链”束缚诸汗，他们“皆宣誓效忠于他”。最终，有人劝谏埃米尔：

诛戮雄狮、誉满寰中的指挥官啊！

煽动叛乱的伯恩斯是大敌

他外表好似谦谦君子，内心暗藏恶魔

请提防这个散播邪恶的冤家

你难道忘记（诗人）萨迪

[69]

的忠告了？

对陌客讳莫如深为上策

打着友情幌子的乃劲敌

你不舍昼夜滋养敌人

在他槌仁提义前，请远离叛贼。

[70]

据阿富汗方面的几份史料记载，伊朗卡扎尔王朝的沙——穆罕默德·沙也致函多斯特·穆哈迈德，劝诫多斯特慎防伯恩斯的恶毒阴谋。《历史之光》提及此函，书中写道：“磋议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的会谈尚未开始，此时，奉派替穆罕默德·沙递送短笺的密使前来，获准谒见埃米尔。伊朗的沙力陈亚历山大·伯恩斯的两面派行径，毫不隐讳地断言：因他表里不一的欺诈行为，在骗局被揭穿前，这片土地将不得安宁。”

[71]

对于沙所谓的干涉之举，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的记述最为详尽：

一日，妄自尊大的奸人得意忘形地坐于宫中

在朝廷尊享特权，他习以为常

洪福齐天的埃米尔

将一封有彩色插图的函书递到他手中

对他说：大声念出来，别停顿

伯恩斯拆开此函，朗读起来

信中，沙先表明深切关爱之情

而后发出警告：伟大的统治者啊，我听说

散播邪恶的魔鬼伯恩斯

来到宫廷，日夜坐镇朝中

你对他千恩百宠，视为己出

奉为尊贵的座上客

要知道，他在洋人中独占鳌头

无论是欺天诳地还是诡诈无信

众人惨遭杀害，他是幕后黑手

偌多心灵伤痕累累，只因暗箭难防

血债本该血偿，你缘何向他抛金撒银？

我得知此事，唯恐他令纷争蔓延

他能驱使僵尸叛乱

这个洋人甚至可以扰乱坟墓的安宁

洋人没有荣誉忠诚可言

他们不尊神明，只敬奸狡诡谲

听我话语，谨记在心

遵从我的忠告，警惕啊，警惕

克什米尔毛拉还暗示，引领他人误入歧途已成为伯恩斯的个人癖好。受他诱惑的不只是男人，还有喀布尔的女人。毛拉在一组对句中提到伯恩斯告知洋人的国王：

论美貌，喀布尔人

正是天园女神（houri）与古拉姆（ghilman）

[72]

那片土地上的女子

如此袅娜妖娆

娇臀盈盈，销魂摄魄

一人足以令百名洋人醉死裙下

[73]

这显然不只是毛拉作品中的丰富想象，马森也心怀些许焦虑地注意到，伯恩斯对喀布尔女子太过沉迷，尤其是身为特派使节，这远非明智之举。马森写道，埃米尔了解伯恩斯与克什米尔毛拉书中所提到的“喀布尔袅娜妖娆的天园女神纵乐狂欢”的最新情况，“庆幸特使的阴谋诡计或许不具政治色彩，而是另有原因”。马森记述道，因为伯恩斯有此嗜好，不久后多斯特·穆哈迈德手下大臣萨米·汗王子（Mirza Sami Khan）亦来造访，“提议我应仿效那位显达的长官，让黑眸少女挤满一屋子。我评述称这房子不够大，再说，少女从何来？他答道，只要中意，任我挑选，保证让我得偿所愿。我告诉他，对于他的宽厚仁慈，钦敬之情无以言表，但我认为继续一如往昔地平静度日较为安妥”。

[74]

这不是马森唯一的忧虑。不但伯恩斯的行为举止有失“体统……（由此）人们会认为整个英国使团皆这般行事”。马森对伯恩斯的外交才能也心存顾虑，担心他对待埃米尔的态度过于“唯唯诺诺、谄媚逢迎”，趋奉地“总以‘济贫拔苦的恩主（Garib Nawaz），卑下禀奏’作开场白”，此举着实过火。

[75]

马森还担心伯恩斯助长了埃米尔意图通过英国从中斡旋、全面收复白沙瓦的期望，因为目前一切尚无定论。兰吉特·辛格是否愿意全然接受提议，加尔各答方面是否准备就此事对兰吉特·辛格施压，均无定数。又或者，这位年轻大使压根儿就无权展开此类磋商。

尽管如此，抵达喀布尔仅十天后，伯恩斯就动身前往阿富汗郊野暂作苏息。他意气风发，乐观十足地认为自己能不辱使命。再度游历日思夜恋的美景让他兴奋不已。次日，伯恩斯从舒马里平原愉快地来信：“一片广袤的园圃长30～40英里，绵延伸展至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区

[76]

才戛然而止，每座朝南的山丘上都有一片葡萄园。”

伯恩斯坚信，建立反俄同盟已似囊中取物。这甚至比眼前的美景，抑或亲临莫卧儿王朝皇帝巴卑尔最喜爱的游乐胜地伊斯塔立夫憩息一周，更令他惬意。翌日，伯恩斯从伊斯塔立夫写信给其姻兄：

多斯特·穆哈迈德·汗认同我方的所有观点，照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我方即将与兰吉特国王展开谈判。谈判的基本条件是：兰吉特撤离白沙瓦，由一位巴拉克扎伊统领接管并且将白沙瓦作为拉合尔的藩属，喀布尔的首领遣子嗣去俯首乞饶。（韦德和麦克诺滕）之前竭力劝谏，说什么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显得过于自命不凡。哈！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确信兰吉特会应诺此计划。我代表英国政府应承尽力从中斡旋。多斯特·穆哈迈德已彻底斩断与波斯和俄国的联系，沙派来的大使眼下就在坎大哈，多斯特拒不召见。

[77]

伯恩斯并不知晓，就在自己写信之际，在南方数百英里处，他的使命正遭蓄意阻挠，令其几乎无法调停冲突双方。伯恩斯当时更未察觉，派出使团的新任总督奥克兰勋爵其实亦正是彻底扼杀其使命的人。

正当伯恩斯洋洋得意地自伊斯塔立夫修书，维特科维奇及哥萨克骑兵队驭马慢跑穿越赫拉特南部的阿富汗边境，约莫同时，仪仗骑兵队已在加尔各答总督府大门与胡格利河（Hoogly）河边石阶拍岸的河水之间列队整齐，形成一道红色的警戒线。

奥克兰勋爵即将离开加尔各答，首次出巡孟加拉以外地区。在帝国发展擘画的驱策之下，奥克兰将视察爆发饥馑的印度斯坦平原，巡视范围涵盖阿瓦德土邦

[78]

至英国控制的西北诸省。此行先乘坐由蒸汽机船牵引的总督专用驳船；接着在贝拿勒斯

[79]

搭乘四轮马车和轿子，经由陆路继续前行；然后骑象穿过旁遮普地区，循山而上到达新建的西姆拉（Simla）山间避暑地。

奥克兰勋爵本名乔治·艾登，这位辉格党贵族机智能干，却有些自鸣得意、超然冷漠。他身材纤弱，面容清瘦稚气，嘴唇薄狭，十指修长优雅。这位51岁的坚定独身主义者，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对于被迫在中产阶级文官和逢迎谄媚的印度各邦王公中间周旋，他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厌烦之情。虽然在英格兰时怯于玩弄权术，此外还是个糟糕的演说家，但奥克兰之所以接任总督一职，是因为这是他能获任的最好的行政职位，尽管他对印度的历史与文明近乎一无所知亦无兴趣，到达后也鲜有寻根究底的尝试。

之前任职海军大臣时，他信赖手下幕僚的作风，令其在英国海军部深得人心。但事实证明，调任印度后同样的做法后患无穷。奉派统治一个自己懵然无知的世界，奥克兰很快就陷入以威廉·麦克诺滕为首的一帮聪明但缺乏经验的鹰派恐俄顾问和两名私人秘书——亨利·托伦斯（Henry Torrens）和约翰·科尔文（John Colvin）的股掌之中。麦克诺滕还曾暗中支持沙·苏贾1834年的远征。正如总督的政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索比·普林塞普（Thoby Prinsep）所说：“奥克兰这个人办事出色，一丝不苟地审阅所有文件，经他核准通过的任何草案均准确无误、周密细致。但他太想速战速决，而又过于忌惮承担责任，致使所下达的指示不尽如人意，所以各地常驻代表在困境下通常只得自行决定如何行事。”普林塞普补充道：“有人认为他过多地受私人秘书约翰·科尔文的支配，此人在总督召集政务委员会成员进行私下磋商时，间或掌握着讨论的主动权，而勋爵大人只是将双手置于脑后，安坐倾听，就这样把如此多的事务丢给约翰·科尔文处理，年轻文官们遂赠予他‘科尔文勋爵’的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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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该国北上”的悠闲旅程中，伴奥克兰出行的有两位尖刻又讨喜的待嫁姊妹埃米莉·艾登和范妮·艾登（Fanny Eden），自命不凡而又吹毛求疵的政治秘书麦克诺滕，总督府的其他各级各类官员、参赞（attachés）及一众妻小，此外还有以蛮横苛刻著称的麦克诺滕夫人弗朗西丝（Frances）以及与她随行的一只波斯猫、一只玫瑰鹦鹉和五名随侍女仆。

启程之日拂晓时分，天色清新明朗，麦克诺滕家族的世交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早早起身为他们送行。埃米莉·艾登在日记中讲述道：幕僚早已安排好一支“十分悦目的队伍……两列士兵自总督府门口至河边一字排开”。埃米莉·艾登的日记后来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游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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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埃米莉稍晚才又讲到规模惊人的总督随行人员及所携物品，她在写给英格兰的另一位姊妹的信中说道：“我们骑乘大象下行，经过营地前哨。东边天际红彤彤一片，河滩是深沙色的，河面布满低矮的平底船。沿河岸散布着帐篷、骆驼驮箱，当地人在点点炊火旁烹饪。或已上船或等候装船的有：850峰骆驼、140头大象、几百匹骏马，禁卫军和护送我们出行的整团将士以及一众随营人员，大约总计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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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一职威风八面、位高权重，彰显了奥克兰的奇特地位。正如其任军事秘书的外甥威廉·奥斯本上尉（Captain William Osborne）所言：“纵观人类种种境遇，最显赫辉煌而又最不寻常的身份大概就是英属印度总督。一位内敛的英格兰绅士，任职于一家股份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在总督的短暂任期内获封为世界最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成为一亿人的统治者，此般权倾天下之职亘古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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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这些侍从随员陪伴，有美景奇观、壮美恒河，还有历经热带季风洗礼、绿意盎然的孟加拉郊野，但此次出行远非一场开心的聚会。埃米莉压根儿不想来印度，最初启航时她感到“一阵绝望猛烈来袭”。所搭乘的船只从孟加拉湾转入胡格利河时因无风而停航，从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厌恶自己的新家。她甚至还未看到加尔各答就恼怒地写道：“我想我们该带着此前赚到的大笔钱打道回府，不过……凭着极大的忍耐力，伴着微风，我们终于到埠……周围围绕着黑人操控的船只，他们出于某种怪异的懒怠而一丝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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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后，让埃米莉深感惊骇的不只是为数众多、紧随左右的侍从随员，还有总督府内繁杂的礼仪和恪守礼节的氛围。她在家信中写道：“我完全不知所措地度日……（感觉好像）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无休无止的戏剧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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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范妮早已被麦克诺滕一家惹恼。她在日记中将奥克兰属下这位戴眼镜的政治秘书描述成恼人的腐儒，还说即便按照英属印度政府的标准来看亦如此。奥克兰要求船只停靠在布克萨尔（Buxar），以便能跳上岸看一眼英国人首次挫败莫卧儿人的战场所在地。埃米莉记述称，此时麦克诺滕几乎“半疯了……竟然在甲板上气急败坏地蹦来蹿去”，只因奥克兰的举动有违外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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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乔治一时兴起冒险上岸，托伦斯先生和麦克诺滕先生险些在甲板上晕厥过去”，范妮的口吻与她一致。次日在加齐普尔（Ghazipur），艾登一家“没有副官陪同，亦未佩戴其他任何表明乔治总督身份的徽章就贸然上岸，再次令麦克诺滕先生的健康遭受冲击。到达营地后我们打算改过自新、检点行为，尽管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在诸多孔雀翎、银手杖和金罗伞中游来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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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承认，麦克诺滕尽管虚夸自负，但身为助手，他的聪明睿达是有口皆碑的。埃米莉称呼他为“‘我们的’巴麦尊勋爵，这个枯燥乏味而又慎重理智的男人，戴着一副巨大的蓝色眼镜……他的波斯语比英语流利得多，而阿拉伯语比波斯语好，不过他更倾向于用梵语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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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滕夫人此时正忙着设法阻止波斯猫吃掉鹦鹉，她雇了一名女仆专责守护、喂食鸟儿。麦克诺滕夫人还担心拦路贼会在夜间偷偷爬上船来打劫：“上一年，拦路贼闯入麦克诺滕夫人的帐篷，偷走了所有衣服，结果麦克诺滕只好将她缝进一张毯子里，然后驾车带她去贝拿勒斯选购新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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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河沿岸间歇举行的正式谒见期间，范妮发觉麦克诺滕一家让人忍无可忍：

这一事务唯一逗趣的部分是麦克诺滕庄严至极、拿腔作调地逐字传译，他僵硬的面庞毫无表情。“他说，大人，您是他的生身父母、他的伯父伯母，您为他的日夜增色，您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栋梁。”在所有用到玫瑰精油的庆典上，他的举止都这般一本正经。他就是为这个职务而生，据我所见无人能出其右。

随后一行人拜望一位年长的邦主妃，其间“麦克诺滕的举止极为庄重，他如此呈奉答复：‘大人，邦主妃说自己完全无法表达您亲临其居处给她带来的超乎想象的美好感受……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面对大象的蚱蜢……’麦克诺滕夫人其实也不太懂这种语言，她充当（我和范妮的）译员。我的天哪！这样的女人会要了我的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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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奥克兰勋爵、两个姊妹以及一众宾客就饱受令人委顿、无以复加的倦怠情绪折磨。若含蓄谐谑言之，这源自一种对迫不得已行经的遥远殖民地屈尊俯就的轻蔑不屑。出行第二日，埃米莉述说，宾客们“都像至尊至贵的主人家一般百无聊赖，他们8点就寝息去了”。至于自己的兄弟，历经一周的旅行后埃米莉写道：“乔早就腻烦死了，嫌恶令他面色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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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亦有同感：“我们前进的速度比预期慢得多。远离了文件、办公文具和他的‘政务委员会成员’，乔治有种总督被罢免的感觉，这让他焦躁不安……他越来越痛恨住在帐篷里的生活，每天早上都因景色没变得更优美而斥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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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对上游地区的若干场聚会的憧憬能让姊妹俩打起精神：“理查德准将（Brigadier Richards）发来的舞会请柬已送到我们手中……我猜想这只是个开始。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前，我们要走马灯似地参加一连串的舞会……我认为乔治若能学着在宫廷小步舞（delacour）中走个过场，才是适恰之举。接着我或者埃米莉就可以轮流与统领驻军的准将相伴起舞……”其间，供给部门也有麻烦事要处理：“凯斯门特将军（General Casement）和麦克诺滕先生今晚上船来。我们觉得他们早餐享用的苹果果冻有些不对劲。麦克诺滕先生诡秘地间接提及此事，凯斯门特将军赶紧将这个话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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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此类事情操心的奥克兰勋爵被迫将注意力转向阿富汗事务。

奥克兰对阿富汗了解与关心的程度甚至还不及对印度。从一开始，他就对该国最具权势的统治者多斯特·穆哈迈德·汗表露出明显的反感。相形之下，多斯特·穆哈迈德倒是不惮其烦地向新任总督大献殷勤。他一听闻奥克兰到任，立即致函告知：“阁下尊临时机巧妙，先前严寒时节冷风袭来的阵阵寒意一扫而光，我那片希望的田野已然变成天园乐园的艳羡之所……我切盼阁下能把我当作自己人，能将敝邑视为阁下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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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特·穆哈迈德接着切入正题，请求奥克兰代他出面，调停他与兰吉特·辛格间的争端，并运用影响力帮助阿富汗收复白沙瓦，给该地区带来和平。

然而麦克诺滕很快就说服奥克兰勋爵，让他不要与埃米尔缔结任何形式的协定。“唯有出于对其他强国的攻击和猜忌，我们才会与多斯特·穆哈迈德在名义上结盟。”收到埃米尔来函后不久，奥克兰在备忘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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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连数月未回信，而后友好却毫不令人鼓舞地予以答复。他说，自己对多斯特·穆哈迈德打算与东印度公司建立良好关系深感欣慰，不过遗憾的是，自己无法调解他与兰吉特·辛格间的争端，希望他俩能自行解决分歧。他还说自己企盼“阿富汗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团结一致的国家”，通过“深入拓展贸易往来”获益。接下来是结案陈词，很快被证明言行相诡。奥克兰总结道：“吾友啊，你是知道的，干涉其他独立国家的事务并非英国政府的惯常做法。我确也无法立刻想出，我方政府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干涉才能使你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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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般僵局源于部门间的政治斗争及争风吃醋。奥克兰所掌握的关于阿富汗的情报都是经由麦克诺滕和韦德呈达，可二人均未造访过阿富汗。伯恩斯从喀布尔送回的急件对该国真实的势力制衡状况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估，但那些谏言只能通过麦克诺滕的摘要以及韦德盛气凌人的评注这两重透镜畸变、严密过滤后禀呈总督，而此二人都倾向于颠覆伯恩斯的所有提议。伯恩斯从喀布尔发回的首批急报中，有一份急件盛赞埃米尔的统治实力强大、根基稳固。韦德在增补的附函中刻薄地写道，多斯特·穆哈迈德“保有的权力其实非常不牢固。民众骚乱间或爆发，他难以镇压……我自己的情报来源使我坚信，埃米尔的权威绝非众望所归……其麾下军队的大多数官兵都心怀不满、抗命不从。虽然武器装备精良，但他们普遍严重匮缺优秀战士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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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和麦克诺滕以这种方式渐渐让奥克兰勋爵确信，伯恩斯对多斯特·穆哈迈德的评价大错特错：他们坚称，埃米尔是不得人心的非法篡位者，其所执掌的政权岌岌可危。与伯恩斯的急件所述内容相悖的是，他们断言多斯特·穆哈迈德其实是阿富汗形形色色的统治者中最势单力薄的一位，其影响力不及他坎大哈的同父异母兄弟，甚至比不上赫拉特“最受人尊敬的统治者”卡姆兰·沙·萨多扎伊——沙·苏贾无能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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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其实都背离了事实，相较以往任何时候，现状更非如此：多斯特·穆哈迈德已在兴都库什至开伯尔山区的大片疆域上确立起自己的宗主地位；他将坎大哈的同父异母兄弟从沙·苏贾的围攻中解救出来后，诸兄弟承认了他的领导地位；更妙的是，他现已获封埃米尔和阿富汗圣战领袖之衔。伯恩斯所持的是不刊之论：多斯特·穆哈迈德是阿富汗的霸主，要是加尔各答改弦易辙接纳他，他将是东印度公司在北边潜在的有权有势的亲英盟友。

伯恩斯身历其境，显然比其他任何英国官员都更有资格掂掇各股势力的相对强弱。不过麦克诺滕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位野心勃勃的苏格兰青年，他认为伯恩斯幼稚、缺乏经验、擢升过快，故此反倒鼓动奥克兰听信卢迪亚纳的资深间谍组织首脑。麦克诺滕修书给奥克兰：“只要二人存在意见分歧，我会倾向于赞同韦德上尉，因为他的论据和结论都基于记录在案的事实，而伯恩斯上尉的论据和结论似乎多半由别人的观点拼凑而成，抑或来自他所观察到的情形在头脑中形成的印象，他由此得出推断，通常又以此来证明其推断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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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韦德继续鼓动奥克兰让沙·苏贾再次粉墨登场。他建议：“通过推动沙·苏贾复辟，而不是强迫阿富汗人屈从于埃米尔的最高统治权，将减少对人民造成的伤害，较少危及我们与其他掌权者建立的亲睦友好关系。近来与锡克人兵戎相见之后，喀布尔各方纷争愈演愈烈。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沙若在国内现身，两个月内便能成为喀布尔和坎大哈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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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如此这般歪曲事实外，韦德和麦克诺滕似乎都不曾向奥克兰勋爵简要汇报兰吉特·辛格最近如何侵占白沙瓦，也未向他说明白沙瓦在阿富汗人心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核心地位——阿富汗人仍将白沙瓦视为自己的第二首都。因此，奥克兰站在了与事实有出入的错误立场上，认为白沙瓦确凿无疑归锡克人所有，多斯特·穆哈迈德想要收复城池是无理挑衅。职此之故，奥克兰不断阻挠伯恩斯对现状做出任何形式的改变。

奥克兰也开始接受韦德的观点——让阿富汗保持分化，而非帮助多斯特·穆哈迈德巩固统治地位并接纳其为盟友，这样才符合锡克人的利益，故此对英国人有利。奥克兰告知伦敦方面：“过于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位于我方边境，可能终会成为无休无止的骚乱乃至严重的祸殃之源。各酋邦首领相互制衡，依据所处的地位环境一决高下，努力争取与我方交好，想必才是无害得多的如意睦邻。”与所有证据相悖的是，奥克兰勋爵不相信波斯人让赫拉特陷入危险境地，也不认为巴拉克扎伊族人或会与波斯的沙结盟。他写道：“这些阿富汗人与波斯政府天生不投契，若其剩余领地的安全有保障，他们便不会与波斯政府保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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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误读了形势：由于低估了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实力，奥克兰及其属下鹰派顾问歪曲了多斯特·穆哈迈德对兴都库什山区以南的阿富汗疆土的掌控稳步增强的事实，误解了锡克人与阿富汗人之间的势力制衡。他们还低估了西蒙尼奇伯爵，西蒙尼奇凌驾于莫斯科的指示之上，通过巧妙地操纵局势，将整个地区纳入俄国领导的反英同盟。俄国公使期望中的这一同盟很快笼括的不仅是波斯与阿富汗，还有布哈拉与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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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的这些失误转而导致更严重的误判。

奥克兰勋爵毫无紧迫感，这给伯恩斯又添难题。奥克兰更关注总督露营之旅历经的磨难以及印度斯坦的饥荒。如今，每天早上都有饿死的饥民沿恒河顺流而下漂过他的船边。只有喀布尔的伯恩斯渐渐留意到奥克兰身处险境，奥克兰正梦游般地踏入一场重大的外交灾难。伯恩斯敏锐觉察到，英国人若不立刻采取行动争取与巴拉克扎伊族人确立友好关系，波斯人和俄国人将取而代之。如若那样，阿富汗将不再受英国势力支配，英国轻易就把阿富汗拱手让与竞争对手。因此，接连收到的总督来函让伯恩斯疑窦丛生，总督明令禁止承诺多斯特·穆哈迈德任何事情，还拒绝充当白沙瓦争端的调解人。

伯恩斯试图让奥克兰回心转意，临近11月底，他向加尔各答发送了一篇冗长的报告，论及“喀布尔的政治状况”。报告雄辩强据，阐述了以巩固扩大多斯特·穆哈迈德的权力作为将俄国人障蔽在阿富汗之外的最可靠手段。他再次强调，不必在东印度公司与兰吉特·辛格的长期同盟以及自己与多斯特·穆哈迈德拟议的结盟之间做出选择，只需运用少许想象力、对白沙瓦迅速采取行动，英国人就有可能同时与双方交好。伯恩斯不得而知的是，大约就在此时，麦克诺滕正在加尔各答给韦德写信，坚决支持韦德那截然相反的策略：鼓吹抱持一种完全排他的亲锡克立场，听任兰吉特·辛格侵占白沙瓦，计划让软弱无能的沙·苏贾取代埃米尔在喀布尔重新登基，以使白沙瓦以北的阿富汗地区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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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奥克兰对多斯特·穆哈迈德怀有的古怪偏激的敌意也日渐根深蒂固。他致函伦敦方面，称多斯特“应当心满意足，我们允许他继续保持平宁，又让他免遭实际的武装入侵。不过他胆大妄为、诡诈多端，断难安分守己……这是一个要巧妙运用外交手腕和谋略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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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阿富汗迎来冬季初雪之际，传到喀布尔的一些坏消息让伯恩斯愈发坐立不安。

报告称波斯军队现已倾巢出动，全力赶赴赫拉特包围帖木儿时期修建的巨型城墙。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长久以来，波斯人一直声称对阿富汗西部拥有主权，他们曾于1805年占领赫拉特，1832年密谋再次发动袭击。为发起此次进攻，波斯已谋划数年，其实根本无须俄国施压鞭策。但是，兵力三万余人的大军浩浩荡荡挥师夺取阿富汗西部首府，还有大量俄国军事顾问、雇佣兵及逃兵进驻波斯军营为波斯人效力，这一切仍令伯恩斯闻之骇然。

伯恩斯之所以如此了解赫拉特此时的情形，原因在于一名英国青年军官埃尔德雷德·砵甸乍中尉当时恰巧在赫拉特城中。这位“大博弈”的参与者先伪装成穆斯林马贩子，然后假扮作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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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德雷德是普杰的间谍组织首脑亨利·砵甸乍准男爵的侄子，亨利·砵甸乍是伯恩斯的前上司。埃尔德雷德出现在赫拉特或非偶然，围城期间他为英国人提供了急需的一连串情报。在英方记事中，埃尔德雷德是“赫拉特的英雄”（莫德·戴弗［Maud Diver］在其沙文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如此称呼砵甸乍），赫拉特人之所以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城邑，通常都被归功于他，他的功劳还在于单枪匹马地多多少少地牵制住了波斯人。不过，这与诸多波斯或阿富汗编年史的说法相悖。

在这些编年史中，围城行动被视为逊尼派信众与什叶派信众之间的一场大搏斗，赫拉特守卫者蒙受最可怖的物资匮乏，其坚忍刚毅的壮举被描述成一部阿富汗人英勇抗敌的史诗。岂止如此，当时在世的两位最具权威的阿富汗历史学家几乎用同样多的篇幅记述了赫拉特围城战和随后发生的英国武装入侵行动。就对呼罗珊独立构成的威胁而论，这两场战争在阿富汗人眼中不相伯仲。

据阿富汗的上述史料记载，波斯军队向赫拉特挺进的消息一经传来，赫拉特的沙卡姆兰即刻下令将粮食和草料搬入城内，把城墙外园林中的果树砍倒。自萨多扎伊族人的乌兹别克族及哈扎拉族盟友中征募兵丁，这些士兵对城邑大量的土墙进行修葺加固，还修缮了伊赫蒂亚尔乌丁城堡（Ikhtiyaral-Din）的城墙。这座巨大的赫拉特堡垒占地面积相当于城邑面积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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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波斯军队前哨抵达古里安（Ghorian）边界堡垒之外。赫拉特的编年史家里亚兹（Riyazi）在《编年史》（‘Ayn al-Waqayi
）中记载了波斯人如何借助英国人训练出来的炮兵部队，在12小时之内夺取了这座巨大的城堡：“偌多大炮向着古里安堡垒（Qala’-i Ghorian）开炮，堡垒三面完全崩塌。”法耶兹·穆罕默德（Fayz Mohammad）写道，由此“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伊朗军队严阵以待，准备向赫拉特发起一轮大规模猛攻”。

数日后，雄兵三万的波斯大军的头几个师循着哈里河（Hari Rud）河谷进逼至赫拉特城墙之下，轻而易举地击退了奉派前来截击的骑兵中队。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展开了一场小规模战斗，许多人命丧黄泉。当数目庞大的伊朗主力军跃入眼帘时，赫拉特人无力继续作战，只得撤回城邑……鉴于在开阔地带抵御伊朗人毫无胜算，卡姆兰全力以赴构筑防御工事。沙的军队有如滚滚海浪环绕城邑，层层包围赫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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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令人不悦的消息传至喀布尔两天后，即12月19日星期二早晨，伯恩斯及其副手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的居所向外张望，等待信使从印度带来最新的急件。伯恩斯企望奥克兰看过自己的长篇呈文后能改变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他切盼能向多斯特·穆哈迈德传达一些好消息。自从赫拉特被围的消息传来，伯恩斯的劲敌——初来乍到的波斯公使的影响力就与日俱增。伯恩斯知道亟须提升英国的人望与威信——唯有承诺从中斡旋归还白沙瓦一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反倒是多斯特·穆哈迈德命人传话邀见伯恩斯。埃米尔在正式谒见室向伯恩斯转达了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消息：奉沙皇之命前来与阿富汗开启外交关系的俄国代办刚抵达加兹尼，预计本周内到达喀布尔。伯恩斯得悉，此人是伊万·维特科维奇中尉。

[108]

此后不久，伯恩斯在写给姻兄霍兰少校（Major Holland）的信中说道：“我们在此陷入困境，赫拉特遭围困并有可能沦陷，俄国皇帝向喀布尔派出公使，要资助多斯特·穆哈迈德·汗与兰吉特·辛格作战！！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过，这位名叫维特科维奇的上尉代办带着一封三英尺长、言辞大胆的书函来这儿，他立即呈送此函以表达对我的敬意。我当然接见了他，还邀请他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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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卓尔不群的竞争对手共赴的晚宴于1837年圣诞节那天举行，这是“大博弈”史上首次此类聚会。两人任职大使前都是特工，他们相处融洽，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二人的穿着、进食的食物、谈话的内容以及维特科维奇透露了多少自己混乱的背景等诸多细节，我们知之甚少。这的确令人懊恼。伯恩斯只是记述称，波兰人是：

一个彬彬有礼、蔼然可亲的人，大约30岁，能说流利的法语、波斯语和突厥语，身着哥萨克军官制服，这在喀布尔颇为新奇。他曾去过布哈拉，故而无须涉及政治，我们的交谈也有了共同话题。我发现他才智过人，对北亚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很坦率地说，俄国循例不会向世人公布自己在外国的调研结果，正如在法国或英格兰的情形一样。

伯恩斯接着补充道：“我再也没见过维特科维奇先生，尽管我们互换了‘字斟句酌’的各种消息，但我不无遗憾地发觉自己无法由着性子与他结下友谊，既然公务在身就要甄心动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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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虚言，伯恩斯已经开始拦截这位餐伴送回德黑兰和圣彼得堡的信函，反之亦然。

随后几周里，伯恩斯强作笑颜面对愈发尴尬的处境。他非常清楚此行的使命濒于土崩瓦解，尤其是仍无迹象表明奥克兰勋爵已领会喀布尔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奥克兰似乎未意识到波斯和阿富汗即将被俄国人夺走。就目前状况来看，维特科维奇慷慨赠予埃米尔的礼物，伯恩斯难与之比肩。1838年2月18日伯恩斯写道：“维特科维奇上尉禀告埃米尔，皇帝送给他的稀世珍品价值6万卢比。反对派定会不失时机地拿这个与我递呈给埃米尔的微薄礼物相比，以此证明吾国对他们的漠视。英国以慷慨宽厚著称，在阿富汗尤甚……在此情势之下理应预料得到，我是何等亟待政府下达指令以做指引。”

[111]

但因伯恩斯发出的信函用了三到四周时间才送抵印度，不仅加尔各答方面尚未回复这些公函，赫拉特传来的消息也变得愈发严峻，伯恩斯决定夺取主动权。他在当月做出承诺：倘若赫拉特沦陷，沙的军队长驱直入阿富汗，英方将出资30万卢比，资助坎大哈的巴拉克扎伊族人抵御波斯人。

伯恩斯还决定违背上下级的礼节，越过韦德和麦克诺滕直接修书给奥克兰勋爵。他慷慨陈词，恳求奥克兰勋爵理解情势岌岌可危，并明确告知订立密约仍是唾手可得的事，借此方式，英国不用耗费精力与财力便可达成既定目标，亦能一举扼杀俄国和波斯的野心。他谴责锡克人夺取白沙瓦并在贾姆鲁德镇修筑堡垒的侵略行径，他重申尽管蒙受百般冷遇，多斯特·穆哈迈德仍切盼与英国结盟。他还指出，多斯特·穆哈迈德之所以迫不得已另觅盟友，原因在于锡克强夺白沙瓦。最重要的是，他强调维特科维奇的出现意味着危险迫在眉睫，他着重指出白沙瓦悬而未决的状态“搁置待定时，便将鬼蜮伎俩引到我们门前。若听之任之，不久或会招来敌人而非信使”。他总结道：“政府必须采取比迄今所展现的原本希望或深思熟虑的必要之举更强有力的行动，以挫败俄国和波斯在这一地区的阴谋。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确实有兰吉特·辛格大君这位相识已久的忠实盟友，但此类同盟不会让这些强国敬而远之，亦不能保证所有盟友、吾国及郄地的和平繁荣终将走向何方。”

[112]

伯恩斯的确还有一招杀手锏：多斯特·穆哈迈德昭然明示自己本更愿意与不列颠而非俄罗斯缔结同盟，他还特意不惮其烦地展示这一点。维特科维奇几乎是被软禁在多斯特·穆哈迈德手下大臣萨米·汗王子的哈维利，那儿远不及提供给伯恩斯的居所富丽堂皇。多斯特·穆哈迈德仍未接见维特科维奇，两人之间照旧通过大臣联系。维特科维奇还一直受监视，他致函西蒙尼奇称多斯特·穆哈迈德表现得“十分冷淡，待我漠然”。正如伯恩斯在写给密友的信中所述：

埃米尔突然造访，主动提出依我所愿行事，撵走他（维特科维奇）或怎样都行。我说不用做那种事情，不过可将代办带来的信函给我，他迅即将所有函件交了出来。我立刻向上司奥克兰勋爵发送快信，附上一封写给总督本人的密函，恳求他看看诸前任都给他招惹了些什么，告诉他我不知道自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让他明了俄国人现与我们旗鼓相当。

[113]

奥克兰勋爵于1月21日答复伯恩斯的连番恳求，回函恰在一个月后送达喀布尔。终于接获的奥克兰勋爵异常缺乏外交智慧的指令，一下子就让伯恩斯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付诸东流。在附函中，麦克诺滕对伯恩斯的种种忧虑置若罔闻，辩驳称自己不相信波斯或俄国能让赫拉特陷入任何实际危险，还令人费解地声言：“大人认为俄国代办的使命不具什么紧迫性与重要性。”伯恩斯亦受告诫，称他无权向坎大哈的巴拉克扎伊族人提供任何资助抑或提议结盟，他首倡的尽力以金钱拉拢的做法也被否决和撤销。

尤其是，奥克兰对与喀布尔结盟的想法仍未表现出丝毫兴趣，这在写给多斯特·穆哈迈德的信中表露无遗。奥克兰告诉埃米尔，务必忘掉白沙瓦并且“摒弃统御该地的念头”，还必须“停止与波斯、俄国和突厥斯坦（Turkistan）的一切交往”。作为回报，“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予以公正对待”，英国人将劝说锡克人放弃对喀布尔发动武装入侵，使埃米尔因此免于搅进“一场毁灭性战争”。就兰吉特·辛格而言，“凭着宽容大度的天性，他已慨然应允遂我之愿停止冲突，只要你能迷途知返。望你深思熟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行事或会影响与那位显赫的君主达成和解。我国通过直接建立的友谊纽带与他团结一致。你要摒弃不切实际的愿望”。

最后发出警告：多斯特·穆哈迈德若继续与波斯和俄国来往，印度政府将支持锡克向阿富汗扩张，“伯恩斯上尉……将撤离喀布尔，因为继续逗留当地不会多有助益”。

[114]

奥克兰毫无妥协迹象，非但没有迎合多斯特·穆哈迈德合情合理的忧虑和正当愿望，反倒坚定了反对埃米尔的立场，还告知埃米尔唯有得到英国许可方能与波斯和俄国通信，要求他务必放弃索取白沙瓦和克什米尔的所有权，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还要乞求兰吉特·辛格宽恕。

难以想象伯恩斯面对这一系列自掘坟墓的指令如何能力挽狂澜，尤其是在俄国人准备任埃米尔恣意索取之际——不仅建立友谊、提供保护，还资助200万卢布现金供其招募军队对抗锡克人，而这一切正是多斯特·穆哈迈德梦寐以求的。显然出于一时漫不经心，奥克兰一举就将自波斯贯穿中亚直至阿富汗的大片地域让给了俄国人。维特科维奇后来得悉信函内容，立即领悟到其中深意，他写道：“英国人正逐渐丧失并会长时间失去在该地区重建影响力的一切希望。”

[115]

伯恩斯不知所措，他的所有见解均被束之高阁，他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马森随后报告称，伯恩斯一度“沉湎于绝望中。他将湿毛巾和手绢绑在头上，开始频频使用嗅盐瓶。目睹如此洋相以及由此招惹来的奚落嘲弄，我自是羞辱难当”。

[116]

不过在随后几周里，伯恩斯重拾斗志，勇敢地背水一战。他全神贯注地推敲上峰旨意，看看有无漏洞可钻，以将维特科维奇逼入绝境。

伯恩斯与更亲英的贵族合作，想弄清楚可否说服多斯特·穆哈迈德满足于英方有意提供保护的承诺。所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都有提及，伯恩斯似乎还四处打点，力图斩获强援。阿塔王子回忆道：“伯恩斯开始与喀布尔的达官显贵及部族首领私下会面。这些人皆笃好钱财，痴迷于金币的叮当声，所以很快就被他引入歧途。他纳以贿金笼络人心。”

[117]

然而，大势已定，尽管包括多斯特·穆哈迈德的亲英派兄弟纳瓦布贾巴尔·汗（Nawab Jabar Khan）在内的中间人力图撮合双方。纳瓦布贾巴尔·汗还曾将子嗣送往卢迪亚纳受教于韦德，但奥克兰来函出言不逊、屈尊俯就的腔调，如同信函的实际内容一样令人无法妥协。正如埃米尔本人评述，他唯一永不放弃的就是个人尊严（izzat）。他告诉伯恩斯：“是奥克兰背弃阿富汗人，而非自己抛弃英国人。”

[118]

正当英国人自毁长城时，赫拉特爆发的事件逐步强化了俄罗斯帝国的支配力。围城局势渐趋紧张。埃尔德雷德·砵甸乍致函伯恩斯，汇报称：

来年乡村会彻底荒废。没有种子可供播撒，即便有种子亦无耕牛播种。我真担心（城镇内）不幸的什叶派教徒成批被卖为奴……城内笼罩着悲痛欲绝的气氛，因为几乎无人预料到会被围困数周以上……城内的绵羊几乎已绝迹，供水也中断了。公共蓄水池和地下储水箱变得污秽不堪，简直无法使用。

[119]

此外，西蒙尼奇伯爵现已抵达沙的军营，愈发积极地参与指挥围攻行动。正如麦克尼尔的报告所述：“证据显示，波斯与俄国同心协力意图损害英国的利益，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据我看来，我方面临累卵之危，兵拏祸结之强度不可估量。”

[120]

情势峰回路转，3月20日初现端倪，是日多斯特·穆哈迈德手下大臣萨米·汗王子邀请维特科维奇作为嘉宾一同庆祝波斯新年——纳吾肉孜节（Nauroz），他刻意等到聚会开始才约请伯恩斯。伯恩斯拒绝出席，委托印裔助手莫罕·拉尔·克什米尔代为参加。

1831年伯恩斯在德里初识年仅20岁的莫罕·拉尔，自那时起，莫罕·拉尔一直是伯恩斯无比珍贵的门士（即秘书）和谋士，如今已有七个年头。20年前埃尔芬斯通执行任务时，莫罕·拉尔的父亲曾任门士。父亲一回来就决定把莫罕·拉尔送进新的德里学院，使他成为北印度按照英国式课程设置接受教育的首批男孩之一。莫罕·拉尔聪明、有抱负，通晓英语、乌尔都语、克什米尔语和波斯语。他陪同伯恩斯踏上布哈拉之旅，随后又在坎大哈作为“情报员”为韦德工作了一段时间，与其在喀布尔的搭档马森通信频繁。伯恩斯之所以对莫罕·拉尔委以心腹，很重要的原因是莫罕·拉尔用行动表明为效忠伯恩斯、维系两人之间的友情，付出多大代价也无怨无悔。由于公开表达宗教怀疑论思想，屡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1834年12月莫罕·拉尔被所属的克什米尔班智达

[121]

社团正式逐出种姓。现禁止他“与他们用同杯共饮……将我摈除出他们的社群……是故，如今我在故乡德里无朋无友，亦无处可居”。

[122]

莫罕·拉尔后来用英语撰写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游记和一部学术性的两卷本多斯特·穆哈迈德传记。这部传记谈及莫罕·拉尔在萨米·汗王子的纳吾肉孜节聚会上与维特科维奇碰面的情景。一到那儿，他就发现大臣和维特科维奇：

坐在略高于众人的坛座（nihali）上，大臣彬彬有礼……安排我在俄国公使身边落座。伴着缭绕耳畔的乐声，大臣时而与维特科维奇阁下、时而与我谈论政治话题。他询问驻扎在卢迪亚纳的英格兰士兵的人数，驻卡尔纳尔

[123]

、密拉特（Meerut）和坎普尔（Kanpur）各师间的距离，军队大部分成员是伊斯兰教徒还是拉其普特人（Rajput），以及印度当地居民对伟大的帖木儿家族（莫卧儿皇族）的衰败做何感想。我对这种查问方式心领意会，并由此断定，向我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是有备而来，都是在我来参加聚会前就事先编排好的……

话题随后转到俄国与克什米尔之间蓬勃发展的商贸往来上，维特科维奇称希望这能有助于将阿富汗人从锡克人的渊蔽中拯救出来。维特科维奇声称自己“被授权告知那位部落首领兰吉特·辛格大君，若不能对阿富汗人友好相待，俄国将易如反掌地资助……喀布尔方面招兵买马迎战锡克人，收复疆土……”他补充道：“俄国诸团的5万将士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在阿斯塔拉巴德（Astarabad）登陆……继而向旁遮普地区进发。这般举动势必鼓舞所有心怀不满的印度部族首领揭竿而起。英格兰人并非战士，不过是些重商主义的投机分子，得知阿富汗人有尚武的俄罗斯民族援助，他们岂敢助阵兰吉特·辛格。”

[124]

维特科维奇行将在争夺喀布尔的角逐中获胜。3月23日多斯特·穆哈迈德最后一次拜会伯恩斯。希望幻灭的埃米尔告知此友：“我唯望得到英格兰人而非其他人的支持，但你拒不兑现一切誓言与承诺，不打算为我做任何事。”

[125]

同时，日渐确定无疑的是，波斯人及其俄国盟友即将夺取赫拉特，继而挺进阿富汗。作为回应，喀布尔的奇兹巴什什叶派波斯族信众重拾信心，耀武扬威地列队穿行于喀布尔的大街小巷。伯恩斯写道：“此类事件就连最年长的居民都不曾听闻，嗣后不久可能引发一场宗教骚乱。”

[126]

一个月后的4月21日，多斯特·穆哈迈德终于传召维特科维奇。维特科维奇在一支御用骑兵队的护送下穿过喀布尔街头，多斯特·穆哈迈德在巴拉希萨尔城堡以最高礼遇接见了他。其时，伯恩斯孤坐于宫殿群另一端的房中。维特科维奇在正式谒见室里告知埃米尔，俄国并不认可锡克在阿富汗国土的占领地，在俄国看来，白沙瓦、木尔坦和克什米尔在法律上仍归属阿富汗。他表示俄国乐见一个强大统一的阿富汗，俄国会作为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通过外交途径予以保护，阻止英国向中亚扩张。他承认俄国距阿富汗遥遥千里，难以一获通知就即刻调动兵力，不过允诺资助多斯特·穆哈迈德迎战兰吉特·辛格。据莫罕·拉尔记述，他还跟埃米尔讲了诸多“对英国人的贬抑之辞”，亦承诺俄国将保护本国境内的阿富汗商人。作为回应，多斯特·穆哈迈德提议派遣子嗣穆罕默德·阿扎姆·汗（Mohammad Azam Khan）前往赫拉特城外的波斯军营会晤西蒙尼奇伯爵，以便亲自确认埃米尔欲与俄国开启长期友好关系的意愿。

对伯恩斯而言，一切都结束了。维特科维奇旗开得胜。苏格兰人延期逗留喀布尔，现已无任何意义。4月25日，伯恩斯与多斯特·穆哈迈德互换短笺，彼此伤感道别。次日早上，伯恩斯、莫罕·拉尔和马森驱马离开喀布尔。马森写道，英国人突然起程“略带些许逃遁的性质”。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在著作《阿克巴本记》中，竟然将伯恩斯说成是仓皇逃命：

他的面颊黄若藏红花

暗自思忖只剩死路一条

埃米尔言道：“去吧！逃离此地！

速速动身上路

如若不然，对金银财宝溪壑无厌的你

只能从我这儿得到苦楚苛罚

恐怕这将有悖众望

世人坚信你会饱受涂炭

我把那看作无信无义

青睐恩宠，而后置之死地

焉能丢下千金不换的尊严

将我的座上客交予旁人”

斯干达（伯恩斯）本无生的寄望

岂料如此便能侥幸脱身

从喀布尔启程一路奔向印度次大陆（Hind）

好比绵羊走避怒吼的雄狮

一步一回头

唯恐猎鹰再将他攫

[127]

实际情形完全不像阿富汗人马后炮般的回忆那么糟糕。英国人是在埃米尔的小儿子古拉姆·海德尔·汗（Ghulam Haidar Khan）的护送下出城的。作为私人友情的最后表示，多斯特·穆哈迈德随后又遣萨米·汗王子偕三匹牡马，在距喀布尔12英里的布特恰克（Butkhak）村赶上伯恩斯一行人。接下来的三年，伯恩斯与多斯特·穆哈迈德未再相会。当他们再次相遇时，情境已截然不同。

未到贾拉拉巴德伯恩斯就登上一支木筏，他将顺着喀布尔河航行至白沙瓦。至此阶段，维特科维奇已踏上前往坎大哈的坦途，下一阶段的使命是跟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巴拉克扎伊同父异母兄弟拟定盟约——诸兄弟曾被奥克兰拒之门外，现同意与多斯特·穆哈迈德、波斯人及俄国人一道围攻赫拉特。

赫拉特是维特科维奇阿富汗之行的最终目的地。在来自喀布尔和坎大哈两地的巴拉克扎伊众亲王陪同下，维特科维奇抵达当地，6月9日西蒙尼奇伯爵在波斯军营欢欣鼓舞地接见了他。维特科维奇为俄国收获的成果甚至比所有上司的奢念都丰厚，他彻底战胜了伯恩斯和英国人。

[128]

此后不久，波斯的沙将“太阳雄狮皇家勋章”（Order of the Lion and the Sun）授予维特科维奇。

[129]

彼时伯恩斯已返回白沙瓦，静候进一步指示。其间，他向霍兰少校宣泄挫败感，写道：“大势已去，俄国人给了我致命一击（coup de grâce），我不能再逗留喀布尔，转而退守白沙瓦。我国政府无所作为，俄国公使团甫一降临，直接出资并提供支援。因我无权给予类似承诺，无法与之抗衡，自然被迫认输。”

[130]

不过，伯恩斯发往西姆拉的公开信更委婉练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认识到此行使命宣告失败就意味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名阿富汗问题专家。他深知如今与喀布尔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对英国的政策取向疑虑重重，但无论奥克兰勋爵目前做何打算，伯恩斯仍野心十足地想成为掌舵人。

甚至在伯恩斯到达白沙瓦前，东印度公司就剑拔弩张地着手采取行动以将多斯特·穆哈迈德妖魔化，其行为被奥克兰解读为蓄意挑衅，故此遭受责罚。“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言行昭显愤懑不平之气和狼子野心，我们无法与之结成尽如人意的关系”，奥克兰向伦敦方面的呈报严重失实。

[131]

倘使埃米尔不肯配合奥克兰的期求，显然需以沙·苏贾取而代之，奥克兰相信沙·苏贾会更通情达理、俯首听命。这一切到底该如何发生，又以何种形式发生，奥克兰尚迟徊不决。

奥克兰及其姊妹现已抵达印度之旅的终点站西姆拉，发觉这儿是他们在印度首个真心喜爱的地方。埃米莉写道：“气候恰似英格兰，让人神清气爽，千辛万苦的确值得。这般美妙之地……西向的客厅一侧是深山幽谷，餐厅一侧是积雪的山脉，我的房间也在这一侧。”

[132]

西姆拉的存在本身就反映出这一时期身处印度的英国人令人匪夷所思的妄自尊大情绪。一年中有七个月的时间，喜马拉雅村落五分之一的人任由东印度公司支配。这座村落俯瞰西藏边界地区，仅有一条几乎无异于羊肠小径的道路与外界相连。自查尔斯·肯尼迪上尉（Captain Charles Kennedy）1822年“发现”此地以来，过去20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的狭长鞍部，着手建造了一个梦幻般的小英格兰——一种他们想象中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主题公园，配套建筑包括哥特式教堂、半木结构的乡间小屋以及富丽堂皇的苏格兰式宅邸。西姆拉的一切都与背井离乡的思乡怀旧情怀有关，这是一块避暑胜地，不言而喻亦是回避印度之所。正如一位对此不以为然的官员后来表述：“印度其他地方可能继续有煽动叛乱的言行，或者爆发骚乱乃至血腥暴乱，但在西姆拉，最热门的问题却是马球决赛、赛马以及令人神魂颠倒的板球锦标赛。”

在西姆拉，奥克兰勋爵终于前所未有地决意关注阿富汗诸事件。过去两个月他严重低估了维特科维奇及俄国人造成的威胁，如今读着白沙瓦和赫拉特传来的最新情报，方才遽然陷入极度焦虑之中，转而又变为强烈的过激反应。其中一个原因是麦克尼尔从赫拉特城外发回的预言将大难临头的连串急件。麦克尼尔正打算撤离波斯军营，以抗议沙对他本人及其属下的忽视和羞辱，西蒙尼奇伯爵对此自是喜出望外。与波斯断绝外交关系并撤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前，麦克尼尔吹响战斗的号角，他建议：“奥克兰勋爵现应做出明确指示，声明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并将受到相应对待。沙若攻占赫拉特，我们就应刻立即行动。依我看来，这是攸关存亡的放手一搏……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

[133]

初步举措如下：奥克兰命一支海军舰队从孟买启航驶向波斯湾（Persian Gulf），占领设拉子（Shiraz）西南海岸外的哈尔克岛（Kharg），以此对沙发出警告。于是，当埃米莉在客厅一侧筹备业余戏剧演出——“为阿格拉饥民谋福利上演的六部戏剧”——的时候，客厅另一侧的乔治则将注意力转到替换阿富汗统治者的问题上。

奥克兰先是指望沙·苏贾或兰吉特·辛格除掉恼人难缠的埃米尔，这样就不必劳烦他亲自处理此事。正如埃米莉致函英格兰的姊妹时所述：“无论何时想吓唬邻居，让他们安分守己，我们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我们手头常备众多各形各色的王位觊觎者，他们或被挖去双眼，或有子女被扣作人质，或者亲兄弟就是篡位者，或受困于林林总总的此类不利因素，但依然俯拾皆是，这对我们大有助益。多斯特·穆哈迈德若不守规矩，我们已准备好让一个名叫沙·苏贾的人取而代之（lacher
）。兰吉特即将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从事所有此类事业……”

[134]

奥克兰致函伦敦的主子，措辞更为正式地写到自己正在探究如下构想的可行性：“我们出手相助并与兰吉特·辛格同心协力，以恢复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在阿富汗东部区域的最高统治权。立约在先以安抚锡克统治者的情绪，约束复辟君主拥护我方利益。”

[135]

故此，麦克诺滕5月10日奉遣奔赴拉合尔，奥克兰勋爵的外甥兼军事秘书威廉·奥斯本上尉随行，前去探询“旁遮普雄狮”的意见。吃一堑长一智，此行非但没有缩减礼品开支，反而携带一批厚礼：“一把宝剑，据传做工精湛；两匹骏马，适宜纵情驰骋且拥有备受尊崇的英格兰血统；又在礼品中加入总司令特意精选的两把手枪，据他所知必受殿下钦慕。”除此之外，奥克兰还安排几峰骆驼满载佳酿馈送给嗜酒的大君。据埃米莉称，兰吉特“曾请求乔治把所有藏酒的样品都送他品尝，乔治的确这么做了，因为知晓兰吉特·辛格的饮酒习惯，所以未雨绸缪地添了些威士忌和樱桃白兰地。兰吉特对威士忌极为赞赏，他对麦克诺滕说，既然一杯威士忌就能奏效，不明白总督缘何自找麻烦地喝七八杯其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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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旁遮普的拦路盗匪劫走了一些板条箱以及与大队人马同行的助理医生包内的各类物品。听闻遭遇抢劫，埃米莉写道：“盗贼将胃唧筒割碎，这对兰吉特手下侍臣来说是何等幸事。兰吉特在周遭人身上尝试各类医学实验，不知他们会被洗胃折磨成什么样子！”

[137]

5月20日，麦克诺滕穿过边界进入锡克领地。依照惯例，兰吉特·辛格在自己最喜爱的阿迪那加（Adinagar）夏宫接见使团。奥斯本描述了受兰吉特接见的情景：

盘腿坐在一把金色椅子上，身着一袭简朴的白衫，一串巨大的珍珠环绕腰间，手臂上是鼎鼎大名的“光之山”

[138]

钻石，除此之外未佩戴其他饰物。那枚宝石不停地来回打转，不时从他的独眼中映射出的夺目光芒，即便不能超越也绝对可以媲美烈火闪耀的光彩。兰吉特落座后，除了迪安·辛格（Dheean Singh，兰吉特的长子）继续站在主人身后，旗下部族首领皆蹲坐在他的椅子周围。尽管自己与英俊二字天悬地隔，但被样貌俊美的人环绕，兰吉特似乎颇以为傲。我认为纵使其他任何欧洲或东方宫廷，亦很少能像这位锡克行政首脑的宫中一样，有一群如此仪表堂堂的男子。

接下来同样因循惯例，兰吉特·辛格连珠炮似地询问访客，奥斯本写道：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回答兰吉特不计其数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兰吉特缘何无休止地迅速发问，问题源源不绝，我们对此不解。这些问题涵盖内容的无限多样性，亦令我们一头雾水。“你们喝不喝酒？”“酒量多少？”“我昨天送你们的酒，你们尝了吗？”“那些酒，你们喝了多少？”“你们带来什么炮？”“那些炮有没有炮弹？”“有多少？”“你们喜欢骑在马背上吗？”“你们更喜欢哪个国家的马？”“你们在军队效力吗？”“你们最喜欢骑兵还是步兵？”“奥克兰勋爵喝酒吗？”“喝多少杯？”“他早上喝酒吗？”“东印度公司军队实力如何？”“他们是不是训练有素？”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后，兰吉特·辛格站起身，然后依照惯例，用檀香精油把我们熏得几近窒息，拥抱并准许我们离开……

[139]

大君尤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英国人的私生活。由于正在进行磋议，英俊的奥斯本上尉只得忍受大君断断续续盘问自己的性取向：

“你看见那些克什米尔的（Cachmerian）姑娘了吗？”“你觉得她们怎么样？”“她们比印度斯坦

[140]

的女子俊美吗？”“她们如英格兰女子一般俏丽吗？”“她们之中你最倾慕哪位？”我回答称自己对她们都很倾慕，并指出我觉得最俊俏的两位。他说：“是的，她们很漂亮。但我还有些更标致的，今晚给你送去，你最好把最喜欢的都留下。”我表达了对此般无限慷慨之举的感激。他答道：“我尚有许多。”接着就将话题引到骏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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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勋爵的癖性也没逃过兰吉特细致的审查：

“奥克兰勋爵结婚了吗？”

“没有。”

“什么！他连一个妻子都没有？”

“一个也没有。”

“他为什么不结婚？”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负担不起。”

“为什么负担不起？迎娶英格兰妻子花费很大吗？”

“是的，花费很大。”

“前些日子我自己也想要一个英格兰妻子，并为此致函英国政府，他们一个也没给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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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戏谑调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道烟幕，以消解英国人的敌意，掩饰兰吉特·辛格在谈判中一再展现的敏锐政治智慧。奥斯本对此有鞭辟入里的认识：“兰吉特·辛格的确相貌丑陋，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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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容不能不让所有人感觉到他是个卓绝群伦的人……富于智慧，独眼滴溜溜转不停，从眼神中可看出他对一切兴味盎然。无论他的首次亮相多么怪异，你都不得不承认那神情显露出的非凡才智与敏锐洞察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

兰吉特·辛格的谈判技巧很快彰显无遗，老谋深算的锡克领袖不久就把墨守成规的麦克诺滕比了下去。一位同僚写道：“可怜的麦克诺滕本不该离开秘书室。他不懂人情世故，即便是简单的道理也一窍不通，完全没能力制定行政管理措施并指导实施。在司法界任职或许最适合他，即便那样，其能力也仅限于在上诉法院裁决书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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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起初并不打算派英军士兵参与实施推翻多斯特·穆哈迈德的计划，而是指望将所有战斗交由兰吉特·辛格和沙·苏贾完成，就像苏贾上一次远征一样，英国人只提供资金、装备以及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不过，考虑到掌管新征服的白沙瓦领地困难重重，兰吉特对奥克兰勋爵武装入侵喀布尔的邀请没太大热情。兰吉特渴望除掉多斯特·穆哈迈德，希望在此过程中有机会增加个人财富，但又不愿卷入阿富汗战事，于是便施展高明手腕，玩弄诡诈伎俩。

6月初，麦克诺滕沮丧地禀报，称兰吉特“不会考虑派兵开赴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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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君又慢条斯理地暗示说若能得到金融中心希卡布尔县、开伯尔和贾拉拉巴德，他或会乐意听从劝说参与征伐，严惩并推翻自己的阿富汗宿敌。麦克诺滕对此予以回绝，一连两周会谈陷入僵局。事实上，兰吉特大概只是将上述要求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当他做出让步时，声称现在只希望其永久拥有白沙瓦和克什米尔的权利得到保证；得到英国人给予的两万英镑现款，以及信德诸埃米尔以现金支付的大笔款项；至于沙·苏贾，则另需缴纳年贡，包括“55匹拥有受称许的毛色和怡人步态的纯种马”、骆驼驮载的“香甜美味的瓜”以及“101张波斯地毯”。麦克诺滕立即接受提议，应允向苏贾及诸埃米尔施压以兑现承诺。随着谈判缓缓推进，最初计划好的一场对英国有利的锡克远征，在数周之内渐渐转变成为锡克牟取私利的英国远征。

直到6月底，谈判移师拉合尔，伯恩斯和马森已从白沙瓦赶来加入英国代表团，兰吉特这才确认将与大规模英军会合，联手将苏贾捧上王位。

麦克诺滕问兰吉特：“殿下前段时间（1834年）曾与沙·苏贾·乌尔木尔克达成协议，要是该协议仍然生效，是否对你方有利？你会否欣然应许英国政府成为协议缔约方？”

兰吉特答道：“这将是锦上添花。”

[146]

直至此刻，仍无人想到要告知沙·苏贾，他即将被捧上昔日御座。麦克诺滕经多方努力硬是让退隐的苏贾重新粉墨登场，他其实也不曾与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拥护的人谋面。

苏贾流亡卢迪亚纳已有三十载，荒度大半生。但他自认君权神授，一刻都不曾放弃重返故土、稳坐江山的希望。佼佼不群、令人敬畏的妻子瓦法女王最近撒手人寰，雪上加霜的是，狂热的锡克教团成员（akali）几乎立刻就亵渎了苏贾为妻子在锡尔欣圣祠（dargah）建造的坟冢。

[147]

1838年7月14日，麦克诺滕抵达卢迪亚纳，最终与兰吉特·辛格达成协议，这让他如释重负。苏贾不断收到己方情报网的密探和线人发回的简报，十分清楚自己被当作傀儡，用阿富汗人的说法就是“小萝卜”（mooli）。尤为羞辱的是，苦等30年的行动最终却背着他暗自筹备，对于如何实施行动，甚至连只言片语的请示都没有。纵使协议中将贡物变相称作“津贴”，但他压根儿不乐意向兰吉特·辛格奉上任何贡物，那厮曾严刑拷打他的儿子，还窃取了他最宝贵的财产。

第一部讲述英国武装入侵阿富汗的史诗《战地书》将英国人与沙·苏贾的会晤想象成麦克诺滕（“他的心没有透明物质，只有烟雾”）和伯恩斯（“那个煽风点火的人”）施展邪恶魔法、行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征服了对于以英国傀儡身份重返阿富汗持保留意见的沙（“粗鄙龌龊的苏贾”）：

他们说：“苏贾啊，我们是你的忠仆！

我们卑躬屈膝，俯首听命。”

沙听信他们的谎言

打开话匣子。

他对他们说：“我的伙伴们啊！

让我们在埃米尔的王国掀起事端。

我将占领国家，夺取皇冕

我会把绞索套在他的颈上。

剑芒凌厉，他能逃往何方？

他定将逊位于我。

届时，喀布尔王国当即

成为你们洋大人（sahib
）的掌中物。”

那睿智狡诈的大人（Lat
，指麦克诺滕）

听闻此番话

变得热血沸腾，说道：

“苏贾啊！祝你洪福齐天！

若合你意

那就厉兵秣马奔赴喀布尔

我唯一担心的是，当地臣民

或觉我手中雪葩味道苦涩。

但如今逐鹿中原正当时

何年何月才能再有这样一场狩猎？”

[148]

实际情形似乎稍有差别。麦克诺滕对这位年近花甲的尊贵长者刮目相看，“被年长的觊觎王位者威严的外表深深触动，尤其是那垂至腰间、飘逸的黑色长髯……他耐心等候天命（kismet
）的降临，让他复辟王位”。

[149]

不过，麦克诺滕无意让萨多扎伊族人的敏感情绪进一步拖延计划执行，因为萨多扎伊族人根本没资格像锡克人那样叫板。苏贾简略得知相关计划，获悉允许由他来统治疆界遭截头去尾、版图略有缩小的阿富汗。英国人向苏贾保证，未经皇室许可，不干扰其亲族、不干涉其内政，许诺解囊援助阿富汗重建，应承战后协助他巩固统治地位。鉴于卢迪亚纳长期存在宫婢逃跑的难题，据苏贾本人对此次谈判记述，他要求在协议中追加一项条款，确保“由本地逃往外地的婢女必须进行交换并遣返。国王若没了宫婢服侍，荣誉与尊严何在”。

[150]

此外英国人保证，准许他采用与1833～1834年相同的路线，亲率旗下部队领先进入阿富汗，而不仅仅是尾随在英军诸团后黯然登基。最后，与先前征战的做法如出一辙，英方允诺给予额外经费以训练苏贾旗下军队。

7月16日，在与麦克诺滕首次会晤48小时后，苏贾就签署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被称作“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的协议。

埃米莉·艾登觉得西姆拉社交季开始得尽如人意，她愉快地给英格兰的姊妹写信：“我们举办各式各样的晚宴，间或有舞会，无意中还发现了一种颇受欢迎的做法。我们的乐队每周在当地山丘上演出一次，我们给听众送去冰糕和茶点，几乎毫不费力就有一次美好的小团圆。”

[151]

而埃米莉唯一抱怨的是，“塞米勒米斯”（Semiramis）号汽船理应将她的信件运往伦敦，不料却出海运送海军中队前往波斯湾（Gulf）的哈尔克岛，她的邮件仍滞留于孟买。“我们用尽千方百计。然而，首先是季风让一艘汽船陷入瘫痪，第二艘船返航归来时所有信件依旧在船上，我们还天真地认为信早到英格兰了。随后尝试用阿拉伯帆船，但我始终深信阿拉伯船员只会四处野蛮航行，喝着咖啡劫掠其他船只……”

[152]

其间，埃米莉的兄弟在喜马拉雅山脉高耸的岩脊上最终敲定了英国全面入侵阿富汗的计划。不过，奥克兰仍穷思竭虑、举棋不定，他开始收到精通印度事务的老手们发来的颇有微词的信函，为此慌乱焦躁。查尔斯·梅特卡夫在奥克兰到任前的那段时间任职代理总督——许多人认为该是他获任总督一职，而非奥克兰。查尔斯·梅特卡夫表达了自己对奥克兰的阿富汗政策的强烈不祥预感，他写道：“我们全无必要而又不以为意地陷入困境与窘境，根本不能从中解脱，除非有失体面地撤退。我们唯一的行动方针是抵制俄国的影响力，但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几乎确保了其影响力的建立……必然的结果只会是：即便在乍看起来成就辉煌的情况下，我们仍会在政治及财政上长期面临窘境与困难……”

不列颠首屈一指的阿富汗问题专家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同样持怀疑态度，他评述道：“若能调派2.7万名将士沿波伦山口奔赴坎大哈

[153]

（我们听闻你正有此意），还能保证食物供给的话，我毫不怀疑你将夺取坎大哈和喀布尔

[154]

，并能让苏贾即位。但是，在一个贫穷寒冷、强硬刁悍的遥远国度，置身蛮横粗暴的阿富汗民众当中，想让他稳坐江山，我承认在我看来注定会失败。若成功达成既定目标，恐怕亦将削弱对抗俄国的有利地位。阿富汗人抱持中立立场，他们过去曾满怀感激地接受你的援助，对抗侵略者，现在同样会愤懑不平地积极联手任何侵略者将你逐出去。”

[155]

东印度公司在当地的盟友也认为武装入侵根本不会是轻而易举之事。英军士兵必须穿过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的纳瓦布

[156]

的领地，纳瓦布表达了深切的焦虑之情，手下臣僚皆随声附和。正如奉派前去交涉的英国官员禀报：

他们详述了入侵该国的难度，谈到我们对道路山口情况一无所知，并依据自己的深刻见解表示，在英国政府看来稳操胜券的计划，实施起来会异乎寻常地困难。谈及沙的时运，他们认为他时乖命蹇。至于多斯特·穆哈迈德·汗，这儿的普遍观点似乎是：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之前，他绝不可能妥协乞和。

[157]

7月20日伯恩斯被传召进西姆拉总督府出谋划策之际，遭警告切莫令奥克兰胡思乱想，也不要试图让奥克兰改变主意。据马森所述：“我们到达时，托伦斯和科尔文跑来找他，恳求他不要讲令勋爵大人心神不宁的话。他们费尽心思才让大人参与此次行动，即便是现在，大人亦乐于有任何托辞退出行动。”

[158]

直至8月，奥克兰仍迟疑不决，依旧反复推敲各种可选方案。

虽然如此，如今一切都已有条不紊地慢慢走上正轨。尽管奥克兰顾虑重重、疑信参半，但是麦克诺滕及管理层的鹰派人物仍不懈地推进入侵计划。

[159]

入侵的规模和英国的参与程度与日俱增，最终英国政府决定调遣整整两万士兵。这是20年来东印度公司军队承担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40年前蒂普苏丹落败之后首次真正的重大冲突。

9月10日下达动员令，奥克兰勋爵正式要求总司令召集军队挺进阿富汗。印度各地寂静的兵站渐渐开始行动。身处兰多乌尔（Landour）的威廉·丹尼上尉（Captain William Dennie）在日记中草草写道：“我们行将面对重大事件。据说我们要跟俄国人或波斯人交战。”

[160]

同一日，伯恩斯奉命制订军队穿越信德的路线。他写信给霍兰：“现在两万将士奉命去做早前或许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事，还必须投入200万现金去做我只用20万卢比就能做到的一切！”

[161]

伯恩斯却也并不难过。他收到一个题写着“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的信封，里面装着下发的命令。他起初以为出了差错，怎料打开信封发现自己获授爵士头衔。他的使命或已受挫，麦克诺滕或已如愿获得远征的政治指挥权，但是伯恩斯心甘情愿公开支持自己一贯反对的政策，对抗一个自己颇有好感并尽享其盛情款待的统治者，这些情况一众上司都留意到了。确切来说，伯恩斯发自喀布尔的急件在以《议会蓝皮书》（Parliamentary Blue Book）的形式面世之前遭肆意编撰，弄得好似他自始至终支持苏贾复辟，对此他一直三缄其口。

[162]

对于最近数月所有的挫折失意，他亦守口如瓶。伯恩斯的缄默受到奖赏，他依然官运昌隆。

10月1日奥克兰发表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西姆拉宣言》（Simla Manifesto），宣布不列颠动用武力让沙·苏贾在阿富汗复辟王位的意图。“亲爱的乔治爱好和平，却不幸要参战了，这的确与他的性格相悖。”埃米莉致函舅父——前任总督明托伯爵，正是明托伯爵最早派遣埃尔芬斯通前往阿富汗。

[163]

奥克兰的宣言多多少少纯属宣传。这份宣言对获知的情报公然蓄意指鹿为马，立即被印度媒体看穿，称其“虚伪至极，歪曲事实”。

[164]

一位印度文官指出，这份宣言使用“‘正义’‘必要’字眼，以及‘边境’‘英王国属地的安全’和‘国防’措辞，从某种意义上说，幸而在英语语言中尚无用这些词的先例”。

[165]

奥克兰在宣言中指斥多斯特·穆哈迈德“力推最不可理喻的主张，公然宣称的扩张阴谋和野心计划损害了印度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实现该主张，“他悍然威胁……要招来所有可能得到的外援”。奥克兰谴责多斯特·穆哈迈德“向我们由来已久的盟友兰吉特·辛格大君无缘无故发动突然袭击”，还指控他给予“波斯毫不掩饰的支持，协助波斯实现图谋……力求将波斯的势力与权威延伸至甚至超越印度河两岸”。奥克兰声称这场战争旨在“建立一道持久屏障，以对抗进犯我西北边境的种种阴谋”。这当然完全歪曲了事实，但奥克兰即便想改变立场，如今也为时已晚。由于他喜欢让鹰派人物相伴左右，诸事件现继续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公文接着写道，沙·苏贾的名望“已经由最权威的人士的强有力的一致证词向勋爵大人证实”。职是之故，英国人将协助喀布尔的合法统治者“在其旗下将士的簇拥下踏入阿富汗”。而这亦远非事实。历经30年安逸的退隐生活，沙现已年近花甲，他即将领导第四次远征以复位秉政。不过这一次，他将带领英属印度军队，在英国官员的严密监督下为英国谋利。

此次远征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苏贾数十年来朝思暮想的荣归故土。然而，对迟暮之年的长者而言，这并不重要。对苏贾及其侍臣来说，这不是英国对独立国家发动的一场不正当、不必要的无端侵略，而是国王身返故国。

[1]
Elizabeth Errington and Vesta Sarkhosh Curtis，From Persepolis to the Punjab：Exploring Ancient Iran，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London，2007，p.5.

[2]
George Rawlinson，A Memoir of Major-General 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London，1898，p.67.

[3]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Rawlinson Papers，HC_2
，Private Journal Commenced from 14 June 1834，entry for 24 October 1834.

[4]
Zara，位于现代克罗地亚（Croatia）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南。

[5]
Ivan Fedorovitch Blaramberg，Vospominania
，Moscow，1978，p.64.

[6]
Outer Hebrides，即埃利安锡尔。——译者注

[7]
Yapp，Strategies
，pp.138-139.

[8]
I.O.Simonitch，Precis historque de l’avenement de Mahomed-Schah au trone de Perse par le Comte Simonitch，ex-Ministre Plenipotentiaire de Russie a la Cour de Teheran
，Moscow，1967，quoted by Alexander Morrison，Twin Imperial Disasters：The Invasion of Khiva and Afghanistan in the Russian and British Official Mind
，1839-1842（forthcoming）.

[9]
Sir John MacNeill，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1836，p.151.

[10]
Khorasan，同Khurasan。——译者注

[11]
Rawlinson，Memoir
，p.67.

[12]
Rawlinson，Memoir
，p.68.

[13]
原文furshung，疑为feshang。——译者注

[14]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7 October 1838，nos 33-4.

[15]
Rawlinson，Memoir
，p.68.

[16]
Soonee，同Sunni。——译者注

[17]
Musselman，同Mussalman。——译者注

[18]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7 October 1838，nos 33-4.

[19]
Errington and Curtis，From Persepolis to the Punjab
，p.5.

[2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7 October 1838，nos 33-4.

[21]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0；Melvin Kessler，Ivan Viktorovitch Vitkevich 1806-39：A Tsarist Agent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Collectanea，no.4，Washington，DC，1960，pp.5-8；V.A.Perovsky，A Narrative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Expedition to Khiva under General Perofski in 1839
，trans.from the Russian for the Foreign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Calcutta，1867；Mikhail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no.1（1984），p.72.

[22]
‘Peslyak’s Notes’，Istoricbesky Vestnik
，no.9，1883，p.584.

[23]
Letter from V.A.Perovsky，Military Governor of Orenburg，to K.K.Rodofinikin，head of the Asian Department at the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14 June 1836，quoted by N.A.Khalfin，predislovie k sb. Zapiski o Bukharskom Khanstve
（preface to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Moscow，1983.

[24]
NCO，即Non-Commissioned Officer。——译者注

[25]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0.

[26]
V.A.Perovsky，即Vasily Alekseevich Perovsky。——译者注

[27]
Bokhara，同Bukhara。——译者注

[28]
Perovsky，A Narrative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Expedition to Khiva
，pp.73-75.莫里森（Morrison）在Twin Imperial Disasters
中指出此段文字实则由伊万宁撰写，而非佩罗夫斯基。

[29]
Khalfin，Zapiski o Bukharskom Khanstve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

[30]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0.

[31]
Khalfin，Zapiski o Bukharskom Khanstve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

[32]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0.

[33]
Khalfin，Zapiski o Bukharskom Kbanstve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

[34]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p.73-74.

[35]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0；Morrison，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p.16-17.

[36]
Khalfin，Zapiski o Bukbarskom Kbanstve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

[37]
Cited by Morrison in 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16.

[38]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2.

[39]
N.A.Khalfin，Vozmezdie ozbidaet v Dzhagda
（Drama in a Boarding House），Voprosy Istorii
，1966，No.10；另见 Yapp，Strategies
，p.234，关于此事的原始资料是迪阿梅尔的回忆录。

[40]
Kessler，Ivan Viktorovitcb Vitkevich
，p.12.

[41]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4.

[42]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4.

[43]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0.

[44]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4.

[45]
Burnes，Cabool
，p.104.

[46]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0.

[47]
塔利班（Taliban）的奥马尔毛拉（Mullah Omar）后来获同样封号。1996年受到感召的奥马尔毛拉毫不隐讳地效法多斯特·穆哈迈德，宣布成立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酋长国（Taliban Islamic Amirate of Afghanistan）。

[48]
参见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184-188；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p.307-309；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m Afghanistan
，pp.101-107；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p.15-17；Kapadia，‘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p.203。

[4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5 May 1837，no.08，Masson to Wade，25 February 1837.

[5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5 May 1837，no.08，Masson to Wade，25 February 1837.

[51]
Fauj-i-Khas，锡克教团军最精锐的一个旅。——译者注

[52]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86.委托创作《历史之光》的埃米尔在手稿上留下旁注：“我听一些长者说，哈里·辛格骑着象加入混战，突然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要害部位，他当场毙命。不知是谁杀了他。”无论真相如何，阿富汗文学作品始终认为阿克巴·汗亲手处决了哈里·辛格，在克什米尔的著作《阿克巴本记》以及其他几部史诗中，都将此壮举归功于他。

[53]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14.

[54]
Burnes，Cabool，p.139，and his letter to Calcutta，9 October 1837，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Political Consultations，letters from Secretary of State，28 September 1842，no.21.

[55]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445.

[56]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p.447-449.

[57]
See for example Maulana Hamid Kashmiri，Akbarnama
.

[58]
See for example Maulana Hamid Kashmiri，Akbarnama
.

[59]
See for example Maulana Hamid Kashmiri，Akbarnama
，ch.9.

[60]
部族首领，malek同malik。——译者注

[61]
即知识，illam同ilm。——译者注

[62]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97.

[63]
Vlgne，Visits to Afghanistan
，pp.176-177.

[64]
Burnes，Cabool
，p.140.

[65]
Burnes，Cabool
，p.140.

[66]
Burnes，Cabool
，pp.142-143.

[6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62-172.

[68]
Sikandar，同Sikunder，普什图语的“亚历山大”。——译者注

[69]
Sadi，同Sa’adi。——译者注

[70]
Kashmiri，Akbarnama
，ch.10.

[71]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92.

[72]
伊斯兰教天园中的18岁俊美猛男，是与超级典范天园女神相对应的男性角色。

[73]
Kashmiri，Akbamama
，ch.11.

[74]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p.452-453.

[75]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p.452-453. 关于“Garib Nawaz”一词，更准确的译法是“珍爱贫民之人”。

[76]
Hindoo Koosh，同Hindu Kush。——译者注

[7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9 August 1825，Burnes to Holland，nos 3-4.

[78]
Kingdom of Avadh，现位于北方邦。——译者注

[79]
Benares，印度东北部城市瓦拉纳西的旧称。——译者注

[80]
Sir Penderel Moon，The 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India
，London，1989，p.492.

[81]
当然是同一位麦考利，他在其著作《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
）中无知地评述道：“单单一书架欧洲优秀藏书，其价值等同于印度及阿拉伯半岛整个本土文学……从用梵文撰写的所有书籍中搜集到的历史资料，不及在英格兰预科学校使用的最不足道的节本中找到的东西有价值”。在随后“英国通”与“东方通”的争论中，麦考利与麦克诺滕立场对立。关于队伍的描述，参见Emily Eden，Up the Country：Letters written to her Sister from the Upper Provinces of India
，Oxford，1930，p.1。

[82]
Emily Eden，Miss Eden’s Letters
，ed.by her great-niece，Violet Dickinson，London，1927，p.293.

[83]
W.G.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
，London，1840，pp.209-210.先前贸易帝国的霸主威尼斯人采用类似方法。

[84]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263.

[85]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263.

[86]
Eden，Up the Country，p.18.

[87]
Fanny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Fanny Eden’s Indian journals
，1837-1838，transcribed and ed.by Janet Dunbar，London，1988，p.72.

[88]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299；Eden，Up the Country
，p.3.

[89]
Eden，Up the Country
，p.156.

[90]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p.77-80.

[91]
Eden，Up the Country
，pp.4，46.

[92]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124.

[93]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60.

[94]
Mohan Lai，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vol.I，pp.249-250.

[95]
Yapp，Strategies
，p.245；A.C.Banerjee，Anglo-Sikh Relations：Chapters from J.D.Cunningham’s History of the Sikhs
，Calcutta，1949，p.53.

[96]
Mohan Lal，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vol.I，pp.250-252.

[9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48：no.87 of no.1 of 8 February 1838（IOR/L/PS/5/129），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Wade to Macnaghten，1 January 1838.

[98]
原文cousin，疑为nephew。——译者注

[9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50：no.18；Kapadia，‘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p.385.

[10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48：no.87 of no.1 of 8 February 1838（IOR/L/PS/5/129），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Wade to Macnaghten，1 January 1838.

[101]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Political Consultations，11 September 1837，no.4.

[102]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6.

[10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Political Consultations，6 June 1838，nos 21-2.

[104]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692，fol.71，Auckland to Hobhouse，6 January 1838；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39.

[105]
sayyid，即圣裔，是伊斯兰教对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所生后裔的专称，后亦用作对贵族出身或有功勋的伊斯兰教徒的尊称。——译者注

[106]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42.

[107]
Herawi，‘Ayn al-Waqayi
，p.29；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b
，vol.I，pp.189-190.

[108]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p.129-130.

[10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9 August1825，nos 3-4，1，11-14.Extracts from private letters from the late Sir Alex Burnes to Major Holland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41 relating to affairs in Afghanistan.

[110]
Burnes，Cabool
，pp.261-262.

[111]
British Library，OTOC，L/PS/5/130，Burnes to Macnaghten，18 February 1838.

[112]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48：no.100 of no.1 of 8 February 1838（IOR/L/PS/5/129），Burnes to Auckland，23 December 1837.

[11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9 August 1825，nos 3-4，1，11-14.

[114]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41.

[115]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6.

[116]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465.

[11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62-172.

[118]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51.

[11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2 August to 3 October 1838，no.60，Pottinger to Burnes.

[120]
Mohan Lal，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vol.I，p.281.

[121]
Pundit，同Pandita，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译者注

[122]
Michael H.Fisher，‘An Initial Student of Delhi English College：Mohan Lai Kashmiri（1812-1877）’，in Margrit Pernau（ed.），The Delhi College：Traditional Elites，the Colonial State and Education before 1857
，New Delhi，2006，p.248.

[123]
Kurnal，同Karnal。——译者注

[124]
Mohan Lal，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vol.I，pp.307-309.

[125]
Burnes to Macnaghten，24 March 1838，Parliamentary Papers ［PP］ 1839，Indian Papers 5。关于更完整文本，参见PP 1859。

[126]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2 August to 3 October 1838，no.602，Burnes to Macnaghten.

[127]
Kashmiri，Akbamama
，ch.11.

[128]
Volodarsky，‘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in the 1830s’，p.77.

[129]
Morrison，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22.

[13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9 August 1825，nos 3-4，no.04，Burnes to Holland，Peshawar，6 May 1838.

[13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49：no.12 of no.11 of 22 May 1838（IOR/L/PS/5/130），Auckland’s Minute of 12 May 1838.

[132]
Eden，Up the Country
，p.125.

[133]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61.

[134]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293.

[13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49：no.12 of no.11 of 22 May 1838（IOR/L/PS/5/130），Auckland’s Minute of 12 May 1838.

[136]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p.299-300.

[137]
Eden，Up the Country
，p.186，

[138]
Koh-i-Noor，同Koh-i-Nur。——译者注

[139]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
，pp.70-89.

[140]
Hindostan，同Hindustan。——译者注

[141]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
，p.90.

[142]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
，p.190.

[143]
Runjeet Singh，同Ranjit Singh。——译者注

[144]
Major W.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C.B.，London，1888，p.121；also Henry Lawrence，in Yapp，Strategies
，p.247.

[14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 Eur E359，Diary of Colvin，entry for 1 June 1838.

[146]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182.

[147]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of the Punjab Archives abstracted into English
，Lahore，1972-2004 vol.2，p.158.Mirza Haidar Ali，an attendant to Shah Shuja ul-Mulk，to the Political Agent，Ludhiana，15 September 1837.

[148]
Maulana Mohammad-Ghulam Akhund-zada Kohistani，b.Mulla Thnur-shah，mutakballis ba
‘Gulam’（or Gulami Mohammad Ghulam），Jangnama.Dar wasfi-i mujahidat-i Mir Masjidi-khan Gazi wa sair-i mudjakidin rashid-i milli-i aliya-i mutajawizin-i ajnabi dar salha-yi 1839-1842 i.Asar：Maulina
［sic］ Muhammad-Gulam Kuhistani mutakballis ba ‘Gulami’
，Kabul 1336 AH/1957（Anjuman-i tarikb-i Afghanistan
，No.48）［preface by Ahmad-Ali Kohzad，without index］，pp.184-186.

[149]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ct Sing
，pp.207-208.

[150]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hirty-Fifth Event.

[151]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290.

[152]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11.

[153]
Candahar，同Kandahar。——译者注

[154]
Cabul，同Kabul。——译者注

[155]
Moon，The 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India
，p.505.

[156]
Nawab，土邦君主。——译者注

[15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1 November 1838，no.104，Mackeson to Macnaghten，16 August 1838.

[158]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II，p.495.

[159]
亚普（Yapp）颇具说服力地辩称，麦克诺滕是武装入侵背后的主要驱动者。参见Strategies
，pp.246-247。

[160]
Colonel William H.Dennie，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s in Afghanistan
，ed.W.E.Steele，Dublin，1843，p.30.

[161]
Sir John William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2，p.254.

[162]
为了赢得议会批准发动战争，严格筛选伯恩斯的急件编撰成《议会蓝皮书》一事，后来成为一场重大丑闻，堪称那个时代的“伪材料”（dodgy dossier）事件。参见G.R.Alder，“The Garbled Blue Books of 1839”，Historical Journal
，Vol.VX，no.2（1972），pp.229-259。

[163]
Yapp，Strategies
，p.253.

[164]
Sir John William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From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fficers employed in Afghanistan
，London，1851，vol.I，p.375.

[165]
Henry Marion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London，1879，p.81.

第四章 地狱之口

沙·苏贾第四次重夺王权的尝试，像先前三次一样，自一开始就混乱不堪。此次远征拉开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First Afghan War）的序幕，从而被英国历史学家铭记。

就理论而言，这是个好计划。首先，在旁遮普的菲罗兹布尔举行送行仪式，三方联盟作为缔约方均出席。继后，正如沙·苏贾五年前的上一次远征，此次远征亦经由两条路径武装入侵阿富汗。一支军队由沙的长子即王储帖木儿率领，在韦德上校和兰吉特·辛格调派的一个团的旁遮普穆斯林的襄助下，穿过白沙瓦，沿开伯尔山口向北行进，由此逼近贾拉拉巴德。另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在麦克诺滕的监管下，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及孟买军队官兵的协助下，名义上由沙·苏贾率领。由于兰吉特现禁止英军将士穿行其领地，这支军队将绕行旁遮普南下，接着经波伦山口向前进发，对坎大哈以南的阿富汗南部地区发动进攻，随后继续挺进加兹尼。两支军队将在喀布尔会师，以辅佐苏贾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重祚。与此同时，沙·苏贾的诸多殷殷热望的阿富汗盟友将揭竿而起以助其一臂之力，驱逐“篡位者”多斯特·穆哈迈德。韦德向奥克兰保证：“沙·苏贾踏入该国前，大抵每位显要的部族首领都会纷纷呈请、争相效忠于他。”

[1]

但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一件事按计划进行。

《西姆拉宣言》明确言明，沙将“在旗下将士簇拥下”返回祖国。问题是苏贾此时无一兵一卒，确切说来，他仅有的随从照常是屈指可数的残废家仆。因此，首先要招募一支新军——沙·苏贾分遣队。1838年整个夏季，准新兵陆续抵达卢迪亚纳，其中少数人是承袭了罗希拉血统的印裔阿富汗人，他们的先祖于18世纪移居恒河流域，不过大多数人是当地的“印度教徒……随营人员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军事驻地”。然而新兵如此蒙昧不羁、缺乏训练，以致英方很快就断然认定：这些“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乌合之众”不适宜在菲罗兹布尔盛大的远征启动仪式上公开接受检阅。

[2]

正如一名英国官员在信中所述，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沙在旗下将士的簇拥下踏入故国疆域，显然是‘天方夜谭’。鉴于事实昭彰，根本无法掩人耳目而不使内情毕露，他们中无一人是沙的臣民或阿富汗人”。

[3]

故此，8月下旬苏贾率旗下分遣队先于其余军队悄悄出发，远离众人视线，经由菲罗兹布尔前往希卡布尔县，在那儿展开集中演练。但没过多久，分遣队就偏离了拟议的路线，横行无忌、肆意砍杀，将拉尔卡纳（Larkana）洗劫一空。

[4]

[5]

这在信德各地唤起人们昔日的记忆——事关苏贾手下士卒上一次沿印度河闲逛时的暴戾恣睢和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以致信德诸埃米尔愈发不愿出手相助。雪上加霜的是，经由海路最先到达卡拉奇（Karachi）的孟买部队，误以为灯塔上炮兵的鸣炮致礼是发起攻击，遂将料想中的信德盟友的沿岸主要堡垒夷为瓦砾。

这不是唯一问题。厄兆连连的是，时来运转的苏贾似乎已被幸运冲昏头脑。长期蒙受厄运，沙的温厚性情显然已被侵蚀，他变得冷酷无情，很快就与属下所有英国军官失和。他傲慢不逊，执意要求英国军官在自己面前保持站立，令他们避而远之。

[6]

他还将未来的阿富汗臣民称作“一群卑鄙小人，无一例外”，这亦令其英国监护人恐慌不安。

[7]

麦克诺滕恼怒地记述道：“我们务必试着循循善诱，让他对其臣民抱持更赞许的看法。”其间，帖木儿王子根本未能从卢迪亚纳发兵。“王子如此愚蠢，竟不动窝”，其父自希卡布尔县向韦德发送数封怒不可遏的短笺，其中一封如是写道。

[8]

是故，远征本以沙·苏贾的名义进行，苏贾却未能出席为奥克兰勋爵的战争举行的送行仪式，确切说来，萨多扎伊王朝的任何人均未到场。艾登一家代替萨多扎伊族人，冒着滂沱的季风雨从西姆拉启程。埃米莉压根儿不乐意离开自己钟爱的喜马拉雅休养地。到达平原后不久，她就满腹牢骚：

军营中潮湿至极的一天，那污秽不堪的悲惨处境真是无以言表。仆役们全身湿透，看起来颇为凄惨。烹饪锅具并非来自上一次露营。帐篷四处漏水，哪儿有接缝，哪儿就有水流……骆驼不断滑倒，奄奄一息。双轮牛车陷入河中，动弹不得。个人安逸从何谈起！每顶帐篷都被小沟渠环绕，泥浆泼溅（slosh），人总是滑进烂泥……我撑着伞离开自己的营帐走到乔治的大帐，换乘轿子去营地一侧的帐篷用餐，而餐食则由轿子从营地的另一侧送来……

[9]

途中他们在卢迪亚纳稍做停留，面见了帖木儿王子。帖木儿仍未动身开赴白沙瓦。范妮写道：“昨日，我们在韦德少校的帐中举行了盛大晚宴，盏盏小灯依照当地的做法排成长龙，整座城市灯火通明……苏贾的儿子前来出席晚宴，他既无所辖王国，亦无大象，他们派我的专属大象去接他。”

[10]

席间，麦克诺滕手忙脚乱地打翻了自己的餐碟与餐具，对一个如此沉迷于诸多礼仪细节的人而言，这引发重重焦虑。范妮报告称：“由于那件事，军营笼罩在极其恐怖的氛围中。如遇相同状况，用手抓食的沙·苏贾

[11]

会对麦克诺滕有何看法？”

[12]

总督潮湿的驻营地不过是遍及整个印度北部和西部的更大规模的雨季部队调动的一部分。

孟买诸团将士冒雨从营房中涌出，走下海滩登上兵员运输舰，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海，前往卡拉奇、特达县（Thatta）和印度河河口周围的其他登陆点。德里岭（Delhi Ridge）下方的军营里，试验性的新式骆驼炮台驭手——炮台配有骆驼搭载的轻巧臼炮和康格里夫（Congreve）火箭系统——正吃力地给执拗的骆驼套上挽具。在汉西，詹姆斯·斯金纳上校试图从哈里亚纳邦（Haryana）蒙受水灾的牧场召集后备部队，勤务兵则忙着擦亮锈迹斑斑的骑兵头盔和锁子甲。密拉特和鲁尔基（Roorkee）的军营泥泞不堪，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兵已打点好行装开拔上路，沿北疆商道（Grand Trunk Road）向卡尔纳尔（Karnal）和菲罗兹布尔进发，偌多满身污泥的妻子和情妇跨过他们背后的泥潭蜂拥而至。

率整团将士穿越雨季泥沼的威廉·诺特，来自威尔士边界地区，是个直言不讳的自耕农之子，40年前自卡那封郡（Caernarvon）抵达印度，随后逐步晋升为东印度公司驻印度最资深的将军之一，他与手下那些“精壮的优等兵”极为投缘。他带领麾下印度兵离开德里基地，一路坎坷地向卡尔纳尔推进。诺特与妻子携手二十载，刚在德里为“令他扼腕痛惜的爱妻利蒂希娅（Letitia）”举行了葬礼。诺特写道：“道路上满是士兵、枪支、炮车、弹药及金银财宝，这就需要耐心等候人员和马匹在双轮牛车及作战用具间穿行。”

如果说年轻战士指望战争给他们带来荣耀和劫掠物，使他们加官晋爵，那么诺特只不过希望战争能帮他忘却某些记忆。到达卡尔纳尔当晚，他在给女儿们的信中写道：“想到岁月流逝，忆念那些我所珍爱的旧时光，度过苦不堪言的一天。”他补充道，“说来也怪，我的心绪多多少少释然了”，即将投入的战斗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只是有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在页边空白处潦草地写道：“人类何时才能停止自相残杀？”

[13]

诺特总算被晋升为少将，这给他带来稍许安慰。要不是那么快就对当权者吐露真言，他本该更早获此殊荣。诺特不是一个即便发觉遭受蔑视亦缄口不言的人，不断给予初来乍到的英军指挥官优先权，这种做法早就让他大为恼火。尽管这些人通常比东印度公司军中同等职位的人更富有、人脉更广，但他们不会讲印度斯坦语，也没有任何在印度战斗或与印度兵并肩作战的经验。诺特听闻，总司令约翰·基恩爵士（Sir John Keane）打算抽调几个团的印度兵脱离东印度公司诸将军的控制，诺特已拉开架式，准备就此问题跟对方拼。他向女儿们解释道：“事实上，他是女王任命的军官，而我隶属东印度公司。我断然坚信女王任命的军官即便有雄才伟略，也完全不能胜任统率东印度公司的军队。”

令所有人如释重负的是，到11月上旬，如今已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印度河之师”（Army of the Indus）的军队陆续集结在菲罗兹布尔平原的时候，雨季已结束。为了试着让营地官兵振作起来，兰吉特·辛格调派600名园丁用盆栽玫瑰在军官的营帐周围布置临时花园。不过要打响这场战争，集结的军队目前面临一个更为严重的阻碍。让奥克兰困窘的是，正当紧锣密鼓筹备武装入侵时，消息传来称英国海军占领哈尔克岛令波斯人惶恐不安，他们出人意料地中止了赫拉特攻城战，撤退至马什哈德。此后不久，有消息证实圣彼得堡的内塞尔罗德伯爵也做出让步，这次是迫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施加的外交压力。而西蒙尼奇伯爵——俄国为在波斯和阿富汗智胜英国人而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发起人——遂成为牺牲品：以擅越职权为名被免去了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的职务。

[14]

维特科维奇亦被召回圣彼得堡，他之前一直在坎大哈忙于强化俄国与巴拉克扎伊的同盟关系。维特科维奇允诺，倘若英国实施武装入侵，俄国将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同父异母兄弟提供军事支持。

最初令奥克兰宣战的两起事件（casus belli
）现已平息：俄国和波斯已公开做出让步。即便曾有对英属印度的任何真正威胁，此刻也已消解。这本该是与多斯特·穆哈迈德重新展开谈判的最佳时机，一枪不发就能达成所有战争目标。毕竟，印度北部仍蒙受严重饥荒，导致数万甚至很有可能是数十万饥民被活活饿死，具体死亡人数无官方统计数字。英国人鼓励当地人种植罂粟而不是粮食作物，这大大加剧了饥荒惨状。此外，奥克兰选择在另一条战线发动第二场非法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此次欲与中国开战，只为保护令东印度公司获利丰厚的鸦片贸易，而鸦片正是产自印度的罂粟田——那些曾经五谷丰登的肥沃良田。再者，阿富汗社会能否接纳苏贾，一切未成定数。一旦复辟王权，是否有可能让他稳坐江山，同样难以预料。然而令人错愕的是，在菲罗兹布尔，似乎无人刹那转念，考量重新开启谈判的可能性。

相反地，在阿富汗遭遇哥萨克骑兵或波斯帝国军队的危险既已不复存在，英方遂发布通告，称将从“印度河之师”撤回几个团，派遣一支规模大幅缩减的军队参与行动。尽管如此，奥克兰还是措辞强烈地公开声明，意欲“精神抖擞地继续实施”现有计划。他坚称：“行将遵循的行动方针，其正义性毋庸置疑。我们为自身安全考虑，就应协助阿富汗的合法君主重新践祚。”英方会履行《三方协议》（The Tripartite Treaty），沙·苏贾仍将被“辅佐登基，继承先祖的王位”。

11月27日，锡克及东印度公司的各路军队终于在菲罗兹布尔平原会合。所集结部队的庞大规模让奥克兰勋爵属下惯常愤世嫉俗的副官威廉·奥斯本大为震惊，他记述道：“在菲罗兹布尔的‘金缕地’（Champs de Drap d’Or
），奥克兰勋爵一出现，已然就是威势赫赫的印度君王。尽管锡克将领的珠宝和链甲让副王幕僚的军服黯然失色，但总督麾下浩浩荡荡1.5万名侍从护卫与旁遮普君主旗鼓相当。”

[15]

埃米莉亦一反常态，被如此壮观的场面彻底征服，她写道：“我们身后是巨大的圆形露天场地，我们自己营地的象群立于其中。”面对它们的是“数千名兰吉特的臣下，他们皆身着或黄或红的锦缎衣衫，大量备用马被金银色薄绢包裹，个个珠光宝气。我真的从未目睹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三四个锡克人看起来就好似出逃的阿斯特利马戏团（Astley’s Circus）成员，不过，他们硕大的身躯免于让绚丽辉煌的场面过分戏剧化。”

[16]

尽管如此，其他人却不为所动。日后的阿富汗战争史学家约翰·凯爵士（Sir John Kaye）当年是炮兵部队的一名青年军官，他回忆道，奥克兰勋爵与兰吉特·辛格的首次会晤“处于不可名状的喧嚣纷乱的场面当中”。如此混乱的局面实际上是由两排发出喇叭似吼叫声的大象相互冲撞，随后又争前恐后地跟随两位领袖进入王帐（Durbar Tent）造成的。许多锡克骑兵怀疑这或是英国人图谋不轨，要对他们敬爱的首领狠下毒手，“于是开始吹亮火绳（更确切地说，是给火绳枪装上弹药），紧握武器，神情中掺杂着重重疑忌和雕悍狼戾”。

[17]

此番喧哗令奥克兰勋爵意气风发，继而对兰吉特的欢迎词“做出尤为引人注目的回答，称他们的联军会征服世界。他们携手并进占领莫特坎比（Motcombe）的时候，我认为你会大为惊愕。”范妮写信给英格兰的姊妹如是说道。

[18]

当晚盛宴，范妮坐在兰吉特·辛格身旁。这个一起用餐的同伴激起了范妮的好奇心，亦令她着迷。兰吉特出席晚宴时身着纯白色无领长袖汗衫和宽松裤子，唯一佩戴的珠宝“光之山”钻石在手臂上熠熠生辉。考虑到兰吉特如何逐步将它据为己有，这枚钻石或许并非那个场合最得体的配饰。席间大部分时间，锡克君主都在设法让范妮饮用他家酿的美酒范妮后来记述道：

他称之为酒的混合物好似燃烧的烈火，比白兰地浓烈得多。他起初满足于让乔治和威洛比·科顿爵士

[19]

吞下这种酒，随后开始硬劝我喝下用金制酒杯盛装的一杯杯烈酒。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应对得宜，假装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递给他的斟酒人。但他渐渐起了疑心，把酒杯举到自己的独眼前，朝酒杯里细细端详，摇摇头又将酒杯递回给我。接下来干脆把手指伸进酒杯，查看我喝了多少。我让韦德少校解释说，在英格兰，女士不喝这么多酒。于是他等乔治转过头去，才从手臂下递了杯酒给我。他认为乔治是个阻止我饮酒的可怖暴君。

[20]

席间，乔治一直在回避这位新同伴三番五次的盘问——他为什么连一位妻子都没有。埃米莉讲述道：“乔治说在英格兰只允许有一位妻子，到头来若发觉是个恶妻，他可没那么容易摆脱她。兰吉特说那是个陋俗，锡克人获准有25个妻子，她们不敢不守规矩，若那般放肆，他可以打她们。乔回答说那是极好的习俗，归家后会试着推而广之。”

次日早上，锡克人炫耀了自己的演练成果，他们训练有素，特别是弹无虚发的炮队，给盟友留下深刻印象。接着轮到英国人，凯写道：“英国长官对假想敌发动攻击的精湛本领，不亚于其挫敌制胜的英勇气概。他的确在平原上打了一场漂亮仗，只需另一支军队打前哨便可大获全胜。”

[21]

两天后，在进一步展示军事造诣和高超骑术、发表更多的演说以及举办另外几场宴会之后，部队终于启程出征。身着猩红色斗篷、头戴笔挺的有檐平顶高筒军帽的枪骑兵在前开路，骑兵团和步兵团各纵队朝下游方向行进，开赴希卡布尔县。他们要在那儿与孟买军队和沙·苏贾的分队取得联系。与此同时，锡克人一路北上，向拉合尔进发。

“印度河之师”现包括大约1000名欧洲人和1.4万名东印度公司印度兵（不包括苏贾雇佣的6000名非正规军），至少有3.8万名印裔随营人员同行。出征人员的行李由3万余峰骆驼驮载，这些骆驼是专门从远至比卡内尔、杰伊瑟尔梅尔以及东印度公司在哈里亚纳邦希萨尔（Hisar）的骆驼养殖场募集而来的。

无人打算轻装上路。一名准将声称需要50峰骆驼驮载行装，科顿将军一人就占用了260峰骆驼，还指定300峰骆驼驮运军队的藏酒。即便是基层军官，亦有多达40名仆佣相伴同行，从厨师和清洁工到挑夫和运水夫一应俱全。

[22]

按诺特少将的话来说，很明显，这支军队从未推行军人应有的艰苦朴素精神。诺特的整个职业生涯不得不凭借其个人努力才得以步步高升，而非利用人脉关系、恩惠或金钱，所以不免以偏见的眼光看待女王诸团的富贵年轻军官。许多基层军官将战争视为狩猎之旅一般轻松惬意。实际上，有一个团的确带着猎狐犬同赴前线。诺特写道：“很多青年军官宁可考虑丢弃刀剑和双筒手枪，也不愿没有镜匣、香水、温莎香皂和古龙水（eaude Cologne）就贸然出征。一个团有两峰骆驼驮载绝好的马尼拉雪茄，其他骆驼则被用来驮运果酱、泡菜、方头雪茄烟、罐装鱼、密封的咸肉、餐具、玻璃杯、陶器、蜡烛、餐布等。”

[23]

这预示着要形成有效战斗力，前景的确不容乐观。“印度河之师”不同派系间缺乏沟通亦非吉兆。到目前为止，亚历山大·伯恩斯理应结束与信德诸埃米尔的磋议，使军队获得必要许可，溯河而上穿越诸埃米尔领土。然而，袭击卡拉奇外加洗劫拉尔卡纳，反倒险些在迎战多斯特·穆哈迈德的计划付诸实施前，在英国人与信德人之间引发第二场战争。信德人不想让英国军队徒步横穿领地，这的确合情合理。是故，他们在发放通行许可一事上故意拖延，还拒绝为孟买部队寻觅骆驼和驮畜。部队官兵仍滞留登陆地，在疟疾肆虐的印度河三角洲（Indus Delta）海岸上坐困愁城。

形势未见好转，反倒愈加恶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麦克诺滕陪同锡克领袖返回拉合尔，随后急忙追赶军队。范妮和埃米莉在拉合尔拜会了“被挑选出来的几位兰吉特夫人”。麦克诺滕在途中听闻将军威洛比·科顿爵士未获指令就擅自离开商定的集结地，现正偏离阿富汗，急速向南推进，即将对信德都城海得拉巴发动非法攻击。麦克诺滕深感震惊，无可奈何地致函西姆拉方面：“科顿显然枉费心机、徒劳无功，他选取的行进路线好像根本无路可走，恐怕很快就会身陷丛林。倘若这样下去，我们的阿富汗远征会变成什么样子？”阿塔王子似乎对沙·苏贾的分队怀有深厚感情，他报告称，时下萨多扎伊军营谣言四起，称科顿四处游荡、深陷迷途，一位圣人奇迹般地显灵才让他迷途归返。阿塔王子写道：“军队在灌木丛林中迷了路，张皇失措地徘徊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一位貌似先知希治尔（Khizr）的白胡子长者出现，指引他们回到了河畔宿营地。”

[24]

麦克诺滕用骆驼快速发送连串愈发令人绝望的短笺，敦促科顿悬崖勒马。就在按预定计划发动袭击前数小时，科顿将军才勉强同意取消进攻，不过前提条件是诸埃米尔彻底屈从于他。正如阿塔王子所述：“众米尔

[25]

是一群粗野的危险分子，总是热衷于寻衅滋事。看到一波又一波英军战士如滚滚浪潮般，或者说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般，经由陆路和水路向其领地汇聚而来，他们遂魂惊胆战地缴械投降。”

[26]

尽管如此，这起事件却使科顿将军在麾下士卒面前颜面扫地，因为他们都切盼劫掠理当蕴藏巨大财富的信德都城。

麦克诺滕与身为主要指挥官之一的科顿的重逢绝非欢欢喜喜的。麦克诺滕向科尔文抱怨道：“威洛比爵士显然有意将陛下和我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无论我多么含蓄谦逊地给予忠告，他均报以倨傲轻慢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言明，说我想摆出统率全军的架势；说他本人身为威洛比爵士，虽不认识其他上司，但与（总司令）约翰·基恩爵士相熟；还说他不会让别人干涉自己的事，如此云云。这一切皆起因于我索要1000峰骆驼以供沙及其旗下军队使用。”

[27]

该请求反映出日益严重的驮畜危机，当时问题恰巧变得更严重。由于误食了信德的一种毛地黄属有毒植物，沙的驼队有半数骆驼暴毙。于是，就如同对待仍炙烤在潮湿的印度河三角洲的将士那般，英军弃沙及手下士卒“于进退维谷的险境坐视不管”。

苏贾与麦克诺滕的关系也未现良好开端。公使写道：“不无遗憾地说，每当拜会沙，谈及如何限定领土疆域的问题，他的言论都荒谬至极，动辄就说自己若一直留在卢迪亚纳，情况会好得多。下次他再触及此话题，我打算用萨迪（Sa’adi）的诗句提醒他：‘君王纵然征服七方圣土，仍热望踏足另一片疆域。’”麦克诺滕对前景怀有不祥预感，他再作补充：“我认为每月5万卢比难以满足沙的开销。”

[28]

此外，麦克诺滕与伯恩斯的关系一如既往的紧张。当权者将伯恩斯梦寐以求的工作给予麦克诺滕，将极度势利的麦克诺滕钟爱的爵士头衔授予伯恩斯，这一事实令二人的关系持续恶化。故此，麦克诺滕不时对伯恩斯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常常把伯恩斯当作擢升过快的愣头青对待；伯恩斯则认为麦克诺滕“与当地人打交道毫无经验且相当缺乏技巧，而且采纳或抛弃计划皆颇为草率”。

[29]

于是，1839年2月底，一支怏怏不悦、四分五裂的军队终于渐渐汇聚在希卡布尔县同一地点，比预定发动武装入侵的时间晚了整整三个月。唯有阿富汗人对“印度河之师”钦佩有嘉，他们不仅未觉察到这支军队缺乏协调、纪律涣散、前瞻规划不足，也浑然不知诸位指挥官为琐事争执不休。他们听闻的只是夸大其词的传言，陈说规模庞大的军队正步步逼近。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同父异母兄弟身处坎大哈，深觉处境危如累卵：正如1834年一样，任何军队经由波伦山口挺进阿富汗，他们都将成为首个攻击目标。此时此刻，维特科维奇已撤离坎大哈，俄国亦否认承诺提供军事支持。这些巴拉克扎伊族人非常清楚自己准备严重不足，无法迎战一支现代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殖民地军队。多年后，阿富汗咏史诗人回忆起散播四方的传言，述说规模庞大的英国侵略军开赴阿富汗的群山幽谷：

良辰吉日，盛食厉兵

军队浩浩荡荡启程开赴喀布尔

那方土地兴师动众时

地动山亦摇

跟随沙途经信德的

是15万精锐之师

帖木儿、韦德和洛德博士（Daktar Lord）沿另一路线

与其余5000名战士同行

犹如两条来自不同方向的湍急河流

从卢迪亚纳奔往喀布尔

各省各地区的统治者

对沙俯首帖耳，好似火漆遇到印章戒指

马不停蹄赶往信德山区

踏足印度次大陆荒漠

大汗淋漓、重担压身的驼队

如潮水般涌过山间险径

大炮与战象并进

宛若翻滚的尼罗河冲走高山

[30]

没有更多骆驼运输战争补给品，于是仓促征用驳船组成船队。英军在希卡布尔县搭建起军营和桥头堡后，船队便开始沿印度河顺流而下送来弹药和食物储备。奉派掌管一艘供应船的年轻步兵托马斯·西顿（Thomas Seaton）回忆道：“驳船平底、极浅，艉比艏宽，最高处约高出水面14英尺。这种奇特的运输工具上建有一座有两个房间的茅屋，由于船队中所有船只（约略50艘）都跟我这艘一模一样，因此看起来就像一座漂浮的村庄。”

[31]

到了2月底，全部武器装备均送达希卡布尔县。截至月末，最后一支孟买部队也已进城。

目前仅需一座桥。河宽超过1000码，“有一股急流，类似推动水车的水流”。工兵起初只有8艘船，“我们附近也只有一座小村庄……首先，我们用尽浑身解数夺取了约120艘船”，负责该项工程的奥克尼人（Orcadian）詹姆斯·布罗德富特（James Broadfoot）汇报称：

然后砍伐了很多树木，将这些树木做成坚固的横梁。没有绳索，不过我们用草制作了500条缆绳，这种特殊的草生长在100英里开外的地方。把小树连接起来，装上半吨石头做成锚。所有钉子都是现场制作的。随后将这些船抛锚停泊在河流中央，船一字排开，间隔12英尺，横跨整条河溪。坚固的横梁与船只交叉放置，接着将厚木板钉在上方作为通道。这是我们架设过的最大型的军用桥梁，可想而知，要付出怎样的辛劳，才得以在11天内竣工。

[32]

2月的最后一天，侵略军终于横渡印度河。阿塔王子被深深折服，他写道：“英军惊人的专业技能会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自愧不如。确切说来，见过这一建造物的人莫不为之震惊。”

[33]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人技能的局限亦彰显无疑。

150英里的贫瘠盐沼将希卡布尔县和波伦山口分隔开来。跨过印度河进入这片盐沼之后，麦克诺滕和诸位将军似乎才渐渐明白自己到底肩负怎样的重任：穿过一处险恶、焦干且大都未在地图上标明的景观，展开一场远离自己领地的战役，基地与前线之间的交通系统脆弱至极，驻守各地的是一众不情不愿不可靠的盟友。

由于行动延误，此时临近夏季，荒漠开始迅速升温，因此他们只能在夜间穿行于空旷荒野。拟议路线前对水和给养状况勘察不足，这就意味着无人知晓将需要多少食物和水。部队官兵对炎热天气更是毫无思想准备。西顿从一开始就觉得几乎难以忍受，离开希卡布尔县两天后，他写道：“我们日落时分开始行军。一进入盐漠，就刮起一阵风，起初徐徐吹拂，接着炙热猛烈，刮来如同最微细的粉末般细密的粒粒尘埃。它们无孔不入，还带着土壤中散发的热气，让人口渴难耐。”他接着写道：

每位印度兵均携带笨重的火枪、60发子弹、衣物、装有生活必需品的帆布背包、配套装备，以及装满水的自用铜壶，对此类行军而言负载沉重。紧身羊毛军服带来的压迫感本已令人不堪忍受，如此重担使压迫感倍增。士兵陷入这般境地，其状况着实可悲可怜，他们蒙受的苦难更是有加无已。士兵壶中的水很快就喝完了，午夜时开始体力不支，而后低声抱怨，不多时便全都叫嚷“水……水！”许多人神智半昏……一名印度兵处在这种状态下——我跟他讲话时，他几乎无法作答，他的舌头在口中发出嘎嘎声，整个面庞痛苦地扭曲着。

经受艰难困苦的不只是印度兵：

可怜的随营人员负载沉重，一些人把婴幼儿带在身边，相较而言，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孩子们的哭喊声令人心碎。壮汉背负重载精疲力竭，散乱地瘫倒在地上捶胸哀吟……军营中的一名本地军官带着年幼的独生女出征，小女孩的母亲已离世。这个年约六岁、活泼漂亮、叽叽喳喳的小家伙是众人的开心果。我过去每天都见她与父亲说个不停，帮他生火做饭，目睹她那些可爱的小把戏也是一桩乐事。10点还看到她时尚无恙，下午3点她就殒命，被安排下葬……（他们拂晓到达营地时），在深谷底部挖掘的32口井中只有6口有水。当中一口井被坠入其中的动物污染，其余几口井中的水太苦太咸，以致人们都说井水使铜壶（lotas）变黑了。

[34]

此外，俾路支土匪的袭击狂潮愈演愈烈。英方蹩脚的外交手腕、专横跋扈、与当地酋长缺少协调，都意味着该地区各部族将势单力薄的英国纵队视为可随意攻击的目标。士兵通常不会受到搅扰，可是渐渐地，每天都有未设防的随营人员遭抢劫杀害。

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是首次出征的年轻骑兵军官，离开希卡布尔县一周后，他在一洼水坑旁初见伤亡人员：“一个女人卧在水坑边缘，真可怜！长长的黑发浮在清澈的溪流泛起的阵阵涟漪上。”她遭割喉致死，割痕贯穿双耳根部。其他许多死伤者紧随其后。“未埋葬的死者被丢弃途中，任其腐烂。透过月光散发的光芒，看不到一株乔木和灌木，抑或一根草。一望无际的沙海上连一只鸟甚至一只豺狗都没有。因为我们时常经过开始腐烂的骆驼，若有豺狗，它们必定早已发现这些骆驼。我们的驼队断食数日，一夜之间，就有45峰骆驼死于饥饿和长时间行军。”

[35]

在炎热月夜的行军中，许多士兵头一回亲眼看见自己为之出生入死的人。张伯伦写道：“沙·苏贾是位年约花甲的长者，长髯垂至腰间，胡须本是白色，不过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而将其染黑。他乘坐一种由12个人扛着的肩舆（tonjon）出行，伴其同行的有骑士、快速行进的仆从、大象、马匹及100名印度兵。”

苏贾乐观面对艰苦的行军，不过像所有人一样担心行动缺乏规划，日益严重的俾路支掳掠者问题以及驮运辎重的骆驼濒临死亡的难题亦令他忧虑不安。苏贾发出信函恳求未来的臣民团结在自己旗下，他们回复迟缓，这让他忧心忡忡。自从麦克诺滕把复辟王位的计划告知苏贾，苏贾就积极主动地忙着与昔日所辖疆土的各部族首领通信，恳请他们“秉承家族传统挺身而出、遵从臣道，确保他们自古以来拥有的权利与国土世代永存”。不过阒寂无声，响应者寥寥，仅有吉勒扎伊部落及开伯尔山区的若干部族首领予以答复，要求苏贾送钱来。

[36]

军队现正挺进卡拉特（Qalat）梅赫拉布·汗（Mehrab Khan）的领地，这位领袖的缄口无言亦非吉兆。卡拉特的汗过去一直是苏贾忠心耿耿的臣下，五年前苏贾从坎大哈落败而逃，正是他给予苏贾庇护。但他强烈反对苏贾作为英国人的傀儡重新掌权。伯恩斯奉派设法赢得梅赫拉布·汗的支持，争取为部队弄到一万只绵羊。士兵的口粮配给现已减半。其时，梅赫拉布·汗坦率言明自己认为该策略不机智、计划不当、战略上一意孤行。伯恩斯禀报：

汗语重心长地细述了英国人着手的事业，断言这是一项事关重大、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他说英国政府没有依靠阿富汗国民，而是将他们抛弃，让整个国家充斥着外国士兵。倘若我们的目的是在阿富汗立足，让沙·苏贾对喀布尔和坎大哈拥有名义上的主权，那么我们是在追寻一条纰缪之路。全体阿富汗人皆对沙心怀不满，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伊斯兰教徒悬心吊胆、群情激愤。若不向沙·苏贾指明他的错误，我们或会发觉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喀布尔的首领（多斯特·穆哈迈德）是个有才干又足智多谋的人。以目前的方式方法，我们就算能轻而易举地以沙·苏贾取代多斯特·穆哈迈德，也根本不可能赢得全体阿富汗国民的支持。

[37]

这实属睿智箴言。伯恩斯未获所需的任何补给，甚至没得到梅赫拉布·汗的绵薄支持。准备打道回府时，主人家最后的警告颇具先见之明：“你们把军队引入国门，可是打算如何再将它领出去？”

[38]

[39]

行经达杜（Dadur）刺眼的白色盐沼后，沙漠平原上蒸腾着层层氤氲的摇曳热浪，慢慢被绵延起伏的山麓小丘阻断。一场夏季沙尘暴让一切依次向上翻卷至远处高耸的龙脊的银色轮廓——阿富汗南部巍峨的山峦。这一地区仍炙热焦灼，呈灰白色，干旱贫瘠依旧，路面坡度却变得愈发陡峭，道路蜿蜒曲折，直到幽暗深广、呈漏斗状的波伦山口霍然展现在部队官兵面前。

山口全长70英里，起初4英里纵向延伸的山路太过狭窄，只能供一匹骆驼逐一行进。崩落的岩石阻塞了干涸的河床，骑兵蹄声铮铮、忐忑不安地越过这些岩石。指挥官的失误使伤亡人数大幅增加：步兵身着令人窒息的冬季军服，在盛夏酷暑急剧升高的气温下行军实在是太热了。就算开始有垂直峭壁遮蔽，使印度兵免受阳光直射，但岩石将热气反射至面庞，就像敞开盖的印度筒状泥炉。日间，密不透风的帐篷里气温高达119华氏度。

由于道路未经工程兵的适当勘测与改良，几乎无法运输火炮。一开始，每门炮必须套上八匹马，外加手握牵引绳索的几排印度兵，继后，由于道路变得愈发陡峭多石，只得将大炮拆卸开来进行人工搬运。威廉·霍夫少校（Major William Hough）记述道：“每门炮、每辆双轮弹药车、每驾四轮运货马车，等等物品都要分别经由人力传送。上坡路异常险峻，有些人不愿骑马上山。几峰骆驼跌倒，阻塞了后方队伍的去路……在波伦山口顶端，辎重遭遇锐不可当的（俾路支人）袭击，他们抢走了49峰骆驼驮载的谷物……（后卫部队）沿途发现了很多随营人员残缺不全的尸首。”

[40]

入夜，空气中弥散着垂死的骆驼和随营人员嘈杂喧扰的呻吟。许多印度兵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吮吸着稀薄、干燥、炙热的空气，叫喊着要水喝，却被告知无水可饮。西顿写道，除了千辛万苦外，“死去的骆驼散发出的阵阵恶臭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堪忍受。我们饱受炎热、沙尘、沙漠狂风、不计其数的苍蝇折磨，种种苦难无以言喻。整个军营闻起来就像一座藏骸所。在营地任何地方，无人能在三步之内不撞见死亡或濒死的人或动物”。

[41]

给养不足意味着士兵目前的口粮配给须由减半变为减少四分之三。随营人员沦落到进食“油炸绵羊皮、凝固的动物血以及可就近挖到的根茎类食物”。

[42]

偶有发生的凶残暴力事件让每个人都日益身心交瘁。4月3日，威廉·霍夫在日记中记述道：“炮兵部队的两名中士外出狩猎时落入圈套，正要取一撮鼻烟时身受重伤。”

[43]

不得已将大量虚弱得无法继续前行的马匹击毙，许多辎重也必须丢弃焚毁，以防落入俾路支人手中。

[44]

印度兵悉达·罗摩（Sita Ram）回忆道：

这是地狱之口。为数不多的几口井里的水苦涩杂陈，即便是柴薪也得由驼队运送。俾路支人现在开始夜间偷袭，还驱赶成群的驼队，以此骚扰我们。很多人因炙热难耐而丧生，一日之内便有35人成为酷暑的牺牲品。眼下，东印度公司军中印度兵几已决意折返印度，数个团有哗变迹象。怎奈得，部分原因是沙·苏贾的慷慨允诺，部分原因是惧怕与日俱增的俾路支人，军队继续向前推进。许多人遭部落民杀害。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大开杀戒并将巨砾滚下山腰。

[45]

阿塔王子称，得以活着穿越该地，沙·苏贾的随从深感幸运。藏匿于上方岩石断层及裂缝中的俾路支狙击手朝纵队射击，众随从有幸躲开如雨点般散落的子弹。阿塔王子写道：

军队进入波伦山口隘路，关隘崎岖多石，周围峰峦叠嶂、劈地摩天，全军人马懊丧地凝视着这一切。俾路支山地部落民急不可待地发动伏击，肆意劫掠。数以千计的驮畜、骆驼、马匹、大象以及所驮载物品统统丢失。

穿越山口难如登天。英格兰人早在两个月前就将两门大炮和用数千头驴驮载的火药送至山口，以便扫清道路，他们还不得不用绳索将这些物品逐一拖拽上来。运送其他补给同样艰辛，代价是损失了大批骆驼、马、犍牛，此外还有因缺乏食物和水而惨死的战士，更不消说被夺走的军事装备。他们在地狱般的干旱隘路度过三日三夜，供给严重稀缺，一枚金卢比连半西尔

[46]

面粉都买不到。

[47]

苏贾从波伦山口致函韦德，称自己意欲针对该地区部落民“可耻的态度，在适当时候”予以惩罚。苏贾还在信中提到，他担忧“篡位者”利用学者和乌理玛让民众与自己为敌“并引发骚乱”。

[48]

他的忧惧合情合理。与令人憎恶的外国异教徒合作，仍将是苏贾最薄弱的软肋。宗教仇外情绪一直都是其巴拉克扎伊敌手锦囊中的杀手锏。

奎达（Quetta）位于波伦山口另一边，当时“只是一个约有500座房舍、凄凉破落的村庄”。经过奎达，便是另一个艰险的山口——科加山口（Khojak）。这个山口比波伦山口距离短，也没那么陡峭险峻，但更干旱贫瘠。阿塔王子回忆道：“他们一夜无水，能找到的水污秽腐臭不堪，水中有坠落的动物尸体，饮用这种水会即刻胃痉挛并伴有腹泻。他们饱受缺水的煎熬，整整两天人畜都好似柳树般东摇西晃。”

[49]

至此阶段，随营人员享有的食物几已全部耗尽。一名军官禀报称，有些人“被目睹剜取动物尸体的腐肉，从动物粪便中挑拣谷粒。某日，我看到一具男尸，他在路边啃食犍牛死尸的软骨时死去”。

[50]

军队还未迎战阿富汗的一兵一卒，就已蒙受重创。

不过，前方终得解脱。在科加山口那一边，侵略军置身绵延起伏的牧场，矮树草场上丛丛簇簇的矮栎和冬青星罗棋布，间或有包裹白色头巾、身着紫色长袍的高个男子放牧一群群肥尾羊和毛茸茸的棕色山羊，高大的马士提夫獒犬紧随其后。这些羊群属于库奇（Kuchi）游牧民。天气依旧干燥，仍有热风扑面袭来，但有水的地方就能找到一片杨树树荫，一些杨树的树干有藤蔓盘绕而上。

[51]

军队现已越过无形边界，离开俾路支人的领地，踏入普什图人的邦土。见识过鬼鬼祟祟的俾路支土匪后，阿查克扎伊部落民的勇敢无畏令诺特刮目相看。他们以主人翁的傲然姿态阔步迈入英军军营，开口质问那些自许的拓殖者。诺特在给女儿们的信中写道：“这些人的确一表人才，相当彬彬有礼。”一名阿富汗人询问英国人因何而来，诺特答称沙·苏贾归来索回合法继承权，多斯特·穆哈迈德无权问鼎御座。阿富汗人反驳道：“你们对贝拿勒斯和德里又有什么权利？简直一派胡言。我们的多斯特·穆哈迈德

[52]

对喀布尔拥有并将继续保有同等权利。”经过此番邂逅，诺特对沙·苏贾将蒙受何等冷遇益发怀疑，他评述道：“我与政府及其他人的看法不同，我的确认为阿富汗民众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他们会为祖国而战。处在同样的情势之下，我知道自己不会轻言放弃。”

[53]

其他军官也亲历类似交谈。一名来到军营的普什图访客问托马斯·盖斯福德中尉（Lieutenant Thomas Gaisford）手下的印裔传令兵：“‘他们真的称呼这些洋人

[54]

为大人？’询问者如此查问，仿佛觉得‘异教徒狗东西’或许才是更恰当的称呼。”

[55]

机灵的阿尔斯特青年乔治·劳伦斯刚被麦克诺滕提拔为军事秘书，他写道：“我们偶遇一位衣着考究的阿富汗骑士，他告诉我说自己参访过我方军营，见过我们的骑兵，他以鄙夷不屑的口吻说：‘你们的军队有帐篷和驼队，我们的军队却有骏马和战士。’他又补充道：‘什么能诱使你们挥霍数千万卢比来到像我们这样无木柴亦无水的贫瘠山地国家，难道只为了强迫我们接受一个倒霉蛋（kumbukht）称王？你们一转身离去，他就会被我们自己的国王多斯特·穆哈迈德推翻。’”

[56]

事实终将证明，这位骑士的预言完全正确。叛乱果真爆发时，这一地区的阿查克扎伊族人将当仁不让，一马当先。

诺特或许被阿富汗人打动，对己方同僚却兴味索然。约在此时抵达军营的总司令约翰·基恩爵士，决意拔擢女王任命的军官威尔希尔将军（General Willshire），而非资深老道许多的诺特。如此一来，将由威尔希尔统领整个东印度公司的孟买印度步兵部队。尽管诺特早已察觉会有此类事情发生——到目前为止，由于他出身卑微，再加上相较正规军诸团而言，东印度公司各团缺乏威望，为此对他置若罔闻，他都习以为常——不过这一次诺特还是非常愤怒，他立即到总司令帐中当面对质。晤谈很短暂，也很不顺利：

“我明白自己要成为牺牲品，因为我恰巧比女王任命的军官资深”，诺特说道。

“这是悖谬的想法，阁下！”基恩答道，“你冒犯了我的权威。只要我还活着，决不原谅你的行为！”

“阁下，既然话已至此，我只能祝您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57]

诺特将为这场争斗付出高昂代价。尽管到目前为止，他是“印度河之师”最具声望和才干、最见多识广的将军，但从这一刻起，他逐渐有了性情乖戾、爱与上级争执的恶名。奥克兰和基恩现已认定诺特太难相处、不够圆滑机敏，绝不能全权统率军队。如此盖棺定论将进一步导致一连串灾难性的职务委任。一再将诺特束之高阁，支持庸碌无能之辈，不久便给占领行动带来毁灭性后果。

“印度河之师”现正逐渐逼近首个严峻挑战——坎大哈。谣传巴拉克扎伊骑兵分队就在附近，已包围“印度河之师”，准备发动猛烈突袭。一日夜里，讹传袭击迫在眉睫，熟睡中的战士慌里慌张地从帐中起身，排成防御性方阵。他们将火枪上好膛，待在那儿直至破晓时分。为营地供水的溪流夜间被人改道，麦克诺滕的两头大象也神秘失踪，这表明周围仍有看不见的敌对势力伺机而动。

对侵略者来说，幸好阿富汗人没有全力进攻，因为整支军队刚经历了穿越山口的行程，多多少少萎靡颓丧。托马斯·盖斯福德在日志中记述道：“我们此时此刻完全不适宜主动作战。每一名官兵都亟须休整。马匹举步维艰，几乎无法再次行军。至于随营人员，他们差不多要饿死了。我们的给养供应严重枯竭。对一支向前挺进的军队而言，处境着实窘迫。”

[58]

尽管如此，在4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印度河之师”首次迎来了真正转机。一名信使来到伯恩斯的情报主管莫罕·拉尔·克什米尔的帐中，声称多斯特·穆哈迈德手下最显赫的权贵中的一位，已亲率200名部下等候在军营外，准备归顺沙·苏贾。

[59]

沙发送的偌多信函总算有一封见了成效。

[60]

莫罕·拉尔奉派护送这位显贵进入营地，将其领入沙的帐中。

即便是依照19世纪阿富汗强权政治的标准来看，哈吉·汗·卡卡尔（Haji Khan Kakar）也是个滑头、野心勃勃、寡廉鲜耻的人物，其先辈长期充当这一地区的政治掮客和拥王者角色。哈吉·汗·卡卡尔为多斯特·穆哈迈德效力，从而步步高升。多斯特·穆哈迈德先是委任他为巴米扬（Bamiyan）总督，随后又任命他为麾下精锐骑兵队的指挥官。他已两次背弃埃米尔，最近一次是在1837年的贾姆鲁德镇之战时，不过哈吉·汗·卡卡尔总能巧妙地耍手腕。他设法在最佳时刻紧握倒戈契机，相继的背叛行为每每能提升自身的权势地位。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在《阿克巴本记》中将他称为“局外人、奸逆、背信弃义的行家里手”，施展个人魅力阿谀奉迎以达成阴险狡诈的目的，“口蜜腹剑”。在此紧要关头，他以挥师向英军军营发动突袭为托辞，趁机亲率全体部下变节投敌，以期从富有而暗昧不明的外国人那儿发财致富，他还接受了在苏贾政府担任资深要职的书面提议。在此过程中，以哈吉·汗·卡卡尔为首的倒戈投诚，导致守军人员及资源大量流失，瓦解了坎大哈守城官兵早已摇摆不定的军心。

浑然不知侵略军潦倒落魄、饥肠辘辘的现状，在随后四天里，越来越多的坎大哈显贵倒戈投向苏贾阵营，欲效忠归来的国王。对苏贾来说，这简直就是他不敢奢望发生的奇迹。坎大哈城中，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同父异母兄弟对此束手无策，这两名巴拉克扎伊族人只能日益绝望地看着众人变节：

如狂怒的大象，方寸大乱

他们眦裂发指，煎熬在怒火中

那两头凶猛的雄狮，只想

拔剑出鞘，报仇雪恨

怎奈哈吉·卡卡尔变节通敌后

他们无友相助，兵微将寡

他们坐在紧锁的堡垒城门后

悲恸欲绝，哀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伍分崩离析

沙所属的普帕扎伊氏族尤为甚之

别无办法

唯有迁往异国他乡

他们趁夜偕至爱亲朋

动身前往伊朗……

方其时，沙·苏贾满心欢喜会见暴戾恣睢的哈吉

逐渐摆脱了对敌人的所有恐惧

慷慨给予险恶的哈吉偌多财宝

似以黄金砸其身

[61]

五天后，即1839年4月25日，当沙·苏贾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一片片成熟的小麦田和大麦田，经过依旧环绕坎大哈城郊的大片狭长肥沃、围墙高筑的花园和果园时，哈吉·汗身居其左。沙·苏贾沿途接见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由出城恭迎的市民组成。伯恩斯写道：“贫民围拢着他，敬奉鲜花，在他即将行经的道路上撒满玫瑰。每个人，不论高低贵贱，都力求让萨多扎伊族人重新掌权，最大限度地表露出赤胆忠心与不胜欣忭。”

[62]

沙·苏贾毫不设防地骑马通过坎大哈开敞的城门和街道，伯恩斯、麦克诺滕以及唯一一支由亲近的支持者组成的小型护卫队跟随其后。只不过五年前，坎大哈还成功地公然反抗沙·苏贾。

沙的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复苏了坎大哈古来的命运。1738年纳迪尔·沙焚毁古城后，阿布达里规划设计了新城，还选择将自己安葬于城镇中心一座仿效莫卧儿风格、精妙雅致的陵寝。苏贾进城后的首个举动便是前往陵园，他脱下马靴，独自进入穹顶内庭。苏贾在墓前祷告，诚请祖父庇佑（barakat
），而后走向隔壁建筑物。那是阿布达里建造的圣陵，用以存放阿富汗最神圣的圣髑——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ad）披戴过的羊毛斗篷

[63]

。苏贾用双手捧起斗篷紧抱于胸前，泪水潸然。

三年前，多斯特·穆哈迈德来到这里，意图宣布向锡克人发动圣战，还获封“信士的领袖”。150年后的1996年，奥马尔毛拉亦会到来，普什图乌理玛将授予他相同封号，奥马尔也将在这里身裹先知的斗篷，赋予自己神权，以便把阿富汗全体民众置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苏贾现在披挂同一顶斗篷，以此为象征，标志着承袭兄长、父亲及祖父的王位，重登杜兰尼王朝御座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内姆拉之战溃败，苏贾失去王位，至今已有三十余载。苏贾从未丧失信念，尽管历经四次尝试，但他现已身归故国，行将挫败不共戴天的巴拉克扎伊宿敌。

接下来的一周，托马斯·盖斯福德在信中写道：

这是个非常宜人的地方，景致极富浪漫情调，天气晴朗。水果丰富多样、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得难以想象。绝好的鲜桃，有些周长有9.5英寸和10.5英寸，一便士能买到六个！红扑扑、圆滚滚的苹果仅需半便士。桃干、杏干、葡萄干、梅子干和桑葚干应有尽有。每个角隅都有便宜透顶的冰镇雪葩、烤肉串、面包、蜜饯及其他珍馐出售。饥肠辘辘的军队将士在这种地方补充给养，前所未有。不过，我们蒙受了何等磨难才来到这儿！我们挺进坎大哈的最后两三百英里艰辛路程，唯有法国人撤离莫斯科之举堪可比拟。

[64]

“印度河之师”排除万难远征至坎大哈，对其军事实力与数量优势夸大其词的传闻让敌人焦躁气馁，以致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侥幸占领了阿富汗南部古都。麦克诺滕尤为欢欣鼓舞，他降服了批评者，自从五年前跻身总督幕僚之列，他一直拥护沙·苏贾。在麦克诺滕看来，苏贾受到的欢迎正是其声望显赫的明证。麦克诺滕认为这表明自己是正确的，而伯恩斯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苏贾是正统合法、众望所归的君主，巴拉克扎伊族人是令人憎恶的篡位者。麦克诺滕在坎大哈宫中意气扬扬地致函奥克兰，声称军队好似霍然“落入天堂……我很高兴能做出汇报，坎大哈城及所辖地区一派恬静安谧。着实奇妙的是，城镇人口如此稠密、鱼龙混杂，本该发生些严重骚乱

[65]

。沙的权威正在举国上下逐步树立起来”。

麦克诺滕补充道，苏贾的性情变得稍稍温和些，行为举止更悠然自在，不那么专横跋扈了。他写道：

此刻我不无欢喜言明，为期四到五个月时间引领沙的亲身经历，让我对陛下的人格品性有了极为良好的印象，陛下奋力光复王国之际，蒙受逆运、败北频仍，结果招致许多人猜测，认为要么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不得人心，要么是他缺乏气魄、能力不足，但是此类人未虑及付诸努力需面对的险峻形势。陛下屡屡受挫的事业很少有人去尝试……沙至少精力充沛、意志坚决。据我对其性格的观察，我可断言他是个温文尔雅、仁慈可亲、聪明睿智、大公至正、坚韧不拔的人。他的失误是自尊与悭吝之过。巴拉克扎伊篡位者为了维护自身权势，不得不将自己及其党羽凌驾于众人之上。相较那些篡位者的所作所为，沙的前一个不足之处在部族首领看来，笼罩着更耀眼的光芒。

麦克诺滕称有理由冀望“陛下逐渐展现出不那么居高临下、纡尊降贵之风范，不奢求臣民在任何情况下都甘于接受君主的冷淡拘礼”。至于他的悭吝，“纵可力陈诸多言辞为之辩护，但在当前紧要关头，悭吝无疑不合时宜。陛下资产微薄，要他慷慨解囊的索求却多不胜数”。

[66]

十天后的5月8日，孟买纵队的最后一支后卫部队终于步履蹒跚地进入城外营地，麦克诺滕遂为苏贾筹办了一场庄严盛大的谒见仪式，旨在公开宣告苏贾复辟王权，以此为契机让坎大哈民众正式宣誓效忠。一座富丽堂皇、华盖遮顶的宝座高置于城墙外伊德戈赫清真寺的一方小泥台上。宝座远眺驼峰山

[67]

，坎大哈旧城土建筑的断壁残垣疏疏落落散布在40级石阶（Forty Steps）和巴卑尔石室（Cave of Babur）下方。五年前沙正是在此落败。苏贾在麦克诺滕引领下，步出帖木儿帝国城堡大宫殿的拱形游廊。麦克诺滕借此机会，首次穿上副王的崭新华服。一名军官记述道：

在英格兰，官吏们通常在女王陛下举行的招待会上穿着此类宫廷礼服，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身着一套素色衣衫紧跟在后，阿富汗部族首领簇拥着伯恩斯，他看似在与众首领进行亲密友好的交谈。这位谦谦君子迷人的笑容、坦诚谦恭的态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敬重，没有其他欧洲人能对此吹嘘自夸……众部族首领身上的华丽装束绚烂夺目、无与伦比，他们的包头巾和武器上镶满钻石饰物及其他宝石，所骑乘的良驹更是骏美无瑕。

[68]

基恩、科顿、诺特以及形形色色的英军指挥官跟随哈吉·汗·卡卡尔和其他声明拥护苏贾的部族首领，走出赫拉特门，穿过沙·苏贾分遣队衣衫褴褛的骑兵列队围成的通道。伴着印度团部军乐队演奏的英格兰国歌《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
）的乐声，破衣烂衫、参差不齐的“印度河之师”踌躇满志地列队行进，接受检阅，苏贾正式登基称王。大炮鸣放101响礼炮，一袋袋印度卢比被抛撒向少得令人失望的阿富汗民众。这一小群民众为观看壮观的大典聚集而来。“人人都能发财致富！”赫拉特商人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ad Husain）如是写道。穆罕默德·侯赛因是更为热忱的苏贾追随者之一，也是身后首个为其作传的人。

陛下敕令分发20万卢比救济贫民。那些在巴拉克扎伊族人统治时期穷得甚至无法在自家后院拴头毛驴的人，如今买得起奢华的马鞍和骆驼鞍。他们的钱袋装满银币，内心无忧无虑。岂止如此，钱币如此稀疏平常，里弄小巷的幼童都拿着金币银币嬉戏玩耍。这便是陛下和英格兰人对军人及农民的仁慈善举！

[69]

尽管沙的支持者态度乐观，但谒见仪式结束后随即发生的事件在英国方面的史料中虽未被提及，不过据阿富汗方面的记载称，该事件作为至关重要的导火索，开启了沙·苏贾在新臣民心目中逐渐威风扫地的进程。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Mohammad Husain Herati）最早也最详尽地记述了所发生之事，他写道：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一位名门闺秀忙于手头事务之时，一名醉酒的外籍士兵与她不期而遇。士兵捉住她，将她强行拽入近旁的水渠，在那儿夺走了她的童贞。少女的尖叫声让路人对其悲惨厄运有所警觉，他们跑去通知她的家人。包括赛义德和阿訇在内的大批民众集结而来，前去要求陛下主持公道。虽说对方赔了不是，也表达了悔意，但阿富汗人在这类名誉攸关的问题上尤为敏感，他们满腔怨愤地言道：“倘使外国占领伊始，就能纵容对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施此暴行，那么长此以往，还有谁的名誉能够安然无损！愈发明晰的是，陛下只不过是个傀儡，是徒有虚名的君主！”

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继续阐述：

坎大哈的黎民百姓一向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骁勇善战、自尊自重，他们认为这起事件太过严重，不能只道个歉就草草了结。尽管少女的家人及支持者屈服于英国人的凌人威势而噤若寒蝉，但此事件玷污了杜兰尼氏族的名誉和尊严，众人无不拊膺切齿。他们热血沸腾、怒火中烧，羞辱困窘形之于色。即便是杜兰尼诸汗中像哈吉·汗·卡卡尔这样的忠实盟友，也对本部族遭受的凌辱表露出怨恼愤恨——纵然强压怒火，行为举止却透露着不满。

[70]

《历史之光》的表述更为精练：“复仇的种子播撒在荣誉感强烈的阿富汗人胸中的沃土，最终结出骇人恶果。众部族首领渐渐觉得皇帝

[71]

只想尽享权力这杯美酒，对个人美名弃置不顾。这起事件离间了杜兰尼诸汗与沙的关系，他们暗自怀揣怨尤，直待恰当时机到来。”

[72]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一位名叫阿米努拉·汗·洛伽尔（Aminullah Khan Logari）的显赫地主。阿米努拉是位上了年纪、出身相对卑微的尤素福扎伊帕坦人，其父曾是帖木儿·沙时代克什米尔总督的助手，阿米努拉为萨多扎伊王族效力得以擢升。就像当时身处坎大哈的许多人一样，他对国王复辟本无异议，但是国王紧随外国异教徒大军归来重掌大权，这让他惊悸骇然。强奸事件过后，阿米努拉前往喀布尔，以纳瓦布花园（Nawab Bagh）为根据地，“寻找机会与志同道合的圣战者组织（Mujehedin）结盟，以将英国人逐出国门”。

[73]

反抗英国人的首次行动很快就付诸实施。第16枪骑兵团（16th Lancers）的两名军官离开营地沿阿尔甘德河河岸钓鱼时，在归家途中遭一群杜兰尼族人袭击，一人被刺，随后身亡。通往科加山口的道路沿途，对英国哨兵发起的攻击有所增加，对信差及通信兵的袭击亦渐频繁。200名随营人员试图返回印度，可“无一例外均遭出卖，悉被缴械屠戮。每一支运送金银财宝、弹药及补给品的护送队都被迫杀出重围，方能穿越诸山口，性命和辎重皆蒙受惨重损失”。

[74]

军队逗留坎大哈休整的两个月中，印度兵悉达·罗摩感受到气氛的突变，他回忆道：

起初，民众似乎欣然接受沙重归故国，不过，据说他们打心底里蔑视他，他与外国军队偕同归来，冲犯触怒了他们。他们说沙将英格兰人引入国门，英格兰人不久便会占领整个国家并且照搬在印度斯坦的所作所为，推行英格兰人那些遭人憎恶的法律法规——正是这一点激怒了民众。他们说，沙若只是亲率旗下军队归来，本该海晏河清。但他们发觉英格兰军队不会返回印度，遂怒火中烧……虽然一再被告知，英国人不是来从他们手中夺取国家的，他们却无法将印度斯坦的历史抛诸脑后。

[75]

不久后一个规定被颁布，即印度兵和英国士兵不得远离营地，“除非全副武装、集体行动”。

[76]

占领阿富汗的余下时间里，这项规定从未废除。尽管英国人声称自己正在使阿富汗恢复和平安宁，而且是应国家合法君主之邀置身此地，但他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得人心，深知自己踏出戒备森严的临时军营那一刻，就有可能遭刎颈。

作为对愈演愈烈的袭击事件的回应，奥克兰勋爵迈出毁灭性的一步——决定在襄助沙·苏贾重新登基后，让英军留守阿富汗。奥克兰致函伦敦方面，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辅佐沙即位之地支援他一段时间”。

[77]

尽管在坎大哈成功扶植沙·苏贾即位，韦德和帖木儿王子在白沙瓦却鲜有进展。韦德虽已支付5万余卢比贿赂，但无迹象表明开伯尔山区各部族心甘情愿让苏贾旗下军队通行，更无迹象显示他们乐于将韦德提议的诡诈伎俩付诸行动，譬如夺取坐落于山口顶端正下方的阿里清真寺（Ali Masjid）城堡，抑或“入侵占领贾拉拉巴德，损毁掳掠财物”，洗劫当地巴拉克扎伊族人。

[78]

一位部族首领直言不讳地答说，沙现与异教徒为友，“就算巴拉克扎伊族人被斩尽杀绝，也要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战”。

[79]

就像卡拉特的梅赫拉布·汗一样，阿夫里迪部落民及其他边疆部族民一直都是苏贾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在苏贾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之际，屡次三番保护了他。最起码，马利克丁海勒部落（Malikdin Khel）的汗·巴哈杜尔·汗（Khan Bahadur Khan）通过联姻与苏贾保持密切关系。但所有人都对苏贾与锡克及英国异教徒缔结新同盟满腹狐疑。多斯特·穆哈迈德对此成功加以利用，他逐个传话，称“如果想要更多钱财只管开口，但请牢记你是阿富汗人，是穆斯林。沙现在是异教徒的奴仆”。

[80]

为了预防血脉及信仰的召唤不足以博取忠心，多斯特·穆哈迈德还从所有领头的马利克那儿扣留人质，谨慎确保各部族首领忠心不二。身处喀布尔的多斯特戒慎地将人质留在自己身边。

于事无补的是，帖木儿王子远非富有感召力的人物。无能又神经质的王储本应充当拉拢开伯尔山区各部族首领的诱饵，怎奈帖木儿天生不是领袖，其肖像显示他是个身形瘦小、神色焦虑的人。在韦德组织的旨在将他引见到白沙瓦的正式谒见仪式上，帖木儿困窘颠踬的表现绝非吉兆。一位目击者写道：“我们一进王帐就发现可怜的世子（Shahzada）站着主持仪式，他还不适应自此以后要担当的皇室角色……上校（韦德）一个手势，世子即刻加以矫正，嗖地一下坐到宝座（gadi）上。”但他很快就兴致索然，坐在那儿“颓唐漠然地面对自己的景遇，对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近来才走出相对寂寂无闻的状态，尚不习惯处在陌生人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公然展示自身的尊崇地位似乎令他局促不安，他显然乐见仪式结束”。

[81]

时至今日，兰吉特·辛格早前允诺参与武装入侵的锡克军队仍踪影全无。此前两个月的情况已表明，奥克兰勋爵销声匿迹返回西姆拉后，老奸巨猾的大君就尽其所能拖延行事，并未提供先前许诺的士兵和补给。1839年3月19日韦德致函大君，对于“尚未调派穆斯林军队及一位穆斯林指挥官之事”深表遗憾，请求他“立刻关注此事”。

[82]

两天后韦德再次修书，指出“印度河之师”离开菲罗兹布尔已有四个月，到目前为止，仅有兰吉特·辛格手下两名权贵的亲军前来报到。

[83]

春去夏至。随着盛夏来临，种种牢骚纷至沓来：印度河河畔阿塔克的锡克官员不肯勠力同心渡送帖木儿王子的军队过印度河；其他官员亦未提供兵员、住所和粮秣补给；部队仍未到位。“急需穆斯林战士听命效力，”韦德屡次三番写道。一个月后他又抱怨称：“由于未向士兵支付薪俸，调派至白沙瓦的军队处境困窘……依照协定征募新军的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84]

直至4月末，命令才最终传达给兰吉特派驻白沙瓦的总督阿维塔比莱将军（General Avitabile），要他组织一个团的本地穆斯林协助武装入侵。

[85]

到5月中旬，沙·苏贾及主力部队官兵已在狼吞虎咽坎大哈的桃子、杏和苹果的时候，仍有一个营的非正规骑兵未现身白沙瓦。该营约有650名骑兵

[86]

。

[87]

整个5月，开伯尔山区各部族首领不断下达请求，要求预支更多礼品和酬金。一位部族首领写道：“我已成功赢得手下山地居民支持，现需两万卢比。”与此同时，兰吉特传话给现已狂乱失措的韦德，叫他稍安毋躁，问他能否返回拉合尔，就计划中的攻击展开进一步磋商。

[88]

一个月后，韦德收到益发糟糕的消息。“一阵晕厥后”，兰吉特·辛格倒卧在床，并于6月27日亡故，终年58岁。疾终正寝前兰吉特最后的举动是连串慷慨无比的馈送。威廉·奥斯本汇报称：“辞世前两小时，他派人取来自己所有的珠宝。将闻名遐迩的‘光之山’钻石赠予一间寺院，把声名远播的珍珠链送往另一间寺院，将自己宠爱的骏马和所有珠光宝气的马饰捐赠给第三间寺院。四位俊俏秀美的妻子皆自焚殉夫，手下五名克什米尔婢女亦一同殉葬……竭尽所能阻止这一切，怎奈徒劳无功……”

[89]

埃米莉·艾登正在西姆拉欢庆占领坎大哈。“我们明天的舞会华丽欢愉，我刚安排好在其他彩灯对面竖起一幅大大的‘坎大哈’。”“兰吉特夫人们”的厄运令埃米莉惊骇万分，仅仅数月前她才拜访过她们。埃米莉写道：“我们觉得她们那么美丽，那么快活。那些可怜女子的弃世实在令人哀伤，如此欢悦的妙龄可人儿以坚忍不屈的胆魄舍生取义。”她补充道：“我渐渐认为‘一夫多妻制’优于纯粹的一夫一妻制，众妻更情意绵绵，也更忠贞不渝。”

[90]

韦德即刻意识到这对武装入侵阿富汗产生的更严重影响。兰吉特·辛格在世时都难以信守承诺召集军队，他撒手人寰后此事更是难于上青天。兰吉特手下权贵几乎无人赞同他与英国人结盟的热忱。伴随着继承权纷争，内战可能一触即发，或许得一段时间后英国方能对最终接替长逝大君的继任者施展外交手腕。

更危急的仍是对“印度河之师”的食物和补给产生的影响。旁遮普平原将侵略军与英属印度补给基地阻隔开来，骚乱看来几乎无疑会席卷旁遮普平原，那时焉能将食品、武器、钱款和援兵送入阿富汗？后方的旁遮普地区实施封闭，早就孤立无援的“印度河之师”看似愈发与外界隔绝。军队现正向前推进，越来越深入中亚的崇山峻岭，补给线不断延长亦更脆弱，若有任何闪失则无法轻易获得援助。

这场艰难的远征能否大功告成仍是未知数，恰又变得益发举步维艰。

1839年6月27日，正当拉合尔的兰吉特·辛格弥留之际，“印度河之师”离开坎大哈，继续挺进喀布尔。

军队现被拆分成三个分队，以每天大约10英里的速度稳步向前推进。基恩决意舍弃体型巨大、在各山口引发诸多麻烦的攻城炮，故此行军速度比先前略有提升。基恩做此决定的原因在于，有人建言称加兹尼和喀布尔的防御工事不堪一击，苏贾也向基恩保证自己所属的普帕扎伊氏族族人会夺取控制权，在军队抵达时开启加兹尼城门。驻留坎大哈的卫戍部队有3000将士，名义上由苏贾的次子法特赫·宗王子享有统领权，实则处在诺特少将的军事管控之下。刚宣誓效忠苏贾的杜兰尼王朝权贵大多选择留下来，唯有野心勃勃欲飞黄腾达的哈吉·汗随军同行。

西部的赫拉特和东边的加兹尼都传来堪忧的情报，军队在坎大哈为期两个月的短暂休整至此结束。英国人的介入终止了波斯对赫拉特城展开的猛烈骇人的攻击，赫拉特的维齐尔亚尔·穆罕默德·阿里库扎伊对此未表露出感激之情。英国人本料想他会感恩戴德。波斯撤退后不过数周，维齐尔反倒与此前刚为赫拉特城支出三万英镑善款的英国公使埃尔德雷德·砵甸乍发生口角，他砍下了砵甸乍一位仆佣的手，还试图行刺公使本人。继后，维齐尔便与波斯的穆罕默德·沙展开秘密磋商。穆罕默德·沙麾下军队不久前还一度在赫拉特城下安营。维齐尔宣称：“我向真主起誓，我宁愿选择王中之王（沙）的怒目横眉，也非英格兰人的千好万好。”

[91]

麦克诺滕未确知关系破裂的责任在于亚尔·穆罕默德还是缺乏经验的砵甸乍，就决定派大使及僚属千方百计地赢回赫拉特。麦克诺滕请求伯恩斯带领使团，伯恩斯机敏地予以辞绝，他打算留在喀布尔一带，在麦克诺滕归来时插手干预并取而代之。伯恩斯觉得派往赫拉特的使团不可能有所斩获，事实的确如此。因此，麦克诺滕差遣讲波斯语的达西·托德（D’Arcy Todd）取而代之。达西·托德是亨利·罗林森昔日的同僚，两人曾是英国派往德黑兰的军事使团成员。伯恩斯致函友人：“他们为威胁要杀砵甸乍致歉，年轻的砵甸乍接受了道歉。托德少校明日动身前往赫拉特，预计将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已无药可救。”

[92]

托德所受指令简单明了：与亚尔·穆罕默德为友，将赫拉特变成波斯边境地区的亲英盟邦，与沙·苏贾就疆域边界问题达成协议。然而适得其反，托德不久后回函，惊骇于“专横跋扈、残酷暴虐的敲诈勒索”。不列颠徒有虚名的盟友亚尔·穆罕默德恣意妄为，悉力充盈赫拉特金库：

被选中的人通常是曾备受宠幸、理当腰缠万贯的汗，或是因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被定罪的行刑者。犯人随后接受严刑拷问，最寻常的办法是用火慢慢煮、炙或烤。在这些场合施虐的装置精巧新颖，令人触目惊心、嫌恶至极，只能点到为止。那可怜人痛苦不堪地扭曲挣扎，被迫逐步交出财产，在临终前得知妻女已被卖给土库曼人（Turkoman），或被分给杀害其本人的凶手手下的清扫工及仆佣。新近的两位受害者，一位被炙烤到半焦继而碎尸万段，另一位被煮至半熟后施以烤刑。

[93]

赫拉特让英国人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英国占领期间，此般跋前疐后将变得愈来愈司空见惯，该地区后来的殖民者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窘境。正如托德在写给麦克诺滕的信中所述：是否应当殚精竭虑“为人类谋福利”，拥护社会革新，取缔诸如以石击毙通奸妇人一类的陈规陋习？举例来说，情报处的韦德就对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一清二楚。英国人开赴阿富汗是出于战略上的利己主义，而非推进民族国家建构、促进性别变革。韦德写道：“最为可怕并需有所警惕的莫过于妄自尊大。我们如此目中无人，往往习以为常地将自己的制度习俗视为佼佼不群，一心想把它们引入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如此干涉即便未促其诉诸暴力，也总会引发激烈争议。”

[94]

其间，韦德派驻喀布尔的间谍汇报称多斯特·穆哈迈德果真名不虚传，行事卓有成效。他一直劲头十足地集结军队、修缮加兹尼防御工事，积极备战，以应对英军进逼。他将大批储备物资沿喀布尔河顺流而下送至贾拉拉巴德，还得到喀布尔的乌理玛发布的伊斯兰教令（fatwa），呼吁发动圣战对抗沙·苏贾。多斯特·穆哈迈德致函德黑兰方面，极力劝说穆罕默德·沙重返战场，“敦促陛下刻不容缓地予以协助”，宣称此刻是英国人在阿富汗立足前所能抓住的最后契机。多斯特·穆哈迈德写道：“起初也许一枚针就能塞住喷泉泉眼，可当泉水漫溢时，就连大象也无力阻止其奔流泛滥。”

[95]

关于上述种种活动的情报约在6月20日被送达英军军营，英方断定越快向多斯特·穆哈迈德发动进攻越好。

从坎大哈到加兹尼的200英里行程，部队起先穿过丰裕富饶的阿尔甘德河谷（Arghandab Valley），河谷中有褐色水流和银柳树，泥墙围筑的片片果园种植着石榴树，葡萄藤蔓和绛色桑葚沿灌溉沟渠排列成行。不过在河谷另一边，部队渐渐远离阿尔甘德河河岸和渠水潺潺流动的灌溉沟渠网。这些灌溉沟将种植区延伸至河谷边缘的一畦畦瓜田。部队越是向前推进，土地就变得越干旱。吉勒扎伊的卡拉特（Qalate-Ghilzai）周围随风飘摇的白色牧草地慢慢被岩石嶙峋、丘陵起伏、更加瘠薄不毛的石英及页岩灌丛景观取代，白色罂粟和麝香飞廉星罗棋布。军队现已进入吉勒扎伊部落民领地。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写道：

（这是一片贫瘠萧疏）、偏远荒凉的山区，整段路途无比艰辛，有时几乎寸步难行。丘陵上到处都是不可胜数的泥堡，随着我们大军压境，吉勒扎伊部落民

[96]

望风而逃，鲜有人斗胆追踪我们。在部落民遗弃的住所里仅发现几位风烛残年的干瘪老媪和几只饿犬，他们均以某种嚎叫的方式迎接我们到来……我们十分幸运，竟能寻获储备的谷物和草料（bussorah）。当地人得知我们逼近的消息，第一时间将它们埋藏起来。我们的供水也很充足，这一地区江河溪流纵横交错。喜忧参半的是，我们被成群蝗虫烦扰。黑压压的蝗虫简直遮天蔽日，还一直在我们耳畔无休无止地嗡嗡作响。蝗虫看来是阿富汗人最喜爱的美食，他们用文火烤熟蝗虫，遂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尽管我们的口粮并非最优质、种类亦非繁多，但还是无法强迫自己品尝这种匪夷所思的珍馔佳馐。

[97]

7月18日，基恩收获两则情报。第一则，普帕扎伊族人密谋开放加兹尼城门一事败露，对苏贾忠心耿耿的臣僚已被忠于巴拉克扎伊族人的吉勒扎伊部落民取代。第二则，据悉巴拉克扎伊族人准备在加兹尼周遭负隅顽抗。谨慎持重的基恩决定稍做停歇，好让沙·苏贾率领的中央纵队和威尔希尔麾下的殿军跟上来。

[98]

基恩将麾下军队集中起来，随后以密集队形向前挺进。20日黎明时分，他们望见灌木丛中高耸的加兹尼清真寺宣礼塔，宣礼塔另一边是巍峨的堡垒，这是中亚最大、最固若金汤的堡垒之一。基恩写道：“我们发觉出现在面前的是另一座直布罗陀（Gibraltar），而非众人口中所称的岌岌可危、不堪一击之地。修缮完好、巍然耸立的壁垒建在斜坡式土堤上，两侧是为数众多的塔楼，周围环绕着构建完善的（栈道）和一条宽广潮湿的壕沟。总之，我们大吃一惊。”

[99]

存在如此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对英国人而言就意味着严重的情报失察。由于将攻城炮留给了在200英里开外镇守坎大哈的诺特，目前尚不清楚还能做些什么。侵略军不可能对加兹尼卫戍部队置之不理而继续向前推进，任其对自己的交通安全构成威胁，但他们也没有充足的补给撤军或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

果不其然，英国人刚逼近加兹尼，卫戍部队就顽强抵抗。他们派骑兵一再骚扰向前推进的印度兵。侵略军试图占据堡垒周围阵地，却遭来自壁垒的猛烈炮火压制。悉达·罗摩回忆道：“敌军大举出动，枪炮轰鸣、战火连天，阿富汗人成竹在胸，深信此地坚不可摧。城墙高不可攀，我方的轻骑兵火炮毫无用武之地，根本无力还击。自踏足阿富汗，这是我们首次投身战斗。”

[100]

阿富汗人第一次展示了长筒杰撒伊步枪的弹无虚发。这种19世纪狙击步枪的狙击手在确定射程后，动手击毙了大批暴露的印度兵。阿塔王子写道：“从加兹尼城堡射出的子弹弹无虚发地击中英国士兵，好似天谴神罚。战士们依然饥火烧肠，经历长途跋涉的驮畜精疲力竭、驻足不前，英国人到了晚上才终于在临时防御工事和堑壕后安营扎寨，直至那时才卸下驮畜身上驮载的重荷。一种被称为‘打击手’（Zuber Zun）的大型加农炮自城堡开炮射击，骆驼、士卒和马都被炸飞到空中，有如纸鸢般随风飘舞。”

[101]

那夜，英国人看到从壁垒发出蓝光传递信号，东边群山上有其他光的信号做出回应。这些信号意图何在，直至翌日清晨才水落石出。2000名身骑骏马、怒目圆睁的勇士（ghazi，即圣战武士）成群结队自后方袭击侵略军。拂晓后不久，他们扛着绿色圣战旗帜出现在营地后的高地上。当号角发出警报，为首的圣战武士（jihadi）骑马成功跨越防御性壕沟，径直进入沙·苏贾营地中央。他们高呼“真主至大（Allah hu-Akbar）！”后舍生忘死地投入战斗，直到被团团围住。

最终仅有50人缴械投降。纵然被拖拽到苏贾面前，他们仍辱骂他“本质上是个异教徒，是异教徒的帮凶”。

[102]

正当沙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其中一名勇士掏出暗藏的匕首，试图猛刺向沙。那人被制伏并遭处决，苏贾的侍卫随后将整批战俘统统斩首，这让麦克诺滕惊骇万分。据悉，苏贾的行刑官一边嘻哈打趣，一边开始行刑。战俘被捆住双臂躺倒在地，双手被反绑于背后。莫罕·拉尔写道：行刑官“用长刀长剑恣意乱砍乱劈，肆无忌惮地残害那些可怜的人。在英军军营附近处死众多人犯，为我们的讨伐进程投下一道不悦之光。想必没有哪个国家会因触犯一个人，就允许或批准以最残暴野蛮的方式屠杀50个人吧”。

[103]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里，正是门士莫罕·拉尔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让英国人免于陷入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侵略军即将到达堡垒的前一日，阿卜杜勒·拉希德·汗（Abdul Rashid Khan）——德高望重地巴拉克扎伊亲王，多斯特·穆哈迈德的敌手越过防线向莫罕·拉尔投诚，19世纪30年代中叶，门士在坎大哈充当“情报员”为韦德效力，阿卜杜勒·拉希德·汗与莫罕·拉尔相识于那个时期。莫罕·拉尔在自己帐中向他查问敌情，据这位亲王所言，得悉堡垒的重大薄弱处。英国人逼近时，堡垒的大多数城门都用砖块砌死，唯独“喀布尔门”（Kabul Gate）是敞开的，以便继续与多斯特·穆哈迈德保持联络。伯恩斯将此情报传达给基恩，总司令当机立断，别无选择只能连夜发动攻击，希望突袭能弥补情报匮乏与规划不周的怠忽之处。

计划很快就被制订出来：在南边以密集炮火打击，发动佯攻以作掩护，让一队工兵悄悄逼近“喀布尔门”，安放炸药将门炸毁，接着以刺刀冲锋，发起大规模猛攻。自告奋勇带领爆破队的亨利·杜兰德（Henry Durand）写道：“此类作战行动充满风险。即便获胜，预计唯有以惨重人员伤亡为代价。”杜兰德向基恩提及这些风险隐忧，总司令回答说根本别无他法，因为军需部仅剩两三天的口粮。

[104]

当天剩余时间都用于侦查，基恩和工兵骑马绕行城堡外城墙，以城墙根下围墙高筑的杏树及胡桃树园林地带作为掩护，躲避城垛上杰撒伊步枪狙击手的子弹。命令在午夜将至时发布，要求士兵凌晨4点集合，还让他们取下军帽上的白色遮盖物，以免在壁垒上观望的守军有所察觉。凌晨2点，苏贾被麦克诺滕带到“喀布尔门”正上方的山丘上。据苏贾的传记撰写人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所载：“威廉·麦克诺滕不胜荣幸地觐见国王，邀请陛下前往贤明睿智的苏菲派圣人巴鲁（Bahlul）的圣祠所在的山丘，在那儿便于察看奇袭加兹尼城堡。一俟陛下就位，顿时炮火烛天、硝烟滚滚。”

[105]

苏贾所处位置无遮无掩，遭到壁垒的猛烈炮火攻击，但他漠然视之，英勇无畏地留在那儿，这让手下英国护卫刮目相看。他们早先曾听闻引人误解的传言，讲述苏贾先前如何提早退离战场。

身为执行牵制任务的部队一员，悉达·罗摩写道：“奉命保持猛烈炮火连绵不绝，以此蒙蔽城中勇士并分散其注意力。当晚狂风大作，沙尘滚滚。漫天飞舞的沙尘，让一切都比平时更昏暗。枪炮齐鸣之际，望见勇士们手持火把奔跑。蓦然间，此地看似排灯节祭奠仪式（Diwali puja）。”

[106]

与南边的枪林弹雨、炮火轰鸣不同的是，堡垒北侧寂静无声，杜兰德与其他工兵此时开始摸黑悄悄逼近城墙。他们惴惴不安，因为麦克诺滕已将整个计划透露给苏贾的僚属，“成功实施进攻方案有赖于秘而不宣，此方案在沙的营地却众所周知”。不过，该计划尚未传至守军耳中。杜兰德借着破晓前的微光蹑手蹑脚靠近，到了距城门不足150码的地方，才引起一名哨兵的怀疑。杜兰德后来写道：“鸣枪和叫嚷表明一行人已被发现。卫戍部队立即处于警戒状态。他们的步枪自壁垒肆意射击，枪声密集，城垛顶部突然蓝光闪耀，把通往城门的道路照得灯火通明。来自下层外部工事的扫射将桥梁纳入手枪的一半射程内。扫射本可歼灭工兵及众士卒，不过说来也怪，尽管壁垒的每个枪眼都闪烁着炮火，士兵们穿越桥梁却未被来自下层工事的一枪一弹击中。”

火药包被安放就位，导火索也已点燃，“此时，无法忍受枪眼制约的守军已躜上胸墙顶部，猛烈的炮火向墙根倾泻而下，他们还奋力投掷石头和砖块”。伴着爆炸的轰然巨响，跑回隐蔽处的工兵跃入护城沟堑，前进的号角同时吹响。

[107]

威廉·丹尼带领士卒进入城门裂口，片刻后，罗伯特·塞尔将军率一个纵队跟随进城。罗伯特·塞尔被部下称为“好斗的鲍勃”，因为他拒绝留守后方，总是投身最激烈的肉搏战当中。

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在临近沙·苏贾的山顶观望，他记述道：“堡垒城门被炸毁，英格兰人冲了进去，两军短兵相接，直至弃械投降的哀号响彻天际。阿富汗战士一边丢下武器，一边叫嚷着：‘救命啊（al-Aman）！饶了我们吧！’那些年逾古稀的人惨遭杀害，其他男男女女都沦为阶下囚，他们的财物和牲畜悉遭掠夺。”

[108]

阿塔王子越来越对守军心生恻隐，他写道：

当他们点燃导火索，爆破卷起的滚滚沙尘铺天盖地而来，遮蔽了四方八面万事万物，城门被炸成满是空洞的栅格，随后彻底坍塌。沙的士兵一拥而上，向城堡发起猛攻。迎战的300名勇士（信义的斗士）拔剑出鞘捍卫自己的信仰，三度将英国人逐退到城门外。英方士兵被迫后退，在1000英尺以外的地方射击。不过，塞尔将军和总司令重整旗鼓，再次召集进入城堡砍杀勇士的士兵，孟加拉军队再度冲锋陷阵。背信弃义的诸同伴离弃了堡垒指挥官纳瓦布古拉姆·海德尔·汗（多斯特·穆哈迈德之子，一年前曾护送伯恩斯离开喀布尔），他们希望自保，还想赚取龌龊的英格兰金币。他们收受英格兰人的贿赂不战而逃，因变节通敌而面色暗黑。残余的勇士投身战斗，直到饮下天园溪流中殉道的琼浆，被带至天园花园。“花园下方江河奔流，滔滔不竭”，愿真主垂怜他们的灵魂！众勇士阵亡后，英格兰人才占领了加兹尼堡垒。英军大获全胜。

[109]

就在堡垒低层区域劫掠猖獗之际，英勇无畏的阿富汗人继续在堡垒顶部负险固守、殊死一搏。“阿富汗人

[110]

挥刀弄剑、顽强搏杀，甚至自己被刺刀戳穿后还能成功刺伤数名我方士卒”，乔治·劳伦斯写道。

[111]

其友内维尔·张伯伦则对英军官兵的行为不以为然。随处都有滔天暴行发生，“军人闯入民宅，找寻可掠夺的战利品，许多人就这样被杀害……我不该细述当日目睹的残暴行径，因为我能肯定那只会让你对人类倍感嫌恶，不过我很高兴地告诉你，遇害的妇孺寥寥可数。那的确是个奇迹，因为每每听到房间里有任何动静，立即就有十到十二支火枪朝屋内射击，许多无辜庶民因此被杀”。

[112]

拂晓时分，守军已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官兵四散遁逃。托马斯·盖斯福德评述道：

眼见若干敌匪从壁垒上缒绳而下，以此方式下落时有些人中枪，顺利逃脱的人有许多在战场上遭骑兵手中的军刀斩杀。堡垒终被我军占领，成群结队的卫戍部队官兵将自己关在屋内，继续向我方士兵开火。投降的人获饶恕，但渠魁以及其他在我们占据该地后还继续屠戮诸多我方将士的人，一经俘获立即被枪毙。一切都安静下来后，一群人突然冲出屋宇，奋力杀出一条血路，这次尝试让许多人受伤……

盖斯福德补充道：

（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在通往壁垒的宽阔楼梯后方的游廊上，我发现三四十具尸体躺在一起，许多尸体在燃烧，部分已被烧焦……搬动尸体时出现好些动人场面。一群人将一具死尸从房中运出去，一转身就发觉尸体被拽了回去，见到一对母子在为逝者恸哭。每一间屋宇和商铺都被洗劫一空，罕有一户人家不被鲜血玷污。被堆入坑内的尸体共计五六百具，死者统共至少1000余人。伤者身陷悲苦境地，这让其余人等见证了我们驻足城镇的印记……一些人被烧伤，一些人遭子弹射伤、被刺刀刺伤，另一些人肢残臂断。单次炮击爆炸甚至炸死13个人。堡垒总督海德尔·汗

[113]

是多斯特·穆哈迈德

[114]

之子。在大门上方的塔楼俘获海德尔·汗，他弃剑投降以保性命。

[115]

上午9点前，顽抗宣告结束。现在轮到战利品搜剿人员有计划地着手收集战争劫掠品，这些劫掠品将被部队官兵瓜分。据阿塔王子称，他们耗费五天时间才把所有物资运出城。他们搬运“至己方仓库的有：3000匹拥有土耳其、阿拉伯和伊朗血统的骏马，2000峰来自喀布尔、巴里黑（Balkh）、布哈拉和巴格达（Baghdad）的骆驼，产自伊斯法罕（Isfahan）和伊朗德黑兰的剑柄，数百条克什米尔出产的山羊绒披巾，成千上万莫恩德

[116]

的葡萄干、杏仁、盐焗开心果、酥油、稻米和面粉，数千支手枪”。学识渊博的阿塔王子对部分战利品尤感兴趣，英国方面的史料对此似乎均未特别提及：坎大哈宫廷藏书楼“几千册珍稀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籍，内容涵盖各门科学、逻辑学、文学评论、法学原理、句法及语法”。

[117]

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军队初见固若金汤的加兹尼堡垒后不足72小时就将其攻克。除了有1000名阿富汗人战死沙场外，还有大约300人受伤、1500人被俘。相较之下，英国人蒙受的损失只是17人阵亡，约略65人受伤。

[118]

不过，正如杜兰德随后指出的，此番突击的成功主要靠运气，因为将攻城炮留在后方、未有充足补给就贸然行军，基恩“犯下重大军事错误。但是，仿佛是嘲弄人类的谨小慎微和深谋远虑，战争偶有提供某些实例，在玄妙莫测的上天旨意下，一个错误却成为辉煌卓绝的惊人胜利的直接诱因。这次失误最终证明确也如此”。

[119]

如果说英国人排除万难赢得非凡胜利，那么阿富汗人也丝毫不令自己蒙羞。守军将士展现了惊人的作战能力，呈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纵然一败涂地仍能创造传奇，这些事迹旋即被人们广为传颂。就像许多阿富汗人一样，阿塔王子渐渐感到耿耿忠心就此逆转，声言很多人坚信阵亡战士的躯体显露神迹。他写道：

殉难的勇士恰似卡尔巴拉（Kerbela）的殉道者，被弃置疆场，无坟安葬亦无寿衣裹身，尽管虔诚的穆斯林恳请妥善安葬逝者，英格兰人却拒不批准。感谢全能的真主，殉道者的尸体一夜之间统统消失不见，地面也未遗留丝毫血迹。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传说讲述一名勇士在堡垒塔楼内逗留三日，狙击并杀死了所有靠近他的人。他消灭了70名东印度公司战士，接着突然消失，无人知晓他去向何方。加兹尼堡垒内部有许多大型地道，英格兰人数月来对此浑然不知，据说直到大约800名童女和婴幼儿、300匹马、500名阿富汗男子突然冒出来而后离去，英格兰人才有所觉察。占领军中无人试图阻拦一行人马，亦无人上前盘查。英格兰的统治如此这般降临加兹尼。

[120]

加兹尼失守的消息48小时内就传到喀布尔的多斯特·穆哈迈德耳中。他耗费三个月时间修复加固的这片国土之上最宏伟的堡垒，不足三个小时就落入异教徒侵略者手中。接下来的几天里进一步有噩耗传来，这不仅让他渐失信心，也逐步动摇了其支持者的决心。

首先，让埃米尔蒙受最大重创的是其最宠爱、最能干的子嗣阿克巴·汗突然病倒。埃米尔早前遣派阿克巴·汗守卫开伯尔山区，阻止韦德和帖木儿王子向前推进。风闻阿克巴·汗是中毒，一连两日命悬一线。据阿富汗方面的史料记载，这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令多斯特·穆哈迈德失魂落魄。“埃米尔见到被自己视若挚宝的爱子，悲痛得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他绝望地不停用双手捶打头部。”

[121]

阿克巴·汗病魔缠身，终为韦德提供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虽然只成功集结到不足5000名素质庸劣的士兵，韦德仍决定兵行险着，趁乱突袭开伯尔山区。此次强攻遭到当地阿夫里迪部落民和吉勒扎伊部落巴布拉克海勒次部落的穆罕默德·沙·汗手下部落成员的猛烈反抗。穆罕默德·沙·汗正是阿克巴·汗貌美倾城的新娘的父亲。7月26日韦德攻取山口顶峰下的阿里清真寺，不久后继续挺进贾拉拉巴德。因病元气尽失的阿克巴·汗被迫匆促乘轿迁离贾拉拉巴德。

48小时内接连攻陷阿里清真寺和加兹尼，激励了其他心怀不满的部族成员。在喀布尔35英里外的伊斯塔立夫，科希斯坦的塔吉克人（Tajik）在宗教领袖米尔·哈吉的领导下起义反抗巴拉克扎伊族人。米尔·哈吉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导师（Pir），也是普尔伊齐斯提清真寺的世袭伊玛目。起义者驱逐巴拉克扎伊地方长官舍尔·阿里·汗（Sher‘Ali Khan）将军。舍尔·阿里·汗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小儿子

[122]

。舍尔·阿里·汗在追赶之下进入恰里卡尔由泥墙围筑的自家宅院，起义者随后包围院落“将其绞死”。

[123]

多斯特·穆哈迈德年轻时曾帮同父异母兄长法特赫·汗管辖该地区，诛戮了诸多科希斯坦的马利克。如今，又有韦德一再的经济利诱，米尔·哈吉遂怂恿手下民众揭竿而起，一雪埋藏20年的深仇宿怨。

[124]

一支军队从加兹尼挺进喀布尔，另一支军队自贾拉拉巴德渐渐逼近，科希斯坦人又在后方掀起叛乱，多斯特·穆哈迈德现有的选择顿时所剩无几，他的第一反应是普什图人应对挫败的传统方式——谈判。纳瓦布贾巴尔·汗是喀布尔权贵中最亲英的一位，他曾款待伯恩斯，资助查尔斯·马森的古迹挖掘工作，此外还将儿子送往韦德在卢迪亚纳开办的学校接受英式教育。而且

[125]

，上一年与维特科维奇对峙期间，纳瓦布曾极力劝说弟弟支持英国的千秋大业。

于是，贾巴尔·汗奉派前往加兹尼献上提议。第一，萨多扎伊族人当政期间，多斯特·穆哈迈德若能继续担任维齐尔，沙·苏贾即可重返王位，因为“凭借世袭的权利，他有权获任该职位”。归根结底，同父异母兄长法特赫·汗曾是沙·扎曼的维齐尔，其父帕因达赫·汗亦为苏贾的父亲帖木儿·沙的维齐尔。在普什图人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本习以为常、不言而喻，所以，当英国人断然拒绝该提议时，贾巴尔·汗错愕不已。第二个请求是“释放自己的侄女，亦即海德尔·汗的妻子”，也遭一口回绝，贾巴尔·汗大为震惊。正如英国青年军官亨利·哈夫洛克觉察到的，贾巴尔“遭拒后深感或佯装激忿填膺”。

[126]

唯有对阿富汗人的荣辱观有日积月累丰富经验的莫罕·拉尔深知此番回绝是何等侮慢无礼，他写道：

值此危急之秋，完全不必冒犯纳瓦布这样可贵的朋友。……（贾巴尔）的确对我们失去信任、失望透顶。在交谈中，话题转到沙·苏贾·乌尔木尔克身上，我们毕恭毕敬提及沙的名字，纳瓦布对此浅笑作答，接着对公使言道：“沙·苏贾若真是一国之君，要来继承祖辈的王国，你们的军队作何用途？你们用金钱和武器将他引入阿富汗，待他慷慨友好、面面俱到。现在就把他交给我们阿富汗人，他若有本事就让他来统治我们吧。”如此坦率直白的言辞让我们难以接受……我们以敌意的态度冷漠对待良善正直的纳瓦布，失望悲愤沉浸在他的心头。7月29日，约莫正午时分，纳瓦布离开营地。我奉命护送纳瓦布越过我方哨位，路上听到自加兹尼堡垒俘获而来的某位女子的尖叫声。纳瓦布转头面向我，点了点头……返回喀布尔途中，纳瓦布对我们的言谈语气并不友好。

[127]

因谈判宣告失败，多斯特·穆哈迈德现只剩一个选择。他将支持者集结到喀布尔，在环绕未竣工的帖木儿·沙陵寝的花园中召集公众集会。多斯特·穆哈迈德在那里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说，数次谈及绝处逢生的经历。他告诉残余的追随者：“过去13年间你们仰仗我的滋养，回报年深月久的供养与恩泽，只需应承帮我一个忙——让我荣耀而归，死得其所。身为法特赫·汗的亲兄弟，在我最后一次诛讨洋奴骑兵队之际，请支持我。我若在进攻中血染沙场，你们遂可自行前去与沙·苏贾妥协。”

[128]

此番恳求遭静默以对。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在《阿克巴本记》中敷陈接下来发生的事，细述多斯特·穆哈迈德与众追随者辩论其身份的合法性。埃米尔宣称自己代表伊斯兰教法的规条与正义，但那些见风使舵的追随者答说，他们素来应当首先听命加冕的一国之君召唤，效忠合法国王而非埃米尔。职此之故，众追随者对多斯特·穆哈迈德的争辩置若罔闻。多斯特认为苏贾选择与外国异教徒结盟遂失去法律的保护。

埃米尔问道：今时今日世界变成何等模样？

当朋友百人却无一人友情依旧？

“当男儿汉变得比女娇娃还不仗义

然则，缘何女人的信念要背负恶名？

我怕吾国落入洋人之手

届时，他们的法律、教义和宗教将置立此地

人人荣誉受损

无人得免”

他们答说：“此次集会的领头人啊

这场战争，你不会觅得我们相助……

因为反叛国王天理不容

埃米尔与沙，犹若天冠地屦

我们岂敢对他刀剑相加

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埃米尔作答：“顺从国君理所应当

但他须走上伊斯兰教法（Shari’a）指引的正确道路

已信仰全无的君主

会令遏抑之下的浩浩尘寰悚然

现有异教徒襄助

他率大军有备而来

遵照穆罕默德言行录（hadith）的圣训，异教徒的帮凶

也是邪恶不净的异教徒

处死这般污秽不洁的沙合情合理

助他一臂之力则罪孽深重”

奇兹巴什首领汗·希林·汗（Khan Shirin Khan）对此做出了答复。多斯特·穆哈迈德的母亲是奇兹巴什人，他期待奇兹巴什人能与他立场一致、并肩作战，但他们像所有人一样，只会见风使舵。

“肃静！（汗·希林·汗答道。）莫说出这般邪恶的话语

因为我们毕竟都承蒙沙的恩泽

别再虚张声势自我吹嘘！你自高自大的光阴不再

你嚣张浮华的时代已逝”

夜幕降临，袭来千般狂暴万般僭越

奇兹巴什人和其他人等该被送上绞刑架和十字架……

他们像胆大包天的盗贼，劫掠金库

带走大量钱财和战利品

一夜之间一溜儿烟奔去

加入洋人的大军

遭麾下军队背叛的埃米尔哀哀欲绝。

眼见诸友形同陌路

面对自己的处境，他渐渐陷入焦虑

正如诗人萨迪所言：“眼见友人友情不再

远走高飞便是有所得”

他遂将决战的念想抛下

远离武器、战事和那些他所珍视的事

拿走能随身携带的物品，其余的统统丢弃

接着敲响半球形铜鼓出发，他高举旗帜

率本部族1500人启程

取道巴米扬，奔赴胡尔姆（Khulm）

[129]

1839年8月3日，多斯特·穆哈迈德溃退的消息传至英军军营。部队又花了三天时间走完最后的数英里，抵达喀布尔。8月7日，在“印度河之师”离开菲罗兹布尔八个月后，身居队首的沙·苏贾终与军队一起挺进阿富汗国都。他“头顶小冠冕，佩戴宝石镶饰的腰带和手镯，璀璨炫目”。麦克诺滕也不甘示弱，头戴“一顶边缘饰以鸵鸟羽毛的三角帽，身穿蓝色双排凸扣长礼服，衣领及袖口上的刺绣繁复华美，绚丽的肩章不比陆军元帅逊色，长裤以甚为宽阔的金饰带镶边”。对沙而言，自上次目睹巴拉希萨尔城堡磐石上恢宏壮丽的帖木儿王宫算起，迄今已有三十载。巴拉希萨尔城堡几乎占据了喀布尔四分之一的面积。喀布尔街头挤满静默的人群，沙经过时众人起立，英国官员跟随而来时他们又再坐下。不过，没有欢呼雀跃，也没有欣喜欢腾。据乔治·劳伦斯记载，喀布尔人流露出“（对沙的归来）彻头彻尾的淡漠，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他们乐于接受或心满意足于沙即位称王。不言而喻，他们钟爱与心系的是上一位君主。那位君主现已是兴都库什山区外的游子”。

[130]

另一位青年军官进一步说明：“这更像出殡，而不像收复疆土的国王迈入都城。”

[131]

唯有沙本人略显愉悦、情绪激昂。霍夫少校写道：“在陛下的引领下进入王宫和庭园。时光飞逝三十载，王宫此般破败不堪，这位耆老泪水潸然地给孙儿及家人讲述它昔日的辉煌盛景。”登上熟悉的楼梯前往王宫高层区域，喀布尔的轮廓绵延伸展、尽收眼底。此时，沙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意识到受挫30年的梦想终被实现。“登上巨大的楼梯，沙如孩童般急切奔跑，逐一奔向日思夜念的皇家宫室的一个个小房间。他高声哀叹随处可见的疏于维护及惨遭损坏之处，尤为痛惜镜之宫（sheesh mahal）的镜面镶板被人移走。”

[132]

尽管声声抱怨，沙·苏贾仍觉幸福，他终于归家。

[1]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Wade to Auckland，31 January 1839.

[2]
Yapp，Strategies
，p.263.

[3]
Dennie，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s in Afghanistan
，p.51.

[4]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254.

[5]
拉尔卡纳是未来的布托王朝（Bhutto dynasty）的发源地。

[6]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248.

[7]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248.

[8]
Calendar of Persian Conespondence
，vol.2，p.1119，11 December 183 S，Shah Shuja ul Mulk to Political Agent，Ludhiana.

[9]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05.

[10]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162.

[11]
Shah Soojah同Shah Shuja。——译者注

[12]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159.

[13]
J.H.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GCB
，London，1854，vol.I，p.79.

[14]
至少内塞尔罗德是如此告知巴麦尊的。实际上，西蒙尼奇显然心甘情愿与美丽的奥尔贝莲妮公主及十名子女重聚第比利斯。自俄国驻伊朗前公使格里博耶多夫（Griboyedov）遇害身亡，德黑兰公使馆就被看作不适宜配偶及子女逗留的危险之地，其情形正如现今的英国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样。西蒙尼奇返回格鲁吉亚后，他的继任者迪阿梅尔（Duhamel）最初采取了与西蒙尼奇类似的外交路线。

[15]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h
pp.213-214.

[16]
Eden，Up the Country
，pp.205-206.

[17]
HenryFlavelock，Narrative of the War in Affghanistan in 1838-1839
，London，1840，vol.I，p.72；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392.

[18]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182.

[19]
Sir W Cotton，即Sir Willoughby Cotton。——译者注

[20]
Eden，Tigers，Durbars and Kings
，p.175.

[21]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393.

[22]
Saul David，Victoria’s Wars：The Rise of Empire
，London，2006，p.27.

[23]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91.

[24]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62，The English in Sindh and the Bolan Pass.

[25]
Mir，社区组织领袖。——译者注

[26]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62，The English in Sindh and the Bolan Pass.

[27]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419.

[28]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415.

[2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Burnes to Holland（pte），21 March 1839，8/43，28 September 1842.

[30]
Kashmiri，Akbamama
，ch.11.

[31]
Major-General Sir Thomas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The Record of a Life of Active Service
，London 1873，p.74.

[32]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7.

[3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62，The English in Sindh and the Bolan Pass.

[34]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85.

[35]
G.W.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GCB
，Edinburgh，1909，pp.31-32.

[36]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s.2 and no.3，包含沙·苏贾和韦德发出的偌多信函，力图为萨多扎伊复辟召募阿富汗诸部落，例如参见vol.3，no.206，19 February 1839，p.30。

[37]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pp.262-263.

[38]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198.

[39]
即便今时今日，这已然成为一句名言广为世人铭记。2003年，贾韦德·帕拉查（Javed Paracha）向我复述了这句话。这位老谋深算的普什图族律师在白沙瓦高等法院成功地为基地组织（al-Qaeda）嫌疑犯辩护。位于戈哈特的帕拉查大宅像堡垒一样坚固，它深处天高皇帝远的部落地带，该地带充当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区。帕拉查曾窝藏受伤的塔利班战士，还为他们受冻伤的妻小提供庇护。那些战士翻山越岭逃避美国在托拉博拉山脉（ToraBora）投下的巨型温压炸弹（daisy-cutter）。他两次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德拉伊斯梅尔汗监狱，在接受中央情报局（CIA）审讯人员审问期间被单独监禁，他指称自己遭到了拷问。尽管近距离目睹了现代西方武器装备的强大威力，但他了解历史，从不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能成功占领阿富汗。在总统卡尔扎伊（Karzai）宣誓就职后不久，我去戈哈特采访帕拉查，他向我引述了梅赫拉布·汗的这句名言，以此为证，说明试图安排另一位普帕扎伊族人掌权纯属徒劳。

[40]
Major William Hough，A Narrative of the March and Operations of the Army of the Indus 1838-1839
，London，1841，pp.83-84.

[41]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89.

[42]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122.

[43]
Hough，March and Operations of the Army of the Indus
，p.68.

[44]
George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London，1875，p.7

[45]
Sita Ram Panday，From Sepoy to Subedar
，trans.Lt.Col.J.T.Norgate，London，1873，pp.88-89.这是一份极为诱人的文献，但也是一份多多少少存在问题的文献。据推测由告老还乡的悉达·罗摩以天城体写成的印度斯坦语原著不曾浮出水面，19世纪70年代以英文版面世的是最早的版本，而后被翻译回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印度斯坦语（像《梦想与想象》（Khwab o Khiyal
）一样），用作印度文官机构（ICS，Indian Civil Service）考试课本。始终有可能的是不存在原著，它其实由首次发表该文献的英国军官撰写。然而，翻阅了据称是印度兵写给德里新闻界的许多其他书函后，发现它们实则显然出自英国军官之手，我倾向于认同此文献说法的真实性。

[46]
seer，印度重量单位，1西尔等于2.057磅。——译者注

[4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70，The English in Sindh and the Bolan Pass.

[48]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155，no.1000，9 June 1839，Shah Shuja to Colonel Wade.

[4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71，The English in Sindh and the Bolan Pass.

[50]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2008-1839，Gaisford Letters，p.1，Camp Artillery Brigade Near Kabool，20 August 1839.

[51]
现今这片土地看上去干燥得多。自坎大哈以南山麓的斯平布尔达克（Spin Boldak）延伸开来的盐漠（‘Dasht）现在实际上是荒漠，唯有山坡上留有小片春季牧场和矮栎林。不过，“印度河之师”成员遗存下来的文字却描绘出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致，正如该地地名所揭示的，“恰门”（Chaman）在波斯语中意为“牧草地”，如今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在这一地带的边防哨所所在地。

[52]
Dost Mahomed，同Dost Mohammad。——译者注

[53]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101.

[54]
Feringhee，同Firangi。——译者注

[55]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1983-11-28-1，Gaisford Diary，p.1.

[56]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2-13.

[57]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115.

[58]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1983-11-28-1，Gaisford Diary，p.1.

[59]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206.

[60]
哈吉·汗·卡卡尔早就给沙·苏贾捎去口信，但这才初露端倪地表明他打算言行不二。参见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6 October 1839，no.70，Abstract of letters received by Shah Shooja from different Chiefs West of Indus in reply to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to them by His Majesty；sent for the perusal of Captain Wade。

[61]
Kashmiri，Akharnama
.

[62]
Letter of AlexanderBurnes quoted by Emily Eden，Up the Country
，p.291.

[63]
khirqa
，先知的斗篷。——译者注

[64]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2008-1839，Gaisford Letter，p.1，Camp Artillery Brigade Near Kabool，20 August 1839.

[65]
原文should not have occurred，疑为should have occurred。——译者注

[66]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Macnaghten to Auckland，6 May 1839.

[67]
Camel’s Back，坎大哈旧城外状似驼峰的连串小山，巴卑尔在其中一座名为支尔济纳（Chilzina）的小山山顶凿刻一间石室，安放自己征服世界的功绩石碑，需攀爬40级石阶方可到达石室。——译者注

[68]
William Taylor，Scenes and A dventures in Afghanistan
，London，1842，p.95.

[69]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04，The Thirty-Fifth Event.

[70]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04，The Thirty-Fifth Event.

[71]
Padishah，同Padshah。——译者注

[72]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25.

[73]
Amini，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p.4.

[74]
Rev.G.R.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London，1843，p.39.

[75]
Sita Ram，From Sepoy to Suhedar
，London，1843，pp.91-92.

[76]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GCB
，p.35.

[77]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fols 63-8，Auckland to Hobhouse，18 June 1839.

[78]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111，no.762，16 May 1839，Political Agent，Ludhiana to Shah Dad Khan；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169.

[79]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259；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43.

[8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6 October 1839，no.70，Abstract of letters received by Shah Shooja from different Chiefs West of Indus in reply to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to them by His Majesty；sent for the perusal of Captain Wade.

[81]
William Barr，Journal of a March from Delhi to Peshawar and thence to Cabal
，London，1844，pp.134-135.

[82]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50，no.334，19 March 1839，Political Agent，Ludhiana to Maharajah Ranjit Singh.

[83]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52，no.356，21 March 1839，Political Agent，Ludhiana to Maharajah Ranjit Singh.

[84]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56，no.382，27 March 1839；p.58，no.399，1 April 1839；p.60，no.410，3 April 1839；p.64，nos 443 and 444，8 April 1839；all Political Agent，Ludhiana to Maharajah Ranjit Singh.

[85]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57，no.394，31 March 1839，Khalsa sarkar to General Avitabile.

[86]
sowar，同sawar。——译者注

[87]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87，no.604，1 May 1839，Political Agent，Ludhiana to Maharajah Ranjit Singh.

[88]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vol.3，p.29，no.200 and p.104，no.716，13 May（for demands of the Khyber chiefs）and p.107，no.735，15 and 21 May 1839，Maharajah Ranjit Singh to Political Agent，Ludhiana.

[89]
Osborne，The Court and Camp of Runjeet Sing
，pp.223-224.

[90]
Eden，Up the Country
，pp.292，310.

[91]
Yapp，Strategies
，pp.363-365.

[92]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264.

[9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79：no.5 of Appendix VI in no.3 of no.71 of 20 August 1840（IOR/L/PS/5/160），Extract from a demi-officialletter from Todd to Macnaghten，15 June 1840.

[94]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Wade to the.Governor General，31 January 1839.

[9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2 June 1839，no.75，Wade to Maddock，18 July 1839.

[96]
Ghilzie，同Ghilzai。——译者注

[97]
Taylor，Scenes and Adventures in Afghanistan
，pp.101-102.

[98]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p.171.

[9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D1 118，Nicholls letters，Keane to Nicholls，August 1839.

[100]
Sita Ram，From Sepoy to Subedar
，p.97.

[101]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39-56.

[102]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226-267.

[103]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238-242.

[104]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rid its Causes
，p.174.

[10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hirty-Fifth Event.

[106]
Sita Ram，From Sepoy to Subedar
，p.98.

[107]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pp.178-179.

[108]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The Thirty-Fifth Event.

[10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73-176.

[110]
Affghan，同Afghan。——译者注

[111]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7.

[112]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46.

[113]
Hyder Khan，同Haidar Khan。——译者注

[114]
Dost Mahomed，同Dost Mohammad。——译者注

[115]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1983-11-28-1，Gaisford Diary，pp.71ff.

[116]
maund，重量计量单位。——译者著

[11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73-176.

[118]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53.

[119]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pp.166-167.

[120]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73-176.

[121]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173-176.

[122]
原文eldest son，疑为younger son。——译者注

[123]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28.

[124]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07.

[125]
原文Morever，疑为Moreover。——译者注

[126]
Havelock，Narrative of the War in Affghanistan
，vol.II，p.97.

[127]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 II，pp.236-237.

[128]
Johnson，The Afghan Way of War
，p.53.

[129]
Kashmiri，Akbarnama
，ch.14.

[13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25.

[131]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461.

[132]
Hough，March and Operations of the Army of the Indus
，pp.251-252.

第五章 圣战的旗帜

1839年5月8日上午，正当沙·苏贾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坎大哈城门时，一名清洁女工在圣彼得堡窗板紧闭的后街小巷的一座名为“巴黎公寓”（Paris Boarding House）的客栈顶层房间发现一具三十出头的男性尸体。该男子看上去是从屋内锁住房门，而后枪击头部自尽的。

尸首旁边的桌上放着一张简短平淡的便笺，内容如下：

没有人会以任何方式在意我的命运，我觉得讲明我自愿了断性命就已足够。因我目前受雇于外交部亚洲司（Asia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我谦卑恳请该司以下列方式处置奥伦堡第1团（1st Orenburg Regiment）欠付我的两年薪资：第一，结清军官制服用品费用，总金额约300卢布；第二，给裁缝马尔克维奇（Markevitch）500卢布，支付我向他订购但未取回的服装费用；第三，准许男仆德米特里（Dmitry）使用我此刻随身携带的全部财物。我已将上一次旅行的相关文件悉数焚毁，故此，任何搜寻工作都是徒劳的。我已与巴黎客栈（Paris Inn）的店主结清5月7日之前的账单，不过他若有任何其他要求，我谦卑恳请我司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满足。

1839年5月8日凌晨3点，维特科维奇

[1]

关于伊万·维克托罗维奇·维特科维奇引人瞩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ian）小说式的弃世方式无理可循。几乎从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大博弈”中首位俄罗斯特工神秘辞世就成为众人揣测臆断的话题。英国人认为这起自杀事件是对冷酷无情的沙皇专制政权最忧惧嫌憎的一切的佐证。归根结底，维特科维奇年仅14岁就被蛮横粗暴地驱离祖国波兰，发配流放至遥远的干草原受罚。继后，他披荆斩棘、步步攀升，身为一名情报特工表现出色。在高奏凯歌之际，就在他智胜敌手伯恩斯并赢得巴拉克扎伊族人支持之时，俄国主子绝情寡义地与他脱离干系并将他抛弃。

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致函巴麦尊：“据说诱因是俄国政府对他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不赞成、不认可，而非他预期中的奖赏擢升。”

[2]

据19世纪40年代末查究此事的约翰·凯爵士联络到的俄国“难民及流亡者（émigrés）”称，维特科维奇抵达首都时“满怀憧憬，因为他以令人叹服的巧妙手腕履行了交托给自己的职责”。但是内塞尔罗德伯爵拒不接见维特科维奇，维特科维奇出现在外交部时也被拒之门外。伯爵传话称自己“对维特科维奇上尉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位同名的探险家，据闻他近来一直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从事若干未经批准的阴谋活动”。维特科维奇“即刻领会到这条讯息的可怕征兆。他了解本国政府的品性”，意识到在英国显然成功入侵阿富汗的情势之下，他已被伯恩斯彻底挫败。除此之外，维特科维奇如今还“了然洞彻”自己已被他披肝沥胆、卓有成效效忠的政客“弃如敝履”。

[3]

英国驻布哈拉特工兼新闻撰稿人纳齐尔·汗·乌拉（Nazir Khan Ullah）在一封发自中亚的机密急件中独立证实了对该事件的这一说法。上司未能兑现维特科维奇向巴拉克扎伊族人做出的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让巴拉克扎伊族人独自面对英国人，维特科维奇深感名誉受损。纳齐尔·汗在写给联络人伯恩斯的信中禀报：“此地俄国特工与我相熟，他说维特科维奇从喀布尔返回俄国时见告俄当局，称自己曾多次致函恳求军事及财政援助，但他们从未给予任何答复且延误要务，如此怠忽令其在喀布尔及坎大哈地区成了说谎者。故而自觉蒙羞，得悉圣彼得堡内阁的答复后随即举枪自尽。”

[4]

不过，对许多俄国观察家而言，维特科维奇的蹊跷殒命以及所持阿富汗文件的可疑失踪，具备英国卑劣行径的所有特征。归根结底，维特科维奇所持文件包含成功渗透刺探到的英国在中亚的情报及新闻撰写网络的详细资料。正如亚细亚司（Asiatic Department）新晋司长L.G.西尼亚温（L.G.Sinyavin）嗣后不久在一封信中所述：

他未移交就焚毁了我们的文件。那些文件构成的各式各样的观察所得，对他就阿富汗事务以及英国特工向阿富汗各行各业的人发送的急件副本拟订报告颇有帮助。总而言之，他销毁了关于阿富汗的一切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现对我们尤为珍贵、大有助益，而依据他明察秋毫的非凡才性禀赋，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他持有的文件包含珍贵情报。仅凭他私下里如何千方百计与我取得联系就可见一斑。

[5]

这一切引发猜疑，也有推测认为维特科维奇枪击事件实际上是英国情报特工实施的一次隐秘的暗杀行动。维特科维奇终归没有理由引决自裁。依据俄国对事件的官方说法，他受到荣耀接待，获得提拔，还被告知即将获得一枚勋章，而且就在毙命当天上午行将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亲自接见。这样一个人因何在无比荣耀的美妙时刻前夕自寻短见？西尼亚温正是其中一位对此深感疑惑的人，他致函维特科维奇在奥伦堡的靠山佩罗夫斯基：“维特科维奇八天前甫抵圣彼得堡，并受到外交部的盛情接待，况且就在其身亡当日，批准将他调任至禁卫军的报告就已下达。非但如此，他还得到擢升、荣誉和金钱等多重犒赏。”西尼亚温继续说道：

与他会面期间，我陈说了你对他何等地赞许关心，细述了你听闻他前去希瓦并遇害的假消息时的焦虑不安，以及如何在他登程前特别托付我为他此番艰难的远征探险筹备合宜的奖赏。他看上去志得意满、愉悦非常。溘然长逝前一日我在剧院见到他，他整晚都坐在那儿，还与萨尔特科夫亲王（Prince Saltykov）闲谈。自戕前夕，他们中午时分再次见到他，他同样欣忭欢悦。晚间他拜见了西蒙尼奇伯爵……这一切都颇为诡异……

[6]

依照俄国人的这种说法，维特科维奇对自己的圣彼得堡之行自始至终都兴致勃勃。奥伦堡的友人K.布赫（K.Bukh）讲述了那天上午他们如何聚首，接着“在岛上骑马兜风”，随后在卡缅诺奥斯特罗夫斯基剧院（Kamennoostrovsky Theatre）看了场戏。布赫后来写道：“他未流露出丝毫郁郁寡欢的迹象。悲惨殒命前夕我去见他，一家德国报纸登载了某篇提及他的文章，他为此兴奋不已。他向我展示在东方购得的步枪和手枪，那是他一生深嗜笃好的东西。他返回旅馆时神采奕奕，还要求9点叫醒他。”

绝命书怪异唐突的语气同样激起众人忖度：缘何只字不提自己的母亲、兄弟以及任何同僚友人？沙皇时代的军事史学家M.A.特伦特耶夫（M.A.Terntyev）率先著书立言，表述重重疑窦。他写道：“调查毫无斩获，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偌多年来埋头苦干、悉力推进个人事业发展的人会在自己翘首企盼的梦想实现前夕舍弃这一切……许多人猜测英国人与这起诡秘莫测的事件有牵连……除了英国人还有谁会对维特科维奇持有的文件感兴趣？除了英国人又有谁会对伯恩斯的失败拊膺切齿，对维特科维奇怒火中烧……维特科维奇撒手人寰令我们丧失了有关阿富汗的重要情报，他与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签署的盟约也一并消失了。”对于事件的此般解读无疑迎合了冷战（Cold War）时期苏联的“大博弈”史学家N.A.哈尔芬（N.A.Khalfin）的观点，他诘问道：“那么这又算什么？奉某个外国势力之命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实施的谋杀？”

[7]

对于巴黎公寓发生的事件还有第三种诠释。这种说法在维特科维奇的故国波兰被普遍信以为真，或许听来也最真实可靠。据一位奥伦堡的同僚称，离世前一晚维特科维奇（更确切地说是扬·普洛斯珀·维特基耶维茨，波兰同胞所熟知的名字）在剧院巧遇一位来自维尔纽斯的故知特什科维奇（Tyshkevitch）。这位友人厉声斥责他，愤然表示一度以祖国之名心甘情愿舍生忘死的维特科维奇现已尽失满腔雄心壮志，为赤裸裸的野心丢弃了昔日最珍视的操守。

此番言论的最初出处是P.I.孙古罗夫上校（Colonel P.I. Sungurov）的若干笔记。他在奥伦堡供职30年，熟谙维特科维奇。据孙古罗夫所载，戏剧散场后维特科维奇返回旅馆，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笔记整合起来，为翌日上午觐见沙皇做准备。是日深夜，正当游子坐于房中、周围堆满文件日志之际，前来拜会维特科维奇的特什科维奇敲响了房门。维特科维奇的游历故事、为俄国做出的“丰功伟绩”及其激动人心的未来事业生涯的传言，招致特什科维奇激愤应答：“你理应愧悔无地，潘·维特科维奇（Pan Vitkevitch）……你张口闭口自己的使命，一如某项神圣壮举……那个为了将亲爱的祖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牺牲个人生命、财富和地位也在所不惜的你……如今是奴役独立国家的帮手。那个过去一向鄙夷间谍和叛徒的你，已然身为其中的一分子……”特什科维奇斥责了友人一段时间，语毕时，维特科维奇颓唐懊丧、心灰意懒、萎顿消沉。“他低语道，叛徒，是的，叛徒！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特什科维奇一离开，懊悔不已的维特科维奇就点火焚毁了手中文件，随后从旅馆房间地板上的旅行箱中取出一把手枪，伸入口中并扣动了扳机。

[8]

这种看法认为，羞愧难当、内疚自责所引发的抑郁症（或者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那样称之为精神忧郁症）是导致维特科维奇暴殒轻生的原因。这亦是在其生前最后几个月与之相熟的旅伴伊万·布拉兰贝格所推许的阐释。布拉兰贝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4月，我们获悉友人维特科维奇自戕的噩耗。一位青年就这样悲惨辞世，他原本还能对我国政府大有裨益。他精力充沛，有进取心，具备不可或缺的一切优良品质，足以在亚洲充当亚历山大·伯恩斯的角色。在我们波斯之行的旅程中以及逗留该地期间，他时常郁郁寡欢，总说已厌倦尘世。他曾指着一把后膛装填式贝尔特兰（Bertran）手枪说：“有了这把枪，有一天我会轰掉自己的脑袋（Avec ce pistolet-là，je me brulerai unjour la cervelle）。”他竟言出必行，出于一时彻骨惆怅饮弹自绝，用的正是这把手枪。

[9]

维特科维奇举枪自戕只是沙·苏贾重登阿富汗王位的诸多深远影响之一。

在奥伦堡，维特科维奇的追随者佩罗夫斯基伯爵决意不让英国技高一筹的诡诈图谋在中亚挫败俄国。英国人行将武装入侵阿富汗的形势已渐趋明朗，佩罗夫斯基遂着手进行游说，冀望通过征服土库曼希瓦汗国重振俄国在该地区的威望——自1835年以来他一直不懈力推此事。希瓦人多年来不断买入遭绑架和贬身为奴的俄国农奴，这些农奴由哈萨克人自边境地区劫持而来。英国人挺进中亚给了佩罗夫斯基梦寐以求的借口，以将自己的入侵计划付诸行动。一个委员会鸠集在圣彼得堡，商酌佩罗夫斯基的提案。委员会做出裁决，称远征希瓦将“巩固俄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改变希瓦人长久以来逍遥法外的状况，尤其是能撼动英格兰政府有损我国工业与贸易发展、坚定不移地力求在上述地区扩展霸权的图谋。借此观点看待该项事业，本委员会完全坚信计划势在必行。”

[10]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统治时期进行的首次军事远征如此易如反掌，让伦敦方面踌躇满志。在伦敦社交界出现了一种名为“攻陷加兹尼”

[11]

的加洛普新舞步，其趾高气扬的步态在当季风靡一时。

[12]

年轻的女王在日记中写道，入侵行动是“掌控中亚的重要一击”。属下政客也向女王保证，这场战争权且解决了是不列颠还是俄罗斯“占有东方”的问题。正如首相墨尔本子爵（Lord Melbourne）所评述的，自沙·苏贾重返巴拉希萨尔城堡之日起，麦克诺滕就是当今真正的阿富汗之王。

[13]

英国政府授予麦克诺滕、韦德和基恩准男爵爵位，授予奥克兰伯爵爵位。

战役的进展情况也让西姆拉方面如释重负。埃米莉·艾登写道，总督的庆功舞会“圆满举行、大获成功，有夺取加兹尼的幻灯片、到处都是奥克兰像、花卉搭成的拱门和游廊，以及一张为大人准备的惠斯特牌桌。西姆拉的每个人都亲临现场”。

[14]

喀布尔当地同样有庆祝活动，至少在支持萨多扎伊族人的保皇党以及从占领中攫取利益、加官晋爵的那些人当中。沙·苏贾迁入巴拉希萨尔城堡安顿下来，复辟昔日朝廷，任命赤胆忠心的卢迪亚纳随从参谋沙库尔毛拉为幕僚长，传召始终不渝的拥护者韦德上校前来领受为他专门定制的御赐朝袍。沙·苏贾向济济一堂的权贵宣告阿富汗迈入新纪元，他将宥赦仇敌，还将信守对英国人的承诺，因为在一切尽失之际英国人对他照顾有加。正如忠心耿耿的传记撰写人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所述：

陛下时常反复重申，自己作为英格兰人的座上客度过30个春秋，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唯有仁慈和尊重，与之相应，他及其后嗣乃至千秋万代都会对英格兰人丹诚相许。他将自己的境遇与胡马雍皇帝相比，胡马雍曾到伊朗的萨法维宫廷寻求庇护，获助再次征服自己的王国。陛下还当着满朝文武大声宣告，任何逃离家园的巴拉克扎伊汗重返喀布尔即可得到恩赦，其财产亦将交还本人。数位汗，诸如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偕同子嗣、兄弟及所有眷属仆从和部族成员，利用和解提议的契机官复原职。

[15]

其间，英国兵和印度兵乐不思蜀地徜徉在金秋御花园和喀布尔硕果累累的果园，他们还“成群结队，策马四处寻访那些别人向他们指述过的林林总总奇闻异物”。

[16]

英国人适才从多斯特·穆哈迈德手中夺取的这座都城，其时如日中天、繁荣富足，人口约七万，时至1839年或已成为中亚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该地区的商队贸易中心。多斯特·穆哈迈德能在所辖王国内提供安全保障，对宗教少数派也宽容有加，这就意味着喀布尔已然成为来自信德，特别是信德金融之都希卡布尔县的印度教商人的主要聚集地，兴盛的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社团亦占得一席之地。

[17]

深巷窄道通向富贾泥墙高筑的院落以及地主和部族首领的联排住宅。不过，自街头巷尾望见的只是富丽堂皇、精雕细琢的木制大门，悬伸出来的楼上房间的木制百叶窗板和格构式窗，以及高出围墙落入眼帘的桑树树梢。若大门开敞，来往的路人则能瞥见一座座大型庭院，庭院里凸起的平台中央是细流涓涓的喷泉，庭院铺满地毯，上面散布垫枕，果树成荫，拱廊壁龛装饰有繁复精细的石膏饰件。晚间，部族首领们慵懒地凭倚在棚架下，抽着烟斗，或聆听乐师演奏拉巴琴（rabab），或倾听诗人吟诵伟大的波斯叙事诗。

砖砌的集市处于深宅大院之间，熙熙攘攘延伸数英里，依照行当排列，不同街巷分别是披巾商人，香料和玫瑰花露卖家，以及布哈拉丝绸、俄罗斯茶叶、勒克瑙

[18]

靛蓝、鞑靼（Tartar）皮草、中国瓷器和驰名的伊斯法罕尖利匕首的进口商。青年军官詹姆斯·拉特雷（James Rattray）后来继续为喀布尔描绘最为精妙的掠影，他记述道：

商店的开放式落地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货品、水果、猎物、甲胄和刀具，包罗万有、难以尽表。这些物品被大摞大摞地自地面码放至天花板，各类物品前或坐着工匠，或有商人从堆积如山的货品当中向外窥视自家访客。街巷异常狭窄，一列满载货物的驼队耗费数小时才能挤过熙来攘往、川流不息的人群。大街上终日挤满形形色色的人……身披尸衣般罩纱的女子或在人潮中穿进穿出、曲折前行，或尝试跨坐马背这种更轻松自若的方法强行通过……奄忽间，人群被一长串步卒推挤到一旁，他们是某位达官显贵的先头卫队。首领意气扬扬策马前行，一队骑士身着华丽夺目的绣花斗篷和服饰，挥舞着手中长矛和火绳枪跟随其后……沙的象群摇摇摆摆尾随，大象扯下屋顶平台上凸出的水管，或退到冰室及水果店外。

[19]

透过喧闹声和拥挤的人群，传来携带黄铜杯和皮水囊的卖水人“水（Ab）！水！”的叫喊声，以及一排排盲眼乞丐索要施舍的呼喊声，夏末还有大黄商贩的吆喝——“绝好的大黄（Shabash rawash）！”。

历尽千辛万苦后，英军士兵欣喜若狂，甚至有点儿目眩神迷。“他们对绝妙的巴扎惊叹不已”，阿塔王子写道，这里的巴扎指的是沙·贾汗属下总督阿里·马尔丹·汗建于17世纪40年代的大型拱廊市场，大约同一时期，泰姬陵

[20]

在阿格拉崛地而起。

他们叹赏着琢石围砌而成的精巧池塘和蓄水池、可与天园园林相媲美的庭园、都城考究的建筑，以及库存丰富的商铺……为数众多、如海如潮的英军士兵在挺进呼罗珊途中饱经磨难，正于喀布尔憩息。他们吃着肉和米饭、杏仁蛋白软糖、法禄达（faluda，即米粉布丁）、烤肉和烤肉串，搭配各种各样的水果，其中葡萄品种有萨赫比（sahebi）、哈利利（khalili）以及美妙绝伦的“小伙儿的睾丸”（khaya-eghulaman）。在以糟糕透顶的印度辣椒、木豆羹和薄煎饼为食、处于半饥饿状态之后，他们细咬慢嚼葡萄干而日显富态。俗语有云：“喀布尔女子皆有情人，犹如白沙瓦的小麦粉全都掺杂玉蜀黍粉。”这亦很快得到证实，因为军人们不舍昼夜地乘着欲望的骐骥恣意驰骋。

[21]

洋洋自得的团级随军牧师G.R.格莱格牧师（Rev.G.R.Gleig）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让喀布尔的英军士兵冗忙至极的五花八门的有益身心健康、颇具男子气概的活动，对后一种消遣避而不谈。他写道：

英格兰男子无论去哪儿，迟早会在自己造访的民众当中推广合宜男子的运动。赛马和板球运动皆在喀布尔邻近地区被组织起来，部族首领及民众很快都试着对此抱持浓厚兴趣。沙·苏贾亲赐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以供角逐，第四轻龙骑兵团（4th Light Dragoons）的戴利少校（Major Daly）有幸赢得宝剑。这一嗜好的感染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数名本地乡绅贵族亦参与赛马。然而，板球比赛就不那么契合阿富汗人的品位。嗜赌成性的阿富汗人有自己的方式，他们惊诧地旁观英格兰选手投球并以球棒击球。不过，阿富汗人看来绝无兴趣将飘逸的长袍和巨大的包头巾放在一旁，以参赛者身份上阵。但相反，我们的同胞却欣然参与到他们的斗鸡、斗鹌鹑及其他动物的打斗活动中，用卢比慷慨下注，以无比盎然的兴致决一输赢。

[22]

更出人意料的是，格莱格声称阿富汗人还培养出对业余戏剧表演的兴趣。他写道：

英国军官组织了一些戏剧演出，建造戏院，绘制舞台布景，备好服装，还有优秀乐队出席。选取的几出戏主要是喜剧，譬如《爱尔兰大使》以及其他同类戏剧作品，给观众带来无尽愉悦。在这些场合，他们改换了剧中人物头衔，以便让当事人的头衔与职务符合阿富汗人的理解水平，台词一经说出伯恩斯就进行翻译。阿富汗人是个欢乐的民族，深嗜笃好滑稽讥讽。解说每每能令他们体会演员的嬉笑嘲谑，故此，阿富汗人爆发出阵阵笑声以表欢愉。

[23]

正值夏末秋初，夜晚渐渐变得更漫长寒冷，士兵们配发了羊皮衣服、保暖手套和被褥。现在被视作狩猎时节，那些未被饿死、未被随营人员吃掉且活着穿过波伦山口的猎狐犬，如今每天都被带出去猎杀豺狗；猎鹬和猎鸭同样成为大众化消遣，正如之后的溜冰和堆雪人。托马斯·西顿写道：“我们穿着自制的溜冰鞋出现在远处冰面上，喀布尔民众惊得目瞪口呆，由于从未见过如此奇观，他们奔跑着聚拢过来围观表演。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尽可能地充分享受冬季——狩猎、滚雪球、堆大雪人以及在湖畔野餐。天气时常惬意非常，天空何等清澈湛蓝、万里无云！”

其间，苏贾忙于重修巴拉希萨尔城堡，设法重现青春年少时就镂心刻骨的辉煌景象，努力将城堡改造成与自己的崇高王权理念相符的皇宫。巨石环绕、巍峨耸立的城墙和棱堡已修葺完好，不遂心意的是对城堡内坐落于阶地上的皇宫建筑群的细微改良。于是，苏贾先从朝廷大殿入手，修整并重新粉刷石膏饰件，修缮栏杆和连拱廊，补种莫卧儿皇家园林。女眷从卢迪亚纳到来时，还为她们准备好了一座重新设计建造的后宫（haremsarai）。同时，更改宫廷礼仪，恢复遭巴拉克扎伊族人摒弃的更拘谨庄重的萨多扎伊王族宫廷风貌。复原昔日政府职务，文武百官的精致朝服令英国旁观者大为惊愕。艺术家詹姆斯·拉特雷写道：“老实说，臣僚该被视为数百人的整体。他们穿着深红色短上衣，压在头上怪诞的高帽子的外观无奇不有：有些装饰着状如驴耳的大耳朵，或安上类似豪猪身上的尖刺；另一些呈现山羊和水牛犄角的形状；然而多数是圆锥形、螺旋状或钟形。这些帽子多多少少均以图案和纹章装饰，有些带有矛尖以作位高权重的象征。”

[24]

在正式谒见室，苏贾本人的穿着同样引人注目——长长的有袖礼服（choga）松松垮垮搭在肩上，扣襻以珠宝点缀，总督式样的帽子边角以天鹅绒坠饰镶边。接见请愿者时，他始终端坐在八角形的汉白玉宝座上，唯有接待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时才会起身。在那些场合，他会倚着根长而弯曲的羚羊角，“面部神情庄严肃穆，忧心忡忡”。

随着严冬渐盛，冬日变得愈发寒冷，低云密布、云融雪盈，雪迟迟不降，苏贾决意以自己创造的新式勋章犒赏选定的诸位军官。勋章定名为“杜兰尼帝国勋章”，形状与外观似乎效仿了共济会勋章和皇家圭尔夫勋章

[25]

。伯恩斯自布哈拉归国领受的正是皇家圭尔夫勋章。

[26]

就在首批诸团踏上重返印度的征途之际，在最初的阵阵冬雪厚厚堆积起来、封闭更高海拔诸山口之前，苏贾颁发了这批勋章。正如麦克诺滕手下年轻的军事秘书乔治·劳伦斯指出的：“治下臣民被视为不配获此殊荣，领受者完全由军中英国军官组成。”

[27]

11月下旬，首批归来诸团抵达西姆拉。埃米莉·艾登写道：“他们看上去生龙活虎。现已无法证明他们蒙受了报纸描述的种种苦难，他们看起来异常肥胖，而非饱尝艰辛。岂止如此，奥克兰勋爵的一名侍卫道金斯上尉（Captain Dawkins）已归来，他看似比大多数福斯塔夫

[28]

都胖。”

[29]

沙·苏贾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就任之际，城堡先前的占有者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正尽可能快地向北方遁逃。就像30年前内姆拉之战败北的沙·苏贾一样，丧失权力遂令一切大相径庭。随之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包羞忍耻，险些导致多斯特·穆哈迈德全盘覆灭、命丧黄泉。

巴拉克扎伊族人举步维艰挣扎前行，穿越冰雪覆盖的诸山口，仓皇逃避奉命前来缉拿他们的英国追捕者。但是多斯特·穆哈迈德根本无法极速行进，因为与他“偕行的有一大群妻室、婴幼儿、兄弟、子嗣及仆佣”。

[30]

再者，中毒的嗣子阿克巴·汗仍在康复中，他显然是在开伯尔山区被人投毒，投毒人很可能是奉韦德之命。阿克巴·汗无法骑马，只得以轿子抬运。阿富汗咏史诗人以悲悯之情忆念多斯特·穆哈迈德铩羽而逃的情景，堪可比拟苏格兰咏史诗人满怀同情地为在卡洛登（Culloden）之战中败北的俊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溃逃赋予浪漫传奇的色彩。古拉姆·科希斯坦（Ghulam Kohistani）在著作《战地书》中写道：

于是，英勇无畏的君主一往无前，

1000名骁勇铁骑相伴。

身后跟着一众女眷

她们谨记古风遗俗

动产和黄金随他而去

机警的哨兵夕惕若厉

寻仇者一路追踪

双脚疾如闪电

他们不舍昼夜策马扬鞭

恰似云朵奔涌掠过天际

[31]

追踪队由两名坚韧不拔、足智多谋的青年军官詹姆斯·乌特勒姆（James Outram）和乔治·劳伦斯带领，哈吉·汗·卡卡尔及沙·苏贾旗下1000名骑兵奉派担任向导和护卫。他们快马加鞭，本不难追上缓慢行进的巴拉克扎伊大篷车队。但是，乌特勒姆一行人虽竭忠尽智、不辞劳苦，却不曾成功俘获埃米尔。很快就趋于明朗的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哈吉·汗蓄意引领英国人偏离目标，不遗余力地延缓追捕行动。

展开抓捕行动两周后，搜寻队发现了巴拉克扎伊族人的踪迹。其时，搜寻队擒获数名来自多斯特·穆哈迈德侍卫队的逃兵，得悉自己只比逃亡者落后一天。筋疲力尽的劳伦斯写道：

下午5点我们继续前行，有悖于哈吉

[32]

的异议——他言明自己极不情愿继续向前推进，托言道路陡峭艰险不便夜间行军。

[33]

哈吉显然心怀两端。不听他二言，我们循着一条颇为糟糕的道路继续行进，翻越高山，顺着山溪干涸的河床，我们行进了10英里，在那儿停了下来，靠着马躺下……不足50名随行的阿富汗人也与我们一起抵达该地，不过他们均于日间到来。此时收到情报称多斯特在一个名为尤克（Youk）的地方，只比我们领先一程。哈吉·汗再次表示极不乐意向前推进，恳求乌特勒姆暂作停留，因为多斯特有2000名骑士同行。乌特勒姆仍命一行人下午4点前进，召集阿富汗人时才发现仅余350人，且都鲁钝地骑在马上。

[34]

随后几天里，哈吉仍沿用这些拖延战术，坚称必须等候援军。乌特勒姆依然试图乘着夜色策马起程，“不管是出于机缘巧合还是蓄意而为，我们向前推进不足4英里就获报称听命于哈吉·汗手下人员的诸向导临阵脱逃。当时漆黑一片，我们被遗弃在漫无尽头的深谷沟壑中，甚至没有一条小径可循。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停下脚步，直待拂晓”。

[35]

次日晚上，英国人打算奋勇前行时，哈吉·汗抓住乌特勒姆的胳膊，“高声央浼我莫考虑向前推进，威胁说宁愿以武力扣留我，也不愿应允我因仓促行事而遭毁灭”。他还警告乌特勒姆，无疑是据实而言：

若果真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狭路相逢，没有一个阿富汗人会拔剑对抗他，我亦不能担保他们会否在混战中与你本人反目为敌……未能达成动摇我们决心的目的，汗最终告退。他在离我帐门几码远的地方坐下，摸黑与手下三四位部族首领嘀嘀咕咕地交谈一个多小时。有人听见众部族首领斥责他帮助洋人竭力缉拿多斯特·穆哈迈德，质问哈吉·汗埃米尔可曾伤害过他……还听到哈吉·汗承认他们所推动诸事的真相。

[36]

翌日雪花开始飘落时，追踪队中的阿富汗人变得益发桀骜不恭。乌特勒姆写道：“我们意识到我方阿富汗人是叛徒，根本不能信赖。”乌特勒姆和劳伦斯随后决定继续执行看似自取灭亡的任务，仅在13名英国军官的陪同下，穿越暴风雪前去缉拿多斯特·穆哈迈德。当晚，乌特勒姆睡在厚厚的积雪中，知晓自己次日上午很可能丧命，但决意尽其所能拘捕埃米尔或取其性命。嗣后忆念于斯，乌特勒姆称自己从未“比这一夜更快乐，意气风发地渴盼早上展开此般辉煌的斗争”。然而这场斗争却不曾发生。乌特勒姆率手下部卒策马飞奔下山口，进入宽广的巴米扬山谷，这才发现多斯特·穆哈迈德当日上午刚逃离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越过赛干（Saighan）前往塔什库尔干县（Tash Qurgan），遁入乌兹别克

[37]

独立派首领米尔·瓦利（Mir Wali）的领地。“米尔·瓦利与沙·苏贾嫌怨甚深”，这令乌特勒姆一行人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现别无他法，乌特勒姆只得回函给麦克诺滕，称“在此情形之下，目前在沙的领地内追上逃亡者毫无希望，而我们的行动范围仅限于沙的领地。我方骑兵队军官也指出，坐骑缺乏进食休息无法即刻进一步强行军。我们迫不得已在此放弃追捕行动”。

[38]

当晚，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属下平安抵达哈马尔德（Khamard）地区的避难所——从事奴隶贸易的乌兹别克首领米尔·瓦利的堡垒。阿塔王子写道：

他埃米尔作为乌兹别克人的贵客度过了接下来的两个月，由该地继续前往巴里黑，总督在当地优美园林中的贵宾宅邸接待了他。滞留巴里黑期间，驿驼送来布哈拉统治者纳斯鲁拉·汗的书函，恳请埃米尔大驾亲临，以令自己的宫廷蓬荜生辉。埃米尔把家人亲眷留在巴里黑，偕同嗣子阿克巴·汗驱马前往伊斯兰科学之城布哈拉。他在当地受到盛情款待，有一座私人宫殿供其下榻，还有少量津贴以满足其日常开销。

[39]

虽不全然明了在布哈拉出了什么岔子，但数周后多斯特·穆哈迈德就与主人家不欢而散。阿塔王子暗示起因是埃米尔性情暴烈的子嗣阿克巴·汗出言不逊。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多斯特·穆哈迈德早前试图夺取存在争议、双方埃米尔争夺不下的边境城市巴里黑，纳斯鲁拉现打算让布哈拉的乌理玛代表他宣布圣战，遭多斯特·穆哈迈德反对，招致纳斯鲁拉怨愤不平。总之，二人恶言相向，巴拉克扎伊族人深深冒犯了纳斯鲁拉·汗，遂离城而去。狡诈残暴（甚至有可能患有轻度精神病）的布哈拉统治者随后企图暗杀多斯特·穆哈迈德。法耶兹·穆罕默德在《历史之光》中写道：

布哈拉的埃米尔下密令让护送队在这一行人横渡阿姆河时，凿沉多斯特·穆哈迈德及诸王子乘坐的船，令他们溺水而亡，就这样在监护下将阿富汗人带至阿姆河河岸并安排他们登船。埃米尔选乘的扁舟被偷偷摸摸凿了个洞。启航时，布哈拉埃米尔的一名属下浑然不知主子的阴谋，身为埃米尔的护卫者，他与埃米尔坐于同一艘船上，打算同舟共渡后折返。另一个知晓此事原委的人用突厥语提醒他并叫他下船，以免与埃米尔一同溺毙。埃米尔听得懂突厥语，因为其母身为喀布尔权倾一方的奇兹巴什显贵之女，亦是突厥人。听闻那人所言，埃米尔便下了船，拒不渡河。无论布哈拉埃米尔的部下如何苦心孤诣地劝他上船渡河，他皆断然拒绝。埃米尔对同伴言道：“与其淹死，不若浴血而亡。因为死于剑刃之下，会始终提醒人们勿忘布哈拉埃米尔无可辩驳的不义恶行。但若溺亡，他施予我这名来客的凌虐苛待恐将无人提起。”

[40]

埃米尔偕一行人掉头返回布哈拉，现严加戒备。“一场凛冽至极的暴风雪肆虐而来，将所有人引向死亡边缘。许多较年幼的王子甚至因彻骨严寒而无法言语。埃米尔命贴身仆佣每人抱起一位王子，对着王子重重哈气给他们取暖”，以挽救诸王子性命。

长话短说，他们饱尝千辛万苦，步履蹒跚地回到布哈拉。如今就连初来乍到时予以划拨的微薄生活津贴亦遭布哈拉埃米尔停扣。最终，群体中约有70人遁逃……纳斯鲁拉·汗得知他们脱逃，遂命7000名骑兵前去追捕——他们受命切断众将领的逃路，若遇顽抗，就让其血染沙场，否则可上镣铐将其押送回来。布哈拉人在彻拉格奇村

[41]

追上众将领，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发起攻击。枪炮齐鸣、硝烟弥漫之际，阿富汗人抵挡住布哈拉人，布哈拉人血花飞溅、伤亡惨重。但最终，阿富汗人的弹药消耗殆尽，布哈拉人发动进攻将阿富汗人俘获。阿夫扎勒·汗（Afzal Khan）和阿克巴·汗均在战斗中负伤，其他几人被杀，其余许多人受重伤。布哈拉人将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属下押回布哈拉，奉布哈拉埃米尔之命，把他们全都丢入黑暗的地牢。

[42]

1839年11月2日，喀布尔巴扎的水洼已封冻，喀布尔河河畔柳树上的冰霜也熠熠生辉，沙·苏贾离开巴拉希萨尔城堡，前往贾拉拉巴德过冬。没了白沙瓦，苏贾现钦定贾拉拉巴德为冬都。同行的麦克诺滕先于苏贾到达，沙因为要在内姆拉花园的杨树林中安葬一位年幼的王子，行程有所耽搁，麦克诺滕遂将城中最佳住所据为己用，让沙栖身一位英国旁观者所谓的“棚舍”中。

[43]

在喀布尔，沙库尔毛拉奉旨全权负责，伯恩斯则暂时接替麦克诺滕。岁末最后一夜，在冬季严寒日渐彻骨之际，伯恩斯举办苏格兰除夕聚会（Hogmanay party），他自始至终身着苏格兰褶裥短裙和毛皮袋主持聚会。当周自坎大哈北上的内维尔·张伯伦是嘉宾之一，他次日早上写道：

我们的聚会欢快淋漓，尽管除了白兰地和杜松子酒，别无其他饮品。凌晨2点左右，我们走向餐桌，开始跳起里尔舞，穿着苏格兰高地服装的辛克莱上尉（Captain Sinclair）站在桌上演奏风笛。伯恩斯对我们极其彬彬有礼，所有人都喜欢他，因为他不像在那儿任职的大多数人一样满口政治谎言……（他实际上是）大众的宠儿。我有充足理由认为，他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自然率真、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诙谐风趣的人。

[44]

在喀布尔持续了整个冬季的庆祝活动并非合乎每个人的心意。美国探险家乔赛亚·哈伦“将军”曾先后为东印度公司、沙·苏贾及锡克人作战，最终为多斯特·穆哈迈德而战。他声称自己一度被冠以“古尔亲王”（Prince of Ghor）的头衔。乔赛亚·哈伦以一种与日俱增的偏颇眼光看待英国人的嬉闹玩乐，最终满怀嫌恶地离开阿富汗。伯恩斯命人将“不受欢迎的外族人”乔赛亚·哈伦从印度驱逐出境。在归家的轮船上，乔塞亚·哈伦写道：“千园之城喀布尔昔时是一座天堂。我见证了这个翼翼虔心、神圣清幽、敦睦亲亲的国家遭愚昧无知的粗野陌生人无礼侵扰、亵渎，他们邪恶、卑劣成性，品味鄙俗，恶名昭彰。冷酷无情的领袖们残暴血腥地向前开进，漫不经心地征服异邦，他们摧毁了柔弱的心灵，寂灭了快活嬉戏、怡悦融融的欢愉之声……”乔赛亚·哈伦预言性地补充道：“众志成城决意独立自主之际，动用军事力量征服镇压一个国家的黎民百姓，妄图禁锢全体国民。一切此类规划必定是短视的权宜之计，终将酿成一场祸殃……”

[45]

占领期间的首个冬季，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哈伦所言非虚，他在众人眼中不过是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伟大时刻逝去而愤世嫉俗的阿富汗通。喀布尔的权贵显宦并非不友善，这反倒让许多人大为惊诧。阿富汗人对作为个体的英国军官流露出“强烈的个人好感”，这不是G.R.格莱格牧师一人的想象，但他引述一位部族首领所言：“真希望你们以友非敌的姿态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们个个都是好小伙儿，可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却憎恶你们。”

[46]

有所助益的是，施行铁腕统治的多斯特·穆哈迈德向民众强征异常沉重的赋税，此外还征用大量个人财产为自己的圣战计划提供资金援助，这就令刚刚拉开序幕的沙·苏贾的统治看似相对温和，起初许多喀布尔人和大多数杜兰尼中坚分子似乎也乐于对重祚的统治者采取宁纵毋枉的态度。正如阿塔王子所述：“在占领喀布尔的最初数月里，英格兰人让大多数部族首领、整个都城及其周边地区都屈服顺从。寥寥可数顽抗不从的人锒铛入狱，他们的城堡及财产遭东印度公司统治机构查抄。”

[47]

此外，麦克诺滕明智地择取了一项宽厚的政治协议。南部地区有名望的杜兰尼权贵显宦皆被收买，向东部地区吉勒扎伊部落首领支付巨额酬金以赢取支持，亦如此对待乌理玛。这对印度国库造成巨大消耗，很快就显而易见的是，侵占阿富汗不会是廉价的。不过，这一战略在沙·苏贾统治之初的秋冬两季成功维持了和平安宁。

[48]

故此，奥克兰颇为志得意满地向伦敦方面汇报：“据说国家安宁，道路安全，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君主制和政府更替仍深得人心……罗伯茨上校（Col.Roberts）写道：‘我结识了许多部族首领，他们大抵都急欲与纡朱曳紫的大人们（Sahib Loge）深交。返回喀布尔时我的宅院会向他们开放，他们很高兴与我们一同用餐，也乐于在自己家中会见我们。’”

[49]

巴拉克扎伊族人与萨多扎伊族人的宿怨经精心滋养，现已延续两代人。归来的巴拉克扎伊族人能否捐弃前嫌接受苏贾的橄榄枝，对此普遍存在的质疑令英国人的欢愉情绪稍有淡化。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汇报称：“许多萨多扎伊权贵显宦发觉自己难以接受苏贾的和解政策，他们出行或上朝时互相发牢骚，称‘巴拉克扎伊氏族既已如此受尊崇，恢复了昔日所有的特权和地位，用不了多久，纷争不睦的邪恶火焰就会熊熊燃烧。那些自称对科学与理性博识多通、政治经验丰富的英格兰人，焉能扶植朋友的仇敌？他们认为一切将如何终结？一切终以悲痛悔恨收场！’”自白沙瓦甫抵当地的一位旅行者讲述道：

该城的锡克总督阿维塔比莱将军询问了喀布尔的事态，得知包括巴拉克扎伊族人在内的所有团体均享同等优待，他立即转向随从喟然长叹：“祈求沙·苏贾得真主襄助，蒙真主宽恕！”在场的人对平素用于逝者的此等措辞颇感诧异，遂问：“国王不是还活着吗？”阿维塔比莱答道：“对不共戴天的死敌高抬贵手、安心接纳，不管是谁都命不久矣。正如菲尔多西（Firdawsi）所言：

诛杀其父撒下复仇的种子，

丧父之人何时得安宁？

杀蛇而亲养幼蛇，

何等愚蠢之举？

所有的仇怨终有一日瓜熟蒂落。你们不久便会闻知苏贾·乌尔木尔克遭这帮巴拉克扎伊族人弑杀！”

[50]

亦有其他不祥预兆。重返印度的一个团的官兵沿开伯尔山口向下行进时，后卫部队受伏击并遭屠戮，损失150峰辎重骆驼。嗣后不久，阿里清真寺卫戍部队不得不撤离当地，退守白沙瓦。

[51]

与此同时，高级军官赫宁上校（Colonel Herring）在瓦尔达克省外出散步时遭一群阿富汗人残杀。赫宁上校违命不从，偏离大道去跟小山上的若干阿富汗人闲谈，岂料被他们碎骨分尸。“发现他的尸体是我们的悲戚宿命”，托马斯·西顿写道。尸首“骇人观瞻，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被猛砍乱劈，除衬衫的两个袖口外，每一寸衣衫皆被撕裂。尸体差不多是在耻骨区被切开，一道深长切口横跨胸膛斩断肋骨，让人不寒而栗。总共有十六七处伤，每处伤都足以致命”。

[52]

不过总的来说，举国上下承平祥和。吉勒扎伊部落首领收到麦克诺滕发放的津贴，遂履行协议规定的己方职责。《苏丹传记》细述道：“自开伯尔山区至喀布尔的道路上土匪强盗猖獗，威胁到所有沿该路线往来的行客旅人。吉勒扎伊部落诸位汗接手管理该道路后，这些祸根即被铲除，冬季余下的时间里天下太平。”

[53]

更让人忧心的是布哈拉的纳齐尔·汗·乌拉发回的情报，其称俄国人就要完成武装入侵希瓦的准备工作。他写道：“俄国人在里海（Caspian Sea）海岸聚集了大批骆驼、四轮马车和船艇，他们决意取道里海，将军队和补给送往距离希瓦三日路程的基尔（Kir）邻近地区。”

[54]

对多斯特·穆哈迈德被扣押在布哈拉一事仍不知情的麦克诺滕唯恐俄国人再度与埃米尔秘密共谋，筹划让埃米尔在赫拉特就职，而那里现正处于“一种相对而言毫无防御能力的状态”。

[55]

似乎唯有伯恩斯明了，俄国的举动无非是对英国侵略阿富汗的直接回应。伯恩斯致函友人G.L.雅各布上尉（Captain G.L.Jacob）：“俄国炫耀武力纯粹是为了让我方政策受阻。我们进逼喀布尔，从而加速了重大危机的演变。”甚至在此阶段，伯恩斯凭直觉就领悟到，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不列颠，对像阿富汗人这般独立自尊的人民的掌控总是转瞬即逝。伯恩斯预言性地写道：“英格兰和俄罗斯将在亚洲平分秋色，两个帝国的地盘就像水中泛起的圈圈涟漪般蔓延开来，终会荡然无存。子孙后代将在这些地区搜寻双方的陈迹，正如我们此刻探寻亚历山大及其麾下希腊人的遗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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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839～1840年冬季，此般务实精神日渐枯窘。英国已在慎重讨论永久吞并阿富汗的构想，甚至谈到将英属印度的夏都由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脊上的西姆拉迁至富庶的喀布尔河谷庭园，正如莫卧儿王族一度每年5月自德里和阿格拉移居至克什米尔和贾拉拉巴德附近怡人的内姆拉花园。

[58]

妄自尊大如斯，不久便引发连串重大战略性失误。

首先，奥克兰勋爵并未专心致志巩固沙·苏贾在阿富汗的薄弱统治，提供必要资源让占领安如磐石地维持下去，反倒像近期的入侵者一样，草率认定武力征服大功告成，故而将注意力分散至不同战区，发动另一场侵略战争。大约同一时间，奥克兰的妹妹埃米莉在一封发人深思、轻口薄舌的信函中写道：“中国有望妙趣横生。中国人正在武装自己，他们蓄意栽赃清白无辜的美国小船，还在募集作战用的中式平底帆船。我个人坚信，自命不凡的中国人定会谋划某种怪招，用红红蓝蓝的焰火将我们的74艘炮舰一一炸毁，把我们的水手和战士统统俘虏，教他们雕刻镂雕象牙球。”

[59]

奥克兰将孟买军队大部分人员撤离阿富汗，巩固对阿富汗的占领所急需的资源转而被用于新发动的鸦片战争（Opium War），此举使得麦克诺滕绝不会拥有令沙·苏贾的统治大获成功所需的兵力和资金。

奥克兰对英军总司令的种种请求概不照准，指望苏贾和麦克诺滕用有限资金治理国家，其直接后果随即呈现出来。奥克兰既不赞同在喀布尔兴建要塞，也不应许在坎大哈修筑堡垒，“能比眼下更清楚地看到阿富汗终将以何种形式存在，我才会承担即便是作此用途的任何庞大建筑的开支”。

[60]

这让军方进退维谷、首尾狼狈。随着喀布尔河谷严冬渐盛，一些士兵奉派投宿于巴拉希萨尔城堡，另一些士兵则零零落落地遍布于围墙高筑的都城内的多个寄宿点，还有更多的士兵在城外科希斯坦路（Kohistan Road）的营帐里瑟瑟发抖。此外，苏贾正在敦促麦克诺滕调走易守难攻的巴拉希萨尔城堡驻军，称女眷最终从卢迪亚纳归来时，英国军人若还在那儿，就会玷辱自己在阿富汗人心目中的形象。由于奥克兰禁止军队修筑具备适当防御能力的新堡垒，诸将军别无选择，只好建造一座稍具防御功能的临时军营安置麾下士兵，仿佛他们正置身于孟加拉宁静祥和的稻田，而非阿富汗危机四伏的崇山恶岭。

尚未可知是谁做此决定，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建造临时军营。这片平原四面八方均以灌渠和围墙高筑的庭园为界，数位阿富汗权贵显宦的防御工事可远眺它。正如一位旁观者所述：“这谅必始终是桩匪夷所思的事。不知会有哪个具备科学知识和作战经验的政府、哪位军官或一群军官，会在半臣服的异邦他国失算地将己方军队安顿在如此奇特的位置。”就连绝非战术奇才的格莱格都即刻发觉，该地根本不具备防御能力。他写道，在此发现一座防御工事令人始料未及：

周围城堡塔楼纷繁林立，一座或多座城堡塔楼俯瞰座座保护英军防线的圆形棱堡……此外，似乎要让民众深信征服者对他们既不忧惧亦无猜忌，最重要的存储弹药给养的弹药库和仓库皆未被转移至以壕沟环绕的营地内；恰恰相反，与临时军营和巴拉希萨尔城堡隔绝、易攻难守的一座旧城堡里满满当当尽是储备物资。军队得以生存仰仗军需物资的安全储备，1名中尉军官率100名印度兵岂足以捍卫。为高地俯瞰、被塔楼远眺的营地好似遭人扼吭拊背。营地与都城一河之隔，对维护城内秩序毫无用处。

[61]

临时军营不单选取了糟糕透顶的地点，还依照拙劣至极的设计建造而成。在格莱格看来，仓促规划的兵营布局显然存在严重失当之处。兵营近乎2英里的围墙延伸过长，守备部队无法进行有效的人员配置。兵营仅有的防御工事是一道低矮易攀爬的壁垒和一条狭窄的壕沟。

[6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有猎豺和剧场初次登台分散军官们的注意力，仍有多名军官做出相同的简单推断。斯金纳骑兵团（Skinner’s Horse）的英裔印度青年詹姆斯·斯金纳上尉奉派掌管军需处，他的确指出应将仓库迁至临时军营围墙内，却得到威洛比·科顿爵士（Sir Willoughby Cotton）于事无补的答复，称“无法向他提供这样的地方，他们正忙着为士卒建造兵营，无暇考虑给养储备的问题”。另一位对兵营规划设计提出质疑的是沙·苏贾分遣队的指挥官阿伯拉罕·罗伯茨上校（Colonel Abraham Roberts）。临时军营崛地而起时他就意识到，不但该位置完全无法防守，而且兵营兵道的设计未留有枪眼或堞口，若遭受攻击，几乎不可能进行防御作战。他写信给正在设计临时军营的孟加拉工程师学会（Bengal Engineers）的约翰·斯特尔特中尉（Lieutenant John Sturt）指明这一点，却收到唐突无礼的回应，称莫可奈何。斯特尔特写道：“你的建议来得太迟，我早已铺设好一半地基。我对什么便利、什么不便知之甚少。我将设计方案呈报威廉·麦克诺滕爵士，我不敢断言方案能否经军事委员会核准并进一步实施，不过既然未闻知更多此方面消息，我便将沉默视为赞同，继续埋头苦干。现应善加利用，质疑便利与否无济于事。”

[63]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英国军官与阿富汗女子间的风流韵事日渐增多，阿富汗人的廉耻心开始遭受严重冒犯。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罗伯特·沃伯顿上尉（Captain Robert Warburton）与标致的沙·贾汗女王（Shah Jahan Begum）喜结连理。沙·贾汗女王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外甥女，伯恩斯和斯特尔特中尉均为婚礼见证人。

[64]

同样敏感微妙的是英国驻卡拉特政治专员林奇中尉（Lieutenant Lynch）与当地吉勒扎伊部落酋长瓦鲁·汗·沙马勒扎伊（Walu Khan Shamalzai）美丽的姊妹间的情事。不过，最为昭彰的举动无疑发生在喀布尔。为满足寄宿于城镇各处的单身军人的需要，繁盛的卖淫行当在当地迅速涌现。

[65]

阿塔王子写道：“寡廉鲜耻的英格兰人喝下粗鄙低贱的浊酒，将因果报应之事抛诸脑后。结果不多久，国王治下的满园春色便因这丑陋诸事的寒秋而败落凋零……权贵显宦相互抱怨，称‘一天天地，我们因英格兰人而蒙受欺诈、谎言和羞辱。喀布尔女子很快就会生出混血的山公。此乃奇耻大辱！’他们唾面自干。”

[66]

充分把握喀布尔赋予的良机的人当中就有亚历山大·伯恩斯。伯恩斯现已迁入城中心的昔日住所，他依照某种风格修缮这些房间，在集市购置俄国产的镜子，刮去背面的水银，给住宅装上喀布尔前所未有的玻璃窗。鉴于贾拉拉巴德的麦克诺滕日渐接管更多施政职责，伯恩斯发觉自己有了许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个尊享厚禄的游手好闲之徒，我提供书面意见，但从不予以处置……我的座右铭是：缄舌闭口；薪俸落袋为安；除奉命行事外概不作为，遂皆大欢喜……不过，我活得非常惬意。如果圆滚滚和热心肠是健康的佐证，我皆有之。我早就让早餐成为共同享用的一餐。摆放八个人的餐具，六名军官可随意造访，顺便品评一顿罕有的包含熏鱼、鲑鱼肋、香辣烤肉和果冻的苏格兰早餐。他们一口口地喷着雪茄烟，直至10点钟……我每周举办一次八人聚会。秀美宜人的印度河既是奢华享受的途径又是商贸渠道，故此我能以超出孟买当地三分之一的价钱将香槟、霍克酒、马德拉白葡萄酒、雪利酒、波特酒、波尔多红葡萄酒，当然还有从阿伯丁（Aberdeen）远道运来、密封包装的鲑鱼和苏格兰式肉汤统统摆放在诸友面前。美妙至极……

[67]

依照阿富汗的街谈巷议，伯恩斯的赏心乐事绝不仅限于“香辣烤肉和果冻”。自始至终赤胆忠心的莫罕·拉尔毫不隐讳地言明伯恩斯将一群群“在自家帮佣”的克什米尔女子带来，他声称伯恩斯与阿富汗女子并无奸情。但是，喀布尔的闲言碎语有与之不同的断言。

[68]

阿塔王子深信：“伯恩斯尤为伤风败俗。私宅中，他与阿富汗情妇在情欲快意的热水中共浴，二人佻达地以法兰绒浴巾相互厮磨，缱绻缠绵鱼水尽欢。同样是其情人的两位贵妇人（memsahib）亦加入其中。”

[69]

这类传闻逐渐令喀布尔民众与占领军起初建立的良好关系迅速恶化。喀布尔早有一条不起眼的花街柳巷，位于巴拉希萨尔城堡城墙近旁的印度乐师和舞者居住区。但周遭的印度舞妓（rundis）远不足以应付4500名驻军印度兵和1.55万名随营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女子似乎自愿进入临时军营，投身赚钱的短途出游。岂止如此，这变得此般稀疏平常，就连英国人都开始创作押韵诗，吟咏阿富汗女子如何唾手可得：

喀布尔细君，罩袍蔽肤

尽人皆知，必有情夫。

[70]

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写道：

善意人禀告陛下称，存在一个方兴日盛的皮肉市场，明目张胆、不分昼夜地用马驮送妓女进入英格兰人的军营。这些娼妓衣着考究、翠绕珠围、妆容精致，可肆无忌惮地进出而不受盘查，故此无从分辨她们是名门闺秀还是普通娼妇。这一切有损社会公德，暗中破坏吾国立国之本。此乃巴拉克扎伊派系的假道学所为，他们首先为堕落之举指点迷津，进而怪罪陛下，期望借此激起庶民义愤。陛下向麦克诺滕提及此事，麦克诺滕并不深谙这些人揣奸把猾的卑劣行径，只是答说：“我们若阻止军人行房，可怜的小伙子们会患重病！”陛下答道：“很可能确也如是。但至少在这个国度，莫如让军人严明军纪，遵从外在道德规范！”

[71]

法耶兹·穆罕默德后来在《历史之光》中写道，对阿富汗人的名誉廉耻愈益明显的侮慢，是阿富汗人与新政府离心离德的最大诱因。

沙的祝福者身为先知伊斯兰教法

[72]

的信众，觉察到这可耻的营生撕裂了宗教尊严的面纱……他们向沙倾吐怨言，沙将原话转告麦克诺滕：“你最好予以惩戒，制止皮肉市场的非法色情交易。否则，这棵邪恶之树终将结出残败恶果。”但是，威廉·麦克诺滕爵士对沙的言辞置若罔闻，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那之前，沙在有关朝政及军队事务上毫无影响力这一点并非人所共知，但巴拉克扎伊族人现已着手披露事实真相，他们宣称：“沙不过徒有虚名，根本无法插手国家大事。”此外，出于个人目的，他们还对英格兰人的角色大肆渲染。巴拉克扎伊族人铤而走险地煽动叛乱的激情，甚至对街坊四邻嘲弄道：“就连你们的妻眷也不归你们所有。”

[73]

1840年3月，沙·苏贾自冬季营舍返回喀布尔，他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的亭阁中重新召集满朝文武。由于多斯特·穆哈迈德目前被监禁在布哈拉地牢，沙·苏贾及其后台绝对有机会巩固联合统治。但恰恰相反，在春季雪融冰消时，英国与萨多扎伊的两个争权夺利的行政机构开始竞相争夺国家控制权。与此同时，众人日渐意识到真正运作新政权的是麦克诺滕而非苏贾，这种认识逐渐四散传播。

意见分歧的起因并非性格不合。麦克诺滕仍一如既往地仰慕沙。从贾拉拉巴德归来后，麦克诺滕致函奥克兰：

越长时间亲身感受陛下的品性，我就越发彻底信服，在浩浩疆域之内唯有他本人最富才干、最为优秀，除周四外，陛下每日上午坐朝约两小时，以极大的耐心倾听属下部族首领上奏陈情。留出的一天时间用来听取那些指称讼案呈交当局却未获官方平反昭雪的人陈诉冤苦。尽管陛下凛然严苛地伸张正义，近日处决曾大力施加影响以求特赦的凶犯即为例证，但是陛下宽仁善良至极。如果说君主的个人素质能博得人望，那么沙·苏贾

[74]

定获万众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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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四分五裂已成事实，此外，若干有争议的政策问题即将使沙与其英国后台慢慢分化开来。正如莫罕·拉尔记述：“我们既不大权在握，也不将它们完整交付到沙·苏贾·乌尔木尔克手中。有悖于与沙达成的契约条款，我们背地里暗自插手干预一切事务，表面上却摆出中立的姿态。”这惹恼了苏贾，也让民众大失所望。“沙渐渐妒忌我们的权力，对我们的影响力妒火中烧。他认为我们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这违背了条约。他还怀疑举国上下都将我们视为这个国度的最高统治者。”

[76]

第一点异议是在军队问题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奥克兰早就意识到戍守阿富汗花费高昂，察觉到此做法让东印度公司账目上的少量盈利变为大幅亏损。伦敦方面严令要求奥克兰在阿富汗为沙·苏贾培训一支有实力的阿富汗国民军，俾使东印度公司将部队官兵撤回印度，使苏贾高枕无忧且有能力自卫。总督写道：“我已恳请麦克诺滕牢记，务必倾尽所能、全力以赴巩固沙·苏贾的权力，令其麾下军队效率攀升，令其政府人望提高。（因为）此季一过，我方正规部队便不再逗留当地……”

[77]

奥克兰对沙同样直言不讳：“只要任何人看似构成威胁并制造事端，我就准备听任英军驻留阿富汗。不过陛下深知，一旦撤兵安全可行，陛下能够完全依靠麾下秩序井然的军队维护合法的阿富汗君主国长治久安，我冀望旋即撤兵。”

[78]

这在西姆拉方面看来或是一计良策，不过，喀布尔的苏贾深谙麦克诺滕将资源从昔日的部族骑兵征募转移到职业化常备步兵部队的策略，将自己向部族首领施以资助的最主要手段消弭殆尽。对权贵显宦而言，沙责无旁贷应向他们分发钱财土地、给他们加官晋爵，他们则提供骑兵以作回报。这项制度无疑存在营私舞弊，“吃空饷”泛滥，听任部族领袖以比实际募集兵员数目大得多的人数索要财政补贴的弊端，但这不过是巩固本地及特定地区的部族领袖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的黏合剂。以损害部落酋长的利益为代价，旨在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麦克诺滕实则剥夺了沙·苏贾对属下贵族的支持予以犒赏的唯一真正的机会，也逐渐贬损了举足轻重的朝中臣僚的权力和财富。

尽管如此，麦克诺滕仍坚持彻底推进改革，断言好处和节余的重要性有甚于改革所涉及的风险。支付给部族首领的款项金额适当减少四分之一，从1839年的130万卢比变为两年后的100万卢比，大部分削减落到东部地区吉勒扎伊各部落头上。喀布尔与开伯尔山区之间至关重要的诸山口就是由吉勒扎伊各部落控制并维持治安。雪上加霜的是，部族首领们自然而然地盼望财大气粗的洋人增加而非削减津贴，这些厚望加剧了被出卖的感觉，尤其是眼见新的乌兹别克老兵团（Uzbek Janbaz）和哈扎拉族国王卫队（Hazara Hazirbash）诸团征募的新兵，不是来自贵族阶层而是“卑贱的无名鼠辈”，莫罕·拉尔如是言道。麦克诺滕委派伯恩斯手下粗莽拙笨、不得人心的年轻门徒R.S.特雷弗上尉（Captain R.S.Trevor）推进改革。当部族首领抱怨此事时，特雷弗上尉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两年时间里，所有军官级别的部族首领都应被遣散，不再受雇于（沙）。彼时之前，他们得到的任何资助都该被视为恩赐。”这个问题事关重大、非同小可。麦克诺滕此举威胁到整个传统秩序，剥夺了阿富汗部族领袖的收入，成功离间了沙的诸多固有支持者，而他们在此之前还十分乐见萨多扎伊王族归来。该政策无疑让不遗余力从中作梗的人对沙·苏贾的统治愈加嫌恶。

[79]

对于英国人损害阿富汗人眼中的因袭权利，两名坚定的保皇党权贵尤为怒不可遏。两人家世不同。年轻的武士贵族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来自该地区一个威势赫赫的高门巨族，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治下的杜兰尼帝国初期，其祖父曾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祖父互争维齐尔一职。阿查克扎伊族人从未对巴拉克扎伊族人表现出多大热忱，但雄踞坎大哈以南固若金汤的阿卜杜拉城堡（Qila Abdullah）的阿查克扎伊掌控着大片狭长领地，多斯特·穆哈迈德始终审慎地赢取他的支持。相较阿查克扎伊而言，年长的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差不多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其父曾是帖木儿·沙时代克什米尔总督属下的高级行政官员，阿米努拉凭借自身才智和对沙·扎曼、沙·马哈茂德以及末后的沙·苏贾领导下的萨多扎伊王族的赤胆忠心，逐步掌控了包括喀布尔以南的洛伽尔省（Logar）和喀布尔以北的科希斯坦在内的战略要地的大片地区，此外还控制着至关重要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Khord Kabul Pass）。这座山口俯瞰由南进入喀布尔的诸多路径。阿米努拉现已是耆耄长者，但仍有权有势，除了统率麾下私人民兵组织外，还掌控大量资金。

二人皆是丹诚相许的亲萨多扎伊勤王者，自然偏好沙·苏贾执政的政府甚于多斯特·穆哈迈德执政的政府，但强烈反对英国异教徒进驻自己的祖国，执意认定异教徒新制度无权剥夺他们效忠君主以及向众属下支付酬劳的权利。据莫罕·拉尔称，他们向特雷弗上尉投诉薪俸削减一事时，特雷弗侮辱了他们，还将他们撵了出去。

[80]

对于拥有如此身份地位的人而言，无奈遭受无名小辈这般对待，关乎名誉廉耻，二位权贵断难接受。他们向沙诉苦，沙深表同情，转派他们向麦克诺滕讨还公道，麦克诺滕不予相助。嗣后不久，阿米努拉“被要求要么放弃首领地位”并交出所辖地区，“要么增加需缴纳的岁入总额”。

[81]

阿米努拉断然拒绝，他对辖区的控制权不久便被夺走。

[82]

从那一刻起，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和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就成为对抗喀布尔英国驻军的反对派中两位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他们暗中谋划、伺机报复。

苏贾谨慎提防麦克诺滕组建阿富汗新国民军也有其他理由，尤其是尚不知晓由英国训练、英国指挥的军队会否真的对他俯首帖耳。正如苏贾向奥克兰言明的，沙·苏贾分遣队看来早就无意听命于他。苏贾写道：“我与军中许多军官并无私交，也不了解他们各司何职。他们看似甚至不晓得自己归属我麾下。我切盼你体贴安排的任我差遣的诸军官和各营兵士了然于心自己受雇于我，以使土生土长的吾国人将配属于我的官兵视为我属下扈从。”沙补充道：“吾国被剥夺皇权已有约二十九载，导致叛乱频发，家家户户独立自主……是故，我希望诸军官及各营兵士完全听命于我，这将令他们与土生土长的吾国人互生好感，打消他们心头所有不祥疑虑。”

[83]

对沙而言，无力掌控军中各军团，唯此最能彰显他本人的软弱无能。这一时期，沙逐渐陷入深深的惆怅。杜兰德写道：“他时常坐在皇宫窗口打发时间，目光在都城及周边平原所呈现的不同事物上来回游弋。在一个此类的场合，沙·苏贾沉默良久之后，述说了这番话语：‘在他眼中一切都缩水了，积贫积弱、百业凋敝。垂暮之年的喀布尔与追忆中青春芳华的喀布尔已无任何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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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始终麻木不仁的麦克诺滕也觉察到“陛下近来蒙受颓丧情绪困扰”。

[85]

尽管苏贾意欲掌控新军诸团、展示君权，但他也痛苦地意识到，没有英国的财政支持，自己根本负担不起供养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保卫这般穷困潦倒、支离破碎、桀骜不驯的国家需要一支庞大军队，在阿富汗筹集钱款支付军队开支一如既往地艰难。昔日杜兰尼帝国的军队一直靠向信德、克什米尔等富裕的附庸地区征收税赋供养。自失去上述地区，留存下来的皆是相对贫瘠的不毛之地。阿富汗的所有统治者都想方设法避免强征令部落民难以接受的税赋，就得以支付旗下部队的开支。苏贾向奥克兰解释道：“在萨多扎伊时代，各氏族各部族都有一位德隆望尊之人，麾下骑兵队的开销于仰仗附属国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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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木尔坦

[87]

，以及呼罗珊

[88]

部分地区的岁入。如今每家每户涌出一二十人，人人恳请赐予自己首领头衔。我想不出任何解决良策，唯有请求阁下给予友好援助。”苏贾补充道：

虽暴虐成性、巧取豪夺，多斯特·穆哈迈德·汗仍入不敷出。终年有六个月无饷可领，能得到的酬劳亦是以呢绒偿付，臣下皆感不悦，背弃了他。我的军队兵力若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军队兵力不相上下，我与他本人便无差别。若兵员数量过大，国家岁入无法与开销对等，将不足以养活部队官兵。雇佣的军队规模若小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军队规模，会令土生土长的吾国人大失所望，自告奋勇投军从戎者人数日渐膨胀。我为此深陷忧恼，心烦意乱地苦度日夜。我把目光投向需支付给军人的款项时，找不到其他财源，唯有仰仗阁下恩惠。

[89]

如果说起初是军队改革导致麦克诺滕与苏贾陷入冲突，那么随后还有苏贾忠心耿耿的幕僚长沙库尔毛拉引发的问题。伯恩斯和麦克诺滕发觉沙库尔毛拉越来越抗拒他们的主张。莫罕·拉尔写道：

借由公开或私下途径获取的任何钱款，他都添入沙的金库，是故对国王信心满怀。不过沙库尔毛拉年事已高，完全不适宜身居高官要职。他的记忆力消退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即便一日不见，就无法辨认自己之前很相熟的人。但他全然领会我们与国王缔结条约的本旨所在，据此知晓我们无权接管该国政务。

[90]

沙·苏贾很久之后才对麦克诺滕和伯恩斯干涉本国内政失去耐心。在此之前，沙库尔毛拉已想方设法抵制英国侵蚀日常治国理政，不遗余力地维持苏贾果真掌控一切的表象。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写道：

只要沙库尔毛拉在任，就会继续冠冕堂皇地营造陛下在王国及军队事务上确实享有一定话语权的假象。譬如说，假若小麦的价格固定在特定价位，对于违反规则的商人，沙库尔毛拉均以喀布尔助理总督的角色予以惩罚。不过每当亚历山大·伯恩斯打发手下信差（chaprasi）前去提出异议，称涉案商人在自己的庇护之下，犯规者会随即获释。借由此类手段，沙库尔毛拉试图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表象。伯恩斯和麦克诺滕都不愿遭受任何形式的反驳，也不愿关注错综复杂的政务，他们一天天愈发敌视毛拉。

[91]

1840年春末夏初之际，并非只有这些事逐渐削弱了沙·苏贾政府的人望和效力。如今许多人都对苏贾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牢骚满腹，多斯特·穆哈迈德有意采取的平等主义处事之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苏贾越是觉得自己威望受损，就越想公开展示自身地位，这已是积习成常的行为模式。1840年，就在苏贾渐渐觉察到权力慢慢脱离自己掌控时，谈及国王和朝臣在喀布尔及邻近地区四处举行规模盛大、夸夸其谈的演说的报告纷至沓来。大约这一时期与他们偶遇的艺术家詹姆斯·拉特雷写道：苏贾一行人“恣意所欲、威严堂皇，非笔墨所能尽表”。最前面是皇家单峰骆驼队，“挽具上悬挂着驼铃，摇响的驼铃配合驼队轻柔曼妙的步态，伸长的脖颈饰有缨穗和装饰物。骆驼数以百计”，许多都驮载着饰有绿色及猩红色旗帜的小型加农炮，骆驼驭手将炮火漫天乱射，“炸飞了羽饰，燎焦了络腮胡，怪异可怖的神射手甚感欣喜”。震耳欲聋的驼队走过之后，接着走来皇家种马，它们“身披金线编织、宝石镶饰的马衣，闪闪发光”。

随后紧跟御林军官：行刑者、头戴猩红色多角尖头军帽的执杖侍卫、御剑待卫、半球形铜鼓鼓手和掌旗手，他们借由阻塞道路来开道，凭借制造混乱来恢复秩序。大批全副武装、浑身上下饰有羽毛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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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咔嗒咔嗒跟随其后。疾速行进时，他们的半球形铜鼓咚咚作响，雕花嵌饰的全副装备叮叮当当。随后是一大群赤腿长发的仆童信差。在他们身后昂首阔步走来一中队身着蓝银相间军服的公使骑兵卫队。之后便是陛下本人。

沙骑在马上，正襟危坐，全然一副国王派头。天鹅绒皇冠环绕高额头，嵌有绿宝石的花瓣坠饰自皇冠上部分枝垂下，一堆昂贵宝石令皇冠熠熠生辉。他身穿一件绣着黄金饰物和宝石的紫色缎面束腰紧身上衣，肩部至腕部缠着镶有珠宝的巨大金属片制成的臂钏。尖头铁跟的鲨革靴和一条平展紧实、挂有绝好伊斯法罕弯刀的山羊绒缠腰带，令一身盛装完美无缺。沙极具仪表之美，装扮得体，无人能猜中他的年龄。他独有一种掺杂着阴郁哀伤又倨傲至极的面部表情，齐整的双眉、长长的黑眼睛和乌黑至极的胡须将这种神情强化十倍。

拉特雷看得眼花缭乱，他留意到喀布尔民众并非不感兴趣。“一长列皇家队伍继续席卷蜿蜒狭窄的街道时，每扇窗户、每道门口、每个屋顶，旁观者肩摩踵接。”他们没有为自己口中“洋人的国王”欢呼，丝毫未显露“愉悦忠贞”的迹象，只是“缄默执拗”地从旁观看，“双臂交叉抱于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数念珠。除了一名遭驱逐的诉愿人希图上达圣听的呼声、骑兵队沉重的马蹄声，以及军官昭示‘杜兰尼王朝的明珠’沙中之沙的权力、卓着和威严的叫嚷声之外，依旧一片死寂”。身为前军官的艺术家洛克耶·威利斯·哈特（Lockyer Willis Hart）进一步评说：“让阿富汗人此般深恶痛绝的这种礼节和仪式是国王的怪癖，有时达到荒诞的地步。”

[93]

苏贾唯我独尊的作风气焰万丈、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只黎民百姓，许多部族首领也蒙受屈辱藐视。韦德上校的门士沙哈迈德·阿里（Shahamat Ali）记述道：“前任统治者对权贵显宦体贴周到、以礼相待，他们几乎平起平坐，享有显赫权势。如今……他们发觉很难获准上朝觐见。那些凭谄谀传召者得以谒见陛下的人，被迫要以一种极为谦卑恭顺的方式合拢双手，站立时与陛下保持恭敬的距离，屡屡未被允许对国王说上只言片语，就迫不得已退下。”

[94]

正因如此，苏贾分遣队的英国军官不愿侍候这位名义上的雇主。就像伯恩斯试着向沙解释的：“不妨通过一周固定一个接见日，补救英国军官不在朝中露面的问题。他们前去谒见，长久等待后未能拜谒就得离开，这已是家常便饭。”

[95]

正如麦克诺滕开诚布公承认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无非是苏贾继续联合英国异教徒让自身声誉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玷污，四散传播的消息坚称苏贾不过是英国异教徒的傀儡。麦克诺滕致函奥克兰：

陛下苦于异乎寻常的复杂难题，首要难题是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已辅佐他登基，此举的动机需假以时日才能为人了悟，但有许多人蓄意曲解。宗教信仰的不同当然是引发那部分民众抵触情绪的主要诱因。阿富汗人是偏执盲信的民族，除了对我们的教义偏狭不容外，亦无法忍受我们的风俗习惯。故此，我们应机警审慎地革新破旧，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一种制度本身纵然卓越，但未必就适切该国，至于能否获认同也未见得遂愿。这就需要兢兢业业掌舵，一方面抑遏对大众偏见的惊扰，另一方面避免令政府处于我们之前发现的同一低能状态。

[96]

麦克诺滕向科尔文阐释类似话题：“你准确忖测巴拉克扎伊族人有最火爆易怒的特质，需努力予以开导。在种种人格中，贪得无厌、轻信盲从、顽固偏执这三点最易致怒，阿富汗人将这三者完美集于一身。”虽然麦克诺滕准确指出宗教信仰差异是阿富汗人反对新政权的核心所在，也正确认识到穆斯林乌理玛正迅速将自己确立为对抗苏贾的中心，但他错误地将他们的异议阐释为纯粹的“顽固偏执”。众毛拉起初一直被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笼络吸纳，政权自一开始就向乌理玛中挺身而出支持沙的人支付薪俸。随着时间推移，众毛拉渐渐有充分理由憎恶一个隔三岔五对他们的制度摆出屈尊俯就姿态、时断时续帮他们修缮清真寺的政权，一个为一己私利就大量扣押他们获捐教产（waqf
）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政权。英国人“甚至篡夺伟大的苏菲派圣地阿什川瓦阿里藩获捐善款的支配权，引发严重恐慌，而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将该款项登记在案”。此举格外冒失愚钝。原为佛教寺院的阿什川瓦阿里藩圣祠是老喀布尔最重要、最古老的祭仪中心，也是好几代巴拉克扎伊族人的墓地。此外，圣祠由来自科希斯坦的世袭纳克什班迪教团首领米尔·马斯吉迪和兄弟米尔·哈吉掌控，两兄弟有权有势、广受敬重。米尔·哈吉还是普尔伊齐斯提星期五清真寺的世袭伊玛目及喀布尔乌理玛的首领。

[97]

兄弟俩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本该尽一切可能让他们留在沙的核心集团内，岂料却尽其所能地疏远他们。

令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是，英国人干涉众毛拉执法。乌理玛理所当然不愿就伊斯兰教法

[98]

问题遭自命不凡的麦克诺滕训诫。麦克诺滕写道：“我大获全胜，诸毛拉自此坦率承认我比他们更精通伊斯兰教法（Mahomedan Law）。”

[99]

最重要的是，他们嫌恶“荒淫自恣的异教徒”令都城日渐堕落的所作所为，强烈反感纵酒狂欢的英国及印度新兵天天在街头巷尾明目张胆地饮酒作乐、寻花问柳的愚蠢场景。

保守派反对英国人驻扎，所持异议与贵族阶层观点一致。1840年夏，英国人拦截了一封来自资深的巴拉克扎伊首领苏丹·穆罕默德·汗（Sultan Mohammad Khan）的书函。这位白沙瓦前任总督修书给同父异母兄弟多斯特·穆哈迈德诉苦：“我无从告知洋人施以何种压迫。一些民众公然转变成基督教徒，一些则沦为娼妓。谷物价格高昂。愿真主将这帮挨千刀的煞星逐出吾国，他们的出现令国人摒弃了宗教信仰和庄敬恭谦。”

[100]

1840年7月，这一切濒临危急关头。在米尔·哈吉的教唆下，乌理玛以真正的统治者是异教徒为由，开始在星期五祷告仪式上故意略去称颂沙·苏贾的名号。据伯恩斯称，沙立即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召见自己，述说：

他在都城喀布尔日夜遭受毛拉及其他人猛烈抨击，那些人声称现状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伊斯兰王国（Mahommedan Kingdom），诘问沙是否持相同观点——掀起一场叛乱或起义反抗英国人易如反掌。陛下说，我当然向他们保证，我与英格兰人就如两心一体，竭力纠正这些人的秕谬看法。但考虑到城中士卒非我所有，他们进行的种种活动我亦不知情，我不指望能让他们依此看待此事……陛下评说道，将总督交由他随意支配的官兵称作部下是彻头彻尾的虚妄之辞，不曾有任何军官接近他，甚至无人表现得像从属于他，难怪治下臣民渐渐将他视为傀儡（他所用字眼为“小萝卜”），他在祖国名誉尊严尽失亦不足称奇……

[101]

大约此时，身处阿富汗的英国人当中更具洞察力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微妙至极的特质以及自己所建立政权的脆弱性。阿伯拉罕·罗伯茨开始忧心诸如前方与后方交通线过长、英国卫戍部队大幅缩减规模，以及零星散布的士兵留守易受起义攻击的关键城区等问题。他即刻致函奥克兰表达个人忧虑，称“为数众多的军团遍布于整个不受任何军事管制的国家，军团由政治部掌管，其判断力有限且全无军事经验”。

[102]

同一时间，坎大哈的诺特将军谴责麦克诺滕及其属下政治顾问，他向女儿们抱怨：

他们喝着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领取丰厚薪俸，走到哪儿都有一名贱民紧随身后。优厚薪酬待遇皆由英国政府（John Bull）负担，更确切地说是由印度斯坦良田上受压迫的耕者买单。加尔各答国库卢比枯竭，“温厚和善”的奥克兰勋爵批准认可了这一切。其间，这里一团糟，民众憎恶我们……就这样，受雇人员依据互惠互利原则挑选。无数政界人士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我方事业，将身处该国的每个欧洲人的喉咙暴露于仇恨满腹的阿富汗人的刀剑之下。除非急速调派数团官兵，否则无人能活着见证战友倒下。唯有武力能让他们再度屈从于广受怨恨的沙。

[103]

就连平素乐观的伯恩斯都焦虑起来，他私下里向友人雅各布发牢骚，称“目标两日必有一变，内政外务的政策规划没有一条能坚持一周。现行体制踢一下动一下的现象随处可见。没有总体方针可循……于我而言，渐渐觉得韦德（已撤回卢迪亚纳）会是所有人当中最幸运的，因为他将远离此番垮台。若不洗心革面，我们必将失败”。

[104]

同心协力发起武装抵抗的迹象初步显露于1840年5月，从坎大哈开赴加兹尼的一个纵队遭2000名吉勒扎伊骑士袭击。吉勒扎伊部落民迅速被击退，丢下200名死者。他们吸取教训，深知在平坦开阔地区展开正面攻击的做法对付不了英国人。8月中旬，在沙·苏贾耀武扬威地踏入喀布尔不足一年后，英国人最惧怕的消息传至都城，称多斯特·穆哈迈德已从布哈拉地牢获释。阿塔王子写道：“喀布尔的英格兰人浸沐欢愉、疏懒憩息，此时消息传来，称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在一位平民商人的襄助下逃出了布哈拉。那商人收买了奉派看守埃米尔的警卫，据说贿金约一万卢比。”

报告开始纷至沓来，称埃米尔已返回阿富汗北部高举圣战旗帜。8月下旬，英国派驻赛干小型前哨站的士兵被迫后退20英里，转移到巴米扬一个更易防御的阵地。赛干处于昆都士（Kunduz）米尔·瓦利的领地边境，谷地在此下降延伸至北部平原。更糟糕的是，隶属沙·苏贾麾下部队、奉派进攻埃米尔的一支分遣队哗变并参加叛乱。大约同一时间另有消息传来，称距喀布尔以北仅数小时行程的科希斯坦爆发了一场完全独立的叛乱。当地塔吉克人在1839年曾协助夺取喀布尔，沙却未予以适当酬报，他们就此认定沙背弃了向他们许下的所有承诺。

[105]

耗时一年，阿富汗人才揭竿而起闹革命。但是，抗击英国人的圣战现已拉开序幕。

咏史诗人巨细无遗地讲述了埃米尔逃脱布哈拉的经过。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细述了颇有名望的喀布尔商人汗·卡比尔（Khan Kabir）如何携骆驼商队抵达布哈拉，并听闻埃米尔被打入地窖。他深深感激多斯特·穆哈迈德当权时给予的恩惠：

殚谋戮力以求埃米尔如愿获释

他不舍昼夜探寻出路

仗义疏财襄助埃米尔，他一掷千金

让看守埃米尔的狱卒成为他的囚徒

狱吏被埃米尔手中绞索捆绑如斯

有如黄金收买的奴隶，对埃米尔竭尽忠心

得悉大门开敞

埃米尔伺机匆促夜遁逃

[106]

一起出逃的阿克巴·汗还未离城很快就被再次擒获，但其父成功脱逃。在汗·卡比尔的帮助下，多斯特·穆哈迈德乔装改扮成苏菲派托钵僧（fakir）——30年前沙·苏贾在拉合尔正是如此逃脱了兰吉特·辛格的扣押。埃米尔起初选取了错误路线，骑着获赠的骏马翻越贫瘠荒芜的崇山峻岭，张皇失措下终将马累毙。迷了路的埃米尔在高海拔荒漠独自游荡，即将绝望之际被一支前往巴里黑的骆驼商队救起。莫罕·拉尔嗣后成为首个为多斯特·穆哈迈德著传的人，他写道：

为埃米尔备好一峰两侧均有驮篓的骆驼，埃米尔借口身体微恙，置身其中一只驮篓中。在彻拉格奇村（上一年他在此被包围并遭擒获），事先获悉埃米尔从城中逃跑的布哈拉政府官吏，怀疑他混入骆驼商队。他们仔细检查每只骆驼驮篓，但一无所获，因为狡黠的埃米尔已将银色胡须用临时找来的墨汁染黑。告密者因以讹传嘲弄诸军官而遭惩罚。

[107]

接下来的数周里，埃米尔与骆驼商队结伴同行，由于身无分文，他只能以讨来的吃食过活。阿富汗的口头传说充牣着埃米尔此行受尽千磨万劫的故事，法耶兹·穆罕默德将其中一些收集到自己的史书中，他记载到“埃米尔在沙赫里萨布兹

[108]

的一家破旧不堪的托钵僧客栈前翻身下马”，几名男子正围坐于此享用奶茶。

埃米尔饥肠辘辘，盘算着或能从他们那儿弄到些茶点，他靠近客栈门口坐下。那些毫无恻隐之心的人对他只字不语，什么都没给他。他们自称卡兰达尔

[109]

，但肯定不具备圣人的品格。依然饥火烧肠的埃米尔随后进城求见一位名叫卡比尔毛拉（Mullah Kabir）的商人。这名商人来自喀布尔，在沙赫里萨布兹有个家……见到埃米尔，卡比尔毛拉行吻手礼，而后带他步入自家宅院。进到屋中，眼见埃米尔装扮成托钵僧，毛拉情不自禁心生悲悯、潸然泪下。他听凭埃米尔差遣，鞠躬尽瘁亦所不惜。

养精蓄锐之后，埃米尔遣卡比尔毛拉告知沙赫里萨布兹总督自己抵城。

总督听此消息，立即赶到卡比尔毛拉宅中向埃米尔致以崇高敬意，让埃米尔迁居皇家宾馆。尽地主之谊后，总督谈及布哈拉埃米尔的可耻行为，主动提出派遣军队前往该地实施报复。多斯特·穆哈迈德谢绝提议，转而请求总督提供700名骑士伴其横渡阿姆河。总督慨然应允，准备好必要的补给和装备，选派700名骑兵组成护卫队。

[110]

埃米尔的命运自此逐渐转好。他渡过阿姆河，想方设法平安抵达巴里黑。途经阿富汗北部村落时，他意识到自己在押期间，整体氛围已有所改变，如今国人普遍对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不再抱有幻想。克什米尔毛拉在《阿克巴本记》中写到“他询问沿途的旅行者”，打探来自喀布尔和布哈拉的消息。

一日，他在旅人中见到

一位自喀布尔动身上路的青年

他询问青年：“喀布尔大地情势如何？

他们对沙和洋首领有何看法？

或战或和，他们做何打算？

诸汗近况怎样？一如既往否……？”

青年说道：“吉星高照的强大统治者啊！

此苏贾非昔时彼苏贾，他的心异于前

一如列王端坐宝座上

但此国度不由他统治，他亦无权过问国库

背地里苦不堪言，灵魂枯竭

未若一名看守，他就是这样一位国王”

[111]

埃米尔最终设法到达先前东道主米尔·瓦利所在的卡赫马尔德区（Khamard），发现子嗣阿夫扎勒·汗在此守望他归来。米尔·瓦利能有这般权势地位完全仰仗多斯特·穆哈迈德大力栽培，这位乌兹别克首领又一次主动提出拔刀相助，但他亦带来凶讯：埃米尔的兄弟纳瓦布贾巴尔·汗对埃米尔脱身牢狱不抱任何希望，他刚偕埃米尔的女眷向英国当局投降。百折不挠的埃米尔心意已决，别无他法，唯有浴血奋战，他再次公开宣布向洋人发动圣战。在阿富汗诗人看来，这是壮烈的一刻：

他磨砺以须迎战敌军

搜寻旗下溃散的军队

众兵士及挥舞利刃的各营将士

他成功集结骑士500人

穷兵黩武之霸主（Laat Jangi）麦克诺滕在喀布尔闻讯

得知无畏的埃米尔率军征讨，大兵压境

厉兵秣马，整装备战

埃米尔随乌兹别克各营官兵一同出征

穷兵黩武之霸主麦克诺滕遂命博士（Daaktar
，指珀西瓦尔·洛德博士［Dr Percival Lord］）

率4万人，偕40名指挥官

展开追击，犹如残暴的恶虎

他们决计穷追猛打那英武的雄狮

群情激昂，咆哮向前

策马奔赴巴米扬

[112]

多斯特·穆哈迈德现掌控一支由乌兹别克骑士组成的不足千人的小规模武装力量。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他设法驱散偶遇的首个英军前哨站的印度兵。嗣后不久，萨利赫·穆罕默德领导下的巴米扬驻军擅离职守，加入埃米尔麾下。

报告迅速送抵喀布尔，称危机日盛。阿塔王子写道：“这些消息让英格兰军人心生惶恐，国王内心忧惧更甚。埃米尔进逼的消息令他这般跼蹐，夜不能寐的国王宁可外出漫步于巴拉希萨尔城堡底层的皇家御花园中，还命人在宝座平台下方开了条地道，以作脱逃之用。”这是否属实未有定论，不过据说许多英国军官安排家人携行李财物去巴拉希萨尔城堡避难。麦克诺滕起初拒不派兵增援巴米扬，称喀布尔无多余援军可供调派，随后又向西姆拉方面发送连串惶惶不安、疑神疑鬼的急件，他写道：“阿富汗人是火药，多斯特是一根点燃的火柴……我们被间谍围绕。”

[113]

尽管忧惧重重，但是埃米尔集结的骑兵部队与训练有素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正面交锋仍相形见绌。威廉·丹尼终率英国援军奉派北上巴米扬，对战双方于9月18日星期五相遇。多斯特·穆哈迈德占据俯瞰山谷入口的联排城堡，他命手下骑士在中央地带整齐列队，遣子嗣阿夫扎勒·汗踞守左侧高地顶端以控制战场一翼，米尔·瓦利则占领山谷右侧高地。

[114]

但是，阿富汗人依然吃堑不长智。英国人既已装备新式大炮，阿富汗人将部队集结在平原上无一例外是错误的。冲锋的阿富汗骑兵还未来得及掏枪射击，英军马拉炮兵便将他们统统撂倒：

洋人的军队丧心病狂、怒不可遏

合力攻敌，片刻不误

密密匝匝一拥而上

宛若滔天疠风席卷而来

枪炮轰鸣，战火连天

天地为之震颤

洋人在烈焰中现身

恰如走出地狱之火的恶魔。

眼见这场战役大势已去，大腿负重伤的多斯特·穆哈迈德遂鸣金收兵，丢下战死沙场的100名将士，欲保存大部分兵力改日再战。他依旧不屈不挠，非但没有撤退，反倒迎头而上，循着羊肠小径和干涸的河床翻山越岭奔赴喀布尔，决意与科希斯坦的塔吉克族叛乱者会合。

这一谋略既勇敢又冒险。麦克诺滕遣派伯恩斯和“好斗的鲍勃”塞尔率两个团将士占领恰里卡尔地区首府，部队官兵现正封锁埃米尔与科希斯坦反叛者之间的交通要道。再者，多斯特·穆哈迈德有许多科希斯坦仇敌。一年前英国人进逼喀布尔时，科希斯坦人曾起义反抗他。埃米尔孤注一掷，指望此举会有胜算，希冀对异教徒新政府共同的仇恨聊且胜过先前的敌意。他差遣密使先行接洽塔吉克部族首领，委派盟友塔加布的萨菲·米尔（Safi Mir）前去说服科希斯坦及古尔班德（Ghurband）的诸位酋长和米尔，劝说他们在自己的领导下联合抗敌。这项友好提议立即获答复，埃米尔如释重负。《战地书》的作者古拉姆·科希斯坦就来自上述地区，他陈说本地往事，追忆多斯特·穆哈迈德驾临塔加布受到何等的欢迎：

第一位走上前的是来自帕尔旺省（Parwan）洋洋自得的勇士

睿智博学，名叫拉杰卜·汗（Rajab Khan）

他言道：“你尊为埃米尔，我们是你属下仆众

我们俯首帖耳听命于你

我们卑下的寒舍陋室，这片岩石蓟花遍布之地

因你大驾光临蓬荜生辉”

埃米尔一声令下，骁勇的反叛者

扬鞭奋蹄，穿山越岭

一刻不停歇，毅然出征

不怯不畏洋人的攻击

不忧不惧恰里卡尔的恶棍伯恩斯

会占了上风

[115]

紧接着是持续数周的游击战。多斯特·穆哈迈德尽管通过奇袭政府前哨站使英军蒙受人员伤亡，却无力与东印度公司的赫赫大军抗衡。其间，塞尔将军按既定计划摧毁叛军占领的村庄，毁坏反叛者的树木庄稼，还对达曼山（Koh Daman）周围叛军占据的城堡展开围攻。伯恩斯则尝试贿赂科希斯坦众部族首领，让他们背叛埃米尔并将他交出来。到了9月底，伯恩斯设法让米尔·瓦利及其手下乌兹别克人抛离多斯特·穆哈迈德倒戈投诚。遭背弃的埃米尔仅余区区数百名科希斯坦支持者，不过他仍成功逃脱抓捕。阿塔王子写道：“埃米尔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战斗持续了两个月，有13次冲突和小规模战斗。那段时间，英格兰人连美妙胜利的影儿都瞥不见，埃米尔反倒在战场上赢得制胜球。英格兰人最终中止搜寻，稀稀拉拉、半死不活地撤回恰里卡尔，丢下大量补给和装备。”

据莫罕·拉尔称，不管怎样，许多此类战斗和大肆破坏都缘于判断失当且毫无必要。科希斯坦部族首领已明确表示愿意停止叛乱，只盼英方履行上一年向他们做出的承诺。一位尤为显要的部族首领米尔·马斯吉迪·汗（Mir Masjidi Khan）实则行将投降，应允前往喀布尔，“在帖木儿·沙的陵寝避难，继而晋谒沙和公使”。这位备受尊崇的纳克什班迪教团导师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伯恩斯赞同此举，但“与早前协议相悖”的是，塞尔和太子帖木儿动身前去围攻米尔·马斯吉迪的城堡。城堡牢不可破，英军久攻不下。受伤的米尔·马斯吉迪怨愤不已，设法逃往尼杰若山谷。趁米尔·马斯吉迪不在，他的城堡被摧毁，家人遭屠杀，所拥有的地产被仇敌瓜分。把城堡夷为平地并将全体居民诛杀殆尽的暴虐行径，让科希斯坦人惊悸骇然。古拉姆·科希斯坦写道：

他们捣毁城墙

金光闪烁的座座宅院

装点得宛如春色满园

点燃门和屋顶，火光烛天

他们向上苍捎去口信

摧毁中央拱门

他们让城堡一若荒芜废墟

无人眼见任何生命的痕迹

不，不曾有人耳闻更惊悚惨烈的传说

[116]

故此，莫罕·拉尔断言称“我们让米尔成为永远的仇敌”。

[117]

米尔·马斯吉迪会在适当时候归来，成功将英国人驱离科希斯坦，把驻防部队最后的残存者逐退至喀布尔。此番化友为敌是英国人在整场战役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10月中旬，事态急转直下。其时，恰里卡尔的一支由英国训练的科希斯坦骑兵中队全体士兵投诚，加入多斯特·穆哈迈德旗下。

[118]

莫罕·拉尔认为这是英国人占领阿富汗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原因在于，埃米尔逍遥法外，科希斯坦陷入火海，其余部族首领静观谁将获胜，“民众和部族首领对我们未能恪守向他们做出的约定和承诺而心怀不满”。

[119]

终于交锋时，双方皆始料未及。1840年11月2日，在埃米尔的巧妙引诱下，塞尔和伯恩斯横穿潘杰希尔省（Panjshir），那儿远离位于恰里卡尔的基地。他们行经有着成排泥墙高筑的城堡和丰饶杏园的帕尔旺省达拉地区（Parwan Darra）林木茂盛的山谷，继续前去攻击一座远方的叛军堡垒。此时收到情报，称多斯特·穆哈迈德就在前方，正快马加鞭疾驰而来。不出几分钟就见到埃米尔率麾下400名骑兵出现在英国人正前方的一块高地上。塞尔的枪械留在殿后部队，不等枪炮送上前来，纵队队首包括伯恩斯的密友珀西瓦尔·洛德博士（阿富汗诗人称他为“博士”）在内的人就决定打头阵。英国军官已策马飞奔发起突击，这才意识到为时已晚，麾下印度骑兵中队早就掉头鼠窜。在阿富汗诗人看来，继之而来的是多斯特·穆哈迈德赢取胜利的紧要关头。

“博士”一溜烟蹿过来

一众尚武好战的骑兵相随左右

埃米尔细细端详“博士”

那卑鄙小人

埃米尔纵身上马

火速疾驰

奔下花岗岩丘陵

麾下骑兵紧随其后

从剑鞘中拔出仇怨的利剑

毅然冲锋

他们猛扑向基督徒

洋人的鲜血暖了战场

勇士的呐喊响彻云霄

滚滚沙尘蒙蔽了太阳与木星

大地旋即“沾满英雄的鲜血，呈现玫瑰红色”。

英雄们尽情诛杀洋人兵卒

激战那日如天启降临

阿夫扎勒从马鞍下掏出枪

扣动扳机，一枪射入“博士”身体

子弹穿透胸膛，从背部飞出

他的身体爆裂开来，灵魂出窍

英国人开始撤退，“喀布尔众勇士穷追不舍”。

伯恩斯随即做出决定

命将士携火炮投入战斗

大炮轰鸣似天国之音

炮声隆隆撼天动地

信徒心生错愕

天昏地也暗

知晓回天乏术

一滴水怎能征服暴涨成灾的河流？

阿夫扎勒和埃米尔遂撤离战场

匆匆退却，登上巍巍群山

选址安营暂作歇息

远离舛途平息怒火

[120]

两日后，11月4日晚，焦灼不安的麦克诺滕在军事秘书乔治·劳伦斯及一支小型骑兵护卫队的陪同下，在喀布尔市郊骑马夜游。洛德博士及其他数名军官阵亡的消息前一日送达，那日下午又收到伯恩斯发来的急件，警诫大难临头。伯恩斯敦促英国人放弃喀布尔以北诸阵地，将各部队集结至都城。这一天在紧张讨论中度过——部队该不该回师？该不该召集另一支军队并将之派往北部地区？从喀布尔抽调更多士兵是否明智？劳伦斯回忆道：“我们走近官邸时，一名骑士霍然策马赶上来，让我们大吃一惊。他驱马上前，驻足公使与我之间，问我‘那是不是领主阁下（Lord Sahib）？’”

我给予肯定答复，他即刻抓住威廉爵士的缰绳高声喊道：“埃米尔

[121]

，埃米尔！”错愕焦躁的公使大叫：“谁，什么人？哪里，在哪里？”我立刻回头望去，只见我们近旁的另一位骑士策马上前。他纵身下马，握住公使的马镫皮带，抓过公使一只手置于自己的前额和双唇上，以示归顺。威廉爵士立即下马，连声说“欢迎，欢迎”，继而带埃米尔穿过官邸花园，进入自己房间。多斯特·穆哈迈德一进屋就行东方式跪拜礼，他脱下包头巾，前额触地叩拜。起身后立即交出佩剑以示投降，说“自己不再需要它”。公使随即将剑交还埃米尔并向他保证：尽管与英国政府对抗这么久，但英方还是会对他百般体恤。对此，埃米尔答说“天命在身，自己无从违抗”。

多斯特·穆哈迈德“身材魁梧、体格强健，有着尖尖的鹰钩鼻、高拱形的双眉”和参差不齐的髭须长髯。“他……告诉我们，在帕尔旺省达拉地区

[122]

交战前已拿定主意投诚，自己在那件事上的短暂胜利丝毫未改变其归附的决心……”劳伦斯补充道：“搭好帐篷接待埃米尔，他由我直接照管，这是个极令人忧虑的差事。由我看管的那两夜，我几乎未合眼，不时起身向帐中望去，看他是否尚在。这一切看起来太像一个梦，终于能让多斯特安然落入我们手中，我简直无法相信，唯有频繁造访其营帐才得以心安。”

[123]

如果说英国方面对埃米尔的到来措手不及，据此推测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如此接近胜利，那么从多斯特·穆哈迈德本人的角度来看，望风纳降遵循了常规的突厥-波斯礼仪。落败的邦国统治者归顺获胜且日益强大的地域大国以期成为封臣，此类事件屡见不鲜。17世纪末，杜兰尼族人和吉勒扎伊霍塔克子部落（Hotaki Ghilzai）的部落民均因任职萨法维王朝地方长官而掌权得势。杜兰尼帝国扩张时期也常常重新委任当地统治者为帝国地方长官。该体制顾及社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对落败的统治者而言，非但保全了性命，若时移世易亦留有重新掌权的可能。

正如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表述：“海浪般的英格兰军队此起彼伏向前推进，他们昭告天下，无论谁俘获多斯特·穆哈迈德·汗

[124]

并将他送交英方，都将获得20万卢比赏金。埃米尔暗自盘算：‘吾国国民为1卢比就相互残杀，或者说为5卢比就能杀5个人。以如此高赏格取我头颅，我怎能不被出卖？’”借由驱马踏入喀布尔并且依照自己开出的条件向麦克诺滕投降，埃米尔承认博弈暂告终结，一股地区新势力就此崭露头角。埃米尔显然希冀英国人迟早让他重掌大权，或寄望英国人最终败北会为日后凭自身力量重新掌权提供机会。后来证明这确是神机妙算。

[125]

迅速筹办将埃米尔送往印度的诸项事宜。他会得到一份丰厚津贴，还将与自己的女眷团聚——一众女眷当时被扣留在加兹尼堡垒。由于苏贾的女眷预计会在短期内动身前往喀布尔，各方很快一致同意将沙·苏贾在卢迪亚纳空置的住处提供给埃米尔。埃米尔逗留喀布尔的九天里，麦克诺滕与他出人意料地结为朋友，“两人秉烛夜谈，交流频密”，阿塔王子记述道。

[126]

为了埃米尔的利益，麦克诺滕甚至请求奥克兰出面干预。他写道：“相信我方会慷慨对待多斯特。他的个案被拿来与沙·苏贾的个案相提并论，我留意到有人争辩称他不该受到比陛下更优厚的待遇，但两个个案无疑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对沙并无亏欠，我们从未插手夺去沙的王国，反倒为支持我方政策将多斯特斥逐。多斯特从未冒犯我们，他亦为此举的受害者。”

[127]

“侠骨丹心的老埃米尔”始终对英格兰人友善相待，确实不必剥夺其王位与王国，关于此话题，这可能是麦克诺滕最接近于供认不讳的一次。

体面降顺于英国人，投诚前还能以在帕尔旺省达拉地区战场鏖战的方式证明自己的阵前之勇，这让埃米尔沾沾自喜、如释重负，他甚至有意宽恕伯恩斯。巴拉克扎伊阵营的其他人都将伯恩斯视为狡诈油滑的叛徒（namak haram
，字面意思是劣质盐，一种诟谇唾骂之辞，意为背叛东道主的奸逆之徒）。正如伯恩斯给友人的信中所写：

我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晤谈颇有趣，也很友善亲切。他未奚落耻笑我，称我为至交，说自己来这儿基于我写给他的一封信。这一点我深表怀疑，因为我们（遍及科希斯坦）挨家挨户追踪他，他不得不投降。不过凭那封信，我希望能为他弄到的年俸不是10万卢比，而是20万卢比。离别时，我赠他一匹阿拉伯马。你觉得他会送我什么？他将自己仅有的一把剑赠我，剑上血迹斑斑。他启程前往印度……将住在卢迪亚纳。我在科希斯坦亲眼看见我方火炮攻而不破、欧洲裔军人猛攻未果、我们的骑兵突击受挫，但上帝仍将胜利赐予我们……若就此弃过图新，我们还有可能让阿富汗成为一道壁垒。

[128]

唯有一件事埃米尔拒不配合英国人。麦克诺滕屡次力劝埃米尔拜谒沙·苏贾，均遭多斯特·穆哈迈德断然拒绝，就连沙送给归降敌手的几盘食物也被退了回去，这在阿富汗荣誉体系里是极大的侮辱。据阿塔王子记述：“埃米尔怒不可遏地答复麦克诺滕的恳求，称‘我前来与你见面，结果要作为战俘被带往国外，这也罢了。面见给祖国带来这场滔天浩劫的始作俑者，对我有何好处？若没有那位国王，你们英格兰人绝不可能独自进驻阿富汗’。”

[129]

法耶兹·穆罕默德同样越俎代庖，借埃米尔之口表达类似言论。埃米尔给麦克诺滕回话：“我与沙·苏贾毫无瓜葛。我来这儿不是意图宣誓效忠于他。”麦克诺滕坚称：“鉴于对他治下国家的关心，你去拜会他较为妥当。”埃米尔答道：“是你们拥立他登基，而非‘芸芸众生’。若真如此，你就该停止为他撑腰。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与其他智者就能了悟谁应成为国君，亦会清楚吾国诸领袖及臣民将顺从于谁。他若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让他站出来当着你的面讲。”

[130]

英国人拒绝将多斯特·穆哈迈德移交给萨多扎伊王族正法，极大地冒犯了苏贾。苏贾一连数周敦促麦克诺滕派刺客刺杀埃米尔，现要求至少弄瞎宿敌，但麦克诺滕甚至拒绝谈论此事。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写道：“陛下颇感惊诧，无法理解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缘何这般粗鲁无礼，就连来宫中拜谒都不愿意。所有留在阿富汗的埃米尔的党羽和追随者以及巴拉克扎伊亲眷，都怡然自得各忙各的，仿佛是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异教徒，荡涤了一切罪孽！英格兰人对多斯特·穆哈迈德·汗派系及其所属氏族极度关照偏爱，导致陛下的威望顿时荡然无存，他像是从天园狠狠坠落凡尘。”赫拉特继续写道，其时“麦克诺滕努力取悦贵客，忽视陛下的权利，最终将自己引入死亡之门。需再次重申，正如诗人所言：‘若向恶人挥洒恩泽，便会伤害良善君子’”。

[131]

11月13日，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在子嗣阿夫扎勒·汗的陪同下离开喀布尔。他早前修书给阿夫扎勒·汗，告诉他“自己备受善待尊重”，规劝儿子仿效自己归降。父子二人在贾拉拉巴德与其余女眷团聚，包括多斯特·穆哈迈德的9名妻眷、子嗣们的21位配偶、102名婢女以及另外210名男仆侍从，连同众多孙子孙女及其他亲属，一行共计381人。

[132]

随着埃米尔得到体面对待的消息散播开来，偕行人数急剧增加。据阿塔王子称，一行人抵达卢迪亚纳时，“埃米尔的眷属全都到达，包括22位子嗣、13名侄儿及另外29位亲属，此外还有400名男仆和300名女仆，总共有1115人与埃米尔一起流亡”。

[133]

12月底，巴拉克扎伊族人总算抵达卢迪亚纳，喀布尔及西姆拉方面如释重负。英国派驻阿富汗的军事指挥官威洛比·科顿爵士在任期结束时，承担了护送埃米尔前往新住处的任务。威洛比·科顿爵士甚至致函继任者，称“在此你将无所事事。天下太平”。

[134]

但实际上，起义绝没有结束。多斯特·穆哈迈德最骁勇尚武的子嗣阿克巴·汗刚刚设法逃离布哈拉。事实证明，阿克巴很快就成为抵抗运动强有力的新的核心人物，他远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父亲都更粗暴残忍得多，也更有战斗力。

[1]
Khalfin，Vozmezdie ozhidaet v Dzhagda
（Drama in a Boarding House）.

[2]
British Library，Add Mss 48535，Clanricarde to Palmerston，25 May 1839.

[3]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p.209n.

[4]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8 December 1839，no.6，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Nazir Kban Ullah at-Bokhara to the address of the British Envoy and Minister at Kabul dated 15th Rajab/24 September 1839.

[5]
Perovsky，A Narrative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Expedition to Khiva
，pp.73-75.莫里森的著作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p.22-24亦援引此段，译文稍有不同。莫里森称俄国档案馆的维特科维奇卷宗仅留存四封维特科维奇发自喀布尔的书函。

[6]
Kbalfin，Vozmezdie ozhidaet v Dzhagda
（Drama in a Boarding House）；also Morrison，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23.

[7]
Kbalfin，Vozmezdie ozhidaet v Dzhagda
（Drama in a Boarding House），pp.194-206.

[8]
孙古罗夫的笔记被其堂表兄弟I.A.波尔费罗夫（I.A.Polferov）收集整理成一本传记，参见‘Predated’（The Traitor），Istoricheskij vestnik
，St Petersburg，vol.100（1905），p.498 and note。另见Kessler，Ivan Viktorovitch Vitkevitch
，pp.16-18。

[9]
Blaramberg，Vospominania
，p.64.

[10]
Morrison，Twin Imperial Disasters
，p.32.

[11]
Ghuznee，同Ghazni。——译者注

[12]
George Pottinger and Patrick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Figures in the First Afghan War 1838-42
，London，1993，p.7.

[13]
Yapp，Strategies
，p.268；David，Victoria’s Wars
，p.35.

[14]
Eden，Up the Country
，pp.205-256.

[1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26，The Thirty-Fifth Event.

[16]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69.

[17]
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pp.144-148.

[18]
Lucknav，同Lucknow。——译者注

[19]
JamesRattray，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Portraits of Ladies of Rank，Celebrated Princes and Chiefs，Views of the Principal Fortresses and Cities，and Interior of the Cities and Temples of Afghaunistan
，London，1848，p.16.

[20]
Taj，即Taj Mahal。——译者注

[21]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

[22]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p.69-70.

[23]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p.71-72.

[24]
Rattray，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
，p.16.

[25]
Guelphian Order，疑为Royal Guelphic Order。——译者注

[26]
十分感谢克雷格·默里让我注意到这一点。亚历山大·伯恩斯和詹姆斯·伯恩斯，还有莫罕·拉尔·克什米尔，都是狂热的共济会会员。

[27]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27.

[28]
Falstaff，莎士比亚笔下最著名的喜剧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已成为体态臃肿的牛皮大王和老餮的代名词。——译者注

[29]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15.

[30]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28.

[31]
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Jangnama
，p.70.

[32]
Hadjee，同Haji。——译者注

[33]
哈吉其实言之有理。即便是在夏日白天，哈吉加克山口（Hajigak Pass）也极为艰险难行。再者，他有格外充分的理由审慎从事：该山口由哈扎拉人控制，若干年前哈吉·汗曾镇压哈扎拉人，哈扎拉人无疑会乘机对先前的迫害者实施报复。

[34]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20.

[35]
J.H.Stocqueler，Memorials of Affghanistan：State Papers，Official Documents，Dispatches，Authentic Nanadves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and Occupation of，Affghanistan and Scinde，between the years 1838 and 1842
，Calcutta，1843，Appendix I，‘The Pursuit of Dost Mohammad Khan by Major Outram of the Bombay Army’，p.iv.

[36]
J.H.Stocqueler，Memorials of Affghanistan：State Papers，Official Documents，Dispatches，Authentic Nanadves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and Occupation of，Affghanistan and Scinde，between the years 1838 and 1842
，Calcutta，1843，Appendix I，‘The Pursuit of Dost Mohammad Khan by Major Outram of the Bombay Army’，p.ix.

[37]
Uzbek，同Uzbeck。——译者注

[38]
J.H.Stocqueler，Memorials of Affghanistan：State Papers，Official Documents，Dispatches，Authentic Nanadves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and Occupation of，Affghanistan and Scinde，between the years 1838 and 1842
，Calcutta，1843，Appendix I，‘The Pursuit of Dost Mohammad Khan by Major Outram of the Bombay Army’，p.ix.

[3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

[40]
此言出自多斯特·穆哈迈德之口颇为荒谬。在其一生中，多斯特·穆哈迈德曾在承诺给予安全通行许可后杀害过多名仇敌，值得一提的有塔加布（Tagab）、科希斯坦和戴孔迪（Deh Kundi）的诸位米尔。

[41]
Chiraghchi，同Cheraghchi。——译者注

[42]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228-231.

[4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lphinstone Papers，MssEur F89/3/7；Yapp，Strategies
，p.332.

[44]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p.54-55.

[45]
MacIntyre，Josiah the Great
，pp.264，308.

[46]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71.

[47]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05-312；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226；Mirza ‘Ata，Naway Ma’arek
，p.197.

[48]
Thomas J.Barfield，‘Problems of Establishing Legitimacy in Afghanistan’，Iranian Studies
，vol.37，no.2，June 2004，p.273.

[49]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fol.188，Auckland to Hobhouse，21 December 1839.

[50]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27，The Thirty-Fifth Event.

[51]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32.

[52]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09.

[53]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58.

[54]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8 December 1839，no.6，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Nazir Khan Ullah at Bokhara to the address of the British Envoy and Minister at Kabul dated 15th Rajab/24 September 1839.

[5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8 December 1839，no.6，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Nazir Khan Ullah at Bokhara to the address of the British Envoy and Minister at Kabul dated 15th Rajab/24 September 1839.

[56]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8 September 1842，no.37-38，Sir A.Burnes Cabool to Captain G.L.Jacob，Rajcote，Private，Cabool，19 September 1839.

[57]
俄国进攻希瓦以惨败收场，就像英国人终将溃不成军地撤离喀布尔一样。中亚寒冬的暴风雪令佩罗夫斯基损失了半数骆驼和近半的手下士卒，这使俄国在干草原的种种抱负延后了一代人。直至1872年，希瓦才被俄国收入囊中，正如将近40年没有一支英国军队重返阿富汗。参阅即将出版的亚历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新作《无独有偶的帝国灾难：1839～1842年俄国和英国在官方意志下对希瓦和阿富汗发动的武装入侵》（Twin Imperial Disasters：The Invasion of Khiva and Afghanistan in the Russian and British Official Mind，1839-1842
）。

[58]
Yapp，Strategies
，p.339.

[59]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23.

[60]
Quoted in Yapp，Strategies
，p.344.

[61]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p.49-50.

[62]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50.

[63]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7101-24-3，Roberts to Sturt，to May 1840.

[64]
沃伯顿夫妇生育的孩子后来成为上校罗伯特·沃伯顿爵士。1879～1898年，他在开伯尔山区指挥边防军（Frontier Force）时，对自己的混血血统和双语能力善加运用，在当地成立了开伯尔来复枪团（Khyber Rifles）。可参阅Robert Warburton，Eighteen Years in the Khyber，1879-1898
，London，1909。

[65]
Yapp，Strategies
，pp.322-323.

[66]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

[67]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p.282-283.

[68]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99.

[69]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7101-24-3，Roberts to Sturt，to May 1840.

[70]
Jules Stewart，Crimson Snow：Britain’s First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London，2008，p.64.

[7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24，The Thirty-Fifth Event.

[72]
Shar’ia，同Shari’a。——译者注

[73]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235-236.

[74]
Shah Shoojah，同Shah Shuja。——译者注

[7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5 October 1840，no.66，Macnaghten to Auckland.

[76]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14-315.

[77]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fol.188，Auckland to Hobhouse，21 December 1839.

[78]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8 June 1840，no.95-6，Auckland to Shah Shuja.

[79]
M.E.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27，no.2（1964），p.342。另见 Thomas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2010，pp.118-120。

[8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24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Lal，Memorandum，29 June 1842.

[81]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80-381.

[82]
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50.

[8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5 January 1840，no.75-77，Shah Shuja to Auckland.

[84]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p.245.

[8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4 August 1840，covering letter of Macnaghten of 22 July 1840.

[86]
Cashmere，同Kashmir。——译者注

[87]
Moultan，同Multan。——译者注

[88]
Khoorasan，同Khurasan。——译者注

[8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5 January 1840，no.75-77，Shah Shuja to Auckland.

[90]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14-315.

[9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p.124-5，The Thirty-Fifth Event.

[92]
Afghaun，同Afghan。——译者注

[93]
Rattray，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
， p.3，and Lockyer Willis Hart，Character and Costumes of Afghanistan
，London，1843，p.1.

[94]
Shahmat Ali，The Sikhs and Afghans in Connexion with India and Persia
，London，1847，p.479.

[9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4 August 1840，Sir A.Burncs’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Shah Shooja with some notes of Sir Wm Macnaghten to GG.Capt.Lawrence accompanied Burnes.

[96]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5 October 1840，no.66，Macnaghten to Auckland.

[97]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45.

[98]
Sharia，同Shar’ia。——译者注

[9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IORL/PS/5/162.

[10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74：no.5 of no.24 of no.13，19 February 1841.

[10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70：no.35 of no.99 of 13 September 1840，Burnes Memo of a conversation with Shah Shuja，12 July 1840.

[102]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7101-24-3，Roberts to Osborne，18 February 1840.

[103]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p.256-257.

[104]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p.272.

[105]
韦德曾鼓动科希斯坦人起义，允诺支付他们的导师米尔·马斯吉迪及其兄弟米尔·哈吉每年500托曼酬金，劝诱他们依此行事。但这笔钱从未兑现。于是，正是刚刚在喀布尔星期五祷告仪式上除去沙·苏贾名号的一众乌理玛领导了塔吉克人叛乱。

[106]
Kaslimiri，Akbarnama
，ch.17.

[107]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14-315.

[108]
Shahr-iSabz，旧称竭石，乌兹别克南部城镇，距撒马尔罕80公里，始建于约2700年前，为帖木儿帝国缔造者帖木儿的诞生地。——译者注

[109]
qalandar，苏菲派流浪圣人。——译者注

[110]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37.

[111]
Kashmiri，Akbarnama
，ch.17.

[112]
Kashmiri，Akbarnama
，ch.17.

[11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197；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no.7 of no.122 of 16 October 1840（L/PS/5/152），Macnaghten to Torrens，22 August 1840.

[114]
Dennie，Personal Nairative
，p.126.

[115]
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Jangnama
，pp.184-186.

[116]
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Jangnama
，pp.157-158.

[117]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49-350.

[118]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05-210.

[119]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60.

[120]
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Jangnama
，pp.193-195.

[121]
Ameer，同Amir。——译者注

[122]
Purwan Durrah，同Parwan Darra。——译者注

[123]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49-52.

[124]
Dost Muhammad Khan，同Dost Mohammad Khan。——译者注

[12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26，The Thirty-Fifth Event.关于统治者拱手而降的传统，参见巴菲尔德（Barfield）在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p.117-118中颇有洞见的分析。

[126]
Mirza ‘Ata，Naway Ma’arek
，p.209.

[127]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p.98.

[128]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p.280-281.

[12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210.

[130]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40.

[13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p.126-127，The Thirty-Fifth Event.

[132]
Stewart，Crimson Snow
，p.71.

[13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211.

[134]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53.

第六章 我们败于蒙昧

1840年2月初，艾登一家人从西姆拉南下返回加尔各答途中，与来自苏格兰的故旧威廉·埃尔芬斯通少将不期而遇。两家人是世交，威廉·埃尔芬斯通是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的堂兄，他蔼然可亲却笨拙无能。这位步入暮年的少将上次见艾登一家是在自己位于苏格兰博德斯行政区（Scottish Borders）的卡斯泰尔斯（Carstairs）庄园。此时，他巧妙地从肩舆中下来，不得不恭候拜谒后生旧交奥克兰，埃尔芬斯通显得颇为局促。他告诉埃米莉：“自打我们一同狩猎松鸡以来，我就未见过奥克兰（勋爵），现不得已请求觐见以谋得一官半职，这听似离奇。”

[1]

失望的感觉是彼此共有的。如果说埃尔芬斯通对身份地位的相对变化稍感躁怒，那么只消看埃尔芬斯通一眼，艾登一家人就已忧心忡忡。自在“光荣十二节”（Glorious Twelfth）荷枪实弹跨越边区石南灌丛的岁月以来，埃尔芬斯通的身体状况就急速恶化。他目前“身患令人触目惊心的痛风，真可怜！一只胳膊挂在吊带上，一瘸一拐、踉踉跄跄”，除非有人搀扶或借助手杖，否则无法行走。事实上，他的状况太过糟糕，以致埃米莉起初都未能认出他来。“我记得他是‘埃费大公’（Elphy Bey），绝对无法辨认出此乃同一人，直到一周前一段回忆突然袭来。”

[2]

她声称，这“几乎是我所见过最严重的（痛风病例）”。

[3]

乔治益发担忧，但他的忧虑是职业性的，因为这是他刚选定的在阿富汗接手统率军队的人，任命事宜待威洛比·科顿爵士起程后就会宣布。奥克兰认为诺特将军易怒难相处、远非谦谦君子，因此再一次将他排除在该职位之外——奥克兰称他“咎由自取”。相应地，发现自己将被“具备所需军衔的全体军官中所能找到的最无能的军人”取代，诺特对奥克兰勋爵的判断力及阶级偏见的种种忧惧统统得到了印证。

诺特最为清楚，埃尔芬斯通的缺陷不只是医学上的。像女王任命的许多同辈军官一样，埃尔芬斯通自25年前在滑铁卢指挥第33步兵团（33rd Foot）之后，未再亲历战斗。他靠领半薪过活多年，为了偿清不断累积的债务，1837年55岁的埃尔芬斯通恢复现役。菲茨罗伊·萨默塞特（Fitzroy Somerset），亦即后来因下令发动轻骑兵自杀式进击（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而闻名于世的拉格伦男爵（Lord Raglan），是埃尔芬斯通的赞助人，正是他负责将埃尔芬斯通遣往印度。

[4]

对于拉格伦让他投身的世界，埃尔芬斯通一无所知亦毫无兴趣。埃米莉记述道：“他讨厌来这儿，简直深恶痛绝。因为无人了解他那些伦敦话题，也没人熟识他那帮伦敦人，他沉湎于威灵顿勋爵发来的长函……他不会说支字片言的印度斯坦语

[5]

，其随从参谋亦如此。‘永远无法让当地仆佣明白我们的意思’，（他抱怨道。）‘我有个讲英语的黑佣，我却不能带他（沿该国北上）。’他好不容易才挑选到一个说印度斯坦语的毛茸茸黑乎乎的黑佣。我猜他指的是当地原住民。”

[6]

纵然眼见埃尔芬斯通近乎成了伤病号，也看出他对印度抑或不得不率领的印度兵毫无悲悯之情，但奥克兰勋爵似乎不曾想要质疑或撤销其友的指挥权，反倒在一整年里都热情致函埃尔芬斯通。1840年12月，就在多斯特·穆哈迈德归降后不久，埃尔芬斯通的任命终获确认，奥克兰向埃尔芬斯通吐露了对于占领阿富汗的苦恼之处，他写道：“纵然迫不及待地想让我方正规部队逐步撤离该国，但仍觉得在我们能如此行事之前，新王朝政权必须比现在更坚不可摧，务必制定比目前更好的安保措施。”

[7]

埃尔芬斯通像奥克兰一样，并非以决断力著称，其职业生涯的诸多时间也是依赖助手的意见度过。尽管奥克兰命中注定要落入鹰派人物科尔文和迂腐却无疑聪明机智的麦克诺滕这两个人的掌控之中，但是埃尔芬斯通更不走运，因为整支军队中最没用、最令人不快、最没人缘的一名军官被指派担任其副手。

第44步兵团的约翰·谢尔顿准将是个性情乖戾、鲁莽笨拙、粗鄙无礼的人。他在半岛战争中失去右臂，受到无休无止的疼痛折磨，这似乎令其个性变得怫郁阴沉、愤世嫉俗。谢尔顿是个苛刻僵化、墨守成规的人，众所周知是“全团将士眼中的暴君”。科林·麦肯齐上尉初见谢尔顿挥师挺进该国时，在日记中称他是“卑劣的准将。因缺乏起码的部署而使渡河过程发生骇人听闻的骚乱，着实丢人现眼。身处不共戴天的敌国，这将是毁灭性的”。

[8]

后来再次与谢尔顿邂逅，麦肯齐写道：“如我所料，谢尔顿指挥强行军，全旅官兵精疲力竭……炮兵的挽马、驮马疲惫不堪，骑兵队的骑乘马差不多亦如此。驮畜、骆驼等大量死亡，而且还将继续过劳而亡……他让手下士卒蒙受不必要的磨难，引发诸多不满，尤其是在穿越开伯尔山区期间。部分马拉炮兵有一次竟真的哗变。”

[9]

临时军营全体人员迅即对谢尔顿产生反感。早前曾在印度偶遇谢尔顿的军医约翰·马格拉思（John Magrath）很快就将他描述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惹人嫌恶”。

[10]

谢尔顿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埃尔芬斯通相处得也不融洽。少将后来写道：“从到任那天起，他的态度就顽固至极、抗命不从。他从不给我提供情报或建议，但总是对木已成舟的一切寻弊索瑕，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再三征询、非难所有指令，动辄就妨碍并拖延实施指令。似乎是对我个人的敌意驱使他如此行事。”

[11]

埃尔芬斯通对不得不一起共事的政治专员和君主亦无太多好感。1841年4月，自密拉特开始的行程即将结束，埃尔芬斯通抵达冬都贾拉拉巴德。苏贾再次退避该地以躲过喀布尔冬季的暴风雪。“我认为自己的指挥权并不值得艳羡”，与麦克诺滕会面后不久，埃尔芬斯通修书给堂弟。

这是个花费高昂、责任重大、令人如坐针毡的差事……能给我提供建议的军官并不多。多数军官像我一样，不久前才踏足该国。政治专员大体都是青年军官，他们常提出有待实施的种种方案，却不负责方案实施。近来向政府呈交一份进击赫拉特的提案，该地距喀布尔600英里，要穿越充满艰难险阻的地区，还必须有赖于4000峰骆驼将补给运往当地……

（麦克诺滕）冷漠拘谨，但我认为他很机敏……两天前见到了体格壮实、神色忧劳憔悴的沙·苏贾。他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庭园接见我，他的住宅看起来残旧不舒适，这儿的大部分房屋确都如此——除了威廉·麦克诺滕爵士，大家拥有的不过都是土坯房。国王本月10号启程，我预计也会在那时动身。这颇为恼人，我本打算独自行进，国王属下衣衫褴褛（ragamuffin）的侍从一路上将十分惹人嫌厌。

[12]

一周后，埃尔芬斯通终于抵达喀布尔。相较贾拉拉巴德，喀布尔益发令他沮丧。埃尔芬斯通评述道：“这座城市规模庞大，污秽不堪，熙来攘往。（另一方面）没有驻扎太多士兵的临时军营不大具备防御能力，人们能从外部许多地点进入军营。一旦需要向其他地方调动兵员，将十分不便。关于目前何为良谋上策，我亦彻底茫然。”

对于在阿富汗该如何行事，并非只有埃尔芬斯通茫然失措，甚至就连英国人中最异想天开、盲目乐观的麦克诺滕现也承认，尽管多斯特·穆哈迈德归附投诚，但仍诸事不顺。

东南边的旁遮普地区日渐没落，现已陷入敌对的无政府状态，两年内有三名锡克统治者先后成为教团领袖。其结果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军事政权就位于驻阿富汗占领军与菲罗兹布尔军需基地之间，该军事政权对于支持哪一方闪烁其词、模棱两可。1841年4月，埃米莉写道：“旁遮普地区持续动荡不安，闲余兵力皆被迫留守该地边境。兰吉特亡故与亚历山大大帝之死这般相似，一若我们过去时常读到的古代史中半数伟大的征服者谢世。兰吉特密切监管时，麾下军队精锐无比，王国国富民强，而他故去后，举国上下陷入混乱，其手下战士现已杀害军中法裔及英格兰裔军官，四处流窜掳掠。这其实并不关我们的事，但妨碍了我们与阿富汗的交通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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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非但沿山口北上向阿富汗进发的补给车队时常被迫在伏击和拦路劫掠辎重驮畜的频繁尝试中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越来越多的可靠报告称拉合尔及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位高权重的锡克将领积极庇护犯上作乱的巴拉克扎伊和杜兰尼部族首领以及其他阿富汗叛军领袖，在旁遮普地区和白沙瓦周围丘陵地带为其提供基地，叛乱分子能由该地越过阿富汗边境反击英军官兵。如此一来，印度的英国当局发觉自己深陷困厄境地。锡克诸将领仍是名义上的盟友，但实际上许多人正尽其所能慢慢削弱英国人在阿富汗的地位。不久后，奥克兰开始贸然思量科尔文提议的鹰派计划：吞并旁遮普，以肃清叛乱分子的基地，缓解北上前线补给通道的运输压力。奥克兰写道：“我的看法是，理应进一步瓦解锡克权力机构，其复辟不被看作切实可行之举。情势尚未发展到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不过似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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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富汗西部事态令人焦虑，德黑兰方面正忙着在波斯边界附近挑起事端。军官达西·托德受命承担设法延揽赫拉特的维齐尔亚尔·穆罕默德·阿里库扎伊的艰巨任务。赫拉特人与波斯人日趋和解，达西·托德未能阻止两者重修旧好，任务不可避免地惨遭挫败，这正应验了伯恩斯的预言。托德给予亚尔·穆罕默德大笔钱财，以资助其向波斯占领的塞上堡垒古里安发动攻击，而亚尔·穆罕默德索性私吞钱款，这给英国人造成致命一击。愈发确信无疑的是，亚尔·穆罕默德打算与波斯结盟，领导伊斯兰联盟对抗沙·苏贾及其英国靠山。1841年2月10日，托德擅离职守折返坎大哈，实际上就断绝了双方的外交关系。亚尔·穆罕默德适时拘捕并绞杀了苏贾的堂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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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兰·沙·萨多扎伊，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形式上接管了赫拉特城，他随即与波斯的穆罕默德·沙结成反英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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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大哈以南、以西的局势愈发具有威胁性。该地的杜兰尼族人和棘手可怖的吉勒扎伊图海子部落（Tokhi）及霍塔克子部落已揭竿而起，对抗驻守赫尔曼德省（Helmand）和卡拉特的英国人。虽然表面上是向因袭惯例免税的图海子部落征税的决定引发了叛乱，但是抵抗组织的豪言壮语再度集中了伊斯兰教徒一系列特定怨愤——叛乱者使用“圣战”的言辞，自称为“伊斯兰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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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乎所有驻阿富汗的其他英国军官不同的是，诺特将军在抗击叛军的战争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极具战斗实力的军事将领。他发展了一支拥有5000兵力、移动迅速的反暴动纵队，纵队可向四面八方快速部署。但是，一个地方的起义一经受挫，另一场暴动旋即于异地骤然爆发。他认为这是由于“仇恨，我们作为异教徒和征服者，杜兰尼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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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恨之入骨。阿克塔尔（即阿克塔尔·汗·杜兰尼［Akhtar Khan Durrani］，赫尔曼德省起义军首领）将自己的伙伴描述为‘穆斯林和乌理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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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集’，把自己的大业说成是‘伊斯兰的荣耀（Glory of Islam）’。他相信‘洋人执意将全体伊斯兰教信众斩草除根，逐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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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特现让聪明能干的亨利·罗林森担任自己的政治助理，四年前，正是亨利·罗林森最先看到向阿富汗边界地区进发的维特科维奇，也正是他以惊人的速度跃马扬鞭奔回德黑兰，引发连串事件，导致战争爆发。亨利·罗林森新近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授的奠基者奖章（Founder’s Medal），以表彰他在波斯的探险考察活动以及对贝希斯敦（Behistun）三种语言的铭文中的古波斯楔形文字进行的翻译工作。罗林森现被调派至坎大哈，在当地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是围绕着翻译坎大哈及赫尔曼德省的勇士们几乎每天都会发出的“圣战”呼吁而展开的。罗林森转呈麦克诺滕的一份此类文书开篇言道：

所有圣人与忠实信徒，愿真主赐福于你们。我必须得通知你们，穆斯林（Mussulman）和乌理玛已召集5000名火绳枪兵和步兵，以及2000名全副武装且装备精良的骑士。蒙真主庇佑，我们将维护“伊斯兰的荣耀”。不过，我们必当和衷共济、统筹兼顾。接获此函后，你们务必立即集合自己及其他勇士麾下军队，前来与我们会合。德高望重的维齐尔（指亚尔·穆罕默德）已从赫拉特修书给我们，但愿真主开恩，比及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向前推进时，维齐尔将抵达并已夺取格里什克镇（Girishk）。切莫庸碌无为，募集你们的属下，笃信我们的神圣事业，即刻开赴前线进攻英格兰人。

[21]

随着越来越多此类文书从线人那儿逐渐积聚而来，罗林森首次意识到对阿富汗的占领现正面临全面抵抗。他心急火燎地致函诺特：“你若率第43团（43rd Regiment）重返此城，我将不胜感激。因为目睹反政府的风气甚嚣尘上、弥漫整个管区，深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动用武力捍卫皇权（除非你归来），这绝非赏心悦事。”一天后，他愈发心急如焚地修书给诺特：“我遗憾告知，西面方向的情势现正呈现出甚为堪忧的表象。我日渐担心，欲捍卫政府权威势必要紧急调用正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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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诺滕阅读罗林森焦虑不安的急件后屈尊俯就的回应，就好似这实属冥顽不化。他指责罗林森“毫无道理地对我方处境抱持悲观看法，还采纳并散播支持该观点的谣传。我们已有足够多的难题，不必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我了解有关该国这一地区的（此类传闻）完全虚假不实，亦无理由相信有关你身处的王国那一地区的谣传确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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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封信中，麦克诺滕再次对罗林森所谓的起义迫在眉睫的评判提出异议。他写道：

你声称我方处境艰难，我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我认为我们的前景极令人欢欣鼓舞，应鲜有或毫无困难……该国子民太容易上当受骗。基于对我们的成见，他们轻信捏造的任何事情，但很快就会知悉我们并非传言中的食人魔……我方士卒当然不会成为该城的挚爱珍宠，官兵们为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撵走了城镇半数居民。但恕我不揣冒昧地说，在英格兰没有哪个军人驻扎的郡镇未发生过类似暴行……

这些民众是不折不扣的孩童，也该把他们当作孩童对待。若罚一位顽皮的男孩站墙角，其他人就会惶恐不安。我们从杜兰尼诸首领手中夺走了玩具（权力），他们因此求之若渴。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权力，权力在他们手中毫无用武之地，还会一直危害他们的主子，我们有责任将权力移交给己方学者。他们教唆毛拉，毛拉接着向民众布道，不过这将如电光石火。

[24]

喀布尔以北的科希斯坦的情势同样岌岌可危。1841年夏，昔日的“赫拉特英雄”埃尔德雷德·砵甸乍偕廓尔喀人（Gurkha）组成的卫戍部队抵达恰里卡尔，砵甸乍发觉英军阵地与毫无防御能力的喀布尔临时军营别无二致。廓尔喀兵不得不搭帐宿营，咫尺之隔的稍高的高地上另一座坚固得多的堡垒瞭望、俯临选址不当、泥墙围筑、尚缺营门的英军兵营。此外，他们还没有火炮，但四下里弥漫着动乱愈演愈烈的迹象。砵甸乍属下的一名助理被自己布施过的托钵僧叫到一旁，托钵僧警告称人们在集市中明目张胆地讨论屠杀英军士兵，“极力劝说我去喀布尔过冬”。此时，砵甸乍开始确信另一场大起义行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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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若要坚守阵地，援军和火炮必不可少，然而，麦克诺滕既拒绝听取他的烦忧，亦不肯向他增派援军和火炮。故此，砵甸乍花数周时间搜集更多情报，随后将另一份更详尽的评估报告转呈麦克诺滕。砵甸乍写道，科希斯坦众部族首领起初拥护沙·苏贾，但发觉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施政严苛，“有损他们的利益和权力。该政权给了他们一位有能力逼迫他们服从的主子，而非一个有义务对他们的种种恶行视而不见的统治者”。导致叛乱的其他原因是，“痛恨外国势力的控制、盲信以及我方士卒的放荡不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本地人以极度警觉善妒著称的国度，诱奸并掳走妇女却免受责罚……”他继续写道：

英国人的仇敌殚精竭虑地诋毁我们的人格，俾使黎民百姓对我们抱有偏见，还煽动不法之徒作乱。七八月间，农作物仍在田间地头时，焚毁草垛、阻断灌溉渠堤岸的事件频有发生，一伙伙不法之徒还时常进犯。没有能将他们缉拿归案的皇家管治机构，尽管许多人显然察知到不法之徒来来去去……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传闻称大规模谋反业已成形……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建议，向科希斯坦诸部族首领索要人质。

[26]

实际情形是反抗英国人的抵抗力量正在各地发展壮大，只剩喀布尔本地仍对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有几分支持，可即便在那儿，苏贾的人望亦正消退。据克什米尔毛拉称：

民众惨遭洋人暴力压迫

饱尝洋人嚣张气焰之苦

城中尊严荡然无存

纲纪国法无处立足

诸汗羞辱难当

好似土里掺水

如此这般，喀布尔人心惶惶

灾祸连连血迹斑斑，都城任人践踏

家家户户忆念埃米尔真正的正义

朝期暮盼埃米尔

[27]

大多数英国官员此时都觉察到盎格鲁-萨多扎伊政权日渐衰败，当然也有少数人像麦克诺滕一样，抱持轻蔑鄙夷、目空一切的态度。但是，对于扭转局势所需采取的对策，一众官员所持见解各不相同。伦敦方面，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主席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青春年少时曾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的密友兼旅伴，他辩称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增加部队人数——要么彻底放弃阿富汗，要么就该加强兵力、严防死守。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归降后，驻军人数被裁减得少到不能再少，霍布豪斯主张大幅增加现有地面部队数量。他写道，该国的开支和投资应有所增加，还要加强对阿富汗政府的掌控力度。“英国人是该国的主宰者”，这一基本事实应得到公认，应让苏贾对所下达的一切指令唯命是听。绝不可能撤军。

[28]

伯恩斯同样热衷于将苏贾边缘化，切盼改革贪腐的政府。1840年8月，就在多斯特·穆哈迈德投诚前，伯恩斯在写给麦克诺滕的长篇备忘录中表述自己的观点，称沙执政的政府低效无能、不得人心、开销高昂，还表示英国更多地干预施政是挽救该政权的唯一方法。就个人而言，伯恩斯并不赞同完全吞并阿富汗，确信“绝不该使阿富汗处于武力威逼之下”，但他留意到许多同僚现正逐渐相信，将旁遮普和阿富汗一起并入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印度帝国方为上策。

[29]

在私人书函中，伯恩斯的言辞更尖锐，他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奥克兰和麦克诺滕。“这里除了彻头彻尾的痴愚，别无其他”，他致函姻兄霍兰如是言道。

[30]

大约在同一时期，伯恩斯告知兄长：“我们占领了一座座城市，但未拥有整个国家，亦未赢得民众（支持）。到目前为止仍无任何充分巩固阿富汗政权的作为。奥克兰勋爵现有能力夺取白沙瓦和赫拉特并恢复君主统治，使帝国能够自给自足，进而免除印度承担的各种开销，但他什么都不会做。‘我死后任它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
）是他的座右铭。他希望达到目的，却又为自己做过的事跼高蹐厚。”

[31]

其间，麦克诺滕着手推行第三种途径。他在心里仍盘算着真正巩固强化苏贾的权力，或许只是为了激怒伯恩斯。不过像其副手一样，麦克诺滕希图扩张该政权的疆界并对赫拉特发动进攻。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相信，亚尔·穆罕默德正在煽动众部族反抗英国人。他既希望兼并旁遮普，给该地区“铺上碎石路”，又想要越过巴米扬向北推进，侵占米尔·瓦利的乌兹别克领地，以便将苏贾的国境界定在阿姆河河岸，严阵以待俄国跨越中亚展开的任何进击。

[32]

但是话说回来，就算有这些抽调更多军人、大幅扩大英国控制权的野心勃勃的图谋，无可辩驳的事实依然摆在面前——加尔各答国库几乎完全枯竭。占领阿富汗始终是件非常耗钱的事，到了1841年，占领期间数额庞大的综合开支每年高达200万英镑，数倍于最初预期，亦远非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利润所能支撑的。

时至1841年2月，负责核算金额的加尔各答会计处主管迫不得已修书给奥克兰，委婉告知坏消息：“时光荏苒，不出半载，印度的财富将消耗罄尽。”

[33]

到了3月，奥克兰渐渐憬悟问题的方方面面，他致函麦克诺滕：“钱，钱，钱，是我们的首要、次要及终极需要。我无法断定以目前的支出速度我们能继续供养你们多久。加重负担只会令我们旋踵而亡。”

账务报告呈递总司令约翰·基恩爵士时，他同样懊丧。1841年3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我们显然是作茧自缚。该国每年消耗我们100万英磅或更多资金。而事实上，仅能确保我方枪炮射程内和骑兵所及范围内的民众忠于我们……整件事将土崩瓦解。我们承受不起兵员及金钱的沉重负担，这一巨大消耗甚至还与日俱增。”他数日后补充道：“为一个岩石嶙峋的前沿阵地，让印度每年耗费125万英磅（实际数字其实远高于此），另需要约2.5万名士卒以及开支高昂的机构加以防守，此事绝对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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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策杂乱无章，钱款也快耗尽，但是英方对阿富汗疆土占领的想法变得日益根深蒂固。随之而来的是贵妇人们首次展开的最为艰苦、时下颇危险的旅程——穿越旁遮普地区前往喀布尔军营。首批抵达人员中包括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麦克诺滕夫人弗朗西丝，外加她的猫、长尾小鹦鹉以及五名随行女仆。这至少让西姆拉的艾登姐妹有所解脱——自从其夫君将其丢给她们，艾登姐妹就一直设法避免与弗朗西丝做伴。同期抵达的还有“好斗的鲍勃”的妻子弗洛伦蒂娅·塞尔（Florentia Sale）。1841年夏，印度出生、傲雪欺霜的塞尔夫人携一架三角钢琴和她那魅力四射的小女儿亚历山德里娜（Alexandrina）一同到来。

并非所有人都倾心于女眷的到来。性情乖戾的驻地军医约翰·马格拉思觉得塞尔夫人和麦克诺滕夫人“同是鄙俚之人，一样丢人现眼”（遗憾的是，他并未透露更多详情）。他同样鄙夷麦克诺滕夫人糟糕透顶的家务技能。1841年5月，马格拉思写道：“数日前在麦克诺滕家中用餐，为此劳神费力驱马行进6英里，换来的却是一顿可怜巴巴的晚餐。”他补充道，亚历山德里娜·塞尔（Alexandrina Sale）“愚昧无知、目不识丁”，但他承认她至少还算是“好脾气”。

尽管被说成目不识丁，但亚历山德里娜很快就获得临时军营中半数军官的求爱。马格拉思将这归因于她“是此地唯一的未婚女子并且……决意出嫁……有利于她的一件事是，天下莫能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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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夫人不认可大多数满口甜言蜜语的追求者。“甘言妙语，无济于事”，她明察秋毫。但她欣赏英俊的工程师约翰·斯特尔特中尉，正是他设计了这座毫无防御能力的兵营。不久之后，众人普遍认为斯特尔特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这让单身同僚大为羡妒。

塞尔夫人颇有先见之明地从卡尔纳尔的庭园带来足够多的种子，让英格兰的花朵在喀布尔的狭长花坛满园绽放。没过多久塞尔夫人写道：“我栽培的花受到阿富汗绅士的倾慕。我的香豌豆和天竺葵大受赞赏，他们全都渴望得到枝繁叶茂的食荚豌豆的种子。厨房菜园的马铃薯长势尤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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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到来的不仅是贵妇人们。眼见麦克诺滕与妻子团聚，苏贾现决意遣人护送盲兄沙·扎曼及弟兄俩的女眷自卢迪亚纳北上。揆度其意，部分原因在于惦念他们，还因为苏贾想必盘算着此举势在必行——在旁遮普地区变得更危险乃至完全封闭，从而切断他与家人的联系之前将他们迁移。

两名苏格兰青年军官奉命护送一众女眷从卢迪亚纳前往喀布尔。在较安定时期，这段行程本可以在两到三周内轻易完成，但时下教团纷乱频起，教团属下许多团处于公然哔变状态，这段旅程遂成为惊险万分、前景未卜的艰难征途。令所托之事愈发艰难的是，苏贾决定将自己的大量积蓄和名闻遐迩的莫卧儿珠宝箱随女眷一同被护送，很快就走漏了风声。

乔治·布罗德富特（George Broadfoot）奉派负责旅行队事宜，他是个务实的红发奥克尼大汉，其父是柯克沃尔（Kirkwall）圣马格努斯大教堂（St Magnus Cathedral）的牧师。布罗德富特的朋友，留八字须、锐气十足的科林·麦肯齐担任其助手。麦肯齐的家乡在佩思郡，他被誉为印度军队中最帅气的青年军官。抵达加尔各答后，麦肯齐很快就与城中最负盛名的美人阿德琳·帕特尔（Adeline Pattle）喜结良缘。阿德琳·帕特尔是混合了英格兰、孟加拉及法国血统的六姊妹中的一位，她遗传了来自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的外祖母那眩惑动人的黑眼睛和深色皮肤。姊妹们穿梭于孟加拉和凡尔赛（Versailles），在两地长大。她们的法裔外祖父舍瓦利耶·德·莱唐（Chevalier de L’Etang）曾在凡尔赛做过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的小听差。姊妹们彼此间用印度斯坦语、孟加拉语及法语交流。阿德琳的一位妹妹嫁给了奥克兰勋爵手下顾问亨利·索比·普林塞普（Henry Thoby Prinsep）。尽管埃米莉·艾登将普林塞普描述为“有史以来上苍创造的最乏味的人”，但这意味着麦肯齐有一条跨过埃尔芬斯通和麦克诺滕、直接向奥克兰勋爵的委员会越级呈情的纽带，后来证明这极为有用。

二人自阿里格尔（Aligarh）的兵营出发，经过泰姬陵，在马图拉（Mathura）附近的丛林稍做停留，猎杀猎豹，然后一路向着沙·苏贾的女眷驻地前行。到达卢迪亚纳后，他们发现旅行队如今已包括“年迈眼瞎的沙·扎曼、一大群世子以及数目庞大、拥有各种头衔、老少不一的女士。这些女士来自（两个）后宫（zenana），（约）600人，偕同为数众多的侍从，外加大量金银财宝和行李”，组成一支拢共近6000人的队伍，连同行李共需1.5万峰骆驼才能运送。两名青年军官却只能指望为数戋戋的500名士兵来保卫这支珍贵诱人、易受攻击的车队。令事态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锡克边境与另一支“由锡克军队精兵组成的护卫队会合，这些人受当时四下流传的反叛精神影响，与其说是提供保护，倒不如称之为危险之源”，布罗德富特写道。“我们启程时旁遮普地区渐渐趋于无政府状态，随着我们向前推进，混乱状态与日俱增。叛乱部队从四面八方逼近拉合尔，间或与我们相遇。他们动身前已杀害或驱逐自己的军官……”

[37]

旅行队缓缓前进，不过凭借细致的侦察和缜密的情报工作，他们设法安全通过前三分之二的锡克领地。

怎奈事态急转直下，他们在阿塔克准备横渡印度河前收到消息，称白沙瓦已爆发大规模叛乱。更糟的是，叛逆不忠的四个营（约5000名士卒）已得悉他们到临，现正封锁正前方的道路，所有火炮严阵以待，“打算劫掠大篷车队”。为避免被迫两线作战，横渡印度河后，麦肯齐随即毁坏舟桥，以确保他们免遭己方锡克护卫队侵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局面陷入僵持，直到布罗德富特设法诱使叛乱分子首领遭受伏击。凭借俘获并拘押众首领，他们成功谈妥一条安全通道。随后绕行白沙瓦，在贾姆鲁德镇遭遇了更为反叛的边防哨兵，他们“攫取诸多财物并试图搜查女王的轿子（palkee）”。在又一场对峙中，布罗德富特降服了敌手，最终登上开伯尔山口，自始至终未费一枪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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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穿过贾拉拉巴德继续向喀布尔行进时，阿富汗的现状令二人不寒而栗，他们迅即意识到该国行将爆发一场大起义。布罗德富特很快就看出英国人变得如何不得人心，他知晓现有卫戍部队根本不足以坚守该国。布罗德富特写道：“占领军人数缩减，部分已奉派返回印度，留守的驻军不是被集中在一两个重要地点，而是遍及幅员辽阔的国家、小撮小撮地散布各地。”

[39]

彰彰在目的是，英国人对自己试图统治的阿富汗完全缺乏认识，这让布罗德富特深感惊悸。他大声疾呼：

我们在这方面的冷漠有失体面，我们对该国制度礼俗的无知同样丢人现眼。一国被侵略时，国家资源从来都是为占领军所用，占领军领导人承担施政职责。威灵顿公爵掌管法国南部公民政府，征收岁入并委任各官吏。而在占领阿富汗四年后，我们仍像1838年一样，几乎一点儿都没准备好在当地有效地依此行事，因求知欲遭贬抑，甚至还远不及彼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将迅即离开该国……似乎不曾认为有必要获知如下精确情报：该国实际资源、征收模式、国家与各阶级以及各阶级间相对的阶级权利……其结果是，我们终败于蒙昧。

[40]

到达喀布尔后，两名军官很快获邀会见麦克诺滕和伯恩斯，他们诉说了若干个人感想。麦肯齐写道，但是“公使对这些警告一概置若罔闻，伯恩斯也不愿进一步干涉，除庶务琐事外，麦克诺滕的见解即为他的见解。对于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他近乎视而不见”。

[41]

始终热衷于典礼的麦克诺滕，反倒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筹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以示苏贾对他们的欢迎。麦克诺滕称，他们护送女眷及金银财宝安全归来，苏贾想予以答谢。二人各获苏贾赐授的“一匹马、一把剑和一件朝服”。

[42]

麦肯齐震惊于整场闹剧，他修书给加尔各答的姻亲索比·普林塞普，称他相信占领就其目前形式而言已不堪一击，整体局势“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在阿富汗的英勇同伴必须即刻得到增援，否则将暴毙他乡”。

[43]

等候后妃到来时，沙·苏贾决定向另一位年轻女子施展其个人魅力。大约同一时间，苏贾修书给维多利亚女王：“最神圣的女王，您的旌幡就是太阳。我那仁慈辉煌的姐妹，愿全能的真主庇佑您！我有幸收到贺函，陛下出于无垠无尽的仁厚善心和友好情谊致函于我，传达令人欣喜的言辞，尽述您的健康富足。情感园地会由此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沙写道，喜获女王来函让他感受到对不列颠前所未有的钟爱。“那一瞬间，斑驳芬芳的和谐蔷薇与馥郁馨香的爱之花在我深情款款的心中花圃明媚绽放。”沙接着向女王倾诉，如今在喀布尔宝座上有了一位怎样的仰慕者，他这般爱慕女王那“灿若骄阳的心灵。不世出的陛下意气昂扬凌霄汉，高高在上似明月，睿智贤明如水星。欢畅怡悦若金星，太阳是它的旗帜。洪福吉运如木星，火星是其左膀右臂。辉煌壮丽似土星，为正义与胜利之殿增光添彩，令公正与庇护之宝座荣耀光辉。是集欢欣美誉于一身的天园璀璨盈月，亦是光芒万丈的国家主权与命运之星”。

[44]

无论沙·苏贾对年轻的女王有怎样的感情，他对女王派驻喀布尔的官吏的好感却日渐消退。尽管沙·苏贾在信中将麦克诺滕描述为“身份显赫尊贵，是卓越勇猛的憩息处、智慧审慎的萌生所，是一位拥有崇高价值和显贵地位、卓绝群伦又正直可敬的顾问官”，但是，正如麦克诺滕属下军事秘书乔治·劳伦斯特别提及的，沙反倒“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先前更稳固，觉得自己不必仰仗我们亦能在朝当政，渐渐对我们的存在显得有些不耐烦。他表示，在他全面行使职权时公使无可避免地强加制约，实在令人腻烦……明示自己何等企盼摆脱公使独断专行的监管”。

[45]

与此同时，伯恩斯正要赢得英国行政机构内部的一场争论——有关是否有必要以更温驯的亲英人选取代忠心耿耿、权势赫赫的沙库尔毛拉，以增强对苏贾的掌控。两年来英国一直稳步加大对苏贾施政的干涉力度，现拍板决定解任沙库尔毛拉，阿富汗政府的实权总算彻底握于英国掌中。

[46]

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写道，伯恩斯偏爱与沙库尔毛拉可堪匹敌的奥斯曼·汗（‘Uthman Khan），尽人皆知他之前对巴拉克扎伊氏族死忠不渝。“此人纯粹出于一己私利，才与英格兰人休戚与共，他决不会拥护陛下，纷争不睦的烈焰必然升腾得更加猛烈。奥斯曼·汗的父亲先于他出任（苏贾的兄长）沙·扎曼朝中大臣，出于对杜兰尼王朝诸汗的敌意，竭力促成了当朝君主的垮台。只因该官职曾由其父担任，麦克诺滕就坚持委任奥斯曼·汗，却未考核该候选人的资质和个性。”他继续写道：

其时，伊玛目维尔迪王子（Mirza Imamverdi）返回喀布尔。他是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至交之一，因善掩饰、喜操纵而声名狼藉。他通过佯狂并以牙齿撕咬自己的皮肉逃出布哈拉。眼见不可能成功加入以沙库尔毛拉为首的当权派，伊玛目维尔迪王子只得联络在陛下的政府机构底层任职的奥斯曼·汗，没几天就掀起一场毁谤沙库尔毛拉的宣传战。此番宣传卓有成效，杜兰尼诸汗和百姓皆向陛下复述怨言。麦克诺滕和伯恩斯断定：“毛拉不能胜任该职，他务必离开！”无论陛下如何极力反驳，称沙库尔毛拉是个虔诚耿直、大公至正的人，几乎无从觅得更好的行政长官，但无济于事。于是，奥斯曼·汗获委任，被授予当朝尼扎姆（Nizam al-Daula）的头衔与官职，拥有裁决整个王国种种事务的职权。沙库尔毛拉遭革职且被彻底软禁。

麦克诺滕对当朝尼扎姆“内心的腐朽”非但视而不见，还过度偏袒，以致数月内“他变得妄自尊大。不论尊卑贵贱，对所有人都飞扬跋扈、粗蛮无礼”。赫拉特补充道：“纵使当着陛下的面，他也未能恪守礼仪、举止得体。当朝尼扎姆借由向麦克诺滕呈送对众朝臣不利的报告，进而决计减少或止付恩俸，逐渐动摇了德高望重的杜兰尼或非杜兰尼朝臣的地位。无论群臣百官怎样强烈抗议，也不管陛下如何大力支持臣僚提出的异议，一切都徒劳无益。”

[47]

当朝尼扎姆与苏贾相处得并不融洽，他担任尼扎姆一职完全取决于英国人。因此，就连最亲萨多扎伊的权贵显宦都以此最终证实心存的一切猜疑，坚信沙·苏贾不再掌管治下政府，英国人现掌握所有实权。正如法耶兹·穆罕默德后来记述的：“不经当朝尼扎姆同意，沙的意愿将化为乌有。假使一名蒙受了冤屈被迫害的战士或农民来找沙讨要公道，而当朝尼扎姆若未予恩准，得到的只会是空头支票。这成为巴拉克扎伊族人有意告知民众的另一佐证，‘暂置不论其尊衔，沙在国事上毫无话语权’。”

[48]

对沙·苏贾而言，这标志着自己公然蒙受的羞辱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苏贾不断意识到亏欠英国人恩债，他想要感恩戴德，也希望成为英国人的忠诚盟友，怎奈为人太过自傲，无法接受被贬为无能的傀儡。“今天下午我再次被国王传召”，在沙库尔毛拉遭革职后不久，伯恩斯写道。他特别提到，沙显然“对（新任）维齐尔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妒忌之情”。

国王巨细无遗地述说自己的感受和痛苦。说在祖国没一个信得过的人，每个人都致力于让他与我们对抗、让我们与他反目。他的仇敌获准继续当权；留作岁入分成之用的款项仍未募集，亦未支付给他；其党徒心怀不满；他在大情小事上均遭受我们压制，这些事情进展得不尽如人意。他表示赴麦加（Mecca）朝觐是自己唯一的选择（换言之，他该逊位），还称自己在治下疆土与在卢迪亚纳拥有的权力不相上下。

[49]

伯恩斯从未对苏贾产生过好感，也不曾看好其才干，现在更无闲情逸致开始对其施以同情。再者，伯恩斯的上司迟至今日才渐渐与其达成共识。伯恩斯在信中写道：“麦克诺滕本日措辞如下，直言沙·苏贾乃苍苍老媪，不宜统治属下子民，还伴有其他种种谴责。唉，参阅我的著作《布哈拉游记》

[50]

，追溯到遥远的1831年，那已是十年前。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他胜任与否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在此代他治国，该国务必由我们统辖。”

[51]

嗣后不久，当朝尼扎姆究竟何等拙劣地统御阿富汗贵族这一事实逐渐显露无遗。1841年8月底，麦克诺滕收到奥克兰发来的急件，告知现已触及财政转折点：只为继续支付薪俸，东印度公司已被迫向印度商人借贷500万英镑高利贷。

[52]

麦克诺滕被责令立即大规模削减开支。伦敦方面，以一票优势胜出的保守党政府刚刚上台执政，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未表露继续资助这场战争的意愿。首相及其同僚将这场战争视为巴麦尊子爵主导、辉格党（Whig）参与的诸多代价高昂、无谓无益的战争中的一场。

[53]

奥克兰身为一名辉格党政治任命官员，现正郑重斟酌自己是否有必要请辞。麦克诺滕惊骇万分，“他们（保守党人）若令沙彻底丧失我方支援，我毫不犹豫地说，他们将犯下空前政治暴行”。这非但违反协定，亦是“罪恶滔天的诳骗欺蒙”。

[54]

麦克诺滕在致奥克兰的一封罕有的抗议书中写道：“继我三番五次阐释该国恶劣的财务状况，以及不得不加以应对的错综复杂、不胜枚举的重重困难之后，我不禁对这些三令五申的传话（要求进一步削减开支）感到几分惊诧……我已殚精毕力、无计可施。”麦克诺滕接着概述了驾驭方寸渐乱的苏贾现正面临的困难。“近来，我与陛下有过几次令人懊丧至极的会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不辞辛劳削减公共支出，非但是陛下精神大为苦闷的诱因，而且确使该国有权有势的人都敌视我们。”不过身为优秀公仆，麦克诺滕终归了悟须听天由命。“阁下持续不断的劝诫让我别无选择，唯有建议推行严苛紧缩政策。我觉察到所担负的庞大开支，厉行节约、克勤克俭是必要举措，但是对于一个年净收入总额仅为150万卢比的王国，我们该如何是好？”

[55]

麦克诺滕决定大体上保持苏贾已遭缩减的家庭预算不变，也不触及调拨至沙麾下重新组编的阿富汗国民军各团军费，反倒宁愿将削减开支的矛头对准边区而非核心腹地。麦克诺滕传召吉勒扎伊部落及开伯尔山区诸首领来喀布尔朝中谒见。他在那儿宣告，众首领的津贴将减少8000英镑，最严重的削减落到了东部吉勒扎伊部落及其首领穆罕默德·沙·汗头上。穆罕默德·沙·汗是阿克巴·汗的岳父，他倒戈投诚听命于沙·苏贾时，曾被授予令人闻风丧胆的“首席行刑官”头衔。对麦克诺滕而言，这完全合情合理。他相信就像在印度一样，旧贵族的时代时日无多，他只不过加速了封建制度必然消亡的进程，揭穿更野蛮凶残的游牧部落虚张声势的伎俩。这些部落无所作为，不应得到喀布尔政府惯常慷慨给予的保护费。

到头来却证明，这是麦克诺滕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误判，数周内就导致占领体系坍塌殆尽。在吉勒扎伊部落民看来，自己为所获津贴忙碌劳顿，本以为是因拥护沙的政权而被传召至喀布尔论功行赏。亨利·哈夫洛克写道：“他们避免我方哨所、信使和不堪一击的分遣队遭受任何一点伤害。形形色色的车队在这般骇人可怖的隘路通行，穿越世上最雄壮的高山屏障，鲜有甚至从未受到掠夺成性的诸部族搅扰。我们定期向家乡传递书信，就如同加尔各答与孟加拉各驻地之间的书信往来一样规律。”科林·麦肯齐同意这种看法并强调事件的严重程度，称吉勒扎伊部落将这视为彻头彻尾的背叛。“威廉爵士禀报称众部族首领‘默认削减是公道之举’，但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此举是直截了当的弃信忘义。亏空总额共计不过4万卢比，此番尝试却成为暴动和继之而起的所有恐怖事件的主要诱因。”

[56]

莫罕·拉尔更是一语中的：“我们为削减几十万卢比，唤起举国上下与我们对抗。”

[57]

部分问题在于，时至1841年秋，各部族首领及其眷属扈从根本承受不起削减津贴。军事改革早已侵蚀他们的收入。咎因于恶性通货膨胀，收入的实际价值正迅速下降。居留在喀布尔的4500名士兵和1.5万名随营人员给一体化程度低的阿富汗经济带来巨大负担，大量银卢比和信用证骤然涌入该国，招致的后果是物价急剧上升。据麦克诺滕称，到1841年6月，若干基础产品的价格增长了500%。

[58]

[59]

谷物价格增长尤甚，阿富汗贫民被迫挣扎在饥饿边缘。莫罕·拉尔对这累累恶果了然于心，他试图警告伯恩斯：“我方军需部门军官采购谷物，抬高了价格，涨幅过高的物价完全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畜牧草、肉类及蔬菜，总之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大幅攀升。全民发出饥饿的哀号，许多人就算沿街乞讨几已无法得到一块面包。要不是我方采购，一切本该绰有余裕。”

[60]

雪上加霜的是，麦克诺滕让个性鲁钝、不够圆滑、不得人心的当朝尼扎姆拟定削减措施的具体细节和实施办法。当朝尼扎姆缩减津贴的方式不仅侮慢羞辱了沙·苏贾属下许多赤胆忠心的臣僚，甚至还在9月1日强迫资深元老重新申请所任军职并再次宣誓效忠沙。权贵显宦言明此举亘古未有、有失尊严，称“国王猜疑属下官吏并且强令他们签订此类性质的一纸契约有悖习俗”。他们拒绝依此行事时，即刻受到流放威胁。随后一次上朝觐见，首次严重对抗昭然显现。其时身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的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回忆道：

一日，朝臣依照各人的官阶高低悉数来到国王谒见厅，扎尔·贝格·汗·杜兰尼·巴杜扎伊（Zal Beg Khan Durrani Baduzai）的孙子萨马德·汗（Samad Khan）陈情道：“我的恩俸未予支付。”陛下示意当朝维齐尔作答，他却只是答说：“你信口雌黄！”萨马德·汗反驳道：“你一簧两舌！你羞辱了所有爱戴、效忠皇族的人。”当朝尼扎姆听闻这段肺腑之言，怒气冲冲叫嚷道：“我会命人挖出你双眼！”当着国王的面听到此番粗野言辞，萨马德·汗答说：“若非陛下在场，我该用利剑割去你嘴里的舌头！陛下归来前，你我二人均在吾国生活得够久了，众人皆知，我的家族在本国从未间断地尊享高官显爵。我们权倾朝野之时，你只是在给穆罕默德·扎曼·汗·巴拉克扎伊（Mohammad Zaman Khan Barakzai）拎夜壶、听差打杂而已！”

赫拉特继续写道，此时沙起身离开谒见厅，他承认萨马德·汗的确是出身最高贵的杜兰尼王族成员之一。当朝尼扎姆“溜之大吉，以个人的一面之词向麦克诺滕讲述事件始末。麦克诺滕当即致函陛下，称‘萨马德·汗不配继续留任朝中，他务必离开’。陛下将英格兰人的一切指令都视为上天的旨意，遂将萨马德·汗罢官削职、逐出朝廷。杜兰尼族人一片哗然，巴拉克扎伊族人则得意地欢呼胜利”，狂喜于沙如此这般展示自身的软弱无能。

麦克诺滕采纳当朝尼扎姆的建议，特地削减吉勒扎伊诸汗的津贴，理由是“他们耗尽的数以千计的卢比，皆为毫无必要的虚掷浪费，即便停付这些款项，亦无人敢提出异议！”但是“吉勒扎伊各部落的确敢提出异议，而且还是高声抗议”，赫拉特记述道。“从来没有统治者削减或取消我们的津贴。我们为此劳心劳力，我们守护道路和安全哨所，我们将赃物物归原主，绝非白白地得到津贴，我们决不会接受一分一毫的削减！”吉勒扎伊各部落言之有理。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代以来，统治者一直分别向吉勒扎伊各部落以及开伯尔和白沙瓦各部族支付买路钱，用以维护道路、保护途经该地前往印度的军队和商人。哈塔克部落民（Khattak）维持印度河至白沙瓦的道路畅通，白沙瓦至贾姆鲁德镇路段则由阿夫里迪部落民负责。每位国王都要支付此项津贴，麦克诺滕现却告知部族首领们将擅自废除协定。此举触犯了约定俗成的部落法，也违背了麦克诺滕亲自做出的书面承诺。正如赫拉特记载，加剧事态恶化的是“当朝尼扎姆愚蠢地拒不听取部族首领的怨言，还粗暴无礼地责备他们。于是，他们弃他而去，连夜逃离喀布尔，返回自己所在的山丘冈峦。他们开启了叛乱之门，揭竿而起，劫掠骆驼商队，封锁道路”。

[61]

克什米尔毛拉的著作《阿克巴本记》中呈现的诸汗启程离开喀布尔，不那么像愤怒的抗议，倒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据他称，阿富汗众长老担心薪俸减损后随之而来的是被迫流亡印度乃至伦敦，遂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聚首晤谈并以《古兰经》

[62]

起誓，立誓起兵发难，以便诱使大部分英军官兵离开喀布尔，待少数军人留守喀布尔疏于防范之际，再向英国诸首领发起猛烈攻击。

夜幕降临，喀布尔诸汗齐聚一堂

在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宅院座谈磋议

他们声言，消弭祸患的良方握于自己手中

剑拔弩张，蓄势待发

须趁暴风骤雨未降临

盛食厉兵，枕戈以待

铁血沙场，剑下亡魂

胜过在洋人的牢狱苟且偷生

伯恩斯恰似魔鬼易卜劣斯，万恶由他一手制造

隐而不露周流四方，窃窃低语勾魂夺魄

是故，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今夜务必一往直前

偕同旗下英勇雕悍的部族成员

点燃战火

激荡燎原圣火

坐守幽谷山间，遁形千岩万壑

悉数俘获旅人商贾

好让沙调兵遣将前来开战

待军队离城再处置伯恩斯……

[63]

好似天意如此，吉勒扎伊部落举事之始，恰逢病魔缠身的埃尔芬斯通将军的痛风再一次发作。

一个月前，埃尔芬斯通的军医坎贝尔医生（Dr Campbell）对他进行检查，震怖于自己的发现。按其秘密报告所载：“自从到达此地，埃尔芬斯通将军遂抱膏肓之疾。痼疾侵袭四肢，他的身体完全垮了。此前不久见到他，我深深惊愕于其外貌天翻地覆的变化。他骨瘦如柴，双手敷以粉末与水调制的糊剂，双腿包裹法兰绒，整个人衰弱颓萎、意志消沉。我深信无疑，他已无力对任何要务给予丝毫关注。依管见所及，他形同枯槁，恐已无药可救。”

[64]

埃尔芬斯通将报告呈送奥克兰，请求解除自己手中的指挥权。埃尔芬斯通正着手落实重返印度的计划，进而退隐于其钟爱的苏格兰松鸡猎场。

作为削减开支的部分举措，麦克诺滕还决定进一步缩减留守阿富汗的小规模英国驻军人数，将“好斗的鲍勃”塞尔及其麾下旅调回印度。塞尔奉命在归途中迂回绕行，以便在撤离该国途中打垮几座吉勒扎伊城堡，将即将遭遇的任何起义迹象扼杀在摇篮里。麦克诺滕心平气和地写道，各部族“此时爆发叛乱实属善举。对我们来说，这恰恰是最合宜的时刻，部队官兵会在开赴印度途中收服他们”。

[65]

塞尔属下奥克尼籍军事工程师乔治·布罗德富特谒见埃尔芬斯通，以收集情报并最终敲定“严惩”东部吉勒扎伊部落的计划，他发觉将军“健康状况令人心生悲悯，完全无法胜任公职”，他如此“茫然若失、罔知所措”，布罗德富特最终不禁自问，将军的神志是否依然清醒。

[66]

他一定要起身，在搀扶下来到客厅，这番努力让他精疲力竭，乃至过了半小时方能处理公务。岂止如此，为此所做的数番徒劳尝试令他心潮翻滚，我竟后悔自己前来……他自言不知（吉勒扎伊）城堡数目及兵力部署，（还）悻悻然抱怨（麦克诺滕）剥夺他所有权力的做法，牢骚满腹地称自己被贬低成小喽啰……（继后）我回去找将军，发现他恹恹卧床，有气无力……他再次向我讲述自己如何自一开始就被麦克诺滕戏弄贬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将军沦为捕头。他要求我在采取行动前拜谒他，不过他直言：“如果发生什么事，看在上帝的分上，迅速清理通道，俾使我脱身。因为任何突发状况，我皆无力应付。我身心俱疲，我亦如是告知奥克兰勋爵。”他如此这般重复两三次，补充说即便真能逃脱，也深深怀疑究竟能否看到家乡。

[67]

离别之际，布罗德富特向将军诉说了心中的忧虑。他设法让城里的铁匠和兵器工匠制造一些用于围攻吉勒扎伊城堡的挖掘工具，这些人却“拒绝为洋人效劳，因为正忙着锻造武器。我们后来获悉这些武器作何用途，但伯恩斯声称那是即将迁徙的游牧部族所需”。

[68]

与此同时，对于军队指挥官的辞任、集市中紧锣密鼓制造武器的情报，甚至是吉勒扎伊部落首领愤然离去，麦克诺滕一如既往安之若素。他致函奥克兰，称他们不过是“为扣减一些薪俸而大吵大闹”，他们“就算殚精毕力，亦将彻底溃败……这些家伙仍需多加鞭笞，方能安心成为温厚平和的公民”。

[69]

10月9日上午，塞尔麾下旅的前卫约1000名士兵离开喀布尔，开赴距贾拉拉巴德路临时军营15英里的布特恰克。当晚夜幕初降时，众士卒在隘路山口附近扎营，此时哨兵听闻上方影影绰绰的山坡和光秃秃的峭壁上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声响。托马斯·西顿是较年轻的军官中的一位，他切盼重返印度形形色色的享乐之中。

我们的野战晚餐刚结束，指挥营舍步哨的印度军官就派印度兵前来禀报上校，称我们将见到满坑满谷的人聚集在上方山丘，还称听到他们正在给杰撒伊步枪

[70]

装填弹药……置入杰撒伊步枪的裸弹丸需用铁通条大力捶打多次才能被推进到位，如此捶打发出的铿锵声响在一段颇远的距离外都能听到。响声有别具一格的特质，人的双耳一旦受到此般生疏声响的惊吓，便会刻骨难忘。上校说道：“先生们，你们最好即刻集合各自连队，尽可能悄无声息。他们马上就会攻击你们。”

上校遣派几个小队绕营地熄灭所有灯火，西顿奉命带领两个连赶往阿富汗人聚集的山丘脚下，“收到指示要让士兵死寂般悄然无声，令他们或跪或坐一枪不发”，直至敌军从山丘上下来。“我一马当先率众士卒出发，甫抵我的哨位，整个山顶就看似烧了起来，这缘于数百支杰撒伊步枪同时射击。‘安拉啊（Yelli，为Ya Allah的简称），安拉啊，安拉啊’的吼叫嘶喊声同时响彻云霄，伴着本该是1000只豺狗才能发出的狂嗥怒吼。”这场猛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我方营地长时间持续的黑暗寂静让阿富汗人大惑不解，尤其是我们未试图还击。他们猜测我们要么已遁逃，要么就是猛烈的枪击“已将受焚如之刑的先父之子通通送至炼狱（Jehunnum）”。阿富汗人兵分两路沿山丘而下，欲劫掠营地、屠杀伤员，他们怒不可遏地呐喊叫嚷着前进……

（最终）我们勉强能在深沉的暮色中见到他们若隐若现。我手下两个连士兵一直静坐地上，火枪置于双膝之间，不过一句简短的口令“预备”就使他们变为跪姿。只听“举枪”令一下，170名士兵枪弹齐鸣，炮火在敌军中轰隆隆炸开，效果骇人……我方约有40名死伤者。要不是上校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我们的伤亡人数会是目前的三倍。

[71]

麦克诺滕得悉这场伏击战，勃然大怒写道：“想象一下，这群恶棍如此恬不知耻，占领距都城不足15英里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

[72]

一个有四五百名士兵的阵地。”10月12日，“好斗的鲍勃”塞尔奉派带领麾下旅的其余将士（总共约1600人）迅即前去解救前卫部队并重新开放山口。

在隘路山口度过的首个夜晚平安无事。翌日清晨拂晓时分，他们挺进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狭窄蜿蜒的高地，“直到完全身陷山口，才有叛匪与他们会战”，正打算与全旅官兵一道返回印度的随军牧师G.R.格莱格牧师回忆道：

自两侧岩石峭壁对我们展开火力强攻，如此弹如雨下，不言而喻的是，敌军以压倒性兵力占据上方高地。加之阿富汗人极为精通遭遇战战术，若不是借着火绳枪发出的闪光，根本无从判断狙击手身处何方。岩石和石块看起来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掩护，其中一些岩块并不比一枚13英寸的炮弹大。他们蹲踞着，只有轻型燧发枪的长枪管和包头巾顶端高出绝壁危崖露了出来。他们精准瞄射、弹无虚发，我方前卫及纵队主力官兵纷纷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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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名官员向加尔各答方面汇报指出的，洞然明晰的是，身处高海拔山口，“我方欧洲裔及印度斯坦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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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部队与阿富汗人在阿富汗本土丘陵作战极为不利。阿富汗人机敏过人，能轻易逃避追捕。他们的杰撒伊步枪或长枪在长射程内穿杨射柳，我方火枪在同等距离却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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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能踪影全无地隐没在景致中，这本领也让英国人震恐。如同塞尔报知妻子所言：“他们开枪射击前，我们浑然不觉那儿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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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的鲍勃”本人也是伤员之一，遭遇伏击还不到一分钟，他的腿部就被杰撒伊步枪子弹击中。据塞尔属下旅长称：“我不禁钦佩老塞尔的镇定自若。他转向我说了句‘韦德，我中弹了’。随后继续骑在马上指挥散兵，直至失血过多被迫将指挥权移交给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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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塞尔仍率军沿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继续向下推进。喀布尔方面额外增派兵员，随着一路前行，伤亡日渐惨重。塞尔再次指挥作战，这次是在肩舆中。最大重创发生在另一次夜袭期间，那是一周后的10月17日。约莫下午5点，特金部族的一位首领给英国人送来短笺，“自称已到达羊肠小道

[78]

，还说将在两小时内向我们发起攻击。我方递送一封礼节性回函，大意是说我们很乐意接见众部族首领，也会尽力给予适当欢迎”。

[79]

事实证明那封短笺是个阴谋。告知英国人自己打算发动正面攻击，开始发起进攻之际，吉勒扎伊部落主力军突然出现在殿后部队面前，成功奇袭英国人。殿后部队中沙·苏贾麾下新近征募的骑兵警卫队的一些被收买的队员让敌军进入英军营地。“他们属于同一个部族，其余将士鏖战时，这些应急预备队的先生们干了些私活——砍杀骆驼驭手（surwans），还割断骆驼肌腱。”

[80]

当晚，塞尔麾下旅又损失了89人以及由东印度公司的90峰骆驼驮运至特金的吉勒扎伊堡垒的大量辎重弹药。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理应是惩戒吉勒扎伊部落民的远征有了截然不同的受害者：在由山隘险关交织而成的狭窄蛛网中，蜘蛛已然变为苍蝇，猎人惊诧不安地发现自己现已成为猎物。

10月23日上午，四面楚歌之下，纵队再次向前推进，穿越临近特金的一条尤为狭窄的山口隘路。绕着两块磐石拐过弯来，“霍然见到环绕山谷四周的丘陵挤满了阿富汗人”。凭借相得益彰的掩蔽处狙击和适时突击辎重队及后卫部队，“他们今日再度杀害的我军将士指不胜偻，还带走相当大部分战利品。关于这些战利品，很难说我方人员最舍不得的是九顶新的医用帐篷（连同被他们悉据为己有的设备器具），还是若干装有不少于三万发火枪子弹的火药箱”。

[81]

那批弹药后来给喀布尔驻军残部带来致命恶果。

翌日，英国人又一次发现自己被包围，不过这次还有骑兵重兵封锁前方通道，阻止他们进逼特金。短暂僵持后塞尔做出妥协，准许打着休战旗到来的代表团进入自己的营帐。在吉勒扎伊营地重启谈判，派驻纵队的政治专员乔治·麦格雷戈（George MacGregor）自谈判地禀报称，“众部族首领极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因他仅在一名骑兵（suwar）的陪同下前去晤谈，他们对于他给予的信任感到高兴。他们众口一词、人多势众，召集了700名党羽，而人数还在逐日递增”。

[82]

麦格雷戈最终同意支付该部落索要的全部款项。塞尔夫人报告称：“他们将得到引发争端的四万卢比，允诺悉数退还可寻获的我方财物，俾便我们偃旗息鼓、鸣金收兵。这当中自然不包括我方死伤者、费用、遗失的弹药辎重，以及驿递邮件（dak）。那些邮件若非丢失，则是恼人地被他们全数扣押。”

[83]

情势却比塞尔夫人认识到的更危急。眼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谈判无非是在拖延时间，包括亨利·杜兰德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此举大谬不然，他称“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他认为“好斗的鲍勃”本该“展开攻击而非谈判”。

[84]

不过，赔款的确让塞尔得以差遣武装卫队护送伤员回喀布尔，以便警告喀布尔当局此番起义的规模。纵队其余官兵继续南下，向贾拉拉巴德全速进发。此外，正如性情乖僻的军医约翰·马格拉思所写：“我很高兴我们将不再有战事，因为塞尔和丹尼必定搞砸他们插手的每一件事。”

[85]

为期两天的短暂平静之后，袭击再度频发，这实属凶兆。周末，塞尔禀报称“后卫日日受攻击，露营地夜夜开火”。

[86]

每天早上“军号召集步哨之际，许多阿富汗人神乎其神从天而降。敌人从距营地半英里范围内的每块岩石巨砾、每座山冈、每片灌木丛或草丛后突然出现，排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

[87]

阿富汗人的人数持续增长。塞尔夫人在临时军营记述道：“喀布尔附近的城堡全都空荡荡的，小伙子们（Juwan）已离去，（据说）是去特金施以援手，与我方作战。”11月2日，塞尔麾下旅总算走出山口步入平原地带，抵达小片膏腴之地甘达玛克（Gandamak）村。沙·贾汗的内姆拉花园就在附近，沙·苏贾麾下分遣队在该地保有一座小型兵营。

塞尔及属下军官在此逗留十天，稍做休整以恢复元气。正如随军牧师即刻强调的，这是清醒的时刻，“无人放任自己过量享用烈酒”。麦克诺滕新招募的阿富汗老兵团残余将士正是在这儿“公然哗变并试图杀害英格兰军官……如今彰彰在目的是，举国上下皆奋起反抗我们，并非只有吉勒扎伊部落首领为讨还津贴犯上作乱”。

[88]

区区数日，全旅迄今已损失250多名将士，官兵们的处境显然正急速恶化。谣传随之纷纷扬扬，称他们身后及喀布尔周遭诸山口战事激烈。是故，塞尔及其属下军官召开作战会议（Council of War），拟定最佳作战方略。他们非但不是前往印度或折返喀布尔，反倒决定继续走完余下的35英里山路开赴贾拉拉巴德，再强化城镇防御工事，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不过，尚无人觉察此决定将改变战争进程。

11月12日塞尔麾下旅到达贾拉拉巴德，未遇严重抵抗就设法夺取了城镇。低矮的泥墙日渐破损坍塌，士兵们发觉贾拉拉巴德“是个肮脏的小城镇”，但至少喀布尔河河畔一侧物产丰饶、水源充足。饥肠辘辘的士兵发现河中满是美味的鳟鱼和本地奶鱼（shirmaheh），他们用木炭烤鱼果腹。正如格莱格评述：“这座破败不堪的城市在普通旅人眼中可能毫无动人之处，但在英勇无畏、疲顿已极的士兵看来……它尽现诱惑、魅力无穷。”

[89]

抵达贾拉拉巴德当天下午，布罗德富特就着手重修防御工事：填补护墙上的裂罅，修筑胸墙和枪眼，吊装十门火炮立于棱堡之上，随时准备开火。派出粮草征收队搜集粮秣，拆除阻挡壁垒火力线的障碍物。修缮工程实施得颇及时，次日上午，混杂了吉勒扎伊及辛瓦里部落民的大规模武装力量就出现在“城镇以南的冈峦上。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爬上岩石嶙峋的高地，直逼城下”。

[90]

城门紧闭，不过此前塞尔刚派遣最后一位专差信使，以期信使平安穿越开伯尔山区，抵达英国驻白沙瓦代表处。塞尔在碎纸片上草草写道：

乐于告知总司令，我们遭叛乱分子全面包围。两个团及一队工程兵最多够完成延伸甚广的偌多围墙的防御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全力以赴。眼下急需财宝，此外还需两万发火枪

[91]

子弹。我们其实需要兵员、财宝、给养、弹药等各种援助，刻不容缓。务必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我们将士兵配给减半，稻米仅够维持六天，小麦面粉已耗尽。

[92]

贾拉拉巴德围城战已拉开序幕。

一场遍及阿富汗南部的民变显然已近在眉睫。

身处坎大哈的罗林森相信，“对我们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我担心会有连串骚乱……他们的毛拉正踏遍全国各地讲经布道，与我们唱反调”。

[93]

其军事搭档诺特将军持相同意见，他绝望地给女儿们写信：“该国情状悲凄……威廉·麦克诺滕爵士的错误和脆弱的体制逐渐显露出糟糕透顶的影响。务必有所改变，否则这一方天地间想必不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麦克诺滕的所作所为也许要经年累月才能覆水重收。奥克兰勋爵岂能允许这样的人继续在此把持权柄，让与英格兰人之名有关的万事万物蒙耻受辱？”

[94]

加兹尼卫戍部队指挥官托马斯·帕尔默上校（Colonel Thomas Palmer）同样焦虑，他致函诺特称“这片地区日益动荡不安……我不明白塞尔将军将如何率全旅官兵离开该国。当然，他们或许能冲出一条路，但敌军会包围后方，彻底切断我们与印度的通讯，那将与过去两周的行径如出一辙。”

[95]

众人之中最惶恐忐忑的当属恰里卡尔的埃尔德雷德·砵甸乍，他确信手下廓尔喀人组成的小规模卫戍部队即将遭屠戮。砵甸乍策马奔回喀布尔，亲自以理规劝埃尔芬斯通和麦克诺滕。埃尔芬斯通坐在那儿神色张皇，继而踌躇慌乱，但未能给予任何实际帮助，还断然拒绝调派砵甸乍死告活央的骑兵和火炮，直言所有官兵皆需留守喀布尔。同时，麦克诺滕言明没时间会见砵甸乍，并嘲讽其书面报告：“砵甸乍亲书所见，仿若行将遭（米尔·马斯吉迪手下）尼杰若人（Nijrowee）侵袭。不过可想而知，这般惊恐几乎无凭无据。这些家伙听闻吉勒扎伊部落民复归平静，遂会再次潜入洞穴。”

[96]

时至今日，无论消息多么严峻可怖，麦克诺滕似乎铁了心肠，不允许任何消息搅扰自己意得志满的心境。骚乱显然正蔓延至喀布尔，这就益发不寻常。如今店主们在喀布尔街头公然凌辱英国人，正如科林·麦肯齐特别指出的，“民众的一切言行举止尽显预将成功毁灭英格兰人之霸气风范”。有数起谋杀事件发生：一名骑兵在帐中熟睡时被阿富汗人用手枪击毙；在壕沟中发现一名遭割喉的列兵；沃勒上尉（Captain Waller）被刺客弄伤；梅特卡夫博士（Dr Metcalfe）驱马自城镇回临时军营时遭剑客劈砍。深感惊骇的塞尔夫人在日记中记述道：“普遍的感觉是，公使正设法瞒心昧己地担保该国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他肩负艰巨职责，但缺乏足够的道义上的勇气单枪匹马遏止这场风潮。”

[97]

麦克诺滕这般固执己见的部分原因在于刚刚收到消息，奥克兰勋爵因麦克诺滕在阿富汗劳苦功高而奖赏他东印度公司能提供给文官的最惬意的职位——孟买总督，附带马拉巴尔山上美丽的帕拉第奥风格官邸（Palladian Residence）。是故，为个人利益考量，麦克诺滕要尽快脱身，以营造工作圆满完成的假象，继而就能将接下来发生的事咎罪于任何继任者。麦克诺滕曲意逢迎地致函奥克兰勋爵：“此乃出人意料的荣誉。这份荣誉此刻到来更令人欣喜，我能本着良心说，离任之际举国将下安上谧、励精图治、快速发展。”

[98]

麦克诺滕离任后，最有可能奉派接掌权柄的人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数月来，愈来愈受公使排挤而置身局外的伯恩斯几乎无所事事，唯有埋头研读他最喜爱的诸作者的论著。他8月曾写家书：“这无疑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闲散期。除了提建议外，我不为公众做任何事，不过原因在于我没有需履行的职责，除非是去领取3500卢比月俸……（在此期间）研读塔西佗的著作就像写急件一样令人愉悦。”

[99]

得悉公使被委以新职，伯恩斯称“自己希望高涨”，以期接任麦克诺滕的职位。谋求已久的奖赏几近唾手可得，他却发现自己不禁自问究竟有多想得到这个职位。伯恩斯在最后一封信中向兄弟詹姆斯讲述：“我对权力地位的渴望似乎分分秒秒在流失。我一直自问，自己是否如理应坚信的那样完全契合掌握此地的最高控制权。我有时认为非也。不过每每摆脱桎梏，我发觉自己总能成功掌权……希望这个疑问得到解答，因为焦虑着实恼人。我的性格的一大特质就是谨严持重、一丝不苟，我对自己承担的任何事都不会漠然置之。事实上，倘若接手一件事，我就无法置身事外。”

[100]

但真实情形是，占领期间伯恩斯的偌多才能大都被荒废。他比除马森外的其他任何英国官员和旅行家都更了解阿富汗。他喜爱阿富汗，通晓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他的政治直觉和判断力通常都敏锐得无可挑剔。伯恩斯的阿喀琉斯之踵

[101]

是自己的勃勃野心。这份野心促使他卷入一场毫无必要的侵略和一段措置失当的占领，两者皆受一位规行矩步的愚笨之人指挥，此人既不听从他的见解，亦不尊重他的想法。如同差堪比拟的对手维特科维奇，伯恩斯是位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青年。他像维特科维奇一样是个局外人，凭借埋头苦干踏足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但是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现，在更宽泛的帝国博弈中，他们到头来还是卒子。维特科维奇认识到自己毕生的工作成果被束之高阁、废弃不用时，出于一时的沮丧憎恶吞枪自戕。伯恩斯的回应判然不同，他一头栽进温柔乡，整日寻欢作乐。就这样，伯恩斯令自己成为阿富汗神憎鬼厌的人物，时至今日依旧如是。据阿富汗方面史料记载，这也最终成为喀布尔爆发毁灭性暴乱的导火索。在阿富汗史料中，阿塔王子以精妙的笔触记述了伯恩斯激发那场暴动的始末。

他写道，喀布尔权贵显宦对英国侵占阿富汗的满腔义愤与日俱增，尤其是以那样的方式削减吉勒扎伊部落首领津贴，迫使沙·苏贾出局，还将维齐尔沙库尔毛拉革职。正是苏贾对自身有心无力的怨怼最终“激起保皇党众长老拊膺切齿，将之提升到败坏名誉、触犯尊严、违背宗教信仰的高度”群起反抗占领军。据阿塔王子称，“于是他们各自归家。薄暮时分，日落西山、皓月当空之时齐齐聚首商酌，以《古兰经》起誓团结一致”。由于此时塞尔部下军队离城滞留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让若干首领敦促速即采取行动：

国王麾下无兵，穷兵黩武的海大人（Laat Hay Jangi，指麦克诺滕）酩酊烂醉

纵歌酣饮，酒瓶不离手

伯恩斯养尊处优，目无余子

这般天赐良机，何时重现？

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不能作壁上观，我们务必巧谋划细思量

以免打草惊蛇

令猎物从指缝中溜走

让我们步步进逼恶灵伯恩斯

破晓前了断此事

[102]

不过，他们最终一致认定要伺机而动，待占领方的不端行为引发纠纷，名正言顺地仗义举事。斋月第一周的11月1日晚，众渠魁寻得翘首以盼的引爆点。阿塔王子写道：“按照真主的旨意，偏巧那夜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一名婢女逃离主人宅院，经打听得悉她投奔亚历山大·伯恩斯宅邸。其时，怒不可遏的汗派手下侍从接回那愚蠢的婢女。这位怏然自足的英格兰男子边咒骂边命人毒打汗的侍从，还将其撵出门外。”这实属过度挑衅。据莫罕·拉尔称，“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偕同亲眷一道去找阿米努拉·汗·洛伽尔，手持《古兰经》恳请他与自己并肩作战，在都城掀起叛乱。阿米努拉·汗·洛伽尔表示赞同，当即遣人请另一些心怀不满的部族首领齐聚阿查克扎伊部落首领家中。”

[103]

支尔格族长大会（jirga）一经召集，阿卜杜拉·汗遂向众权贵显宦发表讲话：

“眼下我们有正当理由挣脱英格兰人的枷锁，其暴政之手伸展甚广，不择贵贱高下，恣意羞辱平民百姓。不值得因与婢女鬼混就施以洗礼，但我们迫不得已要在此时此地给此事画上句号。否则，这些英格兰人将骑着欲望的驴子进入愚蠢之境，甚至于不久即会命人将我们全数缉拿，驱逐至外国拘禁。我笃信真主，高举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104]

的战旗就此去战斗。若回报以胜利，则愜快私愿。但若捐躯疆场，仍有甚于屈辱潦倒地活着！”其余长老，他的儿时伙伴皆摩拳擦掌、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圣战。

[105]

莫罕·拉尔透过自己的线人渐有耳闻谋叛者集会的消息，他立即赶往伯恩斯家中，警告正在酝酿之事。伯恩斯一整天都在为自己的前途烦忧，当天是其初次踏足印度20周年纪念日，他觉得这必将是改写自己命运的一天。伯恩斯的最后一篇日志写道：“今日会发生些什么？我想，本日将决定我个人的成败。日落前我定会知晓。”

[106]

但是吉勒扎伊部落起义封锁了关隘，那天无邮件送达喀布尔。

莫罕·拉尔写道：

1841年11月1日晚，我拜见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告知（正在酝酿之事）……他答说不愿干涉公使安排好的事宜，既然公使不日将赴孟买，届时他（伯恩斯）会通过提升津贴至先前金额来安抚众部族首领。我再次细诉，听任此般不祥祸殃滋长壮大，不在遭受重创前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彻底歼敌，有悖军队行事准则。他闻此言，登时从椅中站起身来，深深嗟叹，而后坐了回去。他对我言道，时辰已到，我们应撤离该国，怅然痛惜就此失去它。

[107]

莫罕·拉尔折返家中之际，谋叛者正在更远处的普尔伊齐斯提巴扎（Pul-i-Khishti Bazaar）紧锣密鼓地准备行动。阿塔王子写道：

就在那夜，黎明破晓前，他们奔赴伯恩斯的宅院，以无情刀剑杀死在那儿站岗的军人。战斗的消息传遍都城，喀布尔的男儿、彪悍的战士欣然接受真主赐予的礼物，将这视为长久祈求所得。他们以木板封住自家店铺，操戈赶赴现场，高声呐喊（杜兰尼和吉勒扎伊部落的战斗口号）：“真主啊，以四大哈里发之名（Ya Chahar Yar）！四友啊，‘被正确引导’的伊斯兰哈里发（Caliph）！”随着天渐渐破晓，他们如蝗虫般涌入街道，聚集在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宅院周围。

[108]

[1]
Eden，Up the Country
，p.389.

[2]
Up the Country
，p.389.

[3]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34.

[4]
Karl Meyer and Shareen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Europe
，London，1999，p.93.

[5]
Hindoostanee，同Hindustani。——译者注

[6]
Eden，Up the Country
，p.390.

[7]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703，Auckland to Elphinstone，18 December 1840.

[8]
Helen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of a Soldier’s Life：Lt.General Colin Mackenzie CB 1825-1881
，2 vols，Edinburgh，1884，vol.I，p.65.

[9]
Helen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of a Soldier’s Life：Lt.General Colin Mackenzie CB 1825-1881
，2 vols，Edinburgh，1884，vol.I，p.75.

[10]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1999-02-116-9-1，Magrath Letters，Letter 9，Cantonment Caubul，22 June 1841.

[1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6：no.38 of no.14，17 May 1842，Elphinstone Memo，December 1841.

[12]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54，Major-General William Elphinstone to James D.Buller Elphinstone，5 April 1841.

[13]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43.

[14]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705，Auckland to George Clerk，23 May 1841.另见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p.67。

[15]
原文cousin，疑为nephew。——译者注

[16]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91；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82；see also Yapp，Strategies
，p.366.

[17]
例如，可参见加兹尼的马利克·穆罕默德·汗（Malik Mohamad Khan）和阿布德赫·苏丹（Abdah Sultan）致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书函，未注明日期，但约为1841年，在Amini，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p.167中被翻印。原件在喀布尔博物馆（Kabul museum）的一册书信集中（似乎现已不知去向）。

[18]
Dooranee，同Durrani。——译者注

[19]
‘ulama，同‘Ulema。——译者注

[2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75：no.37 of no.34 of 22 April 1841（IOR/L/PS/5/156），Aktar Khan’s address to Naboo Khan Populzye，and forwarded by that Chief to Ata Mahomed Khan（Sirdar），who transmitted it to Candahar.Translated by H.Rawlinson，February 1841.

[21]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p.272-273.

[22]
Rawlinson，A Memoir of Major-General 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p.81.

[2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1：no.64a of no.109/（IOR/L/PS/5/i62），Extract from a letter from Macnaghtcn to Rawlinson dated about 2 August 1841.

[24]
Colonel（John）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with the 4th Goorkba Regiment，ShahShooja’s Force
，in 1841，London，1878，pp.5-6；George Porringer，The Afghan Connection：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Eldred Pottinger
，Edinburgh，1983，p.117.

[2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47a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Pottinger to Maddock，1 February 1842.

[26]
Kashmiri，Akharnama
，ch.21.

[2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Board’s Collections of Secret Letters to India，13，Secret Committee to Governor General in Council，694/31 December 1840.

[28]
Burnes to Wood，February 1841，in John Wood，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Oxus by the Route of the Indus，Kabul and Badakshan，Performed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Supreme Government of India，in the Years 1836，1837 and 1838
，London，1841，pp.ix-x.

[2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8 September 1842，nos 43，Burnes to Holland，6 September 1840.

[3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8 September 1842，no.37-38，A.Burnes to J.Burnes.

[31]
Norris，First Afghan War
，p.317.关于阿富汗战争给东印度公司经济损耗，另见Yapp，Strategies
，pp.339-342；Shah Mahmood Hanifi，‘Impoverishing a Colonial Frontier：Cash，Credit，and Debt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Iranian Studies
，vol.37，no.2（June 2004）；and Shah Mahmood Hanifi，Connecting Histories in Afghanistan：Market Relations and State Formation on a Colonial Frontier
，Stanford，2011。另见 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m Afghanistan
，pp.25-30。

[32]
Yapp，Strategies
，p.341.

[3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IOR/HM/534-45，Papers Connected to Sale’s Brigade，vol.39，Nicholls Papers and Nicholls’s Journal，26 March 1841.

[34]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1999-02-116-9-1，Magrath Letters，Letter 8 and 9，Cantonment Caubul，21 May and 22 June 1841.

[35]
LadyFlorentia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fghanistan 1841-1842
，London 1843.P.29.

[36]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14.

[37]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p.15-17.

[38]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8.

[39]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121.

[40]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99.

[41]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20.

[42]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99.

[4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5 January 1841，nos 80-82，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His Majesty Shah Shoojaool Moolk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England.

[44]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54.

[45]
Yapp，Strategies
，p.315.

[46]
Mirza ‘Ata，Waqi’at-i-Sbab Shuja
，pp.124-125，The Thirty-Fifth Event.

[47]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244-245.

[48]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87.

[49]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286.

[50]
Bokara
，同Bukhara
。——译者注

[51]
关于阿富汗的债务危及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基础至何种程度，参见Hanifi，Connecting Histories in Afghanistan
，以及Shah Mahmoud Hanifi，‘Inter-regional Trade and Colonial State Formationin Nineteenth Century Afghanistan’，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1。

[52]
David，Victoria’s Wars
，p.45.

[53]
Quoted in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38.

[5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1（IOR/L/PS/5/162），Extract from a letter from Macnaghten to Auckland，dated Cabool，28 August 1841.

[5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96.

[56]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24 of no.32，dated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Mohan Lal’s Memo.

[57]
Barfield，‘Problems of Establishing Legitimacy in Afghanistan’，p.273；also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120；Hanifi，‘InterRegional Trade and Colonial State Form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fghanistan’，p.58.

[58]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19.

[59]
2002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到达喀布尔时也产生类似影响，数月内就导致房价上涨十倍。

[60]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381.

[61]
Mirza ‘Ata，Waqi’at-i-Shah Sbuja
，pp.131-132，The Thirty-Fifth Event.

[62]
Qu’ran，同Qur’an。——译者注

[63]
Kashmiri，Akbamama
，ch.21.

[6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54，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sst.Surgeon Campbell in Medical Charge of the 54th N.L，dated Cabool，26 July 1841.

[65]
Pottinger，The Afghan Connection
，p.120.

[66]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3/7，Broadfoot to W.Elphinstone.

[67]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p.26-28.

[6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54，Captain Broadfoot’s Report.

[69]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p.141-142.

[70]
juzzail，同jezail。——译者注

[71]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38.

[72]
Khoord-Kabul Pass，同Khord Kabul Pass。——译者注

[73]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80.

[74]
Hindoostanee，同Hindustani。——译者注

[7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1：no.10 of no.109 of 22 December 1841（IOR/L/PS/5/162），Macnaghten to Maddock，26 October 1841.

[76]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1.

[77]
Quoted in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49.

[78]
Tung-i-Tareekhi，长长的峡谷中通往鞍部的小道。——译者注

[79]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49.

[80]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5.

[81]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93.

[8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0.

[8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4.

[84]
Durand，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p.338.

[85]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1999-02-116-10-4，Magrath Letters，Camp Tezeen 25 October 1841.

[86]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5.

[87]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57.

[88]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156-157.

[89]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118.

[90]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65.

[91]
musquet，同musket。——译者注

[92]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3 December 1841，nos 1-2，Sale to Nicholls，13 November 1841.

[93]
Quoted in Hopkirk，The Great Game
，p.238.

[94]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p.35-39.

[95]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p.350，360.

[96]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p.161.

[97]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2.

[9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1：no.64a of no.109（IOR/L/PS/5/162），Extract from a letter from Macnaghten to Auckland，dated Cabool，29 September 1841.

[99]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286.

[100]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287.

[101]
Achilles heel，意为致命弱点，典故出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The Iliad
），传说阿喀琉斯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译者注

[102]
Kashmiri，Akbamama
，ch.22，The killing of Burnes.

[103]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390-391.

[104]
Prophet Muhammad，同Prophet Mohammad。——译者注

[105]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5-220.

[106]
Kaye，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vol.II，p.289.

[107]
British Library，OJOC，ESL88：no.24 of no.32，dated 17 August 1842（TOR/L/PS/5/169），Mohan Lal’s Memo.

[108]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5-220.

第七章 秩序荡然无存

1841年11月2日清晨，破晓时天气晴朗而寒冷，冬日斜阳洒落在喀布尔城墙外园林中的阿富汗松柏上，投射出清晰悠长的影子。园林另一边新近竣工的临时军营里，沙·苏贾麾下部队军需官休·约翰逊上尉（Captain Hugh Johnson）早早醒来。头天晚上出席团里的晚宴，鉴于日渐恶化的安全态势，尽管其阿富汗情妇在市中心绍尔集市（Shor Bazaar）的香榻上等他归来，但他还是听从同僚军官规劝在临时军营过夜。

那夜约翰逊在日记中写道：“约莫日出时分，我尚未起身，手下一位仆佣前来禀告，称近几日受雇在我于传教区（Mission Compound）购置的宅院中做活的工匠，今天都不肯离开自家居所，生恐家产遭洗劫。夜间一则甚嚣尘上的传闻称城内行将发生骚乱。”

[1]

约翰逊认为这不大可能。头晚离城前未有蛛丝马迹显示出动乱的苗头，况且他的宅子就在亚历山大·伯恩斯府邸对面，约翰逊深信，若有骚乱的一星半点儿情报，友人早就加以警告。然而，“仆佣离我而去返回城内，大概过了半小时，三名信差

[2]

前来禀报，称一伙暴徒聚集在我的宅院和公库门前。暴民企图强行闯入，伯恩斯正设法安抚他们。”约翰逊继续记述道：

我起身并下令备马，准备持缰上马前去禀报公使的军事秘书劳伦斯上尉我所听闻之事。但此前公使已收到伯恩斯论及此事的短笺，正在赶往将军官邸途中。另一位仆佣随后赶来，称我和伯恩斯居住的那条街完全被暴徒占领。其中一些人正试图砸开我家大门，我所掌管的公库的警卫持续以重火力压制暴民。见马已备鞍，他告诉我根本无法到达我家宅院，因为起义者分秒俱增，路逢欧洲人或印度斯坦人一律诛杀。揣度将军会立即下达命令，派分遣队拯救我所掌管的公库和常驻代表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的性命，同时镇压暴动。收到伯恩斯爵士发来的另一封函件，“恳请紧急支援”。或要随分遣队同行，我早已砺戈秣马。我登上壁垒查看都城方向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骚乱发生。到那儿不足五分钟就见到一股浓烟升起，从方位判断，我即刻确信叛乱分子放火烧了我的宅子，我还听到火枪密集齐射、弹雨纷飞之声。

“骇人可怖的报告……关于凶杀和劫掠”纷至沓来。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下令调派分遣队。数小时悄然逝去，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叛乱。谣言四起，后来不幸得到证实。风传起义者通过布雷炸墙夺取了我所掌管的公库，凭借纵火烧门占领了我的宅院，还说他们杀害了全体警卫，其中不但有我方（欧洲裔）委任军官，还有1名印裔尉官

[3]

及28名印度兵。我手下仆佣（男仆、女仆及仆童）合伙洗劫了整个公库，总计损失约17万卢比。他们将我过去三年的公务记录统统焚毁，其中包含近100万英镑未校对的账目，还将我的私人财产悉数据为己有，共计超过1万卢比。

[4]

约翰逊无法相信，时下用以援救伯恩斯和公库抑或诸僚属的措施少之又少，他再三查询己方作何打算。渐趋明朗的是，问题的责任在于埃尔芬斯通将军。收到报告称老城区开始爆发骚乱的时候，身体抱恙的将军到任以来首次尝试扶鞍上马，却狠狠摔了一跤，反遭马儿踩踏。据文森特·艾尔上尉（Captain Vincent Eyre）称，“我料想埃尔芬斯通从来就不是个强健坚毅、思想独立的人，尔后更沦落得与老耄昏聩仅差毫厘”。

[5]

临时军营里设法鼓动部队采取行动的人是麦克诺滕属下精力充沛的年轻军事秘书乔治·劳伦斯。像约翰逊一样，早早起来的劳伦斯也发现骚乱正在酝酿之中。他记述道：“受我差遣进城采办些琐碎物品的信差气喘吁吁归来，口沸目赤地禀报称店铺全都停业，一群群持械武装人员挤满街巷……我立刻起身去找公使。上午8点左右找到他，他正与埃尔芬斯通将军认真磋商……”

[6]

劳伦斯提议应即刻调派临时军营的5000名英军士兵挺进都城，开赴伯恩斯宅邸，还应将两名公认的起义首领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和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一并拘捕。“刻不容缓！”正如他后来所写，但“我的提议立时遭扼杀，长官认为那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之举，事到如今完全不可行”。不过另一项提议获采纳——刚刚完婚的卫戍部队工程师斯特尔特中尉将快马加鞭奔赴谢尔顿准将驻地。远在都城另一边的赛雅桑（Siyah Sang）安营扎寨的准将，守卫着自动荡不安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隘路进城的道路。斯特尔特将向准将细述暴徒在普尔伊齐斯提集市周围袭击掳掠的相关情况，策勉他开赴巴拉希萨尔城堡。自城堡可以一眼尽览城郭高筑的都城，并采取恰当的行动。与此同时，劳伦斯将直接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向沙·苏贾确认此计划。

上午9点左右，在四名骑兵组成的小型护卫队的陪同下，劳伦斯自临时军营出发，他指示护卫队“跬步不离地靠拢我，必要时使用马刺，不过切莫勒马停蹄”。

在马哈迈德·汗的城堡附近，一个挥舞着巨大双手剑的阿富汗人从壕沟中跃身而出，冲上道路，猛刺向我。我把手杖朝他砸去，拔剑出鞘，驱马俯冲向他，借此躲避开来。我手下一名护卫用卡宾枪将这家伙一枪击毙……正当走出这条路时，一声呐喊掠过耳畔，我们遭遇藏匿在壕沟中的另一伙男子的步枪速射。我们纵马狂奔，他们射得过高，凭此我们才幸免于难。

赶到巴拉希萨尔城堡时，劳伦斯被引去觐见沙。“沙正焦灼不安地在朝堂踱来踱去”。

陛下高声叫嚷：“我一再告诫公使，若不听从我的忠告会有怎样的后果，这不正是我所言明的恶果？”我随后告知国王此次拜觐的目的，恳请陛下恩准我下令调派谢尔顿准将麾下旅前来占据巴拉希萨尔城堡。国王答道：“稍安毋躁。我的子嗣法特赫·宗和首相奥斯曼·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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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偕同我手下一些部卒突入城内。他们会镇压骚乱，我对此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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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劳伦斯觉察到的，这其中包蕴着不小的讽刺。数月来苏贾一直被英国人描述为慵懒无能，大难临头之际却只有他孤军作战，在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前立即采取行动镇压城内起义。苏贾遣派披肝沥胆、效忠已久的英印混血御前禁卫军指挥官威廉·坎贝尔率1000名士卒、携两门大炮投入战斗抗击暴徒，法特赫·宗结伴同行，为其壮威助势。确切说来，试图采取行动援救亚历山大·伯恩斯的人唯有苏贾，尽管事实上，十多年来伯恩斯一直是沙最强烈的批判者。劳伦斯和苏贾一同静候时捷报陆续传来，称法特赫·宗成功开进都城，接连平定多个城区。

但到了上午10点左右，情势急转直下。先是斯特尔特中尉抵达谒见室，“手中持剑，血流如注，大声抱怨方才险遭诛杀。他述说就在门口翻身下马时，一名男子猛冲出人群，在他面部与喉咙连刺三下”。然后传来凶讯称坎贝尔和法特赫·宗手下那些征募而来的兵士在都城深街窄巷遭遇起义者伏击，藏匿于绍尔巴扎屋舍内的狙击手致百余人死伤。他们损失两门大炮，目前被牵制于相去伯恩斯宅院不远处。苏贾愈发忧心其子安危，尽管劳伦斯苦苦恳求，但“受父爱左右，犹豫再三后，终将子嗣与首相召回。首相是个果敢鲁莽、坦诚直率、倔强不屈的人。他最终进来，因混战而气喘吁吁。激愤不已的首相以恼怒的口吻对国王说道：‘恰于胜利在握的一刻将我们召回，因此举，你麾下部队将挠败，灾殃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9]

仅睡了三个钟头后，天将破晓前莫罕·拉尔被侍婢唤醒，她大惊失色地向莫罕·拉尔讲述大群人聚集在伯恩斯宅门外的事。事发地就在相隔几座宅院的集市尽头。她说道：“大官人，你酣然沉睡，都城却乱作一团。”

莫罕·拉尔走出房门步入自家庭园，看见人们正在将个人财物搬至远离邻近地区的安全地点。

商贾正将各种商品转移出店铺，整座城市显得风雨飘摇。苏丹·贾恩（Sultan Jan，巴拉克扎伊叛乱分子渠魁之一，曾与多斯特·穆哈迈德一起被羁留在布哈拉）手下大臣库达德王子（Mirza Khodad）登门造访。因我留守家中，亦未将个人财产送往别处，身为旧交，他提醒这会使我身陷危险境地。内布谢里夫（Naib Sharif，奇兹巴什部族首领之一，伯恩斯相识已久的肉朋酒友）也派自己的岳父来将我连同我所有的贵重家当接去波斯人聚居区。我婉言谢绝，未听取他们友善的建议，担心离开家或会加剧对迫近的危险的忧惧。于是，我打发手下仆佣给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送去短笺。伯恩斯的府邸与我家宅院只相隔几栋建筑。我将收到的消息转达给他……他答复说我务必留于自己家中，还说已派人去请救兵，援军很快就会进城。半小时后，我手下仆佣禀报称，当朝尼扎姆正在劝告那位军官离开自家宅院，一同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因其人身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10]

对自身安全及人望一直信心满满的伯恩斯仅有12名侍卫，他刚拿定主意与维齐尔一同离去，最后一刻却被手下老侍卫总领（Jamadar）说服留了下来。侍卫总领提醒伯恩斯，方才向麦克诺滕送去消息，的确该静候公使答复。是故，当朝尼扎姆独自离去，承诺会偕沙·苏贾麾下一营兵卒归来。纵马归去时，暴民自屋顶向他开火，但他设法杀出重围返回巴拉希萨尔城堡。

此时，叛匪首领们到达绍尔巴扎偏隅处的阿什川瓦阿里藩。这群人种种色色，其中包括心怀不满的保皇派、巴拉克扎伊长老、对军事改革拊膺切齿的恼怒贵族、未受任用的前官僚以及未效力于沙的中层乌理玛。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迅即僭取了起义的军事指挥权，在其指挥下，叛乱者占据了紧邻伯恩斯宅院的庭园以作阵地。正如科林·麦肯齐在日记中讲述的，叛匪首领“憎恶伯恩斯，公认是他引领英国人进入阿富汗。他们言之凿凿，声称他未以得体的谦敬之礼相待。伯恩斯自视深受草根阶层爱戴，但是否果真如此值得怀疑。众部族首领认为他是推行遭他们全然厌弃的秩序体系的首席代理人”。

[11]

因此，当伯恩斯差遣两名信使询问犯上作乱的部族首领有何怨愤并诚请他们商妥协议时，众部族首领只是将第一位信使斩首，留另一位信使回去禀复伯恩斯。继后，部族首领的手下部卒奉命登上屋顶，想方设法进入伯恩斯家后院。伯恩斯不会得到饶恕悲悯。莫罕·拉尔写道：“其时四面楚歌、八方受敌，有约200人聚集，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自楼上房间窗口要求叛乱者保持镇静，允诺给予所有人丰厚赏报。”一同出现在露台上的还有塞尔将军手下红发工程师的弟弟威廉·布罗德富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Broadfoot），以及甫抵喀布尔的伯恩斯的亲弟弟查尔斯。

正当他慷慨陈词规劝暴民之时，布罗德富特上尉胸部正下方中了（火枪）弹，亚历山大爵士与弟弟查尔斯将他抬了下去，安置于楼下房间。其时，遭受叛军猛烈火力攻击的（印度兵）侍卫阻遏叛匪推进。亚历山大爵士手下一些仆佣希望他同意被包藏于帐中，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将帐篷扛在肩上运走——其他许多人正以此方式运走赃物。但他说自己既不会离弃亲弟弟，也不能抛下负伤的友人布罗德富特上尉。

此刻，暴民设法纵火焚烧伯恩斯宅院的门廊，“烈焰蔓延至亚历山大爵士及其弟身处的房间。他们站在那儿谛视人群，恳请众人手下留情。房中的布罗德富特上尉被大火吞噬。查尔斯·伯恩斯中尉（Lt Charles Burnes）随后走出房间进入庭园，杀死约六人，直至鳞伤遍体、死无完尸”。

伯恩斯的宅院中火枪弹穿来梭往，他周围的墙壁凹洞累累，玻璃窗纷纷碎裂。此时莫罕·拉尔就站在自家屋顶上心惊胆战地留神观察，不料却被屋顶上的火枪手认了出来，只得急速离开。莫罕·拉尔穿过自家庭院外墙上的一个洞口得以成功脱身，墙洞是早前命人专为逃生预备的。他打算火速奔往穆拉德汗尼（Murad Khani）防守森严、围墙高筑的奇兹巴什居住区，请亲英的什叶派领袖汗·希林·汗前来援救伯恩斯。正当他步履匆匆穿街越巷时，被一群来自相反方向的叛乱分子俘获。他们围住他，刚要以异教徒间谍之罪名将他斩首，幸好巧遇年长的巴拉克扎伊部族首领穆罕默德·扎曼·汗。扎曼·汗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嫡堂兄弟，一年前莫罕·拉尔促其归降，并提供便利让其融入苏贾朝廷：

纳瓦布走出家门，斥责那些缉捕我的人。一把将我从他们手中夺了过来，把我带走，安置于他的女眷当中。众女眷前阵子得到过我的帮助，她们拿来一道盛馔——“扑劳炒饭”（pulav）作为我的早餐。在其他场合享受出自阿富汗美人之手的此般殷勤款待本应是种难以奢望、珍贵至极的滋养，但在目前的灾难性时刻，每粒米似乎都梗喉难咽。我现被锁于暗室之中，良善的纳瓦布要我脱下手指上的数枚戒指，将它们藏匿他处，这样其子或许就不会在贪婪的诱使下斩断我戴戒指的手指。其间，我家被劫掠一空。

[12]

距离最近的直接目击者莫罕·拉尔此刻隐匿于闺房内，故此，关于伯恩斯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任何残存的目击记录。留存下来的相去霄壤的种种说法皆为不同程度的道听途说。阿塔王子的说法尽管无疑最具想象力，可能性却最小。依他陈说，勇士们冲入庭院时的景象如下：

据说那一刻伯恩斯正在家中私室与情妇热浴，恣情纵欲、极尽欢愉……这时游击队勇士们闯了进来，把他们拖出那改写生命的更衣室。勇士挥舞刀剑将他们砍死，把尸体抛入死亡灰坑。宅院中的一切悉遭掳掠。战士们撬开财宝箱，衣服下摆兜满东印度公司硬币，硬币相互碰撞叮当作响，发出喧嚣的“咝令、咝令声！”战士们接着袭击了军需官（Bakhshi）（休·）约翰逊上尉的宅子，洗劫了存放所有储备物资和金银财宝的仓库。不知不觉被困于喀布尔城内的每个英格兰人都尽可能设法逃遁，向着临时军营艰难前行。

[13]

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Munshi Abdul Karim）的著作《喀布尔与坎大哈的战斗》（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提供了关于此事的不同说法。像阿塔王子一样，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所持观点是，很大程度上是伯恩斯据传的性欲亢进促使危机早现。在门士看来，引爆点并非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婢女，而是“伯恩斯对一名阿富汗女子起了淫心而将其夫囚禁”。

据说，一日他在都城信步巡视，乍然望见一位秀色无双的阿富汗年轻女子站在自家平屋顶上。伯恩斯一见她，顿时心荡神迷。他忘却了自身职责，将虔敬心和羞耻感统统抛诸脑后，返回办公室后旋即召见警察局长（Kotwal），命其将那特定街区特定房舍的户主带来。警员跑去执行命令，带回一名正直虔诚的阿富汗青年战士。他正是那栋房子的主人，那位绝代佳人的夫君。伯恩斯言道：“我有活儿要你去做。你若听从我吩咐，我会提拔你为军官，使你发大财，让你成为我的密友之一！”

“那是什么活计？我能奋勉何为，以满足你的愿望？”青年战士问道。

“你有位娇妻瑰丽似盈月，我瞧见她站在你家屋顶上，我无法将她从脑海中抹去。把她给我，让我一解思恋之情，你要什么都行！”

青年战士羞辱难当、浑身战栗，他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地嘶声呵斥道：“你这污秽下流的衣冠禽兽！难道对真主没有丝毫敬畏？我是为了一金半银就将妻卖予你的皮条客吗？当心点儿！你再多言，我会以剑刃答复！”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伯恩斯下令给此人带上镣铐，像对待普通杀人犯一样，将其投入地牢。

依照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的说法，是这名战士的亲眷给了伯恩斯致命一击：

青年战士的12名亲眷涌入伯恩斯的房间。2人抓住伯恩斯，将他强行按倒，坐在他胸膛上叫嚷道：“你个畜生！胆敢亵渎名门闺秀？假若你是法院院长，只管告诉我们，等待此类人渣的将是什么惩罚？犹太教徒、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Zoroastrian）的律法书有何说法？”伯恩斯恳请饶命、乞求宽恕，但阿富汗人不为所动。他们洗劫并纵火焚烧了他的宅院，将前来援助的人斩尽杀绝，随后杀死伯恩斯，将他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剃去他的胡须，在都城的大街小巷展示其头颅。暴徒奔向监牢，制服并杀害看守，释放了青年战士及其他囚犯。另一群人袭击了军需官的公库，挥刀舞剑将在那儿发现的警卫和官员诛杀殆尽，而后攫夺了公库的库存财物。

[14]

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的阿富汗战争编年史家约翰·凯爵士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其称烈焰吞噬宅院之际，一位“神秘的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徒”自告奋勇解救伯恩斯。据说这个在其他记事中未曾出现过的神秘人物想方设法到达露台，伯恩斯兄弟俩正在那儿公然对抗群众。这人以《古兰经》起誓，主动提出带他们穿过后花园去往安全处所。此刻既已彰明较著的是，麦克诺滕无意援救其年轻副手，伯恩斯兄弟俩遂“穿上当地人的服装”，跟随向导下楼步入庭园，希望或能逃脱。但刚走出几步，“克什米尔的犹大（Judas）就声嘶力竭嚷道：‘看啊，朋友们！这便是斯干达·伯恩斯

[15]

！’不消一分钟，暴民就结果了他们”。

[16]

莫罕·拉尔又给出的一种说法，大概最可信，无疑也最感人。据他陈说，被锁于闺房私室苦度一小时后，他再三恳求穆罕默德·扎曼·汗，主人家总算同意让他登上屋顶。此时一切都已结束。十载的旅伴兼挚友伯恩斯惨遭杀害，家中余物皆被大火烧毁。纳瓦布手下卫兵在胸墙上目击了最后一幕，不过据他们说：

查尔斯·伯恩斯遇害后，大火吞噬了整个房间，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被迫来到通往庭园的一扇门前，在此乞求群众留他一条性命，但（反而）遭到连珠炮似的叱骂……全身而退的希望既已破灭，他遂解下黑色颈巾，将它紧紧蒙住双眼，这样就不会目睹致命一击自何方袭来。此举过后，他踏出房门，不到一分钟就被怒不可遏的暴民碎尸万段。

[17]

“200名英勇无畏的阿富汗人用利刃将其尸首斩为碎骨”，克什米尔毛拉写道。

他们高悬残尸示众

每个角落都血流成河

他们将财帛悉数掳走以作战利品

恰似秋风扫落叶

[18]

此后不久，叛乱分子向全国各地的部族首领发送公告：“伊斯兰神圣斋月（Ramadan）的第三个周二上午时分爆发起义，随着其他英勇斗士如雄狮般奋起反抗，我们以迅猛之势一举攻陷斯干达·伯恩斯府邸。承蒙至尊至圣、至高至上的真主的恩典，虎贲们自伏击点分左右两路展开突击，将斯干达·伯恩斯和其他各路的显要洋人以及近500名军营官兵一并斩杀，无一孑遗，令他们置身万劫不复之境。”

[19]

伯恩斯的无头尸被弃于街头，任由城中恶犬撕咬吞食。将近一周时间，甚至无人想要多少保留些被砍得血肉模糊的残骸。友人内布谢里夫曾与伯恩斯共度偌多热闹之夜，最终是他差遣一名仆佣捡起腐烂的遗骸，将之葬于伯恩斯家中庭园。

[20]

军人、间谍、旅行家、外交官及受挫的副公使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溘然长逝时年仅36岁。

随着伯恩斯的宅院和约翰逊掌管的公库陷入火海、两座宅子的住户惨遭屠戮，愤怒的暴民自逊尼派据点阿什川瓦阿里藩和绍尔巴扎前仆后继奔涌而出，途经沙·扎曼的普尔伊齐斯提清真寺（Pul-i-Khishti Masjid），跨过桥梁搜寻其他目标。与此同时，劫掠获利的消息不胫而走，持械部族成员开始从穷乡僻壤涌入城镇。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周边地区民众得知伯恩斯遇刺的消息。沙·苏贾和英格兰军官还在运筹帷幄之际，短时间内就有许多人聚集在城内……加兹尼人即刻奋勇投身战斗，没有片刻迟疑，甚至未卸下行囊。步兵还背着一袋袋食物，骑兵的干粮仍在鞍囊中。”

[21]

头天深夜，塞尔夫人已在自家屋顶上目睹为数众多、披坚执锐的科希斯坦骑士向城内进发；眼下，天南地北的各种族持械部族成员正向喀布尔涌入，浩浩荡荡如怒潮奔涌。阿塔王子写道：“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和阿米努拉·汗·洛伽尔欢迎从四面八方欢呼雀跃而来的义勇军，战士们全副武装，擂响战鼓。城郭之外，两位首领将众人集结在伊斯兰战旗下，发令进攻。”

[22]

上午向伯恩斯的庭园发起攻击时，约有300名叛乱分子，但在48小时之内，大概有3000名战士聚集于城内。三周后，由于动机大相径庭、怨愤迥然有别的形形色色的群体都被动员起来与英国人一决高下，起义人数壮大为几乎前所未有的5万人。间或敌对的不同群体分别到达，各自安营下寨。其实，尤其是在起义之初，武装起义者绝非英国人想象的那般勠力同心。巴拉克扎伊支持者接管了沙的花园（Shah Bagh），那片摇摇欲坠的遗址是沙·贾汗昔日的御花园之一。科希斯坦的塔吉克人以德赫马奘区（Deh Mazang）为根据地，东部吉勒扎伊人投宿于马哈茂德·汗（Mahmud Khan）的城堡，像阿米努拉·汗·洛伽尔这样的亲萨多扎伊保皇派则控制旧城。大部分初来乍到者并非来自杜兰尼精英阶层，而是由相对边缘化的群体召集而来，一些是来自喀布尔以南以东的谷地和山口、达曼山及洛伽尔省不安分守己的普什图人，不过最初到来的似乎大多是亘古未变、桀骜不驯的科希斯坦塔吉克人。头一年伯恩斯和塞尔暴戾恣睢的惩罚性征战令他们深受其害，他们受所属的纳克什班迪教团导师，尤其是米尔·马斯吉迪的亲戚米尔·阿夫塔布（Mir Aftab）鼓动而来。11月3日晚，米尔·阿夫塔布偕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包括洛伽尔人在内的一些人跟随首领一同抵达，另一些人则以个人身份到来，他们受激进的逊尼派乌理玛召唤而投身战斗，因为传闻会有丰富的劫掠物，他们受此激励跃跃欲试。苏贾后来写道，相信“这些人的行动动机并非受宗教思想感化，他们舍生忘死不过是为世间财富卖命”。

[23]

但是叛乱分子无疑利用宗教战争冠冕堂皇的言辞，为革命募集兵员、提供辩护。相对而言，这是阿富汗国内各民族发展史上的创新，正如早先穆斯林间的多数冲突一样。

[24]

“全体国民，无论贵贱高下、穷达贫富、平民或军人，都被迫以神圣《古兰经》起誓，拥护这场斗争”，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补充道。

[25]

叛乱分子的实力新近得以强化，其首批攻击目标是城镇与临时军营之间一系列边远小型城堡和塔楼——英国军事官僚早前将它们强征作仓库。赫拉特写道：“这些城堡都临近都城，位于果园围墙与灌溉渠道交织而成的绵延不断的网络之中，密林遮蔽使得游击队员能轻松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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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此为攻击目标绝非偶然，叛军渠魁非常清楚英国人未能做出妥善安排以切当看守补给品，军队物资未储备在临时军营内，而是贮藏于扎法尔·汗（Jafar Khan）、尼尚·汗（Nishan Khan）及穆罕默德·谢里夫（Mohammad Sharif）的城堡中。

他们了悟若能摧毁或夺取这些城堡，英国人将不是饿死，就是因弹尽援绝而投降，或两者兼而有之。是故，伯恩斯暴毙后，他们遂向城外进发，意图捣毁城堡并洗劫那儿的仓库。数分钟内就摧毁了扎法尔·汗城堡，将它付之一炬，而后又向毗邻临时军营的穆罕默德·谢里夫

[27]

城堡推进。勇士们继而将注意力转回到拆墙倒壁上，犹如老鼠般掘地三尺、撼动地基。

[28]

当天早晨，科林·麦肯齐上尉在被定为第三个攻击目标的围墙高筑的院落中醒来。这座储存军需物资的尼尚·汗城堡（Qal’a Nishan Khan）专供沙麾下军队补给之用，里面不仅贮有英军全部的医疗物资，还有九个月的粮秣补给。城堡处于距英军指挥部不过1英里开外的地方，一侧是沟渠和穆拉德汗尼的奇兹巴什人聚居区，另一侧毗连沙的花园。麦肯齐早就听说城内发生骚乱的传闻，但仍全神贯注合计全团账目，打算在翌日陪同公使赶赴白沙瓦前完成此项工作。

猛然间，一名裸身男子站在我面前，头部两处遭马刀深砍，手臂和躯干有五处火枪枪伤，浑身是血。经证实，他是威廉·麦克诺滕爵士手下骑兵（sawar），奉派前来向我们报信，但遭起义者截击。这就十分强有力地暗示了事态作何进展，我即刻下令严守各座大门，同时命人在特鲁普上尉（Captain Troup）的住宅顶壁上挖掘射击孔。其宅院相去一矢之地，屯驻着一名下士（naik）及十名印度兵。正忙于此，持械的德赫阿富汗安区（Deh-i-Afghanan）居民一拥而下，穿过庭园接踵而至，开始向我们射击……我手下一名士卒遇害，另一名身受重伤。

袭击者随后占领了整座沙的花园，尽管麦肯齐手下士卒自城堡屡次出击、不断蒙受伤亡，仍无法驱离袭击者。

日间，沟渠遭截流，敌匪昼警暮巡，我的一名属下试图汲些水来却中弹而还。不过我们有幸寻得一口古井，井水可饮用。临近下午，除了战士子弹袋中装有的弹药外，已弹尽援绝。我联系特雷弗上尉，恳求至少征调弹药，他迅速呈报但未调遣增援。劳伦斯上尉侠肝义胆主动请缨，提议借调两个连兵力前来襄助，却（遭埃尔芬斯通和麦克诺滕）拒绝。晚上我从政府库存物资中分发口粮。夜间继续时不时地遭受袭击。我们极为不悦地暗生疑窦，隐约觉得敌军正在我方西北塔楼下挖地道。

[29]

当天下午麦肯齐殊死战斗之际，都城内的叛军渠魁正在审度取舍。直至午后不久，他们的坐骑还都一直备好鞍，以防预料中英方发起的反击直捣黄龙，攻破其指挥部。

[30]

但是，变得愈发彰明较著的是，英国人震恐得无法有条不紊地应对。起初自荐为英方效力的数位部族首领亲眼看见临时军营里丢魂丧胆的惨状，现已渐行渐远，转而开始将触角伸向叛乱分子。

[31]

正如文森特·艾尔评述的：“在临时军营一英里范围内，恰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城墙下，屠戮吾国同胞、掠夺公私财产，如此为非作歹仍能逍遥法外。我方怯懦展露如斯，让敌军领悟到自己的强大威力。对于那些不论多有意参加叛乱但迄今仍置身事外的人来说，这无疑坚定了他们悖逆我们的决心，最终激励全体国民齐心协力让我们巢倾卵破。”

[32]

作为达成宏图大志的第一步，叛军渠魁拿定主意：与其准备匆促撤离，倒不如转而组建一个临时政府并且推选一位领袖，非此不能合法宣布圣战。

举事之初领导起义的权贵显宦多为保皇派，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给沙·苏贾机会驱逐其异教徒靠山。众人皆知苏贾在英国人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满心懊丧。不过据赫拉特所载，尽管如此，反水倒戈的提议却遭到沙的严厉斥责。

起义领袖向陛下派遣代表团，他们言道：“你是我们的君主，我们谋求你的支持，携手为反对外国占领而战。请与这伙外国人脱离干系！”陛下答说：“我们的统治与英格兰人休戚与共、密不可分，30年来我们一直是他们的座上客，即便他们强行任命一无是处的奥斯曼·汗为当朝尼扎姆兼维齐尔，激起我们千愁万恨，但我们仍对英格兰人毫无芥蒂。就让降临至他们头上的一切同样落于我们身上吧！”叛乱分子力图拉拢陛下终告失败，遂宣布他为异教徒。

[33]

因没有萨多扎伊族人愿领导他们，起义者便求助于巴拉克扎伊族人。数周来一直有传闻称多斯特·穆哈迈德机敏凶戾的子嗣阿克巴·汗终于逃出布哈拉。不过阿克巴·汗仍未现身，叛乱分子被迫将目光转向城中最德高望重的巴拉克扎伊族人——阿克巴·汗的堂兄弟穆罕默德·扎曼·汗。正是此人在当天早些时候救了莫罕·拉尔一命。扎曼·汗最初得知暴动的消息时，曾打发其子苏贾（亦为沙的教子）去找特雷弗上尉，自愿请命予以襄助。

[34]

扎曼·汗现在见风转舵，应允承担叛乱领导权。他委婉致函麦克诺滕，称自己接受提议“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不幸”。他说自己准备升任苏贾的维齐尔，还打算多方磋议以使英国通过和平方式撤兵。不以为然的赫拉特记述道：“他们推选穆罕默德·扎曼·汗·巴拉克扎伊为首领，被俗称为‘游民款爷’的这样一位乡巴佬，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喀布尔最具权势之人。”

[35]

两位起义真正的首领并未被遗忘。阿米努拉·汗·洛伽尔被推举为扎曼·汗的内布（他余生皆引以为荣地保留此头衔），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充任叛军总司令。发布宣言称“立誓与异教徒战斗的伊斯兰勇士纳瓦布穆罕默德·扎曼·汗·巴拉克扎伊，仁慈如诸时代奇葩，诚笃若当世异卉。经各部族穆斯林一致推选，享有‘信士的埃米尔’（Amir of the Faithful）及‘神圣武士的伊玛目’（Imam of the Holy Warriors）封号。以上封号得到公认”。

[36]

嗣后不久，众毛拉和托钵僧（malang）蜂拥进都城，穿街越巷擂动战鼓，正式宣布发动圣战。

如火如荼的起义渐呈燎原之势，立即禁暴诛乱至关重要，身处巴拉希萨尔城堡的沙·苏贾对此洞若观火。他越来越不解麦克诺滕因何反击不力，这非但是在自取灭亡，而且与麦克诺滕在和平时期治理阿富汗时事无巨细、总揽无遗的活跃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与城内一派狂乱激昂相对应的是，临时军营里英军领导层依旧不可思议地静默无声，似乎被吓呆了。正如赫拉特所述：“陛下最终遣派首席大臣去临时军营向麦克诺滕传话：‘现在没时间怠惰不前、贻误军机！即刻兴兵诛讨，从四面八方包围都城，在这场暴乱的规模壮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将其平息，在叛匪整编完竣、有序推进前逮捕渠魁。这仍有可为！’”赫拉特继续说道：

只可叹，麦克诺滕认为陛下紧张过度，仅派一个排的印度兵（Tilinga）携火炮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俾使王室安神定魄。陛下再次紧急传话，称“目前我们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颇为安全，不过当务之急是城内安保，务必立即恢复治安，否则这些蛮横狂暴的城镇居民绝不会被驯服！”麦克诺滕唯一的答复是“缘何如此匆忙？”要是麦克诺滕听从陛下劝告，速即调遣适当数量的英格兰士兵从各个方向包围都城，焚毁渠凶宅院以儆效尤，他们本可以令暴徒对真主心生敬畏，并能恢复秩序！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麦克诺滕优柔寡断，而陛下麾下仅有一支小型御前卫队，不得不屈从于麦克诺滕的意志。

[37]

临时军营里的英方目击者也记述了麦克诺滕何等荒谬地误读正在发生之事的严重性。文森特·艾尔写道，尽管副手惨遭杀害令人触目惊心，“但麦克诺滕起初仍对起义轻描淡写。敷陈民众对我们的普遍看法，不仅掩耳盗铃，还误导了将军。怎奈我们很快就被迫接受那讨人嫌的真相”。

[38]

岂止如此，午后不久，麦克诺滕非但未奋起反击，反倒决定撤退。他离弃所处的边远传教区，将行政总部撤至临时军营内。其间，埃尔芬斯通下令以加倍兵力沿临时军营壁垒严密守御。除此之外，英军指挥官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任其支配的有50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绰有余裕的马拉炮兵以及可供一年战斗的弹药储备。埃尔芬斯通致函麦克诺滕：“我们必须看清这一上午带来了些什么，进而思索还能做些什么。”

[39]

傲雪凌霜的塞尔夫人心惊胆寒地写道：“一切皆七颠八倒、悬而未决。公使翻身上马，策马行至大门口，而后驱马折返……”

不过很快就有其他事让塞尔夫人忙个不停。其新婚女婿斯特尔特中尉被人用担架从巴拉希萨尔城堡抬了回来，他“浑身是血，言语不清；从面部和肩部的伤口判断，神经受到损伤；嘴巴张不开，舌头肿胀麻痹，面色苍白，且因失血过多晕厥；由于血壅塞于喉而无法平躺。颇为艰难、煞费苦心地将他搀扶到楼上，置于床榻之上。大约10点钟负伤，待到哈考特医生（Dr Harcourt）为他敷裹伤口时已是1点钟，伤口冰凉发硬并伴有凝结血块”。

[40]

临时军营上演这一幕时，谢尔顿准将已挥师绕行城市后方，姗姗来迟开进巴拉希萨尔城堡，但他一直拿不准一旦到那儿该做些什么。下午3点左右，乔治·劳伦斯返回沙·苏贾的谒见室，禀告称：

（刻板的谢尔顿）指挥两门炮杂乱无章地炮轰都城。在此危急关头，谢尔顿准将的行为惊得我无以言喻……（他）近乎魂不附体、六神无主、手足无措，面部五官刻有无能的烙印。准将直接问我该做些什么，我答说“即刻进城”，他遂厉声斥责道：“我手下兵力不足，看来你并不了解巷战为何物……”此时，国王不止一次地询问我，部队因何不采取行动。我们坐以待毙似乎令国王深为恼火——他本该如此。谢尔顿非常清楚国王切望他采取积极措施镇压骚乱，但事实上他完全被惊得呆若木鸡……

[41]

正是这种瘫痪状态，促使若干牢骚满腹的部族首领的自发抗议活动迅速将民众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发展为19世纪英国人在大英帝国的四方诸地面临的最危险挑战之一。英方原本猜想抗议是发泄愤怒的绝望之举，想不到竟是大革命发轫。劳伦斯总结道：“寡断无能束缚了我方军事顾问，麻痹了那些本该干劲十足、果断行事的心灵。借由那最堪悲叹的怯懦，让一场小规模及时用兵就能立刻平息的偶发暴动，演变成势不可挡的起义。一支威武雄壮之师终受此牵连而覆灭。”

[42]

傍晚时分，目睹盟友益发深陷颓丧消沉，沙·苏贾打算举办晚宴，设法让心灰意懒的诸军官振作起来。军官们以愁云满面做回应，声言既已将军礼服留在临时军营，焉能举办晚宴？

[43]

纵然正值烈焰焚烧喀布尔之际，就算处境每时每刻愈发窘促，英国人仍决意要将得体的军团着装礼仪奉行到底。

11月3日上午，埃尔德雷德·砵甸乍逐渐忐忑不安起来。他仅偕100名士兵屯驻于拉格曼

[44]

的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小型围场内（实为改造过的驿站［caravanserai］）。围场位于喀布尔以北60英里的山丘顶上，俯瞰咫尺之隔的英军恰里卡尔兵营，管治科希斯坦的行政部门就设于此。眼下越来越多披坚执锐的科希斯坦人聚集在砵甸乍的塔楼周围，部族成员表面上是在那儿调停砵甸乍执掌的行政部门与来自尼杰若河谷区

[45]

某些心怀不满的部族首领间的争端。诸首领被迫卷入1840年的叛乱，塞尔那年秋季的诛讨令他们蒙受重创。砵甸乍强烈预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后来他写道：

他们人数不断增加，渐渐令我大为警觉，他们拒绝进攻（叛乱）部族首领的城堡，亦令我惶惶不安。（科希斯坦叛乱渠魁）米尔·马斯吉迪麾下军队由那些首领组成。这种预感驱策我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处境安全，以防遭受奇袭。但流露出一丝半点儿疑心似乎并不明智，是以受限采取折中办法……3号那天，居所周围的持械人员数目急剧增长，密密麻麻甚为惊人，促使我部署兵力于（城堡）诸塔楼。上午，领来尼杰若人的部族首领延颈企踵，切盼我接纳其友。先前已来过的那些尼杰若人求取礼物但一无所获，故而愤愤不平。我给这些尼杰若人捎去数条消息，称若立下我所指明的汗马功劳，非但会赠予礼物，还将为他们求得国王赐授的朝服。

砵甸乍的副手查尔斯·拉特雷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Rattray）

[46]

随后去迎接新来乍到者，那时他们坐于相距30码左右的毗连的留茬地中。据廓尔喀营士官长（havildar，即NCO）莫迪·罗摩（Moti Ram）记述：“指挥其中一支阿富汗军团的拉特雷先生受引诱外出察看自己带来服役的新征募兵员。这些骑马的武士一字排开接受拉特雷中尉检阅，突然间他们转向，分左右两路围拢上来，遭围困的拉特雷先生被手枪击中。”

[47]

其间，砵甸乍正与若干位尼杰若部族首领晤谈，手下一名阿富汗新兵“跑上前来，禀报称有人倒戈”。

因用暗语表述，我几乎无法理解他的意思，这时我们被阵阵枪声惊扰，众部族首领遂同我一道起身逃遁。我穿过后门逃入城堡，锁紧后门，奔上壁垒顶部，自那儿望见身负重伤的拉特雷先生横卧于相距300码左右的地方。应征入伍的新兵拿着从国王警卫中队分遣队营地劫掠而来的赃物四散逃窜。穿越该地的一伙敌匪注意到了拉特雷先生，他们跑上前去，一人拿枪顶着他的头将他击毙，其他几人各自用枪向他身体的不同部位射击。此时卫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火枪子弹已上膛，他们举枪开火，迅速将匪寇逐出空地。但在比比皆是的水道和墙壁掩蔽下，敌匪持续用火力紧紧压制我们。

[48]

由于砵甸乍带领廓尔喀护卫队“轻装简囊”从位于恰里卡尔的主基地行军北上，次日晚弹药行将告罄，他们在夜色掩护下，冲出深陷重围的阵地，将己方军械库和金库，外加从科希斯坦部族首领那儿扣押来的所有阿富汗人质弃于身后。砵甸乍率军设法杀出一条血路，到达谷底的英军主兵营。该地屯驻着由750名廓尔喀兵组成的一整支分遣队，另约有200名妇孺家眷，还有3门炮，但无骑兵。砵甸乍在此面临一个新问题。尚未完工、仍无营门的兵营还没请人建水井。没过多久，四面楚歌的守备部队就供水短缺。

[49]

夜间，每当一队人奉派前往附近水渠打水时，自告奋勇者屡屡或被击毙在水渠边，或遭生擒，带回来的极少量的水“立即就被能拿得到的人夺去喝掉”。

士官长莫迪·罗摩回忆道：

兵卒过去一向是在夜里偷偷溜出去前往近旁的一口泉。阿富汗人已将泉水改道至另一方向。有军用水壶的人就将水壶灌满，仅有球形铜水罐（lota）的人则拿着用衣物包裹的水罐，唯恐金属闪光招致行踪败露。既无球形铜水罐亦无军用水壶的人遂借助布块，他们将布块浸入泉水，把浸透水分的布块带回来。这些敢于冒险的人无论谁返回城堡，所有人皆争先恐后簇拥上前，只为求取弥足珍贵的一滴水。不过获悉这一惯常做法的阿富汗人，嗣后将走近那口泉的人统统击毙。城堡城墙之内滴水不剩，士兵们渴得发狂。

[50]

在此期间，科希斯坦部落民蜂拥而至。48小时内集结的约两万名塔吉克人，围攻未竣工兵营内的砵甸乍和廓尔喀兵。生于都柏林的约翰·霍顿中尉（Lieutenant John Haughton）是砵甸乍的同僚，他写道：“的确看似全体男性国民都聚集而来对抗我们。”

[51]

次日，围攻者攻占了俯瞰兵营的邻近城堡，“渐渐弹如雨下，纷纷落入我方广场”。没多久，砵甸乍的大腿就被火枪弹击中，伤势严重，其属下军事指挥官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上尉（Captain Christopher Codrington）胸部亦受致命伤。

随后数日，守军逐渐变得绝望。霍顿报告称“（我们的最后一点儿）水仅分发给战士，每人约有整整半茶杯，大都不过是泥浆……许多人吮吸生（绵羊）肉解渴。战斗始终是令人口干舌燥的活儿，离开水几乎不可能进行。我们苦不堪言……很快就声音嘶哑、嘴唇干裂，沾满灰尘的面庞经烟熏火燎污秽不堪，双眼布满血丝”。到了周末，守备部队全体人员渐渐开始产生幻觉。霍顿写道：

正午前后，我接报称，见到一群兵卒自喀布尔方向而来。我速即出外看个究竟，千真万确望见他们。那是切盼已久的援军，还是敌匪？无疑是援军。我能用望远镜清清楚楚地辨认出他们，最前面的是我方第5骑兵队（5th Cavalry）的骑士，仅凭其白色头饰，便可确保这一事实确凿无疑。我们相互道贺，我眼中涌出喜悦的泪水。呜呼哀哉！怎奈很快真相大白，看来我们受到蒙骗。海市蜃楼荒诞离奇上演，如此不可思议地作用于放牧中的牛群，彻底蒙蔽了我们。

[52]

阿富汗东部各地情况类似，一夜之间各村各落皆翻脸为敌。

在开伯尔山口，英国驻白什布拉奇（Peshbulaq）警戒哨遭攻击，部队被迫撤退至白沙瓦。

[53]

在喀布尔以南，11月3日，克劳福德中尉

[54]

手下一小队印度兵将擒获的一批阿富汗逆贼渠魁由坎大哈押解至加兹尼。其中一名印度兵希马德·班尼雅（Himat Baniah），后来在军事法庭受审期间，受盘问时回忆道：

我们整夜行军，天亮前抵达穆士奇（Mooshky），上午8点前后，穆士奇及邻近村落的村民聚集而来，霍然间约有500名男子突降我们面前。他们手持火绳枪和刀剑，喧嚷叫嚣着冲上来，大量屠杀我方人员。残余人员溃退逃窜。我们风流云散，各自遁入不同城堡。我听闻克劳福德中尉（Lieutenant Crawford）继续前行，一直逃遁至摩尼（Monee）。那500名男子突袭我们时，我的一切都被抢光，甚至被剥得只剩衣服，而后我逃至一箭之地。下午5点左右，见我溃逃的两名骑士将我俘获，把我带去一座名叫伽尔德（Ghardeh）的城堡囚禁起来。

[55]

稍后，一支由吉勒扎伊部落民组成的大型武装力量将加兹尼团团围住并展开围攻。唯有处在诺特将军机警监管之下的坎大哈，继续保持着和平安宁。诺特写道：“绝不会撞见我像喀布尔诸友一般安枕而卧，我为确保该国这一地区安全做足一切准备。”

[56]

在此时的喀布尔，对两座贮有军需物资的至关重要的城堡展开的围攻战愈演愈烈。特雷弗上尉的塔楼位于沙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对面。11月3日，特雷弗偕家眷乘着夜色从后门逃出，嗣后不久塔楼就遭叛乱分子猛攻。尽管两座城堡贮有英军为安度漫长的阿富汗冬季而收集来的全部粮食补给，但是埃尔芬斯通和麦克诺滕仍未派出一兵一卒，甚至没有另外送去弹药补给，以援助守军镇守的任何一座前哨站。抵抗组织的两个核心据点距离临时军营都不足1.5英里，而临时军营里有5000名荷枪实弹的印度兵原地待命、无所事事。日益灰心丧气的塞尔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一旦发生围攻，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我方尚未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加以保卫。这座城堡（遭鼠患而破败混乱）贮存着孟加拉部队军需处的全部储备物资。军需处城堡若遭攻占，非但会失去所有给养，亦会切断我们与都城的联系。公使和将军仍被惊得呆若泥塑木雕。”

[57]

谢尔顿准将并非更有作为。莫罕·拉尔写道：“谢尔顿似乎自始就对赢得胜利不抱任何希望，这对每位战士都造成致命危害。”

[58]

乔治·劳伦斯与其意见一致，“虽已提供一支兵力占优的军队任其差遣，人数远胜于前不久借开放日发动猛攻、攻陷固若金汤的卡拉特城堡的叛军，谢尔顿依旧怠惰不前、毫无作为。即便像是保卫（昔日莫卧儿王朝）沙的花园和（俯瞰临时军营的）穆罕默德·谢里夫的城堡这样昭昭在目的行动也被彻底罔顾，尽管这两处就位于我们的驻所与贮存军需储备物资的城堡之间。军队的生死存亡正仰赖于军需物资储备”。

[59]

11月4日，沙·苏贾麾下军队军需官休·约翰逊谒见埃尔芬斯通。他将当前局势阐释得一清二楚，禀告将军称“临时军营内仅剩两天的给养……我们无法从周边地区获取补给，因为军营外毗邻的多座城堡有大批敌军。匮饿将（不可避免地）使我方军队蒙受毁灭性打击，除非悍然不顾，冒险占领军需处城堡”。埃尔芬斯通勉强同意约翰逊的分析。驻守城堡的第5本土步兵团（5th Native Infantry）步兵少尉沃伦（Ensign Warren）是个“沉着果决的人，他一身是胆、少言寡语，四处走动时总有两三只斗牛犬紧随身后”。埃尔芬斯通传话给沃伦少尉，告知会在凌晨2点派出一支援军，但嗣后并未采取任何举措兑现承诺。沃伦接二连三捎信作答，恳请紧急支援，并直言不讳地表示，除非立即予以解救，否则他将不得不像手下诸多卫兵那样离弃阵地。起初只有70名精兵猛将的卫队，今已四散溃逃。次日清晨5点钟，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终遭遗弃。沃伦及手下屈指可数的士卒临危不惧苦苦等待，已经超出埃尔芬斯通承诺施以援救的时限整整三个钟头。塞尔夫人写道：“敌军随即直接占据城堡，（近乎是）我们唯一的活路遂被剥夺。”

如此一来，英军仅剩一个补给中心安然无恙。科林·麦肯齐统辖的尼尚汗城堡仍贮有为沙·苏贾麾下军队收集而来的充足补给。叛军洗劫特雷弗的财物时，守军自胸墙悒悒不乐地观望“在特雷弗住宅上演的大肆劫掠的一幕”，麦肯齐写道。“敌军占领了俯瞰我方防御工事的塔楼顶部，他们的重型杰撒伊步枪射出的子弹弹无虚发，将位于守军西侧的障碍一扫而光。”他继续记述道，

甚至唯有靠四肢着地、沿一小段台阶匍匐而上，而后猛蹿过门去，才得以巡察正遭暗中破坏的塔楼。在一次巡视中，哨兵禀报称一名阿富汗人正从对面枪眼瞄准，但我未能望见他。我将头挪开时，哨兵急忙用一只眼凑近狭缝，怎料被一颗子弹射穿前额，倒毙在我脚边……下午，敌军击垮了紧靠我们的一大段墙体，我方一座塔楼上部在枪弹威力之下摇撼不休。我们仅存的弹药罄尽无余，由此加剧了心灰意懒的倾向……阿富汗人还拿来大量末端带有易燃物的柴薪和长竿置于墙下，随时准备焚毁我方大门。

麦肯齐手下一些骑兵现着手谋划“某种局部哗变”，他们打算骑马逃遁。“我携一支双筒枪下到他们中间，由此平息了事件。我扣上扳机，命令他们关闭大门，恫吓称违命者杀无赦。因我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他们见我毅然决然，遂俯首听命。”到了晚上，“不眠不休地战斗劳作了近40小时”后，麦肯齐和手下士卒都已精疲力竭。

显然正如我所经历的，自己的同胞弃绝我于不顾，覆灭几已成定局。尽管出卖我有蛊惑至极的报偿，但我的阿富汗部下直至最后关头仍坚贞不渝。最终我方弹药勉强够一轮次射击所需时，哈桑·汗（Hasan Khan，麦肯齐手下阿富汗杰撒伊步枪兵指挥官）来找我，他言道：“我想我们已恪尽职守。你要是认为有必要丧命于此，我们愿舍生取义，但我觉得我们已尽忠竭力。”

[60]

继后，麦肯齐同意安排撤兵事宜。正值斋月，是故他们打算黄昏后速速遁逃，那刚巧是围攻者忙于开斋晚餐（iftar dinner）的时间。从哈桑·汗手下杰撒伊步枪兵中择选阿富汗狙击兵做开路前锋，以临时担架运送伤员，妇孺跟随其后，麦肯齐亲自断后。他们计划避开各个村落，循水道而行，直到望得见临时军营，遂强行穿越战场向军营进发。粮秣辎重一概舍弃。

[61]

下令容易执行难。麦肯齐写道：

夜间撤退通常糟糕透顶，事实证明此次亦不例外。原因在于，尽管我严令将行李悉数留下，许多贫困妇女仍设法把少得可怜的家当大包小包掮在肩上偷溜出去，她们让孩子步行，孩童的哭喊声增加了被发现的危险。我走到妇女当中，查看她们是否遵从命令将一切统统丢弃，这时一个16岁或18岁的廓尔喀少女来到我身边。她磨砺以须，宽腰带上插着一把利剑。她把自己的全副家当扔在我脚边，说道：“大人，你是对的，生命高于财物。”她是个有着白皙肤色、大大黑眸的美丽可人儿。她将衣服缠裹于身上，空出四肢站在那儿，活脱脱就是生命、朝气与活力的写照。我再也没见过她，恐怕她已在夜行军时被杀或被俘。

一队人马前行未超过半英里就爆发枪战，麦肯齐等一行人很快就与居前引领众人撤退的杰撒伊步枪手走散。不知不觉间，麦肯齐发现自己独自置身于炮火下，“与其相伴的是一名信差和两名骑兵

[62]

，他们身处一群哀号的妇孺当中”。此后不久麦肯齐便遭包围。他起先以为那是自己手下兵卒，但“他们扬嚷着‘洋人在这里’（Feringhee hast），挥刀舞剑袭击我，令我登时醒悟”。

麦肯齐用马刺驱马疾驰，然后突然转身，从右至左砍将过去。蒙上帝垂怜，我的连番猛击格挡开他们大部分击打，我也委实幸运，竟能砍下最骇人的袭击者的一只手。我一剑下去，干净利落地斩断那人的手臂。不过紧接着，我的后脑勺就遭狠狠一击。尽管马刀在敌人手中转向，我还是险些被打下马去。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接下来只记得，不觉间发现自己端坐在马鞍上，处于敌军前方，跟在后面的一整支前哨部队频频向我开火。遭受两轮步枪齐射，我毫发未损。前哨部队紧追不舍，但我飞快穿越数片田野，很快就将他们远远甩开……我小心翼翼继续前行，发现去路再次被密密匝匝一大群阿富汗人阻挡，这令我深感恐惧。不可能后退，故此唯有全心信赖上帝。我猛冲入他们当中，希望马匹的重量能替我扫清道路，刀劈剑砍则被留作最后殊死一搏。幸好如此行事，因为等我撞倒一堆小伙子后，这才发现他们是己方杰撒伊步枪手。

他们最终抵达临时军营。麦肯齐记述道：“我方许多掉队散兵（主要是随营人员）夜间被收容。从头至尾，我大概令12人被杀。导致我们垮台的千差万错中，疏于稳固强化我所在的哨所乃最大失误。每个有才智的阿富汗人皆承认，我若得到几个团援兵增援，我们原本依旧是都城的主宰者。”

[63]

休·约翰逊早已震怖于诸位将军的愚钝乖谬，居然听任他所掌管的公库落入叛乱分子手中。粮秣供给尽失无遗，让休·约翰逊愈发惊骇。这一切都发生在起义爆发仅36小时之内。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未曾奋起反击敌匪，就被迫放弃价值40万卢比的小麦、大麦、葡萄酒、啤酒等一切必需品。许多人迄今仍冷眼旁观这场斗争，尤其是为数众多、颇具影响力的奇兹巴什部落民。对我们这一两天的怠惰无为以及表面上漠然以待公库失守和常驻代表遇害，虽会愕异非常，但是对于一支拥有5000精兵的英国武装力量，他们总是听闻其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胆魄过人，其领袖睿智贤明的褒颂之辞，这些人即便在黄粱梦中也不曾想到，这般威武之师会乖乖坐以待毙，眼看着一些狼突鸱张、可悲可耻的野蛮人在军营大门口与其公然对抗。

然而，阿富汗举国上下现已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人人都以我们为敌。我们此前一直具有的崇高地位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我们视若草芥、嗤之以鼻。用作仓库的城堡今朝有几分类似大蚂蚁窝。到中午时，千千万万人从四方八面聚集而来，争先恐后地，瓜分从英格兰无赖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众人各显其能、能拿就拿，我们则束手无策地亲眼看着这一切。

[64]

据阿富汗方面的史料称，叛军在24小时内就夺取了相当于三年供应量的军用物资和粮秣供给，尽数搬入城垣之内。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写道：“他们将战利品顶在头上带走，把数千莫恩德的谷物分发给阿富汗村民及游牧民，俾使这些填饱肚子的民众也投身起义。凡被断定重得带不走的东西，他们就毁掉。”

[65]

塞尔夫人很清楚所发生之事的严重性。“既让敌军信心大增，也让他们得到大量劫掠物。欧洲人的朗姆酒遗失罄尽，窝心至极。更糟的是损失了病患所需的一切医疗用品、西米、木薯、葡萄酒等。”

[66]

乔治·布罗德富特身处受围困的贾拉拉巴德城内。数周后，有关所发生之事的消息传到他那儿，他将愤慨之情记录在日记中：

科林·麦肯齐在市郊的一座旧城堡中奋战两日，随后杀出血路回归大部队，而大部队似乎没有办法冲开血路奔向他。麦肯齐安全带来手下所有兵卒和一群妇孺，他本人身负两处马刀伤，上演前所未有的果敢壮举。自那以后，那些凄苦的妇孺或死于非命，或委身为奴，因为5000名士兵未能恪尽麦肯齐偕50人所尽之职守。

[67]

临时军营被围困，饥饿很快开始蔓延。

士兵的口粮配给减半，但与两年前穿越波伦山口出生入死的行军一样，最先受苦的是随营人员和驮畜。一周后约翰逊在日记中写道：“过去几天牛儿一直忍饥挨饿，得不到一片草叶，也没有一点点秣草或谷物。

[68]

库存的大麦作为口粮被分发给随营人员，他们只能得到四分之一西尔的大麦作为每日食物。牛儿靠细枝嫩杈、树枝树皮勉强活命。几乎没有一头牲畜适宜驮载重物。”

[69]

一周后处境愈发严峻。“过去两天里，除了因缺少食物而饿毙的骆驼和马匹尸体外，随营人员没其他东西吃。已无从获得细枝和树皮，临时军营里的树都被剥得光秃秃的。”

[70]

约翰逊不久便查明唯一行得通的食物来源是比比马赫卢（Bibi Mahru，意为圆脸女士）山的苏菲圣祠村，比比马赫卢即英国人所熟知的贝马鲁（Bemaroo）。这座村落位于北边半英里处的一条低矮山脊上，俯瞰临时军营后部。

[71]

约翰逊最终与头领完成交涉，少量小麦现已送达临时军营，不过仅够几日之需。

[72]

更添苦难的是，如今气温下降，冬日初雪逐渐飘洒一地。大约同一时间，起义者开始用从城内及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缴获的大炮轰炸临时军营。连番炮击几乎无技巧方法可言，整场战争中，阿富汗人一直很难找到训练有素的炮手，但是对临时军营壁垒的狂轰滥炸仍渐渐让遭围困的士兵神丧胆落。

叛军次日攻占穆罕默德·谢里夫的城堡，不久，大炮射击就辅以来自城堡的步枪连番齐射。城堡正对着临时军营正门，就位于通往城内的道路一侧。阿富汗人如入无人之境，步入城堡将其据为己有。他们迅速在墙上挖枪眼，以便用火力全面遏制英军自前门突围的图谋。11月6日埃尔芬斯通明令禁止自壁垒还击，进一步阻挠英军抵抗，理由是“火药短缺！”满腹狐疑的塞尔夫人写道：“当时火药充足，足以应付12个月的围困。”

[73]

目前人尽皆知埃尔芬斯通是个累赘。塞尔夫人在日记中记述道：“人们毫不犹豫地说，应将我们的长官束之高阁。可怜的将军被各方提出的纷繁主张弄得六神无主。他痼疾缠身，体力日渐衰弱。他满腹该受谴责的牢骚，他谈及撤退，继而提及遗弃我方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这一切给众士卒留下恶劣印象。”

[74]

事实的确如此。埃尔芬斯通非但缺乏领导才能，而且霎时间信心全无，这令士卒困惑气馁。印度兵悉达·罗摩写道：“军队士气低迷、委顿不振。日日有战斗。因无从获得美食，欧洲裔战士丧失斗志，不像过去那样骁勇奋战。”更糟糕的是：

彻骨严寒让军中印度兵几已成为不舞之鹤……我们日夜遭受大炮炮击搅扰。敌军人数看似以千计增加，他们手中长长的火绳枪射程远过我们的火枪射程。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挡正规冲锋，但只要能在墙后屋后等地找到隐蔽处，他们的射击就令人苦不堪言……全军陷入悲惨困境……食物的价格实在高得离谱，人人创巨痛深。我见到诸多大人垂泪忧恼，他们怪罪己方将军和首领令自己蒙羞。他们说自己的首领老气横秋，简直一无是处……

[75]

在痛风致残和接连败北的轮番煎熬下，埃尔芬斯通现已沉入心灰意懒的深渊。11月9日，麦克诺滕决定从巴拉希萨尔城堡驻地请来谢尔顿，以便为取代埃尔芬斯通做准备。这是另一个失误。谢尔顿的消极委顿与埃尔芬斯通别无二致，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他更坚信英国深陷山穷水尽的绝境。科林·麦肯齐写道：“他既未带来帮助，亦未给予抚慰。他公开谈及撤退。”谢尔顿到达之时，麦肯齐兴高采烈地询问一切可好，谢尔顿答说：“身强体健。”麦肯齐说道：“哟，在这艰难岁月那总是件聊以自慰的事。”“准将接着转向他，神色悲戚至极地说出三个字：‘尘归尘。’”

[76]

谢尔顿的到来还起到分裂英军统帅部的作用。麦克诺滕认为卫戍部队的职责是“不惧任何危险严防死守我方驻地”，谢尔顿却“极力主张立即撤退至贾拉拉巴德”。文森特·艾尔记述道：“在此等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带来不幸恶果。将军有难之际，全体一致推波助澜，使其一蹶不振。”

[77]

召请谢尔顿回归临时军营就意味着遗弃喀布尔那座名副其实坚不可摧、补给充足的堡垒中的英军阵地。临时军营所在位置的薄弱之处，众人有目共睹。更安妥的良策本该是离弃临时军营，英军移师巴拉希萨尔城堡。麦肯齐认为：“尽管我们全都饥肠辘辘且以马匹和骆驼为食，但是本可以挺进巴拉希萨尔城堡坚持一年。各部族原本会在两周内渐渐散去。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居高临下俯瞰城镇，堡垒能够容纳全军将士，指挥官却说什么都不愿为己所用。”

[78]

没人比设计者斯特尔特中尉更清楚临时军营易攻难守的根本性缺陷。“诸事不顺，急得他半疯半癫”，斯特尔特穿着睡衣从病榻上撑起身子，一再报信力劝指挥官搬入而非迁出苏贾的古堡。塞尔夫人在日记中记述道：“若是听从斯特尔特的劝告，我们本应连夜将弹药送到那儿，运送完足量弹药时，所有人就轻装简囊地来一次大胆的夜行军。行军装备要以马匹能驮载的量为准。我们可以寄宿在当地居民家中（我承认那并不舒适）。他们储备了充足的过冬物资，我们无论如何都能购得，进而便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对抗整个阿富汗。”

[79]

对于斯特尔特的计划，诸位指挥官的答复却是：“临时军营既已花费了那么多钱，我们焉能离弃？”

谢尔顿起程后，苏贾孤立无援地留守堡垒，相伴的是沙的分队残余将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名配属给该分队的英国军官。据塞尔夫人记述：

（他）住在后宫门口，围城期间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留在那儿。他一整天都坐在窗口，从窗口俯视临时军营，将一切尽收眼底。他手持望远镜眼巴巴地观望该地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进展，悠悠忽忽、怊怅若失。他一度将皇室徽章统统取下，让诸军官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有一段时间看似失魂落魄（gobrowed
）——一种东方表达用语，用来表示介乎目瞪口呆与计穷虑极间的某种状态。

[80]

到了11月的第二周，随着英军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都城以及临时军营周围所有城堡的诸阵地或失守或遭遗弃，战斗转而渐渐集中于比比马赫卢山。比比马赫卢山现已成为日益绝望的英国人仅存的补给来源地，这儿的众多城堡俯视村落、远眺临时军营，在这些城堡周围发生了连串的胜负未决的小规模交火。11月10日起义者占领两侧高地，收紧对英国人的包围圈，他们“人数庞大，更胜蚂蚁与蝗虫”，迅速夺取了正对面山丘顶上一座名为利加布·巴什（Rikab Bashee）城堡的塔楼。

[81]

三天后，叛军用人力将两门缴获的野战炮搬至高地上。谢尔顿陈说战败的诸多风险，照旧拒绝采取行动。怒不可遏的麦克诺滕最终言道：“准将，你若听任敌军公然与你对抗，到今晚还不进击夺回这两门炮，那么你务必做好准备面对我们可能蒙受的种种奇耻大辱。”

[82]

翌日清晨拂晓时分，谢尔顿总算率步兵大规模出击，不料却立即遭阿富汗骑兵队袭击。这支人强马壮的骑兵队奋蹄径直追下来，穿过谢尔顿的队伍。阿塔王子记述道：“阿富汗人集中兵力向山下冲锋，如刈草般屠戮数百名英格兰战士。双方英勇鏖战，各有伤亡。”

[83]

直至80名士卒捐躯疆场，还有近200人负伤，英军这才成功塞住一门炮的火门，还硬生生将另一门炮拽回临时军营壁垒之内。

[84]

惊恐失据的卫戍部队欲行之有效地对抗信心日渐高涨、益发有恃无恐的围攻者，这并非范例。

11月15日，两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冲破围攻者的包围圈带来凶讯，英军的士气又一次遭受打击。埃尔德雷德·砵甸乍和约翰·霍顿看来是恰里卡尔卫戍部队750人中仅存的2名生还者。

被围困十日后，官兵们要渴疯了，越来越多的人接二连三当了逃兵，与日俱增的塔吉克及萨菲（Safi）部落民蜂拥加入兵营包围战，焦炙万分的砵甸乍断定唯一的出路是试着疾速奔赴喀布尔。他后来写道：“军团备尝艰辛，完全是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本地军官根本控制不了手下战士，彻头彻尾低效；连轴转的士卒精疲力竭；总体上缺水缺给养。故此，我认为多多少少拯救我团将士的唯一希望是向喀布尔撤退。此举虽然危机四伏，但我怀抱希望，只盼无妻孥拖累，矫捷过人的勇士们能披荆斩棘、安度险关。”

不过就像麦肯齐夜间撤离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一样，几乎从砵甸乍手下士卒冲出建筑物的那一刻起就一片混乱。砵甸乍在正式报告中承认：“我发现迈出大门后完全不可能维持丝毫秩序，试图引领众人亦是徒劳。”

[85]

仓皇逃遁的战士疯跑着努力找水喝时被击毙。留下的300名伤员，连同被活捉的印度兵及其妻眷，一个不剩地遭塔吉克部落首领瓜分，即刻被卖为奴。

[86]

有坐骑相助的砵甸乍和霍顿，最终勇闯难关到达喀布尔。二人夜间远离大路循着达曼山西侧策马赶路，日间藏匿起来。只有寥寥可数的印度兵随后跛行而至。遭俘获并沦为奴隶的人当中就有士官长莫迪·罗摩，唯有他留下了记述被俘经历的文字。比大多数人走得远的莫迪·罗摩，在放眼可见目的地时被擒。他写道：“战事突起时，城堡中有两名前来参访的廓尔喀托钵僧，他们来朝觐阿富汗的各个印度教圣地。”

托钵僧索要武器弹药，我方军官遵从他们的要求。两位强健的虔诚人士身怀绝技、骁勇善战，一切都让人惊叹，我们中无人比他们更擅长与阿富汗人作战。夜间我们皆一起向前推进，在到达伽拉花园（Kara Bagh）附近的一座村落前一直未受骚扰。在此，我们开始遭遇抵抗，小规模战斗持续进行至凌晨3点钟左右。那时我们的行踪已尽人皆知，敌匪朝我们围拢过来，人数每分钟都在激增，着实令人绝望。道路从伽拉花园中部穿过，两旁围墙林立，到处都有葡萄园。阿富汗人沿此排开泼弹如雨，密密稠稠枪枪致命。许多人被杀，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路的一边有个入口通往葡萄园，我飞奔着穿过去，一个阿富汗人抓住我的衣服阻止我前行，不过我挣脱开来继续奔逃。我小心地将火枪带在身边，子弹袋中只剩五发火枪子弹。

黎明时分，莫迪·罗摩逼近英军临时军营，他意识到自己误打误撞闯入阿富汗围攻军当中。“我顿时明白进一步脱逃的希望全都破灭。我的腹带中有100卢比，这笔钱是在沙手下做事时积攒而来的。我取出钱把它们埋藏起来并摆上石块，觉得这样日后便能一眼认出来。我默默坐下，静候天崩地坼。此后不久，一伙骑兵靠近我所在地点，总共25人左右。一些人抓住我的脚，一些人攫住我的肩膀。”

[87]

阿富汗人试图用莫迪·罗摩自己的火枪射杀他，不过三次发射均失败，这时士官长告诉他们自己是名穆斯林，还说自己未被杀死是真主的旨意。他们要求莫迪·罗摩背诵穆斯林清真言（Kalima），他遂遵照要求吟诵。

他们接着将马刀从我喉部拿开，将我带到（他们的首领）巴赫乌德丁（Baha-ud-Din）面前，即刻夺去我的外衣、裤子、丝质手帕、手枪、鞋子以及若干其他物品，只给我留下一套睡衣裤。村民不断恫吓要处死我，但巴赫乌德丁终将我释放。我前行了一古斯，此时一名在路边耕作的男子捉住我，威胁说若不为他耕犁就取我性命。我与他一起时，夜间苦不堪言。天寒彻骨，我除了有袖短袍（chogah）别无他物蔽体。日间我仔细检查屋顶，在我看来只要移去烟囱的几块砖，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去。夜里我依此行事，成功脱逃。

不过为时不久，“我循路向贾拉拉巴德又前行了五古斯，其时一名正在喀布尔作战的将领之子派若干骑士前来捉拿我，骑士将我带去见他。所有村民，不分男女老幼皆聚拢过来，高声喊叫‘不是异教徒就是洋鬼子，杀了他，杀了他’，但是年轻的首领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暴力袭击。他吩咐我照料他的马匹”。莫迪·罗摩补充道：“这位青年不断用望远镜向喀布尔方向瞭望，他说望远镜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赠予自己父亲的礼物。”

[88]

11月20日，叛军的枪炮戛然而止，接下来三天均未对临时军营发起任何攻击。直至23号早晨才真相大白，原来叛军酌留数日停火，是在制造弹药和火药。是日清晨，黎明前，米尔·马斯吉迪手下大批科希斯坦人在临时军营上方高地集结，他们挖堑壕、筑胸墙，彻底切断英国人来自比比马赫卢山的粮秣补给，随后开始用火炮轰炸临时军营。谢尔顿不久就奉派前往高地悉力清剿敌匪。

阿塔王子写道：“火炮的炮击声如惊雷隆隆。勇士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听闻激战的喧嚣声，赶忙奔赴战场增援比比马赫卢山的圣战武士。他们将英格兰战士踩踏于马蹄之下，以利剑逐一砍杀，而后缴获英格兰人的一门炮，他们高呼着‘真主至大’猛冲向英格兰人。”

谢尔顿为防御骑兵并实施自卫，遂在山丘丘顶将步兵排成两个方阵。这是英军抗御骑乘攻击的常规做法，在滑铁卢曾颇为有效地抵御拿破仑的枪骑兵。不过事实证明，该战术在阿富汗招致惨重损失。阿富汗人无非是撤退隐蔽，让杰撒伊步枪射手走上前来，在石头和岩石的掩护下朝密集排列的英军队伍射击，自己安然置身于英军火枪射程之外。射杀英国人如探囊取物，英军接连数小时一动不动地站着，密密匝匝的猩红色军服在山脊上呈现清晰轮廓。100名坑道工兵随军同行，“专为建起一段散兵壕（sangar
，浅堑壕和胸墙）。在散兵壕的屏障之下，我方官兵本可以完全免受杰撒伊步枪的火力威胁而充满安全感……但不曾建起此类防御工事”。

[89]

官兵们反而暴露于山脊上，一排又一排士兵在驻足处倒下。谢尔顿在遭受火力攻击时仍不为所动，此举异常英勇，但致命的蹈常袭故。谢尔顿显然计无所出，手下步兵团唯有骈首就戮。

祸不单行的是，谢尔顿的一门炮因身管过热而无法回击阿富汗人的杰撒伊步枪。此刻文森特·艾尔就在伤员之列，一颗子弹射穿其左手，“暂时令我无法投身战斗”。科林·麦肯齐左肩中弹，他事后写道：

方阵前列不得不三度才被拼集齐整，毫不夸张地说，前排队伍被全部射杀……我们弹药殆尽。到下午1点，士卒因干渴疲惫而昏厥，但无从获取饮水，伤亡人数每一刻都在增加。我试图劝说谢尔顿实施战术撤退，不料竟被告知：“我们誓不退却，要坚守山丘更长一段时间。”对于谢尔顿的拒不后退，虎背熊腰的奥利弗上校（Colonel Oliver）评述称，此举必然会以全体官兵向临时军营溃窜收场。他说自己太笨拙不便奔跑，所以越早中弹越好，接着就将自己暴露于敌军炮火之下，身受致命伤而一头倒下。

[90]

塞尔夫人和其他旁观者自临时军营屋顶留神观察。“我对战场一览无余。我一直隐匿于烟囱后，借此躲避不停从身边飕飕飞过的子弹。”令众旁观者愈渐震怖的是，阿卜杜拉·汗现正亲率大批阿富汗勇士慢慢爬上靠近方阵的隐秘隘谷。他们避开了步兵部队视线，女士们却将一切尽收眼底。

[91]

片刻之后，他们从隐蔽处窜出，猛扑向英军。据《苏丹传记》所载，“以骁勇著称的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在自己的清晨祈祷词中加入殉道的祈愿。那一刻他吼道：‘承蒙真主恩典，胜利指日可待！’他似猛狮又似栖居于馨香草丛的巨蛇一般，率麾下部队发起一轮猛攻——缴获英格兰人的大炮，逼退英军步兵战士。遭驱散的英军战士难以招架此轮强攻，掉头鼠窜。”

[92]

最近处的方阵在数分钟内土崩瓦解，阿富汗人开始将缴获的炮强行拖走。塞尔夫人写道：“像极了人们描述中的十字军之战的场景。敌军猛扑上来，驱赶自己面前的我方将士，恰似恶狼紧追猛赶羊群。他们抢夺那门炮时，我方炮兵英勇抗争。两人捐躯于炮旁，军士马尔霍尔（Sergeant Mulhall）身负三处伤，可怜的莱恩（Laing）在炮上挥舞利剑鼓舞士气时中弹。景象惨不忍睹，令我们心惊胆落。”

[93]

不过，谢尔顿设法让剩余的一支方阵毫发未损。他命令司号兵吹响停止前进的号角，随后用刺刀反击夺回那门炮，在白刃战中将米尔·马斯吉迪和叛军军事指挥官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杀死。苏丹·穆罕默德·汗·杜兰尼（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写道：“勇士之死的噩耗传来，每位穆斯林都如丧考妣，阿富汗各部族成员尤甚。若非他驾鹤西归，众勇士本可以当日攻下英军临时军营。”

[94]

英国人暂时看似占了上风。但在阿富汗人撤退以及两个方阵残部重组之际，杰撒伊步枪射手重新开始射击，更多排的印度兵纷纷倒在驻足处。乔治·劳伦斯自临时军营壁垒惊恐观望，他写道：“随后苦苦恳求准将把握生死攸关的向敌军冲锋的决定性时机，但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根本无法劝诱他离开山丘。”

[95]

继后又有一批叛军剑客聚集在隐秘的隘谷，准备发起最后的猛攻。这次全体官兵阵形大乱，在阿富汗骑兵的追赶下逃回临时军营。乔治·劳伦斯记述道：

一切秩序荡然无存。我从自己的岗位可见己方兵卒飞奔逃遁，敌军夹杂其中穷追不舍，他们多方夹击、大肆屠戮我军官兵，场面骇人、刻骨镂心。逃命者不断涌入临时军营之际，我们决然料定阿富汗人会随同进入。值得庆幸又颇出人意料的是，阿富汗骑兵突然向右疾驰而去，我们事后听闻，是受穆罕默德·奥斯曼·汗·巴拉克扎伊（Mahommad Osman Khan Barakzai）指挥，他是当时仍与威廉·麦克诺滕爵士保持联系的其中一位部族首领。然而谁又能描绘出当晚的惊栗惨状以及深感自己在劫难逃的张皇无措？我军士兵的行为自是无可宽宥，但是谢尔顿准将的彻底无能亦彰显无遗。他鲁莽灭裂地让手下士卒置身高山脊顶部、暴露于毁灭性炮火之下长达数小时，他一整天顽固地怠忽职守，不善加利用赐予他的数次机会，不把握敌匪短暂逃窜之机予以彻底驱散。谢尔顿准将离经叛道地傲睨众将士，以行动证明自己毫无帅才，战士们对这样一位主帅信心全无。

[96]

这是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灾难深重的一天。上午谢尔顿率1100名士兵浩浩荡荡出发，其中远不止300人被杀，被遗弃在外的伤员遭开膛破肚，山脚下的伤员妻小只能无助旁观。更多受封堵未能重返临时军营壁垒内的人，当天夜里遭穷追猛打。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那些朝着英格兰人的基地逃回来但迷了路的战后生还者，虽想方设法隐匿于偏僻小径和犄角旮旯，却被逐一围捕处决。对英格兰人而言，诸事件原本可控，这一日的兵燹战祸将控制权尽数剥夺，他们简直被逼得走投无路。”

[97]

尔后，英国人当然不再试图采取主动。麦肯齐写道：“谢尔顿的无能泯灭了诸军官的英雄气概。他们锐气尽失，军纪几已化为乌有。”

[98]

“就连迄今仍沉溺于枯木逢春的冀望之中的军官，对于我们未来的命运，亦渐渐心存令人沮丧的不祥预感，”那晚艾尔在日记中毫不讳言，“我们的军队好似一艘船，因缺乏一位干练的引航员指引它安度险关，而处于触礁搁浅、船毁人亡的危险当中。即便在这最后时刻，诸事务的舵柄若由称职的船员掌控，我们或许还能躲过覆灭的厄运，但在力挽狂澜的救星渺无影踪的情况下，再明显不过的是，唯有上苍能拯救我们。”

[99]

那天夜里反倒有更糟的凶讯传至临时军营。都城枪炮齐鸣，民众夹道欢迎，宣告阿克巴·汗驾临。阿克巴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子嗣里性情最暴烈、最有军事实战能力的，他亲率米尔·瓦利旗下6000名乌兹别克骑兵从巴米扬动身前来，刚进城旋即全权接管抵抗组织。

抵城的头几天，阿克巴·汗在部下的谀媚逢迎中度过。克什米尔毛拉写道：

宛如春天给花园带来勃勃生机

权贵显宦、部族首领纷纷前来敬拜

男女老少万头攒动、交口颂扬

他们对他言道：“我们大家的保护神啊！

你是我们的捍卫者、避风港和坚固基石！”

世间传来响遏行云的齐声祷告

天国里，众人叩问耶稣（Jesus）四海鼎沸为哪般……

[100]

阿克巴很快就以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愧为让英国人始终提心吊胆的劲敌。凭借首度有效封锁临时军营，数日之内就让起义面貌一新。毛拉奉派深入附近各村各落，阻止农民向英方售卖补给品。

[101]

后方村落皆被占领并由士兵驻守，众头领受到恫吓，称若向洋人出售哪怕一袋粮秣也会被立即处死。旨在连接临时军营与巴拉希萨尔城堡及贾拉拉巴德路而新建的横跨喀布尔河的木桥遭焚毁。让麦克诺滕怒火中烧的是，尽管摧毁桥梁的阿富汗人无疑在射程之内，卫戍部队却未试图阻止破坏者的肆意恶行，只是在胸墙后敛手旁观。随着两名显赫的保皇派首领战死在比比马赫卢高地，先前有所分裂的叛军部队如今坚定不移地团结在阿克巴·汗及其麾下巴拉克扎伊族人周围。“他们（叛乱分子）如何做到和衷共济，简直神妙至极”，灰心丧气的麦克诺滕如是写道。

[102]

阿克巴·汗与穆罕默德·沙·汗之女联姻，穆罕默德·沙·汗是吉勒扎伊部落最具权势的酋长之一，这亦开始改变抵抗组织的种族组成。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毙命，米尔·马斯吉迪离世后其党羽一同起程安葬导师，嗣后科希斯坦的塔吉克人日渐受排挤出局，胸无城府却难对付的吉勒扎伊部落民现正逐渐操纵起义。都城城垣之外马哈茂德·汗的城堡成了吉勒扎伊部落民的根据地，谷底沙的花园则是巴拉克扎伊族人的根据地。吉勒扎伊众兵士在巴拉克扎伊武装力量的支援下，逐步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噤若寒蝉的临时军营周围的小山顶。

冰冷暴风雪和饥饿导致士气不断下降，临时军营壁垒之内现面临强大压力。众人发现马饿得啃咬帐篷桩，来回来去地吃自己的粪便。塞尔夫人亲眼看见一匹饿慌了的马咬下近旁马儿的尾巴，狼吞虎咽地吃掉，塞尔夫人的母马也格格地啃食马车轮。像许多阿富汗人一样，阿塔王子幸灾乐祸于昔日傲慢的英国人今日的狼狈，他写道：“方今之时，偏巧大雪纷飞，英格兰士兵从未见过银装素裹的呼罗珊，他们变得像渐渐消融的雪人一般。许多人死于饥饿，其他人杀死用作运输工具的骆驼和牛，穆斯林信众吃肉，印度教徒（Hindu）吃皮！在这些如堕十八层地狱的极端境遇之下，宗教实践及禁忌的千差万异皆被抛诸九霄云外。”

[103]

眼见无法得到死马和死骆驼的随营人员正将街上的流浪狗烤得噼啪作响。

历经长达一年的监禁折磨，阿克巴·汗一个月前才被放出布哈拉的牢洞。据克什米尔毛拉称，获释前不久一名苏菲派圣人托梦给阿克巴，嘱咐阿克巴裹上包头巾、腰挂利剑前去保家卫国，称此乃真主赋予的使命。

[104]

渐渐拜服于这位巴拉克扎伊后嗣的阿塔王子，从阿克巴的部下那儿得知关于此事的一种说法，他写道：“高贵之城布哈拉的乌理玛向统治者纳西尔·艾尔道拉（Nasir al-Daula）求情，斡旋释放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

[105]

及其同伴一事。喀布尔众部族首领致函阿克巴欢迎他前来，表达了对其获释的喜悦之情，解释说近来战事之后英格兰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根本无力抵抗，故将军此时到来切合时宜。现在正是替父报仇的时候，一雪盖世无双的埃米尔蒙受的榆次之辱！”阿克巴·汗直奔喀布尔，齐聚于此的部族首领和达官显要向他陈说英格兰人的种种不义恶行，恳请他伸张正义。将军遂修书求见麦克诺滕，商妥了会面一事。

次日，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偕若干丹诚相许的同伴从喀布尔策马奔赴约定地点，自临时军营出发的麦克诺滕亦如此。他们晤面并衷心拥抱，而后相引屏语。据报有此番话语：将军告知英格兰公使，他不再适宜滞留喀布尔，应移交一名属下军官作人质，而后动身前往印度。将军之父——处尊居显、盖世无双的埃米尔何时摆脱异国监禁生活获释返回呼罗珊，就何时允许英格兰人质荣归故里。麦克诺滕表示同意，协议以书面形式被记录在案。英格兰人异口同声主张，达成协议后不应再有进一步冲突。

[106]

而现实情况稍复杂一些。自起义伊始，麦克诺滕就透过仍活跃在城内的莫罕·拉尔与数位叛军指挥官接洽，一连数周探讨如下可能性：以收买的方式获得军事支援；分裂阿富汗各派系；精心筹谋以某种体面的方式光荣身退。谢尔顿遭遇惨败两日后，叛乱分子首派代表团前来要求英国无条件投降，公使予以接见。麦克诺滕亡故后，在其书桌上发现一封短笺，正如他本人在短笺中所述：

在我发起之下，叛乱分子派来的代表25日那天进入了临时军营，我收到他们提请的以我方撤离该国为前提的带有和平性质的建议。我向他们提出若干条件，依我看来唯有这些条件可被出于尊重地接受。次日上午他们以一封挑衅的回函作答，大意是说除非我同意缴械投降并且听任陛下自生自灭，否则我们务必做好准备应对一触即发的战事。对此我答复称，与其忍耻苟活，不如从容就死。在我们之间做抉择，归神灵主宰。

[107]

麦克诺滕拒绝将苏贾及其家眷移交给阿克巴·汗，更与其不相闻问。对英国人来说，接下来又得有两周时间在饥饿焦灼中坐以待毙。麦克诺滕现正把策略的顺利实施寄托于渺茫的希望，指望来自贾拉拉巴德、加兹尼或坎大哈的援军或能解救临时军营内士气低迷的部队官兵。政治军官麦格雷戈隶属于驻贾拉拉巴德的塞尔将军麾下旅，麦克诺滕再三求助于麦格雷戈，称“叠叠信函大书特书，敦促你偕塞尔麾下旅即刻返回喀布尔。倘使获接此函时仍未动身，我恳请你们速即启程。我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不过有你们襄助，我们就能勠力同心、扭转乾坤。你若对我们的性命抑或祖国的荣誉尚有丝毫尊重，请务必向我们伸出援手”。

[108]

但是千辛万苦穿越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的最后一位信差带来消息，称塞尔本人被彻底围困在贾拉拉巴德，敌众我寡，无法脱身营救喀布尔。信差还禀告说失守的开伯尔山区现已封闭，从而断绝了援军试图从白沙瓦北上前行的一切可能。12月7日，在厚厚的积雪阻塞道路之后，日趋明朗的是，至少在春季雪融冰消前救兵不大可能从坎大哈披荆斩棘而来。8号上午麦克诺滕收到加兹尼卫戍部队仅余残部发来的消息，称他们亦受围攻，无法向身处喀布尔的同胞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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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仅存一天的给养，委实是穷途末路、万念俱灰。濒于饿毙，危境迫在眉睫，军事领导层却持续陷入瘫痪。埃尔芬斯通和谢尔顿似乎都沉浸在绝望中。吃了败仗、忍饥挨饿的部队官兵行将哗变。阿富汗抵抗组织人数现估计已超5万，在兵力数量上以约10∶1的比例远胜英国卫戍部队。

12月8日晚，英军指挥官在会议上争吵激烈，所有焦虑在此次会议中达到顶点。事到如今，埃尔芬斯通、谢尔顿和麦克诺滕几乎互不搭腔，幼稚任性的谢尔顿对公使尤其贬损有加，他声言：“我将嗤之以鼻。我要讥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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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顿在作战会议上公然侮慢将军，他把身体裹进被褥里躺于地上，征询其意见时，他就以响亮的鼾声作答。

埃尔芬斯通在会上出示了应麦克诺滕要求撰写的书面信函，形式上为展开投降谈判承担责任，他辩口利辞：

我们深陷重围，在此坚守阵地三个多星期。粮秣给养匮乏；我军官兵状态每况愈下；伤病员众多；我们据守的临时军营延伸甚广、选址不当、易攻难守；寒冬渐渐迫近；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得到救援的希望渺茫；举国上下皆武装起来与我们对抗。鉴于以上原因，依我看来，我们在该国的地位不可能再维持下去，理应利用已有的提议，乘时乘势交涉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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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诸军官亦正式宣告英军处境危如累卵，“传达了铁板钉钉的无保留意见，称在目前的境况之下，各部队不得再采取军事行动，故此要刻不容缓地就安全撤返印度斯坦议题进行交涉，完全无须论及沙·苏贾及其利益，因为英方的首要职责是保证麾下英军将士的荣誉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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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欣然应允弃苏贾于不顾，这与沙对英国人异乎寻常的忠诚判若霄壤——尽管叛乱分子的诱人提议纷至沓来，恳请沙背弃不得人心的异教徒盟友，但沙依然故我。麦克诺滕再三警告称，企图离弃苏贾的任何尝试都会令英国人蒙羞受耻、“遗臭万年”，但他的意见遭批驳，他本人则奉命与阿克巴·汗会晤，弄清楚能谈妥何种条件，在英方立即从阿富汗撤兵期间确保英国人的安全。

二人的初次会议就在烧焦的木桥残骸另一边的喀布尔河冰封的河岸举行。麦克诺滕在劳伦斯、特雷弗及麦肯齐的陪同下出席，阿克巴则带着举事中起主导作用的诸部族首领一道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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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滕一如既往地以趾高气扬、言不由衷的开场白拉开会议序幕，他用流利的宫廷波斯语宣读道：“基于近来诸事件，渐渐昭然若揭的是，英国军队继续留在阿富汗为沙·苏贾·乌尔木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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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后盾冒犯了大多数的阿富汗国民。鉴于英国政府向此国家派兵旨在维护阿富汗人的统一、幸福和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图，故此，该目标已然失败之际不可能再有意逗留。”接下来是麦克诺滕拟定的条约草案的关键内容：“首先，现驻喀布尔的英军各部队将十万火速地前往白沙瓦，再从那儿返回印度。其次，众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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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承诺，英军官兵在旅途中不受阻遏，尽享礼遇，在运输和给养方面获得一切可能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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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滕在最后一份备忘录中记述称，就在这个时候，“穆罕默德·阿克巴打断我问道，英方次日上午行军并无任何阻碍，缘何未要求补给。我谈及上述事实只为说明该青年性情急躁。穆罕默德·阿克巴遂遭其他部族首领数落，他本人亦自责一番，但除这一次外，他的举止皆谦恭有礼，不过显然为自己陡然扭转乾坤而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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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时后，协议达成。英国人将于三天后，即12月14日撤退，其安全会得到保障。英方移交特雷弗上尉作为人质，同时将撤离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和坎大哈。英方支付大笔首付款，阿方须送来食品、谷物及驮畜作为交换，以襄助英国人途中所需。沙·苏贾有权选择与英国人一道离开或以白身留在喀布尔。巴拉希萨尔城堡内为数不多的残余英国军官将首先撤离，把城堡移交给阿克巴·汗。与此同时，卢迪亚纳的多斯特·穆哈迈德将被解除软禁，亦被允许重掌王权。阿富汗人保证，未经英国人同意不与任何外国势力结盟。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若非应阿富汗领导人之邀，英格兰军队不会越境进入阿富汗领土”。

麦克诺滕认为这些是自己可能争取到的最佳条款，他的天真和痴思妄想一如往昔。麦克诺滕致函奥克兰称：“我们将以朋友的身份与阿富汗人挥手道别。令我心满意足的是，此后或会建立的任何政府将始终有意与我们的互信互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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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事从头至尾都未征询沙·苏贾本人的意见，尽管这场战争是以他的名义发动，占领期间也以他的名义进行治理的。麦克诺滕一度是沙的拥护者。为沙·苏贾作传的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描述了沙得闻麦克诺滕提出的诸条款时的反应，这是唯一留存下来述说当时情景的文字：

陛下在得悉有关该协议的情报后致函麦克诺滕，内容如下：“你把我们带回这个国家，只是为了将我们交予仇敌？难道你仍不知晓巴拉克扎伊族人和吾国子民的不忠不信？向这些睚眦必报的人抛金洒银，只会令你本人更快地跨鹤西归，也加速了我们的死亡与毁灭！那明智否？”麦克诺滕仅仅反驳称“变更已达成的协议为时已晚”。陛下忧心如焚，像水银珠一般东溜西窜，昼夜绞扭双手。他言道：“麦克诺滕发疯了。这会让我们俩都命丧黄泉！”

麦克诺滕命令残存的英军官兵撤出巴拉希萨尔城堡，送信通知阿克巴·汗称英方已撤离，他可以派遣自己的部队驻守城堡。

穆罕默德·阿克巴·汗立即遣派2000名携带杰撒伊步枪的吉勒扎伊部落民。正派的喀布尔居民不寒而栗，他们惊呼道：“倘若阿克巴·汗接管城堡，何等灾祸会降临到沙·苏贾的女眷、子嗣及眷属身上？愿真主保佑他们！”

一想到近在眼前的奸淫掳掠，陛下就陷入颓丧的旋涡。不过，巴拉希萨尔城堡的居民大多是在高墙院落出生的老家臣、在王室的保护及资助下长大成人的忠贞不二的仆佣，至少这些人在日暮穷途时未懦弱屈服。最后一批英格兰军队大步走出城堡后，他们旋即果敢地禁闭其身后大门，将已潜入城堡的叛军战士尽数杀死，迫使阿克巴·汗麾下部队败兴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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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巴·汗麾下部队又试着向巴拉希萨尔城堡正门发起两轮猛攻，但是沙·苏贾的王室禁卫军将他们成功逐退，令其蒙受重创，而这支禁卫军长久以来一直被英国人贬损为“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劳伦斯写道：“我们不由得钦佩他（苏贾）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所展现出的机敏与胆魄。我们由衷切望自己的领导者能表现出类似活力，因为他们仍看似束手无策，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确保我们的荣誉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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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苏贾的警告一概充耳不闻，在他们奴颜婢膝、屈节辱命之际，沙依然负险固守，成功捍卫巴拉希萨尔城堡，直到多个月后，初春冰雪消融伊始，他自愿毅然走出给养充足的堡垒。

就在麦克诺滕暗中将沙·苏贾当作牺牲品之时，加尔各答的奥克兰勋爵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举办了舞会以款待苏贾的老对手多斯特·穆哈迈德。

呼吸过西姆拉“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后，加尔各答整个夏季的炎热潮湿让艾登一家人心有余悸。埃米莉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从阿富汗政治事务的利益纷争中有所喘息，遂陷入日常难题，严防自己被活活烤死。可以说，我们已上升到这一更高追求，因为两者当中这更重要，也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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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坚定了埃米莉的看法，觉得他们是时候摆脱亚洲的恐怖惨状，速速折返肯辛顿的安全处所。“我们的乔治在印度成绩斐然，不是吗？你是知道的，我们始终对他钦佩有加，即便在他混沌潦倒、怪里怪气的日子里亦如是……我认为他现已尽足本分，不妨归家，但是家乡无人会对此有所耳闻。本月的急件令我深感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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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职责所在，责无旁贷。置身于孟加拉六月湿漉漉的潮热之中，“在印度从未感受过比这更让人无望的天气”，姊妹俩决定在维多利亚女王生日当天举办舞会。埃米莉继而写道：“我们女王的舞会颇为盛大。我痴想着这是我们最后一场舞会，故此很高兴舞会进行得这般顺利。我佩戴了钻石首饰！”嘉宾中的主角是埃米尔本人，向众人公开展示的不仅是位奇人异士，而且也为奥克兰勋爵外交政策的丰硕成果做宣传。埃米莉继续写道：

多斯特·穆哈迈德、其子嗣及一众扈从出席了我们的舞会，他破天荒地目睹欧洲女士身着伤风败俗的礼服，但没见到我们起舞，乔治带他去了另一个房间。他是那种极具王者风范的人，沉机观变、八面圆通地应对自己半俘虏半名流的身份。为了让乔治在晚上部分时间得解脱，我邀请埃米尔下棋，我们玩了一局又一局。这是颇为巨大的成就，有鉴于本地象棋并不像我们的西洋棋，下棋过程中他又不断创造新规则。假若他不是多斯特，这实在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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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埃米莉询问自己的这位棋搭子自己能否为他及其随员画肖像。他同意摆姿势让她提笔勾画，之后未知会一声也未等她完成画作，就动身北上返回卢迪亚纳。埃米莉对此错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加尔各答潮湿天气的惊诧。有几分愤懑的埃米莉报知英格兰的姊妹：“我一直在为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家人画素描，他今天上午起程前往北部诸省，给我留下一位甥侄辈亲戚，我没为他画过素描。于是，今早我神采奕奕地早早起身，早餐前科尔文就将那位甥侄从蒸汽室中提溜出来，带他来摆好姿势让我作画。这位甥侄与画作中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模样十分相似，不过他是个好题材。考虑到科尔文未用早餐，他波斯语却似乎说得劲头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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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特·穆哈迈德从加尔各答起程后不久，阿富汗国内形势就开始急剧恶化。两周后消息传来，称伦敦方面选举产生了一个保守党政府。斟酌损益后，奥克兰勋爵辞去了总督一职。埃伦伯勒勋爵受命接任其职务，十年前正是他别出心裁地写下遣派伯恩斯循印度河逆流而上的备忘录。

一周后信使抵达孟加拉，带来伯恩斯遇害以及奥克兰勋爵的阿富汗总体战略迅速土崩瓦解的消息。第一封送达总督府（Government House）的急件是塞尔将军三周前写于贾拉拉巴德的短笺。塞尔向奥克兰讲述了喀布尔大难临头的最初传闻以及自己受围困的情况。那夜，奥克兰致函总司令贾斯珀·尼科尔斯爵士（Sir Jasper Nicholls）：“毋庸告知这些消息和情报令我何等忧心如捣。言中有意、玄外有音，可想而知情势尤为严峻可畏，但我并非要谈及自己的感受。问题是，该怎么办？”

他接着阐述了各种不同选择。像驻喀布尔的属下诸将军一样，接二连三令人沮丧的消息似乎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奥克兰从一开始就反对立即给予军事回应的想法，他写道：“我提议明天召开特别会议，不过在我看来，我们不会考虑增兵阿富汗，无须再次征服很可能相失交臂的异邦……阿富汗的民族精神恐已广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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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是，奥克兰早在数月前就认识到自己的阿富汗政策大谬不然、难逃劫数，因为该政策让整个印度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如今随着灾祸迫在眉睫，外加国库空虚，奥克兰毫不犹豫地痛下决心，要简简单单地将整个计划一笔勾销，不再向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进一步投入任何资源。

对沙·苏贾、麦克诺滕，甚至是狩猎松鸡的昔日同伴“埃费大公”，奥克兰一概弃之不顾，留他们自行收拾烂摊子。加尔各答方面不会施以任何援助。

12月的第二周，喀布尔大雪纷飞。暴雪从兴都库什山区滚滚而来、一泻而下，顷刻就使都城四周土灰色的丘陵变成白晃晃一片。积雪厚厚地堆在临时军营的胸墙上，喀布尔河已封冻。阿塔王子写道：“大雪未给众将领和勇士带来不便，他们如鱼得水。但是来自印度的军队不习惯雪天，很多人死去，其他许多人因严寒而逐渐丧失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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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克诺滕而言，雪是最不足道的烦心事。他已遵照协定移交剩余的两座俯瞰临时军营的堡垒，此外还交付了众将领索要的大笔首付款，其中包括给阿克巴·汗的两万卢比。但是，阿方承诺的粮秣仍只是零零星星地被送达，英军官兵及军中驮畜依旧濒临饿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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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承诺的运货马车和辎重驮畜亦不见踪影，英格兰人需要用它们将己方物品运回印度。结果，撤兵的最后期限12月14日就这么过去了，英军纹丝未动。与此同时，临时军营内残存的任何公然抗争都衰退为威吓之下的焦虑恐惧。麦肯齐写道：

极度缺乏常识，听任数以百计、武装到牙齿的敌匪迂回潜入临时军营，他们四处走动、窥探一切。一名吉勒扎伊部落民在距离装有炮弹、能发射六磅重炮弹的大炮几码远的地方，拔剑直指斯特尔特中尉，只因该军官竭力阻挡那人豪横跋扈的同伴。严令禁止哨兵开火，致使我方随营人员和友善的阿富汗人常遭抢劫，甚至在距营地围墙十几码处遇害。第5骑兵队的一群乱哄哄的绵羊在离壁垒不足150码的地方遭捕获，这一切就发生在卫戍部队全体官兵的眼皮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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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英国人陷入穷途末路，阿克巴·汗现增加要求，要英国人额外交出几门大炮，还要扣押更多人质。眼见英国人逐渐堕入无底深渊，阿富汗人既已放松警惕，麦克诺滕遂再次向指挥官提出撤退到巴拉希萨尔城堡，乃至与阿富汗人重开战事的想法。“（用劳伦斯的话说）就是立即以战斗队形开拔，或开进喀布尔，或与城垣下的敌军交战。麦克诺滕表达了自己的热望，称既已得到来自巴拉希萨尔城堡的生力军增援，将军或应采纳这一清楚明了的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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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顿和埃尔芬斯通又一次全盘否决了麦克诺滕的计划，二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毅然决然地让英军尽快撤离阿富汗。劳伦斯补充道：“诸城堡在我们拱手出让的当天晚上即被阿富汗人占据。在我方官兵撤离腾空城堡之际，我和公使就站在清真寺附近的土墩上。我不羞于承认，当时确因悲愤交加而泪湿双眼。我们见证了偌多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夺取过来严防死守的诸要塞，我们摇摇欲坠的喀布尔政权最后的支柱，一个接一个地转让给揣奸把猾、大喜若狂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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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毫无征兆地显现出细丝微缕的光明与希望。麦克诺滕早前曾强迫苏贾任命奥斯曼·汗为当朝尼扎姆，11月20日首相奥斯曼·汗送来消息，称自己昔日的庇护人、初时承担起义领导权的巴拉克扎伊首领纳瓦布扎曼·汗，“由于民众团结在穆罕默德·阿克巴周围而受冒犯，传话说想成为英格兰人的盟友。试图在阿富汗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下存身保命的英格兰人将当朝尼扎姆的来函视为天赐佳音”。

[131]

同时有消息传来，称许多叛军兵士因食物价格高昂而对阿克巴·汗心存不满。

[132]

麦克诺滕随即开始另辟蹊径，企图分而治之。为避免隆冬时节穿越敌方崇山峻岭撤退所潜在的被灾蒙祸之险，他孤注一掷地多方尝试各种鬼蜮伎俩，“抓住每个看似有可能比上一次带来更多希望的新联盟”。他透过莫罕·拉尔，分别向奇兹巴什和吉勒扎伊众首领提供数目可观的两万卢比钱款，俾使他们与叛乱分子决裂，团结一致支持英国人。麦克诺滕声称，“若有任何一部分阿富汗人希望我方部队驻留该国，我理当认为自己有权违约，废弃已订立的盟约。当初定约只因坚信这秉承全体阿富汗国民的意愿”。

怎奈麦克诺滕一筹莫展。“很难知晓如何是好”，其时他狼狈万状地修书给莫罕·拉尔。

[133]

麦克诺滕不了解紧系吉勒扎伊部落民与阿克巴·汗的这种姻娅关系牢不可破，犹未领悟大多数阿富汗人对异教徒占领者憎恶到何种程度。再者，莫罕·拉尔受到监视，阿克巴手下密探已将公使蹩脚的诡诈图谋巨细无遗地一一传禀。此外，还有推波助澜的谣言在叛乱分子中流传，称麦克诺滕广募刺客、悬赏行刺阿克巴及其他敌对的部族首领。据阿塔王子称，“麦克诺滕致密函给众部族首领，大意是说无论谁将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斩首，都会得到一笔一万卢比的赏金并获任公使助理一职。诸汗阅此函，速即将原件转交给阿克巴·汗。阿克巴·汗保留密函”。

[134]

传闻大有可能属实，莫罕·拉尔的往来书函无疑可提供佐证。一位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的受雇刺客向莫罕·拉尔呈送票据，索要缉杀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赏金，他声称自己在11月23日与谢尔顿交战时以一枚毒弹击中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背部。这就暗示了莫罕·拉尔确曾悬赏缉杀叛军渠魁。

[135]

若未得到公使某种形式的授权，莫罕·拉尔绝不可能如此胆大妄为。

闻知此事，阿克巴·汗决定设圈套揭露麦克诺滕两面三刀的丑行。12月22日晚，阿克巴·汗派两名堂表兄弟在詹姆斯·斯金纳上尉的陪同下前往临时军营。年轻的英印混血骑兵指挥官詹姆斯·斯金纳是斯金纳骑兵团的创立者之子。起义首日，他穿着女式罩袍试图逃离都城时被俘并遭拘押。

晚宴期间，巴拉克扎伊特使向麦克诺滕提出一项惊人的新提议。他们宣称，倘若英国人支持阿克巴·汗，努力为其争取维齐尔一职，助其攫获真正的权柄，英国人就能留在阿富汗直至开春，苏贾亦能继续为沙。麦克诺滕要是肯做出书面承诺保证予以襄助，并支付数目惊人的30万英镑首付款和4万英镑年金，那么阿克巴·汗就乐意献上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头颅。这显然向麦克诺滕提供了撕毁新近谈妥的盟约并与阿克巴·汗达成秘密协议的机会。鉴于英国人自身处境颓败不堪，这些条款慷慨得让人疑窦丛生，但是麦克诺滕最终败给了妄自尊大。看来他是说服了自己，坚信近来的阴谋诡计卓有成效，致使阿克巴为捍卫自身地位被迫妥协。麦克诺滕拒绝了将阿米努拉斩首的提议，表示只需拘捕阿米努拉·汗，以战俘身份将其移交给英国人就已足矣。不过，麦克诺滕进了其余圈套，还签署了一份波斯语文件，白纸黑字地写下自己的承诺。据莫罕·拉尔称，“公使接受提议时并非全无疑窦，但因无望获得军事援助，又考虑到撤军构想有损英国名誉，他就似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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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克巴·汗而言，这正是证明公使表里不一的决定性证据。阿克巴·汗向阿米努拉·汗展示了这份文件，还告诫其余部族首领，称麦克诺滕自愿背弃与他们谈妥的协议，背地里达成秘密交易。而后，阿克巴·汗捎信给麦克诺滕，相约次日上午再次会晤，以定妥秘密计划的具体事宜。麦克诺滕慨然应允。

拂晓时分，公使召见乔治·劳伦斯、麦肯齐和特雷弗，告知该提议的相关情况。据劳伦斯讲述，麦克诺滕言称：

他合情合理地寄予一切厚望，这将提早圆满终结我们当前的困境。他还说阿克巴会将阿米努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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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俘身份送交我方。威廉爵士接着提醒我，准备好携情报纵马奔去觐见国王，禀告阿克巴提议之事。我再次谈到此计谋似乎有风险，询问他是否毫未察觉其中有诈，他立即答道：“这的确危险，不过若能成功，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亦值得。叛乱分子尚未履行哪怕一条协约条款，我不信任他们，但只要能借此保全我们的名誉，一切皆会好转。不管怎样，我宁愿丧命百回，也不愿再度经历刚刚过去的六个星期的劫难。”

哈桑·汗是麦肯齐手下杰撒伊步枪手的头领，他曾忠于职守地指挥众官兵撤离储存军需物资的城堡。此刻，哈桑·汗插话，“再三警告威廉爵士，称冒险与阿富汗部族首领晤谈，很可能以命丧黄泉收场。他争辩说自己无疑比威廉爵士更准确地领会本国同胞的意图，还说这个群体完全不以我们所谓的背信弃义为耻”。麦肯齐也指出，提议听来十分可疑，不过麦克诺滕答说：“阴谋！莫加干涉，此事全包在我身上！”埃尔芬斯通同样提出反对意见，麦克诺滕洋洋自得回敬道：“这交由我来处理，我比你深谙这些事的门道。”

谢尔顿本应派军方护卫队与麦克诺滕偕行，不过骑兵队一如既往地组织混乱，未做好出发准备。等待片刻后，急不可耐的麦克诺滕决定仅偕一支小型贴身卫队动身赴约，其三名助理劳伦斯、特雷弗和麦肯齐随行。阿克巴·汗已在约定的会晤地点等候，相携同来的有亲戚苏丹·贾恩·巴拉克扎伊（Sultan Jan Barakzai）、阿克巴·汗的岳父吉勒扎伊部落首领穆罕默德·沙·汗，还有一位英国人未能认出的部族首领，实为阿米努拉·汗的弟弟，他前来见证麦克诺滕的悖逆之举。

晤谈在足够亲切有礼的氛围中展开。公使将阿克巴先前赞不绝口的珍贵骏马赠予他。公使头天还送来自己的四轮马车及一对马，此外还有数把双管手枪，年轻的叛军领袖为此向麦克诺滕礼貌言谢。一行人下马，马鞍褥在一座小山冈上铺开。阿富汗人解释说，这里没有积雪，所处方位又恰好遮蔽来自临时军营的部分视线。公使随后在阿克巴·汗身旁坐下，特雷弗和麦肯齐挨着公使相伴而坐。劳伦斯站于麦克诺滕身后，在阿克巴的竭力劝说下才单膝跪地。接着劳伦斯指出，越来越多阿富汗人聚集在这一地点，此次会议的主题若具机密性，其余人员最好还是撤离。麦克诺滕将此番话转述给阿克巴，阿克巴答称“他们都知晓内情”。劳伦斯后来写道：“他语音刚落，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臂被人揪住、动弹不得，我的手枪和宝剑被从腰带上猛拽下来，我本人被强行从地面拎起拖走。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

[138]

擒住我大声喊道：‘你若珍视自己的性命就跟我走！’我转身看见公使倒在地上，他的头在脚踵方才所处位置，双手卡在阿克巴手中，脸上现出骇愕恐慌的表情。”

[139]

据阿塔王子所述：

（劳伦斯被生拉硬拽带走时，阿克巴）将军对麦克诺滕叱喝道：“你身为伟大国王的大臣，辉煌之师的首领，异国他邦的达官显贵皆称颂你的学识与成就。恕我万万不敢苟同，我认为你不过是个言而无信的愚人莽汉，你亲笔书写凭据暴露自己秘而不宣的悖逆之举！你始终未能在交战中占据上风，现却力图通过诡计摧毁我们。你这个不忠不信、招摇撞骗的无赖！这么快就背弃我们的协议！你认为我信任的会是你而非喀布尔的同胞？你认为这般轻易就能让我们悉听尊便地自相残杀？你意识到自己出了多么大的洋相吗？真不害臊，你就是个笑柄！我意在让你于前呼后拥之下体面离开喀布尔、撤返印度，你的阴谋却是让我遭暗杀。你的心萦绕着黑烟和痴念妄想，黑魆魆一片！你现在最好随我进喀布尔城！”

惊慌失措的麦克诺滕试着逃跑，“好似鸽子振翅飞翔，欲匆匆摆脱老鹰的抓捕”。阿克巴“一把逮住他，拔出嗜血的利剑，将公使开膛破肚并斩首。显赫卓绝的首席大臣麦克诺滕大人

[140]

的无头尸，如疯狗的死尸一般，遭肢解并被拖进城。继后，连同他的头颅和高顶礼帽一起，在四房顶巴扎（Four-Roofed Bazaar）被高悬示众”。

[141]

作为一位目击者，科林·麦肯齐讲述的事件始末略有不同。他写道，当一伙持械的阿富汗人走近就座的一行人时，阿克巴·汗请求麦克诺滕移坐一边，称有秘事相告。麦克诺滕倾身靠近时，阿克巴·汗突然高呼“抓住（Bigir）他！抓住他！”随即拧住公使的双臂使其动弹不得。阿克巴面露“穷凶极恶”的神情，麦克诺滕的脸上则“挂满恐惧惊愕”。阿克巴抓着麦克诺滕的腰，用枪指着他，试图逼他上马随自己一道进城，麦克诺滕大声吼叫“看在真主的份上（Az barae Khooda）！”眼见“公使拒绝进城，言称‘你欲奈我何？’”苏丹·贾恩遂对阿克巴说道：“士兵正从临时军营赶来。速速行动，不然我们都会被抓获。”闻此言，阿克巴·汗立即用刚获赠的双管手枪射杀公使。麦克诺滕尚得一息残喘，阿克巴命仆从用杰撒伊步枪将其击毙，这才了结了英国公使的性命。阿克巴随后命人砍下其头颅，下令将公使和特雷弗上尉的尸首一道拖拽着穿街越巷——特雷弗上尉是被苏丹·贾恩杀害的。

[142]

麦克诺滕的贴身卫队由16名骑兵组成，暴力事件发生之初，他们就都逃之夭夭，未做任何努力营救诸军官。

[143]

他们扬鞭奋蹄奔向临时军营，途中碰到延迟出发的骑兵护卫队，护卫队随后也掉头鼠窜。劳伦斯写道：

没有（从临时军营）调遣一兵一卒，也没有派出任何一队人马侦察敌情。部队未有出击，甚至一枪未发，尽管目睹一群群敌军骑兵和步兵从会议地点匆促赶往马哈迈德·汗的城堡，数名军官声称透过双筒望远镜能清楚望见举行会晤的地方地上横卧两具尸首。未做任何尝试寻回他们。是故，几乎就在我方以壕沟防护的阵地火枪射程之内，一名英国公使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残忍杀害，其面目全非的尸体一连数小时留在倒毙处，最终被一伙暴戾恣睢的暴徒抢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横加凌辱，在整座都城游街示众。我方未试图搭救一行人中的任何一人，亦未对此次空前暴行施以报复。

[144]

其间，麦肯齐和劳伦斯遭劫持。两人“被一群吉勒扎伊部落民团团围住，他们利剑出鞘，将杰撒伊步枪扳上扳机，‘杀死异教徒’的呼喊声变得越来越激越……”不过，阿克巴·汗保护了他们。正如麦肯齐满怀感激的记述道，他拔出剑“极为英勇果决地亲自奋力拼杀。在认为我已安全后，他秉性中的自命不凡战胜了谦恭有礼，他继而转身面向我，以一种得意扬扬的嘲弄口吻重复说道：‘你们不是要夺取我的祖国吗（Shuma mulk-i-ma me-girid
）？’”

[145]

与此同时，劳伦斯也在枪口威胁下被匆匆带走，穿过一群群愤怒的吉勒扎伊部落民，民众向着位于马哈茂德·汗的城堡的吉勒扎伊总部叫嚷着要求以战俘“献祭”（Koorban）。两名俘虏被推进城堡中的一间牢房。就在牢门关闭前，一名部族男子挥剑猛击麦肯齐。站于近旁的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用一只手臂搂住麦肯齐加以保护，自己的肩部却被砍伤。

[146]

嗣后不久，麦克诺滕的阴谋中假定的受害者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突然闯到两名俘虏面前，告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从大炮炮口轰出去。吉勒扎伊部落民聚集在牢房外，奚落两名被俘的异教徒。他们吐唾于地，把刀剑和枪支戳过栅栏，还试图砸开牢门。看守只是勉强阻遏住群众残杀俘虏。几分钟后又有一阵骚动，俘虏们向外张望，只见一只人手被钉在杆上。吉勒扎伊部落民尖声叫嚷：“看好了！你们自己的身躯行将蒙受同样的苦难。”

那是公使的手。麦克诺滕和特雷弗的头颅随后被顶在长矛矛尖上游街示众，他们的躯干被拖过大街小巷，而后遭剥皮，人皮就垂挂在集市的挂肉钩上。

[147]

就连麦克诺滕的蓝色大眼镜也被拿来展示。

[148]

阿塔王子评述道：

众人皆来此目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残骸，嫌恶地加以唾弃。坦诚正直、审慎守约的金币是通行四海的货币，即便在最动荡的情势下，亦能保护其拥有者免于蒙羞受耻。“若忠诚守信，民众将爱戴你。狡诈诓骗只会令大众回避、憎恶！”一如现在，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美名远扬，人人交口相传英格兰人所有的成就缘何只是将野心落空、饥火烧肠的蠢驴们驱赶回印度，迫使印度妇女穿上寡妇的丧服为夫服丧！昭昭在目的是，一度吹嘘自己老谋深算、骁勇善战的英格兰男子，与呼罗珊众将领相比一文不值。他们其实不过是陷落泥潭的骡子！

[149]

[1]
Private Collection，The Mss 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1，entry for 2 November 1841.

[2]
chaprasse，同chaprassi。——译者注

[3]
Subadar，同Subahdar。——译者注

[4]
Private Collection，The Mss 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p.1-2.

[5]
Porringer，The Afghan Connection
，p.141.

[6]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ny Three Years in India
，p.62.

[7]
Usman Khan，同Uthman Khan，即当朝尼扎姆。——译者注

[8]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n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63-64.

[9]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ny Three Years in India
，p.65.

[10]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401-402.

[11]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05.

[12]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407.

[1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Events leading to the murder of Burnes and the great revolt.

[14]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54-57.

[15]
Sikunder Burnes，同Sikander Burnes。——译者注

[16]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pp.163ff.

[17]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408-409.

[18]
Kashmiri，Akbarnama
，ch.22，The killing of Burnes.

[19]
British Library，Wellesley Papers，Add Mss 37313，James Burnes to James Carnac，1 February 1842，Extract of a Persian Letter in exhortation from the Khans of Cabaul to the Chiefs of the Afreedees，a copy of which was received from Captain Mackinnon by Mr.Robertson at Agra on 20 December.

[20]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55.

[21]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49.

[2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9；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Events leading to the murder of Burnes and the great revolt.

[23]
Quoted by 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380.

[24]
该地区近代有两次使用圣战言辞的先例。苏贾的祖父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曾以圣战作为自己武装入侵旁遮普地区的正当理由，多斯特·穆哈迈德试图从兰吉特·辛格手中收复白沙瓦时亦如此。

[2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2，The Thirty-Fifth Event.

[26]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7.

[27]
Mohammad Shareef，同Mohammad Sharif。——译者注

[28]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7.

[29]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p.106-107.

[3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75.

[3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39.

[32]
Major-General Sir Vincent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London，1879，p.87.

[33]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3，The Thirty-Fifth Event.

[34]
Saf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39.

[35]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3，The Thirty-Fifth Event.

[36]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369.

[37]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3，The Thirty-Fifth Event.

[38]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89.

[39]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p.187.

[40]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29-32.

[41]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67-69.

[4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69.

[4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35.

[44]
Laghman，同Laghmanat。——译者注

[45]
Nijrao，同Nijrow。——译者注

[46]
查尔斯·拉特雷是艺术家詹姆斯·拉特雷的兄弟。詹姆斯·拉特雷接连创作出一批最负盛名的战争题材石版画。

[47]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 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e-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p.47-48.

[4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Pottinger to Maddock，1 February 1842.

[49]
该兵营仍矗立在巴格兰美国空军（US Air Force）基地不远处。

[50]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e-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p.47-48，51.

[51]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15.

[52]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p.21-24.

[53]
Yapp，Strategies
，p.179.

[54]
原文Captain Crawford，疑为hieutenout Crawford。——译者注

[5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74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 L/PS/5/169），Court Martial of Himmat Bunneah，‘An European Special Court of Inquiry held at Candahar by order of Major Genl.Nott commanding Lower Afghanistan for the purpose of enquiring into such matter as may be brought before it’，Candahar，15 June 1842.

[56]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PP.394-395.

[57]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38.

[58]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413.

[59]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74-75.

[60]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p.106-107.

[61]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07.

[62]
sowar，同sawar。——译者注

[63]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p.108-110.

[64]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8，entry for 3 November 1841.

[65]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57-58.

[66]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46.

[67]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09.

[68]
分派给吉勒扎伊部落的其中一项任务是向临时军营提供粮秣。麦克诺滕削减津贴，部落民遂拒不提供给养以作报复。

[69]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15，entry for 2 December 1841.

[70]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16.

[71]
村落和圣祠至今仍在那里，就在机场路上方，俯瞰喀布尔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的大型基地以及用大量沙袋重重防护的美国大使馆（American Embassy）院落。

[72]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15.

[7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47.

[74]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82.

[75]
Sita Ram，From Sepoy to Subedar
，pp.110-113.

[76]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p.108-110.

[77]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116.

[78]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33.

[79]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66.

[80]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47.

[8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37，The Thirty-Fifth Event.

[8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84.

[8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11-224，Events leading to the murder of Burnes and the great revolt.

[84]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124.

[8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Pottinger to Maddock，1 February 1842.

[86]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416；‘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 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c-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p.47-48，54.

[87]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 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e-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55.

[88]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 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e-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56.

[89]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176.

[90]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162；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21.

[9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85.

[92]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71.

[9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86.

[94]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71.

[95]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93.

[96]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93.

[97]
Fayz Mohammad，Siraj al-Tawarikb
，vol.I，pp.251-253.

[98]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23.

[99]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182.

[100]
Kashmiri，Akbarnama
，ch.25，Akbar Khan returns to Kabul.

[10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20.

[102]
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347.

[10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2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104]
Kashmiri，Akbarnama
，ch.25，Akbar Khan returns to Kabul.

[105]
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同Sardar Mohammad Akbar Khan。——译者注

[106]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4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10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Enclosure AA：Macnaghten to Maddock，n.d.

[108]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78.

[10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Enclosure AA：Macnaghten to Maddock，n.d.

[110]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23.

[111]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80.

[11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00-101.

[11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SS：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Enclosure AA：Macnaghten to Maddock，n.d.

[114]
Shah Shuja-ool-Moolk，同Shah Shuja ul-Mulk。——译者注

[115]
Sirdar，同Sardar。——译者注

[116]
Macrory，Signal Catastrophe
，p.188.

[11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Enclosure AA：Macnaghten to Maddock，n.d.

[11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Enclosure AA：Macnaghten to Maddock，n.d.，Macnaghten to Auckland，Encl with Lawrence to Pottinger，10 May 1842.

[119]
Mirza ‘Ata，Waqi’at-i-Shah Shttja
，pp.138，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death of Macnaghten.

[12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10.

[121]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23.

[122]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29.

[123]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29.

[124]
Eden，Miss Eden’s Letters
，p.355.

[125]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706，fol.197，Auckland to Nicholls，1 December 1841.

[126]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2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127]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11.

[128]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24.

[129]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11.

[13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11-112.

[131]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p.253-257.

[132]
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349.

[13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8 December 1842，no.480-82，quoted in Mohan Lal’s Memo.

[134]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2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135]
Hari Ram 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Based on Mohan Lal’s Observations
，Chandigarh，1940，p.246。莫罕·拉尔看似怀疑阿卜杜勒·阿齐兹声称之事的真实性。

[136]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421-422.

[137]
Aminoollah Khan，同Aminullah Khan。——译者注

[138]
Mahomed Shah Khan Ghilzai，同Mohammad Shah Khan Ghilzai。——译者注

[13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Macnaghten to Auckland，Enel.with Lawrence to Pottinger，10 May 1842.

[140]
Saheb，同Sahib。——译者注

[141]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4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142]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8 December 1842，no.480-82，Mohan Lal’s Memo.

[143]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16.

[144]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39.

[14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27.

[146]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47a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L/PS/5/169），Macnaghten to Auckland，Enel with Lawrence to Pottinger，10 May 1842；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32.

[147]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66-72.

[14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2：Agra Letter，22 January 1842，（IOR/L/PS/5/163），Pottinger to MacGregor（date unclear）.

[14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24-249，Sardar Muhammad Akbar Khan arrives back in Kabul after being detained in Bukhara，and kills Macnaghten.

第八章 号角哀鸣

1842年1月6日上午9时刚过，英军就开始从喀布尔撤退。

前一天夜里，现已几乎痊愈的斯特尔特中尉在后门左侧的部分围墙布设地雷，为的是炸开个宽阔的豁口，俾使残余的3800名印度兵、700名欧洲裔骑兵和步兵，以及1.4万名随营人员穿行无阻。拂晓时分，地雷砰的一声炸开，围墙向外爆裂，以便在壕沟上形成一道桥。

幕墙上新炸开一道犬牙交错的裂口，透过这道裂口看过去，旭日正从环绕喀布尔四周的白雪皑皑的群山上升起，揭示这一天“晴朗清丽又严寒彻骨，地面上的积雪近乎一英尺深”。

[1]

不过，一列列士兵等待撤离相对安全的临时军营壁垒，向着前途未卜的阿富汗崇山峻岭进发，绝非那么振奋人心的景象。“一支卑躬屈膝、萎靡不振、意志消沉的军队，与前些时候那群看上去眼明手捷、无忧无虑的兵卒相去万里”，懊丧的乔治·劳伦斯如此认为。他与科林·麦肯齐早前一同获释，以协助监督撤兵。众人列队出发，一迈入未经踩踏的雪地，“士卒们（立刻）就步步深陷一英尺厚的积雪……毋庸置疑，我们是一支在劫难逃的军队。在此念头支配下，我的内心万念俱灰”。

[2]

自英国人确切得知其政治领袖威廉·海·麦克诺滕爵士被阿克巴·汗杀害之时算起，现已过去两周。在相互矛盾的传闻中焦灼等待两天后，英军最忧惧的事得到证实：英国人的确失去了自己的领袖，麦克诺滕夫人失去了丈夫。

妄自尊大的洋人侵略者蒙受匪夷所思的彻底逆转，阿富汗人流露出欢欣鼓舞的情绪，但也多多少少对麦克诺滕夫人怀有侠义的恻隐之心，至少诗人群体如此。在《阿克巴本记》中，当麦克诺滕夫人得悉夫君一去不返时，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借她之口道出一首哀哀欲绝的挽歌：

……穷兵黩武的海大人之妻撕扯着衣领

柔肠寸断、五内俱崩，悲吟哀歌倾吐丧夫之痛……

她泣诉道：“洋人国度的王子啊！

你在罗马（Rum，亦泛指欧洲）受敬仰，在埃塞俄比亚享美誉！

怎奈在这一方异土劫数难逃

在此，你难遁一死

归来吧！有你相伴，瓮牖桑枢亦可幸

家徒壁立胜过这般权倾朝野……

……此刻，穷街顽童与陋巷鼠辈

玩弄着那滚动的头颅，好似皮球一般……

……骄傲的征服者啊，归来吧！

你高举的王冠和宝座现属于你

今日，喀布尔尘埃密布的路上

躺着你无头的尸体和无冕的头颅”

[3]

但是，毛拉所表露的任何同情都被一种笃信不疑的信念缓解——一度有权有势的英国人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垮台，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触怒了天神，满口谎言、狡诈多端的异教徒是罪有应得。对克什米尔毛拉而言，这种信念的终极佐证是喀布尔当时遭遇前所未有的暴风雪，进一步令受诅咒的不信者狼狈万状：

纵然遭逢这般苦难不幸，悲切切惨凄凄

上苍却未停止再度施以苦刑

天神捋袖揎拳，决意让遍野疮痍

隆冬严寒笼罩喀布尔大地

天降灾殃，神威浩荡

大雪让庭院与屋顶浑然一体……

滔滔江河，再也无水涌动

皓晃乌阳，早就没了热度

屋外，牲畜哀鸣长嚎

狂风的致命利刃将身躯撕碎

迁徙中的大群洋人，招灾揽祸已受重创

这呼啸的暴风雪和从天而降的积雪是另一场浩劫

战士众多，食物稀少

是非功过留身后，死神立面前

留守不明智，脱逃亦枉然

和平无望，宣战更似水中月

[4]

到了这个阶段，英国人也慢慢觉得自己仿佛在上苍的诅咒下受苦受难。就连不屈不挠、刚毅果决的塞尔夫人也承认，目前看来情势对受困官兵十分不利。她在日记中以特有的轻描淡写的风格写道：

一个悲凉的圣诞节，我们的处境远非乐观。劳伦斯已抵达，因焦虑而形容枯槁，看起来老了十岁……内布谢里夫支付了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的遗体安葬费，但其尸身不曾被埋葬，遭脔割的部分尸首仍悬挂于他家庭园的树上。（目前）公使的头颅被保存在集市（chouk）的一个干稻草（bhoosa
）囊中。阿克巴宣称会将头颅送往布哈拉，向那儿的国王展示如何在此擒捉洋人，并证明自己打算怎样处置洋人……无论是否依照协定行事，我们当中恐怕也只有少数人能活着抵达诸省……

[5]

她补充说，在挑选撤退途中随身携带的财物时，找到一本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诗集》（Poems
）：

开篇是《霍恩林登》（Hohenlinden
），其中一节诗句日夜萦绕在我心间：

很少、很少人别离，很多人聚首，

白雪是他们的裹尸布。

脚下每寸草坪

必是一位战士的葬身地。

[6]

雪上加霜的是，英军士兵现已知悉，麦克诺滕是在试图违背与阿富汗部族首领签订的协议条款时遭杀害。英国人非但忍饥挨饿、智逊一筹、后路被断，如今还了解到自己已尽失残存的道德制高点。此外，事实证明，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的阿富汗人并非英国人臆想中的来自山区的精锐部队，（至少部分）不过是“喀布尔的商人和工匠。故此，甚至就连确信自己在与该国诸战士部族斗智斗勇的悲凉宽慰感亦荡然无存”。

[7]

麦克诺滕殒命后，身负重伤的埃尔德雷德·砵甸乍现成为活下来的最资深的英国政治官员。尽管砵甸乍告诫埃尔芬斯通和谢尔顿不要信赖阿克巴，极力主张唯一的希望在于动身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但谢尔顿仍继续力主撤军。被抬上担架的砵甸乍奉派前去交涉投降事宜及撤退条件，他事后写道：“将我从病室拖出来。一群蠢材不遗余力地自掘坟墓，我被迫就他们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

[8]

阿克巴现强令英方既要交出金银财宝，又要将剩余火炮尽数移交，以换取补给和安全通行权。

等待阿方送交食物和辎重驮畜之际，英国人继续受到骚扰。最恶劣的冒犯者当属日益增多的勇士。他们愈发频繁地成群结伴聚集在临时军营大门周围，欺凌、侮谩、抢劫现已孤立无援的侵略者和仍与侵略者交好的阿富汗人。文森特·艾尔写道：

每天从这些人身上获取的体验，令人发指眦裂，他们习惯于劫掠带着粮秣从都城蜂拥而来的温顺商贩，商贩一涌出临时军营就遭抢劫。他们甚至还频频袭击我方印度兵。每逢这种时候，恳请下令向他们开火的尝试均是徒劳，尽管众人皆知部族首领本身就建议我们这样做……结果是，我方战士被迫日复一日忍受这些家伙无礼至极的嘲讽苛待，一次刺刀冲杀本就能让他们散若糠秕，但是我方官兵表面上的驯顺给他们壮了胆，他们无疑将我们的表现归因于缺乏寻常的勇气。

[9]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英国人深知，仍与自己有接触的阿富汗人都确信卫戍部队陷入计中。1841年12月29日，休·约翰逊在日记中记述道：

城内几位本地友人每天都来看望我，他们一致认为，凭着暴动之初展现出的漠然和愚痴，我们的种种不幸皆由自己招惹而来。

他们还告诉我，我们在撤退期间的安全完全要靠自己，不应将信赖寄托于任何部族首领的承诺。这些首领统统知晓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被预先收买，要不遗余力将我们斩尽杀绝。

[10]

旷世奇才莫罕·拉尔在喀布尔各处都能搭上关系，他发来一连串各种各样的警告，称英国人正径直落入埋伏，还转交了来自奇兹巴什部落首领的直言不讳的情报，称英国人都将被屠戮，但都未被理会。

[11]

耸人听闻的传言渐渐甚嚣尘上，称阿富汗人会将英国女子悉数俘获，将英国男子尽数杀害，独留一人，将此人带到开伯尔山口的入口处，把他留在那儿，砍去四肢，胸前别上短笺，以告诫英国人永远别再试图踏足阿富汗半步。撤退前夜，始终乐于直视真相的塞尔夫人在日记中沮丧写道：“阿富汗人告诉我们，我们在劫难逃。”

[12]

众人之中当属沙·苏贾本人最殚心竭力地警告英国人，在诸山口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厄运。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记载称：“陛下致函砵甸乍：‘在这严酷难耐的隆冬时节离开临时军营，是愚蠢至极的举动。务必当心，切莫考虑奔赴贾拉拉巴德！如果你们一定要离开临时军营，那就来巴拉希萨尔城堡与我们一起过冬，我们将在城堡内一同等待冬去春来。若补给罄尽无余，为了生存，我们就出击劫掠四邻。’此提议未被采纳……”

[13]

莫罕·拉尔指出，英国人决意遗弃苏贾无疑是严重的背信弃义。他写道：“毫不顾及《三方协议》条款，离弃沙·苏贾·乌尔木尔克，任由其被仇敌处置。在苏贾执政的过去两年间，我们一直为其宿敌提供庇护。若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独立自治君主的苏贾早就将巴拉克扎伊族人斩草除根，从而令我们和他本人免于蒙受这些致命恶果。”

[14]

苏贾本人似乎不那么烦闷愤慨于英国人的背叛，反倒纯粹是对盟友的惊人愚钝大惑不解。身处卢迪亚纳的那些年，尽管时常与英国主子意见相左，苏贾却逐渐对东印度公司施政管理的圆通高效钦佩有加。然而，过去六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让他难以置信——英国人，尤其是一度指挥若定的麦克诺滕，行为焉能憨痴至此？“威廉·麦克诺滕爵士不听我的”，深感绝望的苏贾修书给奥克兰，陈说自己如何三番五次地向公使解释：

除非诛戮或让这些人披枷戴锁，此外别无他法。我对他们知之甚深。不过，我的言语无济于事……

我屡次言明自己有意离开吾国，因为必将爆发起义，公使却叫我高枕而卧，告诉我说他将用几个团的兵力使吾国国泰民安。我再次声言“当心遭欺蒙诓骗，我将撤离故土”。但我拖家带口，加上冬季来临，遂未成行。继而，事件濒临危急关头。这些是何等卑鄙的小人！我本希望令呼罗珊与波斯之间的整个地区长治久安，谁人会与我作对？他们却使之成为异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事，基于此，举国上下皆弃我而去。

[15]

苏贾尤为恼火的是，麦克诺滕长时间削减苏贾本人的预算，却在最后的谈判中以那样的方式交付给阿克巴·汗如此巨额款项，到头来未给苏贾留下任何资源以恰当地展开防御。

穆罕默德·阿克巴

[16]

及其他人等正濒于饿毙，而你们用自己的钱款让他们站住了脚。你们向敌人抛金撒银，将他武装起来以诛戮你们自己的同胞。他目前妄作胡为，用的正是你们的钱。若没有那些钱，仅凭自食其力，他不可能坚持十天。

未经威廉·麦克诺滕爵士许可，我甚至连水都不敢喝。我再三告诫他，我们将被灾蒙祸。劳伦斯上尉还活着，我时常在他面前这么说。伯恩斯上尉已亡故，他本人随心而为，被众人的言辞蒙骗。我曾告诉他，人们对你不满，意欲指认你邪恶不祥，你切莫上当受骗，但徒费唇舌……我千谋万策坚持至今，他们现却派人来见我，宣称沙让伊斯兰教沉沦。人们说我与你们（英国人）为伍，由此之故，他们离弃了我。

苏贾以一贯的风格作结，称“凡是真主的旨意，必将发生”。

[17]

乔治·劳伦斯是活下来的唯一一名与苏贾关系亲密的军官，苏贾给他捎去最后的紧急口信，再次恳请他警告将军莫要离开临时军营。苏贾强调，无论如何绝不能相信阿克巴·汗的承诺。劳伦斯写道：“国王义正词严地说，只要坚守阵地，他们就无法伤害我们，但若弃阵而逃，则必死无疑。我及时将这些劝诫之辞禀告砵甸乍，他带我面见埃尔芬斯通将军，我向将军复述此番话……却被告知，现在要做的不是留守原地，我们必须行军开拔。”

[18]

未能就安全撤军的议题说服临时军营里的当权者，苏贾遂不遗余力拯救仅活着的几位熟人。正如文森特·艾尔所述：

（他）殚精竭虑劝告麦克诺滕夫人和所有能够相伴偕行的女士脱离军队，他说英军将全军覆没，劝她们趁机来巴拉希萨尔城堡接受他的保护。他还哀恳统率沙麾下军队的安克蒂尔准将（Brigadier Anquetil），称“迄今一直弭耳受教应将之视为自己的军队。在危急时刻弃他不顾，让他丧失军队援助，是否为适切之举”？不过一切皆徒劳。将军及其作战委员会已铁了心，称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必将依此行事。

[19]

据塞尔夫人记述，1月5日深夜，苏贾向英国盟友发出最后一次呼吁，他潦草“留言，询问麾下军队是否连一位愿意支持自己的军官都没有”。

[20]

然而，苏贾属下军官已将他抛弃，对他的忠告一概置若罔闻。他们正忙着为即将开拔打点行装，连答复也不屑转告。

1月6日上午9点，伴着号角声声、鼓声阵阵，首批英军官兵离开临时军营，步履艰难地在齐膝高的积雪中穿行，向位于贾拉拉巴德路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进发。尽管朝阳闪耀，塞尔夫人的温度表却显示气温“大大低于零度”。

[21]

也有一些乐观迹象。约100名阿富汗人齐聚，见证自称自诩的征服者起程，经常出没于临时军营门口的勇士则诡秘无踪，纵队前卫列队离开时未遭遇丝毫抵抗，甚至连周围城堡的包围圈也阒寂无声，之前六周临时军营一直遭受来自这些城堡的密集扫射。“墙垣之上未见一人”，正如若释重负的休·约翰逊所述。

前卫部队为此兴高采烈：

过去的两个月零三天一直被禁锢在临时军营。在此期间，数次交战令我方损失一大部分将士，士兵还因匮缺必需的食物、挨冷受冻、过度操劳而饱尝艰辛。喀布尔这一季节的气候酷寒难耐，印度兵一想到能免受这般恶劣气候的侵袭就喜不自禁。特为尤甚的是，应过冬之需储备的柴薪早就全部耗尽，临时军营内的果树也几乎都被砍伐烧光。

[22]

塞尔夫人临行前的早餐是用自家餐厅餐桌的木料煮熟的。接着，她披上头巾、穿上阿富汗友人建议她穿着的普什图毛里羊皮袄（pustin
），然后带着有孕在身、年方20的女儿上路。塞尔夫人婉拒了劳伦斯上尉予以保护的提议，反倒选择混杂在衣着光鲜的斯金纳的骑兵团的骑兵中出行——前卫部队正是由该骑兵团组成。

部族首领承诺遣派的偕英国人同行的护卫队渺无踪影。为横跨冰封的喀布尔河仓促建造的浮桥亦未及时准备就绪以迎接士兵到来，尽管塞尔夫人受伤的女婿斯特尔特中尉花了整晚时间将炮架沉入河中、上面盖以厚木板，“直至臀部没入水中”。众人不得不排上一个小时的队渡河。从一开始，虽然在桥畔有所耽搁，为自身安全起见故意与行进中的印度兵混在一起的数千名担惊受怕、饥肠辘辘、反应迟钝的随营人员也添了不少乱，但是对撤退部队威胁更大的看来仍是大雪，而非阿富汗人的刀剑。乔治·劳伦斯记述道：“严寒刺骨、雪窑冰天，我自灵魂深处悲悯这些可怜的本土战士和随营人员，他们在齐膝深的积雪和泥浆中行走。将所有受我照管的人聚拢到一起绝非易事，一些扛夫匆匆赶路，另一些扛着载有妇孺的肩舆和轿式担架落在后面。”

[23]

刚过11点就出现第一个问题，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此时传话来称英国人应停止前进，因为仍未完成必要的安保准备工作。到这时，英国人终于开始横渡斯特尔特临时搭建的便桥向前推进，易受攻击的士兵大排长龙，伫候在喀布尔河与临时军营间的寒冷雪地。一如曩昔优柔寡断的埃尔芬斯通下令停止行进，之后便踌躇不决，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大约同一时间，包括早前潜踪蹑迹的勇士在内的一大群阿富汗人奔下比比马赫卢村，“大喜若狂的呐喊声划破长空”，动手洗劫、焚烧紧邻临时军营主营地北边已遭遗弃的传教区。嘈杂的射击声和缕缕浓烟近在咫尺，人人悬心吊胆。眼下一些脚夫和随营人员开始冲出队列奔向大门，丢下理应由他们搬运的辎重，“混入士兵当中，令整个纵队乱作一团”。

[24]

一小时后，约莫中午时分，众勇士爬上传教区围墙并开始向下方等候前行的士兵开火，殿军自临时军营兵道还击。到1点钟，雪地里有50名欧洲裔步兵或倒毙或受伤。科林·麦肯齐意识到行将发生大屠杀。此刻临时军营内外士兵各半，他留意到埃尔芬斯通依然举棋不定，遂抗命驱驰而去。将军虚弱无力地朝他喊叫“麦肯齐莫可为之”。麦肯齐策马至桥畔，嘱咐谢尔顿继续行进。尽管麦肯齐果断采取行动，也幸亏天色迟迟未暗，但将近5点钟，殿后的最后一批印度兵才最终离开临时军营，他们粒米未进地在冰冷的壁垒上苦守了11个钟头。

[25]

他们撤离的同时，众勇士径直冲入空荡荡的临时军营，登上兵道，旋即开始用长长的杰撒伊步枪从城垛上向纵队射击。

巴格兰被指定为第一晚的宿营地。至此阶段，尽管大多数士兵已安然无恙踏上前往巴格兰的征途，但是军队的大部分辎重和全部弹药仍待横渡便桥。因处于勇士们的杰撒伊步枪射程之内，随营人员以及殿军最后一批士兵纷纷在立身之地阵亡。众人起先推推搡搡，而后仓皇失措地争先恐后渡河。在这惊魂动魄的景象中：

屈辱的那一天让（科林·）麦肯齐镂心刻骨的最令人心碎的景象之一，是偶然定睛望见的一名印度斯坦幼童。她全身赤裸着坐在雪地上，父母均不在近旁相伴。这个两岁左右、娇小漂亮的小女孩刚壮实得足以盘腿端坐，一绺绺波浪状的卷发绕在小巧柔嫩的颈前，大大的黑眼睛张得足有平常的两倍大，目不转睛地盯着披坚执锐的士兵、过往的骑兵以及目光能及的一切奇怪景象……在途中，麦肯齐目睹其他许多同样年幼纯真的儿童遭残杀，女人们长长的黑发被自己的鲜血浸湿……（不久）就见到阿富汗人（在雪地里兜来绕去，杀死垂死之人），持刀刺戳受伤的掷弹兵。

[26]

尽管斯特尔特向将军指出，骆驼和马匹可以循着便桥逆流而上，安全涉水渡河，但是这则生死攸关的情报似乎未为人共享。不顾来自临时军营壁垒的扫射愈益频密，胆战心惊的印度兵纵队残余兵员与随营人员的妻孥及女性亲眷争抢着登上以炮架新建成的便桥过河。结果傍晚时分，随着太阳沉落到群山背后，残阳下的影子迅速被拉长，河岸变成“结了一层冰壳的沼泽地”，辎重驼队甚至无法靠近滑溜溜的河岸。由于来自壁垒的火力益发猛烈、射击愈加精准，营帐、一桶桶火药、一箱箱火枪子弹、一包包衣物和食物全都被大堆大堆地遗弃在喀布尔河两岸。临时军营现正熊熊燃烧，来自营地的火光照亮了遭丢弃的麻袋和马鞍袋。殿军还被迫用钉钉牢英国人获准带走的九门炮中的两门炮的火门，因为他们发现根本不可能拖拽着沉重的大炮在雪地中穿行。末了恐慌万状，辎重几乎均未被运送过便桥。就这样，重现了埃尔芬斯通在遭围困之初犯下的最大错误，军粮补给再次失守。

艾尔回忆道：“现已在夜色包围下，但是众勇士火烧常驻代表处和临时军营里的几乎每座建筑，大火照亮了周围方圆数英里乡野，呈现出一派肃穆可怖的壮观景象。”

[27]

日落后气温持续下降，主力部队至今仍在前方7英里的宿营地巴格兰

[28]

徒然地等待食物、木柴和营帐送达。朝去暮来，夜色渐深，寒冷加剧，消息慢慢传开，称辎重和食物已遗失。撤退开始的数小时之内，军队再次将补给丢得一干二净。

巴格兰的那一夜乱作一团。殿军最后一批官兵直至凌晨2点才到达宿营地，他们“不得不一路拼杀，毫不夸张地说是穿过连串凄苦的可怜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因严寒和重伤，或命丧黄泉，或奄奄一息，那些动弹不得的人哀求同伴了断自己的性命，以脱离苦海”。

[29]

直至营地入口，殿军还发现“大量力倦神疲的印度兵和随营人员在路上一字排开，他们万念俱灰地坐下，遂猝死在雪地里”。

当晚仅少数幸运者有东西吃。乔治·劳伦斯成功觅得麦克诺滕夫人施予的“少量冷肉和雪利酒”——她随身带着自己的日用物资。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断了炊，“只得躺倒在光秃秃的雪地上，既无遮蔽和篝火，亦无食物……士兵的缄默泄露自身的绝望颓丧，人人静默无声”。

[30]

塞尔夫人比大部分人幸运。虽然她的个人财物尽失无遗，亦无食物果腹，但她早先将被褥给了女儿的保姆（ayah）骑坐，因此在第一夜，塞尔夫人及其家眷与众不同地有些铺盖蔽体。另外几人也很走运，譬如生性急躁的马格拉思医生（Dr Magrath）寻得一顶空轿子入睡。不过渐渐清楚的是，对于在雪地里如何妥善应对，孟加拉印度兵茫无头绪。这与麦肯齐手下忠心耿耿的阿富汗杰撒伊步枪兵有天冠地屦之别，他们展示了何为可行之举。对此印象颇深的艾尔回忆道：“他们甫抵（营）地，第一步就是将一小块空地的积雪清扫干净，然后围成一圈躺下，严丝合缝地紧紧挤在一起，双脚聚集在圆圈中央。他们将同伴所有的御寒衣物集中起来，摊开来均匀覆盖在每个人身上。凭借这些简单办法，血肉之躯产生出充足热气，保护他们免受冻伤之苦。麦肯齐上尉亲自分享了他们居家般舒适的床铺，声言自己几乎未因寒冷感到丝毫不便。”

[31]

次日上午，众人大彻大悟此类技巧究竟多么必要，因为确有很多士兵在夜间冻死。乔治·劳伦斯回忆道：“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躺在我的营帐附近，冰凉僵硬、长眠不起。这位名叫麦格雷戈的后勤士官长精疲力竭地躺下，在那儿静静死去。”

[32]

许多人找来沙·苏贾分队寡言少语的30岁苏格兰裔助理军医威廉·布赖登（William Brydon），他裹着保暖的羊皮袄过夜。此刻正值拂晓，他在营地东奔西跑，想方设法鼓动还活着的人跳上跳下暖暖身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呼唤一直躺在近旁的本地人站起身，只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其中一些人竟笑我催促他们起身，还指着看起来像烧焦的原木般的双脚。可怜的家伙们已被冻伤，我们不得已要将他们抛下。”

[33]

事实证明，撤退第二日甚至比首日更混乱。

文森特·艾尔写道：“至此阶段，不足半数印度兵能胜任职责。酷寒刺骨，就连最健壮的士兵也被冻伤手脚，他们彻底颓堕萎靡，不适宜在役。”即便是骑兵也“不得不被抬到马上……大块大块的硬实雪块牢牢附着在马儿马蹄上，本需用凿子和锤子才能去除。吸入的空气在从口腔和鼻孔呼出的过程中就凝固了，在我们的胡须上形成一层小冰茬……仅剩数百名有战斗力的战士”。

[34]

战士的身体机能若严重衰退，他们的果断力与自制力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休·约翰逊在日记中记述道：“上午7点半左右，未下达任何命令，亦未吹响号角，前卫就出发了。纪律化为乌有。”

[35]

甚至还没来得及将剩余辎重抬到骆驼及牛背上，大批阿富汗人就开始沿山坡猛冲下来，把能抢走的一切洗劫一空。骡拉的三门大炮经过野营地附近的一座小型泥砖城堡时，一伙阿富汗人直接出击将之俘获。理应守卫火炮的印度兵即刻望风而逃。随着士兵一路向前推进，周围骑马的阿富汗人的人数不断增加。阿富汗人在纵队两侧与英国人齐头并进，将难民驱赶至他们之间，然后向挤挤攘攘逃难的乌合之众随意射击，好似羊倌娴熟地控制一群惊慌失措的绵羊。有如惊弓之鸟的印度兵早已完全丧失反击斗志。

那天上午，沙·苏贾属下第29团全团印度斯坦将士一并归降阿克巴·汗。早就被冻得伤痕累累、无法继续前行的其他诸多印度兵，现抛戈弃甲逃回喀布尔，只希望鳞伤遍体能使自己免受城内奴隶贩子的注意，而且不管怎样，“宁愿沦为那儿的阶下囚，也不愿丧命。他们一清二楚，再与主力部队继续同行定将死于非命”。几个月后仍能见到数百名受伤致残的前印度兵，拖着残肢跛行于喀布尔集市四处乞讨。

尽管目前几乎没剩下什么食物和弹药，无以维持主力军直抵贾拉拉巴德，但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在军队勉强前行5英里抵达宏伟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入口处的布特恰克后，埃尔芬斯通仍下令停止行进，“从而又浪费了一天时间”，正如约翰逊所述：

离开喀布尔前往贾拉拉巴德

[36]

，我们只带了五又四分之一天的口粮，未携带亦无望得到一星半点儿刍秣以喂养牲畜。

我方倒霉的士兵早就冷得几乎动弹不得。如此一来，无疑是让众兵卒在雪地里无遮无蔽地再经受一夜的煎熬。没再为士兵划分专属营地，全体人员乱作一团。四分之三的印度兵当中混杂着随营人员，他们不知去何处找寻自己所属军团的指挥部。

[37]

塞尔夫人同样鄙夷将军的领导才能，逐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一场大规模屠杀近在眼前。她写道：

这些不必要的停顿休整减损了我方给养，无遮无盖的官兵因寒冷而完全瘫痪……

积雪仍超过一英尺深。人和牲畜都无以果腹，甚至从近在咫尺的河中取水也十分困难，因为我方人员在汲水时会遭射击。然而我方统领如此顽固不化，仍告知我们说叛军将领忠实守信，阿克巴·汗是我们的朋友，如此云云。还说希望我们有所耽搁的原因在于，他们或会派兵为我们扫清山路隘口的障碍！他们无疑会向那儿出兵，怎奈一切正如我们动身前预言的那样发生了。

[38]

于是就这样又过了一夜，众士卒再次饿着肚子在厚厚的积雪中安歇。

[39]

不过这一次，阿富汗人挤满四周的山坡，透过夜色朝下方射击。传言散播开来，称阿克巴·汗亲自指挥射击。艾尔写道：“这一夜饥寒交迫、力倦神疲、死神相伴，在我能想象得出的所有死法中，没有一种比丧生此地更苦不堪言。刺骨严寒折磨着敏感的四肢，直至不屈不挠的斗志在刀山火海的人间炼狱里暗自消沉下去。”

[40]

然而，头两天的磨难与翌日上午接踵发生的事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布特恰克位于库尔德喀布尔山口耸峙的绝壁另一边不远处。

[41]

两个多月前，“好斗的鲍勃”塞尔麾下旅就是在这附近的山隘口寝息时首次遇袭。同一片危崖现成为一场血腥得多的黎明伏击的见证。杀戮前的序曲照旧是看不见的杰撒伊步枪装填弹药时瘆人可怖的响声。

[42]

临近日出，大批阿富汗人摸黑集结到英军营地后方。印度兵起身时在剩余的几座营帐周围地上又发现更多横七竖八的冻僵尸首，战斗就在此时此地拉开序幕。休·约翰逊写道：

日出时分景象怵然惊心，军队完全组织混乱。每个人都看似冷得不能动弹，几乎无法握住火枪，亦寸步难移。若干敌匪出现在临时宿营地（bivouack）后方。全体随营人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挨肩迭背匆匆涌向前方……地上散布着一箱箱弹药和各种财物。敌兵很快就成群结伙聚集而来。他们当时若猛冲至我们中间，我们本不可能予以抵抗，所有人都会被斩尽杀绝。

[43]

最前方的士兵和随员反倒巧妙地被一起赶进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入口。塞尔夫人带领一众女子，“我对那一杯雪利酒铭感五内。在其他任何时候，这本会令我觉得尽失淑女之风。”与此同时，埃尔芬斯通将军的僚属发现一群阿富汗骑士立于后方不远处的幡旗之下，显然在指挥一系列行动——猜测准确无误，那正是阿克巴·汗。麦肯齐和劳伦斯奉派前去重新谈判在喀布尔已获承诺的安全通行权。阿克巴·汗允诺称，若再次移交其友麦肯齐和劳伦斯作为人质，他将差遣最具影响力的属下在前方“扫清障碍，解除吉勒扎伊部落民对山口的占领”。

[44]

英方接受诸条件。

劳伦斯后来写道：“我们在阿克巴手下两名侍从护送下行进，穿过成群结队的敌兵，直抵将军所在地。我们发现（阿克巴）坐在小山腰上吃早餐，他谦恭有礼地邀请我们共进早餐，还命属下拿走我们的枪械……我们随后落座，与最近刚谋杀了公使的凶手共享同样的菜肴，不由得不寒而栗。”

[45]

此后不久，阿克巴温和地责备这两名青年军官，称自己还未来得及安排妥当安保措施，他们就离开了喀布尔。恰在此时，两名军官听闻山口内传来步枪齐射的巨响。前卫部队方才被引入伏击地，整场伏击完满实施。

嗣后渐渐明朗的是，吉勒扎伊部落民一连数日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他们筑起路堤，挖掘浅堑壕，以瓦砾建造胸墙。这些工事缜密地建于英军火枪射程外，但足够靠近谷底，而谷底恰好处于阿富汗人的杰撒伊步枪射程内。英军纵队前锋一旦深入山口突兀的峭壁陡崖，吉勒扎伊部落民就出其不意展开伏击。英军未试图调派侧卫部队占据高地，而乘高居险至今仍是步兵部队经认可的必然做法。那夜塞尔夫人写道：“我们继续行进不足半英里，便遭重火力袭击。“骑马与先头部队一道向前推进的部族首领希望我们寸步不离其左右。他们无疑想让部下大声叫嚷着令高地上的人停止射击，却徒劳无功。这些部族首领肯定冒着同样的危险，如我们一般临深履薄，但我的确相信，就个人而言，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惜取义成仁将我们驱离祖国。”

[46]

她继续写道：

穿过一片来势汹汹的硝云弹雨后，我们偶遇塞恩少校（Major Thain）的坐骑，它被子弹射穿腰部。我们本处于相对安全之地，可怜的斯特尔特骑马折返以照拂塞恩少校，不料坐骑自他身下中弹，他还没来得及从地上起身，腹部就受重伤。他被抬上一匹小马，两人将他抓牢，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送入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的营地。

斯特尔特夫人骑乘的小马的耳朵及脖颈受伤。我有幸只是手臂中了一弹，其余三枚子弹贴近肩部穿过我的普什图毛里羊皮袄（poshteen
，即posting，意为长毛皮，亦即羊皮袄），未令我受伤。开枪射击的那伙人离我们不足50码远，我们之所以能侥幸脱逃，归因于循着山路尽可能快地催马向前冲。其他任何时候途经此地，我们本会小心翼翼地牵马前行……

山口很快就变得壅塞难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枪林弹雨下滞留不前……第37团（37th Regiment）继续不发一枪一弹地缓缓前行，冷得动弹不得的兵卒眉低眼慢，诸军官好说歹说都不能说服他们做出任何驱离敌军的努力。敌匪不仅拿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燧发枪，甚至还夺去他们身上穿着的衣物。第44步兵团的数名士兵从本团印度兵（sipahee）的子弹袋中为自己补充弹药……其间一直遭受来自高地的侧翼火力夹击，我方兵卒连续不断倒下……我方（至少）500名正规部队官兵以及约2500名随营人员遇害……”

[47]

不过据跟随在后的人记述，塞尔夫人所在的第一批人流中的众官兵相对而言轻易逃过一劫。“先头部队虽然”受尽苦头，但与殿后部队相比仍幸运十足，休·约翰逊写道。

那儿的杀戮场面触目惊心。我们不得不在凌厉夹击下冲过全程约5英里的整条骇人隘路，辎重全遭遗弃。敌兵不仅从两侧高地的每块岩石、每个洞穴悍怒地泼撒弹雨，而且还下山进入山口残杀男女老幼。全程5英里的整条路上满是亡者和垂死者。第37本土步兵团（37th Native Infantry）兵员损失过半，其他军团也有同等比例的伤亡。即便是留下来的人，也因手脚冻伤几乎无法挪动半步。更添苦难的是，我们一抵达库尔德喀布尔山口

[48]

就开始飘雪。

[49]

整个上午，劳伦斯和麦肯齐都不得不与阿克巴坐在一起闲谈。阵阵步枪射击声在下方回荡，二人留神细听。精通多国语言的麦肯齐听见阿克巴用达里语向属下大声叫喊“饶恕”英国人，同时却用部族语言普什图语（Pashtu）吩咐手下“将他们斩尽杀绝”。许多英国人通晓达里语，但英方只有麦肯齐和寥寥可数的其他几人懂普什图语。傍晚时分，两名人质获准随行，就像麦克诺滕遇害那天一样，二人再次成为俘虏，不过这次受到阿克巴的堂表兄弟苏丹·贾恩·巴拉克扎伊的保护。一行人经过令人骨寒毛竖的无可比拟的现场。正如劳伦斯的描述：

随处都是被剥去衣服遭抢劫的印度兵和随营人员，拒不交出钱财及贵重物品的如是人等，即刻被刺伤或砍倒……见到我们，可怜的家伙们立即大声呼救，他们中有许多人认出我来，呼喊着我的名字，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吉勒扎伊部落民现已尝到甜头，真切展示出暴虐狞恶的天性，对待我们本人的态度变得穷凶极虐，竟要求将我们送交他们作祭品。他们在我们面前挥舞着血迹斑斑的长刀，叫我们“纵目观望周围堆积如山的尸体，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身处其中”。他们吼叫道：“你们不是来喀布尔讨好果子吃吗？现在觉得怎么样？”

望见一名英格兰男子伸直身子躺在路边，劳伦斯骑马上前，发现那位战士还活着：

可怜的家伙抬起头认出了我，他大声呼喊：“劳伦斯上尉，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丢在这儿！”我从马上一跃而下走上前去，苏丹·贾恩的两名部属也奉命下马，我在他俩的协助下将这人扶起身。他是第44步兵团的一名中士，起初看来只是失去左手，但令我悲痛惶怖的是，一扶起他就见到从颈背至脊梁骨，他已被切成碎片。阿富汗人喊道：“把他抬起，何功之有哉？他活不过几分钟。”我不太情愿地同意，告诉那可怜的家伙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他即刻回言：“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将我击毙吧。”“就连此事我亦做不到”，我神色悲恸地答道。“那就丢下我等死吧。”他直言。我们迫不得已如此为之……

继续前行，我们碰到许多返回喀布尔的敌军骑兵和步兵，他们满载着五花八门的劫掠物。一个歹徒让一名印度小女孩坐于自己身后共乘一匹马……

[50]

那夜，登上山口顶端的英国人发现自己身处比前一夜愈发寒冷的宿营地。在此，他们依旧暴露于冰天雪地。傍晚时分开始飘雪，到了晚上9点演变成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全军仅剩四顶营帐，其中一顶分配给塞尔夫人母女。没有燃料，也没有食物，好在一些医生至少还有医药包。布赖登医生的友人兼苏格兰同胞亚历山大·布赖斯医生（Dr Alexander Bryce）“前来诊察斯特尔特的伤势”。塞尔夫人写道：“他敷裹了伤口，但由他脸上的表情看出康复无望。之后，他体贴地将我手腕里的子弹切取出来，还包扎好我的两处伤口……（那夜）冻得半僵的印度兵和随营人员，不但试图强行闯入我们的营帐，还要挤上我们的床……夜间很多不幸的可怜人死在营帐周围……许多妇孺遭绑架。”

[51]

艾尔写道：“积雪是所有人唯一的卧榻。事实证明，清晨来临前积雪就成为许多人的裹尸布。我们当中任何一人，经历那可怖的一夜居然能存活下来，委实不可思议！”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在著作《阿克巴本记》中对此想法颇有共鸣：

寒冬，以其特有的冷酷无情

向勇敢的喀布尔人民撒落慈爱

因为，异教徒若非丧生于冰寒雪冷

就是绝命于强取豪夺的劫掠者刀剑之下

狐狸的嗥叫亦会传遍四方

召唤鬣狗、恶狼和豺狗共享肉食盛宴

上空盘旋的鸢群，嘶喊声划破云天

慷慨邀请一切猎食猛兽

那路上，谁人死里逃生？

人人都被抛下，卧毙雪中

[52]

1月9日，即撤退第四日上午，英军置身于零度以下高海拔地区的暴风雪中，孤注一掷的绝望最终被万念俱灰取代。沙·苏贾分遣队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威廉·安德森上尉（Captain William Anderson）记述道：“士兵脚上的肉呈碎片状剥落。夜里众多将士被冻死。”

[53]

暴风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猛烈地肆虐逞威，整整一天队伍只前进了1英里。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记述道：

大雪飘满四面八方的天空，地平线隐匿不见，一阵狂风卷地而来，将树木连根拔起。骇人的电闪雷鸣划破密布的乌云。随着降雪量增多，霜冻更加凛冽，一切皆覆盖在樟脑般的白色粉末中。英格兰士兵都冻僵了，指尖一节节脱落，软组织脱离骨头，甚至连双脚也与脚踝分离。他们在冻土荒野上一动不动，很难分辨是死是活。习惯于此类恶劣环境的阿富汗各部族民众挤满山丘，猛冲下来劫掠无助的英格兰士兵。阿富汗人发现士兵们或半死不活，或被冻得硬如石块，他们已不关心自己的武器、黄金和财物，几乎神志不清，每个人只勉强留意到自身的悲惨境遇。

[54]

那天晚上，埃尔芬斯通实际上已确认手下士卒难逃一死，他将全体英军女眷（或至少是军官职级者的女眷）移交至阿克巴·汗手中。

[55]

阿克巴终日尾随紧追，徘徊于纵队后。他强调自己正竭力制止吉勒扎伊部落民，声称这些部落民既已尝到甜头，就连他们自己的部族首领亦无法加以管束，但他表示愿意援救妇孺以及有意归降的任何受伤军官。最终，19人在护送下离开，其中包括2个男人、8个女人和9名孩童。塞尔夫人和女儿亚历山德里娜方才眼睁睁看着被用带子绑在瑟瑟发抖的小马背上的斯特尔特离世。塞尔夫人写道：“颠来簸去增添了他的苦难，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不过他仍能感受到我和其妻与他同在。我们心如刀割，如愿为他举办了一场基督教葬礼……”随后，正如她细述：

家庭的苦难让人不知所措，斯特尔特夫人和我都不适宜自行决定是否该接受那位将领的保护。能否平安抵达贾拉拉巴德，只有渺茫的希望。故此，我们随波逐流……颇为迂回曲折的路线将我们带到库尔德喀布尔的城堡，在此碰见穆罕默德·阿克巴·汗

[56]

和其余人质。对方为我们清理出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除一扇小门外并无其他通风口，房间当然都黑漆漆脏兮兮……午夜时分，他们给我们送来一些羊骨头和油腻腻的米饭。我和斯特尔特夫人拥有的所有财物是背上的衣物，我们离开喀布尔时穿着的就是这些衣服……

[57]

英国人已渐渐将阿富汗人视为残暴的野蛮之徒，对英国人而言，把女眷移交至这些男人手中，是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相较之下，对阿富汗人来说，向英国贵妇人提供保护则被看作骑士精神的标志。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写道：

统帅阿克巴·汗尽管全力以赴投身残酷的战斗，但是目睹妇孺糟糕透顶的境遇，遂心生怜悯，基于真主的慈爱和起码的礼仪，他下令将生者与死者分开，把生者带到暖和的地方，盖上绵羊皮和黑貂皮上衣。严霜酷寒几乎阻止了血液在血管中循环，他继而将他们安置在火盆旁，让他们恢复元气。这就是阿富汗人的殷勤款待！即便是如火如荼的战斗过后，他们仍愿救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弱者，仿佛这些人是自己的家人。倘若真主的旨意如此，就连异教徒亦可成为行善的动因。

[58]

但对仍在撤退途中的人来说，惨状依旧。到了翌日，即1月10日上午，在无遮无蔽的库尔德喀布尔高地上度过又一夜后，休·约翰逊简明扼要地记述道：“整支喀布尔军队现在没剩下一名印度兵。我们的辎重丢得一干二净。大伙儿认定大势已去，遂束手待毙……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过去的多个小时前本就命定难逃一死，不是死于严寒饥饿，就是遭敌匪屠杀……积雪反射的强光，令我的双眼渐渐红肿发炎，乃至近乎全盲，还伴有剧烈疼痛。数名军官完全看不见东西。”

[59]

那天上午，布赖登医生有幸寻获若干贮藏食物，麦克诺滕夫人在被移交给阿克巴·汗时留下了这些食物。曾与乔治·劳伦斯分享的肉和雪利酒现已耗尽，但仍有“一些鸡蛋和一瓶葡萄酒……鸡蛋未烹煮，不过冻得很硬。葡萄酒亦如此，冻得稠若蜂蜜……”幸好布赖登有些维系生命的食物，因为接下来是撤退途中最糟糕的一天。雪盲且受冻伤的士兵踉踉跄跄通过特金山口隘路，此时此地，另一场精心布置的伏击正等待着他们。当晚布赖登在日记中记述道：

这是一次骇人可怖的行军，敌军火力无休无止，为数众多因雪盲不知何去何从的官兵悉遭歼灭。我领着希腊商人班尼斯先生（Mr Banness），大部分道路在高地之上，我自己常常感觉目眩，要不时抓一把雪涂抹双眼，我劝告其他人也这样做，因为此举可大大缓解症状。朝特金走下来，地上白得没那么强烈刺眼，随着日渐西沉，敌军的雪盲症状消失。但是敌军的火力有所增强，我们现在再次进入山口，在山口中敌兵能够迫临咫尺之遥，他们的炮火对我们极具毁灭性。

敌军自始至终以猛烈火力压制我军侧翼和后方，临近傍晚抵达特金山谷之时，撤离喀布尔的本土诸团仅剩寥寥数人……布赖斯医生刚进入山口，即遭子弹射穿胸部。气息奄奄之际，他将自己的遗嘱交与马歇尔上尉（Captain Marshall）。

[60]

埃尔芬斯通在给政府的官方备忘录中指出：“印度兵鲜有或根本不予抵抗，大部分印度兵失去手指或脚趾，火枪被冻雪覆盖，即便士兵能够持枪，这些枪也只是摆设。屠戮令人骨寒毛竖，我们到达喀奇贾巴尔地区（Kubber Jubber，实为Khak-i-Jabar）时，已很难将战士与随营人员区分开来。大多数人丢弃了自己的武器和装备，沦为暴戾恣睢、嗜血成性的强敌囊中的猎物。”

[61]

一如往昔，埃尔芬斯通的命令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劳伦斯写道：“事实证明我们的军事当局没有能力指挥撤退，这与早先在撤退前的军事行动中显露出的无能如出一辙。出于令人匪夷所思的刚愎乖张，军事当局严令禁止我军将士以任何理由实施还击。结果是，他们的队伍遭强行闯入，敌匪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不抵抗的士兵，一路伴随至特金……”

[62]

疲惫不堪、万念俱灰的约翰逊写道：“我们密密麻麻聚成一团，每一枪都会对纵队的某一部分造成恶劣影响。”

[63]

到了1月11日傍晚，经历又一整天的大屠杀后，规模不断缩减的纵队跌跌撞撞走出特金山口，向着谷底的膏腴之地贾格达拉克（Jagdalak）村行进，此时伤亡人数已超过1.2万人，只剩200名士兵仍在蹒跚前行。小型殿军由谢尔顿指挥，头一回展现出钢铁般意志的谢尔顿立于纵队后牵制敌军，不让阿富汗人逼近半步。约翰逊写道：“谢尔顿的飒爽英姿盖世无双。他犹如一只遭受偌多恶犬袭击的斗牛犬，恶犬从四方八面夹击，试图猛咬其头部、尾巴及体侧。谢尔顿麾下小队人马遭受骑兵和步兵攻击，虽然敌我双方人数比是50∶1，但没有一人胆敢靠近……尽管我们那时正充当山丘上敌军狙击兵的靶子，但当谢尔顿走下山谷时，我们仍以地地道道的英格兰方式为他喝彩。”

那天夜里，被包围的残部官兵饥肠辘辘地躺卧在贾格达拉克的一座筑有泥墙、破败不堪的小型围场里。此时，阿克巴·汗把埃尔芬斯通将军及谢尔顿准将召去展开谈判。随行的休·约翰逊写道：“我们发现将领等一行人在户外露营。这位部族首领以一种无比蔼然、显然又满怀同情的态度接见了我们。得知我们又饥又渴，立即命人将一块桌布在我们落座处铺展开来。”

[64]

阿克巴将他们迎到炽烈燃烧的营火旁，提供了晚餐，而后拒不准许他们返回己方部队。谢尔顿勃然大怒，身为一名军官兼战士，他提出强烈要求，称自己有权回去亲率部下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谢尔顿碰了钉子。

到了次日晚上9点，在连续不断的炮火攻击下度过一天后，显然所有残存领袖不是被俘就是被杀，大多数生还者“经过24小时不间断地行军，更确切地说，如野兽般遭猎杀，现在几乎饿疯了，尤其渴得七窍生烟”。他们断定自己唯一的希望是摸黑加紧赶路，却发现去路被一个庞大棘手的障碍物挡住。“交横绸缪、高约6英尺、多刺的冬青栎”横跨山口最狭窄部分，刚被竖了起来。

[65]

试图徒手将其拆毁或设法抓住它费力向上爬的人，即遭击毙。寥寥数人成功越过障碍物。印度兵悉达·罗摩未能得偿所愿，他细述了何以至此：

将军阁下离开，军纪遂化为乌有。结果，阿富汗人得以愈发频繁地搅扰我们……若干印度兵和随营人员叛变投敌，企图保全性命。我所在的团已不复存在，于是我依附欧洲团残部。我以为紧跟他们，或有一线希望逃离这个让人深恶痛绝的国家。怎奈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人算终不如天算！我们继续奋勇作战，但一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有人丧命。我们腹背受敌，还要遭受来自山丘顶部的攻击。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地狱苦境，骇人惨状无以言表。我们最终来到一堵阻塞去路的高墙前，在设法强行闯过障碍物的过程中，一行人悉遭歼灭。官兵打起仗来好似神灵而非凡人，但寡不敌众。一颗杰撒伊步枪子弹打中我头侧，我被击倒在地。

悉达·罗摩被打得不省人事，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

被交叉绑于马上，马儿由人牵着疾速远离战场赶赴喀布尔。其时得知自己要被带往该地卖作奴隶，我苦求那人将我击毙或割喉，还用普什图语和母语辱骂阿富汗人……俘获我的人却威胁说，若不保持安静，当场就让我成为一名穆斯林。我在那条路上目睹了何等惊世骇俗的大屠杀，欧洲人和印度斯坦人半埋于雪中，腿和胳膊伸出积雪……这景象我将永生难忘。

[66]

成功翻越冬青树路障的人屈指可数，活下来的最后一名军医布赖登医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道：

骚乱变得糟透了，“立定，立定，阻止骑兵前进”的叫喊声不绝于耳。我想尽办法，好不容易才挤上前去。脱离山口后，趁着夜色没走出多远，就发现自己陷入包围。此刻，我的侍餐男仆（Khidmutgar）冲上前来，称自己受了伤，还遗失了小马，恳求我带上他。我还没来得及这样做就被拽下马来，一个阿富汗人用刀当头一击将我击倒。若不是在军便帽中放了一叠《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
），这一击定会致命。因为颅骨被砍下约圣饼一般大小的一块骨头，我险些被打昏过去。我设法站起身来，眼见又一击迎面而来，我遂以剑刃迎击。估计是砍下了袭击者的几根手指，因为他的刀跌落到地上，他沿一条路逃窜，我脱下军帽沿另一条路奔逃。我的侍餐男仆命丧黄泉，那些一直与我偕行的人，我再也未见到。我与己方部队重新会合，我敏捷地爬过由树木横跨山口设置而成的路障。一个阿富汗人冲下山丘横穿道路，我的肩部遭他重重一击。

[67]

身负重伤的布赖登紧紧抓住一名军官的坐骑马镫，就这样被拖拽着摆脱混战（mêlée），借此获救。月色中，布赖登被更多具尸首绊倒，继而偶遇一位受了致命伤的骑兵。骑兵的胸部遭射穿，体内大出血，鲜血染遍了其猩红色的军服。那人抓住布赖登的手，恳请他抢在其他人之前带走自己的小马，接着便向后倒下，一命呜呼。布赖登对这位不具名的恩人满怀感激，不顾一切想要寻觅其他的最终幸存者。他攀鞍上马，策马绝尘而去，奔入茫茫夜色中。

另有几人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士官长莫迪·罗摩是恰里卡尔廓尔喀卫戍部队最后几个幸存者之一。甫抵喀布尔，莫迪·罗摩就沦为奴隶。获悉卫戍部队正要离开喀布尔临时军营，1月6日晚，他费尽心机地又一次从俘获他的人那儿成功脱逃。

向拦截他的阿富汗人伪称自己是赶驼的役夫，先前为沙·苏贾效力，现获准离役。他设法找到下方埋藏有自己毕生积蓄的那块石头，随后与同僚重聚，正好赶上亲历两天后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的那场大屠杀。他后来记述道：

在贾格达拉克，阿克巴·汗手下骑士将英军团团包围，能杀的一个也不放过。我摸黑摆脱大屠杀现场，再次在小山顶上逃灾躲难。我在山丘高处逗留一日。从最近一次吃到可怜巴巴的餐食算起，我已一连26个小时粒米未进。我被冻僵了……我渴求一死了之，遂能将我从现已变得不堪忍受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我下山来到路旁，铁了心要向靠近我的第一批阿富汗人表明身份，求得某把大慈大悲的利剑绝命一击。眼见一伙人走近，我料定自己死期将至。

不过事实证明，一行人是五位信奉印度教的噶帝利

[68]

：

[69]

这些噶帝利言道：“既然你是印度教徒

[70]

，我们会救你一命，但在搭救你之前，你务必向我们支付报酬。”他们搜我的身，从我的腰封中取出那100卢比，将其中10卢比退还给我。他们领我去了一间达兰萨拉（dharamasala，印度教朝圣者歇脚的客栈），那儿有一名印度教托钵僧，我向他寻 求保护，还把剩余的10卢比给了他。他将我乔装改扮一番，让我穿上托钵僧的红衣服，在我脸上涂满木灰，要我假扮他的门徒（chela）。他打算去赫尔德瓦尔（Hardwar）朝觐，说我要扮演伴他朝圣的门徒。不多时，一群水果商到来，托钵僧、噶帝利和我本人加入其中。我们沿着颇靠近白沙瓦左侧的大道向下走。我一路乞讨，直至到达贾斯珀·尼科尔斯爵士的营地，那儿距卢迪亚纳这一侧边界仅一程。

[71]

最不幸的当属数以百计的印度兵和随营人员，他们既未逃脱，亦未沦为奴隶或被杀。单单在特金山口，就有1500名此类人员被阿富汗人抢去个人财物并被剥光衣服，而后被丢在雪窖冰天里饿死冻死。他们被英国雇主遗弃，又遭阿富汗掳掠者轻蔑对待。

[72]

随后几天里，塞尔夫人和其他战俘在掉头返回喀布尔时，目睹了诸多此般人间惨剧。塞尔夫人在日记中写道：

路上随处都是被砍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且皆赤身裸体，我们经过大约200具死尸，他们中有许多欧洲人，全都一丝不挂、千疮百孔……我们发现若干随营人员还活着，他们被冻伤且饥火燎肠，一些人神志恍惚、痴痴愣愣……景象触目惊心，血腥味令人作呕，尸首横七竖八、密密匝匝，我们不可能对他们视若无睹，因为我要小心引着马，以免踩踏尸体。

他们偶遇数名随营人员。这些人从洞穴中或岩石后出来，“他们在那些地方躲避阿富汗人杀人不眨眼的尖刀和严酷的气候”。

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双脚冻伤，几乎没人能匍匐爬行超过几码远。约翰逊在此发现自己的两名仆佣，一人手脚生冻疮，一只手被横砍出一道可怕的剑伤，腹部遭一枚火枪子弹射中；另一人右臂骨头彻底被砍穿。二人完全无遮无盖，已有五日粒米未进……他们身负重伤又饥肠辘辘，点燃灌木和草，挤作一团相互取暖。我们嗣后听闻，这些不幸的可怜人几乎没有一个逃出那条隘路，还听说他们饥焰中烧，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便以逝去的同志为食维持生命。

[73]

1月12日晚，纵队仅有80名幸存者设法活着越过贾格达拉克的冬青栎路障。

其中大多数人，包括谢尔顿麾下第44步兵团的大约20名军官和45名列兵以及两三名炮兵和印度兵，拂晓时分暴露并被包围。他们当时立于前方10英里处的甘达玛克山丘顶上，拿不准哪条是正确的路。敌匪人数占压倒性优势，“间间棚屋的住户蜂拥而出，杂沓而至又抢又杀”。由于只有20支火枪，人均两发弹药，官兵们决心负险固守、血战到底。弃甲投戈本可获赦不死，但他们拒不屈从。很多人觉得11月23日晚逃离比比马赫卢山小山顶之后，自己所属的团名誉扫地，此刻决计浴血奋战、死而后已，以此挽回第44步兵团的荣誉。他们排成一个方阵进行自卫，“数次将阿富汗人驱赶下山丘”，直至耗尽最后一发弹药，随后用刺刀继续战斗，

[74]

继而一个接一个惨遭残杀。

[75]

阿富汗人只俘虏了九人，其中一人是托马斯·苏特上尉（Captain Thomas Souter），他将第44步兵团的军旗围在腰间，由此被吉勒扎伊部落民活捉。部落民想当然认为穿得如此花里胡哨的人谅必值得劫持以勒取赎金。苏特写道：“由于我看起来这般浮华体面，他们认为我是某位大人物。我的肩部遭重重一砍，剑从手中跌落，手枪也哑了火，之后便被两个家伙捉住。他们匆促将我带离该地奔向远方，脱掉我的衣服，只给我留下裤子和军帽，把我带至远处村落。”

[76]

还有15名骑兵成功远逃至法塔赫巴德（Fattehabad）。落座领受一些村民提供的早餐时，10人被杀，4人试图重新上马，驱马离开村落时被屋顶的枪手击毙。另有一人是埃尔德雷德·砵甸乍的年轻甥侄托马斯。托马斯藏匿于沙·贾汗的内姆拉花园秀丽的柏树林和涓涓细流间，他遭追捕、被俘获并被斩首。1809年苏贾正是在内姆拉花园首次落败而失去王位的。

唯有一人成功越过此处。布赖登医生距安全地贾拉拉巴德仍有15英里远。他后来写道：

我独自前行，接着见到20人左右的一队人马列队挡住我的去路，当我走近时，他们开始捡起硌石……于是，我费力地策马疾驰，把缰绳叼在口中穿过他们，挥舞利剑左劈右砍。他们的刀无法触及我，我只被一两块石头击中。继续前行稍远的距离，我遭逢类似的另一队人马，我试着像先前那样与他们擦身而过，不过我被迫用剑尖刺痛可怜的小马，直至能够纵马飞驰。这伙人中有一人拿着枪站在路那边的土丘上，他朝下方近距离射击，打断了我的剑，剑柄上只留下一截6英寸左右的剑身。

布赖登设法摆脱了这些袭击者，不料竟发现“子弹击中可怜的小马。马儿腰部受伤，现在几乎不能驮载我”。

而后见到约五位身着红衣裳的骑士，料想那是我方若干非正规骑兵，我便朝他们走去，走近才发觉他们是阿富汗人，还发现他们牵着科利尔上尉（Captain Collyer）的马。我试着抽身而逃，我的小马却几乎不能挪动半步。一行人中有一人奉派追击我，那人朝我猛砍过来，我用剑的那一小段剑身防卫，剑身从剑柄上掉落下来。他与我擦身而过，但转身再次纵马奔向我。这一次，正值他攻击之际，我将剑柄掷向其头部，他因突然转向躲避剑柄，只砍在我的左手手背上。我感觉左手残废了，遂向下伸展右手以提起缰绳。我猜想敌兵认为那是为了掏取手枪，他立刻转身，尽可能快地逃走。我随后摸索着寻找之前放入口袋的手枪，却寻它不见。是故，我手无寸铁，骑乘的可怜巴巴的坐骑恐怕也无法将我驮运至贾拉拉巴德。

军医霍然间深感心力交瘁。“我渐渐焦躁不安，草木皆兵。我真的认为若没有马鞍前舌，我早就从马上摔下来了……”不过，一名目光锐利的参谋从贾拉拉巴德城堡顶层塔楼上认出他来，救援人员迅速前来救助。

辛克莱上尉身处第一批救援人员当中，其仆佣将自己的一只鞋给我，裹住我的一只脚。我被带到工兵会所（Sappers’ Mess），福赛思医生（Dr Forsyth）为我包扎了伤口。饱饱享用一顿美餐后，我铭感五内地酣然入梦，这种享受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接受诊察时发现，除头部和左手外，我的左膝亦有一处轻微剑伤，一颗射高了些许的子弹穿过裤子稍稍擦破皮肤……可怜的小马被径直纳入马厩，躺倒在地就未再起来。我告知情势如何，塞尔将军遂遣派一队人马搜遍平原旷野……但他们只寻获霍普金斯上尉（Captain Hopkins）、科利尔上尉和哈珀医生（Dr Harper）的尸体……

[77]

那夜，贾拉拉巴德诸门上高挂盏盏灯火，吹响号角为最后所剩的任何落伍散兵引路，但无人蹒跚入城。托马斯·西顿上尉回忆道：“南方刮来一阵疾风，将号角声传遍城镇每个角落。那些号角凄切可怖的哀鸣声，令我终生难忘。这是为我军遭屠戮的战士献上的一曲挽歌，彻夜聆听有种难以言喻的哀婉凄绝之感，让人惆怅忧思。布赖登医生叙述之事，凡听闻者皆心惊胆裂……全军覆没，唯有一人逃脱，前来述说那骇人的故事。”

[78]

随后数日，另有几名幸存者瘸狼渴疾地进城，其中包括布赖登医生的朋友、希腊商人班尼斯先生和多名吃苦耐劳的廓尔喀兵。一段时间后，传奇故事甚嚣尘上，称阿富汗的整支英国驻军遭赶尽杀绝。事实当然并非如此，驻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的大规模卫戍部队幸免于难，即便是喀布尔驻军也有2000名印度兵最终归家，连同35名英国军官、51名列兵、12名妻眷以及22名孩童。所有这些人要么被扣作人质（就欧洲人而言），要么设法跌跌撞撞回到喀布尔，在街头行乞（就印度斯坦人而言）。尽管如此，对英国人来说，这都是非同寻常的挫败，对阿富汗抵抗组织而言却几乎是奇迹般的胜利。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英国人对世界经济掌控的深度和广度空前绝后的巅峰期，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武装力量被工业化的殖民地军队夷戮的年代，此番挫败是世所罕见的让殖民主义者彻底蒙羞的一刻。

这个故事登时为阿富汗诗人和歌者一再传诵，伤亡人数和胜利规模随着每次传述而一同增长。阿塔王子写道：“据说有6万名英格兰士兵奔赴阿富汗，他们半数来自孟加拉，半数来自其他省份，仆佣和随营人员不算在内。”

仅一小撮人活着归来，他们伤痕累累、一贫如洗。其余人阵亡，既无坟冢掩埋尸首，亦无寿衣蔽体，像腐烂的驴子一般七零八落散卧于那片土地。英格兰人对黄金和钱财一往情深，情不自禁要对每一块膏腴之地狠下毒手。然而，他们在阿富汗一方面耗尽金库，另一方面让军队颜面尽失，除此之外，寻获怎样的报赏？据说喀布尔的4万名英格兰驻兵当中，偌多人在途中被活捉，偌多人成为残障者和乞丐继续滞留喀布尔，其余人员消亡于崇山峻岭，如船只沉没般杳无踪迹。侵略或统治呼罗珊王国绝非易事！

[79]

[1]
Private Collection，The Mss 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30，entry for 6 January 1842.

[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43.

[3]
Kashmiri，Akbamama
，ch.28.

[4]
Kashmiri，Akbamama
，ch.28.

[5]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132-134.

[6]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47.

[7]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96.

[8]
Quoted by PeterHopkirk in The Great Game
，p.258.

[9]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2
，pp.247-248.

[10]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30，entry for 29 December 1841.

[11]
Gupta，Pu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Based on Mohan Lal’s Observations
，pp.176-178.

[1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41.

[13]
Mirza ‘Ata，Waqi’at-i-Shah Sbuja
，p.138，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death of Macnaghten.

[14]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428-429.

[1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 June 1842，no.19，Shuja’s letter to the Governor General on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murder of Sir Wm Macnaghten（free translation）.

[16]
Mahomed Akbar，同Mohammad Akbar。——译者注

[1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 June 1842，no.19，Shuja’s letter to the Governor General on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the murder of Sir Wm Macnaghten（free translation）.

[18]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42.

[19]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49.

[20]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42.

[2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43.

[22]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p.30-31，entry for 6 January 1842.

[23]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44.

[24]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58.

[2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35.

[26]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35.

[27]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59.

[28]
Bagramee，同Bagram。——译者注

[29]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45-146.

[3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46.

[31]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61.

[32]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61.

[33]
Brydon Diary，quoted in John C.Cunningham，The Last Man：The Life and Times of Surgeon Major William Brydon CB
，Oxford，2003，p.88.

[34]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p.261，265.

[35]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31，entry for 7 January 1842.

[36]
Jellalabad，同Jalalabad。——译者注

[37]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31，entry for 7 January 1842.

[38]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49.

[39]
撤退的军队夜间行进本会好得多，那时积雪被冻硬，吉勒扎伊部落民也完全做不到精准射击。正是出于这些原因，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在同一地带行进时始终是夜里赶路。怎奈这支军队未经过山地作战和冬季作战训练，装备也不良。

[40]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64.

[41]
军队本可以选取远非这般艰险的路线，穿越劳塔班德山口（Lautaband Pass）。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做，仍是未解之谜。在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中，英军采用的就是这条路线，从而绕开了大部分杀戮的骇人发生地——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和特金山口。

[42]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38.

[43]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33，entry for 8 January 1842.

[44]
Eyre，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1842
，p.265.

[45]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51.

[46]
事实上，在这些山口巡逻的吉勒扎伊部落贾巴尔海勒次部落（Jabbar Khel）和卡洛蒂次部落（Kharoti）对于违抗巴拉克扎伊部族首领之命不会有愧于心。吉勒扎伊部落民对巴拉克扎伊族人的藐视，在程度上几乎等同于对萨多扎伊族人的仇恨。麦克诺滕之前拒不支付报酬，他们现在打算以牙还牙。

[47]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55.

[48]
Khoord Cabul，同Khord Kabul。——译者注

[49]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34，entry for 8 January 1842.

[5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54-155.

[5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1841-1842
，p.155.

[52]
Kashmiri，Akbarnama
，ch.28.

[5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C703，Diary of Captain William Anderson，entry for 9 January 1842.

[54]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66-72.

[55]
英军低于军官职级者的女眷均遭遗弃，必须自谋生计。我在这些山口与一些部族成员交谈，据他们称，许多人最终被本地豪强纳为妻妾，而没那么楚楚可人的女子则被卖做奴隶。

[56]
Mahomed Akbar Khan，同Mohammad Akbar Khan。——译者注

[57]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1841-1842
，p.158.

[58]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66-71.

[59]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41，entry for 9 January 1842.

[60]
National Army Museum，Diary of Surgeon-Major WilliamBrydon，National Army Musuem 8301/60，entry for 10 January 1842.

[6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 89/54，First Elphinstone Memorandum，n.d.

[6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63.

[63]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36，entry for 10 January 1842.

[64]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36，entry for 10 January 1842.

[6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42.

[66]
Sita Ram，From Sepoy to Subedar
，pp.114-115.

[67]
National Army Museum，Diary of Surgeon-Major William Brydon，National Army Musuem 8301/60，entry for 13 January 1842.

[68]
Khatri，北印度的一个种姓，由婆罗门与刹帝利结合而产生，多来自旁遮普地区。——译者注

[69]
他们是来自木尔坦及希卡布尔县的噶帝利商人。噶帝利商人主宰着布哈拉与信德之间的中亚贸易。参阅Arup Banerji，Old Routes：North Indian Nomads and Bankers in Afghan，Uzbek and Russian Lands
，New Delhi，2011，p.2。

[70]
Hindoo，同Hindu。——译者注

[71]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Havildar Motee Ram of the Shah’s 4th or Ghoorkha Regiment of Light Infantry，Destroyed at Char-ee-kar’，appendix to Haughto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
，pp.57-58.

[72]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88；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197.

[7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160.

[74]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6912-6，Souter Letter，Lieutenant Thomas Souter to his Wife.

[75]
作家南希·杜普瑞（Nancy Dupree）和刘易斯·杜普瑞（Louis Dupree）20世纪70年代参访甘达玛克时，发现骸骨、维多利亚时代的武器及军事装备的碎片依然散落在村落上方的岩屑堆中。

[76]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6912-6，Souter Letter，Lieutenant Thomas Souter to his Wife. The colours were later returned ‘though divested of the tassels and most of its tinsel’.

[77]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8301/60，Diary，of Surgeon-Major William Brydon，entry for 13 January 1842.

[78]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86.

[7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0-232，Pottinger succeeds Macnaghten，leaves Kabul and is plundered.

第九章 王之驾崩

整支英军惨遭屠戮的消息迅速在这一地区四散蔓延。

在布哈拉，埃米尔下令处死两名英国俘虏查尔斯·康诺利（Charles Conolly）和阿瑟·斯托达特（Arthur Stoddart），借此欢庆佳音。在赫拉特，维齐尔亚尔·穆罕默德乘机扼死了君主卡姆兰·沙·萨多扎伊，心知肚明英国人和沙·苏贾如今都没资格阻止他。这则消息在印度引发的躁动尤甚。在德里，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的银行家比殖民当局提前了整整两天听闻消息。与嘎吱作响的殖民地信差（harkara）传讯方式相比，传统贸易的书函通信网运作得更快，也更高效。

[1]

比及消息传至加尔各答，它早已带给遍布印度斯坦各地的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偌多敌手冀望与鼓励。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Rebellion）果真于1857年爆发时，它同样赋予曾被英国军官遗弃在库尔德喀布尔山口雪窖冰天的印度兵诸团的希望与激励，亦绝非偶然。在诸如勒克瑙、阿格拉和坎普尔这样的平民聚居区，波斯出版社孜孜汲汲地重印描写英国战败的阿富汗史诗和纪实散文。

[2]

奥克兰勋爵几乎是最后一个知悉惨败消息的人。传送布赖登医生口述之事的快件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最终在1842年1月30日送达总督府。正如埃米莉·艾登记述，这则消息在十小时内让“可怜的乔治”老了十岁。他大发雷霆、尖声叫嚷，接着卧病在床，出现局部瘫痪症状，据信是患上某类中风。

[3]

随后几天姊妹们愈发忧心如惔，眼睁睁看着亲哥哥日间面色惨白地在游廊踱来踱去，夜里四仰八叉地趴在草坪上，脸紧贴着凉爽的草皮以求抚慰。仅在数周前，备受信赖的顾问麦克诺滕还一直从喀布尔修书给奥克兰，劝告他切莫相信那些爱唱反调的人，向他保证诸事安然。如今，奥克兰的整个帝国战略和所有“为谋求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的计划，在这般境况之下都化为泡影。我将如此种种押于其上，孤注一掷，怎奈遭逢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

[4]

确切说来，对奥克兰本人而言，整场灭顶之灾“骇人听闻，亦莫名其妙”。更糟的是，继而传来消息称阿克巴和其他抵抗组织领袖现正采取行动彻底剿灭英国驻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和坎大哈的三支残存的卫戍部队。谣传不胫而走，遍及印度各地，称由于印度军队大量兵力被外派到中国参与奥克兰发动的鸦片战争，阿富汗人很快就会如平昔屡屡所为那般，沿开伯尔山口蜂拥而下洗劫印度斯坦平原。

又花了一周时间，伦敦方面才获悉所发生之事。《泰晤士报》（The Times
）将这则消息委婉告知全体国民：“我们遗憾宣布，这封快信给我们带来令人哀痛欲绝的灾难性情报。”数日后刊载的一篇典型的恐俄社论，完全失实地强烈暗示俄国插手诸事件。文章指出俄国首个暗杀目标不是别人，正是维特科维奇最大的竞争对手、“俄国间谍最机敏犀利的敌手”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

[5]

由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一切准备就绪以撤离阿富汗，从而与辉格党前任造成的狼狈处境彻底脱离干系。不过内阁目前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挽回国家的军事声望。埃伦伯勒勋爵是一手缔造印度河政策的空想家，保守党人派他接替奥克兰担任总督一职。2月21日，所搭乘的船只从马德拉斯（Madras）出坞之际，埃伦伯勒勋爵得闻这场劫难。他立刻自总督府致函皮尔，声言希图教训阿富汗人一顿，让他们永生难忘。“务必在阿富汗重新建立我方武力尊严……为保全印度，就要迎战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

[6]

比及埃伦伯勒28日抵达加尔各答，他与名誉扫地、饱受非议的前任及其姊妹几乎没有交流一言半语。其时消息传来，称加兹尼亦落入吉勒扎伊部落手中，与喀布尔如出一辙，驻防该地的卫戍部队官兵不是被俘被杀，就是沦为奴隶。

此刻，一支全副武装、拥有六个团兵力的援军已从密拉特和菲罗兹布尔兵站被紧急派出，冠以给人不祥预兆的名称——“惩戒之师”。这支军队秉承指令横渡萨特累季河朝白沙瓦进发，随时准备实施武力报复。奥克兰属下将军一职的第一人选是另一位像埃尔芬斯通一样上了年纪的老兵，不过对众官兵来说幸运的是，遵从医嘱，这位身体虚弱、老态龙钟的哈里·拉姆利爵士（Sir Harry Lumley）被排除在外，转而将指挥权授予乔治·波洛克少将。身处阿格拉的波洛克是在平房凉台上用着早餐、抽着方头雪茄烟时接获命令的。波洛克是个一丝不苟、通情达理、锲而不舍、雷厉风行的伦敦人，身为东印度公司军官，已在印度度过三十余载。他是参加过尼泊尔和缅甸战争的老兵，诚如乔治·劳伦斯的弟弟亨利所述，他“不逊色于能获委派的任何指挥官”。在贾拉拉巴德被围城垣之内的乔治·布罗德富特得知消息亦表示赞同。他写道，尽管绝非拿破仑，但波洛克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些地区邂逅的最出类拔萃的军官”。

[7]

波洛克接获任命的同时，饬令下达至多斯特·穆哈迈德的看守人尼科尔森上尉（Captain Nicholson），要他将俘虏从阿富汗边境转移，让其与外界隔绝，并将其置于监视之下。效力于西北边境（North West Frontier）的政治专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erk）指示尼科尔森：“一俟收获此函，决计要刻不容缓地采取最严格的制度拘禁多斯特·穆哈迈德·汗，令其成为秘密人犯，除非经你许可，否则须阻止阿富汗人或印度斯坦人

[8]

与他及其扈从的一切交流。”

[9]

数日之内，多斯特·穆哈迈德就被迁往穆索里（Mussoorie）另一边山丘高处的一处独立的居所。尼科尔森为严密监禁俘虏所采取的措施透露出的是，悬心吊胆、疑神疑鬼的极端情绪裹袭着那时身处印度的英国人。小型印度兵守卫队被新来乍到的女王陛下的团中至少110名英格兰男子取代。斯金纳的骑兵团中一个营的将士在从喀布尔撤退途中刚遭剿灭，一同丧生的有斯金纳的亲生儿子詹姆斯。就连该团也被遣离这一地区，因为“骑兵中队（Rissalah）中伊斯兰教徒

[10]

的比例过大，看似更审慎明智的做法是不任用这些人员，因为无论他们多么彻底地倾向于我们，敌匪或会以宗教信仰作为诱使他们玩忽职守的手段”。

采取严密周详的措施，务使多斯特·穆哈迈德插翅难逃，亦无法与阿富汗叛乱分子建立通信联系。尼科尔森写道：“埃米尔的宅院昼夜由哨兵看守，从兰多乌尔镇（Landour）通往该处的诸条道路一直受到哨兵监视，拉杰普尔

[11]

方向的道路亦如此。埃米尔的属下均不准踏出哨兵所戒范围，谢绝一切陌生人进入哨兵扼守的范围之内，除非持有必要时方可获准的由我亲自签发的通行证。个人外出要有一名欧洲裔卫兵陪同。”采取进一步防范措施以阻止通信往来：

……我在山丘脚下设置了一个小警亭（thannah），监视来自西部的所有陌生人，尤其是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任何可疑人物到来，我都会即刻接到通知……在最前方，我提议安插当前机构中的一人，这个人要会说印度河流经诸国的种种语言。另有一名信奉印度教的兵士（chupprussie）和四名山地居民将与他联手协作。他们遵奉指示暗中跟随每位登上山丘的可疑人员，直至到达最近的哨兵所在地，进而将可疑人员移交给卫兵。卫兵将被部署在埃米尔住宅近旁。

作为一项额外措施，尼科尔森建议禁止任何克什米尔人出现在穆索里山区，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

（因为）像多斯特·穆哈迈德·汗这样受严密监视的俘虏，阿富汗信差大概不会亲自尝试与之取得联系，但会求助于不那么易受怀疑的人，十之八九是借助克什米尔人。

他们充任信差（Cossid）的角色人尽皆知而无须多言，我格外忧惧的正是他们。因此，我想建议在卢迪亚纳和安巴拉

[12]

发布命令，没有你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任何克什米尔人均不应获准造访多恩山谷

[13]

和山丘。或能令我的努力事半功倍的是，任何克什米尔旅人的到访记录皆通过驿站由安巴拉管区警官交予我，这也是对警亭

[14]

我自己部下的监督核查。

克拉克赞同尼科尔森采取的所有措施，此外还授予尼科尔森特权，以“拘捕并掘地三尺严密搜查任何可疑人员”。

[15]

其间，人人都调转“枪口”向奥克兰“开火”。布赖登骑马进入贾拉拉巴德城当晚，托马斯·西顿在日记中写道：“毋庸置疑的是，那位埃尔芬斯通的愚痴低能是这般丢人现眼和这些骇人灾殃的直接原因，但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奥克兰，他为如此艰巨而任重道悠的岗位选拔了一个因四肢痛风而残疾的人。那人的意志力屈从于躯体的煎熬，亦绝非以才能著称。”

[16]

不久，包括英国新闻界和诸多议会议员在内的其他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结论，特别是一位名为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保守党议员

[17]

，这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人在议会发起了一场持续的反奥克兰运动。

抵达加尔各答时，埃伦伯勒对其前任粗鲁无礼，以致乔治修书给伦敦的友人霍布豪斯，询问埃伦伯勒的心智是否完全健全。

[18]

奥克兰几乎别无选择，唯有担下大部分责任蒙羞归国。可想而知，他此时的信札充满绝望。奥克兰致函霍布豪斯：“我懊丧之至。我认为在阿富汗

[19]

的大小事务已无可补救，但是竭力从这场灭顶之灾中挽救所能挽救的一切，我们必将遭遇进一步的危险……我担心冥冥之中我们注定还要得悉更多的惨事和祸殃。”

[20]

奥克兰茫然不解的是，他在喀布尔建立的政权其实根本没有终结。

英国人始终忽视并低估了沙·苏贾，如今伯恩斯和麦克诺滕均殒身灭命，驻喀布尔英军官兵冻硬的尸体遗落在吉勒扎伊部落掌控的遭大雪封阻的山口，成为秃鹫的盘中餐，但苏贾本人依旧稳稳当当置身于巴拉希萨尔城堡的高墙内。确切说来，英国盟友既已不复存在，沙在喀布尔民众及部族首领中的个人威望显著提升。没了麦克诺滕出馊主意，在大灾大难面前始终毅然决断的苏贾展现出自己的八面玲珑，驾轻就熟地操纵起阿富汗部族政治。

叛军最初的领袖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和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挫败了英国人，之后阿克巴·汗却夺取了叛乱领导权。苏贾现在正是利用此二人对新来乍到的阿克巴·汗的嫉妒之情离间叛军。这段时间阿克巴远离喀布尔，先是将手中的英国战俘押送至拉格曼省的一座牢固堡垒，然后赶去围攻贾拉拉巴德。沙趁机展开谈判，数日内就设法将一个新同盟紧密团结起来，希望这能令他继续掌权，令阿克巴·汗孤立无援。

苏贾主动接触的这两个人拿得出手的本钱迥然有别。纳瓦布扎曼·汗身为阿克巴·汗的堂兄弟

[21]

，是对巴拉克扎伊继承权拥有优先权的继承人，控制着留滞喀布尔的所有英国伤病员这一宝贵财富，但几乎没有什么财力和智力资源，也没什么武略。相比之下，上了年纪但仍机敏狡黠的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通过最近增添的交易大赚了一笔——作为投降协议的一部分，撤退的英国人给了他些票据，他设法据此从喀布尔信奉印度教的银行家那儿提取大笔钱款，用这笔钱征募了一支印度兵军队，还给来自洛伽尔省的本部族成员支付酬劳。身为致使喀布尔的英国人彻底土崩瓦解的两名军事领袖之一，他声威赫赫。不过，出身相对寒微的内布阿米努拉既非萨多扎伊族人亦非巴拉克扎伊族人，要是没有两个主要氏族中的任何一方支持，显然无法上台掌权。凭借与纳瓦布扎曼·汗和沙·苏贾结盟，他就能赢得两个氏族的支持。

[22]

内布阿米努拉一直都是坚决拥护萨多扎伊王族的保皇派，纳瓦布扎曼·汗对有超凡魅力的堂兄弟阿克巴的憎恶之情则是野心勃勃的平庸之辈对真才实学之人时而抱有的满腔怨愤。这个同盟看上去稳固持久，因为参与的三方皆从中受益，每一方又为其余两方带来所需。

据为苏贾作传的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记载，苏贾的整个策略谋划得天衣无缝。他写道：

巴拉克扎伊族人宣称陛下变得与英格兰侵略者别无二致，这一宣传扎根于大小人物心中，为了反驳这种言论，陛下听从建议，欲摆脱目前这场恐有摧毁君主制之虞的叛乱，唯一出路是讨得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欢心。陛下决定将最受自己宠爱也最具禀赋的子嗣沙普尔王子遣往阿米努拉府邸，还允诺礼赠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20万卢比。于是就这样，阿米努拉和其他大多数汗现已渐渐拥护陛下。他们声言，陛下看似屈从于外国异教徒利益之时，纳瓦布被推举为埃米尔。不过陛下既已重获独立，再度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君主，则无须拥立埃米尔，扎曼·汗谅必也对足够位高权重的维齐尔一职心满意足。阿克巴·汗未参与新同盟。

为了赋予这些协议正式的形式，1842年1月17日，苏贾的子嗣沙普尔王子、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和扎曼·汗·巴拉克扎伊在巴拉希萨尔城堡上朝，“连同他们的幡旗与骑士，以及杜兰尼王族、吉勒扎伊部落、科希斯坦及喀布尔以波斯语（Farsi）为母语的诸汗的幡旗与骑士，向陛下致敬并听奉诏命”。赫拉特补充道：“从那时起，朝朝暮暮都举行同样的仪式，陛下对官爵、俸禄及金钱酬赏的种种承诺，让这些新近被笼络的叛乱分子应接不暇。与此同时，陛下修书给贾拉拉巴德的乔治·麦格雷戈和英国指挥官，称局势总算逐步得到控制。”

[23]

时至2月的第一个周末，尽管前三个月历尽千灾百难，但情势日趋明朗，阿克巴·汗表面上的胜利绝非大局已定，苏贾仍有锦囊妙计以操控局面。确切来说，这是在苏贾毕生留有烙印的其中一次不可思议的时来运转，相比苏贾统治时期的其他任何时刻，他目前可以说是最直接地掌控着先祖传下的国土。杜兰尼王族和奇兹巴什部落的其余部族首领，许多人现已见风转舵，要与沙休戚与共。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苏贾朝中，主动表示愿意效忠，乞求沙原谅。克什米尔毛拉写道：

他随着新同盟日渐稳固

沙上朝诏见诸位汗

将高高在上的大人们捧得更高

他向军人展现深仁厚泽

喀布尔渐渐摒绝暴行，无人煽动叛乱

统治再次成为沙的分内事

但未给阿克巴留一席之地

沙心中的仇怨不曾淡去……

[24]

局势依然微妙。苏贾尚不敢离开巴拉希萨尔城堡，仍有赖于两位新盟友扶持，尤其要依靠阿米努拉·汗的权威。据阿塔王子记载，沙心存些许“狐疑，因为这两位喀布尔部族首领一度是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的党羽，他们会否密谋取其性命？据传英格兰人现又一次迫近，很可能试图再度征服呼罗珊。苏贾骑虎难下、进退维谷。虽然如此，但国王当时有约1万名兵卒、12门大炮、不计其数的珍宝以及充裕的火药储备”。

[25]

上述数字或许有些乐观。尽管难题成堆，此刻沙的前途却是数月以来最光明的。

[26]

2月7日，苏贾亲笔书写一封发自肺腑的短笺给“我的爱子”帖木儿王子。其时，帖木儿王子与诺特将军一同驻守坎大哈。莫罕·拉尔·克什米尔一直留在喀布尔，方得以躲过大屠杀，他答应运用自己的密探及信差网，将这封信顺利送达英国驻坎大哈卫戍部队。苏贾开篇提到，他承认神明不可思议的运作由命运体现，叙述了对所发生诸事颇感羞辱悲伤。他写道：“我们这儿一直重现那些场景，本地子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表演。我屡次告诫英格兰人行将发生之事，他们却置若罔闻。我希望永远不再见到的那些场景命中注定会再现。喀布尔民众发出战斗的呐喊来抗击不信此者，甚至对我避而远之，声称沙与英格兰人朋比为奸。”他接着向爱子解释说，自己为了生存迫不得已矫情饰诈。“我告诉他们：‘对我而言，英格兰人能算什么？他们无疑对我友善相待，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该国的座上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此言甚至辱没了我自己，愿真主免我蒙羞受辱。（声明与吾友脱离关系）我为此深感羞愧。承蒙真主庇佑，我若真能与你再会，我将向你袒露心中的秘密。我命该如我所为这般行事。”

苏贾随后继续向帖木儿王子讲述自己的冀望。他写道：“莫悲伤，情势正向更好的状态发展。你要怡然自得，我们仍将达成曾令我们黯然神伤的种种目标，我会密切关注你。未可如我所愿向你传达详情，因为路途险阻、危机四伏。有千言万语想与你长谈，倘若事态终圆满落幕，顺应吾心所愿，你很快便知其详！”

[27]

到目前为止，叛军的阿富汗领导层仍四分五裂、分歧不断，苏贾的书函遂展现出越来越强的信心。他修书给贾拉拉巴德的麦格雷戈，敦促英军迅速进逼喀布尔，他承诺“你们豢养的猫都不会受伤害”，然后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谴责巴拉克扎伊族人的不忠无信。苏贾尤其强烈反对那般重视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他料想英国人依旧对其宿敌保有敬意。苏贾训诫麦格雷戈称：

我认为你们没有恰如其分的荣誉感，发生这一切之后，多斯特·穆哈迈德

[28]

及其家人缘何继续在该地锦衣玉食？你们一直如何对待那卑鄙小人，从这个背信弃义的无赖穆罕默德·阿克巴

[29]

那儿又得到怎样的回报？为了给阵亡吾国的大人们复仇雪耻，就该令多斯特·穆哈迈德及其妻孥穷困潦倒地徘徊穿行于印度斯坦的集市街巷。愿真主成全吾心之所愿！要是阿克巴落入我手，他将遭我严处不怠！

[30]

英国人未以苏贾提议的方式向多斯特·穆哈迈德实施报复，原因之一是阿克巴·汗现扣押着数目庞大的战俘。

一些是被遗弃在喀布尔的伤员，一些是依据协议移交的人质，另一些或是投降人员，或是被从藏身的洞穴村落生拖死拽出来的俘虏。现被驱集到一起的欧洲人共约120人，阿克巴搜罗到其中约40人，包括麦克诺滕夫人和她的猫（长尾小鹦鹉似乎未能在撤离喀布尔的过程中存活下来）、孀妇特雷弗夫人，以及凛然可畏的塞尔夫人和其有孕在身、新近丧偶的女儿亚历山德里娜。

头几日糟糕透顶。阿克巴的俘虏被押解着穿越大雪封阻的诸山口，被扣留在污秽的山顶城堡和偏远的塔楼。一连数日身处“寒冷彻骨的”狂风中，人质被迫骑马跨过己方同志血淋淋、面目全非的尸首。他们间或认出密友，譬如麦肯齐在贾格达拉克附近见到“绅士吉姆”（Gentleman Jim）詹姆斯·斯金纳的遗骸躺在一堆尸体中，麦肯齐不得不征得许可，停下来为战友挖座浅坟。他们还经过三五成群、“赤身裸体、身负战伤和冻伤的”印度兵，诸兵士“挤作一团……呜呼哀哉！对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我们爱莫能助，他们中无人能活过接下来的几天”。

[31]

难以评估被俘的英国军官是否确能做出更大努力拯救手下印度兵，但谣传很快就循着诸山口一路南下传至印度，称英国军官阶层脱险保命，却抛弃手下士卒，听任他们为奴受死。

一座城堡拒不接纳俘虏，“言明我们是异教徒”，迫使俘虏们安身于“一间肮脏的牛舍”。

[32]

他们涉过“深且湍急”的潘杰希尔河（Panjshir River）数条冰冻支流，在其中一次横渡过程中遭阿富汗人伏击，“这群阿富汗抢掠者袭击所有留在岸上的人……许多人绝望投河，溺水而亡”。

[33]

接着是一座陡峭山口的上坡路，塞尔夫人称“在此，我发觉有必要揪牢马鬣，以免与马鞍一同滑落”。他们随后在山顶卷入一场部族间的械斗，不过刚刚在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经历枪林弹雨，就猛烈程度而言这看似微不足道，至少对塞尔夫人来说如此。“几支杰撒伊步枪开火，人声鼎沸、喧嚣嘈杂，继而争斗结束。”很快，就连微乎其微的乐事，在人质看来似乎都是穷奢极欲的享受。一日上午塞尔夫人写道：“我们非常乐于洗脸，还享用了有木豆羹和小萝卜的绝妙早餐。”

[34]

不过，在到达阿克巴·汗岳父的堡垒后，境况遂获改善。阿富汗方面的所有史料，外加几份印度穆斯林的资料，都记述称阿克巴·汗对俘虏的仁至义尽堪称楷模。史诗中的阿克巴是骑士精神的典范，可谓阿富汗的萨拉丁

[35]

。时至今日，喀布尔民众依旧如此缅怀他。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的叙述具有代表性，他写道：

司令官阿克巴的宾客稍稍恢复元气，能够再次站起身，活动冻僵的四肢，司令官便返回城堡，礼节性地拜望他们。

全体人质怯生生、颤巍巍排队站好以表谢忱。司令官阿克巴抚慰他们，向埃尔芬斯通将军和公使遗孀示以满腔敬意，赠予她俩紫貂皮衬里、金线织成的斗篷，亲自披裹住她们的双肩。他送给每位人质一件暖和的普什图毛里羊皮袄，眼噙热泪言道：“无人能未卜先知，无人能改变命运的裁决和神的旨意！我军中诸位喀布尔尊长告诉我，据在世者记忆，这一带未曾有过这般极端冰雪天气。莫要怕，我会保护你们，把你们送往气候更暖和的拉格曼地区休养生息，直待太阳到双鱼宫（Pisces），积雪融化，通往印度斯坦的道路再次开通。”司令官阿克巴的模范行为、优雅举止、谦恭为人及殷切关怀，赢得全体来宾一致钦佩，他们立誓终身感激。被扣作人质的诸宾客甫抵拉格曼省，就专为女士留出宽敞寓所，婢女侍奉左右。食物慷慨供应，包括谷物和肉类、肥羊尾、雏鸡、鸡蛋，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干和新鲜水果。

[36]

或许更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英国方面的若干史料的确专注于战俘蒙受的千难万险，但许多人还是交口赞誉阿克巴对他们的照顾。砵甸乍正式致函波洛克将军，叫他安心落意，称“以阿富汗的方式，我们得到了俘虏指望享有的百般关照。我们蒙受的来自下级事务官的无礼对待皆有悖于穆罕默德·阿克巴·汗的意愿，只要力所能及，他均依据投诉为我们洗雪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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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进一步陈说，并特别提到“阿克巴将自己的肩舆让给塞尔夫人和麦克诺滕夫人”，说他“总是谦恭至极”，尤其是对麦克诺滕夫人，说他向女士们保证：“她们是他的‘贵宾，他会向她们提供一切所需，一旦道路足够安全，他立即把她们转送到贾拉拉巴德。在此期间，她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给友人写信’。”劳伦斯告知阿克巴，俘虏需要点儿钱，阿克巴马上拿出1000卢比，“我给他写了张借据，他立刻撕个粉碎，说只有商人才需要这些东西，谦谦君子之间无须立字据”。随后，劳伦斯抱怨说自己遭一位仆佣侮慢，“这位将领下令将那人狠狠鞭笞一通，言称‘如果那还不够，我可凭己意割下他的双耳’”。

[38]

人质普遍认为阿富汗人具有更多值得肯定的优良品德，这同样出乎意料。科林·麦肯齐在被俘期间写道：“毫无疑问的是，比起欧洲人与印度斯坦人相处，阿富汗人与欧洲人相处要融洽得多。阿富汗人是极其吃苦耐劳、果敢无畏、独立自主的民族，百伶百俐善谐谑，随时乐于天南海北娓娓而谈，这令他们成为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阿富汗绅士克己复礼，人人举止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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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艾尔持相同意见，“我们发觉阿富汗士绅阶层人士是甚悦人意的旅伴”。经过进一步接触，劳伦斯认识到，不过一个月前才杀害了战友特雷弗上尉的苏丹·贾恩“是个天生好脾气的人，十分宠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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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对己方某些成员远没那么赞许。麦克诺滕夫人不知用什么方法设法保全了私人行李，却拒绝分享任何衣物或哪怕一滴雪利酒，她依旧为众人嫌恶。英印混血儿韦德夫人更不受欢迎。到达拉格曼省后不久，她便与英格兰夫君离婚，还跟一位俘获者私奔。她皈依伊斯兰教，“换上伊斯兰教徒装束，自称已改变宗教信仰……若干俘虏拟定脱逃计划，她却通风报信，险乎导致那些人皆被割喉……她向阿富汗情夫告发丈夫在长袍内私藏金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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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韦德的金币当然被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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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憎恶的当属性情乖戾的谢尔顿准将。谢尔顿几乎与每一位俘虏都发生口角，即便是在全体人员险些在2月19日的地震中丧命之际，谢尔顿还是有办法借端理论一番。地震来袭时，他碰巧与麦肯齐坐在城堡平屋顶的长椅上：

他怒气冲冲地环顾四周，想看看谁在摇晃长椅。麦肯齐高喊：“准将，这是地震！”随后一边大声呼喊塞尔夫人，一边冲向楼梯。楼梯持续断裂，纷纷坍塌在他们周围。承蒙上帝垂怜，全体人员安全到达底层。晚上，谢尔顿走上前言道：“麦肯齐，我想跟你谈谈。”“好的，准将。”为了让麦肯齐感受到过错的严重性，谢尔顿语调郑重地（说）：“麦肯齐，你今天第一个下楼。”麦肯齐泰然自若答道：“准将，这是地震中逃生的方法。我从马尼拉（Manila）的西班牙人那里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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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塞尔夫人以一贯的气魄面对地震。“伴着一声骇人巨响，我们房间的房顶塌陷下来。下楼时楼梯顶部倒塌，但我未受伤。我的全部担忧都在斯特尔特夫人身上，却只望见一堆废物。近乎茫然无措时听到令人欣喜的声音：‘塞尔夫人，来这儿，大家都安然无恙。’我发现大伙儿都毫发无损地聚在院子里……麦克诺滕夫人的猫，”塞尔夫人补充道，“被埋在废墟里，但又给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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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2月19日，上午托马斯·西顿奉派带着一把鹤嘴镐、率领一个作业队离开贾拉拉巴德南门。

西顿及手下士卒奉命摧毁城市外围若干荒废的泥墙。阿富汗骑兵一直骚扰英军每日外遣搜集饲料的粮草征收队，那些泥墙为成群结队的阿富汗人提供了掩护。西顿遵照指示拆毁泥墙，以便为城门上的大炮提供畅通无阻的射击线路，俾使整个军事防御区更适宜割草的马倌（syce）和割晒牧草的随营人员作业。这项工作有几分火急火燎，西顿收到指令要在当天日落前完成，因为英国人从密探那儿获悉，阿克巴·汗率军进逼，距贾拉拉巴德仅一天骑程。阿克巴已把手中战俘安置于英军无法营救、竞争对手亦无法劫持的僻远之地，现正赶来将国内残余的英国驻军斩尽杀绝。

刚过11点钟，正当西顿放下鹤嘴镐欣赏山谷下的风景时，感到脚下微微晃动，伴有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稍有停顿，接着：

转瞬间隆隆声加大，增强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轰响，好似1000驾笨重的四轮运货马车被驱赶着快速穿过崎岖不平的硬路面。我颇为不适，感觉万分恐惧骤然袭来。地面如海洋般起伏下沉，整个平原看似呈波浪状向我翻滚而来。地动山摇得如此猛烈，我险些被抛下山去，预计每个瞬间都可能目睹整座城镇遭吞没。我的注意力被城堡吸引，放眼望去只见屋舍、墙壁和棱堡均以最骇人可怖的方式摇晃震动，而后彻底坍塌。一路沿着南面和西面，我们苦干狠干、千辛万苦修筑起来的胸墙逐渐崩裂，碎若细沙。无边无际、密不透风的滚滚尘埃笼罩整座城堡，尘雾之中传出城堡内许许多多人丧魂落魄的呼喊声。

“可怕的声响和震动”停了下来，周围一片死寂。“士兵们完全被吓得脸色铁青，我也感到自己面如死灰。骋目四顾，只见山谷处处是骇人天罚的征候。一座座村落、城镇和城堡皆笼罩在浓密的尘雾中。尘埃从一些地方飘散开来，那些地方看似着了火。尘埃从另一些地方密密稠稠呈柱状腾入天际，仿佛引爆了矿井。”显然没有一座村落、城镇或城堡幸免于难。

微风吹散贾拉拉巴德的尘埃时，该地呈现出一派断壁残垣、疮痍满目的可怖景象。几分钟前还齐齐整整、优美如画地高耸于壁垒前的一座座屋舍，现在上部楼层荡然无遗，所剩的只是混杂在一起的梁、柱、门、厚木板、窗户、墙体碎片、屋顶残片、泥土和灰尘，它们全都七颠八倒地积成一堆。墙壁呈现同样可怖的景象。四周的胸墙均已倒塌，一堆堆碎块积在墙脚下。很多地方的墙壁完全断裂，许多棱堡的外表面已变形。东墙上被震出一道裂口，大得足以让两个连并肩穿行……100门重型火炮持续猛烈炮轰一个月，也不可能造成这场地震数秒内产生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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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数小时里，总工程师乔治·布罗德富特带着塞尔将军巡视遭损毁的防御工事。眼前的一切让塞尔深感震怖，他致函加尔各答方面，称两个月前初次抵达这座城市时，“我发觉贾拉拉巴德城垣的状态就防卫的可能性而论，或有理由令人绝望”。他们凭借彻头彻尾辛辛苦苦的体力劳动，已将堡垒修得牢固安全。“众官兵的不懈努力和几乎难以置信的艰辛劳作，外加布罗德富特上尉的热忱和他掌握的科学知识，让城镇处于高效的防御状态。”眼下守军不得不从头再来，因为地震摧毁了“我们所有的胸墙，破坏了三分之一的城镇，在壁垒上震出相当大的裂口。这些壁垒是面向白沙瓦的一道屏障。此外，地震还将喀布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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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为一大堆不成样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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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唯有将整个卫戍部队分编成若干作业小队，即刻开始修补裂口。正当工作取得一些初步进展，“日暮之际阿克巴阵营的一小群骑士前来侦伺敌情。瞭望台上的炮兵奥古斯塔斯·阿博特（Augustus Abbott）发射一枚（大炮）炮弹，炮弹径直射入这队人马中，令他们四散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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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德富特喃喃低语道：“现在该轮到阿克巴了！”

[50]

对守军而言幸运的是，地震看来对围攻者和被围者造成同样惨重的影响，因为在至关重要的五天里没再见到其他阿富汗人。那段时间，卫戍部队几乎昼夜无眠。西顿写道，拂晓时分“卫戍部队人人都站着，准备天足够亮就开工。对于指派给自己的任务，将士们劲头十足地埋头苦干……到了24日晚，棱堡修缮完毕，周围筑起胸墙，许多地方的强固程度比之前加倍。劳作甚为严酷，每逢夜晚，我的双手都肿得几乎不能收拢握持刀叉。在那四天里，没有官兵解衣而眠，人人都睡在壁垒各自的岗位上，时刻准备着遇袭时展开防御或者天破晓就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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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巴·汗最终在2月25日上午渡河，亲率乌兹别克骑兵登上城镇南边的笛手岭（Piper’s Hill）时，守军望见骑兵羽饰现出的轮廓，他们“皆华服翩翩骑于马上，举着军旗招摇过市”。数分钟后，骑兵策马穷追逃遁的牧草收割者和粮秣征收员。城门紧闭，“大批阿富汗人围着我们转，步兵人数随之越来越多”。围城之战郑重其事重新展开，不过卫戍部队已挥别最不堪一击的时刻。

就像在喀布尔一样，阿克巴·汗马上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补给被运送进城，他恫吓当地众村民称，若向洋人出售食物、硫黄、硝石或弹药将被立即处死。不久，西顿就在日记中记下自己与日俱增的饥饿感：“3月2日，我们所有的慰藉物正迅速消失。茶早就没了，咖啡今天无影无踪，糖朝不保夕，黄油荡然无存，无牧草喂牛，不再有蜡烛，葡萄酒和烈性酒已成为记忆中的事。几天之内，我们的每日配给将被减至半磅咸牛肉和半磅粗糖，预计还会进一步缩减。”数日后，所载事项读来愈发不祥：“今天没午餐，肉食渐渐稀缺。”

[52]

到了3月23日，塞尔捎信给白沙瓦的波洛克将军，称自己坚持不了太久，已把所有的运输骆驼人道毁灭，以便将所有秣料供给骑兵，估算剩余的咸肉将于4月4日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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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危险的是，火枪弹药也将很快告罄。

阿克巴再次将自己定位成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利用自己身为圣战勇士新斩获的声誉招揽支持者和盟友，甚至游说那些以别的方式对其领导才能表示怀疑的人。正如麦格雷戈三月中旬致波洛克的信函所言：“他将自己描绘成现已无亲无故、了无羁绊、无所依归的人，唯愿复兴真正的宗教，将伊斯兰教的大敌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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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格曼省前往贾拉拉巴德途中停止行进的夜晚，阿克巴利用在营地的时间发出连串颇具外交手腕的文告，试图将阿富汗达官贵要团结到自己旗下。他本人或其他任何阿富汗人之前从未以如此直截了当、革新立异的方式使用圣战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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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示，与沙·苏贾结盟者都应被当作弃教者对待，不允许任何人采取骑墙态度。赛耶德·阿海乌德丁（Saiyed Ahai-ud-Din）一直是沙的亲密盟友，阿克巴修书给这位贵族：

你尽可放心。倘若因迫不得已与洋人建立种种关系而有任何忧惧，我恳请你将心存的恐忧统统抛诸脑后，因为你不过是顺时而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无论贵贱高下，人人都被迫或多或少地与洋人发生联系。不过，既然那惹人憎恶的民族的账簿已被吹散在凄风落叶中，既然伊斯兰军（Army of Islam）全体成员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一起，你又有何理由只身退缩？我来函向你发出恳求，请你摒弃一切疏离之感，将我的宅第看作你的家，即刻归来，你我双方可以会面，我们之间的友谊纽带会被拉得愈加紧密。我坚信你会即刻起程，朝我方进发。

[56]

阿克巴向另一位贵族图拉巴兹·汗（Turabaz Khan）写了一封益发直言不讳，甚至故弄玄虚的虔诚的呼吁书，恳请他务必弃异教徒于不顾，重返真信士队伍。阿克巴写道：

收到情报称你已离开拉尔布尔（Lalpoora）地区去丘陵里避难，由此看来，你意图把自己与伊斯兰民族分割开来。我尊贵的朋友，真主的福音现已实现。这个国度英明虔诚的人们在过去幸福的四个月里怀揣美妙梦想，眼见神迹显现我们的神圣先知及“四友”（Four Friends，即最初的四大哈里发，又称四兄弟［Charyar］）磨砺以须、剑拔弩张卫护伊斯兰教。整个伊斯兰教国家团结一心，致力于一场反异教徒战争，征服并彻底歼灭不信者民族。这不是一个由人类评判的问题，这是真主的审判。你应将目光牢牢锁定在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利益上……你自己判断怎样更好，你我是在穆斯林中尊贵地生活，还是在异教徒中枉度此生？若渴望维护伊斯兰教的利益，请将我个人的宅第和财富看作你自己所有，但若仍愿与异教徒为伍，我们就不能往来。盼早日惠赐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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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呼吁策无遗算地激起大众共鸣。风传孤注一掷投身圣战的阿克巴连连告捷，威望与日俱增。随着消息传遍山区，阿克巴·汗麾下军队迅速壮大。众多摇旗呐喊者中就有阿塔王子：

立誓与异教徒战斗的伊斯兰勇士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着手围攻英格兰卫戍部队，他让公告员踏遍郊野大声疾呼：“凡真正的穆斯林必须遵奉《古兰经》诗句：‘用个人财富和血肉之躯为真主之道而战，对你们而言是至上善举，要明悟于心。’”阿克巴鼓动所有人加入反抗基督教徒的斗争，借此宣言，最终有2000名满腔热血的青年战士加入其麾下军队。这位曾被扣押在布哈拉的年轻英雄获释甫抵喀布尔之时，既无地位亦无财富，如今，从英格兰人那儿夺取的掠夺物让他盆满钵盈，他的军械库满是英格兰人的火枪及火药储备。数千名英勇的武士鞍前马后相随，一路高奏凯歌。阿克巴打算像先前在喀布尔所为那般活捉英格兰军官并接管金库，以便确保被囚于印度的父亲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获释。一连两个月，他留在贾拉拉巴德城外围攻卫戍部队，挖堑壕、筑胸墙。

[58]

到了3月底，围城军顺利地一点点地向前推进，攻城器械和栅栏被移至距城垣80码的范围内。目前根本无食物被运进城内，补给日渐枯竭。阿克巴·汗缺乏的只是训练有素的炮兵，使他无法成功攻破城池。不过，相较阿克巴在喀布尔面对的任何敌手，塞尔意气风发得多。城墙之内每位随军仆役现都被武装起来，连马倌和驼倌都被配发了自制的矛，以便襄助值守城郭，尤其是在卫戍部队出击之际。守军若是缺少弹药，便会将一个真人般大小、头戴卷边三角帽的假人举过胸墙以吸引火力。到了晚上，当围城军退回营地时，守军就出城搜集所有用过的子弹，接着将它们熔解并注入铸模，供卫戍部队使用。西顿写道：“我们全都睡在各自的岗位上。军官仅仅解下佩剑，或会更换一下靴子。我们无人穿着军服，那些衣服被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我们身穿由驼绒布料制成的衣服，挖掘、砍伐、湿气、灰尘和泥浆都无法损坏它们，也看不出脏来……没多久阿克巴似乎就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他唯一的胜算是令我们因饥饿而投降。”

[59]

4月1日，守军凭借成功从围城军那儿窃取给养，增添了食物补给，围攻因此蒙受重挫。临近3月末，阿克巴·汗决定尽量把卫戍部队所剩无几的秣料统统夺走。在骑兵戒护下，他们驱赶一群群羊穿过守军搜寻刍秣的牧草地，力图将残余牧草清除得一干二净。随着围攻逐日收紧包围圈，羊倌变得胆大妄为，3月31日甚至将自己的羊群赶至距斜堤顶部400码的范围内。日落时分，饥火烧肠的守军官兵被迫“看着这些羊排和羊腿溜溜达达消失在远方”。不过，次日塞尔做好准备迎接它们到来。

拂晓时分骑兵奉命上马，偕650名步兵、若干自告奋勇的长枪兵以及由布罗德富特手下坑道工兵组成的牵制部队一同静候。羊群一进入可及范围，坑道工兵立即奉派由北门出城，开始向敌军胸墙开火，吸引围城军注意力。与此同时，南门突然悄悄打开，骑兵猛冲出去。阿富汗羊倌及其护卫队皆抱头鼠窜，骑兵迅速兜抄羊群，赶着羊儿穿过开合式吊桥入城。整场机动伏击不过用了十分钟。等到阿富汗骑兵现身，羊群和战士都安然无恙地返回城内。当晚的烤羔羊肉庆功宴结束后，西顿在日记中写道：“众人皆神采飞扬。敌军怒不可遏上蹿下跳之时，沿城垣传出语笑喧阗和‘咩咩’的叫声向他们致敬。我们捕获了481只绵羊和几只山羊。以四分之三的配给量发放，就为卫戍部队提供了16天的肉食……3号那天，密探前来通风报信，称阿克巴得知羊群被掠走后勃然大怒、暴跳如雷，部下都不敢靠近他。”

[60]

嗣后不久，阿克巴遭受更严重的挫折。他花了一整天时间指挥进攻城郭，晚间退至营地欢迎一批新来的卡兰利

[61]

部落所征兵员。这群人刚刚现身，就毛遂自荐要为阿克巴效力。据一位相投合的阿富汗首领转呈给英军的报告所载：

迎接完新来乍到者，日间未进食的阿克巴·汗将军站起身，向一旁挪动几步，想一边享用端来的晚餐，一边在卡兰利部落民近距离袭击贾拉拉巴德防御工事时从旁观察。阿克巴起身时中弹负重伤，双筒枪击中阿克巴手臂肌肉且子弹穿透胸部。两名男子被抓获，被指控实施暗杀，其中一人早前是沙（·苏贾的）宫中侍餐男仆（Pishkhidmat）。不过二人诿称枪支意外走火。将领长坐不起，除（其岳父）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外，任何人不得靠近。麾下将士意甚颓丧。

[62]

阿富汗方面的史料皆认定枪击事件是行刺未遂。阿塔王子报告称，传闻英国人是幕后指使。他写道：“塞尔将军不择手段要把将领撵下台，但未果。于是最终设法以20万卢比的赏格，让将领信任的贴身侍从谋杀主公。那恶棍出卖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收下钱款伺机射杀将领。这次枪击伤到阿克巴·汗肩部，但是真主庇佑勇士，他大难不死。”

[63]

不过大多数旁观者都怪罪萨多扎伊族人。据法耶兹·穆罕默德所述：

一些在场的人立即抓住对此事负有责任的背恩弃义之徒。包扎好阿克巴的伤口后，他们将这名仆从带到受伤的将领面前。阿克巴斥责了他，要他讲清楚道明白。那名男子俯伏在地悔过自惭，出示了一封沙·苏贾的来函，函中言明出价5万卢比行刺阿克巴。据他透露，沙和英格兰人预付给他2.5万卢比，允诺事成之后再给他2.5万卢比。将领保留沙·苏贾的书函，那人既已如实交代，遂饶恕了他。不过，众勇士传唤凶徒及其同谋，将二人一并处死。

[64]

实情看似如此。据狱卒送交给人质的报告所载，暗杀未遂者“因自己的罪行被施以烤刑”。

[65]

三四月交替之际，如负重轭的并非只有阿克巴一人。在喀布尔，苏贾的新盟友受到威胁——新近拉拢的两位盟友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和纳瓦布扎曼·汗开始争权夺利、拼抢城市资源的控制权。到了3月中旬，为了篡夺从海关（Customs House）及都城造币厂征税的权力，二人的亲军在街头展开激战。

[66]

更具威胁性的是，苏贾作为穆斯林领袖的资格现正遭质疑，这归因于阿克巴·汗公然发出的伊斯兰战斗号召成果斐然。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

阿克巴·汗向周边地区民众发送信函，以如下讯息煽动他们：“如果沙对伊斯兰国家的人民群众真诚相待而非对英格兰人心怀爱戴，如果沙正在为你们的最大利益履行国家义务和宗教义务，你们就该要求他宣布圣战，俾使全民团结一致，或能勠力同心痛击英格兰人，令其绝迹于吾国。”将领向人民大众反复申明圣战号令，直至学者及其门生遵从训令，把存放在圣者陵墓中的数本《古兰经》置于头顶，挨村挨户深入人民群众当中，让领拜师和宣礼吏着手劝勉教众投身圣战。民众聚集在沙的宫门口，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叫嚣着要沙宣布展开神圣的斗争。他们呐喊：“让我们把英格兰人逐出国门！”

[67]

这让沙深陷尴尬境地。在公开场合，他被迫否认与英国庇护人有任何瓜葛，还在朝堂言明会为歼灭异教徒而努力。

[68]

私下里，他仍因蒙恩于英国人而铭感于心，认为需要他们襄助方能挫败巴拉克扎伊族人。是故，沙接二连三给麦格雷戈去信，恳请他尽快向喀布尔调派英军官兵，日益绝望地询问何时能盼来救兵。正如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所述：

陛下迁延敷衍，允诺遣信使劝说英格兰人自觉自愿离开，实则千方百计打消英格兰人的疑虑，坦言自己仍忠于他们。陛下先遣私人秘书伊纳亚图拉·汗·巴米扎伊（Inayatullah Khan Bamizai），再派贴身仆役丁穆罕默德·汗（Din Muhammad Khan）。第三次，陛下暗中写道：“我们何以逃过诡诈多端、曲心矫肚的巴拉克扎伊族人及喀布尔狂暴黎民的重压？”麦格雷戈回信说，陛下要在喀布尔再坚守两周，从白沙瓦出发的援军正在途中。陛下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两个月，却仍未得到任何援助。

[69]

有鉴于苏贾的过去，喀布尔的人们仍普遍怀疑他所持的亲英立场犹在，诸多部族首领实事求是地认定他在东遮西掩。《历史之光》记载称“因他采取缓兵之计，巴拉克扎伊族人开始公开断言：‘沙·苏贾是个英格兰迷。莫被他的言辞误导，他说一套做一套。事实若非如此，他因何还未动身前往贾拉拉巴德，英格兰人缘何仍未遵从他传达的敕谕离开？’”

[70]

进入3月后，随着时间慢慢推移，阿克巴在贾拉拉巴德的英勇事迹渐渐传遍喀布尔的街头巷尾，包括沙的首要盟友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苏贾支持者，都敦促苏贾立即挺进贾拉拉巴德，让其展示投身该项事业的决心，不然最起码要派一名子嗣代他出征。

[71]

这将苏贾置于跋前疐后的绝境。不希望给英国人产生怀疑的理由，苏贾买通数位部族首领先于他挥师东向。3月2日，帖木儿王子奉命动身开赴贾拉拉巴德，不过始终未越过库尔德喀布尔山口的布特恰克半步。

[72]

18号那天，阿米努拉·汗及巴拉克扎伊族人来到巴拉希萨尔城堡，在朝廷上公然呼吁沙离开堡垒，亲率8000士卒与阿克巴·汗会合，一道抗击异教徒。

[73]

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记述了巴拉克扎伊族人如何将苏贾两面三刀的外交手腕与阿克巴·汗舍生忘死的奋战做比较：

一日，一帮部族首领和将帅

获准进入沙的觐见厅

他们言道：“享誉盛名的皇帝啊！

意欲何为？万望见告！

你身为一国之君，兵权在握

我们赤心报国，矢志不移

我们相信你会保国安民

依法治国，捍卫法治尊严

是故请明言，阿克巴犯下何等重罪？

你磨砺以须，要毁灭他？

他之所为，不过是让你在这片土地上称王

让罪恶之师成了孤弱无援的残军败将

不把他高高捧起

却挖空心思将他低低抛下

你委派密任行刺于他

差使若干心腹和弃信忘义的恶棍

你不舍昼夜奋笔挥毫

给我们的仇敌亲书信札……”

[74]

4月3日，施加给苏贾的压力更进一步增大。其时，开始从事圣战呼吁的喀布尔乌理玛领袖米尔·哈吉，在星期五布道中驱策苏贾亲率伊斯兰军反抗异教徒。米尔·哈吉是最近丧命的米尔·马斯吉迪的兄长。正如莫罕·拉尔所言：“阴险狡诈的伪君子米尔·哈吉在前往贾拉拉巴德的路上搭起营帐，差遣公告员在城内宣布称，他正开赴战场投身宗教战争，凡不与他相偕前行的伊斯兰教徒都将被视为异教徒。”

[75]

随后他带领一支长长的队伍起程，队伍中的“狂热的托钵僧扛着什叶派战旗（alam），带着神圣《古兰经》和取自圣陵的圣髑，吟诵着祈祷文，整队人马浩浩荡荡向贾拉拉巴德进发”。赫拉特评述道：“这或许是最微不足道的政治操纵，但陛下了悟，除非随他们同行，否则喀布尔将爆发新的叛乱。”

[76]

目前局势危如累卵。那天夜里，纳瓦布扎曼·汗派妻子带一本加盖印章的《古兰经》前往王宫，向苏贾保证其忠心不二。“其妻恳求沙义无反顾地偕同巴拉克扎伊族人开赴贾拉拉巴德，称其夫将推进这项事业并以忠心耿耿的仆臣身份支持陛下。鉴于米尔·哈吉发表的宣言，全体部族首领又坚决要求沙出兵攻打贾拉拉巴德，陛下最终不得不送去营帐，同意与他们一道前行。”

[77]

国王的御营被适时地搭建在贾拉拉巴德路上的赛雅桑高地。焦虑不安的莫罕·拉尔致函贾拉拉巴德方面，称“我决不相信他会进军。若真如此，他会被巴拉克扎伊族人杀害或致盲”。

[78]

沙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眼巴巴苦等一个多星期，想知道波洛克将军是否已挥师沿开伯尔山区一路进逼。苏贾绝望地修书给麦格雷戈：“我拖延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迟迟未向贾拉拉巴德派兵，其间却一直未收到你的来函。我对你的意旨几乎一无所知。英军若在接下来的10～15天内赶来，则事可圆满，不过越快越好。如若不然，该当如何？此事不可视同儿戏。凡你认为的明智之举，请直截了当来信告知，以便达成共识并做相应安排。”

苏贾补充道：“因为你们，我让自己在全体伊斯兰教徒

[79]

中大失人望，你们却仍未有所领悟。万望体谅。有人说我想毁灭真正的信仰。这是生死攸关之事……愿真主拯救我。”

[80]

乔治·波洛克少将不喜欢仓促行事，他的声誉建立在沉谋研虑和缜密部署的基础之上。由于喀布尔军队在1月蒙受大屠杀厄运，他遂益发铁心铁意，准备妥当前决不在威迫下提早一时一刻行动。加尔各答的总司令贾斯珀·尼科尔斯爵士在这一点上完全支持波洛克，他致函伦敦方面称“东印度公司军中这位谨慎沉着的军官”掌握统率权“亦是幸事。若将官贪功求名而轻举妄动，现或将带来最坏恶果”。

[81]

波洛克于2月5日抵达白沙瓦，发现军中士气跌至谷底，许多印度兵住院治疗，病员名单上至少有1800人。随着稀稀落落被冻伤的生还者踉踉跄跄、跌跌爬爬撤退至白沙瓦，细述战败的故事和遭军官遗弃的经历，气氛变得越来越反叛。波洛克深知必须扭转这一切，要立即着手消除印度兵的疑虑。他的第一项举措是配发精纺毛手套和长袜，让他们不再受冻。波洛克向尼科尔斯解释道：“我要经常探访医院，千方百计对他们加以安慰，表明我对他们知疼着痒。”不久，病员数量逐日减少，军营里的气氛明显改善。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随着更多团的兵员和补给马车到来，波洛克稳扎稳打地聚集兵力和给养。他每天都带着小型双筒望远镜骑马外出，研究阿夫里迪部落民为阻挡他向前推进，横跨开伯尔山口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和石砌散兵壕。他估算需要27.5万发子弹，以便使军中官兵的弹药配给提升至每人200发。到3月中旬，这些弹药悉数到达。赶驼役夫擅离职守后，他又耽搁了两周时间，直至拥有所需运输能力。他还致函菲罗兹布尔方面，要求增派一个团的骑兵和多几驾马拉炮兵用的双轮轻便马车。其间，波洛克修书给日渐绝望地据守贾拉拉巴德的塞尔：“你的处境一直令我牵肠挂肚……我迫不得已滞留此地。故此，请开诚布公地告知，你最迟能坚守到哪一天。”塞尔用粥水书写短笺作答，笺上内容只有涂碘方可见，称己方最后所剩咸肉补给将于4月4日告罄。

[82]

驼队、骑兵和火炮最终在3月29日到达。当晚，波洛克下令拔营，部队推进至开伯尔山口的贾姆鲁德堡垒。一周后，4月5日凌晨3点半，他命手下士兵成三路纵队，穿过夜色悄无声息地沿开伯尔山口隘路鱼贯而上。日出时分，阿夫里迪部落民发现波洛克手下印度兵正登上石砌散兵壕两侧高地顶峰。上午10点左右，部落民离弃所有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仓皇溃退。到了下午2点，波洛克麾下中央纵队已夺取阿里清真寺堡垒，正重新整编，随时可以继续前进为贾拉拉巴德解围。

[83]

波洛克麾下印度兵沿开伯尔山口鱼贯而上发起猛攻的同一天上午，沙·苏贾终于不再对英国盟友抱任何希望。沙的上一封绝望至极的短笺发出后，未收到麦格雷戈回函。沙判定目前别无他法，唯有离开堡垒庇护所，动身前往贾拉拉巴德。

沙度过一个不眠夜，“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呼唤真主的圣名，不停询问宦官到了几更天”。随后，陛下行净身礼并与妻眷道别，在所剩的钻石、红宝石及绿宝石珍藏中精选若干，打点好一小袋行囊。“破晓时分，伴着晨曦第一缕微光，陛下在城堡内殿礼完例行五番拜中的两番。至于必须履行的剩余两番拜，他打算在赛雅桑营地行礼。陛下登上肩舆，催促轿夫速速赶路，唯恐赶不上营地的晌礼。只有一支由贴身侍从组成的极小型护卫队随陛下同行。”

[84]

头天是4月4日，自去年11月2日叛乱爆发以来，这是苏贾首次离开巴拉希萨尔城堡。他驱马出巡至赛雅桑高地御营，在那儿举行阅兵式，公开接见喀布尔的权贵显宦。在此次接见仪式上，他正式宣布动身奔赴贾拉拉巴德，委任深受宠信的子嗣沙普尔王子在他离城期间担任喀布尔总督一职。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长子纳斯努拉被任命为沙普尔的代理首席大臣。据阿塔王子记述，沙随身携带“20万卢比现金和数匹双层披肩布料，依照喀布尔各部族首领的官阶和勋绩，分别予以表彰。沙尤为青睐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已然将其视为心腹。继后，苏贾与子嗣登上肩舆。沙返回巴拉希萨尔城堡与女眷度过最后一夜”。

[85]

但是苏贾懵然不知，当众给予阿米努拉·汗殊荣的举动，被解读为对另一位主要盟友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的蓄意侮辱。纳瓦布现几乎与内布阿米努拉·汗陷入冷战，赛雅桑高地举行的正式接见公然展示了沙和阿米努拉的密切关系，这是在纳瓦布阵营捅马蜂窝。纳瓦布出自显赫得多的名门望族。阿塔王子写道：

扎曼·汗是位尊显的贵族，侍从中有诸多斗士，阿米努拉·汗·洛伽尔不久前还不过是其随从之一。正式接见时，纳瓦布扎曼·汗和其他与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关系亲密的人皆未获国王御赐斗篷。确切说来，皇家恩宠的目光完全将他们排除在外。对于失时落势，纳瓦布未能安之若素。要是国王雨露均沾、广施恩泽的话，暗藏的不睦怒火本可获救熄而非被引燃。怎奈纳瓦布及其党羽雷嗔电怒，国王的漠视令他们恨海难填。

众人之中最怅然若失的当属扎曼·汗的长子苏贾·乌德道拉

[86]

，“他……的教父（沙·苏贾）亲口为他命名”，他降生时沙一直在场。

他的名字意为英勇无畏、骁勇善战，这个名字对其个性产生影响。苏贾·乌德道拉向父亲如此抱怨：“那个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只不过是我们的侍从。他和其余那些二流部族首领在社会上并无牢固根基，如今国王的恩泽统统施予其身，他们皆成高爵显位之人。与此同时，我们一直遭漠然相待，我们效忠王权劳苦功高，为这项事业克己奉公，这些一概被遗忘。我们焦唇干舌地旁观，连感恩戴德的影儿都没见到，其余人等却尽享休声美誉。我若能扑杀此獠的话，定将其杀死！”尽管其父劝诫说现在不是时候，眼下要专心致力于抗击英格兰人，但这小伙子不以为意，他谋划着在国王一早出城堡前往军队营地之际予以伏击。黎明前，他偕15名枪手埋伏好，直待皇家骑兵卫队靠近。

沙·苏贾等一行人从巴拉希萨尔城堡出发，循着螺旋状道路向下行进。此时，纳瓦布之子现身唤停教父的肩舆。轿夫停下脚步，放下肩舆。沙朝窗帘外一窥究竟，就在那一刻，待时而动的枪手开火射击。苏贾全身血淋淋地颤巍巍地走出轿子，试着一瘸一拐横穿现场离去。众刺客已从犯罪现场匆匆逃走，其中一人发现沙，他大声呼唤雇主来彻底做个了断。“于是，苏贾·乌德道拉跟踪追击，猛扑向虚弱伏地的君主，毫不留情地用剑刺杀，大声叫着‘现在将那御赐斗篷给我’！他抢去驾崩国王的珠宝饰物、金臂环、金腰带和金剑，总价值约100万卢比。温文尔雅的国王从小到大都在上等羊毛及天鹅绒制成的软垫上歇憩，现遭人扯着双脚拖行在崎岖多石的地面上，贵体被弃置于壕沟。”

[87]

赫拉特评述道：

那清清白白的君主在两番拜之间殉难。他在晨礼连祷中一直复诵真主的圣名，以及卑鄙龌龊的凶手必遭天谴、永坠地狱！陛下的一位侍从沙赫纳瓦兹（Shahnawaz）试图抵抗，他击伤其中两名刺客，随后见遭离弃的事发地空无一人，装有珠宝的旅行箱亦无人看管，遂抓起箱子冲向城堡。他把箱子藏于古旧墙壁的一道裂罅中，打算稍后再取回箱子，变卖箱内物品。不过，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里，珠宝就这样落入杀害沙·苏贾的凶徒及其父纳瓦布扎曼·汗手中。

可嗟可叹那君主，一度漫步于御花园林荫道，却不曾摘取希望与宏愿之花！反倒久久横尸血泊与尘埃中，遗体被弃于开阔平原，迟迟未下葬。他卒于萨法尔月

[88]

第二十三日，永远安住天园。“我们来自真主，我们必将归于真主！”

[89]

沙普尔王子立即赶往巴拉希萨尔城堡保护皇室妇孥。其父的尸体被弃于倒毙之地24小时之久。萨多扎伊族人由年迈、眼盲的沙·扎曼

[90]

接管，他们闩上城堡诸城门，聚在一起运筹画策，以期力挽狂澜并寻机报复凶手。“其间，巴拉克扎伊族人大声喊出欢欣鼓舞的贺词。米尔·哈吉扛着战旗，追风逐电般从自己号称的圣战中归来，宣称‘我们已将大霸主（沙·苏贾）送去与小霸主（麦克诺滕）相会’。众人相互道贺，言称：‘现已将这些洋人异教徒从我们的祖国诛锄殆尽！’”

[91]

唯有一人将看护遭袭杀的沙的尸首视为己任。苏贾赤胆忠心的驮水人梅赫塔尔·贾恩·汗·伊沙克扎伊（Mehtar Jan Khan Ishaqzai）早前跟随苏贾在卢迪亚纳流亡，那天深夜，他返回事发地，留在尸首旁严加守护，以免尸体遭损毁。翌日上午，他和沙手下另一位老家臣阿尔贝吉

[92]

阿齐姆·古尔·汗（‘Azim Gol Khan）拾掇尸首准备下葬。二人亲自动手，在靠近遇害地点的一座荒废的清真寺内挖了座浅坟，以泥土覆满坟穴，将国王的肩舆置于坟墓上方。他们还立起一小堆石冢，用以标记遇害地点。

那年夏末，这些石头和血迹斑斑的肩舆依然在两名忠心耿耿的家臣留置之处。

[93]

20世纪初，历史学家法耶兹·穆罕默德获悉沙·苏贾·萨多扎伊最终被安葬在其父帖木儿·沙宏伟瑰丽的莫卧儿风格的陵寝中。情况或许的确属实。那座建筑的地下室内有三座男性墓，其中一座看来有可能是苏贾墓。若真如此，那依旧是座无名墓，这正是沙在当今阿富汗所处地位的写照。

即便在沙的时代，奏凯的巴拉克扎伊族人对两大氏族间的斗争所持的观点，亦左右着阿富汗人叙述战争的角度。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舞弄文墨的诗人受巴拉克扎伊族人资助。譬如说，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就借刺客之口，对奄奄垂绝的苏贾道出一段叱喝之辞，表达了巴拉克扎伊族人斥责苏贾遗罪千古的立场。刺客奚落道：“残酷的暴君啊！你何曾是傲然自诩的沙？”接着补充道：

全国人民赐你这顶沙的冕冠

你却投下末日的阴影，国破家亦亡

你醉醺醺好似狂怒的大象

伙同洋人的军队纵兵殃民

加兹尼和喀布尔惨遭蹂躏

暴虐的毒手伸进千家万户

你把伊斯兰教徒的乐土变成异教徒的荒蛮之地

你让骄恣不忠的市集兴旺蓬勃

外表装束一如麦加圣洁的朝觐者

内心竟渴求穆斯林的鲜血

你戕害了多少同胞

现在却说我加害于你？

血海深仇要以血来偿，这有法可依

我要用你喉咙喷涌的鲜血，涤清你欠下的累累血债。

[94]

沙有严重的性格缺陷，也有很多误判，这的确属实。在战争中，他难以称得上是位令人叹服的领袖。贯穿整个执政生涯，沙的妄自尊大、傲世轻物让潜在的拥护者避而远之。威廉·弗雷泽于1816年首次穿越边境进入英属印度，此后不久他特别提及，沙果真“在愿望和期许方面十分‘超皇家’”。

[95]

该信念源自苏贾对其本人君主身份的看法，这种看法本质上承袭自帖木儿帝国。正如沙在1834年致函本廷克勋爵所言，他笃信自己“处于真主的特别庇护下”。

[96]

尽管如此，苏贾仍是个卓尔不群的人，他博学多闻、聪明睿智、百折不挠，最重要的是坚不可摧。纵观苏贾的一生，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的绝望和连连逆运，常常出于其本人根本无法控制的原因，但他永不言弃，亦未曾一蹶不振。在他的青年时代，兄长遭致盲且被废黜，而后他亡命天涯。苏贾那时写道：“面对坎坷不气馁，乌云即将散去，清净的雨水终将降临。”

[97]

终其一生，这种乐观心态一直是他可凭恃的力量。旁观者时常论及他的“优雅和威仪”，即便在运蹇时乖时亦然。

[98]

英国人讥笑他庸碌无能，尤以伯恩斯为甚，他奚落苏贾让先祖缔造的王国沦亡。但是，1841年11月叛乱爆发的危急时刻，喀布尔诸要人唯有苏贾做出了有效军事回应，也唯有他多多少少尝试解救伯恩斯，尽管伯恩斯总是不遗余力地羞辱他。

在一个并非以忠诚守信而著称的地区，苏贾的举动实属异乎寻常，他始终刚正不阿地忠于盟友、信守协定。他决不宽恕巴拉克扎伊族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他的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祖父哈吉·贾迈勒·汗缔结的协议。该协议规定萨多扎伊族人以一国之君身份统治江山，巴拉克扎伊族人担任忠实仆臣。苏贾将自己视为以波斯语为母语、文化高度繁荣的萨法维文明和帖木儿文明的真正传人。此外，身为杰出的韵文及散文作者，他还是诗人与学者的慷慨赞助人。1809年，在苏贾宫中消磨时光的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发现此事，同样大吃一惊。苏贾憧憬中的治下王国，并非孤立多山的穷乡僻壤，而是经同盟国与更广阔的世界紧密相连，凭借共通的波斯化（Persianate）文明，在外交、文化和经济上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整合为一体。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今日，仍未有迹象表明这一憧憬被实现，尽管这一理念从未彻底消亡。

苏贾的统治并非因其本人的过失垮台，而是由英国侵略、占领阿富汗过程中灾难性的处理失当造成——先是奥克兰和麦克诺滕管理不当，进而毁在埃尔芬斯通将军手里。这让苏贾陷入尴尬窘境，不被英国人信任却受其利用，举国上下又视他为异教徒的傀儡。不过，1841年爆发的起义并不是一场反沙·苏贾的叛乱，而只局限于反抗英国人。不仅如此，据阿富汗方面的史料清晰记载，很多参与者都认为自己在将沙从镀金牢笼里解救出来，人们相信英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将沙锁在笼中。叛乱分子甚至主动提出把斗争的领导权赋予苏贾，苏贾拒不与英国赞助人断绝关系，他们这才开始反对他。颇为后期，随着阿克巴·汗的到来，叛乱才演变成萨多扎伊氏族与巴拉克扎伊氏族间的权力斗争。阿克巴·汗离开喀布尔前往贾拉拉巴德时，许多权贵显宦重返朝廷效忠于沙。出人意料的是，苏贾自始至终受人爱戴，他几乎比所有卷入这场惨败的人都长命，不单是伯恩斯、麦克诺滕以及喀布尔军队残部，甚至比夺走他最珍贵财产的兰吉特·辛格都活得久。

苏贾最大的错误在于任由自己过度依赖不称职的英国赞助人的部队。1839年就任后，他本该坚持让英军速即尽数返回。英国最具洞察力的阿富汗观察员查尔斯·马森当时特别指出，“阿富汗人并不抵触这场‘联姻’，只是对谄媚逢迎的做法有异议”。

[99]

1842年英国人撤离喀布尔，沙重新挽回人望，这表明仍有大量后援势力支持萨多扎伊君主统治，要是他敢于仗恃于此则诸事圆满，而沙反倒始终不渝地心系不得人心的盟友，不愿与英国人一刀两断正是最终招致他薪尽火灭的祸根。

于是乎，苏贾动荡的一生就像偌多壮志难酬的日日夜夜一样，终以失败落幕。他过早离世，没给接班人留下泽被后世的遗产。正如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所述，他的后嗣现在“宛如一群无牧羊人看管就奔向牧场的羊”。喀布尔军队被屠戮之后，尽管暂时看似萨多扎伊皇族复兴有望，怎奈苏贾撒手人寰，遂令诸子和盲兄沙·扎曼深陷绝境，几乎不可能巩固王朝权柄。赫拉特指出，对萨多扎伊族人而言，“白昼现已变成最黑暗的夜晚……陛下遇害身亡，享年56岁

[100]

。其漫长的一生饱尝大悲大喜，学会对朝秦暮楚的臣民疑而不信。拥有高贵血统的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对于英国人多年的殷勤款待，决不会恩将仇报令自己蒙羞。但是，麦克诺滕一再做出的错误选择污损了沙的声誉，无望复原”。

[101]

不过，苏贾驾崩既未平息腥风血雨，亦未终结战争。正当苏贾横尸喀布尔的尘埃中，波洛克麾下“惩戒之师”渐渐进逼贾拉拉巴德。塞尔夫人早就从焦虑的狱卒口中听闻，“惩戒之师”誓将叛匪诛戮殆尽，一概杀无赦。

[102]

[1]
Delhi Gazette
，2 February 1842.

[2]
例如，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的著作Muharaba Kabulwa Kandahar
，1849年在勒克瑙出版，并在伊斯兰历1268年，即公历1851年在坎普尔出版；“卡西姆”卡西姆阿里汗·阿克巴阿巴迪（Qasim-Ali-khan ‘Qasim’ Akbarabadi）的作品Zafar-nama-i Akbari
（如见施普伦格［Sprenger］目录），亦即Akbar-nama
（如见白沙瓦目录，伊斯兰历1260年即公历1844年完稿），在伊斯兰历1272年，即公历1855～1856年于阿格拉出版。

[3]
Charles Allen，Soldier Sahibs：The Men Who Made the North-West Frontier
，London，2000，p.43.

[4]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707，fols 187-8，Auckland to Hobhouse，18 February 1842.

[5]
Hopkirk，The Great Game
，pp.270-271.

[6]
Public Records Office，Ellenborough Papers，30/12/89，Ellenborough to Peel，21 February 1842.

[7]
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p.162-163.

[8]
Hindoostani，同Hindustani。——译者注

[9]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31 January 1842，no.70a，Clerk to Captain Nicholson，i/c of Dost Mohammad Khan，camp，Saharanpore，12 January 1842.

[10]
Mohammadan，同Mahommedan。——译者注

[11]
Rajpoor，同Rajpur。——译者注

[12]
Amballah，同Ambala。——译者注

[13]
Dhoon，为西瓦利克山脉的一条峡谷。——译者注

[14]
thanna，同thannah。——译者注

[1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5 June 1842，no.34，Captain P.Nicholson with Dost Mohammad Khan，to Clerk，Mussoorie，2 May 1842.

[16]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90.

[17]
MP，即Member of Parliament。——译者注

[18]
British Library，Hobhouse Diary，Add Mss 43744，26 August 1842.

[19]
Affghanistan，同Afghanistan。——译者注

[20]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7707，fols 187-8，Auckland to Hobhouse，18 February 1842.

[21]
原文uncle，疑为cousin。——译者注

[22]
在亚普的‘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p.350-351中，对此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另见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I，p.104。

[23]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1，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death of Macnaghten.

[24]
Kashmiri，Akbarnama
，ch.29，Shuja-ul-Mulk sets out for Jalalabad and is killed at the hands of Shuja-ud-Daula.

[25]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6-239，Muhammad Akbar Khan besieges Jalalabad，Shuja al-Mulk is killed in Kabul.

[26]
Mohan Lai，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p.436-438.

[2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8 April 1842，no.32-3，MacGregor to Maddock，Translation of letters received from Captain MacGregorat Jellalabad on 22 March 1842.

[28]
Dost Mahommed，同Dost Mohammad。——译者注

[29]
Mahommed Akbar，同Mohammad Akbar。——译者注

[3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8 April 1842，no.32-3，MacGregor to Maddock，Translation of letters received from Captain MacGregorat Jellalabad on 22 March 1842，Trom Shah Shoojah to Captain Macgregor dated 8th Feb and written seemingly
in H.M.’s own hand’.

[31]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73-174，168.

[3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180-183.

[33]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73-174，170.

[34]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180-183.

[35]
Saladin，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首任苏丹，1174～1193年在位。——译者注

[36]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72-74.

[3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36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IOR L/PS/5/169），Eldred Pottinger to Pollock，10 July 1842.

[38]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p.173-174，191.

[39]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p.146-147.

[4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76.

[41]
对这些见解不应特别惊诧，也不该将其当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的案例。英国人对阿富汗人约定俗成的看法一向是既正面又钦佩。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认为阿富汗人类似于苏格兰高地人（参阅Ben 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London，2008对此鞭辟入里的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军官对阿富汗人感同身受，他们以学校运动场田径运动的角度看待边境战斗。这些看法渐渐渗入吉卜林（Kipling）的作品。这种“高贵的普什图人”的观念依然存在，在最近的占领中这一观念在英国驻阿富汗军队广为盛行，英军倾向于将阿富汗人视为“天生的战士”。对这种措辞格外媚俗的实例，可参看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主演的电影《第一滴血3》（Rambo III
，1988）。

[42]
mohur，印度旧金币名，1莫赫值15卢比。——译者注

[43]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37.

[44]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49.

[45]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190-191.

[46]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192-194.

[47]
Cabool Gate，同Kabul Gate。——译者注

[48]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9 June 1842，no.8，To：T.A.MaddockEsq，Seer，to the Govt，Political Dept，From：R.Sale，Major General，Dated Jellalabad，16 April 1842.

[49]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95.

[50]
Broadfoot，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
，p.82.

[51]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195-196.

[52]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197-198.

[53]
Porr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167.

[5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5：no.20 of no.3.of 21 April 1842，MacGregor to Pollock，14 March 1842.

[55]
参见Hopkins，The Making of Modern Afghanistan
，pp.75-80，98-102，105-107。

[56]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3：Agra Letter，19 February 1842（IOR/L/PS/5/164），Mahomed Akbar Khan to Sayed Ahai-u-din.

[5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3：Agra Letter，19 February 1842（IOR/L/PS/5/164），Mahomed Akbar Khan to Sayed Ahai-u-din，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Mahomed Akbar Khan to Turabaz Khan Ex Chief of Lalpoora.

[58]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6-239，Sardar Mohammad Akbar Khan besieges Jalalabad.

[59]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198.

[60]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207-208.

[61]
Khajrani，同Karlanri。——译者注

[62]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8 April 1842，no.14-15，n.d.，Pollock transmits letter from Captain Mackeson on the wounding of Mohammad Akbar Khan.

[63]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6-239，Sardar Mohammad Akbar Khan besieges Jalalabad.

[64]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72.

[65]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83.

[66]
关于这一时期喀布尔的复杂政局，参见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p.350-351。

[67]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73.

[6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6：no.30 of no.14 of 17 May 1842，Lal to Macgregor，30 January 1842.

[69]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1，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70]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74.

[7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6：no.30A of no.14 of 17 May 1842，Lal to Colvin，29 January 1842；also ESL，84：no.27 of no.25 of 22 March 1842，Conolly to Clerk，26 January 1842.

[72]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5：no.24 of no.3 of 21 March 1842，Shuja to MacGregor，reed 7 March 1842.

[73]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86：no.30 of no.14 of 17 May 1842（IOR/L/PS/5/167），Lal to MacGregor，18 March 1842.

[74]
Kashmiri，Akbamama
，ch.29，Shuja-ul-Mulk sets out for Jalalabad and is killed at the hands of Shuja-ud-Daula.

[7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December 1842，no.480-2，Mohan Lal’s Memorandum of 29 June enclosed with a letter from General Pollock，Commanding in Afghanistan，to Maddock，Secretary to the Governor General，dated Jelalabad，10 July 1842.

[76]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1，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7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December 1842，no.480-82，Mohan Lal’s Memorandum of 29 June enclosed with a letter from General Pollock，Commanding in Afghanistan，to Maddock，Secretary to the Governor General，dated Jelalabad，10 July 1842.

[78]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I，p.109n.

[79]
Mahomedan，同Mahometan。——译者注

[80]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S April 1842，no.31，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His Majesty ShahSoojah ool Moolk to Captain MacGregor written by the Shah himself.

[81]
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165.

[82]
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p.166-167.

[83]
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p.169-170.

[84]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9，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85]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7-239，Shuja’ al-Mulk is killed in Kabul.

[86]
Shuja’al-Daula，同Shuja ud-Daula。——译者注

[8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37-239，Shuja’ al-Mulk is killed in Kabul.

[88]
Safar，即回历二月。——译者注

[89]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9，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90]
原文Zaman Shah，疑为Shah Zaman。——译者注

[9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9，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92]
‘Arz-begi，向国王呈递诉状的官员。——译者注

[93]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p.303，309.

[94]
Kashmiri，Akbarnama
，ch.29，Shuja-ul-Mulk sets out for Jalalabad and is killed at the hands of Shuja-ud-Daula.

[95]
Punjab Archives，Lahore，from Fraser，Ramgurh to Ochterlony，Ludhiana，3 September 1816，vol.18，part 2，Case 118，pp.538-539.

[96]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10 April 1834，no.20，Wade to Bcntinck，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Shah Shuja，12 March 1834.

[97]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b-i-Sultani
，p.212.

[98]
乔赛亚·哈伦在卢迪亚纳初次面见苏贾，这些是就此发表的言论。Josiah Harlan，‘Oriental Sketches’，insert at p.42a，Mss in Chester Country Archives，Pennsylvania，quoted in Macintyre，Josiah the Great
，p.24.

[99]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vol.I，p.ix.

[100]
原文65岁，疑为56岁。——译者注

[10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9，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10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00.

第十章 浑噩之战

1842年4月6日晚，阿克巴·汗部署在贾拉拉巴德周围的火炮齐射，迸射出连串轰鸣的礼炮。滚滚如雷的炮声彻夜不断，伴着载歌载舞的欢庆声，从围城工事远侧传至另一边，是故卫戍部队官兵可从城墙上亲耳听闻。

阿克巴·汗下令鸣放礼炮，是为了庆祝苏贾之死，为巴拉克扎伊族人刚刚给萨多扎伊竞争对手兼血敌造成的致命打击庆功。然而，在被围城池的城垣之内，将士们认定礼炮具有大不相同的含义。卫戍部队官兵知悉波洛克行将尝试以武力强行攻占开伯尔山口的艰难壮举，推测胜利的礼炮是为庆祝波洛克遭挫败。一名英方情报人员的不实报告坐实了这一错误认识，还误导性地附言称阿克巴·汗方才向山口增派援军，以协助彻底歼灭波洛克麾下军队残部。

坚信波洛克即将前来救援，塞尔据此做出种种估算，于贾拉拉巴德严防死守。如今，随着弹药行将告罄，只剩500只羊供养守军，塞尔相信自己能做出的选择所剩无几。顿陷愁云惨雾的塞尔听信属下青年军官劝说，决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突围，尽管其时阿克巴麾下由吉勒扎伊部落及辛瓦里部落征募兵员组成的庞大军队相较卫戍部队，至少以3∶1的比例在人数上占优。正如G.R.格莱格牧师所述，召开作战会议，“人人皆发表意见，称若必死无疑，莫如像大丈夫般手握钢枪慷慨赴死。他们打算孤注一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殊死一战见分晓。那将不会留下足够的火枪弹药让他们再次突围碰运气，故此迫不得已的是，非但要必胜而且要全胜。高奏凯歌，以便为他们打开一条自由通往开伯尔山口顶端的道路，或许还能越过山口”。

[1]

当晚，经反复筹议，一个简单的策略被拟定出来。负伤军人和随营人员携自制矛镇守防御工事，每一位体格健全的军人都被分别归入三路纵队中的一路。各路纵队“径直进逼阿克巴的营地，火烧营地，将其赶入河中，设法将其枪炮运走”。

[2]

万一失败，亦无备选方案应对。

翌日，即4月7日，阵阵寒意弥漫，趁着黎明前的微光，诸城门猛然打开。自去年12月底抵达驻地以来，整支卫戍部队首次倾巢而出。塞尔本打算奇袭敌方守军，但是将军孤注一掷突围的消息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太阳从贾拉拉巴德以东的群山上升起时，官兵们看到阿克巴·汗非但没有猝不及防，反而将整支军队编成战斗队形，“成千上万的敌兵出动应战”。

[3]

即刻开始交火。首先蒙受人员伤亡的是最西侧纵队，该纵队由长胡髯、滴酒不沾的浸信会信徒亨利·哈夫洛克指挥。阿克巴调动全体骑兵向哈夫洛克发起猛攻。当“铺天盖地的骑兵”逼近时，哈夫洛克泰然自若地命令纵队排成方阵，击退进攻，令围攻的骑士遭受重创。“我感到主耶稣自始至终伴在身旁”，哈夫洛克后来写道。围城期间，哈夫洛克的布道训诫渐渐让手下士卒颇感厌倦，但是指挥官在战斗中近乎神奇的沉着令众士卒深深震撼。“在炮火的攻击下，他犹如站在挤满女士的客厅一般镇静。”一人事后如此写道。

[4]

在整场战斗中，该纵队得到城墙上炮兵的巧妙火力支援。这正是喀布尔守军不曾得当实施之处，但在此地，就像这场战役的初期战斗一般，对抗由阿富汗部落民组成的不习惯葡萄弹及新式榴弹的军队，精准有效的炮火打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贾拉拉巴德地势平坦的平原有利于英军训练有素的步兵战作战风格，阿富汗人却无法发挥山地游击战术的威力。事实证明，游击战术在诸山口颇具毁灭性。几乎立刻彰彰在目的是，六个月后，局势现正向着有利于英国人的方向逆转。

塞尔命其副手威廉·丹尼猛攻位于贾拉拉巴德城与阿克巴营地间的一座小型泥堡，丹尼身先士卒冲过泥堡城门，在混乱中中弹身亡，官兵暂时停止向前推进。1839年率兵突击坎大哈，一年后在巴米扬挫败多斯特·穆哈迈德的正是这名指挥官。不过，英军未受阻遏地继续前行。阿克巴的队伍越靠越近，阿富汗人的枪炮向各纵队密集开火，英军步兵遂拔腿狂奔，旋即装上刺刀冲锋。带头冲锋陷阵的人当中有托马斯·西顿，他写道：

各纵队很快涌上营地，我们勇往直前，未遇阻碍就将之攻陷，敌兵飞奔穿过营地另一边的一片树林。我们见到大量敌匪自投于河。河水暴涨、急湍甚箭，很大一部分人被河水吞没。有一阵子，敌军骑兵踯躅不去，我方骑兵用枪炮予以打击，大显神威，他们遂沿河畔离去。阿克巴的整座营地落入我们手中，他随军带来的枪炮、弹药、军旗及劫掠物悉数被缴。我方散兵很快被号角声召回，我偕一队人马火烧了营帐和由粗大树枝及茅草搭成的棚屋茅舍。数不胜数的屋舍熊熊燃烧、浓烟滚滚，好似向整个山谷宣告我们的胜利。若干峰骆驼和一堆堆谷物落入我们手中……尽管进攻敌军前哨阵地（丹尼在那儿遇害）时犯下可悲错误，但是我方伤亡人数少得惊人，总共仅11人阵亡。

[5]

早上7点，一切就都结束了。败阵受创的阿富汗围攻军很快便一窝蜂地朝甘达玛克溃退而去。正午时分，英国军需人员忙着将缴获的数量庞大的谷物、火药、炮弹和子弹搬进城，此外还有“大量无拘无束、四散飞蹿的家禽”。格莱格欢欣鼓舞地写道：“从未有一场胜利如此彻底。阿克巴偕残兵败将向喀布尔落荒而逃，另一方向各区的所有部族首领皆拱手而降。”

[6]

九天后波洛克率援军最终长驱直入、映现眼帘，其时卫戍部队已能骑马外出护送他们进城。“惩戒之师”本预料会看到“枯髯长须、面憔容悴、破衣烂衫”，反倒望见守军官兵“个个胖乎乎红扑扑，身强体壮，胡子刮得一干二净，衣着整洁得好似驻扎在印度管理最完善的兵站。前来解围的军队恰恰相反，呈现出与之判若云泥的面貌……我们的衣裤脏兮兮、破破烂烂，双唇及面部被太阳晒出水泡”。

[7]

波洛克麾下军队鱼贯入城之际，卫戍部队刻意为他们吹奏雅各比派（Jacobite）古老曲调的管乐，旋律道出：“啊，汝等姗姗来迟（Ye’ve Been Lang a’Coming）。”

波洛克将军仍旧不会迫于压力仓促行事。他前进的步伐一如既往地有条不紊、霜悍凛然。

波洛克不断巩固自己对开伯尔山区的掌控。其间，其手下印度兵着手对阿富汗人先前的暴行实施报复，他们屠弑阿夫里迪部落民并将之斩首，携带“头颅进入营地，耀武扬威地将头颅戳在刺刀尖上”，借此报仇雪恨。死者当中也有一些阿夫里迪部落女子。

[8]

当波洛克属下军官格林伍德中尉（Lieutenant Greenwood）劝诫对此负有责任的印度兵时，其中一人直言道：“大人，在这倒霉的山口，我已失去12名弟兄。我会乐意用刺刀刺杀在母亲胸前嗷嗷待哺、刚刚满月的开伯尔人（Kyberee）。”

[9]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波洛克意欲遏止这类倾向。随着麾下军队继续朝贾拉拉巴德行进，凡经过被认定为敌对的村落，“惩戒之师”皆付诸一炬。在一座小村庄发现一些遭劫掠的英军财物和若干遇害军人的军服，“惩戒之师”遂有板有眼地将整座村庄夷为平地。波洛克在下一封急件中无动于衷地解释称：“摧毁阿里伯干

[10]

之举是由一次情绪突然爆发所致，此类发作完全出乎意料，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11]

到达贾拉拉巴德后，波洛克又暂作停顿。尽管卫戍部队中许多人希望他片刻不缓地朝喀布尔方向追击溃逃的阿克巴·汗，但是波洛克执意四平八稳行事，不留任何漏洞。卫戍部队既已吃掉所有骆驼，波洛克觉得没有足够的辎重驮畜向前方载运充足补给，依他之见，至少需新添9000峰骆驼，而后方能向前挺进，克复喀布尔。

[12]

再者，仍不明朗新任总督批准波洛克继续前进多远。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曾是鹰派的埃伦伯勒现正打退堂鼓。埃伦伯勒为加尔各答空虚的国库忧心如捣，他开始向波洛克和诺特传话，坚称贾拉拉巴德已获解围，阿克巴·汗亦已落败，他们务必着手让军事行动煞尾，为返回印度做准备，必要时听任人质和战俘自生自灭。贾拉拉巴德及坎大哈卫戍部队简直无法相信，既已令阿克巴落荒而逃，却禁止他们夺回喀布尔。布罗德富特得悉消息时写道：“在该国，似乎有某种易谬性

[13]

附随而至。当下轰轰烈烈进逼首都必然高奏凯歌，几乎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将导致举国上下俯首称降……（但）将军压根没从政府那儿得到任何形式的指令，即便能够继续前行，也必须停下脚步，因为不知晓最高当局的意愿。”

[14]

坎大哈的罗林森仍在鼓动将整个阿富汗并吞入英属印度，他得知坎大哈连同该国其他地区将被离弃的消息时，惊得目瞪口呆。“不容置辩的退兵命令，犹如晴天霹雳”，罗林森写道。诺特将军愈加懊恼，他获胜的契机将被夺走。诺特修书给女儿们，称：

当权者全都疯了，要么如此，要么是上苍出于某种高妙的意图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我非常、非常厌倦这份差事，厌倦这个国家，也颇腻烦自己同胞的荒唐……拖欠我手下战士四个月薪俸。坎大哈公库一文不名，也无钱可借。没有药物医治伤病员。既没有牲口为部队拉车，也没钱买没钱租。只有一点点儿弹药。半年来，我一直要求得到种种物资，却一直未获丝毫援助……我是多么渴望置身澳大利亚某处宜人之地！

[15]

波洛克和诺特都不愿撤退，二位将军迟迟按兵不动。为了辩驳缘何不能撤兵，他们向埃伦伯勒呈报一长串理由，诸如天气恶劣、缺乏运输工具、资金不足等。同时，他们让印度及国内的鹰派人物进行游说，俾使埃伦伯勒回心转意。威灵顿公爵对此求之不得，他致函总督：“关于意图在东方恢复声誉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烈地逼迫你接受此观点都不为过。”

[16]

波洛克接二连三修书给加尔各答方面，阐述同样的观点，强调称“此时此刻撤兵，我担心将产生最恶劣影响。此举会被解读为败北，我们将完全丧失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强国地位”。

[17]

认识到会因白白丢掉解救阿克巴·汗手中人质以及挽回不列颠军事声誉的良机而遭口诛笔伐，埃伦伯勒开始摸索门径，让自己化险为夷。

波洛克等待埃伦伯勒不再对他束手缚脚之际，一直忙于向触手可及的阿富汗人复仇。波洛克遣派一队队惩罚性人马，前去威吓贾拉拉巴德山谷诸部族，“掀掉几座村落的屋顶……焚烧一切易燃物”。

[18]

一个旅奉派南下，进入辛瓦里部落的村寨，尽数焚毁城堡和村庄，砍伐树木。仅一天时间，便有35座城堡陷入火海。炮手奥古斯塔斯·阿博特领导下的另一个旅奉遣前往甘达玛克方向惩办村民——那些村民曾屠戮第44步兵团最后的残存者。奥古斯塔斯·阿博特后来记述称：“我们摧毁了所有葡萄园，在生长了两个世纪的树木上砍出深环。

[19]

他们的城堡和屋舍遭毁坏，墙壁被炸毁，美丽的树木枯败而亡。惩戒行动的影响彻底而持久。蒙受兵燹之祸而满目疮痍，的确令人扼腕喟叹，但是十分有必要惩一儆百。”

[20]

随军政治军官麦格雷戈赞许地写到这些暴虐行径和肆意摧残，称虽然遭拆毁的墙壁很快就能得到重新修葺，但是破坏树木的“措施，在心性文明的人看来，起初或觉得野蛮残暴”，就阿富汗人而论却是唯一的方法——逼迫他们“感受我们手中权力的分量，因为在树下蔽荫是他们的赏心乐事”。凡被认定伙同阿克巴·汗助桀为恶的村落，英军皆秉承命令“即刻着手展开摧毁工作，为的是不给他们剩下城堡、屋舍、树木及谷物，也不为他们余留草料（boosa）”。

[21]

其间暑热袭来，疾病随之爆发，这给留候在贾拉拉巴德的部队更添沮丧。格林伍德中尉写道：

军官们大失所望，士兵们怨声鼎沸。起初数日，而后数周消逝而去，我们依旧无所作为……每天都有大批骆驼和辎重驮畜处于弥留状态。动物死尸散发出的恶臭和巨大营地的肮脏污秽，让人无法忍受。随处都是大堆腐烂的残尸，不计其数的苍蝇在其中繁衍生息。空中黑压压一片满是苍蝇，蝇患变成非人的折磨，几乎不可能给人片刻喘息。给养匮乏且粗劣。疾病渐渐在士兵中蔓延。士兵们愤愤不平地抱怨称，自己被带至此地，在瘟宅中如懦夫般死去，而非即刻被引领着抗击敌匪。

[22]

气温很快升至43摄氏度。很多军官不见了踪影，纷纷潜入在老宅地下室发现的纳凉室。

城堡之内，一人看上去尤为悲凄。每逢部队官兵享用晚餐，塞尔将军总是悄无声息地溜走。托马斯·西顿写道：“表面上他是安静地四下看看我方作业进展情况，但实际上是前思后想妻女的绝望境遇，心中盘算实施营救行动的可能性。”西顿了悟，围攻既已结束，围困期间所挂虑诸事亦都过去，塞尔的心思越来越多地沉浸于家人的厄运，尤其是埃伦伯勒似乎正思量着从阿富汗撤兵，弃被囚的战俘和人质于不顾。围城期间就一直流传的传闻称，阿克巴或会将塞尔夫人带至城垣前，在塞尔目所能及处折磨她，以便逼迫塞尔投降。一晚，塞尔只身一人巡视，西顿本人正在站岗执勤。西顿鼓起勇气询问将军，若传闻属实，他欲何为。“他转身面向我，脸色苍白，神情严峻，因百感丛生而战栗。他答称‘我……我会发令让所有枪炮对准她。我这把老骨头或会葬身城堡的颓壁残垣之下，但我决不投降’。”

[23]

结果证明，对塞尔夫人和人质难友而言，塞尔挫败阿克巴·汗是件盘根错节的幸事。

像早先的贾拉拉巴德卫戍部队一样，诸人质听闻波洛克战败的虚假传闻，一想到遥遥无期的囚禁，就深陷沮丧。不过，塞尔获胜以及波洛克成功穿越开伯尔山口的消息传来，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动荡期。11周的枕稳衾温后，他们衔命回到马背上，被向北遣送，以避开英国人为营救人质或会做出的任何尝试。他们后来得知，贾拉拉巴德战役后，许多部族首领，尤其是东部吉勒扎伊部落诸首领，曾要求处死他们，阿克巴·汗出面干涉，这才救了他们的命。

[24]

人质启程踏上漂泊征途前，私人财物中的精品遭狱吏穆罕默德·沙·汗掠夺。这位拉格曼省吉勒扎伊部落巴布拉克海勒次部落

[25]

的首领，是阿克巴的岳父。塞尔夫人报告称，他“夺走了麦克诺滕夫人所有的珠宝，价值超过十万卢比，还有她的数条披巾，估价介于三万到四万卢比之间”。不过，塞尔夫人不打算如此轻易被抢。“他们兴高采烈将我的抽屉柜据为己有，我在其中留了些垃圾和若干对我而言一文不值的小瓶子。我希望阿富汗人将瓶里的东西作为药物试用，定会发现它们灵验有效——一个瓶子装着硝酸，另一个瓶子贮有硝酸银浓缩液。”

[26]

数日后，由战俘组成的大篷车队与护送负伤的阿克巴·汗回喀布尔的车队交错而行。乔治·劳伦斯望见阿克巴乘肩舆经过，他写道：

阿克巴看上去面色苍白，病怏怏的，受伤的手悬在吊腕带里。他十分谦恭有礼地回应了我们的问候。我与他擦身而过时，他微笑着招手示意，邀我加入其行列。他气宇英武而又不失潇洒地谈及塞尔的胜利和他自己的溃败，称赞我军士兵的英勇气概，赞叹塞尔惹人注目地骑着白色战马奋勇当先。他承认麾下军队仓皇遁逃，他本人也不得已步出肩舆骑马逃走。倘若我方官兵再走远几英里追至河畔，他定会被俘。因为他不得不逗留若干小时，直到木筏备好载他渡河。

[27]

两队人马挥手道别，阿克巴·汗继续向喀布尔行进，战俘在押解下取道不同路线前往特金山口顶端的堡垒。途中再次穿过1月的撤退路径，行经的阴森可怖之境，频频提醒众人撤军时的骇人惨状。劳伦斯记述道：“被埋嵌于雪地的尸体，许多几乎未有改变，不过大部分都成为骷髅。”

[28]

惨绝人寰的是依然在荒野求生的印度兵军队残部，其中一些人仍藏匿于高海拔山口的洞穴中。塞尔夫人见到一个洞穴前面垒着一大堆骸骨，“从紧挨洞穴入口的淋淋血迹来看，有理由相信栖居者靠自相吞食维持体力。途经该处时，我眼见三个幽灵般的身影在洞内匍匐而行，耳闻他们大声呼救”。

[29]

接下来的几天，人质冒着倾盆大雨穿过厚厚的烂泥地进行强行军。在苏罗比地区（Sarobi）附近，一场异乎寻常的滂沱暴雨最终彻底摧毁了身体抱恙的埃尔芬斯通将军。正如他长久以来所预言的，自己绝不会成功返回钟爱的博德斯行政区松鸡猎场。不过，埃尔芬斯通具有某种程度的个人魅力，尽管几乎是他一手造成这场大灾难，才导致战俘陷入当前困境，但其他战俘仍诚心诚意地照料他，直至他生命终结。麦肯齐和劳伦斯格外体贴入微，他俩与将军的勤务兵摩尔（Moore）共同承担轮班照望老将军的任务。随着将军日渐衰弱，虽然没有任何药物，麦肯齐还是“能用一种由石榴皮制成的补药，多多少少缓解

[30]

他最后的苦难”。

[31]

劳伦斯写道：“他再三告诉我，他欲求一死，甚至还为此祷告。他说无论沉睡还是清醒，可怖撤军的种种惨状始终浮现眼前。众人对他深怀恻隐，人人都设法宽慰安抚这位老者，却无济于事。因为他身心俱疲，所发生的一切显然让他心碎肠断。他的伤持久不愈，但他毫不在意。内心的悲苦太强烈，以至于就连肉体的煎熬亦无法令他分心……”

[32]

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埃尔芬斯通请摩尔给他拿来一钵水和一件干净的衬衫。净身更衣后，他让麦肯齐诵读临终祈祷文，还让悲泣不止的摩尔抬起他的头。劳伦斯写道：

我在可怜的将军近旁光秃秃的地板上躺下，（他）看来似乎彻夜未合眼，疼痛如此剧烈难耐。

我数次同他讲话，他却只是言谢，说我对他无能为力，称一切很快将已矣……他创巨痛深，但意志坚强、屈从隐忍地承受这一切。他屡次三番向我表达深深的遗憾，说自己该在撤退中倒下。他和蔼可亲、性情温良、谦恭超然，这令他受到大伙儿的敬重。我们不禁痛惜他离我们而去，尽管死亡对他而言是种无比幸福的解脱。

[33]

阿克巴·汗得悉将军之死，他侠义授命，称该在摩尔的护送下将遗体送往贾拉拉巴德。然而，埃尔芬斯通命中注定厄运不断，即便长眠于世亦如此。途中，一伙过路的勇士发现正在运送何物，他们打开棺材，把将军的遗体剥得一丝不挂，还向遗体投掷石块。阿克巴遣派另一队骑士营救尸首及护卫者，而后命人以筏载送两者沿喀布尔河顺流而下，直抵贾拉拉巴德城门前。

4月30日，波洛克和塞尔终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命运多舛的将军安葬于该地。

[34]

阿克巴·汗一败涂地的消息传至喀布尔。4月8日晚，随着阿克巴麾下蒙受重创的伤兵陆续跌跌撞撞进城，恐慌情绪四处弥漫，许多巴拉克扎伊氏族的支持者开始逃往丘陵地区。

[35]

自沙·苏贾驾崩后，法特赫·宗及萨多扎伊诸王子一直悬心吊胆地龟缩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现发觉希望再次升起。他们着手搜集食物、武器和弹药，还在关键盟友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鼓动下，开始与科希斯坦的塔吉克人进行交涉，力求征募更多兵士为其事业而战。一如往昔数见不鲜的情形，喀布尔分化为分别由巴拉克扎伊势力和萨多扎伊势力支配的诸敌对区。纳瓦布扎曼·汗手下的巴拉克扎伊兵卒孤注一掷地保卫自己的聚居区，以抵御阿米努拉及其萨多扎伊盟友。4月10日，莫罕·拉尔·克什米尔在发往贾拉拉巴德的急件中禀报称“阿米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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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日盛，他掌控着沙及法特赫·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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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库，还在召集本部落的洛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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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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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夫人一如既往地以开门见山的态度看待诸事件，她在日记中写道：“喀布尔各方皆有鼻端出火之概。纳瓦布扎曼·汗说自己将称王，阿克巴也如此，贾巴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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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出此言，阿米努拉心存同样的幻想，穆罕默德·沙·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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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痴念满怀，世子法特赫·宗也来凑热闹。”她补充道：

部队日日外出打仗……现在是时候予以痛击，我甚怕只因我们这一小撮人在阿克巴掌控中而使行动磨磨蹭蹭。若与祖国的荣誉相比，我们几条命算什么？倒不是说我本有意遭人割喉，恰恰相反，我希望能活到我军凯旋，目睹英国国旗再度飘扬在阿富汗。厥后，我将对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复位无异议。只不过让我们先向他们展示，我们能够征服他们，让那些诡诈不忠的部族首领锐挫望绝、肝脑涂地，为以卑鄙手段诱杀我军官兵报仇雪耻。莫让我们像遭鞭笞的贱狗般偷偷溜出该国，由此玷辱英国人的名声……

让我们的总督和主帅们负责此事吧，我负责为孙辈们织袜子。但是，身为军人之妻太久，无法在名誉受玷污时逆来顺受、坐视不理……我若掌权，定让众部族首领刻骨镂心。据说女人复仇很可怕，但就算向阿克巴、苏丹·贾恩和穆罕默德·沙·汗寻仇，也无法偿清他们欠下的血债。

[42]

5月9日，阿克巴·汗回到喀布尔，打破了僵持不下、悬而未决的局面。以一贯的果决气魄和龙马精神，阿克巴立即包围堡垒内的萨多扎伊族人，在最易受攻击的塔楼下方挖掘连串大型坑道。运用在贾拉拉巴德召集支持者时大获裨益的相同战术，阿克巴又一次自称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还将萨多扎伊族人描述成通敌卖国的异教徒之友。阿克巴致函众部族首领，称“至关重要的目标是，在与误入歧途的异教徒种族的斗争中怀有真正信仰的全体成员应勠力同心。是故，怀有真正信仰的全体忠实信徒心悦诚服地推选我为首领，并且依据我的忠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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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周时间，阿克巴就设法收买了阿米努拉·汗，令其离弃萨多扎伊阵营。此后一周，他又收揽了米尔·哈吉以及伴其左右的喀布尔乌理玛和科希斯坦人。

[44]

阿克巴·汗还招募、武装起一支由撤退期间从英国人身边开小差逃走的印度兵组成的步兵及炮兵团。到了5月底，1.2万名士兵集结在阿克巴的军旗下，阿克巴麾下军队以3∶1的比例在人数上远超萨多扎伊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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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一个月的持续炮轰和埋设地雷爆破，守军火药及炮弹储备殚竭，法特赫·宗最终迫不得已投降。6月7日，阿克巴·汗获准进入巴拉希萨尔城堡。

到了6月末，法特赫·宗被迫将权力悉数移交给阿克巴。阿克巴正式任命自己为维齐尔，随后迅速攫取了法特赫·宗的全部财产。法特赫·宗在逼迫下修书给波洛克，解释称“我交托穆罕默德·阿克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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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全权管理我的所有财产和林林总总的各项事务，我永久委托他全权评判解决涉及各方面的种种问题。无论他与英格兰政府达成何种协议，我都持相同意见并予以核准，无须做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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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看来，阿克巴·汗觉得仍需要一名萨多扎伊傀儡领袖令其统治合法化。尽管该王朝因与神憎鬼厌的异教徒结盟而蒙受污名，但是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的血统就是具有如此大的感召力，即便到现在，阿克巴还认为有必要继续让萨多扎伊族人担任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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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至7月，阿克巴就厌腻了这种幻想。7月中旬，他截获法特赫·宗与波洛克间的一封信函，阿克巴即刻命人尽数围捕萨多扎伊诸世子及年迈眼盲的沙·扎曼，并将他们监禁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顶部。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阿克巴认为这封信违背了所有道义传统，违反了沙与他缔结的协定。阿克巴随即羁押沙，把法特赫·宗搜藏的珠宝和好物件尽数没收。依旧欲壑难填的维齐尔打算以笞刑惩罚沙，查抄沙所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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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任职维齐尔的阿克巴权势鼎盛之际，巴拉希萨尔城堡既已成为其私人官邸，他决定宴请加兹尼沦陷时被俘的英国军官，以及奉他之命最近被押送至喀布尔与其余人质会合的英国军官。约翰·尼科尔森上尉（Captain John Nicholson）在受邀军官之列，这位寡言少语的阿尔斯特青年稍后将继续改写印度历史进程。尼科尔森不是个容易大惊小怪的人，他随后致函母亲，称自己“从未与如此有绅士派头又知书达理的男士做伴。他们一表人才、美如冠玉（阿富汗将领确也总是如此），拥有贵不可言的大家风范……环视一周，我既看到弑亲者，又看到弑君者。杀害我方公使的凶手或许是这伙人中沾染血腥最少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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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巴·汗得体的言行举止，也让尼科尔森的同僚克劳福德中尉大吃一惊。克劳福德后来写道：

我们受到最体贴入微的友善接待，我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位看起来壮壮实实、好脾气、与人坦诚相见的青年会是杀害麦克诺滕的凶徒、大肆诛戮我军将士的渠魁。他这般蔼然可亲地打听我们的健康状况，询问我们如何忍受旅途劳顿……他安排了晚宴，还派人请特鲁普和砵甸乍来与我们见面。他们到来时，我们大家都入席享用佳肴盛馔。这是许多个月来我吃过的最好的晚餐。席间，维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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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就各类话题闲谈戏谑……次日上午，这位大恶魔给我们送来妙不可言的早餐……他还让我们将所需物品列个清单，可以写上衣服被褥等相关内容，他将为我们提供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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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维齐尔没那么以礼善待的一个人，是伯恩斯的前任门士兼情报首脑莫罕·拉尔·克什米尔。阿克巴·汗截获了莫罕·拉尔与英国人的若干往来书函，发现门士一直积极地为法特赫·宗搜集武器弹药。与给予英国战俘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罕·拉尔立即锒铛入狱，遭单独监禁和毒打，而后被施以酷刑。莫罕·拉尔疾书一封信，设法让人偷偷带出去送往贾拉拉巴德。他在这封字迹潦草、不合文法的信中禀报称：“我被逼迫着躺倒，一张卧榻搭于我身上，那些人在榻上连蹦带跳，还用棍棒打我，以一种非常粗暴残忍的方式折磨我。阿克巴要我拿出3万卢比，如若不然，将挖去我的双眼。我全身上下被狠狠毒打。未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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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我不能做出任何承诺，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遭摧残。我的双脚因笞蹠刑而鳞伤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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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莫罕·拉尔放出消息，称自己的处境恶化。“有时我被捆绑得动弹不得，一块重石压在我的背上，他们还在我的鼻子和双眼前熏灼红辣椒。有时我被施以笞蹠刑。我饱受可以想象得到的千般痛苦、万般煎熬。他想要3万卢比。被穷凶极恶相待后，到目前为止他已得到其中的1.2万卢比。他说十日内若不支付余款，就会挖出我的双眼并以烙铁灼烧我的身体。”莫罕·拉尔接着提出请求，称自己若罹难，政府应当照望他在德里的妻子、两个孩子及年迈的父亲。

又经历几日的酷刑折磨后，莫罕·拉尔深陷绝望，他开始用第三人称记述个人经历，仿佛已经没救了。“莫罕·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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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狠狠毒打三次，遭受极为屈身辱志的凌虐。到目前为止，他已被迫支付1.8万卢比。天知道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降临到他头上。劳驾为他做些什么，将他从这般苦痛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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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了伯恩斯庇护，莫罕·拉尔在波洛克阵营无朋无友，他未从贾拉拉巴德的雇主那儿收到一纸半字，亦未得到任何保证。唯有韦德的门士沙哈迈德·阿里试图筹措钱款赎回他。沙哈迈德·阿里与莫罕·拉尔既是德里学院（Delhi College）的老校友，也是“情报员”同事。他在印多尔运筹帷幄，试着直接向喀布尔信奉印度教的银行家贷款，以促成莫罕·拉尔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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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向阿克巴·汗发出抗议信，借助这封迟来的信函，沙哈迈德·阿里终得偿所愿，但在获释前，莫罕·拉尔显然已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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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阿克巴·汗下令整修改建巴拉希萨尔城堡的防御工事，重新挖掘壕沟，贮备食物及弹药——万一英国人试图夺回喀布尔，他们准备实施自卫反击。

[59]

阿克巴还派兵去特金山口和库尔德喀布尔山口设防，在山口最狭窄处修筑散兵壕和胸墙。他此举甚为及时。

苦等三个月后，波洛克和诺特总算在7月22日接到日盼夜盼的命令。埃伦伯勒勋爵以一种将所有责任推卸至将军身上的方式做出指示，批准二位将军“取道喀布尔撤兵”，如果他们做此选择的话。他还命令他们“留下证明英军实力的关键性证据”。

[60]

二位将军之间现展开一场竞赛，看谁先到达喀布尔。相较波洛克的100英里行军路，诺特要走的路程显然更远，约有300英里。

当晚，诺特激动万分地给女儿们写信：“他们给我的双手松了绑，竟还留意到我。我不再尸位素餐、浪掷光阴。我信心十足地坐在这儿写信，坚信我帐下出类拔萃、高风亮节的诸团官兵会将敌匪打得落花流水。”

[61]

唯有一人更为欣喜。挺进喀布尔的消息一经宣布，塞尔将军就在信中记述道：“我心潮澎湃，几乎无法落笔写字。”

8月8日，在“熙来攘往、人喧马啸”中，诺特将军总算偕旗下6000名士兵，最后一次自坎大哈行军出征。

[62]

诺特抛下坎大哈城，将之交托给沙·苏贾的幼子萨夫达尔宗王子掌管。这位年轻英俊的王子据说是卢迪亚纳舞女所生，他立誓要为萨多扎伊族人坚守城池。不过，诺特拿不准自己起程后王子能撑多久，他私下认为“我们抽身而退，继而会天下大乱，流血事件频发”。

[63]

尽管如此，年轻的王子仍下决心尽己所能殊死抵抗。诺特动身后不久，萨夫达尔宗修书给他，称“我们应该知晓，没有一种情绪比得上替国王报血仇那般焚舟破釜、无畏无惧。目前，我本人热血沸腾，脑海中除了琢磨报仇雪耻的绝佳手段外，别无他想。我向真主起誓，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心无旁骛地投身此事。要么蒙受与父王相同的厄运，要么为他之死复仇”。

11天后，波洛克偕一支拥有8000兵力的稍大规模军队，自贾拉拉巴德出征，他的行程凄怆恼人得多。“惩戒之师”越是向前推进，就经过越多尸体，旅程也变得越发骇人可怖。他们首先见到“60具骸骨散落在”甘达玛克的“山丘上。凭借依然附着于颅骨的长发，可清晰辨认出诸军官”。比及军队到达贾格达拉克，“山口遭死尸阻塞，我们不得不搬开尸体，使后方能将炮运过山口”，托马斯·西顿写道。“景象惨不忍睹。因想到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洗雪此般祸殃的血海深仇，我们益发创巨痛深……整条路的每道沟壑、每个角落，都能发现喀布尔亡命者的尸体和骸骨。他们或遭砍杀卧毙，或因疲劳倒地而殒命于雪窖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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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伍德中尉记述道：

一些只不过是堆骷髅，另一些则保存较好。尽管变了色，但面貌完好。他们的眼睛显然是被鸷鸟啄了出来。这些猛禽周而复始地在我头顶上空盘旋，似乎将我视为私闯其领地的入侵者。转过一块磐石拐角，立即见到堆积在一起的五六具尸体，在尸体上大快朵颐的秃鹫漫不经心地跳开短短一段距离，懒洋洋地扑棱着巨大的翅膀，却怠惰得不愿起飞。我心如刀绞地转过脸去，不忍看那令人作呕的景象。我铁了心要复仇，要倾尽全力向阿富汗人索偿血债。

[65]

更糟的景象就要出现。在贾格达拉克附近的冬青树路障前，“惩戒之师”碰上数百具被钉刺在树篱上的尸首。那些人试图摸黑连抓带爬翻越带刺的灌木时遭射杀，他们仍倒在骤然跌毙处。就在路障另一边的贾格达拉克泥堡低矮的泥墙内，“惩戒之师”见到“骸骨被丢弃成80～100堆”。撤退期间，该纵队在当地驻足一天两夜，两侧均暴露于吉勒扎伊部落民的杰撒伊步枪火力之下，徒然等候前去与阿克巴·汗谈判的谢尔顿和埃尔芬斯通归来。西顿写道：“他们一队队遇害，我们一队队发现他们。皮肉仍在尸体上，在相识的人看来，每张面孔完全清晰可辨。”在附近山谷顶端的一座小型圆形瞭望塔里，“惩戒之师”发现了密密匝匝的尸体。那是被阿富汗人掳获的数以百计的印度兵和随营人员，他们被扒光衣服，还被撵到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

整间屋子满满当当尽是骸骨和腐烂的尸体，一直堆至屋顶。屋外还有一堆残尸败蜕，堆至门的一半高，从墙边延伸了27英尺的距离，完全遮盖住台阶。这景象让人不寒而栗。可怜的亡命者看来是悄悄溜进这儿避难，末后一批来者踩踏居先的避难者，令他们窒息而亡，接着将尸体扔出去，不料自己竟也遭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也被乱践乱踏、活活闷死，而后被继来者丢了出去。

战争带来的恶果滋生了一种糟糕透顶的弊害——酿成并培育了复仇情绪，将人们内心潜伏的阴恶之气统统挑拨起来，驱策人切合恶魔之举行事，摒弃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应有的作风……如今，印度兵尽可能地随处向活着的人实施报复。若不能报复生者，便向死者寻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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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被认定与阿克巴·汗有关系的地方，均遭格外严酷对待。官兵们认为一座四周环绕着果园和花园的迷人村落是维齐尔最喜爱的避暑居所之一，尽管村民不战而降，但是“每座屋舍都被摧毁，每株树木皆被剥去树皮或砍倒。随后，分遣队搜罗一批数量可观的战利品，赶着犍牛、绵羊和山羊，从容自若返回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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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波洛克，诺特起军之初更守纪律，也没那么暴戾恣睢。但是，吉勒扎伊部落长老正式投降后，仍有几名士兵在一座村落遇害，于是乎，一场鸡犬不留的大屠杀随之展开。年及舞勺的全体男性都被刺刀刺杀，妇女被强暴，私人财物遭掠夺。内维尔·张伯伦写道：“涕泗流涟苦苦哀求皆是枉然，我们从容不迫地举起火枪，扣动扳机，庆幸倒毙者为彼非己。这些骇人杀戮（单就惊天暴行而论，上帝必定看在眼里）委实邪恶……这是阿富汗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我们却留下满目疮痍。印度斯坦人对阿富汗人怒不可遏，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可摧毁之物，可及范围内的所有城堡、各处各地很快都陷入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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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特属下随军牧师I.N.艾伦（Rev.I.N.Allen）惊愕更甚，言称牧师不得不目睹此般景象实属世间罕有。他写道：“每扇门都被强行撞开，能寻获的每个人皆遭残杀，逐个院落、逐座塔楼追捕，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一户人家拒不应召开门，官兵们遂以一枚6磅炮弹破门而入，一家人都遭刺刀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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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巡视村寨城堡的一位军人描述称，见到“约100具死尸四处横卧，发现6～8名儿童被烤焦。这些孩童一直藏匿在一堆堆被切碎的秣草下，秣草燃烧，将他们活活烧死。一位妇人是城堡内唯一的活物，她把家人的尸体全都拖拽到一处，而后在当中就座。她坐在那儿，父亲、兄弟、丈夫及子女横尸在其周围，俨然绝望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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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抵加兹尼城外，诺特就与该省巴拉克扎伊总督治下的1.2万名杜兰尼族人展开了一场短暂激烈的战斗。守军撤退至城垣之内，诺特随即在火炮射程之外安营扎寨。次日上午，英国人发现整座城邑遭彻底离弃。尽管最近刚得到喀布尔的苏丹·贾恩麾下援军增援，但是吉勒扎伊部落民仍“灰心丧气”地连夜撤离加兹尼。拂晓时分，诺特炸毁诸城门。正如他在正式报告中寥寥数语所言：“我直捣加兹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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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堡垒及整个防御工事悉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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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遗留最后一个祭礼。《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
）的作者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甚至懒得造访印度，未结识任何印度人亦未习得任一种印度语言，就写下这部闻名遐迩的著作。通过阅读这部书，埃伦伯勒接受了一种完全谬误的观念：加兹尼王朝马哈茂德（998～1030年在位）陵寝的数扇传奇性的檀香木门，依其申述是苏丹洗劫著名的印度教神庙——古吉拉特（Gujarat）的苏摩纳德神庙（Somnath）时窃取而来。这数扇门实则采用11世纪的塞尔柱（Seljuk）工艺，与墓本身成为一个整体。仅凭木制品上的阿拉伯铭文，罗林森就一目了然。铭文刻在明显貌似伊斯兰教的六芒星内，周围饰以繁复精致的阿拉伯式花饰。但这无关紧要，埃伦伯勒要求找到这几扇门，他定将得到这几扇门。

埃伦伯勒适时地向北印度和西印度的部族首领及王公诸侯发布公告。总督在公告中谈及800年的耻辱何以终得洗雪，前殖民地时期印度人屈从于阿富汗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已被逆转。多亏英国人，数扇象征着印度教徒屈辱过往的纪念物，如今反倒成为印度人在武力上优于印度河另一边诸民族的记载。这几扇门理所当然在印度各地展览，一支雄姿英发的护卫队随行。英国人煞有介事地向各方各地一头雾水的围观者大肆展示，力图让印度国民铭记英国统治如日中天的权势和仁心义行。不过，此举未在印度王公诸侯中引起任何反响，更不用说印度教徒，两者均未察觉自己遗失了哪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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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林森监督拆除这些采用塞尔柱工艺的精美木制品时观察到的，这几扇门根本不可能被复原，因为它们并非来自苏摩纳德神庙——该庙宇成为废墟已有千年。反正印度教徒对整场闹剧完全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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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数扇门一去不返，阿富汗人亦未特别心烦意乱。据罗林森所述，圣祠看守人只不过耸耸肩言道：“这些残梁破栋对你们能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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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王子的言辞更为尖刻：“埃伦伯勒下令将这几扇门送往印度，在那儿可被用来宣扬重新征服呼罗珊，还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辩解，缘何在一个产生那么点儿岁入的国家实施军事行动会有如此庞大的开销。常言道，真正的权力无需鄙俗的宣传！直至今日，恒河沙数的英格兰官兵的腐烂尸体仍阻塞着呼罗珊的大道小径，这才是万古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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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7月，双方数次试图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交涉。首先是麦肯齐，然后是劳伦斯奉派前往贾拉拉巴德，争取与波洛克达成协议，但是到头来一无所获。二人恪守向阿克巴·汗做出的承诺，浩气凛然地回去接受囚禁。

砵甸乍特意修书告诫波洛克莫妥协，称不要为了让一众英国军官及其女眷重获自由，就任由为数众多、孤立无援的印度兵滞留阿富汗。他写道：

依身处印度的吾国国民和军人之见，英国人的名声与品德必受损，假若我们付款让数名欧洲人获释，却听任成千上万的我方本土军人和随营人员在该国各地陷于任人奴役的苦境。其他许多不幸的可怜人，或没了手脚，或以别的方式肢体不全、疾患缠身，以乞讨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伤残者若不获解放，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很多人难逃一死。在我看来，要是偿付赎金单单让我们获释，政府会令自己人神共嫉，会因厚此薄彼而蒙受谴责。

[77]

再者，就受困滞留阿富汗的印度人的处境而论，存在某种紧迫性。一名奴隶贩子造访拘禁人质的堡垒，告知塞尔夫人：“400名印度斯坦人在喀布尔遭诱捕——以将他们安全送往贾拉拉巴德为饵……一个男人售价46卢比，一个女人售价22卢比。”在阿富汗奴隶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乌兹别克奴隶贩子，因习惯性地向俘虏施以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尤令人生畏。乔赛亚·哈伦途经胡尔姆时，曾描述那“丧尽天良的发明”。毫不夸张地说，乌兹别克人借此发明将俘虏缝到马鞍上，“迫使俘虏齐肩并进。在距胸骨与锁骨交接处几英寸的地方，借助一支弯曲的长针，自锁骨下绕着锁骨穿一缕马鬃，用马鬃打成一个活结，在活结上缚一根可固定于马鞍的绳索。俘虏被迫靠近不断远去的骑士，因双手反绑于身后而全然无助”。

[78]

阿克巴警告波洛克称，若试图夺回喀布尔，全体英国战俘将立即被遣往北方，在布哈拉奴隶市场被卖身为奴。其时，人质有充分理由惶悚不安。

英国战俘原本相对安逸地待在城堡里，城堡就位于喀布尔城外。阿克巴·汗听闻波洛克和诺特麾下军队从两个不同方向进逼都城，其最亲密的盟友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鼓动阿克巴做好与异教徒做好最后殊死一搏的准备，他对女婿言道：“他们想要开战，就让他们得偿所愿。兵刃相接，拼个你死我活。让我们将他们一举歼灭。”

[79]

那个周五，维齐尔驱马前往普尔伊齐斯提清真寺，在布道坛上慷慨激昂地呼吁对英国人展开最后一场决定性的圣战。

8月25日夜里，人质正准备安歇时接到不祥命令，要立即将他们向北转移至兴都库什山区。借着月光，他们被逼迫着把所剩无几的私人财物装载到阿克巴·汗遣来驮人载物的小马和骆驼上。女士头一回被吩咐穿上全身式的阿富汗罩袍。麦肯齐身体抱恙、严重高烧，料定自己命不久矣，他被放入骆驼身侧悬挂的名为驮篓（kajawah
）的柳条筐内。

[80]

他们步入途程，经过喀布尔近郊和巴卑尔陵墓（Babur’s Tomb）的围墙，踏上科希斯坦路远去。他们获知最初目的地是阿克巴·汗最北边的堡垒，这座堡垒俯瞰历史悠久、以巨大佛像闻名于世的佛教圣地巴米扬山谷。

[81]

押解人质的护卫队由400名非正规骑兵组成，护卫队头领名叫萨利赫·穆罕默德·汗（Saleh Mohammad Khan）。这位奇兹巴什骑兵军官早前一直为沙·苏贾效劳，直至1840年多斯特·穆哈迈德自布哈拉归来，他随即倒戈投诚。乔治·劳伦斯和休·约翰逊在那一时期与他有点头之交。埃尔德雷德·砵甸乍发现护卫队中有10人先前是自己属下骑兵，1838年赫拉特被围期间曾协助作战。护卫队中甚至还有两名麦肯齐手下的杰撒伊步枪兵，他们在临时军营遭围困期间曾与麦肯齐并肩作战。

[82]

砵甸乍、劳伦斯、约翰逊和麦肯齐很快都意识到有机可乘，他们展开沟通，想看看是否有护卫兵乐于接受贿赂。起初护卫兵皆面露难色，但是随着一行人踏上陡峭险峻的商队路线向北行进，翻越伽鲁河谷

[83]

的荒山野岭，由此穿过哈扎拉地区的高海拔断层带，波洛克和诺特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传闻开始纷至沓来，护卫兵的态度遂渐渐转变。

约翰逊最先取得一些进展。8月25日他在日志中写道：

萨利赫·穆罕默德

[84]

是个好脾气、乐呵呵的家伙，对我们这些异教徒没有任何偏见。他是一名雇佣兵，不大在乎捉住的是谁。他去过布哈拉，几个月前还参与夺取科赫桑

[85]

。整段行程我都与他一道骑行，他讲述的旅人故事妙趣横生，让我忍俊不禁。他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英豪。他的英勇壮举没完没了，我随时戴目倾耳，这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乐在其中；其次，我的洗耳恭听让他受宠若惊，我希望借此对他善加利用。

数日后，两人独处时约翰逊选择时机做出提议。他写道：“由于渐渐跟我们的指挥官亲近熟络，眼见屋内没有其他人，我趁此良机与他低声耳语，言称如果背驰于道，带我们逼近诺特将军麾下军队，而非将我们押解至巴米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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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给他堆积如山的卢比。他对印度斯坦的种种赏心乐事赞不绝口，释放我们后应该有意去那儿。起初，对我半真半假地提出有待定夺的提议，他看似相当惊诧，不知该以何种方式看待。”

[87]

但没过多久，萨利赫·穆罕默德牙清口白言明“想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以获解放”，还要求战俘认真开个价。

[88]

一向神通广大的莫罕·拉尔，透过喀布尔的奇兹巴什友人穿针引线，送来一叠本票。得益于这些本票，一行人抵达巴米扬后，交涉继续进行。当阿克巴·汗来函命萨利赫·穆罕默德·汗将人质更进一步向北移送至胡尔姆时，劳伦斯抬高出价，主动提出让萨利赫·穆罕默德立即得到2万卢比现金首付款，此后终身享有1000卢比月钱。正如阿塔·穆哈迈德所述：“黄金是天造妙物，见之悦目、闻之赏心。出价冲昏了汗的头脑，他准备让战俘获释。”

[89]

约定暗号一发出，在萨利赫·穆罕默德·汗的帮助下，受关押的战俘就接管了堡垒。战俘向原先的看守提议，若协助防守堡垒直至战俘获救，将得到四个月的额外报酬。当萨利赫·穆罕默德递给战俘们一摞火枪以襄助防御时，顺从地被囚多个月后得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战俘被惊得瞠目结舌，起先无人自愿加入卫兵队伍，直至塞尔夫人介入。她后来写道：“料想男士们兴许羞于履职尽责，我便对劳伦斯说：‘你最好给我一支枪，我来带领大伙儿。’”

[90]

不久之后，在塞尔夫人警觉的目光下，人质终获足够信心以在旗杆上升起英国国旗。随后，砵甸乍重拾身为驻科希斯坦政治专员的职责，约请周边地区众部族首领出席正式谒见并赐授朝服。9月14日，约翰逊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阴谋继续顺遂己愿，方圆数英里内，几乎所有有权有势的部族首领都加入参谒行列……宣誓忠于我们，如有需要将在作战人员方面给予帮助。至于我军官兵正在哪儿做些什么，尽管我们依旧茫然不知，但我们推测他们谅必在喀布尔附近某处，有可能已与阿克巴打了一仗。若是那样的话，我们不该惊诧的是，随时可能见到阿克巴偕大约五六百名骑士现身这座山谷。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加固城堡和清理射击孔上，万一他们横加干涉，我们将予以激烈抵抗。

[91]

一周后，在塞尔夫人的带领下，原先的人质甚至开始向过往的骆驼商队征税。

9月1日清晨，一位孤零零的骑士驱马来到波洛克驻贾格达拉克营地外的警戒哨前。接受哨兵盘问时，骑马者自称是沙·法特赫·宗（Shah Fatteh Jang）。

将近8月底时，巴拉希萨尔城堡内已有传闻，称阿克巴·汗一直盘算着先用烧红的烙铁烫烙年轻的萨多扎伊王位继承人，而后将其杀害。随着谣言蔓延开来，城堡里的老家臣行动起来，在监禁沙的监牢泥屋顶上凿开个洞，通过城垣下的地道帮助其脱身，接着设法让沙前往奇兹巴什人聚居区钦德沃勒（Chindawal），已经有备好鞍的马在那儿等他。24小时后，沙便与波洛克将军共进早餐。

[92]

依据法耶兹·穆罕默德讲述的传说，其时，年轻的沙谴责英国人辜负其父苏贾，要求英国人兑现向该王朝所做的承诺。据说法特赫·宗告诉波洛克：

“英格兰人为夺取阿富汗发动战役，别无其他目的，唯独在意自认最终或能裨益自身的种种事，他们不曾救助我遇害的父王，甚至从未将他放在心上……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受英格兰政府与家父缔结的《三方协议》约束，于是我来找你。是故，你们若依然信守承诺，就该襄助我，向喀布尔进军。如若不然，就英格兰政府而言，以我的名义并无任何应履行的义务，你们的狼子野心和敌对行径将大白于天下。”沙·法特赫·宗的话语令波洛克将军面红耳赤，出于持正不阿的良知，将军准备向沙伸出援手，俾使英格兰人摆脱自民众口中得受的恶名。

[93]

不论这段对话究竟发生与否，波洛克无疑欢迎法特赫·宗的到来，从一开始就对他青眼相待。波洛克给予法特赫·宗的荣誉，与三年前行经同一座山谷夺取王位时麦克诺滕给予苏贾的荣誉毫无二致。不过，私下里波洛克轻蔑地写道：“愁眉苦脸的太子……是个身材纤细、颇为帅气的青年。但是，他既无与生俱来的智慧，由于德操方面的理由，亦无资格享有多少尊重。这显然指的是1839～1840年驻守坎大哈期间，沙‘间或对卫戍部队成员实施鸡奸自娱’这一嗜好。”

[94]

波洛克还提到，他故意向沙隐瞒实情，沙懵然不知英国人打算达成埃伦伯勒为英军设定的几个有限目标后就撤离喀布尔。诸目标是：挫败阿克巴·汗；解救人质和战俘；寻回尽可能多的印度兵；根据英国人理解中的背盟败约，对阿富汗各部族施以惩罚。

[95]

一周后，9月8日，波洛克率军离开贾格达拉克向特金山口要隘进发，准备对喀布尔发起最后的猛攻。日间随着时间推移，来自丘陵之巅的狙击越来越激烈。尽管波洛克纤悉无遗地在四周所有山巅设置了警戒哨，夜幕降临时，暗藏不露的杰撒伊步枪仍以密集火力扫射营地。格林伍德中尉在日记中写道：“官兵们自然被撵了出来，保持戒备状态。敌军继续自未完全被我军占领的各座高地向营地射击，他们的子弹如冰雹般在我们的营帐内高飞低走。山腰的四方八面均被敌方杰撒伊步枪和我方哨兵火枪持续不断发出的火光照亮。”

[96]

次日清晨拂晓时分，波洛克手下斥候带来消息，称阿克巴·汗在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和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支援下，从库尔德喀布尔山口预先部署的阵地向前推进，目前正在英军前方的特金诸高地集结旗下1.6万名士兵。

波洛克将麾下军队分成三支纵队。穿褶裥短裙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身着长袍的阿富汗杰撒伊步枪兵组成的纵队登上山口两侧斜坡，前卫的大炮及骑兵则在塞尔将军指挥下小心翼翼沿谷底行进。格林伍德细述道：“我们分纵队向前推进，未见敌匪任何蛛丝马迹。我们深入隘路前行大约2英里，蓦然间，从两侧高地冒出一片长长的火焰，无数子弹飕飕地在我们脑袋周围呼啸而过。山丘上排满敌军，他们开始施以极重火力打击。”

[97]

此刻，虎口余生者中就有继续履行随团军医职责的布赖登医生。“他正坐在用来扛轿式担架的竿上，敌军的一门炮射来一枚6磅炮弹，劈裂了竹竿，但他毫发无损。”

[98]

有别于上一次置身山口，当时布赖登的同僚因雪盲跌跌撞撞前行，对敌匪的屠戮不予抵抗，这一次波洛克帐下官兵有备而来。阿博特用大炮揭开激战序幕，与此同时，“罗伯特（·塞尔）爵士下令让第13（团）攀爬、猛攻右侧高地，第9团和第31团负责左侧高地”，格林伍德回忆道。

我们七手八脚、狼狈万状地向上走。山丘极高极陡，在任何时候都不易攀登。但是，敌兵的射击令我们加速行动，一小会儿功夫就爬上山来到他们近旁。敌军火力铺天盖地，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呼啸着在我们当中飞速穿梭。敌兵人数非常庞大，看来有意为据守高地血战到底。不过，我方士兵一到山顶就上好刺刀，伴着响彻云天的呼喊声向敌军冲锋……阿富汗人高呼“万物非主，唯有真主”（Allahil Ullah）的战斗口号，还用各种污言秽语咒骂我们，诸如狗东西、异教徒等。他们要确保我们永不踏足喀布尔。尤以布罗德富特上尉手下坑道工兵最为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他们用妙不可言的粗言鄙语回敬敌人。

[99]

将阿富汗人逐出阵地后，塞尔遂命士卒继续翻山越岭，循着山脊诸高地驱赶敌兵。其间，谷底的骑兵猛冲向阿克巴的大炮。那些炮都是从埃尔芬斯通麾下军队缴获而来，现由变节投敌的东印度公司印度兵操控。这些印度兵归附阿克巴·汗只为碰碰运气，随着骑兵步步进逼，倒霉的印度斯坦逃兵即刻化作“剑下亡魂”。

[100]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阿富汗人顽强抵抗、寸土不让，直到英军用刺刀将他们赶下一座又一座山峰。临近傍晚，诸山头皆被英军攻占，阿克巴·汗手下士卒别无选择，只得掉头鼠窜，渠魁和吉勒扎伊部落诸首领不屈不挠殿后。敌军一败涂地。次日，英国人沿库尔德喀布尔山口愈加险峻的高地推进时，竟无须耗费一枪一弹。

9月15日晚，波洛克麾下疲惫的军队终于长驱直入喀布尔城，却发现包括阿克巴·汗在内的几乎全体居民都已逃离都城。当天夜里，英军在三年前麦克诺滕下令建造的赛马场上安营扎寨。翌日，沙·法特赫·宗得以复归巴拉希萨尔城堡，不过这一次飘扬在旗杆上的是英国国旗。

诺特率坎大哈军队于两日后进城。9月21日消息传来，称120名战俘亦正迫近。

[101]

波洛克遣手下青年军官里士满·莎士比亚爵士（Sir Richmond Shakespear）先行寻找战俘，一支由700名奇兹巴什骑兵组成的骑兵队随行。莎士比亚浑然不知战俘已将自己解放，望见他们自信满满地沿路而下朝他走来，原先的狱卒组成护卫队护其左右，让他错愕不已。在“我们得救了”的欢呼叫喊声中，仅有一个异议的声音。塞尔夫人写道：“谢尔顿准将无法忘记自己身为纡朱曳紫的老资格军人应享有的尊重，里士满爵士未先来看望他并正式报到，大大冒犯了准将。”

[102]

麦肯齐目前病得厉害，烧得迷迷糊糊，根本无法从地上起身。得悉刚刚获救，他只以“啊”字作答。“他见到里士满爵士与萨利赫·穆罕默德互换包头巾，懒洋洋掠过脑海的唯一念头是，纳闷‘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会否沾染一身害虫’。”

[103]

人质成功返回喀布尔的前一日，一行人受到塞尔将军迎接，他向北进发前来欢迎他们。塞尔夫人将近一年未见夫君，她写道：“对于塞尔到临，我们的心情无以言表。就女儿和我本人而言，幸福姗姗来迟，甚至几乎突如其来，这竟是恼人的。伴着一阵气哽语塞，就算潸潸泪下亦无法将这种感觉驱散。”

[104]

仍未退烧的麦肯齐磕磕巴巴说道：“‘将军，我向你道贺！’此时，这位豪侠尚义的长者转身试图作答，但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他做了连串极难看的鬼脸，而后以马刺戳马身，尽可能快地疾驰而去。”

[105]

战俘最终抵达喀布尔时，欢迎他们的是21响礼炮。进入营地之际，步兵列队为全体战俘欢呼。格雷维尔·斯特普雷顿少尉（Ensign Greville Stapylton）写道：“他们呈现非同寻常的模样，全身上下穿着阿富汗人的装束，蓄着髭须长髯。任何人想辨认出自己的朋友都有些困难。”

[106]

“惩戒之师”在喀布尔仅逗留两周。头几天里，部队官兵享用喀布尔葡萄园与果园的新鲜葡萄和苹果，游览城镇的风景名胜，自娱自乐。许多人搜寻到上一个冬季种种暴行的发生地，这让那些在英国人占领喀布尔期间熟悉此地的人尤感震惊。艺术家詹姆斯·拉特雷写道：“我不在这儿时发生了可怖巨变。映入我眼帘的是被夷为平地的房宇屋舍和被熏黑的墙壁，渺无人踪。城市被弃，城中聚居地黑漆漆空荡荡。我们骑马穿行于大街小巷，没邂逅一个活物，就连一点儿声响也没听到，除了一只或许舔食过英格兰人鲜血的半野生的狗发出的狺狺吠声、我们自己的偷声细气，以及我们坐骑的蹄声透过关闭的集市那阴森幽长的大道回荡的回声。”

[107]

1839年亚历山大·伯恩斯举办圣诞聚会时，内维尔·张伯伦最后一次去伯恩斯的宅院。当时伯恩斯身着全套苏格兰高地民族服装出席聚会，还穿着苏格兰褶裥短裙在桌子上跳里尔舞。如今宅院全被焚毁，烧焦的屋基也被寻宝者掘起。张伯伦在日志中写道：“亚历山大爵士的宅院化为一堆废墟，我曾在那儿度过许多欢乐时光。临时军营完全成了片荒地，在那儿花了那么多钱，既未留下一座屋宇兵舍，亦未剩下一棵树。”

[108]

休·约翰逊愈加震愕，回到喀布尔后立即在日志中写道：“经过从前居住的街角，我无法摒绝想要亲眼观瞧那座宅子的颓垣败瓦的欲望，我在那儿度过两年的幸福时光。尽管料想会见到整个地方被掀掉屋顶，但这般满目疮痍的景象还是让我猝不及防。在我的宅子或与之毗邻的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的宅院，没有一块砖立于另一块砖上，它们都成了覆盖在我方倒霉的人腐烂的遗骸上的一堆泥污。有人向我指明亚历山大爵士庭园中一隅，说那儿便是他的遗体埋葬处。愿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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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心痛欲裂的还是亲眼看见受重伤的残障印度兵。他们靠在喀布尔街头沿街乞讨，想办法活过寒冬。较为兢兢业业的军官已将全副精力投入重新召集手下诸团残部的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是约翰·霍顿中尉，他早前与埃尔德雷德·砵甸乍一起逃离恰里卡尔，现成功寻获至少165名廓尔喀兵。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这些兵卒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约翰·霍顿千方百计在喀布尔的田间地头、大街小巷以及奴隶市场搜寻到这些人，总共发现约2000名印度兵及随营人员存活于世。这些人被聚集到一起，被委派的两名军官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让他们有权接受医疗救治，某些情况下包括截肢。

[110]

此外，派出一队队人马着手挖掘坟墓，掩埋依然横七竖八散卧于都城各处、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尸首。逝者长已矣，“召唤生者为他们洗雪冤仇”，正如莫罕·拉尔所述。

[111]

不久，部队官兵就敦促波洛克对喀布尔民众大张挞伐。波洛克几乎无须激励。

阿克巴·汗铩羽后立即向北逃至胡尔姆，目前完全遥不可及。但是内布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及本部族成员，连同帕尔旺省的勇士们，决定在喀布尔以北35英里处的游乐胜地伊斯塔立夫养精蓄锐。

伊斯塔立夫一直被誉为阿富汗最美的地方之一。16世纪，为之倾心的皇帝巴卑尔常常待在这儿的避暑行宫并在玫瑰园举办酒会。300年后，伯恩斯也来这儿放松身心，摆脱喀布尔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置身悬铃木和胡桃树林、满是鱼儿的山涧以及“最丰饶的果园和葡萄园”中。波洛克决意在此集中实施报复。

波洛克帐下士卒离开喀布尔，行经舒马里平原的葡萄园，山区小镇周围的“清澈溪流和绿色田野”亦令他们心醉神怡，这美景也曾让先于他们经过的偌多旅人陶醉，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将此地夷为废墟。城镇遭包围袭击，继而被有条不紊地洗劫。官兵们在地下室找到被上了链锁、境况可悲的500名沦为奴隶的印度兵，阿富汗伤员随即被聚成堆，“印度兵点燃了受害者的棉布衣裳”，将他们活活烧死。而后，士兵们通过掷骰子将伊斯塔立夫女子瓜分。

[112]

内维尔·张伯伦手下骑兵是殿军的一分子。比及张伯伦到达伊斯塔立夫，那景象“难以名状……帐篷、辎重、形形色色的东西散落在街头巷尾，此外还有倒霉的男儿汉的尸体。他们或拖延太久迟迟未动身，或浑身是胆不愿逃走，在自卫还击、以身殉家前决不会听任妻小受我们肆意摆布”。张伯伦继续写道：

我想我不必告诉你，年满14岁的男性无人幸免于难……数人在我面前遭戕杀。有时只是受伤，但另一颗子弹送他们归西……一些士兵（简直是衣冠禽兽）想要向女人报仇泄愤……得悉我们进逼都城，喀布尔的绝大部分货物以及显要部族首领的女眷立即被迁移至伊斯塔立夫，因为此地一直被阿富汗人视为金城汤池……劫掠场面一团糟。每座屋宇都挤满了人，既有欧洲裔军人又有本土军人，屋宇内部完全被损毁。家具、衣物和林林总总的货物被从窗口狂抛猛掷到街上……有些人夺武器，有些人抢珠宝，其他人搬书籍……军人的恶行告一段落，遂放任随营人员进入该处所，由他们给强取豪夺之暴行画上句号……这一整天，坑道工兵忙着焚毁城镇，军人和随营人员忙着带走遗留下的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

伊斯塔立夫无辜妇孺的苦境给人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

夺取这座城镇时，我们见到一个脸蛋胖嘟嘟的可怜男童坐在路边哭得死去活来。这个不幸的小家伙或遭遗弃，或在匆忙中被双亲丢下……在一处地方，眼前的情景刿心怵目。一名三四个月大的小婴儿在一位倒毙的可怜妇人身旁，两条娇小的大腿被一枚火枪子弹射穿而血肉模糊。孩子被移送至营地，但死神很快就止息了小家伙的苦难。继续向前是另一位受伤痛折磨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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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遮无掩地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一整夜，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孩子，饱受煎熬似乎只令她的舐犊温情有增无减……尸体横陈大街小巷，不分黄发垂髫、贫富贵贱……我黯然神伤地返回营地时，看见一位可怜的瘦弱老媪。她估摸我们已离开，便冒险离开藏身处，拖着沉重的脚步，努力走向一条小溪取水解渴……我帮她装满取水的器皿，她只说了句：“洋畜生不得好死！”我返回住所，对我本人、对这个世界，尤其对我那暴虐无道的职业深感嫌恶。我们其实无非是特许的刺客。

[114]

离开伊斯塔立夫，“惩戒之师”下山洗劫并焚毁了帕尔旺省省会恰里卡尔。将近一年前，砵甸乍和霍顿及属下廓尔喀兵就是在此遭围攻。如苏丹·穆罕默德·汗·杜兰尼在著作《苏丹传记》中所述：“他们让整个地区熊熊燃烧。”

[115]

而后，“惩戒之师”满载着战利品踉踉跄跄地回到喀布尔。

他们发现，自己不在喀布尔时，诸同僚也一直埋头苦干。布罗德富特手下坑道工兵在查尔查塔

[116]

大巴扎拱肩内布设了炸药。这座巴扎最初兴建于沙·贾汗统治时期，不仅被誉为莫卧儿建筑风格登峰造极的奇观之一，而且作为整个中亚最伟大的建筑之一而闻名遐迩。这座瑰丽堂皇的建筑有彩绘的木制拱形穹顶和巧夺天工的贴砖工艺，据有些人称，它是阿富汗最美的单体建筑。波洛克之所以将它选作摧毁对象，是因为麦克诺滕的遗体被挂在这儿的肉铺吊钩上示众并遭大肆羞辱。对阿塔王子而言，此番破坏不过是英国人表里不一、暗弱无断的另一征兆。“踏足喀布尔后，英格兰人用他们的大炮炸毁了都城所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包括美丽的四房顶巴扎，终为麦克诺滕复仇。谚语有云：‘当你不够强壮，惩罚不了骆驼的时候，那么就去敲打毛驴的驮篓！’”

[117]

这正是这场战争诸多颇具讽刺意味的地方之一。尽管促进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贸易往来是英国遣派伯恩斯沿印度河逆流而上展开首次旅行的最初动机之一，但是整串灾难性事件的最终一幕是报复性地摧毁该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

[118]

大吹大擂的印度河通航方案（Indus Navigation Scheme）自是化为泡影。如今，在英国人撤退至萨特累季河后方之前，中亚最大的集市将被夷为瓦砾。

炸毁大巴扎之举在喀布尔掀起一股奸淫掳掠、大肆诛戮的狂潮，这与毁灭伊斯塔立夫的种种暴行如出一辙。10月7日归来后，张伯伦立即写道：“来自（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两座营地的军人及随营人员正在洗劫城镇。此起彼伏升腾而起的滚滚黑烟，表明火把已投向某位部族首领的宅院……部分城镇亦在燃烧。”

[119]

火光冲天绝非偶然。格林伍德中尉在日记中记述道：

我们在喀布尔待了大约两周后，一天晚上接到命令，要做好准备翌日开进城去。虽未言明目的，不过我们可以想见自己将要做什么。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次日上午，我们沿既定路线行进，尽数炸毁主要十字路口和集市，还在诸多地方放火烧城。房宇屋舍内部自然霎时被损毁，倾箱倒箧翻出的一捆捆布料、平纹细布、毛皮斗篷、毛毯，以及形形色色的服装悉遭销毁……一些士兵寻获英格兰人的若干个箱子，内装密封的松鸡及其他肉类，可以想象得出，他们遂大快朵颐……

此番焚巢荡穴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疲劳随之袭来。

我方许多士兵看起来就像刚从烈焰浓烟中出来的烟囱清扫工。随后几天，另遣派一队队人马进城。整座喀布尔城，除巴拉希萨尔城堡和奇兹巴什人聚居区外，悉遭彻底摧毁并被烧为平地……房宇屋舍皆由轻质干燥木材建造而成，火一旦被引燃，就不可能止住这吞噬一切的焱焰。我们于左近扎营，其间大火自始至终烧个不停……阿富汗人为纪念战胜埃尔芬斯通麾下军队的丰功伟绩而建造的名为“洋人的清真寺”的大型清真寺，也遭炸毁并被夷为一片废墟。

[120]

格林伍德得意扬扬的叙述未讲清楚的是，除了捣毁所谓的敌人的空屋空铺外，四下劫掠的英军官兵也对奇兹巴什以及信奉印度教的盟友犯下罪愆，若在今日则可被列为战争罪行。岂止如此，正如官方调查后来予以确认的，喀布尔信奉印度教的贸易界人士秉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几个世纪来被各种各样、一门心思要敲诈勒索钱财的阿富汗统治者横行霸道地拘捕拷打都幸免于难，但英国人只花了48个小时就将其洗劫得一干二净。奥古斯塔斯·阿博特后来向埃伦伯勒承认：

遗憾的是，在喀布尔犯下偌多暴行确是事实，我们到那儿之前，阿富汗人皆弃城而逃，只有印度教徒和波斯人留了下来。喀布尔英军覆没后，印度教徒向我方数百名时乖运蹇的军人提供食物和庇护所，这些印度教徒理所当然指望得到我们的保护。印度教徒聚居区尽管几乎无遮无蔽，但依然住满居民，他们的家人及财产都在那儿。波斯人（指奇兹巴什人）协助我们寻回被俘官兵，也被看作朋友。他们的聚居区钦德沃勒太过坚固，任何违抗命令的乌合之众都难以危及该处。于是，1842年10月9日，工程兵南下捣毁市场。营地内似乎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喀布尔可任人宰割、任人掳掠。印度兵、诸多欧洲裔军人和数千名随营人员蜂拥而下，没费多大劲儿就进入被马马虎虎筑以围墙的闹市区。奉派为工程兵提供保护的掩护部队官兵，被集合在邻近市场的一两个出入口处，他们对于在印度教徒聚居区内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那儿的屋舍遭破门而入，我方人员打家劫舍、奸淫妇女、虐杀屋主……

[121]

1837年，正是亨利·罗林森在阿富汗边境见到维特科维奇，启动了迈向战争的最初行动。时至此刻，他刚要开始坚信英国人的统治是施仁布恩的。但是，占领喀布尔的最后数日，英国人鄙俗不堪、出尽洋相，这让亨利·罗林森尤感憎恶。当晚，他在日志中写道：

许多民众仰仗我方承诺返回了喀布尔，深信我们会提供保护，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商铺重新开业。这些人现已倾家荡产，货物被洗劫，屋宇遭恣意焚毁。尤以印度教徒为甚，共计约500个信奉印度教的家庭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前往印度途中，他们将不得不跟随在我军各纵队后一路行乞。钦德沃勒虎口余生。我怀疑若不是萨多扎伊皇家卫队（Gholam Khana，即奇兹巴什皇室精锐卫队）奋起反抗，昭昭然表露誓死捍卫个人财产的决心，我方一队队抢掠者早就强行闯入聚居区。

[122]

诺特同样大失所望，他于10月9日写道：“我彻底迷惑不解，我们逗留此地目的何在，难道是为了被阿富汗人乃至全人类耻笑？”

[123]

10号那天，英国人一觉醒来，发现冬季初雪洒落喀布尔周围丘陵。埃尔芬斯通麾下军队被打得只轮无反，暴风雪助益匪浅。英国人切望避免受困于那般暴风雪，既已几乎将城镇的一切烧为平地，波洛克遂于当日上午发号布令，称英国人将于两天后撤退。

英国人对于行将撤离阿富汗、班师回朝一事始终守口如瓶，许多喀布尔权贵都曾顺道造访英军营地，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会像从前那样继续侵占喀布尔。在很多情况下一直作为中间人从中斡旋的莫罕·拉尔尤感惊心吊魄，他将此举视为明目张胆的背叛。莫罕·拉尔后来写道：“我们起程之际，我简直不能在他们面前抛头露脸。他们全都来了，泪眼汪汪言道：‘我们诓骗、惩罚自己的朋友，俾使他们反抗本国同胞，继而将他们丢在虎窟龙潭。’”莫罕·拉尔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了然于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一旦离去，阿克巴必将重返喀布尔，他会“拷打、监禁所有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向他们讹诈钱财，将他们贬黜”。

[124]

沙·法特赫·宗也了悟情况必将如此。波洛克宣布撤军，一日之内法特赫便逊位，宣称自己将随盲眼伯父沙·扎曼一道返回印度。法特赫的弟弟、苏贾最宠爱的子嗣沙普尔自告奋勇继位，替兄长继续留守喀布尔。不过，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的统治撑不过几周。

波洛克煞费苦心地让沙普尔的统治有机会存活下来。10月11日，他迫使喀布尔残余的权贵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宣誓效忠。英方匆促草拟了一份立誓勤王的文书，权贵们均在文书上加盖印章，然后挨个儿手按《古兰经》确认：“苏丹的苏丹之子沙普尔·沙（Shahpur Shah）是我们的君主，值此可喜可贺的时刻，真主和他的先知以及众先知作证，我们宣誓……我们不会推选除了这位杰出的统治者之外的任何人为沙；我们全心全意效忠于他，赤心奉国、鞠躬尽瘁；我们乃至举国上下、军队将士、黎民百姓皆责无旁贷地对他唯命是听。”

[125]

不过，尽管众人死告活央，波洛克仍拒绝向集聚而来的权贵提供任何武器弹药，令他们的誓约几乎不可能被持守。

[126]

英军迅速开拔，非但使亲英权贵在劫难逃，而且让诸多隶属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兵沦为阶下囚。科林·麦肯齐对此痛心疾首，他写道：“我们理应停留久一点儿，以便寻回更多我方被俘人员。数百人遭遗弃，任人奴役。”

[127]

多年后，麦肯齐遇到一位沦为奴隶的印度兵，这名印度兵成功逃脱囚禁，想方设法回到了印度。麦肯齐从他那儿得知，果不其然，“当时千山万壑满是我方战俘，其中许多人（随后）被遣往巴里黑做奴隶。他们当中有若干英格兰人。要是我军官兵能获准多停留数日，他们本可以都被找回来。”

[128]

1842年10月12日日出时分，英国人缓缓降下巴拉希萨尔城堡上的英国国旗，用I.N.艾伦牧师的话说就是：“我们将早前蒙羞受辱、现今祸盈恶稔的场景置诸身后，实属悲凄可耻的一幕。”

[129]

在英国人身后，内维尔·张伯伦可以见到“整个天空红似火，呈现万丈光芒”。喀布尔最后残存的聚居区仍屹立不倒，这是千园之城仅余之物。伯恩斯一度认为这座城是该地区最美之地。如今，仅存的聚居区也有可能在烟熏火燎下变成一座废墟。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写道：“肆意毁坏和复仇行动让千家万户流离失所。几乎没留下贵显的市民，集市已被摧毁，死尸和污物堆满空地、臭气熏天。曾经的精美庭园现已是食腐动物和鸮鸟经常出没之地，只留下苦命的行乞者在尘土中乱翻乱扒。”

[130]

纵然很多士兵乐于动身归家，重返印度兵站，离城的队伍却呈现出一幅悲壮景象，因为与英国人一道跋山涉水的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奥克兰此番探虎穴折戟沉沙、铩羽而归，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无家可归，这些人包括：站在英国人这边的阿富汗权贵，尤其是更亲英的奇兹巴什人，眼下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匆忙打点行囊跟随班师回朝的盟友远去；重伤致残、一瘸一拐的印度兵排成的一条条长龙，1842年撤退时被埃尔芬斯通属下军官离弃、听凭命运宰割，其中许多人生坏疽遭截肢，不得不被置于晃晃悠悠的担架（dhoolie）和驼篓里运回家；500个信奉印度教、赤贫如洗的家庭，英军摧毁了喀布尔印度教徒聚居区，大肆奸淫掳掠，这些印度教徒不但破产而且无家可归；殿后的是残存的萨多扎伊王朝成员以及沙·苏贾、沙·扎曼和沙·法特赫·宗的女眷，占领期间英国人粥粥无能、不得人心，令他们复辟王朝的全部希望受挫，如今再次流落异国他乡、前途未卜。正如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在著作《沙·苏贾实录》后记结尾总结的：“如此一来，英格兰人成功将阿富汗萨多扎伊王室推入万劫不复之境。”

[131]

波洛克率劳倦的官兵循着满地骸骨的库尔德喀布尔山口“苦伤道”（Via Dolorosa）回师，所经之地会看到令人惊心惨目的埃尔芬斯通麾下军队残余物，“手套和短袜、印度兵的发梳、破碎的瓷器，皆足以让我们想起我军将士蒙受的苦难与羞辱”，马拉炮兵的车轮将阵亡将士的颅骨碾压成碎片。此时消息传来，称埃伦伯勒已秉旄仗钺，最后一次背叛了萨多扎伊王朝——英国人早前正是以萨多扎伊王朝的名义武装入侵阿富汗。

[132]

两周前的10月1日，总督自西姆拉发布宣言书，正式宣告英国政府与萨多扎伊族人保持距离。此举基于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称沙·苏贾的行为已“令他对于助其重祚的政府的忠诚受到质疑”。这是大言不惭的谎言。无论苏贾有多少不足之处，但他一直对英国人惊人地忠诚，甚至在1841年12月英国人单方面撕毁盟约、任他自生自灭之后，苏贾还是对英国人一片丹心。埃伦伯勒继续说道：从今以后，“总督会将此事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让他们在无政府状态中创建一个政府。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是他们的累累罪行引发的恶果”。这份宣言以相得益彰的奥威尔式（Orwellian）的浮华辞藻收尾：“将一位君主强加于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民族，非但不符合英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亦与其原则操守相悖。总督将欣然承认经阿富汗本国人民认可的任何政府，这个政府务必展现出与邻邦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渴望与能力。”

[133]

然而事实上，埃伦伯勒相信唯有一人能让阿富汗恢复秩序。发布《西姆拉宣言》的同时，被软禁在穆索里的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悄然获释。阿塔王子写道：

动身奔赴菲罗兹布尔前，埃米尔举行盛宴款待各色人等，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他在那儿拜谒了总督，而后告辞离去，官方派出一支由500名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护卫队随行，此外还有象群、驼队和牛车驮运行李。埃米尔之子海德尔·汗（在攻占加兹尼期间被俘）和哈吉·汗·卡卡尔（曾拖住乌特勒姆的搜捕队，让埃米尔有时间逃往布哈拉）皆被送往卢迪亚纳，以便与埃米尔的随行人员会合。两个月后，埃米尔等一行人起程前往阿富汗。埃伦伯勒勋爵赐授给埃米尔一件华贵的斗篷，并与他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闭门会议，强烈要求埃米尔绝不与英格兰政府邻而不睦、蛮争触斗，与锡克人维持和平关系、避免敌对行动。总督劝告埃米尔管束其子阿克巴·汗。二人随后辞别，总督下令将埃米尔的日津贴支付到他进入开伯尔山区为止。

[134]

英军第二次从喀布尔撤退开始得十分波澜不惊。

军人、难民和随营人员排成一条条长队，穿越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和特金山口阔步前行，几乎未开一枪。只是临到贾格达拉克，接近东部吉勒扎伊部落腹地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遭遇狙击。

命中注定内维尔·张伯伦要在纵队队尾殿后：

我与勤务兵走在大队人马后方，手持步枪向流寇恶匪射击。这时，勤务兵的坐骑颈部被子弹射穿，子弹来自我一直开火的方向。没走出几步，我本人就被击中。我原地打转，接着跌倒在地，不过很快就再次站起身，强忍剧痛继续蹒跚前行。我铁了心，就连自认已将我干掉的满足感也不让阿富汗人得到。我把手放在背上一摸，料想自己完蛋了。但是进入营地后，我们发现子弹未穿透皮肤，医生轻轻一碰，子弹就滚落下来。

[135]

其他人则没那么幸运。张伯伦讲述了何以重现第一次撤退的情景。随营人员和难民现正纷纷倒在路边，不得不被丢在那儿，“任由吉勒扎伊部落民残杀。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根本无法运送他们。我本人已让出战马，还命众士卒下马，以便捎上那些不幸的家伙。不过，当伤员虚弱得不能骑乘或悬于马上时，遂不得已将他们弃于狼心狗肺的恶棍的刀下。那些恶棍顾盼自雄于将瘦瘠骨立、孤弱无助的可怜众生割喉取命。每段行程都经过被先于我们的诸纵队遗弃的己方人员的尸体”。

[136]

张伯伦及时赶到贾拉拉巴德，得以目睹布罗德富特手下工程兵用地雷炸毁堡垒围墙。他们早先两次重修这些围墙，继而成功地守住了它。在各座棱堡下放置巨大的炸药包，循着幕墙分段布设小一些的炸药包。

[137]

10月27日波洛克开拔离城，旋即就有震天撼地的爆炸。留于身后的贾拉拉巴德成了一堆冒烟的碎瓦颓垣，与先前被荡为寒烟的喀布尔别无二致。

[138]

撤退的下一个阶段，就在开伯尔山区的下坡路上，英国人遭遇最确固不拔的抵抗。阿夫里迪部落民照常从自己居住的山村蜂拥而出，狙击、割取内脏、抢掠过路的各纵队官兵，英国人再次实施血腥报复。29号夜里，张伯伦字迹潦草地写道：“我们毫不留情。杀死150～200人……所有堆垛物、各村各寨悉遭洗劫并被付之一炬。”11月1日，约翰·尼科尔森在山口顶端与弟弟亚历山大短暂团聚，而后奉派与张伯伦会合加入殿军。

次日，张伯伦和约翰·尼科尔森沿着阿里清真寺正下方的小路，以螺旋状向下推进，随军牧师艾伦偕行。转过一个急弯，三人发现路上密密匝匝散布同僚的尸体，他们头天下午才与这些人分开。阿夫里迪部落民实施伏击，整队人马落入圈套，被打得片甲不留。目前遗骸“散布各处，被剥光衣服且被砍得面目全非。一些人的部分尸首已被恶狗和鸷鸟吞食。当中有两名本地女子，其中一人年轻貌美”。

[139]

尼科尔森的弟弟在死者之列。他的尸体寸丝不挂，被砍得支离破碎。秉承阿夫里迪部落习俗，亚历山大的外生殖器被人切下并塞入口中。

[140]

这起事件给尼科尔森留下刻骨镂心的烙印，让他发自肺腑、几乎病态地憎恶全体穆斯林。怀着毁灭穆斯林的强烈渴望，在随后几年里他会间歇性地沉溺其中。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Uprising）期间，这种欲求得到彻底满足。

[141]

第二天上午，身处阿富汗的最后一天，轮到张伯伦中埋伏。作为殿军断后的张伯伦等一行人，沿着最后一段路向下奔赴贾姆鲁德镇的城堡时，被一阵暴风疾雨般的子弹困住。弹雨来自高高藏匿于他们上方沟壑的杰撒伊步枪狙击手。张伯伦写道：

我正在军团前方几步远处驱马行进，子弹打得颇近。我转身对一名军官言道：“那些家伙枪打得不赖。”不过确实如此，因为话音刚落，我就被击中。子弹重重地打在我身上，我的同伴回应道：“你中弹了，老兄。”然而用不着别人告知，我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全团官兵冒着枪林弹雨继续纵马奔逃。我不得不下马，更确切地说差不多是从马上摔下来。我的马夫和一名印度兵连搀带拽地把我带到一块岩石后让我躺下，岩石的掩蔽让我免受火力攻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为我拿来一副担架，这才将我运送至贾姆鲁德镇营地。

[142]

张伯伦被这场战争最后几颗飞射的枪弹击中。贾姆鲁德镇标示出一道无形的分界线，跨越此地后，阿富汗的凶残暴行遂骤然而止。到了晚上，I.N.艾伦牧师到达白沙瓦郊外，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惊愕地写道：“人们坐在路边售卖谷物和蜜饯。对我们来说，这些皆是奇景。我们数月来未见过一个外人，以仇敌身份现身者除外。”

[143]

随后是为期五周的长途行军，穿过旁遮普，到达菲罗兹布尔附近的萨特累季河沿岸，这是东印度公司领地边界。一路上张伯伦都被担架抬运，“病得太厉害，不能欣然自乐，亦无力赏游这个国家……我们行军期间，数以百计的人或因伤离世，或因心力交瘁而亡。相对而言，我是幸运儿之一。不过，我希望自己再也不用蒙受当时的千难万苦”。

[144]

就在圣诞节前的12月23日，首批官兵抵达菲罗兹布尔。他们走过横跨河流架设的舟桥时，埃伦伯勒勋爵伴着团部军乐团演奏的《英雄今日得胜归》（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
），亲自迎接将士归来。正如科林·麦肯齐的妻妹、先驱摄影师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料事如神的描述，埃伦伯勒“在所有分内事上反复无常、无所措手……（但是）强烈热衷于一切军事问题，单单这些事似乎就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让他兴会淋漓”。

一座仪式性的大型竹拱门已被竖起，门上挂有五色幡旆和彩带。麦肯齐写道：“这般酷似一个硕大无比的绞刑架，军人在下方行进时发出阵阵响亮的笑声。”

[145]

在竹拱门的另一边，250头装饰华丽的大象排成一列，足足有2英里长。总督之前亲自协助彩绘象鼻，

[146]

还组织了一支庆典游行马车队以示纪念，总督称之为大军奏凯而还。英军三年前正是自同一场地出征。为塞尔、波洛克和诺特鸣21响礼炮，甚至还为所谓的苏摩纳德神庙数扇门鸣一响礼炮。诸扇门覆着用金盏花编织成的花环，被运进军营。随后在巨大的布天篷（shamiana）下摆设了一场又一场筵席，尽管许多人在刚刚经历了那一切之后，对此类庆祝活动鲜有兴趣。麦肯齐退避至自己的营帐，他写道，几乎无人“体会到些许类似欢悦的感受，这本是意料中的事……全体（前）战俘均受精神抑郁折磨——其中一些人，像艾尔那样，到了一种可怖的严重程度。获释后数月以来，一些女士一夜又一夜梦见曾目睹的骇人惨状”。

[147]

总司令贾斯珀·尼科尔斯爵士同样从一切嬉游宴饮的黄粱梦中清醒过来。他观看了一会儿官兵进城，遂返回书桌前，着手起草一份正式报告，论及麾下军队何以蒙受如此空前的灾难。“我本不该商酌那场武装入侵是否有任何荣誉可言，我本可以荣誉加身。”他写道。

[148]

归根结底，一场合法性存疑、开支高昂的不必要的战争徒耗人力物力财力、破璧毁珪，让英国军队的荣誉和声望蒙污，让英国的权威受到动摇。这场战争花费1500万英磅（换算成现代货币则远超500亿英磅），耗尽印度国库，将印度的信用贷款网络推向崩溃的边缘，永久性地毁掉了东印度公司的偿付能力；失去大约4万条人命，此外还有约5万峰骆驼丧生；离间大批孟加拉军队官兵，使之随时有可能哗变。此后，英国人撒手不管的阿富汗几乎与初被发现时并无二致。他总结道：部族间兵戈扰攘，多斯特·穆哈迈德就要流亡归来，行将重夺王位。就在官兵进城前，专使刚刚急送消息，称坎大哈的萨夫达尔宗王子和喀布尔的沙普尔王子都在巴拉克扎伊宿敌的威逼下被迫出局。

事实上，除了夸夸其谈的总督本人，没人信服埃伦伯勒所声称的胜利，尤其是全体阿富汗人。正如阿塔王子所述：“英军残部平安踏出阿富汗国门之际，受到总督致辞欢迎。常言道，阿富汗是鹰之国度，印度是食腐乌鸦之邦……”他继续写道：

据说英格兰人再次进入阿富汗只为解救英格兰战俘。他们花费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卢比行贿阿富汗人以获得通行权，将新增的数千名死者弃于身后，进而摧毁喀布尔的集市并迅即返归印度，暴露了自己的本性。英格兰人希望立足阿富汗，阻断俄国推进阿富汗的任何企图。英国格兰人尽管耗尽金银财宝、牺牲偌多生命，唯一的结局却是割须弃袍、颜面尽失。要是能够征服呼罗珊、侵占阿富汗，英格兰人怎会离开这样一个国度？这里生长着44种不同的葡萄，此外还有苹果、石榴、梨、大黄、桑葚、甘甜的西瓜和香瓜、杏和桃等其他水果，以及印度各平原遍寻不获的冰水。

阿塔王子称“英属印度入侵阿富汗”白白浪费了金钱、军事装备以及“肤色或黑或白”的军人的性命。

这一直是诡诈的印度乌鸦与英勇的阿富汗雄鹰之间的一场强弱悬殊的斗争。每当他们夺取一座山，下一座山上总还是有人揭竿而起、公然反抗。事实上，即便经年累月、费尽心思，英格兰人也永远无法平定呼罗珊。英格兰人与手下乌鸦般的印度士兵一起留了下来，他们未下葬的骸骨散落在阿富汗的山坡上。勇敢无畏的阿富汗战士渴求以身殉教，今生来世若高奏凯歌，祈求安拉赐福真正品尝殉教圣酒的人们！

[149]

不管阿塔王子笔下的勇士是否在战后的阿富汗抑或天园得到他们期盼的福报，但千真万确的是，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尤其是站在盎格鲁-萨多扎伊这一边的人，人生际遇在任何方面顺心遂愿者寥寥。甚至在这场战争之前，许多阿富汗人就告诫英国人，称倒霉蛋沙·苏贾恶咒附身，总是亲历天衣无缝的计划，但最终仍一败涂地。

[150]

如今，苏贾登遐很久之后，这种厄运似乎转嫁给了被卷入废黜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图谋中的每一个人。

兰吉特·辛格、伯恩斯、维特科维奇和麦克诺滕早已溘然长逝，韦德也在教团的请求下遭解雇，离开他小心翼翼守护的边境地区岗位，被遣往印度中部没那么重要的驻印多尔代表处。伯恩斯早前费力劳神地沿印度河逆流而上护送来的萨福克郡挽马也已死去——清楚认识到挽马不能冲锋陷阵，兰吉特·辛格旋即对它们失去兴趣。那些不幸的马儿被关进马圈，不久就一命呜呼，因为在拉合尔无人知晓如何养挽马。

战前喀布尔的另一位幸存者查尔斯·马森亦落得悲惨下场。1837～1838年伯恩斯使命失败、东印度公司准备与阿富汗开战之际，马森发现自己被排挤出局，尽管他比其他任何英格兰人都更谙熟阿富汗。嗣后，1840年马森沿着英军行军路线穿越阿富汗，想方设法尝试重返喀布尔。马森声言“印度河之师”的通行蹂躏戕害了这个国家。他的行迹远至卡拉特，恰逢英国人猛攻城池。马森遭擒获，以叛徒和间谍罪名被拘留入狱。他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并得以获释。亨利·罗林森后来撞见隐遁于卡拉奇的马森，震惊于这位仁兄遭逢的际遇——长久以来，罗林森一直将马森遵奉为这一地区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亨利·罗林森在日记中写道：

派驻卡拉奇

[151]

军营时，一日骑马进城，见到马森，我曾听闻阅悉偌多他的事迹，我撞见他在一间破败不堪的棚舍里与一些俾路支人

[152]

交谈。他近乎赤身裸体，半醉半醒。我逗留了数小时，与他共处时所目睹的一切令我痛心切骨。他的言辞起初粗蛮张狂得让我以为他已变得癫头癫脑。不过他最终告诉我，他熬夜写作时喝了一瓶酒，天亮起身时酒气上头，久久不散。不管怎样，我几乎认为，他的心智果真垮掉了。他给我几页纸来读，纸上的内容以含糊沉闷的风格书写，这与他讲话的风格一模一样。在我看来，凭他所用的归纳方式，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已统统丢失。他极其强烈地反对伯恩斯、韦德和奥克兰勋爵……他已写完两卷书，内容涉及他在阿富汗的游历经历和研究工作，现正忙于第三卷。他给我看的这卷书，许多篇章实属神来之笔，但是经不起公开出版的考验——书中有某种浮言虚论和暗昧难明、妙想天开的一闪之念，那是这个时代的审美绝不会接纳的。若砵甸乍任凭手稿

[153]

照现在的样子印行于世，马森会被误以为是妄自尊大、浑噩无知的家伙，而非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怠的人——后者才是真实的马森。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将他带回孟买。

[154]

但什么都没做。麦克诺滕在阿富汗各处瞎闯乱撞、犯下致命错误之时，马森被迫旁观，能做的只是向新闻界发去一封封怨气冲天的匿名信。他在提呈的一封文书中写道：“翻阅贵社今日的报纸，我注意到一众蠢驴将到阿富汗任职。这一招棋动机何在？这个国家的骆驼都死绝了吗？眼见蠢驴们长期受雇于政治部，这难道是一种体制的开端？将他们引入军事部，为的是在部队确立整齐划一的标准？”

[155]

马森最终想方设法回到英格兰。一如罗林森的预言，他所出版的著作在那儿受到嘲弄，他作为古文物研究者的声誉也遭到当地不爱出远门的敌手贬抑。1853年，在波特斯巴

[156]

附近，马森“因一种病因不明的脑部疾病”于贫困潦倒中辞世。他不得而知的是，160年后，自己会被尊奉为阿富汗考古学之父。

埃尔德雷德·砵甸乍未因在阿富汗的工作得到任何酬赏，他从东印度公司辞职，动身前往香港与叔叔亨利·砵甸乍爵士团聚。老砵甸乍刚刚威迫中国人将香港岛移交给他，这位“大博弈”的前特工适才委任自己出任第一任香港总督。1843年，埃尔德雷德在“伤势、辛劳和身心抑郁的共同作用下”于香港长逝。

[157]

英军因对起义措置乖方而招致灭顶之灾，谢尔顿准将也因对此负有责任而在军事法庭受审，不过颇出人意料地他被判无罪，但仍一如既往地不得人心。1844年他被从坐骑上甩落，卒于都柏林，帐下士卒倾巢而出，在练兵场上欢呼三声庆祝他一命归西。

在阿斯特利马戏团（Astley’s Circus），塞尔夫人和夫君的阿富汗历险记的一个版本被改编成一幕大受欢迎的戏，这个戏名为《战俘们在喀布尔》（The Captives at Cabod
）。不过现实中的“好斗的鲍勃”塞尔，于三年后的1845年英国-锡克战争期间，在木旗之战（Battle of Moodki）中与乔治·布罗德富特一道血染沙场。当时，东印度公司总算抓住机会吞并了膏腴之壤旁遮普。遗孀塞尔夫人移居南非，1853年长眠于开普敦。她的墓刻有墓志铭：“这块石头下安息着塞尔夫人所能逝去的一切。”

[158]

从喀布尔撤退期间，布赖登医生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唯一一位成功直达贾拉拉巴德的欧洲人，他继续存活于世，在该地区的下一场大英帝国灭顶之灾中幸免于难。15年后的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在乔治·劳伦斯的弟弟亨利属下任职的布赖登医生，协助保卫了勒克瑙代表处（Lucknow Residency）。布赖登医生后来退隐至苏格兰高地黑岛（Black Isle）对面的尼格（Nigg）平静度日。1873年寿终正寝。

奥克兰继续在肯辛顿忍垢偷生。他卒于1849年，享年仅65岁。三个月后，妹妹范妮随他而去。

[159]

事实证明，扩张疆域并非这个家族的才能所在。下一位一试身手的艾登家族成员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114年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惨败负有责任。

[160]

气冲霄汉、沉机观变的莫罕·拉尔在英军被围期间以个人名义借了大笔款项，以为麦克诺滕谋福利，其中部分用于提高赏金，以悬赏暗杀阿富汗渠魁。1842年莫罕·拉尔再次举债，筹集更多钱款来确保人质获释。他算出的欠款额高达79496卢比，这笔钱不曾获偿，结果他余生都债务缠身。为了讨还公道，他最终在自己的同胞、门士沙哈迈德·阿里的陪伴下奔赴不列颠。置身于不列颠尝试游说东印度公司董事的间隙，莫罕·拉尔在怀特岛受到新近退役的韦德上校及其年轻新娘的款待，他还参访了苏格兰，把留存下来的伯恩斯的信札和日志送交蒙特罗斯市的伯恩斯家人。在爱丁堡，苏格兰先驱摄影师戴维·奥克塔维厄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mson）给莫罕·拉尔拍了照，照片上的莫罕·拉尔身着一套极具异域风情、做工精细考究、融合了阿富汗与克什米尔风格的盛装，《泰晤士报》称之为“华丽瑰奇的印度教徒装束”。

[161]

在不列颠期间，莫罕·拉尔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英文回忆录，讲述他和伯恩斯游历中亚的经历；另一部卷帙浩繁的英文巨著是厚达900页、两卷本的多斯特·穆哈迈德传记。他甚至还觐谒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然而，阿富汗战争困扰了他一生，实际上也断送了他的事业。

从伦敦返回德里时，他申请担任颇负盛名的勒克瑙及海得拉巴常驻代表处波斯语秘书，却未获委任。英国官员不信任他，屡次写到他的“僭越妄为”和“越俎代庖”。他非但依旧未受政府雇用，而且还被自己所属的克什米尔班智达团体贬为贱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莫罕·拉尔身为鼎鼎有名的英国人的同情者，招致哗变的印度兵的穷追猛打。死里逃生后，穷愁潦倒的莫罕·拉尔于1877年默默无闻地谢世。受殖者和殖民者的社会皆对他避而远之。

[162]

相似的命运降临在萨多扎伊诸王子身上。时至1843年3月，他们皆被困在拉合尔，既不能回归阿富汗，也不能进入英属印度。像30年前的父亲一样，他们每天都在恐惧中度日，担心自己剩余的财富遭锡克东道主抢去。

[163]

诸王子最终获准跨越边界，返回童年的故乡卢迪亚纳。他们接受明确的附加条件才得以回归，相较曾给予沙·苏贾的待遇，他们得到更低的津贴和更小的宅院。

[164]

所有世子最终都负债累累。印度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存放着大量往来于政府与诸王子的债主之间连篇累牍的书函，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债主们试图起诉诸王子，要求清偿未偿付贷款。无一例外，诸王子均在贫困中辞世。

科林·麦肯齐被调派至卢迪亚纳，以招募边防旅（Frontier Brigade）。1847年，新近再婚的麦肯齐抵达卢迪亚纳，发现当地大规模的阿富汗难民团体在挣扎中求生，他动情地讲述了阿富汗难民所处的苦境。麦肯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我方干涉，强加给我们妄称加以扶持的人种种苦难，这不该被遗忘。眼见锦衣玉带加身的人沦落到一贫如洗的窘境，令人触目伤怀。在一个个案中，与沙·苏贾有近亲关系的一对父子，从未一起造访，因为他们只有一件有袖礼服供二人共享。另一位青紫被体之人，甚至不得不把剑卖了换食物。沙·苏贾的一位老家臣悲叹道：‘我靠斋戒活下来，哪日在家烹煮一点儿木豆羹，那日便是开斋节。’”

[165]

迟暮之年的盲眼沙·扎曼提请恩准他以一名可怜托钵僧的身份退隐至锡尔欣的苏菲圣祠，伯蒂亚拉

[166]

大君对此予以否决。

[167]

1844年沙·扎曼命赴黄泉，大君终于大发慈悲。皓首苍颜的沙在该地入土为安，葬于弟妇瓦法女王的墓旁。瓦法女王是苏贾的嫡妻、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姊妹。

[168]

罗伯特·沃伯顿的回忆录让我们得以对萨多扎伊诸王子有最后一瞥。他是一名英国军官与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外甥女沙·贾汗女王的婚生子，在卢迪亚纳的阿富汗流亡团体中长大成人。

不论他们可能有什么众所周知的过失，但在那段日子里，我年岁尚幼，无从下判断。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友善相待，经年累月，始终如一。他们不禁止我进入后宫，我精通波斯语，这就让我有可能与所有世子的妻眷交谈……我尤为中意世子沙普尔和纳迪尔，这兄弟俩是时乖命蹇的沙·苏贾·乌尔木尔克

[169]

最小的两个儿子。他们在苦难中恬淡隐忍，温文尔雅地对待生活中所接触的任何人，清风高节地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愿望。兄弟二人是真正的谦谦君子，我很少见到比他们更完美无瑕的典范。年长的一位每月从印度政府领取500卢比津贴，年幼的一位领取100卢比。津贴数额的确微小，他们要用这一小笔钱扶养家人、赡养一定数量的高龄老仆从。那些仆从被驱离喀布尔的家舍，与该王室同舟共命，追随他们进入炎热的印度平原。

[170]

这场战争的阿富汗胜利者也几乎没有美满结局。纳瓦布扎曼·汗·巴拉克扎伊被多斯特·穆哈迈德迅速边缘化，再未出任任何政府要职。

[171]

阿米努拉·汗·洛伽尔被认为过于野心勃勃，被控指瑕造隙，战争结束后不久便遭幽囚终身。据法耶兹·穆罕默德称，他之所以被囚是由于偏好“煽动爱好和平的人民为非作歹”。

[172]

阿米努拉的兄弟到头来逃难至卢迪亚纳，他后来告知麦肯齐，称多斯特·穆哈迈德“迎娶了阿米努拉之女，随后亲手杀害了阿米努拉，用一只枕头将他活活闷死”。

[173]

英国人离开后，维齐尔阿克巴·汗大权在握，快活了一年。1843年其父归来，他随即被委任为贾拉拉巴德和拉格曼省总督。不久，阿克巴的谒见室渐渐被视为对抗多斯特·穆哈迈德的中心。1847年阿克巴·汗被人下毒，坊间哄传是其父下的命令。

[174]

就在命赴黄泉之前，阿克巴给麦肯齐写了最后一封信，“饱含深情地嗔怪麦肯齐在这段友情中疏于尽责，未报知康宁与否的任何消息”。政府严禁麦肯齐回信，“因为信来自敌人”。

[175]

不过，麦肯齐确也回复了穆罕默德·沙·汗·吉勒扎伊的来函。权势过盛的穆罕默德·沙·汗成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眼中钉，女婿丧命后不久他便失宠，前途尽毁。他迫不得已出逃，随努尔斯坦省的卡菲尔斯坦人（Kafirstani）流亡。穆罕默德·沙·汗修书给卢迪亚纳的麦肯齐，提醒他“莫忘昔日友情，询问他情谊是否依旧”。

一位赛义德

[176]

带来这封信。穆罕默德·沙·汗向赛义德提供一个凭据，或能借以判断麦肯齐对他有何倾向。赛义德开言称：“穆罕默德·沙·汗托我给你带话：‘（麦克诺滕遇害后）在马哈茂德·汗的城堡旁，当你有生命危险时我是怎么做的？’”麦肯齐答道：“有人举剑攻击我时，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脖子，那一剑砍在他自己肩上。”赛义德遂知晓可以呈送书函。麦肯齐回函称“会永远认他为友”。

[177]

筹划第一次英阿战争时欲以罢黜之人，显然是唯一从这场战争中获益的人。1843年4月，作为锡克教团的贵宾客居拉合尔数月后，多斯特·穆哈迈德驱马前往白沙瓦，登上开伯尔山区的蜿蜒山路，在阿里清真寺受到阿克巴·汗的迎接，在其护送下复归喀布尔。法耶兹·穆罕默德写道：“那座城的居民夹道欢迎，不分老少皆为他的到来纵情欢呼。支持者一见到他，遂目眩神驰、豪情满怀。随着喜悦之情逐渐高涨，他们盛赞着他，欣喜若狂地一道迈入喀布尔城。欢天喜地的庆典持续了七天七夜。夜晚灯火通明，白天民众吟诵的抒情诗（ghazal）和歌唱声袅袅传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处处载欢载笑、喜气云腾。”

[178]

1843年，继续驻留阿富汗的间谍和同情者送来情报，英国人由此整理出情报报告，称“埃米尔及其家族的权威有名无实，他们不会从科希斯坦人、吉勒扎伊部落民、库纳尔省

[179]

民众以及开伯尔人

[180]

那儿征收到一针一线。多斯特·穆哈迈德花费时间和金钱竭力征募训练有素的部队，却徒劳无功，他还愚蠢地仿效印度王公的派头”。

[181]

英国人的情报照旧低估了多斯特·穆哈迈德。埃米尔稳扎稳打地在阿富汗东部攘权夺势、扩张领土，为继后的丰功伟业奠定基础。他首先攻克巴米扬和巴达克山，其次征服胡尔姆及整个阿富汗北部。时至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降服了加兹尼周围的吉勒扎伊诸部落。1855年，他将同父异母诸兄弟从坎大哈赶下台。对于与英国人达成的协议，多斯特·穆哈迈德始终恪守不渝。到1863年亡故时，他已将每年的税收从250万卢比增至700万卢比，还统辖着现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几乎所有疆域。正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征服地界线，逐渐形成现代阿富汗国境（包含赫拉特，但少了白沙瓦）。对阿富汗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普什图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仍是不满情绪的根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麦克诺滕出台的行政改革措施——削弱杜兰尼部族首领的权力，创建一支更专业的军队和一套可行的税收体系，这一切旨在强化沙·苏贾的统治，可最终的受惠者却是埃米尔。

[182]

确切说来，这只是英国殖民主义在阿富汗国家的创建与塑造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启蒙作用的诸多方面之一。相较占领前，阿富汗国家已历历可辨地诞生了。然而，纵观历史长河，方今由多斯特·穆哈迈德统治的更团结一致的阿富汗，也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贫困孤立的国家。阿富汗不再是富饶文明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高度发达的帖木儿帝国波斯化文明的伟大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拉克扎伊族人治下的阿富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穷山恶水的荒蛮之地。

埃米尔收入囊中的最后一座城镇是赫拉特，围城战刚结束他便晏驾。多斯特·穆哈迈德被安葬在阿富汗最美丽的苏菲派圣地加沙尔格赫（Gazur Gah）。敌手沙·苏贾身后的境遇与其有霄壤之别——前者之父帖木儿·沙的陵寝地下室中发现的一座无名墓可能是沙·苏贾之墓，而多斯特·穆哈迈德则长眠于荣誉之地的一座被精雕细琢的大型大理石纪念碑下，旁边安葬着该地区最受尊崇的苏菲派圣人兼诗人阿卜杜拉·安萨里大师

[183]

。统一的阿富汗继续由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后嗣统治，直至20世纪70年代爆发革命。

现今的赫拉特是阿富汗最和平繁荣的城镇，加沙尔格赫仍是备受欢迎的朝觐地。罗伯特·拜伦于20世纪30年代写道：“人人都去加沙尔格赫，巴卑尔去过，胡马雍去过。沙·阿巴斯改善了供水系统。这儿依然是赫拉特人最喜爱的胜地。”80年后依旧如此。圣地位于环绕赫拉特城的丘陵脊顶上。高高的帖木儿帝国风格拱形门楼，通往一座宁静凉爽的庭院，墓碑和纪念碑充牣其中，碑刻书法笔精墨妙。家燕穿过松树及冬青属植物猝然飞下。长者以白色包头巾为枕，睡卧于阴凉处。其他人伴着周围鸽子的咕咕叫声，用手轻轻拨弄念珠。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塔利班归来就意味着许多地方温和的苏菲派祷告将被视为异端行为而遭取缔，圣祠被关闭或炸毁，乐师的乐器遭毁坏。但在加沙尔格赫，苏菲派信徒毫发无损、幸免于难。2009年我在该地时，一群信徒开始赞念齐克尔（zikr），他们就在多斯特·穆哈迈德陵寝后面跪成一圈，一名长发领诵者以尖锐的男高音吟诵大师阁下（Khwaja sahib）的一首诗，众弟子击掌咏唱“真理（Haq）！真理！”。他们赞念的语速越来越快，音调越升越高，最终达至玄而又玄、神魂荡扬的状态，这才向后倒靠在地毯和垫枕上，发出欣喜若狂的长叹。多斯特·穆哈迈德不可能有比这儿更荣耀的安息处。

1844年夏，就在多斯特·穆哈迈德归来重获王权，着手统一并重建治下千疮百孔、惨遭洗劫的王国后不久，在世界的另一边，俄国沙皇尼古拉不请自来，到维多利亚女王及阿尔伯特亲王的行宫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做客。

外相内塞尔罗德伯爵随沙皇一道前来，1837年，正是他急派肩负特殊使命的维特科维奇面见多斯特·穆哈迈德。如果说英俄的较量与疑忌最终导致了阿富汗战争这场大灾难，眼下无疑是敦睦融融的让那场冲突的梦魇烟消云散的最理想机会。

为了躲避波兰恐怖分子潜在的暗杀企图，沙皇一直用奥尔洛夫伯爵（Count Orlov）这个名字偕侍臣微服私行。事先未有知会，沙皇于6月1日到达伍尔维奇（Woolwich）码头，登上一艘荷兰蒸汽船。在威斯敏斯特阿什伯纳姆宫（Ashburnham House）的俄国大使馆度过一晚后，沙皇乘火车前往温莎镇。

其时，25岁的维多利亚临盆在即，她多少预料会见到某类野蛮的鞑靼人。沙皇抵达后立即派人去马厩取一些稻草，以填充充当床垫的革囊，这位访客始终在军用行军床上入眠。此时，英国人忧惧尤甚。然而到头来，女王被来客深深迷住。6月4日女王修书给舅父：

他确实是逸群绝伦之人，颇为英俊。他的侧面轮廓很美，举止优雅、威仪十足，极其彬彬有礼。的确如此，众人皆惊，因他这般殷勤恳挚、谦恭有礼（politesse）。但他眼中的神情令人望而生畏，我之前不曾见过类似的神色。他给我和阿尔伯特留下的印象是郁郁寡欢，至高权力和无上地位的千钧重负压身，让他苦不堪言。他难得一笑，笑的时候神情亦非愉悦。不过，他非常容易相处。

[184]

在此次访问的尾声，阿尔伯特亲王带沙皇去奇斯威克庄园（Chiswick House）的乡间别墅。那是威尼托的帕拉第奥风格的别墅（Palladian Veneto）的一部分。奇离古怪地孑然矗立于泰晤士河河岸的帕拉第奥风格的别墅，就位于伦敦以西的乡村及种植供出售蔬果的农圃当中。辉格党当权派轴心人物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以沙皇的名义在此主办一场盛大的正式早宴。获邀出席早宴的有英国所有权重望崇的政客以及外交使团全体人员。就在摩登的河滨大道“奇斯威克林荫路”（Chiswick Mall）的另一边，在这个不大可能的地点，磋议此次访问的真正要务。

6月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1点55分，伴着科德斯特里姆禁卫团（Coldstream Guards）和皇家骑兵卫队（Horse Guards）乐队演奏的俄国国歌声，王室马车队进入奇斯威克庄园大门，身着仪式用制服的骑从在前开道。夏日会客厅（Summer Parlour）上方升起大英帝国的旗帜，拱廊之上飘扬着王旗（Royal Standard）。这时，设置于乡间别墅庭院内的排炮鸣21响礼炮。随后，沙皇在引导下经过公爵的四只长颈鹿，到达夏日会客厅。会客厅已专门依照中世纪凉亭的风格被装点一新。招待会期间，沙皇主要与威灵顿公爵谈话，但也与墨尔本子爵和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聊天。内塞尔罗德伯爵径直走向英国前任外相巴麦尊子爵——在任时因推行强硬的反俄路线而闻名。下午大部分时间，二人一直娓娓而谈。

[185]

这次访问意在加强两大强国间的关系，旨在避免刚在中亚引发诸多不必要流血事件的此类误解与猜忌。正如沙皇向皮尔表述的：“我希望通过敦睦邦交，彻底消除我们两国间的成见。”

[186]

作为一次公关活动，沙皇的出访无疑大获成功。伦敦上流社会名媛尤其迷醉于他的堂堂仪表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记述道：“他仍深嗜笃好女性之美，对英格兰旧情人殷勤得无以复加。”然而，尽管善意到访，奇斯威克早宴（Chiswick Breakfast）上的非正式会谈反而无意中为日后的冲突埋下祸根。

对于英国议会和反对党对政府的影响，沙皇鲜有了解。他离开英格兰时，深信自己与女王及其手下资深大臣，尤其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属下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进行的私下会谈，能被解读为政府政策的明示。换句话说，他相信不列颠现会加入分裂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活动。但是，英国人只不过将此次非正式会谈看作私下交换意见，而非像沙皇笃信的那样，将之视为某种具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

[187]

寓意深刻的是，早宴在荒唐混乱中结束。为了巡视德文郡长颈鹿，公爵的船夫用篙撑船，载运包括萨克森（Saxony）国王在内的若干宾客渡河。此时，对岸的长颈鹿非要蹚水过河，之后便在奇斯威克庄园的草坪上撒欢狂奔，这让正在另一侧河畔等候的沙皇等一行人四散惊逃。长颈鹿最终被身着仪式用制服的庄园看管人牵走。但从这一刻起，意外事件、失态行为和外交误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最终在九年后的1853年，俄罗斯与不列颠不可避免地在克里米亚（Crimea）兵戎相见。

这一次，英俄角逐将导致80万人殒命。

《基姆》结尾处，吉卜林让笔下与书同名的主人公言道：“众人皆亡，‘大博弈’方能终结。一息残存，博弈不止。”

20世纪80年代，俄国人试图占领阿富汗未果。正是此次从阿富汗撤军，引发苏联走向灭亡。不到20年后，2001年英军与美军士兵抵达阿富汗，他们继续在阿富汗节节败退。对不列颠来说，这是第四次在该国作战。一如往昔，尽管挥金如土、豪掷数十亿美元，训练了一整支由阿富汗士兵组成的军队，且占领军有极其尖端的武器装备，但是阿富汗抵抗组织最终再次得手。他们首先成功实施包围，接着使神憎鬼厌的异教徒灰溜溜撤兵。在这两个个案中，占领军皆失去斗志，不愿得不偿失、血本无归地继续战斗下去。

21世纪对阿富汗的侵占与1839～1842年的占领，尽管有诸多差别，但两者显然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政治地理格局对两场冲突的演进产生的影响而论，确实存在延续性。喀布尔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首要问题，一侧毗邻科希斯坦的塔吉克居民，另一侧与东部吉勒扎伊部落民相邻。其次是部族争端。另一位普帕扎伊统治者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缺乏真正的权力基础，协同作战的游击队在东部吉勒扎伊部落带领下，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他。令人惊讶的是，哈米德·卡尔扎伊与沙·苏贾来自同样的子部落，而当今的塔利班步兵则是由吉勒扎伊部落民组成，他们受另一位来自霍塔克子部落掌权氏族的吉勒扎伊部落首领指挥，在此个案中是毛拉奥马尔。

[188]

[189]

2009年和2010年，长期参访阿富汗为本书做调研的时候，我为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首先，我想尽力查找杳杳无踪的谈及这场战争的阿富汗方面史料，我确信这些资料一定存在，而它们也确被及时用于撰写本书。其次，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190]

对阿富汗的控制力显然日趋收缩，我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尽可能多地参观与第一次英阿战争有关的场所和景观。时至2010年，塔利班强有力地进占超过70%的国土，卡尔扎伊政府仅牢牢掌控着121个关键战略区中的29个。而那70%的国土涵盖1842年1月英军的大部分撤退路线。我心知肚明，若要对即将写到的地形有所了解，就必须亲自游历。我尤其想去甘达玛克瞻仰英军背水一战的遗址。

1842年的撤军路线背对着通往托拉博拉山区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山脉，那儿是吉勒扎伊部落的腹地。该地区连同奎达，一直都是塔利班主要的募兵地。我被劝告说没有本地人保护不要试图造访这一地区，最终在一位本地区部族首领陪同下前往。这位膀阔腰圆的彪形大汉名叫安瓦尔·汗·贾格达拉克（Anwar Khan Jagdalak），在卡尔扎伊政府担任部长，早年是乡村摔跤冠军，后来是阿富汗的奥运会摔跤队队长。20世纪80年代，他在抗击苏联人的圣战中担任伊斯兰大会圣战勇士团（Jami’at-Islami Mujehedin）指挥官，赢得赫赫威名。

正是贾格达拉克所属的吉勒扎伊部落的先祖们，在1842年令英军蒙受若干次最惨重的人员伤亡。我们驱车穿过相同隘道时，他无比自豪地多次复述此事。他言道：“他们迫使我们拿枪持炮捍卫自己的尊严，于是乎，我们把那些狗杂种一个不落地统统杀死。”顺便提一句，这一点儿都不妨碍贾格达拉克将家人从喀布尔送往更安全的北伦敦诺索尔特（Northolt）。

要驾车前往甘达玛克的那一天，我被告知早上7点到贾格达拉克所属的政府部门报到。该部门位于现名为“维齐尔阿克巴·汗”的行政区中心地带。我左弯右绕、小心翼翼地穿过该部门周围的诸多检查站和带刺铁丝网，到达时发现贾格达拉克被前簇后拥、无时不在的大群保镖推挤着送入由重型装甲SUV组成的护卫车队。步话机噼啪作响，突击步枪也上好了子弹。

贾格达拉克亲自驾车，载满全副武装的阿富汗保镖的数辆皮卡紧随其后。驱车穿越首都时，我们周围到处是当前占领失败的证据。喀布尔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最杂乱无章的都城之一。尽管美国向阿富汗投入大约800亿美元，但那笔钱几乎都消耗在防御和安保上，喀布尔的道路仍比巴基斯坦乡野小镇最疏于维护

[191]

的道路还辙痕累累。没有路灯照明，看来也没有垃圾收集站。据贾格达拉克称，这只是冰山一角。自2001年以来，尽管有十多个国家和上千个机构历时十余载付出种种努力，但这个国家还是一团糟。阿富汗全体教师中有四分之一是文盲。许多地区几乎谈不上管治，半数地方长官没有办公室，能用上电的人则更少。公务员缺乏最基本的培训和专业技能。

我们颠簸穿行于喀布尔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经过美国大使馆的防爆墙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兵营。这座兵营正是修筑在170年前英军临时军营的旧址上。我们途经布特恰克，之后沿着绵亘蜿蜒的道路向下走，进入连接喀布尔和开伯尔山口的一排阴森森的山隘——首先是库尔德喀布尔，其次是特金。

正如所料，景色撼人心魄，极具冲击力。两侧岩壁耸立，被压扁扭曲的地层断层线在火药色的岩壁上蜿蜿蜒蜒、哀哀切切。空中，参差不齐的山顶笼罩在一团不祥的雾霭中。我们驱车行进时，贾格达拉克悻悻然抱怨西方列强对待阿富汗政府的方式。我们走下第一座山口时，他咕咕哝哝地发牢骚：“20世纪80年代，我们为他们杀俄国人的时候，美国人称我们为自由斗士，如今只是将我们视为军阀予以遣散。”在苏罗比地区，绵绵群山延伸至一片高海拔的赭色沙漠，吉勒扎伊游牧民的营地错落其间。我们在此脱离干道，驶入塔利班领地，另有五辆皮卡载满贾格达拉克手下圣战者组织的老战士，前来护送我们。这些战士均以包头巾遮面，他们挥舞着火箭助推榴弹，从一条岔道上现身。

在贾格达拉克家乡的那座村落，1842年1月12日，仅活着的200名有冻伤在身的英国军人发现自己被数千名吉勒扎伊部落民包围，最终只有寥寥数人成功越过冬青树篱。谢天谢地，那个四月迎接我们的是稍稍暖和的天气。这是我的这位东道主自当上部长以来初次探访家乡。自豪的村民领着自己的老指挥官穿山越岭展开怀旧之旅，山丘上弥漫着野生百里香和苦艾的气息，我们穿过布满蜀葵和桑树、白杨树荫翳蔽日的山坡向上爬。登上群峰环绕的山巅，靠近岗楼处便是贾格达拉克麾下圣战者组织昔日的掩体及堑壕残迹，他正是自该地抗击苏联军队。赤身裸体、饥冻交切的印度兵也曾试图在那座岗楼躲灾避难。巡游完毕，村民们立即在谷底的一座杏树园以莫卧儿方式设宴款待我们。攀绕着藤蔓植物和石榴花的棚架下，我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村民将一道又一道烤肉串和葡萄干炒饭（pullao）摆放在我们面前。

午餐期间，东道主们漫不经心地向我指出1842年英国人遭残杀的冬青树路障设置地以及村里其他屠戮地原址。我们比较了各自家族的战争记忆，我谈起曾在附近被扣作人质的曾祖舅老爷科林·麦肯齐，我问他们是否看出那场战争与当前局势有任何相似之处。贾格达拉克说道：“这两次战争毫无二致。外国人都是为一己私利而来，并非为我们的利益着想。他们言称‘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想施以援手’。那是弥天大谎。”

“即便是现在，不管谁来阿富汗，都将面临与伯恩斯、麦克诺滕和布赖登医生相同的宿命”，穆哈迈德·汗深表赞同。他是承担接待工作的村民，也是我们身处的这座果园的主人。在座的每个人都煞有介事地对着自己面前的米饭频频点头。1842年的阵亡者姓甚名谁，在其祖国早被遗忘，在这儿显然仍广为流传。

我右方的一位长者言道：“自英国人离开后，我们迎来了俄国人，我们也把他们送出国门。但在此之前，他们炸毁了村里许多间房舍。”他指向我们身后丘陵上的一道山脊，那儿满是坍塌的泥砖屋。

汗说道：“这儿是世界屋脊，由此你能控制和观望任何方。”

贾格达拉克附和道：“阿富汗就像是登台掌权的每个国家必经的十字路口。不过我们没实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由邻邦决定。”

将近下午5点，最后几张馕饼（naan）才被从餐桌上清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天色过晚，不便继续前往甘达玛克。取而代之，当晚我们顺着干线公路径直去往相对安全的贾拉拉巴德，抵达后才发现自己侥幸躲过一劫。原来就在那天上午，政府军与获塔利班支持的一帮村民在甘达玛克展开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多亏午宴规模太大、拖得太久，我们自己又饕口馋舌，这才让我们免于直接走进埋伏圈。那场战斗的交战地恰恰就是1842年英军背水一战之地。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参加吉勒扎伊部落长老的支尔格族长大会。甘达玛克诸长老打着休战旗前来参会，商讨头天发生的事件。在我所听闻的许多关于卡尔扎伊政府的事当中，这件事的内情颇具代表性，揭示出政府的贪腐无能与麻木不仁如何交相作用，推波助澜地为一度像过街老鼠似的塔利班卷土重来创造良机。

伴着捕食者无人机（Predator Drone）不停地在附近机场起飞降落，吉勒扎伊部落诸长老讲述了上一年政府军士兵如何来破坏罂粟收割的。士兵们允诺给予村民全面赔偿，遂获准用犁翻起农作物，但这笔钱连影儿都没见着。种植时节来临前，甘达玛克村民再次赶赴贾拉拉巴德，询问政府能否提供援助以种植其他农作物，政府做出承诺，但又一次成了空头支票。村民种植了罂粟，告知地方当局，称他们要是再次试图摧毁农作物，整座村落将别无选择，唯有奋起反抗。那日我们到达贾格达拉克附近时，政府军士兵大约同一时间现身甘达玛克，村民们正等着他们，还找来当地塔利班助战。在接下来的战斗中，9名警员遇害，6辆车被毁，还有10名警察被扣作人质。

支尔格族长大会结束后，两位甘达玛克部族长老顺便来访。我们就着一壶绿茶，闲谈了一会儿。

一人说道：“上个月，一些美国军官召集我们去贾拉拉巴德的一家旅馆开会，其中一人问我：‘你们为何憎恨我们？’我答道：‘因为你们炸塌我们的家门，闯进我们的屋舍，撕扯女人的头发，蹬踹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甘忍受这一切。我们将奋起反击，会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到那时你们就会割须弃袍，逃之夭夭，就像先于你们离开的英国人一样。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以何作答？”

“他转向自己的朋友，说道：‘迟暮长者尚且如此，青涩少年又会怎样？’事实上，这儿的美国人都知道木已成舟、回天乏术。只有那些政客矢口否认。”

另一位长老言道：“美国人已日薄西山。”

[1]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p.158-159.

[2]
Seaton，Front Cadet to Colonel
，p.209.

[3]
Seaton，Front Cadet to Colonel
，p.210.

[4]
Quoted in Stewart，Crimson Snow
，p.179.

[5]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p.210-211.

[6]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162.

[7]
CharlesRathbone Low，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Field Marshal Sir George Pollock
，London，1873，p.276.

[8]
这些女子或许是运水人（saqau），交战期间普什图女子的传统角色即为此。

[9]
Lieutenant John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London，1844，p.169.

[10]
Ali Boghan，贾拉拉巴德东边约10英里处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11]
CharlesRathbone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London，1879，p.315.

[12]
CharlesRathbone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London，1879，p.306.

[13]
原文falability，疑为fallibility。——译者注

[1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54，Broadfoot to Lord Elphinstone，26 April 1842.

[15]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t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35.

[16]
Quoted by Hopkirk，The Great Game
，p.273.

[17]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57.

[18]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p.320.

[19]
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最终对帕尔旺省的主要塔吉克村落失去耐心，他们使用同样的战术打击舒马里平原的果园和葡萄园。

[20]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p.317.

[21]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pp.318-319.

[22]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pp.173-174.

[23]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215.

[24]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85.

[25]
Babrkhel Ghilzai，同Babrak Khel Ghilzai。——译者注

[26]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03.

[27]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87.

[28]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97.

[29]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11.

[30]
原文sooth，疑为soothe。——译者注

[31]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F89/54，Broadfoot to Lord Elphinstone，26 April 1842.

[32]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90.

[33]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94.

[34]
他的遗体最终被波洛克转移，迁葬于加尔各答的公园街（Park Street）公墓，在那儿不远处便是为麦克诺滕的遗骸修筑的坟墓，内有麦克诺滕夫人设法为夫君寻回的所有残骸遗骨。

[35]
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
，pp.198-199.

[36]
Ameenoollah，同Aminullah。——译者注

[37]
Futteh Jung，同Fatteh Jang。——译者注

[38]
Loghurree，同Logari。——译者注

[3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6：no.30 of no.14 of 17 May 1842（IOR/L/PS/5/167），Lal to MacGregor，10 April 1842.

[40]
JubbarKhan，同Jabar Khan。——译者注

[41]
Mahommed Shah Khan，同Mohammad Shah Khan。——译者注

[4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217，254.

[43]
Kaye，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vol.III，pp.453-455.

[44]
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53.

[45]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December 1842，no.480-482，Mohan Lal’s Memorandum of 29 June enclosed with a letter from General Pollock，Commanding in Afghanistan，to Maddock，Secretary to the Governor General，dated Jelalabad，10 July 1842.

[46]
Mahomad Akbar Khan，同Mohammad Akbar Khan。——译者注

[4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December 1842，no.480-482，Mohan Lal’s Memorandum of 29 June enclosed with a letter from General Pollock，Commanding in Afghanistan，to Maddock，Secretary to the Governor General，dated Jelalabad，10 July 1842.

[48]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p.125-126.

[49]
Fayz Mohammad，Sirajal-Tawarikh
，vol.I，p.284.

[50]
Quoted in Allen，Soldier Sahibs
，p.47.

[51]
Wuzeer，同Wazir。——译者注

[52]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p.316-317.

[53]
原文governments，疑为government’s。——译者注

[54]
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
，p.186.

[55]
Mohun Lall，同Mohan Lal。——译者注

[56]
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
，p.187.

[57]
Fisher，‘Mohan Lai Kashmiri（1812-1877）’，p.249.

[58]
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
，p.189.莫罕·拉尔改信伊斯兰教之事，记载在Siraj ul-Tawarikh
，vol.I，p.282中：“一名印度门士因向巴拉希萨尔城堡运送小批量火药，违背此命令。当被发现时，穆罕默德·阿克巴·汗将军把该男子投入大狱。下狱后，该印度人改信伊斯兰教，而后立即获释”。莫罕·拉尔长期使用什叶派别名，他的改信想必是更长久的双重身份把戏的一部分。数年来他一直耍弄这把戏。

[59]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28 of no.32 of 17Augqst 1842（IOR L/PS/5/169），Pollock to Maddock，11 July 1842.

[60]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p.79-84，109-110.

[61]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43.

[62]
The Rev.I.N.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London，1843，p.216.

[63]
The Rev.I.N.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London，1843，p.217.

[64]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209.

[65]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p.191-192.

[66]
Seaton，From Cadet to Colonel
，p.221.

[67]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169.

[68]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36.

[69]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p.241-242.

[70]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9057.aaa.14，‘Nort’s Brigade in Afghanistan’，Bombay，1880，p.81.

[71]
Ghuznee，同Ghazni。——译者注

[72]
Stocquel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126.

[73]
Romila Thapar，Somanatha：The Many Voices of a History
，New Delhi，2004，pp.174-175.

[74]
Yapp，Strategies
，p.443.

[75]
Rawlinson，A Memoir of Major-General 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p.132.

[76]
Mirza ‘Ala，Navuay Ma’arek
，pp.244-269，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English to Kabul and Ghazni.

[77]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88：no.36 of no.32 of 17 August 1842（L/PS/5/169），Pollock to Maddock，14 July 1842.

[78]
Josiah Harlan，Central Asia：Personal Narrative of General Josiah Harlan，1823-41
，ed.Frank E.Ross，London，1939，p.228.

[79]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210.

[80]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87.

[81]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60.

[82]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89.

[83]
Kulu，同Kalu。——译者注

[84]
Salih Mahomed，同Saleh Mohammad。——译者注

[85]
原文Coucem，疑为kohsan，赫拉特以西100公里处的波阿边境堡垒。——译者注

[86]
Bameean，同Bamiyan。——译者注

[87]
Private Collection，The Mss 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98，entry for 29 August 1842.

[88]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220.

[89]
Mirza ‘Ata，Natvay Ma’arek
，pp.348-354，The march to Bamiyan to release the prisoners.

[90]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72.

[91]
Private Collection，The Mss 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Soojah’s Force，p.111，entry for 14 September 1842.

[92]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1，The Thirty-Fifth Event，p.147，The fate of Princes Shahpur and Timur.

[93]
Fayz Mohammad，Siraj al-Tawarikh
，vol.I，p.284.

[94]
Low，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p.349.关于法特赫·宗所谓的鸡奸嗜好，参见Yapp，Strategies
，p.318。

[9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90：no.30 of no.52 of 19 November 1842（IOR/L/PS/5/171），Pollock to Maddock，21 October 1842.

[96]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212.

[97]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213.

[98]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222.

[99]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p.213-214.

[100]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223.

[101]
奇兹巴什人在释放人质的谈判中大有助益，他们一路疏通打点确保人质获得解放。

[102]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273.

[103]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0.

[104]
Sale，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pp.275-276.

[10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1.

[106]
National Army Museum，National Army Musuem 9007-77，Ensign Greville G.Chetwynd Stapylton’s Journal，entry for 21 September 1842.

[107]
Rattray，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
，p.16.

[108]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p.142，152.

[109]
Private Collection，Journal of Captain Hugh Johnson，Paymaster to Shah Soojah’s Force，p.116，entry for 21 September 1842.

[110]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4.

[111]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88.

[112]
Joseph Pierre Ferrier，A History of the Afghans
，London，1858，p.376.

[113]
原文women，疑为woman。——译者注

[114]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p.143-149.

[115]
Sultan Mohammad Khan Durrani，Tarikh-i-Sultani
，p.280.

[116]
Char Chatta，意为四房顶。——译者注

[117]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44-69，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English to Kabul and Ghazni.

[118]
Hopkins，The Making of Alodem Afghanistan
，p.69.

[119]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1.

[120]
Greenwood，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p.243.

[121]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3 May 1843，no.20，A.Abbott to Ellenborough，29 March 1843.

[122]
Low，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Field Marshal Sir George Pollock
，p.415.

[123]
Stocqueier，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
，vol.II，p.163.

[124]
Mohan Lal，Life of Dost Mohammad
，vol.II，p.490.

[125]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54-269，The return of Amir Dost Muhammad Khan to Kabul.

[126]
Yapp，‘The Revolutions of 1841-1842 in Afghanistan’，p.483.

[127]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4.

[128]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30.

[129]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p.321，325.

[130]
Karim，Mubaraba Kabul wa Kandahar
，pp.82-84；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2.

[131]
Mirza ‘Ata，Waqi’at-i-Shah Shuja
，p.149，The Thirty-Fifth Event，The murder of the Shah.

[132]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326.

[133]
《西姆拉宣言》正文全文收录在Norris，First Afghan War
，PP.451-452。

[134]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54-269，The return of Amir Dost Muhammad Khan to Kabul.

[135]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4.

[136]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5.

[137]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344.

[13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BSL（1）27，873，Governor General to Secret Committee 481，19 October 1842.

[139]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352.

[140]
Allen，Soldier Sahibs
，pp.53-55.

[141]
在我的著作The Last Mughal：The End of a Dynasty，Delhi 1857
，London，2006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约翰·尼科尔森在1857年的精神病态行为。

[142]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8.

[143]
Allen，Diary of a March through Sindhe and Afghanistan
，p.359.

[144]
Forrest，Life of Field Marshal Sir Neville Chamberlain
，p.158.

[14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8.

[146]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8.

[147]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4.

[148]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HM/434，Nicholls Papers，Nicholls’s Journal，vol.40，7 January 1843.另见Pottinger，The Afghan Connection
，pp.xi-xii。

[149]
Mirza ‘Ata，Naway Ma’arek
，pp.244-69，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English to Kabul.

[150]
Lawrenc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p.12.

[151]
Kurrachee，同Karachi。——译者注

[152]
Belochee，同Balochi。——译者注

[153]
MSS，即manuscripts。——译者注

[154]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Rawlinson Papers，HC_4
，Masson Diary，entry for 1 December 1839.

[155]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MssEur E162，letter 4.

[156]
原文Potter’s Bar，疑为Potters Bar。——译者注

[157]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p.199.

[158]
Pottinger and Macrory，The Ten-Rupee Jezail
，p.167.

[159]
Eden，Up the Country
，p.xix.

[160]
不过艾登家族成员的确令自己在新西兰千古留名。新西兰那时的首都随乔治的名字命名，现在的板球场则被命名为艾登公园（Eden Park）。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子爵反倒让自己留名于澳大利亚地图（墨尔本［Melbourne］是英国首相威廉·拉姆［William Lamb］的爵名。1847年，英国女王将澳大利亚城市Bearbrass改名为Melbourne。——译者注）。

[161]
The Times
，25 October 1844.

[162]
参见Michael Fisher’s excellent essay ‘Mohan Lal Kashmiri（1812-1877）’，in Margrit Pernau（ed.），The Delhi College
，pp.231-266。另见Gupta，Panjab，Central Asia and the First Afghan War
，该书由年轻时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作序。

[163]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9 March 1843，no.91，From the Envoy’ to the Court of Lahore，Ambala，4 March 1843.

[164]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3 March 1843，no.539，From Colonel Richmond，CampRooper，18 December 1843.

[16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p.27，29.

[166]
Patiala，现位于北印度旁遮普省。——译者注

[167]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3 March 1843，no.539，From Colonel Richmond，CampRooper，18 December 1843.

[168]
Aziz ud-Din Popalzai，Durrat uz-Zaman
，Kabul，1959，cb.The Private Life of Zaman Shah from His Dethronement till His Death.

[169]
Shah Shujah-ul-Mulk，同Shah Shuja ul-Mulk。——译者注

[170]
Robert Warburton，Eighteen Years in the Khyber 1879-1898
，London，1900，p.8.

[171]
Noelle，Stal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p.57.

[172]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198.另见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3 March 1843，no.531，From Colonel Richmond，Agent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Ludhiana，27 November 1843。

[173]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33.

[174]
British Library，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ESL no.20 of 3 March 1847（IOR L/PS/5/190），Lawrence to Curvie，29 February 1847.

[175]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23.

[176]
Sayad，即圣裔。——译者注

[177]
Mackenzie，Storms and Sunshine
，vol.II，p.32.

[178]
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vol.I，p.297.

[179]
Koonur，同Kunar，阿富汗的34个省之一。——译者注

[180]
Khyburee，同Khyberi。——译者注

[181]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Foreign，Secret Consultations，23 March 1844，no.531，From Colonel Richmond，Agent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in the North West Frontier，Ludhiana，27 November 1843.

[182]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127.

[183]
原文Khwaja ‘Abd Allah Ansari，疑为Khwaja Abdullah Ansari。——译者注

[184]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ed.Arthur C.Benson and Viscount Esher，vol.II：1844-1853，London，1908.

[185]
James Howard HarrisMalmesbury，Memoirs of an Ex-Minister：An Autobiography
，London，2006，vol.I，entry for 6 June 1844，pp.289-290.

[186]
Quoted by Figes，Crimea
，p.68.

[187]
Quoted by Figes，Crimea
，pp.61-70.

[188]
我要感谢迈克尔·森普尔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189]
毛拉奥马尔是阿富汗南部地区首位阿富汗统治者米尔·维兹·霍塔克（Mir Waiz Hotaki）的远亲。

[190]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2001年由联合国创建，2003年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管。

[191]
原文negelected，疑为neglected。——译者注

作者按语

驻贾拉拉巴德随军牧师G.R.格莱格牧师作为这场灾难性远征的劫后余生者之一，1843年自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杀戮场归来后不久就写了一部回忆录。他写道：“发动这场战争的目标并不明智，战争进程中鲁莽与慑怯匪夷所思地缠夹不清，英方蒙灾受难后罢战息兵。对于指挥作战的政府抑或参战的主力部队而言，没有多少荣耀加身。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英方都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最终撤离该国，无异于败军溃退。”

[1]

威廉·巴恩斯·沃伦（William Barnes Wollen）闻名遐迩的画作《第44步兵团的背水一战》（Last Stand of the
44th Foot
）描绘的是随着普什图部落民步步逼近，甘达玛克山丘顶上的一群衣衫褴褛却顽强不屈的军人在一排稀疏的刺刀后站成一圈。这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形象之一。与之齐名的有巴特勒夫人（Lady Butler）的油画《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
），描绘出所谓的最后幸存者布赖登医生，骑着行将倒地的驽马到达贾拉拉巴德城垣前的情景。

2006年冬，正值西方列强对阿富汗的最新武装入侵的形势渐趋恶化之际，我萌生了撰写一部新史书的念头，旨在讲述不列颠意图掌控阿富汗的首次失败尝试。轻易征服异邦、成功扶植亲西方的傀儡统治者之后，傀儡政权面临日益广泛的抵抗。历史开始重演。

在前期调研工作中，我参访了与这场战争相关的许多地方。在阿富汗的第一天，我驱车穿过舒马里平原，参观了埃尔德雷德·砵甸乍的恰里卡尔驻兵营地遗址，现在的美军驻巴格兰空军基地就位于不远处。在赫拉特，我瞻仰了苏菲派圣地加沙尔格赫的多斯特·穆哈迈德·汗陵寝。在贾拉拉巴德，我坐在喀布尔河河畔享用了碳烤奶鱼。170年前，同样鲜美的河鱼养活了受困于此的英军官兵，这种鱼深受“好斗的鲍勃”塞尔青睐。甫抵坎大哈，来接我的汽车一靠近机场周边就被狙击手射穿后窗。坐落于城镇边缘的瓦里老爹（Baba Wali）圣祠是亨利·罗林森最喜爱的地点之一，我站在圣祠亲眼所见简易爆炸装置

[2]

炸掉了一支横渡阿尔甘德河的美军巡逻队——过去和现在一样，那儿都是占领区与阿富汗抵抗组织控制区之间的边界。在喀布尔，我设法获许参观巴拉希萨尔城堡——昔时沙·苏贾的大本营，现在的阿富汗军队情报部队总部，在这里，从1842年残余的七颠八倒、堆成锥形的英军大炮以及20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翻倒的苏联T-72坦克中找到的来自前线的报告得以被评估。

越是近观细察，就越发觉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新殖民主义的轻举冒进似乎清晰重现了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初次灾难性纠葛。1839年的战争是根据经篡改的情报发动的，情报论及的威胁事实上并不存在。有关俄国使臣只身前往喀布尔的消息，被一群野心勃勃、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鹰派人物夸大并操纵，在这件事上，造成对捕风捉影的俄国入侵的恐慌。正如恐俄的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尔1838年自德黑兰所写：“我们应当声明，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

[3]

由此引发一场徒劳无益、代价高昂、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

我渐渐意识到，这两次武装入侵的大同小异并非只是逸话趣谈，而是凿凿有据的事实。170年后，在新的旗帜、新的意识形态以及新的政治傀儡操纵者的幌子下，相同的部族抗争和诸多战役继续在同样的地方展开，敌对双方斗个你死我活。相同的城市由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士兵驻守，遭受来自同一片绵绵丘陵和高海拔山口的袭击。

在这两起事件中，侵略者都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入侵，实现政权更迭，而后会在两三年内全身而退。在两起事件里，他们均未能避免自己卷入更广泛的冲突。英国人无力应对1841年爆发的起义，不仅由于英国阵营内部领导失败，而且是麦克诺滕与沙·苏贾之间战略关系破裂的产物。如出一辙的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领导层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最近兵戈扰攘、局势失控的关键诱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阿富汗扮演着麦克诺滕的角色。2010年我参访喀布尔时，当时的英国特别代表谢拉德·考珀科尔斯爵士评述称，霍尔布鲁克是“一头蛮牛，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瓷器店带到哪儿”。这段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概括174年前麦克诺滕的作风。谢拉德在回忆录《来自喀布尔的电报》（Cables from Kabul
）中，对当前占领失败的原因做出分析，读起来惊人地类似于解析奥克兰和麦克诺滕缘何折戟沉沙。“对于如何抽身而出没有任何实际想法就搅和进来；几乎蓄意误判挑战的性质；频繁更换目标，没有环环相扣、协调一致的计划；大规模任务蠕变；政治与军事指挥不统一，各执己见、一盘散沙；劳师袭远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阶段，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另一场战争（当前情形下是伊拉克战争，当年是鸦片战争）；本地盟友选择不当；软弱的政治领导层。”

[4]

过去和现在一样，阿富汗的贫瘠不毛就意味着不可能向阿富汗人征税，以资助占领者的侵占行动。在如此难以抵达的领地维持治安代价高昂，反倒耗尽占领国的资源。现今，美国每年在阿富汗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在赫尔曼德省的两个辖区保留海军陆战营的开支，比美国给埃及全国提供军事和发展援助的费用还要高。在这两起事件中，定夺撤兵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几乎与阿富汗无关，换句话说，取决于侵略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和变幻莫测的政局。

随着我的调研工作继续进行，令人着迷的是，看到当今社论专栏中唇枪舌剑热议的同一类道德问题，如何在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来往书函中以同等篇幅加以讨论。何为占领国的伦理责任？正如一名英国官员1840年所述，是应当殚精竭虑“为人类谋福利”，拥护社会革新和性别变革，取缔诸如以石击毙通奸妇人一类的陈规陋习，还是应当心无旁骛地坐稳江山，莫无风生浪？倘若盟友开始生烤活煮仇敌，是否予以干涉？是否尝试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正如间谍组织首脑克劳德·韦德爵士于1839年武装入侵前夕的警告所言：“我认为最为可怕并需有所警惕的莫过于妄自尊大。我们如此目中无人，往往习以为常地将自己的制度习俗视为佼佼不群，一心想把它们引入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如此干涉即便未促其诉诸暴力，也总会引发激烈争议。”

[5]

对现今身处阿富汗的西方人来说，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灭顶之灾提供了令人忐忑不安的先例。绝非偶然的是，驻喀布尔的外国通讯员最喜爱的酒舍叫作甘达玛克小屋（Gandamak Lodge），阿富汗南部的一座主要英军基地依照第44步兵团背水一战的唯一幸存者的名字被命名为苏特营（Camp Souter）。

与之相反，对阿富汗人而言，1842年挫败英国人已成为从外国侵略中获得解放的象征，标志着阿富汗人拒绝再一次被任何外国列强奴役的坚定意志。毕竟，喀布尔使馆区仍以维齐尔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如今在巴拉克扎伊的民族主义宣传中，阿克巴·汗作为1841～1842年首屈一指的阿富汗自由斗士而被世人铭记。

这段历史的种种细节让阿富汗人对外国统治深恶痛绝，西方国家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阿富汗人却刻骨崩心、千古不忘。具体说来，在阿富汗，沙·苏贾依旧是通敌叛国的象征。2001年塔利班诘问手下青年：“你们想作为沙·苏贾的后人遗臭万年，还是想作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子孙流芳百世？”奥马尔毛拉上台掌权时刻意效法多斯特·穆哈迈德，像多斯特·穆哈迈德一样，他从坎大哈圣祠取来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斗篷披裹在自己身上，宣称将师法自己的楷模“信士的领袖”。此举有意直接重现第一次英阿战争中的诸事件，全体阿富汗人即刻了悟其中的特殊寓意。

历史绝不会毫厘不差地重现。当今阿富汗经历的一切，相较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的确有一些重大差异。抵抗组织核心领导层缺乏被全体阿富汗人公认的合法正义而又有能力一统天下的人物。奥马尔毛拉不是多斯特·穆哈迈德，也不是维齐尔阿克巴·汗，各部族尚未如1842年那般团结在他旗下。显著的重要差异将两起事件区分开来。殖民地时期的部族起义是保守部族为了自卫揭竿而起，让盎格鲁-萨多扎伊的统治宣告终结，而塔利班领导的伊赫万徒众

[6]

武装革命，希望将舶来的极端瓦哈比（ultra-Wahhabi）意识形态重新强加于阿富汗百花齐放的宗教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卡尔扎伊试图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尽管该政府劣迹斑斑、贪腐无度，但始终比沙·苏贾领导的萨多扎伊政权更具代表性，也更有人望得多。

然而，由于该地区在地形概貌、经济状况、宗教抱负及社会结构上具有延续性，170年前的败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的确仍是不容忽视的前车之鉴。从1842年英国人犯下的错误中汲取一些教训为时未晚；如若不然，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第四次战争看来无疑会未果而终。鲜有政治收益不说，结局必将与前三次毫无二致：蒙羞溃败后狼狈撤兵，又一次让阿富汗陷入兵荒马乱的部族纷争，阿富汗很可能再由同一个政府统治，而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推翻该政府而战。

30年后，不列颠行将稀里糊涂陷入第二次英阿战争之际，就像乔治·劳伦斯致函伦敦《泰晤士报》所言：“冉冉升起的新一代非但没有从悲壮的覆舟之戒中受益，反而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让我们卷入那动荡不幸的国度的纷乱事务中……即使有可能避免军事灾难，但现在大军推进，无论从军事角度来看何等成功，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徒劳无功……撤离喀布尔蒙受的无妄之灾，应永远作为对未来政治家的一种警示——警告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切莫再贸然实施1839～1842年结出那般苦果的政策。”

尽管这一地区具有核心战略意义，但是论及阿富汗历史的好作品出乎意料地寥寥无几。存世的文章无不采用印刷的英文报告，抑或遭严重歪曲的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Archives）。虽然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故事已被讲述多次，叙事方式涵盖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三卷本史书以及弗莱什曼

[7]

的滑稽动作等多种形式，但是已出版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几乎没有采用19世纪早期阿富汗方面的同期原始史料，未呈现被侵略占领的阿富汗方面的记事，亦未使用反殖民主义的阿富汗抵抗组织的记载，甚至在最专业的学术刊物中也几无可寻。

[8]

第一次英阿战争是一场独树一帜、记载翔实的冲突。书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使用了来自诸条战线各个方面的种种新的原始资料。过去数年间，伦敦周围各郡（Home Counties）阁楼箱子里数以百计的破破烂烂的信札和血迹斑斑的日记现身于世，它们属于参与那场战争的英国人。我在林林总总的家族收藏品、切尔西国家陆军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中查阅到这些新素材。

在德里的过去四年间，我彻底查阅了印度国家档案馆（Indian National Archives）馆藏的车载斗量的1839～1842年占领时期的卷宗，这些材料几乎囊括所有往来信函、备忘录和手写批注，论及奥克兰勋爵治下加尔各答行政部门和其麾下军队提出的问题。其中的亮点有：发现先前未公开的亚历山大·伯恩斯的若干封私人信件，伯恩斯是这段史话中英方的一个主要角色；对英军种种暴行展开的调查，读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版本的维基解密；一些非常感人的受审讯的印度兵在军事法庭上的庭审记录，这些印度兵曾沦为奴隶，设法脱逃并最终成功返回所属诸团，接着就面临擅离职守的指控。

印度国家档案馆还藏有之前未经引用、未作翻译的波斯语战争记事《喀布尔和坎大哈的战斗》，作者是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这位还乡的波斯秘书曾在卷入那场战争的一位英国官员手下当差。门士阿卜杜勒·卡里姆称，着手展开撰写19世纪50年代初那段历史的计划，“希望排遣暮年的孤寂，教导身处这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的子子孙孙”。不过他补充道：“那些事件现在看似与印度斯坦特别有关联。”

[9]

字里行间之意，可被当作隐讳号召在印度掀起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起义。这样一场起义的确在1857年继之而来，首先爆发于1842年撤离喀布尔期间遭英国军官离弃的印度兵所在诸团。

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旁遮普档案馆（Punjab Archives），我挖掘出几乎未被使用的克劳德·韦德爵士的案卷。克劳德·韦德是“大博弈”的首位间谍组织首脑，1835年在他的监管下创建了西北边境代表处（North West Frontier Agency）。在旁遮普档案馆能找到韦德的“情报员”网络的所有报告，这些情报员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旁遮普地区、喜马拉雅山脉，越过兴都库什山区远至布哈拉。旁遮普档案馆还藏有涉及沙·苏贾在卢迪亚纳的流亡生活以及他千方百计返回喀布尔重祚的所有往来信札。

在俄国方面的史料中，我设法获取了打印的佩罗夫斯基伯爵及其门徒伊万·维特科维奇的案卷。佩罗夫斯基伯爵是沙皇时代与韦德差堪比拟的人物。此前外界一直臆测，维特科维奇在圣彼得堡旅舍房间内举枪自戕前，销毁了所持的文件资料。但事实证明，仍有一些情报报告留存了下来，其中包括论及伯恩斯的书面报告、揭示布哈拉的整个英国谍报网的报告。这些报告在本书中首次呈现。

然而，真正的突破是该时期包罗万象的阿富汗史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喀布尔。2009年，我在阿富汗国家档案馆展开调研工作时，借宿于罗里·斯图尔特的泥堡。泥堡在遭焚毁的寇松时代

[10]

英国大使馆的废墟附近。档案馆位于喀布尔市中心一座19世纪奥斯曼风格的宫殿中，这座瑰丽的宫殿出奇地完好无损。结果令人沮丧，档案馆鲜有沙·苏贾和多斯特·穆哈迈德时代的资料。但就是在那儿东翻西找的时候，我与加旺·希尔·拉西赫——这位阿富汗青年历史学家是富布莱特学者

[11]

——成为朋友。一日午餐时间，加旺·希尔带我去见一位二手书商，书商在老城区的朱伊希尔租了个看起来风雨飘摇的摊位。结果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阿富汗显达家族移居国外时，这名书商曾大量买进名门望族的私人藏书。不到一小时，我就成功购得八卷先前未使用过的第一次英阿战争同期波斯语史料，它们全都是在英国战败期或战后余波期写于阿富汗的，不过有些史料刊载于印度的波斯语出版物，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酝酿阶段供本国印度人阅读。

这些史料包括两部隽绝的英雄史诗：哈米德·克什米尔毛拉的《阿克巴本记》和穆罕默德·古拉姆·科希斯坦·古拉姆（Mohammad Ghulam Kohistani Ghulami）的《战地书》。两部史诗读起来就像阿富汗版本的《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
），是在19世纪40年代仿效古波斯菲尔多西（Ferdowsi）的《列王纪》（Shahnameh
），用堂皇铿锵的波斯语写成，以歌颂阿富汗抵抗组织诸领袖。当年献给胜利的诗歌或许比比皆是，最后遗存下来的似乎只有这些史诗。大部分诗歌经歌者和吟游诗人代代口耳相传。毕竟，对阿富汗人而言，战胜英国人几乎奇迹般地拯救了自己的祖国，那既是他们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又是他们的滑铁卢战役，还是他们的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

[12]

1951年，《战地书》为人所知的唯一誊抄本在帕尔旺省现身——被誊写于东印度公司纸张上，缺少扉页和尾页，显然是从英国驻恰里卡尔指挥部被抢掠而来的。该书聚焦于科希斯坦抵抗组织首领米尔·马斯吉迪的事迹。尽人皆知，这位纳克什班迪教团的苏菲派导师一直在起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份手稿提到他是抵抗组织核心人物。《阿克巴本记》也于1951年重新露面，这次是在白沙瓦。与前书形成对比的是，该书赞颂了维齐尔阿克巴·汗。克什米尔毛拉写道：“在本书中，就像鲁斯坦大帝（Rustam the Great，菲尔多西的波斯史诗《列王纪》中人物）一样，阿克巴的赫赫英名将千秋不朽、万古流芳。这部史诗现已完结，它将在世界各国流传，为伟人的集会增光添彩；它将从喀布尔云游至每一场聚会，犹如春风拂过一座座花园。”

[13]

《编年史》立足于阿富汗西部与波斯交界的赫拉特，滞后一步地概观了这场起义。19世纪末的两部史书《苏丹传记》和《历史之光》则是讲述阿富汗列王的官方宫廷史，从多斯特·穆哈迈德继任者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

[14]

一位主要的抵抗组织首领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残存波斯语信札，在塔利班大肆抢掠前一直留存于喀布尔的国家博物馆。不久前，这些书信由其后裔付梓，名为《独一无二的勇士、赤胆忠心的首席侍从阿米努拉·汗·洛伽尔的复仇》（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

[15]

义愤填膺、怒火难平的阿塔·穆哈迈德王子著有《战斗之歌》。作为来自希卡布尔县（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当时名义上归属喀布尔统辖）的卑官下吏，阿塔王子以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地讲述了战争故事。他最初在沙·苏贾手下当差，但后来逐渐对主公依赖异教徒支持的举动大失所望，在书中对抵抗组织表露出越来越多的同情。阿塔王子的波斯语因袭了华丽迂腐的莫卧儿风格，不过相比那一时期其他任何作家，他的措辞最为机智明快。这部著作对英国人的失败大放厥词，更不乏恶言怨语，但出人意料的是，竟有可能是受希卡布尔县首位英格兰收藏家爱华德·巴克豪斯·伊斯特威克（E.B.Eastwick）之托撰写。阿塔王子在序言中颇为忐忑地寄语资助人，恳恳悱悱写道：“恰如俗语所云，‘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尽管力求用千般婉言、万般讳语道出诸事件的是非功过，但仍要祈祷切莫冒犯那些君临天下、坐拥江山的人们。”他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个不忠不信的尘世，千载有如白驹过隙，苦乐悲喜皆是过眼云烟。‘世事如梦，不管如何在心头描绘，一切终将伴你而去。’”

[16]

所有史料中最具启发性的大概是合乎沙·苏贾本人心意的回忆录《沙·苏贾实录》。这部内容颇为丰富的回忆录为他战前流亡卢迪亚纳时撰写，1842年苏贾遇刺后由一名臣子更新相关内容。苏贾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聪明睿达的学者皆知，杰出的帝王一一记载当政时期的重大事件。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亲自书写，大多数人则交由史官和文人撰写。随着时光流转，著作得以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永恒不朽的印记。是故，苏丹苏贾·乌尔木尔克·沙·杜兰尼（Sultan Shuja al-Mulk Shah Durrani），仁慈真主朝堂上的这位谦卑祈请者萌生此想法，记载在位期间的战役和大事件，俾使呼罗珊（Khurasan）的历史学者知悉这些事件的真实始末，善于思辨的读者亦能由这些先例鉴往知来。”

[17]

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得以对阿富汗方面的首要局中人的期望和忧惧有所了解，这是对文献资料至关重要的补充。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原始资料大都为讲达里语的阿富汗历史学家所熟知，他们将这些史料运用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撰写的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达里语史书中，但此类记载似乎未被用于任何用英语写就的战争史，在英语译本中也完全没有现成可用的素材，尽管从《沙·苏贾实录》中摘译的若干篇章确曾登载于19世纪40年代加尔各答的一本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目前正在筹备《历史之光》全译本，他慷慨地任我使用手头资料。

这些丰富翔实的阿富汗史料告诉我们许多欧洲方面的史料疏于提及或不知情的事。譬如，英国方面史料谈及己方军队不同派系时消息灵通，然而阿富汗一方亦由不同叛乱团体组成，英方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对分裂这些团体的紧张局势浑然不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有清晰记载，称阿富汗抵抗组织实则四分五裂、离心离德，不同指挥官旗下的不同团体在不同地点安营扎寨，通常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协同合作。此外，相互竞争的诸团体目标不同，为一己私利还会不断改弦易辙、更换盟友。令人尤感意外的是，起初偌多叛乱者希望沙·苏贾留任国王，他们只想将苏贾的英国靠山赶出去。英军起程踏上不归路，在库尔德喀布尔山口全军尽没，同一批亲保皇派武装力量中的勤王者立即就复归沙·苏贾旗下。正如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队撤离后，谁都没料到，苏联扶植的傀儡纳吉布拉（Najibullah）能苟延残喘那么久。因此，若不是大逆不忠的教子妒火中烧并在一怒之下刺杀了他，沙·苏贾或许能长时间在阿富汗称王。

相较英国方面的史料记载，阿富汗史料中抵抗组织的剧中人略有不同。米尔·马斯吉迪及旗下科希斯坦人，阿米努拉·汗及麾下洛伽尔人，均比英国方面史料乃至稍晚的阿富汗方面的记载卓尔不凡得多。后期史料受巴拉克扎伊族人赞助撰写，着意强调获胜王朝在起义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这种说法实则仅对革命的最后阶段而言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多亏有阿富汗方面的史料，阿富汗抵抗组织众领袖丰满的形象才一下子得以跃然眼前，他们才成了有着多彩感情生活和个人动机观点的活生生的人。而英国方面的史料所呈现的只是一道由奸诈的大胡子“盲信者”和“狂热分子”堆砌成的毫无差别的人墙。幸亏有这些新资料，现在才有可能从个体角度理解，缘何许多忠诚拥护沙·苏贾的阿富汗首领会选择奋不顾身拿起武器，与貌似所向披靡的东印度公司军队兵戎相见；德高望重的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受到一名英军基层军官凌辱，因拒绝向王国政府缴纳有所增加的赋税而失去领地；年轻气盛的阿卜杜拉·汗·阿查克扎伊的情妇被亚历山大·伯恩斯勾引，试图寻回她时遭嘲弄；米尔·马斯吉迪正打算向朝廷自首时，英国人袭击其城堡、残杀其家人，此举有悖双方达成的所有共识，其城堡随后被攻占并变成英国地方政府办公中心，其领地遭仇敌瓜分。众人之中最着笔墨、被细针密缕加以描绘的当属老谋深算、性格复杂的人物阿克巴·汗。他喜爱希腊化的犍陀罗雕刻，想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在喀布尔被看作抵抗组织领袖中最具锋芒的一位。《阿克巴本记》甚至还绘声绘色讲述他洞房花烛、鱼水相欢的情景。英国方面的史料以夸张讽刺手法描绘的这位“揣奸把猾的穆斯林”，在我们眼前一跃成为阿富汗的万人迷。

阿富汗方面的史料还向我们呈现出一面镜子，用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堂兄弟拉比·彭斯的话说，就是让我们能够“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18]

依照阿富汗咏史诗人的描述，伯恩斯远非西方史料所载的浪漫探险家，而是一个魅力超凡的欺诈者、阿谀奉承与背信弃义的能手、腐蚀喀布尔达官显贵心灵的魔鬼。“外表好似谦谦君子，内心暗藏恶魔”，一名贵族如是告知多斯特·穆哈迈德。

[19]

在阿富汗人看来，西方军队以丧尽天良、匮乏骑士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尤其以对平民伤亡漠不关心著称。在《阿克巴本记》中，多斯特·穆哈迈德警告阿克巴·汗，称：

因睚眦必报

他们的毒燎虐焰会让屋宇墙垣深陷火海

他们借此耀武扬威

震慑斗胆反抗之人

日以为常这般降伏苍生

便无人分庭抗礼

[20]

此外，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一致抱怨的是英国人不尊重女性，所到之处强奸凌辱事件频发，“不舍昼夜地乘着欲望的骐骥恣意驰骋”。换句话说，在阿富汗方面的史料中，英国人被描述成诡诈多端、暴虐无道、蹂躏女性的恐怖分子。料想不到阿富汗人竟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

阿富汗方面所有史料的焦点是谜一般的人物沙·苏贾。透过苏贾本人及其拥护者的描绘，浮现出的是一个八面莹澈、聪明绝顶、将往昔帖木儿帝国诸君主奉为楷模的人。《沙·苏贾实录》中的自我描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称他展露出勇敢决绝、不屈不挠的气魄，经受住命运的千锤百炼。这般描画与遭自高自大的英国行政官员废弃的堕落懦夫形象判若天渊，英国官员起初辅佐这位杜兰尼帝国继承人重祚，而后设法将其边缘化，这也与经巴拉克扎伊族人170年宣传灌输后，在现代阿富汗被妖魔化的卑怯卖国贼形象大相径庭。苏贾在自己周围营造出极其知书知礼的波斯化天地，没有迹象显示沙到底懂不懂普什图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曾用普什图语写作。就像昔日的莫卧儿人一样，贵为天子的沙·苏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帖木儿帝国的末代国王，他在许多方面脱颖而出——他治国施政时，阿富汗仍处于伊朗、中亚、中国及印度斯坦的十字路口上，而非后来的穷山恶水荒蛮之境。

追溯起来，沙·苏贾当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始。尽管有许多代价高昂的失败，但第一次英阿战争仍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设定出一道稳固的边界。几年之内，英国人就吞并了锡克教团盘踞的旁遮普地区以及早先由信德诸埃米尔掌控的印度河下游领地。不过，有前辙可鉴的英国人心中有数，白沙瓦是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

对阿富汗人而言，这场战争永远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多斯特·穆哈迈德复归后承袭英国人实施的改革，这些变革有助于巩固阿富汗的统一，使该国较战前有了愈发明确的界定。确切说来，苏贾及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从不使用“阿富汗”这个字眼——对苏贾来说，有一个喀布尔王国，它是破碎的杜兰尼帝国硕果仅存的部分，处在所称的“呼罗珊”地理空间边缘。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富汗”的说法就被广泛标识在国内外的地图上，那一地理空间内的民众也渐渐开始将自己称为阿富汗人。沙·苏贾的归来，以及旨在令他复政厥辟而发动的殖民远征告败，最终摧毁了萨多扎伊王朝的势力，终结了由萨多扎伊族人创建的杜兰尼帝国的最后追忆。第一次英阿战争以这种方式，对界定现代阿富汗国界立下汗马功劳，一劳永逸地强化了存在一个名为“阿富汗”的国家之理念。

如果说第一次英阿战争有助于巩固阿富汗这个国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前西方的干涉会否促其消亡。撰写本书之际，西方部队再次随时准备弃阿富汗于不顾，将之交由普帕扎伊族人执政的软弱政府掌控。无法预知该政权的命运，亦不可能预言阿富汗会否陷入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的状态。不过，阿塔王子于1842年战后写下的一段话，现仍确切不移：“毋庸置疑的是，侵略或统治呼罗珊王国绝非易事。”

[1]
Gleig，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p.182.

[2]
IED，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译者注

[3]
J.A.Norris，The First Afghan War 1838-1842
，Cambridge，1967.p.161.

[4]
Sherard Cowper-Coles，Cables from Kabul：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est’s Afghanistan Campaign
，London，2011，p.289-290.

[5]
British Library，Broughton Papers，Add Mss 36474，Wade to the Governor General，31 January 1839.

[6]
Ikhwanist，Ikhwan即一神论兄弟会，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宗教社团组织。——译者注

[7]
Flashman，即哈里·佩吉特·弗莱什曼爵士（Sir Harry Paget Flashman），是乔治·麦当劳·弗雷泽（George MacDonald Fraser）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译者注

[8]
对此，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克里斯蒂娜·诺埃勒的非凡著作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The Reign of Amir Dost Muhammad Khan
（1826-1863），London，1997，但该书对第一次英阿战争一笔带过，而且她仅择选少量现成的那一时期的达里语史料。

[9]
Munshi Abdul Karim，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Kanpur，1851，Introduction.

[10]
Curzon，即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译者注

[11]
Fulbright scholar，富布莱特项目始于1946年，以发起人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命名。——译者注

[12]
在著作Chants Populaires des Afghans，Paris，1888-1890
，p.201中，詹姆斯·达梅斯特泰（James Darmesteter）提到了关于这场战争的一整套诗词歌赋，还补充说穆罕默德·哈亚特（Muhammad Hayat）给自己寄来搜集自战争的作品集，但这部作品集到出版时仍未被送达。

[13]
MaulanaHamid Kashmiri，Akbamama.Asar-i manzum-i Hamid-i Kashmiri
，written c.1844，published Kabul，1330 AH/1951，preface by Ahmad-Ak Kohzad，ch.34.

[14]
MuhammadAsef Fekrat Riyazi Herawi，‘Ayn al-Waqayi：Tarikh-i Afghanistan
，written C.1845，pub.Tehran 1369/1990；Sultan Mohammad Khan ibn Musa Khan Durrani，Tarikk-i-Sultani
，began writing on 1 Ramzan 1281 AH（Sunday 29 January 1865）and published first on 14 Shawwal 1298 AH（Friday 8 September 1881），Bombay；Fayz Mohammad，Siraj ul-Tawarikh
，pub.Kabul，1913，trans.R.D.McChesney（forthcoming）.

[15]
Muhammad Hasan Amini，Paadask-e-Kb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The Letters of Ghazi Aminullah Khan Logari），Kabul，2010.

[16]
Mirza‘Ata Mohammad，Naway Ma’arek
（The Song of Battles），pub. as Nawa-yi ma’arik.Nuskba-i khatt-i Muza-i Kabul mushtamal bar waqi’at-i ’asr-i Sadoza’i u Barakza’i，ta’lif-i Mirza Mirza ‘Ata’-Muhammad
，Kabul，1331 AH/1952.

[17]
沙·苏贾·乌尔木尔克的著作《沙·苏贾实录》（Waqi’at-i-Shah Shuja
）写于1836年，1861年由穆罕默德·侯赛因·赫拉特补遗，出版的书名为Waqi’at-i Shah-Shuja.Daftar-i avval，duvvum：az Shah-Shuja.Daftar-i sivvum：az Muhammad-Husain Harati
，Kabul，1333 AH/1954（Nashrat-i Anjuman-i tarikh-i Afganistan
，No.29）（载于喀布尔原稿正文后，没有注释或索引，附艾哈迈德·阿里·科扎德［Ahmad-’Ali Kohzad］所写序言）。

[18]
Robert Bums，‘To a Louse’，The Collected Poems
，London，1994.

[19]
Kashmiri，Akbamama
，ch.10.

[20]
Kashmiri，Akbamama
，ch.32.

注释

缩略语列表

BL（British Library）

OIOC（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NAI（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PRO（Public Records Office）

NAM（National Army Musuem）

参考文献

1.欧洲语言原稿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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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B198　　　　　　　　　　　　Viscount Howick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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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B330　　　　　　　　　　　　Outram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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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D649 and D1118　　　　　　　Jasper Nicholls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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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E262　　　　　　　　　　　　Carter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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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F33　　　　　　　　　　　 　Macnaghte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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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 Eur Photo Eur 353　　　　　　 　Nott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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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1466　　　　　　　　　　　　　　Extract Fort William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F/4/1466　　　　　　　　　　　　　　Boards Collections

IOR/P/BRN/SEC/372，IOR/P/BEN/SEC/380　　　Bengal Secret Consultations

IOR/HM/534-45 （esp. vol. 39，Nicholls Papers and Nicholls’s Journal）　　　Papers Connected with Sales Brigade in Afghanistan

IOR/H/546　　　　　　　　　　　　　 Letter Book of Major General Sir Willoughby Cotton

British Library，London

Add Mss 36456-83　　　　　　　　　　Auckland Papers

Add Mss 37274-318　　　　　　　　　 Wellesley Papers

Add Mss 37689-37718　　　　　　　　 Auckland Letter Books

Add Mss 40128　　　　　　　　　　　 Broadfoot Papers

Add Mss 43144　　　　　　　　　　　 Aberdeen Papers

Add Mss 43744　　　　　　　　　　　 Broughton Diaries and Memorandum

Add Mss 46915　　　　　　　　　　　 Broughton Papers

Add Mss 47662　　　　　　　　　　　 Rawlinson Notebooks

Add Mss 48535　　　　　　　　　　　 Palmerston Papers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London

HC2-7　　　　　　　　　　　　　　　 Rawlinson Papers

The National Archives，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PRO 30/12　　　　　　　　　　　　　 Ellenborough Papers

PRO FO/705/32　　　　　　　　　　　 Pottinger Papers

FO 30/12/62　　　　　　　　　　　　 Rawlinson to Hammersley，3 May 1842

FO 60/58　　　　　　　　　　　　　　MacNeill’s reports from the Tehran Embassy - MacNeill to Palmerston

FO 65/233　　　　　　　　　　　　　 Durham to Palmerston，28 February 1837

FO 181/130　　　　　　　　　　　　　Palmerston to Durham，16 January 1837

FO 705/32　　　　　　　　　　　　 　Masson Papers

National Army Museum Library，London

NAM 6807-224　　　　　　　　　　　　Bruce Norton Letters

NAM 8301-60　　　　　　　　　　　　 Brydon Diary

NAM 2002-07-12-2-3　　　　　　　　　Clunie Letter

NAM 6508-50　　　　　　　　　　　　 Dawes Journal

NAM 2008-1839　　　　　　　　　　　 Gaisford Letters

NAM 8109-63　　　　　　　　　　　　 Haslock Papers

NAM 1999-02-116-1　　　　　　　　　 Magrath Letters

NAM 1968-07-207-1　　　　　　　　　 Milne Diary

NAM 6308-44-30　　　　　　　　　　　Outram Papers

NAM 7604/9　　　　　　　　　　　　　Pennycuik Papers

NAM 7101-24-3　　　　　　　　　　　 Roberts Letters

NAM 9109-45　　　　　　　　　　　　 Rose Correspondence

NAM 6807-48　　　　　　　　　　　　 Shelton Defence

NAM 6912-6　　　　　　　　　　　　　Souter Letter

NAM 9007-77　　　　　　　　　　　　 Stapylton’s ‘Journal’

NAM 1968-07-128-1　　　　　　　　　 Trower Journal

NAM 1965-03-65-2-6　　　　　　　　　Wade Correspondenc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New Delhi

Secret Consultations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Foreign Consultations

Foreign Miscellaneous

Secret Letters to Court

Secret Letters from Court

Political Letters to Court

Political Letters from Court

Delhi Gazette

Punjab Archives，Lahore

Delhi Residency Papers

Ludhiana Agency Papers

Private Collections

The Fraser Papers，Inverness

Hugh Johnson Journal，Argyll

Walsh Papers，Abergavenny

2.未发表的学术论文

Hanifi，Shah Mahmood，‘Inter-regional Trade and Colonial State Form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fghanistan’，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1

Kapadia，Eruch Rustom，‘The Diplomatic Career of Sir Claude Wade：A Study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the Sikhs and Afghans，July 1823-March 1840’，unpublished PhD thesis，SOAS

3.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史料

手稿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New Delhi

Karim，Munshi Abdul，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Kanpur，1851

已发表的文献

Amini，Muhammad Hasan，Paadash-e-Khidmatguzaari-ye-Saadiqaane Ghazi Nayab Aminullah Khan Logari
（The Letters of Ghazi Aminullah Khan Logari），Kabul，2010

Azam，Muhammad，Tarikh-Kashmir Azami
，Lahore，1303/1885

Busse，Herbert （trans.），History of Persia under Qajar Rule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of Hasan-e-Fasai’s Farsnama-ye Naseri
，New York，1972

Durrani，Sultan Mohammad Khan ibn Musa Khan，Tarikh-i-Sultani
，began writing on 1 Ramzan 1281 AH （Sunday 29 January 1865） and published first on 14 Shawwal 1298 AH （Friday 8 September 1881），Bombay，1881

Herawi，Muhammad Asef Fekrat Riyazi，Ayn al-Waqayi：Tarikh-i Afghanistan
，written c. 1845，pub. Tehran 1369/1990

Karim，Munshi Abdul，Muharaba Kabul wa Kandahar
，Kanpur，1851

Kashmiri，Maulana Hamid，Akbarnama. Asar-i manzum-i Hamid-i Kashmiri
，written c. 1844，pub. Kabul，1330 AH/1951，preface by Ahmad-Ali Kohzad

Kohistani，Maulana Muhammad-Ghulam Akhund-zada b. Mulla Timur-shah，mutakhallis ba
‘Gulam’ （or ‘Gulami’ Mohammad Ghulam），Jangnameh，Jang-nama. Dar wasfi-i mujahidat-i Mir Masjidi-khan Gazi wa sa ir-i mudjahidin rashid-i milli-i aliya-i mutajawizin-i ajnabi dar salha-yi 1839-1842 i. Asar：Maulina
[sic] Muhammad-Gulam Kuhistani mutakhallis ba ‘Gulami’
，Kabul 1336 AH/1957 （Anjuman-i tarikh-i Afganistan
，No.48） [preface by Ahmad-Ali Kohzad，without index]. Idem：Aryana
，XXI （1333-4 AH/1955），No.7，pp.1-8，No.8，pp.1-8，No.9，pp.33-40，No.10，pp.33-40；XIV （1334-5 AH/1956），No.1，pp.29-32，No.3，pp.33-40，No.4，pp.37-40，No.5，pp.41-8，No.6，pp.17-24，No.9，pp.41-8，No.10，pp.41-8；XV （1335-6 AH/1957），No.1，pp. 41-8，No. 2，pp.33-40，No.3，pp.45-8，No.5，pp.49-56，No.6，pp.17-24，No.7，pp.49-56，No.8，pp.41-8，No.9，pp.41-8 （see Afshar，MaQalat
，I，No.5861）

Mohammad，Fayz，Siraj ul-Tawarikh
（The Lamp of Histories），trans. R. D. McChesney （forthcoming） （first pub. Kabul，1913）

Mohammad，Mirza ‘Ata，Naway Ma’arek
（The Song of Battles），pub. as Nawa-yi ma’arik. Nuskha-i khatti-i Muza-i Kabul mushtamal bar waqi at-i asr-i Sadoza i u Barakza i，ta lif-i Mirza Mirza ‘Ata’-Muhammad
，Kabul，1331 AH/1952 （Nashrat-i Anjuman-i tarikh
，No.22） [with a preface by Ahmad-Ali Kohzad，without index]. Idem：Aryana
，VIII （1328-9 AH/1950），Nos 7-10，pp.41-8，No.11，pp.46-8，No.12，pp.49-56；IX （1329-30 AH/1951），Nos 1-12，pp.41-8；X （1330-1 AH/1952），Nos 1-9，pp.41-8，No.10，pp.49-56

Popalzai，Aziz ud-Din，Durrat uz-Zaman
，Kabul，1959

Priestly，Henry （trans.），Afghanistan and its Inhabitants，Translated from the Hayat-i-Afghani of Muhammad Hayat Khan
，Lahore，1874

Qalandar，Turk Ali Shah Turk，Tadhkira-i Sukhunwaran-Chashm-Didah
，n.d.

Shuja，Shah，Waqiat-i-Sbah Shuja
（Memoirs of Shah Shuja），written in 1836，supplement by Mohammad Husain Herati，1861，pub. as Waqiat-i Shah-Shuja. Daftar-i avval，duvvum：az Shah-Shuja. Daftar-i sivvum：az Muhammad-Husain Harati
，Kabul，1333 AH/1954 （Nashrat-i Anjuman-i tarikh-i Afganistan
，No. 29） [pub. after the text of the Kabul manuscript，without notes or index，with a preface by Ahmad-Ali Kohzad]. Idem：Aryana
，X （1330-1 AH/1952），No.11，pp.33-40，No.12，pp.33-40；XI （1331-2 AH/1953），Nos 1-4，pp.49-56，No.5，pp.49-51，Nos 6-11，pp.49-56

4.同时期的欧洲语言著作和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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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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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3

Archer，Major，Tours in Upper India and in Parts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2 vols，London，1833

Argyll，Duke of （George Douglas Campbell），The Afghan Question from 1841 to 1878
，London，1879

Atkinson，James，The Expedition into Afghanistan：Notes and Sketches Descriptive of the Country contained in a personal Narrative During the Campaign of 1839 and 1840 up to the Surrender of Dost Mohamed Khan
，London，1842

Barr，William，Journal of a March from Delhi to Peshawar and thence to Cabul
，London，1844.

Bengal Officer，A，Recollections of the First Campaign West of the Indus and of the Subsequent Operations of the Candahar Force
，London，1845

Benson，Arthur C. and Esher，Viscount （eds），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vol. II：1844-1853
，London，1908

Blaramberg，Ivan Fedorovitch，Vospominania
（Memoirs），Moscow，1978

Broadfoot，Major W.，The Career of Major George Broadfoot，CB
，London，1888

Buckle，Captain E.，Memoirs of the Services of the Bengal Artillery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ps to the Present Time with Some Account of its Internal Organization
，London，1852

Buist，George，Outline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Troops in Scinde and Affghanistan，betwixt Nov. 1838 and Nov. 1841；with Remarks on the Policy of the War
，Bombay，1843

Burnes，Alexander，Travels into Bokhara，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Tartary and Persia，also a Narrative of a Voyage on the Indus from the Sea to Lahore
，3 vols，London，1834

Burnes，Alexander，Reports and Papers，Political，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Submitted to Government by Sir Alexander Burnes，Lt Leech，Dr Lord and Lt Wood，Employed on Missions in the Years 1835-36-37 in Scinde，Affghanistan and Adjacent Countries
，Calcutta，1839

Burnes，Alexander，Cabool：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and Residence in that City in the Years 1836，7 and 8
，London，1843

Burnes，James，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Knights Templars
，Edinburgh，1837

Calendar of Persian Correspondence of the Punjab Archives abstracted into English
，3 vols，Lahore，1972-2004

Conolly，Arthur，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1829-31
，2 vols，London，1838

Cumming，James Slator，A Six Year Diary
，London，1847

Darmesteter，James，Chants Populaires des Afghans
，Paris，1888-90

Dennie，Colonel William H.，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s in Afghanistan
，ed. W. E. Steele，Dublin，1843

Durand，Henry Marion，The First Afghan War and its Causes
，London，1879

Eastwick，E. B. （An Ex-Political），Dry Leaves from Young Egypt，being a Glance at Sindh before the Arrival of Sir Charles Napier
，London，1851

Eden，The Hon. Emily，Miss Eden’s Letters
，ed. by her great-niece Violet Dickinson，London，1927

Eden，The Hon. Emily，Up the Country：Letters written to her Sister from the Upper Provinces of India
，Oxford，1930

Eden，Fanny，Tigers，Durbars and Kings：Fanny Eden’s Indian Journals，1837-1838
，transcribed and ed. by Janet Dunbar，London，1988

Ellenborough，Edward Law，Earl of，A Political Diary
，ed. Reginald Charles Edward Abbot，London，1881

Elphinstone，Mountstuart，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Caubul，and its dependencies in Persia，Tartary，and India；comprising a view of the Afghaun nation，and a history of the Dooraunee monarchy
，London，1819

Eyre，Captain Vincent，Journal of Imprisonment in Affghanistan
，London，1843

Eyre，Major-General Sir Vincent，The Kabul Insurrection of 1841-2
，London，1879

Fane，Henry，Five Years in India，Comprising a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the Presidency of Bengal；a visit to the court of Runjeet Sing，etc.
，London，1842

Fane，Isabella，Miss Fane i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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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ls，London，1798

Fraser，James Baillie，A Winter’s Journey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ehran with Travels through Various Parts of Persia
，2 vols，London，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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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I：Tribes North of the Kabul River
，Simla，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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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wood，Lieutenant John，Narrative of the Late Victorious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under General Pol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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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1892

Harlan，Josiah，Central Asia：Personal Narrative of General Josiah Harlan，1823-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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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ghton，Colonel （John），Char-ee-Kar and Service There with the 4th Goorkha Regiment，Shah Shooja’s Force，in 1841
，London，1878

Havelock，Hen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Affghanistan in 1838-9
，2 vols，London，1840

Holdsworth，T. W. E.，The Campaign of the Indus：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an Officer of the Bombay Division
，London，1841

Honigberger，John Martin，Thirty Five Years in the East：Adventures，Discoveries，Experiments and Historical Sketches Relating to the Punjab and Cashmere in Connection with Medicine，Botany，Pharmacy，&c
，London，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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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1

Jacquemont，Victor，Letters From India （1829-32）
，trans. Catherine Phillips，2 vols，London，1936

Kashmiri，Mohan Lal，Life of Amir Dost Mohammad of Kabul
，2 vols，London，1846

Kashmiri，Mohan Lal，Travels in the Panjab，Afghanistan and Turkistan to Balk，Bokhara，and Herat and a visit to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London，1846

Kaye，Sir John William，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From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fficers employed in Afghanistan，etc
，3 vols，London，1851

Kaye，Sir John William，Lives of Indian Officers
，3 vols，London，1867

Kennedy，Richard Hartley，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of the Army of the Indus in Sind and Kaubool in 1838-9
，2 vols，London，1840

Khalfin，N. A.，Vozmezdie ozhidaet v Dzhagda
（Drama in a Boarding House），Moscow，1973

Khalfin，N. A.，predislovie k sb. Zapiski o Bukharskom Khanstve
（preface to Notes on the Khanate of Bukhara），Moscow，1983. This volume includes Zapiska，sostavlennaia po rasskazam Orenburgskogo lineinogo bataliona No 10 praporshchika Vitkevicha otnositelno ego puti v Bukharu i obratno
（Notes based on the story told by Vitkevich，ensign in the 10th Orenburg manoeuvre battalion，of his journey to Bukhara and back）

Lawrence，Sir George，Reminiscences of Forty Three Years in India
，London，1875

Lawrence，H. M. L.，Adventures of an Officer in the Service of Runjeet Singh
，London，1975

Low，Charles Rathbone，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Field Marshal Sir George Pollock
，London，1873

Low，Charles Rathbone，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Augustus Abbott
，London，1879

Lushington，Henry，A Great Country’s Little Wars，or England，Affghanistan and Sinde，being a Sketch，with Reference to their Morality and Policy，of Recent Transactions on the North Western Frontier of India
，London，1844

Lutfullah，Autobiography of Lutfullah：An Indian’s Perception of the West
，ed. S，A. I. Tirmizi，London，1857

MacAlister，Florence （Their Grand-daughter），Sir John MacNeill，GCB and of his Second Wife Elizabeth Wilson
，London，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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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965

Mackenzie，Helen，Storms and Sunshine of a Soldier’s Life：Lt. General Colin Mackenzie CB 1825-1881
，2 vols，Edinburgh，1884

MacNeill，Sir John，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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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ls，London，1826

Malleson，George Bruce，History of Afghanistan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Outbreak of War 1878
，London，1878

Malmesbury，James Howard Harris，Memoirs of an Ex-Minister：An Autobiography
，2 vols，Lond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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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ols，London，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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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l，J. Martin Bladen，Recollections of Four Years’ Service in the East with HM Fortieth Regiment under Major General Sir W. Nott GCB
，London，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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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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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0

Panday，Sita Ram，From Sepoy to Subedar：Being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Subedar Sita Ram，a Native Officer of the Bengal Army，Written and Related by Himself
，trans. Lt. Col. J. T. Norgate，London，1873

Parkes，Fanny，Wanderings of a Pilgrim in Search of the Picturesque
，London，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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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sburg，vol.10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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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6

Rattray，James，The Costumes of the Various Tribes，Portraits of Ladies of Rank，Celebrated Princes and Chiefs，Views of the Principal Fortresses and Cities，and Interior of the Cities and Temples of Afghaunistan from Original Drawings
，London，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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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62

Rawlinson，George，A Memoir of Major-General 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
，London，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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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9 （1839），pp.26-116

Rawlinson，H. C.，‘Notes on a Journey from Tabriz，through Persian Kurdistan，to the Ruins of Takhti-Soleiman，and from Thence by Zenjan and Tarom，to Gilan，in October and November，1838；With a Memoir on the Site of the Atropatenian Ecbatana Author’，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0 （1840），pp.1-64

Records of the Ludhiana Agency
，Lahore，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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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er，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London，1878

Sale，Lady （Florentia），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fghanistan 1841-2
，London，1843

Seaton，Major-General Sir Thomas，From Cadet to Colonel：The Record of a Life of Active Service
，London，1873

Simonitch，I. O.，Précis historique de l’avènement de Mahomed-Schah au trône de Perse par le Comte Simonich，ex-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Russie à la cour de Téhéran
，Moscow，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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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tta，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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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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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tta，1843

Stocqueler，J. H.，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Nott，GCB
，2 vols，London，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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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ne，Godfrey，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Ghuzni，Kabul and Afghanistan and a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Dost Mohamed with Notices of Runjit Singh，Khiva，and the Russian Expedition
，London，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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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by his son，the 2nd Duke of Wellington，15 vols，London，1858-72

Wellesley，Richard，Marquess Wellesley，The Despatches，Minut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Marquess Wellesley KG during his Administration of India
，ed. Montgomery Martin，5 vols，London，1840

Wellesley，Richard，Marquess Wellesley，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Mr Dundas and Lord Wellesley：1798-1801
，ed. Edward Ingram，London，1970

Wilbraham，Captain Richard，Travels in the Transcaucasian Provinces of Russia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of 1837
，London，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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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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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835

Wood，John，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Oxus by the Route of the Indus，Kabul and Badakshan，Performed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Supreme Government of India，in the Years 1836，1837，and 1838
，London，1841

5.二次作品和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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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0，no.2 （May 1974），pp.18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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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英）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著；何畅炜，李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Return of a King：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

ISBN 978-7-5201-2999-2

Ⅰ.①王… Ⅱ.①威…②何…③李… Ⅲ.①阿富汗抗英斗争-1839-1842 Ⅳ.①K3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1704号

王的归程

——阿富汗战记（1839-1842）

著者/〔英〕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

译者/何畅炜 李飚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责任编辑/李洋 沈艺 赵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432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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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2.125 插页：1 字数：501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2999-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0255号

定价/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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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誉

这部重新评价现代主义的令人既激动又不安的作品，非常具有说服力。

——《出版人周刊》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春之祭》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抓住了那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与当时的社会、智识及文化诸运动之间令人痛苦的相互影响。它既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又能深深地打动人心。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

这是我多年来读过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引人入胜的解读，这样一本书应该可以修正我们一直抱有的有关现代的最主要的创伤的认识。我觉得它已经改变了我的认识。

——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军事史季刊》

了不起的成就……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都极具启发性，而且它读起来非常有趣，令人钦佩。作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埃克斯坦斯就和他作为学者一样才华横溢。

——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真的让人耳目一新……审美想象和历史想象的很有意义的综合。

——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

一本非常令人兴奋的书，它对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纪中的许多混乱和矛盾做出了解释，值得人们广为阅读。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加拿大出版的最好的一百部图书之一。

——《加拿大文学评论》

《春之祭》带给我们的不是对我们整个世纪的追溯……而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

——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

埃克斯坦斯对自己渴望理解的事情充满了激情；他的写作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和对智慧的爱。

——《多伦多星报》

应当和保罗·福塞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以及约翰·基根的《战斗的面貌》一同摆在书架上。

——《纽约时报》

构思奇妙，写作精彩……任何想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的人，都必须读一读。

——《图书馆杂志》

献给杰恩

西线地图

前言

领略了孚日宁静的乡村、连绵的群山和牧场，还有仪仗队般挺拔的橡树之后，你从梅斯沿3号国道到凡尔登郊外，在离城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幕大煞风景的阴郁景象突然映入眼帘，令人心头一震。那是一座坟场。堆放得高高的，在公路上便可一览无余的，是许多被压扁的尸骸、变形的躯壳和嶙嶙白骨。可这坟场却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鲜花，访客也寥寥无几。路过的人甚至多半都没有留意这个地方。但它对于20世纪以及我们的文化指涉（cultural references）来说，却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许多人都说，那是现代的价值观及其目标的象征，是我们奋斗和遗憾的象征，是歌德祈求的“死亡与生成”

[1]

的当代阐释。那是一座汽车坟场。

继续向前，进入凡尔登并穿城而过，再由小道驶向东北，你就可以发现一座更大的坟场。这座坟场有十字架：成千上万，排列整齐，白色，全都一模一样。如今，路过汽车坟场的人要比路过这座坟场的人多。觉得自己和被压扁的汽车有联系的人，也比觉得自己和这座死气沉沉的墓地有联系的人多。这是一座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阵亡者的墓地。

这是一本关于死亡与毁灭的书。它讲的是坟场。但它其实也是关于“生成”的书。它讲的是20世纪前半叶我们现代意识的出现，特别是对于解放的迷恋。同时，它还谈到了大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说法——之于上述意识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墓地相比，汽车坟场连同其所有的意蕴——“我认为汽车如今在文化上就等同于哥特式大教堂。”罗兰·巴尔特写道——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当代的心灵来说意义要大得多，但本书将试图表明，这两座坟场是相关的。由于我们对速度、创新、无常及灵性的执著，同时生活又处于行话所说的“快车道上”，从而使整个价值观和信念都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大战，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乃是上述发展过程中唯一最为重大的事件。

我们的书名——它来自一部芭蕾舞剧，该剧是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作品——暗示着我们的主题：运动。这个充斥着离心运动和悖论的世纪，其最高的象征之一就是死亡之舞，带有反讽性质的、充满狂欢和虚无主义的死亡之舞：我们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获得了终极的毁灭性力量。1913年5月，即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
）在巴黎首演。它凭借充满活力的叛逆性，凭借用死亡作祭来表达对生的庆祝，成了一部对20世纪的世界来说也许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20世纪的世界在追求生的过程中，把死亡带给了成百上千万名最优秀的人。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起初想把自己的总谱定名为《祭品》（The Victim
）。

要证明大战的重要性，当然一定要谈到卷入其中的利益集团和情感。本书是从宽泛的文化史角度来探讨这些利益集团和情感的。这类历史所关注的，肯定不只是音乐和芭蕾之类的艺术，甚至也不只是汽车和坟场；它最终必定要溯及风尚与道德、习俗与价值观，不论是口头说的还是实际做的。这项工作也许艰难，但文化史至少得努力把握时代的精神。

要领会那种精神，就要看一个社会注重的是什么。芭蕾、电影、文学，还有汽车和十字架，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重要证据，但证据在社会对于这些象征物的反应中才是最丰富的。在现代社会，正如本书将会表明的，艺术的追随者就像霍比特人和英雄人物的追随者一样，对于史学家来说是比书面文件、艺术品或英雄本身更为重要的关于文化特性的证据来源。所以，现代文化的历史应当既是一部挑战史，也是一部反应史；既是小说的历史，也是小说读者的历史；既是电影的历史，也是电影观众的历史；既是行动者的历史，也是旁观者的历史。

如果说现代文化的研究是这样，那现代战争的研究也是这样。大多数战争史的写作都只是把关注点放在战略、武器装备和组织工作上，放在将领、智囊和政治人物上。在试图从宽泛的和比较的角度去评估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时，对普通士兵的精神状况和行为动机相对而言关注得很少。在我们的故事中，无名士兵处在前沿和中心。他们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谓的祭品。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1914年的战争在爆发的时候也被看作机遇，不论是为了改变还是巩固。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工业和军事强国，成了战争前夕最能代表变革和更新的国家。在各国当中，它是活力论（vitalism）和技术才华的具体体现。对它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场解放战争，是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和便利的战争，而英国则是德国要反叛的那种秩序的主要代表。实际上，英国是世纪末世界中最主要的保守势力。作为头号工业国兼世界和平的代理人，作为信奉以议会和法律为基础的进取和进步伦理的象征，英国不仅觉得自己在世界上高人一等，而且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能量与躁动，还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英国的介入，将使1914年战争从大陆性的权力斗争演变为名副其实的不同文化的战争。

国家间关系在世纪更替之际日益紧张，同时，一些根本性冲突也从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和行为的领域浮出水面：艺术、时尚、代际的性观念，还有政治。在我们的世纪成为重中之重的整个解放的主题，比如妇女解放、同性恋者解放、无产阶级解放、青年解放、欲望解放、民族解放，在世纪之交就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先锋派这个说法通常只适用于在创作中倡导实验方法并强烈主张反叛既定权威的艺术家和作家。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既包括这种先锋派，也包括在追求解放以及反叛行为背后的智识冲动。对于先锋派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很少有批评家敢于更进一步，把它们用于艺术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反叛力量，用于一般的反叛行为，并进而去把握广泛的情绪和斗争浪潮的实质。本书会做这样的尝试。文化会被视为社会现象，而现代主义则被当作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冲动。本书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德意志是我们20世纪最为突出的现代主义国家。

像先锋派在艺术领域一样，改革的热情也席卷了世纪末的德国。到1914年，它开始向自身和国际社会展示处于交战状态的精神的思想。在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创痛之后，激进主义在德国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1918～1933年的魏玛时期和1933～1945年的第三帝国，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对我们来说，先锋派听上去好像是正面的，而冲锋队则有着可怕的含义。本书认为，在这两个术语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这还不仅仅是说它们的起源都和军队有关。艺术领域中的内省、原始主义、抽象以及制造神话，和政治领域中的内省、原始主义、抽象以及制造神话，可能是两类相关的现象。纳粹的庸俗艺术

[2]

和许多现代派艺术家称颂的高雅的艺术宗教可能也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我们的世纪是生活和艺术合为一体的世纪，是存在变得审美化的世纪。本书试图揭示的一个主题是，历史已经被迫放弃它曾经拥有的许多权威，并将其交给虚构。不过，在我们后现代的时代，妥协或许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寻求这种妥协，我们的历史叙述是以戏剧的形式展开的，分成不同的幕和场——就这些词丰富多样的意思来说。起先是事件。只是在后来，结果才会显现。

[1]
歌德的这句话（stirb und werde
）出自他的诗作《幸福的憧憬》（Selige Sehnsucht
），另一种常见译法是“死与变”。——译者注

[2]
kitsch，既可以指文化产品，如低劣、俗气、浅薄、做作、模仿而又看上去像是深刻、严肃的文艺作品，也可以指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作为后者，有人将其与自媚、自我迷恋、自我崇高、自我欺骗、自我感动以及装模作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词的起源比较模糊，含义又十分复杂，也有一种中文译法干脆将其音译为“刻奇”。作者在书中谈到了kitsch与自恋、纳粹主义以及政治的艺术化等现象的联系。他认为kitsch的实质就是“美丽的谎言”，希特勒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庸俗艺术家”（kitsch artist）。——译者注

- 序幕

- 威尼斯

- 第壹幕

- 一 巴黎

- 想象

- 1913年5月29日

- 香榭丽舍剧院

- 佳吉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

- 叛逆

- 对抗和解放

- 观众

- 激起公愤就是成功

- 二 柏林

- 圣春

- 序曲

- 技术

- 首都

- 文化

- 文化和叛逆

- 战争即文化

- 三 在佛兰德斯的原野上

- 异国他乡的角落

- 八月枪声

- 和平降临大地

- 原因何在

- 维多利亚时代综论

- 喝茶还是加蜂蜜吗？

- 第贰幕

- 四 战争祭

- 战斗芭蕾

- 主题

- 重估一切价值

- 五 疯狂的理性

- 他们的办法是不去问为什么

- 责任

- 六 神圣的舞蹈

- 战争之神

- 会众

- 七 走向内心

- 战争即艺术

- 艺术即形式

- 艺术和道德

- 先锋

- 第叁幕

- 八 夜舞者

- 新的救主

- 明星

- 不要忘记

- 行程和象征

- 新世界和旧世界

- 联想

- 九 记忆

- 战争的回声

- 与死亡为伴

- 名声

- 用云彩变戏法的人

- 十 无尽的春天

- 德意志，醒来了！

- 受难的英雄

- 艺术即生活

- 神话即现实

- “这是无尽的春天！”

序幕

威尼斯

我伫立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上，

一边是宫殿，一边是囚牢。

拜伦勋爵，1818年

威尼斯，这座总督之城、文艺复兴的光辉之城、潟湖和光影之城，也是想象之城。它是永恒的精灵之城，是感觉，尤其是灵性之城。

光怪陆离的威尼斯，是理查德·瓦格纳找到创作拷问生死爱恋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的灵感的地方，也是他于1883年2月辞别人世的地方，当时他就住在文德拉明-卡莱尔吉宫的一间可以远眺大运河的房间里。威尼斯也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佳吉列夫最喜爱的城市。1929年8月，他在利多岛的德班大酒店黯然离世。瓦格纳试图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融入自己气势磅礴的歌剧里，佳吉列夫则想把它们都统一到自己富丽堂皇的芭蕾中。一个创造，另一个精心制作。两人都是他们时代的象征。他们都在威尼斯找到了灵感，最后又都死于威尼斯。

1872年3月，佳吉列夫出生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省的一座兵营里。他的父亲是帝国近卫军的军官，沙皇热忱而忠心的仆人。他在1890年18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威尼斯，当时是和他的表兄兼情人德米特里·费洛索福夫（Dmitri Filosofov）一起。1909年，在度过首个伟大的巴黎演出季之后，他带着年轻的舞蹈演员、波兰人瓦茨拉夫·尼任斯基（Vaslav Nijinsky）

[1]

去了那里。佳吉列夫当时37岁，尼任斯基21岁。他们——剧团经理和他年轻的情人——就住在德班大酒店。瓦茨拉夫经常去游泳和晒太阳。佳吉列夫只是观看。他从不当众游泳。

两年后，也就是1911年，比佳吉列夫小三岁、认为瓦格纳对自己年轻时敏感的性格影响最大而且在1902年还以特里斯坦为主题写过一篇小说的托马斯·曼，也住进了德班大酒店，并在不久后完成了《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这部中篇小说讲的是一位来自慕尼黑的著名艺术家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他也不当众游泳，但他喜欢威尼斯“这座最奇妙的城市”。

[2]

书中还说到另一个波兰男孩塔季奥。阿申巴赫总是坐在沙滩上，欣赏那位波兰少年——塔季奥对他来说就是完美的化身。就在欣赏演变成激情的时候，威尼斯遭遇了亚细亚霍乱的侵袭。

和佳吉列夫一样，阿申巴赫也生在外省，生在西里西亚的一座小城。而且与佳吉列夫相同，他的父亲也是国家公务员，具体来说，是司法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而且他的家族成员中有很多军官、法官和公职人员。阿申巴赫和佳吉列夫一样，也住在利多岛的德班大酒店。

在那些漫长的早晨，在海滩上，他总是直直地注视着那个少年——目不转睛，无所顾忌；傍晚时分，他就会不顾羞耻，跟在他后面，穿过城里死神也在那里游荡的狭小的街道，此时对他而言，道德法则似乎已完全崩塌，唯有这种荒唐乖谬之事还让人有所期待。

在塔季奥要离开的那个早晨，阿申巴赫看到他在海滩上跟另一个外国男孩，一个名叫雅舒的长得很壮实的家伙打架。塔季奥很快就被打败了。“他想要掀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挣扎了几下后就躺着不动了，接着就开始无力地抽搐。”一会儿过后，阿申巴赫死了。

几分钟后，才有人匆忙过来帮助这位歪倒在躺椅上的老人。他们把他抬到房间。当天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令世人深感震惊和惋惜。

佳吉列夫十分熟悉曼的小说。他还给了密友们几本。安东·多林（Anton Dolin）

[3]

在1924年7月他生日那天就收到过一本。

1929年8月，57岁的佳吉列夫在慕尼黑离开了刚刚成为他门徒的16岁的伊戈尔·马尔克维奇（Igor Markevitch）。他们在那儿看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演出后返回了威尼斯的德班大酒店。几天后，舞蹈演员鲍里斯·科赫诺（Boris Kochno）和谢尔盖·利法尔（Serge Lifar）——佳吉列夫新近的两位情人——也来到那里。8月19日，佳吉列夫这位糖尿病患者去世了。当时在场的除了科赫诺和利法尔，还有米西亚·塞尔特（Misia Sert）

[4]

。在护士宣布佳吉列夫死亡之后，科赫诺突然咆哮着扑向利法尔，随后便是一场恶斗，又咬，又撕，又踢。“两条疯狗在为它们主人的尸体而厮打。”米西亚说。

[5]

两天后，贡多拉把佳吉列夫的遗体运到了举行葬礼的圣米凯莱岛。他就葬在那里。墓碑上的碑文是：

威尼斯，永远给我们以慰藉的地方

谢尔盖·德·佳吉列夫

1872～1929

谢尔盖·佳吉列夫和托马斯·曼似乎从未谋面，但他们当中一个人的生活和另一个人的想象的一致程度显然是非常惊人的。对于这种并非刻意安排但说不清楚为什么同时发生的事情，我们称为巧合。不过，要是我们跳出线性因果的限制性世界，不从缘由，而从背景和交汇作用的角度来考虑，那就不可否认，曼和佳吉列夫这两位20世纪审美意识巨人的想象力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首先便是威尼斯和瓦格纳。这些因素使得一人创造出某种虚构的故事，而另一人的实际生活则与那种虚构非常接近。

另外，人们一定会问，曼的小说是不是不如佳吉列夫的生活来得现实。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在对他兄弟的小说的评论中，认为《魂断威尼斯》的中心议题是“先有现实还是先有诗”

[6]

。在1930年的《人生速写》（Life Sketch
）中，托马斯·曼谈到了《魂断威尼斯》的“内在的象征性和创作的诚实性”，他坚称这篇小说“完全来自现实”，场景、人物、事件均非凭空杜撰。后来得到证实，塔季奥实际上是某个叫作乌拉基斯拉夫·莫伊斯（Wladyslaw Moes）的波兰少年，当时他正在威尼斯度假。雅舒是个叫雅内克·富达科夫斯基（Janek Fudakowski）的人。阿申巴赫跟1911年去世的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7]

很相似。托马斯·曼把自己的小说称为“结晶”，他的艺术就整体而言，在亲身经历与想象的融合方面非常突出。

[8]

那么，虚构止于何处而现实又始于何处呢？这样发问或许就设置了一种虚假的对峙。对曼来说，外部世界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只是因为它是艺术的源头，而艺术高于生活。佳吉列夫想要像虚构的人物那样生活，像一个装扮成德泽森特或夏吕斯的当代拉斯蒂涅

[9]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写道：“梦想与行动的区别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么大。人们的所有活动起初都是梦想，后来又再度变成梦想。”大约在同一时间，奥斯卡·王尔德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惯有的挑衅姿态：“人就该那样活着，那样他才能成为某种形式的虚构。成为事实即意味着失败。”

[10]

马塞尔·杜尚尽管持相反的看法，却把实物嵌入自己的作品，想以此来模糊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曼·雷（Man Ray）在其摄影作品中会把欧洲人的脸庞与非洲人的面具摆放在一起，从而把时间、文化及历史糅合在一起。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会写作“非虚构小说”，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其“新新闻主义”中将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位批评家所谓的“真实的虚构”。

[11]

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纪的美学理论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想象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完全是一回事。

一回事？难道这种说法不只是20世纪的艺术家为自我辩护而做的假设吗？难道不是后人对雪莱关于诗人与立法者是一体的观点的剽窃吗？然而，这种说法或许有点道理。可能对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19世纪来说，观念王国同行动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这两个领域被道德意识和社会准则分开了。观念很有可能源自既定的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又源自基督教——顺便说一下，还有人文主义。行动和行为应当根据相同的原则来解释。在思想与行动之间起缓冲作用的明确的道德准则在20世纪已经分崩离析，而在此过程中，在我们时代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巨流中，想象与行动同行，甚至已合为一体。

感觉就是一切。幽灵变成了现实，现实变成了幽灵。实际上，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就把威尼斯描写成“海滩上的幽灵”：

如此缥缈，如此安静，如此凄凉，仅余美丽，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她映现在潟湖蜃景中模糊的轮廓时，或许都分不清哪个是城，哪个是影。

[12]

我们都会变成威尼斯人，这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预言：“一百处幽居之所构成了威尼斯城，那便是它的魔力。它是未来人类的象征。”

[13]

当威尼斯以令人不安的速度持续下沉的时候，1986年，一场耗资达300万美元的盛大展览在大运河畔的格拉西宫举办，名为“未来主义与未来派”。

[1]
多见瓦斯拉夫·尼金斯基，本书取用俄文音译“瓦茨拉夫·尼任斯基”。——译者注

[2]
此处及另一处该小说中的段落都引自H.T.洛-波特（H.T.Lowe-Porter）翻译的《魂断威尼斯》（New York，1954）。

[3]
英国著名芭蕾舞演员，1920年代曾加入佳吉列夫的芭蕾舞团。——译者注

[4]
波兰裔女钢琴家，巴黎艺术沙龙的女主人，同时也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主要赞助人。佳吉列夫的葬礼就是由她出资操办的。——译者注

[5]
Misia Sert，Misia
（Paris，1952），229-30.

[6]
Heinrich Mann，“Der Tod in Venedig，” März
，7/13（1913），478.

[7]
奥地利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指挥家。——译者注

[8]
Thomas Mann，“Lebensabriss”（1930），Gesammelte Werke
，14 vols.（Frankfurt am Main，1960-1974），XI：123-24； Karl Ipser，Venedig und die Deutschen
（Munich，1976），90-91； Peter de Mendelssohn，Der Zauberer
（Frankfurt am Main，1975），869-73.

[9]
德泽森特（Des Esseintes）是法国作家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的小说《逆天》（À rebours
）中的人物，一个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并沉浸于艺术中的隐遁的唯美主义者。夏吕斯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同性恋者。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个在社会中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青年。——译者注

[10]
Carl 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New York，1980），164； J. E. Chamberlin，“From High Decadence to High Modernism，” Queen's Quarterly
，87（1980），592.

[11]
John Hellmann，Fables of Fact： The New Journalism as New Fiction
（Urbana，Ill.，1981）.

[12]
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
，The Complete Works
，13 vols.

[13]
Ipser，Venedig
，93.

第壹幕

一 巴黎

新的思考向我表明，事情应该在艺术家的领导下前进，艺术家的后面跟着科学家，而工业家应该走在这两者之后。

亨利·德·圣西门，1920年

我对实实在在的形体之美极为敏感，比如翩翩起舞的姑娘，由此，我设想着地球上某种人造的乐园。要活着，我就离不开舞蹈。我想，就像尼采写的：“要是上帝跳舞，我就信祂。”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谁写的这个极其糟糕的《春之祭》？

他有什么权利写这种东西？

并用它哐啷、丁当、乒乒、乓乓的声音

充斥我们无奈的耳际？

给《波士顿先驱报》的信，1924年

想象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手头的剧本译过来就是这样：

《春之祭》是一部有音乐伴奏的舞蹈作品。它描绘的是异教徒的俄罗斯，并由一个单一的主题贯穿始终：春天神秘而汹涌的创造性力量。作品没有任何情节……

第一部：大地之吻。庆祝春天的仪式……管乐声中，年轻的男人们在预卜吉凶。老妇出场。她知晓自然的奥秘和如何预测未来。涂着花脸的年轻姑娘们，排成一排从河里上来。她们跳着春天的舞蹈。游戏开始……人们分成两组，两两相对。长老们庄严的队伍。这些最年长也最有智慧的人，打断了春天的游戏，游戏停了下来。人们停止颤抖……长老们祝福春天的大地……人们在大地上激情起舞，使大地变得圣洁并与之融为一体。

第二部：献祭。少女们整夜转着圈，做着神秘的游戏。其中一名少女被献出来作为祭品，而且是两次被天意选中，两次在这种不停歇的舞蹈中被捉住。少女们跳着婚礼上的舞蹈向她——那被选中的少女致敬。她们祈求祖先的护佑，并把选中的少女交给长老。在跳着神圣舞蹈的长老们面前，她做了祭品——这就是献祭。

[1]

1913年5月29日

对于1913年5月29日星期二晚上《春之祭》在香榭丽舍剧院的首场演出，觉得自己有资格描述的人很多：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Gabriel Astruc）、罗莫拉·尼任斯基（Romola Nijinsky）、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米西亚·塞尔特、玛丽·兰伯特（Marie Rambert）、布罗尼斯拉娃·尼任斯卡娅（Bronislava Nijinska）、让·科克托（Jean Cocteau）、 卡尔·范韦克滕（Carl Van Vechten）和瓦伦丁·格罗斯（Valentine Gross）。他们的叙述在一些重大细节上各执一词，但有一点全都一致，那就是演出引发了地震般的反响。

当晚的演出在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很多来观看演出的观众都特别优雅。所有人都很兴奋。人们一连几个星期都在谈论俄罗斯芭蕾舞公司为巴黎的新演出季准备的艺术享受。事先的宣传提到，巴黎将会体验到“真正的艺术”和“真的艺术”，即不受时空限制的艺术。票价翻了一番。人们翘首以待。由尼任斯基编舞并表演的德彪西的《游戏》（Jeux
），两个星期前举行了首次公演。那是史上首部穿着现代服装——在这里，就是指当时的运动服——演出的芭蕾舞剧，但即便是对现代艺术抱有好感的人，对它的反应也比较冷淡。人们本来期待能看到尼任斯基这位新“维斯特里斯”

[2]

的精湛技艺，结果许多人觉得，只看到一些稚气的动作。亨利·基塔尔（Henri Quittard）在《费加罗报》上称这种表演“矫揉造作、毫无头绪”，并表示如果观众只是听听剧中的音乐，那还要舒服一些。

[3]

现在，许多人都期待《祭》剧会弥补那种失望，并再现“俄罗斯演出季”先前的魅力与轰动——那时的巴黎上流社会，还有艺术界和知识界人士，都对东方式狂饮作乐的场面以及其他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如痴如狂。

那天晚上，上流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深紫色华丽的剧院内饰和黑白搭配的燕尾服，再加上珠光宝气的头饰和飘逸的丝质长裙。除了衣冠楚楚、自命不凡的社交家，还有自以为行家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是穿着便服来的，有的束着发带，有的戴着五花八门的软帽，而软帽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标志，是对抗上层阶级硬邦邦的高顶礼帽和常礼帽的。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声称，现场来了大约50名俄罗斯人的热情崇拜者，其中包括那些他称为“戴着便帽的斯特拉文斯基极端拥护者”。

[4]

留长发和蓄胡须的人也很多。对于出席此类场合的唯美主义者，不管是戴着帽子还是一头乱发，科克托说：“他们会为了新奇的东西而胡乱鼓掌，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坐包厢的人的蔑视。”

[5]

总之，现场有一帮现成的啦啦队，准备弄出点动静。

不过，只从衣着还看不出1913年艺术或其他的趋势。不可预测性就是最流行的时尚。在随后一次《祭》剧的演出中，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看到了坐在下层座位上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后者宣称自己是“传统与革新之间这场漫长争吵的仲裁人”。

他穿着晚礼服，正殷勤地吻着一个个气度不凡的女士的手。他是他那帮人当中第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穿晚礼服、行吻手礼的人。看到他那样，我们都觉得十分有趣，也非常高兴。

[6]

换句话说，震撼与惊异便是绝顶的雅致。

不管着装如何，首演当晚的观众都扮演了科克托所说的“为其准备好的角色”。那角色是什么？自然是被激怒，但同样也要惹怒别人。围绕《祭》剧的骚乱，既有针对作品本身的，也有针对部分观众对其同伴的反应的。台上的演员想必会不时感到糊涂，弄不清楚谁在表演，谁又是观众。

在开头几小节巴松管低沉的旋律过后不久，抗议就开始了，先是吹口哨。大幕拉开，演员登场。他们上下跳跃，而且一反常规，在用足尖站立的时候，内收而不是外展，于是，尖叫声和嘘声四起。“已经拿大家开过一次玩笑了，”亨利·基塔尔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他指的是《游戏》，“再开同样的玩笑，而且方式如此拙劣，那就不太得体了。”

[7]

把芭蕾这种最富有生气也最灵动的艺术形式变成奇形怪状的模仿艺术，是在侮辱高雅的趣味和观众的诚实性。这就是反对者的态度。他们感到自己被冒犯和嘲弄了。鼓掌是支持者的反应。于是，混战开始。

恶言相向是肯定的；很可能还要来上几拳；也可能是节目单，好在日后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管是不是真的像夸张的罗莫拉·尼任斯基声称的那样，恶言相向引发了次日早晨的决斗；不管是不是真的有上流社会的女士把唾沫吐在男人脸上；不管德·波达尔斯伯爵夫人（Comtesse de Pourtalès）是不是真的像科克托说的那样站了起来，发冠歪斜，摇着扇子说：“我活了60岁，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敢取笑我。”所有这些细节对于这场骚乱的意义来说都无关紧要。至于愤慨和激动，那可太多了。实际上，当时的吵闹声大得连音乐几乎都时不时被淹没了。

但有没有被完全淹没呢？有些说法给人的印象是完全被淹没了，除了乐队的乐师和指挥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在开头几小节过后，没有人还能听得清音乐，连舞者也是如此。先是科克托，然后是斯特拉文斯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画面：尼任斯基站在舞台侧厢的椅子上，大声朝演员们喊着节奏。

[8]

但他那么做是因为编舞的困难和在音乐总谱中缺少惯常的节奏——尼任斯基在排练时就一直那么做——而不是像科克托和斯特拉文斯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舞者听不清楚乐队的演奏。那天晚上在剧院的门厅里，正在展出瓦伦丁·格罗斯关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素描。她给我们的描述轻松、愉快，但有点不合常理：

台上台下的演出我全都没有错过。站在当中的两个包厢之间，身处漩涡的中心，和朋友们一起鼓着掌，我感到非常轻松。当时我想，为了保证演奏声低得听不出来的乐师和耳朵已经被震聋的舞者协调一致，服从他们看不到的编舞的严格要求，一定进行着艰难的斗争，而那斗争中肯定有什么奇妙的东西。那晚的芭蕾真是太美了。

[9]

乐师们的演奏听不到，舞者们也没办法去听清楚——她在这里描绘的画面是不是带有抽象而荒诞的性质？但是，尽管瓦伦丁·格罗斯正如她所暗示的那样无法听清楚音乐，尽管她不知道演员们是在按什么节奏跳舞，她却说那晚的芭蕾“太美了”！她是在说自己当时对正在上演的艺术作品的所见所闻，还是在说自己事后想起整个有趣的事件时的反应？

卡尔·范韦克滕的描述也带有现代派剧作家的笔法。在1913年作为《纽约新闻》（New York Press
）的戏剧批评家前往欧洲之前，他曾是《纽约时报》的音乐和舞蹈批评家，而当时在美国，像这样的人可是第一个。几个月前，他还帮助马贝尔·道奇（Mabel Dodge）在纽约发起了她著名的沙龙。对于《祭》剧的首次公演，他写道：

开头几小节演奏过后，就出现了猫叫声和嘘声，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尖叫声，尖叫声又遭到掌声的还击。我们为艺术而战（我们中有人认为它是，有人认为它不是）……大约40名抗议者被赶出剧院，但那无济于事。观众席上的灯全都打开了，但骚乱并没有停止。观众席上耀眼的灯光让舞台显得昏暗不明，我记得，皮尔茨小姐[被选中的少女]就在那样的舞台上跳着她奇怪的、带有宗教狂热的舞蹈，就好像在为一群愤怒的男男女女断断续续的胡言乱语伴舞。

[10]

舞者伴着观众的吵闹声起舞，这样的画面奇妙而又令人印象深刻。观众和芭蕾舞演员一样，成了这次著名演出中的一分子。被逐出的抗议者是哪边的呢？有40个吗？要把那么多人赶出去，肯定需要整整一小队安保人员。但没有任何人提到，就连剧院经理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也没有提到，为了预防万一而安排过这样的人员在场或赶出过那么多人。另外，与范维赫滕的说法相反，布罗尼斯拉娃·尼任斯卡娅声称，在表演玛丽亚·皮尔茨（Maria Piltz）的那段“被选中的少女的舞蹈”时，现场是相对安静的。

[11]

对于首演当晚群情激愤的场面，范韦克滕在别的地方又给出另外一种说法，这表明他在细节上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祭》剧的首场和第二场演出他显然都去看了，而他，往好里说，似乎是把这两场演出中发生的事情搞混了。

当时我正坐在一间包厢里——我在那里租了个座位。我前面坐着三位女士，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男子。演出中，他为了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由于剧中的音乐太有力了，他激动得不能自已，竟然开始用他的双拳有节奏地敲打起我的头顶。我当时正在兴头上，好长时间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击打，因为那完全和音乐的节奏一致。当我感觉到了，我便转过身。他的道歉是真心实意的。我俩当时都忘乎所以了。

[12]

从这段话来看，当时的音乐显然是可以听到的！范韦克滕想让我们相信他描述的就是那个喧嚷的首演之夜，但我们从格特鲁德·斯坦那儿得知，她就是坐在范韦克滕前面的“三位女士”之一，而她只看了第二场，也就是星期一的那场！而按照瓦伦丁·格罗斯的说法——她看了那年5月和6月《祭》剧在巴黎的全部四场演出——头天晚上那种叫骂的场面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只不过表明，格特鲁德·斯坦的描述并不比其他人的更可信：“我们什么也听不到……不夸张地说，整个演出从头到尾都听不到音乐声。”

[13]

不夸张？100多种乐器的配乐都听不到？格特鲁德·斯坦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

[14]

一起回了家。她为这出芭蕾舞剧写的不是文章，而是一首叫作《某人》的诗——她包厢里的那个陌生人卡尔·范韦克滕给了她灵感。当时，她或许根本没在听。

我们该相信谁的？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首演之夜的演出开始后不久，他就从自己的包厢中大声喊道：“先听着！你们可以过后再吹口哨！”于是，就好像慑于海神尼普顿的三叉神戟的威力，风暴马上就减弱了：“人们在听作品结尾部分的时候显然安静多了。”尽管人们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存在许多明显的矛盾，但所有描述1913年5月29日首演之夜的二手文献还是不加分析地引用那些回忆录。

但媒体的报道又怎样呢？对于帮助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并不见得比回忆录更可靠。它们是由在场的批评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写的，所以就跟观众中出现分化一样，批评家们也都带有各自的成见。批评性的评论全都是针对斯特拉文斯基的配乐而不是尼任斯基的编舞，这虽说反映了批评家的训练有素，但不管怎么样，它也说明音乐实际上还是基本可以听到的。

对于这样的众说纷纭，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引起麻烦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观众当中的捣乱分子，是他们的期待、他们的偏见以及他们对于艺术的先入之见？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作品肯定是利用了，但很难说是制造了观众的紧张情绪。回忆录作者的描述，甚至是批评家的叙述，都把注意力放在作品所引发的公愤上，而不是放在剧中的音乐和舞蹈上；都把重心放在所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放在艺术上。在目击者当中，从来没有谁提到过开幕当晚的其他节目，也未提到过人们对《仙女们》（Les Sylphides
）、《玫瑰精灵》（Le Spectre de la Rose
）和《伊戈尔大公》（Prince Igor
）的反应。有些人——比如事后回想的时候还被这20世纪初的“特殊事件”弄得神魂颠倒的格特鲁德·斯坦——明明不在场却还暗示说他（她）们在场。可我们能责怪他（她）们吗？成为那晚观众当中的一分子，就是参与了现代艺术的创造本身，而不只是参与了另一场演出。因为对于这种艺术的意义而言，观众的反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那些引入这种艺术的人的意图一样重要的。艺术已经超越了理性、教诲以及道德目的：艺术成了挑衅和事件。

因此，让·科克托在他那篇充满断裂感并且与《祭》剧的打击乐风格十分相似的散文中，给我们描绘了很多关于首演之夜的令人难忘的画面。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更在乎“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真实；换句话说，更在乎他的感觉和想象，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他讲述的《祭》剧演出结束后发生的事情——他说，他，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尼任斯基以及佳吉列夫，在深夜两点的时候一起驱车前往布洛涅森林，佳吉列夫还开始泪流满面地背诵普希金的诗句——不过是戏剧、诗和散文的合体，而且也已被斯特拉文斯基否认。但我们的其他目击者大多也差不多。

瓦伦丁·格罗斯的描述同样充满文学色彩：作曲家莫里斯·德拉日（Maurice Delage）的脸“气成了绛紫色”，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像斗鸡一样气势汹汹”，诗人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向发出嘘声的包厢说着狠话”。作曲家弗洛朗·施米特（Florent Schmitt）据说骂十六区上流社会的女士是“婊子”，骂奥匈帝国大使是“老无赖”。有人说圣桑斯（Camille Saint-Saëns）早早就愤然离场了，而斯特拉文斯基则说他甚至都没有到场。所有这些都是带有文学性质的东西，或者是经过自我和记忆的发酵而变为虚构之物的事实。

但另一个阵营，即因循守旧的艺术家或者是唯美主义者所谓的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的证言自然比较有限。大部分批评意见几乎立刻就见诸报端了，可它们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生的事情上，集中在艺术隐含的社会意义而不是艺术本身上。

虚构止于何处而事实又始于何处呢？那个喧嚷的夜晚完全可以充当它所处时代的象征，充当这个世纪的分水岭。从巴黎新落成的极具现代特色的香榭丽舍剧院内部的布置，到主要人物的想法和意图，再到观众乱哄哄的反应，《祭》剧的首演之夜成了“现代主义”发展的里程碑。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与轰动性事件有关的文化。通过轰动性事件，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都变成了关乎能量的事情。由于观众在这种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看一看《祭》剧所处的更广泛的背景。

香榭丽舍剧院

蒙田大街位于第八区香榭丽舍大街和阿尔玛广场之间。这片区域是巴黎在19个世纪临近结束时重新开发的，它甚至早在1914年前就因为上层资产阶级而成为时尚之区。上层资产阶级住在哪里，帕克蒙索、夏约、讷伊和帕西也住在哪里。在这条林荫大道的13号，坐落着香榭丽舍剧院。如今，世界上最顶尖的艺术家都在那儿演出。

剧院是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的杰作之一，他被有些人视为“法国现代建筑之父”。

[15]

它建于1911～1913年，属于第一代钢筋混凝土建筑。不过，除了使用新材料（钢筋和混凝土）取代砖石，佩雷主要把被他看作一种新风格的诚实与简朴，融入和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和同时代人托尼·加尼耶（Tony Garnier）一起，反对从过去流传至今的阴郁繁复的建筑风格，或者是当时新艺术运动中的过度修饰和做作的样式。干净的线条和材料使用上的新的开放性最为重要。“像所有基于虚假原则的建筑一样，”加尼耶写道，“古代建筑也是一种错误。真本身就是美的。在建筑上，真是计算的结果，是为了用已知的材料满足已知的需要。”

[16]

这话放在那个浮华的时代，可谓大胆而又具有攻击性。同时，它也呼应了其他地方的，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建筑师以及城市规划师类似的观点。“装饰即罪恶。”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坚持这样认为。1908年，佩雷的事务所有一位年轻的合伙人，21岁的瑞士人查理-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他上午在那里工作，下午学习。一天，佩雷问这位日后改名为勒科尔比西耶（Le Corbusier）的年轻人，有没有去看过凡尔赛宫。“没有，我永远都不会去！”后者答道。“为什么？”“因为凡尔赛宫和古典时代无非堕落而已！”

[17]

1902～1903年，佩雷曾在富兰克林路25号建了一座八层高的公寓楼，它在材料使用及空间效果上都是革命性的。两行凸出的柱形飘窗，没有支撑，仿佛悬空一般，而且全都特意采用了长方形的玻璃和混凝土。临街正面有一些浮雕，但与新艺术运动的风格明显不同，它看起来并不让人觉得突兀。思想比较传统的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人认为，这件简朴得惊人的新作，更像是工程上的东西而不是艺术品。对香榭丽舍剧院的评价也差不多。

这个时代的奢华建筑大多因袭了17、18世纪的风格，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而那种风格本身又是以起先复兴于意大利然后向北输出的古典样式为基础的。距蒙田大街不过一箭之遥的大皇宫和小皇宫，是为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当时巴黎还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两座建筑的调和风格就体现了它们那种模仿的倾向。相形之下，香榭丽舍剧院看上去比较沉闷。它的线条干净得甚至有点冷漠。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表面光滑，棱角分明，显得力道十足。为广告牌留下的空间以及正面的其他长方形图案，和窗户、入口以及作为唯一外墙装饰的安托万·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的高浮雕镶板，在几何形状上非常协调。门厅处对大理石的大量采用，更是强化了冷淡与缄默的印象。

按照设计者的说法，这座建筑注重的是社会需要而非个人的奇思妙想，它只考虑真实与诚挚，反对做作和虚伪。然而，与其他公共建筑，尤其是与仅早四十年建成的巴黎歌剧院相比，这种整体上的质朴无华却让许多人觉得意外和不快。就连主观众席，虽然用紫红色和金色装点得很艳丽，而且还有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绘制的壁画，但给人的感觉也只是空间上的整洁。作为后印象派理论家之一的德尼，强烈主张艺术要摆脱模仿，即摆脱通过模仿去阐释现实的路子。“我们必须关起百叶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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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动辄指责这座新剧院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不管怎么说，奥古斯特·佩雷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伊克塞勒出生的，他的石匠父亲因为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朝卢浮宫开过枪而被判死刑，之后就逃到那里。很显然，这样的家庭肯定会对法国传统的东西抱有敌意。参与了这座建筑早期设计工作的佛兰芒建筑师亨利·范德维德（Henry Van de Velde），也是一位早期的革新者。因为受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思想的影响，他从美艺术转向实用艺术，并提出了他所谓的“自由美学”观念。他的赞助者大多为德国人，而且他也在德国任教。由于和国外的这些联系，艺术家J. L.福兰（J.L.Forain）嘲笑这座新剧院是“蒙田大街上的齐柏林飞艇”。多产的艺术批评家埃米尔·巴亚尔（Émile Bayard）想到的是“墓碑”，而建筑师阿方斯·戈塞（Alphonse Gosset）也对这座建筑冷嘲热讽，影射其受德国的影响：

很容易受圆润洪亮的歌声和催眠术般的音乐影响的德国人，接受这种隐遁的生活或许还可以理解，但巴黎人，要是缺少了明亮的灯光和优雅，那可不行！

当时人们往往把这座建筑视为对自诩为趣味高雅、快乐且彬彬有礼的巴黎人的一种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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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提到德国，并不仅仅出于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的时代对敌人的仇恨。当时，在接受工业，接受城市发展的必然性，并以此为基形成新的建筑风格方面，德国的的确确是领先的。在德国，新的建筑美学依然饱受非议，但尽管如此，它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服膺的先锋派风格了。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许多一流的艺术院校都是由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掌舵的，例如杜塞尔多夫的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布雷斯劳的汉斯·珀尔齐希（Hans Poelzig）、魏玛的亨利·范德维德。1907年，颇具影响力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它在所有的工业产品中都锐意追求品质、实用和美，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学生，其中就包括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厄（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还是在1907年，德国电气公司巨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任命彼得·贝伦斯为建筑顾问，这表明新思想已经是多么深入人心。奥地利的情况也差不多。因此，可想而知，当时在许多法国人的眼中，奥古斯特·佩雷即便没有公开受雇于德国人，也已经是在精神上被德国人收买的坐探。

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受到的指责与佩雷差不多。和1914年前的大多数法国人不一样，这位巴黎的剧院经理公开承认自己喜欢外国的东西，喜欢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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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后裔和大拉比的儿子，阿斯特吕克是个在感情上毫无节制的人。他一向酷爱马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能一边大谈管理上的成就，一边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亲眼见到的用断头机处死四名罪犯的经过。他依靠婚姻进入了埃诺克（Enoch）音乐出版公司，又在音乐爱好者兼文化赞助人伊萨克·德·卡芒多伯爵（Count Isaac de Camondo）及其土耳其银行家族的资助下，于1904年4月成立了一个名为“音乐协会”的促进机构。

阿斯特吕克把国外的优秀艺术家源源不断地引入巴黎，例如，来自波兰的万达·兰多夫斯卡（Wanda Landowska）和亚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参加了1905年“意大利演出季”的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利娜·卡瓦列里（Lina Cavalieri）和蒂塔·鲁福（Titta Ruffo），还有1910年纽约的整个大都会歌剧团，里面有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阿斯特吕克的贡献还包括给巴黎带来了美国黑人巡回剧团，该剧团让巴黎人领略到黑人的灵歌及蛋糕舞（cakewalk）

[21]

。

阿斯特吕克由此奠定了“国际艺术赞助委员会”的基础，它为各国艺术家的访问交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持。法国分部负责人是美丽活泼的格雷菲勒伯爵夫人（Comtesse Greffuhle）——普鲁斯特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两人，部分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她还被另一位仰慕者认为是本来会为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和蒂耶波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带来灵感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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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代理机构中有威廉·K.范德比尔特（William K. Vanderbilt）、约翰·J. 阿斯特（John J. Astor）、克拉伦斯·麦凯（Clarence Mackay）、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和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在伦敦，德·格雷夫人（Lady de Grey）赢得了波特兰（Portland）和拉特兰（Rutland）两位公爵夫人以及金融家兼国王的朋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的支持。

阿斯特吕克是在1906年开始酝酿建造一座新剧院的，而在把想法变为现实的这七年当中，他遭遇了重重阻力：巴黎歌剧院和巴黎喜剧院的管理方担心会带来竞争，因为阿斯特吕克推动的明星制会抬高票价，进而导致观众人数的减少；此外，他注重新奇性，这会鼓励那些草率的和昙花一现的作品。国家和市政官员对于建造新剧院的明智性和目的性表示怀疑。反犹派诬称他财迷心窍，想破坏现行的主流价值观。“要把建造‘我的剧院’这个奇迹般的、令人寒心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阿斯特吕克在回忆录中用他特有的措辞写道，“那说来话长。我不是每一块石头都清楚，因为那是用水泥造的，但每一根钢筋我都了解。”

[23]

不过剧院还是建成了，而且得到了有眼光的范德比尔特、摩根、斯蒂尔曼、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和卡斯尔的资金支持，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董事会主席奥托·H.卡恩（Otto H. Kahn）的精神和财力支持。

剧院于1913年3月30日开业。照射在正面的灯光让这座建筑物显得格外洁白而简朴，也使得布德尔的阿波罗和缪斯众女神浮雕装饰带显得格外醒目。阿斯特吕克注意到，赶来参加开业音乐会的首晚观众都非常喜欢柏辽兹（Hector Berlioz）的《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以及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
）。

一进大厅，人们起初似乎有点眼花缭乱。然后，他们便开始打量起来。有人兴奋，有人窃笑。大多数人在发表意见之前先等着，听旁边的其他人怎么说。“慕尼黑”“德国新古典主义”，这样的词随处可以听到。

雅克-埃米尔·布朗什（Jacques-Émile Blanche）听到了类似的反应，比如“神智学者的神殿”“比利时人的”，但他也敏锐地注意到，无论是剧院的某些艺术图案还是它的节目，都明显是在顺从传统。整个这项计划是一次把现代冲动和传统冲动结合起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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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巴黎还没有做好准备。

佳吉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

“首先，我是个十足的假内行，”1895年，谢尔盖·佳吉列夫在给自己继母的信中写道：“不过充满了活力；其次，非常有魅力；三，我脸皮厚；四，我这人很讲逻辑，但几乎没有原则；五，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才实学。不管怎样，我想我刚刚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做一个米西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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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钱的本事我都有——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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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现已因为其风趣及自我评价之准确而理所当然地出了名。

佳吉列夫的背景中有一大堆矛盾的东西，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其中最深刻的也许就是，他的生恰好是他母亲的死。米西亚·塞尔特，一个将会成为他的密友并且同样挥霍无度的人，有着相似的命运。两人似乎都仅仅因为活着而终生忍受负罪感的折磨。佳吉列夫的父亲是个外省贵族，不过一心扑在生意上，经营了几座大的酒厂。他是个军人，却深爱着音乐。在俄罗斯，这两样哪一样都很寻常，可那做儿子的却因为越来越西化而开始苦恼于自己的过去及教养中的矛盾之处。尽管佳吉列夫在长大一些之后会努力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但他从来没有断绝自己外省人的根性。因而在他的内心中，在他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成年后的抱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

佳吉列夫开始在圣彼得堡读大学的时候是想成为律师，接着他又在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写过一些歌曲，甚至还写过一幕以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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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歌剧。他的钢琴弹得很潇洒，而且还有一副男中音的好嗓子——他至少有一次在音乐会上唱了《帕西法尔》（Parsifal
）和《罗恩格林》（Lohengrin
）中的咏叹调。他还涉足过绘画。他既没有成为律师，也没有成为作曲家或画家。罗莫拉·尼任斯基说，提起佳吉列夫，音乐家说他不是音乐家，画家说他是半吊子，但双方对他在对方艺术领域中的才能又都赞不绝口，这就和政治家在谈到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时候认为他是个优秀的作家，而作家又认为他是位大政治家一样。不过，佳吉列夫在法律方面受过的训练和他对各种门类艺术的兴趣，将会以富有成效的方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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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吉列夫的家庭背景、所受过的教育以及社会关系——他有个叔叔是19世纪90年代沙皇的内务大臣，是他把佳吉列夫引入了宫廷社会——使得保守的帝国传统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在他的天性中，显然也有一些可与之抗衡的东西：因为觉得夺走了自己母亲的生命而同情母权制；他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他接受得相对来说有点早，而且似乎还喜欢拿它来炫耀；总的来说，他对美比较敏感，这使得他在20多岁时就打扮得像个公子哥——满头乌发中夹着一缕银丝，整齐的小胡子，带链子的单片眼镜。他还有意让人以为，他的家族是彼得大帝的非婚生一脉。这里有满不在乎，也有焦虑；有装模作样，也有负罪感。佳吉列夫想把这些不同的倾向暂时结合在一起，比如做好管理皇家剧院的官员的顾问。但对于自己反对当权者的态度以及其他离经叛道的行为，他并不愿隐忍不发，而俄罗斯的当权者也没能灵活地化解它们。它们被认为是对帝国当局的不敬，是不可容忍的，结果在1901年，他被解雇了。他的离开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创业活动。他开始像彼得大帝一样，说要打开一扇面向欧洲的窗户。

19世纪90年代初就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地方，并且在1893年21岁的时候又继承了母亲财产的佳吉列夫，开始不温不火地行动起来。起初是办艺术展——为圣彼得堡组织了几场画展，先是英国和德国的水彩画，然后是斯堪的纳维亚艺术，接着又是俄罗斯绘画。这些他都是先在俄罗斯展出，然后又到欧洲的其他地方。1898年，他和一帮朋友创办了一份名为《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
）的豪华出版物。杂志办了六年，虽说寿命相对较短，发行量也很小，从来没有超过4000册，却凭借对保守的学院派和极端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抨击，以及对于从印象派到未来派的西方艺术新潮流的宣传，而在俄罗斯艺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899年，他在圣彼得堡举办的法国印象派和其他现代派画家的画展，激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佳吉列夫开始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是在1905年，那是他早年生活中的又一个标志性矛盾。那一年对于俄国来说，是战争与革命的一年。日本人打垮了沙皇的军队和舰队，圣彼得堡举行抗议活动的工人在“流血星期日”遭到哥萨克骑兵的屠杀，农民在农村烧掠地主的庄园，而工人则号召举行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彩排”的总罢工。在这不寻常的一年，佳吉列夫，这位公子哥兼唯美主义者，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为其情夫波将金（Potemkin）建造的塔夫利宫，举办了一场令人惊叹的俄罗斯历史肖像画展。那些画都是他不辞劳苦从各省搜集和从欧洲其他地方借来的。这次画展得到了沙皇的慷慨资助。画展从2月开始，展品包括4000幅油画，其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画35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44幅、亚历山大一世的32幅。在5月画展结束之前，参观者已经达到4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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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29年的开馆画展，尽管做了大量宣传，所吸引的参观者也只有5000多人。俄罗斯在其官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那么有底气的公开报道。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佳吉列夫这位正在崭露头角的实验主义者，这位将会具有非凡“现代精神”的管理者，正是在俄罗斯过去的基础上起步的。

第二年，他在巴黎的小皇宫为“秋季沙龙”组织了一场俄罗斯画展。展品非常具有代表性，从圣像画到18世纪肖像画，再到《艺术世界》圈内人士的作品。米哈伊尔·弗鲁别利（Mikhail Vrubel）、瓦连京·谢罗夫（Valentin Serov）、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re Benois）、列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jinsky）、尼古拉·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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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等人的作品悬挂其中。画展赞助人委员会主席是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Vladimir），成员包括格雷菲勒伯爵夫人，她拥有很可能是巴黎最高雅的沙龙。佳吉列夫与其结识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请她支持他计划在来年举办的俄罗斯音乐节。

此后，成功便接踵而至。1907年，从5月16日至30日，巴黎歌剧院接连举办了五场音乐会，它们广泛展示了俄罗斯音乐，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Rimsky-Korsakov）、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和格拉祖诺夫（Glazunov）分别指挥了他们自己的曲目。歌唱家当中有夏里亚宾（Chaliapin）和切尔卡斯卡娅（Cherkasskaya）。那种圆润而富有戏剧效果的低沉的男中音尤为成功。第二年，即1908年，经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改编的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
）被带到巴黎。这部歌剧讲的是1598～1605年在位的沙皇以及伪德米特里的故事，它在圣彼得堡并不受欢迎。宫廷社会特别反感的就是，故事中的有些内容让人对合法性、正义及权威产生了怀疑。不过，巴黎似乎很喜欢这部作品，特别是夏里亚宾扮演的鲍里斯。米西亚·塞尔特就着了迷：“离开剧院的时候我心潮澎湃，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有些东西已经起了变化。剧中的音乐久久地在我心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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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格雷菲勒伯爵夫人，佳吉列夫结识了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佳吉列夫现在已经向巴黎展示了俄罗斯的绘画、俄罗斯的音乐和俄罗斯的歌剧，而就像他后来说的：“从歌剧到芭蕾只有一步之遥。”俄罗斯拥有出色的舞者，他们在俄罗斯之外还完全默默无闻，这一点是佳吉列夫转向芭蕾的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那也许更为重要。

关于终极艺术，佳吉列夫用瓦格纳式的俏皮话宣称，芭蕾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其他的艺术形式。瓦格纳曾经把歌剧想象为一种高级的戏剧形式，是音乐与言词的希腊式综合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佳吉列夫声称，歌剧中存在视觉上的干扰，比如静止不动的歌者，以及听觉上的干扰，比如需要注意听取歌词，而所有这些都妨碍了艺术所必须具备的流畅性。“在芭蕾中，”对佳吉列夫有过很大影响的亚历山大·伯努瓦写道，“我要追求的是浑然一体的视听印象；在芭蕾中，要实现的是瓦格纳所梦想的，也是所有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所梦想的‘总体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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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完全被佳吉列夫迷住的斯特拉文斯基将向弗拉基米尔·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Vladimir Rimsky-Korsakov）——那位作曲家的儿子——援引这一新的信条：

我对芭蕾的兴趣和热爱要超过对其他任何东西……假如某个米开朗基罗那样的人活在今天——看着他在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时我这样想——那他的才华唯一会接受和认可的事情就是编舞……把美的问题作为柱石的唯一的、无出其右的戏剧艺术形式就是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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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寻找总体艺术作品，实际上是个普遍的梦想。部分是由于瓦格纳的巨大影响，各种艺术都在逐渐走向融合。德彪西——这里以他为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把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拿来作音画（ton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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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而后者与绘画艺术中的印象主义实际上并无二致。

佳吉列夫和阿斯特吕克达成了一致。1909年5月19日，由在皇家芭蕾舞学校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以及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各大皇家剧院临时邀请的55名舞者组成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开始在巴黎的沙特莱剧院演出。首演的剧目包括《阿尔米达》（Le Pavillon d'Armide
）、歌剧《伊戈尔大公》中有波洛韦茨舞的那一幕以及《宴席》（Le Festin
）。那一晚成了芭蕾编年史中的珍藏，而1909年的整个俄罗斯演出季都非常轰动。19世纪末的时候，芭蕾在巴黎就如同在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样，已经沦落到仅仅去表现美貌、娴熟而令人愉悦的步法、迷人的服装以及像理查德·巴克尔（Richard Buckle）说的，“用大量法国式的卖弄风情装扮起来的一点点意大利式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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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当时的舞台装饰还没有被当作艺术，还只是被看作工匠们的手艺。俄罗斯人改变了这一切。巴克斯特、伯努瓦和勒里希设计的布景和道具，以其明亮而艳丽的色彩以及奢华——例如使用真正的格鲁吉亚丝绸——而令人耳目一新。它们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是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福金（Mikhail Fokine）的编舞要求具备新的能量与体能，这在尼任斯基的跳跃以及帕夫洛娃（Anna Pavlova）和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vina）的优雅中有着令人惊叹的表现。卡尔萨温娜在自传中谈到了尼任斯基的一件趣闻，它不仅反映了后者的敏捷，还有他的心态。

有人问尼任斯基，像他那样在跳跃时滞空是不是很难；他一开始没弄明白，接着便非常热情地说：“不！不！不难。你只要跳起来，然后在空中停上一小会儿。”

[36]

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主题都带有异国情调，通常是俄罗斯的或东方的。音乐也不一样。而且舞蹈不仅仅是把动作和声音协调起来，还要在动作中表现声音。

所以在1909年，在奥塞码头（Quai d'Or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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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圣彼得堡之间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而建立外交同盟15周年之后，巴黎终于和俄罗斯人相逢了。普鲁斯特评论说：

这种令人陶醉的入侵——只有最庸俗的批评家才会抗议它所带来的诱惑——正如我们知道的，在巴黎引发了好奇的热潮，不是太敏锐，更多是纯粹审美的，但也许就像德雷福斯案所引发的热潮那样强烈。

[38]

1910年，俄罗斯人重返巴黎，然后又在柏林的韦斯滕斯剧院演出。1911年，为了避免总是要从舞者们正式所属的公司借人而带来的麻烦，为了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佳吉列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从1911年到1913年，它就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蒙特卡洛、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布达佩斯，一路留下了兴奋、质疑和狂喜。许多年轻的唯美主义者都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天方夜谭》（Schéhérazade
）首演的时候，普鲁斯特告诉雷纳尔多·阿恩（Reynaldo Hahn），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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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是这样描述那部作品的：

……后宫中风暴来临前的令人窒息的平静：身着玫瑰红和琥珀黄的黑人如电闪雷鸣；喧嚷的爱抚和纵欲狂欢；终了时的恐慌和血腥的报复，死亡时和着刺耳的小提琴声的长时间抽搐。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画出了这幕悲剧；巴克斯特用翠绿色的帘幕和银色的灯盏把它悬挂起来，用布哈拉的小地毯和丝质的坐垫把它铺垫起来；尼任斯基和卡尔萨温娜使之鲜活起来。对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天方夜谭》是灵感的源泉，就如同哥特式建筑之于浪漫派或15世纪的壁画之于拉斐尔前派一样。

[40]

英俊而充满才气的年轻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他那一代人在精神上的困惑与渴望的象征。1912年，他在第一次看到这些俄罗斯人后便欣喜若狂：“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可以拯救我们的文明。为了成为芭蕾舞剧的设计师，我愿付出一切。”

[41]

1911年，伦敦被推介给这家俄罗斯公司。6月26日，佳吉列夫剧团在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

[42]

，在用作装饰的10万朵玫瑰花的花丛中，在包括大使和大臣、非洲的国王、印度的王公显贵以及英国的社会精英在内的观众面前，为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庆典举行了演出。“就这样，用了一个晚上，”佳吉列夫风趣地说，“俄罗斯芭蕾舞团就征服了全世界。”被俄罗斯人的精湛表演深深打动了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呼吁在科文特花园成立一个常设的舞蹈公司；《泰晤士报》也充满热情，开始定期刊登舞蹈方面的文章。《潘趣》杂志（Punch
）

[43]

在7月5日的那一期有三幅与舞蹈有关的漫画，这反映出俄罗斯人的影响有多么惊人。德皇威廉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最终也成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赞助人。

一个个演出季让佳吉列夫变得越来越大胆。色情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它从一开始在1909年演出季的《克利奥帕特拉》（Cléopatre
）中就有。该剧讲的是一位王后寻找愿在一夜欢娱之后的黎明时分死去的情人的故事，里面有节奏欢快的狂饮作乐的场面、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幅度跳跃、摇曳的肉体，以及潮水般的丝绸和黄金。但它现在更大胆了。于是，在某些人士那里，兴奋变成了不安。

在1912年的演出季，5月29日在巴黎首演的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引发了公愤。该剧受马拉美诗作的启发，由尼任斯基担任编舞并主演，巴克斯特为它设计了带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布景和服装。故事讲的是罗马的一位神灵，长有双角和尾巴的牧神，爱上了林中的仙女。在贴身演出服还被认为不成体统的年代，身着紧身连衣裤的尼任斯基令观众感到唇干舌燥：他走下山岗，双臀起伏，俯身于仙女留下的披巾之上，并如同达到性高潮一般颤动——这只是这部打破了传统趣味所有规则的芭蕾舞剧的结尾部分。整部作品在演出时给出的都是侧影，以制造出古典时代浅浮雕和瓶画的效果。所有的动作，无论是移动还是奔跑，几乎都是横向的，而且总是从踵到趾，继而以双脚为轴，改变双臂和头部的姿势。《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拒绝发表专职舞蹈记者罗伯特·布鲁塞尔（Robert Brussel）准备的评论，而是在头版发表了他自己的文章，斥责《牧神》“既不是优美的田园牧歌，也不是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淫荡的牧神，他带有色情意味的动作肮脏而野蛮，他的举止既下流又粗俗”。

[44]

在1912～1913年，卡尔梅特接连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当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站出来为尼任斯基辩护的时候，卡尔梅特怒斥他是个糟蹋公众资金的不道德的半吊子。1913年12月，卡尔梅特将发起他最后的战斗，这次的攻击对象是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前任总理和新的杜梅格（Doumergue）政府的现任财政部长。1914年3月16日，部长的妻子亨丽埃特·卡约（Henriette Caillaux）乘出租车来到德鲁奥街《费加罗报》报社，耐心地等了一个小时，见到了那位总编，然后和他一起走进后者的私人办公室，对准他打光了她手枪里的所有子弹，六发子弹中有四发命中目标。当晚，卡尔梅特身亡。

公众当中的其他人显然也反感《牧神》，所以在随后的演出中，最后一场稍稍做了改动。但唯美主义者对这种“冒犯高雅趣味”的美很是得意。列昂·巴克斯特认为该剧的编舞是天才的杰作，而佳吉列夫本人对于是否接受这份表明尼任斯基独立地位的非凡证明，一开始虽然还有点犹豫，但终究承认它非常出色。画家兼设计师查尔斯·里基茨（Charles Ricketts）对于卡尔梅特被杀一事甚至表示庆祝。

[45]

才思敏捷的人当然也没有闲着。有句新出现的俏皮话是：“愿心怀恶意者遭遇牧神。”

尼任斯基在《牧神》中的蓄意挑衅表明，俄罗斯人在编舞和音乐语言方面正变得越来越大胆。福金带头打破了古典芭蕾的成规，减少了华丽舞步和精湛技巧的分量，并突出音乐的阐释功能。他鄙视无意义的力量展示。“舞蹈，”他坚持认为，“不必成为一种娱乐。它不应当退化为纯粹的体操。事实上，它应当具有可塑性。舞蹈应当表达……芭蕾所属的整个时代。”

[46]

尼任斯基继而为这场革命增添了新的维度，并在追求动作和形象的“可塑性”方面达到了新的阶段。除了《牧神》和《祭》，他还设计了《游戏》的舞蹈动作。后者把古典舞步与“反古典”姿势糅合在一起。它拉开了1913演出季的大幕。一开始，尼任斯基出现在舞台上，做了一个传统的大跳，追赶一个尺寸有点大的网球，但在这时，一些将会成为《祭》剧的主要特色的不常见的姿势出现了，比如双臂环绕、双脚内转。对于被标榜为舞蹈中的新的逼真性，公众并不买账。那种诚实在哪儿？他们问道。也许在尼任斯基的心中，但肯定不在舞台上。尽管这出芭蕾舞剧理应是围绕一场网球比赛展开的，但它的舞蹈设计跟任何游戏都不太像。就连作为音乐革新者的德彪西，对这种大胆的设计也十分震惊。他称尼任斯基是：

任性的天才……年轻的野蛮人……这家伙用他的双脚干了三份钩针活，并用两个胳膊撑着检查它们，然后，有点麻木的他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眼睁睁地看着音乐过去了。太糟糕了。

[47]

当《游戏》来到伦敦的时候，尼任斯基和从幻想中醒悟过来的观众都受到了《潘趣》杂志的批评。

尼任斯基，肯定有某些心灵

对于美要比母鸡还茫然，

而它们之所以心烦意乱，不是因为

在你其他所有芭蕾舞剧角色中的半旋转腾跃，

而是对你的“网球”感到不快。

[48]

佳吉列夫为自己的芭蕾舞公司挑选的音乐也越来越抽象。他早先使用的俄罗斯作曲家相对比较正统，尽管他们的旋律常常是由带有异国情调的主题组成的，西方人的耳朵还不太习惯。德彪西的印象主义作品以其新的和声模式以及不考虑旋律而只针对乐音本身的兴趣，标志着一种更具实验性的方向。德彪西关心的是“微妙的感觉”和“难以捉摸的时刻”，而不是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德国学派的和声模式。稍纵即逝的情绪、飘忽不定的感觉和香槟中泛起的气泡，这些都属于印象主义作曲家的特色，他们代表了浪漫主义音乐走向衰落和表现主义音乐走向内在化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在印象主义作曲家的推动下，作曲方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莫扎特起直到19世纪后期，音乐都是由相对来说大块的材料组装而成的：音阶、琶音和长终止式。然而到了该世纪末，这些单元正在被抛弃。音乐已经被简化为个别的音符，或者顶多是短小的主题。就像在建筑、工艺美术运动以及绘画中一样，重点又开始放在基础材料、基色和基本内容上。

佳吉列夫和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引起的公愤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假内行”对于挑衅非常在行。“我的朋友，成功，而且只有成功，”1897年，他写信给伯努瓦，“才能拯救大家……我的确非常粗野无礼，动不动就对人们说见鬼去。”

[49]

他是个尼采式的人物，一个为征服而生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变身为文化帝国的专制君主，并主要通过芭蕾影响了自己时代包括时尚、文学、戏剧、绘画、室内设计乃至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雅克-埃米尔·布朗什称他是“劲头十足的教授，决心把他人的想法变为现实”。

[50]

伯努瓦则说：“佳吉列夫的身上拥有成为一名领袖所需的一切。”

[51]

他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更多在于，他作为一名管理者、一个宣传家、一位领袖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作为理论家，他窃取了他人的思想；作为演出经办人，他在拿破仑一世式的武力征服中窃取了艺术世界。他的创造性在于他的管理，在于他能把朦胧的东西塑造成形，而他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佣兵头领。就这样，他成了20世纪审美意识的中心，成了不是供奉实物而是供奉态度与风格的神龛的中心。他是技术美学的名义首脑。人们给他写的是长信，他答复的是电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佳吉列夫没有明确的艺术观。他有，但他理解问题的方式是直觉的，不是分析的。很多人都说过他是如何在还没来得及检查之前，便立刻抓住某个想法或计划加以利用。虽然《艺术世界》杂志迫使他不断对美学思想加以确切的阐述并依据那些思想做出决定，但他从来没有形成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艺术哲学。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立足于某些前提之上的。

他把艺术设想为一种解脱和复兴的手段。解脱是要摆脱社会中道德和习俗的束缚，摆脱由竞争性的和自我否定的伦理所支配的西方文明——俄罗斯也日渐成为这种文明的一部分——中优先关注的问题。复兴与自发的情感生活的复苏有关。这不仅要靠思想精英，尽管那是第一步，但最终还要靠全社会。按照这一看法，艺术是生命的力量；它具有给人注入生气的宗教般的力量；它需要通过个人起作用，但最终又比个人更伟大；它实际上就是宗教的替代物。

社会良知并不鼓励这种思想。与尼采一样，佳吉列夫也认为艺术家的自治与道德是互相排斥的。一心惦记着道德，惦记着行为要能被社会接受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自由，所以他也和纪德、里维埃（Rivière）以及普鲁斯特一样，认为艺术家为了获得想象的自由，必须不去顾及道德。艺术家必须是超道德的。道德就像先锋派常说的，是丑陋者的虚构，是丑陋者的报复。朝着美的方向的解放，靠的不是集体的努力，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社会的劳作，而是个人的救赎。

虽然佳吉列夫对于历史以及西方文化的成就心存敬意，但他在根本上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寻路人和解放者。受推崇的是活力、自发性和变化。无论什么，哪怕是道德上的无序和混乱，也要好过无聊乏味的墨守成规。“除愚蠢之外没有罪恶”，佳吉列夫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这句妙语心有同感。社会的和道德的圭臬被弃诸一旁，而艺术，或者说审美意识，成了最重要的议题，因为它会导向自由。

当然，在这股非常广泛的文化和思想潮流中——它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反对理性主义并相应地肯定生命和体验——佳吉列夫尽管非常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这场带有浪漫色彩的叛乱——它连同其对于机械论体系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正好是和世纪末在科学领域中迅速推进的推翻牛顿式宇宙的努力同时进行的。依靠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发现，理性的人破坏了自己的世界。因此，科学似乎证实了在哲学和艺术领域存在的一些重要倾向。亨利·柏格森发展了他的“创造进化”论，拒斥“客观的”知识的观念：唯一的实在乃是生命冲动，也就是生命力。他成了巴黎时尚圈中名副其实的明星。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宣称——这反映出对于机器和变化的普遍痴迷：“在我们现代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中，就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这回事。”佳吉列夫熟悉这些新的动向，它们热情赞扬永恒变化的意志，称颂那转瞬即逝之美。能赶上这股新的浪潮，他感到非常兴奋。“不进则退。”他下定了决心。

在这种背景下，理性主义的因果观念遭到摈弃，而直觉的重要意义则受到推崇，震撼和挑衅成了重要的艺术手段。对佳吉列夫而言，艺术不是要教化或模仿现实；它首先是要激发真正的体验。通过震撼性的元素，他希望在自己的观众那里，获得纪德试图从他发表于1914年的《梵蒂冈地窖》中的主人公拉夫卡迪奥那里得到的东西：非理性行为，就是与动机、目的、意义无关的行为；纯粹的行动；不受时空制约的美妙的体验。“让我惊异吧，让！” 佳吉列夫有一次对科克托说。此话让后者有了一种“通往大马士革之路”（road-to-Dama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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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体验。惊异即自由。在佳吉列夫看来，对于艺术的体验来说，观众可以跟表演者一样重要。艺术不会去教导，那样会使它变得顺从；它会让人兴奋，会给人以刺激和灵感。它会打开体验之门。

艺术要从流行的民间传统汲取更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消弭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隔阂——抱着这样的信念，佳吉列夫追随卢梭、赫尔德以及浪漫派的脚步。正是在俄罗斯的乡村，在原始的、尚未受机械化影响的乡村，佳吉列夫及其同道从农民服装的颜色和式样、马车和雪橇上绘制的图案、门窗四周的雕刻以及朴实乡村文化中的神话和寓言故事觅得了许多灵感。按照佳吉列夫的说法，正是这种来自俄罗斯的灵魂可以成为拯救西欧的力量。1906年3月，在佳吉列夫到西欧举办首次展览之前，他写道：“俄罗斯的艺术不但会开始发挥作用，它还会成为——在事实上和在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上——我们即将到来的启蒙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之一。”

[53]

佳吉列夫承认，他在思想上欠债甚多：植根于贵族传统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并因为E.T.A.霍夫曼、尼采和瓦格纳等人而带有很多德意志成分的现代思潮；越来越受到欣赏的——尤其是在俄罗斯、德国和东欧——德国人所谓的民间文化。但是，他虽然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着眼点却在于未来。他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未来派的言行，而且特别喜欢俄国的未来主义者拉里奥诺夫和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的艺术。他不像某些唯美主义者那样鄙视技术，而是把机器看作未来的核心成分。1912年元旦，尼任斯基和卡尔萨温娜在巴黎歌剧院庆祝法国航空业的盛会上表演了《玫瑰精灵》。作为剧团经理，佳吉列夫非常清楚采用现代手法进行公关宣传的重要性。为了成功而夸大其词、模棱两可和粗鲁无礼，他都不会介意。

至于宏大的芭蕾，那是他想要实现一种综合：所有艺术形式的综合，历史遗产与未来想象的综合，东方与西方的综合，现代与封建的综合，贵族与农民的综合，颓废与野蛮的综合，男人与女人的综合，等等。他希望把当代这个过渡性时代中生活的双重形象，融入对于整体性的想象，但重点又不在于整体性，而在于想象，在于寻找和奋斗，在于对整体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必然是持续的和变化的。他，就像浮士德一样，想要克服和融合。为了支持唯美的帝业，他拒绝接受道德要求的“非此即彼”的决定。那种帝业就像唐·吉奥瓦尼（Don Giov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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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渴望一切。在这里，有一种对整体性的渴念，但由于其重点在于体验，所以被赞美的与其说是整体性，不如说是渴念。

叛逆

佳吉列夫的芭蕾事业既是对总体的追求，也是解放的工具。它所触动的最为敏感的神经——这是它有意为之的——也许就是性道德，而性道德作为既定秩序的象征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欧这个政治经济权力以及皇权的心脏地带。再一次，佳吉列夫又不过是一种不断累积的重要传统的继承人。从圣西门到费尔巴哈再到弗洛伊德，对19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异化”，也就是与自我、社会及物质世界的疏离，真正的源头就是性。“愉悦、快乐使人舒张，”费尔巴哈写道，“不幸、痛苦使人收缩和内敛；在苦难中，人会否认世界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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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是从精神的和道德的，而不是从身体的和肉欲的角度去理解愉悦。感官的满足是可疑的，实际上也是充满罪孽的。意志，基于道德热忱的意志，乃是人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纯粹的激情则相反。对现代派运动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性道德的议题当作反抗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工具。在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的绘画中，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早期歌剧中，在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戏剧中，在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王尔德的乖张的个人行为中，甚至在“德意志青年运动”（German youth movement）

[56]

宽松的道德要求中，色情的主题支配着求新、求变的过程。在美国，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大声疾呼：“肉欲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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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反叛，特别是同性间的性的反叛，成了反叛意象的核心，尤其是在奥斯卡·王尔德受到当权者耻辱的对待之后。在提及自己由有教养的叛逆分子构成的布卢姆茨伯里圈子的时候，弗吉尼亚·伍尔芙说：“bu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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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我们总是不离口。”

[59]

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心挣扎之后，安德烈·纪德公开谴责道德谎言，并承认了自己的偏好。他得出的看法是，激情与爱互不相容，而激情要比爱纯粹得多。

[60]

佳吉列夫的性取向大家都清楚，他也没想要遮掩，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斯特拉文斯基后来说，佳吉列夫的随从“有几分瑞士的同性恋侍卫的样子”。

[61]

所以，毫不奇怪，在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整个经历中，在演员、管理人员、逢迎者以及观众之间，始终充满了性的张力。有些芭蕾舞剧的主题公然带有色情的甚至施虐受虐的性质，比如《克莱奥帕特拉》和《天方夜谭》。在这两部芭蕾舞剧中，年轻的奴隶都是拿命换取性的欢愉。在其他剧目中，性意味被掩盖起来。《彼得鲁什卡》（Petrushka
）中的那只木偶，因其对一只残忍玩偶的恋爱受挫而亡。后来，在《游戏》首演六年之后，尼任斯基在日记中称，那部只有一个男演员和两个女演员的芭蕾舞剧，是佳吉列夫表现他自己幻想的一种方式，那样就不会招来劈头盖脸的指责，因为那幻想——它显然经常对尼任斯基提到——就是和两个男人做爱。

[62]

无论这是不是尼任斯基因为精神错乱而编造的——日记是在大战结束时写的，当时尼任斯基正开始变得疯癫——那样的事情佳吉列夫并不是做不出来。

在所有的芭蕾舞剧中，布景之艳丽，服装之大胆，以及舞蹈之劲量十足，全都是为了突出激情。诗人们为安娜·帕夫洛娃写颂诗；他们称赞美丽的卡尔萨温娜和鲁宾斯坦；但欧洲所有的唯美主义者似乎都爱上了尼任斯基的“优雅与野蛮”——用科克托的话说。

[63]

1911年，因为在皇太后面前演出《吉赛尔》（Giselle
）的时候尼任斯基除紧身服外什么都没穿，露出了彼得·利文（Peter Lieven）所说的他那“全然不知羞耻的两只圆球”

[64]

，结果被禁止在莫斯科的皇家剧院演出。从他在《玫瑰幻影》中非凡的滞空，到《牧神的午后》中激起公愤的结尾部分，再到《游戏》中引起争议的编舞，尼任斯基以其技艺和胆识，以其天真和勇敢，让整整一代人心醉神迷。让巴黎人变得更加亢奋的是《画报》（L'Illustration
）上刊登的他的整幅照片和附带的文字说明：“相比于议院的辩论，人们谈论更多的是舞者尼任斯基。”

[65]

性欲旺盛的米西亚·塞尔特一语中的，称其为“白痴天才”。总能被公众的喝彩激发起情欲的佳吉列夫，在1909年演出季大获成功之后便把尼任斯基作为自己的情人。两个男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而当尼任斯基于1913年突然结婚的时候，这位舞者似乎真的没有弄明白佳吉列夫为什么那么生气。“要是谢尔盖真的不想和我合作，那我就一无所有了，”1913年12月，尼任斯基写信给斯特拉文斯基说，“我想不出发生了什么，想不出他为什么那样。请问一问谢尔盖是怎么回事，然后写信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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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惊人的天真——那也就意味着他没有背上几百年来沉重的道德包袱，也就是纪德所说的道德谎言——连同其在艺术想象中勇于冒险的精神，让普鲁斯特、科克托、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等人兴奋不已。尼任斯基就是那位牧神，一个误落尘网中的野性生灵。想象一下吧——他们对自己说——这个不可思议的活生生的例子，天赋异禀、充满激情、道德上无拘无束……结果，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变得魂不守舍。斯特雷奇送了“一大篮最大的花儿”，然后睡觉就——像他自己说的——“梦见了尼任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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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士时代开始，但尤其是自浪漫主义以来，女性，永恒的女性（das ewig weib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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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充满诗意的灵感源泉和热情崇拜的对象。在表演艺术中，过去得到人们喝彩和鲜花的是女歌唱家以及歌剧和芭蕾舞剧中的女主角。但现在，男人，优雅、俊美的男人，却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这是真正的革命性的变化。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无法容忍的。堕落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俄罗斯芭蕾舞团。在罗贝尔·德·弗莱尔（Robert de Flers）和加斯东·德·卡瓦耶（Gaston de Cavaillet）的戏剧《神圣的树林》（Le Bois sacré
）中，他们借主人公之口说：“我们正在开始成为非常优雅的绅士，结识的人都非常时髦，非常糜烂，非常俄罗斯芭蕾舞团。”

作为将心灵和身体按照同样的节律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舞蹈成为现代派运动的重要媒介，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埃及人和希腊人也跳舞，但基督教文明没有舞蹈的空间，所以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由于随之而来的世俗化，舞蹈作为一种展示想象力的手段才得以再次兴起。不过，它几乎仍然只是与贵族的宫廷文化，或者——这是当然的——与异教徒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新教伦理继续排斥舞蹈，认为它表现的是肉欲和激情。古典舞蹈兴起于法国和意大利，但带有明显的民族差异：意大利人讲究精湛的技艺，法国人则注重营造浪漫的气氛。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到19世纪末，芭蕾也已沦为呆板的形式，几乎没有留下个人表现的余地。在英国和德国，舞蹈实际上已经湮没无闻。

舞蹈的复兴是从俄罗斯开始的。在那里，在古老的贵族阶层和宫廷社会，“法兰西风格”同请进来的舞者及编舞一起在19世纪逐渐流行起来。最重要的剧院是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在该世纪下半叶，马赛人马里于斯·珀蒂帕（Marius Pet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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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典人克里斯琴·约翰森（Christian Johan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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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开始了一个重要的尝试，想把法国和意大利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结合起来，把优雅和精湛的技艺结合起来，从而突出一种新的潮流，即后来所说的“手臂的舞蹈”。这便是俄罗斯学派的开端。同时，从芭蕾中看到了更高级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佳吉列夫，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才通过行动和动作，而不是说服和论证，建立了人的个性的总体性——包括精神的和身体的——以及那不可言说的、非理性的世界的本质。有批评家敏锐地指出，俄罗斯人的芭蕾是“有钱人看的电影”。

[71]

让舞蹈公然带有色情性质的，佳吉列夫并不是第一个。在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舞蹈中——实际上也包括她取得的成功中——就含有强烈的性幻想。这位读过尼采著作的来自旧金山的美国人，决心让自己的艺术成为原初的酒神艺术，即在日神精神以理化情，把舞蹈由激情变为格调，从而吸干它的纯粹性和生气之前的艺术。她声称要表现自发性和自然的表情，要捕捉即兴的形式。她要让身体和情感“摆脱”束缚，让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相比于做一个革新者，她更喜欢思考，所以她虽然提出了新的主张，却还是没能摆脱古典希腊的影响，没能摆脱从浪漫主义艺术家开始一直在芭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S形曲线的影响。邓肯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就和她的舞蹈一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因而在世纪更替之后的岁月中，她在欧洲各地都获得很大的成功。在德国，“圣洁而神圣的伊莎朵拉”的传奇突然出现了。

就像伦敦《泰晤士报》说的那样，是尼任斯基给舞蹈带来了“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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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卡洛·布拉西斯（Carlo Blasis）在《特耳西科瑞宝典》（The Code of Terpsichore
）中写道：“两臂环绕，注意不要露出肘尖。”于是，曲线征服了直线。在古典芭蕾中，优雅和魅力一向比性格和阐释更重要。福金在朝着阐释的方向回归，而尼任斯基则故意和“美的曲线”，也就是惯常所谓的悦目对着干，主张要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他在编舞中特意让肘尖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被看出来。

在邓肯的影响下，体态律动学的思想、对节奏的研究以及“艺术体操”开始流行起来。埃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Émile Jaques-Dalcro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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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者创办了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起初在日内瓦，后又搬到德累斯顿附近的黑勒劳。1912年，佳吉列夫和尼任斯基曾到该校为《祭》剧寻求帮助。这些新的发展与新的身体文化是一致的，后者在德国和俄罗斯的社会反响最大，但在其他地方也开始在一些现象中显露出来，例如“强健的基督徒”运动、童子军运动、现代奥林匹克的起源，不用说，还有普瓦雷（Paul Poiret）的时装革命，它让妇女摆脱了紧身内衣的束缚，并使其别有一番慵懒的风情。苗条的身体破天荒头一次变成了时尚，尤其是在巴黎。舞蹈，不论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似乎都处于整个潮流的中心。1911年，伦敦所有比较大的音乐厅都预约了女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此举的含义为《潘趣》杂志提供了丰富的谈资。

在“火葬场”，吸引人的主要是“鲱鱼卷”小姐，她的舞最奇特，令人浮想联翩。她有段舞，名字很恰当，叫作“调情”，那里面她那双小腿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竟然表达出很多种情感：时而虚情假意，时而热情似火，而最后，则不屑一顾……将会出现在“地狱”的久伊索维奇先生，带来的舞蹈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观众夜夜爆满。人们的注意力首次被膝盖骨痉挛似的颤动吸引住了；该动作然后会逐渐传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舞蹈结束的时候是一项绝技：喉结和跟腱一齐抽搐。在“天堂”，撒丁岛的新舞者西尼奥拉·里利，其不久前的一天晚上的首次亮相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其节目的主项中，她的表演令人惊叹，因为她能灵巧地控制自己的锁骨，可以看到它做波浪形的运动，并在令观众恐惧莫名、冷汗涟涟的抖动中达到高潮。从美国载誉而来的“真好小姐”要向英国的观众演示，如果把耳朵肌肉的作用发挥出来，可以在舞蹈中产生微妙但惊人的效果。在一个精彩的名为“说笑时刻”的滑稽节目中，她对双耳的运用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结束的时候总是掌声雷动，房子都快震塌了。我们还应别人的请求发表声明：由于排练时有轻微的脱臼，有“委内瑞拉的维纳斯”之称的库伊博诺小姐，下周将无法在朱庇特神庙表演她那有名的脊髓舞。

[74]

大众舞蹈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12年和1913年，火鸡舞和探戈舞风靡一时，这让欧美各地的守旧派大为光火。教会人士、政客和部长大臣们，纷纷谴责在他们看来十分淫荡的公开表演。报纸杂志的专栏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波士顿的舞厅禁止跳探戈；瑞士的某些酒店禁止新式“美国”舞步；针对火鸡舞是否得体的问题，普鲁士的一名军官被一名将军杀害了；德皇禁止他的陆海军军官跳这些新式的舞蹈，至少是在穿着制服的时候。但愤怒的情绪还在蔓延，这促使让·黎施潘（Jean Richepin）在1913年10月向法兰西学术院发表了有关探戈的演说。1893年的礼仪指南规定，体面的年轻男子永远不会和年轻的女子同坐一条沙发——那时的世界在二十年后看来，肯定像是中世纪。

对抗和解放

如果说佳吉列夫渐渐下定决心，要进行对抗并引起轰动，那他的合作者们也是这样。事后看来，《祭》剧的筹备工作几乎就像策划一场阴谋。到了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已经非常看重自己的价值，因此一心想让《祭》剧在音乐和芭蕾界引起轰动。由于《火鸟》（Firebird
）和《彼得鲁什卡》在1910年和1911年一举成功，他已经在国际上出了名。《祭》剧的钢琴总谱他是在1912年11月完成的，管弦乐总谱的最终完成是在1913年3月。

“《春之祭》的想法突然冒出来，”斯特拉文斯基后来说，“是我还在创作《火鸟》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异教徒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景。在这种仪式中，被选作祭品的少女跳着舞走向死亡。”还有一次，有人问他最喜欢俄罗斯什么，他回答说：“暴烈的俄罗斯春天。它仿佛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好像整个大地都在炸裂。那是我童年时代每年都在发生的最奇妙的事情。”

[75]

因此，《祭》剧的主题是原始而暴烈的生与死，是厄洛斯（Eros）与萨纳托斯（Than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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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超越文化背景的对一切存在的根本体验。

虽然最终要突出的是该主题的正面内容，也就是春天、随之而来的献祭仪式以及生，但斯特拉文斯基起初给总谱定名为《祭品》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很难说是肯定的。于是在剧本中，最后自然要写到被选中的少女成为祭品。这部芭蕾舞剧以生的过程中的死而告终。对它的解释通常是：它是要通过死来庆祝生，而之所以要选择一位少女作为祭品，是要向她所代表的丰饶和生的品质本身致敬。然而到最后，因为在《祭》剧中给死，给与重生联系在一起的暴力，给“祭品”的角色所赋予的重要意义，该剧又可以被看成悲剧。

最终的剧名是原创的还是借鉴的，这并不太清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先锋活动中，都可以发现再生和轮回的观念。奥地利分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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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刊物就叫《圣春》（Ver Sacrum
）。弗兰克·韦德金德描写青少年性问题的剧作叫作《青春的觉醒》（Frühlingserwachen
）。1912年3月，普鲁斯特的作品选摘发表在《费加罗报》上，标题是《春天即将来临》。

斯特拉文斯基先是和尼古拉·勒里希，即最后为该剧设计布景的那位画家，讨论了他的构思，然后才向佳吉列夫托出了他的“原始的芭蕾”的想法。后者当即就着了迷，而在得悉该项计划之后，尼任斯基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于有可能带来的根本变革，所有人都非常兴奋，非常关心，以至于他们认为福金太过保守，不能胜任舞谱的编导工作。1912年年底，以为福金还会担任编舞的斯特拉文斯基，从蒙特卡洛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

佳吉列夫和尼任斯基对我的新作《春之祭》极为欣赏。让人不快的是，它将不得不由福金去做，我认为他作为艺术家来说，已经到头了。他的路走得太快，一件件新作弄得他智穷才尽。《天方夜谭》是他的最高成就，之后就不行了……必须创造出新的形式，而那个邪恶、贪婪而又有天赋的福金，连想都不会想到它们。在他事业刚起步的时候，他似乎是个不寻常的革新主义者，但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明白，他骨子里根本就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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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奇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说，是一项先决条件。“我不可能……写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他后来向伯努瓦抱怨说，“那将是自我重复。”这就是福金作为编舞所犯的错误，也是其他作曲家所犯的错误：“人们之所以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东西，原因就在这里。”

[79]

而斯特拉文斯基不想失去他的震撼价值。

佳吉列夫让尼任斯基担任《牧神》的编舞，这已经让福金感到不满了，到1912年年底，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尼任斯基被选中去担任《祭》剧的编舞。很显然，与《牧神》相比，他现在想用激烈得多的方式去打破成规。他心中甚至有种天降大任的感觉。例如，1912年12月，尼任斯基通过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请理查德·施特劳斯为他创作“世界上最无拘无束、最不适合舞蹈的音乐”。“受您的影响，”霍夫曼斯塔尔给施特劳斯写道，“打破一切成规的约束正是他所渴望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他是个真正的天才，而且正是在人们尚未涉足的地方，在一个像您在《厄勒克特拉》（Elekt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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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辟的领域，他想一展身手。”

[81]

《祭》剧的筹备工作是在1912年至1913年的冬季，也就是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欧洲巡回演出期间进行的。那次巡回演出是从柏林到布达佩斯、维也纳、莱比锡、德累斯顿和伦敦，最后在蒙特卡洛进行休整和排练。1913年1月25日，尼任斯基从莱比锡写信给斯特拉文斯基：

一切都如我们两个所愿，现在我知道《春之祭》会是个什么样子了：新、美，而且全然不同，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一次让人震惊和激动的体验。

[82]

随着排练次数的增多，尼任斯基在演员们那里遇到了麻烦，因为后者觉得他的想法难以理解，而且他的风格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美的。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对于尼任斯基的造诣十分钦佩，尽管起初在音乐的速度上有些分歧。“尼任斯基的编舞无与伦比，”首演后不久他就断言，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切都如我想要的那样。但要让公众适应我们的语言，那还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我深信不疑，而这也给了我继续奋斗的动力。

[83]

皮埃尔·蒙特，首次公演的乐队指挥，把自己指挥的大多数传统音乐都称为烂音乐，所以对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非常兴奋。在3月30日的信中，他告诉那位作曲家：

昨天我终于排练了所有三部作品（《火鸟》《彼得鲁什卡》和《祭》）。很可惜您不在这儿，特别是您不能在现场体验到《祭》剧的爆炸性效果。

[84]

因此，从佳吉列夫的立意到斯特拉文斯基的构思、尼任斯基的目标和预测，还有蒙特关于《祭》剧将会是一种爆炸性体验的看法，期待、挑衅和紧张的气氛笼罩了这部芭蕾舞剧的创作过程。毫无疑问，某种形式的公愤既是意料之中的，也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一年临近岁末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在母亲去观赏其最新作品在圣彼得堡的首演之前写信给她说：“如果他们对《祭》吹口哨，不要害怕。那很正常。”

[85]

这不是他事后才想到的，他的音乐本来就想这样。

有人认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和唯美主义总的来说对政治基本不感兴趣。这样说会忽视艺术的社会根源，并曲解现代派反叛的社会意蕴。唯美主义是反政治的，那是因为它认为可以给生活带来活力的是艺术，而不是政党和议会。然而，这种对侧重点的表达本身，恰恰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此外，尽管它对于政治运动和事件的反应常常是沉默的或模棱两可的，但就本身而言，它对于进步甚至革命的倾向还是有一种起码的同情，因为唯美主义就建立在对现存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的拒斥之上。1916年，佳吉列夫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宣称：

我们当时都是革命者……我们在为俄罗斯的艺术事业而战……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我才没有成为色彩或音乐之外的其他领域的革命者。

[86]

《艺术世界》圈中的人物曾经多次表达对于1905年俄国骚乱的同情。对于事态的发展，佳吉列夫起初还在赞成与不安之间游移，但是在10月，他对沙皇承诺立宪的声明非常高兴。“我们都非常高兴，”他的姑妈当时说，“昨天，我们还喝了香槟。你们永远也不会猜到是谁带来了声明的消息……竟然是谢廖沙[小谢尔盖，即佳吉列夫]。太好了。”佳吉列夫甚至还写信给国务大臣，建议设立一个负责美艺术的部门。

[87]

换句话说，艺术和解放应当携手并进。

但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其社会及道德的意蕴是什么？虽然先锋艺术家都非常关注底层的各个阶级，关注被社会遗弃的人、妓女、罪犯和疯子，但他们的兴趣通常并不是出于对社会福利或社会重建的实际关切，而只是想消除对人的个性的限制。所以，他们对于底层人民的兴趣，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基于实际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没有约束和义务的道德”。尼采的命令，“你当成为你之所是”，乃是最高的道德法则。“革命的每一个新的胜利都令我高兴……”1905年，康斯坦丁·索莫夫（Konstantin Somov）写信给伯努瓦：“因为它引领我们进入的是生，而不是死。我非常憎恶我们的过去……我是个体主义者；整个世界都是围绕我而旋转的，因此，超出这个‘我’范围的，根本就不关我的事。”

[88]

就像在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中提到的那样——那本书在19世纪末又开始流行起来——世界在这里被叠缩进个体主义时刻：“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是高于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冲动乃是现代派反叛的核心，而这样的冲动显然是政治的。

D.H.劳伦斯要到战后才写出他那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小说《袋鼠》，但如果我们把政治不只是看作社会话语的正式结构，还看作所有调节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关系的活动，那他的艺术在当时就已经带有政治内涵了。在劳伦斯1915年出版的但写于战前的《虹》这部小说中，当怀孕的安娜赤身裸体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跳舞的时候，“她前后摇摆，像一株饱满的玉米，黄昏中略显苍白，在炉火前绕来绕去，用跳舞来表示他的不存在……他等待着，成了被遗忘的人”。

她的动作有一种奇特的美，但他仍然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跳舞，而且还赤身裸体。“你在做什么？”他厉声说道，“你会着凉的。”

[89]

跳舞就是安娜的艺术。显然，正是那个叫作伊莎朵拉·邓肯的人的艺术，为这段内容带来了灵感。跳舞也是尼任斯基的艺术。它属于她（他）们而不属于哪个丈夫、哪个情人或哪个观众。艺术之为行动，无所谓丈夫、情人或观众。艺术即自由。

但自由只有相对于观众才有意义。要是没有了她的丈夫，安娜的舞便跳得毫无意义。所以，似乎矛盾的是，被否定了的观众又成了艺术的中心。非理性行为成了一场空，个体主义时刻又成了具有高度社会意义因而也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时刻。

观众

对西方世界来说，除了威尼斯，最具隐喻意味的城市就数巴黎了。那是一座满是青春浪漫和人世间酸甜苦辣、满是大胆的创意和消退的梦想的城市，一座让人欢喜让人忧、华丽高贵而又轻佻无聊的城市。许多人发现它集各种差异于一身，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圆满，他们和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对它的记忆一样，觉得它“近乎迄今为止人所能及的天堂”。

[90]

有谁不曾想象或回忆过“巴黎的夏日”，即便他或她既没有踏上过也永远不会踏上塞纳河边的码头？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在1940年巴黎沦陷后，把这座城市说成“我们时代的圣地。唯一的圣地”。

[91]

他重复了海因里希·海涅和托马斯·阿普尔顿（Thomas Appleton）的说法和观点。海涅在一个世纪前曾把巴黎称为“新耶路撒冷”，而阿普尔顿认为巴黎是美国的好人死后该去的地方。这些赞美之词暗示着，为了产生丰富而令人愉悦的精神效果，巴黎已经设法利用了它彼此冲突的都市能量——它对人性的挤压，它的阶级冲突，它所汇集的贪婪与绝望——并解决了它在物质上的种种难题。

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座城市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促进这一形象：从路易·拿破仑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指导下的广泛的城市改造，到一再举办的铺张靡费的世界博览会，到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等人的扩建与改造，到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的建造，到相对宽松的审查法规——它允许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多少生存机会的娱乐业和出版物的存在——以及最后，在欧洲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有意含糊其辞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对于由苦艾酒、咖啡馆和妓女构成的街头生活持宽容态度。

不过，这幅图画还有另一面，而它在该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巴黎消极、萎靡和可疑的一面；它成了客体和祭品，成了充满危机的地方，也是危机文化的中心；它也是无聊透顶的地方——对此，巴雷斯在1885年说过：“一种深刻的冷漠吞噬了我们。”

[92]

巴黎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正如哈罗德·罗森堡1940年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不单是其积极的性质，或许相反，是其消极性，使得它可以被每个民族的追求者所拥有。”1886年，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觉得，这座城市“乏味、沉闷……无聊、有气无力”。

[93]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后，一位侍者告诉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巴黎烂掉了。”

[94]

从政治上来说，在1789年大革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巴黎一直是带有救世色彩的激进主义运动的中心，直到1917年该角色被莫斯科取代为止。不过，象征比现实更重要。在那一个世纪，巴黎真正实行政治宽容、可以让激进分子自由宣传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几乎没有；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招来的是大肆的讽刺挖苦。在《祭》剧首演的前两周，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两次在讲话中提到法国生活中“折磨着我们”的疾病：法国人无力在一种可以接受的政治体系中把自己组织起来。

[95]

在巴黎的发展中，它不仅是光明之城

[96]

，也是都市枯萎病的象征。核心区的人口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稠密。市中心虽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但市郊完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地方之一。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为了防止拥堵而建造的奥贝维埃、丁香镇以及伊西莱穆利诺，名字虽都很有诗意，却只是工业区的阴郁市郊。缺乏适当卫生设施的贫民区大量存在——1850年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住房通水。巴黎是西方毫无争议的流浪汉和乞丐之都。

在19世纪的工业扩张中，欧洲所有的大城市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在巴黎，激进政治行动的先例影响深远，社会张力两次以特别残暴的形式表现出来。1848年6月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阶级仇恨的爆发给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1871年5月的巷战，一周之内打死的人数就超过雅各宾恐怖时总共的死亡人数，城市遭到的破坏也要超过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次战争。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规划的林荫大道，穿过拥堵的市中心，一方面让巴黎有了与众不同的优雅和气度，另一方面据说至少部分为了在万一发生内乱的时候限制街垒的作用，让部队既可以从兵营里迅速进城，又可以拥有通畅的射击长廊，以便对付危险等级。因此，在巴黎的生活中，政治张力始终存在，并反映出过去和未来的普遍较量。

19世纪80年代，马在巴黎的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星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的周围，到处都是马厩、骑术学校和马贩子的大本营。高顶大礼帽的帽檐上系着单片眼镜、翻领里插着康乃馨、马靴擦得铮亮的优雅绅士，没完没了地谈论着赛马俱乐部和马术表演。马夫们在德蓬蒂厄街和马尔伯夫街的咖啡馆里小憩。空气中弥漫着马粪的臭气，可街头的行人却不以为意。然而，没过几年，汽车就涌入巴黎。1896年，一个名叫于格·勒鲁（Hugues le Roux）的年轻记者警告警察局长说，他要拿枪去对付街上那些威胁到他及其家人安全的汽车司机。他指责说，对于那些已经把巴黎的街道变得极端危险的疯狂的汽车司机，警方无所作为，好像一点儿准备也没有。

[97]

亚瑟·鲁宾斯坦在七十年后还记得，1904年秋天他初到巴黎和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在和平咖啡馆时的气味，香水的气味混杂着马的气味。

[98]

他在回忆录中说得比较含蓄。如果直接一些，他或许会说自己想起的是怡人的香气、汽车的尾气和马粪的臭气混在一起的那种气味。那样就会把巴黎在19世纪已经非常突出的诸多矛盾，将在“美好时代”

[99]

的落日余晖中显得更为明显的诸多矛盾，表现得更加清晰。

随着19世纪即将落幕，巴黎和整个法国在那些矛盾中越陷越深。1870～1871年，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惨败在普鲁士人手下，而且巴黎城内还发生了惨烈的内战。之后，这一崭新的惨痛记忆便抵消了法兰西民族在欧洲一向拥有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危害极大的没落感和追查毒瘤的吵嚷声一道，充斥着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人的生活。敌人被里里外外搜个遍：战争恐慌频发；公共丑闻似乎成倍增加，而且还伴有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大量炸弹袭击事件——宣传最多但造成的人身伤害最少的，是1893年12月9日众议院发生的那起爆炸

[100]

；还有德雷福斯案，那简直是衰弱和混乱的最轰动的象征，它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撕裂了整个国家。

在帝国主义时代，法国在谋求殖民地方面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它的对外贸易量下滑。当世界上部分国家在1890年之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时，法国未能跟上它们的步伐，而且反映出法国人缺乏自信的是，他们更愿意在海外而不是国内投资。还有，当它的邻国，尤其是德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攀升的时候，法国的却在下降。

1880年之后，就连巴黎似乎也停滞不前了。它的人口之所以增长，不过是因为把周边地区并入了这座城市。奥斯曼的拉斯帕伊大街计划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直到1907年才完成，而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以其名字命名的那条大街本身也拖了五十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完成。往日的显赫与荣耀就这样碰上了萎靡的局面和恼人的衰败感。德国驻巴黎大使在1886年就觉察到这一点；明斯特尔伯爵（Count Münster）在10月给柏林打电报说：“所有的法国人都盼望着有朝一日会来一场圣战，但又都不希望这一天很快到来。”

[101]

甚至作为世界的文化评判者——大多数法国人都把这一角色当作一项永久性的国际遗产，因而也当作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国家也感到没了底气。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巴黎对于外来文化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国文化的兴趣：例如，1911年6月有布弗剧院的比利时演出季，沙特莱剧院的意大利演出季，广场对面萨拉·贝纳尔剧院的俄罗斯演出季，沃德维尔剧院的维也纳演出季。虽然夏庞蒂埃（Charpentier）、福莱（Fauré）、拉威尔、施米特和德彪西一起把他们的一些重要曲目安排在1913年春夏进行首次演出，但那个时期的激动与兴奋似乎都是由国外的作曲家和艺术家带来的，比如施特劳斯、穆索尔斯基、库兹涅佐娃（Kuznetsova）、夏里亚宾，还有俄罗斯芭蕾舞团。而且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还常常带着优越感，甚至是傲慢、做作的态度，看待他们为终极艺术所做的贡献。“我们向巴黎人展示了，”亚历山大·伯努瓦在1909年俄罗斯演出季之后声称，“戏剧应该是怎样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此次巴黎之行显然是必要的。当代文明要是缺少我们这样的成分，就会彻底腐蚀掉。”

[102]

然而，具有革新精神的外国艺术虽然让人着迷，本土的叛逆者，比如野兽派，却很有可能仍然被指斥为无政府主义和腐朽文化的代理人。例如，拥有广泛读者的批评家萨米埃尔·罗什布拉夫（Samuel Rocheblave）当时感到遗憾的是，自库尔贝（ Courbet）以来的法国绘画失去了自控力，变得好辩和政治化了，结果只能让自己出丑。在他看来，世纪末是从国外输入的、代表公然的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分解了光和色的印象派，还有分解了立体形式的立体派，都不是法兰西风格，而是某种近乎“野蛮”的东西。“不再有流派，”他叹息道，“只有一点点天赋；不再有群体，只有个人。”

[10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说艺术实验背后的重要冲动是对解放的追求，即在审美和道德上摆脱中央权威，摆脱家长制，摆脱资产阶级的循规蹈矩，总之，摆脱很大程度上由巴黎发号施令的欧洲传统，那么解放所需的许多心理的和精神的动力都是来自地理、社会、代际和性别的边缘地带也就不足为奇了。突出青春、肉欲、同性恋、无意识的东西和原始的东西，还有社会中被剥夺的群体，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并非肇端于巴黎，而是传统霸权的边界地带。现代派运动满是流放者的故事。而流放，或者说“前沿地带的战斗”，就像带有波兰和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阿波利奈尔在描述他那帮人的奋斗时所说的，成了现代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年轻的亨利·德·蒙泰朗的首部剧作写于1914年，剧名就是《流放》，当时这位剧作家才18岁。同年，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他的剧作《流放者》的初稿。巴黎因其与革命理想的神秘联系而成为这些流放者当中——包括乔伊斯在内——很多人的避难所，因而也成为现代派反叛的主要背景。当被问及自己时代有哪些伟大的法国艺术家时，科克托回答说，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和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

[104]

到1913年，巴黎成了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在那年11月所写的欧洲的中央车站，

[105]

成了一个发展中心而不是革新者。

法国在“美好时代”的总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构成了这幕大戏的背景，但文化上关注的话题和政治及战略上的关切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脆弱性。当1893年的《法俄协约》成为现实，从而结束了很大程度上由奥托·冯·俾斯麦策划的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外交孤立时，巴黎欣喜若狂。印有沙皇肖像的火柴盒、喀琅施塔得的烟斗和涅瓦河的钱包风靡一时。沙皇和沙皇皇后的肖像挂在儿童的房间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

除了对俄罗斯的兴趣，法国人还有对德意志的着迷。在经历了1870～1871年的失败之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被割让给德国人之后，在遭受了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镜厅宣告成立的额外羞辱之后，普鲁士德国不仅成了可鄙的敌人，也成了邪恶的化身，因而是法兰西的对立面。一提起赫尔曼和玛丽安娜的关系

[106]

，人们就不禁想到俾斯麦踢向法兰西后颈的钉有铁掌的皮靴。然而，扮演这种梅菲斯特般施虐狂角色的普鲁士德国，显然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起初人们对这种兴趣还遮遮掩掩，后来就比较公开了。对待瓦格纳的态度就是一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这位德国作曲家的推崇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而建议在巴黎上演其作品更是遭到明确反对。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崇拜瓦格纳的浪潮已经形成，到拜罗伊特

[107]

朝圣成为一时的风尚。瓦格纳对马拉美、普鲁斯特以及德彪西都有明显的影响。1913年，巴黎举办了纪念瓦格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而且还上演了《特里斯坦》和整部《指环》（Ring cycle
），这要是早一代人的时间，简直奢侈得无法想象。

丹纳在1867年就曾表示：“德国人是现代精神的发起者，或许还是现代精神的导师。”如果说在那时的法国人当中还鲜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到了19世纪的末期，德意志已经让法国人，包括知识界和政界、工商界和军方，不得不正视自己了。到了1913年，作为品味之可靠权威的法兰西，已然成为过去。那一年，德国人和俄国人举办了纪念首次击败拿破仑10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让法国人又想到了自己的没落。“巴黎到处人心惶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写道。

[108]

香榭丽舍剧院1913年5月29日那个难忘的夜晚，会让这种惶恐的情绪得到生动的展示。

激起公愤就是成功

那究竟是什么让《祭》剧如此令人愤慨，如此具有挑衅性，又如此令人惊异呢？

它的主题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道德目的。实际上，它描写的是尚未开化、尚未有道德观念和个体观念的人。对轮回以及对生与死的描述都不带有明显的道德评论，没有浇上道德的“调味汁”——借用雅克·里维埃很有代表性的法式比喻来说。

[109]

生命的连续性是根本的、残忍的、悲惨的和超乎个体命运之外的。在对这种连续性的描述中，看不出丝毫的感伤。有的只是能量、狂喜和必然。对于成为祭品的人，人们不是哀恸而是崇敬。被选中的少女自动加入了献祭仪式，不需要理解或解释。她听从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命运。该主题是基本的，同时也是残忍的。如果说存在什么希望，那就在于生命的能量与丰饶，而不是道德。这对于用文明的华服装扮起来的观众来说，其中的信息是令人不安的。

剧中的音乐同样让人不安。它缺少修饰和道德意味，对大多数人来说甚至还不太悦耳。受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启发，剧中的音乐有那么短短的几句听上去还算优美，但除此之外，它就和19世纪的传统，甚至是表现主义，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了。和谐与节奏的法则似乎被打破了。故意选择没有颤音的乐器，以便抹掉任何感伤的痕迹。木管乐器和弦乐器的极端声区创造出新的乐音。乐队阵容庞大，有120件乐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打击乐器，可以突然发出可怖的声响。暴烈、不谐调，而且显然比较刺耳，剧中的音乐就和该剧的主题一样，是充满活力的、原始的。德彪西在谈到《祭》剧的时候说它是“不同凡响的、狂暴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利用了现代所提供的一切便利的原始音乐”。

[110]

有批评家称之为“精致化的霍屯督人的音乐”。也有人说它是“有史以来写得最难听的曲子。对不合适的音符的崇拜从来没有被运用得如此勤快、热情和狂暴”。

[111]

如果说该剧的主题使得文明的观念本身受到了质疑，如果说该剧的音乐使得这一挑战变得越发突出，那尼任斯基的编舞就让挑衅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所有展示高超技巧的东西都被剔除了。小跳、单足的脚尖旋转或阿拉贝斯克舞姿一点儿都没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前些年还以其优雅和敏捷令人惊叹的男舞者，似乎已经从作品中删除了他自己所有的成就。动作只剩下笨拙的双脚跳，还有滑步或踏步。就像在尼任斯基的所有作品中一样，剧中也有一种基本的姿势；这次，它是双脚很夸张地内转，双膝弯曲，双臂内收，头扭向一侧而身体朝向前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在许多人看来是外翻膝的扭曲姿势把古典姿势完全颠覆了。尼任斯基把他的动作叫作“程式化的姿势”，以强调其背离了古典舞蹈的连贯与节奏，突显了存在的孤立与参差。舞者不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作品的不同部分。动作大多分成不同的组别。因为没有旋律，舞者只能跟着节奏；但即便如此也颇为不易，因为一节一节都有不同的拍号。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舞台上不同组别的舞者往往要依照单独的节奏。当佳吉列夫和尼任斯基在1912年去韵律舞学校拜访达尔克罗兹的时候，他们曾说服玛丽·兰伯特离开黑勒劳加入俄罗斯芭蕾舞团，以便协助尼任斯基加强对芭蕾舞团的节奏训练。首演之夜的观众并不是唯一觉得尼任斯基的编舞难以理解的人，他自己的许多舞者也都明确表示，他的编舞丑陋得令人作呕。

批评家对于尼任斯基的态度总的来说比较刻薄。亨利·基塔尔一如既往地对尼任斯基的编舞发起了圣战，他称后者为濒临疯狂的“沮丧的小学童”。

[112]

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指责他“没一点儿思想，甚至没一点儿常识”。

[113]

在这部芭蕾舞剧中，勒里希的布景是唯一没有卖弄新奇的部分，而这也让它们几乎被人忽视了。不过，红、绿、白三色混搭的布景让人联想到圣像画，结果就不声不响地突出了异国情调和俄罗斯民间艺术的影响。

就如当时最敏锐的评论家雅克·里维埃指出的，非对称性是《祭》剧的精髓。主题、音乐、编舞全都是生硬的、令人震惊的。但说来矛盾的是，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非对称性是程式化的、高度受控的。这部芭蕾舞剧有一种强大的统一性。隐含在作品中的是迷狂的躁动，是本能、肉欲和命运的大杂烩。用里维埃的话说，这是“从里面看到的春天，连同它的暴烈，它的迸发，以及它的裂变。我们好像是在透过显微镜观看一部戏剧”。

这部芭蕾舞剧包含并展示了现代派反叛的许多本质特征：公然敌视沿袭的形式；迷恋原始主义，实际上也是迷恋任何与文明观念相矛盾的事物；强调活力论而不是理性主义；认为存在是连续的流变和一连串的关系，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和绝对的东西；强调反叛社会成规时心理上的内省。

如果说该剧的这些特征得到了部分观众的热情赞赏，那它们也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们要求，艺术应当展示和谐、优雅、美，而不是表现个人特殊的癖好或神经官能症；艺术应当能够提振人心，而不是对流行的道德观念持蔑视或漠然的态度；艺术的赞助者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故意的侮辱。斯特拉文斯基的努力被他们认为是噪音，尼任斯基的努力被他们看作拙劣的模仿。结果，这种反对受到针锋相对的反击。侮辱遭遇的还会是侮辱，噪音遭遇的还会是噪音，讽刺挖苦遭遇的还会是讽刺挖苦。

之后几天，媒体的报道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一边倒的负面消息，而且不仅是日报，音乐杂志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在取笑春天的屠杀。斯特拉文斯基的才能得到了认可，但这一次，据说他是聪明过了头。“那位作曲家写了部我们要到1940年才适合听的曲子。”一位评论者很有先见之明地写道。

[114]

尼任斯基的才能也得到了普遍认可，但那只是就其作为舞者而不是编舞来说的。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要他老老实实地跳舞就行了。玛丽·兰伯特也表示，他“比他的时代超前了五十年”。

[115]

6月2日，《费加罗报》觉得必须就俄罗斯芭蕾舞团公司发表头版社论了。阿尔弗雷德·卡皮（Alfred Capus）写道，5月30日，巴尔干半岛各国签署了和平协议，以结束那里最近一轮的战争，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国际议题。这其中，我要毫不犹豫地把巴黎和俄罗斯舞蹈家的关系问题放到首位。这种关系已经紧张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步。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就发生了一起边境事件，其严重性是政府不应低估的。

这次由尼任斯基——“可谓舞蹈界的阿提拉”——率领的俄罗斯野蛮人，真的是走得太远了。他们被人嘘了还觉得非常意外。

看来，对于自己正带去麻烦的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常常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反对荒唐的行为。

不过，也许可以通过协商来和俄罗斯人达成一致。

尼任斯基必须同意，不要再上演刻意想让我们软弱的心灵无力领略其美丽的芭蕾，不要再上演300岁的“现代”女性，或者是还在吃奶的男童，同样，还有乳房。作为对这些让步的回报，我们会继续向他保证，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舞者、最英俊的男人，而且我们还会向他证明这一点。那样，我们就安宁了。

文章最后还指出，一群波兰男演员即将抵达巴黎。他们最好管好自己，不要告诉法国人说唯一真正的艺术是波兰艺术。

在莫里哀的半身塑像面前，他们最好不要大喊：波兰万岁，先生！

不用说，阿尔弗雷德·卡皮在6月初的那个星期一欣赏着自己业已变成铅字的卡巴莱式（cabaret）

[116]

妙语时，一定是非常得意的。

一年后，在因奥地利大公遭到暗杀而引发的“七月危机”中，一个叫作莫里斯·杜邦（Maurice Dupont）的人在《蓝色杂志》（La Revue Bleue
）

[117]

上发表文章，强烈抨击自己时代的好奇心。他认为那不是高级心智活动的表现，而是令人不安的病症：“健康的人是不好奇的。”尤其是在俄罗斯人激起的热情中，他遗憾地看到了精神失衡的迹象。他指责说，像《祭》那样的作品，其实质就是虚无主义。那样的作品感情强烈，但缺乏广度。它可以使感觉麻木，但不能使灵魂提升。它是“尼采所梦想的，也是他带有预言性质的愿望——成为向着死亡飞奔的世界中的灯塔——所引发的酒神式狂欢”。不过，杜邦认为，希望还是有的，能够证明法国人头脑清醒的最佳证据就是他们对待《祭》剧严厉的态度。

[118]

到杜邦文章出来的时候，他很可能注意到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已经破产了，这会让他长舒一口气。尼任斯基和罗莫拉·德·普尔茨基（Romola de Pulszky）结了婚，并退出了佳吉列夫的剧团。总之，这股“现代潮”遇到了挫折。不过，他可能还注意到，科学家们正专注于世界终结的可能性。在《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杂志上，夏尔·诺德曼（Charles Nordmann）写道：

当绝望和疲惫在人类上空展开它们沉重的翅膀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中就会产生道德上的不适。接着人们就开始梦想虚无。万物终结不再是“不合心意的”，而对它的沉思事实上还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科学家们最近有关宇宙死亡的争论也许就反映了这些阴郁的时光。

[119]

[1]
Vera Stravinsky and Robert Craft，Stravinsky
（New York，1978），75.

[2]
此前法国的加埃唐·维斯特里斯（Gaétan Vestris，1729～1808）和奥古斯特·维斯特里斯（Auguste Vestris，1760～1842）父子都有“舞神”的称号，这里是指当时人们把尼任斯基视为新的“舞神”。——译者注

[3]
Le Figaro
，May 17，1913.

[4]
Gabriel Astruc，Le Pavilion des fantômes
（Paris，1929），286-87.

[5]
Jean Cocteau，Oeuvres complètes
，11 vols.（Geneva，1946-1951），IX：43-49.

[6]
Carl Van Vechten（ed.），Selected Writings of Gertrude Stein
（New York，1946），113.

[7]
Le Figaro
，May 31，1913.

[8]
关于科克托，参见前面的注释3；关于斯特拉文斯基，参见他的Conversations
（London，1959），46。

[9]
Richard Buckle，Nijinsky
（Harmondsworth，1980），357.

[10]
Carl Van Vechten，Music and Bad Manners
（New York，1916），34.

[11]
Bronislava Nijinska，Early Memoirs
（New York，1981），470.

[12]
Carl Van Vechten，Music After the Great War
（New York，1915），88.

[13]
Nigel Gosling，Paris 1900-1914
（London，1978），217. 另见John Malcolm Brinnin，The Third Rose： Gertrude Stein and Her World
（London，1960），190-91.

[14]
美国人，20世纪初巴黎先锋派的成员，格特鲁德·斯坦的情人。——译者注

[15]
J. M.理查兹（J.M. Richards）就是其中之一，见其所编Who's Who in Architecture
（New York，1977），252。

[16]
Nikolaus Pevsner，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Harmondsworth，1970），181.

[17]
Peter Collins，Concrete，the Vision of a New Architecture
（London，1959），153.

[18]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1976），110-11.

[19]
Pierre Lavedan，French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1956），227； Collins，Concrete
，191.

[20]
Astruc，Le Pavillon
，240-59.

[21]
一种起源于美国南方黑人的舞蹈，因其最初以蛋糕为奖品而得名。——译者注

[22]
就像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告诉我们的，她的名字的读音为“格雷弗耶”（Greffeuille），见前者所著La Pêche aux souvenirs
（Paris，1949），202。 Albert Flament，Le Bal du Pré Catalan
（Paris，1946），258； George D. Painter，Proust： The Early Years
（Boston，1959），115.

[23]
Astruc，Pavilion
，282.

[24]
同上书，283-84；Blanche，“Un Bilan，” Revue de Paris
，t. 6（November 15，1913），283-84。

[25]
原指古罗马一位热心赞助文学艺术的富有贵族盖乌斯·米西奈斯（Gaius Maecenas，前70～8年），后来在西方成了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译者注

[26]
Arnold Haskell，Diaghileff
（London，1935），87.

[27]
伊凡雷帝朝的鞑靼贵族。他在伊凡雷帝死后很快便掌握大权，并在1598～1605年成为俄国沙皇。——译者注

[28]
Romola Nijinsky，Nijinsky
（New York，1934），49. 在理查德·巴克尔（Richard Buckle）的《佳吉列夫》（纽约，1979）中，有他生平方面大量的细节。

[29]
John E. Bowlt，The Silver Age： Russian Art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World of Art” Group
（Newtonville，Mass.，1979），166-67.

[30]
俄罗斯画家、作家和神智学者，佳吉列夫《艺术世界》的主要成员，《春之祭》的舞台和服装设计。——译者注

[31]
Misia Sert，Misia
，151.

[32]
Janet Kennedy，The “Mir iskusstva” Group and Russian Art，1898-1912
（New York，1977），343.

[33]
Robert Craft，“Stravinsky's Russian Lette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1，1974，17.

[34]
尤指在标题音乐和印象主义乐曲中使用不同的音色以及象征性的音响来制造音乐效果。——译者注

[35]
Buckle，Nijinsky
，92.

[36]
Tamara Karsavina，Theatre Street
（London，1981），236.

[37]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这里指代法国外交部。——译者注

[38]
Marcel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3 vols.（Paris，1954），III： 236-37.

[39]
信，1911年3月4日，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
，ed. Philippe Kolb，15 vols.（Paris，1970-1987），X：258。

[40]
Harold Acton，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1948），113.

[41]
Edward Marsh，Rupert Brooke
（Toronto，1918），75.

[42]
皇家歌剧院所在地。——译者注

[43]
1841年在英国创办的幽默讽刺周刊。杂志取名于滑稽布袋戏《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
）中的人物潘趣先生。政治和文化漫画是该杂志的特色。——译者注

[44]
Le Figaro
，May 31，1912.

[45]
见其1914年3月17日的日记。Charles Ricketts，Self-Portrait
，ed. Cecil Lewis（London，1939），189.

[46]
Cyril W. Beaumont，Michel Fokine and His Ballets
（London，1935），23-24.

[47]
Buckle，Nijinsky
，346.

[48]
E. G. V. Knox，“Jeux d'Esprit at Drury Lane，” Punch
，145（ July 16，1913），70.

[49]
Vera Krasovskaya，Nijinsky
，trans. John E. Bowlt（New York，1979），91.

[50]
Revue de Paris
，t. 6，525.

[51]
“Serge de Diaghilew，” Revue musicale
，XI/110（December 1930），21.

[52]
本来是指《圣经》中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耶稣显灵并因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这里是指给人带来心灵转变的契机。——译者注

[53]
Bowlt，Silver Age
，169-70.

[54]
莫扎特同名歌剧（也译作《唐·璜》）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55]
Ludwig Feuerbach，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rans. George Eliot（New York，1957），185.

[56]
19世纪末在德国青年中发起的以户外活动形式来逃避和反抗现代性的运动。——译者注

[57]
韦德金德所走的路线见于他的《凯特侯爵》（Marquis of Keith
），伊斯特曼的话转自John P. Diggins，Up From Communism
（New York，1975），5。

[58]
bugger在英文中可作亲昵的称呼，意为“坏蛋”“家伙”等，但它本身又是个脏字，有“鸡奸者”的意思，似不应出自绅士、淑女之口。——译者注

[59]
Leon Edel，Bloomsbury
（Philadelphia，1979），149.

[60]
参见纪德与保罗·克洛岱尔在1914年3月2日和7日的通信，见于Correspondance 1899-1926
，ed. Robert Mallet（Paris，1949），217-22。

[61]
Igor Stravinsky，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New York，1960），40.

[62]
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
，ed. Romola Nijinsky（London，1937），154.

[63]
Cocteau，Oeuvres complètes
，IX：42.

[64]
Prince Peter Lieven，The Birth of the Ballets-Russes
，trans. L. Zarine（London，1936），126-27.

[65]
Charles Spencer et al.，The World of Serge Diaghilev
（Chicago，1974），51.

[66]
Stravinsky，Memories
，38.

[67]
Michael Holroyd，Lytton Strachey
，2 vols.（New York，1968），II：95.

[68]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部分。——译者注

[69]
法国著名芭蕾舞演员和编舞，出生于马赛，从1847年起长期服务于圣彼得堡皇家剧院，创作了大量芭蕾舞剧。——译者注

[70]
出生于斯德哥尔摩，芭蕾舞演员，19世纪40年代初移居俄罗斯，到19世纪后期已成为当时俄罗斯最有影响的芭蕾舞教师。——译者注

[71]
Pierre Lab in Le Temps
，June 5，1913.

[72]
“The Old Ballet and the New： M. Nijinski's Revolution，” Times
（London），July 5，1913，11d. 这篇文章连同让·马诺尔德（Jean Marnold）的评论是我们所掌握的对尼任斯基成就的最好分析之一，参见Mercure de France
，CV（October 1，1913），623-30。

[73]
瑞士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创立的体态律动学是一种通过肢体动作来学习和体验音乐的教学法。——译者注

[74]
Stanley J. Fay，“All the Latest Dances，” Punch
，141（November 1，1911），311.

[75]
Stravinsky，Memories
，29； Vera Stravinsky，Stravinsky
，76-105.

[76]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死神。——译者注

[77]
也称“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一个由持不同艺术主张的脱离了奥地利艺术家协会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于1897年成立的艺术团体。——译者注

[78]
Craft，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21，1974，19.

[79]
Craft，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21，1974，19.

[80]
理查德·施特劳斯根据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剧本创作的独幕歌剧。它于1909年1月25日在德累斯顿国家剧院首次上演。——译者注

[81]
Hugo von Hofmannsthal and Richard Strauss，The Correspondence
，ed. and trans. Hanns Hammelmann and Ewald Osers（London，1961），150.

[82]
Robert Craft，“Le Sacre and Pierre Monteu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3，1975，33.

[83]
Craft，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21，1974，17.

[84]
同上。“烂音乐”是蒙特在1911年10月28日给M.菲舍费（M. Fichefet）的信中提到的，该信可见于Astruc Papers，file 61，p. 7，Dance Collection，New York Public Library。

[85]
见Craft，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21，1974，18。

[86]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1916.

[87]
Buckle，Diaghilev
，88； Haskell，Diaghileff
，150.

[88]
Bowlt，Silver Age
，202.

[89]
D. H. Lawrence， The Rainbow
（Harmondsworth，1977），184.

[90]
William L. Shirer，20th Century Journey
（New York，1976），216.

[91]
Harold Rosenberg，The Tradition of the New
（New York，1959），209.

[92]
Agathon，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12th ed.，Paris，n.d. [1919]），4-5.

[93]
Oliver Wendell Holmes，One Hundred Days in Europe
（1891），The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14 vols.（Boston，1899-1900），X：177.

[94]
Jack Kerouac， Satori in Paris
（New York，1966），8.

[95]
Georges Clemenceau，Dans les champs du pouvoir
（Paris，1913），82.

[96]
巴黎被称为“光明之城”，既是因为它在启蒙时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先在街上安装煤气路灯的城市之一。——译者注

[97]
Le Crapouillet
，October 1931，14.

[98]
Arthur Rubinstein，My Young Years
（Toronto，1973），132.

[99]
“美好时代”是指从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时期，当时法国社会呈现出一派乐观、和平、科学技术进步、文学艺术繁荣的景象。与一战时的恐怖气氛相比，它就像是黄金时代。——译者注

[100]
1893年12月9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扬用自制的爆炸装置袭击了法国议会的众议院，但由于爆炸装置威力较小，爆炸只导致极少数议员轻微受伤。瓦扬被捕后在审讯中声称，自己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是为了给此前被处死的另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报仇。瓦扬被判死刑并于1894年2月3日执行。瓦扬事件又引发了一连串刺杀和炸弹袭击事件。——译者注

[101]
George P. Gooch，Franco-German Relations，1871-1914
（London，1928），26.

[102]
Alexandre Benois，“Lettres artistiques： les représentations russes Paris，” 打印稿见Astruc Papers，30，11-14，题为“Journal de St. Pétersbourg”，日期为1909年7月2日。

[103]
Samuel Rocheblave， Le Goût en France
（Paris，1914），323-28.

[104]
Jean Cocteau，Professional Secrets
，ed. Robert Phelps，trans. R. Howard（New York，1970），70-71.

[105]
Blanche，Revue de Paris
，t. 6，279.

[106]
“赫尔曼”（Hermann）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该词原指历史上日耳曼人的民族英雄阿米尼乌斯，他在公元9年领导日耳曼部落联盟在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击败了强大的罗马军团。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赫尔曼成为复活了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为赫尔曼在条顿堡森林竖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像。“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至于这一象征的来源则有不同的说法。——译者注

[107]
拜罗伊特是瓦格纳的故乡，位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译者注

[108]
Blanche，Revue de paris
，t.b，276-277.

[109]
Jacques Rivière，“Le Sacre du printemps，”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X（November 1913），706-30. 雅克·里维埃对该作品的评论或许是我们看到的最为深刻的。其英译本可见于Jacques Rivière， The Ideal Reader
，trans. Blanche A. Price（New York，1960），125-47。

[110]
Arthur Gold and Robert Fizdale， Misia： The Life of Misia Sert
（New York，1980），151.

[111]
Truman C. Bullard，“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Igor Stravinsky's ‘Sacre du Printemps，’” 3 vols.，Eastman School of Music，University of Rochester，1971.布拉德在他这篇出色的研究论文中转载了法国人的大部分评论。

[112]
Le Figaro
，May 31，1913.

[113]
Buckle，Nijinsky
，361.

[114]
路易·拉卢瓦，Nijinsky
。

[115]
Marie Rambert，Quicksilver
（London，1972），61.

[116]
指当时一种以歌舞或滑稽短剧为特色的娱乐表演，演出地点主要是餐馆或夜总会。——译者注

[117]
指在1871～1939年刊行的法国中左翼政治杂志《政治与文学》（Revu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之所以称为《蓝色杂志》，是为了区别于同一出版商早先出版的另一份粉红色封面的《科学杂志》（La Revue scientifique
）。——译者注

[118]
Maurice Dupont，“Les Ballets russes： l'orgie du rythme et de la couleur，” Revue Bleue
，52a.，II（ July 11，1914），53-56.

[119]
Charles Nordmann，“La Mort de l'univers，” Revue des deux mondes
，t. 16（ July 1，1913），205-16.

二 柏林

各地的市民怎么都变成了舞者。

阿尔弗雷德·沃尔芬施泰因（Alfred Wolfenstein），1914年

窗户乒乓，玻璃哐当，这就是新生活的呐喊，新生儿的啼哭。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在伊瑟河，我们年轻的志愿后备团发起进攻的地方，此时躺着我们的“圣春”……他们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对整个德国而言意味着一个神圣的春天。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914年

圣春

[1]

“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1914年8月2日，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记中草草写道。

[2]

那年夏天，白日漫漫，阳光灿烂；夜晚柔和，月光皎洁。这便是传说中的1914年之夏，一个美丽而令人难忘的季节，同时也是它让人感到辛酸和神秘的地方。不过，我们在本章开头说到天气，并不是为了勾起对阳光、温泉胜地、帆船赛以及昏昏欲睡的午后的回忆，尽管它们对我们充满诗意地想象风暴来临前的那年夏天很重要；事情很简单，因为那年的7月和8月，舒适的白天和夜晚让欧洲人勇气倍增，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市镇的街头或广场，公开展示他们的激情与偏见。那年夏天，公众情绪的大宣泄对于欧洲的命运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季，就像之前或之后那样，那么诱发街头演说和集体歇斯底里的露天集市一般的氛围还会产生吗？领导者们还会那么轻易地准备宣战吗？有证据表明，7月底8月初的时候，在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出现的一幕幕群众性战争狂热，把欧洲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推向了对抗。德国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结果，德国成了风暴的策源地。

6月28日，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视察帝国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期间，与妻子一同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之后，正是因为有德国撑腰，奥地利政府才决定在处理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上毫不妥协——塞尔维亚被怀疑为暗杀奥地利皇储的恐怖团体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在柏林，在决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阶段，公众多次举行大型的示威活动，坚决要求采取攻击性的、争取胜利的方式解决危机。7月初就已经比较激动的情绪，到月底变成了狂热。

7月25日，星期六。傍晚时分，大批大批的人群漫无目的地在街头乱转，等待塞尔维亚答复奥地利在23日提出的苛刻的最后通牒，这一通牒提出了若干条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显然难以接受的要求。公众对最后通牒会做何反应？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对此忐忑不安。他非常担心柏林人会有消极的举动，于是便警告德皇，不要中断他一年一度的巡游从挪威返回国内。堂吉诃德式的威廉虽然对这一建议非常不快，但估计还是十分焦急的：“形势迫在眉睫！他还写信让我不要出现在自己的臣民面前！”

贝特曼对公众情绪完全判断错了。《每日评论》（Tägliche Rundschau
）的记者用扣人心弦的散文体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为了知道塞尔维亚人的答复，人群哄抢了送报的货车，撕开报纸，急切地读了起来。突然，有人用柏林话大声喊道：“开始了！”塞尔维亚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开始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这样说。这太让人受伤了。突然，在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人们就聚拢在一起。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都沉浸在同一种诚挚的情感中：战争，战争，患难与共。接着，暮色中传来庄严的欢呼，那是“雷霆般的怒吼”。

[3]

大约在晚上八点，一大群人沿着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皇宫的方向走去。在兵工厂，人们高呼奥地利万岁；在皇宫，人们放声高唱《向戴着胜利花环的您致敬》。另外还有一大批人，可能有好几千人，朝着毛奇大街的奥地利大使馆方向走去。他们一路上高唱着《我有过一个同志》，那是德国人最喜欢的进行曲之一。最后，奥地利大使瑟杰尼-马里奇（Szögyény-Marich）出现在阳台上，引发了疯狂的欢呼。他退下后，歌声和呼喊声还在继续，于是他只好再次出来，称赞了人们表现出的患难与共的精神。柏林的自由派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
）的记者注意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学生和士兵，商人和工人，在这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全都亲如一家”。

[4]

天黑之后，大约是夜里十一点，一大批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然后朝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方向，最后又朝陆军部的方向开去。另外在动物园、选帝侯大街和陶恩沁恩大街也聚集了一群又一群人。皇宫前面的一大批人和帝国总理府前面的另一大波人一直转悠到午夜过后很久。

贝特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在日记中写道，看到大批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贝特曼深受感染，心情明显好转，不再忧心忡忡了，特别是当他听说帝国各地都在进行类似的示威活动的时候。

[5]

实际上，在星期六，后来又在星期天，甚至还发生了一些丑陋的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公众兴奋到了什么地步。

星期六晚上，在慕尼黑的法里希咖啡馆，一群人疯狂地唱着爱国歌曲。午夜过后，业主们让乐队的队长慢慢平息下来，到深夜一点半的时候要最终停止演奏。然而，那些顾客还没有尽兴，所以在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有些爱国者就开始砸桌椅，并用砖头砸平板玻璃窗户。

第二天下午，还是在慕尼黑，一名塞尔维亚人在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很快被一大群愤怒的人团团围住。就在他们想要对猎物动用私刑的时候，警察来了。塞尔维亚人被救了出来，并送到当地的一家饭店。但那群红了眼的人不肯罢休，想要冲击这家饭店。一支由警察局长亲自率领的人数较多的警察小分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塞尔维亚人躲了几个小时才被从侧门送走。

在耶拿，查尔斯·索利（Charles Sorley），19岁的耶拿大学访问生和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儿子，在7月26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喝得醉醺醺的学生会的人正在街上游行，一边还高喊“打倒塞尔维亚人”。即便是在偏僻的耶拿，每半个小时也会出来一版报纸，每次刊登的消息都越来越疯狂，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贝尔格莱德的枪声了。

[6]

驻柏林的俄国海军武官在同一天（26日）报告说，首都的各个主要街道都挤满了扬言要支持奥地利的示威人群，就连在那座城市已经住了三十多年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7]

7月27日，德皇抵达波茨坦。他将在31日那天回到在柏林的皇宫。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30日，即俄国开始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的前一天，兴奋的人群又出现了，而在此后命运攸关的七天当中，这样的场面在德国首都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在那个星期四，他们聚集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门前，在克兰茨勒街角处——那里是菩提树下大街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和有名的克兰茨勒咖啡馆的所在地——以及菩提树下大街尽头的皇宫前面。从31日星期五下午开始，涌上街头的柏林民众显然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德皇在下午一点宣布战争迫在眉睫，要求边境巡逻队加强警戒并限制平民对邮政、电报和铁路通讯的使用。那个下午到处都可以听到彰显爱国精神的喧嚷声。“在最终做出决定之后，”法兰克福一家报纸驻柏林的记者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写道，“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欢呼雀跃。”

[8]

虽然官员们坚持认为，宣布有战争危险绝不等于宣战，宣战要看俄罗斯是否拒绝撤销动员令，但德国的民众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危机的结果已成定局。主妇们开始抢购食品。很多商店的店主乘机捞取不义之财：食盐、燕麦片和面粉都明显涨价了。在柏林市中心的大型百货商店食品部，罐装食品被抢购一空。临近傍晚的时候，遵照警方的命令，一些大型商店停止了营业。

那个星期五下午，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最新消息。即便如此，菩提树下大街还是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来等候从波茨坦回来的德皇的。两点四十五分，皇帝的轿车出现了。它费了好大的劲，才驶过通向皇宫的路。欢呼声震耳欲聋。紧跟在德皇后面的是载有皇储、储妃和他们较为年长的儿子们的车。在他们之后依次是艾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Friedrich）、阿达尔贝特（Adalbert）、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奥斯卡（Oskar）和约阿希姆（Joachim）诸位皇子。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轿车，里面坐着帝国的顾问。对每一辆车，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人们都用欢呼和爱国歌曲向它致意。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总参谋长毛奇

[9]

也过来参加磋商。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而无论是他们的到来还是离去，都伴随着狂热的欢呼。皇室的其他成员也陆续离开了皇宫，每辆车都要费上很大的工夫，才能从兴奋的人群中——《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
）估计有50000人——挤过去。主要的决策者全都直接遭遇了柏林民众爆发出的巨大热情。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们谁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在菩提树下大街，除了大人物的专车，其他车辆全都要绕行。这样一来，柏林的这条最华美的大街——那里有大学、歌剧院、皇家图书馆和许多政府部门，还有剧院、咖啡馆和大使馆——就成了不朽的希腊戏剧的舞台。

那天深夜，仍然有数千人聚集在威廉大街的总理府前面，并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开始反复呼喊支持总理的口号。贝特曼最后出来发表了简短的即兴讲话。在祈求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老毛奇的保佑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目的是要和平。但如果敌人要把战争强加给德国，那它也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荣誉”战斗到底：“在此危急关头，我要你们记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ce Friedrich Karl）对勃兰登堡人大声说过的话：让你们的心在上帝面前跳动，并用你们的拳头砸向敌人！”

[10]

第二天，8月1日星期六，一幕幕更加火热的场面出现了。早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会是有条不紊地结束一周的工作，商店、学校和办公机构要到中午才停止营业或办公——事情就不太正常。比如，摩亚必特区的几个刑事法庭无法准时开庭，因为被告和证人，甚至法官和律师，根本就没来。皇宫前面聚集了一大群人，估计有10万到30万人。他们从老博物馆和大教堂的台阶开始，像人海一样漫过卢斯特加滕公园和大广场，直到皇宫外面的平台。他们跟着伊丽莎白团的乐队一起唱着振奋人心的歌曲。该团实际上已经动弹不得。在皇宫卫兵换岗之后，它本来是要穿过广场到卢斯特加滕公园的，但被这群人挡住了，无法前进。于是他们就带头热烈地唱起歌来。“那热情真是无穷无尽，”《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
）的记者在下午一点五十五分的电报中写道，“因此到最后，当乐队在群众团结意志的感染下奏起《巴黎入城式进行曲》的时候，热情便达到了顶点。”

[11]

就在这些庆祝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皇室的各位成员又来到皇宫，贝特曼总理、毛奇总参谋长以及海军部长蒂尔皮茨（Tirpitz）也来了。决定命运的商讨在进行着，人群守候了一个下午。他们唱歌、聊天、欢呼。最后，下午五点，德皇签署总动员令；一小时后，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波达尔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拜会了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向他递交了宣战书。最后几天这些重大的决定，都是在群情激昂的背景下做出的。民众要求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没有哪位政治领导人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大约六点半，人们开始高喊——“我们要见皇帝！”皇宫中间的窗户的窗帘以及法兰西门打开了，德皇和他的妻子出现了，这引来了雷鸣般的欢呼。威廉挥手致意。叫喊声、歌声和欢呼声慢慢平息下来。最后，德皇说话了。他对人群说，德国人现在都是一家人。现在要忘掉所有的差异和分歧。德国人亲如手足，将会取得巨大的胜利。简短的讲话带来了更多的喜悦和更多的歌声——《莱茵河畔的卫士》和新教徒的传统战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

全城在当晚的活动就如同几十万人参加首演，在获得成功之后举办庞大的庆祝活动。柏林在举办一场由全体演员参加的晚会。小酒馆和啤酒店挤得水泄不通。在钢琴、小号、小提琴和整支乐队的伴奏下，人们声嘶力竭地唱着爱国歌曲，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早晨。因为酒精或只是情绪激动而变得迷迷糊糊的柏林人，此时才终于重重地倒在铺有羽绒褥垫的床上，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那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大柏林区匆匆举行的婚礼大约有2000多场。紧张的气氛使得各个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德国的事业公开表达它们的忠诚。比如，主张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人就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庆祝活动。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协会”在8月1日星期六那天的声明中宣称：“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义不容辞，准备献出全部的财产和鲜血，这一点不言而喻。”这是它的许多慷慨陈词之一。

[12]

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在国会大厦前的俾斯麦纪念碑那里，各教派联合举行了一场露天的礼拜仪式。数千人参加了这场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味的仪式。担任演奏的是燧发枪手近卫团的乐队，仪式开头是新教赞美诗《低地国家的感恩祈祷》。起首一句是，我们到我们公正的神面前祈祷。主持仪式的是已经取得布道资格但尚未被授予圣职的宫廷牧师德林（Licentiate Döhring），他用《至死不渝》作为自己的布道经文。他说，战争已经被强加给德国，但“我们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谁都不惧”。全体会众接着又背诵了主祷文，仪式结束时唱的是天主教赞美诗《天主，我们颂赞您的名》，配的是4世纪的一首乐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德国又团结起来。前些天的俗众也经常唱赞美诗。现在，在这场宗教仪式之后，人们很得当地唱起了世俗歌曲。教会和国家合成了一体。德皇很清楚这种象征性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参加了在波茨坦的老卫戍部队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腓特烈大帝等普鲁士统治者就埋葬在那里。

8月初，德国人尽情地享受着种种喜悦：过去和未来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永恒就体现于当下，政党与政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内讧消解了。生活实现了超越。它变得审美化了。生活成了瓦格纳式的总体艺术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精神性的生命力超越了物质性的关切以及所有寻常的事务。

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还是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无论是慕尼黑、布雷斯劳，还是卡尔斯鲁厄，情况都差不多。亲王们被团团围住。军人被当成了偶像。教堂里人满为患。从情感上来说，德国至少在7月31日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宣战了——当然，是对俄国和法国。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德皇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要是失去勇气，他就会一蹶不振。所以在之后的几天，自然是接二连三的重大决定和宣战：首先是对俄国，然后是对法国，最后是对英国。

在柏林，最后若干场较大的反战集会发生在7月28日星期二那天，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全城组织了27场集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几场集会后来还进行了游行。据《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
）估计，在腓特烈斯海因啤酒厂集会的工人有7000人，在科彭街有2000人。这些集会之后，两大群人又一起向柯尼希斯特尔（Königstor）前进，当时的人数已经达到10000人。最后，50名警察挡住了游行的队伍。在前面几排游行者朝警察涌去的时候，警察发射了空包弹。示威人群很快就被驱散了，只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受伤的人也很少。有32个德国城市举行了类似的反战集会。这便是最后一些较大的反战集会。

到了那个关键性的周末——星期五，7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即8月的头两天——面对沙皇军队的动员、由此加剧的俄国威胁，以及重新开始的举国关注的示威活动，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团结起来，支持民族主义大业。有些社会主义领袖也被狂热的情绪感染了。其他人则感到众意难违。该党左翼的一些议员被召到柏林参加核心会议。他们出发时还抱着坚决反对战争的态度，决心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沿途的火车站一再看到民众支持战争的场面后改变了主意。到8月3日，也就是在帝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举行投票的前一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压倒性地倒向了支持战争的立场。那个星期一，战前及战争期间又再次站在该党左翼立场的《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
）在头版头条大肆鼓吹《尽到你令人痛苦的责任！》。

[13]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后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不支持战争拨款，社会主义议员们就会在勃兰登堡门的前面被踩死。总之，民意汹汹，不但是君主和政府受到影响，实际上所有的反对势力也都被这股巨流一扫而空。

一些天之后，库尔特·里茨勒反思了公众情绪的影响：

在人民中释放出的这股无可比拟的风暴，扫除了在它面前的所有怀疑、犹豫和畏惧……这个民族让心怀疑虑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

[14]

实际上，街头群众掌握了德国政治的主动权。谨慎被抛到了窗外。当下至高无上。小时、年，甚至连世纪，都被降格为一个个瞬间。历史已经变成了生活。

对于8月那些日子的气氛，许多人永生难忘。十年后，托马斯·曼会提到它们，说那是许多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事情的开端。三十五年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历史学家的老前辈，在回想那年8月的气氛时还会颤抖。他承认，虽然之后发生了种种灾难，但那些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5]

序曲

将德国视为一个“迟到的国家”，这在有关该国历史的著述中几乎成了老生常谈。毫无疑问，现代性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外在标志，比如城市化、工业化、殖民地、政治统一，对于德国来说——与法国尤其是与英国相比——全都是姗姗来迟的。

1800年，当法国和英国都有了至少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央集权政府时，德国的领土仍旧像百衲衣一样有近400个自治公国，它们只是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奇怪名义结成松散的联盟。在一个叫斯瓦比亚的地方，729平方英里的范围内竟然有90个国家。这里的城市很少，而且与巴黎或伦敦几乎无法相比。柏林在1800年的时候不过是普鲁士的行政中心，人口大约是17万。没有像英国纺织业那样为了发展商业联系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行业，也没有促进宗教团结的全国性宗教组织。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宗教改革。一件没能把德语民族团结起来，反而把它们弄得四分五裂的事情竟然被这样高看，这也充分反映了德国人的特性。18世纪初，有位即将出嫁的姑娘写信给未婚夫说，“没有什么比用德语写信更粗俗了”。五十年后，腓特烈大帝也由衷地表示认可。他在《论德意志文学》（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中说到德意志语言时，说它是“半野蛮的”。德意志有多少个省，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言。“每个地方的人，”他继续轻蔑地说道，“都认为他们的土话是最好的。”

[16]

甚至到了一个世纪后的1850年，一方面，拿破仑的改革摧毁了作为一种法定体系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和工业化，另一方面，普鲁士已经崭露头角并成为德意志最强大也最具野心的邦国，此时，作为新兴的金融、商业和铁路中心的柏林，人口也才只有40万。

当然，除了北面的大海和西南面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天然疆界。另外，广袤的中欧平原也支配着它在地理上的自我意识——为所有入侵者、掠夺者以及东方的日耳曼各部落在公元4～5世纪之后的民族迁移提供了大走廊。在地理、人种、宗教和商业上缺乏清晰的界定，这是德国历史最重要的特点，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地方主义、特殊主义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传统——不用说，还有缺乏安全感和生性多疑。“德意志？可是，它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国家。”这是席勒和歌德在18世纪末共同的感觉。

[17]

定居在奥地利的莱茵兰人梅特涅（Metternich）在维也纳会议上说，“德意志”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866～1871年最终实现政治统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中产阶级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即普鲁士领导人意识到强权政治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必要性，于是主动追求一种强调征服和集权的政策。新的元素和传统的元素就这样联手造就了德国的政治统一，尽管那种统一并不怎么样。

德国表面上是统一了，但顽固的地方主义传统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根除。结果，德意志帝国一方面在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王室手中，另一方面在中产阶级精英的统治下，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由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民主制和贵族制、“国家”需要掩盖下狭隘的地域观念，以及中产阶级的野心和贵族的节制共同构成的奇特的大杂烩。部分德国人，尤其是一些中间阶层，虽然有志于维护政治上的完整，但实际情况是，地方性的忠诚意识和多样性意识依然存在，老的精英集团依然能够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因为这些老的精英承认多样性——他们的大部分特权其实也是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并且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管理”它。

1862年，奥托·冯·俾斯麦成了普鲁士的首相，他主持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统一大业。他手腕娴熟，引导普鲁士经历了三次战争，分别是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战争以1871年统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告终。他在新德意志帝国宰相位置上又待了近二十年，直到1890年被迫辞职。虽然俾斯麦的保守主义的目标是要在德国建立一个和谐而融洽的社会，并依照普鲁士的传统和制度对其进行治理，但做了三十多年政治谋略家的他，这一次却完全失算了。到头来，相比于这一目标，他的策略对德国发展的影响或许更大。

由于他总是需要替罪羊，需要触手可及的敌人——19世纪60年代，被他指认为万恶之源的是自由派，19世纪70年代是天主教徒，19世纪80年代是社会主义者——由于他总是说“帝国处于危险中”，而人们也信以为真，因此，他加剧了现存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宗教的分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短期来看，就俾斯麦作为一个善于操纵政局的人而言，他非常成功，但从长远来看，他又非常失败，因为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1890年，他被新皇帝威廉二世解除宰相职务就是这一失败最有力证明。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在推动德国统一并使之成为国际强国的同时，也进一步分化和削弱了这个国家，这一点乃是历史上许多饶有趣味的反讽之一。在俾斯麦离任的时候，德国在许多方面都比他就任普鲁士首相时更加分裂了。

因此，他对德国的影响充满了矛盾：他把对完整国家的渴望，对统一、伟大和强盛的幻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但同时，他在利用德国内部各种分裂和离心的倾向对社会和政治“分而治之”的时候，又加剧了这些倾向。强调差异而不是相似的地方，这使得对完整的追求越发迫切，而且考虑到实际情况，也越发成为只能在精神上加以超越的问题。由于缺乏客观的界定，有关德国和德国人的民族特性的看法就成了一个和想象、神话及灵性——总之，和幻想有关的问题。

当然，在接纳外部世界，接纳感官对于有形现实的各种印象并将其贬低为次于精神世界、内在生活和“真正的自由”方面，德国过去就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模式。按照路德教的传统，宗教是信仰问题，不是善行或教义问题。按照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看法，自由关乎的是道德而不是社会；内在的自由要比社会中的自由与平等重要得多。对德国唯心主义者而言，文化是精神的教养问题，不是外在的形式问题。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必然是精神上的联系问题，而不是地理甚至种族上的划分问题。俾斯麦非但没有削弱这种把生活内在化的倾向，削弱这种神话的性质，反倒使它变得更加突出。俾斯麦在把德国“普鲁士化”的同时，还把德国从现实中的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传奇。

不过，俾斯麦的政治成就——国家统一的表象之下是各种其来有自的深刻分裂——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他的做法顺应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俾斯麦搭建了施展谋略的舞台，并强化了谋略的效果。其发展速度之快，令民众无所适从。虽然英国的查尔斯·狄更斯可以在《荒凉山庄》中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断前进的时代”，丁尼生也可以把他的时代说成“让人心生敬畏的转型期”，但德国社会经济变革的统计数据表明，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有资格说明什么是运动和转型。由此看来，在旧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所受到的冲击与新神话的滋生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在改变地球人的生活模式，即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生活走向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生活方面，如果说英国是引路人，那么在带领我们走向“后工业”或技术世界方面，德国所起的作用却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不仅是在客观意义上，说德国的发明家、工程师、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城市建筑师等在决定我们现代城市和工业面貌上所做的贡献要超过其他国家，而且在体验的意义上，说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快速和整体的环境变迁可能造成的心灵迷失。德国人的体验在“现代体验”中具有核心意义。德国人过去常常把自己说成欧洲心脏地带的民族。在现代意识和感受力方面，德国人也是心脏地带的民族。

钢铁是新工业时代的建筑材料。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铁产量还是德国的四倍，钢产量是德国的两倍。可是到1914年，德国的钢产量已经是英、法、俄三国的总和。英国一个世纪以来都是世界钢铁的头号出口国，到了1910年却要从鲁尔区进口钢材。

能源的使用情况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另一个指标。从1861年到1913年，英国的煤炭消耗增长了两倍半，而同一时期德国增长了13.5倍才与英国将近持平。但在世纪更替前后，正是在新兴化工和电力行业——它们成了德国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德国突飞猛进，这预示着德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1900年，英国的硫酸产量还将近是德国的两倍——硫酸可用于石油的提炼和化肥、炸药、纺织品及染料等的生产——但不到十三年，这种关系差不多就被颠倒过来：到1913年，德国生产了170万吨而英国只有110万吨。染料方面，德国公司——主要是巴登苯胺公司、赫希斯特公司和AGFA公司——到1900年的时候已经控制了90%的世界市场。电气制造业的发展同样惊人。到1913年，德国的电气产值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近十倍；德国在这一领域的出口量世界第一，差不多是美国的三倍。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的出口总值增长了三倍多。

德国用了一代人稍多一点的时间，而且要是寿命长的话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地理上的集合体——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有限——变成了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工业强国，更别说变成了军事强国。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人口模式、社会经济组织以及劳动力方面有巨大的改变。德国的总人口从1875年的4250万增长到1890年的4900万和1913年的6500万。相比之下，在后一个时间段，英国的总人口从3800万增长到4500万，而法国只是从3700万增长到3900万。大战前夕，德国与法国的人口之比估计很快就会超过二比一。1870年，德国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村居民；到1914年，这一比例倒转了过来，三分之二的德国人是在城市生活。1871年，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只有八个，而在1890年则有26个，到1913年是48个。到了那个时候，工业劳动人口是农业劳动人口的两倍，工业劳动者及其家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德国工业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集中程度。到1910年，在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当中，有差不多一半是在员工数超过50人的公司中劳动，而普通德国公司的资本化程度也是普通英国公司的三倍。

德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速度意味着很多工人都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他们会遇到从乡村转换到城市都必然伴有的所有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和人口的集中还带来管理阶层、服务人员以及市政和国家官僚队伍的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破坏了共同体意识，随着速度和规模成了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实，工作和社会问题，抱负和劳动的乐趣，就成了抽象的观念。这些抽象观念不是个人能理解的，和个人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属于理论和直觉的问题，而非经验和知识的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乡村生活本身也有很多社会问题和不光彩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工业化，尤其是德国所经历的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一定程度上令人不安的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而这种去个性化是物质上的富裕所无法消除或弥补的。所谓的新中产阶级，由主要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半熟练白领劳动者组成的大军，是在工业化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因此相比于劳工阶级，他们或许更容易有孤立感，也更容易有脆弱感。工商业的集中意味着这一社会集团在德国特别庞大。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中的所有人还是都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和各种各样离心的趋势中。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在人口、工业和国家体系方面进行联合的时候，社会、政治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心理领域却在分崩离析。结果就是执迷于对生活的管理，执迷于技术，而且执迷到这样一种地步：技术成了一种价值和审美目标，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技术

对技术的崇拜，对科学方法、效率和管理的重视，在19世纪末的德国达到了顶峰。虽然技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物质发展和物质关切而得到了强化，却是建立在长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意识到自身的羸弱与散漫，以及认识到生存取决于对自然和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的。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有个著名的说法，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可就是这么一个空架子——至少就其存在的最后两百年而言——却存在了近千年之久，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管理和驾驭的能力。但是，普鲁士的历史提供了有效管理的最佳例子。

从17世纪大选帝侯时代，到所有反马基雅维利式人物当中最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腓特烈二世[他写过一本名为《反马基雅维利式人物》（Anti-Machiavel
）的小册子，不久后，他于1740年进攻西里西亚，以便把西里西亚从奥地利手中夺过来]的丰功伟绩，再到拿破仑时代伟大的改革期，并且一直到俾斯麦1862年向普鲁士下院财政委员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谴责自由派在议会中兴风作浪，呼吁采取“铁血”政策），这个像制造机器一样建造起来的国家的整个历史都在强调和推崇管理。好的、高效的管理是生存与控制的关键。“一个井井有条的政府，”腓特烈二世在其1752年的《遗嘱》（Testament
）中宣称，“应当像哲学那样有清晰的体系。”

[18]

对腓特烈这位哲学王来说，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普鲁士的官僚体系注定会成为全世界讲究效率的典范。

19世纪的德国在教育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对手段和技术的极度重视，而教育上的成就反过来又为德国到1914年上升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和军事强国，提供了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这显然和只是获取自然资源不一样。欧洲其他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义务制小学教育，因为当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学龄儿童在接受某种教育，但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这样的立法可追溯到16世纪。而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的旅行家，比如斯塔尔夫人和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

[19]

，都热情称赞德意志各邦的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在拿破仑手下遭遇的失败起初也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和完善。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几乎是100%，而在萨克森，实际上还超过100%，因为有许多不到6岁和超过14岁的外国学生和儿童也在就读。

[20]

如果说——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19世纪伟大的教育革命是在小学层面先行展开的，那德国就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国家。勒南（Ernest Renan）就认为，普鲁士在1870～1871年对法国的胜利是普鲁士的小学教师对其法国同行的胜利。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差不多是一样成绩斐然。德国一般不会过早引导学生进入研究领域；它的中等教育比其他国家更加多样化；它的大学不但是欧洲最开放、最“民主的”，也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和研究中心。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在1844年曾经说过：“一个世纪前，牛津没有哪位教授会认为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就必须懂得德语，而现在，没有谁能离得开它。”

[21]

若干年后，历史学家约翰·西利（John Seeley）表示：“好书是用德文写的”。

[22]

德意志各邦甚至在统一之前就开始积极参与创建学会和研究中心的活动，而在统一后，国家干预的步伐加快了。此外，技能和职业培训也不像英国那样通常都交给私人，而是全民和国家都关心的事情。

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德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人们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的是，爱因斯坦、普朗克、伦琴（Röntgen）等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一支庞大而活跃的队伍中名气最大的几个。国家对技术教育和研究的鼓励带来了惊人的收获。技术研发领域，按本质来讲，并不追求轰动效应，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例子就是煤焦油工业。这个行业中六家最大的德国公司在1886～1900年取得了948项专利，而英国最大的六家公司仅仅取得了86项。

[23]

技术主义崇拜及其活力论内涵，到19世纪最后几年已经在德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方面人士大多都非常关注新生事物和必然变化，哪怕在旧的土地贵族当中也是这样，而后者以往通常都是用怀疑和失望的眼光来看待变化的。在1898年完成的以普鲁士乡村为背景的最后一部小说《施特希林》（Der Stechlin
）中，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借书中的乡村牧师之口说道：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我相信那是一个更好也更幸福的时代。即便不是一个更幸福的时代，至少也是一个空气中有更多氧气的时代，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更加畅快呼吸的时代。而人们呼吸得越自由，活得就越长久。

乡村绅士中大部分人此时都认为变化不可避免，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农业萧条之后，因为这次农业萧条使得拥有土地的各个等级在经济上难以为继。重要的是不能让变化失控，必须设法控制它。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的保守主义也在前进，从纠结于信念和原则变得一心只考虑利益。俾斯麦就是一个榜样。这种新机会主义的最好象征也许就是“黑麦与铁”同盟的创立，它是大规模农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权宜婚姻，致使德国在1879年转向了经济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威廉·冯·卡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认为，“就是为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其重要性的形式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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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人民当中的其余部分也都卷入了改革主义浪潮。压力集团和民族主义社团的快速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其成员的兴趣不在于维持现状，而在于让整个政治过程重新焕发活力。至于各政党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开始有了清晰的再定位。社会民主党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并表现出明确的意愿，要抛弃之前否定的态度。左翼自由派则表现出有兴趣成为一个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党，一个调和左与右、“民主制与君主制”的党。最后，在天主教中央党内部，一部分有影响的人也意识到有必要对社会主义采取更具调和色彩的姿态，而且在党纲中要把改革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总之，1914年之前那几年的德国政治，已经为松散的民主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1912年的选举结果令人瞠目。一度被俾斯麦称为“帝国的敌人”因而也是叛国者的三股政治势力——左翼自由派、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赢得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选票。每三个德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候选人，社会民主党成了国会中最大的政治集团。这样，该党便再次维护了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声誉。虽然对于社会主义者获得的大量选票明显感到不安，左翼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在大选过后还是表示：“过去几天，某种新的气象已经在德国开始；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25]

因此，德国在1914年之前的势头总的来说是完全面向未来的。不满或焦虑也有，但它们可以通过变革被克服。整个德国在世纪末的状况就是向前飞驰。

首都

柏林先是作为普鲁士的首都，接着又在统一后成了德国的首都，它让所有的到访者马上就见识到，什么叫新，什么叫活力。对于整个德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柏林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相比，柏林这座城市就像暴发户，而它在19世纪后半叶的四处扩张，相比于“旧世界”中其他国家的首都，则更像是纽约和芝加哥。实际上，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就称之为“狂欢的芝加哥”。

柏林地处欧洲中央，这使得它和整个德国一样，成了移民的中心，吸引着过往的人们在那里临时落脚，其中既有来自俄罗斯、波兰及波西米亚等东部地区的移民，也有来自法国甚至英国朝着相反方向流动的移民。这是它从大选帝侯时代以来的命运，所以真正的柏林人，也就是说第四代、第三代，甚至是第二代的居民，似乎总是少数。19世纪上半叶，随着普鲁士在德意志同盟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随着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于1832年并且总部就设在柏林——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和活动范围，这座城市得以稳步发展。1871年的统一之前，柏林早就成为德意志各邦毫无争议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但在这方面，它更多起结算中心和交通中心的作用，而不是德意志甚至普鲁士的工业中心。工业中心是在鲁尔核心区，在西里西亚，在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到了该世纪下半叶，柏林虽然也发展了一些重要的产业，尤其是因地制宜地发展了新的电气业和化工业，但它仍然是技术主义和管理的体现与象征。由于行政功能的快速膨胀——特别是在统一之后——它的规模也在急剧扩大。它的人口在1865年是65.7万，到1910年已经超过了200万，而且要是算上周边郊区——它们在1920年并入了“大柏林区”——其人口在战争前夕已接近400万。据估计，它的新增人口大约有一半来自东普鲁士的农村地区。

城市中到处洋溢着与新帝国首都身份相称的新气象，凡是到过这个新帝国首都的人几乎都对此印象深刻。1875年到过那里的瑞士作家维克托·提索（Victor Tissot）评论说：

海因里希·海涅说巴黎让陌生人感到惊异和充满魔力。柏林也让人惊异，但魔力谈不上。人们感到惊异的是，这个新帝国的心脏，这座充满才智的城市，表露出的首都气质还远远赶不上德累斯顿、法兰克福、斯图亚特或慕尼黑。柏林向自己的来访者展示的东西是现代的、绝对新奇的。这儿的一切都带有冒险的标记，带有用各种各样的零碎拼凑起来的君主制的标记……在老德意志人看来，柏林的面孔完全是德意志的……当你逛了那些笔直的街道，而且十个小时除了弯刀、头盔和羽毛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柏林尽管拥有近几年的发展给它带来的名声，但永远也成不了维也纳、巴黎或伦敦。

[26]

其后几十年，这座城市还是没能除去它身上的新气味——颇令人反感的暴发户的气味；相反，技术变革让那种气味变得更浓烈了。自由派经济学家莫里茨·尤里乌斯·博恩（Moritz Julius Bonn）回忆那个世纪最后几年在德国首都的经历时写道，在柏林“一切都是新的，都非常干净；街道和建筑物十分宽敞，但饰有很多光片，为的是看上去金光闪闪……这个地方和美国西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城没什么两样”。

[27]

柏林人不同于德国其他城市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的人，他们似乎对有关城市生活和技术的想法本身着了迷，甚至还像弗里德里希·西堡（Friedrich Sieburg）说的那样，从“铁路枢纽、电报、钢，以及轨道……噪音很大的高架火车、攀爬塔”中慢慢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思想。巴黎人在自己的居住区努力保持地方的和社区的氛围。柏林人则相反，他们喜欢而且有意识地增加自己城市的世界主义色彩和新奇感。

[28]

正是这种活力在战前的最后几年把来自德国其他城市——比如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甚至还有维也纳——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吸引到柏林比较随意也比较奔放的气氛中。

战前，柏林作为首都城市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控制力远远赶不上巴黎、伦敦甚至维也纳，但这反倒提升了这座城市自身的创新意识。有人认为，柏林是个靠意志和想象力而不是凭借悠久的历史创造出来的首都。柏林被认为代表着精神战胜了因循和守旧。

所以，在很多方面，柏林是个临时拼凑起来的首都，是机械作用甚至无常的象征，但它也是能量与活力的体现，是一座着眼于未来的城市。

文化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未来主义的景象让德国社会中的许多人，甚至那些说柏林庸俗的人，都如痴如醉。经济是扩张主义的。人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19世纪60年代和1870～1871年的军事胜利之后，欧洲没有人——德国就更不必说——还会怀疑德国人是欧洲，很可能还是全世界最可畏的陆上军事力量。到了1914年，国内外都有一种共识，认为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对其在国际上的成功，虽然德国人有可能只是把它归于自己的努力工作、优秀的教育体制以及一定程度的军事和政治头脑，可对于一个民族如此出色的表现，大部分人都不愿接受这种平淡无奇的解释。德国人渴望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融合。实际上，技术成就越高，就越容易产生虚构症。虚构或许是因为迫不得已，但虚构又会让人信以为真。技术的成了精神的。效率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于是，德国本身就成了强劲的“生命力”的表现。这就是德国的唯心主义。

于是，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概念，被修养取代了，而后者关涉的是对精神而不是社会性存在的养护。出于地缘必要性的军事威力让位给了强权，而强权又被赋予了存在的纯粹性，超出良心和约束之外。结果，作为谋求公共福利之手段的国家，也被作为人民福祉理想化身的国家所取代。帝国时代的德国人似乎特别容易受世俗的唯心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终极实在是精神的，物质世界不仅能够而且应当被理想

[29]

超越。

所以，毫不奇怪，到了19世纪末，许多德国人开始把非常想克服的自己身上的缺点都归结到他们的假想敌身上。于是他们提出，16世纪以来逐渐在世界上确立了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盎格鲁-法兰西文明，是以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以外在性为基础的。那样的世界徒具形式，缺乏精神的价值：它不是诚实的和真正自由的文化，而是循规蹈矩的、肤浅的和装腔作势的文化。在盎格鲁-法兰西人的民族特性中，自由平等的观念只是虚伪的口号，是谎言和欺骗。这些观念掩盖了形式的专制，而后者在法国人对品味和英国人对商业的迷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德意志文化据说关心的是“内在的自由”，是真实，是真相而不是假象，是与表象相反的实质，是总体而不是准则。德意志文化是“克服”问题，是浮士德胸中两个灵魂“和解”的问题

[30]

。理查德·瓦格纳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对德国人有关文化认识的贡献尤为重要。他想象中的宏大歌剧，目的不只是把所有艺术联合起来，还要把他的总体艺术作品提升到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它是文化的最高综合与表现，是艺术、历史及当代生活在总体戏剧中的结合，而象征与神话在这样的总体戏剧中成了存在的本质。就连政治也被纳入戏剧的范畴。瓦格纳对于德国人的思想影响之大，以及他对于整个现代审美意识兴起的作用之大，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拜罗伊特成了通过艺术与想象来超越生活与现实的圣地，一个能把历史的所有意义与未来的所有潜能都汇集于审美时刻的地方。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倾心于瓦格纳式的期盼：佳吉列夫、赫茨尔、萧伯纳就是最初的几个。“当我演奏瓦格纳作品的时候，”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对詹姆斯·乔伊斯说，“我是在另一个世界。”

[31]

在1914年柏林艺术节上——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皇家歌剧院在5月31日至6月7日上演了《帕西法尔》，然后又从6月9日至13日上演了整部《指环》。

另外，较为“庸俗的唯心主义者”还要求对生活也做类似的审美化。尤里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在其获得巨大成功的《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
）中敦促德国人改弦更张，不再执迷于物质主义追求，而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民族。理想的生活应当效仿艺术。生活应当充满幻想和奇观，应当是一幅全景的艺术作品，是对提坦精神（titanism）

[32]

的追求而不必在意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缺乏生气的表现，朗本说，而到世纪末的时候，德国人似乎正滑入其中。

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于1899年出版了极受欢迎的《十九世纪的基础》（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从而扩大了朗本的影响。作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冒险之旅中一个阴郁但非常有才华也非常有趣的行者，张伯伦嘲笑历史学家们自吹自擂的客观性，说那是“学术上的野蛮主义”。在抛弃资产阶级的体面——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是预先规定的——并朝着自我陶醉和全然不切实际的幻想前进的道路上，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符号式人物。张伯伦，一个病怏怏的青年，母亲早逝，而在海上工作的父亲又把他在法国的亲戚和英国的学校之间转来转去，结果使他长成了一个“边缘”人，受着神经失调的折磨，没有祖国，没有亲人，在社会中也没有合适的位置。父亲打算把张伯伦送到加拿大去经营农场，但由于张伯伦的身体不好而没有冒险。在娶了第一任妻子（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并卷入了瓦格纳崇拜的浪潮之后，张伯伦从凡尔赛、日内瓦、巴黎——在巴黎他在1883年的金融投机中亏了一大笔钱——一路漂泊到德国。尽管已经显露出科学家的才能，但张伯伦发现，献身于瓦格纳的神话才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他先是生活在莱比锡，然后是维也纳，最后是总体艺术作品的中心拜罗伊特，并最终在那里娶了瓦格纳的女儿作为第二任妻子，以便让那种共生关系臻于圆满。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倡导一种仇外的、充满敌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以及1906年之后担任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的共鸣，而且还使张伯伦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对阿道夫·希特勒报以钦佩之情。

张伯伦是个有趣的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能言善辩的种族主义者，他不能被当作傻瓜不容分说地就打发掉；作为政论家和宣传家，他有着惊人的影响力。但从我们的立场来看，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遁入了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1884年，29岁的张伯伦在穷困潦倒中写道：

我认为，正是我对瓦格纳的激情使我能承受一切；办公室的门在我的身后一关上，我就知道，发愁也没用，所以就好好吃了一顿，在大街上溜达，想想未来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拜访我的某个崇拜瓦格纳的朋友，或者是写信给和我有书信往来的崇拜瓦格纳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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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相信人可以靠艺术得到拯救并变得高尚，而瓦格纳的艺术就特别适合成为人的敏感天性和道德目标之间的桥梁。历史只是作为精神而存在，不是作为客观实在，所以要接近历史的真相，只能靠直觉，而不是批判的方法。张伯伦可能是把约翰·G.德罗伊森（Johann G. Droysen）、威廉·狄尔泰、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和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他们把历史思考的重点从客体转向主体，换句话说，从历史转向历史学家——的思想通俗化了，但他也属于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中，不是从外部世界，而是从人的心灵寻找社会问题答案的一种较广泛的文化趋势。同样，在沟通手段迅速发展的时代，公众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会越来越受到大量出现的极端自我主义解释的影响。“笛卡儿指出，”张伯伦写道，“世上所有的聪明人都无法定义‘白’这种颜色，但我只需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它，而‘种族’也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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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属于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世纪更替之后的德国知识界占了上风，他们继瓦格纳之后也试图把生活化作对美的追寻，从而使其精神化。如同朗本和同样视艺术为权力的诗人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一样，张伯伦也希望把生活变成艺术品，只有这样，人才会展现出他全部的个性。在此过程中，历史也必须变成全然精神性的产物。

德国人在19世纪后期开始在文化与文明之间做出充满激情的区分，当然既是基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是基于对自我的观照。实际上，就像某些比较敏锐的批评者——从叔本华到布克哈特和尼采——在他们的哲学和历史思考中指出的，在这样的区分中，自我批判和一厢情愿的成分很明显，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比如，尼采就觉得，一个沉湎于强权和技术的德国，竟然把英国人贬低为古板的商人，把法国人贬低为高卢小丑，这样做未免太讽刺了：他指出，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包含着德国精神失败的种子。精神正在自行变成一种矛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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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德国唯心主义带有明显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憎恶的性质，也仍然有一种潜在的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于形而上的或罗曼蒂克的信仰之中，即德国代表着时代中必不可少的驱动力，德国在20世纪初的世界中是运动和变化的急先锋，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最重要代表——这是在“有了德意志的灵魂，世界就会变得完整”这行拙劣的诗句中捕捉到的想法。一个与俾斯麦同时代的叫作埃马努埃尔·盖伯尔（Emanuel Geibel）的吕贝克人，就是靠这句诗才在死后出了名。

文化和叛逆

如果说在1914年之前，欧洲先锋派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处于交战状态的精神的思想，那么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最能代表那种思想；而如果说正在兴起的现代审美意识的核心是对于被视为19世纪主流的那些标准的质疑，德国又最能代表那种叛逆。

德国的政治体制是把君主制和民主制以及中央集权和联邦制综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它的大学因为所做的研究而受人仰慕。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整个国际劳工运动都唯其马首是瞻。它的青年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甚至同性恋解放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这些运动大量涌现的背景是生活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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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改革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要重新确定生活的方向。这不但是说基本的生活习惯，还包括生活中基本的价值观。据1907年的统计数据，从事有报酬劳动的德国妇女达30.6%。如此高的比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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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顿都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心。毕加索在1897年就说过，如果他有儿子，而这个儿子又希望成为艺术家，那他就会把他送到慕尼黑而不是巴黎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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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弗赖伊（Roger Fry）在其1912年第二次后印象主义画展的目录导言中，显然是把后印象主义与绘画中普遍的实验方法等同起来。他写道：“后印象主义画派盛行于——有人几乎会说蔓延于——瑞士和奥匈帝国，特别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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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易卜生和蒙克（Edvard Munch）在德国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受欢迎。在装饰艺术和建筑领域，相比于法国和英国，德国对实验方法更为开放，更乐于接受工业，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审美意识。例如，在英国文化界的当权者一边倒地批评水晶宫的时候，洛塔尔·布赫尔（Lothar Bucher）在1851年报道说，德国民众为之心驰神往：“它给看到过它的人留下的印象是又美又浪漫，以至于在德国偏僻村舍的墙上都挂着它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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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批评者在批评香榭丽舍剧院时，是如何把它和德国的实验方法以及非历史的态度（ahistoricity）联系起来的。德国的建筑师、手工艺者以及作家们推动的运动，“事实证明非常有力，”有批评者认为，“以致在思想和建筑领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格，而不仅是少数个人的某些革命性言论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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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舞方面，伊莎朵拉·邓肯和埃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正是在德国创建了他们的首个学校。佳吉列夫在自己的西方巡演中偏重于巴黎，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巴黎毕竟是他想要征服的西方文化的心脏，而他在德国的几个演出季，虽然受欢迎的程度一样，可人们更乐于接受。《牧神》于1912年12月12日在柏林开幕演出之后，他打电报给阿斯特吕克：

昨天在新皇家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大获成功。观众要《牧神》再来一个。请求了十次。没有抗议。全柏林都来了。施特劳斯、霍夫曼斯塔尔、赖因哈特、尼基施、整个分离派的人、葡萄牙国王、大使和朝臣。给尼任斯基献了花环和鲜花。媒体反应热烈。霍夫曼斯塔尔在日报上发表长文。皇帝、皇后和皇子们礼拜天时都来看了芭蕾。跟皇帝谈了很长时间。他非常高兴，并对公司表示感谢。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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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的基本风尚在于寻找新的形式——不是从法则和有限性的角度，而是从象征、隐喻和神话角度来说的形式。1899～1900年，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在巴黎学习美术。他经常去卢浮宫临摹。一天，就在他快要临摹好提香的《德阿瓦洛斯肖像》（Allegory of Davalos
）的时候，身后一个陌生人评论说：“你不是拉丁人。从你画的人物性格的强度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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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诺尔德在其回忆录中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它都充分反映了德国人在世纪之初的自我理解：在他看来，德国人远比他们的邻居们更具精神性。“德国人的创造力从根本上来说不同于拉丁人的创造力，”艺术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写道，

拉丁人是按照对象在自然中存在的那样来获取其形式的。德国人是在幻想中根据自己特有的内在洞察力来创造其形式。看得见的自然的种种形式，只是作为象征为德国人所用……德国人不是在外表中，而是在更远处的某种东西里寻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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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广泛地代表着民族的先锋渴望——渴望摆脱英法影响力的“包围圈”，摆脱由大英治下的和平以及法国人的文明所强加的世界秩序，即在政治上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被法典化的秩序。

虽然德国某些方面的人士认为德意志文化正在遭受浅薄、任性和追逐短期效应的侵害，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去加以巩固，就像朗本和张伯伦等人建议的那样，虽然在所有的等级中都存在相当程度的焦虑，一种理所当然会令各级政府和领导人感到担忧的情绪，但强烈的自信、乐观和使命意识，即对德国人历史使命的信念，仍然是存在的。认为改革的浪潮是比它任何具体的、在某些情况下不可接受的部分更大也更有意义的东西，认为改革的浪潮构成了民族的心脏和灵魂，这样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当诗人斯特凡·乔治的两个门徒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和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在1912年坚持认为同性恋中并不存在任何不道德的或反常的东西时，他们就表达了上述的观点。“相反，我们一向认为，在这些关系中可以发现某种本质上有助于整个德意志文化发展的东西。”这种观点属于一种信奉“英雄化的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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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夕，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规模实际上是最大的。早在1898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就认为有必要在帝国国会就该问题发表演讲。德皇侍从中的同性恋甚至在1906年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决心曝光此事之前就已经众所周知。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在德国领导了修订民法典第175节内容的运动，而截至1914年，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有30000名医生、750名大学教授以及另外的数千人。到1914年，柏林约有40个同性恋酒吧以及（据警方估计）一两千名男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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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德国人全都欢迎或准备公开宽容同性恋——他们没有——而是说该运动在德国的相对开放性的确标志着一定程度的宽容，并且这种宽容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另外，同性恋以及对它的宽容，就像很多人提出的那样，对于曾经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瓦解，对于本能的解放，对于“公共人”的衰落，实际上也对于整个现代的审美意识，都具有核心意义。

在世纪末的德国，性解放并不只限于同性恋者。总的来说，当时又开始强调身体文化，强调不顾社会禁忌和约束的对于人体的欣赏，强调要把身体从紧身内衣、腰带和乳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世纪更替之后活跃起来的青年运动，醉心于“回归自然”，沉湎于未必放纵但肯定更加自由的性行为，这成了它对被认为是压抑和虚伪的老一代人的反抗的一部分。19世纪90年代，自由的身体文化——裸体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成了健康热的一部分，该运动提倡长寿饮食、自种蔬菜和自然疗法。在艺术领域，对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反抗更为激烈：从弗兰克·韦德金德描写露露的两部剧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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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赞美那位妓女，因为她是叛逆者），到施特劳斯的莎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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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砍掉了施洗约翰的头，因为他拒绝满足她的情欲），再到托马斯·曼的早期小说中被压抑的但又暗流涌动的性本能，艺术家们利用性来表达他们对于当代的价值观和侧重点的幻灭感，甚至用来表达他们对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和遏制不住的能量的信念。

文学艺术中的性主题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这在德国比在别的地方更明显、更持久。这里又一次用对暴力的迷恋来表现对生的兴趣，对毁灭的兴趣——毁灭也被看作一种创造行为——以及对作为人生一部分的疾病的兴趣。在韦德金德那里，露露是被杀的；在施特劳斯那里，莎乐美杀了别人；在曼那里，阿申巴赫死于病态的气氛和未能得到满足的性渴望。德国早期的表现主义在它的主题、形式和色彩中有一种暴力的基调，这种暴力的基调要比在立体主义或未来主义中表现得更为强烈。马里内蒂（Marinetti）的未来主义宣言鼓吹毁掉纪念馆和博物馆，并且烧掉图书馆，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创办了一份名为《爆炸》（Blast
）的杂志来表明自己的意图，但在这些努力中，明显有夸张的表演甚至玩笑的成分。在德国的表现主义者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那里，暴力更多是表达了深层的精神上的兴奋，而不是一种肤浅的表现形式。他们的外表有着和小男生差不多的天真和魅力，没有一点儿暴力的痕迹。“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想必须穿上刚毛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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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写道，“我们如果想摆脱我们欧洲人的坏品味所带来的疲惫感，就得饲思想及理想以飞蝗和野蜂蜜，而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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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主义的迷恋，或者换句话说，想要和原始的德意志精神建立联系的渴望，影响了德国的许多阶层，尤其是德国的中产阶级。青年运动就充满了这样的联系。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归自然，摆脱纯粹形式的和虚假的城市文明。它敬仰“体操之父”雅恩（Turnvater Jahn），他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在德意志各邦成立了许多体操协会，他自己年轻时也一度住在洞穴中，后来还穿着熊皮行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世纪更替的政治以及一般的著述中，德国人关于部落起源的记忆也不断被唤醒。在对派去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军队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讲话中，德皇号召要回归匈奴人的精神。1914年7月8日，左翼自由派在柏林的重要喉舌《柏林日报》开始连载卡尔·汉斯·施特罗贝尔（Karl Hans Strobl）的小说，名为《就那样，我们奔赴了赫尔曼战役》（So ziehen wir aus zur Hermannsschlacht
）。该报一节一节地刊登这部小说，直到8月战争爆发。小说的名字指的是公元9年那场著名的战役，当时，切鲁西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在现今汉诺威北部的森林打败了罗马将军瓦鲁斯（Varus）率领的几个罗马军团。建成于1875年的高大的赫尔曼雕像，现在仍然伫立在条顿堡森林中。除了马尔克和马克，还有许多艺术家通过缅怀原始时代的人而找到了灵感。1914年年初，在一次南太平洋旅行期间，埃米尔·诺尔德说：

原始时代的人生活在自然中，与之融为一体，并成为整体的一部分。我有时候这样想：他们是仅存的真正的人，而我们却相反，是畸形的木偶，做作而且自高自大。

他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那种帝国主义的整个进程感到遗憾：他感到，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虚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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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很多人都被德意志文化中冒出的泡泡迷住了——也有一些人被激怒了。在德国中产阶层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欣赏韦德金德的戏剧、马尔克和马克的艺术，或者“身体文化”以及城市青年玄奥的唯心主义。工人阶级，不用说，跟资产阶级的波西米亚人也不太合拍。但有趣的是，这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大部分德国人对于创新、复兴和变化的普遍认同。外国观察家也有类似的反应。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写下如下文字时想到的主要就是德国，他写道：

各个政党和民族在其中彼此对抗的、为英式自由所不容的精神，并不是慈母般的，也不是兄弟式的，更不是基督徒式的。他们的勇武和美德就在于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想要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那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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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贬低德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视之为强调私德且在公共领域中循规蹈矩——这样的态度在他看来正是德国的社会和道德发展落后的原因。不过，冷嘲热讽之余，他也意识到德国事情的关键是活力：“德国人的道德想象……在于对生活的爱而不是智慧。”

[53]

1914年8月初，H.G.韦尔斯（H.G. Wells）会说到为德国人所特有的“过分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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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对德意志文化颇有好感。到1913年2月，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他已经听过两遍，对此，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心醉神迷。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对于施特劳斯作品中总是存在的庸俗，就让他们去说吧——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个人越是深入德国的艺术作品中，他就越是明白，他们全都因此而蒙受损失……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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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庸俗”大概是指作品中“原始质朴”的方面，同时也是指作品必然给公众带来的挑战。另外，如果说德国的许多现代艺术都关心根本性的东西，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包括创造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文化，与实验和新奇还是比较合拍的。要做到“原始质朴”，就要反抗让人感到窒息和无聊的规矩，反抗无意义的惯例，反抗不真诚。所有这些在德国人对于文化的理解中都非常重要。就算单个的德国人对于变化的态度并不总是明确的，这种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变化。

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领域比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目标中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德国对于盟友、中立者或敌人的焦虑、希望和利益，几乎是一点儿也不理解，尤其是在跨入新世纪之后。结果，英国对于德国人的海上野心的担忧，法国对于德国人的殖民地要求的关切，还有在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从阿尔萨斯到俄罗斯边界的中欧关税同盟的问题上，俄国对于德国人的假设所抱有的戒心，这些在德国几乎得不到同情，无论是在权力走廊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

1896年，德国政府公开采取被称为世界政策的新政策，它和到当时为止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同。世界政策并不是德皇周围一小帮智囊靠阴谋诡计强加给德国人的对外政策。它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得到众多知名知识分子和公共团体支持的想法，即德国要么扩张，要么衰落。这种政策上的转变，连同相关的海军建设计划和大肆扩张殖民地的做法，自然要引起外界对于德国人长远意图的担忧。不过在德国国内，外界的质疑却只是被理解为变相的威胁。考虑到德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还不长，还有既缺乏安全感又刚愎自用的性格，德国人开始感到担心也不无道理。他们担心，以英国这个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Alb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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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当中，目的是包围并制服德国，同时也一并制服创新、精神、刺激和冒险。英国人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自由主义伦理，完全是世界级虚伪的说辞——在德国，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英国是一个决意维持其国际地位的国家，它决意傲慢地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权，决意专横地不让任何其他国家拥有建设海军、推行帝国政策的权利。鉴于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它有关法治、民主和正义的声明显然是骗人的东西。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德国人往往把自己的国家看作进步的解放力量，它会给世界的权力安排带来新的诚实性。相比之下，从德国人的角度看，英国是极端保守的力量，只想要维持现状。

对于这个迅速崛起而且来势汹汹的德国来说，1888年29岁登上皇位的德皇威廉二世是个合适的代表。关于他，瓦尔特·拉特瑙说：“从来没有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如此完美地代表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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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不仅体现了他所统治的那个国家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幻想中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

在现实中，他是个温柔得有点娘娘腔的男人，非常容易激动。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些同性恋者，而他之所以被他们吸引，是因为他在他们那里可以找到在界限分明的官场上和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家庭生活中找不到的温暖和关爱。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以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的形象示人，应该是男子汉气概、强硬和大家长式刚毅的典范。然而，虽然他对德国政府和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他已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作为父亲，似乎都不太满意。内心中孱弱与强力的对峙让他无所适从，于是，他就采取了和该民族集体相同的做法：没完没了地演戏。伯特兰·罗素认为德皇首先是一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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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威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认为，那是威廉自己想要扮演俾斯麦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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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演戏，讲究排场，沉湎于幻想，威廉的这些特点很多人都谈论过。他的注意力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因此，给他的简报必须精练而富有戏剧性。他不安分的天性需要持续不断的游玩和刺激；他是和传统的旅行者相反的现代观光客。他最亲密的朋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Prince Philipp zu Eulenburg），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音乐家和作曲家，认为他首先是个艺术家，只是在社会环境和父母的压力下，才不得已过着服务公众的单调生活。威廉喜欢艺术，尤其是盛大的场面。他对于歌剧和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其专业程度每每令内行人士都非常吃惊。虽然他的趣味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但他至少偶尔也会容忍实验，对俄罗斯芭蕾舞团尤为钟爱。

德皇和宫廷对于舞蹈的兴趣有点古怪但又意味深长。军事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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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脑迪特里希·冯·许尔森-黑泽勒伯爵（Dietrich Count von Hülsen-Häseler），穿着芭蕾舞裙，在德皇和召集来的客人们面前——观众往往有男有女，但皇后从不参加——表演令人钦佩的单足旋转和阿拉贝斯克舞姿，这样的场面显然并不少见。有一次，这样的表演成了许尔森最后的演出。1908年，在威廉的另一个密友兼对外政策重要顾问马克斯·埃贡·菲尔斯滕贝格侯爵（Max Egon Fürst zu Fürstenberg）的家中，许尔森在跳舞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倒地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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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娱乐，人们或许会当作孩子气的胡闹，当作应该在营火旁表演的滑稽短剧而一笑了之，但是从德皇的性格及其民族文化推动力中的诸多矛盾来看，许尔森受人称道的表演却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即便是不考虑许尔森事件中的性意味，人们也可以说，威廉虽然在公共领域中把艺术看作培养社会理想，特别是教育较低社会等级的手段，但在他的私生活和个人的感受力中，却倾向于从活力论的角度看待艺术。

不过，威廉感兴趣的并非只有艺术，他对于新技术也表现出难以餍足的好奇心。在190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宣告“汽车的世纪”即将来临，而且还敏锐地预言说，新的时代是“通讯的时代”。

[62]

他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兴趣中看到了德意志灵魂的形象。在德意志的灵魂中，目的和手段、艺术和技术，都融为了一体。艺术史家迈尔-格雷费（Julius Meier-Graefe）发现，德皇的身上综合了腓特烈·巴巴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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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美国人的特点。这样的见解正确地暗示着，对威廉而言，历史并不完善，它不过是听由巨人般的自我摆弄的玩物。所以毫不奇怪，H.S.张伯伦关于历史是精神而非客观实在的观点会让威廉感到激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威廉把它建在柏林市中心以纪念自己的祖父——连同穿过动物园把西区和菩提树下大街连接起来的胜利大道，显示出他的历史意识的完全神秘的性质。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反应和迈尔-格雷费的相似：“皇帝让我喜欢的就是他与旧事物的彻底决裂，而皇帝让我不喜欢的则是他那种矛盾的复古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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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艺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倾向，把天启和返祖现象作为自己的核心主题——那是原始的东西与超现代的东西的结合，再加上势必造成的对历史的否定。德皇的思想尽管缺乏深度，但努力的方向差不多。现代艺术变成了事件。德皇也喜欢装作他是个事件。

施利芬计划——德国人用来应对两线战争的唯一的军事战略——进一步反映出幻想以及对浮士德时刻的痴迷在德国人的思想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该计划准备经由比利时发动快速进攻，在法国北部向左急转并攻占巴黎，此后就可以集中全部资源对付俄国。该计划期望以法国北部一次重大战役为基础，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这个就像出自瓦格纳手笔的宏大计划，把有限的战术冒险抬高为总体的想象。这是把自己当成银行主管的赌徒的战略。

注定执行施利芬计划的那个人，继施利芬之后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的赫尔穆特·冯·毛奇，性格上也存在德皇的那种分裂。毛奇对于艺术的热情要远远超过他对于军事问题的热情。他懂绘画，还会拉大提琴。他私下里曾经承认：“我完全生活在艺术中。”

[65]

当时他正在把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利桑德》（Pelléas et Melisande
）译成德文，据说，他总是带着一本歌德的《浮士德》。

战争即文化

1914年8月，大部分德国人都从精神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正在卷入的武装冲突。战争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以德国的领土扩张为目的的阴谋。对于那些思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这样的扩张必然是胜利的衍生物，是出于战略的需要，也是德国人自我彰显的伴生物，但战争并不是为了领土。直到9月为止，政府和军方都没有具体的战争目标，有的只是战略与想象——认为德国的扩张是存在意义上的而不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想象。

认为这将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是为了先发制人，对付德国周围敌对国家的侵略性企图和野心，蒂尔皮茨和毛奇那样的人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这些辩护性的理由虽然经常被提到，却总是被归于德国人傲慢的大国意识，即他们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这两个方面，实际的方面和唯心的方面，并不像许多历史学家在争论战争的目的时所暗示的那样互不相容；两者都是战争前夕德国人个性中的基本成分。

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布尔战争中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规模较大的战争必然需要漫长的、旷日持久的和激烈的厮杀，但很少有战略家、战术家或计划的制订者，无论是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对于未来的冲突除了迅速解决之外还想到过别的可能性。在19世纪，尽管军方越来越重视规模和数量，重视作为群众现象的战争，但各个国家对于战争的理解仍然是运动战、英雄主义和速战速决。铁路会把士兵迅速运往前线；机枪会被用于进攻；威力强大的战舰和火炮会干脆利落地击垮敌人。不过，物质虽然重要，战争仍被看作——尤其是在德国——对精神的最大考验，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对生命力、文化和人生的考验。1911年，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一部两年内就出了六个德文版的书中写道，战争是“赋予生气的原理”。它是高级文化的表现。

[66]

“战争”，一个与伯恩哈迪同时代的人写道，实际上是“人为了文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67]

换句话说，不管是被看作文化的基础还是被视为进入创造和精神更高阶段的踏脚石，战争都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我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像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说的，德国人对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性”“道义力量”和“道德上的正当性”深信不疑，而他还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绝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68]

对于同属左翼自由派的康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ssmann）来说，战争是个意志问题：“在德国，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意志，就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意志。”

[69]

当然，这场战争需要倾举国之力，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每个德国人的努力。“既然在我们当中没有俾斯麦，”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宣称，“我们每一个人才都必须是俾斯麦的一部分。”

[70]

社会民主党8月4日在国会发表了有关战争拨款问题的声明，其中甚至有“文化”这个神秘的词，社会主义者早先曾经把文化和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却用它来象征每一个德国人的事业。社会主义者在声明中说，这是有关在需要的时候保卫祖国、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问题，是“保障我国的文化与独立”的问题。

[71]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谈到了保卫文化并借此“解放欧洲”！“所以，”《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Chemnitzer Volksstimme
）写道，“我们此刻是在保卫整个德意志文化，德国人的自由意味着反抗残忍而野蛮的敌人。”

[72]

关于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的实际投票，社会民主党议员爱德华·戴维（Eduard David）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站起来计票的时候，政府、其他政党还有旁听者的巨大热情令我永生难忘。”之后，他和他的孩子一起沿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他那天心情极为紧张，以至于他不得不强忍泪水。“孩子和我在一起让我好受了一点儿。要是她不问那么多没有必要的问题就更好了。”

[73]

小孩子的问题直截了当，显然威胁到了这天事态发展所唤起的幻想。

对于慕尼黑的艺术家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来说，战争是可悲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8月1日，就在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因为他正打算去泰根塞——一群人聚集在车站前面许岑大街的街角处，有人在宣读动员令。“压力一下子释放了，”关于自己对形势的反应，托马写道，“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紧接着，面对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如何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换取为人类工作和创造价值的权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而对于那些搅乱了和平的人的强烈的仇恨，使其他想法都搁到了一边。”

德国辛辛苦苦地劳动并取得了成功，却招来邻国的羡慕和嫉妒。托马义愤填膺。

[74]

全国各地都显得心有同感。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是同性恋运动的领导者，他绝对不是个会欣赏自己国家的官僚权贵的人。对他而言，战争是出于“诚实和真诚”的缘故，是为了反抗英法的“吸烟服文化”。至于有人说英国是自由的故乡而德国是暴政和压迫的国度，希施费尔德回答说，英国在上个世纪就迫害过它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拜伦被驱逐出境，雪莱被禁止抚养自己的孩子，还有奥斯卡·王尔德被投进监狱。相反，莱辛、歌德和尼采在自己的祖国得到的是赞誉而不是羞辱。

[75]

如果说随着战事的进行，英国、法国和美国会出现千禧年的观念，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终结所有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民主”，那么在德国，人们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天启式的。在协约国，人们的看法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就像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承诺的“适合英雄居住的家园”一样。然而，对德国人而言，千禧年首先是精神上的事情。托马的希望是，“在经受了此次战争的痛苦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美丽、幸福的德意志”。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战争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它是为了追求真实，追求真理，追求自我实现，追求先锋派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倡导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先锋派抨击的那些东西——物质主义、平庸、虚伪和暴政。先锋派抨击的这些尤其和英格兰有关。所以当英格兰在8月4日参战之后，它自然就成了德国最痛恨的敌人。愿上帝惩罚英格兰甚至成了很多战前是温和派的德国人的格言。

对许多人来说，战争还意味着解脱，从庸俗、约束和成规中解脱出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属于那些陷入战争狂热最深的人。教室和讲堂空荡荡的，因为学生们真的都跑去当兵了。8月3日，巴伐利亚各大学的校长和理事会向学子们发出呼吁：

同学们！缪斯女神沉默了。现在的问题是搏斗。这场搏斗是强加给我们的，因为德意志文化受到东方野蛮人的威胁，因为德意志价值观遭到西方敌人的嫉妒。于是，条顿人的怒火再一次熊熊地燃烧起来。解放战争的热情迸发了，圣战开始了。

[76]

在基尔大学的校长向学生们发出呼吁之后，男生们几乎全都参了军。

把战争与解放、自由联系起来，说它是解放斗争或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在当时很普遍。对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来说，战争意味着“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与琐碎”；对弗朗茨·绍韦克尔（Franz Schauwecker）来说，它是“跳出生活度个假”；对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来说，制服、杠杠还有武器，就如同春药一样。

[77]

《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
）在7月31日的社论中说，在德国，人们如释重负，这很可能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但那种自由首先是主观的，是想象力的解放。战后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对他认为是1914年战争领导者的那些人大加挞伐，但当时他也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陷入了8月的狂热。他兴高采烈地——这一点他后来显然是想隐瞒的，他在1929年出版的《1914年7月》（July 1914
）那本书中说群众是“上当受骗的人”，并谈到了“欧洲大街上集体的天真”——写了篇文章，名为《道义的胜利》，刊登在8月5日的《柏林日报》上：“哪怕是谁都不敢想象的大祸临头，这一周在道义上的胜利也永远不会被抹杀。”

[78]

对路德维希和其他许多人而言，世界好像一下子变了。“战争，”正像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后来在其小说《生于1902》中说的，“让它变得美丽了。”瓦格纳和佳吉列夫等具有现代趣味的人试图在艺术形式中实现的浮士德时刻，此时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来到了。“这场战争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格莱泽笔下的一个人物说。

[79]

格莱泽的这些说法并不是事后杜撰的。在德国士兵从前线寄出的书信中，把战争和艺术联系起来的比比皆是。“诗、艺术、哲学，还有文化，这些就是这场搏斗的全部内容。”学生鲁道夫·菲舍尔（Rudolf Fischer）坚持认为。

[80]

弗朗茨·马尔克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认为战争是个精神问题：

让我们在战后依然做个战士……因为这不是一场像报纸和我们可敬的政客们所说的抗击外敌的战争，也不是一个种族反对另一个种族的战争；它是欧洲人的内战，是反对欧洲精神无形的内部敌人的战争。

[81]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也有过类似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是生的问题，不是死的问题；它是对活力、能量和美德的肯定。战争是艺术问题。“我认为战争总的来说具有相当高的道德价值，”他告诉一位朋友说，

从资本主义单调乏味的太平日子中拽出来，这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件好事，而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在一个由经受过死亡考验并了解紧张又活泼的军营生活的男人们组成的民族中，会发现更大的价值。

[82]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一个17岁的青年，在离开家乡加入他的团的时候，也对被他视为创造的行动，对“新时代的雏形”心驰神往。这个新时代还在沉睡的上帝的精神中，他但愿自己可以为创造这个新时代贡献一臂之力。

[83]

1914年7月和8月，德国上演了它的《春之祭》。

[1]
原文为Ver Sacrum
，指古意大利的一种宗教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要用春天刚出生的人或动物向战神马耳斯献祭。它也是书中提到的维也纳分离派从1898年至1903年出版的杂志的名称。——译者注

[2]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1910-1923
，ed. Max Brod，trans. M. Greenberg（Harmondsworth，1964），301.

[3]
Georg Kotowski et al.（eds.），Das wilhelminische Deutschland
（Munich，1965），145.

[4]
Vossische Zeitung
，374，July 26，1914.

[5]
1914年7月27日的日记，Kurt Riezler，Tagebücher，Aufsätze，Dokumente
，ed. K. D. Erdmann（Göttingen，1972）。

[6]
The Letters of Charles Sorley
（Cambridge，1919），211-12.

[7]
Fritz Klein et al.， Deutschland im ersten Weltkrieg
，3 vols.（[East] Berlin，1968-1970），I：262-63.

[8]
Frankfurter Zeitung
，211，August 1，1914.

[9]
指老毛奇的侄子赫尔穆特·约翰·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译者注

[10]
Martin Hürlimann，Berlin
（Zürich，1981），193.

[11]
Frankfurter Zeitung
，212，August 2，1914.

[12]
Frankfurter Zeitung
，213，August 3，1914.

[13]
Dieter Groh，Negative Integration und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Frankfurt am Main，1973），675.

[14]
1914年8月15日的日记，Tagebücher
。另见Konrad H. Jarausch，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New Haven，Conn.： 1973），177。

[15]
托马斯·曼1924年为《魔山》（Der Zauberberg
）所作的序。参见The Magic Mountain
，trans. H. T. Lowe-Porter（New York，1969），ix. Friedrich Meinecke，Strassburg-Freiburg-Berlin，1901-1919
（Stuttgart，1949），137-38。

[16]
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 Jephcott（New York，1978），11-12.

[17]
Friedrich Schiller and J. W. von Goethe，“Das Deutsche Reich，” Xenien
，in Schiller，Gesamtausgabe
，20 vols.（Munich，1965-1966），II：30.

[18]
Gordon A. Craig，The Germans
（New York，1982），27.

[19]
法国哲学家，对法国的教育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20]
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1969），342.

[21]
Paul M.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
（London，1980），110.

[22]
Klaus Dockhorn，Der deutsche Historismus in England
（Göttingen，1950），217.

[23]
Landes， Prometheus
，354.

[24]
Kennedy，Rise
，71.

[25]
Fritz Fischer，Krieg der Illusionen
（Düsseldorf，1969），154-55.

[26]
Rolf H. Foerster， Die Rolle Berlins im europäischen Geistesleben
（Berlin，1968），115.

[27]
Moritz J. Bonn，Wandering Scholar
（London，1949），44-45.

[28]
Friedrich Sieburg，Gott in Frankreich？
（Frankfurt am Main，1931），120.

[29]
idealism一词有两个意思，即“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这两种含义有时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译者注

[30]
歌德在《浮士德》中借浮士德博士之口说：“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先辈的居地。”参见歌德的《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译者注

[31]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New York，1959），116.

[32]
指提坦巨神特有的反抗现存秩序、蔑视常规习俗的精神。——译者注

[33]
Geoffrey G. Field，Evangelist of Race
（New York，1981），43.

[34]
Geoffrey G. Field，Evangelist of Race
（New York，1981），216.

[35]
Friedrich Nietzsche，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R.J.Hollindale（Harmondsworth，1968），23.

[3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提倡回归自然、健康饮食、戒绝烟酒毒品等。该运动对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者注

[37]
Katherine Anthony，Feminism 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New York，1915），169-204.

[38]
William Rubin（ed.），Pablo Picasso： A Retrospective
（New York，1980），18.

[39]
Samuel Hynes，The Edwardian Turn of Mind
（Princeton，1968），334.

[40]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1982），239.

[41]
Pevsner，Pioneers
，32.另见Joan Campbell，The German Werkbund
（Princeton，1978）。

[42]
Buckle，Nijinsky
，316.

[43]
Emil Nolde，Das eigene Leben
（Flensburg，1949），238.

[44]
John Russell， The Meanings of Modern Art
（New York，1981），83.

[45]
James D. Steakley，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1975），49.

[46]
同上书，24～27。

[47]
即1895年的《地精》（Earth Spirit
）和1904年的《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
），作者原本是打算将它们作为同一部戏剧的。露露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后沦为妓女。——译者注

[48]
指理查德·施特劳斯根据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创作的歌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49]
用动物的毛织成的贴身内衣，在某些宗教传统中会穿着它来作为赎罪和忏悔的手段。——译者注

[50]
1911年1月14日，马尔克致马克，August Macke and Franz Marc，Briefwechsel
（Cologne，1964），40。

[51]
Emil Nolde，Briefe aus den Jahren 1894-1926
，ed. Max Sauerlandt（Hamburg，1967），99.

[52]
George Santayana，“English Liberty in America，” 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Works of George Santayana
，14 vols.（New York，1936-1937），VIII：120.

[53]
George Santayana，“Egot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同上书，VI：120。

[54]
New York Times
，August 5，1914，引自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1962），312。

[55]
给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贝格（Maximilian Steinberg）的信，见Craft，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21，1974，18。

[56]
大不列颠岛的古名。——译者注

[57]
Walther Rathenau，“Der Kaiser，” Gesammelte Schriften
，6 vols.（Berlin，1925-1929），VI：301.

[58]
Bertrand Russell，Freedom Versus Organization，1814-1914
（New York，1962），430.

[59]
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Memoirs，1849-1897
，trans. G. Dunlop and F. A. Voigt（London，1932），637.

[60]
19世纪初产生于普鲁士的军事改革，直接听命于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负责军官团的人事安排，在威廉二世时代也是他处理所有军事问题的工具。军事内阁首脑一般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长。——译者注

[61]
“Spectator，” Prince Bülow and the Kaiser
，trans. O. Williams（London，n.d.），71； Isabel V. Hull，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
（Cambridge，1982），69-70.

[62]
Viktoria Luise，Princess of Prussia，The Kaiser's Daughter
，trans. R. Vacha（London，1977），76.

[63]
即“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译者注

[64]
Julius Meier-Graefe， Wohin treiben wir？
（Berlin，1913）； 特奥多尔·冯塔内1897年4月5日的信，见Briefe an Georg Friedlaender
，ed. Kurt Schreinert（Heidelberg，1954），309。

[65]
日记，1888年5月29日，见Helmuth von Moltke，Erinnerungen，Briefe，Dokumente 1877-1916
，ed. Eliza von Moltke（Stuttgart，1922），139。

[66]
Friedrich von Bernhardi，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trans. Allen H. Powles（New York，1914），18.

[67]
Wolfgang Rothe，Schriftsteller und totalitäre Welt
（Bern，1966），19.

[68]
Theodor Heuss，“Der Weltkrieg，” März
，8/3（August 5，1914），221-25.

[69]
Conrad Haussmann，“Europas Krieg，” März
，8/3（August 22，1914），250.

[70]
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Erhebung von 1914
（Stuttgart，1914），29.

[71]
Groh， Integration
，704.

[72]
Konrad Haenisch，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n und nach dem Weltkriege
（Berlin，1919），20-26.

[73]
爱德华·戴维1914年8月4日的日记，Das Kriegstagebuch des Reichstagsab-geordneten Eduard David 1914 bis 1918
，ed. Susanne Miller（Düsseldorf，1966），12。

[74]
Ludwig Thoma，“Stimmungen，” März
，8/3（September 5，1914），296-99.

[75]
Magnus Hirschfeld，Warum hassen uns die Völker？
（Bonn，1915），11，18，33.

[76]
“Burschen heraus！” Vossische Zeitung
，391，August 4，1914.

[77]
Carl Zuckmayer，Als wär's ein Stuck von mir
（Frankfurt am Main，1969），168； Schauwecker and Hirschfeld in Eric J. Leed，No Man's Land
（Cambridge，1979），21，46-47.

[78]
Emil Ludwig，“Der moralische Gewinn，” Berliner Tageblatt
，392，August 5，1914； 及Emil Ludwig， Juli 1914
（Hamburg，1961），7-8，and chap. 13。

[79]
Ernst Glaeser，Jahrgang 1902
（Berlin，1929），191-95.

[80]
信，1914年11月18日，见Philipp Witkop（ed.），Kriegsbriefe deutscher Studenten
（Gotha，1916），25。

[81]
Erich Kahler，The Germans
（Princeton，1974），272.

[82]
信，1914年12月26日，见Ralph Freedman，Hermann Hesse： Pilgrim of Crisis
（New York，1978），168。

[83]
日记，1914年9月17日，见Guy Chapman，Vain Glory
（London，1937），107。

三 在佛兰德斯的原野上

[1]

那场面非常具有戏剧性，估计我在战场上再也不会见到了。

东兰开夏郡2团B连的一名二等兵，

1914年年底的一封家书

进步的国家始终在变，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该抵制不可避免的变化，而在于改变是该服从人民的风俗、习惯、法律和传统，还是服从抽象的原则和武断而笼统的信条。

本杰明·迪斯雷利

所有的游戏都有其意味。

J.赫伊津哈（J. Huizinga）

异国他乡的角落

1914年12月底，当德文郡布罗德克利斯特村的帕克太太收到丈夫的来信时，起初她很可能不愿相信信中的内容。她知道他在前线——具体在哪里，她不清楚，因为军队禁止在信中透露这样的细节——而且毫无疑问，她相信他正在为国王和国家英勇战斗。她本来希望圣诞节那天他至少可以在宿营地而不是前线，但是当她开始读信的时候，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愿望落空了。

圣诞节那天，她丈夫作为多佛郡团1营A连的一员，的确是在前线，在佛兰德斯的伊普尔镇南面武尔弗格姆附近的阵地上。但是那天大部分时间里他与其说是在火线，不如说是在火线以外的地方度过的。多美妙的圣诞节！帕克下士（Corporal Packer），连同该防御地段上他所在团、旅、师里的几百名战友，还有整个佛兰德斯英军防线的数千人，非但没有和德国人交战，而且还不顾危险，来到双方战壕之间的无人区，与敌人聚会和联欢。出现在那里的德国人也一样多。

匪夷所思的一天。在帕克的描述中，他讲到了自己怎样因为给了对方一点点烟草而得到了大量礼物：巧克力、饼干、雪茄、香烟、一副手套、一块怀表，还有一把刷胡须的刷子！真不少！这样的付出与收获之比就连小孩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帕克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为此兴高采烈。“你看，”他轻描淡写地对妻子说，“我得到了很多圣诞礼物，还能平平安安地四处走上几个小时。”这封信让帕克太太非常震惊，她赶紧把它寄给当地的报纸，结果，它被刊登在新年那天埃克塞特的《西泰晤士报》（Western Times
）上。

[2]

那年圣诞节，步兵G.A.法默（G. A. Farmer）所属的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2营在沿战线更远的地方。他在寄给莱斯特家中的信里说得更清楚，更兴致勃勃：“这真是我度过的最棒的圣诞节。”他的家人想必是目瞪口呆。毕竟还在打仗啊！法默继续说道：

两边的士兵真的都有过节的感觉，他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战斗，换了一种不同的、比较乐观的观点看待生活，所以我们就和身处美好的老英格兰的你们一样，非常宁静。

[3]

苏格兰近卫团2营的爱德华·赫尔斯（Edward Hulse）所处的防线还在法默的南面。对于其非常具有文学修养和想象力的头脑来说，他的防御地段内发生的事情“绝对惊人，如果我是在电影中看到的，我会发誓说那是假的”！

[4]

在赫尔斯所在的一些苏格兰近卫部队的对面，古斯塔夫·里本扎姆（Gustav Riebensahm）负责指挥一个威斯特法利亚团。对他来说，印象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一切让他觉得难以置信。他在圣诞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一切，人们要看了又看，才能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5]

在所有关于那年圣诞联欢的叙说中，陶醉、惊讶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那情景我永生难忘。”第16后备步兵团的约瑟夫·文茨尔（Josef Wenzl）写道。

[6]

“对于我们战壕里的许多英国士兵来说，圣诞那天的情景会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头脑中，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天。”戈登高地人团的一名军官断言。

[7]

“这几天即便算不上我一生中，也算得上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最不寻常的时光。”伦敦来复枪旅的二等兵奥斯瓦尔德·蒂利（Oswald Tilley）思忖道。

[8]

1914年的圣诞休战，不共戴天的敌我双方在坑坑洼洼的无人区上演了一则则洋溢着同志式友情的故事，这成为一战甚至所有战争史上著名的篇章。无人区，对峙双方战壕中间的那一小块地方，它的名字本身似乎就禁止这样的交流。尽管沿英德前线联欢事件发生得最多，但是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以及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之间，也有无数类似的情况。1914年的圣诞休战对于理解敌对各方的军队乃至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和关注重点，非常具有启发性。像那样大规模的联欢在战争期间再也没有发生过，这就进一步表明，砸烂旧世界的并不是“八月枪声”，而是随后的事态发展。“爱德华时代的游园会”并不像有人说的，在1914年8月4日一下子就结束了。

[9]

贝德福德郡1营的W.A.昆顿（W. A. Quinton）在战争过去十年后写道：

当我们说起这件事情，后来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还不太相信。也难怪，几个月过去了，就连我们这些当时在那儿的人也几乎不相信确有其事，只是每一个小细节想起来都还历历在目。

[10]

第20轻骑兵团的R.G.加罗德（R. G. Garrod）是那些始终拒不相信联欢活动存在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哪个士兵在1914年的那个圣诞节走出战壕到无人区和敌人鬼混，所以他认为，圣诞休战不过是个神话，

[11]

就像传说在1914年8月帮助英军撤出蒙斯的天使一样。

加罗德的不相信当然和人们对休战表现出的震惊有关。对许多人来说，休战，尤其是大范围的休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不是因为休战在战争中不常见——恰恰相反，休战是常有的事情——而是因为在战争的头五个月，战斗非常激烈，伤亡惨重。再者，舆论宣传在战争一开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英法的宣传攻势已经见到了成效，它把德国人描写成野蛮得无以复加的野蛮人，没有同情心和友谊之类的正常人的感情。最后，各交战国拒绝了包括梵蒂冈和美国参议院在内的各方为在圣诞节期间安排一次官方停火而做出的努力。因此，大部分参战人员，包括在头五个月的残酷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刚上前线但已被灌输了关于敌人的某些看法的人——这些人占大多数——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传统的战争，世界的确在因它而改变。但是从它非官方的和自发的性质来看，休战表明，某些态度和价值观的弹性有多大。虽然头几个月就血流成河，但使得这些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的是随后的战争，它加快了向战前的先锋派和大部分德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自恋和幻想转变的步伐，并使之在西方蔓延开来。

八月枪声

战争从人员和物资的调动开始，而且规模空前。8月初，欧洲各地大约有600万人接到命令并开始行动起来。6日，德国的战略部署切换至高速模式，以期在西线一击制胜。莱茵河上的大桥每天要通过550趟列车。科隆的霍亨索伦大桥战争初期每十分钟就要通过一趟列车。不到一个星期，150万名准备进攻的士兵就集结完毕。法国人同样十分忙碌。不到两个星期就有7000趟列车载着300多万名法国士兵驶往各地。

按照原先的设想，施利芬计划，用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比方说，应当像旋转门一样。当一侧取道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德国人用力推门的时候，正在南部集中力量发动进攻的法国人就会被卷进去，从而增加了门的旋转势头，因此也增加了北部进攻的势头。不过，毛奇在实施该计划时做了修改。北部的推力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大。紧张不安的毛奇先是决定加强他的左翼，以抵御南部的法国人。接着，当比利时军队撤向安特卫普的时候，毛奇又从正在发动进攻的右翼抽调了七个师的兵力来防止比利时人突围。在8月更晚些时候，他又再次削弱突击力量，把四个师派去反击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境内的推进。接着，在削弱了北部的推进势头之外，他还决定让在南部指挥第6集团军的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Crown 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自行决定，是向法军发动进攻，还是按照施利芬计划的要求诱敌深入。一心展示巴伐利亚人能耐的鲁普雷希特决定主动出击，结果他的行动虽然让法国人又退回莫朗日-萨尔堡地区，但后者却因此而龟缩防守，不再进入易受攻击的前沿阵地。德国人的地方主义就这样影响了施利芬计划的成败。德国的现实——它的分裂和地方性的忠诚意识——再一次破坏了团结一心、休戚与共的幻想。

始料未及的局部抵抗迟滞了德国人通过比利时的速度。接着，由冯·克卢克（von Kluck）指挥的右翼在击溃蒙斯的英军之后，又比原计划提前拐了弯，结果推进势头减弱下来的德军终于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被挡在了马恩河。接下来，德军便向埃纳河方向撤退，并在那里掘壕固守，抵挡协约国军队的追击。之后，双方为了免遭侧翼包围而向北机动，开始了所谓奔向大海的比赛。从10月中旬一直到11月初，德军拼命想突破伊普尔防线，他们为此动用了大量志愿兵，而那些志愿兵是在8月成群结队地报名入伍的。协约国的防线虽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还是守住了。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之后——有些德国人把那次战役说成是“对娃娃们的大屠杀”

[12]

——西线的运动战暂告结束。正规部队元气大伤。弹药储备消耗殆尽，因为它们是为一场据说到“叶落时节”就可以结束的战争准备的。原本打算用作进攻武器的机枪，却作为超级的防御武器证明了自己的杀伤力。此外，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地形宜守不宜攻，那里有数不清的村庄、农场和树篱。从英吉利海峡到瑞士边境，出现了一道由壕沟工事构成的奇特而细长的防线，这是双方的总参谋部针对意想不到的僵局所想到的唯一对策。

德军在马恩河遭遇败绩之后，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接替了毛奇的职务。在10月和11月的伊普尔之战失利后，他决定放弃施利芬计划。尽管他依然认为西线是决定性的战线，但面对兴登堡（Hindenburg）、鲁登道夫（Ludendorff）和康拉德（Conrad）这些“东线将领”的压力——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对俄国人的威胁——他还是屈服了。这样，德军的攻势就转向东线。与此同时，英法军队的领导层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在能够调集足够的人员与火力并给敌人以致命一击之前，他们也许只能暂时坚守自己的阵地。

德军和法军的伤亡都很惊人。德国在前五个月就损失了100万人，而法国在8月的“前沿地带的战斗”中，两个星期的损失超过30万人。在头一个月，有些团的人员损失比例高达四分之三。到12月底，法国的总损失与德国相当，大约是30万人阵亡，60万人受伤或失踪。到1914年年底，法国和德国几乎家家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失去亲友的痛苦。由于在最初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到年底时，在西线的大部分地方，法军和德军都是后备人员。

在蒙斯和勒卡托，然后特别是在伊普尔，最初16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已被消灭殆尽。单是在伊普尔，损失就达到54 105人。截止到12月，“老可鄙”——那是英国正规军给自己起的绰号，因为德皇据说在8月初的时候把英国远征军说成是“那支可鄙的小小军队”——差不多已经成了空架子，就等着志愿部队的补充了。到12月20日的时候第11旅原来的军官只剩下18%，士兵只剩下28%，由此可见，伤亡率有多高。在这个旅当中，萨默塞特轻步兵团损失了36名军官和1153名士兵，而在8月高高兴兴登船的那些人，只剩下4名军官和266名士兵。10月到达法国的第7师，伊普尔战事开始时有400名军官和1 2000名士兵，结束时只剩下44名军官和2336名士兵，十八天之内损失了9000多人。“把火炬从我们虚弱的手中交给你……”

[13]

到年底时，有100万英国人入伍，而整个帝国此时的作战人员已达200万人。到12月，战壕里的英军部队大多是志愿兵。

[14]

对于本以为将来的战争结局会取决于一次重大战役的军方当权者来说，西线的僵局是难以接受的。前一个世纪是技术上出现重大变化和变动的世纪。照理讲，战争会反映出这种变动。“伯塞洛特问我，”马恩河战役之后，1914年9月13日，亨利·威尔逊少将（Major General Henry Wilson）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我们何时会攻入德国境内，我回答说，除非我们出现重大失误，否则我们应该在四个星期之内到达埃尔森伯恩

[15]

。他认为三个星期。”

[16]

有先见之明的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Kitchener）在8月5日战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英国陆军——“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他说，“在战场上投入几百万人的部队，而且要维持数年。”——但他的呼吁遭到英国内阁和总参谋的明确反对，甚至冷嘲热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指出，基奇纳对于战争持续时间的估计，“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即便不是难以置信的，也是不可能的”。

[17]

成立新军的计划虽然通过了，但其实起初是准备用来保卫和平而不是赢得战争的。

从1914年的11月和12月，到整个1915年，甚至到1916年，直到索姆河惨败之前，协约国军队中的主导意见一直是进攻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不顾挫折和其他相反的证据——一次突破，一次决定性的突击，就会使已经熄火的战争机器再次发动起来。然后，用不了几个星期，胜利就会到来。到1914年12月，英国参谋人员不太情愿地承认，那种决定性的突击要等来年春天新军到来，但那时还会采取运动战的形式。法国人也这样认为，甚至更坚决，不过考虑到他们很大一部分国土都已经沦陷，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到当年年底，他们的看法是，再多一点点耐心，协约国就会在人员、弹药、马匹、资金和补给方面逐渐占据上风。然后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一击制胜。“霞飞将军，”1915年1月初，一份关于军官们应该对自己的手下说些什么的纲要性文件说，“没有给他们（敌人）最后一击，是因为爱惜法国人的生命。”

[18]

负责指挥法国第4集团军的将领，坚持要求手下所有的指挥官让自己的士兵相信，被围困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19]

在西线，即便没有足够的炮弹和子弹，即便堑壕战的物质条件让人难以忍受——因为随着冬季的临近，没完没了的雨水正在把战场变成泥泞难行的沼泽——也没能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执迷于进攻的心态。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三个月：人们的估计基本如此。“一旦我们有了足够的炮弹……” 此时负责指挥英国第1集团军的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在1915年1月22日告诉《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说，“我们就可以突破几段德军防线。”

[20]

在佛兰德斯、阿尔多瓦和皮卡第，9月初以来一直断断续续的雨在12月开始变得没完没了。当月的降雨量超过六英寸，高于1876年以来任何同期的水平。8月那些晴朗的天气只能在梦中见到了。淤泥塞住了步枪的枪管，使它无法射击。在12月18日至19日英军的进攻之后，德国人报告说，他们受的伤大多是刺刀造成的，因为对手的步枪被卡住了。

[21]

河水暴涨。利斯河附近的水位离地面只有不到一英尺。索姆河地段的情况也差不多。战壕里，士兵们站在深达膝盖的水中，有时候还会陷到齐胸口的淤泥里，那样的话，就只能用绳子把他们拖出来。在拉巴塞附近的一个防御地段，水坝决口，士兵们被淹死在他们的地下掩体里。在各团12月的战争日志里，描写抗击自然力的战争的篇幅比与敌人战斗的还多。日志中像“烂泥令人绝望”和“战壕让人受不了”这类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只是暗示了作战人员处境的凄惨程度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武器，水泵、软管、铲，还有镐，变得比枪炮还重要。12月24日，有传言说，在贝蒂讷附近的一个防御地段，德国人把英军战壕上方的软管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企图淹死他们。而在几天后，英军第7师的指挥人员又开始担心德国人可能把水引向英军的战壕——因为据说，他们已经关闭了科米讷的水闸。

[22]

两条传闻都意味着一种缺乏绅士风度的战争形式，而那种事，就像假设的那样，并不是说德国人干不出来。

在许多地方连高高的胸墙也不起作用，于是只好把部队撤到没有进水的地方，只留下小股的观察哨或巡逻队应付了事。事实证明，交通联络和横向调动是不可能的。前线部队轮换一次常常要近八个小时，而正常情况下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树柴小组”起到的战术作用比侦察小组还大，因为树柴，还有金属网，起码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保护作用，防止陷到淤泥里。

12月和1月的伤亡反映了这场新战争的性质：冻疮、风湿病和战壕足造成的伤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实际战斗。“让人意外的是，整个营并没有染上肺炎。”某团的战争日志这样写道。

[23]

英国第1集团军报告，由于12月的湿气渗入肤骨，它在1月第二个星期的伤亡人数是70名军官和2 886名士兵。这其中有45名军官和2 320名士兵是病号。相比之下，阵亡的只有11名军官和144名士兵，负伤的有14名军官和401名士兵。

[24]

一位军级指挥官在1月初向他的上级严肃地报告说：“在目前的形势下，长期的阴雨天气所带来的麻烦是最主要的因素。”

[25]

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弗兰克·伊舍伍德（Frank Isherwood）给家人送去了问候：“圣诞快乐，万事如意。照这样下去，我就不指望看到下一个圣诞节了。”

[26]

他真的没看到。

在战壕里待上三四天，人肯定会精疲力竭。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团的珀西·琼斯（Percy Jones）看到了皇家燧发枪手团1营在12月23日早晨离开战壕的情景。他们

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疲惫不堪，看上去全都像散了架。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头上裹着五花八门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是史前时代的野蛮人，而不是英国陆军的一支劲旅。

[27]

天道无亲。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受罪，谁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不过，对于对手如何应对战争中这一始料未及的方面，双方都十分好奇。德国人似乎特别羡慕英军防线的许多地方在年底时配发的山羊或绵羊皮夹克，还有英国人穿的系鞋带的高帮靴子——德军供应的是低帮的橡胶靴。这些夹克成了德国人在无人区的小规模战斗中一心想弄到手的战利品。德军某团的团史承认，英军12月18日在新沙佩勒附近发动进攻之后，13团洗劫了英军士兵的尸体，而13团特别看重的就是羊皮夹克。

[28]

弄些战利品和纪念品回家，以证明自己参加过战斗，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所有人都喜欢干这种事情。“在阵亡的英国人身上，我们发现了德国士兵的手表、金饰和铁十字勋章。”古斯塔夫·里本扎姆指责说。

[29]

如果说德国人羡慕英国人系带子的靴子，那英国人则对有些德国人穿的防淤泥和水的长筒橡胶靴感兴趣。认为对手的制服、大衣、靴子等装备更高级，这种想法很自然，因为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装备更差劲的了，自己的装备完全不足以抵御潮湿和寒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12月和1月至少有相当数量的报告警告说，要提防穿着己方制服的敌人耍花样。“17旅左侧的炮兵观察官报告说，敌人让士兵穿上了苏格兰短裙。”英军第6师1月中旬的日志写道。

[30]

虽然所有证据都表明，攻击性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取得成功，但舒舒服服待在暖和而干燥的司令部里的军队指挥官们，却一再强调要保持进攻的精神，要为即将到来的决战砥砺攻击的本能。狙击和夜袭应该不停地搞下去；坑道，或者说地道，要向前挖；猛烈的进攻要反复进行。而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哪怕暂时不能有什么实质性效果，对于士气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天气自然让人有充分的理由为士气担心，但是英国第2军的指挥官在12月4日的命令中还提到，前线似乎出现了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活命理论”，而这种想法——他坚决要求——必须立即予以扑灭。

[31]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协约国的士兵与敌人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这些事情发生的次数在整个11月和12月增多了，结果引起了“铜帽子”

[32]

的警觉。与敌人私下达成默契——更不用说交往——乃是叛国行为。官方因为担心火上浇油，在战争日志很少会报告这类事情，但在临近岁末的时候，日志中的确也有提到，而且提到的次数还越来越多，这就表明隐瞒不报的数量要多得多。在一天当中的特定时段，尤其是在开饭的时候停止射击，这种做法在彼此已经对峙了一段时间的部队中很常见。关于换岗时的狙击以及巡逻时的行为，非官方的安排也存在。查尔斯·索利在几个月后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这样的默契：“根本不用‘联谊’，只要70码外的‘博什兄弟’

[33]

对我们友好，我们就尽量不去打扰他们。”他强调日常活动——包括修战壕和检查士兵的信件——的单调乏味。

夜间巡查敌人的铁丝网可以让人有一点点兴奋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荨麻和蚊子。所有的巡逻队，英国的和德国的，都非常讨厌死亡和荣誉的原则；所以，每当彼此碰巧相遇……都假装他们自己是利未人而对方是好撒玛利亚人，一句话不说就擦肩而过。任何一方要是去轰炸另一方，不仅没用，而且还违背了一直支配着相距不到100码的交战双方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因为他们发现，让对方不舒服反过来也会使自己不舒服。

[34]

战壕里双方的说话声常常彼此可以听到，所以两边自然会像在娱乐场所一样，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戈登高地人团6营的二等兵弗兰克·迪瓦恩（Frank Devine），在12月21日的家书中讲述了有天早晨他怎样演奏《天风来自四面八方》这首伤感的苏格兰歌曲，以及对面的一个德国人又如何应之以《蒂珀雷里》

[35]

。

每天早晨他们都对我们喊话说，完了之后请我们吃饭。一天，他们举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了几个大字：“你们英国人什么时候回家，好让我们得到和平。”他们对我们喊话说他们要和平。

[36]

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的记录说，12月18日的伊普尔附近——当时在更南面的地方正发生激烈的战斗——一名来自德国西南部阿尔戈伊山区的士兵从胸墙上探出身，为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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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了动听的岳德尔调

[38]

。

[39]

苦难中的幽默感常常是活泼而机智的。12月10日那天，大约早上九点，与埃塞克斯2营对峙的萨克森人喊话说，他们受够了，他们已经把德国的旗子降成了半旗。一些埃塞克斯士兵回答说可以给他们朗姆酒和杜松子酒。萨克森人拒绝了，说他们在战壕里只喝香槟！

[40]

紧挨着埃塞克斯2营的兰开夏郡燧发枪手团的士兵们，开始和他们的对手谈起了交易：他们想用牛肉罐头换帽徽。“……交易达成了，”师里的日志写道，“只是对于谁先从自己的战壕里出来拿取属于他的东西还有一点儿小小的分歧。”

[41]

当然，相互间的谅解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而且也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轮换部队的欣赏或尊重。所以，埃塞克斯2营可以和萨克森人和睦相处，但接替后者的普鲁士人却被描写成“一帮不友好的家伙，跟他们喊话总不回答”。

[42]

总之，在圣诞之前的几个星期，对峙的战壕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互相的谅解和私下的协议。它将成为圣诞休战的基础。担心僵持不下的战争会影响作战人员的士气的，不只是英军的指挥机构。在英军下达命令禁止与敌军联谊的一个星期前，法尔肯海因将军就向他的军官们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与敌军联谊的事件要“由上级仔细调查并大力制止”。

[43]

不过，此类事件发生的次数还是不断上升，这说明上层的警告实际上没什么效果。

天气和恶劣的战壕条件容易让交战双方同病相怜，但是，官兵关系，尤其是火线背后的指挥官和前线士兵的关系的不断恶化，也是圣诞期间事态发展的推手之一。各方的总参谋部在西线采取的徒劳无功的、显然没有什么意义的战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不满。例如，为了继续突显“进攻精神”，也为了让德国人认识到，要是他们再把部队调往东线就会严重削弱其在西线的阵地，英国人在12月18日沿着他们战线的南半段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担任主攻的是印度军团，但大约三分之二的英军作战部队都参与了支援性的突击。从北面的勒图凯到南面的吉旺希，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22日，而如果从英军的士气而不是战略的角度来看，整个行动只能说是一场灾难。

18日晚，第7师在新沙佩勒和弗罗梅勒向对面的威斯特法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发动进攻，结果伤亡惨重，损失了37名军官和784名士兵。单是皇家沃里克郡团2营就损失了320人，包括负责指挥的军官。有一个排，原先有57名士兵，只剩下1名一等兵和另外3人。苏格兰近卫团2营攻占了对方25码长的战壕，但因为无法守住这个突前的阵地，只好在早晨的时候撤退，而他们在此次行动中损失了6名军官和188名士兵。参加进攻的军官只有一人是完好无损地回来的。

在整条战线，结果都差不多。任何已经取得的成功都是暂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也一样。12月20日，他们在吉旺希发动反击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两天后英国人又用反击把德国人赶出了他们的新阵地。因此，经过五天激战，双方在圣诞节前夕的阵地就跟他们在18日，也就是战役开始前差不多一样。对手摆出彰显“进攻精神”的姿态，的确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德国人缩减西线兵力的幅度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这种徒劳而又可怕的杀戮也让英军士兵感到失望。

19日，在勒盖尔和圣伊夫之间，来复枪1旅和萨默塞特轻步兵团1营在大白天的下午发起了进攻。按计划，英国人应先用火炮的弹幕射击破坏掉他们需穿过的敌方的铁丝网障碍。但为了以防万一，每个士兵都要带上草垫，准备铺在剩下的没有被炸断的铁丝网上！

[44]

德国人对于在进攻开始时看到的这奇怪的一幕想必非常惊讶。炮兵部队不出意外地把交给自己的任务完全搞砸了，结果，在重达60多磅的正常装备之外还要带上草垫子的英国士兵，几乎没有人能冲到120码开外的敌方铁丝网跟前，战壕就更不必说了。难以形容的杀戮。作为负责指挥此次进攻的军官之一，一位名叫萨顿的上校随后报告说，此次进攻“彻底失败了”。尽管火线后面的旅长认为此次行动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即不让德国人把部队调往东线，但萨顿在报告中还是难掩深切的悲痛与失望。

从本营的角度看，此次行动唯一的作用带有某种令人伤感的性质：首先，为参与进攻的各连的英勇行为感到骄傲，他们毫不犹豫地向着由武器精良的敌军把守的未被动摇的防线前进；其次，为损失了那么多招人喜欢的同志而感到痛心，他们即便不死，情况也很糟。

[45]

与联谊事件一样，官方战争日志不愿记载反映不满情绪的材料。日志中可以看到的任何事例，都只能合理地理解为是对怨恨程度的一种暗示。15旅（隶属于第5师）12月23日的日志内容带有发牢骚的意味，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情绪：“接到师长的命令，要求发动进攻并继续一点一点地推进——但很难知道从哪里着手以及怎样着手。”

[46]

沿法德之间的战线也有类似的进攻，率先采取行动的主要是驻守香槟的法国人，而在付出很大伤亡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之后，他们也产生了类似的幻灭感。在圣诞那天无人区的联谊活动中，可以听到士兵和低级军官对于上级指挥机构的许多不满。法国人缴获了一封写于12月27日的德国人的书信，从中不仅可以知道有过广泛的联谊活动，还有德国人在几天前看到的一件事情：当时，一些法国士兵射杀了他们自己的军官，因为他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在死亡将会成为勇敢的唯一奖赏的情况下，还不想投降。他们杀害了自己的长官，然后投降了。

[47]

德国士兵也有牢骚。年轻的阿尔伯特·佐默（Albert Sommer）在日记中讲述了他的“白痴”连长如何在圣诞之夜逼着手下出去巡逻，想要弄清楚他们的对面是谁。有人开了枪，招来了敌人的炮火，结果毁掉了那晚的宁静。佐默还愤愤地说，连长待在后面的战壕里喝着酒庆祝圣诞，而他们却要面对死亡。

[48]

不过，天气、战壕条件还有对战争指挥的失望，虽然对前线士兵的心理有很大影响，但这些还不足以解释1914年圣诞节当天以及圣诞节前后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人沮丧的因素后来还会出现在这场战争中，而且常常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但差不多规模的联谊活动却再也没有发生过。在1914年12月，前线士兵的动力和情感中的某些东西将随着战事的继续而消失，心理倾向和一系列的社会价值观也将被战争的进程彻底改变。

和平降临大地

圣诞夜的气温陡降。进了水的战壕变得冰冷。烂泥问题不大了，它本身就提高了大家的兴致。对德国人来说，圣诞夜是圣诞节庆祝活动中最喜庆的部分，所以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德军防线的大部分地段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圣诞树，那种传统的用冷杉做成的圣诞树。这种做法违反了官方的指示，因为后者禁止把圣诞树带进战壕。为了有装饰效果，许多树上还点了蜡烛，有真的，也有代用品。

据说，法国人——对他们而言，圣诞树常常是某种新奇的东西——和英国人起初对于对面的奇怪发光物大惑不解，以为是什么花招，于是就朝那些星星点点的地方射击。“头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珀西·琼斯写道，“当时我们注意到在敌人防线的后面有三处大火。这里平常可是连划根火柴也会被看作疯狂的举动的地方。”然后，敌人战壕的上方透出亮光。“我们暗自认为敌人在准备大举进攻，所以就开始擦拭枪支和子弹，严阵以待，以便迅速投入战斗。”再然后就传来德国人的声音：“不要开枪！”“这样很好，”琼斯说，“但我们听说了太多德国人背信弃义的故事，所以继续保持非常严密的警戒。”

[49]

各方的总参谋部都警告自己的部队，圣诞和新年期间要做好准备，以防敌人偷袭。德国人的理由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太注重物质，不懂得感情，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庆祝圣诞。法国人把德国人看作异教徒，英国人把他们视为野蛮人，所以在圣诞那天并不指望他们能有基督徒应有的表现。然而，德国人这儿那儿的圣诞树虽然因射击而消失了几分钟，可是当射击慢慢停止的时候，它们总是差不多又出现了。过节的心情是按捺不住的。

圣诞树出现后，歌声也开始响起——有时是喧闹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安静而感伤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好像是德国人先唱的，而当歌声开始回荡在无人区冰冻的荒野时，对面战壕里的人也听得入了神。在许多地方，德国人一齐小声哼唱《平安夜》或者《永不凋谢的玫瑰》。法国人对面的某处，一只口琴在稍停片刻之后，独自吹奏起《平安夜》。轻柔的琴声在静夜中久久回荡，让法国人听得如痴如醉。在其他地方，一名德国士兵不顾寒冷，用小提琴演奏了汉德尔（Handel）的广板。

[50]

在阿戈讷，符腾堡第130团在前线得到了音乐会歌唱家基希霍夫（Kirchhoff）的犒劳。对面的法国士兵也被他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甚至都爬到己方的胸墙上。他们一次次地热烈鼓掌，直到基希霍夫又为他们献上一曲。

[51]

驻守在卡朗西附近防线的法国第269步兵团的埃米尔·马塞尔·德科贝尔（Émile Marcel Décobert），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讲到法国士兵和他们的敌人一起唱德国圣诞颂歌的事情。

[52]

在萨默塞特轻步兵团1营对面的德国人，请来了他们团的乐队演奏德、英两国的国歌，之后他们欢呼三声，又继续唱起《可爱的家》。英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善解人意的选择非常感动。

[53]

渐渐地，整条战线在那个圣诞夜几乎都停止了射击。人们爬上来，坐到胸墙上，向对面的“敌人”大声打着招呼，并开始攀谈起来。在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团对面的萨克森人给英国人出了个难题，要他们过去拿酒。“我们的一个同伴接受了挑战，”一名二等兵在他寄回英格兰的家书中写道，“而且作为交换，他还带去了一大块蛋糕。这样一来就开了头……”

[54]

许多军官在允许甚至鼓励自己士兵出去和敌人见面的时候，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比如，他们希望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什么人，敌人的设施如何。然而，这些实际的考虑在联谊活动中往往都是次要的。大部分聚会都是自发的，既没有得到批准，也没有军事目的。过节的心情完全征服了战场。

第二天早晨，当黎明到来的时候，地面已冻得结结实实。有些地方还覆盖了零零星星的初雪。在佛兰德斯，突然到来的严寒带来了浓雾。浓雾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才渐渐开始消散。天气的突变带来了惊喜和欢呼。与前一个月的季风气候相比，这样的天气着实让人喜欢。“神奇而美丽的白霜”，古斯塔夫·里本扎姆在圣诞节那天的日记中开头用了这样几个字。然后，在做好战斗准备后不久，昨天夜里还是孤立事件的联谊活动，在许多地段一下子成了大规模的联欢。

士兵们跑到无人区，在有些地方甚至跑到对方的战壕里举行庆祝活动。有些人腼腆，有些人比较开朗。他们又说又唱，互相讲故事，交换礼物。随着早晨时光的慢慢过去，信任也在增加。双方安排了埋尸小组。戈登高地人团6营和威斯特伐利亚第15步兵团联合为死者举行了一场感人的葬礼。当苏格兰人、英格兰人、萨克森人和威斯特伐利亚人在一个共用的大墓两边排好队，阿伯丁联合自由教会的J.埃斯勒蒙特·亚当斯牧师大人（the Reverend J. Esslemont Adams）和戈登高地人团6营的随军牧师，用英语念诵了《诗篇》的第23篇。接着，一名神学院的学生又用德语念诵了一遍：“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一无所缺。他让我在如茵的草地上歇息，又领我到幽静的溪水旁……”

他们之后又用双方的语言逐句念诵了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55]

许多地方通常是用唱歌或唱圣歌的方式进行联欢。莱斯特郡团1营的副营长是A.H.布坎南-邓洛普（A. H. Buchanan-Dunlop）少校，他在平民生活中是一名教师，执教于爱丁堡附近的马瑟尔堡的洛雷托学校。就在圣诞节前不久，他收到学校期末音乐会的节目单。他和自己手下的莱斯特人进行了排练，并在圣诞节那天走出战壕，来到无人区，为德国人演唱了学校节目单中的部分曲目。德国人则报之以一些经过挑选的圣歌。

[56]

其他地方的活动比较无聊。在第6师第3来复枪旅的前面，一名德国人的杂耍表演吸引了一大群观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正午左右，圣诞大餐上来了，参加联谊活动的人都回到各自的战壕。他们刚吃完饭，无人区就又热闹起来。戈登高地人团6营的一些士兵发现，他们的对手当中有一位战前曾经在英格兰工作过的理发师。他们马上要他在那儿，在无人区，重操旧业，给他们刮脸修胡子，而那位德国人竟然照办了！

一开始的客套过后，以货易货的生意突然开始了。除了家人和朋友寄来的几百车皮的圣诞包裹，每个英国士兵还收到了玛丽公主的圣诞礼盒。给吸烟士兵的是一只烟斗、十支香烟和一些烟草。给不吸烟士兵的是巧克力。因此，所有英军士兵都有可以交易的东西。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情况也差不多。范·德·阿申豪尔少校（Major von Der Aschenhauer）写道，他的士兵从国内收到的礼物多得不知如何是好。珀西·琼斯在24日的家书中道出了各方共同的感受：“我很好，只是收到的圣诞包裹太多。”多出来的圣诞礼物显然需要用来换些新的、不同的东西。

德国人似乎特别钟爱英国的牛肉罐头——它不像德国的肉罐头那么油腻——还有英国的水果罐头。第10旅的日志说，有人看到德国人“为了牛肉罐头差点儿打起来”。

[57]

塞缪尔·贾德（Samuel Judd）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喜欢老牛肉。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填不饱肚子——“他们又出来换牛肉和果酱了”！

[58]

在北斯坦福郡团的对面，德国人想用香烟换牛肉罐头。不过，苏格兰来复枪团的士兵做了一笔在他们看来是这个奇怪集市上最划算的买卖——用几听牛肉罐头换了两桶啤酒！

[59]

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有人找，也有人要。彼此交换的最微不足道的纪念品就是签名。西福斯高地人团2营的二等兵科林·芒罗（Colin Munro）给他在埃尔的妻子寄了张明信片，上面有六个德国士兵的签名。报纸杂志也是现成的可以交换的东西。兰开夏郡燧发枪手团2营的一名军官用《潘趣》杂志换了一些德国香烟。他在家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结果他的家人马上把那封信寄给《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发表；《潘趣》杂志的欧文·西曼（Owen Seaman）针对他的出版物竟然被用来跟德国人换取香烟这种掉价的、有失尊严的事情还写过一首讽刺诗！各种各样的烟草是用来交换的最常见的物品。在这场战争中，差不多所有人都吸烟。但是，对有意义的纪念品的追逐也会发展到令人担心的地步：在第4师的前线，据一份报告说，步枪也成了交换的对象。

[60]

有没有真的踢过足球比赛？比赛的传闻沸沸扬扬，有很多还提到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比赛，但现在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确有其事。尽管如此，那些传闻对于我们了解前线士兵的愿望和心态还是很有帮助的。比赛的可能性似乎最大程度地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很多人在家书中都讲到了前线其他地方进行的比赛。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比分是三比二，对手是萨克森人——多数的说法是他们赢了，也有一些讲他们输了。这让人以为和牛肉罐头之类的东西有关的原始游戏或许真的发生过。但是，仅仅因为无人区坑坑洼洼的地形，用真的足球来一场正规的比赛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必须指出，圣诞节那天，整条战线上并不都是和平与善意。在圣埃卢瓦附近由第3师防守的英军防线最北端，狙击活动持续了一整天。那里的伍斯特郡3营夸耀说，他们上午“猎杀”了敌人四名狙击手，晚上两名。

[61]

南面拉坎克吕附近，第2师的正面，德国人在24日上午发动了进攻。近卫步兵1团2营丢掉了在那里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战壕，还伤亡57人。圣诞节那天的心情依然是痛苦的，而且还要挖战壕，构筑新的防线。尽管如此，这些地段的圣诞节过得还是相对平静的。

友好交往大多发生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英德之间的战线上，那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士兵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在其他地方，联谊活动即便不能公然进行，通常也会悄悄进行。战斗，甚至是狙击，在圣诞节那天很少发生。“整条前线都出奇地平静，让人有点不踏实。”在索姆河附近与法国人对阵的一个德军团的日志中写道。

[62]

如果说英国人和德国人不想在他们的公文中详细披露联谊事件的细节，那么对于法国军官来说，这个话题则是完全被禁止的。尽管如此，很多地方的材料，比如德国军队的记录、私人信件和日记，还是可以证明，法德之间的联谊活动即使不像在英德战线上那么普遍，那么充满信任，但也广泛存在。甚至在法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中也可以找到少量证据，比如丰克维利耶

[63]

附近防线的第111旅、埃纳河畔孔代附近的第69师、阿尔多瓦的第139旅以及索姆河畔第56旅的日志。第56旅在25日那天记录的内容是干巴巴的：

今天很平静。整个防御地段都自发停火，尤其是在两端，那里的法国和德国士兵从各自的战壕里出来，在一些地方交换报纸和香烟。

[64]

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是哪支部队。然而，巴伐利亚第12、15、20团的记录表明，法军至少有12个团参与了在索姆河畔栋彼埃尔附近公开的联谊活动——第20、22、30、32、43、52、99、132、137、142、162、172团。换句话说，德军的文件表明，法国人提到的友好交往不能反映休战的程度。

在一些地方，休战一直持续到新年那天。有些地方还持续到1月，甚至1月的第二个星期。然后，尽管又恢复了战争的样子，有了一些狙击和炮击，但在1月余下的时间里仍然非常平静。第1来复枪旅在1915年1月最后一天的日志中写道：“这是非常平静的一个月。由于敌人不想激怒我们，我们完成了很多工作。”

[65]

原因何在

士气虽然也是个问题，但它似乎并不是诱发联谊活动的关键因素。那些告诉敌人说他们受够了战争的人，往往是为了打个招呼，相当于说“哈罗！”——当时要是说“哈罗”，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大意是，“这种烂事，不是吗？”要不然，跟几小时前还一直想要消灭你的人，还能说些什么？你不可能向敌人道歉说不该朝他们开枪；那样未免太荒唐了。说你希望结束战争，这是最接近于表达这样一种想法的方式，而且是可以接受的。

国内报刊在听到一些跟敌人交谈的只言片语之后，就大肆渲染敌人所谓的厌战，但前线士兵虽然在书信和团里的报告中记录了这些交谈的内容，实际上却并没有把那些内容太当回事。把厌战的材料记下来，也是为了掩盖因为卷入休战事件而带来的犯罪感。据说有人发现了敌人某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厌倦了战争，他们的士气正在瓦解。

不过，战争的目的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受到质疑。士气有问题，其原因更多是战争的管理而不是它所宣称的目的。尤其是德国人，占据的都是外国的领土，所以对于自己的成功仍然是信心满满。有些人认为他们距巴黎不过一箭之遥。还有些人说，他们听说自己人进了伦敦或者到了莫斯科郊区。胜利就在眼前。洛德上尉（Captain Loder）在苏格兰近卫步兵团日志中的记述很有代表性：

他们对于战争的总看法如下：法国撑不住了，很快就要投降了。俄国在波兰大败，很快也准备和谈。英国是块硬骨头，还没有啃下来，但法俄的退出会让德国太过强大。他们认为战争到1月底就可能结束。这反映出在德国士兵中流传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谎言，也体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的仇恨。

[66]

就像有评论者后来说的，“极少数厌战的例子只是让许多人变得更加放心大胆”。

[67]

德国人是这样，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是这样，只是没有那么张扬和明显——“我们要逮住他们！”（On les aura！）

[68]

士兵们此时似乎还没有认真想过战争的目的这一问题，然而，大部分人对于家人、朋友以及家乡的思念都非常强烈。大量的后备人员现在到了前线，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30多岁甚至40多岁了，都有妻子儿女，这一点是诱发联谊活动的重要因素。想要在家中过圣诞节的想法简直太强烈了，所以大多数人希望，至少能享受到一天的安宁和善意。有证据表明，在前线士兵当中，年轻一点儿的总的来说比较有侵略性，不太喜欢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不过，这些证据还表明，英军士兵在联谊活动中最积极。这需要说明一下。

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恶劣的作战条件显然很容易让汤米·阿特金斯想要过上几天相对太平的日子。再者，德国人的军事威胁对于英国人来说并不像对他们的盟友那样直接，战争毕竟是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进行的，所以，这也让汤米很容易有喘口气、歇一歇的想法。但英军士兵参与圣诞休战的最重要原因，有可能是对英国在此次战争中的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

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并不是专门针对德国的，并不是为了不让它拥有海军、殖民地甚至经济优势，虽说德国在这些方面的野心显然也引起了严重的关切。这场战争也不只是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不让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尽管那也是英国长期关心的问题。不，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还有更广泛的目的。这是一场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国内和国际秩序体系的战争，该体系被认为正在受到德国及其内向的文化所代表的一切的冲击。在英国人眼中，德国到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上不稳定和不负责任的力量的化身。而英国却代表着相反的东西：稳定和负责。德国不仅威胁着英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还威胁着大英治下和平的整个道德基础。英国人认为，大英治下的和平让世界太平了一个世纪，欧洲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一点是从安东尼时代的罗马以来未曾有过的。

无论是在更广阔的世界和帝国中，还是在国内它自己的民众中，英国的使命主要是促进公民道德意识的发展，让外国人和缺乏教养的英国本土居民学会文明社会的行为规则，或者说“游戏”规则。英国的使命，用基普林（Rudyard Kipling）的话说，是要让“次等种族”知道“法律”。所以，文明和法律差不多是同义的。只有当人们按照由时间、历史和先例积淀下来的规则进行游戏的时候，文明才有可能，而所有这些规则加起来就是法律。文明是客观的价值观问题，是外在的形式问题，是行为而不是态度问题，是职责而不是一时的兴致问题。“只有文明人才可能联合起来，”J.S.密尔在他的文章《论文明》中写道，“所有的联合都是妥协：那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牺牲个人的部分意志。野蛮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牺牲对于个人意志的满足。”

[69]

虽然英国为自己在整个19世纪的社会政治宽容感到自豪，比如为路易·拿破仑、梅特涅、路易·菲利普和马克思等人提供庇护，但伦敦作为一个城市以及英国作为一个国家，依然明确信奉中庸的、主张理性改革和理性约束的伦理准则。法律和议会就是社会对于这种伦理准则和行为的认可。

如果说德国是世纪末世界中带有激进主义色彩，因而也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最主要的国家，那英国就是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最主要的国家。德国的破坏性能量威胁到了英国成就中精华的东西，也就是在世界上确立一定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相对而言，英国总体上对于宣示现代文化没有多少兴趣，这一点无须广泛的文献证据。虽然弗吉尼亚·伍尔芙后来断言，人类的本性“在1910年12月或者1910年12月前后”发生了变化，虽然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印象中，1910～1914年那几年“就像一个不断打开的世界”，但对于艺术家的创新活动，英国在1914年的时候总的来说仍然完全抱着怀疑的态度。福特抱怨说，“完全缺乏艺术细胞”似乎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

[70]

英国的音乐和戏剧与欧洲的发展状况没有多少合拍的地方；绘画和文学的情况只是稍好一些。1904年，国家美术馆拒绝了德加（Edgar Degas）的赠品。1911年，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写道：

因为有几小群大多不到30岁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狂热者，这里的绘画还没有死去，就如同一小团昏暗、闪烁的火苗。民族的品位要么击垮这些狂热者，要么迫使他们乖乖就范。热爱自己艺术的英国年轻画家，到头来却主要因为外力而只能制作人们需要的巧克力盒子。

[71]

比法国的情况更为突出的一点是，艺术中新的冲动似乎都是从国外输入的。被拉斯金指责说“把一桶颜料泼在公众脸上”的惠斯勒（James A. M. Whistler）开始让美国因素发挥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继他之后的还有埃兹拉·庞德、T. S.艾略特和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

[72]

如果说德国人把这场战争视为精神的冲突，那英国人就将其视为一场斗争，目的在于维护社会价值观，准确地说，维护战前的先锋派所猛烈抨击的那些价值观和理想：正义、尊严、礼貌、克制以及依靠对法律的敬重来控制“进步”。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道德是客观的东西。“意见会变，风俗会变，信条亦有兴衰，” 1895年，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他的剑桥就职演说中宣称，“但道德法却被铭刻在不朽的牌匾上。”

[73]

对于道德根源的追溯也许有不同的方式，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人们——主要是通过教育——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是非对错之间的区别。自由不是放纵；它是社会知识和训导的结果。自由是艰苦的劳作。自由不是说你有权利随心所欲；自由是说有可能去做你应当做的事情。伦理学比形而上学更重要。“因此，”J.S.密尔写道，“坦率地说，只有具备坚定德性的人才是完全自由的。”

[74]

英国人的自由不是权利，而是责任。

德国人解释战争的焦点是指向内心和未来的。托马斯·曼把这场战争看作从正在腐化堕落的现实中获得解放。对于旧世界，他问道：“难道思想的害虫不是在里面像蛆虫一样到处蠕动吗？难道它没有发酵并散发出文明的腐败气息吗？”对曼来说，这场战争和他的艺术是一回事，二者都是为了争取精神的自由。

[75]

而对英国人来说，问题的焦点是社会的和历史的。

像你们过去那样子做人，

生几个你们父辈生下的儿子，

而上帝会保佑女王。

[76]

对英国人来说，战争是实际的需要，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

[77]

的口号中。就像士兵在1914年10月1日给父母的信中说的：

我恐怕斗争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该时刻提醒自己，维护之前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这是个大好的机会，我们要竭尽全力利用它，因为要是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会永远诅咒自己，我们的孩子也会鄙视我们的亡灵。

[78]

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对英国人来说，这是要保存一个世界的战争。德国人的动力是愿景，英国人的是历史遗产。

对英国的普通士兵来说，谁是战争的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汉普夏郡1营的二等兵帕滕登（Pattenden）8月23日抵达法国，三天后投入战争，然后就是不停地行军，结果到9月初，他的双脚又肿又起泡，再也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拖着脚走。疲惫、饥渴和目睹的战争惨状，让他既麻木又迷茫。对长官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的他，在9月5日拿出日记草草写道：

他们告诉我们，行军是出于战略的需要。一派谎言。这几乎就是溃败。我们已经逃了两个星期，因为我们害怕被彻底打败和挨揍，而现在要是我们受到攻击……我们连十几码都跑不动了，结果将会是一场大屠杀。

[79]

但是，疲惫和沮丧并没有削弱目的感。马恩河战役期间，帕滕登抽空写道：

啊，太可怕了，在亲身参与之前，没有人能想得出战争是什么样子，生灵涂炭……德皇也许该永远受到诅咒，让他永远不能睡得安稳，这个疯狂的恶魔，让他哪怕是在死后也不得安宁……我们必须消灭他，要不然我们永无宁日。

之后几个月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影响这种目的感，所以到12月底，人们的看法还完全一样：必须打败德国人，否则文明就会陷入危险。

那么，在圣诞节前后，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英国人走出战壕，去和德国人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交换纪念品呢？可能恰恰就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套价值观。有些人认为，战场联谊是一种古老的礼节。在神圣的日子里，人们向自己的对手致意并表示尊重。在19个世纪初的“半岛战争”中，有一个圣诞节，法英两国的军队就很友好，好得让参谋人员发现有一大群人围坐在篝火周围，一边分享口粮，一边打牌。法国人显然开始把英国人当成了敌人-朋友。正直、守礼的观念，游戏的观念——在最神圣的日子里不去打搅敌人——是英国人“费厄泼赖”（fair play）意识的核心。对手只是对手，不是敌人；让人不喜欢的只是其努力可能造成的后果。

当然，不符合规则的情况的确也在增多，有些还非常突出。在前线的某些地段，圣诞节那天的英国人就像我们指出的那样主动发起了进攻。另外，海军部在圣诞节那天的上午还派了水上飞机轰炸位于库克斯港的齐柏林飞艇的机库。空袭因浓雾而完全失败。不过，总的来说，那是克制、宁静和反思的一天。

人们时常谈到英国社会话语中与体育运动有关的意象。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确痴迷于游戏，并把运动伦理理解为整个社会交往的指导原则。在拉格比公学，游戏首次成为教育大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80]

认为，运动会让青年男子拥有希腊人的体魄和基督教骑士的灵魂。对游戏的推崇从公学传到大学，然后又进一步扩散。在19世纪下半叶，对英国人来说，足球、橄榄球和板球不只是娱乐，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激情。矿工、工厂工人，以及各个劳动阶层，对于足球普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因为这项运动只需要有个能踢的东西就行了。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养成了打板球的嗜好。因为板球可以让人联想到田园生活，所以事实证明，它是一种最合适的媒介，可以把快活的英格兰的许多神话转换为现代的工业景观，转换为帝国。但是，这两种游戏在整个社会都受人欢迎。克拉伦登委员会（Clarendon Commission）

[81]

在1864年坚持认为“板球场和足球场……不单单是娱乐的地方；它们还有助于塑造某些最有价值的社会品质和男子汉的美德，它们就像教室和宿舍一样，在公学教育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

[82]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学校开始聘请专业人员作为教练。在马尔博罗

[83]

，板球开始成为一项受老师和男孩们关注的重大赛事；在拉德利，人们对操场和小教堂一样热情。洛雷托的校长H.H.阿尔蒙德（H. H. Almond）在1893年坚持认为，足球运动“带有的几乎只有好处”。它会提供“一种让人拥有骑士精神、公正和好脾气的教育”。

[84]

因此，体育运动有助于实现道德品质和身体素质两方面的目的；它鼓励自立和团队精神；它有助于个体的发展并使之合群。“体育并不是体制的无足轻重的支柱。”1888年，板球作家查尔斯·博克斯（Charles Box）思忖道。它“不同情虚无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同情想把国家搞乱的其他任何‘主义’”。

[85]

相反，体育培养了勇气、果断和公益精神；体育，就像1899年英国足球决赛之后星期一的《泰晤士报》说的，“在生活的战斗中”具有很高的价值。

[86]

到世纪末的时候，对体育的推崇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业市镇人们晚上去散步的时候，听到的谈话似乎都跟“足球评论和预测”有关。到爱德华在位的时候，到水晶宫现场观看足球决赛的观众有十万人。对许多人来说，对体育的兴趣甚至盖过了对政治的兴趣。1904年，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有句俏皮话，说板球运动员C.B.弗赖伊（C. B. Fry）“比张伯伦先生更能代表我们”。《潘趣》杂志战前曾经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工人指着他的议员——议员在1911年的时候开始有了报酬——说：“像哈什……这种人一年要给他400英镑。同样的钱我们都可以买两个一流的中后卫了，想到这儿，就要把我气疯了。”

[87]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最有名的诗作也许要数亨利·纽博尔特爵士（Sir Henry Newbolt）写于1898年的《生命的火炬》（Vitaï Lampada
）：

今晚的球场鸦雀无声——

再拿10分即可赢下比赛——

掷球迅猛，光亮眩目，

比赛还剩一小时，轮到最后那位队员击球了。

这不是为了饰有缎带的外套，

或者私心期待的赛季名声，

而是因为他的队长在他的肩头猛拍——

“加油！加油！好好游戏！”

接下来的一段就把这种热爱体育的精神连同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一并带到了帝国的远端。

沙漠中黄沙已染红——

那红色是因为方阵溃败，损失惨重，

机枪出了故障，上校也已阵亡，

尘土和烟雾让士兵们不辨东西；

死亡之河溢出了它的堤岸，

英格兰遥不可及，而荣誉也成虚名；

但学校男孩的喊声却让人们集合起来：

“加油！加油！好好游戏！”

“好好游戏！”就是生活的内容。正派、坚毅、勇气、文明、基督教、商业，全都融为一体——游戏！

1902年，当基普林在那首一反常态的《岛民》（The Islanders
）中发泄怨气时——在南非战争中受挫，然后又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等朋友的离世让他愤愤不平——他找不到比体育运动更适合的意象，来表达他对英国人的鄙视。

……汝等的灵魂就满足于

三柱门边穿着法兰绒裤子的傻瓜

或者足球门边沾满泥巴的笨蛋。

1914年7月底，亨利·詹姆斯——他担心“某种可怕而残忍的正义”，有可能让英国人为多年来“物质化的愚蠢和庸俗”付出代价——想到了基普林的诗句。詹姆斯写道：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确出了什么非常糟糕的事情，那就是一点儿也没有法国人机灵——诸如三柱门边穿着法兰绒裤子的傻瓜和沾满泥巴的笨蛋之类的人物，非常能够代表我们偏爱的机灵。

[88]

如果说基普林和詹姆斯愤世嫉俗的言辞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那用来揭示英国人性格特点的那些比喻却让许多人心有同感。鲁珀特·布鲁克是唯美主义者当中的唯美主义者。他也用体育运动的意象来庆祝英国人在战争爆发时对它的反应——他把充满朝气的士兵比作“纵身跳入圣洁之河的泳者”。

[89]

以这样的精神，英国人投入了战争；以这样的精神，他们战斗了一段时间。参加圣诞休战的英国人，肯定大多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战争是一场游戏，虽然一点儿也不能掉以轻心，但仍是一场游戏——“好玩极了”，就像鲁珀特·布鲁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的家书中一直说的那样。

[90]

有封信讲述了圣诞节那天在戈登高地人团6营的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情，提到了一只突然冒出来的野兔：

德国人和英国人一齐跑出了各自的战壕，结果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那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兔子就是足球，穿着灰色短上衣的德国为一方，穿着短褶裙的“苏格兰佬”为另一方。德国人赢了比赛，因为他们逮到了奖品。但他们得到的还不只是兔子——突如其来的友谊开始了，神圣的停火要求被提了出来，所以在圣诞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那里一枪没打。

[91]

在这里，体育精神被认为是休战的原因，而这一点自然让人想到，要是大家在游戏的时候都中规中矩，那就不会有战争。有些在英国待过的德国人——而且为数还不少——显然也感染了英国人对于体育的激情。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营的一等兵海因斯（Lance Corporal Hines）提到，有个德国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跟他说：“早上好，先生；我住在霍恩齐的亚历山大路，我要看明天阿森纳对托特纳姆的比赛。”

[92]

获得巨大成功的《三个男人一条船》（Three Men in a Boat
）的作者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坚决认为，体育精神是文明的精髓，他还呼吁德国人把这场战争当作“所有游戏中最伟大的游戏”：

好吧，先生们，就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值得尊重的比赛，尽可能地少留下痛苦吧。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把它变成一场漂亮的游戏，会因为玩到底而变得更好；让我们在游戏结束、返回家乡的时候，思想全都变得更加纯洁，看问题更加清楚，而且因为苦难而对彼此更加友善。好吧，先生们，你们相信上帝号召你们把德意志文化传遍大地。你们准备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而我们也相信上帝对那被称作英格兰的玩意儿也有用处。好吧，那就让我们决一雌雄。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你们为圣米歇尔，我们为圣乔治；而上帝与我们双方同在。

但不要让我们在斗争中失掉共同的人性。那是大家最糟糕的失败，也是唯一真正影响重大的失败，唯一真正持久的失败。

就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游戏吧。要不然，它还能是什么呢？

[93]

就像杰罗姆建议的那样，游戏精神是件重要的事情。输赢是次要的。只要精神是对的，游戏就没有输家。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一名英国炮兵在家书中描述了他所说的“最伟大的一幕”：一架德国“鸽”式飞机被16架法国和英国飞机追击。对这位英国炮兵来说，最让人激动的就是那个德国人竟然逃脱了！“我们为他欢呼，因为局面对他非常不利。他肯定是个很棒的小伙。”这封信于1月初刊登在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Scotsman
）上。

随着战事的延宕，这样的看法也将逐渐消失。即使它们偶尔还会出现，肯定也不会再登上报纸。后来虽然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即军官们为了激发手下士兵的勇气，在进攻中踢着足球冲过无人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16年索姆河的W.P.内维尔上尉（Captain W. P. Nevill）——但那毕竟是孤立的现象。1916年7月1日那天，内维尔在开球之后转眼间就被打死了。他的一位战友在回忆的时候把他称作“营里的小丑”。

[94]

罗兰·D.芒福特（Roland D. Mountfort）在索姆河攻势第一天对波齐埃发动的无果进攻中侥幸逃生，只是肩膀负了伤。他对自己的母亲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并觉得必须加上一句：“我们没有踢着足球冲锋，我们既没有说过‘伙计们，这是通向柏林之路’，也没有说过‘世界新闻’每个星期都在说的那些话。”

[95]

随着战事的继续，体育精神——如果说不是“和体育有关的词汇”，因为那是很难消除的——将会渐渐消退，但是在1914年的圣诞节，那种精神仍然是很强烈的。

对体育的推崇自然也有可能走向极端，然后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在马格德堡，五名做了战俘的英军军官在圣诞节后不久就被关了八天禁闭，原因是用几只黑面包踢足球。对英国人来说——当时他们通过报刊得知了此事——自己士兵的行为体现了汤米·阿特金斯不折不挠的精神；对德国人而言，这种滑稽的表演无礼至极，而且因为是士兵干的，这就要比小学童扔面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恶作剧更不体面。

[96]

古斯塔夫·里本扎姆也觉得对体育的迷恋有损英国人的形象。12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听说英格兰人告诉53团，说他们对停火非常感激，因为他们真的要再踢一踢足球了。整个事情正变得越来越荒唐，所以必须结束。我跟55团说好了，今天晚上就结束停火。

不仅是德国人，就连法国人有时候也嘲笑英国人的态度。英国人真的是什么事都不认真。“他们认为战争是一项体育运动。”路易·迈雷抱怨说。他们“太镇定了，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97]

即便到了战后，法国人想到英国人的体育精神时还是非常恼火，说那是英国人自私自利的表现。

[98]

所以毫不奇怪，体育组织在招募志愿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14年年底，有50万名志愿兵通过这样的组织挺身而出。

[99]

当时甚至还成立了一个足球营，其正式的番号是米德尔塞克斯团17营，或“死硬者”（the Die Hards）。足球明星们应该为英国的青年树立榜样。米德尔塞克斯17营使我们对英国人的体育精神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有了深入的了解。起初，该营被留在英格兰到各地举行表演赛，并通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呼吁观众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来招募新兵，但是在1915年11月，这支部队被送往法国并与那里的各个团进行比赛。陆军部当时决定要提振西线部队的士气。在法国，该营真的接受了一些作战训练，但一开始它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踢球上。然而到了1916年6月，因为兵力短缺，但也是为了再次做个榜样，这支部队最终被投入维米岭行动。在那里以及后来在靠近索姆河的博蒙阿梅尔，伤亡率都很高，结果该营损失惨重。1916年12月，在师里的足球杯决赛中，米德尔塞克斯17营仅仅以2比1的比分击败了34旅，而他们通常都是以两位数的得分大败对手的。由此可以看出，战争让足球人才蒙受了多么大的损失。1918年2月，该营最终解散。早先无论什么时候，该营属下都有超过200名足球运动员，而此时只剩下大约30名。

[100]

许多对德国人抱有顽固成见的英国士兵——他们的成见主要是从战前具有强烈反德情绪的报刊那儿得来的——本来会把杰罗姆·K.杰罗姆共同展示体育精神的呼吁看作徒劳的举动。德国人被描写成不通人情的、需要用兵营式的方法严加控制的畜牲，他们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游戏的。毕竟连德国人自己也承认——谢菲尔德的一份报纸在战前声称——足球为英国人做到的事情，在德国要靠义务兵役制。

[101]

对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每一项活动都是“国民学校”。

基于这样的看法，英国人对待战场联谊的态度既有屈尊俯就的意思，也抱着道德的目的。他们要让德国人看看，什么叫礼貌，什么叫信任。和德国人的第一次实际接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很多人都表示觉得非常意外。有些像爱德华·赫尔斯那样的人会继续对德国人表示蔑视，只是声音没那么响了；其他人觉得德国人让人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伦敦来复枪团的W.R.M.珀西（W. R. M. Percy）压抑不住自己的热情。“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真的太棒了，”关于敌人，他这样写道，“他们是非常好的人。现在我对德国人有了很不一样的看法。”

[102]

关于自己与萨克森人的邂逅，珀西·琼斯说道：

我跟敌方的很多人都说了话，握了手。他们的身体似乎很好，制服和鞋子都穿得整整齐齐，但是非常年轻。他们看起来非常高兴和友好，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都非常有教养，而且从我们得到的亲笔签名来看，他们似乎都是在莱比锡学习的学生……总之，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一起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分手时还不停地握手，彼此说了很多祝福的话。他们一再向我们保证，要是我们朝天上开枪，他们也会，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考验他们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乌普利纳

[103]

，对面是普鲁士人。

[104]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萨默塞特轻步兵团1营的二等兵达林（Private Dalling）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并不都像他们有时候被描画的那样黑”。在达林寄回国内的这段话中，他多次用到了像“值得尊敬的”和“有绅士风度的”这样的词。

[105]

苏格兰近卫步兵团的洛德上尉得到的印象是，和战场联谊有关的教化使命取得了进展。“双方进行了游戏，”他在营地日志中写道，“我知道这个团[他是指里本扎姆的15团]不管怎么说已经学会了相信英国人的承诺。”

[106]

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营的一等兵海因斯的看法也差不多。他为在节礼日

[107]

那天被轮换下来而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进一步增进与敌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108]

鉴于这样的看法，鉴于参加战场联谊的法国士兵差不多的态度，法国1915年一本宣传手册中的话就显得特别讽刺了。那本小册子是专门为国内战线准备的，它一面故意轻描淡写堑壕战的危险性，一面指出它是如何舒适和愉快，进而还说，普瓦利（poilu）

[109]

在1914年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之后之所以不愿休假，是因为他们在前线过得非常开心。

[110]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英国人的教化使命显然遇到了挫折，而挫折主要和普鲁士部队有关。萨克森人指责说，有几个地方的普鲁士人向毫无防备的敌人射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在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营的对面，萨克森人表示，他们不相信普鲁士人，普鲁士人——按照来福枪营日志的说法——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不会“费厄泼赖”。北斯塔福德人对面的萨克森人警告说，右面的普鲁士人是“下流胚”。节礼日那天，一名萨克森军官向北斯塔福人军官表达了敬意，并且很有礼貌地要求英国士兵中午过后把头低下来：“我们是萨克森人；你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名绅士的承诺对我们和对你们是一样的。”

[111]

这就证明了至少有些德国人是懂得怎样游戏的。

但其他人不懂，所以就要把他们当学生一样，教会他们有关礼貌的规则。《每日邮报》（Daily Mail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刊登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讲到了在一处相距只有50码的英德战壕之间的雪球大战。据说，那都是因为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德国人在步枪的枪头上绑了一面旗子，在战壕上方左右挥舞。在引起注意之后，他就用洪亮的声音喊道：“你们对战争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厌烦了？”“这招来了很多玩笑逗趣的话，”《每日邮报》上的那封信说道，“还让双方互相猛扔烟草和巧克力，最后是一场雪球大战。”但是，当一名德国人“在雪球里裹了一块石头并用它砸中了一名英国士兵的眼睛”时，关系就变得“有点不太友好了”。当然，就跟嬉闹的学童似的，接下来就是哭诉和抗议，最终肇事者表示道歉，“于是便和好如初”。

[112]

维多利亚时代综论

我们这里要提出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有一种共同的心态。当然，这两个时代哪一个都不是充满确定性的时代，而且后者比前者更甚，但这两个时代又都在寻求确定性。虽然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运动和当时大量存在的对于道德的质疑——尤其是我们对于爱德华时代的看法近来已经被这种转型意识所支配——但我们不应忽视对于稳定的渴望和认为经验应当从属于秩序的信念，那是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位无与伦比的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13]

，简要地概括了这种冲动：“包容一切，一切也各得其所。”在英国，这种冲动在世纪更替之后并没有减弱。斯迈尔斯在1859年出版的《自助》，一本关于如何做到操行端正和成功的指南，到1900年已经售出25万多册。

这种心态自然涉及由社会的和伦理的价值观结合而成的社会准则。这种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把它说成“资产阶级的”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或“爱德华时代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标签，从而歪曲事实真相。然而，否认主流的社会准则或道德规范——它们不分阶级和地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大多数公民——的存在，否认人的经验被划分为是非善恶的不同类别并被赋予不同的重要性，同样也会歪曲事实真相。社会准则就像原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停地运动，彼此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但它的存在确定无疑，尽管也有很多明显的例外和不规则的现象。实际上，例外以及不规则的现象反倒强化了社会准则的力量，因为它们使公众更加意识到行为得体的必要性。

[114]

用不着追溯到罗马征服或黑斯廷斯战场就可以断定，英国的岛国性质、政治权威的逐渐集中化——特别是在17、18世纪——相对便利的海上通道和可通航的内河网络，以及伦敦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有助于激发国民的认同感。随着铁路、电报和汽船的出现而带来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那种认同感也被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但是，在“把社会秩序建立在共同接受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这种愿景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许是新教的兴起和能够阅读圣经的人数的增多，特别是在19世纪初的伟大复兴之后。到该世纪末，社会秩序的共同愿景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

这一愿景以及与之相伴的价值观不是通过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

[115]

强制推行的，而是产生于宗教环境；在宗教环境还不足够的地方，则是产生于得到改善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现在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大部分英国人都不用再为糊口而挣扎了。一定程度的舒适，不管多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正在增长的是肉类而不是面包的消费，是牛奶和鸡蛋而不只是土豆的消费。在世纪更替前的几年，实际工资在稳步增长，家庭规模在下降，酒类消费在减少，而且社会福利也开始被提供了。克利夫顿学院的校长阿奇迪肯·威尔逊（Archdeacon Wilson）1893年在圣阿格尼丝工人俱乐部的演讲中说道：

或许将来书写这个时期英国人民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想得更多的不是这个时期在立法甚至商业和科学方面的进步，而是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通过社会运动，许许多多的力量都做出了努力，以实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团结，并向先前的世代似乎熟视无睹的生活状况开战。

[116]

就像罗伯特·罗伯茨在关于索尔福德工人阶级生活的回忆录中提出的，主要和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渗透到下层阶级，而下层阶级所希望的，照罗伯茨的说法，“不过是在人们看来‘谦恭有礼和受人尊重’”。

[117]

体面也许是这个时期英国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关键特征。作为评判人们是否得到社会认可的标准，体面比财富或权力更重要。稳重、认真和充满道德热忱是体面必不可少的标志，而在继倡导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杰里米·边沁和J.S.密尔的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后，责任也在有关幸福的布道中开始被纳入快乐和美德的范畴。

当然，爱德华时代也有危机感。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劳工骚乱、反对在立法过程中贵族的作用，以及对爱尔兰未来的担忧加剧了这种危机感。在围绕所有这些问题而展开的鼓动活动中，许多人看到了对法治的挑战。1914年夏天，要是在英国提起战争，人们会以为说的是爱尔兰爆发内战，而不是英国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及爱德华时代的著述中，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没落感。J.B.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当时还是一个正在试笔的年轻人，他写下了有关灾难和灭绝的诗篇却不明就里：“我想世界今晚行将灭亡。”

[118]

此外，诸如G.B.肖和H.G.韦尔斯这样的人也在英国制造了相当多思想上的刺激，更别说还有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s）和奥斯卡·王尔德这些人带来的骚动。但是，尽管有毁灭的预感，尽管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躁动，墨守成规、沾沾自喜甚至自命不凡的心态，在英国仍然根深蒂固，远远超过法国，更别说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在体面、家庭、社会政治秩序以及宗教等问题上，爱德华时代的价值观和看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延续。区别在于，在较晚的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更大，挑战感也更强烈。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主要被认为和德国有关。德国代表着新的、不同的和危险的东西。在这方面，它取代了法国的角色。德国人成为这个世纪头十年的文学和戏剧，特别是居伊·杜莫里耶少校的戏剧《一个英国人的家》（An Englishman's Home
）

[119]

的主要攻击对象。有关德国入侵的故事大量出现，表现出对变化的恐惧以及把变化与德国等同起来的心理。

《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
）在1913年讲过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说一趟快速列车意外停靠在一个郊区车站，车上的一名乘客决定从车上下来。“你不能在这儿下来。”站在站台上的列车员对这位乘客说。“可是，”乘客回答说，“我已经下来了。”“车在这儿不停。”列车员坚持说。“可是，”那位乘客说，“它已经停了。”

[120]

批评家和诗人杰拉尔德·古尔德（Gerald Gould）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对艺术家的道德特权的看法，但是从这则故事中可以得出的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与那个造反者在同一趟车上的其他乘客没有领会他的倡议，更别说跟着他一起行动了。毫无疑问，那种解读也可用于英国的公众。

喝茶还是加蜂蜜吗？

1914年7月底，对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警觉起来的鲁珀特·布鲁克写信给他的朋友爱德华·马什（Edward Marsh）说：“我担心的是英格兰可能采取正确的做法。”但“采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意思？在几天后另外一封描述乡间远足的信中，布鲁克笼统地暗示了他自己对于该问题的回答：

我是沃里克郡的。不要跟我谈达特穆尔高原、斯诺登峰、泰晤士河或者湖区。我了解英格兰的心脏地带。它矮树丛生，笑意盈盈。小小的地块随山丘起起伏伏，所有的路也都快活地扭来摆去。那些房舍和乡村有股子难得一见的朴实劲，充满了泥土味，平平常常却又难以捉摸，清新，绿草如茵，快乐平和……说到加利福尼亚，美国的其他州有这样一句俗语：“花不香，鸟不鸣，男人没有荣誉感，女人没有贞操。”我很清楚，这句话中的四点至少有三点是确有其事。但沃里克郡刚好相反。这儿的花闻起来有股天堂的气息；像我们的那种百灵鸟是没有的，也没有那种夜莺；男人的付出多于他们的亏欠；而女人则拥有非常伟大而了不起的贞操，请记住，绝不只是因为没有经受过考验。在沃里克郡，一年四季都有蝴蝶，每个夜晚都有皎洁的明月……莎士比亚和我都是沃里克郡的乡巴佬。多美的地方啊！

[121]

因为觉得自己过于多愁善感，接着他又说：“这是胡说的。”但把其中一些成分放进也许是他最有名的诗句里——比如他提到的“……异国他乡的某个角落永远属于英格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不是胡说。

这个英格兰是讲究荣誉、德行、责任的英格兰。在这样的英格兰，贵族的和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英格兰，帝国和体育、诚实和社会稳定，都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英格兰这样一个社会，德国人的冒险构成了革命性的威胁——威胁到它的安全、繁荣和完整，威胁到哈代小说中西撒克斯的风景，威胁到A.E.豪斯曼（A. E. Housman）的什罗普郡少年，也威胁到肯尼特·格雷厄姆《柳林风声》中那位把自己的房子建在古代文明遗址上的巴杰先生。

……哦！

教堂的时钟还是停在差十分三点吗？

喝茶还是加蜂蜜吗？

《格兰切斯特的牧师老宅》（The Old Vicarage，Granchester
）中的这些诗句是鲁珀特·布鲁克于1912年5月在柏林的咖啡馆写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期间，他在圣乔治节那天死去，而那一天也是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去世的日子。

从一开始，无论是在巴尔干还是在比利时，战争对于英国来说都和领土无关。相比于入侵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战略威胁要大很多，但英国政府宣战和动员的公开理由却是为了“可怜的小比利时”。对英国人来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关系到价值观，关系到文明，关系到体育精神，尤其关系到未来和过去的联系的战争。就像劳合·乔治1914年9月19日在女王音乐厅的演讲中说的：

我们在可以遮风挡雨的山谷里住了好几代了。我们是太舒服也太放纵了……严酷的命运之手驱使我们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的伟大而永恒的东西，看到被我们遗忘的高峰——荣誉、责任和爱国精神——看到泛着熠熠白光的“牺牲”的尖塔，像粗壮的手指一样指向天国。

[122]

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把战争看作受欢迎的冒险，而他们支持战争的理由和德国人也没什么不同：这场战争乃是通往未来之路，通往进步之路，通往革命之路，通往变革之路。在英国，也有某种千禧年的气氛。在鲁珀特·布鲁克、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查尔斯·索利等年轻的唯美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想法。但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以维护和恢复为目的的战争。

圣诞休战的英方背景就是这样。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有充分的理由把战争推迟到场地再次适合比赛的时候，但更重要的是，正是那种比较广泛的理想，即英国的绅士必须显示出他的勇气，使得英国人翻过战壕，出现在无人区。

但为什么德军也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呢？关于这一点，首先必须指出，这种现象在非普鲁士人当中，尤其是在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当中最为突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和普鲁士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士兵地方观念很强，对他们来说，就像对于英国人那样，历史并不像对那么多的普鲁士人那样从属于愿景。虽然普鲁士的一些部队也参加了战场联谊，但似乎并不像非普鲁士人的部队那么普遍和热情。德国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是由普鲁士领导的，相比之下，1914年的圣诞休战则是与历史和传统有关的庆祝活动。

在各交战国的国内，人们对于战场联谊的消息的反应比较复杂。英国人最开放。英国的媒体可以自由刊登描述那些事件的信件。《每日邮报》甚至在1915年1月5日那天刊登了两幅照片，拍的是一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德国士兵一起在井边往桶里打水，然后又走回各自的战壕。版面上方的标题是《关于非官方休战的独家图片》。有些编辑付钱给描写战壕生活的通讯员，这可能在事实上也助长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其词和有时候的凭空捏造。报纸对于休战的重要意义肯定是要发表意见的，英国的神职人员也在他们的讲坛上讨论了休战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多数人得出的看法是：很遗憾，战争必须继续。对于德国的挑战，必须迎头痛击。战争的关键不在于领土，而在于价值观：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服于德国的利己主义。

相比之下，法国人则禁止报道有关战场联谊的消息。报刊不允许刊登任何描述这些事件的文章，甚至也不允许转载国外报纸的文章。圣诞期间的法国媒体又显得有点咄咄逼人。法兰西学术院的莫里斯·多奈（Maurice Donnay）在圣诞节期间给《费加罗报》写了一篇文章，此文被刊登在1914年最后一天的头版，标题是《神圣的仇恨》。而在前一天，有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德国人张口动笔，没有不撒谎的。”法国的国内战线对于战争的事态发展有多么无知，从几个月后出版的一本名为《战壕生活》（La Vie de tranchée
）的小册子就可以看出。它在描写战壕生活时，也谈到了前线英国人和德国人交往的趣闻。它声称，英国人喜欢晚上在战壕里合唱，而德国人据说非常喜欢这种娱乐，总是大声喊好！

接着，他们这些猪猡也想唱歌，于是你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招呼他们：狗、猫、虎……还有许多人大喊“闭嘴！”他们的声音就被淹没了。

恼羞成怒的德国人开始开火，而英国人一个个都乐疯了。前线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非常有意思！——《战壕生活》声称。

[123]

编出这种故事以及断言所有德国人都是骗子，是出于同一种心态。

德国当局给了全国媒体几天时间去议论此次停火事件。社会民主党的喉舌《前进报》（Vorwärts
）对于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还披露了与之有关的大量信息。柏林的自由派媒体也刊登了这种奇怪的新闻。但军事当局突然下令，不允许再谈论此事。

各国军方都严令部队，再发生此类事件将会严惩不贷；同时由于各国军队的大本营一度追查此事，想要得到参与者的姓名和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士兵们对于和敌人进一步接触果然变得非常谨慎了。尽管如此，战场联谊在整个1915年还是时有发生。虽然在那年圣诞节，活跃的战场联谊只限于极少数情况，但在11月和12月也出现过多次休战，这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还是和苏格兰近卫团有关。那时候的气氛正在起变化。“这场战争会持续多少个圣诞节，”派驻圣詹姆斯宫的美国大使沃尔特·H.佩奇（Walter H. Page）在一封急件中写道，“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智慧清楚这一点。”

[124]

战场联谊在1916年很少发生，而在1917年和1918年，虽然法国军队中出现了兵变，而且当时还可以听到“我们必须跟德国人讲和并攻打英国人”之类的话，

[125]

但西线的联谊事件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敌人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抽象。绅士也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英雄失去了姓名：他成了没有名字也没有个性的默默无闻的士兵。

在柴郡第6营的战史中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1918年9月2日，在我们从洛孔

[126]

发起的进攻中，我们重新占领了在那里度过了1914年圣诞节的战壕。”

[127]

这也许是作者后来发现的。1918年，该团1914年圣诞节在这些战壕里待过的人还有没有，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四年之后还能不能够认得出那些战壕，那还不一定呢。这期间，世界已经大变样了。

[1]
一战时有首著名的战争诗，名字就叫《在佛兰德斯的原野上》（In Flanders Fields
），该诗写于1915年3月，作者是加拿大军队的约翰·麦克雷（ John McCrae，1872～1918）中校。——译者注

[2]
“An Armistice，” Western Times
（Exeter），January 1，1915，3a.

[3]
“Leicestershire and the War，” Leicester Mail
，January 6，1915，5c.

[4]
Captain Sir Edward H. W. Hulse，“Letters Written from the English Front in France Between September 1914 and March 1915，” 56-70（1916年由其家人秘密出版）。这些书信的摘录更容易得到，见F. Loraine Petre et al.，The Scots Guards in the Great War，1914-1918
（London，1925），67； 以及 Guy Chapman，Vain Glory
，100-103。 1915年3月12日，赫尔斯在试图帮助一位负伤的军官同伴时在新沙佩勒阵亡。

[5]
日记，1914年12月25日，Gustav Riebensahm Papers，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Freiburg（以下简称 BAM）。

[6]
Fridolin Solleder（ed.），Vier Jahre Westfront： Geschichte des Regiments List R.I.R. 16
（Munich，1932），92.

[7]
“Our Day of Peace at the Front，” Daily Mail
，January 1，1915，4d.

[8]
信，1914年12月27日，O. Tilley，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下文简称IWM）。

[9]
这和巴巴拉·塔奇曼等很多人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反，见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
；Samuel Hynes，The Edwardian Frame of Mind
。

[10]
W. A.昆顿未出版的回忆录（1929），28，IWM。

[11]
R.G.加罗德的回忆录，IWM。

[12]
这并不是指真的屠杀儿童，而是一些德国人在事后渲染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那些战死的德国士兵的年轻与无辜，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刚入伍的学生志愿兵。——译者注

[13]
这句诗出自约翰·麦克雷的《在佛兰德斯的原野上》。——译者注

[14]
这些伤亡数字大多来自官方的团、旅、师的战争日志，这种情况下可见于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下文简称PRO）。

[15]
在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界。——译者注

[16]
日记，1914年9月13日，见C. E. Callwell，Field-Marshal Sir Henry Wilson： His Life and Diaries
，2 vols.（London，1927），I：177。

[17]
Edward Grey，Twenty-Five Years
，2 vols.（New York，1925），II：68.

[18]
“Programme d'une causerie à faire aux officiers et hommes au repos，” 24N346，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下文简称SHAT）。

[19]
引自Quartier Général（QG），1st Corps d'Armée（CA），January 1，1915，22N10，SHAT。

[20]
日记，1915年1月22日，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
，ed. Robert Blake（London，1952），84。

[21]
日志，第20步兵旅，1914年12月26日，WO95/1650，PRO。

[22]
日记，1914年12月25日，P. Mortimer，IWM. 日志，第7师，1914年12月30日，WO95/1627，PRO。

[23]
日志，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团2营，1915年1月8日，WO95/1616，PRO。

[24]
日志，第1集团军，WO95/154。

[25]
W.P.普尔特尼（W. P. Pulteney）中将呈第二集团军司令史密斯-多林（Smith-Dorrien），1915年1月12日，WO95/669。

[26]
信，1914年12月19日，见Christopher Isherwood，Kathleen and Frank
（London，1971），308。

[27]
日记，1914年12月23日，P. H. Jones，IWM。

[28]
Carl Groos（ed.），Infanterie-Regiment Herwarth von Bittenfeld（1. Westf？lisches） Nr. 13 im Weltkriege 1914-1918
（Oldenburg，1927），70. 另见Solleder（ed.），R.I.R. 16
，93； 以及日志，皇家爱尔兰燧发枪手团1营，WO95/1482，PRO。

[29]
Gustav Riebensahm，Infanterie-Regiment Prinz Friedrich der Niederlande（2. Westf？lisches） Nr. 15 im Weltkriege 1914-18
（Minden i. W.，1931），94.

[30]
日志，第6师，1915年1月17日，WO95/1581。另见，二等兵H.霍杰茨（H. Hodgetts）的信，伍斯特郡团2营，Morning Post
，December 24，1914，4a。日志，第2集团军，1915年1月22日，WO95/268。法军资料中类似的证据也很多：服役记录，第4军，1914年12月29日，22N556； 报告，第68步兵团，1914年12月24日，22N557； 以及法国陆军总参谋长急报，1914年12月30日，22N1134，SHAT。

[31]
第2军军长给各师师长的命令，1914年12月4日，WO95/268，PRO。

[32]
指高级将领。——译者注

[33]
“博什”（Bosch）是一战时法国人对德国兵的称呼，意思是“笨蛋”“傻瓜”。书中还提到一战时德国兵的其他绰号，比如“匈奴人”（Hun）。——译者注

[34]
Sorley，Letters
，283.

[35]
《到蒂珀雷里长路漫漫》（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是一战时西线战场上最流行的英文歌曲之一。蒂珀雷里，爱尔兰的一个城镇。——译者注

[36]
The Scotsman
（Edinburgh），9e .这封信在1915年1月2日公开发表的时候加了一个标题——《德国士兵想要和平》。由此可以看出国内战线对于有关说法会产生怎样的误解，并对战线上的实际情况会怎样贸然得出完全未经证实的结论。

[37]
指英国兵。——译者注

[38]
在瑞士和奥地利山区流行的采用真假嗓音表演的唱腔。——译者注

[39]
Solleder（ed.），16 R.I.R.
，88.

[40]
日志，第12旅，1914年12月10日，WO95/1501，PRO。

[41]
日志，第4师，1914年12月1日，WO95/1440，PRO。

[42]
同上。

[43]
这道日期为1914年11月28日的命令可见于巴伐利亚第6后备师的卷宗，Bd. 5，Bayerisches Kriegsarchiv（下文简称BKA）。

[44]
至于人们是如何想象这种场面的，参见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anuary 6，1915，37。

[45]
日志，第11旅，WO95/1486，PRO。

[46]
日志，第15旅，1914年12月23日，WO95/1566，PRO。

[47]
1915年1月10日，S.R.de Belfort ，18N302，SHAT。

[48]
日记，1914年12月24～26日，Albert Sommer Tagebuchaufzeichnungen，MSg 1/900，BAM。

[49]
日记，1914年12月27日，P. H. Jones，IWM。

[50]
Curt Wunderlich，Fünfzig Monate Wehr im Westen： Geschichte des Reserve-Infanterie-Regiments Nr. 66
（Eisleben，1939），280-81.

[51]
Wilhelm，Crown Prince of Germany，My War Experiences
（London，n.d.），122-23.

[52]
信，1914年12月26日，BAM。

[53]
日志，萨默塞特轻步兵团1营，WO95/1499；詹姆斯·麦科马克（James M'Cormack）的信，The Scotsman，
January 9，1915，12d，以及J.达林（J. Dalling）的信，The Western Times
，January 11，1915，3g。

[54]
《前线来信》，Daily Mail
，January 4，1915，9cd。

[55]
日志，苏格兰近卫团2营，1914年12月25日，WO95/1657；信，见Daily Mail
，January 1，1915，4d；D. Mackenzie，The Sixth Gordons in France and Flanders
（Aberdeen，1921），23-24； Riebensahm，Infanterie-Regiment 15
，96。

[56]
Daily Mail
，January 4，1915，9cd； The Scotsman
，January 4，1915，8g.

[57]
日志，第10旅，WO95/1477。另见日志，第20旅，WO95/1650，PRO。

[58]
日记，1914年12月28日，Samuel Judd，IWM。

[59]
Glasgow Herald
，January 14，1915，9fgh.

[60]
贝克特（Beckett）上尉的报告，汉普夏郡1营，WO95/1488，PRO。

[61]
团和师的战争日志，1914年12月25日，见WO95/1413，PRO。

[62]
日志，巴伐利亚第20步兵团，1914年12月25日，Bd. 8，BKA。

[63]
法国北部的一个村庄。——译者注

[64]
日志，56旅，1914年12月25日，26N511，SHAT。

[65]
WO95/1496，PRO.

[66]
WO95/1657，PRO.

[67]
Mackenzie，6th Gordons
，26.

[68]
一战时法国的宣传口号。——译者注

[69]
George Watson，The English Ideology：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Victorian Politics
（London，1973），61-62.

[70]
Ford Madox Ford，Thus to Revisit
（London，1921），136-37； Virginia Woolf，“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1950），91.

[71]
Walter Sickert，“Post Impressionists，” Fortnightly Review
，89（ January 1911），79.

[72]
Stanley Weintraub， The London Yankees
（New York，1979）.

[73]
阿克顿引用的是弗劳德（Froude）的话。Lord Acton，A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delivered at Cambridge，June 11，1895
（London，1895），72.

[74]
见Watson， Ideology
，60。

[75]
Thomas Mann，“Gedanken im Kriege，” Gesammelte Werke
，XIII：530-32. 文章首次发表于1914年11月的《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
）。

[76]
A. E. Housman，“1887，” The Collected Poems
（London，1962），10.

[77]
英国政府在一战初期的政策。——译者注

[78]
A. D. Gillespie，见John Laffin（ed.），Letters from the Front，1914-1918
（London，1973），12。

[79]
帕滕登的日记现在是该团记录的一部分，汉普夏郡团1营，WO95/1495，PRO。

[80]
英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1828～1841年任拉格比公学的校长。——译者注

[81]
在1861年成立的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目的是针对相关投诉，调查英国九所主要公学的经费、管理、课程设置等情况。委员会在1864年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译者注

[82]
James Walvin，Leisure and Society，1830-1950
（London，1978），85.

[83]
马尔博罗学院以及下文提到的拉德利学院和洛雷托学校，都是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创建的学校，起初只收男生。——译者注

[84]
Tony Mason，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English Society，1863-1915
（Brighton，1980），224.

[85]
Peter Bailey，Leisure and 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1978），128.

[86]
Mason，Football
，228.

[87]
Donald Read，Edwardian England，1901-15
（London，1972），53-54.

[88]
信，致克劳德·菲利普斯爵士（Sir Claude Phillips），1914年7月31日，见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
，ed. Percy Lubbock，2 vols.（London，1920），II：389-92。

[89]
见他的诗作《和平》（Peace
），Rupert Brooke，The Collected Poems
，ed. G. E. Woodberry（New York，1943），111。

[90]
The Letters of Rupert Brooke
，ed. Geoffrey Keynes（New York，1968），625.

[91]
“One Day of Peace at the Front，” Daily Mail
，January 1，1915，4d.

[92]
“The Christmas Truce in the Trenches，” Chester Chronicle
，January 9，1915，5c.

[93]
Jerome K. Jerome，“The Greatest Game of All： The True Spirit of the War，” Daily News and Leader
，January 5，1915，4ef.

[94]
见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1975），27。

[95]
信，1916年7月，p. 163，R. D. Mountfort，IWM。

[96]
Western Times
，January 19，1915，6f，据《柏林日报》的报道。

[97]
日记，1916年8月27日，Louis Mairet，Carnet d'un combattant（11 février 1915-16 avril 1917）
（Paris，1919），212-13。

[98]
P. B. Ghéusi，Cinquante ans de Paris： mémoires d'un témoin，1892-1942
，4 vols.（Paris，1939-1942），IV：185-97.

[99]
Walvin，Leisure
，129.

[100]
战争日志，米德尔塞克斯17营，WO95/1361，PRO。另参见与前雷丁（Reading）队前锋W.G.巴利（W. G. Bailey）相关的文件，以及与R.斯塔福德（R. Stafford）相关的文件，后者从1917年8月到1918年2月曾担任足球营的指挥官；两份文件都可见于IWM 。

[101]
Mason，Football
，225.

[102]
W. R. M. Percy，See H. E. Boisseau（ed.），The Prudential Staff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1938），18. 珀西于1915年4月28日在伊普尔附近阵亡。

[103]
法国北部省的一个城镇。——译者注

[104]
日记，1914年12月27日，P. H. Jones，IWM。

[105]
Western Times
，January 11，1915，3g.

[106]
日志，苏格兰近卫步兵团2营，1914年12月25日，WO95/1657，PRO。

[107]
1914年的节礼日为圣诞节次日。——译者注

[108]
“The Christmas Truce in the Trenches，” Chester Chronicle
，January 9，1915，5e.

[109]
一战中法国步兵的绰号，意思是“毛人”，这是因为法国步兵多来自农村，常蓄有胡须，堑壕战恶劣的环境使得这一绰号更显得名副其实。——译者注

[110]
La Vie de tranchée
（Paris，1915），35.

[111]
History of the 1st and 2nd Battalions the North Staffordshire Regiment（The Prince of Wales'） 1914-1923
（Longton，1932），14-15.

[112]
“Letters from the Trenches，” Daily Mail
，December 31，1914，8a.

[113]
苏格兰作家和政治改革家，他凭借《自助》（Self-Help
）一书一夜成名，该书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主义的圣经”。——译者注

[114]
参见Gertrude Himmelfarb，“The Victorian Ethos： Before and After Victoria”，见其所著Victorian Minds
（New York，1968），276-78。

[115]
这个说法有不同的含义，在这里是指通过对外采取帝国主义政策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和问题，从而维护国内现存的秩序。——译者注

[116]
H. E. Meller，Leisure and the Changing City，1870-1914
（London，1976），248-49.

[117]
Robert Roberts， The Classic Slum： Salford Lif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Century
（Manchester，1971），15-16.

[118]
J. B. Priestley，Margin Released
（London，1962），46-47.

[119]
《一个英国人的家》于1909年首次在伦敦上演并引起轰动。该剧描写了英国遭受无名敌国的入侵，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被敌军士兵围攻的故事。该剧在英国的入侵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战初期它又被搬上舞台并改编成电影。——译者注

[120]
Gerald Gould，“Art and Morals，” New Statesman
，August 23，1913，625-26.

[121]
Christopher Hassall，Rupert Brooke
（London，1964），456.

[122]
John Grigg，Lloyd George： From Peace to War，1912-1916
（Berkeley，1985），166.

[123]
La Vie de tranchée
，71-72.

[124]
信，致E. M. 豪斯（E.M. House），1915年12月7日，见Burton J. Hendrick，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 Page
，3 vols.（New York，1922-1925），II：108。

[125]
Guy Pedroncini，Les Mutineries de 1917
（Paris，1967），177.

[126]
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译者注

[127]
Charles Smith，War History of the 6th Battalion：The Cheshire Regiment
（Chester，1932），5.

第贰幕

四 战争祭

啊，山楂树，你的果子红了，

要不然，春天还会带来什么呢？

理查德·德默尔《前线士兵》（Der Frontsoldat
），

《1914年圣诞》

……但许多人在那里静静地伫立，面朝山岭那边空荡荡的天空，心里清楚，自己的双脚已踏上世界的尽头。

威尔弗雷德·欧文《春季攻势》（Spring Offensive
）

在这场科学的、化学的和“立体主义的”战争中，在因空袭而变得可怕的一个个夜晚，我时常想到《春之祭》……

雅克-埃米尔·布朗什

战斗芭蕾

火炮齐射，震耳欲聋。在没有风的时候，从伦敦和巴黎就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隆隆的炮声。炮击有时候会持续数天。1916年6月在索姆河，它就持续了七天七夜。野炮、中型火炮和重型榴弹炮。英国人15英寸口径的火炮可以发射1400百磅的炮弹。德国人的“大贝尔塔”，口径17英寸，可以发射一吨多重的炮弹。1916年在凡尔登，德国人投入了几门这种20吨重的巨炮。一门炮需要九台拖拉机的牵引才能进入阵地，炮弹装填要靠起重机。这种炮弹能把建筑物夷为平地；方圆两英里之内的窗玻璃都会被震碎。1914年8月，这些庞大的战争机器轰开了据称是坚不可摧的列日要塞。当克虏伯大炮朝着最终的目标“遛着”它们的炮弹时，要塞中的比利时守军都快疯掉了。

集中火力进攻的时候，通常每10码就有一门野炮，每20码就有一门口径在6英寸以上的重炮。当巨大的炮弹爆炸的时候，它们用自己的暴力蹂躏着大地，树木、石块、泥浆、残肢断臂以及其他的碎片都被抛到数百英尺的空中，并留下一个个泳池大小的弹坑。当战斗暂时停止而老天又开始下雨的时候，士兵们就浸泡在这些洞穴般的水坑里。齐射中采用的大多是小型和中型炮弹，效果虽然没有那么震撼，可是对于士兵来说，它们同样能把人消灭得不留下一点儿痕迹。“一名信号兵刚出去，”皇家威尔士燧发枪手团2营的一名医官写道，“这时，一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剩下。”这名军官还描绘了另外一幅关于炮弹爆炸的生动画面：

在150码高的泥柱中，两个人一下子垂直飞到或许有15英尺的空中。他们飞上去又落下来的姿势就如同杂技演员一般娴熟而优雅。有支步枪，慢慢地旋转，飞得比他们刚才的位置还高，掉下来的时候还在转。

[1]

防守的一方要么蜷缩在战壕前侧挖出的“惊恐之洞”里，要么就挤在掩体中。掩体常常在地下15～20英尺，约五步见方，6英尺高。较重的炮弹不仅可以摧毁战壕，还会震塌掩体的木梁、波纹铁和金属网，至少也会把上面的泥土翻过来，堵住出口。乙炔灯和蜡烛灯的灯光摇曳。震动一大，它们就一齐熄灭。会不会有喘口气的时候？有。终于有了。但接着就听到前面坑道中活下来的哨兵低声喊道：“毒气！”于是，大家就乱哄哄地摸索着寻找防毒面具，又拉又拽，把它们戴上；随着毒气的刺激性气味在黑暗中慢慢地和烟雾一起扩散开来，煎熬也在加剧。最后，一切都归于平静，只听到沉闷的喘息声和一些粗嘎的说话声、咳嗽声以及少许的哭泣声。

这样的循环还会开始吗？是不是要进攻了？哨兵们有没有活下来？潜望镜那儿有没有人？因为当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要有一场“奔向胸墙的比赛”：从掩体的台阶上去（要是还可以），进入战壕（要是它们还在那儿），上刺刀，把机枪集中起来，把手榴弹摆好——如果有时间，还要为迫击炮、喷火器以及这场“穴居人”战争的各种武器配备人手。

[2]

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跑到胸墙那儿！

无人区的另一侧，士兵们还在等待。梯子旁的一张张面孔，形容憔悴，色如死灰。几分钟前分发的一小杯海军朗姆或者施纳普斯和皮纳尔

[3]

，能让人感觉迟钝，但又不至于头脑糊涂。装备都检查了。镐和铲、用来装沙土的口袋、信号枪、铁丝网。每个人都要背上60多磅重的东西。个人的装备还包括水壶、口粮、防毒面具、急救包、饭盒和弹药。有的还要带上手榴弹和战壕迫击炮的炮弹。“把全部家当都背在背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来自爱丁堡的唱诗班指挥彼得·麦格雷戈（Peter McGregor）写道。

[4]

军官们用手枪代替了步枪，其他大部分笨重一点儿的装备也都没有，因而行动起来比较轻便——英国军官用短手杖指挥，因为太嘈杂，喊话听不到。此时说话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有几个人紧张得喋喋不休。有些人则彼此交流着最后的愿望。还有些人在低声祷告。排长们现在对表。

时间到。尖利的哨声。蜂拥的人群。人们爬上梯子。许多人动作笨拙——因为负重，因为恐惧，或生来如此。上来了！最初的感觉就好像赤身裸体。身体此刻是暴露的、紧张的、忐忑的，等待着径直施加于它的暴力。尽管是跟在己方炮火向敌人战壕“徐进弹幕射击”的后面——“徐进弹幕射击”是到1917年时的惯常做法——但开始暴露在外的一刹那还是让他有一种无辜的感觉。“那时候跨出战壕并且活下来的人，在随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体验过那样的高潮。”一位幸存者写道。

[5]

然后就是前进，缓慢地、跌跌撞撞地前进。那是因为负重，因为地形，因为进攻的战术。德国人和法国人比较有创新精神，常以集团的形式向前猛冲。英国人更有条理。每隔两三码一个人，几个排一起齐头并进，后面隔20码是第二波。头都低着，一方面是因为背包太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本能，想在敌人面前尽量缩小目标。

蜂窝一样弹坑密布的无人区很快就打乱了预先的部署。有些人滑倒了。队形开始散乱。有些人爬起来继续前进。其他的不行了。1917年在泥泞不堪的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

[6]

，有些人就淹死在巨大的下水道一般的弹坑里，那里积满了黏糊糊的东西，有雨水和泥浆，还有腐尸。现在有人开始听到子弹的声音。有人闻到了恶臭，那种从被炮火掀过来又翻过去的尸体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恶臭。有人被击中了。奔向胸墙的比赛输了。战场现在遭到机枪的扫射、迫击炮火的包围和步枪子弹的清除。

更多的人倒下了。有些人大喊大叫。多数人默不作声。受伤的起先很少会感到疼痛。军官们试图保持好队形。但这些在无人区中进退维艰的士兵，这些“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的人”，几乎不需要鼓励，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战友分开就意味着恐惧。只有抱团才会有安全感和慰藉。实际上，进攻者往往都集中在一起，成群结队，互相掩护。

炮火有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把铁丝网炸断？很少，而且可以说一向就是这样。几近虚脱的士兵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寻找着铁丝网的缺口，结果却大失所望。缺口即使有，也非常少。敌人的火力已变得具有毁灭性了。只有少数人冲到铁丝网的跟前。他们投掷手榴弹。他们用自己的步枪射击。有几个人穿过铁丝网，冲向敌人的战壕，但白刃战很少发生。带头进攻的军官们大多已经被击中。联络也中断了。第二波遭遇了和第一波同样的命运。接着，第三波就做出决定，认为进攻已经失败。哨声再次响起，发出撤退的信号，这次听起来有点发颤。活着的人跌跌撞撞地往回撤。有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就横着跑。受伤的士兵在地上爬行。有些人躲进了弹坑。敌人的大炮开火了，给撤退造成很大的杀伤，但这次总算没有反击。进攻部队的零头回来了。

无人区中受伤的士兵只能听天由命。只有到夜幕降临之后，大部队才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他们竭力忍住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呻吟会招来雨点般的子弹。最后，受折磨后的沉寂终于降临到这片战场。

主题

尽管缺少弹药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一击制胜的幻想仍然主导着整个1915年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阿尔多瓦、皮卡第和香槟的进攻，德国人在佛兰德斯的进攻，甚至连英国人要在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人取得突破的设想，全都是以打开“缺口”——就好似红海在摩西的信念面前一样，把敌人的战线一下分开——并在随后猛攻取胜的梦想为基础的。

只是在第二次伊普尔、加利波利、新沙佩勒、费斯蒂贝尔、阿拉斯和洛斯这一连串战役遭遇惨败之后，协约国才被迫重新考虑作战策略，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军事计划制订者看法的逐渐改变，也不是主动求变，更多的是被动反应。使他们的态度有了明确转变的，是1916年2月德国人以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强度与火力对凡尔登发起的进攻。1916年出现了新的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战争形式——将吞噬掉数百万人生命的蓄意的消耗战。这样做不是以如果清除了主要障碍就可以获得速胜为借口的，而是因为已经做出决定，只有消耗敌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各行各业都被动员起来，劳动力进行了重组，食品采取或打算采取配给制，税率也做了调整。总之，这场战争成了一项需要把一切都投入进去的事业。它成了“总体战”。查尔斯·索利把消耗称为“已经瘫痪的战略的最后一招”。

[7]

在法尔肯海因集中力量进攻凡尔登的决定背后，有多种动机和考虑。他一向都是“西线派”，认为战争将会在西线进行决战。1915年，尽管他同意为了击败俄国而在东线投入更大的努力，但到当年12月，他得出的结论是：和预期的相反，俄国不会被迅速击垮。而法国则相反，法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有可能利用凡尔登周围的突出部作为发起点——相对于西线的其他地方，那里成了法军的前沿阵地——发动最后的、孤注一掷的攻势。所以，必须先发制人，扑灭上述危险。再者，德军的猛攻可以彻底削弱法国人的力量，同时迫使英军向北反击。这样一来就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伤亡，让它的资源也趋于枯竭。

在凡尔登，法尔肯海因将军除了他的部队之外，还集中了1220门火炮，用来对大约八英里的正面进行突击。他估计他的军队每失去两个人，法国人就要失去五个。这就是消耗战的实质。不过，法国人设法挺过了攻势开始时密集的炮火和最初的一次次进攻，然后，战斗就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到11月，法国人将在该突出部损失50万人。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只好向英军求助。于是，1916年7月，英国人在索姆河附近大举进攻，头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到11月的时候又损失50万人。协约国损失惨重，但法尔肯海因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这两场战役中，德军大约损失80万人，略少于英法。

1916年，佛兰德斯的伊普尔及其周围的突出部继续遭到猛攻，随后，在1917年的帕森达勒或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它们又再次成为反复争夺的目标，因此可以把伊普尔与凡尔登、索姆河一道，看作三位一体的恐怖战场。法尔肯海因将军称之为阵地战。“阵地战的首要原则，”他写道，“就是寸土必争；丢失的阵地要立刻通过反击夺回来，哪怕是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8]

双方采取了同样的原则。“为了10码的荒原，赔上整团整团的性命”——这是伊凡·戈尔（Ivan Goll）的看法。

[9]

对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来说，索姆河战役之后，整个战争和生活的面貌都起了变化：

在这里，骑士精神永远消失了。就像所有高贵的个人情感一样，它也必须让位于新的作战节奏，让位于机器统治。在这里，新欧洲在战斗中首次露出了自己的面容。

[10]

两年多了，西线的交战各方在战斗中互相捶打——如果说那个老词对这种新的战争形式，也就是让数百万人付出生命而战线前后移动顶多在一英里左右的战争形式还合适的话。要是把西线的战争分成四个阶段，即开场的运动战，1915年的稳住阵脚，1916～1917年的消耗战，以及1918年用重新开始的运动战来收场，那么1916～1917年的危局就构成了最长也最连贯的阶段。

凡尔登、索姆河和伊普尔这三次战役体现了大战的逻辑、意义和实质。1916年，每三名法国普瓦利中就有两名经历过凡尔登战役；英军士兵大多都参加过索姆河战役或伊普尔战役，或这两个战役都参加了；而德国的部队大多到过佛兰德斯或凡尔登。这些地方也是战争中关键的作战区域。我们对于大战的印象——震耳欲聋、令人胆寒的炮火齐射，进攻中一长排一长排的士兵在如同月球表面一般坑坑洼洼的地带缓慢地向前移动，仅仅是为了勇敢地面对机枪、未被炸断的带刺的铁丝网，还有手榴弹——通常就来自这些战役，而不是战争第一年或最后一年的战役。

中间这段时间的战争颠覆了所有传统的战争观念。防守变成了进攻。对于这种变化，霞飞起初在无意中将其称为“胜利的抵抗”。

[11]

技术和战略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发起进攻的一方无论其数量有多大，相比于防守一方来说都要脆弱很多，虽然对后者而言，炮火准备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列日、凡尔登、索姆河和帕森达勒这些战役中，重炮的轰击摄人心魄，但尽管如此，其火力也很少能达到足以摧毁敌军防线的程度。结果，防守的一方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奔向胸墙的比赛”。

[12]

这意味着进攻方所面临的失败风险要远远高于防守方。1914年和1915年的进攻让各国军队伤亡惨重，结果在1915年年底就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1916年，德法军队在凡尔登酣战的时候，主动出击的英军在索姆河吃了败仗。1917年，法军在贵妇小径失利，结果引起兵变。英军也在帕森达勒遭遇败绩。1918年，德军在孤注一掷地试图取得突破的时候，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那次进攻之后，精疲力竭的他们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撤退。

牺牲在无人区的成群进攻者——这一幕与1914年圣诞期间对垒双方开心的狂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了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画面。进攻者在前进的时候通常并不寻求掩护，结果被成排地撂倒，其效率就如同用长柄的大镰刀割草一般。“看到他们在走，我们非常惊讶，”德军的一名机枪手描写英军在索姆河地区的一次进攻时写道，“军官们走在前面。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个人走得很沉着，还拿着手杖。当我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不停地装弹。他们成批地倒下。只需要向他们开枪就行了，用不着瞄准。”

[13]

法国士兵对于自己的机枪手的作用描写得比较简洁：“德国士兵感觉就像纸糊的一样。”

[14]

赫伯特·里德回忆说，他看到德国士兵像靶场上的靶子一样倒下。

[15]

在这里，英雄是受难者，而受难者也是英雄。进攻者是19世纪世界的代表，而这个世界被这场战争给拆除了。

如果说进攻者是一个垂死挣扎的世界的代表，那么防守者，不管是顽强的、惊恐不安的，还是坚韧的、狂妄自信的，则成了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象征。由于全面进攻是例外而非通则，战壕生活大多表现为防守，表现为令人厌倦的无休止的挣扎，目的是守卫“生存”，是在充其量只能算原始的条件下活下去。到了1916年，像普瓦利和弗龙特施魏因（Frontschwein）这样的字眼——意思是毛人和前线猪，指邋里邋遢、胡子拉碴、粘满泥浆的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变成了他们各自国家饱含爱意的称呼，不像在先前以绚丽而富有英雄气概的方式交战的时代里那样，可能是骂人的话。在这种生活中，感官冲击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日常的悲惨遭遇。”一个法国人写道。

[16]

在超现实主义这个词被士兵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在为佳吉列夫的《游行》（Parade
）——该剧是斯特拉文斯基、萨蒂（Erik Satie）、毕加索以及科克托合作的产物——所写的演出说明中首次使用之前，整个西线的景象就已经带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意味。一幅毁灭的全景画呈现在各大战区的士兵面前。树成了烧焦的木桩；烧焦的木桩反过来又被竖了起来——作为观察哨——以便看上去像是受到破坏的树。烂泥无处不在。“日落和日出是亵渎神明的，”曾在伊普尔突出部服役，后来因伤退役，但又作为战地画家重返佛兰德斯的保罗·纳什（Paul Nash）写道：

……只有滚滚乌云中落下的黑雨……才适合这样的地方。雨下个不停；散发着恶臭的烂泥成了更加令人作呕的黄泥汤；弹坑里积满了绿中泛白的雨水；大路小径都覆盖着几英寸厚的泥浆；奄奄一息的焦黑的树木冒着烟，流着汁；炮弹打个不停……它们扎进的坟墓就是这片土地……这一切难以名状，充满了罪恶而且看不到希望。

[17]

一名法国飞行员俯瞰雨后的凡尔登时，想到的是“一只湿漉漉的巨大癞蛤蟆的皮”。

[18]

对于经历过凡尔登、索姆河或伊普尔战役的普通前线士兵来说，他们的日记哪怕是写得最不清楚的，也传递出一种至少是对这场战争的外在惨状的认识。

进入战壕轮战一次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包括：在前线三到四个昼夜，然后在支援战壕待同样长的时间，再接着就是做差不多同样长时间的后备队。只有在做后备队的时候，才有可能像赫伯特·里德说的那样“变得文明起来——洗澡、换衣服、写信”。

[19]

要不然，所有人都是野蛮人。1917年兵变之前，法军指挥机构常常是很随意地对待本应安排的休假和休整时间。进战壕轮战一次竟然长达一个多月，有时甚至超过两个月。

肮脏和污秽自然是战壕里的忠实伴侣。有时候，因为浑身脏得实在不行了，士兵们即使是在隆冬季节也会不顾寒冷，在弹坑里洗澡。那些弹坑常常因为连续下雨而积满了水。“那日子过得跟野兽似的……连猪都不如！”路易·迈雷如是说。

[20]

士兵们争论着伊普尔和索姆河的烂泥哪一个更烂。关于1917年的伊普尔，一个英国人写道：

这不是在打仗。要不是因为有机枪和炮击，它更像是玩烂泥游戏。无论哪里都泥泞难行。裹腿都被烂泥扯掉了，要不是绑得牢，靴子、袜子，还有两条腿，也要被扯下来。

[21]

在占领一条被水淹没的战壕时，一个法国人风趣地说：“只要德国人的潜艇不来攻击我们就行了。”

[22]

“从来没有哪种气候像佛兰德斯的这样，”J.W.哈维（J. W. Harvey）在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大骂这雨、雨、雨的话不会在检查的时候被删掉！我估计部分原因可能是连续的开火；但我觉得，与之相比，以后在看待我们英国出了名的天气的时候，我要更厚道一些。

[23]

这样的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我总以为法国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1916年6月，彼得·麦格雷戈颇感委屈地表示，“但它很冷，经常下大雨。”四天后，他的妻子珍得到的消息是，“这儿的雨下得就像龙头拧开了”。

[24]

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就该话题写了一首名为《雨》（Rain
）的诗：“雨，午夜的雨，有的只是狂风暴雨。”大雨消解了所有的爱和所有的意义。

……除了对死亡的爱，

如果它便是对完美的爱，而且

不会——暴风雨告诉我——让人失望。

[25]

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恩斯特·云格尔认为，“炮火不像潮湿和寒冷那样能彻底瓦解人的抵抗意志”。

[26]

无论用多少可穿的东西——羊毛袜、背心、皮马甲——把身体的各个部位包裹起来，甚至还加上报纸，都不管用。冬天的夜晚似乎特别漫长，而黎明则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我们在乎的不是死亡，”一名法国士兵在1915年年初的冬天写道，“而是寒冷，极度的寒冷！我想我此刻的血液中结满了冰块。啊，我希望他们会发动进攻，那样就会让我们暖和一点儿。”

[27]

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在阿尔多瓦，咖啡，甚至酒，11月的时候都结成了冰。“这种天气适合北极熊。”马克·博阿松（Marc Boasson）在信中说。“如果你想喝点东西，就先要把冰敲碎。肉冻得结结实实，马铃薯冰成一团，就连弹药箱里的手榴弹也都粘在一起。”

[28]

在1916～1917年的严冬，热茶用不了几分钟就结成了冰，而面包、牛肉罐头和香肠都成了冰块。在一首名为《暴露》（Exposure
）的诗中，威尔弗雷德·欧文再现了粗糙的双手、皱起的额头和结满冰霜的眼睛。

[29]

在这样的条件下，吃饭不可能是一种享受，而作战的压力也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胃口。不规则的开饭时间，不可靠的补给线，缺少蔬菜，千篇一律的肉食——所有这些都破坏了任何可能有的乐趣。1916年春天，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在休假结束回到索姆河的时候，带了一条熏制的大马哈鱼准备与战友分享，但当他磕磕绊绊地蹚水走过一条名为坎特伯雷大街的交通壕时，他意识到，“对于一直忍受着那种炮击的人来说，熏制的大马哈鱼算不了什么”。

[30]

可见，天气对士兵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影响。突然间的云开日出就可以提升士气。“天气好极了，”1916年3月凡尔登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夏尔·德尔韦尔（Charles Delvert）兴高采烈地写道，“这种日子有它的魅力。它就像露营一样。你可以在战壕里溜达；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蓝天上飘过几朵快活的小云彩。”

[31]

但这样的天气在战争中是很少见的，这样的诗情画意在德尔韦尔的日记中也是很少见的。

战壕里到处都是害虫。苍蝇、螨虫、虱子卵、跳蚤、蚊子和甲虫令人心烦，但让人讨厌的主要还是虱子和老鼠。虱子在衣缝里产卵，而且繁殖速度惊人。虱子的生殖能力太强了，用普瓦利的话说，早晨出生的到了晚上就成了祖母。跟它们开战毫无胜算。士兵们尝试着用大拇指的指甲碾，用蜡烛的火焰烧，用国内送来的药粉和头油把它们赶出来，但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朝它们扔上几个朗姆酒瓶子。”一名英国士兵风趣地说。

[32]

它们中个头最大的都有了名字：“德皇”“皇储”“兴登堡”。只有战地洗衣房和热水澡有些效果，但也只是短时间内。罗杰·坎帕纳（Roger Campana）觉得这些害虫比刚果或波利尼西亚的吸血蝙蝠还凶猛——“要是好事者知道了它们的故事，就会把它们拿来作为所有法国人的榜样”。坎帕纳唯一欣慰的是，德国人战壕里的虱子据说还要大！

[33]

战壕里的老鼠据说有猫大，虽说休整区周围的老鼠数量更多。散落的食物和腐尸吸引着它们。它们嚼烂背包，啃破口粮袋。罗兰·芒福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在他的那个地段，老鼠们“最大的战绩就是咬死并吃掉了战壕里的猫养在掩体里的五只近三周大的猫仔。我不知道它们之前为什么没有那么做，非要等到可以美餐一顿的时候”。

[34]

对老鼠的战斗有时就跟对人的战斗一样，需要认真对待。珀西·琼斯的心里就老是惦记着老鼠。“我……捉老鼠上了瘾。”他在日记中承认。他每天晚上都要拿着镐把和铲追赶老鼠。

我们有时候跑得太远了点。比如前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大呼小叫地在前沿的各个战壕之间追赶一只老鼠，一直追到第二道战壕，那里的哨兵差点儿朝我们开枪，他以为我们是德国人！

琼斯抓老鼠上了瘾，这在他两个星期之后住进休整区的时候也没有改掉。在伊普尔的运河附近，他参与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

昨晚我们干了一场大仗，消灭了近100只，这还不包括许多在水里游的时候想必已经被砸死的。筏子上的人弹药耗尽，只好再上岸拿些砖头。

[35]

对付老鼠和其他害虫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毒气。毒气战会暂时肃清战壕里这些害人的东西。

战壕里的工作许多都是在夜里做的。正常的资产阶级的时间观念被颠倒了。夜幕降临，穴居人大军就跟他们所鄙视的害虫一样，从自己的洞里出来，四处奔忙，执行各自的任务：铁丝网小组

[36]

进入无人区；战壕的工事要修理和延伸，结果西线成了一座巨大的、错综复杂的蚁丘；发动小规模凶猛的袭击，就像蚊子一样叮敌人一口。即使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要想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德尔韦尔描写了1916年1月战壕里的一夜：

灯都灭了。现在，老鼠和虱子成了这里的主人。你可以听到老鼠在啃东西，在跑，在跳，在木板间窜来窜去，在掩体的波纹铁后面吱吱乱叫。成群结队，动静很大，一刻不得消停。我担心随时可能有哪只老鼠爬到我的鼻子上。接着，虱子和跳蚤又开始疯狂地咬我。要眯一会儿都绝对不可能。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开始打起了瞌睡。嘈杂声让我跳了起来。开炮了，还有步枪和机枪开火的噼啪声。德国佬一定又在进攻泰蒂峰了。一点半左右，喧闹声好像渐渐小了。两点一刻，它又开始了，这一次非常猛烈。地动山摇。我们的大炮在远处不停地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三点的时候，炮击范围分散得更开了；慢慢地，一切都安静下来。为了能在六点钟起来，我又打起了瞌睡。老鼠和虱子也起来了：意识到活着也就意识到苦难。

[37]

经过这种连续几天几夜的感官轰炸，人往往变得晕头转向、行动迟缓，甚至怎么都打不起精神。“我想我愿意用自己的灵魂换来几个小时的安稳觉。”有人表示。

[38]

“要命的是缺乏睡眠。”德尔韦尔写道。

[39]

在终于被换下来的时候，部队向休整区出发。威尔弗雷德·欧文写道：

弓着腰，如同背着口袋的老乞丐，

小腿外翻，咳起来像老妖婆，我们诅咒着在泥泞中前行，

直到我们背朝着幽灵般的照明弹，

开始向我们远方的休整区跋涉。

人们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40]

非常讨厌但又躲不掉的还有尸臭——只是被漂白粉同样难闻的臭气给盖住了——以及被腐肉招来的成群的苍蝇。四肢和躯干的残骸由于炮击而被不断地翻来覆去。挖掘或修理战壕的小组不断挖到腐烂和残缺程度各异的尸体。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用铲把它们铲到一边。不过，那些残肢断臂确实也有被放进沙袋的。要是沙袋迸裂，里面的东西可就露了出来，那情景之恐怖，也只有黑色幽默才能让人不至于歇斯底里。在伊普尔突出部的某个地方，轮换下来的士兵全都排成一列，从战壕一侧伸出的一只手臂那里走过，并与之握手道别——“再见，杰克”。对换下去的人有效的做法对刚来的人也是一样——“哈罗，杰克”。

[41]

炮兵上尉F.H.T.泰瑟姆（F. H. T. Tatham）给自己的母亲讲过另外一个怪异得几乎有点幽默的情节：

在我们观察所的战壕里总有股难闻的气味，用杂酚油也除不掉。我今天发现，原来那是我们用潜望镜的时候倚靠的沙袋里腐烂的残骸发出的。我估计那具倒霉的尸体在那里可能已经有六个月了——老鼠通常对它们是不会不管的，所以那很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德国人。因为被翻动了，那气味更大了，而且它还爬满了蛆。那只难闻的沙袋现在已经用杂酚油浸过并被扔得远远的了——但他们显然不可能把德国佬的残骸装进同一个沙袋，而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清理干净，我又担心胸墙会倒下来，所以觉得左右为难。

[42]

澳大利亚人J.A.罗斯（J. A. Raws）给家人讲了一个同样“奇特的”故事。1916年年底在波齐埃和挖掘小组一起干活的时候，他遇到——就像他说的——“一阵猛烈的炮击”。他两次被埋。第二次，他挣扎着爬出来之后，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半截身子埋在土里。他以为那是一个刚刚遭遇了和他同样命运的同志，就跌跌撞撞地过去想帮那个人爬出来。他又拉又拽。突然，鲜血喷了罗斯一身，那个人的头掉在他的手上。“那恐怖无法形容。”他写道。

[43]

三天前，他的兄弟阵亡了，而罗斯也会在他再次轮换到前线的时候阵亡。一名在凡尔登的法国士兵写道：“我们身上都有尸臭。我们吃的面包，我们喝的污浊的水，我们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有股腐烂的气味。”

[44]

在某些地段，残肢断臂每天都可以见到。在索姆河畔的弗雷努瓦，一座德国士兵驻扎的房子直接被炮火击中。恩斯特·云格尔跑去救人。

我们抓住瓦砾中露出的手和脚，把尸体拖出来。一个是头没了，脖子还在躯干上，就像一只大的血蘑菇。另一具尸体身上，被炸碎的骨头从膀根子那儿冒了出来，胸口一处巨大的伤口把制服都浸透了。第三具尸体的肠子从裂开的躯干中流了出来。在我们要把这具尸体拖出来的时候，一块扎进那处可怕的伤口里的碎木板把它别住了，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还有一次，云格尔目睹了一场机枪决斗。

突然，我们的神射手倒下了，头被打穿了。尽管脑浆顺着面颊淌到了他的下巴，但在我们把他抬到旁边坑道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完全清醒的。

[45]

在罗杰·坎帕纳的掩体被炮弹击中之后，他为了向朋友证明他躲过的这发炮弹离自己有多近，就拍下了一位战友尸体的照片。那具尸体“从肩到胯都撕裂了，就像肉店里看到的一堆切开的肉”。

[46]

德尔韦尔以更精确的语言记录了一位战友的死亡：

热古德死得很可怕。他刚跨进掩体，一发炮弹就爆炸了（很可能是奥地利130毫米的炮弹）。他的脸烧坏了；一块弹片打进了他耳朵后面的颅骨；另一块弹片切开了他的肚子，打断了他的脊柱。血肉模糊中可以看到他的脊髓滑了出来。他的右腿膝盖以上的部分完全碎了。最令人骇异的是，他还挺了四五分钟才死去。

[47]

塞萨尔·梅莱拉（César Méléra）的凡尔登经历中有这样的场面和观察到的东西：

埋在土里的马和骡子。臭烂泥有时候能没过你的脚踝，同时还释放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和一种比重大并且不透明的气体。战场上的伤员，喉咙里发出死亡的声响，没有人照料，只能喝自己的尿解渴，没见识过这些……就没有见识过战争。

[48]

威胁着士兵生命的不单是敌人的炮火，还有他们自己的炮火——在它打不到目标那么远的时候。配桑将军（General Percin）估计，因己方炮火而阵亡或负伤的法国士兵有75000人。

[49]

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对保罗·莫朗（Paul Morand）自嘲说：“我属于打死英国人最多的那支法国军团。”

[50]

炮击够不到目标的原因有，糟糕的通信、人为的失误、弹药受潮或者风，而它总是在前线士兵、参谋人员以及炮兵部队之间制造仇隙。战争过程中，这种情况的比例一般来说是随着炮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51]

总之，用西格弗里德·沙逊的话说，前线“因为死的人太多而腐烂了”。

[52]

路易·迈雷在阵亡前的一个月也想过这个问题：

死！这个词就像海里洞穴的回声一样，在看不见的黑暗深渊里一次次隆隆作响。在这次与上次的战争之间，我们不是死了，而是终结了。整齐干净，在可以遮风挡雨的房间里，在暖和的床上。现在我们是死了，死得湿漉漉的，泥泞不堪，满身血污。这种死是被淹没和吞没的死，是屠宰场里的死。尸体躺在冰冷的泥土里，泥土渐渐地把它们吸收进去。离开人世的最幸运的方式就是被包裹在从帐篷上撕下来的帆布里，长眠在最靠近的墓地。

[53]

人们会不会夸大战壕生活的惨状？据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因为在他们的叙述中一味地用“烂泥和鲜血”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而受到别人的谴责。有些大战老兵从未见识过进攻；有些在前线的时间虽然很长，但连敌人都没有见过；经历了整个战争而又毫发无损的人很少。前线有些地方实际上非常平静。有些人从未丧失他们的浪漫和冒险意识，有些人从未丧失他们的幽默感。因此，批评者说，如果把目光集中在凡尔登、索姆河和伊普尔的惨状，那就会歪曲这场战争的现实。他们声称，即便在那些不平静的地段，那种标准的、大规模的炮击和进攻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困扰着人们的是战壕生活的平淡乏味，实际上也就是无聊。

这样的争论，有一部分属于定义和语义学的问题。人们在分类的时候，该把什么样的体验归于“恐怖”，又该把什么样的体验归于“无聊”？难道一个人感到恐怖的就不能是另一个人感到无聊的吗？反之亦然。要是有人坚持说，恐怖这种感觉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价值观以及环境呈现出出乎意料的矛盾性，而无聊则是例行公事的必然结果，哪怕是例行公事的杀戮，那问题就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没有哪种恐怖感——哪怕是这场战争引起的恐怖感——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在有了几个星期的前线体验之后，人们差不多就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人们很快就对残忍和可憎的事情有了免疫力。要想活命，他们只能如此。就像小提琴演奏家和奥地利步兵弗里茨·克赖斯勒（Fritz Kreisler）说的：

某种凶狠好斗的倾向会在你的心中产生，让你除了战斗的职责，不在乎世上任何事情。你在吃面包片的时候，有人在你身旁的战壕里被子弹打死了。你平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接着吃你的面包。为什么不呢？无可奈何。到头来你在说到你自己的死亡时，也会像谈论午餐会一样无动于衷。

[54]

与教友救护队（Friends' Ambulance Unit）

[55]

在一起的来自利兹的贵格会教徒约翰·W.哈维，在寄自伊普尔的信中写道：“我这段时间很疲惫，见了那么多可怕而又可悲的事情；要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有见怪不怪的本事，真是会受不了。”

[56]

所以，哪怕是恐怖也可以让人习以为常并感到无聊——觉得什么都见过了，存在再也没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你心中空荡荡的，”克赖斯勒继续写道，“但事实是，跟你一边的那伙人正在和另一伙人搏斗，而你的那边必须赢。”

[57]

即使情况看上去很平静，伤亡也在继续增加——因为有狙击手，因为有想让敌人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漫无目的的炮击，还有就是因为事故。正是这种以为一切都平安无事时的消耗，让一些士兵觉得最可怕。死亡似乎完全没有目标。在陆军部队的战争日志中，在对一天的活动所做的简短得只有一行字的报告中，常有这样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非常平静。伤亡三人。”就像感到极度痛苦的美国大使在一封从伦敦发出的信中说的，“如果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是‘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那就意味着正常每天都有5000人伤亡”。

[58]

在“恐怖与无聊”的争论中产生的那种对立是虚假的。关键在于1916～1917年这一阶段的战争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它和先前的战争形式的关系，以及它与人们的期待及价值观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很难否认，1916～1917年的“前线”体验实际上就是“前沿”体验，对某种就其含义而言是全新的东西的体验。当然，士兵们依然是按照先前就存在的范畴来对感觉到的东西进行分类的——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实际的体验总的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也是新奇的。

之前的范畴，还有已被接受的战争与先前历史的关系，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磨和瓦解。这种衰退的速度在各交战国以及各国人民当中是不一样的，要看现存价值观的弹性以及它所引起的共鸣的程度，但在所有的地方，哪怕只是在战后，在那口把目的、记忆和结果都搅拌在一起一同发酵的大锅里，之前的范畴的有效性都瓦解了。

重估一切价值

在各个主要的国家中，德国人甚至在战前就最喜欢质疑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喜欢把当下提升到法律所控制的范围之外，喜欢凭借直接经验的力量而不是传统和历史的力量来获得灵感。在战争中，他们从一开始就专注于“胜利”的思想，专注于某种酒神式的活力论。这种活力论意味着征服的时刻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提供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机会。这些机会首先是精神上的和能够促进生命意义的，然后才是领土的和物质的。领土战争的目标——那是大量有关德国战争努力的文学作品所关注的事情——只是模糊地表现了奔放的热情或因厌战而导致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战争的目标问题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它反映了前线战况的好坏。规定战争目标的是前线，不是别的。

最先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性，继而又将消耗战的思想——不是靠猛打猛冲来“击败”敌人，而是靠自我牺牲来耗尽敌人的资源——付诸实施从而颠覆了战争规则的是德国人，这一点并非偶然。德意志这个国家在战前就最乐于质疑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规范，最乐于推动旧确定性的瓦解和新可能性的来临。所以，德国人对于改变交战规则不会感到太勉强。对于打破国际惯例他们也不会感到太勉强，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国际惯例是和英法霸权所强加的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德国的利益不利的。

消耗战的思想从短期来看是特殊的军事形势的产物，是为了应对1914年施利芬计划失败所造成的、之后又持续了一整年的意外僵局。但它也表明，德国的军政领导人愿意把全体国民的情感投入——在战争初期非常明显——转化为军事战略。在普鲁士传统中被视为“国民学校”的军队，此时应当成为全体德国人的学校。“总体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现在不再有军人和平民之分。消耗战要倾举国之力。

这样的想法不是突如其来的。战前的泛德意志运动、海军协会（Navy League）

[59]

、殖民团体以及其他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它们的许多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用军事原则和军事品德让德国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有趣的是，这种大众化的军国主义形式有很多都源自非容克人士，源自军队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派人物，比如鲁登道夫和鲍尔（Max Bauer），同时还源自民族主义团体中的白领，即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总体战的理想不属于施利芬和毛奇那样的容克贵族，而属于新德国。埃里希·鲁登道夫就是新德国最好的象征，他是一个平民，商人之子，一个一心想飞黄腾达的人，一个喜欢行动而不是思考的人。他，和他所代表的现代冲动一样，来自边缘地带，来自他出生的地方——东普鲁士波森省克鲁谢维亚村果园里的一处平房。到了1917年7月，鲁登道夫在德国的权力已是无人能及。对鲁登道夫和新德国来说，所有的政治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所有的文化问题，说到底都是军事问题。

此时，消耗战不过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衍生物。要是没有朝着“总体”方向的持续准备，它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体战要求打破军人和平民之分，拒绝接受战争中公认的道德准则。德国占领军在比利时对待平民的方式和对于新战争手段的倚重，尤其是对于毒气和火焰喷射器之类新发明的使用，还有开始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都是在总体战到来的过程中，在消耗战之前的最重要的几个步骤。

欧洲正在变化中的社会和物质面貌将会对未来的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早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就引起了整个大陆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以及法律专家的关注。军人和平民还能不能被容易地区分开来？19世纪初，西班牙人为了反抗拿破仑的入侵而开展的游击战，就已经提出了若干未来的难题。然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富有戏剧性的方式表明，六十年前拿破仑在西班牙的经历，不过是稍稍感受了一下战火烧到欧洲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的后果。从1870年9月的色当战役到1871年春天停战的这一时期，围绕战争中平民和军人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德军炮击斯特拉斯堡、佩罗讷和苏瓦松，朝居民区开火，却总是以平民和军人在互相帮助、难以把两者区分开来为由。占领区还实行恐怖政策：烧毁平民的房屋，枪杀人质，征收罚金。

1871年至1914年，国际法讨论的重点一方面在于明确界定军事入侵者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在于界定平民守卫者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些讨论中，德国人一般坚持认为，征用占领区居民的财物并要他们保持驯服是合理的。持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有他们，但是把它极端化，提出战争中的通敌罪概念的可以说只有他们。根据这一观点，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平民干扰战争努力的行为，就和入侵者本国国民的干扰行为一样，具有叛国的性质。

[60]

德国占领比利时就是出于这样的立场。尽管总的来说肯定不像协约国宣传的那样骇人听闻，但德国的占领政策还是非常严厉的。即便婴儿并没有被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别人怀抱里抢走并摔在砖墙上，即便修女们并没有被蓄意找来以供鸡奸、强奸和屠杀，即便老人并没有在被子弹打成筛子之前被逼得四肢着地爬行，被枪杀的人质数量也是相当多的，这其中包括妇孺和八旬老人。卢万被夷为平地。其建于1426年的图书馆，连同28万册图书及其收藏的珍贵古版书，还有中世纪的手稿，都一起遭了殃。先是在比利时，然后在法国和俄罗斯，恐怖政策被宣布为占领区的官方政策。德国人很自豪地使用了“条顿人的怒火”（furor teuto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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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

对协约国而言，对待平民的方式成了德国人缺乏人性的确凿证据；在鼓动英国人战争情绪的时候，“可怜的小比利时”和“钉在十字架上的比利时”，成了把人们团结起来的主要口号。卢万及其图书馆的遭遇被视为德国人野蛮行径的象征，是条顿人仇视历史，仇视整个西方文明——包括它的人工制品、成就和价值观——的象征。除了卢万的图书馆，很快遭遇同样厄运的还有兰斯大教堂（它在9月20日首次遭到炮击，亨利·詹姆斯断言这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心灵所犯下的最丑陋的罪行”

[62]

）、伊普尔的布厅（Cloth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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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阿尔贝大教堂。德国人声称，这些建筑物的塔楼供瞭望和发送可视信号之用，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其炸掉，而顾不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过，对远远超出直接作战范围的平民和历史古迹的攻击，很快便使他们无法自圆其说。10月11日，两架“鸽”式战机飞到巴黎，扔了22枚炸弹，市民被炸死3人，炸伤19人。圣母院也被刮到了。在协约国看来，这是战争形式的扩大，是不容抵赖也不可接受的。接着，1914年12月，战火烧向英格兰的平民，英格兰北部港口哈特尔普尔以及海滨度假胜地斯卡伯勒和惠特比遭到来自海上的炮击。1915年，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开始空袭伦敦和巴黎；到1916年年初，这些空袭已深入北部的兰开夏郡。

年轻、有才华并且十分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写道，对于德国人的行为，外国人认为残忍，德国人自己肯定只能说是诚实。不管怎么说，如果法军把兰斯大教堂作为观察哨来使用，那它就必须被炸掉。事情就这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和英国人把德国人说成野蛮人，就纯属虚伪。

[64]

迈内克的话还算是温和的。另外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表达类似的观点时，就说得比较尖刻了：

教堂的塔楼倒下上千座，也要好过一名德国士兵因为这些塔楼而倒下。我们中的人道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别再唠叨了。我们要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些道理非常简单，而要反复地向不愿意听的人讲则是很没有意思的。

[65]

考虑到迈内克及其同行的职业，人们本来可能指望他们会尊重个人以及国家对于其所处历史背景的依赖性，而不是像这样毫不含糊地断言生命力高于历史。然而，他们的言论所突出的正是酒神式的自以为是。战争过程中，占据德国大学历史学教席的43人当中有35人坚称，德国之所以卷入战争，只是因为它受到了攻击。

[66]

除了否认历史，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那就是否认有过破坏行为。1914年10月出现了一份向“文化界”发表的声明，有93位德国知识分子签名，其中包括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作家赫尔曼·祖德曼（Hermann Sudermann）、作曲家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科学家威廉·伦琴、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泰斗级人物。“说我们可耻地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那不是真的，”他们坚称，“……说我们的部队在卢万表现得很野蛮，那也不是真的。”

[67]

随着战争，同时也随着这个世纪的向前推移，愿望、憧憬和幻想将逐渐成为现实的主宰。德国是这一过程的引领者。人们应该“对人道敞开心扉，只要这样做不会伤害到他们自己”，恩斯特·云格尔说。这样的自我主义以及对轰轰烈烈的渴望，对战争的到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云格尔愿意承认这一点。

在以不可抗拒之势把我们拖进战争的错综复杂的欲望中，当然也包括对于可怕的东西的兴趣。我们这一代人过得循规蹈矩，这引起了一种真实的渴望，渴望不同凡响。

[68]

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战争方式如此愤怒是不是有道理呢？毕竟英国人自己在世纪之交的南非战争中，当布尔人采取“打了就跑”的方式发动袭击而且组织平民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也曾像德国人现在指责比利时人那样指责过布尔人的战术“不符合体育精神”，而且英国军队在无奈之下还建立了条件恶劣的拘押中心，不仅男人，就连妇女和儿童也被关了进去。指责英国人做法虚伪的俏皮之人，使下面这句话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不列颠统治了大海，所以不列颠放弃了规则。”

[69]

另有证据表明，战争初期，法国士兵在占领区也犯下了“暴行”，

[70]

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问一问，要是战争主要在德国的领土上进行，法国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在战争动员开始几天之后，教师、曾经的和平主义者路易·佩尔戈（Louis Pergaud）写道：“我们要把普鲁士这个毒如蛇蝎的种族斩草除根，这是必要的，也是要紧的。”

[71]

尽管如此，现有的证据还是有力地表明，德国人拒绝承认国际准则的做法是最有计划、有步骤的——部分原因在于觉得有必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准则对于他们当下的幸福是有害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德国人就是不太想遵守那些规则，在他们看来，那些规则是异己的、以历史为基础的，因而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当下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战后的德国人自责说，他们的宣传做得远远赶不上协约国，但事实是，协约国在反对德国人的主张背后，的确有比德国人反对他们的敌人更多的实质性东西。德国人呼吁的“诚实”“公开”和“坦率”，带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环；他们的呼吁是对内在的和私人德性的呼吁。协约国的呼吁是一种基于社会、伦理和历史的呼吁；它是对外在的和公共价值观的呼吁。

亨利·柏格森在1914年12月谴责德国人让他们的野蛮主义带有“科学的”色彩，

[72]

亨利·詹姆斯在1915年1月提到伊普尔毁灭背后“卑劣的魔鬼信仰”，

[73]

但是，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在西线伊普尔附近的兰热马尔克，第一次有计划地使用窒息性气体攻击法国和加拿大的军队，使得协约国人民对于德国威胁的邪恶本质以及德国人的“罪孽”深信不疑。1915年春季的这一事件在皮埃尔·米克尔（Pierre Miquel）所谓的“恐怖主义战争”中，是最惊人的一幕。

[74]

1899年的《海牙宣言》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毒物质或有毒武器”。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早在1914年9月就已购买液氯，尽管法国人在1915年4月之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在研制毒气弹，但事实仍然是，德国人是第一个广泛而系统地使用毒气的。因战前在合成氨方面的研究而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弗里茨·哈贝尔（Fritz Haber），在1914年秋季就想到用氯气可以让德国人重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且哪怕是军火和人力短缺，也可以使战争以胜利结束。德国人指控协约国在炮弹中使用毒气，而不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已经使用的相对无害无毒的刺激物，但他们的指控空口无凭；他们声称在海牙达成的协议并不适用于呈云雾状扩散的气体，而只适用于使用发射物施放的气体，这种说法不过是强词夺理。

一些评论家在当时以及一些历史学家随后都表示，对于毒气的使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他们认为，毒气实际上比炮击更人道，因为它造成的伤亡很小，即使是在开始使用致命毒气之后也是如此。

[75]

这样的看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使用毒气当然不是因为它更人道，而是因为它可以让前线士兵更加提心吊胆。它不是为了取代炮击，而是作为炮击的补充。就如一名英国炮兵在德国人借助毒气夺取了伊普尔附近的战略要点60高地之后在1915年5月说的：

如果我们不想每次都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必须使用这种东西。那些好心肠的人声称，让人感到窒息要比用高爆弹把他炸飞更仁慈。那是他们想在整个世界面前掩人耳目。实际上，他们先是释放毒气，并用刺刀把所有被毒气熏倒而无法动弹的人刺死，然后又把他们的高爆弹对准那些还在拼命喘气的可怜的人。对于整件事情，人的感受难以言表。

[76]

各方的士兵，甚至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从来都没能适应毒气战思想。实际上，有些直接参与毒气研发的德国人就认为它是一种“缺乏骑士精神的”和“令人反感的”武器。

[77]

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试图以敌人会以牙还牙为由阻止它的使用，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5年9月，正是他的第6集团军在洛斯成了英军首次大规模毒气攻击的目标。虽然毒气很快就成为双方的常规武器，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双方还开始采取更加致命的形式，但士兵们仍然认为毒气是一种不地道的作战手段。医疗队的G.W.G.休斯（G.W.G. Hughes）中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首次毒气攻击之后在伊普尔附近看到的惨状，波珀灵厄到伊普尔的路边躺满了人。他们精疲力竭，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嘴里往外吐着黄色的黏液。他们脸色发青，表情痛苦。情况非常糟糕，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在有关这些毒气攻击实例的书籍和文章中，对其恐怖和可怕之处的描述我觉得都没有夸大，甚至还没能完全反映实际的情况。看到过他们或者为他们治疗过的人，离开时都恨不得直接扑向德国人，掐死他们，想办法让他们为他们的残忍付出代价。一下子死掉也好过这种可怕的折磨。

[78]

看来，毒气战的受害者——只要看到过——在心灵上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被炮弹炸得缺胳膊少腿的士兵：

在我所有的梦中，我都无助地看到，

他向我冲来，发出咯咯的声音，窒息，溺亡。

[79]

士兵们当然都很迷信，英国的士兵开始觉得使用毒气会招来坏运气。

[80]

英法国内战线认为，德国人使用毒气是不可接受的。国内舆论被激怒了，所以当《每日邮报》请求英国妇女按照报纸上给出的规格，用棉花和羊毛制作100万只简易的防毒口罩，以便为4月下旬的紧急情况做准备时，军队得到的捐赠铺天盖地。这些口罩有几千只被立刻送往法国，发给部队暂用。毒气战的技术发展很快：从氯气到光气和芥子气。芥子气最致命，而且它又是德国人率先使用的。防毒面具相应也变得更加复杂，蒙在脸上的材料是橡胶纤维做的，镜片是不会碎裂的玻璃做的。人们讨厌这种面具。往好里说，呼吸困难，而且视线和灵活性也受到限制。

在凡尔登的光气进攻中，皮埃尔·德·马泽诺（Pierre de Mazenod）周围尽是些戴着面罩的人，这让他想起了“死亡嘉年华”。

[81]

对许多人而言，毒气使战争进入了一个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士兵们一旦戴上面具，就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是人。长长的鼻子、硕大的玻璃眼睛和迟缓的动作，这些使得他们成了幻想中的东西，其有棱有角的面容就像是毕加索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笔下的人物而不是传统的士兵。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把防毒面具称为“这个代表了战争真实面目的猪鼻子”。

[82]

关于德国人的毒气进攻，英国人有如下评论：

由于德国人使用了毒气，战争变得更加惨烈，骇人听闻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文明世界的士兵们的勇气不得不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就连以前那些出去同会喷火和放毒气的恶龙作战的骑士都相形见绌。在这场与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猩猩种族的殊死搏斗中，不要看外在的东西，而要看内在的东西，那样才能看到战士额头上闪闪发亮的光环……但是比从前带有羽饰的盛装战士的光环更了不起的，是他缠着化学绷带、看上去没有了人样却还能在泥泞或尘土中骑行或蹲伏，迎候德国人的枪炮刀剑，以及火焰喷射器、窒息性气体、催泪气体、有臭味的气体等其他战争手段的勇气！

[83]

所以，毫不奇怪，皇家工程兵的“防毒气部队”在战后十周年聚会的时候，有个喜剧节目的剧情梗概提到了俄罗斯芭蕾。毒气和俄罗斯的舞者都被视为“创新”的顶峰，表现了还远远不能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接受的现代意识。在周年纪念的节目单上，对大英帝国最优秀指挥官勋章获得者、皇家学会会员、意大利骑士勋章获得者亨利·S.雷珀（Henry S. Raper）中校是这样介绍的：

雷珀斯基在表演他有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剧《透析》。情节：故事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在那里可以看到克洛林、布罗明和艾奥丁这美丽的三姐妹在漫步

[84]

。索迪恩

[85]

，一个恶名昭著的坏蛋，过来迷住她们，给她们每人一个电子作为她们的戒指。到她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她们快要在绝望中化为晶体的时候，她们被阿詹坦

[86]

析出，因而得以免除可怕的厄运。最后一幕描写的是索迪恩，他此时已变成离子，在做布朗运动。

[87]

鉴于毒气在首次使用时英国国内表示强烈抗议，读一读荷兰在1919年公布的化学战报告的开头几段很有意思。报告开头是这样的：

毒气是一种合法的战争武器——对此，委员会毫无疑义——而且它将来还会被使用，这一点他们认为可以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因为历史表明，一种武器既然已经在战争中被证明是成功的，那它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为了生存而战的国家放弃。

[88]

二十年后，在下一次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副防毒面具。这种“立体主义战争”已经蔓延到整个国家。

火焰喷射器是德国人率先使用的另外一种武器；从1914年后期开始，它就是他们武器库中的一部分。协约国说它违反了禁止使用“有意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发射物和材料”的海牙协议，而且还坚持认为“交战国对于给敌人造成伤害的手段的选择并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火焰喷射器由油瓶和钢管组成，油从钢管中以很高的压力喷出。这种武器就像毒气一样，长期来看并不特别有效——它最大的用处不过是烧死躲在碉堡和掩体里的敌人——但它可以把巨大的恐惧感慢慢地注入潜在牺牲品的内心。对迈雷来说，火焰喷射器是这场冷酷战争的最高象征，是这个疯狂的世纪熊熊燃烧的幻影。

[89]

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喜欢使用火焰喷射器：他们认为，只要被攻击的战壕在抵抗，背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就很可能被击中，从而变成人肉火炬，对于己方部队就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帮助。而要是进攻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火焰喷射器几乎就没有必要。不过，法国人实际上还是保留了火焰喷射器，用于第一波突击成功后的肃清残敌。

在德国人率先有计划、有组织地使用的其他堑壕战发明中，还有战壕迫击炮和狙击战。迫击炮，或者像英国人带有嘲讽意味的昵称“明妮”，早在1914年9月就出现在贵妇小径等地。法国人讨厌迫击炮，称之为“煤桶”或“火炉烟囱”。狙击手连同其望远式瞄准镜也作为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作战方式而惹人讨厌，有时甚至连自己一方的人也讨厌。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引入新的作战观念方面非常迟钝，比如战壕迫击炮、毒气或坦克。从一开始，人们就不愿意接受堑壕战的现实。“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基奇纳说，“这不是战争。”

[90]

堑壕战的责任当然在德国人；他们最先采用了这种“不像男人的”作战形式。谢尔菲斯将军（General Cherfils）指责德国佬的行为就像“缩头鼹鼠”，拒绝诚实的、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光明正大的战斗。

[91]

但除了指责德国人，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想法却没怎么出现。在索姆河战役拖拖拉拉地打了三个月却仍然看不到取得突破的迹象之后，罗伯逊将军（General Robertson）竟然还把坦克说成“有点孤注一掷的新发明”。

[92]

坦克大概是协约国在堑壕战中唯一的重大发明。然而，1916年9月15日在索姆河畔将其过早地投入使用，而且数量不足，浪费了这种出奇制胜的重要武器。在维多利亚时代，出奇制胜被认为有点不道德。它属于赌徒和懒汉不道德的世界。成功必须是艰苦工作和奋斗的结果，不是靠运气和出其不意。所以，坦克在当时不是被当作秘密武器，而是被看作英国人之决心和献身精神的产物。就黑格而言，和步兵突击相比，坦克永远是次要的。最后赢得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是人在“玩游戏”。

如果说坦克被协约国不太情愿地当作游戏中必要的组成部分，那德国人使用潜艇攻击指定区域中的所有船只，更是从一开始就被法国人和英国人视为其野蛮行径的又一证明。对于自己的舰队，德国人一向更看重它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实际应用。例如，1912年10月，贝特曼·霍尔韦格告诉英国驻柏林大使馆高级官员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德国对自己舰队的要求是，“不仅要致力于保护德国的商业，还要致力于它的伟大这个总目标”。

[93]

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海军起初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到1914年年底，英国不仅牢牢地控制着国内水域，对德国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海上运输进行有效的封锁，还给海上的德国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德皇不愿意再拿他剩下的宝贝舰队冒险，不愿意让他的象征物遭受灭顶之灾。所以，除了对英格兰东海岸发动一些打了就跑的袭击和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德国舰队就一直待在港内，躲在雷场后面。因为不允许动用这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德国海军当局就把重点转移到一种更新式的海战武器。这种武器就是潜艇。它在效果上更加“现代”，能实施隐蔽的、出其不意的、突然的毁灭性打击。在把重点放到潜艇上的同时，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思维模式。潜艇本来是用来支援海军舰队的，现在却反过来：潜艇成了德国人主要的海战武器，而水面舰队的地位则下降了，主要承担支援任务。在陆地，德国人钻到地下；在公海，他们采取同样的办法。

1915年2月，他们宣布在英国周围设立一个“战区”，该战区范围内的所有船只，不管是商船还是别的，都会遭到攻击而不会顾及船员和乘客的安全。这一次，德国人的理由还是英国人先违反了海上法律，而他们只是对英国人封锁自己国家的行为做出回应。英国曾经拒绝批准试图确立海战法规的1909年《伦敦宣言》，而且，它还继续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理解诸如违禁物资性质之类的有争议问题；因此，德国人表示，德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反制措施，尽管这些反制措施有可能显得比较残忍。

在这个例子中，德国人的理由无疑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这里的兴趣点是德国人回应方式的性质问题。诉诸无限制的潜艇战，并再次拒绝区分军人和平民、中立国和交战国，德国人用比英国封锁更大的戏剧性和干劲把战争拖入了总体战。恐怖政策也被用于海上。1915年3月，“法拉巴”号客轮被鱼雷击中，而且鱼雷还是在客轮放救生艇的时候发射的。100多人丧生。5月7日，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爱尔兰海岸被鱼雷击中，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中有1198人丧生，其中包括120名美国人。在狂热的仇外情绪中，德国还制作了一种奖章，以纪念这次海上“胜利”。距离首次使用毒气没过去几天，就又发生了“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的事件，这激起了中立派人士对德国的愤怒。哈佛大学教授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到那时为止一直克制着没有在自己的课堂上提到战争。但他获悉“卢西塔尼亚”号的遭遇时，再也忍不住了。“如果我听任我班上的学生对于怎样看待这些事情还有一点点怀疑，那我就枉为一名哲学教授，特别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他接着还讲到了“那些普鲁士人的战争恶行的最新表现”以及“这种对人性的新考验”。

[94]

罗伊斯的反应在美国人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协约国的国内，“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让人们义愤填膺，纷纷踊跃参军。25岁的威廉·格雷格森（William Gregson）显然就是受该事件的影响。他在布莱克浦一所文法学校——阿诺德学校当教师，他的日记到那时为止记的更多是校园生活和足球，而不是战争。5月9日，星期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依然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使得晨祷时里格比的布道异常激愤。”两个星期不到，格雷格森就决定从军了。

[95]

整个夏季，德国人继续执行他们的战术：先是在7月9日攻击丘纳德轮船公司的大型邮轮未果，继而在8月19日击沉了白星轮船公司的“阿拉伯语”号。反对他们的声音明显在提高，而且潜艇战对于英国经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在1915年9月，这些攻击就被叫停了。

不过，基于对这场新战争的性质的更广泛理解，法尔肯海因在其对阵地战的看法中——他在1915年12月的备忘录中表达得最为完备——又提出要积极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两者都是总体战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法尔肯海因在1916年始终未能就潜艇战的对象问题说服政府和德皇。但在日德兰海战之后，因为认识到德国几乎不可能撼动英国的海上优势，同时1916年的陆战同样也没有进展，德皇和贝特曼·霍尔韦格最终相信，要想胜利，再次发动潜艇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这样做有可能导致美国参战，但德国人相信，他们能在美国人出手之前就让英国屈服。

如果说被击沉的吨位数是成功与否的标准，那这一次的攻势起初无疑是很有希望的，至少在1917年夏末英国人开始采取有效的护航方式之前一直是这样。不过，对德国人来说，由此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美国在4月参战。潜艇战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但是到1918年7月，转折点就出现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英国人每个月生产的新船的吨位数超过了被德国人击沉的吨位数。

在空中，就如我们指出的，德国人也率先扩大了作战范围。因此，在所有的层面上，在陆战、海战和空战中，率先尝试最新方法的，通常都是德国人。公然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的也是他们。在战争的所有这些领域和方面，1916年都显得特别重要。诸如毒气战和潜艇战之类的新思想，有很多都是在1915年首次尝试的，所以在事后看来，那一年乃是过渡之年；但是就一些最突出的方面来看，新战争的来临和被接受却是在1916年。很多人都意识到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1916年年初，乔治·布拉雄（Georges Blachon）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名为《新战争》和《我们眼前的战争正在起变化》。

在战争的方式、战术和手段上，德国人在1914年占据了主动。战争将给欧洲的精神带来革命，从而也将必然给欧洲的国家结构带来革命。德国是倾向于革命的欧洲大国。位于欧陆中心的它，想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者，或者像它所说的欧洲的心脏。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不仅代表了革命的思想，还支持各地的革命力量——不管这些力量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它为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

[96]

和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反对英国的斗争提供帮助，它从瑞士把列宁送回俄国以便在彼得格勒挑起革命。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推翻旧体系。那是这场战争的要领。一旦成功，革命的力量就会继续前进，建立一个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体系。

[1]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
（New York，1976），264.

[2]
夏尔·德尔韦尔在1916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使用了穴居人这个词，Carnets d'un fantassin
（Paris，1935），145；而彼得·麦格雷戈在1916年8月6日的信中用到了它，P. McGregor，IWM。因此这个说法大概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战后杜撰的。

[3]
海军朗姆（navy rum）、施纳普斯（Schnaps）和皮纳尔（pinard）分别是一战时英、德、法三国士兵配给的酒。——译者注

[4]
给他妻子的信，1916年7月24日，P. McGregor，IWM。

[5]
H.温特（H.Winter），见Denis Winter，Death's Men： Soldiers of the Great War
（Harmondsworth，1979），177。

[6]
伊普尔附近的一个比利时村庄。1917年7月31日至11月10日的帕森达勒战役也被称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译者注

[7]
给母亲的信，1915年7月10日，Charles Sorley，Letters
，284。

[8]
Alistair Horne，Death of a Generation
（London，1970），104.

[9]
Ivan Goll，“Requiem for the Dead of Europe”（1917），See Jon Silkin（ed.），The Penguin Book of First World War Poetry
（Harmondsworth，1979），232.

[10]
Ernst Jünger，In Stahlgewittern
（Berlin，1931），100.

[11]
Ordre général，No
32，December 17，1914，16N1676，SHAT.

[12]
Keegan，Face of Battle
，227-37.

[13]
John Ellis，Eye-Deep in Hell
（London，1977），94.

[14]
Roger Campana，Les Enfants de la “Grande Revanche”： Carnet de route d'un Saint-Cyrien，1914-1918
（Paris，1920），204.

[15]
Herbert Read，“In Retreat： A Journal of the Retreat of the Fifth Army from St. Quentin，March 1918，” 见The Contrary Experience
（London，1963），248.

[16]
Paul Rimbault，见Jean Norton Cru，Témoins
（Paris，1929），465。

[17]
给妻子的信，1917年11月16日，见Paul Nash，Outline：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1949），210-11。

[18]
Alistair Horne，The Price of Glory： Verdun 1916
（London，1962），173.

[19]
赫伯特·里德的日记，1918年1月10日，见Contrary Experience
，116。

[20]
日记，1915年9月27日，Mairet，Carnet
，96。

[21]
Guy Buckeridge，“Memoirs of My Army Service in the Great War，” 65，IWM.

[22]
Horne，Price of Glory
，62.

[23]
信，1915年2月14日，J. W. Harvey，IWM。

[24]
信，1916年6月7日和11日，P. McGregor，IWM。

[25]
Silkin（ed.），Poetry
，91.

[26]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
，163-64.

[27]
1915年1月19日，Campana，Enfants
，69。

[28]
信，1915年11月27日，Marc Boasson，Au Soir d'un monde： lettres de guerre
（Paris，1926），iii-iv。

[29]
Wilfred Owen， The Collected Poems
，ed. C. Day Lewis（London，1964），48-49.

[30]
Siegfried Sassoon， 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
（London，1960），300.

[31]
日记，1916年3月29日，Delvert，Carnets
，184。

[32]
信，1916年8月19日，R. D. Mountfort，IWM。

[33]
日记，1915年11月，Campana，Enfants
，115。

[34]
信，1916年6月16日，R. D. Mountfort，IWM。

[35]
日记，1915年12月16日；书信，1916年1月3日，P. H. Jones，IWM。

[36]
铁丝网是一战时开始采用的新的战争手段之一，铁丝网小组（wiring party）的任务是，进攻时破拆敌人的铁丝网，防守时布设和修理己方的铁丝网。——译者注

[37]
日记，1916年1月12日，Delvert，Carnets
，129-30。

[38]
Winter，Death's Men
，101.

[39]
日记，1915年12月8日，Delvert，Carnets
，101。

[40]
Wilfred Owen，“Dulce et Decorum Est，” Collected Poems
，55.

[41]
W. C. S. Gregson，Papers，IWM.

[42]
信，1916年8月2日，F. H. T. Tatham，IWM。

[43]
信，1916年7月31日，见C. E. W. Bean，The 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
，6 vols.（Sydney，1929-1942），III：659。

[44]
Ellis，Eye-Deep in Hell
，59.

[45]
Jünger，In Stahlgewittern
，123，207.

[46]
Horne，Price of Glory
，187.

[47]
日记，1916年1月27日，Delvert，Carnets
，138-39。

[48]
日记，1916年6月16日，César Méléra，Verdun
（Paris，1925），34-35。

[49]
Horne，Price of Glory
，99.

[50]
日记，1916年10月16日，Paul Morand，Journal d'un attaché d'ambassade
（Paris，1963），39。

[51]
参见1918年9月16日的情报分析《炮兵部队的近弹》，见于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的卷宗，Bd. 13，BKA。

[52]
Siegfried Sassoon，“Counter-Attack，” Collected Poems 1908-1956
（London，1961），68.

[53]
日记，1917年3月10日，Mairet，Carnet
，294。

[54]
Fritz Kreisler，Four Weeks in the Trenches： The War Story of a Violinist
（Boston，1915），65-66.

[55]
由英国贵格会（也称“教友派”）教徒于一战爆发时发起成立的志愿救护团体，它在一战和二战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译者注

[56]
信，1914年12月20日，J. W. Harvey，IWM。

[57]
Kreisler，Four Weeks
，66.

[58]
信，致弗兰克·N.道布尔迪（Frank N. Doubleday），1915年圣诞节，见Hendrick，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 Page
，II：111。

[59]
由德意志帝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于1898年4月底发起的一个游说团体，目的是支持扩张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实力。——译者注

[60]
参见Geoffrey Best，“How Right Is Might？ Some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About How to Fight Wars and How to Win Them，1870-1918”，见于War，Economy and the Military Mind
，ed. G. Best and A. Wheatcroft（London，1976），120-35。

[61]
这一说法源自古罗马诗人卢坎（39～65），形容条顿人或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的疯狂、凶暴和无情。——译者注

[62]
信，致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1914年9月21日，Henry James，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
，II：420-21。

[63]
伊普尔镇的一座始建于13世纪的商业建筑。——译者注

[64]
Meinecke，Erhebung
，71-72.另见Max R. Funke，“In Rheims，” März
，8/4（December 19，1914），242-45。

[65]
Kölnische Zeitung
，January 29，1915.

[66]
Klaus Schwabe，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 Die deutschen Hochschullehrer und die politischen Grundfrag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Göttingen，1969），23.

[67]
重印于Ernst Johann（ed.），Innenansicht eines Krieges： Deutsche Dokumente，1914-1918
（Munich，1973），47-48。

[68]
Jünger，In Stahlgewittern
，114-15.

[69]
“统治大海”是英国爱国歌曲《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文中所引俏皮话的俏皮之处在于，说这话的人巧妙地利用了英文中“统治”（rules）和“规则”（rules）、“大海（waves）”和“放弃（waives）”这两组词读音相同的特点。——译者注

[70]
Jean-Jacques Becker，1914： Comment les Français sont entrés dans la guerre
（Paris，1977），46-47； 以及Pierre Miquel， La Grande Guerre
（Paris，1983），145。

[71]
Jean Lestoquoy，Histoire du patriotism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1968），207.

[72]
Henri Bergson，La Signification de la Guerre
（Paris，1915），19.

[73]
信，致埃文·查特里斯阁下（Hon. Evan Charteris），1915年1月22日，Henry James，Letters
，II：453。

[74]
Miquel，La Grande Guerre
，327.

[75]
巴兹尔·H.利德尔·哈特提出了这一观点，见其所著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72），145；另有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见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1968），91。

[76]
信，1915年5月5日，V. M. Fergusson，IWM。

[77]
Ulrich Trumpener，“The Road to Ypres： The Beginnings of Gas Warfare in World War I，”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September 1975），468.

[78]
引自休斯自传性的描述，见G. W. G. Hughes，n.d.，n.p.，IWM。

[79]
Wilfred Owen，“Dulce et Decorum Est，” Collected Poems，55.欧文（wilfred owen）在他这首名为《为国捐躯，美好而光荣》的著名战争诗中描写了在遭到毒气攻击时，战友在他面前窒息而亡给他留下的梦魇般的记忆。他把氯气的毒雾比作绿色的海，把中毒比作溺水，因此这里才出现“溺亡”这个词。这两行诗的前面一节描写的就是记忆中遭到毒气攻击的场面：毒气！毒气！快，伙计们！——恍恍惚惚，摸摸索索，/刚好及时套上难看的面罩；/可有人还在呼号，还在踉踉跄跄地奔走，/还在如人在烈焰或石灰中一样挣扎……/昏暗中，透过模糊的镜片和混浊的绿光，/就如在绿色的海面之下，我看到他在溺亡。——译者注

[80]
Robert Graves，Goodbye to All That（Harmondsworth，1960），123.

[81]
见Horne，Price of Glory
，286。

[82]
Roland Dorgelès，Souvenirs sur les Croix de bois
（Paris，1929），18.

[83]
Frank Fox，The British Army at War
（London，1917），35-36.

[84]
克洛林、布罗明和艾奥丁分别是氯、溴、碘的音译。——译者注

[85]
钠的音译。——译者注

[86]
银的音译。——译者注

[87]
摘自伦纳德·利维（Leonard Levy ）准备用于私下传阅而印制的一本纪念性的小册子，“Some Memorie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R. E. Anti-Gas Establishment During the Great War”，n.d. [November 1938]，见Foulkes Papers（ J41），Basil Liddell Hart Archives。

[88]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hemical Warfare Organisation，” Foulkes Papers（J18），Basil Liddell Hart Archives.

[89]
日记，1916年12月26日，Mairet，Carnet
，269-70。

[90]
E. L. 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1914-1918
（London，1967），40.

[91]
André Ducasse et al.， Vie et mort des français 1914-1918
（Paris，1968），72.

[92]
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40.

[93]
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167.

[94]
信，致L.P.杰克斯（L. P. Jacks），1915年6月，见The Letters of Josiah Royce
，ed. John Clendenning（Chicago，1970），628-29。

[95]
日记，W. C. S. Gregson，IWM。

[96]
他出生于都柏林，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一战期间因试图得到德国的援助并在爱尔兰武装反抗英国的统治，最终被捕处死。——译者注

五 疯狂的理性

啊，上帝，我们往日的依靠，我们未来的希望。

伊萨克·沃茨（Isaac Watts）

我认为这场战争没有给人民的性格和风俗习惯带来任何重要而持久的变化。

迈克尔·麦克多纳（Michael Macdonagh），1916年

我将回到英国的老家，

我离开那里，为的是用机枪扫射；

我浴血奋战过，

也了解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现在我手臂已断，我想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明早我就会亲吻到我在英国老家的姑娘。

圣诞贺卡上的诗句，

英国红十字会，1917年

他们的办法是不去问为什么

中小学教师、矿工、银行职员、家禽养殖场主，还有绅士、城市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什么让这些愤怒的人继续待在战壕里？在无人区那由死亡的铁拳主宰的地带边缘，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什么让他们跃出战壕，前赴后继，不顾嘈杂、地形、恐惧和混乱，依旧秩序井然？在长期面对死亡或它的象征时，在进攻和反击中，在防守或感到疲惫的时候，在行军途中，在夏日和冬季，在火线，在承担支援和后备任务的时候，在休整和也许作为最大考验的休假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他们？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职业军队，而是由平民组成的军队，是志愿和应征入伍的人，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前所未见，而且我们说的不是靠皮鞭、绞索或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来强迫人服从的军队体制。在这次战争中，开小差虽然还是要被处死，而且军事法庭也没有闲着，但相对于参战士兵的数量并考虑到他们必须勇敢面对的环境，不服从命令和煽动叛乱发生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能够让人在西线的地狱中坚持下去的是什么，这一点是理解这场战争及其重要意义的关键。

从前线士兵的日记和书信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前线服役期间，特别是在行动但也包括日常执勤的时候，人的感觉因为受到无数的冲击而变得非常迟钝，以至于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按照本能的反应去生活。他本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自我保存是个重要的本能，但考虑到士兵所处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军队制定的严格的行为条例，尤其是社会准则，那是军队更广泛的背景。本能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兵所处的社会规定的。

艾伦·托马斯（Alan Thomas）后来写到一次进攻的场面：“嘈杂声、烟雾、火药味、步枪和机枪急促的射击声，全都搅在一起，令人感觉麻木。我只知道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往前冲，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1]

托马斯也许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前冲，但他向前冲——忠诚、尽职、光荣地向前冲是有很多理由的，这些理由大多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相比于惩罚的威胁，“这项事业”连同从个人、家庭和国家等多重角度对它所做的解释，在决定行为方面起到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对来自伦敦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麦吉尔（Patrick McGill）来说，跃过战壕就意味着“多想无益的时刻到了”。

[2]

时间，甚至空间都不重要。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穿过自己这边的铁丝网，越过布满弹坑的地带，注意排长的信号，背好沉重的背包。这时候，士兵既按照平时训练反复强调的条例行事，也按照社会、教育和教养逐渐灌输给他的整套价值准则行事。

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本能的反应决定了人的行为，这一点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书面材料中经常提到一种类似于麻醉的状态。下面是亚历山大·艾特肯（Alexander Aitken）描写的一次进攻，那是1916年9月在索姆河畔的“鹅巷”（Goose Alley）

[3]

：

我穿过硝烟……在这样的进攻中，冒着夺命的炮火，人就像紧紧握住充电电极一样虚弱无力，除了机械地往前冲，无力做任何事情；一旦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死亡面前，意志就凝固了，就好像进入麻醉状态的时候只剩下最后的那个念头一样，而那个念头也是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只有安全了，或因受伤带来的震惊，才会破坏这种自动的催眠状态。与此同时，所有正常的情绪也全都丧失了。

[4]

但从其他叙述来看，对许多人来说，要挨过漫长的战壕生活，就必须始终保持这种近乎麻醉的状态。士兵们来到前线大约三个星期过后，在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反应迟钝、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德国的学生兵胡戈·施泰因塔尔（Hugo Steinthal）说，士兵们陷入的这种麻木，可以让他在那个地狱中熬过来而不至于精神崩溃。在战壕里度过了一段让人特别疲惫的日子并被轮换下来以后，他在家书中写道：

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战壕里待上我们步兵一样长的时间，也无论是谁，只要他在那些地狱般的进攻中没有疯掉，那他肯定至少要失去对很多东西的感觉。我们可怜的小伙子们，承受了太多可怕的事情，太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对我来说，能够忍受那所有的一切，简直是不敢相信。我们可怜的小脑袋，绝对不可能把它全都装进去。

[5]

马克·博阿松说，战壕体验容易让人陷入自动的麻醉状态。

[6]

弗里茨·克赖斯勒也提到过人们陷入“奇怪的、可以说是受了催眠作用的精神状态”。

[7]

贝当将军注意到，天真的年轻人最初进入“凡尔登熔炉”的时候，都装出一副轻松的、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侥幸活着的人出来的时候，表情都“因见识了恐怖而僵硬了”。

[8]

战斗疲劳症或神经衰弱是最后用来描述这种情况下极端病例的术语，但军队参谋人员和医务官迟迟不愿承认这样的事情。西约克郡2营的杰克中校在1916年11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例子。他手下有名军官，从1914年11月开始就和该营一起在法国服役，现在显然受到了神经衰弱的折磨：

我……向上级指挥部门报告说他已经精疲力竭，并请求把他送回国内休养。得到的答复很奇怪，说没有军人“精疲力竭”这回事，所以我的请求被拒绝了。

[9]

如果军方不愿意承认战斗疲劳症，那平民就无从知道实情。加菲尔德·鲍威尔（Garfield Powell）在索姆河攻势期间对政客们喋喋不休的废话非常愤怒，建议把他们全都送到战壕里待上一个星期：

战斗疲劳症！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大男人变得跟小孩一样脆弱，一边哭喊，一边狂乱地挥舞双手，抓住最靠近的人不放，求着不要扔下他不管。

[10]

要是说在主要作战区域的前线部队中有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战斗疲劳症的折磨，这个假设可能不算过分。就像法国士兵诗人夏尔·维尔德拉克（Charles Vildrac）说的：

……绊倒在

死神的脚下然后又

爬起来呼吸的人，

只能笑或只能哭：

他无心去悲伤。

即使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正常行使职责，前线那么多杂活，比如修战壕、挖新厕所、参加铁丝网小组、站岗、清理装备、捉老鼠和虱子，也会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战争的意义和目的。负责书信检查的军官感到工作极其乏味，因为差不多所有信件的内容都很平淡寡味。物质上的关切居多，比如饭菜、香烟、衣服、装备，以及天气和害虫之类的烦心事；情感上很少超出老套的感伤；对整个战争的描绘通常也是老生常谈。就连罗兰·多热莱斯那样敏锐的观察家也承认：“哪怕是最深刻的印象，过后我想到的时候也有点隔阂。那时候我关注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这常常妨碍了我的整体判断。”

[11]

因为在战壕里注意力都放在大量的琐事上，就像安德烈·布里杜（André Bridoux）说的，“让时时刻刻非做不可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

[12]

而且又得不到关于其他战场战况的确切消息，所以人们发现，对于整个战争很难拼凑起一幅清晰的画面。这就是亨利·巴比斯（Henri Barbusse）的小说《炮火》在1916年出版时被热切传阅的原因之一

[13]

。士兵们渴望对战争有更广泛的了解。大多数人都像瞎子一样打完了这场战争。

安德烈·纪德去过布拉夫伊（Braffye）的一个医护站，那里在接收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他想从那些还能说一说自己的遭遇的人那里了解一些真实的反应。让他非常意外的是，那些幸存者口中说的，就跟报纸上报道的一样。“他们没有人能够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独到的想法。”他抱怨说。这就好像士兵们在投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看过有关此次战斗的报刊文章一样。

[14]

战争似乎是按照假定，按照不单是和战争本身，总的来说还和文明有关的价值观以及思想准则所养成的本能反应来进行的。在索姆河，沃克牧师大人（the Reverend Walker）为一位重伤员领受了圣餐：

祝福之后，他闭上双眼，合拢双手，说了“温柔的耶稣，温顺和善，注视着一个小孩，等等”——上帝赐福于父亲、母亲、祖父，并使我成为一个好孩子——然后是主祷文。

[15]

如果说垂死的士兵会求助于童年时代在床边学到的宗教仪式，那么，那天，或者是接下来的那天，或者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那些面临灭绝威胁的人也是以同样基本的方式来做出反应的。生活开始被当作死刑缓期。没有别的。人们不再发问，而且是有意如此。他们停止了理解。“犹如他尽可能定期地努力清理自己身上的虱子一样，”雅克·里维埃说，“士兵也小心地在挨咬之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地消灭在萌芽之中。此时，他显然是把那些想法看作害虫，而且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它们当作害虫对待。”

[16]

这场战争的意义如此重大，如同不可知也不可定义的神性，以至于言辞和思想都失去了作用。加布里埃尔·舍瓦利耶（Gabriel Chevallier）说道：“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那样缺乏思想。”

[17]

夏尔·德尔韦尔说：“人的思维停滞。什么也不想。脑袋像灌了铅似的。”

[18]

狄龙·劳森（Dillon Lawson）说：“在这里，一个人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是，思考不仅没有用，而且会更糟。”

[19]

在英国和德国士兵当中，除了一些相对较小的事件，他们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几乎绝对的忠诚。意见分歧和不服从命令的现象，甚至1917年在埃塔普勒英军基地劳工连的兵变

[20]

，都不应被过分渲染。在战争中要对数百万的战斗人员进行大规模动员，要组织好庞大的工业和官僚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1917年，在4月伤亡惨重却又劳而无功的贵妇小径攻势之后，法军防线的确普遍发生了兵变。但对兵变的研究表明，它们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从根本上怀疑战争的目的，而主要是因为在一些事情上感到不满，比如定期休假、食物质量、后方阵地的娱乐设施不足、酒的价格、烟草匮乏。士气受到影响是因为法国对战争努力的管理有问题，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战争成了本能的反应——到1916年的时候无疑就是这样——那么，交战的不同文明和文化中的各种假设就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对这些假设来说，“责任”或者德瓦尔和普夫利希特

[21]

是个至关重要的口号。当英雄主义的光芒在战争的头一个月便黯淡下去之后，当战争进入无精打采的消耗战阶段的时候，责任的概念就成了战争努力的关键。只要这个词在表面上还有一点点意义，不管是明说的还是未曾明说的，战争就会继续打下去。只要士兵们在思考的时候还能把他们的本能反应和本能行为与某种潜在的责任意识联系起来，他们就会不顾恐惧、疲惫甚至沮丧，继续战斗下去。

[22]

从巴比斯的《炮火》和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以及赫伯特·里德的战争诗等作品开始，中间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醒悟文学”，到最近一些对士兵情感的分析，描写这场战争和研究这场战争的大量文献都非常重视前线士兵中出现的讽刺感、幻灭感和异化感。这种与现存社会秩序及其价值观有关的漂泊意识和边缘意识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但就这场战争而言，应该指出，尽管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可战争还在继续，而它之所以还在继续，有一个原因是士兵们愿意打下去。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愿意打下去，则是个有待解释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只有在俄国，战线的确崩溃了。那里的社会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所必须具备的经济、社会和道义手段。在俄国，通过教育和国家中其他公共机构进行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工业的普及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也不够，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需补给，这就导致沙皇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受到物资短缺的困扰。大部分俄国士兵就像大部分俄国人一样，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的战斗热情只是出于对沙皇的忠诚。相比于城市的、工业化的和有文化的社会中的士兵，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比较朴素，缺乏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装饰。结果，他们的士气也比较低落。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俄国人伤亡了550万人。部队总是缺少弹药，而平民总是缺少食物；运输系统混乱不堪；政府四分五裂。1916～1917年的严冬和大饥荒终于使战线崩溃了。到1917年春天，俄国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一年发生了两次革命，分别是在3月和11月，后者是布尔什维克策划的。到1918年3月，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退出了战争。

在别的地方，尽管俄国人的做法在1917年下半年的确赢得了一些同情，但总的来说，士气稳住了。那么，“责任”的含义是什么，而这种含义在战争进程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责任

按照19世纪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在本质上终归是进步的，而进步又源于道德上的节制和世俗生活中的进取，也就是说，既要相信天命又要相信个人奋斗。这个总看法中的言外之意是，公共需要与个体愿望之间的和解——即使不是完全一致——是可能的，是值得期待的。对于塞缪尔·斯迈尔斯那样的人来说，一方面是集体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个体的荣誉、实业和幸福，两者紧密相关——“值得尊敬的实业走的是和责任相同的路；天道已经把两者和幸福紧密地联系起来”。

[23]

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对斯迈尔斯而言，实业和责任只不过是与幸福“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们还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最大的幸福并不一定来自对责任的履行，那么强烈的个人满足感就是。在19世纪中产阶级理想化的道德准则中，个人奋斗的目标永远是社会和谐、公共福利和公共的善。个体利益虽说应该得到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但最终还是要服从公共的善；只有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才是体面的；为公众服务的观念，或者说责任，成了这个阶级最大的成就。

随着国家的公共机构和工具在19世纪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处于公众的控制之下，在学校、医院、财政委员会、公共事业部门和殖民地管理部门任职并管理的正是中产阶级，更别说政府中也越来越是这样。在私营部门，银行、保险公司和实业公司也从中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中受益匪浅。到该世纪末，就连军队，从军官到普通士兵，也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天下。只有总参谋部仍然掌握在旧贵族的手中，虽说阶级控制在这里也不再牢固。

1914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走上战场的主要就是深受服务和责任观念影响的中产阶级。这是史上第一场中产阶级的战争。如果说之前的战争都是王朝战争，是封建的和贵族的利益集团的战争，是王侯们争权夺位的战争，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战。因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会成为这场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不仅决定士兵个人的行为，还决定整个战争的组织方式，甚至战略战术。战争的激烈程度本身——它当然要被称为“大战”——正反映了19世纪中产阶级对于增长、收益、成就和规模的执迷。机器、帝国、军队、官僚系统、桥梁、舰船在19世纪那个极端的世纪里，规模全都扩大了；“无畏”和“大贝尔塔”是欧洲人在那场战争，那场极端战争的前夕，给他们最可怕的武器起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名字。

1914年8月，乔治国王给即将启程的英国远征军的电文是：“我对你们绝对有信心，我的战士们。责任是你们的口号，而我也知道，你们会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在那张有名的征兵海报“你的祖国需要你”上，当基奇纳用手指着英国公众的时候，那锐利的眼神就是要让人想起相应的口号：“尽到你的责任。”作为“最初的10万人”中的一分子，伊恩·海（Ian Hay）在其广为流行的、振奋人心的颂扬英国远征军的书中写道：

在他们的心头写上了

这样一行留作纪念的话：——

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本分！

[24]

在开战头几个月兴高采烈的气氛中，各方对于责任的看法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都是为了光荣地保卫祖国，反对卑鄙的、背信弃义的外敌入侵。责任和冒险成了一回事。

在英国和法国，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是荣誉和忠诚，还有捍卫文明和正在走向文明的世界中的价值观，比如正义、尊严和免于暴政的自由。这些都是用“慷慨激昂的言辞”大声地——实际上就是大叫大嚷地，如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后来说的——宣布的。

[25]

有关责任的聒噪，无疑在很多人那里收到了效果，但其他人却是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理由，在做出冷静而理性的决定之后积极投身于战争努力的。日后会成为杰出历史学家的E.L.伍德沃德（E. L. Woodward）1913年离开牛津，接着又在巴黎待了一年。他之所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加入军队，并不是因为他想和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做斗争，而是因为他觉得，要是一个人总的来说受益于自己国家的法律，那么从道义上来讲，即便这些法律突然间变得不再合适了，他也不应该拒绝它们。

[26]

1915年4月，一个名叫B.B.利恩（B. B. Leane）的澳大利亚少校——他将在1917年阵亡——在日记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尽管不太清晰：“我相信我会安然无恙，但这不好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尽到我的责任。”

[27]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呼吁和理由，当然，它们显得格外急迫，因为法国是直接受到攻击和被占领的。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它们一开始都把责任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们响亮的爱国论调都带有鲜明的历史特色。这两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成就，具有一种客观的现实性和触手可及的吸引力。它们的成就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在世界上许多政府和立法机构中，在议会、内阁和司法体系中，都清晰可辨。事实上，历史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认同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内容，那种认同感具有一种外在的存在。因此在战争之初，责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项实际的命令。“我想，人们活得从来没有像这样对过去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场战争中的老兵、威尔士人戴维·琼斯写道。

[28]

个体的幸福、自我实现，乃至个体的目的，通常都不是起推动作用的因素，尽管有些人的战争热情，尤其是在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确是受这样的私利激发的。对于大多数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通向文明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阶段，而文明和进步这两者都有赖于被视为历史的、实实在在的、基础的东西。“在我作为一名绅士的灵魂中，我暗自确信，我是在为文明而战，”1915年复活节那天，路易·迈雷在即将参加他的第一次进攻时写道，“我非常清楚我的责任是什么；我不会不去履行……我现在还不是个勇士，但我肯定会成为勇士。”

[29]

随着战事陷入僵持和消耗的局面，责任和德瓦尔的观念也开始失去它们的自信的、带有攻击性的意味。在让-马克·贝尔纳（Jean-Marc Bernard）1915年7月在阿尔多瓦阵亡之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行：

我们如此无望，

和平遥遥无期

让我们有时几乎都不知道

去哪儿寻找我们的责任。

[30]

在回顾1915年取得的战绩时，珀西·琼斯直打“寒战”，因为他在地图上看到“还要把德国人赶走多远”。

[31]

查尔斯·索利到1915年9月的时候确信，他防守的那段战线坚不可摧：“现在的战线从我们这儿不可能后退了，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可能或者会不会再往前移。”

[32]

在国内，薇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

[33]

在1916年年初写道，悲观的人现在说这场战争也许要打上十年。

[34]

随着战事的延宕，前线士兵——不管是志愿从军还是应征入伍——的书信和日记对于这场战争的总体目标，即保卫文明，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对于自己有限社交范围内的事情，比如家人、同志和所在的团，则谈得越来越多。尽管士兵们非常担心自己在重压之下有可能垮掉，有可能丧失自控力，他们的双腿或神经有可能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听使唤，但奇怪的是，他们对于自我，精神性的自我，总的来说却很少关注，对于个人情感的讨论，比如勇气、畏惧、希望或愤怒，也很少关注。宗教提得也不多，就连随军牧师也是如此。私人日记不怎么谈情感和理想了。加菲尔德·鲍威尔觉得，索姆河地区“整个该死的演出”

那么没有人情味，让人即便在拥挤的人群中……也感受不到……人的情感。希望、复仇、愤怒、鄙视，这些情感中的任何一种在行动中都会起到支撑作用，但我相信，很少有人体验到它们。

[35]

注意力都集中在外物上：物质方面的需要及匮乏、战友的福利、国内战线的气氛等。战争初期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埃布尔·费里（Abel Ferry），1916年5月从前线居然这样写道：“理想主义是骗人的。世界属于那些不相信思想的人。”

[36]

在谈到凡尔登的士兵时，贝当将军写道，“决心”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也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一种抵抗入侵者、保卫自己家人和财产的不可屈服的愿望”。

[37]

让人们继续战斗下去的是实际的关切，而不是崇高的原则。

在士兵周围最切近的事物中，他所在的团成了责任的焦点。战友间的深厚情谊成了被战争激发出来的最强烈的情感之一。“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开心，”1918年4月，郁郁寡欢的赫伯特·里德从前线写道，“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战友之情，它让一切都变得大不一样。”

[38]

这种战友情的核心就是对自己同伴的责任感和绝对的信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有意思的是，士兵们好像在担心国内战线可能会垮掉。结果，宣传成了一种双向的流动。不仅是国内战线——比如报刊在社论中，牧师在布道中，教师在授课中——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战争画面，士兵们往往也会对自己在国内的亲人隐瞒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样做，是因为得到军队书信检查人员的鼓励；也是因为缺少合适的语言和比喻来描绘不曾料到的新体验；再者就是不想让亲人牵挂和伤心。显而易见，随着战争继续进行，相比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国内战线的情绪要低落得多。早在1915年1月，弗兰克·伊舍伍德（Frank Isherwood）就对自己的妻子抱怨说，所有人——显然不包括她——写的信都让人心情沮丧。比如，他的兄弟好像“对自己的国家、上帝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就连教皇也不光彩！！正是那些什么罪也没受过的人牢骚最多”。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到，国王说“在过去六个月里，他只在法国看到过笑脸”。

[39]

战事年复一年，国内形势每况愈下：“我们真的是在为某些值得拥有的东西而战。”1917年8月，迪克·斯托克斯（Dick Stokes）觉得必须要写信告诉自己的父母。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又在表示国内士气日益低落，斯托克斯回信说：“要说有什么东西肯定会垮掉，那不会是英国陆军！是别的！！”

[40]

随着责任的关注点变得越来越狭窄，早先的激情也让位于顺从与忍耐。珀西·琼斯在战前是个年轻的记者，1914年成了一名充满热情的志愿兵。他在1916年6月26日所写的日记中流露出对于索姆河攻势备战工作的担忧：

斯诺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忙于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伤亡，因为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我们的炮火齐射消灭掉。一派谎言！……对于精心制订的进攻和巩固计划，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信心，但他们全都决心一往直前，直到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停下来为止……我们的责任很清楚——向前进，直到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停下来为止。

[41]

在女王的威斯敏斯特来复枪团琼斯所在的那个排里，有一个人在1916年7月1日那天活了下来，而且毫发无损。E.拉塞尔-琼斯（E. Russell-Jones）中尉在7月1日的进攻开始前，在日记中表达了和琼斯相似的看法——“再有几分钟就开始了，那将成为德意志文化终结的开端”：

战争是件奇怪的事情，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要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游戏。现在我的感觉糟透了，并且为了它而憎恶自己，因为当一个人像我这样有那么好的同伴时，他就会强烈感觉到自身的不足。但既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现在就要把它进行到底，所以，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坚持到底。

[42]

到1917年，责任和德瓦尔就开始渐渐地从前线士兵的积极词汇（active vocabulary）中消失了。他们中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应征入伍的。英国在1916年1月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刻意肯定战争的现象不见了——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却还看不到尽头，而且采取的战术徒劳无功——不过，与之相比，更应该指出的也许是，虽然士兵们感到疲惫和沮丧，可仍然愿意“继续战斗”和“坚持到底”。因此，卷入贵妇小径惨败后兵变的法军第36步兵团，在士兵们所写的3000封信当中，只有400封或者说13%的信因为对兵变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而被邮政控制部门扣留下来。绝大多数的信件甚至都没有提到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43]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兵变的证据，而是大部分士兵的克制和忠诚。

在某些方面，不服从命令的可能性实际上是被旧式指挥官放大了，他们对于新式军队存有疑虑。黑格就不信任新式士兵：

他们出来是迫不得已，要是离开军队他们就会觉得解脱了。这种人对于保持沉默感到不满，他们来自一个喜欢诉说各种真真假假的委屈的阶级，他们在这方面的教养对于早先部队中忠于职守的精神，起到了令人遗憾的消解作用。

[44]

1917年6月，法国第3集团军指挥官安贝尔将军（General Humbert）估计，当时的法国士兵中，每100名有50个是忠诚的，35个是可疑的，15个是坏的。安贝尔要求军事法庭对开小差的士兵采取果断行动。

[45]

鉴于这样的假设，士兵们——不论新兵还是老兵——所表现出来的忠诚程度就非常突出了，而这是最高指挥机构完全没有料到的。如果说无限的公学热情在普通士兵中消失了，那这更多是由于这场战争自身的性质，而不是英法军队在社会特性方面不太显著的变化——在英国，由于工业需要，工人阶级在征兵制度下更有可能被留在国内。

另外，对责任提得少了，也说明士兵们觉得，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看法越来越困难了；它和责任概念的消失没有太大的关系。例如，威尔弗雷德·欧文现在居然说，自己“在责任沉寂的时候听到了音乐”。

[46]

到1918年夏天，在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局部突破之后，黑格和他的许多将领，还有到前线参观的情绪低落的记者和政客们，都因为士兵们的坚韧而深受鼓舞。

到1916年，战争似乎已经有了它自己的用传统语言无法解释的理由——“在非理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去谈论理性是荒谬的。”路易·迈雷这样写道——但原先清楚的东西现在蒙上了阴影，并不意味着战争就不再继续了。“无论如何，斗争都必须继续下去，”迈雷说，“直到两个集团中有一个完蛋。”

[47]

这个说法的言外之意就是战争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势头，但这里也有坦然接受的意味，即尽管感到困惑和憎恶，还是必须继续忠于原来的事业。这种看法依然属于“不管对错，都是我们的祖国”（our country，right or wrong）

[48]

，哪怕祖国这个概念的范围已经缩小到某人所在的团，某人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苏格兰人彼得·麦格雷戈，1916年9月在后备战壕里工作的时候被炮弹炸死了。这种死法没有一点儿英雄主义色彩，而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差不多所有的死亡都是这样。包括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人团14营B连的上尉和排里的中士在内的人写慰问信给他的遗孀，都特别提到了麦格雷戈的好脾气以及“快乐和坚毅”。主持葬礼的随军牧师也写道：

我们做了祈祷……我们感谢您的丈夫听从责任的召唤，感谢上帝认为他适合在为国服务之时献出自己的生命。那定然会使您此刻得到宽慰。您会用我主的话——已经在您丈夫的墓前说过的话——来抚慰自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

[49]

这里提到的责任，就是为国服务，但重点还是在离自己最近的战友身上。

自然，如果说对于参战人员而言，目的不再像一开始那么明确，如果说战争还要继续下去，那就必须依靠“永恒真理”的力量，也就是人们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中获得的内在资源打下去。薇拉·布里顿有位朋友颇为敏感；此人担心在前线遇到紧急情况时自己经受不住针对勇气的考验，他这样写道：“我告诉你们，在这儿容易激动肯定是个祸害。理想的情况就是做个典型的英国人。”

[50]

而做个典型的英国人，当然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压抑内心的情感，坚定沉着，按规矩做事。英国人过去常称为“底”（bottom）的东西就是关键的东西：沉稳、忍耐、正直。在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下，勇气和德性往往被当作一回事。有勇气的必然是“好的”，“好的”必然是有勇气的。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和外在行为，是和得体有关的事情。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通常都是些酒色之徒。“在战壕里，你的罪孽会让你遭到报应。”有个士兵说。

[51]

无论是英国士兵还是法国士兵，到了1917年，都不再谈论光荣和英勇，特意提到责任的也很少，但是对于坚持，对于决心、忠诚和坚毅，对于挺住，倒是说得很多。

描写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当时不再是人打战争，而是战争打人。太过强大的战争技术，比如机枪、大炮和毒气，让作为个体的士兵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脆弱感和无助感。战前进行过环球航海的塞萨尔·梅莱拉在凡尔登说，这种战争形式标志着“战争的破产，战争艺术的破产；工厂正在消灭艺术”。

[52]

但是，虽说丧失了个性，可士兵们仍在坚持战斗。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既没有搞兵变，也没有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男人们还在打这场战争——不仅有将军，还有可怜的步兵。描写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有失偏颇。它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战争的消极影响，而不是那种让战火燃烧了四年多的积极本能。就连钦佩尼采并因此而在战前就沾染上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赫伯特·里德在1917年7月的一封信中也写道：“我开始意识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具备一点儿‘绅士’品质，而且是在任何场合下。”

[53]

这就是英国人声称他们为之战斗的东西——文明行为的不成文法律。像里德那样自由的精灵都转而采取这一观点，可见那种未曾言明的驱动力有多强大。

对所有士兵来说，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国家，那种驱动力都根植于各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资产阶级这个词尽管已经被愤世嫉俗者、政治激进派和愤青们滥用，可它对于西欧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种秩序以及构成那种秩序的文化要素来说，现在依然是适用的。另外，作为一个形容词，它对于1914～1918年的战争方式来说也是适用的。那场战争首先是欧洲中产阶级的内战。虽然在我们分层而多元的社会中，用当代术语去界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困难。那时候，这两个术语在社会结构方面，尤其是在品德方面，都具有现实性。财富、教育、事业以及社会关系，虽然是地位和体面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自觉遵守价值准则和自觉服从某些行为惯例，才是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分子的关键。价值观在当时是把阶级以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

当时的英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我们现在认为和中产阶级有关的那些价值观已经渗透它的方方面面。崇尚进步的世俗的宗教，对实用、成功和得体的关切，对勤劳、坚毅和道德热忱的崇拜，尤其是对为社会而奋斗和服务的敬重，这些成分乃是当时英国人在世界上的成就的核心，也是英国人战争行动的核心。法国虽说有点动荡，但在战争前夕，很大程度上也被类似的价值准则主导。它继承了大革命的理想主义，继承了伴随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来的权力更迭，继承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在经济上迅猛发展的成果，继承了1871年以后共和主义议会秩序逐步取得的成就，尽管这种成就的确不太均衡。法国在许多方面都信奉依靠奋斗而有所成就的实证主义伦理。“资产阶级本质上就是奋斗。”法国资产阶级分子勒内·若阿内（René Johannet）坚持认为。

[54]

大战本质上也是奋斗。“这场战争最可怕的一点是，”邦雅曼·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他作为一名步兵经历了整个战争并负过三次伤——后来说，“从事它的人在那样做的时候，良心上居然能够和做其他任何工作一样。”

[55]

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如何灌输的？在讨论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的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着重强调，要有“一种从幼年开始并贯穿终生的教育制度，它里面不管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有一样非常重要而且不能间断，那就是约束性的纪律”。

[56]

稳定的关键是个体的利益和想法要服从社会的需要和目的。在密尔对教育比较宽泛的理解中，虽然正规的学校教育作用并不太大，但西欧通过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到该世纪末，差不多已经达到普遍能读会写的水平。而且现在一般都同意的一个看法是，当时世俗的学校教育——它倾向于淡化宗教训练的重要性，并转而突出公民教育和本国历史——在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忠诚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世纪下半叶，对于具有阅读能力的广大民众来说，读报变得既方便又容易，社会化进程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法国，义务兵役制，即“全民皆兵”的思想——这样的口号让人想起了18世纪末的革命战争——对于社会化的进程功不可没。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大工业社会中个体自给自足状态的普遍瓦解。职业和劳动分工成了大工业社会的标志，个体在其中开始被国家的各种公共机构和工具包围起来——中小学教师、税务官、警察或治安法官。国家的手伸得越来越长，管得越来越宽，而国家的代理人实质上就是中产阶级，不管他们是属于上层还是底层。他们是中产阶级美德的具体体现。因此，大部分士兵都在资产阶级世界范围之内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大部分战略家和军事领导人当然也是如此。把乔治·舍斯顿（George Sherston）（西格弗里德·沙逊）载过海峡带到法国的那艘渡船“让人感到幸福的是，名字就叫维多利亚”。

[5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领导层一直饱受争议。有些军事历史学家在为这场战争的指挥官们辩护的时候认为，在西线，除了堑壕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之所以选择堑壕战，并不是因为像通常说的那样缺乏想象力，而是考虑到巨大的军事科技进步所采取的合理举措。很可能的确是这样。堑壕战也许真的不可避免。但这和下面要提出的观点并不矛盾，即一旦交战各方在西线陷入僵局，英法的战略战术思维中按部就班的特点，普遍不愿冒险（哪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冒险），对独创性的怀疑，在道义上对偷袭战术的顾虑，这些全都符合我们归于资产阶级的那种心态和刻板的人生观。把道格拉斯·黑格提拔为英军总参谋长这件事情本身也具有象征价值：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整个生活和行为举止都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及抱负的缩影。不苟言笑、虔诚、投入、勤勉、内敛，却是荣誉、成就和体面的典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英联邦，可能每一座比较大的城市都有一所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58]

到1916年被解除职务为止一直担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的霞飞将军，虽然在饮食上远不是那么有节制，却是一个法国版的黑格。两人都表现出坚毅和镇定的特点。1915年12月，德军在凡尔登的集结让陆军部长加列尼（Gallieni）忧心忡忡，可霞飞却傲慢地对他说：“这些担忧毫无道理。”

[59]

有一次，他还这样描述自己的战术，“我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啃掉他们”，——这幅画面很生动。

[60]

黑格和霞飞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状况的外在表现。其他参谋军官强化了他们的影响和观点。1915年部署在阿尔多瓦的法国第10集团军指挥官莫杜伊上校（Colonel Maud'huy），三年前曾经对他的手下的团宣称：“敬礼敬得正确的人很多，敬礼敬得漂亮的人很少……可以说，敬礼是教养的标志。”

[61]

这是倾心于红蓝制服和猛打猛冲（attaque à outrance）

[62]

，尤其是骑着骏马猛打猛冲的贵族子弟的论调。可是，对形式和体统念念不忘——这在莫杜伊那里很明显——也是贵族留给资产阶级的遗产，后者当时声称要给形式注入内容。在进攻中，保持队形绝对必要，法军有个连的上尉就坚持认为：

一般来说，在前进的时候，一个人总是想利用敌人的接敌路线和战壕。那些东西虽然可以让你出其不意地接近敌人，同时又不会受到损失，但还是会打乱连队的攻击队形。另外，在开始射击和你必须出来并进入开阔地的时候，那样做会不会有点困难？

[63]

这里的逻辑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心态。哪怕是你可以用诡计占领敌人的战壕，也不要那么干。诡计会给你带来麻烦！英国人可能更执着于这种态度。德军第15后备团的日志提到英军于1915年9月在洛斯发动进攻的时候这样说道：

十排长长的横队清晰可辨，每排估计有1000多人。这样的目标以前从未见过，甚至也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机枪手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而且效率也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64]

沉重的背包妨碍了士兵的奔跑或跳跃，或扑进弹坑寻求掩护。但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把背包从士兵的背上拿掉，好让第一波突击有更大的机动性，并有机会表现出隐蔽性和想象力。背包因而成了一种象征，那是每个士兵背在身上投入战斗的社会和文化包袱。那年9月也经历了洛斯之战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写了一首诗，纪念在屈恩希（Cuinchy）附近阵亡的A.L.萨姆森（A. L. Samson）上尉：

我们在前面找到了可爱的上尉；

他的手下排成一条线整齐地倒在地上，

……他们死得很得体；

他们排着队冲锋，又排着同样的队倒下。

[65]

条理、秩序和按部就班，它们将是成功的关键。一起来坚持吧。1916年7月中旬，澳大利亚第1师在索姆河附近的波齐埃投入战斗，反复攻击一座高高的山。澳大利亚人在9月4日撤出了战斗，伤亡2.3万人。澳大利亚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
）后来掩饰不住自己的鄙视和愤怒：

投入一个陆军兵团的几个部分，一个旅接着一个旅……接连20次攻击敌军防线中一个最坚固的据点，这样做肯定可以被说成“有条理”，但要说它是经济的就完全没有道理了。

[66]

问题是，一支部队的决心和坚毅最后是要用伤亡人数来衡量的。如果军官们手下连队的伤亡较轻，他们就会遭到怀疑，所以他们要以适当的魄力坚持进攻。

士兵们知道，当他们跃出战壕的时候，大屠杀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反应如何？“我希望做这种游戏，哪怕我不能为之增添很多光彩，我肯定也不会玷污它。”一名年轻的英国志愿兵在索姆河战役前写道。

[67]

“在死亡面前能够表现得体”，那是最重要的——凡尔登的一名法军中士在进攻前这样说道。

[68]

在危险面前还念念不忘做出得体的反应，这一点在文件中一再得到印证。勇气和灵感无关，它取决于积蓄起来的道义力量，而大家都希望自己拥有足够多的这种力量。上百万的他们的确是这样“做游戏”的，而且“表现得体”。在敌人的炮弹驱散了英军的一次进攻之后，威尔弗雷德·欧文描述道：“我们吵吵嚷嚷，就像一群从板球场上下来的人。”

[69]

开小差的传闻满天飞，但在英军士兵中，它们似乎仍然只是传闻而已。“我们倒是很想相信那些传闻，”T.S.霍普（T. S. Hope）说，“唯一让人觉得不踏实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亲眼看到过它们的人。”

[70]

同样，在法军士兵1917年5月和6月发生兵变期间，士兵们的书信经常提到军官被自己的部下打死的事情，但写信的人似乎谁也没有目睹过这样的事情。

[71]

1917年9月，记者迈克尔·麦克多纳在伦敦的克拉珀姆（Clapham）交汇站看到两列火车分别停在站台的两侧。一列载着准备开往前线的英国士兵，另一列载着德国战俘。德国人笑着大喊“同志”，而英国士兵也做出回应，把巧克力和香烟扔给德国人。“许多人，”麦克多纳起初想道，“都说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常想，它有没有可能因为双方的普通士兵都决定放下武器回家而结束。”但他一转念，又认为这样的幻想“不可能！责任感，一种巨大的力量，不允许那样做”。

[72]

让·诺顿·克吕（Jean Norton Cru）在战后表示，在法国人当中，自由职业者在前线的伤亡人数最多。

[73]

德国和英国军队的情况很可能也一样。在英国，从事各种专门职业的群体，以及经商和从事文员工作的人中参军最多。

[74]

那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律师、教师和建筑师这些人缺乏脚踏实地的思维和专业技能？对于那样的伤亡率，有点天真或许是个次要因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从事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士兵看来是对战争目的，对责任和服务观念最着迷的人——这些观念对他们仍然具有残存的意义，即便那种意义已经无法再清楚而准确地说出来。1918年11月11日，也就是停战日那天，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在一本描写这场战争的书的导言结尾处，在说到自己国家取得胜利时写了这么几句话：“法国正体会着一个完成了一项令人尊敬的工作的优秀工人所体会到的满足感。”

[75]

这是正派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和道德。这是有关责任的语言和道德。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代价，就相当于一个优秀工人完成了一项工作！

两名法国医生路易·于奥（Louis Huot）和保罗·瓦弗内尔（Paul Voivenel）在1918年7月完成了一项针对普瓦利的心理研究。他们认为，与古斯塔夫·勒庞强调环境对个体影响的假设相反，法国士兵的心理素质并没有因为战争经历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声称，普瓦利还和原先一样，和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种族”一样。

[76]

心理学家的说法既对也错。士兵是靠着真心相信的社会价值观来支撑自己的，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价值观在战争中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结果，士兵对于社会、文明和历史的态度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残余的价值观让英国和法国挺过了战争，但那些价值观与现代战争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势必会削弱价值观的力量。有位法国将军写信给1917年4月阵亡的路易·迈雷的伤心的父母，提到了“恪尽职守之美”。

[77]

几十万妻子和父母收到的信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对于那一代的孤儿寡妇和伤残军人而言，这些话会支撑他们多久呢？

1919年，道格拉斯·黑格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一次面向大学生的演说中，继续用老套而崇高的字眼讲述了那场战争的目的。那些字眼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确曾激励过远征军的士兵，然而，它们也深深植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伦理：

在那场我们最终获得胜利的伟大斗争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勇气的提升，我们的决心的增强，都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和帝国而战，也是在为一个完美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世界而战。我们是在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式而战——在那种文明中，人对其邻人的责任找到了比对他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反对依靠武力建立并强大起来的帝国。那样的帝国的确高效，但那种高效没有用骑士精神或者对弱者的道义责任来弥补它的不足。

[78]

这是解释英法战争努力之实质的一种方式。十年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用不同的语言更为全面地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迪克·戴弗，《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中的男主人公，在游览索姆河战场的时候说：

西线这种事干不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干不了了。年轻人以为他们能行，但他们不行。他们能打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但不是这种。这需要宗教、多年的富足、巨大的保障以及在两个阶级之间恰好存在的那种关系……你得在感情上全神贯注，才能追溯到比你的记忆所及更遥远的往事。你得记住圣诞节，记住王储和他未婚妻的明信片，记住瓦朗斯的小咖啡馆、菩提树下大街的露天啤酒店和市政厅的婚礼，记住看德比赛马，记住你祖父的络腮胡子……这种战斗是刘易斯·卡罗尔、儒勒·凡尔纳和写《水精》（Undine
）的不管什么人一起发明的，还有打保龄球的乡村执事、马赛的教母，以及在符腾堡和威斯特伐利亚偏僻的小巷里被诱奸的姑娘们。哎，这是一场爱之战——中产阶级在这儿耗费了一个世纪的爱……我那美丽、可爱而又安谧的世界，随着暴烈的爱的大迸发而在这儿把自己整个毁掉了。

[79]

[1]
Ellis，Eye-Deep in Hell
，100.

[2]
同上。

[3]
战壕名。——译者注

[4]
Ellis，Eye-Deep in Hell
，101。

[5]
信，1915年4月4日，寄自法国，见Philipp Witkop（ed.），Kriegsbriefe deutscher Studenten
（Gotha，1916），45-46。

[6]
信，1917年3月26日，Boasson，Au Soir
，218-19。

[7]
Kreisler，Four Weeks
，2-3.

[8]
Horne，Price of Glory
，227.

[9]
J. L. Jack，General Jack's Diary
，ed. John Terraine（London，1964），188-89.

[10]
日记，1916年7月23日，G. Powell，IWM。

[11]
Dorgelès，Souvenirs
，20.

[12]
André Bridoux，Souvenirs du temps des morts
（Paris，1930），16.

[13]
巴比斯的《炮火》（Le Feu
）是最早描写一战的小说之一。它是根据作者作为一名法国士兵在西线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创作的。——译者注

[14]
“Dictée，”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33（ July 1，1929），21-22.

[15]
信，1916年8月25日，the Rev. J. M. S. Walker，IWM。

[16]
Jacques Rivière，“French Letters and the War，” The Ideal Reader
，271.

[17]
Ducasse，Vie et mort
，94.

[18]
日记，1916年6月12日，Delvert，Carnets
，286。

[19]
信，1917年7月23日，致罗纳德·里斯（Ronald Rees），R. D. Rees，IWM。

[20]
埃塔普勒（Étaples）是法国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港，一战期间英军在那里建立了训练营。——译者注

[21]
“德瓦尔”和“普夫利希特”分别是法语devoir和德语Pflicht的音译，它们和英文中的duty一样表示责任和义务。——译者注

[22]
在随后受“醒悟”派思想主导的描写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对责任的强调被严重淡化了。夏尔·德尔韦尔是的确指出过责任的重要性的人之一：“L'histoire de la guerre par les témoins，” Revue des deux mondes
，99a.（December 1929），640。

[23]
Asa Briggs，Victorian People
（Harmondsworth，1965），124.

[24]
Ian Hay，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
（London，1916），xi.

[25]
Anthony Powell，The Kindly Ones
（London，1971），161.

[26]
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xv-xvi.

[27]
Bill Gammage，The Broken Years： Australian Soldiers in the Great War
（Canberra，1974），47.

[28]
戴维·琼斯，见D. S. Carne-Ross，“The Last of the Modernist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9，1980，41。

[29]
Mairet， Carnet
，32.

[30]
Jean-Marc Bernard，“De Profundis，” 见Ducasse， Vie et mort
，102。

[31]
信，1915年10月28日，P. H. Jones，IWM。

[32]
给父亲的信，1915年9月2日，Sorley，Letters
，307。

[33]
英国作家和反战人士。——译者注

[34]
Vera Brittain，Testament of Youth
（London，1933），259.

[35]
日记，1916年8月4日，G. Powell，IWM。

[36]
日记，1916年5月11日，Abel Ferry，Carnets secrets，1914-1918
（Paris，1957），140。

[37]
Ducasse， Vie et mort
，159-60.

[38]
信，1918年4月28日，Herbert Read，Contrary Experience
，127。

[39]
信，1915年1月15日和20日，见Christopher Isherwood，Kathleen and Frank
（London，1971），312。

[40]
信，1917年8月28日和12月20日，R. R. Stokes，IWM。

[41]
日记，1916年6月26日，P. H. Jones，IWM。

[42]
日记，1916年7月1日，E. Russell-Jones，IWM。

[43]
QG IIIe Armée，“Contrôle de la Correspondance”（报告上注明的日期为1917年5月31日），16N1521，SHAT。

[44]
Stephen R. Ward，“Great Britain： Land Fit for Heroes Lost，”见S. R. Ward（ed.），The War Generation
（Port Washington，N.Y.，1975），28。

[45]
安贝尔的信，1917年6月1日，16N1521，SHAT。

[46]
Wilfred Owen，“Apologia Pro Poemate Meo，” Collected Poems
，39.

[47]
信，1916年12月29日，Mairet，Carnet
，273。

[48]
这句话常用来指极端的爱国主义。据说它最早是由美国海军的一名指挥官小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Jr.，1779～1820）在19世纪初说的，原话是“我们的国家！在她与外国的交往中但愿她都是对的，但不管对还是错，她都是我们的祖国！”——译者注

[49]
信，1916年9月15日，McGregor，IWM。

[50]
Brittain，Testament of Youth
，316.

[51]
Keegan，Face of Battle
，275.

[52]
日记，1916年6月14日，Méléra，Verdun
，30-31。

[53]
信，1917年7月27日，Read，Contrary Experience
，107。

[54]
Charles S. 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Princeton，1976），32.

[55]
Benjamin Crémieux，“Sum la guerre et les guerriers，”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34（1930），147.

[56]
J. S. Mill，“Coleridge，” John Stuart Mill： A Selection of His Works
，ed. John M. Robson（Toronto，1966），445-48.

[57]
Sassoon，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
，271.

[58]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称黑格是“战前英国的完美典范”，见Through the Fog of War
（London，1938），57。

[59]
Ducasse， Vie et mort
，150.

[60]
同上书，104。

[61]
Ellis， Eye-Deep in Hell
，81-82.

[62]
猛打猛冲是一战之前和一战初期在欧洲军队尤其是法国军队中流行的作战思想。它认为在作战中必须依靠坚强的意志、勇气和冲劲，竭尽全力发动进攻才能赢得胜利。但这种战术在新的作战方式（堑壕战）和新的军事技术（机枪和铁丝网）面前，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收效甚微。——译者注

[63]
第153步兵团的拉法格上尉（Captain Laffargue）的这番话写于1915年8月25日，刚好在一个月以后被德国人在一次进攻后发现了。参见其德文译文“Studie über den Angriff im gegenwärtigen Zeitabschnitt des Krieges”，Nachlass of Franz von Trotta gen. Treyden，N234/3，BAM。

[64]
Horne，Death of a Generation
，39.

[65]
Robert Graves，“The Dead Fox Hunter，” Poems（1914-26）
（London，1927），48-49.

[66]
Bean，Official History
，III：873.

[67]
Martin Middlebrook，The First Day on the Somme
（London，1975），28.

[68]
居伊·阿莱（Guy Hallé），见Horne，Price of Glory
，237。

[69]
给科林·欧文（Colin Owen）的信，1917年5月14日，Wilfred Owen，Collected Letters
，ed. Harold Owen and John Bell（London，1967），458。

[70]
Ellis，Eye-Deep in Hell
，187.

[71]
“Rapport de contrôle postal du 129e RI，” June 4，1917，16N1521，SHAT.

[72]
日记，1917年9月14日，Michael MacDonagh，In London During the Great War
（London，1935），24。

[73]
Jean Norton Cru，Du témoignage
（Paris，1930），23.

[74]
J. M. Winter，“Britain's ‘Lost Generatio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opulation Studies
，31/3（1977），454.

[75]
Henri Berr，La Guerre allemande et la paix française
（Paris，1919），xvii.

[76]
Louis Huot and Paul Voivenel，La Psychologie du soldat
（Paris，1918）.

[77]
信，1917年5月7日，Mairet，Carnet
，xiv。

[78]
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
，10.

[79]
The Bodley Head Scott Fitzgerald
，6 vols.（London，1963-1967），II：67-68.

六 神圣的舞蹈

凡以创造和制作为目的的

都属于艺术的领域，凡以探究和求知为目的的

都属于科学的领域。可见，“战争的艺术”这个说法

比“战争的科学”更为恰当。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这样的春天，即将消逝，

我们再也不能体验到完整的世界。

恩斯特·布拉斯（Ernst Blass）

战争之神

战前的德国在文化理想与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为了消除这种对峙，德国人奋力前行——那是在意志和探索上的努力，许多德国人希望借此在精神上超越物质上的关切与限制，尽管那种超越仍然是世俗的。精神与强权将在超现实的和谐中，在酒神式的活跃与日神式的宁静中达成和解。届时，手段与目的，客体与主体，将融为一体。古风与现代性也将合二为一。技术革新和工业进步将在一种宏大的综合中与田园式的淳朴结合起来。社会与文化不再是相互冲突的两个领域，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1914年8月喜悦的气氛中，德国人真的以为这一目标实现了，以为战争状态事实上已经带来和平与“征服”。冲突和分歧被搁置一旁，德国人终于实现了俾斯麦企图实现但最终又未能实现的团结，灵与肉的团结。“战争带来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有评论者写道，“就是我们再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1]

动员是令人振奋的：乌合之众消失了，只剩下德国人，一个由精神贵族构成的民族。

对弗里德里希·瑙曼和马克斯·韦伯等温和派左翼人士而言，8月的气氛就好像人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在自愿而有效地合作。于是，不但是居住在德国的德意志人团结了起来，他们现在还和德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密不可分地融为了一体。日后会成为军政当权者无法控制的对手的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1914年时也和其他人一样被卷入了民族主义狂欢。“这个民族不再有种族之分，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保卫的是同一个母亲——德意志。”

[2]

8月那些日子的狂喜是千禧年式的。凭借“八月思想”的迸发本身，凭借“八月思想”的清楚表达本身，“胜利”已然在握。战场上的胜利不过是走走过场。那种胜利是必然的，是德意志民族自我伸张的必然结果。“我们会成为征服者！” 8月7日，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学法律的学生声称，“有了这样强大的争取胜利的意志，什么都无法阻挡。”

[3]

六个星期后，他死了。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8月的那种气氛本质上是审美的。形式被采用了，然后又被创造性意志的至高无上的行动超越了，为的是实现据说是永恒的和终结的美。“对我们来说，德国人的道德规范和德国人的风俗习惯就像是所有美的事物新发现的源泉。”波恩的一位教授写道。

[4]

而另一位评论者则声称，德国的精诚团结和唯心主义具有塑造未来的“魔力”。

[5]

诗人赖内·马丽亚·里尔克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满怀谦卑和敬畏之心向“战争之神”顶礼膜拜。

我们？我们热血沸腾，团结一心，

是因死亡而变得生气勃勃的新人。

[6]

因死亡而变得生气勃勃，这就是德国的“春之祭”。

德国人的普夫利希特概念充满了这种唯心主义色彩。如果说英国人的责任和法国人的德瓦尔都扎根于作为基础和砌块的历史意识，那德国人的普夫利希特则是牢牢地扎根在作为神话的以及作为对现在和未来的诗性辩护的历史观中。

当然，战前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就充斥着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对历史学家是否有能力对过去进行客观地叙说的怀疑。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家自身对于西方文明的走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提出，要用重新强调精神性和“内在的体验”来代替物质主义和标准化。但到该世纪末，德国在这方面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19世纪初，叔本华把历史定义为“人类漫长而又艰难的迷梦”，并嘲笑所有装腔作势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7]

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在那个世纪的下半叶，他开始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1870年，叔本华的崇拜者、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他虽然是瑞士人，却是在柏林接受的训练，而他对德国同行的影响也最大——写道：“如果说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能够被创造出来，那只能是凭借真正的诗篇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他赞成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诗比历史更深刻。

[8]

在布克哈特那里，历史与艺术同行。学术生涯初期曾经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罗马史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到1874年的时候也在走一条类似的道路。当时，他在对柏林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中提出：“历史方面的作家也许更接近于艺术家而不是学者。”

[9]

历史学家中包括约翰·G.德罗伊森、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在内的所谓普鲁士学派，以及威廉·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那样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思想家，对德国人从人们的想象而不是从外部世界中寻找人的问题的答案的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总而言之，与其说是过去的不如说是现在的事情，与其说是理性分析的不如说是直觉的事情。尼采指责客观性的滔滔言论在他于1900年死后也渐渐流行开来；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像尤里乌斯·朗本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那样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化批评家，也要求把生活彻底审美化。要把握历史的真相，只能靠直觉而不是批判的方法。历史是艺术，不是科学。在对19世纪历史思想的重新定位或者拆解中，在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叛中，在对作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英法长期拥有的世界霸权地位的化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反动中，德国思想家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德国人在1914年的爱国热情实际上有其历史渊源：俾斯麦的统一战争；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霍亨索伦家族，特别是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在欧洲的崛起；路德对罗马教会的反叛；红胡子腓特烈和奥托大帝的冒险活动；条顿骑士团的传教活动；甚至是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的胜利。然而，作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本身，德意志在世界上对世俗的法律和政府制度缺乏明显的影响，它留给世界的历史遗产主要是精神上的，是在音乐、哲学和神学领域；所有这一切都使得1914年的德国版的历史和德国版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而且与英法相比，与其说是要理解过去，不如说是要预报未来。1889年，濒临精神崩溃的尼采告诉布克哈特，他是“历史上所有的名”。

[10]

1915年4月，格哈特·帕斯托斯（Gerhart Pastors）说到在前线的那帮人的时候，用了类似的语言：“路德、俾斯麦、丢勒、歌德——满天的繁星在我们心中闪烁。”

[11]

而对威廉·克莱姆（Wilhelm Klemm）来说，这场战争是一种“奇妙的现实”。

[12]

换句话说，历史、诗、梦，以及属于个人的时刻，全都汇成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

因此，和德国人的普夫利希特相关的不只是保卫祖国，不只是遵守有关服务的社会准则，还含有包括个人荣誉和意志在内的强烈的主观成分。在这里，荣誉不只是对行为准则的盲目遵从，不只是忠于传统，它还与个人的灵感和主动精神有关。个人不只是那个叫作社会的功利主义联合体中的一颗微粒。真正具有德意志特性的个人是国家，是共同体的化身。而国家又像一位作者说的，不过是“更高级的人”。

[13]

充满活力的个人是国家的集中体现。这与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是一致的：除非作为一个人自己的创造物，否则世界并不存在。国家是一个人想象力的创造物，是诗性的真理，是伦理的而非社会的产物。

意志和荣誉是联系在一起的。意志是手段，通过它，荣誉才得以展示。意志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压制性的力量。它和在灵感的激发下积极履行责任是同义的。战前，德意志的敌人以及它自己的左翼政治力量批评说，德意志是个等级制国家，在那里，唯一重要的就是盲目服从。对此，有作家回应称——这也是向卢梭致敬——一个人，他越是孱弱，就越是喜欢发号施令；越是强大，就越是喜欢服从。

[14]

德意志已经成为一个由提坦巨神构成的民族。格哈德·安许茨（Gerhard Anschütz）是个带有左翼政治倾向的法学教授，他将在战后德国民主宪法的起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1915年，他居然写道：“军国主义这个词，全世界都在拿它来咒骂我们，我们就把它当作荣誉奖章吧。”

[15]

年轻的士兵瓦尔特·哈里希（Walter Harich）也这样看。当时他写道，按照德国人的理解，军国主义秩序正是那种让德意志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的东西：“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德国思想而战，我们是在维护德国人的感情，反对亚洲人的野蛮和拉丁人的麻木。”

[16]

“要比尽责做得更多”是勃兰登堡人第24团的格言。它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个人要积极主动地完成集体的指令。“在这里，不是说只要尽力就可以了，”瓦尔特·哈里希从前线写道，“在这里，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7]

通常认为不可能的，士兵个人的创造性意志要把它变得可能。把不可能变得可能，靠的是在精神上超越单纯的义务观念、单纯的忠于职守的观念和单纯的责任观念，因为在英法文化中，责任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算计。从战争一开始，神圣的责任就成了标准的说法。1914年9月，年轻的法律专业学生弗朗茨·布卢门菲尔德（Franz Blumenfeld）在乘火车开赴前线的路上，既饱览了特里尔周围晴朗而静谧的埃菲尔山区美景，也看够了浸泡在雨水中的洛林的荒凉与阴沉。他心生感慨，指责战争是“极其可恶的、不值得为之牺牲的、愚蠢的、过时的和完全破坏性的”东西。但在同时，一想到牺牲和个人的奉献，他又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毫无疑问，决定性的问题总是在于个人要乐于牺牲，而不是为之牺牲的目标。”

[18]

在这里，作为现实，作为历史的产物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在联系的产物，战争是既可恶又可悲的，但作为观念、灵感和手段，它又是受欢迎的。

虽然每个交战国都喜欢用自己过去的文化成就来支持目前的决定，但在这方面，德国要走得更远。历史失去了自己作为过去成就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结果成了为现在，为贪婪的、贪得无厌的现在效劳的奴婢。弗里茨·克拉特（Fritz Klatt）声称，1914年8月28日那天，他一醒来就意识到那天的意义。那是歌德的生日。他马上拿起歌德的《西东合集》——一本诗集；而且就像他在信中说的，那本书“老实说，实际上就放在我的手枪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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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歌德和杀人武器的联系所暗示的那样，战争作为德意志文化活动的典范，乃是德国人的普夫利希特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战争不仅是对文化的最大挑战；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而心甘情愿地发动战争，这种意愿还应当成为任何文化的目标。这样，战争和真正的文化，即与虚假的文化相对的真正的文化，是同一个意思。

1914年10月，年轻的汉斯·弗莱舍尔（Hans Fleischer）在孚日山区边上的布拉蒙附近。一天，在休整区，他散步时偶然发现一座几乎已经被完全摧毁的宅邸，那是德·蒂尔克海姆男爵（Baron de Turckheim）的宅邸。珍贵的藏书、绘画、家具和嵌板全被打烂了。但在废墟的一角，弗莱舍尔发现了一架大钢琴，而且还是斯坦威牌

[20]

的。它竟然在战火的肆虐中完好无损。在钢琴的下面，他还找到一些乐谱。他选了什么？瓦格纳钢琴版的《女武神》（Die Walküre
）。他坐了下来，劲头十足地——他写道——边弹边唱起了《爱情和青春之歌》。然后，他离开了。“刚才我好像在家里，弹着德国的音乐，现在我可以回到战争中了。”

[21]

但是这一幕让人觉得非常悲伤的是，那个年轻人并没有离开战争。战争还在那儿，在他的周围。钢琴、音乐、废墟、战争，全都搅成一团，因此才有那么强烈和难忘的感觉。歌德、瓦格纳以及德意志文化万神庙中的其他所有人，都成了战争领袖。罗曼·罗兰在一封致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公开信中问道：“你们是歌德还是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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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代？”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两个都是！”

尽管起初信心满满，但战场上“必然的”胜利却并未到来。1914年它没有到来，1915年它也没有到来。战争之初的狂热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战争的精神本质（那是在8 月达成的认识）与前线和国内的物质关切表现出的令人泄气的现实之间，存在再次分裂的危险。工资、物价、国内战争努力的组织以及实际的战壕生活，全都威胁着崇高的精神成就。到1915年，国内战线的裂隙重又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就战争目的以及政治改革的问题提出质疑。诉诸毒气，诉诸无限制的使用潜艇，这样的战争方式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这场战争真的像总参谋部和政府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强加给德国的防御性战争吗？

为了应对这种影响到国家团结的威胁，军政领导层加强了战争努力的力度，使物质上的总体性与战争初期精神上的总体性一致起来。到1916年，以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为代表的、不太具有侵略性却更多地感到担忧和良心受折磨的政治领导层受到了公开指责，并在1917年中期被晾在一边。到1917年7月，德国实际上成了由军方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就连德皇也不过是个傀儡，要听命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位将军领导下的统帅部。另外，由于西线的军事僵局还在继续，由于伤亡人数增加到数百万，由于厨房里不仅没有了儿子就连锅也被拿走造子弹了，由于食物短缺日益严重，由于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胜利的神话也被用与牺牲、自我否定以及命运有关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思想——进一步装点起来。死亡呈现出创造性的功能。死亡变得令人振奋。战争现在有了属于它自己的道德价值，从而无需瞻前顾后。战争成了总体战。

由于德国成年男子大量伤亡、英国实施经济封锁、美国在1917年4月参战以及德国国内反战势力壮大，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前景越来越渺茫；有关胜利神话的颂歌，听起来也越来越刺耳，越来越不切实际。从民族主义组织甚至政府层面透露出的国土保卫战的目标清单上，开始看不出一丁点儿的理性和镇定。要是按照泛德意志主义分子或1917年9月新成立的“祖国党”的意思，未来的德国将囊括从乌拉尔山脉到大西洋，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整个地区。由于德国人在1918年夏秋之际在西线最终崩溃，瓦尔特·拉特瑙，一位将浪漫与民主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奇怪地集于一身的普鲁士犹太人，这位曾经在德国的原材料动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智囊人物，开始呼吁总动员，举国抗击外国侵略者，就像16世纪明斯特再洗礼派的教徒那样，用同归于尽的方式血战到底。1914年8月的喜悦在战争岁月中先是变成热切的决心，继而又变成歇斯底里。这条道路是德国人内心之旅的延伸。

不过，德国虽然有分裂的迹象，但直到1918年11月11日上午十一点停火前为止，总的来说，它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还是团结的。总的取向始终是积极的。濒死之际强调的也是再生、轮回、生命、“体验”。“我看到了死，同时大声呼唤着生。”阿尔方斯·安肯布兰德（Alfons Ankenbrand）如是说。1915年4月25日，他死在了苏谢，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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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白这种形而上学，才能理解德国人是怎样继续战斗的。他们一开始在数量上就占据了优势。他们两线作战。他们支持并资助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努力。他们对人力和物力的动员非常出色。他们设法把俄罗斯打得退出了战争。他们击退了协约国的猛攻，其中还包括1917年4月之后美国的经济力量和1918年的军事力量。1918年夏天，他们又一次功亏一篑。

为德国人提供精神支持的信仰行为（act of faith），在某些方面与激励着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努力的信仰行为并无不同。然而，到头来更引人注意的却是两种信仰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的地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信仰有一种理性的基础；德国人的信仰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信仰是社会的，而德国人的信仰是形而上的。德国人的战争努力是用许多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相同的社会化工具来准备的，比如宗教、教育、兵役以及国家对私人领域进行干预的其他形式。但德国工业化的性质，比如起步晚、相对迅速以及高度集中，意味着与工商业一同发展起来的许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对于德国社会存在的渗透还不够深入，而且事实上还受到怀疑。德国的资本主义，借用后来一位历史学家的形容词来说，是“贬值了的”资本主义。

[24]

在英国，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把分工看作“培养合作精神的伟大的学校”，因为几个人的联合劳动就可以完成无论多少人都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

[25]

那种“培养合作精神的学校”后来也来到了德国。结果，德国人在1914年和整个战争期间实现的精神上的团结——它在战争中大多数时候都得到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更多的是建立在私德而不是公共价值观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想象而不是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在前线待了一年多之后——先是在法国，后来又去打塞尔维亚人——格哈特·帕斯托斯的献身热情丝毫没有减退。1915年10月，在从萨瓦河畔写给家人的信中，他说自己迫切地想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人：“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当面教训一下塞尔维亚人，用拳头狠狠地打在他们脸上。要是向前开拔的命令今晚就下来，我们就会觉得像是要上天堂一样。”他依然在把战斗等同于天国、拯救以及超越。1916年，在编辑并准备出版学生的战时通信时，菲利普·维特科普（Philipp Witkop）选择了这段残忍同时又带有唯心主义性质的内容——它把用拳头狠揍别人的脸与天国联系起来——作为他那本书的结尾。

[26]

英国很快就成了德国的头号敌人。它是个虚伪的商业民族，是资产阶级商人而非英雄的民族。和出门求财的商人一样，它在“七月危机”中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所有底牌放到桌上，既没有宣布中立，也没有宣布支持法国，所以它被指控为应对战争负责。这意思就是：它有罪，因为它在该行动的时候没有行动。这里的推理和现代的美学标准很是般配。有罪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凶手。思考和不行动本身就不纯洁，因为它们意味着狡诈、算计和不诚实。相反，行动就是解放，行动就是生活。所以，采取行动的人不能受到责难。“山顶宝训”被人们用尼采式的英雄气概否定了。“不该说谁有罪，而要说什么有罪，那必须搞清楚。”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坚持认为。英国是那种否认生活秩序的头号代表，德国必须挣脱那种秩序，因为那是一个扼杀了真正的欢乐、灵感和精神的世界。

[27]

许多在战前和英国有联系的德国教授，都把英国人出乎意料的介入当作对他们个人的冒犯，把它理解为整个西方文化罪孽深重的写照。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再也没有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28]

所以，他和其他人得出了一个苦涩的结论：比利时只是英国用来打击德国的借口。英国这个小店主民族之所以出手，不过是为了消灭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要不然，它的介入还能做何解释？在一首想象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死亡和在审判席前的可怕命运的“诗”中，弗里德里希·雅各布森把英国的参战诋毁为“为了战利品和黑心钱”。

[29]

1914年的除夕之夜，巴伐利亚第15步兵团的军官和第1营的士兵在团部聚会，在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他们庆祝新年的方式是大喊“愿上帝惩罚英格兰”，尽管在栋彼埃尔附近和他们对峙的是法国人。

[30]

由于德国人参战的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如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么具体，所以相应的，他们对于战事延宕的解释，也是用神秘而浪漫的观念装点起来的。常见的说法是，战争代表了终极体验；还有，战争尽管是惨烈的，也显然是浪费的，但要是把自己彻底沉浸在战争的活力中，要是把德国人的本质与战争的现实融为一体，那整个民族的生存就会进入一种更高级、更崇高的形式。因此，战争既是教育，又是启示。用恩斯特·武尔歇（Ernst Wurche）这名士兵的话说：

如果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超越纯粹形式的存在，那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因为不管我们今天或明天的命运如何，我们所知道的都要超过百岁老人和哲学家。没有人比我们看到过更多的真相，更多的卑劣、胆怯、软弱、自私和自大，也没有人比我们看到过更多的美德和默默无闻的高尚精神。我们对生活几乎再无所求：它向我们比向其他人揭示了更多的东西，除了人类没有要求的——我们要耐心地等待，看看它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要是它要求一切——它毕竟给予了一切——那就扯平了。

[31]

如果说从一开始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就和美是一个意思，那它愈演愈烈的狂暴则被很多人当作不过是其美学意义的加强而已。换句话说，随着战争的破坏力的不断加大，它也相应地继续被精神化，或被内在化。格哈特·帕斯托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阴雨、泥泞、炮击和法国人的进攻之后，战争中“好的”一面对他来说甚至变得更加清晰了：

你变得坚强了。这种生活把所有的软弱和感伤一扫而空。你被戴上了锁链，被剥夺了自决的可能性，接受了忍受痛苦的训练，接受了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的训练。但最主要的是你转向了内心。你能忍受这种生活、这些可怕的事情和这种谋杀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你的精神植根于更高级的领域。你被迫进入自我观照的状态，你不得不与死亡达成协议。为了找到能够抵消可怕的现实的东西，你必须伸手够取最高贵的和最高级的东西。

[32]

自我这个词乃是贯穿这段文字的主题。因为外部世界的暴力愈演愈烈，一个人也就越发迫切地要在他的自我中，在他的灵魂中求得安宁。

当必胜的神话被打碎，那些碎片就变成了一个个新的，甚至更大、更耀眼的神话。在多产的阵痛中，幻想又滋生出一群幻想。恐怖变成了精神上的圆满。战争变成了和平，死变成了生，灭绝变成了自由，机器变成了诗，超道德变成了真理。超过18000鼎教堂大钟和无数只管风琴的音管为了战争而被捐献出来，它们被熔化并用来制造武器弹药。

[33]

随着对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中有形的和社会的固定之物的冲击的加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突破强制、边界和形式而获得解放的感觉。推动这种解放依然是普夫利希特最重要的含义。死与生的这种联系，显然是《春之祭》中献祭那一段的重演。

会众

援引具有唯心主义信仰的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书信，会招来批评说这样做是把总人口中的少数人，在这场战争中思想上最为忙碌的那部分人，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工人阶级呢？农民呢？大多数作战人员呢？

关于他们的想法，原始资料当然不太容易搞到。这些人很少写日记，至于收藏或搜集他们的书信，战后似乎也没人有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人在这方面成功过。另外，德国主要的军事档案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盟军的轰炸，邮件审查的记录似乎也不见了。因此，关于非知识分子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并且往往是间接的材料。

不过，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的现象相对较少，这说明总的来说，士气还是比较稳定的，并且工人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士兵在前文所说的价值观背景下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下表列举了巴伐利亚第4步兵师违抗命令和不法行为的案例，它们受到调查但并不一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该师在这场战争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西线。不端和违法行为包括：擅离职守、开小差、怯战、从事间谍活动、故意自残、自杀、武器使用不当、不服从上级、辱骂上级、损坏财物、叛国、违反邮政法的行为、刑事犯罪行为，以及其他各种不法行为。

受到调查的数量*

比较突出的月份是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1916年的9月至11月，1917年的7月、9月、11月和12月，以及1918年除4月之外的全年。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刚好与1914年的战场联谊相吻合；第二个阶段刚好是凡尔登攻势失利和索姆河战役造成巨大伤亡的时候；第三个和第四个阶段反映了在胜利前景黯淡的时候，士气的普遍低落。1918年4月的数据下降可以用当年春天鲁登道夫攻势起初获得的成功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这些数字也在增大，但应该指出的是，不服从命令的现象从来没有变得过多。

在德军中就跟在其他所有军队中一样，可以听到的不满通常都是关于供应品、伙食、装备、战略以及军官们享受的物质待遇。例如，1917年8月，有个炮兵连在一份上呈最高指挥机构的报告中申诉说：“参谋军官们消遣时骑的马比部队的作战用马还好。”师指挥部对这种“不符合军人身份的”言论十分恼怒，便下达指示，以后不许这样说三道四。

[34]

那年夏天还有一些命令被下达了，要求对条件和待遇有正当意见的士兵可以通过合适的渠道反映，而不要只是发牢骚。

[35]

法国和英国的军事档案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它说明士气上是存在一些小的问题——考虑到此次战争的性质，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意志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或冒险家——比如恩斯特·云格尔，他在战前就离家出走，加入了法国的外籍军团，还有恩斯特·武尔歇和瓦尔特·弗莱克斯（Walter Flex）——才抱着上文所说的那种对待战争的总态度。这一点可以在赖因霍尔德·艾哈克（Reinhold Eichacker）的一本通俗小说中——该小说在1916年已经开始第二次印刷——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致生活的信：来自战壕的灵魂和灵魂的战壕》（Briefe an das Leben： Von der Seele des Schützengrabens and von den Schützengräben der Seele
）讲的是一名士兵的故事，甜腻得让人受不了。他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婚一年后上了战场。他在战壕里待了一年，回到家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他二话没说，转身又奔赴前线，只是在不久后得知，他的妻子自杀了。通过对生活和战争意义的苦苦思索，他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她，面对死亡的前景了。他最后的慰藉是，他和她将会在来世重新结合。在这部小说中，就跟在德国的许多战争努力中一样，生活的意义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找到。

不用说，德国士兵也和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忍受着疲惫、抑郁和心理创伤的煎熬。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在依靠本能的力量和内在的资源从事这场战争，但对德国人来说，那些内在资源在形式上显然是形而上的，这和为英法普通士兵提供心理动力的、以社会历史为基础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战争是意志及能量的较量，不是物质手段的较量；它是为了延续“1914年的精神”，是为了实现宏大的理想。

对许多人来说，到头来结果是一场空，是失败。到了1918年7月，鲁道夫·宾丁（Rudolf Binding）意识到，“我们完了。思想让人痛苦。我们怎样才能恢复过来？文化，就如其战后将为人所知的那样，毫无用处；人本身很可能更加没有什么用处”。

[36]

作为对手，达维德·吉尔希克（David Ghilchik）在10月就意识到德国的末日来临，他说：“现在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德国人。”

[37]

然而，就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便是这种空虚感也可以设法加以操纵和改动。事实证明，一个人实际上也可以在精神上陶醉于这种空虚感。失败会引发“在背后捅刀子”的想法，认为德国不是在前方与敌人光明正大的战斗中被打败的，而是被外部的污蔑和内部的背叛打倒的。这个最近迷上了创新、实验和摈弃旧形式的民族，将在精彩绝伦的精神戏法中，把它自己的反叛心理投射到它想象中的国内外敌人身上。背叛者会变成被背叛者，反叛者会变成受害者，失败者会变成征服者，就像在达达主义的作品中反艺术会变成艺术一样。

再回到1914年10月。在安特卫普落到德国人手里的当晚，柏林的埃斯普拉纳德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照理说，重大的社交聚会着装要端庄得体，要和那种严肃的场合相称。比如，女性不要穿露肩礼服。但在这天晚上，有位女士来的时候穿了一件非常透明的低胸礼服，而那种礼服本来只适合参加社交季最高潮时的盛大舞会。

“夫人，您今晚非常漂亮。”有人恭维说。

“是的，”她回答说，“我穿上这件是为了庆祝夺取安特卫普；但您等着看我留到打败英国时穿的衣服吧！”

[38]

那位女士在战败时穿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按照柏林战后接受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

[39]

的方式来看，这里所暗示的庆祝胜利的服装——皇帝的新衣——在战败的时候也一样合适。

这些推断是不是合理呢？例外是不难找到的。在德国，随着战事进行，对战争的一般性不满和反对的确也在增加。1916年，德国的部分地区因食物短缺而发生骚乱。同年4月，巴伐利亚天主教当局被其主教告知说，消除对战争的不满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40]

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季，不满也时有发生。

持怀疑态度的人起初在政治上来自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少数派。然而，1917年4月，反对战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成立了。它里面既有战前修正派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那样的政治温和派，也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那样的激进派。1918年1月，由激进的工会代表领导的罢工潮席卷了各个兵工厂。这些工会代表反对战争，并坚决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他们非常赞赏布尔什维克最近在俄国获得的成功。1917年年底和1918年，由于反战的小册子传到了某些防御地段，由于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增多，前线也开始出现相当多的厌战和消沉的迹象。但卷入这些活动的人为数很少。

[41]

大多数的罢工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严重的食物短缺。陆军仍然是忠诚的。

在国内的温和派当中，最晚到1917年，战争已成为存在之谜。此时，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战争的“精神动力已经枯竭”。相比之下，对于法哲学教授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来说，战争似乎是个“幽灵一样的东西”，一头瞎了眼却又势不可挡的怪物。无论胜负都是灾祸，只是相比较而言，前一种灾祸在程度上稍微轻一些。在这场巨大的危机中，他感到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找到些许安慰。

[42]

到1917年，对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阿道夫·冯·哈纳克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来说，这场战争已经有把所有欧洲文化毁于一旦的危险。1914年8月曾经那么灿烂的未来，现在似乎只是漆黑一片。1918年2月，在经受了前一个月的打击和困扰之后，德尔布吕克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承认，他对于未来非常害怕。他不知道在经历了所有令人伤心的事情之后，是不是还有某种可怕的悲剧在等待着德国。“如果整个事情不能很快了结，它就会变得十分可怕。”

[43]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感和怀疑，士气以及继续战斗的决心还是保持住了，甚至在1918年秋季撤退的时候也是如此。全面崩溃的危险从来就不存在——在士兵当中肯定不存在。而当崩溃真的来临的时候，它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崩溃发生在战时大部分时间都窝在港口的海军中。1917年，威廉港发生了勉强算是兵变的事件。水兵们抗议他们的待遇、劣质的口粮、缺少休假和封闭的营区。1918年10月底和11月初，基尔港和威廉港的水兵发生兵变。骚乱随后又因为突然传开的即将停火的消息而迅速蔓延到整个德国。不过，前线的陆军直到最后都是忠诚的。只有在后方，在德国国内，少数士兵参与了所谓的1918年革命。

因此，战争期间，对于本国战争努力的幻灭感和异化感从来就没有在德国蔓延。即使在存在这种幻灭感和异化感的地方，它们也不是在作战人员中而是在平民中比较普遍。带有幻灭感的语言和文学作品，总的来说是战后才有的现象，而且到处都是。

[1]
Ernst Schultze，Die Mobilmachung der Seelen
（Bonn，1915），58.

[2]
Field，Evangelist
，378-79.

[3]
瓦尔特·利默（Walter Limmer）的信，1914年8月7日，见Philipp Witkop（ed.），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Munich，1928），8。

[4]
E. Küster，Vom Krieg und vom deutschen Bildungsideal
（Bonn，1915），24.

[5]
Schultze，Mobilmachung
，26.

[6]
“Fünf Gesänge，”见Thomas Anz and Joseph Vogl（eds.），Die Dichter und der Krieg： Deutsche Lyrik，1914-1918
（Munich，1982），31-32。

[7]
Arthur Schopenhauer，Ein Lesebuch
，ed. Arthur and Angelika Hübscher（Wiesbaden，1980），168.

[8]
布克哈特给普伦（Preen）的信，1870年12月31日，见The Letters of Jacob Burckhardt
，ed. and trans. Alexander Dru（London，1955），145； 以及Burckhardt，Force and Freedom
，ed. J. H. Nichols（New York，1943），153。

[9]
Theodor Mommsen，Reden und Aufsätze
（Hildesheim，1976），91.

[10]
信，1889年1月6日，见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 and trans. Walter Kaufmann（New York，1954），686。

[11]
信，1915年4月16日，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49-51。

[12]
在他名为《祈求》（“Anrufung”）的诗中，见Anz（ed.），Dichter und Krieg
，51。

[13]
Leopold Ziegler，Der deutsche Mensch
（Berlin，1915），摘自Johann（ed.），Innenansicht
，65。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每一个德国人都代表着德国，德国也体现在每一个德国人身上。”

[14]
Schultze，Mobilmachung
，67.

[15]
Schwabe，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
，25.

[16]
信，1914年10月14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71。

[17]
信，1914年10月14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70。

[18]
信，1914年9月23和24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28），20-21。

[19]
信，1914年8月28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61。

[20]
斯坦威钢琴公司是由美籍德国移民亨利·E.斯坦威于1853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以制作高品质钢琴闻名。——译者注

[21]
信，1914年10月2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13-15。

[22]
指古代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06～453）。一战和二战时的德国兵就被贬称为匈奴人。——译者注

[23]
信，1915年3月11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44-45。

[24]
Fritz Stern，“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见From Parnassus： Essays in Honor of Jacques Barzun
，ed. Dora B. Weiner and William R. Keylor（New York，1976），219。对这一主题的详细论述参见Stern，Gold and Iron
（New York，1977）。

[25]
J. S. Mill，“Civilization，” 见Robson（ed.），Mill
，444-45.

[26]
信，1915年10月7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113-14。

[27]
Magnus Hirschfeld，Kriegspsychologisches
（Bonn，1916），7.

[28]
Agnes von Zahn-Harnack，Adolf von Harnack
（Berlin，1936），444.

[29]
这首名为《爱德华·格雷》的诗可见于Nachlass Gerhard von Nostitz-Wallwitz，N262/1，BAM。

[30]
日志，1914年12月31日，见Kriegstagebuch of the 15th Bavarian Infantry Regiment，Bd. 1，BKA。

[31]
恩斯特·武尔歇，转引自瓦尔特·弗莱克斯（Walter Flex）1916年3月14日的信，见Briefe von Walter Flex
（Munich，1927），184-85。

[32]
信，1915年4月16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49-51。

[33]
Daniel R. Borg，The Old-Prussian Church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Hanover and London，1984），39.

[34]
军司令部命令，1917年8月18日，巴伐利亚第1步兵师，Bd. 90，BKA。

[35]
陆军司令部命令，1917年7月31日，巴伐利亚第1步兵师，Bd. 90，BKA。

[36]
日记，1918年7月19日，Rudolf Binding， A Fatalist at War
，trans. I. F. D. Morrow（London，1929），237。

[37]
信，1918年10月13日，D. L. Ghilchik，IWM。

[38]
Evelyn，Princess Blücher，An English Wife in Berlin
（New York，1920），35.

[39]
出生于美国的著名黑人女歌舞演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欧洲巡回演出并大获成功。她的舞蹈服装以暴露著称。——译者注

[40]
F. L. Carsten，War Against War： British and German Radical Movement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2），76-77.

[41]
同上书，多处。

[42]
Schwabe，Wissenschaft und Kriegsmoral
，104-105.

[43]
德尔布吕克的信，1918年2月4日，同上，166。

七 走向内心

虽然我们奉行超法律的准则

虽然我们刚刚还在争吵，

可要是允许撤退

我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士兵诗作

人们抛开此时此地，把自己活动的领域移向远方，因为在那里有可能获得完全的确证。这就是抽象。

保罗·克莱（Paul Klee）

席勒，一个平庸的诗人，没有为外国人提供任何有趣的东西。即便在和平时期，凭经验也知道不要去输入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有了卡齐米尔·德拉维涅（Casimir Delavigne）、蓬萨尔（François Ponsard）、德·博尔尼耶（Henri de Bornier），为什么还需要席勒？

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 Péladan），1917年

战争即艺术

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别的哪个四年，产生过那么多有关公共事件的记述。包括艺术家、诗人、作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内，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入这出正在上演的人性剧。

对于独立思考和理性决策，知识分子尽管可以颇为自得地予以宣扬，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根深蒂固的国家忠诚意识做出了反应，而且还身体力行。哪怕是出于年龄或健康原因不能入伍的，他们也会通过别的方式为战争出力，比如成为宣传人员、战争艺术家、救护车司机或者护理员。不过，除了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这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战争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随着它的进行而显示出的惊人的不可言喻性，对他们也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连内向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晚上把自己关在用软木做壁板的房间里创作伟大的长河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也被这幕奇妙的景象迷住了：“就如过去人们活在上帝中，现在我活在战争中。”

[1]

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战时对亨利·詹姆斯有过仔细的观察。据说，詹姆斯经常隔着英吉利海峡，朝着传来隐隐炮声的方向眺望。“当德国人毁掉兰斯大教堂的时候，”戈斯写道，

憎恶和痛苦几乎使他像动物，像森林中肋部中箭的狮子一样咆哮起来。他隔着大海凝望东南，仿佛看到了闪烁的火光。吃饭的时候，说话、散布、思考的时候，睡觉、醒来、起居、呼吸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战争。他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尽管有所好转，但还是无法承受如此的紧张。

[2]

[3]

就连那些持批评态度并试图置身事外的人，比如D.H.劳伦斯，也很快因为社会中的多疑症——任何对战争不太热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而发现自己卷入了这场危机。

大部分激进的想象，不管其倾向是政治的还是审美的，从一开始就全神贯注。战争所提供的不但有各种各样的场面、声响和意象，还有情感和努力方面各种极端的事例——多热莱斯把战壕称为“这巨大的告解室”

[4]

——它们和古板的爱德华时代甚至躁动的威廉时代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于战前先锋派孜孜以求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生，这场战争起到了名副其实的劝勉作用。“欧洲大战意味着最严重的历史性危机，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列宁在1914年年底断言。

[5]

对于左翼的政治激进派而言，陈腐的社会秩序和战争的蓬勃活力之间的这种张力，尽管有遗憾、悲伤和恐怖，却是件好事：战争将以革命而告终。对于艺术领域的许多激进分子而言，这种张力绝对是美妙的。雅各-埃米尔·布朗什和他在巴黎曾经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出过力的朋友们，对于齐柏林飞艇飞抵法国首都上空的景象感到无比兴奋。他们把那个景象想象成在天空游弋的鲸鱼或鲨鱼，或者“怪物法夫纳（Fafner）——它那用铝和古塔胶做成的庞大身躯，晃晃悠悠，在熟睡的西岱岛上空从它灯塔般的双眼中射出一束束电光”。米西亚·塞尔特把战争与柏林分离派的招贴画联系起来。“这些可怕的道具应该放到剧院里。”布朗什说。

[6]

这里是倾向于把战争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当作生活的更高级表现：只有当人类认识到拯救之道并不在于死气沉沉的社会规范，而在于唯美的价值观，在于生与死的象征性，恐怖和悲伤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克服。作为召唤，作为变革的工具，这场战争包含了建设性的目的——这就是许多艺术家的判断，至少在早期是这样。

艺术家当中对于战争最激进的回应来自这样一群人，他们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忠诚意识，于1915年齐聚中立的苏黎世，并在那里提出了“达达主义”思想，如果那种虚无主义宣言也能说是一种思想的话。该群体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但其核心是德国人。它的主要人物包括胡戈·巴尔（Hugo Ball）、理查德·许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汉斯·阿尔普（Hans Arp）以及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他们拿腔作调，用警句般带刺的语言抨击席卷欧洲的自我毁灭的狂欢。他们否定所有的意义，甚至他们自己。唯一的意义就是无意义，唯一的艺术就是反艺术。达达在那儿之前，达达就在那儿了。理查德·许尔森贝克鼓励“世上没有目标的人”联合起来。

[7]

虽然装作伤心和愤怒的样子，但达达主义似乎很享受战争。胡戈·巴尔写道：“战争就是我们的妓院。”

[8]

达达主义自身否定一切的狂欢就是这场战争在精神上的对应物。在拒斥因与果，拒斥过去和未来，拒斥除掷骰子之外的一切意义方面，达达主义欢快地玩着带有德意志风格的自恋游戏。它一边起劲地否定意义，一边却把战争视为意义的精髓。达达主义的虚无主义游戏是精神上的战争游戏。

在发现破坏具有召唤作用的同时，破坏所固有的混乱与模糊也的确让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无法承受，令他们的创造冲动归于沉寂。在庆祝战争来临时的一阵子诗兴大发之后，战争的惨状和欧洲知识界无力阻止这场杀戮的现实让里尔克默然无语、惶惶不安。亨利·詹姆斯在去世前几年也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战争中痛失爱子的拉迪亚德·基普林，只能为儿子生前所在的爱尔兰近卫团写写战史。对于艺术家面临的两难困境，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在1915年说道：“[艺术家]虽然用自己做的工作、自己说的话、自己心中的思想和看法支持这出战争大戏，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在退缩。”

[9]

随着战争的意义开始没入追问存在的迷雾中，“现实”世界——那个有形的、秩序井然的“现实”世界的统一性也开始动摇了。由于战争使得战前世界中合乎理性的联系，即因果联系受到了质疑，文明作为实实在在的成就，其意义也受到了攻击；19世纪认为全部历史乃是走向进步的历史这一观点也是如此。外部世界的坍塌，使得个体人格成了统一性的唯一堡垒。戴维·琼斯把索姆河攻势看作旧世界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旧的习惯和态度到此为止还在坚持。之后到来的便是他所说的“决裂”：“整个过去，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都在化为乌有。”

[10]

无独有偶，乔伊斯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也被惹得说出了一番让人联想到叔本华的话：“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竭力从中醒来。”

[11]

当过去化为乌有，“我”就变得头等重要了。

虽然大部分士兵依然保有他们的责任意识，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就他们的二分困境中的另一面——异化感、边缘感，同时还有新奇感——各抒己见，也就是认为，世界正在毁灭，这一点现在似乎不可逆转，但世界也在走向新生，这一点似乎也不可避免。在后一个过程中潜藏着具有惊人意味的现实：士兵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作为破坏与重建、死亡与重生的双重代理人，士兵往往把自己视为“前沿”人物，是变革和新生活的倡导者。他是奉命游走于生存极限的人；在那里的外围，在无人区的边缘，在正常范畴的边缘，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活着”。

然而，他还被要求越过无人区。那实际上便是他最高的使命。那是胜利的本质。由于战争的目的变得越来越抽象，用常规的意象不太好把握；胜利的意义，即成功穿过那片把敌对双方分开并且会置人于死地的地带的后果，也相应变得抽象了。为了活下去，士兵要完全依靠从自己的想象中获得的养分。战争逐渐成了一件与个体的阐释力有关的事情。

与后方的观察家——无论是心理学家还是记者——关于战争经验并未改变他们各自民族的本质特征的结论相反，经历过战斗的前线士兵相信自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难以言表。在1916年6月第一次进入战壕之后，彼得·麦格雷戈告诉自己的妻子：

我很好——就跟以前一样——但是不——那永远不可能。在战壕的这四天让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会在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还能跟以前一样。

[12]

对方的鲁道夫·菲舍尔有着类似的说法：“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哪个还跟以前一样。”

[13]

马克·博阿松参加了1915年9月阿尔多瓦和1916年6月凡尔登的进攻之后，在一封家书中承认：

我变得很厉害。我不想告诉你们战争给我的内心带来的可怕的厌倦感，但你们非得要我那样。我感到万念俱灰，感到垮掉了。

[14]

在何种意义上垮掉了？作为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他在后来的信中指出。与自己以及战友们发动兵变和革命的可能性相比，他更担心的是顺从和倦怠，是“那种没完没了的驯顺”，因为前者至少还是能量、生气和社会良知的表现。“在我看来，”他写道，“我们正在经历非常严重的道德危机，表面上并不明显，没有哭喊，也看不出有什么表现，却很严重，因为它是深层的。”

[15]

博阿松是在暗示一种普遍的退却：从表面上完好无损的外部世界遁入私人的精神世界。

传统的权威任由士兵听从他自己命运的摆布。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人失败了。而且国内战线也不理解士兵的苦难之路（via dolorosa）

[16]

的本质。唯一能为士兵提供支持的社会现实是“战壕中的战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一名年轻的德国志愿兵所说，人变成了直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不过，士兵的“社会主义”缺乏意识形态的准确性或实践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感伤的、消极的，却和先锋艺术家的“社会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社会主义是“人本善”的一种，它排斥形式和组织，并把正在遭受蹂躏的自我，卑微、焦虑、驯服的自我，投射于信条之中。这种冲动带有自我怜悯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人既是受难者，也是叛逆的幸存者。外面那些官僚、政客、高级军官、记者和大发战争财的奸商，他们是可鄙的。他们像豺狼一样以杀戮和苦难为食。他们是真正的敌人，是靠死亡和毁灭自肥的食腐动物。

战争期间在布达佩斯为患有精神神经症的士兵提供治疗的桑多尔·费伦奇（Sandor Ferenczi）证实，在面对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个人又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士兵们就会退缩到自己的内心。“力比多从客体退缩到自我，在促进自爱的同时也将对客体的爱减弱到漠不关心的程度。”

[17]

他的许多病人都承认自己性无能，或者对性的兴趣大大降低。

因此，士兵不仅是现代审美意识的前兆，还是它的代理人。士兵不仅是搞破坏的祖宗，还是未来的化身。未来的希望只存在于个体的想象中。“我已决定，” 1915年9月，乔治·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

写道，“我的墓志铭只有这么两行。葬在这里的是一名战死者，他的参战和死亡，是为了他的自我满足和激怒那些没有参战也没有死亡的人！”

[19]

对较为传统的人来说，比如路易·迈雷，道德视角的破坏、外部世界的内在化，以及作为社会和文化黏合剂的理性主义的消失，意味着艺术也死了。当他的部队在1917年3月被轮换下来的时候，通常的换防仪式一点儿没变。“出发。音乐，军号声，枪刺寒光闪闪。光荣的军旗，暗淡的剪影。”迈雷强调，那里的乡村有一种淡水彩画的色调。他竭力想为这一切，为仪式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寻找积极的意义。在对这类象征物的集体阐释中，在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形式中，包含着艺术的传统目的，作为知识而非能量的艺术的目的。但对他的战友们来说，对于最高意义的兴趣已经消失。他们只专注于自身：“……每个人都只是从他个人所惦记的事情出发来看待一切。”有座小山的地势特别陡峭，于是一位军官就说，“那是个牢不可破的阵地。”再往前，一大块平地展现在眼前：“那可以建一个很好的机场。”一块平整的草地也让人兴奋：“多棒的一块足球场！”所以迈雷悲哀地得出结论：“诗已经死了。”

[20]

他当然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诗死了。

士兵们遭遇的可怕东西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从非常个人化的角度，否则是很难理解的。跟迈雷不同，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不是艺术的死亡，而是新的审美意识的诞生。对罗伯特·格雷夫斯来说，人的脑浆溅在战友的帽子上，这种景象成了“诗意的虚构”。

[21]

早晨炮击的声音让温·格里菲斯（Wyn Griffith）想到了音乐，但不是有着传统旋律与和声的音乐，而是一种新的、与所有习惯的作曲技巧截然不同的音乐。

[22]

雅各-埃米尔·布朗什声称，对巴黎的空袭尤其让他想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祭》。

[23]

格雷夫斯、格里菲斯和布朗什联想到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们都把在战争中看到的和听到的跟艺术联系起来。实际上，艺术成了唯一能找到的和这场战争相关的东西，但那当然不是依照之前的规则的艺术，而是放弃了创作规则的艺术，是以挑衅为目的的艺术，是把艺术变成事件和体验的艺术。当战争失去了外在的意义，它首先就成了一种体验。在此过程中，生活与艺术携手并进。

有些士兵开始觉得，就像珀西·琼斯于1915年年底看到伊普尔时注意到的那样，“在这种可怕的大破坏中，有一些让人特别着迷的东西。”他说，照片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两个月后，他对那种“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仍然像着了魔一样：“伊普尔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还在搜寻没有被炮弹直接命中过的房子。”

[24]

J.W.甘布尔（J. W. Gamble）当时也在那儿，而他的反应也几乎一样。

星期六那天……我利用暂时的平静又去伊普尔转了转。那种景象真是奇妙——怪异、荒诞，当然也很荒凉——不过非常有趣。我估计那个地方战后会挤满了观光客和旅游者，他们对于自己看到的东西会很惊奇。庞贝古城遗址之类的地方简直会被淘汰掉。

[25]

在甘布尔的心目中，伊普尔尽管是当代的，但作为被毁灭文明的遗址，已经超越了庞贝古城。其象征意义无与伦比。然而，目睹如此巨大的破坏，显然又让琼斯和甘布尔非常兴奋。当加菲尔德·鲍威尔在1916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下“我们现在开到了‘我们的梦想之地’伊普尔”的时候，那语气显然带着嘲讽，但他选择的老套的说法倒也非常贴切。

[26]

对戴维·琼斯来说，战壕那种“荒原”也成了“迷人的地方”。

[27]

加拿大人卡农·F.G.斯科特（Canon F. G. Scott）偶然发现了一具沾满黄色泥浆的年轻士兵的尸体，当时斯科特立刻想到了“青铜塑像。他面庞俊美，端端正正的头上覆盖着一头稠密的卷发，看上去更像艺术品而不是人”。

[28]

来自波士顿的哈里·克罗斯比（Harry Crosby）是许多自愿来到法国参加救护工作的美国青年之一，1917年，他在凡尔登熔炉找到了逃避死亡的办法，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他一想到波士顿那些令人厌恶的事情就直发抖，

特别是波士顿的少女。她们在无性的环境中长大，穿着帆布内裤和平底鞋，戴着玳瑁框的眼镜，一旦结了婚，就会接连五六年每九个月准时生下一个孩子，然后就退休，在奇尔顿俱乐部打发时光。天哪，多么乏味的逃路。

凡尔登让“死神之手……在它上面画满了印记”。但正因如此，他才觉得它“像磁石一样充满吸引力”。

[29]

战争尽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或者说，实际上正是因为其带来的无处不在的惨状，它变成了一种召唤的力量，不过它激发的不是社会性创造力，而是个人的想象力和转向内心。战争成了通向生气勃勃的新活动领域的一种途径。

艺术即形式

然而，转向内心即便不等于沉默——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沉默——它也带来一种窘境。一个人该如何收集和整理战争体验，哪怕只是为了他自己？传统的表达模式，比如语言、绘画甚至音乐，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不够的。

“利用科学来进行搏斗，利用进步来回归野蛮，文明转而反对自身并毁灭自身，面对这类咄咄怪事，理性无从应对。”路易·迈雷写道。

[30]

对艺术家保罗·纳什来说，他这一行的常规工具是不够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在谈到佛兰德斯的景象时，他对自己的妻子说。

[31]

看来，抛弃传统的艺术形式是唯一诚实的反应。纳什和其他许多英国官方的战争艺术家——他们大多接受过传统的训练，是从依循常规的背景中和战前那种总体上对艺术创新抱有敌意的文化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逐渐转向实验性的创作模式。他们遇到了一些反对，但大多还是赞成。

到1917年，即便是在官方的圈子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开启了新的时代，一个需要新的鉴赏力的时代。C.R.W.内文森（C. R. W. Nevinson）是一小群战前就开始反抗传统学院式创作方法的英国艺术家中的一员。他去过巴黎，结识了立体派和未来派的艺术家，并在那里和莫迪利亚尼共用一间画室。“在我们城市拥挤的大街上疾驰而过的大功率重型汽车，”他在1913年写道，“映现在光和色的幻境中的舞者，在兴奋的人群上空翱翔的飞机……这些能给人带来激情的东西，要比两只梨和一只苹果更能满足我们对于这个如歌般富有戏剧性的宇宙的感知。”

[32]

战争来临的时候，饱受病痛折磨的内文森没能入伍，但他就像自己说的，“在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参与’战争的冲动的驱使下”，先是加入红十字会在敦刻尔克服务，接着又加入皇家陆军救护队。不过，风湿热让他在1916年离开了军队。然后在1917年6月，尽管他过去在艺术上表现得很激进，但还是被聘为“英国陆军官方艺术家”。起初，他感到不得不压抑自己天生的创作本能。但他在资讯局（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的雇主们注意到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看了内文森最新的画作之后，负责协调英国宣传工作的威灵顿宫（Wellington House）

[33]

里一位名叫T.德里克（T. Derrick）的官员，在1917年10月的一份呈送资讯局文艺部负责人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会告诉他说，我有理由相信他自己不羁的、未被驯服的自我，可以表现在随后的工作中而不会冒犯官方人士。我相信是这样。对他那个受压抑的、得体的、带有官方性质的自我，评价不怎么样，不像他想的那么高。

[34]

马斯特曼表示赞同，并允许内文森可以自由创作。内文森后来果真与总司令部和陆军部有了麻烦，主要就是因为他画的《光荣之路》（The Paths of Glory
）和《士兵群像》（A Group of Soldiers
）。前者被认为会影响士气，因为画的是前线阵亡士兵，而且还用了那么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后者则被认为“太丑陋”，而且按照陆军部的说法，有可能为德国人提供口实，说“英国人堕落”。但他其余的画作，虽然基调都是描写战争的惨状而不是英雄主义，却得到了赞许甚至推崇。1918年1月，作为帝国战争博物馆前身的国家战争博物馆，甚至分别出资50英镑和100英镑收购了《光荣之路》和《士兵群像》，认可了它们作为战争纪实材料的重要价值。1918年3月，报业巨头同时也是新近任命的资讯部部长的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莱斯特画廊正式举办了内文森作品展，尽管内文森坚持要求在展览目录的前言中加上下面这段尖刻的文字：

我对公众不抱幻想，原因是：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报刊、我们令人恶心的钟爱传统的公学，以及我们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大学，普通英国人不但对思想和艺术领域所有处在实验中的新东西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他们在心智上还被训练得那么缺乏体育精神，想把所有的新尝试都扼杀在萌芽中，尤其是当有迹象表明，新的尝试正在形成一种未来的健康和力量。

[35]

这些画只有四幅没有被卖掉。1919年，比弗布鲁克旗下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会以嘉许的口吻称内文森是“著名的未来派艺术家”。

[36]

因此，总的来说，当局在艺术事务上的表现显然还是很灵活的。但是，这并没能够逃脱人们的批评。有批评家祝贺那些控制着官方艺术的人，因为他们“懂得折中，不是只从得到认可的皇家艺术学院和伯灵顿宫，还从斯莱德

[37]

和所谓的反叛艺术中心卡姆登镇（Camden Town）——那里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同样很活跃，而且毫不掩饰——挑选他们的战争阐释者”。

[38]

自从1911年在格拉夫顿街的画廊举办过后印象派画展之后，英国人的鉴赏力整体来说已经大有长进。

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于战争的另一种反应便是对语言，对“滔滔不绝的大词”的含义越来越生疑。荣誉、光荣、爱国、牺牲，这些词的首字母开始不再大写。在一支美国救护队中，与法国人一起工作的E.E.卡明斯（E. E. Cummings）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不仅在诗句中避免使用大写字母，就连自己的署名也是这样，结果他成了e. e. cummings。“有些大词现在听起来跟1914年不一样了。”罗兰·多热莱斯在战后感叹道。

[39]

看来，对于描写战壕体验来说，传统的语言和词汇非常不够。诸如勇气——不用说还有光荣和英雄主义——之类的带有古典和浪漫意味的词语，在解释是什么让士兵们留在战壕里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几乎毫无用处。就连一些基本的、描述性的名词，比如进攻、反击、出击、负伤和炮击，其捕捉现实的力量也荡然无存。1916年10月，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在家书中谈起自己对前线的印象时就说到这个问题——当时他参观了索姆河战场。“要是说地面被炮弹‘犁过了’，那就像个小孩子在说话。”至于烂泥，“把它叫作烂泥会让人产生误解”。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烂泥。它有点像是停滞的河流，要流淌嫌太稠，但要静止又嫌太稀。它的表面还有点像淡红色的奶酪一样泛着光，可它根本就没有凝固。你在里面不会留下任何脚印，脚印全都又合了起来。在里面每走一步都要没过你的靴子，有时甚至一直没到你的小腿肚子。在它的下面有结实的地方可以站脚。要是你走的时候旁边也有军队在走，那就会把你溅得从头到脚全是泥。

[40]

因此：

……重负之下，

词语开始绷紧、开裂，有时还折断，

或因紧张而打滑、松脱和失去弹性，

或因含混而朽烂，但不会原处停留，

不会静止不动。

T. S.艾略特后来这样写道。

[41]

词语好像已变得像索姆河的烂泥一样。

当然，在国内战线听到的依然是委婉的说法，大部分士兵也在继续说着“日子艰难”“差点儿送命”和在参加一场“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演出”。迪克·斯托克斯（Dick Stokes）参加了1917年4月攻占维米岭的战斗：“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这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而且非常成功。”11月，他在伊普尔突出部，当时他听说了在康布雷发动的进攻：“我希望他们会把我们派到那儿，这听上去非常有趣。”到了1918年10月，他的语言也没有变化：“刚回来，上个星期真痛快，狠狠地揍了德国佬。一点儿没事，完好无损，只是浑身被虫子咬了。”

[42]

当然，斯托克斯和他的大部分战友一样，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把“狠狠地揍了德国佬”和“被虫子咬了”联系在一起——有多么荒诞。

J.W.甘布尔以类似的态度描述了1915年12月在伊普尔附近一次毒气攻击后的场景，那就像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或尤奈斯库的戏剧

[43]

。

我刚刚在给两个伤员包扎的时候，其中一个叫我注意两只大老鼠——它们摇摇晃晃，靠后腿撑着，像喝醉酒一样。这可真是最奇妙的一幕。通常只是在（白天）老鼠从身旁溜过去的时候，人们才可以看到它们，可这两只老鼠就这么出来了，而且样子太滑稽了。它们当然也是有点中了毒气，不过，非常奇怪，这是演出结束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44]

甘布尔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幕有多么不协调。不过，就在他1916年5月阵亡之前，他倒是写过一篇短文，把自然的和平与力量跟战争的狂暴与无力做了对比。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就如他在通信中指出的，他的感受力显然会随着战争以及自己对于战争体验的深入而变得更加敏锐。他在临死前也成了一个踏上内心之旅的游子。其他一些敏感的精灵也开始放弃模糊而笼统的表达方式，放弃委婉语，有人甚至放弃了形容词，转而寻求清晰的意象和有力而又好像轻描淡写的说法。于是，语言逐渐被剥离了它的社会意义，变成了高度私人化的诗性的工具。这一蜕变的极端例子还是达达主义调制的语音和拟声的“无意义”。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感受力的表现形式，讽刺成了很多人的修辞方式和语气。

人们为了活命而钻到地下，士兵们用炸弹去炸鱼，塞内加尔部队起初会吃掉作为卡车润滑剂的油脂，死去的信鸽会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英军总司令在1916年6月30日，即索姆河“大攻势”的前一天，宣布“对铁丝网的破坏从未如此彻底”，一名法国将军在1918年3月20日，即德军最后一次强大攻势前夕，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国佬不会进攻”

[45]

——这样的战争和这样的世界，似乎只有乞力马扎罗的豺狼和普鲁弗洛克窃笑的男仆才适合参与和生活在其中。幽默是尖酸的、黑色的；要是其先辈没有经历过那场“伟大的战争”，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不会有蒙蒂皮松剧团

[46]

。

1914年11月底，在贝蒂讷附近的布里格迪尔·P.莫迪默（Brigadier P. Mortimer）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当务之急看来是要清理掉战壕前面德国人的尸体，因为这些战壕已经臭得没法待了。出去把那些尸体烧掉的人会得到奖赏和提拔，结果涌现出许多英勇事迹。39营2连的一名士兵在离德国人的战壕50码远的开阔地处理了三具尸体之后，正准备处理第四具的时候被打死了——真是冷静而勇敢。

[47]

莫迪默把这件事记下来，虽然未做进一步的评论，但显然很郑重。要求人们勇敢地与尸体战斗，活人为了消灭死人而被打死——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要多久才会意识到那惊人的讽刺性？1916年7月，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所属的国王私人所有的约克郡轻步兵团第9营，唱着《收起烦恼，背上行囊》开赴了战场，参加索姆河战役。去时800人，几天后回来时只剩下70名士兵和4名军官。他们又唱起《收起烦恼》！

[48]

但此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战争的讽刺性。《友谊天长地久》被填上新词，变成了带有达达主义意味的歌曲。“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呀，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英军士兵们唱道。和着《到主座前求》的曲调，英国大兵用颤音唱道：

当这该死的战争结束，

我再不用当兵，

当我穿上便装，

啊，我该多么幸福！

周日再不用在教堂检阅，

再不用申请休假证，

我要让军士长

把他的休假证贴在他的屁股上。

1916年3月，有人在战壕里偶然听到这么一段对话：

“哎，比尔，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啊，不知道，等到比利时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装沙包的时候吧。”

[49]

1916年2月12，在伊普尔，在布厅附近的大广场那边一所被炸毁的旧印刷厂里，出了第一期著名的《抹布时报》（Wipers Times
）

[50]

——后来又陆续出现了《“新教会”时报》《克默尔时报》《索姆河时报》《B.E.F.时报》，以及最后在1918年11月的《更好时报》。那种幽默几乎都是黑色的。除了在给编辑的信中模仿伦敦《泰晤士报》描绘了春天第一只布谷鸟见到的情景，报纸上还有几则广告：

建筑地块出售。

把房子建在阳光明媚、微风拂拂、生机勃勃的60高地上，可以俯瞰

历史名城伊普尔。

详情咨询：博什＆梅嫩公司

[51]

[52]

而在1916年7月底的《索姆河时报》上，则有这样的问卷调查：

你是不是受了乐观主义的害？

你不知道？

那就问问自己下列问题。

1.你是不是很开心？

2.你早晨醒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协约国这边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3.有时你是不是认为战争会在来年结束？

4.相比于坏消息，你是不是更相信好消息？

5.你认为我们的领导人有能力给战争带来圆满的结局吗？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回答都是“是”，那你就患上了那种可怕的疾病。

我们可以治好你的病。

在我们这儿待上两天，你身上的病症就会彻底根除。

不要犹豫，马上申请。联系：

沃尔瑟普、福克斯利、内尔姆斯公司的先生们

电话72：“咕哝斯顿”

电报：“松鸡”

[53]

[54]

就如路易·迈雷意识到并感到遗憾的那样，士兵们的嘲讽有很多都是“虚假的”。“一种疾病，虚假的嘲讽，搞垮了现在这代人，”他在1916年年初指责说，“最糟糕的就是它所造成的麻木，或者说做作，那比较可怕。”

[55]

《抹布时报》1918年的改版导言也觉得必须指出，“那种狂欢常常是歇斯底里的，不自然的”。二等兵戴维·吉尔希克肯定同意。“奇怪的是，亲爱的，”在从意大利前线寄出的信中——1918年8月，他作为卡车司机正在那里服役——他告诉自己的妻子，“我好像不会笑了。”

[56]

然而，即便这种幽默大多是勉强装出来的，但它能够感染许多人，这表明它的确引起了共鸣。战争期间嘲讽的暗流，在战后世界里将会变成汹涌的波涛。

不过，对有些没有能力再发出笑声的人来说，伴随转向内心的是沉默。达达主义也许还为虚无而尖叫，可有些人感到，就连尖叫的冲动也都被惊惧或总体的不可理喻性扼杀了。“战争……是位沉默的老师，跟它学习的人也变得沉默了。”鲁道夫·宾丁写道。

[57]

“现实超出了一切文学、绘画和想象所能理解的范围。”另一位生还者坚定地说。

[58]

有位叫马克·博阿松的士兵没能活下来，他在悲观中难以自拔：“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一切都在失去。”他抱怨这场战争让人在精神上感到窒息，就好像毒气的存在也是为了戕害灵魂一样。人文精神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折磨之后，正在垂死挣扎。

世界在才智和道德上的退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跟思想会变得绝对卑下一样。这种卑下会用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技术上的完善和种种实用的技能掩盖起来。战争的苦难会带来惊人的工业化和大量有用的改进。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会转向实际的目的……没有偏见的文化气数已尽。人类正在按照这场战争已经让我们熟知的方式让位于人造的东西。文艺复兴破产了。德国的工厂正在吞噬这个世界。

[59]

在这里，“德国的工厂”等同于“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技术上的完善和种种实用的技能”。

如果说过去成了虚构，如果说一切真的都在变化，那也许只有电影——有些看过电影的人觉得——才适合捕捉那绵绵不绝的运动。在士兵们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频繁地提到电影。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媒介的新颖性以及它的发展所带来的兴奋感，但在参战人员当中，有些人似乎真的觉得，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知怎么的是属于银幕而不是生活。法国第360步兵团有一个人目睹了相邻的营1915年5月在阿拉斯附近发动的进攻。士兵们离开自己的战壕，冲向铁丝网，结果被机枪的火力扫倒。这位旁观者和他的战友们站在战壕里，伸长了脖子观看这次行动，“就好像在电影院里一样”。

[60]

一位经历了1916年戈默库尔之战的英军士兵后来写道：“其他人就像电影——那种剧烈晃动的老式电影——银幕上的人物一样，大家都急匆匆的……”

[61]

艺术和道德

战争对道德准则的冲击，就和它对审美形式的冲击一样猛烈。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进行大肆杀戮成了家常便饭，成了职责所在，成了道德决断，这对于声称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伦理的道德秩序来说，绝对是最猛烈的冲击。虽然基奇纳在派出英国远征军的时候曾经警告说，不要去碰法国的女人和美酒，但没过多久，各方军队的首脑就开始为大批士兵的性需要做出安排了——当然，那样做是为了鼓舞士气！在19世纪的世界里，道德与士气被认为是不可分的；大战不仅破坏了这种关系，而且还使它们有相互排斥的危险。对许多人而言——也许还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依然是有联系的，就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保证士气，就不要谈道德，或者至少要放松道德上的要求。

在面临极度危险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时，军队和士兵历来认为他们除了别的特权，还拥有道德上的特权。1914～1918年战争的民主化本身，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士兵获得了这些特权。对于彼得·麦格雷戈这样一个来自爱丁堡的不谙世事的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来说，就连普利茅斯附近的训练营都是让人兴奋的新世界。191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了普利茅斯。“我玩得很开心。”他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而她在读到下面的内容时说不定会非常生气。

我们找了个茶室，在那儿我吃了煎鱼。但还不仅是这样。我在烟草店买烟的时候问老板是否知道哪儿有喝茶的地方，于是他就说了这个地方。那是法国人开的。没错，那儿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旁若无人地抽着烟。那儿还有阿盖尔人和水手。哦，天哪，那儿可真是应有尽有，食物可口，服务周到。侍者是法国人。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我很好。不用为你的男人担心，他平平安安。我吃得太多，腰带都扣不上了。煎鱼和炸薯片很好吃，茶倒在杯子里，放在桌上，那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还有汤匙什么的。可那些人！哦，天哪！女士们的举止简直把我惊呆了。我们在卫生间的门口等着，以为出来的会是男的，哪想到是两位女士，就是这样。我从那个地方逃走了。

[62]

几个月后，这种震撼感对麦格雷戈来说就慢慢消失了，但对于新生活的新奇感依然存在。11月底的时候他在盖尔德福特：“我们在一个小茶室喝茶，许多军官都带着自己的女人，在我看来，当兵的不管到哪里都会想方设法地找女人。我们的人刚到一个地方就会看到他们跟姑娘在一起。”

[63]

在西线，妓院很快成为各个基地和充当休整区的较大市镇的常规设施。士兵们就和上厕所一样要排队，唯一不同的是有宪兵维持秩序。战争初期，18岁的伯特·钱尼（Bert Chaney）看到士兵们两个两个地排起了长队。

我以为有音乐会或电影……就问怎么回事。“找点乐子，”

[64]

有人告诉我，“只要两个法郎。”我大惑不解，就问什么意思。“哎呀，老弟。难道你们那儿的人什么都没教你吗？”他们以为我是个大傻瓜。以为我这样的年轻人，一个伦敦的东区佬，会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知道红灯是什么意思吗？有人告诉我，这些地方不是给我这样的年轻人，而是给想老婆的已婚男人准备的。

[65]

在英军，所有必须住院治疗的疾病当中有27%属于性病，而在战争期间，因为得了性病而接受过治疗的士兵达416891人。

[66]

在国内战线，道德也松开了它的紧身胸衣和腰带。卖淫现象显著增多。在巴黎，1914～1915年被捕的3907名女孩当中，有一半以上被查出患有性病。这些女孩大多是新手，而且许多来自沦陷区。

[67]

为了限制这些女孩的活动，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公众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女人和士兵的非正式关系也变得习以为常。英国歌舞杂耍剧场的歌曲《姑娘，每个大兵都有份》为各地定下了调子。谁知道汤米还回不回得来？何不让他及时行乐。由于男劳动力缺乏，女性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这在使她们变得越来越独立的同时，也意味着家庭和家长权威道德约束的松弛。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都是自己租房，她们可以在那里招待自己的男友。如果说在1914年之前对固定的道德准则的冲击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场战争可以说起到了攻城槌的作用。道德和性成了与社会规定不相干的、越来越属于个人良知的事情。

弗雷德里克·曼宁注意到，士兵们的情绪似乎摇摆于“缠绵感伤和粗俗下流这两个极端之间”。

[68]

也许士兵们一向就是这样。在珀西·琼斯1914年入伍的时候，头一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就是战友们的咒骂——“对士兵来说，骂骂咧咧似乎很自然，就如同艺术家的长发和高尔夫球手的格子外套”。

[69]

不过，大战中的士兵好像对粪便学特别感兴趣，说起来不厌其烦。排泄的意象成了一个明确的主题。这一点毫不奇怪。许多士兵死了，而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不是像英国委婉语说的“上西天了”，而是“踢到桶了”。那是装满粪便的桶。“大解放”的来临，首先从肠道开始。“在书中，战争是那么美，但在现实中，它却散发着大粪和腐尸的恶臭。”夏尔·德尔韦尔抱怨说。

[70]

英国的国内战线把肛恋和德国联系在一起。1917年一份控诉德国人战争罪行的材料汇编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仅残忍，而且“让人恶心”。“在他们洗劫过的房子里，他们留下了记号，床上、桌子上和橱柜里，到处都是大便。”

[71]

但前线士兵可不这么看。活在非人的机器所制造的死亡和腐烂中的士兵们，在人类的污物中发现了象征性的无辜。火线后面的炮兵或许会像汉弗莱·科布（Humphrey Cobb）以这场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声称的那样，把敌人的厕所也挂了号

[72]

——资产阶级文化不许人排泄——但实际守在火线上的士兵对敌手的难处却往往有不同的看法。1915年9月，法国人菲利普·吉拉尔代（Philippe Girardet）在观察哨执勤的时候，看到有个战友没带武器就跑出战壕，走了几步到后面的空地上，解开裤子蹲了下去。吉拉尔代说，德国人肯定也看到了这名普瓦利，因为没有东西挡住他们的视线。但他们什么也没干。那名步兵不慌不忙，站起来把衣服仔细地整理好，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自己的战壕。

[73]

在记述这场战争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尤其是在靠想象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厕所是一再被提到的主题。对托马斯·博伊德（Thomas Boyd）来说，战壕是“为魔鬼挖的巨大的厕所”；对T.弗雷登伯格（T. Fredenburgh）来说，整个战场就是“一座黄色的、可恶的粪堆”。E.E.卡明斯的《大房间》（The Enormous Room
）里也有很多排泄的象征：

我快活地吹着口哨，三两步就跨到了门的那头。门很厚重，全是用钢铁做的……它让我感到很高兴。那只罐头盒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盒底悠然躺着一坨刚拉的人屎。

[74]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多次提到厕所和排泄，这让觉得受到冒犯的批评家把他的小说称为德国战争文学中“厕所派”的代表作。

诉诸性和排泄的意象，这在当时的先锋派中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尼采把豪言壮语等同于臭气。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充斥着污言秽语和暴行的《愚比王》（Ubu Roi
）（1896），开头便是“狗屎”。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布卢姆对其放屁的本事很是自得。在这个层面上，战争再次把艺术家小圈子中的反叛行为变成了群众性现象。

先锋

所有士兵都渴望休假。当然，很多人假期过得非常痛快。一个人作为老兵回家会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和尊敬。罗兰·芒福特战前曾经在伦敦的保诚人寿保险公司工作，所以1916年7月重游故地的时候，用他的话说，他被“拽得到处跑，甚至还去了助理那里。那些高高在上的经理，过去我只能站在他们面前发抖，可处在我的新位置上，我跟他们说话很随便”。

[75]

1917年法国士兵的兵变，部分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请假或休假做出合理的安排。

不过，也有一些士兵回家后发现，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让人感到愤怒和压抑。罗伯特·格雷夫斯1916年8月因伤回家的时候，甚至感到和父母无法交流。12月，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在国内服役几个月时，他说不。

[76]

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1916年3月回家休假的时候，路易·迈雷震惊地发现，人们照常过着日子，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特别让他感到不快的是，当他说起前线的恶劣条件和敌人的顽强时，有人竟然打起了哈欠，并抱怨起小牛肉的价格。

[77]

一名英国士兵的朋友问他，他休假时有没有把前线的情况告诉妻子，他回答说：

我没有机会，她总是在跟我说各种各样的新闻：巴利太太的猫咬死史密斯太太的鸟，克兰普太太的妹妹的新裙子，还有杰米·墨菲的狗如何咬坏了安妮·艾伦的布娃娃。

[78]

士兵们有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前线经历在他们与平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故乡再也没有办法沟通了。人们根本就不会理解士兵们经历的事情，而士兵们也讲不清楚他们的遭遇。恩斯特·云格尔很反感在国内听到的“经过漂白的有关英雄人物和英勇献身的说法”。他抗议说，士兵们不需要这样的感激。他们需要某种“同情”。

[79]

可是，基于理解的真正的同情，可能吗？

士兵们最恨的就是那些不理解却装作理解的人。不参加战斗却描写战争的记者被单独归为一类。对马克·博阿松而言，记者就是“白痴”。

[80]

他们对战斗的描述既愚蠢又谎话连篇，在贬低敌人的同时，也贬低了法国人付出的努力。“那些报纸能让人的癫痫病发作，”另一名法国士兵写道，“要是他们想给新闻界竖个像，我强烈建议这位女神要有鸭子脚、鸵鸟肚子、鹅脑袋和猪鼻子。”

[81]

接下来受鄙视的要数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了。他们也让士兵们感到恶心。“对于活得舒舒服服的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你会感到强烈的憎恶。他在灯光下，在钦佩不已的家人中间，自以为是地指点着军事行动。”夏尔·德尔韦尔写道。普吕多姆先生

[82]

，那个肥胖的、可鄙的资产阶级，是绝对想象不到战壕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

[8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夸大其词。即便是对记者和体型臃肿的业余战略家心怀怨恨的德尔韦尔也承认，在前线，要想不疯掉，国内的读物就不能少。在法军战壕里，最受欢迎的杂志是用高光纸印刷的《巴黎生活》（Vie Parisienne
），它里面有很多素描图片——用照片做的图片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钉在墙上，上面画的是“可爱的女人，穿着紧身胸衣和格尔达·韦格纳（Gerda Wegener）式的短衬裤”。炮击的时候，那个可爱的金发女郎，“在我的右边，睁着大眼睛，慵懒无力、神情憔悴地躺在椅子上，让我想到火线远方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就在他边想边写的时候，挖苦的话又突然冒了出来。德尔韦尔在这一段的最后写道：“我们实际上是处在督政府的统治之下。”那是指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上台前的过渡时期。按照对法国历史激进的阐释，当时法国最优秀的人都在前方与敌人作战，而最差劲的人则在后方治理国家，要是那还算“治理”的话。

[84]

家里的来信也常常让人厌烦，因为信中说的事情太幼稚了。要么是“不要受伤！”，要么是“我们的日子也很难！”。这让士兵们觉得太讽刺了。“我的天！什么人写来的呀？！”——这就是德尔韦尔的反应。

[85]

家里的这些话常让士兵们有隔世之感。部队好似到了月球上。他们生活和战斗在一个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甚至无法感觉的地方。“部队在孤军奋战”，这是加菲尔德·鲍威尔在索姆河攻势期间得出的结论。鲍威尔希望由于在索姆河地区参战的英国士兵数量很多，由于为了给这些部队提供装备国内须格外努力，情况会有所改变，但他也承认希望渺茫：“尽管英国人一向就是冷漠、自私、精于算计的种族，尽管在英国不存在理想主义也不鼓励理想主义，我们的民族还是总处于灾难的边缘。”

[86]

这些话本来是可以由德国宣传人员写的。

一些士兵实在忍受不了那种隔绝感，他们觉得国内的平民比敌人还要可憎和可鄙。法军兵变期间，这样的情绪就频频露头。这里出现了革命的苗头。1917年5月和6月，法国军政当局一想到法国可能已经到了全面崩溃和动乱边缘就直打哆嗦。就连西格弗里德·沙逊也动过调转枪口的念头。

[87]

战后，“迷惘的一代”这个说法将捕捉到那种孤独感。就当时而言，有些士兵因为忍受不了孤独，便开始将与世隔绝的兄弟情谊神圣化。他们割断了与国内战线的联系，甚至割断了与战前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联系，他们对战时军队的赞美是无限的，而对于军国主义，他们有的只是轻蔑——“缎子长袍、猫一样好斗的小胡子、卑鄙的官僚的灵魂”。

[88]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西格弗里德·沙逊、恩斯特·云格尔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想法都一样，但他们不过是几个善于表达的代表而已，代表的是变成老兵的几乎所有志愿参战的士兵。

尽管语气有所不同——蔑视中夹杂着乡愁——但所有人都承认，战争经历，战壕中“真正的战争”经历，把士兵和社会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按照德国式的说法，这是个命运共同体。所有人都承认，对他们而言，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世界已经到了尽头。确定无疑的唯有当下以及当下的强烈程度；尽管是满目疮痍，尽管有阵阵的哀伤和惋惜，这样的经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令人振奋的。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对于这样的经历大多并不后悔，只是对官方组织战争的方式深感失望。

像德里厄和云格尔那样的人肯定是乐此不疲的。他们两人都美化这场战争，说它是力量的展示。德里厄甚至感谢敌人把法兰西从麻木的状态中拖拽出来，上升到庄严的确证——“在我们的生活中本已不再指望那种庄严”。不管怎么样，他并不后悔。

我们何时不再哀叹

破旧神殿的坍塌？

历史并不存在于过去；历史是一场神奇的梦，激励着人们现在采取行动。

[89]

在战壕里，当知识分子变得依赖于工人阶级，贵族变得依赖于庄稼汉的时候，社会隔阂也消除了。“我在战争中才认识到人是怎么回事，”安德烈·布里杜承认，“之前我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我看不到自己身上人所共有的东西。”在战争中，人是“赤裸裸的，也就是说，是从自然的观点而不是从社会分类的观点来看的人”。

[90]

马克·博阿松在与妻子的通信中讨论左拉、瓦格纳、布吕赫尔以及詹森主义，还告诉她说自己非常喜欢“我的普瓦利，他们疲惫而温和”。他热情称颂他们的朴实，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幽默感，还有他们天生的明白事理。

[91]

团是这种战友情谊的轴心，团的自豪感似乎能让人逃过任何灾难。事实上，灾难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罗伯特·格雷夫斯指出，人们对于团的历史要比对这场战争中其他战线上的战况，甚至是战争的起因还感兴趣，也了解得更多。

[92]

在前线待了三个星期并参加了几次“恶”战之后，疲惫不堪的赫伯特·里德想到：

对任何个人而言，这都是一场噩梦。但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战友情谊，而我认为那会克服任何恐怖和艰难困苦。正是这种战友情谊，而且只是因为它，才使我继续留在军中。在你自己和一个群体之间建立起纽带关系，而且这种纽带能够在危急关头经受住考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且在做成之后，也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

和博阿松一样，里德接着又赞美“那‘朴实的灵魂’。他是危难关头你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在这里，夸夸其谈和吹嘘不管用。在英格兰，它们可以大行其道。我们不少人过去常常引以为傲的才智也是没有用的。它在勇敢的心灵面前苍白无力。”

[93]

一名法国士兵说，战壕里的战友情是他有过的“最温柔的人性体验”。一名想起了战友的英国士兵在日记中坦承，那是“我从其他任何人那里都未曾感受到的纯洁的爱的力量”。许多人对这一主题都津津乐道。对笔名为阿兰（Alain）的哲学家兼作家埃米尔·沙尔捷（Émile Chartier）来说，这场战争是“歌颂友谊的诗篇”。“我的那些魁梧而冷酷的家伙，”他写道，“愿意为‘老沙尔捷’舍命，而不是为了夸夸其谈的大道理”。

[94]

在战后的文学作品中，许多男主人公宁可与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伴，因为他们觉得后者的爱比较陈腐和感伤。“这场战争，”亨利·德·蒙泰朗说，“是唯一你能在那里满怀激情地爱上男人的地方。”

[95]

赫伯特·里德也为那种充满兄弟情谊的气氛而着迷。尽管他讨厌作为一种机构的军队，但到1918年5月，他却在考虑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在军中：“我喜欢它的阳刚之气。你付出勇气，它报以兄弟之谊。”

[96]

G.L.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战后收到一位年轻军官的来信，后者用一段话概括了全部重要情感：

对于那些实际上参加过战争的人，我用不着对战争的惨状强调太多。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和一个特别团结、特别成功的集体在一起的，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完全跟地狱一样。不过，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这既不是指实际战斗中的喜悦，也不是指对庸俗的罗曼史的迷恋。那是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你会说我们当时在精神上都中了毒，在感情上都受了骗。但在那之前或之后，我们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过那些东西。在充满友情和奉献精神的日子里，那种喜悦是很难用其他办法得到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与堂吉诃德和鲁珀特·布鲁克并肩战斗的人来说，前线是个圣地，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美妙的东西。

[97]

不过，士兵之间在战壕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形成的心灵契合，却完全无法适应交战区域以外的地方，因为在交战区域以外，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强烈的关切和友情只属于某种奇特的时空。有些士兵会在休假甚至休整的时候急于返回战壕，原因就在于此。赫伯特·里德因为在英格兰休假而错过了自己的团参与的进攻：“我为完全逃过了那次行动而感到有点羞愧。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分担危险总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或许我是嫉妒他们的经历。”

[98]

如果说普通士兵对于整个战争没有清晰的了解，因而对于总的形势感到茫然，那总参谋部也同样觉得不知所措，在战略战术上想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些人，比如黑格和法约勒（Marie Émile Fayolle），便转而求助于宗教。“我确信上帝会再次拯救法兰西，” 1918年2月，法约勒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但祂得直接出手了。”

[99]

战争似乎早就非人力所能左右。对有些指挥官而言，接二连三的惨败是无法用物资或人力短缺来解释的：失败的根源被认为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特务和相关的黑暗势力。阴谋论开始流行。1917年，在军队接连发生兵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法军将领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他们的指挥不力，而在于阴险的秘密势力——被德国收买的破坏分子和地下组织。任何看起来奇怪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有个士兵，从其书信来看，既懂英语又懂德语，结果被怀疑是革命分子而受到监视。

[100]

要是贝当没有以令人钦佩的冷静，努力纠正让普瓦利备受折磨的各种管理上的不公，要是法国的军队瓦解了，要是法国人没有在战争中成为“获胜的”一方，那他们就很可能会像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样，对所谓的破坏分子进行政治迫害。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疑神疑鬼的暗流。战争爆发四周年纪念日那天，理查德·斯托克斯竟然这样写道：“我真希望他们把那些外国佬都关起来。”

[101]

战争不仅使士兵踏上了“内心之旅”，国内的平民也差不多。在这方面，书报检查制度和舆论宣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的就是模糊战争的实际情况。战争进行得怎样，这一点，国内战线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失败被说成胜利，僵局被说成作战的策略。真变成了假，假亦变成了真。就像委婉语变成当时的官方命令一样，语言也被颠倒了，翻转了。暴行的故事被编造出来，而真正的暴行却被掩盖了。当然，战争的领导者，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本意是想鼓舞士气，在国内外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致力于这项“事业”。报纸禁止刊登阵亡士兵的照片，或者更常见的是，禁止刊登有关火车和工厂事故的报道。然而，只要能鼓舞士气，怎么写都可以。战争初期，法国报刊中流行的故事说：德国人的武器打不响；弹片落下来就像雨点，不会造成伤害；子弹没有危险，因为它们穿过身体时不会撕开一个洞。《强硬派》（L'Intransigeant
）声称，看着德国人的武器，“我们的步兵们放声大笑”。

[102]

还是这份报纸，在1914年8月4日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如今战争中死的人没有以前的时代多。随着战争继续，这种骗人的鬼话——法国士兵为这种宣传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也并没有收敛。“我们的战士对毒气毫不在乎。”《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
）在1916年12月16日写道。“在许多中了毒气的士兵当中，”《小报》（Petit Journal
）在1917年8月24日报道说，“几乎没有一例死亡。”

士兵不允许写日记，前线也不允许个人有相机，这样做据说是因为担心有关军事计划以及备战情况的材料落到敌人手里。这么说也正常。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这样的规定又有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害怕坏消息会以书面的形式传到后方，从而影响士气。检查人员要检查从前线寄出的所有信件。有些寄到前线的邮件也要检查。“吹毛求疵的检查制度让我们大为苦恼，”约翰·哈维抱怨说，

我想我先前的信件肯定都在他手里遭了殃……要是你看到所有列出的我们不可以谈论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写信的时候要考虑周全，使其不会被销毁和扣留，那可真不容易。

[103]

就连这些话也不知道会不会传到它们的目的地。

书信检查员干预前后方话语和情感的力量，从一个小小的但对当事人来说影响很大的例子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们一个负责书信检查的军官，”约翰·沃克写道，“注意到有一个人，为了多骗几个包裹，竟然写了两封信——两封情书——分别给两个女孩。他把给埃塞尔的信放到给梅格的信封里，又把给梅格的信放到给埃塞尔的信封里。”

[104]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小故事竟然在检查时通过了。

官员的随意干涉，不管是影响了一大批人还是仅仅影响到某个叫埃塞尔或梅格的，都容易引发猜疑、担忧和神经官能症。由于接触不到真实情况，人们自然就会转向内心。神话大批出现，有些还大得惊人，比如说：英军在蒙斯的撤退是得到天使护佑的；开往西线的俄国军团“靴子上沾着雪”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赶到苏格兰，然后又乘快速闷罐火车赶赴海峡的各个港口；加拿大人真的被德国人钉死了。另外，这种被迫的沉默还让人觉得，所有的床底下都藏着叛徒、密探和敌人。

真假的界限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官方的辟谣也被认为是为了误导敌人。例如亨利·詹姆斯就对俄国部队被派往西线的故事深信不疑。1914年9月初，他送给身在美国的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一张从9月1日的《每日邮报》上剪下来的照片，那上面有看上去像俄罗斯人的士兵在奥斯坦德

[105]

上岸：“倘若他们不是直接出自托尔斯泰有历史依据的甚至虚构的篇章，我就把照片中最大的那双庄稼汉的靴子吃了！”对詹姆斯来说，照片作为证据可是“不折不扣的宝贝”。可是在几天后，陆军部就否认了这篇报道。但詹姆斯还是不信：

还有件不寻常的事情要解释一下：许多证据都不约而同和无可争议地表明，就在上周末本周初，有人在大白天看到运送军队的火车一趟趟地从北方开往东部，但是英国的很多观察家和心存疑惑的人却拒不承认。要是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竟然出现那么多的幻觉、错觉和奇谈怪论之类的东西，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我认输了！

[106]

可其他人并没有这么轻易“认输”，他们甚至在9月中旬官方再次辟谣之后依然认为，俄罗斯人正在运来援兵。这种故事是怎么出现的？一种说法是，有个食品商接到了一封从俄国发来的电报，说“正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运来20万Russians

[107]

”。电报指的是鸡蛋而非士兵。不管故事是怎么来的，人民显然迫切需要某种安慰，因而乐意相信哪怕是最离奇的传闻。

焦虑的人们不但编造出援兵，还疑神疑鬼。在所有的参战国，整个战争期间都流传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故事：制服信号工、哨兵或卫兵并制造火车事故的特务；用灯光向舰船和潜艇发送信号的密探；用信鸽向敌人传递情报的叛徒；风车在敌人接近的时候就转动，在认为条件有利于进攻的时候就停止不动。甚至坏天气也被认为是敌人搞的鬼。1915年6月，当基奇纳在北海溺亡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很快就有传言说，该报道是杜撰的，是为了迷惑德国人。基奇纳据说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正经别的路线前往俄国。

如果说英国人受到怂恿，相信德国人用他们的长筒靴踩碎了比利时和法国婴儿的头盖骨，相信德皇在邪恶的宗教仪式上亲自参与折磨幼童，相信尸体在德国被回收利用来做油脂和猪饲料，那德国人也被告知说，廓尔喀人和锡克教徒会在夜间爬过无人区，摸进德国人的战壕，切开德国人的喉咙，然后喝他们的血，还说和法国人一起作战的塞内加尔人是食人族。

报刊是舆论宣传的主力，但神职人员、教育者、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也都在出力。所有的参战国都在制造神话，歪曲现实。现实、分寸感和理性，这些都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害。世界成了想象的虚构之物，而非想象是世界的虚构之物。德国人开战的理由从一开始就带有形而上的取向，协约国起初的说法则比较实际——抵御德国的进攻。但是随着战争继续，随着最直接的刺激因素，即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和德国入侵比利时，逐渐变得无关紧要，随着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在无休止的杀戮面前失掉它们的光彩，协约国的说辞有时也变得和德国人的难分彼此。

“杀死德国人！杀了他们！”伦敦主教A.F.温宁顿-英格拉姆（A. F. Winnington-Ingram）咆哮说：

……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拯救世界……把好的坏的都杀掉……把小的老的都杀掉……把那些善待我们伤员的人和那些钉死加拿大中士的恶魔都杀掉……就像我多次讲到的，我把它看作为了捍卫纯洁性的战争，我把因此而死去的人全都看作殉道者。

[108]

神职人员让耶稣穿上了卡其布的军服，让他用机枪扫射。战争没有成为正义的战争，而是成了打着正义旗号的战争。杀死德国人是为了除掉世上的敌基督——那从地狱里跑出来的恶魔——并宣告新耶路撒冷的来临。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浸礼会教堂，查尔斯·奥布里·伊顿牧师大人（the Reverend Charles Aubrey Eaton）言辞激烈地指责伍德罗·威尔逊，因为后者没有为“路西塔尼亚”号报仇。“哪怕是付出1000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哪怕是城市化为废墟而我们要倒退一百年”，也必须报仇。

[109]

自17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来，甚至也许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教士们还从来没有如此积极地鼓动用杀戮来增添上帝的荣耀。

正面和负面的宣传煽动起了极端的情绪，煽动起了强烈的仇恨和对于未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此期间，随着希望变得充满天启的意味，过去也被很多人无情地弃诸一旁。对协约国阵营里的许多人而言，就和对德国人一样，这场斗争变成了为实现乌托邦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为保存已有成就的战争。很多人的天平倾斜了。现在，被美化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但这种未来是想象的虚构之物和绝望中的希望，而不是建设性的谋划。当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身在巴黎的伊莎朵拉·邓肯感到“那一刻，我们全都成了诗人”。

[110]

虽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就士兵与平民而言，英法和德国在动机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一点我们先前就已经强调过，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感情也在朝着德国人的方向变化。就在德国人在伊普尔首次使用毒气的那天，1915年4月22日，对于新出现的情况并不知情的路易·迈雷恰好也在鼓吹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伦理：“要打败野蛮人，就要用野蛮的方法。”

[111]

曾经指挥过不走运的达达尼尔海峡行动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General Sir Ian Hamilton）在战后承认，“战争逼得我们抄袭敌人的东西”。

[112]

他指的主要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和纪律，但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他的观点也同样适用。在战争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加强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在走向新的精神宽容。在这一悖论中——就像社会和文化这两个领域似乎在彼此分离一样——蕴含着现代经验的实质。

在社会层面，国家在战争期间收紧了它对每个人的控制。劳动和经济受到严格的管制，课税提高了，国际贸易被打乱了，旅行者开始要护照了，配给制被强制推行了，国家甚至参与了对艺术的赞助。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变成了现实。然而，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大战中的士兵和平民循着相似的路线，逃离外部世界，可怖得让人无法承受的外部世界，遁入空想的地带。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由战争制造出来的想象地带势必会日渐黯淡，而随着它的消失，现代主义——在其战前的形式中，那是关于希望的文化，是集大成的美好愿景——将变成与梦魇及拒斥有关的文化。罗伯特·格雷夫斯会把战争激发出的“心灵的呐喊”说成是“发疯的责任”。

[113]

大战将成为现代世界围绕转动的那根轴。

1918年11月11日，在埃塔普勒附近的一所医院，由苏格兰医疗队军官签发的命令被张贴在各个病房：“为庆祝敌对状态的结束，所有病人在喝茶时都将多发一份面包和果酱。”

[114]

停战协议在贡比涅最终签署的那天，法国第48步兵团的军官勒内·埃默里（René Hemery）正在南面不远处马恩河畔的圣迪季耶。在那里，就跟在战胜国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教堂的钟声响起，大街上到处是载歌载舞的人群。但是埃默里和大多数老兵一样，觉得难以尽情地享受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于是就在薄暮时分朝城边走去，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城边有块小墓地。在走近墓地的时候，他听到抽泣声。他又走近了一点儿，这时，他看到两个身影。其中一个是小男孩，他在摆弄一面旗子，一面三色旗。另外一个是位妇女，只见她双膝跪倒，以额触地，悲痛欲绝。那个男孩抓着他的“光荣的象征”，就如埃默里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突然大声喊道：“爸爸，这是胜利！”

[115]

现在所有的道路都通往法国

生者步履沉重；

但返乡的死者

却舞步轻盈。

[116]

[1]
George D. Painter，Proust： The Later Years
（Boston，1965），223.

[2]
Weintraub，The London Yankee
s，350-51.

[3]
亨利·詹姆斯死于1916年2月。——译者注

[4]
Dorgelès，Souvenirs
，8.

[5]
Klein et al.，Deutschland im ersten Weltkrieg
，I：xvii.

[6]
Gold and Fizdale，Misia
，166.

[7]
Johann（ed.），Innenansicht
，163.

[8]
同上书，164。

[9]
John Galsworthy，A Sheaf
（London，1916），208.

[10]
David Jones，In Parenthesis
（London，1982），ix； D. S. Carne-Ross，“The Last of the Modernist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9，1980，41.

[11]
James Joyce，Ulysses
（Harmondsworth，1968），40.

[12]
信，1916年6月21日，P. McGregor，IWM。

[13]
信，1914年11月18日，见Witkop（ed.），Kriegsbriefe
（1916），25。

[14]
信，1916年7月10日，Boasson，Au Soir
，127。

[15]
信，1917年12月22日，同上，299-300。

[16]
原指耶稣背着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老城到把他钉死的地方的那条道路。——译者注

[17]
Leed， No Man's Land
，183-84.

[18]
法国作家，一战中作为士兵参加过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译者注

[19]
Roland N. Stromberg，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
（Lawrence，Kan.，1982），152.

[20]
日记，1917年3月4日，Mairet，Carnet
，291。

[21]
Graves，Goodbye to All That
，98.

[22]
Wyn Griffith，Up to Mametz
（London，1931），187，212.

[23]
Jacques-Émile Blanche，Portraits of a Lifetime
，ed. and trans. Walter Clement（London，1937），259-60.

[24]
日记，1915年10月28日，以及信，1915年12月12日，P. H. Jones，IWM。

[25]
信，1915年12月23日，J. W. Gamble，IWM。

[26]
日记，1916年8月28日，G. Powell，IWM。

[27]
David Jones， In Parenthesis
，x.

[28]
Heather Robertson，A Terrible Beauty： The Art of Canada at War
（Toronto，1977），92.

[29]
Malcolm Cowley，Exile's Return
（New York，1934），256； Geoffrey Wolff，Black Sun： The Brief Transit and Violent Eclipse of Harry Crosby
（New York，1976），59.

[30]
信，1916年12月29日，Mairet，Carnet
，270-71。

[31]
给他妻子的信，1917年11月16日，见Nash，Outline
，210。

[32]
见其为吉诺·塞韦里尼（Gino Severini）的未来主义作品在1913年4月在马尔伯勒画廊的画展目录所写的导言，引自John Rothenstein，Modern English Painters
，2 vols.（New York，1976），II：129。

[33]
一战爆发后，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战争宣传署”（War Propaganda Bureau）的秘密机构，总部设在威灵顿宫，负责人是作家兼自由党议员查尔斯·马斯特曼，他招募了一些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从事战争宣传工作，尤其是对外宣传。除了战争宣传署，英国当时还有其他几个负责宣传和资讯的机构。为了协调这些机构的工作，英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几次重组。上文提到的成立于1917年2月的资讯局就是这方面的努力之一。1918年3月，又成立了资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接管英国所有的宣传工作。——译者注

[34]
备忘录，1917年10月16日，C. R. W. Nevinson file，Department of Art，IWM。

[35]
这段前言连同上文对内文森创作活动的反对意见，备忘录，1917年10月16日，C. R. W. Nevinson file，Department of Art，IWM。

[36]
Daily Express
，May 30，1919.

[37]
指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译者注

[38]
Michael L. Sanders and Philip M. Taylor，British Propagand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8
（London，1982），157.

[39]
Dorgelès，Souvenirs
，10.

[40]
给他妻子的信，1916年10月21日，见Constance B. Smith，John Masefield： A Life
（New York，1978），164。

[41]
T. S. Eliot，“Burnt Norton，”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London，1963），194.

[42]
信，1917年4月17日、1917年11月26日和1918年10月2日，R. R. Stokes，IWM。

[43]
路伊吉·皮兰德娄，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仁·尤奈斯库，剧作家，罗马尼亚人，后加入法国籍，代表作是《秃头歌女》。两人的戏剧都涉及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这一主题。——译者注

[44]
给他父母的信，1915年12月23日，J. W. Gamble，IWM。

[45]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
，198； Graves，Goodbye
，97； Horne，Price of Glory
，147，259； Marie-Émile Fayolle，Les Carnets secrets de la Grande Guerre
，ed. Henry Contamine（Paris，1964），259.

[46]
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走红的著名超现实滑稽幽默剧团。——译者注

[47]
日记，1914年11月29日，P. Mortimer，IWM。

[48]
Basil H. Liddell Hart，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
，2 vols.（London，1965），I：21-23.

[49]
日记，1916年3月10日，W. C. S. Gregson，IWM。

[50]
在伊普尔前线作战的英军士兵创办的战地月刊，其名称与英军士兵的发音和幽默感有关。他们把Ypres（伊普尔）发成“威普尔斯”（wipers）的音，而后者是“抹布”的意思。——译者注

[51]
博什为一战时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贬称，梅嫩为伊普尔附近的比利时小城。——译者注

[52]
Wipers Times
，February 12，1916.

[53]
Somme Times
，July 31，1916.

[54]
英语中的“松鸡”（grouse）一词也有发牢骚的意思。——译者注

[55]
日记，未注明日期，Mairet，Carnet
，129。

[56]
信，1918年8月，D. L. Ghilchik，IWM。

[57]
信，1915年复活节，Binding，Fatalist
，60。

[58]
Marcel-Edmond Naegelen， Avant que meure le dernier
（Paris，1958），222.

[59]
信，1918年3月19日，Boasson， Au Soir
，311。

[60]
Gaston Esnault，Le Poilu tel qu'il parle
（Paris，1919），160-61.

[61]
Ellis，Eye-Deep in Hell
，102.

[62]
信，1915年9月14日，P. McGregor，IWM。

[63]
信，1915年11月21日，P. McGregor，IWM。

[64]
原文“A bit of grumble and grunt”是伦敦东区的俚语，有性交的意思。来自伦敦东区的伯特·钱尼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但他没想到军队会有这种事，所以在别人眼里就像个傻瓜一样一定要问那是什么意思。——译者注

[65]
Michael Moynihan（ed.），People at War 1914-1918
（Newton Abbot，1973），107.

[66]
Winter，Death's Men
，150.

[67]
Huot， Psychologie
，156-57.

[68]
Frederic Manning，The Middle Parts of Fortune
（London，1977），50.

[69]
日记，1914年10月24～25日，P. H. Jones，IWM。

[70]
日记，1916年2月18日，Delvert，Carnets
，149。

[71]
Their Crimes
（London，1917），14.

[72]
Humphrey Cobb，Paths of Glory
（New York，1935），4-5.

[73]
Philippe Girardet， Ceux que j'ai connus，souvenirs
（Paris，1952），104-105.

[74]
E. E. Cummings， The Enormous Room
（New York，1922，repr. 1978），17.

[75]
给母亲的信，1916年7月23日，R. D. Mountfort，IWM。

[76]
Graves，Goodbye
，188，194.

[77]
日记，1916年3月5～12日，Mairet，Carnet
，131-32。

[78]
Literary Digest
，60/10（March 8，1919），105.

[79]
Jünger，In Stahlgewittern
，ix.

[80]
信，1915年7月1日，Boasson，Au Soir
，10。

[81]
Pedroncini，Les Mutineries
，271.

[82]
普吕多姆先生和普吕多姆太太（Monsieur and Madame Prudhomme）是法国剧作家、演员和漫画家亨利·莫尼耶（Henry Monnier，1799～1877）塑造的漫画人物，是典型的巴黎资产阶级夫妇。——译者注

[83]
日记，1916年3月26日，Delvert，Carnets
，182-83。

[84]
日记，1916年3月29日，Delvert，Carnets
，185。

[85]
日记，1916年7月13日，Delvert，Carnets
，311。

[86]
日记，1916年7月2日和23日，G. Powell，IWM。

[87]
Siegfried Sassoon，“‘Blighters，’” Collected Poems
，21.

[88]
Jean Galtier-Boissière，Le Crapouillet
，IV/5（August 1918），7-8.

[89]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Interrogation
（Paris，1917），55.

[90]
Bridoux，Souvenirs
，39，45.

[91]
特别是其1917年5月29日的信，Boasson，Au Soir
，235-36。

[92]
Graves，Goodbye
，78.

[93]
日记，1917年6月15日，Read，Contrary
，97。

[94]
Ducasse，Vie et mort
，96； 以及G. L. Dickinson，War
（London，1923），6-7.

[95]
Henry de Montherlant，Chant funèbre pour les morts de Verdun
（Paris，1924），115.

[96]
日记，1918年5月9日，Read，Contrary
，128。

[97]
Dickinson， War
，5-6.

[98]
日记，1917年10月7日，Read，Contrary
，110。

[99]
日记，1918年2月27日，Fayolle，Carnets
，257。

[100]
“Rapport du Capitaine Canonge，” June 1，1917，3e Armée，16N1521，SHAT.

[101]
给他父亲的信，1918年8月1日，R. R. Stokes，IWM。

[102]
L'Intransigeant
，August 17，1914.

[103]
信，1915年12月29日，J. W. Harvey，IWM。

[104]
信，1916年6月2日，J. M. S. Walker，IWM。

[105]
比利时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俄罗斯帝国应法国的请求派往西线的第一批远征军实际上要到1916年4月在马赛登陆。——译者注

[106]
信，1914年9月1日和3日，见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
，II：414-19。

[107]
这个词本来是指“俄国人”，但在这里，发电报的人是想用它来表示“俄国的鸡蛋”。——译者注

[108]
Roland H. Bainton，Christian Attitudes to War and Peace
（New York，1960），207.

[109]
Ray H. Abrams， Preachers Present Arms
（New York，1933），28.

[110]
Isadora Duncan，My Life
（New York，1927），349.

[111]
给父母的信，1915年4月22日，Mairet，Carnet
，42。

[112]
Ian Hamilton，The Soul and Body of an Army
（London，1921），92.

[113]
Robert Graves，“Recalling War，” 见Collected Poems，1959
（New York，1959），121.

[114]
John Brophy and Eric Partridge，The Long Trail
（London，1965），27.

[115]
日记，1918年11月11日，Carnet de route du lieutenant Rent Hemery，Dons et Témoignages 170，SHAT。

[116]
Edward Thomas，“Roads，” 见Collected Poems
（London，1969），163-64.

第叁幕

八 夜舞者

你，彻夜起舞，

并在让人忧虑的黎明离去，

就像艾伦·西格，虽然不如他像个孩童，

但也是诗人！

莫里斯·罗斯唐（Maurice Rostand），1927年5月

一旦有了创造纪录的想法，就不可能有艺术。

安德烈·纪德，1910年

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体，它发芽了吗？今年它会开花吗？还是突然的霜冻扰动了它的休憩之所？

T.S.艾略特，《荒原》，1922年

没有廉耻心，没有负疚感，

我睡的可不止一个，

而是一帮人。

无拘无束是摩登。

卡巴莱艺术家伊尔莎·博伊斯（Ilse Bois）演唱的歌曲

新的救主

1927年5月21日，星期六，巴黎。

早晨的报纸估计，就算他会来，可能也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时光报》（Le Temps
）认为要早一个小时。《晨报》（Le Matin
）认为要到星期天深夜一两点钟。蒙马特和蒙巴拿斯的咖啡馆整天都在乱哄哄地议论，但悲观的看法还是占了上风。傍晚时分，通往勒布尔热的路给堵住了——那里在巴黎中心城区以北15公里处。现代社会的首次交通堵塞正在形成。到晚上九点，交通完全瘫痪，就连当晚每隔几分钟就从歌剧院广场出发的、挤满了乘客的专门的公共汽车最后也停了。只有那些骑自行车或者步行的还可以穿过拥堵的车辆朝前走。那些被堵住的车辆现在很多都被扔在支路的路边，而先前在车上的乘客则成群结队地朝着勒布尔热的灯光方向赶去。

德国报纸《德国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
）驻巴黎记者发现，到晚上八点，拉维莱特城门那儿的交通状况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余下大概有八九公里的路，他只好步行。伊莎朵拉·邓肯在她去尚蒂伊赴宴的时候——那里还要再往北18公里——也被堵在路上，于是便放弃当晚原定的计划，加入好奇的人群中。人群的规模之大，巴黎没有哪座体育场可以容纳，就连伦敦几年前建成的、有10万个座位的温布利大球场也不行。派去采访此次盛况的记者，许多人根本就没到那儿，最后只好用二手的报道交差，而那里面的许多内容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准确的。即便是到了那儿的记者，在拥挤不堪的人群当中，也很难凭着记者证进入机场并观察事情的进展。有人估计，到达勒布尔热的那群人有百万之多；大多数人则认为有15万到20万人。

作为巴黎地势最高的地方，蒙马特高地到九点半的时候如同蚁丘一般喧闹，因为人们希望，从那里至少可以看到勒布尔热的灯光。圣心堂旁边的小丘广场水泄不通。歌剧院广场也有一大群人——有记者估计约10000人——在满怀期待地四处转悠。全城各条大道的交通完全停滞了。在一些咖啡馆，九点半之后电报就开始贴了出来。一些剧院则因为要公布最新的消息而中断了演出。

在勒布尔热机场，密集的人群推挤着机场四周的围栏。红的绿的灯光在闪烁；乙炔探照灯一边搜索天空，一边发出嘶嘶的响声。西南面吹来习习凉风。人群中不时有人放声高歌。凡尔登战役的老兵、此时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哈里·克罗斯比和他的妻子卡蕾斯，还有一群朋友，大约在晚上八点就提前赶到这里。自从战争结束，几乎还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让他这么激动。现在是晚上十点二十分。

突然，清清楚楚地传来了飞机的声音（鸦雀无声），然后，在我们的左侧，一道白光划破漆黑的夜空（漆黑），接着又是一道白光（如鲨鱼在水中掠过）。然后就什么也没了。声音听不到了。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听到声音了，这次朝右边去了……然后，在探照灯金色强光的映衬下，一架白色的飞鹰疾驰而来，鹰一样俯冲下来，掠过机场——是他，林德伯格，林德伯格！人群沸腾了，如同出笼的野兽，朝飞机蜂拥而去。C和我互相紧紧拉着。前面的人在跑，我们周围的人在跑，后面的人群也像野牛一样，朝前面又是挤又是推，嚷嚷着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林德伯格，他在哪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圣路易斯精灵”号银色机翼上的手，成千上万只蛆虫一般蠕动的手，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手都在触摸或想要触摸一下这个新的救主，好像那飞机就是新的十字架。刀子朝机身挥去，一只只手到处在撕拽，到处在乱画乱写。到我们开始慢慢返回巴黎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半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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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救主”来了！克服了重重困难。只身一人。完全是只身一人。从新世界来到旧世界。从纽约的罗斯福机场来到巴黎的勒布尔热。他甚至都忘了带那只灰色的小猫帕琪——也有报道说他是把它带在身边的。人们的解释是，那位英雄觉得此次行程对它来说太过危险。这种说法让人觉得那个人更加淳朴，更加具有真正的英雄情怀。他的飞机上没有任何特殊的仪器，连无线电也没有，只有一只磁性罗盘。

巴黎人渴望看到他。他们想向他欢呼，触摸他，并用肩膀把他抬起来，对他顶礼膜拜。他们踩踏着机场的铁门和带刺的铁丝网围栏；他们也相互踩踏。《每日邮报》驻巴黎记者——他自己的情况和他所描写的那些人大概也差不多——在电报中这样写道：

为了能靠近林德伯格并和他握个手，成千上万的人既互相厮打，也和身强体壮的警察厮打。刚刚摆脱了混战的女士们——她们曾发誓说要亲吻他——的皮草披风给扯成了碎片，她们衣衫褴褛，帽子不见了，披头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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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个人被送往医院，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情况严重。为了能够找到可以留作纪念的东西，人们向飞机发起了进攻：用手撕扯机翼上的帆布；更有效的办法是用折叠小刀。当地官员和一些崇拜者设法拯救了飞机。一辆小车向飞机驶去，飞行员们和士兵们用步枪的枪托开路，把林德伯格救了出来。人们迅速为他乔装改扮，给他穿上法军的短上衣，并飞快地把他带到一座偏僻的机库，那里正在举行官方的欢迎仪式。为了分散机场上人们的注意力，几个冒名顶替的人骑在别人的肩上，而人群就对那些充作诱饵的人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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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父亲举起他的小男孩，好让他也看到，结果人群就乱哄哄地向那个孩子欢呼。黑暗中，林德伯格成了凡人，而凡人，也成了林德伯格。

接下来的几天，历史上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国王或王后、政治家或教会人士，受到的赞誉能够超过林德伯格。一夜之间，他成了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一夜之间！一天前，对他的伙伴们而言，他还是“会飞的傻瓜”和“幸运的林迪”，是个运送航空邮件的飞行员和美国空军的预备役上尉，是个年轻的冒险家，其观众通常只有鸽子和夜鹰。现在，他是林德伯格！是梦中情人、伞兵、现代的伊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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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神话中的祖先不同，他驱散了不幸的阴霾。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通人、君主和国家元首，纷纷向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华盛顿的国务院表示祝贺。巴黎到处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就连外交部——法国式内敛和沉静的堡垒——也飘起了美国国旗，而在过去，只有来访的国家元首才能享受这样的礼遇。

似乎所有人都想为林德伯格唱赞歌。他们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孩子的教名。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中间的那个名字是为这项帝业量身定制的。26日，星期四下午，当他的车队离开他暂住的美国大使馆，途经耶拿大街、皮埃尔-沙朗街、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里沃利街开往市政厅大厦的时候，向他致敬的人群络绎不绝，很可能有50万人，而且他们的热情也是无边无际。到处都是手，它们再一次向他伸去，扔鲜花，挥舞着手帕和帽子。有一周时间，巴黎一直沉浸在它从未有过的极度的情感宣泄中，而那都是为了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小瀑布城的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头发乱蓬蓬的，衣服也不合身，这让他看起来比25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也使他成了法国人那种精心培养起来的高贵与荣耀的鲜明对照。

官方也试图跟上公众情绪的步伐。一大群胡子都白了的老头争先恐后地把一个又一个荣誉赠给这位年轻的美国人。法国权贵们差不多全都向他致敬，全都赞扬他。法国总统杜梅格把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别在他的胸前，这是美国人头一次得到如此殊荣。白里安（Briand）、普安卡雷（Poincaré）、潘勒韦（Painlevé）、杜梅（Doumer）、戈丹（Godin）、布瑞（Bouju）、夏普（Chiappe），从上到下的官员挨个儿为他举行宴会。他和布莱里奥（Blériot）共进午餐，后者在1909年成为飞越英吉利海峡回到法国的第一人。他得到霞飞和福煦两位元帅的接见。法国驻华盛顿大使、法国古典鉴赏力的中坚分子、诗人外交官保罗·克洛岱尔，刚好在4月返回欧洲度假，建议为林德伯格的母亲干杯。

既是作为象征性的姿态，同时也显然是想让他适应法国的文化，从而可以把他说成他们中的一分子，巴黎有两家酒店主动提出负责他的饮食，并且有一名裁缝表示，可以免费为他提供今后的穿戴；接着，高等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他给新闻界打电话，宣布林德伯格是该校的荣誉校友，而那所学校一向是进入法国政界高层的晋身之阶。

法国从1870年开始自然就没有了君主，所以为了得到作为欧洲历史真实性的最高象征，即君主们的认可，林德伯格就必须向南或向北。决定是现成的。他得继续向北，到战争中没有动摇的两个协约国的宫廷去，到布鲁塞尔和伦敦去。5月28日，星期六，林德伯格驾驶经过临时修补的“圣路易斯精灵”号飞抵布鲁塞尔。在那里，阿尔贝国王授予他“利奥波德骑士勋章”。第二天，29日，星期天，他飞往伦敦。

在那里的克罗伊登机场，欢迎的场面比一周前在勒布尔热还要疯狂，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人们在上午十点左右开始抵达机场，下午的时候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许多人估计那群人有10多万人。大家围在机场四周，在草地铺上毯子，像过节一样举行野餐。胆大并且花得起钱的，还可以坐上飞机，到空中游览一番，5先令一次。那天，5架飞机一整天的生意都很火爆。四点刚过，其中一架飞机就在惊恐万状的围观者眼前出了事。那是在它到达终点并准备着陆的时候，发动机好像熄火了，结果飞机就一头栽到地上，把起落架撞得粉碎。四名乘客伤得都不重，但这起事故好像是提了个醒，让围观者明白，林德伯格的成就既是巨大的，也是危险的。

离下午六点还差几分钟，林德伯格的飞机终于出现了，英国人的那种镇定完全被抛到了一边。人们像疯了一样，冲破粗大的木头栅栏、铁丝网围栏和警方的警戒线——这些措施在勒布尔热事件之后都得到了加强，原以为足以抵挡蜂拥的人群——互相踩踏着，冲上了跑道。看到许多人向自己冲过来，林德伯格只好放弃了他第一次着陆的尝试，因为担心自己会冲进欢迎者的海洋。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把飞机降落在很远的地方，并开始朝着帝国航空公司控制塔的方向滑行，但是人群并没有被甩掉。他们很快就把飞机团团围住，使之动弹不得。林德伯格想起了自己的飞机在勒布尔热机场遭的殃，就又推又搡，不让人们靠近，但那是白费力气。手，手，还是手。它们使劲地拽住飞机，扯他的衣服，抢他的头盔。一位目击者说：

警察一遍又一遍地命令人群要在飞机四周留出空间；人们的叫喊声、欢呼声和警察尖厉的哨子声响成一片。小汽车不断地摁喇叭，想从乱糟糟的人群中赶过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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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布尔热夜里骗得了人的那一招，也就是派人戴着飞行头盔充当诱饵，大白天在克罗伊登并不管用。拥挤中有人晕倒了。有十个人被送往医院。大约有50个人爬上机场外面一座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顶部，可屋顶塌了，有些人掉了下来，虽然没有人受重伤。

林德伯格终于得救了。当他登上控制塔并向人们致意的时候，人们自发地唱起了表示认可和赞许的传统歌曲《他是个快活的好小伙！》。在简短的仪式上，这位美国人坦承，他在克罗伊登受到的欢迎，虽然他很感激，却比在勒布尔热的那次还要令人苦恼。然后他就和霍顿（Houghton）大使一起登上了大使馆的豪华轿车，但拥挤的崇拜者劲太大了，结果有两扇车窗破了，而林德伯格在把尖利的碎玻璃从窗口扔掉的时候，被轻微地划伤了。《柏林日报》驻伦敦的记者报道说：

我在温布利的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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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总杯决赛上，在赛艇比赛中，在艾伦·科巴姆（Allan Cob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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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就见识过英式狂热的潜力有多大。但昨天迎接林德伯格的场面使那一切都黯然失色。

[8]

在伦敦，林德伯格在白金汉宫得到了乔治国王的接见，并被授予“空军十字勋章”。从出生上来说作为美国人的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是他在下院的女东道主。在德比赛马之夜的舞会上，他是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的客人；在埃普索姆赛马会上，他是朗斯代尔伯爵（Earl of Lonsdale）的座上宾。

访问伦敦之后，林德伯格又回到巴黎并很快从瑟堡飞往纽约。在6月13日这一天，那里沿百老汇大街为他举行了理所当然的游行活动，这期间估计有450万美国人来到现场为他喝彩，并抛撒了1800吨彩带欢迎他们归来的英雄。在华盛顿，柯立芝总统授予他“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林德伯格回来了。然而，作为“最后的英雄”，他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明星

林德伯格触动了西方世界鉴赏力的哪根神经？他的的确确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人们从他的身上和他的飞机上搜寻圣物，就好像他是某个新的神灵。和1969年对在月球上行走的美国宇航员的崇敬相比，1927年人们对他的崇敬更为外露。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一夜之间就变得那么出名。

是林德伯格的成就理应有如此惊人的反响，还是因为他刚好满足了人们某种迫切的需求？也许他是由渴望见证奇观的公众制造出来的？或者像有人喜欢联想的那样，是由渴望轰动效应的报刊制造出来的？而对于报刊，他不久就厌恶了。他会认为报刊对他第一个孩子的绑架和杀害难辞其咎，而且为了躲开报刊，他还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当然，他的功绩不容否认。自从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和阿瑟·惠滕·布朗（Arthur Whitten Brown）1919年6月首次从北路，从纽芬兰横越爱尔兰以来，已经有其他人几次飞越大西洋。但是，之前没有任何人试图独自完成横越，而且还是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要么需要惊人的胆识，要么需要惊人的迟钝，而林德伯格的性格就像披露的那样，确实比较固执，但一点儿也不迟钝。

他很快就证明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家。1927年在欧洲的两个星期，他不顾渐渐袭来的疲惫，不顾马不停蹄的社交活动的压力，积极地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那些欢迎他的职业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君主以及其他官员。这位年轻人似乎是不可能迈错步子的。驻巴黎的美国大使迈伦·T.赫里克（Myron T. Herrick）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官，他从1920年起被再次作为大使派驻巴黎，他第一次到那里是在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对林德伯格的镇定很是惊讶。他的即兴演讲精彩得就连为外交官准备的训练手册也比不了。赫里克发给国内的电报对林德伯格不吝赞美之辞。他谈到了林德伯格“天赋的才能和朴实的勇气”，并称他为“不带公文包的外交官”。赫里克在他的公开演讲中把林德伯格比作圣女贞德和拉法耶特，甚至圣经中的大卫，这在事后听来有点牵强，但当时说出它们的时候，似乎没有一点儿言不由衷的意思。没有哪位国务活动家或政治家，甚至包括伍德罗·威尔逊——此处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此——为美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做过如此大的贡献。“有人见过这样的大使吗？”赫里克反问道。

[9]

欧内斯特·海明威评论说：“美国大使馆为林德伯格做的事情并不是恭维。那就像他们碰到了一个谈吐像柯立芝一样的天使。”

[10]

巴黎和伦敦的记者团也同意官方的看法，而要说和来访的要人打交道，他们可不是新手。在提到林德伯格作为公众人物的表现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对他表示赞赏。“对于国家间的和解，林德伯格正在做的要比所有外交官做的还多。”《新时代报》（Ère nouvelle
）欣喜地评论说。

[11]

右翼保守主义者与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样，就如同中了魔咒。自由派报刊也是欣喜若狂。

伦敦保守的《泰晤士报》十分欣赏林德伯格在白金汉宫的表现，尤其是当蹒跚学步的可爱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被保姆带过来看他的时候，他对公主表现出的那种柔情。“林德伯格上尉向她走去，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蛋。”在他离开的时候，林德伯格又一次想起了公主，便向小姑娘走去，同她握手道别。

[12]

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
）对官方哗众取宠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林德伯格，官方的牺牲品》《被侏儒们吞噬的雄鹰》《飞行家林德伯格掉进了议会的臭水坑》——这些就是林德伯格在巴黎的那一星期《人道报》使用的标题。但是对于林德伯格本人以及热情的群众，它一句讽刺挖苦的话也没有。相反，该报认为，“在林德伯格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男子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汉”。

[13]

在林德伯格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自然得到了美国官员的帮助。在巴黎，赫里克巧妙地回答了某些比较刁钻的问题，但从头到尾，林德伯格都泰然自若，即便有时候他就像供职于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的韦弗利·鲁特（Waverley Root）说的那样，显得没有把握。当粗暴的、爱抽雪茄的汉克·威尔士（Hank Wales）——他以前在纽约专门报道犯罪新闻，现在是《论坛报》派驻巴黎的首席记者——突然问道：“哦，林迪，你那飞机上有厕所吗？”赫里克和林德伯格都很镇静，只是绕过了这个唐突无礼的问题。

[14]

1927年，欧洲和美国都在为林德伯格兴奋不已。在他返回纽约的时候，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
）的相关标题中最后有这么几个词：“没被宠坏的英雄。”

[15]

林德伯格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报刊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报业正处在鼎盛时期。那么多的报纸，那么多的读者，真是空前绝后。报刊成了新闻、资讯和娱乐消遣的源头。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几十种报纸。同时，许多编辑也的确觉得，林德伯格的越洋飞行是战后最大的新闻。

在把林德伯格的功绩及其所受到的欢迎广而告之上，报刊虽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要指责说林德伯格是靠报刊捧出来的，那就有点勉强了。顶多可以说，文字报道以及少量的图片证据让有些人想要更进一步，到机场去，到街头去，一睹这位现代英雄的风采。总的来说，那种普遍的兴奋感不是报刊煽动起来的，相反，报刊是在它的后面亦步亦趋。韦弗利·鲁特已经强调了，外交官、机场官员、警察以及记者这些业内人员事实上是怎样措手不及。

[16]

在林德伯格从纽约出发之前，欧洲报刊很少提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冒险。这起轰动性事件在登上头版之前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发酵了，而那时候，林德伯格还在大西洋上空。

因此，要想弄清楚人们为什么为林德伯格喝彩，那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林德伯格靠着他的成就和性格，似乎满足了两个世界的要求：一个正在承受没落之苦，另一个正在崭露头角。前者讲究价值观、规矩、积极进取和优雅。它能够接纳也乐于承认个人在努力、准备、勇气和忍耐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利用机器和技术去征服自然；在这个世界中，手段从属于目的。这是一个围绕着家庭、宗教、自然以及良善且合乎道德的生活旋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种种建设性的价值观编织而成的，而这些价值观在战争中也曾是法英军队的精神支柱。

对这个世界而言，林德伯格是个多么伟大的英雄啊！朴实至极。他关心妇女、儿童和动物。他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也不跳舞。牛奶和水是他的饮料。当他抵达勒布尔热并被带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有人给他拿来咖啡和酒，可他却要求喝水。《每日快报》5月31日的社会专栏“伦敦闲话”聊到了当晚在艾伯特皇家音乐厅德比赛马之夜的舞会。“我听说，”该专栏的记者兴奋地说，“有很多女性是特意为了和他跳舞才去的。要是成功了，她们肯定会学到一点儿来自大洋彼岸的最新的舞步。”几天后，这个记者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由于失言而带来的尴尬：“林德伯格没有跳舞，这肯定让许多人[尤其是这位记者！]觉得非常失望，但他做了妙趣横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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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伯格拒绝了所有金钱和物质的奖励，还有在他面前荡来荡去的各种诱惑：不但有华服和美食，还有房子和大笔金钱，只要他去拍电影和演戏，到电台做节目或者做广告。有记者估计，在这次不到两天的飞行中，人们主动提出要给林德伯格的，大概有65万美元。保守的世界敬重他的节制。有人甚至把他和抑制，或至少是缓和现代社会中某些很不光彩的现象，间接地联系起来。在德比赛马舞会上，有观察家评论说：“那舞跳得特别庄重，20位男士当中有19个都打着白领结。”裙子都很长，不适合那种标准的狂热版查尔斯顿舞。“可那是一场适宜的舞会，”我们的观察家继续说道，“昨晚两名穿着道地英式晚礼服的印第安人在跳着平淡的查尔斯顿舞，非常美，非常安静。他们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

[18]

在这里，旧世界在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而在迎接和克服现代的挑战方面，林德伯格则被理解为旧秩序的典范。因此，君主、耆老以及整个官场都敬重这位年轻的美国人。

不过，现代的鉴赏力同样也被刺激得兴奋起来。令其心迷神醉的首先是行动本身。大西洋，林德伯格不是游过来的，不是坐船划过来的，也不是用弹弓射过来的，他是飞过来的！在这大胆的行动中，人和机器合二为一。目的无关紧要，行动就是一切。行动差不多捕捉到了纪德战前对于非理性行为的想象——那是完全自由的行动，除了它自己内在的能量和成就，没有任何意义。还有，林德伯格在飞行中是孤独的，完完全全孤独的，远离文明及其束缚，只与大海和星星作伴，只与风雨为伍。他的飞行不是为哪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为人类。他的飞行只为他自己。那便是大无畏——为自己飞翔。年轻，英俊，未婚，甚至连女友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放大了他的魅力。他不是旧世界的产儿；他是新纪元的先驱。

前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曾经把艺术家和飞翔联系起来，和自由翱翔的鸟儿、伊卡洛斯还有云雀联系起来，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联系起来。在那个世纪的下半叶，尼采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飞翔的想法着了迷。在《朝霞》的最后一段，他的标题是“我们是知识界的飞行者”。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其他具有现代观念的人也先是对飞翔的想法，继而又对飞翔的现实着了迷。飞机在1909年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同年，它还出现在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中。罗贝尔·德洛奈（Robert Delaunay）在绘画中向布莱里奥飞越海峡的壮举表示敬意。1912年，巴黎大皇宫举办了名为“空中旅行”的展览。莱热（Fernand Léger）、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和杜尚都去了。杜尚对其他人说：“绘画完了。谁能做得比螺旋桨还好呢？你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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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林德伯格成了尼采所说的“飞行者”——他满足了个人的激情，他不是飞进了黄昏，而是飞进了清晨。

哈里·克罗斯比把他当作偶像。莫里斯·罗斯唐也是——他的父亲是剧作家和《西拉诺》（Cyrano
）的作者埃德蒙（Edmond Rostand）。莫里斯苍白而清瘦，着装总是黑白搭配，而且还穿着高跟鞋和长筒袜。他给林德伯格写了一首十三节长的诗，注明的时间是1927年5月21日，夜，十一点。由于林德伯格是在十点二十二分才到的，这意味着就像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所写的《巴黎来信》中指出的，罗斯唐肯定是一分钟写一行，“差不多跟‘圣路易斯精灵’号一样快”。安娜·德·诺瓦耶伯爵夫人，有名望的女诗人同时也是佳吉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女赞助人，把林德伯格称作令人赞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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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样。现代人和古代人一样欣喜若狂。两者都把那位来自美国中西部小城、如同荷马时代的个人当作他们的一分子。不过，狂热中的双方都是自说自话。也没有哪个真的能说明白，林德伯格为什么能那样激起人们的想象与渴望。但如果我们的目光超出当时的兴奋，就可以在林德伯格的行程中，在记者和评论者的语言中，在作为林德伯格征服欧洲的背景事件中，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当时没有人详细地讨论过，但它像一根黑线一样，贯穿了整个文化景观。它就是战争。

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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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年半以前，即1918年11月11日，战争就正式结束了。平民们已经在各地举行了一些庆祝胜利的聚会。士兵们总的来说并不觉得有多激动。结局来临，就如同对T.S.艾略特的“空心人”那样，“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

一份充满敌意并且引发了激烈争议的和约，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摆到了德国人面前。面对这样的和约，德国新民主共和政府瘫倒了，这个政府是在1918年11月和12月的骚乱使国家陷入困境并导致德皇退位之后，通过选举产生的；但这个临时性的替代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凡尔赛的条件。英国舰队在战争末期加紧了对德国的“饥饿封锁”。莱茵河的航线被切断，英、美、法三国的军队分别在科隆、科布伦茨和美因茨占领了河对岸的桥头堡。饥饿和社会崩溃迫在眉睫。和约想把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乔治·克列孟梭的报复心理和戴维·劳埃德·乔治的实用主义调和起来，所以无论哪一方，都没有人对和约感到满意。德国人认为条件太苛刻；协约国的人又觉得太温和。德国背上了挑起战争的罪名，可内心里却拒绝接受。但它又能怎么办？瓦尔特·拉特瑙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一般的想象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想到的依靠总动员来抵御外敌入侵和保卫德意志神圣领土的办法，到了1919年夏天，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可能。

1919年7月14日，也就是巴士底日那天，巴黎举行了正式的“胜利”阅兵，规模很大，情绪却不高。美国拒绝批准和约，甚至拒绝接受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产物——“国际联盟”。美国又退回孤立主义立场，把欧洲扔在轮椅上不管了。

在谋求和平的过程中，不可能像战时那样一直投入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不可能像战时那样一直保持高度的热情。于是，欧洲陷入了让人十分沮丧的局面。为英雄们许诺的家园依旧是空中楼阁，而战时的说辞让人产生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梦想，被通货膨胀、失业和普遍匮乏无情地扼杀了，更别说还有1918～1919年的大流感，在流感中死掉的人比战争中的还多。幻灭是和平的必然结果。

或许不值得为战争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面对这种可怕的念头，人们所做的只是把它暂时忘掉。而一个人若是想忘掉这种想法，他也得忘掉战争。就这么办吧。那场战争被抛到了脑后。罗伯特·格雷夫斯和T.E.劳伦斯（T. E. Lawrence）在剑桥有个约定，不再谈论那场战争。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

[22]

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想要撰写回忆录，却发现自己就是写不下去。结果，他在写了一个片断之后就停止了。人们哀悼失去的亲人，却不愿再去思考自己为之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事情本身。900万人死亡。2100万人负伤。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不信神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蔓延而中欧也处于危险之中。在俄国、德国、匈牙利、波兰、爱尔兰和意大利，内乱似乎无处不在。土耳其和希腊在交战。中东战火纷飞。在可以想见的各种场合，到处都在吟诵着“不要忘记”，可忘记恰恰是所有人都想要做的。

老兵组织成立了，但相对来说，很少有老兵想要加入。虽然当时鼓励雇主们雇佣退伍士兵，可很多人觉得，雇佣他们的风险很大。退伍士兵失业的比例之高，让人觉得寒心。当苏俄外交官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在1921年秋天来到柏林的时候，他发现人们显然是在竭力压抑战争的记忆，尽管战争创伤比比皆是。就像他说的，他从人们有条不紊的生活中看到了那场惨败的影子。他注意到，

战争伤残人员的假肢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空荡荡的袖子也用别针别了起来。脸被火焰喷射器烧伤的人戴着大墨镜。那场输掉了的战争的幽灵，一面在大街上游荡，一面把自己小心翼翼地伪装起来。

[23]

在战胜国，这种假面舞会也同样煞费苦心。是的，他们赢了，可他们赢得了什么？

对于战争中军政领导人的指责很快就开始了。威尔逊、劳埃德·乔治、克列孟梭、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鲁登道夫、兴登堡，很快便纷纷受挫，被迫隐退或成为反对党。（兴登堡有所不同。1925年，他在别人的鼓动下重新出山，并当选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各国的左翼势力都得到了发展。在英国，自由党受到严重的削弱，而工党——它崛起的速度之快就和自由党的衰败一样令人震惊——于1924年组建了首届工党政府。在法国，也是在这一年，中左联盟上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战后十年实力超群的最大政党，而成立于1918年12月的共产党，力量也在壮大。

左翼力量的增长反映了在旧秩序破产之后人们要求彻底变革的愿望。左翼力量的急剧增长，使保守主义更加坚定而明显地转向比较极端的右翼立场，即“新保守主义”。不过，这种转变并不只是为了对抗左翼势力；它还是基于如下认识，即保守主义现在要做的不只是保守，因为摆在面前的任务不是守成而是重建。要让世界走上正轨，右翼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政治两极分化——它将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证明了所有人都渴望但又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实现的那种常态的消失。在政治领域，最能挑动人们神经的议题是战争，而不是社会或经济问题。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尽管也很明显和尖锐，但仍然从属于这样一个问题，即那场战争究竟有什么意义。那是所有的政治活动，实际上也是实现了所谓的和平之后，所有活动背后的中心议题。但对这个问题又几乎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讨论。当那场战争的幽灵不仅在大街上，还在权力的走廊里游荡的时候，战争“把自己小心翼翼地伪装起来”。

官方以这场战争为整体的历史，还有团以及服役人员关于其局部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涌现。但是，在一些合适的杂志刊载过流于形式的短评和琐碎的纪念文章之后，这些历史出版物就在图书馆里，在退伍士兵或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的家中，被束之高阁了——要么是没有人读过，要么是即便读了也没人讨论过。德国人在1919年8月成立过一个立法委员会，检讨他们战败的原因。委员会的会开得比那场战争还长。实际上，长得连公众都把它忘了，新闻界在大多数时候也把它忘了。

纪念塔竖起来了，墓地准备好了，墓碑也做好了。在1920年至1923年，从英国运往法国的墓碑达到每周4000块。1920年11月11日，无名士兵的尸骸从法国起运并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摆在白厅纪念碑那儿的花环不到两天就有了十万只。年复一年，在所有可能的场合——不只是停战日那天——这样的仪式和庄严的语句都在重复着。对有些人来说，它们可能会带来一丝安慰，可那些仪式和辞令到底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于战后的世界？自由、尊严、正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让人听起来感到空荡荡的。甚至不是说这场战争实现了什么，而是说因为它而避免了什么，也没让人觉得做出的牺牲有多少价值。最好别提这样的问题。纪念是要的；思考，不要。

战争经历与随后对它的反应之间的这种失衡状况意味着，那场战争从其最重要的意义上讲，也就是从其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尤其是存在难题的意义上讲，是被归于无意识领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归于需要有意地加以压抑的领域的。这个重大的时代议题要么被归于神经官能症，要么被视若无睹——按照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这表明，在整个西方社会——而不仅仅是在知识分子群体或国家中的某些人间，甚至也不仅仅是在某个国家中——个体意识与实实在在的难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而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就已出现了。旧的权威和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失去了信用，可是又没有出现新的权威和新的价值观来代替它们。

想要压抑对于时代中最重大事件的记忆，这种行为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会适得其反，都会是对压抑的拒绝，这一点毫不奇怪。尽管人们不太能回答诸如生命的意义之类的根本性问题——那场战争用900万条生命提出了这个残酷的问题——但他们依然固执地认为，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在于活着，在于此时此刻的活力。所以在1920年代，享乐主义和自恋成了非常突出的现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被急切地拿来证明拒绝压抑的合理性，于是，“受压抑的”成了彻头彻尾不合潮流的东西。感觉和本能得到纵容，自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行为的动力。政治激进主义力量的壮大只是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公共生活的仪式虽然仍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实证主义者的确定性之中，但这种表演的背景却是由梦魇和幻觉构成的。“战争已经从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底下敲掉了舞厅的地板，”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回忆说，“人们就像是悬在半空中却还异想天开地假装是在跳舞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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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历史学家反对说，最近几代人记住的只是1920年代的梦想，而不是1920年代。他们声称，对于城市中好出风头的人、“可爱的小家伙”、太阳之子的精致的纨绔作风，还有达达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表现主义者的哗众取宠和小脾气，人们给予的关注太多了；而失业、城市中的怨恨心理、乡村中的焦虑情绪，或者是相比之下，中产阶级企业主为改组和重建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这类现实却被忽视了。在1920年代，就像反对者说的，生活一如既往，人们操心的是工作、工资、食物、家庭福利以及个人抱负这些乏味的问题，他们没有时间考虑政治和文化复兴的宏大计划。所以，这些批评者认为，如果说当时的政治开始走向极端，那是出于一些最直接的原因，不应扯得太远。

这样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它对于政治活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也相当精彩。不过，最近的这波社会史并没能成功地驱除恶魔、初涉社交界的名媛，还有1920年代的梦想。强烈的精神危机感成了那十年的标志；它影响着农村劳动者、大土地所有者、实业家、工厂工人、店员和城市知识分子。其影响所及，不分男女老幼。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只是突出和加剧了价值观危机。带来价值观危机的是战争，尤其是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的和平显然没能满足人们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是战争期间各国领导人明确承诺的。“风暴平息了，”1922年，保罗·瓦莱里在一封写于苏黎世的信中表示，“可我们还是焦躁不安、心神不宁，就好像风暴即将来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处于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他提到了所有因战争而受到损害的东西：经济关系、国际事务和个人生活。“可是，在所有这些受到损害的东西当中，”他说，“还包括心灵。实际上，心灵受到的伤害非常之大……它对自身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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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怀疑必然伴有逃离的冲动——逃离现实。如果说在1914年之前和在战争期间，求新是德国人的强烈关切，那么在战后，它就成了西方人普遍的追求，是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基要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能够接受的追求。执意求新的根源，在激进派看来是在于历史的破产，而在温和派看来则至少是在于历史的脱轨。即便是沉湎于战前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的人起码也承认，任何拯救的尝试都需要在重建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破坏范围太广，重建任务太艰巨，使得如何去完成这项工作的想法常常化作白日梦和一厢情愿的空想。

1920年代年轻一代的奇思怪想和荒诞行为，多半是出于愤世嫉俗，他们看不惯形形色色的陈规旧习，尤其是不相信道德家的理想主义，而那种理想主义曾经使西线的屠宰场忙碌不停。像伦敦上流社会“伶俐的年轻人”（Bright Young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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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寻宝聚会，或者更普遍的裸体崇拜，或者还要普遍的溜溜球热，或者对旅行的新兴趣，或者对电影明星的迷恋，不管这些活动是不是限于一定的社会范围，要是认为人们之所以迷上它们，只是因为八小时或九小时工作制使他们有了更多的闲暇，那就有点可笑了。活动的实质是对生命的颂扬，但不是在社会或群体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个体的自我肯定和反对社会的规范与习俗。那种灵感是无政府主义的。1925年，当约瑟芬·贝克在香榭丽舍剧院举行她在巴黎的首场演出的时候——她的腰间围了一圈香蕉，并以倒立劈叉的姿势被送上舞台——她不仅象征着放荡不羁的城市生活的奢靡，还象征着整体上已无所系泊的西方文化的奢靡。那种“解放”对有些人来说是兴奋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安的，但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

人们习惯于认为，萨克斯的哀怨、查尔斯顿舞的疯狂舞步、爵士乐的切分音节奏，以及豪饮的新潮女郎，是城市中才有的现象，乡村还扎根于传统的习俗，没有受到影响。但铁路和公路设施的改善，电影在小城镇的普及以及无线电的出现，意味着城乡之间的文化藩篱已经开始被打破。另外，老兵们战后退伍的时候，不仅回到城市，也回到农场和乡村；实际上，由于他们见识过“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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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管束他们就困难了。当这些年轻的“英雄”在当地的酒馆狂饮作乐，砸窗户、摔椅子、侵犯女孩或者要闹出丑闻的时候，人们总是想着遮掩和纵容。他们说：“这些人是我们的战争英雄。我们必须宽容，也要尽量理解。”当1920年代的经济危机一波又一波地涌向城市的时候，乡村在那十年也不景气，而且从来没有真正融入1920年代中期的有限繁荣。农民饱受资金匮乏、设备和技术落后以及市场混乱之苦，只能勉强度日，也有很多人没能挺过来。

这种氛围的附带后果就是无常感。无论是时尚和建筑，还是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人物造型，都放弃了曲线而突出了直线，因为直线意味着运动、新的简朴和新的开端。女性摆脱了拖到脚踝的高领长裙；取而代之的是“晚礼服”和“假小子装扮”。乳房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视为缺陷，胸罩的作用相当于压路机，而不是为了使乳房看起来更加突出。天然的腰身看不出了，腰带都吊在髋部。既然一点点的曲线都被当作营养过剩的证据而遭人嘲笑，节食也就成了时尚。臀部也消失了。由于人们把富裕和堕落联系在一起，可可·香奈儿开始设计出高贵时尚的“穷人装”——简朴中的奢华：简单的羊毛套装连同卡迪根式的短上衣和打褶或不打褶的裙子。短发在战前就出现了——艾琳·卡斯尔（Irene Castle）在纽约就采用了这种发型，伊莎朵拉·邓肯在裙子变短的同时头发也变短了——但是在1920年代，女性的短发是假小子装扮的一部分。关于艾里斯·斯托姆（Iris Storm）和她的墙面板式短发，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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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帽子》中写道：

她有一头浓密的、黄褐色的头发……它就像男孩子的头发一样，是从她的前额向后梳的……她脖子上面的头发死得很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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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波波头”（bobbed）也从来没有见过死得比这还像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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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头发“死得很像男人”，这比喻是偶然的吗？战争的意象和词汇渗透在1920年代所有的文化形式中。这世界依旧沉浸在死亡的狂欢中。

1920年代的建筑和设计领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国际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强调直线，还普遍强调用料简单。这种风格以玻璃和油漆为材料，借助于透明和反光来暗示，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并不像旧秩序所坚持的那样刻板。

在对新的流畅性与和谐性的追求中，夹杂着对老一代人，对把儿子引向杀戮的父辈的强烈反叛意识。青年崇拜在1920年代首次进入高潮。文学、电影、广告，就连那个时代的政治，都受到这种青年崇拜的决定性影响。弑父以及弑父所需要的道德抗议行动，强烈地吸引着文坛的新生代。只有年轻人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老年人总是丑陋的、唯利是图的、虚伪的。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点对点》（Point Counter Point
）中，露西·坦塔芒特（Lucy Tantamount）把老辈人称为“外人”：

使老辈人成为那种阿拉伯茶会的是他们的观念。我简直无法相信那些笨头笨脑的人会让我相信上帝、道德和所有其他东西。我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当时屁股被打得什么都出来了。我看不出我们的子孙怎么可能会把它打得比那时候还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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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年轻的特尔利斯》（Young Törless
）中，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德米安》（Demian
）中，亨利·德·蒙泰朗在《接早班》（La Relève du matin
）中，都转向了对于童年的描述，并让人想起卢梭式的看法：深受成年人文明社会中奸诈和欺骗之苦的高贵的纯真。保罗·克莱在儿童早期的胡涂乱抹中找到了自己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灵感。对年轻人在战争中遭到的杀戮深感悲伤和愧疚的老一代人，几乎没有表示抗议。“一帮轻浮的家伙，这些新派人。”这便是H.G.韦尔斯温和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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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被有些人视作一帮轻浮之人，这些年轻的叛逆者却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和纵容，尤其是各政党，因为它们都在匆忙地扩大青年组织，争先恐后地招揽年轻成员。在这方面，走激进路子最能吸引人。1920年代的年轻人往往对传统政治不屑一顾。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以及他的剑桥朋友们来说，“政治”是个“正在枯萎的词”，而政治活动也“因为无聊和讨厌而自动地不在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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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普遍反对矫饰——无论是比喻意义还是非比喻意义的矫饰方面，以及在突出新的简朴风格方面，1920年代的文化与其说是在立新，不如说是在破旧。重点是破旧，而这既是为了简化功能，也是为了解放创造力，但这两方面的努力往往不能协调一致，虽然包豪斯学派等群体有这样的期待和抱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种旧有的精神与强权之间的二分——它在19世纪的德意志思想中非常普遍——如今已经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且与战前的德国相比，在强度以及对两个组成部分的情感介入上也更胜一筹。

然而，越来越强调精神性、灵性和无意识——这在公众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神秘主义、基要主义的福音主义以及美国电影中的感情主义的迷恋（伊利亚·爱伦堡在1927年的电影中发现，有22部电影的片名都带有“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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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不能掩盖围绕着可谓主观主义新阶段的深刻的怀疑。如果说在爱因斯坦的原子中，分子处在永恒的运动中，而物质不过是能量，那么在弗洛伊德的心灵中，各个不同的成分也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中。所谓的精神健全和理性，乃是过往时代的心理学和哲学构念，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的恒定性和信仰。信仰没了，恒定性也随之消失。剩下的唯有变动、忧郁和神经官能症。伊舍伍德就提到过“我们这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一代人身处其中的巨大的怪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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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和象征

在飞抵勒布尔热机场并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林德伯格在夜里十二点半左右坐车离开。起初车子连灯也没打开，从迪尼和圣丹尼斯兜了一个圈子而不是径直从欧贝维利耶进入巴黎。他原计划下榻在城里星形广场附近的一家名叫马杰斯蒂克的豪华酒店，所以车子就沿拉法耶特街，然后经马德莱娜教堂，再从协和广场沿香榭丽舍大街向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半路，车子在克拉里奇酒店停了下来，林德伯格在那里买了几束鲜花——玫瑰和矢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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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车子沿香榭丽舍大街继续向前，并停在凯旋门，林德伯格下车给无名士兵墓献了花。这样，他在巴黎的第一项正式活动就是在午夜一点向战争中的死者致敬。接着，车子向距离星形广场一箭之遥的现在叫迪蒙·迪维尔街的小巷驶去。此时，马杰斯蒂克酒店前面人山人海，就连克莱贝尔大街上也是人，林德伯格在酒店里显然不会安宁，于是他就被送到美国大使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布鲁塞尔上演的还是老一套。林德伯格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被带上汽车。在从机场前往美国大使馆的路上，他在比利时首都的无名士兵墓前献了花环。星期一，也就是他在伦敦的第一个整天的早晨，他参加了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纪念战殁者仪式，然后又去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向无名士兵致敬。在这三个国家的首都，他都受到老兵组织的接待和欢迎。官方特意向林德伯格介绍了伤残军人代表。在布鲁塞尔参观市政厅的时候，他还受到“大战中的老志愿兵”的欢迎——在那场战争中，他们虽然都已经年过半百，却还千方百计地参加战斗。世界各地的老兵组织纷纷给林德伯格发来贺电。就连德国的老兵团体也不例外。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向林德伯格表示敬意的演讲和其他公开的言论，多次提到那场战争，提到法、英、美之间的友好关系，提到拉法耶特飞行小队的美国飞行员以及美国在各方面为协约国的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赫里克大使几次把林德伯格的飞行与马恩河大捷相提并论，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命运在冥冥中决定了这两次胜利。而莫里斯·罗斯唐在献给林德伯格的颂诗中宣称，这位飞行家瞻仰阵亡者之墓也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

实际上，仪式性的战争纪念活动在1927年正处于高潮。当时在杜奥蒙、坦南堡、帕森达勒和伊普尔建了很多战争纪念碑，有大有小，有国家和部队的，也有地区和市政的。在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在所有交战国的城市和市镇，还建了很多公墓。比如，5月24日，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Scotsman
）就在同一页刊登了两幅照片，一幅是美国大使赫里克在祝贺林德伯格，另一幅是西福斯团（Seaforth Reg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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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纪念碑在阿拉斯附近的法姆普克斯的落成仪式。5月31日的《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
）在描写林德伯格前一天在伦敦的情况的专栏下面，有一则简讯宣布：“100名大英帝国参战军人的遗孀和孤儿还有退役士兵，将在下个月参观比利时的战争公墓。”

当时没有人对这两件事情，即林德伯格的飞行与那场战争之间的联系加以评说。的确，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若是没有那场战争，林德伯格现象就无法理解。虽然林德伯格没有参加过那场战争，但那场战争让他的成就显得格外重要。若是没有那场战争，这样的壮举当然也要庆祝，但成熟而负责任的公众人物就不会像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那样夸张，说林德伯格的飞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个人成就”。普通公众在为其喝彩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癫狂。

林德伯格走到哪里，战争就跟到哪里，而且不仅是过去的战争，还有未来的战争。军方对林德伯格的飞行自然是特别感兴趣。法国有位吉罗将军（General Girod）负责下议院下属的陆军委员会，他说林德伯格的飞行是“所见过的整个历史上最大胆的行动”。这样说也就意味着认可了林德伯格成就的潜在军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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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军方的评论也让人联想到从空中发动的战争，届时，毒气弹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到平民头上。给报纸编辑的来信表明，公众当时对于暗藏在航空进步中的这种可怕前景非常担心。然而，其他评论者用公众对林德伯格的满腔热情来暗示，此次跨大西洋飞行的最大受益者是人类而不是军方。巴黎的《人民报》（Populaire
）把林德伯格的成就称作“和平主义的英雄主义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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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战争提供了判断的背景。

如果说在访欧期间，数百万战殁者的幽灵包围着林德伯格，那么同时代死亡的阴影，特别是飞行员的高死亡率，也同样笼罩着他。他本人在前几年就曾经靠降落伞两次在事故中死里逃生。法国人之所以对林德伯格那么疯狂，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到两个星期以前，法国的两名战争中的王牌飞行员夏尔·南热塞（Charles Nungesser）和弗朗索瓦·科利（François Coli）失踪了。他们在5月8日离开巴黎，试图飞往纽约，结果却杳无音讯。他们的冒险和遭遇所激起的兴奋、期待和紧张之情，都被转移到林德伯格身上。星期天，也就是在他到达巴黎后的第二天上午，林德伯格首先做的就是去拜访住在圣殿大街的南热塞的母亲，并对她表示，希望两位战争英雄还活着。两名想要打破长距离连续飞行记录的英国飞行家卡尔（Carr）和吉尔曼（Gilman），在5月20日星期五那天，即林德伯格从纽约起飞的同一天动身飞往卡拉奇，但两天后不得不迫降在波斯湾的阿巴斯港。他们像意大利航空家德·皮内多（de Pinedo）一样大难不死。后者在林德伯格逗留巴黎的那个星期，在从纽芬兰飞往葡萄牙的途中，在距离亚速尔群岛240公里的地方失踪，并在一个星期之后，被一艘路过的船从海上救了起来。

5月27日和28日，七名飞行员在空难中丧生，其中四人是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进行空中表演的时候。在夏尔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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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一架军用飞机在示范飞行时着火，两名飞行员跳伞，一人安全着陆，另外一人却因为降落伞未能打开而丧命。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埃森、瓦尔内明德、莱比锡和伯恩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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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十人在飞行事故中丧生。在刚刚提到的那座英国城市举行的空中竞赛中，两名英国飞行员在成千上万名观众的眼前丢了性命。当时他们驾驶的两架飞机在转弯时机翼发生碰擦，结果两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起火爆炸。几个星期后，当林德伯格在其环北美巡回飞行途中访问渥太华的时候，为其护航的十二架美国军机中有一架坠毁，飞行员丧生。这些事故让所有人都非常清楚飞行的风险。因此，不管林德伯格走到哪里，过往以及同时代的死亡都会跟着他，这就使他的成就——它相当于在死亡中肯定生命——格外引人关注，而且还有一种隐喻的味道。《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希望这种积极的意义会获得胜利，但那种想把希望明确而有力地表达出来的需要本身，其一般背景正是一种怀疑、焦虑、不安的情绪：

是时候让飞行不再充斥无谓的、纯粹是为了打破纪录的勇敢了。人们钦佩林德伯格的勇气和坚韧，这理所当然，只是我们希望，这种钦佩不会让原已太多的、想去做他已经做到的或者还要超过他的计划变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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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世界的仪式包围了新世界的成就，那气氛既忧伤又惋惜，同时还伴有颤抖的和不安的兴奋感。飞行之于人类总是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加强。空中王牌是那些浸泡在泥水中、看似不中用的步兵无比羡慕的对象。士兵们从战壕里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在地面战争中已经看不到的纯正的较量。在“空中骑士”的格斗中，个体的努力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与荣誉、光荣、英雄主义和骑士精神相关的罗曼蒂克的古风犹存。在空中，战争仍然是有意义的。飞行员是“战争贵族”，是有位作家说的“我们的个性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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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是和自由、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它让人在一场拼消耗的战争中摆脱了骇人听闻的集体杀戮。在空战中，个人还可以保有价值观，包括对于对手的尊重。价值观是文明的根基，但在地面战争中，它似乎正在消失。因此，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也被视为肯定传统价值观的手段。

战后十年，飞行始终保持着这些联系。林德伯格受到的褒奖似乎复活了一整套词汇。法国人在使用英雄、光荣、胜利、骑士之类的词语去描述林德伯格及其功绩时的那种热情，表明了他们渴望再次痛痛快快地使用这种语言。《每日快报》注意到，英国公众也有类似的需要：

为英雄效劳让人感到十分光彩和欣慰，以至于这件事情本身就成了生活中最主要的乐趣之一。许许多多的人在战争中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了为某个士兵、水手或飞行员带去关爱的机会，他们自己也因此感受到快乐。在战士做出的牺牲中，也有他们的一份，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和战士团结在一起的。为了把我们提升到我们庸常的生活之上，我们永远都需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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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那个说法，“我们庸常的生活”，或者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我们人类的平庸状态”，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评论中经常可以见到。林德伯格成了想要重新肯定价值观的那种愿望的象征，但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活感到强烈不满的象征。相应的，对于飞行的迷恋也反映出一种渴望，渴望摆脱已经丧失了信仰的时代的平淡寡味。

保罗·克洛岱尔意识到围绕着官方对林德伯格的欢迎的种种假象。他在5月23日的日记是隐晦的，但也在暗示着什么：

在美国大使馆，我和年轻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握了手，他修长、红润、金发，而且腼腆。我们只认一个国，那就是全世界[德尔图良（Tertullian）]。对光荣以及所有那些令人作呕的恭维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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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林德伯格代表着重大的成就，但在一个转向内心的世界中，他也是诗意的虚构。皮埃尔·戈丹（Pierre Godin），巴黎市政会主席，在市政厅招待会上实际上说了同样的话：

先生，我们考虑的，与其说是向您致敬，不如说是通过您向我们自己致敬。关于人类，如果说有人想要怀疑它的伟大并对它的未来感到绝望，那您就是为了维护人类而树立了榜样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您是让一个伟大民族看到了理想的那些人中的一员。

[46]

戈丹的话首先必须理解为是对人类的怀疑而非肯定，是辩护而非希望。参议员、塞纳河总理事会主席德尔贝古（Dherbécourt），称林德伯格的成就“只有诗人的心灵才能想得出来，也只有热情洋溢的诗篇才足以歌颂它的辉煌”。警察局局长夏普谈到了林德伯格功绩的“无与伦比的美”。

[47]

这些公共官员的语言是一种充满渴望的语言，渴望把世界审美化，把生命诗化。战前，德国的朗本和张伯伦之流所说的和所写的，也完全本着同样的精神。

诗人们带着类似的想法加入了合唱。林德伯格，“人马座美丽的头生子……太空的征服者”，他征服了死亡！

您是人们从他的身上

突然看见了更加美丽的曙光的人。

从我们所处的黑暗中

雄鹰终于赶走渡鸦！……

哦！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候，

因为，新的时代诞生了！

死亡何足惧！

“死亡何足惧！”亚历山大·甘勒（Alexandre Guinle）在《查尔斯·A.林德伯格颂》中这样写道。

[48]

5月28日，星期六，《费加罗报》文学副刊发表了皮埃尔·德·雷尼耶（Pierre de Regnier）、莫里斯·勒瓦扬（Maurice Levaillant）和安德烈·达维德（André David）的三首诗。勒瓦扬说林德伯格是“人与天神的合体”；达维德称他是“蓝天诗人……新神话的制造者”。在《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上，马塞尔·贝尔热（Marcel Berger）称林德伯格的壮举是“艺术品”，因为它有一种“自在的美”。

[49]

住在巴黎的德国诗人伊万·戈尔（Ivan Goll）在5月25日的《柏林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心醉神迷的颂诗。对林德伯格来说，关键在于他的目标“是他自身”。巴黎就在他自己的心中，在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一行康德的文字的快乐的年轻人心中。他的想象力没有被埋葬在埃及的废墟中，也没有被埋葬在阴郁的大学走廊里。所有这些评论和反应的主题是，想象力在一个已经没落的文明中的复活——“金发碧眼的你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微笑，如同罗斯福机场的探照灯一般令我们目眩神迷”——以及个体意志和精神的复活。仅此一点就会提振欧洲的信心，使之摆脱悲观与沉沦。然而，这种论调自始至终又是一种充满惆怅而非希望的论调。个体主义已经丧失它的社会维度；真理不是在社会现实中找到的，而是在个体的想象中，在酒神式的能量与意志中发现的。为林德伯格喝彩，既是歌颂逝去的时代（那时的个体主义还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也是承认（虽然是无意识地承认）在现代世界，个体是孤独的，永远在飞行，没有驻足之地，缺乏哪怕是和小猫仔有关的情感寄托。

人摆脱了束缚。自由不再意味着自由地去做道德上正当和伦理上负有责任的事情。自由变成了私人的事情，它首先是对自身负责。战前的现代冲动带有强烈的乐观主义倾向，源自为资产阶级所钟爱的社会向善论的乐观主义倾向。那种乐观精神到1920年代尚未完全消失，但它此时与其说是自信的预期，不如说是愿望。它的景观是毁灭和荒芜的景观，而不只是战前先锋派曾经非常鄙视的贫瘠。

新世界和旧世界

林德伯格事件表明，战前那种形式的现代主义连同其建设性的冲动已经转移到美国。欧洲认可了这一点。人们提到林德伯格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年轻美国的高度勇气和闯劲”的象征，当作美国无限能量的代表。那种能量在美国输出的文化产品、文化形式和文化人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管是好莱坞的史诗片还是打闹剧，不管是雷格泰姆（ragtime）

[50]

、爵士舞还是查尔斯顿舞，是波波头、雪茄还是豪饮的时髦女郎，是约瑟芬·贝克那样带有异国情调的肉欲主义者，还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那样努力生活的侨居者。那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能量是无法回避的。它喧闹而粗犷。大部分现代人都为之陶醉。

莫里斯·拉威尔在其歌剧《孩子与魔法》（L'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中开始采用搞笑的狐步舞节奏；弗朗西斯·普朗（Francis Poulenc）写出了《黑人狂想曲》（Rhapsodie nègre
）；而乔治·奥里克（Georges Auric）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都创作了名为《雷格泰姆》（Rag-Time
）的作品。“一步舞”和“两步舞”出现在女神游乐厅的舞台上。在伦敦，1920年代上流社会的“伶俐的年轻人”学起了美国腔，而在林德伯格到访之后，到处“飞行拜访”就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巴黎，约瑟芬·贝克那慢吞吞的、含混不清的美式法语，以法国人的鉴赏力来说通常是极其讨厌的，此时却一下子流行起来。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在巴黎晚上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种植园，那里有画着密西西比汽船和“黑佬”的壁画。

但是，光鲜的美国梦也迷住了欧洲的劳动阶级，后者在每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中都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幸福结局。批评者声称，美国代表的不过是粗俗的物质主义，缺乏精神价值；而辩护者则反驳说那是肤浅之论，没有抓住美国的要领。美国的意义首先在于精神。费尔南·莱热说，华尔街是“勇于创新的美国”的象征，美国“一直在行动，从不瞻前顾后”。他说，纽约和莫斯科是现代活动的两个中心。巴黎只不过是旁观者。

[51]

据另一名法国人吕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说，美国代表着朝气、活力、进取和包容。“美国似乎是当今，”他在1927年坚持认为，

唯一一个大国。它的公民不停地公开表示他们热爱自己所属的社会，他们为了让它变得更好而满腔热情地共同奋斗，并在一个因饱受社会问题困扰而变得悲观至极的世界中，向世人展示其在社会问题上乐观主义者的形象。

他继续说道，美国已经成功地使其民众“非无产阶级化”——“美国的民主提升了民众的道德主义，而欧洲的民主则使其人民沉溺于理智主义”。而且罗米耶还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指出，在美国的家庭中，妇女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不惧怕男人和拒绝家长制，都明显具有现代的和解放的意义。

[52]

对于小说家亨利·W.内文森（Henry W. Nevinson）——他是伦敦人，是C.R.W.内文森的父亲——来说，即便是美国的光鲜和物质主义也意味着想象力和驱动力。在离开纽约的时候，他写道：

别了，高耸的写字楼，那么整洁，那么温暖。那里可爱的速记员，穿着长筒丝袜，脸上敷了粉，工作从容，谈吐优雅！……我要去的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的街道破烂不堪，那里的人们的栖身之所寒碜卑微、单调乏味而又绵延数里，那里的烟尘贴得比毯子还紧，那里脏兮兮的打字员几乎连丝袜和敷粉都不知道，更别说从容和优雅……别了，中央供暖和散热器，那是它们所温暖的心灵的恰如其分的象征！别了，寻常而又考究的盥洗室，那是管子工行当的荣耀！……别了，长长的车流——不管是“豪华车”还是“廉价车”！……别了，美利坚！我要回家了。

[53]

不管他们对于美国火热的景象是钦慕还是鄙视，许多人都承认，人类的未来在那个大陆。英国作家玛丽·博登（Mary Borden）说，美国人“应该得到所有关心人类未来的人的关注，因为未来世界的脚手架搭在美国的天空下。未来世界的雏形已经在那个大陆展开，它的声音正在有力地宣告着将会传遍全球的东西”。

[54]

然而，有些现代人对于这样的前景依然充满疑虑。伊万·戈尔称颂林德伯格，但对美国是否能为欧洲提供治病的灵药还是不太确定。“的确，欧洲已经因为衰老和‘欧洲球菌’而奄奄一息了。但是你们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药丸，”他告诉美国人，“里面不过是苏打重碳酸盐。”

[55]

佳吉列夫流露出相似的矛盾态度。“在未来这门艺术方面，美国会有很多东西可说，”他在1926年承认，

在绘画、戏剧和音乐方面，美国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法国作曲家学会了爵士乐风格，而即便是在芭蕾这门古老而保守的技艺方面，美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56]

但美国人的庸俗也让他非常不快。他1926年8月在威尼斯时语气就十分刻薄：

我们在德班酒店住了下来，因为怡东实在太吵。整个威尼斯都在因为科尔·伯特（Cole Porter）的爵士乐和他的黑人而反对他。在停泊在安康圣母教堂对面的船上，他开了家白痴夜总会，现在弄得大运河上到处都是黑人，就和那些让我们逃离伦敦和巴黎的黑人一模一样。他们在利多的沙滩上教“查尔斯顿舞”！太讨厌了！贡多拉船夫威胁说要杀掉这儿所有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

[57]

传统主义者对欧洲的“美国化”是皱眉、抱怨加叹息。美国就跟它的电影一样，活力四射却没有实质性内容。他们说，那个国家确切来讲就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与美国人盲目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国家外在形态上的不统一；与纽约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座城市难以置信的污秽；与美国的一本正经和清教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的犯罪率和有伤风化的性兴趣；与美国的人文主义理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的种族主义和私刑；与美国的宗教虔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宣讲福音的传教士的哗众取宠。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专为德国人准备的那些形容词和比喻，现在都用到了美国人身上。玛格丽特·哈尔西（Margaret Halsey）指出，美国人在许多英国人的眼中就“跟大猩猩差不多”。

[58]

很多人觉得，欧洲，尤其是欧洲的年轻人，正在吸收美国坏的一面。1927年6月，在英国召开的青年男子俱乐部全国联合会大会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哀叹美国的影响。有人说：

美国人的那种喧嚣和忙碌传到这儿了，想出风头以及寻求刺激和变化的强烈愿望，已经左右了我们的年轻人，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俱乐部内在的吸引力超过电影、舞厅、音乐厅和女孩们外在的吸引力。

他鼓吹体育锻炼以及学习音乐、文学和艺术！此外，他还强烈主张各俱乐部要禁止最新的美国舞蹈。他十分严肃地说，年轻人跳舞的时候应该排成“公园路”那样的几排，而不是按照现在“在大象和城堡区”看到的方式

[59]

。

[60]

不过，迷恋不仅没有减弱的迹象，实际上还变本加厉了。对于饱受战争创伤而变得脆弱并失去自信的欧洲来说，美国的影响无法抗拒。“我们的印象是，我们被殖民化了。”一个法国人说。

[61]

对美国化的怀疑自然到处都存在，但最终还是在德国的阻力最小。那里的自我怀疑最强烈，而美国则利用了（capitalized on）这种怀疑，在比喻和非比喻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美国的能量就像美国的金钱——公共的和私人的——一样受欢迎。到1923年，德国经济正在卷入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旋涡。到当年夏天，德国马克已变得一文不值。美国投资者仿效1924年的“道威斯贷款”，对德国进行经济渗透。与此同时，美国电影业的巨头也开始把触手伸向德国，对其施加的影响比对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大：买进德国公司，收购影院，并在那里制作用来投入德国市场的影片。像海明威那样的作家，在德国比在除国内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成功。

[62]

20世纪20年代，德国唯一一件没有跟在美国后面的事情也许是禁酒。“德国现在有点像美国，”赫尔曼·黑塞写道，“一个人必须在里面不停地扑腾才不至于淹死。要是他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错了。”

[63]

到1927年，许多德国人都愿意——常常是带着犹豫和愧疚——表态说，他们觉得和美国的关系比和英法的更近。托马斯·曼和黑塞一样，不知道这是不是件好事，但它好像确实是德国生活的一大特色。就连德国文化的历史遗存似乎也受到美国化的影响。对此，曼抗议说：“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在，拜罗伊特与其说是和德意志精神及其未来，不如说是和旧金山的绅士们有关的地方。”

[64]

联想

5月26日，林德伯格在巴黎的那个星期的星期四晚上，恰好在蒙田大街的香榭丽舍剧院为他组织了一场庆祝晚会，而那座剧院就像我们说到过的，曾有批评者声称，是仿照齐柏林飞艇的风格建造的。到达剧院的时候，林德伯格在入口处受到了弗朗谢·德斯佩雷元帅（Marshal Franchet d'Espérey）的迎接。后者在大战中曾经是一位比较成功的法军将领，现在是负责飞行员福利基金的主席。晚会的观众有法国过去和现在的飞行王牌，节目包括演讲和朗诵，赞扬林德伯格以及一般意义上对天空的征服。在这一事件中，战争、现代的英雄以及现代的审美意识都象征性地融为了一体。

第二天，5月27日星期五晚上，佳吉列夫开始了新的巴黎演出季。那是为了庆祝他的芭蕾舞公司成立20周年。不过，演出地点不在香榭丽舍剧院，而在沙特莱广场的萨拉·贝纳尔剧院。计划演出十场，直到6月9日。开幕当晚的节目包括《尼普顿的胜利》（The
Triumph of Neptune
），那是一部“英国的”芭蕾舞剧，在上一年12月的伦敦首次公演中取得过成功，作曲杰拉尔德·伯纳斯（Gerald Berners），剧本萨谢弗勒尔·西特韦尔（Sacheverell Sitwell），编舞是佳吉列夫最新发现的格奥尔吉·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另外还有一部新的芭蕾舞剧《猫》（La Chatte
），作曲亨利·索盖（Henri Sauguet），布景瑙姆·戈鲍（Naum Gabo），编舞——特别是为奥莉加·斯佩西夫采娃（Olga Spessivtseva）编舞的还是巴兰钦。最后是再次上演的《火鸟》，由斯特拉文斯基亲自担任乐队指挥，布景和服装是俄罗斯未来派艺术家贡恰洛娃（Natalia Goncharova）和拉里奥诺夫，编舞福金。

虽然那是为了庆祝20周年的新演出季，但巴黎的报刊对此关注得很少，评论也寥寥无几。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在林德伯格身上。由飞行员组成的观众为他，为那“火鸟”的化身，在香榭丽舍剧院举行庆祝晚会，这件事情本身就明明白白地反映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俄罗斯的芭蕾过时了。时新的是美国。林德伯格站在约瑟芬·贝克和黑人歌舞团几个月前征服过的舞台上。（当林德伯格着陆的时候，依然是巴黎夜生活宠儿的贝克小姐中断了她在女神游乐厅的表演，宣布自己美国同胞的到来。）不过，曾经在1913年刻薄地攻击过《春之祭》的《费加罗报》，此次对开幕之夜的评价倒比较中肯。关于佳吉列夫，P.B.格西（P. B. Gheusi）写道：

这次让俄罗斯芭蕾充满生气的当属搞现代舞编舞的安托万（Antoine）。他的默默坚持，他对自己会取得成功的神秘信念（那成功可不是戏剧恶魔轻易卖给他的），他比斯拉夫人更个人化的艺术中的喜悦的狂热，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流派，而该流派现在已经得到了公众和专业人士的认可。

受到格西恭维的还有斯特拉文斯基。

[65]

自1913年以来，巴黎和西方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5月底，帕夫洛娃在斯德哥尔摩巡回演出。夏里亚宾在维也纳。批评家们差不多都没有关注他们。即便关注了，也是出于同情。有人说，夏里亚宾的声音前些年就变小了，但他作为艺术家更成熟了。

[66]

尼任斯基呢？他怎样了？1919年年初，在被送去疗养院之前的最后一次表演中，他在圣莫里茨的一小群私人观众面前，试图在舞蹈中捕捉战争的意义。“现在我要用舞蹈来表现，”他宣布，“战争的苦难、毁灭和死亡。”

[67]

在他那个时期的日记中，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就像彻底疯掉之前的尼采在最后的言论中所表现的那样。

1928年12月，圣诞节过后没几天，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观看了佳吉列夫公司在巴黎歌剧院的演出。

后来，当我在后台走廊里等候佳吉列夫的时候，他和一位矮个年轻人一起过来了。后者面色憔悴，外套破破烂烂。“你不认得他吧？”他问。“是的，”我说，“我的确想不起来了。”“他是尼任斯基！”尼任斯基！我惊呆了。他的面容，过去常常像天神一样容光焕发，让无数人过目难忘，现在却变得苍白、松弛、呆滞，只有茫然的微笑才让它有片刻的生气，就如同摇曳的火苗露出一丝光亮。他一声不吭。因为下去时要走三段台阶，佳吉列夫便扶住他的一只胳膊，并让我扶住他的另一只胳膊。这个以前似乎能跃上屋顶的人，现在只能一步一步焦急地摸索着往前走。我扶住他，紧握着他枯瘦的手指，试图用好言好语让他打起精神。他带着困惑的神情看着我，大眼睛哀楚动人，仿佛一头病兽。

[68]

春天发生了什么？1913年，就在《春之祭》首演之前，伊莎朵拉·邓肯的孩子们死了；他们乘坐的车子单独离开时开进了塞纳河。现在，1927年的尼斯，“非凡的伊莎朵拉”跨进了一辆布加迪，想沿盎格鲁海滨大道兜风。她身后拖着的时尚的长头巾被卷进了车轮，结果她脖颈折断，当场身亡。

关于春天的问题，T.S.艾略特有个答案。他像约瑟芬·贝克一样来自圣路易斯。而林德伯格驾驶的飞机就叫“圣路易斯精灵”号。他们全都来到了欧洲。

四月最残忍，从荒地里

长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又用春雨

唤醒迟钝的根芽。

[69]

[1]
Wolff，Black Sun
，260.

[2]
Daily Mail
，May 23，1927，14d.

[3]
哈罗德·惠勒（Harold Wheeler）是巴黎《先驱报》的记者，“一个普普通通的纽约人”，就像《晨邮报》（1927年5月23日）描述的那样，是最先赶到飞机那儿的人之一。有些说法称赞他，说是他把林德伯格从人群中救了出来。他扮作林德伯格，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英雄那里吸引到自己身上。由于他的人道主义的，也许还是爱国主义的举动，他自己几乎被撕成碎片。参见Jack Glenn，“Reeling Round the World，” Lost Generation Journal
，IV/2（1976），2-4。

[4]
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也渴望翱翔天空，但他的羽翼是蜡制的，结果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羽翼融化，坠海而亡。——译者注

[5]
Morning Post
，May 30，1927.

[6]
指1924～1925年在温布利举行的大英帝国博览会的开幕式，时间是1924年4月23日。——译者注

[7]
英国长途飞行的先驱，一战中皇家飞行队的成员。他在1926年6月30日从英国起飞，于同年8月5日抵达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后来他又按原路从澳大利亚返回英国。——译者注

[8]
Berliner Tageblatt
，252，May 30，1927.

[9]
见于他为林德伯格的书所写的序言，Charles A. Lindbergh，Mon avion et moi
，trans. L. Lemonnier（Paris，1927），viii。

[10]
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
，ed. Leon Edel（New York，1976），317.

[11]
引自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May 23，1927。

[12]
Times
of London，June 1，1927，21a.

[13]
L'Humanité
，issues of May 22-27，1927.

[14]
Waverley Root，The Paris Edition
，ed. Samuel Abt（San Francisco，1987），36； Leonard Mosley， Lindbergh
（New York，1976），406； William Wiser， The Crazy Years： Paris in the Twenties
（London，1983），189.

[15]
The Observer
，June 12，1927，17d.

[16]
Root，Paris Edition
，29.

[17]
Daily Express
，May 31 and June 2，1927，4d.

[18]
Manchester Guardian
，June 2，1927，10ef.

[19]
Léger et l'esprit moderne（1918-1931）
，exhibition catalogue，Musée d'art modern de la ville de Paris（Paris，1982），149.

[20]
Janet Flanner，Paris Was Yesterday
，1925-1939，ed. I. Drutman（New York，1972），23.

[21]
一战后在英联邦国家广为传诵的拉迪亚德·基普林的诗句“不要忘记”（Lest we forget），出自他1897年所作的《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
）。——译者注

[22]
英国诗人、作家和批评家，1915年夏天作为一名少尉在英军服役，直至战争结束，参加过伊普尔和索姆河战役。——译者注

[23]
Ilya Ehrenburg，Men，Years—Life
，6 vols.，trans. T. Shebunina（London，1962-1966），III：11-12.

[24]
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London，1951），2-3.

[25]
Paul Valéry，Variety
，trans. Malcolm Cowley（New York，1927），27-28.

[26]
又作Bright Young People，是19世纪20年代伦敦小报给放荡不羁的年轻贵族和社会名流取的外号，他们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文化史上一个引人注意的群体。——译者注

[27]
即“巴黎”。——译者注

[28]
亚美尼亚裔作家，童年时代就与家人一起移居英国，1924年出版描写“迷惘的一代”的《绿帽子》（The Green Hat
）使他名声大噪，这里提到的艾里斯·斯托姆即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29]
原文为died a very manly death，可以理解为“剪得很像男人”，但联系下文，就直译成“死”。——译者注

[30]
Michael Arlen，The Green Hat
（New York，1924），53.

[31]
Aldous Huxley，Point Counter Point
（Harmondsworth，1971），138.

[32]
Beverley Nichols，The Sweet and Twenties
（London，1958），18.

[33]
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London，1953），73-74.

[34]
Ehrenburg，Men，Years
，III：129.

[35]
Isherwood，Lions and Shadows
，217.

[36]
更加详细而精确的描述可见Berliner Tageblatt
，241，May 23，1927，4。

[37]
英军的一支苏格兰高地人部队。——译者注

[38]
Groupe sénatorial de l'aviation， Réception par le sénat de l'aviateur américain Charles Lindbergh
（Paris，n.d. [1927]），n.p.

[39]
以赞同的口吻转引这句话的，见Vorwärts
，241，May 23，1927，5。

[40]
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41]
前三者都是德国城市，伯恩茅斯为英国城市。——译者注

[42]
Manchester Guardian
，May 23，1927，8b.

[43]
J. P. Dournel，“L'Image de l'aviateur français en 1914-1918，” Revue historique des armées
，4（1975），62.

[44]
Daily Express
，May 23，1927，10b.

[45]
Paul Claudel， Journal，vol. I： 1904-1932
，ed. F. Varillon and J. Petit（Paris，1968），772.

[46]
René Weiss， Les premières traversées aériennes de l'Atlantique
（Paris，1927），21.

[47]
同上书，22，28。

[48]
Alexandre Guinle，Ode à Charles A. Lindbergh
（Paris，1927）.

[49]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May 23，1927.

[50]
散拍舞。——译者注

[51]
“New York，” Cahiers d'Art，1931
，引自Léger et l'esprit moderne
，197。

[52]
Lucien Romier，Qui sera le maître： Europe ou Amérique
（Paris，1927），155-58.

[53]
Allan Nevins（ed.），America Through British Eyes
（New York，1948），396.

[54]
Mary Borden，“The American Man，” The Spectator，
140（ June 30，1928），958.

[55]
Ivan Goll，Transition
，13（1928），256.

[56]
Haskell，Diaghileff
，296.

[57]
给鲍里斯·科赫诺（Boris Kochno）的信，1926年8月7日，见Buckle，Diaghilev
，473。

[58]
Margaret Halsey，With Malice Towards Some
（New York，1938），194.

[59]
伦敦的公园路（Park-lane）紧邻海德公园，由两条南北向的基本上平行的道路组成。大象和城堡区（Elephant and Castle）也是伦敦的地名。——译者注

[60]
B.亨里克斯（B. Henriques），引自The Observer
，June 19，1927，21b。

[61]
Octave Homberg，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Paris，1929），22.

[62]
Ernest Hemingway，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1965），71； Wayne E. Kvam，Hemingway in Germany
（Athens，Ohio，1973）.

[63]
Freedman，Hesse
，227.

[64]
信（“Brief an einen Opernleiter”），1927年11月15日，Mann，Gesammelte Werke
，X：894。

[65]
Le Figaro
，May 30，1927.

[66]
Adolf Weissmann，Vossische Zeitung
，121，May 25，1927.

[67]
Romola Nijinsky， Nijinsky
，361.

[68]
日记，1928年12月27日，Harry Graf Kessler，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Frankfurt am Main，1961），612-13。

[69]
T. S. Eliot，“The Waste Land，” Collected Poems
，63.

九 记忆

我们这些见识过战争的人永远不应当忘记战争。而正因如此，我才会在我书房门上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名士兵的尸体。

哈里·克罗斯比

让我们变成春天，把绿色的新生活带给灰色的死亡地带，并让我们在度过充满恐惧的不眠之夜后，用我们为正义付出的鲜血，浇灌出美丽的新生活。

若泽·热尔曼（José Germain），1923年

在学校里，在为男孩写的书里，总是在说我们打赢了战争，结果，我的同学和我发现，我们的好奇心被那些输掉战争的人激发起来。输似乎比赢还要新鲜，还要让人兴奋。

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1983年

十七年前，谁曾想到你们竟然会称赞《春之祭》的和谐？人们再也不认为它出格了；人们称赞它的完美。

安德烈·卢梭（André Rousseau），1930年2月

战争的回声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或者《静静的西线》（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其英文版将叫这个名字——最初是由乌尔施泰因出版社于1929年1月底在柏林出版的。二十个月后的1930 年10月，巴黎《新文学》（Nouvelles littéraires
）将把雷马克称作“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庞大读者群的作家”。

[1]

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出版商做广告的声势之大在德国前所未有，预订数超过了1万册。柏林的广告柱上连续贴了四周的海报，而且每周都不一样。第一周：“即将出版。”第二周：“伟大的战争小说。”第三周：“西线无战事。”第四周：“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当时，这部小说已经从11月10日，即停战协议签署十周年的前一天到12月9日，以连载的形式在乌尔施泰因旗下最著名的《福斯报》上刊登过。虽然报纸的发行量并没有像有人说的那样急剧攀升，但销量的确略有增加，每天的报纸通常都销售一空。

但是现在，在小说出版后，抢购潮开始了。不到五个星期就卖出了20万册。日销2万册的情况也不少见。截止5月初，德国国内已经卖出64万册。英文和法文译本也赶制出来。英文版是在3月出的，美国的是5月底，法国的是6月。美国的“每月新书俱乐部”选择这部小说作为它的6月新书，并为其十万用户预订了6万册。英国一个名叫“书社”的读书俱乐部，也把这本小说“推荐”给它的会员。到当年年底，此书在德国的销量将近100万册，在英、美、法三国加起来也有100万册。在德国，乌尔施泰因公司为了跟上不断扩大的需求，动用了六家印刷厂和十家装订厂。在英国，巴洛公共图书馆在11月对其会员宣布，《西线无战事》已经预约到两年之后！该书当年就被译成大约20种语言，包括汉语和世界语，而乌尔施泰因公司的推销工作干得十分出色，甚至还出版了德语盲文版，并免费赠送给所有需要它的盲人老兵。

[2]

几乎是一夜之间，雷马克的小说就成了有人说的“战后图书销售的奇迹”。那还是个比较保守的说法。雷马克的成功在整个出版史上也没有先例。英国和德国的图书业都表示感谢，因为它们在那十年始终不景气，现在又因为1928～1929年整个经济形势的低迷，日子更加艰难。“雷马克就是我们每天的面包。”柏林的图书经销商们说着俏皮话。

[3]

雷马克的一举成功催生了大量战争图书和其他讲述战争的材料，从而迎来了后来所说的1929～1930年的“战争的回声”。战争小说和战争回忆录一下子成了出版商书单里的重头戏。罗伯特·格雷夫斯、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阿诺德·茨威格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等，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举行公开演讲，做电台主持人，这样的邀约多得让他们难以招架。公众对于战争突如其来的兴趣，让先前被担心销路不好的出版商拒绝的战争题材的陈年书稿，现在都被赶忙付印。新书也在迅速约稿并加紧写作。

译者的需求量很大。舞台很快为战争剧腾出了地方，R.C.谢里夫（R. C. Sherriff）的《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
）——该剧在伦敦演出后期由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担任主演——在国际上轰动一时。到1929年11月，有12个国家都在上演这部剧。电影业以往不太像出版业那样不愿涉及战争题材，好莱坞1926年就用《光荣何价》（What Price Glory？
）、《大阅兵》（The Big Parade
）和《翼》（Wings
）掀起了一波小小的浪潮。现在，电影界又拍了很多战争影片，加入了这股浪潮。画廊展出了战争题材的绘画和摄影作品。报纸和刊物提供了很多版面来讨论战争，过去和未来的战争。一些人觉得，过去对战争刻意保持的沉默，现在完全被打破了。

对于战争的兴趣为什么在1920年代末一下子又恢复了呢？战争的回声反映出什么问题？检视一下雷马克的写作动机，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与死亡为伴

在《西线无战事》出版之前，作为业余知识分子和雄心勃勃的作家的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一直过着一种虽说不太稳定但也小有成就的生活。1898年6月22日，他出生于奥斯纳布吕克的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图书装订工家庭。他父亲叫彼得·弗朗茨·雷马克（Peter Franz Remark），母亲叫安妮·玛丽亚（Anne Maria）。受洗的时候取名为埃里希·保罗的他，战后取了个笔名，去掉“保罗”——《西线无战事》中的主人公就叫保罗，他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死了——加上他母亲的名字，并让自己的姓法国化。雷马克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下层中产阶级的出身，显然让他倍感压抑。他后来说，他年轻时被歌德笔下敏感而易怒的维特的烦恼深深打动了；他宣称要做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时常有自杀的念头。这种对存在感到怀疑的倾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的整部作品都弥漫着这样的气息。在公开场合，尽管他显然也渴望得到承认，但总是摆出一副遁世者的样子。即便是娶了查理·卓别林的前妻、影星波利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并在纽约过着奢华的生活，把自己包装成了成功人士，他也似乎仍旧郁郁寡欢，变成了烟鬼加酒鬼，迷恋跑车和快艇，而且总是在逃避。

雷马克的阶级背景非常重要。他是受技术和社会变化强烈影响的那个社会群体的产儿。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年轻的时候也饱受焦虑之苦，他怀疑那种焦虑是不是源于自己的社会背景。他把城市底层的中产阶级称为“在现代社会中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那部分人”。

[4]

受战争尤其是1920年代经济波动影响最大的，正是社会中的这一阶层。

关于雷马克的战争经历，现在仍然迷雾重重。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才16岁。两年后的1916年11月，正在接受教师培训的他应征入伍，并于1917年6月在佛兰德斯前线首次经历战斗。他在前线负过伤，据他自己说有四五次，但是据别人说，只有一次伤得比较重。德国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General Groener）1930年12月告诉自己的内阁同僚，雷马克的左膝和一侧腋下在1917年7月31日受了伤，所以从1917年8月3日到1918年10月31日，他一直待在杜伊斯堡的一所医院。这位部长认为，说雷马克获得过勋章或者被提拔过，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5]

关于雷马克的从军经历，别的就不太清楚了。在国际上成名之后，他显得不愿意接受采访，更别说就自己的战争生涯给出准确的信息。对于围绕自己人生经历的种种诽谤，他也懒得搭理。他讨厌抛头露面，这让他的许多批评者都觉得比较可疑。1929年和1930年，不断有人想要揭开雷马克的“真面目”，尤其是想要证明他的出版商乌尔施泰因关于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的说法是假的。有个名叫彼得·克罗普（Peter Kropp）的人，坚称自己战争期间和这位作家一起在医院里待了一年，《西线无战事》中的人物阿尔贝特·克罗普（Albert Kropp）的原型就是他。克罗普声称，让雷马克住院的腿伤是他自己干的。他还说，雷马克伤愈之后就成了该医院的工作人员。总之，克罗普认为，雷马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格，可以代表前线官兵的想法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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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雷马克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的许多说法都带有恶意，带有嫉妒和投机心理，或者怀有某种政治目的，但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雷马克的战争经历并不像他那成功的小说，尤其是围绕小说进行的推销活动所暗示的那样丰富。

战后，雷马克曾经短暂地回到奥斯纳布吕克天主教神学院任教，并于1919年年初成了一名乡村教师。他很快就放弃了那份工作，并为生计所迫，做过自由记者，也打过零工。他发表过有关小汽车、小艇和鸡尾酒配方的文章，有段时间还为汉诺威一家生产轮胎的公司干过写广告词的工作。最后，他在柏林为右翼的舍尔公司旗下的一份出版物做了图片编辑。这份用亮光纸印刷的面向上流社会的杂志，虽然起了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体育画报》（Sport im Bild
），实质上却是德国版的《塔特勒》（Tat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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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进行严肃写作，并创作了一些小说、诗歌和剧本。他出过两本小说，分别是1920年的《梦幻小屋》（Die Traumbude
）和1928年的《地平线上的车站》（Station am Horizont
），但他似乎对它们很不满意。老套的感伤使第一部作品被归为低俗小说之列。对于《梦幻小屋》，雷马克后来说过：

那本书真的很糟。在我发表它两年之后，我就想把它全都买下来。可惜我没有那么多钱。乌尔施泰因兄弟后来替我做了。如果我后来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那本书就足以让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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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给斯蒂芬·茨威格寄去了很多首诗请他指教，并附了一封近乎绝望的信：“请记住，这对我来说生死攸关！”写作剧本的尝试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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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主题在这里非常突出：年轻时想要自杀，成年后又面临它的威胁。该主题与带有模仿痕迹的浪漫主义倾向和漂泊的生活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郁郁寡欢地苦苦思索自己为什么总是感到不满的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雷马克终于发现，那是因为战争经历。

他坦承，战争乃所有苦恼的根源，这一想法是他突然悟到的。“我们大家心绪不宁，找不到目标，时而兴奋，时而冷漠，基本上都不快乐，”他在1929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灵光乍现，他至少找到了这种莫名的不满意识的罪魁祸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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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所“发现”之后，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探究战争经历的多样性，他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描述那场战争对于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可怕影响。这一点从他在1928年6月就恩斯特·云格尔、弗朗茨·绍韦克尔、格奥尔格·冯·德·弗林（Georg von der Vring）等人的战争书籍为《体育画报》所写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些书甚至有可能就是他灵感的来源。云格尔激情四射的、令人迷醉的活力论思想以及充满野性的高贵，绍韦克尔使人窒息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冯·德·弗林富有诗意的简朴，都被一股脑地搅和在一起，而且论述也非常平淡，显得没太领会这些对战争经历所进行的独特解读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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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雷马克的兴趣更多地在于为一代人的内心失衡做辩解，而不是对前线士兵的体验和想法进行全面甚至准确的描述。雷马克在自己书中用到的许多比喻和生动的画面，跟他讨论过的那些作家，尤其是云格尔使用的，极为类似，所以要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从那些人的书中得来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928年7月，雷马克在《体育画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这篇文章是关于现代摄影的，简短但很坦诚。他在文中对大部分职业摄影家对待现实的不公正行为表示遗憾。摄影家们把他们的题材与更广泛的背景隔离开来，将世界转换成干净美好的“9×12或10×15的版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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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朴实而又真诚，但是由一份势利而昂贵的杂志的图片编辑说出来，就有一种悲哀和辛酸的意味。从中也反映出作者在他的工作和环境中是多么不快乐。

既已选定了“战争经历”，雷马克就从1928年中期开始静心写作。据他自己讲，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六个星期就把书写好了。灵感之突然，写作之迅速以及主题之简洁，这些都表明雷马克的书并不是经年累月的反思和消化的产物，而是因个人的激愤而一时冲动的产物。

在一段简短有力、带有序言性质的文字中，雷马克对写作《西线无战事》的目的做了说明：

本书所讲，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忏悔， 更不是冒险……它只是试图讲述这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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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故事就开始叙说保罗·博伊默尔（Paul Bäumer）及其中学同学的经历。他们从教室来到战壕，洋溢着活力与自信，就如同满怀激情的骑士，致力于个人和国家的事业。他们在前线接连陷入极度的痛苦，那不仅仅是因为敌人的炮火，还因为越来越强烈的徒劳感。战争从一项事业变成了一个无情的、难以餍足的摩洛神（Mol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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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无法逃脱例行公事般的杀戮；他们是被判处死刑的人。面对死亡，他们的呐喊无人倾听；面对死亡，他们的顺从也无济于事。战场之外的世界不知道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我觉得我们迷失了。”保罗说。

剩下的唯有与死亡的兄弟情，唯有与一帮注定要毁灭的人的战友情。最后，保罗死了，凄凉但异常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安宁。根据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的最后一幕，很好地再现了雷马克作品的基调：保罗从战壕里伸出手，想去摸一摸蝴蝶，战争已使之成为不可触摸之物的蝴蝶，这时，狙击手的子弹找到了它的目标。士兵们的惨死，让爱国主义、对国家的责任、荣誉、光荣、英雄主义还有勇气这些华丽的辞藻全都黯然失色。外部世界只剩下残酷、虚伪和空幻。即便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也出现了隔阂。人，孤独依旧，在现实世界中没有驻足之所。

小说的主题是，战争是一种有辱人的身份的力量，是一种全然破坏性的、实质上也是虚无主义的力量；作者朴实得有点冷酷的风格让这个简单而有力的主题显得格外令人印象深刻。简单明快的场景以及使用第一人称和现在时的短小精悍的句子，制造出扣人心弦的效果，令人身临其境。细腻是谈不上的。语言往往是粗糙的，画面常常是阴森的。这部小说在风格和目的性方面有一种在雷马克早期作品中所没有的、在他随后的作品中也很少做到的连贯性。

尽管雷马克在小说的开头做了解释，而且后来也一再申明，但同时代的评论者还是很少有人注意，而后来的批评家也都普遍忽视了：《西线无战事》这本书并不是写战争经历的，它不是回忆录，更不是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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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愤怒的申诉，说的是那场战争对于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那一代人的影响。故事中的场景、事件和画面，都是有意识地用来说明，战争对前线那一代人和国内社会之间的心理、道义和现实纽带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即便我们现在回去，”保罗说，“我们也会觉得厌倦、灰心、疲惫，没有根基，也没有希望。我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路了。”雷马克在1928年的时候断言，战争让追求那种被社会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因此，《西线无战事》与其说是企图重构战壕经历的现实，不如说是战后思想的写照，是战后对于战争看法的写照。那种现实，实际上就像很多批评者断言的那样，是被扭曲的现实，尽管这对于小说起初受到的欢迎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雷马克的批评者说，至少他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战争现实的描写是有差错的。他们强烈抗议说，要是一个人的双腿或脑袋被炸掉了，是不可能继续奔跑的——这说的是雷马克描写的两个画面。他们声称，比这种胡编乱造更严重的，是他不理解与士兵行为有关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士兵们不是缺乏目的意识的机器人。他们是靠许许多多已经牢牢树立起来的价值观支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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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雷马克的出版商并不愿承认这些事实，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削弱小说的可信性，但雷马克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认为自己的书首先讲的是战后的那一代人。1929年，在和英国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他是1915年加里波第战役的指挥官，此时是英国皇家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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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的交谈中，雷马克表示，他对于汉密尔顿能够领会他在《西线无战事》中的写作意图感到“惊讶”和“钦佩”：

我只是想让人们去理解这样一代人，他们在经历了四年的死亡、挣扎和恐怖之后，发现自己要回到以劳动和进步为特征的和平的战场，比其他所有人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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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自己的写作意图遭到人们的误解，雷马克才写了《西线无战事》的续集。1931年出版的小说《回归之路》（Der Weg zurück
），直言不讳地讨论了“迷惘的一代”。

对于战后世界的，尤其是对于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迷惘和无所适从，《西线无战事》可以被看作症状而非解释。这部小说是愤怒的谴责，是本能的申诉，是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不满者的呐喊。说战后那一代人很多都是得过且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在于战争，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说战争是社会陷入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却至少是可以商榷的；不过，雷马克从来没有直接卷入争论。对雷马克而言，战争已经成了逃避的工具。雷马克和他的书，借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说，正是他们声称进行诊断的那种疾病的症状。

虽然雷马克开头就心平气和地声明说，自己的书“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忏悔”，可实际上，它两者都是，而且还不仅仅如此。它是个人绝望的忏悔，但也是对无情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愤怒谴责——制造了战争惨状和毁灭的那种秩序肯定是要谴责的，但特别要谴责的是没能解决好战争问题和没能处理好老兵们渴望的那种秩序。雷马克是通过小说中代表国家的那些人物来进行控诉的，比如那位对什么是爱国和什么是勇敢抱着僵化幻想的中学教师，比如那位曾经的邮差，他在扮演自己的新角色即负责训练的军士时，表现得就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再比如医院的护理员和医生，他们好像不是在和人的苦难打交道，而只是在和尸体打交道。他控诉机械文明在破坏人类的价值观，否定慈爱、幽默、美和个体性的重要意义。但雷马克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那被灼伤的一代——意大利人的这个说法很贴切——并没有人采取行动；他们只是受害者。在1920年代后期的所有战争书籍中——仅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说，比如阿诺德·茨威格、雷恩、R.H.莫特拉姆（R. H. Mottram）、H.M.汤姆林森（H. M. Tomlinson）、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和海明威的小说，格雷夫斯、布伦登和沙逊的回忆录——雷马克的书以最直截了当的和最催人泪下的方式，以甚至可以说让人觉得过于尖锐的方式，表明了他那一代人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而这种直率和激情也正是他的作品能感染大众的关键。

但事情还不仅如此。这种“罗曼蒂克的痛苦”，既是反抗和绝望的呐喊，也是振奋人心的欢呼。倒错中也能有乐趣，黑暗中也能有光明。雷马克及他那一代人与死亡和毁灭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在他个人的生活中，在他对战争的反思中，雷马克似乎对死亡着了迷，而他随后的所有作品也都流露出这种迷恋。正如批评家后来说的，雷马克“从死亡中得到的，也许要超过最红火的丧事承办人”。

[19]

像达达主义者一样，他完全被战争及其惨状，被毁灭的行为迷住了，以至于死亡不是被理解为生活的对立面，而是生活的终极表现。在那里，死亡成了某种创造性力量，是艺术与活力的源泉。年轻时的米歇尔·图尼埃见到雷马克的时候，注意到这位现代作家兼英雄身上的矛盾性：以反军国主义思想而举世闻名的雷马克，“因为其僵硬的姿势，不苟言笑的长方形脸庞，不离身的单片眼镜”，看上去就像带有传奇色彩的普鲁士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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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克那一代人很多都和他一样，对于生活、安宁以及死亡中的幸福抱着极其灰暗的后基督教观点。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heil）总是会在自己的晚礼服里面带着一把手枪，出现在演奏他自己曲目的音乐会上。他坐下来演奏的时候，就会把枪拿出来，放到钢琴上。哈里·克罗斯比1929年12月用来杀死自己和情妇的那把点二五口径的比利时左轮手枪，侧面刻有太阳的标志。一年前，在向黛多（D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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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奥帕特拉、苏格拉底、莫迪利亚尼和梵高等人致敬的时候，他曾许诺很快就会“为了重生而与那位叫作‘死亡’的忧郁女奴享受性爱的高潮”。他渴望“爆炸……化作太阳的狂暴，化作太阳的疯狂，化作太阳女神炽热的金色双臂和炽热的金色双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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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并不会使雷马克变得成熟，也不会缓解他长期的焦虑。活力四射的瓦尔德克伯爵夫人（Countess Waldeck）——以前叫罗西·格拉芬贝格（Rosie Gräfenberg），1929～1930年是弗朗茨·乌尔施泰因（Franz Ullstein）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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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春风得意的年轻作家后来说过这样的话：

雷马克当时30多岁，长着俊秀的娃娃脸，嘴唇线条柔和，带有挑衅的意味。乌尔施泰因兄弟觉得他有点难伺候。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雷马克差点拒绝公司为了表达谢意而送给他的汽车，因为它没有行李箱，而在他看来，那是应该放在行李架上的。我自己倒认为雷马克身上诸如此类的特点是孩子气的、讨人喜欢的；他希望玩具跟他想象的一模一样。他是个很努力的人，经常把自己在房间里一关就是十七个小时，而且房间里连把躺椅都不准放，觉得那容易使人有偷懒的想法。工作这么努力，让他对自己感到非常难过。雷马克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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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

雷马克说他写好的手稿在抽屉里放了六个月。实际上，有可能只是放了两三个月。要让他的雇主舍尔公司——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右翼民族主义媒体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出版这部作品，那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雷马克最后找到了德国当时出版文学类图书最有名的S.菲舍尔出版社，但萨穆埃尔·菲舍尔（Samuel Fischer）依然认为战争类图书的销路不好，结果把稿子推掉了。

有熟人告诉雷马克说，弗朗茨·乌尔施泰因倒觉得现在是出版战争类图书的好时候。雷马克便到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去碰碰运气。在那里，书稿被交给了不同的编辑。马克斯·克雷尔（Max Krell）被“那种不同寻常的口气吸引住了”；创作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战争老兵的齐里尔·佐施卡（Cyril Soschka）认为，它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它向人们讲述了“战争的真相”——这一说法将成为该书所引发的主要争议之一；蒙蒂·雅各布斯（Monty Jacobs），乌尔施泰因旗下《福斯报》的专栏编辑，同意以连载的方式发表这部小说。乌尔施泰因兄弟对这本书非常有信心，于是，在经营这家大型书报出版企业的五兄弟之一弗朗茨·乌尔施泰因的领导下，他们不惜投入巨资，大张旗鼓地做起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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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对雷马克小说的反应一开始就非常热烈，而且不仅是在德国，在它的英文和法文译本出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德国，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为乌尔施泰因兄弟旗下发行量很大的《柏林画刊》（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
）写了第一篇书评，把《西线无战事》称为“战争日记”。人们津津乐道的一点是，他们觉得，雷马克对人们关于战争反应的描写，既坦率又合乎人性，对人在苦难中的尊严的描述也令人同情。“最伟大的战争小说”是当时书评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说法。它“圣洁的冷静”将有助于“为我们这一代人恢复名誉”[受人尊敬的德国著名批评家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Axel Eggebrecht）预言说]。老兵、诗人兼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为雷马克的书欢呼，说它是“普通士兵的圣经”——这样的评价带有宗教色彩，而它在评论中还将经常地、反复地出现。“它如福音一般掠过德国，”里德写道，“而且肯定还会掠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事件在文学中首次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表达。”他还说，到当时为止，他已经把雷马克的书读了“六七遍”。一位美国人对它“极度简洁”的特点大加赞赏，说它是“这十年当中最伟大的书”。“我很乐意看到它卖出100万册。”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最后说。哲学家、神学家兼历史学家达尼埃尔-罗普斯（Daniel-Rops）在瑞士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它是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那本书”。在一开始就对该书非常感兴趣的人当中，还包括文坛的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伯恩哈德·克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G.洛斯·迪金森，以及亨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有几个人还建议给雷马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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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最初的书评中，尖锐的批评很少，人们几乎全都认为该书描述了“战争的真相”，或者像伦敦《星期日纪事报》（Sunday Chronicle
）所说，“关于世上最大噩梦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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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话说得这么满、这么绝，认定书中讲的就是“真相”，这说明雷马克触到了人们的痛处，说明很多人都有着和他一样的挫败感，战后的挫败感。小说的口气和早期书评的口气非常相似。

但是，大家几乎都在说的那种“真相”到底是什么？难道那场战争是没来由的虚无主义的杀戮吗？难道战争中身处前线的参与者和主要的受害者连一点儿目的意识也没有吗？简单点说，难道那场战争就白打了吗？很少有人说得那么直白，但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与各自治领一些地方的左翼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此时都倾向于认为，那次战争是欧洲的一场悲剧性的、徒劳无益的内战，本来是没有必要发生的。

不过，随着1929年春季和夏季销量的不断攀升，反对力量也开始集结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反对的声音就和当初支持者的声音一样强烈。左翼共产党人嘲笑说，该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贫乏的集中体现：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社会混乱的真正根源，便在看待战争的时候乞灵于感伤和惋惜，以赚取人们的眼泪。该书被看作所谓的“西方的没落”心态的极好例证。

[28]

对于政治谱系的另一端即右翼保守派而言，雷马克的作品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战后保守主义的整体意义——基于复兴传统价值观的观念。在各参战国的保守主义者眼中，那次战争固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它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要是现在觉得那场战争是件荒唐的事情，那保守主义作为一套信念也就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将《西线无战事》当作蓄意“商业化的惨状和污秽”，当作堕落心灵的产物而加以拒斥。堕落的心灵不可能站在比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惨状更高的地方，不可能看到“涉及永恒的问题”，看到观念之宏伟、牺牲之美丽以及集体目的之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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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这部小说的时候常常走到一起，他们的理由很多是相同的，但也存在一个根本区别。法西斯主义者神圣化的，与其说是战争的目的，不如说是战争的“经历”，是战争的本质，它的直观性，它的悲剧性，它振奋人心的作用，它除了用神秘的、超自然的言辞之外便完全无法描述的特性。战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让法西斯主义有了意义。因此，任何认为那场战争是无意义的说法，都是对这种形式的极端思潮的存在本身的诋毁。正是在这里，在极右翼，集中了反对雷马克，反对整波所谓负面的战争书籍、电影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力量。

无论是传统主义者还是右翼极端主义者，都对他们认为是对战争经历的完全片面的描述怒不可遏。他们反对小说中使用的语言，反对令人恐怖的场景，反对经常提到身体的机能，尤其是反对一群快活的士兵蹲战地厕所的那一幕。实际上，美国出版商，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公司，就在“每月新书俱乐部”的坚持下，把蹲厕所那一段删掉了，把在医院里做爱的那一段也删掉了，而A.W.惠恩（A. W. Wheen）的英国版则把某些用语和说法改得婉转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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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版中保留下来的厕所那一段，惹得许多英国批评家喋喋不休。他们开始把雷马克称为战争小说家中的“厕所派”领袖。1929年11月，《伦敦水星月刊》（The London Mercury
）感到有必要就该流派发表社论。

“批评，”阿纳托尔·法朗士说过，“是灵魂在众多杰作中的冒险。”灵魂在众多厕所中的冒险并不让人向往。但大致说来，对最近翻译过来的德国小说的批评肯定就是这样……现代的德国人……以为厕所非常有意思。他们对这一乏味的主题着了迷，他们对残酷也着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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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澳大利亚人在发表于《陆军季刊》（The Army Quarterly
）的文章中问道，英国的出版社怎么会出版“不干净的战争书籍”。在他看来，翻译并出版“污秽的外国书籍”是叛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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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势力抨击该书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就是指责它是宣传，至于宣传代表的是和平主义者、协约国还是德国，那要随批评者而定。弗朗茨·冯·利林塔尔（Franz von Lilienthal）在保守的财经日报《柏林交易所报》（Berliner Börsen-Zeitung
）上写道，要是雷马克真的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也要给媒体大亨诺思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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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鼓掌，因为凡是雷马克说的，没有不是诺思克里夫这位宣传老手早就说过的。对德国军方而言，这部小说是“对德国陆军极大的污蔑”，因而是“和平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宣传”。在这件事情上，各国军方都支持这样的观点。192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陆军部把《西线无战事》列为禁书，不允许出现在军队图书馆。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许多保守主义批评家都把这部小说视为德国人在文化领域文过饰非的狡诈伎俩的一部分。1929年在福克斯顿，一位浸礼会牧师在停战周年纪念日的演讲中，对战争题材的通俗小说和戏剧的发展趋势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我想，我在有生之年是不会看我的那些同胞写的书的，它们就跟敌人的宣传人员写的肮脏的作品一样。”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头脑中想到的除了罗伯特·格雷夫斯刚刚出版的《别了，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
）和R.C.谢里夫的《旅程的终点》，肯定还有《西线无战事》。

[34]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G.洛斯·迪金森这位剑桥的人文学者和国际联盟的热情倡导者，就已经预感到雷马克的书有可能遭到这样的攻击。在强烈建议那些“有勇气的、正直的、渴望了解现代战争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的”人都去读一读那本书的同时，他还说：“他们用不着担心德国的宣传。该书远在那一切之上。它是真相，是一个拥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力量的人讲述的，而他却没怎么意识到自己是位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

[35]

但J.C.斯夸尔（J. C. Squire）和《伦敦水星月刊》却不这么看。他们以雷马克和德国其他战争小说家的作品为例反驳说，“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并且还警告说，要注意英国公众当中明显“为德国人伤感”却忽略法国人的倾向。然后，他们突然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这让人想到了战争本身——继续说道：

我们再说一遍……（尽管是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却惯于掩饰事实的）德国人对于欧洲文化的贡献实际上非常小（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到了16世纪还没有皈依基督教）……战争期间，我们夸大过敌人的缺陷，但在和平时期，我们不要夸大他们的优点，尤其是不要不问是非，对敌人显得比对朋友还感兴趣。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俄国人现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野蛮状态，但在音乐和文学领域，他们在19世纪对于文化的贡献要远远超过这几百年来的德国人，更别提笨头笨脑的普鲁士人……我们要尽可能地与德国人和平相处，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去理解他们，但是，我们不要仅仅因为多愁善感就把注意力只放在德国人身上，而冷落了更有教养、更有创造性也更文明的民族。我们要欢迎，尽可能地欢迎来自德国的好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但目前人们往往以为凡是德国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德国什么都了不起”似乎成了出版商和媒体的座右铭——这可真是个奇怪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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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点矛盾的是，当1930年2月刚被任命为图林根州政府内务部长的纳粹分子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禁止《西线无战事》出现在该州学校的时候，宣布该禁令的纳粹报纸评论说：“是时候防止学校受到和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了。”

[37]

对《西线无战事》而言，评论界的褒贬其实跟它的实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西线无战事》更多反映了战后而非战时的想法，所以，对它的评论也更多反映了战后的政治和情感投入。然而，大家都在假装着是在就战争经历的实质进行客观的探讨。评论性的对话比较适合于契诃夫剧中的人物。他们自以为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实际上却是在自说自话。广大公众的反应也差不多。

雷马克的成功，正好处在我们今天看来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交织着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茫然但还在祈求希望，另一种则是把忧虑凝固起来；在那里一方面是“洛迦诺精神”

[38]

和纵情享受表面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的苗头和渐渐深化的民族反省。

1925年以后，在努力缓和国际关系的同时，西方还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浪潮。不过，这种人道主义还只是一种渴望，不是大胆而自信的诉求。1927年，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那部赢得了普利策奖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有人世，有阴间，而爱是桥梁，是唯一可以留存的东西，是唯一的意义。”这里的基调是忧郁、感伤和渴望。两年后的1929年，灾难性的经济萧条使得潜藏的怀疑全都浮出了水面。1920年代的大众文化整体说来多少都充满了迷惘，都在向往日致敬，因为在逝去的年代，个体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战争的回声，就是这种渴望、焦虑和怀疑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所有成功的战争书籍都是从个体而非部队或国家的角度写的。雷马克的书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这就使无名士兵的命运好像是所有人的命运。保罗·博伊默尔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在个体苦难的层面上，战争才有意义。战争是个体体验问题，不是集体阐释问题。它成了艺术问题，不是历史问题。

艺术已经变得比历史还重要。历史属于理性主义时代，属于18世纪，尤其属于19世纪。19世纪对于自己的历史学家充满了敬意。热衷于扩张和融合的资产阶级，特别喜欢阅读和欣赏基佐、米什莱（Jules Michelet）、兰克（Leopold von Ranke）、麦考利和阿克顿（Acton）等人的著作。相反，我们的世纪是个反历史的时代，这其中部分是由于历史学家没能适应自己世纪的见解，但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世纪是一个分裂的而非融合的世纪。结果，心理学家比历史学家受欢迎，而艺术家又比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的任何一方更受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堆积如山的“大战”题材的书籍中，很多让人比较满意的探讨“大战”意义的作品都出自诗人、小说家甚至文学评论家的笔下，职业历史学家的著述总的来说是专门化的和受限制的，而且与文学家的作品相比，它们在引起共鸣和解释的力量方面大多较为逊色。历史学家没能找到符合可怕的现实、符合实际战争体验的解释。1920年代出现的大量官方和非官方的历史著述，公众基本上都没有理会。相反，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读物。它虽然是一部凭想象创作出来的而不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却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人们对于战争意义的再思考。历史学的想象力，就像19世纪许多智识上的努力一样，受到了战争中事态发展的严重挑战，这也导致了该学科随后的自我怀疑。1934年，H.A.L.费希尔（H. A. L. Fisher）在所著《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
）的序言中发出的哀叹，成了我们这个世纪历史学家们最常援引的一段理论文字：

比我聪明和比我有学问的人在历史中看出了情节、节奏和先定的模式。这些协调一致的特点我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的只有波浪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测事件。

[39]

因为受战争激发而创作出来的诗歌、小说以及其他基于想象的作品，能否算得上“伟大的”艺术，现在还有争议。威廉·巴特勒·叶芝在其独具一格的1936年版《牛津现代诗歌选》（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
）中，没有收录威尔弗雷德·欧文、西格弗里德·沙逊、艾弗·格尼（Ivor Gurney）、艾萨克·罗森堡（Isaac Rosenberg）、罗伯特·格雷夫斯、赫伯特·里德等人的诗歌，理由是不能把消极的苦难作为伟大诗歌的内容，伟大的诗歌必须具备道德的眼光。不过，他是在把自己作为批评家的眼光强加给大众，而后者的感受却并非如此。战争过去十年了，面对在战争的回声中出现的大量战争小说，《晨邮报》（Morning Post
）在社论中感叹说：“如实描写一切的、有关‘大战’的伟大小说，还没有写出来。”

[40]

能够解释一切的、伟大的战争小说，是1920年代甚至1930年代知识分子始终幻想的东西。莫特拉姆的《西班牙农庄》（Spanish Farm
）三部曲、汤姆林森的《我们昨日的一切》（All Our Yesterdays
）、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
），以及风格不同但意图相似的雷恩的《战争》（Krieg
）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拿这几部作品来说，都是出于这种挑战和追求。“10万个小人物的证言，”安德烈·泰里夫（André Thérive）1929年12月在《时报》（Le Temps
）上写道，“也赶不上一个伟大的人所构思的半虚构作品的价值。”

[41]

这种态度，即艺术可能比历史更忠实于生活，可以说并不新鲜，但它之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像现在这样占据事实上的主导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期间，法英士兵成了“前沿”人物，与战前的先锋派以及整个德国文化成了一体；他们是体验过真正生存极限的人，是见识过无人区和目睹过战争惨状及创痛的人，是因为使其成为英雄的经历本身而生活在体面与道德的边缘的人。由于战后并没有出现战时宣传所承诺的大解决，战争的整个社会意义，即责任与德瓦尔的内容，就开始显得空洞起来。既然战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后果永远也无法证明为之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情感代价——是值得的，那么幻灭就不可避免，士兵们就会在战后世界中逃避社会活动和社会责任。就连老兵组织也只有少数人想到要加入。能够把自己的异化感清楚表达出来的人虽然相对来说很少，但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20年代末的英国，30岁至34岁的失业者当中，80%是退伍士兵。老兵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也很惊人。“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战争一代在内省的时候，”T. E.劳伦斯说，“无法回避他们正在绽放的自我。”奥尔丁顿谈论的是退伍士兵难以自拔的“自我囚笼”，而格雷夫斯写的是自己的“笼中难友”。

[42]

不过，退伍士兵虽然饱受神经衰落和阳痿的折磨，但他们认识到，战争——用若泽·热尔曼的话说——是“整个人类历史颤动的中轴线”。

[43]

要是战争整体来说没有任何客观的意义，那所有的人类历史就被全都叠缩成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总和。历史是个人的梦魇，或像达达主义者坚称的那样，是个人的精神错乱，而不是社会性的经验，不是可基于文献加以描述的现实。这让人再次想起尼采在其精神彻底崩溃之前说过的话，他是“历史上所有的名”。

一个人曾经身处风暴眼，到头来却一事无成，那种压力是让人极为痛苦的。由此往往会引起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拒斥，甚至同时包括对感性自我的拒斥。这样一来，就会只剩下梦幻和神经官能症——一个弥漫着否定论的充满幻觉的世界。幻想成了行动的主要动力，而忧郁则成了普遍的心绪。我们生活在一个忧郁的时代……一切都搞砸了。什么？整个世界……外面天气晴朗。让我们到墓地那儿吧。卡罗尔·卡斯泰尔斯（Carroll Carstairs）在其1930年的《失踪的一代》中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这是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从巴黎给我送来的树莓果酱现在全都吃掉了。”

[44]

对士兵来说是那么回事的，对平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却并没有那么真切和辛酸。拥挤的夜总会，疯狂的舞会，赌博、酗酒和自杀现象的暴增，对飞行、电影以及电影明星的迷恋，这些趋势在大众层面表现得也一样。这是一种朝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当然，资产阶级的欧洲试图“重塑”自己，但那只能是表面的。现代的特征已然形成；先锋派赢了。“敌对文化”

[45]

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讽刺和焦虑成了风格和基调。“战争在撕裂我们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我们。”马克·博阿松在1915年7月写道。十五年后，文化史学家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断言：“历史并不存在。”

[46]

对大众而言，《西线无战事》抓住了当时同样也体现在“高雅艺术”中的一些直觉的东西。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也把历史叠缩成个体经验。集体性的现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唯有个体的反应，唯有梦和神话，而那些梦和神话也都已失去它们与社会习俗的关联。

在《西线无战事》中描写的饱受折磨和屈辱的德国前线士兵身上——也可以把他想象成汤米、普瓦利或美国步兵（doughboy）——公众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匿名性和对于安全的渴望。当时有少数批评家察觉到这一点。“该书的影响实际上源自，”一位德国评论者写道，“德国人民对其遭遇的极度失望。读者往往会觉得，那本书发现了我们所有苦难的根源。”

[47]

一位美国人写道：“在雷马克那里，时代的情绪终于迸发出来。”

[48]

《西线无战事》似乎汇集了战后世界所表现出的整个现代冲动：祈求与绝望、梦想与混乱、希望与荒芜的混合物。

这个总主题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在德国，紧张的政治局势在1925年之后明显趋于缓和，这从1928年5月全国选举的投票率为整个魏玛时期最低就可以看出，那也是1924年12月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1928年6月组建的政府是名副其实的“大联合”，既包括在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也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温和派右翼人民党。这届政府在和解的气氛中运转起来。不过，它在1930年5月倒台了，成了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的牺牲品。

1929年乃是关键的一年。经济形势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十周年之际急剧恶化，这样的巧合是个不祥之兆。战争赔款成了众矢之的。报业大亨兼右翼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发动全民公投，反对协约国的新赔款方案“杨格计划”

[49]

，并将阿道夫·希特勒接纳到自己的阵营。右翼势力向共和国发起新的攻势，把德国在经济上再次陷入困境归咎于苛刻的和平方案，归咎于协约国的贪得无厌。为抗议“战争罪谎言”而举行的公开示威活动在1929年年初愈演愈烈，并在6月达到高潮，当时有大量的群众集会。政府宣布6月28日——和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为全国哀悼日。雷马克当时既可以利用残余的温和的政治气氛，又可以利用战争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雷马克把自己的迷惘归咎于战争；德国公众也认为自己的苦难是那场战争直接遗留的问题。《西线无战事》实际上助长了德国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一种意识，即那是他们陷入困境的根源。

雷马克把德国前线士兵描写成竭力想保住一点儿做人的尊严的可怜的、任人摆布的小卒，这在英国赢得了同情，因为那里的经济形势在1928年年底开始急转直下，而失业也成了1929年春季选战的中心议题。到1920年代末，英国舆论对德国的印象已经好转。法国人在1920年代初的睚眦必报以及后来的“洛迦诺精神”让英国人疏远法国人，并和德国人亲近起来。“在外交事务上，英国政治的心理剧就是，我们更喜欢德国人，不太喜欢法国人，”《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思忖道，“但是，对于前者，我们有过冲突，而对于后者，我们是不得已才结成伙伴的。”然而，就连与法国的这种伙伴关系也受到某些方面人士的质疑。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的密友J.C.C.戴维森（J. C. C. Davidson）在说到不和法国走得太近的好处时认为，法国是个“思想褊狭而且极度自私的”民族，“其人口正在下降，其做事的方式也跟我们很不协调”。道格拉斯·戈德林（Douglas Goldring）——他把自己说成“老牌的自由意志论者和身上没有托利党人那种顽固的保守天性的英国人”——暗示说，英国的政治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任何一个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理解过去的有头脑的大学生大概都会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那时候参战是个大错……我这一代人，”他最后说，“在1914年，被长辈给出卖、欺骗、利用和扼杀了。”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其写于1929年春夏的回忆录《别了，那一切》中，觉得引用埃德蒙·布伦登的话比较合适：“对我来说，不管怎样都不会再有战争了！除非是去打法国人。要是和他们开战，我会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

[50]

在英法的同盟关系中，猜忌和鄙视的暗流当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法国人在1920年代时相信，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主要还是靠他们；英国人的贡献从来就不能和法国人的相提并论。怎么可能相提并论？法国人守住了西线四分之三的防线。再说，英国人的关切一向是在海外，而不是在欧洲。即便是战争期间，法国人也经常指责英国人，说他们要等到别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才会投入战斗。霞飞在1915年谈到过英国人：“我从来不让他们单独去守卫防线，因为他们会被突破。只有当他们有我们顶住的时候，我才会相信他们。”1917年6月兵变期间，有人听到法国的士兵说：“我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让德国佬站到我们这边，帮我们把英国人赶出去”。到了1922年，甚至在鲁尔危机之前——当时英国人在赔偿问题上，没有支持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对德国人采取的惩罚性措施——曾担任过法国派驻英国军队专员的于盖将军（General Huguet）竟然说英国是“敌国”。

[51]

这十年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法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所以，法国人虽然总的来说对雷马克小说的反应较为平静，但他们还是被那本书吸引了，因为它描写的是作为主要交战方的法德士兵地狱般的共同经历。也许普瓦利和博什并不是不共戴天的。《西线无战事》法文译本的成功，使得大量战争题材的德国作品被译成法文，而英国的战争书籍则至少在战争回声的最初阶段，适时地被法国出版商忽略了。

[52]

外国读者认为，他们通过《西线无战事》取得的重大发现是，德国士兵的战争经历和其他国家的士兵的战争经历实质上没什么两样。国内战线为战争披上的情感装饰一旦被扯碎之后，德国士兵似乎也不想再打。雷马克的小说对于消除认为德国人“古怪”和不能相信的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西线无战事》还在大众层面推动了历史修正派想在学术和政治层面做到的事情，即认为德国人集体犯有战争罪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但在这方面，“艺术”显然比“历史”更管用。雷马克一个人做的，要超过欧美所有修正派历史学家所做的总和。

最喜欢读《西线无战事》的是哪些人？总的来说，老兵和年轻人似乎是战争书籍最热心的读者。到1920年代末，退伍士兵对战后社会的幻灭已变成对所谓和平的鄙视与谩骂，而且不仅是在战败国，在战胜国也一样。《西线无战事》以及其他以“醒悟”——就如C.E.蒙塔古（C. E. Montague）

[53]

早先尝试这类写作时实际冠以的名称——为主题的战争书籍，赢得了满怀怨恨和悲伤的老兵们的喝彩。不过，老兵的公开指责也常有。他们认为《西线无战事》的精神和成功是导致战后世界分裂的那种顽症的表现，是背叛了一代人及其希望的那种精神的表现。究竟平衡点在哪儿，现在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老兵们对于用文学的形式进行抗议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在战后的遭遇为基础的。战争所承诺的愿景在那十年已经消失了，而他们是在对此做出回应。

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自然会对那场战争感到好奇。很多评论者指出，在前线死里逃生的父辈哪怕是和自己的家人也不愿谈论他们的经历，这就是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的缘故——他们希望了解这种沉默的真相。还有，由于是在被当作英雄的父辈们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十分想了解那场战争中“负面的”东西。醒悟文学提供了一幅不那么严肃，但更有人情味因而也更有趣的勇士兼父亲的肖像。

[54]

1930年1月，杜塞尔多夫的高中生就最喜爱的作家进行了非正式投票，雷马克名列榜首，超过了歌德、席勒、高尔斯华绥、德莱塞以及埃德加·华莱士。不过，这不算什么，因为在学生的投票中，与战争日记及回忆录相比，经济类著作引起的兴趣最大。

[55]

很显然，在遭受萧条之苦的德国，学生们对于战壕中的惨状以及死亡的强烈兴趣，是和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有关的。年轻人往往会把不确定的就业前景归咎于那场战争。

“真正的战争”在1918年就不复存在了。在那以后，它就被伪装成记忆的想象吞噬了。对许多人来说，那场战争之所以在事后看来荒诞不经，并不是因为战争的经历本身，而是因为战后的遭遇无法证明那场战争的合理性。对其他人而言，同样的逻辑把战争变成了终极体验，而这还是事后的看法。1931年，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写道：“美国不是被死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壕里的德国士兵征服的，而是被死在德国人书籍里的德国士兵征服的。”

[56]

他这样写就是在暗示那种蜕变的过程。那场战争曾经让很多人转向内心，而战争带来的后果加快了转向的速度。

与许多热心读者的说法相反，《西线无战事》写的并不是“那场战争的真相”；它写的首先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在1928年的真相。但他的批评者大多也一样，没有更接近于他们所说的“真相”。他们表达的只是自己努力的基调。雷马克利用了那场战争；他的批评者和公众也一样。到最后，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会把那场战争利用得最彻底、最成功。1920年代末的战争回声，与其说是真的对那场战争感兴趣，不如说是一种复杂的国际性的自我怜悯。

用云彩变戏法的人

哈特·克兰为哈里·克罗斯比写的挽诗当时就叫《用云彩变戏法的人》（The Cloud Juggler
）。这个说法也适合于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克罗斯比是真的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响了扳机，雷马克则是在比喻意义上也那样做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这幅矛盾画面——充满生气的受难者，在毁灭面前的挣扎、抽搐、哀求和诅咒——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两人。对他们而言，艺术已经变得高于生活。生活从属于艺术。

在《西线无战事》之后，雷马克写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和崩溃与死亡有关，而他写的几乎所有东西又都在国际上获得了成功。

由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为环球电影公司执导并于1930年5月上映的电影版《西线无战事》是部优秀的作品。它受到的好评如潮，并在纽约、巴黎和伦敦的各大影院上映。它还作为1930年的最佳影片获得了象征好莱坞最高荣誉的学院奖。但在柏林，该电影有几次放映都遭到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手下纳粹流氓的捣乱，并在12月被禁止上映。这表面上是因为它诋毁德国的形象，实际上是由于它所引发的争议威胁到了德国国内的安全和秩序。

[57]

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的1933年5月10日，雷马克的作品成了柏林大学以“在政治和道德上反德意志”之名而被象征性地焚毁的书籍之一。“打倒背叛‘大战’士兵的文学！”一名纳粹学生高喊。“以教育我们人民养成英勇的战斗精神的名义，我判处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作品火刑。”

[58]

1933年11月20日，柏林警方根据2月4日的总统令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查扣了3 411本《西线无战事》，而总统令的起草据说是“为了保护德国人民”。12月，盖世太保下令销毁这些被查扣的书籍。

[59]

5月15日，在那次战争中还是毛头小子的戈培尔对德国图书协会的代表们说，德国人民不是为书籍服务的，书籍是要为德国人民服务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了德意志的灵魂，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整体。

[60]

1930年，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曾在瑞士寻求庇护。在长期旅居纽约和好莱坞之后，他又回来了，并于1970年在那里，在他山间的静居之所溘然长逝——俊美依旧，抑郁依旧。

[1]
Nouvelles littéraires
，October 25，1930.

[2]
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June 10，1930，540； Die Literatur
，31（1928-29），652； Publisher's Weekly
，September 21，1929，1332； Daily Herald
，November 23，1929.

[3]
Friedrich Fuchs，Das Hochland
，2（1929） 217.

[4]
John Middleton Murry，Between Two Worlds
（London，1935），65.

[5]
内阁会议记录，1930年12月19日，Reichskanzlei files，R431/1447，383，Bundesarchiv Koblenz（hereafter BAK）。

[6]
Peter Kropp，Endlich Klarheit über Remarque und sein Buch
“Im Westen nichts Neues”
（Hamm i. W.，1930），9-14.

[7]
面向上流社会的英国杂志，创刊于1901年，内容以时尚为主。——译者注

[8]
Der Spiegel
，January 9，1952，25.

[9]
D. A. Prater，European of Yesterday： A Biography of Stefan Zweig
（Oxford，1972），140.

[10]
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的采访，Die Literarische Welt
，June 14，1929。

[11]
Sport im Bild
，June 8，1928.

[12]
Sport im Bild
，July 20，1928.

[13]
对于引文，我所采用的是A. W. 惠恩的译本（London，1929）。惠恩本人就是那场战争中的老兵；参见R. Church，The Spectator
，142（April 20，1929），624。

[14]
古代腓尼基人和迦南人崇拜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者注

[15]
例如，汉纳·哈夫克斯布林克（Hanna Hafkesbrink）就说《西线无战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战争回忆录”；参见 Unknown Germany： An Inner Chronic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ased on Letters and Diaries
（New Haven，Conn.，1948），ix。

[16]
有关这类批评，参见Jean Norton Cru， Témoins
，80； 以及 Cyril Falls，War Books
（London，1930），x-xi，294。

[17]
为英国退伍军人提供帮助的慈善组织。——译者注

[18]
E. M. Remarque and Gen. Sir Ian Hamilton，“The End Of War？” Life and Letters
，3（1929），405-406.

[19]
Time
，March 24，1961，见其对《天道无亲》（Heaven Has No Favorites
）的评论（《天道无亲》是雷马克在1959年发表的小说。——译者注）。

[20]
Michel Tournier，Le vent Paraclet
（Paris，1977），166.

[21]
传说中迦太基的创立者和首位女王，因失恋而自杀。——译者注

[22]
Harry Crosby，“Hail： Death！” Transition
，14（1928），169-70.

[23]
这里是指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女作家罗西·戈尔德施密特（Rosie Goldschmidt，1898～1982）。她有过几任丈夫，分别是恩斯特·格拉芬贝格（Ernst Gräfenberg）、弗朗茨·乌尔施泰因以及瓦尔德克伯爵，所以她的名字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译者注

[24]
R[osie] G[räfenberg]，Prelude to the Past
（New York，1934），320-21.

[25]
关于雷马克和《西线无战事》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向48家出版社投过稿。参见1970年9月20日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
）上刊登的讣告。有关出版情况，参见Peter de Mendelssohn，S. Fischer und sei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70），1114-18；Max Krell，Das gab es alles einmal
（Frankfurt am Main，1961），159-60；海因茨·乌尔施泰因的说法见其1962年6月15日在德新社（dpa）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在1962年7月9日给《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的信；还有乌尔施泰因公司的雇员卡尔·约迪克（Carl Jödicke）的看法，参见其未公开发表的“Dokumente und Aufzeichnungen”（F501），40，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26]
Carl Zuckmayer，Als wär's ein Stück von mir
，359-60； Axel Eggebrecht，Die Weltbühne
，February 5，1929，212； Herbert Read，“A Lost Generation，” The Nation ＆ Athenaeum
，April 27，1929，116； Christopher Morley，The Saturday Review
，April 20，1929，909； Daniel-Rops，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Revue de Genève
，1929，II，510-11.

[27]
转引自The Saturday Review
，June 1，1929，1075。

[28]
参见安特科维亚克对共产党人书评的综述，见于Pawel Toper and Alfred Antkowiak，Ludwig Renn，Erich Maria Remarque： Leben und Werk
（[East] Berlin，1965）。

[29]
Freiherr von der Goltz，Deutsche Wehr
，October 10，1929，270； Valentine Williams，Morning Post
，February 11，1930； The London Mercury
，21（ January 1930），238； 以及Deutschlands Erneuerung
，13（1929），230。

[30]
参见有关报道，New York Times
，May 31，June 1，July 14，July 29，1929。

[31]
The London Mercury
，21（November 1929），1.

[32]
The Army Quarterly
，20（ July 1930），373-75.

[33]
英国报业和出版业巨头。——译者注

[34]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June 9，1929；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1929； Daily Herald
，November 12，1929.

[35]
The Cambridge Review
，May 3，1929，412.

[36]
The London Mercury
，21（ January 1930），194-95.

[37]
相关报道见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1930。

[38]
1925年，德国与英、法、比、意等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签订了旨在保证西欧和平的《洛迦诺公约》。——译者注

[39]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3 vols.（London，1935），I：vii.

[40]
“War Novels，” Morning Post
，April 8，1930.

[41]
André Thérive，“Les Livres，” Le Temps
，December 27，1929.

[42]
Robert Wohl，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Mass.，1979），120； A. C. Ward，The Nineteen-Twenties
（London，1930），xii； Robert Graves，“The Marmosite's Miscellany，” Poems（1914-26）
（London，1927），191.

[43]
若泽·热尔曼所作的序，见Maurice d'Hartoy，La Génération du feu
（Paris，1923），xi。

[44]
Carroll Carstairs，A Generation Missing
（London，1930），208.

[45]
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主流相对立的思想倾向。——译者注

[46]
信，1915年7月2日，Boasson，Au Soir
，12； Egon Friedell，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C. F. Atkinson（New York，1954），III：467。

[47]
W. Müller Scheld， Im Westen nichts Neues—eine Täuschung
（Idstein，1929），6.

[48]
Commonweal
，May 27，1931，90.

[49]
该计划由美国人欧文·D.杨格（Owen D. Young）提出。——译者注

[50]
The Fortnightly Review
，October 1，1930，527； Davidson，见John C. Cairns，“A Nation of Shopkeepers in Search of a Suitable France： 1919-4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1974），728； Douglas Goldring，Pacifists in Peace and War
（London，1932），12，18； Graves，Goodbye
，240。

[51]
霞飞语，见Marc Ferro，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Paris，1969），239； Pedroncini，Les Mutineries
，177； General Huguet，L'Intervention militaire britannique en 1914
（Paris，1928），231。

[52]
参见勒内·拉卢（René Lalou）在一篇导言中所说的话。见R. H. Mottram，La Ferme espagnole
，trans. M. Dou-Desportes（Paris，1930），i-iv。

[53]
英国作家兼记者，曾做过《曼彻斯特卫报》的评论员和编辑。大战爆发前他对战争持反对态度，但在战争爆发后，他抱着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想法转而支持战争。1914年，47岁的蒙塔古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黑，报名参加了英国军队。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以强烈的反战态度从事写作，并于1922年出版了有关大战的文集《醒悟》（Disenchantment
）。——译者注

[54]
Isherwood，Lions and Shadows
，73-76，以及他的Kathleen and Frank
，356-63； 以及Jean Dutourd，Les Taxis de la Marne
（Paris，1956），189-93。

[55]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1930.

[56]
William Faulkner，The New Republic
，May 20，1931，23-24.

[57]
参见 “War，Memory，and Politics： The Fate of the Film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1（March 1980），60-82。

[58]
Henry C. Meyer（ed.），The Long Generation
（New York，1973），221.

[59]
参见柏林警察局长与国家秘密警察局的通信，1933年12月4日和6日，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files，R58/933，198-99，BAK。

[60]
Wolff 'sche Telegraphen Büro report，May 15，1933，见Neue Reichskanzlei files，R43II/479，4-5，BAK。

十 无尽的春天

那场战争在我们的心头留下了它的印记。它在我们周围制造的种种惨状，野蛮的肉搏，弹片横飞的前线，还有凡尔登火光冲天的夜晚，所有这一切，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自己子孙的眼中再次见到。

皮埃尔·德·马泽诺，1922年

我早就意识到，演员和艺人常常抱有这类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我只好不时地告诫他们，让他们回到现实中。

阿道夫·希特勒，1942年

我们强烈抗议[外国]媒体现在竟然指责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使欧洲陷入这种可怕的灾难。不去谴责谋杀者，反而怪罪被谋杀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伎俩……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此疯狂，致使人类的理性一钱不值。理性无话可说。

约瑟夫·戈培尔，1945年3月16日和4月1日

德意志，醒来了！

柏林，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

快到上午十一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在内阁的11名部长中，只有2人是纳粹党员：威廉·弗里克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在上一次，也就是11月的全国选举中，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并在国会保住了自己第一大党的位置。

尽管在立法机构中属于少数派，但希特勒及其支持者还是把他们获得的权力和职位视为十四年奋斗的最终胜利。那十四年——照他们后来的说法叫奋斗时期——他们多数时候在政治上都得不到承认。“民族复兴”开始了。那种气氛让纳粹分子欣喜若狂。希特勒的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在那天的日记中喜气洋洋地写道：“就像做梦一样……大局已定。德国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的民族爆发了！德意志醒来了！……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德国革命开始了。”

[1]

不过，30日早晨可没有时间写日记。戈培尔是个像苦行僧一样忙个不停的人。他迅速着手组织，要在当晚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褐衫军和黑衫军，也就是冲锋队和党卫队，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他们队伍的，还有和德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关系密切的准军事组织“钢盔团”的成员。之所以要请“钢盔团”助阵，是因为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堡以及其他右翼分子也加入了政府。从周边地区集中起来并向柏林进发的大约有2.5万人。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经菩提树下大街然后沿威廉大街走过总理府。从晚上七点开始，即冬季夜幕降临之后，他们游行了五个小时，并且唱着自己的战歌：老顽固在发抖……今天的德意志，明天的全世界。

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从他办公室旁走过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一排排全是人。长靴、鼓声、歌声、火光，还有节奏。路两边站满了人。无限的热情。两位电台记者在描述事态发展时显得非常激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他们告诉自己的听众。

阿道夫·希特勒站在窗口……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注视着正在觉醒的德意志，注视着在他面前接受检阅的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人民，不论他们是脑力还是体力劳动者——所有的阶级差别都消失了……多么美妙的景象，相似的一幕我们是不会很快再见到的！那一只只举起的手臂，那一声声的“嗨尔”……我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暂且有个印象，暂且有一点点了解的是，这伟大的场面，这无比伟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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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走过这些街道的哈里·格拉夫·凯斯勒，注意到有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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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多一点之后就有了结果。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说过，用不了十年，柏林就会变得没人能认得出来。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他预言柏林很快将成为世界之都。到1945年，柏林让人认不出来了，它变成了欧洲危机，实际上也是西方世界总危机的象征：满目疮痍，一片断壁残垣。到战争结束，德国人在空袭中每向英国投掷一吨炸弹，盟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就向德国扔下315吨。

在这部于1945年5月结束的戏剧中，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把“空袭柏林”看作“重头戏”。“那种非同寻常的景象，看过的人有谁能忘得了？”第一印象是，那里就像月球表面一样，一片荒芜，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恶臭。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人们就像獾一样在废墟中掘洞并活了下来。这些人是“被解放的柏林市民”。“所有这一切，”马格里奇问自己，“难道算是我们实现了战争的目的？……难道它就代表善战胜了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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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的英、美、苏士兵并没有这样的疑问。他们看到的不是大堆大堆的废墟，而是大堆大堆的尸体——堆得高高的枯瘦肢体横七竖八，就像胡乱砍下的柴垛。焚尸炉还在冒烟。斑疹伤寒也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人们也慢慢地出来了，迎接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看起来就像来自别的星球的怪物，奇形怪状，骨瘦如柴，刺有文身，走起路来就像是用某种可怕的想象力设计出的机械玩偶。那场面就如同冥府突然洞开，里面的幽灵全都跑了出来。

纳粹暴行的规模逐渐浮出了水面。伤亡数量令人震惊：数百万犹太人，数百万外国劳工、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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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志不坚定者。奥斯维辛也成了西方精神的象征。对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来说，奥斯维辛之后，诗便不再可能。言词，到当时为止一直是西方人感受力和理性主义的主要工具，现在已经不管用了，或者不合适了。对许多人来说，沉默似乎是唯一合适的反应。

盟军在1945年揭开的那一幕幕景象并不是1933年年初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国家社会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两种现代主义冲动杂交后的又一产物。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还是一种文化爆发。它不是由少数人强加的；它是在很多人当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典型的世俗理想主义。它在强烈的生存危机感的推动下，没有给谦卑和谦逊留下一点点余地，实际上也没有给现实留下一点点余地。边界和限制变得毫无意义。到头来，这种理想主义完成了它的循环，突然自噬其尾，开始吃人了。起初是理想主义，最后却变成虚无主义。起初受人赞美，最后却变成苦难的根源。起初以为是生，最后却成了死。

对于纳粹主义，许多解释往往把它说成反动的运动——用托马斯·曼的话说，是“复古癖的大爆发”——想把德意志变成由茅舍和幸福的农民构成的田园牧歌式的民族共同体。与该说法相反，这场运动虽然带有一些古风，但其要旨实际上却是未来主义的。纳粹主义一头扎进未来，迈向“勇敢的新世界”。当然，纳粹主义充分利用了保守的和乌托邦的残余渴望，向那些罗曼蒂克的幻想致敬，并从德意志的过去捡起了它的意识形态装饰，但是依照它自己的标准，它的目标却显然是进步的。它不是双面雅努斯，可以对过去和未来保持同等的关注；它也不是现代的普洛透斯，那善变的神灵，可以复制先前存在的种种形式。这场运动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而由新人类又会产生新道德和新社会制度，最终还有新国际秩序。实际上，那也是所有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目标。在访问了意大利并会见了墨索里尼之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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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法西斯主义“不仅造就了新的政府体制，还有新型的人，这些人就像来自别的星球，他们和旧世界的政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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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说起这些来也是一套一套的。他说，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它不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是一种渴望，重新创造人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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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或许首先和对自我的爱有关，但不是现实的自我，而是反映在镜中的自我。这种自恋被投射到政治运动中，并最终把整个国家都卷了进去。镜中的映像，也就是纳粹对于自身的想象，即为神话：金发碧眼，如同克虏伯钢铁一般坚强，永远年轻，拥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尽管在神话的背后，完全不能用传统的语言来定义自我。然而在这种自恋情结中，存在成了与美学有关的事情，成了把生活变成一件美的事物的事情——不是正当的，也不是善的，而是美的。当瓦尔特·本雅明说法西斯主义是“政治的审美化”时，他便指出了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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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西斯主义不只是要让政治审美化，它还要让整个存在审美化。“普普通通的德国人都必须是美的。”有句纳粹口号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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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是一种企图，企图用美丽的谎言欺骗德意志民族，欺骗全世界。不过，美丽的谎言也是庸俗艺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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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艺术是某种形式的虚构和欺骗。它是日常现实的替代性选择，若是没有它，日常现实就会在精神上显得空虚。它代表着“乐趣”和“兴奋”、能量和大场面，尤其是“美”。庸俗艺术用美学取代了道德。庸俗艺术是死神的面具。

纳粹主义是庸俗艺术的终极表现，是让人的思想麻木得无法正常思考的致命征兆的终极表现。和庸俗艺术一样，纳粹主义也披着生的外衣，可这两者实际上都是死。第三帝国是“庸俗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混淆了生活和艺术、现实和神话的关系，他们认为存在的目的只是肯定，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困难、也不需要洞察力的肯定。他们的鉴赏力植根在浅薄、虚假、剽窃和伪造中。他们的艺术植根在丑陋中。他们吸收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先锋派以及“大战”时期德意志民族的理想——虽然没有吸收它们的形式——并借助于技术，即那面镜子，使这些理想合乎他们自己的目的。德意志，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个取得过现代人众多最伟大文化成就的国度，在第三帝国时期，成了法官和刽子手的国度，成了庸俗艺术和虚无主义的化身。

受难的英雄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似乎充满了辛酸和失意，还有渐渐萌生的恐惧。1907年和1908年，他作为一名外省学生，一再尝试着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均被拒之门外。他在奥地利首都过了六年郁郁寡欢的流浪生活，呼吸着那座城市震颤的空气——它的宏伟让人想到的是往日的荣耀而不是未来的希望，它的都市政治中既有中产阶级日渐加剧的疑惧，又有在唯美主义和怨恨心理的奇怪结合中对现实的逃避。他沉浸在艺术和音乐中，梦想着成为自由的精灵，但对于在当权者手中曾经受过的挫折仍然耿耿于怀。当初要是能在个人的艺术事业上取得一点点商业性的成功，那他也许就会像典型的波西米亚人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他们依靠自己的才能、首创精神和意志去反抗当权者，并在反对正统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中谋得生计。1913年，为了寻找机会，他移居到慕尼黑，而在那里，他依旧无所事事，经常混迹于波西米亚人聚居的施瓦宾区的小酒馆和咖啡屋，还有市中心的啤酒馆。

因此，从早年起，希特勒无疑就具备成为“敌对文化”艺术家的气质，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强化了这种气质。他所缺少的只是一点点成为画家或长于描绘的美术家所需具备的禀赋。虽然有些人，比如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画家兼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舞台设计师科登·克雷格，后来声称他的作品表现出相当高的天赋，但时至今日，没有人说那是一个潜在的只是被当权者埋没了的艺术天才。在学校里，希特勒的美术得到的最好成绩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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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艺术家在精神上正是他那样的，正是他自始至终的那样，这一点他至死不疑。只是在后来，他把自己的艺术爱好转变为更广泛的追求。他将会像他说的那样，把政治和生活变成艺术。而正是战争，即“大战”，把一面巨幅的画布展开在他的面前。

像艺术界、知识界以及激进团体的许多人一样，1914年8月的战争爆发，让他感到一下子解放了，摆脱了让人变得愚蠢迟钝的资产阶级的束缚。战争的爆发是重新开始的机会，是可以带来这样或那样革命的手段。可以想象，希特勒也是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为宣战而欢呼的人群中的一员。这样的画面引人注目，意味深长。站在前几排当中的他，一个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没有朋友，没有女人，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此时却两眼放光，脸上流露出喜悦和兴奋的神情。他看上去就像有人突然地而且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告诉他，说维也纳美术学院屡次拒绝他是犯下了大错，说他阿道夫·希特勒在申请入学的时候所提交的，实际上是该学院有史以来收到的最优秀的作品。“对我来说，那几个小时，”他后来宣称，“就像是对我青年时代的痛苦的一种解脱。即便到现在，我也可以毫不羞愧地说，当时我内心激动得不能自已，双膝跪倒在地，感谢上天赐给我好运，让我活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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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他不顾自己奥地利公民的身份，申请加入巴伐利亚军队。第二天便有了答复。他被分配到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1914年，”他说，“我是抱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态度走上前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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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在世上经历的最伟大、最难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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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所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在自己的团里依然比较孤僻，甚至在前线也是如此，而他也宁可独来独往。战友们的国内来信常常多得应接不暇，而他的邮件却少得可怜，就连圣诞节的时候他也没有收到包裹，自己战友的礼物他也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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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充当传令兵，在后方指挥所和前线之间传递信息。传令兵伤亡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在佛兰德斯、阿尔多瓦、香槟和索姆河，而希特勒所在的团，在战争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那些地区——因为他们要经常穿过开阔地，以绕开被水淹没而无法通行的交通壕。他是在1914年10月到达伊普尔前线的。1916年10月，他左腿受伤；停战协定签署前的一个月，他又在英国人的进攻中中了毒气。因此，除了训练、康复和休假的九个月，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服役，而且都是在地狱般的西线。他因为勇敢而获得过三次荣誉：早在1914年12月就获得的二级铁十字勋章，1918年5月的团级证书，以及战争最后那年8月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这跟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很不一样，后者把几个月的经历变成了对战争的一般性描述。从来没有谁说过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偷奸耍滑的人，也没有谁说过他是个胆小鬼。战争期间，他差不多自始至终都在前线。

他在那段经历中付出了情感、勇气，展现了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作为回报，他从中得到的是一种有目的、有归属和被接纳的意识，还有德国士兵渴望的对坚毅和优秀的最高认可。难怪他后来把自己的战争经历看作一种教育和磨练，无论读多少年大学都比不了。难怪他随后描述那段经历时总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强大的影响”“极其强烈的”“那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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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战争经历，为希特勒有关未来社会的想象提供了基本的灵感和组织上的指导原则。“只有理解了前线的经历，人们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一名追随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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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伟大的形而上的善，也就是祖国，而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这将成为他规划德国未来秩序的总蓝图。那种善的具体细节，就像德国在战争中的目标一样，即便不是无关紧要，也属于次要问题。那种善无关领土、边界或个人。重要的是理念。重要的是自我伸张的行动，是征服，是胜利，是斗争，是战争中火热的生活。重要的是摧毁所有拦在通往那种火热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实利主义者、空谈家、意志薄弱者以及动摇分子。传统的道德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道德或奴隶道德，它在这种塑造未来的过程中不再有什么作用。他会说，他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他要通过训练让年轻人变得暴力和冷酷，要让世界为之颤抖。这些年轻人，他们将会是自由的，自由得如同猛兽一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长期驯化和奴役的痕迹。

当然，由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以及后来的政府职责所限，策略上会有一些让步，会处心积虑地加以掩饰，偶尔也会用冠冕堂皇的说辞来缓和一下口气，但这种想象从未改变。战争经历——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成了希特勒的模式和他的灵感源泉。他认为社会的组织化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摆到体制中规定的位置；经济就是国家要自给自足；政治就是要消除颠覆性的言论以及所有诸如动摇、软弱、非战之类颓废堕落的表现；闲暇就如同从前线回来休假；技术是摆脱资产阶级想象力的贫困而获得解放的手段；至于竞争——“我当时明白了的一点是，生命就是残酷的斗争，除了物种的保存，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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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的经历，对他所有这些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连用毒气来对付德意志帝国的敌人的做法，也根植在他个人的经历中。他自己就中过毒气，这给他的身心都留下了创伤。他，一种视觉生物，一个依赖于眼睛的艺术家，暂时失明了。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有一段经常被历史学家引用但同时代人却很少注意的话，在此处语境下显得特别有意义：

如果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和在战争期间，有人只要让1.2万名至1.5万名犹太破坏分子尝尝毒气的滋味，就像我们几十万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在战场上遭遇的那样，那前线几百万人的牺牲就不会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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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总说犹太人是“害虫”。而在他的记忆中，在战争期间对付老鼠和其他害虫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气。希特勒将把使用毒气消灭犹太人的做法叫作“除虱”。

对希特勒来说，战争并没有在1918年结束。自己生命中最有生气的一段经历竟然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点他无法接受。虽然十多年来，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除了接受失败实际上别无选择，但所有德国人内心里往往都与激进分子有共鸣，因为后者至少有勇气公开地、坚定地否认战争努力是徒劳的。魏玛时期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公开指责《凡尔赛和约》，但只有极右派声称和约是国内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变节分子一手炮制的，而暗中破坏德国的战争努力，并在取得胜利的军队背后捅刀子的也是他们。如果能把叛徒赶下台，把制造失败并成立那个丢人的共和国的“十一月罪犯”赶下台，那就可以开始彻底清除侵蚀了“1914年思想”“前线精神”以及“战壕共同体”的病菌。后来成为德国西部冲锋队首领的战争老兵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断言：

那些人告诉我们说战争结束了。笑话。我们自己就是战争，它的火焰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它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并用令人着迷的破坏冲动强烈地吸引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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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设法重温失败前那种极度的战争狂喜。为此，就必须使用战争教会的办法：破坏。

虽然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对于战争的惨状还心有余悸，但这样的时代是会到来的，恩斯特·云格尔在1921年写道，届时，战争就会像昔日大师们所画的耶稣受难像一样，被视为“宏大的观念，其光芒远远盖过了黑夜和鲜血”。

[22]

不过，对于纳粹以及其他右翼集团来说，那场战争已经成为灵感的源泉。“国家社会主义就其最真实的含义而言属于前沿领域。”作为该党创始人之一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坚持认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说，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指要复制战壕共同体。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希特勒在柏林的助手，总是称颂前线的士兵，并向他们许诺在新德意志帝国中的领导地位。所有这些都类似于墨索里尼提出的由战争老兵实行统治的观念，而那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希特勒本人也把自己看作无名士兵的化身，看作由那场战争释放出的、继而又由它塑造的无名力量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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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唤醒那种精神和献身意识，是魏玛德国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共同目标，就连处在核心位置的政治温和派也是如此。但是，在追求这一目标的时候，最直截了当的却是右翼激进派。说来矛盾的是，1920年代后期的战争的回声，连同它的文学作品中的幻灭浪潮，恰好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弹做了准备。到了1930年，由于经济萧条愈演愈烈，表现“民族觉醒”的文学开始繁荣。人们开始热切地阅读恩斯特·云格尔的作品。弗朗茨·绍韦克尔也赢得了大批读者。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太强烈的作者也很成功。经济越来越令人绝望，人们再度表达出对于战争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在1929年和1930年的全国及地方选举中大获成功，尤其是在1930年9月的全国选举中。

此后，成功所带来的新的体面地位，虽然让纳粹党的某些纲领性声明——比如，关于犹太人问题——变得温和了一些，但它向自己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们叫嚣，迫切需要推翻耻辱的、腐败的、放弃了民族权利的共和国，并代之以真正的人民共同体，重现1914年以及战壕里团结一心的气氛。纳粹党徒总是用文化这个词来煽动战争情绪。他们声称，他们是那种文化的真正继承人，是民族观念和德意志天命观念中的无私奉献精神的真正继承人。1932年春天，当希特勒决定竞选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反对者所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与他的号召力相抗衡的办法是，说服曾经的战争领导人——84岁高龄的兴登堡出山。单是陆军元帅的声望就足以击败“波西米亚下士”。兴登堡果真在选举中击败了希特勒，但是纳粹党的支持率却在继续上升。在7月的全国选举中，该党以37.4%的得票率和230个议席成为国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政党。六个月后，希特勒被那个原本是招来不让其掌权的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于是，1933年1月30日，德国终于在其重新焕发活力和实现民族觉醒的道路上，进入首个重要的平稳发展期。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没过几个星期，菲利普·维特科普就出了新版的或者说大众版的德国参战学生书信集。他在新写的序言中说：

这些书信是留给我们的遗产，以便我们可以实现作者们热切向往并为之献出了生命的理想中的祖国。这些死去的年轻人并不是那个逝去的德意志的烈士，而是新德意志的烈士，而我们，则将成为这个新德意志的缔造者和公民。

他指出，这些信件的内容包含着“私人的和历史的毋庸置疑的真相”，而这种真相在其深刻程度上，要远远超出从描述那场战争的小说或者历史著述中所能得到的真相。他另外还说：

在民族觉醒的日子里，我们要向这些学生致敬，并向他们发誓：他们不会白白牺牲，我们将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将通过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对得起他们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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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掌权后不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有一次路过比洛街的时候，看见纳粹分子正在查抄一家自由派出版社。他们一边把书装到卡车上，一边念着书名。“不再有战争。”（Nie wieder Krieg）一名褐衫军用细长而僵硬的手指捏着书的包角高声喊道。“不再有战争！”（No more war！）一个衣着光鲜的胖女人一边重复，一边轻蔑地狂笑。“多奇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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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托马斯·曼反思了整个纳粹事业：“如果说作为目的本身的关于战争的想法不复存在，那整个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就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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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即生活

纳粹主义是先锋派诸多冲动的一种通俗的变种。它在更加通俗的层面上表达了很多与先锋派在“高雅艺术”层面上相同的倾向，设想了很多相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它像它声称鄙视的现代派一样，企图把主观主义和技术主义结合起来。

纳粹主义拿来作为出发点的不是理性和客观世界，而是主观的自我、感受、体验和经历。那个客观世界被简单地抛弃了，因为它不能给人以希望、温暖和慰藉。当希特勒在战后退役的时候，他没有工作，没有故乡，没有职业，就连地址都没有。按照习惯的看法，他是一无所有，等于不存在。他所拥有的带有肯定性质的全部东西，就是他的战争体验以及他自认为具有的艺术家天赋。他能拿来定义自己的，不是社会中惯常的东西，而只是个人的情感和风格——一种关于事情必须怎么做以及应该怎样给生活赋予意义的审美意识。

正是希特勒的风格、口才以及在演说中传递情感和感受的出众能力，使他成为1919年在慕尼黑加入的那个政党的领袖，而该党虽然自称“德国工人党”，实际上不过是由失意者和冒险家组成的一帮乌合之众。他及该党所兜售的那些观点都是一些破烂货，是从1914年以前的时代的德奥边境的偏执政治观念中继承下来的老生常谈，即洪水般的“劣等民族”威胁到了德意志人的民族特性。即便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结合——那是希特勒在1920年成为领袖之后为该党名称中添上的——也是从那个时代和那个来源借用的。该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继而发展壮大，靠的不是实质，因为在狂躁的、神经质的长篇大论中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它靠的是风格和气氛，特别是戏剧性的效果、庸俗的“艺术”以及啤酒馆和街头那种如同在大木偶剧院上演的剧目。纳粹主义在斗殴、流汗、歌唱和敬礼中所提供的正是挑衅、兴奋和颤栗。纳粹主义就是行动，不管人们是戴着拳环，拿着橡皮管，还是在一旁附和着痛打他们头脑中的共产党分子和犹太人。纳粹主义就是介入。纳粹主义不是政党；纳粹主义是事件。

早先，为了唤起归属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纳粹党开始特别注重仪式和宣传的作用——旗帜、标志、制服、盛大的场面、标准的问候语、忠诚宣誓，以及没完没了、千篇一律的标语口号。纳粹主义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它完全诉诸情感和对感官的——主要是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言辞高于文字。戏剧、音乐、舞蹈以及后来的无线电和电影，被赋予了比文学更重要的价值。纳粹主义就是大场面，从头到尾都是如此。在一个几百年来一直服膺于其“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这一切都是崭新的。1933年3月5日选出的立法机构因国会大厦在选战中被烧毁而不得不寻找一个新会议地点，结果是选在克罗尔歌剧院。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而且肯定也不只是方便、宽敞和座位数的问题。政治现在将变成“真正的”戏剧，和民主时代华而不实的装模作样完全不同。在1939～1945年的战争中，当盟军对德国城市进行空袭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不断加剧的时候，希特勒仍然坚持认为，立刻重建剧院和歌剧院乃是头等大事。对于从平民情绪和士气出发需要优先考虑的其他事项的建议，希特勒的回答是，“正因为必须保持人民的士气，才需要戏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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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自始至终就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大戏，而那也正是它想要的。

神话取代了可以客观地加以设想的历史。米歇尔·图尼埃说过，神话是“所有人都已知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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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历史成了现在的工具，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完整性。尽管希特勒对于历史的细节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无知，但他要让细节以及整个过去接受他个人经验的检验。有关历史的所有概念——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都被引向那种经验。他的个人经验成了国内国际生活的指路明星。在即将落幕的时候，他失去了对历史，甚至对腓特烈大帝的事业的兴趣，而后者的一次次反败为胜，特别是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关那些胜利的故事，曾经给了他很多安慰。“就连我举出的一些历史先例也没能打动他。”1945年3月2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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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历史不过是希特勒的性格和他自己命运的延伸。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取代了深思熟虑，行动取代了道德。1920年颁布并在随后宣布永远不变的纳粹党纲，即所谓的“二十五条”，并不是对原则和目标的陈述，而是卖弄言辞的行动。它是一种带有宣传和策略性质的姿态，随后所有有关永远不变的宣告也都如此。重要的是行动、宣告以及戏剧性的声明，不是内容。希特勒的所有演说也都如此。它们都是些行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演说。难怪希特勒坚决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运动”而非政党。政党是和规则、纲领以及议程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社会主义正好相反，它的实质就是永恒的运动、活力论和反叛。希特勒自己就是这种不精确性的集中体现。他似乎生来就不适合有条不紊的日常工作。他是出了名的不守时、对文字性工作浮皮潦草、作息没有规律——熬夜熬到凌晨，起来得又很晚——这把他核心圈子里的人弄得精疲力竭。这种风格，就像他额头上蓬乱的头发一样，也总是被归于他身上的艺术家气质。

尼采的信徒所祈求的“活在危险中”成了纳粹主义的唯一诫命。活在危险中，自然就意味着有意招来反对和阻碍，有意触犯已被接受的社会规范，有意拒斥传承下来的道德。活在危险中，意味着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意味着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意味着夸张和挑衅，意味着永恒的冲突。“纳粹主义是，”希特勒说，“关于冲突的学说。”

在这种世界观中，怜悯、同情、山顶宝训，全都是陈迹。戈培尔说，怜悯不过是柔弱的资产阶级感情，是纳粹共同体正在消灭的那种不平等的表现。想让人不再迷恋战争的资产阶级文学就沉溺于怜悯之中。要是能克服这种对战争的记忆，要是能克服资产阶级的普遍堕落，那就不会再有怜悯存在的余地。埃兹拉·庞德在还是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时候也反对怜悯。叶芝在编辑《牛津现代诗歌选》的时候，也不能容忍像怜悯这种很不光彩的情感。他没有收录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后者在谈到自己的诗作时曾经说过：“诗在怜悯中。”对于叶芝来说，真正的艺术不能植根于怜悯。

在这里作祟的那种极端自负的思想，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意志的英雄主义”，而是“荒诞的英雄主义”，即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它拒绝妥协、争辩以及和解，总之，就是拒绝承认任何“我和你”式的辩证的生存方式，拒绝承认客观世界，而性格与个性正是在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中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属于幻想的王国，它按照它自己的模样虚构了外部世界。如果说现代主义从它的浪漫主义源头那儿开始，就是要“把主观的东西对象化”，把主观经验转化为象征，那纳粹主义就是利用了这种倾向，并将其变成关于生活和社会的一般哲学。对于法国的通敌分子罗贝尔·布拉西拉什（Robert Brasillach）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诗——“20世纪的诗”。

[30]

对希特勒而言，生活就是艺术，而他的运动就是象征。在“波茨坦日”，也就是1933年3月21日精心策划的新国会会议正式开幕的那一天，当希特勒这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奥地利下士，与兴登堡这个普鲁士贵族出身的陆军元帅兼帝国总统在腓特烈大帝的墓穴上方握手的时候，这位新总理就把造就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具有救赎意义的现象的责任归于艺术。从艺术中产生了“对重新崛起的渴望，对新德国因而也是对新生活的渴望”。

[31]

希特勒把德国人在两次战争中的努力以及他自己的政党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都等同于“美”。

[32]

他把自己看作尼采所呼吁的那种艺术家兼专制君主，是瓦格纳所渴望的“天才专政”的执行人。在处理对外政策的时候，他吹嘘自己是“全欧洲最伟大的演员”。他的罪恶到最后也许会被认为是平庸的，但他可以说自己是为“艺术”而生的，这一点，即便是和托斯卡（Tosca）

[33]

相比，他也毫不逊色。

神话即现实

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德国那种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当然是一种政治现实，但它是源自某种心态的政治现实。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对于该心态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存在的空虚感，而不是具体的物质关切。纳粹主义并不完全是由权力贩子，更别说是工业家、金融家或反动精英，强加给人民的高压体制。恐怖和暴力的确是该体制的政治工具，不过，它们在遏制需要认真对待的反抗时虽然很管用——至少到1944年7月为止一直是这样，当时，希特勒侥幸逃过了一次针对他的谋杀——但对于德国民众之所以会接受纳粹主义，它们还是次要的。戈培尔在1933年说过，关于“革命”，可以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用机关枪向反对派扫射，直到他们服输。那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你也可以通过思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从而把反对派争取过来而不是消灭掉。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方式，并打算继续那样。

[34]

德国人并不是被逼无奈才成为纳粹分子的。他们是被该运动的力量所吸引的。

在德国，党卫队、盖世太保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机构，虽然对于根除和消灭潜在的反抗力量极为有效，可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它们与其说是维护政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不如说是政权活力的象征。与此相似，当战争最终来临的时候，它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出于一项总的计划，背后有个执意那么做的总策划人，而被认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是意外，是因为事态发展的失控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德国人相信，1939年的战争事关存亡，是1914～1918年的斗争无可逃避的延续。德国要么毁灭，要么在欧洲伸张自己的领土和政治权利。把这些选项摆到德国人面前的不是希特勒，而是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等——总之，是历史的以及地缘政治的现实。因此，对于从1939年9月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斗争，人们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坦然接受的，这和1914年的狂热截然不同。不过，德国人的忠诚从来是不用怀疑的。他们坚定地投入战争，他们确信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灭亡，没有别的可能。

然而，在第三帝国，暴力和恐怖纵然不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工具，它们也是纳粹崇拜的本质特征。暴力受到赞美。恐怖则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最狂热的纳粹分子陶醉于杀人美学。在1944年7月的刺杀事件发生后，希特勒让人把处死阴谋分子的过程拍成电影，供他欣赏：一具具吊在肉钩上的已经严重扭曲变形的尸体。戈培尔当时还坚持要求公开放映这些电影。他们显然是想吓唬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但同时也想展示一下纳粹主义的决心和无情。

希特勒的同道墨索里尼以及整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把残忍当作美。当意大利在1935年进攻埃塞俄比亚并用轰炸机等现代武器与往往只是用长矛武装起来的当地人开战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作家竞相挖掘这场冲突中的“美感”。“你想要参加战斗吗？想要杀人吗？想要看到血流成河吗？大堆大堆的黄金呢？成群的女囚呢？女奴呢？”邓南遮（D'Annunzio）问道。

[35]

“战争是美丽的，”马里内蒂叫嚷道，“因为它把枪声、炮声、短暂的沉寂、香气以及因腐烂而产生的恶臭都糅合成一种和谐的东西。”

[36]

死亡的主题牢牢地吸引着法西斯主义的想象力。纳粹的许多仪式都是在夜晚举行的：火炬和火堆在举行仪式的道具中十分突出。纳粹仪式中最隆重的部分似乎都是敬献花环和纪念英烈，无论他们是腓特烈大帝、战争中的阵亡官兵、1923年慕尼黑仓促暴动中死去的党内同志，还是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

[37]

。“用死人做宣传。”对于纳粹主义的这种做法，哈里·凯斯勒如是说。

[38]

对于纳粹的建筑，希特勒坚持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是，它要像卢克索金字塔一样永世长存，那样才能激发人的敬畏感。纳粹的建筑是要做陵墓的——直接或间接地想那样。

至于所谓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又如何呢？因为纳粹主义虽然迷恋死亡，但它首先是一个“体验”问题，是对真实性的追求，因此相对于视运动为活力、视冲突为解放的观点来说，“纲领”的细节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断的对抗以及坚韧、敌对的姿态，而不是姿态的细节。因此，1933年以前的纳粹党以及后来的第三帝国政府居然都能够容忍明显的分歧：嫉妒、钩心斗角、意见不合以及乱哄哄的争权夺利。戈培尔看不起戈林，戈林讨厌赫斯（Hess），而他们又都不喜欢罗森堡（Rosenberg），结果是无休止的纷争和内讧。纳粹党以及第三帝国表面上看来是以元首为中心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行政效率也很高，但实际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它们代表了“极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39]

该运动在它的纲领和实际的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农民被抬高为“国家的命脉”，但农村地区的人口却在持续减少，德国在第三帝国时期实际上更加城市化了。与承诺为每个德国人都提供一座小小的住房相反，纳粹的建筑计划几乎只考虑纪念碑式的城市建筑。妇女理应待在家中，专心扮演其母亲的角色，但甚至在1939年战争尚未爆发的时候，劳动大军中妇女的比例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第三帝国的小工商业本该是很兴旺的，但实际上，工商业都变得更加集中。这些矛盾就跟敌意一样不可胜数。

对外人来说，纳粹主张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要数种族问题。雅利安人的优越性竟然由希特勒、戈培尔、戈林等人提出来，简直是荒唐可笑。比如希特勒，黑头发、小眼睛、低额头、宽面颊，还有娘娘腔的手势，下巴总好像是要不由自主地抖动；戈培尔，一只脚畸形的、丑得出众的“超级矮子”；希姆莱（Himmler），带着单片眼镜的养鸡农夫，蹩脚的兽医，看上去就像好莱坞纳粹漫画中的人物；戈林，慈眉善目的小丑；莱伊，患有静脉曲张的酒鬼，绰号“帝国豪饮者”；罗森堡，就连他的同事也一直取笑他，说他像犹太人；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巴伐利亚的施虐狂，出版色情作品的行家。“人种卫生学家”马克斯·冯·格鲁贝尔（Max von Gruber）在1924年曾经断言，从长相来看，希特勒显然不属于北欧日耳曼人，倒更像是阿尔卑斯人种和斯拉夫人种的后裔。

[40]

要是为种族纯洁性做广告，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其他人也同样没有说服力。然而，这些矛盾的或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希特勒煽起的喧嚣和狂热掩盖了这一切。

纳粹信仰除了粗俗的自我肯定，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指向性和明确性。那种信仰指向的是“国家”，但其中心却在个人。尽管中小学和大学都增加了优生学的课程，但这一学科无法克服它的循环论证。雅利安人主义如果说不清楚，它就只能是一种信念。纳粹的优等种族理论，连同其神话般美丽的原型，完美无瑕的青年男女，不过是一种平庸的唯美主义。雅利安人主义的核心只是一种对美的肤浅而简单的看法。种族主义和自恋有关。法国的莫里斯·巴雷斯、意大利的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以及希特勒，他们走的路显然十分相似。他们是目光短浅的、不得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似乎——借用巴雷斯的说法——从自我崇拜转向了对生动活泼的国家的关注。但实际上，从唯美主义到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种表面上的立场转换不过是术语的调整，重点并没有变化，只是把人对于自我的幻想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移情于国家。

那犹太人呢？尼采说过，反犹主义是那些感觉到上当受骗的人的意识形态。对西方基督教文化来说，要解释社会及个人的病态和缺陷，拿犹太人做替罪羊是最方便也最明显的。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必定是“敌基督”。但是，这种普遍的怨恨心理在西方社会已经存在了若干个世纪，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纳粹会那么仇视犹太人，也无法解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这里再次用到了移情概念。如果说带有种族性质的国家主义是把个人的幻觉和幻想投射到国家层面，那反犹主义也差不多，它是把个人根深蒂固的自我憎恨和自我怀疑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希特勒眼中的完人、维也纳市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曾经说过：“谁是犹太人，那由我说了算。”换句话说，犹太人是随自我的变化而变化的。

希特勒开始把犹太人与他自己的性格和性倾向中所有的阴暗本能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反犹主义论调中，在他有关犹太人的叫嚣中，性的色彩显而易见。犹太人是梅毒携带者和皮条客，是黝黑而多毛、藏在暗处准备袭击金发碧眼少女的种族纯洁性的玷污者。希特勒是有一只还是两只睾丸，他到底是不是“恋尿癖”或嗜粪癖，要让女人对着自己撒尿和排便来获得性满足——就像某些人没什么证据却又声称的那样——本身并不重要。显而易见并且毋庸置疑的是，希特勒把他自己在性和其他方面的缺陷以及罪恶感都投射到犹太人身上。那个“全世界的公敌”代表着他在自己身上最憎恶的东西。

[41]

无论是从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角度，希特勒都是失败者。他身上没有什么自然或率直的东西。他没有幽默感，总显得局促不安，总好像在演戏。即便是他的性欲，普茨伊·汉夫斯腾格尔（Putzi Hanfstaengl）说，也是“纯歌剧式的，从不付诸行动”。

[42]

什么都是做作的和遮遮掩掩的。他不会与人建立友谊，不会爱，甚至不会自然而然地微笑。他对国人宣扬的真实性，对他自己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可怕的。要是他被逗得发笑了，他总是用手遮住脸。他要服用治疗毒气的药丸，自己放个屁也会大惊小怪。他的内衣换得很勤，一天三次。一切都是象征、替代和抽象。居于中心的是虚无，绝对的空虚。只有追随者能够给予希特勒意义，而他自己则一无所有。

如果要把黑暗变成光明，那犹太人，这黑暗的象征，就要被消灭。当外交部部长、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在1922年6月被谋杀的时候，负责行动的几个青年把时间刚好定在夏至。犹太人作为黑暗的代表，被献祭给日耳曼人的太阳神。希特勒的想法也差不多。至于到底采用什么形式的“消灭”（elimination）或“除掉”（removal）——希特勒用的是清除（Entfernung）这个词——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甚至是战争开始的时候，都还不太清楚。当时有传闻说，要把他们重新安置到马达加斯加，或者是波兰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西伯利亚。也有一种说法是，要把他们像设立犹太人聚居区一样隔离开来。不过，1941年下半年，当英国拒绝投降而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又陷入停滞，纳粹主义在东方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不了的时候，移情作用就采取了合乎逻辑的做法。1941年年底前针对东欧和俄国犹太人的零散的杀害行为，变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在奥斯维辛，大规模的杀害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加快了种族灭绝的速度。随着苏军在1944年以及1945年年初向德国方向的推进，“犹太人问题”便成了头等大事；对希特勒及其死党来说，它甚至比德国的存亡还重要。

1945年3月14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谈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为了表示对欧洲犹太人的同情而呼吁罢工一天的新闻让他产生的“荒唐的印象”。

犹太人在玩一种歹毒的、没有头脑的游戏。战争打到最后，哪些国家会赢，哪些国家会输，那还说不定，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犹太人会成为输家。

[43]

戈培尔在写这些的时候，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在进行，所以他的这番话很是让人费解，除非把其中的“犹太人”换成“纳粹”。犹太人代表了纳粹自己拒绝接受的一切。在玩“歹毒的、没有头脑的游戏”的，正是纳粹；而且到了1945年3月，“毫无疑问”的是，纳粹将成为“输家”。这个颠倒的过程——纳粹主义的特点就是颠倒——到头来意味着光明会变成黑暗。纳粹旗帜上的卐字，象征太阳的符号，原本就是黑色的。

希特勒实施“最后解决”的方式偏执但高效。当时有一个和死亡有关的庞大的、没有人性的机构叫作“终极机构”，其“雇员”可能达80000人之多。每个“雇员”都有规定的任务，而对于任务的目的，在通知的时候几乎都不会明说，只是含糊其辞。列车员、铁路养护人员、集中营的守卫以及“科学家”，都在干着自己的工作，就像对待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戈培尔常常在日记中说，保密对于效率来说必不可少。毁灭的技术欣然得以改进。集体枪杀很快被代之以向可移动车厢排放毒气，后来便是毒气室和焚尸炉，那是在集中营里为了杀人而设计的。对消灭犹太人的效率的痴迷，把纳粹政权对于技术的普遍痴迷推向了极致。这是把生活视为神话的另一面。随着转向内心的过程还在继续，随着在幻想中越陷越深，相应也就越发看重技术。

要不是对于技术的重视，希特勒的上台是无法想象的。热衷于增加仪式的感染力，痴迷于宣传，对技术和科学应用而不是其本质的兴趣，这些都可以被归结为技术主义。希特勒和阿尔贝特·施佩尔结成的那种“友谊”，是以他们对于权力工具的共同迷恋为基础的。施佩尔为纽伦堡大会建造的光明之城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还为帝国设计了若干座纪念碑式的建筑，他制定了柏林的未来规划，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成为军备部长。相类似的还有希特勒与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后者是电影导演，她尤其是在《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
）中，再现了纳粹主义运动之“美”——那也是源于他们都痴迷于社会控制的“艺术”。

对希特勒而言，宣传不只是必要的恶，不只是情有可原的谎言和夸大其词的问题。宣传对他来说还是艺术，而让他对此深有体会的仍然是战争经历。结果，纳粹党以及后来纳粹政权的宣传机器能够让人真正地感到印象深刻，甚至敬畏。党的宣传与党融为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分辨。手段与实质的这种融合，也是元首原则的基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合为一体。所以，毫不奇怪，起初是在党内，后来又在第三帝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春风得意。他们觉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很有吸引力，而纳粹主义运动反过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技术人员——形形色色的技术人员的运动。

纳粹对于技术的迷恋，影响了第三帝国的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机构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军队。一战的作战方式，即用大规模编队直接发动正面突击，这在希特勒看来是“退化”。他承诺说，那种形式的战争不会再出现了。下一场战争将大为不同，而且理所当然大为不同。那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运动战，是机械化师的战争，是闪电战。坦克和飞机是这种战争的关键，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希特勒亲自指挥的，因为他对统帅部的成见很深，觉得它靠不住。

鉴于“沟通”在其领导的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希特勒对于运输和通信技术十分关注，而且还努力使自己跟上这方面的进展。他经常坐在自己的梅赛德斯-奔驰中让人拍照，还常常以相当快的速度穿过人群，以体验驾驶的感觉。他会对自己的助手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开车的诀窍。他把自己在德国修建的公路网看作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和遗产，说“所有文明的开端都是通过修路来表现的”。公路和铁路不同，后者属于19世纪。将来在被征服的俄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修筑公路。关于这一点，他在谈到联邦高速公路时的一番话特别引人注意：“即使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它也可以制造空旷的感觉。”

[44]

显然，技术是摆脱现实的一种手段，是解放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出于这个原因，他对飞行也很着迷，尽管他的胃不像他的头脑那样可以忍受那种感觉。在所有的纳粹口号中，1932年总统选举时的一句最为成功：“希特勒君临德国。”（Hitler Over Germany.）这自然是因为那年春天，他在旋风般的选战中要经常乘坐飞机。他飞了大约30000英里，在大约200场集会上发表演说。他是首位如此频繁地使用飞机的政治家。

天空作为角斗场，自然也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就像它曾经引起一战中所有步兵的兴趣一样。纳粹德国的空军在1935年成立之后——此举公然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就成了武装力量中的宠儿。希特勒想要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空中力量和最优秀的飞行员。他把空战看作适合于日耳曼人的作战方式。

[45]

1936年，还有1937年和1938年，当查尔斯·林德伯格表示有兴趣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受到热情的欢迎，这不仅是因为纳粹政权可以借机大肆宣传，还因为它对那位空中王牌确实是非常尊重。1938年10月，当那位航空家第三次访问德国的时候，戈林“根据元首的命令”为林德伯格颁发了勋章。这种钦佩得到了回报。林德伯格在1938年真的考虑过定居柏林，而他在战争爆发后之所以主张美国中立，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同情法西斯主义，这一点现在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堕落的，无法与德国竞争。他的妻子安妮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很有说服力的反对干预主义的小册子——《未来的浪潮》（The Wave of the Future
）。书的风格是她的，但内容却反映了她丈夫的看法。该书认为，法西斯主义正是未来的浪潮，尽管它在形成过程中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是唯一可以代替共产主义的选项，是未来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抵制纳粹主义就是抵制变革，而“抵制变革就是对生活本身的犯罪”。

[46]

1945年，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戈培尔甚至此时还对林德伯格抱有一线希望。“孤立主义主张，”他在3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美国的时候写道，“又在抬头了。同时，林德伯格上校在政界又活跃起来。”

[47]

墨索里尼、莫斯利等法西斯领袖也都痴迷于技术。墨索里尼喜欢飞行。莫斯利干过一段时间的步兵，也曾在皇家飞行队服役。相比之下，“腐朽的”民主国家领导人，从其对技术进展的了解来看，显得十分落伍。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1938年因为苏台德问题到慕尼黑谈判的时候，两人都是第一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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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和电影在巩固第三帝国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购买无线电装置——按照他们的说法叫作“人民的收音机”——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电影制作是集中管理的，它也得到了鼓励。希特勒看起电影来劲头十足。消遣时，他宁可看电影也不看文学作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放在筹划党的大会上，尤其是每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大会。这些大会成了纳粹节日循环中的电阻器。“每年有七天时间，”就像弗朗索瓦-蓬塞终于参加了一次这些经过筹划的节日之后说的，“纽伦堡成了一个完全陷入喧闹和疯狂的城市，也可以说是一个惊厥症发作的城市。”

[49]

热情是靠细节的严谨来点燃的：整齐划一的队列、林立的旗帜、经过精心彩排的问答式发言。最后出场的是希特勒。他的总结发言预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结束。大会闭幕时，人们完全被施佩尔的“冰砌的大教堂”迷住了：上百部探照灯一齐照向天空。对于自己目睹的大会盛况，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

[50]

说：“战前我在旧俄国的芭蕾舞鼎盛时期曾在圣彼得堡待了六年，但要说到宏伟壮丽，我还从未见过有哪部芭蕾舞剧可与之媲美。”

[51]

他做这样的对比并不是偶然的。为纽伦堡大会设计视觉效果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就对玛丽·维格曼（Mary Wigman）的舞蹈理论十分感兴趣。

[52]

而她有关“做有节奏运动的集体”可以“征服空间”的观念，又是受埃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我们早先提到过他——和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的影响，而后者曾是普鲁士各国立剧院的芭蕾舞教师。这些人要么跟俄国人共过事，要么受过他们的启发。

那么，相对于整个纳粹现象，作为个人的希特勒居于何种位置呢？必须说，他拥有独特的魔鬼般的才能，若不是他的超凡魅力，实在很难想象纳粹主义运动还会是同一个模样。毫无疑问，纳粹统治集团中也没有谁能够有他那样的影响力或感召力。但这也说明，无论如何，希特勒仍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德国人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严格说来——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首先，他从来没有像人们事后理解的那样，被看作推动社会经济复苏的合适人选，而是被那些有剥夺感的人、有挫败感的人、觉得在社会中抬不起头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心怀怨恨的人以及忿忿不平的人，看作革命和否定的象征。希特勒代表的是抗议。他是人们在遭受失败和挫折时，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时，在国内政局动荡和在国际上蒙受羞辱时的精神寄托。群众在演说者的讲坛前面，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指出的，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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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运动的狂热气氛中，制造了无数个小希特勒。而对普通人的这一意象，他则投其所好。他常常在自己的演说中表示，他希特勒是个“孤独的流浪汉，出身卑微”。他是“无名战士”“默默无闻的武士”“劳动者”“人民中的一员”。他衣着简朴，演说时不苟言笑。他明白保持单身在政治上的好处。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是他向自己的追随者所暗示的，也是他在自己的追随者身上所唤起的。他们为自己见证了神圣的景象而欣喜若狂。但在这一切中，追随者们的需要和想象力让他们相信了希特勒的现实性。而且直到今天，作为“邪恶”天才的象征而充满蛊惑力的他，仍然是我们想象力的产物。他实际上是——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西贝尔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的那部有趣的片子说的——“我们的希特勒”。

[54]

他就是对立面。作为无与伦比的庸俗艺术家，他使地狱充满了美的象征。他把受难者变成了英雄，把地狱变成了天堂，把死亡变成了超升。

纳粹主义运动的着力点不在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爆发”——它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就是Aufbruch，这个词捕捉到的意思就是“爆发”，即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复苏和觉醒的生命力的迸发。人们说起过“民族的爆发”“精神的爆发”。就像《纽伦堡的工匠歌手》（Die Meistersinger
）中——据汉夫斯腾格尔说，那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歌剧——最重要的主题是生命和艺术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觉醒一样，在纳粹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主题也是如此。

“这是无尽的春天！”

知识界和艺术界的许多人都卷进了纳粹主义运动和第三帝国这部活剧中。早在慕尼黑的时候，纳粹党就吸收了很多来自施瓦宾艺术界的党员。

[55]

到1931年，纳粹在大学里获得的支持率是全国的两倍。1933年3月3日，在一份选举声明中，300名大学教师公开宣布拥护希特勒。

[56]

如果说在1933年1月之后，相当多有才华的和享有盛誉的人离开了德国，那多半是因为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担心自己的生计。出于道义原因而离开德国以示反对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与留下的人相比，流亡的只是数量很小的少数派。

[57]

相对于所有选择离开的国际知名的非犹太裔人士，也有许多人选择了留下，如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理查德·施特劳斯、格哈特·豪普特曼、埃米尔·诺尔德和马丁·海德格尔。他们中有些人尽管生性不愿公开介入政治——因为政治的名声不好——但在1933年实际上也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非常兴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只要能带来体验，什么都可以。”戈特弗里德·本先前曾写道。

[58]

这种不问善恶和热衷冒险的态度——它在来源上显然受尼采的影响——终于在1933年有了结果，而且这种态度也成了知识界对纳粹主义运动做出的反应的特色。对鲁道夫·宾丁而言，第三帝国的出现意味着要把“伟大的渴望”化作行动。“这种渴望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谁要把它拉到外面，谁就是亵渎它。”

[59]

法西斯主义对宾丁而言就像对罗贝尔·布拉西拉什一样，也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构念。在第三帝国，诗人和战士是一体的。在杰出的知识分子中，真的加入纳粹党的很少，而且现在看来无可争辩的一点是，当时文化生活的组织工作也是交给了二流人才。不过，创造性的心灵一向不喜欢为俗务所累，所以不应该把是不是党员作为判断支持或接受的依据。

在德国之外，就如早先对在俄国出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之后在意大利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一样，知识界和艺术界人士对于中欧正在进行的实验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所有这些实验似乎都掌握了之前先锋运动的诀窍：拥抱生活，反抗资产阶级的死气沉沉，憎恶上流社会，而首先就是反叛和彻底重估一切价值。不幸成了恩典，贫困成了救赎，失望成了狂喜，柔弱成了刚强。1917年4月，保罗·莫朗听到米西亚·塞尔特——佳吉列夫的钦慕者和赞助人——“热情地说起俄国革命，那在她看来就像一出盛大的芭蕾”。

[60]

她的朋友谢尔盖·利法尔——佳吉列夫早期的被保护人之一，他在德占时期成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导演——在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唠叨他见过希特勒。“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两个男人曾经这样摸过我，”他一边说一边用自己的手顺着对方的胳膊轻轻滑动，“佳吉列夫和希特勒！”

[61]

先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然后又是法西斯主义的活力论、英雄主义和性冲动，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酿出的酒实在是太烈了。尼采断言唯一可以为世界辩护的就是审美现象，而戈特弗里德·本在1933年认为，这句话在德国即将成为现实。

[62]

1942～1945年，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和W.H.奥登都在斯沃斯莫尔。一天，奥登在谈话中问道，如果法西斯主义传到美国，哪些人会比较可靠。两人都觉得，他们宁可相信非学术界人士而不是学术界人士。

[63]

当然，知识分子支持纳粹政权的力度在不断减弱。云格尔、本、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大家都不像早先那么热情。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的屠杀把许多人惊呆了。当时为了安抚把褐衫军及其野心看作威胁的陆军当权者，冲锋队的头头脑脑都被杀掉了。同时也算了几笔旧账，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General Kurt von Schleicher）和他的妻子、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埃里希·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还有——因为认错人——音乐评论家维利·施米特（Willi Schmidt）都被杀害了。反犹主义措施也在稳步推进，并在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前达到了高潮。当时，犹太会堂和犹太人店铺都被砸、被烧，这让其他人感到胆战心惊。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人们也在和纳粹政权拉开距离。1934年，詹姆斯·乔伊斯以挖苦的口吻写道：“除了我的侄儿们和W.刘易斯、E.庞德两位大师，我担心可怜的希特勒先生在欧洲很快就没有什么朋友了。”

[64]

不过，逐渐产生的龃龉与其说是由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代表的东西导致的，不如说是由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导致的：党的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傲慢无礼，他们对后者的不信任，他们在后者面前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曾经是个二流的表现主义者，后来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把讲道理说成“说服的艺术和犹太人的欺诈伎俩”相结合。

[65]

施佩尔提到过希特勒和尊贵的客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如何不自在。所以他不愿意私下接见他们，甚至也不愿意邀请他们参加党的聚会。即便是那些真的受到邀请的，也常常是艺术家或电影明星，而不是作家或思想家。而对后一类中的许多人来说，纳粹政权庸俗的作风，“精神冲锋队”的咄咄逼人和见风使舵，控制着第三帝国学术文化机构的年轻暴发户，这一切都让他们觉得格格不入。

许多被当作国家英雄而备受歌颂的德国知识分子，其雄心壮志就这样给浇灭了。墨索里尼敬重马里内蒂和邓南遮，而未来主义作为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精神源头也获得了准官方的地位。许多德国的表现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本，都希望在德国也会出现类似的局面。但这样的希望落空了，反倒是“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要伸手拿枪”这句挖苦的话十分流行，以至于它的源头被归于几乎所有重要的纳粹分子。这句话反映了纳粹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怨恨心理，同时它还表明，纳粹主义运动拒绝把自己与任何传统的社会集团联系在一起。文化要剥离其精英主义意味，并代之以真正的民粹主义含义。文化是人民的事情，不是知识分子的。

在这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全都开始疏远纳粹党了，虽说并不一定起来反抗它所代表的国家。随之而来的还有内心的矛盾与迷惘。纳粹党及其领导集团开始受到鄙视，但他们的目标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结果不是反抗，而是德国人开始说的“内心的流放”，即脱离公共生活。然而在1939年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流放者”当中很多人又回来了，并开始为国家的事业而战，而那事业，自然还是由希特勒领导。这样的分手并不彻底。

起初，人们往往把纳粹主义说成“反动的现代主义”。

[66]

但这样一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纳粹主义企图利用现代的工具和技术，把对于过去的想象强加给德国。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来就会误解，实际上还会颠倒该运动在时代背景中的中心目标。战后的德国继承了帝国时代的，尤其是其最后几十年的侵略性扩张冲动，想要至少在欧洲大陆确立它的统治地位，而欧洲大陆当时仍被视为世界的中心。1914年以前，德国曾被视为反叛的化身，反叛英法资产阶级时代中的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过，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青春、朝气和技术效率的体现。与它的战败相伴的，是年轻一代的死亡；它的挫折也是困惑、焦虑和叛逆的幸存者的挫折。1920年代，这些幸存者成群结队地到处举起战前先锋派的火炬，把对可恶的资产阶级的反叛变成了一种不再属于个人，甚至也不再属于单个民族，而是属于整整一代人的事情。在这场反叛中，德国依然冲在最前面。对德国以及对整个现代主义而言，一战是心理的转折点。创造冲动和破坏冲动各自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破坏冲动得以强化；创造冲动日趋抽象。到最后，抽象变成了疯狂，结果只剩下破坏，即诸神的末日。

“在我们城市的废墟瓦砾下，”1945年，约瑟夫·戈培尔极其兴奋地写道——那种兴奋让人想起了1920年代的表现主义戏剧，实际上也让人想起了他自己那十年的日记，

19世纪中产阶级最后的所谓的“成就”已经被埋葬了……实现我们革命任务的最后障碍也随同那些文化丰碑一起消灭了。既然一切都成了废墟，我们就只好重建欧洲。过去，私人财产使我们受制于资产阶级。现在，轰炸并没有杀掉所有欧洲人，只是打碎了把他们关在里面的牢狱的高墙……为了破坏欧洲的未来，敌人成功地砸烂了它的过去；结果，所有破旧的东西也随之一起被消灭了。

[67]

这些话是要通过无线电和报刊对公众说的。在他的日记里，语气要阴郁一些，但大意一样。3月中旬，在得悉维尔茨堡遭到空袭、市中心被夷为平地的时候，他表示：

一直保持完好的最后一座美丽的德国城市现在就这样消失了。因此，对于过去，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我们要伤心地说再见了。一个世界正在倒塌，但是从它的灰烬中，将会诞生出一个新世界，对此，我们大家坚信不疑。

[68]

1945年4月中旬，当时已是末日临近，二十年前也喜欢俄国芭蕾的戈培尔

[69]

还在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一部最后要被制作成描写柏林“诸神的黄昏”的彩色大片。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那将是一部优秀的、振奋人心的影片，正因如此，为了它而绝不后退是值得的。现在要坚持住，那样的话，一百年后，当你们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观众们就不会发出嘘声和口哨声了！

[70]

他是不是想到了电影《西线无战事》在柏林诺伦多夫广场剧院的莫扎特大厅上映的情景？1930年12月，在他的唆使下，此次上映被人用非常粗暴的手段搅黄了。他肯定在想他自己出现在那面现代文明的镜子即电影银幕中的形象。第三帝国还会活在这种现代的艺术形式中，这样的想法让他有了一丝安慰。要是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一起，他也许会说：

神圣罗马帝国

虽会解体，

但我们德意志神圣的艺术

仍将保留！

5月1日，戈培尔这个第三帝国的葬礼大师——就像人们常常称呼他的那样，因为他的强项一向在于葬礼演说——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然后在妻子玛格达（Magda）也服毒之后开枪自杀了。早在几天前的4月28日，因为地上的巷战而被限制在元首地堡中的玛格达，曾写过一封告别信给哈拉尔德·匡特（Harald Quandt），那是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儿子。

我们的光辉思想正在逝去，随之而去的还有我平生所知的一切美丽的、令人钦佩的、高尚的、好的东西。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不值得活在其中，所以我们把孩子们也带到这里。她（他）们太好了，在我们之后到来的那种生活配不上她（他）们……哈拉尔德，我亲爱的，我要把生活教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告诉你：忠于你自己，忠于人类，忠于你的国家——不管在哪个方面。

[71]

庸俗艺术、重估一切价值、披着生的外衣的死，直到最后一刻都依然如故。

在玛格达·戈培尔写信给儿子的同一天，希特勒也开始向那个创造了他的世界摆出一连串最后的姿态。28日晚些时候，他和自己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举行了婚礼。结婚并不意味着退位，也不意味着不再摆出姿态。这里又是一件不能照常理来解释的事情。结婚一般都表示开端，在这里，它却意味着结束。29日早些时候，在结婚仪式之后，希特勒起草了他的遗嘱。遗嘱还像往常一样，连篇累牍地指责犹太人并大谈在东方开疆拓土的必要性，但其中也有一段很有意思，暗示了他对于生死的看法。“死，”他在谈到他自己以及新婚的妻子时说，“将是对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我的工作从我们两人那里夺走的东西的补偿”。

[72]

死亡似乎应当被当作一种回报，当作对牺牲的“补偿”。死亡是工作的对立面。死是生的最高表现。

地堡中分不清白天和黑夜。30日早些时候，希特勒把他在地下掩体中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做最后的告别——秘书、勤务兵、军官，男男女女20人左右。他默默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离去。所有人都知道，元首在准备自尽。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场舞会在总理府食堂开始了——从元首地堡那里可以听到。军人、秘书、勤务兵、杂役以及住在地堡中的其他人，开始嬉闹起来。将军拍着裁缝的背。他们攀谈起来。等级差别消失了。喧闹声传到元首的住处，于是有人传话过来，让小点儿声。但舞会并没有停止。

[73]

十二个小时过后，红军的绞索收紧了。拿下了动物园的俄国人现在又占领了腓特烈大街的地铁隧道。他们已经打到施普雷河上的魏登达默桥。从元首在地下的房间里，人们听到一声枪响。早在数年前，卡尔·克劳斯就曾写道：“在我想到希特勒的时候，头脑一片空白。”

1945年，德国有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就叫《这是无尽的春天！》。

[1]
日记，1933年1月30日，Joseph Goebbels，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Munich，1934），251-54。

[2]
Hannah Vogt，The Burden of Guilt
，trans. H. Strauss（New York，1964），118.

[3]
日记，1933年1月30日，Kessler，Tagebücher
，747。

[4]
Malcolm Muggeridge，The Infernal Grove： Chronicles of Wasted Time
，Part 2（London，1975），283-84.

[5]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6]
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译者注

[7]
Colin Cross，The Fascists in Britain
（London，1961），57.

[8]
Hermann Rauschning，Hitler Speaks
（London，1939），242. 虽然劳施宁对希特勒的话的复述的准确性后来受到质疑，但他对于希特勒观点的描述仍然是相当可靠的。

[9]
Walter Benjamin，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seiner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Frankfurt am Main，1963），48.

[10]
Anson G. Rabinbach，“The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4（1976），43-74.

[11]
Matei Calinescu，Faces of Modernity： 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
（Bloomington，1977），229.

[12]
Jacques de Launay，Hitler en Flandres
（Brussels，1975），103-108.

[13]
Adolf Hitler，Mein Kampf
（Munich，1943），177.

[14]
Hitler's Table Talk，1941-1944
，intro. H. R. Trevor-Roper，trans. N. Cameron and R. H. Stevens（London，1953），44.

[15]
Hitler，Mein Kampf
，179.

[16]
Hans Mend，Adolf Hitler im Felde 1914-1918
（Diessen，1931），47-58.

[17]
Joachim C. Fest，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New York，1975），70.

[18]
Peter Merkl，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Princeton，1975），167.

[19]
Hitler's Table Talk
，44.

[20]
Hitler，Mein Kampf
，772.

[21]
Robert Waite，Vanguard of Nazism
（New York，1969），42.

[22]
见其二版序言，Jünger，In Stahlgewittern
，xii。

[23]
费德尔的话转引自Le Crapouillet
，July 1933，40； 莱伊的话转引自Richard Grunberger，The 12-Year Reich
（New York，1971），51； 施特拉塞尔的话见于Barbara Miller Lane，“Nazi Ideology： Some Unfinished Busines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7/1（1974），23。

[24]
Philipp Witkop（ed.），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Munich，n.d. [1933]），5-6.

[25]
Christopher Isherwood，Goodbye to Berlin
（Harmondsworth，1965），202.

[26]
给波恩大学教务长的信，1937年1月1日，Thomas Mann，Briefe 1937-1947
，ed. Erika Mann（Frankfurt am Main，1963），13。

[27]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New York，1970），299.

[28]
Michel Tournier，Le vent Paraclet
，189.

[29]
Joseph Goebbels，Final Entries 1945： The Diaries
，ed. Hugh Trevor-Roper，trans. Richard Barry（New York，1978），194.

[30]
René Rémond，La Droite en France
，2 vols.（Paris，1968），II：384.

[31]
Fest，Hitler
，381.

[32]
同上书，142。

[33]
1900年首次公演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中自认为为艺术而生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34]
Michael Balfour，Propaganda in War 1939-1945
（London，1979），48.

[35]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见Alexander Rüstow，Freedom and Domination
，trans. S. Attanasio（Princeton，1980），586。

[36]
Benjamin，Das Kunstwerk
，49.

[37]
纳粹积极分子，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区的冲锋队头子，1930年1月14日晚因遭到两名德国共产党人的近距离枪击而不治身亡。纳粹党利用他的死亡大做文章，他的名字也成了第三帝国重要的宣传符号。——译者注

[38]
日记，1933年2月2日，Kessler，Tagebücher
，748； 另见 Saul Friedländer，Reflections of Nazism： An Essay on Kitsch and Death
，trans. T. Weyr（New York，1984），41-53。

[39]
W. Petwidic，Die autoritäre Anarchie
（Hamburg，1946）.

[40]
Konrad Heiden，Der Fue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trans. Ralph Manheim（Boston，1944），190，378； 以及 Hans Peter Bleuel，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trans. J. M. Brownjohn（Philadelphia，1973），38。

[41]
Robert G. L. Waite，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New York，1977）； Rudolph Binion，Hitler Among the Germans
（New York，1976）； 以及 Norbert Bromberg and Verna V. Small，Hitler's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1983）。

[42]
Ernst Hanfstaengl，Hitler： The Missing Years
（London，1957），124.

[43]
Goebbels，Final Entries
，133.

[44]
Hitler's Table Talk
，309-12，537，577-78，707.

[45]
Rauschning，Hitler Speaks
，18-19.

[46]
Anne Morrow Lindbergh，The Wave of the Future： A Confession of Faith
（New York，1940）.

[47]
Goebbels，Final Entries
，205.

[48]
Nevile Henderson，Failure of a Mission
（New York，1940），151-52.

[49]
André François-Poncet， The Fateful Years
，trans. J. LeClercq（London，1949），209.

[50]
英国外交官，1937～1939年任英国驻纳粹德国大使。他在谈到纽伦堡大会上用100多部探照灯垂直照向天空所营造的气氛时说，那景象“既庄严又美丽……（令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冰砌的大教堂”。——译者注

[51]
Alan Bullock，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Harmondsworth，1962），379.

[52]
George 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New York，1975），155-58.

[53]
Joachim C. Fest，“On Remembering Adolf Hitler，” Encounter
，41/4（October 1973），20.

[54]
Alvin H. Rosenfeld，Imagining Hitler
（Bloomington，1985）.

[55]
Donald M. Douglas，“The Parent Cell： Some Computer Note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irst Nazi Party Group in Munich，1919-1921，”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1977），55-72； Michael H. Kater，The Nazi Party
（Cambridge，Mass.，1983），29.

[56]
Joachim C. Fest，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trans. M. Bullock（London，1970），252.

[57]
从1933年至1941年，在40万移居国外的德国人当中，只有大约10%的可以称为政治难民。大部分都属于种族难民。Hans-Albert Walter，见Walter Zadek（ed.），Sie flohen vor dem Hakenkreuz
（Reinbek bei Hamburg，1981），10-11。

[58]
Gottfried Benn，“Über die Rolle des Schriftstellers in dieser Zeit”（1929），Gesammelte Werke
，4 vols.（Wiesbaden，1958-1961），IV：211.

[59]
Rudolf G. Binding et al.，Sechs Bekenntnisse zum neuen Deutschland
（Hamburg，1933），摘自Josef Wulf（ed.），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Reinbek bei Hamburg，1966），107。

[60]
日记，1917年4月10日，Paul Morand， Journal
，209。

[61]
Gold and Fizdale，Misia
，296.

[62]
Benn，“Lebensweg eines Intellektualisten”（1934），Gesammelte Werke
，IV： 64-65.

[63]
Maurice Mandelbaum，见Stephen Spender（ed.），W. H. Auden： A Tribute
（London，1975），121。

[64]
Irving Howe，The Decline of the New
（New York，1970），42.

[65]
Wulf（ed.），Literatur
，150.

[66]
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Culture，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1984）.

[67]
Hugh Trevor-Roper，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1950），57-58；Stern，Hitler
，34.

[68]
Goebbels，Final Entries
，174.

[69]
日记，1925年9月14日，Joseph Goebbels，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1925-1926
，ed. Helmut Heiber，trans. O. Watson（London，1962），35。

[70]
见H.R.特雷弗-罗珀（H. R. Trevor-Roper）为戈培尔日记的最后一卷所写的导言，Final Entries
，xxxii。

[71]
Goebbels，Final Entries
，330-31.

[72]
Fest，Hitler
，746； Trevor-Roper，Last Days
，199.

[73]
Trevor-Roper，Last Days
，217-18.

致谢

像这样一本写了很长时间的书，属于除作者之外的很多人，无论他们是不是把它看作自己的功劳。为得到的帮助而表示感谢是件愉快的事情。

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以休假研究员职位和研究基金的形式，为在欧洲的几个阶段的工作提供了资金。要是没有这一慷慨的支持，说实在的，我就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我所属的学术单位，多伦多大学斯卡伯勒校区，也给予了很多鼓励。

我要对在部分文献来源中列出的那些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不过，我还必须提到一些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的个人：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那里收藏了大量与大战有关的文件——克莱夫·休斯（Clive Hughes）、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和彼得·思韦茨（Peter Thwaites）；万塞讷陆军档案中心的戴尔马将军（Général Delmas）；民间学者迪谢纳-马吕拉兹（Duchêne-Marullaz）先生，他给了我一些很有价值的指点；德国西部弗莱堡军事档案馆的汉斯-海因里希·弗莱舍尔（Hans-Heinrich Fleischer）；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档案馆军事部的格哈德·海尔（Gerhard Heyl）；还有纽约斯特拉文斯基-佳吉列夫基金会的帕美尼亚·米杰尔·埃克斯特龙（Parmenia Migel Ekstrom）。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乔治·莫斯（George Mosse）和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给予的帮助不仅在于鼓励，还在于榜样的作用。罗伯特·斯潘塞（Robert Spencer）、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和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对我的努力表示赞许，也许还感到满意。

对马丁·兰迪（Martin Landy）和鲁思·凯莱布（Ruth Caleb）、奈杰尔·索普（Nigel Thorpe）和苏珊·班福思（Susan Bamforth）、迈克尔（Michael）和科利特·卢埃林·史密斯（Colette Llewellyn Smith）、拉塞尔（Russell）和露露·霍恩（Lulu Hone）、苏珊·魏因贝格（Suzanne Weinberg）和弗朗索瓦·比尔索（François Bursaux）、苏珊·迈斯纳（Susan Meisner）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沃尔克·克莱因（Volker Klein）以及恩斯特-京特·科赫（Ernst-Günther Koch），所有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我要鞠躬致谢。我还要拜谢非常和善的约翰（John）和瓦莱丽·宾纳（Valerie Bynner）。

在我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威廉·迪克（William Dick），他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了书稿，以及托马斯·桑德斯（Thomas Saunders），他查到了一些材料，还有保罗·古奇（Paul Gooch）、韦恩·道勒（Wayne Dowler）和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他们为我的努力提供了管理方面的支持。戴维·哈福德（David Harford）帮助做了图表，洛伊丝·皮卡普（Lois Pickup）帮助做了各种各样至关重要的事情。

对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档案局中受英国政府版权保护的材料的复印，都得到了女王陛下的文书出版署管理者的批准。对于允许引用各种私人文件，我要感谢L.W.盖勒（L. W. Galer）、B.C.格雷格森（B. C. Gregson）、保罗·P.H.琼斯（Paul P. H. Jones）、R.麦格雷戈（R. McGregor）、N.J.芒福特（N. J. Mountfort）、西比尔·奥多诺休（Sybil O'Donoghue）、W.E.昆顿（W. E. Quinton）、F. H. T. 泰瑟姆（F. H. T. Tatham），还有A.沃克（A. Walker）。非常感谢《当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和《加拿大历史杂志》（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的编辑们的好意，他们允许我在书中引用最初刊登在他们的刊物上的文章片断。

感谢马尔科姆·莱斯特（Malcolm Lester）看好这本书的前景。而这份幸运的书稿最终到了诗人兼同行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那里——因为他的关心和机敏——然后又到了无与伦比的手稿编辑弗朗西丝·阿普特（Frances Apt）那里，则要归功于我的经纪人贝弗利·斯洛本（Beverley Slopen）出色的判断。

在我和我的妻子杰恩（Jayne）共同努力的时候，她常常对我援引拉迪亚德·基普林《如果》（If
）中的观点。我现在要对她引用詹姆斯·乔伊斯在1921年对哈丽雅特·肖·韦弗说的话：“你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惹人讨厌的我和我的没完没了的写作，对此我深为感激。”

M.E.

多伦多和莫萨纳-莱萨尔皮耶

原始资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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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collections(MSg2)：Georg Eberle，Annemarie Heine，Felix Kaiser，the brothers Bernhard，Clemens，and Aloys Lammers，Lücke，Ernst Prasuhn，Gerhard Schinke，Heinrich Schlubeck，Ernst Wisselnick，Karl Zieke，Erinnerungsfeier“Goldene Monstr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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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dreferat.Botschaft London Geheimakten.Botschaft Paris.

Kunst und Wissenschaft.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Wissenschaft-Reisen.Presse-Abteilung.

Munich，Bayerisches Kriegsarchiv.

Kriegstagebücher.

Papers：Oberst von der Aschenhauer(HS2047)，Gustav Baumann(HS2646)，Otto Weber(HS1984)，Georg Will(HS2703).

Munich，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Carl Jödicke，Dokumente und Aufzeichnungen betr.Ullstein-Verlag(F501).

索引

Acton，Harold，40

Acton，Lord，159

Adams，Reverend J.Esslemont，150

Adorno，Theodor，394

“Aerial Locomotion”(Grand Palais，Paris)，331

aestheticism：of life，106；and politics，60

agents provocateurs
，307，310-11

AGFA firm，94

airplane：fascist enthusiasm for，421；fatality rate among flyers，345-46；military potential of，345，347(see also
air raids)；Nazi use of，420 symbolism of，330-31，347-48；symbolism of Lindbergh's flight，330-31，343-51

air raids：of Great War，210-11，277，283

Aisne front，135

Aitken，Alexander，227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roust)，276

Albert，king of Belgium，323

Albert cathedral：destruction of，210

Alcock，John，326

Aldington，Richard，371，381

Alfonso XIII，king of Spain，41

alienation：and soldiers'sense of camaraderie，302-6；and trench warfare，279-81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30

All Our Yesterdays
(Tomlinson)，381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Remarque)：accusations in，370-71；as best seller，380；criticisms of，369-70，377，388；defecation imagery in，299，376；film of，368，390，429；as great war novel，384；language of，376；lost generation theme of，370，371-72；military objections to，377；and modernism，384；Nazi banning of，378-79，390；and postwar mentality，369-70，379，382-83，387-88，389；as propaganda，377；publishing history of，373-75；reception and reviews of，373-79；and revisionist history，387；sales of，361-62，375，380；serialization of，361；themes of，368-69，370；translations of，361-62，373-74，376；truth of，375-79，389；veterans'response to，382-83，387-88；writing of，367-72

Almond，H.H.，163

Alsace，69

America.Se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ivil War，123

Americanization：of Europe，351-56

anarchism，67

Ankenbrand，Alfons，263

Anschütz，Gerhard，259

Antheil，George，372

Anti-Machiavel
(Frederick II)，97

anti-Semitism，32，394，402，404，415-16，425；Nazi final solution，417；as self-hatred，415，417

antiwar demonstrations：in Germany，87

Apollinaire，Guillaume，20，194

Appleton，Thomas，63

Après-midi d'un faune，L'
(Debussy/Nijinsky)，41，51，58，111

Arabic：
sinking of，222

architecture：art nouveau
，27-28；German，29-30，110-111；modernism，20-30，110-111；Nazi，412；Parisian，27-29，63；postwar international style，340-41

Aristotle，257

Arlen，Michael，340

armchair strategists：dislike of soldiers for，301-2

Arminius，115，258

Armistice，251，263，274，314，332，335

Army Quarterly
，The
，377

Arnold，Sir Thomas，162

Arp，Hans，278

Arras：battle of，190

art：distinctions blurred between life and，14；experimental forms of，285-86；as form，285-95；vs，history，380，381-82；kitsch，396；and morality，295-300；Nazi，396-97，405-10；new aesthetic from war，283-85；Paris as cultural center，67-70；radicalist，Great War and，277-79；as regeneration，45-48；role of audience in，60，62-70；and socialism，281；total，37-38，48-49；war as，276-85；see also specific movements and styles

artillery：in Great War，186，192，203，204；short shelling，203

art nouveau
，27，28，41

Artois front，190

Aryanism，414-15

Aschenhauer，Major von Der，151

Association of German Jews，Berlin，85

Astor，John J.，31

Astor，Lady，325

Astruc，Gabriel，18，19，23，24，30-32，37，38，75，111 Atkins，Thomas，143，156，168

atrocity stories：and propaganda，307-8，310-11

Auden，W.H.，425

Auric，Georges，352

Auschwitz death camp，394，416

Australian troops：in Great War，249

Austria：architecture in，30；Prussian war against，91；ultimatum to Serbia，78-79

Austrian army，132，264

Austrian Secessionists，57，277

authority：failure of，in Great War，281

Autobahnen
，419

automobiles，65；graveyard at Verdun，1-3；Hitler's enthusiasm for，419

avant-garde：
and lower classes，61；use of term，4

Badische Anilin firm，94

Baker Josephine，272，339，351，352，359

Bakst，Léon，36，38，40，41，42

Balanchine，George，357

Baldwin，Stanley，386

Balkan War(1913)，74

Ball，Hugo，278

ballet：historical evolution of，52-55；see also specific compositions

Ballets russes，38-45，67，72，111，331，421-22；acstheticism and politics，60；gas warfare shares novelty with，217；homosexuality amongst，50-52；postwar loss of attention，357-58；and Rite of Spring
，18-26，59(see also Rite of Spring
)

Barbusse，Henri，230，232

Barrès，Maurice，63，414

Bauer，Colonel Max，208

Bauhaus school，342

Bavarians：vs.Prussians，178-79

Bayard，Émile，29

Bayreuth festival，69-70，106，107

Beardsley，Aubrey，175

Beaverbrook，Lord，287

BEF.See
British army

B.E.E Times
，292

Behrens，Peter，30

Belgian army，134

Belgium：and 1914 Christmas truce，153；German occupation policy，208-10，211，311；in Great War，121，135-36，266

belle époque
，66，69

Benjamin，Walter，396

Benn，Gottfried，424，425，426

Benois，Alexandre，36，37，38，44，58，61，67

Bentham，Jeremy，174

Benvenuto Cellini
(Berlioz)，32

Berger，Marcel，350

Bergson，Henri，46，213

Berlin：Allied bombing of(WWII)，393-94；anti-Serbian demonstrations in，79-81；antiwar demonstrations in，87；aura of newness in，102-3；Ballets russes in，39；as capital city，101-4，110；as cosmopolitan immigration center，101，103-4；dynamics of，101-4；homosexuality in，113；Moabit criminal courts，84；popular feelings for war in，78-89；population of，89，90，102；prewar marriages in，85；see also
Germany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377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
，373-74

Berliner Lokal-Anzeiger
，83，126

Berliner Tageblatt
，87，115，127，324，350

Berlioz，Hector，32

Bernanos，Georges，282

Bernard，Jean-Marc，237

Berners，Gerald，357

Bernhardi，Friedrich von，123

Bernstein，Eduard，273

Berr，Henri，251

Bethmann Hollweg，Theobald von，79，80，83，84，220，223，262

Béthune front，139

Better Times
，292

Big Parade
，The
，363

Bildung：
German concern with，105

Binding，Rudolf，271，294，424

Bismarck，Otto von，69，83，86，87，92，255，258；and unification of Germany，91-93，97

Blachon，Georges，223

black humor：expressing new sensibility，292-94

Blanche，Jacques-Émile，32，44，69，70，277，283

Blasis，Carlo，54

Blass，Ernst，254

Blast
，114

Bleak House
(Dickens)，93

Blériot，Louis，322，331

Blitzkrieg
，419

Blumenfeld，Franz，260

Blunden，Edmund，333，362，371，386

Boasson，Marc，197，228，280-81，294，301，304，305，383

Boccioni，Umberto，46

body culture，54，113-14，115，116

Boer War，90，122，160

Bois，Ilse，317

Bois sacré
，Le
(Flers/Cavaillet)，52

Bolsheviks，233，273，333；accepted by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424

Bonn，Moritz Julius，103

Book-of-the-Month Club，361，376

Book Society(Great Britain)，361

book trade：and war books，362

Borden，Mary，353

Boris Godunov
(Mussorgsky)，34

Boston：dance halls in，56

Bourdelle，Antoine，28，32

bourgeois values：education and，246；in Great War，234-37，243-47，252-253

Box，Charles，163

Boxer Rebellion，115

Boyd，Thomas，299

Boy Scouts，54

Braque，Georges，216

Brasillach，Robert，409，424

Braun，Eva，430

Braun，Otto，128

Breker，Arno，398

Bremer Bürger-Zeitung
，88

Brest-Litovsk，Treaty of(1918)，233

Bridge of San Luis Rey
，The
(Wilder)，379

Bridoux，André，230，304

Briefe an das Leben
(Eichacker)，270-71

Britain.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army：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145-46；attitudes toward Germans，169-71；casualties of，136-37，190-92；and Christmas 1914 truce，130-33，147-54，154-72； conscription introduced，241-42 enlistment in，137，168-69，251；exposure casualties，140；introduction.of new technology by，219；leadership of，247；loyalty in，230-31；at Mons，135，136；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mutiny in，231-32；official artists in，286-87；reasons for fraternization of Christmas 1914，156-72；sporting organizations in volunteer recruitment，168-69；and trench warfare，136-147(see also
trench warfare)；use of gas by，214-17；Victorian social code and sense of duty，172-76；see also
Great Britain；Great War

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BEF).See
British army

British navy：blockade of Germany，220，263，332；convoy system，223；and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222-23

British Red Cross Society，225

Brittain，Vera，238，243

Brooke，Rupert，40，165，176-77，178

Brown，Arthur Whitten，326

Brussel，Robert，41

Buchanan-Dunlop，Major A.H.，151

Bucher，Lothar，111

Buckle，Richard，38

Bülow，Prince Bernhard von，119

Burckhardt，Jacob，109，257，258

Byron，George Gordon，Lord，9，125

Caillaux，Henricttc，42

Caillaux，Joseph，42

Calmette，Gaston，41-42

cameras：forbidden on front lines，308

Camondo，Count Isaac de，31

Campana，Roger，198，202

Canadian troops：in Great War，309

Canby，Henry Seidel，374

Canetti，Elias，77

Capote，Truman，13

Capus，Albert，74

Carlyle，Thomas，408

Carr(flyer)，346

Carstairs，Carroll，383

Caruso，Enrico，31

Casement，Roger，224

Cassel，Sir Ernest，31

Castle，Irene，340

Catherine II，the Great，tsarina of Russia，36

Catholic Center Party(Germany)，10

Cavaillet，Gaston de，52

Cavalieri，Lina，31

Caves du Vatican
，Les
(Gide)，47

Céline，Louis-Ferdinand，17

censorship：in Great War，230，307-311

Chaliapin，Feodor，36-37，67，358

Chamberlain，Houston Stewart，106-08，112，163，258，349

Chamberlain，Joseph，163

Chamberlain，Neville，421

Champagne front，190

Chanel，Coco，340

Chaney，Bert，297

Charleston(dance)，330，339，351

Charpentier，Gustave，67

Chartier，Émile，305

Chatte
，La
(Sauguet/Balanchine)，357

chemical warfare.See
gas

Chemin des Dames：battle of，193，219，241

Chemnitzer Volksstimme
，124

Cherfils，General，219

Chesterton，G.K.，163

Chevallier，Gabriel，231

Chiappe，Jean，322

Chicago Tribune
，327

chlorine gas，214，216；see also
gas

Christmas 1914 truce，130-33，147-54，154-72，178-81；Anglo-German，147-53，179；bartering during，151-52；British values and，161-70，178；burial parties during，150；events leading to，130-47；football match during，152-53；Franco-German，153-54；main meal of，151；music playing during，148-49；press on，155，179-81；reasons for，154-72，176-79

cinema：American in Germany，356；film version of All Quiet
，368，390，429；and Great War，294-95；in twenties，285，339，356；use by Nazis，418，421，429；on war experience，363

civilization，105，109，112，125，156-57，161-62，176-77，236-37，244-46；and bourgeois values in Great War，235-37，243-47，251-53；and sense of history，257；values undermined by Great War，251-53

Clarendon Commission of 1864，162

Claudel，Paul，322，348-49

Clausewitz，Karl von，254

Clemenceau，Georges，64，332，334

Cléopatre
(ballet)，41，50

coal-tar industry：in Germany and Britain，99

Cobb，Humphrey，298-99

Cobb，Richard，360

Cocteau，Jean，19，20，21，25，47，51，69，194

Code of Terpsichore
，The
(Blasis)，54

Coli，François，346

colonialism，66；German，117-18

Communist Party(Germany)，334

communists：opposition to All Quiet
，375

compulsory service：in Great War，241-42，246

Conrad von Hötzendorf，Count Franz，136

conscripts：in Great War，241-42，246

Coolidge，Calvin，325，326

Courbet，Gustave，68

Cousin，Victor，98

Covent Garden，London，40

Craig，Gordon，398

Crane，Hart，389

Crémieux，Benjamin，245

cricket，162

Crimean War，123

Crosby，Caresse，319

Crosby，Harry，284，319，331，360，372，389

Cru，Jean Norton，251

Crystal Night(Nov.9，1938)，425

Crystal Palace，111

cubism，68，114，285

cultural history，3

Cummings，E.E.，288，299

Cunard，Nancy，352

Czechoslovak War Department，377

Dadaists，272，278，290，294，337，371，383

Daily Express
，287，329，348

Daily Herald
，344

Daily Mail
，171-72，179，216，310，320

Dalling，Private，170

dance：Charleston，330，339，351；historical evolution of，52-56；popular，55-56；see also
Ballets russes

Daniel-Rops，374

d'Annunzio，Gabriele，412，414，426

Dardanelles front，190，313

David，André，350

David，Eduard，124

Davidson，J，C.C.，386

Dawes loan，356

Death in Venice
(Mann)，10-12

Death of a Hero
(Aldington)，381

Debussy，Claude，19，38，41，43-44，67，69，71

Declaration of London of 1909，221

Décobert，Émile Marcel，149

defecation imagery：among soldiers，298

Degas，Edgar，158

Delage，Maurice，26

Delaunay，Robert，330-31

Delbrück，Hans，273

Delvert，Charles，197，199-200，202-3，231，298，301

Demian
(Hesse)，341

Denis，Maurice，29

Denmark：German war against，91

de Pinedo(flyer)，346

Derby Eve Ball，325，329，329-30

Derrick，T.，286

Descartes，René，108

d'Espérey，Marshal Franchet，357

Devine，Frank，143

Dherbécourt，Senator，349

Diaghilev，Sergei Pavlovitch：as aesthetician and propagandist，46-49；and ballet as total art form，37-38，106；and Ballets russes，38-44，194，331，357；death in Venice，9，11；and Death in Venice
，10-12；family background of，9；and Faustian moment，127；in Germany，111；homosexuality of，9-11，50-51，425；life in Venice，9-11；postwar loss of attention，357-58；relations with Nijinsky，10，50-51，75-76；and Rite of Spring
，25，54，57，58，60，72；youth and early successes of，33-38

Dickens，Charles，93

Dickinson，G.Lowes，306，374，377

“Die Hards，The”(battalion)，168

Dilthey，Wilhelm，108，257

Disraeli，Benjamin，129

Dobujinsky，Mstislav，36

Dodge，Mabel，22

Döhring，Licentiate，86

Dolin，Anton，11

Dompierre front，154

Donnay，Maurice，179

Dorgelès，Roland，216，230，277，288

Dostoevsky，Fyodor，69

Doumergue，Gaston，42，322

Dreiser，Theodore，388

Dresden，102-3，110

Drieu la Rochelle，Pierre，303，304

Droysen，Johann G.，108，257

Duchamp，Marcel，13

du Maurier，Major Guy，175

Duncan，Isadora，53-54，62，111，312，318，340，359

Dupont，Maurice，75

Dürer，Albrecht，259

duty，sense of：German，234-37，256-57，259，261；in Great War，232，234-53

dyestuffindustry，94

Eastern Front：collapse of Russian army，233，264；tactics on，144，190-91

Eastman，Max，50

Eaton，Reverend Charles Aubrey，312

École des Beaux-Arts，Paris，28

education：and bourgeois values，246；compulsory elementary，97-98，246；in Germany，97-99，110；secondary and higher，98

Edward，Prince of Wales，325

Edwardian morality：and Great War，172-76

Eggebrecht，Axel，374

Ehrenburg，Ilya，334，342

Eichacker，Reinhold，270

Einstein，Albert，46，99，342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Das
(Stirner)，61

élan vital
，46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94，102

Elektra
(Strauss)，58，117

Eliot，T.S.，159，289，241，317，332，359

Elizabeth，princess of England，327

emancipation movements，4；homosexual，4，50，110，113，125；women，4，110，113；youth，4，49，68，110，113-14，115

empiricism：and Anglo-French

civilization，105

employment：division of，246

energy：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94

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L'ALPINA
(Ravel)，352

England.See
Great Britain

Englishman's Home
，An
(du Maurier)，175

Enormous Room
，The
(Cummings)，299

Epstein，Jacob，159

Ethiopia，412

Eulenburg，Prince Philipp zu，119-20

euphemisms：used to describe war，289，307-8

eurhythmics，54，72

Exil
，L'
(Montherlant)，68

Exiles
(Joyce)，68

expressionism，337，426；violence in，114

Falaba：
torpedoing of，221

Falkenhayn，Erich von，136，144，190-92，222

Fargue，Léon-Paul，26

Farmer，Rifleman G.A.，131

farming：postwar，339-40

Fascism：accepted by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424；and aestheticizing of politics and violence，396，411-412；enthusiasm for flying，420-21；eroticism of，424；futuristic outlook of，303-4；Lindbergh's relations with，420-21；opposition to All Quiet
，375-76；see also
Nazis

fashion：trim silhouette look，54，340；in twenties，340

Fatherland Party(Germany)，263

Faulkner，William，389

Fauré，Gabriel，67

Faust
(Goethe)，122

Faustian moment，121

Fauves，67-68

Fayolle，Marie Émile，307

Feder，Gottfried，403

Ferry，Abel，238

Fest，Joachim，422

Festubert：battle of，190

Feu
，Le
(Barbusse)，230，232

Feuerbach，Ludwig，49

Figaro
，Le
，57，74，179-80，350，358

film.See
cinema

Filosofov，Dmitri，10

Firebird
(Stravinsky)，56，357

First World War.See
Great War

Fischer，Rudolf，127，280

Fischer，Samuel，373

Fischer Verlag，S.，373

Fisher，H.A.L.，381

Fitzgerald，F.Scott，252-53，351-52

flame throwers：in Great War，187，208

Flanders front：trench warfare in，130-47，156，190

Flanner，Janet，331

Fleischer，Hans，261

Flers，Robert de，52

Flex，Walter，270

flyers.See
airplane；Lindbergh，Charles Augustus

Foch，Marshal Ferdinand，322

Fokine，Michel，38，42，54，57-58，357

Folies Bergères，Paris，352

folk traditions：art and，47

Fontane，Theodor，99，121

food rationing：for Great War，190

football，152-53，162-63

Footballers Battalion，168-69

Forain，J.L.，29

Ford，Ford Madox，158

Fortnightly Review
，The
，385-86

France：anti-German feeling in，69-70；bourgeois values in Great War，245；civilization vs.German Kultur
，105-6，107-8，112，125；as cultural arbiter，67-70；declining birth rate of，66；at fin de siècle
，62-70；Germany declares war on，87；industrial output of，94；modernist exiles in，68-69；and Peninsular War，161 population of，95；postwar anti-British feelings，386-87；postwar conditions in，385-87；postwar politics in，334-35；Second Empire，66；sense of duty from middle class values，234-37；Third Republic，66；see also
French army；Great War；Paris

François-Poncet，André，393，421

Franco-Prussian War(1870-71)，66，69，91，98，104，209

Franco-Russian treaty(1893)，69

Frank，Bruno，374

Frankfurter Zeitung
，84

Franz Ferdinand，archduke of Austria，75，78

Fredenburgh，T.，299

Frederick II，the Great，king of Prussia，86，89-90，97，258，408，410，412；Testament of 1752，97

Frederick Barbarossa，Holy Roman emperor，121，258

Freikörperkultur
，114

Freischütz
，Der
(Weber)，32

French army：atrocities by，212-13；casualties of，136，190，191；and Christmas 1914 truce，132-33，179-80；collapse of，191；fraternization with Germans during truce，153-54，170-71；fronts of，146-47；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y by，219；leadership of，247-48；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mutinies in，193，195，232，241，250，300，303，307，386；psychology of soldier，251-52；see also
Great War；trench warfar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64

Freud，Sigmund，46，49，336，342

Frick，Wilhelm，378-79，392

Friedell，Egon，383

Fromelles front，145

Frühlingserwachen
(Spring Awakening
)(Wedekind)，57

Fry，C.B.，163

Fry，Roger，110

Fudakowski，Janek，12

Fürstcnberg，Max Egon Fürst zu，120

futurism，14，35，31，48，114，285，287，426；in Nazi outlook，395-96，423

“Futurism and Futurists”(Grassi Palace，Venice，1986)，14

Gabo，Naum，357

Gallieni，Joseph Simon，247

Gallipoli campaign，177，190

Galsworthy，John，278-79，388

Gamble，J.W.，283-84，289-90

Garnier，Tony，27

Garrod，R.G.，132-33

gas：Hitler's experience of，399，401-02；in Nazi death camps，417；used in

Great War，187，199，208，213-19，221，223，244，262，289，294，308，313

Geibel，Emanuel，109

general staffs：attitudes toward war，307

Generation Missing
，A
(Carstairs)，383

George，Stefan，109，113

George V，king of England，40，235，325

Germain，José，360，382

German air force：air raids by，210，283；in Second World War，420

German army，134；attacks on civilians，209-12；British altitudes toward，169-71；casualties of，136，191-92；and Christmas 1914 truce，132-33，147-54，178-79，269；collapse of Western Front，263，271-72；enlistment by social class，251；flame throwers used by，218；gas used by，214-15，223(see also
gas)；letters of student casualties published，404-05；loyalty in，230-31，268-70，272-73；military records of，268；mobilization orders issued for，84，134；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268-74；and new technology of warfare，206-24；objections to All Quiet
，377；and opposition to war，272-73；plundering for clothes by，141；Schlieffen plan，121，134-35，136，207；sniping by，219；Stellungskrieg
，222；tactics and attitudes to war，206-24；and total war，207-8；trench mortars used by，219；and trench warfare，135-47(see also
trench warfare)；and war of attrition，207；see also
Great War

German idealism，109，256-57，264

German language，89-90

German music，43-44

German navy：mutiny in，274；policy of，117-18；and submarine warfare，220-23

German Workers'Party，392

Germany：anti-British feeling in，118，125，265-66；architecture in，29-30，110-11；association between war and art in，127，159-60，256-57，267；blames Britain for war，265-66；boundaries of，90；British naval blockade of，220，263；British war attitudes to，156-61；concern with Bildung
，105；concern with Macht
，105，109；concern with Technik
，95-103，395，405，418；customs union，101-2；declaration of war on Russia and France，87；demographic changes in，95；depersonalization in，96；economic protectionism in，100；education in，97-98，110；elections of 1912 in，100；fabulation in，104；in face of defeat，263；food riots in 1916，272；Franco-Prussian War，66，69，91，98，104，109；fusing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Great War，255-68；historians justifying attacks on civilians，211；Hitler becomes chancellor of，392；individualism and personal honor，259；industrial output of，95；Kultur
as ideal，92-93，104-5，117，123-24，271；as leadi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104；modern dance in，111；modernism of，4-5，395-96，409，427；modernist architecture in，29-30；nationalism in，100，108-9，255；nationalist societies in，100；official histories of war，335；opposition to war in，272-73；political system of，99-100，110；popular acceptance of Nazism，410-11；popular feelings for war in，78-89，122-28，255-68；population of，95；postindustrial advances of，93-95；postwar Americanization of，355-56；postwar economy of，356，385，388，403；postwar nationalist literature，403-4；postwar political realignments in，334-35；postwar radicalism in，5；postwar reparations，385，387；prewar foreign relations and policy of(Weltpolitik
)，118；propaganda in Great War，211-13；regionalism of，90；responses to cultural effervescence in，116-17；role of Bismarck in unification of，91；secular idealism in，105；sense of duty(Pflicht
)in，234-37，256-57，259，261，268；sense of mission in，112-13；society vs.community in，95-96；spirit of revolt in，110；spiritual approach to war，122-28，159-61，206-12，255-68，311；as threat to British values，176-78；totalitarianism in war effort，262；tribal origins of，115；unification into state，89-96，258；urbanism in，95；veneration of management in，96；Versailles terms for defeat of，332；views on history，257-58，260-61；Volk
culture，48；and war god，255-68；Weimar Republic，5，384，402，403；will and honor in，259；working women in，110；xenophobia and racism in，107-8；youth movement in，49，113，115；see also
Berlin；German army；Great War；Nazis

Gesamtkunstwerk
，37-38，86，106，107

Gestapo，390，411

Ghéusi，P.B.，358

Ghilchik，David，271，293

Gide，André，46，47，50，51，230，317，330

Gilman(flyer)，346

Giraudoux，Jean，203

Giselle
，51

Glaeser，Ernst，127

Glazunov，Aleksandr，36

Goddard，Paulette，363-64

Godin，Pierre，349

Goebbels，Joseph，390，391，392，408，409，410，412，413-14，417，420-21，428-29；organizes election celebrations，392

Goebbels，Magda，429-30

Goering，Hermann，392，413，414，420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90，122，125，259，261，363，388

Goldring，Douglas，386

Goll，Ivan，192，350，354

Goncharova，Natalia，48，357

Goodbye to All That
(Graves)，377，386

Gosse，Edmund，276

Gosset，Alphonse，29

Gould，Gerald，175-76

Grahame，Kenneth，177

Grand Palais，Paris，28；“Aerial Locomotion”exhibition at，331

Granville，Lord，220

Graves，Robert，232，249，283，300，303，304-5，313，333，362，371，377，381，382，386

Great Britain：architecture in，110-11；art and culture in，158；blamed for war by Germany，265-66；bourgeois values in Great War，234-37，244-45；civilization vs.German Kultur
，105-6，109，112-13，125-26，156-57；conformity in，175；as conservative power，4，158；German fear and hatred of，118，125，265-66；and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220-21；German threat to values of，176-77；industrial output of，94；insularity of，173；millenarian attitudes to war，125；mission in Great War，156-72；Pax Britannica，4，112，157；and Peninsular War，161；population of，95；postwar anti-French feelings，385-87；postwar conditions in，385-86；postwar politics in，334；quality of life in，173-74；sense of duty from middle class values，159，234-37，243；social code at time of Great War，172-76；sportsmanship and war，162-69；Victorian/Edwardian morality and Great War，159，172-76；Zeppelin raids on，210-11；see also
British army；Great War

Great War：air raids，210，210-11，277，283；Armistice，251，263，274，314，335；artillery in，186，192；bourgeois values in，234-37，243-47，251-52；British and German attitudes to cause of，156-61；British social code at time of，172-76；British sportsmanship and，162-69；casualties of，136-37，191，200-204，205，233，249，251，333；censorship in，230，268；Christmas 1914 truce，130-33，147-54，154-72，178-81；civilian attacks in，208-11，221-22；commemorations of unknown soldier，335-56，343-44；compulsory service introduced，241-42，246；courtsmartial in，226，241；desertion in，226，250；develops own momentum，242-43；diaries and letters，226，230，238；exposure casualties，140；flame throwers in，187，218-19；foreplanned brevity of，123；fraternization during，see
Christmas 1914 truce；gas used in，187，199，208，213-17，218-19，289-90；German attitudes to rules of war，206-24；German spiritual approach to，122-28，159-61，206-12，255-68，311；Germany's Schlieffen plan，89，121-22，134；home front，239，289；home leave，300-303；immediate aftereffects of，332-43；insubordination in，226，231-32，241，268-70；in literature，361-90；looting，141；military leadership in，247，281，335-36；millenarian attitudes to，125，178，256；mobilization of troops，134；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morality as decorum，243；new technology introduced by Germans，206-24；in 1914，136-81；official histories of，335；peace terms of，332；and personal character，243；popular feelings for，78-89；population on，eve of，95；position warfare，191-92；postwar political realignments，334；propaganda in，133，211-13，239，276，307-12；reasons for Christmas 1914 truce，154-72；repression of memory of，336；sense of duty in，232，234-51；significance of，2；stalling with winter rains of 1914，138-47；strategies of，190-206；submarine warfare in，208，220-23；summer of 1914，78；tanks introduced，219；as total war，207-B，221；trench warfare，135-47，186-206 (see also
trench warfare)；truces of 1915，180-81；ultimatum to Serbia，78-79；as war of attrition，190，207-8，231-32；winter rains of 1914，138-47；see also
British army；French army；German army；Western Front

Greece：war with Turkey，333

Greek art，37

Greek dance，52

Green Hat
，The
(Arlen)，340

Greffuhle，Comtesse，31，36，37

Gregson，William，222

Grey，Sir Edward，137，266

Grey，Lady de，31

Griffith，Wyn，283

Groener，General Wilhelm，364

Gropius，Walter，30

Gross，Valentine，19，21-22，24，26

Group of Soldiers
，A
(Nevinson)，286

Gruber，Max von，414

Grundlagen des neunzebnten Jahrhunderts
(Chamberlain)，106-7

guerrilla warfare，209

Guinle，Alexandre，350

Gundolf，Friedrich，113

Gurkha troops：in Great War，311

Gurney，Ivor，381

gymnastic societies：in Germany，115

Gypsies：in Nazi death camps，394

Haber，Fritz，214

Hague Convention of 1907，213，214

Hague Declaration of 1899，213

Hahn，Reynaldo，40

Haig，Field Marshal Sir Douglas，138，220，241，242，247，248，252，307

hair styles：postwar，340

Hallam，Henry，98

Halsey，Margaret，355

Hamilton，General Sir Ian，313，370

Hanfstaengl，Ernst，416，423

Harden，Maximilian，113

Hardy，Thomas，177

Harich，Walter，260

Harnack，Adolf von，211，266，273

Hartlepool：bombing of，210

Harvey，John W.，196，205，309

Hauptmann，Gerhart，212，261，424

Haussmann，Conrad，123

Haussmann，Baron Georges，63，65，67

Hay，Ian，235-36

hedonism：postwar，336

Hegel，G.W.E，109

Heidegger，Martin，424，425

Heine，Heinrich，63

Heinz，Friedrich Wilhelm，402

Hemery，René，314

Hemingway，Ernest，326，351，356，362，371

Henderson，Nevile，421

Herder，Johann von，47

Hermann monument，Teutoburg Forest，115

Herrick，Myron T.，326，327，344

Herzl，Theodor，12-13，106

Hess，Rudolf，413

Hesse，Hermann，127，341，356

Heuss，Theodor，123

Himmler，Heinrich，414

Hindenburg，Paul von，136，262，334；elected president of Germany，404，409

Hines，Lance Corporal，166，170

Hirschfeld，Magnus，113，125，126，265

historians：vs.artists，380；on military leadership of Great War，247；official versions of Great War，335

history：and Anglo-French sense of identity，236-37；vs.art，380，381-82；as art not science，258-59；cultural，2-3；denial of，in civilian attacks of Great War，211-12；vs.fiction，5；German views on，257-58，260-61；military，3，335-36；vs.myth，407-8；official versions of Great War，335-36；and revisionism of All Quiet
，387

History of Europe
(Fisher)，381

Hitler，Adolf，107，385，389，390；anti-Semitism of，402，415-17；appearance of，and racial theories，413；appointed chancellor，392，404-5；assassination attempt against，410；death of，430-31；early life of，397-99；enthusiasm for film，418，421；fascination with autos and flying，419-20；gassing of，399，401-2；leadership skills of，406；on life as art，409；personality of，415-16；personalizing of history，407-8；sexuality of，415；speeches of，408，421-22；symbolism to Germans，422-23；as unknown soldier，403；views on politics，402；views on social organization，401；views on technology，401；war experience of，397-402

Hobbes，Thomas，313

Höchst firm，94

Hoffmann，E.T.A.，48

Hofmannsthal，Hugo von，58

Hohenzollern dynasty，91，258

Holland report on chemical warfare，218

“Hollow Men，The”(Eliot)，332

Holmes，Oliver Wendell，64

Holocaust，394，415

Holy Roman Empire，89，90，97

home front of Great War，239-40，289；armchair strategists，301-2；dislike of soldiers for civilians，302；letters from，302-3；reading matter from，301-3；see also
press；propaganda

home leave：from trench warfare，300-303

homosexuals，10-11，49-52，68，424-25；emancipation of，4，49-50，110，113，125；in Germany，110，113，119，125；in Nazi death camps，394；support for Great War，85

Hope，T.S.，250

Houghton，Alanson B.，324

Housman，A.E.，177

Huelsenbeck，Richard，278

Hugenberg，Alfred，373

Hughes，Colonel G，W.G.，215

Huguet，General，387

Huizinga，Johan，129

Hulse，Edward，131，169

Hülsen-Häseler，Dietrich Count von，120

humanism：death of，294

Humanité
，L
，'327

Humbert，General，241

Humperdinck，Engelbert，212

Huot，Louis，251

Huxley，Aldous，341

Ibsen，Henrik，110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40

imperialism：British，116

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287

impressionism，35，68；in music，43-44

Im Westen nichts Neues
.See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USPD)，273

industrialism：in Germany，93-96

industrial mobilization：for Great War，190

influenza：epidemic of 1918-19，333

intellectuals：and the Great War，276；support for Nazis in Germany，423-26

international style：postwar，340-41

inward turning：among soldiers，281-95，308

Ionesco，Eugène，289

Ireland，174；German support for nationalists，224

iron industry，94

irony：expressing new sensibility，290-94；sense of，in Great War，232-33

Isherwood，Christopher，342，343，405

Isherwood，Frank，140，239

Italy：invasion of Ethiopia，412；see also
Fascism

Jacobs，Monty，373

Jacobsen，Friedrich，266

Jahn，Turnvater，115

Jahrgang 1902
(Glaeser)，127

James，Henry，165，210，213，276，278，309-10

Jaques-Dalcroze，Émile，54，72，110，422

Jarry，Alfred，299

jazz，339

Jehovah's Witnesses：in Nazi death camps，394

Jerome，Jerome K.，166-67，169

Jeux
(Debussy/Nijinsky)，19，21，42-43，50，51

Jews：anti-Semitism，32，394-95，402，404，415-17，425；Crystal Night，425；German support for Great War，85-86；Holocaust，394-95，415；Palestinian，417

Joffre，General Joseph，193，247-48，322，386

Johannet，René，245

Johannsen，Christian，53

Johst，Hanns，426

Jones，David，237，279，284

Jones，Percy，140，148，151，170，198-99，237-38，240，283，298

Journey's End
(Sherriff)，362-63，377

Joyce，James，68，106，279，299-300，384，425-26

Judd，Samuel，152

July 1914
(Ludwig)，126-27

Jung，Edgar，425

Jünger，Ernst，192，196-97，202，212，270，301，303，304，366-67，403

Jutland：battle of，220，222

Kafka，Franz，78，330

Kahn，Otto H.，32

Kahr，Gustav von，425

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Berlin，121

Kangaroo
(Lawrence)，61

Kardorff，Wilhelm von，100

Karsavina，Tamara，39，40，48

Kellermann，Bernhard，374

Kemmel Times
，292

Kerouac，Jack，64

Kessler，Harry Count，358，393，412

King，Mackenzie，345

Kipling，Rudyard，157，164，165，278

Kirchhoff(singer)，149

Kirchner，Ernst Ludwig，112

Kitchener，Horatio Herbert，137，219，235，295，311

kitsch：Nazism as，396-97，423

Klatt，Fritz，261

Klausener，Erich，425

Klee，Paul，275，341

Klemm，Wilhelm，259

Klimt，Gustav，49

Kluck，Alexander von，135

Kochno，Boris，11

Kraus，Karl，370

Kreisler，Fritz，205，228

Krell，Max，373

Krieg
(Renn)，381

Kroll Opera House，Berlin，407

Kropp，Peter，365

Kultur：
vs.Anglo-French civilization，105，109，112，125，156-57，161，175-78，382，427；as German ideal，92-93，104-9，117，123-24，271；and Gesamtkunstwerk
，105-6；Nazis and，404，426

Kuznetsova(singer)，67

Laban，Rudolf von，422

La Bassée front，139

labor：division of，246

Labour Party(Great Britain)，334

Lafayette Escadrille，344

Laloy，Louis，72

Landowska，Wanda，31

Langbehn，Julius，106-7，109，112，258，349

Langemarck，Flanders：gas first used at，213

language：inadequacy of traditional，to describe trench warfare，288

Larionov，Mikhail，36，48，357

latrine imagery：among soldiers，299-300

Lawrence，D.H.，61-62，277

Lawrence，T.E.，333，382

Lawson，Dillon，231

League of Nations，332-33

Leane，B.B.，236

Lebensreformbewegung
，110

Le Bon，Gustave，251

Le Cateau：battle of，136

Le Corbusier(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27-28

leftist parties：postwar，334-35，336-37

Léger，Fernand，331

Leibeskultur
，54，113

Lenin，Nikolai，224，277

Lessing，G.E.，125

Le Touquet front，145

Levaillant，Maurice，350

Lewis，Wyndham，114，426

Ley，Robert，403，414

Liberal Party(Great Britain)，334

liberation：as motif，4

Liddell Hart，Basil，134，291

Liebknecht，Karl，273

Liège：forts at，186，193

Lieven，Peter，51

Lifar，Serge，11，425

Lindbergh，Anne Morrow，420

Lindbergh，Charles Augustus：awarded honors，322-23，420；and commemorations of war，343-45；kidnapping of his child，325；and modern sensibility，330-31；personality of，328-30；poets on，349-50；Press on，318，320，324-25，326-29；reception in Belgium，323，343-44；reception in London，323-24，343-44；reception in New York，325；reception in Paris，318-22，343，356-57；relations with Nazis and Fascism，420-21；as star，325-31；symbolism of his flight，330-31，343-51，359；as symbol of America，351-52

literature of disenchantment，230

Little，Brown and Company，376

Lloyd George，David，125，178，332，334

Locarno spirit，379

Loder，Captain，155-56，170

London：Ballets russes in，40，43；music halls in，54-55；Zeppelin raids on，210-11

London Mercury
，The
，376，378

London Observer
，328

London Times
，40，163，292，327

Lonsdale，Earl of，325

Loos，Adolf，27

Loos：battle of，190，215，248-49

Lorraine，69

lost generation，303，370，371

Louis Napoleon.See
Napoleon.III Louis Philippe，king of France，158

Louvain：bombing of，210

Ludendorff，Erich，136，208，262，270，334

Ludwig，Emil，126

Lueger，Karl，415

Luftwaffe，420

Lulu，114

Lusitania：
sinking of，221-22，312

Luther，Martin，358

Lutheranism，92

Luxemburg，Rosa，273

MacDonagh，Michael，225，250

Mackay，Clarence，31

Macke，August，114，115-16

Maeterlinck，Count Maurice，122

Mahler，Gustav，12

Mailer，Norman，13

Mairet，Louis，168，195，203，218，237，242，252，282-83，285，293，300，313

male bonding：in trench warfare，303-6

Mallarmé，Stéphane，38，41，69

Manchester Guardian
，347

Mandelbaum，Maurice，425

Mann，Heinrich，12

Mann，Thomas，356，405；and the Great War，88，159；sexuality in work of，12，114；and Venice，10-12

Marc，Franz，114-16，127

Marinetti，Filippo Tommaso，114，412，426

Markevitch，Igor，11

Marne：battle of，135，136，137，161，344

Marsh，Edward，176

Marx，Karl，158

Masefield，John，288

Masterman，Charles，286

Maud'huy，Colonel，248

Mazenod，Pierre de，216，391

McGill，Patrick，227

McGregor，Peter，188，196，242-43，280，296

Meier-Graefe，Julius，121

Meinecke，Friedrich，77，88-89，123，211，273

Mein Kampf
(Hitler)，401

Meistersinger
，Die
(Wagner)，423

Méléra，César，244

Metropolitan Opera，New York，31

Metternich，Prince Klemens von，90，158

middle class.See
bourgeois values；civilization

Mies van der Rohe，Ludwig，30

Milestone，Lewis，390

military history，2-3；of Great War，335-36

military leadership：in Great War，247，281，335-36

Mill，John Stuart，157-58，174，246，264

Minenwerfer
(Minnies)，219

Miquel，Pierre，213

Miriskusstva
.See World of Art

modernism：American，351-56；in architecture，27-30；and exiles，68-69；German，30；and Lindbergh's flight，330-31；and Nazis，395-96，409-10，427；and All Quiet
，384；soldiers'experience and，282；in statecraft，313；of twenties，338-43；use of term，4

Modigliani，Amedeo，69，285

Moes，Wladyslaw，12

Moltke，Helmuth von，83，84，107，136；and Schlieffen plan，122，134

Moltke，Helmuth von(elder)，83

Mommsen，Theodor，257

Mondrian，Piet，340

Mons：battle of，133，309

Montague，C.E.，388

Monteux，Pierre，21，59

Montherlant，Henry de，68，305-6，341

morality：and art，295-300；and character，243；destruction of perspective in Great War，282；see also
sexual morality

Morand，Paul，203，424-25

Morgan，Pierpont，31

Morley，Christopher，374

Morning Post
，381

Mortimer，Brigadier P.，291

Moscow：as modernist center，352

Mosley，Sir Oswald，395

Mottram，R.H.，371，381

Mountfort，Roland D.，367，198，300

Mozart，Wolfgang Amadeus，44

Muggeridge，Malcolm，394

Munch，Edvard，110

Munich，103，110；Nazi putsch in，412

Munro，Colin，152

Münster，Count Georg，67

Münster Anabaptists，263

Murry，John Middleton，364

music：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s in，44；see also specific compositions

Musil，Robert，341

Mussolini，Benito，395，403，412，421，426

Mussorgsky，Modest，36，67

mustard gas，216；see also
gas

mystical nationalism：in Germany，108-9

myth：vs.history，407-8；as reality，to

Nazis，410-23

Napoleon I，70，90，98，115，209，258

Napoleon III，91，158

narcissism：of Nazis，396，414；postwar，336-37；and racism，414

Nash，Paul，194-95，285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ys Clubs，355

National Gallery，London，158

nationalism：in Germany，100-101，108-9，255-59

Nationalist People's Party(Germany)，385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NSDAP).See
Nazis

National War Museum，London，287

Naumann，Friedrich，101，255

Navy League，207

Nazis，5；anti-Semitism of，415-17；architecture of，413；and the avant-garde，405-6；banning of All Quiet
，378-79，390；book bannings and burnings，378-79，390，405；celebration of death by，412；celebrations of 1933 victories，392-93；as cult，406-7；death camps of，394，416；as doctrine of conflict，408-9；and elections of 1929 and 1930，403；evolution of party，406；futuristic outlook of，395-96，423；gains in 1933 election，392，404；and Great War experience，402-3；ideology of，412-13；internecine conflicts among，413；kitsch and，396，423；and Kultur
，404，426；Lindbergh and，420-21；and modernism，395-96，409-10，427；as movement，408，413；myth as reality to，410-23；and nationalist literature，403；Night of the Long Knives，425；Nuremberg rallies，418；popular acceptance of，410-11；principles of，405-10；program policy contradictions of，413；propaganda by，418-19；race thesis of，413-17(see also
anti-Semitism)；relations with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423-26；socialism of，403；as spectacle，406-7，421-22；symbolism of Hitler to Germans，422-23；technicism of，394-95，405，417-19；Twenty-five Points program of，408；use of cinema，418，421，428-29；see also
Hitler，Adolf

Neuve Chapelle：battle of，190；front，145

Nevill，Captain W.P.，167

Nevinson，C.R.W.，285-87，353

Nevinson，Henry W.，353

Newbolt，Sir Henry，163-64

“New Church
”Times
，292

new conservatism，334-35

New Statesman
，175

New York：as modernist center，352，354-55

New York Times
，60

Nietzsche，Friedrich，14，44，45，48，53，75，109，125，244，258，259，265，299，330，358，383，410，415，425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425

Nijinska，Bronislava，18，23

Nijinsky，Romola，18，21，34，75

Nijinsky，Vaslav：as Ballets russes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38-39，41-43，48，54，62，75-76；eroticism of，41-42，50-52；and Faune
，41-42；madness of，50，358；relations with Diaghilev，9-10，50-51，75；and Rite of Spring
，19，21，25，54，58，71-72，74

Noailles，Anna Comtesse de，331

Nolde，Emil，111-12，115-16，424

no man's land，188-89，393-94，280

Nordmann，Charles，76

Northcliffe，Lord，377

Noske，Gustav，88

Notre Dame Cathedral，Paris，210

Nouvelles littéraires
，361

NSDAP.See
Nazis

nudism：in Germany，114；in twenties，338

Nungesser，Charles，346

Nuremberg rallies，421-22

“Ode to Charles A.Lindbergh”(Guinle)，350

Oiseau de feu
.See Firebird

Olivier，Laurence，362

Olympics，54

Opéra，Paris，29，31-32，36

Opéra Comique，Paris，31

Orlando，Vittorio，334

Otto the Great，king of Germany，258

Owen，Wilfred，185，197，200，232，242，250，381，409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
(Yeats ed.)，381，409

Packer，Corporal，130

“Pack Up Your Troubles”(song)，291

Page，Walter H.，181

painting：in fin-de-siècle
France，68；see also specific movements

Pan-German movement，207，263

Parade
(Stravinsky/Satie)，194

Paris：architecture of，27-29，63；Ballets russes in，38-44，357-59；bombing of，210，211，277，283；compared with Berlin，103；as cultural center，62-70；first performance of Rite of Spring
in，2，18-26；foreign theatrical seasons in，67；German attack plan on，121；international exhibition(1900)in，28；modernist exiles in，68-69；Russian arts and artists in，36-44；urban blight of，64；see also
France

Paris Commune of 1871，65

Parsifal
(Wagner)，106

Passchendaele：battle of，188，191

passports：introduction of，313

Pastors，Gerhart，258-59，265

patents：development in Germany and Britain，99

Paths of Glory
，The
(Nevinson)，286

patricide，341

patriotism：and sense of duty，236-37

Pattenden，Private，160

Pavilion d'Armide
，Le
(ballet)，38

Pavlova，Anna，39，50，358

Pax Britannica，4，112，157

Péladan，Joséphin，275

Pelléas et Melisande
(Maeterlinck)，122

Peninsular War，161，209

People's Party(Germany)，384

Percin，General，203

Percy，W.R.M.，169-70

Pergaud，Louis，212-13

Péronne：bombing of，209

Perret，Auguste，27-28，29，30

Pétain，General Philippe，228，238，307

Peter the Great，tzar of Russia，34

Petipa，Marius，53

Petit Palais，Paris，28，36

Petrushka
(Stravinsky)，50，56

Pflicht
(duty)：German sense of，234-37，256-57，259-60，261，268

phosgene gas，216；see also
gas

photography：as medium，283，363，367

Picardy front，190

Picasso，Pablo，69，110，194，216

Piltz，Maria，23

Pirandello，Luigi，289

Planck，Max，46，99

Poelzig，Hans，30

poetry：vs.history，257；modernist，282-83；on symbolism of Lindbergh's flight，349-50

Point Counter Point
(Huxley)，341

poison gas.See
gas

Populaire
，345

Portland，Duchess of，31

postimpressionism，29，110

Potemkin，Grigori，35

Poulenc，Francis，352

Pound，Ezra，159，186，426

Pourtalès，Comtesse de，21

Pourtalès，Count Friedrich von，84

Powell，Anthony，236

Powell，Garfield，229，238，284，302

press：and bourgeois values，246；British anti-German，169；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reat War，307-12；on Christmas 1914 truce，155，179-81；dislike of soldiers for，301；and Lindbergh's flight，318，320，324-25，325，326-28；on postwar Ballets russes，357-58；on Rite of Spring
，24-25；on war themes，363

Priestley，J.B.，174-75

primitivism：German interest in，115，121

Prince Igor
(Borodin)，25，38

Prohibition，356

propaganda：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denounced as，377；and bourgeois values，246；and British artists，285-87；French wartime，170-71；in Great War，133，211-13，239，276，307-12；Nazi，418，421；see also
press

prostitution：in Germany，113；on Western Front，296-98

Proust，Marcel，31，39，46，51，57，69，276，384

Prussia，90；education in，97-98；industrialism of，101-2；management in，97，101-02；vs.Saxony，171，178-79；and unification of Germany，90-91，93，97，101-2；see also
Germany

psychoneurosis：among soldiers and veterans，280-82，382；see also
shell shock

public good：sense of，234

Punchy
，40，43，54，152，163

Pushkin，Aleksander，26

Quandt，Harald，429

Quinton，W.A.，132

Quittard，Henri，19，21，72

Rachmaninov，Sergei，36

racism，413-17；in Germany，107-8；see also
anti-Semitism

Radbruch，Gustav，273

radicals：and the Great War，277-78；postwar，334-35，336，341

radio：in twenties，339；use by Nazis，421

Rag-Time
(Auric)，352

Rag-Time
(Stravinsky)，352

Rainbow
，The
(Lawrence)，62

Rambert，Marie，18，72，74

Raper，Colonel Henry S.，217

Rathenau，Walther，101，119，263，332，416

rationalism，47；and Anglo-French civilization，105，264

Ravel，Maurice，26，67，352

Raws，J.A.，201

Ray，Man，13

Read，Herbert，178，194，195，232，239，244，303，305，306，374，381

Reformation，89

Regnier，Pierre de，350

Reichstag，Berlin，392，404

Relève du matin
，La
(Montherlant)，341

religion：in Germany，89，92

Remark，Peter Franz，363

Remarque，Erich Maria，299，361-90；background of，363-64；borrowings of，366-67；fame comes to，373-89；fascination with death，366，371；postwar career of，365-66；suggested for Nobel Prize，374，377；war experience of，364-65；writes The Road Back
，370；and writing of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367-73

Rembrandt als Erzieher
(Langbehn)，106

Renan，Ernest，98

Renn，Ludwig，362，371，381

revolutionary renewal：Great War and，277；see also
radicals

Revolution of 1848，65

Revue des deux mondes
，76，223

Revue Nègre，La，357

Rhapsodie nègre
(Poulenc)，352

Rheims cathedral：bombing of，210，211

Rhodes，Cecil，164

Richepin，Jean，56

Richter，Hans，278

Rickert，Heinrich，108

Ricketts，Charles，42

Riebensahm，Gustav，131，141，150，168

Riefenstahl，Leni，418

Riezler，Kurt，80，88

Rilke，Rainer Maria，256，278

Rimsky-Korsakov，Nicholai，36，40

Rimsky-Korsakov，Vladimir，37

Ring
cycle(Wagner)，70，106，261

Rite of Spring
，The
(Stravinsky/Nijinsky)，42-43，54，64，268，283，359；creation of，56-57；critical reception of，18-26，72-76，358；first performance of，2，18-26，70；libretto for，18；theme of，70-76

Rivière，Jacques，46，70，72，231

Road Back
，The
(Remarque)，370

Roberts，Robert，174

Robertson，General Sir William，219

Rocheblave，Samuel，68

Rodin，Auguste，41-42

Roerich，Nicholas，36，38，57，72

Rolland，Romain，261

romanticism，46，47

Romier，Lucien，352-53

Röntgen，Wilhelm Conrad，99

Root，Waverley，327，328

Rosenberg，Alfred，413-14

Rosenberg，Harold，63-64

Rosenberg，Isaac，381

Rostand，Edmond，331

Rostand，Maurice，317，331，341

Rousseau，André，360

Rousseau，Jean-Jacques，47，259

Royce，Josiah，221

Rubinstein，Arthur，31，51，65-66

Ruffo，Titta，31

Rupprecht，Crown Prince of Bavaria，134-35，215

Ruskin，John，13，159

Russell，Bertrand，119

Russell-Jones，E.，240

Russia：industrial output of，94；mobilization for Great War，82，84，87(see also
Great War)

Russian army，132，134，136，190-91；in Berlin(WWII)，431；casualties of，233；collapse of，233，264；myth of Western Front destination，309-10

Russian arts：in Paris，35-48

Russian ballet，18-26，38-45，52；see also
Ballets russes

Russian-Japanese war(1905)，35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35，60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64，224，233，333，425

Rutland，Duchess of，31

Sachs，Hans，429

Sacre du printemps
，Le
.See Rite of

Spring
，The

St.Petersburg，Russia，33，35，53

Saint-Saëns，Camille，26

Saint-Simon，Henri de，17，49

Salomé，114

Salon d'Automne exhibition，Petit Palais，Paris，36

Samson，Captain A.L.，249

Santayana，George，116

Sassoon，Siegfried，197，203，232，246，303，362，371，381

Satie，Erik，194

Sauguet，Henri，357

Saxony：education in，98；industrialism in，102；vs.Prussia，171，178-79

Sazonov，Sergei，84

Scarborough：bombing of，210

scatology imagery：among soldiers，298-300

Schauwecker，Franz，126，366-67，403

Schéhérazade
(Rimsky-Korsakov)，39-40，50

Scherl publishers，365，373

Schiller，Johann von，90，388

Schleicher，General Kurt von，425

Schlieffen，Count Alfred von，208

Schlieffen plan，121-22，134-35，136，207；abandoned，136

Schmidt，Willi，425

Schmitt，Florent，26，67

Schopenhauer，Arthur，109，257，259，279

scicnce：education in，98-99

Scotsman
，344

Scott，Canon F.G.，284

Seaman，Owen，152

Secessionist art，57，277

Second World War：Allied bombing of Berlin，393-94；as continuation of Great War，411；Nazi death camps，394，416

secular idealism：Nazis and，395

Sedan：battle of，209

Seeley，John，98

Self-Help
(Smiles)，172

Senegalese troops：in Great War，290

Serbia：Austrian ultimatum to，79

Serov，Valentin，36

Sert，Misia，11，18，33，37，51，277，424-25

sexual impotence：among soldiers and veterans，282，382

sexual morality，49-52；in art and literature，113-14；in Germany，112-13；repudiated among soldiers，296-300；see also
homosexuals

Shakespeare，William，177

Shaw，George Bernard，106，175

Shelley，Percy Bysshe，13，125

shell shock，228-29，281-82；see also
psychoneurosis

Sherriff，R.C.，362，377

Shirer，William，62

Sickert，Walter，158

Sieburg，Friedrich，103

Siegesallee，Berlin，121

Sikh troops：in Great War，311

Silesia，97，102

Sitwell，Sacheverell，357

Smiles，Samuel，172，234

soccer，162，168-69

social classes：aestheticism and，61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Germany)，88，100，110，123-24，384；and Great War，262，273

socialism：among soldiers，281；in Germany，100-101，110(see also
Nazis)

Société Musicale，31

Soissons：bombing of，209

Somme：battle of，138，186，191，193-95，204，219，270，290；front，153-54，169，195，197，227-28，240，253，279，289，302

Sommer，Albert，147

Somme Times
，292

Somov，Konstantin，61

Sorley，Charles，81，142，178，238

Soschka，Cyril，373

sozialer Volksstaat
，255

So ziehen wir aus zur Hermannsschlacht
(Strobl)，115

Spain：Peninsular War in，161，208-9

Spanish Farm
(Mottram)，381

Spectre de la rose
，Le
(ballet)，25，48，51

Speer，Albert，398，418，421，422，426

Spender，Stephen，337

Spessivtseva，Olga，357

Sport im Bild
，365，366，367

sporting organizations：and volunteer recruitment for war，168-69

sportsmanship：and war，British sense of，162-70，177

Squire，J.C.，378

Staël，Madame de，98

statecraft：Great War's effects on，313

Station am Horizont
(Remarque)，365

Stechlin
，Der
(Fontane)，99

steel industry，94

Stein，Gertrude，20，24，25

Steinthal，Hugo，228

Stillman，James，31

Stirner，Max，61

Stokes，Richard，239-40，289，307

Strachey，Lytton，51

Strasbourg：bombing of，209

Strasser，Gregor，403，425

Strauss，Richard，49，58，67，114，117，424，425

Stravinsky，Igor，69，194，352，357，358；and ballet as art form，37-38；on German culture，117；and Rite of Spring
，2，3，18，21，24，25-26，56-60，283，357

Streicher，Julius，414

Stresemann，Gustav，384

Strindberg，August，110

Strobl，Karl Hans，115

students：enthusiasm for war among German，81，126

submarine warfare：in Great War，208，220-23，262

Sudermann，Hermann，212

sulfuric acid：production of，94

Sunday Chronicle
(London)，374

surrealism，337；and Western Front，194

Swabia，89

Sybel，Heinrich von，257

Syberberg，Hans-Jurgen，423

Sylphides
，Les
(ballet)，25

Symons，Arthur，106

Szögyény-Marich，Count Laszlo，80

Tägliche Rundschau
，79

Taine，Hippolyte，70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hymn)，291-92

tango，55-56

tanks：in Great War，219-20

Tatham，F.H.T.，201

Tauride Palace，St.Petersburg，35

taxation：for Great War，313

Tchaikovsky，Peter，49

technical education：in Germany，98-99

Technik
.See
technology

technology：as artistic inspiration，48；education in，98-99；German fascination with，96-103；and Nazi outlook，395-96，405，417-20；postindustrial advances of German，93-96

Temps
，Le
，381

Tender Is the Night
(Fitzgerald)，253

Tennyson，Alfred，Lord，93

Teutonic Knights，258

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Paris，18，26，27-30，70，111，356-57

“There's a Girl for Every Soldier”(song)，297-98

Thérive，André，381-82

Third Reich.See
Nazis

thirties：Nazi rise in，see
Nazis；war boom of，381

Thoma，Ludwig，124

Thomas，Alan，227

Thomas，Edward，196

Three Men in a Boat
(Jerome)，166-67

Tilley，Oswald，132

Tirpitz，Alfred von，84，122

Tissot，Victor，102

Titian，112

Toklas，Alice B.，24

Toller，Ernst，256

Tolstoy，Count Lev Nikolaevich，69

Tomlinson，H.M.，371，381

Toscanini，Arturo，31

total art，38，48-49；see also Gesamtkunstwerk

total war，207-8，262；and submarine warfare，223

Tournier，Michcl，372，407

Traumbude
，Die
(Remarque)，365

Treitschke，Heinrich von，257

trench mortars，219

trench warfare，135，186-206；advances into no man's land，197-99；as aesthetic experience，283-84；and artillery barrage，186-89，l92，203；artists on，277-78；banter between lines，143-44；barter during truce，151-52；blamed on Germans，219；boredom in，204-5；breakdown，of social barriers in，304-5；and British sporting sense，162-69；burial parties during truce，150；casualties of，136-37，191，200-204，205，250；Christmas 1914 truce，130-33，147-54，154-72；cold in，196-97；comradeship in，239；conditions with winter rains of 1914，138-47；defense as offense in，193-94；depicted in art，285-87；desensitization in，226-31；desertions，250；dirt and filth of，195-96，198-99；dislike of soldiers for civilians，303；early battles establishing，136-38(see also specific battles
)；eating in，197；exchanges of rations，144；exposure casualties，140；flame throwers in，208，218-19；football match during truce，153-53；gas attacks，187，199，208，214-17，223，262，289-90，308，313；going over the top，226，227，250；historical criticism of，247-49；home leave from，300-303；horror vs.boredom in，204-6；immunization to brutality，206；inadequacy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to describe，288；killing of officers，250；length of tour of duty，195；letters from home，302-3；machine gunners in，193-94；male bonding in，303-6；material concerns foremost in，230，238；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mud and，195-97；mutilation in，202；nighttime work，199-200；packloads，187-88，249；as position warfare，191-93； reading matter from home for，302；rebuilding of trenches，142；reflex responses in，226-32；relations between soldiers and officers，144-45，146-47，249； rules of behavior，227；and sense of alienation，211-12；sense of camaraderie in，303-6；sense of duty in，232，234-53；shell shock from，227-30，280-82；short shelling，203；sleep deprivation in，200；sniping and night raids，141-42，219；stench of death in，189，200-203；and tactics of Western Front，145-47，190-94；and total war concept，207-8；trench mortars used，219；vermin in，198-99；weather and morale，141-42，195-97；see also
British army；French army；German army

Tribune
(Paris)，327

Tristan und Isolde
(Wagner)，9，11，70

Triumph of Neptune
，The
(Berners/Balanchine)，357

Triumph of the Will
(Riefenstahl)，418

Troeltsch，Ernst，273

Trotsky，Leon，35

Turckheim，Baron de，260

Turkey：in Great War，190，264；war with Greece，333

turkey trot(dance)，55-56

twenties：as denial of Great War，336-37；fads and cynicism of，338；fascination with death，371-72；fashions of，340；flight from reality in，338；international style of，340-41；reality vs.myth of，337-38；sense of transitoriness in，340；war books of，371(see also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war boom of，379；youth worship of，337，341

Tzara，Tristan，278

U-boats，220-23

Ubu Roi
( Jarry)，299

Ullstein，Franz，372-73

Ullstein Verlag，361-62，365，372-73，390

Ulysses
(Joyce)，300

unemployment：postwar，333，337，382，385

United States：aid in Great War from，264，344；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351-56；enters Great War，223，263；as postwar symbol，351-56；retreat to isolationism after war，333；unknown soldier：commemoration of，335-36，343-44

urbanism：in Germany，95-96；in Great Britain，173；postwar，340

utilitarianism：and Anglo-French civilization，105，174

Valéry，Paul，338

Vanderbilt，William K.，31

Van de Velde，Henry，29，30

Van Vechten，Carl，19，22，23，24

Varus，115

Vatican，133

venereal disease：among soldiers，297

Venice，9-14，62

Verdun：battle of，186，190-91，192，193，195，197，203，244，247，250，269-70，280；memorial cemetery at，1-2；use of gas at，216

Verlaine，Paul，49

Ver Sacrum
，57

Versailles，Treaty of，332-33，385，420

veterans：behavior in twenties，333-43；postwar mentality of，382-83；response to All Quiet
，382-83，387-88

veterans'organizations，333，344，382

Victim
，The
.See Rite of Spring
，The

Victorian morality，49-50，159；and Great War，172-76

Vienna，39

Vienna，Congress of，90

Vie Parisienne
，302

Vieux Volontaires de la Grande Guerre，344

Vildrac，Charles，229

violence：of Nazi cult，411-12；and sexuality，114

Viollet-le-Duc，Eugène，63

“Vitaï Lampada”(Newbolt)，163-64

Vladimir，Grand Duke，36

Voivenel，Paul，251-52

Volk
culture，48

Voltaire，97

Vossische Zeitung
(Berlin)，80；serializes All Quiet
，361，373

Vring，Georg von der，366

Vrubel，Mikhail，36

Wagner，Richard，9，10，48，69，127，261，410，423；and Gesamtkunstwerk
，37，86；influence of，105-8，121-22；and Kultur
，105-6

Waldeck，Rosie Gräfenberg，Countess，372

Walker，Reverend John，230-31，309

Walküre
，Die
(Wagner)，261

Wallace，Edgar，388

Wall Street，New York，352

war：as art，276-84；and art，German associations of，127-28，159-60；British sportsmanship and，162-70

Waste Land
，The
(Eliot)，317，359

Watts，Isaac，225

Wave of the Future
，The
(A.M，Lindbergh)，420

weather：and morale in trench warfare，141-42，195-97；and politics，78

Weber，Karl Maria von，32

Weber，Max，273

Wedekind，Frank，49-50，57，114，116

Weg zurück
，Der
(Remarque)，370

Weimar Republic，5，384，402，403

Wells，H.G.，117，175，341-42

Weltpolitik
，118

Wenzl，Josef，131

Werkbund，30

Wesley，John，174

Wessel，Horst，412

Western Front：battles of，see specific battles；
gas warfare on，213-16，223；German failure on，263；morale and motivation in，226-53；periods of，191-92；surrealism and，194；tactics on，145，190-91；see also
British army；French army；German army；Great War；trench warfare

Wharton，Edith，309

What Price Glory?
(film)，363

Wheen，A.W.，376

Whistler，Janies A.M.，159

Whitby：bombing of，210

Wigman，Mary，422

Wilde，Oscar，13，46，49，125，175

Wilder，Thornton，379

Wilhelm I，kaiser of Germany，79

Wilhelm II，kaiser of Germany，40；abdication of，332；dismisses Bismarck，92，119；homosexuality in entourage of，113，219-20；interest in arts and dance，119-21；personality of，119-21；and popular feeling for war，78，81，82-86；as puppet during war，262；xenophobia of，107

Wilson，Archdeacon，173-74

Wilson，Major General Henry，137

Wilson，Sir Horace，421

Wilson，Woodrow，312，326，332

Windelband，Wilhelm，108

Wind in the Willows
，The
(Grahame)，177

Wings
(film)，363

Winnington-Ingram，Right Reverend A.F.，312

Wipers Times
，392，393

Witkop，Philipp，265，404-5

Wolfe，Tom，13

Wolfenstein，Alfred，77

Wolters，Friedrich，113

women：American，dominance of，353；working，in Germany，110

women's movement，4，110，113-14；support for Great War，85

Woodward，E.L.，236

Woolf，Virginia，50

Wordsworth，William，177

World of Art
(Mir iskusstva
)，35-36，45，60

World War I.See Great War

World War II.See
Second World War

Wurche，Ernst，266-67，270

Yeats，William Butler，381，409

Young Törless
(Musil)，341

youth：emancipation movement，4，49-50，68，110，113-14，115；postwar curiosity about war，388；worship of，in twenties，341

Ypres：destruction of Cloth Hall，210，292；first battle of，135-36，137，283-84；front at，143-44，194-95，200-201，203-4，213，289-91；as monument to ruined civilization，284；second battle of，190；third battle of，191，192；use of gas at，213，215，289-90，313

Zeppelin.See
air raids

Zollverein
，101-2

Zuckmayer，Carl，373

Zweig，Arnold，362，371

Zweig，Stefan，3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加）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著；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ISBN 978-7-5201-3035-6

Ⅰ.①春…　Ⅱ.①莫… ②李…　Ⅲ.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　Ⅳ.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6884号

春之祭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著　　者 / 〔加拿大〕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

译　　者 / 李晓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董风云　廖涵缤

责任编辑 / 李洋　廖涵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375　字数：377千字

版　　次 /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035-6

著作权合同

登记号 / 图字01-2014-2609号

定　　价 /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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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Text Copyright © David Abulafia，2011，2014

First Published 2011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11，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Allen Lane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本中文版根据Penguin Books 2014年版本译出。

1
.穆那德利亚（Mnajdra）神庙是马耳他岛神庙遗址群中的一间。这些神庙建自公元前4000～前3000年，紧紧相邻，从悬崖之上俯瞰着地中海，其中心区域的大殿是最后建成的。马耳他岛神庙是地中海最古老的大规模建筑群。

2
.图为16厘米长的“睡美人”，藏于瓦莱塔国家考古博物馆。这可能是一个地母神的形象，也可能是马耳他岛与戈佐岛的拟人化形象，两个隆起之处分别代表这两座岛屿。

3
.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大多数小型陶像都是女性形象，可能代表死者的同伴。她们或是仆人，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

4
.来自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克罗斯岛（Keros）的女性头像，于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以当地大理石制成。它的白色与简洁的造型会给人以误导，因它原本很有可能是彩色的。

5
.约公元前1500年产自克里特的一个陶瓶，是使用章鱼的肢体来表现流动与自然意象的米诺斯陶罐之一，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埃及与叙利亚的样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岛屿风格。

6
.法老的维齐尔莱克米尔坟墓中的一幅壁画（约公元前1420年）。莱克米尔的职责之一是收取和处理邻邦的贡赋。此壁画描述的便是这一场景，画上还有十分自负的文字：“诸邦皆臣服于吾王。”有一些贡品，如油罐或酒罐，似乎来自克里特岛；其他的一些物品和动物则可能来自南部邻邦。

7
.在约公元前1500年的大火山爆发前，锡拉岛的阿科罗提利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与航运中心。这幅绘制于公元前16世纪的壁画展示了阿科罗提利的港口与来往于地中海上的划桨船。

8
.迈锡尼的一个金箔死亡面具（约公元前1500年），出土于一处贵族墓葬。正如荷马所言，“迈锡尼富有黄金”，且由一些讲希腊语的贵族武士统治，他们后来深受米诺斯文化吸引。这些面具可能模仿了伟大的法老们所带的死亡面具。

9
.早期腓利士人为他们的首领制作的黏土人面，该人面上没有覆盖其爱琴海的先祖们曾经使用过的金箔死亡面具。该黏土人面发掘于以色列北部的伯善。

10
.这一公元前12世纪的迈锡尼“武士瓶”上描绘了一队士兵，其佩戴的有角头盔具有典型的入侵者与雇佣兵的特征，埃及人称这些入侵者为沙尔达纳人。士兵们的其他装备则与荷马笔下英雄们的盔甲相似。

11
.出现在上埃及拉美西斯三世哈布神庙（公元前12世纪早期）墙壁上的腓利士人形象。该神庙雕带上的图像主要用于纪念拉美西斯三世对所谓“海洋人”的胜利。

12
.公元前9世纪晚期，腓尼基商人在撒丁岛南部的诺拉建立了一个聚落。图中是为一座神庙的建成而写的献词，该献词是西地中海现存最早的闪米特字母铭文之一。

13
.这是约公元前400年于迦太基刻成的一块石碑或石匾。从图中人物的头饰判断，该石碑展现的是一位祭司将一个被选为祭品的孩子带向祭坛的场景。

14
.迦太基船只的模型。该模型是一盏油灯，于公元232年被献给贝斯马利斯（Beithmares，在今黎巴嫩境内）的宙斯神庙。尽管它是一件晚期物件，但对我们了解腓尼基和迦太基船只的外形提供了一些启发。

15
.腓尼基银币。币上刻有一艘腓尼基船只，还有一只被希腊人认作海怪的海马。

16
.该基吉陶瓶上描绘的是希腊步兵或重装步兵间的一场战斗。该陶瓶出土于罗马北部的维爱附近，为约公元前600年的作品。伊特鲁里亚贵族所需的科林斯陶器的数量是极为惊人的。

17
.巴拉瓦特城亚述王宫的青铜门饰。门饰中的腓尼基人带着贡品穿过地中海，然后经陆地到达亚述王宫。

18
.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一个以黑色图案装饰的兑酒器，由雅典艺术家埃克斯基阿斯制作完成，后被出口至伊特鲁里亚的乌尔奇，它出土于那里的一座坟墓。它是一盏浅酒杯，上面的图案描绘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在被伊特鲁里亚海盗抓捕后，将他们变成海豚的故事。

19
.公元前6世纪晚期塔尔奎尼亚一处墓葬中的壁画，展现了狩猎与捕鱼的场景。这幅伊特鲁里亚壁画上的欢快场面很明显受到爱奥尼亚式希腊艺术风格的影响。

20
.伊特鲁里亚地区的一块书写板（公元前7世纪），它发现于马尔西利亚那城，可能被用于教授字母。这块书写板是可证明古风时期的希腊语字母被引入伊特鲁里亚地区的最早证据。这些字母像腓尼基字母一样由右向左书写，其中有一些写法如delta被伊特鲁里亚人放弃，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发音。

21
.“这是神庙，是国王塞法利·维历阿纳斯向乌尼-阿斯塔特敬献的神像的所在地……”这是1964年发现于伊特鲁里亚沿岸的皮尔吉的三块金箔记事板之一。在这三块记事板中，其中两块的文字为伊特鲁里亚文，另一块上的文字是腓尼基文。它们记录了公元前6世纪卡埃里国王的一次献祭。

22
.公元前474年，叙拉古僭主希伦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库玛取得对伊特鲁里亚人的海战胜利，他因此向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神殿敬献了一顶敌人的壶状头盔，上面写有：“希伦，宙斯之子，叙拉古人之子，狄诺美涅斯之子，库玛的提色尼安人。”

23
.撒丁岛中部奥罗洛（Orolo）的防御石塔是迄今保存得最好的史前城堡遗迹，数千座这类石塔曾在岛上星罗棋布。其中许多石塔周围曾环绕着一些村落，如图中的这座。它建于公元前1500～前900年，在此后数个世纪中一直被人使用。

24
.早期撒丁岛人开发了岛上的矿藏，而且他们都是天才的工匠。这艘约铸造于公元前600年的青铜船可能是一盏油灯。在距此地很远的伊特鲁里亚也出土了一些这类青铜器物。

25
.佩里安德在公元前627～前585年统治着科林斯，积极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视为严苛的独裁者，但人们同时也称颂他的智慧与公正。

26
.这尊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在他去世之后完成，亚历山大被塑造为太阳神。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1年造访了埃及太阳神阿蒙-拉的神殿，并希望埃及人像崇拜阿蒙-拉一样崇拜自己。他死后，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想在托勒密时期融合了。

27
.最著名的古伊比利亚雕塑是“埃切尔夫人”胸像，即一尊戴着精美珠宝的女祭司或女神的公元前4世纪的雕像。它体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也与著名的古代伊比利亚文明的其他留存至今的等身雕像有相似之处。

28
.萨拉皮斯崇拜是由埃及的托勒密一世推动的。萨拉皮斯选择性地融合了公牛神阿匹斯、复活之神奥西里斯，以及一些希腊神祇，包括宙斯和狄奥尼索斯的特点。

29
.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巴尔卡（即汉尼拔的父亲）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并发行了货币。钱币上的希腊式图像是他本人或麦勒卡特神的肖像。这种图像可能有把哈米尔卡比作麦勒卡特的意图，麦勒卡特之于布匿人类似于赫拉克勒斯之于希腊人。

30
.尼禄（死于公元前68年）时期纪念谷物贸易的铜币。谷神席瑞斯手持麦穗面朝手持象征丰收的羊角的丰收女神安诺纳。在钱币上同样清晰可见的还有一个放置了称量谷物的秤的祭坛，以及一艘运粮船的船尾。

31
.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克莱奥帕特拉，她是十分文雅却又非常残酷的埃及统治者。她与恺撒和马克·安东尼的爱情故事最终为她的王朝带来灾难，她的国家因此被罗马占领。

32
.尼禄时期发行的标志奥斯蒂亚新港落成的钱币。这枚钱币上的微缩图像惊人地展现了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不同种类的船只。

33
.图中的大型罗马战船也就是五列桨战船正准备参加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海战。该浮雕来自于普莱奈斯特，也就是今天位于罗马东南方的帕莱斯特里纳。

34
.这幅精妙绝伦的壁画展示了那不勒斯附近的港口（有可能是普特奥利）内的来来往往的船只。这幅壁画装饰的是斯塔比亚的一所房子，该建筑在公元前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中被掩埋。

35
.拉文纳的圣阿波里纳尔大教堂的镶嵌画，画中展示了克拉西斯港口的拜占庭舰队，以及该港口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工事。

36
.奥斯蒂亚犹太会堂的飞檐，上面是七烛台（menorah）的图案，这是罗马帝国晚期的犹太人的一个象征符号。该犹太会堂在公元1～4世纪一直被犹太人使用。

37
.奥斯蒂亚犹太会堂中的一则2世纪铭文，纪念会堂内供奉法律经卷的约柜之落成，约柜的修建由闵迪斯·福斯特赞助。这块石板上的文字主要是希腊文，也就是罗马时期的犹太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此外铭文中还杂有一些拉丁文字。

38
.12世纪初，黄金祭坛被摆在了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主祭坛上。这幅金箔画描述了828年威尼斯人从亚历山大偷出圣马可的遗骨后，乘船回到威尼斯的场景。

39
.在一张1885年的照片中我们可看见依一处陡峭半岛而建的阿马尔菲，它在中世纪早期是一个由商人构成的活跃社群的所在地。即使在11世纪其影响力最强的时期，它也只是一个小村庄，其船只如图所示沿海湾停靠。它始终是一个小城镇，但其山顶的修女院现在已经成了一间豪华旅舍。

40
.装饰在比萨好几间罗马式教堂外的重釉着色大陶盘会在阳光下闪耀光辉，它们彰显了比萨商人已深入穆斯林的土地，这些陶盘的制造技艺便来自伊斯兰世界。图中的陶盘可能出自马略卡，其上有一艘扬帆航行的穆斯林海船的图案，旁边还有一只小船与它同行。

41
.商栈一般是有拱顶装饰的两层建筑，中间有一个正方形天井。建于十字军时期阿克城的王室商栈是征收税费和收购货物的地方，现在被称为廊柱客栈。土耳其人重修了该建筑，但很好地保留了其原来的形制。意大利商人在阿克的其他地方也建有他们自己的商栈。

42
.这四匹神采飞扬的马是古希腊的艺术品，曾被用来装饰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将其从君士坦丁堡夺走。在风化之前，它们一直傲然耸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入口上方。

43
.来自休达的穆斯林学者伊德里西王公一直是西西里诺曼国王的地理学助理。尽管他12世纪的手稿没能保存下来，这幅中世纪晚期的地图很可能是仿照其手稿中的原图绘制的，地图的上部是南方，因此地中海位于右下方，亚得里亚海则深入欧洲内陆。

44
.14世纪早期在马略卡岛绘制的波托兰海图。撒丁岛位于中央，马略卡岛十分显眼地被加泰罗尼亚君主的旗帜标出。地名被密集地标在海岸线上。

45
.这幅13世纪的壁画描绘了1229年阿拉贡王詹姆斯一世攻克马略卡城的情景。这些事件也被记录于国王詹姆斯的自传中。该书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部王室人物传记。

46
.艾格莫特意为死水，建于卡马格（Camargue）边缘，是从法兰西进入地中海的贸易基地和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其保存良好的建筑大多建于14世纪，当时此地是其前竞争对手马略卡城统治下的蒙彼利埃的出海口。

47
.热那亚城位于利古里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与海洋之间，而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较好地描绘了城中房屋、塔楼及教堂聚集于海港旁边的情景，图中还有为应对12世纪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带来的威胁而修建的极为壮观的城门（中央最高处）。

48
.图中为从西南方俯瞰杜布罗夫尼克的景象，该城有15世纪修建的壮观城墙。位于另一侧的海港在图中依稀可见，谷物仓库在右侧高耸的建筑群中。城区被斯特拉顿大道平分，大道一直伸展到斯庞扎宫右边，该宫殿现在保存着关于这座城市的丰富档案。犹太人的生活区位于斯庞扎宫的左侧。

49
.15世纪时，巴伦西亚内陆的马尼塞斯（Manises）是生产用于装饰的重釉陶器的主要中心。图上的这只碗上绘制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阿格利家族的盾形徽章。意大利贵族是西班牙-摩尔陶器的狂热购买者。在摩尔人技术的启发下，信奉基督教的陶工们逐渐垄断了陶器的生产，但在有些陶器作坊中穆斯林与基督徒一起劳作。

50
.这一用于献祭的货运船模型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珍稀文物，它最初被收藏在加泰罗尼亚的马塔洛。它长约120厘米，宽约50厘米，制作时间约为1420年，部分制作原料是产自地中海地区的桑木，船体则由经过打磨的地中海风格的平板构成。

51
.巴伦西亚华美的凉廊修建于1483～1498年。图中这间由高高的廊柱支撑的大厅曾被用于进行商业交易活动，而另一间屋子则是巴伦西亚商业法庭所在。在飞檐之间可见到称颂公平交易的铭文。

52
.以《海事代理法》（Consulate of the Sea，又译《康索拉度海法》）而著称的海商法是制约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跨海贸易商人的商务法规。它的印刷版本出现于1494年。图中这份较早期的手稿描绘了国王“慷慨者”阿方索（亡于1458年）被其廷臣围绕的画面，它提醒我们，地中海上的政治和商业帝国离不开国王和商人的密切合作。

53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像。他被称为“征服者”，以强调是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他痴迷于意大利文化，命令意大利艺术家真蒂莱·贝利尼就任于他的宫廷，这幅图在1481年穆罕默德去世不久前方才完成。

54
.穆罕默德在晚年对拉丁人的基督教世界发动了野心勃勃的征伐，派他的舰队进攻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该城被占领，但他们未能在1480年攻克罗得岛。这里，一幅法兰西微型画描绘了土耳其人被打败，被迫向医院骑士团妥协，图中可见城墙沿线和海边城堡上的骑士团旗帜。

55
与56
席兹尔（左），亦称海雷丁或巴巴罗萨（死于1546年），是一个最无法无天的柏柏尔海盗；他把基地建在阿尔及尔，由此出发攻击梅诺卡岛和意大利，并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邀请下于土伦越冬。这幅画是纳凯普·雷斯·海达尔（Nakkep Reis Haydar）的作品，他自己就在海上服役。安德里亚·多利亚（右）出身于最显赫的热那亚家族。他曾服务于法王，但又于1528年离弃他转投查理五世。他是海雷丁的强劲对手，且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如在1532年收复了希腊南部的科伦。

57
.1534年突尼斯爆发继承战争，海雷丁奉命指挥一支派往突尼斯的奥斯曼舰队。查理五世被卷入这场战争并于1535年重新占领突尼斯。西班牙人在哥莱塔（Goleta）附近的突尼斯潟湖区（Lac de Tunis）建立了一座城堡，该城堡至今仍屹立于此。此画是系列挂毯中的一幅，展示的是西班牙人攻击哥莱塔的场景。

58
.大约有15万西班牙穆斯林后裔，即摩里斯科人，于1609～1614年被驱逐，即使一些人宣称他们已经改信基督教也不能幸免。这幅佩雷·奥罗米格（Pere Oromig）和弗朗西斯科·佩拉塔（Francisco Peralta）的作品描绘了他们由巴伦西亚城北的繁荣港口比纳罗斯（Vinaròs）撤离的情景。

59
.这幅威尼斯绘画记录了一支小型威尼斯舰队于1661年5月，在克里特岛海域战胜了17艘土耳其船。此时，威尼斯人已经失去了克里特岛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但依然紧紧守住干地亚（即伊拉克利翁）；1669年，他们最终丢掉了克里特岛。

60
.1756年，法国人攻击英国人占领的梅诺卡岛马翁。图中最显眼的位置就是守卫着地中海最大天然港口入口处的圣菲利普堡。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出现在土伦附近是对其地中海舰队的直接威胁。

61
.1757年3月14日在“君主号”（HMS Monarch）军舰后甲板上处决海军将领宾。宾是英国政府和海军部的替罪羊，他们派他以不足以胜任此次任务的少数船只和人员去解救梅诺卡岛。正如伏尔泰的著名评论所言，宾之所以被处死，是为了激励其他人（Pour engurager les autres）。

62
.海军上将费奥多·乌沙科夫（1744～1817年）是地中海上的俄国舰队指挥官，他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2000年，他成为俄罗斯海军的保护神。

63
.这幅萨缪尔·胡德的肖像是詹姆斯·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的作品。胡德子爵从1793年起任地中海英国舰队司令。与纳尔逊一样，他是一个教士的儿子。在他的指挥下，英国占领了土伦，并将科西嘉纳入了英国王室的统治下。

64
.德国贵族斐迪南·冯·霍姆佩茨是统治马耳他的最后一任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或圣约翰骑士团总团长。他于1797年获得任命，一直统治到拿破仑占领该岛的前一年。

65
.斯蒂芬·迪凯特是第一位美国海军英雄，他的名字仍然镌刻在美国战舰上。1803年和1804年，他指挥了著名的利比亚的黎波里港攻坚战。他的英勇行为标志着美国人之勇武战胜了柏柏尔人的暴力。

66
.赛义德港是为管理苏伊士运河而建立的新城。在这张摄于1880年的照片中，船只正等着驶入运河。在照片的中间偏左是一艘船帆与蒸汽动力并用的装甲船。

67
.的里雅斯特城中杂居着讲德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奥匈帝国通向地中海的门户。此照片摄于1890年前后，展示了属于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码头周围地区。劳埃德公司是城中最重要的航运公司，它的大股东们有多样化的民族背景。

68
.亚历山大的大广场也以穆罕默德阿里广场而著称，这是它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样子。整齐的广场传递出亚历山大成为位于非洲的欧洲城市的愿望。这里建有多个国家的法庭以处理商务案件，也是在这里，纳赛尔将军于1956年发表了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

69
.意大利试图将其占有土耳其所属利比亚的行为描绘成欧洲文明使命的一部分，这幅在1911年10月刊于一家法语杂志的图画强化了上述理念。图中手持自由火炬的女神引领的意大利军士足以吓跑胆小、原始的原住民。

70
.法国海军拒绝加入英国舰队且撤至中立海域的行为致使丘吉尔于1940年10月授权英军攻击停泊于米尔斯克比尔港的法国战舰。法国人对英国人此举的怨恨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决裂，也导致被击败的法国同英国的关系在二战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恶劣。

71
.1943年7月，英国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作为盟军进军意大利半岛战役的第一阶段。盟军对撒丁岛的佯攻导致德国人以为盟军要进攻的目标是撒丁岛而非西西里岛。

72
.满载4500名来自中欧和西欧的犹太难民的船于1947年10月7日在英占海法靠岸。其中许多想要进入巴勒斯坦的难民被送进了塞浦路斯的难民营。

73
.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自由法国的抵抗，并于1958年当第三共和国纠结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控制了法国政府，他最初承诺要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图中为他 1958年6月对阿尔及利亚的访问，他使那里的法国居民甚为振奋。

74
.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班牙发明了假期项目套餐，于是出现了使其感到后悔的一些后果：海滨地区人满为患的酒店、餐馆及酒吧，以及拥挤得难以插足的海滩，如图中的加泰罗尼亚的滨海略雷特（Lloret de Mar）。同样的场景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多处海滨也很常见。

75
.20世纪末，欧盟的地中海沿岸和岛屿成为被严密监控的前沿，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活动被严格控制。图中，一群来自非洲的移民试图在临近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班牙海岸登陆。

本书获誉

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这是一项可以为普通读者接受的非凡学术成就，任何一个因分散的地中海历史碎片而产生兴趣的人在阅读此书后都将获益匪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出现能够与本书抗衡甚至类似的作品。

——罗杰·克劳利，《文学评论》

一本具有轰动效应的书……这部恢宏的历史著作展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是如何变成人类文明的交汇之地的。

——汤姆·霍兰，《观察家报》

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

——安德鲁·罗伯茨

在评价阿布拉菲亚取得的成就——他对史诗场面的描绘、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与清晰的语言风格——时，任何评论都显得苍白。他在书中描写了大量无畏的探险者、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人文关怀和洞见……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这本杰出的权威性著作中，地中海显得前所未有的迷人、重要。

——BBC历史频道

这本新的历史巨作歌颂了由多种血统和族群混合而成的航海民族……令人着迷。

——伊恩·汤普森，《独立报》

如果今年夏天想找本历史书读，那就读这本吧。

——弗兰克·特伦特曼，《星期日快报》

研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卓越之作。

——托尼·巴伯尔，《金融时报》

今年出版的最好的历史类图书……引人入胜。

——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观察家报》

一项惊人的成就……叙述清晰且十分权威。

——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富有学术价值，笔触幽默，展现了作者对细节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赞颂了地中海沿岸人与自然曾经美妙的共生关系中的“易变性”。一本好书。

——乔纳森·基特斯，《星期日电讯报》

权威性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部跨时四千年的史诗之作。

——大卫·吉尔摩，《展望》

书中的叙述雄心勃勃、令人叹为观止且十分专业……一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

——蒂姆·威特马什，《卫报》

绝妙至极……他是一流的作家，善于用清晰的语言压缩历史，且观察细致入微。他的作品配得上心怀感激的广大读者。

——《大西洋月刊》

- 转写与纪年体系

- 序

-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22000～前1000年）

-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22000～前3000年）

-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3000～前1500年）

-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1500～前1250年）

-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1250～前1100年）

-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1000～600年）

-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1000～前700年）

-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800～前550年）

-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800～前400年）

- 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1000～前400年）

- 五 制海权（前550～前400年）

- 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350～前100年）

-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前400～前146年）

- 八 “我们的海”（前146～150年）

-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450年）

-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600年）

-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1350年）

- 一 地中海交通（600～900年）

-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1050年）

- 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1100年）

-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1200年）

-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1185年）

- 六 帝国的兴衰（1130～1260年）

-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1300年）

- 八 “关闭”大议会（1291～1350年）

-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1830年）

-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1480年）

- 二 西方的变迁（1391～1500年）

- 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1550年）

- 四 白海之战（1550～1571年）

-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1650年）

- 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1700年）

-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1780年）

- 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1805年）

-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1830年）

- 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1830～2014年）

-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1830～1900年）

-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1830～1920年）

-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1900～1918年）

-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1900～1950年）

- 五 我们的海——再现（1918～1945年）

- 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1945～1990年）

- 七 末代地中海（1950～2014年）

- 结语：穿越大海

- 扩展阅读

- 译后记

- 索引

转写与纪年体系

在一本跨越时间如此之长的书中，文字转写是令人纠结的事，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做到。我已经尽力做到了信与达。对于希腊名称，我拒绝了被长期使用的不合理的拉丁化形式，除非是像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些人，如果换一种写法，一些非专业人士可能就会无法辨认。因此，我使用了Herodotos（希罗多德）和Sophokles（索福克勒斯），并使用了Komnenos（科穆宁）而不是Comnenus来指代伟大的拜占庭王朝。在描述此后几个世纪时，情况更为复杂。古代的Thessalonika（塞萨洛尼卡）成为奥斯曼人的Salonika（萨洛尼卡），然后又是当代希腊的Thessaloniki（塞萨洛尼基）。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从Epidamnos（埃比达姆诺斯），到Dyrrhachion或Dyrrachium（都拉基乌姆），再到Durazzo或Durrës（都拉斯）。我在提到不同时期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相似的问题出现在希伯来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名称中。对克罗地亚和黑山沿岸，我更倾向于使用斯拉夫语名称，因为人们现在还在用它们，因此我使用了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而不是用Ragusa（拉古萨），但是（由于缺少对于这里的居民相对文雅一些的称呼）我称这里的居民为“拉古萨人”。

另一个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使用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即使用BC、AD，还是现代人的替代品BCE和CE，抑或是（就像李约瑟曾经建议的那样）使用简单的符号“-”或“+”。鉴于后面两种用法表达的意义同使用BC或者AD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优越之处；那些不喜欢使用Before Christ（BC）和Anno Domini
（AD）的人可以选择用一些其他的词组来解读BC和AD，如“Backward chronology”（有编年史以前的）和“Accepted date”（人们公认的时间）。

序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1200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Troy）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500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20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Carthage）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出现、柏柏尔（Barbary）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1500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1850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Tory）、科林斯（Corinth）、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阿马尔菲（Amalfi）、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20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我希望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能像我享受写作过程一样享受阅读的过程。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先生与我的代理人海尔斯文稿代理集团（A.M.Heath）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先生的诚邀和鼓励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所以在此我要向他们表达万分感激；同时我也要向本书的美国发行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金纳（Peter Ginna）和提姆·本特（Tim Bent）两位先生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使我感到特别惬意的是能够拜访或多次拜访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地中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很多好客的东道主使我获益良多：直布罗陀博物馆的克莱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与杰拉尔丁·芬利森（Geraldine Finlayson）像以前一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不仅让我再次参观了博物馆，还让我渡过海峡到达休达（Ceuta）；马耳他大学历史系的查尔斯·达利（Charles Dalli）、多米尼克·费内克（Dominic Fenech）及他们的同事，以及英国高级专员阿切尔（Archer）女士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罗尼·米卡莱夫（Ronnie Micallef）先生，他们在马耳他堪称好客东道主的典范；马耳他驻突尼斯大使维克基安·克雷莫纳（Vicki-Ann Cremona）也在突尼斯市（Tunis）和马赫迪耶（Mahdia）给了我极好的款待；穆罕默德·阿瓦德（Mohamed Awad）以热情好客而闻名，他带领我游览了亚历山大城；埃德赫姆·埃尔德姆（Edhem Eldem）带领我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城）一些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Croati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雷佳·塞斐洛维克（Relja Seferovic）也在黑山［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和科托尔（Kotor）］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雷比涅（Trebinje）］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爱德华·米拉（Eduard Mira）与我分享了其关于中世纪巴伦西亚（Valencia）原初位置的见解；奥利维塔·斯赫纳（Olivetta Schena）不仅邀我前往卡利亚里（Cagliari）参加为我已故的朋友、著名的地中海史学家马克·唐格罗尼（Marco Tangheroni）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还让我参观了古代的诺拉（Nora）遗址；在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与芬兰外交部的邀请下，我得以在一座经常被称为“北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城市阐述我自己研究地中海历史的观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准许我在其研究里窝那（Livorno）的杰出著作出版前先睹为快；罗杰·穆尔豪斯（Roger Moorhouse）帮我鉴别了一些适合本书使用的、非常难以寻找的插图；贝拉·库尼亚（Bela Cunia）是一个极好的文字编辑；我的妻子安娜则陪我一起考察了雅法（Jaffa）、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特拉维夫（Tel Aviv）、突尼斯市、马赫迪耶及塞浦路斯的很多地方。由于安娜的宽容，本来已经堆满了中世纪地中海研究资料的家里，又有了堆积如山的涉及古代与现代地中海的书。我的女儿比安卡与罗莎已经一起快乐地游遍了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并用各种话题帮助我充实资料，例如摩里斯科人（Moriscos）与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剑桥、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达勒姆（Durham）、谢菲尔德（Sheffield）、瓦莱塔（Valletta）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听我讲演的人，他们对我关于“如何书写地中海史”的讲座给予了非常有用的反馈。在剑桥，我收到了来自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简·伦福儒（Jane Renfrew）、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阿历克斯·穆伦（Alex Mullen）、理查德·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 Jones）、威廉·奥莱利（William O’Reilly）、胡波特斯·杨（Hubertus Jahn）、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参考文献及其他方面的建议；罗杰·达维（Roger Dawe）则很热心地赠送了我一册他精心校注的《奥德赛》。查尔斯·斯坦顿（Charles Stanton）阅读了本书初稿，并对很多地方进行了修订——当然，书中如果还有错误，皆应由我负责。埃利萨·班多（Alyssa Bandow）就古代经济与我促膝长谈，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相比，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与其他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我还要向给予我激励的凯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中不仅有我的历史系同事，还有保罗·宾斯基（Paul Binski）、约翰·凯西（John Casey）、鲁斯·斯库尔（Ruth Scurr）、诺埃尔·苏吉姆拉（Noel Sugimura）、科林·伯罗（Colin Burrow）以及维克托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评论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米哈里斯·阿加萨克列乌斯（Michalis Agathacleous），他引导我参观了塞浦路斯南部地区，这给了我极大帮助；古典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莫大支持，同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图书馆的马克·斯坦森（Mark Stantham）及其他工作人员也给了我巨大帮助。在书稿即将完成的最后阶段，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不勒斯了，因为那里发生了火山喷发（不是维苏威火山），当时弗朗西斯科·塞纳托尔（Francesco Senatore）及其好心的同事［阿列桑德拉·佩里吉奥利（Alessandra Perricioli）、特雷萨·杜尔索（Teresa d’Urso）、阿列桑德拉·科恩（Alessandra Coen）等］极为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包括让我使用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并与他们近距离交流。在天气好转之后，由于卡特琳娜·弗莱明（Katherine Fleming）的好意，我有幸能在皮耶特拉别墅（Villa La Pietra），即纽约大学设在佛罗伦萨的学术中心的一次聚会中讨论本书的一些主题。在受邀参加了2010年6月于卑尔根（Bergen）举办的纪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的座谈会后，我在挪威对结语做了进一步完善。

谨以本书献给我已故的先祖，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来往于地中海之上：从卡斯蒂利亚（Castile）到圣地的萨法德（Safed）和太巴列（Tiberias），其间在士麦那稍作逗留；而后，我的祖父再次从太巴列向西而行，然后我的祖母又经海上返回太巴列；他们的同行者中还有我的先辈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他从卡斯蒂利亚的马克达（Maqueda）出发，最终到达了萨法德——以及里窝那和遍布意大利全境的阿布拉菲亚（Abulafia）、阿波拉菲奥斯（Abolaffios）、博拉菲斯（Bolaffis）家族的成员。本书书名采用了希伯来人对地中海的称呼，它出现在一句人们在看见地中海时会背诵的祈祷词中：“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君主，您创造了伟大的海，您是配得称颂的。”

大卫·阿布拉菲亚

2010年11月15日书于剑桥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在英语和罗曼语中，以“陆地之间”的海而著称的地中海已经被冠以多种称呼：罗马人将其称为“我们的海”（Our Sea），土耳其人将其称为“白海”（Akdeniz
），犹太人将其称为“伟大的海”（Great Sea），日耳曼人将其称为“中部之海”（Mittelmeer
），而古代埃及人则令人疑惑地将其称为“伟大的绿色”（Great Green）。当代作家进一步扩充了关于其名称的表示，赋予了它很多绰号，如“内海”（Inner Sea）、“环形之海”（Encircled Sea）、“友好之海”（Friendly Sea）、多元宗教的“信仰之海”（Faithful Sea）、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苦涩之海”（Bitter Sea）、因与邻近地区互通有无而微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被腐蚀的海”，以及像一块真正的大陆一样在具有精确边缘的空间内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体的“液态大陆”（Liquid Continent）。因此，有必要在本书开篇对地中海的范围进行限定。自古代以降，黑海沿岸的谷物、奴隶、毛皮以及水果就源源不断地被运至地中海，但黑海是被地中海商人渗透的海，其居民并没有参与地中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变迁。其与巴尔干半岛、欧亚大草原、高加索地区的来往穿越了陆地，黑海沿海因此形成了前景与特征与地中海不同的多种文明。而对于亚得里亚海的居民而言，事实则并非如此，因为在斯皮纳（Spina）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Ragusans），以及生活时间更接近当代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商人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地中海的贸易、政治活动及宗教生活。本书中，地中海的边界首先是其自然边界，然后是人为的边界。这些边界线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也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达达尼尔海峡起到连接黑海与“白海”的作用，书中的描述偶尔也会涉及君士坦丁堡；还在亚历山大城至加沙和雅法的沿岸地区。在本书中，地中海的范围还包括地中海沿岸及海上的港口城市，特别是那些不同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的港口城市，如里窝那、士麦那及的里雅斯特等。一些岛屿，主要是那些当地居民放眼岛外的岛屿，也是本书的描写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本书中对科西嘉人（Corsicans）的描述要少于对马耳他人（Maltese）的描述。

与其他作者提供的关于地中海的视域相比，本书的视域可能相对狭窄，但它确实统一性更强。很多已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历史书籍的主题都是环地中海的陆地史，很自然，它们关注的更多是陆地间的相互影响。其中两部著述具有很强代表性。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与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2000年出版的巨作《被腐蚀的海》（Corrupting Sea
）包含很多与地中海周边土地的农业史有关的观点，认为地中海史应该至少涉及近海十英里的陆地。他们阐述了地中海交通的一些基本方面：联系不同点之间的“通性”，以及当紧缩发生之时这种通性的“骤减性”。他们关注的基本是陆地上发生的事件而非海面上发生的事件。另一本是在众多地中海史学家间极负盛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该书于1949年首次出版，是20世纪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布罗代尔就引领了大批学者关注其所选时代的地中海史研究，还引领了一些学者关注更早或更晚时期的地中海史。在他的影响下，还有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将研究拓展到了亚得里亚海及其他海域。之后，他成为深受尊敬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赢得很多荣誉，并在其于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创立的神秘“第六部”担任高职。但其思想的发展十分缓慢。一些法国文人，如受人尊敬的诗人、散文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945年逝世）对分布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本土的沿海地区及法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地的“地中海文明”很是痴迷，认为存在“地中海文明”的观点在这三个国家的国民间十分流行。布罗代尔的书是他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及德国战俘营中长久深思后的产物，其间，布罗代尔的文化探索之旅开始于对过往政治关系（许多法国历史学家仍对这一话题抱有兴趣）的深入研究，途中经过了瓦莱里所提出的地中海文化认同，以写出上述从地理环境出发认识历史的著作作为终点。就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而不只是16世纪的地中海）而言，布罗代尔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位于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社会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新颖且令人激动的回答。布罗代尔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所有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

[1]

本书在这两方面均持相反观点。布罗代尔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被称为地中海的横向历史，它主要研究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特征；而本书则试图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强调其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发生改变。

总体上，布罗代尔对政治史，即可被理解为“历史事件”（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的东西多少持轻视的态度。

[2]

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被认为对于整个海域内发生的事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著作中将政治与战争置于接近结尾之处，而把重心放在其他部分，即环地中海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地中海本身的重要特征，也就是有助于人们决定海上航行路线的季风、洋流等自然因素。事实上，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地中海已经远远超出地中海本身，它包括所有那些经济生活受制于地中海的陆地：在书中多处，他都成功地将克拉科夫（Cracow）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纳入了探讨的范围。受他启发，约翰·普莱尔（John Pryor）将重点放在了季风与洋流带来的局限性上。普莱尔认为中世纪与早期现代的航海家很难在北非沿岸航行，强调在春秋两季间通航的重要性，因为这段时间的顺风有助于海上航行。与此相反，霍尔登与柏塞尔则认为，在季风和洋流不那么乐观，但在贸易和政治上有利可图之时，水手们会准备开辟新的航线。

[3]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力造成的困难可以凭借技巧与机敏来克服。

当然，对于地中海的自然特征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地中海所拥有的一些特征均源自其内海性质。在久远的地质时期，它是完全封闭的；然后在一千二百万至五百万年前，水的蒸发达到了极限，地中海盆地变成了一个深空的沙漠；而后，这个盆地被大西洋的海水冲破，一般认为它在不久之后就装满了水。由于河流水系向地中海注水的速度远远不及海水的蒸发速度。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令人惊奇，要知道当时的一些河流流量极少，它们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的一些小河细流，以及久负盛名但算不上大河的台伯河（Tiber）与阿尔诺河（Arno）（酷暑时分，阿尔诺河在流经佛罗伦萨之前只是一支涓涓细流）。事实上，也有一些大河汇入地中海，如尼罗河、波河（Po）及罗讷河（Rhône）。在欧洲的河流中，多瑙河与俄罗斯的河流体系也为地中海提供了间接补给。黑海从大陆深处的几个大河水系引入水流，如此一来黑海就拥有了大量未经蒸发的水流，它们形成的急流经伊斯坦布尔流入了爱琴海的东北部。但这仅能补充地中海损失水分的百分之四，地中海海水的主要补充来源是大西洋，它可以向地中海稳定地注入冰冷的海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地中海向外流出的水量。由于蒸发作用，从地中海流出的海水更咸也更重，流入的水因此浮在了流出的水的上面。

[4]

地中海两端都开放的事实对其海洋属性的保留至关重要。另一个开放的通道是苏伊士运河，尽管由于河道极为狭窄，苏伊士运河对地中海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它为地中海带来了生长于红海与印度洋的鱼类。

从大西洋注入地中海的洋流阻止了中世纪的航海者经常性地由直布罗陀海峡出行，但这并未阻止维京人、十字军及其他人进入地中海。主要的洋流自直布罗陀海峡沿非洲海岸东行，呈环状绕行以色列、黎巴嫩及塞浦路斯，而后环绕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最终沿法国与西班牙海岸返回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

[5]

至少在桨与帆的时代，这些洋流是一种重要的动力，可以使船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更顺利。甚至有证据证明，即使在多风的时节，人们也可以利用洋流往返于地中海上。这一地区气候体系的运动倾向为自西向东，故而巴塞罗那与比萨之间各港口的船只在春季可以利用季风向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黎凡特（Levant）航行。但在冬季，西地中海主要受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影响；在夏季，它则受到停留在亚速尔群岛（Azores）上方的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将冷空气带入普罗旺斯（Provence）谷底的密史脱拉风（mistral）构成了冬季潮湿多风的气候的典型特征，但与之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布拉风（bora
）或屈拉蒙塔那风（tramontana
）。约翰·普莱尔指出，普罗旺斯近岸之所以被称为“狮子湾”，是因为密史脱拉风的呼啸声就像雄狮的吼叫声。

[6]

尽管现代人描绘的地中海都以阳光普照的形象出现，但没有人会低估地中海冬季风暴带来的忧虑和高度危险。有时低压天气系统会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形成并向北移动，形成令人不安的热风，它们被称为西洛可风（scirocco
，意大利的叫法）、西罗科风（xaloc
，加泰罗尼亚的叫法）或喀新风（hamsin
，以色列与埃及的叫法）；大量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红色尘土可能会沉降至地中海周围的土地。只要船只的航行还需要依赖帆力，北风占优势之时北非沿岸的航行就十分危险，因为这些风可能会将船只吹向沙滩搁浅，而且可能使它们在南部地中海近岸触礁。正如普莱尔认为的，地中海北岸的很多险峻岬角以及一些小湾和海滨对航海者更有吸引力，但这些小湾也是海盗青睐的便于隐匿的角落或缝隙。

[7]

在中世纪时期，如果船只于春季自热那亚或马赛出发，沿地中海北岸航行，经西西里岛与克里特岛，再绕塞浦路斯到达埃及，那么著名的自西向东的黎凡特贸易通道会更易于航行。直到蒸汽机船的出现，才有了从克里特岛抄近路直达尼罗河河口的典型实践。尽管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中海的风向与洋流是一致的，但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来自西北的波瑞阿斯（Boreas
）风，这说明布拉风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气候的改变可能对近海地区土地的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进而也会对地中海的谷物贸易产生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贸易十分重要，但之后其地位逐渐降低。公元16世纪与17世纪的气候变冷可以解释为何粮田会荒芜，以及为何从北欧进口粮食变成了一种常见做法（导致荷兰与德国商人在地中海的实力获得提升）。沿岸地区的干燥可以表明气候发生了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破坏通常也是明显的：11～12世纪，北非发生了新一波的阿拉伯人入侵，很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了大坝和灌溉工程，农业也因此蒙受了损失。在罗马帝国晚期，小亚细亚半岛经济的衰落随着葡萄园和橄榄种植园的废弃进一步恶化，曾经由这些植物保养的土壤此时已经被冲入河流并形成了淤积。

[8]

在当代，一些大坝，例如上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坝（Great Aswan Dam），已经改变了水流注入地中海的模式，进而对洋流和空气湿度也造成了影响。尼罗河的季节循环在人类的作用下才发生了改变，这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埃及人的经济生活，结束了每年泛滥一次的、曾经被古埃及人视为神明恩赐的洪水。但另一方面，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夫（Alfred Grove）与生态学家奥利弗·莱克哈姆（Oliver Rackham）认为人类对地中海环境的影响远不及我们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显示，它对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及人为破坏有一种很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并不能决定气候的变化，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不会；至于侵蚀，虽然要考虑人为的因素，但其发生也是符合自然进程的——其在恐龙生活的时代也曾发生。关于人类影响自然的方式，经常被提及的是森林的砍伐，其对西西里、塞浦路斯及西班牙沿岸有很大影响。砍伐的目的最初是获取用于船只建造的木材，而后则是清理土地以建设新城或扩建城镇与村庄，但自然的再生也在同时发生。尽管如此，格罗夫与莱克哈姆对地中海的未来却不怎么乐观，因为水资源和鱼类资源被过度开发，一些地区还面临沙漠化的威胁，且关于全球变暖的诸多可信预言即使最终只有部分成真，沙漠化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恶劣。

[9]

回顾地中海的历史就是观察人与自然的共栖关系，这种关系最终可能会走向终结。

本书并不否定风与洋流的重要性，但我希望用这本书令读者关注人类穿越地中海的经历，或在以海为生的各港口城镇和岛屿生活的经历。在对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类的影响力要远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更大。本书涉及了很多政治方面的决策：海军应着手征服叙拉古（Syracuse）还是迦太基（Carthage）？阿克（Acre）还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梅诺卡（Minorca）还是马耳他（Malta）？这些地方的战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周边的地理环境。这不仅和风与浪有关，还有一些其他限制性因素：一艘商船上的新鲜食物和淡水可以满足船上成员两周的生活所需，但战船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大量食物和淡水。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控制公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至少在帆船时代是这样的；如果船只无法进入一些友好港口获得补给和检修，任何国家（或者权力集团）——无论其拥有多少艘战舰——都无法在海路上畅通无阻。因此，应将为控制地中海而发生的战争看作争夺沿岸地区、港口和岛屿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是争夺公海控制权的战争。

[10]

为了应对几乎一直存在的海盗威胁，与海盗及其头目进行一些暗地里的交易是有必要的：可以给予他们礼物和进行贿赂，以换取商船的自由通行。前沿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科孚岛（Corfu）由于其所处位置，已经被那些企图控制进入亚得里亚海的门户的人觊觎了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和英国人先后经地中海建立了一系列属地，它们可以很好地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然而奇怪的是，那些被选为港口的地方通常并不是天然良港，这说明地理优势绝非唯一的考虑因素。亚历山大城因经常出现海潮而难以靠近；中世纪的巴塞罗那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片海滩而已；比萨只在靠近阿尔诺河入海口处才有些许泊位；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到达雅法（Jaffa）的船只还需要在海上卸载货物；墨西拿（Messina）的港口则位于靠近激流之处，古典时期的评论家将其认定为两大恐怖海妖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所在地。

[11]

人类史涉及对一些非理性或者理性决定的研究。这些由个体或群体做出的决定在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后已很难为我们所理解，且它们在出台之时可能就已经难以理解。但是一些小的决定就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公元1095年，一位教宗在法国的克莱蒙（Clemont）发表演说，该演说言辞含糊却充满激情，进而诱发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不同于基督徒的魅力型领导者，土耳其互为竞争对手的将领之间的争斗导致1565年奥斯曼陆军与海军在马耳他出人意料地战败了——即使在这种时候，西班牙还是冒着失去其王牌据点西西里岛周围海域的危险，没有及时地派出急需的援军。地中海上还发生了一些以少胜多的战役：莱山德（Lysander）、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以及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等有才干的海军将领的胜利改变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图，挫败了雅典、那不勒斯或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的称霸计划。一些杰出商人将其利益置于基督教事业之前。历史的车轮在转动，未来还是未知数，人的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向前滚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1]
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ils. S. Reynolds，2 vols. （London，1972-3），vol. 2，p.1244；P. Horden and N. Purcell，The Corrupting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2000），p.36.

[2]
E. Paris，La genese intellectuelle de I，oeuvre de Fernand Braudel：‘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 Vepoque de Philippe II，（1923-1947）
（Athens，1999），pp.64，316.

[3]
J.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pp.7，21-4；Horden and Purcell，Corrupting Sea
，pp.138-9.

[4]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p.12-13.

[5]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14，fig. 2.

[6]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19.

[7]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p.12-24；C. Delano Smith，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
（London，1979）-

[8]
See F. Tabak，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MD，2008），and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 1，pp.267-75；C. Vita-Finzi，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
（Cambridge，1969）.

[9]
A. Grove and O. Rackham，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an Ecological History
（New Haven，CT，2001）；O. Rackham，‘The physical setting’，in D. Abulafia （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p.32-61.

[10]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p.75-86.

[11]
S. Orvietani Busch，Medieval Mediterranean Ports：the Catalan and Tuscan Coasts，1100-1235
（Leiden，2001）.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22000～前1000年）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22000～前3000年）

1

在人类来到地中海之前，它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从人类在海上航行以寻找定居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之时起，地中海就成了联系此岸与彼岸的“陆地之间的海洋”。43.5万年前，一些早期人类已经定居在毗邻地中海的土地之上，这一点可以由建立在现今罗马附近的一处猎人营帐证实。还有一些人在尼斯（Nice）附近的阿玛塔遗址（Terra Amata）用树枝搭建了简易棚屋，并在住处中央垒砌了灶台，他们的食物有犀牛肉、象肉、鹿肉、兔肉和野猪肉。

[1]

我们并不知晓早期人类是何时冒险渡过海洋的。2010年，雅典的美国古典学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宣布，他们在克里特岛（Crete）发现了早于公元前13万年的石英手斧，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找到一些穿越海洋的方法——尽管他们可能也是无意间被风暴带至那里的。

[2]

直布罗陀岩洞中的发现表明，在2.4万年前，有另一个人类种群在眺望大海另一端的摩西山（Jebel Musa），它清晰可见地耸立在对面的非洲海岸上：发现于1848年的首副尼安德特人遗骨属于一个居住在直布罗陀岩（Rock of Gibraltar）的洞穴中的女人。最初人们并没有马上鉴定出这些残骨属于一个新的人种，直到八年之后类似的骸骨在德国的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出土，该人种才获得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这一种群其实应该叫作“直布罗陀女人”（Gilbraltar Women）。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从周边海域获取食物，它们包括贝类和甲壳类海洋生物，甚至还有海龟和海豹，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岩洞和海洋之间横亘着一片广阔平原。

[3]

可是在被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
，即我们所属的那个分支）统治的摩洛哥，并无证据显示当地曾有尼安德特人存在。显然，这两个人种被海峡隔开了。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在地中海上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今日的一些岛屿在当年可通过陆桥抵达，这些陆桥后来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了。邻近马赛的科斯奎（Cosquer）洞穴内有智人制作的石雕，其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0年，而壁画的时间应早于前19000年。该洞穴现在位于海平面以下，但在当时，它距地中海沿岸还有几英里。第一个关于短距离航海的有力证据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the Upper Palaeolithic），即约前11000年。当时，游访者已踏上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的米洛斯岛（Melos），以寻找用来制作石器的黑曜岩，这种石材打制的石刃比燧石更锋利。在西西里岛我们已发现几十个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多沿海岸分布。尽管生活在这些遗址中的居民也猎杀狐狸、野兔和鹿，但他们以软体动物为主食。他们关注死者，会在死者身上涂一层赭石颜料，有时候会给死者戴上项链，然后再将其埋葬。在西西里岛西端，他们占据了现在埃加迪群岛（Egadian islands）最东端的几个岛屿（在当时可能是与西西里岛相连的小岬角）；莱万佐岛（Levanzo）便是其中之一，约前11000年，他们在那里用雕刻和壁画装饰了一个洞穴。凿刻的雕像中有鹿和马，其形象可谓栩栩如生。涂绘的壁画更具写意性，人物的构图颇为粗糙，且被鉴定为较晚时期占据洞穴者的创作。西西里洞穴的绘图和壁画说明当时存在一个成熟的狩猎采集社会，我们还可从其他证据得知他们用燧石和石英制造有效的工具，还创立了包括交感巫术在内的一些仪式，旨在获得捕猎的成功。他们用于狩猎的工具有弓、箭和矛；他们居住在洞穴和岩穴中，但也会住在露天搭建的营帐中。他们在岛上分布稀疏，尽管他们的祖先就地取材制造了将自己运往西西里岛的简单船只，但这些后世子孙并未对海洋做进一步探索。

[4]

虽然西西里岛的第一批居民生活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但与其他散布于地中海海滨的数百代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相比，其生活方式并没有显著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其生活方式过于简单。把他们与澳大利亚或亚马孙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游牧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处于哪种生产力水平，复杂的神话和仪式在过去几千年间已经使家族和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它的发生也是十分缓慢的，未必包括可被称为“进步”的因素，因为就技术（如洞穴艺术家所掌握的那些）而言，它们可能延续，也可能失传。约公元前8000年，气候渐暖，引发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鼓励小族群迁徙他处寻找传统猎物，有时则促使他们寻找其他替代食物，尤其是来自海洋的食物。由于冰川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了一百二十米。现代地中海的轮廓已变得清晰可辨，地峡转变为岛屿，海岸线基本退至现在的位置。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并不是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的。

[5]

在这些不停迁徙的人群中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化，他们四处游荡以寻找食物，到达易于接近的山顶和海湾，从一个定居地迁徙到另一个定居地，来来去去地穿行于各聚落。但是当族群对某些特定的区域熟悉之后，他们便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饮食习俗。或许由于埋葬尸骨和装饰洞穴的缘故，他们对土地有了一种真正的依恋。偶尔，石器会不断易手，流传于群落之间，抑或因部落间的冲突而被夺取。总之，他们依赖于海洋和陆地提供的野生动物、鱼类和浆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人口规模很小，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整个西西里岛的人口可能不过数千人，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动物数量的影响日益加深。大量动物开始灭绝，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野马，它们先于人类到达西西里岛——当时西西里岛与意大利还是完全连为一体的。这些野马被记录在了勒瓦佐洞穴的壁画上，它们是盛宴上的食品。

从这一过渡时期至约公元前5000年，是我们熟知的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当时石器变得更为精制，但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及谷物耕种技术尚未出现。史前西西里人的食物转向了海产品，他们在海洋中捕捉鲷鱼和石斑鱼，在一些考古遗址中我们已发现大量贝蚌壳，其中有一些还经过雕刻并被饰以赭色。至前6400年，在后来被称为突尼斯的地方出现了卡普萨文化（Capsian culture），该文化极其依赖贝蚌类食物，且在海岸线留下了大量贝冢。

[6]

向东，在爱琴海，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有时会经基克拉泽斯群岛到达米洛斯岛采集黑曜石并将其运回希腊本土的洞穴内，如距米洛斯岛一百二十公里的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船可能是用芦苇制成的，而切削芦苇使用的则是经改良的小而锋利的石器或者细石器（microliths）。由于海平面仍在上升，岛屿间的距离比今天更短。

[7]

中石器时代的西西里人已经知晓黑曜石是从西西里岛东北方的火山群岛利帕里（Lipari）获得的。穿越广阔海洋的迁徙活动已经开始。这种迁徙是局部性的、间歇性的，但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搜集珍贵材质以制造更优质的工具。这种迁徙并不是“贸易”。这时可能还没有人定居于米洛斯岛或利帕里群岛上；即使有，定居者也无法表达他们对岛上的火山石具有优先使用权。西西里岛或希腊的史前人类制作黑曜石刃的目的并不是将它们送至内陆地区的相邻群落。自给自足就是此时的规则。为寻找证据证明早期人类在为获得渴求的物品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我们有必要快速跳跃到新石器时代（Neolithic）。在这个时代，社会已经开始分层且变得更为复杂，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

2

事实上，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族群的“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开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关于如何掌控食物资源的一系列独立发现。驯化的牛、绵羊、山羊和猪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肉、奶和可用来制作工具的骨头，后来还提供了可用来缝制衣服的纤维。人们认识到作物可以在相应季节轮番播种，因此开始种植各种品种的麦子，最初是半野生的双粒小麦（emmers
），最后（在地中海）出现了早期的小麦和大麦产品。最早的陶器——以手工而非陶轮塑形——已经开始被用来贮存食物。人们的劳动工具还是用燧石、黑曜石及石英石打制的，但这些工具变得更小巧，且其用途变得更加具体化，这种趋势在中石器时代已经比较明显。这意味着劳动分工不断明确，出现了一个有技能的工具制造者阶层，他们像寿司厨师那样经历了看似简单实则长期而复杂的训练。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完全有可能创立复杂的、由不同阶层构成的政治机制，如君主制，并依据个人的身份和劳动分工来确定其社会地位。

集中性聚落发展起来，人们筑建围墙，既靠本地物产又靠从外地买入的产品为生。第一个集中性聚落是约在公元前8000年出现的耶利哥（Jericho），它在前8千纪早期有约两千位居民，当地的黑曜石来自安纳托利亚而非地中海。大约自前10000年起，郁南［Eynan，即马拉哈（Ayn Mallaha），位于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已开始培育谷物、磨制面粉，此外他们还有闲情逸致在石头上雕刻简单却优美的人物肖像。由于新的食物来源出现，东地中海的人口不断增长，对资源的竞争导致部族间的冲突更为频繁地发生，武器也因此被更多地用来防备同类而非捕猎动物。

[8]

冲突促进了迁徙，人们从安纳托利亚或叙利亚迁至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至前5600年，一个有几千人的部族已定居于塞浦路斯的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他们用切割开的石头而非黏土制作容器。作为最早的塞浦路斯人，他们虽然也从外部运进一些黑曜石，但还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土地和羊群身上。他们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建房，卧室在房舍的第一层，而祖先的坟墓则被安置于房舍的地板之下。不大引人注目的是，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Knossos），最早一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定居点可追溯至约前7000年，它标志着外来者集中迁至该岛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海岛在青铜时代（Bronze Age）的东地中海将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居民携带谷物种子和动物沿小亚细亚半岛海滨到达克里特岛，因为在克里特岛上并不存在与其饲养的动物相近的野生属种。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扁豆。他们大约在五百年后才掌握了制陶术，而纺织术在前5千纪的前半期才出现。陶器的缺乏表明他们是一个孤立的族群，并没有效仿其东部近邻的制陶术。他们从西北不远处的米洛斯获取黑曜石。不过，一般而言，克里特人并不关注大海：发现于克诺索斯最底层的数量不多的贝壳受到了水的侵蚀，表明人们是在壳中生物死亡很久后，才将搜集的贝壳制作成了装饰品。

[9]

但是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开始改变早期克里特人的生活。约前6500年，人们开始生产黑色的、表面较为光滑的陶器，它们与当时的安纳托利亚风格的陶器有些相似。这里的制陶技术不是渐近发展的，而是从外部整体引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一步的迁徙发生在了岛屿的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Phaistos），但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千年，其间克里特人逐渐转向海洋。事实上，对于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这种独特的文明，最好的理解是它是发展缓慢、拥有强大地方特征的土著文化与不断增强的外部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模式被克里特人依照自己的需求采用，从而具有了属于克里特岛的特色。

这时，人们已经制作了手推磨和臼，建立于石头地基上的房子成为人们固定的居住地，陶工需要特制的工具来塑造和烧制器皿。劳动分工的发展需要专门的工具，对黑曜石的需求也增加了。黑曜石的诸多优点足以抵消人们在获得它的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它极易打磨成薄片，边刃也非常锋利。米洛斯的那些开采时间长达约一万二千年之久的黑曜石石场在青铜时代早期极受欢迎，当时金属器具开始变得更加风行。而黑曜石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价格较低：在早期青铜时代，金属制品极为稀少，生产红铜和青铜的技术尚未得到普及，且普及工作很难开展。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内，分工不断细化，但对米洛斯石场的开发依旧没有规划，且缺乏商业特征。尽管在岛上的菲拉科皮（Phylakopi）也出现了定居点，但当时黑曜石的采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在该定居点繁荣发展的时候，其黑曜石石场已经开始衰落；此地的第一批定居者并非黑曜石商人，而是金枪鱼捕捞者。

[10]

米洛斯并无专门的港口，寻找黑曜石的人首先要找到适合的小海湾停泊船只，然后再前往石场，将这种火山石劈砍为片状。

3

为寻找关于新石器时代欧洲大规模建筑工程的重要证据，我们很有必要将目光转向西部，如马耳他岛（Malta）和戈佐岛（Gozo）的神庙和圣所，它们的建筑年代甚至早于金字塔。马耳他的神庙是由一批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了一种独特文化的渡海者所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已经注意到，“五千多年前，在马耳他，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或者更大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化在约公元前3500年全面崛起。

[11]

老派的文化传播论假设，即这些神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金字塔或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s）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神庙的修建者尽管不是模仿者，但也未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其他文化的模仿对象。约前5700年，人类开始在马耳他定居，他们来自非洲，更可能来自西西里岛，他们的文化体现在现存最早的马耳他石墓中。早期马耳他居民在到来时准备充分：他们带来了双粒小麦、大麦和扁豆。他们开垦了岛上的一些土地，开辟了可耕地，岛上本来被大片森林覆盖，但这些森林现在完全消失了。他们从西西里岛附近的火山岛上获取工具，从潘泰莱里亚岛（Pantelleria）和利帕里群岛获取黑曜石。自前4100年起，岛屿文化开始以独特的方式发展。在约前3600年之后的一千年里，人们挖掘、修建了巨大的地下坟墓或地窖用于集体墓葬，这表明马耳他居民内部有一种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戈佐岛的吉甘提亚（Ggantija）和马耳他岛的塔尔欣（Tarxien）正进行着宏伟的建筑工程。神庙的正面贴岩壁被切凿成巨大的凹面，面对着封闭式庭院；被覆以屋顶的建筑内有走廊、通道及隔间；多处半圆形房屋的布局都呈三叶草形。建造者的初衷是建立从很远处就能看到的巨型神庙，当人们从海上前来时，便会看到眼前的神庙越来越高地矗立在岛上，例如马耳他南部的哈扎伊姆（Hagar Qim）神庙便修建在地中海上的陡峭悬崖上。

[12]

随着时间的流逝，岛上建筑缓慢出现，就像中世纪的那些大教堂一样，且它们并无统一规划。

[13]

奇怪的是，这些建筑没有窗户，但以前一定存在着大量用木料或石料制作的配饰。石料配饰得以完全保留下来，它们通常都刻有精美图案，包括螺旋式图案。史前马耳他文化包含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朽建筑，神庙中还有大量塑像，通过一些留存的塑像残片我们可以断定，其表现的是一位与生育和繁殖相关的大母神的形象。在塔尔欣，有一尊近两米高的女性塑像是当时的崇拜中心；显而易见，在同一时期的西地中海并未出现类似的崇拜地。在塔尔欣神庙的居室中我们可以找到举行祭祀仪式的明显痕迹。在一个洞穴内的祭坛上，我们发现了一把燧石刀，祭坛周围还有牛骨与羊骨。我们还挖掘出一些贝壳，表明海洋食品在当地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岩画上还涂有船的草图。

[14]

所有建筑物和雕刻物均是在没有使用金属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马耳他直到约公元前2500年才有了金属。

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孤立的世界。据估计，在新石器时代，岛上人口数量低于一万人。然而岛上的劳动力完成了六个大圣所和很多小圣所的修建，表明岛屿可能已被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域。可能有人希望发现关于冲突的证据，比如矛尖；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证据留存：这是一个和平的聚落。

[15]

马耳他岛和戈佐岛可能是圣岛，获得了地中海中部地区各部族的尊重，类似于希腊古典时期的提洛岛（Delos）。在塔尔欣，我们在神庙的一块板材上发现了一个洞，这或许可证明此地是一处圣所遗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外来者到访的证据。如果它们是圣岛，那么其神圣性应该部分体现在如下惯例中：此地不可靠近，只有那些献身于女神的土著马耳他人才可在此居住。不仅这些女神以大大小小的塑像形式被展示出来，而且神庙的形状——外形丰满突出，内部形似子宫——也表现了对女性的崇拜。

这一文化的消失如同其产生一样令人不解。长期的平静状态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终止。神庙文化并没有衰落的迹象；但由于入侵者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断层时期。外来入侵者缺乏建造此类大型建筑所需的技术，但有一个优势——他们拥有青铜武器。根据出土的泥陶织锭和碳化的布匹我们可断定，他们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东南部，且善于纺织。

[16]

到前14世纪，他们又被另一群西西里人取代。但此时的马耳他已经失去了其独特性：移居者与马耳他人的后裔杂居于这些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先人们留下的不朽居室中。

4

在数百年间马耳他岛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西西里岛的形势则更加多变，因为后者面积更大，且拥有各种资源。利帕里群岛上的可开采的黑曜岩吸引了迁居者的前来。正如我们在位于叙拉古（Syracuse）附近的斯特迪内罗（Stentinello）可以看到的，迁居者们带着自己的文化来到此地，他们的社会在公元前4千纪初开始兴盛，其时马耳他神庙还在建造中。斯特迪内罗遗址上分布着很多小棚屋，有一面约二百五十米长的界墙，墙外有沟渠环绕，在墙中我们发现了陶器和小型的兽首塑像。这是一个繁忙的村庄，有自己的手艺人，掌控着周边的乡间和海滨，并从这些周边区域获取食物。这些居民的定居点让我们想起了意大利东南部的那些定居点，因此斯特迪内罗人的祖先很明显来自那里。

从最早的斯特迪内罗文化时期到后来的紫铜和青铜文化时期差不多有三千年，在这一期间并未发生急剧变化，且移民是间歇性的——在此之前，并没有大的移民浪潮冲击地中海。但这种缓慢的、逐渐渗透的外部影响创造出了一种共同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在新石器时期，斯特迪内罗的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部族有相似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讲同样的语言（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我们无法得知他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表示他们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但他们都参与了酝酿出农耕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伟大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一种风格相近的粗糙压花陶器出现在了从叙利亚至阿尔及利亚、从西班牙至安纳托利亚的诸遗址中。在同一时期，利帕里不再只是一个人们可任意开采黑曜石的据点，而成了一些部族的定居之地，这些部族与斯特迪内罗的居民有相似的口味和习惯。公共海域不能阻碍这些史前居民间的交流，移居者向南航行，斯特迪内罗风格的陶器也出现在了一些突尼斯的遗址中，这些遗址中同时还有来自西西里岛和非洲间的潘泰莱里亚岛的黑曜石。

[17]

由于利帕里掌控了黑曜石的供应，当地的生活水平很高。一系列不同风格的陶器的出现是否能说明居民人口构成的变化，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艺术风格改变的同时该岛的居民成分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意大利的研究者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前6千纪，陶器以饰有红色火焰为特征。然后出现了纯棕色或纯黑色陶器，其特点是表面柔滑有光泽且制作工艺精湛。至前5千纪，这些陶器均让位于饰有曲线状或螺旋状的波纹图案的陶器，后者与意大利南部内陆和巴尔干半岛上发现的陶器非常接近。接下来，在前4千纪初，这里又引进了简约风格的红陶，它们最早出现在久已存在的“迪亚那文化”（Diana culture）中，该文化以其遗址的主要发掘地而得名。此处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岛屿的文化发展缓慢，其社会结构十分稳定。

[18]

水手们穿过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或西西里海峡，向岛上运送、供应物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易坏之物，只有陶器和黑曜石是易于保存的。对这些早期航海者使用了何种船只，我们只能猜测。在公海之上，将船只覆以毛皮可以使其与水隔绝；另外，这类船也不会太小，因为它们不仅用来载人，还要运送动物和陶罐。

[19]

后来的证据，也就是来自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陶器上的线形绘画表明，这些船吃水较浅（因此它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极为不稳），且船的动力源自船桨。有人用一艘名为帕皮勒拉（Papylella）的芦苇筏做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这类船的移动速度极为缓慢——最快为每小时四节，如果遇上坏天气则速度更慢。从阿提卡（Attika）出发，一路沿海岛航行，最终到达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米洛斯岛，这通常可能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

[20]

在地中海，还有一些岛屿只有很少的定居点，包括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和撒丁岛。虽然马略卡岛（Majorca）和梅诺卡岛（Minorca）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才出现制陶术，但前5千纪初便有人类在这两座岛上定居，且由于早期移居者放弃了与大自然的斗争，岛上很可能有一个偶然的间断期。撒丁岛上最早的居民似乎已经开始饲养家畜，这些动物一定是被他们带至当地的。

[21]

在北非海岸一带既没有出现大型建筑，也没有出现马耳他那样的繁荣迹象。对于大多数地中海海滨的居民来说，他们外出冒险的范围不会超出能看到他们自己住所的渔场。尼罗河三角洲及其西部的法尤姆（Fayyum）于前5千纪出现了一些农耕区，但这只是埃及当地的现象，而非地中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农耕区标志着当地居民对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做出了创造性的反应——他们使用了井水浇灌或者浸灌的方法。至少在几个世纪内，下埃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马耳他岛、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均是发挥了特殊作用的相当罕见的海岛型人类聚落：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为石器制作提供了石材，而马耳他则是一种复杂宗教的神秘崇拜中心。

[1]
D.Trump，The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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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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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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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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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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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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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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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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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80.

[20]
Wachsmann，‘Paddled and oared ships’，p.10；C.Broodbank and T.Strasser，‘Migrant farmers and the Neolithic colonization of Crete’，Anti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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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96-105.

[21]
Trump，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p.55-6.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3000～前1500年）

1

人们在谈及史前社会的发展时，总会从以下两个视角选取其一加以考察：一个是传播论者的方式（现在已不大流行），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新式样和新技术的到来要归因于移民和贸易；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社会内部因素促进了变化与发展。随着人们更为重视社会内部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促进，对移居者的种族认同的研究逐渐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已经意识到根据语言和文化进行的简单“种族”识别，与这些族群生活的周边环境是无关的：族群在融合，语言被相互借用，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如丧葬仪式在没有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也在发生变化。同样，将所有社会变迁仅归因于受贸易增长影响的内部发展，这也是不正确的：史前时代人烟稀少的地中海海滨和岛屿为人类寻找食物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被放逐的军事首领或去往异教神庙朝圣的人可以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如果新居住地有更早的居民，那么移居者或是将他们驱逐或消灭，或是与他们通婚，其中某一方的语言还会出于现在已无法解释的原因成为主体语言。

基克拉泽斯群岛于青铜时代早期（自约公元前3000年起）成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的故乡。当时，其主要岛屿均有人居住，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皮这类村落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他岛屿上的小村落也以原初的一些小型田庄为中心发展起来。

[1]

黑曜石的采石场仍在使用，与此同时，基克拉泽斯群岛西部的紫铜也被运到了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产品不断输出，且已有了明确的输出方向：出于某种原因，产品向爱琴海的南部而非北部流动，这说明当时海洋的开放程度依旧有限，且依赖于其他地区能为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民提供什么。岛民们似乎很少将外来物品运进他们的村落，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只发现了少量的东方产品。但认为考古记录相当完整是一种典型错误，纺织品、食物、奴隶及用木料这类无法长久保存的材料制作的产品毫无疑问都已经进入海岛，尽管这些物资的到来在前3千纪是否可被正式称为“贸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克拉泽斯文化不再只局限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它开始向南传播。在考古学家所称的“EB I”时期，即青铜时代早期的第一个阶段，一批新的移居者在克里特岛东北部的阿亚夫提亚（Ayia Photia）发展起来。从墓葬形式判断，他们的文化更像基克拉泽斯文化，而非克里特文化。但若将此地确定为基克拉泽斯居民的正式“殖民地”，就会太过具体；更确切的说法是，基克拉泽斯居民移居至克里特岛，并以其原有的习俗在此居住。至“EB II”时期，即大约公元前2500年，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物品进入阿亚夫提亚，甚至被克里特工匠模仿；另外，这些物品的流通还辐射至东北方新兴的特洛伊城。此城邻近达达尼尔海峡，不断加强着与安纳托利亚内陆和黑海的联系，可能是锡的主要来源地。

[2]

此时，有一种金属的影响力正在加强，它巩固了掌权者的力量，它就是青铜。由于对这种合金的需求，爱琴海上形成了一个网，将特洛伊和诸岛屿连接起来。青铜或紫铜制成的闪闪发光的容器及基座显示了所有者的财富和威望；而确保应敌时的安全的却是青铜武器。拥有这些物件的人无疑是成功的军事领袖。紫铜于基克拉泽斯群岛最西端的基斯诺斯岛（Kythnos）或希腊本土的阿提卡被发现。早期的冶金者已经知道将相对较软的紫铜与锡铸成合金可以增加铜的硬度。搜集青铜原料并建立交换体系意味着爱琴海上已经形成了至少可被描述为贸易路线的相互交往的网络。为进行交换，乘着船的中间人依据季节的不同，年复一年地建立了有规律的联系，但将这些中间人视为完全以贸易为生的职业商人还为时过早。地中海因此活跃起来，来自各地的人穿梭于地中海之上，寻找或急于售出那些同样来自各地的货物。

这些贸易路线都经过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但群岛并未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然而，在使用“艺术”这个表述时我们应该加一些限定语，因为岛上居民生产的艺术品已具有明确功能，尽管有些功能现在已很难译解。“基克拉泽斯艺术”对当代艺术家影响很大。“朴素的形式却总能摄人心魂”，科林·伦福儒如是说，因为当时之人越来越关注人体比例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同时期的马耳他、埃及古王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像中是找不到的。

[3]

在艺术品的规格方面，既有微小雕像（在现代人眼中，这种雕像是定式化的，更像小提琴而不是人），又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乐师雕像。小提琴雕塑属于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作品类型。女性雕像占据统治地位，暗示当时是大女神崇拜时期。“萨利亚哥斯的肥胖妇人”（Fat Lady of Saliagos）拥有丰满的臀部，就像马耳他的神像一样，这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来自帕罗斯岛（Paros）的大理石为这些雕塑提供了原材料，但是从留存的大量颜料来看，有人对它们做过着色处理。

[4]

这些雕像与葬礼有关，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十四尊陪葬的神像。我们发现，有时这些雕像是破碎的，将它们打碎可能是复杂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它们代表已故者吗？考虑到其生产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且持续了十二个世纪），它们可能有好几种用处。其他的解释包括，它们是“psychopompoi
”，即冥界的亡魂引路者，或者是人祭的替代者，又或者是陪伴死者的殉葬者，它们将在另一个世界满足死者的性需求或为其提供音乐表演。这些雕像证明了一个具有较高技艺的专职匠人阶层的存在。墓葬显示，这是一个有阶级划分且结构复杂的社会，存在着领袖和下属；男性劳力应该已在爱琴海上日益增加的小船上充当桨手，然而他们的航行不大可能超出爱琴海的范围，而且似乎帆船到前2千纪才开始投入使用。桨船的图像在所谓的“煎锅”，即一种刻有图案的泥板上有所展现，图案中的物体形似蜈蚣，它的船头是翘起的。

[5]

2

特洛伊在地中海史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青铜时代起，特洛伊就成为联系爱琴海与安纳托利亚及黑海地区的补给站；另一方面，特洛伊的故事已经扎根于历史意识中，不仅对于宣称毁灭了该城的希腊人是如此，对宣称来自该城的避难者是自己祖先的罗马人也是如此。自公元1868年以降，真实的特洛伊与神话中的特洛伊已很难区分，当时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痴迷于证实《伊利亚特》的真实性，认定距达达尼尔海与爱琴海交汇处四公里远的希沙里克（Hisarlik）山丘就是荷马笔下的那座城市。

[6]

有些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并不存在，特洛伊的位置因此也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赫梯文献（Hittite archives）中的发现平息了这一严重争论，证实希沙里克山丘中存在一处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所熟知的名为特洛伊或伊利奥斯（Ilios）的城址。后来的定居者，包括古典时期建立伊利奥斯新城的希腊人，以及最开始想在此地而非拜占庭建立新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同样相信特洛伊就位于此地。更引人注目的是，该遗址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典作家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前1184年）之前。在青铜跨越东地中海开始对外输出时，该城的历史揭开了序幕。它被一次又一次重建，1961年，现代考古发掘者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在九个主要地层中辨认出了四十六个遗址层。

[7]

特洛伊并没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定居于此的人都已经熟知紫铜，可能还从事锡的贸易。第一个特洛伊城，也就是“特洛伊第一文化层”存在于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前2500年，是一个小的聚落，长约百米，但后来发展了一个很典型的设防处，有石筑的瞭望台和三重防御工事。

[8]

在此期间它被多次重建，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的最后时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但在要塞之内生活定居的可能性已经被证实，留存下来的纺锤表明当时人们在壁炉（其遗迹已被发现）旁从事纺织活动。这可证实早期特洛伊人也在进行呢绒贸易，放养于堡垒外的平原上的绵羊提供了毛纺织物的原料。“特洛伊第一文化层”中保留最好的民居近二十米长，有向西开门的门廊，该房舍可能是群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居所。早期的特洛伊人塑造了很多小雕像，几乎全部为女性形象，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贝类、金枪鱼、海豚肉和谷物。在这一层，金属武器还未被发掘，但磨刀石的存在证明紫铜和青铜工具被定期磨尖。并没有证据可证明当时有奢侈品：出土的装饰品由骨头、大理石或彩石制作而成。尽管有大量陶罐看起来都颜色暗淡，一般也无修饰，但其形状透出了几分优雅的感觉。

[9]

早期特洛伊的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已超出安纳托利亚；在西部不远，一个类似的群落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的波利奥克尼（Poliochni）遗址（有时被称为欧洲最古老的城市）繁衍生息；位于莱斯沃斯岛（Lesbos）的特勒米（Thermi）遗址也有类似情况。

[10]

但去推断诸岛上的最早居民来自何处或讲何种语言是没有助益的。实际上，如果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最早作为贸易中转站出现，以确保通往爱琴海和进入内陆的路线畅通，那么很可能它们一开始就吸引了各色人种前来，就像后来的港口城市一样。虽然现在的希沙里克山丘距海较远，但史前的特洛伊濒临大海湾（荷马似乎已知晓此海湾的存在），该海湾后来渐渐被淤沙填满。

[11]

因此，它是一座近海城市，位置具有战略性：逆风可使船只在几周之内都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来船只就需要在海湾内逗留数日，于是，居住在要塞内的居民可以有偿地为船上人员提供所需。但所有这些并未立即发生，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时期，越过要塞的航行可能只是偶尔发生且方向不太容易掌控。在首层的原址之上是“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约公元前2500年至约前2300年），该层是更雄伟、更完善的防御堡垒，比前一层略大，有一个巨大的门廊和一座宏伟的宫殿，可能还有木质圆柱环绕。这一时期的特洛伊人同样是农耕者和纺织者（在发掘出来的一个纱锭上还粘有一截碳化的线头）。

[12]

他们获得或制造一些精美的武器；一般认为他们的青铜武器是通过爱琴海从外部引入的，但也有一些紫铜制造的较软武器，它们可能是由通过爱琴海运来的原料在当地生产。

尽管特洛伊人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轮制陶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没有），但布雷根并不喜欢他们的陶器，认为“他们是阴沉，缺乏生机的人，不大喜爱光明与快乐”。

[13]

至于这一时期特洛伊人生产的修长的高脚酒杯是否真的如此乏味无趣，却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油或酒的大型陶罐从遥远的基克拉泽斯群岛被运至特洛伊城。在爱琴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我们也发现了与特洛伊陶罐相类似的陶器。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它们是自特洛伊引进的，但事实上，这种陶罐的样式更有可能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洛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与特洛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波利奥克尼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特洛伊。这些爱琴海沿岸的聚落在财富上远远落后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且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形成了书写体系——这一工具在适当之时会极大地促进贸易和结算。无论如何，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贸易世界的一部分，好几条蜿蜒曲折的常规贸易路线都从海上或陆上经过了它们。这为“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的统治精英们带来了巨大财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施里曼发现的著名的“普里阿摩斯宝藏”（Treasure of Priam）。

这份偶尔被怀疑为由施里曼自己捏造的宝藏长期隐匿于苏联，使学者们失去了对其进行解读的机会。

[14]

施里曼将自己从几个储藏室——其中一个被他命名为“大宝库”——中发现的宝藏聚集在一起，并将宝藏之出现归因于千年后发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的一次围攻。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妇女的首饰与金银器皿非常引人注目，它们包括一个金制船形碟、一个用金线制作的妇女头饰（施里曼认定的），还有上千颗小金珠和一些银项链。此外还有大量用其他材质制成的物品，如玉制礼仪斧与水晶球（可能被镶嵌于权杖之上）。有一些物品很明显出自本土，其他一些，包括金器，肯定来自其他地方。这些宝物表明，这个社会由一个兴旺的精英集团掌控，通过该城的中转贸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特洛伊城不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其产品最有可能是厚重的羊毛制品。另外一种出口物品可能是产自伊达山（Mount Ida）附近的木材，主要被用于邻近岛屿船只与建筑物的建造。这一地区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从发现的动物遗骨来看，此时该城还未如之后那样成为著名的养马中心。但特洛伊仅是一个外围的定居点；地中海从未成为东方的哈梯

[15]

诸王的兴趣焦点，相反，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多山且富含矿藏的西亚内陆。

特洛伊的兴起轨迹并非直线。“特洛伊第三文化层”（建于第二层之后，第二层约于公元前2250年毁于火灾）要比第二层贫瘠，其居民聚居于一个不是很舒适的小山顶，甲鱼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在利姆诺斯岛上，波利奥克尼很显然曾遭到袭击，且城镇的规模和财富在前3千纪末进一步缩小。前2100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可能是由于战争），但是在重建后的第四文化层，条件并未发生明显改善，狭窄且弯曲的街道穿行于房屋之间。西亚的广泛变化正在影响东地中海：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哈梯帝国及其后阿尼塔（Anitta）时期的新帝国（始于约前1750年）成为发端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贸易的中心，而之前将金属运至爱琴海北部边缘的贸易路线上的交易量减少了。

[16]

黄金期过后是长达三百多年的衰退期，但到“特洛伊第五文化层”末期（约前1700年），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善：房屋更清洁，且与其焖炖甲鱼的祖先相比，这一时期的居民更喜欢牛肉和猪肉。但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最惊人的发展再一次发生在了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上。

3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是首个重要的地中海文明，也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一个富裕、拥有文字、充满艺术气息的都市型文明。考虑到古王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出现时间更早，这个说法似乎不那么准确，但在埃及人眼中，地中海海岸只是他们世界的外缘，且他们的世界是以尼罗河而非遥远的海洋为核心的。相反，米诺斯人则积极在地中海上航行，其文化中的海洋特征尤为明显，这反映在陶器的样式、制陶术、对海神波塞冬的崇拜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米诺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然而其创造的文明在艺术、宗教、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又别具一格。另外，他们留下了关于其伟大国王米诺斯（Minos）的传奇故事，现代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名字与克里特岛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修昔底德记载了米诺斯王在地中海创立第一个海洋帝国（thalassokratia
）的过程，故关于早期克里特的记忆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雅典人还记得每年向克里特国王贡献童男童女之惯例，此记忆可以在前2千纪克里特人的祭仪中得到印证。

[17]

克诺索斯始于新石器时期的最早聚落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之前，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早期青铜时代的克里特陶器与邻近岛屿的同类产品越来越不相同。早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Early Minoan II，约前2600年至前2300年）的陶器带有斑点花纹，这是一种在烧制物品的过程中学会的技术。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器皿的外形制作得极为精美且装饰得栩栩如生（巨大的旋涡和流动的河水），这使得早期克里特的陶器风格与同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大为不同。这些陶器还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到前2000年，克里特人已开始制作象牙和石制印章，这标志着精英集团渴望维护其物品所有权的情况已经出现。一些印章的主题（如狮子）很明显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一些抽象的图案则通常会使我们想到埃及和近东地区的印章，这表明该地与叙利亚和尼罗河口的贸易已然十分活跃。

[18]

至于早期米诺斯人是天资聪慧的当地人，还是将近东文化中的元素带至克里特的移民，我们没有必要做出刻板的结论；克里特位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必然会吸引来自各地的移居者。自荷马起，许多古典作家都列举了该岛上居住的不同民族，包括“勇敢的克里特原住民”，也就是“真正的克里特人”，以及“高贵的佩拉斯吉人”，这一表述被用于指代多种迁移民族。克里特岛上及内陆的一些地名带有前希腊时期的名词词尾，例如-nthos
和-ssa
，它们可能是由在希腊人到达之前居于此地的民族传下来的。以-nthos
结尾的最典型的词是“Labyrinthos
”（迷宫），在古典文献中，该词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有关；而在以-ssa
结尾的词中比较典型的是“thalassa
”（大海）。

[19]

然而语言的沿袭和基因的遗传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相较于去分辨出一个天赋异秉的“原生种群”，更好的做法是将米诺斯人理解为一个多民族群体，他们对多种文化都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这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艺术形式。他们不会受制于邻近地区（尤其是埃及）的风格与技术传统，那些地方的文化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克里特的王宫建筑有力地证明，克里特发展出了一种极富活力的地方文明。宏伟的克诺索斯王宫（距海岸六英里）重建于约公元前1950年。约在同一时期（中期米诺斯第一阶段），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和东部的马利亚（Mallia）——的王宫也修建起来。然而克诺索斯王宫是“众宫殿中的女皇”；这是因为该地在政治或宗教上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其辖区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的资源，我们不得而知。关于克里特岛被几个王宫划分为几个部落首领辖地的理论，也就仅是理论罢了，甚至“王宫”这一表述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这些建筑可能是神庙建筑群，但我们不能认为米诺斯人像现代人一样对建筑类型进行了严格划分。

[20]

很明显，在克诺索斯王宫的原址上，此前已经有一个小的建筑群；因此大型宫殿建筑并非已占据此地的新移民的首创，而是产生于已有岛屿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因为克里特稳固了其东地中海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克里特岛也是羊毛和纺织品的原产地。模仿外族宫殿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也有同样大小的大型宫殿和神庙，它们有绘有壁画的墙面和柱廊式的庭院。但克里特宫殿的图案、风格及功能是与埃及建筑迥然有别的。

[21]

克诺索斯王宫多次被毁于火灾和地震，且在其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它的内部形貌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很多历史痕迹依旧可以追寻。挖至古王宫建筑层，在所谓的“容器室”（Vat Room）内，有一些出自约公元前1900年的精美的高脚酒杯和人工制品，它们可能被用于宗教仪式。有一些陶器出自克里特岛上的山地，但也有一些外来物品，如象牙、彩陶和鸵鸟蛋，这反映了此地与埃及及叙利亚的联系。当然，还有大量来自米洛斯的黑曜石。因此很明显，在古王宫时期，米诺斯人向北与基克拉泽斯群岛有联系，向南、向东与黎凡特和尼罗河地区的居民有往来。发现于古王宫的重型织机说明克诺索斯是某种向邻近地区出售的特别纺织物的生产中心，这种重型织机大约于前1750年后才出现在其他地方。被称为“pithoi
”的巨大陶罐被成排摆在地面上，用于储存油、谷物及其他物品，这些储存物或供宫廷专用，或为交易商品。克里特人进一步完善了一种薄如蛋壳的陶器的制作技术，并将这种陶器出口至埃及与叙利亚地区。一些物品产于宫廷匠室，但在宫殿周围也有一些城镇，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克里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周围的城镇及其特有的工艺。克诺索斯在卡赞巴（Katsamba）和阿姆尼索斯（Amnisos）有一些卫星城镇，它们都是海港，而阿姆尼索斯还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在这个港口内有米诺斯的船队，而且（通过对于陶器的考察可知）其海上商船队由此出发开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然后上行至米利都（Miletos），可能还远至特洛伊。

[22]

直到21世纪初，海洋考古学家才在克里特岛东北部发现了第一艘米诺斯人的失事船只。该船长十米至十五米，载有大量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和大罐，主要用于盛放约前1700年沿克里特海岸运送的酒或油。这艘船的木质结构已完全腐烂，但一个克里特印章显示了一艘有单桅、喙状船头和高船尾的船，这艘失事的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23]

关于该文明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文明对于此的特殊回应的证据，因克里特书面文字的出现而被保留下来。约公元前1900年，带有象形文字的印章开始出现，故文字体系的出现与王宫建筑的第一阶段几乎同期。及至古王宫末期，大量档案文献涌现，它们是接收物品或储藏品的清单，包括自耕地上收取并被交予克诺索斯统治者或诸神的贡（供）品目录。书写的主要功能是保管账目，在众多书写人员身后有一个高效且要求严格的行政组织。某些符号的特征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说明克里特受到了埃及书写体系的影响。可能由于克里特语的发音体系是不同的，其所形成的大多数符号与埃及文字十分不同。所以，虽然其书写理念借鉴自埃及，但书写体系不是。

公元前18世纪，在火灾和大规模地震的打击下，古王宫时期结束。法伊斯托斯有必要进行全面重修。在尤卡塔斯山（Mount Jouktas）的一处圣所内，一个男祭司、一个女祭司及一个年轻人一起祈求地震之神息怒；年轻人被献祭，接着屋顶塌落，将企图将年轻人献祭的人埋葬。

[24]

考虑到雅典进贡童男童女以喂养米诺牛（Minotaur）的故事，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人祭在克里特的米诺斯的存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建后，新王宫建筑群出现。新王宫尽管也被火灾和地震破坏，但今天在克诺索斯依旧可见。约在1900年，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在想象中对其进行了重构：栩栩如生的壁画、迷宫、在不同楼层的“宫室”、大宫殿、可以隐约想象的典礼［即在公牛身上腾跃的运动（或宗教仪式）］，还有向女神波提尼亚（Potnia）献上供品的盛大游行。

[25]

新王宫时期的时代断限被确定在约前1700年至前1470年，其结束的原因主要是大地震和火山喷发，且这次火山喷发也结束了锡拉岛上的基克拉泽斯文明。一些壁画形象反映了宫殿文化：有一幅壁画展示了宫廷妇女，她们大多裸着上身，围坐在中央庭院周边。这些壁画是对一些小片壁画进行修复的成果。不过我们不应被它们蒙蔽：大多数评论者在看到此幅图景时，认为其描绘了米诺斯文化时期的欢乐、和平以及妇女受到尊敬的场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因为我们在壁画中看到的是精英们的生活——一座王宫，以及男祭司和女祭司的团体。这些宫殿是否为（或是否同时为）真正的神庙也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这些建筑是以宗教祭礼为核心的宫廷文化的所在地，其中蛇形女神——可能是冥府之神——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其他早期地中海文化一样，女神崇拜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是与外界联系日显频繁的时期。一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埃及条纹大理石盖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640年。两百年后，在卢克索神庙外的埃及维齐尔

[26]

莱克米尔（Rekhmire）的墓中，绘有克夫提乌人（Keftiu
）带来礼物的场景，图中来客穿着短褶裙且身体半裸，服饰与克里特人相似。克夫提乌之名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迦斐托（Caphtor），而迦斐托指的就是克里特。壁画上写有：“这些礼物来自克夫提乌和海上诸岛的大君们。”作为回赠，克里特人获得了象牙、装有香水的石罐、黄金以及用于组装战车的面板——这些物件并非自组装的粗陋配件，而是享有盛誉、精心装饰的战车配件。

[27]

但并无大批外来手工品进入克里特，米诺斯人的艺术风格也未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米诺斯人对自己的艺术风格非常自信，它体现在了一些克诺索斯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中：半裸蛇形女神小塑像和装饰有章鱼图案的精美高脚酒杯。实际上，米诺斯文化在对外输出：这一时期产于希腊本土的精美陶器与米诺斯的物件有相同的图案和风格，包括章鱼图案。

这一时期的克里特人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而是以有音节的线形文字A（Linear A）登记其资产。线形文字A不如象形文字漂亮，但书写速度更快。他们在档案中使用的似乎是卢维语（Luvian），它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也被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一线的居民，以及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居民使用（根据该地出土的一枚刻纹印章推测）。

[28]

卢维语被广泛用于宫廷中的官方通信，但它在克里特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有一部分或所有克里特人都是安纳托利亚卢维人的后代。此处的关键是，米诺斯人（不像特洛伊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不同。

4

约公元前1550年至前1400年，克里特诸王宫的重建与基克拉泽斯群岛——尤其是在锡拉岛上的阿科罗提利（Akrotiri）——新一轮的火山喷发几乎同时发生。锡拉岛上可能已经居住了基克拉泽斯人、克里特人或爱琴海岸所有其他民族，他们来此地是为了获得米洛斯的黑曜石。藏红花生长于锡拉岛，一幅壁画上描绘有采收藏红花的场景。另外，正是通过克里特及其附属地阿科罗提利，爱琴海诸岛才获得了更多舶来品，包括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圣甲虫雕饰、彩陶塑像以及珠串。阿科罗提利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并进口了大量的克里特陶器。阿科罗提利的建筑也效仿了克里特的设计风格。墙上的一些壁画非常引人注目：穿着短褶裙的克里特船员操控船队进入一处港口，港口的房屋都有两层或三层楼高。这些船似乎在渡运一些武士，他们穿着希腊本土风行的服饰。在高度发达的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本土正在兴起的迈锡尼文化之间，锡拉岛起着桥梁的作用，这表明米诺斯人已将其贸易，可能还有其政治影响力发展到了克里特岛以外的地方。

[29]

在公元前1525年以后的数年间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该地区的稳定遭到严重威胁。阿科罗提利位于一个巨大火山口（部分在水中）的边缘。大地不断颤动。约前1500年，锡拉岛被一次火山大喷发（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分裂，只留下一个新月形海岛伸出水面，好在之前的一次地震已使居民在此前及时撤出了阿科罗提利。

[30]

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克里特都发生了巨变。前1525年前后的几次地震给克诺索斯带来巨大灾难，王宫的很多部分被荒弃。在锡拉岛火山喷发后的很多年间，太阳都被“尘雨”遮蔽，火山灰过后才落到地面，以致克里特岛东部的灰尘竟达十厘米厚。农业惨遭破坏，导致了长期饥荒的发生。在位于尤卡塔斯山阿克哈涅斯（Arkhanes）的一座小型米诺斯王宫，一些明显用于其他目的的房间成了储藏室。整个地区都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保证补给的需求因此扩大，通过与近邻贸易的方式解决供应紧缺不再可能。这种危机感还可由克诺索斯北屋（North House）中的可怕发现证实：约在这一时期，有四五个儿童被杀，其肌肉被从骨头上剔除，可以确定这是一种献祭仪式和食人行为。

[31]

米诺斯人希望以此平息男神与女神们不断增长的怒火。

卢克索神庙中遗存下来的法老宫廷中的使者画像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们前来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象牙、猿和孔雀，而是想凭借法老与克里特人间的联盟获得尼罗河谷的粮食。锡拉岛的火山喷发伤害但没有毁灭克里特的经济与社会，且克诺索斯大约在之后五十年内仍然保有财富和影响力（可能规模缩小了）。这次火山喷发造成的破坏只是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之后还有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变化，它们改变了东地中海（可能还有部分西地中海）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1]
R.L.N.Barber，The Cyclades in the Bronze Age
（London，1987），pp.26-33.

[2]
C.Broodbank，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
（Cambridge，2000），pp.301-6；Barber，Cyclades
，pp.136-7.

[3]
C.Renfrew，The Cycladic Spirit
（London，1991），p.18；J.L.Fitton，Cycladic Art
（London，1989）.

[4]
F.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1962），p.62.

[5]
Broodbank，Island Archaeology
，pp.99-102；Renfrew，Cycladic Spirit
，p.62.

[6]
C.Moorehead，The Lost Treasures of Troy
（London，1994），pp.84-6；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2004）.

[7]
C.Blegen，‘Troy’，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1 and 2，rev.edn，preprint fascicle（Cambridge，1961），p.4.

[8]
D.Easton，‘Introduction’，in C.Blegen，Troy
（2nd edn，London，2005），p.ⅹⅹⅱ.

[9]
Blegen，Troy
，pp.25-41；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39-40.

[10]
Blegen，Troy
，p.40；Bryce，Trojans
，p.40；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37；L.Bernabò Brea，Poliochni，città preistorica nell’isola di Lemnos
，2 vols.（Rome，1964-71）；S.Tiné，Poliochni，the Earliest Town in Europe
（Athens，2001）.

[11]
Latacz，Troy and Homer
，p.41.

[12]
Blegen，Troy
，pp.47-8，55.

[13]
Blegen，Troy
，pp.47-8，55.

[14]
Moorehead，Lost Treasures
，pp.128-30.

[15]
原文如此。《圣经》中把哈梯人（Hatti）和赫梯人（Hittite）都称为“赫族”，但前者似乎是非印欧民族，最初居住于幼发拉底河西岸，后来被赫梯人征服。——译者注

[16]
Bryce，Trojans
，pp.51-6；Blegen，Troy
，pp.56-61，77-84，noting Easton’s comments，Blegen，Troy
，p.ⅹⅶ.

[17]
Thucydides 1∶4.

[18]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p.57-8，69.

[19]
A.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is there any？’in 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Aegean
，ed.G.Cadogan（Leiden，1986），pp.93-123.

[20]
R.Castleden，Minoans：Life in Bronze Age Crete
（London，1990），pp.4-7；C.F.Macdonald，Knossos
（London，2005），pp.25-30.

[21]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57；Castleden，Minoans
，p.29；Macdonald，Knossos
，pp.43-7.

[22]
Macdonald，Knossos
，pp.50-52；Castleden，Minoans
，p.69，fig.18（plan of Gournia），p.112.

[23]
Reported in Archaeology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vol.63（2010），pp.44-7.

[24]
Macdonald，Knossos
，pp.58-9，87-8；Castleden，Minoans
，pp.169-72.

[25]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and the discussion in part 5，chap.2 below.

[26]
维齐尔是由法老委任的最高官员。——译者注

[27]
Macdonald，Knossos
，pp.134，173；Castleden，Minoans
，p.12.

[28]
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L.R.Palmer，Mycenaeans and Minoans：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
（2nd edn，London，1965）.

[29]
L.Casson，‘Bronze Age ships：the evidence of the Thera wall-paintin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4（1975），pp.3-10；Barber，Cyclades
，pp.159-78，193，196-9.

[30]
Barber，Cyclades
，pp.209-18.

[31]
Macdonald，Knossos
，pp.171-2，192.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1500～前1250年）

1

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不仅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经历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转变。很多定居点，如阿克哈涅斯都被废弃了，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希腊人的王朝到来了；米诺斯时期的遗迹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在诸多大型王宫中只余下了克诺索斯一处。地震和火灾已经被认定为罪魁祸首，来自希腊的入侵者也难辞其咎。由于没有人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较为明智的尝试是将两者相结合予以说明，且认为希腊人趁克里特混乱之际将其占领；或者还可以认为，克里特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希腊人。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被引入了希腊人正在崛起的迈锡尼文明中。在早期和中期青铜时期的商贸航线上无足轻重的地区，此时却成为爱琴海海域的政治和（或者）商业势力的中心：迈锡尼文明和权力的大中心是一连串沿希腊东部边沿分布的定居点，以及离海不远的内陆地区的定居点，它们从北部的伊奥科斯［Iolkos，即沃洛斯（Volos）］开始，有奥科美纳斯（Orchomenos）、底比斯（Thebes）、迈锡尼（Mycenae）、梯林斯（Tiryns），以及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希腊人的成功在前15世纪早期就有了一些迹象，当时迈锡尼诸王被葬于圆形墓A中（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他们戴着金箔面具，这些面具似乎模仿了他们长有胡须的面部形象，同时也显示他们试图模仿法老佩戴华丽金制面具入葬的习俗。

[1]

当然，迈锡尼“富有黄金”这一说法一直保有特殊声誉。如果荷马所列“参战船只细目”（《伊利亚特》中的一份古老文献）可信，那么至前12世纪，这些独立小邦国都普遍认为迈锡尼王（wanax
）是他们的宗主。

[2]

米诺斯人的记载与迈锡尼人的记载被难以察觉地糅合在了一起。这一方面是由于，克里特艺术对希腊本土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制陶匠人试验性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外形和图案，迈锡尼生产的物品，如陶瓷才逐渐作为地方产品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米诺斯人与迈锡尼人之间模糊的界线，很明显是在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后，来自希腊本土的讲希腊语的精英集团占领了克诺索斯的结果。尽管如此，文化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迈锡尼人用于记录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是对米诺斯人创立的文字体系中线形文字A的改进。线形文字B已被文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维克（Chadwick）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破译。

[3]

迈锡尼人在克诺索斯重新启用了泥板文献档案，然后在派娄斯对其进行了改进与精心制作，用于记录臣民献给王和神的贡（供）品。甚至在希腊南部，通过传于后世的手工艺品，我们可知他们的宗教仪式也与米诺斯人几乎无异——印章上有女神和祭司的形象，一个杯子和一块镶嵌板上绘有腾跃公牛的运动或仪式。

[4]

（这些东西尽管发现于希腊，却产于克里特。正如有人据此论证的那样，它们的存在表明公牛崇拜在希腊盛行。）古典时期希腊男神与女神的名字经常会显露出其前希腊时期的根源，且这些神祇有时能在迈锡尼人的书面记录中找到。有迹象显示，在贸易方面希腊与克里特间也存在着延续关系，如希腊人与克里特人的产品都被运到了罗得岛、叙利亚及特洛伊，但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已深入地中海深处，远至西西里岛与意大利。

迈锡尼人以好战而著称。他们善于学习，并很快使自己融入已经存在的文化。尽管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告诉我们，像佩罗普斯（Pelops）一样的文明初创者是如何从其他地方（如佩罗普斯来自安纳托利亚）来到希腊的，但迈锡尼人的祖先很可能生活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部。他们是防卫要塞的伟大建造者。像克里特岛米诺斯宫这样防御较为简陋的宫殿较为少见——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且几乎可以肯定，它的防卫主要依靠一支大的海上船队构成的“木墙”，和后来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描述的雅典船队一样。海洋在迈锡尼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陆战和围城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更引人注目的是迈锡尼人和梯林斯人遗留下来的诸多要塞的断壁残垣。迈锡尼的一些城墙有七米厚；在梯林斯，贯穿于石质建筑之中的狭窄隧道（现在依旧可穿行）在那些甚感困惑的古典作家笔下被描述为由独眼巨人（Cyclopean giants）所建。线形文字B的泥板文献还显示了双轮战车对此好武社会的重要性，并对它们进行了计数；荷马在提及这个突然消失的有大量青铜武器和用野猪牙制成的头盔的古老世界时，也对其有所描述。

[5]

在迈锡尼人的伟大战争首领的墓葬中埋有大量青铜武器，不过他们也甚为了解用黑曜石制成的薄如纸片样的箭头，这些箭头出自米洛斯和利帕里（Lipari）。

“迈锡尼人”如何称呼他们自己是一个重要问题。“迈锡尼”是现代人对青铜时代希腊文明的称谓；在公元前14世纪，其表达的只是由堡垒和周围村庄所组成的迈锡尼（Mukenai
）聚落（勉强可称为城镇）。这一地名的希腊语复数形式，如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典型的有雅典的复数Athenai
）一样，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些中心是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的。

[6]

其统治者属于武士阶层，至前14世纪，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武器，还有金银制成的高脚酒杯以及（描绘了狩猎场景的）精美镶饰的随葬小刀。历史学家在谈及“迈锡尼贸易”时，指的是这些早期希腊军事首领统辖下的政治区域之间的贸易。对商人和农民是否讲希腊语，人们也仅能猜测；事实上，很多人肯定是会多种语言的克里特人，他们生活在线形文字B时期的克诺索斯和法伊斯托斯。赫梯作为邻国，在文献中将迈锡尼人称为Ahhiyawa
，而埃及文献将其称为Ekwesh
。这说明Akhaiwoi
这一名称，即古典希腊语中的Akhaioi
与今天人们口中的阿凯亚人（Achaeans
），如果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至少也是外邦人对他们的称谓，这些外邦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迈锡尼是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力量。

[7]

在米诺斯人建立的贸易链的基础上，迈锡尼商人维系着他们与富藏铜矿的塞浦路斯（当地直到古典时代一直使用着线形文字）的交往，另外还与罗得岛、位于安纳托利亚海岸的米利都及叙利亚海岸有贸易往来。如果伊阿宋（Jason）的“阿尔戈号”（Argonauts
）的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他们可能与黑海地区也有联系。“格里多亚残骸”（Gelidonya wreck），也就是发现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前13世纪的遇难船只的残骸，说明了当时迈锡尼人的贸易范围很广。残骸的大部分被水流冲走，但是其装载的一些货物因太重而被留在原地，它们是一些半吨重的大铜块，还有可证明这艘船已经到过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青铜器与印章。在发现于土耳其海滨城镇乌鲁布伦（Ulubrun）的更古老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更多的铜，且有趣的是，船上还装载了相当于铜重量十分之一的锡，这个比例刚好适用于青铜的制作。

[8]

迈锡尼贸易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与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是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岛所没有的。关于希腊本土与西西里岛的联系的最早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17世纪，主要可依据希腊（中希腊时期）与西西里岛东部陶罐的相似性得出此结论（在西西里岛东部还出土了一些中希腊时期的陶罐）。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它们的来往甚至连间歇性的中介贸易都算不上，因为这些陶罐从希腊经爱奥尼亚海，而后沿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和靴头进入西西里岛。

[9]

能证明两地之间定期联系的铁证稍后才出现，当时大量晚期青铜时代的陶器被带入利帕里群岛，且大量的黑曜石被运回希腊。商人们也留下了一些瓷珠，它们很明显源自埃及，这说明当时已逐渐出现一个贸易网，这个贸易网囊括了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当克诺索斯落入迈锡尼人之手后，黑曜石开始失去吸引力；穿越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运输铜锡的新路线正在开发中。对金属的寻找引导迈锡尼航海者远赴伊斯基亚（Ischia）及其邻近的小岛维瓦拉（Vivara）；在登上托斯卡纳（这里富藏锡矿）和撒丁岛（在此他们遗留下一些铜块）的海岸之前，他们在伊斯基亚等地卸下了陶器。

[10]

从锡拉岛壁画上描绘的船只来看，船运技术毫无疑问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以帆助桨，且船身更大，船舷更高，可以承受更强的海浪冲击。他们肯定也对中部和东部地中海的浅滩、暗礁及洋流等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没有这些常识，他们不可能在希腊诸岛屿间自由航行，也不可能驶向西西里岛。在这一时期，沿海岸线的航行依旧占主导地位；观察迈锡尼陶器在海岸上的分布，我们可发现其航道由多德卡尼斯群岛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且绕过鞋背下行至西西里岛。

与意大利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海外贸易站的出现。

[11]

尽管迈锡尼人向利帕里群岛运送了大量的陶器，包括大陶罐等，但没有证据证明利帕里人处于迈锡尼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利帕里人的确与更北的地区［最远至托斯卡纳北部的卢尼（Luni）］建立了联系。

[12]

利帕里逐渐备受关注，不只因为它拥有黑曜石，还因为它是西西里周围海域的补给站和通往北部地区的中转站。大陶罐是典型的产品，它并不是装饰品，而是载货用的——装载的最有可能是食油，因为食油是希腊出口物品中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在利帕里群岛的一处墓葬中发现的琥珀项链经鉴定来自亚得里亚海北部而非东地中海。这些都说明，在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是最富有的（但并非唯一）冒险穿越地中海中心水域的商人。与此同时，利帕里群岛的居民都居住在火山山坡上修建的小木棚中；对他们而言，奢侈品主要是琥珀和玻璃球，而非金银首饰。

西西里岛以东的一个近海岛屿萨普索斯（Thapsos）上的一个聚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输入型文化，该文化在源头上属于迈锡尼人。该地居民建造了一个棋盘格式的城镇，街道宽至四米，宽敞的房子围庭院而建，墓葬中有大量来自希腊本土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器皿，说明“该考古遗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异邦殖民地”。

[13]

事实上，与萨普索斯房屋最为相似的设计，出现在了迈锡尼世界另一端的塞浦路斯，它们的位置靠近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的恩科密（Enkomi）。这看起来就像是先构想好了贸易殖民的蓝图，而后在迈锡尼世界的两端将其付诸实践。萨普索斯生产了很多迈锡尼风格的小香水瓶，

[14]

它是一个制造中心，专门为“国际”市场生产香油。但是萨普索斯并非迈锡尼文化的一个简单分支。它生产了大量西西里风格的粗制灰陶，这说明萨普索斯拥有一个混杂的民族群体。在同一时期，位于斯科格里奥（Scoglio del Tonno）

[15]

，即现在的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另外一个迈锡尼聚落促成了亚得里亚海物品，特别是南意大利的铜的流通，且实际上充当了向西西里岛运输货物的中转站。

[16]

于是，对航行于地中海上的人群而言，正是在迈锡尼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拓展开始引人注目。

2

对迈锡尼商人更为重要的地域不是欠发达的西方，而是叙利亚与黎巴嫩沿岸。

[17]

至公元前14世纪，贸易者在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以及迦南（Canaan）沿岸的基色（Gezer）与拉吉（Lachish）等地留下了大批量的迈锡尼陶罐（青铜时代晚期Ⅱ期风格）。黎凡特地区的贸易网正在形成，足以供给那些由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赫梯人、埃及人构成的爱琴海商人团体、居民和到访者的富裕城市。

[18]

黎凡特的一些港口早已与尼罗河三角洲有联系；埃及底比斯（Thebes）的科纳蒙（Kenamun）墓葬中曾有一幅现已无存的壁画，上面绘有在迦南商人监督下卸载货物的埃及港口，画中的货物有纺织品、紫色染料（黎凡特海岸的特产，提取自一种骨螺）、油、酒及牲畜。

自公元前3千纪起，乌加里特便是一个重要、活跃的贸易中心；它在某一时期是埃及的藩属国，一个名为尼奇马杜（Niqmadu）的国王曾与法老家族联姻。该城从黎巴嫩山区向埃及供应埃及当地匮乏的雪松木材。乌加里特是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它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复杂的楔形文字——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地区，包括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克里特岛［在乌加里特泥板中被称为卡布图里（Kabturi）］，以及距离乌加里特只有一百英里的塞浦路斯（该岛兼有中转站的职能，来自埃及的货物经由此岛运往希腊内陆）之间的桥梁。

[19]

在乌加里特，我们发现了一些塞浦路斯韵体的铭文，说明有来自塞浦路斯的商人居住于此。乌加里特的居民有各种背景：有一些商人被埃及人称作“玛严努”（Maryannu
，或称“青年英雄”），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地区；有一些行政人员的名字并非当地人的名字——在乌加里特周围的一些地区居住着一些讲迦南语的人，这种语言含有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元素。专门的官员被指派去料理外来商人的事务，外来商人要遵守当地的居住规定，同时享有在乌加里特置办房屋的权利。从一个约前13世纪的象牙盒看，乌加里特艺术曾受米诺斯文明影响，因为该象牙盒上的女神既有当地的特征，又融合了米诺斯的艺术特色。

[20]

乌加里特有充满生机的文学艺术，有大量刻于泥板上的宗教诗歌被保存下来，且这些诗歌与后来希伯来语的宗教诗歌惊人地相似。这些联系也给爱琴海世界艺术的复苏注入了活力。曾经的克诺索斯已被吞并，迈锡尼世界提供的东西变得更多：克里特人的手工艺作品以及希腊内陆的一些产品此时已经可与曾占优势地位的米诺斯物品相匹敌；另外还有克里特岛的优质纺织品——线形文字B中的“ri-no
”在早期古典希腊语中的拼写为“linon
”，意为亚麻布。至此，位于东地中海港口城市的那些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和商人组成的小型集落已然形成；除商人和货物的到来外，雇佣军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盔甲来到此地。当贸易开始改变东地中海的特征时，只有战争才会使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文化遭受巨大损害，将其引向一个漫长冬季（这最终发生了）。

此前，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西西里岛贫穷的村民身上，对法老的属民则关注较少，故在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缺失做一些解释。随着下埃及沼泽地与邻近的尼罗河流域的条形灌溉地合并在一起，埃及人建立了一个复合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社会；早在公元前3千纪，通过金字塔的建造，埃及人就已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组织大批劳动力的能力。为宫廷生产的艺术品，包括华丽的金器、较为珍奇的宝石等，均已优于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中最好的手工艺品。即使在主题上没太大影响，埃及艺术在技术方面对克里特壁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埃及的物件在早期希腊世界被珍重地保存下来；埃及的政治对迦南和叙利亚海岸沿线，特别是比布鲁斯有较大影响。对一些主要必需品，如锡、木材及铜矿等的寻求，使埃及人将其影响力扩展至西奈半岛及以外地区。但当历史学者提到埃及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是它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在前2千纪，沿红海下行至蓬特（Punt）的贸易远航将象牙和乌木一类的产品运至法老的宫殿。

[21]

尽管有些法老的确在下埃及大兴土木——《圣经》记述了一个以拉美西斯（Ramesses）命名的大型储藏城市的修建——但在约前1570年后，他们的权力中心主要在上埃及。然而，拉美西斯城［在古王国时期该城被称作派拉姆西（Piramesse）］在前13世纪的一个时段内的确是埃及的首都，那时法老们正在向迦南与西亚挺进，希望有一个靠近其利益中心的基地作为首都。

公元前1570年，统治下埃及和中埃及超过一个世纪的希克索斯（Hyksos）王朝被逐出。这些统治者后来被斥为“野蛮的亚洲人”（其确切的身份依旧是谜），但他们将一些重要的改革引入埃及，包括双轮战车和青铜盔甲。

[22]

他们最终取得埃及政权的手段是武力征服还是阴谋诡计，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技术方面他们确实要比埃及人先进；且他们与邻近的叙利亚和克里特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获得必要的军事装备是非常重要的。希克索斯人统治的晚期是埃及艺术充满活力的时期，最著名的是图坦卡蒙墓中的考古发掘。约前1340年，当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在阿玛纳城（Tell el-Amarna）为太阳神建立新首都时，其选择的也是上埃及距法老传统权力中心相对较近的地方。对于古埃及人而言，最重要的水域既非地中海，也非红海，而是尼罗河；地中海是他们的地平线，而且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贸易角度看，法老时代的埃及都不能被称为地中海大国（尽管他们也从东地中海获取一些资源）。直到前4世纪亚历山大城建立，埃及的地中海海岸上才有了一座眺望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但在这一时期，到埃及的外来商人通常比旅居海外的埃及人多；萨胡拉（Sahure）金字塔浮雕上刻画的航海者（约前2400年）应该是亚洲人，且其航船的设计可能模仿了黎凡特风格——有些船可能已经可以航行至上游区域，它们中既有战船，也有货船。总体来说，埃及人依赖外来的代理人为其建造、管理及驾驶船只，起码在穿越地中海时需要雇用代理人。

[23]

“伟大的绿色”这一表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献中，但被用于描述许多水系——法尤姆湖（Lake Fayyum）是其中之一，尼罗河是另一个，偶尔也被用来指代红海。公元前2千纪末，“Y-m
”这个词偶尔被用来指代大海，包括地中海，这个词本身源自闪米特语（Yam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大海）。对埃及人而言，地中海并没有重要到需要为其指定特别名称的地步。

[24]

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港口有很多来自或前往叙利亚的船只，如位于三角洲东部的特亚茹［Tjaru，现为特尔赫巴（Tell Hebua）］。该港口已经被希克索斯人使用，而后由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重建。前15世纪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Ⅳ）在位时，特亚茹是拥有“异邦王族使者”头衔的总督的官邸的所在地，总督的职责之一便是在西奈沙漠开采绿松石矿。在这一时期，绿松石是埃及人比较喜欢佩戴的宝石。然而，特亚茹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它是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基地，这一点可通过在此地发现的来自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陶器证实，这些地区还富藏埃及人渴望获得的木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阿瓦利斯（Avaris），它也位于三角洲东部。早至前18世纪，在阿瓦利斯居民（包括士兵、航海者及手艺人）中，便有很多人有迦南人血统。希克索斯人将阿瓦利斯设为首都，其占地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米。希克索斯人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阿瓦利斯的衰落。

[25]

当地修建于希克索斯人被推翻后的宫殿装饰着克里特风格的壁画，这进一步印证了克诺索斯的克夫提乌与法老宫廷之间的联系。

[26]

还有一个港口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那就是塔尼斯（Tanis）。在公元前11世纪早期，有一个来自南方腹地的卡尔纳克（Karnak）的埃及使者由此地被派往比布鲁斯的迦南王国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确保木材供应，重建一艘河船，将其献给至高无上的阿蒙（Amun）神。他是神庙的高级管理者（Elder of the Portal），名为维纳蒙（Wenamun）。他留下了一份行程记录，该记录写在莎草纸上，保存在一个埃及人的墓中。据其描述，他从塔尼斯出发的时间为前1075年4月20日。

[27]

从一开始，他就面临一些问题：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势力打算独立，不再依附弱势的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Ramesses Ⅺ）；且当地的统治者斯门德斯（Smendes）认为，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专派一艘船将维纳蒙送至比布鲁斯，于是安排他搭乘一艘由当地船长门戈贝特（Mengebet）驾控的船只，当时该船长正打算和一位叙利亚船员出海贸易。这艘船沿海岸线航行，在多尔［Dor，今海法（Haifa）南部］停靠，此地是所谓的阐卡尔人（Tjekker）的聚集中心，他们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之后将简要谈及他们。

[28]

多尔的统治者谦逊有礼（他给维纳蒙提供了面包、酒和肉）。然而，门戈贝特的一个船员没能抵挡诱惑，带着维纳蒙携带的用于购买木材的巨额钱财，包括几磅重的银和超过一磅重的金器逃之夭夭。维纳蒙跑到统治者那里告状；统治者说，如果那个贼是多尔人，自己就可以补偿维纳蒙的损失，现在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是进行调查。此次调查足足持续了九天时间，但毫无成果，维纳蒙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北上。到达比布鲁斯后，他设法在门戈贝特的船上找到了与其丢失的钱财差不多数量的银器，并把它们藏匿起来。这些银器是其他人的财产，但是他坚持不交出，除非船主赔偿他丢失的金银，因为窃贼是船主的一个船员。

比布鲁斯的统治者泽克巴尔（Zekerbaal）比多尔统治者更不友好。他拒绝接受维纳蒙，对维纳蒙从港口传来的信息，他的简短答复是维纳蒙应该离开。其传令者说：“比布鲁斯的主人派我来告知你：‘滚出我的港口！’”

[29]

这样的争执反反复复持续了二十九天。当9月来临时，维纳蒙担心他得等到来年春天航行恢复后才能离开了（这证明当时有休航季，休航惯例甚至也适用于沿迦南海岸线的航行）。后来，国王泽克巴尔告诉维纳蒙，曾经有与他类似的使者等待了十七年！维纳蒙打算在另外一艘要离港的船上预定位置，因为门戈贝特已丢下他去了下一个停靠港。后来，当王廷向巴力神（Baal）献祭时，国王的一个臣子突然出现了幻觉，激动不已的国王认为，他必须接见埃及至上神阿蒙的信使，这至少是官方的说法。但是维纳蒙认为，国王的目的是要将他和他的财物分离，使他误了船期，趁他到达皇宫后再将其银两剥夺。但是维纳蒙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莎草纸上写有他进入王宫（泽克巴尔坐在里面）的过程：“当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时，叙利亚大海的波浪击打着他的后脑勺。”

[30]

国王不仅未对法老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还对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很无礼。他责备维纳蒙没有提交国书（国书被他丢在了塔尼斯），还下令解雇了埃及船员，因为在他看来，和叙利亚人相比，他们显得无能且愚蠢。国王坚定地提出，比布鲁斯的二十艘船及西顿（Sidon）的五十艘船应与埃及进行贸易，然而维纳蒙表达了埃及官方的观点：这些船只不能以异邦船只的身份与埃及贸易，它们必须是处于法老保护下的海船。于是，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都想获得更多利益，且国王很希望趁埃及的统治者处于弱势之时羞辱埃及。他承认之前的一些国王曾根据埃及人的要求供给木材，但他要求埃及进行偿付；他令手下将王国的账本呈上（表明比布鲁斯有一套复杂的管理体制），从账本中，他证明过去埃及人已经向自己的王国交付了大量白银。

[31]

维纳蒙很生气，开始指责国王对埃及这一伟大国度和作为众神之王的法老的失礼。

尽管如此，维纳蒙也知道他的气话不会产生什么作用，故他派人向埃及捎信，要求为泽克巴尔准备一些体面的礼物。埃及人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要求，他们送来了大量奢侈品，包括金银器皿以及一些生活资料，如牛皮、亚麻布、鱼、扁豆、绳子及五百卷莎草纸（泽克巴尔可以在上面记录更多的财务账目）。

[32]

同时，维纳蒙的需求也没有被怠慢。泽克巴尔派遣了三百名壮丁和三百头牛帮助他砍伐和运送木材。泽克巴尔亲自到海岸监督木材的装载，并向维纳蒙送上自己的美意以安抚他：酒、一只绵羊和一个埃及歌姬。维纳蒙乘着一艘由比布鲁斯船员驾驶的船离港。他逃离了多尔海盗的追捕；后来因遇到风暴船只驶向塞浦路斯，在那里，他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多亏当地的善良的女王他才幸免于难。

[33]

留存的文献便记录到此，然而整个故事似乎是在为这次失败的任务辩解——我们并不清楚木材最终是否到达埃及。当然，这一描述并不能代表东地中海上的日常贸易情况，但其珍贵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贸易航行，以及在异国宫廷做生意会可能遇到的政治难题。

埃及人是地中海上最富有的势力，但是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敌手。赫梯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出现，拥有大量的金属资源，严重威胁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利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致力于恢复埃及在此地的影响力——自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统治以来，埃及对此地的统治便减弱了。赫梯人则调动了其盟友，包括位于西亚的仆从，如吕西亚人（Lycians）和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后来荷马用这个词称呼特洛伊人），以作为回应。公元前1274年7月，在卡迭石（Kadesh），成千上万辆战车被投入战斗；通常来讲，尽管拉美西斯宣称埃及人在战斗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自负的他依然无法掩盖双方均受到重创的事实，因为在战争伊始，赫梯人便砍杀了大量的埃及士兵。

[34]

前1258年，双方都承认和谈才是最好的结局。双方订立协议，划定了各自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在大马士革附近确立了一条界线，并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局面。然而，卡迭石之战可以被看作一系列灾难性周期的开端，后续灾难包括特洛伊的陷落（据推测其发生在九十年后）、迈锡尼要塞的毁灭，以及同样重要的神秘的“海洋人”的到来。

[1]
W.D.Taylour，The Mycenaeans
（London，1964），p.76.

[2]
Homer，Iliad
，2∶494-760.

[3]
J.Chadwick，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195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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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962），p.134，plate 32；Taylour，Mycenaeans
，plates 3-4.

[5]
Taylour，Mycenaeans
，pp.139-48.

[6]
Taylour，Mycenaeans
，p.100.

[7]
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100-102；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2004），p.123；cf.O.R.Gurney，The Hittites
（London，1952），pp.46-58；A.Yasur-Landau，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2010），p.180.

[8]
G.F.Bass，‘Cape Gelidonya：a Bronze Age shipwreck’，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57，part 8（1967）；G.F.Bass，‘A Bronze Age shipwreck at Ulu Burun（Kas）：1984 campaign’，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90（1986），pp.269-96.

[9]
R.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1999），pp.141，144，147-8；cf.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1957），pp.103-8.

[10]
Taylour，Mycenaeans
，pp.152-3.

[11]
W.D.Taylour，Mycenean Pottery in Italy and Adjacent Areas
（Cambridge，1958）；R.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3000-700 BC
（Louvain-la-Neuve，1981）.

[12]
Bernabò Brea，Sicily
，pp.138-9；cf.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71-4.

[13]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87，95.

[14]
Taylour，Mycenean Pottery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85-6.

[15]
根据其意也可译为“金枪鱼礁”。——译者注

[16]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67，87-9.

[17]
F.Stubbings，Mycenaean Pottery from the Levant
（Cambridge，1951）.

[18]
W.Culican，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1966），pp.46-9.

[19]
W.Culican，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1966），pp.41-2，49-50；W.F.Albright，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Harmondsworth，1949），pp.101-4.

[20]
Taylour，Mycenaeans
，pp.131，159.

[21]
D.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London，2004-5），pp.39-42.

[22]
A.Gardiner，Egypt of the Pharaohs：an Introduction
（Oxford，1961），pp.151-8.

[23]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158-73.

[24]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12-13.

[25]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65-70.

[26]
Bryce，Trojans
，p.89.

[27]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

[28]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p.175-83.

[29]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51.

[30]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58.

[31]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p.76，84，87.

[32]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94.

[33]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126.

[34]
Gardiner，Egypt
，pp.252-7；Gurney，Hittites
，p.110；N.Sandars，The Sea Peoples：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1150 BC
（London，1978），pp.29-32；R.Drews，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1200 BC
（Princeton，NJ，1993），pp.130-34.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1250～前1100年）

1

特洛伊与海上民族的衰落已经成为庞大的文学主题，它们是影响到整个东地中海——或许也影响到西地中海——的一系列进程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8世纪，随着希沙里克山丘上的宏伟城市建筑拔地而起，特洛伊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洛伊第六文化层”一直存续至前13世纪，其间伴随着一些小规模的重建工程。堡垒的城墙有九米厚（可能更厚），还修了几个大城门及宏伟的瞭望塔，关于该城墙的残存记忆激发了荷马的灵感；城内有带庭院的两层楼房。该堡垒是一个精英阶层的居住之地，他们以某种方式生活，但与同时代的迈锡尼人、派娄斯人或克诺索斯人相比，他们的衣饰并不奢华。

[1]

一处近海平原的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存在一片下城区，其规模似乎是堡垒的七倍，占地约十七万平方米，与希克索斯人设在阿瓦利斯的都城差不多大。

[2]

这里比较富有的资源之一是马匹，这一时期的文化层中开始出现马骨。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是著名的“驯马师”（Hippodamoi
），尽管他选择这个词是为了成全史诗的韵律，但这一描述也与考古发现的证据惊人地相符。在两个大帝国投入成百上千战车的卡迭石之战（或据《圣经》所载，战车被送至红海深处）期间，驯马师显然是战时所需。

观点的分歧早期主要集中在特洛伊人的身份上。古罗马人宣称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他们也断言自己并不是希腊人的一支。然而，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说希腊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他们的陶器。特洛伊陶器不只属于特洛伊人，它属于覆盖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特洛伊人也从希腊本土获得了一些希腊风格的陶器，但从特洛伊文化遗址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Troy VⅡa）的考古发现看，仅有百分之一的陶器是迈锡尼风格（包括当地仿制品）。所有证据表明，特洛伊人属于赫梯世界外围的一个族群，使用与赫梯语接近的卢维语，卢维语属于那些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侧海岸的人，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借用了来自克里特的线形文字A。

[3]

毫无疑问，赫梯档案中保留有大量特洛伊人与赫梯国王的通信文件，但特洛伊人自己的书信没能保存；只有一份简短的书面文献被发现，它是来自“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一个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的印章（“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晚期，但印章本身可追溯至更久以前）。从其上文字看，它属于一个抄写员和他的妻子。

[4]

特洛伊处于赫梯世界而非迈锡尼世界的边缘。整体来看，它并非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但就局部而言，它又位于北部爱琴海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位置。出于这个原因，它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5]

公元前13世纪，赫梯统治者渴望进一步增强其在安纳托利亚近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是牵制埃及人，从而在争夺叙利亚北部控制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他们也在小心防范另一个敌手——阿西亚瓦（Ahhiyawa）王，即迈锡尼身份最高的王。特洛伊本身和此事无太大关系，但其军事方面的援助可能颇有用处。如前所见，赫梯的西亚诸属国已被召集到卡迭石战场。阿西亚瓦人与赫梯人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有很多，包括米拉宛达［Milawanda，即米利都（Miletos）］，此地曾经是米诺斯贸易的中心，此时它至少间歇性地成为迈锡尼在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个同盟者。赫梯人被此激怒，于前1320年袭击了这座城市，并将其毁灭。

[6]

小亚细亚沿岸于是成为一个战乱之地，该地区经常改变效忠对象，迈锡尼武士似乎也常常插手该地纷争。

其中一个混乱之源是一个出身不详的名为皮亚马拉杜（Piyamaradu）的雇佣军长官（condottiere
）。约公元前1250年，他是赫梯统治者致阿西亚瓦王的一封带有抱怨情绪的信中主要谈及的对象。在早些时候，赫梯王与阿西亚瓦王曾因由谁主宰一个被称为维露沙（Wilusa）——这一名称令我们想起了希腊人对特洛伊的另一个称呼伊利奥斯，或者其原称维利奥斯（Wilios）——的地方而发生分歧，但之后他们成了朋友。

[7]

很明显，小亚细亚沿岸被分割成很多令人无法确定其从属的小国，它们时而效忠于赫梯王，时而又处于阿西亚瓦王的保护之下。维露沙有一位名为阿拉克山笃（Alaksandu）的国王，其名字的发音似与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极为相似，亚历山德罗斯是海伦的诱拐者帕里斯（Paris）的一个别称。另外一个管理着百辆战车、统领众多步兵的雇佣军长官是“阿西亚人”（Ahhiya）阿塔西亚（Attarssiya），他的名字与阿伽门农（Agamemnon）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父亲阿特柔斯（Atreus）的名字极为相似。征服塞浦路斯似乎已成为阿塔西亚的小规模军队的目标，而塞浦路斯的归属是埃及人和赫梯人都感兴趣的事。

[8]

这些名字都无法证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但是在史诗中出现了不少安纳托利亚人的名字，荷马或更早的一些叙述者们提到了它们。一度反抗赫梯人的维露沙国王阿拉克山笃与赫梯人缔结了和约。维露沙是阿苏瓦（Assuwa）的四领地之一，其统治者对赫梯人通常采用不同政策，对迈锡尼人亦是如此，但是在卡迭石之战中，维露沙为赫梯人提供了军队支援。阿苏瓦治下的另一个行政区域名为塔瑞萨（Taruisa），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特洛伊。

[9]

所有对阿苏瓦加以描述的文件，都表明阿苏瓦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较远处；而且很明显，维露沙和塔瑞萨位于伊利奥斯（或特洛伊）遗址附近。一首出自赫梯人首都的诗（约前16世纪用卢维语写成）提到了“陡峭的维露沙”，而且同样的短语也被荷马用来形容伊利奥斯。可能维露沙和塔瑞萨指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城市或属于同一统治者的两个相邻城市，就像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他既是阿尔戈斯（Argos）的王，又是迈锡尼的王。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沙里克就是荷马笔下的伊利奥斯，也是维吉尔笔下的特洛伊。

毫无疑问，迈锡尼人与安纳托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土地和城镇的所有权而发生。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冲突的一个后期的记忆，这些冲突最终被浓缩为一次希腊人向众多城市中的一座发动的一场战役。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对特洛伊城十年围攻的记载不可信，事实上，它并非一次性的战争，也非十个阶段的战争，而是具有很多个阶段的战争，战争是间歇性的，而且在赫梯的外交信件中还有关于短暂和平时期的记录。一般而言，这并非迈锡尼王与赫梯王之间的战争，因为大多数战争由一些野心勃勃的雇佣军长官操纵，为了确保最大利益，他们也经常倒戈，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效忠于自己的族群。这是一种低水平、地方性的战斗，但它们偶尔也会导致一些大的冲突，例如当赫梯人觉得有必要宣布对米利都的宗主权时。伊利奥斯或特洛伊并没有因这类冲突而衰落；事实上，“特洛伊第六文化层”引起了一些贪婪的征服者的注意，因为它位于由地中海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路线上，来往运送的货物有金属、织物，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马匹。

导致“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走向毁灭的，并不是人的贪婪。特洛伊位于强震多发地带。约公元前1250年，南墙被掀翻，东墙的一部分也完全塌陷，一场大地震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坍塌下来的建筑物碎片堆积得很高，有些地方高达一米半。

[10]

尽管如此，城墙的主要部分并未遭到破坏。

[11]

然而，对下城区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知之甚少。很明显，地震之后，老一辈的精英阶层就不再住在上城区的大房子里。新的房舍被建于“特洛伊第六文化层”的瓦砾堆上，至少在堡垒内其排列更为紧密，以便更多人口居住。在这些新居内，特洛伊人挖掘储物窖，他们之前从未这样做过，这证明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准备库存，以备灾难时期使用。迈锡尼陶器进口数量的减少说明当时的贸易联系已变得很弱。特洛伊的盛世不复存在，但它并不孤单，同一时期的迈锡尼也面临困难。约前1250年，迈锡尼下城区遭受了一次袭击，城堡因而不得不加固；人们修建了一条穿越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希望以此抵挡外来侵袭者，但这些侵袭者究竟是来自迈锡尼其他城邦的王，还是外来世界的入侵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2]

至前13世纪末，沿海岸线已经建立起一些瞭望塔，用以向宫殿的居住者告知入侵者的动向。即使如此，很多迈锡尼的重要城市，包括梯林斯和派娄斯，都已在前1200年前后被摧毁。在派娄斯，因灾难的出现，人们向神献祭。在一份由线形文字B书写的献祭牲畜的清单中提到了一男一女，可能是用于人祭［这一活动不禁使人想起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用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献祭的故事］。此次灾难使黎凡特沿岸受到波及：乌加里特王派出军队接应赫梯人，但在军队远去时外族的船队集结在了叙利亚海岸；国王在绝望之中在一块泥板上写了一封信，以向盟友塞浦路斯王发出警告，但是这封信从未被送出——三千多年后它被发现时仍然在一个窑炉中等待烘干。在几天内甚至几个小时内，乌加里特的巨大贸易中心被摧毁，从此再未复兴。

[13]

靠近内陆的阿拉拉赫城（Alalakh，接近现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交界处）于前1194年被毁，之后再未复苏。但是其位于阿尔米纳（al-Mina）的港口被重建，生产于其母邦毁灭前后的迈锡尼货物已经在此地出土。

[14]

阿拉拉赫处于亲赫梯派与亲埃及派的不断内讧之中，因此它总是在发生政治危机。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赫梯首都博阿兹柯伊（Bogazköy）在同一时期也被摧毁，尽管这可能是内部危机的后果。而且，赫梯中心城市的毁灭意味着赫梯无法保护其在地中海的属地。尽管乌加里特发出了警示，但塞浦路斯仍然受到了严重打击，它的一些城镇被摧毁，然后希腊难民或者入侵者到来，他们带来了古代的线形文字和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在克里特岛，一些人向内陆迁徙，一直到达岛上一些难以接近的高点，如卡尔菲（Karphi）和弗洛卡斯特罗（Vrokastro）。

于是，在古典作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所认定的特洛伊陷落的时刻，即公元前1184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这次是被烧毁的。一位不幸的拼命逃跑的特洛伊人的遗骸被发现于“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废墟之下。

[15]

因此，就算在这一时期希腊人的确将特洛伊毁灭了，在他们获得成功之时，他们自己的城邦也由盛转衰。与其说“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陷落因拥有黄金资源的迈锡尼人与拥有驯马师的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冲突发生，不如说它是几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之间的一次战争的结果。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毁灭特洛伊的人，就是伟大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统一领导下的希腊人；一种合理的猜测是，他们是一群由具有希腊或其他血统的流放者与商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很可能也是袭击了迈锡尼和派娄斯的那些人，抑或是来自迈锡尼和派娄斯的武装难民。从这个角度看，“特洛伊陷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是赫梯人及其代理者与希腊人及其代理者之间的战争；然后，“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被毁这一灾难性事件削弱了这座城市的防御力，甚至似乎也削弱了其自给能力（地窖的出现便是证据）；前1184年前后发生的要塞的陷落使特洛伊经历了更大的毁灭；自此以后，特洛伊进入一个逐渐衰落的时期。于是，这个过程引发了基本的疑问：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究竟发生了什么？发生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这些毁灭性灾难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吗？抑或其衰落（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发生了）经历了更为渐进的过程？从来自克里特和特洛伊的证据看，两地居民都在更为卖力地储藏食物，暗示当时多有饥荒发生，这使得一些族群定居在了物产更为丰富的土地上。进一步讲，“衰落”也有多层含义：政治统一体的损毁，如一些大帝国的瓦解；贸易量的下滑，这反映了需求量的减少；人们生活水准的下降，这不仅发生在政治精英阶层中，而且波及了多数社会群体。于是，问题焦点再一次集中在身份不明的入侵者上，我们被再次带到传奇与历史的交接之处。

2

在这一时期，有能力的士兵可以选择在军旅生涯中为获得东地中海沿岸土地的控制权而战；如果没有人雇用他们，他们可以使自己变为“维京海盗”，去夺取自己所求之物。据发现于塔尼斯的铭文所示，拉美西斯二世宣称已经摧毁了被称为沙尔达纳（Shardana）的族群，该族群曾从海上突袭埃及，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被编入拉美西斯的军队，且出现在了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中。据前1189年的一份莎草纸的记载，拉美西斯三世夸张地称已将侵袭其王国的人碾为粉末，而后又承认将他们安置在了一些军事要塞中。

[16]

考古发掘表明，有一部分沙尔达纳人被派往阿克湾，为法老守护经过迦南的王室道路，这些偷猎者于是变成了猎场的看护者。沙尔达纳海盗擅长用剑和矛，佩戴独具特色的有角头盔。

[17]

当沙尔达纳武士逐渐被接受时，其他群体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阿皮鲁人（apiru
）或哈比鲁人（habiru
）被认为是制造混乱的沙漠中的流窜者，他们中间偶尔会有人成为雇佣兵。他们的名字可能与“希伯来”这个词同源，但阿皮鲁或哈比鲁并不仅仅指代一个人数不多的闪米特族群。

[18]

各类贫困人群——流浪者、难民及被放逐者——都被吸引至富庶的埃及寻求生计，这不足为奇。随着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经济条件的恶化，这一群人铤而走险的动机进一步增强。令人惊诧的是，克里特人和安纳托利亚人居然没有外出寻找土地、工作及新的机会。

从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中期，特洛伊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下埃及则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困。第一个威胁来自西部土地上的族群。大批利布人（Libu）或利比亚人（Libyans）在国王梅尔利（Meryry）的率领下，于前13世纪末，携带自己的家人、成群的牲畜、黄金、白银及家具向东迁移。正如法老麦伦普塔（Merneptah）在一段存留于卡纳克神庙的铭文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整天都在四处游逛，抢掠食物以充饥；他们来到埃及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家糊口。”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他们的北非同盟者梅什韦士人（Meshwesh）和一些外族雇佣军。他们已到达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边界，并打算在此定居；如果埃及人不欢迎他们，他们将强行入驻。这使麦伦普塔感到无法忍受。前1220年4月，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与利比亚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最终，梅尔利被彻底打败，退回其故土，“并将弓、箭及鞋丢弃于身后”。麦伦普塔宣称已斩杀六千个利比亚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至少三千人。

[19]

然而，这只是周期性入侵的开始，这种入侵的性质更接近未遂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掠夺行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其他族群乘着牛车而来，这次的入侵者来自东方。备受历史学家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海洋人”是这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人口迁移中的一支。在这轮长期的移民潮中，目的在于迁徙的人要比投机取巧的雇佣兵多，“陆地人”要比“海洋人”多。

利比亚人知道从何处可以获得帮助，且国王梅尔利还获得了来自“海上诸国”（引自一段碑文）的几个外族团伙的支援。其中一个民族是卢卡人（Lukka），安纳托利亚人称其为吕西亚人（尽管这并不能确切地证明他们已定居在吕西亚），至少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和士兵了。他们中既有一些沙尔达纳人，也有其他族群。埃及人宣称，有2201个埃克韦什人（Ekwesh）、722个图尔沙人（Tursha）及200个舍克里什人（Shekelesh）在同梅尔利作战时死于战场。

[20]

现在麦伦普塔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亲自解决了该地区的问题，且傲慢地记录了他武力平乱的过程；其王国的疆域不仅向西延伸至利比亚，还囊括了东部的土地。他声称，“以色列被夷平，已经荒无人烟”（这是埃及文献首次提及以色列，且很明显，他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提及）；他将这种态度强硬的和平也扩展到了迦南的土地，在这里他已经“劫掠了每一处土地”。成功控制了阿什克伦（Ashkelon）和基色后，他说：

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任何道路上自由穿行。所有的要塞都开放了，所有水井都可供旅行者们使用。城墙和城垛安详地沉睡在阳光中，直到它们的守卫者把它们唤醒。治安员们舒展放松地安然熟睡。沙漠前线戍卫者亦可以在他们喜欢的草地上滞留。

[21]

麦伦普塔肯定雇用了一个有能力的宣传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所吹嘘的全面和平，其关于以色列状况的吹嘘我们也不能相信。无论如何，他所实现的这种和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仅仅在三十年后，即公元前1182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又遭遇了一次来自西部的入侵，但这一次利比亚人并未召集其北部盟军渡海而来。然而，入侵者的军队甚至比麦伦普塔时期的队伍更为强大：如果相信埃及人的话，即他们斩杀的敌人达12535人，那么利比亚的军队可能要超过30000人，还不包括随军人员。

[22]

在埃及人于浮雕上描绘的一场战役中，一些入侵者被编入埃及军队，成为埃及军队的一部分：有佩戴着角状头盔的沙尔达纳人；还有些士兵戴有羽毛头饰，这使我们想起前12世纪的一些塞浦路斯小物件上的图案；还有些士兵穿着褶裥短裙，与雕刻品上的舍克里什人的服装非常相似。

[23]

如果拉美西斯的话可信，那么这的确是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和平并未到来：约在公元前1179年，北方各部族仍然在流动迁徙（前1176年，利比亚人再次发动侵袭，折损了2175名梅什韦士士兵）。一段存于哈布城（Medinet Habu）神殿内的铭文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埃及版本。引人注目的是，动乱不只发生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还发生在更广阔的地区：

诸异邦在岛屿上进行密谋。一时间所有地方都在战争中四分五裂，呈一盘散沙状。在他们的武力面前，无一国家得以幸免，赫梯、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阿扎瓦（Arzawa）及阿拉希亚（Alasiya，即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他们军力所达之处无不成为荒漠，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而后他们自叙利亚和迦南向埃及前进。

[24]

埃及人坚持认为，此次灾难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也对其旧敌赫梯人有很大影响，其以陆地为根基的帝国在这一时期瓦解。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侵入埃及的有培勒舍特人（Peleshet）、阐卡尔人、舍克里什人、达奴人（Denyen）及维舍什人（Weshesh），所有这些族群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将手伸向周边可触及的土地”，这使人们不禁想起蝗虫过境的情景。由于入侵者分别从海路和陆路而来，故他们必然会于埃及的地中海岸及东部边界相遇。陆战中，埃及人及其沙尔达纳的同盟者与赫梯式的战车部队（三个人一辆战车）进行对战，入侵者能够调动大量资源，包括大批量的名贵马匹。像利比亚人一样，他们也随军携带妇女和儿童，用大牛车运载物资。

从海上来的入侵者发现自己遇到了围栏和燃烧的火堆：“他们被迫上岸，陷入包围，然后纷纷倒在沙滩上”。

[25]

但在埃及人的另一处记录中，入侵者试图由三角洲进入尼罗河河口；有一些效力于埃及人的船舰努力将侵袭者逼上岸，使之落入埃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从浮雕可知，埃及的船似乎是适合于在河上航行的船只，而入侵者的船只与叙利亚的贸易船只更为相似。所有船只都配有风帆，不过它们的移动都要依靠帆与桨的合力。“海洋人”在船头船尾装饰有鸟头，这一特点在公元前12世纪的一个出自斯基罗斯岛（Skyros）的迈锡尼陶罐上也可见到。有一常见情况被归为培勒舍特人的一个特征（有时也被归为达奴人、阐卡尔人和舍克里什人的特征）：除了褶裥短裙外，培勒舍特人还佩戴似乎饰有羽毛的头盔，这种头盔有点像高高的王冠。入侵者的强大之处并非在其海军，而是陆军（尽管还是败于埃及人）：他们投入大量步兵，用标枪和锋利的剑进行战斗，这些武器被证明在战斗中要比赫梯人和埃及人使用的昂贵易损的战车更为有效。沙尔达纳人的圆形盾很适合近距离战斗。入侵者还没有铁制武器，而赫梯人已开始小规模地生产一些铁器。入侵者们受过严格训练，意志坚定，其武器也十分锐利。这些战士的形象在一个迈锡尼晚期的花瓶上有所表现，故该花瓶以“武士瓶”而著称。花瓶上绘有一队士兵，他们手持标枪、圆盾，身着护胫甲和褶裥短裙，头上戴有角状头盔，具有典型的沙尔达纳士兵及其盟军的特征。

[26]

法老雇用沙尔达纳人的做法十分明智，因为这意味着他今后可以用类似的武器和策略抵抗入侵者。

如果在埃及铭文和莎草纸中提及的这些族群的身份可以确定，那么我们对地中海的动荡局面的认识将会更为清晰。现代怀疑论者不想去辨认这些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的族群，认为仅靠少量辅音字母不足以做出认定（就像在赫梯文献中提到的阿西亚瓦人一样），且无论如何名字要比族群更容易移植。

[27]

但是在埃及的文献中，有很多名字与荷马史诗、《圣经》及其他文献中的名称相似，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偶然：一次或两次相似可能是偶然，但是六个以上的相似名称就可以构成证据。达奴人这一名字，会让人回想起“达纳威人”（Danawoi
）或达纳人（Danaoi
），荷马有时用其描述那些在特洛伊城外扎营的希腊人；这个名字也会使人想起但族人（Danites），他们是居于雅法附近的一个海洋人族群，据《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记载，它显然是在另外十一个部族之后加入以色列同盟的。

[28]

这些族群分布很分散，公元前9世纪，在南土耳其的黑山（Karatepe）出现了一个“达奴尼姆（Dannuniyim）王”。

[29]

如前文所述，在埃及铭文中已出现了D-r-d-n-y
，也就是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阐卡尔人的发音类似于特洛伊人（Teucrians），他们是达达尼尔人在安纳托利亚的邻居，有一些散居于今以色列北部的海岸，前文中提到的维纳蒙就是在这里遇见了阐卡尔人。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发音相似的原理，认为在梅尔利的联盟中，舍克里什对应西西里；埃克韦什对应阿西亚瓦，并进而认为阿西亚瓦人就是迈锡尼人；而图尔沙人（T-r-s-w
）则对应托斯卡纳人（Tuscany），五个世纪后，他们又成为
圣人（Tyrsenoi
）或伊特鲁里亚人。这些称呼描述了种族、部族或起源地，但当它们被转化为象形文字后元音会消失，因此很难重构。

[30]

整体而言，至前1200年，东地中海处于灾难性的动荡之中，且海盗与雇佣军不稳定的结盟使他们可偶尔组建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对派娄斯和乌加里特这样的城市进行劫掠；可能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军队的征战中，“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陷落了。他们肯定也攻击过自己的故乡，因此有很多英雄被自己的母邦流放，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一些希腊的传奇故事中得到印证。有时故乡被劫掠也会导致一些战士为了重获财富而袭击塞浦路斯、乌加里特，甚至尼罗河三角洲。在他们中可能有塔瑞萨人（Taruisa），塔瑞萨与维露沙邻近或接壤。因此塔瑞萨人这个称谓而不是稍后的伊特鲁里亚人可以最好地解释图尔沙人的来源。换言之，特洛伊人既是海洋民族，又是海洋民族的劫掠对象。

3

虽然埃及对这一征服进程进行了抵抗，但法老还是失去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控制；从维纳蒙（Wenamun）的故事可知，这导致了埃及公元前11世纪的诸邦分立、四分五裂的局面。诸邦对其上埃及宗主甚至不再履行口头上的臣属义务。在更偏北的地区，尽管发生于前1200年前后的事件并未导致迈锡尼文化突然、彻底的衰退，但如果希腊传说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事件肯定带来了政治方面的巨大伤害。事实上，也有些地方逃过了前述诸多事件的损害，它们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虽然在迈锡尼时期它算不上一流城市，但卫城已经有人居住，卫城下的凯拉米科斯（Kerameikos）公墓已经在使用。该城之所以能避免毁灭，可能主要是因为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不仅有笔直陡峭的要塞，并配有“独眼巨人修建的围墙”，而且它的供水系统可以助其克服被长期围攻的困境。

[31]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迈锡尼一些较大规模的建筑在被毁后还有人居住。希腊北部地区，如塞萨利（Thessaly）及几个爱琴海岛屿依旧和平；罗得岛是海上贸易枢纽，很多青铜时代晚期的多德卡尼斯精美陶器由此岛运至希腊、南意大利及叙利亚，传统风格的图案，如章鱼图案依旧很受欢迎。希俄斯岛（Chios）的恩波利翁（Emborio）是迈锡尼的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特洛伊的经历与之十分相似：“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后，一个不那么繁荣的新城市出现了。

希腊北部地区未受破坏的事实使很多人认为攻击那些巨大中心的侵袭者从南方跨海而来；而并非所有岛屿都受影响这一事实又表明入侵者来自北方。希腊的历史传说提到，雅典在北部多利亚希腊人（Dorian Greeks）的一次入侵中幸存下来。据推测，多利亚人是雅典的竞争对手斯巴达人的祖先，故雅典人更看重这一传说而非考古证据。一位权威人士在对迈锡尼时代晚期进行评论时说道：“不只应有能证明入侵的证据，还应该有关于入侵者的证据。”

[32]

他仅能找到两个证据：用于交锋的短剑和一种回形别针（该别针前部弯曲，类似于提琴弓的搭扣）。有人认为，新式剑到达东地中海这件事，可以说明入侵势力在与特洛伊、迈锡尼及叙利亚沿海城镇的对抗中为何获得了成功，但并不能证明有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发生，且迈锡尼人也已使用了同样的剑。而整个中地中海和东地中海的别针样式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这些变化反映了包括西西里岛西部在内的地区的艺术品位的变化以及制作工艺的进步。另外，方言方面的证据也足够明晰。多利亚式的希腊方言已遍布伯罗奔尼撒。与此同时，来自希腊的迈锡尼难民迁居至塞浦路斯，标志着希腊人首次大规模迁入该岛，并带来了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只在偏远的阿卡迪亚（Arcadia）留存］。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恰好得到了考古证据的佐证，因为希腊人迁移时带来了长久存在的迈锡尼风格的陶器，以及一种具有希腊风格的墓室。

[33]

尽管古文化正在被改造，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不易解读。例如家族合葬墓向独葬或合葬式的石板墓［石棺墓（cist tombs）］的转变，反映了人口的变化、丧葬风格的变化，还是因资源匮乏人们无法组织劳动力修建家族陵墓？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目前依然存在争议。我们还可以在陶器上发现旧有技术正在消失的迹象，考古学家轻蔑地将这些陶器归类为“亚迈锡尼式”（Sub-Mycenaean）陶器。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最终也受到影响，且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位于米利都和恩波利翁的贸易中心就被摧毁；东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货物运送量急剧下降，且货物的运输经常会遭受海盗的劫掠，在后来的希腊故事中海盗被称为“提色尼安人”（Tyrsenians）。尽管在这一刻，人们的关注点仍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东地中海，但有证据证实在同一时期，中部地中海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在西西里岛，前13世纪中期被称为“战争与恐惧开始”的时期；但是威胁来自意大利本土，而非遥远的海洋族群。

[34]

根据在西西里岛发现的一些青铜时期晚期的陶器可推测，约前1200年这里与希腊的联系就开始减少，至前1050年可能已经彻底结束。

[35]

进入南部希腊的陆上移民在到来时，并未像前往希腊的劫掠者那样协同一致行动。他们可能没有满怀敌意地进行武装入侵，而是慢慢地、持续不断地渗入希腊的北部，定居于现在的伊庇鲁斯（Epeiros）和阿尔巴尼亚。他们以一种更为简单、基本的存在肯定并巩固了这一趋势。但是这一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希腊本土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地位。交流依然存在：至公元前11世纪，雅典作为“原几何”（proto-Geometric）风格陶器的生产中心，已经经爱琴海将其产品出口，而且这种陶器（有些图案极为精美且技术精湛）已经在米利都（此时已被收复）和士麦那老城（Old Smyrna，这是一个新的聚落）出土。这种状况表明，希腊人开始通过海洋重建连接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贸易网，这就为前8世纪充满生机的爱奥尼亚希腊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4

发现于公元19世纪末的一份被称为阿梅诺皮的奥诺玛斯提康（Onomastikon of Amenope）的著名莎草纸，很有助益地确定了培勒舍特的位置在巴勒斯坦南部，阐卡尔在巴勒斯坦中部（为维纳蒙的故事证实），沙尔达纳位于巴勒斯坦北部。这与考古证据刚好吻合：海洋人群体居住在阿克，而阿克可能是埃及人建立的基地之一，并派有雇佣军驻守。

[36]

海洋人群体与阿克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培勒舍特这个原本属于培勒舍特人的名称最终成为该地区的名字。就像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词法拉沙（Falasha）被用于指代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培勒舍特”意为“异邦人”或“流浪者”；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它又演变为Pelishitim
；在希腊语中，培勒舍特人的土地被称为Palaistina
，由此演变出了Philistine（腓利士）和Palestine（巴勒斯坦）。培勒舍特这个词可能也与佩拉斯吉（Pelasgian）有联系，佩拉斯吉常被后来的一些希腊作家用来描述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族群，据说其中有一些居住在克里特岛——正如闪米特词法拉沙所表达的，在此，他们的身份是异邦人或流浪者。在考古学研究的帮助下，我们可对腓利士人的身份做出进一步的确认。在腓利士人的一些遗址上，如今天以色列阿什多德（Ashdod）的遗址，我们发现了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的陶器，其风格与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陶器相似。塞浦路斯也有类似的陶器出现，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其来源，因为该岛经常被海洋人劫掠，且不断有迈锡尼人迁徙至此。

[37]

这说明自约前1300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移民进程，它不时被突如其来的毁灭打断：如果移民者不能获准居于此地，他们可能就会拿起武器，就像法老们看到的那样；如果他们受到欢迎，甚至如果他们被埃及人打败，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此居住，而且在靠近沙尔达纳的地方，有很多人于法老的军队中效力。

腓利士人选择的移民区域自加沙向北沿海岸线分布，他们的四个主要中心为：加沙、以革伦（Ekron）、阿什克伦及阿什多德。“第一批腓利士人”到达阿什多德时，带来了迈锡尼风格的制陶术（此地的迈锡尼风格的陶罐并非进口品，而是用当地的黏土制成）。腓利士人（和塞浦路斯人）对迈锡尼文明的传统风格保存得最为长久，当时在希腊，这些传统风格已经被更为简明、粗犷的装饰取代。对从以色列的基色、约旦河西岸的特尔艾吞（Tell Aytun）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研究表明，当时比较常见的一种设计为一只长颈鸟的图案，有时它的头会转向背后。这种设计十分精致，用线条勾勒，有红色的细条纹及其他图案。

[38]

在加沙地带发现的陶器及引人注目的人形黏土陶棺也显示了来自埃及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埃及服役的士兵已将埃及的艺术风格带至此地；但是迈锡尼的影响更具优势，此地的陶器展现了很强的迈锡尼特质特征。

迈锡尼自制陶器的出土表明跨越海洋的人不仅仅是士兵和海盗。这些移民人数众多、拖家带口，既有制陶者，也有士兵。腓利士人的移居地特尔卡西尔［（Tell Qasile），今特拉维夫（Tell Aviv）］成为酒和油的农业贸易中心。腓利士人的到来并未导致该地与爱琴海商业交流的大潮；相反，由于贸易城市被毁，迦南沿岸的古老生活方式即将消失。食品贸易依旧活跃，某一地区食材的匮乏则可以由另一地区的盈余进行补偿。但是迈锡尼文明辉煌时期的奢侈品贸易已然萎缩，且没有宏伟的王宫可供客商销售其奢侈品。

腓利士人来自希腊世界。

[39]

他们是阿伽门农与奥德修斯（Odysseus）的同族。当他们到来时，他们讲希腊语或卢维语。有一些印章上刻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类似于线形文字A或线形文字B的字母表中的符号。《圣经》强调腓利士人来自迦斐托（Caphtor，即克里特），这些印章很明显印证了这一传说。《耶利米书》称腓利士人为“迦斐托岛的遗民”。大卫王杀死了腓利士巨人哥利亚（Goliath），哥利亚不禁使我们想起荷马笔下的希腊人。《圣经》中描述的哥利亚的甲胄与同时期迈锡尼武士瓶上所描绘的希腊人甲胄非常相似。

[40]

大卫王作为流亡者与腓利士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雇用了一些克里特卫兵（Cherethites，即基利提人）。

定居巴勒斯坦之后，很多腓利士人失去了航海本领，转而从事农耕和手工艺活动。不久后他们便说起了闪米特语，并接受了迦南人的神，但起初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男神与女神移居此的。阿什多德出土了一些手臂高举的彩色小雕像，它们被认为代表了爱琴海的大地女神，且与迈锡尼世界发现的黏土塑像类似。

[41]

在以革伦内陆地区，他们建立了崇拜中心，崇拜中心中有爱琴海风格的炉灶，后来这些中心逐渐就被装饰成了迦南式的庙宇。

[42]

有铁质刀刃的刀具也在这里出土，这是在神殿中举行宗教仪式时需要的器具。《圣经》提到，他们控制了铁的供应，以色列人因此无法受益于铁的使用。以色列人对铁的使用事实上仅限于一些珍贵物品，如铁质手镯；铁质手镯在当时非常流行。腓利士人不仅是掠夺者和毁灭者（在现代人眼中，这就是腓利士人一词代表的含义），他们还沿巴勒斯坦海岸创立了一种活跃的以城镇为基础的文明，迈锡尼文明的痕迹在该文明中获得了长期保留。腓利士人展示了一群雇佣军和迁徙者实现对其他民族土地的控制的过程，以及土地上的人民慢慢将腓利士人融入闪米特-迦南文化，从而从文化上征服腓利士人的过程。他们离开地中海向内陆发展，占领了迦南南部山脚下的一些地区，如以革伦，该地后来因压榨橄榄油而闻名。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与以色列的子孙之间矛盾不断。

5

提及以色列，我们首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动乱中，除腓利士人外，以色列人是否也开始了迁徙？神通过先知阿摩斯问道：“我不是已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地，将腓利士人领出迦斐托了吗？”

[43]

那些相信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的人，一般将其时间确定于约公元前1400年至前1150年间。《圣经》中描述的以色列子民到达埃及的很多细节也与其他证据吻合——为了寻求食物供应，闪米特旅行者到达埃及，且闪米特族的维齐尔时不时地出现在埃及宫廷［这与约瑟（Joseph）的故事没有太多不同］。在埃及人的战车陷入红海淤泥之后出现的、据说是摩西吟唱的“海之颂歌”——很明显它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曲——描述了与海洋人时代一致的使用战车作战的方式。

[44]

前文已经提及，游牧的阿皮鲁人或哈比鲁人出现在了埃及东部，他们可能还与乌加里特的衰落有关，乌加里特国王在其绝笔信中提到了他们。我们也会看到臣服于埃及人的人群（他们有时是战俘），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埃及长期遭受奴役、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更为严谨的寻求证据的方法可参考荷马。荷马可以通过口述历史、传说及周边族群的记载，追溯在他生活的年代数百年以前的社会的特点，这种方式也可使早期以色列人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他们长期旅居埃及，之后成功从法老战车的追捕中戏剧性地逃离的过程。同样，也有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出埃及记》中描述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迁徙引发了很多小规模的迁移，一些闪米特部族离开埃及便是其中一部分，这在近东文献中并没有出现（除了麦伦普塔铭文曾简要提及）；以色列人是阿皮鲁游牧民，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归了游牧生活，逃离了对法老的臣服，最终跪拜在了他们自己的神的脚下。

进入迦南后，以色列的子民并未摧毁耶利哥或埃伊（Aï），因为早在几百年前，这些地方已经被毁灭。他们带着绵羊和山羊（没有猪）居住在山区的村子里。他们在自己的神的面前达成契约，而且他们也承认其他民族和部落——如但族——的存在。

[45]

正像腓利士人努力融入迦南社会，既尊奉大衮（Dagon）神，又尊奉当地居民的神一样，但族成了希伯来人中的一个族群，接受了以色列的神。在这一时期，除与但族的交流和与腓利士人日益紧张的关系外，以色列人和地中海地区的来往很少。当腓利士人开始在迦南开垦土地，并与当地融合时，他们试图控制内陆的一些地区，并与以色列人有了正面冲突。如果《圣经》的记载准确，其冲突的高潮发生在约公元前1000年。在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于一场与腓利士人的激烈战争中去世后，曾经生活于腓利士人间的大卫王继位。为了瓦解腓利士人的力量，他以刚征服的牢固据点耶路撒冷为基地，据推测，他借此控制了整个地区。尽管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前11世纪以来的以色列人的遗址并未留下太多奢侈品的痕迹，且以色列人与地中海的贸易交往也很少。即便如此，对以色列人依旧需要关注，因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将对地中海各族群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据《圣经》记载，东地中海区域有很多不安分的部落和族群，但没有任何一个部族能在亚非交界地长久居住。

可能并非所有的海洋人都来自海洋，其移民规模也可能没有埃及记述者想让其读者相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低估海洋人和陆地人各自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甚为活跃。这一时期出现的灾难是一个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的先兆。伴随政治混乱发生的是经济危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圣经》简短地提到，在以色列人与腓利士人交战之后，发生了一场瘟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混乱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黑死病或类似疾病的暴发，且疫病的源头应该与查士丁尼时期出现的黑死病相同。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东地中海突然陷入动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一个很多事情都只能推测的时期，上述猜测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事实。东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已经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转折期”，其遭受灾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衰落的时期，它或许是“古代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46]

第一地中海世界囊括了自西西里岛到迦南、自尼罗河至特洛伊的广阔区域，但迅速地瓦解了。而它再次成为囊括直布罗陀海峡至黎巴嫩间广阔区域的“贸易内湖”，则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事了。

[1]
C.Blegen，Troy
（2nd edn，London，2005），pp.92-41；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58-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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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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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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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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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为地面塌陷为毁灭主因的观点，见M.Wood，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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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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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ars，Sea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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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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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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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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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andars，Sea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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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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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Yasur-Landau，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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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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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Yasur-Landau，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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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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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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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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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sserlin，Isra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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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Drews，End of the Bronze Age
，p.3.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1000～600年）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1000～前700年）

1

从公元前12世纪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爱琴海上的那些国家衰退到了哪种地步，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书写文字消亡了，但在塞浦路斯避难的希腊人中它还存在；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独特的涡纹风格的陶器也消失了，但同样，它在塞浦路斯还有所保留；贸易萎缩了；王宫衰落了。黑暗时代并非爱琴文明的独有现象。向西远至利帕里群岛也有动乱的迹象——在西西里岛，旧有秩序已在前13世纪的破坏中终结，利帕里的居民只能靠建立坚固的防御工事来维持一定程度的繁荣。

[1]

法老的力量也被削弱；尼罗河的土地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破坏，是因为外来侵略者的消失（他们定居在了新开拓的土地之上），而与埃及的内部实力无关。

至公元前8世纪，新的贸易网络出现，东方文化被传至西方，最远到了伊特鲁里亚和南西班牙。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贸易网的建立，并没有借助大规模的帝国扩张实现（西亚的贸易网络是在亚述王的强势统率下建立的），而是由商人团体建立：希腊人有意或无意地在追寻其迈锡尼先人的足迹，将方向转向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伊特鲁里亚海盗和贸易者出现在刚刚兴起的城市的土地之上；更为超前的是，黎巴嫩的迦南商人，也就是希腊人熟知的腓尼基人（Phoinikes
），也出现了，这一族群因热爱贸易和追逐利润而为荷马所憎恨。

[2]

至此，对这些从事“贸易”的人长期轻视的历史也开始了。他们的名字源于“紫色染料”这一名词，它提取自一种骨螺，是迦南沿岸最为昂贵的产品。希腊人也承认腓尼基文字是字母文字的源头，是他们的新书写体系的基础。而且腓尼基也是艺术范本的源头，在一个积极的艺术创造酝酿期，腓尼基艺术改变了希腊和意大利古风时期的艺术。

尽管黎巴嫩沿岸各城共享一种文化，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但任何统一体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其范围由海上贸易而非陆上贸易确定。”

[3]

然而，考古学家习惯性地将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黎凡特地区的居民称为迦南人，将在此之后的居民称为腓尼基人。

[4]

这一惯例掩盖了重要的难题：腓尼基人的城市是何时、如何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伟大中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些早期贸易中心，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的基础上建立贸易中心？

[5]

如前所见，乌加里特大约于前1190年被摧毁，沿岸已被多尔的阐卡尔人这样的族群占据。毫无疑问，破坏已经发生了；西方的旧有市场同克里特与爱琴海一起从商业地图上消失了。海盗攻击商人。但是古老的迦南世界的一些重要方面留存下来，有时影响力惊人。

[6]

迦南语成为生活在黎凡特土地上的各族——爱琴海的腓利士人、希伯来农民，以及推罗（Tyre）与西顿（Sidon）的城市居民——的通用语言。迦南人的宗教在稍作改变后被该区域除希伯来人之外的所有人接受。但希伯来人其实也没有那么例外，因为他们的先知曾因其追随迦南人的传统习俗而谴责他们。以色列人也熟知腓尼基人的习俗——有时他们会在祭祀仪式上献祭他们的头生子，而这也引起《圣经》中的先知和后来古罗马的作家的愤怒和惊骇：“你不要将你的任一子孙让可憎恶的摩洛神（Molech）带走。”

[7]

于是，地中海的这一角落的历史延续性远胜于希腊或意大利。在公元前11世纪，繁荣景象开始走向衰落，但并未消失。前10世纪腓尼基人在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洋贸易。他们还有其他的路径可供开发：将其紫色染料出售给富有且军事实力势不可当的伊拉克北部的亚述人，远比跨越海洋将该产品兜售给贫穷的民族更具有商业的意义。

[8]

但是希腊人并不这样看待早期腓尼基人。古典作家认为，推罗是在特洛伊毁灭（前1191年）的若干年前建立起来的；但是推罗本身就是一个更为古老的遗址，通过推罗国王阿比米尔基（Abi-milki）与埃及法老间的信件可知，这位国王是前14世纪的一位重要人物。罗马人认为，腓尼基人在所谓的推罗建城后的一个世纪之内已经开始在西方寻找和建立定居地：加的斯（Cádiz）建立于前1104年，约在同一时期北非建立了乌提卡（Utica）和利克苏斯（Lixus）。这似乎证明早期的腓尼基人已经冲出“黑暗时代”，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圣经》曾提及地中海西部的一块名为他施（Tarshish）的土地，其读音更像古典作家熟知的塔特索斯（Tartessos）。尽管有几个古罗马作家提到很久之前便有加的斯存在，但事实上，他们只是重复了历史学家维雷乌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观点。维雷乌斯与奥古斯都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他生活于上述事件发生一千一百年以后。这些久远的时间并没有被考古研究证实。即使在腓尼基，属于前11世纪和前10世纪的考古发现也惊人匮乏。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黎巴嫩城市人口密集，向底层挖掘的工作很难进行；另一方面，海上族群对黎凡特地区的城市进行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圣经》强调，推罗王的财富和权势可追溯至公元前10世纪。根据《列王纪》的描述，推罗王希兰（Hiram）与以色列王所罗门（Solomon）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一纸条约的签订（所罗门约在前960年接受了该条约）被推至顶峰，该条约规定以色列应确保推罗人的粮食与食油供应，而推罗要向以色列提供木材及工匠，以修建以色列新都的耶路撒冷神殿。

[9]

《圣经》对神殿的描述也为我们了解腓尼基人早期崇拜中心的情况提供了珍贵记述，它可与哈措尔（Hazor）及其他地方发掘的神殿相媲美：一个外坛，两侧有两根柱子护持的神龛入口，向前穿过一个较大的外殿便可进入圣所。在推罗发现的以色列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容量高达二十四升，这表明，在前9世纪到前8世纪，在早期希伯来人居住的土地上，食品贸易从未中断。

[10]

作为对推罗人帮助修建神庙的回报，据说所罗门王还将以色列北部的一些居住地送给推罗王；《圣经》称其为城市，但也提到，当看到这些定居点时，希兰王并不高兴，所以很明显，所罗门的财务代办夸大了赠物的分量。

[11]

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定居点东部的丘陵地带牧羊和种植大麦，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深知推罗缺乏农业资源；只要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这座城市——在一个或两个世纪后人口可能已达到三万——就可以生存和发展。在城市后面有丰富且优质的森林资源，树木长得很高。如果这座城市想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开采森林资源用以交换和贸易。

[12]

希伯来人也为骨螺所吸引；尽管被禁止食用螺肉，但他们被命令用从骨螺中提取的染料为袍服染边。实际上，这种紫色染料可以染出的颜色种类有很多，从碧蓝到铁红应有尽有，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处理。因此，推罗与它的邻居有两大优势：在西亚纺织品贸易中极受重视的奢侈品，以及大量的木材产品。没有后者，建筑业、造船业的和数不尽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推罗及其邻居并非只是作为亚洲与欧洲的中间人而繁荣，它们也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腓尼基诸城在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早期所拥有的巨大优势是，它们不受强权控制，彼此之间通常也相互独立。埃及人对迦南地区影响力的急剧衰落为腓尼基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不受外界干扰，我行我素。前9世纪，亚述军队从东而来，这种局面因此被打破：亚述军队像“狼入羊圈”一样洗劫了沿岸城市，恰如它在内陆最终吞并了以色列王国一样。但是亚述人也极为明智地认识到腓尼基人将是财富的源泉，他们从推罗及其邻居的贸易中继续获得贡赋。直至此时，推罗仅是腓尼基沿岸诸多独立城邦中的一个，但是它已经为异邦人（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知晓；它还是大约建立于前814年的地中海西部城市迦太基的母邦。有时推罗的统治者也对西顿实行治理，且荷马史诗与《圣经》都称他们是“西顿人的王”（荷马从来没有用过“腓尼基人”这一词语，而一直使用“西顿人”的说法）。

[13]

这可能使推罗显得比较特殊，但从诸多显著方面看，推罗确实是腓尼基人贸易的中心。同腓尼基人之后的多个属地以及位于北部的阿瓦德（Avard）一样，推罗在一个岛上，因其良好的防御位置而得到了Tzur
这一名称，意思是“岩石”或“要塞”。直到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建了一个长堤将推罗与内陆相连，这座城市才与海岸永久连为一体。这些小岛拥有天然的防御屏障，但水源的供应是应长久担心的问题。据古典晚期的相关记载，有阿瓦德人用水渠将水从内陆引入城中，另外也可以用小船运水及在蓄水池中存储雨水。

[14]

至亚历山大时期，推罗已经有两个自己的港口，一个向北面对西顿，另一个面向埃及，有条运河将两个港口连接起来。

[15]

前6世纪，希伯来先知以西结（Ezekiel）认为，推罗就像是用黑门山（Mount Hermon）上的柏木和黎巴嫩的雪松木制作而成的精美船只，银、铁、锡、铅都来自希腊和西方，而犹大王国则送来谷物、蜡、蜂蜜、油及乳香。

[16]

他沮丧地预言道，推罗这艘大船正要遭遇船难。他还提供了一份地中海至西亚的航线图，其中推罗被定位为世界上所有货物的集中点——有西方他施的财富，有北部爱奥尼亚的财富，还有图巴尔（Tubal）及其他一些神秘土地和岛屿上的资源。

推罗是逐渐成为一座光辉之城的。推罗至塞浦路斯、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短程贸易即使在乌加里特衰落后的暗淡时期仍在继续，尽管公元前11世纪埃及的经济困难也削弱了推罗的实力，因为它与尼罗河三角洲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而西顿因将目光转向了亚洲腹地而获得较大成功。

[17]

腓尼基艺术深受历史悠久的西亚文化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的文化影响，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腓尼基文化是亚述与埃及风格的结合体。

[18]

从以色列国王暗利（Omri）在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的宫殿出土了一些前8世纪的象牙制品，它们显然深受埃及风格影响：两个天使彼此相对，翅膀正面张开，脸部没有遮挡，他们的条纹头饰具有典型的埃及特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象牙出自红海或经由埃及运送至西方，且腓尼基的银器和象牙制品出现在了罗马以南的普莱奈斯特［Praeneste，即今天的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一个贵族墓中，时间可追溯至前7世纪。而后，腓尼基人开辟了新的航线进入地中海中部和西部。

一些最好的腓尼基产品须作为贡品上交给有权有势的统治者。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巴拉瓦特（Balawat）铜门是公元前9世纪为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Shalmanasar Ⅲ）所造，门上铸有推罗王伊索巴尔（Ithobaal）在推罗的一个港口为船上装载贡物的场景，且还有一段铭文庄重地宣布：“我收到了推罗和西顿人民用船只运来的贡赋。”然而，贡物还不能通过海船运送至伊拉克北部。青铜铭文中还描述了一个事实，即滨海地区的迦南人是通过远航地中海致富的。

[19]

这进一步被亚述王阿叙尔纳西尔帕（Assurnasirpal）的年表证实。阿叙尔纳西尔帕死于前859年，曾声称自己从推罗、西顿、阿瓦德及其他沿海城市获得了“银、金、铅、铜、青铜器、用彩色羊毛织的毛衣、亚麻袍服、一只大猴、一只小猴、红枫木、黄杨木、象牙及一种被称为‘纳比鲁’（nabiru
）的海洋生物”。在这份清单中既有带着异域风情的商品，又有日用品；既有经地中海运来的商品，又有产自腓尼基本地的产品；还有猴子之类的珍稀动物，它们可能是经红海运达此地的。

[20]

红海贸易被纳入地中海贸易的说法见于《圣经》的记载，《圣经》提到的俄斐（Ophir）的船，就是被所罗门和希兰王从埃拉特（Eilat）派出的。

[21]

尽管腓尼基人的贸易并非简单的物物交换，但他们没有铸造钱币。

[22]

在进行大笔交易时他们使用银块或铜块支付；有时也用贵金属铸造的酒杯支付，这种酒杯的重量应该有一定标准（关于酒杯的记忆被保留在《圣经》中，据说约瑟将一个酒杯藏在弟弟便雅悯的粮袋中；另外在前述维纳蒙的故事中对此也有记载）。

[23]

标准重量，如舍克尔（shekel）的采用，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没有钱币，腓尼基人也可以使所谓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换句话说，他们熟知货币经济，但他们使用的钱体现为钱币以外的多种形态。很久之后，腓尼基人才开始铸造钱币，主要为了更方便地同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进行贸易，因为希腊人热衷于使用钱币。

[24]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基本产品是金属：腓尼基人建立的第一个可明确定位的贸易基地距其家乡不远，位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岛上，靠近拉尔纳卡（Larnaka）。该基地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9世纪，此地即希腊人熟知的克提昂（Kition），也就是希伯来人口中的基提姆（Kittim）。在腓尼基人中，该城被简单地称为“新城”（Qart Hadasht
），同样的名字后来也被用于指代北非的迦太基和西班牙的卡塔赫纳（Cartagena）。

[25]

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尝试在克提昂建立属地，并获得对该地周围土地的统治权。前8世纪中期的一则铭文记载，尽管在克提昂有一个供奉女神阿施塔特（Astarte）的巨大神庙，但“新城”的长官是推罗王的代理人，他崇拜的是黎巴嫩的巴力神（Baal
Libnan
）。

[26]

塞浦路斯的巨大粮仓与其铜矿一样具有很大吸引力。推罗的粮食供应不仅来自以色列的谷物产地，也来自塞浦路斯。若没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腓尼基人就无法确保城市的繁荣，而城市财富的增多也反映为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大。不幸的是，对推罗人来说，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成功引起了亚述王的注意。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逝于前705年）取得了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权，亚述人从此进入地中海，这是一个短暂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一则铭文记录了萨尔贡在克提昂确立统治权的史实，多年以来，他依旧从岛上收取贡物，并未干涉岛内事务，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夺取岛上的财富。

[27]

当然，对于亚述王而言，铜矿资源的吸引力并未消失。后来，西顿和推罗的国王陆立（Luli）曾逃离推罗前往塞浦路斯避难，由此可知亚述人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被削弱。这一事件被刻成一组浮雕，它描绘了受辱国王匆匆离开腓尼基船只的情景。

[28]

但是，塞浦路斯的重要性只体现在这个使腓尼基商人与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定期联系的贸易网中。

至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已经拉开序幕。尽管在腓尼基商人是否先于希腊商人或其他神秘族群——如提色尼安人，该族群在爱琴海和第勒尼安海地区常被提及——开始从事地中海贸易这个问题上，争论仍然存在，但无论首先抵达意大利的是谁，腓尼基人使自己开拓的贸易路线伸向更远地域——沿北非海岸延伸——的努力应获得承认。

2

欲探寻腓尼基早期贸易帝国的踪迹，最好的途径就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进行一次环地中海航行。

[29]

这次航行还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加的斯及更远处，因为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来自地中海最东部的商人也在最西部探索进出大西洋的通道。考虑到地中海的季风和洋流情况，以及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即他们大约在春末至秋初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出海，他们应该沿着向北的路线，经过塞浦路斯岛、罗得岛及克里特岛，而后穿过广阔无垠的爱奥尼亚海，最终到达南意大利、南撒丁岛、伊维萨岛（Ibiza）及南西班牙。在他们穿越爱奥尼亚海时，陆地已远离了他们的视线，从撒丁岛至巴利阿里群岛的路线亦是如此。迈锡尼人则乐于慢慢沿爱奥尼亚海边缘西行，通过伊萨卡岛（Ithaka）前往意大利靴跟处，他们在身后留下的陶罐提供了线索；南意大利缺乏黎凡特陶罐的事实，则无声地证实了腓尼基航海者的自信。向西航行的腓尼基船只通常会在马拉加（Malaga）附近水域停泊。直布罗陀海峡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有一股强劲洋流从大西洋涌进，且雾气与顶头风交替出现。这可能意味着，在试图穿过海峡到达加的斯和其他贸易前哨之前，他们要等待很长时间。幸运的是，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比离开地中海要更容易，因为阻止船只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风和洋流此时刚好成了优势。在返回推罗的旅程中，腓尼基人会沿着漫长的北非海岸前行，但此时依然须格外谨慎，因为沿途有很多激流险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买到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及撒丁岛这些金属资源丰富的岛上的产品。

[30]

另外，迦太基的巨大港口为那些距离家乡十分遥远的、在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海盗猖獗的水域内航行的船只提供了避风港。

根据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王宫或其他地方的一些浮雕作品，我们可以将这些船只复原。海洋考古学家也开始打捞腓尼基船只的残骸：有一些来自西西里岛西部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迦太基船只残骸；还有两艘更加残破不全的腓尼基遇难船只，它们被发现于古代腓利士人的阿什克伦港以西三十三海里处，船上载着前8世纪晚期的陶罐。

[31]

这些考古发现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要比希腊人更喜欢重型船只。这些船只与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在东地中海使用的船只间的一致性也令人印象深刻，但腓尼基人肯定也对它们进行了重要改进。例如船上有锋利撞角，这种在古典时期海战中用于却敌的可怕武器，已为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及罗马人所效仿。通过对龙骨的改造，腓尼基人富有技巧地加重了船体，使其可承载大批货物相对平稳地穿行公海。以沥青填封船隙的技术也被认为是腓尼基人的创新，这对于长距离航行船只的防水性十分重要。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地中海贸易中，货物的运送能力有了真正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就船只本身来讲，腓尼基船并不比古代比布鲁斯的船大：约公元前1200年，乌加里特的一些船只可以承载四十五吨货物，腓尼基船只的最大承载量比它大不了多少，

[32]

但是其稳定性明显提高。正因如此，腓尼基人的航行才可以远及大西洋港口加的斯和莫加多尔（Mogador）等地，甚至如前6世纪的希罗多德所说，这使环非洲航行成为可能。这种用于中长距离贸易的圆形船只长度是宽度的三倍或四倍，其长度可以达到三十米，而阿什克伦的船只残骸仅有约其一半长。

[33]

依照巴拉瓦特铜门上的图像，这些船有高翘的船首，并饰有马头的形象（可能是出于对类似于波塞冬这样的海神的尊敬，波塞冬也是一个爱马者），

[34]

船头上还画有眼睛。在船尾的后甲板延伸处，船板被组装成鱼尾的样式。桅杆上挂着方形的风帆，据《圣经》中先知所说，桅杆是用黎巴嫩产的香柏木制作而成的。一些船也使用船桨助力。船舵则是固定在船舷上的一个宽大的桨。这种看起来甚为牢固的船只有很好的承载力，比较适合谷物、酒和油的运输，不同于只运送少量异邦奢侈品的快船。两次船难留下的残骸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考古学家在两艘船之间发现了八百个载酒的双耳陶罐，它们的装载量（如果陶罐都装满酒的话）高达二十二吨。这时也有一些小型船只（与大船并没有太大差异），主要进行短途贸易，航行于腓尼基人贸易网中各个分散的港口之间。这些小型船只的大小约是阿什克伦船只大小的一半，其遗骸已在西班牙南部水域被发现，船上装载着铅锭、编筐及产自南西班牙当地的陶罐。

[35]

它们是早期地中海的流动货船。贸易网中流动的商品既有一些原料产品，如食材，也有价格昂贵的制品，如发现于南西班牙和伊特鲁里亚的奢华墓室中的象牙制品及银碗等。

[36]

还有一种不同样式的船只被用于战斗，其特征是有锋利的青铜撞角，战争中，腓尼基船长用其撞击敌人的船只。这种船的长度约是宽度的七倍，它还有一个前桅。这种战船与圆形货船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通过桨为船只提供动力，在战斗中尤其如此。

[37]

在地中海西部发现的最古老的腓尼基物品是出自撒丁岛南部的“诺拉石碑”（Nora stele），它属于约公元前9世纪晚期；该石碑提到一处奉献给普美（Pumay）神的神殿建筑，该神在腓尼基百姓间被称为普美亚童［Pumayyaton，希腊语为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根据石碑上的文字，它是在撒丁岛上镌刻的，因此，撒丁岛此时已经开始被称为撒丁岛了。由于撒丁岛的南部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金属，包括铁和银，因此腓尼基人在这里的出现不足为奇。石碑的镌刻者可能是最早的开拓者，从其修建神殿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已经打算长居此地，因为建立神殿通常是腓尼基移民早期的一步行动。而且，就是在地中海正南部的诺拉，腓尼基人开始建立大批长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居住地。

3

在众多居住地中，迦太基最为著名。维吉尔很开心将迦太基的建立时间追溯至特洛伊战争时期，当时埃涅阿斯（Aeneas）拜访了女王狄多［Dido，亦称埃利萨（Elissa）］。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是对罗马的过去和将来的沉思，故他在书中对罗马共和国曾面临的最强大敌人进行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他的古典作家，包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Josephus），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迦太基初建的说法，其中也提到了狄多，据说她逃离了凶残的兄长皮格马利翁的毒手，皮格马利翁杀害了她的丈夫，也就是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一位高级祭司——希腊人视赫拉克勒斯与迦太基神麦勒卡特（Melk-Qart
，意为“王之城”）为同一位神。她第一个到访的港口是塞浦路斯的克提昂，即另一座“新城”，然后她决定带领八十位或可称为神娼的年轻女子西行，以确保腓尼基的宗教仪式在其避难定居之地的延续。

[38]

她们直接逃至北非，在迦太基定居下来，但她们并非第一批到达此地的腓尼基人，附近的乌提卡人接纳了她们。居于此地的利比亚人也热烈欢迎她们的到来。最早称埃利萨为狄多的便是这些人，狄多之意为“流亡者”。腓尼基人并未被阻止来此地定居，但是当她们开始购买土地时，利比亚国王就不那么慷慨了。他说，狄多-埃利萨可以买一块牛皮大的土地。女王则做出了非常聪明的回应，她命人将一块牛皮切成细条，用它们圈出了比尔萨山（Byrsa，迦太基卫城）的外围。尽管该地初建的传奇故事很有趣，但它不过是希腊作家解释迦太基腹地山丘之名起源的一次尝试，因为在希腊语中，“比尔萨”的含义就是动物皮。事实上，他们听到的应是迦南词“布尔特”（Brt
），意为要塞。即使被狄多欺骗，利比亚王依旧对其十分着迷，他坚持要求与她成婚，但是她仍忠于自己死去的丈夫。为了逃避这次婚姻，她自行火祭殉情，从此以后，人们便将其奉为女神。

[39]

尽管这一故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有两点仍然值得注意。一是女王自我献祭这一故事具有持久性，维吉尔将其带入了主流古典文学，后来它又进入了欧洲文学。二是故事中包含的一些细节十分精确：其行火祭的日期——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ad）前约三十八年（776+38=814）

[40]

——与考古发现一致，因为考古证据显示这刚好发生在腓尼基人在此地定居的时期。迦太基的精英们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之子”（bene Tzur
）或“推罗人”，据后来的古典作家的描述，迦太基移民会定期向位于推罗的麦勒卡特神殿献礼。狄多的自我献祭也可能是后世对腓尼基真实世界的描绘，且自我献祭在迦太基可能是特别常见的事情：人祭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之时取悦神明麦勒卡特，从而确保神明的恩宠。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发现任何一件来自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的迦太基文物。这里最早的考古发现是一些前730年前后的墓葬，和约前750年之后的陶罐残片。值得注意的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物品都属于希腊人，而非腓尼基人，这里有来自爱琴海埃维厄岛（Euboia）的绘制有几何图案的器皿。但我们之后会看到，埃维厄人当时已经在那不勒斯湾建立了殖民地，因此某些器皿可能来自那里。

[41]

早期的迦太基并没有将自己与希腊不断发展的贸易与殖民活动隔绝开来。荷马对西顿商人的蔑视，其实就起源于当时腓尼基人与希腊人间的贸易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陶罐都被置于著名的托菲特（Tophet
）神殿之下作奠基物，有时这一神殿会用孩子充当祭品。

迦太基很快就成了所有腓尼基殖民地中的“女王”。对这座城市的崛起，常见的解释是它地理位置优越，是来自或前往南西班牙的商人的必经之地。但是西班牙生产的东西很难与最粗陋的古迦太基产品相媲美。其他方面的解释强调迦太基原本是推罗流放者的避难地，是塞浦路斯岛上克提昂人的移居地，也是繁荣的黎凡特海滨城市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之迁居地；另外，它还吸引了一些当地的柏柏尔人（Berbers）。实际上，迦太基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西班牙或腓尼基，而是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开放性：这里的农业资源令古典作家记忆深刻，据他们描述，这座城市被豪华的住宅和庄园环绕。另外，迦太基作家马贡（Magon）在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写的一部关于农业的论著，被罗马元老院下令翻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

[42]

迦太基的贵族阶层靠谷物、橄榄油和葡萄园获得财富，而不是像推罗人那样靠紫色染料、香柏木及象牙获得财富。这些记录恰好与来自圆形船只的考古证据一致，如前所述，这些船只更适合载运装满油和酒的陶土罐以及装满谷物的麻袋，而不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在前600年之前，迦太基已经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大城市，如果当地没有充足的食品供应，这将不太可能发生。迦太基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它自己建立的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个贸易网络也包括腓尼基人在该地区的其他移居地。乌提卡距北非海岸不远，它是更为古老的城市，但从来不是迦太基的竞争对手。另外，西西里岛的摩提亚（Motya）在某些方面更像推罗或阿瓦德，而不像迦太基，它被描述为“腓尼基殖民地的典范”。

[43]

摩提亚于前8世纪建于西西里岛以西不远处的一座小岛，靠近今日的马尔萨拉（Marsala）。该岛位置隐蔽，位于格兰德岛（Isola Grande）与西西里海岸之间。

[44]

摩提亚会让人联想起推罗的另一点是此地有一些紫色染料工场，因此它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还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其产品还包括铁器。它的繁荣期为前7世纪，当时以儿童为祭品的做法越来越常见，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与推罗人一样，摩提亚人缺乏一块处于他们自己控制下的大面积内陆土地。但是这促使他们与西西里岛西部的土著伊利米人（Elymians）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支族群最靠近摩提亚的主要中心是伟大的厄里斯（Erice）神殿，该神殿位于西西里岛西海岸的一座高耸的山峰之上。摩提亚人从伊利米人那里获得粮食、食油及他们需要的酒，因为西西里岛西部盛产这些东西。摩提亚人也可以利用位于厄里斯海岸下方的广阔的特拉帕尼（Trapani）盐池。在有盐的地方人们就可对鱼类进行长期贮存，例如会季节性地大量出现在西西里海岸的金枪鱼。鱼是迦太基人的特产食物，他们发明了制作臭鱼酱（garum
）的方法，罗马人特别喜欢这种鱼酱。腓尼基人并没有打算征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居住点是贸易和手工业中心，他们并没有试图在西西里岛西部建立政治上的统治权。

然而，腓尼基人的领土扩张到了西西里岛以外。从公元前750年起，撒丁岛南部出现了一连串的定居地，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提供安全的港口，也是为了控制周边乡村并以此确保基本补给。其中大部分聚落是古典时期腓尼基人的基地，位于高于海面的地峡之上，如塔罗斯（Tharros）和诺拉便是如此；苏尔基斯（Sulcis）考古层的最底层像迦太基的考古层一样，有来自埃维厄的希腊陶罐。

[45]

在内陆，腓尼基人占领了一些古代的要塞，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与撒丁岛原住民维持和平的关系，撒丁岛原住民很乐意获得拿金属和谷物与驻留苏尔基斯的腓尼基富商进行贸易的机会。约前1540年，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对撒丁岛的控制权得到了确认，当时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的阿拉里亚（Alalia）海战中将弗凯亚（Phokaia）的希腊人赶走了，这保证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一直处于希腊世界的外围。考虑到撒丁岛本身的价值——这里是各种金属资源和农产品的产地，腓尼基人在海战中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影响力。尽管弗凯亚的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一个基地，但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只要迦太基人保持优势，希腊人就无法对其进行深度渗透，于是只有腓尼基人才有可能探索南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潜在资源。这些定居点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腓尼基人生活在何处，而不是他们走了多远。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墓葬中有其受推罗人影响的证据，一些随葬品是装饰着动物图案的雕花银器，这类银器在前6世纪的意大利中部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腓尼基和迦太基商人是自由代理商还是国家代理商。有时他们会作为使团成员被统治者派出，并会因此获得一些佣金，例如他们曾为亚述王效力。在地中海西部，他们则可以自己做主。起初，他们可以向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王室提供各种商品。至前500年，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贸易网，该贸易网的维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投入，且它可以为他们带来直接效益，为他人效力的方式因此失去了吸引力。

远西世界越来越引人注目。如斯特拉波（Strabo，他在公元1世纪早期写作）这样的希腊作家强调了西班牙南部作为银产地的重要性。在地中海，从很多腓尼基的基地都可通往直布罗陀海峡：蒙蒂勒（Montilla）、马拉加、阿尔穆尼卡（Almuñécar）及其他的一些现已埋葬于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坚硬岩石之下的聚落。有些聚落之间的距离仅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步程；大多数聚落被纳入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但从马拉加附近的一个遗址中发掘出的光洁的前6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陶罐，说明此地与外界也有广泛的联系。

[46]

在伊维萨岛上有一个腓尼基人的早期定居点，由此地可远眺伊比利亚内陆；在通常情况下，当地人用金属换油和酒，尽管贯穿了伊维萨历史的资源还有闪闪发光的盐池。在伊比利亚内陆，约前730年建立的小镇托斯卡诺斯（Toscanos）的发展对我们具有启发性意义。在前7世纪中期至晚期，该镇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人的社群，那里的工匠能够制作铁器和铜器。但是约前550年，不知因何缘由，它被荒弃了。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它可以满足当地伊比利亚人口的需求，但在腓尼基人更大范围的贸易网中它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有人希望了解与东方人的接触是如何改变伊比利亚人的，那么对他来说托斯卡诺斯还是十分关键的。

事实上，在这个地区腓尼基人的主要基地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加迪尔（Gadir）或加的斯；但是由于其收益都流入了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网，故早期的加迪尔也是地中海史的一部分。就像其他很多腓尼基移民聚落一样，加迪尔建立在靠近海岸的岛上，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1104年，但这一时间可能比其实际建立的时间早约三百年。这里有一座为麦勒卡特建立的神庙，且后来西塞罗（Cicero）写道，此地有人祭习俗——可能是一种春天的祭祀活动，以庆祝迦南神话中记载的麦勒卡特的复活。该神庙非常富有，是存放奇珍异宝的宝库，同时也是祭祀中心，这种情况在地中海贸易世界中已经比较常见。在麦勒卡特神庙中有许多东西都值得珍藏，因为加迪尔是通往希罗多德时期就享有盛名的富庶之地塔特索斯的主要通道。关于塔特索斯的名字，自古便有争论。一些人认为，塔特索斯是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一条河；此时则指西班牙南部住着土著伊比利亚人的一个王国或某个区域。该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邻近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的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银矿：“银与塔特索斯是同义词。”

[47]

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那么希腊贸易者萨摩斯（Samos）的克莱奥斯（Kolaios）被风吹离航线，于前7世纪中期到达西班牙南部，并从塔特索斯带回六十塔兰特（约合两千公斤）白银便是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奥斯见到的当地国王名叫阿甘索尼奥斯（Arganshonios），头几个字母的意思便是“银”。

根据后来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Diodoros，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说法，将银运往东方（包括希腊和亚洲）的是腓尼基人，而非伊比利亚人。作为交换，腓尼基人带来了橄榄油和他们的手工艺品：首饰、象牙品、小香水瓶及编织品。自约前8世纪起，他们便教授塔特索斯人提取、精炼、加工金属的方式。这些方法是比较复杂的。一位西班牙学者将这种联系时髦地描述为一种“不等价的”“殖民”剥削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

[48]

塔特索斯人在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的冶炼中心积极地工作，不仅提取、冶炼白银，还有金和铜。即使那些热衷于用“殖民主义”视角解读的人也承认，掌控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是土著的伊比利亚人，从采矿到冶炼，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伊比利亚的精英阶层则从对腓尼基人的贸易中获利。当地的工匠开始采用腓尼基风格，且伊比利亚贵族们获取的财富使他们过上了奢华的生活。正是在与东方交往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发生在伊特鲁里亚，但其改变速度更快。腓尼基人并非简单地走向远方，他们的活动也有能力将遥远土地上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开始改变整个地中海。

人们经常会把塔特索斯视同于希伯来《圣经》中被不断提及的富含金属的他施。约拿逃离上帝，从雅法前往他施，很明显，该故事的作者认为他施是一个极为偏远之地，到达那里要穿越海洋向最西处行进。以赛亚讲了一个关于推罗的令人恐惧的预言——来自他施的推罗船只在经过基提姆（Kittim，即塞浦路斯的克提昂）时得知了其家乡被毁的消息：“哀哉，他施的船只啊，因为他施已经被损毁，无房屋，无停泊处。”

[49]

4

如前所述，在运作这一贸易体系的过程中，腓尼基人并未使用太多钱币。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记录自己做过的事情。商人们是受过教育的，他们使用一种简单的线形文字，该文字很容易学，并能快速书写，是现在大多数现代字母文字（此处的字母文字指狭义的字母文字，即一个字符基本对应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发音）的祖先。

[50]

阅读和书写原来是祭司的专有能力，因为由三种埃及文字书写的复杂发音只能为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识读。线形文字B中的音节字母本身也是笨拙的，更何况是将其加于希腊语这样本身就无法简单地分出辅音和元音音节的语言上。在腓尼基手写体中，表示一栋房子的符号为“b”，因为房子这个词“bet
”的首字母是“b”。二十二个腓尼基字母中有很多（但不是所有）都以“ox”为首。腓尼基文字成功的秘密在于完全排除了元音，直到后来希腊人才引进了元音字母。Mlk
代表的含义是“他统治”或“他曾统治”，如何理解取决于元音字母，细心的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含义。这种书写体的首例存在于公元前10世纪比布鲁斯国王阿西拉姆（Ahiram）的棺木上。这里的关键问题并非腓尼基人是否仅根据一些随意的涂写（西奈地区较早使用的一种书写体可能已经有一些字母）就发明了字母，而是他们通过地中海将字母文字传播了出去，不仅传播到了其位于地中海西部的居留地（如诺拉的碑文证实的那样），也将其传播给了他们的邻居，也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希腊人将一些在他们看来多余的字母——例如喉音不再出现在希腊语中——转化为元音的音素，而且对大多数符号重新进行了精细设计。

[51]

腓尼基人在文化方面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依旧是个谜。乌加里特的迦南人创造了如《圣经》中的诗篇那样脍炙人口的宗教诗歌，而迦太基人则编著农学的小册子。也有一种观点轻视地认为腓尼基人的文化是一种衍生物，在艺术方面，他们很明显依赖于埃及和亚述的风格，例如他们的牙雕艺术就是如此。当然，这也是穿梭于近东和地中海的消费者所希望见到的：各种物件上有的是伟大的尼罗河帝国文明和伟大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帝国文明的印记，而非贪求利益的迦南城镇的印记。腓尼基人懂得如何满足其顾客的需求，包括远在西部的塔特索斯和托斯卡纳的顾客。腓尼基文化穿越了地中海，最远传播到了西班牙南部。这种传播通过移民和同土著居民的贸易实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将东方的风格带到了遥远的西方，也在于这是东方的水手第一次由海上到达如此遥远的西方，其远航里程远远超过了从希腊西部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缓缓航行的迈锡尼水手。

尽管腓尼基人与土著居民进行了通婚，但他们并未丢掉自己独有的东地中海文化，也没丢掉自己作为推罗人或迦南人的身份认同，关于此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他们从迦南本土带来的人祭习俗。这种祭祀活动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和古典作家的强烈反感：以撒未能献祭成功是《圣经》诸多反对人祭的故事中的一例。这种祭祀活动在腓尼基人的新移居地有逐渐强化趋势，特别是在迦太基、苏尔基斯和摩提亚。在今日可供参观的迦太基城南部的托菲特，将幼儿献祭给巴力神的历史持续了六百年；在这一城市存在的最后两百年，城中有两万个装满了孩子遗骨（偶尔或有小动物的骸骨）的陶瓮，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会有一百个陶瓮，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每个瓮中可能又装着好几个孩子的遗骨。托菲特是神灵崇拜的专用地。很多瓮中也装有死胎、早产的胎儿及自然流产的胎儿。在那个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其他的遗骸应该属于自然死亡的孩子们。因此，托菲特是早夭儿童的墓地；孩子们一旦长大成人，应该举行的就是土葬而不是火葬了。

[52]

因此，正如《圣经》和古典文献强调的，尽管的确有人祭发生，但不会像我们在第一眼看到大量盛装着烧焦儿童骸骨的陶瓮时通常会感觉到的那么普遍。但在碰到一些严重、紧急的威胁时，人们就会扩大祭祀规模，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平息神明的怒气。据两位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公元前310年，迦太基被叙拉古僭主围攻时，城市长老们认为神的愤怒主要因贵族家庭在祭祀中用小奴隶代替他们自己的头生子而起，于是他们将五百个贵族出身的孩子献祭给愤怒的神明。托菲特前4世纪的一块石碑上描绘了一个祭司站在平台上，头上戴着帽子一样的头饰，身穿极薄的长袍，将一个孩子带向祭祀之地。根据《圣经》和其他古典文献中的记载，祭祀过程是将活着的孩子放在巴力神神像宽阔的臂弯中；作为祭品的孩子将掉下来，活生生地落入下面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53]

通过把幼儿献祭给神灵，腓尼基人确认了他们对巴力神、麦勒卡特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臣服，也确认了他们是几百年前自黎巴嫩迁徙至北非、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推罗人的后裔。因此，尽管腓尼基（特别是迦太基）输出的艺术缺乏原创性，但腓尼基人是拥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族群。

[1]
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1957），pp.136-43.

[2]
M.E.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and Trade
（2nd edn，Cambridge，2001），p.128；S.Moscati，‘Who were the Phoeni-cians？’，in S.Moscati（ed.），The Phoenicians
（New York，1999），pp.17-19.

[3]
G.Markoe，The Phoenicians
（2nd edn，London，2005），p.ⅹⅷ.

[4]
D.B.Harden，The Phoenicians
（2nd edn，Harmondsworth，1971），p.20.

[5]
S.Filippo Bondì，‘The origins in the East’，in Moscati，Phoenicians
，pp.23-9.

[6]
Aubet，Phoenicians in the West
，pp.23-5.

[7]
Leviticus 18∶22.

[8]
Markoe，Phoenicians
，pp.38-45，121.

[9]
B.Isserlin，The Israelites
（London，1998），pp.149-59，for Israelite agriculture.

[10]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48-9，and fig.19.

[11]
I Kings 9∶11-14；S.Moscati，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1968），P.33.

[12]
Markoe，Phoenicians
，p.ⅹⅹ

[13]
Markoe，Phoenicians
，p.37（King Ithobaal，early ninth century）；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35.

[14]
Harden，Phoenicians
，p.25；cf.Tyre：Markoe，Phoenicians
，p.73.

[15]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34-5；Markoe，Phoenicians
，p.73.

[16]
Ezekiel 27.

[17]
Markoe，Phoenicians
，pp.15-28.

[18]
M.L.Uberti，‘Ivory and bone carving’，in Moscati，Phoenicians
，pp.456-71.

[19]
Harden，Phoenicians
，p.49 and plate 48.

[20]
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36；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91，fig.27，a later bas-relief from Nimrud showing two monkeys.

[21]
I Kings 9∶26-8；I Kings 10∶22，10∶49；Markoe，Phoenicians
，pp.31-4；Isserlin，Israelites
，pp.188-9.

[22]
Markoe，Phoenicians
，p.122.

[23]
Genesis 44∶2.

[24]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80-84.

[25]
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137-45.

[26]
V.Karageorghis，‘Cyprus’，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85-9.

[27]
V.Karageorghis，‘Cyprus’，in Moscati，Phoenicians
，p.191；Markoe，Phoenicians
，pp.41-2.

[28]
Harden，Phoenicians
，p.49 and plate 51；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40-41.

[29]
Cf.Ezekiel’s account of Tyre：Ezekiel 27；Isserlin，Israelites
，p.163.

[30]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66-72，182-91；P.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in Moscati，Phoenicians
，pp.84-5.

[31]
Markoe，Phoenicians
，pp.116-17；R.D.Ballard and M.McConnell，Adventures in Ocean Exploration
（Washington，DC，2001）.

[32]
Markoe，Phoenicians
，p.117；cf.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174.

[33]
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pp.86-7；Markoe，Phoenicians
，p.116.

[34]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73-4.

[35]
Markoe，Phoenicians
，pp.118-19.

[36]
Markoe，Phoenicians
，p.ⅹⅹⅰ.

[37]
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pp.87-9；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74-8.

[38]
S.Ribichini，‘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in Moscati，Phoenicians
，p.137.

[39]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15-16；R.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London，2010），pp.58-9.

[40]
公元前776年为第一次希腊奥运会召集之时，公元前814年被推断为狄多女王自焚之时。——译者注

[41]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21-6，and figs.49 and 51.

[42]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81.

[43]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32.

[44]
Harden，Phoenicians
，pp.35-6，figs.6-7；Markoe，Phoenicians
，pp.81-3；popular account：G.Servadio，Motya：Unearthing a Lost Civilization
（London，2000）.

[45]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38.

[46]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311，325；also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49-54.

[47]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79.

[48]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79-81，288-9.

[49]
Jonah 1；Isaiah 23∶1；cf.23∶6，23∶14.

[50]
G.Garbini，‘The question of the alphabet’，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01-119；Markoe，Phoenicians
，pp.141-3；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120-26.

[51]
Harden，Phoenicians
，p.108 and fig.34；also plates 15 and 38；Markoe，Phoenicians
，pp.143-7.

[52]
Markoe，Phoenicians
，pp.173-9；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45-56（though the biblical references there are confused）；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69-73.

[53]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49；Harden，Phoenicians
，plate 35；Ribichini，‘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39-41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70.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800～前550年）

1

早期希腊人是否同腓尼基人一样拥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我们不甚清楚。直到公元前6世纪他们面临来自东方的波斯的巨大威胁时，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及爱琴海区域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不同群体才开始强调他们的共性；这种希腊认同感在与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海军在西地中海打响的战争中被进一步强化。

[1]

在希腊人心中，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埃奥里亚人（Aeolians）和阿卡迪亚人是相互独立的群体，而不是总体意义上的赫拉斯人。斯巴达人骄傲地以多利亚人的后裔自居，认为自己来自北方。雅典人认为自己是无人能征服的古希腊人的后代。爱奥尼亚人渡过爱琴海，在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及亚洲沿岸的新定居点繁衍生息。我们不能将所谓的“希腊人”简单地认定为那些对希腊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津津乐道的人，因为这些故事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人中间也有流传。也不能将我们现在称为希腊的土地上的居民都认定为希腊人，因为他们中有那些住在岛屿与沿岸的更早的异邦人——一般被称为佩拉斯吉人或提色尼安人——的后人。除此之外，讲希腊语的人还从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向外移民，有一些来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将在此生活二千五百年；还有一些迁居到了西西里岛、意大利和北非。

地中海铁器时代早期的这场大移民是如何、何时、为何出现的，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改变了这个地区，将古希腊的物产、众神、风尚、思想与希腊人向西带至西班牙，向东带至叙利亚。希腊人对这些迁徙的记忆体现在了关于他们的祖先的传说中，这些传说往往十分复杂且相互矛盾，讲述了他们的先祖跨越地中海以播撒自己的“种子”的过程。在有的传说中，一个族群中的所有人都登上船只，被带往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这些传说所讲述的更多是他们分散的时间，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久远之前的英雄们的居处。

[2]

因此，许多人痴迷于辨认自己古老的祖先，把他们同某些地名和族群之名联系起来，根据一些语源学上的推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推论都是错误的）和离奇的事件，在地图上勾勒出他们迁徙的路线。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特洛伊的陷落不仅导致迈锡尼和派娄斯英雄世界的瓦解，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标志着希腊人开始游弋于地中海及地中海以外的区域。在这个新的时代，航海者们不得不与公海之上的危险——例如会唱歌的塞壬（Sirens）、女巫喀耳刻（Circe），以及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做斗争。风暴肆虐的海域被记录在了荷马的《奥德赛》和其他一些从特洛伊返乡的英雄（这些英雄被称为“Nostoi
”，意为返乡者）的故事之中。该海域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相关故事对其具体区域的描述也极为模糊。海洋之神波塞冬被构想为很不喜奥德修斯的神，他经常将奥德修斯脆弱的船只撞为碎片：“所有的神都可怜他，除了波塞冬——他冷酷无情，狂怒无常”，尤其在奥德修斯杀死了波塞冬的怪物儿子，也就是独眼巨人之一波吕斐摩斯（Polyphemos）之后。

[3]

所有流浪者都以最终能返回故乡为目标，无论是西方的奥德修斯，还是游荡于利比亚和埃及的斯巴达的墨涅拉奥斯（Menelaos）。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有忘忧岛，还有海中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的洞穴；但这些都不能取代家中的炉灶，王后佩涅洛佩（Penelope）坐在炉旁纺织，避开酒宴上的求婚者，等待着失踪的丈夫。毫无疑问，古典希腊著作《荷马史诗》的评注者已经确定了《奥德赛》中提及的很多地方的位置，特别是那些位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周边水域的地点：斯库拉（Scylla）的水域和卡力布狄斯（Charybdis）旋涡最终被认定为水流湍急的墨西拿海峡；忘忧岛则似乎与杰尔巴岛（Jerba）相对，在今天的突尼斯海岸附近。克基拉［Kerkyra，今科孚岛（Corfu）］被认为是阿尔金诺斯（Alkinoos）国王的领地，奥德修斯在此岛沿岸遭遇海难后，向这位国王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且有幸得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诺西卡（Nausikaa）的帮助——从奥德修斯裸露的身体中，她看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4]

无论荷马是谁，也无论他生活于什么年代（可能是公元前700年前后），他在地理位置方面都叙述得不够详尽。对于早期希腊航海者而言，他们很容易把《奥德赛》当作一本关于地中海航行的指南。一些严谨的学者和航海者认定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揭示了真实的历史，他们致力于复原奥德修斯的航行路线。

[5]

但是荷马笔下的海被认为是地中海和黑海的混合物，可能还涉及大西洋的一些水域。例如喀耳刻居住的埃阿亚岛（Aiaia）从其名字看，似乎位于东方太阳升起的某个地方。与荷马生活时代较为接近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却认为喀耳刻必然生活在距意大利较近的地方。地中海的地图在诗人手里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6]

希腊人及其邻居也意识到了那些在特洛伊陷落几个世纪后导致人们不断迁移的动乱，他们试图确定迁移者是谁的后裔，以此使关于这场移民的故事变得个体化。这个被人不断重复讲述的故事最终使罗马人相信，他们是从特洛伊城逃出的埃涅阿斯的后裔。在他的冒险经历中移植有很多奥德修斯的经历，比较著名的便是探访地府。伊特鲁里亚人也坚信他们是奥德修斯［他们称其为乌利斯（
），拉丁语写作乌利塞斯（Ulysses
）］或埃涅阿斯的后裔。希腊和特洛伊的英雄们成为地中海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希腊人失去了对其的专有权。毕竟荷马告诉我们的仅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被围攻的几十天中发生的故事；《奥德赛》则是关于一位英雄的返乡之旅及儿子寻找父亲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中还有大量可以填充的空白，且有大量口头传说可被古希腊作家们采用。从公元前7世纪的赫西俄德到雅典伟大的戏剧作家，他们都非常深刻地描述了阿伽门农返乡后的权力之争及其被谋杀于浴室的故事。特洛伊故事的快速传播可由瓶画、刻纹镜子及其他物品印证，它们不仅描绘了荷马记载的故事，还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其他方面及战后之事。这些物品似乎属于前7世纪，特别是《奥德赛》中记载的很多场景可由前600年以前的希腊陶器印证，其中包括塞壬的故事和较之稍晚的女巫喀耳刻的传说。

[7]

《奥德赛》令人不解的方面在于，不仅英雄在何处抵达陆地模糊不清，其偏离故事中心的家乡的具体位置也不准确。伊萨卡岛位于迈锡尼世界的最边缘处，毫无疑问，对那些早期迈锡尼贸易者来说，此地是他们进入南意大利的跳板。越过伊萨卡岛和其他几个爱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就可以到达克基拉岛；从克基拉岛航行一小段距离便可进入南意大利，经此地可进入斯巴达人在塔拉斯的殖民地，该殖民地建于公元前706年，非常靠近斯科格里奥遗址，斯科格里奥的南意大利土著居民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获得了大量迈锡尼陶器。在前800年之后，来自西爱琴海的科林斯和埃维厄岛的陶器被运至伊萨卡岛和小镇艾托斯（Aetos）。在艾托斯人们发现了许多科林斯陶器，显然这里是科林斯人的一个补给站。此地还有一间神殿，航海者向神殿供奉琥珀珠、青铜护身符及金饰品等来自克里特岛的物件。

[8]

尽管施里曼想尽办法要找到奥德修斯的宫殿，但几乎没有遗迹可以证明伊萨卡岛曾存在过迈锡尼人繁荣昌盛的生活中心。该岛并没有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变动中被摧毁，旧有的崇拜中心依然活跃，而且旧有人口和习俗的存续也可以解释，为何留存至今的奥德修斯返乡故事的细节要比其他返乡者的故事更为丰富。在城中有一个为奥德修斯修建的神殿，建立时间为前8世纪中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希腊人相信该神殿纪念的是奥德修斯献出的青铜三足器，此处也是他最终返回岛上的位置。奥德修斯的信徒在神殿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三足器，现在这些三足器已经出土。

[9]

荷马已经意识到商人们正在探索爱琴海以外的海域。他赞扬海盗的勇气，鄙视商人们的经商方式；他将一个腓尼基商人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人，因为腓尼基人是“非常狡猾”且“行为不端”的民族。

[10]

荷马回想起那个交换不是通过商人间的交易，而是贵族武士间的互相赠礼完成的时期：“他已经送给墨涅拉奥斯两个银浴盆、一对三足器和十塔兰特黄金。”在荷马心中的英雄时代，人们依照传统的行为准则行事。根据荷马描绘的图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构想出了一个“奥德修斯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早于希腊商人的商业化世界的。

[11]

但是荷马自己也感到很矛盾。一些王公贵胄也有可能经商，甚至诸神也会扮作商人。在《奥德赛》的开篇，雅典娜就以高贵的商人形象出现在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os）面前：“我乃门忒斯（Mentes），聪慧的安基阿洛斯（Anchialos）之子。我统治着喜好航海的塔福斯人（Taphians）。现在，我已偕同伙伴驾船而来，穿过泛着酒色的海面，前往异邦之地忒墨塞（Temese）。我带来了闪亮的灰铁，希望换取此地的青铜。”

[12]

一般认为，忒墨塞是南意大利的一个地名，但坦率而言它可能是任何地方。事实上，荷马的关注范围几乎不涉及意大利。荷马偶尔会提到西西里人，不过他们大多出现在《奥德赛》第二十四卷，此卷是后来杜撰的结尾，或对此前事件进行了大肆篡改。

在《奥德赛》最负盛名的一节中，荷马描述了奥德修斯的船员与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邂逅。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出希腊人在同陌生原始的外界族群接触时的重重忧虑，尽管他们看似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荷马很轻率地对文明与野蛮做了区分。独眼巨人“妄自尊大且无法无天”，他们并不费心耕种土地，而是直接采集他们所需的物资。“他们从不开会商讨相应事宜，也不制定相关法典”，在洞中过着孤僻的生活，并不关注自己的邻居。

[13]

他们是不敬神明的食人一族。

[14]

总之，他们不懂得贸易的好处：“巨人库克罗普斯没有造出涂红了船首的船只，他们中间也没有造船的工匠，因此无法建造结实的船只，无法到达每个有人居住的城市，也无法完成海上航行之人可以完成的诸多任务。”

[15]

而忒勒玛科斯生活的岛屿则很容易就能找到修造海船的船匠，因为雅典娜建议忒勒玛科斯打听他父亲的音讯，“准备一条你能找到的配有二十位桨手的最好船只”。

[16]

在这个时代，海上航行是自然而便捷的。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人们开始在地中海上与其他地方建立联系。希腊人与腓尼基人或是联合或是竞争，不但他们的发源之地开始焕发新生，其在故土之外建立的城市文明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另外，他们对定居地之外的地中海上的其他族群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

爱琴海（特别是埃维厄岛）的希腊人开始与面向第勒尼安海而居的族群往来的时刻被描述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西方文明而言，“该时刻几乎要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单项进步都更为影响深远”。

[17]

它不仅对于希腊的商人和移居者最早踏上的意大利土地是一个重要时刻，对于希腊本土繁荣的贸易中心亦是如此：埃维厄岛上的城市衰落后，科林斯控制了航线，将成千上万的精致陶瓶运往西方，并将诸如金属和食材等原材料运回来；继科林斯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开始获得同样的贸易统治地位。希腊能够在青铜文明衰落后重现繁荣，希腊手艺人偏爱的独具风格的物件能够广布各地（希腊艺术因此成了远西的伊比利亚和伊特鲁里亚手艺人的参照对象），离不开这些外部的资源和联系。要书写希腊文明史，如果不关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水域，而只描述雅典和斯巴达崛起的故事，就如同在书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时认为文艺复兴只发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希腊人与那不勒斯湾的首次接触可追溯至迈锡尼时期，维瓦拉岛（Vivara）上发现的陶器可以证明此点。埃维厄人大约于公元前750年在邻近的伊斯基亚岛建立了一个落脚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有意紧随其青铜时期先人的足迹的；但铁器时代的第一批希腊移民定居在了深入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某处一事仍令人费解。紧接着，他们在该海湾的库玛［Kyma，即库迈（Cumae）］建立了一个陆上定居地。

[18]

半个世纪后，斯巴达人在意大利靴跟处的塔拉斯［即塔兰托（Taranto）］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从该地可以轻松航行至爱奥尼亚诸岛和科林斯海峡，且对于在意大利土地上的首次试探性探索而言，定居这里似乎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尽管如此，一般观点认为，腓尼基人已经多次航行至北非，甚至在此之前已经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塔特索斯。这些漫长而雄心勃勃的路线的形成以获取金属为动机，无论是托斯卡纳和撒丁岛的铜和铁，还是撒丁岛与南西班牙的银。晚于这个时代的一份希腊文献在记载腓尼基航海者前往塔特索斯的航行时，对腓尼基人能在遥远的西方找到这些财富表示惊讶。据其记载，这些商人载着油向西航行，然后踏上归途，带着“如此之多的白银，以致船只上没有空间再装载或者再接收白银，于是他们在起航之时将所有设备与器具都打制成了银具，甚至还打制了银制船锚”。

[19]

而且我们还可看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些水域，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这些水域上的主要定居地，如迦太基和库玛，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例如希腊城邦中的居民并不认为他们是希腊人，而是自称埃维厄人、多利亚人或爱奥尼亚人），但这些跨越广阔海域的航线是一项合作性事业。

连接埃维厄和伊斯基亚两岛的贸易路线的两个端点在哪里是一个谜。为何在经历了“黑暗时代”的长期衰退后，埃维厄岛会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中心，至今仍不得而知。

[20]

埃维厄是一个被森林覆盖的狭长岛屿，它的一侧与希腊本土相连；从希腊本土至此最多几英里的路程，赫西俄德却过分夸大了穿过该狭窄海峡的恐怖。岛上的两大主要城市哈尔基斯（Chalki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控制着优质的自然资源，且在与雅典和科林斯的地方贸易中较好地开发了这些资源，这一点或许是关于埃维厄崛起的最有力解释。埃维厄盛产木材，这对于船只建造至关重要。实际上，一首献给阿波罗的荷马式赞歌（Homeric Hymns，即写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的赞美诸神的一类诗歌，它们被认为带有荷马的风格）就曾描述该地“以船只闻名”。酒是另外一种资源——早期希腊语单词“woinos
”被传到意大利，在这里伊特鲁里亚人将这个词改为了罗马人所知的“vinum
”。

[21]

哈尔基斯的名字说明该地区富藏铜矿，而且在埃维厄岛的勒夫坎迪（Lefkandi），人们发现了用于铸造三足器的模具，它们属于约前10世纪晚期的物件。当时勒夫坎迪是一个繁荣的中心，在该地，一处一端呈半圆形的建筑已被挖掘出来。据测量，该建筑长四十五米、宽十米，修建时间为前950年以前。它是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修成的，其屋顶上有茅草覆盖。这是一位伟大武士的壮观陵墓，该武士身披亚麻布斗篷（其残片还在），在他身旁有铁剑、矛以及随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三匹马。墓中还有一具女性骸骨，她的陪葬品有金首饰以及铜铁制成的别针。

[22]

埃维厄人并未将其所有精力都投向伊斯基亚岛。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将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打造成东西地中海贸易网中的中间点。早在公元前11世纪晚期，制陶术已经从叙利亚海岸传至勒夫坎迪。约前825年，阿尔米纳建立了贸易点，这加强了勒夫坎迪与叙利亚的联系。勒夫坎迪遗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莱昂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发掘，他很明确地阐述了埃维厄岛作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对其周围地区的重要性——向东是欣欣向荣的亚述帝国，沿海岸下行可到达推罗和西顿，穿过公海可到达爱奥尼亚人（即希腊人）的土地。

[23]

它与塞浦路斯的联系更为紧密，经塞浦路斯可到达叙利亚诸城镇、南安纳托利亚及尼罗河三角洲。埃维厄是所有沿海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腓尼基人在克提昂的殖民地也住着希腊居民和商人。在埃维厄的遗址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青铜权杖头，以及源自埃及或黎凡特地区的金器、彩陶、琥珀及水晶。

[24]

依据勒夫坎迪武士墓中出土的精美衣物残片推测，高质量的针织物对于勒夫坎迪的居民也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商品。叙利亚沿岸以生产布匹而闻名，其染料更是吸引了很多希腊人前往黎凡特。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埃维厄岛成了前9世纪希腊世界中最为繁华的地区（除部分希腊化的塞浦路斯岛外）。这些商品是由什么人带至埃维厄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前8世纪，在哈尔基斯人和埃雷特里亚人于伊斯基亚岛建立定居点之前，此地就已经开始繁荣。可能从塞浦路斯到来的商人并非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早期希腊诗人会了解腓尼基商人及其先进技术。

另外一个未解之谜是，埃维厄人从与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的商品交换中能获得什么。由于他们开辟了向西的航线，他们可以获得金属供应，如铜和铁，并以此换取东方的产品，因为很明显，在这个时期当地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埃维厄人的迫切需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义务供应一些货物，而这些在考古层中是没有留下确切痕迹的：成袋的谷物、装有酒和油的陶罐以及带瓶塞的香水瓶。装运这些产品的陶罐被运至远及以色列王国或位于南部安纳托利亚的奇里乞亚（Cilicia），陶罐的设计与图案固然已备受赞誉，但最重要的还是它们盛装的货物。之后，由于这种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贸易，为了能够购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埃维厄人被激发出了进一步寻找金属和其他一些商品以进行抵付的动力，因此进入了第勒尼安海。一些来自埃维厄岛或至少是埃维厄风格的陶器可以证明，埃维厄岛与撒丁岛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托斯卡纳海岸及内陆的铁矿依旧是较好的资源，在此地一些繁荣的村庄逐渐合并成为伊特鲁里亚繁荣城邦文化的基础。所以，埃维厄人渐渐开始与环第勒尼安海的居民建立联系，最初是以腓尼基人为媒介，而后通过他们自己的船只。

伊斯基亚是埃维厄人选择的一个基地，奇怪的是，他们称此地为匹德库塞（Pithekoussai
），意为猴子的领地。该岛一大吸引人之处为其葡萄园，另外还有其安全的近海地理位置，以此为据点，埃维厄贸易可向外辐射，寻找意大利中南部及诸意大利岛屿上的产品。

[25]

在约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拉科阿梅诺（Lacco Ameno）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基地，此地出土的两件特殊文物可说明这一遥远的定居点与希腊世界的联系。其中之一是产自罗得岛的酒杯，该酒杯被随葬于一个约十岁的男孩的坟墓之中。酒杯上镌刻了一段基调轻快的铭文：

涅斯托耳（Nestor）有一个精美的酒杯，任何人用此酒杯饮酒都将很快对戴着金黄色花冠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充满渴望。

[26]

据《奥德赛》中的陈述，涅斯托耳的酒杯由黄金制成，但是在倒入酒水之后，它就有了仅凭黄金无法赋予的魔力。

[27]

该则铭文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地方。它由哈尔基斯居民喜爱的希腊字母书写而成，它的刻写很有可能并不是与罗得岛上的铸造同时完成的，而是后来被埃维厄岛的希腊人添加上去的，当时他们已经从到访埃维厄岛的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文字。埃维厄人将这种字母文字向西带至意大利，之后这种字母（而非在希腊世界获得成功的阿提卡字母）促成了伊特鲁里亚字母文字的诞生，并由此衍生出了罗马的字母文字。除荷马的标准颂诗外，该诗是从前8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的韵体诗。它对于涅斯托耳的提及，进一步说明特洛伊战争在古风时期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据的中心位置。与罗得岛的联系，不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哈尔基斯人或埃雷特里亚人建立的间接联系，也为出现于伊斯基亚的一些产自罗得岛的小香水瓶（aryballoi
）所证实，人们在葬礼中用光瓶中之物，然后便丢弃了这些瓶子。

来自拉科阿梅诺的另外一件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一个浅颈花瓶（krater
），其边缘部分的图案描绘了一场海难。这也是第一个此种类型的陶器，是从意大利遗址出土的第一个有叙事画的花瓶，而且是在当地制造的。它展示了一艘船——与后来科林斯陶器刻画的那种船甚为相似——被打翻，其船员为了活命在海中游动，但是一人已经淹死，另外一人即将被一条大鱼吞食。接下来的场景是肚满肥圆的鱼将尾巴翘起，说明后一位船员似乎并未逃脱被吞食的厄运。这里并不存在《奥德赛》或其他英雄返乡故事中的场景，其展现的可能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情况，即真实世界中的人一旦到了海上便再无回归之时。其他来自古墓的证据也可以证明，海上交通对伊斯基亚的匹德库塞居民十分重要。有一些来自南伊特鲁里亚的花瓶，它们呈纯黑色，被称为巴契罗（bucchero
）；使之尽显典雅之风的是它们的造型，而不是装饰图案。南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联系特别紧密，在该地公元前8世纪70年代的古墓中，有约三分之一出土了产自黎凡特或在黎凡特影响下生产的产品。

[28]

在一座小孩的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圣甲虫护身符，上面有法老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的名字，据此可断定这是约前720年的墓。此外，塔尔奎尼亚（Tarquinia）的一处伊特鲁里亚遗址出土了一个彩陶花瓶，花瓶上的文字也提到了该法老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航线以埃及为起点，可能经过腓尼基或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到达希腊，而后进入第勒尼安海。无论如何，匹德库塞并非这条贸易线的终点，商人们继续向前推进，一直到达富藏金属资源的托斯卡纳海岸。就像海外的腓尼基人最终成为比黎凡特的腓尼基人更为忙碌的商人一样，在遥远的西方，埃维厄人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活跃的贸易世界，并最终将叙利亚、罗得岛及科林斯与匹德库塞连接在了一起。

匹德库塞的居民是贸易者，同时也是男女手艺人。一片可能源自厄尔巴岛（Elba）的铁渣揭示了与伊特鲁里亚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因为伊斯基亚并不生产金属。考古学家在这里也发现了冶炼设备，且从一些残存的金属短线和锭块来看，这里已经生产了铁器和青铜器。这是一个由勤劳的外来人员组成的社会劳动群体，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其人口为4800～9800人。因此，昔日的中转站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在此安家立业的不仅有希腊人，还有一些腓尼基人及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人。一个装有幼儿遗骸的陶罐上刻有腓尼基人的标志性图案。

[29]

我们不能只因为匹德库塞是希腊人建立的基地，就断言这里只有希腊人，特别是只有埃维厄人居住。如果外来的手艺人能带来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技术，他们也会受到欢迎，不论他们是科林斯的制陶者（从约前725年开始住在库玛），还是腓尼基的雕刻者（可以满足意大利人对东方雕刻品的需求）。因此，匹德库塞成为一座桥梁，“东方化风格”的物品汇集此地，并经此地传向西方。匹德库塞人注意到，伊特鲁里亚南部的一些正在兴起的村落，如维爱（Veii）、卡埃里（Caere）和塔尔奎尼亚，对东方的物品充满渴望，所以它们向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出售其想要的物品，作为交换，它们将获得产自伊特鲁里亚北部的金属。一些村庄围绕着“七丘”聚集，它们就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台伯河对岸，但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此点，我们就不太确定了。

3

修昔底德讲述了埃维厄岛的城市被卷入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的经过。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最惨烈的一次内战。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且几乎没有关于它的细节性描述；它可能是为争夺对利兰丁平原的地下铜矿和铁矿资源，或者平原上的葡萄园和牧场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

[30]

无论如何，至公元前700年，埃维厄岛已经盛极而衰。它无法继续维持领先地位，因为其他中心（如科林斯）已经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者。与西方的贸易为科林斯带来发财的机会。荷马早已描述过该城的富有。

[31]

前5世纪的传统主义诗人品达（Pindar）在《奥林匹亚颂》中唱道：“我将会了解幸运的科林斯，那地峡上的波塞冬门户。”

[32]

前5世纪的科林斯在领土和人口规模上，仅是雅典的约三分之一；但它凭借地利可以从跨地中海贸易，以及范围更大的自希腊西至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第勒尼安海的贸易网络获取巨额利润。坐落在连接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交通线上，科林斯也可以从穿越地峡的陆路贸易中获利。

[33]

科林斯卫城的陡峭要塞中（可能是几个村落的聚合体）的居民在约前900年就与更远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当时科林斯原几何风格的陶器已经到达维奥提亚（Boiotia）；至前800年，数量可观的科林斯陶器作为祭品被虔诚地送至德尔斐（Delphi）。

[34]

至前8世纪中期，很多科林斯陶器被运往匹德库塞，并从那里沿贸易路线下行至伊特鲁里亚的一些早期村庄。

[35]

在前7世纪，科林斯人在地峡的两端建立了港口，一个港口在科林斯湾的勒凯翁（Lechaion），另一个在肯克里埃（Kenchreai）。从肯克里埃出发经萨龙湾（Saronic Gulf）可进入地中海；萨龙湾的水域更为平静，但从科林斯到这里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与港口同样重要的，还有科林斯人建立的船只专用滑道（diolkos
）。通过滑道，科林斯的奴隶们可以经陆路将船舶从一个港口转移至另一个港口。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极富想象力地把滑道比作性行为：“这种滑道对于地峡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上下抽动阴茎的次数远比科林斯人将船推过滑道的次数还多！”

[36]

与东西方——包括希俄斯、萨摩斯、伊特鲁里亚——进行频繁贸易的证据在科林斯出土的陶器中就可以轻松找到。

[37]

修昔底德断言，科林斯是一个造船中心，因为“据说，赫拉斯的第一艘三列桨战船就是在科林斯制造的”。

[38]

在公元前625年至前600年间的某个时间，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与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统治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要建立一个范围远至爱奥尼亚和埃及的联盟。僭主的外甥基普塞洛斯（Kypselos）以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os）作为自己的昵称，这也是与佩里安德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法老之名。爱奥尼亚人的一个贸易据点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逐渐建立，很快科林斯的陶器便出现在了此地。

[39]

至前6世纪中期，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在购买陶器时最偏爱的就是科林斯陶器。在前8世纪晚期，迦太基人模仿了科林斯人的设计图案，随后就屈从于科林斯正宗陶器的小规模进口。伊特鲁里亚人在购买陶器时有能力鉴别其中的优质产品，例如约前650年的基吉陶瓶（Chigi vasa）是流传至今的最精美的科林斯陶器。直到前6世纪，雅典陶器才在出口至意大利的陶器中占据优势地位。

[40]

尽管科林斯陶器精美典雅，但没有人会相信科林斯仅凭人们对这些陶器的需求就能维持与东方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城市中致力于陶器生产的区域并不大。多数陶器作为压舱物放在装满易腐商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染成深红色、紫色、火红色和海绿色的地毯、毛毯、亚麻衣料）的船舱内。

[41]

这些商品的生产依赖于染料的供应，因此与腓尼基的紫色染料的贸易者的联系显得颇为重要。其中的一个联络点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中心阿尔米纳，在这里希腊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Aramaeans）及其他人群混杂而居且互通有无。

[42]

而科林斯的优势在于产品的多样性。科林斯商人们拥有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品、木材、精美器皿及陶砖（他们将大量的陶砖送往德尔斐的神庙，除了个别覆盖着大理石屋顶的建筑之外，那里的其他建筑都用陶砖覆盖屋顶）。小型的青铜制品是备受青睐的出口品，青铜和铁制成的武器、铠甲也广受欢迎，早在公元前700年，科林斯人就开始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

[43]

成功的代价是嫉妒，且在科林斯与其邻邦发生的战争中，勒凯翁曾几度落入敌人之手。但科林斯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邻居保持和平关系，该政策一直沿用到了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毕竟海上和陆上的冲突对一个贸易城邦来说是有害无益的。然而我们不太确定的是这种贸易是否由科林斯船只完成。在科林斯，我们发现了大量制造于前460年之前的迦太基双耳细颈陶罐，这说明科林斯与西地中海之间活跃的食材贸易是由科林斯人和迦太基人共同完成的。有人提出，运往科林斯的陶罐中装载的主要产品是一种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这种鱼酱从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的遥远的腓尼基人贸易中心库阿斯（Kouass）运来。

[44]

前8世纪末至前3世纪中，科林斯生产的双耳细颈陶罐已遍布西地中海，向西它们最远被运至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和伊维萨岛，南意大利及希腊人在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定居点也能看到这种陶器。制造这些陶罐是为了装载货物，且它们的出现揭示了当时活跃的谷物、酒和油的贸易；随着希腊本土的滨海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像西西里岛这样的地区对谷物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且将西方的希腊人与其故土联系起来的生命线就是通过科林斯地峡建立起来的。作为回应，科林斯将其土地上产出的富余产品油和酒卖给西西里岛及更远处城市的购买者。

[45]

科林斯的崛起引起了关于古代地中海经济的更广泛的争论。例如摩西·芬利认为，财富的根基在于本地的农业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他坚称，在科林斯，奢侈品的贸易量是很小的，以至于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明显作用，且后来的雅典亦是如此。芬利对人类学家关于礼物交换的观点深信不疑，认为在这一时期，相互联系远比寻求利益重要。很多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46]

例如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来，科林斯人开始使用一种银币，而且南意大利发现的一些窖藏银币表明，这些钱币早在前6世纪末就被带至西方。爱琴海世界中可以辨别的最古老硬币源自吕底亚（Lydia），但我们不知道科林斯人铸币的想法源自何处。很可能科林斯人铸币的最初动机是使那些使用他们的两个港口和滑道的商人定期缴纳税款。

[47]

无论如何，至前600年，从事贸易的人要远远多于从事礼品交换的代理人。

在科林斯早期历史中有两个人物证实了这一观点。一个是佩里安德，他的父亲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之前统治该城市的巴克基阿德（Bacchiad）王朝。

[48]

佩里安德统治科林斯的时间为公元前627年至前585年；就经济层面而言，这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佩里安德具有许多独裁者特有的坏品质：他被认为谋杀并尸奸了自己的妻子梅丽莎（Melissa）；他因为儿子死于克基拉岛而被激怒，从克基拉岛掠夺了三百个男孩并将他们籍没为奴，然后将他们送往吕底亚阉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他是严酷独裁者的典型。但亚里士多德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佩里安德依赖于市场和港口的税收，且秉公执法；甚至还有一些人将其推崇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49]

后来的很多文献公开断言，他是奢侈行为的反对者，据说他烧毁了深受科林斯贵妇喜爱的精美衣料，制定法律反对蓄养奴隶，主张臣民应自己从事劳动。

[50]

他憎恶懒散。此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关于他的遥远记忆中，他的政策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人物是巴克基阿德王朝的独裁者德玛拉图斯（Demaratos）。直到很久之后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德玛拉图斯的生平细节才得以披露，且披露人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是一位不太可信的作家。据说当德玛拉图斯的王朝被推翻后，他于约公元前655年逃至塔尔奎尼亚，并与当地一位贵族女子结婚。该女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塔克文（Tarquin），也就是罗马的第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据说德玛拉图斯也带来了一些手艺人。

[51]

科林斯人肯定发生过流散，而且巴克基阿德王朝曾积极建立科林斯人的海外殖民地。在约前733年，该王朝的臣民在西西里岛建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城邦叙拉古；约在同一时期，他们还在克基拉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但是与其的关系有时并不是很好。

[52]

克基拉岛是科林斯人沿伊庇鲁斯（Epeiros）和伊利里亚（Illyria）海岸建立的定居点之一，但克基拉本身也在埃比达姆诺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建立了一处殖民地。克基拉和叙拉古保护着穿过爱奥尼亚海前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者。从亚得里亚海里的殖民地人们可以获得产自巴尔干内陆的银，科林斯人铸造的精美钱币正是用这种银做成的。前4世纪初，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在努力控制中地中海水域时，决定在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建立一些城市”，目的是“确保通往伊庇鲁斯的航线的安全，且这些城市可以为船只提供停泊处”。

[53]

关于叙拉古和克基拉之建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其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已经存在的贸易路线，还是安置科林斯无法养活的多余人口？

[54]

当殖民者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稳固扎根后，他们就可以进行初级产品（如谷物）的贸易，进而缓解母邦在基础生活资料方面的压力，并使母邦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继续发展。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这一时期，一个希腊城邦将居民送至海外的动机有很多：在社会的顶层，有政治放逐者；在底层，有盯上新市场的商人和船主；此外有一些手艺人，他们意识到在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地区，对其产品的需求正在增加；还有一些人要到西方寻找可耕种的土地。拓殖活动并不意味着母邦发生了饥荒，它象征的是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以科林斯和其他在地中海上创立诸多子邦殖民地的城市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更进一步的希望。然而，正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所经历的那样，也有一些希腊人只能作为当地最有影响力之族群的客人居住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伊特鲁里亚人。

[1]
I.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8），p.17.

[2]
I.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8），p.22；also D.Briquel，Les Pélasges en Italie：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la légende
（Rome，1984）；R.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2008）.

[3]
Odyssey
1∶20，5∶291，5∶366，in the translation of Roger Dawe.

[4]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4，8.

[5]
Notably in the works of the French Homer scholars Victor Bérard and his son Jean Bérard：J.Bérard，La colonisation grecque de l’ltalie méridionale et de la Sicile dans l’antiquité
（Paris，1957），pp.ⅷ，304-9.

[6]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186.

[7]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41；M.Scherer，The Legends of Troy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1963）.

[8]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68-72.

[9]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68-9，94-8；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81-2.

[10]
Odyssey
14∶289；15∶416，trans.Dawe.

[11]
M.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
（2nd edn，London，1964）.

[12]
Odyssey
1∶180-85，trans.Dawe.

[13]
Odyssey
，9∶105-115.

[14]
Odyssey
，9∶275.

[15]
Odyssey
，9∶125-9.

[16]
Odyssey
.1∶280.

[17]
D.Ridgway，The First Western Greeks
（Cambridge，1992）（revised edn of L’alba della Magna Grecia
，Milan，1984）.Subsequent literature on the western Greeks：G.Pugliese Carratelli（ed.），The Western Greeks
（London，1996）；V.M.Manfredi and L.Braccesi，I Greci d’Occidente
（Milan，1996）；D.Puliga and S.Panichi，Un’altra Grecia：le colonie d’Occidente tra mito，arte e memoria（
Turin，2005）；also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18]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160.

[19]
Cited by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99.

[20]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52-69.

[21]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159.

[22]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17；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55-9.

[23]
L.Woolley，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1953），pp.172-88.

[24]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22-4.

[25]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38-49.

[26]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55-6，figs.8-9；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57-8.

[27]
Odyssey
3∶54，trans.Dawe.

[28]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57-9，115.

[29]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111-13，and fig.29，p.112.

[30]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69-70.

[31]
Iliad
2∶570-cf.Thucydides 1∶13.5；J.B.Salmon，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
（Oxford，1984），p.1；M.L.Z.Munn，‘Corinthian trade with the W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h.D.thesis，Bryn Mawr College，University Microfilms，Ann Arbor，MI，1983-4），p.1.

[32]
Pindar，Olympian Ode 13；C.M.Bowra（trans.），The Odes of Pindar
（Harmondsworth，1969），p.170.

[33]
Thucydides 1∶13.

[34]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84-5，89.

[35]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89.

[36]
Aristophanes，Tbesmophoriazousai
，ll.647-8.

[37]
L.J.Siegel，‘Corinthian trade in the ninth through sixth centuries BC’，2 vols.（Ph.D.thesis，Yale University，University Microfilms，Ann Arbor，MI，1978），vol.1，pp.64-84，242-57.

[38]
Thucydides 1∶13；Siegel，Corinthian Trade
，p.173.

[39]
Herodotos 1∶18.20 and 5∶92；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London，1956），pp.50-51；Siegel，Corinthian Trade
，pp.176-8；also M.M.Austin，Greece and Egypt in the Archaic Age
（supplements to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o.2，Cambridge，1970），especially p.37.

[40]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05-6，109-10.

[41]
Munn，Corinthian Trade
，pp.6-7；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01-5，119.

[42]
Woolley，Forgotten Kingdom
pp.183-7.

[43]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99，120.

[44]
Munn，Corinthian Trade
，pp.263-7，323-5.

[45]
Salmon，Wealthy Corinth
，p.136.

[46]
K.Green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M.I.Finley reconsidered’，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53（2000），pp.29-59，especially 29-34.

[47]
Munn，Corinthian Trade
，pp.78，84，95-6，111；cf.M.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1973）.

[48]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45-9.

[49]
Herodotos 5∶92；Aristotle，Politics
，1313a35-37；Salmon，Wealthy Corinth
，p.197；also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50-53.

[50]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99-204.

[51]
C.Riva，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700-600 BC
（Cambridge，2010），pp.70-71；A.Carandini，Re Tarquinio e il divino bastardo
（Milan，2010）.

[52]
A.J.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1964），p.220.

[53]
Diodoros the Sicilian 15∶13.1；Munn，Corinthian Trade
，p.35.

[54]
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pp.218-23.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800～前400年）

1

伊特鲁里亚人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其令D.H.劳伦斯（D.H.Lawrence）着迷的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墓葬壁画，不只在于其特殊语言令人困惑的起源，也不只在于其在早期罗马史中留下的深刻痕迹。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西地中海在东地中海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第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有时，伊特鲁里亚文化被贬低为一种衍生文化，伊特鲁里亚人被一位最为著名的希腊艺术家贴上了“无艺术修养的野蛮人”的标签；

[1]

他们生产的任何符合希腊人标准的物件都被归为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其他被扔掉的作品则是可证明他们艺术水平低下的证据。然而，即使伊特鲁里亚艺术不具有古典意义上的品位或完美性，大多数人还是会像劳伦斯一样赞美其生动性及表现力。但是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伊特鲁里亚受到希腊和东方影响的程度、丰富多彩的东地中海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以及意大利中部（罕有迈锡尼人拜访此地）与爱琴海及黎凡特建立密切商业关系的过程。这些进程是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的一部分，辐射了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

伊特鲁里亚崛起的标志有：除希腊早期殖民者的城市外第一批意大利城市的修建，伊特鲁里亚人海上势力的建立，以及意大利中部与黎凡特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形成。随着这一进程的发生，地中海的文化版图经历了长期变化。高度复杂的城市社会在西地中海沿岸形成，在这类社会中，对腓尼基和爱琴海海域物产的需求日益增长，融合了东西方特征的新艺术风格开始出现。沿连接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贸易新路线前来的不仅有希腊商人和腓尼基商人，还有希腊和腓尼基的男女众神，且希腊众神（包括一整套关于奥林匹斯山的神话、特洛伊的故事及诸英雄的传说）最终征服了意大利中部族群的思想。对于科林斯精美器皿（后来是雅典器皿）的需求使诸多市场建立起来；实际上，多数最为精致的希腊器皿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墓中而不是希腊人的墓中。迦太基初期的成功也与这些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市场有关。迦太基的位置就在这些市场的附近，迦太基人获得了进入伊特鲁里亚诸城邦的特权，而这种联系又通过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公元前509年与罗马人的一项协议）得到了巩固。在迦太基人眼中，与他们在北非与西西里岛进行贸易的土著民族文化相对落后；但在伊特鲁里亚，他们找到了理想的贸易伙伴，且在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争夺中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中，伊特鲁里亚人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盟友。

伊特鲁里亚人因其两大“未解之谜”引起了各方关注。它们是关于族群起源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立于古代世界其他语言的伊特鲁里亚语的起源问题。古代历史学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认为伊特鲁里亚人自东地中海迁徙而来。希罗多德的说法很有价值且接受度很高，他的陈述展现了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奥尼亚希腊人是如何看待地中海世界中诸民族与各地区间的关系的。

[2]

他向我们说明了，在吕底亚王阿提斯（Atys）的统治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在很遥远的过去，移民是如何发生的。希罗多德说，吕底亚人发明了除跳棋以外的其他棋类游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他们最初的解决方法是吃一天饭，下一天棋，希望以此忘记饥饿：“以此方式，他们坚持了十八年。”但是形势越来越糟。所以国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将饥饿的人口分为两部分，一半人口将继续留在吕底亚，另一半人口则要在阿提斯之子
圣（Tyrsenos）的带领下寻找新的家园。

[3]

移民者下行至士麦那，他们制造船只，航行经过了许多地方，最后到达了翁布里亚人（Umbrian）的土地。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城市，依照首领
圣的名字称自己为
圣人。
圣（在雅典阿提卡方言中写作Tyrrhenos
）对于伊特鲁里亚人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希腊语名称。于是，我们有了另一种希腊作家们非常喜欢的说法。相信伊特鲁里亚人自东方迁徙而来的人不仅包括一些最伟大的罗马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及卡图鲁斯（Catullus），还包括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家，如西塞罗、塔西佗（Tacitus）和塞涅卡（Seneca）。显然，伊特鲁里亚人和吕底亚人对此也坚信不疑。公元26年，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决定在小亚细亚的一座城中建立一间雄伟的神庙；为说服罗马人萨迪斯（Sardis）是这座神庙的最理想位置，该城提醒元老院说，伊特鲁里亚人是罗马人在几个世纪前派往海外的拓殖者，这说明萨迪斯一直与意大利有密切的联系。

[4]

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的古文物收藏家迪奥尼索斯与希罗多德一样是哈利卡那索斯人，他决心证明伊特鲁里亚人并不是东方的移民，而是意大利的土著居民。他最终希望证明希腊人与罗马人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证实伊特鲁里亚人生于本地是其复杂论证过程中的一环。

[5]

这种观点在20世纪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间颇受欢迎，他们意识到，仍然被广泛认同的希罗多德的记载只是表面上看似合理而已。一方面，希罗多德阐释了东方文明对于早期伊特鲁里亚艺术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当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开始深入第勒尼安海时，这种影响显得最为深远，但这个时间比希罗多德设想的东部移民来到伊特鲁里亚的时间要晚很多。且正如迪奥尼索斯所言，吕底亚的语言（起源于卢维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6]

当代意大利考古学家马西莫·帕罗提诺（Massimo Pallottino）受到迪奥尼索斯说法的影响，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种族”问题，而是伊特鲁里亚文明作为融合多种文化要素——既有拥有不同起源与语言的当地居民，也有来自腓尼基和希腊的外来商人——的复合体如何形成的问题。

[7]

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流浪雇佣兵（condottieri
）可能已经在意大利中部诸族群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可以解释前650年前后，塔尔奎尼亚和卡埃里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突然开始热衷于东方风格的大型墓葬；而“塔尔奎”（Tarquin，或Tarchna
）这个名字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安纳托利亚的暴风之神塔浑（Tarhun），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塔浑就已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特洛伊附近的阿扎瓦族（Arzawa）及其土地。至于伊特鲁里亚语，它肯定是一种产生于意大利的古老地中海语言，但后来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入侵者用他们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取代了伊特鲁里亚语。学界也曾尝试在血型和DNA的帮助下解决这一难题。

[8]

据说在托斯卡纳的穆尔洛（Murlo，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地人口的基因类型与黎凡特人的基因类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托斯卡纳中部的牛也比我们想象中的牛具有更多“东方”特点，科学家们因此推测，当时到来的不仅有移民，还有他们的牲畜。

[9]

但在伊特鲁里亚时代之后，东方人有很多机会——或者作为罗马军团的士兵，或者作为中世纪的奴隶——定居于托斯卡纳的城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伊特鲁里亚人从何而来，而是他们如何在意大利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

伊特鲁里亚文明并非因为大规模的移民而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伊特鲁里亚与东地中海的联系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关于伊特鲁里亚崛起的解释强调的不是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物品、审美标准和宗教崇拜自东向西的引入。民族可能并未迁移；但是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看，个体可以完成迁移，例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他是罗马王塔克文一世（亡于约公元前579年）的父亲，以及前7世纪希腊制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Aristonothos）——他工作于伊特鲁里亚的卡埃里。

[10]

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带来的不仅是陶器和奢侈品，还有社会行为的新模式。宴会（包括宴会中斜躺于卧榻上的习俗）及葬礼可能都模仿了叙利亚的习俗。性行为则融合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本土的习俗：单词katmite
是典型的希腊词语Ganymede
（侍童）在伊特鲁里亚文中的缩写形式，该词后又被转化为拉丁语的catamitus
（娈童），这个词还带有对伊特鲁里亚人喜欢鸡奸行为的指责；但是一些研究者同时也感到困惑，因为女性在宴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其他地方，宴会则是男人的特权。

[11]

2

从很早起，伊特鲁里亚人也被指控为海盗。一首荷马式诗歌使伊特鲁里亚人与海盗的关系变得明朗化。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故事，即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以一位英俊青年的形象出现，披着一件漂亮的紫色披风，长发随风舞动，站在海边岬角上。但是：

很快，一艘精心装饰的船只

飞也似的向酒红色的大海驶来，

船上的人是海盗，他们是提色尼安人。邪恶的命运引导着他们，

他们看到了他，对他点了一下头，迅速跳下来，

将他俘获，带到他们的船上，心中甚为喜悦。

[12]

但是绑索从他身上自然脱落。舵手意识到他是神而不是人，因此说：“不要碰他，万一他生气了，会招来狂风暴雨。”但是船长回答道：“我认为他要去埃及或塞浦路斯或北方净土（Hyperborean）或更远的地区。最终，他会告诉我们谁是他的朋友及他们有什么财富。”作为回应，狄奥尼索斯用葡萄藤将该船缠绕起来，把酒倾倒在船舱内，然后召出一只熊。受惊的水手们纷纷跳入大海，变成了海豚。酒神饶恕了那名舵手，最后现形为“呐喊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与海盗的故事是很多花瓶绘画者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技艺最为高超的雅典画师埃克斯基阿斯（Exekias）便是其中之一。出自他之手的一个浅杯上描绘了狄奥尼索斯斜躺在一艘船上，船的桅杆已经为一条巨大的葡萄藤所攀附，该葡萄藤一直向上攀爬，超出了宽大的帆，七只海豚绕着该船跳跃。该绘画以黑色构图，底色为红色，制作时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530年。

[13]

这个杯子上有画师的印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出土于伊特鲁里亚最大城市之一乌尔奇（Vulci）的墓地之中。乌尔奇的居民极其喜欢精美的希腊陶罐。尽管伊特鲁里亚人事实上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反派角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埃克斯基阿斯杯子的喜爱。

在致狄奥尼索斯的颂诗中，他似乎站在了东地中海的某处海岬上，因为海盗们认为他可能要去黎凡特或黑海以北的“北方净土”。提色尼安人出现在希腊水域的说法也被利姆诺斯岛上的考古发现证实。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强调在爱琴海诸岛及沿岸有由这些民族组成的居住区。

[14]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出，提色尼安人和佩拉斯吉人生活在爱琴海北部沿岸，在阿索斯山（Mount Athos）周围及利姆诺斯岛上（该岛在阿索斯山的视域范围内），但在公元前511年雅典人的一次入侵中，他们被驱逐了。

[15]

此故事还有一个关于早期地中海贸易和航海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修订版本，其中讲到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已经有了他们的早期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多少与伊特鲁里亚人有关。（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极为别出心裁的观点，狄奥尼索斯与海豚的故事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伊特鲁里亚人尽力控制地中海上的酒业贸易的方式。）

[16]

所有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希腊语中都被称为提色尼安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提色尼安人都是伊特鲁里亚人。很明显，提色尼安人主要用于指代野蛮的海盗。

[17]

上述评论很容易被认为是古代历史学家对神秘的希腊民族之幻想的又一个例子。但是神话与现实是有关联的。一块发现于利姆诺斯岛卡米尼亚（Kaminia）的墓碑上刻有一位武士小像，据说于公元前515年前后立起，该武士手持盾牌与长矛，旁边用希腊字母刻着一段铭文。但它并不是希腊语，因为还发现了一些写有同样语言的铭文残片，上面显然是利姆诺斯岛上的居民使用的一种语言，而当时岛上居住的仍然是修昔底德笔下的“提色尼安人”。这种语言与远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铭文所用的语言相似，但并非相同。

[18]

卡米尼亚石碑纪念的是弗凯亚的赫莱斯（Holaies the Phokaian），他位高权重，死时年仅四十岁（有人认为是六十岁）。赫莱斯似乎在爱奥尼亚海沿岸的弗凯亚和爱琴海周边地区当雇佣军。

[19]

但是爱琴海的提色尼安人除了语言和喜欢做海盗外，在其他方面都不像伊特鲁里亚人。在艺术和工艺方面，利姆诺斯并未模仿伊特鲁里亚。除了古典时期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及铭文外，并无其他迹象表明该地居民和伊特鲁里亚人有任何联系。这里没有发现伊特鲁里亚的陶罐碎片，也没有发现可说明此处与伊特鲁里亚讲相似语言的居民建立了直接联系的迹象。

[20]

米里纳（Myrina）城外的一个前7世纪的神殿（多少有些奇怪的是现在它被并入一家酒店）由像迷宫一样的许多走廊和房间组成，但它和希腊或意大利没有明显关联。因此，爱琴海地区的提色尼安人是由一些与伊特鲁里亚人讲类似语言的族群组成，可能他们也喜欢做海盗，但是他们可能保留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化；而意大利的提色尼安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则将伊特鲁里亚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明之地。

希腊人可能致力于区分其所遇到的每一个民族，在他们之间严格划界区别；但现实是，像利姆诺斯岛和阿索斯山这样的地方是新旧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有时，古代习俗甚至语言还会在这些地方遗存。地中海的海岸和岛屿并没有形成统一体。不同族群于地中海诸岛和海岸分散居住已有几千年之久。希腊作家对地中海诸民族的死板划分扭曲了事实真相。

3

从保守的利姆诺斯进入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塔尔奎尼亚，就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大改变，且这些变化来自穿越地中海到达这里的强大推动力。这种大改变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从意大利西部沿岸——这些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先与东地中海文化建立密切联系的——传入内陆。首先，一些村社共同体在山顶上圈地建房，这里后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即罗马人熟知的塔尔奎尼亚（在古罗马语中写作Tarquinii
）。

[21]

该名称是复数形式，伊特鲁里亚其他一些城市名也是复数形式（Veii
——维爱；Volsinii
——沃尔西尼；Vulci
——乌尔齐；Volaterrae
——弗拉特拉），这可能告诉大家它们都是由若干村落聚合而成的。最早在这些村落中的前城市文化（pre-urban culture）被命名为“维兰诺瓦”（Villanovan），从发音来看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名称：维兰诺瓦是波伦亚（Bologna）的一个郊区，它是第一个被考古学家认定的具有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火葬墓地。维拉诺瓦文化也在同一时期于伊特鲁里亚南部沿海地区出现，而后逐渐向北扩散至现在的托斯卡纳，且穿过了波伦亚的亚平宁山脉。然而，最先发生向城市文明的跨越的，却是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这些城市富裕且组织完善，有文化精英，有漂亮的神殿，也有技艺精湛的匠师。伊特鲁里亚文明从沿海城市逐渐向内陆传播；而且一些晚期的中心，如佩鲁贾（Perugia），最初是作为内陆的居民区出现的，后来它们也被伊特鲁里亚化。

[22]

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特鲁里亚“民族”的确因为迁徙而出现，但它是意大利内部的迁徙，是从地中海岸向亚平宁山脉或者跨越亚平宁山脉的迁徙，而且它更多是风尚的转移而非人口的流动。

维兰诺瓦工艺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属其具有顶饰的青铜头盔，该头盔的制作方式让我们回想起了同时期的中欧青铜器；这些头盔很清楚地证实了武士阶层在已经形成等级制度的维兰诺瓦村社中的地位。

[23]

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不再行火葬而改为葬于狭长的墓坑中，造成这种改变的不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是海外联系的建立。最终，这些坑墓就变成了规模更大的塔尔奎尼亚和切尔韦泰利（Cerveteri）的丘冢和绘画墓葬。有一处可以被认定为早期贵族武士之墓的墓葬，但由于没有给他歌功颂德的铭文，我们不能确定墓主的名字，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维兰诺瓦文化中出现了书面文字。1869年，有消息称在塔尔奎尼亚城外的墓地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棺，这处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墓葬被称为“武士之墓”。

[24]

从其随葬品可以看出，东地中海的商品已经到达此地，后来这些商品成了一位塔尔奎尼亚贵族价值不菲的所有物。墓中发现了十四个希腊风格的花瓶，其中有几个是迁居至意大利的希腊陶工制成的，但保留了产自克里特岛、罗得岛及塞浦路斯岛的物件的样式。

[25]

而此地与东地中海有更广泛联系的说法进一步被发现于墓中的圣甲虫指环证实。该指环由银和铜铸成，在其下方雕刻着一只腓尼基风格的狮子。

[26]

这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借助大海实现的。有大量维兰诺瓦时期的陶制船模留存下来，船头采用鸟头的造型；据推测，这些陶器是维兰诺瓦海盗和商人的陪葬品，因为要将一整只大船同死者的尸体或骨灰一起埋葬是不太可能的。

[27]

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在卡埃里居住并工作，他在一个陶制醒酒器上描绘的海战场面栩栩如生，这场海战可能发生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间，一方站在一艘较低的桨船上，另一方则站在较沉重的商船上。

[28]

可以推测，维兰诺瓦人的物品中既有自制的，也有进口的，因为该文化在青铜武器的设计方面与爱琴海世界遥相呼应，在陶器风格上更是如此：传统的维兰诺瓦陶瓶其实是一些融合了希腊元素的装饰性储物罐，这种陶罐会使我们想起前9世纪的希腊几何风格陶罐。维兰诺瓦人开始用一些精细的颗粒状花纹装饰首饰，后来这成为伊特鲁里亚金匠们的特有手法，这种方法学自（且后来超越了）黎凡特。

[29]

一些青铜器甚至已经可以与乌拉尔图（Urartu，位于现在的亚美尼亚）的精美浇铸物相媲美。

[30]

基底金属贸易是伊特鲁里亚繁荣的根本。多亏当地盛产铜、铁及其他金属，伊特鲁里亚人才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从希腊和黎凡特进口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产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成品可供出口［但他们已经为表层光滑的黑陶（bucchero
）找到了销售市场，也就是希腊、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厄尔巴岛及其对面的波普罗尼亚（Populonia，伊特鲁里亚唯一真正位于海上的主要城市）周围的海岸富藏铁矿；再深入内陆一些的维图罗尼亚（Vetulon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周边是铜矿富藏地。

[31]

至前7世纪，一个繁荣的新定居点出现在了位于阿尔诺河河口附近的比萨，此地是多条通商道路的交汇处。

[32]

经由比萨，伊特鲁里亚人与撒丁岛的居民交换金属；撒丁岛的陶工甚至定居在了维图罗尼亚。

[33]

他们可能是作为奴隶到达此地的，因为当第勒尼安海发展出商业之时，猎奴和贩奴成为进一步在海上获取利润的手段。盐是另外一种资产，维爱城的居民与其近邻罗马城的居民在台伯河口竞相争夺对盐供给的控制权。酒也是伊特鲁里亚商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物品，他们将其运出第勒尼安海，再运往法兰西南部。

[34]

当希腊人在伊斯基亚附近站稳脚跟后，他们对这些自然财富的开发变得更有热情。然而能够证明意大利中部与希腊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希腊人到达该地几十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维兰诺瓦的胸针和别针出现在了希腊人的遗址中，另外还有许多由维兰诺瓦青铜工匠制作的盾牌和头盔的残片。

[35]

将它们运载至此地的很可能是希腊作家提到的提色尼安人的船只。在此地与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建立联系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就开始制作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的原始科林斯式陶罐。塔尔奎尼亚最具实力的居民及其邻居希望获得来自东地中海的精美物品，以彰显他们的权势与地位，这些物品包括：由腓尼基商人带来的鸵鸟蛋，刻有狮身人面像、黑豹、荷花及其他“东方”特色图案的象牙和金板，带有埃及主题图饰的彩陶和玻璃制品（尽管大多都是在腓尼基生产的仿制品）。

[36]

从东方引入的一种文字将改变意大利的面貌。字母文字从希腊来到伊特鲁里亚，但还不确定其是源于希腊本土还是来自第一批定居于伊斯基亚和库玛的居民。在形式上，伊特鲁里亚字母是来自埃维厄的希腊字母。该字母沿贸易路线来到这里，且很早以前就到来了。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是一块公元前7世纪的书写板，它于1915年出土于阿尔贝尼亚的马尔西利亚那城（Marsiliana d’Albegna）。它的边框刻有字母表，按照传统的字母顺序排列，其形式似乎非常古老。

[37]

该书写板出土时旁边还有一支铁笔，且在书写板上还有蜡的痕迹，因此该书写板的用途很明显是学习文字。

[38]

在模仿希腊字母的基础上，伊特鲁里亚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标准字母，一般情况下，这种文字的书写是由右向左的（与腓尼基及早期希腊字母文字一样）。伊特鲁里亚的字母文字之后又被很多邻近族群借鉴，他们中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

早期的铭文揭示了许多与通过海洋建立的联系有关的事实。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商人们记录了他们的交易，一个例子便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佩克玛赫（Pech Maho）发现的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一块铅板。这块铅板的一面用伊特鲁里亚语书写，提到了玛塔利艾（Mataliai
，即马赛）；后来该铅板被重复使用，上面用希腊语记录了向恩波利翁（Emporion，希腊人建于加泰罗尼亚海岸的一个基地）的居民购买船只的细节。

[39]

人们在位于罗马北部海岸的卡埃里的港口皮尔吉（Pyrgoi）发现了三块金箔板。这些金箔板反映腓尼基人（可能性最大的是迦太基人）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其中两块金箔板上的文字是伊特鲁里亚文，另一块写有腓尼基文。它们记录了约前500年吉斯拉（Cisra，或卡埃里）的国王塞法利·维历阿纳斯（Thefarie Velianas）的献词，该国王向伊特鲁里亚的女神乌尼（Uni）献出了一座神庙。通常而言，该女神等同于希腊的赫拉（Hera）、罗马的朱诺（Juno）；但是在这里，她等同于腓尼基的阿施塔特女神。

[40]

这里也有来自希腊的到访者：塔尔奎尼亚附近发现了一段约前570年的铭文，它被刻在一块新月形的石头上，这块石头象征着一只锚。这段铭文读作：“我属于艾伊娜的阿波罗（Aiginetan Apollo），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os）生育了我”。这段文字属于靠近雅典的艾伊娜岛（Aigina）上的希腊语方言，可以确定，这里所说的索斯特拉托斯就是希罗多德记载的那个带领希腊商人前往塔特索斯经商的人。

[41]

伊特鲁里亚人并没有为外来的商人和迁居者设置什么障碍，也没有排斥他们的神祇；事实上，伊特鲁里亚人欢迎他们，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

[42]

4

在“东方的”艺术风格对古代维兰诺瓦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公元前7世纪中期，伊特鲁里亚的文化、政治甚至环境都发生了改变。由于希腊与黎凡特的联系通过爱奥尼亚和腓尼基商人得到了强化，希腊文化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过程。实际上，这些爱奥尼亚人是穿越海洋从东方到达伊特鲁里亚的一种影响力之源，所以明确分辨影响源自希腊还是东方的其他地区是很难的：一些有翼生物的石雕被用来保护死者的坟墓，这种坟墓非常奢华，不再是简单的墓冢，而通常是仿照死者生前的房子建立的墓室。在塔尔奎尼亚，最早一批纪念性陵墓建于地面之上，它们是宽大的圆形构造，上面还覆有尖顶；其入口上方的石灰板上刻画着诸神及另外一个世界的精灵。同时，这些陵墓建筑也展现了那些新兴贵族精英之财大气粗，他们竟然为死者修建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宫殿。这种设计似乎与东地中海地区，如吕底亚、吕西亚及塞浦路斯等地的墓葬非常相似。自前6世纪中期起，为精英家族修建绘有壁画的坟墓已成为塔尔奎尼亚的一个特色。但更早的一些例子则来自其邻近城邦；而且，2010年8月，考古学者挖掘出了一处前7世纪中期的部分用绘画装饰的前厅，它可能是王室陵墓的一部分。该发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处陵墓与位于塞浦路斯东部的萨拉米斯（Salamis）同时期的希腊坟墓最为相似。

[43]

最早的坟墓深受希腊爱奥尼亚艺术的影响，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建造这些坟墓的艺术家是否本身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很明显，外来匠人和本地匠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卡埃里墓葬中的前6世纪绘画（现藏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有强势的构图、规范的布局、细致的空间组织，它们不仅在风格上属于爱奥尼亚，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的人物场景也来自希腊神话：帕里斯的裁判和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塔尔奎尼亚的绘画墓葬中经常会饰有一些家庭宴会的场景，同时也有一些希腊神话中的故事：阿喀琉斯（Achilles）出现在公牛墓（Tomb of the Bulls）中，且神秘的巴龙墓（Tomb of the Baron）中绘有的游行场景完全属于希腊风格。一个檐壁上绘有年轻人牵着马的情形，以及一个留有胡须的男子领着一个年轻同伴与一位情妇或女神会面的情形。这些壁画在灰色底漆涂层上用红、绿、黑三种颜色简单着色，每一个人物形象看上去都深受爱奥尼亚文化的影响——这些人都戴有爱奥尼亚的一种尖顶帽（tutulus
），且他们皆体态丰满健壮。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参观了该墓，像大多数参观者一样，他也被其独特且栩栩如生的壁画吸引：狩猎和捕鱼的场景、鸟儿飞翔的场景、一个裸体男人跳入海中的场景、一个捕鱼者拖动网绳的场景。至少，这些画面所反映的更多是伊特鲁里亚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希腊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即现在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发现的一处绘画墓葬中，也有一个跳水的场景，这表明这些图像是希腊绘画者经常使用的题材。

在其他艺术类别与它们所揭示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相似的情形。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开始模仿科林斯和雅典具有黑色图像的陶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后来，在陶罐的红底上绘涂黑色图画的方法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红纹技术取代：陶罐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被涂成黑色，而未被涂黑的红底则构成了陶器上的图画。伊特鲁里亚人在从雅典购买大量新陶器的同时，也制作一些仿制品。

[44]

但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器物外观极其保守，他们更喜欢“古老”或“仿古”的风格；而在当时的雅典，雕塑和绘画都采用了一种具有生命力与“和谐”感的古典风格。

[45]

伊特鲁里亚人从希腊人那里购买的陶器并非都是最优质的。在位于波河河口的伊特鲁里亚人聚落斯皮纳发掘的陶器几乎都产自希腊，尤其是希腊的雅典；但是它们有时质量非常差，一个雅典艺术家甚至被称为“最糟糕的绘画者”。

[46]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绘在陶器上的图案讲述的完全是希腊神话故事。意大利诸民族开始借用希腊世界的神话和宗教理念；古老的森林和水源崇拜依旧保有活力，但是意大利诸民族之无形的抽象神明现在与奥林匹亚诸神一般具有了形状、形体与自己的情绪。维爱城内有一间很大的神庙，约公元前500年，其屋顶梁开始被装饰上真人大小的阿波罗、赫尔墨斯和其他诸神的陶制雕像。这些雕像由伊特鲁里亚的著名雕塑家乌尔卡（Vulca）创作完成。它们的流畅风格并不是对希腊风格的完全照搬，且以如此具有戏具性的方式装饰屋顶梁很明显是一种伊特鲁里亚人而不是希腊人的实践。但是乌尔卡描绘的是希腊神话而非伊特鲁里亚神话。这些作品是意大利、希腊、东方风格的结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伊特鲁里亚艺术。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占卜术中：在这里，近东的做法与意大利本土民族的做法再一次融合在一起。没有人能比一位伊特鲁里亚的脏卜师（haruspex
）更熟练地释读被献祭的动物肝脏上的斑点；在410年哥特人袭击罗马城时，人们仍然会咨询伊特鲁里亚脏卜师的意见。

5

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体现为政治关系，且这种关系并不像文化、宗教和贸易关系那样容易维持。至少自公元前8世纪起，意大利中部诸民族与希腊人就多次发生海战。我们已经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发现了一些证据，即希腊人战胜后从维兰诺瓦人手中缴获的头盔，这些战利品被希腊人献给了诸神。

[47]

在法国南部，来自希腊爱奥尼亚海海域的弗凯亚人曾经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就是后来的马赛）。在靠近该殖民地的海域，伊特鲁里亚海军与弗凯亚海军时而竞争，时而合作。

[48]

希罗多德向我们讲述了前540年弗凯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阿拉里亚城的附近海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海战。六十艘弗凯亚船对阵六十艘迦太基船和另外六十艘来自卡埃里的船。尽管双方在船只数量上相差悬殊，但是弗凯亚人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其船只也受到重创，他们不得不撤出了科西嘉。希罗多德讲述了卡埃里人用石刑屠杀弗凯亚战俘的经过。后来，卡埃里人发现那些经过屠杀地的人会突然变瘸，而且这种怪事不仅发生在人的身上，也发生在他们的牲畜身上。他们感到又惊又疑，于是派使者前往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的女祭司求乞神谕，最后他们被要求举办定期赛事以纪念死去的弗凯亚人。这种赛事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还在举办，而且类似的丧葬活动被画在了伊特鲁里亚陵墓的墙壁上。

[49]

卡埃里人与德尔斐神庙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德尔斐所立财库的地基已被发现，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被允许进入希腊主要崇拜地的“外邦人”。

[50]

同时，伊特鲁里亚人可以随意开发科西嘉岛上的铁、蜡和蜜。然而，比这些资源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在第勒尼安海北部没有劲敌。

[51]

第勒尼安海南部则是另一种情形。库玛的希腊人对于近在眼前的伊特鲁里亚势力（既存在于陆上，又存在于海上）十分在意：伊特鲁里亚人在内陆深处还建立了两座城市［卡普亚（Capua）与诺拉］，且他们至少控制了一座沿海城镇（庞贝）。

[52]

为战胜伊特鲁里亚人，库玛不得不依赖于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者的帮助。公元前474年，叙拉古僭主希伦（Hieron）取得的一场胜利改变了西地中海的政治和商贸局势。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薛西斯（Xerxes）的大军被希腊人的力量击退时，他就在击败外族蛮人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希伦的此次胜利之前，叙拉古人在西西里岛的西莫拉（Himera）之役中也获得了胜利：六年之前，叙拉古海军在前任僭主盖伦（Gelon）的率领下，战胜了西地中海的另一劲敌迦太基人。据说，盖伦获胜的时间与希腊人取得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是在同一天。

[53]

不久之后，希腊诗人品达以伊特鲁里亚人在库玛的失败为主题，赞扬了“战车竞赛的胜利者、埃特纳的希伦”：

噢，伟大的克洛诺斯（Kronos）之子，

我向您祈求，

让腓尼基人和第勒尼安人的战争咆哮在家中平息；

人们已经看到，在库玛面前，

他们光荣的船队遭受了何种灾难，

而当叙拉古之主驱舰将他们驱逐，

使他们从其快艇落入大海之时，

赫拉斯人的小船则从受奴役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54]

希伦向奥林匹亚捐献了一顶伊特鲁里亚式壶盔，上面刻有：“希伦，宙斯之子，叙拉古人之子，狄诺美涅斯（Deinomenes）之子，库玛的提色尼安人。”该头盔现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然而，品达将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腓尼基人……的战争咆哮”）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导致了年代错乱。由于某种原因，迦太基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在库玛之战爆发前二十年就已经减弱。考古证据证明，在前550年到前500年的这段时间，伊特鲁里亚向迦太基的物品输出一度中断。

[55]

作为迦太基的希腊盟友，雷焦的阿纳克西拉斯（Anaxilas of Rhegion）为防止伊特鲁里亚人对雷焦发动袭击，专门在墨西拿海峡建立了一个堡垒。因攻击行动失败，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准备进军利帕里群岛，当时这些岛屿依旧保持着其自史前时期就具有的功能，即充当东西地中海贸易交换活动的中间点。

[56]

而后，在前5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人在西地中海被逐渐孤立。

尽管公元前5世纪末，伊特鲁里亚的船只似乎再一次采取了行动，但叙拉古人已经在整个第勒尼安海占据优势。前453年至前452年，伊特鲁里亚人袭击了卡埃里沿岸，暂时把自己安置于富含铁矿的厄尔巴岛，并在那里捕获了很多奴隶；最后，这些提色尼安海盗拥有了他们自己的钱币。

[57]

伊特鲁里亚人对叙拉古人的憎恨一直持续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之后的章节我们将会讨论这一战争。当雅典人对叙拉古发动袭击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伊特鲁里亚人与叙拉古人间的敌意。

[58]

前413年，伊特鲁里亚人派出三艘大船前往叙拉古支援雅典船队。修昔底德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一些第勒尼安人出于对叙拉古人的憎恨，才参与了对叙拉古的战斗。”

[59]

伊特鲁里亚人人数不多，但他们至少在一场战斗中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几个世纪以后，斯普里纳家族（Spurinna，塔尔奎尼亚的一个贵族家族）为歌颂祖先（其中一位是前413年参加这场战争的西西里海军将领）的功勋，非常自豪地立起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石碑。

[60]

6

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城市锡巴里斯（Sybaris）维持，该城市的居民以喜爱奢侈品闻名。公元前510年，锡巴里斯因其他地区的嫉妒而被摧毁，直到当时它仍是规模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来自科林斯、爱奥尼亚及雅典的商品经由此地被运往波塞冬尼亚，并在此地被装上伊特鲁里亚的船只。

[61]

锡巴里斯因与伊特鲁里亚交好而特别出名（或可说臭名昭著）；据2世纪生活于瑙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Athenaios）的记载，锡巴里斯与伊特鲁里亚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向两个方向延伸——北部向伊特鲁里亚，东部向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

锡巴里斯人穿着米利都的羊毛披风，这一点足可说明这两个城邦间的友好关系。锡巴里斯人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喜爱超过了其对意大利所有其他民族的喜爱；而且，在来自东方的这些人中，他们更喜欢爱奥尼亚人，因为爱奥尼亚人和他们一样，也喜爱奢侈品。

[62]

迁居西方的希腊人主要起媒介作用，伊特鲁里亚人喜爱的物品并非由他们生产，而是由其爱琴海地区的同胞生产。

当旧有的沟通渠道因战争和商业纠纷而无法使用时，雅典人为了维持其竞争优势，开通了新的交流渠道。库玛之战标志着伊特鲁里亚人丢掉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第勒尼安海不再是他们的内海，而是迦太基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以及新的竞争者，如罗马人、沃尔西人（Volscians，意大利中部的山地民族，拥有超群的技艺，且可独立发动海上袭击）等共有的海域。对于海上优势地位的丧失，伊特鲁里亚人做出的回应是牢牢控制内陆城镇，包括佩鲁贾（它先前是翁布里亚人的一个中心，与拉丁民族有联系）、波伦亚（之前由维兰诺瓦人居住，其文化与较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相似），以及曼图亚（Mantua）等位于波河河谷的城市。

[63]

这意味着新的路线将被开辟，它会把来自东地中海的货物经亚得里亚海沿岸各港口运抵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在今天意大利马尔凯（the Marches）的所在地，一个非凡文化的全盛时期已经来临，该地被称为皮塞尼斯人（Picenes）的族群通过海洋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在陆上则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

[64]

但前500年以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居民成为维系该地与希腊的交往的主要媒介。即使相关路线包含一段花费较高的穿越亚平宁山脉的陆上行程，但对于航海者来说这仍然十分便捷：船可以从科林斯湾出发，经爱奥尼亚诸岛前往希腊殖民地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埃比达姆诺斯，然后再经皮塞尼斯到达阿德里亚（Adria）和斯皮纳。阿德里亚与斯皮纳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泥沼地和浅滩上建立的新港口，它们十分靠近后来的费拉拉（Ferrara）和拉文纳（Ravenna）。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费拉拉的埃斯泰公爵们投入了很大精力驯养良驹一样，在古风和古典时期，费拉拉的马匹驯养也吸引了大批希腊人前来。

[65]

我们可以说斯皮纳是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一个定居点，但大量希腊人移民到了此地；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希腊人建立的定居点，但经历了大量伊特鲁里亚人的移民。其人口由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来自希腊东北部的威尼提人（Veneti）和其他很多民族构成。它可能已经成为内陆城市菲尔希纳（Felsina，即伊特鲁里亚人的波伦亚）的出海口：一个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石柱上刻了一艘战船，该战船属于菲尔希纳的凯科纳（Kaikna）家族中的一员，很难想象除了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如斯皮纳）外这些船还能被停放在哪里。斯皮纳和阿德里亚向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供应了大量意大利和凯尔特（Celtic）奴隶；只有当波河河谷的伊特鲁里亚殖民者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凯尔特入侵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奴隶的数量才能增加。斯皮纳城被设计成棋盘状，这是伊特鲁里亚人十分喜欢的格局，但是其通向海洋的水道则混合了伊特鲁里亚、希腊、威尼斯的特征。在斯皮纳的墓地中已发现四千多座墓冢。大量的希腊陶瓶也被发掘，其中有很多属于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早期；之后，这里与雅典的联系中断，斯皮纳的居民不得不使用伊特鲁里亚窑炉中出产的质地较差的陶罐。

[66]

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耕地非常肥沃，但冲积平原有一个缺点——它不太固定。前4世纪，耕地范围不断扩展，与此同时这座城市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远。同一时期，凯尔特人入侵意大利，其行动在前390年的一次对罗马的侵袭中达到高潮，很多入侵者定居于此，对该地区造成了很大影响。

[67]

因此，斯皮纳的全盛期相对较短，却十分辉煌。它的崛起是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进程，即整个亚得里亚海成为一个大市场之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市场中希腊的货物随处可见。

因此，伊特鲁里亚城邦的出现并非第勒尼安海的独有现象，亚得里亚海也在向迁徙者和外来商品开放。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及腓尼基人一起重塑了地中海，这有助于建立跨越整片海域的相互联系。

[1]
J.Boardman，Pre-classical：from Crete to Archaic Greece
（Harmondsworth，1967），p.169.

[2]
D.Briquel，Origine lydienne des Étrusques：histoire de la doctrine dans l’antiquité
（Rome，1991）.

[3]
Herodotos 1∶94.

[4]
Tacitus，Annals
4∶55；R.Drews，‘Herodotos I.94，the drought ca.1200 BC，and the origin of the Etruscans’，Historia
，vol.41（1992），p.17.

[5]
D.Briquel，Tyrrhènes，peuple des tours：Denys d’Halicarnasse et l’autochtonie des Étrusques
（Rome，1993）.

[6]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

[7]
M.Pallottino，The Etruscans
（2nd edn，London，1975），pp.78-81；but the point about Tarhun is mine.

[8]
Beginning with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on Medical Biology and Etruscan Origins
，ed.G.E.W.Wolstenholme and C.M.O’Connor（London，1958）.

[9]
G.Barbujani et al.，‘The Etruscans：a population-genetic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74（2004），pp.694-704；A.Piazza，A.Torroni et al.，‘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of modern Tuscans supports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Etrusc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80（2007），pp.759-68.

[10]
C.Dougherty，‘The Aristonothos krater：competing stories of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in C.Dougherty and L.Kurke（eds.），The Cultures within Ancient Greek Culture：Contact，Conflict，Collaboration
（Cambridge，2003），pp.35-56.

[11]
C.Riva，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700-600 BC
（Cambridge，2010），pp.142-6；R.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2008），pp.142-6.

[12]
Homeric Hymn no.8，to Dionysos；see also M.Iuffrida Gentile，La pirateria tirrenica：momenti e fortuna
，Supplementi a Kókalos
，no.6（Rome and Palermo，1983），pp.33-47.

[13]
M.Cristofani，Gli Etruschi del mare
（Milan，1983），pp.57-8 and plate 37-cf.plate 68（late 4th c.）；G.Pettena，Gli Etruschi e il mare
（Turin，2002）；Iuffrida Gentile，Pirateria tirrenica
，p.37.

[14]
M.Torelli，‘The battle for the sea-routes，1000-300 BC’，in D.Abulafia（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p.101-3.

[15]
Herodotos 1∶57；also 4∶145，5∶26；Thucydides 4∶14.

[16]
M.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archaïques
（Rome，1985），pp.648-9；cf.Iuffrida Gentile，Pirateria tirrenica
，p.47.

[17]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他们自称拉斯纳人。

[18]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629；利姆诺斯语中的aviz相当于伊特鲁里亚语中的“年”。

[19]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generally，and pp.628，637，650；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Quaderni del Centro di Studio per l’Archeologia etrusco-italica，vol.9，Rome，1985）；G.M.della Fina（ed.），Gli Etruschi e il Mediterraneo：commercio e politica（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per il Museo Claudio Faina，vol.13，Orvieto and Rome，2006）；cf.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56-60.

[20]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615.

[21]
Riva，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67；H.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London，1968），pp.78-84.

[22]
Pallottino，Etruscans
，pp.91-4.

[23]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99 and plates 54，90-93.

[24]
R.Leighton，Tarquinia：an Etruscan City
（London，2004），pp.56-7；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66-73.

[25]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lates 139-41.

[26]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72，fig.310，and p.119.

[27]
Dougherty，‘Aristonothos krater’，pp.36-7；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116，230，and plates 76-7.

[28]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28-9 and plate 15.

[29]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122，and plate 138.

[30]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123.

[31]
G.Camporeale et al.，The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Los Angeles，CA，2004），p.29.

[32]
S.Bruni，Pisa Etrusca：anatomia diuna città scomparsa
（Milan，1998），pp.86-113.

[33]
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37；also Riva，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51（Bronze Age contact）.

[34]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254-390.

[35]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30.

[36]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137-41.

[37]
E.g.Pallottino，Etruscans
，plate 11.

[38]
D.Diringer，‘La tavoletta di Marsiliana d’Albegna’，Studi in onore di Luisa Banti（
Rome，1965），pp.139-42；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159.

[39]
A.Mullen，‘Gallia Trilinguis：the multiple voices of south-eastern Gaul’（Ph.D.disser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2008），p.90；H.Rodríguez Somolinos，‘The commercial transaction of the Pech Maho lead：a new interpretation’，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vol.111（1996），pp.74-6；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89.

[40]
E.Acquaro，‘Phoenicians and Etruscans’，in S.Moscati（ed.），The Phoenicians
（New York，1999），p.613；Pallottino，Etruscans
，p.2.21.

[41]
Pallottino，Etruscans
，p.112 and plate 11（original in Museo Nazionale Etrusco，Tarquinia）；Herodotos 4∶152.

[42]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23-5.

[43]
Announced in Corriere della Sera
，5 August 2010；La Stampa
，6 August 2010.

[44]
J.D.Beazley，Etruscan Vase-Painting
（Oxford，1947），p.1.

[45]
J.D.Beazley，Etruscan Vase-Painting
（Oxford，1947），p.3.

[46]
So named by J.D.Beazley，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ers
（2nd edn，Oxford，1964）.

[47]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30 and plate 13.

[48]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393-475；Torelli，‘Battle for the sea-routes’，p.117.

[49]
Herodotos 1∶165-7.

[50]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83 and plates 54，58；cf.O.W.von Vacano，The Etruscans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1960），p.121.

[51]
L.Donati，‘The Etruscans and Corsica’，in 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p.274-9.

[52]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70，84.

[53]
A.G.Woodhead，The Greeks in the West
（London，1962），p.78.

[54]
Pindar，Pythian Odes
，1∶72-4，trans.M.Bowra.

[55]
C. and G.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
（London，1968），p.81.

[56]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14-22.

[57]
Diodoros the Sicilian 11∶88.4-5；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114-15.

[58]
Thucydides 6∶88.6.

[59]
Thucydides 7∶57.11.

[60]
Leighton，Tarquinia
，p.133 and fig.56，p.140；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21，686；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15.

[61]
Cf.T.J.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the History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Colonies to 480 BC
（Oxford，1968），p.207.

[62]
Cited by J.Heurgon，Daily Life of the Etruscans
（London，1964），p.33.

[63]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95.

[64]
C.Riva，‘The archaeology of Picenum’，in G.Bradley，E.Isayev and C.Riva（eds.），Ancient Italy：Regions without Boundaries
（Exeter，2.007），pp.96-100（for Matelica）.

[65]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93.

[66]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01 and plate 66，p.103，pp.128-9；Heurgon，Daily Life
，p.140；cf.J.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London，1980），pp.228-9；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103，129.

[67]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28.

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1000～前400年）

1

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大利内部，人们对与东地中海之联系产生的影响感受完全不同。希腊文化对西西里岛土著民族——西坎人（Sikans）、西科尔人（Sikels）和伊利米人——日常生活的渗透要比对托斯卡纳和拉丁姆（Latium）土著民族生活的渗透更为缓慢。在西西里岛，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当地土著居民保持距离。在几个世纪里，富有各种矿藏的撒丁岛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心，这种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一种被称为nuraghi
的石塔，现在仍有成千上万的石塔点缀着该岛屿；它们周围似乎曾经有一些繁荣的村庄，这些村庄深深地扎根于岛上富饶的农业土地上。这些石塔约于公元前1400年开始出现，但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一些新的石塔还在修建。

[1]

在迈锡尼时期，撒丁岛与外界已经有联系，因为东地中海的贸易者为寻找铜矿到达了此地。根据安格鲁卢如（Anghelu Ruju）的墓葬群［位于撒丁岛西北部的阿尔盖罗（Alghero）附近］，我们可以对前2千纪的本地精英的财富进行估算；这些墓冢是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欧青铜时代早期陵墓中最为富有的，显示出此地与西班牙、法国南部及东地中海的联系。

[2]

西班牙的影响体现在发掘于该地的钟状宽口罐上。与西班牙的另外一种联系是语言上的联系。撒丁岛人并未留下书面记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书写体系，还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易损坏的书写材料未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多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同样提供线索的还有撒丁语，它是后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通用拉丁语，其方言中融合了许多前拉丁时代的词语。石塔时期的民族似乎讲的是一种或几种与非印欧语系的巴斯克语（Basque）相关的语言。因此，撒丁语中表示“小羊羔”的bitti
，与巴斯克语中表示“小山羊”的bittn
极为相似。

[3]

这一证据并不能说明有一次大规模的从伊比利亚向撒丁岛移民的浪潮。它证实的是如下事实：在西地中海存在着一个语族，在西班牙、法国南部、一些西地中海岛屿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区都能找到说这类语言的人。

早在公元前2千纪，撒丁岛人就开始将死者葬于令人印象深刻的石窟陵墓中。他们会把墓地凿砌成与活人住房相似的样子，墓中有几间由走廊连接在一起的墓室，墓室中还装饰有门框、门楣，以及其他一些模仿活人住所中木制配件的石雕。撒丁岛上的这些墓葬建筑现在被称为domus de janas
，意为“仙居”。古代的撒丁岛人也建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地，例如在北部靠近萨萨里（Sassari）的阿克迪山（Monte d’ Accodi）上，有一个靠着大斜坡而建的平顶金字塔，可能是建于前15世纪的一个祭祀场所。

大多数石塔都临海岸而立；有一些被建在小山顶上，且各种因素证实，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防御：抵御窃羊贼、海盗，更重要的是抵御其棘手的撒丁岛邻居的侵扰。它们也是存放黄铜与青铜的“保险箱”，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已经制成的雕塑和武器都可以在这里储藏。位于撒丁岛南部的巴鲁米尼（Barumini）的苏努拉西（Su Nuraxi）的大型建筑群是极好的例证，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此地的繁荣期。除了城堡，苏努拉西还有约六十座小屋，这些小屋都修在石制地基上，它们围绕一个中心广场分布。一个大的建筑被认为是议事厅，里面配有一条石制长凳和一些可放置油灯的壁龛。后来该地受到迦太基人攻击，遭到毁灭，迦太基人的驻地卡利亚里（Cagliari）距撒丁岛南部不远，苏努拉西于前5世纪被重建，且由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可推测，该地后来又成为一个繁荣的中心。

[4]

它是一个极为分裂的社会，每一个小领主都拥有自己的城堡。但是来自腓尼基、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在此地的渗透非常缓慢：与在与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接触中发生改变的早期的伊特鲁里亚文明不同，它并未因与外界的联系而发生急剧且明显的改变。

[5]

它与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以甚为微妙的方式相互影响，且撒丁岛上的社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一直到前3世纪末这里还在建造石塔，其时，不仅迦太基人，罗马人也成了他们的宿敌。例如在阿尔盖罗附近的帕尔马维拉（Palmavera）这样的遗址，就有许多修建于约前750年的塔、楼梯、秘道和城墙，同时还有一些环绕塔基分布的修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它们见证了一个腓尼基入侵者在撒丁岛安营扎寨的时代，于是，撒丁岛人需要修建更为复杂的建筑来对付更为精明的敌人。古代撒丁岛的宗教崇拜也显示出其社会的保守主义；在这里，希腊或腓尼基的神并未获得统治地位，岛民们都是圣井崇拜和公牛崇拜的虔诚信徒。

[6]

撒丁岛人并非城市居民。其聚落的典型特征是村落围绕着堡垒建立。撒丁岛的城市是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建造的。尽管有时迦太基和撒丁岛人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石塔文明是与世隔绝的文明。琥珀是这里的一种舶来品，该物品经一条未知的航线从波罗的海（Baltic）一路而下，在苏努拉西结束了其旅程。黄金并未引起撒丁岛人的兴趣，而且直到公元14世纪撒丁岛南部才开始对银矿进行充分的开采利用。在撒丁岛发现的最古老的希腊陶器（且先不说一些迈锡尼时期的残片）来自前8世纪。前7世纪时，有一个爱奥尼亚陶瓶被送到苏努拉西。科林斯的陶器只出现在了撒丁岛南部的考古遗址中，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包括希腊陶罐的仿制品）却出现在了岛上的多处遗址中，这多少可帮助说明撒丁岛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

[7]

对于撒丁岛岛民来说，这些物品具有很明显的吸引力，以铜块作为交换物，他们就可轻松获得这些外来物品。

对于撒丁岛人来说，寻找铜矿并非难事；但是将铜转化为更为坚硬的青铜合金所必需的锡矿，则要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进口。撒丁岛人用青铜制造的小雕像具有十分深远、广泛的影响：这种长腿人物小雕像深深地吸引了20世纪的雕塑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注意力；它们也深受维图罗尼亚的伊特鲁里亚金属工匠喜爱，此地通常雇有来自撒丁岛的工匠专门制作这类四肢修长的小雕像。有几百个产自撒丁岛的这种小雕像留存至今，通常是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作品。他们似乎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有武士、弓箭手、匠师及牧羊人，但女性雕像要远远少于男性雕像。有时，他们也会制造一些动物铜像，在某些场合，这些动物铜像可被当作受当地居民崇拜的神明的化身。

[8]

小雕像为当时的航海活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因为伊特鲁里亚港口出土了不少铜制船舶模型，它们被认定是前8世纪后制作的。有一个模型的船首是鹿头的模样，其船舷上还点缀着几只野兽和鸟。另外一艘圆底船模型上绘有一只蜷缩的猴子，这种动物可能已经由迦太基人从非洲带至此地。

[9]

2

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起着桥梁性的作用，将爱奥尼亚、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与伊特鲁里亚诸新兴城邦连接在一起。同样，遥远的爱奥尼亚殖民地马萨利亚（Massalia，位于今天的马赛）也像桥梁一样将希腊世界的主体与地中海最靠西的海岸连接起来。

[10]

来自小亚细亚沿岸的弗凯亚人再一次成为先驱者，率先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在马萨利亚建立了移居点，当时大约有六百个成年人来到此地，并很快与当地人进行了通婚。该地的早期发展很快，到前6世纪，其占地约达五十公顷。

[11]

它真正的辉煌时代是弗凯亚人来到此处后的前半个世纪。前6世纪中叶，波斯人对爱奥尼亚的入侵导致弗凯亚人开始向外移民，以尽可能远地离开波斯敌人。希罗多德提出，波斯人要求弗凯亚人拆除一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并将一座建筑象征性地献给波斯总督。弗凯亚人表示他们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且希望可以停战一天，以便对此事做出周全的考虑；但是他们借停战的有利时机，将所有财产装载上船，驶向希俄斯岛，并驶向更远的西方——先是科西嘉岛，而后是马萨利亚。因此，他们交给波斯王的是一座没有人的“鬼城”。

[12]

但这些并没有使马萨利亚成为一个爱奥尼亚复国人士的集合地。马萨利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同胞正在与伊特鲁里亚人斗争时，当地居民却尽力保持沉默；对此有一种解释是马萨利亚人与西地中海上的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不只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有居于非洲和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以及居于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文化较为落后的利古里亚人（Ligurians）。

[13]

马萨利亚成为与西欧凯尔特民族建立联系的一个据点，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及其他物品可以经此地向北进入高卢腹地。与此同时，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在这一地区同时展开贸易；前文提及的佩克玛赫被迦太基商人用作贸易站，然而很明显这里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商人到访，正如在此地发现的铅板上的伊特鲁里亚铭文已经揭示的那样。吸引这些商人来到法国南部的不是铅，而是锡矿，他们希望获得法国西北部甚至不列颠（不列颠已经有了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水手的足迹）的锡矿供应，而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人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沿塞纳河发现的一些希腊和伊特鲁里亚青铜器和陶器，特别是在威克斯（Vix）发现的一个约公元前530年制作的大型青铜薄壁兑酒器（krater
），就各类商品所循之进入高卢腹地的漫长贸易路线（但不一定是个体商人的路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14]

这个大型兑酒器提醒我们，酒在马萨利亚是一种大宗贸易商品。该酒罐可容纳1100升液体，希腊人习惯于将2份水兑入1份酒中。实际上，前6世纪是希腊人前往遥远的西方进行贸易的一个黄金时代。尽管爱奥尼亚在科西嘉岛上的一个殖民地刚一建立就被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扼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小规模的聚落还是在马拉加、西班牙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更为有名的恩波利翁形成，恩波里翁现已改名为恩布里斯（Empúries）。在附近区域，来自罗得岛的商人可能已经建立了罗得城（Rhode），即今天加泰罗尼亚的罗赛斯（Roses）。马萨利亚维持着与东地中海的联系，其青铜的冶炼炉急需锡。在马赛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产自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陶器，它们中一部分来自埃维厄、科林斯、雅典、斯巴达、爱奥尼亚，以及更近一些的伊特鲁里亚。富有的马萨利亚商人在德尔斐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5]

法国南部的文化被希腊同化了。晚期罗马作家查士丁（Justin）对较早时期的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的论述［其《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
）已佚失］做出了如下概述：

因此，高卢人从马萨利亚人那里学到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之前的粗野习俗或被放弃或已改进。通过马萨利亚人，他们学会耕种土地，为自己的城邦修建围墙。他们也逐渐适应了依法行事，而不再依靠暴力。另外，他们还学会了修剪葡萄藤与种植橄榄。这种文明之光辐射到所有人和事，人们甚至会以为，不是希腊被移植到了高卢，而是高卢已经被移植到了希腊。

[16]

当然，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人写的赞美之词，将橄榄树和葡萄藤引入此地的是否真的是希腊人也值得商榷。

[17]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对该地的葡萄园进行了集约型开发，并将更为先进的橄榄油压榨技术和酒的酿制技术引入此地。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爵士坚持认为“在勃艮第（Burgundy），人们喝的第一杯酒是来自马萨利亚的希腊葡萄酒”。而且在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的很多遗址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来自雅典、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的酒罐，它们进一步支撑了博德曼的观点。

[18]

查士丁是对的：像罗马军团一样努力将此地区划入希腊文化圈的范围是没有必要的。

像西地中海其他地方一样，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马萨利亚也开始经历重要转变。促成这些转变的部分原因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间逐渐紧张的政治关系，它导致跨第勒尼安海的贸易走向衰退。同时，法国北部和东部的文化——一般被称为哈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逐渐衰落，而更趋东部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成为充满生机的新大陆文化中心。所谓的拉特尼文化（La Tène culture）经由东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隘口，受到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意味着连接地中海与欧洲北部的贸易路线向东转移，罗讷河（Rhone）河谷的居民对于地中海精致货物的需求逐渐减少。

[19]

被运往马萨利亚的陶器数量减少了，但在这个世纪的末尾，陶器贸易得到了恢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无法再通过马萨利亚向高卢内陆运送酒和精美货物了；而与此同时，在西方遥远的西班牙海岸，迦太基人在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希腊世界对此种局面做出的回应之一是，他们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条贸易路线更为依赖，这条路线把他们与新兴城市斯皮纳连在了一起。马萨利亚的衰落使斯皮纳地位上升。希腊世界的另一个回应是，将马萨利亚定位为普罗旺斯和郎格多克沿岸新殖民地［包括阿格德（Agde）］的母邦城市，但是马萨利亚最著名的子邦尼凯亚（Nikaia，即今天的尼斯）到前3世纪才得以建立。

[20]

3

一个最典型的希腊化案例可以在西班牙找到。早期希腊文学，如赫西俄德的著作提出，地中海最西端是三头巨人革律翁（Geryon）等神话怪物的故乡；这里也是神秘的金苹果园（Garden of the Hesperides）的所在地；另外，在赫拉克勒斯石柱处，阿特拉斯（Atlas）撑起了苍穹。

[21]

如前所述，腓尼基人最先来到了此地，并在地中海之外的加的斯建立了一个重要基地。而希腊人中，弗凯亚人及其邻居则再次成为先驱者，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与萨摩斯的水手克莱奥斯一同进入此地；据说塔特索斯的国王甚至还曾邀请弗凯亚人住在他的土地上。

[22]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错误地到达了科西嘉岛。前6世纪至前4世纪，西班牙的希腊定居者和贸易者的数量与迦太基人相比是相当有限的，且他们是否已经把迦太基人视为竞争者，我们也不得而知。恩波利翁的希腊人用金属与当地人做生意，公元前4世纪的恩波利翁钱币既有迦太基的图案，又有希腊的西西里图案。恩波利翁的公民可能会被迦太基军队招募为雇佣兵，在西西里岛与希腊人作战；但恩波利翁并未试图开辟一个受其直接控制的大区域。它的财富所基于的不是当地的资源，而是与富藏金属资源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维持则靠迦太基商人从中周旋。

[23]

但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容易超过迦太基文化的影响。尽管希腊人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中心依旧繁荣，但位于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那些中心，例如马拉加附近的麦纳克（Mainake），很快就衰落了，且这些地区被纳入了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富藏银矿的塔特索斯可能于约前500年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机遇，如迦太基人利用其在西地中海取得的胜利，与新兴的罗马于前509年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委婉但严格地禁止罗马人及其同盟者进入西地中海水域。

试图封闭海洋的尝试通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种做法很容易将海盗引来，且这种计划的落实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或许在迦太基人获得对西班牙的垄断地位之前，一位希腊航海者编写了一份航海手册，该手册描绘了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Galicia）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并沿着海岸前往马赛的路径；马赛可能就是该作者的居住地。毫无疑问，编写这份手册是为了记录这条航线，以便更好地获取加利西亚供应的锡。这位作者是来自马赛的著名希腊航海者皮西亚斯（Pytheas）的前辈，皮西亚斯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了通往不列颠的海上航线。

[24]

这份前6世纪（或者可能要稍晚些）的小册子被保留在了4世纪的异教拉丁作家阿维努斯（Avienus）用拉丁语创作的文辞粗陋的诗中。

[25]

阿维努斯反复强调他的古文本描述了西班牙沿岸的一个地方，该地后来成为废墟。因此，阿维努斯读到的文本是古代文献和后来一些旅行者的观察记录的混合体。而手册对一些地名的忽略，如希腊人的殖民地罗得岛，则表明在该希腊航海者编写航海手册时，这些殖民地还未建立，这进一步证明该手册是十分古老的资料。阿维努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塔特索斯（自前5世纪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并很自信地将其与加的斯相提并论，尽管他也强调称“现在它的规模不大，现在它被遗弃，现在它是一片废墟”。

[26]

他描述了塔特索斯人是如何与其邻居进行交易的，以及迦太基人是如何来到这些水域的；他还指出有一座富有锡矿藏的闪烁光芒的山峰已经引起了早期贸易者的兴趣。

[27]

该文本还提到了西班牙南部衰落的腓尼基城市，表明在前6世纪晚期，阿维努斯的这位先辈就游历过这些地方。另外，阿维努斯还提到了一些腓尼基的聚落现被迦太基移民者占领的过程。

[28]

通过将希腊文本译为拉丁文本，并增添一些后世的资料文献，阿维努斯创立了一个重写本，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分清其中的层次。

[29]

阿维努斯的确描述了塔拉戈纳（Tarragona）和巴伦西亚（Valencia）的一些重要土著聚落群，他称它们为提里斯［此名称与图里亚河（Turia）的名字关系密切，这条河直到现在仍然流经巴伦西亚的中心地带］。当他提到巴塞罗那（该名字有迦太基起源）时，他认为此城市建立较晚。在谈到西班牙沿岸的那些以奶和奶酪为生存资源的凶悍民族时，阿维努斯称他们像“野兽”一样，然后他向我们展现了，那些被统称为伊比利亚人的民族实际上有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西班牙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伊比利亚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很多部落和小邦。

[30]

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与伊比利亚诸族群之间有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促成了一种文明的形成，该文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规模合理的城市，并使用了某种书写体系。伊比利亚文明几乎没有引起除西班牙以外的其他族群的注意，但是伊比利亚人的文明程度很高，在西地中海它已经超过了除伊特鲁里亚外的其他族群。

[31]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希腊和腓尼基文化通过远程贸易和移民向西渗透的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现了希腊与腓尼基的文化影响与当地的石雕与及金属加工技术的结合。但是伊比利亚人比伊特鲁里亚人更难认定族群身份。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形成一个团结的单一族群，他们称自己拉斯纳人（Rasna
）；而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海滨及加泰罗尼亚的伊比利亚人却有不同的文化。这里有很多部落，没有形成政治统一体。甚至他们讲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或相互关联的语言，我们也都不是很清楚，现存语言中与古代伊比利亚语最接近的可能是巴斯克语和柏柏尔语。在内陆，他们与其他族群融合，通常被现代学者，甚至也被阿维努斯划归为凯尔特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表述，主要强调大陆文化传统，而非地中海文化传统）。

[32]

于是，“伊比利亚”是一个很广义的词，指公元前7世纪至前2世纪一个政治上依旧不稳定的世界中的诸多族群，迦太基人、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都曾以贸易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渗透。

如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情况所展现的，希腊人的聚落（如恩波利翁）有时远离土著居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和其他联系会使城市成为不同族群的杂居之地。在距恩波利翁不远的乌利亚斯特雷特（Ullastret）有一个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伊比利亚城镇，该城镇规划较好，有四个入口和一片空地，占地面积为四万平方米。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伊比利亚人与殖民者之间始终是充满敌意的。有一些例子表明伊比利亚人将他们从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里学到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独特的表达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在西班牙西南部存在多种民族，但是伊比利亚人书写所用的字母是大致相同的，而且，毫无疑问，很多字符源自希腊语，而非腓尼基语。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字母文字，但增添了一些音节符号，如ba
、be
、bi
、bo
、bu
（字母c
和d
亦是如此）。更为奇怪的是，在这种变化后，这一书写体系的创造者就不再进行创新了。现代西班牙有两个基本特征来自希腊人对伊比利亚人的影响：葡萄和橄榄逐渐在伊比利亚受到欢迎，尽管加泰罗尼亚的酒因品质差而受到罗马诗人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责难。无论如何，伊比利亚人传统上更喜欢啤酒，通常也从伊特鲁里亚进口较优质的葡萄酒。

[33]

另一个文化借鉴的例子体现在伊比利亚人的墓葬风俗。伊比利亚人一贯偏好火葬。考古学家在安达卢西亚的图土基（Tutugi）发现了许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墓冢，它们形制各异，有一些只埋葬了简单的骨灰盒，也有一些修建了若干奢华的墓室，这些墓室间有走廊，墙上还有绘画痕迹。这些大型坟墓中的一大常见建筑元素是以爱奥尼亚风格装饰的石柱。它们很明显是为收纳上层人士的骸骨而修建的，令我们不禁想起了伊特鲁里亚人，反映了来自意大利的影响。像意大利和东地中海某些地区一样，伊比利亚人也效仿了在一些富有或知名人士的墓中放入相当数量的随葬品的习俗，例如在图亚（Toya）的一座三厅室墓葬中有若干青铜桶、宝石和一辆二轮战车。

[34]

原生文化与外来影响相融合的第三个例子体现在雕塑艺术上。伊比利亚艺术家们利用石灰岩创造出了几乎接近实物大小的公牛、马和鹿的雕塑，它们十分明显地展示了动物的主要特征。他们更喜欢深浮雕，且留存下来的一些雕塑据推断都是用于神庙和其他祭祀中心的外部装饰。

[35]

希腊风格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且这种影响的产物并不是一种完全希腊化的风格。这一点在伊比利亚最著名的前4世纪的雕像“埃尔切夫人”（Dama de Elche）——一尊戴着精美首饰的女祭司或女神的半身像——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尽管其脸部造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时期的希腊样式，但雕像的其余部分与出现在西班牙的其他真人大小的妇女雕像风格十分相似。

[36]

她的首饰可能多少模仿了迦太基的样式，

[37]

但是该半身像和其他类似雕塑处理衣服褶皱的方式都反映出了伊比利亚的标准风格。伊比利亚人并不像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那样喜欢塑造裸体形象，只有一幅伊比利亚陶瓶画描绘了裸体男子，但是该陶瓶是在恩波利翁出土的，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

[38]

陶器可以揭示不同族群间的贸易联系；如果这些陶器是绘有图画的陶瓶，则它们还可以反映文化影响产生的方式，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瓶画中，也可能体现为土著民族对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们的兴趣。不同于意大利诸民族，伊比利亚人的宗教信仰并未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思想征服，尽管考古证据显示，沿海地区居民和一些外来民族一样，信仰的是德墨忒尔（Demeter）、阿施塔特及其他外域神祇，例如从图土基的一个墓葬坑中出土的一尊雪花石膏雕像很明显是一位腓尼基女神。

[39]

在瓶画领域，伊比利亚人显示出了独创性，而不是像伊特鲁里亚人那样简单地模仿希腊风格。来自巴伦西亚附近的利里亚（Liria）的黑绘花瓶上描绘了舞蹈与战争的场景；其人物形象由一种生动的半抽象风格勾勒，表现出了一种动感，画面剩余部分则被填充以花饰、圆形图案、各种花卉图案及其他图形，以防出现空白。

[40]

在安达卢西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几何形图案到前4世纪还在使用，主要为了满足伊比利亚购买者的要求，他们偏爱鸟、兽及树叶的图形。因此，所谓的单一“伊比利亚风格”并不存在，准确的表述是伊比利亚人学习了希腊的一些基本艺术理念，然后他们对来自东地中海的一切事物（由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船只载来）做出了自己的改进。

最后，伊比利亚人并非作为贸易者，而是作为优秀士兵，为西班牙域外的人所知晓。公元前480年他们被西西里岛的西莫拉僭主招募为雇佣兵，但是前5世纪末他们又服役于迦太基军队，与迦太基士兵一起袭击了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市。前395年，迦太基被叙拉古的希腊僭主击败后，很多伊比利亚人又转投希腊僭主麾下。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们甚至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喜剧中被提及，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因为据说他们全身都覆盖着体毛。其著名的军刀借鉴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军刀的设计，在作为雇佣兵服役的期间，他们学会了使用这种军刀的方法。

[41]

从战争中获得的薪俸和战利品应该为伊比利亚带来了大量财富，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某些伊比利亚墓葬显得十分富有。另外，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资源，才是伊比利亚繁荣的真正源头。伊比利亚人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西班牙内陆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路可以为他们带来收益，他们同样也可以从加迪尔（加的斯）和其他大西洋港口出发，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阿维努斯记载的路线），从这条航线中获益。现在，整个地中海的海面上都有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或迦太基人在航行；遥远西方的族群是雅典的阿里斯托芬戏剧中的嘲笑对象，而西方族群则将希腊（先是科林斯，而后是雅典）看作时尚与风格的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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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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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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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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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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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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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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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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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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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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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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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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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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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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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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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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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rribas，Ibe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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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rribas，Ibe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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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rribas，Iberians
，p.160；also plates 22-3；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106-7，113-15 and frontispiece.

[37]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107.

[38]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82 and plate 12b.

[39]
Arribas，Iberians
，p.131 and plate 21；also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11.

[40]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85-8，plates 10，11a and b.

[41]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54-60；Arribas，Iberians
，pp.73-87.

五 制海权（前550～前400年）

1

人们可能希望地中海海岸能成为限制中东的大国（赫梯、亚述）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扩张的天然屏障。亚述人偶尔使用恐吓手段逼迫塞浦路斯归顺自己，埃及人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因为这座岛屿拥有令人难以忽视的木材和金属资源。然而，没有哪一次控制东地中海的尝试，能与公元前6世纪波斯对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征服，以及其入侵希腊的企图相提并论；波斯人的失败则被视为特洛伊陷落后希腊人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这次成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希腊本土的诸多城邦与爱琴海诸岛在抵御波斯人的战斗中实现了团结，甚至叙拉古也被要求进行援助（尽管可能受波斯挑拨，它曾击退了迦太基人的一次行动）。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希腊人修建了很多纪念性建筑物，如来自德尔斐的青铜蛇柱，它现在屹立于伊斯坦布尔的竞技场（Hippodrome）。该纪念柱上刻有在前479年的普拉提亚（Plataia）战役中协助抵抗波斯人的三十一个城邦的名字，但该名单是不完全的。

[1]

一个“赫伦人共同体”开始出现，且“赫伦人”（Hellene）这一荷马对阿喀琉斯的追随者的称呼逐渐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身份认同。

[2]

于是出现了为保卫希腊自由而对抗专制的波斯的故事，希罗多德对这一故事做了最为成功而生动的讲述。前472年，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戏剧《波斯人》中强调，赫拉斯（即希腊）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其母邦雅典的命运：

阿托莎（Atossa）女王：请问，在这个所有人类居住的世界中，被人们称为雅典的城市位于何处？

将领：很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太阳神在那里沉落，其光辉在那里消散。

阿托莎：那片遥远的土地就是我的儿子渴望占领的地方吗？

将领：是的，因为如果雅典归属于他，所有的赫拉斯人都会对其唯命是从。

[3]

希腊人是否真的为了自由而反抗波斯人还有待商榷。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伯罗奔尼撒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不时向波斯人寻求支持。归顺于波斯王并没有被一直视为一种令人鄙视的行为。这个争取自由的故事被不断讲述，先是希罗多德的记叙，之后是罗马时期的普鲁塔克（Plutarch）为雅典和斯巴达伟人撰写的传记。波斯王率领的入侵希腊大军中有一些希腊人，不论是否自愿，他们都在与其他希腊人战斗。波斯人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干扰，如招募军队和征收赋税，但波斯人的一般政策是只要希腊城市毫无怨言地奉上土壤或水等象征性的贡品，那么它们就将获得较大的自主权。

从希腊的角度看，其与波斯人的关系问题始于公元前546年吕底亚王国的毁灭。该王国的国王克洛伊索斯（Kroisos，或写作Croesus）因财富而声名显赫。波斯王居鲁士（Cyrus）要求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它们名义上效忠于吕底亚）与其联合以打败吕底亚人，但是爱奥尼亚人在吕底亚陷落后才向其表明意愿，一切都为时已晚，居鲁士此时已打算不再给予爱奥尼亚人他们作为吕底亚名义上的子民时曾享有的优待。一些人臣服于波斯，然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供养波斯人的军队；这种负担在居鲁士统治时期相对较轻，但在后来的波斯统治者即位后变重了，因为这些统治者需要筹措资金以发动大规模战争。也有一些城邦，特别是弗凯亚，听取来自赫伦人的建议，实行了全体性移民。后来成为雅典军队中著名统帅的米太亚德（Miltiades），带领五艘船从弗凯亚出发，船上装载着一群逃难者和城市中的所有财富；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被腓尼基海盗劫获。在这一时期，对波斯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中东大帝国的土地。前539年，巴比伦为居鲁士攻陷，后来该事件成为《但以理书》中的一个生动故事。紧接着，前525年，埃及被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Cambyses）征服。与此同时，波斯人还使一些腓尼基城市臣服在了自己脚下。对于腓尼基人来说，这并不全是坏事。波斯人绕开爱奥尼亚，将新的活力注入贯穿推罗和西顿的贸易路线。在地中海，腓尼基人为波斯海军生产龙骨，尽管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也被期待为波斯王室的海军建造船只。约前525年，作为爱奥尼亚统治者之一的萨摩斯的波吕克拉特斯（Polykrates），为其盟友冈比西斯征集了100艘大桨帆船（每艘由50个桨手操控）和40艘有三排桨的三列桨战船。［这些船腓尼基人也能建造，前499年，腓尼基人曾派出200艘三列桨战船攻击纳克索斯岛（Naxos）。

[4]

］换句话说，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需要招募成千上万的水手，因此波吕克拉特斯召集的人力很有可能已远远超过萨摩斯本身拥有的人口。令希罗多德也感到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其是否可与海上霸主米诺斯相提并论。

[5]

埃及陷落后，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希腊城邦承认了波斯人作为最高宗主的地位，所以至此波斯帝国的疆域已经延伸至今日之利比亚。像其他腓尼基城邦一样，迦太基似乎对波斯人的一系列进展表示认同。但波斯人并没有试图在地中海建立霸权。希腊人告诫其西西里岛上的同胞，他们的岛屿也处境危险。但是在欧洲范围内，波斯人最为在乎的地区并非希腊，而是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境内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斯基泰人（Scythians）。希腊人和波斯人都视这一游牧民族为野蛮人。波斯王大流士（Darius）曾于公元前513年出兵征讨斯基泰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一些希腊人和其他族群向波斯人发难，而波斯人则以暴行实施了报复：波斯人于前509年占领了利姆诺斯，并对当地居民实施了大屠杀。贪婪的波斯人还希望控制以自然资源闻名的埃维厄。

[6]

自前499年起，爱奥尼亚陷入了叛乱，并不时得到希腊半岛各城邦的支持，这种动乱导致了残酷的报复：腓尼基船员以血腥劫掠的方式报复了希腊竞争者。不过当爱奥尼亚叛乱逐渐平息之时，波斯人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体贴周到，他们不仅接受了希腊的民主政治，还要求这些城邦订立贸易协议，希望以此从根源上消除城邦间的紧张关系。在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面前，波斯王意识到他有责任以怜悯之心对待臣民，帮助他们获得安定。即便如此，爱奥尼亚还是未能恢复到原来的繁荣状态。

[7]

2

公元前486年薛西斯即位后将波斯原来极力调和与异己势力关系的政策转变为对波斯敌人的暴力镇压。他打算对支持爱奥尼亚反叛的希腊人进行惩治。腓尼基人和埃及人收到命令，他们被要求提供大量绳索用以建造两座跨越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

[8]

的船桥。这些缆绳一定要非常结实，足以经受得住湍急的水流。因为较早的一支船队已经在阿索斯山的海岬附近遭遇了海难并损失惨重，故薛西斯王要求在此地开凿一条运河，且这一任务也已经完成。部队的行军路线将经过色雷斯（Thrace），波斯人沿着这一路线设立了一些食品补给站。希腊人很清楚这场战争将是海陆两地作战，且斯巴达人被指派担任海军的高级统帅，这进一步表明斯巴达人在海上的实力不容忽视。毫无悬念的是，在薛西斯摧毁希腊城市、奴役希腊百姓之前，很多希腊人就已经臣服于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受诱惑成为“米底党”（Medize），站到波斯人一边。德尔斐的祭司皮提亚的预言（Pythian Oracle）指示雅典人放弃家乡，向西迁移。她进一步做了一些含糊的预言，提到了“木墙”，告诫雅典人这些“木墙”可以在波斯人的攻击中幸存。另外，她还暗示，在距雅典西部不远的萨拉米斯将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陆地上的战役于公元前480年在狭窄的温泉关（Thermopylai）关口上演了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当时300名斯巴达勇士誓死抵抗规模庞大的波斯军队；而后，波斯大军横扫了希腊北部和东部，而已经成为空城的雅典则遭受洗劫，包括卫城（Acropolis）中的古代神庙。

[9]

海上战役则为希腊提供了良机，因为波斯的船队主要由腓尼基自重轻、航速快的三列桨战船组成，希腊人可以寄希望于用自己较重的三列桨战船来抗击它们。腓尼基人可能在数量上占上风，但是希腊人更了解这片水域。

[10]

前480年，希腊盟军通过将波斯船队拦截在萨拉米斯，得以拖延波斯对伯罗奔尼撒看似很难避免的大规模入侵。萨拉米斯是一个小岛，它的东部与阿提卡内陆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在这里双方船队面对面排列；其西部则与面朝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海湾隔着较宽的海峡相对。希腊人以200多艘海船（一些人估算有380艘，主要是雅典船只）对阵600艘到1200艘敌船，因此希腊人就需要将腓尼基船只吸引到萨拉米斯与希腊陆地之间狭窄的海峡地段，并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埋伏。

[11]

希腊人使用了一个奥德修斯式的计谋：一个雅典间谍向波斯人报告称，天黑之后希腊人打算向西逃走。于是，波斯派腓尼基人去海峡西部的出口处巡逻。但希腊人仍按兵不动，天亮后，被派去封锁希腊人逃离通道的巡逻队对当时的安静深感迷惑。与此同时，希腊人则与驻守在东部海峡的腓尼基船队开战。科林斯船只扬起帆，从表面上看他们要沿海峡逃往西部的埃莱夫西斯，实际上这是他们诱敌深入的计谋，最终波斯人发现自己的船在狭窄的入口处无法挪动。此间，薛西斯王一直坐在位于萨拉米斯湾高处的金制御座上，期待着看到波斯海军追逐敌军并大获全胜。但是相反，200艘腓尼基船与其他波斯船或沉没或被俘获，而希腊人只损失了约40艘船。

[12]

为波斯军队效力的爱奥尼亚希腊人为了避免与希腊本土的同胞发生战争，匆匆驾船离开了。这是一场古怪的胜利：波斯海军并未被彻底击溃，大约还有1000艘各类战船浮在海上，且在其附近还驻守着一支波斯军队；但是萨拉米斯海战证明薛西斯无法推进对希腊南部的征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入驻了爱琴海，他们已经成功阻止它变成波斯人的海。后一年希腊人在陆上战场普拉提亚（Plataia）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的联盟。通过历史日期的核准，有人认为，就在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同一天，叙拉古人在盖伦的带领下取得了对入侵西西里岛的迦太基人的决定性胜利。对波斯和腓尼基联军而言，入侵西西里岛可能是为了开辟第二战场。波斯人在东西两个方向被同时击败的观点有很强的吸引力。

波斯战争巩固了斯巴达（它在温泉关战役损失了许多英雄）和雅典（雅典人在牺牲了自己的城市之后，在阿提卡水域的海战中取得胜利）在道义上的优势。斯巴达和雅典都开始乘胜追击，并在海上取得进一步的胜利，特别是在萨摩斯岛（他们成功将萨摩斯从波斯人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和米卡勒（Mykale）岬附近（在这里他们于公元前479年成功引燃波斯船队，并出力促成了爱奥尼亚的叛乱）。因此，薛西斯撤退时带走的船只大大少于其来时率领的船只，埃斯库罗斯在其剧作中将薛西斯塑造为一个悲剧角色，他不自量力地挑战希腊诸神，并给波斯人和希腊人带来苦难。埃斯库罗斯坚持认为，希腊人是在为一个基本原则——自由而战：

右翼为先锋，准备就绪，

后面跟进整个船队，首尾相连，

于是，一个人大声呐喊：“现在，赫拉斯的子民们，就是现在！

解放赫拉斯，解放你们的妻子，解放你们的家乡，

拯救你们诸神高高的祭坛和你们先人的墓葬。

现在，成败在此一战！”

[13]

3

大规模重建后的雅典成了民主政治的积极拥护者（这里的民主仅仅是男性自由公民的民主，很多客籍民或外邦人被排除在外）。通过利用海军控制爱琴海诸岛屿，雅典也成为一个区域性帝国的中心。

[14]

斯巴达则集中精力维持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权威，在这里，一小撮受过良好训练的斯巴达士兵（重装步兵）统治着为数众多的奴隶人口［希洛人（helots
）］和从属于斯巴达的同盟者［柏里伊赛人（perioikoi）］。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斯巴达是“一个简单的村落联合体”，此处并没有宏伟遗迹。同时他认为，从雅典拥有的遗迹来看，其在人印象中的实力是其真实实力的两倍。

[15]

雅典帝国是通过宗教信仰实现整合的。在爱琴海水域上影响力最强的信仰是神圣的提洛岛（Delos）上的阿波罗崇拜。提洛岛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部，差不多在爱琴海的正中间，进入该岛对于爱奥尼亚的希腊居民来说很方便——萨摩斯岛位于其东北偏东，希俄斯岛位于东北部偏北。萨摩斯的大海盗波吕克拉特斯对提洛岛很感兴趣，他将离提洛岛不远的雷尼亚岛（Rheneia）奉献给了提洛岛的阿波罗；在去世（公元前522年）之前不久，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链桥将雷尼亚岛和提洛岛连在一起。

[16]

提洛岛还引起几个邻近岛屿上的居民的关注，如纳克索斯人，他们在这里放置了狮子石雕（the Terrace of Lions），它们是用纳克索斯著名的优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通过参与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崇拜，爱奥尼亚人与爱琴海周围的希腊同胞团结在了一起。这里的阿波罗崇拜不仅表现为祭祀活动，也体现在一些节日活动中，如竞技比赛、合唱表演及舞蹈表演。修昔底德引用了过去一首献给福玻斯·阿波罗

[17]

的诗：

啊！首先是，福玻斯，你的心偏爱提洛岛。

在那里，爱奥尼亚人穿着拖曳的长袍，聚在一起，

在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环绕中，走在你的神圣之路，

在那里，他们以拳击和歌舞取悦于你，

当赛事开始进行时，他们会大声呼喊你的名字。

[18]

爱琴海中部的一个祭祀中心显然是希腊诸城邦于公元前477年建立用誓言维系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之处，该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在薛西斯撤退之后继续对波斯人施压。很明显，将提洛岛作为同盟总部应该是雅典人的提议，因为这里不仅是公认的圣洁之地，而且可以使人们不会注意到雅典在控制同盟这一事实。起初，同盟财库被置于提洛岛上的雅典圣所内；但是前454年，这个财库被搬到雅典。至此，提洛同盟显然成为雅典的一个政策工具——雅典人任命整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应该来自爱奥尼亚和爱琴海诸岛。

[19]

雅典人既信任这个同盟，也在利用它的神圣性。

很少有人认为在城邦内实行民主而在城邦外实行帝国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历史学家约翰·希利（John Seeley）爵士的箴言是“帝国与自由”（imperium et libertas
）。

[20]

雅典人知道为何他们需要一个帝国：这并不只是为了抵抗波斯人；为了确保生存，雅典必须有足够的基本资源，必须有可以向其提供物资之地，且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占有可以确保引入物资的远程航线安全性的关键区域。雅典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谷物的供应。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规模有多大还存在争议。一种较为合理的估算是雅典及其阿提卡附属区域的人口为33.7万人。

[21]

仅靠当地资源是无法供养这么多人的。尽管阿提卡最开始并不被看好，但是此地还是有一些精耕细作的农耕区的。阿里斯托芬也描述道，雅典人可以从周边乡村买到多种类型的产品：黄瓜、葡萄、蜂蜜、无花果、萝卜。当地人甚至还设法种植了反季节作物，所以很难从农产品的种类分辨到底处于哪个季节。

[22]

但是古典时期的证据表明阿提卡拥有的资源可以养活约8.4万人，且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0.6万。

[23]

因此，雅典需要进口谷物以养活自己，这些谷物大多来自遥远的埃维厄、黑海［或本都王国（Pontos）］和西西里。大约有一半的谷物是进口的，确保该城市的供给的是船主和谷物商人（他们是受到指责的对象）。

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大约于公元前380年对“klerouchoi
”进行了描述，“klerouchoi
”指的是被派往雅典掌控下可提供物资的外邦领土的雅典殖民者。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拥有的土地相较于我们的人口规模很少，但我们的帝国很大；我们拥有的战船不仅是其他所有城邦战船总和的两倍，而且我们战船的战斗力足以对抗规模两倍于我们的海上势力”。

[24]

他强调了埃维厄岛的重要性——“我们对它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控制程度”，因为早在前506年，雅典人就已经获取了伟大的哈尔基斯（Chalkis）家族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四千位公民，且六十年后伯里克利（Perikles）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分配。

[25]

然而前411年，在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趋近结束时，埃维厄岛摆脱了雅典人的控制。修昔底德评论称：“对他们而言，埃维厄比阿提卡更有用。”且失去埃维厄岛造成的恐慌甚至比在西西里岛（雅典的另一个谷仓）的战败还严重。

[26]

基于公元前4世纪及后来很少被提及的证据，人们一般认为，黑海一直都是主要的谷物产地。

[27]

但在前4世纪之前，黑海谷物偶尔才被提及，且它的提及意味着爱琴海区域出现了供给紧缺。雅典依赖整个爱琴海区域——色雷斯、利姆诺斯、埃维厄及莱斯沃斯——来满足其资源需求。在莱斯沃斯岛，两万名莱斯沃斯耕种者的劳动成果被分配给三千位雅典人，这些雅典人允许一部分原住民作为农奴留在此地。

[28]

所有这些表明，雅典采取措施促成了这一系统性的、有组织的谷物贸易，而不是随意地依赖商人们在爱琴海及其他地区能找到的谷物产地。

[29]

该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是在雅典帝国的海外领地（chôra
）获得大量土地的富人。

[30]

4

雅典无法容忍持异议者。公元前470年，当纳克索斯岛试图脱离提洛同盟时，雅典向纳克索斯人征收了现金税，以此替代原来从他们手中获得的船只。后来，雅典将这种做法向更多盟友推广，从留存下来的大量贡赋清单看，雅典是想以这种方式树立自己在爱琴海的权威。提洛同盟有一个实力较强的竞争者，即伯罗奔尼撒同盟。该同盟包含希腊南部的一些城邦，由斯巴达控制。修昔底德评论了这两个同盟的不同之处：

斯巴达人没有要求其盟邦缴纳贡款，但是要求它们接受那些为斯巴达利益工作的贵族寡头的统治。雅典则逐渐接管了盟邦海军的控制权，对于属于例外的希俄斯和莱斯沃斯则要求它们缴纳贡款作为替代。

[31]

因此，斯巴达与盟邦相互协作，雅典则凌驾于盟邦之上。但另一方面，雅典的盟邦对雅典的领导能力——特别是对远离其希腊本土之地的领导——印象深刻。雅典人很清楚，对外胜利可以提升其在爱琴海的霸主地位。前466年，盟军在雅典将军西蒙（Kimon）的率领下在距小亚细亚沿岸不远的欧里梅敦（Eurymedon）河口将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共有两百艘波斯船被击毁。盟军勇敢地抗击波斯人，于前459年派遣一支由两百艘船组成的船队前往埃及，支援一场反对波斯人统治的叛乱，但最终蒙受惨败之辱。十年之后，提洛同盟派西蒙率领一支船队前往波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进行骚扰。在同一时间，雅典人正在打击敌人和镇压叛乱，加紧对埃维厄岛的控制，并在前466年与他们最主要的竞争者斯巴达人建立了和平关系。因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关注点不同——雅典试图控制爱琴海地区，斯巴达则希望维持其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在它们之间划分利益范围并非难事。但一旦雅典和斯巴达被拖入小城邦间的纷争后，真正的麻烦就会出现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其实可以追溯至亚得里亚海发生的一些事件，在伊利里亚边缘有一个很小但位置很有战略价值的城镇埃比达姆诺斯。该城位于一条日益重要的贸易路线上，这条路线始于科林斯湾，终于伊特鲁里亚殖民地斯皮纳及希腊殖民地阿德里亚，雅典是这条贸易线的一个较大受益者。埃比达姆诺斯的修建者是来自克基拉（科孚）的科林斯殖民者，因此该城镇是科林斯的孙邦，而且和大多数希腊城邦一样，它被贵族派与民主派的党争（公元前436～前435年）撕裂了。民主派由于受到贵族派及其蛮族盟友伊利里亚人围攻，向克基拉求助；但是很明显克基拉对此并不关心。

[32]

克基拉人自视有一支受人敬重的海军力量（拥有一百二十艘战船，仅次于雅典），与母邦科林斯——毫无疑问，双方的关系是冷淡的——在海上发生了争执：科林斯宣称克基拉并没有向作为母邦的自己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而克基拉则认为“这一时期，自己的财力足以使其与赫拉斯最富有的城邦平起平坐，而且其军力也超过了科林斯”。

[33]

在科林斯回应其孙邦埃比达姆诺斯的请求，派殖民者前往帮助这座被围攻的城市后，其与克基拉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34]

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斗因此在科林斯与克基拉之间的水域——克基拉认为这片水域属于自己——爆发了。克基拉人向雅典求助，因为他们认为雅典强大的海军力量可以牵制傲慢的科林斯。他们对雅典人说：“科林斯为了日后袭击你们，先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35]

他们要求加入雅典的联盟，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一请求并不恰当，因为此前雅典与斯巴达达成了协议，双方希望维系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平衡。克基拉请求的具体内容如下：

赫拉斯有三大海军力量：雅典、克基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首先控制了我们且让我们的海军与他们的联合在一起，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对付克基拉与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船队；但是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加入你们的联盟，你们的船只将和我们的船只并肩作战。

[36]

从这一席话可知，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将是不可避免的。前433年，雅典人派船前往位于克基拉和希腊陆地之间的西博达（Sybota）以援助克基拉人，在这里，科林斯及其同盟的150艘船对阵克基拉的110艘船。雅典船队的主要影响力是精神上的：雅典的船队一到达就加入了战斗，而科林斯人一看到雅典人就急忙逃走了，因为他们坚信还有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正在路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巴达很明智地对此事件袖手旁观。

[37]

修昔底德对战争和政治，特别对在雅典和斯巴达斗争期间，希腊诸城邦做出相关政治决议的理由感兴趣。有一些他没有解开的谜团：为什么已经在爱琴海建立了一个帝国的雅典人，希望进入希腊西部海域、爱奥尼亚海及亚得里亚海？雅典人、科林斯人与克基拉人的商业利益在促使他们开战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科林斯人和雅典人并非没有看见公元前5世纪时亚得里亚海已经出现的新贸易机遇。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是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另一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此决定即围攻位于哈尔基斯半岛的科林斯殖民地（也是雅典的盟邦）波提狄亚（Potideia），该地距今天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不远。塞萨利（Thessaly）靠近一些谷物产地，雅典由此获得谷物供给，控制了塞萨利将有利于控制爱琴海北部诸岛，包括雅典统治下的利姆诺斯岛。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则出现了对雅典日益增长的抱怨之声，有的甚至来自雅典自己的盟邦：位于阿提卡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艾伊娜对雅典驻军深表不满，因为这损害了其自治权。

[38]

换言之，其他希腊城邦目睹了雅典人将原本的同盟体系转变为帝国的整个过程，它们想知道这一过程何时何地才会结束。斯巴达人决定领导这次对雅典的斗争。很多斯巴达人非常不愿意卷入战争，且当该事件被提交至公民大会进行投票时，究竟是主战派呼声高还是主和派呼声高，在一开始并不明显。

[39]

雅典与斯巴达战斗的第一回合是所谓的阿基达米安之战（Archidamian War，公元前431～前421年），在这一阶段，雅典可以在海上展示其航海水平之高。前428年，雅典强有力地回击了莱斯沃斯的一次反叛，当时莱斯沃斯的主要城镇密提林（Mytilene）的公民密谋推翻雅典的统治，并扩大自己的海军势力。

[40]

他们告诉斯巴达人，雅典人“对我们的海军已经有了警觉，以防我们形成一支力量且与你们或其他力量联合在一起”，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能给予我们全力支持，那么你们将赢得一个具有更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城邦（这是你们最需要的）”。

[41]

伯罗奔尼撒人允许密提林人即刻加入他们的同盟，但这并没有挽救密提林被雅典再次夺回的命运。在随后发生的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争吵中可以看出雅典民主的利己主义和排他性：雅典人同意了像克里昂（Kleon）这样的将军的残忍提议，将密提林男性全部处死，妇女儿童籍没为奴。一艘三列桨战船被火速派往莱斯沃斯执行该法令。尽管如此，雅典人也进行了重新考虑，并派了另一艘三列桨战船前去撤销决定。它紧追第一艘船，虽然没有超过它，但还是按时到达并拯救了当地百姓。这就是帝国。之后由于反叛依旧不断发生，雅典人逐渐剥夺了其盟邦的独立权，不再以平等态度待之。

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造成这种结果的既有疾病又有人类的残酷行为。瘟疫（可能是鼠疫）于公元前430年到达希腊，并摧毁了雅典。地中海上的交通线总是为流行病的传播提供路径，文献中记载的一些更为典型的案例，如6世纪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以及14世纪的黑死病，都将戏剧性地揭示这一点。但人们并没有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这种疫病给予较多关注，而将其看作诸神对人类恶行的惩罚。

公元前425年，雅典人试图在派娄斯建立一个基地，从而将战争引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派娄斯是古内斯托尔（Nestor）的前首府，可以从这里对斯巴达的谷物供应路线进行干扰。

[42]

结果四百二十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发现自己被困于派娄斯对面的斯帕克特里亚岛（Sphakteria）上，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命运似乎与未来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可能是斯巴达精锐部队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回归对斯巴达至关重要。斯巴达人与雅典的一位将军达成一个局部停战协议，他们将把停留在此水域的约六十艘船交给雅典作为抵押，直到双方完成协商。所有迹象似乎都显示战争即将结束，但是当斯巴达使团真正面对雅典公民大会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对其敌人事实上的胜利给予让步。

[43]

所以战争仍然继续，且雅典将军克里昂带领一支特遣队对派娄斯进行了突然袭击，并俘获了被困于斯帕克特里亚的重装步兵——这并不是温泉关之战的重演。

[44]

这场战争很快延伸至爱琴海和克基拉周边水域以外。但为何雅典人会于公元前427年在西西里岛开辟一个新战场，还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希望切断从西西里岛向伯罗奔尼撒诸城邦运送谷物的路线。且他们也开始怀疑“他们能否获得对西西里岛的控制权”。

[45]

习惯于控制岛屿的雅典人并未认识到西西里岛有多大，也不了解想要控制这个岛屿将面临多少竞争压力：迦太基人是一个潜在的对手；叙拉古人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威胁，因为他们是多利亚殖民者，装备精良，并拥有一大支船队，而该力量可能会倒向伯罗奔尼撒一方。

[46]

自古以来的忠诚开始展露出来，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西西里岛的殖民者分为两个阵营：支持雅典联盟的爱奥尼亚人和本能地支持斯巴达的多利亚人。西西里岛东部正与叙拉古交战的爱奥尼亚殖民地莱翁蒂尼（Leontini）向雅典求助，雅典的回应是派出二十艘船作为支援。雅典的自信因其快速的成功而增强，这些胜利包括解救莱翁蒂尼和在墨西拿海峡确立统治权。叙拉古似乎比雅典预期的更软弱，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似乎是可行的。但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假设。

在雅典与斯巴达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西西里岛问题重新出现了。雅典盟友的范围已经扩展至整个西西里岛，甚至已经包含了西西里西部希腊化的伊利米人。塞格斯塔（Segesta）或埃格斯塔（Egesta）的居民已经开始修建宏伟的神庙，该神庙至今依旧矗立在那里。他们视雅典为可帮助他们抵抗叙拉古及其同盟的保护者；当塞利诺乌斯（Selinous或Selinunte）的多利亚人向南袭击塞格斯塔时，塞格斯塔便派出使节前往雅典寻求援助（公元前416年或前415年）。塞利诺乌斯是另外一座西西里城市，其宏伟的神庙现在依旧留存。塞格斯塔的使节强调，这只是叙拉古和多利亚希腊人试图赢得整个岛屿控制权的开始，这一说法足够可信，因为几位叙拉古的僭主已经有了统治大西西里的野心。所有这些论证都助长了雅典人重开西西里战线的热情。

[47]

塞格斯塔为雅典人的援助准备了回报，他们向雅典人送去了六十塔兰特的未被铸造成钱币的银锭作为礼物；雅典回访塞格斯塔的使节也受到饮宴款待，所用的餐具均用金银制成，他们离去时的印象是，该岛的富有令人难以置信，其财富可很好地服务于雅典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塞格斯塔人反复使用了自己为数不多的精美餐具，当雅典使节在一个又一个塞格斯塔家族接受款待时，这些餐具也在挨家挨户地传递。

[48]

所有这些都足够诱惑贪婪的雅典人，于是经过公民大会投票决定，雅典派出六十艘船前往西西里岛。被派往西西里岛的将军中有明确支持西西里远征的亚西比德（Alkibiades），他后来毫无廉耻地先后效力于雅典、斯巴达和波斯，直到战争末期才作为雅典潜在的拯救者获得雅典人的尊敬。

[49]

亚西比德并未被给予展示自己价值的机会，他被指控涉入一桩奇怪的渎神案，据说他在夜间损毁了分散于雅典城内的几尊赫尔墨斯雕塑的阴茎。他考虑到雅典对他而言比斯巴达更为危险，于是投靠了敌人。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最终向叙拉古发起了进攻，这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城市，因为它位于山崖上，扼守着前往大海港的入口。而在叙拉古北部交战的双方试图在沼泽地、采石场及开阔地上筑起围墙——叙拉古人筑起守卫城墙用以隔离雅典人，雅典人则筑墙围困叙拉古以断其供给。但这场战斗并非孤立地进行：斯巴达人派出了援助部队；雅典人则向不是希腊人的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海军求助。伊特鲁里亚人派出一些船以展示自己的价值；迦太基人则更乐于坐山观虎斗，因为像叙拉古一样，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势力已经给其带来诸多不利。

[50]

斯巴达将领吉里普斯（Gylippos）率领一支小型船队和陆军到达此地，削弱了雅典人的士气。当战争打响时，叙拉古船队固守大海港的入口，最终击败了雅典海军（包括一些刚到的援助部队）。

[51]

海上胜利发生不久后叙拉古人又取得了戏剧性的陆上胜利。七千名雅典士兵被俘，并被带至叙拉古附近的采石场，他们在那里忍受高温折磨，最终有数千人死于中暑和营养不良。很多人沦为奴隶，不过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如果有人能背诵欧里庇底斯（Euripides）的作品，那么他就可获得自由，这是因为欧里庇底斯的戏剧深受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喜爱。

[52]

因此，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以一次后果与瘟疫一样惨烈的灾难结束。从政治上看它也是灾难，雅典的威望大大折损，人们因此感到雅典的政策缺乏方向性，而且这一时期雅典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亚西比德此时已成了斯巴达的座上宾。

雅典决定对西西里岛作战的本意是干扰这里对伯罗奔尼撒的谷物供给，可现在雅典正面临谷物供给中断的威胁。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人积极与波斯人建立联盟，他们希望将腓尼基人的船只引入爱琴海。波斯人的态度不明朗，因为他们也在与雅典进行洽谈。对于他们来说，希腊人内斗到筋疲力尽之时，他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前411年波斯人向斯巴达人许诺的腓尼基船只从未到达，但是伯罗奔尼撒人利用自己的海军力量赢得了对赫勒斯滂的控制权，并在地处战略性位置的拜占庭煽动了叛乱。在赫勒斯滂的一系列海战中，斯巴达人由于缺乏海上作战经验而被雅典海军钻了空子，雅典因此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对于雅典而言，这些胜利并非易事，一次战役的失利就可能导致整个战事的失败。

[53]

前406年，在位于希俄斯岛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阿吉纽西（Arginoussai），雅典以仅损失一百五十五艘船中的二十五艘的结果，取得了一场巨大的海上胜利，但是后来海军将领被送上法庭，这场胜利因此付诸东流。他们因没有将落水淹死的雅典船员的尸体捞回而被判处渎神罪。

对此斯巴达人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正忙于建立一支他们自己的船队。

[54]

简单掠夺阿提卡已经无法为他们带来胜利；这是一场必须在海上取得胜利的战争。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已经在海上向萨摩斯岛的波吕克拉特斯发起了挑战，且斯巴达在海军上下的功夫不容小觑。斯巴达人成功调动了盟邦和附属城邦，他们雇用了希洛人作为桨手。在与雅典人作战的晚期，最成功的一位斯巴达海军将领名为莱山德（Lysander），他在人们眼中十分善战，即使在其任期已满、不再有资格担任海军将领后，他仍被任命为名誉海军将领，以此身份留在军中并完成了击败雅典的任务。他就是在前405年的羊河战役（Aigospotamoi）中带领斯巴达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取得战争胜利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斯巴达人几乎俘获或击沉了整支雅典海军。

[55]

雅典人不得不向其求和，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至此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霸主，虽然在前4世纪初为了维持霸权，它不得不在陆上和海上进行艰难的斗争。

[56]

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原来由雅典人控制的爱琴海转变成了斯巴达人的湖。同时这场战争在亚得里亚海和西西里岛也引起巨大反响。在这场战争中，帝国野心与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是应由谁来控制将谷物从西西里岛、爱琴海和黑海运往雅典和其他城邦的供给线。至公元前4世纪末，城邦时代已开始走向尽头。痴迷于增强自己神圣权威的马其顿王多次进行征战，东地中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包括谷物的运送）因此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而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遇到了试图挑战其区域性霸权的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争夺该海域的新一轮大战即将发生。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地中海非洲一侧海岸的两座城市——迦太基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将在地中海的政治文化史中占据主导地位。

[1]
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Oxford，1959），p.226.

[2]
Thucydides 1∶5.

[3]
Aeschylus，The Persians（Persae）
，trans.Gilbert Murray（London，1939），ll.230-34，p.30.

[4]
A.R.Burn，The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Harmondsworth，1966），pp.146，159；Hammond，History of Greece
，pp.176，202；J.Morrison and J.Oates，The Athenian Trireme：the Histo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 Ancient Greek Warship
（Cambridge，1986）.

[5]
Thucydides 1∶21；Herodotos 3∶122.；C.Constantakopolou，The Dance of the Islands：Insularity，Networks，the Athenian Empire and the Aegean World
（Oxford，2007），p.94.

[6]
Herodotos 5∶31.

[7]
Burn，Pelican History
，p.158.

[8]
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译者注

[9]
P.Cartledge，The Spartans：an Epic History
（London，2002.），pp.101-17.

[10]
Burn，Pelican History
，p.174-cf.Hammond，History of Greece
，p.202.

[11]
On numbers：W.Rodgers，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Annapolis，MD，1937），pp.80-95.

[12]
On numbers：W.Rodgers，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Annapolis，MD，1937），p.86.

[13]
Aeschylus，Persians
，11.399-405，p.39.

[14]
J.Hale，Lords of the Sea：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Ancient Athens
（London，2010）.

[15]
Thucydides 1∶14.

[16]
Thucydides 1∶13 and 3∶104；Constantakopolou，Dance of the Islands
，pp.47-8.

[17]
福玻斯·阿波罗（Phoibos Appollo）为古希腊太阳神的全名。——译者注

[18]
Thucydides.3.104（trans.Rex Warner）；cf.Homeric Hymn to Delian Apollo，ll.144-55.

[19]
Constantakopolou，Dance of the Islands
，p.70.

[20]
这句话写在了剑桥大学历史系以约翰·希利爵士命名的图书馆的大门上。

[21]
A.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the Athenian Grain Supply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Oxford，2007），pp.28-31.

[22]
Aristophanes，Horai
，fragment 581，cited in 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75.

[23]
Cf.P.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1988），and M.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1973）.

[24]
Isokrates 4∶107-9，cited in 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77.

[25]
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100.

[26]
Thucydides 8∶96；cf.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126.

[27]
Herodotos 7∶147.

[28]
R.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1972），pp.121-3，530；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318.

[29]
Moreno，Feeding the Democracy
，p.319；cf.P.Horden and N.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2000），p.121.

[30]
P.J.Rhodes，The Athenian Empire
（Greece and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no.17）（Oxford，1985）.

[31]
Thucydides 1（trans.Rex Warner）.

[32]
Thucydides 1∶2；J.Wilson，Athens and Corcyra：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Bristol，1987）；D.Kagan，The Peloponnesian War：Athens and Sparta in Savage Conflict 431-404 BC
（London，2003），p.25.

[33]
Thucydides 1∶2（adapted from version by Rex Warner）.

[34]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27.

[35]
Thucydides 1∶3.

[36]
Thucydides 1∶3.

[37]
Thucydides 1∶4；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34-6，and map 8，p.35.

[38]
Thucydides 1∶67.2；Kagan，Peloponnesian War
，p.41，n.1.

[39]
Thucydides 1∶6.

[40]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100-101；Constantakopolou，Dance of the Islands
，pp.239-42.

[41]
Thucydides 3∶13.

[42]
Thucydides 4∶1.

[43]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142-7.

[44]
Thucydides 4∶2.

[45]
Thucydides 3∶86.4.

[46]
Thucydides 6∶6.1；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118-20.

[47]
Cf.Thucydides 6∶6.1.

[48]
Cf.Thucydides 6∶46.3.

[49]
W.M.Ellis，Alcibiades
（London，1989），p.54.

[50]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280.

[51]
Rodgers，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pp.159-67.

[52]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321.

[53]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402-14.

[54]
Kagan，Peloponnesian War
，pp.331-2.

[55]
Xenophon，Hellenika
，2∶1；Cartledge，Spartans
，pp.192-202.

[56]
Xenophon，Hellenika
，3∶2，3∶5，4∶2，4∶3，4∶4，4∶5，4∶7，4∶8，4∶9，etc.

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350～前100年）

1

公元前33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他宣称自己是希腊人，但受到了雅典人的质疑）在奇里乞亚门（Cilician Gates）外的伊索斯（Issos）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报复了在以往几个世纪中把希腊置于威胁下的波斯王。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波斯腹地追捕波斯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他很清楚沿地中海海岸压制波斯力量的必要性，并向南进军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无情地攻占了之前向波斯提供船队的腓尼基城市。他建立了一个大堤将推罗与大陆永久相连，但即使如此，推罗的抵抗还是持续了七个月之久，这激怒了他。推罗被攻陷后，其大部分居民或被屠杀，或被籍没为奴，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1]

他绕开耶路撒冷，择路穿过加沙，因为这一阶段他的真正目标是埃及。自冈比西斯统治时期起，埃及已被波斯总督统治了近两百年，亚历山大三世对这片土地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埃及，也改变了整个东地中海。他的胜利使埃及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定位，开始将目光朝外投向地中海，而非局限于其内部的尼罗河河谷。

[2]

前311年，他决定在埃及北部边缘的一处石灰岩岬角上建立一座城市，这个岬角与内陆的冲积平原间隔着一个湖泊。与其说这是一座埃及城市，不如说它是毗邻埃及的城市，这也可由之后的拉丁文文献对其的称呼证实：它被称为“Alexandria ad Aegyptum
”，意为“通往埃及（或邻近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亚历山大城都将被更多视作一个地中海城市而不是埃及城市，直到20世纪外国势力被逐出此地后人们才改变了看法。在这两千多年间的多数时期，它都是地中海最伟大的城市。

亚历山大建立此城的动机必然包括为自己歌功颂德。

[3]

不久前他在下埃及古都孟菲斯被加冕为法老。而且在考察了亚历山大城城址后，他拜祭了宙斯/阿蒙神，此后他便自认是该神明的儿子，而非著名的马其顿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其对希腊的多次征战已经为亚历山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的儿子。他对荷马的著作十分痴迷，且（据普鲁塔克记载）荷马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想起《奥德赛》中的一个章节，据其描述，在距埃及海岸不远的一个被称为法罗斯（Pharos）的岛屿上有一个良港。他对于亚历山大城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潜力十分清楚，且为其作传的阿里安（Arrian）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积极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规划。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画线工具可用来在地上勾画城墙的轮廓，亚历山大的建筑师建议用大麦粉代替，而这要从马其顿士兵的给养中抽取。最终确定城市边界的是被面粉引来的一大群鸟。

[4]

同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新兴城市相同，亚历山大城的街道呈棋盘格状，其大部分格局被保留到了今天，但早期亚历山大城宽阔的街道已经变窄很多，且在水位线以上几乎找不到古代城市的痕迹——建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所有建筑都不复存在了。亚历山大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它东西长三英里（五公里），南北宽度大约为东西长度的一半，是一个狭长的城市，据说像一件希腊式披风（chlamys
）。

[5]

港口在城市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港口间由一道长长的防波堤隔开，这道防波堤又将新城与荷马口中的法罗斯岛连在一起。

很快，亚历山大就将埃及抛在后面，成功地经波斯挺进印度，然后在亚历山大城建成八年后，他于巴比伦去世，年仅三十二岁。

[6]

他建立一个希腊-波斯大帝国，将两个伟大民族的高等文化结合到一起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他的帝国被三名争夺权势的将军瓜分，分成马其顿与希腊、叙利亚与东方，以及埃及。正是在控制埃及的那位将军建立的王朝下，亚历山大在埃及边缘建立一座伟大城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外号“救星”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凭借个人能力手握大权，他自称法老，将希腊和埃及的统治和治理理念结合起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雕像在表现法老时呈现出极强的传统风格，希腊人的发式偶尔才得以保留，而且托勒密人还按照古代埃及的风格为埃及诸神建造神庙。对于托勒密人来说，娶自己的姐妹也成为惯例，就像过去法老们长期坚持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希腊人中并不存在。

[7]

亚历山大城成了重焕光彩的希腊文化最活跃的中心，这种希腊文化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希腊化”文化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属于希腊人。希腊化风格的艺术传入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希腊化的概念征服了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希腊化文化常常被视为古代雅典的通俗化的古典文化，以艺术和建筑的绚丽风格——古希腊的样式——为主要特征。然而，希腊科学与文化界最闪亮的几颗明星正是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特别是亚历山大城（而非希腊本土）中诞生的。他们中有数学家欧几里得、发明家阿基米德、喜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到后来罗马人统治的早期，则有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和名医伽林（Galen）。在这种开放的新型希腊文化向地中海传播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城发挥了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它成了地中海文化的灯塔。

托勒密王朝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宗教政策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早期的托勒密人野心勃勃、活力四射且极富求知欲，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文化，在管理埃及经济时也颇有远见。把亚历山大城建造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是他们，而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一世（亡于公元前283或前282年）和“恋姐者”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 Philadelphos，亡于前246年）把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引入了亚历山大城。许多犹太人因为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爱戴，作为忠诚的士兵来到此地；此后，“亚历山大”一直是犹太人最喜欢的名字之一。当然，他们的信仰与众不同，但托勒密王朝并不想进行干涉。亚历山大城东部有一块叫作三角洲（Delta）的重要区域，那里逐渐成为犹太人的活动中心，地中海沿岸的第一个大型犹太人聚居区也由此形成。古代的以色列人主要过着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被生活在沿岸地区的腓利士人和其他民族围在内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在地中海此前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亚历山大城的建立，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开始慢慢向地中海传播。斐洛强调摩西作为律法制定者的地位，以及由摩西传承下来的神圣律法的价值。这种强烈道德启示与有组织律法体系的结合，以及一神论智识层面的吸引力，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为犹太教吸引了众多皈依者和同情者。后来的犹太人在描绘这个时期时通常强调希腊与犹太文化间的敌对，以及时常因此发生的暴力冲突，这种矛盾最终酝酿出了前2世纪反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塞琉古（Seleucid）统治者的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虽然这一点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贯彻得很好，但这些统治者未能坚持尊重犹太教的传统：塞琉古人试图废止包括割礼在内的犹太人习俗，并在他们的神庙中举行异教的献祭。纪念犹太人起义的光明节（Hanukkah）逐渐成为为纪念对希腊化的完全摒弃而举行的庆典。尽管这次起义反映了对希腊化的反感情绪，但这些情绪本身也揭示了绝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已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他们因参与竞技比赛和学习希腊哲学而受到批判。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而非阿拉姆语（Aramaic，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方言），不久后希腊语版的《圣经》就会出现。此外，在亚历山大城诞生之初的两个世纪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和谐地睦邻而居。犹太人在他们的许多会堂中都镌刻了纪念托勒密人并盛赞这个王朝的铭文，但同时他们拒绝接受异教神庙把托勒密人奉为“神圣”的做法。

[8]

托勒密一世为城中的其他居民，特别是希腊人，带来了一位新的崇拜对象——萨拉皮斯神（Sarapis）。萨拉皮斯身上的部分元素源自埃及，他是公牛之神阿匹斯（Apis）与复活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结合体［因此，这位神事实上应被叫作“（奥）西里-阿匹斯”（［O］sir-apis）］。但萨拉皮斯也吸收了希腊神祇——狄奥尼索斯、宙斯（与奥西里斯的性质相当），甚至冥界之神哈迪斯（Hades）——身上的一些元素。他还与希腊神话中的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有关。在他的画像中，他通常把一个量谷器皿放在自己的头顶，这一形象展现了他与埃及的富饶及其规模逐渐扩大的谷物贸易的关系。因此，这样一个折中形象既可用希腊风格又可用埃及风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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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人在萨拉皮斯神可能的出生地——孟菲斯为其建造了一座被称为萨拉皮翁（Sarapeion或Serapaeum）的大型神庙，装饰这座神庙的是“纯希腊式的”雕像；亚历山大城的萨拉皮翁神庙的周围却都是埃及风格的斯芬克斯像，其中有些斯芬克斯今天仍然存在。萨拉皮斯在亚历山大城极受欢迎：“尽管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这种创造新神的做法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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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希腊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神只能是希腊化的神，同时对于神在不同民族前有着不同形象一事，他们也能接受。因此，萨拉皮斯神的创立构成了埃及神祇适应希腊文化的过程中的一环。希腊人的问题不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何不同”，而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哪里相同”。萨拉皮斯神的折中特质还向人传递了一种感觉，即奥林匹亚的十二位主神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他们的拟人化是一种把大量混杂的神圣特征合理化的过程。折中态度有时还表现为把萨拉皮斯神奉为“三位一体”的希腊或埃及神祇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这种倾向继续发展，最终萨拉皮斯被描绘成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他的信徒彻底成为亚历山大城中基督徒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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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治下的第二个重要创举是在法罗斯岛上建造了大灯塔；“法罗斯”一词在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罗曼语系中被保留下来，它直接就意为灯塔。大灯塔很快就被列为一大世界奇迹，与它同为世界奇迹的还有罗得岛巨像：这两处纪念性建筑都彰显了它们所在城市的荣耀，且同时强调了一个事实：这种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灯塔是亚历山大城早期构想中的一部分，其修建工程始于公元前297年，前283年才结束。修建这样一座灯塔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必要：海岸附近有夜间无法看见且日间也难以发现的浅滩。如果这座城市想要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那么通往亚历山大城的道路就应该变得更为安全。托勒密人的这座屹立于海波之上的巨型建筑高一百三十五米（四百四十英尺），它分为三部分，最底层是面积逐渐向上收缩的方形平台，在那之上是一座顶部为圆形石柱的八角塔，柱顶上矗立着宙斯的巨型雕像。巨大的镜面将光线投向数英里以外的海面，根据比较合理的推测，这一距离约为四十英里。灯塔究竟如何照明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15世纪晚期修建于此地的马木留克堡（Mamluk fortress）——它规模更小，但仍然十分壮观——重新使用了原灯塔的部分设施，尽管现代的水下考古活动发掘出了灯塔规模可观的残迹，但法罗斯灯塔的确切外形和运作方式仍然难以确定。

灯塔以及亚历山大城的修建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托勒密家族控制了大量资源。他们不只利用了这些资源，还在亚历山大城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事实上，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亚历山大城从埃及内陆获取的财富至少不亚于来自地中海的收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该城从河道获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来自海洋的收益，因此湖畔边的港口比海港更为富庶”，不过他在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数个世纪，也就是公元1世纪初期，才写下了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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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城两方兼顾，将埃及与地中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而与地中海世界外部的联系——经红海与印度的联系——则确保了亚历山大城作为印度洋与地中海间第一港口的地位，且在之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它始终保持了这一地位。托勒密家族眼光独到，知晓如何维系亚历山大城乃至整个埃及的经济活力。他们明白仅依靠亚历山大本身并不能控制海上商路。他们致力于将腓尼基诸城纳入自己的掌控下，这使他们与对手塞琉古人陷入冲突。如果他们想要维持强大的舰队，那么就需要将其政治影响力延伸到埃及以外的地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盛产木材的地区：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安纳托利亚南部。同样，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也无法掌控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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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海军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扩大的不只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舰队规模，舰船本身的体积也变得更大。前4世纪，双方有时拥有的舰船有300多艘。腓尼基人的造船厂用黎巴嫩的雪松为塞琉古诸王打造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托勒密二世的舰队则拥有336艘舰船，其中包括224艘四列桨座式战船、三列桨座式战船和小型舰船；但其中还有许多巨型船，它们是17艘五列桨座式战船，以及可能两边装备着更多桨手的更大的船——5艘“六列桨座式战船”、37艘“七列桨座式战船”、30艘“九列桨座式战船”、14艘“十一列桨座式战船”以及2艘超大的“三十列桨座式战船”。后来，外号“笃爱父亲的人”的托勒密四世（Ptolemy Ⅳ Philopator，于前204年去世）要建一艘“四十列桨座式战船”，这可能是一种大型的双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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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船的名称是桨手具体数目的直接反映，还是仅表示“要比之前的大船更大”，对此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托勒密四世的“四十列桨座式战船”从未投入战斗，可能它并不适合作战；但它充分地展现了埃及希腊化的法老们的富庶和强大。其长度超过130米，宽度超过16米，据说可容纳4000名桨手和3000多名辅助海员。单为这样一艘船补给食物和饮水就需要一支小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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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艘如此大尺寸的船的用途并不只有展示实力。在以色列阿特利特（Atlit）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只2.25米长、465千克重的撞角，它属于前2世纪的一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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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于建造舰船的木材，托勒密王朝还需要寻找金、银、锡、铜等矿产资源。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当赫梯人、腓利士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积极用铁来制造武器和各种工具时，埃及人却奇怪地无视了这种金属。这或许是因为埃及的土壤在尼罗河河水泛滥后便十分易于耕作，因此埃及人完全不需要铁制重犁。但另一方面，埃及的金属制造业确实十分繁荣，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盘子的出口成了亚历山大城的一大优势产业，其他出口货物还有织物、陶器以及作为该城特产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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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是埃及的另一种特产，从维纳蒙所处的公元前11世纪起，周边地区就对它有着极大的需求，如今埃及的莎草纸已遍布地中海各地。迦太基是销售这些货物的主要市场之一，迦太基人还使用托勒密王朝的重量标准来制作货币。迦太基对托勒密王朝而言很有价值，因为西班牙和撒丁岛的白银正是通过迦太基流入埃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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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罗得岛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前3世纪，罗得岛是与亚历山大城齐名的商贸重镇。亚历山大城因此被建设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它如此具有活力，不仅因为托勒密王朝在其统治早期取得了辉煌成就，还因为它迅速地融入了希腊化的贸易网。

从埃及的沙漠中出土了一些莎草纸文献，其中提到了托勒密二世政府中的一名行政人员，他的名字叫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份公元前3世纪的商船货单，记录了从叙利亚发往亚历山大城的阿波罗尼奥斯家中的货物，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主要有哪些贸易品——有来自黑海的坚果（一直是地中海商路上很受欢迎的商品），有来自希俄斯岛的奶酪，有橄榄油、无花果、蜂蜜、海绵和羊毛，还有从外国进口的野猪肉、鹿肉和山羊肉。但占据船舱大部分空间的是葡萄酒——船上有盛放普通葡萄酒的138只双耳罐和6只半双耳罐，以及盛放甜葡萄酒的5只双耳罐和15只半双耳罐。这种贸易在征税方面十分谨慎、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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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去的法老一样，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贸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而且他们并不打算放松这种控制。在船只抵达事先指定的港口后，船上的货物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后来的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也使用了这套古老的商业征税制度，它被称为“按价征税”（ad valorem
taxes），表示在货物估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征税，有时税率会高达50%（葡萄酒和橄榄油），有时则只征收估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仅港口会征收这种税，当货物沿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时，沿岸的征税站也会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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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征税体系的一个后果是，当货物抵达亚历山大城的码头时，商人们不得不抬高货物的价格。然而人们对产自埃及的谷物和其他产品需求十分强烈，因此它们仍然能够在东地中海找到买主。此外，亚历山大城是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商”，这一职能也使城中的居民获益匪浅。虽然在此之前，希腊商人已经在瑙克拉提斯和其他地方开始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间的贸易，但亚历山大城的加入使这种贸易的规模急速扩大。黄金、乳香和没药是从红海运来的三种最受欢迎的物品。在前270年或前269年，“恋姐者”托勒密二世重新开凿了一条运河，将尼罗河三角洲与西奈半岛西部的数个湖泊连接起来（如今这条运河被苏伊士运河横穿而过），开辟了一条通往红海的商路。来自印度的货物在亚历山大城中随处可见，托勒密王朝还凭借来自非洲和印度的大象建立了一支大象军队。

[21]

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列举了一艘名为“赫尔马波罗”（Hermapollo
）的船上搭载的货物，该船从印度运回了60箱甘松、5吨重的普通香料以及235吨重的象牙和乌檀木。

[22]

地中海的大宗香料贸易早已成形，就算是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末开辟的经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没能动摇亚历山大城作为最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地位。

谷物是在亚历山大城的商贸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部分原因是这座城市需要获得补给。先前建造的运河将亚历山大城背后的马雷奥蒂斯湖（Mareotis）与尼罗河三角洲连接起来，谷物的获取得到了保障。但托勒密人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对谷物的需求始终存在；雅典可能转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寻找粮食供应，但罗得岛则渴望购买埃及的谷物以满足自己和贸易伙伴的需求。

[23]

由此一来，托勒密人发现自己占尽优势：他们继承自埃及人的政治制度规定，埃及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法老的所有物，他们因此就能够对农民征收较高的租金，且要求农民上缴其土地的一半产出。鉴于在尼罗河河水泛滥之后土壤会变得十分肥沃，这样的要求似乎算不上毫无道理。与此同时，出口市场又浮现出了新的机遇：黑海地区面临凯尔特人和斯基泰人的不断入侵，这里的粮食生产和通往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运粮路线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托勒密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谷物贸易获利，于是开始努力提高谷物生产的品质与数量。他们扩大土地耕种面积，鼓励人们使用铁制农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铁制农具给埃及农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这几乎可被称作农业革命。”

[24]

灌溉系统也得到改进，托勒密人发明了一些灌溉土地的新装置，其中就包括阿基米德螺旋泵，它至今仍是埃及农夫钟爱的工具，在当时它被称为“蜗牛”或“克齐里阿斯”（kochlias
）。

[25]

波斯人曾引入一种新型小麦，它要优于埃及人种植的各种传统麦子，这种小麦的优势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就已经得到重视。葡萄的种植活动迅速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城对岸，且当地生产出了一些优质的葡萄酒。对托勒密人而言橄榄油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因为在托勒密王朝之前，埃及的橄榄树种植并没有如此广泛。由此，托勒密人为埃及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了拜占庭时期。

3

托勒密人在花钱方面毫不吝啬。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在途经叙利亚时被托勒密人抢走，并被葬于亚历山大城中心的豪华墓葬中（寻找墓葬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深受亚历山大城市民喜爱的消遣），托勒密王朝由此获得了荣耀。但亚历山大城本身就充满活力，其最伟大的建筑毫无悬念就是那些附属于城北大规模宫殿群的建筑物。托勒密人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机构，它们证实了托勒密人的强烈的学术热情，也证实了他们当时的一种决心，即无论他们要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大、最好。这两个机构便是亚历山大学宫（Mouseion）与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凭借埃及的莎草纸，托勒密人建立了有史以来收藏最为丰富的文献中心。设立学宫（献给缪斯女神的神龛）的想法并非首创［它的修建可以参考雅典的著名先例，且托勒密一世也采纳了学识过人的雅典人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os of Phaleron，约公元前350～前280年）的建议］，但其规模、存在时间以及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不单是一个教授音乐、哲学和艺术的祭祀中心。它是一所高级研究机构，是一间万灵学院，这里的学者们大多不用承担教学任务，可以全身心投入文学、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当中。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学宫还设有一间公共休息室，学宫成员们可在此共同进餐。该机构拥有一笔捐款，国王任命一位祭司主持这里的工作。

[26]

另一处伟大的学术机构大图书馆也极为神秘。它并非公共图书馆，不过专业学者均可进入，且馆中设有侧厅，学者们可在其中讨论问题并一起工作。该图书馆的修建源于托勒密一世的一个决定，他想要“将所有民族的著作收集起来，只要它们是值得关注的”。

[27]

尽管学宫据称主要研习希腊文化，但图书馆的关注范围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希腊世界，不过绝大多数非希腊语的文献在存放之前都已被译成希腊语版，如埃及法老们的编年史、希伯来语的《圣经》、印度的传说。在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及其能力卓绝的继任者们的指导下，图书馆被安置在托勒密家族宏伟的宫殿群落中的某一处。虽然不久后塞拉皮翁（Serapeion）又建了一座“子图书馆”，而且那里的交通更为便捷，不过该馆的藏书规模似乎只有主馆的十分之一——这里只有4.28万卷莎草纸文献，而主馆则藏有40万卷各种各样的“混合”图书以及9万卷“未被混合的”图书。

[28]

有些卷册包含数种著作，但较长的作品［对此，亚历山大城的诗人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有个著名的说法，即“大书即大恶”（mega biblion，mega kakon
）］被分成独立的卷册。然而，证据表明在图书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矛盾。托勒密人决定要拥有伟大作家们的最好作品：他们骗雅典人要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底斯等人的作品进行抄录，请他们将这些大师的剧本原稿送来，但最后却扣下不还，即便为此他们支付了数量庞大的白银作为赔偿。

[29]

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学者们集中精力，对古代及古典时期的希腊诗人们——如萨福（Sappho）与品达（Pindar）——的作品加以分类和编辑整理，却忽略了不太知名但文采卓越的古典作家以及与他们自己同时代的诗人们，例如卡利马科斯，我们经常不得不通过在埃及沙漠中发现的莎草纸碎片才能还原卡利马科斯的作品。

[30]

因此，学宫与图书馆对编辑、整理古典作家们的作品文集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被神化为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当然托勒密人也付出了代价——亚历山大城也被彻底希腊化了。

对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创作表示轻蔑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昔兰尼（Cyrene）的卡利马科斯以及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os of Rhodes）就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而且卡利马科斯还为图书馆设计出一套分类体系。但他们自己也创作了历久不衰的作品：卡利马科斯以其警句著称；而阿波罗尼俄斯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史诗，他按照荷马史诗的体例创作了《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ka
），该史诗重新描绘伊阿宋寻找金羊毛并与美狄亚（Medea）相爱的旅程。但他的文风并非对荷马史诗的拙劣模仿：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描绘事情时仿佛是在直接同读者讲述他的亲眼所见，而且其绚丽的文风也很有魅力。虽然他永远无法摆脱荷马式地理知识的影响，导致罗马时期的评论家们嘲笑他的错漏，不过他描述了伊阿宋可能经过的地中海水域，描述了远方的欧洲河道水系，这透露出他受到了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以及民族志学者的影响。

[31]

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藏书规模与全面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它还有竞争对手。小亚细亚海岸的帕加马（Pergamon）的历任国王们也在为其图书馆收集图书；据说，托勒密二世为了阻挠他们藏书量的增长，特意下令禁止将莎草纸出口到帕加马。但帕加马的图书馆馆员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动物皮毛制成的羊皮纸（即帕加马纸，pergamenon
）上书写。

[32]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城的藏书量在经历了迅速增长后开始慢慢减少。文献的自然磨损、不当的搬动（图书馆不对外出借图书）以及经年累月的相对忽视，特别是尤利乌斯·恺撒将亚历山大城码头周围一些可能存放图书的仓库——可能是某种类型的远距离图书馆——付之一炬，都意味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巅峰期已过。

[33]

尽管传统上的说法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与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入侵有关，但大家一般也认同，在那个时候，图书馆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被破坏的物件了，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该图书馆中的原始文献一份都没有留存下来。

[34]

关于托勒密王朝对其他民族的智慧成果并不排斥的说法，最明确的证据是古代作家们的报告经常提及的一件事，即托勒密二世曾委托相关人员翻译希伯来语的《圣经》。

[35]

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称：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派遣七十二名犹太贤人前往亚历山大城，他们被安置于七十二个隔间中，被要求独立翻译《摩西五经》。他们提交了七十二份完全相同的希腊译文，这被称为“七十士译本”。

[36]

事实上，“七十士译本”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成形，它满足的不仅是求知欲旺盛的托勒密家族和他们支持的学者的需要，还有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的需要，在这些犹太人中讲希腊语的人口日渐增长，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是否精通希伯来语。有趣的是，“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文本与犹太人保存的标准版本“马所拉抄本”（Masoretic）有数处差异，它还保留了一些被犹太圣经放弃的伪造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些文献——如“所罗门智慧书”——显示出希腊化哲学思想的突出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摒弃希腊化文化，反而热情地对其表示欢迎。“七十士译本”是亚历山大城对地中海文化史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将之作为《旧约》的标准版本。事实上，拜占庭的基督徒保留下来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文化要比犹太人自己保留下来的更多，其中就包括斐洛的大量作品。

我们很容易就能列一份那些曾在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学习、研究的著名希腊学者的名单。有些学者影响极大但留下的信息却含糊不清：欧几里得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数学家学会？公元前3世纪时，精确算出地球直径的伟大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就曾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名馆员。另一位极富创见的科学家是阿利斯塔克（Aristarchos），他推演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不过他的观点未能引起重视。在罗马时期，另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其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仍然主张地球是宇宙中心，该书的出版进一步削弱了阿利斯塔克的影响力。亚历山大城拥有极具活力的医学传统。为进一步了解人体，城中的学者不仅解剖尸体，还对被定罪的囚犯进行活体解剖。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年）在其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只在埃及有过短暂的停留，但他始终与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家，如埃拉托色尼保持联系。

[37]

阿基米德的职业生涯可以反映托勒密宫廷对精妙机械的着迷程度。在安提基西拉岛（Antikythera）附近的地中海海床已出土了他的一件作品，它看起来像是关于宇宙的机械模型。

[38]

亚历山大城的科学研究服务的不仅是当地利益，这些科学家们的发明与发现的重要意义历久弥新，进一步证明了希腊化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亚历山大城正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首都。

4

亚历山大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仰仗于其与地中海东部和西部（至少远至迦太基）的联系。在曾经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雅典衰落后，东地中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填补了雅典留下的真空地带：罗得岛。虽然罗得岛以外的世界已经被马其顿的将军们瓜分殆尽，但罗得岛上的希腊裔贵族成功地维持了该岛的独立性，使该岛没有被竞争对手控制。公元前305年，罗得岛人成功挫败塞琉古国王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os）夺取该岛的企图，他从叙利亚率四万大军封锁了罗得岛整整一年。但最后，罗得岛人的决心迫使季米特里奥斯撤退。这也是针对罗得岛的第一次著名围攻，后来类似的情况多次发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岛上树立起一座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巨型雕像，该雕像正好立在罗得岛的港口之上。这座著名的巨石雕像大约于前280年正式完工。罗得岛人甚至还成功地在东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海岸建立自己的统治区域，使之成为重要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基地。

[39]

他们对人力有着巨大需求，因为他们需要派遣大型舰队并耗费巨大精力来肃清海域中的海盗，这些海盗的出现也是雅典海上霸权衰落难以避免的后果之一。在前206～前203年，罗得岛人投入了巨大力量以打击以克里特岛为据点的海盗。

[40]

他们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是，任何势力都不得主宰他们航行的区域；他们要保持不同阵营间的平衡。如此一来，尽管他们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和政治联系，但如果埃及海军想要称雄于整个东地中海，他们就会选择支持塞琉古人。罗得岛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试图去建造托勒密人以及塞琉古人钟爱的那种大得不合理的重型舰船。在他们倾向于建造的船只中，有一种三列桨快船（triemiolia
），是在原有的三列桨战船基础上改造而建成的，它可以较好地同时利用船帆与划桨的力量，这种船因此是追击海盗的理想船只；罗得岛人还使用了希腊火（Greek fire）的一种雏形，它把火焰从管子里喷出并投向敌人船舰的甲板。

[41]

尽管托勒密王朝已经建造出十分壮观的战舰，但亚历山大城的商业通道仍然受罗得岛的船只支配，在风向适宜之际，这些船只需三四日即可抵达埃及，而返回罗得岛的航线甚至在冬季也不会中断，不过船行速度会更慢一些。

[42]

狄奥多罗斯写道，“罗得岛人的岁入绝大多数来自前往埃及的商人”；他还声称，“罗得岛人甚至可以说，供养他们自己城市的是埃及王国”。

[43]

埃及的绝大多数谷物是经由罗得岛人运往北方的，大量销往埃及的葡萄酒也来自罗得岛，因为罗得岛人在整座岛屿上都种植了成片的葡萄。亚历山大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出土了十万只提耳处刻有罗得岛标记的双耳陶罐，

[44]

它们是可证明这类贸易的存在的有形证据。在爱琴海的其他遗址，以及爱琴海以北的黑海、以西的迦太基与西西里岛均出现了这种盛放葡萄酒的陶罐。古代文献对公元前200年前后罗得岛的年均贸易值做了估算——五千万德拉克麦（drachmai
，即古希腊的银币）。按照每单进出口贸易征收百分之二的税收计算，这笔数额每年会产生一百万德拉克麦的收益。

[45]

罗得岛的银行家们构建起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中部与东部；他们提供贷款，维持地中海商业网络的运作。爱琴海地区的城镇与岛屿都接受罗得岛货币的重量标准。这种贸易在周边区域激起的是感激而非敌意：当罗得岛在前227年或前226年毁于地震时，西西里、埃及、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统治者纷纷伸出了援手。

希腊化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是提洛岛（Delos），最初这里被罗得岛人用作地区贸易的清算中心。

[46]

从公元前168年开始，因贸然与马其顿王开战而陷入困境的罗马人开始介入爱琴海的商业网络。他们不再视罗得岛人为盟友（及重要贸易伙伴），而是视其为附庸，希望罗得岛的舰队能听从罗马人调遣，加入他们与马其顿诸王的战争。罗得岛人对此不感兴趣。作为报复，罗马元老院怂恿另一个更为顺从的盟友雅典去管理提洛岛，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当地人必须被驱逐，且该岛必须是自由港。于是商人们进入了提洛岛，其中包括许多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维系并加强了该岛与地中海西部的联系。在前100年前后，岛上居民数量已经增长到3万人。罗得岛因贸易被夺走而迅速衰落，据说罗得岛的商业收益迅速萎缩到了1.5万德拉克麦。提洛人在商业上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圣地的声望。对提洛岛的考古发掘揭示，这里有大规模商业区，这些区域没有设防，因为该岛的神圣性会为其提供庇护。这里有数个agorai
，也就是为意大利商人设立的交易场所，里面不仅有柱廊、门廊、商店和营业处，还设有用于祭祀受商人们推崇的各种神——如海神波塞冬、信使神——的神龛。意大利人鼓励香水和药膏贸易，且与纳巴泰（Nabataen）商路的间接联系已经通过叙利亚建立起来，这条贸易路线将深入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和没药产地。另外，奴隶贸易也十分繁忙，这些奴隶是海盗活动的受害者。前2世纪末，奇里乞亚海盗在地中海东部重新出现（这毫无疑问是罗得岛衰落的后果，因为罗得岛人在过去一直守卫着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周边海域），海盗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在罗马时代，提洛岛被描述成“地球上最大的贸易中心”。

[47]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提洛岛的幸运是建立在罗得岛的不幸上的，但前者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一种趋势：在公元前3～前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商业网络不断整合为一个协调一致、管理有效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支配权最初属于罗得岛支配，后来被转交至提洛岛。提洛岛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商业网络，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Puteoli）商人也被吸收进来成了新的贸易伙伴。希腊化世界在政治上分裂成三个主要的单元——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已经开始显现。有一个要素却不见了：在前2世纪中期，伟大的迦太基城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有必要往前回溯一下，考察这一结果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住在遥远边区的罗马人是如何在前100年之前逐渐主宰整个希腊水域的。

[1]
R.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
（3rd edn，Harmondsworth，1986），pp.181-91.

[2]
Serious account：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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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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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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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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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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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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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trab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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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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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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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30.

[16]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35，and pl.32.

[17]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367，387；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p.137-9.

[18]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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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asson，Ancient Mar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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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150.

[21]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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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mpereur，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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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osphoran grain：G.J.Oliver，War，Food，and Politics in Early Hellenistic Athens
（Oxford，2007），pp.22-30.

[24]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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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iodoros the Sicilian 1∶3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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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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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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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mpereur，Alexandria
，pp.38-9.

[30]
Maehler，‘Alexandria，the Mouseion，and cultural identity’，pp.9-10.

[31]
Comments by E.V.Rieu in his translation of Apollonius of Rhodes，The Voyage of
Argo（Harmondsworth，1959），pp.25-7；cf.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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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ollard and Reid，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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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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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l-Abbadi，‘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p.17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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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2000），p.45：Philo，Josephus（Jewish authors）；Justin，Tertullian（Christian authors-also Irenaeus and Clement of Alexandria，attributing the work to the reign of Ptolemy Ⅰ）.

[36]
Carleton Paget，‘Jews and Christians’，pp.149-51.

[37]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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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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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N.K.Rauh，Merchants，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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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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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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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auh，Merchants
，p.66.

[43]
Diodoros the Sicilian 22∶81.4，cited by Rauh，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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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Rauh，Merchants
，p.68.

[45]
Casson，Ancient Mariners
，p.163.

[46]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230-32；for its early development，see G.Reger，Regionalism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Independent Delos，314-167 BC
（Berkeley，CA，1994）；later developments in：N.Rauh，The Sacred Bonds of Commerce：Religion，Economy，and Trade Society at Hellenistic-Roman Delos，166-87 BC
（Amsterdam，1993）.

[47]
Rauh，Merchants
，pp.53-65，73-4；Casson，Ancient Mariners
，p.165.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前400～前146年）

1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控制爱琴海而爆发的战争发展到高潮之际，在更遥远的西部，希腊城邦为了自己的生活也卷入其他冲突当中。迦太基在其所处的地中海水域中是一支重要的海军力量，相当于雅典之于东地中海。公元前415年，当雅典人进攻叙拉古时，迦太基人尚且能够作壁上观。他们看到希腊人自己分崩离析，彼此争吵，以至于都无法顾及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设立的商业据点。在迦太基人看来，任何能够削弱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势力的事情都值得欢迎。另一方面，雅典海军的崩溃带来一个新问题，迦太基人发现在自己必须尽快对其做出处理。叙拉古人并非首次威胁要控制整个西西里岛。然而，事实再次证明，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塞格斯塔的伊利米人，他们招来的雅典人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对此他们还不满足，于是又请求迦太基人前来帮助他们抗击老对手——塞利诺乌斯的希腊人。迦太基人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塞格斯塔。在塞格斯塔所辖区域内散布着布匿人（即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巴诺尔莫斯（Panormos，即巴勒莫）和摩提亚是其中较为出名的两个。当塞格斯塔人在前410年为寻求帮助而成为迦太基属民时，迦太基的公民大会意识到，巩固他们对西西里西部的控制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1]

塞格斯塔人的求助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迦太基过去的盟邦与商站只是松散的联合体，如今成了迦太基帝国，其治下的臣民不仅包括其腓尼基同胞，还有其他属民——被希腊作家称为柏柏尔人的“利比亚人”，西西里的伊利米人、西科尔人和西坎人，当然还有撒丁岛人和伊比利亚人。

迦太基的精英们还需要处理一些其他内部问题，因为此时这座城市由一群控制元老院的强大家族主宰。据说迦太基名人汉尼拔（Hannibal）憎恨所有希腊人，因为他的祖父哈米尔卡（Hamilcar）于公元前480年在西莫拉同叙拉古军队作战时阵亡了。在这位令人敬畏的汉尼拔的指挥下，迦太基人在前410年轻松获胜，迫使塞利诺乌斯人撤出塞格斯塔。随后，在前409年，汉尼拔率领从意大利南部、北非、希腊与伊比利亚征召的军队发动了第二波大规模入侵。色诺芬（Xenophon）在其多少有些蹩脚的修昔底德历史续编中指出，汉尼拔率领的军队有十万人，这个数据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两倍。

[2]

汉尼拔使用的复杂攻城器械以近东腓尼基人非常熟悉的模式为原型，它们给汉尼拔带来很大助力，使他仅仅用了九天就攻破了塞利诺乌斯的城墙。城中的居民为自己的抵抗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6000名塞利诺乌斯人被处死，5000人沦为奴隶。随后，迦太基人又洗劫了西莫拉，也就是汉尼拔的祖父哈米尔卡前480年战死的地方。迦太基人在这里处决了3000名男性俘虏，以献祭哈米卡尔。

[3]

迦太基人并没有沉浸于暴怒之中。他们还决定消灭叙拉古，从而确保对西西里岛大多数地区的统治。然而，这不是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民族”之战：迦太基人派遣一位使者前往雅典，雅典人如今正处于与斯巴达交战的最后阶段，他们向迦太基人示以友善，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能够找到的所有盟友。

[4]

雅典与迦太基还希望在希腊世界恢复和平后，双方能从相互间的贸易中获益。

如果色诺芬所记录的惊人数据值得信任，那么公元前407年迦太基人就集结了十二万人的大军，由120艘三列桨战船搭载着，他们入侵了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即使拥有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迦太基人还是在花费七个月的时间围困阿克拉加斯（Akragas）后才最终迫使其投降。这座城市的精美艺术品被洗劫一空，其中包括一只黄铜制成的公牛，据说前6世纪的一位阿克拉加斯僭主曾在铜牛腹内对其对手行炮烙之刑。

[5]

这些战利品使迦太基人逐渐喜爱上了希腊风格的器物；到前3世纪时，希腊的艺术与建筑显然已经全面影响了迦太基。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如今处于迦太基人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他们也开始继续向东扩张，来到南部海岸的杰拉（Gela），这座城市是前往叙拉古的通道。杰拉城的居民选择了逃亡。叙拉古人在看到希腊人接二连三遭遇失败后，急于同迦太基人和谈，而为其军队与舰队耗费巨资的迦太基人此时也愿意接受足够优惠的条款。已经被迦太基人征服的西西里岛西部与东南部区域继续由其控制，但希腊居民可以返回自己原来所在的城市，且生活在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和西科尔人可以保持独立。这样一来，迦太基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

民主制度是这场冲突的牺牲品。叙拉古再次落入一位长寿的僭主，也就是狄奥尼修斯一世（公元前367年去世）的统治之下，他也是一个极为恐怖的王朝的第一位君主。有一则故事，称西西里有一位僭主知道自己遭人厌憎，因此在发现有一位老妇人在城中的神庙中定期为自己祈求平安后，他感到十分惊奇，询问她为何如此。老妇人毫无畏惧地回答道：她知道他是恐怖的暴君，但她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位僭主十分残暴，但随后继位的人更糟，且这位新僭主之后的僭主比两位前任还要可怕；所以她要为现在的这位僭主祈求长寿，她知道如果他去世了，其继位者很可能是一位凶恶程度更加令人难以想象之人。这位僭主被老妇人诚恳的回答打动了，于是赠给她一袋金子。这些僭主们所倚仗的是野蛮的武力，他们没有丝毫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打算。但他们同时具有较高的品位和文化水平；某位早期的西西里僭主曾获诗人品达的赞誉，新僭主们则培养了一批哲学家，例如曾在前388年或前387年访问叙拉古的柏拉图。据说他后来还数次到访，希望引导狄奥尼修斯一世的继任者们严格按照柏拉图原则制定政策。

[6]

尽管柏拉图与叙拉古诸位统治者之间的大多数信件如今已被斥为后世杜撰，但柏拉图与叙拉古王廷间的联系仍然表明，在这个时期，穿越地中海的不仅是希腊的货物，还有希腊的思想。

狄奥尼修斯一世与迦太基缔结了和约；但在公元前398年再次与迦太基发生冲突的也是这位狄奥尼修斯，他夺取了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宝城摩提亚。城内居民遭到屠杀，甚至妇孺也被处死而不是被送入奴隶市场以免于灾难；生活在那里的希腊商人因被视为叛徒而惨遭迫害。

[7]

这是摩提亚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一场剧烈冲突的开端：前396年，一支大规模的迦太基舰队抵达叙拉古海港。叙拉古城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叙拉古人也再次利用其港口的布局击退了敌人的舰队并同时攻击了登陆的敌军。迦太基的指挥官希米尔科（Himilco）眼见失败难以避免，于是与狄奥尼修斯达成秘密协议，尽其所能地撤走迦太基士兵，抛弃了来自伊比利亚、西科尔以及利比亚的盟军。体毛较重的伊比利亚人是职业雇佣军，他们被吸纳到了叙拉古的军队中。更糟糕的是，此时迦太基在北非的属地发生骚乱，聚集在突尼斯的大量奴隶与起义军显示出了将要推翻近在咫尺的迦太基的势头。起义者最终溃散了，但迦太基毕竟经历了一场政治动荡。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与叙拉古的僭主和解，将在之前的和约中约定应由迦太基掌控的希腊城市让给叙拉古，不过这种屈辱并非十分彻底，因为西西里布匿居民仍然在迦太基人的控制之下。狄奥尼修斯的扩张野心转向了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前384年，他袭击了皮尔吉，这是位于伊特鲁里亚的卡埃里的出海口。狄奥尼修斯从这里带走了价值一千五百塔兰特的财物，这笔钱足以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他可能需要这场胜利带来的声望，当年他的使者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饱受羞辱，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和波斯王一样糟糕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叙拉古帝国，他只想不择手段地树立个人权威；雅典人对此心照不宣，他们在信件中称他为“西西里的执政官”（archon
of Sicily）。

[8]

他还决心夺回对整个西西里岛的控制权。叙拉古与迦太基间的一系列冲突在前375年达到顶峰，当时一支15000人的迦太基军队被消灭，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贩卖为奴。随后，迦太基人迅速振作起来，击败狄奥尼修斯并消灭了一支14000人的叙拉古军队。最终，过去由迦太基人长期统治的西西里西部仍然由其控制，他们甚至还收复了一些之前被汉尼拔征服的希腊城邦。

2

尽管迦太基与叙拉古的关系以敌对为主，这些战争却将迦太基与希腊世界紧紧联系起来。如今，这座城市在各个方面都与腓尼基渐行渐远；对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迦太基来说，相较于与赫拉斯、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间再度密切的关系，它与推罗和西顿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性值得质疑。迦太基人将麦勒卡特神与赫拉克勒斯联系起来。他们还相信自己因洗劫了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德墨忒尔神庙而冒犯了这位女神，因此他们将对这位女神的崇拜引入迦太基，甚至打算在当地希腊居民的帮助下按照希腊人的礼节来操办神庙内的祭拜仪式。

[9]

迦太基人学习希腊语——在双方关系恶化时，迦太基人一度下令禁止学习或使用希腊语，这有力地证明了希腊语已成为当地精英的第二语言。这些精英积极开发北非的肥沃海岸，很多人在离海岸线不远处拥有丰饶的庄园，里面种满了谷物、水果和葡萄。腓尼基人沿北非海岸建立的众多小型城镇此时均沦为迦太基的属地。迦太基人还愈来愈频繁地与当地人通婚，这种趋势也蔓延到了迦太基的显赫家族，他们有的与当地的柏柏尔王室联姻，有的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望族通婚。此时的迦太基已发展成一座拥有二十万人口、广袤的郊区，以及众多商港和军港的国际大都市。

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迦太基人始终关注叙拉古。他们希望争夺对非洲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以及西西里岛的控制权。公元前344～前343年，科林斯的海军将领提木良（Timoleon）拯救了叙拉古，科林斯海峡的价值因此得到彰显。提木良的声望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为了成为科林斯的僭主，他密谋暗杀了自己的兄弟。据普鲁塔克记载，在他的两名同谋杀害他的兄弟时，提木良掩面痛哭。

[10]

因此，对于心怀不满、希望反抗狄奥尼修斯王朝的残暴统治的叙拉古贵族来说，提木良是一位理想的盟友。由于叙拉古城最初是由科林斯人建立的，因此当地人仍然觉得他们可以向科林斯寻求帮助，尽管此时的科林斯已经不再是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领袖，且只能派遣一小支援助舰队。迦太基派出船只阻挠提木良的到来，但提木良另辟蹊径，成功突破了封锁，结果迦太基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毁灭性战争：在前341年的战役中，三千名迦太基士兵阵亡，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回国后被钉上十字架，这是针对那些战场上的无能者的标准刑罚。迦太基并没有失去其在西西里岛西部的领地，但提木良把他自己塑造成了该岛的领导人，在岛上几乎每一座希腊城邦中推行贵族政体。在之后数十年间，僭主政体都没有再出现过；更重要的是，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似乎理解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11]

到普鲁塔克（亡于公元120年）生活的时代，提木良已被奉为英雄与诸神的宠儿，他“切断了僭主的神经”，将西西里岛从布匿蛮人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提木良与他之前的诸位僭主并没有明显不同。他凭借雇佣军的支持夺得大权；通过对岛上诸多小僭主进行镇压，他声称自己拥有了长期存在争议的叙拉古主权。但他也有可取之处：他在年老时因受白内障困扰选择了辞职，这一行为得到了叙拉古民众的赞誉。另外，在其统治时期，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城市被重建，包括毁于迦太基战争中的一些城市：阿克拉加斯与杰拉恢复了活力；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希腊人的小城镇再次繁荣发展。西西里岛东南部的斯科纳瓦赫（Scornavacche）建立在一座希腊小镇的遗址上，这里曾在前405年被西科尔人的袭击摧毁，但如今的它已经成为陶器制造业的中心。

[12]

这一复兴是由新移民与土著的西西里-希腊人（Siculo-Greek）共同完成的。提木良可能从希腊本土以及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引入了六万名移民。西西里岛与雅典之间的谷物贸易在前4世纪后期愈发稳定；根据大量发掘于西西里岛的这个时期的科林斯货币，我们可以推断，此地经爱奥尼亚海与科林斯有非常密切的商业联系，西西里岛的农产品正是经由该商路销往希腊的。

[13]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繁荣完全归功于提木良的努力。在前4世纪的地中海中部地区，商业复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暴发的瘟疫的致命性此时已经降低，人口数量开始恢复。迦太基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之间的长期和平也使东西方的商业联系获得重建。迦太基从与雅典的商业联系中获益，同时充分利用其与西班牙的联系。

公元前311年，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爆发。迦太基在西西里西部的指挥官哈米尔卡遭遇了强劲的对手阿加托克利斯（Agathokles），后者已成功地推翻提木良的制度，自己成了叙拉古的僭主。与其前辈一样，阿加托克利斯也试图将整座西西里岛纳入叙拉古人的控制范围。哈米尔卡认为迦太基的最高利益只能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即叙拉古可以主宰西西里岛的东部和中部；迦太基人担心阿加托克利斯可能对阿克拉加斯产生非分之想，因为那座城市距离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的居住区非常近。前311年，阿加托克利斯率领庞大的军队进攻阿克拉加斯，但一支由五十艘或六十艘战舰组成的迦太基舰队前来挫败了阿加托克利斯的进攻。次年，哈米尔卡率领14000人登陆（其中只有七分之一是真正的迦太基人）。他在当地厌恶阿加托克利斯野心的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扫荡了整个西西里岛。阿加托克利斯意识到，自己已走得太远，已在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中落败。如今，其辖区仅剩叙拉古一地。但他还拥有金钱和军队：3000名希腊雇佣军，以及从意大利重金引入的3000名雇佣军，他们由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Samnites）、凯尔特人组成。利用这些军队，再加上从叙拉古当地招募的8000名士兵，他装备了一支包含六十艘战舰的舰队，并于前310年率领舰队经由一座迦太基人控制的海防工事驶往迦太基附近的海岸。阿加托克利斯破釜沉舟，在登陆后将舰船全部焚毁（因为他带领的人员有限，难以留下足够的人来守卫舰船），随后他率军挺进迦太基，就在突尼斯附近安营扎寨。

[14]

这样一来，迦太基遭到叙拉古人的围困，而叙拉古同时也处于迦太基人的围困之中。

迦太基拥有通往海洋的便利通道，因此若没有足够规模的海军是不可能将其围困的，所以阿加托克利斯对北非海岸的围困未能迫使迦太基投降。不过，迦太基失去了周遭肥沃的土地与果园，这还是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就在阿加托克利斯率军登陆并对迦太基人发起进攻时，他的利比亚盟友（可能有10000人）纷纷逃亡，还有3000名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雇佣兵在战斗中阵亡。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即阿加托克利斯“既没有亚历山大的天赋，又没有他的智谋”。

[15]

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达成和解了。不出所料，西西里岛的版图重新回归到过去的样子，即迦太基人统治西部，希腊人控制东部和中部。

[16]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失败并未终结阿加托克利斯的统治。他自称“西西里国王”，这一新称号来自希腊人，自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以来，希腊的国王们一直都是东地中海的统治者。如今，阿加托克利斯将建立帝国的野心指向其他地方，亚得里亚海成为其首要目标。他通过联姻与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os of Epeiros）结盟，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堂弟，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他又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结成秦晋之好。他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克基拉岛和莱夫卡斯岛（Leukas），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曾两次征讨的意大利。然而，阿加托克利斯并没有留下突出的遗产：他未能如愿建立一个王朝，且随着他本人在公元前289年遇刺身亡，他的海洋帝国也瓦解了。

[17]

阿加托克利斯的真正遗产是其宿敌迦太基人的继续存在与繁荣。罗马人曾在公元前509年与迦太基签署商贸协议，如今要求续约。在前509年的迦太基人眼中，罗马人只是自己的朋友伊特鲁里亚人的作用有限的邻居；但如今，这些罗马人在意大利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且在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把迦太基人的势力彻底驱逐出西西里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有必要再次回溯之前的历史。

3

至公元前300年，罗马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成就与辉煌，实际上是一系列陆上战役的结果。罗马并没有成为一支海上力量的野心，他们与迦太基于前348年重新修订的协议表明，那些穿越海洋的罗马人只是商人，而非武装士兵。这些协议确保罗马人不会闯入迦太基的势力范围，特别是西西里岛；然而在几次严重饥荒中，如发生于前493年的那一次，谷物也被特地从西西里岛运往罗马。

[18]

早期罗马人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其邻近的民族，如沃尔西人（Volscians），沃尔西人正沿着亚平宁半岛下行，希望在罗马南部的拉丁姆（Latium）的开阔地带定居。前390年，罗马人还面临高卢入侵者的严重威胁，但比较出名的传说称，罗马人被晚间啼叫的白鹅所救。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前396年，罗马彻底摧毁了伊特鲁里亚人的最大城市之一维爱，开启了其征服伊特鲁里亚南部地区的第一个阶段。

[19]

在与罗马相距不过数里的维爱陷落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其他城市并未被摧毁，而是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前253年，富有的卡埃里在被击败后成了附属于罗马的盟友，失去了对部分海岸线的控制权，包括皮尔吉港，这里曾是希腊商人和迦太基商人的聚集与定居之地。因此，在几十年间，罗马沿伊特鲁里亚南部不断扩张，组织了大规模船队，并将迦太基海军力量赶出西西里岛，并不是巧合。除了获得伊特鲁里亚海岸上的补给站外，罗马人也开始在奥斯蒂亚（Ostia）建立自己的输出港，尽管这些港口最初的职能是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伊特鲁里亚的货物引入台伯河，并为罗马提供给养。

[20]

商船来来往往，但罗马全副武装的战船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罗马人积极回应海上威胁：公元前338年，来自拉丁海岸安提乌姆（Antium）［今安其奥（Anzio）］的沃尔西海盗侵袭了台伯河口，但被击退，且罗马人将其击毁船只的“鸟嘴形船首”（rostra
）作为战利品带回家。这些船首被放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演讲者站立的地方被称为rostrum
。

[21]

几年以后，也就是约前320年，罗马人与斯巴达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塔拉斯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罗马人不能驶入塔兰托海湾。通过这项协议，塔拉斯人确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保护了此时已经在南意大利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是“意大利同盟”（Italiote League）领袖的塔拉斯的贸易利益。

[22]

尽管协议本身意味着双方的亲善，但对这份协议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罗马人在陆地上与萨莫奈人及其他敌人进行的征战，使罗马军队与希腊城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因此在地图上标识各自势力范围变得很有必要。和约、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常常会提出多种可能，但它们不能反映当时的情况，有时甚至并不属实。此时仍然没有证据表明罗马打算配备大型战舰，不过前311年“两名海军将领”（duumviri navales
）受命组建一支“舰队”（classis
），并且需负责对它们的正常维护，

[23]

但这支舰队的规模可能非常小。

在与萨莫奈人的战争中，罗马人想要包围规模庞大、具有战斗力的萨莫奈军队，却被拖得越来越深入南部。当公元前282年罗马人指挥的十艘战舰驶入塔兰托海湾时，他们遭到了来自塔拉斯的希腊人的袭击，他们的小型舰队损失过半。但是罗马人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前往塔兰托海湾的图里伊（Thourioi或Thurii）设置防线，之前当邻近的卢卡尼亚人（Lucanian）入侵图里伊时，图里伊人曾向罗马求助。塔拉斯人之所以与罗马为敌，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罗马人控制这片海域，罗马人的十艘战舰与希腊人的海洋城邦所拥有的数百艘战舰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真正令他们感觉到威胁的是，罗马人出现在这个地区会破坏他们的意大利同盟，导致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彼此为敌。

[24]

出于对罗马人的担忧，塔拉斯人穿过亚得里亚海，向伊庇鲁斯的皮洛士求助。皮洛士宣称自己是阿喀琉斯的后人，其远征罗马是在仿效特洛伊战争之先例，当时的罗马亦在自夸其城邦的建立者是特洛伊之埃涅阿斯的后人。至于皮洛士是否视自己为未来的地中海主人，是否想如其在东部建立帝国的表兄弟亚历山大那样建立一个广阔的西部帝国，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希望从这些人手中得到丰厚的酬金，因为他的雇佣军方阵极为强大，还配备了象兵。正如塔拉斯人担心的那样，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已经在选择是支持罗马和还是支持皮洛士。当皮洛士在意大利取得进展时，那些已经选择支持罗马的城市又见风使舵地投靠了皮洛士。前280年至前275年间，皮洛士掌控着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事务。皮洛士式的胜利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几年之后他愤怒撤军，然后罗马接管了塔拉斯。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则继续自治，但在少数特殊事务上仍需获得罗马的认可（如发行一种印有罗马女神像的特殊钱币）。

[25]

只要罗马人仍将自己看作植根于拉丁姆的陆上力量，他们就没有控制意大利南部城市的渴望，也没有控制的能力。他们只建立了少数据点：那不勒斯南部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伊特鲁里亚的科萨（Cosa）和阿里米努姆（Ariminum）［今里米尼（Rimini）］。这些据点均是沿岸补给站，它们保障了经由意大利沿海地区的陆地和海洋上的商贸往来，但重点是保护内陆地区，例如将归顺于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现在的贝内文托（Benevento）］的新殖民地的萨莫奈边缘地带。

[26]

布匿战争将罗马从其意大利保护壳中拖了出来。迦太基曾加入反对皮洛士的战争，并于公元前276年在海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将皮洛士一百多艘船的船队击沉了三分之二。

[27]

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在西西里岛和非洲，罗马的影响力首次穿越公海向外扩展；第二次布匿战争（主要是陆战）则将罗马人引至西班牙，但汉尼拔经阿尔卑斯山的入侵导致主战场仍在意大利；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深入非洲内陆，最终于前146年摧毁了迦太基。奇怪的是，至少在最开始，罗马人缺乏明确的目标。罗马人并未打算彻底摧毁迦太基，他们在很早以前与迦太基签订了契约，且双方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

[28]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间隙，双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当时他们间的关系即使谈不上信任，至少可以说得到了修复。最终，罗马作为一支地中海势力出现，不仅将统治权扩展至战败的迦太基废墟，而且于同年占据了大片希腊土地。这可能又是一个“一不留神”便建立庞大帝国的例子。当罗马人意识到要进行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必须有大型船队之时，他们才开始组建。两座城市均陷入了一系列战斗，其中包括古代最大规模的海战。在这些海陆战斗中，有数以万计的人战死。历史学家们经常将这些战争的爆发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行比较，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系列相对小的突发事件也点燃了席卷整个地区的战火。

[29]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德国与英法联盟间的冲突，布匿战争也不仅仅是迦太基与罗马的冲突，其他利益集团很快浮现出来：伊比利亚诸城、北非诸王、撒丁岛的酋长，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汉尼拔所对抗的罗马军队中也有高卢、伊特鲁里亚和萨莫奈的士兵。罗马派出征讨迦太基人的船队中有大量（可能大多数）战船是由希腊人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其他友邦提供的。用“布匿”描述这些战争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它们主要是迦太基和罗马间持续的、不死不休的对抗。

[30]

4

布匿战争的长期性、紧张程度和残酷性深深地震撼了古代的历史学家。撰写罗马崛起历史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得到一位参加过布匿战争的将军的支持，波利比乌斯认为第一次布匿战争是过去所有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它从公元前264年持续到前241年，在时间跨度上轻松地超越了特洛伊战争。而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同样是漫长的浩劫，导致了农业的荒废。

[31]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源于远离罗马的纷争，而且对于任何一方来说，介入这样的纷争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仍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危机始于西西里岛边缘的墨西拿。有一支来自坎帕尼亚（Campanian）的雇佣军此时占领了墨西拿，他们此前曾为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利斯效力，被称为马迈尔丁人（Mamertine），即“战神之子”（men of Mars）。他们在前3世纪80年代到达这里，并因将西西里岛东部的城镇劫掠一空而臭名昭著。罗马人之所以被卷进来，是因为他们在意大利的战事进展顺利，在前270年占领了位于墨西拿对面的希腊城市雷焦。西西里岛于是进入了罗马人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入侵该岛。在叙拉古的新统治者希伦在战场上击败马迈尔丁人后，这帮雇佣军极为恐慌，分别派使者向罗马与迦太基寻求军事援助。希伦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势力。他与埃及的托勒密统治者维持着商业与外交联系，而且他遵循悠久的传统，不仅赞助奥林匹克运动会，还亲自参与竞赛。恰好附近的利帕里群岛有一支迦太基舰队，舰队的指挥官成功说服马迈尔丁人让他在墨西拿驻军。

[32]

马迈尔丁人不喜欢有人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有了异心；他们转投罗马，请罗马人帮助自己对抗迦太基人。但要说服罗马的元老院很难，他们不愿意介入这样一场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争端。波利比乌斯称，许多罗马人担心迦太基人会控制整个西西里岛，担心他们随后会介入意大利本土。

[33]

有一种说法称，元老院不愿意采取行动，公民大会却投票同意参战。即便如此，这场战争针对的也并非迦太基。被派往西西里岛的罗马将军同时攻击希伦和迦太基人。他的任务是保卫墨西拿，抗击马迈尔丁人的敌人迦太基人。认为他打算征服西西里岛并肃清岛上的迦太基军队是荒谬可笑的。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的势力恢复平衡。最终，马迈尔丁人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迦太基人的驻军驱离墨西拿；而迦太基的将军在回国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儆效尤。罗马人发现，要想越过墨西拿海峡十分困难，因为在利帕里群岛驻扎着强大的迦太基舰队，而且罗马的将军也缺乏在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间的风暴区作战的经验。因此，罗马人向马迈尔丁人提供的帮助断断续续，这一点都不奇怪。罗马人最终抵达了墨西拿，但这迫使叙拉古的希伦与迦太基结成了邪恶的联盟。罗马人严重缺少战舰，于是他们的指挥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从塔拉斯、韦利亚（Velia）、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希腊城市招募了一支舰队，该舰队包括三列桨战船以及装备五十支桨的撞角战船。据说，迦太基人彻底击败了这支罗马舰队，然后他们向罗马送去一则傲慢的信息：接受条件，否则尔等永远不得插手海上事务。

[34]

即便如此，迦太基仍希望和解。

罗马人十分自负，没把此事放在眼里，到公元前263～前262年，他们已经在西西里岛投放了至少4万名武装人员。叙拉古的希伦受到震动，决定支持可能的胜者，他背弃了迦太基而转而支持罗马（后来他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大规模跨海输送人员的难题，运来的并不都是罗马人或拉丁人，许多人来自意大利的盟邦；而迦太基人在阿克拉加斯的营帐中也有大量来自伊比利亚、高卢和利古里亚的雇佣兵。罗马人获得了胜利，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将城中的2.5万人贩卖为奴，然后开始着手实施将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岛这一具有现实性的计划。

[35]

然而，这并不是说罗马人视自己为殖民西西里岛的主人。他们并没那么大的野心。罗马人将乐于见到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供应得到确保，因为罗马城的人口已迅速增加。尽管数代以后的罗马精英大多鄙视商业活动，但就这场战争而言，只要能够取得胜利，就仍有充分的商业理由参战。

[36]

罗马需要一支真正的海军舰队。波利比乌斯称，直到此时，罗马人才开始组建自己的舰队。

[37]

他们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原先罗马人严重依赖希腊盟友及伊特鲁里亚属地提供的船只，现在他们使用一种更大的战舰，相当于“两名海军将领”常使用的舰只的10倍或12倍大。这种转变是怎样实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比斯巴达人船队的建立还要神秘。斯巴达可以借鉴其希腊城邦的专长，其中一些城邦还处在斯巴达人的控制之下。现在，在公元前261年或前260年，罗马决心建造100艘五列桨战船和20艘三列桨战船。罗马曾俘获了一艘迦太基的五列桨战船，把它作为自己的造船模型。

[38]

罗马人如何操作他们建造的船只？他们从哪里获得穿行第勒尼安海以及爱奥尼亚海的变化莫测的水域所必需的航海技巧？他们如何做到成功破解造船的秘密，将各种横梁和成形的木料拼接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如何成功地在六十天里完成了从切割木头开始的所有程序（后来的老普林尼如是说）简直就是个谜。如果直接使用未经风化的新鲜木头，木材变干后的收缩就会产生很多可怕的问题。波利比乌斯诚恳地评论道，那些船“造得很糟糕，难以移动”。

[39]

此外，还需要准备沥青和绳索。据说，在出海之前，罗马水手要在陆地上进行严苛的训练，在他们敢于出海前须在无水的环境中先学习划桨技术。有一项发现提高了快速建造战舰的故事的可靠性：考古者发现了迦太基战舰的残骸，残骸所用的木料上带有布匿字母（这些字母也有编号的作用），因此迦太基的舰船似乎是按照编号组装起来的。罗马人的战船组装线是在奥斯蒂亚还是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一定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罗马全身心地投入与迦太基的战争；然而，罗马人的预期目标仍不明确。在战场上拼搏成为一种荣誉。

这支舰队的战斗力如何还是个问题。舰队的首次参战发生在利帕里群岛，结果却是一场灾难：罗马指挥官被封锁在利帕里的海港之中，而他的水手惊恐万分，四散奔逃。不过罗马人很快就在一种被称为“乌鸦”（korax
）的新锚固装置的帮助下，于同一水域内的米莱（Mylai）取得了一场胜利。这种装置很短命，但十分有名，它有一个可升降的坡道，且可向任意方向转动，弥补了罗马船只缺乏机动性的不足；在坡道下方是一个重磅铁制尖钩，它不仅能抓住敌船，还能切入敌船甲板。

[40]

使用这种装置的目的是使罗马船员能够登上迦太基人的船只，进行其最为擅长的肉搏。罗马人仍不信任海洋，试图把以船只撞击为主的海战变为人为的陆战，使船只成为士兵战斗的平台。年复一年，双方舰队的规模不断增加，杀伤力也越来越强。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在公元前256年发生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埃克诺姆斯角（Eknomos）大规模海战中，230艘罗马战舰直面迦太基的约350艘（更可能是200艘）战舰以及15万名士兵，这“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

[41]

在战争后期的前241年，西西里岛以西的埃加迪群岛也发生了一场关键性战役，当时参战的舰船数量只略有减少。这表明尽管双方都在风暴和战争中损失了很多船只，而且海上的长时间作战也会导致船只的自然损耗，但造船厂竭尽全力建造的船只仍能对其及时补充。参战船只成百上千的数量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古典作家们在这些数字的记录上的相互矛盾反映它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夸大。现代历史学家们也经常沉迷于确定舰船总量，而不只是造型优美的三列桨战船以及五列桨战船的数量。他们把运送水手、马匹以及关键补给的船只也算了进来，因为若没有新鲜的水源和丰厚的食物补给，战舰将仅能坚持数日。（通常，超出配给的水与食物可从立场中立的商人处购得，他们抱着迅速获利的希望，停泊在能远望战争的海滨，等候前去做生意的时机。）

埃克诺姆斯角战役是罗马人的巨大胜利，这要归功于“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乌鸦”。罗马舰队还很快学会了如何在战斗中结成紧紧相连的编队，此时他们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战斗最白热化时还能使队伍保持整齐划一。显然，这样的编队刻意模仿了陆上战斗中的编队，使罗马人在面对排列得比较稀疏的迦太基海军时拥有优势，因为布匿的海军将领考虑的是如何更便利地操作舰船，以及如何展开追击。迦太基人的优势在于速度，更愿意迅速接近敌船的侧翼或尾端，撞击敌人以使其沉没。在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中，布匿人的舰队可能打算包围罗马舰队以对其侧翼和尾端发动致命性的撞击。

[42]

换句话说，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之所以在海军战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双方投入舰船与水手的数量之多，还因为它是两支拥有不同海战理念的舰队进行交锋的典范。

[43]

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中的胜利为罗马人打开了从西西里海峡前往非洲的通路。此时的大计划是入侵迦太基帝国的腹地。但罗马人想要进攻迦太基并不等于他们要占领该城，更等于要摧毁它。在公元前256年，一支罗马舰队运送1.5万士兵在迦太基以东不远处的阿斯皮斯（Aspis）登陆，对附近的农田和小镇进行侵扰，据称在这次行动中有2万名奴隶被俘，不过其中有许多是从前被俘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此时他们终于获得了解放。但罗马军队此时还没有能力在非洲维持一个据点，因此在前255年7月只能灰心丧气地撤退，带着至少364艘舰船返回西西里岛。

[44]

这时，对海洋的不熟悉带给罗马人的灾难，远大于迦太基海军造成的威胁。舵手们坚持称在这样的时节靠近西西里海岸是不安全的，因为这是西西里海域一年当中风暴最变幻无常、最剧烈的时候。罗马的指挥官们否定了舵手们的意见，这些舵手显然不是罗马人。罗马人想要展示他们的战旗，想要以武力使西西里岛南岸的城镇屈服。猛烈的风暴将海水倾泻到舰船低矮的船舷上，这支庞大的舰队中只有80艘船幸免于难，超过10万人葬身大海，可能占据意大利劳动力的15%。波利比乌斯记载道：“此前从未有过比此次灾难更严重的海难记录”。

[45]

战争的最后一幕是公元前241年发生在西西里岛以西的埃加迪群岛附近海域的海战。在这场战役中，重建的罗马海军击沉或俘获约120艘迦太基战舰；迦太基人意识到他们只能缔结和约。罗马对迦太基施以严厉的惩罚，但这并不表示迦太基从此失去了生存的权利。战败方被迫支付20吨白银作为赔款，需要在十年内还清，更重要的是，迦太基被迫放弃它在西西里岛及附近群岛的所有权利。迦太基承诺不向意大利海域派遣舰船，不向叙拉古的希伦，也就是此时已成为罗马人坚定盟友的叛徒发动攻击。

[46]

事实上，希伦是最大受益者，罗马人信任他，将西西里岛日常事务的管理权托付给他。罗马并不打算直接管理西西里岛。战争的目标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即使到战争末期，罗马人的预期也不过是让迦太基保持中立而已。迦太基的商船可以继续往来于地中海；事实上，由于需要向罗马支付巨额赔款，他们必须这么做。

5

我们需要反思第一次布匿战争，因为此次冲突标志着罗马舰队的诞生。古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自然结果。迦太基战败后，来自周遭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北非内陆的努米底亚（Numdian）统治者不断施压；另一方面，以撒丁岛人为主的雇佣军发生了严重暴动。雇佣军杀死了迦太基的指挥官以及撒丁岛上的迦太基人，在新的军队被派往撒丁岛镇压叛乱后，这些军队竟然也加入了暴动的队伍。但雇佣军最终被驱逐了，他们来到伊特鲁里亚，向罗马寻求帮助，且罗马的元老院也愿意提供这种帮助。令罗马人愤怒的是，迦太基人竟然抓捕了五百名曾秘密资助叛乱者的意大利商人。迦太基本来想要恢复其在撒丁岛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得知罗马人反对的决心后，迦太基人屈服了。公元前238年，他们不但向罗马人缴纳了一千二百塔拉特白银，而且放弃了撒丁岛。

[47]

因此，罗马人在地中海的两座最大岛屿上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且他们仅靠武力威慑就获得了撒丁岛。迦太基已经没有争辩的力气。对于撒丁岛，罗马要求的是否只有布匿商人经常到访的海港和沿海据点，至今仍无定论。撒丁岛难以征服，因为岛上有成千上万个围绕石塔形成的聚落，聚落中的人接受好战的军事首领的指挥。对撒丁岛人来说，其与罗马人的关系并不比与迦太基人的关系更亲密，直到前177年，罗马才对撒丁岛人取得了大胜。

[48]

罗马感兴趣的主要是撒丁岛的战略位置，拥有它就能够保证对整片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控制。他们渴望得到的不是整座岛屿，而是其海岸线，要保证其海港不受海盗以及迦太基战舰的威胁，因为这些海港可以为罗马人的舰队提供补给。如此一来，罗马就开始有意识地按照控制海洋的原则来制定他们的地中海战略。

6

罗马人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占领——或更确切地说，将迦太基势力从这两座岛屿上驱走——迫使迦太基人将其野心转向西部。如今，迦太基掌控之地仅剩马耳他岛、伊维萨岛以及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一些商站。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创建的帝国的所在地就是西班牙，该帝国的规模和野心远远超过了数个世纪之前腓尼基人创立的商业网络。哈米尔卡致力于建立陆上领地。古代历史学家们曾提出一个疑问：在哈米尔卡眼中，西班牙究竟是他个人的领地，还是迦太基人扩张的新舞台（这种扩张包括对古代塔特索斯的银矿的控制）。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哈米尔卡所在的巴卡家族极为显赫，但在迦太基的共和国体制下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没有遭受质疑。关于发行于西班牙的迦太基领地的希腊风格货币上的图案究竟是麦勒卡特，还是希腊式的头戴花环的统治者，至今仍存争议。巴卡家族有意将自己打造成新的亚历山大家族，他们要在西部建立王权统治。

[49]

哈米尔卡致力于将迦太基从罗马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一则出名但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诉求：公元前237年，哈米尔卡在前往西班牙前，为神祇巴力·哈蒙（Baal Hamon）准备了一场献祭，他将其幼子汉尼拔叫至跟前，要求汉尼拔将手放在牺牲上，并发誓“永远不要向罗马表达善意”。

[50]

顺理成章的，哈米尔卡关注的首先是获取对富含银矿的西班牙南部的控制权。就像在撒丁岛一样，对“控制”的概念必须小心操作。他与伊比利亚以及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iberia）的酋长们结盟，逐渐扩充他的军队，因此到公元前228年，他已经将5.6万人输送到战场。巴卡家族［因为最初继承西班牙的是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哈斯德鲁巴被暗杀后才轮到他自己的儿子汉尼拔］还建造了一些城市来加强控制。哈米尔卡监督建造了阿克拉莱克（Akra Leuke），普遍观点是它就埋在现代的阿利坎特（Alicante）城址之下，约前227年，哈斯德鲁巴想要在南部更靠近海岸、更接近银矿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迦太基人在给人和地方命名时极度缺乏创意，他们有数不尽的汉尼拔和哈斯布鲁克。哈斯布鲁克将他的新城命名为“新城”（Qart Hadasht
），现在这里叫卡塔赫纳（Cartgena）。但从波利比乌斯时代开始，历史学家们为了避免把这座城市与迦太基母邦搞混，经常称其为“新迦太基”，也就是“新的新城”。

[51]

哈斯布鲁克为确保人们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在该城所在地的山丘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更重要的是，从北非前往卡塔赫纳极为便利，卡塔赫纳于是成为连接迦太基与西班牙一系列港口与堡垒的关键纽带。

事实上，迦太基与罗马的冲突继续在西班牙北部上演，也就是现在巴伦西亚海岸以北的萨贡托（Saguntum）。经过漫长的围城之后，公元前219年底，汉尼拔洗劫了这座受到罗马保护的城市。罗马人对这样一个距离其政治和商业区域如此遥远的地方产生兴趣，本身就意味着，迦太基人在十八年的时间里不断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的举动，引发了罗马人的担忧。这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罗马人不想被迦太基人包抄，但又拒绝让迦太基回到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继续经营。在早些时候，哈斯德鲁巴曾带领迦太基，就布匿人对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控制，与罗马达成共识，之后迦太基人便可停留在埃布罗河（Ebro）以南的地区，此地在萨贡托以北很远处。

[52]

罗马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阻止迦太基势力的复苏。汉尼拔决定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将战争引到罗马的家门口，为的是将冲突从巴卡家族控制的西班牙，或二十三年前迦太基曾经落败的水域转移。不过这未能阻止罗马人对西班牙发动攻击。罗马人的统帅是格奈乌斯·普布利乌斯·西庇阿（Cnaeus Publius Scipio），他率领2.5万名士兵乘船抵达西班牙，在古代的商站恩波里翁登陆。他赢得了对迦太基人的海战胜利，但与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参战的罗马舰队规模相比，此时的舰队太小，只有三十五艘战船。然而，不久之后，与他们结盟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变节，导致罗马人陷入挣扎。

战争的另一个新舞台是希腊北部。马其顿的统治者腓力五世震撼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Cannae）取得的大胜（公元前216年），也拿起武器反抗罗马。罗马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同一时间在许多战场作战，腓力在阿尔巴尼亚沿岸水域取得了一些胜利。罗马人再一次以其在意大利的战略为基点考虑了马其顿问题。他们非常担心会失去对亚得里亚海南部海岸的控制，于是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布伦迪西厄姆［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Brindisi）］阻止马其顿人登陆。

[53]

马其顿人坚决抵抗，罗马无法迫使其投降。罗马人逐渐意识到，其地中海领地的扩张必然会使他们与从前未进入他们视野的周边民族建立联系，甚至发生冲突。

关于西西里岛，西塞罗写道：“它是我们帝国王冠上的第一颗宝石，是第一个被称为行省的地方。”因为罗马人开始发现，对像西西里岛这样的地方进行非正式的帝国管理不再能够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叙拉古的希伦受到礼待，被允许在公元前237年对罗马进行国事访问；更重要的是，他给罗马人带来了二十万蒲式耳

[54]

西西里岛出产的谷物。他可以自由统治西西里岛的南部与东部，但到前227年，西西里岛的北部与西部，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曾经数次激烈海战之地，被交由罗马的执政官管理。岛上设置了军事要塞并驻有军队，但这些军队需要给养，在地中海中部巡逻的舰队同样需要食物补给。于是，罗马人决定在西西里岛实行更加正式的谷物征税制度。在前215年老迈的希伦去世后，问题暴发了，叙拉古发生了暴动。

[55]

叙拉古城中敌视罗马的小集团幻想与布匿人结盟，希望确保叙拉古对整座锡拉岛的统治权，仿佛迦太基会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们。

[56]

迦太基终于重回西西里岛，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的士兵，阿克拉加斯成了布匿人的主要基地。但前213年，罗马人将他们的陆军与海军的全部火力集中到了叙拉古。在此之前，叙拉古一直是岛上的最大城邦，而且罗马还面临补给的困难。罗马人试图封锁港口，但由于他们的船只过于分散，迦太基舰队仍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在周边水域穿行。前212年，迦太基人试图在一百五十艘战舰的护卫下，将一支由七百艘商船组成的船队送往叙拉古，却毫无悬念地以失败告终。但在那个年代，海军的封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一个像叙拉古一样拥有宽阔海港以及很长的防波堤的城市来说尤其如此。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在伟大的阿基米德的建议下，将罗马舰队彻底击溃。阿基米德兴奋地设计出新的机器，它们能将罗马人的船只吊出水面，将其剧烈摇晃，使船上的水手掉入大海；他还设计出巨大的镜子，将西西里岛灼热的阳光反射到敌船的木料上，使其着火。不过，顽强的罗马人最后还是在前212年成功地占领了叙拉古，阿基米德也惨遭杀害，据说他当时正在地上勾勒另一个天才之作的设计图。

[57]

次年，罗马人又从迦太基人手中夺走阿克拉加斯。随后的一年，罗马人吹嘘道，现在西西里岛上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迦太基自由民了。

[58]

夺取西西里岛不仅有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还有文化上的：叙拉古的珍宝被掠夺一空，希腊雕像作为战利品被送往罗马，推动了罗马人对希腊人卓越文化的热衷与学习。

战争持续了又一个十年，决定其走向的是西西里岛以外的事件，尽管若没有在西西里岛的胜利，罗马是不太可能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在西部，西庇阿意识到罗马军队可涉水穿过新迦太基城边的大潟湖，于是在公元前209年占领了新迦太基。然而，冲突的焦点逐渐移向非洲，罗马人最终于前202年在非洲的扎马（Zama）战役中击败了汉尼拔。虽然汉尼拔率军在意大利半岛上几经辗转、大肆破坏了许多年，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罗马人将数千名士兵从西西里岛运送到非洲的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与努米底亚国王们的联盟也为罗马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事实上，罗马赢得了对海洋的控制权，这一点在迦太基最后签署的屈辱条约中也有所反映：迦太基只能保留十艘三列桨战船，他们闻名于世的五列桨战船完全被禁止。根据李维（Livy）的叙述，罗马人从迦太基的巨大圆形港口中拖出五百艘战舰，并将其付之一炬。迦太基再次被征收巨额赔款，并被剥夺了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地，甚至非洲的一些领地也被割让给努米底亚人。哈米尔卡·巴卡小心翼翼积攒起来的西班牙领地尽失罗马。迦太基被禁止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作战，事实上沦为了罗马的附庸。这样的条款经常被强加于罗马在意大利的邻邦，但对迦太基这就等同于阉割。

[59]

罗马再次威风凛凛地指挥一切，赢得了从未想象过的卓越地位与荣耀。

7

虽然取得了对汉尼拔的胜利，但罗马仍需面对地中海中部的许多未解难题。他们与马其顿人打了两场大仗，马其顿人最终被迫接受罗马的保护；向南，他们与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交战于希腊中部；向东，与他们交战的是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军队中有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在叙利亚获得权势的希腊将领。

[60]

到公元前187年，罗马的边界已经从从前的西班牙巴卡领地向东跨越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黎凡特地区。当然，罗马还有潜在的对手，例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者拥有巨量的战舰，但毕竟这是整个地中海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强大政治影响，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在罗马与周边地区发生冲突时，迦太基保持静默，忠实地履行着与罗马签订的屈辱性条款。在叙利亚战争期间，迦太基人还心甘情愿地将他们仅存的战舰驶往远古祖先生活过的水域。他们从迦太基地平线以外的遥远属地带来谷物，以补给罗马的陆军与海军。

[61]

前151年，迦太基人偿清了他们欠罗马的战争赔款。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发现自己与努米底亚的八旬老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起了冲突。迦太基人认为自己此时已经摆脱了罗马人的制约，能够自行决定对马西尼萨发动攻击。而罗马的想法完全不同。在罗马人眼中，繁荣、不断复苏、能够实施自己的政策的迦太基，间接威胁了罗马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尽管这种威胁并没有直接针对罗马人在西西里岛、撒丁岛或西班牙的领地。罗马人加图（Cato，亡于前149年）是顽固的保守派，他曾作为迦太基人与马西尼萨的正式调解员前往迦太基。他坚信只有彻底消灭迦太基，才能保障罗马的未来。他不断地在罗马元老院的演讲中谴责迦太基，每次他要结束演讲时，无论他的演讲主题与迦太基是否相关，他都会强调：“另外，我的主张是，迦太基必须灭亡。”

[62]

于是罗马开始了对迦太基的挑衅。起初他们要求迦太基派出人质，迦太基答应了；然后是上交包括两千支石弩在内的所有库存武器的要求，迦太基人答应了。但罗马人提的第三个要求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迦太基人被要求全部撤离他们的城市，在至少十英里以外的内陆地区任选一处迁居地。如果罗马人认为允许迦太基人选择自己的居所是慷慨之举的话，他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迦太基人对此表示拒绝，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这是迦太基的生死之战，与此前的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这一点在最后的要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也就是此前应战汉尼拔的老西庇阿的继子的指挥下，罗马军队直接行至北非。这一次双方没有在西西里岛或西班牙周旋，因为这里已经完全脱离了迦太基人十分有限的影响范围。尽管迦太基人凭借非凡的能力成功组建了一支新的舰队，但他们的城市还是从陆地与海洋遭到了双重包围，最终在前146年春被罗马人攻陷。小西庇阿将城中居民贩卖为奴，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有传言称他曾在土中撒盐，以此预示迦太基绝不能再度兴起，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布匿战争持续了将近一百二十年。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中海的西部与中部：在迦太基陷落的那一年，罗马人巩固了其对希腊的控制，开启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争夺地中海东部控制权的激烈竞争。他们与马其顿人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然后与希腊的各种城邦联盟征战，并在公元前146年最终占领了科林斯。科林斯一直被视为反罗马势力的核心，但该城及其两座海港所具有的商业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整座城市都遭受了无情的洗劫。所有居民都被贩卖为奴。华丽且大多古老的艺术品都被拍卖。一船一船的雕像与绘画被送往罗马，激起贵族追捧希腊艺术的热潮。毁灭不同城市造成的文化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布匿文明在迦太基陷落后作为北非的通俗文化苟延残喘，而希腊文明却在科林斯陷落后向西传播。

[63]

这些战争以别的形式进入罗马人的意识。在奥古斯都·恺撒统治的时期，维吉尔描述了建立迦太基的狄多女王与特洛伊避难者埃涅阿斯之间的宿命纠葛。只有在火葬仪式中毁灭狄多的迦太基，这一混乱的关系才能终结：

整座宫殿回响着呜咽、叹息和妇女的哀号，

一片啼哭之声响彻霄汉，

恰像敌人冲了进来，

整个迦太基或古老的推罗要陷落了，

人间的庐舍和天神的庙堂统统被卷入疯狂的烈火之中一样。

[64]

[65]

[1]
B.H.Warmington，Carthage
（London，1960），pp.74-5，77；R.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London，2010），pp.121-3.

[2]
Xenophon，Hellenika
，1∶1.

[3]
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London，1956），p.137；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23-4.

[4]
Warmington，Carthage
，p.80.

[5]
M.Finley，Ancient Sicily
（London，1968），p.71；Andrewes，Greek Tyrants
，p.129；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126（一则迦太基碑铭纪念了阿克拉加斯的灭亡）。

[6]
Warmington，Carthage
，pp.83，87；Finley，Ancient Sicily
，pp.71-2，91-3.

[7]
Warmington，Carthage
，p.91；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27-8.

[8]
Warmington，Carthage
，pp.93-5；Finley，Ancient Sicily
，pp.76，78，80，82.

[9]
Warmington，Carthage
，p.94.

[10]
Plutarch，Parallel Lives
，‘Timoleon’；Finley，Ancient Sicily
，p.96.

[11]
Warmington，Carthage
，pp.102-3；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36-7.

[12]
R.J.A.Talbert，Timoleon and the Revival of Greek Sicily，344-317
BC（Cambridge，1974），pp.151-2；Finley，Ancient Sicily
，p.99.

[13]
Plutarch，‘Timoleon’；Talbert，Timoleon
，pp.156-7，161-5；Finley，Ancient Sicily
，p.99.

[14]
Finley，Ancient Sicily
，p.104；Warmington，Carthage
，p.107.

[15]
Warmington，Carthage
，p.113.

[16]
Finley，Ancient Sicily
，p.105.

[17]
J.Serrati，‘The coming of the Romans：Sicily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rst centuries BC’，in Sicily from Aeneas to Augustus：New Approaches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ed.C.Smith and J.Serrati（Edinburgh，2000），pp.109-10.

[18]
Livy 2∶34.4；B.D.Hoyos，Unplanned Wars：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unic Wars
（Berlin，1998），p.28；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1980），p.31.

[19]
R.Cowan，Roman Conquests：Italy
（London，2009），pp.8-11，21-5.

[20]
R.Meiggs，Roman Ostia
（2nd edn，Oxford，1973），p.24.

[21]
Rickman，Corn Supply
，p.32.

[22]
K.Lomas，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350 BC-AD 200
（London，1993），p.50.

[23]
Livy 9∶30.4.

[24]
Disagreeing with Lomas，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p.51.

[25]
Lomas，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p.56.

[26]
Hoyos，Unplanned Wars
，pp.19-20.

[27]
J.F.Lazenby，The First Punic War：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1996），p.34；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62-5.

[28]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07-11，160-61.

[29]
E.g.A.Goldsworthy，The Fall of Carthage
（London，2000），pp.16，65，322.

[30]
Hoyos，Unplanned Wars
，pp.1-4；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19-20.

[31]
Polybios 1∶63；Hoyos，Unplanned Wars
，p.1；on devastation：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363-4.

[32]
Lazenby，First Punic War
，pp.35-9；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66-8；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71-3.

[33]
Polybios 10∶3；Lazenby，First Punic War
，p.37；Hoyos，Unplanned Wars
，pp.33-66.

[34]
Diodoros 23∶2.1.

[35]
Polybios 20∶1-2；Hoyos，Unplanned Wars
，p.113；Lazenby，First Punic War
，p.60；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81.

[36]
Cf.though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175.

[37]
Polybios 20∶9；Lazenby，First Punic War
，pp.62-3.

[38]
Polybios 20∶9-12.

[39]
Polybios 22∶2.

[40]
Lazenby，First Punic War
，pp.64，66 and 69，fig.5.1；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181-3.

[41]
J.H.Thiel，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in Republican Times
（Amsterdam，1946），p.19；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109-15；also Lazenby，First Punic War
，pp.83，86-7.

[42]
Cf.Lazenby，First Punic War
，p.94.

[43]
J.Morrison，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339-30 BC
（Oxford，1996），pp.46-50.

[44]
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115.

[45]
Polybios 37∶3；Lazenby，First Punic War
，p.111；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181.

[46]
Polybios 62∶8-63.3；Lazenby，First Punic War
，p.158.

[47]
Warmington，Carthage
，pp.167-8；Hoyos，Unplanned Wars
，pp.131-43.

[48]
M.Guido，Sardinia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63），p.209.

[49]
B.D.Hoyos，Hannibal’s Dynasty：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247-183 bc
（London，2003），pp.50-52，72，74-6；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214-22.

[50]
Hoyos，Hannibal’s Dynasty
，p.53.

[51]
Hoyos，Hannibal’s Dynasty
，pp.55，63-7，79-80；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224，citing Polybios 10∶10.

[52]
Hoyos，Unplanned Wars
，pp.150-95，especially p.177 and p.208.

[53]
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253-60.

[54]
蒲式耳（bushel
）是一种计量单位。1蒲式耳相当于36.368升。——译者注

[55]
Serrati，‘Garrisons and grain’，pp.115-33.

[56]
Finley，Ancient Sicily
，pp.117-18；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261.

[57]
Thiel，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pp.79-86；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p.263，266.

[58]
Finley，Ancient Sicily
，p.119.

[59]
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308.

[60]
Thiel，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pp.255-372.

[61]
Goldsworthy，Fall of Carthage
，p.331.

[62]
Warmington，Carthage
，pp.201-2.

[63]
Rauh，Merchants
，pp.38-53.

[64]
译文引自《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667～671页。——译者注

[65]
Virgil，Aeneid
，4∶667-71，in Dryden’s translation.

八 “我们的海”（前146～150年）

1

迦太基与科林斯陷落之前，罗马与地中海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关系：显然，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的影响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向东扩展到罗得岛，虽然罗马元老院这时还未对沿岸地区和岛屿进行直接管辖。另一方面是商业关系：罗马商人与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然而，元老院与商人属于两个不同群体。与荷马笔下的英雄一样，罗马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他们不会用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眼中，商业与诡计、侵占以及欺诈联系在一起。若不撒谎、欺骗、贿赂，一名商人又如何获利呢？富商都是成功的赌徒，他们的财富源于冒险和碰运气。

[1]

可是这样的优越感没有妨碍诸如老加图和西塞罗这样的精英人士从事商业活动，当然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的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

随着罗马完成对意大利的控制，它为统治下的许多城镇的市民提供了联盟者的身份，也为退伍老兵设立了殖民地。如此一来，“罗马人”（Romanness）渐渐不再意味着生活在罗马，而且只有部分罗马城中的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并拥有权投票，妇女与奴隶被排除在外。在公元前1年前后，罗马约有二十万奴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的经历是地中海地区民族史的重要部分。来自迦太基和科林斯的俘虏可能被安置在农田耕种，他们被迫忍受背井离乡的艰苦生活，对于自己妻儿的命运一无所知。伊比利亚的俘虏被迫在西班牙南部的银矿工作，其工作环境之恶劣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但那些显露了自己才能的人可以作为希腊教师生活在贵族的家中，或者为其主人充当商业代理人，甚至能够从事跨海贸易（尽管他们很可能会消失于亚历山大的销金窟中）。奴隶可以把钱积攒为私产（peculium
）——尽管法律上它与奴隶的其他所有物的一样属于奴隶主——并用其赎回自己的自由，或者慷慨心善的主人会完全遵从其喜爱的奴隶的心意还他们自由。自由民可以成为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也能够享受罗马公民的绝大多数权益。如此一来，大量来自希腊、叙利亚、非洲和西班牙的移民来到罗马，东地中海的标准交流方式——希腊语自然就成了罗马城中许多区域的日常语言。1世纪的诗人琉善（Lucan）曾抱怨道：“城里生活的不再是罗马本地人，而是人类中的垃圾，这些不同种族混杂在一起，让我们即使想打一场内战都打不起来。”

[2]

他的势利隐含着淡淡的自我怨恨：他生于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Córdoba），在孩童时期被带到罗马。然而，即使元老院也被这些自由民的子孙渗透，更不用说出身较好的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和拉丁人了。

[3]

喜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在一部剧作中，用北非的布匿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狡猾的商人和聪明的奴隶。由于罗马城及其外港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城里使用的语言变得更加混杂了。这些商人包括：推罗人，这些商人曾经生活在伟大的腓尼基，到奥古斯都时代他们已经重操旧业开始行商；犹太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包括大量船员和水手；南意大利人，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那不勒斯海湾在罗马的补给体系里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罗马商人”一词表示“接受罗马庇护的商人”，而非“具有罗马人血统的商人”。

罗马在地中海确立的霸权依赖于三种因素：足以供养这座大城市的物资，可以为这座城市送达物资的港口，以及对商人的保护（罗马人打败了出没于东地中海的海盗，这些海盗曾严重威胁围绕亚历山大、提洛岛以及罗马的其他合作者建立的商业体系）。

2

海盗追求财富。公元前2世纪商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海盗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尤其是自从罗得岛衰落后，无论罗得岛人还是提洛岛人都没有肃清东地中海猖獗海盗的海军力量。西地中海也与东地中海一样遭到海盗的蹂躏。公元前123～前121年，梅特卢斯·“巴利阿里库斯”（Metellus “Balearicus”）就是通过镇压像瘟疫一样盘踞在巴利阿里群岛周边的海盗而获得了自己的绰号，这个时候巴利阿里群岛已经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里的海盗总是乘着一种比救生艇好不了多少的小船在海面上横冲直撞，却能造成巨大的麻烦。

[4]

在布匿人的首都被毁后，再也没有迦太基商人管理这片海域。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于是认真承担起来。前74年，年轻的贵族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准备前往罗得岛学习修辞学（他本人很有学问），但在途中被海盗劫持。用这样一位显赫的贵族可以换得一笔丰厚的赎金，因此海盗对他以礼相待，但即使在被释放时，他仍然颇有勇气地嘲讽海盗，声称他将再度返回以将他们彻底消灭。他集合了一支小舰队，抓捕了曾经抓住他的海盗，然后将他们钉上十字架。由于他们曾经的礼遇，他在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前仁慈地先将其喉咙割断。

[5]

海盗们小型但敏捷的舰队沿着航线掠食，他们的基地分布在克里特岛、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东南部的岩石海岸。该海岸是被形象地称为“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危险之地，位于塞浦路斯以北及罗得岛以东数百英里。经由曾经辉煌的伊特鲁里亚城市的贸易渐趋衰落，伊特鲁里亚的船主们于是转而使用了一些不太正当的营利手段。罗得岛出土了一块石碑，它的树立是为了纪念提马克拉提斯（Timakrates）的三个儿子，他们在抗击出没于东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盗时阵亡了。

[6]

有时海军为搜寻某些特定敌人还鼓励海盗船参与海上巡逻。约公元前200年，斯巴达王纳比斯（Nabis）就曾这么做过，他与克里特岛的海盗结盟，而这些海盗的劫掠目标是驶往罗马的补给船。

[7]

盘踞在西西里岛的反叛将领，例如庞培的儿子赛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就曾出动船只试图切断罗马的谷物供应。赛克斯图斯·庞培能够轻易达成这一目标，因为不仅是西西里岛，撒丁岛也在他的掌控之下。

[8]

各岛以及沿海港口的统治者要对经过其海域的商船征收通行税，若被拒绝就会以武力相逼。海盗需要基地，以便将掠夺的金钱、货物和奴隶卸下，因此他们的活动需要得到小港口居民的自愿合作，例如吸引了数不清的销赃者、皮条客、非法商贩和骗子的阿塔雷亚（Attaleia）。奇里乞亚的海盗努力供养着生活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南端的所有社群。他们讲卢维语，生活在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对男性和女性后裔一视同仁，由长者或“君主”（tyrannoi
）管理。

[9]

海盗船上的水手是移居到海滨地区的山民，但若不是得到了来自沿海地区的锡德（Side）和阿塔雷亚的水手们的帮助，他们是没法学到航海技能的。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锡德的居民允许海盗们在码头附近拍卖俘虏，尽管他们明知这些俘虏本是自由人。

[10]

对于这些海盗使用的制作简易的船只，普鲁塔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他们的船在船头都装有镀金桅杆，船帆用紫色布织成，桨柄上镀着银，仿佛他们很高兴以罪恶为荣。在整个海岸，除了音乐和舞蹈、宴饮与狂欢外，别无他物。

[11]

到公元前67年，海盗问题已经蔓延到罗马的门口，袭击了奥斯蒂亚以及意大利的海岸地区。

[12]

普鲁塔克还称：

这群海盗控制了整个地中海，致使正常的航行与商业活动无法开展。正是因为这些海盗的猖獗，罗马人的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陆地上就会因粮食不足而发生饥荒，因此罗马人最后决定派遣庞培去解决海盗问题，从海盗手中夺回海洋。

[13]

此时，庞培已经在罗马的权力斗争中有了突出表现（或者说树立了很多敌人，全看评价的人支持哪一方）。

[14]

他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海盗问题。前66年，他将地中海分成三个区域，打算系统性地逐一清除海盗。他先处理了家门口的问题，肃清了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海盗。他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西西里岛、北非和撒丁岛（西塞罗曾称这三处是“国家的三座粮仓”），在那里设防，以确保罗马城的补给线的安全。

[15]

据说此项任务进行了四十天。随后，他准备突袭奇里乞亚，但他在西部取得的成果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舰队的航行速度，因此他的舰船一进入奇里乞亚海岸城镇的视野，这些城镇就纷纷向他投降了。海上及陆上的战斗规模非常有限。他抵达时可能只带了五十艘战舰和五十艘运输舰，舰队规模不大，不过奇里乞亚人的轻型船还是难以与之抗衡。罗马人还投票表决，如果他需要，罗马还可为他准备五百艘战舰。

[16]

庞培的目标不是消灭海盗，而且消除海盗行为：他没有将敌人全部屠杀，而是接受他们的投降并将其重新安置，为他们提供可耕种的农田。

[17]

元老院曾提议给庞培三年时间解决海盗问题，而庞培的行动只花费了三个月。自此以后，海盗对于罗马的粮食供给线不再是严重的灾难，而只是轻微的刺激。

庞培以对海盗的战争为跳板，开拓了罗马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领地范围，这些领地的稳定不只依赖于罗马的军队，还依赖于当地国王们的共识，即与罗马结盟是保证他们自身权势的最佳方式。

[18]

然而，庞培并不满足于只在东方拥有这一个领地。罗马人在东地中海的领地只是罗马历次激烈内战的副产品。这些内战的交战方分别是：庞培对尤利乌斯·恺撒；布鲁图斯（Brutus）对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和屋大维（Octavian）；以及马克·安东尼对屋大维，后者就是未来的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所代表的贵族派与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者在希腊东北部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交战（“这是他们自己所希望的”，尤利乌斯·恺撒看着死去的敌人沉思，然后如此评述）。

[19]

庞培逃往埃及但落入了圈套，在他以为终于到了海滨的安全之地时被突然刺死。此时，东地中海唯一尚未落入罗马统治的大片领土就是埃及，“毁之可惜，合之危险，治之烦扰”。

[20]

尤利乌斯·恺撒对庞培紧追不舍，但他的对手在他抵达埃及的两天前被杀死了。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确立罗马在埃及影响力的良机，决定支持迷人、聪慧、狡黠（虽然可能并不非常漂亮）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帮助她赢得与她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的权力斗争。众所周知，恺撒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炮击亚历山大城，并要承担毁坏整个或部分大图书馆的责任。他将罗马军队驻扎于埃及，名义上是为了向仍然独立的女王提供保护。无论他是否征服了埃及，克莱奥帕特拉实实在在地征服了他，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托勒密·恺撒。女王曾带着儿子前往罗马，罗马人普遍认为他就是恺撒的孩子。一位罗马将军有一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老的儿子，这样的构想让罗马政客们警铃大作，认为恺撒也有称帝的野心，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辩称：“恺撒被刺是因其所为，而非其所将为”。

[21]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之后罗马政客们的相互斗争差点使埃及再次脱离罗马人的控制。尽管前42年在爱琴海北部滨海地带发生的腓力比（Philippi）战役中，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恺撒的朋友马克·安东尼一起为恺撒报了仇，但他们自己的关系也开始恶化。获胜后，领袖们封自己为“三巨头”（Triumvirs），对罗马世界进行了划分：屋大维掌管西部，马克·安东尼掌管埃及和东部，雷必达（Lepidus）管理阿非利加。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将罗马的辖区分成三份，而是维护新的政权，对行省进行重组。马克·安东尼将腓尼基人的城市、“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城镇以及整座塞浦路斯岛（前58年被罗马吞并）转赠克莱奥帕特拉。奇里乞亚很有价值，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它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一样，是重要的木材产地。尽管如此，安东尼还是成为臣服于克莱奥帕特拉魅力的第二位罗马伟人，诽谤他的人坚持声称，他自视为未来的埃及国王。或者他所希望的就是把亚历山大城变成泛地中海帝国的未来首都？在打完了同亚美尼亚人的战争后，他在亚历山大城的街道上举行了一场罗马人的凯旋式，这是从未有过先例之举。此后，屋大维与安东尼间的不信任日益凸显，他们的权力之争变为公开的战争。

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获得了公开大胜，不过不是在埃及，而在希腊西北部靠近爱奥尼亚群岛的亚克兴角（Actium）海域。安东尼拥有更大规模的舰队，拥有通向埃及的畅通无阻的补给线；他所缺少的是那些他视为盟友的人的忠诚。这些盟友在遭遇屋大维战船的包围后就开始逃跑，而安东尼带着四十艘战舰脱围而出，逃回亚历山大。

[22]

这场战役是否真的规模极大，至今尚无定论，但屋大维却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宣传价值。

年轻的恺撒，身着闪亮的盔甲，立于船尾，

在这里引领着罗马人与他们的神明投入战斗：

他所尊奉的宏伟壮丽的神庙将光辉射向远方；

看啊，他的头上还悬挂着恺撒的荣耀之星。

另一边则是罪大恶极的安东尼：

安东尼率领着军队一字排开，遥遥相对，

他得到蛮族的帮助，带着东方诸王的军队，

有附近的阿拉伯人，远方的巴克特里亚人，

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联合一致参战：

身在吵吵嚷嚷的中心，穿着华丽长袍，

还有他的厄运——埃及的妻子——在旁追随。

[23]

在此后的千余年里，亚克兴海战作为世界史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被传唱。这场战役的结果为屋大维在意大利赢得声望与支持，这些正是他此前缺少的。他的胜利保证了东地中海在未来的三个世纪中仍与罗马联系在一起，直到新罗马在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这种局面才被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取代。

安东尼在回到埃及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屋大维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他最终兵败自刎。数日后，埃及的最后一位法老克莱奥帕特拉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她是否用一条角蝰把自己毒死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如今屋大维才是埃及的主人。他立刻表现出对被占地区文化传统的理解。他愿意像法老那样统治，为的是将埃及变成他的个人领地。他通过总督管理埃及，总督直接对他负责，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lulusque Romanus
），对于埃及来说，后者只有理论上的权威。

[24]

屋大维明白，埃及最宝贵的财富不是绿宝石或斑岩，而是产自尼罗河流域的麦上的麦穗。

由此一来，针对海盗的战争、东地中海大片土地的获得、罗马的内战，都对地中海产生了明显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从此以后，罗马人就需要保证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整片海域的安全。地中海完全成为罗马的内湖。这个过程花费了一百一十六年的时间。第一阶段从迦太基与科林斯的陷落持续到公元前66年的奇里乞亚战役。第二阶段较短，以屋大维得到埃及告终。在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后，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恺撒，罗马世界的第一公民（Princeps
）或领袖。在如维吉尔、贺拉斯和李维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宣传下，他在内战中的胜利经常被看作新秩序确立和罗马帝国诞生的时刻。但是，这种新的帝国秩序也是罗马统治向远至埃及的东方扩张的结果。地中海已经成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但“我们”指的是一个更大概念上的罗马，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本身。罗马的公民、自由民、奴隶以及同盟遍布地中海，商人、士兵和俘虏纵横来往于这片海洋之上。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这种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罗马社会［例如维吉尔、普劳图斯和特伦斯（Terence）等诗人与剧作家都借用了希腊式的概念、内容与韵律］。这种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一些来自东方的主题，亚历山大城的大街小巷已经对这些主题习以为常，此时在罗马城中它们也广为流行：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他的滑稽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
）中提到的伊西斯（Isis）崇拜，以及在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之前就已经被犹太商人和俘虏带到罗马的犹太教上帝崇拜。罗马就位于这一网络的中心，它现在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性都会，这里有着数百万居民需要供养。获得埃及确保了罗马的粮食供给，因此也保证了民众对帝国统治的支持。

3

对于罗马商人来说，谷物贸易不只是获利的手段。公元前5年，奥古斯都·恺撒将谷物分发给三十二万名男性公民。他骄傲地将这件事记录在一块纪念他的胜利与成就的巨型石碑上，因为赢得罗马公民的支持与在海上与陆上赢得胜利同等重要。

[25]

“面包与竞技赛”

[26]

的时代开始了，培养罗马人是项艺术，许多皇帝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直到3世纪，皇帝奥勒良（Aurelian）才用面包代替谷物，正式将烤好的面包分发给公民］。

[27]

到前1世纪末，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地区一些最为重要的谷物产区，即西西里岛、撒丁岛和非洲等庞培仔细加以保护的地区。其后果之一是中意大利谷物种植的衰落：在前2世纪晚期，罗马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就曾抱怨称，伊特鲁里亚如今遍布大地产，那些大地主们饲养牲畜以获利，而不是从土地上获得利润。

[28]

罗马不再需要倚仗意大利古怪的气候来获取食物，但要控制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也非易事，与叛军指挥官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冲突就是明证。交易体系越来越复杂，确保了谷物和其他货物能被及时运送到罗马。随着奥古斯都改造罗马城，随着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建立起雄伟的宫殿，罗马对奢侈品——来自印度洋的丝绸、香水、象牙，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的精美雕像、玻璃器皿、雕花金属器物——的需求也逐渐增长。在早些时候，也就是前129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接待了一支来自罗马的使团，使团由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率领。当托勒密八世身着丝绸（可能来自中国）制成的轻薄长袍慷慨地宴请来客时，罗马人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们透过那衣料不仅可以看到埃及国王肥胖的身躯，还能看到他的生殖器。但西庇阿式的朴素生活在罗马贵族中业已过时。甚至同样简朴的老加图也曾经从航运投资中购买百分之二的股份，将他的资金分散到多次航海活动中，而且他还派遣一名很得他欢心的自由民昆提奥（Quintio）作为他的代理人参与这些航行。

[29]

从提洛岛被建成一座自由港（公元前168～前167年）到2世纪是海上交通的繁荣期。我们已经知道，海盗侵扰在前69年以后显著减少，航行变得更加安全。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超大型船只（二百五十吨以上）都是在前2～前1世纪出现的，而在所有时期，大部分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少于七十五吨。较大型的船携带着武装卫队，虽然它们的速度逊于较小的舰船，但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海盗袭击。随着海盗的衰落，小型船只变得更受欢迎。这些小型舰船最多能装载约1500只双耳罐，而大型舰船则能装载6000只或更多，这种规模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才被超越。

[30]

货物的统一性传递出商业活动的规律性：大约半数以上商船携带着一种货物，可能是葡萄酒、橄榄油或谷物。穿越地中海的大宗货物数量越来越多。港口附近的沿岸地区能够专门经营其土壤适合种植的某一特定产品，日常所需的基本食物则由到访的商人供应。“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种和平则是在镇压海盗以及罗马的统治覆盖整个地中海后确立的。

在距离伊特鲁里亚海岸不远的一处海岬上有一座小港口科萨，这里的考古发现为了解这个时期的环地中海货物运输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这里的工坊在帝国早期的贵族家族“塞斯提”（Sestii）的鼓动下制造了成千上万只双耳罐，他们把自己的家乡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手工业制造中心。马赛附近的大康格鲁岛（Grand-Congloue）发现的沉船上有来自科萨的双耳罐：一千二百只罐子大多带有SES的标记，这是塞斯提家族的标记。它的下面还有另一艘公元前190～前180年的沉船，装载了来自罗得岛与爱琴海其他地区的双耳罐，以及数量极多的准备运往高卢南部或西班牙的南意大利产餐具。这类商品可以经远程运输运往内陆，大量的食物则在海岸线或海岸附近就被消费了，因为除非可以采用河运，在内陆运输这些食物非常困难且成本极高。比起陆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费用便宜很多。我们后面会看到，即便像罗马这样距离海洋很近的城市也面临海路运输的问题。

[31]

谷物是主要食物，特别是产自西西里岛、撒丁岛、阿非利加和埃及的硬粒小麦（triticum durum
），硬粒小麦比软粒的更干燥，因此更易于保存。不过，内行更青睐一种被称为西里戈（siligo
）的小麦粉，它由脱皮的斯卑尔脱（Spelt）小麦磨成。

[32]

以面包为主的食物只能填饱肚子，面包的“伴随物”（companaticum
），如奶酪、鱼或蔬菜则使饮食更加丰富。蔬菜不宜运输，除非经过腌制；奶酪、油和葡萄酒却可以在地中海的各个市场中找到；经海路运输的腌肉则主要供应罗马军队。

[33]

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越来越受欢迎，它被盛放在双耳罐中售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考古学者在据巴塞罗那大教堂不远处发现，在中等规模帝国城镇的诸多建筑中，有一处规模相当大的臭鱼酱工场。

[34]

在顺风的情况下，从罗马前往一千海里外的亚历山大城需要十天；若天气不好，从亚历山大城返回罗马则需要花费六倍多的时间，虽然船员们都希望在约三个星期后就回到罗马。从11月中到3月初，人们一般会避免海上航行；在9月中到11月初以及3月到5月底，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在整个中世纪，这种“禁航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遵守。

[35]

《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
）中关于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的描述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冬季穿行地中海的失败航行。保罗当时为罗马人的囚犯，被安置在一艘亚历山大城的谷物船甲板上，该船从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海岸的米拉（Myra）出发驶往意大利。时值航行季的末期，船被狂风耽搁，当他们最终离开克里特岛时，海面已经变得危险重重。船长没有选择在克里特岛过冬，而是鲁莽地决定冒险驶向风暴频发的海面，他的船因此在海上悲惨地颠簸了两个星期。船员们“为减轻船重将小麦倾入大海”。水手们驾船驶往马耳他岛，在那里把船拖到岸上，但船被撞碎了。保罗称，船上的旅人得到了生活在岛上的“蛮族”的善待。没有人死亡，但保罗和其他人在马耳他岛上耽搁了三个星期。根据马耳他人的传说，保罗利用这段时间使岛民皈依了基督教；在保罗笔下，马耳他人却是轻信、原始的——他治愈了地方首领生病的父亲，因此被当地人奉为神明。航行条件好转后，另一艘来自亚历山大城并在岛上过冬的船搭载他们一起离开了此地。于是保罗依次抵达叙拉古、意大利南端的雷焦，以及距雷焦一天路程的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港，或许最初那艘谷物商船的目的地便是该港。他从普特奥利港出发前往罗马（依据基督教的传说，他最终在那里被斩首）。

[36]

奇怪的是，罗马政府并没有像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那样建立一支国有商船船队；多数搭载谷物驶往罗马的商人从事的都是私营贸易，他们有时还在皇帝在埃及或其他地方的私人地产装运谷物。

[37]

约公元200年，谷物商船的平均排水量是340～400吨，可以搭载50000摩底（modii）

[38]

谷物（1吨相当于150摩底）。部分船的排水量高达1000吨，但海面上同时还穿行着难以数计的小型船。罗马每年需要约4000万摩底的谷物，因此800艘载重量为平均水平的船须在春季到秋季间抵达罗马。1世纪，约瑟弗斯声称阿非利加每年提供的谷物可满足罗马八个月的需求，埃及的供给可满足四个月的需求。

[39]

这完全能满足20万男性罗马公民1200万摩底谷物的需求。

[40]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北非中部就开始成为罗马的补给来源地，从这里到意大利的路途更短、更快捷，自然比始于亚历山大城的远距离运输更加安全。

[41]

大量的商人从出产谷物的北非海滨城镇前往奥斯蒂亚，抵达后他们聚集到现在被称为合作广场（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i）的柱廊周围。

[42]

当时非洲土地还未遭受干旱与侵蚀的破坏，燥热的夏季之后便是冬天的雨季，这种气候循环对于土壤十分有利。

[43]

皇帝本人也觉得非洲有很多机遇：尼禄（Nero）曾将属于六名超级大地主的地产没收，老普林尼相信他由此获得了阿非利加行省的一半土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突尼斯）。

[44]

从前这块富饶的土地主要为非洲的城市提供给养，尤其是迦太基；在这一时期，它开始向广阔的地中海中部，尤其是罗马和意大利地区提供粮食补给。被纳入这一网络的不只是罗马治下的土地，还有一些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n）诸王掌管下的自治领土。当然，也有其他货物从非洲被运往罗马：罗马富人餐桌上的无花果（老加图称其可在三天内抵达）、松露和石榴，以及斗兽场所需的狮子与猎豹。

[45]

从公元2世纪开始，皇帝鼓励阿非利加的农民去开发偏远的土地，因为意大利的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连意大利人口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用说帝国的其他地区了。哈德良时期驻北非的官员写道：“我们的恺撒为满足人们的需求，以不知疲惫的狂热要求人们耕种所有适合种植橄榄、葡萄、谷物的土地。”

[46]

人们修建了灌溉渠道与堤坝，以收集、分配冬季的雨水，这套系统在11世纪阿拉伯人侵袭前一直运作；一种混合型农业经济繁荣起来，陶器制造业同样如此——出口到海外的非洲赤陶为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特征提供了重要证据。

[47]

因此，非洲农业的集约化与商业化应归功于罗马人的推动。随着罗马人的统治与影响力扩展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在这片海洋上形成了十分完备的贸易体系。

从帝国财政的角度看，埃及谷物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阿非利加谷物。埃及不只向罗马一地输送谷物，还一直供养东地中海及爱琴海的大片区域。因为尼罗河河水每年定期泛滥，亚历山大城被视作一个高度可靠的粮食来源；而来自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地的粮食供应则不太稳定，人们必须从多个中心获得所需谷物。

[48]

最重要的是，在该时期，饥荒不时突然降临西西里岛这类肥沃之地，但罗马帝国并不只是依靠单一、脆弱的粮食补给来源；埃及经历的饥荒比西西里岛还少，但更为恐怖。

[49]

由于帝国有了来自整个地中海的粮食补给，缺粮问题并不严重。罗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皇帝们在他们的货币上纪念谷物的分配。公元64～66年，尼禄直接在一些格外考究的铜币上刻下了与谷物供应有关的图案（对于这位自命不凡之人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出人意料）：谷神席瑞斯（Ceres）手持麦穗，面朝丰收女神安诺纳（Annona），安诺纳手持象征丰收的羊角；中间的祭坛上放置了称量谷物的秤，背景是一艘运粮船的船尾。

[50]

4

一旦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抵达意大利，它们就会被运往距离海岸十英里的罗马。这种运输需要台伯河上风向的配合，且罗马也缺少好码头。奥古斯都时期，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谷物先运送到那不勒斯湾，那里的普特奥利是一个有遮挡的大型港口，它就位于今天那不勒斯郊区的波佐利（Pozzuoli）。谷物在此地将被装上小型船；由于从伊特鲁里亚的科萨到拉丁姆与坎帕尼亚边界上的加埃塔（Gaeta）没有适宜的港口，因此这些船需要沿坎帕尼亚与拉丁姆的海岸驶往台伯河。尼禄（公元68年去世）于是计划在奥斯蒂亚与那不勒斯湾之间修建一条可容纳两艘五列桨战船通行的大运河，以避免沿意大利海岸航行时的不便与可能遇到的危险。当这项工程还在筹备阶段时，有人提出将台伯河入海口的各个港口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斯蒂亚。这座港口的庞大遗址今天仍在向我们展现当年它与非洲、高卢以及东方的贸易往来。我们稍后再详细介绍奥斯蒂亚。

普特奥利提前得知运粮船队即将抵达的消息：

今天，亚历山大城的通信船（tabellariae
）突然出现了。这些船总是提前出发，前来通知舰队即将抵达。坎帕尼亚人对此非常欢迎。普特奥利的所有人都聚集到码头附近，试图通过船上的缆索来指认哪些船来自亚历山大城。

[51]

他们之所以能做出判断，是因为亚历山大城的运粮船队都会使用一种特殊形制的船帆，“所有船都把船帆高挂在桅杆之上”。盖乌斯·卡里古拉（Gaius Caligula，公元41年去世）以停泊在普特奥利的亚历山大舰队为荣。他劝说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Herod Agrippa）不要经布林迪西、希腊和叙利亚返回犹大地（Judaea），而改由普特奥利乘船出发，因为亚历山大城舰队的船长们开起船来就像是在赶马车一样。希律王在离开普特奥利几天后就抵达了埃及。

[52]

普特奥利由火山灰制成的水泥远近闻名，整个意大利都用它来做混凝土。最重要的是，这种水泥还被用于建造码头和防波堤，以容纳最大型的航船。普特奥利已经成为奢侈品贸易的中心，此地的商品既有希腊的大理石，也有在埃及被罗马控制后大量运抵港口的莎草纸和玻璃。普特奥利的商人们在提洛岛非常活跃，那里有一个南意大利商人的代表团。与提洛岛的联系使许多奴隶经普特奥利进入意大利。与罗马一样，普特奥利的居民成分也十分复杂，有来自推罗的腓尼基商人，有来自巴勒斯坦以东沙漠地带的纳巴泰人，也有引入萨拉皮斯神崇拜的埃及人。

[53]

腓尼基人曾经是普特奥利的主要势力，但到174年他们已经生活艰难。他们曾向母城推罗写信求助，希望推罗帮他们支付事务所与货栈的巨额租金，他们称自己要交的数目远远高于其民族：

前些日子，生活在普特奥利的推罗人负责港口的保养，当时的推罗人十分富裕且数量庞大。然而我们的人数现在已经大幅缩减，且需要支付在神庙祭拜我们民族的神祇的开支。我们没有可以帮助我们缴纳驻地租金的必要资源了，我们每年都需要缴纳十万迪纳里。

[54]

在“亚历山大、亚洲和叙利亚经商的人”也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建造了神庙。

[55]

在城市中最富有的家族的资助下，人们建起了精美的公共建筑。尼禄的朝臣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在其撰写的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
）中提到了一座位于坎帕尼亚的城市，虽然他没有给出这座城市的名字，但它很可能就是普特奥利。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为特里马乔（Trimalchio）的自由民，他在海上赚了钱，结果又失去了这些财富［“海神尼普顿（Neptune）一天就吞噬了三千万塞斯特斯（sesterces
）”］，他只好再次白手起家，退休时已经拥有了数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

[56]

无论是否真的存在像小说中的特里马乔那样成功的自由民，自由民都在港口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贝城出土了一套举世瞩目的蜡版，上面的记载证实了普特奥利的银行世家苏尔皮奇（Sulpicii）家族的财务状况。共有一百二十七份文献留存至今，它们记载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公元35～55年。

[57]

其中一份是一张一千迪纳里的借据，借款人是来自小亚细亚卡利亚（Caria）的希腊自由人墨涅拉乌斯（Menelaus），贷款人是奴隶普利姆斯，他是商人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塞维鲁的代理人。塞维鲁的名字还被刻在了盛放鱼酱的双耳罐上，这些鱼酱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口到罗马的。墨涅拉乌斯拥有属于自己的货船，他贷款的目的是为一批从普特奥利运往罗马的鱼酱预支运费。

[58]

以上事实均表明了普特奥利是如何与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它是一位希腊船长的家乡，该船长与从事西班牙鱼酱贸易的罗马富商保持着联系。由一位远离罗马的奴隶充当居住在罗马的塞维鲁的代理人，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寻常。在雅典的鼎盛时期，希腊的银行家们就已经熟悉此时在普特奥利通用的信贷技巧。与从前不同的，是如今这些信贷活动遍布了从西班牙鱼酱工场到埃及的整个地中海。赊账（credit）不仅指用货币或商品支付的预付现金，这个词（拉丁语中表示“他相信”）还传达出了一种信任的意味。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代，合作与信任的建立更为简单，也更为有效。

真正为普特奥利带来财富的是谷物。据估计，在每年的这个时期，大约有十万吨谷物在这里中转。

[59]

由于这里的谷物需要搬运或处理，奴隶和有偿劳工在这里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无论是简单地成袋搬运谷物，还是需要将其重新倒入另一容器，都需要从抵达意大利的船只卸下谷物，重新装载上前往罗马的较小船只或驳船。在罗马城，有人会重新检查谷物的品质并对其征税。这些谷物要么存放在港口，要么存放在罗马城中，而谷物的储藏并不简单，必须要避免谷物发霉、生虫，要防止老鼠啃噬，这意味着谷物储存地必须保持通风、温度适宜。

[60]

谷物商人需要租用库房中的仓库，有些库房的规模特别巨大：罗马的加尔巴纳库房（Horrea Galbana）的第一层有仓库一百四十多间，而奥斯蒂亚海岸的格兰迪库房（Grandi Horrea）的第一层有六十间仓库。

[61]

对于正在为东方的奢侈品（如从亚历山大城运来的印度商品）寻找市场的商人而言，普特奥利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里是元老院贵族们在夏季前往巴亚（Baiae）、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以及斯塔比亚（Stabiae）避暑时的必经之地，此外它还紧邻此时仍欣欣向荣的那不勒斯，以及那不勒斯的众多卫星城，如庞贝城。

位于台伯河入海口的奥斯蒂亚地位逐渐上升，最终取代普特奥利成为搭载货物前往罗马的船只聚集的主要港口。奥斯蒂亚城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罗马与维爱正在争抢台伯河入海口的盐田；但很长时间以来，奥斯蒂亚始终只是河口的一处停泊地。在奥古斯都时期与提比略时期，奥斯蒂亚都有过建设计划，但直到克劳狄乌斯治下，一座靠近罗马城的易于通行的港口才真正开始修建。42年，人们开始在台伯河以北两英里处建造一座新的港口，它的名字极为简单，就叫“波图斯”（Portus，意为港口）。建造这座港口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普特奥利，而是为了在向罗马运送谷物时有一条安全通道。不幸的是，克劳狄乌斯的防波堤显然不够结实：62年，停泊在港口里的两百艘船被突然降临的暴风雨损毁。在后来的一个世纪，皇帝图拉真（Trajan）在克劳狄乌斯的港口内又修建了更安全、更壮观的六边形港口，以加固奥斯蒂亚。他的继任者哈德良对货栈和商铺所在的大片区域进行了重建。奥斯蒂亚有很多砖瓦结构的多层公寓楼，一直到4世纪，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中层阶级的气质，而许多较为贫穷的移民在来到码头后只能转而前往罗马寻找租住之地。

[62]

5

在屋大维赢得权力之后，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及所有海岛都落入了罗马人的统治，或在罗马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地中海实实在在成了“我们的海”。屋大维的胜利开启了地中海地区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期。当然，海上不时也会有海盗出没，例如在罗马控制薄弱的北非西端的毛里塔尼亚人：公元171～172年，摩尔海盗侵袭西班牙和阿非利加，于是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扩充罗马舰队以应对这一威胁。但罗马海军的作战地通常都不在地中海，因为他们在不列颠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驻扎着大批海军，他们在这些地方抵御着不断发动侵扰的日耳曼人。帝国核心部分的动荡也没能从根本上摧毁地中海的和平。在68～69年，也就是尼禄自杀后混乱不堪的四帝内乱期，皇帝奥托（Otho）为解决竞争对手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带来的威胁招募了数千名水手，但维特里乌斯最终获得了胜利。奥托倚仗的是两支意大利海军，他们的基地就在距离普特奥利非常近的拉文纳（Ravenna）和米塞努姆（Misenum）。69年，最后的胜利者韦帕芗（Vespasian）也利用了海军力量，但方式不同：他切断了从其基地埃及到罗马的谷物补给线，然后在自己抵达罗马后再将这些粮食发放给罗马人，以表现自己的慷慨，这种做法对维特里乌斯造成了致命打击。

[63]

后来，海军还帮助皇帝将陆军运到阿非利加，以镇压当地的起义。115～116年，图拉真派遣舰队前往昔兰尼加、埃及和叙利亚去镇压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

[64]

有时船员们在抵达目的地后还被要求在陆上作战，而像布匿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海战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不是水手们所期望的体验。

罗马海军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希腊海军以及以无情、残忍著称的罗马陆军。一种猜想是罗马海军对“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在海军中服役显然比不上在陆军中服役。

[65]

但公元2世纪时，一名军团的士兵决定要转到海军，并因这一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遭到处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海军中服役是令人骄傲的事。2世纪早期的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塞姆普罗尼乌斯（Sempronius）的人极为悲伤，因为他听说有人劝儿子盖尤斯（Gaius）放弃了加入舰队的计划。他告诉儿子：“务必要坚持，否则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只要坚持下去，你就能得到好的机会。”

[66]

舰队的新兵招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地中海的水手们来自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有的人来自如（多瑙河流域的）潘诺尼亚（Pannonia）等内陆地区，当然还有很多希腊人和埃及人（这里的埃及人指的不是那些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而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这些人还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在罗马海军中，水手不管有无埃及人血统，都普遍崇拜萨拉皮斯神：“萨拉皮斯神在海上极受欢迎，商人与军舰都要接受他的引导。”

[67]

不同的神混在一起是罗马世界的典型特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类人种的混合也会带来压力。如果军队中的指令是以拉丁语来传达的，那么新兵就需要起拉丁名字，使自己变得拉丁化和罗马化：

阿庇安（Apion）向父亲大人埃皮马库斯（Epimachos）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先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也祝愿我的姐姐、她的女儿、我的弟弟一切顺心。我要感谢萨拉皮斯神，当我遭遇危险时，他及时拯救了我……我在信中附有一张尤克莱蒙（Eukremon）为我画的小像。现在我的名字是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Antonius Maximus）。

[68]

数年后，他结了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起的是拉丁名字，另一个起的是希腊名字。此时“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对萨拉皮斯神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因为他在“这里的神明”面前为他的姐姐祈祷。

[69]

罗马海军的声望并不显赫，因为他们更像警察，而不是战斗部队。虽然海军并没有接到为商船护航的命令（部分因为商船多为私营，部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但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民用航线的安全。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努姆、拉文纳，以及同普罗旺斯的“尤利乌斯市场”［Forum Julii，即今天的弗雷瑞斯（Fréjus）］一样的许多沿海商站长期驻扎着海军，他们足以确保航线的安全。迦太基在公元前29年被重建成一个行政和商业中心，其正式名称是“和谐的尤利亚迦太基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
）。虽然此时它已经发展成为北非（除亚历山大城之外）的主要罗马城市，但罗马的舰队没有选择在此地驻扎。

[70]

然而，在此地以西的凯撒里亚［Caesarea，今切厄切尔（Cherchel）］有一支罗马海军驻扎，因为更靠西的毛里塔尼亚会不时发生动乱。

[71]

在地中海人的眼中，“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是一个镇压敌人以强加胜者的和平的积极过程（塔西佗曾讽刺派驻欧洲北部的罗马军队“先破坏，然后称其为和平”），而更多是一种良性存在。至少在3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需要常常对舰队进行维护。船只仍是古典晚期的传统型四列桨战船和五列桨战船，直到拜占庭时期，船身的设计才出现重要的变化。因此海军依然困扰于传统的问题：船舷太低，高出水面的距离不过四米，导致它们无法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也无法在冬天航行。

[72]

舰队还承担着运送官员前往帝国各地的职责，但（与中世纪的舰船不同）这些大帆船并没有被同时用作商船，部分是受限于它们的设计，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皇帝并不想成为十足的商人。

将米塞努姆与拉文纳建设成主要指挥中心的想法可以追溯至奥古斯都时期。米塞努姆是西地中海各地的行动控制中心，但它的指令可以传至更远的东部。由于从埃及运送谷物的船只停泊于普特奥利，而普特奥利就位于米塞努姆附近，因此在米塞努姆可以密切监控这条航线的沿途活动。米塞努姆背后的内湖经过疏通后与海岸相连，这样一来，舰队就拥有了一个安全的内港。港口周围成排矗立着罗马富豪的别墅，提比略晚年时也曾在这里休养。

[73]

另外，从拉文纳派出的舰队监视着总是窝藏海盗与盗匪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爱琴海也在他们的照看范围内。拉文纳被一圈潟湖包围（现代的海岸线与古代海岸线相聚数英里），并不是理想的海港选择，因此它的港口建在两英里以外的一处被称作克拉西斯（Classis）的地方，意为“舰队”，一条运河将克拉西斯与拉文纳连接起来。由于拉文纳一直是重要港口，它的景象被保留在了公元6世纪的拉文纳镶嵌画中。如今，我们唯有通过用镶嵌画装饰外墙的克拉斯的圣阿波里纳尔大教堂（Sant’Apollinare in Classe）一窥克拉西斯过去的荣光，该教堂建于6世纪。罗马人从第勒尼安海以及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基地就能够监控整个地中海的安全，这种能力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公元2世纪的商人可能有时也会思考，还有什么可能打破地中海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政治统一；是允许商人们自由穿行地中海进行贸易的经济统一；是希腊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文化统一；在很多方面，地中海甚至是一个宗教统一体，或者说呈现出信仰多样性的统一体，因为地中海各地的人（除犹太人或基督徒外）在崇拜神明一事上相互借鉴。对“我们的海”进行的单一统治确保了通行的自由，使地中海区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文化融合。

[1]
N.K.Rauh，Merchants，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2003），pp.136-41.

[2]
Lucan，Pharsalia
，7∶400-407，trans.Robert Graves.

[3]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1939），pp.78，83-8.

[4]
P.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1999），pp.92-6.

[5]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91；de Souza，Piracy
，pp.140-41，162，164.

[6]
Cited in de Souza，Piracy
，pp.50-51.

[7]
Livy 34∶32.17-20；Polybios 13∶6.1-2；both cited in de Souza，Piracy
，pp.84-5.

[8]
de Souza，Piracy
，pp.185-95.

[9]
Rauh，Merchants
，pp.177，184；但很有可能这些“君主”（非伊特鲁里亚人）是在罗得岛附近活动的第勒尼安人（Tyrrhenoi），这两个词很容易被弄混。

[10]
Strabo，Geography
，14.3.2；Rauh，Merchants
，pp.171-2.

[11]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4.1-3，trans.John Dryden.

[12]
de Souza，Piracy
，pp.165-6.

[13]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5∶1，trans.John Dryden.

[14]
Syme，Roman Revolution
，p.28.

[15]
Cicero，Pro Lege Manilia
，34；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1980），pp.51-2.

[16]
Rickman，Corn Supply
，p.51；Syme，Roman Revolution
，p.29.

[17]
Plutarch，Parallel Lives
，‘Pompey’，28∶3；de Souza，Piracy
，pp.170-71，175-6.

[18]
Syme，Roman Revolution
，p.30.

[19]
Hoc voluerunt：
Suetonius，Twelve Caesars
，‘Divus Julius’，30∶4.

[20]
Syme，Roman Revolution
，p.260.

[21]
F.Adcock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Cambridge，1923-39），vol.9，The Roman Republic，133-44 BC
，p.724；Syme，Roman Revolution
，pp.53-60.

[22]
Syme，Roman Revolution
，pp.294-7；C.G.Starr，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Ithaca，NY，1941），pp.7-8；J.Morrison，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339-30 BC
（Oxford，1996），pp.157-75.

[23]
Virgil，Aeneid
，8∶678-80，685-8，in Dryden’s rather loose version.

[24]
Syme，Roman Revolution
，pp.298-300；Rickman，Corn Supply
，pp.61，70.

[25]
Res Gestae Divi August
，ed.P.A.Brunt and J.M.Moore（Oxford，1967），15∶2.

[26]
“面包与竞技赛”（bread and circuses）指以小恩小惠获得民意支持，而不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编者注

[27]
Rickman，Corn Supply
，pp.176-7，187，197，205-8.

[28]
Rickman，Corn Supply
，p.12.

[29]
Plutarch，Parallel Lives
，‘Cato the Elder’，21.6；Rauh，Merchants
，p.104.

[30]
Rauh，Merchants
，p.105.

[31]
Rickman，Corn Supply
，pp.16，121.

[32]
Rickman，Corn Supply
，pp.6-7；also P.Erdkamp，The Grain Market in the Roman Empire：a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y
（Cambridge，2005）；P.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1988）.

[33]
Rickman，Corn Supply
，p.16.

[34]
Museu de la Ciutat de Barcelona，Roman section.

[35]
Rickman，Corn Supply
，pp.15，128.

[36]
Acts of the Apostles，27 and 28.

[37]
Rickman，Corn Supply
，pp.17，65.

[38]
摩底为古罗马的容积单位。——译者注

[39]
Josephus，Jewish War
，2∶383-5；Rickman，Corn Supply
，pp.68，232.

[40]
Rickman，Corn Supply
，pp.61，123.

[41]
Rickman，Corn Supply
，pp.108-12；S.Raven，Rome in Africa
（2nd edn，Harlow，1984），pp.84-105.Other sources included Sicily：Rickman，Corn Supply
，pp.104-6；Sardinia：Rickman，Corn Supply
，pp.106-7；Spain：Rickman，Corn Supply
，pp.107-8.

[42]
Rickman，Corn Supply
，pp.67，69.

[43]
Raven，Rome in Africa
，p.94.

[44]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18∶35；Rickman，Corn Supply
，p.111.

[45]
Raven，Rome in Africa
，pp.86，93.

[46]
Raven，Rome in Africa
，p.95.

[47]
Raven，Rome in Africa
，pp.95，100-102.

[48]
Rickman，Corn Supply
，pp.69-70 and Appendix 4，pp.231-5.

[49]
Rickman，Corn Supply
，pp.69-70 and Appendix 4，p.115（ad 99）.

[50]
Rickman，Corn Supply
，pp.76-7，and Appendix 11，pp.256-67.

[51]
Seneca，Letters
，77∶1-3，cited in D.Jones，The Bankers of Puteoli：Finance，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2006），p.26.

[52]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28.

[53]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33.

[54]
Cited in R.Meiggs，Roman Ostia
（Oxford，1960），p.60.

[55]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34.

[56]
Petronius，Satyricon
，76；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43.

[57]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11.

[58]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pp.102-17.

[59]
Jones，Bankers of Puteoli
，Appendix 9，p.255.

[60]
Rickman，Corn Supply
，pp.21-4，134-43；G.Rickman，Roman Granaries and Store Buildings
（Cambridge，1971）.

[61]
Rickman，Corn Supply
，p.23；Rickman，Roman Granaries
，pp.97-104.

[62]
Meiggs，Roman Ostia
，pp.16-17，41-5，57-9，74，77.

[63]
Tacitus，Histories
，3∶8；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p.181，183，185，189；Rickman，Corn Supply
，p.67.

[64]
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188.

[65]
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67.

[66]
Cited Roman Imperial Navy
，p.78.

[67]
Aelius Aristides，Roman Imperial Navy
，p.87.

[68]
Oxyrhynchus papyrus Roman Imperial Navy
，p.79.

[69]
Oxyrhynchus papyrus Roman Imperial Navy
，pp.84-5.

[70]
Reddé，Mare Nostrum
，p.402.

[71]
Raven，Rome in Africa
，pp.75-6；Reddé，Mare Nostrum
，pp.244-8.

[72]
Reddé，Mare Nostrum
，pp.139，607，and more generally pp.11-141.

[73]
Reddé，Mare Nostrum
，pp.186-97；Starr，Roman Imperial Navy
，pp.13-21.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450年）

1

同罗马世界内的任何其他港口城市一样，奥斯蒂亚的人口十分混杂。1961年，一个特别的考古发现是奥斯蒂亚近郊的犹太会堂，当时这里在修建一条连接罗马与菲乌米奇诺机场（Fiumicino airport）的道路，该机场是这一地区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这座会堂是欧洲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会堂结构，它最早修建的部分时间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但它在4世纪时经历了修复或者部分重建。这间会堂被犹太人至少持续使用了三百年。据此地一则2世纪铭文的记载，供奉犹太人律法经卷的约柜是由某位名为闵迪斯·福斯特（Mindis Faustos）的人资助修筑的；这则铭文主要由希腊文书写，这是因为罗马的犹太人与东方保持着联系，他们一直把希腊语用作日常语言。该会堂建筑和其附属部分占地856平方米，所有考古证据都显示，这是由上千名犹太人组成的繁荣社区所使用的主会堂。4 世纪时，此地不仅有会堂，还有一个烤炉，可能是为了在逾越节烘烤无酵饼；另外还有一处行圣礼的水池。会堂区域有一些偏殿，可能用于讲习经文、召开犹太人会议和进行拉比法庭庭审。一处横梁上雕刻有圣殿中竖立的大烛台、在新年吹响的羊角号，还有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的符号——香木缘和装饰用棕榈枝。

[1]

在奥斯蒂亚，犹太教并不是拥有众多信奉者的唯一东方宗教。城中还有一座小型砖砌神庙，经鉴定它是供奉萨拉皮斯的神殿。在该神殿内，黑白相间的镶嵌画展示了尼罗河的场景。大量碑铭都提到了伊西斯崇拜。这里还有一些密斯特拉神（Mithras）的神龛，此神在罗马军队中颇有人气。西布莉（Cybele）女神（她也在奥斯蒂亚受到崇拜）的男性信徒在进入出神（ecstasies）状态后，据说会阉割自己。

[2]

沿着商路，古代的信仰体系由犹大地或尼罗河流域移植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并因当地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文化的联系而发生了变化。有时，一些人带着他们的新信仰而不是旧信仰横穿地中海。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即圣保罗）曾经前往罗马；在罗马城内还发展出了一个与之一脉相承的宗教团体，该团体的创立者是另一位来自东方的旅行者西门·彼得（Simon Peter，即圣彼得），彼得与保罗为同道之人。在前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途中，保罗宣传道，一个被其门徒称为犹太人的弥赛亚（Jewish Messiah）的人，事实上是上帝的化身（God Incarnate）。伟大宗教革命慢慢成熟的种子已经在地中海播撒开来。

2

地中海在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日耳曼人的入侵与罗马皇帝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在众多异教与犹太教的强烈反对声中，基督教化缓缓发生。东方的信仰轻易地在地中海各地传播开来，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与异教信仰相比。犹太人与基督徒被看作“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直接否认异教诸神的存在。他们拒绝供奉被神化的皇帝。然而，罗马人在夺取东地中海的统治权后，将犹太人作为例外谨慎对待；犹太人通过献祭他们自己的上帝来尊崇皇帝，他们被理解为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表示忠心。其他所有臣民都需要按照要求向被神化的皇帝献祭，于是基督徒的拒绝违背了法律，因此他们只能被扔到斗兽场承受横死的结局。圣保罗及其继承人在犹太人以外的社区积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基督徒社区逐渐形成，罗马人也无法再将这些人划归为犹太人的支派。基督徒们不遵从犹太人的戒律，讲求心灵的割礼，而非身体的割礼，并把禁食猪肉解释为禁止过猪一样的生活。迫害反而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崇敬那些被罗马人处死的人，尊其为殉道者，抛弃了犹太人关于死者尸骨不洁净的概念，发展出对殉道者遗骸的崇拜。按照一些狂热者的观点，甚至他们所遭受的折磨都是幻觉，因为耶稣基督会让他们在狮子的利爪之下变得麻木；还有一些人为这种痛与折磨感到兴奋，因为这将证明他们赢得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并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3]

尽管从总体上讲，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能得到保证，但罗马人无法做到政策始终如一。在罗马曾发生了一起诈骗案，有四名骗子以为圣殿募集资金的名义行骗，提比略皇帝于是将四千名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转移到撒丁岛，那里是传统的流放地。四个人中还有一个是一名元老的妻子，该元老对犹太教持同情态度（这并不罕见）。克劳狄乌斯同意为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恢复公民权，疯狂的皇帝盖乌斯·卡里古拉在位时剥夺了该权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离散的犹太社群曾团结一致反抗当权者；亚历山大城街道只要发生冲突，那么它的起因一定是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憎恶，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希腊人反而认为政府太偏向犹太人了。然而，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受到镇压，他们于是被迫或主动地离散到地中海各地。从地中海历史学家们的视角来看，公元70年提图斯（Titus）摧毁圣殿以及131年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的重要意义，只在于一个词——“离散”（diaspora）。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认为：罗马人不太可能在70年镇压犹太人起义时，就开始打算摧毁犹太人的圣殿；但在圣殿已经被焚毁、被劫掠后，新任皇帝韦帕芗与其子提图斯从中看到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带着从圣殿中获得的财宝游行。纪念这次游行的浮雕被刻在了提图斯凯旋门上，它至今仍然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南端。

[4]

大量的犹太奴隶被流放到意大利及以外的地区。

颇不寻常的是，罗马人不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继续祭祀。攻占圣殿并不意味着这座巨大的圣殿及其柱廊法庭（其围墙的大半部分幸存至今）将被完全摧毁。对圣殿进行大规模修复后，信仰活动本应该恢复如故。仁慈的老皇帝涅尔瓦（Nerva，公元98年去世）愿意减免犹太战争后强加于犹太人的特别赋税，恢复耶路撒冷的礼拜似乎已经为期不远了。

[5]

但他的继任者图拉真是士兵出身，实行强硬政策；在其统治末年，也就是115～116年，他还残忍地镇压了叙利亚、埃及和昔兰尼加的犹太人起义——随着犹太人分散到地中海各地，以前大多局限于巴勒斯坦与亚历山大城的紧张局势如今变得更加普遍。事实上，当这些起义发生时，巴勒斯坦相对平静。图拉真的继任哈德良采取了一种毫不退让的解决方案：他把耶路撒冷彻底重建成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的埃利亚卡皮托里纳（Aelia Capitolina）

[6]

；他还禁止施行过割礼的男性进入该城。哈德良下定决心反对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上帝，这完全有悖于罗马尊重其他宗教的传统。132～136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起义，此次起义极为激烈，但同样没有希望。犹太人曾取得短暂的胜利，收复耶路撒冷，甚至可能恢复了献祭礼拜，但最终以惨败结束，他们遭到哈德良军队的恐怖屠杀，约有六十万人因此丧命。

[7]

这些事件同样对地中海造成了深远影响：大量的犹太人向西流散，有的作为奴隶，有的是逃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世纪后，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西班牙。

[8]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失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人口层面。在圣殿时代后期，由于法利赛（Pharisee）等教派挑战了旧圣殿时期祭司的权威，犹太人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圣殿的毁灭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有学识的世俗人士拉比（rabbis）领导的，而不是圣殿祭司；犹太会堂本身并非新鲜事物，此时却成为犹太人学习与祷告的中心。

对基督徒的迫害同样一波接着一波。公元1世纪时，尼禄曾指控基督徒在罗马放火，这场火灾使他有机会将部分罗马城区重建得如镀金般富丽堂皇。3世纪中期，皇帝再次对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进行迫害。在托斯卡纳的科萨港纪念碑上，皇帝德基乌斯（Decius）被称为“神圣事物的光复者”（restitutorsacrorum
），这种提法显然指的是他对基督徒的积极捕杀。一个可以避免迫害的方法是表面妥协，在公开场合祭拜罗马神，而私下里仍坚持信仰。对这种策略是否有效产生的分歧，以及对将经文“上交”（donaverunt
）给罗马政府的祭司阶层是否有效这一更严重的分歧，引发了严重的对骂与分裂：4世纪时活跃于非洲的多那图斯派教会（Donatist Church）在绥靖者面前自诩真正信仰的坚持者。基督徒摆脱罗马当局所设困境的另一种方法是伪装自己为犹太人：“星期六去犹太教会堂，星期日去基督教教堂”。这种立场在4世纪90年代安条克（Antioch）的反犹太集会中遭到强烈谴责。当然，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占据了上风，但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对于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基督教和犹太教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远不如基督教正教的愤怒先知们，如圣居普良（St Cyprian）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分明。对犹太教的辱骂出于一种激烈竞争的意识，而非想要痛打落水狗。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然而，广大公众对教义细微处的差别并不太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可能是伦理规范和宗教抱负，而在这两方面，基督教和犹太教并没有很大不同——双方都倡导爱邻人，且主张如果这一世遭遇不公，那么上帝会在另一个世界给予回报。许多犹太人可能在遵从宗教规则方面是相当随意的，而且巴比伦的塔木德学院还在对这些规则进行细细雕琢，这种状况使宗教与宗派之间的来回改宗更为简单。

在德基乌斯的迫害中，一位牺牲在了士麦那的基督教殉道者名叫皮奥尼乌斯（Pionius），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与受审的记述经常提到“希腊人、犹太人和女人”，这些人在他被捕时聚集在士麦那公共广场上对他恶语相向。皮奥尼乌斯拒绝参与异教的祭祀活动，而当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在欢庆他们的节日［可能是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和异教徒的酒神节（Dionysia），在这两个节日人们都可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样的场合中，虽然拉比们无数次地下达禁令，但犹太人与异教徒的庆祝活动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9]

在士麦那以及其他地方，有一些较受尊重的大型犹太社区吸引了许多皈依者，还有一些“敬神者”参加犹太人的祭礼但不皈依，因此犹太人从种族上讲是相当混杂的。

[10]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与犹太人的成功同样令人烦扰的还有他们自己中的异端。当然，一个人认为是异端的可能在另一人眼中却是正统。然而，显然也有非常激进的运动。在被钉上十字架后，垂死的皮奥尼乌斯发现自己旁边是名马西昂派（Marcionite）信徒，马西昂派是由基督徒发起的运动，马西昂派信徒将犹太人的上帝视为撒旦，拒绝承认希伯来人的《圣经》。

[11]

虽然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但主流基督徒还是接受希伯来人的《圣经》的，且并不打算对其进行修正；他们从《圣经》中先知们的故事预见到基督的到来，对它高度评价，但在理解上却与犹太人有着较大差异。对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430年去世）来说，犹太人是神圣经书的拥有者，作为仆人受命照看主人的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所保护之物。

[12]

在地中海的海面上，犹太人与基督徒也建立了联系。海上有一些船东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常常到访加沙。拉比曾就一个问题深入讨论，即加沙的犹太人是否可以参与当地为尊崇一位希腊神明而召集的市集，这一讨论再次揭露出在晚期希腊化世界与罗马世界中，犹太人与异教徒社区间的界线是模棱两可的。

[13]

然而，有些当海员的犹太人一丝不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公元404年，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主教从亚历山大乘船前往他的教区。在亚历山大，犹太人有自己的船东行会（navicularii
），拥有并经营着大量航船。该主教所乘之船的船长名叫阿玛兰图斯（Amarantus），他和他的水手都是犹太人，他们正是这位主教的嘲讽对象。在周五的夜幕降临后，船长让船工停下工作，任由船在海面上漂荡，这让这位主教十分担心自己的性命。在安息日（Sabbath）前夜，乘客们都处于危险之中，这时这位主教才获准驾驶船（他是这样讲的）。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犹太人的所有律法都可以暂停奉行。该主教记录下来关于那艘船的一切，不禁让人奇怪，它究竟是如何抵达目的地的：船上的缆索断了，所以船帆无法展开，船长还将备用锚卖给了别人。在同一个时期，《塔木德》（Talmud
）中记录的拉比的讨论又显示，犹太人曾经非常频繁地进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他们除了考察商业法中的条例外，也探讨了让犹太人在安息日参与跨海航行是否正当，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在安息日才能获得允许（例如打水或在甲板上散步）。

[14]

3

传统上，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也许与他的一场胜利有关：公元312年10月，就在罗马城郊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但后来又过了十三年，他才把自己变成罗马世界的唯一主人。事实上，他在337年临死前才接受洗礼，但313年的米兰敕令已经取消了对基督教崇拜的禁令，他在君士坦丁堡建成的新罗马也将是一个基督教中心，一座没有被异教神庙玷污过的城市。325年，他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纷争不断的基督教大公会议，试图在皇帝（没有神学家）的调解下解决关于三位一体性质的神学难题。会议在已经存在分歧的教会中造成了进一步分裂，尽管《尼西亚信经》（Nicaean Creed）后来成了正教的教义基础。他把自己看作“教会以外的主教”，但同时又是帝国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可能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宗教变革必须缓慢进行，可能由于他自己对于异教以及基督教的信仰比较迷惑，君士坦丁平等对待异教与基督教的崇拜活动，甚至在新罗马的落成仪式上，太阳神的战车上面竟然奇怪地出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旧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仍然巍然矗立，上面雕着繁复的纹饰，但丝毫没有提到他的新信仰，元老们对这种信仰无论如何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也为那座伟大的基督教大教堂奠基，该教堂为圣彼得修建，无情地横穿了一处异教徒的墓地，该墓地就位于圣彼得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鸟铳之地下。这种矛盾还进一步体现在：君士坦丁在位时发行的货币上刻有SOLINVICTVS，意为“未被征服的太阳”；他以死刑禁止私人求问脏卜师（即伊特鲁里亚人的预言家，依据被献祭牲畜的内脏来解读信息），但同时又要求当罗马皇宫遭遇雷击时必须向脏卜师求教。皇帝还努力将异教徒和基督徒拉到一起：他命令军队向为皇帝以及皇帝敬畏神明的儿子们带来胜利的神祈祷，而不需特别强调究竟是哪位神。君士坦丁之所以动作缓慢是出于实际需要；对皇帝的信仰发展得很成熟，作为一名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权力斗争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使其信仰异教的追随者们放弃他们的祭礼，因为这样的祭礼生动地表达了信徒们对被神化的皇帝的忠诚。

[15]

有一点毋庸置疑：君士坦丁的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中海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然而，限制性因素同样存在。帝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非正统教派，他们拒绝承认由君士坦丁认定的《尼西亚信经》。他们中有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派［特别是科普特（Coptic）教会］信徒，欧洲大陆上信仰阿利乌斯派（Arian）的蛮族——在正教眼中，这些另类否认了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的平等地位。接着，又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小教派，如马西昂派、多那图斯派，他们与周围的基督徒间争论的根源是在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件。所有这些教派运动也都出现在地中海，并四处传播，有时传播者是蛮族雇佣兵或商人，而当迦太基或安条克或亚历山大城中一个教会攻击另一个教会时，一起逃离迫害的朝圣者和难民则成了传播者。

另一个问题是异教信仰的坚持。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只有具有多重色彩的朱利安（Julian）放弃了基督教。朱利安曾在雅典学习新柏拉图主义，到公元360年成为皇帝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基督教。由于对基督教的厌恶，当犹太人要求重新在耶路撒冷开展祭祀活动时，他选择了支持。他还同时下令重开异教的神庙，

[16]

目的在于重建带有高级祭司的异教“教会”。这也是对基督教主教们的间接恭维，因为主教们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帝国各地组织信徒们的信仰的。

[17]

朱利安的统治时间很短，在此期间还要忙于在东方与波斯人的战事；但异教并没就此安歇或死亡。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an I）关闭了雅典的古典学校与学园，此时从异教角度研究哲学文献的实践才算正式终结。对于“异教”最好的理解，不是把它看作系统化的宗教信仰，而是各有特色、混杂、动态发展且没有任何教义或神圣文献的地方崇拜。这个复数的“异教”很难被基督教击败，虽然基督教提供的道德法则——其重点在于慈善，希望将“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与自由人”都涵盖在内——很有吸引力。在地方上，基督徒的崇拜仪式中包含了异教的因素，一些地方性神明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东方的武士圣徒带有强烈的赫拉克勒斯色彩）。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也没有那么严格，在地中海沿岸的地方社会中异教信仰仍然很强势：在约700年时，它们在伊斯兰教扩张后的北非和西班牙悄悄地隐匿起来。

处理非基督徒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摧毁他们的神庙和会堂。在公元400年前后，加沙还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学术中心，这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处于从地中海经贝尔谢巴（Beersheba）和佩特拉（Petra）前往阿拉伯沙漠中的纳巴泰诸镇的商路之上。

[18]

和其他地方一样，皇帝要求关闭神庙的命令在这里被无视；地方利益集团可以凌驾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命令之上，而加沙城中的大多数市民仍是异教徒。

[19]

当地奉行严格苦修的主教波菲利（Porphyry）不得不屈辱地独自维持着教堂，而异教徒仍然在许多大型神庙中进行礼拜，这些神庙分别供奉着太阳神、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一位名叫玛纳斯（Marnas）的神。玛纳斯是宙斯的一个化身，他的神庙马尼翁（Marneion）特别宏伟壮观，是一栋由两排柱廊围绕着的圆形的带穹顶建筑。在波菲利就这一情况向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可怕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抱怨后不久，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就下达了一道关闭神庙的命令；但皇帝派去的使者接受了贿赂，默许马尼翁神庙继续开放。波菲利感觉有必要直接向皇帝请愿。他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皇后尤多西娅（Eudoxia）对此十分重视，于是一支军队在402年受命前往加沙。他们花了十天时间积极地把一些不太重要的神庙劫掠一空，然后推倒、焚烧。接着，他们的注意力终于转向马尼翁神庙，异教徒们聚集于此将所有的大门封锁，准备保卫这栋建筑。皇后派来的士兵将猪油和沥青泼到大门上，然后点火。士兵们洗劫了这座神庙，然后清除了加沙城中的所有偶像。皇后尤多西娅特意拨款要求在马尼翁神庙的废墟上建造一座教堂。更令异教徒感到愤怒的是，马尼翁神庙的大理石板被用来铺路，这样一来，异教徒们就不得不每日踩踏在他们圣所的遗迹上。尤多西娅特意从埃维厄岛运来三十二根绿色大理石石柱，该教堂在407年的复活节正式落成。波菲利的圣徒行传记载，与此同时，许多异教徒改宗基督教。

[20]

异教徒依然诉诸武力进行抗争：有一次，波菲利被追得不得不在加沙的屋顶上奔逃（他可能是位苦修僧人，但对殉难没什么兴趣）。

[21]

基督教只是加沙城中的一种信仰，这座城市中生活着大量异教徒、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基督教徒既不是数量最多的，也不是势力最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优势不过是官方的支持；而异教徒和犹太人所倚仗的却是帝国的庞大规模。通常，加沙或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的事件是不在君士坦丁堡的视线范围之内的。

4

基督教扩张所遭遇到的第三种阻力是犹太教的自信。有种倾向认为，在提图斯和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特别是在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以后，犹太教已经是强弩之末。然而，它的古老传统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它与基督教在道德伦理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正如与耶稣同时代的拉比希列（Hillel）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全部律法，余皆评注”。犹太教很欢迎改宗皈依之人（也包括奴隶，不过奴隶经常被迫改宗），而不关心皈依者是否学识渊博、善于观察。

[22]

因此，毫不出人意外的是，一直到公元5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夺取最高权威的争斗仍持续不断。信奉基督教的诸位皇帝试图禁止奴隶施行割礼，并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5世纪初的帝国法律将犹太教视为强弩之末，否定犹太人兴建新犹太会堂的权利，不过他们原有的会堂可以保留。

[23]

从表面上看，犹太教衰落了。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有一位朋友，名叫塞维鲁（Severus），是梅诺卡岛的主教，他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公元418年五百四十名梅诺卡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事情，展现了发生在地中海偏远角落的这场灵魂争夺之战的实质。

[24]

塞维鲁所强调的是犹太人是梅诺卡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而不是梅诺卡并不是一座重要的岛屿（这座岛是“最荒凉的土地，因为其规模极小、干燥且崎岖不平”）。犹太人以该岛东部的马格纳（Magona），也就是现代的马翁（Maó或Mahón）为基地；而基督徒则聚集在西部的亚摩纳（Jamona），也就是今天的休达德亚（Ciutadella）。塞维鲁还提出，犹太人不得进入亚摩纳，一旦他们尝试这样做，就会被疾病击倒，甚至还可能被雷击。即便如此，岛上最杰出的人仍然是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狄奥多鲁斯（Theodorus），此人是马格纳的“所有犹太人以及所有基督徒当中，无论在财富还是名望上都最为出众的人”。

[25]

狄奥多鲁斯的弟弟梅莱蒂乌斯（Meletius）娶的是利托里乌斯（Litorius）伯爵的女儿阿特米西亚（Artemisia）。这位利托里乌斯是才能极为出众的将军，在5世纪时曾是仅次于罗马最高将领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的副总指挥，还曾率领一支匈奴雇佣军在高卢获得胜利。

[26]

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托里乌斯本人是犹太人，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帝国法律不允许将这样的高官授予犹太人；无论他信奉何种宗教，他的女儿遵循的是犹太律法。塞维鲁特意强调岛上犹太人和基督徒间的紧张关系，但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在四百年之前，岛上的两大社群仍能和睦相处。塞维鲁不断提到“我们所熟知的古老习惯”“我们长久以来的感情所系”，虽然他总是声称这些行为是罪恶的。

[27]

君士坦丁堡制定的法律并没能取代狄奥多鲁斯及其犹太家族在岛上的领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很不稳定。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攻陷罗马。后来，西哥特人的军队入侵西班牙，而其他蛮族部落——汪达尔人（Vandal）、苏维汇人（Suevi）、阿兰人（Alan）——也正向西罗马帝国进军。这些蛮族都没有海军，但梅诺卡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416年，新发现的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遗骨抵达梅诺卡岛，激发了马格纳地区基督徒的狂热，他们自诩这些圣骨的所有者。

[28]

圣斯蒂芬是基督徒的“首位殉道者”，被奉为“第一位向犹太人发难的人”。圣斯蒂芬当年从耶路撒冷（人们发现他的遗骨之地）出发，穿越地中海，计划前往西班牙和北非。他曾因当地的一场革命而在梅诺卡盘桓数日。他的骨骸的发现曾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用来对当地的犹太人施压；在这些遗骨被发现之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长老迦玛列（Gamaliel）已经被剥夺了其传统的优先权，即与帝国的行政长官平起平坐的特权，而且还不得对皈依者施行割礼，也不得兴建新的会堂。据说，414年，亚历山大城的牧首将城中的犹太人驱逐，整个东地中海的犹太人都被迫改宗，其会堂被没收。

[29]

随着梅诺卡岛上圣斯蒂芬遗骨的到来，基督徒变得更加自信。基督徒（包括塞维鲁）和犹太人狄奥多鲁斯都梦想着，这位主教一定已经预知了犹太人的皈依。当时社会上弥漫着末日气氛：犹太人的皈依难道真的预示着基督的再次降临吗？塞维鲁写道：

使徒所预告之时或许已经到来，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30]

可能主希望从大地边际点燃这一火花，以便整个大地都沐浴在爱的光芒之下，以焚毁那不信者之林。

[31]

基督徒使用的方法还谈不上狡诈。他们指控犹太人私藏武器，打算以此对付基督徒。公元417年2月2日，亚摩纳的基督徒聚集起来，一起穿越整座岛屿，步行三十英里，但我们相信这段路程并不痛苦，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光荣的目标。塞维鲁要求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搜查武器，犹太人虽不情愿，但表示接受，不过在搜查开始之前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基督徒冲入会堂，然后付之一炬，同时掠走了会堂内的珍宝，包括会堂的银器（后来归还了）以及托拉圣卷（被基督徒扣下）

[32]

。后来证明私藏武器完全是想象。塞维鲁承认针对犹太人的暴动是由一名贼头贼脑的基督徒开始的，“不是因基督之爱而起，而是因强盗之爱”。次日，第一名犹太人选择皈依基督教，他名叫流便（Reuben）。其余的犹太人犹豫了三天，狄奥多鲁斯试图通过与基督徒辩论来分辨哪种信仰是真理，但最后他逐渐被对方的论据说服，那些论据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因为流便力劝他：“如果你真的希望得到安全、受到尊敬、过得富足，那么信基督。”只是狄奥多鲁斯的皈依是有前提的，即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愿意与他一起接受洗礼，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愿。

[33]

有些人拖得更久：狄奥多鲁斯的弟妹阿特米西亚逃到一个山洞，在她丈夫皈依基督教后想要更坚定地坚持信仰，但她在从仆人带来的水中喝出蜂蜜味后，意识到这是神迹，于是也选择随大家一起皈依基督教。

[34]

由于塞维鲁的记录是我们了解这些事件的唯一资料，很难进一步分析他的描述文字下面的真相。事件当中有一些要素让人印象深刻：犹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犹太女人的突出地位。当基督徒从亚摩纳长途跋涉前往马格纳时，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侵略意图，因为有一则评注曾提出，当犹太人听到基督徒队伍诵唱的《诗篇》第九段时，还因“听起来极为甜美”而加入队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在圣斯蒂芬的遗骨到来之前，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但实际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而这恰恰是主教们所反感的。暴力行为促使梅诺卡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但彼此的熟悉则减轻了皈依后心灵上受到的冲击。尼西亚会议后，一神论在地中海逐渐取得胜利，但其排他性不仅将异教徒，也将其他不同的一神信仰推到了敌对阵营。

[1]
B.de Breffny，The Synagogue
（London，1978），pp.30-32，37.

[2]
R.Meiggs，Roman Ostia
（Oxford，1960），pp.355-66，368-76.

[3]
R.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ad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London，1986），pp.428，438，453.

[4]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26-8，421，440-43.

[5]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469-70：coins inscribed FISCI IVDAICI CALVMNIA SVBLATA.

[6]
埃利亚卡皮托里纳意为“埃利乌斯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之城”，埃利乌斯是哈德良的族姓。——译者注

[7]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480，484-91.

[8]
S.Sand，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2009），pp.130-46，该文献严重低估了离散规模。

[9]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487.

[10]
Sand，Invention
，pp.171-2.

[11]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492.

[12]
A.S.Abulafia，Christian-Jewish Relations，1000-1300：Jews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ians
（Harlow，2011），pp.4-8，15-16.

[13]
R.Patai，The Children of Noah：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NJ，1998），pp.137-42.

[14]
R.Patai，The Children of Noah：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NJ，1998），pp.70-71，85-100.

[15]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p.609-62.

[16]
G.Bowersock，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1978），pp.89-90，120-22；P.Athanassiadi，Julian the Apostate：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1992），pp.163-5.

[17]
Bowersock，Julian
，pp.79-93；R.Smith，Julian’s Gods：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1995）.

[18]
G.Downey，Gaza in the Early Sixth Century
（Norman，OK，1963），pp.33-59，此书中有多处无聊的长篇大论。

[19]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270.

[20]
Downey，Gaza
，pp.17-26，20-21，25-9.

[21]
For his career，see Mark the Deacon，Life of Porphyry Bishop of Gaza
，ed.G.F.Hill（Oxford，1913）；Marc le Diacre，Vie de Porphyre，évêque de Gaza
，ed.H.Grégoire and M.-A.Kugener（Paris，1930）.

[22]
Sand，Invention
，pp.166-78，但此书的论述过于夸张了。

[23]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ed.S.Bradbury（Oxford，1996），editor’s introduction，pp.54-5；J.Amengual i Batle，Judíos，Católicos y herejes：el microcosmos balear y tarraconense de Seuerus de Menorca，Consentius y Orosius（413-421）
（Granada，2008），pp.69-201.

[24]
C.Ginzburg，‘The conversion of Minorcan Jews（417-418）：an experiment in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in S.Waugh and P.Diehl（eds.），Christendom and its Discontents：Exclusion，Persecution，and Rebellion，1ooo-15oo
（Cambridge，1996），pp.207-19.

[25]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0-85.

[26]
Bradbury，Letter
，pp.34-6.

[27]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4-5.

[28]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2-3.

[29]
Ginzburg，‘Conversion’，pp.213-15；Bradbury in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9，53.

[30]
这段话源自《新约·罗马书》11：25，26，中译参见《圣经》和合本。——译者注

[31]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24-5.

[32]
托拉（Torah）是犹太人对《圣经》中前五卷的称呼，也称“摩西五卷”，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计》《申命记》，按照犹太律法，托拉必须由受过训练的文士用羊皮纸手抄而成。——译者注

[33]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94-101.

[34]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16-19.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600年）

1

自从爱德华·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以来，伟大的罗马帝国为何、何时以及是否衰落的问题，就成了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进行探讨的对象。目前人们至少提出了二百一十种解释，有些说法（“闪米特化”、同性恋问题、男子气概下降）坦率来说是非常荒诞的。

[1]

关于蛮族入侵摧毁了罗马——既指罗马城又指罗马帝国——的观点曾不再流行，后来又再度受到推崇。

[2]

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罗马的衰落”本身就是伪命题，而强调罗马传统的延续性。

[3]

然而，从地中海的角度看，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片伟大的海到公元800年时已经分裂了。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留下了数个嫌疑人：5世纪及之后的日耳曼蛮族，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8世纪的查理曼及其法兰克军队，以及内斗——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争权夺利，有的要夺取地方领地，有的要夺取皇位。很明显，罗马的衰落不是单独“某个原因”导致的；无数问题的积累导致了旧制度的终结，撕裂了“第二代地中海”。

在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漫长岁月中，地中海在经济及政治上都陷入分裂：罗马的皇帝们意识到，统治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及欧洲大陆上莱茵河西部和多瑙河南部的大片土地，这一任务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从284年开始统治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东部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eia）为基地，将帝国的管理交给由共治皇帝组成的团队，其中最先出现的是西部的另一位“奥古斯都”，后来从293年到305年又有两名副皇帝或“恺撒”被委任，这套制度称为“四帝共治”。

[4]

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驻地本身是后来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新罗马”的前奏；君士坦丁曾考察过特洛伊这座罗马人视为自己起源地的城市的遗址，后来却选择了商业中心拜占庭，拜占庭拥有极佳的港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地处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商业要道。当然，另一个惊人的变化则是君士坦丁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而在此前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是地下宗教。

公元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名为罗慕路斯（Romulus）的“小皇帝”（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奥多阿克（Odoacer）废黜。在此之前，意大利依然是西罗马皇帝的驻地，但权力中心已经向东转移，这一变化恰恰是对地中海经济发展现实的适应。在东方，希腊化时期与托勒密时期的商业世界仍然繁荣，这里以亚历山大、加沙和以弗所（Ephesos）等繁忙港口为中心，通过贸易往来以及共同的希腊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以城市为主体的东方和以农村为主体的西方间的对立会过于简化，因为东部的主要人口仍是农民和牧民，且东地中海沿岸密布的乡镇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缔造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当代之人仍能在博物馆看到罗马帝国晚期的埃及精美织物；大量的奢侈品当时在西西里岛东部流通。更为日常的货物在供应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响之一是埃及谷物的目的地从旧罗马转向新罗马。

[5]

330年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害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罗马所需谷物的三分之二都由非洲供应。那是个繁荣的时代，当时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继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如果说帝国人口在3世纪末到4世纪可能由于疫病而大幅削减，那么北非诸行省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可以继续为西罗马首都提供补给的。罗马与迦太基的元老和骑士阶层扩大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产。

[6]

船东们的世袭行会得到帝国的保护，行会成员可享受减免税收的特权，被赋予了骑士身份。尽管帝国财政并不直接干涉船东行会的管理，但它对船东的保护保证了谷物航线仍然活跃。非洲的农民也种植橄榄树和葡萄树以获得收入，非洲也因向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而繁荣起来。非洲赤陶不仅成为地中海的主要陶器，而且已深入高卢内陆乃至不列颠地区。返程的船只带回了意大利的砖块。这当然不是因为非洲人不会制砖，而是因为谷物商船船员在将谷物卸载后需要用砖块来压舱。

[7]

这是非洲，尤其是迦太基的黄金时代。这座城市布局合理，街道纵横交错，还有漂亮的建筑——迦太基人特别喜欢自己的斗兽场，甚至蛮族人的入侵威胁也无法打断他们对这种娱乐的热衷。迦太基人以其港口为傲，因为古迦太基的圆形港口被重建，图拉真时期还有一座漂亮的六边形外港建成。这座港口与皇帝在奥斯蒂亚附近建造的波图斯构成了双子港，如今“布匿港口”的轮廓仍依稀可见。

[8]

非洲也是一个和平之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远离帝国中心的边境地区就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在遥远的不列颠，“撒克逊海岸的伯爵们”组织防线抵御跨越北海而来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00年左右，成群结队的哥特人、苏维汇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侵袭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罗马城在410年也遭到洗劫，但即使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非洲看起来仍非常安全。

[9]

阿非利加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e）——他后来成为希波的主教，并于430年去世——因罗马被劫而感到震惊，然后在这种刺激下撰写了他的不朽名篇《上帝之城》。在书中，他描述了一座天国的“城市”，它远远优于脆弱的尘世之城和罗马帝国。然而，至少希波和迦太基似乎得到了海洋的保护。人们都知道蛮族人是很好的士兵，但不是优秀的水手。哥特人被限制在意大利，甚至无法跨越卡拉布里亚海湾前往西西里岛。其他蛮族，也就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西进入了西班牙的群山之中。很难说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什么威胁。

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民族，他们曾生活在今天波兰南部的某地，与大多数蛮族一样信奉阿利乌斯派的基督教，其教义主张：圣子与圣父并非同性，亦非同样不朽，而是圣子由圣父所出。后来“vandalism”这个词成为破坏的同义词，但在公元1794年它才由一位法国主教造出，当时这位主教因革命者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深深的绝望。

[10]

可以肯定的是，汪达尔人乐于看见财物逐渐增加，因此汪达尔国王极不情愿将积攒的金银用于发展经济——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为“囤积”（thésaurisation
）。与此相对的是，阿兰人源于高加索地区，从那里向欧洲东南部迁徙，他们的语言属于伊朗语族，习俗与汪达尔人相去甚远，例如他们并不蓄奴。这些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盟友一起进入并瓜分了西班牙，但416年，他们遭到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瓦利亚（Wallia）的攻击与屠杀，后者所打着刚刚组建的哥特-罗马同盟的旗号，这个同盟非常短命。这些蛮族相互攻击的频率远远高于对罗马人的侵袭。据说，生活在贝蒂卡（Baetica），也就是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汪达尔人被全部消灭。但在这场惨败之后，幸存者必须寻找其他土地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征服与安居，而不是劫掠与消失。这次他们选择了非洲，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那里距离他们最近。429年夏，在他们那瘸腿、无情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率领下，他们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丹吉尔（Tangier）周边的廷吉塔纳（Tingitania）由西班牙进行管理，这里是罗马的土地但实际由毛里塔尼亚国王控制，这些国王在总体上与罗马谨慎地保持着友好关系。相比于北非的其他地区，这里对罗马的价值没那么高，罗马对于这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也比较满意。

[11]

同样，盖萨里克的兴趣也在于控制非洲最富庶的区域。迦太基位于神眷之地，有着丰美的麦田与橄榄园，看起来比西班牙南部还要富足。

[12]

盖萨里克需要将十八万士兵与妇孺送到海峡对岸（这个数目表明贝蒂卡的汪达尔人几乎被歼灭的说法过于夸大了），

[13]

但他没有船，而且在这片海域摆渡的船只最多能搭载七十人。如果他真的能够筹集到数百艘这样的小船，那么他手下这些人也要大约一个月才能横渡海峡。但他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到哪去筹集这么多船。盖萨里克选取的路线是从大西洋一侧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从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前往丹吉尔与休达之间的海滩。这是一段短暂的航程，但即使在夏季，所经水域也相当危险。经过一次一次地不断往返后，盖萨里克终于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带到了廷吉塔纳，但他们并未在廷吉塔纳长期逗留，而是向东穿过陆地，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在公元430年5月或6月到达了希波。希波坚持抵抗了十四个月，这是因为汪达尔人并不擅长攻城战，而且希波的罗马城墙也比较坚固。这样的罗马城墙很好地展现了罗马人的深谋远虑，因为在经历漫长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后，城市的防御极易被忽略。那些身在城中向外张望的人当中就有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他在围城期间逃离了。他可以进行反思：此前信奉异端的蛮族给罗马带来的破坏，如今威胁到了他所在的行省。

希波沦陷后，新的阿利乌斯派教规建立起来，将近五百位大公教会主教因为遵循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而被驱逐出他们规模通常较小的主教区。这标志着阿利乌斯派终止了对大公教会的容忍。此后，迦太基也被征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盖萨里克是颇有耐心的：这座城市于公元439年陷落，在那时迦太基周边的所有地区都已经落入汪达尔人之手。迦太基成为汪达尔王国的新首都。然而，非洲的汪达尔人并不是破坏者，大多古老的传统与秩序都被他们承继下来。盖萨里克意识到，他不能只统帅自己的臣民，不能仅仅像其正式尊号“汪达尔人与阿兰人的国王”（rex Vandalorum et Alanorum
）所描述的那样。

[14]

442年，汪达尔人与罗马人缔结和约，其条款规定汪达尔人的国王负责整个地区的统治。尽管盖萨里克把搜刮的大量黄金囤积在国库中，但没有证据表明汪达尔人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衰退。新的建筑工程还在进行；东方的商人带着拜占庭的货币来到迦太基；北非商人继续到东方经商；迦太基的美丽海港也得到修缮。

[15]

在汪达尔统治时期，出口到迦太基的东地中海双耳罐数量显著增长。迦太基人也使用本地出产的赤陶精品进餐。事实上，北非的谷物不再被征用以补给罗马，而是由当地商人经营，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6]

汪达尔人喜欢东方的丝绸，喜欢浴场、宴会和戏剧，还热衷于划船。他们赞助罗马诗人的创作，与生活在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样被罗马化，那些哥特人也开始美化他们在拉文纳的统治中心。

[17]

虽然拉丁语和使用范围更小的布匿语是非洲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
），但汪达尔人与哥特人一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保留着自己的日耳曼名字［古萨蒙德（Gunthamund）、瑟雷萨蒙德（Thrasamund），等等］。汪达尔人的征服并未扰乱乡村的生活，这一点可由汪达尔统治中心发现的木制地产记录板证明，它们被称为阿尔贝蒂尼记录板（Alebertini tablets）。

[18]

事实上，古老的制度不但没有行将就木，反而生机勃勃、充满能量。非洲西北部的罗马人、布匿人和摩尔人靠海运为汪达尔人提供各种补给，以维持汪达尔王国的存续。

[19]

船只用于贸易，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还需要运送军队。533年，汪达尔国王盖利默（Gelimer）将他拥有的一百二十二艘舰船派往撒丁岛镇压岛上总督的起义。汪达尔人并没有修建传统式样的战舰；当他们越过海洋前去征服其他地方时，船只仅发挥了运输马匹和武器的作用。

[20]

汪达尔王国的范围远不止罗马帝国时的阿非利加行省。早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前，汪达尔人已经派兵攻击巴利阿里群岛；公元455年，他们正式吞并该群岛。

[21]

在功勋卓著的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于454年去世后的第二年，无能的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被暗杀，这为汪达尔人提供了新的机遇。

[22]

455年6月，汪达尔人开始了一场极为大胆的远征，军队被派往罗马。远征不是阿利乌斯派对大公教会的圣战，而是劫掠：汪达尔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要破坏，不要屠杀，只需寻找珍宝，特别是皇帝的珍宝。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还包括相当多的奴隶（他们处理奴隶时毫不留情，直接把夫妻、父母及子女拆散）。根据一些记录，他们掠夺的珍宝包括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的烛台与其他各种金器，它们作为战利品一直被保存在迦太基，直到534年拜占庭人收复该城。

[23]

盖萨里克还在455年或456年夺取了科西嘉岛，作为其造船业的木料来源地，而大公教会被流放的主教们被迫在岛上砍伐木头。与此同时，汪达尔人还曾征服撒丁岛，不过大约在468年他们失去了该岛，直到482年前后才收复。他们在岛上定居，与那些从非洲来到此地的摩尔人一同居住，这些摩尔人被称为“蛮族”（Barbarikinoi
），撒丁岛东北部荒无人烟的山区因此被命名为巴尔巴吉亚（Barbargia）。在征服西西里岛方面，汪达尔人也毫不迟疑，从440年就开始对西西里海峡无情地发起攻击，之后从461年或462年起年复一年地劫掠该岛。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罗马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但就在盖萨里克去世（经过半个世纪各种征战之后终于在477年去世）不久前，汪达尔人与日耳曼将军奥多阿克达成协议。奥多阿克在数月前废黜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奥多阿克为西西里岛向汪达尔人纳贡，但只将马尔萨拉（Marsala）附近的西部岬角交由汪达尔人直接控制。尽管如此，汪达尔人此时看来似乎马上就要将西地中海的三座粮仓——阿非利加、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全部收入囊中。在盖萨里克统治的末期，汪达尔人感到他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东西，于是开始侵袭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沿岸，蹂躏了爱奥尼亚群岛中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

汪达尔人创造的海上帝国极具个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支持了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他们的国王对商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很清楚，在控制帝国的谷仓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扼住了罗马的咽喉。汪达尔人对谷物运输的介入加剧甚至直接导致了大约发生于公元450年的意大利饥荒。他们并没有与罗马帝国的舰队发生冲突，因为那种类型的海战当时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在5世纪60年代盖萨里克成功地摧毁了两支拜占庭舰队）。汪达尔帝国的巅峰是其创立者盖萨里克的统治时期，在他477年去世后的六十年间，汪达尔人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到500年，信奉阿利乌斯派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统治着意大利，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信奉阿利乌斯派的西哥特人（Visigoths）统治着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在新罗马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地中海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版图发生了彻底改变。分裂正在发生。

2

对于这种分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可以理解为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分离；可以理解为东西两边都爆发了一系列危机，东部遭受严重打击，但比西部恢复得更快、更果断。大规模入侵在早期对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西罗马的皇权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东罗马的皇权却在哥特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大规模侵袭下幸存下来，即使入侵者在公元7世纪一度在君士坦丁堡兵临城下。7世纪时，希腊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斯拉夫部落的控制之下。整个地中海的经济同样遭到破坏，但造成这种结果的是此前没人见过的袭击者。6世纪40年代，地中海遭遇瘟疫，它可能是腺鼠疫和肺鼠疫，在病理上与14世纪的黑死病比较相似。

[24]

与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夺去了大量人口的性命，约占拜占庭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并且以城镇居民居多。地中海东部冬季的寒冷与干燥导致了干旱和饥荒，而在更往东的地区，类似的气候变化可能使原先盘桓在东亚的瘟疫被释放出来，开始向西传播。

[25]

此外，罗马帝国晚期经历的寒冷气候也导致土地退化，而原先种植葡萄以及橄榄的梯田被逐渐荒弃，引发了山体滑坡和土壤侵蚀。但这里同样存在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葡萄园和橄榄园的荒弃意味着需求的减少，那么一定有某种因素导致了需求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地中海周边的人口膨胀导致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因为大量人口需要更多的谷物，原本种植树木和其他植被的土壤因此裸露出来，导致表层土壤被河水带到河口，进而引起了河口的淤塞。如此一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无法正确评价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导致了饥荒与干旱。因此，有人认为早在瘟疫发生之前，地中海周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萎缩的现象，所以在瘟疫到来后，已经相当脆弱的人们遭到了沉重打击：经历食物短缺后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十分低下，致命性不那么强的地方瘟疫也不时暴发。

[26]

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在北非、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希腊的奥利匹亚、撒丁岛的诺拉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卢尼，都出现了这种河口淤塞的情况。

[27]

虽然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发生了瘟疫，但他仍然积极重建地中海范围内的罗马秩序。在瘟疫暴发之前，查士丁尼已经收复了迦太基（公元534年），向那座城市投入大量金钱：他在过去著名的圆形海港处又建了一座新的港口，还重建了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因为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便是地处非洲的城市也会遭到陆上袭击。在攻陷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Belisarios）接着在意大利发动了哥特战争。拜占庭的军队驻扎在西西里岛，就在迦太基陷落的两年后，他们凭借一个经典的计策经由一条引水渠拿下了那不勒斯。查士丁尼认为意大利的收复事关自己的声望，曾经是东哥特诸王根据地的拉文纳再次成为帝国的官员，也就是总督的驻地，该城位于克拉西斯的外港也再次成为拜占庭的海军基地。那不勒斯海港兴建了防御工事，因为当贝利撒留为皇帝夺回该城时，其敌人哥特人还在继续暴乱。

[28]

拜占庭的力量甚至延伸到了热那亚附近的海岸——这个中世纪的伟大贸易中心出现了经济活动的最早迹象。

[29]

查士丁尼毫不担心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的压力，还派军队前往西班牙南部，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卡塔赫纳周边地区的控制权。随着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重新被拜占庭控制，一条商业纽带把拜占庭的核心地带同休达和直布罗陀海峡连了起来。

查士丁尼重建泛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尝试耗尽了君士坦丁堡的资源，并一度引起经济危机。意大利在战争与疾病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30]

虽然瘟疫过后人口大幅削减，但查士丁尼仍积极地改善港口并加强港口城市的防御工事。为了增强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他在都拉基乌姆（Dyrrhachion，古代的埃比达姆诺斯）的周围建立了一圈宏伟的城墙与高塔，今天仍可看到这些建筑的部分遗迹。都拉基乌姆城位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也就是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的终端，但科林斯为经由爱琴海的海路也建造了类似的工事，尽管在严重瘟疫的袭击下该城的大量居民已经逃往爱琴海上的艾伊娜岛。

[31]

关于迦太基，我们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港口的建立并没有激发迦太基的经济活力。拜占庭收复迦太基之后，来自东方的双耳罐数量急剧减少。奇怪的是，在来自东方的政治势力控制该地后，当地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反而减少了。商业的衰落可能是国家打算重新控制谷物贸易造成的。

[32]

对于东地中海来说，公元6世纪同样是一个命运多变的时代。以弗所同雅典和德尔斐一样经历了严重衰落；而亚历山大在6世纪中期之前仍然十分繁华，约有十万居民。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显示了新的活力：在一场地震后，克里特岛上的戈提那（Gortyna）在7世纪新建了很多漂亮的建筑，成了一个成功的制陶中心。克里特以及塞浦路斯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入侵的斯拉夫人并没有抵达这些岛屿。7世纪早期的大量金币可以证明，这些岛屿一直非常繁荣。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例如萨摩斯和希俄斯，成为人们逃避斯拉夫人的避难所，在其他地区人口大幅削减的时候，新居民的到来使这些地区变得生机勃勃。

[33]

《罗得海商法》（“Rhodian Sea Law”）成为拜占庭内外使用的标准海洋法。

[34]

除了北方的蛮族之外，拜占庭还面临着希腊世界的老对手——波斯诸王的威胁。波斯人的入侵对地中海沿岸诸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616年以前，萨迪斯一直是很有气势的地区首府，拥有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各式柱廊以及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之一。这座城市后来被波斯人摧毁，只留下被焚烧后的废墟，此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被重建。曾经因图书馆而享有盛名的帕加马（Pergamon）也有着类似的命运。

[35]

尽管遭遇了灾难，一些传统的商贸网络仍很活跃，甚至重焕生机。在拜占庭重新掌控拉文纳后，波河流域的谷物从克拉西斯向外地输送。另一方面，那不勒斯与曾为它提供大量谷物的非洲的联系减弱了。那不勒斯的考古地层反映了这一点：公元6世纪的地层中有大量的非洲赤陶，而在这个时期其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36]

与非洲赤陶的减少构成对比的，是那不勒斯出现的大量来自东地中海的陶器，包括来自萨摩斯的双耳罐。萨摩斯是在斯拉夫人统治下的希腊本土迅速衰落的大背景下繁荣发展的岛屿之一。

[37]

事实上，罗马、拉文纳、叙拉古和迦太基出土了约六百件萨摩斯的陶罐，因此这些位于意大利和非洲的新收复地很显然与东地中海保持甚至加强了联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交往，且伦巴第人统治下的南意大利地区能够铸造金币。对于拜占庭来说，亚得里亚海是一个偏远的湖泊，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泥泞的港口初现端倪，它们后来发展成了威尼斯。而在更往西的地区，形势更加严峻。卢尼严重衰落且未能复兴。在600年前后，卢尼的居民只能制作铅币。

[38]

拜占庭与热那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似乎更多是政治联系而非商业联系。马赛依然是西地中海商业中心的领头羊，但只是过去那座伟大希腊城市苍白无力的影子而已。来自东方的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锐减，以至于到600年，其数量只有500年前后的四分之一；到7世纪，这样的双耳罐彻底消失。与之相对，非洲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出现了复苏，由此可知西地中海的中程贸易仍要经过马赛。与东方的联系并未完全终结。图尔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也就是为高卢可怕、残忍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诸王编史的历史学家，曾提到来自加沙和劳迪西亚（Laodicea）这两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港口的葡萄酒。

[39]

一艘格列高利所处时代的沉船很好地印证了这份记录，沉船遗迹发现于法国南部克罗港（Port Cros）的周边水域。船上装载了来自爱琴海和加沙的双耳罐，罐中盛放了葡萄酒。

[40]

在现在发现的沉船中，可确定为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有八十艘。公元600年前后，一艘船在法国南部海岸沉没，船上装载了沥青、北非的陶器、加沙的双耳罐，以及胡乱刻着希腊字母的大水罐。该船相当简陋，船板很薄，各个组件契合度也不高，所以它的沉没令人感到毫不奇怪。这艘船并不大，排水量不超过五十吨，最多能装载八千摩底麦子，这个重量只占罗马谷物商船载重量的一小部分。

[41]

6世纪和7世纪的船只小于罗马先辈们使用的船只。在土耳其附近的亚西·阿达（Yassi Ada）出土了一艘约626年的沉船，该船使用的钉子比罗马人造船用的钉子轻很多。这艘船的排水量超过五十吨，制作相当廉价，“其寿命只能持续到开始获利的那一刻”。

[42]

然而，在这样一艘船上还有一间贮藏丰富食品的厨房，而且它的屋顶还是瓦制的，房间中的碗、盘子和杯子表明该船来自爱琴海或君士坦丁堡。

[43]

偶尔，一些装载贵重物品的船只也会遇难：西西里岛附近的“马扎梅尼号”（Marzameini
）沉船就携带了三百多吨的绿色和白色大理石，其沉没时间约在540年。这艘船装载的是用来装饰教堂的内部饰物，拉文纳和利比亚有类似的教堂。这些精美的器物被装载上船，作为彰显宗教统一的宣传物越洋过海：教堂装饰风格的统一可以体现的是一位皇帝（即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一种教义。

[44]

来自东地中海的沉船是对岛屿城市和海岸城市间紧密联系的进一步反映。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伊斯坎迪·布尔努（Iskandil Burnu）出土了一艘约6世纪末的沉船，船上装载了来自加沙的葡萄酒，还有一种经鉴别属于符合犹太教教规的洁净砂锅，因此很可能这艘船的船主是位犹太人（就像之前阿玛兰图斯的故事中那位5世纪初的犹太船长）。

[45]

在账务收支方面，拜占庭既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也体现了持续的发展活力，后者集中体现为东地中海的岛屿经济。当然，这种局面在瘟疫造成人口骤降后才显现。地中海的商业版图被重新勾勒，古老的商业中心走向衰退，而新的中心迸发了活力。幸存下来的经济活力的种子散播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中海，为8世纪和9世纪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更遥远的西部，复苏的速度更慢，难度也更大。

[1]
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Oxford，2005），p.32.

[2]
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Oxford，2005），pp.1-10；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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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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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20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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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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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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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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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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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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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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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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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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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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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1966），p.51 for lower estimat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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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errills，‘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pp.10-11.

[16]
R.Hodges and D.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1983），pp.Z7-8；also Wickham，Inheritance of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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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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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33-4；D.Bright，The Miniature Epic in Vandal North Africa
（Norman，OK，1987）.

[18]
Merrills，‘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p.13.

[19]
Diesner，Vandalenreich
，p.125.

[20]
Courtois，Vandales
，p.208.

[21]
Courtois，Vandales
，p.186.

[22]
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373.

[23]
Castritius，Vandalen
，pp.105-6.

[24]
Some authors reject the bubonic explanation；see W.Rosen，Justinian’s Flea：Plague，Empir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London，2007）.

[25]
A.Laiou and C.Morrisson，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2007），p.38；C.Morrisson and J.-P.Sodini，‘The sixth-century economy’，in A.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3 vols.（Washington，DC，2002），vol.1，p.193.

[26]
C.Vita-Finzi，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
（Cambridge，1969）；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p.57-9.

[27]
C.Delano Smith，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
（London，1979），pp.328-92.

[28]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209；P.Arthur，Naples：from Roman Town to City-state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12，London，2002），pp.15，35；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
（Paris，1966），p.411；J.Pryor and E.Jeffreys，The Age of the Δρομων：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2006）.

[29]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173.

[30]
Arthur，Naples
，p.12.

[31]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p.173-4；G.D.R.Sanders，‘Corinth’，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p.647-8.

[32]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28.

[33]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p.174，190-91；C.Foss，Ephesus after Antiquity：a Late Antique，Byzantine and Turkish City
（Cambridge，1979）；M.Kazanaki-Lappa，‘Medieval Athen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p.639-41；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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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Ashburner，The Rhodian Sea-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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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Foss and J.Ayer Scott，‘Sardi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615；K.Rheidt，‘The urban economy of Pergamon’，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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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38；J.W.Hayes，Late Roman Pottery
（Supplementary 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London，1972）and Supplement to Late Roman Pottery
（London，1980）；C.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
（Oxford，2005），pp.720-28.

[37]
Arthur，Naples
，p.141；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191.

[38]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7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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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van Doorninck，Jr，‘Byzantine shipwreck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899；A.J.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Roman Provinces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vol.580，Oxford，1992），no.782，p.301.

[41]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1001，pp.372-3.

[42]
Van Doorninck，‘Byzantine shipwrecks’，p.899.

[43]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1239，pp.454-5.

[44]
Van Doorninck，‘Byzantine shipwrecks’，p.899.

[45]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518，p.217.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1350年）

一 地中海交通（600～900年）

1

至公元6世纪，地中海的统一被打破了；它不再是“我们的海”，在政治方面和贸易方面都不是。人们试图揭示，地中海的基本统一是贸易层面的统一，至少这种统一幸存到7世纪的伊斯兰教征服（以711年征服西班牙为顶点），或者甚至可延续到乱伦弑杀者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取得了对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控制。

[1]

人们也试图证明，地中海世界的复苏开始得比过去几代历史学家所推测的要更早一些，而且，它在10世纪甚至9世纪时就已经开始。

[2]

就拜占庭的东方而言，这是无可辩驳的，因为这一地区已经显现出了一些恢复迹象；伊斯兰地区更是如此，到这时它们已经从叙利亚和埃及扩展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然而，拜占庭的西方却更像一个谜。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西方正在衰落，而另一些却认为它在扩张和发展。对于这点，人们可以机智地回答，这里存在巨大的地域性差异；但是，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地中海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统一？是否失去了统一？又是在什么时候恢复了统一？是否恢复了统一？正如在古代，地中海融合为单一的贸易区域，之后经历了数个世纪——从前10世纪的黑暗时代到罗马帝国的出现——才变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区域。因此，在第三地中海时期，整合的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尽管侵入的阿拉伯人和更久远之后的土耳其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上的完全统一依然再也没有出现。

拜占庭失去了如此多的领土，被斯拉夫人和其他敌人占领，这使得这个帝国只保留了少量著名的遗产。西西里、南意大利的一部分、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诸岛仍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帝国从这些领土上的一些金银矿井中获取财富。

[3]

甚至撒丁岛和马略卡岛也是拜占庭的属国，但不太清楚的是，跨地中海的沟通网络是否还存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对埃及的控制，埃及是其重要的粮食供应地，然而这个城市已经极大地衰落了。“叙利亚”商人与犹太商人在西欧的编年史中经常被提及，证明了他们作为腓尼基人的后代继续在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中发挥着作用。拜占庭认识到它不仅受到北方蛮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受到东方敌人之威胁。尽管波斯人在公元7世纪早期暂时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并没有起到在叙利亚和埃及瓦解拜占庭势力的作用。

沿着叙利亚商人为寻找能在地中海出售的香水和香料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穿过沙漠居民纳巴泰人的属地，即距离红海东岸不远的内陆地区，一支宗教和政治势力正在兴起，它将永远改变地中海南岸及北岸之间的关系。在穆罕默德（Muhammad，亡于公元632年）时代，穆斯林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半岛上的异教居民改宗，征服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部族或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旗帜（象征着服从——即使不是服从安拉，也至少服从于那些崇拜安拉的人）下实现了各部族的统一之后，一轮在早期先知的“代理人”，即哈里发（khalifas
，caliphs
）领导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政治扩张开始了。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其军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几年之内即攻占了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后来则是在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指挥下于641年攻入了埃及。事实上，这时候的伊本-阿斯已经与他的首领哈里发产生分歧。神的绝对统一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但其追随者的统一很快瓦解了。

伊斯兰教并非诞生于地中海，但它从初创之日起就与地中海一神教派——犹太教和基督教——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伊斯兰教也与异教主义互相影响，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因为穆斯林拒绝容忍除犹太教、基督教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之外的任何宗教或教派）。伊斯兰教能在叙利亚的基督徒中间争取皈依者，是因为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是被希腊教会镇压的愤愤不平的一性派成员。许多东方基督教派的拥护者承认伊斯兰教教义中与基督教教义相近的方面，这让他们缓慢地被新的宗教同化；穆斯林接受基督，或伊萨（Isa），认为他是穆罕默德之后的伟大先知，他们也接受圣母感孕生耶稣的说法，他们还坚持认为伊萨仅仅是个凡人。

[4]

伊斯兰教的其他特质则追随着犹太教的行为模式，特别是禁止食用猪肉、日常祈祷（伊斯兰教是每日五次，犹太教每日三次），以及在主持宗教仪式时不设专门祭司团体——因祭司自后圣殿时代以来就已经在犹太教中消失了。一方面，穆斯林认为，《希伯来圣经》和《新约》是被损毁的经文，被损毁的部分载有最伟大的先知即将降临的预言；另一方面，穆斯林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圣书的人群”，与穆斯林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由此产生了顺民（dhimmi
）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服从穆斯林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缴纳人头税［即吉兹耶（jizyah
）］，回报是他们有权崇拜他们自己的神，只要他们不去试图劝诱穆斯林皈依他们的宗教。的确，顺民们所缴付的税款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个经济支柱。顺民们被免除了兵役义务——这一义务是由穆斯林专有的，但他们缴纳的税款维护了军事机器的运转。因此，埃及的所有科普特人或者北非的所有柏柏尔人如果都迅速皈依伊斯兰教，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它将腐蚀哈里发国家征税系统的基础。对顺民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中东的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所述，顺民是“二等公民——但毕竟是公民”。换句话说，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类的少数族群——的确，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区，在整个叙利亚海岸，在埃及和遥远的西班牙，更无须说在像波斯这样的东方土地上，他们都是多数族群。

由于科普特人对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拜占庭持敌视态度，埃及被阿拉伯人军队攻陷就变得比较容易，可能仅用了1.2万名士兵。此事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影响是切断了从尼罗河运输谷物供应新罗马公民的路线。后来在公元674年和717年，君士坦丁堡将面临阿拉伯人的包围，但在当前，阿拉伯人却停留在非洲，他们在埃及看向的不是地中海，而是向南看到了努比亚（Nubia）：占领这块临近红海的土地，将巩固他们对阿拉伯半岛的占领。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扩张的主要目标是伊拉克和伊朗，因为波斯是直接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最大国家。因此，阿拉伯人最初的目标不是创建一个沿着地中海南岸延展的帝国，他们对地中海的征服只是一次穿插表演。在进军努比亚受阻之后，他们才转而向西去攻击昔兰尼加，进入了柏柏尔人部族的领地。

[5]

这一行动被证明为明智之举。当昔兰尼加和阿非利加行省还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时，阿拉伯人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将成为光复埃及之战的战场。为避免这种情况，阿拉伯人需要控制海岸线和北非沿岸的港口，这只有在也门派出大量士兵并有柏柏尔人的帮助时才有可能实现，柏柏尔人是北非的土著族群，他们由一些罗马化的城镇居民和一些信仰不同宗教的农村部族构成。阿拉伯人还需要一支船队，而且“阿拉伯”海军势力公元654年在罗得岛外对拜占庭的胜利，只意味着他们能够成功地雇用本地的基督徒船员；海战可能是以希腊人为一方，以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为另一方的混战。搞定与柏柏尔人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容易的：异教的柏柏尔部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会在阿拉伯人从地平线上消失之后回到原初的信仰上；据说，当时有一个部族曾十二次皈依伊斯兰教。

[6]

也有大批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女王卡希珊（Kahina）就可能是一位信奉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她的骁勇善战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7]

7世纪北非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是迅速的、肤浅的、暂时的，但它足以让柏柏尔人的军队去追求战利品，此时穆斯林军队开始在拜占庭城市迦太基周围直面他们真正的目标。自660年之后，他们控制了属于旧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即被他们称为伊夫里基亚（Ifriqiya）的一些较小的城镇。他们在离地中海有一段距离处建立了自己的设防城市凯鲁万（Qaywaran）；凯鲁万靠近内陆，对他们而言有更大吸引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喂骆驼吃草，而不是开采海洋资源。698年，迦太基从陆地上被包围，它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足够的支持，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4万人的阿拉伯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约1.2万名柏柏尔人也加入其中。是阿拉伯人对迦太基的征服，而不是750年之前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征服，标志了这座城市作为商业和帝国中心的历史的结束。阿拉伯人没有利用这座城市，而是在其近处的突尼斯建了一座新城。拜占庭失去了它另一片最富裕的领地，查士丁尼所征服的西班牙的一小块领地，已经于7世纪30年代被西哥特人吞并，因而拜占庭只保留了对于休达、马略卡岛和撒丁岛的松散的主权。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完全消失了。

2

伊斯兰教的征服代表着地中海历史的一个悖论。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的征服割裂了地中海的统一；然而，伊斯兰教也为创造一种跨地中海的新统一提供了基础，尽管并没有跨越整片海域，因为穆斯林的贸易和交通网络主要局限于其南方和东方的海岸。与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拜占庭所属爱琴海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处于拜占庭松散统治下的意大利港口也被纳入了贸易网络之中，特别是威尼斯和阿马尔菲。但是南部高卢和意大利的居民面对的主要是作为奴隶掠夺者的穆斯林船员。奴隶成为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流通的主要商品，这种流通一般都经过地中海［他们也通过佛兰德（Flanders）修道院中的阉割院发展了从东欧到西班牙的陆路奴隶贸易］。海盗活动的持续存在可以被视为贸易持续发展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值得抢劫的东西，海盗是无利可图的，然而，萨拉森人（Saracens）的多数牺牲者可能还是被猎奴者从南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抢来的新水手。另外三种商品——莎草纸、黄金和奢侈纺织品——在作为主要贸易商品几百年之后，此时不再出现了。关于商品贸易消失的原因，伟大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认为，公元7～8世纪标志着地中海与古代的根本断裂；贸易缓慢地衰落，变成“涓涓细流”。

[8]

由于多数莎草纸产于埃及，因此这种古代产品在西欧消失并被当地手工制作的羊皮纸代替的现象就可以表明，莎草纸已经不再是跨地中海贸易的商品了。罗马教会是在10～11世纪仍使用莎草纸的极少数机构之一；罗马有靠近那不勒斯湾和萨勒诺湾仍在运作的各港口的优势，这两个海湾保持着与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有关地中海贸易仍保有活力——哪怕不那么繁忙——的证据的确存在。公元716年，高卢的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Ⅱ）答应给科尔比（Corbie）修道院的修士们可观的赋税减免，允许他们通过罗讷河（Rhône）三角洲的滨海福斯港（Fos-sur-Mer）进口莎草纸和其他东方商品，但他只是在重申一项古老的特权，因此，这并不能证明福斯港的贸易依旧活跃。

[9]

在极盛时期，福斯港开辟了北方航线，不仅运输西班牙皮革和莎草纸（每年五十刀），而且还有一万磅油、三十桶鱼酱、三十磅胡椒、一百五十磅孜然，以及大量的无花果、杏仁和橄榄——假定这些东西的确被运到了北方。

[10]

我们知道，福斯附近的马赛是地中海西北角极少数尚未衰落的港口之一。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这个城市事实上在6世纪以后扩大了，而且它与迦太基及其所属地域的联系在600年之后仍然比较密切。马赛甚至有自己的金币，这证明了它与地中海的联系，因为当时在西欧并没有可靠的黄金资源。

[11]

但是，到了7世纪末，马赛人感受到了压力。迦太基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意味着马赛与非洲的联系被切断了。黄金资源枯竭了，本地的金币不能被铸造出来，东方的双耳陶瓶也无法被运抵此地了。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库尔达比（ibn Khurdadbih）描写过一群讲多种语言冒险的犹太商人，人们称之为“香料商”（Radhaniyyah
或Radhanites
）。

[12]

他列举了这些商人的四条线路，一些人经陆路穿越高卢，经过布拉格到达占据黑海北岸广阔空间的白保加尔人（White Bulgars）的王国，其他人经海路，由普罗旺斯到埃及，顺红海而下至印度，或者从黎凡特的安条克到伊拉克、印度、锡兰，再走海路到远东。但有些商队是从西班牙出发，沿北非海岸东行到黎凡特的，从陆上走这一路线会比从海上走更容易一些，因为在海上会遇到浅滩、逆风和洋流。

[13]

从尼罗河三角洲返回的香料商可以乘船到君士坦丁堡，或者他们有可能找到返回高卢的路线。对这些路线的描述将这些商人塑造成从事调料、香料和药材贸易的“香料商”的角色，然而他们的北方熟人又让他们得以将铁制武器、皮毛和奴隶运到地中海；穆斯林在缺少铁制武器时，就愿意从北方购买武器。

[14]

与香料商同行的还有不少贩奴者，其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到961年为止，有13750名“萨卡里巴”（Saqaliba
），即斯拉夫奴隶，居住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科尔多瓦。在温德人（Wendish）的土地上，即现在的东德意志，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众之间的战争保证了大批战俘源源不断地流向奴隶市场，sclavus
和slave
之类的名称，使人们想到许多斯拉夫人血统的奴隶。来自斯拉夫土地上的奴隶也到达了叙利亚和埃及，他们与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
或Cherkess
）一同来自黑海地区。

[15]

虽然这些斯拉夫人的遭遇很悲惨，但他们的命运，甚至那些幸免于阉割手术的人，也不总是能与那些几个世纪后跨越大西洋大量贩运至美洲的奴隶的命运相比。看起来很强壮的青年人没有被阉割，而是进入了埃米尔（emir）设在科尔多瓦的卫队，有时候他们会晋升为高级指挥官。另外，女性有可能进入封闭的后宫（harem）；较为英俊的男孩会落入那些喜好男色的王公手中。有一个可以被称为香料商的人物——萨拉格萨的亚伯拉罕（Abraham of Saragossa），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受到了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的个人保护。他在828年前后特别活跃，得到了通行税豁免权；他明确地被批准购买外族奴隶并在法兰克的土地上卖出，但是，在846年，犹太商人遭到里昂主教控诉，主教说他们只关注在普罗旺斯诸城市中寻求奴隶供应来源，而且他们还将基督徒奴隶卖给科尔多瓦的买主们。

[16]

如果说罗马人的海军力量是建立在海盗灭绝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穆斯林的海军力量则奠基于海盗行为。正因如此，在穆斯林船队中服役的有希腊人、科普特人、柏柏尔人和西班牙人等，他们无疑都是能操控船只的。西行的航海船只经常受到那些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力的海盗的肆意攻击。公元9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描述了地中海上的向其他基督教土地航行的基督徒船只如何成了穆斯林海盗的正当攻击目标；当一艘船被捕获时，如果船长坚持强调他是在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如安达卢西亚的埃米尔保护之下，那么他就得出示书面证据。

[17]

尽管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711年对西班牙的入侵引发了少数海上军事行动（一次极为重要的行动是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8世纪的其他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穆斯林船队在地中海西部自由穿行。当迦太基于698年陷落时，突然猖獗起来的海盗被拜占庭海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但是，当拜占庭失去了对西西里以西海域的实际控制权之后，穆斯林船队得以自由航行在那些仍承认拜占庭权威——尽管有时是有所保留的承认——的岛屿和海岸线上，如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利古里亚海岸。

[18]

这一区域的安全在公元800年前后受到了严重威胁。海上冲突在整个西地中海海域发生。这些事件一般被认为是阻止阿拉伯入侵者控制地中海岛屿的斗争。然而，穆斯林海军通常更热衷于掠夺战利品（包括战俘，他们可以将战俘卖掉），而不是扩大穆斯林的领地。基督徒也热衷于夺取奴隶、获得战利品，尽管他们的目的更明显是自卫。此外，确切地说，因为在当今，西方出现了一个乐于对抗穆斯林海军的大国，所以海上的对抗激化了，海盗们变得更为胆大妄为。798年，阿拉伯海军攻击了巴利阿里群岛，此时这一群岛还没有成为入侵西班牙的最初目标。岛上居民得知君士坦丁堡不能提供任何援助，于是转投高卢和北意大利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他们宣布查理曼大帝是他们的新领主。查理曼大帝派了一些军队，以在阿拉伯人再次袭击此岛时将他们击退。

[19]

他令他的儿子路易建立了一支船队以保护罗讷河三角洲，并建立了新的沿岸防御设施以保护法兰西南部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法兰克热那亚伯爵哈达马尔（Hadumar）率领一支船队侵入科西嘉岛，并在战斗中被杀害。科西嘉人和撒丁人继续战斗，一位名叫布尔夏德（Burchard）的法兰克海军将领摧毁了十三艘敌船。与此同时，威尼斯船只巡视着西西里和北非的海域，是它们或另一些为拜占庭服役的船只，对来自伊斯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的船只取得了显著胜利。812年，十三艘阿拉伯船只攻击很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位于西西里和非洲之间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但被拜占庭人歼灭。不久之后，北非人觉得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与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格雷戈里奥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

[20]

现在，由基督教徒构成的海军控制了西西里西部的海域，拜占庭已经得到了他们在地中海中部急需的缓冲，因为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攻击已经使地中海沿岸城乡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不幸的是，穆斯林决心从西西里岛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奴隶和掠夺物，因此于公元827年发动了对西西里的入侵，逐渐将整个岛置于北非阿格拉比特（Aghlabid）埃米尔的控制之下。穆斯林重新开始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发动攻击，对此，法兰克人以一次对非洲海岸的大胆攻击予以回应。可问题是，法兰克海军没有长久的基地，即使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之后，在苏塞（Sousse）的一次失败就足以迫使法兰克人逃离非洲。无论如何，814年查理曼大帝去世，法兰克帝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了，内部争斗使查理曼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把精力从西地中海移开。在9世纪40年代，阿拉伯人已经能够随意地侵袭马赛、阿尔勒（Arles）和罗马了。让想控制南意大利的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感到更为尴尬的是，一支穆斯林海军于847年占领了巴里海港，建立了一个埃米尔国家，它的统治持续到871年，这时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才学会齐心协力，最终驱逐了穆斯林。

[21]

在9世纪试探性的举动后，10世纪阿拉伯海盗在普罗旺斯沿海和距普罗旺斯不远的内陆弗拉克辛图姆（拉加尔德弗雷），建立了他们的基地。阿拉伯海盗严重威胁了从普罗旺斯出海的基督徒的贸易活动，同时，海盗也为穆斯林供应奴隶和战利品。

[22]

3

面对穆斯林的进攻，拜占庭也有过各种成功。在公元718年拜占庭人将阿拉伯人拒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后，从8世纪早期开始，其船队开始在地中海上航行，但是地方起义，特别是西西里岛的起义，威胁到了他们对地中海航线的控制。自6世纪以降，拜占庭海军已经以一种快速大帆船（dromôn
）为主力。它是战船的一种，船体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在12世纪之前，它一直是整个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它的特征包括使用了一种三角帆而不是横帆，数排划桨置于主甲板之下而且（很可能）采用了支架式结构而不是壳式结构。最初，每艘船配备五十名桨手，分布在船舷两侧，每人控制一只船桨［他们成为单列桨战船（monoremes
）的划船手］，后来演化为双列桨手（biremes
），即每两名桨手控制一只船桨，共有一百五十名桨手。

[23]

穆斯林的舰船与之类似，但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浅滩、岩石和沙滩使得沿北非海岸自东向西的航行非常困难。船只航行时被迫选择继续向北，实行越岛作战。这一事实与海盗劫掠和贩卖奴隶一起，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海军要冒险进入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

[24]

说这些海军“控制水域”，只是对它们行动方式的一种简单描述：如果海军要有效地在某一海域巡逻，那么让舰船驶入对它们友好的港口并获得补给就十分重要。对那些从拜占庭中心地带驶出的船队实施远程控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航海的前沿地区建立拜占庭的基地。

[25]

拜占庭人控制了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个岛屿曾经短暂地被阿拉伯人占有）以北的海域。这让他们能够维持爱琴海及更远一些地区的交通。但拜占庭帝国的边缘地带更危险，特别是在亚得里亚海。

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困难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阿拉伯人占领巴里毕竟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困难来自法兰克人，即到公元8世纪末为止一直控制着意大利大片土地的统治者，这片领土（在751年）包括原来的拜占庭行省，也就是首府设于拉文纳的总督区（Exarchate）。直到8世纪90年代，法兰克人的军队仍然活跃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查理曼摧毁了庞大而富裕的阿瓦尔人（Avar）的帝国，将今日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大片领土并入自己的帝国。791年，法兰克人占领了伊斯的利亚（Istria），这是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内的多岩石半岛，当时在名义上仍处于拜占庭管辖之下。

[26]

这些征伐活动使得法兰克和拜占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在查理曼大帝于800年的圣诞节在罗马被加冕为西罗马皇帝时激化，但这位新加冕的皇帝认为这次事件并不重要，故一笑了之。而拜占庭直到1453年灭亡之时还十分敏感地强调自己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听到查理曼想占有西西里的报告时，拜占庭人感到更为不安。查理曼似乎曾密谋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r-Rashid）结盟，哈里发赠给查理曼一头大象，以示自己对他的尊敬，同时还赠给他一把圣城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钥匙，而拜占庭人一直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拥有保护权。

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看，亚得里亚海是对于试图进犯拜占庭领土的敌军的第一道防线。维护好自都拉基乌姆到萨洛尼卡（Salonika）间的艾格纳提亚大道具有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商路十分重要。

[27]

于是，拜占庭加大力度保护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抵制法兰克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入侵者及劫掠者。除了在一些城镇，如伊斯的利亚的波雷奇（Porecˇ）城内有早期拜占庭镶嵌画遗存下来，这一地区基本上由拉丁教会主导，而且当地人讲的是一种中古拉丁语（Low Latin），这种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在已经消失的达尔马提亚语。

[28]

拜占庭的影响也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意大利一侧，沿着新月形的海湾伸展，穿越格拉多（Grado）的潟湖和湿地，沿着意大利半岛一侧下行经过一系列沙滩（或称lidi
），到达拉文纳以北不远处的科马基奥（Comacchio）。失去了拉文纳总督区并未完全剥夺拜占庭作为意大利宗主的地位，因此，即便这片地区拥有的鱼比人多，且这里只生产盐而不生产麦子，它也毫无疑问是一块有价值的地方。

这里并不稳定，水和泥沙相互争夺控制权。皮亚韦河（Piave）、波河和阿迪杰河（Adige）以及诸多更小的河流的淤积物被排放到这里。根据公元6世纪的作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记载，这片湿地上早期居民的生活“如同水鸟，时而在水面上，时而在陆地上”，他们的财富只是鱼和盐，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盐在某种意义上比金子更贵重：每个人都需要盐，但一定有人会认为他们不需要黄金。卡西奥多鲁斯把这些湿地上的居民理想化，说“所有人分享着同样的食物和相似的房屋，于是，他们不可能妒忌其他人的炉灶，而且他们没有整个世界都盛行的那些恶习”。

[29]

蛮族的入侵改变了这个地区，不是他们征服了潟湖湾，而是他们使这片潟湖变成了逃避日耳曼人军队，也就是伦巴第入侵者的避难地。这一次移民不是马上完成的，但许多村庄开始出现在科马基奥、埃拉克莱阿（Eraclea）、耶索洛（Jesolo）、托切罗（Torcello），以及里亚尔托（Rialto）附近的一些小岛上。在托切罗的小规模社区中，一些玻璃作坊的建立可上溯到7世纪。可能是在715年，科马基奥从伦巴第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一些特权。其中一个岛，即格拉多岛，成了一位名字响亮的主教的所在地，他的权威延伸至整个潟湖地区；但这里也出现了许多主教——每个大小不等的居民区都拥有一位主教，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堂在8～9世纪纷纷建立，这一事实有力说明了此地贸易的繁荣。

[30]

如同在达尔马提亚地区一样，这些主教遵行着拉丁教会的礼仪，但在政治上，他们直接附属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总督区衰落之前，居民们期盼着来自拉文纳的直接性政治指令和军事上的保护——早在697年，拉文纳总督就指定了一位军事指挥官，或者称都督（dux
），来保护这片潟湖。

[31]

在拉文纳总督区于751年衰落之后，这片潟湖的价值奇怪地被忽视了。事实上，它们才是罗马帝国在北意大利持续存在的标志。

随着法兰克人于公元8世纪晚期到达意大利，潟湖上的居民已经有意臣服于新的罗马皇帝查理曼。他的军队就在附近，他承诺让他们获得伦巴第及更远地区的贸易特权，以吸引他们归附自己。此外，法兰克人已经因他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兴趣而得到了尊重，他们逐渐地修正自己粗陋的蛮族特性。亲法兰克的和亲拜占庭的两个宗派在潟湖和达尔马提亚出现。在9世纪初，拜占庭人决心守住这块占领地，遂派出了一支船队开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在这片水域与法兰克人交战。807年，拜占庭收复了潟湖区的多数地盘。两年之后，他们包围了仍然忠于法兰克人的科马基奥，不幸引来法兰克人的陆军和海军，由查理曼的儿子、意大利国王丕平（Pippin）指挥。丕平把拜占庭船队吓得逃离了潟湖海域，这片区域因此被危险地暴露于法兰克人的攻击下，丕平还包围了马拉莫柯（Malamocco）海滨防线，期望由此获得突破，从而进击里亚尔托及潟湖内的居民区。历史记录多有不同，但它们都显示丕平似乎失败了。威尼斯总督安德里亚·丹多洛（Doge Andrea Dandolo）写于14世纪的编年史描述了当地居民如何用面包块攻击法兰克人，阻止其进军，这证明了法兰克人的围攻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他们仍有大量食物，这是与许多不可信的围城故事同时传播的。

[32]

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使人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都向往和平。查理曼认识到，如果他妥协，就可获得拜占庭人对其皇帝头衔的认可。812年，一个解决方案出台了，拜占庭宣称自己对这片潟湖拥有最高主权，同时希望此地的居民向法兰克人缴纳三十六磅白银作为年贡，并在拜占庭对付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时提供海上支持。这笔年贡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和约使潟湖居民获得了进入意大利市场的特权，于是亚得里亚海的这一角落就能够成为西欧与拜占庭交往的桥梁，享有东方和西方两个帝国的保护。这一特权地位使商人们获得极大的好处。

在拜占庭与查理曼之间的亚得里亚海战役发生之后，潟湖上出现了作为政治和商业实体的城市威尼斯。与法兰克人的争斗鼓励了分散的潟湖民众组成一个以保卫海岛为目标的群体，这些岛在长长的海滨防线的保护下抵御外部入侵者，但这远不能阻止来自陆上的入侵者。威尼斯人逐渐分散到接近里亚尔托的那些小岛上，在潮湿的地面上打下木桩，用来自伊斯的利亚半岛的木料建筑了木屋。早期威尼斯并不是一座大理石建筑构成的城市，甚至没有自己的主教——最靠近威尼斯的主教驻于卡斯泰洛岛（Castello）上，该岛位于里亚尔托居民点以东。

[33]

从操控驳船和平底船穿越波河三角洲，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人都是行家里手，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家族一直控制着都督——或者称总督（Doge）——这一职务，主要的家族都在陆地上拥有农庄，因为威尼斯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以贸易为主导、精英们不再耕作土地的程度。

[34]

然而，在威尼斯人聚合于一个城镇之前，与遥远地域的贸易联系已经开始发展。威尼斯人在盐、鱼和木材方面的贸易量十分可观，同时他们还开始从事有限的东西奢侈品贸易。其竞争者可谓极少：在公元8世纪，罗马只能从地中海获得极少量的商品。奢侈品进口的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这是因为这种贸易具有风险，也因为威尼斯人所经营的商品甚为稀缺，例如丝绸、珠宝、黄金工艺品、圣徒遗骨等。

[35]

他们将这些商品卖给居住在波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伦巴第王公、法兰克王公和爱好奢侈品的主教们。人们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的金币，偶尔也有阿拉伯人的金币。在靠近波伦亚的雷诺河（Reno，此河是若干注入潟湖的河流之一）河岸，人们发现了一个藏金窖，里面的金币可上溯到法兰克与拜占庭海战期间。这是一个混杂着拜占庭、南意大利和伊斯兰金币的口袋；拜占庭金币来自君士坦丁堡，伊斯兰世界的金币则来自埃及、北非等地。这表明，这些钱是由一位穿行于地中海、从事贸易的商人用一艘船运来此地的。威尼斯船只偶尔受命运载使臣们进出君士坦丁堡。

[36]

现在，马赛处于衰落之中，威尼斯已经成为维持与东地中海的交往——包括商业、外交和宗教事务交往——的重要口岸。

在所有那些自东方来到威尼斯的旅行者中间，最为重要的是已经死去很久的犹太人马可（Mark），他被认为是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并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公元828～829年，亚历山大的一些威尼斯商人将他们偷出的马可遗骨装在木桶中，覆以猪肉偷偷地装在船上，瞒过了穆斯林的海关官员（这些官员不肯检查被猪肉覆盖的桶底之物）——如果一个偷盗圣骨的小偷成功了，这自然是他已经获得圣人认可的标志。

[37]

圣马可的遗骨于是被安置在威尼斯总督府附近的一个教堂内，直到11世纪，这个小教堂才大为扩建，建了新的大殿；到19世纪，这个教堂才由总督的小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cathedral）。这一事件并不是简单地使威尼斯取代了亚历山大成为朝圣中心，它还意味着威尼斯获得了类似于古代亚历山大的身份地位，即成了基督教的教区之一。

[38]

借助于与君士坦丁堡的密切联系，威尼斯也试图在西罗马帝国的辉煌失落后维系拜占庭的文化。威尼斯人不仅开始创造一座建立于水中的特色城市，还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欧、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特色文化和特色政治。

4

威尼斯和稍晚时候兴起的阿马尔菲成为东西方有限联系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东西方联系之前中断的程度。它们是两座新城，晚期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地中海的古代贸易中心在商业交往地图上完全消失不见了。但东地中海不是这样，在这里，亚历山大城在公元6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在伊斯兰教征服埃及之后仍然保持了它作为一个活跃的贸易中心的地位。到8世纪晚期，拜占庭出现了全面复兴的信号，但是西方复兴得慢一些，它所失去的是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时期建立的强有力的海上联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上的联系不仅仅是商业的，宗教思想也自东方传到帝国首都，艺术风格也在被复制，士兵和奴隶都背井离乡。在“黑暗时代”，奴隶们仍然在被来回运送，但是数量少了一些；然而，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却带有异域色彩，来自君士坦丁堡宫廷的礼物跨越了不安全的海面到达蛮族的宫廷，海盗和船的漏水并不能阻止它们。

当历史学家们试图统计这一时期的跨地中海贸易量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公元8 世纪时，这种贸易活动的活跃程度远不及9世纪，这并不单纯因为8世纪的书面记载遗失了，也因为在这一时期海难极少发生。

[39]

在关于这两个世纪有记载的四百一十例活动中，只有四分之一发生在8世纪，而这些记录也提到了传教者、朝圣者、难民和外交使节的航行。只有二十四次商业航行是可鉴别的；穆斯林商人并不愿意踏入异教徒的领地，我们所知的商人只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这两个称谓在不久后成了另一种指代“商人”的通用词语。

[40]

外交使臣在西欧和拜占庭之间频繁往来，旨在开拓双方政治上、商业上、宗教上及文化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说这种联系已经很频繁。尽管8～9世纪的阿拉伯金币曾经出现在西欧，但在8世纪末，它们大量进入西欧，此时查理曼将他新兴的法兰克帝国扩展到了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而拜占庭金币在9世纪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于西欧。

[41]

事实上，这些阿拉伯金币中有许多就是在欧洲铸造的，它们产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

东西地中海联系的恢复，以及地中海北岸和南岸联系的恢复，依赖于诸多商人群体的活动，他们发现已经可以无障碍地穿越地中海。很多因素——他们的宗教认同、他们用来控制风险和赚取利润的合法商品、他们跨越广泛区域的沟通交往能力等——都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到了公元10世纪时，这种群体已经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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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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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rden and Purcell，Corrupting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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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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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7（1977），pp.245-75；Y.Rotman，Byzantine Slave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MA，2009），pp.66-8，74.

[13]
Cf.J.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p.138.

[14]
M.Lombard，The Golden Age of Islam
（Amsterdam，1987），p.212：Rotman，Byzantine Slavery
，pp.66-7.

[15]
D.Abulafia，‘Asia，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2，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M.M.Postan，E.Miller and C.Postan（2nd edn，Cambridge，1987），p.417.

[16]
McCormick，Origins
，pp.668，675；Rotman，Byzantine Slavery
，p.73.

[17]
P.Sénac，Provence et piraterie sarrasine
（Paris，1982），p.52.

[18]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
，pp.102-3.

[19]
J.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a Reassessment of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eafaring Activity
（London，1991），p.113.

[20]
J.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a Reassessment of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eafaring Activity
（London，1991），pp.114-15.

[21]
G.Musca，L’emirato di Bari，847-871
（Bari，1964）；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
，p.116.

[22]
Sénac，Provence et piraterie
，pp.35-48；J.Lacam，Les Sarrasins dans le haut moyen âge français
（Paris，1965）.

[23]
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p.446-7.

[24]
J.Pryor，‘Byzantium and the sea：Byzantine flee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empire in the age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c
.900-1025 CE’，in J.Hattendorf and R.Unger（eds.），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Woodbridge，2003），pp.83-104；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354；Pryor，Geography，Technology
，pp.108-9.

[25]
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p.333-78.

[26]
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
，p.110.

[27]
McCormick，Origins
，pp.69-73，559-60.

[28]
M.G.Bartoli，Il Dalmatico
，ed.A.Duro（Rome，2000）.

[29]
F.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MD，1973），pp.3-4.

[30]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690，732-3；McCormick，Origins
，pp.529-30.

[31]
Lane，Venice
，pp.4-5.

[32]
Sources in 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
，pp.195，nn.88-94.

[33]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690.

[34]
Lane，Venice
，p.4.

[35]
Cf.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73，75.

[36]
McCormick，Origins
，pp.361-9，523-31.

[37]
P.Geary，Furta Sacra：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Princeton，NJ，1978）.

[38]
D.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oo-15oo
（New Haven，CT，2000），pp.65-7.

[39]
McCormick，Origins
，pp.433-8.

[40]
Cf.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pp.45-6.

[41]
McCormick，Origins
，pp.436，440，816-51.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1050年）

1

穆斯林的统治区域的扩张延伸到了摩洛哥、西班牙和西西里，这就意味着地中海的南半部成为穆斯林统治下的湖，该事实为贸易提供了绝妙的新机遇。在各种记录中犹太商人都是最突出的。但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遗存，或者他们是否比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基督徒或者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的穆斯林城镇居民更为成功，都是不确定的。有理由认为非穆斯林商人有特别的优势。穆斯林被他们的法律法规束缚，这些法律规定他们不得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或者从事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上伊斯兰城镇的统治者们向基督徒和犹太人中的贸易者敞开了大门，但穆斯林居民却对到意大利、加泰罗尼亚或普罗旺斯去冒险持谨慎态度。

我们之所以了解犹太商人的情况，是因为成百上千份犹太人信件和贸易文件尚存于所谓的开罗经冢（Cairo Genizah）内。在公元7世纪中期，入侵埃及的阿拉伯人在现代开罗外缘的福斯塔特（Fustat，意为“渠沟”）建立了他们的基地，并在不久后将其首都迁移到新开罗大城堡周边地区。

[1]

旧的开罗，或称福斯塔特，成为这个城市的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定居地；在11世纪时，一群犹太人重建了本·以斯拉（Ben Ezra）会堂，其楼上有一间库房，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冢（Genizah）

[2]

，要进入经冢只能通过梯子，他们将无用的文件和手稿存放于该库房内。他们希望避免破坏任何写有上帝之名讳的文件；由此概念延伸出来，他们也不会破坏任何以希伯来文书写的文件。可以说，经冢中的手稿集“完全不是一种档案”，因为其设置是为了让文件不受破坏地被闲置一边，事实上是把它们“埋葬”于地表之上，而非制造一个可随意进入的房间，供人们系统性地翻阅参考。

[3]

这些手稿于1896年获得了学者的注意，当时，两个苏格兰妇女将《便西拉智洲》（Wisdom of Ben Sira
）的希伯来文本带到了剑桥。此书原来只以希腊文留存于《七十士译本》中，并被犹太人（后来被新教徒）收于非正统的《伪经》（Apocrypha
）中。不论这一文本是丢失的希伯来原本，还是从希腊原文译为希伯来文的译本，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剑桥，讲授《塔木德》的讲师所罗门·谢克特博士（Dr Solomon Schechter）闻讯极其兴奋，于是特意前去开罗，与会堂商谈购买其库房所存之物，并带回了几乎全部手抄本的四分之三，它们一般都皱皱巴巴的，有的已经破碎不堪，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后人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将其分类（其他残片已经在市场上被一件件地卖掉了，最终散布在从圣彼得堡到纽约的世界各地）。

[4]

经冢中有大量的商人信件（可叹的是，它们经常是不标记日期的），以及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中的伟大人物手写的信件，尤其是西班牙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及西班牙诗人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

[5]

在经冢中的商人信件得到验证之前，我们关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生活的信息主要从编年史、司法案例和考古证据中获得。与这些资料的发现和保存同样重要的是，什洛莫·多夫·戈伊坦（Shlomo Dov Goitein，他生活在以色列，当时在普林斯顿）决定仔细研究这些资料，以重建他所说的“地中海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一名词引出的问题是：在大多数史料依据得以保存下来的公元950～1150年，经冢犹太人究竟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圈子里有多大的代表性？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本·以斯拉会堂内的犹太人是不是典型的埃及犹太人。他们的会堂仿效了古“巴勒斯坦”的礼仪程序，这种古老的礼仪程序后来被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犹太人沿袭。另一座会堂是按照“巴比伦”犹太人的需要而组织仪式的，这些犹太人不仅包括伊拉克犹太人，也包括所有遵行这类仪式的犹太人，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这里也有许多埃及的卡拉派（Karaite）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塔木德》的权威性），以及一些撒马利亚人。当然，本·以斯拉派的犹太人慷慨赐予荣耀，促使许多富有的突尼斯犹太人定居于福斯塔特，加入他们的会堂。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冢文献里关于穿越地中海到突尼斯和西西里的资料，要远比到西班牙或伊拉克的资料丰富。

2

经冢文献并非对那些居于福斯塔特城的人的生活的简单记载。这些犹太人也与生活在地中海各处——包括安达卢斯（al-Andalus）、西西里和拜占庭——的家人、朋友和商务代理人通信，但他们同西方的基督教城市的交往较为有限。

[6]

关于穆斯林商人的情况有许多资料，他们经常被委托向远方发货（北非海岸的交通十分忙碌）；这是由于许多犹太人有安息日（Sabbath）的禁忌，不能在陆上旅行，如果他们随商队而行就难以避开安息日。在海上的旅行如果遇到安息日还稍为简单一些，因为人们只要选择不在安息日出发即可。

[7]

或许是出于犹太人的宗教倾向使得他们更乐于选择海上航行这一简单的事实，经冢文献中的犹太人成了有志于穿越地中海的商人。他们形成了密切交错的、有他们自己的精英人士和习俗的社会圈子，与他人建立了跨越地中海交往的利益纽带——婚姻同盟在福斯塔特与巴勒莫的家族之间形成，一些商人还在数个港口置办了住宅，甚至娶了多位妻子。这些联系可见于一封11世纪发自福斯塔特的信件。一个名叫伊本·伊居（Ibn Yiju）的人给他在西西里的兄弟约瑟夫写了信，将他的女儿许配给约瑟夫的儿子，并称他唯一的儿子已经在他远在也门之时就死去了。

[8]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中海社会，但它也会将目光投及地中海之外的世界，埃及成为地中海贸易圈和印度洋贸易圈之间的桥梁，与印度洋贸易圈相连接的是一条通向红海港口阿伊扎布（Aydhab）的短距离陆上路线。商人们的经营范围从西地中海延伸到也门和印度。大批东方的香料就是这样通过埃及进入地中海的。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属于穆斯林的地中海部分地区新出现的繁荣。埃及是这一地区的经济重心。亚历山大作为贸易和跨海交通的中心得以复兴；开罗则作为从亚历山大通过尼罗河和沙漠到达红海的中心环节而繁荣起来。法蒂玛王朝于公元969年将国家权力中心由突尼斯移至开罗，开罗也成了一个大都市，法蒂玛家族的成员作为哈里发统治着这片地区，并挑战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与科尔多瓦倭马亚朝（Umayyad）哈里发的领袖地位。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信奉什叶派信条，但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还包括相当多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许多科普特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对所有人予以充分考虑。如果他们升起什叶派的旗帜，就是在宣称他们要对抗地中海和东方的逊尼派对手。法蒂玛人从埃及进入红海进行贸易，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这反映在他们的优质金币上，由此他们在中东占据了优势地位。他们取得的成就使得阿拔斯王朝败落了，阿拔斯王朝因掌控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行的商路而曾经生活得十分奢靡，同时，阿拔斯王朝的商业利润缩水，金币贬值。经冢犹太人在将东方奢侈品卖给地中海客户时可利用这些经过红海的贸易路线。

[9]

这些犹太商人专营一些特别的商品，他们并没有过多涉足粮食贸易。当然，这时一定还存在着活跃的粮食贸易，因为伊斯兰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黎凡特和北非城市的复兴——的确，其中一些城市成了新的基地，如防御性城市福斯塔特和凯鲁万，以及能将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从内陆运出的港口城市马赫迪耶和突尼斯。大量城市居民依赖于外来的粮食和原材料，包括他们的产业需要的纺织纤维和金属等。城市中有许多掌握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制作的手工品可供出口，在远方用来交换食物。突尼斯人依赖于西西里的谷物，但他们（或者说经冢犹太人代表他们）出口棉麻织品，他们通常是从西西里购买原棉用于加工。这种被地中海隔离开来的两岸共生现象，在整片地中海海域都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从摩洛哥取得粮食，同时卖给摩洛哥人成品——纺织品、陶器和金属工具。如果条件许可，埃及人也如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到拜占庭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寻找他们缺少的木材。

[10]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机会。他们对于犹太律法中规定的商业手段并不满意，一般遵行穆斯林的经商方法，这种方法将贸易中的风险分摊给本国的合伙人，而不是像拉比们所说，在参与旅行的代理人中分配。

[11]

这就意味着年轻的商人可用成功商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贸易活动，而不必担心因经营不当而一蹶不振。

[12]

人们开始用较为复杂的方式在整个地中海完成支付：信用票据、汇票和支票是为人所熟知的，这对于行商处理债务、在必要时购置货物并完成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大批量地从事麻织物和丝织品的买卖，丝锭经常被用作一种投资方式，他们把丝锭堆在一个容器内，到需要集资时再拿出来使用。埃及亚麻被运到西西里和突尼斯，丝绸有时来自西班牙或西西里；在西西里，波斯丝绸的仿制品被制造出来，仿制商标在伊斯兰世界也很常见，可以认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伪造，而是对原产品商标的尊重。

[13]

经冢商人是经营不同品质丝绸的行家里手，他们知道最好的西班牙丝在进入埃及后价格可达每磅三十三第纳尔（dinars），而品质较差的西西里丝可能降至每磅两第纳尔。

[14]

亚麻的贸易规模更大，包括纺成麻线的和未纺成麻线的，有一款布料是部分由亚麻丝织成，它事实上因福斯塔特城而得名，被称为“福斯提安”（fustian，棉麻粗布），这个词后来被意大利商人用来指代任何地方生产的棉麻混纺产品，甚至产于德意志的也被如此称呼，这个词进入了当代欧洲的语言中。

经冢犹太人的世界一直延伸到当时已知世界的西部边缘。尽管安达卢斯以及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还没有被经冢商人们当作商贸活动的重心，但多关于西班牙商人的资料很丰富。一些人带上了安达卢斯人（al-Andalusi
）或者哈-塞法迪人（ha-Sefardi
）的标签，就像雅各·安达卢斯（Jacob al-Andalusi）家族——该家族于公元11世纪中期生活于西西里、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在地中海各处经商。

[15]

大商人哈尔丰·本·内塔尼尔（Halfon ben Nethanel）于1128～1130年在西班牙经商，后来在1132～1134年到了印度，1138～1139年时又回到了安达卢斯。

[16]

西西里是经冢犹太人贸易网络的一个中心。在它于9世纪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第一座沦陷的城市是该岛西端的马扎拉（Mazara）。该城成为埃及船只的目的地，一些小船也载着商品穿行于马赫迪耶和其他突尼斯港口之间；一旦它们进入马扎拉，商品就会被转移到更大的船只上，并由此东行。穿行于安达卢斯、西西里和埃及之间的一些船只很大；载重量为一千零五十吨的大船可从亚历山大载大约五百名乘客前往巴勒莫。在马扎拉著名的亚麻市场，埃及的商人们都在焦急等待着亚麻价格的变化，以确定自己应该向西方运送多少亚麻。向另一个方向运送的是丝绸，它被大量用作埃及新娘的嫁妆，此外，还有许多精细纺织品：枕头、床罩、地毯和一种被称为“披肩头纱”（mandil
）的遮盖新娘头发的饰物。

[17]

西西里岛上有一大片土地是留给牧场的，高品质的皮革（有的时候是镶金的）和绵羊乳酪也毫不奇怪地是该岛输出的著名产品。

[18]

绵羊乳酪被运到遥远的埃及，其中一些还能保持着鲜度。

这并不是说，西西里的一切都很平静祥和；拜占庭攻击过西西里东部（皇帝决心为君士坦丁堡收回这颗明珠），岛上也有埃米尔之间的争斗。在公元11世纪早期有一封言辞悲切的信件被送到了埃及，它描述了约瑟夫·本·塞缪尔（Joseph ben Samuel）在拜占庭对西西里发动新一轮攻击时的悲惨经历。他出生于突尼斯，但生活在埃及，并在埃及成婚；他在巴勒莫也有一处房产。一次船难将赤身祼体、身无分文的他丢在了北非海岸。幸运的是，他在的黎波里（Tripoli）找到了一位欠他钱的犹太人，他用这笔钱买了新衣服，出发前往巴勒莫的住所，却发现这栋房子被他的邻居推倒了。他抱怨称自己没有钱将此人告上法庭。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发出十磅丝绸及一些金币到埃及。他愿意接受拜占庭海军的攻击；他愿意回到埃及找他的妻子和儿子，把他们带回巴勒莫，但是担心她不会答应此事，或者他得与她离婚。当时，行商有一个习惯，即拟定一份有条件的离婚协议，保证行商在无目击者的情况下死去后，他们的妻子可以避免被犹太律法阻止再嫁。这种离婚，如果她愿意的话，就可以成为事实上的离异，但约瑟夫申明，他爱他的妻子，写这份离婚书只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害怕在海的那边等待着他的命运。他哀伤地继续写道：

那么，噢，上帝，噢，上帝，我的主！按照你的宗教信仰去关注我的孩子吧！——当然，我对此非常了解。当他变得坚强一些时，就让他找一个老师去学习吧。

经冢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船只的信息。多数船主是穆斯林。早早地登船，并在船只起航前密切关注自己的货物，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习惯上，人们都在起航之前一天登船，在起航前夜不断地祈祷并写出遗嘱和相关说明。当然，起航的时间是不可预料的，由于突发暴雨、关于海盗的新闻或者统治当局的干预，人们总是不得不在港口内等待出航，例如，一艘在航行季末在巴勒莫港等待驶往西班牙的商船被当局扣押，导致全船人在巴勒莫滞留了整个冬季。一个乘客抱怨道，他被困在巴勒莫，“手和脚都被砍掉了”——这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航行时间也是不可预料的：在公元1062年，一艘船自亚历山大驶往马扎拉只用了十七天；但另一信件揭示了一个叫作佩拉希亚·伊居（Perahya Yiju）的人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从巴勒莫航行至墨西拿（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城市，认为它很肮脏）。一艘小船耗时两个月才从亚历山大开到阿尔梅里亚（Almería）；另一艘船用了五十天才从亚历山大驶到巴勒莫，而有时候，这段距离只需要航行十三天。

[19]

乘客们带着行李、餐具和陶器，有时候他们得睡在自己的货物上面，如果运载物是亚麻之类的物品，他们可能还不会太难受；船上没有舱室，在整个航程中人们都在甲板上苦挨。信件中很少提到他们的食物，食物一定非常简单。

[20]

戈伊坦的感觉是，船难并不经常发生，而历史学家们关注船难只是因为关于船难的描述都非常形象。船只的确及时到达，且经冢犹太人也不因大海而惊恐。海上航行似乎不比陆地上的行程更危险。船长们在沿北非海岸航行时，试着在能看见陆地的海域行进，海岸上有灯塔观察着船只的移动，这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不仅仅是要控制关税。信息被送回亚历山大，通报船只的航行情况，商人们关注着这些信息，以确认他们的货物正在途中。

[21]

有许多资料证实了犹太书籍和学者的流动，这说明贸易路线除传递亚麻外也传递着思想。公元1007年前后，一份咨询宗教见解的文件由东行的穆斯林商人驼队从摩洛哥带到巴格达。

[22]

犹太人可能做到的事对于穆斯林也非常简单，希腊医药和哲学方面的文本跨越了广阔的地中海，在西班牙南部流行。事实上，当希腊医生狄奥斯科理斯（Dioskorides）写的医药作品于10世纪传到科尔多瓦时，无人能读懂它，但是据说哈里发的御医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asday ibn Shaprut）曾经与一位希腊修道士一起工作，他们一起把这些文本译成了阿拉伯文。沿着从西班牙到埃及和叙利亚的路线，一个经济、文化和宗教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在伊斯兰世界内部，除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派别分歧，以及倭马亚家族、法蒂玛家族和阿拔斯家族之间的政治分离之外，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一直活跃。穿越地中海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像持各种信仰的商人一样频繁活动，加强了这种联系。被弃于这些联系之外的大多是基督教西欧的居民。在10世纪和11世纪，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拉丁商人在涉足这片海域时始终十分小心。只有少数基督教城市向穆斯林的海域派出商船，因为它们知道，成功的秘诀就是与穆斯林敌人合作。这些基督教城市中就有威尼斯，它的早期历史前文已经讲述过了。另一个知名度并不逊于威尼斯的港口是阿马尔菲，它紧靠索伦托半岛（Sorrentine peninsula）的山地边缘，难以抵达。

3

阿马尔菲是地中海历史上的一大谜题。如果有哪座罗马南部的城市会崛起为意大利贸易中心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拥挤的那不勒斯；除了亚麻业、与内陆便利的交通和陡峭的地形，那不勒斯还具有持续不断的贸易史——尽管它在公元6～7世纪经历了衰败，但并未因此崩溃。然而，在阿马尔菲的兴盛期，也就是与850～1100年大致相当的时期，阿马尔菲超越那不勒斯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尽管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的城镇，在6～7世纪才围绕一个灯塔发展起来。

[23]

它有一条主街道盘旋而上，还有穿插在城市建筑之间的狭窄小巷，似乎根本无法与威尼斯竞争。

[24]

这里的早晨几乎不可能有风，对航海有相当大的影响。

[25]

这让一些历史学家讲起了“阿马尔菲之谜”，他们拒绝接受基督徒、犹太人尤其是穆斯林作家关于阿马尔菲是10世纪和11世纪西方最大的转运口岸的说法。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笔下的阿马尔菲是一个“没有商人”的城市，根据他的观点，阿马尔菲人在山崖上种植葡萄、经营果园，认为贸易只是增加一些收入的手段。

[26]

当然，制造一些可以到达其他大陆的船只是一项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事业，该事业激发了进行商业扩张的动力。

狭小的阿马尔菲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然而，阿马尔菲变成了一个标签，指代一些来自南意大利的商人和水手，特别是索伦托半岛的山坡上的一些微型城镇的居民。阿马尔菲上方的城市拉韦洛（Ravello）和斯卡拉（Scala）没有自己的港口，于是派它们的商人搭乘阿马尔菲人的船前去海上；从阿特兰尼（Atrani）到阿马尔菲仅需步行五分钟，两地被一处突起的岩石隔开；马约里（Maiori）和米诺里（Minori）坐落于通向萨勒诺（Salerno）的海岸上；切塔拉（Cetara）则成为一处渔船队集结地。简言之，索伦托半岛的整个南海岸，从波西塔诺（Positano）到拉卡瓦（La Cava）的圣三一大修道院（Santissima Trinità，建于公元1025年），都属于阿马尔菲。阿马尔菲与潟湖湿地中的威尼斯的相似度比第一眼看上去高。威尼斯最初是一些小社区的集合，这些社区被水隔离开来，而不是像阿马尔菲中的社区一样被深山和陡峭的悬崖隔离——两种形态都给人以固若金汤的感觉。阿马尔菲人和威尼斯人都认为自己是由于蛮族入侵而避难于此的。阿马尔菲在公爵——他们与威尼斯的总督一样，都与远方的拜占庭统治者保持着松散的联系——的统治下建立了零散的、碎片化的城市。在北非的萨拉森人入侵的时代，这种分散性使他们与潟湖周围分散的威尼斯人一样获得了抵御的力量。

阿马尔菲人能够发动一支船队作战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812年，当时，他们与另一个在地中海贸易中变得很活跃的城市加埃塔的水手一起，被拜占庭的西西里省督召集去抵抗穆斯林对西西里的入侵，当时穆斯林的船队已经抵达伊斯基亚岛和蓬扎岛（Ponza）的沿岸。当穆斯林的陆军侵入西西里岛，且穆斯林海军肆虐无忌地进军罗马并掠夺了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St Paul’s-without-the-Walls）时，情况变得更为危险。三年后，一支南意大利船队在奥斯蒂亚艰难地击败了敌人，这一事件在后来几个世纪中都被认为是拯救了罗马的战役——它被拉斐尔画在梵蒂冈宫殿的壁画上，此壁画的赞助人是利奥十世（Leo Ⅹ），他与画中胜利时期的教宗利奥四世（Leo Ⅳ）同名。

[27]

教宗试图说服阿马尔菲人站在他的一边，允许他们自由使用罗马的港口。但是，阿马尔菲的商人一定会问自己：如果需要到西西里、突尼斯和更远的地方去搜罗罗马教廷渴望的奢侈品，与罗马建立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尽管教宗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但阿马尔菲人和加埃塔人与穆斯林签订了协议，这为他们至少带来了物质上的救赎。到906年，加埃塔的执政官拥有了金币、银币和铜币，且获得了珠宝、丝绸和可用来装饰教堂的大理石，还有土地和牲畜，所有这些都在他的遗嘱里写了出来。

[28]

阿马尔菲人也供养着坐落于南意大利内陆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本笃派主修道院，视自己为它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在希腊人与拉丁人教会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的时期，他们也是坐落于阿索斯山的本笃派修道院的赞助人。

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很乐意签署夸大其词的文件，授予阿马尔菲的公爵和杰出公民“protospatarius
”的称号（从理论上讲，这是军事将领的头衔）。

[29]

然而，有一个家族，即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家族得到了皇帝的注意。公元11世纪，潘塔莱奥尼家族的人带了一批铜门来到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阿马尔菲大教堂和罗马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

[30]

这只是潘塔莱奥尼家族成员从东方带来的众多奢侈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阿马尔菲人想要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建立基地以便经商，10世纪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还拥有一些码头和货栈。

[31]

他们与威尼斯人一道穿越亚得里亚海，成为拜占庭强有力的设防城市都拉基乌姆的主要居民。

[32]

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商人都渴望利用自都拉基乌姆经萨洛尼卡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路。

阿马尔菲在更远的东方，即法蒂玛王朝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阿马尔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处客栈，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商业优势，但珍奇圣骨的交易不断发展。作为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代理人，他们使得本笃派修道士们可以为那些来自欧洲的越来越多的朝圣者——他们经常从南意大利的港口出发——提供帮助。这个小客栈后来发展为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团中的善战的修士后来为保卫罗得岛和马耳他岛与突厥人作战。11世纪之后，这个骑士团发展为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现在其总部位于罗马。

[33]

传说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1099年包围耶路撒冷时，阿马尔菲人就在城内。他们被迫服从穆斯林的指令，从城内向十字军扔石块；奇妙的是，石块在半空中变成了面包，供养了饥饿的十字军士兵。当然，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之所以能繁荣，恰恰是因为他们避免了在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中选边站。

公元10世纪时，福斯塔特有一处阿马尔菲殖民地；996年，其成员被指控在法蒂玛哈里发的泊船港放火，大约有一百六十名意大利商人在随后发生的暴乱中被杀。

[34]

阿马尔菲人在福斯塔特生活时，与犹太商人也建立了联系，有一个叫作“马尔夫”（Malf）的地方在经冢文献中时不时地出现。经冢商人们航行至阿马尔菲出售胡椒。尽管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阿马尔菲人与法蒂玛王朝的联系仍然很密切。

[35]

他们在对非洲的贸易中创造了很高的利润并制造、发行了自己的金币。

西方正在复兴，同阿马尔菲人一样愿意与穆斯林做生意的西方人获得了利润。无论如何，另外两个意大利城市，即热那亚和比萨，开始证明更具野心的政策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

[1]
S.Reif，A Jewish Archive from Old Cairo：the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Genizah Collection
（Richmond，Surrey，2000），p.2 and fig.1，p.3.

[2]
因经冢一词，人们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地中海上的犹太商人为Genizah，有些中译按照读音译为“杰尼扎”犹太人，但本书倾向于用意译，即经冢犹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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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1100年）

1

比萨和热那亚的兴起如同阿马尔菲一样，也是一个谜，这个谜题因这些城市在肃清西地中海海盗，开辟远及圣地、埃及和拜占庭的贸易路线——这些商路都是由商人和移民经营维持的——方面的惊人成功而更加复杂。比萨和热那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热那亚原来是公元7世纪的拜占庭总督的驻地，但经过两三百年的沉寂之后，该城于934～935年遭到来自北非的萨拉森人的洗劫，平静被突然打破。

[1]

这个城市没有明显的可用资源；它位于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Ligurian Alps）的一侧，与产粮的平原隔离开来。其沿海地区的主要产品有葡萄酒、坚果、草药和橄榄油，热那亚人用当地的草药和油制了香蒜酱（pesto
），这种产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贫穷而不是富有。热那亚的港口在中世纪末期才发展起来，这经过了多个世纪的修缮才得以实现，但船只因集中停靠在热那亚东西方向的沙滩上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被恶劣天气的破坏。

[2]

除了造船业之外，热那亚没有其他产业。热那亚人需要生存，他们开始探寻航海之路，并以此为维系城市生存的核心。随着城市发展，他们更加依赖于外部供应的小麦、咸肉和奶酪。从这些规模不大的商业开始，热那亚脱颖而出，逐渐发展出了前工业社会中最有雄心的贸易网络。

比萨则完全不同。这个城市坐落于阿诺河边，距离海岸只有几英里；河道入海口的沼泽地使得比萨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港口。比萨人在由内陆伸向海岸的平坦农田中种植谷物，并喂养绵羊以为比萨提供羊毛、皮革、肉和乳制品，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比萨的市民很少担心他们无法填饱肚子，这与热那亚人不同。另外，对于以普罗旺斯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穆斯林来讲，托斯卡纳低洼的海岸比陡峭的利古里亚更易于从海上进攻；到比萨海军出现时，它的首要敌人就是穆斯林。公元982年，比萨船只随同德意志皇帝奥托二世的军队沿着意大利半岛向更南端的卡拉布里亚行进，希望压制穆斯林，以免他们从西西里岛发动侵袭。在之后一个世纪，比萨和热那亚集中力量，希望清除第勒尼安海上的萨拉森海盗。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撒丁岛建立指挥中心，比萨和热那亚以激昂的活力对抗西班牙穆斯林中善战的穆贾希德（Mujahid）——他是德尼亚（Denia）和马略卡的统治者——的陆军和海军进入撒丁岛。

[3]

不管穆贾希德是否希望征服岛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势力只到达了撒丁岛上的一些沿海据点。1016年，穆贾希德被逐出撒丁岛，这提升了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作为基督教反对穆斯林军队之圣战勇士的声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势力平衡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穆斯林的中央政权变得支离破碎，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抓住了机会。

2

这两个城市越是深入了解撒丁岛，就越是觉得它对于它们非常有价值。这个岛上有着广泛的牧羊人群体，到公元12世纪以前，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开始视撒丁岛为他们自己乡村地区（contado
）的延伸。这里的粮食产量丰足，品质居中；在南部有许多可以被改为盐田的潟湖。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毫无顾忌地奴役撒丁岛人，他们将这些人视为未开化的群体。撒丁岛人讲后期拉丁文，记录当地羊、牛、马数量的财产文件使用的就是该语言。撒丁岛自石塔时期以来几乎没发生突出变化，仍是远离大海的田园社会：它是一座岛屿，但并不完全属于地中海。它的政治和宗教结构仍是原始时代的。当地人微言轻的国王（或者称“审判官”）出现于10世纪，他们是几乎不复存在的拜占庭权威的最后的代表。但是拜占庭的势力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岛上的教堂遵循着希腊教仪，且在1100年之前，至少有一些教堂是以希腊的十字式风格修建的。教宗猛烈抨击这种习俗，并支持欧洲大陆的修士进入该岛，其中包括来自蒙特卡西诺的本笃派教士。

[4]

所有变化都有助于改变撒丁岛上的生活。上层家族的成员，即所谓的“马约拉尔”（maiorales
），与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通婚，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欧洲大陆的产品，甚至锅碗类炊具也可以进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却仍然很低，他们受到疫病折磨，食物贫瘠，死亡率高。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吃上饭，更多的谷物被用于出口。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对于撒丁岛人的政策，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剥削。

公元12世纪，热那亚人经常派船只前往撒丁岛，他们廉价但重要的产品保障了投资的稳定回报率。任何拥有一小笔闲置资金的人——例如继承了一点儿遗产的寡妇——都可以安全地用五磅或十磅重的热那亚银币投资对撒丁岛的出口贸易，以期在几个月后收回六磅或十二磅。

[5]

撒丁岛使比萨和热那亚第一次领略了殖民形式。这两个城市都试图维持撒丁岛上的审判官们对自己的忠诚。在1100年前后，该目标经常通过这两个城市的大教会的代理人而达成。撒丁岛南部的卡利亚里（Cagliari）的审判官马利阿诺·托奇托里奥（Mariano Torchitorio）把撒丁岛南部的土地赠给了热那亚的圣罗伦佐大教堂。但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也同样使比萨人获得了一些礼物。

[6]

即使如此，挑拨离间的手段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比萨和热那亚太过强大，撒丁岛无法抵抗。比萨人修建了带有很强比萨特色的大教堂和修道院，其外墙覆盖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这极为清楚地说明了比萨在撒丁岛的优势。建于12世纪早期的萨萨里圣三一修道院（Santa Trinità di Saccargia）是这类建筑在撒丁岛北部的典型代表，它有斑马纹状的外墙。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是在石塔时代后最先修筑设防城墙的：在审判官统治卡利亚里的时期，比萨人占据了被称为卡斯泰洛的陡峭山峰，至今它还俯瞰着卡利亚里城，山上的高墙围出了一个比萨人的侨居区，比萨的士兵和商人们可在此地安然度日。据说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家族在1102年前后于撒丁岛的西北部建立了阿尔盖罗（Alghero）。在12世纪和13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能够保证他们对撒丁岛的控制。即使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坚持认为撒丁岛（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他们，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谁在这里成功立足了。可问题是热那亚和比萨都希望自己成为撒丁岛的真正主人，这导致了两座城市的激烈角逐。由于撒丁岛的归属问题而不是意大利半岛内的意见不合，热那亚和比萨间冲突频发。到1200年，撒丁岛周围的海域基本上肃清了穆斯林海盗，但意大利海盗大量涌现——比萨人攻击热那亚人，反之亦然。

3

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船队，中央政权在北意大利的衰亡是原因之一。“意大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它的统治者自公元10世纪以后就是德意志的国王，该国王同时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冠持有者——962年教宗为奥托一世加冕，使西罗马帝国获得再生。帝国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势力衰微，这些或那些城市的政权日益旁落地方贵族的手中。到12世纪初，贵族们开始组织自治的共同体，虽然历史学家们使用“公社”（commune）或“城市共和国”（city-republic）这样的词称呼这种共同体，但是它们都有不同的名称。在热那亚，这被称为“自治会议”（compagna
），字面意思是“一起分食面包的人”。的确，热那亚的政权自1100年之后就非常像一种商业合作了。这种自治会议在一定期限内形成，用于解决某些特殊问题，如建造十字军的战船，或者解决在热那亚经常导致暗杀或街头暴乱的政治冲突。这种“伙伴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向整个社群敞开的公共机构；但从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角度看，它又有私人社团的性质，尽管“公共”和“私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12世纪的热那亚人的头脑中还不明确。这个城市中充斥着一些私人“飞地”，它们是修道院和贵族的财产，是享有豁免权的小区域，逐渐地被自治会议中的一些上层官员攫取和控制。这些官员都有着响当当的“执政官”头衔，表明他们对罗马共和模式的认识，在热那亚的第一个自治会议问世时就有了多达六位执政官了。

[7]

如在古罗马时期那样，在这一时期，拥有实权的人小心地操纵选举制度，执政官总是来自贵族阶级。

[8]

这些贵族创建了热那亚的贸易帝国，同样的进展也发生于比萨。此处的难题是他们究竟是谁：我指的并不是他们在历史记录中被反复提及的名字［如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家族和斯皮诺拉（Spinola）家族，或者是比萨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和阿利阿塔（Alliata）家族］，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到底源自贸易还是土地。意大利城市的公社将城镇周边那些习惯居住在此类地区的小贵族和相对晚近成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依赖于从经商、纺织业或者银行业获得的财富）凝聚起来。到公元12世纪早期，在比萨和热那亚，这些群体融合得很好，新贵的财富被带入需要更多金钱的古老家族。进入那些成员在陆战或者海战中赢得名声的家族的荣耀的可能性，吸引着商人团体中最为富裕的人。一个新的集团出现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显然并不愿意与那些构成市民之大部分的艺术家和水手分享权力。公社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变成民主共和国的标志；相反，它表明寡头们赢得了胜利，热那亚的街头因此爆发了严峻的派系斗争。然而，在这些暴力活动发生的间隙，人们还是有机会以空前的规模赚钱。精英们投资于遥远地域的跨海贸易；他们在城市购买土地，并继续经营自己在农村的产业，甚至将他们的手伸到远隔海洋的撒丁岛上去攫取土地。城市政权对于这类活动干预甚少，只在跨国同盟影响到贸易，或者这些同盟的建立取决于那些主宰贸易活动的人时，才予以干预。

[9]

这些就是在公元1100年前后我们能在意大利北方观察到的趋势，但比萨和热那亚是最早形成贵族社团的城市。意大利内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大伦巴第平原上的城市的发展，对于地中海上发生的事件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们都成了舶来奢侈品的需求中心，且同时，它们自己的精英组织生产了日益精细的布料和金属制品，这些产品可以运抵地中海的另一端，以偿付现在需要的丝绸和香料的货款。在热那亚和比萨，以及在意大利东部的威尼斯，人们发现自己能够到达那些他们的老前辈阿马尔菲商人所不能接近或不能经常接触的地方，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这些城市开始把眼光投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域。南德意志的宫廷和城市都欢迎由威尼斯人运来的产品，且在12世纪，德意志商人也抵达威尼斯，为德意志人的商栈（Fondaco dei Tedeschi）奠基，这种商栈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是以热那亚为基地的德意志商人的商务代理站。

[10]

热那亚商人开始溯罗讷河而上，前往香槟地区的新兴市集，他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最为精致的弗兰芒呢绒，然后顺罗讷河而下至地中海。一个广泛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其核心是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间的海上贸易，也有延伸至西欧的分枝。

支持这一商业革命的是经营和记账方式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热那亚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如此了解，是因为自公元1154年以来，城市里的文书做了大量合同、遗嘱、土地出售和其他转让的记录。

[11]

这些记录中保存下来的第一件，就是由公证官乔瓦尼［Giovanni Scriba，或称约翰文士（John the Scribe）］所写的笨重大书，这些记录写在从亚历山大进口的厚实平滑的纸上，他的服务对象包括热那亚12世纪中期最有权势的家族。

[12]

经商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高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公教会公开地斥责任何形式的“高利贷”。高利贷这个名词的用法极其宽泛，从高额贷款利率到简单的商业利润都可用它指代。商人们的经营手段须设法逃避教会的责难，教会对经商赢利行为所实施的最重惩罚是开除教籍。人们可以贷出一种货币，再用另一种流通货币结算还款，经商利润就隐含在钱币交换率当中。商人们常常结成一种被称为societas
的合伙形式，其中一个坐商的投资额度占四分之三，而其合伙人的投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同时后者须同意航行前往双方协商的某一目的地，并在该地经营，作为回报他将获得利润的一半。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商人来说是开始资本积累的好途径，但另一种利润的分配方式变得更加常见——佣金（commenda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出行的合伙人不必投资，只需付出他的技术和服务，他将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这种分配方式有助于将财富分散到贵族精英以外的阶层；一个忙碌的、野心勃勃的、不怕海上和异国港口之险境的商人阶层形成了。

[13]

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遥望地中海，在每一个角落寻找机会。

4

要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开展更有野心的事业，掌控家门前的水域是基本前提。在巴里处于穆斯林埃米尔的控制之下时（公元847～871年），威尼斯人需要肃清亚得里亚海的穆斯林船队；88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回报，他们从感激涕零的拜占庭皇帝那里获得了一项特权。992年，威尼斯人再一次前来帮助拜占庭，在这次行动中，它获得了一项贸易特权。

[14]

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并不拥有强如希腊皇帝的庇护者，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1063年，一支比萨船队侵入了被穆斯林控制的港口巴勒莫，破坏了一些敌船，并掌控了在港口外拦截（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入侵者（如他们自己那样）时所用的铁链。他们没能进入港口，但还是掠走了大量战利品。

[15]

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上帝的荣光，因为他们捐出其中的一部分修建了比萨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大教堂。如果有任何标志能够显示这座城市的财富增长，那就是这座壮丽的大理石教堂了。

这些劫掠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即他们在进行一场对抗穆斯林的圣战。上帝将以胜利、劫掠物品，以及当时界定尚不明确的“精神财富”来回报他们的付出。在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方面还没有明显的界线，公元1087年（当年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攻击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16]

马赫迪耶城屹立于一处海岬，是由当年实际控制了埃及的法蒂玛统治者所奠基的，它也曾经是来自通布图（Timbuktu）之外的尼日尔河岸的沙金集散地；这些沙金由骆驼商队驮运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地中海，然后被注入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对马赫迪耶的控制一定也是控制西西里海峡的关键环节，由此也是地中海东西两方自由交通的关键环节。因此，它一直是基督教征服者——12世纪的诺曼诸王、14世纪的法兰西十字军——所设定的目标。但是它最为繁盛的时期是11世纪晚期。经冢犹太商人经常光顾此地，在此出售来自东方的胡椒和埃及的亚麻。

[17]

1062～1108年，马赫迪耶由精力充沛的埃米尔塔敏（Tamin）治理，他通过贸易和对卡拉布里亚的尼科泰拉（Nicotera）及西西里岛马扎拉的海盗式袭击致富。

[18]

对于近邻来说，他是一个讨厌的骚扰者。法蒂玛王朝愚蠢地发动了贝都因人（Bedouin）的军队［即巴努希拉尔部（Banu Hillal）和巴努苏莱曼部（Banu Sulaym）］，他们以为这会使突尼斯重新与埃及结盟。最终，贝都因人仅仅加剧了局面的混乱，对村庄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导致北非的居民开始对西西里的谷物产生依赖，而突尼斯在数百年之前曾经是地中海世界的面包筐。

[19]

据13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尔-阿希尔（ibn al-Athir）记载，基督徒试图劝诱西西里的诺曼伯爵罗杰（Roger）参与攻击马赫迪耶的军事行动（罗杰曾经在西西里岛上耗费了二十五年时间以扩大基督徒的控制范围）；但是“罗杰抬起他的大腿，放了一个大大的屁”，抱怨说这会引起诸多纠纷：“食物的贸易权将从西西里人的手中转到他们的手中，而且我将失去每年在谷物贸易上所得到的利益而使他们获益”。

[20]

即使没有罗杰伯爵的加入，意大利的同盟者也乐于在公元1087年采取行动。教宗维克托三世在罗马欢迎那些前来参战的人，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朝圣者的香袋，表明他们已经拜谒了圣彼得大教堂。这曾经使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当代历史学家大感兴奋，他们坚持认为自1095年第一次东征后，十字军便开始被视作朝圣者：“朝圣行为与圣战事实上是同一件事。”

[21]

就像在巴勒莫一样，意大利人对马赫迪耶的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并没有占领这个城市，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占领它。他们用掠夺得来的财富资助修建了位于比萨中心的科尔泰维基亚（Cortevecchia）的圣西斯托（San Sisto）教堂，该教堂的立面装饰着十字军从马赫迪耶劫掠来的陶器。

[22]

此外，比萨人还为此举作了一首拉丁文的诗——《比萨人的胜利之歌》（Carmen in victoriam Pisanorum
），诗中满是圣经式的想象，使人回忆起以色列的子民与其异教邻人间的斗争。马赫迪耶人在诗中摇身一变成了古代的米底人（Midianites），而比萨人则自称马加比家族甚至摩西的继承者：“噢，希伯来人再次掠夺了埃及，并因击败法老而喜悦；他们越过了伟大的海，似乎它是最干燥的陆地；摩西将水从最坚硬的岩石中吸出。”

[23]

这首诗营造了一种狂热，使与异教徒作战的神圣事业看起来超越了商业方面的考虑。

比萨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比萨人用伊斯兰世界的陶器装饰教堂就可证明这一点。

[24]

这些陶器用了很厚的陶釉和丰富的色彩，在风格上十分不同于西欧生产的古朴器皿，而且被嵌入教堂的外墙使它们在阳光下像珠宝一样闪耀着光芒。

[25]

大的陶盘（bacini
）被嵌入比萨的钟楼和教堂正面的墙，它们述说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并非只与战争相关，还涉及贸易和人们对于东方产品的迷恋。公元11世纪修建的教堂的外墙展示了埃及式的精美陶器。这里有在马赫迪耶战争前后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运来的陶罐；摩洛哥曾向比萨输送大量更简朴的绿色和棕色的陶器，它们的表面覆有蓝色的陶釉。比萨人开始习惯于这种装饰方法，即使他们在13世纪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涂釉陶器制造业，教堂的钟楼上还是安置了这种彩陶盘装饰。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从伊斯兰世界不只获得了陶器，还学习了穆斯林的技术，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奠定了锡釉陶器产业的基础。

在比萨附近，圣皮耶罗格拉多（San Piero a Grado）教堂的立面镶有一只大盘，上面画了一艘挂着三角帆的三桅船，有较大弧形的船头和倾斜的船尾。这艘船来自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它的设计相当富有特色。

[26]

即便如此，这一图像还是令人隐约想起那些装载各类货物的巨大帆船，它们在伊斯兰势力控制地中海南部水域期间在西班牙、非洲和西西里岛间航行。它印证了经冢文献关于宽大船只qunbar
的描述，这种船可以装载大量货物并同时搭乘旅客。

[27]

另一只陶盘描绘了一艘较小的、装备有桨和帆的船，它紧随一艘双桅船航行，这可能是一种体长、低矮、流线型的快速帆船。经冢文献中同样可找到相关的证据。在这些文献提到一种叫作ghurabs
的轻型帆船，这个词传达了一柄剑的利锋之意，突显了这种船破浪前进的能力。而长形低矮的小船可能是qarib
，这是一种远洋船只，能够一直从突尼斯驶向叙利亚。

[28]

5

对穆斯林在地中海霸权的挑战在公元11世纪末激化了。在11世纪60年代，也就是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的兄弟罗杰·德奥特维尔（Roger de Hauteville）的军队侵入西西里后，基督徒在穆斯林控制下的地中海海域的扩张进展顺利。此两人是诺曼骑士，他们已经在伦巴第和南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土建立了统治权。1061年，即在他们占领了巴里——人们所知的拜占庭“伦巴迪亚”（Longobardia）行省的首府——的十年后，他们受诱渡过墨西拿海峡，干预占领了西西里岛且对诺曼人的威胁毫无所知的三个埃米尔间的激烈争端。伊本·哈瓦斯（ibn al-Hawas），也就是其中一位埃米尔，把自己的妹妹放在山顶的恩纳（Enna）保护起来，她是势力强大且可憎的卡塔尼亚埃米尔伊本·阿斯-希姆纳（ibn ath-Thimnah）备受虐待的妻子，后者试图以武力将妻子夺回却没有成功。绝望之中，伊本·阿斯-希姆纳请求诺曼人帮助他，罗伯特和罗杰·德奥特维尔答应了。他们到了西西里，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是入侵者，而是卡纳尼亚的埃米尔军事上的支持者。他们将这一同盟关系作为逐渐地夺取整个岛屿的基础，他们首先占领了墨西拿，继而于1072年占领了巴勒莫（但对整个西西里的占领直到1091年诺托陷落后才完成）。他们将战斗人员和马匹运过墨西拿海峡的本领令人难忘。罗杰成为西西里伯爵，并娶了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Savona）贵族的女儿；和她一起来的有大批利古里亚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后来被称为伦巴第人。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西西里岛缓慢的拉丁化进程开始了，直到12世纪，在西西里东部的一些城镇中，还有一些人讲着与利古里亚的意大利语相近的方言。

[29]

然而，西西里岛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迅速变化。在公元12世纪的多数时候，这里是一个多族混居之地：穆斯林人口最多，约有一千一百人；希腊人略少；犹太人则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拉丁移民（不论他们是诺曼人还是“伦巴第人”）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希腊人口主要集中在西西里岛的东北角，在埃特纳火山周边被称为瓦尔德莫尼（Val Demone）的区域，且尤其集中在墨西拿，墨西拿后来成为诺曼人治下的西西里的主要造船基地。这里的每个居民群体都被允许保持一定独立性：人们可自由地实践宗教信仰，这是在与被征服的城镇如恩纳签订“投降协议”时确立的原则；各群体有自己的法庭，处理相同宗教信仰者内部的讼案；伯爵保证为他们提供保护，缴纳的保护金或称“人头税”（poll-tax
）由穆斯林和犹太人来支付，它只是穆斯林向“有经书的人民”所征收之人头税（jizyah
）的扩展，只不过在这里，基督徒可以免税，而穆斯林需要征税而已。

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行省，周边的伦巴第公国也引起了拜占庭皇帝的极度愤怒。教宗与希腊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公元11世纪持续恶化，因为教宗开始强调其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而且诺曼人的胜利有可能使南意大利的教会脱离希腊派基督教。尽管1054年的“东方分裂”经常被视为西方的大公教会与正教东方分裂的决定性节点，但这一年的事件只是长期争执中的一小部分：教宗使节亨拜（Humbert of Silva Candida）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抛出了一个文件，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主人拜占庭皇帝开除了教籍。拜占庭曾经在阿普利亚（Apulia）的沿海城市巧妙地平衡与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关系。在那里，拉丁主教们通常更乐于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权威，至少在政治事务上情况如此，而无视西方的统治者，包括教宗。诺曼人的到来挑动了拉丁人对抗拉丁人，希腊人对抗希腊人；诺曼人对于意大利靴头部位的卡拉布里亚的征服，以及之后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使数万希腊人被置于罗伯特的兄弟罗杰的统治之下。在1071年巴里陷落之后，诺曼人对于拜占庭人的敌意更强，因为罗伯特计划入侵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对面的拜占庭领土。他将都拉基乌姆和爱奥尼亚诸岛视为可以在他金发碧眼的大块头儿子波希蒙德（Bohemond）协助下深入拜占庭领地的门户。罗伯特攻打拜占庭的理由是，他在为被废黜且被流放的皇帝米哈伊尔·杜卡斯（Michael Doukas）打抱不平。他欢迎一位自称米哈伊尔的难民修士随军前行。他给这位修士穿上皇帝的服饰，让他站在都拉基乌姆的城墙前，但这个“米哈伊尔”（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的说法）一出现，在城垛上守卫的市民就立即大声喊叫说他是假冒的。人们可能会推测安娜如此说，是因为她是在位皇帝阿列克修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的女儿，这位皇帝是一个强大王朝的奠基者，他的文治武功带来了拜占庭的伟大复兴。安娜怀疑罗伯特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皇位，而且我们很难否定这一点。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只是他试图沿着艾格纳提亚大道一直攻向拜占庭心脏的一场战争的第一阶段。

公元1081～1082年，罗伯特建立了一支足以装载用兽皮包裹的庞大攻城塔的船队，以图从海上攻击都拉基乌姆，而波希蒙德会在前方海岸的法罗拉（Valona或Vlorë）登岸，然后从陆上行进。当时是夏季，海面比较平静，但是据安娜·科穆宁娜记载，上帝显示出了对拜占庭人的恩宠，刮起了大风将罗伯特的船只吹散并摧毁。当云层散开之后，建在船上的攻城塔被突然兴起的巨浪击倒，陷入甲板之下。船沉了，罗伯特和他的少数随从有幸存活，被抛在岸边。即使面临如此逆境，罗伯特·吉斯卡尔也不认为这是神的裁夺，而决心重新发动攻击。

[30]

罗伯特集结他的残余兵力包围了都拉基乌姆，甚至带来了一些更庞大的围城塔搭在城墙上。这些城墙建筑十分牢固，据拜占庭作家的说法，两台二轮战车可以在城墙上叠起来——这个画面更接近荷马的描写，而不是11世纪战争的现实情形，因为在这一时期，这种二轮战车早已消失。都拉基乌姆只能被叛变和欺骗征服。事实上，给入侵者打开城门的是一个阿马尔菲商人。

[31]

阿列克修斯对于如何对处于帝国西端的潜在敌人发动战争的问题有了明智的解决方法。他的船队缺乏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进行战斗的能力。拜占庭的海军被局限于爱琴海，拜占庭人在陆地上还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处理：塞尔柱突厥人攻击着其在小亚细亚的东方边境，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更不必提君士坦丁堡内部的派系之争了。拜占庭人更乐于利用外交手段避免冲突，但仅诉诸外交手段并不能搞定罗伯特·吉斯卡尔。外交手段是对作为其他势力的威尼斯人使用的，威尼斯商人生活在对冲突的恐惧之中，这种冲突可能导致他们难以自由出入亚得里亚海。诺曼人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次胜利会使南意大利军舰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威尼斯非常乐于见到控制南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势力无法同时控制东岸，所以威尼斯人答应为拜占庭人提供海上援助，以将吉斯卡尔赶离都拉基乌姆。他们派出了配有镶着钢钉的重型撞角的帆船，它们撞向敌船并将其撞破。最后，拜占庭人收复了都拉基乌姆，罗伯特（他当时在意大利也遭遇了困难）被迫撤退，但波希蒙德仍在阿尔巴尼亚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为那里带去了浩劫。当罗伯特再度发动进攻时，他已经是老弱之躯，最后在公元1085年的攻击行动中死于凯法利尼亚岛（Kephalonia）的小港口费斯卡尔多（Fiskardo），此地的地名中至今仍保留着他“吉斯卡尔”的绰号（意为狡猾的）。尽管阿列克修斯和他的宫廷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甚为欣慰，但这绝不是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通过阿尔巴尼亚入侵拜占庭的最后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向皇帝阿列克修斯派出使节，公元1082年皇帝颁布“黄金诏书”，赏给威尼斯人许多礼物，并同时强调威尼斯人是皇帝的“臣属”（duli
）。他给予威尼斯人的最为贵重且最具争议性的礼物是允许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除黑海和塞浦路斯之外的所有地方享有贸易免税权。皇帝试图保住君士坦丁堡作为连接地中海（从地中海可获得香料和奢侈品）和黑海（从黑海下行，商人们可带来皮毛、琥珀和其他北方的产品）的要道的特殊地位。威尼斯人甚至在金角湾得到了一些土地，包括一个码头和他们自己的教堂（附有自己的面包房）。

[32]

1082年的特权在地中海树立了一种标准；且无论何时，只要意大利城市需要与一个需要其提供海军力量支持的贸易伙伴谈判，它们都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仿效。

关于拜占庭经济受威尼斯人制约达到什么程度，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从长远来看，意大利人的出现可能促进了农产品和纺织品的输出。

[33]

很明显，在公元1100年前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存在还是极其有限的。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世界的主要目的地很令人惊奇地是接近自己家园的都拉基乌姆（刚刚从诺曼人手中夺回）以及科林斯（进入此地不需要经过爱琴海，只需使用科林斯湾内位于勒凯翁的古代港口即可）。威尼斯人从这两处运载葡萄酒、油、盐和谷物回到自己正在蓬勃发展的家乡，那里对这类普通食品原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34]

对于多数的威尼斯商人来说，有着丝绸、珠宝和金属制品的君士坦丁堡是远在天边的地方，但是他们开始考虑充分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特权。这是一项权利，因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住在东罗马帝国边区的居民，对于他们作为帝国臣民的身份颇感自豪，这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可以通过圣马可大教堂的建筑和装饰证明，这座教堂重建于7世纪下半叶，完全属于拜占庭风格，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的形制。圣马可大教堂的修建意在全面彰显与东方的联系，因为它也骄傲地宣称它与亚历山大，即埋葬圣马可骸骨之地的联系。

[35]

到公元11世纪末，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已经越来越热衷于用武力清除西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并瓜分了撒丁岛。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赢得了在日后将变得独一无二的地位。穆斯林在地中海上的统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在十字军的陆军和海军第一次开始行动之后。

[1]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14.

[2]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p.10-11（with a rather more positive view of its harbour）.

[3]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p.22-3.

[4]
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essay i，p.24.

[5]
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pp.2.5-6.

[6]
J.Day，La Sardegna sotto la dominazione pisano-genovese
（Turin，1986；=J.Day，‘La Sardegna e i suoi dominatori dal secolo Ⅺ al secolo ⅩⅣ’，in J.Day，B.Anatra and L.Scaraffia，La Sardegna medioevale e moderna
，Storia d’Italia UTET，ed.G.Galasso，Turin，1984），pp.3-186；F.Artizzu，L’Opera di S.Maria di Pisa e la Sardegna
（Padua，1974）.

[7]
Epstein，Genoa
，pp.33-6.

[8]
Cf.A.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2006），p.229；also L.R.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CA，1949）.

[9]
Epstein，Genoa
，pp.19-22，41；Greif，Institutions
，p.230.

[10]
G.Rösch，Venedig und das Reich：Handels-und Verkehrspolit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Tübingen，1982）.

[11]
S.A.Epstein，Wills and Wealth in Medieval Genoa，1150-1250
（Cambridge，MA，1984）.

[12]
D.Abulafia，The Two Italies：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1977），pp.11-22.

[13]
Q.van Dosselaere，Commercial Agreements and Social Dynamics in Medieval Genoa
（Cambridge，2009）.

[14]
D.Abulafia，‘Gli italiani fuori d’Italia’，in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ed.R.Romano（Turin，1990），vol.1，p.268；repr. 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D.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1988），pp.33，41.

[15]
Abulafia，Two Italies
，p.52.

[16]
H.E.J.Cowdrey，‘The Mahdia campaign of 1087’，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2（1977），pp.1-29，repr. in H.E.J.Cowdrey，Popes，Monks and Crusaders
（London，1984），essay ⅹⅱ.

[17]
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1，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CA，1967），pp.196-200，204-5.

[18]
Cowdrey，‘Mahdia campaign’，p.8.

[19]
D.Abulafia，‘Asia，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2，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M.M.Postan，E.Miller and C.Postan（2nd edn，Cambridge，1987），pp.464-5.

[20]
Abulafia，Two Italies
，p.40.

[21]
Cowdrey，‘Mahdia campaign’，pp.18，22.

[22]
D.Abulafia，‘The Pisan bacini
and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a historian’s viewpoint’，Papers in Italian Archaeology
，Ⅳ：the Cambridge Conference
，part ⅳ，Classical and Medieval Archaeology
，ed.C.Malone and S.Stoddart（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vol.246，Oxford，1985），pp.290，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ⅲ.

[23]
Cowdrey，‘Mahdia campaign’，p.28，verse 68；also p.21.

[24]
G.Berti，P.Torre et al.，Arte islamica in Italia：i bacini delle chiese pisane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Rome；Pisa，1983）.

[25]
Abulafia，‘Pisan bacini
’，p.289.

[26]
Abulafia，‘Pisan bacini
’，pp.290-91；J.Pryor and S.Bellabarba，‘The medieval Muslim ships of the Pisan bacini
’，Mariner’s Mirror
，vol.76（1990），pp.99-113；G.Berti，J.Pastor Quijada and G.Rosselló Bordoy，Naves andalusíes en cerámicas mallorquinas
（Palma de Mallorca，1993）.

[27]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306.

[28]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305-6.

[29]
D.Abulafia，‘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Ⅱ and his successors’，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37（1981），p.12；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

[30]
Anna Komnene，Alexiad
，3∶12.

[31]
Anna Komnene，Alexiad
，4∶1-5∶1.

[32]
R.-J.Lilie，Handel und Politik zwischen dem byzantinischen Reich und den italienischen Kommunen Venedig，Pisa und Genua in der Epoche der Komnenen und der Angeloi（1081-1204）
，（Amsterdam，1984），pp.9-16；Abulafia，Two Italies
，pp.54-5；Abulafia，‘Italiani fuori d’Italia’，pp.268-9.

[33]
J.Holo，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2009），pp.183-6.

[34]
Abulafia，‘Italiani fuori d’Italia’，p.270.

[35]
D.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CT，2000），pp.65-109.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1200年）

1

公元1095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克莱蒙的一次布道中，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起了一个运动，它将改变地中海和欧洲的政治、宗教、经济版图。他的布道主题包括基督徒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遭到的压迫、基督徒军队与突厥人战斗的失败，以及耶稣受难并被钉于十字架之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被掌控在“异教徒”手中的丑闻。

[1]

教宗乌尔班意欲动员、召集法兰西南部的志愿者去东方帮助拜占庭对付突厥人，但其演说被理解为号召基督教世界的骑士们停止彼此之间的内部争斗（这件事使他们的灵魂面临危险），转而将他们的精力用来对付异教徒，组织一次神圣的武装朝圣运动，怀着那些死于此次伟大征程的人将获得永恒救赎的信念。这是一个取代其他教会要求的救赎行为的机会，这是最适合骑士阶级的机会，应投身战争，但这次的效力对象是上帝。参加十字军战争的人此前的所有罪愆将因而获得救赎这一概念是逐渐成为正式信条的。但是民众对于教宗所宣传的为基督而战这一理念的理解，领先于教法制定者们更为谨慎的定义。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行军路线绕开了地中海，而是从陆上经过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十字军由于战事、疫病和疲劳过度而大大减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到达叙利亚之前从未见过除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外的其他海域。

[2]

甚至在东方，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一座滨海城市，而是耶路撒冷，因此公元1099年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创造了一片远离大海的飞地，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只有意大利的海军能够解决。另一支来自阿普利亚的军队是由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波希蒙德征集的。拜占庭人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要接手他父亲征服拜占庭土地的计划，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被迫承认了拜占庭皇帝的权威，称自己是这位皇帝的臣属（lizios
）。这是西方封建制的用语，在这里被如此使用，是因为波希蒙德更乐于根据自己家乡的传统向皇帝宣誓效忠，而不是按照拜占庭的法律做出承诺。1098年，他占领了近期才被拜占庭人丢失并落入突厥人之手的城市安条克，成为安条克大公，此后拜占庭宫廷便使出各种手段，坚持称他的公国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令人惊诧的是，一群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竟证明了他们能够于1098年占领安条克，然后又于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然而拜占庭人更倾向于把这件事视为典型的野蛮人的运气，而不是基督策划的胜利。从君士坦丁堡的视角看，十字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西方骑士已经在拜占庭领土与塞尔柱突厥人和法蒂玛哈里发发生争议的土地之间的敏感地带站住了脚。

波希蒙德加入十字军的宗教动机并不应该被低估，但是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十字军不进入地中海，如果没有一支能够在西方打开补给线的基督徒舰队的支持，他们将一无所获。因此，他需要与意大利海上势力建立联系。格勒诺布尔（Grenoble）和奥朗日（Orange）主教传达的教宗乌尔班讲演在热那亚和比萨激发了宗教热情，他可以以此为倚仗。热那亚市民决定结束他们的内部争端和嫌隙，在一个由六位执政官领导的自治会议下团结起来；成立这个自治会议的最主要目标是为十字军建立一支武装船队。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主张，热那亚人把参加十字军东征看成一次商业机遇，他们希望在十字军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获得贸易特权，这种权利应与威尼斯人最近在拜占庭获得的商业利益相匹敌。然而热那亚人并不能预见到十字军的结局。他们愿意搁置自己的贸易活动，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建设那些之后很有可能在战争和风暴中损失殆尽的船队。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对圣战的热情。据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那亚编年史学家卡法罗（Caffaro）记载，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公元1083年，一艘被命名为波美拉（Pomella）的热那亚船就曾载着佛兰德伯爵罗伯特和耶路撒冷的第一位拉丁统治者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去往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出发，他们历经艰难，拜谒了圣墓教堂，并梦想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它。

[3]

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它表达了热那亚精英人士的一种理念，即他们的城市注定要在征服耶路撒冷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元1097年7月，十二艘大帆船和一艘稍小的船从热那亚出发。船员包括约一千二百名男丁，这在该城的男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为热那亚全城只有一万人。

[4]

无论如何，这支船队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十字军的所在地，在叙利亚北岸和十字军取得了联系。安条克仍然处于包围之中，热那亚船队就停泊在圣西梅恩港（St Symeon）之外，该港口是安条克城的出海口，自青铜时代以来它就是通向地中海的通道。

[5]

1098年6月夺得安条克之后，波希蒙德回报了热那亚人，在安条克给他们修了一座教堂，附近有三十间房屋、一间货栈和一口井，它们基本构成了一处商业殖民地。

[6]

这是热那亚人从即将由十字军人创建的国家中取得的第一宗特惠许可。在1099年夏天，颇有威望的热那亚埃姆布里亚科（Embriachi）家族派遣搭载族人的船只在雅法海域停泊，为十字军人围击耶路撒冷施援——他们用从自己船只拆下的木料为耶路撒冷制作攻城器械。然后在1100年8月，二十六艘大船和四艘补给船从热那亚出发，载运了大约三千名男丁。

[7]

他们与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北法兰西统治者鲍德温一世（Baldwin I）取得联系，开始缓慢地征服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是维系西欧和这个新建王国间补给线的战略要地。他们于1101年5月洗劫了古代海滨城市凯撒里亚。

[8]

热那亚人的首领在分配掠夺物时分给了每个船员两磅胡椒，这表明即使在一个如此之小的黎凡特港口，香料的存储也十分充足。他们还拿走了曾经悬挂在凯撒里亚大清真寺上的绿色大陶盘，人们相信这个大盘曾在最后的晚餐中被使用，它由珐琅制作（这是一个在几个世纪之后才纠正的错误，当时某人把它摔到地上，发现它是用玻璃制作的）。由于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盘子是1世纪的罗马手艺人制作的精品，他们对于此陶盘来源的直觉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盘子在凯旋仪式中被迎进了热那亚大教堂，现在还在那里展示，以“圣杯”（Holy Grail）候选者之一的身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9]

这只绿色的陶盘对于热那亚人来说是可以与他们的任何商业特权相媲美的回报，所有优惠权都被列入城市年鉴并作为神赐的信号被加以庆祝。热那亚人与每一个需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获得海港控制权的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的统治者交好。公元1104年，由于夺取了具有良港和进入内陆地区的便捷通道的海港城市阿克，热那亚人的财富进一步增加。在之后两个世纪的多数时间内，阿克成为意大利商人在圣地的主要贸易基地。热那亚人撰写了文件，以说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曾经允诺，在热那亚人帮助下征伐的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海岸的土地中，有三分之一归热那亚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即使这些文件并不真实，它们也仍然是可证明热那亚人勃勃野心的证据。

[10]

他们甚至被许诺将获得三分之一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当时的欧洲对开罗的称呼），因为他们也一直策划侵入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在以上所有地方，热那亚人还获得了法律上的豁免权，其范围自犯罪法扩展到财产法，使热那亚人摆脱了国王法庭的日常司法程序。

[11]

热那亚人坚持称他们被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内竖起一块刻有镀金文字的石碑以记录他们的特权。且不论这份铭文是否已经准备到位，对于这种公开记录的需求表明了热那亚人是如何执着于维系他们在从未建立过重要海军力量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域外特权。

[12]

2

热那亚人也有竞争者。比萨人也热衷于加入十字军，于公元1099年派出了由其大主教戴姆伯特（Daimbert）率领的船队。他们于1099年帮助十字军攻打雅法，得到的回报是在当地建立贸易基地的权利。

[13]

在三个曾支援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城市中，动作最慢的是威尼斯。威尼斯人意识到拜占庭皇帝并不喜欢看到大批饥饿且装备极差的西方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们也不愿意使在法蒂玛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经商的威尼斯商人陷入麻烦。然而，他们看到了十字军给热那亚人带来的巨大利益，最终派出了两百艘船驶往东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小亚细亚南部的衰败小镇米拉，在这里，他们挖到了圣尼古拉（St Nicholas）的骸骨，他是为海员提供庇护的圣徒。令威尼斯人嫉妒的是，在1087年，一群自巴里出发的海员成功地从米拉偷走了圣尼古拉的骸骨，为了保护这些骸骨，他们用白色石块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从此以后，作为圣地朝拜之旅起点的巴里本身也成了一处重要的朝圣地。威尼斯人发现在威尼斯统治下的海滨有足够的遗骸，他们可在其周围修筑圣尼可洛（San Niccolò）教堂。

[14]

在米拉发生的事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回到了十字军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十字军攻击海法，它于1100年的陷落带来了对城内穆斯林和犹太人口的大屠杀。

[15]

十字军因此控制了自迦密山（Mount Carmel）到阿克之间的弧形海湾地带。到1100年，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海岸皆被掌控在十字军手中，但阿什凯隆（Ascalon）直到1153年还在埃及人的占领下。埃及人驻阿什凯隆的治理者事实上是服从于意大利人的利益的，因为只要敌人的军事力量在圣地沿岸驻扎，他们就需要意大利人的海军船队，意大利人因此可以期望从耶路撒冷国王手中获得更好的特权。

意大利人可以向他们自己贺喜。贸易活动显然活跃在和平时期，但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许多极好的贸易机会：获取战利品或者奴隶、提供武器（通常是向双方提供）、对敌方船只发动海盗式袭击等。但是，要在支持耶路撒冷的拉丁诸王和维系同其他客户的联系及承诺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埃及和拜占庭）。拜占庭人开始怀疑自己给了威尼斯人太多的东西。公元1111年，比萨人得到了有限的商业特权；然后在1118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翰二世拒绝重申拜占庭于1082年赐给威尼斯人特权的黄金诏书中的条款。于是，当威尼斯人向其他方面寻求商业利益时，他可能不应该感到惊诧；威尼斯人对十字军产生了极强热情，他们响应了向十字军提供海上支援的请求，派出了一大支船队前往圣地。1123年，他们在阿什凯隆港外将法蒂玛王朝的多数船只击溃，使它们沉入海底。

[16]

威尼斯人因此得以封锁推罗，该城仍然掌控在穆斯林手中，但在第二年被攻克。在这里，威尼斯人确立了极高的特权地位，不仅占有了该城的三分之一，而且控制了城外的田庄，且在今后任何一处威尼斯人协助攻克的城镇，他们都将有权掌控一座教堂、一个广场、一个烤炉和一条街道。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贸易关税；承诺书上写着：“在每一处国王或男爵的土地上，每一个威尼斯人都将像在威尼斯一样完全自由。”

[17]

推罗成为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的主要据点，但这并不能阻止法蒂玛王朝船队的偶尔入侵。然而埃及海军发现，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可为其提供给养的基地了。有一次，一些埃及海员试图登陆获取一些淡水，但被拉丁王国的弓箭手击退。

[18]

法蒂玛王朝失去了进入黎巴嫩森林的入口，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黎凡特的重要造船业基地。尽管阿什凯隆的海战并不标志法蒂玛海军的全军覆没，但它是一个转折点：穆斯林的船只已经无法动摇基督教船队的优势地位。东地中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已经落入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手。参与早期的十字军活动带给这些城市的不仅是在圣地诸城内的立足点，还有在整个地中海上的航行主导权。

最后，甚至拜占庭皇帝也认识到，他不能阻止威尼斯人的行为了。他极不情愿地在公元1126年颁布了给予威尼斯人的特权诏书。

[19]

威尼斯人的出现刺激了拜占庭的经济。

[20]

尽管威尼斯人并不向拜占庭帝国的财库纳税，但与他们进行交易的拜占庭臣民要交税，而且从长远来看，由商业税收构成的收入在增长而不是下降。但是，皇帝们总是关注直接的收入而无法看得更远。无须纳税的特权集团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敌视。

[21]

1140年，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Manuel I Komnenos）开始重新打击威尼斯人，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注意到，那些意大利人蜂拥进入君士坦丁堡，有些人成为城市的外籍居民，融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生活（他们被称为bourgesioi
）；另一些人则惹是生非，他们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皇帝在金角湾内建立了一块封闭的区域，从德意志和法兰克商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建立了威尼斯人的居住区，以便更轻松地控制威尼斯商人。

3

北意大利的兴起导致其他曾经在地中海世界成功经商的商人群体的势力——阿马尔菲人和经冢犹太人——在11世纪衰退。阿马尔菲人在拜占庭宫廷失宠，那些定居于君士坦丁堡的阿马尔菲市民甚至得向威尼斯人纳税。对于此，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阿马尔菲不能像威尼斯人那样，提供一支大规模的、能够打败罗伯特·吉斯卡尔海军的船队。尽管阿马尔菲能够在公元1131年之前一直在诺曼人统治下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但它的地位在拜占庭人眼中大打折扣，因为它的城址太接近诺曼征服者建立于南意大利的要塞——萨勒诺距离此地只有很短的航程。

[22]

但是，阿马尔菲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1127年，阿马尔菲和比萨达成了友好协议。但在1135年，比萨人参与了日耳曼人对新建立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诺曼王国的一次入侵。西西里的罗杰允许阿马尔菲人的船只离港，并攻击了他可以发现的任何敌船——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新臣民幻想发现迷路的比萨人载满昂贵商品的船只。在阿马尔菲人离开后，比萨海军进入了阿马尔菲港，蹂躏了这座城市，带走了大量战利品；他们于1137年再一次劫掠了阿马尔菲。

[23]

阿马尔菲的海上贸易范围缩减至包括巴勒莫、墨西拿和撒丁岛在内的第勒尼安海水域，且它在南意大利的陆路贸易发展得相当不错，于是许多内陆城市如贝内文托（Benevento）逐渐成为阿马尔菲人的小贸易中心。

[24]

到1400年，阿马尔菲已经成为一些并不引人激动的基础性商品，如葡萄酒、油、猪油、羊毛和亚麻织品的重要来源地，同时它也因生产优质纸张而闻名。

[25]

在这些变化之下的是一种显著的延续性。阿马尔菲人一直知道，海洋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生计来源。他们一直在索伦托（Sorrento）半岛的陡峭山坡上种植葡萄，并不只把自己视为职业商人。

[26]

公元12世纪地中海上发生的多方变化使阿马尔菲被边缘化；它距离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新兴商业中心太过遥远。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可以轻松进入法兰西和德意志，更不用说伦巴第平原了，也能与遥远的佛兰德的大规模纺织中心建立联系，于是向埃及收购者卖出优质的佛兰德呢绒成为热那亚人的常规利润来源。阿马尔菲代表着小商小贩贸易的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少量商人从伊斯兰和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的中心带来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卖给西欧的少数富裕君主和教职人士。自此以后，阿马尔菲、拉韦洛及其邻近城镇的精英阶层利用先人们代代相传的记账及会计知识，在西西里王国的行政体系中效力，为其服务，有些人的生涯极其成功。这类精英并没有失去其对东方风格的向往。拉韦洛的鲁菲洛（Rufolo）家族在13世纪借鉴伊斯兰风格，建成了一座宫殿，以及阿马尔菲主教堂，即著名的“天堂修道院”（Cloister of Paradise），它们同时拥有伊斯兰和拜占庭的元素。

[27]

借鉴东方风格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开放姿态。如同在威尼斯一样，异国情调表现的是富裕、尊贵和家族的自豪感，同时唤起对阿马尔菲（和威尼斯一起）作为东西方主要沟通桥梁的时代的记忆。

另一群商人和旅行者也在同一时期走向衰落，他们是经冢犹太商人。大约于公元1150年，寄向开罗经冢犹太人的商务邮件开始减少；

[28]

1200年之后，与埃及无关的事件大多从信件中消失了。这个自安达卢斯延伸到也门和印度的庞大伊斯兰世界，现在局限在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阿尔莫哈德派（Almohad）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兴起是一种政治上的灾祸，该派对于犹太人极不宽容；在来自阿尔莫哈德王朝西部的犹太难民中，有哲学家兼医生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29]

但经冢犹太商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意大利人的兴起。威尼斯和热那亚不鼓励犹太人在其境内定居。据一位西班牙犹太旅人的记载，在1160年前后，整个热那亚城只有两名犹太人，他们是从摩洛哥的休达移居而来的。

[30]

随着意大利人对整个地中海交通的控制力增强，以及随着穆斯林商船比过去更多暴露于基督徒的攻击之下，传统的海上商路对于经冢犹太人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而且，随着意大利海军力量的增长，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海路，即经冢犹太商人以往的经商之路，也落入了意大利船主之手，他们同时受益于拜占庭皇帝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赐予他们的特权。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使犹太商人失去影响力。公元12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穆斯林商人集团，即卡利米斯（Karimis），它控制了自红海到也门和印度的商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犹太人曾经在这条商路沿线十分活跃。这条商路向地中海供应商品：东方的调味品和香精被运至埃及红海海岸上的阿伊扎布（Aydhab），再经陆路转运开罗，然后由水路溯尼罗河而上至亚历山大城。由于一位标新立异的十字军领主雷纳德·德沙蒂永（Reynaud de Chatillon）在12世纪80年代派遣船队去红海水域的尝试（目的是入侵麦地那和麦加），红海开始对非穆斯林旅行者封闭。卡利米斯继续主宰这一水域的贸易，直到15世纪早期。

[31]

以埃及统治者作为媒介，意大利人与卡利米斯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保障了胡椒和其他香料流入地中海的正规渠道。从西班牙南部到印度的贸易网络现在分离成两部分：地中海方面是基督徒，印度洋方面是穆斯林。

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和其继承者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Ayyubids，该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库尔德人（Kurdish）军事首领萨拉丁）对于他们自己能够从贸易资源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有兴趣。这并不是出于一种商业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发现香料贸易是他们支付战争费用的资金来源。在公元1191～1192年的十二个月中，他们通过所谓的“五一税”（khums
）从沿尼罗河各港口经商的基督商人手中征集了28613金第纳尔（gold dinars）。这意味着即使在一个如此困难的时期——此时萨拉丁攻克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正在进行，意大利城市与南法兰西及加泰罗尼亚诸城镇正在向圣地派出舰队——通过这些港口运出的商品价值也超过了十万第纳尔。

[32]

尽管这种商业税的名目为“五一税”，但事实上对一些香料，如香菜、孜然和胡荽征收的税额高于这个比例，因为埃及当局非常清楚西欧是多么渴望获得这些产品。在12世纪晚期，阿拉伯海关税收官员阿尔-马克组米（al-Makhzumi）编纂了一本征税手册，其中列举了经过埃及港口的商品。他提到的商品范围比经冢犹太人信件中提到的更大。达米埃塔（Damietta）出口鸡肉、粮食和明矾，明矾在埃及是由当局垄断的。埃及的纺织品生产者对明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们使用这种暗灰色的粉末作为给织物染色时的稳定剂和清洁剂。

[33]

埃及也是以下商品的产地：亚麻，当局对亚麻征收了重税；翡翠，当局对翡翠贸易的管控越来越多；黄金，这类商品是从法老的坟墓中盗取的；还有价值极高的药物，西方人称之为木乃伊粉，即由木乃伊压成的粉末；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进口木材，木材在埃及是十分珍稀的商品；亚历山大城进口铁、珊瑚、油和番红花，它们都由意大利商人贩运到东方。

[34]

其中一些商品可以被分类为战时物资，而教廷则越来越担心北意大利商船在为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担任或者假意担任主要海上防护者的同时向穆斯林运送武器。阿拉伯人用janawiyah
即“热那亚”来指代一种盾牌，显示至少这种盾牌中的一些是从意大利非法地运出的。

[35]

偶尔会出现紧张局面，意大利商人会被逮捕，但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不可能冒财政收入减少的风险。有一次，比萨海员在一艘比萨人的船上攻击了穆斯林乘客，他们杀死了男性，使女人和孩子成为奴隶，同时偷走了所有商品。为了报仇，埃及当局囚禁了那些驻留埃及的比萨商人。此后不久，于公元1154～1155年，比萨人派出使者去法蒂玛埃及谈判。双方关系得以修复，都做出了善待商旅的承诺。

[36]

更看重埃及而非圣地的不只比萨人。令人毫不奇怪的是，在保留至今的1171年以前威尼斯人签订的将近四百份贸易合同中，过半数涉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贸易；但有七十一份涉及埃及，这比同拉丁王国的贸易份额大得多。

[37]

这些只是从大量文件中偶然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文件都遗失了，但它们说明了东方的诱惑是多么的强烈。

当意大利商人前往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阿克或巴勒莫的道路因与当地统治者间的争端而受到阻碍时，西北非在吸引着他们。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进入马格里布港（Maghrib）获取皮革、羊毛、精细陶器，并从摩洛哥进口大量粮食。黄金的供应尤其重要，它是以沙金的形式由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运抵马格里布的城镇的。

[38]

公元12世纪中期，这些土地落入了属于极端派的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下。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柏柏尔哈里发，被逊尼派［如大量被他们取而代之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视为异端。该派的典型特征是试图回归最为纯粹的伊斯兰教，其基本原则是神的绝对唯一性——使用神的属性如仁慈为其命名，也是对神之真实存在的误解。西班牙和北非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尽管对于他们治下属于少数群体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怀有敌意，却欢迎外来的商人，认为这些外来商人是财富的源泉。1161年，热那亚人派出一个使团拜谒摩洛哥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获得了十五年的和平协议，热那亚人也确定了他们能带着货物不受任何阻拦与干扰地在阿尔莫哈德人的土地上旅行经商。据相关记载，1182年，与休达的贸易占热那亚人贸易总量的29%，略领先于诺曼人的西西里岛；如果把布日伊（Bougie）和突尼斯包括进来，热那亚人在北非的贸易份额可达37%。

[39]

热那亚人在突尼斯、布日伊、马赫迪耶及北非海岸的其他城市获得了他们的商栈（fonduk），即一个仓库和附带着生活区的商业总部。突尼斯的另一些商栈建筑是公元17世纪的建筑，属于意大利、德意志、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商人。

[40]

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商栈可扩大为一整块商业区域。热那亚公证员皮耶特罗·巴蒂弗吉利奥（Pietro Battifoglio）在1289年的记录中描述了突尼斯的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热那亚社群，其成员包括商人、士兵、教士和失足女性，他们对自己经营的旅店中满是葡萄酒桶感到自豪，甚至阿尔莫哈德统治者也很乐于向他们征税。

4

基于对贸易合同的研究，一些成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生活及职业生涯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起来。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站着大的贵族家族，如热那亚的德拉·沃尔塔家族（della Volta）的成员经常占据执政官之位，执政官负责决定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与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拜占庭、西班牙的穆斯林以及其他外部势力是战是和皆由他决定。由于这些家族也是海外贸易活动的投资者，他们在经营上具有极大优势，能够通过政治和约的谈判获得他们热衷于攫取的商业利润。

[41]

热那亚的大家族结成了密切的血亲同盟，这种同盟的共同利益高于个人的直接利益。

[42]

当敌对的血亲同盟试图掌握执政官和其他官职时，热那亚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尖锐的派系冲突。威尼斯贵族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总督的权威，一般能够控制这种冲突；控制高层官员以及同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等地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的，同样是大的家族集团，如齐亚尼（Ziani）、蒂耶波洛（Tiepolo）、丹多罗（Dandolo）。他们的成功对一个由众多成功商人组成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的财富构成了连锁反应。区分贵族之家和平民商人的不只是血统；贵族可以依靠的财富更具多样性，因此即使在战争时期贸易活动衰退了，他们仍然能够从城市和乡村的产业中或者通过田赋获得收入。他们的地位比一般商人更稳固，有更强的后继力量。因此，商业革命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精英阶层的富裕程度，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他们在12世纪意大利的主要滨海城市中的统治地位。

文献对两位“新富”有较好的记载。威尼斯的罗曼诺·麦拉诺（Romano Mairano）在公元12世纪40年代在希腊从事小规模的贸易探险活动，主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殖民地出发。

[43]

后来他转向了更富野心的目的地，包括亚历山大和圣地。他的生涯说明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控制自拜占庭到伊斯兰世界的海上商路的。威尼斯人也安心于从事拜占庭内部的贸易，维持着君士坦丁堡同较小的希腊城市之间的联系。

[44]

到1158年，罗曼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向圣地的圣殿骑士团供应了五万磅铁。他不只是一个商人，还成了一位著名的船主。当拜占庭皇帝转而对付威尼斯人时，他似乎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怀疑威尼斯人对于自己的敌手西西里国王表示了同情，而且在各种情形下，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经济中占据的（或者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所占据的）强势地位都引起了希腊人对他们越来越强的敌意。认识到这种趋势的麦拉诺开始于12世纪60年代在威尼斯创立他的事业。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再次结婚，发现由于妻子的丰厚嫁妆他变得更为富有。他与之后将成为威尼斯总督的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共事时，修建了威尼斯商船船队中最大的“透图斯·蒙都斯号”（Totus Mundus
），它的另一个（希腊语）名称是“克斯莫斯号”（Kosmos
），他亲自将这艘船驶往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似乎得到了改善，曼努埃尔一世甚至颁布了诏书，宣称他将把任何一个敢于烦扰威尼斯人的家伙送上绞刑架。但是他的目标是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1171年3月，皇帝对威尼斯人发起了一次类似于“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上万的威尼斯人在自己的生活区内被逮捕，数千人被杀害，其财产被没收。那些能够逃到码头的人登上了在此随时可起航的“克斯莫斯号”，被浸了醋的兽皮掩盖着这艘船，保护它不受火箭和投石机的攻击。“克斯莫斯号”成功抵达了阿克，向当地通知了这次灾难的消息，但罗曼诺·麦拉诺已经失去了他的所有财产，并因建造这艘大船而负债累累。两年之后，他的这艘船再度出现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海域，该城已经向曼努埃尔·科穆宁宣誓效忠，正处于曼努埃尔的敌手、德意志皇帝腓烈特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又称巴巴罗萨）的围攻下。威尼斯人现在更倾向于帮助巴巴罗萨而不是曼努埃尔（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且意识到安科纳已经成为自己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一个商业竞争对手。尽管安科纳顶得住德意志人的进攻，但出于义务威尼斯人仍是帮助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这座城市。

[45]

当时麦拉诺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他必须从零开始重建事业。为此他只能再次求助于贵族阶层的齐亚尼家族；已故总督之子皮耶特罗对麦拉诺一次驶向亚历山大的航行投入了一千镑威尼斯钱币。麦拉诺带着一大船木材，并不在乎教宗有关禁止出售战时物资的警告。在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如此恶劣的时代，麦拉诺派船前往北非、埃及和耶路撒冷王国从事胡椒和明矾的买卖。当新登基的皇帝于公元1187～1189年重新赐予威尼斯人相当优惠的待遇时，麦拉诺已经做好了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准备。即使已经上了年纪，他仍然投资对埃及和阿普利亚的贸易，但在1201年他再次陷于资金短缺的境地，遂向堂弟借钱；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46]

这就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经历了成功时期的辉煌和灾难时代的衰落，并曾在中年时期戏剧性地从灾祸中逃生。

另一个遭际坎坷的人是萨勒诺的所罗门（Solomon of Salerno）。尽管来自南意大利，但他以热那亚为基地开始经商，就像麦拉诺那样，他与热那亚的贵族走得很近。

[47]

他也与西西里国王有私人来往，据说他是西西里国王的忠实臣仆。当他在热那亚城外买下一些土地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热那亚人，他试图用自己的女儿和热那亚的贵族家族之一联姻；他背弃了萨勒诺。他承认，萨勒诺、阿马尔菲和其邻近的城镇都被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进取心更强的贸易城市超越了，且他是在热那亚获得财富的。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埃莉阿德（Eliadar）离开萨勒诺，她也是一个积极的商人，在热那亚女人可不受阻拦地进行商业投资。所罗门和埃莉阿德是一对令人畏惧的夫妇，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整个地中海。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所罗门愿意远行到地中海最遥远的角落去寻求财富。公元1156年，在埃及、西西里岛和西方，黄金般的机会在召唤他们。在当年的夏季，他决定利用更为开放的法蒂玛王朝提供的机会。他答应代表一批投资者前往亚历山大，然后沿尼罗河下行至开罗，他将在开罗购买东方香料，包括可用于印染业的胶质材料虫胶，以及红色染料的原料苏木。其他方位也有能够吸引所罗门的巨额利益。同年，他试图从一个携款潜逃至西西里岛的热那亚人那里换回二又三分之二磅的西西里金币，这在当时价值不菲，而当时热那亚外交使节正因此事与西西里国王谈判。

[48]

他在东方经营了近两年，把他的妻子埃莉阿德留在家里处理热那亚、弗雷瑞斯（Fréjus）和巴勒莫三地间的贸易事务。

在从东方返回热那亚之后，所罗门又转向西方，与马略卡岛、西班牙西西里岛和他的老朋友埃及来往，他在埃及的投资数额巨大。一份文件揭示了由他委派的一次环地中海航行，这在当时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中十分典型：“先去西班牙，然后是西西里岛或普罗旺斯或热那亚，从普罗旺斯到热那亚或西西里岛；或者如果他愿意，可以从西西里岛到罗马尼亚（拜占庭帝国），然后再去热那亚，或从西西里直接到热那亚。”

[49]

热那亚的大贵族们热情地投资所罗门远航埃及的事业，忽视了文件中表明船有可能在埃及被卖的条款。意大利人不仅把木材运给亚历山大的船厂，还直接把船只送到法蒂玛王朝供其舰队使用。所罗门到达了成功的顶峰。尽管他是一位外来人，他的女儿阿尔达（Alda）还是与马龙家族中一个权贵的儿子订婚了。所罗门有他自己的笔记，上面记载了他的商业活动，文献后来逐渐提到“所罗门的宫廷”，说明他生活得很奢侈。但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他的事业受制于他无法控制的政局变化。热那亚在公元1156年与西西里国王交好，但于1162年被迫放弃这一使其获得大量小麦和棉制品的极为有利的同盟关系；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扼住了热那亚人的咽喉，他们不得不加入腓特烈一世的军队直接进攻西西里。安萨尔多·马龙（Ansaldo Mallone）废除了他的儿子和所罗门的女儿的有利联姻关系。所罗门和埃莉阿德的商业帝国似乎突然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与西西里保持一些联系仍然是可能的。公元1162年9月，在热那亚人因德意志人而放弃了西西里岛的几个月后，所罗门接待了由一位声名卓著的西西里穆斯林派出的使者，这位穆斯林是伊本·哈穆德（ibn Hammud），是西西里穆斯林社群中的领袖人物。他不顾当时的禁令向所罗门提供了资金，抵押物是一件貂皮披风、一些银器和其他精美物品。一位西西里的阿拉伯著书者赞美伊本·哈穆德说：“他绝不肯让自己的钱生锈”。他非常富有：西西里国王借口他有不忠的行为，罚了他二百五十磅重的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

[50]

这类交往使所罗门得以继续从事商贸活动，但对他这种人来说情况并不太妙。热那亚和耶路撒冷国王之间的争吵妨碍了对圣地的贸易；且由于热那亚与西西里国王的不和，进入东地中海也越来越难，因为西西里国王的船队控制着东西地中海之间的通行要道。就像其他热那亚商人那样，所罗门和他的妻子现在从东地中海转向西地中海，与现在属于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港口布日伊通商。所罗门应该是在1170年前后去世的。他想以联姻方式跻身热那亚贵族集团的野心因政治事件的发生受挫。除非他和他的继承人能够进入贵族集团，否则他的地位将无法得到巩固。他在热那亚城外购置的土地仅值一百零八镑热那亚银币，他的财富主要是以现金、贷款、投资与投机为基点，城市贵族的财富却是植根于城市和乡村的地产。城市贵族的财富给了他们永久的权力，而这正是萨勒诺的所罗门和罗曼诺·麦拉诺缺乏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商人和贵族的合作才有了当时发生的商业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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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Jacoby，‘Byzantine trade with Egypt from the mid-tenth century to the Fourth Crusade’，Thesaurismata
，vol.30（2000），pp.25-77，repr. in D.Jacoby，Commercial Exchange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Byzantium，the Crusader Levant，Egypt and Italy
（Aldershot，2005），essay ⅰ.

[45]
D.Abulafia，‘Ancona，Byzantium and the Adriatic，1155-1173’，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52（1984），p.20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ⅸ.

[46]
Gies，Merchants and Moneymen
，pp.57-8.

[47]
Abulafia，Two Italies
，pp.237-54，showing he was not a Jew；cf.E.H.Byrne，‘Easterners in Geno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38（1918），pp.176-87；and V.Slessarev，‘Die sogennanten Orientalen im mittelalterlichen Genua. Einwänderer aus Südfrankreich in der ligurischen Metropole’，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51（1964），pp.22-65.

[48]
Abulafia，Two Italies
，pp.102-3，240.

[49]
Abulafia，Two Italies
，p.244.

[50]
Ibn Jubayr，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Broadhurst（London，1952），pp.358-9；Abulafia，Two Italies
，pp.247-51-in the Genoese documents he appears as‘Caitus Bulcassem’.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1185年）

1

公元12世纪的船长们并没有留下日记或航海记录，但是自西班牙航行至东方的犹太和穆斯林朝圣者们留下了诸多穿越地中海的生动记录。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是纳瓦拉（Navarre）地区一个城市的拉比，他在1160年前后开始了穿越地中海的航行。

[1]

他写日记之目的是用希伯来文描述地中海周边的陆地、大片的欧洲土地和远至中国的亚洲大陆土地，以便犹太人受众阅读了解；而且他也仔细地记录了他造访的每一个城镇的犹太人口数量。他的日记记录了横跨地中海，然后经君士坦丁堡向下行至叙利亚海岸的几次真实旅程，但是他对于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偏远之地的描述显然基于传闻和谣传，他想象中的冒险越远，这些谣传就越神奇。然而他显然去过耶路撒冷，并表达了他对传说中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大卫王陵墓的惊叹。随着基督徒对于圣地的热情变强，犹太人在他们轻视的十字军的影响下将关注也投向了耶路撒冷。

[2]

便雅悯的路线把他从纳瓦拉经阿拉贡王国和埃布罗河沿岸带到塔拉戈纳，在那里，“巨人和希腊人”修建的厚重的古典时期防御工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3]

他从这里又转移到巴塞罗那，那是“一个小而美丽的城市”，满是智慧的拉比，以及来自所有地方，包括希腊、比萨、热那亚、西西里岛、亚历山大、圣地和非洲的商人。便雅悯的记录是说明巴塞罗那开始发展跨地中海关系的珍贵而可靠的证据。

[4]

他也提出，另一处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英格兰的商人的地方，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各个地区的人都通过热那亚和比萨代理人在此从事贸易活动”。

[5]

从蒙彼利埃到热那亚要走四天的海路。

[6]

便雅悯写道，热那亚“被城墙环绕，其居民并不是由国王统治，而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法官来管理”。他也强调称，“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洋”。他对海盗问题的关注不亚于贸易问题，因为他提到了海盗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土地（包括拜占庭）发动的攻击，而且对于他们掠回的战利品印象深刻。两天航程之外的地方是比萨，但热那亚人一直在与比萨交战。便雅悯称热那亚人有着“上万”座塔楼，他们据守塔楼而相互攻击。

[7]

便雅悯也到过巴里，但发现在公元1156年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的破坏之后，此地便荒凉不堪。

[8]

他又渡海到了科孚岛，称当时此地也处于西西里王国的统治之下，然后他精力充沛地由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中途经过了底比斯，然后回归海路抵达了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希望穿过爱琴海诸岛前往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他被一些伊壁鸠鲁派的犹太异端者的行为方式震惊，“以色列人已经在所有的地方将他们逐出教门”，因为他们的安息日排除了星期五的晚上却包含了星期六的晚上。

[9]

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在东地中海地区，无数的小教派仍然活跃。便雅悯沿黎巴嫩海岸下行时，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派别，即伊斯玛仪派中的阿萨辛（Ismaili Assassins），但他避开他们到达了吉伯利特（Gibellet），这是热那亚人设在黎凡特地区的一处基地，正如他所观察到的，该地由热那亚贵族埃姆布利亚科（Embriaco）家族中的一员统治。当地发现的一处古代神殿使他心醉神迷，神龛上有一座雕像，两侧是两尊女神像。这显然是古代的异教崇拜，古代以色列人曾与这种行为做斗争，但是他相信现在这里也有异端：再度出发的他不得不穿过德鲁兹派（Druze）武士的领地，他认为德鲁兹派也是无法无天的异端，行乱伦之事且相互易妻而居。

[10]

便雅悯在他旅行的某个阶段来到了埃及，而且对亚历山大的港口设施印象深刻：这里有灯塔，约在一百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来自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包括威尼斯、托斯卡纳、阿马尔菲、西西里，也来自希腊、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以及西班牙和普罗旺斯，还有商人来自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如安达卢斯和马格里布的商人。

[11]

“印度的商人带来了各种香料，以东（Edom，即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从他们手中进货。”此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商栈”。便雅悯通过西西里岛回到家乡，他对于西西里王国奢华宫廷的描述将在下一章中提到。

2

如果生活在当代，便雅悯一定可以被称为研究古代遗址的专家。他热衷于探查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古建筑。与他描述自己遇到的每一个犹太人社群的热情相匹配的，是他对细节的洞察力和对与不同民族交往的沉迷。当写到圣地时，他毫不令人奇怪地把自己变成了引领人们参观位于耶路撒冷、希伯伦（Hebron）和太巴列的犹太圣殿和拉比圣墓的导游，但他没有记录基督徒的圣处。他亲历旅行的私人目的很有可能是以一个朝圣者的身份拜谒圣地，而其他方面的兴趣只是表面上的。与便雅悯经历相似的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迈德·伊本·居巴尔（Muhammad ibn Ahmad ibn Jubayr），他的记录写于大约二十五年之后。

[12]

他于公元1145年出生在巴伦西亚，他却成为格拉纳达总督的书记员，总督是阿尔莫哈德哈里发阿卜杜勒·穆明（Abd al-Mu’min）的儿子。这位总督尽管有如此显赫的阿尔莫哈德家族的出身，但喜欢喝酒，并总是让伊本·居巴尔尝试饮酒。伊本·居巴尔极其害怕得罪他的主人，在人生中第一次饮用了酒精饮料。但当这位总督意识到他的书记员是多么心烦意乱后，他把七杯金币赐给了伊本·居巴尔。

伊本·居巴尔认为使用这笔钱的最好法子是为自己去麦加朝圣支付路费，他于公元1183年2月出发。他离开西班牙的时间长达两年多。

[13]

在休达，他发现了一艘热那亚的船正准备起航前往亚历山大。在第一程中这艘船沿安达卢斯海岸把他带到德尼亚，从此地出发后，这艘船将先后停靠伊维萨岛、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然后在离开摩洛哥之后两周将到达撒丁岛：“这是一次速度快得超乎寻常的跨海之旅”。

[14]

这也是一段穿越数个政治领地的航程：从阿尔莫哈德人统治下的摩洛哥，到阿尔莫哈德人的死敌、信奉逊尼派的阿尔摩拉维德人统治下的巴利阿里群岛，然后来到撒丁岛，这里处于比萨人海军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构成威胁的是自然之力而不是人。一股强劲的风暴在撒丁岛外围兴起，但伊本·居巴尔的船最终到达了撒丁岛西部的奥里斯塔诺（Oristano）。一些乘客在此下船去准备补给。其中一位穆斯林看到有八十名穆斯林男女在市场上作为奴隶被人出售，很是伤感。

[15]

伊本·居巴尔的船借着顺风之力起航出港，但这是一个错误。另一场大风暴来临了，它相当猛烈，这艘船甚至都无法使用主帆，其中一片帆被强风卷走，同时被卷走的还有用来固定船帆的桅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船长站出来，加入这次航行并遇到风暴的穆斯林水手也站出来，他们都认为这场风暴生平罕见。任何关于这场风暴的描述其实都只能算作轻描淡写。”

[16]

然而即使气候如此恶劣，他们也到达了目的地西西里岛，因为这艘船是沿着一条常被称为“千岛航线”的路线行驶的，这是充分利用海风和洋流之力的西行路线。

[17]

如果他们继续航行，冬季的西北风将有助于他们的航程，但是早春的气候是难以预测的，风向改变了。

[18]

他们从西西里岛的外缘通过，看见了埃特纳山，然后向克里特进发，当他们在夜间抵达克里特时离开休达港已经有四个星期了。从克里特出发，他们越过利比亚海朝北非驶去，3月29日，亚历山大的灯塔就遥遥在望了。整个航程持续了三十天，与经冢犹太人的记录相比并没有太长。

[19]

在陆地上和在海上一样也有诸多艰难险阻。当他们到达亚历山大的海关并上岸时，每一个乘客的详细个人信息都被记下，船载货物的清单也被收走。穆斯林须上交被称为“天课”（zakat
）的慈善税款，即使他们拥有的只剩朝圣（hajj）必需的补给。另一个著名的乘客是艾哈迈德·伊本·哈桑（Ahmad ibn Hassan），他是来自格拉纳达的医师。他被卫兵带到当地官员的面前，被询问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船上都带了哪些商品。这类对重要乘客的问讯在地中海的港口上是例行程序。伊本·居巴尔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经过了巴勒莫，在那里他受到了更加严格的讯问。

[20]

船上的乘客还须承受海关官员们带有羞辱性质的彻底搜身：

海关署拥挤得令人窒息。他们带的所有商品，无论是大件还是小件的，都被搜查，然后被乱七八糟地扔作一堆，搜查者的手竟然伸到乘客们的腰包里，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货主们不得不发誓称，他们没有其他还没有被搜查到的东西了。在整个过程中，由于鱼龙混杂、手续繁复，加上对货物的粗暴抛掷，许多东西不翼而飞。

[21]

伊本·居巴尔抱怨道，如果这种状况被告知正义而仁慈的苏丹萨拉丁知晓，他必然会制止这种行为。

即便如此，伊本·居巴尔还是非常欣赏亚历山大。今天，在这座城市中，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痕迹已经基本从地面上消失了。即使在伊本·居巴尔的时代，地底下的亚历山大还是比地面上的更引人入胜：房屋和小巷的下面有水井、水道，使“地下的建筑甚至比其上方的地表建筑更精致、更牢固”。在街道上，他观察到巨大的柱廊式建筑“直耸云天，无人能说明如此修建石柱的原因和目的”；他被告知，这些设施曾经被过去的哲学家使用，而且他相信，这些石柱是当年天文观测台的一部分。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记忆此时已经变成了传说。居巴尔对灯塔印象深刻；在它的顶端有一间清真寺，居巴尔去那里祈祷。他听说这里有多达1.2万间清真寺，换句话说数量极多，清真寺中的伊玛目们从当局领取薪酬。与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大城市一样，这里满是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s
）、济贫院和浴室；当局监管着一个民众就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下，人们去病人家中探视，然后向医生汇报，医生将针对病人的护理回答一些问题。每天，城中都向外来旅行者发放两千份面包。当公共基金不足以承担这种开支时，萨拉丁就用自己的钱垫付。

[22]

这里的税收很低，但犹太人和基督徒得付人头税（dhimmi
）。伊本·居巴尔对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吹捧令人惊讶——他的逊尼派信仰与阿尔莫哈德派的信仰多少有些分歧，且他与阿尔莫哈德派的关系并不融洽。

从亚历山大启程，伊本·居巴尔又经由尼罗河上行到红海和麦加，然后在公元1184年9月才回到地中海：他沿大马士革海岸南下，穿过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抵达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阿克。他穿越了住着穆斯林却由法兰克人掌控的提卜宁（Tibnin），他说此地“属于被称为太后的母猪的管辖范围，她是阿克领主这头猪的母亲”，他指的是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太后。

[23]

伊本·居巴尔和与他一同朝圣的随从们下定决心不受诱惑，于9月18日进入阿克城，他表达了强烈的心愿：愿安拉摧毁这座城市。这里的来访者同样被送到海关署，海关署的院子很大，足以容纳新到的骆驼商队；院里有石凳，基督徒的海关官吏们坐在那里，他们讲阿拉伯语，并用阿拉伯语做记录，在乌木或黄金制作的墨水盒内蘸笔。他们在为一位包税商工作，这位包税商每年付给国王一大笔税款，以得到开署征税的许可。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是常见的操作模式，而且几乎可以完全确定的是，伊本·居巴尔造访的这间海关署是廊柱客栈（Khan al-‘Umdan）。它是一种巨大的拱形结构，其廊柱环绕着一个院子。该建筑在距离港口很近的地方，但是其大部分是在土耳其时期重建的。

[24]

楼上有一处空地，可堆放已经检查完毕的货物，但是海关税吏们都很仔细，甚至会检查那些声称自己并没有携带任何商品的乘客的行李；但与亚历山大的情形不同，“所有检查都很有礼貌且带着敬意，没有粗暴无礼的行为”。

[25]

阿克在公元1184年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港口，但1190年之后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人获得的大量新优惠待遇使它变得更大。在1187年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和多数十字军王国后的危难时期，欧洲许多地方提供了急需的海军援助，这些优惠是对这些帮助的报答。比萨人可以把他们的业务从雅法转移至此。雅法距离南方太远，使比萨人很难从黎凡特贸易中充分受益；而从雅法以北的阿克同大马士革和内陆地区建立联系则更轻松。但这并不是说阿克有一个特别好的港口。船只在海港的入口外停泊，人们不得不用一条铁链把港口封锁起来（如地中海的多数港口那样），货物得通过小船运抵岸边。换句话说，阿克“不能停泊大型船只，大船必须在港口外停泊，只有小船才能进入”。遇到恶劣天气时，必须把船只拖上沙滩。中世纪的商人在选择他们的贸易商站时，良港并不是必备前提——在巴塞罗那、比萨和墨西拿我们可看到同样的情形。但是，伊本·居巴尔认为“阿克港之伟大堪比君士坦丁堡”，这并不是说阿克港的规模大，而是指穆斯林和基督徒能够汇聚此地，他们从海上或跟随陆上的骆驼商队来到此地，“街道挤满了人，人们很难踩在地上”。如同以往，伊本·居巴尔很快就得掩饰对所见的羡慕之情并代之以诅咒：“在这里，不信和伪善的情绪在猛烈燃烧，猪和十字架无处不在。”此处的猪既指道德败坏的基督徒，又指肮脏的牲畜。“这里脏乱不堪、臭气冲天，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

[26]

他自然强烈反对十字军将清真寺改造为基督堂的行为，但他确实注意到，在原来的星期五清真寺里，有一个角落可供穆斯林使用。这是因为法兰克移民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程度低于阿尔莫哈德派的士伊本·居巴尔或新到达的十字军的预期。这些新十字军对他们看到的和谐状态感到十分困惑。北叙利亚的沙札尔（Shayzar）的年迈酋长（sheikh
）乌沙玛·伊本·蒙奇迪（Usamah ibn Munqidh，1095～1188年）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记录，这份回忆录描述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分界线两侧的友好关系。这位酋长与一位法兰克骑士日渐熟悉，他写道：“他是我亲密的伙伴，始终与我维持着这种关系，并开始同我称兄道弟。”

[27]

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发生的那种深刻广泛的文化交往相比，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兰克人几乎没有从伊斯兰文化中进行借鉴，但双方的确达到了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和谐共存（convivencia
）。伊本·居巴尔对于穆斯林在基督教王国中的这种表现感到十分不安。他写道：“在真主的眼中，一个穆斯林没有任何理由生活在异教徒的土地上，除非是路过，且这条道路应明显通往穆斯林的土地。”

[28]

然而，基督徒的船只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伊本·居巴尔在要回到西方时选择了一艘由一个热那亚海员掌舵的船：“他对航海术有透彻的领悟，作为一艘海船的船长技术娴熟。”船的航行目标是利用将在10月持续两周的东风起航，因为除了10月及4月中旬到5月下旬外，地中海上主要刮西风。公元1184年10月6日，伊本·居巴尔和其他穆斯林与两千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朝圣者一起上了船，尽管他对于船载乘客数量的估计对于一艘船来说过高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在甲板上共处，但他们互不妨碍：“穆斯林与法兰克人保持着距离。”伊本·居巴尔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上帝能使穆斯林很快就离开他们的基督徒旅伴。居巴尔和其他穆斯林把他们的货物装载上船，在船等待顺风的期间，他们每晚都在陆上过夜，这样可以休息得更舒服一些。但这个决定差点令他们大祸临头。10月18日，天气看起来并不适合行船，伊本·居巴尔仍然在陆地上睡觉，但此时船已经扬帆起航了。他和他的朋友租了一条四桨大船，拼命追赶前面的船，毕竟船上载着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他们已经为这次航行支付了费用。穿越波涛汹涌的海面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在当晚赶上了热那亚人的船。他们有了五天的顺风，航行很顺利，但之后遇到了西风；船长迂回行进，以避免陷入更坏的境地。西风于10月27日发展到极为猛烈的地步，一支带帆的桅杆被折断并坠入了大海，但船员们马上立起了一支新的桅杆。

[29]

风停后，海面平静如“玻璃铺设的宫殿”，伊本·居巴尔从《古兰经》中引用了这句话。

[30]

基督徒在11月1日夜幕降临后欢庆他们的万圣节；所有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听着祈祷和布道：“整条船从上到下都被灯烛照得通亮。”

[31]

伊本·居巴尔显然再次受到震动，但一如往常，他并不想表现出这一点。

伊本·居巴尔的日记非同寻常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船上生活。他描写了在海上去世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如何在历史悠久的海葬仪式中被抛入大海。根据热那亚人的海洋法，船长将拥有在海上去逝之人的物品：“死者真正的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的财产，对此，我们感到震惊”。

[32]

这艘船没有因要获取补给而在中途停泊，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朝圣者在航行开始一段时间后都感觉物资紧缺。但是居巴尔坚持说在甲板上有许多新鲜食品可以买到：“在这艘船上，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商品丰富的城市中一样”。有面包、水、水果（包括西瓜、无花果、木瓜和石榴）、坚果、鹰嘴豆、扁豆、奶酪、鱼和许多其他东西；经验丰富的热那亚水手显然知道，只要他们能够将任何额外的补给物装上船，他们就能拥有垄断市场。风将船吹到了一座拜占庭控制下的海岛，乘客们从当地居民手中买到了肉和面包。在经过克里特岛时，这艘船碰到了更多的风暴，乘客们开始担心自己将在希腊的一座岛上或非洲沿海某处过冬，但前提是他们能挺过风暴；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被风刮回了克里特岛。伊本·居巴尔感动地从一个阿拉伯诗人的诗中引了一句话：“海是苦涩而难以控制的。”

[33]

他曾说，秋季里会有一个人们可由东方平安地航行至西方的时期，现在指出：

各种类型的旅行都有适当的季节，海上航行必须在一个吉祥且获得人们公认的时段进行。不应该像我们一样在冬季的月份从事冒险。总之，真主掌握了一切。

他的悲观情绪是没有道理的。不久后，来自亚历山大的五艘船出现在海平面上。这支小型船队进入了爱奥尼亚海上一个小岛的港口，补充了肉、油和一种用小麦和大麦做成的烘烤得很硬的黑面包。人们蜂拥而上，去抢购面包，尽管它很贵。其实这里出售的东西已经没有廉价的了——感谢真主赐予的一切。

[34]

当这些船只离开港口时，时间已接近11月末；随着冬季的来临，旅途更加艰辛。在南意大利海域，“惊涛骇浪不断地袭向我们，其冲击力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但是他们在卡拉布里亚靠岸了，在这里许多基督徒都认定他们已经受够了，除了要忍受风浪的袭击外，他们现在还都饥渴难耐。伊本·居巴尔和他的朋友们仅靠船上每天发放的一磅被水浸湿的干粮充饥。那些上岸的人把他们还留存的一些食物卖给了那些仍然在船上的人，而穆斯林必须花费一个银第尔汗（dirham
）才能买一块饼干。

[35]

他们在接近西西里岛时曾感到如释重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荡然无存。墨西拿海峡的水像是沸腾了一样翻滚着，这片水域被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挤在中间。强大的风推着船靠近墨西拿附近的海岸，一片帆因被卡住而降不下来；海船在风的驱赶下漂向浅水，它的龙骨撞上海底的礁石，船因此停下来了。舵被撞坏，锚也无用了。所有船上的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只能听天由命。一些地位较高的乘客搭上了救生船，但救生船试图从海岸回到海上时被海浪拍得粉碎。一些小船于是出动，去帮助那些受困的乘客，尽管其救援并不是出于善意：小船主们想从获救的人那里获得高额的回报。船只搁浅的消息传到了西西里国王的耳中，为督造他的战船他刚到墨西拿。他前来围观这起事故，对那些船夫的表现甚为不满，于是向他们下令，他将发给他们一百塔里，他们因此应将一些付不起他们索要的报酬的穷困穆斯林运回岸上。伊本·居巴尔惊讶于真主使西西里国王出现在墨西拿的先见之明，“这证明了我们被赐予的救赎”。

[36]

国王威廉确实拯救了那些仍然在船上的人，因为船在触礁的第二天就解体了。

虽然航行如此惊险，但伊本·居巴尔对于墨西拿港口的便捷感到震惊。船只可以直接到达海岸，完全没有必要安排驳船来转运乘客和商品，只需一块木板即可。船只“沿码头排列，像马匹成列地拴在桩上或者拴在马厩中”。

[37]

然而，为了到达安达卢西亚，居巴尔不得不穿过西西里岛前往特拉帕尼（Trapani），他要在那里寻找一艘驶往西班牙的船。在正常情况下这并不困难，但国王已经对所有的船只下了禁行令：“他似乎在准备一支船队，在他的船队离港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驶出。愿真主使他的计划失败，愿他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居巴尔开始意识到，这支船队的目标是拜占庭帝国，因为在西西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一个被西西里国王留在宫廷中的青年，国王想把这个青年送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以重现一个世纪之前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的计划。

[38]

这则禁令委实讨厌，但总是可通过老办法说动国王的大臣们。伊本·居巴尔在三艘要一起向西行驶的船中的其中一艘上找到了一个位置，热那亚船主贿赂了王室的官员，使其对船的出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三艘船于公元1185年3月14日起航。它们穿过埃加迪群岛朝西西里岛西部航行；它们在小港口法维尼亚纳（Favignana）与热亚那人马可的船相遇，船上搭乘着来自亚历山大的朝圣者，正是居巴尔在几个月前于麦加遇到的那群人。于是旧友重聚，并举行了宴会。现在一起驶向西班牙的有四艘船了，但是季风似乎在和他们开玩笑，船被风吹往撒丁岛，然后被吹到南面，最后又回到撒丁岛，并朝伊维萨岛、德尼亚和卡塔赫纳驶去。在卡塔赫纳，伊本·居巴尔重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最后于1185年4月25日回到了他的家乡格拉纳达。他用一位阿拉伯诗人充满疲惫感的诗句结束了他的讲述：“她抛下了她的船员，停了下来，像一个到达旅途终点的旅行者。”

[39]

伊本·居巴尔很不幸地遇到了坏天气，而墨西拿水域的船难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毫无疑问，他夸大了自己面对的危险、船上搭乘旅客的数量和行船的艰辛。然而，从许多方面看，他的航行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极为典型，尤其是穆斯林与基督徒朝圣者都使用热那亚船只这一点。他写道，热那亚的船长“统治着”他们的船，但这些大船通常并不是船长的财产。热那亚投资者买下股份，通常每人各占六十四分之一的较小数额，所以商船的所有权极为分散。一个活跃的投资者将同时投资几艘船以分散自己的风险。被用来指代这种股份的词是loca
，即“位置”，它们可以像现代的“股票”（equities
）那样被买卖、被继承。

[40]

这些股份没有固定的价格，因为每艘船都是不同的，且每艘船被分割成的份额也不同；通常每一股份可以用大约30镑的热那亚货币买到，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热那亚人可能获得的遗产数额及决定投资的数额。股份持有者包括少数女性；许多股份持有者，包括城中德拉沃尔塔（della Volta）和埃姆布利亚科（Embriachi）等大家族的成员，都参与热那亚的行政管理。这些股份可以使他们从乘客旅费和商人租用货栈支付的费用中获得收入。股份的总价值可高达2480热那亚镑，如公元1192年的例子所示；或者低至90镑，这无疑意味着一艘船的使用寿命将尽，或需要进行大量维修。

[41]

当时主要有两类船。轻型单桅帆船被用于战争或者搭载被派遣到别国宫廷的使节，但是如同在古代那样，这些船只无法承受惊涛骇浪，一般在人们视力可及的近陆海域航行，当风不大或者当准备靠岸时使用船桨作为辅助工具。轻型帆船有一根桅杆和一块大三角帆，船头不是撞角而是鸟喙状或者是尖头的。这种船上一般安置有二十到八十名桨手，他们都是自由市民。和公元16世纪后的普遍情形不同，他们并不共同操纵一个大桨，而是两名桨手坐在一张凳子上，各操纵一支长短不同的桨，这种机制在威尼斯被称为alla sensile
。

[42]

这种船的优点是速度快，因此它们很容易就能超过弧形船。许多单桅帆船都属于私人，但在战时会被热那亚城市公社征用，当然一般会有足够的补偿。

[43]

热那亚文献提到了一种桶状帆船，它的拉丁语简称是navis
，这种船被提到的次数远比单桅帆船多。这些文献也很少提那些被称为barca
的小船，因为这类小船只能沿海岸做短距离航行，或者载少量货物在热那亚和科西嘉或者撒丁岛之间来回，且热那亚人很少投资这种船。

[44]

大型舰船可达24米长、7.5米宽。到13世纪早期，它们可能会配上两到三个桅杆，并配有三角帆；伊本·居巴尔明确指出，这种船可在需要利用海风时再装上方形的帆。1200年之后，人们开始把这种船建得更高，它有了两层或三层船舱，但底舱非常窄小，因为建这种船的目的是增加装载货物的空间而不是改善乘客的生活条件。

[45]

地中海还没有开始使用尾舵，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喜欢的传统舵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船能使用多久令人担忧。坚固的罗马单桅帆船作为运输粮食的工具颇为耐用，但是中世纪却倾向于把船只建得轻便一些，对于其在水中的倾斜度和维修还不够关注。

多数船都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因此如果投资足够分散的话，这种投资就不算不良投资。这意味着，只派出少量船只出海的城镇，如阿马尔菲和萨沃纳（离热那亚不远），就处于不利位置：他们的商人不能把投资分散给更多船。因此他们之中一些人，如萨勒诺的所罗门在前往热那亚、比萨或威尼斯后，感到自己在这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这构成了乘数效应。比萨、威尼斯、热那亚这三个城市的贸易比较繁荣，其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与之匹敌。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地中海上的成功在公元12世纪晚期达到了巅峰，因为他们坚持一项原则：从普罗旺斯的港口起航前往黎凡特的船只只许搭载朝圣者和其他乘客，而不允许装载货物。

[46]

船上的所有人和货物都被紧凑地安排在一起，乘客们就睡在星空之下，把他们自己的行李当作枕头和床垫。到公元13世纪，货物可以放在甲板之下，船舱也在船的两端建立起来，于是，在中世纪出现了公务舱，它们针对的是那些愿意为更舒服的航行付账的乘客。

[47]

在海上旅行的恶劣条件下，促使众多海上旅客穿行地中海的是信仰：对于心怀信仰的朝圣者来说，海上的逆境是对他们虔诚之心的考验，这种虔诚可助他们获得他们的崇拜对象的认可。另一个因素是商人的信念，他们深信自己有能力从有时很危险的地中海南部和中部的航行中获得收益，他们对于可能遇到的风险已做了估计。商人们同样清楚，他们所取得的任何利润都应归功于上帝的恩赐——“这是上帝惠赐的利润”（proficuum quod Deus dederit
）。

[1]
Benjamin of Tudela，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M.N.Adler（London，1907）；also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M.Signer（Malibu，CA，1983）；references here are to the original Adler edition.

[2]
J.Prawer，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Oxford，1988），especially pp.191-206.

[3]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2

[4]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2.

[5]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3；cf.H.E.Mayer，Marseilles Levantehandel und ein akkonensisches Fälscheratelier des ⅩⅢ
. Jahrhunderts
（Tübingen，1972），pp.62-5.

[6]
Cf.M.Soifer，‘“You say that the Messiah has come...”：the Ceuta Disputation（1179）and its place in the Christian anti-Jewish polemic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31（2005），pp.287-307.

[7]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3.

[8]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9.

[9]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p.14-15.

[10]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p.17-18.

[11]
Benjamin of Tudela，Itinerary
，p.76，n.1：twenty-eight groups in one MS，forty in another.

[12]
Ibn Jubayr，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Broadhurst（London，1952）.

[13]
Broadhurst，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p.15.

[14]
Ibn Jubayr，Travels
，p.26.

[15]
Ibn Jubayr，Travels
，p.27.

[16]
Ibn Jubayr，Travels
，p.28.

[17]
Roger of Howden，cited in J.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p.37.

[18]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p.16-19，and p.17，figs. 3a-b.

[19]
Ibn Jubayr，Travels
，p.29.

[20]
Ibn Jubayr，Travels
，pp.346-7；also J.Riley-Smith，‘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D.Baker（Edinburgh，1973），p.112.

[21]
Ibn Jubayr，Travels
，pp.31-2.

[22]
Ibn Jubayr，Travels
，pp.32-5.

[23]
Ibn Jubayr，Travels
，p.316.

[24]
R.C.Smail，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73），p.75.

[25]
Ibn Jubayr，Travels
，pp.317-18.

[26]
Ibn Jubayr，Travels
，pp.318，320.

[27]
Usamah ibn Munqidh，Memoirs of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or an Arab Knight in the Crusades
，ed. and trans. P.Hitti（2nd edn，Beirut，1964），p.161.

[28]
Ibn Jubayr，Travels
，pp.320-22.

[29]
Ibn Jubayr，Travels
，pp.325-8.

[30]
Koran，27∶44.

[31]
Ibn Jubayr，Travels
，p.328.

[32]
Ibn Jubayr，Travels
，p.329.

[33]
Ibn Jubayr，Travels
，pp.330-31.

[34]
Ibn Jubayr，Travels
，p.333.

[35]
Ibn Jubayr，Travels
，p.334；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36.

[36]
Ibn Jubayr，Travels
，pp.336-8.

[37]
Ibn Jubayr，Travels
，p.339.

[38]
Ibn Jubayr，Travels
，pp.353，356.

[39]
Ibn Jubayr，Travels
，pp.360-65.

[40]
H.Krueger，Navi e proprietà navale a Genova：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Ⅻ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ol.25，fasc.1，Genoa，1985）.

[41]
H.Krueger，Navi e proprietà navale a Genova：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Ⅻ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ol.25，fasc.1，Genoa，1985）.，pp.148-9，160-61.

[42]
J.Pryor and E.Jeffreys，The Age of the Δρομων：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2006），pp.423-44.

[43]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64；Krueger，Navi
，p.26.

[44]
Krueger，Navi
，pp.24-7.

[45]
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
，pp.29-32；R.Unger，The 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600-1600
（London，1980），pp.123-7.

[46]
D.Abulafia，‘Marseilles，Acre and the Mediterranean，1200-1291’，in Coinage in the Latin East：the Four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
，ed.P.Edbury and D.M.Metcalf（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Oxford，1980），pp.20-21，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

[47]
Unger，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
，p.126.

六 帝国的兴衰（1130～1260年）

1

意大利水域上并不只有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队。“大伯爵”罗杰一世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到公元1091年就告一段落了。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兴盛起来：墨西拿吸引着来自拉丁世界的商人，成为热那亚、比萨同阿克、亚历山大间贸易航线上的补给站。伊本·居巴尔称它为“异教商人的大市场，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并且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军械库，西西里王国的船队就是在这里打造的。

[1]

这里的统治者把他土地上生产的沥青、钢铁大多留给自己使用，因为控制造船的原材料是至关重要的。

[2]

罗杰一世无情却天分很高的儿子罗杰二世取得了由他的堂兄弟统治的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与之同样重要的是，1130年，他从教宗手中取得了新造的西西里王国的王冠。他是有心称霸地中海的人，自视希腊僭主的继承人，并强调称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复兴者。

[3]

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拜占庭皇家礼服，或是阿拉伯埃米尔的袍服。他用最精致的希腊式镶嵌画和最华贵的木制天花板——它们是阿拉伯手艺人的杰作——装饰自己宫殿内的礼拜堂。他委托在休达避难的王公伊德里西（Idrisi）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形图，因此可以极其仔细地考察地中海和地中海以外的世界。

宣传与行动是同步进行的。公元1147～1148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杰二世将注意力转移到拜占庭帝国。这次十字军是在1147年由教宗动员的，不久前十字军建立于北叙利亚的埃德萨（Edessa）公国落入穆斯林之手。罗杰主动献出他的船队，但由于他的敌人德意志统治者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的施压，他的援助被拒绝了。罗杰准备把他的船队用于其他方面。1148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因受制于取道拜占庭的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而无力他顾，罗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海军占领了科孚岛，攻击了科林斯和雅典，而他的陆军则深入希腊内陆，从底比斯掠走了数十名犹太丝织工，让他们在自己的宫廷作坊里工作。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学家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述了班师回朝的西西里大帆船：

任何人看到西西里的三列桨船装载着如此多的精美商品，看到船桨浸没在水中，都会说这些船不是海盗船，而是装载各种货物的商船。

[4]

毫无疑问，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罗杰现在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威尼斯人对此十分警惕，遂向曼努埃尔·科穆宁派出救援船队。皇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新给予威尼斯人那些在他眼中已是过分的贸易特权。在听说威尼斯人在科孚围攻战中如何消磨时间后，他对威尼斯人的不信任加深了：为嘲讽曼努埃尔长得黑，威尼斯人给一位非洲人穿上华丽的袍服，将他安置在一艘悬挂了拜占庭帝国旗帜的船上，命他表演拜占庭的宫廷礼节。

[5]

罗杰不经意地迫使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明白了他们之间互相厌恶的程度极深。罗杰对希腊发动了突袭，但他企图在北非创造一个长久的海上帝国。

[6]

他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在这个饥荒严重的时期，罗杰用西西里岛产的谷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非洲埃米尔对自己权威的认可，并且他于公元1146年派出船队攻击并轻松占领了的黎波里。

[7]

两年之后，马赫迪耶的埃米尔哈桑（al-Hasan）表示不愿服从，于是他派出了一支船队，它的统帅是机动灵活、颇有才干的希腊基督徒安条克的乔治（Admiral George of Antioch），他早年曾为马赫迪耶的统治者效力。在潘泰莱里亚岛附近的海域，西西里船队碰上了一艘马赫迪耶的船，并发现该船带着信鸽。乔治强迫该船船长给马赫迪耶送信，告诉埃米尔，尽管有一支正在行进的西西里船队，但它的目标是拜占庭帝国。哈桑以为这个信息准确无误，但他看到西西里船队于1148年6月22日黎明在海平面上出现时大吃一惊。哈桑逃跑了，他的城市被轻松占领，乔治允许他的军队在城中劫掠两小时。

之后，他把马赫迪耶人纳入王室的保护范围，甚至向当地商人发放贷款，从而使这里的商业活动尽可能快地恢复。他从当地市民团体中指定了法官，以保证穆斯林能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下。外国商人到来了，当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罗杰将这一系列的征服视为他建立部分地区再次基督教化的“非洲王国”的第一步。他试图使基督徒移居马赫迪耶，因为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当地的基督徒几乎完全消失了。

[8]

但他也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计划，意在控制西西里王国的周边海域：他已经于公元1127年重新占领马耳他（他的父亲于1090年第一次占领此地），而且他热切地希望在希腊西面的爱奥尼亚诸岛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9]

只要占有这些地方，他就能够在王国周边创建一道海上封锁线，从而保证敌人的船队——不管是效力于拜占庭的威尼斯船队，还是效力于德意志皇帝的比萨船队——都不能向他的领地发动进攻。他有兴趣在西班牙海域打一次海战。到1154年去世时，他已经快要成功创建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

[10]

罗杰并没有带领他的船队亲征，而是将其置于他的主要行政管理者安条克的乔治的指挥之下，此人现在拥有了“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称号。后来，莫迪卡的威廉（William of Modica）于1177年被指定为“幸运的王室船队”的埃米尔，或者可以写作amiratus
或admiral，这个特指海军将领的概念于13世纪被逐渐引入法兰西、西班牙和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西西里岛阿拉伯语词，它反映了12世纪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船队所拥有的绝对主导权。

[11]

公元1154年之后，罗杰的儿子“恶棍”威廉（William‘the Bad’）在整合整个王国的权力网方面做得远逊于他的父亲。面对获得威尼斯人支持的一次拜占庭对阿普利亚的入侵，威廉可能表现出了他的良好判断力，因为他接受了非洲领地已经无法维持的事实。北非城市认识到威廉在其家乡面临的困境，于是把他们的命运与在摩洛哥迅速发展的阿尔莫哈德运动结合在一起。阿尔莫哈德哈里发于1159年亲自指挥了对马赫迪耶的进攻。1160年1月，阿尔莫哈德人攻破了马赫迪耶的城墙，让城内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死亡与皈依伊斯兰教间做出选择。

[12]

这起使形势发生逆转的大事件使威廉受到很多责备，但事实上，他（或者他的谋臣们）表现出了一些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威廉击退了拜占庭人的入侵，与曼努埃尔·科穆宁达成和约，拜占庭皇帝第一次勉强承认了西西里王国的合法性。

当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在东西方间远程载运商品和朝圣者的海上航线时，西西里人也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与东方、亚得里亚海与东方间的交通要道。西西里船队称霸这些水域的事实使北意大利人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如果不希望把他们的船只交给西西里海军，就必须与巴勒莫的宫廷交好。但是，他们被迫走上其他道路，因为他们希望安抚拜占庭和德意志皇帝。公元1156年，热那亚人与国王威廉一世签订了一项条约，城市编年史学家就此事写道：“长期以来，整个世界的智者都在说，热那亚人收获的远比其付出的更多、更好。”

[13]

国王威廉需要一种保证，即热那亚人的船队不会被他的敌人用于攻击他的王国。

[14]

热那亚人经墨西拿海峡从亚历山大和圣地运出的货物可享受减税待遇。该条约对通往东方的航线的安全与购买西西里岛的部分商品的权利同等重视。热那亚人同样需要西西里岛的产品。不断发展的热那亚得供养它自己，而无论如何，相较于热那亚与比萨一直争夺的撒丁岛，西西里岛有产量更丰富、品质更好的小麦。这项协议描述了热那亚人将如何接收小麦、腌肉（产自西西里王国北部一个以基督徒居民为主的地区）、羊毛、羔羊皮和棉花［主要来自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周边地区］。

[15]

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热那亚人对西西里岛的谷物形成依赖，他们购买这些谷物的价格比较便宜，且把谷物运到他们的繁荣家园的运费也比较低；另外，通过从西西里岛购买大量原棉到北意大利，热那亚人奠定了其棉纺织业的基础，这一产业将在整个中世纪持续繁荣。

[16]

一些最好的棉花来自马耳他，该岛接受西西里国王的统治，而且马耳他的棉花早在1164年就已经被热那亚人记录在案。

[17]

西西里岛的贸易逐渐全面发展起来，于是它与北非的密切联系被与北意大利的联系替代。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进入了欧洲的经济网络。在当时，它还只是一块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区，这里的商人们可以找到的产品不仅有谷物还有糖和靛蓝，但随着生产这些地中海伊斯兰社群传统产品的穆斯林人口减少，自1200年之后它们就被更多的小麦取代。随着热那亚人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甚至弗兰芒的毛织品运到西西里岛南部，以帮助他们支付购买小麦、棉花和其他商品的费用，北方和南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之间，一种互补的关系发展起来。在这种关系中，西西里岛成为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地，而北意大利成为成品的供应地。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是岛上谷物生产基地的主人，因此能够从他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资产中获得巨大的财富。

[18]

“好人”威廉二世（King William Ⅱ “the Good”，1166～1189年在位）背靠强大的船队，对更广泛的地中海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将他的权威扩展到整个亚得里亚海，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即拉古萨（Ragusa）］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该城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

[19]

但是，他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亚得里亚海。1174年，他发动了对埃及亚历山大的强力攻击；1182年，他派出自己的船队向马略卡进军，但是他的船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三年之后，拜占庭成了他的目标，且当他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向被包围的十字军国家提供帮助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为了基督而与穆斯林及希腊人斗争的战士。他最具野心的征伐计划使西西里船队在1185年进入了拜占庭帝国深处。他可以寄望于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支持，因为1182年，在一次获得拜占庭新皇帝安德罗尼卡·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公开鼓励的可怕突发暴力事件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遭到屠杀。一艘威尼斯船进入爱琴海，在玛勒亚海角（Cape Malea）遇上了另一些威尼斯船，这些船上的船员呼喊着：“你们为什么停在这里？如果不逃跑，你们全都会死，因为我们与所有拉丁人都已经被君士坦丁堡流放了。”

[20]

但是牺牲者多是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仍然纠结于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长久争执，他们中没有太多人在君士坦丁堡事件中受害。

到公元1185年，威廉获得了他需要的理由：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来到了他的宫廷，宣称自己是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威廉遂将帮助这个不可信人物复位作为自己的高尚职责。

[21]

当采取行动的时机来临时，他的船队依照当年罗伯特·吉斯卡尔确定的方案开始行动：都拉基乌姆被攻克，一支军队在此登陆；这支军队一直深入到萨洛尼卡，在王室船队的协助下攻克并洗劫了这座城市，船队一直在伯罗奔尼撒周边待命。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陷落激起了希腊人的士气。

[22]

西西里人被证实无法控制萨洛尼卡，但他们的攻击加深了拜占庭人对西方人的憎恨。

[23]

当威廉的野心扩张到整个地中海时，他的成功无法持续下去。在这一点上，北意大利人表现得更为出色。

2

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永远改变地中海政治版图的一系列政治灾难发生的时期，即使在这个时候，意大利靠海的几个共和国已利用这些变化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住了地中海的海路。1169年，耶路撒冷王阿莫里（Amaury）在估计形势时犯了严重错误，决定与曼努埃尔·科穆宁结盟，以攻击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曼努埃尔承诺提供一支强大的拜占庭船队，也就是说，当拜占庭人拥有足够意志力时，他们还能够派出一支庞大的船队。阿莫里将召集法兰克人的军队，他们将一起进攻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最后，一支法兰克军队确实抵达了开罗，但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企图遭到了民众的反对。法蒂玛王朝被推翻，但埃及并没有成为顺从的盟友，而是成了反对拉丁王国的中心。

[24]

不久之后，阿尤布王朝新即位的苏丹萨拉丁——他是一个库尔德人出身的逊尼派穆斯林——在争夺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城市的斗争中，看到一个可以使中东全体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法兰克人的事业。萨拉丁把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合二为一，自此以后法兰克人的耶路撒冷王国便愈发岌岌可危，因为法兰克人无法继续使用其传统策略，即在叙利亚统治者和法蒂玛王朝间挑拨离间，以此取得平衡。萨拉丁于1187年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哈丁角（Horns of Hattin）大败组织混乱的法兰克军队，此后便占领了耶路撒冷城和巴勒斯坦海岸沿线，包括港口大城阿克，唯有推罗得以幸免。

西方的反应是果断的，却没有达成既定目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189年发动，这次行军对海上力量依赖度很高：在马赛的船只的运送下，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的军队取道西西里到达黎凡特。在西西里岛，他对当地事务的干预（主要因为他卑鄙地想拿回他妻子的嫁妆，而她曾嫁给已故国王威廉二世）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墨西拿发生冲突并引发动乱。理查成功夺取了塞浦路斯，该岛当时处于科穆宁王朝一个谋反者的统治下；后来阿克也被收复了，他还同时收复了今天属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狭长海岸地带，但没能收复耶路撒冷。阿克街道上的意大利水手和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对海上支持的迫切需要迫使法兰克统治者不断向外国商人赐下在阿克和推罗的商务特权：马赛、蒙彼利埃和巴塞罗那的商人都被赐予“绿色宫殿”作为他们基地，它是位于推罗的一处建筑；他们同时还被免除了关税。

[25]

阿克拥有了多个主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权利寸步不让：在近港口处有威尼斯人和比萨人的自治社区，一大片热那亚社区夹在这两块飞地的后面。到公元13世纪中期，被围墙隔离出来的威尼斯人社区拥有了两座分别为圣马可和圣德米特里修建的教堂，还有一座为总督（bailli
）修建的宫殿、一个蓄水池、一座底楼有十六间店铺的商栈、有三层楼的仓库，以及圣马可教堂的教士们的生活区。意大利人的社区极其拥挤，热那亚人可能拥有大约六十间房屋。

[26]

在不同的社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圣萨巴斯战争（War of St Sabas，1256～1261年）发端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间因居住区边界而发生的争吵，后来场面失控，热那亚人最终放弃了阿克。热那亚人将其大本营转移至推罗，而原来占据推罗的威尼斯人则进一步巩固了对阿克的占有。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共和国把精力都放在了对头身上，似乎忽视了来自伊斯兰王国的长期性威胁，但在这一点上拉丁世界那些好斗的东方法兰克贵族表现得不比他们好。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也在阿克拥有很大的社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的自治权十分坚持。

[27]

在刨除那些属于耶路撒冷牧首和其他领主的地盘后，阿克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土地可作为法兰克国王的财产，但是他拥有来自贸易税收的丰厚收入——即使有些商人有免税权，他们也得与那些须全额纳税的内陆商人做买卖，税率是很古怪的数字269/2400。中世纪的地中海统治者非常清楚，低额税收能刺激贸易，从而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收益。

[28]

萨拉丁同他的法兰克竞争者一样，对意大利的来访者很热情。他们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政收入，且在没人盯梢时还可提供军备。

[29]

埃及购入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产品，特别是来自伦巴第和佛兰德的精品布料。对于精品布料的需求并不仅仅产生自一种穿着奢侈服饰和（对于一个埃及人来说）带有异国情调的服饰的愿望。它们经常以最精细、最柔软的英格兰羊毛制作，以昂贵的东方靛蓝或西班牙格拉纳

[30]

染色。中东的产业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清楚；在伊斯兰化的地中海，城市化程度仍然很高，一些城市，如开罗、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规模很大。但无论如何，意大利人明显抢占了先机。

比萨扮演的是其他托斯卡纳贸易者的港口，这些人可以住在比萨的海外殖民区。只要他们向比萨的裁判官表示服从，并像比萨常住民那样缴纳税赋，他们便可被视为比萨人，可以享受地方统治者给予比萨人的各种豁免权。托斯卡纳内陆有一座专门向东方出售其产品的城市，即拥有许多塔楼的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它是番红花粉在西方的最大产地。番红花粉由番红花脆弱易碎的花蕊制成，是少有的在西方比东方生长得更好的香料。它被用来做染料、调味品和草药，其生产过程十分复杂，因此其价格极其昂贵。

[31]

来自圣吉米尼亚诺的人将该商品运至阿克，然后经穆斯林的领土将其带到阿勒颇（Aleppo）。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发动的商业革命开始把那些远离地中海岸的城镇的居民包括进来。佛罗伦萨也取得了成功；它的商人在兜售由其作坊完成最后工序的精美的法兰西和佛兰德的纺织品，后来他们开始自己生产这些商品的高仿品。佛罗伦萨商人开始从他们与突尼斯、阿克和其他地方的贸易中获得大量黄金，这些贸易活动不仅有纺织物的出售，还包括以金换银的业务。到公元1252年，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都已经有了足够发行他们自己的金币的黄金贮备，这是查理大帝之后西欧（除了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早的金币。

[32]

到1300年，佛罗伦萨的弗罗林（florin）散布在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标志着意大利人的领先地位，以及“伟大的海”作为一个贸易圈不断加强的整合力。

3

比法蒂玛王朝的衰落更具戏剧性的是西西里王国的衰亡。当萨拉丁还能够维系旧的统治模式（包括实践获利甚巨的垄断）之时，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于公元12世纪90年代落入了贪婪的封建巨头之手，在地中海地区中部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局面。面对多数西西里封建巨头的强烈反对，德意志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亨利六世在比萨和热那亚船队的支持下入侵了西西里王国，他宣称自己因妻子（罗杰二世的遗腹女）而获得了西西里的继承权。

[33]

但他对西西里的占领只持续了三年，即从1194年到1197年，此间他一直在策划一次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战争。他死后，他的遗孀康斯坦丝（Constance）试图在其有生之年恢复西西里王国旧时的平衡，但是这个王国开始瓦解：穆斯林在西西里西部发动了起义，此地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都处于暴乱之中。在康斯坦丝去世之后，她年幼的儿子腓特烈成为巴勒莫各竞争派系手中的傀儡，居于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封建巨头和主教们利用这一机会，在没有受到任何激烈反抗的情形下占领了王室领地。

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北意大利海盗的手中。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决定让皇帝亨利当年为和他们结盟而做出的慷慨承诺得到部分落实。热那亚人获得的承诺是可占领叙拉古，于是公元1204年，一个名为阿拉曼诺·达科斯塔（Alamanno da Costa）的热那亚海盗以叙拉古伯爵的身份占领了叙拉古。比萨的船只在西西里海域经常受到热那亚海盗的攻击，而热那亚海盗的举动得到了热那亚城市公社的许可。

[34]

与此同时，阿拉曼诺的朋友热那亚人恩里克·佩斯卡托勒（Enrico Pescatore，绰号“渔夫”）自立为马耳他伯爵。马耳他伯爵亨利

[35]

是公海水域上最危险的私掠者之一，他有自己的小型船队和狂妄的野心。1205年，他派了两艘单桅大帆船及三百名热那亚和马耳他水手袭击了希腊水域，在那里，他们扣押了两艘向君士坦丁堡航行的威尼斯商船，船上满载着钱币、武器和两百大捆欧洲布料。他们在制造了一起国际性事故之后，一直深入至黎巴嫩的的黎波里，包围了这座城市，迫使基督教的伯爵与之议和，承诺给予热那亚人贸易特权，以回报他们在反击叙利亚穆斯林时提供的帮助。

[36]

亨利的成功被他的随从、伟大的吟游诗人皮埃尔·维达尔（Peire Vidal）写成了韵体诗：

他是那么慷慨、勇敢，且有骑士风度，他是热那亚人之星，他使海上和陆上所有的敌人闻风丧胆……我亲爱的孩子亨利伯爵摧毁了他的所有敌人，他是他朋友们的保护者，不管何人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都会毅然前往，毫无畏惧。

[37]

于是，即使这些热那亚海盗追求实现其私人野心，但他们同时也在尝试为母邦谋取利益，而只要他们被认为是在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劳作，其母邦城市似乎就不会放弃他们。

随着另一个地中海强大海上势力的衰落，亨利的下一次冒险以征服克里特为目标。在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于公元1180年逝世之后，因继承人问题而发生的争斗消耗了拜占庭贵族的政治能量；一支突厥人于四年前在小亚细亚的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取得的伟大军事胜利——曼努埃尔在这次战役中侥幸逃命——使政治能量进一步流失。

[38]

意大利海盗在爱琴海得以建立他们的基地；科孚岛落入一个热那亚海盗之手，现在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袭击那些驶出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船只了。

[39]

因比萨和热那亚市民于1182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历了大屠杀（关于这次屠杀，前文已经提到），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渴望向希腊人寻仇。

[40]

最恶劣的一次复仇行动是由热那亚海盗古列尔莫·格拉索（Guglielmo Grasso）实施的，他和一个名叫福蒂斯（Fortis）的比萨海盗联起手来。他们在1187年毫无顾忌地袭击了罗得岛，然后袭击了一艘萨拉丁派往拜访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Isaac Angelos）的威尼斯船只，船上除了有萨拉丁的外交使节外，还装载着野兽、优质木材、贵金属，以及作为苏丹之特别礼物的“真十字架”。海盗们杀死了船上的很多人，只留下了一些比萨的和热那亚的商人，福蒂斯还占有了这片“真十字架”圣物，他带着这片圣物穿越地中海到达科西嘉南部被岩石包围的博尼法乔（Bonifacio），这个城市后来被他的比萨随从占领。热那亚人坚信，他们更有权保存这片“真十字架”，所以攻击了博尼法乔城，占有这片圣物和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后来成为比萨人在撒丁岛北部从事商业活动的据点。

[41]

西方对这次对萨拉丁使节船的袭击并无反对的声音，因为这艘船的行程可视为拜占庭人和阿尤布王朝结盟对付耶路撒冷王国的证据。

拜占庭在各方面都被重重危机困扰。在欧洲东南部，拜占庭势力受到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军事领主们的挑战。已失去皇权的科穆宁家族的成员在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Trebizond）和塞浦路斯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拜占庭早在其被征服之前就已经分裂了。当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在公元1202年开始策划时，其原定目标是萨拉丁的经济活动基地亚历山大。如果能够攻克亚历山大，就可用它来交换耶路撒冷王国那些陷落的城市，或者把它作为以后摧毁阿尤布王朝势力的基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被讲述了许多次：十字军从威尼斯人那里租用船只；他们不能付清威尼斯人向他们索要的费用，威尼斯人于是督促他们帮助自己攻击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城［Zara，即扎达尔（Zadar）］以偿付部分费用；十字军人因此答应开向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将自己的保护对象阿列克修斯·安杰洛斯（Alexios Angelos）重新推上拜占庭的皇位；十字军内部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威尼斯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在1203年因希腊人对阿列克修斯敌意的增长而更为恶化；阿列克修斯四世被推翻，十字军的回应是立即开始攻击君士坦丁堡；然后在1204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翻越，曾被认为无法攻克的君士坦丁堡被攻克，洗劫在城内持续了好几天。

[42]

威尼斯人以镶满珠宝的圣器、水晶制作的圣水壶、镀金及镶嵌珐琅的圣书封面、圣者的遗骨和其他从拜占庭皇宫和教堂中掠夺的价值不菲的宝物丰富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宝库。多数物件仍然被保存在圣马可大教堂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从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运走的活灵活现的铜铸马匹。圣马可所在的威尼斯现在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也是新的亚历山大。

[43]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最为明显的受惠者是威尼斯人，他们控制了拜占庭的贸易路线，并能够随意排挤他们的竞争对手。帝国被分割了：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的治理权被赐予一位十字军首领，即意大利西北部的贵族蒙菲拉的卜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冠则被交予佛兰德伯爵鲍德温（Baldwin）。希腊的王公们仍然驻留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和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伊庇鲁斯。皇帝鲍德温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以极有限的资源与保加利亚人对抗。希腊人的流亡政府顽强地收复了拜占庭的腹地，而君士坦丁堡贫弱不堪的拉丁帝国最后被尼西亚的统治者米哈伊尔·巴列奥略（Michael Palaiologos）灭亡，他于公元1261年光复了君士坦丁堡。

[44]

威尼斯宣称它自己是“罗曼尼亚（即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领土的领主”。当与皇帝鲍德温一样承担着沉重压力的卜尼法斯决定将克里特岛以一千银马克的价格卖给威尼斯人时，威尼斯人的份额至少在理论上增长了。卜尼法斯并没有在事实上控制这个岛屿，于是威尼斯人就得发兵占领它。威尼斯人希望如此行动的绝妙理由是，此岛是通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上的交通枢纽，而且威尼斯商人们早就知晓，它是谷物、油和酒的重要来源地。

在威尼斯人开始行动之前，马耳他伯爵亨利向克里特发起了一次雄心勃勃的海上攻击，试图使自己成为该岛的国王；而热那亚人在瓜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的活动中被排除在外，他们于是在亨利背后助推。公元1206年，亨利占领了干地亚（伊拉克利翁）和克里特的十四处堡垒。他大胆地派出一位使节去见当时的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要求教宗封自己为克里特王，但遭到反对。热那亚人曾经假装他们并没有卷入亨利的计划，但于1208年开始直接表示对此事的兴趣，以船只、人员和食品援助亨利，不久以后，他们就获得了可在该岛的城镇中建立商栈、面包房、浴池和教堂的许诺。在其行动缓慢开始之后，威尼斯人组织了武装人员反击热那亚人；一位蒂耶波洛（Tiepolo）家族的成员被指定为克里特公爵，这个位子上的人将经常充当威尼斯总督的副手。热那亚人无意同威尼斯人进行长期战争，于1212年同威尼斯人签署了一项和约，但在六年后热那亚的马耳他伯爵和叙拉古伯爵才镇压了海盗。

[45]

此后，亨利乐此不疲地在西西里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1220年起）腓特烈麾下效力，成了他的海军司令，偷猎者居然成了狩猎场的看护者。

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短暂冲突的重要性。它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抗；他们已经成为前往阿克城的海路上的竞争对手，且如前所述，在公元1256～1261年，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热那亚人深恨威尼斯人控制了前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于是当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在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毫不出人意料地为其提供了海上支持，且获得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作为回报。但是1212年以后，克里特岛落在了威尼斯人手中，威尼斯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一群不太喜欢共和国的希腊人的主子（在1363年克里特岛发生了一次针对共和国的暴乱）。此外，威尼斯人巩固了他们在东地中海的补给线；希腊人和威尼斯人逐渐学会了合作，一种混合的文化在岛上发展起来，威尼斯人与克里特人通婚，甚至天主教和正教基督徒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了。

[46]

4

尽管在克里特岛上发生着地域内的交融，但意大利城市公社在东拉丁或者跨地中海的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难以估计。一些绘图抄本曾经被鉴定出自公元13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这证明那些生活在东方的艺术家与那些在托斯卡纳和西西里工作的人一样借鉴了拜占庭的图画风格。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的陷落使更多的拜占庭元素注入西方，强化了拜占庭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为热衷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威尼斯人创建了一种学习途径。

[47]

伊斯兰元素也具有装饰性的意义，被用在威尼斯和南意大利的建筑上，但当地人对产生这种艺术的文化不太有兴趣。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主要是实用性的。在12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有一两个比萨的译员，他们除了完成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将往来于西欧与君士坦丁堡的官方信件翻译成拉丁文或者从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外还试图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比萨人雅各布在1194年曾经为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担任译员。

[48]

比萨人威廉的儿子麦蒙——他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混血身份——曾经在与北非的阿尔莫哈德王朝谈判中提供帮助。比萨人的文书用阿拉伯文字与阿尔莫哈德人通信。他们甚至还向北非学习一些有用的会计知识。比萨商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一度在布日伊居住，他在13世纪初写的一篇著名的论文谈到了阿拉伯数字。

[49]

但是文书们本能的保守性使他们仍用拉丁数字进行统计，统计工作因此仍然是令人厌倦的任务。

经由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很可能已经传播了许多不同派别的思想，它们将在公元1209年之后的数十年内在南法兰西引发重要变化。11世纪，拜占庭皇帝们对鲍格米勒派（Bogomil）的异端积极地进行了镇压，这派异端传播了一种二元论的宇宙观，在此观念下善神的精神王国正在同掌控肉体世界的撒旦进行战斗。历史学家们提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期间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或者来自比萨和其他地方的意大利商人与鲍格米勒派建立了联系，并将他们的信仰带往欧洲，然后它们再发展成为12世纪朗格多克的清洁派（Cathars）异端邪说。

[50]

人们一般认为意大利的观点更为温和，可能受到了巴尔干的异端派别的影响，这些异端派别的信徒带着他们的思想经由杜布罗夫尼克及它的邻近城市越过了亚得里亚海。然而很难论证这种异端思想是沿海路传到西欧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海港城市生根：蒙彼利埃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贸易中心，但一般观点认为那里没有异端派别，在热那亚人中也很难找到清洁派的信徒。在热那亚和威尼斯，清洁派信徒很少出现。热那亚人忙于挣钱，沉溺于属于肉体的凡俗世界，正如他们所自称的“吾等热那亚人乃商人矣”。

[1]
Ibn Jubayr，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Broadhurst（London，1952），p.338；D.Abulafia，The Two Italies：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1977），pp.116-19.

[2]
D.Abulafia，‘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Ⅱ and his successors’，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37（1981），p.12；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ⅰ.

[3]
H.Wieruszowski，‘Roger of Sicily，Rex-Tyrannus
，in twelf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Speculum
，vol.38（1963），pp.46-78，repr. in H.Wieruszowski，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Spain and Italy
（Rome，1971）.

[4]
Niketas Choniates，cited in Abulafia，Two Italies
，p.81.

[5]
D.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1988），p.87.

[6]
D.Abulafia，‘The Norman Kingdom of Africa and the Norman expeditions to Majorca and the Muslim Mediterranean’，Anglo-Norman Studies
，vol.7（1985），pp.26-41，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ⅱ.

[7]
Ibn al-Athir，in ibid.，p.34.

[8]
Abulafia，‘Norman Kingdom of Africa’，pp.36-8.

[9]
C.Dalli，Malta：the Medieval Millennium
（Malta，2006），pp.66-79.

[10]
C.Stanton，‘Norman naval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Ph.D.thesis，Cambridge University，2008）.

[11]
L.-R.Ménager，Amiratus-’Aμηρâζ：l’Émirat et les origines de l’Amirauté
（Paris，1960）；L.Mott，Sea Power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the Catalan-Aragonese Fleet in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Gainesville，FL，2003），pp.59-60.

[12]
Abulafia，‘Norman Kingdom of Africa’，pp.41-3.

[13]
Caffaro，in Abulafia，Two Italies
，p.97.

[14]
Cf.G.Day，Genoa’s Response to Byzantium，1155-1204：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Medieval City
（Urbana，IL，1988）.

[15]
Abulafia，Two Italies
，pp.90-98.

[16]
M.Mazzaoui，The Italian Cotton Indus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1100-1600
（Cambridge，1981）.

[17]
Abulafia，Two Italies
，p.218；Dalli，Malta
，p.84.

[18]
See Abulafia，Two Italies
，pp.255-6，283-4；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essay i，pp.1-32；colonial economy：H.Bresc，Un monde méditerranéen：é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icile，1300-1450
，2 vols.（Rome and Palermo，1986）；another view in S.R.Epstein，An Island for Itsel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1992）.

[19]
D.Abulafia，‘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54（1976），pp.412-2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

[20]
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MA，1968），pp.41-2，195-6.

[21]
H.Krueger，Navi e proprietà navale a Genova：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Ⅻ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ol.25，fasc.1，Genoa，1985）.，p.161.

[22]
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ki
，ed. and trans. J.R.Melville-Jones（Canberra，1988）.

[23]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175.

[24]
G.Schlumberger，Les 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er
de Jérusalem en Égypte au Ⅻe
siècle
（Paris，1906）.

[25]
D.Abulafia，‘Marseilles，Acre and the Mediterranean 1200-1291’，in Coinage in the Latin East：the Four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
，ed.P.Edbury and D.M.Metcalf（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Oxford，1980），p.20，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ⅴ.

[26]
J.Prawer，Crusader Institutions
（Oxford，1980），pp.230-37，24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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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73），pp.74-5（with map）；M.Benvenisti，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1970），pp.97-102；Prawer，Crusader Institutions
，pp.229-41；P.Pierotti，Pisa e Accon：l’insediamento pisano nella città crociata
. Il porto
. Il fondaco
（Pisa，1987）.

[28]
J.Riley-Smith，‘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D.Baker（Edinburgh，1973），pp.109-32.

[29]
C.Cahen，Orient et occident au temps des croisades
（Paris，1983），p.139.

[30]
格拉纳（grana
）是一种类似于胭脂虫的红色染料。——译者注

[31]
D.Abulafia，‘Crocuses and crusaders：San Gimignano，Pisa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in Outremer：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ed.R.C.Smail，H.E.Mayer and B.Z.Kedar（Jerusalem，1982），pp.227-43，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ⅹⅰⅴ.

[32]
D.Abulafia，‘Maometto e Carlo Magno：le due aree monetarie dell’oro e dell’argento’，Economia Naturale，Economia Monetaria
，ed.R.Romano and U.Tucci，Storia d’Italia，Annali
，vol.6（Turin，1983），pp.223-70.

[33]
Abulafia，Two Italies
，pp.172-3，190-92.

[34]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ⅲ.

[35]
即恩里克。——译者注

[36]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12-13.

[37]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13-14，nn.43，46.

[38]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16.

[39]
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106.

[40]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209.

[41]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p.210-11；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108.

[42]
J.Phillips，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2004）；J.Godfrey，1204：the Unholy Crusade
（Oxford，1980）；D.Queller and T.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2nd
edn，Philadelphia，PA，1997）.

[43]
D.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CT，2000），pp.103，108.

[44]
J.Longnon，L’Empire latin de Constantinople et la principauté de Morée
（Paris，1949）；D.Nicol，The Despotate of Epiros
（Oxford，1957）；M.Angold，A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der the Laskarids of Nicaea（1204-1261）
（Oxford，1975）.

[45]
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p.115-19.

[46]
S.McKee，Uncommon Dominion：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PA，2000）.

[47]
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
，p.93.

[48]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213.

[49]
Leonardo Fibonacci：il tempo，le opere，l’eredità scientifica
，ed.M.Morelli and M.Tangheroni（Pisa，1994）.

[50]
C.Thouzellier，Hérésie et hérétiques：vaudois，cathares，patarins，albigeois
（Paris，1969）.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1300年）

1

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帝国衰落与西端阿尔莫哈德势力的瓦解是同步发生的。哈里发对极端的阿尔莫哈德派教义失去了热情，他们被指责已经背叛了该派本来的宗旨。在公元1212年于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Las Navas de Tolosa）中败给基督教的西班牙诸王后，哈里发据说被他的一个奴隶勒死了。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阿尔莫哈德派领土落入了一些当地的新王手中，他们只在口头上遵从阿尔莫哈德派的宗旨。哈夫斯（Hafsid）王朝的统治者们获得了对突尼斯的控制权，自称阿尔莫哈德派信仰的继承者。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Marinids）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于13世纪中期在摩洛哥摧毁了阿尔莫哈德国家。与此同时，那斯里德（Nasrid）王朝于格拉纳达奠基，该王朝在此地的统治一直维系到了1492年。它严格遵循逊尼派伊斯兰教教义，而不是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教义。13世纪也见证了西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重大转变：比萨与热那亚对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周围海域控制权的争夺于1284年告终，结果是比萨人在梅洛里亚海战（Battle of Meloria）中失去了有丰富铁矿资源的厄尔巴岛。

[1]

尽管比萨人并没有失去对他们统治下的撒丁岛的控制，甚至收回了厄尔巴岛，但这时比萨和热那亚都有了一个新对手，该对手不是航海共和国，而是获得阿拉贡国王和加泰罗尼亚伯爵征服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 “the Conqueror”）支持的以巴塞罗那为首的城市群体。

公元13世纪之前，阿拉贡诸王对于地中海责任的诉求并不明显。这些领主在1118年才击溃萨拉戈萨的埃米尔王国，统治着面积不大的山地王国，将主要精力浪费在了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和纳瓦拉（Navarre）王国事务的干预中。但是，在1134年，阿拉贡的“斗士”阿方索一世去世，未能留下继承人；他的兄弟是一位修士，为了生育后代被迫还俗，之后生了一个女儿，把她嫁给巴塞罗那伯爵。巴塞罗那伯爵的领地和阿拉贡王国因此在12世纪中期合为一体，但这种联合是出于个人原因的联合，受制于统治者。巴塞罗那伯爵在加泰罗尼亚依然是伯爵（名义上处于法兰西国王的宗主权之下）；在高地上的阿拉贡，他才是一位国王。此外，巴塞罗那伯爵还被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纷争分去了精力，在该地区他充其量是地位平等的众贵族中的第一人。伯爵的视野没有超出加泰罗尼亚，但他在比利牛斯山外的朗格多克和鲁西永（Roussillon）有许多同盟者和附庸。1209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的伯爵-国王（他时常被如此称呼）被卷入了法国南部的事件，被迫加入了教宗召集的反清洁派异端的十字军，即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尽管他南法的封臣们都被指控为在保护异端人群，或者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异端，伯爵-国王彼得二世（PeterⅡ）将自己的领主义务置于首位，出头帮助这些诸侯对抗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统帅的北法兰西的军队。彼得在1213年图卢兹（Toulouse）附近的米雷（Muret）战役中被杀，于蒙彼利埃留下了年轻的继承人詹姆斯。这些事件进一步动摇了加泰罗尼亚的地位。

[2]

在图德拉的便雅悯生活的时期，巴塞罗那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但便雅悯坚持认为在公元1160年前后，来自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地的商人都到访过此地。

[3]

这是该城市的低谷期，然而，如果说11世纪时地中海沿岸还有一个似乎将变得繁荣的城市，那就是巴塞罗那了。

[4]

在精力充沛且好战的伯爵的统治下，这些领主乐于威胁那些分散于西班牙南部的伊斯兰国家，并对它们发动攻击。巴塞罗那因此得到丰厚的贡赋，大量黄金被注入其经济发展中，激励如里卡特·吉列姆（Ricart Guillem）的成功商人投资巴塞罗那西部［靠近当代的兰布拉（Ramblas）］的葡萄园、果园和其他产业。里卡特是一个城堡主的儿子，是巴塞罗那的新兴之星。1090年，他反击了制造混乱的雇佣兵埃尔·煕德（El Cid）并旅行至穆斯林统治下的萨拉戈萨做以银换金的交易。但是巴塞罗那的第一次繁荣是短暂的，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寒冬期；自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在西班牙南部建立后，巴塞罗那的贡赋来源于11世纪末就枯竭了。

[5]

然后随着热那亚和比萨崛起，巴塞罗那被边缘化，因为它略为偏离那些往来于理想避风港（如休达和布日伊）的意大利船只的航线：这些船想行至马略卡岛和伊维萨岛，并与伊比利亚海岸的德尼亚建立联系，德尼亚位于巴伦西亚的南面。巴塞罗那并没有良港，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优良港口是现代建成的。加泰罗尼亚军队于1148年攻击托尔托萨（Tortosa）时，仍然需要依靠热那亚海军的帮助。但加泰罗尼亚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型船队，在巴塞罗那的雷戈米尔门（Regomir Gate）附近修建了一处造船厂；此地是巴塞罗那南方的门户，一条道路从大教堂一直延伸到海边（该地现在位于哥特区的南端）。

[6]

巴塞罗那也是一座首府城市，伯爵-国王的宫殿位于该城的东北部。巴塞罗那尽管发展了一个设计合理的政权体系，但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共和国，城市的长老们并不享有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拥有的那种决策自由。

[7]

但是这也是巴塞罗那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13世纪，城内的贵族们和伯爵-国王的利益出现交叉。他们都开始关注海外贸易和穿越地中海从事海上征伐可带来的利益。

2

在詹姆斯一世没待在其母亲的城市蒙彼利埃的多数时间中，加泰罗尼亚的大领主们内部争斗不断；即使如此，王室的权力也并没有被完全削弱，因为詹姆斯的支持者中有如鲁西永伯爵那样的显贵人物，鲁西永伯爵认为保护王室的权威有助于强化他自己的地位。到公元12世纪20年代，这位年轻的国王建功立业，渴望成为十字军英雄。他重启了征服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的长期计划，他的先祖拉蒙·贝伦格尔三世（Ramon Berenguer Ⅲ）曾经于1114年在比萨船队的支持下短暂占有过这座岛屿。但这一次，他试图用一支由自己的臣属们的船只构成的船队去攻击马略卡。的确，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马略卡岛稳稳地站住了脚，在那里他们经营了贸易商站，因此并不赞同詹姆斯野心勃勃的计划。

[8]

詹姆斯于是在塔拉戈纳设宴，以向他的臣属们请教，显赫的船主佩雷·马特利（Pere Martell）赞助了这次宴会，他认为此项事业是正义且有利可图的：

因此，您看，我们认为阁下征服那个岛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你和我将因此扩张我们的权力；其次，那些听到这一征服消息的人会认为，阁下能攻取上帝乐于置于此的土地和海上王国一事是一个神迹。

[9]

从此以后，国王和商人在利益上很明显达成了一致。

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船只，詹姆斯还可以依赖马赛的资源，因为普罗旺斯的伯爵们都是巴塞罗那王室的姻亲。公元1229年5月，詹姆斯集合了一百五十艘大船，以及许多较小的船只。他宣称：“这支船队如此庞大，海上似乎布满了白色的船帆。”

[10]

在一段颇为艰难的航行之后，加泰罗尼亚人和他们的同盟登陆并在年末攻下了马略卡岛的首府城市梅地纳-马约卡［Madina Mayurqa，加泰罗尼亚人称之为Ciutat de Mallorca，即马略卡城（Ciutat de Mallorca），它是现代的帕尔马］。加泰罗尼亚诸城，以及马赛和蒙彼利埃获得了马略卡城中的一些产业和城外的一些土地，这是对它们援助的回报。国王詹姆斯感觉到了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不满，于是赐予意大利商人在马略卡岛的贸易特权，尽管他们曾经反对国王的伟大事业。这些行动为马略卡城的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但是，国王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征服其他岛屿。1231年，在詹姆斯虚张声势的恐吓下，梅诺卡岛投降了：他在马略卡岛东部可以看到梅诺卡岛的地方集结了他的军队，到了晚上，他命每位战士举起两个火把，于是当梅诺卡岛上的穆斯林远远看到火把时，他们以为有一大支军队在准备攻击他们，于是送上了表示臣服的文书。为了保证他们的自治和对伊斯兰教教仪的践行，他们每年都向詹姆斯纳贡。

[11]

1235年，一支得到国王许可的、由塔拉戈纳大主教组织的私人征伐队攻克了伊维萨岛。

正如攻克伊维萨岛这件事所体现的，詹姆斯很少从这些岛屿的事务中直接获利。他高兴地将马略卡的行政管辖权授予伊比利亚亲王葡萄牙的佩德罗（Pedro of Portugal），以换取佩德罗拥有所有权的比利牛斯的战略要地。詹姆斯还是更关注陆地安全而非海上安全。但是他征伐马略卡的一个后果是，巴利阿里群岛突然成为基督教海军的前沿阵地。詹姆斯在自传中记下了自己的功绩，以庆祝自己的胜利，这是这类由中世纪国王写下并留存至今的著作中的第一部。该书以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商人和征服者们越过地中海，沿着西班牙海岸南下，把这种语言带到了马略卡，后来当詹姆斯于公元1238年征服巴伦西亚时，它又被带入了另一片基督徒的属地。詹姆斯在晚年时身边还有两个儿子，他认为应将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授予长子彼得，但同时创建了一个扩大了的马略卡王国，传给了小儿子詹姆斯。这个新的王国的存在时间从1276年一直持续到1343年，其领土包括詹姆斯所占有的比利牛斯山外法兰西一侧的富庶土地——鲁西永、塞尔达涅（Cerdagne）和蒙彼利埃，其中蒙彼利埃是联系地中海和北法兰西的重要贸易中心。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创建了一个依赖海洋生活的王国。

他在征服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对待穆斯林民众。詹姆斯将穆斯林视为一种经济资产。在马略卡岛，许多穆斯林以土地为生，臣服于基督教的领主。穆斯林团体慢慢瓦解，有些人移民了，另一些人改信基督教。这块土地并没有因此被空置：基督徒从加泰罗尼亚或者普罗旺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定居，岛上的人口成分很快发生了变化，于是到公元1300年，穆斯林已经是被基督徒包围的少数群体。

[12]

而在巴伦西亚，国王试图使自己成为统治伊斯兰王国的基督徒国王；尽管巴伦西亚城市的核心部分很少有穆斯林，但穆斯林在郊区繁荣发展，在巴伦西亚旧伊斯兰王国的穆斯林社区内，人们被允许践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他们甚至可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移居他们的小城镇和农村（如在梅诺卡发生的那样）。这些小村镇是重要的生产中心，通常专门生产那些在早期穆斯林征服活动中被阿拉伯人运到西方的农作物和手工艺品，陶器、谷物（包括稻米）、干果和精细布料都是可能的产品；而且，通过向内陆贸易或跨地中海的贸易收税，国王和贵族领主获得了大量收入。

[13]

从穆斯林签订的投降协议中有时很难看出穆斯林是被打败的一方；这些条款读起来更像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和约。

[14]

但是看来是维持稳定的好方式，至少在巴伦西亚的穆斯林起义、13世纪60年代的粗暴迫害条款制定之前是这样的。王室的宽容是真实的，但也是有条件的、易变的。

詹姆斯在犹太人那里看到了特殊的潜质，即使巴塞罗那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团体对海上贸易并没有特殊兴趣（与传统看法不同，他们也不热衷于放贷）。

[15]

他从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和北非请来了犹太人，使之于马略卡定居。他特别关注来自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的一个犹太人，西吉尔马萨是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的小镇，在这里许多骆驼商队从尼日尔河河湾处运来黄金。这个犹太人就是所罗门·本·阿马尔（Solomon ben Ammar），他在公元1240年前后的商业和金融领域甚为活跃，在马略卡城有自己的产业。这样一个人物很容易进入北非的市场，将马略卡变成连接加泰罗尼亚和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地中海部分地区的桥梁。所罗门和其他很多西班牙犹太人一样，能够熟练地使用阿拉伯语。因此，以下情形的出现并非巧合：在下一个世纪，来自马略卡的犹太人和由犹太教改宗而来的基督徒开始了地图的制作，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编写的资料中的准确的地理学知识，制作了著名的波托兰海图（portolan charts），这幅地图描绘地中海沿岸和远海情况的细致程度至今仍然令世人震惊。

[16]

在西班牙，三种始于亚伯拉罕的宗教信仰间的碰撞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托莱多（Toledo），即卡斯蒂利亚的腹地，国王阿方索十世赞助了翻译阿拉伯语文献（包括被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文著作）的活动，其中很多翻译都是犹太人。而在地中海沿岸，这类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在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脑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现实问题，即如何在巴伦西亚和他统治的其他地区保持对桀骜不驯的穆斯林民众的控制。另一个是宗教问题，即是否应向且该如何向他的犹太和穆斯林臣民提供皈依基督教的机会。由于他从这些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中征收的赋税使他获利甚丰，他同南地中海沿岸的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一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太多改宗者会影响他的税收基础。因此，尽管他坚持要求他的犹太臣民去会堂听托钵修士的布道，但也因犹太人更愿意向他交一笔特别税款以免于按照他的要求行事而窃喜。然而他还是公开表明了对托钵修士的支持。多明我会的总会长拉蒙·德佩尼亚福特（Ramon de Penyafort）总是把在加泰罗尼亚的犹太人社群和北非的穆斯林社群中传播基督教的福音置于首位。他的一个成就是创建了语言学校，在那里传教士可以通过学习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他们还可研习《塔木德》（Talmud
）和《圣训》（hadith
），这使他们能够站在相反立场与拉比和伊玛目们就其教义进行辩论。

[17]

公元1263年，国王詹姆斯在巴塞罗那主持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会上，来自希罗纳（Girona）的著名拉比纳玛尼德（Nahmanides）和从犹太教改宗的基督徒保罗激烈地讨论了弥赛亚会不会到来的问题。双方都声称他们赢得了辩论，但是纳玛尼德知道自己现在树大招风，必须离开加泰罗尼亚。于是，他逃到了阿克。在逃亡途中，他在海滩上丢失了自己的印章指环。这枚指环在当代出土，目前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

[18]

不同信仰人群之间日常接触的内容可从一份客观的二手报告中看到，报告的内容是一个犹太人和著名的热那亚商人英盖托·康达尔多（Ingheto Contardo）之间的争论，它于公元1286年发生于马略卡的热那亚商栈。当地一位拉比常去热那亚人生活区的长廊同他的热那亚人朋友辩论。康达尔多并不把这位拉比视为敌人，而是视他为需要启蒙、救赎的朋友。他说如果他发现一个犹太人在寒冷的天气挨冻，他会乐意放倒一个木制十字架，将其劈成碎片，以供犹太人烧火取暖。

[19]

犹太人嘲笑康达尔多，问他：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为什么世界还有战争？为什么你们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打得那么激烈？这些年的激烈冲突也提供了一个背景，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位极富领袖魅力的人的职业生涯。此人是往返于地中海两端、知晓基督教和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卡巴拉派人物（kabbalist）亚伯拉罕·本·萨缪尔·阿布拉菲亚（Abraham ben Samuel Abulafia），他于希伯来纪年5000年（公元1239～1240年）生于萨拉戈萨。

[20]

阿布拉菲亚坚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弥赛亚是否将在教宗面前显露身份的主题，我们在前文描述1263年的巴塞罗那辩论时已经提到过。阿布拉菲亚从地中海的一端旅行至另一端。他从南意大利出发，试图于1260年深入阿克。但是他准备经圣地耶路撒冷去传说中以色列人丢失的十二支派

[21]

居住的神秘的撒姆巴提翁（Sambatyon）流域时，被法兰克人、穆斯林和蒙古人之间的战争阻隔了。阿布拉菲亚回到了巴塞罗那，但又不肯就此安分，于1270年再度出发，在希腊的佩特雷（Patras）和底比斯传播自己信奉的教义，激起了南意大利的特拉尼（Trani）犹太人的愤怒，然后他前往教廷，计划在那里进行自己有关弥赛亚即将到来的布道宣传，在做以上工作的同时他还在撰写一本充满呓语和幻想的书。他的作品阐述了一种使人狂喜入神的独特的卡巴拉派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他坚信希伯来文字经精心组合后可向人提供一条通往上帝的精神之路。他认为自己可以展示，一个专注思考上帝的灵魂将如何脱离肉身，目睹上帝的无上荣光。幸运的是，在阿布拉菲亚即将演示自己观点的几天前，教宗离世。他（在他身陷囹圄一个月后，此时他只成功地把捕获他的方济各派修士弄得无所适从），又回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被他的忠实追随者们簇拥。他最后于1291年出现于马耳他和戈佐岛之间的科米诺岛（Comino）上，生活在这片水域在当时十分危险。

阿布拉菲亚的经历说明了激进的宗教思想是如何通过旅行被改革者本人或其追随者传播到整个地中海的。他的生涯也表明，接近上帝的方法是如何在天启宗教的神秘主义信徒中交流和分享的。一个多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和传道者拉蒙·鲁尔（Ramon Llull，公元1232～1316年）试图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他自己的神秘主义理论以及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体系或者“艺术”，并带着它穿越整个地中海，他的旅行同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的一样雄心勃勃。鲁尔出生于一个相当受人敬重的巴塞罗那家族在马略卡岛的支系。在马略卡岛上的新社会中，他以朝臣身份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罪、放荡的。1274年于马略卡朗达山（Mount Randa）上获得的一次神秘体验使他相信，他必须将他的才能用于使人皈依的事业中。

[22]

他试图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并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以培养向马略卡山区的米拉马尔（Miramar）传教的教士。他编写了好几百册书，多次旅行至北非（但因自称先知而被驱离），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曾经帮助了任何人皈依。也许他的“艺术”对除一小群追随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都太复杂了。一个可以解释他的“艺术”的方式是，它是欲将现存所有事物加以分类并理解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的企图。他定义了九种“绝对的”东西（尽管在他的著作中，这个数目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善、大、力、智，以及九种“相对的”东西，如“开始”、“中间”和“结束”。他的书中充斥着数据、编码和符号，一眼看去令人费解，但是他也写了一些面向大众的以皈依为主题的短篇。

[23]

在基督教传教者中，鲁尔很特别，因为他坚持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尊崇的是同一位上帝，且他反对基督徒竞争对手是撒旦的信徒这一越来越流行的看法。在《异教徒和三个智者》（Gentile and the Three Wise Men
）一书中，他基本公允地详细描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且允许一位犹太辩论者给出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他在著作中强调：“恰如我们有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创世者、同一位主，我们也应该拥有同一个信仰、同一种宗教、同一个教派和同一种热爱与尊崇上帝的方式。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热爱”。

[24]

他试图将自己宣传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为到访亚历山大和其他伊斯兰地区的商人写了一本简明的手册，向他们说明应该如何与当地居民讨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优点。他们却更乐意讨论胡椒的价格；他们也知道，对于伊斯兰教的任何批评都可能导致被捕、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处死。鲁尔于公元1293年从热那亚渡海到非洲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即便是他也缺少勇气。他已经将书籍和其他随身物品装上了船，但立即又害怕得浑身无力，不敢起航，这使那些曾经被他的励志言辞感动的人震惊不已。然而他很快又出发前去突尼斯，在那里他对穆斯林宣称，如果他们能够以其真理说服自己的话，自己就将随时皈依伊斯兰教（这是试图引起他们相互争论的诡计）。他的诡辩引起了苏丹的关注，于是他被放逐到一艘热那亚船上。苏丹严禁他再次到来，否则将对他处以极刑。这种对于传教者的威胁经常使他们梦想成为殉教者。

[25]

在对那不勒斯和塞浦路斯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他于1307年回到北非。这次，他来到了布日伊，站在市场中指责伊斯兰教。在被捕之后，他告诉当权者：“实践天主教真理的基督之仆并不惧怕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可以为那些不信者的灵魂获取精神生活的恩典。”但是，拉蒙·鲁尔曾经打动了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他们在宫廷中有一些影响力，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没有被处以极刑。他于1314年回到突尼斯，这时，苏丹正在玩弄老一套的伎俩：为了在对付竞争对手时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寻求加泰罗尼亚人的支持，并大肆散布谣言称他有心皈依基督教。鲁尔因此受到欢迎，但此时他年事已高，之后很可能于1316年时春天死于一艘开回马略卡岛的船上。

[26]

苏丹对雇佣军的关心远甚于对传教者的关注。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维护着马格里布统治者的权力，但是阿拉贡的国王们也很重视加泰罗尼亚民兵的存在：他们保证了北非各地的苏丹不会陷入艰难的对抗之中，如我们随后会见到的那样，这些对抗在公元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动摇了基督教的君主政体。一些雇佣军如卡斯蒂利亚亲王亨利是一些在欧洲不能保住自己领地的冒险者。

[27]

这并不是新鲜事。在11世纪晚期，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曾经给北非的埃米尔写了具有妥协意味的书信，希望以此对那些在穆斯林军中服役的基督徒提供宗教关怀。在西班牙，基督徒参加穆斯林的军队，穆斯林也参加基督徒的军队。但到1300年，雇佣军成为保证北非土地被纳入由阿拉贡王朝统治的加泰罗尼亚的实质性保护之下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3

加泰罗尼亚人的另一专长领域是航海。到了13世纪末，加泰罗尼亚的船只因安全可靠而获得了好名声。如果一个商人要在巴勒莫寻找船只装载他的货物，他知道他最好选择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如马特·奥利弗达尔（Mateu Oliverdar）所拥有的坚固的“圣弗朗西斯科斯号”（Sanctus Franciscus
），该船在1268年泊在巴勒莫港口。

[28]

虽然热那亚人乐于几个人共享船只的所有权，但在加泰罗尼亚，常见情况是个人完全拥有一艘船。加泰罗尼亚人向托斯卡纳的小麦商人或者奴隶贩子出租场地，并寻找愿意出租整艘船或部分的富商。

[29]

巴塞罗那和马略卡的船主和商人在利益诱惑下来到了意大利人曾经长期盘踞的地域。13世纪70年代，来自巴塞罗那的中产阶级寡妇玛利亚·德马拉（Maria de Malla）在与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地区的人们做生意时，派出她的儿子去购买乳香（像口香糖一样昂贵的商品）；她向东方运去精细织品，包括来自北法兰西的沙隆（Chalons）麻布。德马拉家族的专项特长是做毛皮生意，包括狼皮和狐狸皮。

[30]

加泰罗尼亚人还获得了在突尼斯、布日伊和其他一些北非城镇建立由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管辖的商栈的权利。这些海外商务领地可以创造巨额利润。当詹姆斯一世于1259年发现突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商务代理付给他的租金是如此之少时，感到暴怒不已。他立即把租金数额增至三倍。

[31]

加泰罗尼亚人大量聚集的另一个中心是亚历山大。13世纪90年代，德马拉家族在此地搜集亚麻子和胡椒。14世纪，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试图说服埃及苏丹允许他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圣处实行保护特权；苏丹承诺，他如果发出“满载商品的大船”到埃及，就会得到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圣物。

[32]

教廷在阿拉贡国王表面上的支持下，试图禁止加泰罗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在埃及的贸易活动，那些与穆斯林敌人做买卖的人将被开除教籍。但是国王保证有两个修道院院长去处理商人与埃及人交易的免罪问题，他们只需交一笔罚款即可。这些罚款后来成为贸易税，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收入：1302年，对同亚历山大城做生意的人的罚款总数几乎达到国王从加泰罗尼亚所获的有记录收入的一半。阿拉贡诸王不但没有镇压贸易活动，而且成了这种贸易的共谋。

[33]

加泰罗尼亚人当然也试图挑战意大利人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但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在于他们在西地中海建立的网络。宽敞的突尼斯外国人居民区街道上满是加泰罗尼亚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些移民区内有很多商栈、小酒店和教堂。进入北非的港口意味着接近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之路。加泰罗尼亚人为这些地区运来了产自佛兰德和北法兰西的毛麻织品；他们自己的纺织业在公元1300年实现扩张，此后商人也运来了产自巴塞罗那和莱圼达（Lleida）的精细纺织品。他们也从事食盐贸易，食盐资源在加泰罗尼亚的伊维萨岛、撒丁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西部都非常丰富，但在沙漠的南部极其短缺，有时还被用作货币。随着13世纪巴塞罗那开始繁荣发展，商人们保障了这座城市的食品供应。西西里岛很早就成了小麦贸易的中心，运载小麦的是大型圆船。该岛早在13世纪60年代就开始向地中海的其他地区供应小麦，它们包括：突尼斯，这里在阿拉伯部族在11世纪蹂躏北非的农村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热那亚和比萨，它们可能还被指望照看自己的供应线；还有普罗旺斯的城镇。

[34]

13世纪80年代的一份合同简单地要求“好运号”（Bonaventura
），也就是近期在巴勒莫港停泊的船，起航去阿格里真托，那里堆满了“大量的小麦等着这艘船去装运”。

加泰罗尼亚人也擅长做另一种重要货物的生意：奴隶。他们被描写为“黑人”、“黄种人”或“白种人”，一般都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俘虏。他们在马略卡、巴勒莫和巴伦西亚被售出，然后被送到加泰罗尼亚主人和意大利主人的家中做家务。公元1287年，阿拉贡国王认定梅诺卡人犯了通敌之罪，宣布1231年的投降协议无效，遂率军进入此岛，将岛上所有人籍没为奴，他们被分散至整个地中海，一度在奴隶市场中大量出现。

[35]

一些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幸运奴隶会被他们的教友赎回，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设立了赎回兄弟的基金。加泰罗尼亚与普罗旺斯的圣三一赎奴会（Order of Trinitarians）和普罗玛利亚赎奴会（Order of Mercedarians）这两个宗教团体是专注于从穆斯林手中赎回基督徒的代表性团体。

[36]

一个年轻妇人被萨拉森入侵者从法兰西南部的海岸拖走的故事是中世纪骑士故事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但加泰罗尼亚人以积极的心态做好了回应的准备。他们以海盗行为或者诚信商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地中海贸易网中。

与此同时，马略卡一直有船只驶往北非和西班牙。公元1284年签发给欲驶离马略卡的航海者的许可证书揭示了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出港，甚至在1月也是如此；这里没有禁航的季节，尽管在较暖的季节商贸活动更为活跃。在这些船只中，较小的海船被称作barques

[37]

，不到十二名海员就能驾驶这种船迅速往返于西班牙陆地和马略卡岛间。更常见的是大一些的船，叫leny
，字面意思是木头，这种船适合进行穿过公海驶往北非的距离稍长一些的航行。

[38]

和其船只一样，马略卡人也是先驱者。1281年，两艘热那亚船和一艘马略卡船到达伦敦，在此地马略卡船装载了二百六十七包英格兰细羊毛。此后，马略卡人定期前往英格兰进行这种贸易的实践一直持续到了14世纪。腓尼基人在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塔特索斯的途中从来没有遇到大的困难，但是中世纪的船只需同直布罗陀与休达之间的洋流、雾气和逆风斗争。它们也与沿岸的统治者们，包括摩洛哥马林王朝（Marinid）的柏柏尔统治者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朝统治者抗争。这一片水域不太友好，而且驶离地中海的海路之开通不仅标志着外交策略的成功，也标志着技术上的成功。原毛和佛兰德的纺织品现在可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北方直接进入地中海，然后被运往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和其他从事羊毛加工和纺织的城镇的作坊中。明矾是最好的染色固化剂，可从小亚细亚的弗凯亚获取，然后运往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伊普雷（Ypres）的织染坊，以避开经由法兰西东部和德意志的成本高昂、路途艰难的陆路和内河交通。尽管常常发生危机，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航行开始慢慢连在一起，而且加泰罗尼亚战舰经常在直布罗陀海峡巡航。到14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的造船者们开始模仿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的宽大的圆形船的样式，甚至借用了它的名字cog
，称模仿品为cocka
。沿着摩洛哥海岸南下，加泰罗尼亚和热那亚船只也发现了可以买到他们所渴求的粮食的市场，当地的居民们很乐意得到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纺织物。到14世纪40年代，这些船只甚至深入加那利群岛（Canaries），马略卡人曾经尝试征服这些岛屿（但失败了）。

[39]

不出所料的是，自公元1276年起，臣服于马略卡国王的马略卡商人决定拥有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人和商栈。这是造成阿拉贡的彼得和马略卡的詹姆斯兄弟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他们瓜分了詹姆斯一世的王国。航海者和商人在利用这些紧张关系时毫不迟疑。1299年，一个名叫佩雷·德戈劳（Pere de Grau）的无赖（他拥有一艘船）被指控在西西里西部的港口特拉帕尼偷窃了一个热那亚木匠的工具箱。佩雷针锋相对地坚持说，事实上这位木匠偷盗了他的大船。这起案件被提交到加泰罗尼亚的商务代理那里，但是佩雷尖刻地说：“这位商务代理对马略卡的市民没有任何司法管辖权，只对那些处于阿拉贡国王领地的人有司法权。”

[40]

随着加泰罗尼亚人迅速地将其贸易网络扩张到整个地中海，该网络有了破裂的危险。

4

这种破裂的趋势在整个地中海蔓延。在公元13世纪中期，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再次打破了该地区的势力平衡。十字军的远征没有能够保护以阿克为统治基地、自称耶路撒冷王国的狭长而脆弱的东地中海沿岸。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地变得越小，领主之间的派系争斗就越发激烈，因为王权十分衰弱，而另一些好斗的势力，包括意大利城市公社、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力量很强大。西方的统治者很清楚埃及对这个王国的威胁，而且有一系列依靠海运船只的十字军的目标是埃及：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在1219年到1221年的短暂期间获得了对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达米埃塔的控制权；法兰西的路易九世也在1248年损失惨重的东征中向达米埃塔投入了兵力。在上述这两次十字军行动中，十字军都希望用他们在埃及的征服地去换取耶路撒冷，或者同时控制埃及和圣地，但这是一个无法达成的梦。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逐渐因其家乡附近的争端，如我们在随后要讨论的争夺西西里岛的战役，被分散了注意力。虽然有许多歌颂十字军的言论和较小规模的海上征伐，但是1248年之后，对圣地的大规模征伐就终止了。

[41]

奴隶出身的军事指挥官们在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夺取了政权，于1250年到1517年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这些马木留克人保留了对意大利商人和埃及统治当局之间的商贸事务安排，但他们也决定在地图上移除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阿克于1291年沦入马木留克人之手，城内居民遭到了可怕的屠杀，但是有许多避难者挤上了最后离港的船只，在塞浦路斯得到了安置。阿克不再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拉丁人在东方的统治开始局限于塞浦路斯王国。

我们已经看到，第四次十字军的一个遗留影响就是君士坦丁堡衰弱的法兰克政权——尼西亚的希腊人于公元1261年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对热那亚人的回报是相当慷慨的贸易特权，包括获得谷物、奴隶以及黑海的蜂蜡和皮毛的权利。西西里岛也发生了剧变，在那里腓特烈二世恢复并振兴了诺曼人的统治体制。他的一项成功之举是重建西西里船队，1235年他派出这支船队去进攻北非的杰尔巴。

[42]

当教宗反对腓特烈对德意志、西西里岛及北意大利部分地区进行联合统治时，后者于1241年恰到好处地用船队逮捕了代表团中的所有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当时这些人正乘坐热那亚人的船去罗马参加教宗的一次会议。

[4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的海军将领安萨尔多·德马利（Ansaldo de Mari）也是热那亚人，热那亚人在是否支持腓特烈的问题上一向分裂为两派。严格来说，腓特烈二世与教宗之间的激烈斗争并不属于地中海历史，但在腓特烈二世1250年去世后的那些年发生的事对整个地中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266～1268年，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腓特烈继承人被教宗的盟友、法兰西的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和普罗旺斯伯爵查理完全打败了。

查理试图为他自己和安茹家族的继承者们创建一个地中海帝国。在他的设想中，帝国的核心是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在它们周围是海上封锁线，以保证对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海域，以及南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和撒丁岛间的海域的控制权。在年轻时查理已经通过与阿拉贡的一个女继承人联姻，将普罗旺斯从阿拉贡人手中夺走。在他的统治下，马赛的对立派贵族被迫接受了他的权威，马赛的港口成了他的大型军械库。

[44]

公元1269年，查理不顾他的对手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反对，策划使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当选撒丁国王。

[45]

他于1277年从安条克的玛利亚那里购买了衰败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头衔，但当时塞浦路斯国王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声明获得的认可更为广泛。查理认为自己是反穆斯林（不管是突尼斯还是东方的穆斯林）的十字军人，但他在东方首要关注的是从前的拜占庭帝国。他宣称霍亨斯陶芬王朝诸王控制的阿尔巴尼亚是他的领地，并夺取了都拉基乌姆；然后，在众多阿尔巴尼亚领主的拥戴下，他僭领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称号。

[46]

在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后，他梦想帮法兰克人夺回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行动中夺得的帝权，并让他的女儿与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皇帝共结连理。他坚信，希腊的皇帝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八世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在教宗统领下的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的复合。对于他来说，将从教会中分离出去的希腊人带回罗马权威之下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

查理计划着与威尼斯人结盟，派出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进攻君士坦丁堡；都拉基乌姆将是他沿艾格纳提亚大道深入拜占庭腹地的基地。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好人”威廉曾经的作战计划被掸去灰尘再度面世。查理用他相当可观的收入之一半来建造他的船队，其中有五十艘或六十艘单层甲板大帆船，而且很可能还有三十艘辅助型船。这些帆船看上去都气势磅礴，其船体庞大、坚固，应该能在外海上漂浮停泊。

[47]

维持这支船队至少要花费3.2万盎司黄金，甚至可能要5万盎司。

[48]

查理严重低估了其臣民对承担重税的忍耐度。在高压之下，反抗爆发了。在巴勒莫，自公元11世纪起便移居此地的拉丁移民的后代在1282年3月的“西西里晚祷”

[49]

大起义中攻击了查理的安茹士兵。起义的口号是“去死吧！法兰西人”，但是他们同样仇视来自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湾的官僚群体。这些人被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排挤出了地中海贸易，于是将他们的经商手段用于服侍腓特烈二世及后来的查理一世。

[50]

他们对征税这类琐事的热衷引起了岛上精英阶层的抵制。起义者迅速攻克了整座岛屿，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同盟。起义者向查理最伟大的同盟者教宗请求支持，却遭到断然拒绝，无奈中他们转而向腓特烈孙女的丈夫、霍亨斯陶芬朝的最后传人、征服者詹姆斯的儿子阿拉贡国王彼得求助。

公元1282年8月，彼得和他的船队恰巧在西西里岛附近，彼得坚持称他当时在北非小镇阿尔克尔（Alcol）进行一场圣战。此言是否纯系借口，他是否确实计划占有西西里岛，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在一个法兰西士兵性侵了一位年轻的西西里主妇后，巴勒莫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局势的失衡，城内似乎已经混乱不堪。当彼得于9月份到达该岛时，他或者准确地说他的妻子康斯坦丝得到了多数西西里精英的支持。他来此的最终目的是落实他妻子对于西西里主权的诉求；而且如果南意大利的居民参与了起义，且他拥有能够打败查理装备精良的安茹军队的资源（查理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手中得到了贷款，银行家希望确保阿普利亚的谷物能够被运到不断扩张的佛罗伦萨），他也会夺取南意大利。

[51]

安茹家族劝说法兰西国王于1283年入侵阿拉贡（这对法兰西是一次灾难）。阿拉贡王朝支持了意大利的反教宗者，后者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诸城中亲安茹家族的圭尔夫派（Guelfs）和亲阿拉贡王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两败俱伤的争斗中确立了尽忠的目标，结果使斗争陷入僵局：到彼得三世和查理一世都已故去的1285年，阿拉贡国王占领了西西里，而安茹国王控制了南意大利，但两人都自称“西西里国王”（而位于意大利本土的王国通常被称为“那不勒斯王国”）。教宗试图在1302年及之后出面调停，但安茹家族和阿拉贡家族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4世纪，消耗了宝贵的财富资源，偶尔还会升级为冲突。

斗争同时在海上和陆上发生。安茹家族的查理可能认为加泰罗尼亚的船队不值一提。这是一个错误，在阿拉贡国王彼得指定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为船队的指挥官后，这一点尤为明显。此人是地中海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之一，是新时代的莱山德。

[52]

与管理良好、小巧紧凑的加泰罗尼亚船队相比，查理的船队装备精良但缺乏凝聚力，它是由南意大利人、比萨人和普罗旺斯人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

[53]

公元1282年10月，罗杰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的尼科泰拉打败了查理的船队，扣押了二十名安茹家族的成员和两艘比萨的大船，迫使查理退守南意大利。无论如何，如果查理想重新攻下西西里岛，他就需要取得对分隔西西里岛与非洲海岸的西西里海峡的控制。他再次被罗杰阻止，在马耳他周围的海域，一支安茹家族的守军与阿拉贡入侵者发生了冲突。1283年6月，一支由十八艘船组成的普罗旺斯船队到达了后来成为马耳他大海港（Grand Harbour）的水域，但它被劳里亚二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追赶。两支海军对战了一整个白天，到入夜时分，安茹家族的船队被迫放弃了多艘船，还有一些船被摧毁。安茹军队损失惨重：大约有三千五百名战士被屠杀，且阿拉贡人抓获了几百名战俘，包括一些贵族。牺牲者可能多数来自马赛，马赛人在这场战斗中损失的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将近五分之一。

[54]

在法兰西人于1283年入侵加泰罗尼亚后，加泰罗尼亚船队也得心应手地在罗赛斯海岸俘获了法兰西船队中的一半船只。罗杰宣称：“我坚信，海上不会有任何船队、船只，甚至任何一条鱼，除非它拿着阿拉贡国王的武器。”

[55]

安茹家族现在已经不能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持续攻击下保护南意大利海岸了，公元1284年他们彻底失去了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查理一世的儿子萨勒诺亲王查理愚蠢至极地率领一支安茹家族的船队在那不勒斯海面攻击了罗杰的船只。许多那不勒斯水手都不善于对付加泰罗尼亚人，他们被迫在甲板上与敌手进行白刃战。这次的灾难形式有所不同。那不勒斯人的船队没有被摧毁，但一些普罗旺斯的舰船被捕获，萨勒诺的查理就在一艘被捕获的船的甲板上。

[56]

直到1289年，他一直是阿拉贡人的战俘，尽管在他的父亲于1285年去世后，（至少是安茹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了西西里国王和普罗旺斯伯爵。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加泰罗尼亚船队肆无忌惮地扩大了他们在地中海上的行动范围，攻击了凯法利尼亚（从属于那不勒斯）、基克拉泽斯和希俄斯；突尼斯海岸附近的杰尔巴岛和克肯纳群岛（Kerkennah）也重新回到西西里人的控制之下。没有人能抵抗劳里亚的罗杰的进攻。他持续不断地取得海上战役的胜利，保证了西西里岛始终由阿拉贡人控制。

马略卡岛则是另一个问题。彼得三世早在其统治之初就憎恶他父亲把领地分割为阿拉贡王国和马略卡王国的做法。彼得在弟弟马略卡的詹姆斯二世背信弃义地投靠安茹家族后，侵入鲁西永，攻入佩皮尼昂（Perpignan）的王宫，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弟弟的卧室外。他甚感受挫地敲打大门，而詹姆斯此时却从下水道逃离了这个国家，直到公元1298年才在教宗干预下夺回王位。

[57]

然而彼得做出的决定与他父亲的做法相似，即把新征服的西西里领地与其他领地分而治之，并把它作为独立的实体授予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承认了一个可怖的事实：西西里人并不是在为巴塞罗那王室战斗，而是在为霍亨斯陶芬家族战斗。此外，西西里岛离巴塞罗那太远，从巴塞罗那控制它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岛屿是如此具有魅力。早在“西西里晚祷”事件之前，加泰罗尼亚商人就大批前往巴勒莫、特拉帕尼和其他港口，以寻找谷物和棉花。然而，彼得的目标是实现他的妻子对于王权的诉求，而不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在彼得逝世之后，商人们的机会就因三个阿拉贡国王——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国王，马略卡国王和西西里国王——间的争执减少了。

尽管面对着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世界内部实行的封港令，加泰罗尼亚人还是使自己占据了一个可与意大利人比肩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竞争活动：当巴塞罗那人开始为了进入非洲、西西里岛和东方而加入竞争之时，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还没有完全获得对地中海商路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人在航海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专长，包括地图制作的技术。他们还有其敌手完全不具备的优势：在阿拉贡国王的保护之下，他们很容易就可接近突尼斯、特莱姆森（Tlemcen）和亚力山大的统治者的宫廷。后代之人在回顾征服者詹姆斯和彼得的时代时，会视之为加泰罗尼亚的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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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种三桅帆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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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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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From the chronicle of Bernat Desclot：Llibre del rey En 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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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ott，Sea Power
，pp.33-4.

[57]
Abulafia，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10-12.

八 “关闭”大议会（1291～1350年）

1

公元1291年，阿克的陷落震惊了西欧，西欧的确没有在这座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十年内为保护它而做些什么。人们发动了许多新的远征计划，对这些计划最为狂热的是从加泰罗尼亚监狱获释的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他更热衷于打败阿拉贡人的尝试，而不是获得发动一次十字军行动的能力，况且他也没有资源来做这件事。

[1]

意大利商人为适应其不再能通过阿克获得东方丝绸和香料的现实，已经采用了多种经营方式。威尼斯人逐渐开始在对埃及的贸易中发挥带头作用；而热那亚人则在126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块殖民地之后，集中精力于与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但是，拜占庭的皇帝们对于热那亚人很警惕。拜占庭也向威尼斯人提供了支持，尽管与对热那亚人的支持相比略逊一筹，因此热那亚人不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米哈伊尔八世和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kos Ⅱ）将热那亚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金角湾以北的高地上，该地被称为佩拉（Pera）或者加拉泰（Galata），那里的大片热那亚人的碉楼仍然是伊斯坦布尔北部的主要景观。但是两位皇帝也赋予了热那亚人自治权，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发展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它很快就需要扩张范围。到14世纪中期，热那亚人在佩拉的贸易收入使得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相形见绌，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七倍。拜占庭的皇帝们将爱琴海和黑海的控制权交给了热那亚人，而米哈伊尔大约有八十艘船的海军被他的儿子解散了。当时的人相信，由于君士坦丁堡拒绝了使神圣的正教会与渎神的天主教会统一的所有企图，因而上帝会保护君士坦丁堡，以为回报。

[2]

热那亚人逐渐容忍了威尼斯人的存在，因为战争会损害贸易，吞噬价值不菲的资源。偶尔，如在公元1298年那样，某一方的海盗的攻击导致了危机，所有城市都陷入战争。在这一年发生的科尔丘拉（Curzola 或 Korcˇula）之役中，大约有八十艘热那亚舰船对抗九十多艘威尼斯舰船。威尼斯人是在深入亚得里亚海的本土作战。而热那亚人坚持不懈地赢得了这一天的战斗，数百名威尼斯人被俘，包括（据说是）马可·波罗，在被囚于热那亚期间，他对同一囚室的一个波斯行吟诗人讲述了他在中国和东方的非凡故事。

[3]

波罗家族的真正故事并不仅仅表现了鲁莽或者愚蠢，这些威尼斯珠宝商由阿克出发前往远东，年轻的马可加入了队伍。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恢复了穿越亚洲的贸易通道，打通了将东方丝绸运至黑海沿岸的路线，尽管穿越印度洋和红海的海上通路仍在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亚历山大港和地中海。当他们于13世纪60年代进入黑海之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立即试图涉足这条带有异国情调的穿越亚洲的贸易之路。事实上，当热那亚人专注于从事奴隶、粮食和干果这些黑海沿岸的地方特产的贸易之时，威尼斯人更乐意从事昂贵的奢侈品贸易。对优质的蜂蜡也有很大的需求量，它被用来点亮西方的教堂和宫殿。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贸易基地，而威尼斯人的基地在亚速海（Sea of Azov）上的塔纳（Tana）。在卡法，热那亚人召集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其中大多数是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鞑靼人（Tartars）；他们在意大利城市把奴隶卖掉，使其成为家仆，或者卖给埃及的马木留克人，将他们补充进苏丹的卫队。热那亚人向他们的穆斯林敌人提供强大的军队这一奇观毫无疑问导致了教廷的不悦和警觉。

热那亚人把黑海地区的谷物发运到比君士坦丁堡还远的地方，恢复了曾经使古代雅典人有粮吃的黑海粮食贸易。而随着意大利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他们就从更遥远的地区收购谷物，如摩洛哥、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海岸、克里米亚、乌克兰等。这里的产品价格远比北意大利便宜，所以即使考虑到运输的费用，从上述地区运来的粮食在意大利的市场上也能以不高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的谷物的价格出售。对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粮食的需求仍然较大。热那亚人将从以上所有地方运来的粮食分散到地中海各处：他们和加泰罗尼亚人供应着突尼斯的粮食市场；他们将谷物从西西里岛运至北意大利。

[4]

有一个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保持不变，那就是佛罗伦萨，只是在这一时期，它发展成一个经济体，一个加工和生产纺织品的中心。尽管佛罗伦萨处于内陆，当地人极其依赖地中海来取得他们需要的羊毛和食品；他们控制的土地十分狭小，在一年十二个月内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这座城市五个月的需求。托斯卡纳的土地十分贫瘠，当地生产的粮食无法与来自外域的“重小麦”

[5]

相比。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定期地向他们的同盟者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提供贷款，这样他们就能进入似乎拥有无限粮食资源的阿普利亚。

[6]

这些发展反映了环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到公元1280年或1300年，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也相对增长。地区性的饥荒变得更常见，城镇中的人必须到更远处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粮食。欧洲的商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骤然发展，城镇内的就业机会吸引着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城市史无前例地开始主导西欧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自加泰罗尼亚到托斯卡纳的弧状区域的主要商业中心城市有巴伦西亚、马略卡城、巴塞罗那、佩皮尼昂、纳博讷（Narbonne）、蒙彼利埃、艾格莫特（Aigues-Mortes）、萨沃纳、热那亚、比萨和佛罗伦萨，在这些城市中弗罗林金币被广泛使用和模仿。艾格莫特盛产食盐，自14世纪早期以来它的景观就没有改变多少。它是法兰西王国面向地中海的门户城市，于13世纪40年代建立，直到此时才直接控制了朗格多克。国王路易九世关注繁荣的蒙彼利埃城，这座城市是贸易、银行业和手工业中心，但由于复杂的封建契约规则，它被置于阿拉贡国王的宗主权下。路易九世希望将商业重心转移到他位于潟湖上的新港口艾格莫特，他也同样使此地成为他于1248年集结的那支损失惨重的十字军的出发地。最终，艾格莫特迅速成为蒙彼利埃的一个出海口，避开了法兰西王室在下一个世纪对它的控制。

[7]

威尼斯人对于如何满足其城市内十万居民的粮食需求这个问题有与众不同的答复。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所有粮食运至自己的城市，这样威尼斯人就会有首选权，然后才在其饥饿的邻市，如拉文纳、费拉拉（Ferrara）和里米尼（Rimini）间分配剩余粮食。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变为“威尼斯人的海湾”。威尼斯人与安茹家族的查理和他的继承者就保证阿普利亚小麦供应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甚至准备支持查理一世去攻击君士坦丁堡，这次进攻行动原定在1282年，即“西西里晚祷”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实施。

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大圆船除了装运食物外，也从小亚细亚装运明矾至西方。热那亚人在明矾产地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他们的飞地：首先，在小亚细亚沿岸，热那亚冒险家贝内德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于公元1297年创建了一个短暂的“亚细亚王国”；然后是附近的希俄斯岛，它于1346年被热那亚商人公会的家族重新占领（他们对此地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了1566年）。希俄斯不仅是获得弗凯亚明矾之地，也盛产干果和乳香。比希俄斯更为重要的是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它填补了自阿克陷落之后留下的空白。塞浦路斯处于来自法兰西的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控制之下，但其居民多是拜占庭希腊人。它的统治者们经常被卷入派系斗争，但是吕西尼昂王朝从与邻国的贸易活动获得财富，并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8]

许多外国商人的公会前来造访或驻扎：法马古斯塔是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安科纳、纳博讷、墨西拿、蒙彼利埃、马赛和其他地方的商人的基地，当地已经损毁的哥特式教堂可说明商人们曾经积累起来的财富。

[9]

以塞浦路斯为起点的贸易路线延伸到了另一个基督教王国，即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它位于当代土耳其的东南部海岸。西方的商人通过塞浦路斯向亚美尼亚供应谷物，他们使亚美尼亚成为离开地中海的门户，从此地商人们可走上通往波斯大不里士（Tabriz）以及更远处的丝绸市场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艰难贸易路线。塞浦路斯与贝鲁特（Beirut）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叙利亚基督徒商人在这里充当安科纳和威尼斯商人的代理者，为他们供应大批量的棉花以运至意大利甚至德意志加工成布匹，这是地中海上出现了一个跨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单一经济体系的明显征兆。一些布匹成品被运回东方，在埃及和叙利亚出售。贸易和政治在吕西尼昂国王的脑中交织纠结。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在公元1365年发动一场针对亚历山大的野心勃勃的十字军远征时，他的庞大计划之一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诸港口确立基督教的支配地位（他已经攻取了安纳托利亚的两处港口），但是他的资源无法使他在埃及的征伐活动长期维持下去。于是他转而对亚历山大进行病态的掠夺，这证实了他所谓的“圣战”是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在他回到塞浦路斯之后不久，这位惯会制造敌手的国王就被刺杀了。

[10]

2

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商业优势是以他们海上力量的优势为基础的。大型圆帆船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穿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主要是因为有长形多桨大帆船监视各海域。这种单层甲板的多桨帆船的长宽比为8∶1，其动力结合了桨手和风帆的力量。在桨的下面，四到六名桨手肩并肩坐着，每两人或三人操纵一支桨。但作为商船，这种船最适合用于运载小批量的高端商品，如香料，因为船上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些船速度快、机动性强，但容易在深海中沉没。随着佛兰德商路的发展，驶向大西洋的船只建造得更长、更宽且更高（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这种新的“大帆船”能够应对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海风和洋流。

[11]

圆船中有极少数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巨型船只，如公元13世纪60年代建造的“罗卡福特号”（Roccaforte
），它是一种吃水量达五百吨的大船，相当于多数“圆船”吃水量的两倍多。

[12]

一些船，特别是那些自威尼斯出发驶向黎凡特或者佛兰德的船只，在出发后伴有护航船，并有武器保护［此即威尼斯人所说的穆达（muda
）系统］。即使如此，穆斯林和基督徒海盗的疯狂攻击也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断运输。公元1297年，由格里马迪（Grimaldi）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因为经常披着修士的风帽，为他自己赢得了“修士”的绰号——领导的热那亚暴乱群体，占领了热那亚领地最西端的摩纳哥岩［事实上，摩诺伊科（Monoikos）这个名称源于古代时期的弗凯亚移民，与修士毫无关联］。作为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国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他已经在1318年成为热那亚的最高领主——的支持者，摩纳哥的水手们在之后几十年内都是令人厌恶的对象。1336年，摩纳哥海盗扣下了两艘从佛兰德返程的装有货物的单桅大帆船。佛兰德元老院不得不叫停所有驶向佛兰德航行的船只，航运在二十年后才恢复。格里马迪家族的成员留在原处，但仍是事端制造者，仍然统治着摩纳哥，不过他们找到了比做海盗稍微体面一些的赚钱方式。

[13]

贸易在创造一个成功商人的阶级的同时，也强化了贵族的势力。在威尼斯，贵族掌控了收益最好的贸易通道，留给中产阶级的选择只剩用圆船做谷物、食盐和酒的生意。要确定哪些人可称为贵族并不简单，尽管有一些古代的家族，如丹多罗（Dandolos）家族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占据着社会阶梯的顶端。问题是，在社会繁荣发展的时代——当时许多人都已经获得了巨额财富并要求获得决定护航帆船应该向哪里进发，或者自己应与哪些外国君主签订条约的权利，但做决策的仍是由贵族构成的元老院（公元14世纪早期便是如此情况）——究竟哪些人能够获许向上攀登社会阶梯。结果是1297年出现了一个限制大议会成员的决议，规定元老院和高层委员会只能由现有成员以及他们的后裔构成，他们来自约两百个家族，其中有许多是像蒂耶波洛那样的商业精英家族。这种“关闭”（Serrata）或多或少应是永久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族仍然通过“后门”获许加入了贵族行列。大议会的“关闭”于是成为贵族们重新确认其在政治、贸易和社会领域的至高权力的一个机会。

3

加泰罗尼亚人在公元14世纪初取得了成功。1302年，“西西里晚祷”战争正式结束，重新打开了连接西西里、马略卡和巴塞罗那的贸易航道。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决定宣示他对撒丁岛的领主权。该岛曾经于1297年被教宗赐给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教宗希望以此交换西西里岛，

[14]

詹姆斯的兄弟腓特烈的攻击性回应是占领西西里岛，使之成为他的独立王国。直到1323年，阿拉贡国王阿方索四世才发动了对撒丁岛的攻击；虽然他是为了自己的王朝才这样做，但加泰罗尼亚的商人认为这一征服行动将使他们获得该岛所产的大量粮食、食盐、奶酪、皮革，以及最为重要的白银。

[15]

这些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忽视了一向存在于撒丁岛人中的对外来统治的抵触情绪。加泰罗尼亚人基本上都住在城市内，主要是沿海一带（仍有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后裔生活于阿尔盖罗），而撒丁人则住在城墙之外。与此同时，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认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入侵侵犯了他们作为领主的权益。比萨人最后被允许在撒丁岛南部保有产业，但比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之前，这个城市甚至考虑要主动归附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但热那亚人更为麻烦。当加泰罗尼亚人对他们实行野蛮攻击时，他们的回应是以牙还牙。撒丁岛周围的海域成为危险之地。该岛一直处于抗争之中，抗争的双方是岛上的古老原住民与即将成为新主人的民族，或者都是希望成为新主人的人。在14世纪晚期，一个统治根基在该岛中西部的阿博雷阿（Arborea）的王国建立，结束了地方性的对抗，其女王埃莱奥诺拉（Eleonora）以立法者的形象而受到称颂。

[16]

在野心勃勃、身材矮小的彼得四世于1337年继承阿拉贡王国的王位后，阿拉贡的宫廷开始制定其可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式的”战略目标。彼得四世在统治之初下定决心要处理他的堂兄在马略卡岛的行为。马略卡国王詹姆斯三世给人的印象是心智不够健全。他痛恨彼得四世的说法，即马略卡国王是阿拉贡国王之附庸，前往巴塞罗那商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船停在滨海宫殿的墙外，由于他的坚持，对方修建了一座吊桥搭在船舷上。然后他试图引诱彼得上他的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即绑架阿拉贡国王。马略卡的商业公会对此感到厌烦。他们愿意且需要与他们在巴塞罗那的贸易对手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阿拉贡国王宣布詹姆斯抗拒王命并于1343年攻下马略卡之时，他们十分欣慰。加泰罗尼亚的船队由一百一十六艘船构成，包括二十二艘单桅多桨大帆船。

[17]

此后不久，詹姆斯在试图收复自己的领地时逝去。在彼得漫长生命（其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最后时期，他试图用联姻方式收回阿拉贡人的西西里岛。他的帝国之梦开始变为现实：最后，一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帝国”出现了。加泰罗尼亚商人希望利用此事获取更大的利益。1380年，彼得解释了“跨地中海”联系的重要性，也考虑了控制饱经战争创伤的撒丁岛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失去了撒丁岛，随后将失去的就是马略卡岛，因为马略卡岛已经习惯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获得的食物将不再运达，于是这里将不再有人居住，我们也将失去这块土地。

[18]

一个连接西西里岛、撒丁岛、马略卡岛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网络即将出现，在这个网络中，意大利诸岛将持续不断地为马略卡和巴塞罗那供应生命之粮。

养船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公元13世纪，一个大的造船厂于巴塞罗那建立，现在那里成了航海博物馆。造船厂的工人在棚架之下劳作，大的钢环悬挂在拱门上，因此他们可用滑轮起吊船体。但是，根据一个王室顾问的估计，建立这样一间能容纳二十五艘单桅帆船的船厂要花费两千盎司黄金，这超出了阿拉贡国王的承受能力。该数字还没有包括保养船只、供养船员以及购买武器和其他装备的费用。加泰罗尼亚大帆船上的船员们的饮食很单调，由硬干粮、咸肉、奶酪、菜豆、油和酒构成，也有鹰嘴豆和蚕豆，与热那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水手的饮食的区别在于不同成分的构成比例不同：威尼斯水手分得的干粮和奶酪少一些，但咸肉更多；而那不勒斯船队享有的是免费的酒（难道这就可以解释那不勒斯人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吗？）。

[19]

把大蒜、洋葱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就可制成一种口味相当不错、可抹在干粮上的酱汁。人们当时就知道，大蒜和洋葱可预防一些疾病，如败血症。干粮的准确说法是biscoctus
，意为两次烤制，因此它比较坚硬，但体轻、容易保存且富有营养。

[20]

船员的饮食中没有咸鱼是很奇怪的事。咸鱼在巴塞罗那饮食中是很重要的。当地盛产凤尾鱼，也可从大西洋捕鱼，在基督徒们禁食肉类的大斋期，咸鱼尤其重要。虽然船下的海水中有丰富的渔产资源，但国王没有理由为鱼买单。腌制的食物会增加人们对淡水的需求，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每个船员每天需要消耗至少八公升淡水，在炎热的季节则消耗量更大。每艘船可以装载五千公升淡水，水容易被污染，需要加以净化并以醋去味。但是，船上的给养是需要不断补充的，因此同古代的情形类似，船需要经常靠岸。

[21]

保障船的给养是船长需要行使的重要职责之一，他的角色不只是船上的指挥官。

西地中海的一些区域是禁区。公元1340年前后，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就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

[22]

由于人们担心摩洛哥人入侵西班牙南部——来自摩洛哥的经常性入侵成为11世纪和12世纪伊比利亚的基督教王国面临的一大威胁——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幸运的是，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们总体而言和自己一样担心被马林王朝控制，但是在14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与摩洛哥人结盟，极大地威胁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路。卡斯蒂利亚国王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包围直布罗陀的行动来赢得对海峡的控制，但最终他自己却被穆斯林包围并被迫撤退了。

[23]

1340年，卡斯蒂利亚船队在直布罗陀城外被一支新建的摩洛哥船队打败，失去了三十二艘战船。基督徒的这次失败震撼了阿拉贡人，于是他们与长期以来同自己争斗不休的卡斯蒂利亚人议和。阿拉贡国王希望装备至少六十艘快船，但他得乞求他的议会提供资金；巴伦西亚议会提供了二十艘快船，甚至好斗的马略卡国王也提供了十五艘快船。与此同时，摩洛哥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但是卡斯蒂利亚人在葡萄牙的帮助下，于1340年10月在西班牙南部的萨拉多（Salado）击败了一支摩洛哥军队。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夺取的马林王朝之军旗，现在还保存在托莱多大教堂的珍宝馆中。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卡斯蒂利亚仍然经常派出由十艘或二十艘船组成的船队进入海峡。这与摩洛哥人的船队相比规模很小，1340年摩洛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艘战船，其中包括六十艘快船。战争于1344年结束，当时卡斯蒂利亚的国王阿方索十一世进攻了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港。最后，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控制了海峡的北岸，但没有攻克直布罗陀的另一出口。

[24]

穆斯林的海上势力也在东地中海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基督徒在突厥人海域内取得的成功的回应。公元1310年，在二十多年前被赶出阿克的医院骑士们从他们当时位于塞浦路斯的基地出发，夺取了罗得岛。此地在之前许多年里都是突厥人的攻击目标，拜占庭对其有名义上的宗主权。

[25]

医院骑士们此时将罗得岛建成了他们的基地，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开始积极地从事海盗活动。他们也不断与西方的统治者，包括法兰西国王、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希望能得到大规模十字军船队的帮助。但是，这支船队的目标不再只是圣地，或者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留克王国，而是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突厥人。他们在抵达小亚细亚海岸后改变了游戏规则：突厥人已经冲破了拜占庭建立已久的使他们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警戒线，而且，正如医院骑士适应了海洋一样，突厥人也在来自拜占庭海军的希腊人的帮助下适应了海洋。米哈伊尔八世为节省财政开支，于1284年解散了拜占庭的舰队，他以为意大利的海军会保护他；由于安茹的查理忙于应付“西西里晚祷”事件，他也摆脱了查理的干扰。数个小规模的突厥公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爱琴海为边界线的埃米尔国艾登（Aydin）。于基督徒来说，幸运的是这些突厥人的埃米尔国在侵扰基督徒属地边境的同时耗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在内部斗争上。即便如此，到1318年，艾登成了令其基督教邻国头疼的对象，当时埃米尔乌姆尔帕夏（Umur Pasha）与数年前已经控制雅典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军结成联盟，这支雇佣军在名义上服从于西西里岛的阿拉贡国王的权威。

[26]

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艾登的突厥人之间结成的这一古怪同盟惹恼了威尼斯人：一位威尼斯贵族的封地圣托里尼岛（Santorini）两次受到袭击，威尼斯人害怕这个同盟随后会对克里特岛构成威胁。

[27]

解决突厥人的威胁似乎要依靠一支装备良好、资金充足的海上十字军，在此军队中，医院骑士、意大利海军、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和法兰西人应协同确立对爱琴海的完全控制权。这一动议因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野心而受挫，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通道和他们在这一海域获得的领主权。一个由西方海军组成的“神圣同盟”——威尼斯人事实上是其追随者——暂时性地于1334年清除了爱琴海海域的猖獗海盗。

[28]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教宗热心地促成了另一次十字军行动，这支十字军于1344年从乌姆尔帕夏手中夺取了士麦那。十字军在士麦那取得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们只成功征集了一支拥有三十艘快船的船队：西方人的热情只是表面文章而非出自真心。

[29]

他们夺取了要塞［他们对这座要塞的控制一直维持到帖木儿（Timur）于1402年攻陷它之时］，但没能进入内陆，一个原本宝贵的贸易中心于是转变为受到围攻的边塞城镇。事实上，十字军补给不足。像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智者罗伯特这样的统治者已经长期征收十字军税，甚至装备了十字军船队，但这支船队神奇地转移了目标，被投入到对抗热那亚吉伯林派或者是西西里岛的阿拉贡人的战争中。

这一区域的不安定因热那亚人的出现——热那亚人的一个合股公司于公元1346年占领了希俄斯岛——而加剧了；该岛由热那亚人的投资商共享所有权，由一个公司管理，该公司被称为马奥那（Mahona
）。其主要靠明矾、乳香和干果获取利润，并不热衷于与西方船队一起进一步涉险；甚至医院骑士也逐渐地失去了对十字军的热情，开始利用罗得岛在商路上的有利位置赚钱。在其东方，艾登被打败，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但它迅速被一个来自西北的新崛起的突厥群体填补。这些突厥人即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热衷于从事对抗拜占庭的圣战（并于1331年占领了尼西亚），但是就像这一时期的所有突厥人一样，他们也愿意在基督教统治者需要雇佣军时为其效力。于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六世（John Ⅵ Kantakouzenos）允许他们定居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这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个桥头堡。

一直到公元14世纪中期，基督教船队都没有占据无人匹敌的优势。加泰罗尼亚人极力使船队保持一定的规模，以期在他们的穆斯林对手要攻占直布罗陀海峡时予以阻止。即便如此，阿拉贡国王与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同盟还是创建了一个能够供应西地中海各国以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尽管联系时有中断，且多次出现不祥征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从1299年到1350年的数十年间还是保持了和平。热那亚的海军军官们在寻求好的战争机遇时发现了其他客户。他们已经在13世纪为腓特烈二世服役；到1300年，他们教授了加泰罗尼亚人如何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调动船队。他们为葡萄牙船队做了奠基性工作。但他们不能抵抗另一个凶残的入侵者，该入侵者在七八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地中海。

4

黑死病有时候被视为大自然对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各国过快发展的经济的压制：人口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对欧洲的土地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谷物价格被迫上涨，鸡蛋和鸡肉等高端产品也因此匮乏。产出极差的边边角角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每一粒粮食都得到珍惜。饥荒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如托斯卡纳。尽管北方发生了特别严重的饥荒，自公元1315年的大饥荒以来尤其如此，但它对阿尔卑斯山以南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

[30]

然而，我们可以绘出更乐观的图景。到1340年，人口的增长达到顶峰，特别是在西欧和拜占庭。在1329年到1343年，马略卡的城市人口下降了23%，差不多的数字也出现在了普罗旺斯和其他地区的城镇中。

[31]

大规模专门化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用商品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城市贸易网络的发展。早在1280年，比萨人就放弃了阿尔诺河河口的贫乏耕地，用其牧养绵羊；他们运出毛皮、肉食、奶酪和羊毛以从海外换回谷物，因为羊身上很少有用不上的东西。托斯卡纳的小城市圣吉米尼亚诺特别以盛产藏红花等经济作物和酒著称，在这些产品的供养下，该城的人口密度纪录直到20世纪才被打破。它的商业网络被扩展到了地中海上，在那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圣吉米尼亚诺的商人向阿勒颇等远东城市出口藏红花。这一“商业化”的趋势在欧洲北部也很明显，预示了在黑死病之后会出现的诸多发展。

且不论在公元1340年前后的危机之后是否出现了新兴经济，黑死病的确打破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平衡。达地中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一半以上的死亡人数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多个方面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种震动既是精神的，又是经济的。

[32]

然而，瘟疫导致的“黑暗时代”的持续时长并不能与以青铜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为标志的灰暗时期相比。在当时，瘟疫的到来加深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困境，推迟了复兴的到来，但它并不是发生巨大倒退的唯一原因。但是14世纪的瘟疫是引发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转型的重要介质，这种转型进一步带来了新秩序的创建。

热那亚人对于地中海上黑死病的到来有不察之责。腺鼠疫是由蒙古军队而非商人带到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基地卡法的——蒙古人于公元1347年包围了卡法。

[33]

一些意大利人乘船从克里米亚发生的战争中逃出，沿水路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即便他们没有被感染，船上的偷渡者黑鼠也被感染了。这些老鼠喜欢黑海商船上装载的大量谷物，身上有传播瘟疫病毒的跳蚤，船载的大捆布匹商品为跳蚤提供了藏身之处。1347年9月，腺鼠疫在拜占庭首都肆虐，其市民开始逃离，但他们也是病毒携带者。一艘运载奴隶的船从黑海起航驶向亚历山大，船上有三百人；据阿拉伯历史学者阿里·马克里齐（al-Maqrizi）记载，当这艘船到达亚历山大港时，船上只余四十五人，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死去了。

[34]

毫不出人意料，亚历山大成为腺鼠疫在东地中海的一个传播中心，1348年春，加沙受到影响。西地中海第一个感染此种疫病的地方是墨西拿。一个西西里编年史学家将此归罪于十二艘来自东方的热那亚长船，这批船于1348年到达。墨西拿的居民带着病菌逃到岛屿的各个角落，疫病越过海峡传至雷焦，于1348年5月到达那不勒斯。

[35]

到1348年春天，黑死病已经感染了整个马略卡岛，由此它沿穿越加泰罗尼亚的经典商路，进入佩皮尼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又南下至穆斯林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王国，于1348年5月到达了阿尔梅里亚。

[36]

同一个月，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带着他们的圣骨和圣像游行，恳求上帝消灭这次瘟疫，此类行为自然进一步帮助了疫病的传播而非结束。

[37]

突尼斯于1348年春天被感染，瘟疫很有可能是由西西里传播至此的，另一个感染源是从马略卡下行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港口的加泰罗尼亚船只。

[38]

12世纪到14世纪城市的急速发展意味着，西地中海岸与中东的繁荣城市一样易受瘟疫感染。各地死于瘟疫的人数都多得令人震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于瘟疫；在西地中海的一些地方，如加泰罗尼亚，死去的人可能占人口总数的六成或七成。

[39]

瘟疫在传播过程中也变得更烈性了，新出现的肺鼠疫可在几小时之内夺走那些呼吸道感染者的性命。

欧洲和地中海近一半人口的损失对于经济关系影响巨大。对食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但由于西西里岛和其他地方的土地因疫病导致的劳动人口减少而无人耕种，瘟疫过后许多人都陷入饥荒。由于疫病在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商贸城市的大街小巷及水道上传播得很快，所以这些大的商贸城市人口锐减。

[40]

黑死病并不是唯一的灾难，公元14世纪晚期，瘟疫的反复发生导致人口总数在要缓慢恢复之时再度下滑；新的瘟疫对年轻人危害尤其大，因为老一代已经在经历多年瘟疫后有了一些抵抗力。在“西西里晚祷”起义之后的那个世纪，西西里岛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从八十五万人降至三十五万人，导致人口锐减的两起最重要的事件是1347年的瘟疫与1366年在西西里岛上暴发的又一次瘟疫。

[41]

在经历了黑死病的摧残与恐怖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这次瘟疫改变了整个地中海，却没有造成长久的衰落。旧的经营体制如商栈仍然存在；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明争暗斗；基督徒策划了更大胆的十字军计划，意图攻击势力一度稳固的马木留克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旧的贸易网络发生了一些微小却重要的变化，其第一个信号是一个活跃的贸易区在直布罗陀海峡外出现。在这一复苏之后，第四地中海于14世纪末到来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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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蛋白质和淀粉成分较高的小麦。——译者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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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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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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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另一个计划涉及阿尔巴尼亚，参见：D.Abulafia，‘The Aragonese Kingdom of Albania：an Angevin project of 1311-16’，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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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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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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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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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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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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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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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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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R.Epstein，An Island for Itsel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1992）.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1830年）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1480年）

1

瘟疫发生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地中海内部的粮食供给压力也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地中海谷物贸易就此衰落。事实上，它繁荣发展着：一些劣等田地被弃耕，变成了草场，其他一些地区则转而生产糖与染料，与这伟大的海相接的陆地上的经济生活，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随着生产专业化的提升，各种各样的商品贸易发展起来。地中海经济开始呈现出新面貌。区域性贸易崭露头角：木材被运往加泰罗尼亚沿岸地区；羊毛有的从阿普利亚出发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新城镇，有的从梅诺卡岛（当地盛产绵羊）运到托斯卡纳，特别要说明的是，托斯卡纳地区在公元1400年前后有一位著名的“普拉托商人”（Merchant of Prato）名叫弗朗切斯科·迪·马可·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他曾致力于记录每一捆羊毛，保留每一封信件（现存十五万封），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

[1]

他派驻扎伊维萨岛的一名代理人抱怨道：“这个岛对健康不利，面包糟糕，葡萄酒劣质——上帝宽恕我吧，这儿就没一样好！我觉得我恐怕要在这儿被刮掉一层皮了。”

[2]

但商业需求当然比个人享受重要。

这位普拉托商人在坐落于西班牙海滨的圣马蒂奥（San Mateu）设置了托斯卡纳办事处，在那里代理人可以收购最优质的阿拉贡羊毛，此时绵羊养殖业已经深入西班牙内陆地区，逐渐征服了梅塞塔高原，到了夏季，数百万只牲畜在高地吃草，冬季则转场到高原地带。达蒂尼的商业网络还延伸到马格里布（Maghrib）、巴尔干半岛以东以及黑海地区。在14世纪90年代，他还投身于奴隶贸易，当时马略卡和西西里的奴隶市场上会出售来自黑海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

[3]

他所经营的商品包括来自地中海以外远东地区的靛蓝染料、巴西苏木、胡椒、芦荟、片姜黄和良姜，以及来自地中海周边的棉花、乳香、精制糖。除了大量的羊毛原毛外，他还从西班牙和摩洛哥进口鸵鸟羽毛、象牙、大米、扁桃仁以及大枣。他会从巴伦西亚订购餐具，按照惯例，上面装饰着他自己的徽章；不过若干年后，他再次订购时却发现对方没有保留自己的徽章设计，因此感到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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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蒂尼是个寡头式人物，不是公元14世纪晚期那种典型的商人，但他的生平充分展现出商品贸易的勃勃生机。他成功地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开展贸易，即便在1402年也是如此，当时米兰大公扫荡了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并将除佛罗伦萨外的所有主要城市都收入囊中。地中海的商人总是知晓如何从战争与和平当中获利。然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发生了。14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三大银行家族巴尔迪（Bardi）、佩鲁齐（Peruzzi）和阿恰约利（Acciaiuoli），与极为依赖银行贷款的那不勒斯国王、罗得岛的骑士团以及欧洲内陆的统治者们建立起紧密联系；但就在黑死病暴发前夕，这些银行破产了，显然是由于之前累积了过多的毒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向英王提供的贷款）。后来取代这些破产银行的跨国银行都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规模，经营时也更加稳健；美第奇银行就是如此，尽管它同时也拥有着政治权力，是著名的统治家族。

[5]

谨慎经营保障了稳定的收益。扩张的野心同样也更加温和：加泰罗尼亚人遣往佛兰德、英格兰以及马赛的船只变少，这座曾经的重要商站已辉煌不再。如此一来，新的商业结构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精神面貌。

[6]

推动城市生活发展的不仅是手工业专业化的不断增强，这反映在手工行会的发展方面，还在于大量乡村居民移居到城镇，由于人力的减少，村庄已经无法存续。在埃及，土地废弃导致对灌溉设施的忽视，而这些设施维持着尼罗河三角洲的生态平衡。三角洲地区变得贫穷，工资减少，然而地中海的欧洲一侧在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时，却走向了崛起。

[7]

于是，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到1400年时，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已经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这又促使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前往地中海和黑海的粮食产地。

在瘟疫的刺激下，基督徒普遍产生一种心理，即人们需要为其罪孽忏悔。但这种罪孽显然不包括内斗：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公元1350～1355年爆发激烈冲突，随后在1378～1381年冲突再起（基奥贾战争，Chioggia）。这两次冲突的起因都在于争夺从爱琴海前往黑海的通道。第一次冲突发生时，威尼斯人与阿拉贡国王达成协议，而后者当时正与热那亚人争夺撒丁岛的控制权。威尼斯人派遣舰队前往西地中海，并于1353年在撒丁岛北部阿尔盖罗附近海域击败热那亚人，而加泰罗尼亚人则派遣舰队奔赴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战斗中还牺牲了一名舰队司令。然而，没有任何一方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在占领达尔马提亚长达三百五十年后，威尼斯被迫接受将其划归匈牙利；热那亚则陷入内斗，该城落入米兰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的领主们手中，在后者看来，热那亚的资源已经耗尽，于是在1355年就与同样被耗尽的威尼斯签署了和约。

[8]

当战争于公元1378年再次爆发时，双方关注的焦点起初是小岛特涅多斯（Tenedos），认为控制该岛就可以掌控经由达达尼尔海峡的商路。两年之前，拜占庭的一位篡位皇帝曾将该岛赠送给热那亚人作为得到其援助的回报，但威尼斯人从这位皇帝的对手那里得到承诺，他们可以控制该岛。

[9]

热那亚和威尼斯要打仗的念头实在令人惊诧，因为黑死病已经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威尼斯人不得不从达尔马提亚招募大批新桨手。此外，他们还有其他严重分歧。在这两次战争间隙，1363年，威尼斯人遭遇克里特起义，起义者不仅包括当地的希腊人，还有一些威尼斯贵族，如古老且伟大的格拉德尼戈家族（Gradenigo）。

[10]

起义使得威尼斯人的供给网出现问题，因为意大利东北部缺乏广袤腹地，他们只能对克里特进行开发——事实证明是过度开发——以便获取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和蔬菜。在两次战争期间，热那亚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海域爆发冲突，热那亚海军不敢进入该海域，威尼斯则以另外一种更危险的方式陷入严重危机。在1378～1380年，由于亚得里亚海的东侧被匈牙利国王控制，威尼斯就完全暴露在其敌手的攻击之下。威尼斯还需处理另一个顽疾：若要实现其东地中海的扩张野心，就必须将威尼斯附近的海域完全掌控在共和国之手。

热那亚人向匈牙利国王以及威尼斯的近邻帕多瓦的卡拉拉（Carrara）领主求助，从而使威尼斯陷入包围。公元1379年，热那亚人焚毁了威尼斯海滨的一些村庄，其盟友则洗劫了威尼斯潟湖南端的基奥贾。盟军还曾放出狂言：不把圣马可大教堂门廊上方的四座青铜马掠走，他们绝不停歇。这是威尼斯自9世纪初被加洛林人围城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威尼斯成功地在围城战中坚持下来；最后反而是热那亚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的补给已然耗尽。到1380年6月，热那亚人意识到，他们已经难以维系，只能选择和谈。这次冲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威尼斯人在舰船的前甲板上安装了发射石弹的火炮，使用了大量火药。热那亚人的指挥官皮耶特罗·多利安（Pietro Dorian）就是在一座塔遭炮弹击中后被砸死的。

[11]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喜欢将基奥贾战争说成是威尼斯人取得了胜利，但热那亚人进逼潟湖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威尼斯的巨大羞辱。威尼斯失去了特涅多斯岛，无法收复达尔马提亚，不得不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权利（热那亚人由此参与到白糖贸易中），甚至还不得不将其本土的附属国特雷维索（Treviso）让渡给奥地利公爵，也因此丧失了意大利东北部的谷物产地——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爪由此伸入意大利东北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2]

在公元1350年和1378年的两场战争中，威尼斯在领土和声望方面所失去的远远多于所获得的。尽管这些冲突很严重，但它们仅仅是极其和谐的关系的戏剧性中断，两地的商船仍一起穿行于爱琴海，经由君士坦丁堡，前往盛产谷物的克里米亚（Cremea）。1381年后，双方细分了各自的贸易范围以及商业利益，以避免产生纠纷：威尼斯保有黎凡特商贸的主要中心，其商船前往亚历山大和贝鲁特购买香料；而热那亚人则更愿意采用圆形商船

[13]

装载大宗货物——明矾、谷物和干果——并在小亚细亚、希腊和黑海搜罗这些商品；“无籽葡萄干”（currants）的名称就来源于科林斯，而位于黑海南岸的独立的希腊国家特拉布宗（Trebizond）则是榛子的主产地。1300年前后，雄心勃勃的商业冒险冲动曾驱使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深入波斯，甚至远到中国，而此时这种冲动已经消失；商人们致力于恢复横跨地中海的重要联络网。

[14]

促成稳定的一个因素在于威尼斯造船厂的高效，而且它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组织最为严密的造船厂。威尼斯的造船厂位于名为塔纳（Tana）的大型缆绳作坊的旁边，它早在公元14世纪初就已建成，当时但丁听到了从地狱最深处传来的回声。

正如在威尼斯人的船厂里，

冬天熬着黏糊糊的沥青，

来涂抹已经损坏的船只，

既然已经不能再航海；那就只能，

有的正给自己造新船，有的正用麻屑

填塞船只两侧因多次航行形成的隙缝；

有的在船头敲啊敲，有的在船尾敲啊敲，

这个人在制桨，那个人在缠绕缆索，

还有一个人缝补着前桅的帆，缝补着后桅的帆……

[15]

[16]

原来的老造船厂的船坞可容纳12艘商船，而新造船厂的规模是前者的三倍。到14世纪晚期，在一位海军将领的领导下，它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造船厂一年可制造3艘大型商船，这看起来并不多，只是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通往黎凡特和佛兰德的航行渐趋稳定，商船的规模大幅提高。这些大商船是装有大三角帆的三列桨船，可搭载150吨货物以及多达200名水手。只有威尼斯公民可以将货物放在船上，这些船出航时还配有护卫，一些小型的配备着武器的护卫船伴其左右，沿着威尼斯元老院仔细选择的路线航行；只有过了二十五岁才能成为公民，且如我们所见，利润最丰厚的航线运送的是丝绸和香料，威尼斯贵族纷纷投资以获得控制权。对于那些更为普通的物品，威尼斯人用圆形的挂方帆的商业柯克船（cogs）来装运，这些船均由私人造船厂建造，在设计方面较少受限。已知最大的15世纪柯克船长约30米，排水量为720吨左右。

[17]

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与其航海技巧不相上下，而且威尼斯和热那亚及马略卡一样，均是地图绘制的主要中心。如此一来，威尼斯水手人人熟知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确切信息。此外，随着指南针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在海洋中航行更有信心，航海季也扩展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段。

[18]

2

有一项业务让水手忙碌不停，那就是将朝圣者送往圣地。巴勒斯坦最后一处基督徒据点的丢失，并未终结朝圣活动；阿拉贡诸王与其他地区争夺一些模糊的权利，要为圣地的基督徒避难所提供保护，而马木留克苏丹们清楚，当与西方的统治者进行政治以及商业谈判时，可以打圣地牌。朝圣是一种自然的或被认为是自然的需求。菲力克斯·法贝尔（Felix Fabri）是多明我会修士，他在公元1480年从德意志前往圣地，并生动地描述了乘船时船上的臭气、不适以及污秽：爬满蛆虫的肉，不能饮用的水，无处不在的寄生虫。他回程时从亚历山大出发，在不适合航海的季节里，也像早年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一样，经受了狂风与海浪。不过，他得知有个隐秘的地方最适宜睡觉，就在捆得结结实实的香料包上方。

[19]

但至少对少数学者来说，朝圣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1358年，彼特拉克（Petrarch）受朋友乔瓦尼·曼德利（Giovanni Mandelli）的邀请，一起前往圣墓教堂。但彼特拉克认为待在后方更加安全，于是将一本小册子送给曼德利，在书中他描绘了穿越地中海的路线。他特别注明奥德修斯到访过的所有地方，还指出了意大利最南端的克罗托内（Crotone）的朱诺神殿（Juno Lacinia
）；他注意到奇里乞亚就是庞贝击败大批海盗的地方；他曾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沉思片刻（“您本不应为其他人承担如此艰巨的职责，不妨用您的眼睛看看……周遭这些，您已用心感受到的这些事”）；但他最后却与曼德利分手，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亚历山大，不是在一堆香料之中，而是在亚历山大的坟墓和庞贝的骨灰旁。

[20]

以古典时代的遗址为中心的文化旅游即将开始。彼特拉克的《圣地导游手册》（Itinerary
）现存四十份手稿，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尤其在15世纪的那不勒斯——因为曼德利就是在南意大利的海岸接受了大量关于古典时代的遗址的信息洗礼，这些内容（而非对圣地的兴趣）也吸引着广大读者。

彼特拉克的古典之旅在公元15世纪20年代由安科纳的一名商人变为现实，该商人每次看到古典时代的遗址时都会惊呆，第一次是在他的家乡，然后是在地中海沿岸。但这位安科纳的希里亚克（Cyriac）还有政治动机：他向奥斯曼苏丹做自我介绍，而后者并没有意识到希里亚克还有个目的，即搜集资料用于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不过，他的确很欣赏古典时代的遗迹，曾在1436年前往德尔斐，那里已是杂草丛生，令当地居民十分诧异的是，他竟在那里逗留了六天，在他误认为是主殿的地方，在剧场和体育场，热情地徘徊，抄录铭文，绘制示意图。

[21]

虽然绝大多数对古典时代感兴趣的人，仍像彼特拉克那样舒适地坐在自家的沙发里，但希里亚克的经历意味着跨越地中海进行游览的动力不再仅限于宗教或商业活动。

少数人在旅游时愿意“入乡随俗”，接受在海对岸生活的人们的宗教和习俗。有一位传奇的马略卡修士叫安塞尔默·突尔梅达（Anselmo Turmeda），他在波伦亚了解到伊斯兰教的知识后前往北非，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公元15世纪早期的知名穆斯林学者，他的教名为阿卜杜拉·塔尔朱曼（Abdallah at-Tarjuman）；他的墓如今依然立于突尼斯。一个世纪后，生于格拉纳达的学者兼外交官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赞（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即非洲的利奥（Leo Africanus），被是基督徒的海盗俘虏后带到罗马，在那里成为教宗利奥十世（Leo X）的门徒，并撰写了一篇非洲地理志：我们在此提到的这位著者，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地中海以外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况，他还在两大宗教间变来变去，先是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后来又重新皈依伊斯兰教。

[22]

3

阿拉贡国王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治下许多王国的财富，为我们了解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富庶提供了极佳的指南。加泰罗尼亚的影响越过地中海，延伸到亚历山大和罗得岛等地的市场；到15世纪末，阿拉贡国王已经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整个欧洲政坛举足轻重。阿拉贡国王马丁（Martin）的继承人是小马丁，后者娶了西西里的女继承人，实际上这位女继承人在与小马丁结婚之前是被诱拐并送到西班牙的，但这门婚姻为阿拉贡国王提供了很好的口实，使他在1392年入侵该岛；15世纪时，西西里岛由岛民议会委任的总督管理，阿拉贡国王的影响此时已然式微，他们在西西里的支脉也已消失。显然，和平有利于西西里人，同样也有利于那些想要购买西西里谷物的人。加泰罗尼亚的贵族们开始在西西里岛购入地产，并定居于此。

[23]

小马丁在撒丁岛因感染疟疾去世，他所取得的最后成就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人重新收复西西里岛的大片土地，从那之后，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艺术上的影响。

[24]

阿拉贡统治者的新魄力在阿方索五世身上更具说服力，他于公元1416年即位，成为15世纪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25]

巴塞罗那王族的男性继承人绝嗣，而阿方索来自卡斯蒂利亚；尽管如此，他却将眼光转向地中海，其计划涵盖整个海洋。与所有阿拉贡国王一样，他也赢得了一个绰号：“宽宏大量的”（Magnanimous，或叫“慷慨者”）阿方索。这个绰号完美地表达出了他的愿望，即成为慷慨的庇护者。凭借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他徜徉于同是西班牙人、为古罗马皇帝提供服务的哲学家塞涅卡的著作当中；他热情地学习古典文献，对于史诗般描绘出来的古代战争很感兴趣。他了解到有两位极为成功的罗马皇帝就是西班牙人，即图拉真与哈德良。

[26]

阿方索立志在地中海重建罗马帝国，以应对逐渐发展起来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其统治初年，他进攻科西嘉，因为教廷曾将科西嘉岛与撒丁岛一起交给阿拉贡的国王，不过那是在1297年。他仅占据了卡尔维（Calvi）这座堡垒，在其余地区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这次征战揭示出其野心绝不仅限于所继承的西班牙领地。为了实现建立罗马帝国的梦想，他将视线投向意大利，向糊里糊涂的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二世（Joanna Ⅱ）大献殷勤，甚至还得到承诺，她会推荐阿方索作为其继承人（尽管这位女王私生活十分精彩，却没有任何子嗣）。不幸的是，她还承诺把日趋动荡的王国留给安茹公爵兼普罗旺斯伯爵——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好国王勒内”（Le bon roi René
）同阿方索一样，也对骑士文化极为热衷，还赞助艺术；他也想拥有很多王国，不过当1480年他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他一无所有；与之相比，阿方索在1458年去世时已经拥有六七个王国以及一个公国。

[27]

为了争夺南意大利，阿方索与勒内断断续续地打了二十多年，耗费大量王室资源，因为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花费巨大。这位君主的资金储备相当有限，因此他不得不毕恭毕敬地求助于议会，给了他们一个为获得他们最看重的特权而讨价还价的机会。

[28]

幸运的是，安茹的勒内比他还穷，但勒内成功调动了热那亚的舰队：自从一个多世纪前加泰罗尼亚入侵撒丁岛后，热那亚人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敌视就从未减退。

阿方索陷入严重危机。公元1435年，他率领舰队在蓬扎岛附近海域迎击热那亚人；结果他被击败并被俘，之后被带到热那亚。但热那亚人却不得不将这名俘虏交给他们的领主——米兰大公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大公竟然被阿方索吸引，决定与其结盟，使得局势彻底反转。米兰大公甚至还思忖将其公国转赠阿方索，而这时的阿方索计划控制整个意大利，无暇顾及伊比利亚事务。阿方索与勒内的战争漫长且耗资巨大，在1442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他用在城墙之下挖地道的办法占领了那不勒斯。即使勒内被驱逐出境，他也始终认为那不勒斯王国应该属于自己，因此仍不断地向四处征伐的阿拉贡人施压，而在15世纪60年代之前，热那亚始终是反抗西班牙人远征南意大利的基地。

[29]

那不勒斯陷落后，意大利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1448年，阿方索对一个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小国皮奥姆比诺（Piombino）发动攻击，这个国家与控制着富产铁矿、拥有舰队的厄尔巴岛结盟，皮奥姆比诺的商队和舰队还曾远航经商或者出征突尼斯。

[30]

掌握了皮奥姆比诺，他就可以控制穿行于热那亚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商船，为他进一步入侵托斯卡纳提供跳板。虽然皮奥姆比诺的领主明智地选择臣服，并愿意每年贡献一只金制高脚杯，以换取阿方索对他的好感，但皮奥姆比诺仍是块难啃的骨头，多年以后，阿拉贡人才控制了厄尔巴岛两岸的基地，直到16世纪转归于西班牙人控制之下。

[31]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五大强权，即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教廷以及阿拉贡国王分割。虽然阿拉贡国王控制的领土面积最大（如果算上两座意大利岛屿的话，其面积会更大），他却不得不放弃主宰整个半岛的梦想。1454年，其他四方签署了《洛迪和约》（Peace of Lodi），阿方索也最终于次年初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保证了接下来半个世纪的和平（间或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冲突），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签约国的力量转移到另一项紧急任务，即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上。

就在该条约签署的前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攻陷。所有关于抵抗土耳其人的讨论都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正怀着比以往更大的信心前往巴尔干半岛。早在公元1447年，阿方索就承诺为积极备战的匈牙利国王约翰·匈雅提（John Hunyadi）

[32]

提供援助。阿方索遵守承诺召集了军队，却将军队派去托斯卡纳参战。然而，他不只是在讨伐土耳其人上显得玩世不恭。

[33]

阿方索很喜欢将自己刻画成一位救赎大众的国王、为基督而战的勇士——就像是加拉哈德（Galahad）再世，位于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凯旋门上的巨大雕像即采用了加拉哈德的主题。他还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阿尔巴尼亚人——伟大的斯坎德贝格（Scanderbeg）——提供了颇为热心的支持，因为若奥斯曼人占据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的舰队和陆军就将直接威胁到南意大利。

[34]

阿方索的野心还扩展到卡斯特洛里佐（Kastellórizo），它是位于罗得岛以东的一座微型岛屿，成为阿拉贡舰队深入东地中海的海军基地（如今这里是希腊最偏远的领土）。

[35]

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阿方索还曾与希腊亲王德莫特里奥斯·巴列奥略（Demetrios Paliaologos）谋划，打算从最后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那里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皇权，这样他就可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任命总督。阿方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若阿诺·马特雷尔（Joannot Martorell）将这些击败土耳其人、收复东地中海的宏大愿景写进了一部生动的小说中，这就是《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
）

[36]

。

[37]

从很多方面看，那好摆空架子的英雄蒂朗就是阿方索，或者就是这位国王所期待成为的那种人，该书（在经常出现的直白的爱情场景中）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能最有效地击溃土耳其军队和热那亚人的建议，因为阿方索就将热那亚人视为奥斯曼人的秘密盟友。

[38]

在《骑士蒂朗》中，热那亚人试图挫败在罗得岛抗击土耳其人的医院骑士团：

大人啊，您要知道，我们骑士团有两名热那亚修士背叛了我们，因为在他们的建议下，可恶的热那亚人派遣所有舰船载着许多士兵到来，却没有带来任何给养。我们城堡里的叛徒还做了极其邪恶的勾当，他们磨去了我们所用十字弩上的刻痕，在上面涂抹肥皂和奶酪。

[39]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城之战中，热那亚人的行为也曾引起类似的怀疑。

[40]

4

到公元1453年，奥斯曼人凭借强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为圣战（jihad
）事业的献身精神，已经肃清小亚细亚沿岸的一系列敌对的突厥小国，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扼守前海盗据点的艾登（Aydin）。尽管奥斯曼人在1402年曾大败于中亚霸主帖木儿，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到15世纪20年代时，他们重返巴尔干半岛。1423年，拜占庭皇帝将塞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人；虽然威尼斯人对此已渴求多年，但他们掌控此城的时间只有七年，之后它很快就被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的军队攻陷。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的成功，平息了政府中的纷争，比较谨慎的官员们反对快速扩张，担心扩张过度会难以控制，而更富冒险精神的官员则将穆罕默德视为复兴罗马帝国的领袖，在他们的想象中，罗马帝国在穆斯林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将融合罗马-拜占庭、土耳其以及伊斯兰的统治概念。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是收复与建立，而不是毁灭罗马帝国。他的希腊书记员在发布文件时称穆罕默德为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
）和统治者——这也是过去拜占庭皇帝的名号。

[41]

但他的帝国梦想并不限于新罗马，他还想要成为旧罗马的主人。现实的政治局势也将其注意力引向西部事务。斯坎德贝格在阿尔巴尼亚发动的反叛使苏丹意识到传统的政策存在漏洞，即不应该允许独立的基督徒领主统治巴尔干。即使那些像斯坎德贝格一样在奥斯曼宫廷中被培养成穆斯林的人也会变节。因此，奥斯曼的权威需要直接行使，奥斯曼人的权利需要推进到亚得里亚海岸。1468年，斯坎德贝格去世，阿尔巴尼亚反叛力量也逐渐衰竭；到1478年时，穆罕默德已经控制了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法罗拉，数月后他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天险罗查费山（Rozafa）护佑的城市斯库台（Scutari，Shkodër）。

[42]

威尼斯人一直控制着古老的都拉基乌姆，即如今的都拉斯；同时，位于黑山（Montenegro）峡湾腹地的港口科托尔（Kotor，Cattaro）也始终处于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要到下个世纪初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这个区域中其他领地的控制都被削弱了。

[43]

威尼斯人对斯坎德贝格不太热心，担心如果他们支持起义者，就会危及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商站。然而，失去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仅仅因为那里作为盐场拥有重要价值，还因为威尼斯人驶出亚得里亚海时必须经由阿尔巴尼亚海岸。从海岸前往内陆的商道也同样重要，因为通过这些商道可获取产自巴尔干内陆山区的白银、奴隶和其他产品。土耳其人对威尼斯人在爱琴海的海军基地的袭击［利姆诺斯岛和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均被土耳其人占据］进一步增加了威尼斯人的困难。“高门”

[44]

（Sumblime Porte
，即人们所知的奥斯曼宫廷）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依然赋予威尼斯人以贸易特权。这一讯息非常明确：与过去数个世纪地中海周围的穆斯林统治者一样，奥斯曼人依然允许来自海外的基督徒商人自由活动；但他们不能接受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在“白海”拥有领地。

[45]

征服者穆罕默德在统治末年，下定决心要直面地中海的基督教政权。土耳其人的明确目标是位于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总部，该骑士团于公元1310年占据该岛。从那之后，医院骑士团不断对穆斯林商船发动海盗袭击，还控制了小亚细亚一些沿岸站点，最具代表的当属博德鲁姆（Bodrum），医院骑士团在此用哈利卡那索斯伟大陵墓（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的石头建造了城堡。罗得岛吸引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古代就是非常著名的城市。

[46]

萨克森的火炮专家米斯特·约格（Meister Georg）曾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关于医院骑士团城堡的布局的宝贵信息，但在1480年时，罗得岛的防御极为坚固，即使土耳其最好的专家投射大量石弹也无法将其攻下。双方都不遗余力：医院骑士团在夜晚派出突击队，将被杀掉的土耳其人的首级带回来，他们还带着这些首级在市内游行以鼓舞守卫士兵的士气。土耳其人在这样坚决的抵抗面前颇感挫败，因此与医院骑士团签署条约，后者承诺不再干扰土耳其人的商船。

[47]

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失败，但罗得岛在之后的四十二年中始终是医院骑士团的财产。西欧人也没有忘记在罗得岛发生的事请，因为在土耳其人面临严峻威胁的同时，西欧人感到了一丝振奋。此后不久，一部有关这次围城的木刻历史书在威尼斯、乌尔姆（Ulm）、萨拉曼卡（Salamanca）、巴黎、布鲁日和伦敦成为最早的畅销书之一。

与此同时，土耳其舰队也威胁到了西方。南意大利正是其直接的目标，因为它距离阿尔巴尼亚最近，也因为奥斯曼人若能控制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两侧，就能迫使威尼斯人服从苏丹的意志。威尼斯人并不想公开对抗土耳其人。当土耳其人在公元1480年对奥特朗托（Otranto）海峡发起攻击时，威尼斯人竟然帮助土耳其人，将其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转运到意大利，不过这种做法遭遇了威尼斯官方的反对。140艘奥斯曼舰船（包括40艘桨帆船）将1.8万人带到海峡对岸。由于奥特朗托的居民拒绝投降，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葛迪克·艾赫迈德帕夏（Gedik Ahmet Pasha）对幸存者们明示可能会发生的后果，然后下令发起攻击；这座城镇防御极为简陋，也没有安装火炮，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在占领这座城市后，艾赫迈德帕夏下令杀死所有成年男性，约2.2万人中只留下1万人；有8000人沦为奴隶，穿过海峡被遣送至阿尔巴尼亚。年迈的大主教在奥特朗托大教堂的最高祭坛上被杀。之后，土耳其人在阿普利亚南部散开，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劫掠。此时的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儿子费兰特（Ferrante），早先已经将军队派往托斯卡纳，而一旦他的军队与战舰成功集结，他就能发动一场漂亮的反击战。不过，即便是在撤退中，土耳其人依然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们还会再来，要来征服阿普利亚的港口。随后四起的谣言把这句话改为：有一支大军，已经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动攻击。

[48]

奥特朗托围城战在西欧产生巨大震动。地中海的所有基督教政权都提供援助以对抗土耳其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他是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表兄弟。一个惹人注意的例外就是威尼斯人，他们声称经过数十年与苏丹的陆军和海军的冲突，已感精疲力竭。土耳其人的劫掠分队已进入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在威尼斯人控制下的领土弗留利（Friuli）——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从陆地与海洋逼近，威尼斯人选择了绥靖。

[49]

威尼斯派驻阿普利亚的领事得到的指示是：他应该向那不勒斯国王表达对基督徒所取得胜利的欣慰，但仅限于口头，不能书面致意；书面信息经常会被间谍偷走，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担心苏丹若看到被窃取信件的恭贺内容，会谴责威尼斯的两面派做法。

随着穆罕默德在公元1481年5月去世，南意大利再次遭到攻击的威胁得以解除。当时，穆罕默德年仅四十九岁。随后的数年当中，西方的统治者，如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Ⅷ）和阿拉贡的斐迪南，都把他们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作为政策的核心。这两位统治者都认为：他们如果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就能凭借当地的资源大展身手，发动一场大规模十字军运动，因为距离很近，阿普利亚就是对奥斯曼领土发动攻击的最佳起点；他们都对那不勒斯的王位提出要求，而无视当地已经存在有着阿拉贡血统的王朝。1494～1495年，查理八世侵入南意大利，成为那不勒斯的统治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很快他就被迫撤退。如今，威尼斯感受到全方位的威胁。抗击奥斯曼人的十字军只会让奥斯曼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附近的水域交通更加危险。因此，在15世纪末，威尼斯控制了阿普利亚的一些港口，以确保可自由通行于该海峡。

[50]

1495年，在血淋淋的大屠杀以及野蛮劫掠的背景下，威尼斯人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莫诺波利（Monopoli）；然后，他们说服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二世将特拉尼、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交予他们，整个过程兵不血刃，并且对那些地区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509年。国王需要盟友，而他们需要阿普利亚的产品，这些出口产品包括：谷物、葡萄酒、盐、油、蔬菜，以及加农炮所需要的硝石。

[51]

然而，1502年，土耳其人占据了都拉斯，使威尼斯人失去了位于海峡阿尔巴尼亚一侧的最重要监听站。他们只能另建新的堡垒，这些堡垒今天依然矗立着。地中海逐渐分成两部分：奥斯曼治下的东部和基督徒居住的西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可能会赢得这场竞争；但也还有一个问题，即哪个基督徒政权能够主宰西地中海的水域。

5

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一些桥梁。奥斯曼的宫廷对西方文化很是着迷，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要征服古老罗马帝国的宣言中看出；与此同时，西欧人也努力理解土耳其人，并继续获取颇具异域风情的远东货物。

[52]

画家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曾从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儿为穆罕默德二世绘制了一幅著名的画像，该像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53]

奥斯曼对西方的军事压力几乎没有放松（只有在苏丹们的注意力转向波斯时才会出现），但奥斯曼人也意识到有必要在他们的疆土与西欧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中立区的商人可获准进入差异极大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以及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这就是规模虽小但极富活力的商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西欧人称之为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的起源与威尼斯和阿马尔菲（Amalfi）一样，由蛮族入侵时逃到这里的一波难民建立，他们占据了达尔马提亚南部的一处多岩石的海角，附近的一道山峦挡住了斯拉夫人的入侵。拉丁人居住的拉古萨很快迎来了一支斯拉夫人，到公元12世纪末，这座城市使用两种语言，有的人讲南部的斯拉夫方言，有的人讲达尔马提亚语，后者是一种与意大利语紧密相关的罗曼语；在斯拉夫语当中，当地的居民被称为“丛林中的人”（dubrovcani
）。虽然拉古萨人已经与独断专行的塞尔维亚以及内陆波斯尼亚的王公们签署协议，但他们仍然需要保护者，于是他们先接受西西里的诺曼诸王的庇护，然后依靠威尼斯，威尼斯人在1202～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巩固了对达尔马提亚南部的控制。

[54]

匈牙利国王在公元1350年介入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达尔马提亚，从那之后，拉古萨接受了匈牙利的宗主权（始于1358年）。

[55]

这使得拉古萨人得以在没有严重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商业网络。一个商业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凭借通往盛产白银和奴隶的波斯尼亚内陆地区的商路而获得利益；杜布罗夫尼克成为整个地区的主要食盐市场。

[56]

由于本土缺乏白银，这里对东地中海出产的白银需求极为巨大，于是拉古萨商人前往东方的拜占庭和土耳其人统治地区寻找货源。

[57]

黑死病过后，杜布罗夫尼克抓住新的机遇获得丰厚利润。本地的商业繁荣起来——事实上，倘若没有定期从阿普利亚运往达尔马提亚的小麦、油、腌肉、葡萄酒、水果和蔬菜，无论是杜布罗夫尼克还是其邻近地区都无法生存；甚至鱼都要从南意大利进口，一点儿也不像一座海洋城市。

[58]

当地几乎没有适合耕种的土地。15世纪的作家菲利普斯·德·狄维西斯（Philippus de Diversis）曾这样解释他家乡的本质：

拉古萨这个地区，由于贫瘠，也由于人口众多，仅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因此没有任何人及其家庭仅仅依靠其地产就能生存，他们需要有其他收入，所以必须投身商业。

[59]

对城里的贵族也投身商业的行为，他颇为尴尬，因为他知道经商在古罗马是禁忌，贵族们都要远远避开。另外，本地资源的匮乏也刺激了一些重要产业的出现：来自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羊毛被加工成粗纺毛织物，到16世纪中期，杜布罗夫尼克已成为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对于杜布罗夫尼克来说，亚得里亚海与南意大利诸镇之间的商业联系至关重要。杜布罗夫尼克为那不勒斯国王提供了关于发生在奥斯曼辖区的事件的有价值的相关信息。作为回报，国王们会帮助肃清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并免除拉古萨人的港口税。

[60]

拉古萨人的船只得以在阿普利亚海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只是开始，此后拉古萨开始扩张，其舰队将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商业舰队之一；英语中“argosy
”一词表示“商船队”，该词并非来自伊阿宋的阿尔戈英雄，而是被误传的“Ragusa”。一位名叫本内德托·柯特鲁格利（Benedetto Cotrugli）的拉古萨贵族，也被称为柯特鲁耶维奇（Kotruljevic），是那不勒斯的制币师傅，但令其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本以经商艺术为主题的小册子，它讲述了可保证成功的商业技巧。他给商人的睿智建议是：要避免赌博或纸牌类的赌博，也不能太耽于吃喝。

[61]

这样一个距离各位斯拉夫大公的辖区不过几步远的海洋共和国，自然难以逃脱他们的干涉，也正因如此，拉古萨人更愿意接受远距离的保护者——即便他们是土耳其人。到公元15世纪中期，充满敌意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从不同的方向逼近，这座城市遭受的困扰因此不断增多。杜布罗夫尼克被其周边建造起来的坚固城墙——这些城墙今天仍然存在——护卫。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个敌人是斯捷潘·武科西奇（Stjepan Vukcic），此人是杜布罗夫尼克后方地域的“黑塞哥”（herceg
，或称公爵），后来这块土地被称为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武科西奇的头衔得自奥斯曼当局，不过他认为自己可以独立自主，当初向“高门”的臣服只是为了确保其权力，并非在权力方面做出让步。他决定在科托尔海湾入口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建立贸易据点以增加收入，希望以此打败杜布罗夫尼克。其利润来源不是来自远东的异域珍品，而是食盐，也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所经营的传统商品。

[62]

不过，拉古萨人对领土扩张并不是毫无野心。他们当然也想要获得新海尔采格，甚至还想夺取距离黑塞哥维那不远处的塞尔维亚城市特雷比涅（Trebinje）。1451年，拉古萨的传令官宣称：若有人能成功暗杀黑塞哥（此人也被人们怀疑是异端分子），就可以获得1.5万杜卡特的报酬，还可被擢升为拉古萨的贵族。

这一威胁震慑住了武科西奇，他不得不从拉古萨人的领土上撤退，可杜布罗夫尼克却不得不应对新的威胁，因为征服者穆罕默德已经成功地将其权力扩张到巴尔干诸公国。于是，在公元1458年，拉古萨的使臣不辞辛劳地前往位于斯科普里（Skopje）的苏丹朝廷，向其表示臣服。他们还希望：作为回报，苏丹能赋予他们商业特权。这中间必然有一些讨价还价，但到1472年时，他们已经需要每年缴纳一万杜卡特的贡赋——此后，年贡金额不断增加。

[63]

定期缴纳的年贡要比雄伟的城墙更有保障。后来的局势发展却很奇怪。拉古萨人在奥斯曼治下的各地经商，但他们却给土耳其人的敌人提供支持，如斯坎德贝格。当时，斯坎德贝格从阿尔巴尼亚前往南意大利，准备为陷入围困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效劳，途经拉古萨；当武科西奇被土耳其人驱逐时，拉古萨人还为其提供帮助，显然已经忘记了当年准备暗杀他时的想法。然而，土耳其人却很少打压杜布罗夫尼克，看重的是它带来的利益，作为中间商，它能为“高门”提供货物和年贡。约1500年，威尼斯人努力阻止奥斯曼人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扩张，当他们的努力受挫时，拉古萨人反而从中获益。威尼斯无法再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但拉古萨人的商船只要高挂着他们的旗子，就可以在土耳其人辖下的水域自由通行，在东西方之间买卖货物。拉古萨人逐渐把他们应向奥斯曼苏丹缴纳的年贡置于脑后，炫耀着城市自由的神话，将其缩减成简单的座右铭——“自由”（LIBERTAS）。

[1]
D.Abulafia，A Mediterranean Emporium：the Catalan Kingdom of Majorca
（Cambridge，1994），pp.217-21；F.Melis，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studi nell’Archivio Datini di Prato）
（Siena and Florence，1962）；I.Origo，The Merchant of Prato
（2nd edn，Harmondsworth，1963）.

[2]
Origo，Merchant of Prato
，p.128.

[3]
I.Houssaye Michienzi，‘Réseaux et stratégies marchandes：le commerce de la compagnie Datini avec le Maghrib（fin ⅩⅣe-début ⅩⅤe siècle）’，（doctoral dissertation，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Florence，2010）.

[4]
Origo，Merchant of Prato
，pp.97-8.

[5]
R.de Roover，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
-1494
（Cambridge，MA，1963）.

[6]
B.Kedar，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CT，1976），书中强调所谓的经济衰退伴随着商人们心理上的沮丧。

[7]
O.Benedictow，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2004），pp.118-33.

[8]
F.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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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1528（Chapel Hill，NC，1996），pp.220-21.

[9]
Lane，Venice
，p.186；Epstein，Genoa
，pp.219-20.

[10]
S.McKee，Uncommon Dominion：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PA，2000），pp.145-61.

[11]
Lane，Venice
，pp.189-201；Epstein，Genoa
，pp.237-42.

[12]
Lane，Venice
，p.196.

[13]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一种船只，长宽比例为3∶1，所以从侧面看像圆形。——译者注

[14]
Cf.Kedar，Merchants in Crisis
.

[15]
此处的译文参见〔意〕但丁著《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57页。

[16]
Dante Alighieri，Divina Commedia
，‘Inferno’，21∶7-15；Lane，Venice
，p.163.

[17]
Lane，Venice
，pp.122-3，163-4；F.C.Lane，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MD，1934）.

[18]
Lane，Venice
，p.1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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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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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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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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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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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Edbury and J.Phillips（Cambridge，2003），PP.275-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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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eto，1935；also published 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storica maremmana
，1934-5）.

[32]
匈牙利原名为János Hunyadi，故也译作雅诺什·匈雅提，此处依英文音译。——译者注

[33]
M.Navarro Sorní，Calixto Ⅱ Borja y Alfonso el Magnánimo frente a la cruzada
（Valencia，2003）；cf.A.Ryder，‘The eastern policy of Alfonso the Magnanimous’，Atti dell’Accademia Pontaniana
，vol.27（1979），pp.7-2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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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1999），pp.ⅸ-ⅹⅴ；O.J.Schmitt，Skënderbeu
（Tirana，2008；German edn：Skanderbeg：der neue Alexander auf dem Balkan
，Regensburg，2009）；F.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ed.W.Hickman（Princeton，NJ，1979），pp.390-9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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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2003）；C.Marinescu，La politique orientale d’Alfonse Vd’Aragon，roi de Naples（1416-1458）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emòries de la Secció Històrico-Arqueològica，vol.46，Barcelona，1994），pp.203-34.

[36]
“Tirant lo Blanc”的本意为“白色的蒂朗”，2006年以该书内容改编的同名电影译为“骑士蒂朗”，所以此处也采用“骑士蒂朗”的译名。——译者注

[37]
D.Abulafia，‘Genoese，Turks and Catalans in the age of Mehmet Ⅱ and Tirant lo Blanc’，in Quel mar che la terra inghirlanda. Studi sul Mediterraneo medievale in ricordo di Marco Tangheroni
，2 vols.（Pisa，2007），vol.1，pp.49-58；English translations：C.R.La Fontaine，Tirant lo Blanc：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New York，1993），a full literal translation，and D.Rosenthal，trans. Tirant lo Blanc
（London，1984），an abridged version.

[38]
E.Aylward，Martorell’s
Tirant lo Blanch：a Program for Military and Social Reform in Fifteenth-century Christendom
（Chapel Hill，NC，1985）.

[39]
Tirant lo Blanc
，chapter 99.

[40]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by Douka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ed.H.Magoulias（Detroit，1976），chap.38：5，p.212.

[41]
H.İnalc1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1973）.

[42]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59-66.

[43]
P.Butorac，Kotor za samovlade（1355-1420）
（Perast，1999），pp.75-115.

[44]
亦译为“宏伟门”，是土耳其帝国宫廷议政之处。——译者注

[45]
L.Malltezi，Qytetet e bregdetit shqiptar gjatë sundemit Venedikas（aspekte te jetës së tyre）
（Tirana，1988），pp.229-41（French summary）；O.J.Schmitt，Das venezianische Albanien（1392-1475）
（Munich，2001）.

[46]
L.Butler，The Siege of Rhodes 1480
（Order of St John Historical Pamphlets，no.10，London，1970），pp.1-24；E.Brockman，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1969）；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6-9.

[47]
Butler，Siege of Rhodes
，pp.11，22.

[48]
H.Houben（ed.），La conquista turca di Otranto（1480）tra storia e mito
，2 vols.（Galatina，2008）；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0-91，395.

[49]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0-96.

[50]
C.Kidwell，‘Venice，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Apulian ports’，in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
，ed.D.Abulafia（Aldershot，1995），pp.295-308.

[51]
C.Kidwell，‘Venice，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Apulian ports’，in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
，ed.D.Abulafia（Aldershot，1995），p.300.

[52]
N.Bisaha，Creating East and West：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PA，2004）；R.Mack，Bazaar to Piazza：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1300-1600
（Berkeley，CA，2002）.

[53]
C.Campbell，A.Chong，D.Howard and M.Rogers，Bellini and the East
（National Gallery，London，2006）.

[54]
D.Abulafia，‘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54（1976），pp.412-2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

[55]
R.Harris，Dubrovnik：a History
（London，2003），pp.58-63.

[56]
F.Carter，‘Balkan exports through Dubrovnik 1358-1500：a geograph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atian Studies
，vols.9-10（1968-9），pp.133-59，repr. in F.Carter’s strange Dubrovnik（Ragusa）：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1972），pp.214-92，much of the rest of which is an unattributed reprint of L.Villari，The Republic of Ragusa
（London，1904）.

[57]
B.Krekić，Dubrovnik（Raguse）et le Levant au Moyen Âge
（Paris，1961）.

[58]
B.Krekić，‘Four Florentine commercial companies in Dubrovnik（Ragusa）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in The Medieval City
，ed.D.Herlihy，H.Miskimin and A.Udovitch（New Haven，CT，1977），pp.25-41；D.Abulafia，‘Grain traffic out of the Apulian ports on behalf of Lorenzo de’Medici，1486-7’，Rarissime Gotifride：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Godfrey Wetting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P.Xuereb（Malta，1999），pp.25-36，repr. in D.Abulafia，Mediterranean Encounters：Economic，Religious，Political，1100-1550
（Aldershot，2000），essay ⅸ；M.Spremić，Dubrovnik i Aragonci（1442-1495）
（Belgrade，1971），p.210.

[59]
Filip de Diversis，Opis slavnogo grada Dubrovnika
，ed.Z.Janeković-Römer（Zagreb，2004），p.156；B.Krekić，Dubrovnik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a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orman，OK，1972），p.35.

[60]
Spremić，Dubrovnik i Aragonci
，pp.207-11（Italian summary）.

[61]
B.Cotrugli，Il libro dell’arte di mercatura
，ed.U.Tucci（Venice，1990）；B.Kotruljević，Knjiga o umijeću trgovanja
（Zagreb，2005）；also，on winds，waves and navigation：B.Kotruljević，De Navigatione-O plovidbi
，ed.D.Salopek（Zagreb，2005）.

[62]
Harris，Dubrovnik
，pp.88-90.

[63]
Harris，Dubrovnik
，pp.93，95；N.Biegman，The Turco-Ragusan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firmāns of Murād Ⅲ（1575-1595）extant in the State Archives of Dubrovnik
（The Hague and Paris，1967）.

二 西方的变迁（1391～1500年）

1

当拉古萨人凭借与土耳其人的特殊关系而收获利益时，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却在与奥斯曼宫廷建立联系方面更为谨慎。苏丹并不想与他们断交，但他们却视东地中海为日益危险的区域。威尼斯人与埃及的马木留克苏丹间不时发生的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沟通难度，因为埃及人想要征收更高的税额以支撑其政权。马木留克对于整个地区也是个威胁。公元1424～1426年，他们侵入塞浦路斯，抓走了当地的国王杰纳斯（Janus）以及六千名俘虏；杰纳斯不得不支付二十万杜卡特赎金才重新取得王位，据说，从那以后杰纳斯再未笑过。1444年，马木留克包围罗得岛。1460年，他们支持吕西尼昂的詹姆斯（James of Lusignan）继承塞浦路斯王位，并派遣八十艘战舰直抵该岛，令整个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詹姆斯——这样一个私生子——竟想借助埃及人的帮助来谋取他没有资格得到的王位。

[1]

当奥斯曼人和马木留克对这片区域造成的压力令人无法忍受时，热那亚人与其对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方，从西西里和西班牙购买白糖，从西西里和摩洛哥购买谷物。尽管初看起来，公元15世纪中期时的热那亚困难重重，但这时才是其真正的经济复兴期：该城虽仍然深陷内斗，但大部分居民仍能从贸易和投资中获利，城市再次繁荣起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民入股新成立的公共银庄——圣乔治银庄（Banco di San Giorgio），它最终获得了对科西嘉岛的控制。

[2]

热那亚人失去了从小亚细亚弗凯亚的明矾矿获取明矾的便利条件后，1464年，在罗马的入口处——托尔法（Tolfa）发现了明矾矿，这是对热那亚人的最佳补偿；教宗庇护二世（Pius Ⅱ）说起这个发现时，称其为“在抗击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它确实降低了对“土耳其人”的依赖，但仍然没有降低对热那亚人的依赖，此时热那亚人将注意力转向中意大利，对明矾矿进行垄断经营。制糖技术也传到西方，其速度要先于商人，并导致东方的制糖业开始衰落。

[3]

西西里制造出复杂的磨糖机（trappeti
）。巴伦西亚（Valencia）可以种植最好的甘蔗，商人甚至从遥远的德意志到这里建立种植园；由于需要贮存原糖，当地也发展出瓷器制造业，“西班牙-摩尔风格”的瓷器使得巴伦西亚名扬四海，今天在许多博物馆均可见到它们。

[4]

商业转向西方的趋势如此之强，并在15世纪20年代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影响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然后传播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ão Tomé）——这些地区大部分隶属葡萄牙，但其中的资本与技术均来自热那亚人，据说马德拉群岛的第一批糖业股份就来自西西里。

[5]

通往大西洋的商站重新受到重视。虽然格拉纳达在公元1492年之前一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它也是热那亚商人、佛罗伦萨商人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聚集中心，他们定期前往阿尔梅里亚和马拉加（Málaga）购买丝绸、干果和瓷器。倘若没有从基督徒商人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很难说格拉纳达那斯里德（Nasrid）王朝的苏丹们如何做才能维系自己的政权［或者建造如阿罕布拉（Alhambra）宫殿这样的恢宏建筑］。但他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狂热的伊斯兰信仰庇佑了格拉纳达，外来的资金并无多大用处。

[6]

当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成功地迫使格拉纳达苏丹缴纳年贡时，这里变得更加中立。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之间的边境战争从未停歇，但它更像是一次赛期很长的锦标赛，其更成功之处在于：它催生出了关于美丽的摩尔公主的西班牙民谣，而非赢得领土。

这种脆弱的稳定状态在公元1415年被打破，当时葡萄牙人派遣一百艘战舰前去攻打休达（Ceuta），并在短暂的围城后占领该城；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国王的儿子，即后来被称为“航海家”的亨利，得到了启发。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葡萄牙人对海峡地区的复杂洋流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舰队遭遇夏季风暴，有一部分被吹回西班牙。这使得休达总督有时间召集摩洛哥人来巩固其防御，但随后他又愚蠢地放弃了请求。葡萄牙人在犹豫是执行原计划，还是转而攻击直布罗陀海峡地区的格拉纳达领土；无论从哪方面说，直布罗陀都是最有利的选择，因为自1410年巨岩发生起义以来，它一直被非斯（Fez）与格拉纳达争来夺去。但休达更大、更富有，位置也不是那么险峻，它横跨一道将哈乔山（Monte Hacho）的隆起地带与非洲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征服休达在当时引起了欧洲人的震惊。没有人能理解葡萄牙宫廷究竟在想什么。当他们听说了葡萄牙宫廷的一桩秘闻后，这种震惊进一步加剧：人人都知道他们正在打造一支舰队，雇用外国船只，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打算对格拉纳达发起攻击，尽管卡斯蒂利亚人始终坚持攻击格拉纳达是卡斯蒂利亚的事。

[7]

如此一来，葡萄牙人就成为直布罗陀海峡区域不受欢迎的第四支力量，其他三支力量是马里尼德家族（Marinid）治下的摩洛哥、那斯里德治下的格拉纳达以及卡斯蒂利亚。虽然葡萄牙人很渴望获得休达的财富，却没能保有：在穆斯林商人的集体抵制下，休达沦为一座空荡荡的鬼城，居民主要是葡萄牙的守军以及受到惩罚被流放到那里的人。葡萄牙人原本希望夺取休达能够打通连接摩洛哥大西洋一侧的粮食产地，但这场战役的后果却恰恰相反。休达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如鲠在喉。然而，他们太过骄傲又不愿意放弃，甚至还希望在摩洛哥进一步扩大领地：公元1437年，葡萄牙人打算夺取丹吉尔，但遭遇了耻辱性的大败（直到很久之后的1471年才占领该镇）。亨利王子的弟弟费尔南多（Fernando）作为人质被送到非斯，只有葡萄牙人将休达归还才能被释放；亨利表示同意，后来却又食言，这让他永世蒙羞，而他的弟弟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

[8]

这一协议的长期影响在于，休达一直被葡萄牙人控制，直到1668年才落入西班牙人之手。

[9]

16世纪时，路易斯·德卡蒙斯（Lius de Camões，又译作路易·德贾梅士）撰写了关于葡萄牙扩张的伟大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
），从那之后，征服休达就被看作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扩张的第一步：

千条战船如鸟儿般展翅翱翔，

乘着海风鼓起风帆，

劈开银色的汹涌海浪，

向着那赫拉克勒斯竖立的

石柱之所在驶去。

[10]

显然，尽管此时的葡萄牙人还不能预言将要开辟从非洲前往印度的商路，然而，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正努力地否定着托勒密的《地理志》（Geography
）。

葡萄牙水手们的目标并不是遥远的海域，而是地中海。

[11]

黑死病过去后兴起的大规模重建浪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新商业中心以及新商人群体的涌现；到访地中海的大西洋客人越来越多，如葡萄牙人。这些商业活动集中于短途、定期的商路，并将其充分开发。葡萄牙人、巴斯克人、坎塔布里亚人（Cantabrians）和加利西亚人（Galicians）纷纷前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从事咸鱼贸易。

[12]

也有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长途贸易：据载在公元1412年，伊维萨岛出现了一艘英格兰船；1468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签署商业协议。

[13]

一些雄心勃勃的英格兰远程航行是由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商人实现的。1457年，罗伯特·斯托米（Robert Sturmy）领着三艘船驶往黎凡特，但返程途经马耳他附近海域时遭遇热那亚人的攻击，两艘船沉没。消息传回英格兰时，民众强烈抗议，反对热那亚人对北方人试图竞争地中海商路的封锁行为。南安普顿（Southampton）市长立刻将他能找到的所有热那亚人抓捕起来。

[14]

这是英格兰与地中海武力冲突的开端，而这种关系也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彻底改变这片海域。

毫不奇怪的是，从地中海港口驶出的法国商船也想在与亚历山大的香料贸易中为自己谋取一方市场。

[15]

公元1432年，一位富有的毛皮商之子布尔日的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 of Bourges）从纳博讷前往亚历山大与大马士革，黎凡特地区的重重商机让他很是着迷。后来他为王室效力，很快他的聪明才智就获得了认可；他担任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的军需官（argentier
），负责物资供应，包括王室需要的奢侈品；在15世纪40～50年代，他在法国与埃及以及北非之间建立起联系，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当时的一位作者称：他至少掌管着四艘大型帆桨船，是“当时法国人当中第一位将商船武装起来的人，船上装满了法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羊毛服装和其他产品，时常停靠在非洲和东方的海岸”。

[16]

他开始认识到，蒙彼利埃附近那片污浊泥潭边的艾格莫特，是实现其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的基地；巴塞罗那的城市议会担心雅克·科尔会将香料贸易转移到那边，企图建立法国王室的垄断权。事实上，人们的确不完全清楚这些法兰西帆桨船是属于法国国王的，还是那位雄心勃勃的军需官的；也可能这种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国王与他的军需官可分享这些利润。雅克·科尔努力获取埃及马木留克苏丹们的好感，后者允许他在贸易时享受一些特惠权，于是他的代理商网络得到增强和巩固。他曾经被视为典型的重商主义者，很好地反映出在地中海范围内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所能带来的政治优势。

[17]

他的成功招致嫉妒，而他与外国政权，从马木留克苏丹到普罗旺斯的统治者安茹的勒内所建立的联系，似乎表明他是在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1451年，他的政敌们联合反对他；他以挪用公款与叛国的罪名被捕，在饱受折磨后被流放。尽管这张商业网并没有使其免于逮捕，但雅克·科尔的生涯充分展示出，在 15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富于野心的商人们所能紧紧抓住的新商机。

2

所有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都需要绕过那块巨岩。卡斯蒂利亚的冒险家们决定收复这个公元14世纪时他们的同胞短暂控制过的城镇。1436年，涅夫拉（Niebla）伯爵曾对直布罗陀发起攻击，失败后在撤退途中与四十名同伴一同被淹死；他的残骨被放在一个藤筐（barcina
）中示众，直到今天，直布罗陀有一道门仍以“巴尔齐纳”（Barcina）命名。最后，在1462年，当城中的首领们去格拉纳达朝觐苏丹时，梅地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趁机夺取巨岩。梅地纳-西多尼亚的公爵们具有强大的力量，指挥着自己的海军战舰，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对巨岩为所欲为，包括使当地居民完全被外部人口替代。1474年，四千三百五十名“皈依者”——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原犹太人——定居直布罗陀；他们希望借此逃脱在家乡科尔多瓦遭受到的苦难，并主动承担城市的防御职责。然而，公爵很快就被说服，认为这些皈依者会把直布罗陀献给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的国王与王后。他原本的计划是远征葡萄牙人控制的休达（这就是他对同为基督徒的邻人所表现出的爱），却指挥着舰队对直布罗陀发起了攻击并很轻易地再次将之收复。这一次，被迫离开的是皈依者。巨岩此后一直被梅地纳-西多尼亚诸公爵掌控，直到1501年时，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坚持认为：必须把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地区置于王室的掌控之下。

[18]

卡斯蒂利亚王国控制下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有限，主要包括公元13世纪时征服的古老的穆尔西亚（Murcia）王国。15世纪，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都经历了严重的内斗，内斗最终发展成为15世纪70年代伊莎贝拉与葡萄牙国王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内战。也是在那时，伊莎贝拉嫁给了阿拉贡与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与卡斯蒂利亚一样，阿拉贡的国王也刚刚从内战中产生。1458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那不勒斯去世，此前，他认为自己的南意大利王国是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并将其作为遗产赠给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而其他所有领地——包括位于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地区、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与西西里岛——都被传给阿方索的兄弟约翰（John），此时约翰已经通过联姻成为纳瓦拉国王。约翰拒绝将纳瓦拉交给其继承人，也就是颇受民众拥戴的比亚纳（Viana）王子查理（Charles），查理在纳瓦拉以及后来在加泰罗尼亚的支持者们将他奉为英雄，当他不明不白地、很可能是被下毒毒死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强烈。纳瓦拉内战拉开了加泰罗尼亚内战的序幕。这场冲突的原因在于黑死病之后，城镇和乡村的巨大经济变革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态势。

[19]

在巴塞罗那，一些颇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被称为布斯卡党（Busca
）——要求减税、参与城市管理、严格限制律师与医师的收费、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以及对外国船只的使用。

[20]

概括起来，他们（向资金匮乏的君主提出）的要求就是一个词——“恢复”（redreç
），比较贴切的翻译是“经济复苏”。布斯卡党获得了城市议会的控制权，却无力解决巴塞罗那的问题。到阿方索五世时期，布斯卡党与毕加党（Biga
）——一个由古老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松散党派——一起操纵政权；在公元1462年加泰罗尼亚内战爆发之际，巴塞罗那依然处于分裂之中。马略卡岛也是一个处于分裂之中的社会。15世纪时，这里不断爆发政治冲突，主要是首府居民与那些生活在首府以外的岛民——“城外人”（forenses
）——之间的竞争。当阿方索五世不在西班牙本土时，这一冲突进一步加剧；马略卡城遭到“城外人”的围困。此外，15世纪后半期（1467年、1481年和1493年）时，瘟疫继续在岛上肆虐。

[21]

然而，真实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在马略卡，富人们赞助艺术家，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马略卡、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的市民们建造了精美的凉廊（llotjas
），被称为“海事代理”（Consulate of the Sea）的商业法庭就设在这些凉廊内；在这里，法庭审理各种商业行为——涉及远洋保险合同的签订、债券转卖、现金兑换等。

[22]

马略卡的凉廊建于公元14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吉列姆·萨格雷拉（Guillem Sagrera）设计，他还为阿方索设计了那不勒斯新堡（Castelnuovo
）中的大厅，将西班牙晚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带到了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在他设计的凉廊中，高耸的圆柱看上去十分惊艳，当后来皮雷·康普特（Pere Compte）在1483～1498年为巴伦西亚建造同样雄伟的凉廊时，也部分吸收了萨格雷拉的高耸圆柱因素。巴伦西亚凉廊内壁的顶部有一行醒目的拉丁铭文，声称：

我是一幢花费十五年建成的辉煌建筑。市民们为之欢呼，并亲眼见证，经商是如此美好，当它对邻人诚实守信时，当它不把金钱用于高利贷时。如此行事的商人将会飞黄腾达，并终将得享永生。

乍一看，这并不是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土地能够“飞黄腾达”的时代。

[23]

公元14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失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早些年遭到抑制的意大利资本开始主宰西班牙海滨地区的商业。

[24]

巴塞罗那的商业精英们因贸易存在风险而厌倦贸易，越来越多地选择投资债券，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1401年，在巴塞罗那滨海地区，他们建起了一所被称为“兑换桌”（Taula de Canvi）新的公共银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了维系阿方索在地中海的战争支出，国王的财政需求耗尽了西班牙辖区的资金。不过，还是存在好消息的。阿拉贡国王构建的商业网络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从1404年到1464年，几乎每年都有船只从巴塞罗那出发前往东地中海，其中绝大多数船只属于加泰罗尼亚人，而非外籍人。1411年，有十一艘加泰罗尼亚商船驶往黎凡特，1432年有七艘，1453年有八艘。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高，但这些大型商船是去收购诸如香料这样的高价商品的，通常它们的交易量都比较小。加泰罗尼亚人经过数十年谨慎小心的经营，发展起自己的黎凡特贸易，终于成为继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之后的第三支重要力量；他们在贝鲁特经商，在大马士革设置办事处。

[25]

这里也有定期前往佛兰德和英格兰的船只（主要是外国商船）。

[26]

这些是大型帆桨船的重要航行路线，但还有一条极为活跃的商路，那就是满载谷物、干果、油、盐和奴隶的坚固的圆形柯克船所行驶的路线。如今我们掌握了巴塞罗那在1428年到1493年之间将近两千次的出航记录，其中有25%是前往西西里，约15%的目的地是撒丁岛，超过10%是前往南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前往阿拉贡国王控制下的意大利地区。也有大量加泰罗尼亚船只前往罗得岛（这份记录中有129次），因为它不仅仅是骑士团的堡垒，还是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的集散地。

[27]

加泰罗尼亚人对南意大利呢绒贸易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方索国王的庇护。当他于1442年夺取那不勒斯后，他就将原先在安茹诸王治下主宰该城商业活动的佛罗伦萨商人全部驱逐。加泰罗尼亚人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其竞争对手。到1457年时，阿拉贡人治下的那不勒斯活动着大量加泰罗尼亚商人，数量上远多于其他所有地方的商人。

[28]

他们贩卖的便宜羊毛织品大量进入南意大利，以至于到1465年，即便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是当朝阿拉贡国王的侄子，也要试图禁止进口这些商品。

[29]

公元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的商业网络还有其他一些微小但极为重要的变化。完善的本地商业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通常，船舶并不会前往太远的地方，而是在附近的便利地区寻找货源。小镇托萨（Tossa，可能只有三百名居民）与巴塞罗那之间来往不断，将产自加泰罗尼亚森林的大量木材运往巴塞罗那。

[30]

另一处木材产地马塔洛（Matarò）则更为重要，当地教堂中有一条精美的圆形商船“纳乌”（nau）的模型，现存于鹿特丹（Rotterdam）；它堪称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造船技术的极佳证明。

[31]

另外一条相当活跃且很重要的小规模商路，是用于鱼类贸易的商路。1434年的税收记录表明：在四旬斋期间，大宗腌制沙丁鱼从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运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人特别喜欢食用鳕鱼、金枪鱼和鳗鱼。源源不断的油、蜂蜜、木材、金属、毛料、皮革、染料汇集到西班牙海岸——大量当地产品的贸易为遭受黑死病袭击后的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础。

[32]

公元1462年之后的十年中，巴塞罗那的商业因加泰罗尼亚内战而衰落，但1472年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33]

15世纪70年代，许多领事被派到了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的港口，负责料理当地的加泰罗尼亚商务。这些港口包括亚得里亚海的杜布罗夫尼克与威尼斯，西西里王国辖下的特拉帕尼、撒丁岛与马耳他。来自德意志和萨伏伊的商人也汇集到巴塞罗那。

[34]

这里再次充满了商机。同样，马略卡岛虽然经历了内乱，但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船只从马略卡岛出发，驶向北非、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那不勒斯、撒丁岛，甚至偶尔还会前往遥远的罗得岛和亚历山大。留存至今的15世纪前半期马略卡与北非之间的航行记录有近四百份，其中80%的商船是从马略卡出发的。与数百年前一样，马略卡是加泰罗尼亚与北非之间商贸的中枢，而北非因出产大量优质货源，是商人们大批前往的市场。在马略卡，充当保险经纪人的犹太人阿斯特赫·柯西比利（Astruch Xibili）生意兴隆，他主要为往返西班牙本土、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商船提供保险。

[35]

与巴塞罗那一样，马略卡对海洋保险也越发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穆斯林海盗不时攻击基督徒商船，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各城镇也经常爆发起义。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时期从事跨海贸易的商人们强大的适应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是乐观精神。

在阿拉贡王国治下，有一座城市经历了切切实实的繁荣，它就是巴伦西亚。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曾写道：“对于巴伦西亚来说，公元15世纪就是黄金时代。”特别是想到在15世纪“像陀螺仪一样稳定的”巴伦西亚金币时，就会发现这种表述相当贴切。

[36]

在阿拉贡五世离开西班牙前往意大利之前，巴伦西亚是他最钟爱的居所，这反映在城中的众多艺术作品以及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中。巴伦西亚对商业机构的发展影响极大。“海事代理”法庭在恢宏的凉廊中设置，其法官的地位相当于王室法官，他们聚到一起处理涉及海洋法以及商业法的案件。他们是从商会中选出的“最能干、最明智、最有经验”的成员，他们需要尽快做出判决，不搞任何浮夸的仪式，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做出公平的判决。不过，他们更倾向于庭外和解，因为其目的是促进社区的和谐，而非鼓励纷争。

[37]

巴伦西亚的海事法庭因1494年由市政府刊印的极为详细的法律条款而声名远扬，这部被称为《海事代理法》

[38]

的法律也被广泛地学习与研究。

该法强调了海事法中的古老问题：

如果有货物或财产在装船后遭受鼠害，而且船主没有在船上养猫以避免鼠害，那么船主就需要赔偿这些损失。但这并不适用于以下情形：当货物装载上船时船上有猫，但在航行期间，猫死了，且在船能够靠岸、船主能够再买到猫之前，货物遭到鼠害。如果他在第一次装货出发之前即在可以买到猫的港口购买了猫并把猫放到船上，他就不必为货物遭到鼠害而负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船主的疏忽造成的。

[39]

遭遇风暴时，船长需将船上所有商人召集到甲板，并告知他们，他确信如果不把一些货物扔到海里，船只就会沉没。他需要明确宣布：

先生们，商人们，如果我们不减轻此船的重量，我们将会陷入危险，并将失去甲板上的一切，包括货物、商品和所有财产。如果您，慷慨的商人们啊，如果您允许我们减轻船的重量，那么我们就能在上帝的庇佑下挽救在场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船上的大多数货物……显然，扔掉一些货物要比人员死亡、整艘船沉没乃至损失所有货物的结果合理得多。

[40]

在《海事代理法》那一丝不苟的法律条文中闪现的基本原则是，责任必须认定，协议中各方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若一名船主告知旅客的出发时间晚于实际出发时间，那么他必须返还全部费用，并为相关的损害支付赔偿。客商们则需在他们没有遵守相关惯例与规则时，承担相应责任。

[41]

由于巴伦西亚还对外出口高品质的瓷器（包括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以及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定制的成套餐具），因此他们需要很谨慎地雇用熟练的搬运工，后者知道如何将瓷器搬运装船。如果搬运工的工作本身很出色，但仍然出现了一些破损，那么就需要由商人们来承担损失，而非船主。

[42]

水手们在周日、周二和周四可以吃到肉食，其他日子主要是喝汤；在每天的晚餐中他们食用为乘船而特制的干粮，用奶酪、洋葱、沙丁鱼或其他鱼作辅食。此外，船上还会定量供应葡萄酒，但这种酒是在船上用葡萄干甚至无花果制成的（浸泡在水里，然后产生出一种甜甜的、泥土色的酒浆）。

[43]

巴伦西亚受益于巴塞罗那的困境——银行业危机、毕加党与布斯卡党之间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巴塞罗那贵族经常将外来的钱商驱逐出城。

[44]

巴伦西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处于意大利北部与大西洋之间的商路上。

[45]

热那亚与佛罗伦萨的帆桨船会经过伊维萨岛，绕过巴塞罗那，来到这里。汇集到巴伦西亚后，船上会装运一些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些是仍然生活在巴伦西亚郊区的众多穆斯林所特有的产品，包括干果、糖、大米，这些商品在英格兰的宫廷中极受欢迎，英格兰人会将大米、鸡肉丁和糖与一种被称为牛奶冻的白色调合剂混合在一起。

[46]

外国资本主宰着巴伦西亚，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扩大了巴伦西亚相对于更加排外的巴塞罗那的优势。这里有热那亚人、米兰人、威尼斯人和托斯卡纳人、弗兰芒人和德意志人的活跃的社区，他们将巴伦西亚作为自己在地中海上的基地。

[47]

米兰人主要进口武器和其他金属器物。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商人从大宗羊毛贸易中获利，这些羊毛来自卡斯蒂利亚高原，有一部分是由托莱多（Toledo）的犹太人经营。

[48]

来自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商人与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国做生意。

[49]

公元15世纪末，贪婪的斐迪南国王向城市征收高额税收减缓了其发展的速度。

[50]

不过，阿拉贡国王的收入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收入还会更多：西西里盛产小麦和糖，撒丁岛盛产小麦与盐。

[51]

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王国的繁荣恰恰得益于黑死病之后经济的快速调整。

3

巴伦西亚的成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缺少虔诚的犹太人的身影。在公元15世纪，与西欧的其他国家相比，伊比利亚诸王国有一个独有的特征，那就是每个王国中都存在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在西班牙，有时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日常往来非常和谐，基督徒会去参加穆斯林、犹太人的婚礼，穆斯林与基督徒也会在巴伦西亚建立联合作坊。但到14世纪晚期时，和谐共存被彼此间的不信任取代。黑死病的传播被归咎于犹太人，并导致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地区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

[52]

瘟疫的影响之一在于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其成员有时会将犹太人视为商业竞争对手。在14世纪晚期，西班牙南部埃西哈（Ecija）的副主教费兰·马丁内斯（Ferran Martínez）情绪激昂地布道，反对犹太人，要消灭犹太会堂并要求摧毁其圣卷与经书。卡斯蒂利亚国王也无力遏止这位副主教释放出来的暴力信号。1391年，在这位副主教的支持下，塞维利亚最先发生了民众暴乱，然后向北、向东席卷到阿拉贡国王的辖区，与之相伴的是犹太人被屠杀以及许多人皈依基督教。

这一事件影响了整个西地中海，导致公元1392年一整年阿拉贡控制下的西西里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53]

巴伦西亚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复存在，因为原有2500人的犹太社区经历了屠杀或被迫改宗之后，只余200多人还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同样在巴塞罗那，从8世纪时就已存在的犹太社区也遭受严重打击。位于巴塞罗那老城西北角的犹太人社区“卡尔”（Call）遭到严重侵袭。在马略卡岛，一次农民抗议副总督的行动失去控制：当他们无法攻下马略卡城外的贝尔维尔（Bellver）城堡时，他们就转向犹太人的“卡尔”，侵入城区，杀害了他们所遇到的许多人。进一步的压力来自上层，1413～1414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一世与教宗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在托尔托萨举办了一次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公开辩论。这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辩论，而是一次迫使许多犹太人领袖皈依基督教的机会。

[54]

在阿拉贡国王的统治下，公开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人数锐减，不过在皈依者当中有许多人仍在家中秘密坚持他们祖先的宗教信仰。到15世纪80年代，随着西班牙王国之内宗教裁判所的重新建立，将这一实践保密变得越发重要。阿拉贡国王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处境已经跌至谷底，并不是因为大规模的驱逐，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重重压力。

公元1391年和1413～1414年犹太人的大批皈依似乎表明：迫于压力，大多数犹太人会选择皈依基督。当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于1479年登上阿拉贡王位后，他逐渐开始执行如其同名祖父一样的严苛政策。为了解决犹太人声明皈依基督教后却依然坚持其原传统宗教习俗［他们通常被称为马拉诺（Marranos）］的问题，他重启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并将其扩展到整个西班牙，这种行为甚至在古老的基督徒家庭看来都是国王干涉宗教的手段。

[55]

负责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会修士们使斐迪南相信：如果不把所有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人从西班牙驱逐，将犹太人与皈依者隔离开，那么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

[56]

斐迪南最希望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皈依，而非离开西班牙（他并不厌恶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而偏爱真诚的“皈依者”）。然而，法令颁布后却导致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相当多的犹太人——可能有7.5万人——放弃了西班牙，不过这个时期离去的大多数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犹太人，因为在1391年动乱之后，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的许多犹太人社区已经消失。然而，许多西班牙的犹太人，无论是阿拉贡的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都需要经由阿拉贡国王治下的港口前往流亡地。

难民们得到的待遇有时相当好，有时则相当恶劣：关于犹太人被船长和水手们扔到海里的故事没有任何可被质疑的。

[57]

摩洛哥的苏丹并不想接受他们，所以去往距离最近的伊斯兰国家并不是好的选择。尽管搭载他们的船只大多数属于热那亚人，但热那亚也不欢迎他们，因为它从来不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一小片地区，那里到处都是废弃的石头和瓦砾；在经历了严酷的冬季后，许多人就会甘愿选择皈依基督教。

[58]

更理想的选择是在意大利南部寻找新家园，在那儿，斐迪南的侄子费尔南多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并保证他的官员们会为每位移民进行登记，以确定那个人作为工匠或商人的特殊技能。费尔南多还不断声称犹太人将获得“人道”（humanamente
）待遇。数月后，费尔南多接收了第二批犹太难民，这一次是来自阿拉贡治下的西西里，尽管巴勒莫的市议会表示反对，担心驱逐犹太人会影响经济，但犹太人还是遭到了驱逐。

[59]

当斐迪南征服新的领地时，他依然积极地推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公元1509年他把犹太人逐出奥兰（Oran），1510年将犹太人逐出那不勒斯。

[60]

这些流亡的犹太人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引发的冲击。他们穿过意大利南部，当他们再次遭到驱逐时，就从那里继续分散出去：有的向北前往比较友善的亲王治下的费拉拉（Ferrara）与曼图亚（Mantua）；其他人则拥向奥斯曼人的辖区，苏丹几乎无法相信，他竟然有如此好运，获得了拥有高级技术的纺织工人、商人和医师。公元16世纪时，一位身在奥斯曼宫廷的法国代表写道：

他们之中有各种拥有精湛技艺的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放并驱赶出来的马拉诺，他们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危害与灾难，因为他们把各种用于战争的发明、技术以及机械教给土耳其人，如制作火炮、火绳枪、火药、炮弹以及其他军火；他们还带去了其他地区从未见过的印刷术，通过它，他们可以精美的字母随意印制各种语言的各种书籍，如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很自然的他们所需要的希伯来语。

[61]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广大区域，穆斯林是少数族裔，因此接纳犹太人在他们的辖区生活没有任何困难，但需要接受顺民（dhimmi
）身份的各种限制。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成为安置这些犹太人的特别地区。

许多流亡者将被驱逐出西班牙视为一种标志：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头，很快就会终结，犹太人将在弥赛亚（Messiah）的带领下得到拯救。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些人前往他们远祖生活过的土地，定居在加利利（Galilee）山区中的萨法德（Safed），他们也热切地想在那里建立纺织工场和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他们专心投入卡巴拉教派（kabbalistic）的经文编撰中，还创作礼拜用的诗歌，这些诗歌后来传播到地中海全境以及之外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位拉比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从托莱多附近的马克达（Maqueda）游历至非斯，然后抵达埃及，最后来到萨法德，在这里，他梦想着重建古代犹太圣贤的会议——犹太公会（Sanhedrin），作为弥赛亚时代的序幕。

[62]

当流亡犹太人向东迁徙时，他们带着对西班牙——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塞法迪（Sepharad）——的记忆。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中的许多人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继续讲着15世纪的西班牙语，并将这种语言传播至奥斯曼帝国境内以及北非的犹太人社区——这种语言经常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不过它也从其他语言，如土耳其语中吸收了一些词。生活在地中海的犹太人广泛使用拉迪诺语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它还表现在这些塞法迪犹太人的礼拜仪式与行为方式被希腊、北非以及意大利大部的犹太人采用。因为塞法迪人坚持认为他们是相当于绅士（hidalgos
）级别的犹太贵族后裔，是生活在西班牙繁荣时期的犹太贵族。先知俄巴底亚（Obadiah）不是提到过“被驱逐到塞法迪的耶路撒冷人”吗？

公元1492年还见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终结。1月2日，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战争后，格拉纳达国王布阿卜迪勒（Boabdil）率其城市部众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投降，这也有助于实现伊莎贝拉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诉求。投降协议保证穆斯林有权留在他们原来的王国内；如果他们确实想离开，那么国王与王后将为他们乘船离去付账。只是到1502年，格拉纳达以及所有卡斯蒂利亚王国领土上的穆斯林才遭到驱逐，因为此前三年格拉纳达山区爆发了穆斯林起义。不过，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地区却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那里的穆斯林居民聚居于巴伦西亚王国以及阿拉贡南部。15世纪时，巴伦西亚王国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人口是穆斯林，随着基督徒人口的增多以及诸多穆斯林家庭改信基督教，穆斯林人口不断减少。如今，在巴伦西亚大教堂外，每周四仍然会召开著名的水务法庭，目的是调解城外农田的用水纷争，其中就保存着一些中古时代晚期穆斯林农民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63]

但与伊斯兰世界的隔绝以及精英群体的缺失意味着：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得努力维持他们的伊斯兰知识，或在某些领域还要努力维持阿拉伯语的使用。

[64]

斐迪南是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意识到驱逐穆斯林会在王国内引起人口流失以及经济混乱，毕竟这个帝国的繁荣在经历他父亲治下的内战后已经出现了危机。他去世9年后，也就是1525年，新任国王才再次试图促使西班牙的每个穆斯林都皈依基督教，而且直到1609年，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的西班牙穆斯林才开始被粗暴地全部赶出西班牙。

[65]

4

在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斐迪南与妻子伊莎贝拉的地位几乎相等，而在阿拉贡，她却只是王后。但当公元1504年伊莎贝拉去世时，斐迪南摄政卡斯蒂利亚的要求连续数年遭西班牙议会拒绝，这激励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到地中海，试图恢复他叔叔阿方索曾创立的地中海帝国。他关注的是阿拉贡王国的未来，并且认为在他死后，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会再次分裂。在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伟大船长”科尔多瓦的费尔南多·冈萨雷斯（Fernando González de Córdoba）的帮助下，他于1503年重建阿拉贡对那不勒斯的直接统治，还与法国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法国人在国王路易十二（Louis Ⅻ）的统治下重返意大利，其打击土耳其人的意图并不是很强烈，更看重的是落实路易对米兰公爵权位的继承要求。

[66]

对于斐迪南来说，他与阿方索一样，那不勒斯并不是其目标：斐迪南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救世情结，为了发起一场十字军运动并击败土耳其人以收复耶路撒冷，他还组织了一些前往东方的远征军，如由“伟大船长”统辖的小舰队曾对凯法利尼亚岛发动攻击——当然，这里距离亚平宁半岛的靴跟处并不远。

[67]

斐迪南的这些白日梦又进一步被一位古怪热那亚水手的执着所刺激，此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坚持他能够在印度为国王找到足够的黄金以支撑他想做的任何事。

[68]

斐迪南更愿意其加泰罗尼亚臣民航行于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受到叔叔阿方索的影响，要构建一个包括西西里、撒丁岛、那不勒斯、马略卡岛以及新占领的北非领土的“加泰罗尼亚共同市场”（Catalan Common Market）。在公元1497年，梅地纳-多尼亚公爵已经表明征服摩洛哥海岸的梅利利亚（Melilla）是多么容易；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西班牙人。在意志坚定的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的帮助下，1509年，斐迪南夺取了奥兰。这位上了年纪的枢机主教骑在一头骡子上，高举着一柄银十字架，冲在西班牙军队的最前面，鼓舞着人们为基督而战。征服了格拉纳达之后，他的激情并未退却，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蔑视，他将许多阿拉伯语书付之一炬，并为自己能将这些人类的大量知识销毁而深感幸福。征服奥兰之后，1510年，斐迪南又夺取了布日伊和的黎波里。

[69]

西班牙人在北非沿线一直向东到利比亚建构起的防线巩固了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西部与中部的控制，但也燃起了各地穆斯林敌手的怒火，他们决心收复被西班牙人占据的城市。在斐迪南很高兴能在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中不断取得胜利时，他在非洲的扩张野心又有了一个实践难度。他若控制了马格里布（Maghrib）沿海地区，就能够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其他前往东方的商船提供保护，这不是因为欧洲的商船要沿非洲海岸前行，而是因为西班牙人控制这里后可以遏制穆斯林海盗。

斐迪南的行为表明：在他的意识当中，地中海是多么重要，在伊莎贝拉去世后，他在那不勒斯花费了数月时间，让受到战争破坏的南意大利王国恢复元气。他迎娶了一位新妻子，极富才干、颇有教养的比利牛斯（Pyrenean）公主富瓦的杰曼（Germaine of Foix），希望她能为他诞下一位男性继承人以继承阿拉贡王国的领地。

[70]

然而，他的所有恢宏计划都因男性世系的中断而打了折扣。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儿子——胡安王子（Infante Juan）早早过世，而富瓦的杰曼也未能为他留下继承人。如此一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就传给了斐迪南那精神错乱的女儿胡安娜（Juana）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哈布斯堡（Habsburg）王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

[71]

在查理治下，西班牙内部的权力从阿拉贡最终回到卡斯蒂利亚。随着新世界贸易航路的开辟，卡斯蒂利亚，特别是塞维利亚将走向兴盛，而加泰罗尼亚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则渐趋停滞。阿拉贡人仍在追诉其在意大利的传统利益，但卡斯蒂利亚人逐渐从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那里取得了对地中海帝国的掌控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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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1550年）

1

黑死病过后地中海的重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地中海政治局势的变化，如奥斯曼政权的扩张，从长远来看，发生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事件，将给地中海沿岸以及岛屿上的居民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十年里，沿非洲海岸可以南下至加那利群岛，通往大西洋的航路就此开通，公元15世纪早期，由于葡萄牙人发现并殖民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又被继续延长。

[1]

随着马德拉群岛糖料作物种植业的发展，佛兰德和北部欧洲其他地区就可以直接从大西洋获得这种原本需要从地中海获得的且价值高昂的商品。到1482年时，随着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北不远处的西非的埃尔米纳［São Jorge da Mina（the Mine）］

[2]

建立起一座堡垒，黄金不需经由撒哈拉沙漠和穆斯林控制的马格里布港口就能抵达欧洲；几内亚（Guinea）商贸的开辟弥补了维持休达港口所需的费用。大西洋还为地中海主人们提供了奴隶：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岛民、对岸非洲的柏柏尔人，以及从北部的米纳带来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黑奴。大量奴隶经由里斯本最终抵达巴伦西亚、马略卡以及其他地中海港口。

[3]

公元1492年10月，随着哥伦布驶入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卡斯蒂利亚人又得到了一种贵金属资源，他们对那里实施野蛮开发，要求印第安人用黄金缴纳高额税收，尽管他们可能算是王国辖下的自由臣民。热那亚人虽在西班牙不受欢迎，却成功地在塞维利亚站稳脚跟，得到王室的许可后，也开始经营跨大西洋贸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触角伸向金融业。土耳其人逐渐加大对热那亚的东地中海领地的压力，因此热那亚人加强了与西班牙的结盟，看起来，西班牙人是能与土耳其人匹敌的最强大力量。由于地中海航行越发危险，威尼斯人也在重新衡量他们的选择。15世纪中期，威尼斯已经陷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局混乱当中，在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Doge Francesco Foscari）的领导下，威尼斯获得了意大利内陆的一块领地，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前它所控制的小块土地。威尼斯的令状书可以向西远抵贝加莫（Bergamo），在那里，圣马可的狮子将米兰的蛇击得粉碎。但这并不意味着威尼斯已放弃其在地中海的利益，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在内陆（Terraferma），即意大利本土获取资产。于是，当威尼斯的东地中海领地于16～17世纪逐渐被奥斯曼人占据后，它就能够向意大利本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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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感觉自己越来越易于遭到攻击，它的领导层也意识到：不愿意用自己的海军对抗奥斯曼人，使他们在西欧被谴责为虚伪小人和机会主义者。

关于海洋越来越不安全的感觉并非幻觉。从公元15世纪末开始，海盗出没于整个地中海，他们袭击商船、沿岸地区以及岛屿，每年都会捕捉成千上万名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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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的领地中，遭穆斯林海盗劫掠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卡拉布里亚、西西里与马略卡；这些地区自从9～10世纪遭受萨拉森人的侵袭以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穆斯林海盗。海盗已经在整个地区蔓延；过去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对这些海域的长期主宰已经褪色成为记忆。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在从事海盗劫掠；在基督徒海盗中，最为活跃的是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或称医院骑士团）。他们依然保有对抗伊斯兰教的圣战理想，能够从位于西欧的领地上获取收益以维护六艘的装备精良的战舰。另一边，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柏柏尔海盗始终威胁着基督教世界。他们得到奥斯曼宫廷的支持；在北非建立了安全基地；拥有精力十足、颇具天分的指挥官；而且，他们将基督徒与穆斯林海军间的战争带入西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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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6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中，东地中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对奥斯曼人扩张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传播信仰，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是抗击拜占庭人，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勇士（ghazis）；然而，他们却愿意让巴尔干半岛的臣民绝大多数是基督徒或犹太人，这是因为在中古早期，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就指出，圣书民族是穆斯林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他们致力于保护贸易，部分是为了维持其宫廷的庞大开支，为富饶的首都供应丝绸、珠宝、黄金以及谷物之类的日用品，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们明白，商路运营是获得大量税收的另一种渠道——因此，他们愿意保护拉古萨人，也愿意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签署商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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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516年，奥斯曼军队荡平叙利亚的马木留克人，为更快、更便利地攻占埃及开辟通道。这使得基督徒控制区域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岛屿：在爱琴海诸岛，所有意大利领主（他们通常也是海盗）被土耳其人在数十年中逐个打败；塞浦路斯仍被威尼斯人控制，热那亚人也依然掌控着希俄斯岛，但在1522年经过漫长、痛苦的围城之后，罗得岛已经屈服于土耳其人。在罗得岛，新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Süleyman）得到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他亲临阵前以报1480年土耳其军队在罗得岛战败之仇。由于预见到土耳其人可能会围城，这座城堡已经被大大加固，但积极作战的守卫者却很少——只有300名骑士，也有许多其他级别较低的人员。当天气逐渐恶劣时，苏莱曼依然拒绝撤围，一直坚持到罗得岛投降。1522年12月，骑士团表示投降，被土耳其人赐予许多慷慨的条件，因为有时候，奥斯曼人会尊重那些英勇抗击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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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医院骑士团无家可归，于是决定重新投入与穆斯林的战斗。幸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阿拉贡王国（包括西西里）的统治者查理五世愿意提供帮助。公元1530年3月，他为骑士团颁发一份慷慨的特许状，声明：他们“已四处游荡数年”，努力寻找“安身之处”；他将西西里王国的一些属地——包括非洲海岸的的黎波里以及马耳他岛和戈佐岛——恩赐给骑士团，供他们安置。作为回报，为表示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西西里的宗主权，他们需要在每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向西西里总督献上一只猎鹰。天主教徒斐迪南曾于1510年在的黎波里建造防御要塞，不过由于柏柏尔人可从陆地各个方向发起攻击，因此守住这里太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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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查理来说，占据的黎波里还是比较重要的；1551年，的黎波里沦陷，此后，最为重要的自然就是守住马耳他。

初看起来柏柏尔海盗与组织严密的医院骑士团完全不可等同看待。然而，这些海盗也是不惧危险到远方为自己赢得声望的勇士。其中有许多人是希腊人后裔，是背弃了基督教信仰的叛徒；其他的包括卡拉布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热那亚人，甚至还有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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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是或者说不全是只关心自己利益或乐趣的四处流浪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中也有一些技术精湛的航海家，最著名的当属皮里·雷斯（Piri Reis），他绘制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世界的地图被奥斯曼宫廷收藏，其中包含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许多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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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著名的海盗是巴巴罗萨（Barbarossa），西方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的红胡子。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乌鲁兹（Uruj或Uruc）和他的弟弟席兹尔（Hizr或Khizr）。围绕着他们衍生出一整套故事，但很难分辨哪些是虚构的。比较公认的是，这两兄弟生于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时期的莱斯沃斯岛，当时穆罕默德从意大利公爵尼科洛·朱斯蒂尼亚尼（Niccolò Giustiniani）手中夺取了这座岛屿。他们的父亲可能原本是基督徒，曾作为穆斯林新军（jani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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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军中服役，退役后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他在爱琴海各地贩卖瓷器，最远向北运至君士坦丁堡，在经商时，他经常把儿子们带在身边。就是在这些旅程中，巴巴罗萨兄弟学到了海员技能。有一次，乌鲁兹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地区收购木材，不料却遭到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圣母号”（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
）帆桨船的追捕。乌鲁兹被捕后沦为舰上的奴隶，做着苦工，但两年之后，他被赎回，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然而，此后却开始流传出关于他脱逃的史诗般的故事。他幸福地重归大海，与席兹尔一起畅游于西班牙与马格里布之间的海域；据称，他们还曾于公元1492年帮助犹太难民和穆斯林难民离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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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起家装备只是一艘较轻的帆桨船，搭载了一百名左右的志愿者，都想获得战利品和荣耀。约公元1502年，他们的基地迁到杰尔巴岛，这里长期以来都是海盗的巢穴，也是基督徒入侵者与穆斯林守卫者战斗的舞台。他们与突尼斯宫廷建立联系，凭借哈夫斯（Hafsid）苏丹颁发的令状从事海盗业务；1504年，他们出发前往厄尔巴岛，那里有深得海盗欢心的深海湾，他们突袭了两艘帆桨船与一艘西班牙客轮，前者被证实是为教宗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效力，后者搭载着三百名士兵以及六十名阿拉贡贵族，正准备前往那不勒斯。他们如此轻易地拿下这些帆桨船，使自己在突尼斯的英雄名声进一步提高，而在罗马看来他们却是恐怖的敌人。到1506年时，他们已经拥有八艘船，而且他们的成功赢得了盛誉，奥斯曼苏丹授予他们“信仰守卫者”（khayr-ad-din
）的尊号，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海雷丁”（Hayret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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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海盗与其基督徒对手间发生了一场消耗战；这些基督徒不只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水手（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海盗），还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沿着地中海和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堡垒一路挺进。虽然西班牙人在梅利利亚和奥兰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在阿尔及尔能取得的成就最多就是占领保护港口的一些孤立的岩石。这些岩石在1510年被装上了火炮，但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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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突发生时，穆斯林有一重大优势：他们能够召集摩洛哥腹地得土安（Tetuan）周围的武装酋长为自己提供支援。夏季，他们活跃于海上，对西班牙发动袭击，抓获成千上万名奴隶，并驱使这些奴隶修建得土安的防御工事。席兹尔曾宣称他在仅仅一个月内就捕获了二十一艘商船和三千八百名基督徒奴隶（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对兄弟无休止地对马略卡岛、梅诺卡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发动侵扰，其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量城镇和村庄从西地中海各岛屿危险的海岸地区迁徙到数英里以外的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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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兹以极度嗜血闻名，他会像疯狗一样咬断受害者的喉咙，但实际上他是位精明的政客，利用这种名声达到政治目的。他从阿尔及利亚海岸的吉杰勒城（Jijelli）开始创建自己的王国。当他抢夺了一艘满载麦子的西西里帆桨船之后，当地居民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粮食供应非常少。他们邀请他来管理这座城市，不久之后，他就在阿尔及尔发动了政变。距离海岸不远处有一座重要的城市特莱姆森（Tlemcen），公元1517年，城里发生了继承危机，他利用这个机会成了那里的主人。以上所有事都引发了那些驻守奥兰的西班牙人的深切关注，他们一直努力与当地酋长建立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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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新任统治者哈布斯堡的查理也认识到他需要向北非的领地调派军队。幸运的是，特莱姆森的危机最终被当地人解决，他们把乌鲁兹看作土耳其统治的代理人；随后，乌鲁兹被赶出来，他陷入西班牙军队设置的陷阱，后在战斗中被杀。

第二位巴巴罗萨，即席兹尔，更常被称为海雷丁，此时他赢得了比乌鲁兹更令人恐惧的名声。为了强调自己是哥哥红胡子巴巴罗萨的继承人，他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红色。他巩固了对马格里布沿岸城镇的控制，于公元1529年成功地从西班牙人治下夺取阿尔及尔入口处的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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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更加靠近巴利阿里群岛，因此就在同一年，他在群岛的福门特拉岛（Formentera）附近海域击败一支西班牙舰队，捕获七艘帆桨船及其船长；当他被那些船长激怒后，就用锋利的刀把他们切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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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成为巴巴罗萨的大本营，不过他仍谨慎地寻求奥斯曼苏丹的保护。他距离君士坦丁堡十分遥远，因此能够获得自治权；对于奥斯曼苏丹来说，他也很有价值，因此“高门”给他提供物质支援。奥斯曼苏丹们的关注点总是在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和波斯之间转换，与东方萨法维王朝（Safavid）国王们之争斗常使其无暇关注地中海事务。更好的选择就是通过代理人海雷丁·巴巴罗萨来处理，而非将所有资源投入某一处战场。巴巴罗萨得到官方承认，成为阿尔及尔的埃米尔，他更愿意称自己为“船长帕夏”（kapudan pasha）。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Ⅰ）送给他一面土耳其旗帜、一些火炮及其他军需品，还有两千名土耳其新军。

到公元16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赢得塞利姆的继承人苏莱曼的信任，甚至奉召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就西地中海的战略提供建议，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土耳其人究竟能够向其西班牙对手施加多大的压力。据说，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曾鼓励巴巴罗萨冒险对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海岸上的丰迪（Fondi）发动攻击，希望能掳走美貌的寡妇吉丽亚·贡萨格（Guilia Gonzaga），她的丈夫曾是当地的领主。在传奇故事中，当土耳其人对丰迪城门发动攻击时，她半裸着逃亡，不过事实上，那天晚上她根本不在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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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总督相当沮丧，在他看来，南意大利就是又一个罗得岛，是地处土耳其世界边缘的最后一个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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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1534年，当此前对土耳其人始终心存疑虑的突尼斯国王去世、该国陷入继承纷争时，海雷丁指挥着奥斯曼苏丹派去的舰队对突尼斯发动攻击。海雷丁·巴巴罗萨发动突袭，不过随后查理五世无视巴巴罗萨要杀掉突尼斯城内两万名基督徒奴隶的威胁性声明，依然发起反击。1535年，查理夺回突尼斯，却务实地将它交还给突尼斯前国王的幼子来管理，不过他要求获得一笔高额年贡：1.2万枚金币、12只猎鹰和6匹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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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查理就此以为他在突尼斯的成功得到了臣民们的祝福，那么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是太过乐观了。数月之后，一支小舰队偷偷溜出阿尔及尔，驶往梅诺卡。在梅诺卡，巴巴罗萨的手下肆无忌惮地将西班牙的旗帜挂在自己的桅杆上，堂而皇之地进入雄伟的天然海港马翁。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抓获1800名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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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土耳其人势力范围向西地中海的扩张，基督徒的应对措施有两种：直面迎战或妥协和解。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也叫弗朗索瓦一世）打算与土耳其人合作，招致许多对手的毁谤；不过，在西班牙，与奥斯曼人的斗争被看作基督徒过去抗击摩尔人的伟大十字军运动的延续与强化。查理五世寻求“我们造物主的帮助与指导”，希望在神的祐助下，能够成功地“对巴巴罗萨发起最有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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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那亚舰队司令安德里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的指挥下，基督徒发起了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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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多利亚所在家族涌现出多位热那亚的著名海军将领，安德里亚就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没有亲自参加法兰西斯一世在公元1528年发起的对那不勒斯的攻击战，表现出他的自主意识，然后又从法兰西斯的阵营投向查理五世。不过他为查理五世效劳，很可能主要是出于金钱的诱惑而非原则问题。他经营着自己的舰队，但他仍可使用家乡的造船厂；他还雇用志愿者作为水手，并招纳了形形色色的罪犯；他的成功使得更多的人自愿投奔而来，即便他实行了严格纪律，其中亵渎神明的行为被严格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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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他就是海雷丁·巴巴罗萨的翻版，既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又愿为圣战事业奋斗。1532年，他受命去攻打希腊，向新主人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科伦（Coron）的海军基地。让敌人意料不到的是，多利亚突破土耳其人的封锁，并派自己的军队驻守那里。在繁盛期，科伦与莫顿（Modon）曾是“威尼斯帝国的双眼”，保护着自爱奥尼亚海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科伦是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苏莱曼派遣60艘帆桨船组成远征军，意图收复这里，但多利亚成功地将其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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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37年，苏莱曼派遣2.5万名士兵，交由海雷丁指挥，对科孚岛发动攻击，自此，苏丹对西方的关注开始加强。土耳其人对科孚的围攻自然对西方构成了威胁：奥斯曼人拥有该岛意味着获得了对意大利发起攻击的平台，还能够控制通往亚得里亚海的交通。在教宗的支援下，神圣同盟（Holy League）在尼斯成立，将多利亚、西班牙人和威尼斯聚集到一起，其中威尼斯在传统上对“高门”总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1538年初，海雷丁对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几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其中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纳夫普利翁（Nafplion）和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这不单纯是一对一的抗争，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岛屿和沿海据点为西方船只提供了补给线和保护。奥斯曼人宣称他们从威尼斯人手中夺走了二十五个岛屿，有时实行洗劫，有时则是征收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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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在神圣同盟大军行动中的糟糕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自己的主人这一性格特征。这支神圣同盟军队包括：36艘教宗的帆桨舰，10艘医院骑士团的战舰，50艘葡萄牙的战舰，以及61艘热那亚战舰。1538年9月28日，这支联合舰队在科孚海域的普雷韦扎（Preveza）战斗中与海雷丁指挥的奥斯曼舰队相遇。

[29]

当多利亚发现西方的舰队处于下风时，他竟然选择撤退而非继续战斗。作为热那亚人，他对保护威尼斯人的利益毫无兴趣，而且——尽管充分意识到苏莱曼与海雷丁造成的威胁——他仍然优先选择保护西地中海。当时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将多利亚和巴巴罗萨比作从不彼此撕咬的狼，或者是“从不互相啄食对方眼睛的”乌鸦。

[30]

3

关于如何应对土耳其人，法国国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法兰西斯一世深陷于同查理五世的纷争，他们都对意大利的米兰公国以及那不勒斯王国提出继承权的诉求，此前，法兰西斯的前任路易十二也曾对米兰公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都曾入侵那不勒斯王国。当查理五世已经把公元1495年对那不勒斯的征服视为他所领导的十字军朝着最终夺取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胜利迈出的第一步时，从1498年到1515年统治法国的路易十二的眼界却相当狭隘。他的确对莱斯沃斯岛发起过一次远征，却成了一场灾难，打消了他对东地中海的所有野心。1507年，他投身于业已混乱不堪的热那亚事务，镇压城中发生的一次起义，但其目的依然是巩固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统治，而非发起一场法国人抗击土耳其人的伟大运动。他低估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在意大利北部调动反对派的能力。1511年在拉文纳的失利迫使路易撤出意大利；然而，其继任者法兰西斯却决心为法国向哈布斯堡的对手报仇，他先是收复了米兰，然后推行更加庞大的计划，最后导致1525年在帕维亚（Pavia）大战中的惨败，自己也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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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从马德里监狱被释放后，法兰西斯迅速放弃了与邻居哈布斯堡人和平相处的承诺，因为法国周边的所有土地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查理五世表示效忠。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并不特别忠诚于查理，法兰西斯也没必要担心他会被这些邻居包围，但他知道若想实现自己在意大利建立帝国的梦想，就只有向哈布斯堡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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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斯想通过干涉西班牙人与土耳其人在西地中海的战争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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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讲，他与土耳其人缔结盟约的目的不是带来和平，而是施加灾祸。公元1520年，他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突尼斯，策动海盗们“给身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皇帝制造更多的麻烦”，这一计划表明法兰西斯毫不关心他想要成为其宗主的南意大利人民的利益。

[34]

那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结盟还属于秘密交易，大多数交涉都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法国的代表还鼓动当地基督徒领主与土耳其人一起攻击哈布斯堡辖下的领土。1529年，法兰西斯派使者前去求见苏莱曼，目的是想对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背叛实行报复；就在同一年，法国提供的火炮被用来攻打了阿尔及尔海港入口处的西班牙堡垒。七年后，查理五世收到报告，得知法国人与奥斯曼宫廷达成共识要同时进攻哈布斯堡治下的领地。查理想通过建立针对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的方式，使法兰西斯陷于被动，因为如果神圣同盟建立起来，那么法国国王就必须在基督徒统一体与土耳其同盟之间公开做出选择；对于法兰西斯来说，权力的平衡才是最要紧的，他想象着，奥斯曼人可以被用作压制哈布斯堡家族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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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如果1529年苏莱曼攻打维也纳取得成功的话，法兰西斯将如何反应？1532年，向苏丹派去的使团十分清晰地阐述了法兰西斯的意图：苏莱曼应该集中力量攻打意大利，而非匈牙利和奥地利。法兰西斯想象着：苏莱曼的军队能够将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半岛，之后他就可以打着基督的旗号，作为神指定的救世主进驻意大利。然而，苏莱曼再次由于同波斯国王的冲突而转移了注意力，将地中海的战争事务交由北非的海雷丁·巴巴罗萨负责。法国国王的表现给人们的印象是十足的玩世不恭。到1533年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盟约已完全不是秘密：法国准备招待海雷丁派来的使者，数月之后，11艘精美的土耳其帆桨船抵达法国，带来了苏丹本人派遣的使团。双方的协商最后落实为“治外法权条款”（the “Capitulations”），这份商贸和约掩饰了其政治联盟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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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支持可谓厚颜无耻。公元1537年，12艘法国帆桨船出航，为100艘土耳其战舰提供二次补给，他们在地中海中部四处寻找海雷丁舰队的位置，闪避着马耳他骑士团的舰队。1543年，当海雷丁的舰队劫掠南意大利的海岸、掳走雷焦总督的女儿时，同行的还有一名法国大使。苏丹甚至还提出可以将巴巴罗萨的舰船借给法国国王。巴巴罗萨的舰队在响亮的号角和民众的欢呼声中抵达马赛。法兰西斯欣然盛情款待土耳其人，不仅举办盛宴欢迎土耳其海军的到来，还为海雷丁的舰队提供补给，这样一来，“他将成为海洋的主人”。于是，土耳其人对法国东部的沿岸地区发动侵袭以作消遣，这些地方并不属于法国，而属于皇帝的一位封臣，即萨伏伊（Savoy）公爵：尼斯遭到围困，昂蒂布（Antibes）的修女们被俘获成为奴隶。

就在这时，法国与土耳其人联盟的怪异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法兰西斯向土耳其舰船开放了土伦港（Toulon），邀请海雷丁的手下在那里过冬。法兰西斯还送给巴巴罗萨一座钟和一面银盘。三万名土耳其人散居于城镇及郊区，土伦大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还建立起奴隶市场，因为土耳其人继续从周围地区抓捕男人和女人，强迫其中一些男人到船上工作。土耳其钱币取代了法国钱币在当地流通。市议会抱怨土耳其军队消耗的橄榄太多，在这个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的地方，食物和燃料供应都出现了短缺。巴巴罗萨也充分意识到他待在法国这件事引发了纷争，也担心食物供给的问题；他劝服国王送给他八十万枚金埃居（écus
），并在公元1544年5月离开。新的掠夺又开始了，而且更加野蛮，当巴巴罗萨离开土伦时，他说服法国舰队与他一起行动：托斯卡纳沿海的塔拉莫内（Talamone）被洗劫；伊斯基亚岛拒绝向入侵者提供金钱、男孩与女孩，后被摧毁；法兰西斯的使节勒波林（le Paulin）窘迫地见证着所有这一切。

[37]

1544年底，法兰西斯羞愧地与查理五世签署和约，承诺与西班牙联合对抗土耳其人，但事实上，法兰西斯与其继任者亨利三世（Henry Ⅲ）并没有因他们与土耳其舰队和柏柏尔海盗联合攻击他们的共同敌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土而感到内疚。例如，16世纪50年代末，法国海军与阿尔及尔人联合攻击了易受攻击的梅诺卡岛以及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索伦托。

查理五世其实也没有那么固执地不肯与穆斯林统治者，尤其是与突尼斯统治者，在地中海上进行任何合作。传统上，威尼斯也会与奥斯曼人妥协以谋取商业利益。杜布罗夫尼克通过向“高门”缴纳贡金来维持着自己的中立。但相比其他基督教统治者，法兰西斯谋取自己利益的方式更加残酷无情，他这么做只是希望为自己赢得意大利的领土和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荣耀。查理五世更为冷静、谨慎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他关注着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扩张，以及新教在欧洲的扩张，而法国却在挑战他所掌管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西班牙诸王国的霸权。查理的政治热情取决于他与苏莱曼大帝以及马丁·路德及其后继者间的冲突。在他去世前不久，即公元1556年他宣布退位时，地中海内部的势力平衡仍很微妙。在此后十六年间发生的三件大事将最终决定伟大的海在相对较小的基督教西方与较大的伊斯兰东方之间的分裂，这三件事是：马耳他围城、奥斯曼人征服塞浦路斯和勒班陀战役（the battle of Lepanto）。

4

纵观公元16世纪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可以发现：奥斯曼人的到来产生出一套新秩序，或者说是对伊斯兰教早期的怀旧情绪。现在，一个伊斯兰帝国再次从陆地与海洋的各个方向寻求势力扩张，穆斯林指挥的海军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水域，并在西地中海通过代理人，即柏柏尔海岸（指北非海岸）的统治者向基督徒海军发起挑战。这是极为重要的转变。数百年来，穆斯林的海军逐渐控制了紧邻伊斯兰国家——埃及与叙利亚附近的马木留克舰队，最西端的摩洛哥舰队、爱琴海内部的土耳其埃米尔——的海域，伊斯兰的海上力量扩张到极大的规模。

[38]

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成了一个巨大舰队的指挥中心，与拜占庭时代帝国海军逐渐沦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掌控之下的状况形成对比。技术精湛的海军将领成为海战艺术的专家。土耳其人不只是一支战斗力量；苏丹们还热衷于向首都提供生活物资，他们用谷物填饱不断增加的人口，用奢侈品装点帝国宫廷。

[39]

与此同时，在西部，西班牙的海军力量逐渐依赖于意大利的资源。下一章中将会出现的，在马耳他、勒班陀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西班牙”船只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西班牙治下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

[40]

数个世纪以来，墨西拿的兵工厂兴盛繁荣；但自13世纪安茹的查理打算打造一个海洋帝国以来，西西里与南意大利还从未在地中海发生的各种海上冲突中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保守主义。地中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帆桨船的长期使用。就船只本身而言，奥斯曼人用未干的或者说“绿色”木料建造的船只不像古典时期罗马的大型谷物船那样可长久使用。但帆桨船的基本设计几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除了威尼斯人建造的大量三桅帆桨船外——这种船行驶缓慢、比较笨重，进港口还需外力拖引，是从用以承担中世纪晚期前往佛兰德与黎凡特的航行的大型商用帆桨船发展而来。

[41]

西班牙帆桨船的长度约有40米，宽度仅有5～6米，长宽比例接近8∶1。与古代一样，沿着船的纵向一侧有升起的甲板，在其下部安装着划桨的长凳。这种规模的舰船每一侧放置的划桨长凳约有25条，每条长凳上坐5名桨手。

[42]

当条件允许时，也会使用风帆的牵引力，与威尼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相比，西地中海的人们更愿意使用较大的船帆。这可能更适于在水面更为开阔的西地中海航行，而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在海上航行的船只需要从一座岛屿驶往另一座岛屿，要在曲折的海岸线之间缓慢航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爱琴海，帆桨船编织着密集的交流网络。

[43]

有了船帆的力量，航速相当可观，可能达到每小时10～11海里，而依靠桨动力的普通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3海里，当需要加速追击或逃跑时，速度可翻倍。当然，人力无法维持长期快速划桨；每分钟划26次的频率只能维持20分钟。此外，还有一个老问题：较低的干舷在深海航行时容易被水浸，因而无法在不频繁停下的前提下，为桨手们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

[44]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天气恶劣时航行不能离陆地太远，因此帆桨船总是与海岸相伴。然而，由于它们并不是完全依靠地中海变幻莫测的风向的牵引，因此它们也有可精确操控的优势，一位训练有素的船员可以驾驶着船在狭窄的水域中行驶。

通常，船员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人。当然，管理船员时要将团队合作的概念灌输下去。一般会安排一名自由人桨手与一名非自由人桨手比肩而坐；自由人桨手拥有较多权利，可以监视身旁的非自由人伙伴，后者通常会戴有脚镣。不过，奥斯曼人的舰队由不同类型的船只构成，有的由奴隶操作，有的由志愿者操作。一份公元16世纪的报告提到一支由130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有40艘由奴隶来划桨，60艘由被征召的、会得到固定薪金的自由穆斯林操作，其余40艘由自愿加入的基督徒操作，当然也需要向后者支付薪金

[45]

；该报告还指出，一旦战争爆发，还要额外征召穆斯林，因为只有穆斯林才受到完全信任。各个村庄都需要提供应征士兵以及他们的生活费用——每20～30户家庭需供养1名桨手。

[46]

威尼斯设有“海军民兵”（Milizia da Mar
），这是1545年设立的行政部门，其职能是从威尼斯及其属地征兵；威尼斯的各种行会与协会共有近4000名桨手，而且无论何时士兵籍册上都会有1万多名士兵随时等候征召，再通过抽签从中选出要在帆桨船上服役的船员。

[47]

无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的船员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无论他们在基督徒船上服役，还是在穆斯林船上工作，都需如此。显然，所有桨手都得遵守时间，并负担船桨的重量（有些帆桨船的桨是独立的，但大部分是五人桨，也就是五个人操纵一支巨大的桨）。在航行中，甲板上的状况相当糟糕：桨手们不得不在划桨岗位上就地解决排泄问题，尽管聪明的指挥官可以确保每两天清理一下粪便和其他杂物。与此同时，船上的空气污浊不堪。在船的坐板下方和舷门里有很小的空间，可供货物存放以及晚上蜷缩着休息。当船只遇到困境或沉没时，被缚的奴隶没有丝毫机会逃走；1571年，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勒班陀附近爆发大规模海战时，双方都有大量奴隶遭遇这一命运。在航行中，许多桨手几乎全身赤裸；在夏季地中海的高温中，脱水是个问题，有些人在当值时死去，一名船长但凡有点儿理智，就会知道他无法承担失去桨手的损失。桨手轮换制意味着桨手有时间恢复体力。那些最具合作精神的人会被提拔进入船上的指挥层，从甲板下面沉闷、肮脏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帮助计算时间或负责其他重要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船上的恶劣状况确实需要改变，但同样不能要求积极和周到地对待奴隶或志愿者。铁的纪律决定着一切。

奥斯曼舰队上的奴隶会被剃发以标记其身份，而穆斯林奴隶则会挂着一把摇晃的锁；他们的一只脚上还会戴上铁环以象征被俘。因此，在陆地上，人们可以轻易地把他们辨识出来，而且他们待在陆地上的时间更长。虽然在冬季航行并不罕见（运送使团、发动闪击战等），但冬季到来时这些奴隶中的绝大部分不会上船，而是从事一些与海洋完全无关的任务，如在菜园和作坊中做替补小工；有些人还可自己做些生意，严格地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至少在威尼斯是这样），但如果他们想要赚钱为自己赎身的话，这就非常重要。即便在航运季节，他们也需要在岸上等待出海命令，他们的奴隶营（bagni
）经常是一些在城市腹地建造的洞穴和牢房，有自己的商店和市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各奴隶营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尚可忍受，有的悲惨不堪；同性的性强暴行为比较普遍。另外，奴隶营中还设有祈祷场所：里窝那（Livorno）的奴隶营有一间清真寺；阿尔及尔的奴隶营有进行礼拜的房间。除了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容忍，某些地区还有另一种倾向，如在北非，可以改变宗教信仰以获得自由，基督徒改宗者在柏柏尔人舰队中作用极大，经常能获得指挥权。

[48]

桨手们的食物供应充足，以使其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这也需要频繁靠岸进行补给。与早些年一样，不同舰队供应的饮食也不相同：公元1538年，在西班牙海军的西西里帆桨船上，一名桨手或中下级船员（ciurma
）的配给是每天26盎司船上特备干粮，一个星期中有三天配给4盎司肉食，其余四天则供应炖菜（主要是蔬菜）。在西班牙之外的地区，船上的人们更喜欢食用鹰嘴豆，而到16世纪时，肉食的供应量普遍减少。这个时期，帆桨船的体积越来越大，整个西欧的食品价格却大幅上涨。这意味着16世纪末舰船补给的成本变得让人难以承担：“地中海战舰的胃口像霸王龙一样已经超出环境的供养能力。”

[49]

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和波斯的巨大战争开支，以及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巨额军事开支——这导致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及继承人、顽固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爆发了起义——使他们用于地中海船队的资金所剩无几，进而使土耳其和西班牙陷入僵局。

[1]
D.Abulafia，The Discovery of Mankind：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
（New Haven，CT，2008），pp.33-44，82-6.

[2]
葡文原文即“米纳的圣乔治堡”。——译者注

[3]
D.Blumenthal，Enemies and Familiars：Slavery and Mastery in Fifteenthcentury Valencia
（Ithaca，NY，2009）.

[4]
B.Pullan（ed.），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1968）.

[5]
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Reynolds，2 vols.（London，1972-3），vol.2，p.880 dates the phenomenon too late.

[6]
J.Heers，The Barbary Corsairs：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1480-1580
（London，2003）；G.Fisher，Barbary Legend：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1957）；also J.Wolf，The Barbary Coast：Algiers under the Turks，1500 to 1830
（New York，1979）.

[7]
P.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NY，1994），pp.123-41.

[8]
Lively accounts in R.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the Final Battle for the Mediterranean 1521-1580
（London，2008），pp.11-27；and B.Rogerson，The Last Crusaders：the Hundred-year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2009），pp.261-5.

[9]
A.Hess，The Forgotten Frontier：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IL，1978），pp.21，42，75-6.

[10]
Ö.Kumrular，El Duelo entre Carlos V y Soliman el Magnífico（1520-1535）
（Istanbul，2005），p.126.

[11]
M.Özen，Pirî Reis and his Charts
（2nd edn，Istanbul，2006），pp.4，8-9.

[12]
或译耶尼切里兵团。——译者注

[13]
Fisher，Barbary Legend
，p.42；Heers，Barbary Corsairs
，p.61；Özen，Pirî Reis
，p.4；Rogerson，Last Crusaders
，p.156.

[14]
意为“信任的美德”。——译者注

[15]
Heers，Barbary Corsairs
，p.63；Rogerson，Last Crusaders
，pp.160-63；Hess，Forgotten Frontier
，pp.63-4.

[16]
R.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1500-1800
（Basingstoke，2003）；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34.

[17]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64-5.

[18]
Kumrular，El Duelo
，p.119；also Ö.Kumrular，Las Relaciones entre el Imperio Otomano y la Monarquía Católica entre los Años 1520-1535 y el Papel de los Estados Satellites
（Istanbul，2003）.

[19]
Heers，Barbary Corsairs
，p.68.

[20]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70-71.

[21]
Kumrular，El Duelo
，p.119.

[22]
Heers，Barbary Corsairs
，p.71.

[23]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63.

[24]
Wolf，Barbary Coast
，p.20（1535）.

[25]
P.Lingua，Andrea Doria：Principe e Pirata nell’Italia del’500
（Genoa，2006）.

[26]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49；Heers，Barbary Corsairs
，p.69.

[27]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55；Rogerson，Last Crusaders
，p.288.

[28]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69.

[29]
Lingua，Andrea Doria
，pp.94-101.

[30]
Wolf，Barbary Coast
，p.20.

[31]
D.Abulafia，‘La politica italiana della monarchia francese da Carlo Ⅷ a Francesco I’，in El reino de Nápoles y la monarquía de España：entre agregación y conquista
，ed.G.Galasso and C.Hernando Sánchez（Madrid，2004）.

[32]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73-4.

[33]
R.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the Reign of Francis I
（Cambridge，1994），p.296；J.Luis Castellano，‘Estudio preliminar’，in J.Sánchez Montes，Franceses，Protestantes，Turcos：los Españoles ante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Carlos V
（2nd edn，Granada，1995），pp.ⅳ-ⅹlⅵ.

[34]
Heers，Barbary Corsairs
，p.73.

[35]
Hess，Forgotten Frontier
，p.73；Sánchez Montes，Franceses，Protestantes，Turcos
，p.52.

[36]
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pp.296，299，329.

[37]
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p.489；Heers，Barbary Corsairs
，pp.83-90；Hess，Forgotten Frontier
，p.75.

[38]
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pp.89-121.

[39]
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pp.131-41.

[40]
G.Hanlon，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1560-1800
（London，1998），pp.29-30；D.Goodman，Spanish Naval Power，1589-1665：Reconstruction and Defeat
（Cambridge，1997），pp.13，132.

[41]
J.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3），pp.245-7.

[42]
N.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p.179-81；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09-34；H.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2003），p.73（plan of galley）.

[4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83-4.

[44]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78-9，211-20；J.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p.85.

[45]
此处的舰只数目相加是140，与前面提到的130艘不一致，原文如此。——译者注

[46]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125-6.

[47]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98-9.

[48]
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
，pp.42-3（renegades），115-29（bagni
）.

[49]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37-9.

四 白海之战（1550～1571年）

1

让-德瓦莱特（Jean de Valette）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当医院骑士团的基地还在罗得岛时，他主要领导劫掠奴隶的行动。撤离罗得岛时，他还亲眼见证了投降条约的签署。在那之后，他被委任为的黎波里总督，这里与马耳他一起交由骑士团管理。公元1541年，他驾驶的船“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
）与土耳其海盗发生冲突，他本人被俘，在四十七岁的壮年（当时这样分类）沦为一名苦囚在船上劳作。他熬过了一整年的屈辱生活，直到驻扎于马耳他的骑士团与土耳其人进行俘虏交换才重获自由。回到马耳他后，他晋升至骑士团的高层；人们都知道他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但他的勇气和风度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土耳其的扩张范围接近马耳他以及西西里时，他已经成为骑士团潜在的领导人。1546年，土耳其军队当中最有能力的海军司令图尔古特（Turgut），或德拉古特（Dragut），夺取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不过1550年时西班牙人又将其收复。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附近的海域与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舰队发生对峙，当多利亚设置的陷阱就要抓住他时，他却成功逃脱；他驶往马耳他岛与戈佐岛，给骑士团的岛屿留下一地狼藉；随后，他成功地袭击了的黎波里，这座城市经过四十年的基督徒统治后再次被穆斯林夺取。

[1]

西班牙人打算重新使天平倾向自己一方，1560年时派遣一支约有一百艘战舰的舰队（半数为帆桨船），希望最终能够夺取杰尔巴岛。这个时候安德里亚·多利亚已经上了年纪，他任人唯亲，将指挥权交给他的继承人，也就是大外甥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Gian Andrea Doria），当小多利亚面对皮雅利（Piyale）——一位极具天赋、祖先是基督徒的年轻将军——领导的土耳其海军的反击时，他没有能力服众，各位船长不再遵守严格的纪律，无法保持该有的阵形。据称，皮雅利要求升帆并撞击西班牙舰船时的命令“堪称海军史上伟大的快速决定”。

[2]

在杰尔巴战役中，几乎没有一艘西班牙帆桨船能够逃脱被撞毁的命运。

[3]

西西里与教廷的舰队也花费数年时间才从这场失败中恢复。除了大量船只被毁，这场战役的灾难还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军官、技术高超的海员和技工（箍桶工、水手长、水兵）阵亡——西班牙损失的优秀人员有六百多名。

[4]

这场胜利增强了土耳其人的信心。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进攻马上就可以取得惊人的进展。

最为紧要的是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任何想要控制从东地中海到西地中海通道的统治者都需要控制西西里海峡。由于的黎波里已经丢失，对突尼斯的掌控也危若累卵，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保住马耳他岛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土耳其的作家表现出他们对于这块“被诅咒的石头”没有什么耐心了，力劝苏丹快点把它拿下，那样一来，马格里布与爱琴海之间的交通就可以更加顺畅。

[5]

随着医院骑士团不断发起海盗式袭击，夺取马耳他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在马耳他骑士团的指挥官当中，最负盛名的是罗姆加斯（Romegas）。公元1564年6月初，在希腊西部海域，他对土耳其的一艘前往威尼斯的大型帆桨船“苏丹娜号”（Sultana
）发动袭击；仅被罗姆加斯据为己有的商品价值就达到八万杜卡特。接着，他俘获了开罗与亚历山大的总督，还抓住一位来自苏丹后宫、颇受爱戴的女侍，据说她当时已经一百零七岁。苏莱曼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的：

我要征服马耳他岛，我命令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为战斗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总部。马耳他人控制了白海东部的穆斯林朝圣者以及商人们前往埃及的路线。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与皇家海军一起参加战斗。

[6]

1565年3月30日，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抱着必胜的信念，通往西地中海的大门马上就要被打开；170艘战舰以及200多艘运输船带着3万名士兵，于5月18日进入马耳他岛的视野范围之内。

[7]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无敌的舰队；整个海平面都被船帆染成了白色。

[8]

还有更多的船只在年老的图尔古特的指挥下，从的黎波里出发，正在途中。奥斯曼的各位王公都确信能够拿下并碾碎马耳他。

土耳其人最终未能如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做出的错误决定，还因为马耳他人对其新任的骑士团领导十分信服。马耳他的贵族躲在岛中央，即古代的首都姆迪纳（Mdina）的石筑宫殿中。底层的马耳他居民反而狂热地献身于基督教的事业，充当侦察员，在危险的海域游来游去以向被围的防御堡垒传递情报。战斗集中于马耳他的大海港及一些小海湾。现代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Valletta）是在围城结束后建造的，如今那里耸立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海岬，叫作希伯拉斯山（Mount Sciberras），在这座海岬的末端矗立着圣艾尔莫堡（Fort St Elmo），一道较低的围墙为其提供防御。在圣艾尔莫堡的对面，是马耳他的老港维托里奥萨（Vittoriosa），骑士团的基地就位于这里，它如今被称为比尔古（Birgu）。圣约翰骑士团将其在罗得岛的生活方式复制到这里，每一个分队，或称“语团”（langues
），都有各自的总部（此时在被一名信仰新教的女王统治的英格兰所设置的语团只召集了一名骑士）。在维托里奥萨港的一角，耸立着雄伟的城堡圣安杰洛（St Angelo）以守卫港口。圣安杰洛堡的对面是被一道窄窄的海湾隔开的郊区森格莱阿（Senglea）。这里是防御最为坚固的地区，而且不出所料，土耳其人也会被引到这里。一位帮助守卫马耳他的意大利士兵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柯雷乔（Francisco Balbi di Correggio）撰写了一部关于围城的回忆录，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土耳其的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位是掌管陆军的穆斯塔法帕夏，另一位是掌管海军的、更为年轻的皮雅利。巴尔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土耳其人采纳穆斯塔法攻打姆迪纳的建议，“我们肯定就守不住了，因为我们的援兵正是经由姆迪纳前来。但万能的上帝没有允许那样的情况发生，正是因他的意志，两位帕夏才会因嫉妒而产生严重分歧——我们从改信基督教的人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

[9]

实际征战中，土耳其人决定夺取圣艾尔莫堡，若以那里为基地，他们就能够打乱骑士团对大海港的控制，还能够获得进入北部的马萨姆塞托（Marsamuscetto）水道［现代瓦莱塔与现代斯利马（Sliema）之间的河道］，他们希望把舰队停泊在该水道。土耳其人非常自信，认为不超过十二天，圣艾尔莫堡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土耳其人低估了对手的决心，也被所在地的荒凉击退，他们发现：那是一个岩石小岛，没有任何植被，庞大的军队驻扎在这里之后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守卫圣艾尔莫堡的是一支800人的军队，拥有充足的食物：肉类（包括饲养的活牛）、干粮、葡萄酒和奶酪。

[10]

这座堡垒遭受了无休止的攻击；为了报复土耳其人的进攻，骑士团将烧红的致命铁环扔到土耳其人的营帐当中。土耳其人这才注意到：马耳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打。圣艾尔莫堡一直坚持到6月23日才被攻陷。骑士团坚持这么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所献身的基督教事业。与其在恐怖的大屠杀当中被杀掉，他们更愿意选择战斗至死；巴尔比还确认，大海港的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在这次围城战中，89名骑士阵亡，但他们只是阵亡者中的精英，实际战死的人数更多，除他们外，还有1500名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士兵。奥斯曼人的损失更加惨重：是西欧阵亡人数的四倍。

[11]

此时担任总团长的让-德瓦莱特前往各阵地鼓舞士气，几乎不睡觉。来自西西里的基督徒增援船只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不过7月初时，有700名援军成功地进入维托里奥萨。如果要将土耳其人驱逐出马耳他岛，则需要更多的援军，不过欧洲的各个王廷逐渐才看到了奥斯曼人获胜的潜在影响。德瓦莱特不断向西西里发信求援，但西班牙国王害怕像之前在杰尔巴岛一样失去他的舰队。有时，菲利普想到这场冲突时，也会像账房先生一样眨着眼睛算计得失，即便他完全清楚将奥斯曼人击退回东地中海就是他的责任所在。最后，国王同意西西里总督托莱多的唐·加西亚（Don García de Toledo）的建议，立刻派遣一支大型舰队前往马耳他；但马德里与巴勒莫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导致行动迟缓，而且西西里可用帆桨船的数量也有限（唐·加西亚在6月底时只能提供25艘战舰，再晚两个月就能提供100艘了）。

[12]

圣艾尔莫堡的陷落使得土耳其人终于可以对骑士团的森格莱阿城堡和维托里奥萨城堡发起迟来甚久的进攻，穆斯塔法帕夏将大炮拖拽到比它们略高的地方，准备使用火炮攻击。在随后的数个星期里，土耳其人实施了大面积的轰炸，进行了恐怖的屠杀。然而，守军这边就只能靠运气了，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上帝在庇佑他们以及这座岛屿。就在8月初守军快要绝望的时刻，一支马耳他分队袭击了位于森格莱阿附近的土耳其大营。他们杀掉的土耳其人大多病重无法作战，但他们造成的破坏被看作盼望已久的西西里援兵造成，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西西里援兵刚从姆迪纳出来后就又返回去了；土耳其人派出的先遣队在抵达姆迪纳后，无一不为这座古老首都的严密防线感到震惊。巴尔比还记载：这件事与其他事件导致皮雅利与穆斯塔法帕夏再次发生冲突。皮雅利坚持称：他听说一支庞大的基督徒援军已经抵达。“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他有责任护住整支舰队。他说：‘苏丹更看重舰队，而不是这样的陆军。’说完这些话后，他就离开了。”

[13]

无情的屠杀又持续了一个月，土耳其人想在维托里奥萨布雷，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堆瓦砾；穆斯塔法收到苏莱曼的信，询问围城战的情况，为此他颇感尴尬，因为苏丹明确要求：现在，这场战役必须结束，必须获胜。

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幸运眷顾着土耳其人：夏末的风暴打乱了西西里援军的路线，使得他们沿着巨大的弧形从叙拉古绕道潘泰莱里亚到特拉帕尼，然后从那儿才能再向戈佐岛进发，最终于公元1565年9月6日抵达马耳他。西西里援军登陆的消息再次引起穆斯塔法与皮雅利的争执：

经过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争论，穆斯塔法的想法是，既然确定一支庞大的援军已经登陆，最好立刻撤退。但皮雅利却说：“噢，穆斯塔法，那你准备怎样向苏丹禀报呢？如果你还没见到敌人就撤退，他不会砍掉你的脑袋吗？如果你连敌人都没见过，你又怎么向苏丹说明是什么样的军队迫使你逃亡呢。”

[14]

所以穆斯塔法也同意留下来战斗，但他的军队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部署：1万人的援军在姆迪纳附近一举击溃了穆斯塔法的军队，土耳其军队逃到皮雅利的战舰上。到9月12日，活着的土耳其人已全部跑掉。数千人被抛弃于希伯拉斯山上的临时坟墓内。据巴尔比的记录，有3.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这场战役中阵亡，这要比最初发起进攻时的部队总人数多很多。

[15]

马耳他保卫战在西欧激起了高昂的斗志，其影响难以估量。大约一个星期后，土耳其人失败的消息传到教廷。教宗在集会上宣称，胜利属于上帝与骑士团，并没有提及菲利普。

[16]

马耳他的胜利打破了基督徒在对抗苏莱曼以及柏柏尔海盗时不断失利的怪圈：罗得岛沦陷、普雷韦扎战败、杰尔巴岛惨败。西班牙人恢复了活力，开始在加泰罗尼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打造一支新的舰队，因为他们确信奥斯曼人还会发起攻击；但此时他们精力充沛、信心满满，要将土耳其人的进攻打退而不是避开。奥斯曼人似乎把这场失利看成了逆境中的一件烦心事，而不是土耳其人在地中海霸权的终结。苏丹仍然能够征召大量的后备军。事实上，他的舰队仍然存在。无论是皮雅利还是穆斯塔法帕夏都没有被砍头，不过穆斯塔法被剥夺了指挥权。然而，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医院骑士团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人，使其无法决定性地冲破西地中海的防线。当然，土耳其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得到了盟友，柏柏尔地区的埃米尔们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奥斯曼人还希望在西班牙本土寻找到这样的盟友，他们的关注对象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或称摩里斯科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憎恨官方在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对“摩尔方式”的打压。公元1568年底，摩里斯科人发动起义，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后被镇压下去。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得到柏柏尔人的支援——提供支援没有难度，因为“这个时期的西班牙本土根本没有舰船，国王的军队全部在千里之外忙碌着”。

[17]

只要奥斯曼人取得一次进展，就可能迫使西班牙国王关注本国海域的防御，尽管这片海域有柏柏尔海盗，但西班牙人仍将其视为自己的海域。不过，考虑到有三座最为重要的岛屿——希俄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仍然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高门”经过深思熟虑，将注意力转回到了东地中海。

2

骑士团与他们所统治的居民有很大不同。骑士团是来自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贵族；按照官方规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生育子女；人们还注意到，骑士团中位阶最低的骑士也被认为比马耳他最高贵的贵族重要。

[18]

公元1565年以后，骑士团被大加赞颂，被誉为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他们在绝境中的勇气与决心为其赢得无数赞誉，这种赞誉来自基督教新教欧洲，甚至也来自奥斯曼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然而，马耳他处于地中海心脏的重要战略位置却不是以作为奥斯曼海陆两军的攻击焦点表现出来，而是以其他方式。骑士团来到马耳他后，选择维托里奥萨而非姆迪纳作为其管理中心，极大地改善了这个昔日小渔港内人们的生活。骑士团自驻扎罗得岛起就以海盗式劫掠为主要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也鼓励马耳他的船长们申请私掠许可证；马耳他人只要将劫掠所得的十分之一上缴给骑士团总团长，就可获准悬挂骑士团的旗帜（红底白十字）。此外，要装备一艘船需要足够数量的火炮，这也是一笔巨额开支；通常，一支小型海盗船队会包括总团长辖下的船只以及当地海盗们拥有的船只。

[19]

像罗姆加斯这样的海盗经常把俘获的船只带回马耳他，然后进行拍卖。

[20]

在劫掠到的战利品当中，最珍贵的是奴隶，如果是成年男子的话，就可能被送到骑士团的舰船上工作。16世纪晚期的马耳他有着庞大的奴隶市场。随着维托里奥萨港发展成跨地中海航行中的重要站点，信仰基督教的船长们越来越多地于此地停留，购买奴隶以补充此前航行中奴隶死去或逃亡造成的缺口。与早些年一样，若有些奴隶的家人仍然关心他们，愿意花钱将其赎回，那么对于卖者来说，这也是一笔收益。

[21]

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马耳他人在周边海域经商，主要前往西西里，从马耳他围攻战的前一年（公元1564年）到1600年，从马耳他岛出海的航船中有80%驶往西西里岛。往返西西里的航行有将近4700次，其繁忙程度可见一斑。此外，通往其他地区的有记载的行程包括前往马赛近300次，前往那不勒斯近250次，以及偶尔还会前往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达尔马提亚，甚至走出地中海，到更远的北海，进入英格兰与佛兰德地区。与此同时，骑士团的到来，使得马耳他成为吸引地中海各地居民的中心地带。罗得岛的希腊商人跟随骑士团一起到来。其次是本地的马耳他商人，过去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只是其庞大机器中的齿轮，向地中海各地运送谷物。一些位于纳沙尔（Naxxar）、泽布格（Zebbug）以及其他内陆地区的村庄，也拿出一小笔黄金，用于投资将西西里谷物运送到马耳他的海上贸易。马耳他岛上的另一种稀缺物资是木材，骑士团的到来使得对木材的需求激增，因为他们首先是一支海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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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让木材源源不断地运抵马耳他的能力令人震惊，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德瓦莱塔的雄伟建筑计划，结果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大海港。作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继承者，马耳他的骑士团并没有忘记他们救助病患的义务：其医院的大病房是早期现代欧洲医院厅堂中规模最大的。照料病患就需要保证某些十分昂贵的外来香料的持续稳定供应，甚至还有奢侈的金属：用银盘盛放食物反映出的不是毫无节制的奢侈，而是当时人们认为银制餐具比陶器更卫生。

在公元16世纪时，马耳他并不是地中海中部唯一经济繁荣的地区。当时也是意大利半岛两侧之“自由港”诞生的时期。两种类型的自由港发展起来：一种港口欢迎信仰各种宗教、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干涉；另一种港口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那里会降低甚或免除税收以鼓励贸易。前者的最佳代表是亚得里亚海西部、处于教宗领地内的港口安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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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科纳从事的是泛亚得里亚海贸易，主要与杜布罗夫尼克通商，但它仍在中世纪晚期成功地开展了有限的泛地中海营运，这受到拥有垄断地位的威尼斯人的嫉恨，但处于安科纳领主教宗的保护下。1500年前后，安科纳每年会向东地中海派遣两三艘商船，带回生丝、棉花以及香料，然后再从安科纳或杜布罗夫尼克向其他地区转售。从安科纳销售到东方的商品包括肥皂、油和葡萄酒，但经由陆地运来的佛罗伦萨以及锡耶纳（Siena）的布料也会装在商船上，此外还有制衣业的著名副产品之一纤维纸，这是意大利人用从东方学到的用碎布边角料造纸的技术制造的东西——这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从1500年开始西欧的技术逐渐代替东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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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佛罗伦萨人全神贯注于他们的衣料经由安科纳向东方的销路；这不仅包括佛罗伦萨制造的丝绸和天鹅绒，还有从西欧获得的其他商品，如经由河流与陆路被运送到里昂的兰斯（Rheims）亚麻，这个时期的里昂是连接北欧与南欧的繁荣商站。而佛罗伦萨的衣料则要满足君士坦丁堡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庞大市场。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佛罗伦萨人已经能够在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会见来自巴尔干的客户，因为土耳其商人、拉古萨商人、希腊商人和犹太商人都汇集于安科纳，这里迅速发展成为欢迎所有民族、所有宗教的自由港。犹太商人分为两大类：一是博宁提尼人（Ponentini
），即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过去被迫改信基督教的马拉诺犹太人（有时仍然是在模棱两可的“葡萄牙人”标签下的天主教徒）；另一类是黎凡特人（Levantini
），即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治下，来自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以及士麦那的塞法迪犹太人。前一种人更多地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适应，而后一种则遵循着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

大量毛皮从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随着安科纳的发展与繁荣，这座城市也不得不在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之外的地方寻找进口谷物，对此，拉古萨人很愿意满足它的需要，他们掌握着西西里、南意大利、爱琴海以及阿尔巴尼亚（出产粟子）的粮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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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6世纪晚期时，谷物供应开始出现压力：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本地人口衰减，土地开始更多地转向种植葡萄与橄榄，结果就是庄园生产只为满足本地的需求，不再关注对国际市场的供应。它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城市只能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寻找重要的粮食市场。该问题还构成了一系列更复杂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泛地中海的商贸活动中，还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农业耕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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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当意大利中部发生政治动荡后，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也开始衰落，安科纳人只能前往更加偏远的地方，从遥远的伦敦进口毛织布料，然后经由杜布罗夫尼克、新海尔采格和科托尔销售到巴尔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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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科纳的崛起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某一小角落的个别现象。安科纳人“连通各地”的商业网络已经成形；该网络在亚得里亚海最为密集，而且延伸到更远的地区。安科纳是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真正前线”，在这里，来自许多民族的商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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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纳的商业伙伴杜布罗夫尼克，恰恰在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发展到最为鼎盛的阶段，这是凭借城市的元老会在两大敌对的海军势力之间游刃有余而实现的。每年的贡赋持续不断地流向“高门”，拉古萨的船只也主动加入西班牙无敌舰队，参加了公元1588年入侵英格兰的灾难性战斗；一般认为，苏格兰发现的“托伯莫里（Tobermory）沉船”就是一艘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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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疆域仅限于城墙之内的城市共和国来说，能够在1530年维持一支由18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确实是非凡的成就。到16世纪80年代，其舰队的总排水量据说可达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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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罗夫尼克作为一座天主教城市又同时是奥斯曼人的附庸，从双方获得自己的利益。但它也开始向非基督徒的商人敞开大门。城市的元老们起初想禁止犹太人到城里居住，因为在1500年前后，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的犹太人被驱逐，城中的犹太人数量激增。到1532年，他们改变了想法，现在他们把犹太商人看作安科纳商路上的重要中介，非常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如今，城市的元老们降低了向犹太商人征收的关税，希望刺激商业的发展。在大量拥入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有许多医生。1546年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犹太人居住区，但这里并不像威尼斯的居住区那样环境恶劣、位置偏僻：它紧邻海关所在地斯庞扎宫（Sponza Palace），就在斯特拉顿［Stradun，或称普拉卡（Placa）］大道不远处，这条大道正是杜布罗夫尼克最繁华的主街道。虽然1667年的一场大地震导致这一区域的大部分被重建，但犹太人区及其古老的会堂仍可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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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国际性大都会。这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拉丁文本研究和克罗地亚文学都发展起来——受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影响的剧作家马林·德尔日奇（Marin Držic），得到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铁托派的南斯拉夫人（Titoist Yugoslavs）的诸多关注，后者视其为社会主义的先驱。与此同时，天主教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与多明我会也在此建造了规模甚大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至今仍在运营；这里的艺术风格属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以及威尼斯的艺术类型，进一步证明了意大利文化在克罗地亚地区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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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意大利语仍然是当地的官方语言。东西方文化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城市（包括威尼斯）创造出了如万花筒一样的融合现象。

杜布罗夫尼克同时面向陆地和海洋。这里有来自内陆波斯尼亚地区的毛皮，从附近的特雷比涅以及更远的莫斯塔尔（Mostar）和新帕扎尔（Novi Pazar）进口的兽皮，此外，拉古萨人还经由马尔马拉海（Marmara）、爱琴海以及爱奥尼亚海深入保加利亚沿海地区购买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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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世纪早期，拉古萨人是欧洲粗纺毛织物（包括他们自己用巴尔干羊毛织成的毛料）贸易活动的专家，不过，到16世纪后半期时，他们就不得不将毛织物贸易更多地转向穿越巴尔干半岛的陆地商道。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尼斯人的竞争，威尼斯人将原先与杜布罗夫尼克的贸易转到他们建于斯普利特（Split）的新的商站，此处距离威尼斯的路途更短。拉古萨人与威尼斯人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来自北海的竞争者：荷兰人与英格兰人，关于他们，更多的信息将在后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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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萨人在伦敦的社区曾繁荣一时，到16世纪后半期时已经衰落，原因在于经由西地中海的海洋商路越来越危险；即使中立身份也无法使拉古萨人免于支付高昂的海洋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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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后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克罗地亚同胞中的海盗——乌斯科克人（Uskoks），以杜布罗夫尼克以北不远处的狭窄水道和岛屿为基地从事海盗劫掠——成为他们长期的烦恼。

然而，在公元16世纪，海洋交通衰落，陆路商道反而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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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其视为16世纪末的主要发展，但这种趋势开始得更早，是随着安科纳、杜布罗夫尼克以及其他商业中心成为奥斯曼世界与西欧之间的连接点而出现的，因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即便在战争期间，也渴求获得对方的商品。布罗代尔认为造成商路变化的一个因素在于塞浦路斯、安达卢西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地区大批量地饲养骡子；但这种观念可能有些本末倒置。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骡子而非船只作为交通手段呢？答案在于：海洋的安全度已经跌落至谷底，以至于陆地交通尽管缓慢且费用高昂，但仍然比海上交通更有利。例如，16世纪末，生丝从那不勒斯经由陆路运往里窝那，然后再运往德意志与佛兰德。杜布罗夫尼克也更多地投入于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巴尔干贸易，而对前往英格兰、黑海以及黎凡特的远途海上贸易的兴趣有所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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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地中海沿岸新的贸易中心的出现，在布罗代尔看来，也证明了陆路贸易，而非海洋商路的繁荣：17世纪初，士麦那的崛起，让经由安纳托利亚到波斯的富庶地区成为可能；威尼斯人也试图开发经由科托尔然后翻越黑山的“黑色山脉”的路线。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拉诺犹太人丹尼尔·罗德里格斯（Daniel Rodriguez）建议将斯普利特建设成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主要商站，于是人们对这座古城开始了重建，到1600年，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中心，主要经营来自东方的丝绸、毛毯和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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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极为热情地配合这些计划，派士兵护卫经由巴尔干半岛的商路。如今，威尼斯人的大帆桨船走的是航程相当于原来三分之一的路线，即从亚得里亚海下行至斯普利特，而不再需要先出亚得里亚海，之后再前往亚历山大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但即便是如此简短的航程也会遭到克罗地亚海盗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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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贸易向更短、更限于本土发展的趋势，早在黑死病过去后就已开始（前文已经提到西班牙水域的例子）。远程贸易的衰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地中海作为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也开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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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战争与海盗的影响，大西洋的开放也促使欧洲北部经济进入新阶段；波罗的海的黑麦成为北方贸易的主要商品。西班牙与北方遭遇到的通货膨胀，有时会被归咎于这个时期来自美洲的白银的大量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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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中海不仅仅因哈布斯堡人与奥斯曼人的冲突而破裂，而且，作为大西洋经济蓬勃扩张的结果，它也被边缘化了。然而，这个时期也不是全然黯淡无光。例如巴塞罗那，在其中世纪的黄金时代结束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历史似乎不再具有价值，但这并没有让它从商业地图上消失。它仍然承接了大量造船合同，以满足抗击土耳其人以及柏柏尔海盗舰队的需要。加泰罗尼亚的织物在新世界找到了新市场。公元16世纪时巴塞罗那的贸易也在扩张，不过是转向了西班牙内陆，并且对海洋的关注减退，符合商业路线从海洋转向陆地的大趋势。在海上，巴塞罗那附近地区的商贸日益被来自热那亚以及法国南部的商人主宰，此前三个多世纪当中加泰罗尼亚人控制的西地中海各岛屿间的商业活动，如今也由热那亚人掌控。1591年，有提议要求把热那亚人逐出巴塞罗那，尽管西班牙一直有敌视意大利商人的传统。另外，大量法国人移居巴塞罗那，到1637年时，按照统计数据，总人口中的10%都有法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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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意大利，热那亚人控制着长途贸易和西班牙治下那不勒斯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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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热那亚已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银行，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的贷款，而非以往推测的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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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地中海找到新生计的人还包括来自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流亡犹太人。其中有两人蜚声国际，还直接参与到一系列事件之中，最终导致塞浦路斯被奥斯曼人占领以及勒班陀大海战的爆发。比阿特丽斯·门德斯·德卢娜（Beatrice Mendes de Luna）约在公元1510年生于葡萄牙，就是1497年大多数葡萄牙犹太人被迫改宗几年之后。她的家族生活在佛兰德，与西班牙同属查理五世治下，即便这个家族有一些成员与皇室联姻，但仍被怀疑为异端；积累大量财富的问题在于它会招致虚假的安全感——无论是出于神圣的还是罪恶的理由，富有的马拉诺总是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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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深信：这些从犹太教皈依的信徒都十分可疑，他们一定与德意志王国中新教的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1545年，比阿特丽斯·德卢娜与其至亲匆匆离开佛兰德前往威尼斯，不过在那里他们再次被怀疑是遵循犹太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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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于是只好又在费拉拉寻找更为安全的避风港，因为那里的埃斯特（Este）王公们愿意接纳这些新的基督徒移民，移民们为这座日益发展的城市带来了财富、医疗技术以及美妙的音乐。比阿特丽斯·德卢娜恢复了她的富有，并重新以格拉西亚·纳西（Gracia Nasi）的身份开始公开作为一名犹太人生活，并支持从宗教裁判所逃离的马拉诺难民；在她的资助下，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西班牙语译本刊印发行，被称为“费拉拉的拉迪诺语（Ladino）圣经”，其目的是使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可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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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52年，她再次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关注，导致她无法再舒适地生活在意大利；她堂而皇之地在四十名骑手组成的扈从队的护送下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君士坦丁堡。拉古萨当局表现出一定的远见，对她表示欢迎，因为她此前在君士坦丁堡时，其设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业代理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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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允许她与其扈从依然穿着威尼斯式的服装，而没有要求他们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着装。然而，格拉西亚夫人（Doña Gracia）并没有背弃西方；她依然对意大利与地中海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从她决心为与其拥有相同信仰的兄弟姐妹提供庇护得到证明。

她的决心如此坚定，尤其见于公元1555年教宗将宗教裁判所落户安科纳，在该城经商者及过去被鼓励定居在这里的百余名“葡萄牙人”中寻找异端之时。对马拉诺的迫害标志着教宗保罗四世（Pope Paul Ⅳ）更具挑衅性的宗教政策的开端，他还将罗马的犹太人拘禁到狭窄的居民区中；在他看来，在教廷治下的商业城市中，这些不信之人的发展速度令其震惊。带着这样的情绪，他的代理人抓捕“葡萄牙人”，将其财物（据说价值三十万杜卡特）充公，并将二十六人处以火刑。格拉西亚夫人设法向苏丹传讯，于是1556年3月苏莱曼大帝通过他的盟友法国国王的使节，向教宗保罗发出一封颇具轰动效应的信。在信中，他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犹太囚犯，因为那些都是他的臣民；苏丹还主张，他的财产遭受的损失已经达到四十万杜卡特，但他的表述极重礼节，他称自己为“超越诸帝王之伟大皇帝”，并承认教宗为“弥赛亚耶稣的信徒之最高贵、最强大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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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回信称：他愿意保护土耳其臣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对于其他新基督徒的火刑还将继续；他还辩称，将要在安科纳为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创建一个居住区（没有丝毫讽刺之意）。当这一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后，格拉西亚夫人的圈子开始联合抵制与安科纳的贸易。许多马拉诺向北逃亡到佩萨罗（Pesaro）港，这里是乌尔比诺（Urbino）公爵的领地；于是，安科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曾经如此成功从事的商业活动，如今转移到了之前毫不起眼的竞争对手那里，这令安科纳人极度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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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佩萨罗海港的设施比较差，那些不属于马拉诺的安科纳犹太人极为担心他们会与其基督徒邻居一样遭遇土耳其人的联合抵制。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争议，塞法迪犹太人的拉比拒绝接受一位富有的、作威作福的女人的指手画脚，何况这个女人还是以葡萄牙的基督徒身份长大的。他们不认为她就是新的以斯帖（Esther），不认为她能够保护并拯救犹太商人，尽管她慷慨地在帝国各地出资兴建犹太会堂与学校。抵制活动最终失败。安科纳得以幸存。一个女人无法扼杀安科纳；但安科纳的管理者们明白，由塞法迪犹太商人领导的抵制土耳其人行动将会终结他们的繁荣。管理者们意识到：这个精明世故的群体，虽然可能在当地的迫害浪潮中陷于困境，但其能力跨越了政治、文化和宗教的边界，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流亡者向东迁徙（有的人向北进入荷兰等低地国家），但他们的流散不仅仅是到远离伊比利亚的地方生活。一个完整的海洋商业网络出现了，在其顶峰时期，曾经向西到达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向东到达果阿邦（Goa）和卡利库特（Cali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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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生活的商业世界，比五百年前他们的先辈经冢犹太人的世界要大得多。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是悲剧和灾难，而他们的后代却将灾难变为重生。

与格拉西亚夫人一起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还有她的侄子，也是其女婿若昂·米格斯（João Miguez）；行割礼后，他更名为约瑟·纳西（Joseph Nasi）——纳西是自称“亲王”的较为谦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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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平比其姑妈还要传奇。公元1577年，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发生权力斗争，他拥有大量财富来支持获胜的候选人，并且成为苏丹塞利姆二世［Selim Ⅱ，或醉鬼塞利姆（Selim the Sot）］颇为信任的资政，据说，相较于战争，这位苏丹更喜欢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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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为约瑟·纳西带来财富，却也加速了其靠山的倒台。虽然苏莱曼曾要求遵照伊斯兰律法，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售卖葡萄酒，但约瑟·纳西还是获得了垄断权，可以从威尼斯人治下的克里特经由君士坦丁堡向摩尔达维亚（Moldavia）运送葡萄酒。这为奥斯曼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税收，每年有两千杜卡特，当首都的葡萄酒禁令有所放松，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从事相关生意时，约瑟·纳西的收入进一步增长，而这种变化也意味着葡萄酒已经渗入整体经济［它早已流入托普卡普宫（Topkapı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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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曾以葡萄酒闻名的地方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纳克索斯岛，这也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岛屿，因此，塞利姆即位后，就把约瑟封为纳克索斯公爵。1536年以前，这座岛屿一直处于威尼斯人的松散管理之下，但从这一年开始，土耳其人控制了这里，不过只要其拉丁公爵愿意缴纳贡赋，就可以继续留在纳克索斯；而纳克索斯的正教居民却向“高门”抱怨公爵的治理无方，于是塞利姆想到，任命一位犹太人做总督比天主教徒做总督也差不到哪里。事实上，纳克索斯人厌恶任何一个外来的政权，不过，纳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君士坦丁堡，他的生活奢靡浮华，对于自己获得的封号十分自豪。

约瑟还将目光投向爱琴海以外。他制订计划，鼓励犹太人到加利利的太巴列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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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萨法德附近的塞法迪犹太人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仍然在努力发展纺织业，甚至印刷业；纳克索斯公爵觉得他们可以从丝绸上寻找商机，于是建议他们种植桑树。他还安排将西班牙的羊毛跨越地中海运到太巴列，希望模仿威尼斯纺织业的扩张，促进当地羊毛纺织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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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国推行新一轮的迫害政策，导致成百上千名犹太人前往东方更为宽容的奥斯曼辖区谋生，于是他设法吸引更多移民前来太巴列。在地中海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一封信，信中圆润的笔迹写着：

我们从大地的一隅听闻那荣耀之歌，它献于正义的纳西（亲王），正是此前听闻过的那位大人，他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钱来，在包括威尼斯、安科纳在内的许多地方安排了船只，为我们提供帮助，结束我们这些被禁者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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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前往太巴列并不容易。一艘搭载移民的船被圣约翰骑士团捕获，船上的乘客沦为奴隶。犹太人希望通过向巴勒斯坦的古代圣城移民，加速弥赛亚的到来；无论是他们还是约瑟·纳西都没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或犹太人属地的明确概念。结果，太巴列的移民计划最终落空，因为这个地区仍然不安全；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时，犹太定居者才陆续返回，并且长期居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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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克索斯公爵能够对奥斯曼宫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公元1568年，他试图收回在法国的大笔财产和资金，因无果而被激怒，于是劝说塞利姆发布一道法令，没收法国商船上三分之一的货物，直到公爵的损失得到弥补。法令的目标是经由亚历山大从事黎凡特贸易的法国人，但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破坏，埃及的税务官误认为它还适用于来自威尼斯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商船。与此同时，法国宫廷非常震惊，将该法令看作对法国与土耳其之间长期盟约关系的侵害，这一切却源于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宣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尽管法国国王与奥斯曼苏丹的关系逐渐得到修补，但约瑟·纳西的财产索赔始终没有被完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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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569年，当奥斯曼人计划入侵塞浦路斯时，苏丹打算再次听听他的建议。这一年的9月，一次大爆炸摧毁了存放在威尼斯军火库中的火药以及四艘帆桨船，于是形形色色的谣言将这起确定无疑的偶发事故归咎于纳克索斯的犹太人的邪恶阴谋。当然，约瑟·纳西对威尼斯确实怀恨在心，它曾恶劣地对待他著名的姑妈，还想要控制他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屿。据说，沉溺于杯中之物的醉鬼塞利姆二世曾向纳西承诺给他最大的奖赏——塞浦路斯王冠，因为奥斯曼人决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这座岛屿，这个故事在添油加醋后成为传奇。据说他为大获全胜之日预定了一顶王冠，定制的旗子上印着“约瑟·纳西，塞浦路斯国王”的字样。威尼斯观察家们的说法更为准确，他们认为约瑟·纳西向当权者施压，要求夺取塞浦路斯，即使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科鲁（Mehmet Sokollu）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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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土耳其人政策的制定需要时间，其间必然会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口水战。即便如此，攻打塞浦路斯的谣言在1566年1月就已传播开来，当时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负责处理本国公民事务的外交官员（bailo
）在报告中称：（奥斯曼人）正在起草攻打塞浦路斯的计划；1568年9月，一支由六十四艘战舰组成的、以友好访问为名义的土耳其舰队对塞浦路斯的访问，使威尼斯人更加紧张。土耳其人无意识地考察了他们需要攻克的两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内陆的尼科西亚（Nicosia）与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到访的客人当中就有纳克索斯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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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孤零零地坐落于东地中海遥远角落的基督徒领地，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不久前（即公元1566年），土耳其人才将热那亚人从其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清除出去。基督徒拥有的这些飞地使得奥斯曼人无法专心处理其他问题，例如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冲突、肃清印度洋水域、将新来的对手葡萄牙的印度舰队驱逐出去等。塞浦路斯为掠夺谷物船的基督徒海盗提供了避难地，如今随着谷物产量的下降，对运送谷物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重镇的商路必须予以保护。另外，在经由这片水域前往阿拉伯半岛上各伊斯兰教圣城的朝圣之路上，不断有信徒在途中遭到基督徒侵扰，引得怨声载道。伊斯兰教中主战派的护教者辩称：早些时候，这座岛屿曾经被穆斯林占领并统治，或至少需要向他们交纳贡赋；伊斯兰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旦有可能就必须收回曾经属于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
）的土地。事实上，当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示抗议时，索科鲁回应道：这个问题如今已交由大穆夫提（Grand Mufti）领导的精通伊斯兰律法的专家们处理。而且，当有人提醒说过去数十年中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关系一直友善之时，当局并不为之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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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高门”释放出的是最后通牒，威尼斯如果想要避免战争，就需要交出塞浦路斯。

菲利普二世同奥斯曼人一样，态度十分坚定，不过与往常一样，他依然担忧该从哪里获得供养舰队的经费；他的军队正困于佛兰德，与当地的新教徒以及其他反抗西班牙国王的起义者作战。菲利普希望教宗可以筹集资金来资助这场战争。他自己能承担一半军费，威尼斯出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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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争论的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有指挥系统。在阿尔瓦（Alva）公爵终于成功地在低地国家确立了严酷的和平后，菲利普二世也就不再因此地而被牵扯精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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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摩里斯科人中的许多人仍坚持其祖辈的信仰，而他们发动的起义耗尽了西班牙的资源，推迟了菲利普对呼吁建立神圣同盟的回应；他们也使得构建神圣同盟一事变得更为迫切，因为土耳其人在柏柏尔统治者以及摩里斯科人的支持下将对西班牙发动进攻的威胁，激起了人们对于伊斯兰军队将会重返西班牙的恐慌情绪。

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土耳其人能够自由地对塞浦路斯发动突袭。公元1570年7月初，土耳其人率大军来犯，这支军队约有10万人，由400艘战舰组成，其中包括160艘大帆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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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决定：其首要目标是岛屿深处的尼科西亚，但威尼斯人已经开始修复、扩建防御工事，加固石墙。尼科西亚坚持了一段时间，但以石墙为掩护的毫无希望的战斗最终失败，土耳其士兵获得了令人唾弃的奖赏：他们可对城中居民随意烧杀抢掠。此间，西方各国仍然在争吵不休，而无视塞浦路斯的局势。最后，在9月中旬，一支最多不超过200艘战舰的舰队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其向东航行途中，听到了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由于不确定接下来的行动，菲利普的将军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与教廷派来的指挥官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产生了新的分歧。他们没有对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发动任何攻势，这非常明智，因为多利亚的看法很正确：在没有大量陆军和庞大海军的前提下，夺取一座内陆城市没有丝毫希望。马耳他的围攻战发生在一座小岛的外围，而塞浦路斯则完全不同。

[66]

唯一的希望在于尚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法马古斯塔，因为这里拥有坚固的城防体系，而且理论上能够从海上获得补给。1571年冬季似乎出现了一个机会，当时土耳其舰队从法马古斯塔海域大规模撤离；一支威尼斯人的先遣队冲破土耳其人的薄弱防线，但只留下1316名士兵，因而法马古斯塔的防守人员总共有8100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索科鲁认为这是与威尼斯人和谈的最佳时机，当然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法马古斯塔。

[67]

他怀疑威尼斯人是否有意愿或者有办法继续战斗。然而，威尼斯人却斗志高昂——此前，威尼斯人成功地夺回了在16世纪初失去的都拉斯，这个地方对于威尼斯人的战略重要性恰恰相当于塞浦路斯之于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人放弃塞浦路斯，但可把法马古斯塔作为商站，不过，威尼斯人拒绝了这项提议。无论如何，有一项谈判正在达成。神圣同盟建立起来，这是一支野心勃勃的十字军，由教宗、威尼斯与西班牙组成，它还为菲利普赢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协议，即北非战争将作为神圣同盟的永恒目标。

[68]

神圣同盟的指挥官将由查理五世那年轻且精力旺盛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担任。

当法马古斯塔在坚守之时，神圣同盟需要的大型舰队还在建造之中。土耳其人经由刚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的克里特岛派遣舰队进入爱奥尼亚海与亚得里亚海南部，迫使威尼斯海军的关注点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转到眼前。如今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沿海堡垒包括乌尔齐尼（Ulcinj），位于今天黑山与阿尔巴尼亚边界线的北部。土耳其人的战舰还向北骚扰科尔丘拉岛（Korcˇula）与杜布罗夫尼克（不过拉古萨人成功地保持了中立，赢得了双方对它的敬意）。

[69]

后来，土耳其人驻扎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扎达尔，对威尼斯本土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两地距离非常近，让人想起了一百八十年前的基奥贾战役。不过，土耳其人的目的是威慑而非摧毁威尼斯——他们要使威尼斯人相信：自己的帝国非常脆弱，抵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是徒劳的。此外，经过数个月的炮击，满目疮痍的法马古斯塔打算投降。8月初，威尼斯指挥官布拉加丁（Bragadin）亲自来到土耳其指挥官拉拉·穆斯塔法（Lala Mustafa）的营帐。当穆斯塔法听说威尼斯人囚禁的五十名穆斯林朝圣者已被处死后，他感到非常失望。拉拉·穆斯塔法的不悦很快变为愤怒。布拉加丁的随从被当场处死，布拉加丁本人也饱受折磨；十天后，他被活活剥皮，土耳其人在其皮囊中填充别的东西，在塞浦路斯各地示众，然后送回君士坦丁堡。

[70]

这是在警告威尼斯，同时也向奥斯曼宫廷，特别是向穆罕默德·索科鲁传递信息：拉拉·穆斯塔法用这恶劣的行为瓦解了任何仍有可能与威尼斯和解的想法。

[71]

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粗暴的手段：神圣同盟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科孚附近的海域，基督徒海军得知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消息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72]

随后，在科林斯湾入口处发生的勒班陀大海战，一直被看作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研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时，认为这场战役是“整个公元16世纪地中海上最壮观的军事行动”。布罗代尔还简洁却又有些神秘地宣称：“毫无疑问，在这里，唐·胡安就是命运的工具。”与西西里海峡发生的那场包围战相比，这场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战斗意义不同。在战斗爆发之前的数月，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即将赢得亚得里亚海，海上攻击与来自土耳其治下波斯尼亚的陆地攻击一起，对准了亚得里亚海尽头的威尼斯人的领地。这些攻击不仅仅是为打造帝国，或扩张伊斯兰教的统治。以后，人们会逐渐清楚，刺激土耳其人的因素还在于达尔马提亚北部的斯拉夫基督徒海盗和山匪，也就是打着十字军旗号的乌斯科克人。

两大对抗势力之间的平衡相当微妙。双方舰船上的士兵人数大体相当：大约有3万之众，不过土耳其海军的经验可能更为丰富。

[73]

土耳其人的战舰比基督徒的战舰多一些：基督徒一方只有200艘战船，土耳其人大约有300艘，奥斯曼的海军将领穆阿津札德·阿里（Müezzinzade Ali）将战舰排成新月形，以形成对基督徒舰队的包围，而他坐镇的中路则试图将基督徒舰队分割，一块一块地予以歼灭。

[74]

不过，西方的战舰在建造时更注意其耐用性，而奥斯曼人的战舰则是用“绿色”木材建成，属于一次性产品——使用两个季度就要更换。奥斯曼舰队主要包括轻型帆桨船，吃水较浅，这样虽然使其更易受损，却使其能够在近海浅水区航行，因而他们可借此优势对基督徒的重型船只进行迂回包抄；威尼斯人也喜欢采用轻型的帆桨船。

[75]

基督徒海军拥有的火炮数量是土耳其军队的两倍，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更多；枪支的杀伤力较大，但装弹耗时太久，而弓箭手却可眨眼间更换箭支。

[76]

双方都使用了火绳枪，这是一种手持的枪支，精准度不是很高，但加装弹药相对较快，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取代了致命的十字弩。

[77]

西班牙人的旗舰“皇家号”（Real
）上配备着400名来自撒丁岛的火绳枪手；而奥斯曼人的旗舰“苏丹娜号”上配备的枪手数量只有对手的一半。

[78]

除此之外，由于库佐拉里斯群岛（Kurzolaris）距离伊萨卡岛东岸非常近，狭窄的海峡限制了基督徒帆桨船的快速行动。

[79]

基于以上种种条件，就不奇怪这次海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恐怖的伤亡。神圣同盟海军确信：与土耳其人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在土耳其人的炮火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勇行为导致了大量伤亡。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阿戈斯提诺·柏柏尔里格（Agostino Barbarigo）完全无视自己舰只的安全，驾驶着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旗舰冲向奥斯曼人的帆桨船，以拦截对方船只前行。威尼斯的船长们一个接一个地战死——他们都来自威尼斯的显贵家族，如奎里尼家族（Querini）和康达利尼家族（Contarini）。柏柏尔里格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却愚蠢地摘下了头盔，一阵箭雨射向了他的战舰，他的眼睛被击中，很快倒下死去。但教宗与那不勒斯的帆桨船紧随威尼斯分遣舰队之后，一点一点地逼退土耳其人。

[80]

威尼斯加莱塞战舰

[81]

的船首发射出的猛烈炮火把土耳其人的战舰炸得粉碎，被束缚在桨位上的奴隶也随着船只的碎片沉入海底。持续不断的炮火浓烟压制住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这场屠杀是无情的、丑陋而狂热的。

[82]

最后，基督徒的水兵登上穆阿津札德·阿里的旗舰，阿里英勇战死；他的首级被挑于矛尖高高地举起，极大地鼓舞了基督徒的斗志。

[83]

战斗没有就此终结，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舰也加入战斗。但随着夜幕的降临，神圣同盟的舰队撤离了被血染红的水域，寻找掩蔽处以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次日凌晨，阵亡人数以及被毁战船的数量完全说明了战争的结果，神圣同盟赢得了一场大胜，而且土耳其人的阵亡人数难以计数。土耳其人约有2.5万，甚至3.5万人阵亡，不仅包括船上的奴隶，还有船长、指挥官，而基督徒一方的损失相对较小，不过也相当惨重：8000人阵亡，大量人员受伤（伤员中有4000多人很快身亡）；伤亡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威尼斯人，这些技术人才的损失对于威尼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然而，至少有1.2万名被迫在土耳其帆桨船上劳作的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

[84]

胜利的消息传回威尼斯，尽管伤亡惨重，但丢失塞浦路斯后的绝望情绪还是得到了缓和。当一艘船带着败军的旗帜从勒班陀回来后，胜利也回到威尼斯人中间；威尼斯、罗马以及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欢庆胜利，庆祝的方式不仅仅是篝火与祭典，更加持久的方式是威尼斯总督宫殿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的大型壁画和油画。

[85]

然而，这场胜利从战略意义上讲只是使双方陷入僵持，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木料以及补给来筹建同等规模的舰队，或至少不敢冒险投入如此大规模的海战。

[86]

奥地利的唐·胡安在胜利的刺激下，想要直接攻打君士坦丁堡，但菲利普二世秉持着其特有的谨慎，认为最好让幸存下来的帆桨船在意大利过冬。

[87]

的确如此，正如布罗代尔认为的那样，勒班陀的胜利使得意大利与西西里免于遭受进一步的袭击，而马耳他包围战已经确保了基督徒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在公元1571年10月7日之前的数年以及数个星期中，地中海的政治版图就已划定。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威尼斯人再没有希望去收复塞浦路斯；马耳他仍巍然挺立，土耳其人要想攻打这座骑士团的堡垒，仍需深思熟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1574年回到了这片海域，以巩固其对突尼斯的控制。布罗代尔认为，重要的是“土耳其霸权的魔咒被打碎了”。

[88]

勒班陀战役将业已形成的双方位置固定下来：如今的地中海被两支海上力量分割，土耳其人占据东部——除了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外——掌控着所有主要的海岸与岛屿；西班牙人在马耳他以及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下控制着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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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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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原文可译为“犹太化”，但语意不明，故作此译。特指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特别是3世纪时，基督教犹太人群中与保罗派相对立的派别，他们坚持维护摩西律法的原则，坚持要求外邦人中皈依基督教的男性实施犹太人传统的割礼。——译者注

[47]
M.Lazar（ed.），The Ladino Bible of Ferr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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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3-4.

[48]
Miović，Jewish Ghetto
，p.2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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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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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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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纳西一词在中世纪犹太人群体中是身份的象征，指知识和权威受到认可的、从事经学研究的家族中的成员，或可理解为中世纪的先知。——译者注

[53]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PA，1948），PP.39-40.

[54]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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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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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J.ha-Cohen，The Vale of Tears
，p.137.

[57]
Roth，Duke of Na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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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aim Abulafia：J.Barnai，The Jews of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Committee of Officials for Pal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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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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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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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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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21，124-5.

[6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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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Braudel，Mediterran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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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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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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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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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170.

[69]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29-31.

[70]
H.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2003），p.208；Gazioglu，Turks in Cyprus
，pp.61-6.

[71]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33-6.

[72]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252.

[7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63-4；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300-308.

[74]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59-60；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252，260（部署计划和开始阶段）。

[75]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53，255，257.

[76]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272.

[77]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158-60.

[78]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279.

[79]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256.

[80]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68-71；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263.

[81]
Galleasses，是一种比单桅帆桨船（galley）更大、更高、更重的帆桨船。——译者注

[82]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p.284-5.

[8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279.

[84]
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319-21；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89-91.

[85]
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lates 6a，6b，7.

[86]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47-8.

[87]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2，p.1103.

[88]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2，pp.1088-9.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1650年）

1

在从勒班陀战役结束到17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地中海相对统一。柏柏尔海盗并未离去——事实上，他们的海盗劫掠更加严重，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人赋予他们更多自由，因为“高门”已经不再期望对西地中海实行直接统治。

[1]

西地中海还遭遇基督徒海盗的劫掠——除了马耳他骑士团，还出现了圣斯德望骑士团（Santo Stefano），后者是公元1562年由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创建，由托斯卡纳的海盗以及圣战士组成。与威尼斯人一样，他们也从勒班陀胜利地带回了奥斯曼人的军旗；他们还极不协调地将它挂在比萨的教堂顶部，每日在天主教祭礼的烟熏当中昭显伊斯兰教的信仰。此处没有必要重复描述基督徒的马耳他骑士团以及圣斯德望骑士团为赚取功名而对柏柏尔海盗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攻击与报复；最不幸的牺牲者是那些因在被捕获的商船上，或因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海岸上（相对而言，法国人不是穆斯林袭击者的对象，因为他们与奥斯曼宫廷关系较好）被捕，而沦为奴隶的人们。从西西里开出的帆桨船继续在海上巡航，以保证西班牙国王的意大利领地不受海上袭击者的侵扰，但发生大规模帆桨船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式的舰船更注重效率，还因为建造和维持帆桨船的费用过高。即便如此，奥斯曼人在勒班陀战役后仍立即重整了舰队。西方也警钟长鸣：他们确信奥斯曼人会以基督教为目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

然而，“高门”已经对海战失去了兴趣，他们不再理会西班牙人，而是去关注其传统敌人——波斯的什叶派皇帝。这是极合时宜的，因为如今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也离开了地中海；菲利普二世的野心是要击败盘踞在北方的新兴的异教徒：新教徒。菲利普陷于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战争以及低地国家臣民的起义当中。他不仅告别了奥斯曼人，还离开了摩里斯科人，过去生活着摩里斯科人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如今人烟稀少、一片荒芜。

[2]

此外，他还获得一个意外之喜，这就是葡萄牙及其海外帝国。公元1578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Sabastian）出于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热情，率领军队投入与摩洛哥的战争，招致大败。于是，阿维斯（Aviz）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枢机主教亨利（Cardinal Henry）继承了王位，但1580年他无嗣去世后，葡萄牙王位被传给西班牙的菲利普，菲利普并没有积极延续葡萄牙人的古老梦想去驯服摩洛哥。

[3]

在菲利普统治的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庞大领土中，地中海看上去相当小。1589年，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论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
），该书后来在西班牙极受欢迎。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其领地分散于许多地方，那么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但西班牙人凭借灵活地使用其舰队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弊病。在西班牙帝国，“没有任何领地在舰队的援助范围之外”，这使得加泰罗尼亚、巴斯克以及葡萄牙的水手们能够将伊比利亚半岛、国王菲利普的意大利领地，甚至低地国家都纳入一个统一实体当中：“这个本来看上去分散的、缺乏灵活性的帝国，因有了为这些人掌控的海军力量，反而是统一而紧凑的。”

[4]

地中海的平静源于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的心照不宣。但由于西班牙人的巡航仅限于保护南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岸，跨越地中海的航行变得极不安全。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的货物经常会被基督徒海盗劫掠。由于新的极具破坏力的水手也来到地中海水域，危险进一步加剧。随着大西洋经济开始迸发出新的活力，来自荷兰、德意志以及英格兰的水手深入地中海，从事商贸活动，也进行劫掠；当欧洲北部的商人在地中海以及大西洋的谷物和香料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后，两大海洋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开始逐渐发展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后文还会谈及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来自地中海内部的闯入者，对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来自塞尼（Senj）的乌斯科克人，他们的基地隐藏在达尔马提亚北部的小岛屿和小海湾之间，位于茨雷斯岛（Cres）、克尔克岛（Krk）和拉布岛（Rab）之后。今天看起来那么美丽的海岸，在公元16世纪末却制造了大量的恐怖。这里位于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与哈布斯堡人的领地间的分界线上，也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北部，更不必说还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领地。这样的地方为任性妄为、特立独行的山匪与海盗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他们把自己打造成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旗手，为捍卫基督教世界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的利益而战。

[5]

在克罗地亚的民族史诗中，乌斯科克人成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人物，他们虽然人数很少，所乘坐的也是小型舰船，但仍然成功地将威尼斯挤到亚得里亚海的小角落里。这使其成为现代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们尊奉的英雄。

[6]

但不能把乌斯科克人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有自己的贵族领袖，与地中海海滨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盗以及强盗没有明显不同。“乌斯科克”的本意为“难民”，他们与柏柏尔海盗一样，成员的族属多种多样，来自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殖民地、杜布罗夫尼克和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有意大利的水手，偶尔还会有改变信仰的前穆斯林。有些人出生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有些是奥斯曼臣民，有些是威尼斯臣民；他们的背景随着时间变换也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公元16世纪90年代，有相当比例的成员来自扎达尔与斯普利特后方的达尔马提亚腹地，那里在奥斯曼人与哈布斯堡人漫长的陆地冲突中承受着重压。

[7]

在威尼斯人看来，乌斯科克人“此前是土耳其人的臣民，因无法忍受土耳其老爷们的暴政，而逃到塞尼”。

[8]

塞尼似乎也为他们准备了成功的机会：“原本扛着锄头和犁，衣着褴褛的赤脚汉子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肥胖而富有。”

[9]

塞尼没有天然的海港。当被称为“布拉风”（bora
）的强季风吹过来时，船只必须靠岸，并被牢牢地拴在堤岸上，以免被风吹走。但城市被背后陡峭的山脉和茂密的森林保护着。

[10]

其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是勒班陀战役结束到公元1610年之间，此时，乌斯科克人的警戒范围比较大，以塞尼为中心，向南直达内莱特瓦河（Neretva）的入海口，那里距离杜布罗夫尼克已经不远。

[11]

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匪徒。即使奥地利当局与其对手处于和平期，只要有机会，这群匪徒仍会对威尼斯或土耳其的船只发起攻击。

[12]

在16世纪90年代，威尼斯人不再把乌斯科克人视为逃离奥斯曼人的基督徒难民，而是视为危险的罪犯，他们对塞尼进行封锁，并把许多人处死（不过1596年时，塞尼武装人员的总数也只有1000人，平常约有600人）。

[13]

威尼斯人容忍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他们同意放弃罪恶的掠夺行为，并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船上尽职尽责地服务。

[14]

早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来自塞尼的海盗就开始威胁亚得里亚海的土耳其商船。威尼斯商船也是现成的劫掠对象，因为他们总想着与土耳其人缔结协约，也因为威尼斯人与哈布斯堡人在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偶尔会爆发冲突。早些年，乌斯科克人只满足于向当地小货船掠夺鱼、酒、橄榄油和奶酪，但很快他们就升级为对前往杜布罗夫尼克和安科纳的大型圆形商船发动袭击，威胁到从托斯卡纳到君士坦丁堡的海路与陆路交通。

[15]

1599年，威尼斯人被乌斯科克人激怒，派出一艘装载着有毒葡萄酒的船前往乌斯科克人大批出没的水域，主动让乌斯科克人捕获，希望乌斯科克人喝了这种酒后全部暴亡。然而，乌斯科克人后来全都活着，因此这条计策显然失败了。乌斯科克人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关系也令人担忧。拉古萨人被视为暗中勾结土耳其人的叛徒，拉古萨的长老们也知道土耳其人不会允许杜布罗夫尼克与乌斯科克人合作。有一次，拉古萨人将被处决的乌斯科克人的首级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向乌斯科克人以及奥斯曼人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结果也不出所料：一份拉古萨的报告称，“他们对我们的袭击与对土耳其人一样”。

[16]

尽管如此，一般说来，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货船，而不是基督徒，他们更愿意登上那些船没收“异教徒的”货物；结果，犹太商人签署保险合同索赔的比例是基督徒商人的七倍。穆斯林的处境也很糟糕：有一位来自科托尔海湾的繁荣港口佩拉斯特（Perast）的船长，当公元1581年乌斯科克人登上他的船时，他对船上的穆斯林乘客承诺说，他会照看他们，但他将船驶往塞尼，设宴款待乌斯科克人，而乘客们则作为奴隶被带走。

[17]

在意大利附近海域经商的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尝试了各种计谋。比较明显的是在货物上标注十字架的标记；另一种计谋是同时携带一份秘密账册以及一份伪造的账册。与此同时，塞尼主教还积极地确认那些与土耳其人合作的基督徒商人，特别是从事武器买卖的商人，然后将他们逐出教会——或者换一种方式，如果塞尼的圣战士劫掠他们的货物，他们不能做任何抵抗。

2

这些发展证实了威尼斯政治经济生活从公元15世纪中叶起就已显现出的大趋势：退出重要的黎凡特贸易，融入北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生活。除了海盗影响之外，威尼斯人还需要处理葡萄牙人于1497年开辟的前往东方的新路线所带来的影响。即便与中世纪贸易最盛期相比，威尼斯人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已经大幅衰减，但那里依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威尼斯社区，到1560年已经建立起12间商人会所。

[18]

除了传统上控制威尼斯黎凡特贸易的商业贵族，其他商人也非常活跃，比较突出的是16世纪时生活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这个社区的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来自德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他们从市政厅获得经营执照，并被要求居住在隐藏于城市北部的“新隔都”（Ghetto Nuovo）。紧邻他们的是更多涉足地中海商业活动，特别是经由巴尔干半岛前往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从事陆路贸易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安科纳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人”；另一类是“博宁提尼人”（Ponentines），即西方犹太人，主要是葡萄牙裔的马拉诺，他们往往过着基督徒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博宁提尼人面临着被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调查的威胁，但总的说来，威尼斯更需要从事黎凡特贸易的商人，而非推行基督教正统信仰的顾虑。

[19]

威尼斯人的务实主义还体现在其政权机构正打算批准兴建一座希腊正教教堂——希腊圣乔治堂（San Giorgio dei Greci）一事上，因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希腊教堂都属于东仪天主教会（Uniate），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教宗的权威。

[20]

“威尼斯的衰落”极易被简单地视同威尼斯海上霸权的衰落。

[21]

事实上，在公元16世纪中期，威尼斯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这时，恰逢西欧大陆经济扩张时期，威尼斯人义无反顾地参与了这个进程。传统工业，比如玻璃制造业正在扩张，纺织品的生产规模也大幅膨胀。1516年，威尼斯每年生产的布匹不足两千匹，而到1565年，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多。

[22]

威尼斯城的发展受益于佛罗伦萨的同类纺织品生产的衰落，也受益于西班牙原毛的正常稳定供应。这使得威尼斯更加重视通往西部的商路，货物可经伦巴第由陆路抵达，也可经由海路到达，不过威尼斯城仍然需要进口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这些均来自他们辖下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克里特。塞浦路斯失陷之后，威尼斯人航行的范围有所收缩，但他们与奥斯曼人重新缔结的和约，确保了当时克里特仍安全地处于威尼斯人的统治之下——此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土耳其人，而是来自难以驾驭的当地民众。

威尼斯的转型（这种表述比“衰落”更为贴切）使得其他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涉足黎凡特贸易。威尼斯人撤离后，填补空白的是希腊人商业活动的复苏，他们在爱琴海、小亚细亚与埃及为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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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格兰人的到来是西班牙国王与英格兰女王、天主教君主与新教反对派之间激烈竞争的副产品。伊丽莎白有意与“高门”建立联系，部分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土耳其人”是菲利普二世的对手——但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公元1578年，女王的大臣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撰写了一篇短论，主题是“关于与土耳其的贸易”，他认为应该派一名“精明的人”去秘密会见奥斯曼苏丹，呈上女王伊丽莎白的亲笔信。1580年，英格兰成立了一家土耳其公司，以推动与奥斯曼人治下地区的贸易。

[24]

然而，这也反映出英格兰商人的新的进取精神，他们要进入传统上由意大利商人主导的区域，意大利商人过去一直为英格兰供应异国商品。女王提高了对意大利商船及其货物征收的关税，以此鼓励本土商人参与地中海贸易。不过，她依然在1582年续订了与威尼斯的协议，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威尼斯的大帆船（galleons）仍然在继续抵达英格兰。

[25]

英格兰人的目标之一是摩洛哥，早在1558年伊丽莎白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英格兰柏柏尔人公司（Barbary Company）的商人们就已经出现在这里。出口这一地区的商品还包括武器，英格兰商人很乐意想象这些武器可以用来对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26]

这并没有阻止英格兰人试图完全绕开地中海开发其他商路，经过西北或东北的商路，将香料运到北欧，这些路线可能比较寒冷，但比葡萄牙人绕经非洲的商路近得多；结果，英格兰人开始与俄国进行交易。但由于这里的贸易无法为其提供想要的香料，他们再次回到地中海，将商业活动与海盗劫掠结合起来，也因为此，伊丽莎白的私掠船才闻名于世；许多加入土耳其公司（很快就被称为黎凡特公司）的人也投资俄国公司（Muscov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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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发展，威尼斯人的心情很低落。英格兰的商船进入土耳其水域后，使得威尼斯人无法再获取原本经威尼斯销往奥斯曼帝国各地的英格兰纺织品的收入。更糟糕的消息是，英格兰女王与奥斯曼苏丹签署了协议。另外，威尼斯人也不赞成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威尼斯当然不能算是最衷心的教宗权力支持者，在公元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之前，一直不愿意正式向英格兰派驻使节。

[28]

不过，一些新的变化也使威尼斯共和国能够从中获利。英格兰的商船开始出现在威尼斯，于是威尼斯也开始进口一些北方的基本产品，并对其越来越依赖，它们（尤其是谷物）甚至关系到该城的生死存亡：由于地中海谷物产区变得荒芜，且1587年初发生的饥荒进一步扩大了谷物的需求缺口，北方谷物的贸易总量不断增长。来自大西洋的干鱼和咸鱼也很受欢迎——从那之后，鳕鱼干（stoccafisso
）就成为威尼斯菜系中的基本食材，现在依然如此。

英格兰人与荷兰人也前来做买卖。

[29]

起初，英格兰人关注的焦点不是以胡椒、姜为主的香料贸易，而是威尼斯人治下诸岛屿——爱奥尼亚群岛的赞特岛（Zante）与凯法利尼亚岛——的产品。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英格兰人开始痴迷于无籽葡萄干、紫葡萄干、无核小葡萄干，因此与威尼斯人展开竞争，争夺被后者称为“干葡萄”（uva passa
）的市场，致使许多恶性事件发生。英格兰商人极为成功地闯入爱奥尼亚群岛，很快夺取了大半的葡萄干贸易。威尼斯政府试图禁止岛民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对这些禁令，岛上居民的抱怨连连，但大多数时候置之不理。

[30]

与此同时，英格兰人对于攻击威尼斯商船却毫无愧疚，尤其是当威尼斯人打算与西班牙做生意时——他们的织布机需要西班牙产的羊毛。公元1589年10月，一位英格兰船长在科孚港与一位威尼斯船长发生争吵；意大利人向英格兰人发起挑战，还称其为傲慢的狗。当威尼斯商船驶离港口时，英格兰船长却狂妄地追了出去。短暂的交火过后，意大利人觉得他已经受够了并弃船离开，但即便如此，那位英格兰船长还是追着意大利人乘坐的大艇一直回到科孚港。这些海盗完全目中无人。1591年，阿尔及尔港曾经欢迎的英格兰海盗，在巴利阿里群岛与巴塞罗那之间的海峡劫掠了一艘从里窝那向西行驶的拉古萨商船。北非的统治者往往乐于让海盗们使用他们的港口，只要他们与柏柏尔统治者分享战利品。他们船上的水手可能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英格兰人。

[31]

一位叫作约翰·沃德（John Ward）的被流放的英格兰人手下有三百人；1607年，他迫使一艘威尼斯香料大帆船的船长投降，在突尼斯将船上的货物卖掉后得到七万克朗，仅以这种方式，他所攫取的货物总价就高达四十万克朗。

[32]

新教徒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后所遭受的虐待，彻底激怒了英格兰海盗，所以他们还亵渎了各个岛屿上威尼斯人的天主教堂。

[33]

海盗们的成功归功于新的技术。他们带入地中海的是一种高舷帆船，威尼斯人称之为“贝尔托尼”（bertoni
）。它们与西班牙以及威尼斯海军通常使用的大帆船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它的龙骨深且牢固，三面横帆也使得船只更易于操纵。这种新型船只并不是特别大，荷载的水手约有六十人，约每三人可分享一门火炮。当英格兰人在地中海的对手们成功地俘获这些船只时，就对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甚至还从英格兰船长以及荷兰船长手中购买这种船只用于研究。然而，威尼斯太过保守。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大三角帆船一直保护着这座城市的商贸与帝国，也使威尼斯政府对于那种认为这种新型的舰船对保卫共和国十分重要的观点完全置若罔闻。威尼斯的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公元13世纪曾经捍卫共和国的舰船在17世纪却无法奏效。直到17世纪初，贝尔托尼船在威尼斯才变得司空见惯，因为这时威尼斯人请求英格兰与荷兰帮助他们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人。到1619年，威尼斯海军已经拥有50艘贝尔托尼船以及五十艘帆桨船。然而，即使威尼斯的船长们已经开始操作贝尔托尼船，他们也无法挑战北方水手们的高超技术。1603年，威尼斯的贝尔托尼船“圣玛丽亚·德拉·格拉齐亚号”（Santa Maria della Grazia
）在出发前往亚历山大途中，于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附近被敌军俘获。后来，大船被释放，却在夜间沿着亚得里亚海上行时又被捕获，船上的枪炮全被夺走。意大利人在海洋上近乎无敌的神话已成历史。

北方人之间也彼此攻击；公元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1603年，托马斯·雪利（Thomas Sherley）指挥着一艘混杂着英格兰水手、意大利水手和希腊水手的船，袭击了两艘搭载爱琴海的谷物从基克拉泽斯群岛前往热那亚的荷兰商船。雪利还自鸣得意，伪装成托斯卡纳美第奇公爵的代表，妄称自己的行为是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不过能把对荷兰人的袭击说成圣战还真是神奇。雪利不得不给公爵写信解释自己的行为，因为雪利的劫掠显然越了界。美第奇人很乐意购买英格兰的贝尔托尼船，也乐于雇用英格兰的水手。公爵甚至还从英格兰购买火药。他还在考虑是否可以劝说约翰·沃德为他效劳，因为看起来沃德是位更有活力的海盗。领地已扩展到尼斯周边地区的萨伏伊公爵，愿意各类半真半假的水手使用他的旗号，使用他的自由港维勒夫朗什（Villefranche）。

[34]

正如阿尔贝托·泰尼迪（Alberto Tenenti）所指出的，“16世纪末的地中海，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海军及商业领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犬儒主义代替了过去的圣战意识，虽然有时仍然会使用圣战的术语，但海盗们愿意与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进行合作的意图证明了这种旗号的虚假性。

[35]

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行为就是这一倾向的最好证明：到17世纪时，他们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海盗，从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们那里获得慷慨的特许权。

公元17世纪，北方人发现原本艰难的海上生活——恶臭的饮水、长满谷象的干粮、刻板的规则，到航行于地中海水域时已经有所改善。约翰·巴萨普（John Baltharpe）是名英格兰水手，用打油诗记录了他在1670年的地中海航程。驶进墨西拿港后，“船上日日在交易”，他可以购买：

长丝袜、地毯、白兰地酒，

还有很棒的丝质围巾；

卷心菜、红萝卜、甘蓝与坚果，

最后，一个男人可在荡妇那里吃到：

柠檬、橙子与优质的无花果，

还有叙拉古的葡萄酒，以及鸡蛋。

在里窝那，巴萨普特别兴奋地发现了一种美味的鱼，那是“意大利人的一道名菜”，在“卡莱斯”（Cales，或称卡利亚里Cagliari），也是“什么都不缺”。甚至在肉食很少的阿利坎特，“没有英格兰的奶酪，也没有黄油，我们得到一小块奥伊尔（Oyl），天晓得，真是太糟糕了”，令人欣慰的是有大量红葡萄酒——“这种公牛血……甜甜的，非常可口，极为诱人，瓶子一下子就见底了”。

[36]

我们可对比一下此后的时代，在1800年前后，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一年要准备三万加仑的西西里柠檬，以供应整个英格兰海军，这可防止其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水兵们感染坏血病。

[37]

随着公元16世纪时生活水平的提高，北方人对地中海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即便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7世纪已经停止，北方人在勒班陀战役之后还是经常出现在这里。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汉萨同盟的德意志人是先锋（1587年地中海地区歉收之后就已出现），但影响力不大；同时，“佛兰德人”主要指的是西班牙辖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北部起义省的新教荷兰人，而不是佛兰德的天主教徒。

[38]

荷兰海军的崛起始于安特卫普（Antwerp）成为葡萄牙与东方香料贸易中心之时，但荷兰的繁荣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在地中海的贸易以及海盗劫掠活动的扩张，二是对其大西洋以及印度洋商路的推进。

[39]

当荷兰联省共和国事实上摆脱西班牙统治实现独立后，生意迅速转向荷兰的造船厂。起初，荷兰人在地中海与法国商人有一定的合作，因为后者正打算开辟通往北非的商路，时不时地允许荷兰商船悬挂法国的旗帜（以保证他们在奥斯曼水域的安全）。

[40]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这一术语特别贴切：船长们不断变换船上悬挂的旗帜，以获取地中海某处海岸或海岛的统治者所声明的保护。

3

在所有行驶于这片海域的人当中，“葡萄牙人”，其中多数是“马拉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自公元1497年葡萄牙迫害犹太人以来，其宗教裁判所（在国王的命令下）停止了对新基督徒的迫害；但1547年，迫害再次降临到这些新基督徒身上，许多人被迫开始向外迁徙，前往更适宜生活的地方。“博宁提尼”犹太人模棱两可的身份，被托斯卡纳公爵之类的统治者所利用，他们愿意庇护所有能够使其收入最大化的商人。公爵们将这种庇护扩展到“葡萄牙人”身上，却不包括其辖下的犹太人；事实上，1570年，佛罗伦萨的犹太人就被封闭在一处隔都当中。

[41]

不过逐渐地，公爵们开始看到建设一个自由港的益处，这种港口不仅向那些宗教信仰不坚定的马拉诺，也向黎凡特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北部欧洲人开放，这些人可利用其定居权和特别的税收条款获利。于1574年去世的公爵科西莫一世（Cosimo I）生前将里窝那由一个毫无生气的小渔村发展成地中海商业的重要中心。在他临终之前，这座海港已经得到极大完善，一条新挖的运河将里窝那城与阿诺河连接起来，加速了货物在比萨与佛罗伦萨之间的转运；在其继承人弗朗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Ⅰ）统治时期，里窝那周围环绕着雄伟的五边形城墙。城墙内是一条长方形的罗马式街道，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城镇规划最崇尚的原则。

[42]

这里的人口也缓慢增长：1601年，城市居民约有5000人，包括762名士兵、114名犹太人以及76名年轻的妓女，妓女群体的存在令我们注意到地中海每座港口对性服务不光彩的强烈需求。此后，随着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这座城市也步入繁荣。

[43]

生活在里窝那的外国人享有《里窝那法》（Livornine
）所规定的权利，该法规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规范着美第奇政权与其非天主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特权当中，最负盛名的是1593年公爵将里窝那的欢迎令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商人、黎凡特人和博宁提尼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希腊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及其他”。

[4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意大利城市的名单中意大利人的排位很低。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是，这个文件反复强调欢迎马拉诺，同样欢迎博宁提尼人、伊比利亚商人和犹太人。博宁提尼商人虽然有基督徒的面具，但只有宣称自己为犹太人，才能免于宗教裁判所的干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改变身份，特别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贸易时，而他们最擅长做这样的事。

[45]

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限制；在意大利生活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可以拥有地产。他们通常生活在犹太会堂附近，虽然到18世纪时，会堂已经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始终没有法定的犹太人聚居区。里窝那城中还有一座教堂属于来自东地中海的亚美尼亚商人。在舰船奴隶们生活的奴隶营内，还有三座清真寺，不过前往里窝那的自由穆斯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获得了建造一块穆斯林墓地的许可。

[46]

这些反映出里窝那与伊斯兰地区间商路的开通：公元1590年前后，来自亚历山大的船只抵达里窝那，但真正的成功在于在1573年到1593年间开辟的前往北非的商路，布罗代尔与罗曼诺（Romano）在这二十年间发现了四十四次自摩洛哥的拉腊什（Larache）与突尼斯之间的广阔海域前往里窝那的航行。倘若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投资，或者没有柏柏尔统治者与美第奇家族的合作，这些联系就无法实现；荷兰人也加入这一商路当中，提供保险以及额外的航船。这条商路对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物资补给至关重要，它从北非带回小麦、蜂蜡、皮革、羊毛以及糖。

[47]

其他日用必需品，如锡、松果、金枪鱼和凤尾鱼则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经常被从法国南部港口出发的船只运至托斯卡纳。然而，西班牙商路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变化。巴塞罗那与里窝那几乎没有联系，巴伦西亚也只有一般性的影响，西班牙在地中海区域最受欢迎的港口成了阿利坎特，这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还有通往西班牙内陆市场的优质道路。阿利坎特本身除了葡萄酒以及用本地橄榄油制作的香皂外少有其他产品；“它在近代也一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殖民工厂的特性，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亚洲或非洲的毫无生气的内陆地区。”

[48]

在阿利坎特与里窝那之间的商路（以及阿利坎特与热那亚之间的商路）上，拉古萨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商，他们带来的商品有胭脂虫红和胭脂虫粉，这是用小虫子制成的红色染料，此外还有大米、丝绸、蜂蜜、糖，以及最重要的羊毛。除拉古萨人外，犹太商人也在这条商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在西班牙王国时会被禁止信仰自己的宗教。

[49]

里窝那还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区域——加的斯、里斯本以及北海各地建立了商业联系，其中加的斯逐渐成为西班牙在大西洋商贸的中心。荷兰人像蜜蜂追逐花朵一样被吸引而来。尽管《里窝那法》并没有特别鼓励新教徒定居于里窝那，但荷兰商人发现他们只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就能够和平地生活。里窝那是荷兰人的地中海商业网络的中心，也是许多来自大西洋的荷兰商船航行的目的地。虽然托斯卡纳与北非的商业联系得到加强，当地时不时地也有几次丰收，但仍需要从波罗的海进口谷物，因为波罗的海的谷物优于地中海的谷物，而且即便算上运输成本，波罗的海的谷物也是更便宜的。正如我们所见，这反映出地中海沿岸种植业在这个时期的衰退。意大利人也养成了食用北方黑麦的习惯：公元1620年，每五艘向里窝那运送谷物的荷兰商船中，就有一艘装着整船黑麦。美第奇公爵们还与荷兰人商定好优惠的价格，以保证其臣民能够买得起这种食物；当地中海地区有了充足的谷物后，商人还会把谷物替换成其他商品，如熏鲱鱼、干鲱鱼、沙丁鱼、鳕鱼甚至鱼子酱等。

[50]

贩卖谷物的荷兰商人并不仅仅是在地中海与欧洲北部间运载货物。他们自己也想要加入地中海内部的转运贸易，希望在运输南意大利的谷物与食盐去北意大利的贸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北方发生1630年那样的饥荒，那么荷兰船长们就努力从爱琴海上为里窝那寻找供货市场，公然对抗奥斯曼人的禁令——奥斯曼帝国的规定是：将非法出口谷物者缚于木桩，使其活活饿死。当地中海的谷物供给充足时，他们就四处游走，从阿利坎特购买羊毛和食盐，从爱奥尼亚群岛购买葡萄酒和干果，从爱琴海购入丝绸等，他们还努力与黎凡特的主要商业中心建立联系——阿勒颇（Aleppo）已经发展为叙利亚重要的商业中心，那里驻扎着一位荷兰代表，此人还关注着荷兰人在巴勒斯坦与塞浦路斯的商业活动。由于阿勒颇位于内陆，商船只能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靠岸，货物则需要经由陆路运送；货物包括一些异域商品，如靛青和大黄等，这些商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51]

公元1608年，托斯卡纳的斐迪南公爵允许“佛兰德-日耳曼民族”建造一座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礼拜堂，其中有一块墓地，以供埋葬去世的佛兰德和荷兰商人。一方面，难免会有许多新教徒宁愿葬在天主教堂的辖区之外，但他们也被允许葬在私人花园里。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当中有一些杰出人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伯纳德·范登布鲁克（Bernard van den Broecke），他是圣母玛利亚礼拜堂的司库，在里窝那的主街斐迪南德大道（Via Ferdinanda）上的一栋大房子中经营他的事业。他的房子里有十间卧室以及一间宴会厅，宴会厅中装饰着一些油画，有一只装在笼子中的鹦鹉、一张双陆棋桌子以及精美的家具；在花园中，有一处喷泉以及大片的橘园。以里窝那为中心，范登布鲁克操纵着一个完整的商业网络，它覆盖了托斯卡纳公爵的宫廷、那不勒斯、西西里与威尼斯，当然还包括欧洲北部。1624年，他还计划开辟一条新航路，从纽芬兰（Newfoundland）向那不勒斯供应鳕鱼，但因英格兰人的干扰而放弃——由于英格兰国王再次向统治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开战，致使他的鳕鱼被没收。即便如此，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包括范登布鲁克）依然不时地与西班牙进行商贸合作，还常常悬挂托斯卡纳的旗帜作为“方便旗”。范登布鲁克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地中海的奴隶贸易，不过他的目的是从家境良好的俘虏身上敲诈赎金。他保证俘虏在自己家里会受到很好的款待，被赎回时能够保持最佳状态；他们一定“足衣足食，不受丝毫伤害”。

[52]

范登布鲁克的生意一直繁荣到17世纪30年代，这时，由于西班牙的政治困境、英格兰商人的竞争以及瘟疫，人们的生计越来越困难。但里窝那这座城市一直占据着地中海商业中的卓越地位，特别由于此处的塞法迪犹太人继续利用这一基地，与其他塞法迪犹太人聚居地，如阿勒颇、萨洛尼卡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士麦那等地的塞法迪人同胞保持着联系。

4

里窝那的巨大成功并非特例。公元17世纪时，热那亚人也试图建立自己的自由港。起初是在1590年，这种自由仅限于食品类贸易，到1609年关税减免的特权已扩展到所有商品。这里与里窝那不同：热那亚强调的是商品的自由流通，而里窝那更着重于吸引商人，使其在居住以及行动上不受任何限制。自热那亚开始与比萨、威尼斯和巴塞罗那争夺地中海的主导权以来，这座城市的特质和商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热衷贸易转向为西班牙王室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变化影响了整个热那亚社会，甚至那些负责处理西班牙王室债务事宜的人都是热那亚精英家族的成员。到16世纪60年代时，他们对船务已经毫无兴趣。

[53]

在停泊于热那亚的商船当中，热那亚人所拥有的船占少数：1596年以后，经过这里的商船中有70%来自外地。不出所料，在这些外地人当中，拉古萨人最为活跃，同时还有来自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商船以及低地国家的商船，荷兰人则在17世纪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54]

到16世纪末，热那亚商人经常购买拉古萨商船的股份，这恰恰证明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两个世纪前，倘若有人认为一个小小的亚得里亚共和国会胜过骄傲的热那亚共和国，就会遭到无情的嘲笑。

热那亚人仍自视为西班牙国王的盟友；而西班牙国王却将其视为自己的子民，这种坚持无疑会减弱热那亚人与西班牙人结盟的热情。为了宣示热那亚在西班牙事务中的实际位置，公元1606年与1611年，西班牙人保证：西班牙的附庸马耳他骑士团在战斗指挥中优先于热那亚人，这使得热那亚人完全明白西班牙将自己视为附庸。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而会激化，以至于热那亚的战船与马耳他的战船发生对峙，扬言要朝对方开火，西班牙的海军将领不得不迫使双方后退。但西班牙的财政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热那亚人的帆桨船从西班牙将金银锭运抵热那亚——1600～1640年，数目就接近七千万枚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或称比索）。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供贷款的条件是：从新大陆获取的金银收益中偿还热那亚人的预支款项。

[55]

其他商船主要从事更赚钱的从墨西拿购买生丝的贸易；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丝绸就已成为热那亚恢复繁荣的基础，它象征着与西班牙之间密切却麻烦的联系，因为丝绸来自西班牙控制之下的西西里。与西西里出产的谷物一样，西班牙政府也对它课以重税，他们渴望把商人身上的每一枚便士都压榨出来。

[56]

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因为那个时代的热那亚可以把商船派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甚至进入地中海以外地区，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公元1642年，热那亚贵族安东尼奥·朱利奥·布里尼奥莱·萨莱（Antonio Giulio Brignole Sale）写了一篇文章，考察了关于打造一支新舰队的正反两方面观点，城市元老们希望通过打造新舰队重现热那亚的富庶。他坚信：地中海是理想的舞台，因为这里的“行省众多，各具特色，而且许多都拥有港口，人人可以轻易地找到工作”。若建造新的船队，那么就有可能重现“古老的黎凡特商路”，那曾经是“热那亚人获得资产与荣耀的特殊舞台”，他虽然坚持这一观点，但同时也认可反对者的意见，地中海已然与中世纪的地中海不同，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建造舰船无法挽回失落的世界。

[57]

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地中海陷入迷茫。尽管热那亚人努力重建黎凡特贸易，但在西欧的商贸网络中，地中海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大西洋的商人如今成为主宰。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地中海只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未必是他们最感兴趣或最重要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眼界已经从荷兰延展到巴西和东印度群岛，或者从英格兰延伸到纽芬兰与俄国。

[58]

15世纪以及16世纪初做出的承诺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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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1700年）

1

奥斯曼苏丹、西班牙国王以及他们的各级税吏，对于其治下地中海各地居民的宗教身份极感兴趣。有时，在基督教帝国与伊斯兰教帝国发生冲突的时期，地中海似乎在两大信仰之间被硬生生地分割。然而，很早以来，奥斯曼人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其治下许多地区的多数人口是基督徒，而其他群体则像是在不同宗教群体间航行（喻义）。之前已经提到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能力，每当进入地中海西班牙辖下的港口时，都能突然变成基督徒的“葡萄牙人”。公元17世纪，许多塞法迪犹太人宣称士麦那的一名受蒙骗的犹太人是救世主，从此刻起，他们的存在就变得难以维持。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状态。摩里斯科人的悲惨历史在1525年（这一年，最后公开承认是穆斯林的人选择了改宗）到1609年（这些穆斯林最终被驱逐）之间逐渐淡出地中海；他们正是由于脱离了伊斯兰世界而孤立存在才成为独特的群体，此时再一次在宗教的对抗之间无处存身。

这些摩里斯科人生活的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与犹太人出身的皈依者的世界，有着明显差异。尽管一些摩里斯科人也被拖到宗教裁判所，但西班牙统治者起初对伊斯兰教的存在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只要向国王支付一笔“服务金”，就可以免于被宗教裁判所侵扰，但宗教裁判所苦恼地发现，它们不能靠没收被怀疑者财产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1]

许多摩里斯科人社区缺少牧师，因此，也就不用因其还在继续信仰伊斯兰教而感到奇怪了；即使在基督教化的地区，有时也会出现伊斯兰化的基督教，这一点在格拉纳达城外圣山修道院（Sacromonte）的著名铅版上有所展示，上面镌刻着他们的预言——“阿拉伯人是在世界末日救助宗教的人”，并且他们神秘地认为这句话来自一位基督的哈里发，即（耶稣的，而非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2]

许多时候，国王关心的主要是政治而非宗教：一位西班牙的基督徒作家曾记载，格拉纳达摩里斯科人的首领们曾经与柏柏尔人诸国的统治者以及土耳其人达成秘密协议，希望在其保护下建立一个小国，但这项事业毫无希望，因为他们没有船只，也没有补给；此外，西班牙人在北非海岸的各个据点在柏柏尔人诸国与摩里斯科人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同时“阿尔及尔的海盗更擅长在海岸地区劫掠与经商，而非登上陆地发动艰难的远征”。

[3]

即使如此，西班牙人没有机会自鸣得意。当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陆军与海军在远方——不仅仅指勒班陀或马耳他，也包括尼德兰——征战时，摩里斯科人可能会在西班牙国内制造事端，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从而为奥斯曼苏丹提供支援。菲利普二世与其父查理五世一样，在看待不信者的问题时，总是非黑即白。因此，对于菲利普来说，生活在西班牙的不守规矩的摩里斯科人，与其北方领地上难以驾驭的加尔文派，从根本上看是同一个问题。“对于上帝与整个世界，我需要承担如此特殊的义务，”菲利普写道，“因为如果异端占据上风（我希望上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就是为更糟糕的灾难与危险敞开了大门，为内战敞开了大门。”

[4]

这些担心似乎在公元1568年底变成了现实，当时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由于政府与宗教裁判所想把他们变成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发动了暴力冲突。摩里斯科人曾被要求讲卡斯蒂利亚语，不能讲阿拉伯语；他们不得身着“引以为傲的摩尔式长袍”；妇女不得佩戴面纱，应露出面容；他们不能聚集在公共浴场，在婚礼以及其他庆典上禁止跳摩尔舞蹈。

[5]

这场可怕的血腥战争持续了两年，对立的双方都不愿留一丝情面；如西班牙所担心的那样，土耳其人与柏柏尔人从北非向起义者提供支援，他们与“高门”以及北非统治者的外交联系也逐渐发展起来。

[6]

然而，这点援助自然不足以击溃由奥地利的唐·胡安指挥的西班牙军队的决心，唐·胡安的残酷无情也很快为其赢得了勒班陀基督教军队总指挥的权力。摩里斯科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不断地自我欺骗（无视各种迹象和证据），相信柏柏尔人会派大军来帮助他们，或者即使做不到，也会有庞大的舰队到来，神迹般地让他们、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财产从我们的掌控之中飘移出去”。

[7]

事实上，土耳其人认为西班牙太过遥远且无法企及，于是将注意力转向更易于抵达、更有利可图的塞浦路斯。

[8]

由于起义的中心位于阿尔普哈拉斯（Alpujarras）山区与格拉纳达，远离海岸，因此摩里斯科人的困境就变得更加严峻。起义失败后，五万名摩里斯科人被遣散到卡斯蒂利亚各地，巴伦西亚王国成为唯一拥有大的穆斯林聚集中心的地方。

[9]

然而，这只是临时方案；当1580年菲利普二世得到葡萄牙王位后，时机降临了，他开始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强制推行宗教的完全统一。有一种方案主张用船将摩里斯科人送到海洋上，然后让船沉没，因为把他们送到与西班牙敌对的北非从而使对方人口增多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塞戈尔韦（Segorbe）主教的提议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主张把摩里斯科人送到纽芬兰，还要将所有男性阉割，女性绝育，从而使“他们在那里完全灭绝”。

[10]

于是，到16世纪80年代，大规模驱逐摩里斯科人的行动被提上日程，此后又过了将近三十年才最终解决。问题不在于摩里斯科人是否应该被驱逐，而是以何种方式。很显然，认为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是潜在的叛徒，是基督教世界政治与宗教上的敌人的想法，完全无视了大量皈依者已经融入基督徒社会（事实上，有些人已经成为牧师）；也没有考虑这样做对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的西班牙社会，特别是巴伦西亚王国的摩里斯科人聚集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到这个时候，巴伦西亚城市的衰落已然显现；有的人已经担心丝织业与制糖业的经营，也注意到水利设施被荒废，过去巴伦西亚还可以从城郊获得并不充足的粮食供应，但现在供应可能会完全消失。

[11]

巴伦西亚议会非常肯定，驱逐摩里斯科人将摧毁巴伦西亚的大地产，包括教会与修道院，因此巴伦西亚派出使者前去面见国王，指出这样做将会损失赋税，将没有足够的资金守卫西班牙的海岸。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当使者见到国王菲利普二世时，驱逐法令已经于1609年8月签署完毕。

[12]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比较简单的、将这些人送往北非的办法占据上风，于是，驱逐法案以摩里斯科人与柏柏尔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者有着反叛性质的信件往来为由开始执行。

[13]

虽然法令要求立即执行，可以使用国王提供的船只遣散穆斯林，但不可避免地，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以至于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1614年。政府也考虑到部分反对者的声音，特别是基于经济角度的考量，因此决定每100名摩里斯科人中有6人可以留下，条件是他们是农民且表现出对基督教的信服；他们还需要“告诉那些占据摩里斯科人财产的人如何经营，以及如何制糖，如何使用水利工程”。这项法令的内容十分详尽［让现代的读者能够联想起纳粹德国召开的声名狼藉的万湖（Wannsee）会议］，对要驱逐的人进行细致的分类，因为被驱逐人员中有混合家庭，例如如何处理父母中有一方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徒的孩子问题。

[14]

他们离开时的港口也被明确指定，包括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托尔托萨。紧接着还展开了一波宣传攻势，声称摩里斯科人会带着奥斯曼舰队重返西班牙，他们甚至派出15万人的大军支援土耳其人。摩里斯科人曾试图反抗，但看到引领自己离开家乡的西班牙军队是如此庞大时，只能无望地放弃了抵抗。事实上，摩里斯科人决定：任何人不得自愿加入被允许留下的特殊群体，不许留下来向基督徒传授如何使用这片土地。摩里斯科人相当团结。结果，在巴伦西亚王国，甘迪亚（Gandia）公爵十分绝望，因为没有任何人留下来耕种他的糖业庄园。他的感觉与摩里斯科人一样，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场灾难。1609年10月2日，将近4000名摩里斯科人在德尼亚（Denia）上船，许多人搭乘特别运送他们的那不勒斯的帆桨船前往柏柏尔海岸；上船的人极多，拥挤不堪，短时间内有2.8万人拥入北非。对于西班牙船队来说，把这些人留在那里没有丝毫困难：第一拨摩里斯科人被送到奥兰，该地此时仍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摩里斯科人抵达后，与特莱姆森（Tlemcen）的统治者就他们在穆斯林的土地上的居住权问题进行协商。其他难民则拒绝西班牙人提供的免费运输，而是自行安排行程：1.45万人从巴伦西亚登船，进入基督徒的视线，而基督徒来这儿是为了购买特价抛售的丝绸与缎带，于是这里就自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

[15]

一些摩里斯科人态度平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解放而非迫害：柏柏尔王公们“将允许他们作为摩尔人而生活，而非此前这里的主人眼中的奴隶”。

有证据表明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西班牙，不过据当时的数据统计人数要少一些：巴伦西亚的宗教裁判所给出的数据是100656人，其中在巴伦西亚港上船的有17766人，而这些人当中不足十二岁的有3269人，还有1339名尚未断奶的婴儿。

[16]

这时候我们需要转到古老的阿拉贡王国，有7.4万摩里斯科人从这里离开西班牙，从加泰罗尼亚离开的人数少一些；许多人从托尔托萨经海路离开，不过其他人则选择了陆路，忍受着巨大的磨难，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Ⅳ）要求：他们必须全部乘船前往北非。

[17]

法国与奥斯曼的联盟并不涉及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的义务，而亨利刚刚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残酷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不愿意将新的宗教纷争引入王国，毕竟这个王国是他放弃了新教后才赢得的。

[18]

不过，法国人对其所见感到震惊。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后来称这一事件为“人类历史上最奇怪、最野蛮的行为”，不过他可能更愿意谴责西班牙的基督徒，而不是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

[19]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的注意力转向卡斯蒂利亚，公元1614年初，国会告知菲利普三世（Philip Ⅲ），这项工作已经结束。

[20]

大约有30万生活在西班牙各个王国的摩里斯科人遭到驱逐。

[21]

从西班牙基督徒的角度看，这场驱逐是针对不信者的行动，不过一些基督教化程度很高的穆斯林后代也被驱离，尽管曾经承诺要保证那些愿意接受圣餐礼的人可以留下。国王的残暴行为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后果：憎恨西班牙政策的那些混杂人群现在定居于柏柏尔海岸，摩里斯科人将他们的精力用于对西班牙海岸进行海盗袭击。除了报复心外，也有对过去浪漫生活的怀旧心理。安达卢西亚的音乐也被保留下来，部分存在于摩里斯科人中间，部分存在于早年被流放的难民中间——这些难民是在格拉纳达及其他地方陷入混乱时逃亡到北非各地的。北非的当地居民并不太欢迎这些人，远不如流放者所希望的那样。经过数十年来基督徒们对“摩尔方式”的讨伐，许多摩里斯科人似乎已经在语言、服装和习俗上实现了难以置信的西班牙化；他们与马格里布的居民保持着距离。这些生活在突尼斯的摩里斯科人大多讲西班牙语，许多人起的是西班牙名字；他们甚至还将刺梨等美洲水果引入北非，这种水果是他们于公元1492～1609年在西班牙时知道的。

[22]

如果他们想要寻找能够理解他们的同道者，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塞法迪犹太人，后者会与他们共同回忆过去在西班牙三种宗教和谐共处的美好时代，塞法迪人也与北非当地的犹太社区保持着距离，继续讲着一种卡斯蒂利亚语。如此一来，在北非，塞法迪犹太人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之间，因着流亡而有了情感上的联系。

2

就在这个世纪末，塞法迪犹太人也遭遇了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始于士麦那（或称伊兹密尔）。士麦那与里窝那构成了将意大利与奥斯曼世界联系起来的二元体系的一部分。

[23]

公元16世纪初，这两个地方都不重要。但1621年德·库曼宁（de Courmenin）男爵曾到访士麦那，并记录道：

这时，伊兹密尔有着巨大的市场，市场上有羊毛、蜂蜡、棉布与丝绸，这些商品由亚美尼亚人带到这里。他们没有选择去阿勒颇，因为到这里更有利可图，可以少缴纳一些费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商人，其中法国人比较多，其次是威尼斯人、英格兰人或荷兰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自由。

[24]

如同爱奥尼亚群岛的干果，士麦那凭借当地出产的商品吸引了外来商人的注意力；其他同时代的商人还注意到波斯丝绸越来越多，这是由亚美尼亚人穿越安纳托利亚半岛运抵这里的。土耳其人对来自欧洲的丝绸商人不像对前来购买谷物和水果的欧洲商人那样设置重重障碍，毕竟君士坦丁堡也需要大量谷物和水果的供应。

公元1566年以后，由于热那亚人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丢失了，欧洲与爱琴海之间的贸易平衡被打破。热那亚人的离岸商站消失后，士麦那开始发展，当地种植了棉花与其他新产品，如烟草。对于烟草，“高门”还存有疑虑——不是因为不喜欢其味道，而是种植烟草越多，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就会越少，而奥斯曼的首都一直需要稳定的食物供给。

[25]

几乎就在希俄斯岛陷落后，法国的查理九世为法国商人争取到在士麦那的贸易特权（1569年），伊丽莎白一世则在1580年为英格兰人谋求到特许状，后来为英格兰黎凡特公司所独有；荷兰人在1612年取得了特权。外国人很欣赏士麦那的地理位置，它隐藏于一处海湾之中，使得海盗无法轻易袭击，外国商人的到来也为这座城市吸引了无数的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

[26]

1675年，一位旅行者的记录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他提到这里的犹太人有1.5万之多，实际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可按照人口比例缩减到约有2000人。这些犹太人来自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各地区：有塞法迪犹太人，既包括黎凡特人也包括葡萄牙人，还有罗马尼奥人（Romaniotes，即希腊犹太人）以及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犹太人

[27]

。葡萄牙犹太人的法律身份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总是从那些拥有免税权的商人中寻找保护者：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他们（与丹麦人和威尼斯人一起）接受英格兰人的保护，后来又转而寻求拉古萨人的保护，最后苏丹亲自为其提供保护，但拒绝为他们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他们的对手因此感到十分满意——黎凡特公司在1695年曾断言：“在士麦那，我们的最大对手是犹太人。”

[28]

公元17世纪士麦那的特殊性通过沿港湾区建造的法兰克人大道（Street of the Franks）显露无遗。在那里可看见欧洲人建造的、配备着优雅家具的房屋。屋后的花园可通往码头，被用来装卸货物；还建有楼梯通往欧洲人仓库的屋顶。

[29]

1700年，一位法国来客观察到：

法兰克人大道贯穿整座城市，但在街上却很难看到土耳其人。当我们行走在大道上时，仿佛身处基督教世界；他们讲的是意大利语、法语、英语或荷兰语。每个人在向别人致意时都会脱帽行礼。

但在法兰克人大道听到的各种语言当中，最常出现的却是马赛商人讲的普罗旺斯语（Provencal），“因为在这里来自普罗旺斯的人远多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基督徒可自由地经营客栈，但其经营方式却不太明智，整日整夜地开门营业。更特别的是他们的自由信仰——“他们在教堂中公开唱诵；他们唱诵赞美诗、布道、举行圣礼，完全不会引起任何纷争。”

[30]

一座功能性港口城市由此形成，出于贸易的需要，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等各教派信徒比邻而居：这里有三座西欧人的教堂、两座希腊人教堂以及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这里也有一些犹太会堂，但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会堂里的事件引发了犹太世界的大火；连基督徒与穆斯林也和犹太人一样感受着这场大火的炙烤。

生活在士麦那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一起经商。英格兰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经常雇用犹太人做代理商，其中有一名老迈不堪、患有痛风的掮客，名叫莫迪凯·泽维（Mordecai Zevi，Zevi一词经常拼作Sevi、Tzvi或Sebi），是个希腊犹太人，早年从事比较卑下的贩卖鸡蛋的生意。

[31]

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也做了掮客，但第三个儿子沙贝塔伊（Shabbetai）却眼界非凡，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学问中某些极为深奥难解的领域。对于犹太教卡巴拉教派的研究很早之前就已兴盛起来，最初出现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中，自公元1492年起出现在巴勒斯坦萨法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在拉比看来，四十岁之前学习卡巴拉教义很危险，只有四十岁以后才能拥有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知识背景与成熟度；但这些说法无法阻止沙贝塔伊·泽维，他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他一切知识都靠自学，因为他是依靠自己习得造物主传下的真理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族长亚伯拉罕（Abraham）、犹大国王希西家（Hezekiah）和约伯（Job）。”

[32]

关于沙贝塔伊的情绪波动及行为的描述可以使人确信：他有着两极化的人格。一方面自我怀疑与反省，另一方面又陷入沉迷与自大。当他朗读以赛亚（Isaiah）的预言“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时，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做着那样的事，并邀请朋友来证明他能够在空中悬浮。结果，他们否认看到他能悬浮。于是，他就责备他们：“你们不值得看到这样荣耀的景象，因为你们不像我这样纯洁。”

[33]

以色列人获救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在公元17世纪40年代，东欧哥萨克人（Cossacks）为报复而展开的恐怖大屠杀在远及整个地中海的犹太人中引发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难民们在奥斯曼帝国寻找安全的避风港，也将所发生的事情传播到这里。这种危机感几乎与1492年时一样严重，那时，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驱逐引起了对弥赛亚的信仰热情。如今，二十多岁的沙贝塔伊认为自己是弥赛亚般的人物，不过他究竟是弥赛亚还是其他人仍然比较模糊。他驳斥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开始在犹太会堂中宣称上帝的四字母之名［犹太人一直以“阿多奈”（Adonai），也就是“我主”或“上帝”，来代称其四字母之名］

[34]

，并且还反驳托拉中的规定，例如禁食动物肾脏周围脂肪，因为这些要留作圣殿献祭之用。他甚至在食用禁忌食物时还祈祷称：“祝福你，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他允你行所禁忌之事。”他的私生活也很复杂：坦白说，他的妻子萨拉（Sarah）是名妓女，靠着算命挣一点点钱，但这恰恰重现了先知何西阿（Hosea）的经历，后者就娶了一名妓女。

[35]

他在萨洛尼卡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始招募一些追随者，这些人被他的预言能力与自信感召。他在东地中海各地游历，显然是希望得到巴勒斯坦拉比的支持，后者的意见会得到整个犹太世界的尊重；他的追随者中最突出的是一名来自加沙的聒噪的犹太人，名叫拿单（Nathan），也是沙贝塔伊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幸的是，沙贝塔伊拒绝表演任何神迹，即便在希伯伦他的支持者面前也不愿意表演，结果当地塞法迪犹太人的领袖哈伊姆·阿布拉菲亚（Haim Abulafia）声称：“我不相信弥赛亚会以这种方式到来。”

[36]

毕竟，沙贝塔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回到士麦那后，公元1665年12月12日，他与追随者洗劫了士麦那的葡萄牙犹太人会堂，将原来的领袖驱逐。当他们拥有了一个基地来推行其主张后，就制定了新的节期并把旧的节期取消（尤其把纪念圣殿陷落的夏季斋戒期取消，因为如果犹太人所祈祷的拯救已经到来的话，这种庆祝确实没有必要）。他让女人阅读托拉，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做法，并在集会时讲艳情故事以娱乐大家，这个故事的名字在犹太-西班牙语中被称为《梅里塞达》（Meliselda
），讲的是一位皇帝的漂亮女儿与一位年轻人见面并做爱：“她的脸庞仿佛一道剑光，她的唇如珊瑚一样红艳明亮，她的肌肤像牛奶一样美丽白皙。”

[37]

并非此前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个故事，而是这首诗歌显然是在说明弥赛亚与托拉之间的联系，它代表着神性降临。弥赛亚是位真正的国王，而非宗教领袖，因此沙贝塔伊自称拥有王权，并将其追随者封为葡萄牙、土耳其和罗马等地的国王或皇帝（最后两个王者的位置要留给他的两个哥哥）；不言而喻，他把自己堂而皇之地列于“犹太人之王”的行列之中，并因此而欢喜；关于他的成就（如果可以被称为成就的话）的消息，经由塞法迪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商人的信件往来，传到阿姆斯特丹。

[38]

这些行为不但没有激起愤怒，反而更坚定了追随者的信念，认定他就是上帝所承诺的弥赛亚。

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不懈地记录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上帝知晓他是不是使得那些顽固之徒改信皈依的途径。”

[39]

基督徒对东地中海（也迅速传到意大利）犹太人中不断发酵的动乱的兴趣，在回溯沙贝塔伊运动的根源后，就变得很好理解了。他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拥有权力与权威将旧的律法中的某些部分加以摒弃，这种做法让人想到福音书中所描绘的拿撒勒人耶稣。由于其父亲的生意，年幼的沙贝塔伊与士麦那的英格兰商人以及其他基督徒商人有了联系。同样是在他们中间，天启的概念传播开来，因为在公元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的宗教热情高涨，狂热的新教派别抢夺着自己的位置，有些人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概念［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也受其影响］；这些派别仔细地阅读《旧约》，认真琢磨预示基督再次降临的段落。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y Men），也就是贵格会（Quakers）的前身，其起源充满了对末日的期待。

[40]

另一场影响基督徒商人又间接影响沙贝塔伊·泽维的运动是“玫瑰十字会启蒙”（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1]

，这是一整套、包括炼金术在内的深奥难懂的知识，在17世纪初以印刷文字的形式传播开来。

[42]

这场运动发源于被三十年战争蹂躏后的德意志，但其信条吸引了欧洲北部各地的科学界人士。商路将士麦那的棉花带去英格兰，并从那里带回这些深奥的概念。

然而，沙贝塔伊·泽维的活动中心是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辖区，不出所料，他的名字也引起了苏丹的注意。竟然有一个犹太臣子，把他自己的哥哥任命为“土耳其国王”；在其追随者的犹太会堂里，传统上对于统治者的祈祷被改了，不再祈祷上帝赐福苏丹，信徒们聚会祈祷的是“我们的弥赛亚，约瑟的神所庇佑的受膏者，天界之狮与天界之牡鹿，正义的弥赛亚，诸王之王，苏丹沙贝塔伊·泽维”。

[43]

大维齐尔法佐·艾赫迈德帕夏（Fazıl Ahmet Pasha）受到伊斯兰教中教律严苛的教派影响，鄙视其他宗教；此前，他忙于在克里特与威尼斯人作战，现在这位大维齐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个麻烦的先知。

[44]

沙贝塔伊还制订了计划，使自己距离法佐·艾赫迈德更近。公元1665年12月30日，沙贝塔伊及其追随者乘船从士麦那前往君士坦丁堡，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违背季节规律的旅程灾难不断，即便只是爱琴海当中的一小段航行也是如此，但《诗篇》第107节的话语足以平息他们所遇到的风暴：“他使得风暴平息，海浪也平静下来。”他在海上游弋了将近四十天。奥斯曼帝国辖下的大量犹太人聚集起来迎接他；但土耳其政府也在等他。他被直接带到监狱，可是即便是这个身陷囹圄的过程，也被其追随者弄成了一场巨大的公众游行；即使身在监狱，他还是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此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ehmet Ⅳ）身在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即埃迪尔内（Edirne）］，正准备前往巴尔干半岛，于是又花费一段时间才将这位先知带到苏丹面前。苏丹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施行神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苏丹所指定的神迹是：让他赤身裸体地接受土耳其弓箭手们的瞄准与射击，箭不能伤害到他，并要奇迹般地绕过他。沙贝塔伊表示反对，称他宁愿“变成土耳其人”

[45]

，并且顺顺利利地完成了转变。

[46]

沙贝塔伊·塞维的背教极具戏剧性，因为阿德里亚堡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满怀期待地来见证他进入苏丹宫廷的时刻。结果，他竟揭发了自己的追随者。之后，他接受了御前侍卫的名誉职位，并改名为穆罕默德·埃芬迪（Mehmet Effendi）。对于生活在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来说，这件事引起了巨大震动。在整个犹太世界，有的人认为这仅仅证明他是个骗子；有的人被整件事弄得泄气又沮丧；有的人则从其行为中看出他对世界的启示发展到新阶段：可能弥赛亚在最终露面之前要先改信伊斯兰教——一些追随者也跟随他的脚步接受了伊斯兰教，只是秘密地继续着犹太教的信仰与实践，形成东马派（Dönme），它至今仍然存在于土耳其的某些地区。虽然一位耶稣会作家坚持认为，沙贝塔伊在漫长的斋戒期将自己封闭在堡垒中时，其实存有一堆小点心，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是假称弥赛亚的骗子。虽然他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也并不明智，但即便其反对者也承认他与其追随者加沙的拿单都是有学问的人。

[47]

不过，“一知半解反而危险”，在卡巴拉的神秘宇宙中更是如此。他的游历及其发起的运动还揭示出连接地中海各个港口的商业网络的一些重要方面：他的理论从士麦那这种商业中心渗透到萨洛尼卡、里窝那，然后进入巴尔干半岛与意大利内部。他的理论不仅仅源于犹太土壤，还受到新教商人对天启的热情的影响，那些商人将这些概念从英格兰、荷兰以及中欧带到士麦那。北方人不仅重新划分了地中海的商业地图，也影响到宗教格局的变化。

3

在公元17世纪的地中海，有变节的海盗，有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有改宗的沙贝塔伊信徒，有“葡萄牙籍”的犹太商人：在这里，宗教身份不断地扭曲与重塑。基督徒社区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例如克里特。在这里，威尼斯人一直在努力维系他们对最后一块海外领地的控制权。克里特也成为威尼斯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包袱，威尼斯人一直在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会需要，而不是要不要，派遣庞大舰队前往克里特抵抗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在1571年夺取塞浦路斯之后，必然会对克里特发动袭击。这还不仅仅是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克里特人自己——既有希腊人的后裔，也有与当地希腊人联姻的威尼斯人的后裔，在16世纪末抓住了葡萄酒以及橄榄油贸易的机遇，在全岛范围内种植葡萄与橄榄树；到17世纪中期，橄榄油已经成为克里特的主要出口商品，克里特的葡萄酒也满足了奥斯曼治下爱琴海区域以及尼罗河三角洲消费者的渴求。谷物的种植量严重衰减，以至于克里特都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变化实在太奇怪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克里特一直是威尼斯的主要谷物来源。克里特人开始从奥斯曼治下的地区进口谷物，这些交易大体上比较顺利，前提是威尼斯人继续向土耳其苏丹缴纳贡金，苏丹亦不觉得自己帝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如此一来，早在17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夺取克里特之前，克里特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变得更加紧密了。

[48]

土耳其人容忍威尼斯人控制克里特的唯一理由是想要维持威尼斯与奥斯曼辖区间的商业流通；但随着威尼斯人逐渐放弃了黎凡特贸易，“高门”对维系与威尼斯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也就失去了兴趣。土耳其人也注意到，欧洲列强彼此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还演变为三十年战争，因此若对克里特发动袭击，基督教力量不可能统一起来进行抵抗。此外，曾在1624年到1639年牵扯奥斯曼人精力的波斯战争，如今也已结束。

[49]

漫长的克里特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1644年底一艘土耳其船只被劫持，该船原打算从君士坦丁堡前往罗得岛，然后再去埃及，船上搭载着苏丹后宫的宦官总领以及麦加的新任法官。海盗是马耳他人；他们杀死宦官总领后把法官囚禁，还截获了大量战利品。即便威尼斯人根本没有参与袭击，奥斯曼宫廷还是认为马耳他人利用了威尼斯人在克里特与凯法利尼亚的港口。1645年6月底，一支庞大的奥斯曼舰队逼近克里特。

[50]

西地中海的基督徒海军也确实被动员起来，一些战舰从那不勒斯、马耳他及教宗国出发。威尼斯自然也集结了自己的舰队，共和国任命八十岁的总督为指挥官，但所有这些努力均无济于事：在随后的数月间，土耳其人攻占了克里特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干尼亚（Chania）和雷西姆农（Rethymnon），以及岛上的许多地区。

[51]

对于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克里特首府干地亚（Candia）受到护城河、城墙、城堡及半月堡等防御设施的保护，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设施能将土耳其人抛射的所有攻击物阻挡于城外。基督教联军的总体战略是将奥斯曼海军的注意力从克里特转移到距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地区：达达尼尔海峡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成为一个聚焦点，从1654年开始，这里发生了数次激烈的战斗，威尼斯人试图阻止土耳其舰队从这里进入爱琴海支援克里特战役。

[52]

不过，干地亚所受压力不断增大，到1669年，战局已经发展至关键时刻。西班牙国王承诺提供援助，但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更担心法国人的进攻而非土耳其人。法国国王也派了援军，但他们的舰队不敌奥斯曼舰队，土耳其人通过一场迅速又简单的海战胜利将其盟友送上逃亡之路，留下了毫无倚仗的干地亚。1669年9月6日，威尼斯人放弃了干地亚，承认奥斯曼对克里特的统治权；威尼斯人毕竟是威尼斯人，他们仍然抓住机会与奥斯曼人签署了和约。

[53]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显然标志着其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因为自13世纪初以来，他们就统治着克里特。当他们投降时，威尼斯特使说：“我们献上的是举世无双的堡垒。它是一颗无价的珍珠，任何苏丹的财产都无法与之相比。”数个小时后，苏丹真正地拥有了这颗珍珠。

奥斯曼人的到来并没有在克里特引爆一场革命。

[54]

干地亚成为地区商贸网络的中心，而其西部的干尼亚却成为颇受欢迎的国际贸易港。在那些威尼斯人曾经经商的地方，法国人想要凭借与“高门”的友好联系成功地取代威尼斯人。当伊斯兰教在克里特扩张时，这里的葡萄酒制造并未停止。法国商人和克里特商人都从岛上收购马姆齐（Malmsey）甜酒、橄榄油、干果、奶酪、蜂蜜和蜂蜡；偶尔也会对外出口谷物，主要是当对面的北非沿岸出现饥荒时才会如此。据一位法国游客在公元1699年的记载，阿卡迪（Arkadi）修道院的修士们酿出一种“风味浓郁、味道甘醇、口感厚重、颜色略深”，并带有一种特别香味的葡萄酒。与此同时，克里特人还喜欢上了一种咖啡，这种咖啡来自也门，经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传入克里特，埃及后来成为克里特产品的主要市场。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本地商人的涌现，在威尼斯治下时，他们被排挤，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崛起。这意味着：当土耳其人夺取该岛后，岛上已经拥有了由本地商贸交易构建起的坚实基础，也包括一些热衷于将岛上货物贩卖到奥斯曼治下各地的商人。

[55]

希腊的水手和商人越来越常见，但在被征服的干地亚城里，商人的主体是穆斯林。这座城市会重新迁入人口也很好理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干地亚的穆斯林商人不过是当地改变了宗教信仰却没有改变其住所的克里特人。到1751年时，穆斯林约有四十八艘舰船，其中就包括干地亚的商业舰队。

[56]

在克里特的各个城镇中，随时准备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已经很明显。当地居民得到保证：过去的历史会受到保护，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希腊正教徒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克里特人与拉丁教会的定期联系被切断，在威尼斯人统治时期，拉丁教会控制着岛上的统治集团。威尼斯人还曾经禁止正教主教们踏足克里特岛，不过正教的教会与修道院在政府的保护下还在正常运行——克里特教士在岛外受到推崇，有的教士还成为西奈山（Sinai）圣卡特琳娜（St Catherine）修道院院长。奥斯曼征服者利用这一机会在正教徒中寻找支持者，在尚未控制干地亚之前就委任了克里特总主教。

[57]

与伊斯兰教进入克里特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没有接受新信仰的居民中正教信仰再次占据首位。由于克里特距离西奈山很近，它也成为东地中海希腊正教复苏的中心。

4

这时，地中海各港口、沿海地区以及岛屿上的居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群体，他们的日常语言，即所谓的“法兰克语”（lingua franca
）

[58]

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

[59]

生活在地中海不同海岸的居民使用可相互交流的通行语言，可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那时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先后使用着布匿语、希腊语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古拉丁语。

[60]

许多人用粗糙的混合语言交流，且多借助手势。在塞法迪犹太人中，广泛使用的是犹太-西班牙语，这使得从黎凡特直到摩洛哥的商人、朝圣者以及其他旅行者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甚至讲希腊语的罗马尼奥犹太人也开始讲犹太-西班牙语。一方面，讲罗曼语的人在交流时大体上没有什么障碍（比如任何一位出现在西班牙召开的会议上的讲意大利语的人都可证明），但另一方面，属于拉丁语系的人与伊斯兰地区讲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的人的交流却存在着严重障碍。在现代早期，土耳其人从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中吸取了大量关于海洋的词，这也大体反映出土耳其人的舰船与装备的来源。

[61]

水手与商人们需要交流，奴隶主想要对俘虏发号施令，就连奴隶营中的土耳其人或欧洲人也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混合语下达指令，然而，这种混合语言的核心却通常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结合体。突尼斯人的“法兰克语”接近意大利语，而阿尔及尔的“法兰克语”则倾向于西班牙语；地理位置以及政治联系决定了这种差异。

[62]

据说，公元18世纪时，阿尔及尔的一位帕夏“能听懂并会讲‘法兰克语’，但他认为用‘法兰克语’与自由的基督徒对话有失身份”。通常，变节的海盗会使用这种语言，他们中有些人觉得掌握流利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难度太大。所谓“法兰克语”的一些词在语义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土耳其人讲的“forti
”虽然源于意大利语，但并不表示“坚强地”，而是表示“温柔地”，“todo mangiado
”也不仅仅表示“都吃光”，而更常用作“消失”。

[63]

千万不要把“法兰克语”想象成一种正式的语言，它既没有正式的规则，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词，事实上，其流动性与易变性也明确反映出现代早期的地中海居民身份的不断变换。

[1]
L.P.Harvey，Muslims in Spain，1500 to 1614
（Chicago，IL，2005），pp.206-7；M.Carr，Blood and Faith：the Purging of Muslim Spain，1492-1614
（London，2009），pp.109-17.

[2]
Texts in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82-98.

[3]
D.Hurtado de Mendoza，The War in Granada
，trans. M.Shuttleworth（London，1982），p.42.

[4]
Cited in G.Parker，Empire，War and Fai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2002），p.33.

[5]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41；Carr，Blood and Faith
，pp.153-8.

[6]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p.150-51，217-18，etc.；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37-40；Carr，Blood and Faith
，pp.159-79.

[7]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218（with emendations）.

[8]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339.

[9]
Carr，Blood and Faith
，p.182.

[10]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295-6，revising H.C.Lea，The Moriscos of Spain：their Conversion and Expulsion
（Philadelphia，PA，1901），p.296.

[11]
J.Casey，The Kingdom of Valenc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79），pp.79-100.

[12]
Lea，Moriscos
，pp.318-19；Casey，Kingdom of Valencia
，pp.228-9，234；Carr，Blood and Faith
，p.256.

[13]
Lea，Moriscos
，p.320；partial text in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10-11.

[14]
Lea，Moriscos
，pp.322-5，n.1.

[15]
Carr，Blood and Faith
，p.263.

[16]
Lea，Moriscos
，pp.326-33（figures：p.332，n.1）；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14-16.

[17]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317；Carr，Blood and Faith
，p.286.

[18]
Lea，Moriscos
，pp.340-41.

[19]
Cited in J.Casey，‘Moriscos and the depopulation of Valencia’，Past and Present
，no.50（1971），p.19.

[20]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20-31.

[21]
M.García Arenal，La diaspora des Andalousiens
（Aix-en-Provence，2003），p.103.

[22]
M.García Arenal，La diaspora des Andalousiens
（Aix-en-Provence，2003），pp.123，137，139.

[23]
M.Greene，‘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
，no.174（2002），pp.40-72.

[24]
Cited in 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WA，1990），p.52.

[25]
Cited in 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WA，1990），pp.61-4，74-5.

[26]
Goffman，Izmir
，pp.67，77.

[27]
即德系犹太人。——译者注

[28]
Goffman，Izmir
，pp.81-4；Frangakis-Syrett，Commerce of Smyrna，pp.80-81，106.

[29]
Frangakis-Syrett，Commerce of Smyrna
，p.35.

[30]
Passages cited in Goffman，Izmir
，p.137；also J.Mather，Pashas：Trade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CT，2009），pp.94，213.

[31]
G.Scholem，Sabbatai Sevi，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1676
（London，1973），pp.106-7，109，n.17；and the often inaccurate J.Freely，The Lost Messiah：in Search of Sabbatai Sevi
（London，2001），pp.14-15.

[32]
Moses Pinheiro of Smyrna，cited by Scholem，Sabbatai Sevi
，p.115.

[33]
Scholem，Sabbatai Sevi
，pp.126-7.

[34]
所谓四字母之名，即JHVH，中文译为“雅赫维”或“亚卫”，其原意是《圣经》中摩西得神启示时所听到的“我是自有永有之神”。由于摩西十诫规定不可妄称神名，因此，通常在祈祷时用Adonai 取而代之。——译者注

[35]
Freely，Lost Messiah
，pp.50，61.

[36]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58-9；Freely，Lost Messiah
，p.76.

[37]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96-401；Freely，Lost Messiah
，p.85.

[38]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74-5；Freely，Lost Messiah
，p.84.

[39]
Letter to England，cited by Scholem，Sabbatai Sevi
，p.383.

[40]
Scholem，Sabbatai Sevi
，p.101.

[41]
又可译为玄术启蒙。——译者注

[42]
F.Yates，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1972）.

[43]
Freely，Lost Messiah
，p.93.

[44]
Freely，Lost Messiah
，pp.133-4.

[45]
“变成土耳其人”（turn Turk）是英文俗语，指改信伊斯兰教。——译者注

[46]
Scholem，Sabbatai Sevi
，pp.673-86.

[47]
Haim Abulafia，Sabbatai Sevi
，p.3 59.

[48]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p.62-7，110-19.

[49]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17.

[50]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14；R.C.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1951），pp.121-2.

[51]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22-5.

[52]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48-67.

[53]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81-4；Greene，Shared World
，pp.18，56.

[54]
Greene，Shared World
，p.121.

[55]
Greene，Shared World
，pp.122-40，141-54；Greene，‘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

[56]
Greene，Shared World
，p.155.

[57]
Greene，Shared World
，pp.175-81.

[58]
所谓lingua franca
，事实上指不同族群的居民共用的交际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兰克语”，故加引号。——译者注

[59]
J.Dakhlia，Lingua franca：histoire d’une langue métisse en Méditerranée
（Arles，2008）.

[60]
J.Wansborough，Lingua Franca in the Mediterranean
（Richmond，Surrey，1996）.

[61]
H. and R.Kahane and A.Tietze，The Lingua Franca in the Levant：Turkish Nautical Terms of Italian and Greek Origin
（Urbana，IL，1958）.

[62]
G.Cifoletti，La lingua franca mediterranea
（Quaderni patavini di linguistica，monografie，no.5，Padua，1989），p.74；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que ou petit mauresque
（Marseilles，1830），p.6，repr.in Cifoletti，Lingua franca
，pp.72-84.

[63]
R.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1500-1800
（Basingstoke，2003），pp.25，57，114-15；A.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Corsairs，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2010），pp.58-61；Cifoletti，Lingua franca
，p.108.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1780年）

1

在整个公元17世纪，欧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在地中海产生强烈反响。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天主教与新教发生冲突，对于在欧洲争权夺利的列强来说，教派身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648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现实主义或者世俗的关怀。因此数年之后，英格兰的新教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能够与西班牙国王进行合作，而英格兰人对荷兰人的戒心与疑虑导致双方在北海爆发了冲突。参与地中海事务的英格兰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皇家舰队开始介入，英格兰人（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后，他们可被称为英国人或不列颠人了）想要在西地中海寻找永久基地——开始是丹吉尔，然后是直布罗陀、梅诺卡，到1800年，已经扩张到马耳他。因此，从1648年到拿破仑战争的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标志是各国立场的频繁转变，如英国人先是联合西班牙人后又转向法国人，又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发的纷争分裂了欧洲，导致在地中海上对衰落的西班牙帝国之遗产的争夺。就在西班牙的困境越发明显时，奥斯曼人也悄悄地从其鼎盛期下滑：1683年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包围没有获得成功，而在地中海，土耳其人的帆桨船队仍然是巨大的威胁，他们的柏柏尔盟友在海战爆发时能够提供支援的可靠力量。

即便如此，威尼斯人仍然能成功地在数十年内控制着莫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且有趣的是，他们才是侵略者。与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表现相比，威尼斯人突然变得很大胆，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距离其航线最近的土耳其政权击溃。公元1685～1686年，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侧攻占并摧毁了土耳其人的许多要塞，并在1686年8月30日夺取纳夫普利翁。这只是威尼斯人自1687年9月攻占土耳其人在新海尔采格的基地，开始肃清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的前奏。1698年奥斯曼人同意让步，承认威尼斯人对达尔马提亚以及莫里亚的控制。但该协议并没有保证长期的和平，因为在1718年7月，威尼斯人的舰队在希腊西部的马塔潘角（Cape Matapan）遭遇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丧失了对莫里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占据不了上风，因而选择了撤退。之后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签署的一份新协议保证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也是威尼斯人所需要的，毕竟这个时期该国的权势与影响力都在衰退。威尼斯人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保护黎凡特贸易，因为如今任何一个非地中海上的对手都不值得威尼斯人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保护共和国在达尔马提亚的领地。但威尼斯共和国证明了自己并非强弩之末，土耳其人不得不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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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公元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更遥远的西部发生的事情也在地中海产生影响，导致了英格兰人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以及更晚些时候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冲突。1655年，英格兰人占领牙买加（Jamaica），这里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就一直由西班牙占据，由于英格兰联邦护国公（克伦威尔）对占领表示支持，但它威胁到了西班牙舰队的安全，因此原本对护国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人转而暴怒。战云笼罩，英格兰舰队向南驶向加的斯，以侦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的海军的动向。他们有两点担心：一是西班牙国王会派遣海军解救牙买加，二是西班牙人的进攻会切断英格兰商船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如果可以的话，在地中海入口处建造一个英格兰基地将对战局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克伦威尔的探子蒙塔古（Montague）报告称：最佳选择是直布罗陀，但其防御十分坚固。于是，看似更合理的选择是在北非海岸地区寻找基地。然而，他认为倘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只要有一座堡垒以及“十二艘或十五艘灵活的护卫舰”的支援，就可以为英格兰人的贸易打开大门。可能选择占领的候选城市是此时由西班牙人控制的休达，以及葡萄牙人的指挥中心丹吉尔。但克伦威尔依然热衷于夺取直布罗陀，而后来的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力主派一艘装着独轮手推车和驻锄的船前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切断直布罗陀巨岩与大陆间的联系；但这艘船被西班牙人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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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英格兰在查理二世（Charles Ⅱ）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君主制，英格兰人也没放弃将他们的旗帜插到地中海入口处的念头。几乎立刻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公元1661年，葡萄牙再次摆脱西班牙而独立，英格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古老盟约得到延续，这不仅仅为英格兰带来了那位长期忍受痛苦的查理的王后——布拉冈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也带来了她丰厚的嫁妆，使英格兰获得了孟买（Bombay）和丹吉尔。如此一来，英格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地获得了通往地中海的基地，虽然丹吉尔的葡萄牙总督对于移交丹吉尔的命令极为气恼，认为这么做是对其从1471年以来就控制着这里的先辈们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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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此事的外国人也相当吃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ⅪⅤ）致函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抱怨道：英格兰人正打算控制直布罗陀海峡——他觉得，英格兰人可能会像丹麦人在波罗的海入口处征税一样，也向途经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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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格兰人来说，他们在看到丹吉尔破败的外观时颇为失望，还为每日的正常供水发愁，塞缪尔·佩皮斯报告称：“这个时候除了泉堡（Fountain Fort）之外没有其他水源，如果摩尔人知道这个情况，就可能掐断我们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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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本以为这里将会是查理二世王冠上一颗新的宝石。结果，这座城市却几乎是一座空城，需要重新移入人口。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仿效数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夺取附近的休达时的做法，将犯人流放到这里；第二种方法更为奇怪，将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口转移到这里。英格兰人本来的设想是，得到丹吉尔后，既能与大西洋的摩洛哥进行贸易，也可与地中海的柏柏尔人诸国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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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如果能达到，就将对发展与丹吉尔附近地区的统治者的友好关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位统治者就是阿卜杜拉·盖兰（Abdallah Ghaylan），英格兰人称之为盖兰德（Gayland）；他统治着平原地区的四个阿拉伯部落以及山区的十八个柏柏尔部落。据说，他身形肥胖、生性狡诈、好色贪婪，“谨慎又放纵：性格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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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英格兰人的态度在友好或者至少给予友好承诺与敌对之间不断摇摆；例如，他拒绝了英格兰人从丹吉尔郊区收集柴薪的要求。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从英格兰总督那里赢得了大量特权，因为后者不想在这座新殖民城市还没有好好稳固时就遭遇安全问题。最后，盖兰的要求愈发离谱（他要求得到五十桶火药以及英格兰船只的使用权），不久之后，摩洛哥军队因偷牛而与英格兰士兵发生小规模冲突：冲突当中有600多名英格兰士兵被杀，其中还包括总督蒂维厄特勋爵（Lord Teviot），随后风向突变，盖兰又再次与英格兰人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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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治下的丹吉尔发展成一座欣欣向荣的港口城市。第一任总督所见到的空旷城市很快被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填满：除了1200～2000名守卫士兵外，还有大约600名平民，包括不同时期来到这里的荷兰商人、葡萄牙修士、穆斯林奴隶以及来自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积极地与穆斯林进行贸易，因此英国人对他们心存疑虑。塞缪尔·佩皮斯的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与他的妻子为躲避宗教裁判所，从西班牙逃了过来”；英格兰守军的首领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咒骂道，‘这个该死的家伙，就应该被烧死！’结果他们又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并被火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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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访者则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佩皮斯提到，土耳其商人或亚美尼亚商人从遥远的士麦那来到这里，他们把货物放在沙滩上“再运到非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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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寻找安全场所的商人们来说，丹吉尔周围新建的雄伟的防御工事能够给他们巨大的鼓舞；这里的防波堤也很壮观，尽管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拒绝了设计此防波堤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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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对于丹吉尔的价值，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当公元1665年接任蒂维厄特勋爵的总督贝拉西塞勋爵（Lord Belasyse）抵达后，他特别强调了这座城市的价值：

国王陛下从这座城市获得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领地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他能亲临此地，就会欣赏到以下景象：通向西班牙的海峡，往来的船只，非洲富饶的山脉，散发出芳香的鲜花，罕见的水果与蔬菜，美妙的音乐、肉食与葡萄酒，等等，这些似乎在这里是应有尽有，或者即将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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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乐观的期待。此时与荷兰人的战争已初现端倪；荷兰人打算组建一支地中海舰队，英格兰人的还击则是加强其与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的政治与商业联系。于是，荷兰人摧毁了向丹吉尔运送必需物资的小舰队，数月后，也就是1666年初，路易十四决定支持加尔文派的荷兰人对抗英格兰人。他的大臣柯尔贝尔（Colbert）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此时直接负责派遣舰船在地中海抗击英格兰人。但英格兰的“丹吉尔人”（Tangerine）海盗在与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对抗中相当成功，他们把所缴获的船只与货物带回丹吉尔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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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殖民城市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在许多方面，最严重问题在于伦敦，而非直布罗陀海峡。经营丹吉尔的代价对于一个同时在数个战场上陷入冲突的英格兰政府来说，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只要丹吉尔主动投入与荷兰人的战争，英格兰在此地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此外，同样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丹吉尔是英格兰人与柏柏尔统治者，特别是阿尔及尔的柏柏尔统治者合作，或者合力对抗那些不遵守与英格兰所签协议的柏柏尔海盗的一处有效的基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英格兰需要在地中海的门户地带建立一处基地，特别是在与盖兰这个立场模糊的人为邻的时期，这迫使英格兰人从别处运来武器和人员，以守卫丹吉尔的生活物资。

上述原因使得查理二世在公元1683年重新考虑他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他在财政上还需依赖其老对手路易十四，而路易十四对于英格兰的殖民地一直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二世无力再对摩洛哥人开战。于是，查理二世决定从自己的私人收入中拿钱来支付丹吉尔的防御费用，这笔费用每年为7万英镑，总共160万英镑，但他知道不能无限期地这么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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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把这座城市还给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许多英格兰商人认为丹吉尔的价值在于对抗海盗），或者将它转交查理二世的新盟友——法国人（法国人的舰队已经发展得极为庞大，1683年时已拥有276艘战舰）。但到最后，1683年，被派往丹吉尔的最后一位总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得到的明确指令是：夷平这座城市，摧毁防波堤。因此，1684年，英格兰人最终撤离丹吉尔，留下了一堆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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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念头一直都在。查理二世带着浓浓的遗憾放弃了丹吉尔，此时距离英格兰得到这座地中海城市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如今英国的旗帜还在其上飘扬。

3

英格兰人一直想在地中海入口处获得基地的念头最终成为现实，然而，得到直布罗陀却不是英格兰人周密计划的结果。按照约翰·希利爵士的著名说法，英格兰人是“一不留神地”得到了直布罗陀。显然，公元17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王位继承危机将整个西班牙撕裂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国王是查理二世（1700年去世），他没有子嗣，据说还是个白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近亲婚姻对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损害。在遗嘱中，查理二世指定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Anjou）公爵菲利普·德·波旁（Philip de Bourbon）为其继承人；毫不奇怪的是，法国的邻国均认为，倘若一位法国王子继承了西班牙在欧洲、地中海以及美洲的庞大帝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会使法国成为比西班牙最鼎盛时期还要强大的世界强国。另一个选择是延续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世系，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中选择一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由于英格兰国王现在是荷兰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因此荷兰人与英格兰人的利益逐渐趋同，尽管英格兰人认为自己“对商业利益与航海利益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且荷兰人的看法也差不了太多；但如果一位法国王子成为西班牙国王，那么“只要这位来自法国的国王感觉时候到了，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的地中海贸易就会完全丧失，因为这位国王将在法国的帮助或支持下，成为整个海峡、地中海上所有地区和港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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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国王想得更多，他说：

至于地中海贸易，必须在北非海岸获得港口；例如休达或奥兰，以及西班牙海岸的某些港口，例如梅诺卡岛的马翁，据说这是一处非常优良的港口；也许我们应该获得整座岛屿以确保得到这个港口。

但路易十四固执地认为，诸如休达、奥兰以及梅诺卡这样的西班牙领地绝对不能被英格兰人占据，他们对西班牙的遗产无权提出任何要求。可以确定的是，梅诺卡岛不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但“它会使他们成为地中海所有商业活动的主人”，除荷兰人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都会被排除在外”。英格兰人或荷兰人占据马翁会削弱土伦作为法国海军指挥中心的战略价值，而且，由于柯尔贝尔的去世，当法国海军建设不似以往那样积极有效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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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认为波旁家族的安茹公爵菲利普以及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三世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公元1701～1714年），是其获得利益的机遇：可以借机去征服加勒比群岛，战胜西班牙舰队的时机已成熟。英格兰人还在犹豫是进攻加的斯还是直布罗陀，但其终极目的是介入西班牙的大西洋交通，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不亚于不断被提及的对地中海上英格兰贸易的保护。加的斯是一座更大、更富庶的城市；直布罗陀比较小，但其战略位置更为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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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年7月，在英格兰舰队司令鲁克（Rooke）的旗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决定：由达姆斯塔特-黑森（Darmstadt-Hesse）的乔治王子指挥军队进攻直布罗陀。其目的不是为英格兰夺取直布罗陀，“而是迫使其服从西班牙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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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指的只是其中一位西班牙国王，也就是奥地利推出的候选人。在一封浮夸的国王来信中，直布罗陀的居民被要求接受查理三世作为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却有礼貌但又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法国的君主候选人“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忠实与虔诚的子民”，最后还祝黑森的乔治长命百岁。直布罗陀凭借它的城墙以及优质的火枪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他们防守人员短缺，入侵者人多势众。后来，入侵者成功地俘虏了在巨岩南端的欧罗巴圣母礼拜堂（shrine of Our Lady of Europa）内避难的妇女和儿童，于是直布罗陀的市议会与军事总督一致同意：“对于尊贵的陛下而言，我们接受条件投降要比毫无目的的坚守更令他欣慰，而这也是这座城市及其附庸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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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陛下”仍然指菲利普，而非查理。因此，直布罗陀投降，并得到保证：征服者不会强制推行新教——毕竟，他们是以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名义夺取了这座城市。当地居民撤退到距此不远的内陆的圣罗克（San Roque），那里至今仍被认为是直布罗陀原住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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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由谁来管理巨岩的讨论，一直以来的明确观点是，英格兰军队以正义的西班牙国王之名完成了此次征服：“英格兰不会声称她是为自己征服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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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希望把直布罗陀作为进入西班牙的大门：从直布罗陀沿海路对加泰罗尼亚发动攻击的计划得以通过，国王查理三世也亲临直布罗陀具体落实该计划。然而，事实却略有讽刺，现在他的确拥有第一块西班牙的领地，但不久之后，直布罗陀却永远地被英格兰女王所占据。现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直布罗陀“无法保护一支舰队免受另一支更强劲舰队的攻击，而只能为单艘舰艇或四五艘战舰提供安全庇护，因此在这方面它对我们的贸易有着巨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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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开始注意到，拥有直布罗陀就开启了控制西地中海的更大可能。驻里斯本的英格兰大使梅休因（Methuen）警告称，倘若查理三世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斗争中失利，“英格兰也绝对不能放弃直布罗陀，因为这里永远是我们在西班牙的商业与特权的保证”。英格兰人在宣传时称颂直布罗陀的价值，“它位于海峡入口处，正处于我们商业活动的最中心，控制着各地的商业贸易，我们的巡航船从这里出去震慑法国东部与加的斯之间的所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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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才是王道：事实上，直布罗陀只是一座小小的、废弃的城市，它的船坞还没有建好。

公元1711年，神圣罗马皇帝也就是查理三世的哥哥约瑟夫一世（Joseph Ⅰ）去世，权力平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查理有可能被选为皇帝，甚至能够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东部领地调集更多资源投入西班牙战争。但是，没有人乐见查理五世皇帝的双重帝国再次出现。要让英国政府接受菲利普成为西班牙国王并不困难，只要仍旧把西班牙最南端这个不太重要的海峡（从巴黎的角度看）交由英国人控制。双方的争吵没完没了且非常复杂。偶尔，法国人会站在菲利普五世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将西班牙“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出让的想法；后来就开始争论出让直布罗陀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为简单的观点是：它仅仅是个城堡、市镇和港口，周围没有土地，甚至没有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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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直布罗陀究竟是什么？

公元1713年4月11日签署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意欲解决上述问题。该条约的第十条规定：英国人承认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国王，条件是：

割让直布罗陀的市镇、城堡，以及港口、防御工事、堡垒以及附属堡垒的全部、完整的所有权，他（西班牙国王）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永远放弃以上所列举之物的所有权利。

天主教徒在直布罗陀可自由信教；但基于菲利普国王的请求，英国女王表示同意，犹太人和摩尔人不得生活在直布罗陀，不过来自摩洛哥的商船可在此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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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座城市的新统治者来说，该禁令不过是个易被打破的承诺，在1704年英国人夺取直布罗陀到1713年条约签订的短短数年中，摩洛哥的犹太掮客已经来到此处。他们通过向海军提供食物和装备获得了丰厚利润。即便如此，仍需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直布罗陀的潜力才能真正实现并释放出来：巨岩地区没有足够的补给品，也缺乏修补舰船的设备，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在18世纪时，除了犹太人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热那亚人来到这里。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出现了，里面充斥着掮客、小贩、船上的杂货商；但直布罗陀由将近五千名海员构成的流动人口统治，许多平民所生活的区域只能用肮脏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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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乌得勒支和约》还将西班牙的另一块领地梅诺卡转让给大不列颠。在公元17世纪70年代，与柏柏尔海盗进行小规模战斗的英国舰船得到西班牙人的允许，把梅诺卡作为储粮站，但这里的设施很差——没有大型仓库，有特别多的老鼠，不过“这里的面包、葡萄酒、母鸡、鸡蛋等所有东西都很便宜，八里亚尔就可以买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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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年，英国人就占据了该岛，但其盟友查理三世不愿意让出宗主权；当英国人决定转而与菲利普五世谈条件时，虽然这对法国不利，这位波旁家族的男人还是同意出让该岛，不过答应之后他就立即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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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认识到梅诺卡的重要性，直布罗陀可以充当该岛的中间站——在地中海建立英国人的永久基地的伟大战略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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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前的问题是该岛资源匮乏。军队驻扎于此时，梅诺卡无法供养所有人，因为当地出产的谷物仅能满足当地居民自己的需要，当地牲畜的肉也比较粗糙。梅诺卡岛上有些地方寸草不生，所以木材供给也无处可寻。甚至为军队安排住处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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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干旱的梅诺卡服役被看作一种磨炼。然而，岛上的马翁港却是地中海最好的天然港口：它有三英里长，有些地方有半英里宽；其入口约两百米宽，敌船很难驶入港口进行侵扰。此外，入口处还有坚固的圣菲利普堡提供保护。这座海港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战略价值，它使英国拥有了一个距离法国南部很近的基地：由此向东北二百二十海里处就是土伦的法国舰队。身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斯坦厄普（Stanhope）写道：“英国永远不能放弃这座岛屿，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它都能够控制地中海。”他还强调此处对将法国人牵制在海湾内有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人控制敦刻尔克（Dunkirk）是为了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人一样，为了制服地中海上的法国人，他们就需要控制梅诺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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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开始琢磨，梅诺卡是否还有其他未发现的潜能。凭借这样的天然良港，梅诺卡岛将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如果商业发展起来，梅诺卡人会变得“富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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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凯恩（Richard Kane）是岛上副总督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创造了新的繁荣景象。沼泽排干了，变成了果园［直到今天，岛上仍然种植着一种名叫“奎恩”（quen
）的梅子，即“凯恩”之意］，他从北非引入了种牛，希望改善岛上牲畜的体形与品质。凯恩具有公元18世纪英国改革者的品质，这些改革者在凯恩的家乡引领了农业革命。到1719年时，连接马翁与休达德亚的道路竣工——这项工程历时两年，今天仍然被称为“凯恩先生大道”（Camí d’En Ka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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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翁被定为新首府，取代了西海岸的休达德亚（古代的亚摩纳）。这加剧了梅诺卡当地居民，特别是岛上的贵族们与英国当局间的分裂。在英国当局看来，岛民们忘恩负义且丝毫不配合：1777年，岛上的副总督穆雷（Murray）致信岛上的治安官们（jurats
），询问他们是否盼着宗教裁判所或柏柏尔海盗重新出现，如今英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上述两者的侵扰，而且英国人还将他们从过去的贫穷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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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翁成为英国努力改善岛上状况的焦点：新的船坞被建造起来，平直的道路被修造起来，这种道路至今依旧是该市的特点。英国建筑的印迹仍可从房屋的框格窗看出，它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南部的沿海城镇，而非西班牙的城镇。

所有这些英明的计划本身无法推动梅诺卡成为地中海一流商港之一；这里仍然主要是海军基地。英法（以及英荷）之间的竞争通过贸易以及战争来解决，而且，虽然英国的地中海贸易成功地维持下来，但在公元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人才是市场的领袖。法国的织物生产商更好地满足了黎凡特市场的需求，他们所提供的色彩鲜亮明快的布料更符合土耳其人的品位以及当地气候。英国与土耳其的贸易活动在前一个世纪获得了成功，但此时大幅收缩，在1700年到1774年，其出口额从23.3万英镑降至7.9万英镑。在18世纪，法国人通过马赛而在与士麦那交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士麦那也成为奥斯曼人与西方贸易的主要中心，不过士麦那还与叙利亚、塞浦路斯、亚历山大、萨洛尼卡、柏柏尔人诸国以及君士坦丁堡有着繁忙的商业往来（也要考虑到偶尔的中断，例如1720年马赛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这段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在总体上有所增长，但它与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贸易增速更快。此外，与地中海国家的纷争，无论是与法国还是与西班牙，都会阻碍英国商业的发展。他们所推行的各种绝妙政策——使梅诺卡成为西地中海的粮仓，或发展本地的棉纺业，或建造盐田——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36]

鼓励商业的政策还对梅诺卡的社会产生了其他重要影响。在英国人占领之初，特意划出一片地区供新教徒、犹太人和希腊人生活。英国人承诺保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不过始终有挥之不去的疑虑，认为天主教一定不会忠于英国国王（这种说法被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大量天主教士兵证明是错的）。然而，天主教当局却怨恨英国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诸如宗教裁判所这样的古老制度在英国人治下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公元1715年以及1721年，总督凯恩颁布法令，将外来的天主教牧师驱逐，还对教会法庭的权限加以限制。最后，凯恩决定：是时候在梅诺卡岛上建造英格兰国教的教堂了，这将是（有人明确指出）在地中海建造的第一座圣公会教堂。英国人从未像在直布罗陀所做的那样，承诺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梅诺卡，到1781年时，梅诺卡岛上已经形成了500人的犹太社区，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犹太会堂。随着数百名希腊人的到来，梅诺卡岛上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进一步强化，尽管这些希腊人来自附近地区——科西嘉岛上一个由希腊难民组成的社区。希腊人获得了建造一座教堂的权利，但对其抱有敌意的天主教徒却拒绝向他们出售建造教堂所用的土地，即便这些希腊人的宗教领袖属于东仪天主教会——他们承认教宗权威，只不过遵循的是希腊人的教仪。经历了数个世纪严厉的宗教裁判后，梅诺卡本地人已经难以忍受不同的宗教信仰，而英国人则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矛盾。

[37]

梅诺卡的精英们分属不同的社区（universitats
），他们仍然认为英国人是道德败坏的入侵者。梅诺卡的贵族规定女儿们不能与英国军官有任何联系，一些军官极其恶劣地习惯于去女修道院勾引漂亮的修女。公元1749年，三名追求浪漫的修女从位于休达德亚的女修道院逃离，藏身于一位英国军官的住处。她们改宗英国圣公会，并嫁给了英国军官，这件事在本地官员看来是巨大的丑闻，而总督只是发布一道指令，要求他的士兵不能结交岛上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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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殖民当局与海岛原住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然而，英国人的占领时间相当长，足以留下他们的印迹（从伦敦引入的一种外来品便是印刷厂）。梅诺卡的加泰罗尼亚人在船坞中学到些新词：表示“红木”的m
óguini
，表示“螺丝钉”的escr
ú，表示“统治者”的rul
等。甚至梅诺卡人的饮食也迎合了英国人的口味，如肉汁（grevi
）和用伦敦的杜松子酒酿成的杜松子味的烈酒。梅诺卡儿童们喊的口号“faitim
！”源于英语的“和他斗！”

[39]

英国人并没有在梅诺卡的防卫上无所作为。圣菲利普堡是大英帝国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它有可供人们藏身的深入地下的隧道网络，隧道里还能使存储的物品保持干燥，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伦敦政府才能解决：兵力短缺。

[40]

公元1756年，英国海军将领宾（Byng）意识到梅诺卡难以抵挡法国人的入侵，因为兵力短缺且没有足够的海军支援，英国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他本人）危在旦夕。后来对英国人海军将领宾的审判与处决，使得法国人占领梅诺卡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年战争不仅仅发生在地中海，也发生在俄亥俄河畔（Ohio），在那里，法国人想要建造一道防线，从南部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延伸到北部的五大湖；这样做就可以将北美的十三块英国殖民地限制在北美的东海岸。法国人还力求将地中海的英国人限制住，使其注意力转向土伦附近海域，也就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地。伦敦收到了一些报告称：法国人在那里配备了十六艘或十七艘战舰。卡塔赫纳的英国领事似乎知道对方究竟在做什么：

我收到的情报称：有100个营正全力开赴鲁西永，这些军队的目标是梅诺卡，他们将要乘坐如今停泊在马赛的商船抵达梅诺卡，土伦的所有战船负责护航。

[41]

起初，地中海只是七年战争的次要舞台，但局势很快变得明朗起来，英国人希望把梅诺卡作为基地，以干扰法国人的黎凡特贸易。

英国政府部分是由于缺乏资金，无力回击法国人的威胁。海军上校宾是一位极有能力的指挥官，但当他受命指挥一支只有10艘战舰且总人数不足722人的小舰队时，他就已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其他军舰被派往大西洋执行任务，以致他的舰队延误了时日。宾的任务是：若梅诺卡被法国人占领，他就夺回来；若尚未受到攻击，他就需要封锁土伦港。

[42]

当他在公元1756年4月刚刚离开朴次茅斯（Portsmouth）前往地中海时，法国舰队就已经登陆梅诺卡，其指挥官包括海军指挥官德·加利索尼埃尔（Galissonnière）侯爵和陆军指挥官德·黎塞留（de Richelieu）公爵。这位黎塞留是曾为路易十三效力的那位才华横溢但寡廉鲜耻的黎塞留的侄子；加利索尼埃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海军人才，不过其晋升速度较慢（可能因为他个子矮且驼背）。加利索尼埃尔保证法国舰队拥有了可完成这项任务的规模：他有163艘运输船，可运送1.5万名士兵。战列舰中包括“闪电号”（Foudroyant
），该船装备着84门大炮，英国人的小舰队（总共14艘船）中没有可与之匹敌者，即使其旗舰“拉米伊号”（Ramillies
）也做不到。

[43]

法国人毫不费力地在休达德亚登陆并赢得了梅诺卡人的支持，后者一直渴望着摆脱信奉新教的英国人的统治。岛上有副总督凯恩修建的优质道路，法国士兵沿着这条路向东来到马翁，不过英国人派出一队由犹太人和希腊人构成的工兵将道路表面破坏，给带着重炮行军的法国人造成很大困难。即便如此，数日之后，英国军队手中就只剩下圣菲利普堡了。

[44]

因此，当公元1756年5月中旬宾率军抵达巴利阿里群岛附近海域时，他的任务就是驰援圣菲利普堡。在与高级军官们召开的战前会议上，宾大致列出决定其小舰队战略部署的关键问题：有没有可能攻击法国舰队从而解救梅诺卡？显然不行。即便这片海域没有法国舰队，他们能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梅诺卡岛吗？结果依然是不行。但如果他们失败了，直布罗陀会不会危险？会的。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一致认为，舰队应该立即前往直布罗陀。”

[45]

只剩副总督单枪匹马地守卫圣菲利普堡，他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而宾上校，则成了英国政府拖沓、吝啬的替罪羊，因为英国政府必须向愤怒的民众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地中海的属地会落入其宿敌之手。宾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有力地回击了关于他应为战场失利负责的指控，然而，1757年3月14日，他还是被判有罪并被处决。梅诺卡的陷落当然不是他的错。

[46]

那些想帮他说话的人中包括其英勇的对手德·黎塞留公爵以及与公爵通信的伏尔泰，在其名著《老实人》（Candide
）中，他写道，老实人来到朴次茅斯港，看到一位英国海军上校被处决：“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不时地杀死一位海军上校是件好事儿，这样可以激励其他人。”

法国人对梅诺卡岛的控制只持续了数年；英法和约使此岛于1763～1782年回到英国人手中，后来经过西班牙的短期统治后，在1798～1802年，它又回到英国人手中，在与拿破仑的战斗中，这座岛屿又有了新的战略意义。然而，虽然英国人意识到这座基地在西地中海拥有的战略优势，但他们在梅诺卡始终没能高枕无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这座岛屿干燥且荒凉，虽然它邻近法国、西班牙和非洲，但这里却是偏僻荒凉之地（许多世纪之前，塞维鲁主教亦曾如此抱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梅诺卡岛当作诱饵，把它让渡给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从而与另一个地中海强国建立牢固的友谊。

[47]

这些讨论发生在1780年，在英俄之间展开。为了解释俄国如何突然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有必要后退数年时间重新梳理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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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1805年）

1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引起了俄国沙皇对地中海的兴趣。从公元17世纪末开始，俄国的势力向南扩张到亚速海（Azov）与高加索山脉（Caucasus）。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从波斯帝国割走部分领土，结果，统治克里米亚的奥斯曼人感受到了威胁。

[1]

此时，俄罗斯人因与瑞典人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而无暇南顾，但彼得仍然想办法寻找通往黑海的自由路径。这些计划带有彼得所立志改变的老俄国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他所立志建立的、以新技术立国的俄国的特征。当彼得在波罗的海建立新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sburg）时，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消逝：沙皇是拜占庭皇帝在宗教上，甚至政治上的继承人，而俄国是“第三罗马”。此外，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人已经拥有了成百上千艘战舰，足以挑战黑海上自负的土耳其人，不过，其舰队还无法发动一场全面海战。虽然彼得大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历，曾化名彼得·米哈伊洛维奇（Pyotr Mikhailovich）访问了西欧的造船厂，但俄罗斯人建造的舰船仍很糟糕。总的说来，这支舰队“纪律松弛、训练无序、士气涣散，没有操作经验，管理和装备都很混乱”；时人评论称“俄国海军管理的糟糕程度堪称第一”，因为帝国海军仓库中的大麻、焦油和钉子已经被耗尽。俄罗斯人开始雇用苏格兰海军将领来帮他们建立现代指挥体系，他们还从英国购买海军所需物资；此外，英国与俄国间的商贸联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当18世纪英国的黎凡特贸易渐趋衰退时，英俄之间的商贸关系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繁荣状态：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每年驶往黎凡特的英国商船最多不超过72艘，而驶向俄国的有700多艘。

[2]

由于北海、波罗的海与大西洋经济联系的持续增强，因此相对而言，地中海已经逐渐落后。

由此一来，毫不奇怪的是，将俄国海军带入地中海水域的不是地中海的局势，更不是黑海的事件。在遥远的东北欧，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帮助她推举的候选人夺取波兰王位；在追捕反对新王一派势力的过程中闯进奥斯曼的疆域，于是公元1768年，他们发动了俄土战争。

[3]

1766年，英国人已经与叶卡捷琳娜缔结商业协议，并坚信在谨慎的操作下，女沙皇叶卡捷琳娜能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政府认为：俄国海上力量的扩张会增强它对英国的依赖，因为其扩张只有通过英国人的帮助才能实现。英国政府还相信，如果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胜利没有阻止法国人的话，那么法国商人最终也会进入黑海。英国人的政治意识当中首次出现了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即俄国的舰队将肃清地中海上那些威胁英国利益的势力。路易十五（Louis ⅩⅤ）的大臣德·布罗伊（de Broglie）在这个问题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俄国海军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将威胁到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

[4]

不过，俄国在地中海有所收获的机会微乎其微。黑海舰队没有实力挑战经过奥斯曼首都的博斯普鲁斯通道，因此俄罗斯人决定派出五支分遣舰队从波罗的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所以，无论在北海还是地中海，俄罗斯人都有必要利用一个友好国家的海军设施——坦白地说，他们的一些舰船无法适应数月的海洋航行［它们刚抵达英国的赫尔港（Hull），2艘大型舰船就需要进行大修，其中之一还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英国人想要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海军部却签发命令：俄国人的船可以在直布罗陀以及梅诺卡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公元1770年1月，4艘俄国战舰在马翁建造完工，俄罗斯人任命了一名希腊商人作为他们驻马翁的代理人。

[5]

当土耳其人还在抱怨英国人怎么可以向俄国舰队提供帮助时，俄罗斯人已经向东挺进，公元1770年7月6日，与土耳其海军在希俄斯岛后方的切什梅（Çesme）交火。战争伊始，俄罗斯人困难重重：当一艘土耳其战舰燃烧的桅杆落到他们一艘船的甲板上时，后者发生了爆炸。不过最后，俄罗斯人非常幸运：一阵猛烈的西风使得他们能够在希俄斯岛与土耳其本土之间的海峡中使用火船攻击，水面上的许多土耳其船只被烧毁。奥地利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还颇为担心：“整个欧洲都需要包容这个民族，因为土耳其人完全无法与之匹敌。”

[6]

尽管他们获得了一场胜利，但要想赢得整个海洋的控制权，俄罗斯人对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仍毫无头绪；然而，他们建立了一些补给站，数年之后，他们攻入爱琴海，且与土耳其人发生小规模冲突，甚至殃及最南处的达米埃塔，他们在这里抓捕了大马士革的总督。但正如过去英国人借助梅诺卡所领悟到的那样，真正重要的在于拥有一处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性位置的港口，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人所缺少的。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感觉到地中海力量的平衡正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奥斯曼人实力的衰退以及威尼斯的日渐衰弱，留下一个真空地带；此后人们会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甚至丹麦人、瑞典人，以及美国人也都介入地中海，即便他们的主要利益在别处，并不在地中海。事实上，这就是问题的一个侧面：除了老资格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每个民族都把地中海视为他们所必须经营的许多政治和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入大西洋海域的柏柏尔海盗也是如此。在英国人的反制面前，法国人的沉默使得俄罗斯人可以放手介入东地中海。

[7]

事实上，在公元1774年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俄罗斯人已经排除万难，有效地控制了黎凡特海域。不过，他们未能占领爱琴海的主要岛屿，如利姆诺斯岛和印布罗斯岛

[8]

。这两座岛屿控制着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如果他们只能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出地中海的话，很难说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长期坚持下来。

[9]

俄罗斯人还需要算计一下他们能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好处：控制东地中海本身不是目的，这一点在1774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的和约中明确体现出来。按照《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的规定，土耳其人首次承认俄罗斯人对黑海部分海岸的控制；俄罗斯人也得到权利，可派商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这使得连接黑海北岸与地中海的古老商路的复苏成为可能。如今，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考虑俄国正教对东欧基督徒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对希腊人的责任。1770年，俄罗斯人挑唆希腊人发动了一场重大的但毫无结果的起义。为受到压迫的奥斯曼治下的希腊正教提供帮助的理想，是其更伟大理想中的一部分：为正教基督教世界收复君士坦丁堡，这才是俄国沙皇们惦记很久的“伟大理想”。

[10]

2

数年之中，在爱琴海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人的胃口，他们开始考虑在地中海进一步冒险。这些计划的一贯特征是非地中海起源之民族行事的方式。公元1780年，英国政府深陷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由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向北美初生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提供援助，英国的局势相当危险。从1779年到1783年，直布罗陀再次遭到西班牙的封锁，最后还受到无情的炮轰，在这样的打击下，总督艾略特（Eliott）顽强地坚守下来。

[11]

重压之下的英国，有必要找一些盟友，尤其是拥有战舰的盟友，显然俄国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友谊必须付出代价。英国大臣斯托蒙特（Stormont）想要诱使叶卡捷琳娜联合攻击梅诺卡，指出“具有这样地理位置的港口对俄国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思量”。他还主张“彼得大帝曾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俄国得到梅诺卡，英国政府就只有高兴而不会有别的想法。有流言称，英国的敌人试图把俄罗斯人拉入他们的阵营，愿意将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特立尼达（Trinidad）让给俄国，这让斯托蒙特担心不已。这位英国大臣明白地中海对于俄罗斯人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俄罗斯人对于把加勒比海诸岛作为条件很是不满，暂且不论抛出这诱饵的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臣波将金（Potyomkin），因其个子太高，得低头俯视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詹姆斯·哈里斯爵士（Sir James Harris），说：“如果你们把那么遥远的殖民地给我们，就是要毁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战舰很少驶出波罗的海，你们怎么还想着让它们跨越大西洋？”詹姆斯爵士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只有一个地方能诱使女皇与我们结盟，那就是梅诺卡”；那将成为“女皇荣耀的纪念碑”。在波将金的设想中，他们不会去琢磨如何获得梅诺卡人的支持：梅诺卡人将被驱逐，希腊人会被安置在那里。梅诺卡将成为正教在西地中海的堡垒，成为俄罗斯人与奥斯曼人斗争的前哨。

哈里斯面对的问题是，这仅仅是一个建议，说明波将金及其政府的兴趣所在；英国政府并未真正批准出让领地，而俄罗斯人更享受这种在分裂的欧洲充当权力掮客的机遇。一方面，叶卡捷琳娜确实垂涎梅诺卡；另一方面，她知道英国会要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回报，那就是俄国海军的支持。她还知道梅诺卡很难抵御来自西班牙人与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她曾经说：“我不能陷入诱惑。”因此她决定她的使命是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而不是激化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冲突。她那重视实际的判断力最终占据上风，而且她的判断在一年内就被证实，因为此时西班牙人的注意力转向了梅诺卡，并在公元1782年2月从英国人的控制下夺取了该岛。

[12]

一位匿名作者，很可能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对于与这位女沙皇有关的一些事件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论：

英格兰曾经有充裕的时间来思量，有足够的理由来拒绝那项荒谬、昏聩的政策，在这政策的影响下，她得到的是迟疑不决的盟友，始终存有疑虑的伙伴，一个以波的尼亚湾（Bothnic Gulf）的底部为根基，在地中海、爱琴海及其岛屿上建立起新的海洋帝国的伙伴。

[13]

这是在数年之后写成的，那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后悔之前对俄国的支持。而现在，在1778年，英国政府还想知道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是否有兴趣协助英国封锁英吉利海峡，以阻止俄罗斯人经由这里进入地中海。

[14]

尽管叶卡捷琳娜拒绝接受梅诺卡岛，但这些协商以及最后英国人对俄国人热情的衰退，均表明俄国已经在地中海战争与外交事务中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以后一直维系着。公元1783年俄罗斯人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在黑海沿岸的扩张（导致敖德萨的建立），使得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因为女沙皇如今已经拥有了向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商业与军事冒险的基地。而这靠的是与土耳其人关系的变化；1789年，当叶卡捷琳娜与“高门”开战时，得到俄罗斯人授权的希腊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对土耳其船只进行骚扰。他们还得到威尼斯的热心支持，这也是后者作为独立共和国所参与的最后行动：一位名叫卡宗内斯（Katzones）的希腊船长被允许使用威尼斯人治下的科孚作为基地，这促使俄国考虑这座岛在地中海上可能的优越地位。卡宗内斯给土耳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麻烦：他夺取科托尔湾的新海尔采格城堡，还袭击遥远的塞浦路斯。1789年，三支“毫无纪律、组织严重无序、半海盗性质的小舰队”悬挂着俄国国旗，刺痛了奥斯曼人。

[15]

他们的掠夺将地中海的不稳定完全暴露出来。

重新稳定地中海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签署和平条约，至少在短期内和约解决了因领土而出现的纷争，使得商船拥有了安全的通道。因此，在公元1792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和约后，俄国在地中海的贸易立即得到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敖德萨的绝佳地理位置——它几乎不受冰雪的影响，还拥有通往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开阔地带的便捷通道。在其正式建立之年，即1796年，敖德萨已经能容留49艘土耳其商船、34艘俄国商船以及3艘奥地利商船，它吸引着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南部斯拉夫的居民到此定居。商人们从科孚、那不勒斯、热那亚与的黎波里纷至沓来。再看未来，1802～1803年，敖德萨已经非常繁荣，从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葡萄酒、干果与羊毛，希腊和意大利的货运船为了行驶方便，悬挂着土耳其、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旗帜；与此同时，俄国的黑海诸港口对外出口谷物，其价值约为进口商品价值的两倍（事实上，1805年谷物出口总值已经达到惊人的 570万卢布

[16]

）。倘若不能自由地穿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种通行只有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才能实现，或者俄罗斯人战胜了奥斯曼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使其重回正教控制之下——这样的商业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敖德萨建立的那一年，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Paul）继位，其野心远远超越了他的母亲，而她足够聪慧，知道俄国势力的极限在哪里。保罗在公元1782年就曾到地中海游历，假借“北方伯爵”之名微服出行，游遍了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这段经历使他对地中海产生了兴趣，打算在这里建造俄罗斯人的立足点。

[17]

在他短暂的五年统治期内，他再次推动俄国向地中海核心地区发展。俄罗斯人仍然想要在地中海寻求一座岛屿作为基地；但沙皇保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梅诺卡岛以东地区，关注点变成了马耳他。与以往一样，促使俄罗斯人介入地中海事务的是地中海以外的局势变化，起初保罗的兴趣不在那座岛，而是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与俄国在很多年前就有了联系。彼得大帝曾在1697年派遣他的将军鲍里斯·切雷梅托夫（Boris Cheremetov）到访马耳他，提议与骑士团联合发动对奥斯曼人的攻击。俄国的舰队在黑海迎击土耳其海军，而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强大的马耳他舰队可在爱琴海向土耳其人发动攻击。骑士团团长不想将赌注压在还不甚了解的俄罗斯帝国身上，毕竟，它仍然是东正教的堡垒。不过，切雷梅托夫给骑士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施洗者圣约翰（St.John the Baptist）手臂遗骨的热爱与忠诚令骑士团动容——这份圣物在庆祝圣灵降临节的仪式中要被送往瓦莱塔的修女教堂，为了展现骑士团的伟大魅力，这位来自另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客人也受邀参加。

[18]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骑士团与俄国宫廷也产生了一些纠纷。这源于一位波兰贵族留下的颇为复杂的遗产，并导致在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出现了一座医院骑士团修道院。

[19]

叶卡捷琳娜觉得自己可以利用骑士团来对抗其在波兰的反对者，于是在公元1769年邀请一位老朋友来到她的宫廷，这个人就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意大利籍骑士米凯莱·萨格罗莫索（Michele Sagromoso），她非常清楚此人将带来骑士团团长和教宗的信息，而教宗对于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大公教会极为热心。然而，当叶卡捷琳娜派遣一位立场模糊的意大利门客——可笑的卡瓦尔卡博（Cavalcabó）侯爵作为代表前往马耳他时，宗教问题再次出现。事情的开局有些不利：骑士团拒绝非天主教政权任命的代理大使，而且卡瓦尔卡博这个人也不值得信任，他被怀疑与骑士团中的狂热亲法派进行秘密交易。由于骑士团中有很多人是法国人，因此马耳他骑士团在法国也有丰厚地产。

[20]

卡瓦尔卡博的目标是为俄国舰队在马耳他争取到进驻权，这个时期的俄国舰队仍然在东地中海徘徊。到1775年时，这位备感挫败的女皇代表与古老的、长期被骑士团边缘化的马耳他贵族秘密筹划，徒劳地希望他们能够发动起义反抗暴君式的团长们，然后将他们的岛屿献给女沙皇叶卡捷琳娜。骑士团对叶卡捷琳娜这位代表的诡异行为越来越愤怒。他们突袭其位于瓦莱塔郊区弗洛里亚纳（Floriana）的居所，发现那里堆满了武器。于是，卡瓦尔卡博被驱逐，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生活在法国，在耻辱中过活，时刻担心会因诈骗而被捕。

[21]

于是，沙皇保罗与马耳他骑士团的接近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22]

保罗年轻时就学习了骑士团的历史，他浪漫地把骑士团想象成对抗革命的潜在的强大堡垒：团员们都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因对基督教的热情而团结起来，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异。他并不担心骑士团对天主教的认同，也从未怀疑过自己作为最伟大的东正教的君主，能与骑士团紧密合作。

[23]

在他的设想中，马耳他骑士团应该能在两条战线上为他提供支援：波兰-俄国的修道院能在东欧内陆抵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贡献资金与人力，而以马耳他为基地的骑士团，则会与俄国舰队一起在地中海向土耳其人施压。不久之后，东正教的统治者就能够收复古老的拜占庭土地。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还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的名字叫作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3

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公元1793年，就在革命政府向英国宣战后不久，似乎在某一刻英国舰队有能力制止法国舰队进入地中海水域。随着法国与其邻国的战争日益激化，以及对雅各宾（Jacobin）激进派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法国的一些省份爆发了起义。土伦市民通过选举将雅各宾派驱逐出政府，并请英国人帮助他们的城市免遭正向南进发的革命军的蹂躏。难民们蜂拥而至，食物供给出现短缺。幸运的是，由胡德勋爵（Lord Hood）指挥的英国战舰已经封锁了土伦；但这只是加剧了土伦资源的短缺。8月23日，胡德勋爵同意接管土伦，但条件是城里的居民需要承认王位的继承人是国王路易十七（Louis ⅩⅦ）。市民们忍气吞声地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恐惧平衡了他们对君主制所缺乏的热情。英国人占领土伦后，法国舰队的一半沦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但胡德几乎得不到地面部队的支援，因此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革命军在1793年12月17日夺取港口的入口处，也就是“小直布罗陀”（Petit Gibraltar）后，胡德意识到英国人守不住了。当他们撤退时，英国人摧毁了法国人的9艘战列舰以及3艘护卫舰，将以后法国舰队所需要的木材储备席卷而去。他们还带走12艘或更多的战舰，将其编到英国和西班牙海军当中。

[24]

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海军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之一，至少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大灾难同样严重。然而，土伦的丢失给英国人带来成堆的问题。只要拿破仑有新的动作，地中海的每一位英国指挥官都会着魔一般地关注着土伦。

[25]

英国的指挥官们必须想出新办法来应对法国舰队。一种解决方案是重建梅诺卡，在公元1798年时英国人已经重新占领梅诺卡，将这里作为最靠近法国南部的前哨。不过，在那之前，还出现了另一个更具诱惑力的可能。1768年，法国国王从热那亚人手中获得了科西嘉岛，而在此之前，热那亚人已经失去了对该岛的控制，科西嘉实际上被能言善辩、善于鼓舞人心的巴斯卡尔·保利（Pasquale Paoli）领导的革命军控制。后来，在法国向英国宣战之前，有消息在里窝那流传：革命政府对科西嘉没有兴趣，愿意把它出售。据称，俄罗斯人正积极地与热那亚政府商谈购买科西嘉的事宜，他们认为有可能把科西嘉岛发展成其在西地中海的海军基地。

[26]

这些谣言引起英国人对科西嘉的兴趣，当大不列颠要与法国开战时，这种兴趣更是增强了。

当土伦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时，巴斯卡尔·保利对科西嘉与英国结盟越来越感兴趣。他理解英国人失去土伦的重要意义，指出：“占领土伦是件好事儿；它会迫使英国人来解救我们。”而保利高估了科西嘉岛的作用。在我们眼前的这本书中，与撒丁岛、梅诺卡岛、克里特岛或塞浦路斯岛相比，科西嘉岛并没有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它能够为跨地中海航行提供的补给非常有限，与其他岛屿相比，它的出产也很少。科西嘉岛北部的巴拉涅（Balagne）出产一些谷物，这里自12世纪被比萨人统治后才开始开发农田，但科西嘉的社会是内向型的、孤立的、保守的，内部交通也相当不便。因此，热那亚人后来会放弃控制该岛也就不奇怪了。

[27]

然而，英国人却开始设想，科西嘉岛拥有未开发的潜力，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海军基地。也许，曾经有些漫无边际的提议提出，阿雅克肖（Ajaccio）最终可成为可与里窝那竞争的港口，科西嘉也会变成“掌控地中海以及黎凡特所有市场的大商场”。公元1794年，巴拉涅的圣弗洛朗（Saint-Florent）遭到英国人的袭击，数个星期后，科西嘉议会投票决定并入大不列颠；这座岛成为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治下的自治社区。科西嘉人拥有自己的旗帜，上有摩尔人的头像和王室的武器，并附一则格言：“要朋友，不要运气。”（Amici e non di ventura
.）

[28]

然而，英国人与科西嘉人的关系变了味道：保利的幻想破灭，因为拿破仑派遣激进分子回自己的家乡活动，革命委员会越来越活跃。公元1796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政府认为英国人在科西嘉的位置保不住了；科西嘉与英国的联合解散，英国军队撤离。此前关于提升科西嘉价值的希望也迅速落空。皮特还想着也许叶卡捷琳娜二世会愿意接收科西嘉岛，作为她承诺为英国舰船留出特殊通道的回报；他还想让她相信只要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六千的军队以及科西嘉议会的同意，她就能够控制整座岛屿。但这些建议还没有到达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就去世了。当时，对于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出现，英国人的看法是：俄罗斯人可能是有用的白痴，当英国人的精力和金钱主要用于对抗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的拿破仑时，俄罗斯人能够帮助英国完成一些次要的任务。

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地中海的控制权，就成为纳尔逊（Nelson）及其能力非凡的同僚们——胡德、柯林伍德（Collingwood）、特鲁布里奇（Troubridge）以及其他人的任务。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拿破仑在埃及建立法国基地，倘若拿破仑获得成功，就可以在更远的东方，也就是印度，干涉大英帝国的计划；从公元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人已经在那里确立了权威。英国人拦截到一封法国人的书信，信中讲到了发动埃及战役背后的争论：

政府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埃及与叙利亚：这些地区有着适宜的气候、优质且肥沃的土壤，可以作为法国商业的粮仓，充裕的仓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成为印度财富的贮藏所。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这些地区并进行日常管理，那么，几乎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眼光投得更远，即最终摧毁英国人在印度的商贸活动，使我们从中获利，并且使我们成为那里、非洲以及亚洲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考量一同诱使我们的政府发动对埃及的远征。

[29]

纳尔逊是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但将英法两国的冲突带入地中海腹地的是其对手拿破仑。我们再次发现，从俄罗斯人以及马耳他人的视角看整个事件是很好的方法，尽管有些不太正统。

拿破仑·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把马耳他视为一处值得争夺的珍宝。在公元1797年，当他还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名雇员时，他就曾撰文向其上司们建议，“对我们来说，马耳他有着很大的利益”，认为法国需要与骑士团团长达成谅解。在他看来，实现这一安排至少需要花费五十万法郎：现任团长自从中风后始终未能康复，其继承者据估计是德意志人冯·霍姆佩茨（von Hompesch）：

瓦莱塔有居民3.7万人，可以把他们安置在法国；地中海也不再会有英国人；为什么我们的舰队或西班牙的舰队在前往大西洋之前不去占领马耳他呢？那里只有500名圣骑士，骑士团的团员也只有600人。如果我们不争夺，马耳他就会被那不勒斯国王占领。这座小岛对于我们价值非凡。

[30]

虽然他高估了马耳他作为补给基地的价值，因为当地缺乏木材与水源，但这些依然是相当敏锐的评论。瓦莱塔雄伟的防御工事只是一种掩饰，背后掩藏的实际是防御兵力的不足，无论如何，人总是会被舒适的生活引诱——即便对抗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仍然是这些马耳他海盗的既定目标，但早期作为医院骑士团时所秉持的热情，甚至是狂热的理想已经严重褪色。

[31]

此外，拿破仑攻占马耳他岛带来的危险不仅仅影响到当地。“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与纳尔逊以及英国保持着紧密联系，长期以来他对马耳他群岛享有完全宗主权的诉求正是通过总团长每年献上的鹰隼得以实现的。

冯·霍姆佩茨在公元1797年7月正式当选骑士团团长。他把俄国的沙皇视为盟友，从而通过它的波兰-俄国修道院重新拿回医院骑士团的财产，同时他还希望得到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他出生在那里，他也希望得到法国圣骑士们的支持，这些圣骑士对于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恐，而且骑士团在那里还拥有许多领地。

[32]

冯·霍姆佩茨正确地判断出拿破仑的真正目标在别处；但拿破仑却坚信要想实现其在东地中海的目标就必须控制马耳他。当1798年5月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从土伦出发，经马耳他前往埃及时，冯·霍姆佩茨还在信任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似乎他们真的准备为他提供帮助。曾担任骑士团团长秘书的杜布莱（Doublet）注意到，“马耳他的海域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多得数不清的舰船”，当地的马耳他社区的首领们则讽刺说，现在是西欧的舰队，而非土耳其人的舰队，摆好架势要从骑士团手中夺取这座岛了。

[33]

当法国舰队抵达马耳他时，冯·霍姆佩茨颇为谨慎，坚持一次只能允许四艘舰船进入海港，拿破仑的使者抱怨道：“那样的话，当五六百艘舰船需要进港获取必要的水源和其他补给时，得花费多长时间啊？”使者还抱怨称不久之前马耳他曾向英国人表示出更多的善意。

[34]

不过，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想要的结果。他现在拥有充足的理由派出1.5万人登陆马耳他并接管整座岛屿。冯·霍姆佩茨意识到他没有任何机会抵挡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因此他让出马耳他。6月13日，拿破仑正式将圣骑士驱逐；他将大量的银盘熔化，骑士团的档案也被没收，但这么做不是为了阅读这些文档，而是因为弹药的外壳通常需要裹一些纸。如此一来，骑士团就失去了身份，只能依靠基督教势力的怜悯，与过去阿克城陷落和罗得岛陷落后的境地一样。骑士团的存续也再次成为不定之数。

马耳他的陷落恰恰加强了沙皇保罗将俄国海军开入地中海的决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夸大了马耳他岛作为木材与水源补给地的作用，但他确实期望从马耳他征服更多土地。

[35]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劝说骑士团在俄国的修道院宣布废黜冯·霍姆佩茨，并于公元1797年11月推选沙皇为他们的新任骑士团团长。

[36]

他接着委任一些俄国正教贵族为马耳他骑士团成员，他每天都穿着总团长的教士长袍，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于自己总团长的身份特别骄傲，不亚于俄国皇帝的身份。他自视为骑士的典范。“眼下，”一位奥地利大臣评论道，“沙皇唯一关心的是马耳他。”

[37]

保罗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无数意外之一是他与奥斯曼人结盟。此前不久，在公元1798年夏，纳尔逊刚刚在紧邻亚历山大的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打败了拿破仑的舰队（尼罗河战役）；此后，英国人成功地将法国人赶出埃及，不过此前拿破仑已经从当地掠夺走大量的古代文物。

[38]

自16世纪以来，“高门”对与法国的结盟始终相当满意。然而，法国人登陆奥斯曼人治下的埃及是难以容忍的。除此之外，巴尔干半岛上也有一些人在制造麻烦，他们对法国表现出极为危险的赞同态度，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约阿尼纳（Ioannina）领主、伟大的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Ali Pasha）。显然，现在是苏丹与法国人决裂的时候了，因为法国人对黎凡特地区的野心已经超过奥斯曼人所能容忍的限度，同时也因为拿破仑的舰队和陆军比观察家们所预想的要更脆弱。俄土联盟的最重要特征是预备协议，它就在尼罗河战役结束数个星期后签署，该协议允许俄国海军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

[39]

幸运的是，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有着共同的目标：不久前被拿破仑占据的爱奥尼亚群岛。1797年5月，拿破仑夺取威尼斯后，也将威尼斯帝国的剩余领地一网打尽。土耳其人怀疑法国人会以安科纳为基地对巴尔干半岛发动入侵，把对科孚及其邻岛的控制视为封锁亚得里亚海的必要步骤。每一方都将对自己新盟友的极度不信任暂时搁置。事实上，俄国海军指挥官是粗鲁的、只懂一种语言的乌沙科夫（Ushakov），他一直有些嫉妒纳尔逊，因为他不希望英国人获得所有的荣誉，而纳尔逊也决定要让这些不受欢迎的盟友留在东地中海，他自己为英国夺回马耳他和科孚。他写道，“我憎恶俄罗斯人”，还说乌沙科夫是“恶棍”。

[40]

土耳其人拥有做工精良的法式现代战舰，但事实上，他们的水手中有许多是希腊人，且纪律涣散，而黑海的俄国造船厂也无法建造那种可以远距离航行并长时间作战的战舰。

[41]

不过，土耳其与俄国的联合部队还是在1799年3月初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不出所料，沙皇在嘉奖乌沙科夫时想到了圣约翰骑士团，于是，乌沙科夫成了一名马耳他骑士。他们为爱奥尼亚群岛政府所制定的条款也与众不同。七座岛屿将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下，组建一个贵族制的“七岛共和国”；俄国作为其保护国将拥有特别的影响力。

[42]

纳尔逊暂且抛开自己对俄国战舰的适航性及其指挥官的疑虑，致信乌沙科夫，提议联合对马耳他发动攻击，此时俄国军队正从都灵出发向南，这一计划似乎更加现实。纳尔逊担心这会演变成俄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进行侵略。他坚持道：“尽管某一国家拥有的士兵要比另一国家多一些，但他们并不能因此占据优势。一旦将法国旗帜推倒，就需要立刻悬挂起骑士团的旗帜，而不能是别的旗帜。”

[43]

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1799年10月，俄国在地中海的前景看起来是前所未有的光明。”乌沙科夫也很清楚，所以当12月他收到沙皇改变主意的“密令”（ukaz
）时，震惊不已。密令的内容是：他必须立即撤离地中海，并且带着俄国的所有舰队退回黑海；把俄国在科孚的权利直接转交土耳其人，以换取苏丹允许俄国舰队从爱琴海返回黑海。这一撤退令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俄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介入威胁到哈布斯堡控制的亚得里亚海，而且此前威尼斯被拿破仑像颗糖果一样送给奥地利人，也使他们尝到了甜头。保罗的算计有些不大现实，当他妄想着在那些一起对抗拿破仑的不情愿的盟友中间瓜分后革命时代的欧洲时，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威尼斯和低地国家之间进行选择。

[44]

当乌沙科夫发现他不可能将意志消沉的舰队开回东地中海并被迫在科孚过冬时，保罗的野心有多么不切实际就会进一步揭示出来。俄罗斯人有气无力地旁观英国人对马耳他的包围，到公元1800年7月才离开科孚开往黑海。拿破仑对于守住马耳他未抱任何希望，那只是“在我的敌人中投下一颗引发不和的苹果”，他把这当作送给沙皇保罗的礼物；沙皇接住这个“苹果”且落入了陷阱，直到1800年11月，俄国人听说英国人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夺取马耳他之时，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个陷阱。

[45]

英国人决定忘记之前发誓要将马耳他归还骑士团的最终目标，在占领瓦莱塔后，他们也没有自找麻烦地将其他盟友的旗帜悬挂起来：旗帜的主人既不是沙皇兼骑士团团长，也不是圣约翰骑士团，更不是马耳他过去的领主那不勒斯国王。伦敦的外交部以绝妙的外交辞藻抱怨种种不合规矩的做法，表达其因冒犯了作为“公认的骑士团团长”（有些夸张）的沙皇而产生的些许担忧。但就地驻扎（in situ
）于马耳他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却没有上述困扰。

[46]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马耳他上空飘扬的是英国国旗。拿破仑很可能曾经梦想：沙皇在丹麦、瑞典、普鲁士的帮助下，创造“北方的武装中立”，并限制英国船只的进出。然而，拿破仑的美梦变成了噩梦。波罗的海与北海都爆发了冲突；纳尔逊虽然在理论上只是第二指挥，却再次在1801年4月的哥本哈根战役中成为伟大的胜利者，这场战斗中丹麦舰队被打成碎片。

[47]

约一个星期之前，满腹牢骚的俄国军官们冲进沙皇的卧室，将其扼杀。得知这位难以预料的盟友的命运后，英国人如释重负；被认为是另一个狂妄自大者的拿破仑却深受震动，他认定保罗被刺的背后是英国人的阴谋。然而实际上，保罗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4

保罗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更为谨慎地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当公元1801年与法国签署泛欧和平协议后，有人提出恢复骑士团对马耳他的治理，并请俄国来保证马耳他的自治权，沙皇很礼貌地予以回绝：除了两西西里国王，还有谁能够作为该岛的宗主来保护马耳他呢？

[48]

另外，亚历山大积极地恢复俄罗斯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的利益，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开始摇摇欲坠（这个摇摇欲坠的过程相当漫长）之后。沙皇的顾问曹尔托里斯基（Czartoryski）说土耳其“在最关键、最致命的部位开始腐烂、生了坏疽”。

[49]

如果要把奥斯曼帝国肢解，曹尔托里斯基的设想是由罗曼诺夫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瓜分，将爱琴海、小亚细亚、北非留给英国与法国，并让希腊人独立。哈布斯堡皇帝将得到包括杜布罗夫尼克在内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俄国则控制科托尔与科孚，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他们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在面临法国人从南意大利施加的威胁时，爱奥尼亚群岛的防御加强，公使们被派往各个城镇，如科托尔，以期赢得当地民众对俄国的支持。

[50]

但英国与法国签署的《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在1803年破裂（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拒绝交出马耳他），拿破仑很快自立为法国皇帝，并开始在大陆上彰显自己的强权。

[51]

这些事件促使亚历山大将其战舰重新部署在地中海。1805年10月21日，就在地中海外围的特拉法尔加，纳尔逊勋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使得亚历山大的地中海计划变得相对容易。

[52]

对于反法同盟的战舰来说，地中海变得相对安全了一些，但英雄纳尔逊已经战死，他无法再继续提醒众人提防靠不住的俄罗斯人，事实上，俄国已经努力改善了自己战舰的适航性。

和他的前任们一样，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对地中海的兴趣，与俄罗斯人对斯拉夫正教的同情紧密结合，沙皇致力于将其保护权扩展到更多斯拉夫正教徒身上。正因如此，俄罗斯人派遣船只前往科托尔湾，从那里可以到达群山环绕的正教的黑山（Montenegro）公国，土耳其人从来没能在此地确立完全的统治。黑山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性依然在于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实际层面，即便说科托尔拥有400艘商船，这些船也包括一些比小型帆船（skiffs）大不了多少的船。

[53]

俄国在处理杜布罗夫尼克问题时，宗教问题也浮出水面。由于忌惮塞尔维亚人（Serbs），传统上，拉古萨人一直禁止正教教会出现在其狭窄的领地上。公元1803年，拉古萨的元老院甚至关闭了俄国公使的礼拜堂。到了1806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拉古萨政府勉强同意，让俄国士兵在法国将要打过来时负责杜布罗夫尼克的防御。但到5月底，当法国人进入拉古萨领土时，拉古萨的元老院决定他们更愿意接受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而非正教的俄罗斯人，结果法国军队与得到黑山斯拉夫人支持的俄国军队爆发了冲突。尽管俄罗斯人曾一度成功地将其影响力延伸至达尔马提亚海岸，但杜布罗夫尼克一直是法国人的基地，1808年，它的共和国政府悲痛无奈地步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后尘。法国指挥官马尔蒙（Marmont）的一位代表宣布：“诸位阁下，拉古萨共和国及其政府解散，新政府正式就职。”杜布罗夫尼克起初由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管理，后来被划归到新设立的伊利里亚省（Illyria）。马尔蒙被授予新称号“拉古萨公爵”（duc de Raguse
）。

[54]

这种沦陷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因为在1806年时，杜布罗夫尼克还是拥有277艘帆船的母港，而到了1810年，仍在使用的船仅剩49艘。

[55]

共和国被裹挟到战争中，但这些战争并不能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奥斯曼人的权力消退使得拉古萨人失去了过去土耳其人保护下的中立与安全；他们努力试图重获土耳其人的支持，但无果而终，因为这个时期的奥斯曼人也大大受惠于法国人。

[56]

对于一个乐观得将“自由”奉为座右铭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个屈辱的结局。

这也是俄罗斯停止参与地中海事务的开端。俄罗斯人还是觉得从圣彼得堡控制这么遥远的地方难度太大。公元1806年底，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因瓦拉几亚（Wallachia），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的事务产生严重分歧，俄土协议破裂，他们在地中海的行动也就大打折扣。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陷入战争之中。带着疑虑，英国向俄国提供了一定的支援，然而，是俄国舰队打了1807年6月底到7月初在阿索斯山附近海域的一场大海战，它是拿破仑战争中的重要海战之一，俄罗斯人希望借此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

[57]

在纸面上，俄罗斯人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土耳其人仍然能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无论如何，沙皇都收获颇丰。在战争期间，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枯竭了；在撤出欧洲后，1807年，沙皇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Tilsit）签署和约，放弃了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领土野心。他还放弃了地中海的舰队，俄国战舰就被扔在那里。那些试图逃往大西洋的战舰被英国人轻易地俘获。一些战舰驶往的里雅斯特、威尼斯与科孚，但在那里它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最终只能选择投降、放弃或把船凿沉。还有一些船只来到土伦加入法国舰队：拿破仑一直希望在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后，其会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收编俄国舰队。法国军官来到科孚，用法国旗帜替换俄国旗帜。

[58]

进入地中海让俄国耗费了大量金钱，最后也未能为它带来长久的利益。

[1]
R.C.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1951），pp.237-42，270-76.

[2]
M.S.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1769-70’，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31（1952），pp.148-50，152，154.

[3]
N.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1797-1807
（Chicago，IL，1970），p.4.

[4]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p.150；M.S.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768-74’，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69（1954），pp.39-58.

[5]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pp.153，155-6，158-9；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p.44-5；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281；D.Gregory，Minorca，the Illusory Prize：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s of Minorca between 1708 and 1802
（Rutherford，NJ，1990），p.141.

[6]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286-91；E.V.Tarlé，Chesmenskii boy i pervaya russkaya ekspeditsiya v Arkhipelag 1769-1774
（Moscow，1945），p.105，n.1；F.S.Krinitsyn，Chesmenskoye srazhenye
（Moscow，1962），pp.32-4（maps）.

[7]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p.56-7.

[8]
该岛原名Imbros，即印布罗斯，是希腊语名称；1970年7月29日之后正式改为Gökçeada，即格克切岛。——译者注

[9]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286-305.

[10]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7-8；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46.

[11]
S.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CT，1942），pp.174-6，189-98；T.H.McGuffie，The Siege of Gibraltar 1779-1783
（London，1965）；M.Alexander，Gibraltar：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2008），pp.92-114.

[12]
I.de Madariaga，Britain，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CT and London，1962），pp.240-44，250-52，258，263，298-9；Gregory，Minorca
，pp.187-99.

[13]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2，from Annual Register of 1788，or a View of the History，Politics，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8
（London，1789），p.59.

[14]
M.S.Anderson，‘Russia in the Mediterranean，1788-1791：a little-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naval warfare and privateering’，Mariner’s Mirror
，vol.45（1959），p.26.

[15]
M.S.Anderson，‘Russia in the Mediterranean，1788-1791：a little-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naval warfare and privateering’，Mariner’s Mirror
，vol.45（1959），pp.27-31.

[16]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78-9.

[17]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27.

[18]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103.

[19]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p.144-9.

[20]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p.181-201.

[21]
D.Gregory，Malta，Britain，and the European Powers，1793-1815
（Cranbury，NJ，1996），p.105；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155，158.

[22]
Cf.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35.

[23]
Gregory，Malta，Britain
，p.106；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36-8.

[24]
M.Crook，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Restoration，1750-1820
（Manchester，1991），pp.139-48；D.Gregory，The Ungovernable Rock：a History of the Anglo-Corsican Kingdom and its Role in Britain’s Mediterranean Strateg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1793-1797）（Madison，WI，1985），pp.52-7；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2004），p.429.

[25]
P.Mackesy，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803-1810
（London，1957），pp.5，7，13.

[26]
Gregory，Ungovernable Rock
，pp.30-31，47.

[27]
D.Carrington，Granite Island：a Portrait of Corsica
（London，1971）.

[28]
Gregory，Ungovernable Rock
，pp.63，73，80-84.

[29]
Huntingdon Record Office，Sismey papers 3658/E4（e）.

[30]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39，from J.E.Howard，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1，The Rise to Power
（London，1961），p.191.

[31]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9-101.

[32]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39-40.

[33]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23，226.

[34]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23-4；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41-2.

[35]
Cf.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45.

[36]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36，238，242.

[37]
Count Philip Cobenzl，Last of the Crusaders
，p.238；Gregory，Malta，Britain
，p.108.

[38]
R.Knight，The Pursui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 of Horatio Nelson
（London，2005），pp.288-303；P.Padfield，Maritime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Naval Campaign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1788-1851
（London，2003），pp.147-71.

[39]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65.

[40]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675.

[41]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79，87；Gregory，Malta，Britain
，p.109.

[42]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99.

[43]
Cited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24-9.

[44]
Cited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28.

[45]
Gregory，Malta，Britain
，pp.113，115.

[46]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45-6.

[47]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362-84.

[48]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62-3；Gregory，Malta，Britain
，pp.116-40.

[49]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85.

[50]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86.

[51]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437-50.

[52]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501-24.

[53]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98.

[54]
R.Harris，Dubrovnik：a History
（London，2003），pp.397-401.

[55]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31-7；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98-206.

[56]
Harris，Dubrovnik
，p.397.

[57]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49-53.

[58]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57-8；Mackesy，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p.211；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216-20，222；L.Sondhaus，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IN，1989），p.19.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1830年）

1

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得地中海向英国船只全面开放，但英国尚未在地中海航线上获得绝对主导权。英国与拿破仑的军队为争夺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前者支持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Ferdinand），后者支持时刻想要推翻那不勒斯王权的元帅穆拉特（Marshal Murat），双方的争斗在公元1806年7月的马伊达（Maida，位于卡拉布里亚腹地）战役中达到高潮。英国取得了胜利。

[1]

马伊达战役揭示出，拿破仑愚蠢得让那么多军队滞留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且距离他最想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那么远。把塔兰托作为控制南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入口处以及爱奥尼亚群岛的梦想也随之幻灭。

[2]

然而，英国舰队的实际战线比歌颂其胜利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战线延伸得更长。英国人需要保持马耳他与的里雅斯特之间的交通畅通，因为的里雅斯特已经成为奥地利帝国提供的物资补给的重要来源地，而当时经由德意志的路线已经被拿破仑军队封锁。

[3]

到1808年，法国人似乎正在重夺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在土伦重组舰队，人们担心他们会对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发动攻击。

英国政府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地中海上发动战争。其他的担忧出现了：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随着半岛战争的爆发，英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伊比利亚半岛上难以对付的陆上战斗。战局的艰难可以从英国的战舰规模看出，因为这些舰船本来在英国周边海域、加勒比海以及其他地方承担着重要任务。1808年3月8日，15艘舰船在纳尔逊十分能干的继任者、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的指挥下摆开阵列：1艘停泊于叙拉古，1艘停泊于墨西拿，1艘游弋于科孚海域，12艘停靠于加的斯。在地中海还有38艘三帆快速战舰、单桅帆船（sloops）、双桅横帆船以及炮船对这些大型战舰提供护卫，其中大部分甚至还到土耳其以及亚得里亚海等遥远的地方进行巡逻与侦察。在拿破仑战争初期，英国的海军力量更薄弱：1803年7月时只有11艘战列舰，1805年7月有10艘。

[4]

与古代海战或者勒班陀战役时的巨量战舰相比，19世纪初对战双方的战舰数量相当少。然而，英国战舰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性能要比法国以及西班牙的舰船强得多，特别是在火力方面。

[5]

英国政府不得不时常面临选择，应该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哪里，然而，这些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远离地中海的舰队：封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以及杜布罗夫尼克的提议把英国的意图带入到空想的境界。

[6]

英国人需要盟友。他们利用了俄罗斯人的野心，使其提供海军支援。公元1809年时，英国人试图利用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去为英国人夺取爱奥尼亚群岛。他们还试图争取反抗奥斯曼人的希腊起义者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们本能地敌视阿里帕夏。但英国政府又担心：倘若奥斯曼帝国西部的纷乱太过严重，会过于削弱土耳其人，致使其帝国崩溃。他们此时还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尤其是在与拿破仑进行关系到联合王国存亡的战争期间。在地中海，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是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将“七岛共和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率领两千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登陆，就足以吓得法国人屈膝投降。奥地利大臣施塔迪伯爵（Count Stadion）认为，如今英国人已经成为“亚得里亚海的主人”。

[7]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的领地包括：马耳他、科孚、西西里。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公元1806年到1815年，西西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受英国保护的领地。斐迪南国王憎恨自己对英国援助的依赖，但英国人紧紧地控制着西西里：他们需要那里的海军基地，也需要在此地为其舰队进行必要的补给。

[8]

英国人在西西里岛驻扎，使得穆拉特在1810年尽管受命于拿破仑且已经进军至墨西拿海峡，却不敢贸然入侵该岛。

[9]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长期驻守地中海以遏制法国人，特别是让法国人远离埃及以及通往印度的航线。尽管地中海贸易已经总体上衰落，但商业心态仍然发挥着作用，如果英国人可以随意出入地中海的各大个市场，那么这些市场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拿破仑战争还带来其他方面的剧烈变革。1797年拿破仑消灭了威尼斯共和国，并没有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哀伤；当拿破仑·波拿巴被击败后，拉古萨人也未能说服任何人来帮助他们恢复特权。地中海的各大传统商业势力纷纷从地图上消失了。

2

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商业活动的减少为其他非地中海民族的商船提供了机遇。贸易衰落了，但仍然存在大量商机。对西西里来说，它已不再是供应整个地中海的巨大谷仓。公元18世纪后半期，岛上的居住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半，但这些增长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主要是巴勒莫。与此同时，谷物生产却趋于衰落，一部分原因在于产量最大化的失败，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土地荒芜闲置。17世纪时，西西里人每年对外出口货物高达四万吨，但气候条件逐渐恶化；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日益湿润的气候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地中海还面临着波罗的海以及其他地区的竞争。

[10]

19世纪，来自英国的承包人，例如伍德豪斯（Woodhouse）和惠特克（Whitaker），曾在西西里岛西部鼓励种植葡萄，以生产马尔萨拉葡萄酒。此时仍然能够从地中海轻松地获得一些货物：来自撒丁岛与北非的珊瑚、来自希腊与土耳其的干果，以及经由奥斯曼帝国出口的咖啡。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在从北海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后，出现在北非海岸地区的柏柏尔人的“摄政地区”［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号，例如总督（deys）、省长（beys，或译为“贝伊”）和帕夏（bashaws或pashas），都是名义上由奥斯曼苏丹委任的代表］。从1769年开始，丹麦人向阿尔及尔总督贡献“礼品”，以换取总督为其商船提供保护，不过这位总督会时不时地要求更多的赠礼，否则就会掠夺和骚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船，1800年前后，这些要求几乎使阿尔及尔人与丹麦人爆发战争。与此同时，突尼斯的省长觉得自己收到的礼物品质较低，受到了冒犯，因此在1800年5月扣押了一些丹麦人的商船，6月还派人将丹麦领事馆的旗杆砍断，引发一场短暂的战争。战争中，丹麦人和不久之后加入进来的瑞典人，发现自己只能任其宰割。

[11]

这些问题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省长们和总督们想要得到赠礼以保证财政用度。据美国国会了解，这些总督与省长们的政策是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以诱惑所有国家进入地中海水域，然后“尽可能频繁地与每个国家翻脸”。

[12]

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协议过多，以至于柏柏尔摄政们没有太多机会从外国商船上掠夺货物与俘虏。俘虏可以赎回，但也可以被用作外交筹码来换取赠礼；俘虏们在柏柏尔人肮脏的监狱中苟延残喘的同时，也被用作自由劳工（不过军官们的待遇普遍好些）。在的黎波里，普通海员在夜晚会被锁在地板上，每天可以分配到一份食物，包括一块用大麦和豆子制成、杂质特别多的干粮，一些山羊肉，一些橄榄油和水。这些被奴役的俘虏需要为的黎波里建造城墙，被迫在酷日下劳作，被骂作“基督狗”，被鞭打。

[13]

当然，北非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基督教国家会竭尽全力地使这些人，还有他们从撒丁岛、西西里和巴利阿里群岛掳掠来的女性重获自由。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它的船为柏柏尔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与的黎波里的冲突，是这个诞生不久的合众国与外国势力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它促成了美国海军的建立。

[14]

美国作家们将北非人说成未开化的“蛮族”，他们通常用“柏柏尔人”来称呼马格里布人，这样做很容易。

[15]

美国驻突尼斯和其他地区的领事发回的报告确认了之前的看法，这些省长、总督和帕夏们都是不受约束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统治方式可以从美国公使亲眼看到的砍头、断肢等刑罚判断出来。公元1786年，乔治·华盛顿在写给拉法耶特（Lafayette）的信中表达了其对柏柏尔海盗的强烈想法：

在这样的文明时代，在这样的自由时代，欧洲伟大的海洋强国怎么可以向柏柏尔人这样的小海盗国家纳贡呢？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支海军能够把那些敌人改变，把他们改造成文明人，或者把他们消灭吗？

[16]

但他没有预见到，很快地，美国将与欧洲列强一起向这些柏柏尔人的国家纳贡。

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一种概念，将美国与柏柏尔人的国家的战争当作基督徒与伊斯兰教“蛮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概念与事实不符。正如弗兰克·兰伯特（Frank Lambert）指出的那样，“对柏柏尔人的战争主要涉及贸易，而非宗教”；公元1797年，美国与的黎波里签署和约，和约中明确指出，美国在本质上并非基督教国家，总统麦迪逊（Madison）相信这种表述能够将宗教因素从争议问题中剥离，从而缓和其与北非穆斯林的关系。

[17]

所以，“它不是神圣战争，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

[18]

在文本记录中，独立战争在1783年结束，这一年英国人承认十三个殖民地不再受英国国王的制约。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商船横跨大西洋以及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权利。美国人希望达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在外国港口应该享有与欧洲传统国家同等的权利。过去，英国把美洲殖民地看作一个封闭的殖民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其泛大西洋属地将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同时也吸收不断增多的英国工业产品。整个体系受到按照18世纪重商主义视角制定的商业税收的保护。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事件明确表明了美国人的反对意见；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要摆脱这种关系非常困难。176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十年前，《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
）有一则报道，英国官方批准的“地中海通行券”，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里被轻蔑地烧掉。

[19]

对美国人来说，前往地中海经商引发两类问题，不过它们又交错在一起。即使在公元1783年以后，诸如直布罗陀这样的英国港口也不愿意接待美国船只，英国的船长们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扣押美国船只——他们特别热衷于迫使美国船员为英国服务，特别是在英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政治家们，例如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将美国人视为潜在的商业对手，认为他们将会破坏英国的商业霸权，尽管他也注意到，由于柏柏尔海盗的存在，美国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获得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另一个问题是与北非统治者的关系：美国人想要在北非的港口自由通行，他们也希望保证自己的船只在公海不会遭到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海盗们的袭击。无论从哪一点看，杰斐逊都赞同谢菲尔德勋爵的观点：欧洲人已经在地中海拥有很大势力，美国人将不得不沿着狭窄的海峡偷偷潜入，而海盗们“会仔细检查进入海峡的一切”。

[20]

于是，很明显，美国的地中海贸易在总量上难以与已有的欧洲列强相比，特别是公元18世纪末在地中海商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法国。然而，美国人的到来对柏柏尔人的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重塑了柏柏尔人与非穆斯林海上势力间的关系。柏柏尔战争只是第一阶段，之后一系列事件不断累积，最终导致1830年以后法国人对阿尔及尔的征服。这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巴克利家族（Bacri），他们是在外部操控阿尔及尔事宜的犹太金融家。巴克利家族一方面为阿尔及尔总督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到里窝那经商，与生活在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等英国商业基地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对总督政府的影响让人十分惊讶，因为美国的观察家们确信犹太人在阿尔及尔是受到迫害的。但总督明白他可以利用犹太银行家作为中介，帮助他处理与欧洲人的事务，而且他们任其摆布。1811年，阿尔及尔总督将大卫·科恩·巴克利（David Coen Bacri）处死，因为与他竞争的犹太人领袖大卫·杜兰（David Duran）残酷地指证他叛国，大卫·杜兰的祖先在1391年大屠杀时从马略卡来到这里。杜兰希望自己获得巴克利的首席地位，但很快就遭遇与巴克利相同的命运。

由此一来，一小撮犹太家族的精英紧紧围绕在总督身边，偶尔还会招致美国公使等人的恶评，例如突尼斯的美国公使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

[21]

公元1805年，伊顿向的黎波里居民呼吁，美国人支持另外一人争夺帕夏之位。他恳求的黎波里市民要了解，美国人是包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族、每一种信仰的人”，他们生活在“西方的尽头”。他说，现任帕夏优素福·卡拉曼利（Yussuf Karamanli）是一个“卑鄙、做伪证的叛徒，他委任的海军指挥官是酗酒的变节者，其主要顾问是贪婪的犹太人”。海军指挥官穆拉德·雷斯（Murad Reis）是坚定的反美派，他抵达阿尔及尔时的名字是彼得·莱尔（Peter Lisle），一个嗜酒的苏格兰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娶了帕夏的女儿，但并没有改掉酗酒的毛病。

[22]

伊顿还写道，“请放心，美国人的神与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神是同一个神；是唯一真神，无所不能的上帝”。

[23]

他发现突尼斯与其邻国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一个启蒙中的世界。当他看到北非穆斯林社会中大量的黑人和白人奴隶时，他开始质疑整个奴隶制度的正义性：

当我描述它时，我的灵魂悔恨不已，这的确是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亲眼看到的野蛮情景的重现。然而，我们却在吹嘘自由和自然的正义。

[24]

伊顿注意到，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犹太商人似乎主宰着贸易。他提到了一间犹太人的贸易公司“乔纳塔”（Giornata
），它每年向突尼斯总督支付六万皮阿斯特（piastres），在里窝那还有一间“工场”或者说是货栈。他还指出，每年从突尼斯出口二十五万件兽皮以及大量蜂蜡。此外，这里还向欧洲出售油、小麦、大麦、大豆、枣椰、盐和牲畜（包括马匹）；当英法两国战斗正酣之际，拉古萨人作为承运人，凭借杜布罗夫尼克在其最后几年向“高门”纳贡所得到的特殊地位，获得了丰厚利润。与此同时，突尼斯的大市场（souk）也渴求着美国人带到北非的商品：“棉布、毛呢、精纺衣料、铁、咖啡、糖、胡椒、各种香料、白色蜡烛、胭脂虫红、干鱼和木材。”他预计这些商品在突尼斯的价格是在美国购买时价格的三倍。

[25]

他的评注表明，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美国与北非间的直接贸易，还是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转运贸易。他的评述证明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缺乏制造业；虽然这里对外出口大量的蜂蜡，但是蜡烛也需要进口。然而，北非缺乏优质木材始终是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建造自己的海盗舰队的国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购买或截获外国船只来解决，但公元17世纪末，在英国与荷兰的压力下，柏柏尔舰队已经衰落；到1800年，每个国家如果能够征集到12艘海盗战舰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只有美国与柏柏尔诸摄政国保持和平关系，美国人才有可能参与北非贸易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贸易。托马斯·杰斐逊曾记录道，美国大量的大麦与面粉出口到地中海，此外还有大米、咸鱼或干鱼，每年能装满一百艘商船；但“显然，对我们的商人来说，他们冒险进入地中海，会遭到北非海岸上海盗国家的劫掠”。

[26]

3

从获得独立的那一刻起，美国就试图解决柏柏尔海盗问题。公元1784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与柏柏尔国家谈判。摩洛哥苏丹是第一位承认美国独立的统治者。从1786年到1797年，美国分别与摩洛哥、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签署了协议。在1794年12月与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中，美国人承诺立刻向总督提供64.25万美元以及价值2.16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包括火药、炮弹、松木桅杆和橡木板材等；他们还送给他一套金色茶具。这与总督最初提的条件差距很大，他的要求是：现金224.7万美元，两艘铜制装甲护卫舰。即便如此，困难仍然存在，当总督抱怨他应得的钱还未到账时，就必须再送上新的礼物——“为他准备了一艘新建的、带二十门火炮的美国战舰，这种船可以行驶得非常快，是给总督之女的礼品”——但总督还是要到了一艘载有三十六门火炮的战舰取而代之。

[27]

北非的统治者总是责骂他们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得到的货物品质低劣、分量不足。基督徒诸国确实偷工减料，因为在它们看来，这些要求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公元1800年，一艘体积硕大的美国运兵船“乔治·华盛顿号”抵达阿尔及尔港，这艘用东印度商船改造而成的军舰装载着当地统治者期待获得的礼物，以及糖、咖啡和鲱鱼。阿尔及尔总督在惯常地抱怨美国人又拖延上缴礼物后，立刻要求该船船长带着阿尔及尔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船长害怕极了，以至于不敢拒绝。他这艘奇怪的货船还被称为“诺亚方舟”：船上不仅仅有马、牛和一百五十只羊，还有四只狮子、四只老虎、四只羚羊和十二只鹦鹉，还带着一百名黑奴以作为年贡献给奥斯曼苏丹，此外还有随同使者访问的众多随从。船长被要求悬挂阿尔及尔旗帜，不过他很快就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有报道称，水手们嘲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礼拜的时刻使船旋转，以至于礼拜的人无法辨认麦加的方向。

[28]

美国人尴尬地从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此次航行中的丢脸行为，他们与总督的关系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得以维持。即便美国与阿尔及尔的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但也勉力维持着，在这个时候，它与的黎波里的关系却由于帕夏要求更多的贡赋而恶化。由于没有得到所要求的贡赋，帕夏派人将美国公使馆前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杆砍倒，并派船去自行劫掠；他的小舰队除了一艘被俘获的瑞典船外，还有一艘船是数年前从美国人那里捕获的波士顿的“贝蒂号”（Betsy
），此时被改名为“梅舒达号”（Meshuda
）。

[29]

在公元1801年10月到1803年5月这段时间，法国与英国保持和平，美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正致力于利用地中海的相对平静来获取商业利润。但柏柏尔诸国一次又一次地阻挡着他们的道路，于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迫要与另外一个国家开战了。1802年，瑞典人出于他们自己的不爽，欣然与美国人一起封锁的黎波里。这场冲突逐渐发展，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当摩洛哥皇帝要求美国人为其向的黎波里运送谷物的商船提供保护并遭到拒绝时，皇帝出于愤怒向美国宣战。

[30]

于是，1803年10月，正在执行封锁的黎波里任务的护卫舰“费城号”（USS Philadelphia
）在追逐一艘的黎波里舰船时搁浅。这艘船与船上三百零七名船员被帕夏的士兵抓获。帕夏认为他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榨取四十五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舰队的指挥官普雷布尔（Preble）仍然决定要以武力解决，坚信敌人拥有“费城号”就可以在海上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优势：甚至在和平时期“费城号”都可能被用来进行海盗袭击，或者作为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压榨更多钱财的筹码。那艘船必须毁掉或最好重新夺回。他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决定在夜间攻击且夺回这艘船。2月16日夜幕降临后，双桅纵帆船“无畏号”（Intrepid
）受命前往的黎波里，由中尉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指挥，还放肆地悬挂着英国国旗。“无畏号”堂而皇之地进入的黎波里港：海港领航员被船员用“法兰克语”告知他们的船装载着补给品。与此同时，的黎波里的舰队仍在沉睡，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迪凯特领导的这次攻击成功地成为美国传奇，轻而易举地迫使大多数敌人四处逃窜。美国人明白他们无法将“费城号”带回自己的战线上，因此在夺回后的一刻钟内就放火将其烧毁。据说，整个的黎波里城都被火光映红。

[31]

1804年8月，对的黎波里海港进行的另一场攻击为迪凯特赢得了更响亮的声誉：据称，他得知一位身材高大的土耳其马木留克军人在那天之前杀掉了他的兄弟；他与那位身躯庞大的马木留克军人扭打在一起，即使短剑断裂也没有放弃，最后（一名无私的水手救了他的命，挡住针对迪凯特的致命一击），他成功地近距离杀死了那名土耳其人。这件事在美国各地通过绘画和报刊广为传颂。它表明美国人的勇气如何战胜了野蛮强大的力量，个子矮小的、自由的和坚定果敢的迪凯特如何战胜又黑又丑陋的马木留克奴隶。在的黎波里取得的这一小小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信心。

[32]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摧毁帕夏的意志，美国人于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也是威廉·伊顿长期主张的计划。伊顿乘船前往亚历山大，以寻找的黎波里王位的竞争者哈麦特（Hamet），后者被自己的弟弟优素福排挤。伊顿发现优素福带着一支（主要由阿拉伯人构成）军队，在恶劣的环境中，由埃及沿陆路向的黎波里进军。他们花费了六个星期才行进四百英里，抵达了德尔纳（Derne），他们认为这座沿海城市有可能接受哈麦特为其统治者。最后，美国未能将哈麦特推上的黎波里的统治者之位，但哈麦特返回的威胁迫使帕夏议和。他愿意接受更为适当的条款，绝对无法与其他北非统治者敲诈的财富数额相比，大约是6万美元的赎金。

[33]

4

阿尔及尔人实际上更加棘手。公元1812年，当得知美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后，阿尔及尔总督决定继续向美国人施压，此时的美国人还无法在地中海调集一支舰队。他坚持称“阿勒格尼号”（Allegheny
）带来的礼物品质低劣：例如，他要求的是二十七条大直径绳索，但只得到四条。他要求补偿2.7万美金，当遭到美国人拒绝后，他就将他们驱逐，最终美国人不得不屈服答应支付这笔钱，公使利尔（Lear）不得不从巴克利家族以25%的利息借款。

[34]

与此同时，阿尔及尔人还将被捕获的美国双桅横帆船“埃德温号”（Edwin
）带回自己的港口，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支持下从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走私贸易（并且完全忽视英美关系的严重恶化）。“埃德温号”的水手与船一同被留在阿尔及尔，而美国政府全力投入大西洋海岸以及加拿大的战争，无力关注地中海，决定派使者前往马格里布，希望谈判能够成功。莫迪凯·诺亚（Mordecai Noah）被任命为突尼斯公使。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热衷于向其犹太同胞说明，他们在美国社会都有自己的地位，他鼓励“希伯来民族”带着资金从旧世界跨越大西洋，实现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对巴克利家族非常了解，而诺亚可以通过犹太同胞用更有价值的方式接触到总督。1814年冬，他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建立了与直布罗陀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从当地的一位领袖那里得到一封给巴克利家族的引荐信。但他只换回了一小部分美国俘虏的自由。

[35]

麦迪逊总统并非好战者，但美国已经在对抗的黎波里的战争中染了血，并把与阿尔及尔的战争视为终结柏柏尔统治者胡搅蛮缠的第二阶段。公元1815年2月17日，美国与英国媾和；一个星期后，麦迪逊要求国会对阿尔及尔宣战，美国人集结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只有十艘战舰）。民族英雄斯蒂芬·迪凯特负责指挥此次远征。

[36]

他完成了大家的预期，在尚未抵达阿尔及尔时就捕获了数艘阿尔及尔船。因此，他向总督提出条件时拥有极佳的优势，而此时的总督刚刚就职（此前两任总督均被刺杀）。当总督的使者要求迪凯特花点时间考虑美国人想在和约中提出怎样的条件时，迪凯特回答道：“一分钟都不用！”

[37]

他与阿尔及尔签署和约后，立即与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签署和约。阿尔及尔和约规定了要释放美国俘虏，规定了美国公使的职权，但它对地中海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第二条：从此无须缴纳礼物或贡赋。这是迪凯特远征的最大成就。树立了这一先例后，欧洲列强充分理解了它的重要性；他们赋予美国比以往更多的尊重。美国人也庆祝自己的成就——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写道：“我们在地中海上的战役，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以来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事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用一支全新的海军取得的胜利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38]

对柏柏尔人的胜利是美国民族认同形成的决定性时刻。

5

同样，在东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秩序。到公元1800年，奥斯曼苏丹发现他在埃及以及希腊的臣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埃及督军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利用拿破仑军队到来以及撤退后遗留下来的混乱，推翻了奥斯曼人委任的马木留克官员，在1805年成为埃及的统治者。虽然他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并正式作为总督行使职权，但他完全拥有主权。他是阿尔巴尼亚人，讲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不懂阿拉伯语，他的眼光投向的是奥斯曼世界以外的地区，努力从西欧，特别是法国引入知识与技术——他之于埃及就相当于彼得大帝之于俄国。他将经济增长视为实现自己计划的关键，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建造了一支作战舰队。这些政策在细节上几乎神奇地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托勒密王朝的政策。他鼓励采用新农业体系，包括灌溉工程，因为他意识到西欧对高品质棉花的迫切需求，他还热衷于建立工业基地，因此埃及不会仅仅是向更富庶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出口方。

[39]

他的野心是使埃及从19世纪初改变欧洲的经济扩张中获利。例如，他注意到亚历山大已经衰退到相当贫穷的境地：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严重衰减，如今比一座小村庄大不了多少；其长途贸易也不再那么重要。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亚历山大开始复苏，吸引了东地中海各地移民的到来，包括：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

[40]

公元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不断增强的自信还表现在他试图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克里特与叙利亚。如果他想要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海上强国，这位总督就需要得到大量木材的产地，因此与过去的数千年一样，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控制森林茂密的土地。在19世纪20年代，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奥斯曼人对欧洲领地的经营很不成功，但对非洲领地的管理要成功得多。1821年，摩里亚（Morea）爆发起义，这里的地理环境对起义者比较有利，因此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农村地区，土耳其人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纳夫普利翁、莫顿和科伦。即便如此，土耳其人也没有掌控大海。伊兹拉岛（Hydra）和萨摩斯岛等地成为新的反抗中心。自17世纪以来，希腊的商人公会越来越活跃，这时候他们胡拼乱凑起一支舰队，该舰队主要由装备着火炮的商船组成。一支希腊舰队有三十七艘战舰，另一支有十二艘，其指挥官均来自伊兹拉岛。到4月底，这些经验丰富的希腊老水手们已经俘获四艘土耳其人的战舰，包括两艘护卫舰，这使得希腊人有信心在爱琴海巡逻，并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与土耳其舰队对峙；尽管希腊的舰队无法对抗土耳其的舰队，但他们未遭受重大损失，成功撤退。到1822年时，土耳其政府被希腊人的海上侵扰激怒，集结了一支更大规模的土耳其舰队，这些战舰主要从柏柏尔人的国家征调而来。4月，当一支希腊远征军正在希俄斯岛上攻打其城堡时，土耳其人登陆干涉。希腊军队被赶走，土耳其人上岛并继续屠杀了当地许多居民，自然，这场大屠杀也被纳入希腊人英勇抗击土耳其人的历史篇章，成为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41]

希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五个半月之后，他们屠杀了生活在摩里亚半岛的黎波里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在过去的数个世纪当中，许多希腊人变成了穆斯林，许多土耳其人也被希腊化。希土战争中的大屠杀与宗族灭绝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正是建立在对东地中海希腊与土耳其的共同文化遗产的悲剧性否定的基础之上。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法国、德意志等国的观察家们为希腊人的胜利欢欣鼓舞，他们将希腊人视为古典世界的后继者，早在其学生时代就学习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然而各国政府对起义者提供支持时则更为谨慎：讲究实用主义的英国政府考虑的是，他们是否需要奥斯曼帝国在这个时候崩溃，穆罕默德·阿里也持同一看法，不过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帝国还能延续很长时间。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分崩离析将会改变欧洲列强的整体平衡，即破坏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后形成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微妙结构。对此，奥地利很是担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它在东地中海维持着一支比英国舰队更大的舰队（二十二艘战舰）。在希腊人看来，奥地利人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宁愿与土耳其人贸易，然而奥地利人所做的不过是继续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途经杜布罗夫尼克及其附近地区的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之间的商业往来。

[42]

直到公元1827年，欧洲列强才向希腊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也把希腊人的起义看作为自己摘取成熟果实的机会，因此在1825年初，他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希腊。他打算将克里特、塞浦路斯、叙利亚以及摩里亚半岛纳入自己的帝国，并且设想，倘若立即将那里的希腊人驱逐，并将埃及的农民（fellahin
）迁移到希腊南部，他就可以控制希腊。因此，他的目标是几乎控制整个东地中海。他不惜代价，派遣六十二艘战舰前往克里特东部海域，希望在爱琴海南部击溃希腊人的海军力量。

[43]

公元1827年10月，当对峙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时，一支由十二艘英国军舰、八艘俄罗斯军舰和七艘法国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附近海域，几乎突然被卷入与一支奥斯曼舰队的战斗当中，这支奥斯曼舰队包括从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调集来的六十艘战舰，其中还有三艘大型战列舰（其对手拥有十艘战列舰）。尽管双方已签署休战协议，土耳其人仍然拒绝这支联合舰队进入纳瓦里诺湾。盟军决定需要展示一下武力，于是，一场在海湾内的全方位战争开始了，战争中土耳其舰队被打成碎片。一些土耳其小船逃往亚历山大；其他的全部沉没。这支联合舰队，特别是英国、俄国以及法国的旗舰也遭损毁，一百八十二人阵亡。盟军并不特别清楚胜利后要做什么——奥斯曼苏丹的还击方式是对异教徒宣布开始圣战，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意识到希腊人内部的乱斗，派遣自己的战舰来辖制那些让人厌恶、各行其是的希腊船长们。

[44]

但纳瓦里诺海战是达成和约的关键一步，这一和约使处于松散的奥斯曼宗主权下的希腊南部的独立，在1828年获得承认。如今，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最有希望的未来是重新发展亚历山大与英国、法国的贸易，因此，在此后的数年中，他改建了造船厂，投资连接亚历山大与尼罗河三角洲的马赫穆迪亚运河（Mahmudiyah）。这条运河建成于十多年前。

[45]

如今是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了。

6

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也是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结果，事件的核心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柏柏尔海盗的活动，而是巴克利金融家族。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阿尔及利亚的谷物就源源不断地供给法国军队，但法国人从未把购买这些谷物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当回事儿。到公元1827年，巴克利家族的资金出现短缺，坚持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法国人的欠款到账之前赔偿他们的债务。总督认为，巴克利家族是在与法国人勾结，想要从他手中勒索钱财。

[46]

当然，近代历史表明，恰恰是总督们更热衷于从他人那里勒索钱财。总督也怀疑法国人，是因为法国人开始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两座商站的防御工事。于是，1827年4月29日，总督与法国公使发生争吵，争吵中，总督狂怒之中用苍蝇拍击中了法国公使的脸。法国人的反应是要求鸣礼炮向法国国旗致歉，但总督甚至不愿意考虑一下这一象征性动作，反而派出私掠船袭击法国军舰。1829年夏，法国人封锁了阿尔及尔港口。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想通过征服阿尔及利亚来解决双方的问题，起初，只是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让亲法的穆罕默德·阿里统治这里。

马赛的商会从商业方面提出一些理由支持对阿尔及尔的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贸易封锁，再加上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妨碍了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马赛商人希望拥有处于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安全的、有保障的贸易伙伴。显然，位于马赛正南方的阿尔及尔就是这样的目标。事实也证明征服这里非常简单。公元1830年7月，总督被流放到那不勒斯，而且还不得不将大部分钱财留给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摄政国的小城市——奥兰与君士坦丁（Constantine）被分配给友好的突尼斯王公——西班牙人在占领了奥兰将近三百年之后，觉得占领它耗资过大，于1792年将它卖给穆斯林。

[47]

不过，这时法国人的头脑中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他们想从阿尔及利亚得到什么。他们发现自己正在攻击阿尔及利亚西部及东部的目标：君士坦丁的统治者有自己的想法，要将他的城市发展成为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中心，此外，阿尔及尔东部的安纳巴（Annaba）也陷入混乱。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已经深陷阿尔及利亚的乱局当中，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北非统治者向奥斯曼人求助，但后者不打算给予他们任何慰藉，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源和毅力。然而，虽然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地方性冲突，但这里依然吸引了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1847年，有将近11万居民迁居于此，他们不只是简单地隐于城市之中，因为许多人希望获得从旧政权的国有地产分离出来的各类地产。

[48]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各个城市见证了大量的建设工程，阿尔及尔拥有了宽阔的街道以及坚固、雄伟的建筑，变成了一座新马赛。征服阿尔及尔只是第一阶段，其后出现的一系列殖民征服，使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过在1830年它还没有诞生）将地中海的许多战略要地瓜分一空。

第四地中海的历史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的桨帆船努力搏斗，越过海洋前往亚历山大。其终结时，埃及以过去的统治者只能梦想着的方式，成了通往东方的通道。当最后一艘清淤船完成任务，苏伊士运河开通，帆船和蒸汽船都能够畅通航行时，地中海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第五地中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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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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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1830～2014年）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1830～1900年）

1

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写过广为流传的诗句：“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相见。”尽管到20世纪初，欧洲观察员已为他们眼中东西方在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所折服，但在公元19世纪时，情况并非如此。那时，理想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不仅通过有形的桥梁即苏伊士运河，更通过文化而交融，就像西欧人津津乐道于近东文化一样，近东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与其高度自治的埃及总督——也看向法国和英国，以寻求他们可以效仿的模式，复兴治下日益凋敝的经济。于是，这便成为一种互惠关系：尽管有些人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表达，但地中海东部的主人却仍旧积极寻求与西方的文化接触，并将自身视为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君主俱乐部的成员。

[1]

于1863～1879年担任埃及总督的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sha）总是身着欧洲服饰，尽管他偶尔也穿上礼服，佩戴肩章，头顶土耳其帽；他讲土耳其语，而不讲阿拉伯语。同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特别是他们的臣子（如伊斯梅尔，通常是阿尔巴尼亚人），经常炫耀西式服装。当然，他们在运用西方理念时也是有选择性的。埃及总督乐于送聪明的下属前往拿破仑时代的产物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学习；与此同时，他们并不鼓励过多参与法国沙龙：他们希望引入激进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关乎技术，不涉及政体。到19世纪初，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圣战斗士之基地的理念几乎完全消失。由于在东方失去了陆军和海军优势，奥斯曼帝国已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成为迷人的目标。传统的生活方式引起了西方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的注意，但其他西方人，尤其是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者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却热衷于推进现代化。埃及统治者急于使埃及跻身欧洲。他们没有看到自身所处的黎凡特非洲角落的位置与其欧洲使命间的矛盾：欧洲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片地域。

[2]

拿破仑在东方的征战激起了法国人对埃及的极大兴趣：就像古埃及曾是宏伟、富有帝国的所在地，现代法国在欧洲、在地中海以及更广阔的世界起着同样的作用。其深层的理念是“文明”，是法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之位置的一种理念。对古埃及的迷恋始于拿破仑军中制图员对古代遗迹的详尽记录；这种详尽记录还算不上一种心醉沉迷，它不过是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表现出法国人具有称雄东地中海的野心，而在这一野心中，法国以法老和托勒密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拿破仑一世之后，埃及并未丧失魅力与风姿：在其外甥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时期，即公元1848年至1870年，“第二帝国风格”在优雅的家具和建筑细节方面追寻着埃及的装饰形式。与古代埃及的精神世界进行沟通的难度在于它们的文本难以释读。然而，在法国军队在罗塞塔（Rosetta）发现了用圣书体、祭司体和希腊文篆刻的石碑——该石碑一度被拿破仑据为己有（尽管现在它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后，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1822年，年轻的法国天才商博良（Champollion）对埃及铭文的释读，打开了通向古埃及的新窗口，这与若干年后占领阿尔及尔的行动同样重要，其使法国相信，它在地中海奥斯曼统治的那些土地上拥有一种使命。

当时有一些被东方魅力吸引的狂热人士。公元1830年前后，巴泰勒尔米-普罗斯佩·安凡丹（Barthélemy-Prosper Enfantin）成了一名致力于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建立联系的新教派的自封先知。这不单单是一个贸易和工程方面的问题。安凡丹在东方与西方的实际接触中发现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在这种新秩序中，西方理性思维的阳性原则将和东方神秘生命力的阴性原则融为一体，“使地中海成为东西方联姻的婚床，并通过开凿纵贯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来完善这段婚姻”。因为这宗婚姻，一个和平的世界将会诞生，在这个世界中，半人半神的安凡丹将被誉为圣保罗的继承人，更无须提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了。这只是他思想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坚持不懈地向妇女示以敬意的行为使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许多人感到不解；怪诞的天蓝色服饰与喇叭裤也很容易使他成为巴黎的笑柄。但他依旧参加了法国沙龙，在他获得穆罕默德·阿里接见时，阿里谦谦有礼地聆听了他关于用运河连接东方和西方的建议，而在此之前，他曾在地中海与苏伊士之间调查那里的地形地貌。

[3]

埃及总督对于招商引资、推动辖区经济发展的诉求与任何人无异，但他认为穿越沙漠的运河是对其资源的消耗，而不是一笔资产：他怀疑运河会使埃及心脏地带的贸易发生转移，不会为亚历山大或开罗（现在已经由尼罗河与马赫穆迪亚运河连接起来）带来收益，而是会将大量收益转到试图在法国或英国和印度之间进行贸易的西欧商人手中。安凡丹的古怪想法在其祖国法国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他绘声绘色地表达了一种开始引导法国人思考社会和经济的设想。受圣西门（Saint-Simon）著作的影响，安凡丹和他的同代人坚持认为有必要逐步改善物质和道德状况。包括铁路和轮船在内的新科技的出现开始改变欧洲的经济，然而工业化的阴暗面不久即在英国显现。但在巴黎的沙龙中，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继续受到革命时代的法国风尚的哺育。进步已成为理想。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它在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埃及已成为理想，程度并不亚于在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治下的法国。以苏伊士运河为例，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正是斐迪南·德·雷赛布。他将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开办运河公司所需要的细节掌控能力融为一体，以便继续他的计划，直到他摆平拒绝其计划的反对派。他不知疲倦地乘船往返于法国和黎凡特之间，也前往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甚至前往敖德萨，以确保他能在纷繁复杂的政客、投资者、专业工程师——运河工程依赖这些人——构成的人际网络中了解进展。他因家族与路易-拿破仑——自公元1848起担任共和国总统，1852～1870年称帝——沾亲带故而拥有无可比拟的家族优势：他的表姐是皇后的母亲。

许多人声称修建运河是他们的主意，尽管开凿于西奈半岛西部石质荒漠中、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古运河遗迹还依稀可见。在公元前3世纪时，“恋姐者”托勒密二世曾将波斯人于前500年修建的运河的故道延长。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联系一直到阿拉伯时代早期都是开放的，偶尔会有中断。但其目的十分有限：埃及的阿拉伯征服者阿穆尔·伊本-阿斯曾利用运河系统将埃及小麦运往麦加。

[4]

运河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商路的想法直到19世纪才正式出现，原因在于：埃及实际上就意味着尼罗河水路，而一条横贯沙漠的与尼罗河平行的水路无疑将夺走托勒密王朝、法蒂玛王朝和马木留克王朝严重依赖的赋税收入。

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如何构建两大洋之间的通路的想法。公元19世纪20年代，年轻的英国企业家托马斯·瓦格霍恩（Thomas Waghorn）注意到，从印度寄往英格兰的信件，存在长时间的延误，并发现从孟买到苏伊士之间存在一条潜在的路线，它可以运送那些愿意忍受炎热和旅途不适的乘客穿越从红海到尼罗河之间的沙漠。到达尼罗河时，原来想要休整的乘客们会因老鼠、蟑螂、苍蝇和跳蚤大批出没于溯流而上的蒸汽船和摆渡船中而受到惊扰。之后，他们去英格兰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每月定期的班轮服务将从亚历山大航行至马耳他与康沃尔的法尔茅斯（Falmouth）——这些蒸汽船的班轮服务容后再议。

[5]

当雷赛布邂逅瓦格霍恩时，他甚为动容，并写道“他是一个榜样”——不仅是事业和勇气的榜样，更是在设法建立红海和地中海之间有效通道上树立了榜样。

[6]

英国的立场始终认为尼罗河航道更为便捷。在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担任首相时，曾强烈反对雷赛布的计划。其中也存在技术问题，无论进行多少次地形勘察都不足以解决这些难题。红海的水平面与地中海一致吗？这项工程的目标是修建一条运河，而非瀑布。土壤的多样性——砂质荒漠、岩质荒漠、沼泽——使修建过程更加复杂。但是，在帕默斯顿反对立场的背后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一旦工程获得成功，法国人将获得通往印度的通道，他们在埃及的声望将大大增强，而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利益将受损。

奥斯曼苏丹也根本不确定他是否想要修建一条通往红海的运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政治问题。雷赛布敦促总督们对运河做出自主决定，并且不要顾及某些人的想法——这些人认为修建运河需要获得奥斯曼苏丹本人的准许。被雷赛布的计划打动的第一位总督是赛义德（Said），他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很胖，穆罕默德·阿里曾对其子沉溺享乐之举感到绝望。其实赛义德是个狡诈精明的政客，他乐意派出地质勘查团，乐意在雷赛布的股份中投入巨资，甚至乐意承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报纸开支。赛义德确实摇摆不定，但他在这一工程项目中涉入越深，如果项目破产，他将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资金当然是个问题，尤其是当雷赛布于公元1856年无法同雅各布·德·罗斯柴尔德（Jacob de Rothschild）达成协议时。

[7]

雷赛布转而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并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出售其股份，但只有埃及总督和法国人有投资热情。正如赛义德所发现的，当卖不出去的股份不得不推给总督时，雷赛布是个游说高手。赛义德是有回报的：运河北端的新港口将被命名为赛义德港（又译塞德港）；尽管一开始只有简陋的工地，但随着运河工程的推进，工地迅速扩大，到运河开通时，已经形成一座由填海的混凝土石块构成的超大防波堤。到1863年1月赛义德去世时，工程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要实现在1869年预定日期结束项目的目标仍然前途漫漫：大量土方需要搬运，设计航道沿线的高地需要爆破。到此时，解决方案仍需依赖赛义德招募的苦力——这是自以色列子民时代起就已在埃及实施的强制劳役。随着人们不断在尼罗河与运河间往返，强制劳役现象在欧洲引发担忧，因为他们有些类似奴隶，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效率低下。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新的总督，赛义德能干、高效的侄子伊斯梅尔（Ismail）的继任而改变。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支持运河的开凿，因为他是个大地主，而且不喜欢强制劳役制度，强制劳役常常在最需要农民（fellahin）劳动力的时候使他们脱离土地。他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了解西方人的理念。他无意使其宫廷民主化，但（就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那样）他认为劳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早已不合潮流。正如他所说的：“埃及必须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8]

他终止了强制劳役制，这让雷赛布面临到哪去找劳工的问题，而且即使去远东的中国，也找不到足够的人力。答案就是机械化，这对现代人而言是完全合乎时宜的，到公元1863年底，波莱尔拉瓦利公司（Borel，Lavalley and Company）开始设计一系列适合运河航道沿线不同土质施工的机器。开凿运河的四分之三的土方是由这些机器完成的，主要是在修建运河的最后两年，即1867～1869年，但没有什么事件是可以预见的：在最后一天，人们发现一块巨大的岩石伸进运河，威胁着所有吃水深度正常的船，这块岩石必须被爆破清除。

[9]

使用机器让公司的开支成倍增长，但没有机器，工程绝不可能如期完成，而且运河要想获得总督、苏丹和法国皇帝的支持，迅速交付也是至关重要的。

伊斯梅尔确信，他可以使用可观的棉花税收来支持运河的修建。公元19世纪60年代，埃及从全世界对棉花的需求中收益颇丰，它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大西洋对岸的传统供货商美国正处于内战。长远来看，其前景并不如伊斯梅尔预期的那么乐观，但与大多数政客一样，他也认为繁荣背后不会有危机；1866年，他已发生资金短缺，雷赛布甚至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巴黎以高额利息举债。到运河完工时，伊斯梅尔帕夏已经支付了2.4亿法郎的建设费用，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约为1000万英镑。

[10]

在政治上，伊斯梅尔发现他不得不小心行事。他想让“高门”授予他一个新的头衔且其长子可继承的理所应当的权利，他将这一举动不无道理地视为对他的独立统治权的认可。土耳其人不情愿地拣出了赫迪夫（khedive
，即埃及总督）这一古代波斯头衔给他，没有人清楚该头衔的准确含义，但它似乎是对王权的诉求。另外，随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实力增强，伊斯梅尔有充分的理由提高警惕，至少对运河区内的欧洲殖民者而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已充当了自治政府的角色。侵蚀埃及对运河的控制权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公元1869年11月运河的开通典礼清楚显示了赫迪夫对获得欧洲众统治者认可的渴望。来宾中有乘坐“艾格勒号”（L’Aigle
）明轮蒸汽船的法国皇后欧仁妮（Eugénie）、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以及来自普鲁士和尼德兰的王公。这一天同时依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仪典模式举行了宗教性的庆典，以标榜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皇后的忏悔神父宣称，“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今天是全人类的伟大节日”。这一全人类具有兄弟之情的信息，是安凡丹理所当然赞同的，也是伊斯梅尔想要促成的主题之一。神父还宣读了对雷赛布的颂词，将他比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而雷赛布确信，此前还从未有过这种由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举行的仪式。

[11]

11月17日，由三十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赛义德港出发沿运河航行，达官显贵们在这一旅程中不时在沿途停留，进行各种茶歇和娱乐活动。皇后的明轮于11月20日抵达红海，并享受了鸣二十一响礼炮的接待。正如《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雷赛布“将非洲变成了一座岛屿”。

[12]

如今一切都依赖运河的吞吐量，赫迪夫乐观地希望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他有权获得运河航运收益的15%。显然，船主和商人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来适应通往东方的这一新的快捷通道。公元1870年，有40多万吨货物由大约500艘船装载着在运河中通行。187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75万吨。有人一度让赫迪夫相信，他将每年从500万吨货物中抽取赋税，而要达到这一数字得花上一段时间。当运河还在修建时，赛义德港就吸引了大量法国轮船（64艘）和许多埃及船只，以及众多土耳其帆船。奥地利帆船装载着来自威尔士和法国南部的煤炭，来自科西嘉和伊斯的利亚的木材，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运往西奈的不毛之地犒赏欧洲殖民者的葡萄酒。

[13]

将这些原始数据同运河开通之后那些年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可直接感受到运河开通后发生的变化。从长期来看，这一数据有大幅增长：1870年有486艘船通过运河，1871年有765艘，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其余年份，通过的船只均有1400艘左右，1880年突破了2000艘，1885年则达到了3600艘的高点，之后的数目只有小幅回落。尽管英国政府对这项工程反应冷淡，但英国商人却迅速加以利用，到1870年，三分之二的运输量被英国投资者占据。1870年之后的二十年，英国的优势愈发明显，以至于到1889年，联合王国占了680万吨的运河总运输量中的500万吨之多；这只让法国得到少许份额（36.2万吨），给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主要是的里雅斯特）留的份额就更少了。伦敦的贸易委员会宣称：“欧洲和东方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苏伊士运河，不列颠国在该贸易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

[14]

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在公元1870年股东们只能眼巴巴地盼望着，他们的不安随着运河公司被证实无力发放分红而愈发强烈，或者，正如一篇法国短评所写的：“苏伊士运河的伤痛——零结果——接着便是毁灭！”

[15]

雷赛布决定将注意力转到下一个运河工程上，即开凿巴拿马运河（该工程已超过了其技术和资金实力范围），而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皇帝已经被迫流亡，巴黎被巴黎公社接管。巴黎的秩序一经恢复，第三共和国就宣布坚定地支持运河，却无力救助不走运的投资者。伊斯梅尔基本上已被抛弃，1872年，因为资金短缺，他被迫举债8亿法郎（3200万英镑）；到1875年他的债务正逼近1亿英镑，而且仅仅是维护费就高达每年约500万英镑，他的各项资源被榨干的速度远远超过积累速度——1863年，埃及政府的税收收入远少于运河的维护费。他对借款人的吸引力在于他的抵押品：他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大量股份，包括当外国投资者不愿购买股份时雷赛布抛给埃及的那些。伊斯梅尔已带领埃及奔向更伟大的政治独立，但财政开支之巨却使他以独立为代价冒险妥协。1875年，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出售埃及所拥有的运河股份。法国买家做好了一掷千金的准备。然后，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得悉此事，并明白只要花费400万英镑，他就有机会获得地中海至印度洋航线的部分控制权。他告知维多利亚女王，购买运河的股份“只是花几百万的事”，“将至少足以使所有者对苏伊士运河的管理运作施加重大的（虽不能说是压倒性）影响。在这紧要关头，它对陛下您的权威至关重要，苏伊士运河应当归英国所有”。到1875年末，英国政府发现自己已拥有运河全部股份的44%，这使它成为运河的最大股东。迪斯雷利告知女王：“事情已办妥，您已拥有运河，陛下。”

[16]

此番购买对埃及和地中海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盎格鲁-法兰西双方共管委员会（Anglo-French Dual Control Commission）建立起来，以便管理埃及国库，并对赫迪夫的预算施加一定约束，此举大大增强了大不列颠在埃及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委员会授权赫迪夫以超低的价格将运河15%的税赋收入卖给一家法国银行，此举根本无助于巩固赫迪夫的地位。当伊斯梅尔对外国贷款的依赖足以危及赫迪夫向君士坦丁堡缴纳的岁入时，奥斯曼苏丹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举动是盎格鲁-法兰西接管埃及的第一步。伊斯梅尔梦想着从苏丹统治的地区获取新的资产，但向南方派兵却使他入不敷出。他变得愈发孤立：公元1879年，苏丹将他撤职，尽管身处如此宽容的时代，他还是遭受了被流放至那不勒斯湾的严重处罚。然而在罢免伊斯梅尔时，苏丹其实是迫于双方共管委员会的压力，亲近欧洲列强的伊斯梅尔之子陶菲克（Tawfiq）的继任只会使埃及进一步落入英国人的网中。到1882年，陶菲克受到国内的巨大压力：一次军事政变组建了一个由阿拉伯人领导的敌视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旧贵族的政府。1882年夏末，在一支英格兰派遣军的帮助下，英军炮击亚历山大港为欧洲人泄愤，因为那里发生了对外国人的大屠杀；英军确保了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并向开罗推进，其公开目标是助陶菲克复位。

[17]

埃及实际上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即便赫迪夫（和他的继承者，即埃及国王）获准拥有大量自治权。在罢免伊斯梅尔的过程中，苏丹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导致奥斯曼帝国最终丢掉埃及，但事实上，当雷赛布的强制劳工撬动苏伊士运河的第一块草皮时，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就已经出现了。

2

公元19世纪中叶地中海发生的另一场变革是蒸汽轮船的到来，随之而来的是铁甲舰。建造蒸汽轮船的第一次尝试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法国。轮船航行的新特性是速度，可靠且匀速。但速度不应该被夸大；8海里/小时即可认为是快速。尽管如此，1837年开通的从的里雅斯特到君士坦丁堡的轮船航线仍旧要耗时两周，相形之下，帆船则需要一个月甚至四十天，到19世纪末，更大型的、铁甲的、螺旋桨驱动的轮船驶抵土耳其首都用不了一周时间。蒸汽机轮船无须根据季风的方向更改航线，可于任何季节在地中海上航行。航运不再受限于追随盛行风和洋流的传统航线；换言之，点到点的航线变得更直接，并且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船只何时抵达。但是，轮船造价昂贵，而且——帆船的甲板下是空荡荡的——轮船需满载燃料（以煤为燃料），更不消说引擎与轮汽机这些船体最重要的部分，以及为工作人员与乘客提供的舱室；它们还携带风帆以便在适当时候增强或替换轮汽动力。一篇报道解释说，“轮船不可能也永远无法成为货船”；因为它们提供的是快捷服务，它们不会游荡在港口间，像帆船那样用不紧不慢的方式装卸货物。

[18]

很明显，蒸汽轮船最适于运送邮件，包括银行汇票；换句话说，轮船在贸易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它加快了支付的速度和商业信息的传播，并为那些发现邮轮更为舒适的乘客提供了空间。法国政府早在公元1831年就在规划邮轮航线，当时开辟了从马赛到南意大利的轮船航线。

[19]

时间表也可以制定：1837年，奥地利政府与总部位于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劳埃德（Lloyd）公司签了一份合同，每月两次航行，从的里雅斯特到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途经科孚、佩特雷、雅典、克里特和士麦那，运送钱币、邮件和乘客。

[20]

此前四年，在的里雅斯特，一批保险从业者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奥地利劳埃德”的机构，得名于伦敦的一个咖啡厅，该咖啡厅于18世纪诞生了一个类似的保险从业者合作机构。1835年，奥地利劳埃德创建了一家轮船公司，其保险事业大大受益于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奥地利劳埃德公司60%的股份被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抢购，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伦敦分行帮助它从英国补充船只和引擎。

[21]

1838年，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船队由10艘轮船组成，其中最大的是“马赫穆迪亚号”（Mahmudié
），它显然得名于连接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的运河，排水量为410吨；其引擎有120马力。的里雅斯特的英国领事称该船队“建设一流、设备一流、配员一流”。

[22]

在地中海之外，“半岛轮航公司”（Peninsular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开设了从英格兰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运服务；它此前就已经开始专注于英格兰和伊比利亚之间的班轮服务［公司名称中的“半岛”后来演变为“半岛与东方”（Peninsular and Oriental或P&O）］，并以西班牙国旗中的红色和金色、葡萄牙国旗中的蓝色和白色为其颜色。P&O与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一些麻烦事：公元1845年英国公司开辟了穿越地中海，进入黑海，远及特拉布宗的航线；一旦进入黑海，英国公司就威胁要进一步冲撞奥地利在多瑙河与黑海沿岸的轮船的利益。

[23]

蒸汽航行已演变为一则成功的故事：欧洲列强争相夺取商路的主导地位，但竞争显然仍旧是和平的；19世纪的地中海的确发生了一些航海冲突，但自从美国和法国对柏柏尔人取得胜利后，海盗威胁便大大减少，而希腊独立战争后，武装船队之间的摩擦也鲜有发生。

有一次算是例外的武装冲突，该冲突以公元1866年7月奥地利海军在利萨岛（Lissa）——今称维斯岛（Vis）——击败新组建的意大利舰队而告终。拿破仑战争后奥地利对威尼斯的占领使威尼斯舰队归奥地利指挥，奥地利人也短暂控制过托斯卡纳地区由哈布斯堡家族统率的舰队——直到1848年，意大利语仍是哈布斯堡海军的指挥语言，大部分水兵也是意大利人，不过到1866年时，德国人已占士兵总数的60%。

[24]

哈布斯堡舰队管理有方；皇帝的弟弟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Ferdinand Maximilian，他后来作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墨西哥遭遇了悲剧命运）于1854～1864年担任总司令，他不仅了解使用蒸汽动力的优势，而且也明白用铁甲包裹船体的好处。他建造了由帆船和一些明轮船组成的舰队；他将螺旋桨帆船编入舰队，之后还让铁甲轻帆船入役，后者耗资甚巨——1861年奥地利铸造厂已无法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铁甲生产任务，铁甲不得不从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订购，并从马赛高度保密地出口。不过发动机却在的里雅斯特的新工厂生产，皇帝持有该工厂的股份。他允许他的弟弟花费任何一笔其认为有必要的款项。

[25]

对北意大利领地的统治使哈布斯堡皇帝与在萨伏伊家族领导下追求半岛统一的势力发生冲突。普鲁士和意大利王国的结盟对奥地利在威尼斯和意大利东北部的控制权构成了威胁。当奥地利和意大利舰队在克罗地亚海滨的利萨相遇时，奥地利舰队显然兵力处于劣势——意大利有十二艘铁甲轮船，而奥地利仅仅动员了七艘。意大利一方的无铁甲轮船数量也稍稍多些。另外，意大利人显然没怎么考虑要采取必要的行动。铁甲舰之间的对决是件新鲜事，奥地利人认定，正确的战术（采用古典时代的战法）是冲击敌军。尽管这种战法不利于他们的军舰，但奥地利人确实击沉了两艘意大利铁甲舰。奥地利指挥官承认道：“整个是一场混战……我们无一军舰损失真乃奇迹。”打败意大利的优势兵力，奥地利人获得了胜利。

[26]

胜利并没能让他们守住威尼斯，威尼斯还是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但它确实阻止了意大利获得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控制权（一些“奥地利”水兵就来自这里）。

[27]

倘若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那就是利萨之战后威尼斯的沦陷竟然强化了的里雅斯特作为哈布斯堡帝国进军地中海的门户的地位。

的里雅斯特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盛极一时。苏伊士运河开通三十年前，一位驻维也纳的美国外交官向华盛顿的国务卿做了如下报告：

的里雅斯特本身是个美丽的城市，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个新城市——与大多数新城市一样，的里雅斯特也有很多活动和商业。它的优质港口有着足够的深度，足以停泊任何船只。该城有5万居民从事据称有利可图且正在快速发展的商业。其进口额高达5000万弗罗林（超过1亿美元），出口额达4000万。

[28]

的里雅斯特也面临许多挑战：哈布斯堡内陆的维也纳和布拉格周边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并不高，这使得的里雅斯特难以在地中海市场上销售奥地利产品，而前往奥地利心脏地带的通道又被阿尔卑斯山阻隔。另外，的里雅斯特是个可以享受慷慨的商业税豁免的自由港。早在公元1717年，该城就从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手中获得了种种特权，而在这之前还有亚得里亚海海域内历史更加悠久的贸易传统——查理五世曾在1518年赐予的里雅斯特商人在南意大利的特权。在那几个世纪中，的里雅斯特仍旧非常狭小，完全笼罩在威尼斯的阴影下，直到14世纪才摆脱威尼斯的政治监护。但它摆脱威尼斯的经济控制所经历的时间更长：在18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通过的里雅斯特转运商品，为的是借助它的自由港身份获利。18世纪末，在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统治时期，的里雅斯特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特权以及海商法，甚至能在1797年威尼斯丧失独立地位后更好地利用自身地位：1805年，537艘船在的里雅斯特注册，它们中的大部分属于威尼斯人。

[29]

的里雅斯特的另一方面更为与众不同。当查理六世意识到了里窝那的成功时，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特区，持任何信仰的商人都可在这个特区内定居、发展。当约瑟夫二世于公元18世纪80年代颁布《宽容敕令》（Edicts of Toleration）后，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安全便有了保障。

[30]

的里雅斯特城堡下山坡上的逼仄隔都在1785年被废弃。一位名叫埃利亚·莫普尔戈（Elia Morpurgo）的犹太作家——他也是丝绸生产商——称赞玛丽亚·特蕾西亚为《箴言》（Book of Proverbs
）中所描述的“女勇士”，因为她使她的臣民能够享受商业繁荣带来的红利：“港口开放，道路缩短，既方便又快捷，在海上飘扬的旗帜受人尊重，也变得安全。”在的里雅斯特能够看到的其他宗教群体包括亚美尼亚派、希腊东正教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塞尔维亚东正教派等。每个群体都被组织为一个“族群团体”（nazione
），在承认更多定居者——他们应当在经济上有利用价值，而非流浪者——之前，每个族群团体都被寄予希望去关注城市福祉。宗教标签背后是很多种族群体，不仅有附近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还有德国人、荷兰人、英格兰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移民或访客；这里是各种语言的杂糅地（guazzabuglia
），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意大利语和德语。

[31]

伊塔洛·斯韦沃

[32]

的城市因其犹太人社区而格外著名，该社区在公元19世纪30年代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它还保留着自己的学校和机构。事实上，拉比们开始对各项宗教习俗的标准化感到万分担忧，无论是打破安息日规制，还是对犹太饮食戒律的漠视态度。

[33]

犹太人口也有大幅增长，从1735年的100多人——当时城镇总人口还不到4000——上涨到1818年的2400人，这时的里雅斯特居民数量已增长到超过3.3万人。由于比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其他地区条件宽松，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博拉菲欧（G.V.Bolaffio）撰写了一本论述货币兑换的著作，塞缪尔·维塔尔（Samuel Vital）撰写了有关保险业的著作，在之后几十年的里雅斯特犹太人在簿记、经济和商业法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犹太人也积极参与股票交易所（Borsa）的活动，并参与了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创立：创立者包括犹太人罗德里戈·达·科斯塔（Rodrigues da Costa）和科恩（Kohen），希腊人阿坡斯托布鲁（Apostopoulo），斯拉夫人乌切提克（Vucˇetic＇），莱茵兰人布鲁克（Bruck）和利古里亚人萨尔托利奥（Sartorio），其中最后两位深得王室赏识，以至于获得贵族头衔。

[34]

民族融合还为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到19世纪末，的里雅斯特以其文学咖啡馆著称于世，它始于建于1837年的“镜子咖啡屋”（Caffé degli Specchi）。19世纪末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是：的里雅斯特到底属于意大利还是奥地利，这与城市中斯洛文尼亚人自我意识日益增强的现状格格不入。

[35]

在维也纳——另一座各民族试图在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下共存的城市——看来，的里雅斯特似乎是通向东方的一座理想桥梁。在公元1830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当地的商业通过港口逐步扩张：进口额翻了一番有余，与此同时，轮船数量开始增加，而帆船数量日渐减少，这表明轮船渐渐商业化。1852年，接近80%的商品通过帆船运输，但到1857年仅有三分之二的商品由帆船运输。的里雅斯特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奥斯曼帝国，对其的出口量在19世纪60年代占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美国、巴西、埃及、英国、希腊都与的里雅斯特保持经常性往来；的里雅斯特的船舶总量在亚历山大港的贸易中排在继英法之后的第三，土耳其和意大利位列第四和第五，其在19世纪末仍然没有衰落。它经营的商品范围也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大部分只运往维也纳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心脏地带，这些商品有咖啡、茶叶、可可、大量胡椒、水稻以及棉花等。

[36]

从运河开通那年到1899年，商品运输量几乎增长了四倍。

[37]

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历史揭示了那些试图在公元19世纪的地中海利用新条件之人面临的机会和挫折。地中海航行局面已经今非昔比：伟大的海现在已成为通往印度洋的通道，这使它提供了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通行体验；随着邮件网络的发展，各种信息来往于各方；此时的和平与安全程度远胜于罗马帝国全盛期以后的任何时期。然而，统治地中海的既非奥地利，也非土耳其，亦非法国，而是大英帝国。

[1]
Cf.E.Said’s tendentious Orientalism
（London，1978）.

[2]
Z.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2003），pp.147，183.

[3]
Z.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2003），pp.28-37；J.Marlowe，Th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1964），pp.44-5.

[4]
Marlowe，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1-3.

[5]
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p.56-7；Lord Kinross，Between Two Seas：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1968），pp.20-30.

[6]
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p.32-3；R.Coons，Steamships，Statesmen，and Bureaucrats：Austrian Policy towards the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of the Austrian Lloyd 1836-1848
（Wiesbaden，1975），pp.148-61.

[7]
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p.131-2；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p.98-9.

[8]
Karabell，Farting the Desert
，p.183.

[9]
Karabell，Farting the Desert
，pp.208-11；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p.222-5.

[10]
Marlowe，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227，231.

[11]
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254；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246.

[12]
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253.

[13]
G.Lo Giudice，L’Austria，Trieste ed il Canale di Suez
（2nd edn of Trieste，l’Austria ed il Canale di Suez
，Catania，1979）（Catania，1981），pp.163-7，180-81；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287：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269.

[14]
Lo Giudice，Austria，Trieste
，p.180，table 20；p.181，graph 7；Board of Trade report cited in Marlowe，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260.

[15]
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260；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287.

[16]
Marlowe，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255-75；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p.262-5；R.Blake，Disraeli
（London，1966），pp.581-7.

[17]
Marlowe，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255-75，313-20；Kinross，Between Two Seas
，pp.293-309，313-14；Karabell，Parting the Desert
，pp.262-5.

[18]
Cited in 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55：‘Dämpschiffe warden und können niemals Frachtschiffe seyn’.

[19]
Cited in 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p.26-7，35，63.

[20]
Cited in 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61.

[21]
L.Sondhaus，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IN，1989），p.95.

[22]
Cited by 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63.

[23]
U.Cova，Commercio e navigazione a Trieste e nella monarchia asburgica da Maria Teresa al 1915
（Civiltà del Risorgimento，vol.45，Udine，1992），p.171，n.13；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p.129-32.

[24]
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5-7，13，36.

[25]
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184-7，209-13.

[26]
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252-9，273（battle diagram）.

[27]
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36-8，129，151，178-9，259；L.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
（West Lafayette，IN，1994），pp.6-7.

[28]
Cited in 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3；see also Lo Giudice，Austria，Trieste
，p.221.

[29]
Cova，Commercio e navigazione
，pp.10，28-9，74-5；Sondhaus，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2-3，12-13.

[30]
L.Dubin，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CA，1999），pp.44-5.

[31]
L.Dubin，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CA，1999），pp.3-4，10-17，43.

[32]
伊塔洛·斯韦洛（Italo Svevo）是意大利犹太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他出生于的里雅斯特，是20世纪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为《季诺的意识》。——编者注

[33]
L.Dubin，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CA，1999），pp.164-73.

[34]
L.Dubin，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CA，1999），p.32；Coons，Steamships，Statesmen
，p.9；Cova，Commercio e navigazione
，p.153.

[35]
C.Russell，‘Italo Svevo’s Trieste’，Italica
，vol.52（1975），pp.3-36；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London，1948），pp.201-3.

[36]
Lo Giudice，Austria，Trieste
，pp.135，137，142，145-6，tables 8，9，10，14，16.

[37]
Lo Giudice，Austria，Trieste
，pp.205-6，table 29 and graph 13.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1830～1920年）

1

第五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地中海的发现与第二地中海的重新发现。希腊世界逐渐囊括了荷马所描述的青铜时代（Bronze Age）驾驶战车的英雄们，罗马世界也被人们发现它植根于鲜为人知的伊特鲁里亚人文化之上。因此，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地中海历史的全新观念开始呈现。早期线索是对古埃及兴趣的增长所给予的——这点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论述——尽管这也与传统的圣经研究密切相关。在18世纪，大旅行（Grand Tour）将富有的旅行家从北欧吸引到罗马和西西里的古典遗址，英国绅士们将此视为除牛津、剑桥——在牛津和剑桥，相比古代实物，那些集中精力于研究之人更愿意沉溺在古代典籍之中——之外另一值得消遣之地。

[1]

另外，由于德国艺术史学者温克尔曼（Winckelmann）开始对希腊艺术形式倾注爱意，辩称希腊人将他们自己献身于美（罗马人不曾做到这点），对古代艺术品的美学鉴赏在18世纪末重获生机。他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rt in Antiquity
）于1764年以德文出版，不久又推出法文版，影响力巨大。

随后几十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被发掘出来——被纳尔逊戴了绿帽子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就积极参与其中。之后对伊特鲁里亚的发掘又进一步增强了北部欧洲人对古代艺术的兴趣，它为室内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模型，为收藏家提供了大量劫掠品。当伊特鲁里亚的墓穴被开启时，“伊特鲁里亚花瓶”，几乎都是真正的希腊制品，被装船运出意大利。在希腊，在挖掘和运出发掘物之前，要买通奥斯曼官员。最著名的实例是，在公元19世纪初，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那些大理石制品被其他文物劫掠者运往欧洲北部的一些博物馆：帕加马的祭坛被运往柏林，迈锡尼王阿特柔斯宝藏中的面具被运往大英博物馆，等等。存世的大量裸体男女雕像唤起美学想象和情欲思想，这不足为奇。徜徉于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型博物馆中，就有机会看到地中海的古代遗址，这些博物馆内的古代藏品充斥着温克尔曼的原则：要理解古典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的美。

[2]

地中海世界也通过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和沃特豪斯（J.W.Waterhouse）等人的重构古典时期历史的绘画作品而进入欧洲北部。阿尔玛-塔德玛画作中几乎照相般的细节呈现让他格外受欢迎，毫无疑问，他将年轻的裸体女子画在画布上也让他声名大噪。

[3]

人们通常不认为驻足于古希腊土壤是一件重要的事。特洛伊的传说是关于本不存在的诸神和英雄的神话，但当希腊人摆脱奥斯曼统治时，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浪漫主义臆断便获得了力量。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例子便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公元1824年他在希腊抗击土耳其人时死于热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完全投身古典历史，当时他进行了覆盖地中海北部许多地区，如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旅行。但很难认定他对希腊的兴趣是被对古典历史的深刻依恋，而不是对自由的浪漫主义信念所激发。事实上，英国人对希腊的态度一点儿都不浪漫。1848～1850年，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帕默斯顿勋爵因希腊政府没有对直布罗陀犹太人唐·帕西菲柯（Don Pacifico）——他的财产遭到骚乱暴徒的侵害——进行赔偿，一度对希腊政府大发雷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雅典，直到希腊人向盛怒的法国人、俄罗斯人——他们和大不列颠一道充当了希腊独立的保证人——做出让步。但帕默斯顿深知，对古典学成就之诉求，在阻碍着而不是有利于希腊人的行为举止：

就像古罗马人一样——只要他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
），就能使自己免遭羞辱——不列颠臣民不论身在何处，都能信心满满地感受到，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强大的武力会保证他免受不公正的待遇。

古希腊的某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坚持着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但在19世纪初的希腊已难以见到伯里克利和柏拉图的后代。如果某人想见识真正的罗马人，那他只好转而去见英国人。

2

一小部分人在理论上确实相信特洛伊的传说。正如所见到的，爱琴海文明的发现始于海因里希·施里曼对于特洛伊故事的迷恋，他于1868年首次来到特洛伊，五年后，他发掘了他所声称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在地层学和年代测定法尚不发达的时代，施里曼凭直觉识别他所发现的一切。在经过伊萨卡时，他从地下挖出了一堆古代瓮罐；问题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奥德修斯家族的瓮罐，而在于瓮罐中的骨灰到底属于哪位成员。

[4]

公元1876年，他已在迈锡尼进行发掘，此处比特洛伊更易识别，因为历经千年的狮子门仍可依稀辨别。可以预期的是，他发现了阿伽门农及其家族的墓穴。相比他的考古发现的政治寓意，他对证明荷马的存在更感兴趣，但种族主义者很快便开始利用他的发现，认为最初的希腊文明，即欧洲高级文明的创立者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

[5]

尽管学术界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才让人相信，迈锡尼人与后来的希腊人关系密切，甚至使用早期形式的希腊语。此时，这些争论才转向发掘者在希腊和克里特找寻到古怪铭文：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微小的象形文字，恰好适合近视的阿瑟·埃文斯爵士，将他吸引到克里特，引导他去发掘和重构（同等重要的）他所谓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

埃文斯在克里特的事业在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里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到1900年时，约30%的克里特人是穆斯林，他们大多数讲希腊语并且是希腊人后裔。这些穆斯林中包括大地主和相当比例的商人，穆斯林人口集中于城镇，而传统上基督徒多分散在乡村。

[6]

大陆上的希腊人赢得的独立使信仰基督教的克里特人燃起希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进入新的王国。他们的目标是“统一”（enôsis
）；随之而来的是1821年希腊反抗奥斯曼人的起义，起义持续了九年时间，混乱不堪的局面则在克里特岛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了土耳其人的残酷报复，尽管双方的手都不干净——在19世纪末，克里特东部的穆斯林惨遭蹂躏。欧洲列强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克里特纳入希腊王国；经土耳其人同意，克里特被委托给穆罕默德·阿里，从1830年起，该岛由埃及统治十年。之后一个希腊人委员会将克里特委托给英国，后者却无意统治克里特，或者说无意推翻东地中海的秩序。

[7]

奥斯曼人清楚地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从1868年起允许克里特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尽管这并未使统一运动的倡导者感到满意，到1897年时，这些倡导者正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俄国招募志愿者来为他们的事业而战。

公元1898年，饱受战争创伤的小岛最终被允许在高级专员希腊乔治亲王的管理下获得完全自治，同时它还成为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保护对象，但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仍旧是名义上的君主，因为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土地，尤其在受益人主要是希腊基督徒时更不愿如此。代表两大社群的岛屿政府试图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许多穆斯林在和平到来前就离开了克里特，许多人在内战尚在进行时也逃走了。要知道，恢复经济的过程也包括重构克里特人的身份认同感。1898年，阿瑟·埃文斯需要大量人手来帮助他发掘克诺索斯，在首批发掘行动中，克里特政府热心地通过一系列法律，以鼓励外国考古项目，甚至允许艺术品的出口。

[8]

克里特人将此视为一场公关行动，一个通过在列强保护国的博物馆中展现其历史，从而将克里特的现状公之于世的机会。

这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岛屿，当发掘者们将克诺索斯展现在世人眼前时，埃文斯想象出了一个和平的克里特形象，用来解释那些令人费解的遗迹。埃文斯的克里特是由某个他假定其名字为米诺斯的人统治的王国。他的解释表明他对克里特的未来与克里特历史的设定有着同样真挚的祝愿。他将米诺斯王国时期的克里特视为一个高贵的、崇尚自然的母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是国王的男性朝臣也变得女性化：追求时尚的廷臣们如宫廷妇女那般，乐意在他所发现的宽敞“舞池”中恣意旋转。他让他的工人们为他舞蹈，以图恢复米诺斯时代克里特的魔力。

[9]

利用米诺斯壁画的残片，爱好和平的王公和喋喋不休的宫廷妇女的形象被重新塑造出来。在克诺索斯重建的宫殿——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丰富的想象力——是现代主义的和平殿堂。

3

塞浦路斯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克里特的写照，它是另一座让土耳其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的岛屿，尽管它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低一些。在这里，希腊内陆的事件有着巨大影响力：从公元1821年起，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变得桀骜不驯，于是土耳其人总督禁止非穆斯林持有武器。19世纪30年代，多达2.5万名塞浦路斯人离开该岛前去希腊，意在取得希腊公民权后再返回海岛，成为希腊国王的臣民，这使他们获得了充当希腊独立担保人的英国、俄国、法国领事的保护，这激怒了奥斯曼当局。

[10]

即便如此，塞浦路斯东正教多数群体具有“希腊人”主体观念这一认识也不应被夸大：与希腊祖国实现统一的概念更多产生于希腊，而非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其内部各族的社会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当和平的。英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与土耳其当局合作，以确保倡导希腊统一的势力能受到控制：1854年，英国副领事向总督通告了有关宣传“谋反”的小册子的消息，它被认为出自尼科西亚的希腊高等学校校长之手。副领事与总督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见于1864年总督邀请副领事参加他儿子割礼仪式的邀请函：“我诚挚地邀请您全程参加庆典，庆典将从周一一直持续到周四，请您在这四天享用晚餐。”

[11]

鉴于塞浦路斯地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它的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它的一些基本农产品略有剩余，如大麦出口叙利亚，角豆可出口亚历山大，但生活水平不高——引用一位18世纪晚期的到访者的话——“进口微不足道，因为塞浦路斯只进口刚好可满足其少量居民所需的产品”，即一些精细纺织品、锡、铁、胡椒和染料等

[12]

。到19世纪后期，染料被用于当地的工业：英格兰的白色棉布通过贝鲁特输入，并在当地作坊进行染色，丝织业也蓬勃发展。但塞浦路斯仅仅是东地中海局部网络的一部分，其国际联系相当有限。

[13]

然而，随着人们对古代遗物兴趣的增强，一种新型的大宗违法贸易开始在塞浦路斯兴起。从1865年到1875年，美国领事路易·帕尔马·迪·塞斯诺拉（Louis Palma di Cesnola）将军是所谓的“我的财富”的最辛勤搜集者；他在气势恢宏的库里翁（Kourion）遗址劫掠的大部分古物进入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14]

当英国人迫使苏丹在公元1878年将塞浦路斯岛的行政权交给大不列颠时，奥斯曼政权在东地中海的衰弱显露无遗。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Ⅱ）知道，如果他想要牵制俄国，就需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因为俄国人仍希望能一直出现在地中海上，这只有在他们保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通行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对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大不列颠时，英国对奥斯曼人的支持开始减弱；英国对独立王国疆域外的希腊人生活状况的同情依旧十分强烈。

[15]

所以，塞浦路斯被视为维系持续性友谊的首付款。依照典型的奥斯曼作风，“高门”仍旧对海岛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英国人则被期望将他们从对塞浦路斯的管理中得到的所有收益汇给君士坦丁堡（直到英国和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锋相对时，塞浦路斯才被大不列颠吞并，且直到1925年它才成为英国王室的殖民地）。大不列颠对塞浦路斯的兴趣纯粹是战略性的，随着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股份，而且随着大不列颠于1882年在埃及确立统治地位，其股价也得以提升。对塞浦路斯的占领，使英国控制了自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黎凡特一线的所有海运基地；但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获得了一口“大锅”，在锅中，持两种不同信仰的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仇视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身处第三方势力的统治下而激化：希腊族的岛民越来越强调海岛的归宿是并入希腊，而土耳其族岛民则担心在克里特土耳其人身上发生的恶性事情将再度降临塞浦路斯。到20世纪初，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群紧紧追随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改革运动，而且一种民族认同意识开始发展，该意识因与希腊民族主义的对峙而进一步加强。

[16]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伴随着日益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将会产生一种危险，即把一个曾经使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存的社会撕成两半。

4

民族认同意识在各族群和宗教群体本来呈分散和混居状态的奥斯曼土地上发展。毫不奇怪的是，民族成分和宗教成分最为混乱的地区是地中海周边的港口城市，如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和士麦那。尤其是萨洛尼卡，它成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希腊人斗争的战场，尽管在1912年时犹太人是该城的最大的单一群体，该城的犹太码头工人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这里的港口在每周六都会关闭。

[17]

正如马克·马佐韦尔（Mark Mazower）所观察到的，该城通行四种文字、四种日历，因此，“今天中午是几点？”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

[18]

城市大部分地区的主体语言是犹太-西班牙语，它是1492年后由塞法迪犹太人流亡者带来的。犹太会堂的名称仍旧让人回想起住在萨洛尼卡的各支犹太人的发源地：这里有加泰罗尼亚人的会堂，有“萨拉戈萨”（其实是西西里的叙拉古）会堂，还有个会堂别称为“马卡隆”（Macarron），因为阿普利亚的犹太人后裔常常出入此地，据信他们和意大利人一样喜欢通心粉。

[19]

但是，将萨洛尼卡浪漫化却是错误之举。1911年，拉迪诺的报纸《工人团结报》（La Solidad Ovradera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萨洛尼卡不是一座城市。它是若干小村庄的集成。犹太人、土耳其人、东马派犹太人（追随沙贝塔伊·泽维的犹太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西方人、吉普赛人——在今天，这类团体中的每个都能称为“民族”——彼此远离，就好像害怕传染病一样。

[20]

不可否认，一家以“工人团结报”来命名的报纸可能无法提供关于各族群之间关系的最客观观点，因为它希望超越民族情感，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同一化社区。犹太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日常友好交流可从莱昂·夏基（Leon Sciaky）对19世纪末在萨洛尼卡的童年时光的描述中获悉；在这里，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与一些保加利亚农民关系密切，这些农民给夏基的父亲供应谷物，以使他从事市场交易，而在城市的街道上，小夏基受到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邻居的善待，他们往往乐于在其他社区成员遭难时伸出援手。

[21]

相较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居住的东欧所实践的通常比较严格的犹太教义，塞法迪犹太人对周边文化总是更加开放；当西欧在奥斯曼世界的影响更加强烈时，犹太精英的举止和语言正日益西化。塞法迪犹太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具有矛盾性。理想的状态是，塞法迪犹太人应该将西方的温文尔雅与东方的异域风情稍加融合，英国的迪斯雷利也持该观点。即便还是个孩子，莱昂·夏基都穿西式服装，这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趣旨的明显标志，而萨洛尼卡最富有的犹太家族阿拉提尼（Allatini）则用东西方最精致的家具来装饰自己的房舍。

[22]

从公元1873年起，借助“全球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AIU）建立的诸多新学校，法语开始大规模渗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中间，并取代了拉迪诺语——一些人将它视为下等人的语言［在亚历山大的犹太精英中，法语也成为流行语，甚至是礼节性语言（de rigueur
）］。到1912年，AIU拥有四千多名学生，占该城犹太学校学生的半数以上。

[23]

萨洛尼卡人和亚历山大人根本不担心他们正日益屈从于法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犹太人，就连奥斯曼境内所有富裕城市的居民都将讲法语视为与众不同的标记。

在土耳其人还统治着萨洛尼卡时，他们就知道，尽管土耳其人只是少数，但他们掌控着局面。夏基报道了公元1876年的骚乱是如何爆发的：那时一位保加利亚父亲请求外国领事阻止他女儿和一个土耳其人的婚礼；法国领事和德国领事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怒气冲冲地进入清真寺，且动用私刑。

[24]

不同社区内的不安局面到1900年变得更加严重。希腊人被教育普及所排斥：他们的孩子现在在专门的学校中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他们向南方看去，关注着他们的同胞正生活在独立的希腊王国内。斯拉夫人也变得很难驯服。19世纪90年代，激进的马其顿斯拉夫人——他们使用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自行组成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IMRO），欲在萨洛尼卡与斯科普里之间的所有奥斯曼行省进行自治，但他们将萨洛尼卡视为理所当然的首都，他们还打算让这些地区认同保加利亚文化。这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所无法容忍的，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IMRO行动信息向土耳其人示好。

[25]

不久之后，IMRO认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到了。1903年1月，IMRO的代理人得到了奥斯曼银行对面的一间小杂货铺，该杂货铺由一位沉默的保加利亚人经营，他似乎并不愿意出售他所陈列的不多的货物。但是，到夜里，这个杂货铺恢复了生气。一支IMRO小队在地下挖好坑道后，将地雷安装在奥斯曼银行的宏伟建筑下。掘地道的人堵住了横在通道前的一处市政下水道，附近的科伦坡旅店抱怨说排水系统坏掉了，这些人因此差一点儿就被逮捕。4月28日，他们引爆了地雷，炸毁了银行和临近的几幢大楼。

[26]

当青年土耳其党宣布成立并将启动政治改革时，萨洛尼卡感受到了土耳其政府内部变化所产生的强烈动荡。地中海的政治困境正在剥夺萨洛尼卡的生计：在意大利人于1911年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后，意大利商品遭到联合抵制；又因为奥地利控制了波斯尼亚，萨洛尼卡与的里雅斯特的贸易也遭到抵制。富有的阿拉提尼家庭已经挣得盆满钵满，于是就撤离了萨洛尼卡回到意大利。奥斯曼政权的崩溃速度比之前更快，因此当希腊人于1912年开始向萨洛尼卡进军并称此举是为了祖国时，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不幸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也来了，并且不愿离开；当劝说他们离开时，希腊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在城外爆发了小规模冲突。希腊人占领了萨洛尼卡，但保加利亚的威胁却实实在在，城市失去了富饶的内陆地区，那里曾经是莱昂·夏基的父亲收购谷物的地方。1913年，除了4万名东正教基督徒，该城也是约4.6万名穆斯林和6.1万名犹太人的家园，但希腊的激进分子却想使后两者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

[27]

他们的墓地被亵渎，商店遭洗劫。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克里特人革命的英雄——坚信希腊应该是东正教希腊人聚居的希腊的理念。剩下的犹太人怎么办，这一问题还不清楚，因为韦尼泽洛斯对他们并不信任。1917年8月，一场大火摧毁了城市的大片居民区，让犹太人和穆斯林街区化为灰烬。这场大火和犹太人、穆斯林的逐渐外迁，为希腊当局重建萨洛尼卡，使它成为一座希腊居民聚居的希腊城市提供了契机。至此，目标清晰可见：萨洛尼卡将再度成为圣德米特里守护的基督教城市。萨洛尼卡将以塞萨洛尼基的身份获得重生。

[1]
J.Black，The British Abroad：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roud，1992）.

[2]
R.Jenkyns，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1980），pp.133-9.

[3]
R.Jenkyns，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1980），pp.313-15，318-24；C.Wood，Olympian Dreamers：Victorian Classical Painters 1860-1914
（London，1983），pp.106-30；J.W.Waterhouse：the Modern Pre-Raphaelite
（Royal Academy of Arts，London，2009）.

[4]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p.20.

[5]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pp.38-44.

[6]
T.Detorakis，History of Crete
（Iraklion，1994），pp.368-72.

[7]
T.Detorakis，History of Crete
（Iraklion，1994），pp.295-6，320-26，349（very biased）.

[8]
Gere，Knossos，p.73.

[9]
Gere，Knossos，pp.67，82-5.

[10]
A.Gazioğlu，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20，242-8.

[11]
A.Gazioğlu，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16-17.

[12]
Giovanni Mariti（1769），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155.

[13]
Archduke Louis Salvator of Austria，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164-5.

[14]
Archduke Louis Salvator of Austria，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25-34.

[15]
R.Rhodes James，Gallipoli
（2nd edn，London，2004），p.4.

[16]
A.Nevzat，Nationalism amongst the Turks of Cyprus：the First Wave
（Acta Universitatis Ouluensis，Humaniora，Oulu，2005）.

[17]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6.

[18]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194.

[19]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242.

[20]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253.

[21]
L.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Istanbul，2000），p.37（another edition，as Farewell to Salonica：a Cit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2007）.

[22]
R.Patai，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1981），pp.90-91；Mazower，Salonica
，p.237.

[23]
Mazower，Salonica
，p.234；also 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92-3.

[24]
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37.

[25]
Mazower，Salonica
，pp.264-5；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73-4.

[26]
Mazower，Salonica
，pp.266-8；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75-81.

[27]
Mazower，Salonica
，p.303.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1900～1918年）

1

地中海的历史已经被分成相互联系的各个阶段，并被呈现于本书中，在这些阶段中，地中海或多或少地融为单一经济区乃至政治区。随着第五地中海的到来，该进程的所有特点都发生了改变。地中海成为交通大动脉，商品、军舰、移民以及其他旅客都从大西洋经地中海到达印度洋。地中海周边陆地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巨额贸易的开启——比如来自加拿大的谷物、美国的烟草，使商人对地中海的兴趣逐渐下降。就连在埃及获得重振的棉花贸易都面临印度和美国南部的竞争。从热那亚出发的航线穿过西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带往新世界；1900年前后，这些移民在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以及美洲其他一些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定居下来。意大利移民主要是南方人，因为南部村庄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米兰和其他北方城市正在获得改善。

另外，法国人可以在地中海区域内找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移民的首选，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北非沿岸建立一个新法国，并在广大内陆地区依旧维持殖民统治。该政策的两个明证是，将阿尔及尔的大部分地区重建为一座欧洲城市，以及在公元1870年将3.5万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统一纳为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的”（évolué
），因为他们早已抓住法国统治者提供的机遇，在“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支持下开办现代学校——旨在按照欧洲模式提升犹太人的教育水平，并将自己改造为新的专业阶级。

[1]

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被法国控制后，突尼斯也吸引着法国殖民者，尽管进程更加缓慢；1900年前后，相比法国殖民者，意大利殖民者对突尼斯有了更大的热情。意大利王国也垂涎北非，因为其政治领导人看到了将他们国家建成堪与法国匹敌的地中海殖民强国的机会。意大利人尚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墨索里尼那样，明确表达地中海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因为很显然，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洋，但意大利的公众和民主派确信意大利负有建立帝国的使命。一方面，其道义上的理由是：他们要做的事，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一样，有机会将欧洲文明带给人们眼中的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其政治上的理由是：如果意大利无法展示自己有能力取得伟大的成就，它将在欧洲丧失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理由：意大利的国力仰仗其经济成就，而经济成就的取得只有在它利用好殖民地所提供的原料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西班牙只是个弱小的竞争对手，到1904年，它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包括得土安在内的摩洛哥沿海地区和休达、梅利利亚内陆腹地。

[2]

公元19世纪60年代，突尼斯国家财政的崩溃为法国和意大利提供了契机。如果总督及其政府无法履行他们的义务，大量法国债权人就将蒙受损失。此番情形与赛义德和伊斯梅尔治下的埃及没有多大的不同。一个国际金融委员会成立了，法国人的目标是控制该委员会。意大利政府对此不悦：意大利人深涉突尼斯经济，大批意大利殖民者鼓励意大利控制突尼斯全境的经济，如烟草的生产和出口、铁路的运营等。但到1883年，法国已经稳占主导地位，总督同意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保护领地。

[3]

意大利政府被迫另辟蹊径，它很快发现身边——在奥斯曼统治的利比亚——存在类似的机会；到1902年，意图瓜分地中海的法国和英国同意让意大利按自己意志行事——这是将意大利拉进更广泛的政治同盟以对抗未来敌手的有效方法。可能的敌手迅速出现：德国银行开始投资利比亚以便与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展开竞争。1911年，德国人而非意大利人获准在利比亚购买土地。随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土耳其人试图用商业特许权安抚意大利人。但这太晚了。意大利人认定，建立一个帝国的使命是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奥斯曼实力的虚弱——尤其是在边远地区——日益明显。1911年9月末，意大利政府对土耳其宣战，到10月底，意大利舰队顺利将六万人的军队运抵的黎波里、班加西（Benghazi）和其他主要城镇。这是顺利的一面。然而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随着意大利伤亡率节节攀升，意大利政府同意与君士坦丁堡进行和谈。和之前一样，奥斯曼苏丹不愿意放弃土耳其对昔日臣属之名义上的主权。在意大利人入侵一年后，他承认了意大利对名义上属于奥斯曼的利比亚的统治权。

[4]

意大利人无法控制内陆腹地，但正如在阿尔及尔那样，他们决定将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欧洲化，并开始将的黎波里重建为一座现代化的意大利城市。

于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西部休达到东部赛义德港之线上的城镇都处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统治或保护下。德意志的皇帝于1905年访问丹吉尔，并对法国加强其在摩洛哥的影响力提出抗议，但德国并未在摩洛哥获得立足之地，没有获得比在利比亚更多的利益。其实，丹吉尔成了一块飞地，摩洛哥苏丹在此与外国领事分享权力。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是警署总督察，他在苏丹和领事之间起联络作用；他为瑞士出现于地中海提供了一个稀有的例证，因为雇用一些严守中立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因此丧失了他们在北非残存的权威；德国人并没有获得任何立足之地；奥地利人依旧被局限在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并未参与北非的争夺；英国人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海路。

2

对于意大利来说，另一个有价值的奖励是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岛上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他们试图摆脱奥斯曼的控制。“多德卡尼斯群岛联邦”的前景似乎很美好：该群岛沿商路分布，给当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带来福祉。意大利人深知群岛的战略价值（它离奥斯曼政权中心太近了），并抓住利比亚与土耳其开战的机会，于1912年占领了群岛。意大利想要发展其新殖民地的经济。多德卡尼斯群岛是与利比亚截然不同的计划，或者说，是与意大利梦想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建立的帝国不同的帝国，意大利人更愿望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多德卡尼斯群岛人。

[5]

意大利人的征服标志着欧洲列强试图最终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协同一致的过程；事实上许多动力来自奥斯曼领土内部，因为即便是传统上忠于君士坦丁堡的阿尔巴尼亚，到1912年也成为不满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加速了奥斯曼行省分崩离析的过程。土耳其坚定地站到德国一方绝非必然。当战云笼罩欧洲时，土耳其人对与英国人商讨新条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继续视英国人为对抗俄国人从黑海闯入白海之企图的显而易见的盟友；他们也意识到了希腊人外交上的冒险主义——它使希腊国王乔治一直打到萨洛尼卡——对土耳其人的首都始终构成威胁，韦尼泽洛斯的“远大志向”（Megalé Idea）就是让君士坦丁堡取代雅典成为希腊的首都。但在1914年8月，地中海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极度不稳定性：英国会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吗？或者与俄国？希腊会发生什么情况？情况似乎是，苏丹正被纳入德意志皇帝的网中，但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1914年8月10日，两艘德国军舰获准驶入金角湾，土耳其政府同意，如果它们遭到英国舰艇追击，土耳其炮兵将向英国人开火。与此同时，英国为土耳其舰队建造的造价750万英镑的两艘舰艇却被英国皇家海军征用，这引起了土耳其媒体对英国的强烈抗议。

[6]

在那些最终转向极端敌视土耳其的人中，有一位是英国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在8月21日说，丘吉尔是“强硬的反土耳其”派。然而隐藏在他的雄辩背后的是一个特殊而大胆的政策。战胜奥斯曼帝国不仅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还将保障英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在印度洋，波斯正在成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并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石油。一旦俄国加入了对德战争，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一条重要的通道，俄国可经此补充武器装备，出口乌克兰谷物——这对它平衡收支至关重要。

[7]

1915年3月，因害怕俄德停战，英国政府决定准许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海峡、色雷斯南部和临近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群岛。

[8]

丘吉尔积极支持发动战争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此举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最重要的海上进攻。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在地中海上发生的战事相对有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奥地利舰队并未过多地驶出其决心防守的亚得里亚海。然而，在地中海沿岸发生了几场重要的陆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东北部。土耳其对苏伊士运河构成的军事威胁足以让英国人将自己支持的人选任命为埃及的赫迪夫，以使埃及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从这时起，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塞浦路斯，这些地区仍处于苏丹保护伞之下的神话被遗忘了。

[9]

地中海海面仍旧相当平静，尽管水下潜伏着越来越多的潜艇，它们危害帝国海军的能力在大西洋上已得到充分证明。出现这种相对平静局面的部分原因是，英国和德国舰艇需要在北方诸海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备受争议的例外是1915年的加利波利之战。1915年1月，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Fisher）向其同僚杰利科（Jellicoe）勋爵抱怨说：

内阁决定单靠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动用十五艘战舰和三十二艘其他舰艇，并派三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分队留守那里——这一切都是本土在危急时刻所急需的！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放弃！但你说“不！”，这意味着我得接受那些我坚决反对的意见。我不同意采取任何行动。

[10]

即便在做出让步时，费舍尔也仍向丘吉尔致电：“我越是考虑到达达尼尔海峡，就越不喜欢它！”

[11]

他坚持认为，海军冲突必须在北海解决。加利波利之战以其艰苦卓绝而被后人铭记，战斗中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岬角对抗英国、奥地利和新西兰的军队。原计划是英国舰艇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打开通道。当该计划显然行不通时，决定变为用渡船将5万军士运到穆德洛斯湾（Bay of Mudros，利姆诺斯南侧的天然港口，临近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穆德洛斯湾缺乏皇家海军所需的港口设施，那里既没有部队所需的足量淡水，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供居住。自于2月到达以来，他们就不得不忍受恼人的冬季环境。

[12]

1915年3月18日，一支英国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门户之地发动的进攻导致英国损失三艘战列舰，尽管土耳其人向舰队射击时用尽了他们的弹药，但海峡中的水雷被证明是更大的威胁。

[13]

英国人曾希望俄国黑海舰队率4.7万人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俄国人除在安全距离外炮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据点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只看到，东正教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14]

更多的灾难导致丘吉尔被逐出海军部，但那时，部队已陷入无助的境地：

在崎岖的海岸边

有块荒凉不毛之地，

这是一片墓地，被人类的鲜血浸染，

时光将使之圣化，记忆将奉献给亡灵。

那里埋葬着英烈的骨灰，

青年人在黑暗中燃起火把将其照亮，

全身心为自由而战，无惧枪林弹雨，

英名长存，永垂不朽。

[15]

英方——大英帝国和法国——共损失26.5万人，土耳其方面大概损失30万人；但是，尽管损失惨重，土耳其人还是坚守了阵地，不到九个月进攻方就撤退了。在英国人看来，加利波利之战有其积极意义：土耳其人被迫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撤出巴勒斯坦，缓解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压力。

[16]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依旧平静。开战前夕，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拉入同盟，英国海军部认为休达适合作为潜艇和鱼雷艇的基地，而法国人则希望将巴利阿里群岛用于从法属北非运输军队的中转站。如果西班牙国王没有鲁莽地提出用接管混乱的葡萄牙共和国，来补偿他向法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或许谈判还能继续下去。

[17]

但他至少保持了中立，就航运而言，西班牙的水域依然是安全的。在战争的中心地区，海军行动的焦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停泊着奥地利舰队。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正在向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投去贪婪的目光；奥地利人将科托尔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依靠该基地，他们就能控制亚得里亚东海岸。1918年2月科托尔的一次兵变表明，必须给予水兵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以更多考虑。水兵们抱怨军官的生活方式：军官们经常带着妻子或情妇。一名水兵称，他被要求用光他的肥皂配额去给长官的狗洗澡。更糟糕的是，普通水兵不得不穿破衣烂衫，食用腐败变质的肉类和不足量的面包，而军官们则有优质肉类、蔬菜和水果。想要给年轻护士留下印象的军官，为了满足年轻护士对飞行的好奇，带她们进行空中旅行，便不足为奇了；有时候水上飞机还要带奥地利军官到杜布罗夫尼克去逛高级妓院。兵变被镇压后，当局仅仅枪决了几位首犯，因为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对海军进行彻底重组了［重组后的海军由新晋升的海军将领霍尔蒂（Horthy）统率，数年后他将骄傲地享有内陆国家匈牙利的“摄政”头衔］。

[18]

战争之初，科托尔的情况不算太糟。港口在卡塔罗湾（Bocche di Cattaro）狭窄通道深处的峡湾之内；背靠陡峭的黑山山脉。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奥地利人需要驯服黑山，黑山统治者出于对其塞尔维亚同伴的同情，在弗朗茨·费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刺后不久便对奥匈帝国宣战。1914年夏末，奥地利海军开始炮击黑山的巴尔港（Bar），法国人也从马耳他派出包括十四艘战列舰和几艘轻型舰艇的庞大舰队以作为回应。法国舰队将奥地利人逐出巴尔港，并炮击了卡塔罗湾的外围据点，但没有进攻科托尔。可局势非常凶险：直到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奥匈帝国宣战，法国人才获得比英属马耳他更近的基地，而且法军在遥远的北方忙于应付马恩河（Marne）会战。

[19]

后来，奥地利人变得更加大胆，疯狂进攻意大利沿岸的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里米尼和安科纳等城镇，他们通过摧毁火车站、煤矿、油井，破坏了包括一座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报复，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即便如此，奥地利人避开了塔兰托——它是意大利的主要海军基地。他们并没有寻求海战。意大利人从阿普利亚向达尔马提亚南部派遣海军以作为回应；他们破坏了从杜布罗夫尼克到科托尔的铁路线。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博弈以德国U型潜艇对意大利船只发动鱼雷攻击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意大利尚未对德开战，只是和奥地利作战，德国的U型潜艇便恬不知耻地挂上了奥地利国旗。1915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北非沿岸击沉了意大利班轮“安科纳号”（Ancona
，当时它正从西西里驶往纽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向奥地利人表达了严正抗议，奥地利人当然急于将责任推给德国人。

[20]

最后，在海上炮击恢复后，奥地利军队于1916年初登陆黑山，并占领了黑山的首都采蒂涅（Cetinje）。

[21]

这仅仅是争夺地中海一隅之控制权的战争。1917年春，战争行动集中发生于奥兰托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狭长通道，当时奥地利人已占领了都拉斯。所有能用上的新技术都尽可能地被利用起来。双方都出动水上飞机向敌舰投掷炸弹，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伤害，英国人在布林迪西为水上飞机建立了一处新基地。网被用于抗击奥地利和德国潜艇，但即便它们能阻止潜艇，也无法阻止鱼雷。支持英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援军赶到了：十四艘日本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在战胜德国潜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六艘澳大利亚巡洋舰也到了；在希腊人于1917年7月拖拖拉拉地进入战斗后，一支实力可观的希腊舰队便派上了用场。

[22]

与奥地利进行有限战争的重要性在于出现了争夺制海权的新战法：水上飞机的价值依旧有待验证，潜艇价值的验证进展迅速。一些新危险开始显露：商船深受敌军潜艇威胁，到1917年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采用有效的护航制护送船只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行驶。

[23]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后，比柏柏尔海盗更狡猾的敌人在战时出现了：那种无形的、致命的且肆意的破坏方式是寻求战利品和人质的海盗们从未企及的。

[1]
R.Patai，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1981），p.120.

[2]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309，376-81.

[3]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281-93.

[4]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319-23.

[5]
N.Doumanis，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Basingstoke，1997）.

[6]
R.Rhodes James，Gallipoli
（2nd edn，London，2004），pp.9-11；P.Halpern，The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1908-1914
（Cambridge，MA，1971），pp.357-8；M.Hickey，The First World War
，vol.4：The Mediterranean Front 1914-1923
（Botley，Oxon，2002），pp.33-4.

[7]
Hickey，Mediterranean Front
，p.36.

[8]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23，33-7.

[9]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16-17；P.Halpern，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Ⅰ
（London，1994），pp.106-9.

[10]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3.

[11]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8.

[12]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40-41；Halpern，Naval History
，pp.112，118.

[13]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61-4；Halpern，Naval History
，p.115.

[14]
Halpern，Naval History
，p.113.

[15]
J.W.Streets，‘Gallipoli’，in L.Macdonald（ed.），Anthem for Doomed Youth：Poets of the Great
War（London，2000），p.45.

[16]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48；Halpern，Naval History
，pp.106-9.

[17]
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287-90.

[18]
L.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
（West Lafayette，IN，1994），pp.318-24.

[19]
L.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
（West Lafayette，IN，1994），pp.258-9；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365；Halpern，Naval History
，pp.142-3.

[20]
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275-9，286；Halpern，Naval History
，pp.148，381-5；P.Halpern，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1914-1918
（London，1987），pp.107-19，132-3.

[21]
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285-6.

[22]
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329-30，337-42；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307-8；Halpern，Naval History
，p.393；Halpern，Naval War
，p.344.

[23]
Halpern，Naval History
，p.396；Halpern，Naval War
，pp.386-94.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1900～1950年）

1

从地中海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前的一系列危机的最后阵痛：丧失了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多德卡尼斯群岛之后，土耳其人又在战时将巴勒斯坦的管理权丢给英国人，不久又是法国人对叙利亚的代管。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和谐共存数个世纪的港口城市，特别是萨洛尼卡、士麦那、亚历山大和雅法等产生了一系列有时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战争结束时，奥斯曼的心脏地带被各战胜国瓜分，就连君士坦丁堡也挤满了英国士兵。

[1]

苏丹在政治上是稳定的，这为土耳其激进派提供了许多机会，尤其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他因在加利波利取得了战功而成名。土耳其人的种种怀疑中还掺杂着公共情感：1915年春夏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驱逐活动在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的外交官中激起恐慌。穿越炎热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在暴戾监工的驱赶下，男女老幼，或因疲惫不堪而死亡，或被屠杀取乐，而奥斯曼当局则对据称在亚美尼亚人当中盛行不衰的叛国阴谋喋喋不休。其目的是“消灭五十岁以下的所有男性”。

[2]

希腊人、犹太人和外国商人的担忧是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种族清洗”不一定局限于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在其最后岁月里，奥斯曼帝国抛弃了旧有的和谐共存理念。在土耳其亦是如此，正如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势的民族主义情感正战胜昔日的宽容。

士麦那在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其大多数人口免遭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总督（vali）拉赫米贝伊（Rahmi Bey）曾质疑奥斯曼帝国与德奥的同盟关系，并知道其城市的繁荣有赖于城内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欧洲商人与土耳其人的融合。

[3]

当他受命将亚美尼亚人押送给奥斯曼当局时，他便敷衍了事，尽管他不得不将约一百名“声名狼藉者”送上生死难卜之路。

[4]

希腊人是士麦那的主体民族；事实上，那里的希腊人比雅典城的希腊人还多，而且他们仍旧依附于东正教，这种信仰在希腊人的学校系统和公共庆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希腊的民族主义理念也开始向这一群体渗透。希腊人在干果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在内陆收获的无花果的到来，是士麦那港口的一件大事。虽然操拉迪诺方言的犹太社区不如萨洛尼卡的社区那么出名，但士麦那和萨洛尼卡一样，西方时尚盛行。士麦那总督曾拜访“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学校，并评价说，他希望犹太人能戴土耳其帽，而不是他们正戴着的西式帽子：“你们不是在法国或德国，你们是在土耳其，你们是苏丹陛下的臣民。”

[5]

士麦那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并从公元18世纪末期以降一直持续繁荣，而其他奥斯曼港口的生意却日益萧条。在1800年左右，法国垄断了奥斯曼对欧洲的贸易，它不仅供应士麦那城以欧洲的服饰，还有诸如糖、咖啡、胭脂虫红和靛蓝之类的殖民地产品。士麦那的土耳其人购买的土耳其毡帽其实是法国货。

[6]

在欧洲人中有一帮活跃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裔商业家族，在整个19世纪它们都有助于士麦那的商业繁荣，当时像水果出口大户惠特尔（Whittall）家族，以及辖下地毯厂雇用了15万人的吉劳德（Girauds）家族等，控制着这里的经济生活。美国人是新到者之一，他们使士麦那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的交通中转站。

[7]

耸立着黎凡特各家族豪宅的广阔郊区——恰如名副其实的伊甸园——位于城外几英里处，有铁路和船舶将其与士麦那市中心连接起来。

[8]

众所周知，即便是在战时，这些“黎凡特人”也都能维持舒适惬意的生活，因为拉赫米贝伊没有理由将外国商人当作异族敌人——他们大多数出生在士麦那，并且从未去过其护照发放国。

再看伦敦，胜利的英国政府无视士麦那黎凡特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土耳其人有着强烈的敌视：外交大臣寇松勋爵（Lord Curzon）将奥斯曼人描绘成地球上“最致命的邪恶根源”之一，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几年时间对古希腊文明的巨大成就很是痴迷，并不在意土耳其人的惨败——在最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下，他将凯末尔视为“在集市上叫卖地毯的人”。这使他赞成韦尼泽洛斯所心怀的复兴希腊统治区域的理想——该统治区将跨越爱琴海，将小亚细亚沿岸也包括在内。对韦尼泽洛斯而言，古代爱奥尼亚才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他坚持认为，爱奥尼亚的希腊居民“是希腊民族最纯粹的组成部分”，乐观估计有80万人。

[9]

在1919年对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英国对希腊的军事援助十分重视。显然，有必要嘉赏这些希腊的自由卫士。英国人乐于将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给予希腊人，尽管美国人和大陆列强——他们于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对此不甚确定，士麦那的惠特尔家族提交证据说，该城的居民不愿受希腊政府统治，因为他们所有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都珍视城市内部的安定和谐，他们更希望实现地方自治。劳合·乔治试图让他的大多数盟友相信，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应当立刻委托给韦尼泽洛斯，应当敦促他派希腊军舰前往士麦那，并迅速占领爱奥尼亚沿岸。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Bristol）极力反对这种处置方式，此人的偏见与他所处的职位极不相称：他声称，“亚美尼亚人类似犹太人；他们鲜有或根本没有民族精神，而且道德品质低下”，但他对英国人最为愤怒，因为他不相信劳合·乔治之举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关怀——他完全是为了争夺石油。

[10]

1919年5月，1.3万人组成的希腊军队抵达士麦那。开始时还很平静，随之是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土耳其人的村庄遭到洗劫，仅在士麦那就有四百名土耳其人和一百名希腊人被杀。新任希腊总督阿里斯台德·斯特吉阿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身在远方，却更喜欢凌驾于士麦那精英的社会生活之上。他力图做到公正，而且常常在争端中支持土耳其人，打压希腊人；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受到希腊人的鄙视，希腊人的必胜主义威胁着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东西。另外，他通过各项政策，使贸易重回士麦那。然而在内陆腹地，问题变得愈发严重；红十字会搜集了许多希腊人在土耳其人聚居区实施种族清洗的证据。红十字会曾问一位希腊官员，为什么他让他的手下杀害土耳其人，官员回答道：“因为这令我感到兴奋。”事实上，暴力是双方共有的标签。但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集结他的军队，1921年，希腊人试图进入东部高原，希望在希腊和土耳其西部高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很快遭遇土耳其人的猛烈反击，希腊人深陷安纳托利亚无法脱身。希腊人的溃败使土耳其军队一路向西抵达士麦那，并于1922年9月9日进入士麦那城，但在此前，来自内陆的5万名战败的希腊士兵和15万名内陆的希腊人已经进入该城。

这是铭刻于希腊人记忆中的灾难的开始。尽管首批进驻士麦那的土耳其部队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但随军而来的还有“切特”（chettes
）——土耳其非正规军，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劫掠中已沾满了希腊人的鲜血。当难民拥入城市时，屠杀、强暴、抢劫成为难以言喻的日常秩序，刚开始的目标对象是他们最喜欢的敌人——亚美尼亚人，而不是希腊人——这些主要是“切特”们所为，但并不全是。无论是新任土耳其总督，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们似乎已经将这些现象视为一种战争事实，并且没有任何担心；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而言，新土耳其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亚美尼亚人聚居区遭到彻底洗劫，接踵而至的是满城的暴力，但土耳其人聚居区受到尊重。黎凡特商人的郊区别墅遭到抢劫；大多数黎凡特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变得一无所有，他们的贸易公司不再营业。最后，士麦那的街道和房子被泼上汽油（再次从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开始），9月13日这天，城市被付之一炬。此举使难民人数暴增至七十万，因为在当时，士麦那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迫逃到码头。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各方都焦急地保护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大火逼近码头，威胁着各大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事处，市中心化为灰烬，而大量绝望的民众——他们中许多人死于伤痛、饥渴和劳累——则祈求救援。

列强们的冷漠令人不寒而栗。布里斯托尔上将早就对两名美国记者下达指令，不准他们报道土耳其人的暴行，法国和意大利严守“中立”，防止接纳难民——以至于游向军舰的许多人溺亡在海中。当一艘美国舰船在附近水域发现有一位男孩和一位女孩时，水手们告诉阿沙·杰宁（Asa Jennings）——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雇员，他正力图组织大规模撤离行动——尽管他们也十分希望提供帮助，但此举有违禁令，有损美国的中立性。他拒绝接受建议——孩子们被救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兄妹。

[11]

在英国军舰上，当军官们在食堂用餐时，乐队奉命奏乐以掩盖几百码以外码头区传来的哀号。最终英国上将为人们强烈的哀求所感动，坚持不懈的杰宁获得了附近莱斯沃斯基地希腊海军的援助，盟军船只救起两万人，杰宁的希腊舰队救起的更多。即便如此，士麦那及其腹地仍有十万人左右被杀，至少有同样数量的人被赶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绝大多数人消失在那里。

士麦那海湾指挥官的冷酷无情，以及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布里斯托尔上将深深的敌意表明，当时对人道主义灾难的思考方式与21世纪初迥然不同。“中立”被理解为人们应该袖手旁观，而不是中立方最好向种族冲突中流离失所、濒临死亡的受害者伸出援手。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掺杂着某种意识，即劳合·乔治对韦尼泽洛斯的支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对于它们无论希腊还是英国都无法控制。士麦那大部分居民都离去了；士麦那也不复存在，被大火焚毁，新的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也从未恢复士麦那曾长期保持的商业优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留下的空白被那些从克里特和意大利北部逐出的、大批拥入土耳其的土耳其族人填充。最终，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实施了大规模的居民交换——仅克里特一处就有3万名穆斯林离开。1922年11月，末代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这为建立一个新的、亲西方的土耳其——有一座新的首都、一套新的字母体系、一部世俗宪法——扫清了最后的、极其无力的障碍。在希腊，“伟大的理想”（Megalé Idea
）胎死腹中，但土耳其帝国的多民族特点也消失了。尽管出现了民族、宗教关系的紧张局面甚至引发了仇恨，尽管奥斯曼统治当局往往用各种财政和社会限制性条件来羞辱基督徒和犹太人，但它的体制还是将不同的民族凝聚在一起长达几个世纪。它为一系列民族国家所取代，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宣扬着激烈的民族主义，并发现它难以容纳他们当时所认为的外来者——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希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

2

亚历山大是另一座港口城市，市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城初具现代雏形，优美的滨河公路（Corniche road）傍水而建，宽阔的大街与公寓楼、办公室开始出现。这些建筑中有仿科普特风格的圣公会教堂（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以及建筑师亚历山德罗·洛里亚（Alessandro Loria）——他生于埃及，受教于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成名于亚历山大——设计的著名建筑群。他设计的埃及国家银行俨然一座威尼斯宫殿；他还建造了犹太人的和意大利人的医院，这与他既是犹太人又是意大利人的身份相称；他所修建的最常被光顾的建筑是著名的塞西尔酒店（Cecil Hotel）——温斯顿·丘吉尔和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最爱，当然，还有达雷尔创作的人物贾斯廷（Justine）。

[12]

城市内的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科普特人和土耳其居民为亚历山大骄傲，并认为，古典时代的Alexandria ad Aegyptum
指一座埃及之外——而非其内部——的欧洲城市。

[13]

贾斯伯·布林顿（Jasper Brinton），一位在20世纪初担任埃及混合法庭诉讼法官的美国人，谈及亚历山大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说，亚历山大的“宏伟和精巧，远超出地中海任何城市”；音乐爱好者在城市最大的剧院欣赏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巴甫洛娃（Pavlova），以及来自拉斯卡拉（La Scala）的最优美的声音。

[14]

据说街道十分干净，你可以吃掉落在地上的食物，而这种事在当今是无人会去尝试的。

当然，国际性的大都会亚历山大并非亚历山大的全部，这里将简要交代一下精英的生活，而不是居住在城市北部海滨的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科普特人中多数人的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地图上，这座窄长的城市的南部叫阿拉伯乡（Ville arabe
），但除了提供厨师、侍女、电车司机外，阿拉伯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亚历山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欧洲人仅占城市人口的15%，即便他们把持着经济命脉；1927年，城内约有4.9万名希腊人，其中3.7万人有希腊公民权，还有2.4万名意大利人和4700名马耳他人。在国籍交叉人群中，有2.5万名犹太人（约5000人有意大利护照，尽管许多人依旧无国籍）；许多希腊人也持有非希腊护照——或为塞浦路斯人（这使之成为英国人）或罗得岛人（这使之成为意大利人），或在1923年后成为土耳其的臣民。

[15]

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家族，包括皇室在内，来自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叙利亚或黎巴嫩。就像在萨洛尼卡和士麦那那样，法国人对亚历山大大举入侵，而无视埃及是英国的被保护国。一名亚历山大流亡者承认，他的阿拉伯语阅读水平仅限于菜单和报纸头条：“我始终认为英语和法语是我的母语。”他的妻子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我妈妈操一口地道的法语，我爸爸只会说意大利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彼此了解，但他们的确能了解对方。”

[16]

对阿拉伯语略知一二主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和其仆人进行交流。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拒绝任何东方意识将最终被证明不利于这些社区的存活。

安德烈·阿西曼（André Aciman）关于亚历山大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揭示了许多亚历山大人的思维方式。阿西曼的家庭于1905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亚历山大，但他的叔叔维利（Vili）既喜欢亚历山大，也爱慕欧洲：

就像世纪之末大多数出生于土耳其之人，维利蔑视任何有关奥斯曼文化的事物，同时渴慕西方，并最终像土耳其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成为“意大利人”：通过声称祖上与里窝那——比萨附近的一个港口城市，16世纪时从西班牙逃出的犹太人就定居在那里——沾亲带故。

[17]

建筑师洛里亚喜欢让自己和家人身穿法西斯主义者的黑衫；他也是亚历山大犹太会堂的赞助者。最有势力的犹太家族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男爵（Baron Félix de Menasce）的家族，男爵拥有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头衔，尽管其祖父——生于开罗——在成为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银行家后才获得了财富；到费利克斯时代，支持着该荣誉家族的财富不仅有银行业，还有与的里雅斯特的商贸往来。他创办学校、医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墓地，这是因为他与坚持将新犹太会堂建于内比丹尼尔大街（Nebi Daniel street）的当权者不和。虽然他过着一种世俗生活，犹太习俗并不受到重视，但当得知正在巴黎学习的儿子让（Jean）在天主教会接受了洗礼，他还是沮丧万分。更糟糕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参加了多明我会，并来到亚历山大传教。费利克斯·德·梅纳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密友，后者于1918年3月访问亚历山大，并在气势不凡的梅纳谢宅第停留。有趣的是，费利克斯男爵利用他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试图促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巴勒斯坦的未来达成双边协议，但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18]

这些关系往来为劳伦斯·达雷尔描述亚历山大的巨富银行家内西姆（Nessim）提供了灵感，他将内西姆描写为一位科普特人，而非犹太人。20世纪50年代早期，达雷尔在塞浦路斯的贝拉佩斯（Bellapais）写完了《亚历山大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
）的第一卷，但他是通过其第二任妻子伊芙·科恩（Eve Cohen）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第三任妻子克劳德·万桑东（Claude Vincendon）——她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的孙女——与犹太人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

[19]

梅纳谢家族与另一名门望族佐格布（Zogheb）家族社会交往颇深——该家族是来自叙利亚的默基特天主教徒，属于一个由许多富有的丝绸、木材、水果、烟草贸易者组成的社会团体。

[20]

士麦那黎凡特家族豪华的中产阶级生活和梅纳谢家族及其同级贵族那真正的贵族风格不可相提并论，尤其是在这位亚历山大精英得到国王和奥玛·图颂（Omar Toussoun）——一位非常受人钦佩的王室成员，他懂得与亚历山大不同社区保持联系的重要性——的器重后。他可能会在某犹太学校，或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仿照英国公学而建——向亚历山大精英人士的子女颁发奖金。他是“科普特考古学会”（Coptic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荣誉主席，并慷慨地捐资修建科普特医院。与此同时，他对当地经济也抱有浓厚兴趣，致力于稳定棉花价格。

[21]

外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围绕贸易和咖啡馆而转，在诸多咖啡馆中，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的咖啡馆，尤其是帕斯特洛迪斯咖啡店（Café Pastroudis）。在这些咖啡馆中，可以找到希腊知识界人士，其中最有造诣的当数诗人卡瓦菲（Cavafy）。

[22]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他在该城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并爱上一位阿拉伯男电车司机）——将卡瓦菲诗作的知名度传到亚历山大之外，而诗人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乡主题。问题在于，他的思绪总是回到古代亚历山大，而不是那座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城市对他没有吸引力。

[23]

在东地中海的所有港口城市中，亚历山大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政治变迁影响最小的城市，它的复兴主要归功于被赫迪夫而非苏丹的进取心吸引而来的外国居民。

3

亚历山大是座重建的新城市；离此不远处，在巴勒斯坦，诞生了一座新城。在那里，英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与埃及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阿拉伯人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T.E.劳伦斯所扶植的——使英国重要的盟友都对抗土耳其人；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要求加剧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英国政府于1917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表露出对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Jewish National Home）之理念的同情之后。犹太人的渴望在重返故土的理念中表现出来。中东欧的理想主义犹太人移居者建立了农业定居点——基布兹运动（Kibbutz Movement）的目的是让犹太人走出城市，到乡间呼吸新鲜空气——但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另一条路线，根据该路线，在巴勒斯坦建立由犹太人定居的西方化城市才是基本任务。1909年，一群犹太人，主要是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获得了古代雅法港以北一英里处的沙丘，并将这片地区划分为六十六块，这六十六块土地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分配——他们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因为抽签方式能保证没有人能为得到好的位置而讨价还价，而且无论贫富都能比邻而居。

[24]

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宜居的花园城市，或一个花园郊区，因为起初他们不愿将任何商店纳入他们的计划中。他们认为，居民们可以去雅法寻求他们所需的一切补给品。为取一个名字，移民者们为各种备选名争论不休，其中包括坚定的复国主义者荷兹利亚（Herzliya）和讨喜悦耳的叶菲菲亚（Yefefia，“最美丽的”）。最后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赢得胜利，因为特拉维夫是他关于重建锡安山的小说《新故土》（Altneuland
）的希伯来文标题：特拉（tel
）代表古代遗存，它提醒来访者，犹太人在一千年前曾出现在那里，维夫（aviv
）象征小麦丰收的第一批绿芽，引申含义就是春天。

[25]

就这样，地中海沿岸诞生了自中世纪早期——突尼斯被建立起来以取代迦太基的时期，也是威尼斯以其潟湖为发源地而兴起的时期——以来首个将成为大城市的城市。特拉维夫的诞生为了解以色列曲折建国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地中海的视角，这座新城市崛起于其阿拉伯邻居的盛怒之下——许多中东阿拉伯国家绘制的地图上至今仍不标注特拉维夫。

[26]

特拉维夫的建立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地，该城将拥有区别于雅法的欧洲特点，他们认为雅法是令人痛心的“东方”城市。对雅法而言，这种对欧洲现代化的向往并不陌生。带着强烈的日耳曼种族优越的意识，19世纪80年代，一支名为共济会（Templars）的新教派别在雅法城外依次建立了两处定居地：“在宽阔的街道、优雅的建筑丛中漫步，人们可能会忘记他实际上处于不毛之地，会以为自己身处一座欧洲文明城市。”

[27]

雅法城内富有的阿拉伯人也在其郊区建立舒适的别墅。而特拉维夫也并不是雅法的第一个犹太郊区。19世纪80年代，富有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哈龙·舍卢什（Aharon Chelouche）——自1838年起就定居在巴勒斯坦——便购买了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雅法的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令见过尼维兹德克的人印象深刻的是整洁宽敞的格局，这里的房舍被认为是雅法最漂亮的建筑。

[28]

尼维兹德克吸引了各方的殖居者——包括北非的切鲁切斯（Chelouches），来自中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罗门·阿布拉菲亚（Solomon Abulafia）成为该市市长，他来自离太巴列不远的地方，他和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妻子瑞贝卡·弗里曼（Rebecca Freimann）于1909年逃离切鲁切斯，加入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之列。毫不奇怪，他的肖像，与他在雅法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同僚一样，穿戴着礼服上衣、领结和条纹裤子，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象征。

[29]

作家阿格农（Agnon）在尼维兹德克的阿布拉菲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在特拉维夫成为希伯来文化中心前，这里聚集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移民群体。

雅法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它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港口，也是耶路撒冷的主要出海口，但稍大一些的船只仍无法靠岸，旅客们因此不得不乘驳船下船，或者让码头装卸工将东西背上岸。奥斯曼苏丹在那建了座钟楼——至今仍旧矗立，作为雅法现代化的象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雅法已有4万多居民，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犹太人群体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后，在战争期间，根据土耳其人的命令——他们担心雅法市民与逼近的英国军队狼狈为奸，该城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撤走；但雅法和其犹太人郊区并未遭到土耳其人的劫掠（更多的破坏来自澳大利亚军队，他们在空城内驻扎了一段时间），雅法在战后又重新振作起来。

[30]

人们可从其火车站向北前往贝鲁特，向西南方向前往开罗——甚至前往喀土穆（Khartoum）。雅法不仅从地中海到内陆的贸易往来中获利，还从其盛产的柑橘中获得收入，其柑橘行销奥斯曼帝国和西欧。雅法——而非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的文化中心，阿拉伯人中日益强化的认同感体现在一份由基督教徒所有的报纸《巴勒斯坦》（Falastin
）的标题和内容上。

[31]

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化生活对亚历山大构成挑战。抛开顽固的德国新教徒，雅法是一座讲阿拉伯语的城市，切鲁切斯人与其阿拉伯朋友和邻居关系良好。

[32]

但特拉维夫的出现引发了新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雅法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喜欢前往新定居地，那里有伊甸园影院（Eden Cinema）之类的消遣之地，以及新开的赌场和妓院。但从1921年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便开始破坏双边关系；当雅法那神经紧绷的阿拉伯人误认为，特拉维夫的一次共产党示威游行是一群暴民意图攻击雅法时，第一次骚乱发生了；49名犹太人被杀，包括位于郊区的作家移民区的多位居民。

[33]

造成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跨越地中海的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1919年底，俄国船“鲁斯兰号”（Ruslan
）将670名乘客从敖德萨运到雅法。即使是这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也未能改变老雅法的内部特点，因为他们前往特拉维夫和巴勒斯坦内陆腹地居住，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平衡关系的改变也是可以察觉到的，而且速度十分快。1923年，特拉维夫已有2万居民，几乎都是犹太人。在此之后，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数量逐渐超过了雅法的犹太居民：一年后，特拉维夫有4.6万居民；1930年有15万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那年，达到24.4万人。它渐渐地摆脱雅法而自治，从1921年起便享有内部自治权，在雅法边缘吞并了其他犹太人区，如尼维兹德克，并在193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

[34]

特拉维夫的早期发展之一是建立一所学校，即赫兹利亚预科学校（Herzliya Gymnasium），它迫使现代建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它已荡然无存，被一座丑陋的塔楼取代）承担起重要文化中心的职能。

[35]

另外，这使犹太儿童脱离雅法的混合学校——通常由修女开办，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里一同学习。

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港口的创建。雅法港一直为特拉维夫服务到1936年发生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暴力冲突。此后，在阿拉伯人也联合抵制犹太商店、犹太人也联合抵制阿拉伯商店的过程中，城镇议会请求英国当局批准他们在这座日益扩大的城市以北建立一座港口。犹太领导人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说：“我想要个犹太海。此海是巴勒斯坦的延伸。”雅法很快便感受到竞争港口的影响：1935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为770万英镑，次年该数额跌到320万英镑，而特拉维夫进口是60.2万英镑；但到1939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仅为130万英镑，特拉维夫则增长到410万英镑。因为在1936年危机中阿拉伯劳动力供应不足，雅法港便从萨洛尼卡雇用人手，萨洛尼卡城因此以为犹太人提供码头工而闻名。

[36]

一系列黎凡特集市也为特拉维夫带来财富，这些集市在1924年平稳起步，但在1932年增长到有831家外国公司在此展出它们的商品。特拉维夫正成长为地中海和中东之间的新的交通枢纽（证明这一点是可能的），集市还吸引了来自叙利亚、埃及和新成立的外约旦王国的商品。

[37]

伴随着这种增长，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真实的城市，甚至在其与雅法的边界还不确定且是争论的主题时就已经如此。城市建筑是不协调的私人产业和一定数量的中央规划的混合体——足以建一条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名字命名（以希望获得更多财政支持）的宽阔林荫大道。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建筑师格迪斯（Geddes）提出了一项总体规划，他试图将城市与其漫长的海岸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市中心令人瞩目的包豪斯（Bauhaus）式建筑表达了富裕居民希望被视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建造的“白城”就被认为足以收入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寻求西方的、欧洲的认同的其他表达方式可见于哈比玛剧院（Habima Theatre）和城市的文学、艺术、音乐文化。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亚历山大、萨洛尼卡、贝鲁特以及雅法；这里不同一点的是，正如观察者经常评论的那样，相比于那不勒斯和马赛之类的地中海城市，特拉维夫有时看起来更像敖德萨和维也纳之类的东欧的城市。

图片来源：Mark Levine，Overthrowing Geography
（California，2005）.

在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刻，雅法居民对犹太邻居的行为的困惑感可从1936年的名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报纸刊载的一幅漫画（见第825页）中看出。一位盎格鲁大主教站在布道坛上告诫身材肥胖的约翰·布尔（John Bull，亦可译为约翰牛，即英国人）——他已同两位妻子分手。第一位妻子是端庄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她的脸和头发都暴露在外，但她穿着传统的巴勒斯坦衣裙，提着一个装着鸽子的鸟笼。第二位妻子是一位长腿、身穿超短裤和紧身上衣，抽着香烟的犹太时髦女郎。约翰·布尔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迫使他两次结婚，大主教坚持认为，他必须与他的犹太妻子离婚。漫画中的政治信息十分明确，但对新的犹太定居者行为方式的沉迷和不安也表露得淋漓尽致。

[38]

切鲁切斯移民建立尼维兹德克时存在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随意的熟悉感消失了。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们开始过分强调他们提议创建的事物和他们留在雅法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建立尼维兹德克的少数现代主义者已被移民们淹没了，对他们而言，东方道路是完全的异域之物。这种变化自然产生于成千上万的新来者——他们从中欧和东欧逃避迫害而来——对特拉维夫所施加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评估了建立犹太人城市——第一座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城市——的优势，他们宣称，他们为达此目的已经坚持了一千九百年了。讽刺的是，在这一切发生之时，欧洲的迫害浪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摧毁了那些犹太人居民接近或已占多数的东欧城市。萨洛尼卡就是其中之一。

4

人们已经看到，萨洛尼卡是如何发现自己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进程中；它甚至发现自己从1915年起就被置于最前线，当时英法军队已抵达，希望（但又很快放弃）支持塞尔维亚军队抗击奥地利；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及其周边地区——一个英国人称为“鸟笼”（Birdcage）的地方——驻扎。协约国军队的出现使政局动荡不安：英国和法国支持韦尼泽洛斯对抗希腊国王——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来到萨洛尼卡，加深了希腊政治中既有的分裂局面，保王党和韦尼泽洛斯党之间爆发了冲突，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希腊皇家海军的几艘舰艇。

[39]

之后，在1917年大火及战争结束后，萨洛尼卡吸引了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因为它还保有大量穆斯林：1923年7月，尚有约1.8万名穆斯林居住在萨洛尼卡。100万名基督徒从土耳其到达了希腊——他们是逃避那摧毁了士麦那的战乱的难民，随之而来的是根据《洛桑条约》的居民交换条款而遭驱逐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9.2万人将定居萨洛尼卡。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穆斯林被清空，而来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则被安置在土耳其人的空屋和土地上，或大火后重建的区域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洛尼卡人发现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难民说土耳其语；他们身份的标识是希腊教会，而非希腊语，他们的服装几乎无法与那些土耳其穆斯林相区别——他们在土耳其穆斯林中生活了将近九百年。

[40]

萨洛尼卡仍然有7万名犹太人。希腊政府鼓励他们希腊化，尤其是通过在学校教他们希腊语的方式推动这一转化。有时，这种希腊化进程也会在政府去挑战那些“狭隘的宗教观念”，取缔犹太商店可在周六关门歇业但可在周日开业的规定时，导致紧张局面。

[41]

然而与此同时，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却成为萨洛尼卡一大公共节日，而且每个人都明白，这座城市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合作。也有一些犹太人移民至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海法和特拉维夫，犹太码头装卸工受到重视。但总体感觉是，尽管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犹太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即便有，在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确定之后，威胁也已经减弱了许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在德国人于1941年4月占领萨洛尼卡后，上面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城内偶有暴行发生，如查封犹太人的珍贵手稿和建筑，但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此地对犹太人的限制比希特勒帝国境内任何地方都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食物的严重短缺，该城的经济濒临崩溃，德国人不愿扰乱那里的商业活动。

[42]

纳粹对待讲西班牙语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对待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态度无异。一旦纳粹决定采取行动，他们便迅速而高效——在这些行动背后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邪恶推手。1943年2月，犹太人被限制在隔都内不得随意出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他们将被流放到克拉科夫（Cracow）的橡胶工厂去工作；3月15日，第一列火车装载着受害人前往波兰。到8月时，引用当时德国人的话说，该地几乎完全没有犹太人了（Judenrein
）。在几周之内，43850名萨洛尼卡犹太人被处死，大部分人刚到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其他地方就被毒害。

[43]

意大利领事拯救了一部分人，个别希腊人，包括教士，经常做他们力所能及之事帮助犹太人；西班牙当局有时愿意帮助那些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都是西班牙人伙伴的犹太人。尽管如此，纳粹在希腊还是成功地清除了85%的犹太人社区。

所以，在三个半世纪后，旧的萨洛尼卡不复存在。士麦那是第一个被压垮的大型港口城市。士麦那的陷落导致约10万人被杀。萨洛尼卡经历了因工业化杀戮机器而倍增的恐惧。东地中海港口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遭到破坏，尽管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每座城市都取得了其特定的身份认同，如一座希腊城市、一座土耳其城市、一座犹太城市或一座埃及城市。在更靠西的地区，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民聚在一起的港口城市正在衰落。里窝那早在19世纪中期，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就加入了统一的意大利国家，当该城市失去特权并将首要地位让给热那亚和其他竞争对手时，它的精英认同（无论个人出身何处）了意大利，日益趋向于专业领域的职业和非商业事务。

[4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里雅斯特脱离了奥匈帝国，曾是其优势的地理位置如今成为一种尴尬，因为该城处于新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以及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无足轻重的小国奥地利的包围之中，以至于无法明确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身份。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论的焦点，直到1954年才获得模棱两可的“自由市”（Free City）地位。它独特的文化身份，或者说其多重身份，被证明无法在这些政治经济变革中保留下去。

雅法的变化更加突然，尽管早已随着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非阿拉伯城市而失去了多重身份。在1948年春的几个星期中，在以色列诞生前夕，上万名雅法阿拉伯人乘船或经陆路逃离，在加沙、贝鲁特和其他地方寻求避难。联合国已将雅法标注为拟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块飞地，这个阿拉伯国家将会与一个犹太国家共存于巴勒斯坦地区。4月下旬，在犹太军队轰炸后，雅法人口数量越来越少。阿拉伯社区——此时该社区已经缩减至仅有约5000人——的领导人于5月13日交出了城市，以色列国于第二天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宣布正式独立。

[45]

此后，雅法便成为特拉维夫的一个有少数阿拉伯人居住的郊区，这与四十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而那些已经离开之人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去。在亚历山大，最后的行动一直拖延到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下令驱逐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其他人并没收其财产。该城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穆斯林众多的阿拉伯城市，但经济状况却急转直下。城内留有老亚历山大的一些遗迹，但主要是希腊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公墓。至于萨洛尼卡的公墓，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公墓以及所有墓穴都被纳粹洗劫一空。如今它已被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大学的广阔校园所覆盖：“那里尚存的一些墓冢已无碑铭。”

[46]

[1]
M.Housepian，Smyrna 1922
（London，1972），p.83.

[2]
G.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the Destruction of Islam’s City of Tolerance
（London，2008），pp.84-8.

[3]
H.Georgelin，La fin de Smyrne：du cosmopolitisme aux nationalismes
（Paris，2005）；M.-C.Smyrnelis（ed.），Smyrne：la ville oubliée？Mémoires d’un grand port ottoman，1830-1930
（Paris，2006）.

[4]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86-7，98-9；Housepian，Smyrna 1922
，pp.124-5.

[5]
H.Nahum，‘En regardant une photographie：une famille juive de Smyrne en 1900’，in Smyrnelis，Smyrne：la ville oubliée？
，p.103.

[6]
E.Frangakis-Syrett，The Commerce of Smyr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700-1820
（Athens，1992），pp.121，207-14；E.Frangakis-Syrett，‘Le développement d’un port méditerranéen d’importance internationale：Smyrne（1700-1914）’，in Smyrnelis，Smyrne：la ville oubliée？
，pp.23，37，45-9；and in the same volume，O.Schmitt，‘Levantins，Européens et jeux d’identité’，pp.106-19.

[7]
Milton，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
，pp.16-19；Frangakis-Syrett，‘Développement d’un port’，p.41.

[8]
Georgelin，Fin de Smyrne
，pp.44-50.

[9]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36-8，121，127-8，155，178.

[10]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128-34；Housepian，Smyrna 1922
，pp.63-4，76.

[11]
Milton，Paradise Lost-Smyrna 1922
，pp.176，322，332，354；Housepian，Smyrna 1922
，pp.191-2.

[12]
M.Haag，Alexandria Illustrated
（2nd edn，Cairo，2004），pp.8-20；M.Haag，Alexandria，City of Memory
（New Haven，CT，2004），pp.150-51.

[13]
Haag，Alexandria，City of Memory
，p.17；E.Breccia，Alexandria ad Aegyptum：a Guide to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own and to its Graeco-Roman Museum
（Bergamo and Alexandria，1922）；K.Fahmy，‘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Alexandria’，in A.Hirst and M.Silk（eds.），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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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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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cclesiasticus 44∶9.

五 我们的海——再现（1918～1945年）

1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上大部分海军行动发生于地中海东部和亚得里亚海，在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所占有的海域内，但在1918年至1939年，整个地中海都成了对抗的舞台。

[1]

处于地中海霸权争夺战核心位置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野心，他于1922年开始执掌意大利大权。他对地中海的态度摇摆不定。有些时候，他梦想着意大利王国能伸展到“大洋”，为意大利带来“阳光下的地盘”；1935年，他力图通过入侵阿比西尼亚来实现梦想，除了艰难困苦的军事战争外，入侵行动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到那时，入侵使他丧失了此前英国和法国对他的尊重。在其他一些时候，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地中海本身：他说，意大利是“一座深入地中海的岛屿”；他的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也不安地认为，意大利是个被囚禁的岛屿——“监狱的围栏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守卫是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

[2]

意大利的野心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和平协定的饲育。意大利不仅得到了多德卡尼斯群岛，意大利东北部的奥地利人也被逐出，意大利获得了许多“尚未收复的意大利领土”（Italia irredenta
）——如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扎达尔）之类的城市，后者以路萨朵（Luxardo）家族生产的樱桃白兰地著称于世。伊斯的利亚的阜姆［Fiume，即里耶卡（Rijeka）］于1919年被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d’Annunzio）统率的私家军占领，并被称为“意大利卡尔拿罗摄政国”（Italian Regency Carnaro）；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在1924年将阜姆并入自己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揭示了历史对法西斯主义梦想的重要性——是各种机构纷纷成立，以促进对科西嘉、马耳他和达尔马提亚历史的严谨研究（及它们的“意大利化”）。沿着横贯古罗马广场的庆典大道，经过古罗马市中心，人们都会仰慕罗马帝国的庞大地图，它向人们展示了它是如何从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的一个小聚落发展为囊括整个地中海及其远处大片土地的图拉真的帝国的。1913年获得不稳定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也进入了意大利人的视野：阿尔巴尼亚中央银行设在罗马；它的新统治者索古（Zog）国王迫切希望得到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援助，随着意大利于1939年4月入侵阿尔巴尼亚，矛盾被迅速解决。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就在萨扎尼（Saseno）——阿尔巴尼亚海滨的一个小岛——修建了一个重要的潜艇基地。当意大利意欲挑战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时，潜艇被视为意大利夺取地中海未来胜利的关键。1935年意大利军队最高统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将军宣布，意大利不需要重型战列舰就能通过更现代的手段赢得海上霸权。事实上，意大利舰队根本不值一提：“它在海战的每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技术陈旧、操控不稳定、领航能力不堪想象。”

[3]

入侵阿尔巴尼亚，继续镇压利比亚起义，这些都证明，意大利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并不只是夸夸其谈，但是在许多观察家眼中，墨索里尼是一个半喜剧形象，从他那凸起的下巴中喷出一大堆关于复兴“我们的海”的长篇大论。对利比亚的占领催生了跨越地中海的一条南北轴心线，北非将构成意大利的“第四海岸”。英属马耳他统治着西西里与“第四海岸”之间的海洋的事实令意大利感到格外不便；它是一道障碍。墨索里尼于1937年成功访问的黎波里，庆祝利比亚海滨第一条长达一千英里的宽阔公路的开通，以及利比亚首都内的一些区域被建成现代型欧洲城市。

[4]

法西斯主义欲取代大英帝国野心的更多证据出现了，当时，意大利人竟然将其财政扶助的对象扩展到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他是一位极具破坏力的人物，曾利用1936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骚乱来提高自己作为逊尼派穆斯林首领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影响力。法西斯民兵——绿衫军和蓝衫军（他们自然彼此攻讦）——在埃及创立，而亚历山大的意大利社区内还有大量黑衫军。

[5]

后来，在1936年，意大利人积极帮助由冷酷残暴、毫无魅力可言却指挥有方的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长枪党军队在西班牙作战。除了提供五万人的部队外，法西斯意大利还提供了空中和海上援助，并在巴利阿里群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墨索里尼没有对西班牙大陆提出主权要求，但海岛就另当别论了。意大利人在马略卡岛登陆，于1936年9月将共和军从该地逐出；他们以同情共产党为罪名，处决了三千名马略卡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该岛成为意大利空军向共和军中心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发动猛烈进攻的基地。墨索里尼可能想要控制马略卡岛，但他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一个对西地中海采取行动的中心，它与土伦和奥兰之间的距离足以警示在那里驻扎的法国舰队，尽管他的主要困扰是英国海军。然而，事实上，意大利人总能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在马略卡岛上，帕尔马城内的主要街道被重新命名为罗马大道（Via Roma），入口处装饰着一些青年人的雕像，罗马鹰停留于他们的肩上。

[6]

十五个世纪后，“我们的海”再一次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水域。

大不列颠还不知道它究竟要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到1939年，只有百分之九的英国进口品从苏伊士运河通过；而事实上，马耳他并非特别有用的补给基地，尽管它有着优良的港口，但资源短缺（首先是缺水）让它时常需要获取补给物。然而它的确为飞越地中海的飞机提供了有效的中转机场，使它们能够在直布罗陀海峡和亚历山大之间加油。除了公元16世纪的雄伟堡垒外，马耳他没有很好的防守设施。在战争之初，海岛由三架单引擎双翼飞机，即“信念号”（Faith
）、“希望号”（Hope
）和“仁慈号”（Charity
）守卫，机上配备轻型点303机枪。

[7]

从战略角度看，马耳他有优势，也有劣势，它距离西西里只有几分钟航程，处于危险的被暴露状态，但英国不会轻易放弃控制地中海中部通道的据点。然而，英国还是选择了亚历山大为其地中海舰队的集结点，尽管它不得不使用比瓦莱塔更差的港口。

[8]

至于英国的其他地中海据点，塞浦路斯在被英国人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后，很少被用作海军基地，而海法湾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来自伊拉克石油管道的终端。实践证明，直布罗陀海峡不像英国政府预想的那样，会成为与西班牙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在与德国开战之后：令希特勒恼怒的是，佛朗哥仍然拒绝参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害怕英国会占领加那利群岛。希特勒指责佛朗哥在得到多年的支援后就忘恩负义，称他肯定有犹太人血统。

[9]

英国仍旧想要获得从西方到东方，尤其是到苏伊士运河的便捷通道。

即便在1939年9月英国和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后，也没有理由认为，波兰的防御战将震撼地中海。卷入战争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兰德拉锯战的现象能够重现。墨索里尼对加入希特勒一方有所保留，尽管他的宣传部长例行公事地自吹自擂：1940年4月21日，他的发言人宣布“整个地中海都处于意大利海军和空军的控制之下，如果英国人胆敢开战，他们就会被即刻赶出去”。

[10]

仅在法国即将崩溃时，他才适时地决定于6月10日加入德国的阵营。这使他占领了法国的一小块地区，尽管不是他所垂涎的尼斯港。

2

英国在地中海的首要问题是法国，而非意大利。大部分法国指挥官因战败而震惊，他们在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的耻辱和谈中看到了祖国的救赎；他们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掩盖了所感受到的耻辱——他们没有像怨恨英国那样讨厌德国，因为要不是英国参战的兵力过少，他们的祖国怎会遭受不该蒙受的战败？在与意大利人打起来之前——意大利人正开始威胁英国护航船，英国海军有必要弄明白自己与法国舰队的关系，代号为“Force X
”的部分法国舰队正驻扎在亚历山大。在事实上是英国领土的亚历山大，法国人拒绝向英国人移交船只，但同意封存它们；之后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尽管法国水兵宣誓效忠驻于维希（Vichy）的贝当政府。

[11]

但是法国舰队的骄傲停在奥兰，主要驻扎在米尔斯克比尔（Mers el-Kebir），其中包括他们拥有的世界上装备最为精良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Dunkerque
）和“斯特拉斯堡号”（Strasbourg
）。海军上将达尔朗（Darlan）被证明是法国利益的誓死捍卫者，在他对维希政权的忠诚动摇前，这种坚定态度将持续几年。英国人向达尔朗提供了多种选择，比如将其舰队并入英国舰队，或者让他率领舰队驶向加勒比海，从而在余下的战争中丧失机动性。达尔朗的观点是，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永远是法国人。英国人清楚，剩下的唯一选择是皇家海军发动进攻。1940年7月3日，进攻开始，毫不留情。尽管“斯特拉斯堡号”成功逃跑，英国人还是达成了主要军事目标：法军舰艇遭重创，尽管以1300名法军士兵的生命为代价。

[12]

英国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与维希政府仅存的外交关系破裂。达尔朗对英国的憎恶得到充分确认。如今，希特勒可以看到，北非的法国海军和陆军及法属叙利亚由仍旧誓死效忠维希政权的人领导。他们可被用于对抗英国人，但有些不清不楚：法国认为自己已经退出战争。米尔斯克比尔战役坚定了希特勒的想法：他应该将战事集中于北方。墨索里尼获准保有他在地中海所寻求的残破零碎的领地，但不包括突尼斯，因为德国人认为，北非在顺服的维希法国政府手中会更加安全，他们嘲笑外交部长齐亚诺（Ciano）对于尼斯、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的诉求。

[13]

所以英国人在地中海的下一轮冲突是同意大利人的对决，意大利人占据着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埃及最西部的地区，尽管时间不长。1940年11月，英国人在塔兰托证明了自己，从“卓越号”（Illustrious
）航母甲板上发动的空袭击穿了意大利人最强大的军舰“利托里奥号”（Littorio
），并击沉了“加富尔号”（Cavour
）战列舰。

[14]

这一快速轻松的胜利打消了意大利人寻求海上决战的念头，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确信，即便是有限的空中力量也能战胜骄傲的敌军舰队。现在的问题是，空袭是否有助于攻占岛屿。马耳他自英意开战以来就饱受意大利空袭摧残，尽管在新开发的雷达的帮助下，小型飞机“信念号”、“希望号”和“仁慈号”在对抗意大利皇家空军（Italian Regia Aeronautica）时异常高效，直到一整支中队的现代化飓风式战斗机抵达，英国的空中防卫力量才得以增强。1941年初，当“卓越号”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进发时，遭到德国和意大利战斗机重创，但它还是设法缓缓滑入马耳他的大海港。

[15]

对马耳他的轰炸加强了，德国人的每日空袭摧毁了瓦莱塔和大海港对面的三座设防城市，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马耳他居民，这些居民与驻守在岛上的英军一样，常常面临食物和其他基本补给品的匮乏。1941年12月以后，时局每况愈下。这时德军更加严肃地应对地中海战场。穷凶极恶的凯塞林（Kesselring）被任命为地中海指挥官，力图摧毁前往马耳他的英国护航舰船；德军频繁出现于地中海，纳粹德国与苏联开战后，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也在增强。到1941年秋，英国人能够以轰炸西西里和北非为回击，英国潜艇也袭击为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运送补给的意大利和德国船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激怒了，考虑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经验，他们向第三大轴心国日本求教占领岛屿的最佳方法；日本提议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坚壁清野以制造饥荒。

[16]

现在，马耳他的大港口遍布着残骸、溺亡的水兵尸体和沉船的油料（有着火的危险）。马耳他守军的部分成功在于保障了马耳他作为有能力突袭敌军、阻止他们向北非调动军队和补给的空军和潜艇基地的价值。与公元1565年第一次大围城一样，第二次大围城同样使马耳他人刻骨铭心。

[17]

丘吉尔担心情况会发展到轴心国没有必要发动入侵的境地：马耳他会被轰炸至屈服。英国护航船在马略卡南部水域承受着潜艇的巨大压力，然后是去往突尼斯通道上的意大利巡洋舰和德国、意大利水上飞机的巨大压力——1942年8月，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了一支有十四艘护航船的舰队，其中只有五艘在马耳他安全抛锚。

[18]

幸运的是，德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不想夺取岛屿，尤其是这需要与意军联合行动，北非的经历使他们越来越不尊重意军；墨索里尼认为，一旦大不列颠被迫全线投降，该岛便应该是他的了。

[19]

同样幸运的是，隆美尔（Rommel）向图卜鲁格（Tobruk）东进后，德国人日益沉迷于他们对北非的野心，因此，到1942年5月，马耳他似乎成了边缘性的考虑。轴心国相信，地中海战争将在陆地上赢取，而不是通过攻占一座满是尘埃的小岛实现。英国指挥官也认为，“相较于埃及，还是丢掉马耳他更好”。

[20]

然而，毫无疑问，拯救马耳他的还是岛上那些人，他们拒绝因持续的轰炸和数月的极端困苦而放弃坚守，当国王乔治六世向整座岛屿授予乔治十字勋章时，这点已得到充分肯定。该勋章至今仍印在马耳他的国旗上，提醒人们应记住这座海岛表现出的英勇抗争精神：3万幢建筑被破坏或被毁，1300名平民被炸死。

[21]

马耳他顶住了，但在1941年，英国人在克里特战争中惨遭打击，即便它对德国人而言并不具有什么战略价值。

[22]

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地中海的重要性只有一些零散的认识。德国人站在巴尔干人的角度上审视地中海。谁将长期控制跨越海洋的通道，这是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问题。德军与意大利人一道在北非战斗，轴心国想要确保地中海南北补给线的安全，但是希特勒的选择极具争议。在他决定将潜艇派往地中海——一个冒险之举，因为这意味着得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海军上将雷德尔（Raeder）劝说道，此举将危及德国在大西洋的战争努力。轴心国知道，地中海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石油补给通道，但想要将其迅速打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轴心国的石油储备正在耗尽；到1942年夏，没有油料的意大利舰队深陷困境，出于通盘考虑，德国人拒绝提供任何补给。所以希特勒另辟蹊径，穿过开阔的俄罗斯大平原前往波斯，在1941年打响与苏联的战争，此举之后对他意义更大。他的军队被这场战争带入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并陷于其中，然后遭到重大失败。地中海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让德国吃惊不已。1942年11月，盟军（如今已包括美国人）在1830年法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时登陆的海滩登陆时，地中海真正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23]

对阿尔及利亚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伴随着在摩洛哥登陆和向突尼斯东进。1942年7月，德国人就已受阻于阿拉曼（El Alamein），并于11月被蒙哥马利的军队“沙漠之鼠”（Desert Rats）决定性地击退。但是维希政府的指挥官们，尤其是在北非出现的达尔朗，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事实上，达尔朗只对支持胜利方感兴趣。他自视贝当的天然继承人，愿意与盟军谈判，不管盟军对他这位众人眼中的怯懦叛国者有多轻视。然而达尔朗担心的是，盟军会被击退，那么自己的两面派属性将会被揭露。1942年11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在此地过着奢华生活的达尔朗。艾森豪威尔希望他将法国本土舰队从土伦带到北非，并为美国人效力。达尔朗小声嘟囔着表示同意，但他知道，在土伦当值的海军上将——一位老对手——不会希望如此行事，甚至亚历山大的法国舰艇也表示反对，尽管法国船员与英国人关系良好。一份糟糕的妥协案允许达尔朗在北非担任贝当的代总理，这在英国和美国激起民愤：达尔朗被斥为卖国贼和反犹者；CBS主持人爱德华·默罗（Ed Murrow）问道：“我们是在反抗纳粹，还是在与他们共枕？”圣诞前夜，达尔朗的困境得以解除：当时一位狂热的保王党潜入阿尔及尔的政府办公楼，在达尔朗用完午餐归来时，开枪射杀了这位自以为是的海军上将。

[24]

对地中海霸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盟军的胜利似乎仍不明朗。1942年12月，驻突尼斯的维希政府的指挥官将装备精良的比塞大（Bizerta）海军基地交给轴心国。与此同时，在11月，希特勒决定通过占领维希政府控制区来结束法国的分裂局面；作为奖励，墨索里尼获准得到尼斯，此外他还向科西嘉派遣了几支舰队，他们在岛上升起了意大利国旗。维希政权的指挥官们在地中海战争和政治中的角色令人困惑不解，他们利用一个并没有正式参战的国家的代表身份在交战双方间左右逢源。当盟军用潜艇将一位不出名的法军将领亨利·吉罗（Henri Giraud）从维希法国运到阿尔及尔时，他们发现他身上具有达尔朗的一切傲慢和偏见——他不想成为盟军的走狗，他对废除排犹法令不感兴趣，他逮捕“普通嫌疑犯”，并将他们扣押于盟军视野以外的集中营。他迫切希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祖国从被德国占领的屈辱中解救出来。

[25]

大西洋或太平洋上的敌对势力分野远比地中海上的清晰。

3

地中海的政治乱象在1943年变得更加混乱。3月，盟军在突尼斯的梅德宁（Medenine）击败了德国人，隆美尔的德军撤离了突尼斯。5月8日，突尼斯和比塞大落入盟军手中，同时还有25万人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突尼斯的陷落使盟军船只变得更加安全，有多达100艘船的超级护航船队如今通过马耳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或亚历山大——英国控制下的地中海的统一即便尚未达成，至少可以预见了。1943年6月，国王乔治六世从的黎波里穿过公海前往马耳他，在那里他受到了喜气洋洋的马耳他民众的欢迎。其目的不只是鼓舞马尔他人的士气，更是为了昭示整个大英帝国正朝着必然到来的最终胜利前进。

[26]

对于轴心国而言，还有更多的坏消息。希腊陷于内战，南斯拉夫正掀起反抗。

[27]

在轴心国内部，有人怀疑，撒丁岛正成为人多势众的盟军取道法国南部入侵欧洲的集结点，卡利亚里为该假情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盟军轰炸的痕迹至今依旧可见。真正的问题是，地中海上的法国或意大利（用丘吉尔的话说）究竟是不是轴心国在欧洲的“软肋”。1943年6月，盟军第一次在意大利攻占了一片土地：位于马耳他西部、面积很小却极具战略位置的潘泰莱里亚岛，在那里，1.2万名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士兵因密集的轰炸而投降。

[28]

当7月盟军出乎意料地选择在西西里登陆时，法西斯大议会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向墨索里尼发难。在他和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国王接下来的会面中，墨索里尼没有被要求辞职，而是被告知，他已被陆军元帅巴多格里奥取代。在离开奎里纳勒宫（Quirinale Palace）时，他被推入一辆警车，遭到逮捕。尽管巴多格里奥政府的政策导向尚不明确，德国人还是开始组建他们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等待着盟军向内陆攻来。7月22日，美军在巴顿（Patton）将军的率领下占领巴勒莫；8月17日盟军到达墨西拿时，该城已沦为一片废墟，6万名德军士兵和7.5万名意军士兵已经逃走。这些意大利人并不热衷于战争，他们的情绪也是国家的情绪；在9月初，巴多格里奥被连哄带骗地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军飞机轰炸了意大利战列舰“罗马号”（Roma
），造成大量伤亡，意大利海军将骄傲的本土舰队开往马耳他，并将其移交给英国。塔兰托的巨大港口被心甘情愿地割让给盟军。另外，岛上的情况更加复杂。英军成功地占领了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一些小岛；在凯法利尼亚，德国人残酷地屠杀了6000名意军；科西嘉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德国人、意大利人、自由法国和科西嘉反抗军均对海岛提出主权要求。

[29]

这样一来，意大利的投降将新的不确定性引入了地中海。

1943年底，盟军在意大利首次尝试获取立足点，紧接着在罗马南部的安其奥出其不意地空降了大批士兵。之后，盟军将一路战斗至亚平宁半岛的其他地区；意大利政局因墨索里尼的逃跑和他默许北部建立纳粹控制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变得复杂化。尽管进展缓慢，自由法国（不出意外地）和美国人热衷于继续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土伦于8月26日落入盟军之手，比他们预期的时间更早，这样便腾出了进攻马赛的兵力，马赛于8月28日被攻克。

[30]

不久，人们开始考虑德国战败后的地中海的未来。主要争议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南斯拉夫和希腊，在这些地区，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开始让国家走向分裂。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时，向斯大林表明了英国立场：英国“必须成为地中海的领袖国家”。斯大林理解了这一主张，并同情英国在德国干涉其跨地中海航线时所面临的困境；他甚至向丘吉尔保证，他不会在意大利搞破坏。这是因为，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是，让英国默认苏联在斯拉夫欧洲，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统治地位。

[31]

对苏联人而言，重申他们是地中海强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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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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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1945～1990年）

1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胜利也让地中海动荡不安。希腊从内战中诞生出亲西方的政府后，塞浦路斯的喧嚣更甚，其号召与希腊统一的运动（enôsis
）再次开启。正是因为希腊人站在西方一边，以及土耳其没有卷入战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势力的新斗争的前哨。

[1]

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没有支持共产党在希腊的起义，但他积极探求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自由出入地中海的方法。在伦敦和华盛顿，对地中海沿岸建立苏维埃同盟国家的担心依旧存在，因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领导人铁托（Tito）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打出了正确的牌，甚至开始赢得英国的支持。此外，意大利人已经失去了扎达尔、科托尔的海军基地和他们在战争中垂涎的达尔马提亚的大片地区，而阿尔巴尼亚在经历了第一次意大利人占领以及之后德国人占领的痛苦后，已在受教于巴黎的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领导下重获独立，霍查毫不妥协的姿态使他的国家陷入更深重的孤立。

掌权后，霍查设想，他的国家将与铁托领导下的新生的南斯拉夫和苏联一道，成为社会主义众兄弟国家中的一员。与南斯拉夫的密切关系在诸多经济协定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协定表明铁托希望将阿尔巴尼亚拉入南斯拉夫联盟。霍查却另有打算，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保卫国家每寸领土的权利，应延伸至阿尔巴尼亚沿岸水域：长期以来作为联系希腊到亚得里亚海的水路的科孚海峡被布上了水雷，防止别国入侵。英国决定派军舰通过海峡，宣称它有权代表世界各国的利益担任地中海海上的警察。1946年10月22日，两艘英国军舰在通过科孚东北部的阿尔巴尼亚港口萨兰达（Sarande）附近时触发水雷，四十四名船员丧生。

[2]

谁布下了这些水雷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对海峡的后续清理表明，那些还在水中的水雷没有锈迹，是刚上过油的；即便它们不是新的，也有人强烈质疑，它们是铁托的海军代表霍查安放的。阿尔巴尼亚人没有适合安装水雷的船只。

[3]

霍查并未道歉，却将手指向了根本不可能是嫌疑犯的希腊人。这一事件终止了英国与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另外，铁托对苏联试图将南斯拉夫当作卫星国的态度愤怒不已，他拒绝了苏联在达尔马提亚建立海军基地的请求。

理论上，英国在地中海的影响依旧强大：利比亚从意大利手中被夺走，置于英国人的托管统治下，尽管英国因战争而处境艰难，希望尽快摆脱这个国家。美国人被授予对的黎波里外围庞大的惠勒斯空军基地（Wheelus Field）的全权使用权，这意味着他们比英国人从利比亚获得的更多——英国在此地的石油开采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

[4]

但英国人无力勾画地中海未来这一事实在巴勒斯坦危机中表露无遗，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再也无法遏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英国军队逐渐成为极端派别的目标。

[5]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对于使地中海充当对抗苏联的前哨的理念非常着迷，他也对巴勒斯坦，其实是对犹太人十分着迷，他认为，美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会因美国那些逼迫杜鲁门总统去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人而受到致命伤害。在他看来，这会招致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如果美国想要在地中海建立海军基地，阿拉伯人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形势也很明朗，斯大林正在利用巴勒斯坦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首先鼓励暴乱，接着在1948年5月，和美国争着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很快从苏联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获得了武器补给。围绕这些问题的不同意见令总统大为光火，他于1949年向福莱斯特发难；之后不久，沮丧的福莱斯特便自行了结了生命。

[6]

在地中海舞台上，以色列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人口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最大阿拉伯城市雅法的居民在该城落入哈加纳（Haganah）——以色列未来的军队——手中前是如何流散的。另一个重要港口是海法，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杂居的城市，该城在1948年初有约7万名阿拉伯人。到独立战争结束时只有约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该城市。局势不可避免地十分混乱：一些阿拉伯首领放弃了早先的战斗，并于1948年4月离开城市，这使留下来的人士气低落；阿拉伯高级指挥部（Arab Higher Command）似乎希望阿拉伯人离开，因为它担心他们会在5月英国人最终离开巴勒斯坦后被劫持为人质；哈加纳炮击海法，引发了恐慌，人们顶着炮火逃向阿卡和贝鲁特。轰炸的目的是迫使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尽快投降。这一冷酷政策遭到一些犹太领袖人物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必须像一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资企业——一个犹太代表团前往海法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劝说人们不要离开，而英国军事情报机构注意到，“犹太人已尽力阻止阿拉伯人成批撤离，但他们的宣传似乎没有多少效果”。

[7]

随着更多的人知道阿拉伯人撤离海法城的消息，其他阿拉伯人开始离开那些哈加纳正在逼近的城市：最著名的是雅法，也有加利利内陆各城镇。哈加纳的一篇报道表明，“精神恐慌性逃离”因有关内陆村庄阿拉伯人被驱逐的报道而更趋严重。

[8]

20世纪早期的犹太定居者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指引，而后来的大部分则是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前和迫害期间，以及迫害刚一结束时，为了寻求避难所而来。1938年以来，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限制主要是因为阿拉伯领导人的无情反对，这使巴勒斯坦成了难以到达的避难所。阿拉伯人对犹太国的强烈敌视不仅局限于巴勒斯坦本身，也让以色列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口激增，他们被视为“新的出埃及者”，从1948年开始大量离开阿拉伯国家。在十二年内，地中海的犹太人社区大量集中于以色列。在北非，以色列的建立引发了反犹骚乱，这使得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大量离去，但更加富裕和更加西化的家庭常常会离开中东，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由此便有了犹太人的南北流动和东西流动。到1967年，除去以色列，地中海主要的犹太人中心是法国南部，这是北非移民的结果。另外，长达一千九百年的地中海犹太人大离散已经突然被逆转了。

如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失去它们对东、南地中海之占领地的控制。1943年（这并非最佳时机），黎巴嫩人已经开始煽动摆脱法国的统治，但他们在1946年颁布了一项奇怪的法令，保障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权利；伴随独立而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就像贝鲁特一样，凭借西方化的举措，成为阿拉伯黎凡特的主要港口和银行中心。在埃及，与过去的告别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1952年，一个阿拉伯军官的政变集团夺取了政权，国王法鲁克（Farouk）被流放，这标志着亚历山大混合社会解体的第一阶段，法鲁克的王朝在对亚历山大进行统治时太过挥霍。法属和西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突尼斯的骚乱继续给其宗主国施压。英国的直接控制范围正收缩为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塞浦路斯和苏伊士运河一线。这与它本应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设想相比，不足挂齿；印度在战争结束两年后获得独立，而且，即使英国仍然保留着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苏伊士的军事和政治重要性也正在下降。这一切意味着丘吉尔希望恢复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正变得无关紧要，但前提条件是：苏联还没有在地中海内找到盟友。而在1956年之前，的确如此。

2

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革命引发了新的担忧。埃及新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开始向阿拉伯世界展示自己的这样一种形象：他会重塑阿拉伯国家的自尊心（与之相伴的是他们所坚持的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最终是一个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尽管纳赛尔于1954年支持与以色列进行秘密对话，但双方互不信任，对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犹豫尝试演变成了相互敌视。

[9]

1954年，英国和法国同意从运河区撤军，而且他们应该不会对1956年7月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城的讲话——宣布运河国有化——感到太过惊讶；也许最困扰他们的是纳赛尔在抨击殖民列强时的强硬语气。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认定，他面对的是“尼罗河上的希特勒”。这些恐惧背后隐藏着其他东西，全球性的担心：当美国不再为修建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时——人们认为大坝能为埃及带来繁荣——纳赛尔转向了苏联。不能忽视纳赛尔可能为他的新盟友在地中海提供一个海军基地的风险。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埃及人会把运河经营得一团糟，以色列人则正急于表明，埃及对内盖夫（Negev）居民区的轰炸和阿拉伯突击队（fedayin
）从埃及占领的加沙对以色列发动的进攻，都必须用武力加以阻止。1956年10月，纳赛尔在加沙组建了他的军队，并对以色列进行言语攻击，扬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由此来进一步提升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

[10]

1956年10月在巴黎附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鼓励法国和英国步调一致地对抗埃及，而且提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主意，诸如同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一起重建中东，在以色列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半自主的西方银行，在约旦和伊拉克建立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认为这一计划野心太大，而且他仍然相信，只要纳赛尔肯听他的，外交游说（jaw-jaw）远胜于战争（war-war）。如果发生战争，他就坚持：目标一定是“占领运河区并摧毁纳赛尔”；如果以色列进攻了埃及，法国和英国就将出面干预，保护运河，这会给他们重获已经失去东西的机会，但他们不可能公开站在以色列一方。

[11]

所以，事情的结果是丢人的惨败，向全世界昭示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在地中海范围的终结。以色列进攻埃及，迅速占领了加沙和西奈；英国和法国军队在运河区登陆，声称要保护运河，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赞成早早地结束战争，以色列被要求从西奈撤军，它仅仅得到从红海到埃拉特（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行的承诺，以及一份心照不宣的协定，即埃及所支持的阿拉伯突击队的进攻将告终结。纳赛尔看起来比之前更强大，而艾登的首相任期只持续了数月。欧洲人担心难以维护运河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危机彻底动摇了地中海昔日的霸主地位。

[12]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苏联在埃及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前者在叙利亚——它一度被并入埃及，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的一部分——所做的那样。苏联为纳赛尔提供“顾问”，与此同时埃及对以色列的抨击变得越来越乏味，其中包括一系列受政府控制的媒体中的反犹卡通片。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抨击使他建立起在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地位，但当全中东的民众一起为他欢呼，并谴责以色列时，他被自己的话语冲昏了头脑。1967年夏初，他承诺对以色列实施海上封锁，尽管只是在红海，而非地中海。

[13]

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仅仅六天后，以色列攻占了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所属地区。结果，苏伊士运河成为以色列和埃及军队的交战前线，被封锁了十天，之后双方便在运河两岸打起了消耗战，直到埃及人于1973年10月发起突然袭击——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这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将以色列扔进海里”，而是更加现实地收复西奈。尽管以色列人取得了前期胜利，最终埃及人还是反攻到运河对岸，四年之后，埃以双方才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勇闯虎穴，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不久后，他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运河再度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最后也包括以色列。但六日战争还使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战争期间，除了摇摆不定的罗马尼亚，苏联一方最终都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举意在赢得阿拉伯世界的赞许，同时强调，以色列的朋友是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这类资本主义列强。事实上，赎罪日战争具有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某些特点：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大量武器，而美国则通过亚速尔群岛的美军基地运送装备。更多的危害也因苏联支持暴力的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而产生，其中一些，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就舒适地在大马士革安顿下来，在此宣传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3

苏联进入地中海政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斯大林答应，意大利和希腊将留在西方世界，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都被纳入三年前美国、英国和法国建立的新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因为意大利也是其中一员。北约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前线：无论是法国及其北非帝国，还是英国及其在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基地，都是地中海上的大势力。尚在利比亚惠勒斯基地驻军的美国对如何保卫地中海免遭苏联侵犯有其自己的想法。1952年，美国第六舰队到访西班牙八座港口，包括巴塞罗那和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此举给佛朗哥大元帅撑足了脸面，当时他正兴奋地将政府的敌人送往另一个世界。尽管西班牙加入北约需等到1975年这位独裁者死后，但美国在此之前就已开始在西班牙建立空军基地。

20世纪50年代，法国逐渐从地中海向外张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重心如今比以往更清楚地集中于北方：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建立不仅被视为促进经济合作的利器，更被看作防止法德间发生新冲突的手段。意大利的加入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向地中海发展的空间，但这种空间不应该被过分夸大：意大利之所以有资格加入共同体，凭借的是米兰和都灵（Turin）这些游离于地中海之外的工业城市，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个十五年，意大利是共同体中最贫穷的国家，其贫困的南部文化落后、农业衰退、工业化程度低。

[14]

背离地中海的更多证据可见于法国去殖民化的痛苦历史。法国先是承认了恼人的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的自治，后来又允许他们独立，随后又想象着他们的独立能控制住阿尔及利亚，后者的北部沿海已经被纳入了法国本土（metropolitan France）。法国军队与当地民族主义者“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之间的恶性斗争因激进的“秘密军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的参与——他们既攻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攻击法国政府，以保护他们所谓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而变得复杂。阿尔及利亚问题震撼着民意和法国政治。随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者占领了政府大楼，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覆灭和戴高乐在1958年执掌法国大权的军事政变开始了；法国继续向科西嘉派兵。戴高乐接掌政权后，认为法国必须保留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但不久他便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几个同僚将军断定，戴高乐背弃了他们的初衷，并发动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戴高乐不为这些威胁所惧，于1962年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发生了大规模群众运动。那些还未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因1962年7月5日的“奥兰大屠杀”而被劝告离开：阿尔及利亚独立那天，奥兰的欧洲区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屠杀了大量民众——人数存在争议（估计至少有100人），但成功实现了吓走成千上万欧洲人的目标。尚在奥兰的法国军队奉命保持中立，持观望态度。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数月，大约有90万名法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离开了，包括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大部分人定居在法国南部。随之而来的是一波阿尔及利亚本土移民，和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移民，他们使马赛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地区大为改观。大量北非民众的出现，并没有在法国南部创造出新的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反而催生了丑陋而恐怖的仇外情绪，这种情绪因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FLN）的恐怖主义记忆而得以强化。

英国也面临其地中海各附庸国强烈的独立要求。马耳他人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加入意大利——一种在战前风靡一时但在遭围攻后显得不可思议的观点；其二，通过与英国的联合加强与宗主国的关系；其三，独立。第二种意见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皇家海军显然对马耳他造船厂的使用越来越少，随着英国人逐渐减少在地中海的出现频率，到1964年，独立运动最终获得胜利。但马耳他在此后的十年仍然奉伊丽莎白女王为国家首脑，并继续留在英联邦内。后来，在多姆·明托夫（Dom Mintoff）的社会党政府执政时期，马耳他开始鼓吹其不结盟地位，并在地区内寻求盟友，其中就包括谁都想象不到的，于1969年攫取了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该岛保留着一笔奇怪的遗产：鱼和薯条，肉桂卷和英语——尽管如今英语对马尔他人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继任的马耳他政府对遗留问题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发利用不再有英国舰队出没的大海港。海岛的不结盟地位意味着苏联舰队无法从马耳他获得多少利益。但随着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中国人开始看到了机会。渺小的马耳他和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人投资了对马耳他干涸码头的改造工程。另外，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直享有使用阿尔巴尼亚海上军事设施的权利，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亲密的欧洲盟友，现在，它乐意拒绝向莫斯科的“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分子”提供设施。

[15]

对英国而言，马耳他是只恼人的蚊子，塞浦路斯却是个大马蜂窝。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要求与希腊实现统一，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分野产生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土耳其政府认定，由希腊人把持的塞浦路斯对土耳其南部水域是个战略威胁。然而，反对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立的社区。外国势力成为希腊暴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这些民族主义者中有日益极端化的中学生。他们想象着，他们正在重新开始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并实现希腊独立的斗争，一些人成为“埃奥卡”（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EOKA，即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的成员。它的青年分支组织要求成员以“圣三位一体”之名发誓，将“为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桎梏而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16]

这并非儿戏。埃奥卡指挥官乔治斯·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是个毫无同情心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在最紧要的关头，尼科西亚的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对英军（共屠杀一百多人）和土耳其人的屠杀行为，希腊社区和土耳其社区都防守着各自的区域——由铁丝网隔开，或由非正规军把守。

[17]

劳伦斯·达雷尔——受教于尼科西亚的希腊高中，后来成为塞浦路斯的英国情报官——还记得骚乱开始时，英国殖民当局的优柔寡断：

例如，是否以希腊人的方式行事就能被算作希腊人？当雅典正在广播诋毁和煽动性言论，激励希腊人奋起之时，希腊国歌应该在独立日奏响吗？这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我被迫在模糊的友善和责难之间行事。

[18]

埃奥卡誓言中的圣三位一体祈祷强调了统一斗争中希腊正教的作用，因为正是希腊教会，而并非作为伯里克利后代的观念，是希腊人认同感的核心——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教的情感则随意许多。马卡里奥斯（Makarios）大主教担任了总督（Ethnarch），成为希腊社区的首脑，但英国当局在1956年将其逐出海岛，把他扣留在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上长达三年。他是去殖民化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并引领了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运动，土耳其人反击说，缓解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是拆分海岛。很难说，这到底是否可行，因为土耳其人遍布海岛各地。此外，希腊人日益掌握经济主导地位，而混合型村庄中的土耳其人社区常常贫困落后。

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了，马卡里奥斯任总统，但共和国需要悉心呵护。希腊、土耳其和英国是保护国，如果塞浦路斯受到威胁，它们有权干涉。英国在泽凯利亚（Dhekelia）和阿科罗提利保留了非正式的基地，面积约100平方英里（250平方公里），作为英国统治下的领土；它们成为北约在中东的监听站。根据塞浦路斯宪法，由土耳其人担任副总统，且土耳其人的政治影响力超出了与其人口数相对应的水平（希腊人坚信这一点）。但宪法的目的是确保希腊人不会使海岛与希腊合并。尽管1960年马卡里奥斯承认，塞浦路斯将成为独立共和国，但合并在1967年后仍然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待议事项，当时一个野蛮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军政府在雅典夺取了希腊政权。1974年夏，驻扎塞浦路斯的希腊军官成为骚乱的根源，马卡里奥斯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希腊军官们似乎打算通过武力实现合并。土耳其政府于7月下旬进行干预，宣称其作为保护人有权如此行事；土耳其派3万人的部队登上海岛，占领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此时雅典的军事集团名誉扫地，失去了政权。在塞浦路斯，人的作用是可以预料到的。19万名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从凯里尼亚（Kyrenia）、法马古斯塔和一些小城镇或村庄逃至南方，逃往希腊控制区，数万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则匆忙向北逃跑，寻求土耳其军队的保护。由此，海岛终于以民族为界产生了分裂，但也出现了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靠近土耳其前线的法马古斯塔海滨耸立着希腊人利用独立后相对和平局面而建造的酒店，现在已成了废弃的幽灵城镇，与古城法马古斯塔——由四百年前遭土耳其人轰炸的哥特教堂废墟构成的幽灵城镇——相伴。横穿海岛，延伸着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大片无人区，隔开了两个民族区。尼科西亚早在1963年就已经分为土耳其人区和希腊人区，设置了街垒的区域住着土耳其人。

[19]

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边界从老城的中心穿过。仅在2008年4月才开放了尼科西亚老城区的一处十字路口。

土耳其人继续他们针对合并运动的政策。1983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建立，除土耳其外，它不为国际承认，那里驻扎着大量军队，并鼓励成千上万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在当地寻找新生活。塞浦路斯的政治变化可从地名的变化中，从废弃礼拜场地，从四处飘扬的旗帜中得知——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土耳其国旗与北塞浦路斯的旗帜——白底红新月——一同飘扬；在南部，希腊国旗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旗帜一同飘扬。事实上，塞浦路斯隶属于四种相互独立的势力：希腊塞浦路斯共和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英国和联合国。2004年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后便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因为欧盟将希腊共和国视为全体塞浦路斯人的政府，欧盟的投资也使土耳其尼科西亚、凯里尼亚和北塞浦路斯其他地区的项目获益。希腊竭力推动欧盟承认塞浦路斯，这不足为奇，因为站在希腊的立场上，这是在欧盟圆桌上增强希腊话语权的机会，让欧盟更深入地卷入希腊-土耳其竞争当中，将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上。

[20]

而土耳其民众则普遍准备接受成立塞浦路斯联邦的计划，希腊塞浦路斯人拒绝放弃他们在北方的财产，但希望借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机来解决分裂问题的人未免过于乐观了。迫使北塞浦路斯去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的最重要因素是一个严重依赖土耳其经济援助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的经济困境，更不用说军事上的困境了。

[21]

英国在地中海的第三块领土，也是最小的一块领土没有去殖民化的机会——它也不愿去殖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仍旧将直布罗陀海峡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尽管其重要性随英国在地中海义务的减少而下降，美国人不需要它，因为他们为使用西班牙南部的基地与佛朗哥达成了协议。佛朗哥想象着，如果他能制造出足够的呼声，他就能拥有直布罗陀海峡。但1950年前后，英国对于发展与西班牙政府——因镇压记录而名声很差——的关系并不十分感兴趣；西班牙也无法使其声音传到联合国，它到1955年才获准加入联合国。

[22]

前一年，新女王伊丽莎白在她为期六个月的环球之旅中最后访问了直布罗陀海峡，这使佛朗哥有借口调动马德里街头的人群。西班牙认为，它对国家的每一寸领土都拥有权利，许多直布罗陀人和英国人一样是外国侨民，它宣称，真正的直布罗陀依赖圣罗克（San Roque）的居民而生存，附近的西班牙城镇早在1704年就已有巨岩上的原住民定居。

[23]

不像其他去殖民化观点，这个问题不在于居民获得自治权，而是一个更加传统的自然边界问题（这点如何适用于摩洛哥对西班牙设在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哨的主权要求，却没有解释清楚）。随着王室到访，佛朗哥对西班牙和巨岩之间的来往做了更严格的规定。一位前美国空军（USAF）飞行员写道：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几次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飞往直布罗陀。它是我被要求执行的最困难航程之一，因为西班牙的空中交通管制（Spanish Air Traffic Control）为飞机在东部的降落划出了极其狭窄的空中走廊。

[24]

英国在该问题上摇摆不定，因为它发现，相比在皇家海军的全盛时期，此时直布罗陀海峡的用处不大，但它还是对直布罗陀人不停地对英国表示忠诚印象深刻。

[25]

英国坚持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领土完整问题，而是直布罗陀人的意愿。1969年5月，英国政府解释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让直布罗陀人民屈从于不让他们自由民主地表达意愿的他国政府。”

[26]

沮丧恼怒的佛朗哥——他从未丧失横行霸道的能力——彻底关闭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之间的边界。这一关就是十三年，直到进入民主西班牙时代，而且直到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才完全开放。那段时间，在直布罗陀有份工作的西班牙工人与他们的工作地完全切断了联系，直布罗陀人只能经丹吉尔迂回到达西班牙。西班牙的敏感性达到了巅峰：1965年，西班牙扬言，如果直布罗陀小姐被允许参赛，它将抵制世界小姐选美；但英国外交部让西班牙自行决断的任何念头都因所有居民拒绝解除与英国的关系而不断遭到抵制。

[27]

由于其民众融合了英国人、西班牙人、热那亚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印度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居民，直布罗陀可以被视为曾普遍存在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最后幸存者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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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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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rivate communication from Dr Charles Stanton.

[25]
注意书中方法的模糊性：G.Hills，Rock of Contention：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1974）。

[26]
Alexander，Gibral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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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Constantine，Community and Identity：the Making of Modern Gibraltar since 1704
（Manchester，2009），pp.414-15.

七 末代地中海（1950～2014年）

1

20世纪后期是地中海移民的大时代之一。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了来自北非和进出以色列的移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史始于19世纪后期，移民者主要前往北美和南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移民转向了北意大利城镇。被忽视、缺乏投资的南意大利农业随着农庄的废弃而继续衰落。在其他地区，殖民联系是重要的。例如，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就将大量的希腊和土耳其社群带到伦敦北部地区。和这些移民一起到来的是他们的烹饪：20世纪70年代，比萨饼在伦敦风行，且英国的希腊餐馆有了塞浦路斯风味。不足为奇的是，南意大利的食物在意大利移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之前，热那亚酱汁面条这一热那亚烹饪法的卓越创造在意大利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利古里亚之外，鲜为人知。但北部欧洲对地中海食物的第一波热情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的《地中海食物》问世了。

[1]

该书引用她常在地中海地区开展的惊险旅行，并在二战中将敌人甩在身后。起初，该书唤起的是渴望而非成就：英国仍旧实行战后食物配给，即便是橄榄油都难以找到。随着欧洲北部的日益繁荣，地中海产品开始向陌生地区开拓市场，1965年戴维夫人终于有信心开了自己的餐馆。到1970年，在英国、德国或荷兰的杂货铺里找到茄子和鳄梨还不算太难；到2000年，富含鱼、橄榄油和蔬菜的地中海饮食远比主要基于猪肉和从猪肉中提取猪油的传统北方饮食更健康的理念已生根发芽。对地中海烹饪的兴趣——不仅对意大利食物，还有罗马食物，不仅对罗马食物，还有罗马犹太人食物，等等——遍及整个欧洲和北美。

[2]

人们对产自远在南方的阿普利亚和阿利坎特的地中海葡萄酒，越来越有兴趣，在先进的加利福尼亚葡萄栽培技术的影响下，颇有前景的克罗地亚沿海地区或土耳其的新种植区被不断提及，更不必说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和戈兰高地的新老葡萄园了。清淡的北方菜（法国和比利时除外）成了遥远的记忆。这些饮食变化的意义远不只尝鲜猎奇：随着地中海饮食的日益全球化，旧的民族认同被动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文化财产。但远距离的人口迁移仍旧可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新的非地中海人口暂时或永久地定居于地中海上的城市，或在乡村充当廉价劳动力。在2000年前后到达地中海的大量非洲和亚洲移民只是想借地中海踏上欧洲土地，之后向北前往法国、德国或英格兰，当然意大利的大城市也具有吸引力；但终究是那些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国家站在应对不断膨胀的移入人口的前线。和休达一样，西西里和北非之间的小岛兰佩杜萨、潘泰莱里亚、马耳他都成了受欢迎的入口。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于2009年5月痛斥意大利将船上的大量难民送回利比亚。2008年，36900名避难者到达意大利，比2007年增长了75%；2008年，2775人到达马耳他，相当于每148个马尔他人中就有一个外来移民；但这是2002～2010年这九年时间中的顶点。事实上，2010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因为马耳他从利比亚和意大利——许多移民的计划目的地——的难民协定中获得了好处，或许是因为深受经济危机之苦，欧洲本身似乎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3]

这不仅是地中海西部国家面临的问题：多德卡尼斯群岛也已成为民众从亚洲取道土耳其以最后到达欧洲的理想入口。

这些新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这引发了有关建立清真寺的争论。这一旧的敏感话题，或者说偏见，在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依旧显眼；但时常出现的极端主义者索取之前所有的伊斯兰土地，包括安达卢斯，以图恢复一个新的哈里发领土国家，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与之相对的是移民的旧现实：随着西欧生活水平的提高，地位低下的服务性工作落在了移民身上，他们可在酒店找到类似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侍者或保洁员的工作，或者成为修建这些酒店的建筑工。二战后地中海经济领域中的旅游业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带来了就业机会。

2

20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中不再存在重要的商业或海军势力，而是发展了一种新行业：大众旅游业。

[4]

大众旅游业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如今它每年都会吸引2.3亿游客。

[5]

数百万来自欧洲北部、美国和日本的民众为寻求阳光或文化，或兼而有之，会临时性地迁至地中海。与此同时，希望在西班牙海岸或马略卡、马耳他、塞浦路斯的公寓或别墅度过余生的退休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以夜总会、小酒吧和酒窖为特色的独具风格的社区，马略卡甚至成立了一个德国人的政党。

[6]

没有执照的建筑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以塞浦路斯为例）使地中海的退休生活并不总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当房子被暴怒的西班牙当局悉数拆除时。这种南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使有限的淡水和能源供给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尤其是在塞浦路斯），并用毫无设计、单调乏味的白色混凝土建筑群取代了海滨美景（尤其是在西班牙）。

要了解旅游业是如何在地中海兴起的，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它在二战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大旅行时代使英国和德国游客前往那不勒斯湾和其他地中海地区（或景点），满足了少数精英人士的需求。在铁路穿越法国，维多利亚女王让芒通（Menton）和耶尔（Hyères）成为公元19世纪晚期的冬季流行休假地后，地中海变得更加通达。纪念性的酒店在尼斯和戛纳（Cannes）沿步行街修建起来，一小块地中海海滨“蔚蓝海岸地区”（Côte d’Azur），成为富人在夏天和冬天的度假胜地。而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扬名天下，之后摩纳哥王子建立了海滨浴场协会（Société des Bains de Mer
）——与其说它关注洗浴（英国人推崇其有益健康一面），不如说它更关注赌博。

[7]

意大利的温泉疗养地开始在内陆的蒙特卡蒂尼（Montecatini）、阿巴诺（Abano）和海边的里米尼发展起来，它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意大利客户；尽管在福斯特的小说中，英国人到达佛罗伦萨，以包膳宿的方式住上几个月，但此时的大海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8]

在20世纪晚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是游客的人数及其目的地，以及他们到达地中海的多数角落的便捷度。旅游者取代了旅行者。

旅游业的扩张是由以下三种因素导致的：首先，在地中海，一些政府——国家、地区或城市——将旅游业视为吸引外国资本、提升当地产业的一种手段。例如，1976年、1987年和1996年，以色列提出了三项总体规划，以期鼓励旅游业；该国主要有四类游客——犹太游客、基督教朝圣者、被该国海滩和纪念物吸引的本国旅游者及国外度假者。到2000年，从雅法边界向北延伸的特拉维夫海岸分布着大量新建的、成排的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但少有结构优美的建筑。

[9]

其次，地中海外的大型旅游公司如汤姆森（Thomson）和赫伯罗特（Hapag Lloyd），积极地进入地中海旅游市场，向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突尼斯海滨派遣他们的代理人，去寻找能够吸引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客的酒店。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些顾客认为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两周是一种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北方的的阴沉的方式——许多人只是想要海滩上的日光浴场或酒店中的游泳池，一些人则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品尝一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地食物。在希腊的塞浦路斯，英国度假者可以轻易发现吉百利巧克力和英国的切片面包。

[10]

人们都知道，荷兰度假者通常要带上几袋荷兰本地的土豆。法国人因为有自己的地中海海岸线，比其北欧邻居更具创造性。地中海俱乐部（Club Méditerranée）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率先推出包价的旅游度假服务，从马略卡的海滩小屋开始，目的是制造出荒凉小岛的浪漫场景。除此之外，该公司的地中海的游览目的地还包括许多鲜有人探访的地方，如摩洛哥的地中海海滨。它的创新手法包括对向顾客直销的强调，但其巅峰期是在1990年之前；后来，经济状况和管理问题弱化了它的实力。

[11]

起初北部的入侵比较温和。里米尼早在1938年就有了机场。尽管在这一时期，里米尼吸引了富裕的顾客，但航空旅行还是非常昂贵，并且很快，战争也中断了这些涓涓细流般的外国游客。二战后，里米尼采用了最受公众欢迎的方法。

[12]

随着航空、铁路、公路旅行变得日益廉价、便捷，各地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20世纪50年代，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铁路运输开始直通里米尼；卫星城镇大量兴起，以致里乔内（Riccione）和海上米兰（Milano Marittima）开始与里米尼相竞争。它们的商标一直都是为每个实体酒店确定范围的密集的日光浴床、太阳伞和雨伞。相似的发展也发生在比萨附近，在那里维亚雷焦（Viareggio）成为托斯卡纳主要旅游中心，因为它满足了一类对佛罗伦萨的艺术之旅和其他托斯卡纳城市少有兴趣，而更乐意去海边度假的人们的需求（他们可以前往比萨进行奇妙的一日游，以一观斜塔）。大量的旅游者和新酒店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兴建，成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但是真正的变革的确随飞机的广泛使用而到来。

[13]

廉价、安全、快捷的航空旅行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方面，英格兰是先行者，因为它没有直达地中海的铁路，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英国是航空工业的主要中心，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利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飞机技术，制造了高效的客机，如维克斯子爵（Vickers Viscount）客机和“大不列颠”（Britannia）客机。所以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飞向了天空。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森度假公司开通了飞往马略卡岛的航班，它将成为大量空中旅行的首个目的地。否则，前往马略卡岛的旅途将慢得令人生厌，需要先坐火车、船、火车，然后换乘另一趟火车（西班牙宽轨），最后再坐船。

[14]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更高速、更平稳的喷气式飞机的引进，如BAC Ⅰ-Ⅱ，交通迅速发展；帕尔马的机场仍旧是——至少在夏天是如此——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1960年到1973年，每年前往马略卡岛的游客人数从60万猛增到360万。

[15]

到21世纪初，旅游业占马略卡岛经济总量的84%。所有的混凝土城镇，如帕尔马新城（Palma Nova）都是为旅游业而建的。但这些成就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代。1967年，马略卡岛和西班牙（包括加那利群岛）吸引了25%的英国出国度假者，到1972年吸引了36%，而前往意大利度假者的比例却从16%下降到11%。

[16]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西班牙竞争，这正是佛朗哥政权想要的结果：1959年西班牙经济的“稳定规划”并没有料到地中海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在旅游业方面的扩张会如此稳定。

[17]

西班牙海滨的大片混凝土建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没有为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和地中海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自然美景做足够考虑。一时之间，西班牙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托莱多、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在吸引力方面让位于海岸线，这些海岸线得益于新公路的开通、合适的照明，以及其他重要发展，即便铁路交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速度缓慢。

旅行变得大众化和全球化。受益于旅行团的全包旅游，从英国前往西班牙旅行的概念开始吸引来自所有背景的大量人群。游客们不再是穿行于地中海城镇和乡村间的冒险者，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在安全、舒适的英格兰或德国客厅，通过一份目录来选择航班、酒店、用餐甚至日程，他们知道一位能讲他们的母语的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克服任何困难。人们想要的是“流水线上的假日”。

[18]

为避免让人们觉得出国似乎太过危险，有了颇为舒适的多人同行，且当地人也乐意满足外国游客的各种怪异需求：为英国人提供鱼和薯条，为德国人提供烤肠。

那些到地中海度假的人乐于展示，他们从西班牙或意大利回来后皮肤变成了深棕色。到1947年，一些法文的小册子在宣传蔚蓝海岸旅游时，强调的一直是海滩的乐趣。

[19]

深棕色的皮肤成了富有和健康的标志，因为人们所了解的维生素D的好处远多于紫外线（UVA）和电磁辐射（UVB）的害处。苍白色的皮肤现在与肺痨与办公室雇员相关联。了不起的鉴赏家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在20世纪20年代决定按照自己在漫游地中海晒黑之后的形象设计时装，为以后各时代的女性树立了榜样。但这种对古铜肤色的追求也导致了道德理念的变化。

[20]

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可以在海滩上暴露某些身体部位，在其他公众场合却需要小心地遮掩。女性（及男性）对身体的暴露越来越多。比基尼泳装以一处用于核试验的太平洋环礁的名字命名，于1946年在巴黎的时装展示会上获得展示，但又过了二十多年才被广泛接受——即使设计者希望它能像核反应那样在反对它的人群中迅速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于是，通常被掩盖的肚脐也常常被露出。

[21]

比基尼引起道德缺失行为的可能性让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1948年对其下达禁令（梵蒂冈发表口头声明支持这种观点），但随着外国游客大量前来，这种立场很难坚持。比基尼的部分吸引力来自20世纪60年代制造此类产品的原料氨纶和莱卡，它们是不吸水的天然及人造纤维的混合材料。即使是连体游泳衣，莱卡紧贴身体的性能也能充分地展示女性的身材，而不如保守派所愿。展示是人们穿泳衣的重要目的之一，游泳池经常是多数人静静观望、少数人游泳的场所。

[22]

于是，飞机和比基尼这两项人们难以想象的发明，在20世纪下半叶改变了地中海和欧洲北部间的关系。

[23]

显然，追求古铜肤色的游客们的到来令地中海居民感到困惑，对他们而言，太阳是正午时分所要躲避的。随之产生的困惑源于游客们的表现：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尤其是当他们穿着不是很多时，会令希腊人、突尼斯人和其他人震惊。在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游客的这些行为被视为西方堕落颓废的表现：恩维尔·霍查抱怨邻国游客的种种怪诞行为，“穿短裤，或根本不穿”。无论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是在攻击南斯拉夫的自由主义），他都想强调，没有多少西方游客能进入阿尔巴尼亚，除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政党的来访者。北方的享乐主义和放纵，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影响了他们对这些情形的态度，这发轫于当地那些痴迷于其所见所闻的年轻人。

[24]

20世纪80年代，当女性在海滩上袒胸露乳的现象变得普遍时，文化碰撞就变得更加明显。法国对形体美的崇尚，加上其庞大的美容产业，使得圣特罗佩（Saint-Tropez）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意大利和西班牙度假区紧随其后。某些人的自由化对其他人来说，是种两难境地，而且人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一位修女因驱逐衣着不得体的游客而遭到起诉，她发现这份工作压力巨大，并因此精神崩溃。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以同性恋旅游中心而闻名于世，这一迹象表明了该国自佛朗哥时代以来的发展。抓住机遇、从旅游业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它无可动摇地确立起以酒店为基础的、廉价的、安排合理的度假产品供应者的好名声，尤其受到德国人青睐；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裸体主义者的度假胜地。铁托政府深知这将吸引追求浑身黝黑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拥趸，于是相当精明地鼓励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廉价航空和廉价酒精也能摧毁旅游业：克里特的马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阿依纳帕（Ayia Napa）就已遭遇恶名，年轻的英国游客的所作所为已足以破坏他们的形象。他们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却想“有机会花费比在家更少的时间来寻求更多的乐趣”。“乐趣”主要指性和酒精，2003年，英国媒体称，这二者都得到了18～30岁俱乐部（Club 18-30）旅游公司代表的极力支持。

[25]

不足为奇的是，马略卡岛曾努力尝试进军高端市场；尽管这意味着游客人数会减少，但每个更富有的造访者会消费更多。一些地方，如阿普利亚和撒丁岛部分地区，已有意识地以“高品质”目的地的名头来做推广，精品酒店已开始抢走大型综合性设施的生意。旅游业已将繁荣带给先前的贫困和非生产性地区。然而环境代价十分高昂。水资源紧缺，空调设备、飞机造成的碳排放，以及酒店综合体附近的海水污染都使地中海环境日益恶化。随着节日日益商业化，当地传统也惨遭荼毒：早就濒临消亡的威尼斯狂欢节被重新启用，并在威尼斯日历上被明显标示出来以加以推广——它在淡季，即城市通常没有游客之时庆祝并非巧合。路易斯·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ères）的畅销书《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

[26]

的出版让凯法利尼亚的游客增多，2008年大获全胜的电影《妈妈咪呀》（Mamma Mia
）也让希腊群岛得到游客的关注。

[27]

长期以来，地中海地区、葡萄牙和加那利群岛几乎是夏季大众旅游业发展的绝对受益者；前往古巴、佛罗里达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长途度假在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其在大众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价格战导致一些由英国和爱尔兰企业家领导的廉价航空的建立，因而20世纪90年代末还见证了短途度假，即“城市间旅游”的迅速发展。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设立中转站，建立了欧洲最大的航线系统。这些航线不仅有价格优势，也吸引了那些在法国南部、托斯卡纳或西班牙有度假居所的人们。除了航空旅行，海上旅行也繁荣发展起来，有时，航运公司会有些滑稽地宣称：乘坐游轮比乘坐飞机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杜布罗夫尼克挤满了游轮，以致在旺季时得派交警控制流向老城的人流。

当然，地中海旅游业并不只针对欧洲人。更遥远国家的两次“入侵”尤为重要：美国人和日本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就常出现于地中海的酒吧中（D.H.劳伦斯就曾经和一位美国朋友一起参观过伊特鲁里亚墓冢），但他们如今的游览路线中还包括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南部和埃及的历史遗迹，这再次表明，价格低廉和经过精心设计的便捷交通网络使得乘坐飞机从大西洋另一端到达地中海变得轻而易举。日本人试图在欧洲文化和历史中探寻西欧经济成功的原因；此外，这些联系加速了日本已经开始的快速西化进程。日本游客的数量随日本经济的扩张与萎缩而起起落落。旅游业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政治骚乱：20世纪90年代，曾经繁荣一时的美丽的达尔马提亚海滨度假区从南斯拉夫的解体中缓慢恢复过来。与中世纪地中海的商路相比，现代游客的度假轨迹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克罗地亚或以色列不安全，其他地区，如塞浦路斯、马耳他、土耳其等，就可获得相对优势。

3

因为莫斯科不再试图在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盟国大肆建立反美集团，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和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关系，但这些国家仍旧普遍敌视以色列。这是因为以色列似乎没有兴趣兑现其对和平的承诺，不愿放弃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尽管它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出了（此后，该地区便落入了哈马斯的手中）。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牢固的经济与军事联系断裂了，名义上是因为以色列袭击了向加沙运送援助的船只，当时加沙受到以色列的严密封锁；但同样很明显的是，土耳其正在中东寻求新使命，一些人将其定义为“新奥斯曼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对土耳其排斥政策的后果：欧盟最强大的几个成员国反对土耳其加入，而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让土耳其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从1995年的“巴塞罗那进程”开始，欧盟就试图引导所有地中海国家向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努力。根据1995年的协定，2008年诞生了“地中海联盟”（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
），整个欧盟和地中海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组织中，它们可以试探性地找出共同利益而不是分歧。但这个联盟的缺陷在于，它被地中海国家视为欧盟之外，尤其是被视为羸弱的欧盟候补成员的土耳其。其他一些人则希望看到欧盟成为欧洲-地中海联盟，将其成员国身份拓展到地中海所有地区，但在地中海内部，有大量的政治敌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解决，更别说欧洲的未来了，这些都让上面的观点听起来像乌托邦式的美梦。其他极具价值但被忽略了的目标包括清洁海洋计划。海洋污染和过度开发已经使（例如）金枪鱼捕捞业遭受灭顶之灾——地中海金枪鱼四分之三的捕捞量流向了日本。

2009年底，过于沉重的政府债务引发了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但整个地中海都受到了影响：地中海北岸和南岸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高失业率、濒临破产的银行、无力维持经济增长、严厉的紧缩政策，令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希腊、塞浦路斯的政府忧心忡忡。这些国家同欧元绑在一起，却无力控制国内经济事务，毫无疑问，经济复苏因此变得更难实现。然而，在它们加入欧盟时，它们都深信德国的经济模式也适用于自己。2012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地中海国家并非欧盟成员，而是土耳其和以色列，且土耳其的表现尤为抢眼。直布罗陀成为地中海上保持增长的唯一欧盟属地，但它也未能免于责难。批评者们攻击它的金融服务业和政治地位，且后者还面临着西班牙政府强硬姿态带来的挑战：西班牙政府急于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经济危机上转移，危机的阴影已笼罩该国全境，且再次点燃了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火焰，该地区的城市上空扬起了加泰罗尼亚旗。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可就此脱离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体系，在地中海欧洲、北非和黎凡特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文化纽带。可是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充满不定性，只有摩洛哥仍能勉力维持稳定，这妨碍了跨海联系的发展。“阿拉伯之春”首先发生在了最繁荣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之后，埃及废黜了一位总统，然后军方无情地夺得了大权。联合国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使地中海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性海员，她们来自英国和其他地方；不过干预并未带来稳定，而是使当地重拾部族忠诚的文化。叙利亚爆发了最致命的暴力冲突：叙利亚的城市曾因对基督徒少数族群的宽容而自豪，可如今这些人也沦为该国流亡者大军中的一分子。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难民试图登上马耳他的海岸和意大利的岛屿；一些漏水小船在海上倾覆，夺走了很多难民的性命；过去对利比亚难民限流的协议纷纷宣告无效。

21世纪初的这些趋势表明：第五地中海已经瓦解。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一个完整的地中海具有重要的地方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地中海不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也不再是紧密经济联系网络的发源地。跨越全球的便捷联系——通过航空的有形联系及通过网络的虚拟联系——意味着，远距离的政治商业和文化联系得以维持。就这点而言，世界正变成一个大地中海，而且，第五地中海是末代地中海，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在这个大地中海内，世界都围绕着伟大的海而转。大海既能连接又能分隔，有时某种趋势会占据上风。地中海尽管曾多次把三块大陆连在一起，现在却成了分隔它们的边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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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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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2009）；Y.Apostolopoulos，P.Loukissas and L.Leontidou（eds.），Mediterranean Tourism：Face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ondon，2001）；P.Obrador Pons，M.Craig and P.Travlou（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Doing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Banal Mobilities
（Aldershot，2009）；N.Theuma，Le 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une perspective socio-culturelle
（Encyclopédie de la Méditerranée
，vol.37，Malta and Aix-en-Provence，2005）.

[5]
P.Obrador Pons，M.Craig and P.Travlou，‘Corrupted seas：the Mediterranean in an age of mass mobility’，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163，167.

[6]
K.O’Reilly，‘Hosts and guests，guests and hosts；British residential tourism in the Costa del Sol’，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129-42.

[7]
M.Boyer，‘Tourism in the French Mediterranean；history and transform-ation’，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47.

[8]
P.Battilani，‘Rimini：an original mix of Italian style and foreign models’，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106.

[9]
Y.Mansfeld，‘Acquired tourism deficiency syndrome：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ourism in Israel’，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p.166-8.

[10]
P.Obrador Pons，‘The Mediterranean pool：cultivating hospitality in the coastal hotel’，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98，105（fig.5.3）；D.Knox，‘Mobile practice and youth tourism’，in the same volume，p.150.

[11]
E.Furlough，‘Club Méditerranée，1950-2002’，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p.174-7.

[12]
Battilani，‘Rimini’，pp.107-9.

[13]
P.Blyth，‘The 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1945-1975’，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p.11-30.

[14]
C.Manera and J.Garau-Tabern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Balearic islands：the pioneers of mass tourism’，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36.

[15]
C.Manera and J.Garau-Tabern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Balearic islands：the pioneers of mass tourism’，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32.

[16]
Blyth，‘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p.13.

[17]
V.Monfort Mir and J.Ivars Baidal，‘Towards a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 of Spanish tourism’，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p.18，27-30.

[18]
Blyth，‘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pp.12-13.

[19]
P.Alac，The Bikini：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2002），p.38.

[20]
I.Littlewood，Sultry Climates：Travel and Sex since the Grand Tour
（London，2001），pp.189-215.

[21]
C.Probert，Swimwear in Vogue since
1910（London，1981）；Alac，Bikini
，p.21.

[22]
Alac，Bikini
，pp.54，94；Obrador Pons，‘Mediterranean pool’，p.103.

[23]
D.Abulafia，‘The Mediterranean globalized’，in D.Abulafia（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312.

[24]
Theuma，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
，p.43.

[25]
Knox，‘Mobile practice’，pp.150-51.

[26]
又译《战地情人》。——译者注

[27]
M.Crang and P.Travlou，‘The island that was not there：producing Corelli’s island，staging Kefalonia’，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75-89.

结语：穿越大海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

[1]

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西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1540～1742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
），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17世纪才慢慢为欧洲北部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盗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觊觎。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盗，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盗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19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14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18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个人往往具有远见卓识，亚历山大大帝和圣保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似乎一直都是男性。在性别成为历史问题讨论焦点的时代，人们也许会问：“地中海究竟有多男性化？”在公元11世纪埃及的犹太商人和12世纪热那亚的基督徒商人中，坐商也许是女性。尽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对于经商的态度各异，至少在那个时代，妻子不会随同丈夫参与贸易远行，而是任由他们逐利而行。在13世纪晚期的突尼斯，在热那亚人建立的贸易殖民地中可以看到些许欧洲女性，她们主要为基督徒商团提供性服务。至于女性参与海战这一21世纪的现象尚未在地中海史的框架内被加以考察。但是在移民中——无论是圣奥古斯丁时期入侵北非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还是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女性参与者（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甚至早期十字军军队中也存在许多贵族妇女及妓女。关于女性朝圣者的记载出现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前几十年里：4世纪晚期的一则史料记载了一位来自高卢或西班牙北部的勇敢女性埃格利亚（Egeria
）或埃特利亚（Aetheria
）前往圣地的旅行。同样不甚清楚的是，以“海洋人”之名而为人知晓的青铜时代的入侵者是否有女性参与他们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乃至其他定居地域的活动；事实上，关于早期腓利士人放弃爱琴文明的合理解释是他们与迦南人通婚，接受了迦南人的神明并学习了迦南人的语言。然而，在地中海历史上，女奴这一群体有特殊的重要性，她们的境遇天差地别，有的可能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享有显著的权力，有的遭到了性剥削和性羞辱，还有的则在富有的罗马人别墅内从事下贱劳作。中世纪时，无论男女，许多这样的奴隶从黑海地区被掠来，然而在柏柏尔海盗的猖獗期（还有许多其他时期），沿海居民也面临着劫掠者恐怖的人口掠夺——基督徒从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沿岸被掠夺，穆斯林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海岸被掠夺。1543年，当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允许土耳其人进入马赛并在土伦居住的时候，他们绑架了包括昂蒂布的修女们在内的诸多受害者。整个地中海的相对男性化值得思考——意大利人的“海”（il mare
）是阳性的，法语的“海”（la mer
）是阴性的，拉丁语的“海”（mare
）则是中性的，而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的海神——波塞冬、弗福伦斯（Fufluns
）和尼普顿——都是男性。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12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1300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1516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谈及犹太人，就是谈及一些在穿越文化边界方面有非凡能力的商人：在伊斯兰教早期，来自开罗的经冢犹太人开始崛起，建立了跨地中海以及超出地中海范围的广泛联系网；在加泰罗尼亚人商贸扩张的时期，为了寻找黄金、鸵鸟毛和其他非洲产品，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将其家庭和贸易联系扩展到同教的教友中间，并深入撒哈拉地区；而当时的基督徒依然被束缚于自己的贸易圈中，对这些物品鞭长莫及。关注一个表现突出、机动性强的少数群体是很有趣的。这些犹太商人可以带回关于地中海港口以外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被记载下来，且沿着欧洲的地中海海岸传播，进而促使著名的波托兰航海图和世界地图在中世纪晚期的马略卡岛出现。因为商人四处移动，全世界的地理环境信息也传播开来。

地中海是“信仰之海”这一概念引自近期一部论文集的标题，这里需要考虑在海上来往的人们不仅有穷人和无名流浪者，也有一些有魅力的使臣，如拉蒙·鲁尔。他逝世于公元1316年，生前写下数百部关于如何让穆斯林、犹太人和希腊人皈依真信仰的专著和短论。但必须要说的是，他从未使任何人改宗。

[2]

鲁尔的职业生涯提醒我们，宗教的冲突与对抗只是整幅画面的一部分而已。他模仿苏菲派（Sufi）的韵句，并与卡巴拉派交往甚密。他是一个敏锐的使者，也是古老的伊比利亚“和谐共存”派的代表，他承认三个源自亚伯拉罕宗教的上帝是同一个唯一真主。与之不同的另一种“和谐共存”理念存在于一些宗教团体成员的脑海中，随着1492年西班牙明确了它的天主教属性之后，他们被驱逐或被迫改宗：马拉诺、摩里斯科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可能在私下里还坚持其祖辈的信仰，但在公共场合被要求做一些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在近代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在诸多方面的优越性着实令人惊讶。他们有获得和转变为不同身份者的能力——作为“葡萄牙人”，他们可以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作为犹太人则可以居住在里窝那或安科纳。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跨越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的边界，就像在六个世纪前生活于开罗的经冢犹太先人一样。他们的多重身份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地中海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不同的文化会在一些地方交汇和融合，而他们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在个体身上的交汇和融合，通常来讲这的确不易。

当下存在一种将地中海作为交融中心的浪漫化倾向，这无可厚非，但近代早期跨地中海交流的黑暗史实也应当被铭记于心：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柏柏尔海盗的猖獗，使劫掠与贸易紧密结合。在柏柏尔海盗被镇压之前，地中海航行只有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由于罗马对地中海沿岸及其岛屿的完全统治）才真正免于海盗威胁。但是，海盗揭示了一些多重身份最为显著的事例：一些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海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前去掠夺自己祖国的船只。地中海历史的这一黑暗面还包括已经提到的被海盗劫掠的男女奴隶和俘虏，尽管他们就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一样，在地中海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们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1]
E.Paris，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1921-1947）
（Athens，1999），pp.315-16，323.

[2]
A.Husain and K.Fleming（eds.），A Faithful Sea：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1200-1700
（Oxford，2007）.

扩展阅读

此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此篇简单的记录只指出了一些将地中海视为整体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强调的更多是周边的陆地而非地中海本身。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的《被腐蚀的海：一部地中海的历史》（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2000）是关于地中海周边区域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的宏大且资料丰富的第一部著作。它着眼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一部由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主编的有价值的论文集《对地中海的反思》（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2005）也思考了他们的结论。沙恩·雷诺兹（Sian Reynolds）翻译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London，1972-3），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对中世纪晚期和早期近代地中海的研究。布罗代尔的思想世界在帕里斯（E.Paris）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之〈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23～1947年）的智力创新》［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23-1947
），Athens，1999］中获得了很好的解释。对于地中海历史的更深入探索是瓜拉奇诺（S.Guarracino）的《地中海：布罗代尔著作中的想象、故事及理念》（Mediterraneo：immagini，storie e teorie da Omero a Braudel
，Milan，2007）。关于1350年到1900年地中海经济和生态变化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见塔巴克（F.Tabak）《1550～1870年地中海世界的衰微：历史地理学的视角》（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MD，2008），尽管这一时间跨度与其标题中的并非一致。关于地中海的环境，格罗夫（A.Grove）和拉克姆（O.Rackham）的《地中海欧洲的自然环境：一部生态史》（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an Ecological History
，New Haven，CT，2001）特别有意义且引人深思。在具有布罗代尔传统的作品中，有一部较为简短但很重要，即普赖尔（J.Pryor）的《地理环境、科学技术和战争：地中海海洋史研究，649～1571年》（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

除哈里斯的论文集外，其他论文集还有：我自己编写的《历史上的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同时有法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和希腊文版本），其中有托雷利（Torelli）、巴拉尔（Balard）、格林（Greene）和其他许多人写的精彩章节。卡尔庞捷（J.Carpentier）和 莱布伦（F.Lebrun）的《地中海历史》（Histoire de la Méditerranée
，Paris，1998）主要关注近代，但也包含了一些生动的原始资料。关于宗教问题，可见侯赛因（A.Husain）和弗莱明（K.Fleming）所著《信仰之海：地中海宗教文化，1200～1700年》（A Faithful Sea：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1200-1700
，Oxford，2007）。对某些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有考恩（A.Cowan）的《地中海城市文化，1400～1700年》（Mediterranean Urban Culture 1400-1700
，Exeter，2000），其中有萨克拉里乌（Sakellariou）、阿贝尔（Arbel）、阿梅朗（Amelang）及其他人的文章；以及富萨罗（M.Fusaro）、海伍德（C.Heywood）及奥马里（M.S.Omri）编写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London，2010）。还有一部由米里亚姆·库克（Miriam Cooke）、古克纳尔（E.Göknar）和帕克（G.Parker）编写的英文资料集《地中海航线：从狄多到德里达》（Mediterranean Passages：Readings from Dido to Derrida
，Chapel Hill，NC，2008）。

更受欢迎的关于地中海的描述经常是有插图的著作，包括：萨拉·阿伦森（Sarah Arenson）的《环形之海：地中海航海文明》（The Encircled Sea：the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ivilisation
，London，1990），它充分利用了海洋考古研究的成果；以及大卫·阿腾伯勒（David Attenborough）的《第一个伊甸园：地中海世界和人》（The First Ede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Man
，London，1987），它的真正精彩之处是插图。以上两本书都以电视系列片为基础。地中海的迷人之处在马特维耶维奇（P.Matvejevic＇）的《地中海：一处文化景观》（Mediterranean：a Cultural Landscap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9）中得到了展现。约翰·朱利乌斯·诺维奇（John Julius Norwich）的《中间之海：地中海的历史》（The Middle Sea：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2006）离海岸太远，并不是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曼塞尔（P.Mansel）的《黎凡特：地中海的光彩和灾难》（Levant：Splendour and Catastrophe o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2010）关注的是不同族群和宗教共存时的士麦那、亚历山大和贝鲁特。

关于整个地中海的游历见闻，有文笔极好的保罗·泰鲁（Paul Theroux）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地中海大环游》（The Pillars of Hercules：a Grand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1995），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的《地中海海岸》（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1984），以及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的《内海：地中海和它的人民》（The Inner Sea：the Mediterranean and Its People
，London，1991）。最后，任何迷恋于地中海的人都不会忽视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的作品《地中海食物》（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
，London，1950），以及记录地中海饮食的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更近斯的著作《地中海烹饪》（Mediterranean Cookery
，London，1987）。

译后记

英国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中文版在诸多同人和朋友的关注下，在翻译团队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问世了。

本书的翻译历时近三年，主要译者有（按所译章节先后排序）：李继荣（导言、第一部、第二部第一章至第八章）；徐家玲（第二部第九章、第十章，第三部）；郭云艳（第四部）；张书理（第五部）。徐家玲负责统校全书。在专业术语面，译者基本参照以往西方历史著述中的译法，但也对某些词做了不同处理。

首先是tribe、race、nation、people的翻译。在以往著述中，nation一词常被译为“民族”，以指代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出现的讲不同语言、居住区相对集中、有相对集中的国家管理机构，以及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人群。但对于古代人群而言，这种译法并不适合，于是本书中做了区别描述和个别调整，在描述古代nation时多用“族群”概言之，而谨慎使用“民族”这一译法。Tribe是部族，race为种群、种族，自然没有疑问。而people一词则比较抽象，如第一部分第四章章名“Sea Peoples and Land Peoples”中people译为“民族”显然不合理，用“族群”也不甚贴切，于是本书把群的概念抽象化，把章名译为“海洋人和陆地人”。

在述及埃及犹太人埋经处的文献Genizah时，本书没有使用国内通行译法“戈尼萨”（例如见夏继果先生所译《作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而是意译为“经冢”。根据犹太教律法的规定，这些文献通常含有神圣的名称和一些犹太人视为禁忌的符号，因此即使是废弃的文献也不可玷污，于是犹太商人将其束之高阁，而不是焚毁。故译者认为将该词译为“经冢”更为贴切。

对于描述古希腊人的Hellas一词，尽管它在现代希腊语语境中指的就是希腊人，但本书还是遵从希腊史专家的惯常处理方法，将其译为“赫拉斯”。而Greece源自意大利半岛足根处希腊移民区的拉丁称呼，当代希腊人对此其实并不认同。

值得关注的还有通常被译为“僭主”的despot。它的本意是君主，即一个小型政权的专制者。使用“僭主”这一译名，其实是为了避免在描述希腊古代政权统治者时出现“专制”字样，以“亵渎”传统上人们向往的希腊古代民主政治。但这个名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它在古希腊指小邦君主；在中世纪一些独立城市中可以理解为城主；而在拜占庭分崩离析的后期态势下，通常指获得一片封土的亲王或王子。本书在涉及该词时，通常根据不同的时代做出相应处理。

本书不仅包含历史叙述，还涉及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甚至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其涉及时段跨越数万年，从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出现一直到21世纪地中海金枪鱼濒临灭绝，而关于地中海地理形成机制的描述更是属于地球史领域。坦言之，翻译此书对于涉足“世界史研究”不足百年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严峻挑战。译者虽然尽力以信、达、雅为宗旨，但仍有学力和文才不逮之处，因此译本难免存有遗憾。在此恳请各界读者谅解，并从自己的特长领域出发提出善意批评，以资日后改进。

徐家玲

于长春净月东师家园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bano 632

Abbasids 263

Abdülhamid Ⅱ，Ottoman sultan 568

Abi-milki 66

Aboukir Bay 518

Abraham of Saragossa 248

Abulafia，Abraham ben Samuel 342

Abulafia，Haim 480

Abulafia，Solomon 593

Abyssinia 601

Acciaiuoli Bank 375

Aciman，André 590

Acre 55，291，300，310-11，325-6，327，331，349，616 fall of（1291）354

Military Orders of the Temple and Hospital 326

Actium 198

Adams，John Quincy 536

Adria 117

Adrianople 482

Adriatic Sea ⅹⅹⅲ，ⅹⅹⅹ，13，98，117-18，126，237，385，448

and marshlands in the eighth century 251-4

Turkish ships in 456

Venetian-Genoese clashes in 377

‘Venetian Gulf’358

in World War Ⅰ 580-81

Aegean

Bronze Age 16-22，27-8

Byzantine 246

Crete see
Crete

Cyclades see
Cyclades

eastern 163

Euboia see
Euboia；Euboians

Genoese control of 354

grain sources 140

Greek civilizations see
Greek civilizations/cultures

Levantine trade network 35

Mesolithic 7

northern 44，135，143

pottery 20

Rhodians and the Aegean islands 163

Sea ⅹⅹⅶ，18，27，147，365，439；defended against the Persians 136-7；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7

southern 16，539

struggle of islands against the Persians 132

trade routes 17，22，44

Turkish assaults on Venetian naval bases in 385

‘Tyrsenians’see
‘Tyrsenians’

Upper Palaeolithic 7

western 87

see also specific islands

Aelia Capitolina 216

see also
Jerusalem

Aeneas 74，86，189-90

Aeneid
（Virgil）74

Aeschylus 132-3，137，160

Aetheria 644

Aetius，Flavius 223，232

Aetolian League 188

Aetos 87

Africa，North see
North Africa

Agamemnon 45，47，565

Agathokles 173，174

Agde 126

Aghlabid emirs 250

Agnon，Shemuel Yosef 593

agriculture

and the Black Death 367，368-9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227

grain trade see
grain trade

kibbutz movement 592

Neolithic 8，9，14

North Africa 203-4

over-exploitation of soil 234-5

vineyards see
vines/vineyards

Ahhiyawa 44

Ahiram，King，coffin 80

Ahmad ibn Hassan 309

Ahmet Pasha，Fazil 481

Ahmet Pasha，Gedik 387

Ahura Mazda 135

Aï 58

Aigina 111，143，236

Aigospotamoi，battle of 147

Aigues-Mortes 358，397

air travel 634，637

Ajaccio 515

Akdeniz see
White Sea

Akhenaten，Pharaoh 37

Akra Leuke 185

Akragas 167，172，173，179，186，187

Akrotiri 27

al-Mahdiyyah see
Mahdia

al-Mina 46，91，96

Alaksandu，king of Wilusa 44-5

Alalakh 46

Alalia 114

Alamanno da Costa 328

Alans 223，230，231

Alaric the Goth 223

Albania 55，283，350，385，391，577，613，614-15

and China 623

Italian invasion of 602-4

tourists 636

Albertini tablets 232

Albigensian Crusade 335

alchemy 481

alcohol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 636-7

wine see
wine

Alcol 351

Aleppo 327，367

Alexander Ⅰ of Russia 520-21，523

Alexander the Great 68，149-52，153，159，174，643

Alexander/Alexandros（Paris）44

Alexandria ⅹⅹⅹⅰ，38，149-64，197，198，204，236，305-6，569，643

attack by William Ⅱ 323

British bombardment of 555

British fleet at 605

bubonic plague 368

Catalans in 345

Church of 255

cosmopolitan，early twentieth century 589-92

cult of Sarapis 154

Delta settlement 153

French in 606，609

grain trade 157，158-9

Greeks in 589-90

Jews 153，161，162，215，218，224，590-91

Library 159-61，197

lighthouse of 154-5，305，309

medical tradition 162

Mouseion 159，160

and Peter Ⅰ of Cyprus 359

Ptolemaic 152-4，155-62

reconstituted from 1956 as a Muslim Arab city 600

and Rhodes 157，163-4

science 162

and the Septuagint 161-2

trade with India 158，207

travel accounts of 256，309-10

and Venice 255-6，292

Victoria College 591

Alexios Ⅰ Komnenos 283，284-5，293

Alexios Ⅳ Angelos 330

Alfonso Ⅰ，‘the Battler’of Aragon 335

Alfonso Ⅳ of Aragon 361

Alfonso Ⅴ，‘the Magnanimous’of Aragon 381-4，398，401，402

Alfonso Ⅹ of Castile 340

Alfonso Ⅺ of Castile 364

Alfonso ⅩⅢ of Spain 580

Algeciras 97，364

Algeria 528，617-18

and the French 530，540-41，573-4，621-2

Jews 531，573-4

Operation Torch（World War Ⅱ）609

Alghero 275

Algiers 416，417，423，461，493

and America 533，535-6

dey of 528，531，535，540

and the French 573

French conquest of 540-41

in World War Ⅱ 609-10

Ali Pasha of Ioannina 518，525

Alicante 465

Alkibiades 145-6

Allatini family 570，571

Allegheny
，USS 535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AIU）570，574，585

Alma-Tadema，Lawrence 563-4

Almería 368，393

Almohads 296，298，299，310，322，332

disintegration of Almohad power 334

Ibn Jubayr 307-15

Almoravids 298，336

Almuñécar 78

alphabet 36，64

carried by Euboians 93

Etruscan 93，110

Iberian 129

Phoenician 80，644

alum 297，347，358，366，392-3

Alva，duke of 447

Amalfi 246，256，267-70，294-5，301，316

merchants 294-5

Amarantus 218-19

Amaury，king of Jerusalem 324

amber 34，91，122，285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Athens 3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529

Amiens，Peace of 521

Amnisos 25

Amos 57-58

‘Amr ibn al-’As 244，549

Anatolia ⅹⅹⅸ，8，9，83

Anatolian refugees in Salonika 598

Bronze Age 22，34，44-5

coast of Asia Minor 9，27，44，96，116，123，141，161，163，202，347，358，364-5，384，585

Hittites see
Hittites

and the Mycenaeans 44-7

pottery 20

‘purification’of 583

trading network 55

Troy see
Troy

Turks in 364-5，366

Anaxilas of Rhegion 115

Ancona 300，436-8，440，442-3，518

Ancona
（Italian ship）582

Andalucía 127，129，130，453，630

al-Andalus（Islamic Spain）250，258，261，263，264，306，308，476，630

Andronikos Ⅰ Komnenos 324

Andronikos Ⅱ Palaiologos 354

Angevins 349-52，353，357，360，365，401

Anghelu Ruju 119

Anglicanism 501

Anglican churches，Minorca 500

Anglo-French Dual Control Commission 554-5

animal hides see
hides，animal

animal husbandry Neolithic 8

Anitta 22

Annaba 541

Annales
school ⅹⅹⅵ

Anne，Queen 497

Ansaldo de’Mari 349

Antibes 422，644

Antikythera 162

Antioch 288-9，290

Antium（Anzio）175

‘Antonius Maximus’209

Antony，Mark 197-8

Antwerp 463

Anzio 175，611

Aphrodite 221

apiru
48，58

Apollo 138

Apollonia 117

Apollonios，administrator of Ptolemy Ⅱ 157

Apollonios of Rhodes 160-61

Apuleius 199

Apulia 283，288，301，322，373，387，388

grain 351，357，358

tourism 637

trade with Dalmatia 389

Turkish raids 387

and the Venetians 388

Arab Higher Command 616

Arabs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243-51

capture of Carthage 246

and Charlemagne 249-50

coinage 255，257

conquest of Egypt 245；1952 revolution 617

conquest of North Africa 245-6

early Arab expansion after death of Muhammad 245

invasions ⅹⅹⅸ，161，234

Islam see
Islam of Jaffa 593，594，600

Muslim merchants 257，258，261-2，266，296，404，453，457，465

Muslim naval power/piracy 249，250-51，268，278-9，402，414，423-4

and Nasser 618-19

in Palestine 592，594，595，616-17

revolt in the Great War 592

Aragon 335，351

and Castile 398，408-10

kings of 334-5，338-41，344，345，351，353，361-2，364，376，379，381-4，387，398-9，401，405，420，646

Moriscos of 475

Aragonese 351，352，364，365

Angevins and 351-2

Catalan-Aragonese commonwealth 353，361-3，381，404，409

Inquisition 405-6

rule over Naples 401，409

see also
Aragon

Arborea 361-2

Archidamian War 143

Archimedes 152，162，187

Arganthonios 79

Arginoussai 147

Arians 220，230，231-3

Ostrogoths 233

Ariminum 177

see also
Rimini

Aristarchos 162

Aristonothos 104，109

Aristophanes 95，130，139

Aristotle 98

Arkadi monastery 485

Arkhanes 28，29

Arles 250

Armenia，Cilician 359

Armenians 198，583，584，586，587

Arno，river ⅹⅹⅶ，271-2，464

art

Athenian 105-6

Byzantine influence on Italian art 332

cave paintings 4，5-6，7

Cretan fresco painting 37

Cycladic 17-18

Egyptian 37

Etruscan 100，103，111，112

Greek 89，167，562-3

Hellenistic styles 152

Iberian 129-30

Ionian 112

in Majorca 399

Minoan 36，37

Phoenician 69

of Ugarit 36

see also
pottery/ceramics

Artemisia，wife of Meletius 223，225

Arzawa 104

Ascalon 292-3

Ashdod 55，56，57

Ashkelon 56

Ashkenazi Jews 592，593，599

Asia Minor see
Anatolia

Asquith，H.H.，ist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 578

Assurnasirpal 69

Assuwa 45

Assyrians 63，66，68，69，70，132

Astarte 70，111，130

Aswan High Dam ⅹⅹⅸ，618

asylum-seekers 629

Atatürk，Mustafa Kemal 583，585，586，587

Athena 221

Athenaios of Naukratis 116

Athenians 22，25，53，83

Archidamian War 143

Athenian empire 138，139，140，143

attacks on Syracuse 115，146

and Carthaginians 167，173

communication channels 116-17

and the Delian League 139

grain trade 139-40，146，147-8，158，172-3

kleroucboi
139-40

navy 115，142，146，147

Peloponnesian War 133，141-8

and the Persians 133，136-7

pottery/ceramics 96，101，105-6

and the Ptolemies 160

and Sicily 144-6

trade routes 116-17，141

see also
Athens

Athens 25，53，55，89，131，138-44

attack by Roger Ⅱ 319

and Carthage 167，173

decline during sixth century 236

and Delos 164

and Euboia 140，141

people of see
Athenians

Persian sacking of 136

plague 144

Romans and 164

Royal Navy’s blockade of 564

Athos 107

Atlantic economy 440-41，453-4，505

Atlantic Ocean ⅹⅹⅶ-ⅹⅹⅷ，71，347，411，440，454

trans-Atlantic trade 411-12

Atlas 126

Atrani 268

Atreus，Treasury of 563

Attaleia 195

Attarssiya 44

Attic pottery 113，126

Attika 17，137，139

Atys，king of Lydia 101

Augustine of Hippo 218，229-30，231

Augustus Caesar 199，200，207，210

Octavian 197，198-9，208

Aurelian 200

Auschwitz 599

Australians，Gallipoli campaign 579

Austria 600

people of see
Austrians

Austrian Lloyd 556，557，560，561

Austrians 456

in Bosnia 571

and Greeks 539

Habsburgs see
Habsburgs

in Italy 601

and Montenegro 581，582

and Ottomans 539

and Venice 519，557，558

war fleets 539，558，578，580-82

World War Ⅰ 581-2

see also
Austria

autarchy 7

Avaris 38

Avars 252

Avienus 127-8

Axis powers 605，606-11

Aydhab 296

Aydın 365，366，384

Ayia Napa 636

Ayia Photia 16-17

Ayyubids 296-7，325，329

Azores 393，620

Baal Hamon 184

Baal worship 70，81-2

Babylon 134

Bacchiad dynasty 97-8

Bacri family 531，535，540

Badoglio，Pietro 603，611

Baetica 230

Balagne 515

Balawat gates 69，73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 431-2，433，434

Baldwin Ⅰ of Constantinople 330

Baldwin Ⅰ of Jerusalem 291

Balearic islands 14，194，232，235，246，249-50，339，417，604

see also
Ibiza；Majorca；Minorca

Balfour Declaration 592

Balkans 383，384，385，391，437

Franco-Turkish alliance in 421

Ottomans in 414，421

silver 98

trade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37-40

Baltharpe，John 462-3

Baltic 520

economy 505

grain 440，466

Banco di Roma 576

Banco di San Giorgio 392

bankers

Florentine 351

Greek 207

Rhodian 164

Sulpicii of Puteoli 206

banks 392，400，556，576

Florentine 375

international 375-6

Banu Hillal 279

Banu Sulaym 279

Bar 581

Barbarigo，Agostino 450

Barbarossa，Frederick 300，302

Barbarossa，Hizr/Khizr/Hayrettin 415-18，419-20，421-2

Barbarossa，Uruj/Oruc 415-17

Barbary corsairs 414，415-18，419-20，421-2，423，452，493，498

and America 529，530，532-6

Barbary states 434，471，492，528-36

and America：the Barbary Wars 529-36

corsairs of see
Barbary corsairs

regencies 500，528，532；see also
Algiers；Tripoli；Tunis

see also
Algiers；Maghrib；Morocco；Tripoli；Tunisia

Barcelona ⅹⅹⅹⅰ，128，202，304，325，334，335-7，340，341，342，346，358

attacks on Jews 405

Biga
399，403

and the Black Death 368

Busca
399，403

business elite 400

and the Catalan civil war 401

French in 441

and Genoese 441

llotja
399，400

merchants/shipowners 345

shipbuilding 441

shipping 400-401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41

trade with Catalonia 401

and Valencia 403-4

Barcelona Process 639

Barcids 184

Bardi Bank 375

Bari 250，251，278，281，283，292，305

bashaws 528，529，531，534

Battifoglio，Pietro 299

beachwear 635-6

Beatrice de Luna（Gracia Mendes/Gracia Nasi）441-2，443，444

Bedouins 279

Beirut 359，400，616，617

Belasyse，John，Ist Baron 493

Belisarios 235

Bellini，Gentile 388

Ben Ezra synagogue，Cairo 258-9

Ben-Gurion，David 595，619

Benedict ⅩⅢ 405

Benedictines 269

Montecassino 269，274

Benevento 295

Benjamin of Tudela 304-7，335

Berab，Jacob 407

Berbers 75，166-7，374，411，472

Barbary corsairs see
Barbary corsairs

Islamization of 245-6

Marinid 334，347，363-4

see also
Libyans

Bergamo 413

Betsy
（US ship）533

beys 528，529

Bible 52，66-7，69，79-80，134

account of Paul’s winter voyage to Rome 202-3

Greek version 153

Ladino Bible of Ferrara 442

and the migrations of the Sea Peoples 56-58

Muslim view of 244

Septuagint 161-2

Biga
399，403

bikinis 635-6

Birgu see
Vittoriosa

Bizerta 610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59，144，234，238，366-9，377，500

blamed on Jews 404-5

changes after 373，389，396，399，401，404，411

Black Sea ⅹⅹⅲ，ⅹⅹⅶ，17，86，140，285，355

and the British 557

Celtic and Scythian invasions of area 158

Genoese control of 354

grain traffic 140，355，511；and bubonic plague 368

Mycenaean contact with 33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522-3

and the Russians 505，508，510，511，519

slaves 349，355，373-4，644

trade routes 227，355，508，557

Blakeney，William，Ist Baron，Lieutenant-Governor of Minorca 503

blancmange 404 Blegen，Carl 19，20

bluefin tuna 640

Boabdil，king of Granada 408

Boardman，Sir John 125

Bocche di Cattaro 581

Bocchoris，Pharaoh 93

Bodrum 386

Bogomils 332

Bohemond Ⅰ of Antioch（Bohemond of Taranto）283，284，288-90

Bolaffio，G.V.560

Bologna 108，116

see also
Felsina

Bombay 491

Bonaparte，Napoleon see
Napoleon Ⅰ

Bonaventura
（Italian ship）346

Boniface of Montferrat 330

Bonifacio 329

bora
ⅹⅹⅷ，ⅹⅹⅸ，456

Boreas
ⅹⅹⅸ

Borel，Lavalley and Company 551

Bosnia 449，571

Bosnia-Hercegovina 440

Bosphorus 158，376，505，508，511，518，568，580

Boston Tea Party 530

Botero，Giovanni 453

Bougie 303，344，345，409

Bourbon，Philip de see
Philip Ⅴ of Spain

Bragadin，Marco Antonio 448，449

Braudel，Fernand ⅹⅹⅴ-ⅹⅹⅶ，439-40，449，451，465，641

brazilwood 301，374

Brignole Sale，Antonio Giulio 469

Brindisi 205，388，582

Brundisium 186

Brinton，Jasper 589

Bristol，Admiral Mark L.586，587，588

Britain/the British

aeronautical industry 634

in Alexandria 555

choice of Mediterranean ports ⅹⅹⅹ-ⅹⅹⅹⅰ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619，622-7

and Corsica 514-15

and Cyprus 567，568，605，623-4，628，633

decolonization 622-5；and Gibraltar 625-7

and Egypt 550，554-5，579，619

England see
England

the English see
English

and the French 606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513-16

and Gibraltar 605，625-7

and the Greeks 564，586-7

imperial expansion within the Mediterranean 642

and the Italians 607

and Malta 519，520，525，607-8，622-3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World War Ⅱ 605-12

and Minorca 498-503，514

Napoleonic Wars 522，524-6

and NATO 620

navy/fleets see
Royal Navy

and the Ottomans 525，538-40，568，578-80，585

and Palestine 592，616-17，619

and the Russians 504-6，509-10，515，522，523，612

in Salonika 598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501-3

and Sicily 525-6，607

and Smyrna 585-6，588

steam shipping 557

and the Suez Canal 550，553，554-5，605，619

tourists 633，634

and the US 529-30，535，536

World War Ⅰ 578-80，582

World War Ⅱ 605-12

Broecke，Bernard van den 467

Broglie，Victor-François，2nd duc de 505

bronze 12，17，19，94

Alexandrian 156

Etruscan bronzes 124

gates of Balawat 69，73

serpent from Delphi 132

Villanovan 108

weapons 12，17，20，32，109

Bronze Age

Early 9-10，15-2.3

Late 27-8，29-41，42-6，47，48；Sea Peoples 42，49-54，55-59，66，644

Melos obsidian 9-10

metal work 10

Middle 24-6

Bruges 347

Brundisium 164

see also
Brindisi

Brutus，Marcus Junius 197

bubonic plague see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Bulgaria 355，439，599

people of see
Bulgarians

Bulgarians 329，330

and Salonika 571

see also
Bulgaria

Burchard（Frankish admiral）250

burial practices 10-11，15，16，81，108

Iberian 129

at sea 312

see also
cremation；funerary rites；tombs

Busca
399，403

Byblos 35，37，39

Byng，Admiral John 501，502-3

Byron，George Gordon，6th Baron 564

Byzantine Christianity 162

Byzantine Empire/Byzantium 234，246，319

economy 238，285，294

fracturing in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329-30

and the Franks 251-4

integration process 241

and Islamic conquests 243-51

jihad
against 366

under Justinian Ⅰ 234-8

Komnenos dynasty see
Komnenos dynasty

loss of trans-Mediterranean contact 241-2，256-7

navy/fleets 233，235，249，251，324

and the Normans 281-4，288-9，319，322，323-4

and Sicily 235，242，265

and the Slavs 234，236，241-2

Byzantion 147，227

see also
Constantinople

Cádiz 66，72，78，126，465-6，489，525

Caere 94，104，108，111，112，170，175

Caeretans 114

Caesar，（Gaius）Julius 194，197

Caesarea 210，291

Café Pastroudis，Alexandria 591

Caffa 355，367-8

Caffaro di Rustico da Caschifellone 290

Caffé degli Specchi，Trieste 560

Cagliari 122，275，462，611

Cairo 324-5

‘Babylonia’291

Fustat 258-60，263，270

Genizah Jews 258-9，262，263-4，266，279，295-6，646

Cairo Genizah collection 258-9，260-61，265，281，296

Calabria 272，279，283，313，414

Caligula，Gaius 205，215

Calvi 382

Cambyses 134

Camões，Luis de 396

Canaan 35，37，48，49，57，58-59

see also
Palestine

Canaanites 80-81，644

language 36，65，644

Philistines see
Philistines

Phoenicians see
Phoenicians

poetry 80

religion 57，65-6，644

Canaries 348，393，411，634，637

Candia 331，484，485

Cannae 186

Cannes 632

cannibalism 28

Cantabrians 396

Cape Verde islands 393

Caphtor 56-57

see also
Crete

Capitulations（trade treaty）422

Capstan culture 7

carbon emissions 637

Caribbean islands 411

Carmen in victoriam Pisanorum
280

Cartagena（New Carthage）185，187

Carthage 68，72，74-6，77，90，114，227，228-9，645

Arab capture of 246

and Athens 167，173

Byzantine recovery of 235，236

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
210

as a cosmopolitan city 171

destruction of 165，177

people of see
Carthaginians

and the Persians 135

and the Ptolemies 157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Vandal conquest of 230-32

Carthaginians 70，72，74-6

and Athenians 167，173

child sacrifice 81-2

and Corinthian pottery 96

and Iberians 128，130-31

invasion of Sicily 137，166-74

massacre of Motya 170

and Massaliots 124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

pre-Punic War battles with Romans 175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rise of Carthaginian empire 166-7

in Sardinia 77，122

Segestan appeal to 166

and the Selinuntines 166，167

trade and settlement along coast of Spain 126，127-8

trade with Corinthians 97

trade with Etruscans 101，115

treaties with Rome 127，174-5，188

under Vandal rule 232

warships 114，167，173，178，180，181，186-7

see also
Carthage

cartography 340，353，379

Cassiodorus 253

Castelnuovo fortress，Naples 399

Castile 335，364，393，398，410

and Aragon 398，408-10

gold 411

Moriscos 473，476

people of see
Castilians

Castilians 364，366，393，395，398，404，405，410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Castilian lands 408

see also
Castile

castration 98，213，248，474

clinics 246-7

Catalans ⅹⅹⅹ，298，336-7，338，353，376

Catalan-Aragonese commonwealth 353，361-3，381，404，409

and Genoese 361，382

grain trade 346，347-8，356

Jews 341

and the kings of Aragon 334-5，338-41，344，345，351，353，361，362，376，381-4

Levant trade 400

merchants 344，353，359-60，400

militias 344

and Pisans 361

rise of a Catalan-Aragonese‘empire’ 361-3

and Sardinia 361，381

shipping 344-8，359-60，400

in Sicily 381

slave trade 346-7

textile trade 401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400，401，402

trade networks 344-8，401，410

trade with North Africa 402

and the Turks of Aydin 365

war fleets 347，352，359，362-3，366，434

see also
Catalonia

Catalonia 111，127，335，352

Catalan wine 129

civil war 399，401

fleet built after siege of Malta 434

Moriscos 475

people of see
Catalans

Cathars 332-3

Albigensian Crusade 335

Catherine Ⅱ，the Great，empress of Russia 505，508，510，512

Catherine of Braganza，queen of England 491

Catholic Church 278，354，500

and confessional identity 488

in Gibraltar 497

Inquisition see
Inquisition

in Minorca 500

papacy see
papacy

and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Cato，Marcus Porcius，the Elder 188-9，191，200-201，203

Cattaro see
Kotor

Catullus 102

Cavafy，Constantine P.591-2

Cavalcabó，marquis of 512-13

cave paintings 4，5-6，7

Cavour
（Italian battleship） 607

Cecil Hotel，Alexandria 589

Celtiberians 184，185

Celtic peoples 117，118，124，125，128，158，173

Celtiberians 184，185

ceramics see
pottery/ceramics

Cerdagne 339

Cerveteri see
Caere

Cesnola，Louis Palma di 568

Cetara 268

Cetinje 582

Ceuta 246，298，308，393-5，495，575，629

Chalkis 90，91，93，140

Champagne 277

Champollion，Jean-François 548

Chanel，Coco 635

Chania 484，485

Charlemagne 249-50，252，253，254

Charles Ⅰ of Anjou 349-52，358，365

Charles Ⅰ of Naples，prince of Salerno 352，354

Charles Ⅱ of England 490，492，494

Charles Ⅱ of Spain 494

Charles Ⅲ of Spain，later Charles Ⅵ，Holy Roman Emperor 495，496-7，498

Charles Ⅴ，Holy Roman Emperor 410，415，417，418，419，441，442，559

and Francis Ⅰ 420-23

Charles Ⅵ of Austria 559

see also
Charles Ⅲ of Spain

Charles Ⅶ of France 397

Charles Ⅷ of France 387-8，420

Charles Ⅸ of France 477

Charles，prince of Viana 399

Chelouche，Aharon 593

Chelouche family 594

Cherchel see
Caesarea

Cheremetov，Boris 512

Chigi Vase 96

child sacrifice 66，75，76，81-2

Chilperic Ⅱ 247

China 378，622-3，639-40

Chioggia，War of 376-8

Chios 53，83，95，236，352，358，477

and Genoese 366，414，446

Turks in 538

Christendom

Christian pirates 381，414，429，435，446，449，453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with Islam 258-70

and the Crusades see
Crusades

Christianity

Anglicanism see
Anglicanism

Arian 220，230，231；see also
Arians

and Judaism 222-5

attempted conversion of Muslims to 408

Byzantine 162

Catholic Church 278，354，500；see also
papacy

Christian relations with Jew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404-6

Christians viewed by Romans as atheists 213

churches see
churches

Constantine’s conversion to 219-20

Coptic 245

Eastern Schism（1054） 283

Greek Orthodox Church 282-3，354，458，485-6

and‘heretics’ 218，220

and Islam 244，273，281-2，340-41；Crusades see
Crusades；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rade networks 296；mixture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oldiers in armies 344；Pisa and the Muslims 279-81

martyrs 214，217-18，223-4

Melkites 591

Minorcan Christians 224-5

New Christians：converted from Islam see
Moriscos；converted from Judaism 398，443，463-4

and Paganism 220-22

papacy see
papacy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214，217-18，443

Protestantism see
Protestantism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tholic West and Orthodox East 282-3

rift with Judaism 213-14，217

Roman legalization of 213，219-20，227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spread across Mediterranean 213-14，220

Chrysostom，John 221

churches

on Grado 253

Greek style 274

Monophysite 244

of Pisa and Genoa 275

relations between Greek and Latin 269，274

Sardinian 274

Churchill，Winston 578，580，589，608，612

Cicero 78，102，186，191，196

Cid，El 336

Cilicia 92，196，197，380

Cilician Armenia 359

pirates 165，195

Rough Cilicia 195，197

Circassians 248，355，373-4

Cisneros，Cardinal 409

Ciutadella，Minorca 499

Jamona 223，224，225

Ciutat de Mallorca 338-9，340

Classis，Ravenna 211，236

Claudius，Emperor 207，215

Claudius，Appius 179

Cleopatra 197-8，199

climate changes ⅹⅹⅸ，6，7

Club 18-30 637

Club Méditerranée 633

cochineal 465，532，585

cocoa 560

Cœur，Jacques，of Bourges 397

coffee 485，528，560，585

Cohen，Eve 591

coinage 70，97

Amalfitan 270

Arab 255，257

Byzantine 231，255

Corinthian 97

Florentine 327，358

gold 236，237，247，255，263，270，302，308，327，358，402

lead 237

Rhodian 164

Roman 204，220

Valencian 402

Colbert，Jean-Baptiste 493

Collingwood，Admiral Cuthbert，1st Baron Collingwood 515，525

Colonna，Marcantonio 447

Colossus of Rhodes 155，163

Columbus，Christopher 409，411

Comacchio 252，253，254

commercialization 367，637

Communism 604，612，613 fall of 638

Comnenus dynasty see
Komnenos dynasty

Compte，Pere 400

Concert of Europe 538

Conrad Ⅲ，king of Germany 319

Constance，queen of Aragon 351

Constance，queen of Sicily 327-8

Constantine Ⅰ，Roman emperor 19，219-20，227

Constantine Ⅺ，Byzantine emperor 384

Constantine，Algeria 540-41

Constantinople 219，221，227，234，235，242，349，354

1453 siege 384

after the Great War 583

and Alfonso V of Aragon 384

and Amalfi 269

as a centre of Muslim sea power 424

fall in the Fourth Crusade（1204） 329-30，332

fall to Mehmet the Conqueror 383

Gracia Nasi and 443

Hagia Sophia 283

and the Islamic world 245，246，247，251

as link between Mediterranean and the Black Sea 285

massacre of Italians（1182） 324，329

Michael Palaiologos’s recapture 330，331

Gracia Nasi and 442

Joseph Nasi and 444

Russian‘Great Idea’for 508

Venetians in 458

and Venice 256，330

Contardo，Ingheto 341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640

Copenhagen，battle of 520

copper 12，15-16，17，19，33，34，35，92

from Cyprus 70

Etruscan 109

Phoenician 69，70

Sardinia 123

Tartessian 79

weapons 20

Coptic Archaeological Society 591

Copts 245

of Cairo 258

Córdoba 248，249

Corfu xxx，305，319，329，525

Channel 614-15

and the Ottomans 419，518

see also
Kerkyra

Corinth 89，95-9，110，189，236

attack by Roger Ⅱ 319

Gulf of 97，285，449

people of see
Corinthians

and Syracuse 98，172

trade routes 95，98-9

Venetian trade with 285

Corinthians

and the Kerkyrans 141-2

pottery 87，95，96，101；in Sardinia 122

slaves 95

trade with Carthaginians 97

see also
Corinth

Coron 419，538

Corsica 114，382，514，621

Arab invasion 250

and the British 514-15

Geiseric in 233

and the Genoese 514，515

Ionian colony in 124

Phokaians and 126

in World War Ⅱ 610，611

Cosa 177，201，217

Cosimo Ⅰ，Duke 464

Cosquer grotto 4

Cossacks 479

Côte d’Azur 632，635

Cotrugli，Benedetto 390

cotton 323，359，374，437，477，560，573

Courmenin，Louis des Hayes，Baron de 477

cremation 81，108，129

Cretans

Cretan War（1645-1669） 484-5

fresco painting 37

grain 483

Greek 565-6；Orthodox 458，485-6

hand-axes 3

pirates 163，195

pottery 236

trade networks 485

see also
Crete

Crete

1368 rebellion 377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330-31

Bronze Age 16-17，22-8

Byzantium and 236

Caphtor and the Philistines 56-57

Cretan War（1645-1669） 484-5

Evans and the‘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 565，566

governed by Egypt（1830-40） 565-6

Greek Orthodoxy in 458，485-6

Islam in 485-6

Minoan 22-7，28，29-31，566

Mycenaean 29-35，47

Neolithic 8，9

and the Ottomans 448，483-6，565-6，588

people of see
Cretans

and Pharaonic Egypt 38

and the Venetians 331，377，483-5

World War Ⅱ 608

Crimea 355，368，378，510

Croatians

pirates 439，440

Uskoks 439，449，454-7

Croesus（Kroisos），king of Lydia 134

Cromwell，Oliver 481，488，490

cruises 637

crusaders 280，348

Crusades 287-93

First Crusade 270，287-91

Second Crusade 318-19

Third Crusade 297，325

Fourth Crusade 329-30，331，349

Fifth Crusade 348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293-303

cuisines 628-9

Cumae see
Kyma

Curzola，battle of 355

Curzon，George Nathaniel，Marquis 585

Cybele 213

Cyclades 7，13-14，352

Bronze Age 15-18，27-8

Cycladic art 17-18

Cyclopes（Homer） 88

Cyprus 35，55，305，358-9，414，623-5

under the Assyrians 70，132

and the British 567，568，605，623-4，628，633

Byzantium and 236

Cleopatra and 197

deforestation ⅹⅹⅹ

Delian League in 141

Egyptians and 132

and the EU 639

Euboian ties 91

foreign retirement problems in 632

Genoese rights in 377

granaries 70

and Greece，enôsis
movement 613，623，624

Greek Cypriots 567-9，623，624-5

invasion by Mamluks 392

and Joseph Nasi 446

Komnenos family in 329

Mycenaean refugees 54

Mycenaean trade with 33

Mycenaeans，Hittites and 47

Neolithic 8-9

and the Ottomans 446-51，567-9

pottery 38

refugees from Acre 349

Richard I’s capture of 325

and the Sea Peoples 52

tourism 631，632，633，636-7

as a trading transit point 36

Turkish Cypriots 568-9，623，624-5

and the Venetians 446-7，451，458

Cyrenaica 97，135，245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216

Cyriac of Ancona 380

Cyrus，king of Persia 134

Czartoryski，Adam Jerzy 521

Czechoslovakia 616

Daimbert of Pisa 292

Dalmatia 210-11，233，252，253，254，373，376，377，389，539，613，615

Dubrovnik see
Dubrovnik

Uskoks 439，449，454-7

Dama de Elche 129-30

Damascus 620

Damietta 297，348，508

damming，North Africa 204

Danawoi
52

Dandolo，Andrea 254

Dandolo family 299，360

Danes 478，492，528

Daniel，book of 134

Danites 52，58-59

d’Annunzio，Gabriele 601-2

Dardanelles（Hellespont） 20，135，147，376，484，522，538，578-80

and the Russians 510，511

Dardanians 41，52

Darius Ⅰ，king of Persia 135

Darius Ⅲ，king of of Persia 149

Darlan，Admiral Jean François 606，609-10

Dartmouth，William Legge，1st Earl 494

Datini，Francesco di Marco 373-5

David，Elizabeth 628

David，king of Israel 57，59

de Gaulle，Charles 621

de Lesseps，Ferdinand see
Lesseps，Ferdinand，Vicomte de

de Malla family 345

Decatur，Stephen 534-5，536

Decius，Gaius Messius 217

decolonization

British 622-5；Gibraltar 625-7

French 621

deforestation ⅹⅹⅹ，234

Delacroix，Eugène 538，546

Delian League 139，140-41，142

Delos 138，139，164-5，201，205

Delphi 95，96，113，114，125，132，380

decline during sixth century 236

Oracle 32，136

Demaratos of Corinth 98，99，104

Demeter 130，171

Demetrios of Phaleron 159，160

Demetrios Palaiologos 384

Demetrios，Seleucid king 163

democracy 135，138，139，613

democrats and aristocrats，Peloponnesian War 141-2

lost to tyrants 168-70

Denia 336

Denmark 520

Denyen 50-51，52

Derne 535

‘Desert Rats’609

deys 528，529，531，535，540

dhimmis
244-5

Diana culture 13

Dido，queen of Carthage 74-5，189-90

diet see
food

Diocletian，Roman emperor 226-7

Diodoros the Sicilian 79，163

diolkos
（slipway） 95，97

Dionysios Ⅰ of Syracuse 98-9，130，168，170-71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98，102-3，104

Dionysos（god） 105-6

Dioskorides 266-7

Disraeli，Benjamin 554，570

Diversis，Philippus de 389

divination 113

Dodecanese islands 577，601，611，629

Dominicans 341，379-80，406，439

Don John of Austria 448，449，451，472

Donatists 217，220

Dönme sect 482

Dor 39，41

Doria，Andrea 419，420，421，428

Doria，Gian Andrea 428-9，447

Doria，Pietro 377

Doria family of Genoa 275

Dorians 53，83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5

Doublet，Pierre Jean 517

Dragut（Turgut） 428，430

dried fruits 340，355，358，366，378，393，400，404，460，466，485，511，528，584

Druze warriors 305

Držić，Marin 439

Dual Control Commission，Anglo-French 554-5

dualism 332

Dubrovnik（Ragusa） 323，332，388-91，401，423，438-9，440，442，448，532 539

and Ancona 437，438

inhabitants see
Ragusans

and the Russians 521-2

tourism 637

and the Uskoks 457

wool trade 389-90，439

Dunkerque
（French ship） 606

Duran，David 531

Durazzo 385，388，448，582

see also
Dyrrhachion；Epidamnos

Durrell，Lawrence 589，591，623

Durrës see
Durazzo；Dyrrhachion；Epidamnos

Dutch 463 see also
Holland

and English 462，467，488，493，495

and Genoa 468

grain trade 466

and Livorno trade 465，466

navies 463

seamen 454

tourists 633

and Venetians 460，461

Dyrrachium see
Durazzo；Dyrrhachion；Epidamnos

Dyrrhachion 235-6，269，283，285，324，350

see also
Durazzo；Epidamnos

early man，pre-Neolithic 3-8

earthquakes 27-8，45，164，438-9

Eaton，William 531-2，535

ebony 37，158，310

Ecija 405

economy

agricultural 204

Alexandrian 155-6

Atlantic 440-41，453-4，505

Baltic 505

and the Black Death 366-9

boo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36-9

Byzantine 238，285，294

and China 640

domination by cities 357-8

economic recovery（redreç
） 399，401

Egyptian 155-6，537

European economic crisis 629

European economic network 323

Genoese 392

global 640

Greek 639

Italian capital 400

and the Japanese 638

Mediterranean 97；growing complexity and disintegration 226，227

Mediterranean Union economic objectives 639

North Sea 505

northern European economies 440

redreç
/economic recovery 399

of Salonika 598

Spanish 634；Genoa and Spanish finances 468

specializati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373

and tourism 633-4

transformations after the Black Death 373，399，401，404

Tunisian 576

Valencian 404

Venetian 457-8

voluntary limit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639

Eden，Anthony 618，619

Edessa 318

Edicts of Toleration 559

Edward Ⅳ，king of England 396，403

Edwin
（US ship） 535

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621

Egadian islands 5

Punic naval battle off 182

Egeria 644

Egesta see
Segesta

Egypt ⅹⅹⅸ，14，22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49-52

Alexandria see
Alexandria

Arab seizure of power（revolution of 1952） 617，618

under Ayyubids 296-7

and the British 550，554-5，579，619

Cairo see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227，242

economy 155-6，537

European import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326

Fatimid 291，296-8，324-5；see also
Fatimids

French fascination with ancient Egypt 547-8

government of Crete（1830-40） 565-6

grain trade 157，158，164，203，204，227，242

incident with Pisan merchants 297-8

irrigation 376

under Ismail Pasha 551-2

Israel and：ancient Israelites 58；modern state of Israel 618-20

and James Ⅱ of Aragon 345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216

and the Karimis 296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348

late Roman 227

Libyan invasions of 48-50

Mamluks in 349，355，392，397

Muhammad Ali and 537-40

Muslim conquest 245

and Napoleon 515-16

under Nasser 618-20

Ottoman 485，518，545-8

people of see
Egyptians

Pharaonic 36-41，48-53，63，132；and Crete 38；Hyksos dynasty 37，38

Ptolemaic 152-64，188，197-200

and the Romans 197-200，208-9

Sea Peoples’invasion of 50-53，55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and Syria 35-6，38，39-41

taxation 297

timber 37，39，40，263，297，537，643

and Tyre 68-9

and Ugarit 35-6

Egyptians

in Ascalon 292-3

ceramics 280

and Cyprus 132

navy/warships 51，156，163，293

papyrus 156-7，161

in Puteoli 206

trade routes to Tyrrhenian Sea 93-4

see also
Egypt

Eilat 619

Eisenhower，Dwight D.609，619

Eknomos，battle of 181-2

Ekron 56，57

Ekwesh 49，52

El Alamein 609

Elba 109，115，334，383，416

Elche bust 129-30

Eleonora of Arborea 362

Eliadar，wife of Solomon of Salerno 301，302

Eliott，George Augustus 509

Elissa（Dido） 74-5

Elizabeth Ⅰ，queen of England 453，459，477

Elizabeth Ⅱ，British queen 622，626

Elliott，John 402

Elymians 76，145，167

Emborio 53，54

Embriaco family 290-91，305，315

emperor worship 213，220

Emporion 110-11，124，126，128，185

Empúries see
Emporion

Enfantin，Barthélemy-Prosper 546-8

England

and Catholic Spain 453，459

and the Genoese 396-7

Mediterranean trade with 347

people of see
English

Philip Ⅱ’s wars with Elizabeth Ⅰ 453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9-61

see also
Britain/the British

English

changing alliances between Spain and France 488

conflicts with Spaniards 489-90

and Dutch 462，467，488，493，495

and Gibraltar 490，494-8

pirates 461

shipping 396-7

and Tangier 491-4

trade in Turkey 499-500

and Venetians 459，460-61

war fleets 488

see also
Britain/the British；England

Enkomi 35

Enna 282

Enrico Pescatore 328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637，640

EOKA（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 623

Epeiros 55，330

Ephesos 236

Epicureans 305

Epidamnos 98，117，141-2

see also
Durazzo；Dyrrhachion

Epirus see
Epeiros

Eraclea 253

Eratosthenes 47，162

Eretria 90，91

Eryx（Erice）shrine 76

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EOKA） 623

Etruria 63，77，79，94，95，100，107，183，562

Eastern influences 111

engagements against pirates 195

people of see
Etruscans

Tarquinia see
Tarquinia

trade routes 95，101，110

Etruscans 52，63，72，77，83，90，94，100-118

alphabet 93，110

art 100，103，111，112

bronzes 124

and Corinthian pottery 96

ethnic origins 101-5

influence on La Tène culture 125

language 104

migration 101-5，108，117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

Phoenician trade 111

and Phokaians 114

pirates 63，72，105-6，109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Greeks 113-16，125

pottery 78，109，110，112-13；in Massalia 124；in Sardinia 122

and Romans 175

sexual behaviour 105

soothsayers 113，220

tombs 100，101，104，108，111-12，114，117，563

trade with Carthaginians 101，115

trade with Greeks 110-11

Villanovan culture 108-10，113

see also
Etruria

EU（European Union） 625，629，638-9，640

Euboia 75，77，90-91，94-5，135

Athens and 140，141

marble 222

Euboians 75，89-95

Lelantine War 94-5

pottery 87，92

Euclid 152，162

Eudoxia，Empress 221，222

Eugénie of France，Empress 552

Euripides 146，160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 621

European Union（EU） 625，629，638-9，640

Evans，Sir Arthur 26，565，566

Exarchate of Ravenna 252，253

Exekias 105-6

Eynan（Ayn Mallaha） 8

Ezekiel 68

Fabri，Felix 379-80

Fabriano paper 437

Falangists 604

Falastin
（newspaper） 594，596

Famagusta 358，359，446，447-8，449，451，624

famines 367

Farouk，king of Egypt 617

Fascism 601-4，611

‘Fat Lady of Saliagos’ 18

Fatimids 270，279，289，293，296-8，301，324-5

fauna 6，7

Fayyum 14

Fayyum，Lake 38

Felsina 117

see also
Bologna

Ferdinand Ⅰ，duke of Tuscany 466-7

Ferdinand Ⅰ，king of Aragon 405

Ferdinand Ⅱ，king of Aragon 387，398，405，406，408-10，415，420

Ferdinand Ⅳ，king of Naples 524，525

Fernando，brother of Henry the Navigator 396

Ferrante Ⅰ，king of Naples 387，396，398

Ferrante Ⅱ，king of Naples 388，406

Ferrara 358，406，442

fertility cults 11，18，154

Fibonacci，Leonardi 332

Fifth Monarchy Men 481

Finley，Moses 88，97

fish ⅹⅹⅷ，76，641

of the Adriatic marshlands 252，253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et 629

over-fishing 640

preservation 76，641-2

sauce 76，97，202，206，247，641

stocks xxx

trade in 389，396，460

transport 401

tuna-fishing 10，19，76，640，641

Fisher，John Arbuthnot，1st Baron 579

Fiskardo 284

Fiume（Rijeka） 601-2

Flanders 295，346，411，441-2，447

Venetian trade with 379

flax 263，264，279，297

FLN（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 621，622

flora 6

Florence 327，356-7，358，383，632

Jewish ghetto 464

people of see
Florentines

Florentines 327，437

bankers 351

banks 375

cloth trade 437，438

Jews 464

Medici 403

shipping 404，437

see also
Florence

Fondi　418

fonduks 298-9，325，345，346，348，369，645

food

dried fruits see
dried fruits

grain see
grain trade

Mediterranean cuisines 628-9

on package holidays 635

rationing 628

and sea transport 202

spice trade see
spice trade

warship diets 427，463

Forrestal，James 616

Forster，E.M.591-2，632

Fortis（Pisan pirate） 329

Forum Julii 210

see also
Fréjus

Fos-sur-Mer 247

France

Charlemagne’s defence of 250

dominating Ottoman trade 585

and the EEC 621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513-20

Hellenization of southern France 125

Jewish emigration to 598，617

and NATO 620

people of see
French

Provence see
Provence

spice trade 397

tin of southern France 123，124

tourism 636

Vichy 606-7，610

Francesco Ⅰ，duke of Tuscany 464

Franchthi cave 7

Francis Ⅰ，king of France 418-19，420-23，644

Franciscans 342，439

Franco，Francisco 604，605，621，625-6

frankincense 158，165

Franks 247，250，251-4，255，311，324-5，326，342，349

Franz Josef，emperor of Austria 552，558

Fraxinetum 250

Frederick Ⅰ，Barbarossa，German emperor 300，302

Frederick Ⅱ of Hohenstaufen，German emperor and king of Sicily 328，331，349，350，361，366

free ports 164，201，436-7，464-8，559

Fréjus 302

Forum Julii 210

French

and Aigues-Mortes 358

and Algeria 530，540-41，573-4，621-2

alliance with Italians against Turkish threat 365

in Barcelona 441

and the British 606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619

cultural imperialism 570

decolonization 621

and Egypt’s threat to Israel 619

fascination with ancient Egypt 547-8

Franco-Turkish alliance 418-19，420-23，475

Hallstatt culture 125

and the ideal of progress 549

invasion of Catalonia 352

in Italy under Louis Ⅻ 409

Levant trade 499

and Minorca 498，501-3

Napoleonic Wars 513，522-3，524-6

navy/fleets 423，514，523，581，606

and the Ottomans 418-19，420-23，475，539，546-8

Revolutionary War 513-20

in Salonika 598

Seven Years War 501-3

and Smyrna 585

and the Suez Canal 548-9，550，553，554-5

tourism 633

trading networks 397

in Tunisia 574，576，621

World War Ⅰ 581

World War Ⅱ 606-7，609，610，611-12

xenophobia in southern France 622

see also
France

Friuli 387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 621，622

Fufluns 644

funerary rites 18，93，105，114

Fustat（Old Cairo） 258-60，263

Amalfitans in 270

Gaddafi，Muammar al-622

Gadir 78

Gaeta 268，269

Galata 354

Galen 152

Galicians 396

Galilee 407

Galissonière，Roland-Michel Barrin de la 502

galley slaves 425-7，435

Gallipoli 366

campaign 579-80

Gamaliel 224

García de Toledo，Don 433

garon/garum
sauce 76，97，202，206，247，641

Gaul 246，247

Visigothic rule of southern Gaul 233

Gaza 56，221-2，237，618-19，638

bubonic plague 368

Gaza Strip 56

Geddes，Patrick 595-6

Geiseric 230-31，233

Gela 167-8，172

Gelidonya wreck 33

Gelimer，King 232

Gelon 114，137

gender 643-4

Genizah collection 258-9，260-61，265，281，296

Genizah Jews of Cairo 258-9，262，263-4，266，279，295-6，646

Genoa 237，271，301，346，358，420

as banker to the Spanish empire 441

Black Death 369

economy 392

as a free port 467-8

government of 276-7

and the Jews 296，406

people of see
Genoese

and the Visconti lords of Milan 376

War of Chioggia 376-8

Genoese 272-8，286，305，467-9

in Acre 325-6

and Alfonso V of Aragon 382-3

alliance with Spain 412，468

and the Almohads 298

alum 392-3

in Barcelona 441

and the Black Death 367-8，369

and Catalans 361，382

and Chios 366，414，446

compagna
276-7，290

cooks 628

and Corsica 514，515

and the Crusades 290-92，331，349

and the English 396-7

and Frederick Ⅱ of Sicily 349

on Gibraltar 497

grain trade 347-8，355-6，392

and Henry，count of Malta 331

in Majorca 338

massacre in Constantinople（1182） 324，329

merchants 277，278，298-9，301-3，341，344，358，441

in North Africa 298-9

and the Ottomans 392-3

pirates 328-9，331

and Pisans 273，274，275，278-9，305，334

and Sardinia 273，274-5

in Seville 412

shipping 315，316-17，347-8，360，378，404

and Sicily 322-3，328

slave trade 355

and Syracuse 328

trade networks 271，354

and Venetians 325-6，331，355，366，376-8

see also
Genoa

Georg，Meister 386

George Ⅰ，king of Greece 578

George Ⅲ，British king 515

George Ⅵ，British king 608，610

George of Antioch，admiral 319，321

George of Darmstadt-Hesse，Prince 495，496

George，prince of Greece 566

George Washington
（US ship）533

Germaine of Foix，queen of Aragon 410

Germanic peoples

barbarians 208，226，229，230-33

Lombards 237，253

warfare with Slav peoples 248

Germa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577

German merchants ⅹⅹⅸ，277，401

Hanseatic 463，468

in Libya 576

Nazis 599，600，605-10，611，612

seamen 454

tourists 633，636

U-boats 582，609

World　War Ⅰ 582

World War Ⅱ 605，606-10，611，612.

see also
Germanic peoples；Germany

Germany

and the‘kingdom of Italy’ 275

Nazi 605-10，611，612

people of see
Germans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81

Gezer 35，56

Ggantija 11

Ghaylan，Abdallah 492，494

Ghent 347

ghettos 438-9，442，443，458，464，559，599，646

Ghibellines 351，365

Giacometti，Alberto 123

Gibbon，Edward 226

Gibellet 305

Gibraltar 364，394，398，490，494-8，509，605，625-7

Jews 497-8，536 Neanderthals 3-4

Straits of 71，78，363-4，366，395，398，557

Gibraltar Woman 3

Giornata
（trading company） 531

Giovanni Scriba（‘John the Scribe’） 278

Giraud，Henry 610

Giraud family 585

Giustiniani，Niccolò 415

goddesses

earth-goddesses 57，213

Egyptian 199，212-13

Etruscan 111

Great/Mother Goddess 11，12，18，213

Greek 31-2，101，171

Minoan 26

Mycenaean 32

Phoenician 70，101，111，130

Godfrey of Bouillon 290

gods

Anatolian 104

Canaanite 57，644

Carthaginian 171；see also
Melqart

Egyptian 154，209

Etruscan 644

existence of pagan gods denied by Jews and Christians 213

God of Israel 199

Greek 31-2，101，105-6，130，138，150，154，165，644

Mycenaean 32

Persian 135

personification of 154

Philistine 57

Phoenician 73，75，101，645

posing as merchants 88

Roman mixture of 209

sea-gods 22，73，85，165，644

storm-gods 104

sun-gods 37

see also specific gods

Goitein，Shlomo Dov 259，266

Golan Heights 619

gold

Alexandria and 156，158

Byzantine 242

Castile and 411

coins 236，237，247，255，263，270，302，308，327，358，402

dust 279，298

Egyptian 37

of Florentine businessmen 327

Guinea trade 411

Libyan 48

Mycenaean 29，32

New World 468

of the Sahara 263

Tartessian 79

Trojan 21，22

Golden Horn 285，294，354，578

Goliath 57

Gonzaga，Giulia 418

González de Córdoba，Fernando 409

Gortyna 236

Gothic Wars 235

Goths 229，230，232，234，235

Gozo 10，11，415，428

Gracchus，Tiberius 200

Grado 252，253

grain trade ⅹⅹⅸ，28，70，144，202-4，642

African 203

Alexandria 157，158-9

Apulian grain 351，357，358

Athens 139-40，146，147-8，158，172-3

Baltic grain 440，466

Black Sea traffic 140，355，368，511

and bubonic plague 368

Byzantine 236

Catalan 346，347-8，356

Corinth 285

and Crete 483

and the Dutch 466

Egyptian 157，158，164，200，203，204，227，242

Florentine 356-7

following the Black Death 373

Genoese 347-8，355-6，392

grain ships 202-3，205

in the Islamic world 263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37-8

Moroccan 298，392

and north European merchants 454

Ostia 207-8

Puteoli 207

Rome 175，195，200-205，207-8，227；and pirates 196

Sicilian grain 144，172-3，179，186，263，279，319，322-3，346，356，392，436，468，527-8

between Sicily and Athens 172-3

taxation 186

Vandal control of 233

Venice 285，358

Granada

Black Death 368

conquest by Ferdinand and Isabella 408，409

Moriscos of 471-4

Muslim kings of 363-4

Nasrid 334，347，393，395，404

Grand Tours 562，564，632

Great Britain see
Britain/the British

‘Great Green’ 38

Great/Mother Goddess 11，12，18，213

Greece 53-55，117

and Austrian trade with the Turks 539

the British and Greeks 564，586-7

civil war（1943） 611

Communist insurgency 612，613

conflicts with Tur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38-9

and Cyprus，enôsis
613，623，624

Andrea Doria in 419

early contact with Sicily 33

economic collapse 639

Etruscan trade 110-11

Greco-Turkish wars 538，586-8

Greek art 89，167，562-3

and Greek Cypriots 567-9，623，624-5

Greek fleets 538，588

Greek nationalism 568-9，623

Greek pottery 75，77，108，113；Attic 113，126；Helladic 33，35，43，53；in Massalia　124，125；Mycenaean 34，35，43，46，51，54，56；in Sardinia 122

Greeks in Alexandria 589-90，591

Greeks in Smyrna 584，586-7

Greeks of Salonika 570，571-2

Greeks servicing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9

Hellas 95，114-15，132-3，134，137，142，171，564

migrations into southern Greece 54-55

and NATO 620

northern Greece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6

Persian invasion 132-7

raids by Roger Ⅱ 319

romantic assumptions about 564

under Slav rule 234

trade network with Asia Minor 55

Vandal raids on 233

Venice and Greek corsairs 510-11

Greek civilizations/cultures

Athenian see
Athenians

Dorian 53

Euboian see
Euboians

first contact with Italian lands 89-94

Greek Cypriots 567-9

Hellenic identity 83，132

hellenization of Spain 126-30

and Iberians 128-31

Ionian see
Ionians

Minoan see
Minoan civilization

Mycenaean see
Mycenaeans

Phoenician relations 63，64，79，90

Phokaian see
Phokaians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Etruscans 113-16，125

in Sicily 282

in southern Italy 123

Spartan see
Spartans

the wanderers：heirs of Odysseus（800 BC-550 BC）83-99

Greek Orthodox Church 354，623

in Crete 458，485-6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pacy 282-3

Gregorios，governor of Sicily 250

Gregory of Tours 237

Gregory Ⅶ，Pope 344

Grimaldi family 360

Grivas，George 623

Grove，Alfred，and Rackham，Oliver ⅹⅹⅸ-ⅹⅹⅹ

Guelfs 351

Guglielmo Grasso 329

Guiscard，Robert 281-2，283，284，294，324

‘Gulf of the Lion’ ⅹⅹⅷ

Gylippos 146

Ha-Levy，Judah 259

habiru
48，58

Habsburgs 378，410，417，420，456，494，495，521，557-8，559

hadith
341

Hadrian，Roman emperor 208，216，382

Hadumar 250

Haganah 616，617

Haifa 292，598，616-17

Bay 605

Halfon ben Nethanel 264

Halikarnassos，Mausoleum 386

Hallstatt culture 125

Hamas 638

Harriet Bashaw 535

Hamilcar（Carthaginian commander in western Sicily） 173

Hamilcar（d.480 bc） 167

Hamilcar Barca 184

Hamilton，Sir William 562

hamsin
ⅹⅹⅷ

Hannibal 184，185，186，187

Hapag Lloyd 633

harems 248，644

Harris，Sir James 509-10

Harun ar-Rashid 252

al-Hasan，emir of of Mahdia 319-20

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Leo Africanus） 381

Hasday ibn Shaprut 266-7

Hasdrubal 172，184，185

Hatti 21，22

Hazor 67

Hebrews 48，58-59，66-7，70，280

see also
Israel；Jews

Helladic pottery 33，35，43，53

Hellas 95，114-15，132-3，134，137，142，171，564

see also
Greece

Hellenism，opposition to Judaism 153

Hellenistic culture 152，162，199，211，213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213

Hellenistic philosophy 162

Hellespont 135，147

see also
Dardanelles

Henry，count of Malta 328，330-31

Henry Ⅲ，king of France 423

Henry Ⅳ，king of France 475

Henry，king of Portugal 453

Henry，prince of Castile 344

Henry the Navigator 393

Henry Ⅵ，German emperor and king of Sicily 327，328

Herakles 74，645

Heraklion see
Candia

Herceg Novi 390，438，511

Hercegovina 390

Bosnia-Hercegovina 440

Herculaneum 562

Hermapollo
（Egyptian ship） 158

Hermes 165

Herod Agrippa Ⅰ，ruler of Judaea 205

Herodotos 72，79，98，101，102-3，106，111，114，123-4，132，133，134

Herzl，Theodor 592

Herzliya Gymnasium，Tel Aviv 595

Hesiod 86，87，90，126

Hesperides，Garden of 126

hides，animal 40，437，439，532

on ships 283，284，300

Hieron of Syracuse 114，115，178，179，182-3，186

Hillel 222

Himera 114，167

tyrant of 130

Himilco 170

Hippo 230，231

Hiram，king of Tyre 66-7，69

Hisarllk 19，20，42，45

see also
Troy

Hitler，Adolf 605，606，609，610

Hittites 41，43-5，46，50，51

Hohenstaufen 325，327，328，331，351

Holaies the Phokaian 106-7

Holland 461，463

Calvinist 493

people of see
Dutch

see also
Netherlands

Holocaust 599

Holy Grail 291

Holy Land 269，293，303，348-9

and the Crusades see
Crusades

Jewish pilgrims 304

pilgrimage to 379-80

see also
Israel；Palestine

Holy Leagues 365，419-20，421，447，448，449，450-51

Homer 20，23，32，42，43，44，52，58，63，68，75，88，95，645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50

Iliad
19，30，86

Odyssey
85-6，87，88-9，513，150

Homeric Hymns 90，105

Hompesch，Ferdinand von 516，517

honey 68，114，139，157，225，401，465，485

Hood，Samuel，1st Viscount 513-14，515

Horace，poet 102，199

Horden，Peregrine and Purcell，Nicholas ⅹⅹⅸ-ⅹⅹⅴ，ⅹⅹⅶ

Horns of Hattin 325

horse-breeding 117

Horthy，Miklós 581

Hospitallers see
Knights Hospitallers

Hoxha，Enver 613-15，636

human sacrifice 25，28，46，75，78

child 66，75，76，81-2

Phoenician 81-2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Cardinal 283

Hunyadi，John，king of Hungary 383

Husayni，Amin al-，Grand Mufti of Jerusalem 604

Hussein Ⅰ，king of Jordan 620

Hydra 538

Hyères 632

Hyksos dynasty 37，38

hypogea 10-11

Iberians 78-9，128-31，167

absorption into Syracusan forces 170

alphabet and script 129

art 129-30

Celtiberians 184，186

Greek and Carthaginian interaction with 128-31

and Hamilcar 184

pottery 130

Roman captives 192

tombs 129，130

Ibiza 78，97，339

gay tourism 636

salt 346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Ibn al-‘As，‘Amr 244

Ibn al-Athir 279

Ibn al-Hawas 281-2

Ibn ath-Thimnah 282

Ibn Hammud 302-3

Ibn Jubayr，Muhammad ibn Ahmad 307-15

Ibn Khurdadbih，Abu’l Qasim 248

Ibrahim Pasha，Grand Vizier 418

ice caps 6

idols 18

Ilios 19，44，45

see also
Troy

Illustrious
，HMS 607

Illyria 522

IMRO（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571

India 515-16

trade with Alexandria 158，207

Indian Ocean 200，296，396，446，463，578

trade routes to 155，157，262，355，549-50，561，573

Indians 411-12

indigo 323，326，374，466，585

Innocent Ⅲ，Pope 331

Inquisition 405-6，442

Aragonese 405-6

banned from British territories 500

and the Moriscos 470-71

Portuguese 463-4

treatment of Protestants 461

Valencian 475

Venetian 458

insurance，maritime 402，439，457，465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IMRO） 571

Intrepid
（US ship） 534

Ionia 110，123-4，135，137

people of see
Ionians

Ionian isles 233，283，313，321，460，518-19，521，525

Ionian Sea 13，33，98，174，439，448

Ionians 80，83，96，111

art 112

in Corsica 124

cult of the Delian Apollo 138

and the Lydians 134

at Massalia 123-4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5

and the Persians 123-4，134，135，137

relations with Etruscans 111，114

see also Ionia

Iran 245

Iraq 69，245，619

oil pipeline from 605

iron 92，94，109，300

and the Philistines 57

weapons 248

ironclads 555-6，557-8

irrigation 474

Egypt 376

North Africa 204

Isaac Ⅱ Angelos，Byzantine emperor 332

Isabella Ⅰ，queen of Castile 398，408

Isaiah 79-80

Ischia（Pithekoussai）34，89-90，92-4，95，110，268，422

Isis，cult of 199，213

Islam and the Muslim peoples 296

Almohad 296，298，299，310，322；see also
Almohads

Arab capture of Carthage 246

bringing new unity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246

Byzantium and the conquests of 243-51

and Christendom：crossing the boundaries 258-70；Crusades see
Crusades；mixture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oldiers in armies 344

and Christianity 244，273，340-41；Christian expansion into Muslim Mediterranean，late eleventh century 281-2；Pisa and the Muslims 279-81

converted Muslims，‘Moriscos’408，434，447，453，470-76，647

in Crete 485-6

and dhimmis
244-5

exiled Muslims struggling to retain knowledge of 408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Castilian lands 408

extinction of Muslim rule in Spain 408

Ferdinand Ⅱ’s war against 408，409

Greek massacre of Muslims in Tripoli 538

Islamic ceramics 280

Islamization of North African Berbers 245-6

James Ⅰ of Aragon and Muslims 339-41

view of Jesus（Isa）244

jihad
366，384

and Judaism 244，340-41

modern migrants 630

Muslim aims in the time of Muhammad 243

Muslim merchants 257，258，261-2，266，296，404，453，457，465

Muslim naval power/piracy 249，250-51，268，278-9，364，402，414，423-4

Muslim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Jews in Spain 340-41，404-6

Muslim slaves 308，346-7

Muslims in Salonika 598

Muslims of Valencia 339-40，341

and Ottoman expansion 414，423-4；see also
Ottomans

and paganism 244

and the slave trade 246-7，248

Sunni 298，310，334

trade networks 246-7

Ismail Pasha 545，551-2，553，554-5

Isokrates 139-40

Israel 49，52，92

cult of the God of 199

Late Bronze Age 57-59

modern state of 616-17，638；and Egypt 618-20；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tourism 632-3

and Tyre 66-7

see also
Hebrews；Holy Land；Palestine

Issos，battle of 149

Istanbul 354

see also
Constantinople

Istria 252，601

Italian culture 439

Italian language 439

Italian Social Republic 612

Italians

Albania invasion 602-4

and the British 607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621-2

Fascist 601-4

Gothic Wars 235

and Libya 576

merchants 164-5，183，264，270，285，291，297-8，324，332，338，349，354，441，459，646

and North Africa 574-5

and Rhodes 577

spas 632

trade routes 271，288，318，404，458；Etruria 95，101，110

and Tunisia 576

war fleets 558，582，609，611

war with Turkey 576

World War Ⅰ 581-2

World War Ⅱ 607，608，609，611-12

see also
Italy

Italiote League 175-6

Italy

Adriatic lagoons and marshlands 251-4；and the emergence of Venice 254-5

Austrians in 601

Charlemagne’s defence of 250

collapse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northern Italy 275-7

divided under five pow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383

and the EEC 621

Etruria see
Etruria；Etruscans

Exarchate of Ravenna 252，253

Fascist 601-4，605，611-12

first Greek settlement in 89-94

Greeks in southern Italy 123

Jewish emigration to 598

Justinian and the recovery of 235

and Libya 603-4，615；Libyan refugees 629

Lombards in 237

Muslim slave-raiders in 246

Mycenaean trade with 33，34naval power 296，558

Normans in 283

people of see
Italians

Prussia and the kingdom of 558

Rome and the southern Greek cities in 176-7

threats to Sicily 54

tourism 636

Venice and the politics of Renaissance Italy 412-13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Ithaka 87

Ithobaal，king of Tyre 65

ivory 374

brought to Egypt 37

Cretan 23，24，26

Indian 158

Phoenician 69，79，80，110

Izmir 477，588

see also Smyrna

Jacob the Pisan 332

Jacobins 513，514

Jaffa ⅹⅹⅹⅰ，290-91，292，593-6，600，616，617

James Ⅰ‘the Conqueror’，king of Aragon 334，335，338-41，345，350

James Ⅱ，king of Aragon 345，361

James Ⅱ，king of Majorca 339，348，353

James Ⅲ，king of Majorca 362

James of Lusignan 392

Jamona 223，224，225

see also
Ciutadella

Janus，king of Cyprus 392

Japanese 607，631，638

destroyers 582

economy 638

tuna imports 640

tourists 638

Jefferson，Thomas 530，532

Jennings，Asa 587-8

Jerba 86，349，352，416，428-9

Jeremiah 57

Jericho 8，58

Jerusalem 59，67，304

Amalfitans in 269，270

capture by Saladin 297，310，325

destruction of 216

and the First Crusade 270，288，289，290，291-2

Franks of the kingdom of 311

Grand Mufti（Amin al-Husayni）604

Holy Sepulchre 252，287，290，292

hospice 269

kingdom of 291，292，297，298，301，311，328，329，332，348-50

rebuilt as Aelia Capitolina 216

Temple 67，153，216；vessels 232-3

Jesolo 253

Jesus Christ 213

Monophysite view of 244

Muslim view of Isa 244

jewellery

amber 34

Egyptian 38

Etruscan 109

Phoenician 79

‘Treasure of Priam’21，565

Jews

of Adrianople 482

in Alexandria 153，161，162，215，218，224，590-91

Algerian 573-4，622

of Algiers 531

and America 535-6

in Ancona 442-3

Ashkenazi 592，593，599

attacks on 405

‘Babylonian’259-60

Bacri family 531，535，540

banished under Ferdinand Ⅱ 406

in Barcelona 340

and the Black Death 404-5

Catalan 341

in Dubrovnik 438-9

early Hebrews 48，58-59，66-7，70

under the Edicts of Toleration 559

encounter between Contardo and a rabbi 341

Epikursin
305

exiled from Spain 406-8，442-3

of Florence 464

in France 598，617

Genizah Jews of Cairo 258-9，262，263-4，266，　279，295-6，646

and Genoa 296，406ghettoes 438-9，442，443，458，464，559，599，646

on Gibraltar 497-8，536

Hellenization of 598

impact of exiles 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406-7

and James Ⅰ of Aragon 340-41

Jewish Berbers 245-6

Jewish diaspora 215-16，476-83

Jewish rebellion（115-16）208-9，216

Jewish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404-6

Jewish revolt in Palestine（132-6）216

Karaite 260

in Majorca 340，646

maritime 218-19

mass conversions of 223-5，405，441

Mediterranean fifteenth-century 404-8

merchants 199，248-9，258-9，262-4，266，279，295-6，437，438，443，457，531，646，647

of Minorca 223-5，500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599，617

and Ottomans 407

in Palestine 215，216；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92-600，616-17，620

pilgrims 304

Ponentine 437，458，464-5

Portuguese 441，443，477-8

Radhanites 248

and the rise of the Italians 296

Roman treatment of 213，214-17

in Rome 194，199

of Salonika 569-72

in Salonika 598-9

Sephardic 260，407-8，437，438-9，443，444，458，464，467，470，476-83，486，569-72，599，647

and the slave trade 248-9

of Smyrna 584-5

of Toledo 404

trade networks of the diaspora 443

of Trani 342

of Trieste 559-60

of Tripoli 538

of Tunis 531-2

Tunisian 260

in Turkey 482

in Valencia 404，405，408

and Venice 296，458

Zionist 592，596

see also
Israel；Judaism

jihad
366，384

Jijelli 417

Joanna Ⅱ，quuen of Naples 382

John Ⅱ Komnenos，Byzantine emperor 293，294

John Ⅱ，king of Aragon 399

John Ⅵ Kantakouzenos，Byzantine emperor 366

Jonah 79

Jordan 619，620

Joseph Ⅰ，Holy Roman Emperor 497

Joseph Ⅱ，Holy Roman Emperor 559

Josephus 74，203，216

Jouktas，Mount 25，28

Juan，Prince of Asturias 410

Judaism

Almohad sect and 296

Christianity and the assertiveness of 222-5

Christianity’s rift with 213-14，217

cult of the God of Israel brought to Rome 199

Day of Atonement 598

and Hellenism 153

and Islam 244，340-41

Jewish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404-6

Kabbalah 342，407，479，482

rabbinic 217，218-19

under Roman rule 214-17

Sabbath travel 262

and the synagogue of Ostia 212

Julian（the Apostate）220-21

Julius Ⅱ，Pope 416

Juno 206

Jupiter 206

Justin 125

Justinian Ⅰ，Roman emperor 221，235

Kabbalah 342，407，479，482

Kadesh，battle of 41，42，48

Kahina，Queen 245-6

Kallimachos of Cyrene 160

Kaminia 106

Kane，Richard 499，500

Karamanli，Yussuf 531

Karimis 296

Kastellórizo 384

Katsamba 25

Katzones，captain 510-11

Kemal Atatürk，Mustafa 583，585，586，587

Kenamun tomb 35

Kenchreai 95

Kephalonia 284，352，409，460，611，637

Kerkennah 352

Kerkyra（Corfu）86，87，98，99，141-2，174

Kesselring，Albert 607

Khan al-‘Umdan 310

Khirokitia 8-9

kibbutz movement 592

Kimon 141

Kipling，Rudyard 545

Kition 70，74，91

Kittim see
Kition

Kleon 144

Knights Hospitallers 269，364，365，366，386，414，415，416，431，445

Knights of Malta 269，415，422，428，429，432，433，434，435，436，468，517，518，519；and the Russians 512-13；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269

Knights of Santo Stefano 452，462

Knights Templars 300

Knossos 9，23-6，28，29，31，38

Evans and the‘palace of Minos’at 565，566

palace 24-6

Kolaios of Samos 79，126

Komnene，Anna 283-4

Komnenos dynasty

Alexios I Komnenos 283，284-5，293

Andronikos I Komnenos 324

John Ⅱ Komnenos 293，294

Manuel Ⅰ Komnenos 294，300，319，322，324，328，329

Komnenos family，post-imperial 329

Korčula 448

battle of 355

Kosmos
300

Kotor（Cattaro）385，438，521，581，582，613

Bay of Kotor 390，457，511，521

Kotruljević，Benedetto 390

Kouass 97

Kourion 568

Kroisos（Croesus），king of Lydia 134

Küçük Kaynarca，Treaty of 508

Kurzolaris islands 450

Kyma（Cumae）90，110

battle of 114-15，116

Kypselos 96

Kythnos 17

La Tène culture 125

Lacco Ameno 92-3

Lachish 35

Ladino language 407，570

Lambert，Frank 529

Lampedusa 250，629

Languages，ancient

Canaanite 36，65

Etruscan 104

Luvian 27，43

Lydian 104

Sard 119-20

Languedoc 125，126，332，335，358，404

Laodicea 237

Las Navas de Tolosa 334

Lauria，Roger de 351，352

Lausanne，Treaty of 588

Lawrence，D.H.100，112，638

Lawrence，T.E.592

le Paulin，French ambassador 423

Lear，Tobias 535

Lebanon 35-6，293，617，619，639

Lechaion 95，96，285

Lefkandi 91

Lelantine War 94-5

Lemnos 20，106，107，135，140，143，385

Leo Africanus 381

Leo Ⅳ，Pope 268

Leo Ⅹ，Pope 268，381

Leontini 145

Lepanto 426，451，452

Lepidus 197

Lesbos 83，140，143-4，415，420

Lesseps，Ferdinand，Vicomte de 546，549，550，551，552-3，554

Leukas 174

Levant Company 459-60，477，478

Levant trade ⅹⅹⅸ，35，311，379，397，400，437，440，445，459，469

England’s 505

and the French 499

Levant Fairs 595

Levantine merchants of Smyrna 585

and Minorca 502

spice trade see
spice trade

Turkey Company/Levant Company 459-60，477，478

Venice and 378，457，458

Levantine Jews 437，458

Levanzo cave paintings 5-6，7

Lewis，Bernard 244

Libya 576，615-16，622，638

Italy and 603-4，615，629

Libyans 48-50，166-7

refugees 629

see also
Libya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Pharos island 154-5，305，309

Ligurian coast 249

Ligurians 124，282

lingua franca
486-7

Lipari 7，32，33，34，63，180

islands 7，12，63，115，178，179

Neolithic 10，12-13，14

Liria 130

Lisbon 466

Lisle，Peter 531

Lissa 558

Litorius，Count 223

Littorio（
Italian ship）607

Livornine
464-5，466

Livorno 462，464-7，531，599

Livy 187，199

Lixus 66

Lleida（Lerida）346

llotjas
（loggias）341，399-400，402

Lloyd Austriaco 556

Lloyd George，David，1st Earl 585，586，588

Llull，Ramon 342-4，646-7

Lodi，Peace of 383

Lombardi
282 Lombards 237，253，255

London 347

Longobardia 281

Loria，Alessandro 589，590

Louis Ⅰ，king of Hungary 377

Louis Ⅸ，king of France 348

Louis the Pious，Frankish emperor 248，250

Louis Ⅻ，king of France 409，420

Louis ⅩⅣ，king of France 491-2，493，494，495

Louis ⅩⅥ，king of France 510

Louis ⅩⅦ，heir to French throne 513-14

Lucan 193

Lukka 49

Luli，King 70-71

Luni 237

Lusiads
（Camões）396

Lusignans 358，359

Luther，Martin 423

Luvian language 27，43

Luxardo family 601

Lycia 49

Lycians 41

Lydia 97，98，101

Persian destruction of 134

people of see
Lydians

Lydians 101，102

language 104

see also
Lydia

Lysandros/Lysander 147

Maccabean revolt 153

Macedonians

Alexander Ⅲ（the Great）149-52

IMRO 570-71

Romans and 164，186，188

Madeira 393，411

Madina Mayurqa（Ciutat de Mallorca）338-9，340

Madison，James 529，536

Maghrib 298，306，344，409-10，417

US envoy to 535-6

see also
Barbary states

Magon 76

Magona（Maó）223，225

see also
Mahón

Mahdia（al-Mahdiyyah）263，279-80，319-20，322，428

Mahmudié
（Austrian Lloyd ship）556-7

Mahmudiyya canal 540

Mahón（Maó）418，498，499，506

see also
Magona

Maida，battle of 524

Maimon，son of William 332

Maimonides，Moses 259，296

Mainake 127

Maiori 268

Mairano，Romano 299-301

Majorca 338-9，340，353，358，364

attacks on Jews 405

Black Death 368

under Byzantine rule 242

Fascist Italians in 604

Jews 340，646

llotja
399-400

merchants/shipowners 345，348

and Muslim pirates 414

Neolithic 14

shipping 347-8，401-2

social divisions 399

tourism 631-2，633，634，637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401-2

and trade networks 362

urban population drop（1329-43）367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Makarios Ⅲ 623-4

al-Makhzumi 297

Málaga 78，124，393

Malamocco 254

Mallia 24，636

Mallone，Ansaldo 302

Malta ⅹxⅹⅰ，202，321，352，622

British 604，605，607-8，610，622

Catalan consuls 401

cotton 323

and the 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269，415

as an immigrant entry point 629

importance to Christendom 429

Knights of 269，415，422，428，429，432，433，434，435，436，468，517，518，519；and the Russians 512-13

and Napoleon 516-17，520

Neolithic 10-12，14

and the Russians 512，518，519，520-21

sieges：of British Malta（World War Ⅱ）520，608；Ottoman 428-34，447，451

slave market 435-6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269

tourism 631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36

and the Turks 269，428-34

in World War Ⅱ 607-8，610

Mamertines 178-9

Mamluks 349，355，379，392，397，537

in Syria 349，414

Mandelli，Giovanni 380

Mantua 117，406

Manuel Ⅰ Komnenos，Byzantine emperor 294，300，319，322，324，328，329

Maó see
Magona；Mahón

al-Maqrizi 368

marble 18，19，96，138，205，222，236，238，269，275，279

Marcionites 218，220

Marcus Aurelius，Roman emperor 208

Maria Theresa，Empress 559

Marinids 334，347，363-4

maritime insurance 402，439，457，465

maritime law 402-3

Mark the evangelist 255

Marmara，Sea of 439

Marmont，Auguste de 522

Mamas 221

Marneion temple 221-2

Marranos 442-3，458，463-4，647

Marseilles 77，110，114，126，237，247，250，358，376，622

bubonic plague 500

and Charles of Anjou 350

fall to the Allies 612

and James Ⅰ of Aragon 338

merchant privileges 325

and Richard Ⅰ of England 325

see also
Massalia

Martell，Pere 338

Martial 129

Martin the Younger of Sicily 381

Martínez，Ferran 405

Martorell，Joannot 384

martyrs 214，217-18，223-4

Marzameni wreck 238

Masinissa 188

Massalia 123-5，126

see also
Marseilles

mastic 345，358，366，374

Matarò 401

Mauretania 210

Mauretanians 208，230

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 386

Maxentius 219

Maximilian，Ferdinand 557，558

Mazara 264，279

Mazower，Mark 569

Mdina 429，432

Medenine 610

Medes 136

Medici family 403，462

Bank 376

dukes of Tuscany 452，462，466-7

Medina Sidonia，dukes of 398

Medinet Habu 50

Mediterranean economy see
economy

Mediterranean features，physical ⅹⅹⅶ-ⅹⅹⅹ

boundaries ⅹⅹⅲ-ⅹⅹⅳ

Mediterranean food 628-9

Mediterranean history literature ⅹⅹⅳ-ⅹⅹⅶ

Mediterranean language（lingua franca
）486-7

Mediterranean tourism see tourism

Mediterranean travel accounts（1160-85）304-17，462-3

Mediterranean’s names ⅹⅹⅲ

a‘faithful sea’ⅹⅹⅹⅲ，646-7

Megalé Idea
578

Mehmet Effendi 482

see also
Zevi，Shabbetai

Mehmet Ⅱ，the Conqueror，Ottoman sultan 383，385，386，387，388，390，415

Mehmet Ⅳ，Ottoman sultan 482

Meletius of Minorca 223

Melilla 409，575

Melissa，wife of Periandros 98

Melkites 591

Meloria，battle of 334

Melos 5，7，9-10，14，24，32

Melqart 74，75，78，171，645

Menander 152

Menasce，Félix de，Baron 590-91

Menasce family 591

Menelaos of Sparta 85

Menelaus of Caria 2o6

Mengebet 39，40

Menton 632

mercenaries 36，45，47，48，49，52

Merchant of Prato 373-5

merchants 644-6

Amalfi 294-5

of Barcelona 345

Catalan 344，353，359-60，400

Genoese 277，278，298-9，301-3，341，344，358，441

German ⅹⅹⅸ，277，401

gods posing as 88

and heroes of the First Mediterranean 29-41

Italian 164-5，183，264，270，285，291，297-8，324，332，338，349，354，441，459，646；see also under specific cites

Jewish 199，248-9，258-9，262-4，266，279，295-6，437，438，443，457，531，646，647

Levantine 585；see also Levant trade

mercenaries，missionaries and merchants of the Third Mediterranean 334-53

Muslim 257，258，261-2，266，296，404，453，457，465

north European merchants of grain 454 Phoenician 71，88，101，111，206，644，645

Pisan 297-8，332

Puteolan 205

Roman 191，194，199-200

Savoyard 401

and shipowners of Majorca 345，348

Venetian see
Venetians：merchants

see also
trade networks；trade routes

Merneptah，Pharaoh 48-50

Mers el-Kebir 606

Meryry，Libyan king 48，49

Meshuda
533

Meshwesh 48，50

Mesolithic 7

Messana 178，179

Messina ⅹⅹⅹⅰ，282，295，314，462，525

arsenal 424

bubonic plague 368

silk 468

Straits of 86，115，145，179，281，282，313-14，526

in World War Ⅱ 611

Metellus Balearicus，Quintus Caecilius 194

Methuen，John 496

Michael Ⅶ Doukas，Byzantine emperor 283

Michael Ⅷ Palaiologos，Byzantine emperor 330，331，350，354，364-5

migrations

Algerian 622

Asian migrants to the Mediterranean 629

and cuisines 628-9

Etruscan 101-5，108，117

Greek 83-99，117

immigrants from beyond the Mediterranean 629-30

Jewish migrants to Palestine 594-5，617

Libyan 48-50

Neolithic 8

to the New World 573

from North Africa 622

out of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628

of Palestinians 616-17

migrations-cont
.

of the Sea Peoples 49，55-59

into southern Greece 54-55

temporary migrations of mass tourism 631-8

Miguez，João（Joseph Nasi）444-6

Milan 383，404，420

Visconti lords 376，382-3

Milan，Edict of 219

Milano Marittima 633

Milawanda see
Miletos

Miletos 25，33，44，45，54，55，96

Military Orders of the Temple and Hospital of St John 326，348

see also
Knights Hospitallers

Miltiades 134

Milvian Bridge，battle of 219

Mine（São Jorge da Mina）411

Minerva 206

Minoan civilization 22-7，28，29-31

art 36，37

Evans’view of Minoan Crete 566

merging with Mycenaean 30-31

pottery 22，23，24，27

trade routes 24

Minorca 339，373，418，423，495

and the British 498-503，514

and the French 498，501-3

Jews 223-5

Neolithic 14

and the Russians 509-10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501-3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Minori 268

Minos，King 22

Mintoff，Dom 622

Misenum 208，210

mistral ⅹⅹⅷ

Modon 419，538

Mogador 72

mommia
297

Monaco 360

Monemvasia 419-20

Mongols 342，355

and bubonic plague 367-8

Monophysites 220，244

Monopoli 388

monotheism 153，225

Montague，Edward，2nd Earl of

Manchester 489-90

Monte Carlo 632

Monte d’Accoddi 121

Montecassino，Benedictines of 269，274

Montecatini 632

Montenegro 385，440，521，581，582

Montfort，Simon de 335

Montilla 78

Montpellier 305，325，333，335，338，339，358

Moors

and Gibraltar 497

pirates 208

in Sardinia 233

and Vandal shipping 232

Morea 488-9，508，537-8

see also
Peloponnese

Moriscos 408，434，447，453，470-76，647

Moroccans 363-4

Marinids 334，347，363-4

pottery 280-81

see also
Morocco

Morocco 4，258，263，296，298，355，577，617-18

and America 532，534

defeat of Sebastian of Portugal in 453

and the English 459

grain 298，392

people of see
Moroccans

Tangier 396，491-4，577，626

tourism 633

Moscow 612，638

Moses 58，153

Mostar 439

Mother/Great Goddess 11，12，18，213

Motya 76，81，166，170

Mudros 579

Müezzinzâde Ali 449，450

Muhammad Ali 537，538，539-40，548，565

Mujahid，Muslim warlord 273

mules 440

Murad Ⅱ，Ottoman sultan 385

Murat，Joachim 524，525-6

Murcia 398

Muret 335

Murlo 104

Murrow，Ed 609

Muscovy 504

trade 459

Muscovy Company 460

Muslims see
Islam and the Muslim peoples Mussolini，Benito 574，601，604，605，606，608，610，611，612

Mustafa，Lala 448-9

Mustafa Pasha 432，433-4

Mycenae 29-30，32，46，53，87，565

high kings of 44

Treasury of Atreus 563

Mycenaeans 29-35，53，54，71，565

and the Anatolians 44-7

pottery 34，35，43，46，51，54，56

refugees in Cyprus 54

tombs 32，34-5，54，565

trade 32，33-4

see also
Mycenae

Mykale 137

Mylai 181

Myra 292

Myriokephalon 329

myrrh 158，165

Mytilene 143-4

Nabataeans

in Puteoli 206

trade routes 165，221

Nabis，king of Sparta 195

Nafplion（Nauplion）419-20，538

Nahmanides 341

Naples 179，267，390，420

Alfonso Ⅴ of Aragon’s capture of 383，401

Aragonese 401，409

attack by Francis Ⅰ 419

banishment of Jews 406

Bay of 75，89，194，203，205，247

bubonic plague 368

Byzantine capture of 235

Castelnuovo fortress 399

Ferdinand Ⅱ，king of Aragon in 410

French and Aragonese claims to the throne 387-8

kings of 352，354，360，365，382，387，388，390

pottery imports 236-7

Napoleon Ⅰ 513，514，515-16，517，520，521，523，524，526，

546-7

Napoleon Ⅲ（originally Charles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547-8，549，554

Napoleonic Wars 513，522-3，524-6

Narbonne 358

Nasi，Gracia 441-2，443，444

Nasi，Joseph 444-6

Nasrid dynasty 334，347，393，404

Nasser，Gamal Abdel 600，618-19

Nathan of Gaza 480，482

National Bank of Egypt 589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alism 568-72，583

Greek nationalism 568-9，623

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Cypriot Fighters 623

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620，621，624

naturist resorts 636

Naukratis 96，157

naval warfare 72

see also
warships/fleets/navies

Navarino，battle of 539

Navarre 335，399

navicularii
（guilds of shippers）218，227-8

navies see warships/fleets/navies

Naxians 138，140，444，445-6

Naxos 134，140，444

Nazism/Nazis 599，600，605-10，611，612

Neanderthals 3-4

Negroponte 385

Nelson，Horatio，Viscount 463，515-16，518，519，520

Neo-Platonism 220

Neolithic 8-14

buildings 10-11

Revolution 8

Neptune 644

Nero，Roman emperor 203，204，205，217

Nerva，Marcus Cocceius，Roman emperor 216

Neretva，river 456

Nestor’s cup 92-3

Netherlands 427，463，471

see also
Dutch；Holland

Neve Tzedek 593，595

New Carthage（Cartagena）185，187

New Zealanders，Gallipoli campaign 579

Nicaea，Council of 219

Nicaean creed 219，231

Nice 422，605，610，632

see also
Nikaia（Nice）

Nicholas，St 292

Nicosia 446，447，623，625

Nicotera 279

Niebla，count of 398

Niger，river 279

Nikaia（Asia Minor）330，349，366

see also
Nicaea

Nikaia（Nice）126

Nikomedeia 227

Nile Delta 14，35，38，39，51，52，53，158，297，376

Nile，river ⅹⅹⅶ，ⅹⅹⅸ，37，38，549-50

floods ⅹⅹⅸ，156，158，204

Nile Valley 28

Niqmadu，King 35

Noah，Mordecai 535-6

Nora 77

Nora stele 73

Normandy 612

Normans

Bohemond Ⅰ of Antioch and the First Crusade 288-90

and Byzantium 281-4，288-9，319，322，323-4

collapse of kingdom of Sicily 327-8

rule in Sicily 279-80，281-4，294，318；and campaigns from Sicily 319-24

North Africa ⅹⅹⅸ，14，66，74，101，174，227-30

Aghlabid emirs 250

agriculture 203-4

Arab conquest 245-6

Barbary see
Barbary states

Berbers see
Berbers

Carthage see
Carthage

Catalans in 345

Christian soldiers in Muslim armies 344

coast ⅹⅹⅶ，ⅹⅹⅷ，14，71，76，171，174

demotic culture 189

French emigration to 573-4

Genoese in 298-9

grain trade 203

Islamic Ifriqiya 246

Italian settlers 574-5

as Italy’s ‘fourth shore’604

James Ⅰ of Aragon and the Muslims of 341

and Naples 236

Numidians 183，187

pagan cults in 221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pottery 204，236，237

Roger Ⅱ and 319-20

Roman province of Africa 203，245-6

Spanish garrisons 409

trade with Catalonia 402

trade with Majorca 402

Tunisia see
Tunisia

William Ⅱ and 322

in World War Ⅱ 607，608，609

see also
Maghrib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620，621，624

North Sea 347，436，439，488，505，520，579

Norwegians 528

Noto 282

Novi Pazar 439

Nubia 245

Numidians 183，187，188

nuns 422，501，595，644

nuraghi
119，121-2

Obadiah 408

obsidian 7，8，9-10，11，13，15，24，32，33，34

Octavian 197，198-9，208

see also
Augustus Caesar

Odessa 511

Odoacer 227，233

Odysseus（Ulysses）85，86，87，380

oil，crude 578

Axis supplies 609

exploration 616

from Iraq 605

supplies via the Suez Canal 609

oil，olive 20，34，35，56，67，73，76，79，90，285，511

Corinthian trade in 97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et 629

presses 57，125

Ptolemies and oil industry 159

scarcity after World War Ⅱ 628

Old Smyrna 55

olive oil see
oil，olive

olive trees ⅹⅹⅸ，159，230，234，483

Oliverdar，Mateu 345

Olympia 113

Olympic Games 170，178

Onomastikon of Amenope 55

Ophir 69

Oran 406，409，417，475，495，540-41，606

‘massacre’of 622

Order of St John see
Knights Hospitallers

Oristano 308

Ostia 175，196，203，205，207-8

naval battle off 268

religious buildings 212-13

Ostrogoths 233

Otho，Marcus Salvius，Roman emperor 208

Otranto 386-7，388

Otto Ⅰ，German emperor 275

Otto Ⅱ，German emperor 272

Ottoman Bank 571

Ottomans 366，384-8，392-3

in the Balkans 440

and Hayrettin Barbarossa 417-18

battle for the White Sea 428-35，445-51

battle of Navarino 539

and the British 525，538-40，568，578-80，585

Christian reaction to expans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418-23

conflicts with Gree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38-9

and Corfu 419，518

and Crete 448，483-6，565-6，588

and Cyprus 446-51，567-9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n Ottoman lands 568-72

and Dubrovnik 388-91

erosion of the Ottomam Empire 504，521，525，538，555，568-9，573-80；and exit of the Ottomans 578-82，583-92

expan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14-15，423-4

and the French 539，546-8；Franco-Turkish alliance 418-19，420-23，475

and Jews 407

and Malta 428-34

Mamluks see
Mamluks

and the Moriscos 434-5，471-6

and Muhammad Ali 537-40

Ottoman corsairs see Barbary corsairs and Russians 505-8，510-11，518-19，522

and Salonika 570-72

settlement with the Spaniard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3

Sublime Porte 385-6，390，391，417，419，423，435，438，444，452，453，472，477，483，485，518，532，552，568

Suez Canal and reciprocal East-West cultural relations 545，548-55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and Venetians 385-6，387，388，392，419-20，423，446-7，483-6，489；Cretan War（1645-1669）484-5

warships 424-7，447，448，449-50，484，506-7，538，539

western dress 545

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
（Hospitaller galley）416

Ovid 102

P & O（Peninsular and Oriental）557

Pacifico，Don 564

package holidays 634-5

Paestum（Poseidonia），112，177

paganism 220-22

and Islam 244

see also
fertility cults；goddesses；gods；religion

Palaeolithic era 4-7

Palaiologos family

Andronikos Ⅱ 354

Demetrios 384

Michael Ⅷ 330，331，350，354，364-5

Palermo 266，279，282，295，350，351，353，406，527

Allied occupation 611

see also
Panormos

Palestine 55，57，325，445

Arabs in 592，594，595，616-17

and the British 592，616-17

and the Crusades 292；see also
Crusades

and James Ⅱ of Aragon 345

Jews in 215，216；conflicts with Arabs 592，594，595，616-17；influx of immigrants 594-5；Jewish revolt（132-6）216；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92-600，616-17，620

kibbutz movement 592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616-17，618-20

withdrawal of Turkish troops 580

and Zionism 592

see also
Canaan；Holy Land；Israel

Palestinian Authority 639

Pallottino，Massimo 104

Palma，Majorca 338，604，621，634

see also
Ciutat de Mallorca

Palma Nova 634

Palmerston，John Henry Temple，3rd Viscount 550，564

Panormos 166

see also
Palermo

Pantaleoni family 269

Pantelleria 10，13，611，629

Paoli，Pasquale 514，515

papacy 247，274，383

papal fleets 429

Papal Inquisition see Inquisition

relationship with Greek Orthodox Church 282-3

see also specific popes

Papyrella
14

papyrus 156-7，161，247

Paris 554，586

Paros 18

Parthenon marbles 563

Patras 342

Patton，General George 611

Paul，St 202-3，213-14，643

Paul Ⅰ，emperor of Russia 511-12，513，518，519-20

Paul Ⅳ，Pope 442-3

Pavia，battle of 420

pax romana
201，209，210，231

Peace of Lodi 383

Pech Maho 110，124

Pedro of Portugal 339

Peiraieus 639

Pelasgians 83，106

Peleshet 50-51，55

Peloponnese 488-9

Peloponnesian War 96，133，141-8

see also
Morea

Peloponnesian League 140-41，142，143

Pelops 32

Peninsular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557

Peninsular War 524

pepper 247，270，279，291，296，301，374，560，642

Pepys，Samuel 490，492-3

Pera 354

Pergamon 161，236

altar 563

Periandros（Periander）96，97-8

Perikles 140

Periplus
127

Perpignan 353，358，399

Persia 378，427，440，484，578，609

people of see Persians

Persians 234，446，453

Byzantium and 236

defeat by Alexander Ⅲ 149

and the Delian League 139

invasion of Greece 114，132-7

invasion of Ionia 123-4

navy 134，136-7，141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7

Persian empire 135

and the Phoenicians 134，136-7

and the Scythians 135

wheat 158-9

see also
Persia

Perugia 116

Peruzzi Bank 375

Pesaro 443

Petain，Philippe 606

Peter，St 213

Peter Ⅰ‘the Great’，emperor of Russia 504，512

Peter Ⅰ，king of Cyprus 359

Peter Ⅱ，king of Aragon 335

Peter Ⅲ，king of Aragon 339，348，351，353

Peter Ⅳ，the Ceremonious，king of Aragon 362

Petrarch 380

Petronius 206

Phaistos 9，24，25

Pharaohs 36-41，48-50，53，63，66

and Ptolemies 152

Pharisees 217

Pharos island 150，152

lighthouse 154-5，305，309

Pharsalus 197

Philadelphia
，USS 534

Philip Ⅱ，king of Macedon 150，174

Philip Ⅱ，king of Spain 427，432-3，447，451，453，471，473

Philip Ⅲ，king of Spain 476

Philip Ⅴ，king of Macedon 186

Philip Ⅴ，king of Spain，Philip de Bourbon/Philip of Anjou 494，495，496，497，498

Philippi，battle of 197

Philistines 55-57，58-59，644

Philo 152，161，162

Phocaea 347

see also
Phokaia

Phoenicians 63-82，90，91-2，104-5，645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49

alphabet 80，644

at Cadiz 66，72，78，126

Carthaginians see
Carthaginians

Etruscan trade 111

merchants 71，88，101，111，206，644，645

and the Persians 134，136-7

pirates 134

and the Ptolemies 156

in Puteoli 206

script 80，644

and the Seleucids 156

shipyards 156

spread of culture 80-81，128

trade routes/networks 63，66，67-80，242

trading system 69-70，80

warships 72，134，136-7

Phoibos Apollo 138

Phokaia 123-4，347，392

Phokaians 77，106-7，114，123-4，126，134

Picenes 11

7pilgrimage 379-80

crusaders and 280，292；see also
Crusades

female pilgrims 644

Jewish pilgrims 304

mixing of Muslim and Christian pilgrims 312-13

modern pilgrims 632

and piracy 446

sea journeys of pilgrims 308-15，317

Pillars of Hercules 126

Pindar 95，115，160，169

Piombino 383

Pionius 217-18

Pippin，king of Italy 254

pirates/piracy ⅹⅹⅲ，ⅹⅹⅹ，41，49，52，54，65，194-6，247，360，647

Aegean clearance of pirates by a‘Holy League’365 Arab 249，250-51，278-9

Barbary see
Barbary corsairs

based in Crete 163，195

Christian 381，414，429，435，446，449，453

Cilician 165，195

pirates/piracy-cont
.

Croatian 439，440

from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413-14

English 461

Etruscan 63，72，105-6，109

Genoese 328-9，331

Greek 72

Italian 275，328-9

by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414，429，435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53-4

Maltese 429，435，484

Mauretanian 208

Monegasque 360

Moorish 208

Muslim naval power based on 249，250-51，268，278-9，402，414，423-4

Phoenician 134

and pilgrim traffic 446

Polykrates of Samos 134，138，147

and the Romans 175，194-6，642

Saracen 272-3

ship technology 461

and slavery 414，417，418

small trading ships and the decline in piracy 201

Turkish 428

Tuscan 452

‘Tyrsenians’54，71，83，105，106-7，115，195

of the Uskoks 439

and the Venetian muda
protection 360，642

Volscian 175

Pirenne，Henri 247

Pisa ⅹⅹⅹⅰ，109，271-81，286，290，301，316，326，346，358

and Amalfi 294-5

churches and cathedrals 275，279，280-81

government of 276-7

people of see
Pisans

tourists in 633

Pisans

and Acre 310-11

and Catalans 361

commercial privileges 293

commune 276-7and the Crusades 292

and Genoese 273，274，275，278-9，305，334

in Majorca 338

massacre in Constantinople（1182）324，329

merchants 332；incident in Egypt 297-8

navy 273，294-5，327

and Sardinia 273，274-5

sheep 367

and shipping 316-17

see also
Pisa

Pithekoussai（Ischia）34，89-90，92-4，95，110，268，422

pithoi
34

Pius Ⅱ，Pope 393

Piyale Pasha 429，432，433-4

Piyamaradu 44

plague 59，399

bubonic see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Plataia，battle of 132，137

Plato 169-70

Plautus，Titus Maccius 193-4，199，439

Pliny the Elder 180，203

Plutarch 133，146，172，195，196

Po，river ⅹⅹⅶ

Po Valley 117，236，255

Poland 599，605

Poliochni，Lemnos 20-21

Polis 87

pollution 637，640

Polo，Marco 355

Polybios 178，179，181，647

Polykrates of Samos 134，138，147

Pomella
290

Pompeii 114，206，562

Pompeius Magnus Pius，Sextus 195，200

Pompey the Great 196-7

Ponentine Jews 437，458，464-5

Ponza 268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620

population 376

and the Black Death 366-7，368-9

Porphyry 221，222

Port Said 551，553

ports ⅹⅹⅹ-ⅹⅹⅹⅰ

see also specific ports

Portugal 79，398，453，465，491，580，637

exiled Jews from 441，443

people of see
Portuguese

and Philip Ⅱ 453，473

Portuguese 364，393-6，463-4

in Ancona 442

Inquisition 463-4

Jews 441，443，477-8

opening of route in 1497 to the East 458

war fleets 366，393-5

see also
Portugal

Portus，Ostia 207-8

Poseidon 22，73，85，165，644

Poseidonia（Paestum） 112，177

Potideia 143

Potnia，goddess 26

pottery/ceramics

Aegean 20

African 204，236，237

Alexandrian 156

amphorae 25，67，97，201，202，206，232，236，237；of oil 92；of wine 73，92，157，164，237

Anatolian 20

Athenian 55，96，101，105-6

Bronze Age Greek 26

bucchero
style 93，109

Carthaginian 96

Corinthian 87，95，96，101；in Sardinia 122

Cretan 236

Cypriot 38

Egyptian 280

Etruscan 78，110，112-13；in Massalia 124；in Sardinia 122；Villanovan 109

Euboian 87，92

Greek 75，77，108，113，126；Attic 113，126；in Massalia 124，125；in Sardinia 122；see also under specific Greek cultures

Helladic 33，35，43，53

Iberian 130

Islamic 280

Late Bronze Age 33

Minoan/Cretan 22，23，24，27

Moroccan 280-81

Mycenaean 34，35，43，46，51，54，56

Neolithic 9，12，13

from Philistine sites 55，56

Samian 237

Scornavacche as a centre of ceramics industry 172

Sub-Mycenaean 54

and the sugar industry 393

Syrian 38，91

of Troy20，43

Valencian 403

Potyomkin，Grigory 509

Pozzuoli 205

see also
Puteoli

prehistoric society development 15

Preveza，battle of 420

prostitutes 74，464，644

Protestantism

and confessional identity 488

and the Inquisition 461

Messianic ideas 481

Philip Ⅱ’s wars with Protestants 453

Provence ⅹⅹⅷ，125，126，210，250-51，346

Prussia 520，554，558

Pryor，John ⅹⅹⅶ，ⅹⅹⅷ

Ptolemies 152-64，188

grain trade 158

navy 156

and the olive oil industry 159

Ptolemaic Alexander 152-4，155-62；Alexandrian Library 159-61

Ptolemy Ⅰ Soter 152，153，154，159-60

Ptolemy Ⅱ Philadelphos 153，156，161，549

Ptolemy Ⅳ Philopater 156

Ptolemy Ⅷ 200

Ptolemy ⅩⅢ 197

Ptolemy ⅩⅤ Caesar 197

trade control 157

see also
Cleopatra

Ptolemy，Claudius 162

Punic Wars 177-90

First War 177-8，179-82

origins of 178-9

Second War 177，178，183-8

Third War 177，189

Punt 37

purple traders see
Phoenicians

Puteoli 165，203，205-7，210

Pylos 31，32，46，52，144

pyramids 37

Pyrgoi 111，170，175

Pyrrhos of Epeiros 174，176，177

Pytheas 127

Qayrawan 246，263

Quintio 201

rabbis 217，218，219

Radhanites 248

Raeder，Admiral Erich Johann 609

Ragusa see
Dubrovnik

Ragusans ⅹⅹⅲ，388-91，437，438，439，442，448，478，526-7，532

and Genoa 468

and Ottomans 414

and the Russians 521-2

and trade from Alicante 465

and Uskoks 457

Rahmi Bey 584，585

railways 576，582，585，594

and tourism 632，633，634

Ramesses Ⅱ，Pharaoh 41，48

Ramesses Ⅲ，Pharaoh 48，50

Ramesses Ⅺ，Pharaoh 39

Ramesses，city of 37

Ramon Berenguer Ⅲ 338

Ramon de Penyafort 341

Ravello 268，295

Ravenna 208，210-11，235，252，253，358，420

Real
（Spanish flagship） 450

Red Sea 37，38，58，158

blockade of Israel 619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trade 69，296，355；routes 158，248，296，355

Reggio 203，368

see also
Rhegion

Reis，Murad 531

Reis，Pirî 415

relics see
religious relics

religion

Baal worship 70，81-2

beliefs carried along trade routes 213，332，481，482-3

Canaanite 57，65-6

changes of 426-7；mass conversions 223-5，405，441

Christian see
Christianity

Delian Apollo cult 138

Demeter cult 171

and the‘faithful sea’ 646-7

fertility cults 11，18，154

in Gibraltar 496，497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213

ideas spread by travel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213，256，266-7，332，342，481，482-3

Isis cult 199，213

Islamic see
Islam

Jewish see
Judaism

under Julian 220

in Minorca 500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569-72

Phoenician 81-2

and the Romans 209，213-22

sacrifice see
human sacrifice；sacrifices

tolerance in 426

in Trieste 559-60

see also
Bible；funerary rites；goddesses；gods；religious buildings；temples

religious buildings

Anglican churches，Minorca 500

at Ostia 212-13

synagogues see
synagogues

temples see
temples

religious relics 223，224，255，329，330，345，368，512

René of Anjou，king of Naples 382，383，397

Renfrew，Colin 10，17

Rethymnon 484

Revolutionary War，French 513-20

Rhegion 115，178

see also
Reggio

Rheneia 138

Rhode（Roses） 124，127，352

Rhodes 25，32，53，93，414

and Alexandria 157，163-4

Arab sea battle off 245

besieged by Mamluks 392

Catalans and 401

Colossus of 155，163

earthquake 164

and the Italians 577

and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269，364，386，414，415

Mycenaean trade with 32，33

people of see
Rhodians

sieges of 163，414-15

and trade routes 53，366

and the Turks 269

wine 164

Rhodians

bankers 164

coinage 164

grain trade 158

Sea Law 236

see also
Rhodes

Rhône delta 250

Rhône valley 125

Ricart Guillem 335-6

Riccione 633

rice 340，374，404，465，532，560

Richard Ⅰ，king of England 325

Richelieu，Armand de Vignerot du Plessis 502，503

Richelieu，Armand Jean，Cardinal 475-6

Rijeka（Fiume） 601-2

Rimini 358，632，633

Ariminum 177

Robert，count of Flanders 290

Robert the Wise，king of Naples 360，365

Roccaforte
360

Rodriguez，Marrano Daniel 440

Roger Ⅰ，count of Sicily 279，281-2，283，294，318

Roger Ⅱ，king of Sicily 318-22

Roma
611

Romania 355

Romano，Ruggiero 465

Romans

and the Aetolian League 188

Christian persecution 214，217-18

Christianity legalized by 213，219-20，227

civil wars 196-7，198-9

coins 204，220

destruction of pagan temples 221-2

development of‘Romanness’ 191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226-38

and Egypt 197-200，208-9

and Etruscans 175

garum
sauce 76，206，641

interference in Aegean trade networks 164

and Macedonians 164，186，188

navy/fleets 175，176，177，178，179，180-82，185，186-7，198，208-9，210

pax romana
201，209，210，231

and pirates 175，194-6，642

pre-Punic War battles with Carthaginians 175

and Ptolemies 188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and religion 209，213-22

and Rhodians 164

Roman Republic 188

and Seleucids 188

slavery 191-3

Tetrarchy 227

treatment of Jews 213，214-17

treaty with Vandals 231

and the Volscians 175

see also
Rome

Rome

Amalfi and 268-9

Arab attacks on 250，268

attack on Syracuse 186-7

birth of Imperial Rome 199

Carthaginian treaties with 127，174-5，188

Rome-cont
.

Celtic attack on（390 BC） 118

citizenship 191，193

as a cosmopolitan city 193-4，199-200

distinction between Senate and merchants 191

Gallic invaders 175

grain trade 175，195，200-205，207-8，227；and pirates 196

great fire 217

Hannibal’s attack on 185

immigrant population 193-4

Jews in 194，199

people of see
Romans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terranean 174-7，183-4，191-4，196-211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sacking by Alaric the Goth 223，229-30

salt supplies 109

Samnite war 176

and Sicily 175，178-83，186

and southern Italy before the Punic Wars 176-7

spoken languages in 193-4

St Peter’s Basilica 219，268

and Taras 175-6

Vandal plundering of 232

voting rights 191

Romegas 429，435

Rommel，Erwin 608

Romulus Augustulus 227

Roses（Rhode） 124，127，352

Rosetta 548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81

rostra
175

Rothschild，Jacob de 551

Rothschild bank 556

‘Rough Cilicia’ 195，197

Roussillon 335，339，353，501

Roussillon，count of 338

Royal Navy 514，524-5，564，578，579-80，588，605，606，614，622

Rozafa 385

Rufolo family of Ravello 295

Ruslan
594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Russians 504-13，514，518-23，568，578

and the British 504-6，509-10，515，522，523，612

and Dubrovnik 521-2

Gallipoli campaign 580

and Malta 518

and the Ottomans 505-8，510-11，518-19，522，539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in World War Ⅰ 578

in World War Ⅱ 609，612

see also
Soviet Union

Sabbath travel 262

Sacramonte tablets 471

sacrifices 46，184

child 66，75，76，81-2

to deified emperors 213

human see
human sacrifice

Jewish sacrificial cult 216，220

Sadat，Anwar el- 620

Safavids 417，446

Safed 407

saffron 27，297，327，367

Sagrera，Guillem 399-400

Sagromoso，Michele 512

Saguntum 185

Said Pasha 550-51

St Elmo 430，432，433

Saint-Florent 515

St Petersburg 504

St Philip’s fort，Minorca 498，501，502，503

St Sabas，War of 326

Saint-Simon，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549

St-Tropez 636

Saladin 296，297，310，325，326

Salado，battle of 364

Salamis 114，136-7

Salerno 301

Gulf of 247

Salonika 407，569-72，595，598-9

see also
Thessalonika；Thessaloniki

salt 76，109，252，253，285，346，358，389，641

Samaria 69

Samaritans 260

Samnites 176

Samos 95，137，236，237，538

San Gimignano 326-7，367

San Giovanni
428

San Mateu 373

San Roque 626

Sanctus Franciscus
345

Santa Maria della Grazia
461

Santa Trinità di Saccargia，abbey 275

Santo Stefano，Knights of 452，462

Santorini 365

São Jorge da Mina（the Mine） 411

São Tomé 393

Sappho 160

Saracens 247，271，272-3，346

Saragossa 335，336

Sarapis 154，209，212

Sardinia 73，119-23，295，362，376

Alfonso Ⅳ’s invasion 361

Arab invasion 250

under Byzantine rule 235，242，249

and Catalans 361，381

Gelimer and 232

Jews sent to 215

Mujahid in 273

Mycenaeans in 34

Neolithic 14

nuraghi
119，121-2

people of see
Sardinians/Sards

Phoenician and Carthaginian settlement 77

Pisans and Genoese in 273，274-5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salt 346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3-4

silver 157，361

tombs 119，120-21

tourism 637

and the Vandals 233

in World War Ⅱ 611

Sardinians/Sards 77，122-3，167

and Carthaginians 122，167

and Catalans 361-2

Etruscan trade 109

Euboian contact 92

and the Pisans and Genoese 274-5

Sard language 119-20，274

statuettes 123

see also
Sardinia

Sardis 102，236

Sargon Ⅱ 70

Sarkozy，Nicolas 639

Saronic Gulf 95

Saseno 603

Saul，King 59

Savona 316，358

Savoy，duke of 462

Savoy，house of 558

Savoyard merchants 401

Scala 268

Scanderbeg，George Kastriota 384，385，391

scarabs 27，93，108

Schechter，Solomon 259

Schliemann，Heinrich 18-19，21，87，564-5

Sciaky，Leon 569-70

Scipio Aemilianus 189，200

Scipio，Gnaeus 185

Scipio，Publius Cornelius 187

scirocco
ⅹⅹⅷ

Scoglio del Tonno 35，87

Scornavacche 172

scurvy 463

Scutari（Shkodër） 385

Scythians 135，158

sea level 6

Sea Peoples 42，49-54，55-59，66，644

sea warfare

art of 424

fleets see
warships/fleets/navies

Sebastian of Portugal 453

Seeley，Sir John 139，494

Segesta 145，166，167

Segorbe，bishop of 473-4

Seleucids 153，156，163，188

Selim Ⅰ，Ottoman sultan 418

Selim Ⅱ‘the Sot’，Ottoman sultan 444，445

Selinous/Selinuntines 145，166，167

Seljuk Turks 289

Selwyn Lloyd，John Selwyn Brooke Lloyd，Baron 619

Sempronius 209

Seneca 102，382

Senj 454-5，456-7

Sephardic Jews 407-8，438-9，443，444，464，467，470，476-83，4S6，569-72，599，647

Levantine 437，458

Ponentine 437，458，464-5

Septuagint 161-2

Serapis see
Sarapis

Serbia 329

Sestii 201

Seven Years War 501-3

Severus of Minorca 223，224，225

Severus，Publius Attius 206

Seville 405，410，412

Shalmanasar Ⅲ，Assyrian king 69

Shardana 48，49，50，51，55

Shekelesh 49，50-51，52

shekels 70

shipbuilding

in Barcelona 441

Corinth as centre of 95

Dutch 463

Venetian 378-9

shipping

accounts of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1160-85） 304-17，462-3

Adriatic 117

Allied 610

American 529-30

from Barcelona 400-401

boom in maritime traffic（168 BC-2nd century ad） 201

British 498，505，524

Bronze Age ships 18

of Byzantine period 237-8

Catalan 344-8，359-60，400

close season 202

Corinthian 136

cruises 637

between Egypt and Syria 38

embargo imposed by William Ⅰ 314

English 396

Etruscan 114，115

Florentine 404，437

French 397

Genoese 315，316-17，347-8，360，378，404

grain ships 202-3，205；see also
grain trade

ironclads 555-6，557-8

in the Islamic world 264，265-6，281

Levant trade ⅹⅹⅸ；see also
Levant trade

Majorcan 347-8，401-2

Minoan 25

and Muslim pirates/navies 249，251

navicularii
（guilds of shippers） 218，227-8

Neolithic boats 13-14

onboard conditions and food 462

Phoenician 71-3

and piracy see
pirates/piracy

Pithekoussai and 93

Ragusan 390

Red Sea trade 69，296

Rhodian 163-4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eas 210，440；see also
pirates/piracy

Sicily and 264-5

steamshipping 555-8，573

storms and 182，403；see also
storms

through the Suez Canal 553，605

and Trieste 558-9，560-61

Turkish 386，422，456-7，484，510，511

types of vessel 315-16

Vandal 232

Venetian 255，360，378，379，440，460

winds and ⅹⅹⅷ，71，312，313-14

in World War Ⅱ 607，610

shores ⅹⅹⅷ

Sicilian Straits/Channel13，182，233，279，352，429

Sicilian Vespers 350，361

Sicily 119，302-3，353，361，424

under Aragonese kings 351，352，381

attacks on Jews 405

and the British 525-6，607

Byzantine invasion and rule 235，242，265

Carthaginian invasion 137，166-74

Catalans in 381

collapse of Norman kingdom of 327-8

decline of Greek contact 54

deforestation xxx

destruction in thirteenth century bc 63

under Frederick Ⅱ 349

and the Genizah trade network 264-5

and the Genoese 322-3，328

grain 144，172-3，179，186，263，279，319，322-3，346，356，392，436，468，527-8

Islamic 264-5

and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415

Latinization of 282

Mamertines in 178

Mesolithic 7

mixed populatio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282

Muslim invasion 250，264，268

and Muslim pirates 414

Mycenaean trade with 33

navy/fleets 319-20，321-2，323-4，349，429

Neolithic 12-13

under Norman rule 279-80，281-4，294，318；Sicilian campaigns 319-24

Palaeolithic 5-7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4-6

Phoenician settlement 76-7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Richard Ⅰ on 325

Rome and 175，178-83，186

salt 346

Sicilian Vespers 350，361

silk 264

Spain and ⅹⅹⅹⅰ

sugar mills 393

Syracuse see
Syracusans；Syracuse

threats from Italian mainland 54

tyrants of 98-9，130，168-71，173

and the Vandals 233

under viceroy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381

in World War Ⅱ 607，611

Side 195

Sidi Barrani 607

Sidon 68，69

Sidonians see
Phoenicians

Sierra 408

Sikans 167

Sikels 167

silk 200，255，263-4，355，437，440，465，468，474

silver

Alexandrian 156

American 441

Balkan 98

Byzantine 242

coinage 97

Egyptian 39，40

and the Knights of Malta 436

Libyan 48

mines 192

Mycenaean 32

New World 468

Phoenician 69，70，90

and the Ragusans 389

Sardinian 157，361

Spanish 78-9，157，192

Tartessian 79

Trojan 21

Sinai 38，486，549，553，619，620

Six Day War 620

Skanderbeg see
Scanderbeg

Skopje 391

slavery/slaves

and the Atlantic 411

of the Black Sea 349，355，373-4，644

Catalan trade in 346-7

Celtic 117

Christians and 249

Cilician pirate slave auctions 195

Corinthian 95

Datini and the slave trade 373-4

Delian 165，205

Eaton on 531

female slaves 422，644

and freedmen 192-3，199，206

galley slaves 425-7，435

Genoese 355

in the Islamic world 246-7，248

Italic 117

Jewish merchants and 248-9

Jewish slaves 216

from Kerkyra 98

Knights Hospitallers and 445

in Malta 435-6

Muslim slaves 308，346-7

slavery/slaves-cont
.

of nuns of Antibes 422，644

and piracy 414，417，418

Roman 191-3；carried off by Vandals 232

Sards 274

Slav Saqaliba
248

in Toulon 422

in the Tyrrhenian Sea 109

Slavs 234，236，241-2，390，521，522

in Dalmatia 254

Macedonian 570-71

slaves 248

warfare with Germanic peoples 248

Slovenia 456，640

Smendes 39

Smyrna 101，218，365，440，476-81，500，569

after the Great War 583，584-5，586-7

Levantine merchants of 585

Old 55，599

World War Ⅱ and the fall of 599

Sokollu，Mehmet 446-7，448，449

solar energy 640

Solomon，king of Israel 66-7，69

Solomon ben Ammar 340

Solomon of Salerno 301-3，316

soothsayers 113，220

Sophokles 160

Sorrentine peninsula 268，295

Sorrento 423

Sostratos 111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269

Soviet Union 607，613，615，616，620

disintegration of 638

and Egypt 618，619

and Israel 620

and the US 620-21

see also
Russians

Spain

Almohad sect 296

Armada 438

Carthaginian trade and settlement 126，127-8

Catalonia see
Catalonia

deforestation of Spanish coast xxx

disintegration into local kingdoms in thirteenth century 334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575

extinction of Muslim rule in 408

Falangists 604

under Franco 604，605，621

Genoese alliance with 412，468

and Gibraltar 625-7

Hamilcar Barca in 184-5

hellenization 126-30

Iberians see
Iberians

Islamic（al-Andalus） 250，258，261，263，264，306，308，476，630

Jews：exiled from Spain 406-8，442-3；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340-41，404-6

and the Moriscos 408，434-5，447，470-76

naval power 424

pagan cults in 221

people of see
Spaniards

silk 264

silver 78-9，157，192；American 441

southern：Byzantium and 235；silver 78-9，192；and trade networks，eighth century BC 63；see also
Tartessos

Spanish influence on Sardinia 119

Spanish lands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4-5，187

struggle against the Ottomans ⅹⅹⅹⅰ，419

tin 123

tourism 634，636

trade with Morocco 263

and the UN 626

Vandal and Alan invasion of 230

Visigothic invasion of 223，233，246

war fleets 424，427，429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495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regions

Spaniards 264，382

after siege of Malta 434

alliances with English 488

and Barbary corsairs 417

conflicts with English 489-90

at Jerba 428-9

and Mahdia 428

in Muslim fleets 249

in the Netherlands 427

and Ottomans 416，419，421

in Rome 193

settlement with the Ottoma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3

see also
Spain

Spanish Succession，War of 495

Sparta 138

Corinthian wars 96

and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141

people of see
Spartans

Spartans 83，90

Archidamian War 143

hoplites（soldiers） 138，144

navy 144，147

Peloponnesian War 133，141-8

and the Persians 133，136-7

sea power 136

see also
Sparta

spas 632

spice trade 158，165，296，297，345，355，378，397，400，437

and England 459

see also
pepper

Spina 113，117-18，126

Split 439，440

Spurinna family 115-16

Stadion，Johann Philipp 525

Stalin，Joseph 612，613，616，620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585

Stanhope，James 498-9

steamships 555-8，573

Stentinello 12-13

Stephen，St 223-4

Sterghiades，Aristides 586

Stone Age

Middle（Mesolithic） 7

New（Neolithic） 8-14

Old and Middle（Palaeolithic） 4-7

storms ⅹⅹⅷ，182，202，283-4，308，312，313，393，394，403

Strabo 78，155，159，195

Strasbourg
（French ship） 606

Sturmy，Robert 396

Su Nuraxi 121-2

Suevi 223，229

Suez Canal ⅹⅹⅷ，541，618

blocking of 620

and Nasser 618，619

nationalization 600

and oil supplies 609

and reciprocal East-West cultural relations 545，548-55

shipping through 553，605

Suez Canal Company 550，552，554

sugar 323，373，374，377，392，404，411，465，585

production 393

Valencia 393，474

Sulcis 77，81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Ottoman sultan 414-15，418，419，421，423，429，433，442-3，444

Sulpicii 206

Sultana
（Turkish ship） 429，450

Sunnis/Sunni Islam 298，310，334

suntan 635-6

Sweden 520

Swedes 504，528，534

swimwear 635-6

Sybaris 116

Sybota 142

synagogues 153，212，217，221，222，224，258-60，405，465，478-81，569，590

syncretism 113

Syracusans 114，115，137，145，166

and Carthaginians 168-73

see also
Syracuse

Syracuse 98-9，114，115-16，145，168，170-72，173，203，525

Athenian attacks on 115，146

Catalan consuls 401

and the Genoese 328

people of see
Syracusans

Rome’s attack on 186-7

tyrants of 98-9，130，168-71，173，178，179，182-3

Syria 8，619，638

and Egypt 35-6，38，39-41

Euboian ties 91

Islam in 244

Syria-cont
.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216

Mamluks in 349，414

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

Mycenaean trade with 32，33，35-6

Ottomans in 414

trade with Alexandria 157

Syrians，siege of Rhodes 163

Tacitus 102

Talamone 422

Talmud 219，260，341

Tamerlane（Timur） 365，384

Tamin，emir 279

Tana 355

Tangier 396，491-4，577，626

Tanis 39

Taranto 581-2，607，611

Gulf of 175-6

see also
Taras

Taras 87，90，175-6，179

see also
Taranto

Tarentines 176

Tarhun 104

Tarquin，king of Rome 98

Tarquinia（Tarquinii） 93，94，98，104，107-10

tombs 111-12

Tarragona 128，304，338

Tarshish 66，68，79-80

see also
Tartessos

Tartars 355

Tartessos 66，78-9，81，90，127

see also
Tarshish

Taruisa 45，52

Tarxien 11

Taula de Canvi
（bank） 400

Tawfik Pasha，Muhammad 555

taxation 157，164，294，297

in Alexandria 309，310

Busca
and 399

dhimmis 244，310

and the Genoese treaty with Sicily 322

gesia
282

on grain 186

on Indians 411-12

on Jews 216，282

jizyah
244

on Muslims 282，309

one-fifth tax（khums
） 297

under Selim Ⅱ 445

and the US 530

Venetian privilege 285，293，294

tea 560

Boston Tea Party 530

Tel Aviv 592-3，594-6，598，600，632-3

Tell Aytun 56

Tell el-Amarna 37

Templars 593

temples

Canaanite 57

Greek mythological decoration on 113

Jerusalem Temple 67，153，216，232-3

of Melqart 75，78

Neolithic 10-11

pagan temples reopened under Julian 220

Phoenician 70，73，75，78

Puteoli temple 206

Roman destruction of pagan temples 221-2

to Sarapis 154，212-13

Tenedos 376，377

Tenenti，Alberto 462

Terence 199

Terra Amata 3

Tetuan 416，575

Teucrians 52

textile trade 401

thalassocracies

550 BC-400 BC 132-48

Etruscan 116

Roger Ⅱ，king of Sicily 318-22

Thapsos 34-5

Tharros 77

Thebes 35，342

Thefarie Velianas，king of Caere 111

Thera 26，27-8

Thermi 20

Thermopylai 136

Thessalonika 324，330，384-5

see also
Salonika；Thessaloniki

Thessaloniki 572，600

see also
Salonika；Thessalonika

Thessaly 53，143

Thirty Years’War 484

Thomson Holidays 633，634

Thourioi（Thurii） 176

Thrace 135，140，578

Thucydides 22，94-5，106，138，140，141，142-3，144，145

Thutmose Ⅳ，Pharaoh 38

Tiber，river ⅹⅹⅶ，109，205

Tiberius，Roman emperor 102，207，210，215，444-5

Tibnin 310

Tiepolo family（Venice） 299，331

Tilsit 523

timber 21，67，90，180，197，301，373，401，436，532，642

Egypt and 37，39，40，263，297，537，643

Timbuktu 279

Timoleon 171-3

Timur（Tamerlane） 365，384

tin 17，19，33，34，37，68，123，124，125，127，156，465，567

Tingitania 230，231

Tirant lo Blanc
（Martorell） 384

Tiryns 32，46

Tito，Josip Broz 613，614，615

Titus 216

Tjaru（Tell Hebua） 38

Tjekker 39，50-51，52，55，65

Tlemcen 417，475

tobacco 477，576

Tobermory wreck 438

Toledo 340

Cathedral 364

Jews 404

Tolfa 393

tombs

Egyptian 26，35，37，39

Etruscan 100，101，104，108，111-12，114，117，563

hypogea 10-11

Iberian 129，130

Maltese 10

Mycenaean 32，34-5，54，565

Phoenician 77

Sardinian 119，120-21

at Spina 117

tools

copper and bronze 19

Mesolithic 7

Neolithic 8，9，10

Upper Palaeolithic 5，6

tophets
75，81-2

Torcello 253

Torchitorio，Mariano 275

Tortosa 405

Toscanos 78

Tossa 401

Toulon 422，495，501，502，513-14，523，524，612

tourism 380-81

gay 636

Grand Tours 562，564，632

mass tourism 631-8

Mediterranean travel accounts（1160-85） 304-17，462-3

Toussoun，Omar 591

Toya 129

trade networks 33-4，63，73，91，242，296，302，367，401，485

Aegean 29，35，55，164

Alexandria and the Hellenistic network 156-7

Byzantine 236-8

Catalan 344-8，401，410

of a Catalan-Aragonese‘empire’ 362

and commercialization 367

of Crete 485

of the Crown of Aragon 400-401

of the diaspora Jews 443

to the East 262

Euboian 92，93-4

focused on maritime trade of Genoa，Pisa and Venice 277

fragmentation of：into Christian and Muslim sectors 296：in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348-9

French 397

Genizah network 262-4

Genoese 271，354

Hellenistic 157，165

Islamic 246-7，267

Levantine 35

Phoenician 63，67-80，242

trade networks-cont
.

Pisan 271-2

Roman interference in Aegean networks 164

under Roman rule 201-4

and specialization 367

trade routes

up the Adriatic 126，385

Aegean 17，22，44

alphabet carried along 110，644

Athenian 116-17，141

belief systems and ideas carried along 213，266-7，332，481，482-3

Black Death’s spread along 368

to the Black Sea 227，355，508，557

Byzantion and 227

Byzantium to Egypt 296

Corinth and 95，98-9

Coron，Modon and 419

Cyprus to Armenia 359

through the Dardanelles 376

Dodecanese islands and 577

from Dyrrhachion to Constantinople 269

to the East，opened 1497 by the Portuguese 458

between Egypt and the Tyrrhenian Sea 93-4

Epidamnos and 141

to Etruria 95，101，110

Euboian 92，93-4

Gaza and 221

Iberians and 131

to the Indian Ocean 155，157，262，355，549-50，561，573

to Islamic lands 300，465

Italian 271，288，318，404，458；Etruscan 95，101，110

from Livorno 465

Minoan 24

Nabataean 165，221

New World 410

to North Africa 465

to northern Europe 125

Ottoman 414

up the Persian Gulf 263

Persians and 134

Phoenician 66，73

Radhanite 248

down the Red Sea 158，248，296，355

reopened after Sicilian Vespers 361

Rhodes and 53，366

trans-Asiatic 355

Troy and 45

Venetian control of Byzantium routes 330

Venetian nobility’s domination of 360，365

trade shipping see
shipping

Trafalgar，battle of 524

Trajan 208-9，216，382

Trani 342，388

Trapani 76，353，401

travel industry see
tourism

‘Treasure of Priam’ 21，565

Treasury of Atreus 563

Trebinje 390，439

Trebizond 329，378

Treviso 377

Trieste 524，558-61，571，600，601

Tripoli 319，409，415，428，528

American conflict with 529，534-5

American treaty with 529，536

bashaw of 534

Italian rebuilding of 576

massacre by the Greeks 538

Mussolini in 604

Tripolitania 571

Trogus，Pompeius 125

Trojans

identity of 42-3

and the Sea Peoples 52

Trojan War 19，45，87，93

see also
Troy

Troubridge，Thomas 515

Troy 17，18-22，25，32，43-4，53

fall of 42，47，52，84-5

Hisarlik as Homer’s 19，20，42，45

legends of 564

Mycenaean trade with 32

people of see
Trojans

and trade routes 45

Troy Ⅰ 19-20

Troy Ⅱ 20-21

Troy Ⅲ 21

Troy Ⅳ 21-2

Troy V 22

Troy Ⅵ 27，42，45-6，47

Troy Ⅶa 43，47，52

Truman，Harry S.616

tuna-fishing 10，19，76，640，641

Tunis 170，246，263，346，531-2

and America 535-6

and the Barbary corsairs 416，418，421

bey of 528，531

Black Death 368

Catalans in 345，346

and Charles Ⅴ 418

fall to the Allies 610

grain 356

Hafsid rulers 334，416

Llull in 343-4

Tunisia 13，263，334，617-18

and the Bedouins 279

Capsian culture 7

Carthage see
Carthage

economy 576

and the French 574，576，621

and the Italians 576

Mahdia 263，279-80，319-20，322，428

Moriscos 476

under Roman rule 203

tuna fishermen 641

Tunis see
Tunis

in World War Ⅱ 610

Turgut 428，430

Turkey 445，459，482，499-500

and the EU 638-9

and Israel 638

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

nationalism 583

and NATO 620

people of see
Turks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625

war with Italy 576

Turkey Company 459-60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625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Turks 287，289，329，364-5，366

and Alfonso Ⅴ of Aragon 383-4

Anatolian 625

Austrian trade with 539

Greco-Turkish wars 538，586-8

and the Hospitallers 386

and Malta 269，428-34

Ottoman see
Ottomans

pirates 428

and Rhodes 269

and Russians 505-8，510-11，518-19，522

in Smyrna 585，586-7

Turkish Cypriots 568-9，623，624-5

Turkish shipping 386，422，456-7，484，510，511

in World War Ⅰ 577-8

Young Turks 583

see also
Turkey

Turmeda，Anselmo（‘Abdallah at-Tarjuman） 380-81

Tursha 49，52

Tuscany 34，81，92，104，356-7

dukes of 452，462，466-7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famines 367

grain 466

Livorno trade 464-7

Medici duke’s holy warriors 452

tourism 633

Tuscan pirates 452

wool imports 373

Tutankhamun，Pharaoh 37

Tutugi 129，130

Tyre 66-7，68-9，70，79-80，149，325

peoples of see
Tyrians

Venetians in 293

Tyrians 66-7，70，75，77，81，82，194，206

Carthaginians see
Carthaginians

Phoenicians see
Phoenicians

and Rome 194

see also
Tyre

Tyris（Valencia） 128

Tyrrhenia see
Etruria

Tyrrhenian Sea 89-90，92，103，109，114-15，116，125，196，272-3，295

Tyrrhenians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pirates 195；see also
‘Tyrsenians’see also
Etruria

‘Tyrsenians’（pirates） 54，71，83，105，106-7，115，195

see also
pirates/piracy

Tyrsenoi
52，101-2，106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Tyrsenos 101

Ugarit 35-6，46
，52，58，65，80

ships 72

Ukraine 355

Ulcinj 448

Ullastret 128

Uluburun wreck 33

Ulysses（Odysseus） 85，86，380

Umur Pasha 365

UNHCR 629

Uni（Etruscan goddess） 111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639，640

United Arab Republic 619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the British

United Nations（UN） 600，624，626

United Provinces 46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tourists 638

Barbary Wars 529-36

Boston Tea Party 530

and the British 529-30，535，536

and Israel 616，620

and Jews 535-6，598

and Libya 615-16

Mediterranean trade 529-30

migrations to 573

neutrality in Greco-Turkish war 587-8

shipping 529-30

and Smyrna 585，586

and the Soviet Union 613，620-21

War of Independence 529

World War Ⅱ 609，612

Urban Ⅱ 287

Ushakov，Fyodor Fyodorovich 518-19，520

Uskoks 439，449，454-7

Utica 66，76

Utrecht，Treaty of 497，498

Valencia 128，339-40，358，364，402-4

ceramics 403

Consulate of the Sea 402-3

decline of city of 474

Inquisition 475

Jews 404，405，408

llotja
399，400，402

Moriscos and the kingdom of 473，474，475

sugar 393，474

Valentinian Ⅲ，Roman emperor 232

Valéry，Paul ⅹⅹⅵ

Valette，Jean de 428，432

Valletta 429，516，520，607

Valona（Vlorë） 385

Van den Broecke，Bernard 467

Vandals 223，230-33

collapse of the Vandal kingdom 235

Veii 94，109，113，175，207

Velia 179

Velleius Paterculus，Marcus 66

Venetian Gulf 358

see also
Adriatic Sea

Venetians 250，254-6

in Acre 325-6

and the Adriatic 385

and Albania 385

and Apulia 388

and Catalans 376

in Constantinople 458

and Crete 331，377，483-5

and the Crusades 292-4

and Cyprus 446-7，451，458

and Dutch 460，461

and Egypt 354

and English 459，460-61

and the Fourth Crusade 329，330

and Genoese 325-6，331，355，366，376-8

grain trade 285，358

and Greek corsairs 510-11

Inquisition 458

and Mamluks 392

and Manuel Ⅰ Komnenos 294，300，319

merchants 299-301；and the Byzantine economy 285，294；Golden Bull and privilege to trade free of tax 285，293，294，319

muda
protection system from pirates 360，642

navy 322，376，448，450，461

nobility’s domination of trade routes 360，365

and Normans 284

and Ottomans 385-6，387，388，392，419-20，423，446-7，483-6，489；Cretan War（1645-1669） 484-5

and the Peloponnese 488-9

Serrata
（closing to the noble ranks） 361

shipbuilding 378-9

shipping 255，360，378，379，440，460

and Thessalonika 384-5

trans-Asia trade 355

and Trieste 559，560

in Tyre 293

and the Uskoks 455，456-7

Venetian carnival 637

see also
Venice

Venice 237，246，301，316，330，383

and Alexandria 255-6，292

Arsenal 378-9，445-6

Austrian control of 519，557，558

Beatrice de Luna in 442

Black Death 369

and Byzantium 278，319

Catalan consuls 401

and Constantinople 256，330

and Dalmatia 389

emergence of 254-5

garum
sauce and the early prosperity of 641

and Germans 277

and the Habsburgs 456

and the Jews 296，458

and Joseph Nasi 445-6

Milizia da Mar
425

Napoleon and 518，519

people of see
Veneti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haping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457-9

and the politics of Renaissance Italy 412-13

and Ragusans 389

San Giorgio dei Greci church 458

Serenissima Repubblica 387，413，460，489

St Mark’s Basilica 255-6，285，330，636

and the Turks 386，387，388，419-20，423，446-7

and the Uskoks 455，456-7

War of Chioggia 376-8

wool industry 458

Venizelos，Eleftherios 571-2，578，585，586，588，598

Vespasian 208，216

Vespers，War of the 350，361

Vetulonia 109，123

Via Egnatia 235，252，283，350

Viareggio 633

Vichy France 606-7，610

Victor Ⅲ，Pope 280

Victor Emmanuel Ⅲ，king of Italy 611

Victoria，British queen 554，632

Victoria College，Alexandria 591

Villanovan culture 108-10，113

Villefranche 462

Vincendon，Claude 591

vines/vineyards ⅹⅹⅸ，125，164，234，267-8，295，335，483，528，629

Virgil（Publius Vergilius Maro） 74-5，102，189-90，199

Visconti，Filippo Maria，duke of Milan 382-3

Visconti lords of Milan 376，382-3

Visigoths 223，233，246

Vitellius，Aulus，Roman emperor 208

Vittoriosa（Birgu） 430，432，435

Vivara 34，89

Vix 124

Volscians 175

Voltaire 505

della Voltas of Genoa 299，315

Vukčić，Stjepan 390-91

wages 376

Waghorn，Thomas 550

Walsingham，Sir Francis 459

Ward，John 461，462

Warrior Vase 51，57

Warrior’s Tomb 108

warships/fleets/navies

Algerian 423

American 529，536

Angevin 351-2

Arab 249，250

Austrian 539，558，578，580-82

Barbary 427；see also
Barbary corsairs

bertoni
461，462

British 514，524-5，564，578，579-80，588，605，606，614，622

Byzantine 233，235，249，251，324

Caeretan 114

Carthaginian 114，167，173，178，180，181，186-7

Castilian 364

Catalan 347，352，359，362-3，366，434

of Charles Ⅴ 350，351-2

conditions on 425-7

diets on 427，463

Dutch 463

Egyptian 51，156，163，293

English 488

Etruscan 114，115

French 423，514，523，581，606

Genoese 273，275

German 578；U-boats 582，609

Greek 538，588

Holy Leagues of western navies 365，419-20，449，450-51

Italian 558，582，609，611

Japanese 582

light galleys 281，315-16，449-50

Moroccan 364

Muslim 249，250-51，268，278-9，364，402，414，423-4

Neapolitan 363

Ottoman 424-7，447，448，449-50，452，484，506-7，538，539

papal 429

Persian 134

Phoenician 72，134，136-7

Phokaian 114

Pisan 272，273，275

Portuguese 366，393-5

Ragusan 438

Rhodian 163

Roman 175，176，177，178，179，180-82，185，186-7，198，208-9，210

Russian 504-7，512，520，523

Sicilian 319-20，321-2，323-4，429

Spanish 424，427，429，489；Armada 438

spiked ramming ships 72，181

Syrian 156

Venetian 322，376，448，450，461，557

Washington，George 529

water

carried by ships xxx

irrigation see
irrigation

and tourism 637

transport 201；see also
shipping Tyre and 68

Valencian water tribunal 408

Waterhouse，J.W.563

wax 68，114，349，355，440，465，485，532

weapons

bronze 12，17，20，32，109

copper 20

iron 248

spiked rams 72，181

weather systems ⅹⅹⅷ

see also
storms；winds

weights 70

Weizmann，Chaim 591

Wenamun 39-41，55，70

Weshesh 50-51

West Bank 619，638

Wheelus Field air bases 616，621

Whitaker，Joseph 528

White Sea（Turkish name for Mediterranean） 386

battle for 428-35，445-51

Whittall family 585，586

Wilhem Ⅱ，Kaiser 577

William Ⅰ，king of Sicily，‘the Bad’ 305，322

William Ⅱ，king of Sicily，‘the Good’ 314，323-4

William of Modica 321-2

William of Orange 495

Wilusa 44-5

Winckelmann，Johann Joachim 562，563

winds ⅹⅹⅳ-ⅹⅹⅴ，ⅹⅹⅵ，ⅹⅹⅶ，71，312，313-14

wine 20，35，56，73，76，78，90，237，367，511

Alexandria and 157，159

amphorae 73，92，157，164，237

Corinthian trade in 97，285

Etruscan 109

expanding interest in Mediterranean wines 629

Greek and Etrusc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125

Iberia and 129

Malmsey 485

Marsala 528

Massalia and 124

Joseph Nasi and 444

poisoned 457

Rhodian 164

Wisdom of Solomon 162

women 643-4

display of the female body 635

harems 248，644

nuns 422，501，595，644

prostitutes 74，464，644

wood see
timber

Woodhouse，John 528

wool 272，295，347，373，511，642

Castilian 404

Catalan cloth 401

Crete 24

English 326，347

Flemish cloth 277，295，323

Italian cloth 323

Ragusans and 389-90，439，465

Spanish 444

Troy 21

Venetian wool industry 458

Woolley，Sir Leonard 91

World War Ⅰ 577-82

Arab revolt 592

World War Ⅱ 599，605-12

Wren，Sir Christopher 493

writing

Cretan 25，27，30-31

disappearance after twelfth century BC 63

early Greek 47，64

Iberian 129

Mycenaean 30-31

Phoenician 80，644

see also
alphabet

xaloc
ⅹⅹⅷ

Xenophon 167

Xerxes，king of Persia 135，137

Yom Kippur War 620

Young Turks 583

Ypres 347

Yugoslavia 611，613-14，615

disintegration of 638

tourism 636，638

Yusuf Bashaw 535

Zaccaria，Benedetto 358

Zadar 448，613

see also
Zara

Zakynthos 233

Zama，battle of 187

Zante 460

Zara 329，601

see also
Zadar

Zekerbaal 39-41

Zeus 221

Zeus Ammon 150

Zevi，Shabbetai 479-80，481-2

Ziani，Pietro 301

Ziani，Sebastian 300

Ziani family 299

Zionism 592，596

Zog Ⅰ（Ahmet Zogu），king of Albania 602-3

Zogheb family 5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全二册/（英）阿布拉菲亚（Abulafia，D.）著；徐家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7（2019.3重印）

书名原文：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ISBN 978-7-5097-9112-7

Ⅰ.①伟… Ⅱ.①阿…②徐… Ⅲ.①地中海区-历史 Ⅳ.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257号

伟大的海（全二册）

——地中海人类史

著者/〔英〕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

译者/徐家玲 等 审校/徐家玲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廖涵缤 陶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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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33.375 插页：2 字数：748千字

版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112-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5410号

定价/168.00元（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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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ASHI INDO GAISHA KYODAI SHOUGYOU SHIHON NO SEISUI》

© Minoru Asada 198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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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前言 来自东方的诱惑

在当代丰衣足食的日本社会，人们似乎不会再去追忆：就在不久前的那个时代，相对于拥有着繁荣物质文明的西欧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诸国还没有摆脱贫穷的桎梏，仍在竭力追赶着西欧国家的步伐，并沉浸在艳羡和模仿它们的美梦之中。但是，当我们追溯更久远的时代，眼前则又出现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情景。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浩然弥漫着西欧人对东方世界的憧憬与痴迷。

在东方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坐落着一个幽香四溢的乐园。那里就是黄金国的所在之处。那里是有油油绿草的沃土，也是四处芬芳的梦幻世界。人们憧憬着能够到达那片香料丛生的土地，去收获胡椒和肉桂。于是，在这样的憧憬和欲求的驱动下，西欧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篇章。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既没有土豆、玉米，也没有西红柿，人们甚至不知道咖啡、红茶的存在，更不用说砂糖了，在当时蜂蜜是唯一的甜味剂。虽然胡椒、香料作为给人们饮食生活带来欣喜的调味品在当时已广为人知，但是，由于其不菲的价格，它们始终是老百姓难以触及的奢侈品。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前往东方“乐园”去获取丰富的物资，自然就成了西欧人的迫切愿望。由此，大航海时代应运而生，而商业革命的钟声也随之被敲响了。

如果说工业革命为我们接连不断地带来了无数崭新的工业化产品，那么，在中世纪的欧洲，为人类做出相似贡献的就是商业革命了。通过商业的渠道，欧洲人将他们闻所未闻的物品带回了家园，并且是以低廉的价格大量购回的。欧洲人的生活质量由此得以提高，日子也变得多姿多彩、殷实滋润。商业革命的发展虽不及工业化时代那样迅猛，但是，作为“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正是它让欧洲人真正品味到了当时最为非凡的奢侈人生。

而本书所论述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推动这样一个商业革命时代发展的巨擘。在东印度地区展开的商业贸易将欧洲与亚洲连接在了一起，葡萄牙、法国、英国等不少国家都参与其中。而在这些国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正是英国。因此在本书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是我们主要探讨的课题。同时，这也是由于唯有创造了巨额利润的公司才能充分代表和体现出商业资本家的各种特质。虽然一部分人认为，产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才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栋梁和新的历史的缔造者，但站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脱工业化时代”这一视角而言，重新回顾商业资本家的发展历程显得尤为必要。基于这一视角，本书的课题可谓蕴含着极强的现代意义。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未能满足于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业贸易营利公司的历史身份。不，或许应该说，它曾是一个营利性公司，但恰恰又为了营利这一目的，逐渐发展为一个无所不为而又冷酷无情的企业帝国。而伴随着这一发展与变化，东印度公司推动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为英国殖民印度——那个面积为日本11倍以上的国度，扮演了冲锋陷阵的历史角色。

- 1 不断崛起的诸多东印度公司

- 2 胡椒与香料的输入

- 3 棉织物的进口与重商主义

- 4 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

- 5 公司的体系与进口商品

- 6 南海公司

- 7 南海之繁荣与恐慌

- 8 茶叶进口与中国贸易的开始

- 9 Nabob时代

- 10 从商业公司到殖民地统治者

- 11 东印度公司的瓦解

- 后记

1 不断崛起的诸多东印度公司

印度馆

“船长，那儿就是印度！”

这个惊呼着发现了印度大陆的船员，正是在马林迪港口加入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a）船队的伊斯兰导航人

[1]

。马林迪港口位于今天非洲东海岸肯尼亚共和国境内。而瓦斯科·达·迦马的船队自离开马林迪之后，已经有13个日夜未曾见过陆地的影子了。这个终日吹着西南风的印度洋，难道真的没有边际吗？正当人们忧心忡忡、濒临绝望的那一刻，海平面上突然隐约地闪现出一个模模糊糊的绿色山丘的影像。于是，这才有了上文中“船长，那儿就是印度！”的一声惊叹，而正是这声惊叹成就了1498年航海史上的传奇。那一天深夜，瓦斯科·达·迦马的船队终于将巨大的铁锚抛进了靠近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的港湾中。这段漫长的旅程，距上一年7月船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起航后，已经历时10个月之久。

那之后，直到第二代葡属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

[2]

（Afonso de Albuquerque）逝世的1515年，整个印度洋海域——从里斯本到莫桑比克，再到卡利卡特，直至果阿、马六甲，全部被葡萄牙王国所掌控。葡萄牙人凭借着先进的武器和坚不可摧的舰艇闯入印度洋——那片曾经被称为“和平之洋”、“自由之洋”的区域，并摧毁了伊斯兰商人在印度洋的势力。

此后，葡萄牙王室为了顺理成章地使用国家权力来进行垄断贸易，还在首都里斯本设立了名为“印度馆”的政府机构。关于这一史实，荷兰人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曾这样记述：

运送胡椒的船只刚刚进入港口，货物就被商人们以1公担

[3]

12杜卡特的价格哄购而空，上供给国王了。

这里所说的“上供给国王”，具体指的是将胡椒纳入印度馆仓库的过程。此时胡椒的入仓价格为16杜卡特，其中包括了4杜卡特的运费。但是，当印度馆再次出售它们的时候，价格则会升至32杜卡特。也就是说，印度馆每出售1公担胡椒，就会有16杜卡特的上缴金流入王室的金库。通过这样的方法，葡萄牙王室将印度馆在掠夺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全部转嫁到胡椒的价格当中，而为这一切买单的自然就是老百姓了。

是荷兰先入为主，还是英国捷足先登？

上述情况所导致的胡椒价格暴涨，激起了荷兰、英国这些新兴国家的商人们去探索“印度之路”的欲望。但是当时印度洋与亚洲海域由葡萄牙掌控，因此，格外令人好奇的是，荷兰和英国究竟哪国能够率先将势力伸入其中。

从与日本的关系来看，1600年4月荷兰船“博爱号”（De Liefde）漂流到今天的大分县的事件，让荷兰首次与日本展开交涉。但由于当时船上有一个名叫威廉·亚当斯（三浦按针）的英国海员，因而，荷兰人与英国人登陆日本的时间可谓没有先后差异。不过，这一事实，与后来分别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荷兰与英国谁更为积极地展开了扩张的问题相比，则应另当别论。

英国方面，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首先在1577～1580年穿越麦哲伦海峡，又横渡太平洋、印度洋，完成了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此后，加文迪希（Thomas Cavendish，1588年返航）、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95年返航）也依次成功完成环球航行，分别在荷兰人之前进入亚洲海域。不过，这几次航海采用的都是向西行驶、南下大西洋再进入太平洋的路线，以掠夺、探险为目的的海上冒险特征明显。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进入印度洋的仅有詹姆斯·兰开斯特率领的船队，并且在这次航行过程中，他们的船队损失惨重，八成船员不幸丧生。

与这些航海相比，荷兰在东印度洋的探险之旅虽然年代稍后，但从一开始便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1596年6月，浩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的四艘船代表荷兰首次到达爪哇岛，并满载着胡椒等货物凯旋。接着，1599年7月，范·涅克（Van Neck）指挥的船队也在收获大量胡椒之后返回荷兰。船队载回的胡椒的利润率达400%，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荷兰还派遣了许多其他船队前往东印度，其贸易航线得以不断增多和扩张。范·涅克的成功带给英国商人极大的刺激，创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浓郁历史氛围也随之应运而生。

虽然英国从德雷克时期起就先于荷兰在“亚洲海域”展开扩张活动，但由于其活动以掠夺抢劫为中心，在商业发展方面较为落后。与此相反，荷兰在亚洲海域的活动起步较晚，但活动的重点在于和平的商业贸易，因此，在胡椒交易方面领先英国一步。

世界最早的股份公司

在1595～1602年的短短几年中，荷兰在遥远的亚洲国家陆续建立了14家贸易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彼此竞争，各自单独派遣船队前往印度洋收购胡椒和香料，导致这些货物在当地的收购价格不断抬高，在本国的贩卖价格反而严重下滑。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所有公司都将面临破产危机。如果过度竞争导致公司全面倒闭，那么荷兰千辛万苦建立起的东印度贸易航线就不得不在此终结。而此时，除葡萄牙之外，英国这一强劲外敌也登上了竞争舞台。在这样的局势下，政治家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在诸公司间展开了积极的斡旋，最终促成了这些公司的大统合。于是，1602年3月，联合东印度公司（V.O.C）成立了。

与在一年前率先起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联合东印度公司聚集了其10倍以上——约650万盾——的资本，成为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并且，此后直至1799年，联合东印度公司作为一家跨海商贸企业，一直持续经营了大约200年之久。公司规定出资时间以10年为一期，并且在出资期间不得擅自撤资退出。而新的投资者与原投资者则必须在10年后的“一般清算”时，才可加入或退出。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公司实现了长久而稳定的经营，在东印度地区设置了分公司和商馆，并派遣工作人员常驻当地。进而，公司能够在货物价格下落时购买胡椒等储存到仓库中，等到本国货船抵达港口时，再将其运到欧洲。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股东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制，这种现代化的制度特点也极具历史意义。简而言之，持股者无须将自己的包括精神人格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公司，只需以出资的形式来向公司贡献力量，是一种避免了将个人私生活一并牺牲的体制。

于是，1602年起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成了此后欧洲诸国在建立股份制公司时的典范。当时，其可谓是一个站在时代顶端的现代化公司。在那一时期的欧洲和亚洲，都还没有出现能与之匹敌、有同样优越组织结构的企业。于是，荷兰人便充分发挥这种现代化企业团体的先进性，至少在其后的17世纪的100年内，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以伊斯兰商人为代表的亚洲各地商人，以及曾经先入为主的葡萄牙商人和较晚涉足的英国商人的势力，推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朝着对本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黄金世纪”与“粉饰世纪”

英国历史学家C.R.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在回顾了荷兰东印度公司200年的历史之后，将17世纪、18世纪分别归纳为它的“黄金世纪”与“粉饰世纪”。其根据在于，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言，17世纪是它的鼎盛时代，然而进入18世纪后它就变得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了。1750年11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写下了以下这段文字：

长达三年之久的爪哇岛叛乱令这座巨岛处处战火蔓延，甚至连它的邻岛也被殃及。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到18世纪由明入暗的历史轨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在进入18世纪之后逐步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有着极深的渊源。利凡特公司是一家主要与土耳其进行交易的商业公司，经由土耳其收购亚洲国家的香料物产。但当荷兰人范·涅克在1599年成功开拓了海上胡椒运输航线后，利凡特公司的地位就一直受到荷兰商人的威胁。

荷兰商人与印度人通商，对本公司与阿勒颇之间的贸易无疑会造成沉重的打击。而这苦果的必然性，不久就会在我们的亲身体验中得到证实。

一位英国人记录下了以上这段话。迫于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英国利凡特公司的商人们开始考虑建立一家绕过非洲南端直接与亚洲进行商贸的公司。利凡特商人在当时伦敦的商业界是首屈一指的经济巨擘，不同于之前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远征船队，至少可以说在初期，他们是想创建一家以和平通商为目的的商贸企业的。

英国自古以来就有诸如维京人从事海盗业、私捕业的传统。但是，这些伦敦商人在地中海铺下巨大商网时，采用的却是正当规矩的交易手段。在17世纪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未成气候，然而为时不久，其贸易势头就压倒荷兰占据了上风。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伦敦商人的海上贸易吸收并糅合了海盗和私捕业的经验，在东印度这一近乎未知的市场中，如果仅仅依靠商业手段或者单纯地走冒险路线，都将无法问鼎成功。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启程

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体与管理者）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

160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的四艘舰艇在伦敦起航，4月初驶出在英格兰的最后一个停泊地托贝港（Torbay）。1602年10月24日，在团长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的指挥下，船队抵达了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不久后，船队就载着重达103万磅（lb.）的胡椒，于1603年平安返回了英格兰。当时，英国国内的胡椒消费量大约为25万磅，因此，胡椒的大量涌入立刻让伦敦胡椒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于是，将胡椒再次出口到其他欧洲国家，便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新课题。胡椒价格不可避免地下落后，它的转出口也被提上了议程。不过，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原本售价为每磅3先令的货物，在1608年仅售18便士（1.5先令），价格下降到原先的一半。

但是，即便胡椒价格下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商人们仍开辟了向欧洲各地再出口的商路，并由此成功推动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展。

这一时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处于单次航海时代，采用的方法是：在每次出海前征集资金，当船只从亚洲载满货物返航后，再将其进口货物或进口货物的销售额，按照投资比例回馈给各个股东。换言之，每完成一次远航，本金与收益都会全部回馈给各个股东。这种单次航海从1613年起步，前后一共进行了12次，其中，当然也出现了船队遇难、分红回馈为零的惨淡结局。

然而，不管收益如何，每航海一次就清算一次的体制，终归难以同已经具备持久稳定组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于是，相对持久稳定的合资企业，包括多次航海的形式便被组织了起来，例如从1613年到1623年的第一次合资、1617～1632年的第二次合资、1631年起到1642年的第三次合资。

与荷兰不同的是，当时英国虽然无法完成巨额资金的筹集，未能建立起一个持久而稳定的公司，但是，它通过以上合资机制，在亚洲各地成功设立了12处商馆，并在泰晤士河畔的造船厂建造了76艘之多的船舶。虽然公司经营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以上这些都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展为一个大型公司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法国等其他东印度公司

继荷兰、英国之后成立的第三家东印度公司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它于1604年获得了亨利四世的认可。但是，在实际开展印度航海活动之前，公司就销声匿迹了。之后，法国于1615年建立了马鲁古公司，1643年又成立了东方公司。

法国东印度公司在重商主义者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的时代来临之后，才真正开始起步。在柯尔贝尔的领导下，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664年8月获得了路易十四颁发的特许状，从而正式创立起来。法国各地的贵族和官僚纷纷接收到向法国东印度公司投资的号召。不过，相较于荷兰、英国的情况，法国的商人都是占股较少的小型股东，这构成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显著特点。

法国东印度公司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扩张，是在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的法朗索瓦·卡戎（Francois Caron）活跃于历史舞台时才进入正轨的。在卡戎的率领下，法国船队于1667年起航，成功地在印度西北部的苏拉特、孟加拉、马苏利帕塔姆等地建立了商馆。于是，从1668年起，法国本土终于迎来了运载着棉织物、胡椒等东印度产品的本国船队。但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始终未能振兴繁荣，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商人的侵扰与阻碍。

而在其他势力弱小的东印度公司中，首先要提的是1616年建立的丹麦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由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授予特许状，同时也被人们称为外国投资家众多的哥本哈根东印度公司。其次，1695年苏格兰创建的达连公司也属于东印度公司之列，其正式名称为“与非洲、印度贸易的苏格兰公司”。此处所指的“印度”是东西印度，而“达连”这一名称则来自巴拿马地峡附近的一个地名。此外，还出现了1722年由德国皇帝许可的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1713年创立的瑞典东印度公司以及1754年设立的普鲁士孟加拉公司等。

但是，这些东印度公司全部都是荷兰人或英国人为对抗本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展自身的非法贸易而出资创建的，其中很多还获得了其所在外国政府的认可。总而言之，提及“东印度公司”，英国与荷兰才是它真正的代表者。

图1 远东地区

[1]
文中所指的导航人为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他协助瓦斯科·达·迦马从马林迪成功穿越印度洋到达卡利卡特。——译者注

[2]
阿尔布克尔克（1415—1515），葡萄牙海军将领，其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为葡萄牙在印度洋区域建立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被誉为东方恺撒、海上雄狮、葡萄牙战神。——译者注

[3]
公制重量单位，1公担相当于100公斤。——译者注

2 胡椒与香料的输入

滞销的英国毛织品

如上所述，1600年年末和1602年3月，英国、荷兰先后创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从他们自称东印度公司来看，很显然两家公司的创立目的都是贸易通商。不过，由于两家公司都是由欧洲人在欧洲创建而成的，因此不难想象，推行销售欧洲产品的商业贸易是他们创建公司的最大目的。就现实情况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倾销当时英国生产的毛织品。葡萄牙、荷兰的情况另当别论，但至少就英国而言，由于其毛纺织业从15世纪左右起就十分兴盛，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英国创立东印度公司的初衷就是为了开拓毛织品的销售市场。

然而，英国的伦敦商人在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毛织品在东印度等亚洲地区滞销的情况了。实际上，在毛织品出口贸易萧条的17世纪20年代，英国也出现了诸如“不出口毛织品，贸易公司就形同虚设”之类的质疑与批判。但是，当享誉欧洲的“英国毛织品”到了印度市场之后，其销售情况却是一败涂地。而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英国毛织品”，欧洲出产的其他各类产品在印度地区都难以卖出较高的价格。

与葡萄牙、荷兰如出一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公司创立之时，将贸易的重心放在向印度输送金银等金属并收购亚洲各地的珍奇物品的业务上。

正如中世纪时人们向往芬芳的东方“乐园”一样，17世纪时，亚洲的珍奇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垂涎欲滴的渔猎对象。在这一点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显示出了一致的特征。

胡椒及其烹饪法

在15世纪的一本英国烹饪书中，记载着下面这个肉类烹饪食谱：

先准备一块优质的猪肉，脂多肉软者为佳。将其切为细条状，大小任意。接着，加入丁香与肉豆蔻后，加以轻敲。

书中还记载道，在英国，啤酒中加入肉桂与丁香的饮用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5世纪，即使是在饮食文化发达的法国，鱼类的烹调方法也仍旧相当单一，大多情况下只是在食材里一味地添加香辛佐料。烹饪书上常会登载“用茴香将青花鱼包裹后，在铁丝网上烧烤，再蘸以酸辣调味汁”之类的食谱。后来，人们又开始使用牛犊肉、鸡肉，在其中加入牛奶、香辛佐料，有时也加入麝香等来制作白香肠。不过，这一配方要等到17世纪后才会问世。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知，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代，西方的烹饪史尽管经历了不断改良和摸索钻研的过程，但“香辛佐料”的使用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里所说的“香辛佐料”种类繁多，近年来，如红辣椒调味料、木薯淀粉等多种佐料纷纷登上了日本民众的餐桌，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1600年东印度公司创立时，在欧洲，除了最负盛名的胡椒以外，白豆蔻、生姜、肉桂、丁香、肉豆蔻、豆蔻瓣等也广为人知。其中，胡椒是较为平民化而深受欧洲大众喜爱的佐料。并且，胡椒不仅在欧洲大名鼎鼎，在肯尼亚地区也芳名远播。斯瓦希里语中，胡椒被称为“pilipili manga”，意思是白色的辣椒。在奈良正仓院的皇家御品中至今还珍藏着152粒胡椒颗粒。虽然胡椒在当时已经远近闻名，但是在中世纪末的欧洲，它仍旧是一种稀罕的贵重物品，歌谣中甚至这样唱道：“关起窗来别让风吹走，富商们拿着镊子数胡椒，一粒一粒又一粒。”而如此贵重的胡椒，在这一时期第一次经由东印度公司被大量地运送到了欧洲。

荷兰与香料

正如上文所述，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东印度公司，创立时筹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0倍以上的资金。

瑞典学者克里斯托弗·格拉曼（Kristof Glamann）曾针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进行过研究，并做了以下的论述：

欧洲向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金银与货币等。相对于此，主要的进口产品为胡椒、香料（丁香、肉豆蔻）、绢丝布、棉织物、砂糖、日本产的铜、咖啡、茶。

格拉曼的著作以1620～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兴盛时代为考察对象，其中还记录了咖啡、茶等——这些在当时还不是十分重要的进口产品。在1602年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50年间，胡椒和香料这两种商品在以上列举的进口产品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以进口金额计算，仅仅是这两种商品，就占据了当时进口总额的70%～75%。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从事香料贸易的代表性公司，一直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食品佐料是17世纪荷兰主要进口的商品。这些食品佐料在当时欧洲人眼中的珍贵程度甚至是胡椒的几倍或十几倍。狭义上说，食品佐料正如格拉曼所记载的那样，指的是“丁香”、“肉豆蔻”以及被称为豆蔻瓣的“肉豆蔻之花”。

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古群岛中的德那地岛、蒂多雷岛、马基安岛、莫蒂岛、巴占岛这五座岛屿是丁香的主要产地，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丁香产地。

肉豆蔻的主要产地在马鲁古群岛以南偏东的班达群岛，同样，除了这一地区以外，世界上也极少有其他地区出产肉豆蔻。豆蔻瓣是肉豆蔻的花，它的产地也仅限于班达群岛。此外，珍贵程度仅次于以上这些香料的是锡兰岛盛产的肉桂。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之所以将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作为他们探险的终点站，无非就是因为垂涎于这些丁香与肉豆蔻。1517年，作为第一代驻中国的葡萄牙大使登陆广东的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曾写道：

神……为豆蔻花创造了班达群岛，又为丁香孕育了马鲁古群岛。

荷兰之野心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目的，就是将这些产地稀少的香料占为己有，再贩卖到欧洲各地。于是，“香料商业政策”便成为公司遵循的唯一营业方针。另外，胡椒的产地相较于香料分布较广，在印度、东南亚各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地。胡椒虽然只是进口产品中的一大种类，但实际上可分为爪哇胡椒、马来胡椒、印度（马拉巴尔）胡椒、梅莱盖塔胡椒（melegueta pepper）

[1]

等多种品种。

根据17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推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展的乔西亚·查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1681年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香料的价格：胡椒每磅售价约为8便士，肉豆蔻、豆蔻瓣、肉桂约为每磅6先令到15先令。这些价格虽为商品在伦敦市场上的批发价，但我们仍能由此推算出香料约为胡椒价格10倍的大致市场行情。由于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产品，其市场价位会随着每年的货运情况而发生浮动，所以胡椒的具体价格很难确定。不过根据其他史料，我们也可证明：按照当时的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情况，香料价格约为胡椒10倍的推断并不失其稳妥性。

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垄断欧洲所有香料与胡椒的销售。这无非是由于廉价的胡椒是大众化产品，市场需求大，交易额高。依据上述格拉曼的研究可知，按照成交额计算，162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进口业务中，有56%的经费都用在了胡椒的收购上。同一时期的香料进口额占总额的18%，但如果从重量上来说，则有相当于香料31倍的胡椒被进口到了欧洲。

为了独霸欧洲胡椒和香料的供应行业，荷兰东印度公司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展开了在印度尼西亚的扩张：1605年，夺取了安汶岛上葡萄牙人的要塞；1611年，在爪哇岛的雅加达建立起商馆；1614年，雅加达被改名为巴达维亚，并迎来了赴任的事务总长——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其后，在他的统治之下，荷兰赤裸裸地推行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胡椒专营政策。

有关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合并的交涉

面对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的高压统治，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如上所述，了解到毛织品在亚洲滞销情况的英国，从公司创立初期时起，就开始向爪哇岛扩张，很快就将触角伸入香料群岛。普洛伦岛是班达群岛中的一座岛，如上文所述，这里出产肉豆蔻和豆蔻瓣。1616年，英国人也登上了这座岛。

在这一形势下，荷兰、英国两家东印度公司在欧洲本土缔结了协约。荷兰政府（联邦议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指示，要求其停止一切在亚洲针对英国的敌对行为，同时签署了合并两家东印度公司的协约。这一协约倡议双方停止商业竞争、贸易竞争，共同建立世界上唯一一家垄断型的东印度公司。两家东印度公司可以各自派遣船舶前往亚洲各地展开商贸活动，但不进行价格战争，在胡椒等产品的收购业务上采用共同作业的形式。这是因为两家东印度公司大量竞购胡椒，会导致其价格在欧洲市场的下跌以及在亚洲收购价的上涨。而协约的目的便在于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

但是，协约同时规定，为尊重以往的实际成交量，胡椒、香料的收购量必须按照荷兰与英国2∶1的比例进行分配。

这样一个在欧洲本土缔结的协约，必然无法适应亚洲当地的实际形势。欧洲方面，在1609年，荷兰政府与西班牙、葡萄牙缔结的休战协议很快就要到期了。并且，由于受到德国1618年爆发并持续了30年之久的战争的影响，荷兰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因此，这一时期的荷兰很难有余力去对付英国。在这些因素的迫使之下，荷兰政府签署了以上协约。不过，对于在印度尼西亚当地那些企图排除英国势力的荷兰人而言，在形势所逼的情况下与英国缔结协约的事实并非一件令人欣喜之事。

安汶岛事件

不出所料，面对上述协约，当时晋升为总督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向荷兰总公司的首脑发出了对公司软弱态度的强烈谴责。他不但没有遵循这一协约，甚至从1621年起发动舰队开往班达群岛，武力驱逐了占领了普洛伦岛的英国人。

为了将东方贸易滋生的巨额利润全部占为己有，就必须截断其他所有会导致利益流失的中间环节。因此，荷兰不仅要对抗英国势力，同时还必须将在当地扎根已久的中国商人、马来西亚商人、爪哇商人、科罗曼德尔商人等排除出局。于是，科恩断然决定对当地的原住民开始实施高压式的武力统治；同时，派遣舰队开往班达群岛、安汶岛、马鲁古群岛，强迫当地君主与荷兰签订垄断性贸易合约。通过这些措施，荷兰成功地将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生产的丁香和肉豆蔻一举囊括。

1623年发生的“安汶岛事件”，最直接地暴露了荷兰的高压政策。安汶岛位于马鲁古群岛与班达群岛之间，同样也是构成香料群岛的主要岛屿之一。在1619年的协约基础上，英国人在荷兰人的要塞中建立起一座小型商馆。一次，一个受雇于荷兰人的日本人，偶然与要塞中的荷兰哨兵交谈了一番，并询问了一些事情。可是，这次交谈就被荷兰人当作英国人预谋反抗荷兰的证据，荷兰方面声称，英国为准备武力暴乱，利用这个日本人进行了种种侦查。

于是，1623年2月11日的夜晚，这名日本出身、名为七藏的荷兰佣兵被抓了起来。拷问之下，他被迫供认罪行。紧接着，日本人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安汶岛商馆的总长加百列·塔尔松（Gabriel Towerson）等英国人、葡萄牙人接连被捕。2月27日，9名日本人、10名英国人、1名葡萄牙人被定为预谋夺取荷兰要塞的罪名，全部人首两地。

根据历来的研究可知，安汶岛事件中英国人利用日本人企图谋乱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荷兰方面想借此罪名来打倒英国的势力，将香料群岛的控制权完全掌控在本国手中。也就是说，当地的荷兰人一手捏造了英国人的罪名才是事件的真相。这一事件为之后英、荷两国的纷争埋下了火种，成为未来英荷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

荷兰全胜

安汶岛事件终归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619年发起的合并荷兰、英国两东印度公司的协约企划因此彻底废止。不仅如此，荷兰开始变本加厉地对当地原住民实行更为残忍的刑罚和严苛的迁徙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香料群岛的控制，并由此实现了对世界香料贸易的完全垄断。

从香料岛被彻底驱逐的英国，虽然没有立即撤退到它在印度的殖民地，但还是大幅度地退到了新加坡以东的地区（所谓的东亚地区）。安汶岛事件爆发的同年（1623）5月，英国关闭了平户商馆，撤出日本，并在当年又撤出了马六甲北部的北大年以及暹罗

[2]

。以安汶岛事件为转折点，最终英国仅在东南亚地区勉强守住了位于爪哇岛西端的万丹的地盘。

1627年，当科恩再度以总督身份赴任巴达维亚时，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存在任何阻碍荷兰势力发展的障碍了。其原因在于英国的撤出和葡萄牙的失势，同时也有原住民因荷兰扩张手段的粗暴和残忍而放弃反抗的原因。

就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0年前后建立起了以香料群岛的香料为主要产品的贸易垄断体制，并在接替科恩成为下一任总督的安东尼·范·迪门的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1614年，荷兰占领马六甲，这给当时已步入衰败的葡萄牙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同时也彰显了荷兰在东南亚、东亚方面的控制权。

1645年，安东尼·范·迪门去世时，以巴达维亚为大本营的荷兰商业帝国已经完全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对香料的垄断也达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班达群岛的肉豆蔻、安汶岛和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被其独霸。原住民全部沦为其奴隶，只被允许从事诸如砍伐树木等为满足荷兰本土需求的生产作业。更甚者，当这些岛屿陷入粮食匮乏的困境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强制原住民购买荷兰大米，不择手段地榨取最大的利益。

同一时期，荷兰在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获得了在亚洲各商馆中最多的利益，这进一步推动了荷兰本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背景之下，东印度贸易盛况空前。1648年，荷兰获得欧洲列强对其独立的认可，同时，也迎来了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克伦威尔改革

安汶岛事件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迫不得已地撤出了香料的主产地，但是其仍旧考虑再次加入胡椒的贸易，并且最好能同时涉足其他香料的贸易。由于无法再靠近香料群岛等印度尼西亚的东部地区，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与那些在荷兰人武力统治下巧妙从事非法私营的当地商人展开了交易。位于苏拉威西岛（旧称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是这些私营商人的聚集地，于是，英国人就载着铅、火药等来到这里与他们交换香料；同时，通过在爪哇岛西端的巴淡岛进行胡椒交易，来对抗巴达维亚的香料市场。

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仍存在一个弱点，唯有克服这一弱点才能展开对荷兰的全面挑战。在此，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克服这一弱点的前因后果。如上所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采用的是“单次航海”与“合资”的企业制度，因此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临时性色彩的贸易集团。其间，国王查理一世的暴政又助长了柯登公司等私营贸易业者（interlopers）

[3]

的气焰。1624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4]

在本土的爆发，私营贸易者的活动愈加活跃，这与荷兰经济繁荣的影响因素一起，将英国东印度公司逼上了穷途末路。

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体制重建问题，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650年前后成为政府实际掌权者之后，在以议会为中心的场合被多次提上议案。1657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共和政权的体制下获得了新的皇家特许状。这一特许状就是所谓的针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伦威尔改革计划”。基于这一计划的实施，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摆脱了临时企业的色彩，转变为一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具有相同性质的永久性公司组织，重新踏上了东方贸易的航程。

投资额与利益一并分配的方式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仅将盈利分配给股东的合理分配形式。另外，“出资者们出席股东会议，根据各自的投资额来对企业、贸易的经营事项进行投票决议”。原先柯登公司的商人们也被统合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经历以上种种而起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特权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继续获得了复辟王朝的认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于是，在公司体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启动了对荷兰的全面挑战。

阻止荷兰对胡椒的垄断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而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在印度殖民地中，除了长久以来控制的以苏拉特为中心的古吉拉特邦地区，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孟加拉——这些东海岸地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英国掌控范围的。与此同时，英国向欧洲输入的主要产品，也从17世纪独占鳌头的胡椒、香料等，逐渐转型为印度棉织物、绢丝制品、咖啡、茶等——这些日后十分畅销的产品。也就是说，从革命结束后的1660年前后起，东印度贸易便已经开始向18世纪的贸易类型转变了。

以上这些是人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生的变化的一般认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克伦威尔改革之后，甚至在1660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椒进口贸易并没有出现下滑趋势。不仅没有下滑衰落，而且根据最近的统计学研究，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胡椒总量甚至达到了17世纪上半期的2～3倍，年均额约为411万镑。这是公司创立以来的最高进口额。

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董事会”预计欧洲的胡椒年消费额应当为720万镑。董事会认为这是荷兰、英国两大东印度公司应当供应的胡椒总量。那么，17世纪70年代英国411万镑的进口额，似乎就是一个能够击败荷兰的巨大数字了。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未从胡椒贸易中隐身而退。荷兰也如出一辙地输入了大量的胡椒，1668年为800万镑、1670年为934万镑。由于两大东印度公司对胡椒的大量进口，胡椒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最终使两大公司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顾后果，持续进口大量的胡椒，其原因就在于它要挑战荷兰、与其一决雌雄的决心。

正如荷兰对肉豆蔻、豆蔻瓣、丁香、肉桂的垄断贸易一样，一旦荷兰独霸了胡椒市场，鉴于它是一种被大众广泛使用的物品，那么，这一商品（胡椒）产出的利润就将会比其他一切商品都更为重要。

正因为胡椒是大众化商品，因此胡椒的垄断经营必然会使消费者被迫承受新的税收负担。因此，不仅在香料市场上，而且在胡椒市场上，英国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荷兰一手遮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经济受损的觉悟之上坚持大量进口胡椒的策略。

香料与胡椒时代的终结

正如为壮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而活跃的科恩和范·门迪一样，乔西亚·查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相对于前二者活跃于巴达维亚当地，查尔德爵士则是在伦敦的公司总部大展他的才华与宏图。但这三位历史人物有一个共通处——前两位是强硬的反英主义者，而查尔德则是一位对荷兰怀有同样强烈对抗意识的人物。

在1681年发表的《关于东印度贸易的考察》中，查尔德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抗荷兰的垄断经营的过程中，通过进口胡椒、香料等成功打压了荷兰的垄断价格，从而帮助英格兰王国节省了50万镑。

但是，由于1670年以后荷兰、英国两大东印度公司竞相大量进口胡椒，胡椒价格由1镑18便士逐步下跌至9.6便士（1670年）、7.2便士（1675年），不及原价的一半。同时，随着从西印度以及中美洲种植园流入的价格为1镑2便士的生姜开始代替胡椒产品，胡椒贸易便愈发萎靡不振。

然而，即便形势如此，荷兰东印度公司仍然试图强化对胡椒的垄断经营，1682年将英国势力从爪哇岛的班达地区驱逐了出去。紧接着，英国的胡椒进口量急速锐减，1683年的输入量减至128万镑。与此同时，胡椒在伦敦的售价则大约上升了2便士。

英国退离班达地区，虽然意味着查尔德挑战荷兰胡椒垄断的计划大幅度地倒退了，但是由于胡椒价格的回升，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以脱离一败涂地的危险境地。1700年，伦敦的胡椒价格恢复至1镑14便士。而荷兰虽然成功垄断了在印度尼西亚对香料与胡椒的经营权，但在日益激烈的重商主义战争及贸易竞争中，胡椒称霸的时代却在18世纪一去不复返了。

[1]
又名乐园籽、天堂椒，产于非洲西部沿海，花为紫色、喇叭状，豆荚长5～7厘米，内藏红棕色种子，气味类似豆蔻而辣味类似胡椒。——译者注

[2]
泰国地区旧称。——译者注

[3]
即破坏东印度公司进口亚洲货物垄断权的独立商人。威廉姆·柯登爵士（Sir Wiliam Courten）于1637年获得了查理一世授予的贸易特权，该特权等同于东印度公司所持特权。——译者注

[4]
又称为英国内战。——译者注

3 棉织物的进口与重商主义

英荷战争

从17世纪中叶到下半期，英国与荷兰之间一共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年）。这些战争的特点在于仅限于海上交战。也就是说，两大海洋国家围绕当时东印度胡椒贸易的竞争，正是战争的原因所在。C.希尔（John Edward Christopher Hill，1912—2003）曾这样阐述道：

第一次英荷战争为英格兰商人打开了通往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贸易大门，第二次英荷战争又为其开放了西非奴隶贸易的通道。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爆发的导火线是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颁发的航海条令。

这一条令的主旨为：凡运载货物至英国港口者，不得使用荷兰制造的船舶。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打击当时占据英国上风的荷兰商业和海洋运输业。于是，当航海条令在1651年10月由克伦威尔颁布后，英荷之间的海上战争便一触即发了。海战在1654年暂时中断，1660年查理二世再次颁布航海条令后，英荷战争于1665年再度爆发。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虽然极为艰难，但它最终由此赢得了北美殖民地纽约的控制权，同时也如C.希尔所阐述的那样，英国还因此获得了参与奴隶贸易的入场券。

另外，从与东印度贸易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安汶岛事件”的赔偿问题与这些战争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在英国方面总体获胜的第一次海上战争结束后，双方所签署的明斯特和约规定，鉴于安汶岛事件中的牺牲者，英国应获得3615镑的赔偿金。可是，对普洛伦岛的诸多问题心怀不满的英国，又将安汶岛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作为发动第二次英荷战争的借口提出。在这次战争中英国虽然一无所获，但英国人民的反荷情绪因此高涨，直接促成了1672年的第三次英荷战争。在这次法国与英国联盟共同对抗荷兰的海战中，荷兰败北的消息也传入了爪哇岛。于是，当地君主也举起了反抗荷兰统治的旗帜，一时间全爪哇岛陷入了一片暴风骤雨般的骚乱之中。

众所周知，在此前的欧洲，商业贸易与海盗行为以及海战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17世纪的英荷战争则将这一关系最终发展为国与国这一层面上的争斗。这意味着，在近代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最早的重商主义商业战争和海上战争。

荷兰与棉织物

这是一场英荷之间的海上争霸战争。但从实际的海上战役来看，很难说英国占据了优势地位。准确地说，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荷兰海军沿着泰晤士河溯流而上，一时间出现了伦敦港被封锁的局面，英国已经陷入败北的状态。但是，由于荷兰担心法国的威胁而急于媾和，英国才从险恶的事态中得以解脱。另外，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认为相对于海军大国英国，更显著的威胁来自陆军大国法国。当英国于1674年单方面与荷兰休战时，智神墨丘利的笑容才终于转向了英国。

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P.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荷兰的败退与“地理因素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则为英国提供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强劲的西风为英国提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荷兰）在美洲以及印度的贸易也暴露于英国海军的威胁之中。

然而，荷兰的东印度贸易，在英荷战争终结的17世纪70年代前后却并没有陷入低谷。1620年前后，荷兰从亚洲各地进口到本国的货物，包括胡椒、香料，总金额为2943弗罗林；1670年前后，总金额是1620年的3.7倍，达10813弗罗林；到1700年前后，总金额甚至增长为1620年的5.1倍，超过了15000弗罗林。

英荷战争后，荷兰在东印度的贸易不仅没有受创，反而显示出突飞猛进的势头。不过，1670年和1700年前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进口商品出现了与1620年迥异的特点。正如第二章所示，1620年前后，胡椒和香料在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为75%，但在1670年时则降至41%，1700年时则仅占23%。

胡椒、香料所占比例下降，是由于这一时期棉织物、丝织物这类亚洲纺织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多。从占进口商品的比例来看，纺织品在1670年占36%，1700年占55%。虽然在荷兰与英国发生胡椒进口的激烈竞争的1670年，纺织品的比重还远远不及胡椒、香料，但到了1700年，亚洲纺织品的进口额则一跃登上了榜首。如果考虑当时进口数额全面增长的事实，我们就不难看出17世纪末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棉织物是何等倾心。

英国与棉织物

倾心于亚洲纺织品尤其是印度棉织物的商家，并不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确切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才是将棉织物大量输入欧洲的真正先驱与核心力量。W.H.莫兰（W.H.Moreland）在很久以前便已提出这一观点：“为印度棉织物开辟了欧洲巨大的新市场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实际上，在印度尼西亚的胡椒、香料交易中总是遭受荷兰排挤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弥补从东印度地区返回时货运不足的缺憾，早在初期阶段就已经开始把印度产的纺织品运往欧洲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不久后的1609年，在印度西北部棉产地古吉拉特地区的贸易据点苏拉特从事棉织物输出贸易的W.芬奇，在他的商业报告书中记述道：

巴夫特（baftas）、塞米阿诺（semianos）、杜特基（dutchies）、拜拉米（bairamis）四种织物一般用calico这个单词来统称。这些种类繁多的calico及其印染品，非常适合英国的家庭使用，而平纹细布则适合向非洲销售。

而所谓“为印度棉织物开辟了欧洲巨大的新市场”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站在全球视角来考虑这一问题。

棉花的使用令生活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细腻而丰富。而这一变化不论是对于曾以粗麻蔽体的我们，还是对于以兽皮披身的西方人都如出一辙。

柳田国男在其《棉花之前的事》（《木綿以前の事》，岩波文库）中写下了以上这段话。棉花原产于印度，之后被广泛传播到中国等亚洲各地区。即便是在当时的新大陆——非洲，棉花也是当地人知晓的事物。棉花的踪迹，可谓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令人意外的是，唯独西欧（泰西之地）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它的身影。

同其他的亚洲产品一样，棉花必须经由阿拉伯世界才能进入地中海地区。15世纪，为了收购这些棉纱以及原棉（未加工的棉花），威尼斯的船队必须前往叙利亚的阿勒颇。当时，欧洲常常将进口来的棉线与亚麻混织，制成“亚麻棉布”来使用。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百分百全棉”则是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在17世纪问世的物品。

棉织物的特点

印度棉“calico”的称谓是由最初将它引入西欧地区的葡萄牙人命名的。如上所述，瓦斯科·达·迦马的航海首次着陆的地点是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当地人自然穿着当地生产的棉织衣物，葡萄牙人便将这种布称为“卡利卡特制的布”。“calico”的称谓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

众所周知，棉织物较于今天的化学纤维制品，吸湿性能优越，轻便干爽，不会产生静电现象，安全性高，质地结实耐洗，并且能被制成各种厚度。另外，它还易于染色而不易褪色。由于触感柔软舒爽，它是作为贴身穿戴的布料的最佳选择。除了用于日常服装，棉织物还是家具和厨房的常用品，作为宇航员航天服的材料也极受好评。

如此无可挑剔的布料，欧洲人在1600年以前却对它一无所知。并且，根据W.H.莫兰所述，直到17世纪棉织物才开始逐渐在欧洲普及，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W.H.莫兰便将此前的欧洲称为“未开拓”的棉织物市场。

不过，根据西洋经济史或者英国经济史的记载可知，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是毛织物的产业大国。15～16世纪时期的中产阶级自耕农，便是通过在务农的同时从事毛织物的生产而富裕起来的。直至今日，英国制造的绅士服装也仍以优质的羊毛原料傲视全球。可以说，当时英国引以为豪的出口到近邻欧洲诸国以及新大陆的纺织物，正是他们的毛织物。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计划尽快开辟出一条销售英国毛织物的商路。然而，东印度公司却将印度棉引入了这样一个毛纺织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借用柳田的话来说，这些“以兽皮披身的西方人”的“生活”终于“变得细腻而丰富”起来。

棉织物进入英国的原因

作为毛纺织业大国的英国为何引入了棉织物？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联来看可知，英国原本是为了把本国生产的毛织物倾销出去才与亚洲展开贸易并创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至少，这是他们最初的意图。然而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却载着印度生产的棉织物返回了英国。

如下一节将要提到的，17世纪70～80年代，在英国大众之间刮起了一股狂热的追求印度产棉布的风潮，人们称之为“棉织物热潮”、“印度热潮”。那么其原因何在呢？以下我们将对此略做探讨。

17世纪60年代10年间的大部分日记被保存下来，其中世界闻名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曾这样记述：

我们就棉织物是否等同于亚麻布的问题做了讨论。我主张它等同于亚麻布，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认为它不同于亚麻布。也就是说，棉织物的原料是棉花，采摘于棉花树上。

可见，印度棉在当时被视为亚麻的辅助品或替代品。1686年，一位名叫托马斯·帕皮伦（Thomas Papillon）的人写道：

棉织物不但具有与法国、荷兰、弗朗德伦生产的亚麻布相同的品质，而且在价格上，亚麻布至少是棉织物的3倍。

品质上与亚麻几近相同，但价格上仅为它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印度棉织物的魅力所在。而且，由于英国长久以来专注于毛织品生产，非羊毛织品，如亚麻等麻纺织品，全部都依赖于进口，所以人们对于代替亚麻布的棉织物的进口并无太大抵触。

英国经济史学会的权威乔治·昂温（George Unwin）也指出：“印度产的棉织物和平纹细布的进口，相较于毛纺织业，给法国、荷兰、德国诸邦的主要制造业——亚麻制造业贸易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于是，作为亚麻替代品流入的棉织物，以其诱人的价格——日薪为15便士的劳动者工作两周后便可购买2丈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就在大众中得到了普及。首先它在英国国内迅速赢得了异常的欢迎，继而又在更广的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棉织物热潮”。

棉织物热潮

印度纺织品（棉织物）的魅力首先在于其低廉的价格。而如此低廉价格的纺织物又为何诞生在印度呢？原因就在于当时印度手工业者高超的技术水平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在印度能买到最便宜的商品。在英格兰相当于1先令（12便士）的劳动力，在那里只需要2便士。……英格兰的劳动力价格远远高于印度，因此从经济效益来看，在英国制造纺织物的成品并不划算。

这是一段记载于1700年前后的史料中的文字。

自古以来，亚洲手工业者就具有高效的生产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优良的专业技术。而将这样的亚洲手工业产品以低成本的船运引入欧洲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于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营之下，棉织物热潮在17世纪70～80年代应运而生了。

1660年以前，在英国以及欧洲各地，人们一般只将棉织物作为家居用品，主要用作桌布、床上用品、窗帘以及其他装饰性物品。但从1660年英国的王政复辟时代起，棉织物制成的服装正式开始被人们接纳和使用。而1657年由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改组，则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因为正是公司的改组创造出了低廉而高效的运输渠道。

采用棉织物制成的服饰，首先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高官关系密切的王公贵族中流行开来。而这一阶层的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可谓是引领时尚的弄潮儿。从印度舶来的印染着各式花样、条纹的棉布以其罕见的异域风情，一下子就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人们身着这些色彩优美夺目的印花棉布，正是为了表明其自身也是拥有与服饰相媲美的品质的绅士。那些过去满足于坚硬厚重而又单调的毛织物的妇人们，如今一个个都化身为用色彩斑斓的印度棉织物装扮自己的优雅淑女。

在塞缪尔·佩皮斯笔下，在这个时代，剧场观众席里的“贵妇们的服饰变得更加优美绚丽，其惊艳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她们改变服饰时带给我的感受”。日本的元禄时代开始于1688年前后，而英国几乎在与日本相同的时期同样地迎来了一股服饰的新潮流。

棉织物论争的爆发

这场论争发生在毛纺织业大国英国。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毛纺织业的大国涌入了大量的东方棉织物。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从1660年前后开始进入佳境，但是从英国满载着金银去购买印度的棉织物仍旧是其贸易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印度棉织物的进口业及棉织物热潮，促成了东印度贸易在这一时期的日益繁荣，也令英国东印度公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隆景象。

面对东印度公司的这种贸易方式，英国国内的毛织物生产者自然提出了批判与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印度棉织物的流入是导致英国引以为荣的国产毛织物滞销的罪魁祸首。而且，除了印度棉织物，英国东印度公司还进口绢丝制品，因此当时刚刚兴起的绢丝纺织工业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英国的绢丝纺织工业，是在为逃避路易十四迫害而远渡到英国的法国胡格诺派人士的技术支持下才初具雏形的。然而，在与低廉的亚洲绢制品的竞争中，这一产业却陷入了破产的危机。

17世纪80年代，随着棉织物热潮的升温，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判声也在各地日益猛烈起来。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利凡特公司也参与到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棉织物、绢制品的运动中。不过，其中最为尖锐的批判声、反对声，还是来自那些与毛织物、绢制品工业有直接关联的人。

于是，在17世纪末，“棉织物论争”便随着棉织物热潮的升温一并爆发了。准确而言，“棉织物论争”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白热化，1720年前后进入尾声。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派之间，围绕英国东印度公司运作的印度棉制品（棉织物）的进口与使用所展开的小册子大战与示威运动等，则被称为“棉织物论争”。

小册子大战，曾在1620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白银的问题在英国爆发。但相比之下，这一次的规模则更加庞大，众多经济时评家都参与到了这次论争当中。1620年，以托马斯·孟（Thomas Mun）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思想家在论争中诞生。而这一次论争爆发后，重商主义者再一次积极地崭露了头角。

支持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棉织物的人士有乔西亚·查尔德、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等，持反对意见、站在重商主义立场上的有约翰·波莱克斯芬（John Pollexfen）、约翰·卡里（John Cary）、普林斯·巴特勒（Prince Bulter）等人。

小册子大战

在围绕棉织物问题的论争中，具体制造了社会舆论的是一群应称为经济时评家的人士。他们首先将自己的观点写在数页或数十页的小手册上，在咖啡厅等地点分发。其他反对他们的人，也会将自身的批判观点印刷成小手册。通过这一方法，他们最大限度地获取了人们的支持，最终成功地向下议院提交了意见书，甚至还进入了立法程序。

这种督促立法的形式在17世纪末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英国已发展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光荣革命的完成以及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最终进入轨道，则是促成这一形式成立的历史背景。

虽然我们还不能断言这是一个完全现代化、民主化的时代，但是，有关王室、上下议院的政治斗争以及经济斗争等各种围绕利益争斗的激烈言论，在这些小册子里早已是司空见惯的题材了。小册子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东印度公司以及贸易史的资料，同时也是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面貌的极好史料。

当时共有超过100种的小册子出版发行，论争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存在以下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判。由于印度产品的价格低于英国，所以人们争相购买，大量金银也随之不断流入印度。其次，输入的印度产品并没有再出口到其他欧洲国家，大部分都在本国消费，这导致英国制造业濒临毁灭。诺里奇、坎特伯雷两大城市的工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贫困居民人口增多、救济税金增长、织布工人抗议的问题层出不穷。最后，由于印度产品的泛滥，人们对毛织品的需求趋于减少，最终导致原毛及其相关产品价格下跌，产品销售额甚至低于地租。

面对这些批判声，东印度贸易的拥护者提出了以下主张。由于在东印度贸易中进口价格低廉的产品，英国的产品价格降低，产品销售市场因此随之扩大，继而这又反过来壮大了制造业的规模。因此，开展东印度贸易，无疑是提高就业率最值得期待的途径。同时，拥护者还主张，“东印度贸易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拓宽了原有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并为英国引入了新的制造行业与职业种类”。

参照日本当今贸易与国内工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定夺双方的论争孰胜孰负。但无论如何，可以说在经历了这场论争之后，英国人对于经济的见解与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棉织物禁止法

在对17世纪90年代大量进口印度棉织物的东印度公司的批判声日益高涨的风潮中，1690年，《禁止穿着印度纺织品法案》首先被提上了议会的议程。虽然这一法案遭到否决，但是抗议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那些投下反对票的议员甚至还受到了抗议者的威胁。不过，此后，由于数量更多的印度纺织品（棉织物）在1698年、1699年被进口到英国，1700年，《禁止进口棉织物法》在下议院获得了通过。

准确而言，这一禁止法的全称为《威廉三世第十一年及第十二年（1699～1700年）奖励王国各制造业以提高贫民雇佣率的法律》，其大纲如下：

自1701年9月29日起，严禁在英格兰王国、威尔士以及特威德河河口的贝里克市内穿着或使用波斯、中国、东印度出产的任何绢制品，孟加拉织布和含有生丝、草本原料的纺织物，以及在这些地区经过彩染、单染、印染、着色，目前已输入或即将输入本王国的所有棉制品。

在此稍作解释，所谓孟加拉织布是指印度、孟加拉出产的条纹绢织物，而草本原料则是指印度产的植物纤维，也就是棉花或与棉花相近的原料。1701年9月29日以后进口的包括棉织物在内的所有亚洲纺织品，一律要运往海关仓库，除了转销国外的情况外，一概不得搬运出海关。而海关没收的商品随后会被运往拍卖市场，接受再出口的强制性措施。以上便是禁止法所规定的内容。

此外，上述特威德河河口的贝里克市位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交界处，常被商贩作为走私基地。由于这条法令颁发时，苏格兰是一个独立国家，特威德河属于哪一方的问题还不明朗。因此，法令特别针对这个地区做出了规定。

然而，尽管政府出台了如此详尽的禁止法，1701年后，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织物数量依然丝毫不减。不仅如此，1700～1709年、1710～1719年，亚洲生产的纺织品，包括棉织物在内的进口量甚至超过了1690～1699年的总体水平。

棉织物使用禁止法

1700年的禁止法，对于没有经过单染、彩染、印染的棉织物，未做出任何规定。于是，由于白色棉织物不属于法律禁止的对象，大量白色棉织物涌入了英国，英国的棉织物染色、印染产业反而由此发展壮大起来。同时，棉纱的进口贸易也再度繁荣起来。

1708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这样描述道：“棉织物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我们的家庭、房屋、寝室，从窗帘、靠垫到椅子，甚至床，棉织物已无所不在。”棉织物的使用，如同黑死病（鼠疫）的流行与扩散一般，越发普及起来。

为反对棉织物的进口，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s）地区的大约2000名纺织工人发起了抗议运动。1719年6月11日，这场抗议转变为暴动，声势一步步逼近伦敦。由于棉织物常是人们用于制作夏季服饰的布料，因此一到7～8月，就会发生因穿着棉织物服饰而遭到侵扰的事件。有时，如同鹧鸪被拔光了羽毛一样，身着棉织衣物的人会被扒得一丝不挂，光溜溜一条。甚至，还发生过擅闯民宅揭发房主持有棉织物的事件。

除了斯皮塔菲尔德地区，在诺里奇、坎特伯雷这样绢织物和毛织物工业发达的地区，也不断涌现出失业者的身影。对于织布工人而言，棉织物的进口自然就成了侵害他们生活的最大威胁。

在这一背景中，1720年《禁止使用棉织物法》被提上议程，并获得了通过。其内容如下：

乔治一世七年（1720年），为了维护、奖励王国的毛织物和绢织物工业，自1722年12月25日起，严禁将一切经过印染、彩染、着色、单染的棉织物作为服装、室内装饰品、用具来穿着或使用（存在例外），以此进一步提高贫民的雇用率。

同时，法令还规定，凡违反此法而被判有罪者，必须支付20镑罚金。

但是，法令也规定其中“存在例外”。所谓“存在例外”是指，平纹细布、围巾、棉亚麻混纺粗布、单色深蓝棉织布不适用于此法令。棉亚麻混纺粗布由于是一种由棉花、麻、羊毛混织而成的布料，在英国国内也有制造，因此未被列入禁止使用的名单。然而，在法令颁布之后，仍不乏印度纺织品假借蓝色棉织布、平纹细布之名流入英国。于是，来之不易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也就沦为了一部贯彻不严的空头法令。

棉织物的使用给“王国的毛织物和绢织物工业带来巨大损失”，同时造成了以此为生的人及他们家庭的破落与衰败。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相继颁布了棉织物的“禁止进口法”和“禁止使用法”。但是，这两部法令最终都沦为人们阳奉阴违的空头法令。究其原因，这还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界隐藏的势力。我们不应淡忘的是，议会中尤其是在上议院中，不少人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4 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

商业革命

让我们回溯到第三章开头所叙述的时代，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正因如此，在我们所说的棉织物热潮中，才出现了印度棉织物舶来品大量涌入英国而英国也有相应需求的历史现象。翻阅任何一部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著作，都会发现那里有关于王政复辟时代（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1660～1688年）英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描述。

新建的房屋在城市和乡间不断涌现，造船业走向兴旺，农业改革也一帆风顺。这一时代虽然爆发了与荷兰间的战争，伦敦发生了大面积的火灾，还出现了黑死病的流行，但总体而言，是一个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繁荣的时代。根据当时的统计，1665～1688年，英国国民的收入上升了8%，整个国家的财富更是增长了23%。

但是，如此蓬勃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原动力从何而来？答案无疑是海外贸易的扩张。可以说，海外贸易正是支撑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通晓经济学的格雷戈瑞·金（Gregory King，1648—1712）也曾这样阐述：大商人和海上贸易从业者在提高人均年收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般而言，英国从1760年前后步入工业革命进程，迎接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此前的一百年则是海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时代，史称“商业革命”时代。而“棉织物热潮”、“印度热潮”爆发的17世纪后半期，则相当于“商业革命”时代的开篇序曲。而且，这个时代的跨国贸易，尤其是与欧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之间的国际贸易，以突飞猛进的势头不断发展与壮大。例如与美洲大陆、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便是如此，而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贸易规模也显著扩大了。

作为商业革命时代风潮的象征，这一时期，英国有三家贸易公司博得众望，成功地创建了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名称分别为“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以及“东印度公司”。由于拥有巨额资本，它们被称为三大贸易公司。

哈德逊湾公司在1691年时拥有4万镑以上的资本，皇家非洲公司拥有111100镑资本。同年，东印度公司的资本则达到730782镑，列居大规模贸易公司的榜首。

商业革命与东印度公司

英国商业革命从1660年持续到1760年，横跨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规模也稳步扩大。进口产品中除香料、胡椒、棉织物之外，还有咖啡、茶叶等，种类更加多样化。从进口金额而言，如按照这100年的平均值计算，贸易额以每年7493镑的金额持续增长。而就增长率而言，则是以2.3%的速度逐年升高。

出口方面，有毛织物、铜、明矾等产品，但是，由于欧洲产品在亚洲难以畅销，因此这一时期，金银的输出以压倒性的份额成为出口贸易中的主要产品。可以说，将从新大陆美洲流入的白银带到亚洲，再使用获得的收入来购买棉织物等亚洲商品——这样的商业模式已成为17～18世纪印度贸易的特征。但不论方式如何，与出口额的增长几乎同步，进口额也相应增长，呈现平均每年2.8%的增长率。

然而，在这百年中，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张最为显著的时期，还是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以17世纪70年代为中心的王政复辟时代。商业革命的整个进程中，虽然屡次发生诸如战争、饥馑、海难等难以预知的天灾人祸，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直保持着不断壮大的势头。

其中在王政复辟时代，它的发展尤为令人瞩目。从显著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它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首先，进口额以平均每年2543镑的数额增长。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年增长率则为14.4%。出口额虽然略低于此，但同样也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当然，上述人们对棉织物、印度纤维的需求热潮，无疑与这一贸易规模的扩大有着相对应的关系。

由于每年浮动巨大，单列某一特定年份的贸易额很可能会让人一叶障目、难以把握正确贸易形势。在此，让我们首先看看克伦威尔施行改组七年后——1664年的贸易成交量：出口额为118362镑，进口额为138278镑。而在20年之后的1684年，出口额为488709镑，进口额则达到了802527镑。简单计算便可知，出口额增长到了20年前的4.12倍，进口额则达到了那时的5.8倍。

于是，在英国政治史中被称为王政复辟的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东印度公司贸易迅猛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商业革命便应运而生了。

巨型公司与高额红利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16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6万8373镑的资本启动了它的“首次航海”。从那以后直到165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东印度公司还以“合资公司”的形式统筹了数次远航。不过，每次组织远航时，公司都是以当即分配所有资产的“临时性企业”的身份来进行的。

虽然有时能够筹集到数量可观的临时资金，但是由于营业状况极不稳定，多数情况下的筹资总是难以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和政权下，克伦威尔与议会向东印度公司发出指示——建立一个期限更为长久的“合同合资体制”。于是，1657年，东印度公司终于建立了公司雏形，正式进入发展轨道。它摈弃了每一次都要分配资本的制度，采用仅将盈利额分配给股东的红利（股份利润）制度。

通过这次改革，“股份”第一次变身为具有营利性质的可自由买卖的证券。虽然当时还没有等额股份的规定，但股票的流通由此变得极其简单了。

采用红利制度确保公司法人长久化、安定化的方法，虽然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做法的模仿，但16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创建了“公司职员有限责任制”，使公司具备了现代股份公司的特征。由此，股东仅对投资金额和红利承担责任，在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其私有财产不会受到影响。

当时恰逢东印度地区贸易伴随“棉织物热潮”不断繁荣发展的时期，于是，东印度公司便成为人们极好的“投资对象”。根据K.N.乔杜里（K.N.Chaudhuri）的统计，1666年东印度公司按40%的比例进行分红，1671～1674年，利润的分配比例更高达90%。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东印度公司暂时未再分红。不过，1677年的3月、10月，它又分配了合计为40%的利润，1679年的利润率也保持在40%，1680年达到50%，1681年为20%。

1671～1681年的11年间，公司的红利总额达到了总利润的240%，年平均比例为21.8%。此后至1691年的10年间，公司又分出了450%的利润，年平均比例大约为17世纪70年代的两倍，高达45%。而17世纪70～80年代正是东印度公司创立以来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因此，自然出现了上述情况。

公司的资产增长和红利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这种繁荣景象以及向股东分发高额红利的情况，其背后存在着以下这些历史事实。1657年，克伦威尔为了将东印度公司改组为永久性公司，计划向外界募集数额为739872镑的资金。但是，由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经营状态萎靡不振，并且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克伦威尔领导下的东印度公司，只好在1659年凭借其千方百计募集而来的369891镑资金开启了它的商业航路，而这一金额仅达到了最初预算的50%。

不过，根据公司创立七年后1664年的统计可知，公司起步后的经营状况呈现良好势头，资产增长到495735镑，并在此后也保持了上升趋势。七年后，1671年的纯资产估算额为608837镑。而在统计更为精确的1678年，其资产额则达到798041镑。第四个七年之后的1685年，其资产额上升到1704322镑。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雄厚的巨型公司。

如前一节所述，17世纪7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红利比例的年平均值为21.8%，80年代达到45%。数字的变化恰好反映了当时东印度公司纯资产的增长。这是因为贸易额逐年递增，公司资产也就如文中所述的那样不断累积，东印度公司分配给股东的红利自然也会相应增多。

所谓股份公司的红利，原本应相当于赢利、净利。因此，高额的红利也就意味着公司斐然的营业成果。17世纪70～80年代的东印度公司支付了相当高额的红利。那么，足以支付如此之多红利的公司，其实际的纯利润额也必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至少，这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推论。不过，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区分哪些利润应为纯利润，哪些利润应充作商馆经费和购买船舶等的费用。

公司虽然每隔七年就派遣会计进行资产数额的统计，但是，这七年间的营业状况、借款利息的支付情况、船舶在战争中的受损问题，以及停止向国王返还贷款而造成意外损失时应当如何补救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都处于待解决的状态。

公司没有设置用于商品降价和销毁、借款偿还、商馆维修等方面的预备资金。此外，伦敦的会计师与驻印度的会计师在统计方法上也大相径庭，因而，在当时很难得到正确的收支统计数字。

股份、红利与投机主义

1912年，W.R.斯考特（W.R.Scott）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时代的贸易的巨著，并计算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78年大约有100万镑未分配的巨额利润。不过，这一观点是否完全可信，却仍旧存疑。最近的研究者甚至提出了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是否真正盈利的问题，但就现在的研究进展而言，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无从揭晓。

考虑到印度当地商馆与堡垒的营建，以及为应对在东印度地区与外国船舶的纠纷而进行的船舶设备强化和重装化都花费不菲，并且这些经费也在与年俱增的情况，那么，即便东印度贸易处在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其是否赢利的问题也仍旧显得扑朔迷离。

但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份配有高额的红利，因此公司的股票在这个时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在稍后的时代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道：

股票的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同时也与公司的实际营业内容毫不相干。所以，时常发生公司亏损但股票价格反而上涨的情况，也不乏船舶满载着畅销产品归航、股票价格却下跌的情形。

丹尼尔·笛福诚然道出了股票的真谛，同时他关于17世纪70～80年代的东印度公司的高额红利的观点也十分符合实情。

在这一时期的伦敦，“股票交易”才刚刚起步。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在其1693年发行的关于“股份交易”的启蒙型报纸中写道：

股票的收购与出售是当今新兴的大型交易之一。恐怕了解此事的人还为数不多，因此特发此文。

当时，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部分民众都还对具有投机性质的股票交易怀有不信任感。在这种氛围中，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却很快被运作成商业投机对象，不论其经营状况的好坏，一直大受好评，并且还带有公司红利的附加值。

八大股东

约翰·霍顿发行的《霍顿报》是一份报道股市行情的报纸，在伦敦证券（股票）交易所，以及林立着卡洛韦咖啡厅（Garraway’s Coffee-House）、乔纳森咖啡厅（Jonathan’s Coffee-House）等的股票交易街受到人们广泛的青睐与好评。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伦敦的股票交易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蓬勃景象。

其中，17世纪末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伦敦的金融业者和投机业者，无不为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等优良股趋之若鹜。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这一时期十分兴旺发达，公司的组织结构也日益现代化。不过，关于遥远亚洲的信息以及船舶航运的情况，却还充满着许多人们无法预计的因素。同时，公司的营业状况也仍旧存在不少难以评估的不透明因素。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投机者通过大量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来炒作股价、牟取暴利的现象。

虽然有为数不少的投机者倒卖东印度公司股票，但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是乔西亚·查尔德爵士。这位权倾伦敦的实业界头号人物，在1691年4月已拥有价值为51150镑的东印度公司股份。包括查尔德在内，东印度公司共有八位大股东，每位都拥有1万镑以上的东印度公司股份。

按照持股多少的顺序列举，这八位股东的姓氏与所持股份的金额如下。位于查尔德之后的分别为：托马斯·库克爵士（Sir Thomas Cook，40850镑）、约翰·穆尔爵士（Sir John Moor，25009镑10先令）、威廉·兰霍恩爵士（Sir William Langhorne，18200镑）、杰米瑞·桑布鲁克爵士（Sir Jeremy Sambrooke，17750镑）、詹姆斯·爱德华爵士（Sir James Edward，15500镑）、理查德·哈钦森（Richard Hutchinson，13950镑）、约瑟夫·哈恩爵士（Sir Joseph Haan，12938镑6先令8便士）。

以上数额，合计超过195347镑，而当时支付到东印度公司的股金总计739782镑。也就是说，仅仅是这八位股东就坐拥了东印度公司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份。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共有467位，但是，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可能完全是由这八大股东来操纵控制的，同样，公司经营也由他们进行统筹。

博弈气氛浓厚的股票交易

在1657年克伦威尔实施改革之后，严格而言至少是在1665年明确立法之后，东印度公司正式确立了社员的有限责任制。一般认为，东印度公司由此步入了现代股份公司的行列。

虽然公司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文规定，但是，在此后的现实中仍旧存在着许多问题。在东印度公司甚至发生了禁止股东出让股份以及不允许股东收取红利的情况。公司还根据特许状，将没收或抵押欠款人财产的权力正当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断言公司每位股东的民主权利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17世纪70～80年代，股票交易多在当事人之间秘密进行。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股票交易的中介行业，但是这个行业还处于原始阶段，多数情况下，股票倒卖是由商人、掮客在工作之余来进行的。

既公开又有组织性的股票交易在当时还未形成，并且，交易的场所也很分散。因此，股票的交易价格常不为人知，出售价格和购入价格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也屡屡发生。除非是拥有相当商业知识或与商业从事者有密切关系的人，否则很难涉足股票的交易。

虽然说股票已成为信用度很高的投资对象，但是投资股票仍具有浓厚的博弈性质。仅仅数周之内，有时甚至是在数日之内，股票价格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1683年就曾发生过股票价格因印度传来的负面消息在仅仅三天之内就一落千丈的事件。

多数情况下，不论公司经营状况如何，普通的投资者会长期持有股份。然而，投机者会为赢得更多的资金收益而四处活动，稳定的股息是难以令他们满足的。

股票交易行业到底应当雇用哪些人，改良哪些制度，又如何推动商业的发展？而我们对股票交易中介者的全部了解，就只有他们所进行的那些不正当交易。尔虞我诈，你争我抢，乘虚而入，相互蚕食……股票交易从业者们，通过无数的欺诈之术抬高了各种股票的价格。

这是登载在1706年某本杂志上的文章片段。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之间，为追求更多资金收益的投机活动，进一步兴盛与活跃起来。而这种投机主义的动向，早在王政复辟时代就已经在东印度公司及其周边的领域初现端倪了。

无冕之王——乔西亚·查尔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操纵东印度公司股票获利最多的人是大股东乔西亚·查尔德。拥有公司大量股份的他，以东印度公司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公司的运营。同时，他又通过捏造虚假新闻、雇托儿散布假新闻的手段，达到了自由操控股票价格的目的。据说，他通过在股价最低时购买股份，又在股价最高时售出股份的方法，累积了不可计数的财富。

1630年，他诞生在一个伦敦商人家庭，最早以学徒身份跟随朴次茅斯的一位商人积累经商的知识与经验，后来凭着经营啤酒酿造业以及为海军提供物资，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不久后的1658年，他当上了朴次茅斯市市长；在王政复辟之后，依旧持续着积累财富的活动；1672年，由于得到了为海军供应粮食的生意订单而一跃步入了富商的行列。

他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于这一时期，他于1671年入股，1674年被选举为董事长，1681年成为公司总裁，并在其后的10年间，以总裁或副总裁身份主宰着东印度公司的各方面事务。

作为同时拥有金钱与权利的实业家，他专制的管理方式在伦敦的金融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他不仅与金融界，而且与国王、宫廷势力也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他的黄金时代——17世纪80年代，他通过每年向国王敬赠1万畿尼（1畿尼为1镑1先令）的财物而博取了国王的欢心。于是，在国王及宫廷的支持下，他将东印度公司变成了自己的掌中物。

赠送给国王的厚礼以及他在豪宅贵族般的生活，无不建立在其操纵东印度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交易而聚敛来的财富基础上。全盛时期的查尔德，在印度和英国分别设置了为其搜集情报和制造、散布谣言的下属。例如，以下的事例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一情况。

收下查尔德聘金的掮客，做出一副惊恐失措、战战兢兢的神情，向大家暗示着：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商馆被来自印度的10万异族人袭击了。接着，这个掮客又开始出售股票，总价值达2万镑。于是，整个交易所便陷入了股票抛售的混乱之中。没有人愿再出1先令购买股票。股票价格眼见着就下降了10%、12%。

这时，查尔德又雇人快速地进行股票的秘密收购。在购入近10万镑的股票之后，他坐等股价的攀升。通过这一手段，查尔德成功地让股价在35镑到150镑之间上下浮动，进而聚敛了一笔巨额的财富。而他所获得的恶名“肮脏至极的贪财鬼”也可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了。

光荣革命

查尔德及其支持者的专横态度，不免引得东印度公司内外怨声载道。然而，查尔德以进献高额财物的手段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人们的批判声往往都逃脱不了被扼杀的命运。

在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中，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被推翻。于是，反对派便乘胜追击，向东印度公司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他们在议会上向新国王威廉三世提出请愿书，要求解散查尔德等人支配的公司，建立一个全新的东印度公司。提出建立新公司申请的托马斯·帕皮伦（Thomas Papillon）等人，通过下议院在整个17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着对旧东印度公司的攻击。

最终，1698年9月，名为“东印度贸易英国公司”的“新公司”正式创立了。而查尔德等人控制的旧东印度公司，则在光荣革命爆发后的10年间失去了王室特权的庇护，由于反对派的连连攻击而深陷苦境，昔日在贸易营业方面的权威也一步步丧失殆尽。

给旧东印度公司贸易带来重创的，除了查尔德反对派托马斯·帕皮伦等人创建承办发行股票的联合银行加入贸易竞争的因素以外，还有非法商人四处活跃的历史背景。然而，对于旧东印度公司而言，给其造成致命性打击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与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之间的战争（奥格斯堡大同盟战争）。正是这一事件的影响，17世纪90年代，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萎靡不振，甚至被人断言已危在旦夕。

概而言之，旧东印度公司17世纪80年代的进口额达380万镑以上，而90年代时却下降到173万镑，不及80年代的一半。

其中，印度棉（棉织物）在17世纪80年代的年平均进口量为76万匹，在90年代时下降到每年231000匹。而在这样一个进口低迷的17世纪90年代，上文中叙述到的“棉织物论争”反而更加如火如荼，重商主义者要求保护本国贸易的主张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为响亮。

当时，不仅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状况如此，英国整体都呈现经济不景气的倾向。不论是棉织物论争，还是重商主义论争，可以说都是经济萎靡状况下的历史产物。

两大东印度公司

总之，为了对抗查尔德等人的旧东印度公司，1698年“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国王威廉三世随即宣布三年后将取消旧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但是，旧东印度公司的经营状况在1700年前后已经得到改善，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家东印度公司并立的局面，不久后两者被合并为一家公司。

1702年7月，两公司与国王之间达成协议：到1709年为止，双方应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东印度地区的贸易。新、旧东印度公司分别派出相同人数的委员，由他们组成管理委员会来负责管理公司的贸易经营。

虽然如此，新、旧两大公司的并立仍在印度当地埋下了纷争的火种，出现了双方对立抗争的情况。不过，新公司在设立印度商馆以及向当地派遣员工的事项上也屡屡遭受挫折。虽然它的存在给旧公司带来了威胁，但最终考虑到和解与妥协才是上策，新公司加入了1709年3月创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

联合公司采纳了新东印度公司的意见，从成立初期起就开始限制大股东的支配权，确立了每位股东都拥有投票权、参加股东大会权利的体制；同时，为了使公司运营实现现代化、民主化，还设立了明确的法规，强化了股东大会的重要性。1713年的股东大会又正式决定：总裁和副总裁不参加股东大会，取而代之由董事长（议长）和副董事长（副议长）出席股东大会。

历经以上种种改革后最终诞生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正是一直存续到1858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K.马克思曾写道，东印度公司的创立时间为1702年。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创建了民主股东大会体制的新东印度公司（1702年成立）是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前身，所以1702年才是19世纪时倒闭的东印度公司的创立之年。而西村孝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史论》（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部出版），则将1709年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开端看作它“本史”的起点。

如果将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时期定义在18世纪初，那么，教科书等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的说法，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吗？笔者认为，为了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展开了贸易活动，并在棉织物热潮等爆发的17世纪70年代以及进口业兴盛的8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绝不应忽视“1600年创立说”所包含的意义。毫无疑问，正是凭借着17世纪所积累的经验，东印度公司才能在18世纪创建起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公司体系。

5 公司的体系与进口商品

联合东印度公司

的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始于1600年获得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的特许状，然而，它具备了作为股份公司的稳定性则是在1657年克伦威尔领导的时代。但是，此后又出现了诸如乔西亚·查尔德这样的独裁者，他们几度出任总裁、副总裁，任意操纵公司的贸易与股价。因此，严格意义上，还很难说东印度公司的现代股份公司体系已经完备。

公司体系逐渐完备并进入稳定期，是在新、旧两大东印度公司实力相互接近，继而正式成立联合公司的1709年。

起步阶段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国内和印度当地确实都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最终都被逐个击破，一套支撑着公司持续发展到19世纪的组织体系被确立了起来。

当时有待解决的问题涉及各方面的细枝末节，诸如：董事权限的处理方案、股东权利的认可范围、促进公司事业发展的决策制定、防止滥用公司印章的对策、股东大会决议的记录方法，以及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等。

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新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行事章程，但是在这一基础上起步后的联合公司也形成了其自身的新特点——股东们开始拥有更大的权力。虽然公司的经营由24位公司董事掌控，但是在伦敦“印度馆”中占据最核心地位的机关还是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然而1784年，由于《皮特印度法》的出台，政府及议会监督统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被大幅度强化，股东大会的话语权遭到严重的压制。这一印度法规定：自此以后，股东大会无权否决由董事会提出并得到“印度总督”认可的提案。股东大会的否决权被剥夺了，不过，股东仍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其所代表的大众的意见。因此可以说，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启动代表了民主股东大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它得到历史学家们关注的原因。18世纪末期，甚至有人用“人民评议会”这个词来评价当时“股东大会”的性质。

民主的股东大会

“人民评议会”这一评价体现出在股东大会上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凡是普通市民，彼此间便一律平等。虽然当时还处于19世纪以前，但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并没有构成任何问题。犹太人、土耳其人或是原始偶像崇拜者的身份差异根本无人问津，而性别之差也毫无关系。凡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者，都可被称为股东，并拥有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

股东大会每年于3月、6月、9月、12月召开，共计四次。其他情况下，如出现特别需要，可通过董事申请或九名股东的联合申请临时举行。大会的举办场所是伦敦印度馆内的会场。参会者们在上午11点集合，不过会议一般到正午左右才正式开始。董事，包括其中的议长、副议长，列席于会场一端的“栅栏后”，面向股东。而股东们则环坐在对面阶梯状的座椅上。

至少在1784年以前，股东大会都一直拥有对董事会所做决策的否决权。因此，在相对而坐的双方之间常常会出现长时间针锋相对的讨论。每场股东大会平均有200～300名股东出席。在讨论重要议案时则会有将近这一数字两倍的人数参加，会场内可谓挤得水泄不通。

股东大会最重要的职能是选举出24名董事。在股东大会上选举出的董事会将成为执掌东印度公司经营的管理机构，因此这一选举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董事的基本条件是首先必须拥有价值2000镑以上的股份。也就是说，股东们是从拥有2000镑股份并渴望成为董事的人选中，通过投票来选出公司董事的。董事选举，于每年4月第二个星期四召开。

不过，当时并不是所有股东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些股东虽然有股东大会的出席权，但并不拥有投票权。而持有500镑股份的人，则仅仅拥有“举手”投票权。能够使用不记名方式投入一票的股东，必须要有价值1000镑的股份。因此，500镑的持股者，如果不能两个人凑在一起，就很难参加董事的选举大会。

大股东的情况是持3000镑者可投两票，持6000镑者可投三票，而持10000镑以上者则拥有投四票的权利。

董事会

负责管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的是由24名董事构成的董事会。在此之前，除了24人以外，还曾设置总裁和副总裁，以压制理事（相当于以后的董事）的权力。但是，从1709年起，董事会的管理机制转变为：先从董事中选出代表（议长）与副代表（副议长），通过董事们相互协商的方式来筹划和管理公司的经营。

以往，公司在利益驱动下仅以小数额的奖金犒劳理事，但从1709年起，对董事也开始实行薪水制，明文规定`必须每年支付董事150镑的薪水。

关于这150镑的薪水，一般认为其中的100镑是对于出席股东大会以及在大会期间的工作所支付的酬劳，而剩下的50镑则是参加下文中叙述的各种委员会议的补贴。150镑的金额在今天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则相当于或高于中层阶级人士一年的收入。

正如下文所述，1757年起，东印度公司由巨型商业公司逐渐转变为统治印度各地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它也终于成为一个产生巨额利润的完全盈利的公司。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掌控公司运营的董事职位，激烈的竞选活动便随之开始了。由于董事候选的竞争者，只有在此前的董事去世或者董事所持股份金额下降到2000镑以下而失去董事资格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达成他们的愿望。所以，围绕董事席位的竞争就自然变得分外激烈。

“争取大家投票获得席位的尝试，就如同竹篮打水般毫无成效。”一位董事候选人不禁这样感叹。

虽然竞争十分激烈，但在1757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内部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纷争。即使是在1712～1739年出现了像乔西亚·沃兹沃斯（Josiah Wordsworth）这样当选了一次董事会议长和五次副议长的人，公司里也没有传出人们的不满声。

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商业项目的信用度不断升高。直到174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股票一直被人们视为最佳的投资对象。想要从外部申请加入东印度贸易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蜂拥到下议院门前。于是，东印度公司便宛如一艘坚不可摧的巨轮，平稳地徜徉在它的商业航线上。

种类多样的委员会

除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以外，公司还设置了由董事管辖的用以指挥公司运营的各类委员会，公司的各项具体业务都由这些委员会全权承办。伦敦总部（印度馆）的机构设置情况如此，而印度当地的孟买、马德拉斯、卡利卡特则分别设有管区长，各管区长之下设有管区评议会，当然其下还设置了各类委员会。

伦敦总公司内除了上述机构还设有事务局，印度各管区内的情况也与此一致，有几名职员在事务局负责处理业务。此外，在印度当地，各管区还指挥建立了地方性的附属商馆。

总公司的各个董事，首先分别隶属于多个委员会。统共七个委员会中，“通信文书委员会”为重中之重。它负责检阅从印度各管区发送来的报告书，并为董事会准备回执信函。

当时的情报收集不像今天“信息化社会”这般便利，即便只是几封信函也显得极为珍贵。诸如进口商品的产地现状和发展前景等，一切信息都要依靠当地发来的信件获得。准备回执时，还必须考虑商品在伦敦等英国国内的销售趋势。可以说，它是东印度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部分。为了判断信息是否正确，公司甚至还会委托私人机构去调查核实。

其次，“会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检查票据及各种费用证明单，以监督会计部门事务员的工作。

“采购委员会”是职掌采购出口到印度的各种物品的机构，进行铅、毛织物等物品的收购业务。

“私人贸易委员会”负责调整、监督公司职员的私人贸易和其他业务。

东印度公司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建造本公司的船舶去发展贸易的，而在这一时期，它开始向船舶公司租借船舶来展开贸易活动。“船舶委员会”便是负责签订船舶租借协约的机构。

此外，公司还设有“财政委员会”，用以职掌红利、利息的支出，其他各类借贷项目，金银的购买等。最后，“仓库委员会”除了负责建筑物的改建、修建事务以外，还职掌进口物品的保管等业务。

以上七个委员会，分别有九名董事以委员的身份出任。最为重要的“通信文书委员会”由议长、副议长和资历最老的董事参与其中，而“船舶委员会”、“私人贸易委员会”则由资历稍浅者组成，并在其中选出一名董事作为主要负责人。

事务局的正式员工

东印度公司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贸易公司，同时也是一家巨型股份公司。那么，这样一个公司到底拥有多少员工的问题便自然令人心生好奇。但是，由于它还不是现代化的公司企业，因此没有关于从业人员人数的明确规定。

公司的业务经营由董事们亲力推进，对此，读者们通过上文对各委员会的介绍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实际上，支持各委员会展开业务的首先还是总公司事务局的正式员工。

正式员工中首先包括秘书科职员，其次有会计科职员。此外，监察科职员、出纳科职员、主任事务科职员也隶属其中。而所谓属于伦敦总公司事务局的正式员工，就是指这五科的职员。

正式员工的人数还有待明确。不过据统计，在稍后的年代中，如1784年，正式员工的人数为150人，1833年为300人。但是，这些数字都只是就职于伦敦印度馆的正式员工的人数。

此外，在印度当地，还有属于各管区的公司雇员。他们是文员、一般事务员、军官预备生、实习医生、律师、牧师、公司军队的军官等。在印度想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首先会在年轻时成为文员、军官预备生、实习医生，在未来的数年后，他们便应能够升级为一般事务员、军官或医生。

1793～1812年这20年间，共有40人被录用为文员，240人成为军官预备生，30人被任命为实习医生。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在下文中再做阐述。而这一时期，如后文所述，公司正在为扩大支配领域，积极地在印度各地展开战争。因此，军官预备生的录用人数相对较多。

其次，让我们审视一下东印度公司在贸易活动中船舶使用的问题。18世纪初，公司的普通船舶配置为载重400吨的船舶。此后，大型船舶的使用逐渐增多。18世纪30年代，500吨位变为普通标准，而到了1775年前后，800吨位的船舶也开始普及。船舶的容积总吨数出现迅猛增长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这些都是公司为应对棉织物、茶等产品的进口量增长而调整产生的结果。

图2 东印度公司组织结构

伦敦的拍卖会

东印度公司的商贸业务围绕香料、棉、茶等印度产品的进口以及它们在伦敦的销售而展开。虽然采购委员会负责采购出口到印度的产品，但由于面向印度的出口商品主要是金银及其他金属，因此出口金额并不惊人。到1750年为止，在东印度公司的出口商品中，金银及其他金属占到了总体的70%～80%。另外，用于出口的金属是由财政委员会负责置办的。

在输出金属及其他商品的同时，欧洲会从亚洲进口多种本国自古以来就不生产的商品。因此，如何将那些进口商品销售到欧洲其他地方，自然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课题。不过，上文所提及的各种委员会却并不负责进口商品的推销业务。那么，远渡重洋收购而来，又被搬运到伦敦的东洋货物，到底何去何从呢？

进口商品的销售环节最能为公司整体创造利润。然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没有致力于直接涉足亚洲商品的消费市场。进口产品的销售业务被全盘交付给与公司有关的个体或者专业批发商承办，因此公司几乎从未以机构身份参与过产品的销售，也就未曾设置负责销售业务的委员会。

但是，自1650年起，东印度公司开始采取干预每年在伦敦举行的四次拍卖会的策略。参与拍卖会竞购商品的人，首先来自公司内部掌握实权的董事或其友人及熟人，其次是来自外国（欧洲各地）的商人及零售商。

输入的商品有时会被这些买家收购一空，甚至令东印度公司深感必须屯留一定数量的商品，以确保伦敦的棉织物和亚麻织物商店以及食品干货杂物店的营业。因为这些商店承担了将棉织物和香料零售给生活在英国国内尤其是伦敦的第一消费者的职能，而外国商人却曾经在货物短缺等情况下，将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商品抢购一空。

总而言之，在17～18世纪，不论是面向海外的贸易商，还是面向国内市场的销售商，再或者是四处叫卖的行脚商，他们都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扮演了相应的历史角色。而在亚洲商品拍卖会上的各类人中，前两者尤其是两者中的前者，实力最为强大。

亚洲进口商品的销售

出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人，通常也与公司以外的势力保持着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常有董事同时涉足对外出口行业的情况。当然，他们对作为法人的东印度公司能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发放更多的红利也总是翘首企盼，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想通过将公司进口的产品倒卖到欧洲其他地方、非洲或者美国大陆的消费市场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除他们之外，来自荷兰、德国、东欧的贸易同行及商人也是伦敦的四季拍卖会的常客。这些人对远离伦敦的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内陆各地的市场行情，可谓了如指掌。

例如，当地零售商的手头大概还剩下多少旧货、多长时间卖完、价格走势如何、消费者的消费观怎样——诸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无不了然于胸。由于德国和东欧内陆的多数河流会在冬季时进入结冰期，因此必须赶在这些河流冻结之前装运货物，而把握最迟的进货时间，对他们而言也都是易如反掌之事。

伦敦每年举行的四次拍卖会，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印度货物的供给缺乏稳定性，会随季节变化出现巨大波动而制定的对策。东印度公司的船舶通常在8月或9月从印度返航。如果将运回国内的商品在夏季或秋季之前一次性在市场上拍卖出去，对公司而言，绝非上策。

将进口商品分散在一年出售的方法，不但可以避免价格急剧变化，同时也为买家预测市场行情提供了便利。在拍卖期来临之前妥善保管好一定数量的货物，便是仓库委员会的职责所在。东印度公司也是通过观察拍卖市场的状况来判断大众的需求和消费倾向，进而再向印度发送订货单的。

从亚洲进口的商品到底有多少被转销到其他国家，又有多少被消费在英国国内呢？

作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线索，我们在此列举一例。比如，1699～1700年，进口棉织物的数量约为86万匹，而其中的51万匹被再次出口到了外国。大致而言，三分之一的进口产品被消费在国内市场，二分之一进入欧洲各地，剩下的六分之一则出口到美国和非洲。

贸易商品的构成

17世纪前半期，进口商品的大部分由胡椒、香料类物产构成，而从17世纪后半期起，胡椒等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棉（棉织物）和绢的比重则不断增长。1664～1678年的进口商品中，胡椒的份额占15%～30%，而棉和绢的平均比例则达到60%～70%。

进入18世纪后，这一进口趋势更加明显。纺织品在商品进口量上当仁不让地攀升到榜首，胡椒的进口比例下降到7%以下的低水平。而其中，18世纪进口量突飞猛进的商品则当数茶叶和咖啡。这构成了18世纪东印度贸易的一大特色。

虽然茶叶在17世纪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商品种类，进口额仅占整体的1%，但在1720年前后突然增长到10%，1747年达到20%，1760年更增长到40%以上。

咖啡在17世纪的进口比例也仅占1%～2%，1706年增至5%，1724年又上升到22%。咖啡的进口势头，令伦敦的咖啡厅生意也日益兴旺起来。

这种进口商品的增减倾向，也能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形势中观察到。总体而言，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建立在欧洲贵金属基础之上的亚洲手工业产品的收购。至少在18世纪前半期之前，东印度贸易呈现了这样的特点。

一般而言，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的需求多种多样，但亚洲人对购买欧洲物品的需求并非如此。虽然亚洲人缺乏购买力也是原因之一，但就普遍情况而言，主要原因还在于：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亚洲较之于欧洲，物资更为丰富，物产更加多样化。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欧洲出口到亚洲的商品如下：不同质地的毛织物、其他轻薄类型的毛织物、珊瑚、铜、铁、象牙、铅、水银、锡及其他杂物。

相对于此，亚洲出口到欧洲的物品则如下所列：

陶瓷器物，咖啡，靛青染料（印度蓝），胡椒，明矾，生绢，孟买产纺织物、马德拉斯产纺织物、孟加拉产纺织物、中国产纺织物，茗茶、雨前茶

[1]

、松萝茶

[2]

（以上三者均为绿茶），高级红茶白毫，紧随其后的高级红茶正山小种，中国产红茶工夫茶，中国茶中的上品——当时为大众商品的武夷红茶。

以上便是欧洲主要进口的商品。

欧洲进口的商品中还包括钻石、沉香、安息香、豆蔻、绶贝、苏枋、紫胶（天然树脂）、砂糖、天然硼砂、印度产人参、麝香、没药、乳香等，多为一些令欧洲人心生梦幻的商品。

[1]
亦称熙春茶，屯溪茶的一种。——译者注

[2]
原产于安徽省黄山余脉的松萝山。——译者注

6 南海公司

1710年前后的东印度公司

经过1702年新、旧两大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协调以及1709年的联合，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规范的贸易商社正式踏上了它的商业征途。与此同时，公司组织进入现代化、民主化阶段。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并没有因此出现去服务于国内生产者（所谓的产业资本家阶层）的利益的急剧转变。东印度公司的组织虽然进入现代化，并且成为一家稳定的股份公司，但是无论如何，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将商品交易作为全部经营内容的商社。总体而言，它作为一个将亚洲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各地的商业资本组织，较之以往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虽然说是亚洲商品的销售，但在这个时期，交通机构、运输手段还处在一个应被称为“早期工业”的阶段，因此公司运营需要巨额的资本进行支持。由于航海的过程漫长而艰辛，这意味着公司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同时也要承受种种风险。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商业资本的耗费，就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政治权力的保护。献金于皇室，施力于议会，便是为此目的而展开的活动。

其间，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创始年份1709年，正是英国和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斗得不可开交的时期。此时，伦敦的商业界也深受银储备量不足问题的困扰。

虽然经济环境欠佳，但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仍旧凭借大众对其以往业绩的好评、政府和议会强有力的支持，促进公司的信誉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笔者曾在上文提及，1691年，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拥有739782镑资本。而1709年，联合公司起步之际资本约达320万镑。

1709年后，东印度公司的会计账目也更为明晰。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它代表了具有现代特征的东印度公司的启程。会计年度从7月开始，到翌年6月结束。因此，1710年6月的记录，便是公司起步第一年的会计账目。

蒸蒸日上的营业势头

公司主要的支出项目，摘列如下：对外出口商品、金属（金银财宝）、运输费用、与运输相关的其他诸多费用、关税、用于支付印度开出的汇票的费用。1709～1710年的支出金额，总计为473727镑。其中94.1%用于支付以上诸项目的经费，其余用于支付亚洲和本国从业人员的工资、干部的酬劳、馈赠、在印度的租金。应该说，各种经费的项目条理清晰，非透明的经费支出已经消失。

其次，让我们看看被称为“受领金”的收入方面的情况。受领金几乎都来自从印度进口而来的商品销售额，而其他则来自繁杂的贷款或后期支付账款等若干项目。1709～1710年的受领金合计为826033镑，其中商品销售额占据了80万镑以上。

简单计算上述结果可知，1709～1710年东印度公司的收益为352306镑。对比320万镑的总资本，纯利润占到了11.1%。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从超过35万镑的收益中抽出265657镑，在这一年以红利形式分配给了股东，其金额相当于总资本的8.3%。因此，1710年的资金仅剩下86649镑，在启动下一项业务时就出现了流动资金匮乏的状况。于是，董事会要求股东重新投入资金，同时对引入贷款的方法展开了讨论。

首先，董事会对所有股东提出了将12.5%的收益作为公司资金投出的要求。通过这一方法，公司在1710年征集到392435镑，1711年征集到324554镑。此外，东印度公司又向英格兰银行借贷了12万镑。

增资以及顺利得到英格兰银行的融资，这两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这一时期的东印度公司信誉度极高。此后数年，东印度公司都保持着蒸蒸日上的良好经营状态。首先，继创造了总资本11.1%利润的1710年，1711年的利润率为16.7%，1712年为20.4%，1713年又创下22.2%的利润率新高。而未曾发生改变的则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依旧以棉、绢等亚洲产品的进口业务为中心。在越发高涨的对棉织品进口的批判声中，外国零售商却不远万里地从欧洲大陆奔赴伦敦购买棉织品。因此，进口的商品绝大多数被销售到了国外。可想而知，这正是东印度公司业绩保持良好势头的原因。虽然说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商业公司，但其前景之广阔令人不可估量。这是当时许多人都持有的观点。

与世界各地的繁荣贸易

当人们对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寄予越来越高的期待的同时，英国迎来了整体上的经济上扬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业革命尚未启动，生产力还处于资本主义化之前的家庭手工业阶段；但另一方面，贸易活动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肩负着牵引当时整个英国经济发展的重任。进入18世纪初叶后，凭借着全国贸易和商业的强劲势头，伦敦成为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中心，并大有超越17世纪的商业中心阿姆斯特丹的趋势。

在大西洋方面，自克伦威尔出兵远征牙买加以来，西印度群岛就作为蔗糖作物种植园的中心，逐渐受到贸易商、殖民者及大商人们的关注。起初，西印度群岛被西班牙珍宝（运输）船队视为他们掠夺财物和收获风险成果的对象。进入18世纪初叶，其性质逐渐变转为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们以贸易或殖民手段积累财富的投资地点。

在地中海方面，基于利凡特公司的商业活动，英国早在17世纪就与土耳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直到1720年前后，利凡特公司的商人们都保持着活跃的商业势头。土耳其地区不仅是重要的毛织物出口地，同样也是咖啡的收购地。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英国从西班牙那里取得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的控制权，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就与上述英国商人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具有一定的关联。

东印度公司与亚洲方面的商贸活动，在与大西洋、地中海方面的商贸活动的相互作用下，越发兴盛起来。人们对东印度公司抱有的期望值也不断高涨。这是由于棉、绢以及茶叶的需求量不仅在英国国内，同时在欧洲各国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东印度公司通过这些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当东印度公司及其他公司在海外贸易中赢得丰厚利润的消息被大众知晓后，人们甚至开始认为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童话实际上并非童话，它描绘的印度等地的商贸活动千真万确，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的美梦一定能在那里成为现实。

丹尼尔·笛福与南海公司

丹尼尔·笛福发表《鲁滨孙漂流记》的年份为1719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出版《格列佛游记》的年份为1726年。这两项历史事实反映出，在18世纪初叶这一时期，以商人为代表的英国大众对亚洲诸国怀抱着强烈的憧憬和美好的期待。

笛福和斯威夫特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原先并没有刻意要将东印度公司作为直接描写对象。但是，在那之前，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就没有其他能在商贸活动中赢利并以清晰可见的红利形式将利润回馈给股东们的公司了。可以说，东印度公司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更加绚丽和宏伟的梦境，人们对正在急速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所在的大西洋等广大地区所怀有的黄金国幻想，更加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

当人们对海外贸易、商业活动的期待越来越高时，各种各样的公司也随之林立而起，其中，还有一些公司取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并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于是，在这样的风潮下，股票的投机热潮便极速白热化了。

下文将叙述的“南海公司”的成立以及由其引发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就是代表当时投机热潮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南海公司泡沫事件虽然与东印度公司本身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但它的发生是以东印度公司贸易的繁荣为背景的，基于这一点我们在此稍作介绍。

1711年9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南海公司”（与南海和美洲及其他地区贸易的不列颠商人的公司）的法案。而南海公司的策划者，据说很可能就是《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

长期以来，笛福就为南美洲的魅力所倾倒。而鲁滨孙漂流到的地方也是南美洲海岸的一个孤岛。创立一家与这一地区开展贸易的公司，可谓是笛福的人生梦想。他认为如果能够将劳动力引进这块大陆，那么理所应当就能在这块大陆上创造出财富。

这一想法可以通过从非洲输入大量奴隶来实现，并且，在这块新的殖民地上还有可能发掘出金矿。即便这些都难以如愿，只要所殖民的人数增加了，殖民地对英国产品的需求也就会相应增加。这就是笛福心中描绘的蓝图。

南海公司的创立

而将笛福的这一构想具体化的人物是当时担任财务大臣的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1661—1724）。这一时期，南美洲虽然是西班牙殖民地，但实际上掌控这一地区的垄断贸易权的是法国。并且，当时法国与英国正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僵持不下。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路易十四企图将他的皇孙扶上西班牙王国的王位。战争自爆发时起，已持续了10年之久。重复不断的侵略战争令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陷入了财政困境，因此到了这个时期，法国便开始期望早日媾和。而作为对抗法同盟军一员的英国，便从1710年前后开始了与法国之间单独媾和的交涉。

在这样的形势下，牛津伯爵展开了与法国的秘密交涉，提出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法国必须认可英国在南美洲诸地区（今天的阿根廷、智利等地）的贸易权，并成功达成了目的。而南海公司法案就是在这些筹备基础上，于1711年9月被列入议案的。

当时来到英国的外国人无不惊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一位法国人曾描述，“星期天及节假日时，就连女佣也穿着绢制的衣服，其穿戴水平几乎和她们的女主人无异”；文中还写道，“就连被我们称为穷人的人也能暖暖和和地入眠，过着富裕的生活”。

在当时，这些财富的源泉无非是盛产农作物的土地，但同时，与印度、美洲之间的贸易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财富源头。贵族、宫廷中的大人物以及商人纷纷参与商业活动，通过投资贸易公司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来进行财富的聚敛。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以与南美洲各地区进行贸易和殖民活动为目的的南海公司便应运而生了。

于1711年创立的南海公司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巨大特权，可是它的贸易成果却令人担忧。牛津伯爵虽然顺利地从法国接手了在南美洲的贸易权，但是掌握着这块土地政治支配权的西班牙国王没有他预计的那样宽宏大量。西班牙国王只允许南海公司每年向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输送一艘货船的商品。

因此，《乌得勒支和约》中被认可的英国黑奴贸易特权合同，便成为英国快速聚敛钱财的唯一指望了。所谓黑奴贸易，是指向南美种植园地区贩卖黑人奴隶的贸易。然而，这项贸易实际上也未能产出人们所期待的利润。

南海公司的贸易和金融

根据黑奴贸易特权合同，南海公司被赋予每年向美洲输送4800个奴隶的特权。不过，这桩贸易最终以亏本而告终。获取特权之后，南海公司于1715年派遣“伊丽莎白号”、1716年派遣“贝德福德号”，又于1717年向南美洲派遣了公司的船舶“皇家王子号”，但是这一次“皇家王子号”几乎未能做成一件买卖就打道回府了。

1718年，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当时，一艘名为“皇家乔治号”的南海公司船舶虽然已经行驶在远航途中，但迫于形势最终也是空手而归。由于这些原因，1719年年初，南海公司的经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危机中。

然而，南海公司没有满足于像东印度公司那样作为普通贸易公司的身份。早在17世纪末，在商业贸易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就已经诞生了一家现代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伦敦的富商们聚集在一起，投标购买了政府发行的120万镑国债。作为回报，政府允许他们在1694年建立起一家银行，发行与国债同等价值的银行债券，同时经营诸如兑换、汇兑、转账、存款等一般银行业务。

另外，在两年前的1692年，英国为筹措与法国战争的费用而开始推行国债制度。当然，在此之前，当英国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时也曾采取过向民间贷款的办法。而这些大抵都是以政府将来的税收为担保进行的。1792年，政府从民间借入100万镑国债，确立了以啤酒税来偿还带息国债的制度。

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威廉王之战（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和安妮女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英国为对战法国支出的军费不断增长，于是取自民间的国债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膨胀起来。

国债增多后，需要支付的利息自然不可小视，这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古今无异，当时的政府和统治者也深感必须设法将这个问题解决。

于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南海公司，除从事贸易活动以外，自创立初期起就作为一种处理政府国债业务的金融机关而运营。

分期付款与南海公司

对英国而言，在17世纪末爆发的那场20多年的对法战争，可以说是一场重商主义的商业战争。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够登上商业革命的世界贸易舞台，并在那里大展宏图，满足人们的期望，其原因就在英国在这场重商主义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众所周知，英国的贸易扩张以海上支配权的强化为前提，海上支配权的强化则建立在海军实力增强的基础上。而英国对法国的战争，就是强化这种海上支配权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如上文所述，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调动国债来填补军费，而国债也年复一年越滚越多，膨胀成一个巨额数字。

南海公司在创始之初首先接收了政府的1000万镑国债，并按5%的利率收取年息。1719年，当公司贸易状况不尽如人意时，南海公司向持有国债的个人宣扬南美洲贸易的大好前景，劝说他们将国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这一计划意外地获得了成功，随着股票市场价格的一路上升，通过赚取卖价与最初面值之间的差价，南海公司大约获得了7万镑的利润。

这一时期，在巴黎，出生于苏格兰的约翰·劳（John Law）构建了一个将法国所有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合并成一个巨型联合公司的计划，并在1717年正式创立了“密西西比公司”。除了贸易领域以外，约翰·劳还创建银行涉足金融业，企图将法国的国家财政纳入自身的控制之下。

这样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约翰·劳体系”获得了人们异常的欢迎，整个法国都被卷入这一体系。当时，法国背负了高达15亿的巨额国债，约翰·劳却扬言要将这些国债照单全收。于是，国债持有者们便用约翰·劳返还的资金开始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在1719年春季到夏季之间，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价格突然急速上涨。面值为500里弗尔（liver）的股票在5月一个月内就翻了一倍；7月，当约翰·劳从政府获得货币铸造权时，股价继续上涨到2000里弗尔；而在其获取了农田征税权时，股票又增值为5000里弗尔；至年末时，股价最终飙升至1.8万里弗尔。

南海公司与国债认购

这些巴黎的新闻自然也传到了伦敦。当时操纵英国南海公司的首席理事布朗特认为：模仿“约翰·劳体系”将英国所有国债独揽的经济策略，不失为一个良策。这一时期，南海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大约拥有5000万镑的国债。其中，3000万镑分散在商人或地主手中，剩余2000万镑为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所有。因此，布朗特考虑，这一计划一旦成功，南海公司或许就能实现对极东公司（东印度公司）和金融界的支配与控制。

并且，假如议会（政府）同意将国债全部交付给南海公司，那么南海公司也应能获得增发与国债同等价额股票的许可。当时，南海公司的股票面值为100镑，市场价格为128镑。如果其市价上涨至300镑，那么公司便可将三分之一的股票转让给国债持有者，而剩下三分之二的股票则可全部纳入公司金库。

南海公司假如想通过这一途径赢利，自不待言，股价上涨是其成功的首要条件。南海公司确信：只要学习约翰·劳在法国的做法，抬高股价就不费吹灰之力。而此时，政府也正因巨额的国债一筹莫展，因此这项计划必然能得到政府的赞成。

但同时不难预料的是，以议会为中心的势力必然会坚决反对南海公司提出的——全盘接收国债来减轻政府带息偿还的负担，以及通过提升股价来赢利的方案。

本应由金融机构主要负责的国债业务，为何要交付给一家几乎没有任何业绩的贸易公司——南海公司来处理？这一类业务难道不应当首先让英格兰银行受理吗？假设英格兰银行出于某些原因拒绝受理，作为贸易公司享有盛誉的东印度公司，难道不能在银行的协助之下来处理这项业务吗？

1694年创立的以国家主要财政机构身份为豪的英格兰银行，要将国债业务轻易转交给业绩为零的南海公司，这一情形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于是，当时的财务大臣约翰·艾思拉比（John Aislabie）决定采取不牵动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所持国债、仅将民间个人的3000万镑国债交付南海公司接管的策略，将整个大局稳定了下来。

英格兰银行的抗议和针对议会的策略

为了抑制来自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议会方面的抗议，南海公司除了向宫廷大臣施策，同时也对议会采取了策略。为达成目的，必须接近至少100名议员，并施以礼金酬谢。在财物准备就绪后，南海公司便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铺垫工作完成以后，财务大臣约翰·艾思拉比于1720年1月22日向下议院提交了《南海计划法案》。南海公司宣称，如果按计划将3000万镑国债交给南海公司负责，那么债息可保持在以往5%的水平上，而政府每年则可由此减轻30万镑的债务负担。南海公司同时还承诺，公司一旦赢利会向政府进献更多的资金。据预算，每年大概会有15万镑资金进入国库。按照这种进度，政府在25年后便可将所有国债偿还干净。

另外，由于南海公司在认购个人持有的国债时，可以使用经济前景大好的南海公司的股权来充当支付给个人的国债认购经费。因此，政府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的责任便可将这一计划贯彻实施。而关于个人，即便不特别强制他们将所持国债都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他们大概也会乐此不疲地购入南海公司的股票。

财务大臣约翰·艾思拉比为了获得下议院的赞同，如是阐述了《南海计划法案》的宗旨。但是，下议院的议员们没有轻易为这项法案投赞成票。按照法案的计划，很显然政府将获得种种好处。但这对国债所有者到底是否有益？南海公司是否有可能赢利？议员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这一法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其中，支持英格兰银行的辉格党议员主张“既然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事业，就不应该交给一个至今还从未为国家办过一件事的南海公司，而应当托付给英格兰银行运营”。最后事态发展为：由英格兰银行自身设计方案来说明其接收国债后将如何运营的问题，提交给下议院进行裁决。

《南海计划法案》的通过

最终英格兰银行向下议院提交方案，表明英格兰银行获得国债认购的特权后，它将向政府支付560万镑并附赠其他利益作为回报。而南海公司也提出了相应的竞争方案，宣称将支付给政府更多的资金。由于双方在议会内外展开的论争，无数的小册子出版问世。其中一些小册子指出，南海公司绝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是在为自身精打细算。

之后成为辉格党领袖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就是大力反对南海计划的英格兰银行方面的支持者。根据18世纪末撰写沃波尔传记的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的记述，这一时期沃波尔曾在下议院做过以下这番演说：

这是一个分散国民对商业贸易的注意力，将人们推向自我毁灭的行为，即股票交易的计划：它利用股票营利的繁荣假象，引诱他们轻率地步入末路，并将其作为致命的诱饵——欺骗他们将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与空想中的财富进行交换。

沃波尔的这番言论在原则上代表了英格兰银行的立场。作为商业资本家，英格兰银行虽不至于像南海公司那样疏于细致考虑，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认购国债的计划和相应准备。

根据目前为止的研究成果可知，对于南海公司的计划，沃波尔并未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只不过他认为，相对而言应当让英格兰银行来实施这一计划。

因为他本身也曾持有南海公司股份。他之所以如此反对，不过是对一些细节怀有不满，并没有反对到底的意向。

除了罗伯特·沃波尔以外，反对南海计划的还有他的弟弟霍雷肖·沃波尔（Horatio Walpole）、托马斯·皮特、英格兰银行理事杰拉德·科尼尔斯（Gerard Conyers）等议员。但最终1720年4月2日，下议院还是通过了这一法案。法案赞成派以172票比5票的投票结果赢得了胜利。虽然沃波尔的抗议过于无力是其败北的一个原因，但一般认为这是南海公司对政府议员实施的策略大见功效的结果。紧接着，4月7日，《南海计划法案》以83票比17票的悬殊优势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最终正式确立生效。

7 南海之繁荣与恐慌

投机操作的开始

在上议院通过《南海计划法案》一周后的1720年4月14日，计划负责人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发布了将出售2万股南海公司股票的公告。南海计划虽然原本是一项以股票换国债的计划，但在其实行之前，公司首先展开的是以现金购买股票的交易。南海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价格至少会一直高于当前价格的前提下，进入了面向大众的销售。虽然按照每股（面值为100镑）300镑的价格出售，但在几小时之内就创下了总计22500股的销售成绩，比预计多售出2500股。

由此大获激励的南海公司，于4月30日继续出售了1万股股票；接着，股价被定在每股400镑的价位上；紧接着，又有500股售出。人们对南海公司的期待值不断高涨，策划者约翰·布朗特的人气也直线上升。

南海公司和南海计划，都是在获取政府多项巨大特权的前提下启动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政府与西班牙签订协约返还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而作为返还条件，政府所获得的位于南美洲秘鲁的金山，则打算交付给南海公司管理。

虽然其他国家民众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就英国人而言，南美洲是一块充满了能够依靠勤勉劳作将其开垦成肥沃田野的处女地。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在酷热的巴贝多岛（巴巴多斯岛，英文为Barbados）以及寒冷的新英格兰完成了一系列开荒拓地的壮举。因此，在气候远比那些地区温和的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开拓殖民地，对他们而言简直易如反掌。靠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地平坦，非常适于谷物和牧草的种植栽培。除了黑牛以外，这里还适宜饲养鸵鸟、智利品种的羊和鹿。并且，在这一地区还能采集到黄金、贵重的智利硝石等特产。此外，一旦殖民成功，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那么英国还能面向这里出口不同种类的毛织物、棉织物、建筑用材、农业用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

收买议员和大臣

于是，人们对南海公司的贸易对象——南美洲的期待迅速高涨起来。虽然与西班牙政府的关系仍旧令人担忧，但英国政府必定会想方设法解决好一切问题。抱着这样的想法，人们的黄金国（西班牙语为El Dorado）发财梦不断膨胀，他们在南海公司发行的股票的吸引之下趋之若鹜。

受到鼓惑和煽动的人们，歇斯底里地想要获得南海公司的股票。拥有土地的人为此卖掉了祖先世代耕种的土地。贵族、文人乃至寡妇，人们不论阶级高低、身份贵贱，纷纷拿出自己的收入和存款，甚至不惜贷款购买。很显然，这是一种投机色彩浓厚的股价上涨现象。

为了催促议会尽快通过《南海计划法案》，南海计划的立案者约翰·布朗特向议员们许下了重金酬谢的诺言。因此，他将南海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秘密分配给了支持南海公司的议员。法案通过后，南海公司的股票以原面值3倍的价格——300镑出售，公司又将这些股票与原面值的差额赠送给他们。支持南海公司的人们，并没有以受贿的形式收取这些股票，而是采取了暂时从公司接手，之后又返还公司的形式来获取利益。实际上，南海公司分给支持者的总金额达到了25万镑之多。

虽然这是一笔不可小视的金额，但是为了压制英格兰银行及反对派，推动法案获得通过，这也是一笔不可节省的开销。并且，通过股票的现金交易，南海公司的股价上涨后，公司在进行国债兑换业务时，即便不使用与国债相同的股票份额也能顺利完成所有的兑换业务。南海公司就是这样考虑的。

当然，当时全面支持南海计划的政府和内阁，也与南海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首相斯宾塞（Charles Spencer，3rd Earl of Sunderland，查尔斯·斯宾塞，第三代桑德兰伯爵）收受了价值16万镑的南海股份。被收买的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他们的受贿金额如下所示：斯坦厄普（Stanhope James，1st Earl Stanhope，斯坦厄普·詹姆斯，第一代斯坦厄普伯爵）2万镑、艾思拉比79.5万镑、老詹姆士·克拉格斯（James Craggs the Elder）65.9万镑。

股价攀升——南海盛世

为了博取这些大股东们的欢心，并顺利推动人们将所持国债与年金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则必须提升股票的价格。但是，如何才能令股票价格攀升呢？南海计划在很多方面都效仿了“约翰·劳体系”，但约翰·劳是通过促使政府增加纸币发行量来达成提高股价的目的的，这一方法在英国未能实现。

于是，作为替代方案，南海公司向股东大举发行用于购买股票的贷款，用来推动股东的购股行为。南海公司公布了可向股东提供贷款的公告。相对于每股100镑的股价，股民可按每股250镑的金额进行借贷，但每人只限借5000镑。人们对南海公司这一举措反应强烈，一共有100万的贷款被借出，用于南海股票的购入。股价瞬间上涨到每股400镑。

面对年金受益者，南海公司也向他们提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方案。作为对投出20年金额为100镑的年金的回报，公司会支付500镑现金，并以7股公司股票来抵付剩余金额。南海公司的股价为400镑，因此，7股股票的售出价格为2800镑。因此，年金持有者被规定，如果现在出售股份就要按每股300镑的价格交易；但是，如果相信南海公司股份在未来有大好前景而持股不动，则能以更高的价位卖出。对于年金受益者来说，相较于出售给政府或者英格兰银行的选择，这是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提案。提案的结果令股价再次上涨，一时间股价达到每股800镑，而这一幕就发生在6月初。

6月14日，股价转为750镑。6月15日，第三次南海公司股票发行的现金交易展开。每股1000镑价格（面值为100镑）的股票被售出了5万股。虽然这一价位比股市还要高出25%，但是公司采用了借贷购股资金的方式，允许股民延期付款，因而许许多多的民众被吸引而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虽然高达每股1000镑，但公司允许购股者按照10%的价格，即每股100镑的标准支付，剩余金额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四年半之内付清。

人们预计南海公司股价还会进一步上升，于是无不欢天喜地地采用这一方式购买了每股1000镑的股份。5万份股票在数日内便一售而空，500万镑现金进入了南海公司的金库。至6月末，股价最终飙升到每股1050镑。

南海公司股价冲顶

南海计划实施后不久，南海公司股票所引起的投资热潮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这一时期出任南海公司总裁的国王乔治一世，在4月14日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认购了价值2万镑的股份。之后，他又以106500镑的价位将其卖出，获得了8.6万镑以上的利润。上流社会中，其他贵族、大臣、议员、商人、银行家、地主等，几乎所有人都涉足了南海股票的投资活动。甚至连清贫的知识分子、文人也背负着贷款参与到投资中来。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购买了南海股票。画家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st Baronet）将存款换成了南海股票。《乞丐歌剧》的作者约翰·盖伊（John Gay）也购入了价值2000镑的南海股票。人们在股价飙升引发的投机热浪中飘飘欲仙。

当时的报纸出现了以下记事：

伦敦金融城的女士们买下南海的宝石，雇起南海的女佣，在田园间坐拥着新宅；而绅士们则乘坐着南海的四轮马车，购买着南海的土地。

著名剧场歌手芭碧雅夫人因购买南海股票赚了8000镑，进而举行了最后的告别公演。

自股票投资失控以来，伦敦出现了200驾新马车。而在马车制造商的仓库中，则还存放着超过了这一数量的新马车。

一个店名为托马斯·盖伊的书店刚好位于朗伯德街和康怡街相接处。于是，店主将店铺租给几个做投机生意的公司后，便发了一大笔财。

7月前后，南海公司向股民贷款的策略进入人气鼎盛时期。由于股价的不断增值，购股时所需的贷款在售出股票后便可轻松返还。金钱的魔力不禁令人惊叹。

然而，关于这股投机热潮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几乎无人担忧。因为人们在投资之前都未曾对南海公司的经营状态做过任何调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南美洲贸易必然会产生利润，而且利润一定比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公司更胜一筹。人们在投资时只考虑到这些便觉得足够了。

仅凭直觉和谣言，他们购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因为南海计划不但受政府支持，而且国王本人就是公司总裁。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加值得信赖的事情了。

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坚信南海公司的计划具有合理性、完美性。他们相信，南海公司已经充分探讨过如何通过金融操作使财富增值3～4倍的方法。虽然也并非没有人考虑到也许败局很快就要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也没有舍弃用投机方式快速捞金的欲望。并且他们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南海计划在不需要任何个人来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就能完成所有国债的偿还，这是天下再也难寻的好事。

于是，在1720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南海股票就从每股128镑飙升到了1050镑，价格差不多增长了10倍。

东印度公司等股票价格的上涨

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增长如此迅猛，原本就是极为异常的现象。如第六章所示，从17世纪后半期起，在伦敦，股份公司制度以东印度公司为先驱逐渐走向完备，股票交易市场也随之建立起来。与股份制度的发达程度相对应，不仅在伦敦，在商业历史更悠久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也同样形成了股票市场。于是，在18世纪初的20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股票投机热潮不约而同地在这三个国家的交易所中出现了。

不过，这一投机热潮的直接推动力还是巴黎的“约翰·劳体系”和伦敦的南海公司及南海计划。

单就英国方面而言，南海公司的股价在1720年前半期突然集中性地异常增值，这使其他主要公司也迎来了相似的股票热卖浪潮，各公司的股票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而在出现如此异常的股价飙升现象之前，1717年英国主要股份公司的资本情况则如下所示。

南海公司1000万镑，英格兰银行5559995镑，东印度公司3194080镑，这是三大公司的资本数额。其他还有拥有45万镑资本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等。此外，除了皇家非洲公司以外，各公司在1717～1718年的股价大致如下。英格兰银行的股价大概在150镑，东印度公司股价约为200镑，而南海公司股价约为150镑。

1720年投机热潮来临前的股市行情，在表1所显示的1720年1月1日各公司的股价中也被反映出来。并且，如上节所述，南海公司股价从128镑上涨到1050镑，一时间甚至飙升至1080镑。而似乎与此相呼应的是，1月到6月的这一期间，其他公司的股价也处在上升时期。

表1 1720年主要公司股价

首先要提的是在1713年之后进入衰败期的皇家非洲公司，其宣称通过奴隶贸易与南海公司建立关系后可以使公司东山再起，于是股价便提升了700%，增长率仅次于南海公司创下的730%的纪录。相比之下，经营稳定、业绩远超其他公司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在这一期间提升了124%。同样，英格兰银行的股价也有所增长，增长率为76%。

泡沫公司的创建狂潮

与投机主要公司股票的热潮相对应的现象是，在英国国内出现了许多仅以投机倒把为目的的恶性“泡沫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在1720年前半期也被哄抬到不菲的价位，投机热潮达到了白热化阶段。随着这一股票投机热潮的升温，每月都会有十几家新公司成立，仅在4月和5月之间就有多达50家新公司面世。

这些新公司中也有以当时各种有意义的新技术发明为基础、怀着创建新兴企业这样良好愿望的公司。

例如，改良版的威廉·李（William Lee）编织机、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焦炭炼钢法（1709年）、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常压蒸汽机、洛姆（Thomas Lombe）的织绢机（1718年）就是其中一些公司主打的创新和发明。这些创新为之后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飞梭（1733年）、路易斯·波尔（Lewis Paul）创制滚轮纺织机开拓了道路。但是，在投机热潮中乘机而起的大部分公司企业，不是诈骗团伙就是充满疑点的名副其实的“泡沫公司”。

“从40年前的沉船中打捞黄金的公司”、“打造对抗海盗的船舶的公司”、“为所有男人、女人在被仆人骗取侵吞财物受损时提供保险的公司”等，可谓不胜枚举。例如，某报纸还曾刊登过以下一则广告：

为将流动水银转化为固体，即一种具有与纯净普通白银性质、外观、价值相同的物体，本公司特别征集200万镑作为启动资金。为表达对方案策划者和公司的感谢，我们将于7月15日12点至下午3点之间在喷泉酒吧股票交易市场，按照每100镑的许可证对应6便士的价格发售许可证。经过精准计算，所有认购者都将获得800%以上的利润。

就是在诸如此类的花招下，许多泡沫公司堂而皇之地登场了。对于这些泡沫公司，当政者自然也不会放纵不管。6月初，议会通过了可将未持有特许状的公司视为违法组织起诉的法案。可是，许多公司又耍起其他花招，侥幸逃脱了法案的制裁。

然而，8月18日，四家规模较大的泡沫公司——皇家绢布公司、约克建筑公司、英国制铜公司、威尔士制铜公司被这一法案绳之以法。于是，其他规模不如这些公司的公司，其股票便在转眼间变得一文不值了。

由于这些事件，大众对股票的信任开始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一时间，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出去。短短一周内，伦敦保险公司的股价就从175镑跌到了30镑。而这一股票大甩卖的狂风巨浪，也朝着应当被称为泡沫公司的始作俑者——南海公司席卷而来。

南海公司股价的暴跌

8月初，正在地方度假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秘书的信件：

南海股票价格下跌到900镑以下，其他股票的价格也都在以与南海股票相同的速度不断下跌……出现了大量妨碍股价再度回升的警戒资料，我认为现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让股价再度回升了。

不过，读了这封信后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却没有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他已经得知8月12日南海公司将再次发行1万股新股以保持股价上涨势头的消息。沃波尔自身也打算投资5万镑购买新股。

但是，从8月18日起，南海公司的股价突然大幅度下跌。8月17日价位在900镑的股票在9月1日降至770镑，9月9日降至575镑，9月19日又降至380镑，9月28日则下跌到190镑。

为了挽救败局，南海公司的官员们曾向英格兰银行求救，英格兰银行方面也表示愿为南海公司进行支持性购买，按照每股400镑的价位购入金额为350万镑的股份。可是该措施还未实行，南海股价便再次暴跌。事态在分分秒秒地恶化着。9月24日，与南海公司有着密切关系的刀剑公司发生挤兑混乱，公司随之停业。于是，9月28日，南海股价下跌到了190镑。

严重恶化的事态向投资家们挥来了无情的拳头。第一代钱多斯公爵，在其担任陆军军需官时积累的30万镑存款全部化为泡影。损失惨重乃至破产的贵族中，还有人向国王提出申请，希望远渡西印度群岛担任殖民地长官。一些受到经济重创的绅士们，沦落得在变卖土地等财产之后又不得不去谋求新的工作。而淑女们则在其他富人家里做起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同样，文人们也只得另寻职业以求生存了。

大恐慌——受害者群像

《伦敦宪报》（The London Gazette
）等报纸铺天盖地地登载有关破产的新闻。自杀事件变得司空见惯，几乎天天见报。其中，有些割喉自杀或上吊自杀的人，也不乏服药自杀的胆小绅士等。被转让出去的私家马车，变成了出租马车在街道上四处奔跑。金表、钻石、项链沦为二手货，装饰着金银刺绣的贵族礼服在旧货市场上也随处可见。这样异常的光景简直可以用“恐慌”这个词来形容。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绘的长篇诗——《南海计划》最终以“我们引以为豪的旷世财富摇身一变，成了一张废纸”而收场。

来自全国各地要求严惩南海公司和其计划主谋者的请愿，如潮水般不断涌入议会。议员中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南海计划的理事们的贪欲和违法行为才导致经营稳定的南海公司一败涂地。因此，这些人对南海公司的理事们持严惩不贷的态度。实际上，大臣、议员也在南海股票的投机热潮中获得利益，并且，还有人收取了高额股份的贿赂。议会上、下院中至少有450位议员参与了股票投机的活动。当然，其中也有因未能拿到贿赂而感到吃亏的议员。当这些人站到议会的中心位置时，与其说是在冷静地讨论对策，不如说是在气势汹汹地催促议会尽快处罚南海计划的主谋。

试图冷静处理事态的沃波尔，希望通过让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认购南海公司价值900万镑的股票，来重新恢复金融市场的生机。但是，对南海公司抱有强烈敌意的人们没有支持他的计划。

他们将南海公司的账簿和会议记录提交给了议会。调查结果显示：南海公司发行的股票超过了法律许可的数量，并多次进行了抬升股价的炒作，在完成这些运营后，公司的官员们又将手中的股份尽可能地以高价反卖给公司而大饱私囊。对于这些人的调查、处罚以及索赔，便成为议会此后的工作内容。

沃波尔的善后工作

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发生时，英国有六位大臣在任，其中桑德兰伯爵为首席大臣。1721年，由议会主持的对事件相关者的审问开庭后不久，2月5日，四位大臣中标榜自己最为清廉的斯坦厄普伯爵突然死亡，一周后又有一人死亡。对剩下四位大臣的审问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

财务大臣艾思拉比在南海计划中牟取了100万镑以上的利润，并且手中的银行账户上还存有80万镑的余额。议会判定其罪名成立，他被送至伦敦塔监狱关押。斯坦厄普大臣被指控的罪行为：受贿1万镑，以5万镑的价格购入了市价为25万镑的南海股票。但斯坦厄普主张，是其家人在他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5万镑股票的。他的这一主张成功地蒙骗了议员。首相桑德兰伯爵也因受贿5万镑而受到议会审问，不过在沃波尔的维护下，他得以侥幸逃脱。另一位大臣在出庭前夜因服用大量鸦片而身亡。议会定其为有罪，并没收了他的地产。

议会进一步裁决，为了救济不幸的南海公司计划受害者，将没收南海公司重要官员的所有地。这些重要官员所有地的总价值为200万镑左右。议会对每个当事人进行了逐一审判，做出了除若干财产可以得到豁免以外，其他全部财产充公的判决。

例如，南海计划的真正推手约翰·布朗特爵士，其价值185349镑的所有地中，只有100镑得到豁免未被没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著名历史学家）的祖父也由于是南海公司的重要官员，而被没收了价值106543镑的土地，仅有1万镑被豁免。关于此事，爱德华·吉本曾在书中提到，他说这一处罚太过严苛。

罗伯特·沃波尔在这一时期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后，开始了南海事件的全面善后工作。他认为，应着手重新建立市场秩序，树立金融行业的信用度。

他提出的重建计划方案为：将从重要官员那里没收的200万镑作为资金，按照每100镑对38镑的比例统一分配给股民。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期待将自己的损失尽量补偿回来的人，同时也涌现出一部分气势汹汹奔向议会的人。但是，当得知赔偿金已不可能多于这一方案提出的金额时，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而南海公司则在此后的多年中继续运营，对残留业务进行着整顿与清理。

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

1722年桑德兰伯爵去世后，沃波尔成为真正的首相。在他的领导下，辉格党控制了其后大约半个世纪的国家政权。对于英国人而言，这是一段繁荣与和平并存的辉煌时代。

南海公司给英国的金融行业和贸易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有公司的股价都随着南海公司股价的变动而变动，1720年夏季时突然暴涨，不久后又急速下跌。虽然南海公司计划将自身建设成一个与代表性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和代表性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并涉足两个行业的巨型公司，但最终这一计划一败涂地。法国的约翰·劳所运作的体系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成功实现了对金融领域和对外贸易领域两方面的垄断控制，然而，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1720年前后的英国，英格兰银行早已在金融界站稳脚跟，南海公司的计划因此步入败局。与此同时，南海公司本身也有别于东印度公司这种已创造出成果的贸易公司，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说东印度公司是商业资本家的贸易公司，但它很早就转变为经营状态稳定的商业公司。即便存在着棉织物禁止法的制约，东印度公司的棉织物等亚洲纺织的产品交易也照样欣欣向荣。就这一点而言，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及其他泡沫公司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尽管发生了由股票投机造成的恐慌——南海公司泡沫事件，但英国在东印度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依旧平稳如初，甚至还呈现了日益飞黄腾达的势头。也正因为存在这一背景，沃波尔等人采取的应对措施才得以成功。

1720年前后，伦敦在世界金融界和商界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被称为“伦敦市”的金融、商业中心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伦敦这一经济发展良好的势头而言，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1709年，联合东印度公司在起步初期就已经能够向外贷出300万镑资金，显示了其在金融方面的雄厚实力。并且，在1710年后的七年间，东印度公司经济成果斐然，连年创造出两位数的纯利润额。正是依靠着这样优良的经营业绩，东印度公司才安然无恙地化解了1720年股市混乱带来的危机。

8 茶叶进口与中国贸易的开始

东印度公司与南海事件

虽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南海泡沫事件仍旧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东印度公司，除了一如既往地进口如棉织物、绢丝等主要产品以外，同时，如下文所述，还开始大量地进口中国产的茶叶。从“棉织物论争”可知，关于亚洲产品的进口贸易，英国国内的批判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即便批判声不断，作为英国实力最强，同时在欧洲名列前茅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亚洲产品进口商的特征，在进入18世纪之后也一直未发生过任何改变。

从欧洲输出白银，再输入欧洲没有的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这一贸易模式，基本与上一代保持一致。1720年前夜，在人为炒作的股价飙升现象下一夜丛生的泡沫公司，最终被股价崩盘的危机所淹没。但东印度公司安然无恙，在混乱的股市中得以幸免并持续发展着。虽然172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的收益欠佳，1717～1726年的平均纯利润率也仅为3.7%，但其中完全没有南海恐慌造成的恶劣影响。

然而，对于以出口白银等贵金属为贸易杠杆的东印度公司而言，南海恐慌所引起的国际信用危机却造成了贵金属货源严重不足的棘手问题。大恐慌之下，人们担心贵金属可能会从伦敦流入荷兰。1720年9月恰好是南海公司股价出现明显下滑的时期。这时，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与英格兰银行的重要官员就防止资金外流的对策展开了讨论。

股票投机泡沫的破裂，令那些想要收回贷款的银行和债主们急于设法摆脱困境。贵金属货币开始大幅度升值，甚至出现了商人囤积贵金属的现象。而当欧洲各地的金融中心试图通过调整外币汇率以摆脱信用危机时，大恐慌的恶果便从一个国家的首都转移到了另一个国家的首都。

于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向印度当地发出指令，命令他们立即执行在印度筹借资金并装船运回英国的紧急措施。

如果仅就东印度公司的情况而言，1721年财政危机问题的解决速度之快，可以说与危机到来时的迅猛程度不相上下。

沃波尔的关税改革

在英国史中，1721年南海泡沫事件终结后的20年左右，被称为“沃波尔时代”，同时也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印度被称为“卡那提克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代。在国王乔治一世、乔治二世时代，罗伯特·沃波尔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在身为辉格党领袖的同时，他奉行与托利党相互协调以达到两大政党和平共处的方针。

他同样还以英国重商主义“关税保护”制度的创建者和实践者的身份而闻名。为了尽可能地给国产商品的出口及其原材料的进口提供便利，沃波尔的关税改革以取消这些物品的关税为目标，并在1721～1724年逐步实现了这一目标。例如，美洲殖民地出产的木材被免除进口关税，便是其中的一项成果。

从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以进口消费品及奢侈品为主，因此许多商品的进口关税都在改革中被提高。但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大部分商品会再次出口到欧洲各地，所以它可以利用退税制度收回一部分税金。退税制度是指商品再出口时，一部分进口税可以被退回的制度。18世纪，英国还实施了保税仓库的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输入的商品可暂时存入仓库，当商品面向国内消费市场出售时，才征收全额关税。制度首先在1700年实施，针对的是在英国国内被禁止使用或消费的进口产品——印度及波斯产的绢织物、棉织物。之后，胡椒在1709年，茶和咖啡在1711年被列入了该制度的实施范畴。但是，这一制度未能得到严格的贯彻，欠缺强制执行力度。

于是，1723年，沃波尔为其中的茶、咖啡、可可果特别设置了专门的保税仓库，并将遵守保税仓库制度规定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为防止逃税，加强了对进口商品的管理和检查。

据说，通过沃波尔的改革，政府的关税收入大约占到了国库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对印度等殖民地生产的奢侈品所征收的关税尤高。茶、咖啡、砂糖、香烟，甚至酒类、纤维制品都被课以进口税，这与当今消费税的征收情况十分相似。

公主、女王与茶叶

在被课以如此沉重的进口税的诸商品中，在18世纪的英国引起了最大问题的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茶叶在17世纪被首次进口到英国，在18世纪与棉织物并肩成为代表性的重要进口商品。美洲独立运动的导火线——“波士顿倾茶事件”便是围绕东印度公司运回的茶叶而爆发的。由此可见，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茶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虽然今天英国人对茶的喜爱已不像以往那样狂热了，但实际上，从19世纪起直到最近，英国人饮用红茶的习惯在外国游客的眼中一直都是奇特的景观。在世界范围内，英国人也是以酷爱饮用红茶而闻名于世的。

茶叶原本是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没有的物产。饮茶的习惯是在进口了东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茶叶之后才开始形成的。在此，让我们先从茶叶输入英国的历史谈起。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而就是她，将遥远的东方茶叶和饮用茶叶的风气从葡萄牙带到了伦敦。一般认为，英国的茶叶历史由此发端。

由于之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从荷兰来到英国，同样，他的妻子玛丽二世也将她在荷兰居住时养成的品茶习惯在伦敦的宫廷和上流阶层中推广开来。18世纪初期，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也喜好品茶，饮茶风气在英国社会的广泛兴起也受到了她的影响。

这样看来，可以说，英国人饮用茶叶的习惯在形成初期，是由公主或女王这些身份高贵的女子率先引领的，茶成了特属于女性的事物。假如我们将咖啡称为聚在咖啡厅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的饮品，那么茶就应该被定义为女士们在家中享用、专门俘获女士芳心的饮品。

虽然如此，但是茶在当时仍然是一种应被称为奢侈品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遥远东方的饮品。因此，茶叶虽然从1660年起就已经流入英国，但是，在17世纪的数十年间，茶叶的普及还仅仅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上流阶层。

东印度公司与茶叶

东印度公司总部在1685年发往马德拉斯的信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

茶叶是一个大有发展前景的商品，是适于用作馈赠宫廷高官的礼品。希望每年输送五罐至六罐品质优良的新鲜茶叶。煎泡后茶色明显且纯正者，一般最受青睐。

这一时期茶叶进口还未成气候，作为贸易商品，茶叶的交易量还不稳定。英国进口的第一批茶叶，就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到欧洲的茶叶中购买而来的。根据记录可知，1664年英国输入的茶叶总重为2磅2盎司（约962克），1666年为22磅12盎司（约10公斤305克）。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直接进口贸易始于1669年。当年的进口量为222磅，不过翌年很快就减少到79磅。茶叶作为贸易商品，进口量仍欠缺稳定性。

进入1690年后，茶叶的进口量终于达到3.8万磅，占印度进口商品总量的1%。而茶叶进口贸易真正繁荣的时代，还是在18世纪之后。1701年，茶叶的进口量达到10万磅以上。但是在此之后成绩平平，1701～1706年，其年平均进口量仅有3.5万磅左右。

不过在1713～1720年的七年间，进口总量达到了214.6万磅，平均下来，每年进口茶叶30.6万磅，是该世纪初的10倍之多。此后的茶叶进口量如表2所示，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8世纪20年代年平均进口量为88万磅，18世纪30年代为116万镑，18世纪40年代为202万镑，18世纪60年代为373万磅，其增长趋势显著。与18世纪10年代的情况相比，茶叶进口量仅在40年里就增长了12倍之多。

出版于1744年的某本小册子，试图从当时的砂糖消费量来推算出同时期茶叶在英国的消费量。推算的结果为，由于当时砂糖的消费量为80万英担（Hundredweight）

[1]

，因此每年平均有200万磅茶叶被饮用。这一结果，与表2所示东印度公司茶叶进口量的数字基本一致。

表2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

就这样，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迎来了茶叶的普及及其大众消费时代。尽管沃波尔实行了关税改革，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仍有显著增长，并且南海事件爆发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一直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

高额关税（消费税）与茶叶走私

关于1724年的关税改革，我们已在上文中有所了解，其中，针对茶叶征收的关税被设定得极高。这导致欧洲大陆各地向英国走私茶叶现象的产生。继而，茶叶走私成为欧洲各地东印度公司的热门生意项目，甚至演变为这些公司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1728年丹麦东印度公司增加资产，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原奥斯滕徳公司的废墟中重生，无不与茶叶走私存在关联。18世纪30年代，法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通过向英国供应茶叶进而扩大业务的。

据研究可知，1726～1784年的约60年间，由于东印度公司正规进口的茶叶被征收了几乎为原价的100%的关税，因此茶叶价格实际上涨了两倍，而上缴的这些关税则都被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其中一个夸张的数字出现在1736～1740年，当时茶叶被征收的关税竟高达125%。1746～1750年的关税税率为76%，1768～1772年为65%。但这些都为最低税率，其他情况下海关征收的税率都在84%以上。

不过，附加了如此高额关税的茶叶价格，随着进口成本的降低也逐年便宜起来，1780年前后，茶叶价格下降到1725年的一半以下。与此相对应的是，18世纪20～80年代，茶叶的人均年消费量从0.1磅左右上升到0.7～1.0磅，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高额关税制约下的英国，人们对茶叶的需求却年年递增。于是，这就为非法进口的猖獗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据统计，1721年，输入欧洲大陆各地的茶叶总量达到380万磅，而其中大部分被走私到了英国。进入1745年，茶叶进口量又增长了两倍以上，接近900万磅之多。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会计局局长的推算，1733～1782年，从中国运往欧洲大陆的茶叶年平均量达到1300万磅，而在欧洲大陆各地，茶叶的年平均消费量为550万磅，由此可知，每年大约有750万磅的茶叶被非法出口到英国。

自18世纪20年代起，从东印度公司正规批发茶叶的英国茶叶经销商展开了要求降低茶叶关税的请愿活动。他们指出，由于大量的走私茶叶进入英国国内，他们的茶叶销售一蹶不振。托马斯·川宁

[2]

（Thomas Twining）便是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著名经销商。不过，最终令茶叶关税实现大幅度下降的还是1784年颁发的《折抵法》（Commutation Act）。

中国贸易的开端与茶叶

如上所述，英国的茶叶进口在1720年前后突然出现了急速的增长。而这一结论还只是根据东印度公司正规进口的茶叶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实际上数据中还应加入逐年上升的走私茶叶的数量。根据1784年的《折抵法》，茶叶价格被降到原先的一半以下，人均消费量则增长了两倍多，达到2～2.5磅。英国正朝着19世纪茶叶的全民消费时代一步步前进。

在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不断扩展的历史背景中，数量庞大的茶叶开始转由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而其后发生的历史悲剧——鸦片战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

如上所述，169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中国茶叶进口到英国。而这些茶叶实际上是中国帆船运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的一部分货物。但当时巴达维亚已被荷兰人占领，英国人也在1682年被驱逐出班达而痛失了在爪哇岛活动的大本营。因此，通过巴达维亚向国内供应茶叶的贸易渠道，充满了众多的不稳定因素。

1697年，两艘英国船舶第一次停靠在中国厦门的海岸。这一年中国茶叶被首次直接运往英国，1699年运抵伦敦的茶叶共有1.3万磅。从约1704年起，英国与清朝政府认可的广东贸易港初次展开交涉，最终在1713年正式获得了进入广东的许可。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定期从广东装载中国茶叶的商贸活动则始于1717年。从上文可知，从这一时期起，英国茶叶进口量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自1717年与广东展开定期贸易之后，茶叶进口便代替绢织物进口在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到了18世纪后半期，茶叶进口甚至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中国贸易中80%以上的比例。

创立于17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从在印度尼西亚方面的竞争中失利于荷兰后，就一直集中精力致力于在印度半岛的发展。初期，它将苏拉特、孟买等西海岸地区作为商业交易的中心，从17世纪中叶起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乌木海岸），到17世纪末又青睐于卡利卡特等地及孟加拉地区。而进入18世纪后，与中国广东之间的贸易则开始成为其贸易的核心而备受重视。

咖啡与东印度公司

上述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展开的贸易活动随着茶叶进口的升温日益兴盛繁荣。而18世纪英国国内之所以形成了如此规模的茶叶进口热潮，是因为在茶中加入砂糖饮用的习惯广泛普及了。在英国，其实最初赢得人心的是绿茶，其优雅细腻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但是进入18世纪后，红茶逐渐取得了优势，喝茶时加糖的习惯在各地风行起来。

砂糖出产于印度、孟加拉等地区，过去最远出口到波斯。但随着饮茶习惯的普及，西印度群岛出产的砂糖也以惊人的速度，同样也是以越来越便宜的价格被不断供应到欧洲。于是，当中国茶叶和西印度群岛的砂糖结合在一起后，“下午茶时间”（tea time）便在英国人的家庭中诞生了。

单纯从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联而言，咖啡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砂糖。咖啡较之茶叶，更早被欧洲人所知。即便是在英国，人们饮用咖啡的年代也可推溯到17世纪初叶的詹姆斯一世时代。以经验论哲学闻名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也曾留下过关于咖啡的笔墨。但是，这一时期，英国的咖啡进口业务由利凡特公司经由东地中海渠道一手承办，还没有与东印度公司产生关联。

东印度公司的咖啡贸易起步于17世纪60年代之后，大概略早于茶叶进口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咖啡是红海岸的摩卡咖啡以及也门咖啡。这些咖啡首先会被运到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接着被送往锡兰岛（斯里兰卡旧名），继而再被装载到返回欧洲的商船。由于当时利凡特公司经由地中海渠道的进口贸易还十分兴旺，因此东印度公司与利凡特公司便以并驾齐驱之势进行着咖啡的进口业务。

17世纪60年代，牛津、伦敦等城市出现了一些咖啡厅，而为它们提供咖啡豆的正是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两大公司。

进入18世纪10年代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咖啡之船”绕过非洲好望角，建立了与红海摩卡之间的直接贸易。于是，从这一时期起，伦敦每年都会出现由“咖啡船”直接运回的进口咖啡。利凡特公司长久以来的传统咖啡贸易，因此最终走向没落。而东印度公司则在这一时期成功革新了咖啡的进口路线。

作为商业公司的繁荣景象

如此一来，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地，人们对茶叶、咖啡以及巧克力的消费开始了，继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逐渐普及。并且，伴随着对这些商品的消费的普及和市场的扩大，人们对陶瓷器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自18世纪起，中国陶瓷器皿的人气全面上升，其进口也随之成为东印度公司任重而道远的业务项目。

因为用稻草包装的陶瓷器皿不会窜入其他商品的气味，因此十分适合与茶叶一并装船运载。虽然不久后，中国陶瓷器皿被切尔西等英国国内产地仿造，但是人们对正宗上等陶瓷器皿的热情始终未曾衰减。就绢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主要进口的是波斯绢以及卡西姆巴扎尔生产的印度绢（绢丝或绢布），但到了18世纪30年代以后，东印度公司又转而对中国绢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在南海泡沫事件爆发的1720年之后，英国国内尽管存在着重商主义者和工厂手工业者的反对，但不论从哪一种商品来看，东印度公司都将它的贸易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了中国。并且，通过进口包括棉织物、绢等纺织品、原棉、茶叶、咖啡、巧克力等奢侈品以及中国陶瓷器皿等多种多样的亚洲商品，东印度公司迎来了其作为贸易商业公司引以为豪的繁荣盛世。

18世纪20～3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年销售额不断刷新纪录，由150万镑增长到200万镑，在利润丰厚的年份，甚至达到60万～70万镑。虽然收益额在不同的年份呈现上下波动的情况，但1727～1732年的纯利润相较于投入的资本仍创下了年均14.5%的高利润率。此后直到1745年，年平均利润率维持在4%的较低水平上。不过，对于主要从事消费商品进口的商业公司来说，这一营业状态仍可谓安泰祥和。

于是，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按照8%的固定股息率向股东支付红利。而当时的人们也早就心怀期待，认为分配到的股息理所应当是公司债券利息的两倍。正是为了响应人们的这一期待，东印度公司才定下了8%的固定股息率。因此，当股息率下降到8%以下时，股东大会里就不免会出现不满的声音。

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气

但是，出现难以按照8%的股息率分配红利的情况也并不耸人听闻。1732～1733年，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事情的原委是，由于公司的主要董事未能妥善处理驻孟加拉的公司职员和在中国从事贸易货运的人员不满意的问题，东印度公司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同时，外国的小型东印度公司也参与竞争，加上茶叶走私行业日益兴旺，这些都导致公司收益情况严重恶化。1733年，公司的纯利润率仅为4%。无奈之下，公司董事决定将8%的股息率改为6%，并在股东大会上加以宣布。股东们当然不会对减少红利的这一决定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有组织地采取了抗议活动来抵制董事会。其中一位股东代表主张：“作为对董事会减少红利的补偿，必须降低公司债券的利息！把4%降到3%！”

结果，公司债券的利息降到了3.5%。可是，董事会在股息率6%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最后在投票决定的方法下，股息率被定在7%，事情才告一段落。但是，对股东大会不满的人，仍愤愤地在董事选举大会等场合下继续进行抗争。至1735年，这场股息风波才最终归于平静。此后直至1758年，董事会也一直风平浪静。

继沃波尔之后，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登上了首相之位，并兼任首席财务大臣之职。在其1750年推行的改革之下，东印度公司股票在伦敦金融市场的重要程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卡洛韦咖啡厅、乔纳森咖啡厅，聚集着从事东印度公司股票买卖的股票经纪人和证券业者，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由于股票交易的盛行，政府从1761年前后起，开始筹备建立一个统一管理他们的机构，最终在1717年成功创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实际上这一时期，无论在哪一处的交易所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都非常安全，其保险系数几乎和购买政府在战争时期发行的国债或者其他类型的政府年金无异。虽然其中也不乏股票投机家的炒卖行为，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同于以往南海公司那样的投机性强的股票，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最高担保”。

活跃的外国投资家

拥有1万镑以上东印度公司股份的人共计47名。其中，三位贵族、一位贵族未婚女性和一位家财万贯的未亡人是永久投资人，而其他股东则是来自伦敦富裕阶层的商人、银行家、经纪人、证券业者等。但是，在当时的英国，人们多数情况下更青睐于选择土地这种固定财产进行投资。因此，极少有人指望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来保本赚钱。

股票市场真正吸引的反而是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投机者的关注。这些投资家们纷纷从欧洲大陆古老而发达的商业中心来到英国。当然，荷兰的投资家们并没有将东印度公司作为唯一的投资对象。实际情况虽然如此，但当时的人们却认为，1730年东印度公司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股份落在了外国人手中。

分析1728年东印度公司股份管理账簿中的投资者记录会发现，其中15%的股东显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平均持有的股份份数与英国股东所持份数不分上下。其中，有8名外国人分别拥有2万镑或2万镑以上的金额的股份。

上文中所提及的拥有1万镑以上股份的47人中，有9人生活在国外。总而言之，外国人的资本和居住在伦敦以外地区的英国人的资本都流入了东印度公司的股资，而这种资本增长是建立在委任状使用情况增多的基础之上的。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强调，进行股票买卖时，买家和卖家都应前往印度馆。丹尼尔·笛福曾在《摩尔·弗兰德斯》

[3]

中这样描写道：“假如我想把它们处理掉卖给别人，就不得不进城。”不过进入18世纪后半期，委任状在主要股东之间的使用已经变得极为普通了。

战争的成败、国债利息的变动、投机者和投资家们的计算与失算，所有因素都会影响到东印度公司股价的上涨或下跌。虽然如此，但是股东们，其中也包含外国投资家，对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信赖始终未发生半点动摇。

直到1765年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的助手仍在劝告克莱武：“您知道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绝不同于其他公司的股票。其他公司的股票可任由买方购买，可是，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中流动的份额却为数不多。”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俨然已经成为投机性较弱的安全投资对象。

[1]
重量单位，1英担=112磅=50.802千克。——译者注

[2]
英国著名茶叶品牌TWININGS（川宁茶）的创始人。1706年，他在伦敦河岸街以Thomas为名所经营的咖啡厅，就是川宁公司的前身。——译者注

[3]
丹尼尔·笛福于1721年创作的小说，讲述了奇女子摩尔的一生。——译者注

9 Nabob时代

普拉西战役与布克萨尔战役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不仅是一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役，也正是以这一战役为转折点，英国开启了对印度领土进行实际统治的历史。作为英属印度殖民地形成的第一步，它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战役在印度孟买同样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甚至被称为“革命”的转变，促使英国本土对印度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对策。

简而言之，这场战役意味着英国至今对印度的商业性入侵开始转变为在领土、行政方面的入侵。不过，单就东印度公司而言，他们主张自身一如既往地以商业利益为唯一目的，并希望通过主张这一目的，来防止东印度公司商人以外的政治家等对其指手画脚。

在普拉西战役之前，东印度公司曾在卡那提克之战等战役中多次与法国势力争雄。但英国人自己的解释是：这些战争都是为了追求商业目的、应对治安问题而进行的自卫战争，仅是为保卫自身免受欧洲敌对势力的侵犯而采取的武装行动。

在孟加拉地区普拉西爆发的与法国间的战役，基本上也与以往的战役情况相同。只不过，这场战役与其说是英法之战，不如说是当地的两股势力（行政官）之间的斗争。这场战役中的英国人与法国人，实际上只是英、法为回应当地势力的求助而派遣出去的援兵。

然而最终英国方面赢得了胜利，并获取了在孟加拉地区的自由通商权等。之后的1760年，行政官米尔·卡西姆（Mir Qasim，亦称Itimad ud-Daula）企图夺回对孟加拉的控制权。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以此为由，于1764年再次出军，布克萨尔战役爆发。结果，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这里的“dewan”（亦称diwan）。

“Dewan”指执掌征税和财政事务的大臣的权力。而就在1765年，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将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这三地的征税权都授予了东印度公司。

但是，这并不意味孟加拉等三个地区的领土归属英国。莫卧儿帝国也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割让给英国，在孟加拉等地仍一如既往地设置莫卧儿人的地方行政官。只不过，他们不再拥有财政权，实际上沦为了仅仅领取年金的傀儡，一切财政方面的事务都要在英国人的监管下处理。

来自征税权的收益

总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在莫卧儿皇帝的授权下获得了将上述三个地区的土地税收等归为己有的权利。

根据1765年5月第一代财政长官罗伯特·克莱武所做的预算可知，在除去各种经费开销后，土地税收一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的纯利润为165万镑。上文中笔者曾叙述，18世纪20～3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商品销售额在150万～200万镑，1743年达到200万镑，1744年为169万镑，1745年为180万镑以上。但这些销售额都建立在向东印度运输商品、金银，并且花费了运输费等成本的基础上。

与此相对，一年165万镑的土地税却是不需要花费手头一分一毛就能轻易入手的收入。因此，英国人听闻这一消息后都备感震惊。经营状态最好的年份也只有数十万收益的东印度公司，仅凭财政税收权就获得了165万镑的额外利润。

虽然东印度公司主张：获得财政税收权仅仅意味着掌握了征税权，与政治或行政方面的支配权毫无关系，但实际上，通过获得财政税收权，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完全控制孟加拉政治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莫卧儿王朝的地方行政在很多方面都呈现萎靡涣散的状态，像孟加拉这样的边远地区则更是如此。最终，土地税的负担被压在了农民的肩膀上，但是，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税收并没有全部纳入国库。征收来的农民财富，被众多相关者以种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装入私囊，剩下的一部分才会流入国库。因此，即便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财政税收权，如果行政官缺乏行政能力，税收也难以如人所愿地顺利流入国库。

但是，在英国国内的人不这么认为。除了那些真正了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当地的财政实情的人之外，人们得知克莱武获得财政税收权的消息后都坚信，东印度公司的财富一定会很快出现显著的增长。

东印度公司的高官们也认为，在孟加拉以税收形式获得的收益可以采取各种途径运回本国。

而有了这些收益，输送回英国的印度商品必然会大幅度增加。另外，将这些收入转送到茶叶的购买地——中国，东印度公司向亚洲输出金银的负担也可以得到减轻。但事实上，由于驻孟加拉公司职员的私欲，东印度公司虽然拥有了财政税收权，却未能将人们所期望的利润送达伦敦；然而，在英国本土的人们却还在描绘东印度公司利润显著增长的蓝图。

股价的急速上升与《东印度公司管理法》

由于本土国民的期待过度膨胀，至此为止相对平稳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价急速飙升。如笔者在第八章的结尾处所述，在1765年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股价还处于低调而无闻的稳定状态。可是，从1766年起，它却迎来了异常的人气。

不论是在伦敦市场，还是在阿姆斯特丹、巴黎的金融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价都被卷入了一种投机性质明显的利益关系之中。这股投机热潮，随之迅速改变着东印度公司股票作为安全资产（担保）的性质。股票价格上下剧烈浮动，并同时呈现总体攀升的趋势。1766～1767年，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完全陷入了投机狂潮所引起的混乱之中。

在股价剧烈浮动的行情下，东印度公司股票投机者的炒作分外活跃，不禁令人联想起南海恐慌时的情景。并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投机者们不仅虚张声势地牵引着市场的走向，还导致公司内部的门派斗争愈演愈烈。最终，这一系列炒作行为引起了1772～1773年世界规模的信誉危机以及股票市场的全盘崩溃。

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由于受荷兰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面向美国市场的茶叶生意一蹶不振。

如上文所示，茶叶由于被课加了将近100%税率的关税而变得价格不菲。因此，有大量未出手的茶叶都沉睡在仓库之中。并且，自1765年以来，股东们要求增加红利的呼声不断。为响应这一呼声，1771年3月，股息率被提高到12.5%。此外，早先向政府承诺的40万镑上缴款项至今还未兑现，用于管理印度当地军队及其他事务的费用又不断增多。于是在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状况被逼到了几乎无计可施的险恶境地。

为打开这一僵局，政府介入并制定了法令。1773年6月《东印度公司管理法》

[1]

正式实行。一言概之，这代表政府初步展开了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经营的统制。

为挽救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困境，政府决定向其融资140万镑，除此以外，同时在茶叶的再出口贸易方面也对其进行全面支持，授予了其许多大而有利的权限；其次，有关孟加拉行政方面的事务，则确定了由国王任命的最高会议来负责管理的对策。

在以上背景中诞生的由一名总督和四名评议员构成的最高会议，在其后的历史中权倾印度，实际上成为为英国在印度奠定了统治基础的机构。

总督沃伦·黑斯廷斯

1750年，18岁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以东印度公司文员的身份远渡至加尔各答。这一时期同样朝着加尔各答启程的另一个文员说道：

我想我至少会在那里待上15年或20年。那时，我也许已经成为知事。即便没有成为知事，大概也存下了一笔能过上真正绅士生活的财产了。

当时，沃伦·黑斯廷斯或许也是怀着与此相同的期望踏上了印度土地的。并且，十分幸运地，他成为罗伯特·克莱武的后继者，于1772年被任命为孟加拉知事；之后又由于《东印度公司管理法》的实施，按照规定在1774年成为第一任孟加拉总督。同时也正是他，为已然发展为“大英帝国”的英国将政府权力徐徐渗透进印度的每一个角落，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的一步。

孟加拉原本在印度是拥有最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地区，但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获得财政税收权之后对农民施加了严苛的税收政策，因而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继出现了衰退萎靡的现象。1770年发生的大饥荒又雪上加霜，东印度公司甚至连较低的土地税也无法征收到。它在孟加拉当地的财政状况陷入了极为恶劣的局面。

被任命为总督的黑斯廷斯不得不立即着手改善这一状况，他采取了将公司所有土地转卖给实力雄厚的印度当地人、改革货币制度、尝试建立银行、废除国内关税（道路税及其他）等措施。

而在黑斯廷斯采取的财政解决策略中，最具有强制性色彩的是将盐产业交由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的方案。这是一种先向制盐业者贷款、监视其生产，再按照东印度公司规定的价格来购入、独占其产品的方法。继盐产业之后，黑斯廷斯又完成了对鸦片行业垄断的强化。1776年甚至还发生了原本种植谷物的田地突然被种满罂粟的事件。此外，他改善了土地税的征收方法，对地主也进行了警告，要求他们保护农民，以防止出现农民无力缴税的情况。

1783年返回英国后，他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人以压迫印度民众的罪名弹劾。的确，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理应受到指责，但同时，英国在印度的初期统治成果可以说完全是他一手缔造出来的。

皮特的《印度法》

从本章开篇所提及的普拉西战役爆发的1757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接连经历了财政税收权的获得，以及议会、政府对东印度问题的介入事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随着皮特提出的《印度法》在1784年成立，暂时得以恢复平静。

概言之，这是一部强化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管理权的法令，更是一部针对东印度公司从原先的商业集团转型为一个支配领土的权力机构的“回馈”。

从以政府、议会为首的英国本土居民的立场而言，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占有的领土不单纯只是商业公司的所有物，同时应归服在国王的权杖之下。况且还有一些人认为，统治领土内居民之类的事情，民间公司是绝无法胜任的。但是，正如上文所叙述的那样，东印度公司方面主张自身没有对领土进行统治，仅仅是出于保护并追求商业利益的需要才获取了财政管理权，自始至终强调公司所获得的仅为税收权。

笔者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业资本企业的本质被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尽管东印度公司做出了以上声明，政府和议会还是相继实施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皮特的《印度法》来强化对它的统制权，其理由则如下所述。

这一时期，一群从印度返回的被称为“nabob”的人，常常故意炫耀他们在印度获得的财富。至少在与印度无任何瓜葛的英国本土民众的眼中，他们是这样的。并且，在普拉西战役和东印度公司获得财政管理权之后，以孟加拉地区为代表，在整个印度，一般民众的生活都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所谓“nabob”的那群人无止境地压榨和掠夺他们财富所造成的后果。印度当地的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肆意妄为，将印度民众推进了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英国本土的人们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善。

由于美国的独立，制定《东印度公司管理法》的诺斯勋爵颜面丧尽。基于这一原因，其后继者皮特才制定了《印度法》。

《印度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英国政府在事实上掌握总督、知事、司令官——驻印度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其二，设置监督东印度公司各项事业的政府机关，这一政府机关监督局的三位委员拥有检阅东印度公司账簿等书面资料的权力。

如此一来，英国政府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制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不过在形式上，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仍处于相互合作、共同处理印度相关事务的关系之中。

托马斯·皮特的活跃

18世纪后半期，英国正在向着发展为大帝国的目标前进。而此时牢牢掌控了英国政局的人正是《印度法》的制定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皮特父亲的名字也叫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st Earl of Chatham）

[2]

，他也曾担任首相，并在七年战争等战役中领导英国走向了胜利。

制定《印度法》并推动东印度公司和政府之间建立协作关系的小皮特，年仅24岁时便出任了首相之职。这其中不乏其父亲权威庇护的作用。不过，我们在此要关注的是，培养了父子两代英国伟大首相的皮特家族实际上与东印度公司之间有着颇深关联的事实。

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的祖父——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在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分立为新旧两派时，以旧东印度公司驻马德拉斯长官的身份在东印度积极地开展商业活动。实际上，他还未满21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从事东印度贸易的非法商人了。

1674年，在没有被认可为东印度公司合法商人的情况下，他居住在巴拉索尔。由于在和东印度公司的竞争过程中遭到罚款等处置，他不久后返回英国。1690年，他通过购买土地当上了国会议员。1693年，他再度出海，重回巴拉索尔。在这一时期，他与东印度公司当局达成了和解，1698年成为圣乔治堡（马德拉斯）长官。当时他效力于旧东印度公司，在1702年新旧两派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之后，继续留在了马德拉斯。

在马德拉斯期间，他四处寻找钻石矿源，并常常将收获的钻石作为收益运回总公司。最初在1701年，一位印度商人揣着一颗重量达41克拉的钻石原石来到他的面前。据说那颗钻石发现于奎师那河流域的帕蒂尔矿山。此后，1702年10月，他让长子罗伯特·皮特（Robert Pitt）将这颗价值为20400镑的钻石带回了英国。这颗钻石在伦敦经过工匠加工之后，经由约翰·劳之手，以13.5万镑的价格卖给了法国摄政王

[3]

。而“钻石皮特”之名便来自托马斯的这笔钻石交易。

就这样，自1710年以后，托马斯·皮特用其在印度聚敛的财富购买了多赛特郡（Dorset）以及康沃尔郡（Cornwall），并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的一个儿子还被授予了伦敦德里伯爵的头衔

[4]

，孙子和曾孙威廉·皮特二人也如上文所述，成为掌控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界的巨头。

Nabob（印度暴发户）

翻阅英日辞典可见，nabob意为：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在印度成为富豪又回到本国的英国大富豪、大财主。莫卧儿帝国时代，人们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行政官、地方长官或其他名仕称为nawab，而nabob便是从这个词语中派生而来的。nawab本身也有“印度暴发户”的意思。

总之，人们在使用nabob（印度暴发户）这个词语的时候并不都心怀敬意。面对从印度归来的富人，人们或以羡慕的目光，或以辛辣的批判，或以嫉妒仇恨的情绪，将他们称为nabob。

活跃在孟加拉、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职员，通过收受当地行政官、大商人、有权有势者的高额财礼等方法，不择手段地丰盈着私囊，短短一段时间就能聚敛一笔可观的财富。当他们返回祖国时，生活在英国本土的人们都对此大为惊叹。

例如通过走私生意发迹、1710年成为大地主、多次获得国会议员席位的托马斯·皮特就是上述nabob的先驱。然而，在18世纪前半期，拥有nabob那样的财富和名声，却还没有成为那些被应聘为东印度公司文员和代理人——从英格兰、苏格拉远道而来的年轻人的人生理想。

Nabob时代是在本章开篇所记的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业公司的性质发生转变之后，才真正开始的。18世纪60年代，在政治行政权的重要性还未超越经济活动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多少像托马斯·皮特这样的nabob。

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自176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财政税收权起，nabob作为新兴暴发户活跃的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们在印度大规模地并且是以极其恶劣狠毒的手段榨取了巨额的财富，带回本国，在人前炫耀。

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被称为nabob的暴发户员工陆陆续续地将他们的大笔财富带回祖国，可是东印度公司本身却因账簿上出现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向政府提出了贷款申请。而这正是18世纪60～70年代英国本土的东印度公司的真实状况。种种焦躁和嫉恨的情绪，突然向生活在伦敦的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袭来。“东印度公司滥用财政税收权，对印度民众横征暴敛”，“公司内部职员的腐败问题严重”，种种质疑和谴责的声音在四处响起。

政界与东印度公司

这些谴责与不满在政府、议会方面也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于是，政府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印度法》的立法形式，实施了将东印度地区的行政、裁判事务置于政府监控下的策略。

关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尤其是在孟加拉虐待民众、实施暴政的新闻传到英国民众耳中时，常常会被渲染得骇人听闻。当时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已经非常多，在印度开设交易点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人们对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很难以冷静的态度去看待和处理。

加之，罗伯特·克莱武及其他在这一时期回国的nabob展现给人们的是一副令人瞠目结舌的富豪姿态。于是，关于他们的丑闻就分外流行起来了。

当时的政治家们也预感到，由独立于英国政府权力之外的大不列颠人（东印度公司）所建立的大帝国（印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因此，大臣们决定开始干涉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

政治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便是这一时期弹劾东印度公司的先锋。第一代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等人也受到了他们的责难和攻击。议会对黑斯廷斯的审问一直持续到1795年。

然而即便如此，18世纪60年代以后nabob的势力又进一步发展壮大。1765年12月，他们中有四人取得了下议院的议席，1774年11月增长到13人，1783年11月甚至出现了18名身为nabob的下议院议员。

另外，在nabob中还出现了就任东印度公司董事、把持股东大会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轻易买到股东大会的投票权以及下议院的议席。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想要走上通往贵族地位的道路或是享有社会声誉，成为下议院议员或东印度公司的干部是必经的第一步。

这些nabob及其相关者们构成了一个印度利益关系网，被人们广泛地称为孟加拉团。用当今的话来说，他们属于一种势力集团。在他们的集团中，存在着和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地区的印度土豪关系紧密的人，也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友人和支持者——那些在孟加拉地区获取了利益的人。在1783年11月的议会上，包括与他们同声共气的支持者在内，共有31名议员来自孟加拉团。

除了这些从印度归来的nabob集团，1783年11月的议会中，同时还有27名议员来自在伦敦供职的东印度公司的相关人士。他们中有公司的重要官员、大股东，东印度公司船舶的船长、船主以及船舶管理人。因此，这就意味着将近有60名东印度公司派系的议员在皮特的《印度法》拍板定案之前一直守候在下议院的会场中。

议会和政府即便要对东印度公司实施监察和监督，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反倒可以说，《印度法》是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

Nabob在印度的生活

沃伦·黑斯廷斯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期，一个在印度停留了数月的英国人记录下了一位居住在孟加拉的英国富豪的日常生活：

早上七点左右，门卫打开了大门。接着，宽敞的回廊也开放了，以便仆从、信使、保镖、管家，以及文员、事务员在此待命。到了八点钟，男仆总领和佣人管家进入大厅，前往他的寝室。这时会有一个女人从他的寝室离开，而我则会被带到私用楼道的一侧，或被领到庭院外面。

当主人的脚从床上伸出来的那一瞬间，所有守候在外的仆从都立刻向他的房间走去，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向他行额手礼（回教教徒的行礼方式）。当他一动也不动地让仆人们伺候他穿衣服时，我想，即使他把自己当成了一尊雕像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吧。

早茶和烤面包由佣人们备好，摆放在早餐饮茶的起居室内。这位绅士便在发型师为他整理头发的时间里，交替地一会儿吃一口面包，一会儿又啜饮一口早茶。他十点钟时去事务所，下午两点时回来进餐。……而除了这些，东印度公司的干部们就绝不会再做其他任何努力了。可是，可观的财富却越积越多，令人不敢正视。

很显然，在这段记录中，与其说注入了作者对驻印度英国富豪的艳羡之情，不如说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种敌意。但是实际上，一天只需要专注工作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便足以累积大笔诱人的财产——这样的描述却与事实相差甚远。作者所说的早上八点起床也不正确。多数情况下，事务所的交易工作在七点钟便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时期，加尔各答也已经传入了不少伦敦的流行事物和生活习惯。因此，对于有钱人，加尔各答的生活的确没有多少苦楚与不便。但东印度公司官员们的生活，却比文中的这些人要忙碌许多。

不过，关于佣仆的人数，这段记录并非夸张。除了记录中所提及的，还有专门负责准备和搬运水烟的佣人、提灯笼的佣人、跑在主人车后的随行者、传话使者等。一位nabob曾说，他离开印度时留下了63名佣仆。据说佣仆多的家庭，算入女仆的话，其雇用的人数甚至会多达100名。

Nabob的财产

“在孟加拉奢华而又怠惰的生活中长大的人，在英国是绝对无法生存下去的。”罗伯特·克莱武曾这样说过。那些结束了印度的工作回到本国的人，虽然没有克莱武所说的那样极端，但其中希望过放松安逸生活的人非常之多。因此，想要开创一番新事业的人也就少之又少。

在这种氛围下，从印度归来的人所憧憬的就是以一位成功绅士的身份走完他的一生，靠着自己领地的收入在乡下过田园诗般的生活。而把在印度积蓄的财产投资成国债，或是通过收取抵押向其他地主贷款的形式，也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和自立的方法。远渡印度之前原本是地主儿子或是圣职者之子的人，总是无法忘怀田园生活的魅力。即便是出生在商人家庭的人也倾心于乡间田野的优雅生活。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是，在英国这片土地上，绅士长久以来都被社会所尊崇，他们是一个接近于政治名士的阶层。

在18世纪的英国，想要进入这样的绅士阶层（地主家族）到底需要多少收入呢？当今的学者们通过计算指出，这大概需要数百镑到约5000镑的收入。格雷戈瑞·金（Gregory King）曾制作了一张关于17世纪末英国人家庭收入的统计表，当时的绅士阶级家庭大约有1.2万个，他们的年收入为280镑，而年收入为3200镑左右的贵族阶级家庭则大约有160个。由此可知，当今学者关于18世纪末的推论是比较稳妥的。

1778年，一个从印度归来的苏格兰人考虑购买一座条件适宜的住所及其周边的土地，这需要2万镑资金。他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一旦有2万镑资金，就能购买到每年可产生500～600镑收入的土地，继而就可以过上名副其实的绅士生活了。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过上绅士生活，但也有人在印度生活了13年之后抱得娇妻而归，又用5000镑在约克郡购买了135英亩的土地，建造了自己的家园，在小地主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幸福。

我拥有足够自己工作的土地。生活中只要有足够家人用度的小麦、蜂蜜、牛奶、牛油，以及喂马的玉米和干草就足够了。

如果追求的仅仅是这样的生活，那么从印度回国的富豪们或许也就不至于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了。克莱武曾对他的朋友说，他一定要赚够4万～5万镑才回国。

总之在普拉西战役之后，凭借收受印度行政官的巨额赠礼和在贸易方面获得的丰厚利润，英国出现了一位史上最富有的地主，以及一名带回的财富可与西印度群岛最成功的种植园园主相媲美的富豪。

同时，也不乏购买大厦、广袤的领土，甚至竞选区的政治权力的归国者。而罗伯特·克莱武便是这些人的早期典范。还有一位富豪原本在英国就已经拥有9万镑的资产，从孟加拉带回10万镑的财富之后，又在赫特福斯特地区购买了自己的领地。毋庸置疑，诸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nabob。

[1]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诺斯勋爵（Lord North）提案的《东印度公司管理法》（Regulating Act of 1773）。——译者注

[2]
第一代查塔姆伯爵，通称为老皮特，为英国第九位首相。其子小皮特为第十四位首相，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两者皆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译者注

[3]
指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伊沙克·阿本戴纳，由他命名的这颗钻石就是闻名于世的摄政王钻石。——译者注

[4]
指里奇韦·皮特，第三代伦敦德里伯爵（Ridgeway Pitt，3rd Earl of Londonderry），托马斯·皮特自身为第一代伦敦德里伯爵。——译者注

10 从商业公司到殖民地统治者

“恐吓”与“掠夺”

印度学领域的权威岩本裕教授在其著作《印度史》中写道：

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然而，在1766～1768年的三年间，相对于624375镑的印度进口商品的金额，印度出口商品的金额却达到了6311250镑。也就是说，输出商品的金额是输入的10倍。其次，孟加拉州的地租在1764～1765年为81.7万镑，而翌年1765～1766年却增长到147万镑，18世纪末的1793年又上涨到340万镑。

此外，岩本教授还阐述道：“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营业部职员”们在印度所运营的“商业”实际上就是“恐吓”与“掠夺”。

很显然，这段话如实地描绘了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取财政税收权后给印度方面带来的国情变化。

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未能改变长久以来通过从本国输出白银来购买印度棉织物和中国茶叶的贸易模式。然而，在获得财政税收权之后，输出白银的必要性随之消失了，贸易收支问题也迎刃而解。

但这一现象同时也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如既往地停留在纯粹的贸易公司、商业公司的定位。虽然它保持了商业公司的称谓，但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种同时进行殖民统治的综合性商社，或是一种具有更多职能的机构。

借用岩本教授的话来说，在此之后真正开始兴旺的不是“营业”，而是“恐吓”与“掠夺”。由此，东印度公司终于成为一个巨型赢利机器。于是在英国国内，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上涨，人们期待着只要能以东印度公司营业员的身份去当地工作，就能拥有在国内无法获取的财富而摇身变为nabob。

然而，普拉西战役和财政税收权的获得在印度当地所造成的后果，却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的内容。“印度兵”（sepoy）的出现便是另一后果。不久后，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正是由于这些“印度兵”的大叛乱，东印度公司最终迎来了它分崩离析的时刻。

印度佣兵

爆发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为英国人打开了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大门。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的总指挥——克莱武，首次雇用了印度士兵参与战争。这些印度佣兵被英国人称为“sepoy”，不过这个词语仅仅特指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佣兵，与英国本土或政府没有直接关联。

这些印度佣兵多出身于印度社会中身份较高的阶层

[1]

。按宗教信仰而言，他们之中除了伊斯兰教徒以外，也有印度教教徒。这些人大多纪律严明，作战能力强，在此后一连串的战役中都取得了优良的战绩。因此，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被雇用进军队，并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

普拉西战役的爆发，距离1857年的“印度兵”大叛乱刚好100年。在这百年间，英国不断进行着对印度各个地方的征服战争，最终将印度全境都纳入了自身的掌控范围。而印度佣兵，就是以先锋兵的身份出现在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的这场战争中的。

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金钱而受雇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方作战的，不但在征服自己骨肉同胞的过程中充当了帮手，并且还在那些战役中取得了斐然的战绩。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印度佣兵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从最初的2000人膨胀为100年后的20万大军。而1857年爆发的大叛乱，正是由这20万大军发起的。总而言之，印度佣兵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受雇于英国人，成为其扩大殖民地统治的帮凶，他们的存在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他们基本上都受英国将领指挥派遣，并不是自己主动去冲锋陷阵的。并且在印度，佣兵也并不是什么稀罕新奇的事物。

除了印度人以外，其他外国人佣兵的数量也非常之多。例如印度方面的势力，就时常雇用阿拉伯人佣兵。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即便有印度人被雇用了，似乎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诧异。虽然如此，“sepoy”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先锋队的事实却仍可谓是一种极为奇特而又异常的历史现象。

东印度公司军

但是，这种特异性并不单单体现在印度方面，作为印度兵的雇主——英国东印度公司，其行动难道不也同样怪异吗？

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其性质原本属于商业公司的范畴。普拉西战役之前自然如此，即使在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也一直自称商业公司。笔者在上文中也叙述到，东印度公司坚持主张：财政税收权是征收地税的权利，即便得到了这一权利也不等于就拥有了支配当地的行政权，自身只不过是为了贸易需要才将土地税纳入公司收益的。

然而，如果按照英国式的理性主义方式来向印度当地的柴明达尔（Zamindar）

[2]

严格征收地税的话，就不得不对当地进行政治统治。当时，莫卧儿帝国的行政和地方政府机构都呈现松懈萎靡的状态，如果不实行伴随武装力量的行政方式，就无法确保财政税收权的行使效率和成果。

此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收支状况得到改善，印度也成为一块绝对的“生财之地”。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武装力量基础之上的殖民统治。而要以武力进行统治，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公司军”。虽然佣兵在印度并不是稀奇的事物，但本应为商业公司的东印度公司创建了“公司军”这件事，不论怎么看都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英国政府和议会方面，对于区区一家商业公司在获得“领土”的同时还拥有了控制其“领土”的“公司军”的这件事，自然响起了一片谴责与批判声。而其结果，如上文所述，促进了1772年《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和1774年皮特《印度法》的诞生。但东印度公司本身在立法之后依旧健存。

在保持种种特异性的同时，东印度公司在表面上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由英国人担任的东印度公司军将领的人数，在1763年时为114名，1769年时为500名，进入70年代后突然增长，1784年时竟然到达了1069名。正是他们，派遣印度佣兵跟随着下级军官及其他英国兵前往各地，进行征服印度的全面战争。

征服战争与东印度战争

迈索尔战争、马拉特战争等英国征服印度的战争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军完成的。可以说，东印度公司已经彻底不是什么商业公司了，它转变成了一个为政府承揽殖民统治的承包公司。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这一蜕变，或许体现了其作为商业资本家所经营的商业公司的原始面貌。

最初，东印度公司的营业内容是将东印度当地的物产运回本国，再通过转销欧洲诸国或贩卖给本国消费者的方法赚取商业利润。但是为实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就必须排除来自其他欧洲各国商人以及当地商人的竞争。于是，英国就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排除这些竞争因素。普拉西战役就是以排除竞争者——法国为目的的战役。相同原理下，为了排除当地商人以及统治者的势力，商业公司就采取了使用军队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当然，如此奇怪的行为不仅改变了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业公司的性质，同时还威胁到了公司本身的生死存亡。只能说，公司的这种怪异行为，导致其培养的印度佣兵反而最终扼制住了公司命运的咽喉。

也许正因为“东印度公司”是由商业资本家经营的“公司”，其命运走向必然会追随商业资本本身的去向。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奔赴黄泉之前，与英国国内工业革命这一世界史中的重大事件的关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此，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另一个问题。世界史中可以堪称经历了最为磅礴的产业兴亡历程的，除了“印度棉产业史”和“英国棉产业史”以外，便无他者可言了。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距今恰好约200年时，工业革命的钟声在英国敲响了。它摧毁了以往的印度棉产业，并推动着英国棉产业向着世界市场的大舞台腾飞，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长久以来以印度棉织物进口为主要业务的东印度公司，自然也就在这一历史风潮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英国的工业革命

如笔者在第四章所述，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入印度产的棉织物，导致了“棉织物论争”的爆发以及1700年《禁止进口棉织物法》、1720年《禁止使用棉织物法》的成立。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禁止法，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棉织物的进口在1720年之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继续不断增长。

这一时期，英国造出了以麻为经线、棉为纬线交织而成的被称作“棉麻混纺”的纺织品。但是从品质上来看，它仍低于印度棉织物的工艺水平。因此，当比棉织物更为高级的平纹细布（亦包括平纹薄毛呢、毛纱等）出现时，英国市场就被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印度产纺织品完全占领了。可见，印度纺织行业的技术是何等精湛优良。

于是，印度的棉产业便从其原本就已兴旺的亚洲市场，逐渐走向了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甚至欧洲的市场。而将印度棉织物输往非洲、欧洲及西印度群岛方面的业务，则由东印度公司负责。

面对这样的现状，英国的棉生产者们自然也不会拱手默许。他们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英国制造出与印度产品相匹敌的优良棉织物。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他们进行了种种努力和钻研。

然而印度不单是在技术水平方面占据优势，其棉织物的价格也十分低廉。相较于英国劳动者的佣金，雇用印度棉织工的费用仅为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么，产品价格自然也相对较低。因此，英国的棉生产者就必须努力也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而这些努力的结晶就是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18世纪60～70年代，工业革命迈出了它的第一步。著名的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使更为廉价的棉线代替了以往经线位置上的亚麻线。这意味着经纬都由棉线织成的纯棉布将使生产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

于是，工厂手工业时代终于向机器大工业时代开始挺进。不久后，随着珍妮纺纱机、塞缪尔走锭纺纱机等发明的陆续问世，生产出纤细而又坚韧的棉线的梦想也成为现实。由此，在本国的兰开夏地区，英国人也能够生产出可以和印度产品相抗衡的高级布料——平纹细布了。

机械的胜利与印度的现实

塞缪尔的走锭纺织机发明于1779年，而它正式被兰开夏地区的棉纺织工厂采用则是在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距今约200年以前，长时期称霸世界市场的印度棉产业与新兴的英国棉产业两者的命运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逆转。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英国棉产业在19世纪20～30年代开始全面进军世界市场。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业时代开启了。最初，棉制品生产主要面向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但是，不久后，这些国家的机器棉纺织工业也逐渐兴起。于是，英国棉织物逐渐被出口到亚洲地区。

而原先的棉织物产地——印度也成为它的出口地之一。并且，面向印度市场的棉织物，在出口商品总体中的比重也急速增长。英国出口到国外的棉布中，进入印度市场的数量在1840年时占总体的18%，1850年增长至23%，1860年更达到了30%。在此之前，英国不仅是印度棉布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其消费国。然而现在，印度反而变为了英国棉布的进口国。在印度生产的棉布向英国输出日益减少的同时，向印度出口的英国棉布却不断增多。1814年，后者的出口量便已经以压倒性优势超过了前者。

机械制造的廉价棉布涌入印度后，一举摧毁了那里曾经盛极一时的棉纺织手工业。关于这段历史，19世纪20～30年代，一位英国人写下了这段文字：

苏拉特、达卡、穆尔斯希达巴德（Murshidabad）以及其他以传统手工业赖以生存的城镇不断衰落、破败，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即使用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

用于制造高级达卡平纹细布的原料——那些色泽明丽的优质棉花，以往在孟加拉地区被广泛种植，而如今，却几乎再难见到。

达卡的人口也从原先的15万锐减到4万，甚至是3万，城镇被树林和疟疾快速地吞噬着。

曾经是印度的曼彻斯特——达卡，已经从一座繁荣的城市沦落为一个贫穷的小镇。

据说棉纺织工人们的尸骨堆积遍野，如同一场大雪染白了印度平原。

达卡正是今天孟加拉国的首都。

废止印度贸易垄断权

以工业革命为转折点，英国棉纺织工业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继而摧毁了原先的印度棉产业。这就意味着，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将长久以来辛勤开拓的印度市场拱手让给本国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

18世纪80年代之后，以兰开夏地区为中心，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印度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1792年前后，格拉斯哥及曼彻斯特的制造业者们提出了以下意见：进口印度商品的贸易即使仍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办，但面向印度的出口贸易不应该再由其独家垄断了。鉴于这样的意见，1793年的条例规定，一部分面向东印度地区的出口贸易必须向个体商人开放。这一年的4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获得更新，其贸易垄断权也被延长了20年。不过政府同时也宣布，在20年后的1813年，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市场最终将全方位地面向所有人开放。

1793年特许状更新后，针对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行为的反对声不绝于耳。1811～1812年，国内反垄断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最终促成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垄断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英国国内的棉纺织工业已得到长足发展，印度生产的棉织物在英国国内的销售呈锐减的趋势。

1813年的《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准确而言，有以下规定：除“中国皇帝的疆域”以外，包括印度在内，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区域、港口的贸易权、交易权、投资权都必须向所有国民开放。换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可享有贸易垄断权的区域便仅剩中国了。

这一时期，英国作为法国革命之后的对法大同盟的盟主，正处于与法国兵戎相见的时期。1815年战争结束后，在印度，来自法国势力的威胁也随之荡然无存。于是，私营贸易主们便纷纷在印度各地创办商业公司，试图建立起通往中国贸易市场的基点。1820年前后，由英国各岛私营商人经营的公司在卡利卡特多达32家，在孟买也有19家之多。

开放对中国的贸易

私营商们如此积极地进军中国特别是广东的贸易市场，目的在于将印度出产的鸦片贩卖到中国。鸦片走私贸易虽然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但作为支付英国进口茶叶的开销而出现贸易额大幅增长的时期，还是发生在茶叶进口贸易兴隆的1784年之后，19世纪鸦片走私贸易逐渐达到最繁荣的状态。

当然，在对中国的贸易中，从事鸦片出口生意的并不只有私营贸易商，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鸦片贸易的积极推进者。在获得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后，东印度公司很快又于1773年得到了在印度的鸦片专营权，接着又于1797年掌握了鸦片的生产垄断权。东印度公司主要在孟加拉地区种植巴特纳（Patna）品种和贝拿勒斯（Benares）品种的鸦片，并将其作为公司的品牌鸦片进行销售。

围绕着对中国的鸦片贩卖生意，东印度公司受到了来自印度当地的私营贸易商的竞争威胁。1820年前后，几家与拥有中国贸易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对抗的私营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的就是鸦片贸易。他们反对政府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期限，要求实现对中国贸易的自由化。

然而，反对东印度公司独占对中国贸易权的动向，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居住在亚洲的私营贸易商的活动中。当时，伴随英国国内棉纺织工业的日益发达，曼彻斯特、利物浦的制造业者和商人们也参与到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运动中来，1827年，他们向下议院提出了要求开放中国贸易的请愿书。1829年4月，曼彻斯特及其周边的工商业者们聚集在曼彻斯特市政府，议员们就废除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全面开放中国贸易的要求进行了决议。

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遭到了来自亚洲当地商业资本家和英国国内工业资本家两方面的攻击。

在这一背景下，1825年6月，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也向下级发出指示，与中国商人签订契约时，全部签为截至1834年的短期契约。由此可见，他们当时已预料到中国贸易垄断权被废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1833年8月28日，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被废止，中国茶叶贸易改为向全民开放。

腐败选区与东印度公司

原本以商业公司身份起家的东印度公司，在经历了1813年被废止印度贸易垄断权和此次被废止中国贸易垄断权之后，最终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全部基础。自不待言，这一结果只不过是对以下事实——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进展以及工业资本家实力的上升，私营贸易商和非法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开始造成实际打击——的追认罢了。

实际上，在1833年，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商社就已经有66家进驻了广东省。此外，在中国还出现了美国等地区的商人的活动。因而，作为商业公司的东印度公司，其贸易垄断权几乎变成了一纸空文。

1600年起步的东印度公司在1833年被废止贸易垄断权，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决不容忽视。因为它意味着，代表商业资本家利益的垄断公司从此将湮灭于世了。

虽然说作为商业公司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消亡，但作为英国政府殖民统治的代理，它在其后的历史中仍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探究东印度公司的这一特征，在此让我们再次将时间向前稍稍推移，回顾一下公司与政府、议会之间的关系。

由上文可知，在东印度积累了资产后回到国内的nabob中，出现了一些在国内购买领地，以议员身份向政界发展的人。

根据议会史方面的研究可知，1790年前后，有33名归国富豪及12名东印度公司董事，共计45名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者在下议院拥有议席。虽然当时的选举制度还残留着不少中世以来的旧习，但下议院议员的人选都是由来自自由农及其以上阶层的人选举出来的。

那么，背井离乡长年生活在印度的nabob，如何能在回国后不久就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呢？

他们是利用英国议会史上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

[3]

，在那里靠着金钱的力量成为议员的。根据选举制度，英国下议院议员由划分出的小选举区选出。即便是一些曾经人丁兴旺的城市选区，也有不少地方只住着数十位选民，而这些人就是金钱贿赂的对象。于是，能够花钱收买的选区被称为腐败选区，归国富豪们便利用其作为跨入议会大门的垫脚石。

修正选举法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由单纯商业公司向殖民统治代理者的转变越来越显著，东印度公司营业部职员中，有很多都带着资产返回了英国。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足以被称为nabob的巨额资产，其中成为下议院议员的人也寥寥无几，但许多职员当初都是怀着赚上一大笔财产再回国的决心奔赴印度的，由此可见，回国的这群人已经相当富裕。据说，1800年前后的英国，居住着数百名从印度返回的富人。

其中一些富豪在伦敦周边或英格兰西部、南部定居下来，并获取了当地的领土权，继而通过收买腐败选区成为下议院的议员。

进入19世纪之后，工业资本家们凭借自身实力的上升，对于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者，即那些商业资本家及地主贵族利用腐败选区轻易获得议席并操纵政治的现象，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场批判的成果，加速了议会修正选举法的步伐。

英国议会史上选举法的第一次修正，就发生在1832年。而1833年正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全面废止，作为商业资本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崩溃的年份。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选举法也被更改。人们认为，选举法的第一次修正是工业资本家战胜商业资本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同时结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止的事件来考虑，这的确可称得上工业资本家大获全胜的一次证明。

不过，最近关于选举法修正的研究指出，在第一次修正选举法后，棉纺织工业资本家等工业资本家仍未能在议会上获得议席。地主贵族和商业资本家们一如既往地占据着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工业资本家，具体而言是指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他们获得议席并推动政局走向的日子在1867年第二次修正选举法之后才真正到来。这一时期，兰开夏居住着众多拥有选举权的城市劳动者，因而是有望获得大量投票的大选区。于是，被立为候选人的棉纺织工业城市的代表四处奔走，使出浑身解数将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从第一次修正选举法的1832年到第二次修正选举法的1867年，这一期间工业资本家逐渐巩固了他们在英国赢得的胜利成果，迎来了自由贸易的全盛时代。关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状况，我们将在下文中阐述。

[1]
指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认为，公元前600年前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后，为保护自身政权和保持各种工作都有一定的人数从事，创立了这一制度。该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而各种姓之下又派生出不同的次种姓（亦称亚种姓）。之后为了适应伊斯兰征服者以及英国殖民者的需要，该制度逐渐演化为固定僵化的阶级体系。——译者注

[2]
政府向农民征收税赋的中间人。——译者注

[3]
又称“口袋选区”，指那些拥有极少选民的选区。另外，因为当时的投票是公开记名的，口袋选区就更加容易被在选区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地主操作，不给其投票的选民很可能被其驱除。——译者注

11 东印度公司的瓦解

新加坡与香港

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废止事件，可以被视为自由贸易商人胜利的象征。东印度公司本身虽然没有即刻解散，但在那之后，英国国家权力不仅对印度，同时对中国贸易都展开了更为强有力的直接介入。并且，介入的国家权力中，曼彻斯特地区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的意志也逐渐增强。由此，东印度公司作为殖民统治代理机构的机能便被充分地发挥出来。

曾经是东印度公司营业部高级员工的斯坦福·莱佛士，抓住荷兰本土被拿破仑占领的时机，于1800年乘机夺取了荷兰领地爪哇岛。此后的一段时期，莱佛士一直致力于对爪哇岛进行改革。但是，最终因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双方签订的条约，爪哇岛被归还给了荷兰。接着，1800年，莱佛士控制了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土地（新加坡），在那里建立了以“商业自由”为原则的贸易自由港。坐落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接处的新加坡由此迅速繁荣，成为英国向中国扩张的前沿阵地。

183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获得收益的重要途径为：贷款给印度农民让其从事鸦片生产，再将收购来的鸦片产品贩卖到广东。这项收益在东印度公司总体收益中占据了高达12%的比重。由于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自由贸易商也在鸦片贩卖的行列之中，所以流入中国的鸦片总量呈现一路上升的趋势。在印度一箱价格为200美元的鸦片，到了广东，其交易价格就会变为800美元。于是，即便是冒着禁令，鸦片贩卖活动仍兴旺不减，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

在这一背景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的中途，1841年1月26日，英国军舰占领香港。当英国政府宣布这块岛屿不久后将成为自由港后，私营贸易商们便纷纷开始在这里购买土地，并移居到此。香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被开拓出来的。可以说，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的初期历史与东印度公司有着颇深的渊源。

早先开辟了新加坡殖民地的莱佛士，在很早以前就强调占领香港的必要性。第一代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和第二代总督戴维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即汉学家德庇时）都与东印度公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国与清政府缔结的《南京条约》中没有任何关于鸦片的规定。于是，香港在此后继续充当着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最大仓库。

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极限

如上文所述，中英鸦片战争与东印度公司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而相对于这场战争，1857年在印度爆发的“印度兵叛乱”，则决定性地影响了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关于印度佣兵，笔者在上文中也曾记述，由他们掀起的“印度兵叛乱”是一场从1857年5月持续到1859年7月的，为时两年以上的大叛乱，同时也是一场席卷了除南印度以外的印度次大陆大面积国土的民族运动。虽然说英国统治了印度，但其统治开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在那之后，英国的统治网逐渐在印度次大陆上蔓延开来。但是，就在它即将完成对印度全面支配的前夜，即百年之后，它却迎来了印度兵的大叛乱。

如上所述，在这一期间，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原有的特质，蜕变为一个军事统治者、殖民地经营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百年间，东印度公司“披星戴月”、苦心经营的事就是在印度各地所发动的侵略战争。

在普拉西战役中控制了孟加拉之后，东印度公司接着用武力占领了贝纳勒斯，将阿瓦德变为保护国，又多次挑起迈索尔战争，不断扩张其统治领域。当然，扩张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深受残酷剥削的农民的反抗与叛乱。于是，东印度公司便不断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继续扩张自身的统治范围。进入19世纪后，东印度公司又挑起了马拉塔战争、锡克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东印度公司不但遭到农民反抗，同时还遇到了印度佣兵抗命不从、叛逃的问题，因此各种战事只能勉强推行。就在这样的征服印度的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地区反复出现了其后爆发的1857年大叛乱的前兆。但是，在1849年征服旁遮普地区后，英国势力仍没有停止迈向印度各地的扩张步伐。1856年，东印度公司宣布正式完成了对保护国阿瓦德的兼并。

在大叛乱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印度佣兵大部分都出身于阿瓦德和孟买。因此，东印度公司对阿瓦德所施加的高压政策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感情，最终导致印度佣兵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以代理的形式替本国政府进行殖民统治的东印度公司，其推行的军事性征服事业最终进入了力不从心的垂死时期。

印度佣兵大叛乱

1857年正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确立棉纺织工业资本家政权的年份。也就是说，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及产生飞跃性突破的生产力，已经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爆发的鸦片战争便是一个实证，围绕“亚罗号”的纠纷也已经爆发。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所推行的殖民统治，应该不会遇到任何抵抗，很快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英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想要镇压住几亿印度民众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驻扎在印度当地的东印度公司军的军事将领们，对印度佣兵和印度农民的动向，无时无刻都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

但是，印度民众在组织针对英国和东印度公司的民族反抗运动上严重地缺乏统一性，不但在战线上呈现七零八落、各自为伍的状态，而且不同种姓之间也缺乏良好的配合。虽然在反欧情绪这一点上，印度人、中国人以及幕府时代尊皇攘夷的日本人都一样怀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是就将这些力量集结起来并取得抗争胜利这一目标而言，他们的实际情况与目标还相距甚远。

虽然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叛乱，完全不同于地方性的农民骚动，但是它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镇压的命运。如上文所述，最先发动叛乱的印度佣兵在印度社会中属于特殊的高种姓阶层。而印度社会在种姓思想中产生的这种特有情感，便是叛乱爆发的导火索。

从这种特有情感中衍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印度佣兵海外派遣的问题。对于印度佣兵而言，向印度河以西的阿富汗远征或走海路向缅甸方面进军，就意味着要进入一个与他们本身格格不入的异域世界。他们认为那里的食物和水源条件恶劣，那样不洁的世界根本没有人会去。但是，英国从殖民地入侵策略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向缅甸和阿富汗扩张具有绝对的必要性，于是在1856年7月下达了“凡不能承诺向海外出征者”一律不予雇用的军令。因此，印度佣兵的怨愤，便伴随着生死攸关的海外派遣问题，进入了一触即发的高涨状态。

除此之外，进一步激化了叛乱进程的是，关于恩菲尔德步枪所使用的子弹包的问题。

印度佣兵挺进德里

米拉特是一座位于德里东北部、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城市。这里正是印度佣兵大叛乱的爆发地。

1857年4月23日，在这座城市的第三轻骑兵连队印度兵兵营中发生了以下这段对话：

米拉特也要分配新子弹包了。很明显，子弹包上被涂上了牛油、猪油。不管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谁咬下去谁就会被玷污。

要是用了这种子弹包，大概会把自己的种姓都丢掉，连家也回不了吧。

印度兵们面面相觑，却又都缄默不语。事实上，要反抗上级英国将领是需要一定的胆量的。而他们奋勇而起的时间是5月10日（周日）的傍晚。随着一阵“欧洲人要来了！要打趁早！晚了白死！”的高呼声，印度士兵们云集响应，一举冲进了武器库，将英国人将校就地处死。叛乱随即扩展到当时正在举行露天集会的一个城镇，于是，军民合为一体，共同袭击了英国人的居住区。

很快，印度兵当中又传来一声呼号：“快！兄弟们！挺进德里！德里！”德里距离米拉特只有38英里。在那里的一座壮丽城池之内，居住着名存实亡的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这些发动军变的印度佣兵集结在皇帝的权杖之下后，军事叛变立即转变为全国性的军事起义，强烈地撼动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基础。英国将校们也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最初到达德里的是骑兵，时间为11日上午7点。步兵的行军速度稍慢，但也在下午进入了德里。印度兵认为控制住德里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印度，于是纷纷向德里挺进。不久后，他们便涌入了莫卧儿皇帝所在的宫殿。

面对皇帝，印度兵的一位代表做了以下陈述：

如您所知，英国人要求印度兵咬开涂满牛油和猪油的子弹包。他们非常清楚，一旦咬了这种子弹包，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仰就会被亵渎。因此，为了保卫信仰，我们冒死挺身而起，来此恳求皇帝陛下的鼎力相助。

然而，皇帝显得优柔寡断，最后在印度兵的催促与胁迫之下，才勉为其难地登上王位，宣布复权。而这些细节，直到后来才被人们知晓。但不管怎样，被英国夺走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权再次回到了莫卧儿皇帝的手中。

东印度公司的解散

不论莫卧儿皇帝和宫廷官吏当时持何种态度，总之，莫卧儿帝国在起义军的运作之下成立了行政议会。这件事在各地的印度士兵和民众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掀起了全国各地的起义浪潮。

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由于长年养成的奴性，干起了为英国方面通风报信的事，从而引发民愤。另外，还存在着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和地方矛盾的问题。因此，大起义虽已经发展到全国性的规模，却始终难以摘取最后的胜利果实。同时，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对立斗争，指挥官的意见四分五裂、难以统一。皇帝和王子也丝毫不具备担任军事司令的才能。

虽然这是一场调动了地方农民、德里市民等广大民众的大规模民族运动，然而皇帝及那些旧莫卧儿帝国的掌权者没有能力将这股力量凝聚起来。

9月，重建体制后的英国军队发动了对德里市的总攻，皇帝被捕。所谓的印度统治者（皇帝）在仅仅数月后就被夺去头衔并押上了法庭，在1858年被遣送到流放地——大光（1755年改名为仰光）。莫卧儿帝国至此名实俱亡。

虽然失去了莫卧儿皇帝，印度全国兴起的起义浪潮仍持续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东印度公司只得求助本国政府来镇压起义。由于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实力处于巅峰状态，因此向印度输送了远远超过东印度公司请求的兵力，并发行了1000万镑国债用以充实军费。

英国方面多次调遣讨伐军，向阿瓦德的勒克瑙和阿萨姆、孟买、中央邦等各个地方进军，但是由农民兵组成的阿瓦德部队实力强大，久久难以攻克。直到1859年7月以后，这场大起义才被彻底镇压。

这一期间，东印度公司最终被勒令解散。由于印度爆发叛乱的责任在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方法不妥，1858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统治法》剥夺了早已丧失商业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的统治权。至此，1600年12月获得特许状而发足的东印度公司，终于命归西天了。

根据《印度统治法》，自1858年11月1日起，印度进入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时期。而对于以忽略印度市场开发为由向东印度公司展开攻击的兰开夏地区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而言，这无非又是一个新的胜利。

“印度帝国”的成立

1858年，堪称商业资本家代表的东印度公司在丧失商业垄断权之后又被剥夺了对印度的统治权，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这象征着以兰开夏棉纺织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工业资本家的全面胜利。不过，东印度公司在1858年还没有完成全部的清算工作。

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向公司股东做出了将股息一直支付到1874年的承诺。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在1858年之后也不得不完成对残留业务的整理工作。

于是，东印度公司安排了一位代表、五位董事和一位文员常驻公司，负责处理残留业务。虽然位于伦敦的公司所在地被搬迁到了一个小地方，但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另外，自1858年起，英国政府在印度的统治机构中设置了印度大臣和15人组成的评议会，以执掌统治事务。

1858年之后，在东印度公司进行残留业务整理的30年间，对于英国而言，印度的存在意义变得愈发重大。1869年，运河开通，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便利起来。其次，帆船向蒸汽船的转变、木质船向钢铁铸成的船舶的升级，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距离被逐渐缩短，以印度为跳板的亚洲扩张也随之变得便利起来。

当东印度公司最终完成面向股东等的残留业务的整理之后，1877年，英国政府宣布，印度作为英属殖民地将正式合并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土之中。“印度帝国”成立了，这意味着英属印度的形成。这一时期，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将维多利亚女王奉为“印度女王”。他的这一举措中蕴含着通过将印度立为一个帝国，并赋予其与英国共同的女王来强化两者精神上的统一的意图。伴随着“印度帝国”的成立，东印度公司的“荣光与事迹”便真正地成了历史。

但是，“印度帝国”实际上就是东印度公司留下的遗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东印度公司为后世所留下的财产是：在公司业务重点转移到殖民地的统治和经营的时期，那些活跃在“亚洲海域”的私营贸易商和自由贸易商们。他们在东印度公司解散的1858年以及“印度帝国”成立的1877年之后，一如既往地以香港等地为基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在笔者看来，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正是他们继承了曾作为商业公司叱咤风云的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后记

正文结尾处所提及的怡和洋行，现在仍以香港为中心活跃在世界的商业舞台上。从注册地点上看，虽然其总部已迁出香港，但实际上它仍以香港为基地在东南亚、太平洋各地、南非、中东等地开展着贸易活动。

这样说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与英国本土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怡和洋行最初是在1832年，由苏格兰出身的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于澳门创建的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印度生产的鸦片和茶叶的相关贸易。而1832年，当时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垄断权尚未被废止，于是他们只得以非法商人的身份开启了最初的商业旅程。不过，在仅仅一年后的1833年8月，中国贸易面向英国民众全面开放。因此，我们可将怡和洋行视为东印度公司商业活动的事实上的继承者。

鸦片战争之后，怡和洋行将总部迁至香港，并向中国内地进军，在广东和上海也分别设置了店铺。怡和洋行是一家相比于印度，更偏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商社。随着19世纪进入末期，怡和洋行开始涉足造船、运输、仓库、缫丝工厂、房地产等领域，同时也面向清朝政府展开了贷款业务。它还参与了京奉铁路等铁道建设的贷款事项，这意味着事实上英国也参与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怡和洋行暂时退出中国内地，以香港为基地开拓了一条与亚洲各地相互通商的经济渠道。1980年前后，它重新在上海、广东设置代表处。而如今，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因此其今后的动向则显得尤为引人瞩目。但不论将来如何，怡和洋行在当前仍积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且，当我们意识到怡和洋行是东印度公司事实上的后继者时，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就不单纯是已消亡的历史了。

不仅如此，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笔者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今日本政界、金融界的动向。虽然说东印度公司是商业资本家们在久远的年代缔造的垄断公司，但是我们不能将其单纯地形容为过往的古物。实际上，对于生活在国际化时代的我们，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以众多不同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教训。虽然本书只是一部内容精短的小著，但如果读者能从中汲取一点心得，并作为今后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食粮，那么笔者将感到无比欣喜。

执笔时的参考资料本应一一列举，但由于篇幅有限，仅在此注明两部著作：西村孝夫著《英国东印度公司史论》（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部，昭和三十五年）、浅田实著《商业革命与东印度贸易》（法律文化社，昭和五十九年）。

1989年6月

于东京八王子市

浅田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日）浅田实著；顾姗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2019.3重印）

ISBN 978-7-5097-9593-4

Ⅰ.①东… Ⅱ.①浅…②顾… Ⅲ.①东印度公司（英国）-研究 Ⅳ.①F75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6645号

东印度公司

——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著者/〔日〕浅田实

译者/顾姗姗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沈艺 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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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6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593-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04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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