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伊恩·布莱克; 阿里沙维特; 施罗默·桑德; 西恩·麦克米金; 戴维·弗罗姆金; 埃里克·德纳塞; 周轶君; 安东尼·沙迪德
Date: 2020-09-01

巴以行走观察：牵动全球的百年纷争（套装共8册）

[以]施罗默·桑德 [美]戴维·弗罗姆金 [英]伊恩·布莱克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家：家园、家族与消逝中东的回忆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目录

题记

导言：平庸的凶手与地名学
对先辈土地的记忆

对先辈土地的权利

先辈土地的名称

第一章 制造祖国：生物学需要还是民族资产？

祖国—自然生存空间？

出生地还是公民共同体？

民族实体的领土化

作为空间资产界限的边界

第二章 土地神话：起初，神许诺了这块土地
天才的神学家授予自己一块土地

从迦南地到犹大地
犹太宗教律法文献中的以色列地
“流散”与对圣地的渴望

第三章 走向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贝尔福也许诺了这块土地
圣殿毁灭后的朝圣：一种犹太仪式？

神圣地理学与耶稣之地的旅行
从清教改革到福音主义
新教徒与中东的殖民地化

第四章 犹太复国主义对阵犹太教：“族群”空间的征服
犹太教对发明祖国的回应

历史权利与土地所有权
犹太复国主义的地理政治学与土地的救赎
从内部安置到外部殖民

结论 青蛙和蝎子的悲哀故事

后记 纪念一个村庄
忘记这块土地

被忘记的土地

致谢

版权页

题记

谨以本书纪念

谢克·穆万尼斯（al-Sheikh Muwannis）村村民

许久以前，

他们从如今我生活与工作的地方被迁离。

导言：平庸的凶手与地名学

通过军事征服，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后代以色列国来到了西墙，实现了民族的弥赛亚主义。否定它们对犹太教的历史学观念之前，它们绝不能放弃西墙和以色列地的被占领部分……世俗的弥赛亚只能死去，不会撤离。

——巴鲁克·科茨维尔，1970年

将犹太人与祖辈的以色列地的关联等同于……汇聚所有犹太人到古老圣地中的一个现代领土国家的愿望？这种做法毫无理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

在本书背后，一些看上去匿名的破碎记忆隐藏着——它们是我年轻时候和第一次参加以色列战争时的遗留物。坦诚起见，我相信，有必要一开始就与读者分享它们，以显明我对民族土地、先辈埋骨之地及大块的凿刻石头等神话进行学术探讨的情感基础。

对先辈土地的记忆

1967年6月5日，从耶路撒冷群山中的亚贝尔雷达站（Jabel al-Radar），我越过了以色列与约旦的边界。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士兵，与其他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被征召去保卫我的国家。黄昏时分，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残留的带刺铁丝网。从我们前面走过去的人踩到了地雷，爆炸撕裂了他们的血肉，四散开去。我怕得发抖，牙齿激烈地打战，被汗水浸透的衬衫紧贴着身体。我的四肢像机器人的“手脚”一样，机械地爬动着，头脑里想象着可怕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从未停止考虑一个事实：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两岁时，我来到以色列，成长在雅法一处贫穷街区，十来岁就开始干活了。我梦想着出国和周游世界，但一直没钱。

我被直接派到耶路撒冷，参加夺取这个城市的战斗。很快我意识到，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并不愉快。其他人不把我们进入的地区看作“国外”，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更加困惑了。在我周围，许多士兵觉得自己仅仅是越过以色列国（Medinat Israel）的边界，来到了以色列地（Eretz Israel）。毕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漫游的地区在希布伦和伯利恒之间，而不是特拉维夫和内坦亚；大卫王征服且提升其地位的耶路撒冷城位于以色列“绿色”停火线的东部，而不是西部的那个现代繁华城市。“国外？”在争夺耶路撒冷附近阿布图尔（Abu Tor，意为公牛爸爸）区的艰苦战斗中，与我一同前进的士兵们问道，“你在说什么？！这里的的确确是你先辈们的土地。”

战友们相信，他们进入的地方从来都属于他们。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我已离开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毕竟，我几乎一直生活在以色列，我害怕会被杀死，担心再也回不来。我费力地活着回家了，还算幸运，不过，我的担忧以一种当时我想不到的方式成了事实：我再不会回到我所离开的土地。

阿布图尔战斗后的一天，未阵亡和负伤的士兵被带去参观西墙。我们抠开保险，警惕地走过安静的街道。人们偷偷地从窗口打量外面的世界，一闪而过的惊恐面容不时被我们捕捉到。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较窄的巷子，其中一边是用经凿刻的石头建造的高墙。此时，古老的穆格拉比区（Mughrabi Quarter）的房屋还在；后来它们被拆除了，好给一个大广场的修建腾出地方，以容纳“西墙迪斯科舞场”（Discotel，由discotheque即迪斯科舞厅和表示西墙的希伯来语kotel两词掐头去尾而成）的舞者们。耶沙雅胡·雷伯维茨教授喜欢称它为“神会临在的迪斯科舞场”。我们肮脏的军装上还带着死伤者的血迹，人累得快崩溃了。由于一路上不能进开着门的咖啡馆，不能进恐慌的本地人的家，我们急着找地方小便。出于对信教的犹太士兵的尊重，我们在路那边的屋墙处方便，以免“亵渎”圣殿山的支撑外墙；这墙由与罗马人结盟的希律王及其后代用巨石建造，为的是提升其专制政权的威望。

在这些切削而成的大石头的映衬下，我满怀敬畏，觉得自己渺小而软弱。这种感受也很可能是由狭窄的街道和我对其居民的害怕造成的。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不久就会被迁离。此时此刻，我对希律王和西墙所知不多。在课本中的旧明信片上，我见过表现西墙的图画，但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渴望亲眼见到它。我完全不了解，西墙其实不是圣殿的组成部分，与圣殿山相比，它在绝大多数时期也不神圣；虔诚的犹太人不会去圣殿山，以免沾染了死者的不洁。[1]

然而，借助宣传手段，文化的世俗代理人想要重建和强化传统，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历史发起了民族进攻。作为胜利影像册的一部分，他们选用了一张三名战士的摆拍照，中间的“阿士肯纳兹”士兵光着头，头盔拿在手里，像在会堂里一样；战士们悲伤的眼神含着两千年来对这面大墙的向往，心中充满了“解放”父辈土地的喜悦。

由此开始，我们满怀热忱，不停唱着《金色的耶路撒冷》。拿俄米·谢莫的这首歌鼓吹土地吞并，作于战斗开始前不久；在将东耶路撒冷的征服转变为一项古老历史权利的合理实现的过程中，它所起到的作用迅速而高效。歌曲抒情地为战争做着心理准备：“老城里的井干了，市场废弃了，暗黑的圣殿山一派荒芜。”可是，在1967年6月那些酷热的日子里，参与入侵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人们都知道，这些不是事实。[2]而且，很少有人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歌词其实很危险，甚至是反犹的。不过，既然那些手下败将如此虚弱，高歌的胜利者就不在此类细节上浪费时间了。无声的被征服者如今不仅在我们面前跪下，还淡出了永恒犹太城市的神圣景观，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战后，我和其他10名士兵被派去守卫洲际饭店；后来，它被犹太化了，今天的名字是七拱饭店（Sheva Hakshatot）。这座宏伟的饭店建在橄榄山顶，靠近那些古老的犹太墓地。我给当时住在特拉维夫的父亲打电话，说我在橄榄山上，他提醒我想想那个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那时候，由于缺乏兴趣，我把这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父亲的祖父在去世前，决定离开位于波兰罗兹（Lodz）的家，前往耶路撒冷。他是个极端正统的虔诚犹太人，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沾不上边，因此，除了旅行的票据外，他还带了一块墓碑。像那时的其他好犹太人一样，他不仅想住在锡安，还想被埋在橄榄山。根据11世纪的一篇《米德拉什》，死者的复活是从曾建有圣殿的莫利亚山（Mount Moriah）对面的这座圣山开始的。我年迈的曾祖父名叫古滕伯格，他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尽其所有准备这次旅行，没给孩子们留下一分钱。自私的曾祖父是那种总想站在队列前面的人。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希望自己是第一批复活者。他只想在其他人之前获得救赎，由此，他成了我们家族第一个埋在锡安的人。

我父亲提议我去找找曾祖父的坟墓。开始我很热心，不过，由于夏季的炎炎烈日和战斗结束后的极度疲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人们还传言说，一些古老墓碑被用来建造那座饭店了，或至少是用于铺设上山的路了。那天晚上，跟父亲通完话后，我靠着我在饭店房间里的床后面的墙，想象这堵墙或许是由任性的曾祖父的墓碑造的。在饭店酒吧所藏美酒的刺激下，我惊异于历史的反讽和欺骗的本质：我的任务是守卫饭店，防的是身为犹太人的以色列抢劫者；他们确信，饭店的一切都属于耶路撒冷的“解放者”。这使我相信，死者的救赎不可能很快发生。

与西墙和橄榄山首次相遇几个月后，我更深入地来到“以色列地”，在那儿经历的一件奇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余生。六日战争后，我第一次服预备役是在杰里科（Jericho）入口处的老警察局。根据古老的传说，在以色列地，杰里科是“以色列人民”征服的第一座城市，是通过长久地吹响公羊号角所引发的奇迹而征服的。按照《圣经》的说法，那些间谍在一名叫喇合的当地妓女家住下了，我在杰里科的经历与他们完全不同。抵达警察局后，先来的士兵告诉我，当六日战争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试图在夜间回家时，他们遭到了有预谋的射击。白天过约旦河的人被抓了起来，将在一两天后被送回河那边，这些人被关在临时监狱里，我的任务是看管他们。

1967年9月的一个周五晚上，我记得是我生日的前一晚，军官们把我们留下，自己开车去耶路撒冷度假。一位年老的巴勒斯坦人带着大笔美元，在路上被逮捕，之后被送进了审讯室。我在警局建筑外执勤，震惊地听到里面传出可怕的叫声。我跑了进去，爬上一只板条箱。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人被绑在椅子上，我的好朋友们在殴打他，用点燃的香烟烫他的胳膊。我跳下箱子，呕吐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岗位，吓得发抖。一小时后，一辆小卡车装着这位“富有”老人的尸体，驶出了警察局。朋友们告诉我，他们要去约旦河，把老人处理掉。

这具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扔进了约旦河的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以色列之子”渡过约旦河、进入上帝亲自授予他们的那块土地的同一地点？我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令我了解占领事实的“洗礼”并非发生在圣约翰使第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之子”皈依的地方，依据基督教的传统，那是在杰里科以南。无论如何，我永远无法理解那位老人被折磨的原因。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尚未出现，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许是为了钱。或许行刑与平庸的杀害不过是因为无聊，不过是因为那个晚上没什么别的娱乐。

只是到后来，我才把杰里科的“洗礼”看作生命的分水岭。那天，我自己也被吓坏了，没试图阻止酷刑的进行。我不知道能否阻止，然而，没去尝试这一事实困扰了我许多年。的确，我在此将它写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我内心仍未能摆脱那次谋杀的阴影。不管怎么说，那个无法原谅的事件教导我，不仅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证明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它还会带来对其他人、最终也对其他地方难以遏止的占有意识。我的祖辈生活在东欧的栅栏区，毫无权势，我敢肯定，他们想象不出自己的后代在圣地会做出的事。

第二次服预备役时，我还是被安排到了约旦河谷，恰在建于那里的第一批纳哈尔[3]举行庆典的时间。抵达河谷的第二天黄昏，上任中央军区司令一职不久的利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甘地”——来视察我们。此时，他的朋友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尚未送他母狮做礼物；后来，那只母狮成了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存在的象征。出生于以色列的泽维站在我们面前，摆出不亚于巴顿将军本人的姿态[4]，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当时有些困，记不清他究竟说了什么。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他指着我们后面的约旦群山，激情地要我们记住那些山也属于以色列地，我们的祖先也曾生活在吉拉德（Gilad）和巴珊（Bashan）[5]。

一些士兵点头同意，另一些笑起来，大多数人只想赶快回帐篷睡觉。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将军肯定是三千年前生活在河东的那些祖辈的直系后代，才会提议我们立刻出发，为他解放野蛮的异教徒占据的领土。我没觉得这种说法好笑，相反，将军的简短演讲成了重要的催化剂，加剧了我对小学以来被灌输的集体记忆的怀疑。那时我就知道，按照他圣经式的和至少有些扭曲的逻辑，泽维没有说错。涉及炽热的祖国观念，这位前帕尔马赫英雄和未来的以色列内阁部长一向坦诚，且从未改变过。那些曾生活在“我们祖辈土地”的人们位于他的道德盲区，他也毫不关心他们存在的现实。很快，许多人接受了他的立场。

我前面提到，对于我成长于斯和最初爱上的这一小块土地，对于塑造了我的性格的城镇景观，我感受到了一种跟它之间的强大的联系。虽然我从来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我受到的教导是把这个国家看作避难所，在需要的时候，接收失去家园、受到迫害且无处可去的犹太人。就像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我将导向1948年的历史进程理解为这样的故事：有人绝望地跳离一座着火的房子，落地时伤到了路人。[6]不过那时候，我无法预见那些将会重塑以色列的、由军事胜利和领土扩张导致的重大变化。它们与迫害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全无关系，过去的苦难不能为其提供正当性。这一军事胜利的长期后果强化了一种悲观看法，即历史是一个牺牲者和加害者不断发生角色转换的舞台，受迫害者和被逐出家园者往往会在以后变成统治者和迫害者。

1967年以后，在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以色列有关民族空间之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未必是真正决定性的。早在1948年，对有限的领土和“狭窄的底部”，以色列人就很不满。取得1956年战争的胜利后，这种不满公开爆发了。那时候，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总理认真考虑了吞并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事。

这一插曲虽然重要，但转瞬即逝。到以色列国成立后，先辈家园的神话很快消退了，直到近二十年后的六日战争获胜，它才强力回归公共舞台。许多犹太-以色列人认为，对征服耶路撒冷老城和希布伦、伯利恒的任何批评都将破坏之前征服雅法、海法、阿卡的正当性，以及征服其他地方的正当性；在犹太复国主义关联神话般的过往的拼贴画中，相对来说，这些地方没那么重要。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犹太人“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就很难拒绝将之应用到“古老家园”的核心地。我那些不觉得越过了边界的战友有什么错？在世俗高中，我们学习《圣经》，把它当作一门独特的历史教育课程，原因不正在于此？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被称作绿线的停火线会那么快从以色列教育部制作的地图中消失，也从未想到以色列下一代的家园边界观念会跟我的相差那么大。我没意识到，我的国家成立伊始就没有边界，有的只是永远提供着扩张可能的流动边界模块地区。

一个关于我人文主义政治幼稚性的事例是，我从未想过以色列通过实践《圣经·诗篇》122：3中“连络整齐的一座城”[7]的说法，敢于正式吞并东耶路撒冷，与此同时，拒绝给予其“统一的”首都三分之一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并将这个做法延续至今。我从未想过，我会见证对一位以色列总理的谋杀，只因为那扣动扳机的致命爱国者相信，总理将放弃“犹大和撒马利亚”。我也从未想过，我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怪异的国家，它那20岁时才迁来的外交部长会在整个任期内住在以色列主权边界之外。

那时候，我全然不知，以色列会成功控制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口达数十年，同时剥夺其自主权。我也无法预料，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会接受这一状况，资深历史学家、我未来的同事会一直轻易地称他们为“以色列地阿拉伯人”[8]。我从未理解，以色列对本地“他者”的控制竟不是通过歧视性公民身份的那一套——军政府、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对土地的征用与犹太化等——如在1967年前“好的、老的”以色列所曾实行的那样，而是完全否认他们的自由，为“犹太人民”中的先锋定居者榨取自然资源。此外，我从未想到那种可能，即以色列会成功地把超过50万人安置在新征服的地区，以复杂的方式将他们禁锢起来，使其不与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当地人接触，从一开始，整个民族事业都凸显出殖民的、族群中心的、隔离主义的特征。简而言之，我根本想不到，我的绝大部分人生会和一个老练而独特的种族隔离军事政权毗邻而居，“文明”世界则部分地由于自身内疚的良心，不得不对它妥协，并别无选择地支持它。

年轻的时候，我想象不到会有一场绝望的因提法达（Intifada，起义），对两次暴动的铁腕镇压，以及残酷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犹太复国主义有关“以色列地”概念的力量与今日仍在形成中的以色列特性之间脆弱的关系，才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其先祖家园的被迫分离只是暂时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政治观念史和文化史学者，还没开始思考有关土地的现代神话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化宗教结合后的狂喜所催生的那些神话。

[1] 西墙不是《大米德拉什》（Midrash Rabbah）之雅歌篇（2：4）中所指的圣殿之墙，是城墙而不是内墙，因此，它的名字让人产生误会。显然在17世纪这个相当晚近的时候，它才被人们选作祈祷的地方。与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广场——历史悠久的神圣地位相比，它的重要性远不及后者。只是在将献祭的红色小母牛烧成灰并用它清洁后，虔敬的犹太人才能去圣殿山。（本书注释若非特别标明均为作者原注。）

[2] 就像对于西墙一样，对于这首与六日战争密切相关的歌，我所知不多。那时候的很多人和我都不清楚，我们所哼的曲调其实来自一首名为“傻瓜约瑟夫”（Pello Joxepe）的巴斯克摇篮曲。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希望》（Hatikvah）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圣歌，后来被定为以色列国歌；绝大多数人也不清楚，它的曲调借自施美塔纳（Smetana，1824—1884年，捷克作曲家和指挥家。——译者注）的一首交响诗，名为“我的祖国”（Vltava或Die Moldau）。以色列国旗也是如此，其中的大卫星并非古代犹太符号，而是源于印度次大陆。在那片土地的各个历史时期，在诸多宗教与军事文化中，它被广泛使用。民族传统多是模仿和复制的产物，而不是出自灵感和原创。关于这一点，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编：《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Nahal，国防军的一个项目，它将服役与新农业定居点的建设结合了起来。

[4] 至少不亚于演员乔治·C.斯各特，在1970年的电影《巴顿将军》中，他扮演这位有名的美国将军。

[5] 吉拉德和巴珊，位于约旦河东岸，属于约旦王国。——译者注

[6]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非犹太的犹太人及其他论文》（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36—137页。

[7] 本书所引《圣经》句子的译文均取自《圣经》和合本。——编者注

[8] 在阿尼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个典型事例：他提及与“以色列地阿拉伯人”的创伤性相遇。见《从帕尔马赫一代到蜡烛孩子：变动着的以色列身份类型》，载《党派评论》67：4，2000年，第622—634页。

对先辈土地的权利

2008年，我出版了希伯来语版《虚构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那是一次理论探讨，试图解构所谓“犹太人是一个流亡民族”的历史超级神话。它被翻译成20种语言，众多充满敌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批评家对它进行了评论。在一篇评论中，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认为，我的书“没能剪断古老土地与犹太经验的记忆关联”[1]。他暗示那是我的本意。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很惊讶。然而，其他许多学者也不断重复这一断言，说我的目标是毁掉犹太人对其古老家园的权利基础。我认识到，就我的作品所引来的广泛攻击来说，沙玛的论断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重要先导。

写作《虚构的犹太民族》时，我从未想到在21世纪初，那么多批评家会引述先祖土地、历史权利、长达千年的民族渴望等说法，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和以色列国的成立辩护。我确信，关于以色列国的建立，最严谨的根基存在于从19世纪末开始的悲剧时期，那时候欧洲驱逐犹太人，而美国在某个时刻向移民关闭了大门。[2]不过，我很快认识到，评论家们以多种方式扭曲了我的书。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对我前部书的适度增补，我想要论述得更精确些，想要填补一些缝隙。

不过，我必须一开始就明确，《虚构的犹太民族》探讨的既非犹太人与古老犹太“家园”的联系，也不是犹太人对它的权利，虽然书的内容直接指向了这些主题。我写作的目标主要是利用历史和史料，质疑种族中心的和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概念，质疑它在犹太教与犹太身份的过去与现在的定义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很明显，犹太人不是一个纯血统的种族，许多人——尤其是恐犹者（Judeophobes）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倾向于宣扬那种错误的和误导性的观点，认为绝大多数犹太人属于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古代民族（people），是一个永恒的“民族”（ethnos），定居在其他人民中间，并且在历史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当他们所寄居的社会将之赶出后，开始回归自己先辈的土地。

有许多个世纪，犹太人生活在“选民”的自我形象中，维持和强化了忍耐不断遭受的屈辱与迫害的能力；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基督徒坚持把犹太人看作杀害上帝之子的人们的直系后裔；最重要的是，新近出现的新反犹主义与传统反犹敌意一起将犹太人贬为外来不洁种族的成员；在这一切背后，想要解构欧洲文化对犹太人的“族群”陌生化可不容易。[3]在解构它的尝试中，前一本书采用了一个基本的工作前提：有一个人类单位，其成员来源广泛，被不包含任何世俗文化成分的共有结构编织在一起；无须打造其成员间的语言或文化联系，仅仅通过宗教皈依，包括无神论者在内的人们便可加入这个单位——我的工作前提是，不管以什么标准，这样的单位都不能被看作民族或族群。“种族”概念变得声名狼藉后，学术界热烈地爱上了族群这一概念。

在对术语“人民”的理解中，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和符合逻辑，比如在说“法国人民”“美国人民”“越南人民”乃至“以色列人民”的时候，那么，所谓“犹太人民”会显得很奇怪，就像说“佛教人民”“福音派人民”或“巴哈伊教人民”一样。即便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且一定程度上团结一致，这样也不会把他们变成人民或民族。虽然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关联的聚合体，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经验，拒绝任何以数学术语进行归纳的尝试，我们仍需尽力在概念化时采用精确的机制。从现代时期开始，“人民”便被界定为拥有统一文化的群体，包括烹调、口语、音乐等要素。而在整个历史中，犹太人尽管极其独特，对其特性的认定也“仅仅”是不同的宗教文化，包括共同的非口头圣语、共同的仪式和庆典等要素。

虽然如此，我的许多批评者——他们并非巧合地全都声称自己是世俗学者——依旧顽固，将历史上的犹太人及其现代后裔界定为人民；就算不是选民，也还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无法与其他人民进行比较。要维护这种观点，人们只能给大众一幅犹太人流散的神话图景。据说，它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而事实是学术精英很清楚，此类流散在那个时期从未发生过。因此，关于“犹太人民”被强迫迁离之事，基于学术研究的书一本也没有。[4]

除了保存和宣传系统的历史神话这一实际技术，人们还需要：（1）以一种看上去并非刻意的方式，抹去有关犹太教曾是生气勃勃的、劝人皈依的宗教的全部记忆，至少抹去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此类记忆；（2）无视许多犹太化王国的存在——整个历史上，诸多地区曾有这些王国出现和兴旺过[5]；（3）从集体记忆中排除犹太化王国统治下的大批犹太教皈依者，他们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犹太社区提供了历史基础；（4）忽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他们清楚流散从未发生，因而把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看作古代希伯来人的真正后裔。在他们之中，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最为突出。[6]

就这一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来说，其中最极端、最危险的辩护者想寻找一种全世界的犹太后裔所共有的基因，凭此可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这些伪科学家发誓要避免遗漏，将种种资料碎片聚合起来，希望支撑起存在一个古代种族的假说。从血液和其他内在属性中，“科学的”反犹主义曾试图发现犹太人的独特性，但可悲地失败了；我们则见证了一种走上邪路的犹太民族主义愿望：它觉得，或许DNA能充分证明，有那么一个不断迁徙的犹太民族，他们最终来到了以色列地。[7]

这一立场毫不妥协，其根本但非独一的原因并不复杂——写作这本书时，我对它还不是非常清楚——根据所有文明的世界观默认的一项共识，对自己生活于斯并借之谋生的特定地域，一切民族都享有集体所有权。宗教社团的形形色色的成员散布在各个大陆，他们没有这种权利。

一开始，这种基本的法律-历史逻辑对于我并非不言自明。在小时候和少年时代的晚期，我是以色列教育体系的典型产物，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实际上永恒的犹太民族的存在。我曾错误地认为，《圣经》是一部历史书，出埃及的事件曾真实发生；我也无知地确信，圣殿被毁后，“犹太人民”不得不迁离故土，如以色列建国宣言所正式断言的那样。

不过，与此同时，我父亲教给我的是一种基于历史正义感的普世道德规则，所以，我从不认为，我的“流亡人民”对于他们未在其中生活长达两千年的一个地区具备民族所有权，曾在此连续生活许多个世纪的人们反而没有权利。从定义上看，一切权利都以伦理体系为本，后者构成了要求其他人予以认可的基础。我以为，只有本地人同意了“犹太人的回归”，回归才算有了具备道德正当性的历史权利。年幼天真的我相信，一块土地首先属于它的永久居民，他们生于此死于此，其住处在这块土地的边界之内。土地不属于统治它的或试图从远方控制它的那些人。

比如1917年，新教殖民主义者、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向莱纳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许诺，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极显慷慨的他并未提议，将家园建在他出生的苏格兰。事实上，这位现代居鲁士对犹太人的态度没怎么变过。1905年，作为英国首相，他孜孜不倦地为一项严厉的反移民法的通过而努力，该法律首先包括，不许逃离东欧反犹暴乱的犹太移民进入英国。[8]尽管如此，《贝尔福宣言》仅次于《圣经》，被认作犹太人对“以色列地”权利之第二重要的道德与政治正当性来源。

不管怎么说，我一向觉得，企图以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样子构建这个世界的任何严肃尝试都意味着将残暴的、欺骗性的愚行引入国际关系的整个体系中。今天会有人鼓励阿拉伯人定居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伊斯兰国家吗？——仅仅因为在西班牙的领土收复运动期间，他们的祖辈被赶出了这个地区。数个世纪前，清教徒被迫离开了英国，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能大批地回到先辈的土地，建造一个天上王国？会有哪个理智的人支持美国土著对曼哈顿的土地要求，支持赶走那里的白人、黑人、亚洲人、西班牙裔居民吗？说到更晚近些的事，难道因为神圣的1389年英勇之战，或因为仅在两百年前，说塞尔维亚语的天主教徒构成了当地人的绝大多数，我们就觉得有义务帮助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重新控制那个地方吗？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轻易地设想到大量愚行，它们受无数有关“古老权利”的断言与认可的驱动，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到处播撒混乱的种子。

我从不接受这种观点：犹太人对应许之地的历史权利是自明的。进入大学后，我学习了书写发明后的人类历史年代学，在我看来，在超过18个世纪之后，“犹太人的回归”构成了一次虚妄的时间跨越。对我来说，它把所征服的土地设想为上帝授予真正的以色列子民的迦南地，其实与清教徒殖民北美或布尔人殖民南非的神话没有根本性的区别。[9]

基于此，我的结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回归”首先是一种虚构，意图激起西方的同情，尤其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前就提出了复国设想的新教社团，它想要给一种新的殖民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也自证了它的效果。由于其潜在的民族逻辑，这样的事业必然会伤害弱小的本地人。无论如何，登陆雅法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怀着与在伦敦或纽约上岸的犹太人不同的意图，后者想的是与新邻居们——新环境中的老居民——共同生活。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渴望的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主权国家，而那里的绝大多数人口是阿拉伯人。[10]要完成这样的民族殖民方案，不将相当多的本地人口赶出被占用地区是不可能的。

如我已指出的，经过多年历史学习后，我不再相信犹太人民的过往及其从自己土地的流散的神话，也不相信犹太人源于古代犹大地的假说。也门犹太人和也门穆斯林的惊人相似不会有人弄错，北非犹太人和当地柏柏尔人的情况也一样，类似的还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其非洲邻居，科钦（Cochin）犹太人与西南印度的其他居民，东欧犹太人与住在高加索及南俄罗斯的突厥和斯拉夫部族成员。令反犹者失望的是，犹太人从来不是从远方侵入的外国“民族”，而是本地土著，就绝大多数情况来说，其祖辈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到达本地前就皈依了犹太教。[11]

我同样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犹太民族，而“仅仅”创造了以色列民族，很遗憾，它一直否认后者的存在。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代表着人民根据独特的世俗文化、在独立的政治主权下共同生活的渴望，或至少是他们的意愿和认同。然而，包括因各种理由认同那个自行宣示的“犹太国家”的人们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将自己归为犹太人的人们都不愿生活在以色列，他们没做移民这个国家的任何努力，没想在民族文化的名义下与其他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的确，他们中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很自在地做自己国家的公民，主动参与那些国家丰富的文化生活，同时声称对他们相信永远属于他们的“先辈的土地”拥有历史权利。

不过，为免读者产生误解，我要再次强调：首先，过去和今天，我都未质疑当代犹太-以色列人生活在属于其全体公民的，民主、开放、包容的以色列国的权利。其次，过去和今天，我都未否认犹太信仰的信奉者与其圣城锡安之间强烈而持久的宗教联系的存在。这预先明确的两点并不以任何有约束力的方式随意地或盖然地联系起来。

第一，在我所能判断的范围内，我相信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政治立场一直是实用的和现实的：如果纠正过去之事是我们的责任，如果道德上的义务迫使我们承认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悲剧和破坏，并在将来向成为难民的人们支付高额赔偿，那么，从时间上向后倒退只会导致新的悲剧。在这个地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活动不仅制造了一个剥削性的殖民精英阶层，也催生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消除这些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是主张以色列应从地球上抹掉的激进穆斯林，还是盲目地将它看作世界犹太人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只要反对以所有居民的公民与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以色列国的生存权，那将不仅是倒错时代的愚行，还会是这一地区另一场大灾难的祸因。

第二，政治是进行痛苦让步的场所，历史学术则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妥协。我一直认为，对神圣应许之地的精神向往是犹太社团身份的轴心所在，也是理解他们的基本条件。然而，对天国耶路撒冷的强烈思慕存在于受压迫、受屈辱的宗教少数群体的灵魂中，首要的是形而上的救赎期盼，而不是真的为了那里的石头或景观。无论如何，一个群体就算同某个神圣中心存在着宗教联系，那也不意味着它被赋予了这个地方部分的或全部的现代所有权。

撇开诸多的不同，对历史中的其他事例和犹太案例，这一原则同样真实有效。十字军没有征服圣地的历史权利，虽然他们与之有强烈的宗教联系，曾在那里生活很长时间，也曾以它的名义抛洒大量鲜血。圣殿骑士团也没有这样的特权，他们说南部德语，自视为选民，在19世纪中叶相信自己会继承应许之地。即便基督教的朝圣大军也从未梦想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曾在19世纪走进巴勒斯坦，被它吸引，为之狂热。类似的，近些年来，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前往乌克兰城市乌曼，到拉比布拉茨拉夫的纳赫曼墓前朝拜，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并未声称拥有那座城市。纳赫曼是犹太教哈西德派的创始人，巧合的是，他曾于1799年到锡安朝圣，时值拿破仑·波拿巴短期占领这个地区。这位拉比认为，圣地不是他的民族资产，而是创世者挥洒其大能的中心。理所当然的，他谦逊地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最后在那里死去，并被隆重地安葬。

不过，当西蒙·沙玛像其他亲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提及“先祖土地和犹太经验之间的记忆关联”时，他是在否认犹太意识所应有的周到体贴。事实上，他指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记忆和自己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极其个人的经验。为表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他那本有趣的《风景与记忆》的导言，其中，他回忆了为以色列植树造林事业募集资金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在伦敦上犹太学校：

这些树算替我们移民了，树林算替我们扎根故乡了。虽然我们觉得，松林比因山羊和绵羊群四处啃吃而光秃秃的山漂亮，但我们并不确切清楚这些树有什么用。相对于满是流沙、裸露的岩石和被风吹起的红土的地方，我们的确知道，已经扎根的树林构成了正与之相反的风景。流散的人是沙子。除了稳固而高大的树林，以色列还能是什么？[12]

很具代表性的是，沙玛没有考虑许多阿拉伯村庄——及其柑橘园、仙人掌地块、周围的橄榄树林——的废墟；正是在这些废墟上，犹太民族基金会植树造林，让树木的阴影遮蔽废墟。不过这里，我们先不管沙玛的忽略吧。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东欧的浪漫民族主义认同政治中，基本象征图案便是深深扎根于土地的树林。与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写作一致，沙玛倾向于忘记——在丰富多彩的犹太传统中，植树造林从未被看作对流亡的“流沙”的一种治理方案。

再次强调，应许之地毫无疑问是犹太人渴慕的对象和集体记忆，但他们与这个地区的传统犹太联系从未采取那种民众向往民族家园的集体所有权的形式。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作家的“以色列地”与我真正先辈——不同于神话中的先辈——的圣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的根源和生命深植于东欧的意第绪文化（Yiddish culture）。说起埃及、北非和肥沃的新月地带的犹太人，他们心中对最重要、最神圣的地方充满了深深的敬畏和思慕。由于这个地方在全世界都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皈依后的许多个世纪中，他们没想到那里重新定居。根据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受过拉比教育的大多数人物的看法，“上帝给予，上帝也拿走”（《约伯记》1：21）；当上帝要派来弥赛亚的时候，事物在宇宙中的秩序都会改变。只有救世主到来时，生者和死者才会聚集到永恒的耶路撒冷。在大多数人看来，加快集体救赎的进程是僭越，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其他人来说，圣地主要是一个不确定的比喻概念，是内在的精神国度，而不是实际的领土。包括传统派、超正统派、改革派、自由派在内，或许在犹太拉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诞生的反应中，这一事实有最为清楚的表现。[13]

我们所定义的历史不仅关注观念世界，也考察在时空中展开的人类活动。遥远过去的大众没有留下文字材料；关于信仰、想象、情感等如何引导着他们个人与集体的行动，我们所知甚少。不过，说到他们的决定和优先关注之事，其应付危机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深入认识的可能。

在宗教迫害期间，当犹太群体被逐出所生活的地区时，比如西班牙大驱逐，他们没有想回到圣地，而是尽力去其他较友好的地区安身。在俄罗斯帝国，当更恶毒、更残暴的原初民族主义屠杀（protonationalist pogroms）开始时，受到越来越多世俗迫害的人们怀着希望，尽力要去新海岸；怀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边缘群体，他们向着巴勒斯坦进发，幻想着去“古老的/新的”祖国。[14]

在可怕的纳粹屠杀前后，这种情况没什么变化。事实上，从1924年的《反移民法》到1948年，正是由于美国拒绝接受欧洲反犹迫害的受害者，那些政策制定者才能将较多的犹太人迁往中东。没有这一严格的反移民政策，以色列国能否建立真不好说。

卡尔·马克思曾重述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会重复自己，起先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决定，允许苏联难民迁往美国，响应者众多。以色列政府的反应是尽一切手段施压，想要堵上去美国的移民之门。由于移民仍坚持去美国，不想把中东作为目的地，以色列与罗马尼亚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合作，限制他们做出选择的能力。在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门和腐败的匈牙利政府的配合下，超过100万苏联移民去了他们的“民族国家”，一个他们没有选择也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地方。[15]

我不知道，沙玛的父母或爷爷辈是否曾有机会回到中东，回到“他们先辈的土地”。无论如何，像大多数移民一样，他们也选择向西迁移，继续忍耐“流散”的折磨。我也确信，只要愿意，西蒙·沙玛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他的“古代家园”，不过，他更喜欢用移民树作为替代，而让那些没有能力进入英国或美国的犹太人去以色列地。这让人想起一个意第绪语老笑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这样一种犹太人：他向另一个人要钱，捐给第三个人，好让后者移民到以色列地。在今天，这个笑话比以往更现实，其要点我将在整本书中不断提及。

概括地说，犹太人没有在公元1世纪被迫离开犹大地，也没有自愿“回归”20世纪的巴勒斯坦和其后的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职责是揭示过去而非预知未来。做出下述预言时，我完全清楚所冒的风险：在20世纪，由于民族主义所推动的反犹主义，流亡与回归的神话是一个极其火热的话题，不可能在21世纪冷却。冷却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只有在以色列国改变政策之后，在它停止唤醒恐犹症、引发世界新恐怖的行动与做法之后。

[1] 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伦敦：乌尔索出版社，2009年。评论见《金融时报》，2009年11月13日。

[2] 由于以色列国的成立和它随后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突，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也被连根拔起，一些犹太人或被迫或主动地去了以色列。

[3]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人士发现，很难把犹太教当成合法的宗教对手，他们因而更愿意视犹太教徒为一个可憎的群体——有着共同的族群血统，都受到上帝的惩罚。在所谓的世界性“犹太人民”的错误概念化进程中，现代民族的最初成形也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现代民族包括东欧的一大批说意第绪语的人们，在20世纪被残酷灭绝前，他们正逐渐强盛。

[4] 罗马人大规模迁离犹太人的传说不仅与《圣经》讲述的巴比伦流散有关，也有其基督教渊源。就后者来说，它似乎源于耶稣在《新约》（《路加福音》21：23—24）中发出的惩罚性预言：“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5] 这里，我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迪亚贝纳王国、西南阿拉伯的西姆亚里特王国、北非的达亚卡纳王国、印度次大陆南部的克当嘎鲁（Kodungallur）王国，以及南俄罗斯伟大的哈扎尔帝国。说到对这些王国引人入胜的犹太化及王国诸多臣民之命运的尝试性探索——毫不奇怪——连一项比较研究都没有。

[6] 例如，参见本-古里安1917年的文章《明确法拉赫的起源》［法拉赫（Felahs），即中东农民。——译者注］，收录于大卫·本-古里安：《我们和我们的邻居》，特拉维夫：达法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31年，第13—25页。

[7] 参见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第272—280页。

[8] 参见布里安·克鲁格（Brian Klug）的《做犹太人，做正当事》（Being Jewish and Doing Justice）中题为“阿瑟·贝尔福的另一面”的那一章，伦敦：瓦伦坦·米切尔出版社，2011年，第199—210页。

[9] 有关清教徒和布尔人之应许之地的讨论，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选民：民族认同的神圣源泉》（Chosen Peoples:Sacred Sources of National Identit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144页。

[10] 出于实用主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派别不时会提出联邦式的方案，主要是便于实现犹太人多数的目标，而不是寻求与本地人的融合。

[11] 上面列出的所有宗教群体都生存在注释13提到的犹太化王国统治的区域。例如，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著作《奇怪的战败》（L’Étrange défaite），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1990年，第31页。另见雷蒙德·阿隆：《回忆录》，巴黎：朱利亚德出版社，1983年，第502—503页。

[12]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伦敦：方塔纳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3] 尽管并非偶然，族群中心主义最强烈的圈子中存在着一些更多与“土地”相关的概念，但来自欧洲及中东的少数朝圣客和移民证实了一种趋向，即犹太大众、精英、领导等不愿迁往锡安。

[14] 从自由派以色列人到国际社会主义者，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新的与圣地的伪宗教联系，支持同化的人们不是唯一感到难以理解的群体。在东欧说意第绪语的人群中，崩得（Bund，立陶宛、波兰、俄国犹太劳工联合会。——译者注）是影响最广泛的准民族主义运动，它也对推进犹太人移民中东的努力深感震惊。

[15] 关于这一不择手段只管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形式，参见纳提夫（Nativ）情报机构头目亚科夫·凯迪米（Yaakov Kedmi）的访谈。他证实：“在苏联犹太人看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德国等非以色列选项总是胜过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h Aharonot），希伯来语，2011年4月15日。

先辈土地的名称

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回答，作为应由“犹太人民”统治的、一个变动着的领土空间，“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同样，我曾在别处长篇大论，在这里简短论及，“犹太人民”也是经由意识形态建构后发明的。[1]这块土地对西方来说极具魅力，不过，在进入其神秘深处的理论旅程之前，我必须先提请读者注意它所在的概念体系。如在其他民族语言中常见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例也包含着自己的语义学操控，充满了令任何批评话语都头痛的时代误植。

对于这个问题多多的历史词汇，在这篇简短导言中我想谈一个突出的例子。术语“以色列地”与以色列国的主权领土并不符合，而且从未符合。许多年来，它曾被广泛用于指称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地区，而较晚近的时候，它还被用于指称约旦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流动的术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领土想象的动力源泉和导航仪器。对于不在希伯来语环境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个术语的分量和它对以色列人意识的影响很难被充分理解。从教科书到博士论文，从严肃文学到历史学术写作，从诗与歌曲到地理政治学，这个术语一直发挥着规范的作用，将以色列的政治感受和文化产出的各分支统一起来。[2]

在以色列书店和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数册书谈论着相关的主题，如“史前以色列地”“十字军统治时期的以色列地”“阿拉伯占领期的以色列地”等。在外语书籍的希伯来语版本中，“巴勒斯坦”一词被系统地换成了“以色列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伯尔·伯罗霍夫（Ber Borochov）及其他许多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人物与绝大多数他们的支持者一样，使用标准的术语“巴勒斯坦”（Palestine），或者很多那时的欧洲语言使用的拉丁语形式“Palestina”；然而，即便是他们的作品被翻译为希伯来语时，人们也将那个词改为“以色列地”。有时候，这种语言政治会显得荒唐可笑，比如说，天真的希伯来语读者搞不明白，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讨论在乌干达而不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时，反对这一计划的人们为什么被称为是“巴勒斯坦中心主义的”。

一些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还试图把这个术语引入其他语言。这里，西蒙·沙玛依然提供了显著的例子，他把自己纪念罗斯柴尔德家族殖民事业的书命名为“两位罗斯柴尔德与以色列地”[3]，而不顾所涉及的历史时期的事实：不仅所有欧洲语言都习惯用“巴勒斯坦”一词，沙玛的书讨论的所有犹太人物也是如此。英裔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李维斯（Bernard Lewis）是另一位忠实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支持者，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走得更远；为尽可能少用“巴勒斯坦”这个术语，他写出了下面的句子：“犹太人把以色列地（Eretz Israel）这个国家称作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用以色列和犹大指称所罗门王死后分裂成的两个王国。”[4]

毫不奇怪，犹太-以色列人确信，这个名称具备永恒的清晰本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其所有权都全无质疑的余地，他们相信自上帝许诺它以来一直有效。如我在别处以略显不同的方式论述的那样，与说希伯来语的人借助“以色列地”的神话来思考相比，神话式的以色列地更多地通过这些人来思考自己，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塑造出一种带有政治与道德意味的民族空间的形象，而我们或许不是总能注意到它。[5]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地与以色列国的主权领土从未有过相符的时候，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洞察绝大多数犹太-以色列人典型的地理政治心态和对待边界或边界缺失状况的态度。

历史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尤其是涉及一般传统的发明，或者具体而言，语言传统时。人们很少注意到或不愿承认，《圣经》文本中的以色列地不包括耶路撒冷、希布伦、伯利恒及其周边地带，而仅仅指撒玛利亚及其相邻地区。换言之，它仅指北方以色列王国的土地。

由于从来不存在一个包括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的统一王国，涵盖二者地域的希伯来语词汇也从未出现过，结果是，所有《圣经》文本都采用埃及法老式的名字指称这一地区——迦南地。[6]在《创世记》中，上帝向第一个皈依犹太教的人亚伯拉罕许诺：“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创世记》17：8）以同样鼓励的、父辈般的口吻，他后来命令摩西道：“你上这亚巴琳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迦南地。”（《申命记》32：49）以这种方式，这个常见的名字出现在57处文字中。

相比之下，耶路撒冷总是位于犹大地。作为一个地理政治名称，犹大随着大卫家族小王国的成立而确定下来，在《圣经》中出现过24次。《圣经》诸卷中，没有哪个作者梦想把上帝之城的周围叫作“以色列地”。因此，《历代志下》记述道：“他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历代志下》34：7）与犹大地相比，以色列地被认为是更多罪人的家。它还出现在另外11处文字里，多是以批评的口气提到的。最后，《圣经》作者们说到的这个基本空间概念与古代时期的其他材料相符合。在任何文本或考古发掘中，我们都未发现用术语“以色列地”指向确定的地理区域的情况。

对于以色列史学所谓“第二圣殿时期”这个更广泛的历史时期，上述概括依然适用。根据我们掌握的一切文字资料，无论是公元前167—前160年成功的哈斯蒙尼起义，还是公元66—73年失败的奋锐党反抗，都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地”。从《马加比》上下两卷或别的次经文本中[7]，从亚历山大的斐洛的哲学文章或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历史写作中，人们都找不到这个术语。在某种形式的犹太王国——无论是拥有主权的还是在别人保护下的——存在的许多年里，这个名字从未被用来指称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地区。

地区和国家的名称会随着时间而变，有时候，用后来的历史所给予的名字指称古代地域是常见的。不过，只是在所说的地方没有已知的或已被接受的名字的情况下，人们才采纳这一语言学惯例。例如我们都知道，汉谟拉比统治的是巴比伦而不是永恒的伊拉克地，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是高卢而不是伟大的法兰西地。然而，很少有以色列人意识到，杰西的儿子大卫和约西亚王统治的地区是迦南或犹大，马萨达的群体自杀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地。

不过，以色列学者若无其事、毫不犹豫地重复着这种语言上的时代错误，不受其问题多多的语义学上的“过去”的困扰。耶胡达·埃利茨乌（Yehuda Elitzur）是巴尔伊兰大学的《圣经》与历史地理学资深学者，他以罕见的坦率总结了那些以色列学人的民族主义-科学立场：

按照我们的观念，我们与以色列地的关系不应简单等同于其他民族与祖国的关系，其中的区别不难觉察。我们还未进入这块土地时，以色列就已经是以色列了。进入流散期许多个世代之后，以色列还是以色列。甚至在一片荒芜的时候，这块土地依然是以色列地。别的民族不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是英国人，凭依的是他们生活在英国的事实；英国之所以是英国，原因是那里住着英国人。在一代或两代人以后，离开这个国家的英国人就不再是英国人了。如果英国没有了英国人，它也不再是英国了。所有民族都是这样的。[8]

正如“犹太人民”被看作永恒的“民族”，“以色列地”也成为实体，像它的名字一样不会改变。在所有关于《圣经》和“第二圣殿时期”文献的上述书籍的解读中，以色列地被描述为一块确定的、稳固的、受到认可的领土。

下面的例子将证明这一点。2004年，《马加比二书》的一部高质量希伯来语新译本出版了，在其导言和脚注中，“以色列地”出现了156次。哈斯蒙尼人自己可不知道，他们是在叫着那个名字的地方领导的起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做了类似的跨越，他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名为“哈斯蒙尼文献中作为政治概念的以色列地”，虽然其所说的时期并不存在那个概念。近些年里，这一地理政治神话极其盛行，以至于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作品的编辑们大胆地将术语“以色列地”用在了所译的文本之中。[9]

事实上，作为指称这个地区的许多名字之一——其中一些同样为犹太传统所接受，如圣地、迦南地、锡安地、瞪羚之地等——“以色列地”一词是后来的基督徒和犹太拉比发明的，原意是神学而非政治的。我愿谨慎地指出，它首次出现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显然，如果这个基督教文本作于1世纪末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术语“以色列地”的使用的确可以看作是突破性的：“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马太福音》2：19—21）

这里，用“以色列地”一词指称耶路撒冷周边的用法是孤立的、一次性的。它很不寻常，因为《新约》的绝大多数地方用的是“犹大地”。[10]新术语的出现或许源于第一批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看作以色列之子，而不是犹太人。此外，我们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它是在很久之后才被塞入这个古老文本中的。

术语“以色列地”扎根犹太教是在圣殿被毁后，当时，由于三次反异教徒起义的失败，在整个地中海地带，犹太一神教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只是在公元2世纪，当犹大地按照罗马的命令成为巴勒斯坦后，当彼时的一个重要阶层皈依基督教后，在《密西拿》和《塔木德》中，我们才看到术语“以色列地”首次犹疑不定的出现。而且，这个名词的采用还可能由于一种深切的担忧：担心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心不断增长的力量，担心它对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不过，如上面提到的，尽管基督教和拉比使用了这个术语，它与民族主义时期犹太人与这个地区相关联的那个词含义仍不尽相同。古代和中世纪有一些概念，如“以色列人民”“特选子民（人民）”“基督教子民（人民）”“上帝子民（人民）”等，它们与今天在说“现代人民”时的含义大相径庭；类似的，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应许之地”“圣地”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祖国”也不一样。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上帝许诺的土地包括了半个中东，而在《塔木德》的以色列地中，宗教的和有限的边界区分出的总是一些不连续的小地块，并被赋予不同的神圣级别。犹太人的思想传统漫长且多样化，但是，这些分界从未被设想为政治主权的边界。

只是到了20世纪初，在新教的熔炉出现多年之后，神学概念“以色列地”才最终转变和提炼为明确的地理民族概念。从拉比传统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代“巴勒斯坦”一词，主张移民开拓的犹太复国主义借用了这个术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时候巴勒斯坦一词不仅在整个欧洲广泛使用，第一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都使用它。而在移民者的新语言中，以色列地成为指称这个地区的唯一名字。[11]

这一语言学工程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记忆建构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建构后来涉及地区、地段、街道、山脉、河床名字的希伯来化。它让犹太民族主义记忆后退了惊人的一步，略过了这个地区漫长的非犹太人历史。[12]不过，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事实：这一地域的命名既不包括也不涉及当地的大批人口，因此这一命名更容易将他们看作承租人的聚合或暂时的住户。术语“以色列地”帮助塑造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空地意象——“没有人民的土地”永远是为“没有土地的人民”准备的。这个虚假意象流传很广，但其实是福音派基督徒发明的；对它的批判性审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1948年战争期间难民问题的形成，理解1967年战争后开拓定居的复兴。

之所以写这本书，我主要是想解构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历史权利”概念，解构相关的民族主义叙事，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构建领土攫取的道德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努力想要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体制的官方史学，并在此过程中，追踪逐渐萎缩的犹太教内犹太复国主义重大范式革命的后果。从一开始，犹太民族主义对犹太宗教的反抗就牵涉对后者词汇、价值、象征、节日、仪式等的稳步增长的工具化。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事业从一开始，就需要一件正式的宗教服饰，既用来维持和加强“民族”的边界，也用以定位和认同其“先辈土地”的边界。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梦想的消失一道，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使得这件正式服饰更显重要。到20世纪末，在政府和军队中，它支撑着以色列民族宗教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地位。

不过，我们不应被这一相对晚近的进程欺骗。揭开这块土地神秘面纱的不是上帝之死，而是上帝的民族化，它把土地变成了新犹太民族能随心所欲地践踏和建设的一片土壤。如果对犹太教来说，形而上的流亡的反面首要是弥赛亚救赎，是拥有与这块土地的精神联系，而不是对它提出实际的要求，那么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想象的流亡的反面已经得以显明，即通过创造一个地理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祖国，实现对土地的主动救赎。然而，由于缺乏永久的边界，这一祖国对其居民和邻居都很危险。

[1] 有三部著作论及本书主题，不过基本上，它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参见让-克里斯托弗·阿提亚斯（Jean-Christophe Attias）和埃斯特·本巴萨（Esther Benbassa）：《以色列移民》（Israel Imaginaire），巴黎：弗拉马伦出版社，1998年；埃利泽·施韦德（Eliezer Schweid）：《祖国与应许之地》（Homeland and a Land of Promise），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9年；约阿德·埃利亚兹（Yoad Eliaz）：《土地/文本：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督教根源》（Land/Text:The Christian Roots of Zionism），特拉维夫：莱斯灵出版社，希伯来语，2008年。

[2] 在现代希伯来语中，这个术语还用作形容词，例如，与以色列人经验相对的“以色列地经验”“以色列地诗歌”“以色列地景观”等。多年来，以历史和地理学科为基础，一些以色列大学成立了单独的科系，其领域是排他性的“以色列地研究”。有关对这一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支持，参见耶胡沙·本-阿里：《作为历史-地理研究课题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as a Subject of Historical-Geographic Study”），见《反映在其过去之中的土地》（A Land Reflected in Its Pas），耶路撒冷：马格尼斯出版社（Magnes），希伯来语，2001年，第5—26页。

[3] 《两位罗斯柴尔德与以色列地》（Two Rothschilds and the Land of Israel），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78年。

[4] 伯纳德·李维斯：《巴勒斯坦：一个名称的历史与地理》（“Palestine:O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a Name”），载《国际历史评论》2：1，1980年。

[5] 施罗莫·桑德：《名称与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The Words and the Land: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洛杉矶：塞米欧泰克出版社，2011年，第119—128页。

[6] 关于统一王国的从未存在，参见以色列·芬克尔斯坦和尼尔·A.西伯曼：《考古发掘映照下的〈圣经〉》，纽约：试金石出版社，2000年，第123—168页。“迦南地”一词曾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埃及的材料中。《创世记》中有一处，迦南用来指“希伯来人之地”（40：15）。由于对指称这个地区的圣经名字感到不安，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一些努力，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书写文本。见约哈南·阿哈罗尼（Yohanan Aharoni）：《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地：历史地理学的考察》（The Land of Israel in Biblical Times:A Historical Geography），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62年，第1—30页。

[7] 《托比传》（Tobit）看起来写于公元前2世纪初，曾有一次用“以色列地”来指以色列王国的土地。（14：6）

[8] 耶胡达·埃利茨乌：《〈圣经〉思想中的以色列地》，见耶胡达·夏维夫（Shaviv）：《埃里兹·纳克哈拉》（Eretz Nakhala），耶路撒冷：世界米兹拉西中心，希伯来语，1977年，第22页。

[9] 《马加比二书》（The Second Book of Maccabees），导言部分，乌里尔·拉帕鲍特（Uriel Rappaport）翻译和评注，耶路撒冷：伊萨克·本-兹维研究所，2004年，希伯来语；多伦·曼德尔斯（Doron Mendels）：《哈斯蒙尼文献中作为政治概念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as a Political Concept in Hasmonean Literature），图宾根：莫尔出版社，1987年。比如，参见《犹太人反抗罗马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against the Romans），华沙：斯提贝尔出版社，1923年，第2卷，4：1和1—15：6。更晚近的译本见第7卷，3：3，拉马特甘：马萨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68年，第376页。

[10] 例如，见《马可福音》1：5，《约翰福音》3：22和7：1，《罗马书》15：31。

[11] 甚至19世纪80年代末的歌曲《希望》用的也是“锡安地”，而不是“以色列地”。指称这一地区的所有其他犹太名字都出局了，从民族话语文化中消失了。

[12] 1949年，大卫·本-古里安解释了做这一努力的理由：“为了国家，我们必须去除阿拉伯名字。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精神所有权和他们的名字。”引自梅隆·本维尼斯提（Meron Benvenisti）：《神圣的风景：1948年以来圣地被埋葬的历史》（Sacred Landscape: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第一章 制造祖国：生物学需要还是民族资产？

什么是国家？通常是由非自然边界围起来的一块土地。英国人在为英国而死，美国人在为美国而死，德国人在为德国而死，俄国人在为俄国而死。如今，有五六十个国家正在这场战争中战斗。肯定有不少不值得为它而死的国家。

——约瑟夫·海勒，《第22条军规》，1961年

国家的“外在疆界”必须变为“内在疆界”，或者说，外在疆界必须不断想象为内在集体人格的投射和保护者；两个说法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将那集体人格藏于内心，它使我们能够生活在我们总是觉得并将一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的国家土地上。

——埃提安讷·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民族形式：历史与意识形态》，见《种族、民族、阶级：含糊的身份》，1988年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对于现代祖国的构建，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仅仅分出了一点点注意力。国家实现其主权的“硬件”即领土空间，没有获得像“软件”那样的学术关注；所谓软件，我们指的是文化与政治主权的关系，或是历史神话在塑造民族实体过程中发挥的效用。不过，正如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或虚构的历史，民族制造的项目就无法开工，这些项目还需要有对领土的地理-物理想象，使之成为思乡记忆的恒定中心，并自我支持。

什么是祖国？“它是甜蜜的和适于”死去的地方，像贺拉斯说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许多民族主义志士引用过这句著名格言[1]，虽然意思不同于公元前1世纪那位杰出诗人所想表达的。

今天使用的许多术语源于古代语言，我们很难区分它们在过去的精神实质和当下的感受。不经细致的历史编纂学努力，一切历史概念化都有时代倒错的可能。“祖国”（homeland）概念就是一个重要事例；如我们已指出的，它存在于很多别的语言中，所具有的道德含义不尽相同。

在古老的希腊方言中，我们找到了术语patria（祖国）和稍晚些的patris，后来，它们以patria的形式进入古拉丁语。这个术语源于名词“父亲”（pater），它在许多现代欧洲语言中留下了印记，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的patria，法语中的patrie，以及其他语言中的变形。它们全都来自罗马人的古代语言。这个拉丁术语的含义催生了英语中的“祖国”（fatherland），德语中的vaterland，还有荷兰语中的vaderland。不过，一些同义词将其祖国概念的基础放在母亲（mother）一边，如英语中的motherland，或是放在家（home）的概念上，如英语的homeland、德语的heimat、意第绪语的heimland。对照来看，在阿拉伯语中，术语watan的词源则与财产权或继承权相关。

犹太复国主义学者构建了现代希伯来语，他们的母语一般是俄语和/或意第绪语。这些人从《圣经》中借用了moledet一词，显然追随的是俄语rodina的例子，其含义接近于出生地或家庭起源。Rodina与德语的heimat较相似，带着些浪漫的或许还有些性期盼的意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神话化的犹太祖国的关系是一致的。[2]

不管怎样，从古代地中海经中世纪欧洲，祖国概念抵达了现代时期的大门口。一般来说，与之关联的种种含义跟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它被理解的方式并不一致。不过，在深入探讨之前，对于人和他们居住地区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并排除一些流传甚广的先入之见。

[1]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贺拉斯，《颂歌》3.2，见《颂歌与抒情诗》，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洛布古典丛书，2004年，第144—145页。这些句子写于公元前23年到前13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它的转用中，同样的情感用“为我们国家而死是好的”来表达。人们认为，说这句话的是约瑟夫·特鲁皮多尔（Josef Trumpeldor）；1920年，这位犹太定居移民先锋死于跟当地阿拉伯人的冲突。年轻时，特鲁皮多尔学过拉丁语，因此，可能他死前是在引述贺拉斯的话。

[2] 关于俄语词rodina和德语词heimat的关系，参见皮特·毕克乐（Pater Bickle）：《Heimat：有关德国祖国观念的批判理论》，纽约：凯姆登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祖国——自然生存空间？

1966年，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利扔出了一枚小小的社会生物学炸弹，在当时来说相对广泛的读者群中，意外地激起了强烈反响。他出版了一本书《领地冲动：对财产权与民族的动物起源的个人探询》[1]，意图挑战我们思考领土、边界和生存空间的方式。到那时为止，人人都相信，保卫家、村庄或祖国是观念兴趣（conscious interest）和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阿德利则想证明，明确的空间和边界意识深深扎根于生物学和进化之中。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冲动，要尽力占据领地并保护它，而这一遗传冲动决定着不同环境下一切生物的行为方式。

经过对各种动物的长期观察，阿德利得出结论：许多动物有领地冲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同物种的动物对领地的要求是一种经变异和自然选择发展而来的先天本能。细致的调查研究显示，领地动物会向穿越其生存空间者发起凶猛的攻击，特别是对同物种动物。学者们以为，在特定地域，雄性动物间的冲突似乎展示的是对雌性的竞争，但那其实是残酷的领土之争。更令人惊讶的是，阿德利发现，对领地的控制令控制者充满了试图侵入者所缺乏的能量。绝大多数物种中存在着“对领地权的普遍认可”，它限制和决定着各物种中的所有权力关系系统。

阿德利问道，动物为什么需要领地？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首先，动物会选择靠近食物和水源的特定地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其次，领地有着防卫缓冲区的功能，面对其他掠食者，动物能以此保护自己。这些原始的空间需求源于长期的进化发展，已成为“领地主义者”基因遗传的一部分。这一自然遗传产生了边界意识，提供了鱼群和牛羊等群体存在的基础。保卫生存空间的动物需求驱动着它们的集体社会化，会使统一的群体跟同物种的其他群体进行战斗。

如果阿德利仅仅讨论动物，他的研究将只是动物行为学专家之间的辩论主题，受到的关注不会那么大——虽然他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修辞技巧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能力。[2]不过，他的理论目标和结论有着大得多的雄心。越出动物学领域的经验假设，他还希望理解一代代传下来的人类行为“游戏规则”。阿德利相信，对生物世界领地方面的揭示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上的民族，认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下述重大结论：

如果我们保卫土地的所有权或国家主权，那么，与低等动物相比，我们的理由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内在的，同样是根深蒂固的。当一只狗从主人篱笆后向你吠叫时，其动机就是主人建造篱笆的动机。[3]

因此，人类的领地欲望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冲动的展示，塑造着人类行为的那些最基本方面。阿德利还往前走了一步，认为“相较于人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的关系，人与他走在其中的土地的联系更牢固”。他用设问句支撑这一论断：“在你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为他们的国家死了？有多少是为女人死的？”[4]

最后的设问让我们清楚知道了作者生存的年代。作为生于1908年的美国人，阿德利成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时期，他了解战争导致的伤亡。成年后，他认识许多“二战”一代的人，还见证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他的书写于“越战”初期，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的一些重要方面。去殖民化进程发端于“二战”的结束，其将那时存在的“国家领土”扩充了一倍多。虽然“一战”后也出现了新国家的成立浪潮，但这一进程的顶点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此外，在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等地，民族解放战争志在争取确定的独立国家领土，绘制出一幅无所不包的斗争场景。到战斗停下来时，在西方之外，民族主义情感的传播赋予地球以广泛的多样性，给它装点了近两百面色彩斑斓的国旗。

一般来说，社会生物学的科学想象对历史的理解完全是错的。首先，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社会生物学最后也要修改术语，使之适应该领域学者在生命历程中看到的社会与政治进程带来的概念副产品。不过，社会生物学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历史中后来发生的事经常能解释以前的事，反过来则不然。从社会经验中，这些自然研究者借用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术语，再为增进对所考察的生物环境的认识而剪裁它们。其次，他们将焦点重新放在人类社会，试图通过使用自然世界的术语和意象来更好地理解它，而这些术语和意象最初借自与历史进程相伴并由之导致的概念化。举例来说，想想20世纪40年代为领土而战的民族主义战争，40年代末到60年代为民族家园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想想看，它们是如何被看作催化剂，根深蒂固地内在于绝大多数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社会生物学的生物决定论与同样有名的地理决定论路径之间既有显著的区别，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及后来的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等人发展了地理决定论。“地理政治学”一词不是拉采尔造出的，不过，人们认为他是创造者之一。在地理政治学中，一些人坚定地加入了对生物条件的复杂思考，拉采尔位列其中最早的一批。虽然他不赞成简单的种族主义理论，但他相信，低等民族必须为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服务，通过这样的接触，前者将达到其文化与精神的成熟状态。

作为前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拉采尔也相信，民族是个有机体，其发展需要经常改变领土边界。正如成长的时候，一切生物的皮肤都会延展，祖国也要扩大，也必须扩张其边界——尽管它也会收缩乃至消失。“民族不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一代代保持不变的，”拉采尔宣布，“它必须扩张，因为它会生长。”[5]虽然他相信，扩张伴随着文化活动而来，并不必然是侵略行为，但他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词的发明者。

卡尔·豪斯霍夫再向前推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生存空间理论。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在深受领土困扰的德国，他的研究领域地理政治学很受欢迎，这并非偶然。在英国、美国乃至更早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个专业有许多支持者，他们希望以自然进程类型为基础来说明国际上的权力关系。20世纪，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试图对它进行总体解释的理论工具箱中，对地域的渴望成为重要的一环。

地理政治学逻辑认为，在人口的稳定和增长时期，每个民族都需要生存空间，亦即需要对原民族家园进行扩张。德国的人均领土占有面积低于周边国家，因此它有扩展边界的民族与历史权利。按照设想，扩张应发生在一些经济贫弱地区，在扩张发生时或者过去，它们曾是属于一个“族群”的德国人民的家园。[6]

19世纪末，德国较晚加入了殖民竞争，这为流行的“生存空间”理论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德国人觉得，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分赃中，德国吃亏了。“一战”结束后，这个国家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德国人更是觉得遭受了挫折。由此，根据上述理论，德国不得不进行领土扩张，那符合整个历史中国家关系所遵循的自然法。起初，非德国地理学家对这一前景很有热情。

不过，当自然法完全基于族群起源和土地时，它催生了地理政治学与族群中心主义之间极不稳定的关系。其结果是，德国的局势迅速爆炸了。表面上，豪斯霍夫及其同事们并未直接影响希特勒和他的政权，然而实际上，他们间接地为元首无尽的征服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纳粹遭到军事失败后，他们的理论被“科学地”消除了。[7]阿德利的流行理论也被很快忘记，虽然社会生物学理论仍不时地受到很多关注，但它在家园变迁之事上的应用不断消退。阿德利的分析颇具吸引力，但最终，动物行为学离弃了作为阿德利及其部分同事的领土行为路径之特征的严格决定论。[8]

首先，很明显的是，像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等与人类最相近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它们根本不是“领土主义者”，其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也跟阿德利的描述相距甚远。鸟类据称是最注重领地的动物，但也更多地受制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遗传冲动。人们就动物生存条件的改变做了一些实验，它们证明，当地理-生物变化发生时，侵略行为可能会有其他表现方式。[9]

拥有广阔历史知识的人类学家需要时刻记得，就我们所知，人类起源于非洲，人口的增长与繁盛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没有固定在熟悉的地域，而是用轻快的腿脚四处迁徙，不断征服世界。随着时间的前行，为找寻新的生存之地和鱼类资源更丰富的海岸，狩猎者和采集者不停前进，越来越多地用部落群体填塞这个星球。只是在自然界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后，人们才在某个地方停下，在某种意义上将它变为家园。

后来，是什么以一种稳定和持久的方式将人们固定在土地上的？不是获取永恒领土的生物学倾向，而是农业种植的兴起。从游牧到定居，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河流冲积地带，在那里，不需要一般而言应有的复杂人类知识，河流自行改进了农业用地。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定居生活。土地耕作独自奠定了领土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一些后来成长为大帝国的社会率先进行的。

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等地，此类早期王国并未发展出在土地上劳作的全部人口共有的集体领土意识。不像分割农民或奴隶生存空间的边界，这些庞大帝国的边界不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中。我们可以设想，在一切农业文明中，土地对食物生产者都是重要的。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些人和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土地有着某种精神联系。不过，对于更广阔的王国边界，他们是否有与自己相关联的感受？这很值得怀疑。

在游牧和农业的古代传统文明中，土地有时被想象为女性神祇，她负责生育，负责创造生存在土地上的一切事物。[10]各大陆都有一些部落或村庄，它们将自己土地的某些部分看成神圣的，但这种神圣地位的赋给与现代爱国主义毫无相像之处。土地几乎总是被认为属于神，而不是属于人。许多事例表明，古代人自视为暂时使用土地的雇工或租户，与主人毫不沾边。通过其宗教代理人，诸神——或一神教兴起后的上帝——将土地授予信徒们，并在他们遵行仪式有亏时自由地收回土地。

[1] 《领地冲动：对财产权与民族的动物起源的个人探询》，纽约：阿斯纽姆出版社，1970年。

[2] 对此的更多讨论，参见杰弗里·格里尔（Geoffrey Gorer）：《阿德利论人类本性：动物、民族、责任》（“Ardrey on Human Nature:Animals,Nations,Imperatives”），收录于阿希礼·蒙塔古（Ashley Montagu）主编：《人类与侵略》（Man and Aggressio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65—167页。

[3] 阿德利：《领地冲动》，第5页。

[4] 同上书，第6—7页。

[5] 引自大卫·托马斯·墨菲（David Thomas Murphy）：《英雄的地球：魏玛德国时期的政治地理思想，1918—1933年》（The Heroic Earth:Geopolitical Thought in Weimar Germany,1918–1933），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

[6] 更多有关豪斯霍夫的内容，参见《英雄的地球：魏玛德国时期的政治地理思想，1918—1933年》，第106—110页。

[7] 地理政治学用了很长时间才从纳粹统治的经历中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再次成为正当的研究领域。参见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地理政治学的复兴：领土、主权和世界政治地图》（“Geopolitics Renaissant:Territory,Sovereignty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Map”），收录于大卫·纽曼主编的《边界、领土和后现代性》（Boundaries,Territory and Postmodernity），伦敦：F.卡斯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8] 尤其参见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知名著作《论侵略》（On Aggression），伦敦：梅苏恩出版社，1967年。

[9]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约翰·胡莱尔·克鲁克（John Hurrell Crook）：《领土侵略的本性与作用》（“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erritorial aggression”），见蒙塔古主编：《人类与侵略》，第183—217页。

[10] 例如，希腊神话中最早的土地女神盖亚、迦南的女神阿舍拉（Asherah）。

出生地还是公民共同体？

阿德利将民族领土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生物界。跟他不同，历史学家把我们今天所知的“祖国”的诞生与这个术语在古代文本中的出现联系起来。研究过去的学者广为接受的一种做法是，写到民族时，好像它从文明一开始时就存在了一样。的确，不仅许多通俗历史书籍，甚至许多历史学术著作也描述了永久的、普遍的祖国。

不同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原材料是书写文本。因此，从通常称作原始材料的东西出发并以它为基础，历史学家开始对过去进行构建。当然，历史学家对谁制作了材料的问题很有兴趣，也想了解材料制作的环境。人们都承认，“好”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小心细致的文献学家。虽然如此，我们难得遇见这样的学者：他从未忘记一个事实，即如果材料留存到了今天，一代代传下来的材料也几乎都是人数很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提供的，而他们只占全部前现代社会的极小一部分。

这些文字极其重要，没有它们，我们将对历史知之甚少。虽然如此，无论是文学的、法律的还是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材料，若不考虑一切文字证据的主观性和狭隘的知识分子视角，任何有关过去世界的假设、判定、结论终究没什么大的价值。即便历史学家意识到了自己叙事重构的技术，他们也必须承认，自己永远无法了解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真正思想和感受，后者是所有过去社会中未留下文字痕迹的沉默多数。我们知道，每个部落、村庄、山谷都有各自的方言。游牧部落成员和被土地束缚着的农民仅有极其有限的交际手段，他们缺乏基本读写知识，不需要发展出复杂词汇去应付工作、生育乃至祈祷之事。在农业世界，交流通常以直接接触、手势、嗓音为基础，而不是无所不包的抽象概念，后者由共同体的少数有教养的成员发明和记录在书写文本中，其中一些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王室书吏、哲学家、教士、神父等为下一代准备了丰富的信息，从文化和社会方面来说，他们与土地贵族、城市富裕阶层、军事阶层有着共同的利益。问题在于，考虑基本体系的概念化和就整体而言的社会实践时，历史学家太过经常地把这种材料看作易于获取的、无偏差的全面资料库，这导致了普遍的将术语错误地、不加区别地应用于前现代社会的情况，如“种族”、“民族”（ethnos）、“国家”、“民众的迁徙”、“民族国家”等。

原始材料像探照灯的光束，在吞噬一切的黑暗海洋中，它照亮的是小块儿的个别地带。一切历史叙述最终都是文字遗存的俘虏。细致的研究者知道，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航行在此类人工制品中；他们的工作必须排除错觉，清楚自己的写作依靠的是指向一小群精英之精神的历史产品，代表着冰山的一个小角——这座冰山已经融化了，再不可能完整地重建了。

这一部分将简要考察一些古代地中海文本和有名的欧洲文本。虽然很遗憾，下面的讨论是极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不过，狭窄视角更多地源于我知识的有限，而不是我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

我们从古代地中海社会开始，正是在这里的相对较早的文献中，我们见到了祖国（homeland）的概念。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当古典诗人荷马提到某人的出生地时，他重复使用着术语patrida。被深爱着的祖国也是远方参加战斗的战士们思念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妻子、孩子、父母和别的亲属。它是神话英雄想要回归的家，因为，虽然他们英勇无畏、忍耐力惊人，但毕竟也疲倦了。它也是神圣的父辈们的埋骨之地。[1]

约三百年后，在现存最古老的悲剧《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激情描述了著名的萨拉米斯之战，该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和波斯军队之间。剧中，作者让他的英雄们喊道：“希腊的儿子们，前进！/解放祖国（fatherland），/解放孩子和妻子，/父辈们的神龛，/先祖埋葬的地方。/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而战！”入侵的波斯军队的残兵败将也回到patrida，回到亲属那里，为自己的惨败哀伤。[2]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即希腊和波斯都不是战士们的祖国。祖国是他们的家、城市所在之处，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小地方，是他们的孩子、后代和亲密邻居拥有第一手自然知识的地方。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等较晚的戏剧以及其他作品中，祖国也被渲染为有着无比重要性的地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能放弃。被迫离开祖国总是被看作一大灾难，像不得不离开温暖安全的家一样，像不常见的、比死更糟糕的流放一样。人们了解祖国，它是安全的、熟悉的，在它之外，一切都是陌生的、具有威胁性的、异样的。[3]

不久，当锡拉库斯的战士们同雅典人战斗时，修昔底德写道，前者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的对手雅典人则为了吞并异国土地而发动战争。[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祖国的概念出现过多次，但它不是对所有希腊人而言都一样的一个地方。虽然希腊民族主义的现代支持者不喜欢这样，不过，古典文学中的patrida并不等同于希腊的土地，它也不能被想成那样。使用“祖国”一词时，历史学家指的仅仅是某个城邦国家、某个特定城市。因此，在修昔底德为伯里克利所写的著名葬礼演说中，被描述为钦羡和崇拜对象的是雅典。[5]

希腊对祖国观念的指谓提示着将某地域政治化的一种独特有趣的形式。祖国及其情感内容不仅与地理位置相关，也经常应用在特定的政治框架内。正如地域被政治化了一样，希腊政治也总是地域化的。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柏拉图的逻辑。

像修昔底德那样，这位雅典哲学家用“祖国”一词指称个别城邦，而不是更大的希腊。在这里，主权城邦国家与体制、法律系统一起，构成了真正的patrida。柏拉图多次使用这个术语，不仅仅是在出生地或有着令人向往的风景的自然地域的简单意义上，而主要指的是政治实体，包括公民管理的整个机构。例如，在著名的对话录《克里提亚斯》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用下面的话警告其对话者：

难道像你这样的哲学家会看不到，比起母亲、父亲或任何祖辈，我们的国家更可贵、更伟大、更神圣？在诸神和明理之人的眼中更值得重视？……如果她领着我们在战斗中受伤或死去，我们追随着她，觉得理所当然，谁都不应投降、撤退或离开队列。无论在战斗中还是在法庭上，或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必须做城市或国家命令他做的事；若非如此，他就必须改变有关什么是正义的观点，而且，如果他不会对父亲或母亲施暴，对国家施暴就更不用提了。[6]

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柏拉图的祖国是城市，它有着超越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它的独特性和道德力量在于它是由主权公民进行自我管理的地区。由于成员们在这一政治实体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他们需要保卫祖国，保卫他们的共同体。之所以需要圣化它，将它与宗教仪式相结合，在节日中礼拜它，缘由即在于此。柏拉图无条件的爱国要求以一个城市-祖国为中心，它让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需要和价值。

从许多方面看，雅典关涉祖国的话语和今天对这个词的理解很相近。对某地的忠诚、奉献精神和在它名义下牺牲的意愿被视为神圣的价值，不可置疑，不许以嘲讽的口吻谈论它。表面上，这一话语代表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开端，后者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主导着人类社会。不过，修昔底德、柏拉图及其他雅典人的祖国真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夏尔·戴高乐、温斯顿·丘吉尔及其他上百万的20世纪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国家吗？在日子的尽头，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事吗？

事实上，两种祖国化身的区别同它们的相似之处一样多。正如古代雅典社会采用的不是代议制民主，而是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它也完全不理解现代的抽象民族主义祖国概念。古代希腊民主国家的祖国观念局限于对城市（polis）的爱国忠诚，城市则是极小、极真切的城邦国家，所有公民对其面积和边界都有第一手知识，且非常熟悉其居民习俗和自然风光。每天，他们会在市场遇到其他居民，参加集会、节庆、戏剧表演时也会在一起。通过无中介的经验，有如实质的爱国情感密集地在城市播撒，构成他们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他们的通信水平和有限的文化传播手段不足以促成大规模民主祖国的出现。根据亚里士多德那些被人们频繁和松散地翻译出来的格言，本质上，人是政治动物；可是，古典的人形动物是城邦国家的公民，而城邦国家没有什么形式，没有精确的地图，没有报纸、广播、义务教育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因此，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领导下，当后来希腊世界统一之时，旧的城市爱国主义便消散了，正如民主维度从多数希腊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此外，对照现代民主制的政治边界，古代城邦国家划分民主的伦理界限大相径庭。在包括雅典居民和耕作城外土地的农民的总人口中，主权公民只占一小部分。父母都拥有公民权的自由男性才被视为本地人，才能参加选举和被选入政治机构。女人、移民、异族通婚产生的后代、众多的奴隶都没什么权利，自主权不属于他们。普遍的人类观念孕育和长成于现代时期，而地中海世界属于富裕的、文雅的和彻头彻尾的精英，其对此闻所未闻。[7]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人们写出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中表现了对祖国的忠诚，形式是对拥有代议政府的公民联盟的热爱。共和国消失和转变为庞大帝国的前夕，无数学者用言辞装点和称许它；这些言辞将保留在欧洲文化中，直到现代时期。我们已提到贺拉斯的著名宣言：在《颂歌》中，他说起为祖国而死的甜蜜。不过，伟大的诗人不仅要圣化民族土地，他更想做的是表达对共和国祖国（respublica）的热爱——就在尤利乌斯·恺撒将它永远埋葬后不久。

罗马历史学家盖乌斯·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是恺撒的忠实追随者。在《卡提林阴谋》（The Catiline Conspiracy）中，他把祖国等同于自由——远非少数人的统治。[8]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也是如此；在挫败那场反共和国阴谋的斗争中，这位政治家所做的贡献为他赢得了“祖国之父”的显赫地位。他发表了反对阴谋者的著名演说，谴责对手道：

要是父母畏惧你，憎恨你，固执地不理你想要和好的努力，无疑，你只能退到某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可是现在，国家——我们全体人的共同父母——憎恨你，畏惧你，一直把你看作弑父母者，看作想毁灭她的人。你会既不尊重她的权威，听从她的劝告，也不惧怕她的力量吗？[9]

共和国是西塞罗心中最珍视的，这位演说家以敏锐的修辞著称，极受欢迎，最终死于导致共和国衰落和消亡的那些事。不过，就在去世前，他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下对祖国的坚定信念，在现代时期前夕的许多西欧作品中产生了回响。在有名的《法律篇》中，西塞罗二元论般地思考了祖国和共和国的一般关系：

我要说，加图（著名罗马政治家）和像他那样的城市公民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他们的出生地，一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同样的，我们可以正当地把国家的名义给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来自的地方，一个是我们与之联系起来的地方。不过，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情感优先给予后者，以共和国之名，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国家。为了这个国家，我们应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她，我们应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为了她，即使我们的全部财富和希望都陷入危险，我们也应在所不惜。不过，有那么一块儿曾是我们婴幼儿期摇篮的本土地域，普遍的爱国主义并不禁止对它的柔情。[10]

只要人们还能在罗马共和国做自己的主人，是统治集体的平等伙伴，对它的忠心就像对希腊城市的热忱一样是最高价值、最值得颂扬的秉性，甚至超越了对出生地和儿时风景的思念之情。在这里可以征召远不同于雇佣军的公民自愿军，可以要求个人为它而死。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因为公众就是个人主权的展示。如上文说过的，在前现代世界，这种政治祖国的概念很独特，类似于现代民族主义时期的祖国。

的确，在18世纪，许多启蒙知识分子着迷于他们从古代地中海世界找出的爱国宣言，视之为理想的自由政体的证据、没有暴君或国王的国家的证据。不过，在这些思想家中，有一位那不勒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他提醒读者，罗马贵族“为了其不同的祖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和家庭圣化为法律意志，通过维护祖国的公共安全，确保了各自对家庭的某种私人的、君王般的统治”[11]。维科也没忍住对自己的拉丁先祖进行批评，注意到“真正的祖国（fatherland）是一小部分父亲的利益……”[12]

事实上，西塞罗的共和国祖国是寡头国家，由有限的公民组成，其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总是属于同一小撮精英。在我们对祖国概念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只有身在首都的人才能参加选举，住在这个城市之外的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于在西塞罗的时代，绝大多数公民住在城市之外，他们无法在自己深爱的祖国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帝国罗马的扩张和权力的增长，它抛弃了与公民祖国的联系。从许多方面看，帝国是由很多城邦国家组成的庞大联盟，每个城邦都没有实际的独立性。公元3世纪，帝国的非奴隶居民转变为公民，他们缺乏参与主权运作的权利，这进一步模糊了他们与共和国祖国的情感和政治联系。由此，这一转变同连接各个特定圣地的纽带一起，促进了一种普世一神教的巩固与传播，后者将以不同的心理机制和知性联系为基础。

基督教会的创建者试图把人们的忠诚从共和国祖国转向天国。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奴隶主对希腊城市和罗马共和国的热忱将被对此世生命之后的永恒生命的热忱所取代。早至奥古斯丁，我们便看到了一种观念：就公民权一词的真正的、纯粹的含义来说，它只能在上帝之国找到。如果为祖国而死是恰当的，其缘由在于，它是上帝天国的虔诚信徒奉献的牺牲。[13]在教会的各大圈子里，这种热爱永恒祖国（patria aeterna）的态度震荡回响，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根基。

随着帝国的扩张，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军队消失了，雇佣军举着罗马的旗帜，不仅行进在地中海周边，也深入被征服的欧洲大陆。这一历史性相遇引发了沉睡中的森林大陆的变迁，尽管最终，从罗马枷锁下解放欧洲部落和土著的正是帝国的虚弱与分裂。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一个渐进的漫长进程的开启，它最终诞生了一种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新的文明。新生的欧洲封建主义没有公民，不提倡英勇的爱国主义死法，没有制造对政治-领土型祖国的忠诚。虽然如此，经由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作品及教会不断增长的实力，地中海概念世界的成分还是渗透了欧洲文化和语言。

在《国王的两具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中，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在忠诚与个人依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祖国概念完全消退了。[14]patria一词虽然很常见，但一般用来指某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祖国”成为“小国”的同义词，在法国方言中是pays，德国方言中是heimat，指某人的家所在的地区：孩子在那里被生育和抚养，人口众多的家族世代在那里定居。

国王和王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社会精英人士将此概念用于各种政治实体，把王国、公国、伯爵领地、税收和司法管辖区都归入“祖国”。教廷也不落人后地使用它，不时号召人们解救祖国，以保卫基督教的和谐，保卫一切信徒的安全。

一般来说，骑士们赴死的意愿是奉献给封建领主、教会或后来的国王和王国的。13、14世纪，惯用语“为了国王和国家”（pro rege et patria）变得越来越流行，直到现代革命时期还被人用。不过，即使在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王国，效忠天国和忠诚于民族身份之间也存在着持久的紧张关系；民族身份一直是等级结构中地位较低的一个。此外，在前现代欧洲社会中，军事精神包含着对祖国的热忱，其形式是名声、光荣、为某人的牺牲意愿所准备的合适经济回报等实际的价值。

封建社会的缓慢衰落和教会内部的剧变也导致了尴尬的patria概念的复兴。在中世纪，城市的逐渐兴起使许多西欧人把它看作第一祖国，那里不仅是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地区劳动分工中的一支活跃力量。按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这些城市是新生的爱国主义之原初形式成形的地方，而爱国主义唤醒了后来的民族意识。[15]

与此同时，由于文艺复兴社会对地中海古典传统的喜爱，在不同的人文主义者尝试将“祖国”概念运用于作为寡头共和国而出现的新城市国家时，对古代“祖国”的虽不新鲜但很广泛的又一次求助开始了。[16]在一个极具启示性的历史时刻，马基雅弗利甚至冲动地将它用于整个意大利半岛。[17]不过，在这里，祖国观念从未获得像在古代雅典或罗马共和国那样的反响，更不用提在后来城市国家的领土语境里了。

绝对主义君主国正在形成，它也不能产生忠诚表达和为祖国牺牲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在这些君主国消亡后的现代时期为人们所熟悉。比如，想想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位18世纪思想家清楚地意识到王国不能被看作祖国的原因，并向读者做了解释。在1748年的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中，有着丰富历史知识的孟德斯鸠断言：

这个国家一向不知道对祖国的爱，对真正荣誉的渴望，自我弃绝，为最关切的利益做出的牺牲。只是在古代人那里，只是在道听途说中，我们才知道这些英雄品质。[18]

伏尔泰的历史知识像孟德斯鸠一样广阔。1764年，在诙谐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他谈起了“祖国”的价值：

祖国是几个家庭的组合，没有利益冲突时，出于自爱，我们通常站在我们的家庭一边；我们把自己的城镇或村庄称作祖国，并且，出于同样的自爱，我们支持它。祖国越大，我们对它的爱越少，因为分开了的爱是弱小的。对于人口多到我们都不认识的家庭，我们不可能有温柔的爱。[19]

虽然是很敏锐的分析，但两位思想家都深深扎根在那个即将逝去的时代。对应用于人们与其出生地和成长地关系的术语，他们相当熟悉，但完全不知道这种个人的精神联系将会变形，将会转入宏大的政治结构。君主国形成于现代前夕，它们把行政语言——不久会成为民族语言——引入离心运动，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奠立了基础。就此处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尽管伴随民族民主制的兴起而出现的领土意识还未成形，但在一些事例中，君主国已开始绘制未来的祖国边界。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自由派先驱，坚定无畏地鼓吹人类自由。可是，两人也展示了明确的反民主倾向。他们对作为政治主体的文盲大众没有兴趣，也无法想象大众集体认同一个王国或政治祖国的情形。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第一位理论爱国者在很多方面也是第一位反自由的民主主义者。这不是巧合。让-雅克·卢梭大量使用了祖国这个词，但并不系统，因为他觉得对阐明他的意图来说，这个概念不算必要。不过，他的一些作品包含着有关保留爱国价值的明确劝勉，使用的修辞带有更多现代政治家而非18世纪哲学家的特征。

动人的《致日内瓦共和国》一文写于1754年，他用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的导论。文中，他解释了他喜欢的那类祖国——如果能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国家，在那里，所有个体都相互认识，不论隐晦的恶行还是谦虚的美德都无所遁形，逃不脱公众的注意和判断……因此，我寻求一个宁静幸福的共和国做祖国；不知怎的，它的古代消失在时间的暗黑幽深处了……我愿选这样一个祖国，它幸运地缺乏凶猛的征服欲……我寻求一个国家，在那里，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因为，说到适合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条件，谁比他们更清楚呢？……此外，如果上天许可，它还位置宜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天下最可爱的景色；为使我的幸福完美无缺，我愿只在这幸福祖国的怀抱中享受这一切，平静地与公民同胞生活在这甜蜜的社会。[20]

终其一生，卢梭渴盼着主权平等的社会的创建，它作为天然的祖国有着确定的边界。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中，这位日内瓦的共和之子展示了他的诸多内在矛盾，他毫不迟疑地想着：“若非通过形同犯罪的篡夺，一个人或民族怎能占据一大片土地，将其他人赶走呢？因为，此举剥夺了其他人在自然给予所有人的住处与食物中的份额。”[21]

虽然有这些道德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宣言，卢梭仍是一个彻底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人类平等观念和作为其基础的普世主义视野引领着他，只在政治领域寻求他一直珍爱的自由，亦即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中寻找。不过，这位现代民主观念之父也认为，他寻求的自由只能在小的单位中实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只能在直接民主的形式中实现。因此，按照卢梭的基本理论，理想的祖国必须是小的、可触知的。[22]站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门前，卢梭是位等着门开的先知，以他所在的伟大高度和距离，热切地注视着民族主义的大门，却无法进入。

[1] 例如，参见荷马：《伊利亚特》，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7年，5.212；9.41，46。

[2]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59页。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也在几处用了这个术语，主要指出身之处。例如，参见希罗多德：《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3.140，4.76。

[3] 例如，参见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2部，183，200；欧里庇得斯：《美狄亚》，第2部，34，797及以下。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69。

[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4—46。斯多葛学派有时用“祖国”指整个世界。此外，虽然希腊从未被承认为一个祖国，但一些受过教育的希腊人获得了一种共有文化身份的意识，这种意识出自“共同血缘”或文化和仪式上的相似。例如，参见希罗多德：《历史》（The Histories），8.144；以及伊索克拉底：《颂词》，50中的有名句子。

[6]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受审与死亡：四篇对话》（The 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Four Dialogues），本亚明·乔伊特译，纽约：多夫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7] 关于本土主义和雅典政治的复杂关系，参见尼古拉·洛劳克斯（Nicole Loraux）引人入胜的著作《大地的诞生：雅典的神话与政治》（Né de la terre.Mythe et politique à Athènes），巴黎：塞维尔出版社，1996年；以及马塞尔·德提安纳（Marcel Detienne）：《本地人的存在》（Comment être autochtone），巴黎：塞维尔出版社，2003年，第19—59页。关于斯巴达令人吃惊的空间概念和对待先辈土地的独特态度，参见艾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斯巴达地中海的神话与领土》（Myth and Territory in the Spartan Mediterranea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8] 盖乌斯·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卡提林阴谋》，58页。

[9] 西塞罗：《卡提林阴谋》，《演说》部分，4.7，收录于威廉·敦坎（William Duncan）：《英译西塞罗演说选集》（Cicero’s Select Oration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伦敦：G.G.J.和J.罗宾逊及J.伊文思出版，1792年，第127页。

[10] 西塞罗：《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政治作品》（The Political Works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伦敦：爱德蒙·斯波提克出版社，1841年，第78—79页。

[11] 托马斯·G.伯尔金（Thomas G.Bergin）和马克斯·H.费希（Max H.Fisch）主编：《詹巴斯蒂塔·维科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

[12] 同上书，255页。

[13] 参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的探讨，5.16，17。

[14]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具身体》，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33—234页。另见康托洛维茨的出色论文《中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为祖国而死》（“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载《美国历史评论》56：3，1981年，第472—492页。

[15]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格拉斯哥：柯林斯出版社，1973年，第399页。

[16]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参见毛里茨欧·维罗利（Maurizio Viroli）：《为了对国家的爱：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For Love of Country: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第24—40页。

[17]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从野蛮人那里收回意大利和解放她的呼吁》（“An Appeal to Take Back Italy and Liberate Her from the Barbarians”），见《君主论》（The Prince），韦尔斯利：丹特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134页。虽然马基雅弗利写了这一章，还写了其他作品中的一些评论，但像威廉·J.朗顿（William J.Langdon）在《政治学、爱国主义和语言》（Politics,Patriotism and Language）中所做的那样，将马基雅弗利刻画成理想化的意大利爱国者仍属夸张。纽约：皮特·朗出版社，2005年。

[18] 查理·德·斯康达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19] 弗朗索瓦·伏尔泰：《哲学辞典》，纽约：企鹅经典丛书，2004年，第327页。

[20]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1992年，第2—5页。

[21]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1.9，纽约：企鹅经典丛书，1968年，第67页。

[22] 不出所料，在给面积相当大的波兰联邦的建议中，卢梭同样提出了矛盾的意见：实施侵略性的爱国政策，包括对大众的教化。例如，参见《对波兰政府的思考》（1771年），巴黎：弗拉马伦出版社，1990年，第172—174页。

民族实体的领土化

16世纪末、更多的是在17世纪初，在低地国家反抗西班牙王国的起义中，人们听到了爱国主义的战斗呼唤。在16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中，激进的平等派将祖国等同于自由的社区，后者会在反抗君主专制的运动中充分动员。如果说在美国革命伊始，反抗者把英国看作祖国，那么到革命结束时，他们的态度变了，爱国主义的新观念开始占据他们的头脑。“自由之地和勇敢者之家”[1]逐渐成形，很快将在历史上留下记号。

无疑，在祖国的现代时期新的光明历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法国革命，尤其是它的共和阶段；如果说此前祖国概念是政治和知识精英——如国家官员、使节、学者、诗人、哲学家等——的一个参照点，那么现在，它自信地踏入了人民的小巷。比如说，《马赛曲》由阿尔萨斯的一名下级官员创作，是抵达马赛的大批革命军队爱唱的歌曲，很快被更多的人学会。“自由之地的祖国儿郎，光荣的日子到了！专制暴政压迫我们。”1792年9月，自愿军战士唱着这首歌，大踏步行进在瓦尔米战役的战场上，与旧世界的雇佣军交战。在大炮齐射的火力中毫发无损的人们甚至能唱完它：“神圣的祖国之爱，支持我们复仇的臂膀。战士们，为珍爱的自由而战！”理所当然，这首歌后来被用作法国国歌。[2]

不过，与此同时，在法国之外，拿破仑的征服激起了新一波爱国主义浪潮，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未来的领土上。一个接一个，民族主义的种子播下了，很快将欧洲变成了民族的、因而也是祖国的壮观花园。

从法国疾风暴雨般的18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第二个十年的开端震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反抗运动，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和起义者都发誓热爱自由，同时宣告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在1848年的欧洲民族之春，祖国再次大规模地出现；在1871年，它统一了巴黎公社的起义者。虽然俄国革命为其国际主义骄傲，但在踏进反抗纳粹入侵的生存之战的检验场时，苏联复活了爱国主义，使之成为服务于大规模动员的有效意识形态机制。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残酷冲突，它们是在同一种指导性的超级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发生的战斗：这种意识形态把国家看作负责保卫祖国的实体，或者至少试图通过扩展它的边界来增进它的利益。如我们已看到的，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在席卷世界的去殖民化大战中，领土的获取被视为民族主义斗争的主要目标。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先以及主要是爱国者，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政治联盟的区别上。

基本的问题依然有待回答：面向小而熟悉的自然区域的深刻情感是如何转入一个概念的复合体，并转向人们永远无法直接地整体了解的广阔领土的？答案或许存在于民族主义时代的缓慢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领土化进程。

尽管有着巨大的历史重要性，但英国革命中的爱国者、法国革命时期唱着《马赛曲》走向战场的自愿军、针对拿破仑的占领的反抗者，甚至1848年欧洲各国首都的革命者，这些人都是展开行动的人口中的少数——人数很多，但还是少数。而且，即便在动荡的首都，祖国变成了一个关键概念，绝大多数人仍是土地的耕作者，基本不为政治领导的品质所动；那时候，后者已经开始发出现代性的文化和语言学调子。

将他们召入新祖国的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在他们的意识中构建民族领土概念的是什么？是出自政治中心、适用于全部领土的立法。这些法律免去了大批农民的封建义务、赋税和其他负担，在一些事例中，还果断认可了他们对耕地的所有权。在将君主国和大块领地转为日益稳固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及作为其结果，在导致向多维度祖国地区的演化方面，首要的手段就是新的土地法和土地改革。

大规模城市化引起了19、20世纪的诸多社会变迁，使大批人群与其“小型祖国”分离了。它构成了让许多人接受陌生的大型民族领土的另一个重要前提——至少在观念中接受。人群的流动产生了那时闻所未闻的各种社会归属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是民族认同：它给出了颇具诱惑的许诺，要促使个人与集体固着、扎根在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政治、法律、社会进程仅仅是发令枪或邀请函，在扩张着的想象祖国里找到安全天堂前，受邀人还有漫长的艰苦路途要走。

我们需要记住，祖国并不产生民族主义，情况恰恰相反，祖国是从民族主义中诞生的。它将证明，自己是现代时期令人惊异的，或许是最具破坏力的创造物。对于所统治的地区和将它们区分开的边界，新创建的国家输入了新的意义。借着给一个民族群体构建深沉的归属感，从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各种混合中，一种文化-政治进程制造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后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泰国人、越南人。无一例外，这一进程催生了关于某个确定的自然空间的诸多感情。风景成为集体身份的基本成分，可以说是家的墙壁，形成中的民族受邀入住其中。在描述暹罗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泰国历史学家崇差·维尼查库（Thongchai Winichakul）为这一动力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争辩道，新民族的“地缘实体”（geo-body）是它自身形成的一个前提，而对促进这个地理实体的产生而言，首要的是现代地图的绘制。[3]习惯上，历史学家被认为是民族的第一位权威代理，但这一名号也必须授予为它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虽说历史编纂帮助民族国家规训了原初历史，但制图学把它的想象和领土权力变成了现实。

扩展领土想象的物质技术前提是大众通信的缓慢发展与传播。通过创造促进意识形态形成与播撒的有效国家工具，政治和文化代理人完成了这一进程。15世纪，印刷业发生革命，之后变得日益复杂，演化为全面的和咄咄逼人的多渠道媒体；从那时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校的开办和义务教育的开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城市中心与边远乡村文化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没有印刷术，王国的地图和地理学家的越来越复杂的图表就只有极少人能看到。没有为所有人提供的公共教育，知道且能认出自己国家边界的就只有一小部分人。地图绘制和教育成为自然的、和谐的复合体，雕凿出一个确定的、熟悉的空间。为此，在今天，宣传祖国边界并把它深深灌入每个学生意识的地图仍然装饰着教室的墙壁。通常，地图旁还挂着表现祖国不同地区的大幅风景画。这些复制品和照片的特征是山谷、山脉、村庄，但从来没有城市场景。[4]对家乡的视觉表现几乎总是伴随着对扎根土地的久远过去之浪漫怀想的触动。

作为强烈的大众民族化的一部分，向人们灌输热爱祖国的想法自然有赖于地理知识。就像自然绘图学帮助人类征服了地球，获取了它的许多宝藏，政治绘图帮助国家俘获了公民的心。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关涉民族实体过去的历史课程旁边，地理课程建立和雕刻出它的领土象征。通过这些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中，民族实体被同时想象出来并被赋予形体。

它的诸多后果之一，是义务教育法和义务兵役制法之间展现出复杂的关系。以前，为保卫自己的领土或占据别人的领土，君主国必须雇佣军队，而后者不了解雇主的领土和边界。逐渐地，利用义务兵役制，现代民族国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基础是绝大多数公民自愿在军队服役——只要存在着一个他们控制下的明确领土。这样，现代战争持续的时间长了，本质上越来越“全面”了，其结果是，战争吞噬的生命呈几何级数增长。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为祖国而死的意愿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如今，在新的全球化世界，它是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如此多的人成为热忱的爱国者，仅仅是现代统治精英灌输和操纵的结果吗？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就错了。若没有通过报纸、书籍和以后的广播、新闻短片实现的系统机械化复制，没有全面的国家义务教育体系的集中教化塑形，那么对于民族空间在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公民们仍不会很了解。要认同自己的祖国，人们必须会读会写，必须吃下大批“食堂”提供的、名为“民族文化”的健康“食品”。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新的学校和通讯媒体直接负责祖国和爱国者的系统制造。

说到为人民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土地牺牲的义务，大众普遍赞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18世纪末开始的、向全球传播的非凡民主化进程。纵观整个历史，帝国、王国、领地等属于个人，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由少数人控制。但在今天，人们认为，无论是自由民主制还是权威民主制，现代国家服从其公民的法定权力。从特定年龄开始，所有居民都拥有了公民权，原则上成为国家的主权和法定统治者。公民主体拥有国家的集体所有权也意味着拥有其领土空间的集体所有权。[5]

如我们知道的，资产阶级所有权建立的初始条件之一是伴随着刑法和民法体系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在现代国家，随着民主进程和主权的扎根，私有财产的合法化得以巩固和加强。换句话说，在国家边界内，社会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抽象感受间接强化了对社会富裕阶层积聚的资本的认可，而且，不仅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促进了资本的繁荣，它对领土的绝对控制也是如此。

在此意义上，领土是民族主义“企业”全体业主的共有资产。哪怕是赤贫者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什么东西，对于庞大的民族资产，再小的业主也是它的主人。这种集体所有的概念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任何政治乌托邦或对未来的许诺都比不了。这一动力被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忽略，但在20世纪获得了证明。在残酷的民族主义战争中，工人、职员、手艺人、农民并肩前进，心中激荡的政治想象加固了他们的坚定立场：为脚下的祖国土地而战，为正式代表国家的领导者而战。作为领导者的民主代表受托管理民众资产，亦即保卫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

这把我们引向强烈集体情感的源泉之一，它将激起和点燃民族的现代性。19世纪末，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宣布：“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他准确地预见了主导后两个世纪的政治修辞类型：谁把自己装点成民族资产最忠实的看守人，谁就能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无冕之王。

正如一切资产都有法律限制，民族空间也都局限于国际法认可的边界。不过，虽然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财产的精确价值可以量化，这对集体民族财产却不可行，因为这一资产没有买卖市场，很难算出准确的价值。

19世纪初，拿破仑还能把北美广袤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卖掉，而没有引起刚刚成为法国人的当地人的抗议。1867年，俄国以720万美元的可笑价格卖掉了阿拉斯加，俄国人没有抱怨，一些美国人还反对交易，认为那无谓地浪费了他们的钱。后来，这种凭金钱衡量和转交国家财产的做法完全失去了正当性，再也无法在20世纪复制。

与此相对照，20世纪初以来，新的爱国战争带走了数量庞大的牺牲者。一个事例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一战”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役之一。在一小块仅数平方公里的无人居住地，超过30万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在数月内阵亡，负伤和残疾者远远超过50万。当然，并非人人自愿留在潮湿、腐臭的战壕里。不过，尽管到所谓的大战的那个阶段想要战争的人远少于战争爆发初期，但大多数人仍忠于保卫祖国的无上使命，充满了爱国热望，拒绝放弃哪怕一公里领土。在20世纪，为祖国而死的前景激励着男兵，让他们感到，其他死法都无法企及那种永恒的崇高。

[1] 节引自美国的爱国主义抒情诗《星条旗》，它作于1814年，1931年成为美国国歌。

[2] 关于革命期间爱国意识的觉醒，参见菲利皮·康塔米讷（Philippe Contamine）：《为祖国而死：10—20世纪》，收录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第2卷《民族》，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1986年，第35—37页。

[3] 崇差·维尼查库：《绘制暹罗：一个民族地缘实体的历史》（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民族主义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博尔德：西点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5] 对于主权与领土关系的最初一些探讨，参见让·格特曼（Jean Gottman）引人入胜的、非历史的著作《领土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erritor），夏洛特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

作为空间资产界限的边界

“无疑，领土是个地理概念，但它首先是法律-政治的：某种力量控制的地域。”[1]米歇尔·福柯的这一评估虽然准确，却没能把握民族空间的真实状况。民族领土的最终形成是通过从臣民转变而来的公民的热情支持实现的，亦即由它法律上的所有人完成。它还需要邻国的同意，并在某个阶段需要国际法的授权。如一切社会-法律表现的那样，边界首先是权力关系的历史产物，在某个时间点被认可和固定下来。

历史上，大小领土之间的流动边界一直存在，但现代时期的情况不一样。曾经，它们不是几何线条，而是缺乏定义和持久性的宽阔条带。使用山脉、河流、山谷、森林、沙漠等自然物时，边界是这些将不同王国区分开的自然整体。在过去，许多村庄归属哪个政治权力是不清楚的，而且很多人没兴趣知道。统治者才是既得利益者，才会统计那些不是一直都忠诚的付税者。

今天的许多国际边界是武断、随意地画出的，时间在边界里的民族兴起之前。通过战争结束后的外交协定，帝国、王国、领地等划分它们控制的地区。不过，在过去，无数的领土冲突并未导向漫长的世界大战，许多情况下，武装冲突的首要动力不是占有土地的欲望。在民族主义兴起前，任何时候领土边界都不是无法妥协的问题。

对此，皮特·萨林斯（Peter Sahlins）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洞见，他的作品展示了大量经验研究。[2]对17世纪以来法国和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演变，萨林斯做了细致的追踪，他发现在旧制度下，主权主要是针对居民而非领土的。边界的形成长久且缓慢，开始于以断断续续的石头这种极不精确的方式标示出的想象线条，直到法国革命时才改变。到1868年，人们就最终边界达成了协议，领土成为国家的正式资产。从断裂的边疆地带到明确界定的领土，它代表着对空间的驯化，代表着空间向祖国的转变。[3]

在开创性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按照现代观念，在依法划定的领土内，国家主权充分地、绝对地、均衡地散布在每一平方厘米。但在国家由地区中心界定时的旧想象中，边界是不明确的、可渗透的，一个主权向另一个的过渡难以觉察。[4]

像早期资本家对待最初积累的财富那样，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阶段，它们全都渴求空间，努力扩张边界，增加土地资产。以美国为例，一开始它便有吞并更多领土的内在倾向。事实上，它拒绝确认自己的边界，只承认灵活的“边疆”地区，那是它测度可在将来某个时候吸收进来的地方。这是殖民国家的典型做法，无论在非洲、澳大利亚，还是在中东。[5]

另外，法国革命认定的是“自然边界”的观点。以此为基础，朝着往往离其“人工”边界很远的大山大河的方向，革命者着力扩张他们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法国的革命想象和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想象都宣称，莱茵地区和低地国家是大法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德国，从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便乞灵于“生存空间”的逻辑。对纳粹来说，它包括波兰、乌克兰和西俄罗斯。这决定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并非偶然，第一批民族-国家也是最初的殖民列强。它们扩张领土的缘由和条件是什么？无疑，是经济驱动力，是西欧不断增强的实力与技术优势。不过，就将更大的领土纳入帝国控制的无尽动力来说，爱国大众对殖民扩张的热情支持也很重要。与此同时，在一些错过了殖民地瓜分的国家，大批民众的受挫感将他们推入更具侵略性的激进民族主义的怀抱。

在反对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从激烈的边界冲突中，新兴的民族-国家也开始构建自己的领土。比如说，与一个世纪前英国与法国、法国与普鲁士、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冲突相比，越南和柬埔寨、伊朗和伊拉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争端没什么实质区别。为“纠正”旧的大陆边界，东欧的民主民族主义浪潮引发了前南斯拉夫的最后战争。

通常，把土地转变为民族资产的进程从统治中心开始，随后进入更广大的社会意识，自下而上地支持和推进攫取土地这一进程。与前现代社会不同，大众自身就成了新神圣土地的高级祭司和看护者。如在过去的宗教仪式中一样，神圣土地跟周边的世俗地带清楚地区分开来。于是，在新世界，公共资产的每一厘米都属于圣化的民族领土，永不能放弃。这并不是说，外部的世俗空间不能变为内部的和神圣的——把更多土地并入民族领土一直被视为爱国主义的典型行为，不过，从祖国拿走哪怕一小块土都是不允许的。

一旦边界成为民族资产面积的标志物——不仅是土地表面的一条线，连带它深入地下和伸向空中的延伸线一起——一种实质性的荣誉氛围和崇高感立刻降临。一些标志物的基础是久远的历史，另一些有赖于纯粹的神话。由此，只要体现了现代民族的所谓核心或多数“族群”在任何一块土地上的存在或对它的控制，一切琐碎的久远知识都被用作吞并、占领、殖民化的借口。只要有可能引出一丝丝领土权利和划分的正当性，一切微不足道的神话和传说都成了意识形态武器，都成为民族记忆建构的重要一环。[6]

古代战场成了朝圣地，王国的独裁创建者和残暴反叛者的墓地都成了官方的国家历史遗址。一向世俗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给单调的风景注入了原始乃至超自然的成分。包括宣扬各民族兄弟情的社会主义者在内，民主的革命者求助于对君王的、帝国的甚至宗教的过去的怀旧记忆，以确立和巩固他们对尽可能大的领土的控制。

在主动的、即时获取的所有权之外，普遍必要的还有引出时间的广延维度，以之包含民族空间，赋予它一种永恒存在的氛围。大规模的政治祖国相对比较抽象，总是既需要时间中的稳定指向，也要有真实可见的空间特征。因此如前面断言的，与历史学家一样，地理学家也参与了新的教化神学。根据这种神学，民族土地分得了神的长期霸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天：在现代时期，人们可用讽刺的口吻谈论上帝，远远多过讽刺地对待先辈土地的情况。

在19、20世纪的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抽象祖国是最具优势的力量。数百万人死在它的名下，其他人则为它而死，大批人想要只在它的边界内生活。不过，像其他一切历史现象一样，它的力量既非绝对也不是永恒的，后一点或许不必明言。

祖国不仅有划分其领土的外部边界，也有限制其心理存在的内部边界。在为生活压力搏斗或是无法有尊严地供养家庭时，人们会想要移民别的国家。这样，他们也更换了民族领土，就像大多数人扔掉一件曾经漂亮但现在旧了的衣服一样，虽然有些怀旧，但也很坚决。

大规模移民不但发生在人口民族化和祖国的创建时期，在现代化阶段同样突出。尽管有被连根拔起和走向未知目的地的痛苦，面对贫困、经济压力、迫害及其他现代时期的威胁时，数百万人走向看起来承诺了比原籍更稳定的生机的地方，重新定位生存空间。扎根在自己选择的新祖国的艰苦历程也把移民变成了爱国者，而且，即使第一代移民不总是很成功，在他们后代的心中和头脑中，新祖国也无疑会扎下更深的根。

纵观历史，种种政治现象先是兴起，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民族祖国成形于18世纪末，它发展为所有成为其公民的人的“正常”与标准空间；到20世纪末，它才显示出衰退的迹象。当然，这一现象离消失还很远，在地球的“遥远”角落，人们仍在为祖国土地而死；不过，在其他地区，传统边界已开始消解。

许久以前，市场经济曾摧毁小型祖国，在民族祖国的创建中，在为它们画出不可逾越的边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政治精英，以及很大程度上在视听与网络媒体的协助下，市场经济已开始部分侵蚀其从前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经济财富的一种手段，农业工作的价值在下降，这也削弱了过去爱国主义的心理力量。今天，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离开祖国时，国家及其看护者都不会出现在边界。如今，欧洲人游走于其中的领土空间有了全新的边界。

凡尔登可能是20世纪爱国主义蠢行的象征，现在成了受欢迎的旅游名胜。讽刺的是，今天在凡尔登，没有谁会注意欧洲游客的护照或国籍。虽然欧洲新颁布的土地边界更具雄心，甚至残酷程度可能不比先前的小，但是，其中的领土不再有旧政治祖国的全部特征。

显然，法国人再也不会为法国而死了，德国人极不可能再为德国杀戮了，反过来说同样如此。至于意大利人，他们极有可能继续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中愤世嫉俗的意大利老人喊出的话语所体现的传统，本章用那段话做了章节前的题词。

在核武器时代，传统的大规模杀戮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越来越复杂。不过，我们无法排除那种可能：未来的人们发现杀戮与被杀的新方法。若果真如此，最可能的理由会是为了一种未知的新版政治。

[1] 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访谈及其他作品选，1972—1977年》（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科林·戈登（Colin Gordon）主编，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1980年，第68页。

[2] 皮特·萨林斯：《边界：法国和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形成》（Boundaries: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同上书，第6—7、191—192页。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伦敦：乌尔索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5] 关于边界与边疆地区的不同，参见普利斯科特（J.R.V.Prescott）：《政治边疆与边界》（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伦敦：安温·海曼出版社，1987年，第12—51页。

[6] 关于从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参见安东尼·J.史密斯，《民族与民族景观》，见《民族的神话与记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9—159页。

第二章 土地神话：起初，神许诺了这块土地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

——《申命记》4：25—26

这三项劝诫的目的是什么？一是以色列不要站在高处；一是上帝，愿他的名被称颂，要求以色列不要反抗世界上的民族；一是上帝，愿他的名被称颂，要求偶像崇拜者（世界上的民族）不要过于压迫以色列。

——《巴比伦塔木德·婚书卷》13：111

在《圣经》中，“祖国”（moledet）一词出现了19次，几乎一半在《创世记》中，意思都是某人的出生地或熟悉的居住地，全无人们在希腊城邦或古罗马共和国文化中见到的那种民事的或公共的含义。“圣经英雄”从来不曾为获得自由而保卫祖国，也未表达过对它的公民之爱。他们不了解“至高牺牲”和为祖国而死的“甜蜜”的含义。总之，北地中海海湾的爱国主义观念在南岸很少有人知道，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更少有人知道。

19世纪末，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人们出现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巴勒斯坦很快将变成“以色列地”，他们把《圣经》用作地契；原本是想象的、据称是所有犹太人流亡起点的外国土地，现在他们需要使用一切手段，把它变为神话先辈曾经拥有的古代祖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圣经》开始有了民族主义书籍的特征。这部神学经文集包括一些历史情节和神的奇迹，原本是为了向读者灌输信仰，如今变成了历史学文集，只有一点点不重要的宗教意义。在此语境下，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遮掩上帝的超自然存在，从中提炼出全然爱国主义的人格。至少一定程度上，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都是世俗人士，对深入的神学探讨没有兴趣。他们认为，存在基础已遭破坏的上帝向“特选子民”许诺了一块土地，以回报后者对自己的虔诚信仰。于是，他转变为历史电影里的某种画外音，指导着一个民族争取一个祖国，并向那里迁徙。

当应许者的力量正在消失或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消失的时候，坚持使用“应许之地”这一术语有点儿困难。[1]将想象的爱国主义植入民族主义精神一点儿也不熟悉的神学作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事虽然很复杂、很麻烦，但最终成功了。不过，目标的实现不是全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的才干。成功的秘密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我将在本书后面部分予以讨论。

[1] 借着短文《没有上帝，但他许给我们了这块土地》（“There Is No God,but He Promised Us the Land”）的题目，阿农·拉兹-克拉克次金（Amnon Raz-Krakotzkin）巧妙地说出了这一点。见《米塔姆》（Mita’am）3，2005年，希伯来语，第71—76页。

天才的神学家授予自己一块土地

《圣经》诸卷不曾提到民族祖国的政治维度。[1]与后来的基督教不同，它们没有教导道真正的祖国在永恒的天堂。不过，故事中领土的地位的确突出。《圣经》中，“土地”一词出现了一千多次，在大多数篇章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同于“摩西五经”没有提到耶路撒冷[2]，《创世记》一开始就介绍了迦南地。它是目的地，行动和补偿的场所，是遗产、被选中的地方，以及其他角色。它被描述为“极美之地”（《民数记》14：7），“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申命记》8：8）。当然还是“流奶与蜜之地”（《利未记》20：24，《出埃及记》3：8，《申命记》27：3）。犹太和非犹太大众的基本假设是，这地已授予“以色列子民”，直到日子的尽头。无数《圣经》段落肯定了这一假设。

如人类文学史中的其他经典一样，《圣经》字句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歧义性正是它们的一种力量之源。不过，这不意味着每一段都能用完全矛盾的方式解释。有趣的是，虽然基督徒记录了他们在犹大地的耶稣信仰追寻历程，《圣经》篇章却一次次指出，雅威宗教既非诞生于上帝许给他选中的人群的地域，也不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对于西半球的犹太-基督-伊斯兰教文明，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在确立上帝信仰以及奠定一神教的根基方面，神的最初两次现身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它们都令人惊讶地没有发生在迦南地。

第一次，上帝出现在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哈兰，对亚兰人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记》12：1）于是，雅威的第一位追随者放弃了家乡，开始了去往未知的应许之地的行程。由于灾荒，他没在那里停留太久，很快又去了埃及。

根据有关一神教初创基础的神话，在出埃及期间，第二次重大相遇发生在沙漠。[3]雅威交给摩西托拉律法时，于西奈山直接向他现身。交托了“十诫”，发出别的指示、命令、建议之后，上帝还说到应许之地：“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出埃及记》23：20，23）虽然听者早应知道，那土地不是空无人烟的，但神的承诺第一次包括了一项明确的保证，要除掉可能影响殖民的原住居民。

也就是说，民族之父亚伯拉罕和首位伟大先知摩西——两人与上帝有密切的、排他性的关系——不是生在这块土地，而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雅威信仰多次强调，其创立者和以后在这里建立政治实体的人们来自国外，这迥异于原住民神话：后者称许本地居民的古老历史，以此表达对土地的所有权。

亚伯拉罕和他的亚兰妻子一起，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到迦南。当这位“改宗者”想为爱子娶妻时，他吩咐仆人：“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创世记》24：3—4）于是，仆人回到主人的祖国，从国外引来了迷人的利百加。后代们延续着不爱国的惯例，利百加跟公公一样来自国外，她对年迈丈夫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创世记》27：46）以撒屈服于强势的妻子，对年长的儿子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创世记》28：1）

孝顺的雅各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迦南，去美索不达米亚，去祖父、祖母和母亲的祖国。在距离不算太远的流散地，他娶了利亚和拉结，两个当地的姐妹，也是雅各最近的堂亲，与她们生了12个儿子和1个女儿。儿子中的11个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一样，与以色列各支派族长同名，都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有一个生在迦南。如我们看到的，四位“民族之母”都来自一个遥远的祖国。根据传说，亚伯拉罕、他的妻子、他儿子的新娘、孙子的妻与妾、几乎所有的重孙都是北方肥沃新月地带的当地人，听从造物主的命令，移民到了迦南地。

随着故事的发展，不爱国的传说在继续。如我们所知，雅各的儿子全“下到”了埃及，其后的400年，他的所有后代、全部“以色列子民”都生在那里，为时长过从英国清教革命到原子弹发明的时期。像先辈一样，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娶了当地女子，这是被允许的，只要不是迦南人就可以。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约瑟，其妻是法老所赐的亚西纳。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也是埃及人，不是迦南人。“以色列子民”的第一位伟大领袖是摩西，他娶了米甸人拿坡拉。这样的婚姻与以后的习俗完全不同，但作为其结果，毫不奇怪，“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壮，满了那地”（《出埃及记》1：7）[4]。我们要记住，这里所说的地是埃及，不是迦南。因此，根据《圣经》故事本身，从人口学的角度说，“人民”没有初生在许给他们的地方，而是根据古代文化地图，兴起于一个繁荣的、值得称许的文化中心。在伟大的法老王国，摩西、亚伦、约书亚出生，受教育，转变为雅威的虔诚信徒，其中约书亚领着人民去了迦南地。

如我们看到的，必须结合另一种必要的动力，才能理解在这块土地之外的“神圣民族”神话的、反土著的构成。《圣经》作者不仅反对土地上的居民，还一再表现出对他们的强烈敌意。绝大部分《圣经》作者憎恨当地（“民众”）部族，后者耕作土地，是偶像崇拜者。这些作者一步步为部族灭绝铺下了神学基础。

如我们注意到的，较早的时候，雅威于西奈山交出“十诫”，承诺赶走当地土著，给选民腾出空间。[5]在多个场合，前埃及王子摩西重述了上帝的许诺。《申命记》中，先知不断向“以色列子民”强调，他们的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申命记》19：1）。更有甚者，在发布了包含着对被征服的非迦南居民较为和缓政策的指示后，摩西再次强调：“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申命记》20：16）

“抹去”、“剪除”、取走“凡有气息的”生命等是明确的命令，不过，整部《圣经》中，指出要完全消灭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时，用得最多的词是“彻底毁灭”。的确，根据《圣经》传说，以色列各部落渡过约旦河和征服耶利哥、进入应许之地后，对当地人口的肉体消除立刻开始了。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记》6：21）。每座城陷落后，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经书写道：“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记》10：40）征服结束于大肆抢劫、流血遍地：“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记》11：14）

大规模杀戮后，征服者的军队平静了些，出生于埃及的“人民”再次分裂为各部落，在他们之间分割了这块土地的各个部分。现在，这块“土地”比上帝许给摩西的大，突然包括了约旦河的另一边。两个半部落住在河东，标志着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本地历史的开端；如已指出的，应许之地比迦南地大。带着极大的想象力，《圣经》详述了这段历史，充满了对不断的犯罪行为的谴责。罪行导致了双重流亡这一最终惩罚：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王国居民流亡亚述；公元前6世纪，犹大王国居民流亡巴比伦。很多叙述追溯到迦南地希伯来人的故事，想要找出造成这些创伤性流亡的原因。

这对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相信那些书的神圣性，不接受时代倒错的、靠不住的事件编年史：（1）古代文本的作者为什么不断强调，神现身在应许之地以外的地方？（2）在这一引人入胜的史诗中，为什么绝大多数主角不是本地出身？（3）培植对土著的强烈仇恨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怎么衡量，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杀戮故事令人困扰，为什么要首先讲述它们？

由于《约书亚记》描述的灭绝战役，许多学者对它颇有微词。[6]不过，在相对晚近的时候，它成了很多犹太复国主义圈子喜爱的文字，大卫·本-古里安是突出的代表。从有关殖民化和以色列人民回归应许之地的叙述中，以色列国创建者们获取了力量和激情，他们对《圣经》过去和民族主义现实之间振奋人心的相似性充分利用。[7]

耶西瓦[8]学生一向清楚，《圣经》不能按字面阅读，需要有人指导，需要对上帝严厉而含糊的话语做软化的解释。虽然如此，在以色列学校，9岁、10岁的犹太学生还是得学习约书亚的战役，而且，所学的东西未经塔木德犹太教理性主义和保护性的过滤器过滤，缺了它能带来的好处。以色列教育部从不觉得有必要远离这些可怕的《圣经》篇章，相反，还不加审查地促进对它的教学。由于“摩西五经”和早期先知书被视为历史文本，叙述了远古以来“犹太人民”的历史，人们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如果说学习更抽象的后期先知书不是强制性的话，《约书亚记》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许跳过的。而且，就算从伦理和教育的意义上说，教这段“过去”证明是有危害的，以色列教育体系也拒绝从课程中删去有关灭绝的可耻叙述。[9]

或许幸运的是，最近犹太复国主义的《圣经》学者和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表达对这些叙事的怀疑。实地考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明确证据，证明从埃及的出走从未发生，在《圣经》所说的那个时期，迦南地没有被突然征服。这些学者发现有理由假设，关于大屠杀的恐怖故事是编造的。如今看起来比较可信的是，从游牧生活到农业劳作，当地居民经过漫长的渐进演变，发展出迦南人和希伯来人构成的当地混合人口，后来产生了两个王国，即较大的以色列王国和较小的犹大王国。[10]

在新学术圈中，已成常识的理论是，征服故事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末，或至少不晚于一个世纪后的约西亚统治时期，出现在耶路撒冷的仪式得到巩固和所谓的发现托拉律法的时候。按照支持这个理论的学者的说法，那些神学-历史写作的主要目标是，向犹大居民和北方王国灭亡后到来的以色列难民灌输一神信仰。在争取一神教的斗争中，一切说服手段都是合法的。其结果之一是，为反对流传广泛的偶像崇拜和伴随发生的道德败坏，它们进行了敌意的和无差别的煽动。[11]

虽然这些假说令人耳目一新，但仍极不可信。它们部分缓解了我们对古代种族屠杀的文学噩梦，却未回答下面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圣经》故事把最初的一神教信徒描述为移民和征服者，相对于抵达的土地，他们完全是外国人。假说也未能帮助我们理解屠杀当地人的恐怖观念是如何出现的。古代的残酷众所周知，许多材料都有反映。在古代亚述人的传说中，在《伊利亚特》中，人们都能找到大规模杀戮的故事，而且，每个历史系本科生都很熟悉，罗马人击败迦太基后对其居民的残忍。不过，虽然文献不时提到灭绝行为，但在实施过此事的群体中，在为此行为夸口或对灭绝全部人口提出了神学或道德辩护的群体中，我未见过哪一个仅仅是为了继承他们的土地。

首先，《圣经》的历史内核写作极不可能早于公元前6世纪犹大王国灭国时。灭亡之前，人们不可能讲述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型王国，其首都有着壮观的宫殿和雄伟的城墙，因为考古发现表明，历史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个大村庄，以后逐渐发展成小型聚居区。其次，《圣经》篇章讲到人民对统治王朝的国王们的系统性折服，让他们归向上帝的主权，或更有甚者，归向上帝的尘世代表、那些愤怒宣讲的先知。可是，这些篇章不会是宫廷文士或圣殿祭司写就的，这些人没有任何文化自主权。而且，即便是最小的主权王国，也不乐意接受这样的说法：统治王朝由人民主动发起建立，几乎所有国王都是累犯。第三，一神教革命意义重大，蕴含着丰富的大胆洞见，很难解释它是如何在乏味农业地区的小王国成形的。中东地区有许多文化中心，而耶路撒冷跟它们毫无共同之处。

如很多非以色列学者断言的，如斯宾诺莎从其尖锐逻辑得出的结论，只是在那些离开巴比伦的人们抵达耶路撒冷后，或更晚一些的希腊化时代[12]，人们才写出《圣经》的主要篇章，《圣经》神学才构建起来。几乎毫无疑问，对流亡的意义与惩罚，那些老练的作者具有第一手知识。他们一再表达对此事的震惊，孜孜不倦地力图提出神学解释。在整个“摩西五经”和“先知书”中，以类似于实际经验的方式，流亡不断发出回响，成为一个常在的威胁。且看《利未记》：“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26：33，38—39）且看《申命记》：“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4：27）这些句子其实跟《尼希米记》等明确的“后流散”篇章相同：“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尼希米记》1：8）

作为假设，我们暂且认为，波斯征服者抵达巴比伦时，遇到了跟犹大地有些疏远的流亡者后代，即祭司和前宫廷文隶，二者获得了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经验。而在那个时候，琐罗亚斯德教正与多神论抗争，但依旧忠于二元神论。关于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和一神论雅威教之间决定性的认识论分歧，经典的表达可以在先知以赛亚的话中找到，他断然宣布：“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书》45：1，6—7）

在我看来，按照年轻的一神教表现出的抽象程度，它只可能出现在官方的国家物质文化中，后者对自然有较好的技术控制水平。那个时候，此类控制只能在靠近河流的大文明中实现，如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边是流亡者及其后代，一边是高级文化中心，二者引人注目的相遇看起来为那些开创性理论提供了基础。[13]

如重大知识革命通常表现的那样，受过教育的大胆思想家们不得不在既有的文化圈之外发展其激进观念。通过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作，通过一些人在波斯主权保护下向迦南的移居，面对那些仍是半多神教的、拥有支配权的、怀有敌意的祭司阶层和宫廷作者，他们发现有可能避开直接的冲突。以这种方式，在巴比伦和迦南之间漫长的历史运动中，他们迈出了走向全新神学传统的第一步。

对这些独特的知识分子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小小耶路撒冷成了避难所和知识的温床。一些人留在巴比伦，为移民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援，帮助编纂革命性的文集。这样，在北方的肥沃新月地带诞生的信仰和地中海地区文化之间，迦南成为一座精神桥梁。在一场将征服大部分地球的浩大神学——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穆斯林的——战役中，耶路撒冷成了第一站。

接受了这一假说，有关一神教诞生于应许之地以外的叙述就可信多了，也容易理解多了。至于将一神信仰传入迦南的文学人物亚伯拉罕、摩西等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传奇性模仿，模仿对象是实际从巴比伦引来一神教的移民，他们于公元前5世纪初来到锡安。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它见证了希腊哲学和戏剧的诞生、佛教和儒学的传播，也是在此时，西方一神教的先锋聚集在小小的耶路撒冷，开始培植他们的新信仰。

通过以斯拉、尼希米等可敬人物，这一工作是在波斯王国代理人的监视下进行的。所选择的叙事策略意图创造一个忠实信徒社团，与此同时，又要防止这个社团太过强大，威胁到至高的帝国权威。因此，在“犹大省”（Yehud Medinata，阿拉米文），它允许想象以上帝名义征服大片土地，允许梦想不实际的应许之地的边界，直到新移民出发的地方，而在实践中限制对实际主权的要求，满足于一个规模适中的圣殿，不停地感激“慷慨的”波斯统治者，不许新信徒社团的权利过度扩张。

不同于统治他们的君王和曾为当地统治者效力的文化阶层，其父辈曾在犹大和以色列王国生活过的、本土出生的希伯来人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迦南部族一样，从未流亡到亚述或巴比伦。他们缺乏教育，一直是忠实的异教徒。这些土地耕作者说一种混合语言，不承认雅威的排他性或独一性，尽管也崇拜他，认为他是诸神中一个突出的神明。一神教移民的目标是召集当地偶像崇拜者中的精英分子，说服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将他们与大部分当地居民分离，塑造为热忱的信徒团体。其结果是“特选子民”观念的第一次出现。

如巴比伦国王常做的那样，官方的详细事件被编年记录下来，其结构类似于摩押石碑（Mesha Stele）。它们很有可能或留在耶路撒冷，或在灭国后被流亡者带走[14]，融入了从北方肥沃新月地带引进的、丰富的宇宙神话与传统。它们合在一起，成为创世及唯一神之显现故事的核心。上帝自身源于埃洛（elo），被从迦南传统中提升，变成埃洛西姆（elohim）——上帝的希伯来语名，《圣经》中用得最多。乌加里特诗歌的节奏、韵律、语言结构被借用，美索不达米亚诸王国的法律条文被吸收进《圣经》诫命。甚至连冗长而复杂的划分以色列十二部落的叙述，看起来也以柏拉图表达的希腊政治传统为基础；描述理想的殖民地及其12个部分和部落的划分时，柏拉图赋予它一种著名的、熟悉的文学表达形式。[15]

要美化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很平凡无望的现在，人们需要稳固的、光荣的过去，而且，教育和宣传的目的是推进一神教，它们需要并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当希罗多德穿过迦南或他所称的巴勒斯坦时，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文化圈开始构建教义。不过，他们的作品不能被视为历史的，最好当成原创的“神话史”（mythistory）。[16]在这一陌生的新文体中，我们再找不到各种神的故事，但我们也找不到把人类事件与行为本身作为目标进行的考察，如希腊世界做的那样。写作的首要动机是一种强烈的需求，想将过去再发明为一神计划和奇迹的证明、人类缺陷的证据：在罪与惩之间，人类注定会永恒地打转。

为此，必须坚决把麦子和麦壳分开，确定哪个国王为上帝所选，其过失可以原谅，哪个国王一直是上帝眼中的罪人，至死都被藐视。必须确定哪些国王一直忠于雅威，哪些永远受诅咒。在此过程中，主要的人物成为历史性的，名字列在详细的编年史中。其他祭司活动于撒马利亚，肯定他们自己与伟大的以色列王国的关系，强化大卫和所罗门统一王国的久远神话，王国因有罪的宗派分子而一分为二。即使北方王国的领袖成了可恨的偶像崇拜者，这也未能阻止窃取其受尊崇的名字——以色列——的行为，并将之分给“特选子民”。

尽管有斯宾诺莎开创性的观点，但若是设想那些非凡的文本由一两名作者完成，也是没有道理的。作者群体应该是人数众多、来源广泛的，与巴比伦的中心一直有联系。文本的特征表明，在长达数个世代的时期里，它们不断地被写出和重写，因而有重复的记录、拼凑而成的个人故事、叙事连续性的缺失、记忆错误、风格的改变、对上帝不同名字的使用，以及大量的意识形态冲突。当然，作者们意识不到，有一天，所有文本都会汇集到一部正典中。

人们广泛同意一神的存在，不过，对于应赋予它哪些伦理价值则有许多不同意见。政治上，如何对待外人的分歧也出现了。[17]与先驱们相比，后来的作者显得不那么排外；在风格上，在有关神圣存在的概念上，申命派与祭司派作者都有不同。不管怎么说，即便这样大量的写作是想要很快创造一个社团核心，它们同时也指向遥远的未来，或许后一意图更为强烈。

在第一批“先知书”和《圣经》的绝大部分篇章中，亚兰-纳哈莱姆（Aram-Naharaim）来人的日益凸显和他们对本地出生的居民的深深厌恶得以反映。他们的祖国在别的地方，在巴比伦或埃及这两个最受推崇的古代文化中心。“以色列子民”的精神领袖来自有着良好声誉、广受尊重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带来了排他性的信仰，带来了上帝最重要的诫命。与他们相比，迦南居民是无知的、堕落的，一次次地重犯崇拜偶像之罪。

对土著的鄙视和疏远最终变成了驱逐和灭绝他们的令人不安的文学描述。第一批抵达迦南的作者没有国家管理权，没有军队。他们与十字军不同，也没有体制化的宗教裁判所，有的只是想象、文字和恐吓。

他们不是面向大众的，正相反，文学活动发生在一小批文化精英和有限的好奇听众中，他们在不大的耶路撒冷郊外举行集会。然而一步步的，这个圈子扩大了，“以色列之子”持续繁荣，直到公元前2世纪，他们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一神政权——小而短命的哈斯蒙尼王国。

否定了应许之地本土居民的所有权和生命权后，《圣经》作者将土地授予了自己和赞同其教义的人们。一神教仍是一种不稳定的信仰，深深担忧多神教构成的威胁。公元前2世纪，马加比起义发生后，一神教强大起来。只是在这以后，它才开始传教，不加区别地使信徒身边的不信者改宗。但这个时候，一神信仰团体与周围的偶像崇拜大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对抗这些人，他们形成了不妥协的孤立主义立场。

在“锡安回归者”（shavei zion）中，禁止娶本地女人成为最高指示。与土著女人联姻的人被命令离婚[18]，移民迦南的人们必须从巴比伦娶妻。谴责本地人看起来符合波斯帝国的总体战略，后者实施的是熟悉的分而治之原则。新的“神圣民族”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带活动，不许跟土地上头脑简单的农民融合。因此，在做文学回溯时，以撒和雅各也不得不娶亚兰处女，约瑟和摩西可以娶埃及人和米甸人，而不是迦南人。到了“后来”，色心难以满足的所罗门王将美丽的本地女人加入他的700名妻子和300名妾中，这被雅威认为是不当的，想象的王国也分成了两个。这一点加上其他因素，为以色列与犹大王国的未来存在提供了神学正当性。（《列王记上》11：1—13）

对跟本地大宗族或部落男女结亲的禁令严厉而彻底。只有被赶走的或受诅咒的人才能这么做，如以撒的长子以扫，而这会导致社会地位显著下降。在这里，从上帝诫命的出现到实施，追溯一下它们与《圣经》故事的交织会是有趣的。比如说，摩西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申命记》7：1—3）

奇怪的是，上帝先命令彻底消灭本地人，然后又指示不跟已被灭掉的人结亲。在狂热的作者的孤立主义想象中，灭绝与禁止结亲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牢固的破坏复合体。

叙述了约书亚的灭绝活动后，作者接着告诉迷惑的读者，这次种族屠杀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一样，并不彻底。的确，包括传奇性的约书亚征服在内，即便在回归锡安后，许多异教徒依然生活在迦南。我们都知道神显给妓女喇合和基遍人的仁慈，后者变成了劈柴挑水的人。而且，坚定的军事首领约书亚在去世前召集追随者，发出这样的警告：“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机槛……”（《约书亚记》23：12—13）

在《圣经》中，《士师记》直接连着约书亚的故事。从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本地人根本没有灭亡，对与本地人同化的威胁的困惑依然挥之不去：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事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事奉诸巴力和亚舍拉。（《士师记》3：5—7）

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应该更晚些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中，围绕着与已被消灭的古代民族融合这一主题的仍是深深的担忧：

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扪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以斯拉记》9：1—2）

唯一神埃洛西姆（Elohim）有人口众多的家族，包括他的妻子土地女神阿舍拉（Asherah），他聪明的儿子们——粗野的巴力、可亲的阿斯塔特（Astarte）、狂暴的阿纳特（Anat），以及海神亚姆（Yam）。将唯一神同他们分离和区别似乎成了一项西西弗斯似的事业，早期一神信徒需要为之无休无止地努力。为了让唯一至高神深入人心，过去的诸神必须被连根拔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以色列的孩子们转去崇拜诸多神祇，他们会受到惩罚，被剥夺授给他们的土地。雅威对自己有正面的认识，即“仁慈的和怜悯的”，但其实是严厉和复仇的神。像嫉妒的、占有欲强的丈夫，他不原谅背叛自己的人，信徒犯罪时，惩罚会迅速到来。到故事结束时，经常出现的毁灭与流亡主题成了现实。

整部《列王纪》想表明，以色列人的流亡源于受憎恨的暗利家族，正如犹大居民的流亡是因为玛拿西王所犯罪行一样。从耶利米和以赛亚到阿摩司和弥迦，几乎所有先知都不懈地发声，警示将落在这个国家的灾祸，警告那灾祸将把它变成荒芜之地，拔去罪人的根，残忍地将他们赶离这块土地。这是《圣经》作者的终极武器，他们不知疲倦地指导和告诫缓慢扩张着的信仰者群体，不要偏离唯一真神。

在《圣经》的神学话语中，对受宠爱的人民的土地承诺几乎总是有条件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们贴近上帝的程度。应许之地不是一次性的赠予，不是不可收回的礼物。它是一项贷款，从来未被视作领土资产。应许之地永远是上帝的资产，以色列子民从来未被授予它的集体所有权；上帝虽然极其慷慨，但只是把土地有条件地暂时给了他们。

无所不在的神圣地主不断地强调，“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记》19：5）。为消除关于民众占有和所有权性质的一切疑虑，他清楚地断然宣称：“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记》25：23）[19]自约翰·洛克以来，现代政治思想一直将土地看作属于耕作者。不过，圣经哲学不是这样的。土地不是古代迦南人的财产，不是希伯来部落的财产。很大程度上，住在上面的人都是孤儿。

虽然以色列子民的后代与圣城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以色列地从来不是他们的先辈土地，因为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他们想象的祖先都出生在别的地方。此外，《圣经》的主角们没有祖国，无论在这个词的希腊-罗马政治意义上，还是在它作为一个熟悉的、受保护的安全地域的有限意义上。根据早期的一神教教义，领土不是普通的或疲惫的人们的避难所、歇脚地。它永远是一项挑战，人们需要证明自己配得上拥有它，哪怕是暂时的。

换句话说，在《圣经》全书中，迦南地从来不是“以色列子民”的祖国；出于这一点加上其他原因，《圣经》各卷从来不把它叫作“以色列地”。

[1] “以色列地”能否被看作犹太人的祖国？以希伯来语发表的三篇资料丰富的质疑文章的理论基础和结论与这里提出的有所不同，参见扎里·古里维茨（Zali Gurevitz）和吉迪恩·阿兰（Gideon Aran）：《现场（以色列人类学家）》［“On the Spot（Israeli Anthropology）”］，载《两千年》（Alpayim）4，1991年，希伯来语，第9—44页；丹尼尔·伯亚林（Daniel Boyarin）和约纳丹·伯亚林（Jonathan Boyarin）：《以色列人民没有祖国：在犹太人的地方》（“The People of Israel Have No Motherland:On the Place of the Jews”），载《理论与批评》（Teorya Uvikoret）5，1994年，希伯来语，第79—103页；哈盖·达甘（Hagai Dagan）：《“祖国”概念与犹太精神：不和谐音编年史》（“The Concept of ‘Homeland’ and the Jewish Ethos:Chronicles of a Dissonance”），载《两千年》18，1999年，希伯来语，第9—23页。

[2] 在《圣经》中，耶路撒冷出场较晚，最初是作为《约书亚记》（10：1）中的一个敌对城市，后来在《士师记》（1：8）中被犹大部落征服和焚毁。

[3] 其实较早的时候，在阿拉伯半岛的米甸，燃烧的荆棘这个有名的故事讲述了上帝私下向摩西的现身。这里，上帝引人注目地对摩西说：“你站立的地方是圣地。”（《出埃及记》3：5）更早的时候，在迦南地，他还有一次不那么重要的现身，不是在地上，而是在雅各的梦中。（《创世记》28：12—15）

[4]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瑟吉奥·代拉·珀格拉（Sergio Della Pergola）是世界犹太人口专家，最近他说：“《圣经》提到，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有70人，430年后离开的是60万人。这种估计在人口学上完全可能……”引自阿米拉姆·巴卡特（Amiram Barkat）：《从出埃及到现代的世界犹太人口追踪研究》（“Study Traces Worldwide Jewish Population from Exodus to Modern Age”），载《国土报》（Haaretz），英文版，2005年4月29日。指出下面的计算会很有趣：在同一时期，用古埃及的当初全部人口乘以大约是8600的同样因数，得到的人口至少有40亿或50亿。

[5] 当此历史时刻，上帝还展示了一种复杂的战略：“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出埃及记》23：28—30）这一承诺是在交出“十诫”仅两章后做出的，它表明，主导性的圣经精神是一种群内道德，根本不是普世性的。

[6] 18世纪，基督教信仰有所衰落，这激励了对《约书亚记》那些令人不安的主题的不赞成的声音。从托马斯·丘伯（Thomas Chubb）等英国自然神论者到法国启蒙人物让·梅叶（Jean Meslier），许多名人表达了对灭绝的《圣经》命令的激烈批评。例如，参见《哲学辞典》作者伏尔泰在“犹太人”条目中的评估。

[7] 参见大卫·本-古里安：《〈圣经〉思考》（Biblical Reflection），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69年；摩西·达扬（Moshe Dayan）：《与〈圣经〉一起生活》（Living with the Bible），耶路撒冷：以达尼姆出版社，希伯来语，1978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回归：以色列地的神话、政治与学术》（The Returns of Zionism:Myths,Politics,and Scholarship in Israel）一书中，加布里尔·皮特伯格（Gabriel Piterberg）也探索了这一主题，伦敦：乌尔索出版社，2008年，第267—282页。

[8] 耶西瓦（yeshiva），犹太经学院。——译者注

[9] 关于以色列对《约书亚记》的教学，参见列维（Galia Zalmanson Levi）：《讲授〈约书亚记〉和征服活动》（“Teaching the Book of Joshua and the Conquest”），收录于泽夫（Haggith Gor Ziv）主编：《教育的军事化》（The Militarization of Education），特拉维夫：巴贝尔出版社，希伯来语，2005年。1963年，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塔马林（Georges R.Tamarin）主持了一项开创性调查，调查以色列中小学生对《约书亚记》的理解。研究结果给教育部带来了强烈冲击。那个时候，人们甚至说，这项研究成了塔马林被解雇的主要理由。参见塔马林：《以色列的困境：关于一个军事国家的论文集》（The Israeli Dilemma:Essays on a Warfare State），鹿特丹：鹿特丹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83—190页。另见约翰·哈同（John Hartung）：《爱你的邻居：群内道德的演化》（“Love Thy Neighbor:The Evolution of In-Group Morality”），载《怀疑者》3：4，1995年，以及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上帝幻象》（The God Delusion），纽约：航海者图书公司，2008年，第288—292页。

[10] 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和内尔·A.西伯曼（Neil A.Silberman）：《〈圣经〉发掘》（The Bible Unearthed），纽约：试金石出版社，2002年，第98、118页。

[11] 《〈圣经〉发掘》，第72—96页。

[12] 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Bendedict de Spinoza）：《神学政治论》（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143页。例如，参见英国《圣经》学者菲利普·R.戴维斯（Philip R.Davies）近期突破性的经典《寻找古代以色列》（In Search of Ancient Israel），伦敦：克拉克出版公司，1992年。

[13] 死者复活的观念和“宗教”（dat）这一术语也都出自波斯文化。不过，人们仍不清楚，为什么是犹大的流亡者擦出了一神教的火花。

[14] 《圣经》本身包括一些内容，提及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编年史的保存，它们为后来的神学写作提供了最初的原始材料。如《列王纪上》14：29：“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纪里。”又如22：39：“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城邑，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里。”

[15] 参见柏拉图：《法律篇》5.744—746。

[16]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这个地区旅行，其时他不知道不起眼的耶路撒冷社区，作品中没提过。他把这个国家的居民当作叙利亚人，称作“巴勒斯坦人”。参见希罗多德：《历史》3—4，纽约：企鹅图书公司，2003年，第172、445页。

[17] 参见摩西·维恩菲德（Moshe Weinfeld）：《回归锡安时期的普世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Universalist and Isolationist Trend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turn to Zion”），载《塔比茨》（Tarbitz）33，1964年，希伯来语，第228—242页。我们不应忘记，《圣经》也有个别段落与这一总体倾向矛盾，比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19：33—34），另见《申命记》10：19。

[18] 见《以斯拉记》10：10—11，《尼希米记》13：23—26。

[19] 《圣经》学者威廉·大卫·戴维斯（William David Davies）第一个声辩道，雅威主义有关领土的神圣所有权的观念来自迦南的巴力神传统。参见《福音与土地：早期基督教和犹太领土信条》（The Gospel and the Land:Early Christianity and Jewish Territorial Doctrin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2—13页。

从迦南地到犹大地

今天，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清楚，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惯用的术语“以色列地”在《圣经》诸卷中从未出现。跟他们不同，《密西拿》和《塔木德》的作者对此事实有敏锐的理解，后者很幸运，无须通过民族主义的中介棱镜阅读《圣经》。一篇极有可能出自公元3世纪的《米德拉什哈拉卡》（Midrash Halakha，《米德拉什》是拉比犹太教的一种《圣经》阐释形式，哈拉卡是拉比文学中阐明犹太律法与实践的一种方式）包含有下述文字：

迦南受到称许，这块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迦南做了什么？只是这个：一听说以色列人要进入这块土地，他立刻起身，从他们面前离开。于是上帝对他说：你从我的孩子们面前离开了；为此，我要用你的名字称呼这地。（马基尔塔，皮沙，18，69）[1]

如本书导言所指出的，在《圣经》中，以及在公元70年前的圣殿未被毁灭的漫长时期里，这个地区之所以被认为是以色列地，原因既不在于其居民的语言，也不在于这些居民的近邻用了这个术语。

不过，地名及其别名并非一直保持不变，社会与人口变迁往往导致新名字的出现。如地球上任何地区经过四个世纪之后会发生的一样，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迦南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以犹大地之名为人所知，虽然以前的名字还未完全消失。比如，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写作的时代是公元1世纪末；谈论过去时，他使用“迦南地”，但要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这块土地“过去叫迦南”，“现在叫犹大”。[2]

《圣经》写作、编辑、修订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2世纪。遗憾的是，对这个时期迦南发生的事，我们所知甚少；关于《圣经》诸篇写作时的环境，此类知识能告诉我们很多，使我们能更好地解释它们的意义。由于资料的缺乏，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小小犹大省的居民历史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希腊化时期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样。人们只知道，《圣经》诸书被不断地抄缮，一代代传下来，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雅威宗教的传播也开花结果了。如我们已指出的，到公元前2世纪，唯一神已有了很大的信徒团体，他们能坚持自己的观念，甚至还能反抗异教统治者，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原则与仪式实践。

在一神教于西方世界的历史性崛起中，公元前167—前160年的哈斯蒙尼起义是核心事件。虽然在战场上，起义者遭受了重大挫败，但塞琉古帝国的衰弱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促进了自治宗教政体的建立。公元前140年，后者成为拥有主权的神权王国。虽然犹大王国独立的时间不长，到罗马的庞培抵达这里时仅存有77年，但它是犹太教向世界传播的跳板。

对起义本身，我们的了解只有几种材料可以依托，首要的是《马加比一书》。我们也有后来的《马加比二书》、一些希腊化和罗马历史学家的泛泛评论，以及《塔木德》中的常见格言。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和《犹太战争》（Jewish Wars）讲述了这次起义，但基本以《马加比一书》为基础，没有添加什么重要信息。《圣经·但以理书》和被划归“外典”或《次经》的其他一些文本也创作于哈斯蒙尼时期，不过，它们的非历史特征对于重建我们需要了解的事件帮助不大。

《马加比一书》作者或作者们的身份不明，不过学者们相信，他们生活在起义后大约30年的犹大地，与约翰·希尔坎（John Hyrcanus）统治时期的哈斯蒙尼人关系密切。文本用希伯来语写成，但犹太传统拒绝接受，未收入犹太经典。[3]原始文本已佚失，留下的只有七十士《圣经》译本中的希腊语版本。像亚历山大的斐洛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作品一样，它能保留下来要感谢希腊化基督徒。这是历史的讽刺：如果没有古代基督徒保存古代文献的态度，很有可能我们对从哈斯蒙尼起义到圣殿被毁时的犹太史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道。

细读《马加比一书》后，在阅读文本本身和以色列教育体系提倡的对起义的解读之间，人们可以觉察出一道明显的裂隙。就像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对传统的哈努卡节的民族化一样，它也试图模糊《圣经》文本与起义本身宗教的一面。[4]古代的叙述没提到在一场同拉丁外国文化的斗争中爆发的“民族”起义，没提反对外国入侵者、保卫国家的“爱国”反抗运动。而且，正如叙述没提到以色列地这个名字，它也没提“祖国”的概念，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的坚持，尽管这部书的作者精通《圣经》，且非常熟悉希腊文学，完全可以从中借用那些概念。

在许多年里，犹太信徒习惯于生活在有不同信仰的人的统治下。不管是波斯的国王还是后来的第一批希腊化统治者，只要允许犹太人自行其是，崇拜自己的独一神，他们没有发起任何在历史中留下痕迹的反抗活动。只是由于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的极端宗教迫害，由于其对圣殿的亵渎，犹太人才被激怒到发动大胆的起义。玛他提亚（Mattahias）和儿子们起而反对帝国，因为“这时，国王的官员们在加紧实施要犹太人放弃传统做法的法令。他们来到莫得因城，要这里的人们奉献异教祭品”（《马加比一书》2：15）。哈斯蒙尼老祭司没有杀试图采取外国“民族文化”的犹太人，杀的是一名打算向别的神献祭动物的犹大居民。他动员支持者说：“忠于律法、支持圣约的人们，跟我来！”（《马加比一书》2：27）

在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编撰学解读中，“希腊化分子”和与之极不同的、真正的“希伯来人”等术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要传递它们的意义，《马加比书》的作者需要藏进时间胶囊，来到现代。他显然不看好这个选择，所以这些词汇没有出现在文本中。像之前的《圣经》作者那样，他只是区别了信徒与罪人，区别了上天喜爱的崇拜者和憎恨的偶像崇拜者及未行割礼者。当时的犹大居民中，实行偶像崇拜或被怂恿着恢复此类仪式的人仍有相当数量，犹太社区领袖觉得必须将自己与他们分开，并彻底压服他们。从整个起义的故事来说，关键处是虔信与对“摩西五经”诫命的干犯之间极度紧张的局面，而非一边是有意识的希伯来文化，另一边是希腊化文化和希腊语。

犹大·马加比鼓动追随者起来，为自己的生命和宗教律法而非他们的土地战斗。（《马加比一书》3：21）。后来，犹大的哥哥西蒙想召集一支新的军队，这样解释道：“你们知道，为了摩西律法和圣殿，我父亲的家族、我的兄弟们和我做了什么。你们也知道我们打过的仗，有过的困难。”（《马加比一书》13：3）他没有说什么“民族”牺牲或为祖国而受难；在犹大地，祖国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不同于后来哈斯蒙尼王国的雇佣军，马加比兄弟们的军队由自愿参加的信徒组成，他们受够了首都城市祭司们的道德败坏，受够了塞琉古统治者的重税。强烈的一神虔信加上伦理抗议，赋予了起义者刚毅的斗志，使他们的规模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虽然如此，比较有把握的估计还是他们一直只占农民人口的一小部分。[5]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斗，他们进入了耶路撒冷，解放了圣殿。他们清洁了圣殿，为独一神新建了祭坛，使自己的胜利更显圆满。在那些年里，一种犹太宗教节日见证着圣坛的奉献。

有趣的是，征服耶路撒冷后，信一神的犹太人与异教的非犹太人的斗争仍在继续。在此背景下，起义军越过了犹大地的边界，侵入了加利利、撒马利亚、内格夫以及约旦河那边的吉拉德等遥远地域，将虔诚的犹太人带回“他们的土地”，使他们能平静地敬拜上帝，不受邻居们偶像崇拜的干扰。到战争末期，通过吞并相邻的地区，犹大地膨胀起来，由新的祭司王朝管辖。（《马加比一书》10：30，41）塞琉古王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批准了吞并行为，在他的王室的保护下，他任命玛他提亚的一个儿子约翰做最高祭司。

到冲突与战斗告一段落时，新的国王安条克七世派来一位使者，要求归还马加比兄弟们吞并的一些地区。作者将下面的话归于西蒙祭司、哈斯蒙尼王国的统治者：“我们从来不曾拿走别国的土地，不曾没收属于别人的任何东西。相反，我们只是收回了继承自先辈的财产，收回了敌人此时或彼时不正当地从我们这里拿走的土地。”（《马加比一书》15：33）这段不寻常的宣言在文本中很突出，指示着对本地人权利的新的认可，开始超越传统的圣经观念，将我们带到离希腊化分子的领土主义遗产更近的地方。

文本中有些重要的成分，如西蒙宫廷里的服饰、金子、回信等，如对支持哈斯蒙尼人的希腊化领袖的友善——它们表明，这位宫廷作者虽然对宗教虔诚，但对于新祭司国度展开的希腊化并不心怀敌意。最高祭司西蒙可能是作者的赞助人，他不无道理地采用了常见的希腊名希尔坎（Hyrcanus）。哈斯蒙尼王朝中，他是所有继承人效仿的先驱，后者都将选用非希伯来名字，采取这个地区其他统治者的做法。最终，哈斯蒙尼王国加快了耶路撒冷居民的文化希腊化步伐，其执行力度不比它以有效、有时是残酷的方略保留一神信仰时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从其原初政治意义上说，术语“我们父辈的土地”（nahalat avoteium）与祖国（patris）概念的含义大不相同。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祖国概念产生于独立的城邦，表达了主权公民与其城市的联系；如今，在希腊化时期，它被剥夺了原来的爱国含义，变成了一个与褪色的历史现实渐行渐远的回声。直到被罗马征服以前，与世袭的祭司政权一起，统治着犹大王国的王朝君主跟民主的希腊城市选出的领袖毫无共同之处。

与第一部相比，《马加比二书》更加希腊化，神学上的犹太特征更加突出。遗憾的是，它的历史性也更少。[6]之所以说它有更多犹太特征、更少历史性，是因为在其叙述中，上帝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然指导起义。它更为希腊化的原因是，不像第一部，它出人意料地使用了“祖国”这一术语，并以此作为起义的一个理由。在较晚的时候，《马加比二书》用希腊语写出，最可能是在希腊化的埃及写的。相对于在耶路撒冷写成的第一部，在犹大的动员演讲之后，它告诉我们，犹大的追随者“愿意为他们的宗教和国家而死”（《马加比二书》8：21）。[7]这种说法对希伯来语是完全陌生的；它并未将文本变为特别爱国的宣言，因为在这里，起义的主要目标仍是净化圣殿，而不是建立独立的城邦或犹太“民族-国家”。《马加比二书》从圣坛献祭开始，结束时是塞琉古敌军首领尼加纳被斩首，以及将胜利日作为犹太人感恩上帝所作所为的一个节日。

从纯粹宗教性的起义到主权犹太王国，这一变形令人着迷。然而，转变的证据不仅苍白含混，也很难用于准确历史的再现。无论如何，哈斯蒙尼国王们的地理空间概念完全不同于起义者，这不必用私下的细致谋划来证明，从他们的军事与宗教行动就看得出来。如我们在《马加比一书》中看到的，随着每一次战场上的胜利，祭司西蒙对领土的欲望越来越大。如这一地区的其他所有政治实体，犹大王国也尽可能扩展边界，其努力也成功了。到哈斯蒙尼国王不断进行的征服战争结束时，也就是说到他们统治的顶峰时，这块土地包括了撒马利亚、加利利及以东地区。犹大王国已接近于法老的迦南地的大小。

为巩固在新领土中的存在，新犹太人采用了不同于先辈的战略。后者作为孤立主义的“锡安回归者”，极有可能应对将约书亚塑造为毁灭者负责。如我们看到的，早期的世代害怕并疏远他们的异教邻居。不过，犹大的希腊化统治者更有自信，无视有关灭族的《圣经》指示。相反，他们积极地迫使相邻的被征服地区居民皈依。内格夫的以东人和加利利的伊特林人（Iturean）被迫割去了包皮，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犹太人。这样，犹太信徒社区的规模和力量都有增长，犹大地也扩大了。

大批人群的皈依不仅发生在犹大王国。由这个时期开始，特别是作为一神教与希腊文化丰富成果的相遇的结果，犹太教变成一种积极传教的宗教，在地中海周边散布开来，获得很多新信徒。[8]公元前5世纪以来，巴比伦一直有一神教社团，如今在三个世纪以后，移民启程离开犹大地，去所有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大规模地传播他们的信仰。

一方面是犹大移民和新犹太教皈依者，另一边是逐渐变为犹大地的迦南地，二者是什么关系？正是在此时，这个问题产生了；直到现代时期，在接受了一神教的社区和王国的犹太教研究中，它一直存在。对犹太教信徒和《圣经》之地的各种联系做一番评估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宗教。不过，由于资料的贫乏，本书将只关注开创性的犹太知识分子心中的犹大地，或者更明确地说，关注它在两人心中的位置，虽然他们或许算不上更大圈子里的重要代表。对这里的讨论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可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两人的作品代表了大批犹太教皈依者的心声。他们生活在皈依者之中，与后者一起在新犹太会堂中祈祷。

不算《圣经》各先知书和传道书的作者的话，亚历山大的斐洛可以看作第一位犹太哲学家。这位原创性犹太知识分子不懂希伯来语，但《圣经》的希腊语版使他能构建出系统的神学教义；就吸引有文化的多神教徒到犹太一神教而言，希腊语《圣经》的作用不可或缺。无论如何，这位重要的思想家不仅希望让全世界皈依，也不隐瞒自己与耶路撒冷的内在关联。[9]

如我已强调的，术语“以色列地”未曾出现在希腊化犹太文学中，而在《圣经》篇章中，术语“圣地”（Holy Land）看起来应用范围有限，不过，此时变得很平常，斐洛使用得很频繁。[10]他的作品也用到希腊术语“祖国”，虽然原则上且很合逻辑地，他并未把他珍爱的圣地与民族祖国的观念联系起来：

圣城被他们视为母城，那里有至高神站立的圣殿。但还有另一个地方，是他们从父亲、祖父、曾祖父和更远的先辈那里获得的；这是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他们生活在这里，把它看作祖国（fatherland）。[11]

某种意义上，斐洛的话令人想起西塞罗几年前所做的区分。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非政治的祖国，人们在这里出生和成长，完成性格塑造；在它一边还有另一个渴望的地方，人们和它的关联同他们和所认同的第一个地方的关联并不冲突。不过，对西塞罗来说，这“另一个”地方是他工作的城市空间，其所展示的公民主权胜过了家乡（homeland）。斐洛的另一个地方则是遥远的、宗教期盼的焦点。西塞罗代表的是正在消亡的政治想象，斐洛表达的则是一种新的宗教想象，它会在几个世纪后成形。

就像古希腊城市对殖民地的希腊居民很亲切一样，在世界所有虔诚犹太人心中，耶路撒冷都是心爱之地，比圣地更神圣。他们不会忘记，它是犹太教的源泉。不过，它不是他们的家园，虔敬的犹太人从来不曾梦想住在那里。

斐洛一生都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离渴望的圣地不很远。他甚至可能去耶路撒冷朝圣过，只是我们无法证实。他活着的时候，圣殿尚未毁灭。要是愿意，他可以去那里生活。那时候，像埃及一样，犹大王国也在罗马的统治下，两地间的旅行自由且安全。然而，正如尼罗河之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曾梦想移居不远处的圣地，亚历山大的哲学家自然也选择生活并死在原来的家乡。

斐洛可能是第一个热心建立虔诚犹太人的关联的人：不仅是与自己的家乡的关联，还有与圣城耶路撒冷的联系。许多人追随斐洛，深化和扩宽了他的思路，并为这种关联的感受引进新的成分。不过，这一关系的核心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圣城永远不会变成犹太人或犹太教皈依大众的家乡，后者加入了犹太人群体，使“特选子民”阵营扩充到成千上万人。

很久以后，斐洛有关耶路撒冷与犹大地的认识的另一面将出现在基督教中。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采纳和保存了斐洛·朱迪乌斯的作品。如我们已指出的，对斐洛来说，那里不只是一块地，它是精神之都，全世界犹太人都渴慕它的神圣。不过，他的宗教想象把他带得更远，引领他争辩说永恒的圣城既不在这地上，也不是“木头或石头”造的。[12]论断令人惊奇，但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真智者的真家园是“天国”，物质的“地上住所”不过是“像在国外住一阵子”的地方。[13]如前一章讨论过的，四个世纪后，奥古斯丁把这个作为特选文化群体的精神遗产的天国转变为所有信徒的祖国。

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尽了一切努力，想把哲学家斐洛描绘成犹太爱国者。[14]要对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这样做则困难得多，因为这位伟大的犹太史学家背叛了战友，越过敌人的防线，加入了罗马阵营。虽然如此，犹太复国主义史学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约瑟夫斯的主要作品，好把公元66年的反抗描述为“伟大的民族起义”。在对犹太反抗运动的现代渴望中，起义和结束时对马萨达的围困成了一座历史性的里程碑，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采之不竭的骄傲的源泉。

古代犹大的异质人口说一种混合语言，他们不理解公民权、主权、民族领土的概念；对这些事实，犹太复国主义的记忆代理人毫无兴趣。许多年来，以色列学校的孩子们念着“马萨达永不再陷落”，成年后，他们被寄予响应“责任”这一民族号召的希望，自愿献出生命。在希律因担忧臣民反抗而建的防卫墙的废墟上，犹太孩子一起看声光秀（son et lumiere）；被以色列国征召为士兵后，在马萨达山顶的中央，他们宣誓忠于《圣经》。同一个地方，那位放纵的犹太以东王曾建有娱乐宫和罗马浴室。

无论是以色列学校的孩子还是士兵都没意识到，在许多个世纪里，他们真正的先辈甚至不知道马萨达的名字。关于圣殿被毁的叙事深深烙进了犹太宗教社群的集体记忆；与此不同，拉比传统一直不承认约瑟夫斯的著作，也不认可书中记载的事件。然而，仅仅通过这些作品，现代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了解了埃拉扎尔·本-亚尔（Eleazar Ben-Yair）及其尖刀会（Sicariis）同伴进行的集体杀戮和自杀。这些愚蠢的行为是否发生过很值得怀疑，但无论如何，马萨达都不是犹太传统中值得效仿的榜样，那些事不是为称颂上帝的名而做的。[15]

约瑟夫斯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比斐洛晚一或两个世代。他生活在这个城市，但在它毁灭后再未回来过。说起我们对公元66年起义的知识，他是主要和近乎唯一的来源，因此，他的祖国观特别重要。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他是作为舒适地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而不是作为在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犹太人进行写作的。

如果我们倒着看编年史，从约瑟夫斯《犹太反罗马人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against the Romans）的悲剧结尾处读起，我们读到的是一篇出乎意料的、具有爱国口吻的演说，作者将它归于埃拉扎尔·本-亚尔，在马萨达自杀的尖刀会成员。为说服同伴们杀死妻子和孩子后自杀，埃拉扎尔谈起自由战争和死的意愿，不是为了上天，而是为了不当罗马人的俘虏。[16]与此同时，约瑟夫斯没忘提到就在登上马萨达前，在因盖迪（Ein Gedi），尖刀会毫不犹豫地杀了700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

列举起义原因、分析其进程和领导者时，约瑟夫斯不认为他描述的事件是一场民族起义。虽然使用的术语包括来自希腊化遗产的表达方式，如“祖国”或“先辈土地”，虽然珍爱的是贵族自由，他仍把起义者看作最后的“爱国者”。

在混合城镇中，犹太信徒和异教的“叙利亚”邻居关系紧张，这是起义的第一个原因。哈斯蒙尼国王已迫使其征服的大多数人口皈依，不过，一旦一神教徒开始强迫城市里崇拜偶像的、文化上希腊化了的居民皈依，巨大的困难便出现了。起义的第二个原因是，不同于过去，如今，针对犹太信仰，罗马总督采取了不负责任的破坏性政策，严重威胁圣殿的神圣性。此外，严苛的税收政策也造成了社会不满和阶级骚动。各种客观社会状况结合起来，为弥赛亚派的、极端主义的宗教群体带来了机会，使他们在一些贫穷农民中播下动乱的种子，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控制了耶路撒冷。

起初，约瑟夫斯参加了起义，但后来他反对并痛斥起义者，认为他们应对失去祖国负责。[17]他称他们为盗贼和恶棍，谴责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散播恐怖，杀了许多犹太同胞。他认为，西蒙·巴尔·吉奥拉（Simon Bar Giora）和吉斯卡拉的约翰（John of Giscala）亵渎了《圣经》诫命，破坏了先辈遗产。[18]犹太人中的传统领导极力安抚“外国”统治者：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被毁不是他们造成的，应对此负责的是不妥协的、暴躁的、极端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

在另一部作品中，针对一些批评者认为守安息日造成了耶路撒冷的陷落的说法，约瑟夫斯捍卫了安息日律法。他觉得有必要强调——以略微不同的口气——虔诚的犹太人“总是将遵行律法和面向上帝的宗教放在保全自己和国家之前”[19]。

约瑟夫斯把犹大看作他的土地，是他所珍爱的，耶路撒冷是他先辈的城市。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对起义发生的地域的描述中，他划分了三个不同的地方，即加利利、撒马利亚和犹大。[20]他认为，三个地区不构成单一的领土单位，他的作品也未提过“以色列地”的概念。

此外，在第二部重要著作《犹太古史》中，他不时地“纠正”《圣经》作者，还添加了自己的想象。他想要重建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许诺以来的希伯来人史。“我授予全地的管辖权，”他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在太阳照到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将充满全部土地和海洋。”他接着写道：

有福的人啊，你们是怎么从一个父亲那里发展到这么多的？的确，如今还不算太多，迦南地还住得下，但要知道，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们永久的居住地。你众多的后代将在海岛和大陆生活，数量多过天上的星星。[21]

用这些字句，约瑟夫斯表达的观点类似于亚历山大的斐洛的世界性宗教观，虽然他写作的时间略晚。那个时期，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犹太人和犹太教皈依者的存在达到了高峰。衰落前不久，犹太人的空间感受获得了新的维度。犹太人的土地不是小而有限的领土，而是包括了整个世界。每个地方都能找到犹太信仰的追随者，且并不是惩罚皈依的结果。约瑟夫斯完全清楚，虽然犹太人受到了大挫折，但其人口并未遭到流放：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接受了上帝的指示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约瑟夫斯是祭司的后代，移居到了罗马。在他看来，上天的救赎的确关涉回归锡安，但不是将犹太人聚集到民族领土上。对于新圣殿的建造，他持末世论观点，因此，尽管跟《密西拿》和《塔木德》的作者们有知识与精神上的距离，约瑟夫斯其实分享着他们对救赎的深刻信念；大约同一时间，在犹大地和巴比伦，那些作者们开始“培育”口传律法。

约瑟夫斯细致考察了奋锐党（Zealot）起义，虽说有着意识形态、神学与文学方面的幼稚表现，他的书仍尽其可能地示范了历史写作的方法。尽管如此，约瑟夫斯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没能在此框架下认识公元66年起义。只是在后两次重要反抗运动遭到决定性失败后，人们才有可能评估弥赛亚式的一神教涌动的真实意义：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它席卷了地中海南岸。三次起义发生在70年内，可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天犹太复国主义的学院派学者仍拒绝将它们理解为一种现象的各个部分，即一神教与异教的斗争。

由于大规模的皈依，犹太教的实力增强了。这样，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中，希腊化犹太人与崇拜偶像的邻居间的宗教矛盾加剧了。经恺撒里亚和亚历山大，从安条克到昔兰尼加，矛盾持续激化，直到公元66年至73年在犹大地的第一次爆发。不过，对耶路撒冷起义的压制只是另一次更大的血腥暴动的前奏，后者发生于115年至117年。

在北非、埃及、塞浦路斯，扩张着的、生机勃勃的犹太宗教再次挑战罗马异教，而没有据称存在于犹大地的“爱国”情感的一丝痕迹。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称犹太社团的起义为“流亡地的反抗”，以强调想象中的“民族”焦点。可是在反抗运动中，我们没有发现对回归先辈土地的渴望，没有发现对遥远的起源之地的忠诚或与之相关的迹象。在冷酷的起义期间，人们相互杀害，系统地毁灭神殿和会堂，这既表明了社团的强烈一神信仰，也指示着狂热和对弥赛亚的渴盼。它们也象征着即将成为一种世界现象的一神教的剧烈阵痛。

公元132至135年，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起义在犹大地爆发。它标志着武力反抗异教的、孤注一掷的弥赛亚式努力的终结。在地中海周边，起义的彻底失败加快了希腊化犹太教的衰落和消亡，加快了它被年轻的、后弥赛亚的兄弟取代的步伐；基督教拿起的是不同的武器，但保留了关于上天一维本质的、颇具诱惑力和动员能力的一神教观点。

不过，从耶路撒冷往东，基督教不是很成功，而且宗教的武力失败导致了和平主义的拉比犹太教的繁荣。自《圣经》出现以来，《密西拿》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最重要的犹太经典。它于公元3世纪初编纂完成，地点显然在加利利。《耶路撒冷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的写作时间是公元3世纪末到5世纪末，后者的最终成书时间可能更晚些。它们写作的地点在锡安和巴比伦之间，是希腊语言和文化不那么强势的地方，这一点并非偶然。

有关这个地区，主要的拉比文献持什么立场？现在，我们转向对此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这个地方被称作犹大省、犹大地，巴尔·科赫巴起义后，根据罗马帝国法令，它以叙利亚巴勒斯坦省之名为人所知。

[1] 雅各·Z.劳特巴赫（Jacob Z.Lauterbach）：《拉比伊斯梅尔的律法阐释规则》（Mekhilta De-Rabbi Ishmael），费城：犹太出版协会，2004年，第107页。

[2]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lavius Josephus），伦敦：T.内尔森及其儿子们的出版社，1860年，第38页。

[3] 某种程度上，伯阿斯·伊夫伦的判断是对的：《马加比书》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著作实际上不是“犹太的”。参见伊夫伦（Evron）：《雅典和乌兹地》（Athens and the Land of Uz），宾亚米纳：纳哈尔出版社，希伯来语，2010年，第133页。

[4] 例如，在有名的哈努卡节日歌曲《谁能传说》［“Mi Yimalel”，迈纳舍·拉比纳（Menashe Rabina）作词，传统曲调，1936年］中，第一句就是《圣经》诗句“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诗篇》106：2）的世俗版。节日流行歌曲《我们举着火把》（“Anu Nosim Lapidim”）的歌词也反映了对传统的此类民族化：“从未有奇迹降临我们。我们没找到一点儿石油。我们开采石头弄到受伤流血。‘要有光。’”阿哈龙·泽夫词，莫迪凯·泽拉曲，诺姆·锡安和巴巴拉·斯派特英译，见《不同的光：庆祝哈努卡之书》（A Different Light:The Hanukkah Book of Celebration），纽约：德沃拉出版公司，2004年，第14页。显然，歌者没在意从上天之力到人类鲜血的转换。我年轻时也没注意这些。

[5] 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内容请参看威廉·大卫·戴维斯：《犹太教的领土维度》（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Judais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6] 《马加比二书》最初用希腊共同语（Koine）写成，时间在晚得多的公元前100年，地点在埃及或北非某个更偏远的地区。它是昔兰尼人耶孙（Jason of Cyrene）所作五卷本的缩写本，原作未能留存下来。

[7] 注意在律法和圣殿部分中，这一文本是如何加入术语祖国的。（见《马加比二书》13：11，15）我最初查阅的是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编辑的版本，《马加比二书》，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2004年。这里，导言和脚注中也使用了术语“以色列地”，多达38处，但它从未在古代文本中出现过。关于希腊概念对《马加比二书》作者的影响，参见伊萨克·海讷曼（Yitzhak Heinemann）：《犹大-希腊化文学中一个民族与其国家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eople and Its Country in JudeoHellenistic Literature”），载《锡安》13—14，1948年，第5页。

[8] 这点请参看乌里尔·拉帕鲍特（Uriel Rappaport）：《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宗教宣传与传教》（“Jewish Religious Propaganda and Proselyt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Commonwealth”），博士论文，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希伯来语，1965年。虽然很重要，但这一研究并未以书的形式出版。

[9] 参见斐洛：《论摩西的生平》（On the Life of Moses）1.41—42。

[10] 例如，参见《面见盖乌斯的出访团》（On the Embassy to Gaius），第202、205、230页。在《马加比二书》1：7和《所罗门的智慧》12：3中，这一概念已经出现。术语“圣地”（Holy Ground）出现于《西比尔神谕》（Sibylline Oracles）3.267的希伯来语版中，收录于《外典》第2部，特拉维夫：马萨达出版社，希伯来语，1957年，第392页。其他文本中也出现过。

[11] 见《弗拉库斯》（“Flaccus”）46，收录于霍斯特（Pieter Willem Van Der Horst）：《斐洛的弗拉库斯：第一次大屠杀》（Philo’s Flaccus:The First Pogrom），莱登：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62页。在《特殊律法》68中，斐洛描述了一个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很痛苦，因为不得不“放弃他的国家、朋友、亲戚，移民到遥远的地方”。另见耶胡沙·阿米尔（Yehoshua Amir）：《斐洛版的耶路撒冷朝圣》（“Philo’s Version of Pilgrimage to Jerusalem”），收录于阿哈龙·奥本海默（Aharon Oppenheimer）等编：《第二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in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0年，第155—156页。

[12] 斐洛：《论梦，它们是上帝送来的》（On Dreams,That They Are God-Sent）2.38，250。

[13] 斐洛：《论变乱口音》（On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17.77—78。

[14] 例如，参见阿耶·卡谢尔（Aryeh Kasher）：《斐洛民族意识中作为“都会”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as a ‘Metropolis’ in Philo’s National Consciousness”），载《圣座》（Cathedra），希伯来语，1979年，第45—46页。虽然是有趣的学术文章，但它花了太多力气把斐洛刻画为爱国的哲学家。关于不太民族主义的、更加“社团”定位的路径，参见勒贝尔（Mireille Hadas-Lebel）：《亚历山大的斐洛：流亡思想家》（Philon d’Alexandrie:Un penseur en diaspora），巴黎：法亚德出版社，2003年。

[15] 另见约瑟夫斯作品的曲解犹太缩写版，书名为“约西芬或约西庞”（Josiphon or Josippon）（这是一本从亚当到罗马皇帝提图斯的犹太编年史，10世纪时以希伯来语汇编。——译者注），霍米纳（H.Hominer）编，耶路撒冷：霍米纳出版社，1967年。它略去了自杀，改了主角的名字，让他们在战斗中被杀。参见皮埃尔·韦达尔-纳奎特（Pierre Vidal-Naquet）：《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与马萨达》（“Flavius Josèphe et Massada”），收录于《约瑟夫斯的现场回忆录》（Les Juifs,la mémoire et le présent），巴黎：马斯派洛出版社，1981年，第43—72页。就民族记忆的构建而言，马萨达是在传统集体记忆中没有根基的极端事例。

[16]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犹太战争：耶路撒冷毁灭史》（The Wars of the Jews:Histo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7.8.6—7，遗忘图书出版社，2008年，第534—540页。

[17]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犹太战争：耶路撒冷毁灭史》，4.5.3，332。

[18] 同上书，7.8.1，528—530。

[19]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驳阿庇安》（Against Apion）1.22.21。

[20]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犹太战争》3.3，迪吉利兹出版公司，2010年，第136—137页。

[21]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犹太古史》1，4，哈弗夏尔：华兹华斯编辑有限公司，2006年，第37、145—146页。

犹太宗教律法文献中的以色列地

像其他犹太宗教律法文献一样，《密西拿》、两部《塔木德》、《米德拉什》都不曾使用术语“祖国”。这个词的含义以希腊-罗马传统为基础，经由基督教抵达欧洲，但没能侵入拉比一神教。与前辈们一样，《圣经》作者和《密西拿》与《塔木德》学者都不是爱国者。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数百万犹太人和犹太教皈依者一样，住在巴比伦的人们不觉得有必要移民圣经之地，尽管相距很近。不过，虽然不同于希腊化的犹太文献，犹太律法文献中没有“祖国”的概念，但那里第一次出现了术语“以色列地”。[1]

长老希勒尔（Hillel）帮助奠定了阐释犹太教的基础。公元前1世纪，他从巴比伦移居耶路撒冷。不过，从2世纪起，流动基本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这地的民”依然留在这地，但学者的迁徙显然是四处蔓延的基督教化的结果，这令犹大和加利利的宗教中心很担忧；与其他内容一起，它导致了拉比的“以色列地”的诞生。

这个术语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很难准确判定。起初，它的使用可能源于巴尔·科赫巴起义后罗马人对犹大省一名的废弃，源于古名巴勒斯坦（同其他许多古名一起）的启用。而且，由于传统上加利利不被视为犹大的内在组成部分，当地的拉比开始把这个术语结合进他们的教学。它也可能是用来加强加利利的研究中心的地位的，虽然经过了哈斯蒙尼的征服，但加利利从未真正整合进犹大地。最有可能的是，由于耶路撒冷的毁灭，由于禁止犹太人进入这个城市，“以色列地”一词的重要性显著增加。

以赛亚·加夫尼（Isaiah Gafni）是《塔木德》时期犹太教领域领军的历史学家，他提出，在犹太宗教律法文献中，“圣地”成为中心之事可能是个相对较晚的现象：

在到公元132—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为止并包括起义时期的早期坦纳（tannaim）[2]言论中，涉及圣地事务的比例非常小。看看归入拉班（Rabban）[3]的约哈南·本-扎凯、拉比约书亚、埃利泽、阿扎利亚甚至拉比阿基瓦等圣贤的数百条陈述，有关这地之特征与超自然属性的指涉少得惊人，类似的，这地相对于流散地的中心地位的暗示也很少，也几乎没有随之要求的、犹太人对这地的忠诚。

而且，同样是这些拉比，他们却有无数陈述涉及“适合这地的诫命”——考虑到这些，上述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4]

根据加夫尼的观点，公元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后，情况开始变化。虽然没有明言，但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即由此开始，与犹大地和迦南地等久远的名字一起，独特的新术语“以色列地”成为这个地区的常用名。

加夫尼还细心地强调，由于巴比伦社区的地位不断提升，对犹大地拉比的领导权构成了威胁，因此，以色列地开始被赋予前所未闻的重要性。的确，在《密西拿》中，我们已读到此类的话，如“以色列地比所有地方圣洁”（《洁净部·器皿卷》1：6），“以色列地是洁净的，它的仪式浴是洁净的”（《洁净部·洗洁池卷》8：1）。[5]《耶路撒冷塔木德》（《节期部·舍客勒卷》15：4）肯定了这些断言，还加了很多别的。

《巴比伦塔木德》强化了与圣地相关的仪式，并提供了新的说法，如“圣殿高过整个以色列地，以色列地高过所有别的国家”（《圣职部·牺牲卷》54：2）；“十份智慧降临这个世界，以色列地拿走九份，世界其他地方只有一份”（《妇女部·婚约卷》49：2），等等。

不过，除了《巴比伦塔木德》的这些说法外，我们还看到评论者的不同说法，例如：“正如禁止离开以色列地去巴比伦，离开巴比伦去别的国家也是不允许的。”（《妇女部·婚书卷》111：1）它们甚至还有关于公元前6世纪流亡的独到解说：“为什么流散巴比伦的比流散其他所有国家的以色列人多？因为，如丈夫会把有缺陷的妻子送归她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正是从那里离开的。”（《托塞夫塔·前门卷》7：2）将“以色列的民”与被送回父母家的离异妻子相提并论？这很不符合在陌生外国土地上的流散与苦难的形象。

在《塔木德》和《米德拉什》文本中，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矛盾之处。与历史上其他神圣经典的情况一样，矛盾成了拉比的权力源泉。多样化的文献包含着所能想象的最不具历史性的文本汇集，我们很难准确地判定每种说法写出来的时间，或提出它的拉比生活和工作在什么时期。即便如此，我们仍能谨慎地假定，由于犹太宗教在犹大地的影响力萎缩，由于基督教对它的取代，特别是在公元4世纪，这个神圣中心的重要性增强了，人们对它的精神崇拜加剧了。无论如何，圣书是在这里最后编成的，著名的先知们是在这里提出预言的。

此外，这个地区的大小并不总是清楚的。一般来说，它从北部的阿卡边缘延伸到南部阿士克伦的外围，两个都是异教城市。根据犹太律法，《圣经》里迦南地的许多部分不包括在这块神圣土地之中。例如，贝特谢安和恺撒里亚及其周围地带都不被认为属于圣地，因为有太多来自阿卡的人。[6]《圣经》与《塔木德》学者摩西·温费尔德（Moshe Weinfeld）声称，“放弃以色列地某些地区以满足救济穷人（如果不是圣地，穷人便可以接受一些庄稼）的诫命的意愿反映了一种态度，即土地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7]

而在《圣经》作者看来，以色列地是个需要遵守一些依附于土地的特别诫命的地方，包括对于不洁的特殊律法监督，神圣礼物的分配，以及安息年的遵守，即有关七年农业周期的第七年的种种规定。对这个时期的犹太农民来说，在被认为属于以色列地的地方，耕作和谋生非常困难。公元3世纪，我们还看到，犹太人开始将遗体送回圣地安葬。根据《圣经》，雅各和约瑟的遗体都被从埃及带回了，而且埋在以色列地被认为是好的，是加速死者进入未来世界的手段。因此，如果负担得起，犹太经学院的首脑和社区名流去世后，都会被带到贝特谢利姆（Beit She’arim）和后来加利利的太巴列（Tiberias）安葬。[8]

不管出现的是何种期盼，它总会更多地聚焦于耶路撒冷城，而不是整个地区。如早些时候在斐洛的例子中看到的，《密西拿》和《塔木德》的作者们将有关耶路撒冷和锡安的说法整合进数百条格言和阐释之中。它们出现的频率远超这块土地，主要在仪式性的农业律法的语境下，人们才会提到后者。前面提到的摩西·温费尔德强调，与基督教相比，即便犹太教保留了作为重要自然成分的圣地，

到第二圣殿时期结束时，这地的概念经历了精神化的过程，耶路撒冷也一样。它被理想化地解读为“天国”“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类似的，继承这地被解读为领受了未来世界的一块地。[9]

在绝大多数犹太社区，《巴比伦塔木德》成为有约束力的、统辖性的文本，因此，它也是犹太经学院的主要学习材料。其结果是，在很多犹太圈子里出现的与这地的关联多以《塔木德》对《圣经》的阐释为基础，远超阅读《圣经》本身的情况。那里的每句话都是神圣的，每项判决都成为范例。流散与救赎、报应与惩罚、罪与忏悔的概念的根在《圣经》，但在《塔木德》中有诸多解读。

《托塞夫塔》里有一个重要宣告：“人们总应生活在以色列地，哪怕在偶像崇拜者占多数的城市，也不要离开这地，住在多是犹太人的城市。”（《损害部·异教卷》5：2）不过，关于信徒对圣地的态度，犹太律法还有一项很不一样，但同样非常重要的警告。在《巴比伦塔木德》的《婚书卷》里，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说法：

这三项劝诫的目的是什么？一是以色列不要站在高处（集体移居圣地）；一是上帝，愿他的名被称颂，要求以色列不要反抗世界上的民族；一是上帝，愿他的名被称颂，要求偶像崇拜者（世界上的民族）不要过于压迫以色列。（《婚书卷》13：111）

这些命令与《雅歌》里的三段重复经文相关：“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雅歌》2：7）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们都是神圣的法令。第一句禁止犹太人在弥赛亚到来前移居圣地中心。第二句是历史教训，来自犹太教针对偶像崇拜者的三次失败起义。第三句是昭示世界各国统治者的命令，要他们对犹太人仁慈，不要害其性命。[10]

现代民族主义出现前，极少有人敢忽略这些诫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拉比犹太教立场将长久地持续下去，在犹太社团历史上的每个重要关头挺身而出。它不是一直拒绝移民圣地的理由，而是一个受欢迎的神学借口。

[1] 当然，是与其他名称一起出现。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古特曼（Yichiel Michel Guttman）：《〈密西拿〉和〈塔木德〉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Midrash and the Talmud），柏林：鲁文马斯出版社，希伯来语，1929年，第9—10页。

[2] 坦纳，《密西拿》里提到的学者。——译者注

[3] 拉班，成就、声望特别突出的拉比。——译者注

[4] 以赛亚·加夫尼：《土地、中心和流散地：古代晚期的犹太构建》（Land,Center,and Diaspora:Jewish Constructs in Late Antiquity），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学术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62—63页。

[5] 菲利普·布莱克曼（Philip Blackman）：《密西拿》（Mishnayoth），第6卷，伦敦：密西拿出版社，1955年，第32、572页。

[6] 关于犹太律法中以色列地的边界，参见亚科夫·苏斯曼（Yaakov Sussman）：《以色列地的边界》（“The Boundaries of Eretz Israel”），载《塔比茨》45：3，希伯来语，1976年，第213—257页。

[7] 摩西·温费尔德：《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继承》（The Promise of the Land:The Inheritance of the Land of Canaan by the Israelit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8] 例如，参见《巴比伦塔木德》有关埋葬拉比胡纳（Huna）的叙述，以及以赛亚·加夫尼：《带到这地埋葬——概述一种习俗的起源和发展》（“The Bringing Up of the Dead for Burial in the Land—Outlines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Custom”），载《圣座》4，希伯来语，1977年，第113—120页。同一时期，一种信念从卡巴拉派的灵魂转世（gilgul hamekhilot）的概念中产生，认为到死者重生的时候，义人的骨会沿着地下通道滚到以色列地。

[9] 温费尔德：《应许之地》（Promise of the Land），第221页。对此，权威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问道：“这地是基督宗教的中心，是福音书中的神圣之地，到处是教堂、修道院、朝圣者、修道士。它是如何变成阿莫拉和王公们（amoraim and princes）活动的中心的？如何在精神上一直是以色列王国的？”西蒙·杜布诺夫：《永恒的人民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Eternal People），第3卷，特拉维夫：德夫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62年，第140—141页。

[10] 关于犹太传统中三项劝诫的作用，参见艾维泽·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zky）信息丰富的《弥赛亚主义、犹太教和犹太宗教激进主义》（Messianism,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93年，第277—305页。另见莫迪凯·布鲁尔（Mordechai Breuer）：《关于最近数个世代中的三项誓言的讨论》（“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Three Oaths in Recent Generations”），收录于《乌迈迪纳救赎》（Geulah Umedina），耶路撒冷：教育部，希伯来语，1979年，第49—57页。

“流散”与对圣地的渴望

如本书导言指出的，圣殿被毁后，犹太人没有被迫离开犹大地，因此，他们也没有努力“回归”。甚至在圣殿被毁前，坚持摩西托拉的虔诚犹太人已大量增加，散布到了所有希腊化世界和地中海世界。这是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成功传播其宗教的原因。理所当然，犹太皈依者大众与圣经之地的联系的基础不是对祖国的渴望，那里不是他们或他们先辈的祖地。不过，虽然维持着与其文化和实际出生地的日常联系，他们的精神“流散”生存状态并未削弱他们与作为渴慕对象的一个“地方”的关联。事实上，在某些方面，这还强化了圣地的意义，将它保存为一个犹太圣处。[1]

在犹太教中，这个地方不断加强的重要性是离心运动的结果。随着联系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象征化，它摆脱了对中心之实际存在的完全依赖。对完美宇宙秩序所存在的圣处的需求从未等同于人们实际生活在那里的愿望或总是想靠近它的愿望。[2]流散经历使犹太人不能自由决定行止，一切争取回归圣地的想法都内在地不可接受，由此，关涉犹太教圣处的张力愈显强大。

这种辩证状态与基督教和圣地的联系不同，相比之下，后者更加直接，更少有什么问题。前者具独特性的缘由是，犹太人形而上地拒绝承认救赎已降临此世。这一精神经验最初产生于解释犹太教的立场，它反对基督教的观点，不认为基督的恩德已经以上帝之子耶稣的形式来到圣地；对上天与现世的复杂关系，犹太教最终形成了明白无误的存在主义立场。

禁令“以色列不要站在高处”表达的是一种坚决的态度，反对人在历史中采取积极行动，彰显了人的软弱。全能的上帝被视作人的全面代表，而人不应插手重大事件，不应在救赎来临前将自己带入完满。犹太教的两个年轻妹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对灵活，其固有的实用主义毫不动摇，在争取控制王国、领地、土地贵族等领土势力方面更为成功，获得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主导权。至于犹太教，虽然在许多地区，犹太主权的尝试曾暂时得分，但在基督教时代初期，犹太教遭受了重大挫败，它不得不打造一个以自诩“选民”为基础的信仰身份，没有确定的自然空间，也不在哪个地方有根基。于是，犹太教越是缺少现实性，其对圣地的精神渴望就越强烈。它拒绝被一块土地束缚。虽然崇敬圣地，但它不愿被圣地征服。拉比犹太教的核心与存在理由是《圣经》及相关评注，从这一视角看，说它主要地、根本性地、一贯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算夸张。

公元9世纪，犹太教内出现了反抗运动：卡拉派一般性地拒绝接受口传律法，针对性地拒绝接受《塔木德》。因此，这为巴勒斯坦带来大批移民并非偶然。对卡拉派的锡安悼念者来说，如果这块土地不是住满了信徒，它就不能被认为是圣地。卡拉派宣扬对大卫城的爱，去耶路撒冷定居，以此表明他们的爱，表明对圣殿被毁的深重哀悼。他们这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到公元10世纪，他们显然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若不是1099年的十字军征服永久地铲除了这个社团，卡拉派成员会成为圣城的第一批忠诚卫兵。

不无道理的是，卡拉派认为，拉比文献是反领土的冥想，目的是圣化流散，将虔信的犹太人与圣经之地分开。丹尼尔·本·摩西·库米西（Daniel ben Moses al-kumisi）是卡拉派的一名杰出领袖，于9世纪末移民耶路撒冷，并号召信徒们追随。他蔑视拉比派犹太人对于定居圣城的立场：

谁都知道，以色列的那些恶棍一个个说：“去耶路撒冷不是我们的责任，那要到他（上帝）愿意汇聚我们的时候才行，正如他曾把我们赶到国外。”……因此，惧怕上帝的人义不容辞地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居住，好在上帝面前保持警醒，直到耶路撒冷恢复的那一天……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有福了……他不说：“怎么去耶路撒冷呢？我怕路上的盗贼。还有，我在耶路撒冷怎么谋生呢？”……我以色列的兄弟们，你们不是那样的。倾听主的话，起来去耶路撒冷，好让我们回到主那里。[3]

沙尔·本·马次里亚·科亨（Sahl Ben Matzliah HaCohen）是另一位卡拉派领袖，他也向世界犹太人发出了热情呼吁：

以色列的兄弟们，把自己交托给我们的主，去他永永远远祝圣的圣殿，因为这是对你们的命令……带着你们的兄弟汇聚圣城，因为直到今天，你们一直是不再渴望天父圣所的子民。[4]

不过，虽然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犹太人可以去耶路撒冷居住，但卡拉派的号召得不到响应。拉比体制尽其所能，竭力封杀和压制反抗的锡安悼念者的异端声音。

值得指出的是，最杰出的卡拉派反对者是犹太学者萨迪亚·加昂（Saadia Gaon）。他曾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可以看作《塔木德》完成后第一位伟大的拉比评注家。这位10世纪的大贤在埃及出生和长大，后来移居太巴列城生活工作多年，其著作被广为传读。像很多人一样，为发展自己的事业，他抓住最便当的机会，迁到了迷人和生气勃勃的巴比伦中心。当巴比伦苏拉经学院院长的职位摆在面前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以色列地，虽然有明确的诫命让人住在那里。他之所以不愿留在圣地，原因可能还有那里犹太居民的广泛伊斯兰化；由于害怕穆斯林统治者，拉比对此只能私下哀悼。[5]

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卡拉派心怀敌意外，萨迪亚·加昂还不倦地与以色列地的拉比争斗，因为后者质疑巴比伦确定闰年和犹太日历的权威性。在这两个方向，他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直到去世前，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他一直很活跃。萨迪亚·加昂的思想不包括对圣地的怀乡式思念或渴望，或许是因为他有对圣地的亲身经验。他的传记也没有反映他想住在那里的愿望。

萨迪亚·加昂最杰出的后继者是拉比摩西·本·迈蒙（Moses ben Maimon），他也以迈蒙尼德或兰巴姆（Rambam）知名。他生活在两个半世纪后，也在加利利待过。与前者不同，迈蒙尼德只是小时候在阿卡住过几个月。为逃避严厉苛刻的“一神论者”（alMuwahhidun），他的父母从科尔多瓦经摩洛哥来到阿卡，却不能适应加利利的环境，很快又迁到埃及。正是在这里，年轻的哲学家走向伟大，成为中世纪乃至整个历史中最受尊重的犹太教评注家和裁定者。关于他在圣地的那段时间的经历，我们只是零星地了解一点，不过显然，像亚历山大的斐洛一样，他没有回到那里生活，尽管圣地离他住的地方很近。萨拉丁征服耶路撒冷和允许犹太人定居圣城的时候，迈蒙尼德还活着，并且，作为一名医生，他认识穆斯林首领，但他没在作品中提过当时圣地发生的大事。虽然如此，在他许多文章的空白处，“以色列地”的出现仍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兰巴姆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之一，他的墓碑上写着：“从摩西到摩西，没有哪个比得上这个摩西。”为此，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他民族化，将他变成有保留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像他们对犹太传统中的许多人物做的那样。[6]一切复杂思想都会引来不同的解读，兰巴姆的作品也是如此，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有时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过，他对以色列地的态度造成了特别难解的问题。讨论必须遵守的诫命时，谨慎的迈蒙尼德完全不提住在圣地的命令，即便在救赎到来以后。他更关心的是《圣经》、诫命、圣殿及其在未来仪式中的作用。[7]

极令犹太复国主义者失望的是，关于以色列地在犹太教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兰巴姆的立场前后如一。他认为，不仅虔诚的犹太人不必离开自己的地方、移居圣地，圣地本身也不具备很多冲动的拉比赋予它的优势。和许多中世纪思想家一样，他也相信“气候学说”，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他没发现犹大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然他认为那里相对舒适。[8]而且不像其他评注家，他不把住在以色列地看作预言能力的条件，或把住在别处看作失去这种能力的原因。他的观点是，预言能力取决于人们的精神状况。为免过多偏离《塔木德》的框架，他解释，由于流散导致绝望并且使人变得懒散，这种突出的能力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子民。[9]作为练达老成的思想家，他不会忽略一些事实：第一位先知摩西是在迦南地以外说预言的，而从马加比起义到之后主权的赢取和圣殿的毁灭，犹太人在犹大地的存在并没有产生新的先知。

此外，从公元1172年起，兰巴姆借著名的《也门书信》（Epistle Concerning Yemen）劝告也门犹太人，且忍耐当时的困苦，不要相信假先知，警告他们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强行提前终结流散。在这一重要文献的结尾，他还清楚地提到了反对集体移民圣地的三项《塔木德》劝诫。[10]兰巴姆不把弥赛亚的到来与犹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或许是他信条中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在他的思想中，救赎无关悔罪或诫命的遵守，它是神圣的奇迹，无关人们的愿望，并且必定也包括死者的复活。[11]

由于迈蒙尼德的这一立场，20世纪下半期那些民族化的热情拉比没能利用到他。犹太宗教的锡安化最终导致它为自己的信仰体系重新引进了人类主体，后者的行动以国家为基础，认为那能够加速弥赛亚的到来，且意图如此。在救赎的进程和结局之间，现代的修正主义做了区分，从而预示了历史性犹太教终结的开始，预示着它向犹太民族主义的转变；这种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定居以色列地，为神圣救赎奠立基础。

要把爱国主义的目标归于兰巴姆很难，但跟他不一样的有另外两位中世纪犹太思想家，他们很符合20世纪犹太教内民族主义革命的利益。拉比耶胡达·哈列维［Yehudah Halevi，亦称“利哈尔”（Rihal）］生于迈蒙尼德之前，拉比摩西·本·纳赫曼［Moses ben Nachman，亦称纳赫马尼德或“拉班”（Nachmanides,“Ramban”）］活跃于迈蒙尼德之后不久。在拉比犹太教的世界，人们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的重要性略小于“雄鹰”迈蒙尼德，但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域里不是这样。利哈尔和拉班的名字都刻入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意识的“西墙”，成为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系中的永恒人物。在哈扎尔人被扫进民族记忆的地毯下很久之后，哈列维的著名作品《哈扎尔》（The Kuzari）成为以色列学校的课本，而纳赫马尼德曾于13世纪出现在圣地，一直被赞为民族主义先锋行动的范例。

哈列维的阿拉伯名字是阿布·哈桑·拉维（Abu al-Hassan alLawi）。书中，他想象了一场犹太教徒与哈扎尔国王的对话，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选择这种结构。在整个犹太世界，关于里海旁有个接受犹太教的王国的说法广为流传，甚至传到了哈列维生活的伊比利亚半岛。公元10世纪，来自科尔多瓦的一位有权势的犹太显贵哈斯代·本·伊萨克·伊本·沙鲁特（Hasdai ben Yitzhak ibn Shaprut）在为阿拉伯哈里发服务，所有重要的犹太学者都熟悉他和哈扎尔国王的通信。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拉巴德”（Rabad，即亚伯拉罕·本·大卫）的证词，哈扎尔的贤达也曾出现在哈列维的家乡托莱多。[12]不过我们应记住，哈列维的作品写于12世纪40年代，是在那个东方犹太王国已进入历史边缘之后。

在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犹太人遭受了深重的苦难，震动了同时身为天才诗人的哈列维。他发出了对以强大王国为形式的犹太主权的强烈渴望，以及对远方神秘圣地的强烈渴望。《哈扎尔》原来的题目是阿拉伯语的，名为“受歧视宗教的名誉和证据之书”，在书中，哈列维试图将两种期盼联系在一起。

诗人突出了美德与迦南地，或以色列地——两个术语都用到了。对话结束时，那位犹太主人公从遥远的哈扎尔出发，不惧艰难地去圣地了。按哈列维的说法，圣地有一切必要的气候和地理优势，是信徒能够实现知性与精神完美的唯一地方。

与此同时，哈列维没有贬低流散，没想加快救赎进程，或发起以犹太人对它的渴盼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如犹太复国主义学者争辩的那样。[13]诗人在诗中和《哈扎尔》里都表示，为了赎罪和精神与宗教的净化，他感受到前往耶路撒冷的个人需要。他很清楚，犹太人并不急着移民迦南，他毫不迟疑地强调说，他们对此的祈祷不真诚，类似于“鹦鹉学舌”。[14]

耶胡达·哈列维对以色列地有极大的兴趣，还可能缘于基督教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后者当时传遍了欧洲。不幸的是，他在抵达耶路撒冷前去世了，显然正在去圣地的路上。摩西·本·纳赫曼也生活在基督教的加泰罗尼亚，与卡巴拉流派关系密切；由于当地教会的迫害和压制，他不得不在上了年纪之后移民以色列地。纳赫马尼德也怀着温柔的感情谈及圣地，对它的赞誉比传统话语更多，甚至超过了哈列维。在纳赫马尼德的文本中，我们找不到概括他对有关圣地关联情感的话，不过，其作品中多处流露的相关思想是人们无法忽视的。

解读迈蒙尼德的《诫命之书》（Book of Commandments）时，纳赫马尼德有一段文字，题为“拉比忘记的诫命”，尽其所能地重述了定居以色列地的义务。结尾处，他提醒读者注意《圣经》对于“毁灭”原居民的命令，“书上写着，把他们消灭，”并接着说，“我们领受的命令是世世代代征服这块土地……我们领受的命令是继承这块土地，住在这里。也就是说，这对一切世代的命令约束着我们每个人，即使在流散地。”[15]对中世纪犹太思想家来说，这是非常极端的立场，类似的例子极其罕见。

纳赫马尼德认为，在圣地生活是高于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精神存在，甚至高于弥赛亚到来前的生活，还为这种存在添加了神秘的成分。不过，虽然他有时看起来很像卡拉派，无论是他的言论还是定居耶路撒冷的做法，但需要记住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忠于拉比的《塔木德》，从未梦想在救赎到来前，犹太人会大批迁居以色列地。事实上，如迈克尔·兹维·尼赫莱（Michael Zvi Nehorai）解释的那样，拉班比兰巴姆更在意地警告“读者不要相信能在某种场合推进弥赛亚期盼”[16]。

拉班与神秘的卡巴拉传统关系密切，后者也言明了对于犹太人和圣地关联的立场。文献已经提到舍金纳（Shekhinah）[17]与这块土地——因而也同古迦南地——之间显著的性方面的关系。虽然如此，关于救赎的性质和神圣空间在最后日子里的中心地位，卡巴拉主义者并没有达成共识。根据《佐哈尔》（The Zohar），定居以色列地本身有其仪式性的和神秘的价值，就此而言，它与拉比的意见一致。不过，一些卡巴拉主义者有不同看法。例如，12世纪初，伊比利亚半岛的学者亚伯拉罕·巴尔·黑亚（Abraham bar Hiyya）相信，与生活在流散地的人们相比，以色列地居民离救赎更远，因此，定居这块土地是向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13世纪的评注家亚伯拉罕·本·萨缪尔·阿布拉非亚（Abraham bar Samuel Abulafia）尽管有着清晰的弥赛亚倾向，但并不把以色列地看作救世主神秘来临的首要目的地。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卡巴拉式的解释相信，先知只出现在以色列地；阿布拉非亚却认为，先知现象完全依赖于人的身体，而不是某个地理区域。由此且仅仅由此，卡巴拉主义者阿布拉非亚的路径与理性主义者迈蒙尼德相距不远。

按照卡巴拉学者摩西·伊德尔（Moshe Idel）的说法：“关于以色列地，神秘观念成功地终止或至少降低了这块土地地理方面的中心地位。此前提到的学者没有哪个愿意承认这一点。”[18]他接着说，对于阿利亚（aliyah）——字面意为“上升”，也用来指“上到”以色列地——的传统自然与地理概念，犹太神秘主义的重要贡献是：“概括在短语‘灵魂的上升’中的神秘个人上升，无论这一经验是灵魂上升到天堂的一种，还是某种内在的冥想”[19]。

18世纪末，就在即将改变欧洲文化与政治形态的民族主义震波到来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到5000名，绝大多数在耶路撒冷，而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总人口超过25万。[20]同一时期，世界犹太人口约为250万，主要在东欧。包括移民和朝圣者在内，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住在这个地区的犹太人非常之少，这比任何文本更有效地说明了到那时为止，犹太宗教与圣地之关联的性质。

之前的1600年里，阻止犹太人移民锡安的并非客观困难，虽然这类困难的确存在。抑制生活在圣经之地的“真诚渴望”的也不是《塔木德》的三项劝诫。历史远比此复杂。虽然以色列建国宣言非常巧妙地编入了神话，但定居这块土地的渴望从未真实存在。在强大的形而上渴盼中，作为世界的中心，上天将从这块土地开启全面救赎，不过，它与人类鼓动自己迁往一块已知的熟悉土地的愿望毫不相同。[21]

因此，首先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犹太人不愿移民以色列地，而要反问为什么他们应该愿意这么做。一般来说，宗教信徒不愿生活在神圣中心，除非他们工作、发生性关系、生子、吃喝、生病、污染环境的地方恰好是救赎到来时上天开门的同一地方。

虽然面临着许多困苦，虽然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犹太人经常生活在外来宗教控制下的压迫性社会中，但与其邻居一样，在犹太人出生的国家，他们也感受到同日常生活的坚固联系。就像亚历山大的斐洛、罗马的约瑟夫斯、巴比伦的《塔木德》学者、美索不达米亚的萨迪亚·加昂、埃及的迈蒙尼德，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世界上“简单的”、未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总是优先选择他们生活的、成长的、工作的和说着那里语言的地方。尽管在现代时期之前，他们住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政治祖国，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漫长的中世纪，没有人有自己的民族领土。

如果说犹太人不想移居圣经之地，那么他们是否像基督徒那样，也有一种宗教需求，想去圣地净化、悔罪、献祭，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活动？圣殿毁灭后，犹太人用朝圣代替了迁居这片土地吗？

[1] 人们早已充分认定，一般而言，宗教，特别是古代宗教都有“一些圣处”或一个“圣处”。参见米尔西亚·伊利亚特（Mircea Eliade）：《神圣与不洁：宗教的本质》（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The Nature of Religion），圣地亚哥：丰收图书公司（Harvest/HBJ Books），1959年，第20—65页。

[2] 约拿单·Z.史密斯（Jonathan Z.Smith,）：《不稳的轴心》（“The Wobbling Pivot”），见《地图不是领土：宗教史中的研究》（Map Is Not Territory: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莱登：布里尔出版社，1978年，第88—103页。

[3] 库米西：《呼吁散居地的卡拉派信徒去耶路撒冷定居》（“Appeal to the Karaites of the Dispersion to Come and Settle in Jerusalem”），见利昂·纳莫伊（Leon Nemoy）主编：《卡拉派选集》（Karaite Antholog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35—38页。

[4] 约拉姆·埃德尔（Yoram Erder）：《锡安悼念者》（The Mourners of Zion），见梅拉·波利亚克（Meira Polliack）主编：《卡拉派犹太教：历史与文献导读》（Karaite Judaism:A Guide to Its History and Literary Sources），莱登：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5] 关于这一点，参见亚伯拉罕·波拉克（Abraham Polak）：《这个国家阿拉伯人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Arabs of the Country”），载《新生》（Molad）213，希伯来语，1967年，第303—304页。

[6] 例如，参见肖洛姆·罗森伯格（Shalom Rosenberg）：《犹太思想中与以色列地的联系：观念的斗争》（“The Connection to the Land of Israel in Jewish Thought:A Struggle of Outlooks”），载《圣座》4，希伯来语，1977年，第153—154页。

[7] 见摩西·本·迈蒙：《积极诫命》（“Positive Commandments”），见《诫命之书》（Book of Commandments），经由约瑟夫·卡法（Kafah）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

[8] 参见亚伯拉罕·迈拉梅德（Abraham Melamed）：《以色列地与犹太思想中的气候学》（“The Land of Israel and Climatology in Jewish Thought”），见摩西·哈拉米西（Hallamish）和艾维泽·拉维茨基主编：《中世纪犹太思想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耶路撒冷：伊次哈克·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1年，第58—59页。

[9] 摩西·本·迈蒙：《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2.36，特拉维夫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摩西·本·迈蒙：《也门书信》，利普西亚出版社，希伯来语。

[11] 关于这个问题，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强调说：“在任何地方，兰巴姆都不承认弥赛亚到来与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以色列的悔罪不会带来救赎。”见肖勒姆：《彰显与暗示：犹太传统与文艺复兴文集》（Ex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Writings on Jewish Heritage and Renaissance），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5年，第185页。

[12] 《亚伯拉罕·本·大卫的卡巴拉之书》（“The Book of the Kabbalah of Abraham ben David”），见《圣哲命令与历史》（The Order of the Sages and the Histor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希伯来语，1967年，第78—79页。

[13] 例如，参见埃利泽·施韦德（Eliezer Schweid）：《祖国与应许之地》（Homeland and a Land of Promise），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9年，第67页。

[14] 耶胡达·哈列维：《哈扎尔》（The Kuzari）2，耶路撒冷：杰森·阿龙森出版社，希伯来语，1998年，第81页。

[15] 见于《兰巴姆的诫命之书，附拉班的批评》（The Rambam’s Book of Commandments with the Ramban’s Critical Comments）中第四项积极诫命，耶路撒冷：哈拉夫·库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81年，第245—246页。

[16] 迈克·兹维·尼赫莱：《迈蒙尼德和纳赫马尼德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Maimonides and Nachmanides”），见哈拉米西和拉维茨基主编：《中世纪犹太思想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第137页。

[17] 舍金纳，原意为居住，指上帝的神圣存在和他弥散于世界中的荣光。——译者注

[18] 摩西·伊德尔：《论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中的以色列地》（“On the Land of Israel inMedieval Jewish Mysticism”），见《中世纪犹太思想中的以色列地》，第204页。

[19] 同上注。

[20] 关于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的全部人口，参见耶胡沙·本·阿里（Yehoshua Ben-Arieh）：《以色列地的人口和它在犹太复国主义定居事业前夕的定居状况》（“The Population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Settlements on the Eve of the Zionist Settlement Enterprise”），收录于耶胡沙·本·阿里、约西·本-阿奇（Yossi Ben-Artzi）、哈伊姆·格伦（Haim Goren）主编：《以色列地定居中的历史-地理研究》（Historical-Ge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of Eretz Israel），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7年，第5—6页。19世纪70年代初，在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开始前，这个地区的总人口是38万，犹太人18000名。

[21] 虽然有以色列教育体系的努力，但许多以色列人清楚，犹太人从未渴望移民圣地。例如，参见亚伯拉罕·B.耶胡沙：《领会祖国》（Homeland Grasp），特拉维夫：基布兹观察家出版社，希伯来语，2008年。书中第53页，对于犹太人更愿意生活在“流散地”的倾向，这位杰出的以色列作家归结为“神经出错的选择”。

第三章 走向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贝尔福也许诺了这块土地

正如访问过雅典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希腊史……谁会对《圣经》有更清晰的认识？他要亲眼见过犹大地，还曾在犹太人的地方回忆那些古代城市的故事；那些城市或保持着原名，或改了新名。

——杰罗姆，《编年史》前言，约公元400年

因为在巴勒斯坦，我们甚至不建议走那种形式，去征询这个国家现在居民的愿望……无论对错好坏，犹太复国主义扎根在久远的传统、当前的需要、未来的希望之中，与现在继承了这块古老土地的70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相比，它有着远为深刻的意义。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勋爵，《备忘录》，1919年8月11日

公元70年，提图斯摧毁了耶路撒冷圣殿，希望终结一神教对罗马多神教政权的狂妄挑战。他和同伴们“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摧毁圣殿，以彻底消灭犹太和基督宗教”[1]。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这位未来的皇帝和他的顾问们都错了。公元115—117年，在整个地中海南岸，犹太社区发动了起义；132—135年，巴尔·科赫巴在犹大地起义。后续的两次反抗表明，圣殿毁灭后，年轻的一神教力量并未立即屈服。科赫巴起义后的严厉镇压没能消除基督教传播的动能，相反，它表示，仅仅从物理上摧毁一个崇拜之地并不能抹去对抽象的独一神的渴望。

希伯来传统认作第二圣殿的崇拜地何时建成？我们没有准确的答案。对于第一圣殿的存在，我们也遗憾地没有考古证据，只能假定，它位于雅威一神教成形前已经有的一处古代圣屋。根据传统，它的中心立着一块据说是宇宙支点（even hashtiya）的基石。这块石头和其他理由一起，赋予了这个地方以神圣性。不过，虽然《圣经》提到了圣殿，作者却忘记告诉我们，人们是否遵行了定期前来朝圣的诫命。[2]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先是对犹大地居民，后来也对越来越多的住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而言，只有第二圣殿是真正的朝圣地。

公元前19年，希律王把圣殿变成一个庞大壮观的建筑，吸引了大批崇拜者。此时的犹太教处在它的顶点，几十万远方的犹太人和犹太教皈依者向这里捐献。环地中海各处，罗马治下的和平愈益稳固，大众能较为安全地在帝国道路上旅行。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促进了犹太教和后来基督教的传播。当然，它也构成了鼓励朝圣耶路撒冷的物质基础。到公元70年为止的近90年时间里，作为上天、现世、深渊的汇集处，“上帝居所”一直是不断壮大的犹太宗教的中心。

朝圣定在一年的三个节日（regalim）里，即逾越节（Passover）、五旬节（Shavuoth）、住棚节（Sukkoth），其诫命适用于男人而非女人。除了亚历山大的斐洛的证词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描述，拉比犹太律法文献也满是对这个重要时期的指涉，围绕着圣殿的仪式仪轨的文字一次次出现。朝圣者不仅给祭司慷慨的捐献和什一税，还亲自将要求的和自愿的祭品带到耶路撒冷。大众的宗教节庆日，巩固了掌管这一活动的王国与祭司的力量。[3]

圣殿被毁结束了朝圣的义务，也极大地影响了犹太教形态的转变。从此，圣殿祭司的角色越来越多地由阐释潮流中的会堂拉比取代。由于耶路撒冷仪式地点、神圣中心的毁灭，犹太社区中小而活跃的会聚处的重要性增大——此前，它们已经为犹太人口的繁盛和扩大做出了贡献。耶路撒冷不会被忘记，直到日子的尽头，虔信的犹太人心中会一直有它；然而，正如实际上会堂代替了圣殿，祈祷代替了献祭，口传律法传统也代替了实际的土地，代替了那个场所。

[1] 提图斯的看法被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引用了，见梅纳赫姆·斯特恩（Menahem Stern）主编：《希腊罗马作家论犹太人和犹太教》（Greek and La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第2卷，耶路撒冷：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研究院，1980年，第64页。

[2] “第二圣殿之前”，这种做法的证据仅限于两个含糊的、几乎一样的句子，见《出埃及记》：“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23：17和34：23）

[3] 参见杰基·菲尔德曼（Jackie Feldman）：《第二圣殿朝圣中的公共经验和权力的正当化》（“The Experience of Communalit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 in Second Temple Pilgrimage”），见奥拉·利莫尔（Ora Limor）和埃哈南·雷纳（Elchanan Reiner）主编：《朝圣：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Pilgrimage:Jews,Christians,Moslems），拉纳纳：开放大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5年，第88—109页。

圣殿毁灭后的朝圣：一种犹太仪式？

如果说公元70年后缺乏生气的哀悼朝圣还存在的话，那么到135年罗马人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它们几乎彻底消失了。[1]如我们所知，罗马人残酷地夷平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在其废墟上建造了崇拜偶像的城市伊利亚·卡皮特莱纳。受割礼者禁止进入城市，因此，在公元4世纪初帝国基督教化之前，犹太人基本无缘得见这个犹太信仰中心。基督教在整个帝国获胜后，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耶路撒冷成了有着许多教堂的基督教圣城。直到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军队到来后，犹太人才能自由进入和定居在他们的古代圣城。

不过，阿拉伯征服也导致两座宏大的伊斯兰圣所的建造，位置正在遥远的过去犹太圣殿矗立的地方。鉴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生关系，传说将征服者引到圣殿确切地址的是两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便丝毫不奇怪了。几个世纪后，那里已堆满了垃圾。我们也认为，由于它所发生的实际变化，在坚持口传律法传统的拉比派运动中，圣殿山对犹太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如在前一章看到的，卡拉派是犹太宗教的“抗议者”，他们拒绝犹太宗教律法，号召回归圣地的古老源泉。因此，他们去耶路撒冷定居，到那里朝圣。[2]

在麦加、麦地那之后，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选作第三重要的神圣中心。由于它曾从犹太教中吸取部分资源，位于巴勒斯坦心脏地带的耶路撒冷立刻成为穆斯林祈祷时朝向的一个主要地点。这里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虽然伊斯兰教朝圣诫命哈吉（Haj）的焦点是麦加，但访问耶路撒冷的人数也很可观。对各种流派中的神秘主义者来说，移民和朝拜北方圣地（Biladash-Shem）有着重大的宗教意义，许多年里信徒们源源不断地往那里去。[3]

相比之下，从想要重建圣殿的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的终结，到十字军于1099年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没听说拉比犹太教信徒试图朝拜圣城。如前面指出的，犹太人并未“忘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教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同这一神圣中心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没有转化为与这块土地真实亲近的冲动——走在它的泥土上，在这里旅行，或了解它的地理状况。

关于圣殿存在时期仪式的律法，犹太评注家做了长篇讨论；然而，对圣殿毁灭后的耶路撒冷朝圣，他们说的极少。《密西拿》《塔木德》《米德拉什》三部经典致力于传播积极和消极的戒律，包括关于救赎到来时恢复圣殿仪式的末世论指示，却没有事先提及朝圣的宗教意义。不同于基督教，犹太教认为，朝圣耶路撒冷不构成对过失的赎罪，不能净化信众，因此，我们没看到犹太教劝人朝圣。最终，一段时期内，艰难的历史现实割裂了与神圣中心的实际联系，所留下的强大关联本质上首要的是精神的、形而上的。

看起来直到十字军的征服之后，犹太人去圣地，特别是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才重新开始。埃哈南·雷纳是研究犹太朝圣的学者，他详细考察了这一课题：

受十字军战士影响，或是对其挑战的回应，在中世纪，犹太社会形成的朝圣体制似乎与十字军战士原来国家内的朝圣机制关系非常密切。十字军时期以前，拉丁教会国家中的犹太人不存在体制化的朝圣，更不用说形成对以色列地的朝圣仪式了。由于第三次东征，12世纪和13世纪初，在天主教欧洲的犹太社区，朝圣体制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在法国和西班牙犹太宗教世界，最终也在阿什肯纳兹人中占得应有的位置。[4]

十字军战士唤起了基督徒对圣地的注意，为什么也“影响了”欧洲犹太社区？雷纳提出一个假说，认为犹太人对朝圣的兴趣是圣地竞争的产物。也就是说，基督教声称是旧约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有资格控制它描述的领土资产，这引起了犹太人的担忧，鼓励了朝圣耶路撒冷的大众运动。[5]

这一主张远不能让人满意。在基督教文献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论争，说由于耶稣的受难，圣地被第二次许诺，许给了他的追随者；虽然如此，在犹太资料中，我们找不到对关于这地的人类集体所有权的实质性反驳。遗憾的是，雷纳的分析没有解释为什么犹太朝圣没有在更早的公元4世纪增多。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通过建立众多的教堂和纪念地，基督教开始宣扬跟圣地的联系，并对圣地进行控制。他的分析也没有澄清，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建起他们的壮观圣所后，在附近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区，为什么犹太人对“所有权”的嫉妒没有激起警觉的朝圣行动？早在9世纪，卡拉派的丹尼尔·库米西（Daniel al-Kumisi）便表达了对拉比拒绝访问锡安的不解：

除了以色列，从天地四角来的、敬畏上帝的各族不是每月每年来耶路撒冷吗？那么你们，我们的以色列兄弟，为什么不能至少像异教徒那样，到耶路撒冷来，在这里祈祷呢？[6]

这个时期，如果犹太人愿意，没有谁阻止他们访问和定居耶路撒冷。将犹太人对以色列地所有权的意识归给拉比犹太教，这种解释本质上大致是犯了时代误植错误。其实，此类解读基本是把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所有权意识复制到了传统的犹太精神世界，而就后者与圣地的联系来说，其特征典型地是前现代的、非政治的心理层面的。

事实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犹太朝圣完全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才逐渐重新出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我们应记得，圣殿毁灭前，朝圣的目的地不是犹大地的各个圣处，而是完全朝向耶路撒冷，并且不是个人的主动行为，而要按照《圣经》确定的日子去。弥赛亚大起义后，耶路撒冷和一部分犹太城市毁灭，朝圣传统存在的理由彻底没了，而且如前面指出的，这深刻改变了犹太信仰的性质。在虔信者的意识中，地理-自然意义上的耶路撒冷淡出了，想象中的犹太中心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出场了。

基督徒和不久前还是犹太人的穆斯林皈依者与圣地本身相遇后，也吓阻了仍忠于摩西宗教的人们。阿拉伯军队到达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基督教化相对平缓，但从7世纪初开始，起初较慢和难以觉察的伊斯兰化进程最终席卷了整个地区。事实上，圣地居民的大规模皈依用了很长时间，持续了数代，以至于人们完全忘记了有这回事。到犹太人再次探索圣地时，他们已看不到大量的皈依者及其子女了。可以想象，圣地居民会试图说服犹太旅行者采纳他们取胜了的仪式，归入他们扩张着的信仰。

我们也必须记得，对犹太个人朝圣者而言，由于无法遵行戒律，从欧洲去以色列地的旅行其实是不可能的。据我们所知，路途中没有为犹太人准备的旅舍或休整点。漫长危险的旅途可能会让潜在的行者犹豫不决：要冒亵渎安息日的风险，因为在陌生的道路上需要不停顿地走；祈祷时，无法凑够米尼恩（minyan）所要求的最低10人的法定人数；旅行中，难以遵循口舍（kosher）这种饮食律法。[7]总而言之，为了去圣地旅行，极端虔诚的犹太人不得不变得没那么虔诚了。

在基督教的朝圣之后，犹太人才开始朝圣。它从未达到一定的规模，或许不能被视作一种体制化的习俗。从12世纪到18世纪末，去圣地的犹太朝圣者很少，而同一时期的基督教朝圣者成千上万。虽说在这个时期，犹太人数量少于基督徒，但以色列地对“原来以色列孩子”缺乏吸引力的程度依然令人惊诧。许多年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尽力搜罗资料，搜集反映犹太人与“祖国”具体联系的只言片语，成果至多是乏善可陈。

就我们所知，公元1140年，诗人和思想家耶胡达·哈列维是第一个决定去圣地旅行的人，虽然他没能完成行程，在路途中就去世了。不久后的1165年，迈蒙尼德和他的家庭离开摩洛哥，抵达阿卡。年轻的哲学家访问了耶路撒冷和希布伦，但在定居埃及后，他没发现有什么理由要回到这些地方。到12世纪下半叶，我们有证据表明，亚科夫·本-纳塔尼尔（Yaakov Ben Natanel）从普罗旺斯出发，去了巴勒斯坦，行程中留下许多记录。同一时期还有一篇题为“古墓”的简短文本，是位不知名的犹太人写的，似乎来自大马士革。

这里最有趣的事实是，同期两位访问了巴勒斯坦并提供了详细描述的最重要的作家不是朝圣者。西班牙图代拉的本雅明和德国利金伯格的佩塔西亚是两名旅行研究者，他们想要离开住处，考察所知世界的犹太社区，其间也到了圣地。从人类学角度看，他们用希伯来语写出的证据是无可替代的[8]，而且，从高卢到哈扎尔王国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各个地区，他们对犹太生活的生动描述也很迷人。两位叙述者证明了在那个时期的犹太想象中，以色列地的分量之轻。

与实际地域相比，两位勇敢的旅行家对人的兴趣要大得多。他们对各圣处和墓地都很好奇，但在涉及生活方式和宗教习俗时，他们的评论更具原创性。在中世纪犹太知识分子世界中，本雅明和佩塔西亚代表着最机警、最有求知心的那些人。遗憾的是，他们传达的每件事并非都准确，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熟悉的传说和奇迹的棱镜看待呈现在眼前的东西，许多知识又是借二手资源获得的，而不是获自亲身观察。尽管如此，他们的报告依然珍贵。

根据图代拉的本雅明的计算，与巴比伦相比，从阿卡到阿什克伦的犹太人口要少得多，这反映出的明显事实是，犹太人把死者送回以色列地，却不送活着的后代回去。他把耶路撒冷看作小城镇，对大马士革留下的印象远为深刻。佩塔西亚把观感讲给学生听，而不是自己写下来。大马士革也令他很震动，那里有1万犹太人，以色列地则仅生活着300个犹太家庭。在他的故事中，相对不重要的耶路撒冷令人惊奇；按照他的描述，犹太人看上去更喜欢朝圣巴比伦的埃兹基尔（Ezekiel）墓，甚至连皈依的哈扎尔王国也派代表去那里。[9]

从本雅明和佩塔西亚的访问到17世纪末，去过圣经之地的犹太人留下了一小批旅行记录，如有争议的1210年西缪尔·巴尔-西姆森（Shmuel Bar-Shimson）的记述。他讲到主要来自普罗旺斯的一群拉比，如1257年前的拉比阿吉瓦的故事，他去耶路撒冷为他在巴黎的犹太经学院筹钱；如年迈的纳赫马尼德移民的事，是他的学生后来追记的；如从13世纪初起，耶胡达·阿哈利兹（Yehuda Alharizi）的动人诗篇；如从14世纪初起，伊西托里·哈帕奇（Ishtori Haparchi）独具风格的证词，以及少数不完整的珍贵叙述。

15、16世纪，来到以色列地的人有1441年的拉比迈拉加的伊萨克·伊本·阿法拉（Issac ibn Alfara of Malaga）、1481年的拉比伏特拉的迈苏拉姆（Meshulam of Volterra）、1489年的拉比伯提诺罗的奥巴迪亚（Obadiah of Bertinoro）、1521年的拉比佩萨罗的摩西·巴索拉（Moses Basola of Persaro）。17世纪起，来自东欧的旅行记开始出现，作者有1650年的布拉格的摩西·鲍里特（Moses Porit），18世纪头十年的犹大·哈西德的弥赛亚门徒，也有于1798年意外访问的布里斯洛夫（Breslov）的纳赫曼拉比。[10]

这样看来，犹太朝圣者规模有限，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富裕犹太人，不全是但主要由拉比和商人构成，其动机多种多样，不能说全是宗教性的。有些为了履行誓言，有些想要赎罪，还有些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与此类似，来圣地的基督教徒也不仅限于宗教朝圣，还包含了一些旅行家，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那些人。在14世纪，威尼斯和雅法之间有了定期航船，每年去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达到了四五百人的规模。[11]

在几乎所有犹太旅行者的叙述中，他们对其他犹太人的兴趣和认同感都有清晰的展示。对于古代的风景，他们不能说全然无视，但总的来说，那不是他们叙述的中心。旅行报告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什么指向精神提升或宗教狂喜的语言，也没提及“以实玛利人”亦即当地穆斯林对犹太旅行者的敌意。当地人不像欧洲的基督徒，不把犹太教看作一种低下的、可鄙的宗教，对此，旅行者的信中满是赞赏。[12]这些叙述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阻碍犹太人探索圣地的内容，也很少有禁止他们在那里定居的说法。圣地对他们来说不错，尽管许多人觉得，那里有的只是贫瘠的沙漠。虽然如此，它依然是奶与蜜之地，因为无论如何，《圣经》文本远比旅行者亲眼看到的东西重要。

发愿朝圣后，伏特拉的迈苏拉姆来到了耶路撒冷，对其建筑之美很是惊奇。不过，对于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位脆弱的托斯坎纳银行家的儿子也很震惊：“以实玛利人和当地犹太人像猪一样吃东西，每个人都从同一个盘子里用手指拿吃的，连桌布也没有，像在埃及时那样。他们的衣服倒是干净的。”[13]比较而言，摩西·巴索拉对墓地的兴趣要大得多，为后来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名单，让他们能够轻松地随着他的脚步来到这些地方。[14]

的确，绝大多数犹太旅行者都会访问圣墓，在那里匍匐敬拜。从麦比拉洞的先辈墓地，到纳布卢斯的约瑟墓、梅伦山（Mount Melon）的西蒙·巴-约海（Bar-Yochai）和希勒尔·沙马伊（Shammai）墓，朝圣地点大量地出现了。用意第绪语写作的摩西·鲍里特告诉我们，17世纪，犹太人已经开始对着西墙祈祷了：

犹太人不被允许进入圣殿所在的地方。西墙也在这里，犹太人可以从外面而非里面来到西墙边。我们祈祷，站得离它有点儿距离；无论如何，由于它的神圣，我们没有靠得很近。[15]

1734年，摩西·卡舒托（Moshe Haim Capsutto）从佛罗伦萨（Firenze）来到耶路撒冷，他的旅行日记关注的是：

这里没有隔都，犹太人想住哪里都可以。他们约有2000人（按他的估算，当地共有50000人），包括相当多的寡妇，后者从各个地方抵达耶路撒冷，希望余生能沐浴在上天的荣光中。[16]

毫无疑问，还有很多犹太人去了耶路撒冷朝圣，而没有留下记录。相当多的朝圣者不会读写。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另有许多证据遗失在岁月长河中。虽然如此，在犹太社区的生活中，圣地旅行显然不过是边缘小事。基督徒和犹太朝圣者的所有数据比较都表明，去往圣地的犹太旅行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从公元135年到19世纪中叶的1700余年里，我们知道的犹太朝圣记录约有30部，而从公元333年到1878年的1500余年，我们看到了大约3500份基督徒的圣地朝圣报告。[17]

对于以色列地朝圣，“以色列之子”相对冷淡，懒于参与。之所以如此，他们有很多理由。比如说，犹太教内部非常恐惧弥赛亚运动，担心它会激起犹太社区的热情，危及依赖其他具有统治地位的宗教恩惠下的脆弱犹太生存状况。社会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作品教导我们，无人监督的、不受控制的朝圣会动摇一切宗教体制的社会秩序。有时候，保守社团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存在，不欢迎自发的、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或集体圣地之旅，或是参与此类经历可能导致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倾向。[18]基督教会有能力引导朝圣活动，使之返惠于己；相比之下，犹太社区机构太过弱小，无力按自己的利益组织受指导、受控制的朝圣。因此，除了少数个例，我们没怎么看到犹太社区对圣地之旅的鼓励。当朝圣活动变得流行时，特别是在阿士肯纳兹人中，我们还看到了社区的明确反对立场。[19]

每个卡拉派朝圣者都能获得“耶路撒冷人”（Jerusalemite）的荣誉称号，且终身拥有。不过，拉比传统没有任何此种分类的记录。对忠诚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地方的朝圣者，基督教会慷慨地予以赦罪（indulgentia），犹太朝圣者不会被授予此类特权。另外，与去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不同，犹太人哪怕一次都不去现世的耶路撒冷，他依然可以成为完美的正义犹太人。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即犹太人不能忘记圣城的毁灭，否则他的右手将“忘记技巧”（《诗篇》137：5—6）。赎罪日和逾越节家宴时，每个犹太人都会大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那相当于对未来救赎的祈求，而不是行动号召。在犹太人看来，圣城是记忆中的珍爱之地、信仰维护的不竭源泉，而不必是一个奇妙的地理位置，去上一次就能延缓或阻止救赎的到来。最终，犹太思想更多地聚焦于祈祷和勤勉的犹太宗教律法学习，而不是向着未知地域的朝圣。

[1] 西缪尔·萨夫莱（Shumel Safrai）想证明，偶尔的朝圣仍不时发生。参见他的《第二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朝圣》（“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Temple”），收录于奥本海姆（A.Oppenheimer）、拉帕鲍特（U.Rappaport）、斯特恩（M.Stern）主编：《第二圣殿时期耶路撒冷史论文集》（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Jerusalem in the Time of the Second Temple），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0年，第376—393页。

[2] 卡拉派仍只去耶路撒冷朝圣，坚决反对拉比犹太教中日益流行的圣墓朝圣。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约书亚·普劳（Joshua Prawer）：《十字军时期以色列地的希伯来旅行记录》（“Hebrew Travel Accounts in 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Crusader Period”），收录于普劳（J.Prawer）主编：《十字军王国内的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Crusaders’ Kingdom），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2000年，第177页。

[3] 参见高伊坦（Shelomo Dov Goitein）：《穆斯林虔敬中巴勒斯坦的圣洁》（“The Sanctity of Palestine in Muslim Piety”），载《犹太巴勒斯坦调查协会通告》（Bulletin of the Jewish Palestine Exploration Society）12，希伯来语，1945—1946年，第120—126页。在这篇20世纪40年代的文章中，高伊坦讨论了和“圣地”放在一起使用的“夏姆”（Sham，阿拉伯语中用来指利凡特或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古代叙利亚地区的词汇。——译者注）一词，圣地一词在《古兰经》中也出现了。从拜占庭人那里，穆斯林征服者也继承了术语“巴勒斯坦”，用它指环绕着耶路撒冷的整个地区。同上书，第121页。我们还发现，从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比（Ibn al-Kalbi）到地理学家伊本·阿萨基（Ibn’Asakir）、伊德利斯（al-Idrisi），“巴勒斯坦”一词在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使用。另见约瑟夫·德罗里（Yosef Drori）：《一位穆斯林学者对法兰克巴勒斯坦的描述》（“A Muslim Scholar Describes Frankish Palestine”），收录于本雅明·Z.科达尔：《十字军王国中的战士，1099—1291年》，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7年，第127页。

[4] 埃哈南·雷纳：《明显的错误和隐藏的事实：12世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犹太人和各圣处》（“Overt Falsehood and Covert Truth:Christians,Jews,and Holy Places in TwelfthCentury Palestine”），载《锡安》63：2，希伯来语，1998年，第159页。

[5] 关于基督教对圣地（terra sancta）所有权的概念，参见罗伯特·路易斯·威尔肯（Robert Louis Wilken）：《称圣的土地：基督教历史与思想中的巴勒斯坦》（The Land Called Holy:Palestine in Christian History and Thought），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

[6] 丹尼尔·库米西：《呼吁流散地到卡拉派前来并在耶路撒冷定居》（“Appeal to the Karaites of the Dispersion to Come and Settle in Jerusalem”），收录于利昂·纳莫伊（Leon Nemoy）主编：《卡拉派选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37页。

[7] 有关可能阻止犹太人朝圣的其他因素，参见埃哈南·雷纳：《去以色列地的朝圣者和朝圣，1099—1517年》（“Pilgrims and Pilgrimage to Eretz Israel 1099–1517”），博士论文，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88年，第108页。另见以色列·塔-舍玛（Israel Ta-Shema）：《一位阿士肯纳兹哈西德关于以色列地的回答》（“The Response of an Ashkenazic Hassid regarding Eretz Israel”），以及《论早期阿士肯纳兹人对移民以色列地的价值的态度》（“On the Attitude of the Early Ashkenazim to the Value of Immigrating to Eretz Israel”），载《和平：以色列地犹太人历史研究》（Shalem: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retz Israel），1，1974年，第81—82页；6，1992年，第315—318页，希伯来语。

[8] 马尔库斯·拿单·阿德勒（Marcus Nathan Adler）编辑和翻译：《拉比本雅明旅行记》（The Travel Book of Rabbi Benjami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生联合会出版社，希伯来语，1960年。佩塔西亚·本-雅各布（Pethahiah Ben Jacob）：《拉比拉提斯邦的佩塔西亚旅行记》（The Travels of Rabbi Pethahiah of Ratisbon），耶路撒冷：格林胡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67年。

[9] 佩塔西亚：《旅行记》（Travels），第47—48页。

[10] 关于犹太人的旅行与朝圣，参见阿夫拉姆·亚里（Avraham Yaari）：《犹太朝圣者去以色列地的旅程》（Jewish Pilgrims’ Journeys to the Land of Israel），拉马特甘：马萨达出版社，希伯来语，1976年。

[11] 雅各·罗森塔尔（Jocob Rosenthal）：《1479年纽伦堡贵族汉斯·塔彻尔的圣地朝圣》（“The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of Hans Tucher,Patrician of Nuremberg,in 1479”），载《圣座》137，希伯来语，2010年，第64页。

[12] 参见阿夫拉姆·亚里（Avraham Yaari）编：《来自以色列地的信》（Letters from the Land of Israel），拉马特甘：马萨达出版社，希伯来语，1971年，第18—20页。

[13] 阿夫拉姆·亚里编：《伏特拉的迈苏拉姆1481年以色列地旅行记》（Meshulam of Volterra’s Travels in the Land of Israel,1481），耶路撒冷：莫萨德·比利亚克出版社，1948年，第75页。除了书名，书中其实没有提过“以色列地”。

[14] 伊萨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编：《安科纳的拉比摩西·巴索拉的巴勒斯坦朝圣》（A Pilgrimage to Palestine by Rabbi Moshe Basola of Ancona），耶路撒冷：犹太巴勒斯坦开发协会，希伯来语，1939年，第79—82页。根据以后将担任以色列国总统的编者本-兹维的看法，旅行者充满了“对祖国的热切”，第15页。

[15] 亚里：《犹太朝圣之旅》（Jewish Pilgrims’ Journeys），第284页。

[16] 摩西·哈伊姆·卡舒托：《1734年以色列地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Journey to the Land of Israel），耶路撒冷：克代姆出版社，希伯来语，1984年，第44页。

[17]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德国十字军历史学家罗里希特（Reinhold Rohricht）卷帙浩繁的辑录《巴勒斯坦地理文库：333—1878年圣地资料编年书目》（Bibliotheca Geographica Palaestinae.Cronologisches Verzeichnis der von 333 bis 1878 verfassten Literatur über das Heilige Land），1890年，耶路撒冷：大学书店，1963年。

[18] 维克多·特纳：《作为社会过程的朝圣》（“Pilgrimages as Social Processes”），见《戏剧、场域和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行为》（Dramas,Fields and Metaphors: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66—230页。

[19] 参见雷纳：《朝圣者与朝圣活动》（Pilgrims and Pilgrimage），第99页及以下。

神圣地理学与耶稣之地的旅行

尽管有耶稣在逾越节去耶路撒冷的朝圣传说，但一开始基督教并没有一个或多个神圣中心的观念。《圣经》作者将这话归于上帝：“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然而，《新约》中的保罗有针锋相对的说法：“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传》17：24）不过，像其他宗教一样，追随创建者的一代代基督徒令这一信息屈服于变化着的心理需求。关于耶稣曾在犹大地做工、行走、被钉十字架之事，基督教的信念极其强烈，也极具现实感，他们不可能不将它转变为一个核心圣地的观念。[1]

如我们已看到的，三次犹太起义之后，罗马人试图颠覆耶路撒冷作为一神教中心的地位，抹除环绕着它的神圣氛围。然而，甚至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之前，一些朝圣的基督徒就来到了这个动荡不安的城市。萨迪斯（Sardis）主教米利托（Melito）是第一个，他于公元2世纪抵达耶路撒冷，之后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我们还知道同一世纪的其他朝圣先锋，他们访问了上帝之子的出生地伯利恒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各各他。

不过，真正开启基督教对这个城市圣化时代的是公元326年海伦娜对巴勒斯坦的朝圣。海伦娜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一世的母亲，她皈依基督教比儿子还早。在耶路撒冷，她建造了第一批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朝圣地点。皇太后海伦娜的访问创造了一种持续数个世纪的传统，它将构成基督教会内在生活的一部分。皇太后的作为与另一位海伦娜相似，后者是阿迪亚贝纳国王伊扎提斯（Izates）和莫瑙巴兹二世（Monobaz Ⅱ）的母亲，她于公元1世纪早期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增添圣殿的荣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

体制化的朝圣活动存在于绝大多数宗教，但在各个信仰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各不相同。从一开始，基督教的朝圣旅行就不同于犹太圣殿的节日朝圣，不同于很久以后出现的穆斯林每年去麦加的朝圣。不像犹太和伊斯兰教朝圣者，基督徒的朝圣活动不与某个明确的诫命挂钩，其理论基础完全在于自愿性。它的不同处还在于，它不是实施于一个正式的集体框架中，不是发生在一年当中的某些固定时间。

是什么为基督教朝圣的演化提供了文化基础？爱德华·大卫·亨特（Edward David Hunt）推测，是希腊和罗马的探险考察传统，而不是古代的犹太朝圣活动。[2]依循希罗多德的传统，整个罗马世界的求知旅行源自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与以往文学作品提及的地方亲身相遇，令人兴奋不已，引出了一波旅行潮，这些行程塑造了后来的宗教朝圣实践。它完全是知性行为，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其新一神教徒后继者一样，受过良好教育，阅读广泛，而且很有钱。

新宗教中蕴含着深刻的普世主义情感，这构成了对基督徒朝圣的另一种刺激。新信徒渴望了解与自己有着同样信仰的国外地区人们的行为，启程去亲眼看看他们。朝圣者的第一站是首都罗马，它拥有古代世界的一流知识分子和文化与宗教宝库。理所当然，这个城市成了基督教的首要神圣中心。使徒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此事导致了世界上最大教堂的建造，造就了后来的梵蒂冈。

基督教历史催生了无数的朝圣目的地，包括杰出僧侣和教士的墓地，也包括奇迹发生的地方。这类地方被圣化后，经常有人访问。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圣经之地，曾有先知在那里预言，耶稣曾在那里行走。巴勒斯坦省很快成为全世界基督徒的圣地，从公元333年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旅行者，到2009年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即使不说数十万人的话，至少也有数万基督徒访问过这里。犹太教从集中于一个具体中心的宗教起步，经精神化进程与之相分离，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基督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首先经由一波波朝圣先锋，经由教会对精神与物质资源的掌握，基督教的神圣性实现了地域化。起初，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试图将“来自波尔多的旅行者”归在犹太传统中[3]，然而，首次留下一份报告的真正朝圣的实践者是位热忱的基督徒，他成功地将一种新传统引入了欧洲意识。在基督教的早期，在圣地建造第一批教堂的时候，这位先锋到达了“其实是犹大地的巴勒斯坦”——他这么描述圣地。[4]在恺撒里亚、耶斯列谷、塞特伯利、纳波利斯、耶路撒冷，他访问了《圣经》和基督教的圣处。在耶路撒冷，他去了圣殿广场、西罗亚（Siloam）水池、教士凯亚法斯（Caiaphas）的家、大卫塔、各各他，以及先知以赛亚、希西家王（King Hezekiah）和其他一些人的墓地。从耶路撒冷出发，他接着去了杰里科，去了妓女喇合的家，去了约翰为耶稣洗礼的约旦河；去了伯利恒，那里有拉结（Rachel）墓和耶稣诞生处；去了希布伦，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埋骨之地；他从希布伦去了迪奥波利斯（Diospolis）即利达，接着回到恺撒里亚。

去巴勒斯坦的路上，这位波尔多的朝圣者曾在罗马停留，但对它没说什么。对圣地的居民、自然风光、河流、谷地状况，他也没有兴趣。作为“真正以色列”的孩子，他把《旧约》和《新约》理解为一个叙述单位，只报道与他细读《圣经》相关的各个地点。事实上，他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对真实地区的旅程详解，而是对各个圣处精确的、慎重的、地理-神学的素描。在努力把握书写文本背后的物质现实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创造了神圣地理学。

在第二部旅行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种新地理-神学轮廓的重点描画。埃吉利亚（Egeria）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可能是位女修道院院长，于4世纪下半叶到耶路撒冷朝圣。从古代以色列人的足迹，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行走路线，她留下了对中东所有圣处的描述。埃吉利亚没把自己局限于“应许之地巴勒斯坦”[5]，也尽力去探索了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地，探索了神秘的西奈沙漠——先知摩西引领以色列各部落穿越的地方。她极为细致地描述了圣地，尤其是她最珍爱的耶路撒冷，还试图涵括她的神圣经书提到的所有地方。她用第一人称写作，根据她所提供的对本人性格的证明，“带着些好奇”[6]，她不懈地将自己的地理发现与古代文本相印证。凭着极大的热情，经询问当地居民，她还有限地增添了一些细节。不过，与波尔多旅行者的情况相同，她没表现出对现实的兴趣，没有特别关注当地人，除了他们进行仪式庆祝的时候，这些令她很受感动和鼓舞。

埃吉利亚的作品材料丰富，揭示了基督教朝圣的一个根本性的新维度，而这一维度将在她之后的年月中大大强化。她当然移动于不同的空间，但更有意义的是她在时间中穿越，用遥远的过去巩固和系统化其基本信仰。对于更为抽象的虔敬而言，了解圣地有助于打造扎实的根基。在她的作品中，强烈、紧迫、禁欲主义的虔诚与学者似的考察纠结在一起，显示出地理学首先和最重要的意义是加强这种“虔敬”。她没有质疑《圣经》里基督教故事中的奇迹异行，相反，实际地域本身重申了所记叙的一切的真实性：圣地的存在就是真实性的充分证据，令神圣真理可信可靠。

因此，圣地的基督教朝圣活动包含两个知性层面，即《圣经》神学传统和希腊求知传统。杰罗姆（Jerome）的著作和译作公开而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是位博学的教士，后来到伯利恒定居了。杰罗姆不喜欢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对于尊崇圣迹和墓地本身持保留态度。不过，他称许去“基督教的雅典”的求知旅行，认为对探索《新约》与《新约》之隐含意义而言，它是重要的补充方式。最终，杰罗姆提出，地形学是达成真实神学理解的关键。每个地方都有名字，每个名字都有隐含的意义，对它们的认识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神圣意图。保拉（Paula）是罗马的女赞助人，杰罗姆的密友；徜徉在各个圣处时，她遭遇的是一个充满了寓言的奇妙世界。杰罗姆和保拉的巴勒斯坦是个想象出来的地方，圣地之旅差不多成了文本之旅，就像对埃吉利亚和波尔多朝圣者那样。[7]

基督教很需要地形学，僧侣和教士的旅行日记反映了这一点。地形学不仅加强了基督教故事的真实性，同样重要的是，它在古代统治者和先知的犹大地与后来耶稣及其忠诚使徒的所作所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旧约》故事和使徒叙事之间，连续性的构建受益于神圣地理连续性的创造；前者虽然被过去所接受，但毕竟缺失真实的年代记录。古代建筑可以同时归于不同的时代，如果朝圣者发现亚兰人亚伯拉罕和施洗者约翰并肩而行，他会慌乱和激动，但不大会非常惊讶。

耶稣既是大卫家族的后裔，又是《圣经》先知摩西和埃利亚的精神继承人，二者的确定性如何实现？也是通过对所描述的同一给定地域中一系列圣处的辨识。对于《圣经》诸卷的叙述统一性，圣地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地域统一性提供了另一种证明。

所有留下文字记录的朝圣者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凸显了4到6世纪间开始合并统一的地理学知识。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文字材料并非传播这些知识的唯一途径。回到家乡后，朝圣者或是单人出行或是结伴而行，走在一个个城市间，向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通常会收取报酬。虽然教会有时害怕他们，但总的来看，教会有能力将朝圣经验整合到不断增强与扩张自身势力的进程中。

对于教会所有分支的有文化成员而言，拜占庭的统治标志着神圣地理学之监管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从英伦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到德国、俄国，为了触摸圣地、感受耶稣显示了大能的领土，中世纪朝圣者自行组织起来。为呼吸弥赛亚呼吸过的空气，他们蜂拥向圣地，甘愿自我克制和经受困苦，甘愿冒生命危险。穆斯林统治时也未采取强力措施阻止朝圣活动。一般来说，当地阿拉伯人能从未间断过的游客那里获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携带着现金。而且，伊斯兰教将基督教看作姊妹宗教，虽然后者坚决拒绝这么看伊斯兰教。

随着公元1000年的临近，由于整个欧洲弥散着千禧年和末世观念，朝圣者的数量增加了。耶路撒冷即将开启最后的救赎进程，比以往更甚地显出世界中心的气象。在这个时期，绘制地图的基督徒一直把圣城画在世界中央，把它描绘成核心所在，一切都从这里生发，一切都将回归这里。尽管那个决定性的年份没有响应人们的期盼，大批朝圣者仍继续访问耶路撒冷，包括显赫的主教，有名、有钱的尊贵修道院院长。同行的有冒险家、商人，偶尔还有逃脱的罪犯，他们的行程造就了一个避难之地，或许还有苦行忏悔的机会。

到1078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们颁布法令限制在圣墓教堂和其他祈祷场所的宗教活动，之后，为时不长的朝圣之流被截断了。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征战重新打开圣城城门，来耶路撒冷的旅行恢复了，直到现代时期再未中断过。

由于塞尔柱人的阻挠措施和对基督教朝圣者的骚扰，十字军东征获得了主要借口。不过，就基督教皈依在耶稣之地的大爆发而言，欧洲内部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动机。这场残酷的侵略战争的诱因包括无地贵族的阶级困境、天主教会的操控与扩张欲望、商业老手对金钱的贪婪、放纵的骑士对自我牺牲机会的寻求等。[8]然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就动员的规模和十字军战士所获宗教与心理授权的感受来说，神圣地理学的广泛意识形态培育也起了作用。十字军日记作为《圣经》的补充而非替代，得到大面积传阅，让战士们觉得自己来到的是有些熟悉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圣地。一些学者甚至把十字军运动看作朝圣，即一种武装朝圣活动。[9]

有趣的是，在1095年的动员演讲中，好战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人们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称赞“以色列之子”对圣地的圣经式征服，请求基督教后继者追随他们的脚步。[10]据说在1099年，自命的耶稣骑士团抵达耶路撒冷后，骑士们赤脚绕城走了七圈，希望重现发生在杰里科的奇迹。当然，所有严肃的信徒都知道，奇迹并不重复自己，骑士们不得不向城墙发起攻击，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直接帮助。包括穆斯林、卡拉派分子、犹太人甚至拜占庭基督徒在内的城市居民遭到屠杀，令人想起《圣经》详细记述的那些暴行。

十字军王国占据耶路撒冷88年，之后还控制了沿巴勒斯坦海岸的狭窄地带和今天黎巴嫩的南部。王国的最终覆灭是在1291年。它拥有圣城的时间与马加比独立王国差不多，后者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人数众多的朝圣者把十字军战士看作兄弟，后者试图说服他们定居耶路撒冷，以加固这座城市的基督教特征。然而，许多朝圣者大加指斥他们粗鲁的世俗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圣地的亵渎，绝大多数人都决定赶快回欧洲。[11]在定居进程的高峰期，城市的基督教居民有3万人，而全部十字军运动的参与者从未超过12万。这里的工作人口在25万到50万之间，大部分是穆斯林，还有一小部分是拜占庭基督徒。虽然做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定期从欧洲运来后勤物资，但巴勒斯坦从未真正地被基督教化。在20世纪中叶前的1300年里，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穆斯林地区。[12]

不过，这些新发展并未使圣地从基督徒心中遗落。如此多的基督徒曾血洒耶稣之地，这一事实越发将圣地推向基督教想象的中心。朝圣活动也未消退，尽管旅行日记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然，由于传教特征深深扎根在圣三一宗教中，它要求地域形象的持续涌入，以展示其灵性事实。劝说的修辞和宗教的传播首要依赖的是已经降临大地的恩典的力量。只是，这一救赎出现在特定的而非抽象的地方，因此，人们持续抵达这块土地的新事实构成宗教宣传中一个有效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朝圣活动就促进了热情的传教冲动，将整个世界基督教化的强烈愿望天然地包括抵达耶路撒冷的努力。[13]

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成了勇敢的真正信徒的化身，成了文化英雄——如果这个词能够用在这一时期的话。目不识丁的村民认得出他的典型打扮，他的形象装点在许多著作中。他从上帝选为弥赛亚出生地的圣地带来了最新消息，也告诉人们圣地正遭受着外国异教徒的不断亵渎。

虽然如此，我们还要记住，基督徒的确热爱圣地，他们钦佩跋涉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希伯来人，但这并未抵消他们对蜷缩在胜利的基督教阴影下的犹太教信徒的敌意。向着耶路撒冷进发的十字军不时地证实着这一点，那些同他们一道前往的民众尤其如此。回来后，他们谈论背信者犹大、耶稣的叛徒。[14]在他们看来，卑微的犹太人被赶出圣地是因为他们不配，他们在欧洲各地可耻的边缘化存在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观点在十字军和朝圣者中广泛流传，到西方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才有所变化。

[1] 直到十字军运动以后，术语“圣地”才在基督教中流行起来。更多相关论述参见C.H.J.德·吉乌斯（C.H.J.de Geus）：《许多世纪以来对圣地的着迷》（“The Fascination for the Holy Land during the Centuries”），见鲁伊腾（Jacques van Ruiten）和德·沃斯（J.Cornelis de Vos）主编：《〈圣经〉、历史和神学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Bible,History,and Theology），莱登：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

[2] 爱德华·大卫·亨特：《罗马帝国晚期的圣地朝圣，公元312—460年》（Holy Land Pilgrimage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312–460），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2年。另见亨特：《罗马帝国的旅行、旅游和虔敬：基督教朝圣之开端的背景》（“Travel,Tourism and Piety in the Roman Empire:A Context for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 Pilgrimage”），载《古典世界的回声》（Echos du Monde Classique）28，1984年，第391—417页。

[3] 例如，参见以色列地理学之父希缪尔·克莱因（Shmuel Klein）：《旅行书：在以色列地的波尔多人行程》（“The Travel Book:Itinerarium Burdigalense on the Land of Israel”），载《锡安》6，1934年，第25—29页。

[4] 参见《从波尔多开始的旅程》（“The Journey from Bordeaux”），见奥拉·利莫尔（Ora Limor）：《圣地旅行：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朝圣》（Holy Land Travels:Christian Pilgrims in Late Antiquity），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8年，第27页。

[5] 埃吉利亚：《朝圣日记》（Diary of a Pilgrimage），新泽西州莫沃市：纽曼出版社，1970年，第75页。

[6] 同上书，第74页。

[7] 杰罗姆：《杰罗姆论保拉的朝圣》（“Jerome on the Pilgrimage of Paula”），见于瓦伦（Brett Edward Whalen）主编：《中世纪朝圣读本》（Pilgrimage in the Middle Ages:A Reader），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关于保拉，参见J.N.D.凯利（J.N.D.Kelly）：《杰罗姆的生平、著述与论战》（Jerome:His Life,Writings,and Controversies），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1975年，第91—103页。

[8] 关于导致天主教会采纳宗教军事主义的境况，参见让·弗洛里（Jean Flori）全面细致的著作《圣战：西方基督教十字军东征观念的形成》（La Guerre Sainte:La Formation de l’Idée de Croisade dans l’Occident Chrétien），巴黎：奥比尔出版社，2001年。

[9] 巴伯罗（Alessandro Barbero）：《十字军史》（Histoires de Croisades），巴黎：弗拉马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10] 参见多尔（Dol）主教巴德里克（Balderic）的报告，见克雷（August C.Krey）：《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The First Crusade:The Accounts of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21年，第33—36页。

[11] 有关这一方面的更多内容，参见格拉鲍伊斯（Aryeh Grabois）：《从“神圣地理学”到“书写以色列地”：13世纪朝圣者描述的变化》（“From ‘Sacred Geography’ to ‘Writing Eretz Israel’:Changes in the Descriptions of Thirteenth-Century Pilgrims”），载《圣座》31，希伯来语，1984年，第44页。

[12] 面对这一基本人口事实，以色列十字军历史学家约书亚·普劳（Joshua Prawer）依然把这个时期的这个地方称作“我们的土地”。例如，参见他的著作《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74年，第4页。秉持这种精神，在他后来的著作《十字军：一个殖民社会》（The Crusaders:A Colonial Society）中，他没有划出写穆斯林居民的单章，倒是有一大章专写这个时期的“犹太社团”。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85年，第250—329页。

[13] 由于犹太教的分裂，由于两种主流宗教的禁止而非犹太教自身的拒绝，犹太传统中的传教精神消失了。这是犹太朝圣活动相对边缘化的一个原因。

[14] 朝圣者基本忽略了圣地的犹太居民，因为他们人数极少，不怎么被人注意。与此相对照，朝圣文献反映了对当地穆斯林的敌视和轻蔑。在朝圣者眼中，后者是“狗”“偶像崇拜者”和可恶的“异教徒”。有关这一主题，参见米歇尔·埃西-夏洛姆（Michael IshShalom）：《基督徒在圣地的旅行》（Christian Travels in the Holy Land），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65年，第11—12页。

从清教改革到福音主义

宗教改革造成的动乱一时削弱了基督教的朝圣潮，其批评指向包括出售赎罪券在内的教会腐败，以及对墓地、石头、泥土的仪式性崇拜，但其暂时冷却并没有终结传统的朝圣热情。在类似于圣殿被毁后拉比犹太教发生之事的新局面下，随着与天主教的分裂，与实际的世间圣城相比，最初的新教抗议者赋予天上的耶路撒冷以更崇高的地位。按照新的清教说法，精神先于身体免罪，而且拯救主要是一个内在的个人性进程。

新的氛围并未斩断新基督徒与圣地的联系，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它复兴了圣地的活力，将之带到离心灵更近的地方。相互关联着的两种状况推进了这一点：15、16世纪的印刷革命，以及对《圣经》的多种语言翻译。在16世纪的前40年里，全本《圣经》以各种行政母语的形式出现，如德语、英语、法语、丹麦语、荷兰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后来都成了民族语言。之后不久，它又被译成其他语言，接着，这些语言经历了一个凝聚和标准化的过程。印刷革命从一开始就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文化形态，将《圣经》变为历史上的第一畅销书。当然，它的读者仍主要是精英分子，但如今，人们有可能用民众更熟悉的语言，面向不断扩大的群体，大声朗读《圣经》中的神学传说和奇迹。

在宗教改革地区，作为神圣真理的源泉，大众《圣经》取代了教廷的权威。回归经文的势头无可抵挡，加上愈来愈强的不要中介机构、只信靠《圣经》的倾向，文本被添加上了新的本真色调。从此时起，信众不再需要象征主义或寓言，而获得了按字面意思解读经文的权力。译本使得古代的故事更贴近读者，也更加人性化。由于故事发生在先祖亚伯拉罕、大卫王、伦理先知、英勇的马加比兄弟、施洗约翰、上帝之子耶稣及其门徒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变得熟悉起来——同时，它也显得神奇和神秘了。由此，《旧约》和《新约》都显著地成为新教经典。

不过，只是在一个王国里，新经文的出现不仅引起对应许之地的珍爱，也引出对选择住在那里的“可贵民族”的称赞。16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出现了有文化的精英圈，后者首次表现出原初民族主义的迹象。[1]英格兰实现了与罗马的分离，建立了国教会，显著地促进了更清晰的本地认同的形成。与以后的所有集体认同一样，英格兰的国家认同也要寻找模仿的榜样。

在犹犹豫豫的、不自信的新民族主义出现过程中，榜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走在前面的英格兰为例，这不是简单地选一个历史榜样、围绕着它就能凝结出新身份的事。英格兰的原初民族主义情感开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前。在英伦诸岛的深厚宗教土壤中，现代集体认同的幼苗毫无疑问生根发芽了——以后，它会成长为无所不包的概念框架，决定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活。在英格兰及后来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中，这一事实有着决定性意义。

例如，最初的英国人不可能选择凯尔特女王布迪卡（Boudicca）为英国民族的古代母亲，如后来在19世纪提议的那样。公元1世纪，这位部落首领起而反抗罗马人。她是位真正的异教徒，但16世纪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她。另一个不可能的事例是法国人对古罗马共和国的认同，如法国革命期间所提议的那样。原因在于古罗马是多神教的，而且当代的罗马教廷是他们敌视和嘲弄的对象。

在上帝的鼓励下，坚强起来的以色列各部落武力征服了一块土地，严厉的犹大士师们领导了与邻居们的战争，英勇的马加比兄弟起而保卫圣殿。如今，这些人以及别的圣经“人民”代表被视为高贵的榜样，值得效仿和认同。因此，在英格兰，《旧约》的地位胜过《新约》。当然，它不是那么普世性的，更多以向着一个特选子民的信息为中心。它也不号召在左脸被打时转过右脸，它的上帝是嫉妒的、强大的，与崇拜偶像的敌人斗争时毫不妥协。这样，在希伯来《圣经》的影响下，英格兰保卫它的独特真理教会，于现代时期到来前夕朝着广阔地域征服者的方向前进。

1538年，亨利八世下令，英格兰的所有教会都要摆上《圣经》，由此到1611年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詹姆斯王《圣经》这一新译本的完成，英格兰将古代的以色列之子置于温暖的王室怀抱中。这并不意味着在1290年被赶出英格兰的犹太人可以立刻返回王国。直到1656年，到清教革命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犹太人才能回到英国。在这之前，英国并未把骄傲的古希伯来人与当时的卑鄙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毫不踌躇地认为前者是高贵的、后者是可憎的。[2]而且，此时的希伯来人开始说当代英语而不是笨拙的拉丁语。这是对拉丁语的规避、对天主教的疏远，它有助于将希伯来语变为一种纯洁的语言、值得学习的语言，使希伯来语成为大学里的一门越来越受尊敬和欢迎的课程。最终，这一过程催生了一种新的“亲犹主义”。[3]

在这个时期，一些英国学者探寻能从生物学上将他们自身与迦南地联系起来的渊源。另一些人猜测，英伦诸岛居民是10个消失的部落的真正后裔。几乎所有精英都认同这种趋向，而且，《圣经》是许多家庭唯一阅读的东西。这部圣书也被置于一流教育体系的核心，甚至在学习古代英格兰国王的名字之前，许多贵族孩子就已认识了《圣经》中的英雄，通常他们也在了解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王国的边界之前，便先学了《圣地》的地理。

国教会的建立也催生了新的反因循守旧运动的气氛与潮流。在王室将新的教会用作工具的背景下，桀骜不驯的新教出现了，吸引了众多信徒；这一宗教动乱的顶峰是它与政治、社会新势力合流，走向了一场大革命。在这一整个时期，希伯来《圣经》一直是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指南，对主流教会如此，对它的绝大多数批评者亦如此。[4]

在清教徒中，由于对一切宗教机构和权威的否认，对未经阐释的经文的狂热忠诚出现了。这个受迫害的派别青睐摩西的原始律法胜过体制教会的规定，他们认为犹大·马加比的剑比使徒保罗的传教更真实，其所接受的严苛伦理更符合一个愤怒上帝的诫命而非耶稣的仁慈和宽恕。因此，几代人之后，我们看到，他们中的希伯来名字多过传统的基督徒名字，而他们在英国失去依托并迁往北美后，他们把自己比作征服者约书亚的忠诚士兵，将要继承新的迦南地。人们知道，奥利弗·克伦威尔自认是“圣经式”的英雄。他的军团高唱着《圣经》诗篇进入战场，还经常基于《圣经》描述过的战斗模式选择军事战术。英格兰变成了古犹大，苏格兰是它的邻居以色列。很大程度上，遥远的过去被视为当下的彩排，当下则是在为将来的救赎做准备。

这一希伯来文化潮流也引起了对重建圣经国家的思考。而要对正被伊斯兰异教徒控制着的地区进行重建，谁又比犹太人更合适呢？约哈纳·卡特莱特（Johanna Cartwright）和她的儿子埃本泽（Ebenezer）是流亡荷兰的两位英格兰浸礼派教徒，他们请求新政府说，

英格兰人和尼德兰居民应该成为第一个，而且应是最积极地用自己的船只带上以色列的儿女，把他们送往许给他们先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送到圣地永久定居的人。[5]

从卡特莱特的请愿，到19世纪40年代外交大臣帕默尔顿勋爵采取的立场，再到1917年贝尔福勋爵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这是一条常见的线索；或者用另一种比喻，它是跳动在英格兰和后来英国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中的主动脉。没有这条主动脉，没有它所携带的独特意识形态成分，以色列国会不会建立则很难说。

如前所述，在英格兰王国现代政治认同的建构中，如同与教皇的早期分离一样，它较早出现原初民族主义情感的事实在引出希伯来《圣经》这一强大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观念并非出现在生活于东西欧之间地带的犹太人中，如三个世纪后发生的那样，而是出现在英伦诸岛的革命与宗教气氛中，这并非偶然。[6]

远在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前，清教徒已经把《圣经》当作历史文本了。他们是渴望救赎的信徒，而且他们认为，救赎与以色列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复兴息息相关。这种关联并非特别关心犹太人苦难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种信念，即先有以色列之子向锡安的回归，然后全人类的基督教救赎才会发生。在这一漫长剧情中，人们相信，犹太人会皈依基督教。只是到这个时候，世界才能看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7]

这种末世论趋向深深地浸在各种新教潮流中，到21世纪仍很活跃。在本书写作时，美国仍有许多福音派团体支持一个强大以色列的存在，原因是它们认定，此类支持对加速耶稣在地球上的普世统治时代的到来不可或缺；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最终必定付出代价，亦即他们会消失，并理所当然地遭受地狱火焚之苦。

与此同时，许多17世纪的清教徒确信，为加快救赎的降临，应允许3个多世纪前被驱逐的犹太人返回英格兰。在清教徒看来，犹太人的流散是他们以后重聚锡安的前提。如《申命记》预言的那样，“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别神”（28：64）。由此，英吉利王国拒绝让以色列之子在欧洲西部边缘定居的做法被视为延缓救赎来临的一个因素。这样，当各种各样的人请求克伦威尔让犹太人回到英格兰时，他默许了，施压议会通过了这一历史性的授权。

对犹太人态度的这种变化意义重大，但并非全无自私的考虑。如250年后贝尔福勋爵的情况一样，对克伦威尔来说，希伯来《圣经》通联着他熟悉的国际商业世界。护国公之所以认可犹太人返回英伦诸岛的权利，不仅是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考虑，经济与商业原因看上去也一样重要。[8]在革命引起的动荡时期，不列颠摇摆不定，一时影响了年轻帝国的外贸。尼德兰是英国的强劲对手，发展迅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区。总的来看，在阿姆斯特丹的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是犹太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被迫改宗者”的后代，这些改宗者是非自愿地放弃信仰的犹太人，他们有商业经验，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到阿姆斯特丹的。英格兰有兴趣将这一人力资本引入自己的外贸。的确，在稍后阶段，犹太商人的到来促进了经济的改善。热忱的清教徒也证明了自己作为熟练技工和商人的品质；如我们所知，他们与其他新教徒一起，在赶走土著之后，高效地发展了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9]

到清教徒革命的黄金时代结束时，他们转向了西方，而在同一时期，英吉利王国对东方商业路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更准确地说，有兴趣的是王国商人；如通常发生的那样，经由在英国商业尚未抵达地区的不懈买卖的努力，他们为政治手段的实施准备了舞台。主要目标是印度次大陆，但他们的路线经过中东，要穿越奥斯曼帝国。

1581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伦敦的黎凡特公司特许权，特许它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做生意。这是一段漫长曲折旅程的第一步，它通向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击穿中华帝国，最终于1918年登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高峰，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取代了垮台的奥斯曼势力。16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制造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列颠，有关圣地之宗教独特性的信念从未完全消失。

由于东方贸易的繁荣，朝圣者的巴勒斯坦之旅不再孤单，他们有了大胆的商人做伴。圣地本身不怎么提供经济利润，商人没有兴趣，但是耶路撒冷在商路上，遮掩着商业动机的宗教斗篷也惹动了独特的好奇心。最有学问的旅行者写出旅行日记，在祖国卖得很好；十字军战士把描述神圣地理学看得至为重要；新旅行者不一样，他们的记述更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不过，与其苦行前辈一样，他们对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全不在意，首先记录的是基督徒居民，不时也有少数犹太人。虽然不得不跟当地统治者打交道，但对他们来说，耕作土地的普通人事实上不存在。他们无视阿拉伯人，深深鄙视被他们认作野蛮异教徒的人们，而这对于将在西方知识圈中发展起来的东方主义视野有着直接的影响。

虽然有锋锐的革命性英国经验主义的兴起，有从自然神论者到休谟的[10]哲学怀疑论和理性主义不断增强的势力，英国文化仍蜷缩在千禧年信仰中。许多团体寻求建立《圣经》先知诗文与当代政治事件之间的联系，不过，面对18世纪小知识精英群体的进步主义，这一潮流看上去消退了。虽然如此，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们仍以多种方式积极地培植虔敬的基督教伦理。借助许多作品，如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路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如美国人威廉·M.汤姆森（William M.Thopson）广受欢迎的《圣地与圣书》（The Land and the Book，1858），如乔治·艾略特的犹太复国主义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1876），圣地深深进入了大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中，当然，也包括许多美国人心中。[11]虽然一开始，“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是由主要在星期日开办的贵族学校的宗教研究课程铺设的，但后来，它也获得了大众文学的协助。看看曾于19世纪访问过巴勒斯坦的作家名录，我们会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圣地激发了美国人、英国人及总体而言的欧洲人的文学想象。包括1845年的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57年的赫尔曼·梅维尔（Herman Melville）、1867年的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嘲弄在他之前一切人的神圣焦虑。另外，神秘的圣经之地也吸引了众多艺术家。[12]

文学作品轻易契合了当代政治想象和帝国欲望的谨慎开端。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拿破仑硬邦邦地挑战英国的据点和势力范围，之后，伦敦开始形成一种战略，与它的黎凡特政策相比更显一贯。1799年，拿破仑实施了沿巴勒斯坦海岸的战役，终结于对阿卡的围困，其间，英国海军前来支援奥斯曼苏丹，协助击败了年轻的法国将军。[13]围绕着商业利益，英国代表在奥斯曼人那里赢取了优势地位，得以加强他们在圣地的活动。

1804年，巴勒斯坦协会成立；1809年，促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伦敦协会（简称促进基督教协会）成立。两个团体不怎么成功，前者仅组织了一次失败的旅行，后者使一些圣经之地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虽然如此，巴勒斯坦协会成了后期组织的榜样。而且，促进基督教协会的一个创始人乔治·法伯（George Stanly Faber）是牛津神学教授，他的书影响极大，他的追随者数量远远超过协会的登记会员。从以赛亚和但以理的未来预测到约翰的幻象，这位国教神学学者的工作首先集中于对《圣经》预言的阐释。1809年，法伯出版了名作《对预言书的总体观和系统观，关涉犹大和以色列宗教的皈依、复兴、统一和未来荣耀》。他在书中预言，到1867年，犹太人将在一个西方海洋大国的帮助下回到巴勒斯坦，其中绝大多数将改信基督教。[14]许多福音派信徒有类似的看法，并认为他们属于自己的孩子能看到救赎的那一代人。他们要做的只是说服世界同意，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土地”。

促进基督教协会还有其他一些成员，如传教士亚历山大·迈考尔（Alexander McCaul），他是法伯的同事，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希伯来语教授；路易斯·维尔（Louis Way），一位名律师，资助了团体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爱德华·比克斯提斯（Edward Bickerstetch），著名的英国福音派教士，他著书立说，发起和组织了大量演出，以鼓励以色列之子向东迁徙。他相信，只有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上帝之子才会回到地球，将整个世界彻底基督教化。[15]他在推动亲犹太复国主义观念方面的重要性体现在一个事实上：他是安东尼·阿西里·库伯（Anthony Ashley Cooper）勋爵，亦即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朋友和亲密顾问。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位贵族属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保守的慈善家，在许多方面的立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限制童工、禁止奴隶贸易、推进圣地中的犹太-基督教复兴的观念。

鉴于沙夫茨伯里在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形成中的贡献，他或许可以被看作英国的赫茨尔。一些学者相信，他拥有那个关于巴勒斯坦的著名说法的“版权”——“把没有人民的土地给予没有土地的人民”；另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在它的广泛传播上起了作用。[16]这位贵族不是仅仅把“以色列之子”看作犹太宗教的信徒，也将其看作一个古代种族的后裔——一旦皈依基督教，将是与大英帝国成为天然盟友的现代民族。正因为他不将犹太教看成正当的宗教，认为它不能与真正的信仰并存，才把犹太人认作自行其是的人民。不过，正如他不支持犹太人入选英国议会的权利，他也不相信，这个恢复了正常状态的民族值得拥有一个国家[17]，相反，恭顺的犹太人必须成为英国基督教的受保护者。事实上，即便他对犹太人所受迫害的感受是真诚的，作为反犹主义结果的犹太苦难也并非他的善举的首要动机。最打动这位热忱贵族的是，中东的“恢复”将消除犹太信仰，后者又将为世界救赎的到来奠定基础。

与作为吸引圣地朝圣者的因素之一的争取新信徒考量一致，导致沙夫茨伯里形成锡安恢复的末世论观念的是他深沉的传教情感。不过，虽然他与促进基督教协会仅仅“收获”了很小一部分犹太人，这一事实并未削弱他的坚定信念，也未影响他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活动。[18]

对犹太人回归锡安的观念，沙夫茨伯里有着无尽的热情，这影响了大量福音派群体，也影响了显赫的政治圈子。尽管他是议会中的托利党成员，但这没有妨碍他与辉格党外交大臣和未来首相帕默尔顿勋爵的亲密关系。1838年，也是他说服了政治圈里的熟人，往耶路撒冷派出第一位英国领事；就英国向巴勒斯坦的进发而言，这是最初迈出的一小步。一年后，在伦敦的《评论季刊》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英国在圣地的各种经济利益。对这个时代的许多英国人来说，将财政理由并入宗教主张是一种成功的结合。不久，他又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题为“国家与犹太人的重生”，在英国和美国再次激起一股热潮，收到大批正面回应。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这篇文章的地位相当于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的《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对犹太人提出犹太复国主义。

关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对法国革命带来的震动波的理论回击。除了这次兴起的宗教背景，它也受益于当时的中东政治进程。1831年，前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清楚地向大国显明了奥斯曼帝国的极度虚弱，最终导致英国和法国支持这个衰落的穆斯林政权。1840年，在英国的帮助下，奥斯曼人将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赶回埃及。相当程度上，英、法、俄关于分割“博斯普鲁斯海峡病夫”之领土的竞争主导了外交格局，到19世纪末愈演愈烈。巴勒斯坦缓慢但确定地进入国际外交议程，这并非偶然。

1840年8月11日，外交大臣帕默尔顿对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约翰·庞桑拜（John Posonby）写道：

鼓励犹太人回归和定居巴勒斯坦，这对苏丹有着明显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带来的财富将增加苏丹控制下的资源，并且，如果在苏丹的批准、保护和邀请下犹太人民回归了，他们会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继者未来邪恶计划的障碍……我强烈要求阁下建议（土耳其政府），支持一切对欧洲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正当鼓励。[19]

显然，帕默尔顿这一极端实用主义的建议背后是沙夫茨伯里的意识形态。对于犹太人移民前后是否皈依基督教，外交大臣不是很关心，他的小小梦想只是在英帝国保护下获得一个战略资产。然而，对沙夫茨伯里来说，皈依是必要的，是前提条件；他有计划地推动以色列的成立，后者最终将变成英国的一部分。

其实，英国在中东没有自己的臣民，从而导致它在那里的存在性质很成问题。要让英国臣民像在非洲和亚洲那样殖民，在奥斯曼统治下是不可能的。最初，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提出让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表明是要回避这一障碍，目的还是在中东建立帝国的据点。无论如何，犹太人是英国的天然盟友，而英国以欧洲反犹主义倾向最少的国家著称，以古希伯来人的倾慕者著称。当然，德国和法国犹太人也可以加入这一共同的欧洲事业，其中，富人的私有财产无疑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就世界犹太人参与犹太殖民活动的潜力来说，英国著名商人和慈善家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出生于意大利的虔诚犹太人，被他的朋友维多利亚女王封为骑士，并任命为伦敦司法官。他支持让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宗教首都的想法，极力推动它的实现。1827年，蒙蒂菲奥里首次造访圣地，深受感动。1839年，他再临圣地，目的是以捐赠和慈善方案帮助圣城犹太社区。他甚至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了购买巴勒斯坦土地的计划，因为此时巴勒斯坦依然在埃及的控制下。直到去世前，他还五次来到耶路撒冷，利用每一个机会建设自治的犹太定居区，以使之能摆脱对海外慈善家财政支持的依赖。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结果，最终不得不向耶路撒冷的传统犹太机构妥协。虽然如此，他把圣地转变为犹太土地的梦想从未消退。对于各种各样的犹太社区，他与英国人、奥斯曼人及各国政府其他圈子的政治联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并间接促进了英国政治文化中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观念。[20]

说起开始认真考虑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前景，帕默尔顿不是英国政治家中唯一的一个。在英国政府官员中，支持这一观念的其他人物后来也出现了，其中有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lse Henry Chuchill）上校，那位著名政治家的远亲。他是前往大马士革的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之所以被引向亲犹太复国主义视野，一半是因为蒙蒂菲奥里，一半是因为他自己的反奥斯曼和亲殖民主义信念。在给蒙蒂菲奥里的信中，在半自传性的《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一书中，他都呼吁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并且，基于殖民扩张传统，他建议英国在那里部署一支真正的军队，以保护犹太人。[21]

乔治·高勒尔（George Gawler）担任过南澳大利亚总督，他是另一位忠实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兴的上校。他与蒙蒂菲奥里关系密切，曾于1849年陪他一同在巴勒斯坦旅行。这位帝国军官草拟了一份“让犹太人回归他们的土地”的计划，首要目标是为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英国人创造一个安全缓冲区。[22]高勒尔以成功殖民澳大利亚的丰富经验为依据，认为在巴勒斯坦实施某些获取土地的方式是可能的。在他看来，贝都因阿拉伯人或许会试图捣乱，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野，在勤奋的犹太人的照料下，必然能兴旺起来。高勒尔的实际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尽管是混乱仓促的尝试，但其背后是富于创造性的福音主义末世论：他认为，英国是上帝选中的使者，将会拯救以色列和世界的其他地方。[23]

对此类计划，英国政府中有许多反对者，更多的人则对犹太人移民圣地的想法漠不关心。19世纪中叶还不是殖民时代的顶点，英国尚未完全动员起来，去满足它对掌控广大地域的极度渴望。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一个人物，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象征着朝无远弗届的帝国主义和中东突破的历史性转折——不仅因为他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由于他自己与犹太人的关系。

[1] 有关原初民族主义的凝聚，参见利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87页。当然，我没有必要赞同书里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概括。

[2] 16世纪末，在整个英格兰的许多圈子里，“真正的”犹太人仍被看作令人厌恶的。例如，参见克里斯托弗·马洛维（Christopher Marlowe）写于1589—1590年的戏剧《马耳他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威廉·莎士比亚写于1596—1598年的《威尼斯商人》。可以有把握地说，两位剧作家都没亲眼见过犹太人。

[3] 关于变化着的对犹太人的态度，参见大卫·S.卡茨（David S.Katz）的材料丰富的著作《亲犹主义和英国对犹太人的重新接纳，1603—1655年》（Philo-Semitism and the Readmission of the Jews to England,1603–165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

[4] 关于这一主题，更多论述请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引人入胜的著作《英语〈圣经〉与17世纪革命》（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伦敦：企鹅出版公司，1994年。

[5]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圣经〉与剑》（Bible and Sword），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2年，第121页。此书的主要缺陷是它粗疏的东方主义，表现为对巴勒斯坦本地居民完全无视和毫无兴趣。若非如此，在已有的关于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的作用的研究中，它可算为最迷人、最全面的著述之一。

[6] 谁第一个在出版的作品中提出让犹太人回归圣地？看起来是议员亨利·芬奇（Henry Finch），时间在1621年。更多内容参见梅厄·维利特（Meir Verete）：《英国清教思想中让犹太人回归故土的观念，1790—1840年》（“The Idea of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in English Protestant Thought,1790–1840”），载《锡安》33：3—4，希伯来语，1968年，第158页。

[7] 更多相关论述参见扎凯（Avihu Zakai）：《历史诗学与以色列的命运：16、17世纪英国末世思想中犹太人的作用》（“The Poetics of History and the Destiny of Israel:The Role of the Jews in English Apocalyptic Thought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载《犹太思想与哲学杂志》5：2，1996年，第313—350页。

[8] 按大卫·卡茨的说法，将犹太人带回清教英格兰的经济动因是第二位的，是稍后才出现的。卡茨：《亲犹主义》（Philo-Semitism），第7页。

[9] 关于《圣经》及其神话在北美清教徒和其他基督徒中的强大影响力，参见摩西·戴维斯（Moshe Davis）：《美国精神历史中的圣地观念》（“The Holy Land Idea in American Spiritual History”），见于梅纳赫姆·考夫曼（Menahem Kaufman）主编：《美国人民与圣地：特殊关系的根基》（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Holy Land:Foundations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耶路撒冷：马格尼斯出版社，希伯来语，1997年，第3—28页。许多美国人不仅给自己孩子起《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也用它们命名他们的城镇乃至宠物。他们引用《圣经》的惯例是不用过去时态，用的是现在时。

[10] 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会持否定态度，包括对《圣经》和犹太教的尖刻批评。以色列历史学家将此认作反犹主义。例如，参见希缪尔·艾廷格（Shmuel Ettinger）：《英国自然神论者眼中的犹太教和犹太人》（“Judaism and Jews in the Eyes of the English Deists”），见艾廷格主编：《现代反犹主义：论文与散文》（Modern Anti-Semitism:Studies and Essays），特拉维夫：西夫拉伯利出版社，希伯来语，1978年，第57—87页。

[11] 约翰·班扬：《天路路程》，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威廉·M.汤姆森：《圣地与圣书》，怀特菲西：基辛格出版社，2010年；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伦敦：企鹅出版社，2004年。

[12] 参见选自他们经历的节文，亚科夫·夏维特（Yaacov Shavit）主编：《作家们的圣地旅行》（Writers Travel in the Holy Land），耶路撒冷：科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81年。

[13] 曾有人断言，在围困阿卡期间，青年波拿巴写了一封信，表面上许诺给犹太人一个国家。信件没有留存下来，极有可能是伪造的。参见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波拿巴颁布的犹太国方案》（“Le Projet d’État Juif Attribué à Bonaparte”），载《东方》，巴黎：CRNS ED.出版社，2007年，第123—143页。有关拿破仑不把犹太人当成单独民族，而当作形成中的法兰西民族的一个固有成分的看法，参见马尔考（Lilly Marcou）：《拿破仑看犹太人》（Napoléon Face aux Juifs），巴黎：皮格马林出版社（Pygmalion），2006年。

[14] 乔治·斯坦利·法伯：《对预言书的总体观和系统观，关涉犹大和以色列宗教的皈依、复兴、统一和未来荣耀》（A General and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ophecies,Relative to the Conversion,Restoration,Union and Future Glory of the Houses of Judah and Israel），伦敦：利文顿出版社，1809年。关于这个人物，参见萨拉·科恰夫（Sarah Kochav）：《英国福音运动与犹太人向以色列地的回归》（“The Evangelical Movement in England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Eretz Israel”），载《圣座》62，希伯来语，1991年，第18—36页。

[15] 爱德华·比克斯提斯：《犹太人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复兴》（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Their Own Land），伦敦：西利出版社，1841年。

[16] 参见迪亚纳·穆厄（Diana Muir）：《把没有人民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人民》（“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载《中东季刊》15，2008年，第55—62页。

[17] 参见梅纳赫姆·科代姆（Menahem Kedem）：《19世纪中叶英国末世论对以色列复兴的看法》（“Mid-Nineteenth Century Anglican Eschatology on the Redemption of Israel”），载《圣座》19，希伯来语，1981年，第55—71页。

[18] 关于这位富于魅力的人物，更多内容参见多纳德·M.利维斯（Donald M.Lewis）视野广阔的研究《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沙夫茨伯里勋爵和福音派对犹太祖国的支持》（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Zionism:Lord Shaft esbury and Evangelical Support for a Jewish Home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利维斯把重点放在这位福音派勋爵的亲犹主义上，而不是他想要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强烈愿望。

[19] 引自塔奇曼：《〈圣经〉与剑》，第175页。另见亚历山大·薛尔奇（Alexander Schölch）：《英国在巴勒斯坦，1838—1882年：贝尔福政策的根源》（“Britain in Palestine,1838–1882:The Roots of the Balfour Policy”），载《巴勒斯坦研究》22：1，1992年，第39—56页。

[20] 参见以色列·巴特尔（Israel Bartal）的文章《摩西·蒙蒂菲奥里：先于其时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姗姗来迟的仲裁者？》（“Moses Montefiore:Nationalist before His Time or Belated Shtadlan?”），载《犹太复国主义研究》11：2，1990年，第111—125页。关于他的总的活动的叙述，另见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再思考：19世纪的宗教、国家和国际慈善》（“Rethinking Sir Moses Montefiore:Religion,Nationhood and International Philanthrop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美国历史评论》110：3，2005年，第631—658页。此外，强烈推荐埃利泽·哈列维（Eliezer Halevi）主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和妻子朱迪思传》（Biographies of Moses Montefiore and His Wife Judith），华沙：图西亚出版社，希伯来语，1898年。

[21] 查尔斯·亨利·丘吉尔：《黎巴嫩山》，伦敦：桑德斯和奥特利出版社，1853年。另见弗朗兹·科布勒（Franz Kobler）：《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载《赫茨尔年鉴》4，1961—1962年，第1—66页。

[22] 科代姆：《乔治·高勒尔在以色列地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努力》（“The Endeavors of George Gawler to Establish Jewish Colonies in Eretz Israel”），载《圣座》33，希伯来语，1984年，第93—106页；巴特尔：《19世纪40年代乔治·高勒尔的犹太定居计划：地理的视角》（“George Gawler’s Plan for Jewish Settlement in the 1840s: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见鲁斯·卡尔克（Ruth Kark）主编：《以色列地的救赎：意识形态与实践》（Redemption of the Land of Eretz Israel:Ideology and Practice），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0年，第51—63页。

[23] 关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简洁而有趣的概括，见亚姆森（Albert M.Hyamson）：《英国的犹太复兴方案》（British Project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利兹：英国巴勒斯坦委员会，1917年。

新教徒与中东的殖民地化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但这里没有一条街道是以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命名的，因为市政会曾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纪念那些从犹太教皈依其他宗教的人，市政会倒是用了市中心的一条主要道路纪念另一位英国首相——贝尔福勋爵。贝尔福利亚是耶里尔（Jezeel）谷地的一个农业定居点，用的也是他的名字。

与蒙蒂菲奥里一样，本杰明·迪斯雷利祖上也是意大利犹太人。与那位亲犹太复国主义慈善家非常在意宗教的双亲不同，迪斯雷利的父亲与犹太社区多有冲突，并让自己的孩子皈依了基督教。未来的托利党领袖幸运地成了热忱的国教会信徒，因为在他于32岁首次入选下议院时，那里尚不接纳有着公开犹太身份的人。迪斯雷利很快活跃在英国政治中，凭借优雅的演讲和锋利老到的政治策略，他在政治精英中脱颖而出，成为保守党领袖。1868年，他被指定短暂地担任了首相，并于1874年到1880年间再次担任这一职位。

仍然与蒙蒂菲奥里一样，迪斯雷利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朋友。正如他们的共同王室熟人授予了蒙蒂菲奥里骑士爵位，她也让迪斯雷利成了伯爵；后者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回报了她，提议给她的各种头衔中加上印度女皇一项。迪斯雷利是出色的政治家，却未把自己局限于政治工作，对文学想象的热情引导着他进行小说创作。他在早年就发表了作品，直到去世前都没停止写作。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他对犹太传统和圣地的态度。

1833年，还未进入议会的迪斯雷利出版了一部小说，是有关12世纪一位名叫大卫·阿尔左伊（David Alroy）的犹太弥赛亚的。此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方。对这位历史人物，我们所知甚少，迪斯雷利能用的材料也不比今天的我们多。虽然如此，他把阿尔左伊描绘成一名真正的领袖、大卫家族的后裔，从未忘记自己在犹大-巴勒斯坦的根，并发动了一场反伊斯兰政权的起义，以拯救世界犹太人。问题在于，他的“种族”中的其他成员不愿追随他，最终，他没能实现自己辉煌的弥赛亚式的图景。[1]在《阿尔左伊奇遇记》（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的最初版本中，作者还平行地讲了一个故事，是个同样神秘的、名叫伊斯坎德尔的王子，他在少年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但一直记着自己的根在希腊-基督教。

终其一生，迪斯雷利游走在他出生时所属的宗教和他后来加入的宗教之间。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基督教是古代犹太教的逻辑延伸，是对后者的发展。即便他可以算作信徒，也绝不是虔诚的那种。他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基督教信徒，但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独特民族，还经常公开宣称这一点。

迪斯雷利相信，种族而非宗教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他有着对“希伯来种族的”自豪，这与东欧和中欧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相呼应，并在后者对正在兴起的“科学”族群认同的强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大卫·阿尔左伊的伤感故事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犹太本质主义，因为作为犹太弥赛亚，他身体里的血脉指示着他的使命。与此同时，迪斯雷利对耶路撒冷是以一种浪漫的乃至神秘的方式描绘的。1831年，在成为保守政治家之前，迪斯雷利曾在中东旅行，访问过这座城市，留下了永久的、带有异国情调的印象。

另一本著名小说反映了迪斯雷利对自己中东的“根”的强烈渴望。《谭克雷德或新十字军》（Tancred:Or the New Crusade）出版于1847年，其时，迪斯雷利已是有名的保守政治家。故事围绕着一个英国年轻贵族展开，他决定追随古代十字军战士谭克雷德的脚步，希望到达圣城。最初，他的目标是发现和破译东方的秘密。接着，主人公来到西奈山，在那里听到天使的声音，要他建立“神国的平等”。[3]不幸的是，在这个故事中也一样，宗教前景没能实现，作为作者丰富想象产物的，也是他所渴盼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共生合作（symbiosis）没能实现。虽然如此，故事反映了流行于当时伦敦文化沙龙的那种东方分析，以及将这块古老地域呈现为产生了两种宗教的场所的极大兴趣。尽管作家迪斯雷利没有给读者一个真正圆满的结局，但在他的时代的历史现实中，政治家迪斯雷利成功地将英国变得更“亚洲”一些，也就是说，把英国变得更大、更殖民主义。

这位英帝国领袖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和沙夫茨伯里属于同一政党，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与沙夫茨伯里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推动犹太人在终将变成基督教社会的巴勒斯坦的复兴并不是他特别挂心的事业。[4]在政治工作中，他坚定不移地为英国上层阶级服务。不过，他或许本意并非如此，却间接为创造使得英国后来采纳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外交状况做出了贡献。

1875年，为了替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首相任上的迪斯雷利向密友利奥内尔·拿单·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求援。这一重要交易获得了完全成功，代表着帝国实际进入中东的第一步。现在，通往遥远亚洲的路线打开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围绕着海路大门的地区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目标。

1878年，作为对英国支持奥斯曼人的回报，以保加利亚人受到的血腥镇压为代价，迪斯雷利得以将塞浦路斯变成英国殖民地。与此同时，他发起了对阿富汗的征服活动，以赶走俄国人，并加强中东与远东的联系。如我们已指出的，在把帝国变为“东方的”和庞大的方面，没有哪位英国政治家可与他相提并论。

到19世纪末，殖民资产的瓜分几乎涉及地球上的所有地方，但首要动因并非迪斯雷利及别国像他那样的人物的非凡才能，这一进程是西欧大规模工业发展的结果。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持续扩大，这导致了帝国快速的扩张。从1875年到19世纪结束，在之前所控制地域之外的西北世界，西欧又征服了约2500万平方英里。1875年，欧洲统治着10%的非洲土地，而到19世纪90年代，白人控制了这块黑大陆的90%。

伴随这一物质和技术上的不均衡所出现的一种东方主义论调也越来越冷酷和无耻。18世纪后期，曾有大批思想家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现在调子变了，主流声音是那些不相信此事的人设定的。他们觉得，与欧洲白人相比，中国人、印度人、美洲土著、黑非洲人、中东阿拉伯人是低下的。而且与前者相比，后者确实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金属大炮和快速蒸汽船，没有可靠高效的铁路。他们也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代言人。就在政治声音和交流对工业西方的民主化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时候，非欧洲人几乎没有声音发出。[5]

在西方人眼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也还是看不见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每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新提议都近乎完全无视他们。西方对圣地的新一轮渗透很少提及阿拉伯人，虽然渗透还只是“科学的”和“精神的”。1834年，一些当地农民起来反抗埃及占领，但一般被看作不过是一群野蛮的暴徒，部分原因是起义期间人们不理智地攻击了非穆斯林居民。[6]

1865年，伦敦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虽然基金会也有人类学目标，但它的绝大部分工作集中于这个地方的历史、考古和实际的地理。一边是对扎根于古老过去的神圣性的追寻，另一边是殖民主义的地图绘制，基金会的动力就来自这些工作，远非其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因此毫不奇怪，维多利亚女王立刻就对基金会予以认可，蒙蒂菲奥里及其他人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计划。[7]

约翰·詹姆斯·莫斯克劳普（John James Mosrop）是基金会的一位历史学家。如他明确展示的那样，这个组织的学术研究是与战略军事目标交织在一起的，二者都受到一种情感的鼓舞，即英国将继承圣地。[8]基金会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部分原因是英国与法国的殖民竞争，部分是它对苏伊士运河的巨大兴趣。无论如何，到1890年，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地理学和地形学的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基金会中有许多英国情报人员，早在这个国家控制运河以前，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对西奈沙漠的了解上。并非偶然，地图绘制者包括T.E.劳伦斯，他后来爱上了阿拉伯的黄色沙地。

被热情的英国先锋认作空地的不仅仅是沙漠。除了各个圣处，他们也把临近的巴勒斯坦看成被抛弃的土地，急切地盼着基督教西方将它从一代代的荒芜状态中解救出来。

在这种政治与观念氛围中，毫不奇怪英国公众认为殖民巴勒斯坦是件很自然的事。当然，圣地依旧是虚弱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80年代初，作为发生在俄国的残酷屠杀的结果，当第一批犹太定居者开始渗入巴勒斯坦时，殖民观念在英国有了新的支持者。到那时为止，沙夫茨伯里的基督教千禧年幻觉和蒙蒂菲奥里的犹太宗教梦想都是空洞的，没有人员去实践。英、法、德、意等国的犹太人都致力于同自己祖国的文化融合，认为将犹太人送到“他们祖辈之地”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是要把他们置于文明世界的边缘。不过现在，新的环境首次创造了实现那种梦想的可行基础。

在为犹太人设立栅栏区的俄罗斯帝国西部，兴起了原初民族主义，给这里的大批意第绪语人口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庞大的地区存在宗教、文化、语言差异，公然展现了不宽容和咄咄逼人的反犹主义。此外，这里的人口不断增长，又不可能迁出栅栏区，便导致了犹太社区的经济恶化和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1881年开始的屠杀一波波地持续到1905年，引发了犹太人的大规模向西移民活动。根据一些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离开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有250万之多。移民来到了中欧、西欧乃至美洲。与这一大规模人口移动直接相关的是，一些移民接受国出现了恐犹症；同样与此相关的还有对巴勒斯坦的早期殖民、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兴起，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

在中欧和西欧，各种犹太机构都在关注来自俄罗斯帝国和罗马尼亚的移民。由于担心东欧犹太人的到来会加剧反犹主义，人们开始研究帮助和/或摆脱这些“外国人”的办法。在德国，犹太社区领袖用了一切手段，将移民引向汉堡，好让他们继续去美国的旅程。在法国和英国，犹太社区的富人用其他手段消除难民潮。例如，毛里斯·德·赫尔施男爵（Baron Maurice de Hirscd）积极帮助建立阿根廷的犹太移民聚居区，埃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James de Rothchild）在巴勒斯坦做着同样的事。[9]这些殖民事业步履蹒跚，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二者都无关民族主义。

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西流移民潮中，存在极少数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些人于19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一股涓涓细流并不起眼，而且其中一部分还会继续迁徙，直到抵达西方国家。不过，这是一个持续而漫长进程的开端。

在定居的最初尝试中，最活跃的人员中有另一名英国基督徒——劳伦斯·奥利芬（Laurence Oliphant）。他是前外交人员和议会议员，相信犹太-基督教种族注定要统治圣地。1880年，他出版了一部有趣的书《吉利德之地》（The Land of Gilead）。[10]由于在约旦河以西买地很难，奥利芬相信，让犹太人定居河东会容易些。为此，这个地区的贝都因居民需要被赶出去。阿拉伯农民则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将被集中在保留地，并用作犹太殖民地的雇工。带着一封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推荐信，奥利芬去见了奥斯曼苏丹，不过未能让他相信其有关犹太人定居外约旦梦想的好处。奥利芬有一个募集英国资金的计划，想建造沿着未来犹太国边界的铁路，但最终没有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奥利芬与许多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他不是仅仅号召把犹太人送到圣地，在那里皈依基督教，自己却继续生活在文明适意的基督教中心。古怪的奥利芬移民到了巴勒斯坦，定居在海法。历史在这里显出了反讽：在海法，奥利芬的私人秘书是犹太诗人纳夫塔利·赫尔茨·伊姆贝（Naftali Herz Imber），他写了首诗《希望》（“Tikvatenu”），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歌词的基础。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移民一样，伊姆贝离开了“锡安”，离开了他的诗歌的怀乡对象。他先去了英国，最终在美国定居下来。

我们知道，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才出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深受维也纳文化或许还有德国民族主义影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概念的发起者、组织的创始者。起初，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而非移民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赫茨尔在德国皇帝、奥斯曼苏丹、奥匈帝国首相那里，希望建立联系和获取帮助的努力失败后，他得到了一个提出自己大胆理念的难得机会。

20世纪初，英国涌动着不断增长的强烈压力，要挡住东欧来的移民潮。移民被认作有威胁性的入侵；从许多方面看，这类似于21世纪初针对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普遍态度。大批公众把几乎所有东欧人都当作犹太人，在伦敦的工人聚居区和议会中都能听到新的反犹主义声音。[11]从1881年到1905年，英国已接受了超过10万“东方”犹太人，还有许多在路上。在此背景下，1902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成立了，调查持续不断的移民现象。以拿单·梅耶·罗斯柴尔德男爵为首，英国犹太领袖表达了对新局面的担忧，寻求防止影响既有英国犹太社区的途径。虽然罗斯柴尔德一开始有些犹豫，赫茨尔还是收到了邀请，向委员会陈述有关在欧洲之外安置犹太人的想法。

异常机智的利奥波德·格林伯格（Leopold Greenberg）是《犹太纪事》的编辑，同一年，他成功安排了赫茨尔与权势极重的联合王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私下会面。张伯伦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他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不寻常的领土方案产生了兴趣。1902年10月22日，在这次历史性会面中，赫茨尔提出将犹太人迁往塞浦路斯或西奈半岛的阿里什，以缓解英国面临的大规模移民的威胁。两个地方离巴勒斯坦都够近，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们还有可能向那个方向扩展或迁移。由此，赫茨尔希望抵消那些不惜代价坚持将方案集中于锡安之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同时赢得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战略支持。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的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塞浦路斯和西奈半岛则在英国的控制下。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天真地相信，他的提议能同时被英国统治圈和他主导的民族运动所接受。

问题在于，虽然塞浦路斯的穆斯林人口不怎么显山露水，但这个岛上还有一部分白人基督徒，英国必须对他们表示支持。因此，张伯伦不得不礼貌地排除了塞浦路斯，但愿意讨论西奈半岛这个选项，只要埃及不反对。然而，克罗莫勋爵等尼罗河之地的英国代表立刻表达了他们的坚决反对立场。英国殖民大臣没有放弃希望，他的职责就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帝国。张伯伦不想失去这一双重的黄金机遇：一方面替他的国家摆脱外国犹太人，后者身穿奇怪的服饰，说着听上去像德语的语言，正急切地寻求进入英伦诸岛港口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海洋那一边人口稀少的殖民地上，安置大英帝国的潜在忠诚支持者。1903年4月24日，在与赫茨尔第二次会面时，张伯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乌干达，一个今天属于肯尼亚的殖民地，当时很需要殖民者。它可以被免费给予特选子民。

这个提议意义重大。第一次，一个欧洲大国与新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了领土谈判。就算计划的动因是狭隘的殖民利益，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是阻止外来移民进入英国的愿望，它仍是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转折点，是英国精英对圣经之民后裔的复杂态度的转折点。从世界犹太社区的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还只是边缘势力，但这个渴求外交正当性的运动已经向着目标显著前进。就英国而言，在20世纪初，它开始被视为犹太命运的首要监管人。作为赫茨尔持续施加压力的结果，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了“乌干达方案”，虽然经历了激烈的辩论，也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局面。不过事实上，没有人太拿这个计划当回事。如果说动员大批人移民巴勒斯坦已经够困难了的话，要找到愿意定居东非偏远地区的犹太人，问题就更多了，那里没有创建民族祖国所必需的神话神学背景。但赫茨尔很清楚，外交部的提议创造了一个先例，虽非必然地与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相关，但的确关涉犹太人对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权利。

“乌干达方案”提出时，富于个人魅力的贝尔福勋爵已是英国的新首相。他支持张伯伦的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部分是因为那符合他本人想要制定反外国移民的严厉法案的动机。作为现代时期“犹太人民”的最大恩主，贝尔福这个名字已镌刻进犹太复国主义史。他用“种族”一词指称犹太人，而与后者的关系始于一场旨在阻止受迫害人员把他的祖国当成避难所的政治斗争。在1905年的议会辩论中，贝尔福坚持认为，既然犹太移民只在他们内部通婚，不情愿、不可能真正整合入英国民族，道德上英国就有理由限制他们入境。为向世界证明，他反对犹太人的决定本质上并不是反人类的，他强调了乌干达选项：移民被授予了殖民地中的大片肥沃土地，因此若无可靠的理由，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12]

这一立场出现于20世纪初，并不能因此将贝尔福定为邪恶的反犹者，正如在21世纪初，领导们阻止移民工人进入自己国家的坚定措施并不自动地把他们变为反伊斯兰教者一样。术语“反犹主义”内涵宽泛，指针对犹太人的敌视或反对态度的多种表现。贝尔福没有特别恨犹太人，虽然有些证据表明，他也不是很热爱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英国有太多犹太人。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政策立场是连贯的，在1917年也是如此。

就英国或许还有整个西欧对外国人的态度而言，贝尔福1905年的政策代表着一个转折点。虽然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英国强行来到地球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却把自己从给难民提供庇护的自由国家变为其他人完全无法进入的地区，即便这些人正在遭受迫害。在帝国主义时代，人口流动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即从中心向外围。

在关涉外国人的“贝尔福1905年立法”之后的20年，美国实施了进一步加强移民条款的类似法律——《1924年移民法》，也称《约翰森-里德法》。[13]公平地说，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相比，它们为以色列国的成立做出的贡献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更大。犹太人是如何被约束着进入中东的？其历史条件就在于这两部反移民法，再加上贝尔福写给罗斯柴尔德的信：那封信说，联合王国乐于赞许地看到“犹太民族家园在巴勒斯坦的建立”，本章稍后将对此予以讨论。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祖国”进行的“民族”殖民活动，英国如何最终采取了那样一种立场，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提供外交、政治以及他们眼中的道德基础？首先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即在1917年，贝尔福并非突然变成了致力于犹太事业的积极分子。这年1月，面对一个英国犹太人委员会就整个沙俄帝国犹太人可怕的生存处境进行干预的请求，贝尔福没有向正与英国有着军事同盟的俄国政府交涉。在一次私下会谈中，他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也要记得，迫害者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害怕犹太人这个特别聪明的民族……无论去东欧的什么地方，人们总能发现，犹太人在进步，再加上他们属于一个独特的种族，其公开信仰的宗教是周边人们仇恨的目标，而且，他们……的人数有百万之多，人们或许能理解把他们打倒在地的愿望。[14]

不过，贝尔福是由有着热忱宗教信念的苏格兰母亲抚养长大的，从母亲那里，他形成了对《圣经》故事及其不时出现的主角古希伯来人的景仰。他相信基督教欠了犹太人很多，还批评教会针对犹太人的惯常做法。或许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母亲也向他介绍了这样的观念，即基督教最终救赎的必要前兆就是犹太人的复兴。相较于张伯伦那样的行动者，贝尔福可说是个文人，有着相当渊博的历史知识，乐于把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不是帕默尔顿或沙夫茨伯里，但他有着两人的某些特质，完全可以被看作他们的自然传人。

关于种族，贝尔福与迪斯雷利和其他贵族有类似的观念，虽然阐明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态度与种族纯洁的严格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像许多同代人一样，他相信有着独特特征和行为的种族的存在，相信不同种族的混杂是不好的。犹太种族是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常在成分，从一块特定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漫游，符合逻辑的做法是让他们尽快回去。这种信念为贝尔福变成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他也的确朝这个方向转变了。对于住在伦敦南部的、有些“粗鲁的”真实犹太人，有时候贝尔福的态度有所保留，但他至死都未改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钦佩。在他看来，他们径直拒绝了与邻居们同化，是一个单独的、古老的种族的历史连续性的象征。他确信，如果这个种族能回到其古老的祖国——一块离伦敦足够远的土地——它将能展示自己真实的天赋。

这是贝尔福立场的知识背景与心理背景，这无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实际行动的潜在逻辑。像迪斯雷利一样，贝尔福首先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英国殖民主义者，竭力要促进帝国的利益。如果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与英国利益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对那种观念。但在1917年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条件成熟了。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部把新出炉的“焊接品”直接送到利奥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办公室，上面写道：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代表国王陛下的政府，愉快地向你转达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愿望表示同情的宣言。宣言已提交内阁并获批准：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将尽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明确的是，不应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与宗教权利的事，或有损其他国家犹太人权利和政治地位的事。”

如果你能把此宣言告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本人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这封信没有假装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人口对比关系。彼时，那里是“巴勒斯坦非犹太社团”的70万阿拉伯人的家，也是6万犹太人的家——英国的犹太人口将近25万。[15]即便这6万少数群体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更说不上是“人民”。其中包括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这些人疏离建立现代国家的观念：此观念号称是犹太人的，但其价值观是对圣地的亵渎。上述数据对英国的立场没有影响，因为英国的目标是鼓励受它支持的殖民活动，或许也由此为自己摆脱了一些不顾限制、努力想进入英伦诸岛的犹太人。

这个时候，有关认可民族自决的历史性原则的观念还很新，要等到“二战”后才应用到非欧洲的人口。《贝尔福宣言》没有考虑当地人的集体利益，不管他们是“人民”还是民族。它也与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所做保证的精神对立；麦克马洪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其保证是向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做出的。为动员阿拉伯领袖参加反奥斯曼人的战争，英国含糊地承诺所有阿拉伯人聚居地区都能获得政治独立，除了西叙利亚这一未来的黎巴嫩领土，它是非穆斯林社团的家园。[16]英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毁诺，但不仅如此，他们也完全没有在意阿拉伯民族主义觉醒的最初迹象，因此，从未认真考虑守诺的事。

贝尔福公开信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是破坏英国此前与法国签订的协议。1916年5月16日，两个殖民大国决定一起孤立虚弱的奥斯曼帝国，由马克·塞克斯（Mark Sykes）代表英国外交部，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代表法国外交部，两人会面达成分割领土战利品的基本共识。按照协议条款，法国将直接或间接控制包括后来直到摩苏尔的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东南部和上加利利地区。英国则为自己保留了将很快变成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地区、波斯湾、内格夫沙漠以及海法、阿卡等海岸飞地。此外，它们许诺沙皇俄国控制伊斯坦布尔，而圣地中心地带将成为国际共管的开放区。这些秘密会谈的日程表上没有犹太人，随后产生的历史性文件中也没提到他们。[17]

1916年12月，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成为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也是劳合·乔治的左右手。两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公开支持者。劳合·乔治是热忱的威尔士洗礼派信徒，据他自己说，对于圣地的地名，他的熟悉程度超过“一战”中的战场名。两人对《塞克斯-皮科协定》都不满意，理由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乏味的神秘和历史的神秘。就其实际的一边来说，围绕着苏伊士运河，英国人渴望通过对巴勒斯坦事实上的征服来扩大军事安全区，并已着手进行。他们认为，连通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水道必须掌握在国王陛下政府的代表手中，不想与不可靠的法国无神论者分享圣地的控制权。从历史层面看，它是一个圣经之地的问题：1291年，野蛮的穆斯林将欧洲十字军骑士团从那里赶了出去。不过，文明的欧洲人现在有能力重占圣地——它不仅仅是像乌干达或塞拉利昂那样的另一块殖民地。它是基督教的源起之地，而且摆在新教贵族面前的是这样的机会：通过恭顺的一小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可以从远方指导那里的事务。

1917年3月26日，在一次征服尝试中，英联邦军队首次侵入巴勒斯坦。虽然这次进攻失败了，但几个营的士兵控制了内格夫首府比尔谢巴，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已遭突破，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南部城市的征服和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不战而降之间，贝尔福向罗斯柴尔德发出了他著名的信。这封信理论上和事实上废除了《塞克斯-皮科协定》，通过向“犹太人民”赠予一份仁慈的礼物而为英国人提供了优越的地位。[18]

我们应该记得，此时的世界并不知道《塞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直到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对沙皇外交部档案进行了一次维基解密（Wikileaks）式的行动后，英国的马基雅维利式战争游戏才被曝光。《塞克斯-皮科协定》是极其玩世不恭的条约，因此，一直被严格地保密。相反，《贝尔福宣言》将自身设定为对苦难犹太人持人道主义姿态，所以是公开的。收信人不是不起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相对无名的代表，而是罗斯柴尔德勋爵。这并非偶然，在伦敦的公共领域，勋爵是位很受尊敬的著名政治人物。信件的首要意图是掩护一个复杂的殖民主义行动，后者将在20世纪的剩余年代里一直影响着中东的未来。

导致劳合·乔治政府发布《贝尔福宣言》的还有学者们指出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是在英国政治圈子里，人们相信美国犹太人会为说服其政府动员起来参战做更多的事，因为无论如何，正在发生的屠杀只有彻底击败德国后才能终止。另一个因素是白厅相信大英帝国发布的赞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宣言将触动俄国犹太人，这令他们倾向于继续东线的无望战役，虽然他们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和平主义者。[19]

纵观历史上的反犹者和亲犹者，他们都严重高估了犹太人的内部团结和影响力。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虽然极其钦佩犹太人，但与反犹者的态度相比，他们对这个群体成员的总体观念并无根本不同。福音派新教徒表现出许多细微区别，但他们同样坚持一种基本的人种学路径，其中充满了关于犹太人及其表面上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偏见和假设。[20]

关于英国政府在领土方面的慷慨之举，更幼稚的历史学将原因归于一种有机物质的发明。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说，丙酮是制造炸弹和其他爆炸品的必要材料，而在战争的一个早期阶段，英国人缺这种东西。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位天才的化学家，也是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位总统。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蔬菜类的细菌发酵生产丙酮；他被招来为国家服务，成功解决了战时的这一后勤问题。由于魏茨曼的天才智慧，炸弹和炮弹的生产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这时候，劳合·乔治是军需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大臣——1915年由贝尔福接任。三位领袖都认识魏茨曼，而且故事这样说，当需要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家园问题做决定时，他们都没忘记魏茨曼为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这样，《贝尔福宣言》也被看作他们在偿还对一个人及其所代表的运动的道德欠账。

构建历史叙述时，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构建为一种可能的因素。遗憾的是，历史学术不是化学实验室，不像那里的实验可以重复，以评估的确能造成发酵或爆炸的特定物质的混合方式。此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德国分支狂热地支持德意志祖国之事，当时的英国政府不大可能毫无察觉。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的反讽：为德国军队发明毒气的人是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另一位犹太化学家。纳粹上台后，哈伯这位德国的爱国者被迫离开祖国。他于1934年去世，之前还想着去巴勒斯坦，加入魏茨曼在雷霍沃特的研究所。[21]

1917年，包括劳合·乔治勋爵、阿瑟·贝尔福勋爵、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内，许多英国政治家相信，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兴了，那将为英国赢得一个稳固的帝国据点，直到世界末日乃至更后的时间——万一福音派被证明是正确的话。

从美洲殖民者于18世纪末或布尔人于19世纪末发动的起义中，他们似乎没学到什么。或是他们相信，虽然犹太人拥有金融势力，但其行动受到政治限制，会与仁慈的保护帝国达成一种不同的关系。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错了，错在他们估计英国精英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足以克服竞争性的其他帝国利益考虑。

不管怎样，无论是犹太人对一块古老土地两千年的渴盼瓜熟蒂落，还是席卷而来涌入英国的大批自愿移民潮，都不能充分说明那最终导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的外交举措。相反，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轴心联起手来，合力创造了一种决定性的、象征性的三位一体：

（1）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人所接受的、与帝国目标紧密纠结在一起的悠久福音派基督教情感；

（2）大批意第绪语人口面临的艰难困局：他们陷进了两种危险复杂的进程之中，其一是已开始咄咄逼人地驱逐他们的自东欧兴起的反犹原初民族主义，其二是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开始施行的严格移民规定；

（3）作为对这些事态之回应的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它源于未充分发展的意第绪语人民的崩解边缘地带，首要目标是殖民锡安地。

无疑，《贝尔福宣言》显著地扩大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由此开始，我们看到更多的犹太人热情地赞同让其他犹太人向以色列地“阿利亚”（移民）。虽然如此，至少从1917至1922年，无论是英国有关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声明，还是英国政要的鼓励，它们都未能说服意第绪语人口大批迁往他们的“历史祖国”，更不用说英国犹太人了。[22]

到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五年蜜月期结束时，约3万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了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只要美国的移民大门相对开放，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东欧犹太人仍会继续抵达它的海岸。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帕默尔顿、沙夫茨伯里、贝尔福及其他基督教爵士分配给犹太人的中东地域，他们坚决拒绝在那里重新安置。

人们不应对这种人口流向过于惊讶。虽说定居巴勒斯坦存在着经济困难，但缺少移民定居者的主要原因是平淡乏味的：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及其后代都不把巴勒斯坦看作他们的土地，不管是极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改革派，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崩得分子、社会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对照被植入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神话，他们没有竭力“在每一世代重新定居于他们的古老祖国”。当这一选择被人们用新教的殖民主义金盘端到面前时，他们甚至不认为那是一个恰当的“回归”之地。

最终是什么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是欧洲犹太人所承受的可怕残酷的打击，是“文明”国家对承受打击者关闭边界的决定。

[1] 这本书很快就被译成希伯来语。见比肯菲尔德（Beaconfield）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大卫·阿尔左伊奇遇记》，华沙：考塔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883年。希伯来语版导言中有这样的句子：“这本可敬的书的目标……是激起和唤醒读者心中对圣地亦即我们先辈祖国的热爱……”另见本杰明·迪斯雷利：《大卫·阿尔左伊奇遇记：伊斯坎德尔的兴起》（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The Rise of Iskander），费城：卡利、利亚和布兰查尔德出版社，1833年。

[2] 例如，参见亲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里茨与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的争论《论文-回忆录-信件》（Essays-Memoirs-Letters），耶路撒冷：比亚利克研究所，希伯来语，1969年，第218页。另见拿单·伯恩鲍姆（Nathan Birnbaum），他在《民族主义和语言》（“Nationalism and Language”）一文中发明了“犹太复国主义”一词。转引自多伦（Joachim Doron）：《拿单·伯恩鲍姆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The Zionist Thinking of Nathan Birnbaum），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文库，希伯来语，1988年，第177页。

[3] 本杰明·迪斯雷利：《谭克雷德或新十字军》，伦敦：回声文库，2007年，第253页。

[4] 迪斯雷利将自己看作“希伯来种族”的一员，这引出了犹太人的造假热情，他们想证明他私下里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参见拿单·米歇尔·盖尔伯（Nathan Michael Gelber）：《比肯菲尔德勋爵的犹太国计划》（The Lord Beaconsfield’s Plan for a Jewish State），特拉维夫：利恩曼出版社，希伯来语，1947年。

[5]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到18世纪为止的影响的评估需要探讨，但他对19、20世纪的分析是准确的，很难驳倒。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年。

[6] 到目前为止，关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对圣经之地的普遍态度，最有趣的书是埃坦·巴尔-约瑟夫（Eitan Bar-Yosef）的《1799—1917年英国文化中的圣地：巴勒斯坦与东方主义问题》（The Holy Land in English Culture 1799-1917:Palestine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5年。

[7] 有关英国人和非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文化活动，参见约阿德·埃利亚兹（YoadEliaz）的大胆著作《圣地/圣书》（Land/Text），第27—143页。

[8] 莫斯克劳普：《测量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与英国在圣地的利益》（MeasuringJerusalem: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Holy Land），伦敦：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1870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基金会，见第96页。与阿拉伯居民相比，英国人对植物和鸟类显示出更大的兴趣。例如，参见《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旅行日志》（The Land of Israel:A Journal of Travels in Palestine），作者是英国动物学家和牧师特里斯特拉姆（Henry Baker Tristram），他与基金会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伦敦：促进基督教知识协会，1882年。

[9] 参见哈伊姆·阿夫尼（Haim Avni）：《阿根廷与犹太人：犹太移民史》（Argentina and the Jews:A History of Jewish Immigration），亚拉巴马州塔斯卡鲁萨：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2年。另见西蒙·沙玛：《两位罗斯柴尔德和以色列地》，我在本书导言中对此有过讨论。

[10] 劳伦斯·奥利芬：《吉利德之地》，爱丁堡：布莱克乌德出版社，1880年。关于这位有趣的人物，更多讨论请参见安尼·泰勒（Anne Taylor）：《劳伦斯·奥利芬》（Laurence Olipha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尤其是集中于他同巴勒斯坦的关联的章节，第187—230页。

[11]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伯纳德·盖尔讷（Bernard Gainer）：《外来入侵：1905年外国人法的起源》（The Alien Invasion:The Origins of the Aliens Act of 1905），伦敦：海纳曼教育图书公司，1972年。

[12]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维克多·卡坦（Victor Kattan）材料丰富的著作《从共存到征服：国际法和阿以冲突的起源，1891—1949年》（From Coexistence to Conquest: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891–194），伦敦：柏拉图出版社，2009年，第18—20页。

[13] 1924年法强化了三年前制定的法律，虽非特别针对犹太人，但对他们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14] 引自杰森·托米斯（Jason Tomes）：《贝尔福与外交政策：一个保守政治家的国际思想》（Balfour and Foreign Policy: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a Conservative Statesma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15] 根据英国于1922年所做的人口调查，巴勒斯坦有754549人，包括79293名犹太人。参见鲁克（Harry Charles Luke）和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主编：《巴勒斯坦手册》（The Handbook of Palestine），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2年，第33页。

[16] 信件来往见于网址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istory/hussmac1，并参见卡坦：《从共存到征服》（From Coexistence to Conquest），第98—107页。

[17] 协议细节见于网址http://unispal.un.org/unispal.nsf/3d14c9e5cdaa296d85256cbfoo5aa3eb/232358bacbeb7b55852571100078477c?OpenDocument。

[18] 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的信，阿维·希莱姆（Avi Shlaim）对各种不同的学术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考察，《〈贝尔福宣言〉及其后果》（“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收录于他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再评估、修正和反驳》（Israel and Palestine:Reappraisal,Revisions,Refutations），伦敦：沃尔索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另见约翰·罗斯（John Rose）：《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The Myths of Zionism），伦敦：柏拉图出版社，2004年，第118—129页。

[19] 有关对导向贝尔福宣言的英国政府动机的探讨，参见巴兹雷（Dvorah Barzilay）：《〈贝尔福宣言〉的起源》（“On the Genesis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载《锡安》33:3—4，希伯来语，1968年，第190—202页，以及梅厄·维利特（Meir Verete）出色的文章《贝尔福宣言和它的制造者》（“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载《中东研究》6:1，1970年，第48—76页。

[20] 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首次突出了英国政治的这一方面，尤其是针对劳合·乔治。参见他的生动描述和新颖分析《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One Palestine Complete: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纽约：猫头鹰图书公司，2001年，第36—39页。

[21] 到目前为止，关于导致英国发布支持犹太民族家园的宣言的种种因素，所出版的最全面研究是约纳丹·希尼尔（Jonathan Schneer）的《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纽约：兰登书屋，2010年。不过遗憾的是，希尼尔没有充分关注意识形态方面和帝国主义冲动，甚至还简单地传递出一种印象，即英国没打算控制巴勒斯坦。

[22] 在英国犹太社区中，许多人激烈反对《贝尔福宣言》。包括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爵士，那位著名慈善家的侄孙、英国的自由派犹太教创始人克劳德·蒙蒂菲奥里（Claude Montefiore），甚至还有来自盎格鲁-犹太协会的鲁西恩·沃尔夫（Lucien Wolf），一些名人公开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观念。参见斯图尔特·科恩（Stuart Cohen）：《针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盎格鲁-犹太反对者的宗教动机和主题，1895—1920年》（“Religious Motives and Motifs in Anglo-Jewish Opposition to Political Zionism,1895–1920”），见西缪尔·阿尔莫格（Shmuel Almog）、耶胡达·雷因哈兹（Jehuda Reinharz）、阿尼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主编：《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Zionism and Religion），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布兰代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9—174页。

第四章 犹太复国主义对阵犹太教：“族群”空间的征服

这是永恒法：如果民族国家和祖国之间存在或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虚假的线注定会消失。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48年

这一胜利（1967年）的意义不仅是交还了犹太人民最古老、最超凡入圣的实体，亦即那些在它记忆中、在它历史深处最深沉的东西，还在于抹去了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之间的区别。

——拿单·奥特曼（Nathan Alterman），《面对史无前例的现实》（“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Reality”），1967年

阅读《圣经》时，英国清教徒寻求的是与神圣精神无中介的直接互动。比较起来，《塔木德》犹太教的追随者却惧怕随意地读这部书中之书；他们相信，它是上帝亲自口授的。提起犹太人向圣地移民和定居时，基督教千禧年思想家没什么顾虑。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的汇聚是关键的救赎前提。然而，无论在中世纪、向现代性转变时期还是现代时期本身，犹太拉比都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生者和死者一起，犹太人的汇聚只能在救赎到来时发生。因此，在许多方面，与犹太民族主义和历史性的犹太教之间深刻的形而上与心理鸿沟相比，福音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区别要小得多。[1]

1649年，浸礼会的母子约哈娜·卡特莱特（Johanna Cartwright）和伊比奈泽·卡特莱特（Ebenezer Cartwright）呼吁伦敦的革命政府，用船将犹太人送到圣地。一年前，来自士麦那（Smyrna）的学生萨巴泰·兹维（Sabbatai Zevi）决定自称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若非东欧犹太人同一时间正在经历一场令人不安的创伤，这个年轻犹太人很可能像许多沉浸在弥赛亚梦想中的疯子一样，以默默无闻告终。然而，在反抗波兰天主教贵族时，东正教的哥萨克波丹·科米尼茨基（Bohdan Khmelnysky）实施了血腥屠杀，将恐怖带入许多犹太社区；很快，那里便沉浸在救赎马上到来的信息中。为更好地理解此事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记住，按卡巴拉主义者的推算，1648年正是救赎之年。

像野火一样，萨巴泰主义漫过许多国家的犹太社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直到1666年，在萨巴泰·兹维皈依伊斯兰教后，这一充满激情的运动才停止发展。此后的许多年里，弥赛亚主义浪潮在犹太信仰中仍有余波。直到18世纪，萨巴泰群体仍在活动。作为回应，对于无法控制的立刻救赎渴望的可能爆发，犹太社区机构有了更多的警惕，有了应对机制。

萨巴泰主义不是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然也不是民族主义的，虽然某些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它描绘成那样的。萨巴泰·兹维寻求建立对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不是斩断犹太人与出生地的联系，将他们汇聚到瞪羚之地。[2]然而，许多拉比相信，萨巴泰主义会让犹太人的视线转向耶路撒冷，犯下以不成熟的尝试来加速救赎到来的罪，并危及世界范围犹太人的脆弱生存状况。

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始于18世纪末，在以后几个世纪里扰动着社区生活的形式；在拉比权力中心，它也促进了信仰观念的僵化。比以往更甚地，拉比们小心避开卷进许诺救赎马上到来的末世论危险的可能。几乎同一时间，18世纪的哈西德运动专注于卢里亚主义的卡巴拉（Lurianic Kabbalah），转向个人救赎，极为警惕集体救赎的预言者和倾向于加速救赎的人们的诱惑。[3]

[1] 我这么说并不是暗示，对于犹太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起，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有着直接的概念性“影响”。在前民族主义者和犹太身份的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很难找到此类影响的明确痕迹。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福音主义确有可能创造了一种欧洲气氛，间接地促进了这一观念的诞生。对此的更多探讨，参见阿农·拉兹-克拉克次金（Amnon Raz-Krakotzkin）：《流散的民族叙述：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和中世纪犹太人》（“The National Narration of Exile: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Medieval Jewry”），博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1996年，第297—301页。犹太民族主义的出现促成了基督教与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密切接触，最突出的例子是维也纳的西奥多·赫茨尔与圣公会教士威廉·海西勒（William Hechler）。更多的探讨参见克劳德·杜夫诺伊（Claude Duvernoy）：《王子与先知》（Le Prince et le prophète），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出版处，1966年。

[2] 参见阿夫拉姆·埃夸亚姆（Avraham Elqayam）资料丰富的《瞪羚之地：加沙的拿单思想中的以色列地再现》（“Eretz ha-Zevi:Portrayal of 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Thought of Nathan of Gaza”），收录于艾维泽·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sky）主编：《现代犹太思想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8年，第128—185页。需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的波兰，最大的萨巴泰运动弗兰克主义也不认为移民圣地是首要的弥赛亚目标。见于雅各·弗兰克的《上帝之言》（Divrei ha’adon），希伯来语。

[3] 区别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时，基本要素之一是对弥赛亚主义的不同立场：犹太教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则怀乡式地记着它。犹太复国主义学者仰慕和称许历史上的弥赛亚渴望，如格肖姆·肖勒莫（Gershom Scholem）、约瑟夫·克劳斯讷（Joseph Klausner）、耶胡达·考夫曼（Yehuda Kaufman）及其他许多人，这并非偶然。更多的讨论请参见约瑟夫·萨尔蒙（Joseph Salmon）：《不要激起天意：民族主义理解中的正统观念》（Do Not Provoke Providence:Orthodoxy in the Grip of Nationalism），耶路撒冷：夏扎尔出版社，希伯来语，2006年，第33页。

犹太教对发明祖国的回应

萨巴泰主义兴起前，住在布拉格的以赛亚·哈列维·霍洛维茨（Isaish Halevi Horowitz）拉比以圣人舍洛（Sheloh）知名，他被视为17世纪最伟大的一位犹太拉比。他相信救赎之年在犹太历5408年，即1647—1648年；1621年，在妻子去世后，认为救赎已不远的拉比去了耶路撒冷。他在圣城生活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萨费德，最终定居在太巴列，1628年去世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许多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把他看作“第一只燕子”，在现代时期的开始便决定阿利亚，亦即“上升”或移民到以色列地。然而，其他数千拉比拒绝这么做，就传统犹太教和新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及认识论脱节而言，这一事实告诉了我们很多。他对圣地的大爱、他与圣地的关联感受无可置疑。他不仅在年纪相当大的时候迁居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号召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同时没有从全体犹太人集体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萨费德，他似乎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约的两块法版》，其中的立场很清楚，反对将定居圣地看作过正常犹太生活的选择。这块土地绝不是遇到现实危险时的避难所。在这里，遵行诫命远比世界任何地方困难，打算定居此处的人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去“迦南地”的犹太人不是为了平静地安居，分有它的果实，享受它的欢愉。基于《圣经》字句，舍洛明白无误地下了结论，定居圣地的人注定一生都过得像外国人。他还认为，这块土地不属于以色列子民，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是不安稳的。

对于要成为圣地定居者的人，霍洛维茨的描述与世界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流散存在状况完全相符。他不把迁往这块土地看作救赎的第一标志，恰恰相反，迁往圣地的负担更大更重，面对恐惧和焦虑，承受它是信仰的真实证据。如他写的那样：“住在以色列地的人必须记住迦南这个名字，不忘奴役和屈从……你将像寄居者一样活在你的土地上，活在大卫的话中：‘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1]（《诗篇》119：19）

拉比约拿单·伊比楚茨（Jonathan Eybeschutz）是另一位来自布拉格的经文评注家，一个世纪后，他表达了对迁往圣地的诱惑的类似反对意见。虽然他受到萨巴泰主义对手的指责，但其实在救赎问题上他严格遵守了犹太律法原则，极其担忧加速其进程的人类努力。他毫不含糊地认为，犹太人不想离开“他们的流散地”，那样做的人是身不由己。“既然那可能造成我的罪，我怎能回去呢？”他在梅茨市（Metz）的一次著名讲道中这样发问，讲道见于他的著作《约拿单之爱》（Ahavat Yonatan）。[2]圣地只接受没有冲动欲望的犹太人，他没有过失，也没有违反过任何诫命。由于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犹太人，住在圣地不仅无望，也对救赎的到来构成了极大的危险。

或许最有趣的是这一事实：伊比楚茨最大的对手是指责他为萨巴泰主义者的博学拉比雅各·埃姆顿（Jocob Emden），后者在以色列地问题上完全赞同伊比楚茨。埃姆顿持续地批评一切暗示的或明言的弥赛亚主义，包括强烈拒斥一切加快救赎进程的意图。如果说有谁将《塔木德》的三项劝诫当作了自己所遵循的信条的指导原则，这个人无疑是拉比埃姆顿。对拉比犹大·哈哈西德（Judah Hahasid）弥赛亚团体的失败尝试，他恶毒地攻击为蠢事。哈哈西德于1700年移民耶路撒冷，被犹太复国主义史学描述为朝向以色列地的犹太民族主义移民的开始。[3]

直到20世纪初，有关未能完满履行诫命从而导致亵渎圣地的神学恐惧一直深深扎根在犹太宗教律法思想中。一些人做了公开表达，另一些则忽略或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人继续颂扬和赞美想象中的圣地之美妙，但从不考虑向那里移民。所谓重新到耶路撒冷安置、在那里“建造和被建造”，传统宗教体制不曾产生这样的运动或潮流。

不过，考察拉比们如何回应新民族主义挑战的兴起之前，我们必须先想想出现在18世纪欧洲犹太人中的启蒙运动的最初声音：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nh）。门德尔松认识伊比楚茨和埃姆顿，他在一所犹太经学院学习，非常熟悉拉比文献。不过，不像这两位伟大的传统学者，他开始偏离犹太律法框架，发展出独立的思想体系。为此，门德尔松被视作现代时期第一位犹太哲学家。

很大程度上，他也属于第一批德国人。在绝大多数国王和王公的臣民还不认识德语文学语言时，门德尔松像其他伟大知识分子一样，已能精湛地用它写作。这不是说他不再做犹太人。他是诫命的虔诚尊奉者，表现出与圣地的深沉关联，反对犹太人融入基督教文化，即使在一个平等的宗教共存框架内。与此同时，他也努力提升犹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促进他们与隔都的文化分离；虽然隔都为其居民提供了保护，抗拒了现代化的入侵，但也是强加给他们的。为此，门德尔松使用希伯来字母，将《圣经》翻译成文学德语，并加入了自己的哲学评论。他为犹太人平等权利所做的斗争将他带入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知识探讨。

1781年，在门德尔松去世前10年，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大卫·米查理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发起了对犹太平等条款的攻击。这属于在此问题上的诸多激烈辩论中最早的一类，而这类辩论将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根据米查理斯的态度，我们已能觉察到一种犹太恐惧症的、原初民族主义的腔调。他反对犹太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在东方已经有一个祖国了。事实上，早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前，德国土地上憎恨犹太人的人们最先发明了一处远方的犹太民族领土。门德尔松迅速回应，无畏地展示了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他基于原则的观点引起了那些最热忱的犹太人的回响。“久被期盼的巴勒斯坦回归令米查理斯先生深感困扰，”他写道，

对作为公民的我们却没有影响。无论在哪里受到宽容对待，犹太人的经历都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本性也能部分说明问题：只有狂热的人才不爱他在其中兴旺发展的土地。持有争议性宗教观点的人将它们留给教会和祈祷。我们的贤者的警告也能部分地说明问题：《塔木德》禁止我们哪怕只是想想凭力量（即试图通过人的努力来影响救赎）回归（巴勒斯坦）。没有《圣经》提到的奇迹和征兆，我们不能朝着凭人力实现我们民族回归和救赎的方向迈出哪怕最小的一步。以有些神秘但很迷人的诗句，《雅歌》（2：7和3：5）表达了这一禁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4]

在这一阶段，在欧洲出现民族领土的前夕，门德尔松感到需要澄清为什么圣地不是他的祖国。他依靠两个论据，一个直接援引希腊化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正常的人类，会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土地；另一个明确依靠《塔木德》，引用三项劝诫的神学解说，并由此出发，再以哈斯卡拉（Haskalah）即犹太启蒙精神予以表达——哈斯卡拉认为自己是正在兴起的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门德尔松理解为一座里程碑，填补了两个人之间的鸿沟：第一位希腊化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的斐洛，或许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犹太哲学家的弗朗兹·罗森茨威格，后者也断然反对任何将犹太教与土地联系起来的企图。[5]与此同时，门德尔松可以被视作大规模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报信人，这一运动同样反对原初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观念。

门德尔松相信，圣地犹太国的观点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就此而言，他和传统拉比没有区别。19世纪，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但没在任何重要意义上改变这一基本信念。少数不算典型的拉比试图将宗教弥赛亚主义和民族领土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赢得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的赞誉，如拉比兹维·赫尔施·卡利舍和拉比犹大·阿卡莱。然而，对于原初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声音，主流犹太体制没有显出任何包容，相反，面对将圣地变成民族祖国的观点，他们的反应完全是敌意的。

我们必须记住，对于这个时期的变化，最初，历史的、传统的犹太教的斗争努力不是朝着犹太复国主义方向，亦即集体融入现代性的方案前进的。19世纪最初的斗争目标是半集体整合（犹太教改革派）和个人的基本是世俗的同化。通过后两个过程，犹太人寻求加入他们所在国家中仍在发展着的民族文化。在西欧及随后而来的中欧国家，由于涉及犹太人平等权利的立法上的进步，长期限制犹太人存在的上层建筑的解体速度加快了。由于怀疑主义的启蒙观念向东欧的渗透，由于它们对受教育阶层和年轻一代的影响，犹太社区体制颇受扰动，它本已在尽一切可能来应对这些挑战。

在所有建立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地方，改革派犹太教都发展迅速；有些时候，它甚至还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实现。法国革命已将启蒙精神传播开来，在荷兰、英国、法国以及特别是德国，新成立的宗教社团试图让犹太习俗和策略适应这种精神。传统中一切被认为违反直觉的地方都得到修正，输入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表达方式。会堂和祈祷仪式发生了变化，新的礼拜建筑发展出生气勃勃的全新仪轨。

除了这些将社区活动现代化的努力外，改革派事业最突出的特征是尝试把它们应用于正在成形的民族与民族文化的巩固上。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派犹太人寻求着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首先和最主要的是新的集体身份的内在成分。希伯来语祈祷书翻译成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民族语言。此外，改革派犹太教从仪式中移除了在最后日子回归锡安的救赎的一切指涉。根据改革派的思想，每个犹太人只有一个祖国，即她或他生活的国家。在有别的什么身份之前，犹太人是遵循摩西信仰的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

19世纪下半叶，原初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出现后，改革派犹太人强烈发声反对，担心强调文化而非宗教的区别会加剧恐犹症，危害公民平等事业。不过，在中欧和东欧，他们的反对并未阻止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为画出其国家尚不明确的边界，民族主义一般需要犹太人及其他少数群体。但到后来，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开始排斥犹太人，先是在宗教领域和神话式的历史领域，不久也延伸到生物学领域；作为对这种民族主义迅速的、直接的回应，原初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不过，对于自由主义的改革派犹太人来说，更可担忧的还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用数百部出版物表达了这种忧虑。在他们眼里，犹太复国主义越来越像害怕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另一面：两股思潮都拒绝把犹太人看作他们所在祖国的爱国者，都对他们的双重忠诚表示怀疑。

在德国，改革派犹太教成长为最受欢迎的犹太运动，从中产生了大批宗教知识分子，从门德尔松的学生大卫·弗里兰德尔（David Friedländer）到博学的拉比亚伯拉罕·盖革（Abraham Geiger），以及西格蒙德·梅鲍姆（Sigmund Maybaum）和海讷曼·弗格斯坦（Heinemann Vogelstein）等。犹太研究（Wissenshaft des Judentums）在改革派轨道内运行；19世纪上半叶，它对犹太历史研究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文化运动。不考虑改革派犹太教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思想，比如说伟大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赫尔曼·科亨的思想。[6]主要在1848年革命后，这一运动也有群体到了美国，在那里传播发展起来。[7]

改革派犹太教和传统犹太教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不过，它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意见一致：坚决反对把巴勒斯坦看作民族资产，看作犹太移民或民族祖国的目的地。如我们已看到的，像其他公民一样，西欧和东欧犹太人也民族化了：不是接受了独特的犹太政治身份，而是融入了各自的国家。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份重要的犹太报纸解释了这一现象：“在热爱皇帝和帝国、国家和祖国问题上，所有犹太派别只有一个观点，不管是正统派还是改革派，超正统派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die Aufgeklartesten）。”[8]

关于这一动能，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拉比萨姆森·拉菲尔·赫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9世纪德国正统派犹太教领袖。那个时候，他已能流利读写德语，已有卓越评注家的名声，门下的天才学生和追随者超过了他在世时的其他拉比。对于拉比卡利舍和前共产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的观念，最早的原初犹太复国主义反响出现了。之后，赫尔施立即着手阻止这种异常现象，因为他相信，那是对历史犹太教的歪曲，很可能对它产生严重的伤害。他担心，把圣地看作犹太祖国和对它提出主权要求的人们会重复哈德良时代巴尔·科赫巴的错误，带来又一场犹太悲剧。为免犹太人忘记，他提醒他们：

在旷野而非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以色列被授予了托拉。它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其灵魂为托拉的实体……托拉是神圣意愿的实现，构成了其子民的依托、基础和目标……因此，以色列即便有土地、繁荣、国家体制，它们自身也不是目标，而只是完成托拉目标的工具。[9]

《圣经》已彻底取代了圣地？这一观念鼓励了其他传统学者做进一步的阐发。到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会议拟于1897年召开时，赫茨尔邀请德国拉比联盟参加，收到的是明确的拒绝。会议地点原定在慕尼黑，但当时的情形相当紧张，以至于慕尼黑犹太社区断然反对在德国土地上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赫茨尔不得不转向瑞士的巴塞尔。在一封严厉抗议召集犹太复国主义会议的信中，代表德国的90名拉比中只有两人没有签名。

纳夫塔利·赫尔曼·阿德勒（Naftali Hermann Adler）是联合王国的大拉比，起初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还表达过对锡安热爱者运动的赞同，但是，他在第一时间表示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方案，并拒绝与赫茨尔公开会面。法国大拉比扎多克·卡恩（Zodoc Kahn）也一样，他赞成爱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的慈善事业，最初也曾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只是对他来说，法国犹太人对法兰西祖国的忠诚远比新的犹太民族“冒险主义”重要。

莫里茨·古德曼（Moritz Güdemann）是维也纳大拉比、著名犹太史学者，在欧洲拉比中，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还在开始写作《犹太国》之前的1895年，赫茨尔接近这位声望卓著的拉比，想争取他的帮助，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分支建立联系。大拉比很好奇，他相信赫茨尔想加入同反犹主义的斗争，或许还想把赫茨尔为之写作的、销量很大的维也纳报纸《新自由报》拉进来，保护受迫害的犹太人。他去了赫茨尔的家，惊讶地发现这位记者有一株圣诞树，他变得担心起来。[10]人们知道，赫茨尔不太在意犹太戒律，甚至没给儿子行割礼，原因很可能是他认为割礼会损伤男子气。不过，古德曼克制了对奇特的年轻异邦人（goy）的踌躇不定，继续与这位有趣的记者通信。

在赫茨尔颇显戏剧性的丰富想象中，他把古德曼看作未来犹太国首都的大拉比。[11]由此来看，两人间出现的严重“误会”很说明问题。虽然古德曼是传统的而非改革派拉比，但他回避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其世界观反映了奥匈帝国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召开的1897年，维也纳拉比发表了名为“民族犹太教”的小册子。[12]文章不长，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观念最富教益的神学与政治批判中的一部。

作为拉比和虔诚的犹太人，古德曼没有质疑《圣经》的叙述。不过，他的“摩西五经”和先知书评注表现出对普世主义及人类团结的渴望。关于现代反犹主义，他的深切担忧使他成为一贯的、有条理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家。在他看来，即便犹太人曾是个古代民族，但从圣殿毁灭以来，他们就只是重要的宗教共同体，目标是将一神教信息传播给世界，将人类转变为一个伟大民族。犹太人总是能很好地适应各种文化，如希腊人的、波斯人的、阿拉伯人的，同时维持着他们的信仰和托拉。不管是传统拉比古德曼还是改革派拉比，如维也纳自由社区领袖拉比阿道夫·杰利尼克（Aldof Jellinek），他们原则上都同意，德国犹太人是德国人，英国犹太人是英国人，法国犹太人是法国人，而这是好事：

在流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是由斐洛、兰巴姆、门德尔松体现的。这些人不仅是犹太教的旗手，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普遍文化中也光彩夺目。[13]

古德曼声称，民族利己主义在世界蔓延，但根本上与犹太宗教精神相抵触，《圣经》和犹太宗教律法的虔信者应避开沙文主义蛊惑性的危险势力。正是在这条路上，犹太人不应追随异教徒，也就是说，同化进现代世俗文化，可以；同化进现代政治，不行。每个有教养的犹太人都知道，在犹太文化中，源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政治概念并不存在。这位富于个人魅力的拉比袒露了自己的担忧：在将来的某一天，“拥有大炮和刺刀的犹太教会转换大卫和歌利亚的角色，变成对自身的荒谬否定”[14]。然而，由于反犹主义的威胁，古德曼不反对犹太人向别的国家移民定居，也是在这里，赫茨尔严重误解了这位博学的拉比：

在他们当前的祖国，犹太人的生存斗争变得异常困难，为此，给他们在其他地方定居的机会是很可嘉许的行为。我们只能请求和希望，在圣地或别的地方，已经存在的和未来会建立的犹太殖民地能够继续存在和兴旺。不过，虽然这些定居活动值得称许，如果与民族主义愿望联系起来，被看作神圣许诺的完成，那就成了跟犹太教精神和历史背道而驰的大错。[15]

在古德曼看来，犹太教从不依赖时间或地点，也从不曾有祖国。他认为，许多犹太人有意忘记犹太历史并扭曲它，将对圣地的盼望、热爱和埋葬在那里的愿望解释成它们并不是的民族主义精神。原因很简单：

为免人们误解以色列的生存有赖于土地所有权，或是跟它继承的土地紧密关联，《圣经》解释道：“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申命记》32：9）这一视角更多地将以色列子民看作上帝的产业，而不是产业的主人；它不是与圣地建立起密不可分关联的本土主义的基础。原住民状态或本土性是古代其他民族的立身之本，但从不是以色列的。[16]

毫不奇怪，这一尖利的小册子出版后，赫茨尔对西欧、中欧的改革派和传统派拉比全失去了希望。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从美国犹太人那里获得支持。无论如何，拉比伊萨克·梅厄·怀斯（Isaac Mayer Wise）是美国中央拉比会议的创建者，他明确地公开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是假弥赛亚主义，宣布美国而非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真正的避难所。这样，他击破了赫茨尔从日益强盛的新美国犹太社区得到支持或援助的一切希望。[17]

从这时起，赫茨尔只把希望寄托在东欧拉比身上，后者是这个地区庞大意第绪语人口的精神向导。事实上，在年轻的民族主义运动历史性的1897年会议上，米兹拉西运动的少数传统犹太人几乎都来自沙俄帝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拉比都已在讲各自的民族语言；跟他们不同，东欧拉比仍有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绝大多数都用它写作，同时还有神圣的希伯来语。东欧拉比体制强烈反对使用俄语或波兰语。

如我们所知，东欧犹太人的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欧。数百万犹太人仍住在与邻居分离的区域或小镇，而且，相较于西欧犹太人，他们清楚地展示了一种独特而活泼的大众文化。因此，虽然未必是全部，但在这些地方，世俗化和政治化影响了特定文化的形成。政党以意第绪语组织和管理，报纸和文学作品用意第绪语发行。像沙皇俄国的所有居民一样，犹太人是臣民而非公民；这里没能发展出什么重要的非犹太地方民族主义。考虑到这些地区形成的剧烈恐犹症，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在这里取得第一个立足点、赢得第一场胜利，而不是在别的地方。

19世纪80年代以来，从传统拉比体制那里，定居巴勒斯坦的最初努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鼓励；它们远非主流，不支持民族目标，小心地遵守犹太律法。拉比们最忧心的是在意第绪青年那里传播开来的、世俗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发起移民圣地运动的是锡安热爱者，其中有一些是传统犹太人。拉比们对这一运动不算积极，后者起初看上去也不对犹太宗教机制构成威胁。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组织的早期报道也没有立刻引起不安。人们希望，鼓励对神圣锡安的期盼会有助于巩固犹太信仰的核心，抵消现代化世俗力量的影响。

不久，拉比们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们的亲和姿态纯粹是工具性的。[18]有一阵子，宗教拥护者希望以犹太复国主义为自己服务，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虽然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两种运动的目标却完全相悖。赫茨尔与新运动中的同事向传统派领导释放善意，原因是他们清楚，后者对犹太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也想把虔信的犹太人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却没有保存宗教的意愿，因为宗教是反现代的，因而也是反民族主义的。

从1897年的第一次到1900年的第四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东欧拉比领袖响亮地反对那种变革性的远景，反对把圣地变成积聚所有犹太人去建设犹太国家的祖国。经过米特纳迪（Mitnagdim，反对者）与拉比哈西德的多年激烈斗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广泛敌意成功地把他们联合为好斗的统一东方阵线，包括拉敦（Radun）的以色列·卡根［Yisrael Meir Kagen of Radun，也以彻菲茨·哈依姆（Chofetz Chaim）而闻名］；大拉比耶胡达·奥尔特（Yehuda Aryeh Leib Alter）；《斯法思·埃莫斯》（Sfas Emes）的作者，也被人以此名称呼；布里斯科的索洛维奇克（Chaim Halevi Soloveitchik of Brisk）；拉宾诺维奇［Yitzchak Yaakov Rabinovich，即大拉比伯讷韦泽（Ponevezher）］；立陶宛特尔兹的戈登（Eliezer Gordon of Telz）；洛兹的梅塞尔（Eliyahu Chaim Meisel of Lodz）；卡林-平斯克（Karlin-Pinsk）的大卫·弗里德曼；韦尔纳的格罗钦斯基（Chaim Ozer Grodzinski of Vilna）；拉脱维亚德文斯克的约瑟夫·罗森（Yosef Rosen of Dvinsk），他以洛加彻夫·加昂（the Rogatchover Gaon）为人所知；鲁巴维奇莱比西尼索恩（Sholom Dovber Schneersohn,the Rebbe of Lubavitch），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人都明确地捍卫托拉，反对他们认作毁灭托拉先兆的东西。[19]

这就是东欧犹太人的精英，掌管着整个沙俄帝国大型社区的重要犹太教领袖。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卓越托拉评注家，而且他们凭此能力，在塑造成千上万信徒的精神和情感方面，承担着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责任。他们遏制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势头，效果远远胜过“崩得”、社会主义者、自由派合在一起的影响，阻止它成为东欧犹太人的领导力量。在会堂或学习托拉的地方，大拉比们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行动者进入，还不许阅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著作，严格禁止同他们进行任何政治合作。

对于民族主义，这些拉比的作品展示了老练、清醒的诊断。有时候，他们的概念工具或许显得幼稚和不充分，不过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世俗学者表现出如此尖锐的洞见。这不是说拉比们特别聪慧，而是因为在19世纪末，他们是仅有的能从外部分析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时期的局外人和外国土地上的陌生人，他们直觉地认出了这种新集体身份的显著特征。

1900年，一批有着强大影响的拉比共同编辑出版了一部书，名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略，义人的光明之书”。在该书的导言中，编者已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是书的子民。在《圣经》诸卷中，在《密西拿》和《塔木德》中，在《米德拉什》中，在有关我们大德圣师可贵记忆的传说中，我们没有发现提到“民族主义”一词的地方，无论从“民族”一词的希伯来语词源那里，还是在我们可贵记忆中的导师们的暗示或语言中。[20]

考虑到这部书的众多超正统派参与者，很明显，犹太世界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拉比们解释道，犹太人的确是一个民族（people），因为上帝希望他们这样；不过，这个民族的依据只有《圣经》，信仰之外的任何权柄都不能定义它。出于策略，蛊惑人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辩称，民族（nation）包容了信徒和非信徒，托拉是第二位的。这是一项发明，因为在犹太传统中，人们找不到有关犹太教聚集的是民族政治群体而非宗教群体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者还特意选择圣地作为领土，在那里建设国家，因为他们清楚，圣地对犹太人是多么珍贵。他们甚至盗用了锡安的名义，目的是引诱天真的信徒，把他们变成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在一切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人都是一个僵化的民族，需要重新注入活力。然而，本卷的作者们认为，上述说法提出的是现代“希腊化”，是一种新的假弥赛亚主义。

洛兹的拉比梅塞尔（Meisel of Lodz）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寻求锡安”，他们只是披上这层语言外套，以欺骗天真的犹太人。[21]拉比哈依姆·索洛维奇克（Chaim Soloveitchik）和洛加彻夫·加昂（Rogatchover Gaon）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狂热崇拜”（cult），似乎都找不到足够的词汇从整体上谴责它。鲁巴维奇莱比警告道：“他们的全部愿望和目标是摆脱托拉和诫命的重负，只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他们的犹太教。”[22]这位受欢迎的哈西德领袖使用了激烈的言辞，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圣经》的选择使用：忽略他们认为不相关的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创立了新的信仰，将《圣经》民族化到完全不同于摩西在西奈山接到的那一部。

与其他书籍、文章一起，这部合作出版物不容置疑地反映了传统拉比的观点，即犹太复国主义是个人世俗同化在集体和民族层面上的翻版。在犹太复国主义中，圣地取代了《圣经》，对未来国家压倒一切的崇拜取代了与上帝的紧密结合。从这个角度看，犹太民族主义对犹太教构成了很大威胁，远甚于个人的同化，甚至连卑鄙的宗教改革也比不上。就后二者而言，经历了失望之后，犹太人还有机会回归原来的信仰，但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形中，犹太人没有可能回头。

最终，传统犹太教对民族主义力量的恐惧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历史的可怖帮助下，犹太复国主义击败了犹太教。“二战”后，从大灭绝中幸存下来的很大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不可抗拒的判决，接受了指定圣地为犹太人国家的原则，它将是犹太人的民族祖国。除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小社团和纽约的大规模哈西德社区，在不同程度上，绝大多数虔信的犹太人成为新民族主义的追随者，有些甚至支持极端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当宇宙的主人显露出衰落的迹象乃至死亡时，像世俗的激进右派一样，他们也把人类——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当作地球的全能主人。

萨特玛拉比约尔·泰特鲍姆（Yoel Teitelbaum）著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书，《瓦约尔·摩西》（Vayoel Moshe）；关于犹太教同原初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这部书可以说是顶峰之作，是令人钦佩的理论结语。[23]此书的第一部分写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没有多少新内容，但对于已没有多少影响的三项《塔木德》劝诫，它的确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它禁止救赎到来前集体移民圣地；强调圣经之地从来不是民族领土，没有对适用于圣地的清晰诫命的周全遵循，不许在那里定居；认为希伯来语是神圣语言，严格限于祈祷和律法讨论，不应用于商业、诅咒、辱骂，或根据这位拉比的说法，不应用于军事命令。

直到犹太复国主义于19世纪末诞生之时，很少有犹太人设想圣地是或者能变成世界犹太人的民族领土。犹太复国主义不在意传统、诫命和拉比的观点，并自行代表那些完全拒绝此类事情、公开对它们表示蔑视的人们。当然，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代理行为：正如雅各宾派以绝对的信心代替当时尚不真实存在的法国人民说话一样，正如在沙俄帝国布尔什维克自命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他们想象的祖国定位在犹太教里，将自己理解为它的继承者和经过授权的代表。[24]

最终，犹太复国主义革命成功地将犹太宗教话语的主要成分民族化了。从此，圣地多少被定义为属于永恒人民的地方。总之，在20世纪，圣地成了“以色列地”。

[1] 以赛亚·哈列维·霍洛维茨（Isaiah Halevi Horowitz）：《约的两块法版》（Two Tablets of the Covenant）2.3.11。对于舍洛的观点，参见艾维泽·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zky）：《犹太思想中对圣地的敬畏与恐惧》（Awe and Fear of the Holy Land in Jewish Thought），见拉维茨基主编：《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第7—9页。

[2] 约拿单·伊比楚茨（Jonathan Eybeschutz）：《第46托拉周》（“Parashat Ekev”），见于《约拿单之爱》，汉堡：西皮灵出版社，1875年，第72页。另见《亚罗瓦西书》（Sefer Yaarot Hadvash）第一部分，第74页，以及拉维茨基：《敬畏与恐惧》，见《以色列地》，第23—24页。

[3] 关于哈西德派的移民活动，参见雅各·巴奈（Jacob Barnai）值得称许的著作《历史编纂与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及其犹太社区研究趋势，634—1881年》（Historiography and Nationalism:Trends in the Research of Palestine and its Jewish Yishuv,634–1881），耶路撒冷：马格尼斯出版社，希伯来语，1996年，第40—159页。

[4] 摩西·门德尔松：《关于米查理斯对多姆的回应的评论（1783年）》［“Remarks Concerning Michaelis’ Response to Dohm （1783）”］，收录于保罗·曼德斯-弗洛尔（Paul Mendes-Flohr）和耶胡达·雷恩哈兹（Jehuda Reinharz）主编：《现代世界的犹太人：资料呈现的历史》（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德语原文见摩西·门德尔松：《全集》第3部，希尔德谢姆：格斯坦伯格出版社，1972年，第266页。

[5] 像马丁·布伯一样，罗森茨威格把犹太人看作血缘共同体。不过不像布伯，他拒绝将血缘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反对把圣地看作祖国的观点：“我们只把我们的信赖放在血缘上，与土地分离……因此，永恒民族的部落传说开始于土地之外的东西……只有人类的父亲……是出自泥土的……以色列的先辈则是迁徙而来的。”弗朗兹·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芭芭拉·加利（Barbara E.Galli）译，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关于布伯对土地和民族有机关联的立场，参见马丁·布伯：《在一个民族和它的土地之间》（Between a People and Its Land），耶路撒冷：肖肯图书公司，希伯来语，1984年。

[6] 关于这位哲学家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见赫尔曼·科亨：《全集文选》，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77年，第87—104页，以及《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n und Zionismus），克莱菲尔德：布莱特出版社，1916年。

[7] 只是到了1937年，纳粹兴起后，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气氛影响下，这一进步主义的犹太教才开始与犹太民族主义观念和解。1967年，以色列在战争中获胜后，它完全认同了以色列国。到1975年，它甚至加入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更多内容请参见梅厄（Michael A.Meyer）：《回应现代性：犹太教改革运动史》（Response to Modernity: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遗憾的是，对于自由主义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这项研究的作者没怎么关注，见第326—327页。

[8] 《以色列人》（Der Israelit）79/80，1898年10月11日，1460，转引自亚科夫·祖尔（Yaacov Zur）：《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正统派》（“Zionism and Orthodoxy in Germany”），收录于哈伊姆·阿夫尼（Haim Avni）和吉迪恩·西姆尼（Gideon Shimoni）主编：《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犹太反对者》（Zionism and Its Jewish Opponents），耶路撒冷：哈次尼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90年，第75页。

[9] 萨姆森·拉菲尔·赫尔施：《第八封信：犹太人民的形成》（“The Eighth Letter:The Founding of the Jewish People”），见《十九封信》（The Nineteen Letters），纽约：费尔海姆出版社，1995年，第115—116页。

[10] 《第一部日记》，1895年12月24日，收录于西奥多·赫茨尔：《作品集》（Writings），特拉维夫：纽曼出版社，希伯来语，1960年，第212页。

[11] 1895年6月7日，同上书，第35页。

[12] 莫里茨·M.古德曼：《民族犹太教》（National Judaism），耶路撒冷：迪努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95年。

[13] 莫里茨·M.古德曼：《民族犹太教》，第27页。

[14] 同上书，第28页。

[15] 同上注。古德曼用的是术语“圣地”和“巴勒斯坦”，但希伯来语翻译将它们换成了标准术语“以色列地”。

[16] 《民族犹太教》，第20页。关于赫茨尔的回应，见《古德曼博士的民族犹太教》（“The National Judaism of Dr.Güdemann”），本-耶胡达网上计划，http://benyehuda.org/herzl/herzl_009.html，希伯来语。

[17] 见迈尔文·韦恩曼（Melvin Weinman）：《伊萨克·梅厄·怀斯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Isaac Mayer Wise Toward Zionism and Palestine”），载《美国犹太档案》3，1951年，第3—23页。

[18] 第一部犹太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著作是图尔茨（Dob-Baer Tursz）的《赫茨尔的梦想》（Herzl’s Dream），华沙：图尔茨出版社，1899年。关于这本书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拉比著述，参见约瑟夫·萨尔蒙思虑周全的《犹太复国主义与俄国和波兰的超正统派，1898—1900年》（“Zionism and the Ultraorthodox in Russia and Poland 1898–1900”），见萨尔蒙：《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初次相遇》（Religion and Zionism:First Encounters），耶路撒冷：哈次尼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90年，第252—313页。

[19] 我没有列出沙俄帝国之外的拉比，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直言反对者还包括匈牙利的绝大部分拉比，无论传统派还是改革派（Neologs）。从拉比斯皮拉（Chaim Elazar Spira）到拉比伊萨克·布鲁尔（Isaac Breuer），再到拉比凯斯克米提博士（Dr.Lipot Kecskemeti），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中，犹太教的一切派别都联合了起来。关于斯皮拉，更多内容请参见艾维泽·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zky）：《蒙卡斯与耶路撒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阿古达主义的超正统派》（“Munkács and Jerusalem:Ultra-Orthodox Opposition to Zionism and Agudaism”），收录于希缪尔·奥尔茂格、耶胡达·雷恩哈兹、阿尼塔·夏皮拉主编：《犹太复国主义与宗教》，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布兰代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92页。关于凯斯克米提，参见耶胡达·弗里兰德尔：《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行为与匈牙利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拉比》（“The Thoughts and Deeds of Zionist and Anti-Zionist Rabbis in Hungary”），博士论文，巴尔伊兰大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7年，第123—143页。

[20] 兰达（S.Z.Landa）和拉宾诺维奇（Y.Rabinvich）主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略，义人的光明之书》（The Book of Light for the Righteous,Against the Zionist Method），华沙：哈塔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00年，第18页。

[21] 同上书，第53页。

[22] 兰达和拉宾诺维奇主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略，义人的光明之书》，第58页。另见《鲁巴维奇莱比苏莱姆·本·西尼索恩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Statement by the Lubbavitcher Rebbe Shulem ben Schneersohn,on Zionism”，1903），收录于迈克·塞尔彻（Michael Selzer）主编：《犹太复国主义再思考》（Zionism Reconsidered），伦敦：麦克米兰图书公司，1970年，第11—18页。

[23] 约尔·泰特鲍姆：《瓦约尔·摩西》，布鲁克林：耶路撒冷出版公司，希伯来语，1961年。

[24] 有关目前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好、最全面的研究，参见亚科夫·拉金（Yakov Rabkin）：《内部威胁：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世纪》（A Threat from Within:A Century of Jewish Opposition to Zionism），伦敦：柴德图书公司，2006年。

历史权利与土地所有权

与所有竞争对手相比，有关东欧、中欧犹太人的状况，赫茨尔的诊断更为准确。这解释了为何长期以来他的观念如此强而有力。对于欧洲这些地区民族主义自私的、咄咄逼人的本质，传统派、改革派、自治论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没能理解，因此，也没能像赫茨尔那样，认出犹太人生存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今天回头来看，我们也很清楚，与决定留在原地的人们相比，大批离开东欧、前往美洲海岸的无家可归的贫穷移民做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要判断他们固执地拒绝迁往巴勒斯坦是否正确依然为时尚早。无论如何，朝向西方的大移民拯救了数百万生命。遗憾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不能说也有此效果。[1]

不过，虽然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做了准确的诊断，开出的药却有问题，因为它跟现代反犹情绪的意识形态内核非常相像。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神话对想象的犹太国家的描绘，指派给这个“国家”的领土，它是要跟其他民族进行“族群”隔离，要霸占别人生活在其上的土地。

赫茨尔本人不那么族群中心主义，而且事实上，也不像这个新生运动的其他重要领导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跟大多数人相比，他不真的相信犹太人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独特民族；此外，不同于这一运动的绝大多数成员，对他来说巴勒斯坦并不必然是建国的目的地。在他眼里，受迫害的无助的犹太人急需集体的民族避难所，这是最重要的。在1896年的《犹太国》一书中，他阐明了对避难所问题的立场：“我们应选择巴勒斯坦还是阿根廷？我们选择给我们的，选择犹太大众所选择的。”[2]第六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发生了关于乌干达的争论，其间，他迫使同事们接受了英国的提议，选择在东非进行殖民活动。

不过作为现实的政治家，赫茨尔也知道，要打动东欧犹太民众，仅有的路是通过传统与前景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要使神话可信可靠，它的根基中必须有一层“古代”意象。意象不但可以彻底地重新编织，也必须如此。这是无可替代的出发点。现代时期的民族记忆建构中，此类做法很常见。

然而，在一块绝大多数居民并非犹太人的土地上，需要什么样的权利才能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在传统派的一切辩论中，无论站在哪一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几乎从来不曾被提出。当然，少数人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在犹太人的政治光谱中，他们必然地处在远离民族主义和托拉的地方。举例来说，鲁巴诺维奇是人民意志组织（Narodnaya Volya）的犹太成员，之后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党领袖；早至1886年，他便提出了下面的尖锐问题：就算有钱的犹太人从土耳其人那里买到了“历史祖国”，

阿拉伯人怎么办？犹太人要成为阿拉伯人中的陌生人，还是要阿拉伯人成为他们之中的陌生人？……阿拉伯人肯定拥有同样的历史权利。如果你们寻求国际抢劫者的保护，利用腐败外交的私下交易和密谋，你们会促使和平的阿拉伯人保卫他们的权利，那对你们是不幸的。[3]

能在论证中使用这样的逻辑，作者必定是支持某种普世道德的革命者，亦即他不会是虔敬的犹太人，不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是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这个星球的非白人居民跟欧洲人还不平等，断然没有同样的公民权和民族权。尽管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很清楚，巴勒斯坦的许多当地居民还不时在作品中提到他们，却不把他们的存在解读为不能在圣地自由进行殖民活动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本意识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气氛：只要有白人在，从意愿和目标上来说，非欧洲世界便成了没有人民的地方，正如在白人还没到达时，两百年前的美洲荒无人烟一样。

不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也有少数例外，如精神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哈德·哈姆，即金斯伯格（Asher Hirsch Ginsberg）。他于1891年访问了巴勒斯坦，之后他带着极大的忧虑，激动地谈到了当地人：

站在国外，我们惯于相信，以色列地目前几乎没有人，是未经耕作的荒漠，谁想在那里买地都行。可事实不是这样……站在国外，我们惯于相信，阿拉伯人都是沙漠里的野蛮人，像驴子一样，既不看也不理解发生在周围的事。大错。和闪的所有孩子一样，阿拉伯人也有敏锐的智力，非常聪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开始侵犯当地人，他们不会轻易地交出自己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多么小心，才能不使我们可指摘的做法激起其他人民的怒火？关于我们再次在他们中生活的外国人民，我们的行为需要多么加倍小心，才能在爱与尊重中与他们走在一起，更不用说在正义与正当中？可我们的兄弟在以色列地是怎么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本是流放地的奴隶，却突然发现有了无限的自由……突然的变化让他们有了专制冲动，就像“奴隶变成国王”时总会发生的那样；看哪，他们不义地侵犯阿拉伯人，凭敌意和残酷与他们走在一起。[4]

到19世纪末，源自对这个地方进行殖民活动而产生的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基本模式已经形成；阿哈德·哈姆这位道德思想家支持以色列地的非政治犹太精神中心的存在，他对所看到的景象非常震惊。他是位很受尊敬的作家，写了很多流畅敏锐的文章，在犹太大众中有广泛的读者。尽管有这样的地位，在正兴起的民族主义阵营中，他的痛苦抗议并没有引起认真的讨论。这是可以想到的，虽然连阿哈德·哈姆自己也无法理解：无论如何，这样的讨论会抵消民族运动的冲力，损害它的许多主张的道德基础。

上面的引文表明：一般来说，第一批定居者无视当地人，他们没被教导要平等看待他们。一个例外是伊萨克·爱泼斯坦（Yizhak Epstein），一位1895年移民巴勒斯坦的语言学家，他在那里做希伯来语教师。1907年，在柏林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杂志《示罗》（Ha-Shiloah）中，爱泼斯坦发表了题为“隐藏的问题”（A Hidden Question）的文章；并非巧合的是，杂志是阿哈德·哈姆创办的。文章从下面的评估开始：

与我们的人民在其土地上重生的观念相关的一些复杂问题中，最具分量的是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态度问题。我们民族希望的复兴有赖于对此问题的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没被遗忘，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它完全隐藏起来，我们的运动的文献极少以真实的形式提到它。[5]

从富有的权贵（effendis）手中购买土地使得农民成批成批地失去土地，爱泼斯坦也担心这种不道德行为会在以后导致敌意和冲突。

如同阿哈德·哈姆的抗议，爱泼斯坦的文章也无人倾听。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认知中，所有权意识、拥有一块土地的意识太过强大，让他们无暇考虑被认为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上不速之客的那些人。可是，虽然包裹着传统的祈祷披巾，这场运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它怎能把自己的土地权利建立在写于久远的古代史晨光乍现时的宗教文本基础上？

在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中，一个宗教少数派遵循了它在对圣经之地立场上的警示，于1902年形成一股运动潮流。这个米兹拉西群体采纳“回归锡安”（shivat Tziyon）的新民族观念，以之作为可行的人类行动，认为它为救赎的到来做了准备。不过，与缺乏神圣权力信念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相比，米兹拉西成员宣称，基于《圣经》知识，那与所有权不相干。由于其神圣性，锡安的授予是有条件的，人类永远不会对它有充分的权利，无论是否属于特选子民。

第一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国看作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必然是神授权利的实现。因此，在火热的乌干达辩论时期，不同于激烈的世俗“巴勒斯坦中心主义者”，米兹拉西支持赫茨尔的提议，投票赞成接受临时的避难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一运动的发言人才犹豫起来，并且由于内部的矛盾，开始伸张对以色列地的宗教权利。许多人忘记了，从1897年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到1967年战争的“奇迹”之间的70年里，在考虑圣地主权的时候，大部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属于最不教条的那些人——除了亚伯拉罕·伊萨克·科亨·库克（Abraham Issac HaCohen Kook）这样的显著人物。[6]

在现代世界，若不乞灵于某种普世道德维度，为政治行为辩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权力，集体方案才能实施，然而，如果没有伦理正当性，此类方案也不会持久和稳固。走出最初的几步时，犹太复国主义理解这一点，想要援引权利原则来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从1882年的摩西·雷伯·利林布鲁姆（Moses Leib Lilienblum）到1948年的《独立宣言》，基于历史权利的常见借口，犹太民族主义动用了伦理和法律正当性体系，亦即先到者权利，或者用直白的话说，“我们第一个到这里的，现在回来了”。

正如法国革命发明了对民族领土的“自然权利”观念，形成“历史权利”概念的是普法战争。从1793年到1871年，祖国的概念通行全欧，不时催生出权利的新概念。在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时，德国历史学家的主要论点是，在遥远的过去，这个地区曾属于德意志帝国。与之相对照，基于自决的权利，法国人支持居民的权利，支持由他们自己决定认同哪个国家。

围绕这个地区的冲突开始后，民族主义左翼和不时有自由派右翼倾向于求助“历史权利”，而一般来说，自由派和社会主义左翼采纳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的自决观念。意大利法西斯说克罗地亚海岸属于他们，因为那里以前是威尼斯帝国的，之前是罗马帝国的；基于1389年对奥斯曼穆斯林的战争，基于直到19世纪末说塞尔维亚语的基督徒在科索沃占据多数的事实，塞尔维亚人要求对它的主权。现代历史中，种种凭借历史权利原则的主张加剧了一些最恶劣的领土纠纷。[7]

还在赫茨尔之前，锡安热爱者运动的领袖利林布鲁姆便建议犹太人离开不友好的欧洲：

定居邻近的我们父辈的土地上，在那里，我们的历史权利没有因我们的统治的失去而消失，正如巴尔干人民没有因他们统治的失去而失去自己的权利一样。[8]

利林布鲁姆在虔诚的犹太家庭长大，但后来成为一名世俗学者，有关圣地的政治观念占据了上风，取代了宗教的认识。作为将《圣经》读作世俗文献而非神学作品的第一批犹太人，他断言：“我们不需要耶路撒冷城墙，不需要圣殿，不需要耶路撒冷。”[9]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与圣城的宗教纽带的权利，而是民族领土权利。

梅纳赫姆·乌西斯金（Menachem Ussishkin）是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属于第一批研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决定对利林布鲁姆的立场予以阐发，改为要求“阿拉伯人同犹太人和平团结地生活在一起，承认以色列的孩子对这块土地的历史权利”[10]。这种伪善修辞引起迈卡·伯迪彻斯基（Micah Joseph Berdichevsky）的坚定回应；他是位早期的现代希伯来语作家，与乌西斯金的不同之处是特别正直。以简单的逻辑，伯迪彻斯基回答了那些合理化的方式：

就其绝大多数而言，我们的父辈不是这块土地的本地人，而是它的征服者；他们获得的权利来自后来从我们手中征服了它的征服者……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权利，而是否认它。以色列地不是我们面前的处女地，上面住着耕作它的人，拥有对这块土地的权利的人。[11]

与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伯迪彻斯基真诚而天真地把《圣经》看作精确的历史文本。不过，他对《圣经》的阅读不依赖各种犹太复国主义前提；后者将征服逻辑正当化，但不论现在还是过去，只是当征服者为“以色列的孩子”时才这么做。

根据这一点，对于犹太人民的永恒权利，作为世俗文本的《圣经》成了犹太道德论据的首要成分。必须做的还有一件事，即引用看起来无可置疑的事实，说犹太人在公元70年或稍后的某个时候被迫离开圣地，并且相信从“种族上”或“族群上”看绝大部分现代犹太人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代。只有接受了这三个前提，建立和维持对犹太人历史权利的信念才有可能；它们是能够唤起和动员犹太大众的神话，削弱任何一个都将损害其整体功能。

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有鉴于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在以色列教育体系赞助下的现代以色列国，《圣经》成为所有孩童学习的第一部历史书。如今，圣殿毁灭后犹太人民的流散故事变成了历史公理，不许研究，不可置疑，只能用于政治宣传和官方的民族展示；如今，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迪亚贝纳王国到南部俄罗斯的哈扎尔帝国，那些皈依了犹太教、其人口构成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犹太社团的王国成为禁忌话题，被粗暴地不许探讨。正是有了这些意识形态前提，“历史权利”才能变成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坚如磐石的道德平台。

赫茨尔本人有着非常殖民主义的心态，不关心权利之事，不受复杂的历史问题的困扰。从欧洲之外得到一个祖国，它将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分支领土——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赫茨尔不认为需要为这一目标辩护。不过，他是明智的政治家，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他逐渐相信了在他身边编织的民族叙述。

随着阿拉伯人首次发出对《贝尔福宣言》之含义的抗议声，犹太民族主义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道德超级武器即“历史权利”的各种形式。这一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娴熟地把与圣地的长期宗教纽带解说为对民族土地的所有权。在有关奥斯曼领土的未来的会谈中，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受邀参加，提议通过下述决议：

缔约方承认犹太人民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权利……这块土地是犹太人的历史家园，他们曾在此赢得大步发展……他们被武力赶出巴勒斯坦，许多年来，从未停止思念，从未失去回归的希望。[12]

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任命英国为托管国。这一国际实体虽然没有确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却已赞同他们和这块土地的“历史联系”。此后，与新的“国际法下的权利”一起，历史权利的概念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修辞基础。由于欧洲犹太人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且没有国家愿意让他们进入避难，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开始相信这一新权利意识的重要性，将它变为不可置疑的“自然权利”。至于1300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穆斯林的事实，他们以当地人没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并且从未要求过自决权来回应。相比之下，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犹太民族一直存在，每个世代都渴望回归它的国家，实现它的权利，虽然很是不幸，政治环境总是阻挠它的愿望。

当然，对基于历史权利概念的正当性辩解，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感到不安，尤其是来自政治左翼的人们；那种辩护否认生者的权利，将优先地位赋予久远过去的死者。踌躇不定和发出反对声音的有和平契约的成员，它是个很小的和平主义群体，处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边缘，曾短暂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也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接近青年卫士运动的那些人。他们很清楚，根据19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土地总是属于耕作它的人。他们努力要将各种权利连接起来，有时甚至把当地人继续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权利等同于新定居者的历史权利。尽管如此，当地人对定居者的抵制还是加剧了，英国人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他们抑制移民。这引起了大批论文、故事、法律文章的写作，试图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把历史神话建立在流浪的、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之上：犹太人曾被迫流散，如今已抓住最早的机会，启动了回归祖国的步伐。

1936年4月标志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抗的开端。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社团领袖的描述，它不是针对外来统治和外国入侵的、真正的原初民族主义起义，而是敌对的阿拉伯领导反犹煽动的产物。不过，面对大众的觉醒和英国人愈益增长的担心，烦恼的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很快准备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题为“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13]。备忘录呈送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也叫皮尔委员会，是以任命的委员会领导威廉·皮尔之名称呼的。这个文本费心费力，极好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观念。

备忘录解释道，要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属于以色列人民，人们需要回到最初的时候，回到《创世记》。所有人都知道、都承认的神圣权能将这片土地许给了亚伯拉罕。在这个种族的后人中，雅各的儿子约瑟是第一个从这里流散的[14]；摩西想回到这里，是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流散将这个民族带到了巴比伦，但凭借坚毅的民族精神，他们很快回来了。这种坚毅的精神也促成了马加比起义，后者再次建立了广大的犹太王国。罗马时期，这块土地是400万居民的家；两次民族起义导致一些犹太人离开了本土，使他们离散在各民族中。但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流散了：许多人一直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一直是犹太人民的领土中心所在。阿拉伯征服造成又一次流散，外国政权残酷地压迫这个国家的犹太人。虽然如此，备忘录告诉我们，留在这里的犹太人对祖国忠心不渝，而“锡安悼念者”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留下了。对犹太人来说，哭墙一直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在此意义上，所有弥赛亚运动本质上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即便它们没有明言如此。

这份历史调查把很大的篇幅留给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人，如迪斯雷利、帕默尔顿勋爵和以色列人民的其他支持者，把他们刻画成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备忘录留给沙夫茨伯里的地方比亚伯拉罕加上摩西还多，当然，对这位英国勋爵将所有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私下愿望，备忘录提也不提。[15]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所占页数相比，只有赫茨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部分的篇幅更多一些。根据这份文件，全部犹太历史都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观念、运动及其现实努力的出现。文件未提及巴勒斯坦的非犹太多数群体的权利；那个时候，他们也生活在同一片小小的土地上。

这份重要理论文件没有署名。我们不知道作者们是谁，但很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新历史学家们；他们的领袖是本-锡安·迪努尔（Ben-Zion Dinur），新生犹太社区中有关过去的研究领域的族长式人物。在备忘录的许多地方，这位重要的政治历史学家留下了印记，包括对以下事例的强调：圣地在犹太历史的中心地位，古代两次起义后没有发生真正的流散，阿拉伯征服造成了更多的流散，以及这个地区一直有犹太人的事实。

奠定历史权利概念基础的人们不是法律专家，主要是历史学家、《圣经》学者、地理学家。[16]从20世纪30年代起，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不辞辛劳，将“以色列地”建构和保存为犹太经验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高效的、一贯的生产之开始：生产出重塑犹太过去的新型集体身份，使之具备更多的领土性。从现代时期第一位犹太历史学者艾萨克·约斯特（Isaak Markus Jost），到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由于犹太历史学既不是巴勒斯坦中心的，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所以，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不得不煞费苦心，清除它危险的非民族主义作品。与此同时，他们用精心编织的叙述表明一个犹太民族始终存在，它源自以色列地；他们还要抵消和清除漫长的犹太传统，因为后者站在了作为世界犹太人之民族世俗目标的“回归锡安”的对立面。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为牢固确立犹太人圣地权利的概念，一些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试图证明，这里的阿拉伯人是犹太人的久远后裔，如以色列·贝坎德（Israel Belkind）、大卫·本-古里安、伊萨克·本-兹维及其他人。然而，1929年起义迅速终结了“这两个部分的人民的民族和种族统一”。于是，本-锡安·迪努尔和他的同事们给自己定了任务，要说服犹太领导层相信，以色列地有着更为真实的犹太存在。他们争辩说，圣地一直都有强大的犹太社区，一代代犹太移民潮巩固和扩大了它。证明这个有问题的命题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凭借大量的说服、对这一方略正当性的强烈信任，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持续支持和赞助，新近的建构进展顺利，最终获得了全面的教学胜利。

作为犹太人对圣地权利的基础，他们想整理有关犹太人在所谓祖国的持续存在的资料，其中，最能反映这种盲目冲动的是首次出版于1939年的多卷本文集《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大全》。[17]主持这一方案的是塞缪尔·克莱恩（Samuel Klei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首位重要的地理学家；方案涵括的时间是公元70年到1882年，内容是犹太人存在于巴勒斯坦的一切证据。在文集导言中，本-锡安·迪努尔承认，“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虽然圣地的变迁注定与流散的民族密不可分，目标朝向形成单一的历史单位，但并未得到它应当得到的、犹太历史性的关注”。[18]这标志着民族和圣地新历史写作的开始，其本质直到今天都没怎么变化。

迪努尔不仅是天才的作家，还是记忆的多面代理人。他整理了数十卷资料，主编多种杂志，最后在1951年到1955年成为以色列议会议员，担任新国家的教育部长。对迪努尔的一次访谈提供了有关他的意识形态遗产的准确概括。所发表的访谈题为“我们对圣地的权利”，副标题为“以色列地的阿拉伯人拥有权利，但对以色列地没有权利”，标明了他的理论信条和经验主张。[19]迪努尔的历史叙述一向流畅，一有机会就会使用它：公元634年，阿拉伯人征服了这块土地，此后一直作为外国占领者存在。犹太人则一直紧靠着他们的祖国，从不放弃，哪怕有时候被挤到了角落。以今天听起来有些讽刺的历史与法律逻辑，这位犹太复国主义左派领袖、以色列历史学先驱说：

占领不产生历史所有权。只是当土地主人不在的时候，只是当占领这一偷窃行为长期未遭反对的时候，占领者对所征服的土地的所有权才有效。如果主人在他的土地上……数百年里被挤到角落里，这没有改变他们的权利，反倒加固了它。[20]

通常，神话的创造者也是第一个相信神话的人。事实上，与迪努尔合作的历史学家都是这么看的；他们全是欧洲移民，不是“被挤到角落的”巴勒斯坦土著。伊萨克·巴尔（Yitzhak Baer）、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以色列·海尔普林（Israel Heilprin）、约书亚·普劳尔（Joshua Prawer）、纳胡姆·施洛希兹（Nahum Slouschz）及其他人，利用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天分，证明犹太史从来不是神学-宗教的，而是目的性-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坚持独特信仰仪式的信徒团体的漫长故事，而是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一直在努力实现它的至高目标，回归以色列地。伊萨克·巴尔是跟迪努尔合作的历史学家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在他职业生涯初期，借着解说16世纪布拉格的马哈拉尔（Maharal）的作品，他带着激情的爱国主义说出了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精髓：

上帝分派给每个民族一份土地遗产，以色列人的是以色列地。它是他们的自然地域，而任何从自然地域拔出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自然掌控，直到回到自己的地域。[21]

并不是说，这些学者多年研究的诸多成果没有价值。不过，在“以色列地”研究的名目下，绝大多数概念方法引出的是存在着经验瑕疵的东西，令人质疑他们的历史学结论。

经过长达10年的、将权利导向意识（rights-oriented consciousness）整合进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战役，毫不奇怪，到《独立宣言》于1948年发布时，宣言作者们认为，有了对圣地的“自然与历史”双重权利，在以色列地建立以色列国的正当性是自明的。[22]然而，国家成立和稳定以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圣经》学者、地理学家继续努力巩固历史权利及其副产品，寻求将它们变成公理，以免任何考察分析进行反驳。

从泽夫·亚伯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到他21世纪初的传人，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把他们对圣地的权利看作不言自明的，很少费力去阐明。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为赋予土地征服以正当性，即便他们不将自己局限于“权利”哲学，犹太复国主义的修正主义派一向真诚地相信，历史是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一种结构，其根本性内容从不改变。相应的，土地权利被概念化为永恒权利，在过去、现在、未来有着同样的分量。因此，领土权利一代代地保持着完整的格局，只是到了星球毁灭时才停止存在。梅纳赫姆·贝京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以色列总理，他以此为基础，异常简洁地概括了这一遗产：“我们凭权利而不是力量回到了以色列地；感谢上帝，我们有实现这权利的力量。”[23]

与这种不含糊的立场相比，许多年里，一批靠近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的更敏感的学者将犹太人对圣地的历史权利看作有问题的，有待彻底解决。在每一代人中，经由复杂的道德修辞，自我说服的需求都在重复着正当化过程。这并不总是很容易。例如，历史学家西缪尔·艾廷格（Shmuel Ettinger）宣称，权利或许不存在，但犹太人民长期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亦即在数千年中，犹太人从未忘记他们的土地，把流散看作不自然的境况，总是努力回归原来的地方；这样，复兴就是正当的，就是合法的。虽然有犹太信仰史方面的知识，艾廷格仍以科学的确定性宣布：“在他们的宗教创造和民族思想中，以色列地一直是核心所在，犹太民族的心脏所在。”[24]

历史学家约书亚·阿利里（Yehoshua Arieli）的声望不输艾廷格，与后者相比，他构建的假说是这样的：正如权利创造了亲密（affinity），亲密也变成了权利。“在此基础上，经由国际社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开认可（《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委任管理），历史性亲密变成了权利。”[25]事实上，“国际社会公开认可”等同于英国和西方殖民主义对其自身行为的认可，而无视了土著居民；在极力提出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活动的道德辩护时，这一事实是被丢在一边的。

很有代表性的是，政治科学家希罗莫·阿维讷里（Shlomo Avineri）也乐于强调亲密而不是权利：

无疑，我们对历史性的以色列地的所有部分都存在着历史性亲密，而这一以色列地……不仅包括犹大、撒马利亚、加沙，也包括今天不在我们控制中的地区（我们和尼波山及安曼的亲密不及纳布卢斯？）。不过，不是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地方都必须由我们进行政治统治。[26]

对此，来自“犹大和撒马利亚”的机灵定居者很可能这样回答，“的确没有将它置于我们的政治统治下的要求，但那令人向往”。

为此，以色列资深历史学家扫罗·弗里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求助于更为主观性的理念。在他看来，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权利是独特的：

因为犹太人民只凭跟这块土地的联系定义自己……在将近两千年的整个流散存在时期，犹太人被从这块先辈的土地上赶出、驱离、流放，他们渴望回归。这在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这种强固的、根本性的纽带给了人民回到这块土地的权利。只有犹太人赋予它如此高的价值，认为它是无可取代的，哪怕是许多个世纪里他们住在别的地方。[27]

在这段半是历史学、半是神话的陈词中，且不说对暂时与永恒的成问题的描述，弗里兰德尔没能注意到——即便不是他的本意——他的话被用来支持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以色列定居者的意识形态了。写这些话的时候，定居者恰好开始实施一场民族之战，要把他们与他们历史土地心脏地带的“强固纽带”变成现实：他们问道，为什么他们对特拉维夫、雅法、海法等沿海平原的非犹太城市拥有权利，对古老的耶路撒冷、希布伦、伯利恒却没有？

资深法律学者哈伊姆·甘斯认真地思考了历史权利问题，之后在一种更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而非分配正义的陈述中，最终将犹太权利归结为“对形成期领土的权利”。[28]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幸运的是，它的“形成期领土”没有处于英国的心脏地带或法国中部，而是在住着无权的阿拉伯人的殖民地带。

不同于以色列社会里已经出现和深化的共识——尤其是1967年的征服之后——这些学者都认为，犹太人与整个“圣地”存在着联系，在“圣地”有民族权利，但不拥有对全部“圣地”的权利。这种区别很重要，它出自不断扩大的对另一个民族的控制的现实、一种心有不安的道德感：这个民族没有权利，从未证明能用有目的、有效的政治来表达自己。这里的首要原因是，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能理解，虽然宗教纽带并不必然地需要转化为权利，披着爱国外套的所有权纽带却需要，因为此类权利总是蕴含在对祖国领土所有权的范畴中，而这些范畴又深植于一切民族教育中。也就是说，在以色列政治文化的事例中，被认为组成以色列地的区域最终也被视为犹太人民的资产，放弃部分这想象的土地被视为等同于私有地产主想要放弃他的部分财产。虽然后一种情形有可能发生，但大多数人都同意，那是罕见、可疑的。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活动就伴随着对它的合理化论说，不过，对于潜在限制乃至完全阻止它掌控土地的那些伦理上的细微之处，它从未费过多少时间。与其他殖民活动一样，约束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唯一界限是它自身力量的局限所指示的，而不是它的妥协让步，不是出于对和平解决同当地居民纠纷的方式的寻求。

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资产“妥协”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知之甚少。不过，现在它给我们带来另外两个问题：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的想象，哪些地块不可置疑地一直属于犹太人民？哪些土地在民族主义者眼中是神圣的，以及它们是否曾有过具体的边界？

[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能也不可能真正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人。不过，它对种族屠杀的总体应对措施相当有问题。关于这一主题，参见萨巴泰·本-兹维（Shabtai Beit-Zvi）开创性的勇敢之作《审判乌干达方案后的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大屠杀时期所犯错误的原因的研究》（Post-Ugandan Zionism on Trial:A Study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Zio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Holocaust），1991年。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纳粹迫害的牺牲者的态度，以及“二战”爆发前的反犹主义，参见赫茨尔·苏伯特（Herzl Schubert）：《语境中的埃维昂问题》（“The Evian Question in Context”），硕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1990年。

[2]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纽约州米诺拉：多夫出版社，1988年，第95页。就此而言，赫茨尔之前的原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也不把巴勒斯坦看作唯一的犹太国家目的地，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在1882年的文章《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中，平斯克写道：“我们当前努力的目标不是‘圣地’，而是一块我们的土地。我们只需要给我们的贫穷弟兄找一大块地，它将一直是我们的资产，没有外来势力能把我们从那里赶走。”见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Zionism/pinsker.html。

[3] 伊亚·鲁巴诺维奇（Ilya Rubanovich）：《犹太人该怎么做？》（“Chto delat evreiam v Rosii?”），载《民意导报》5，1886年，第107页，转引自约拿单·弗兰克尔（Jonathan Frankel）：《预言和政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俄国犹太人，1862—1917年》（Prophecy and Politics:Socialism,Nationalism,and the Russian Jews,1862–1917），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以后，“崩得”运动成员也用了类似的论证。例如，参见维克多·奥尔特（Victor Alter）的意第绪语著述《巴勒斯坦真相》（Der Emet Wagen Palestina），华沙：迪维特出版社，1925年。

[4] 有关阿哈德·哈姆论文的英语翻译，参看阿兰·道蒂（Alan Dowty）：《小题大做：阿哈德·哈姆的“来自以色列地的事实”、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Much Ado about Little: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and the Arabs”），载《以色列研究》5：2，2000年，第154—181页。引文在第161—175页。

[5] 关于爱泼斯坦文章的英译，见阿兰·道蒂：《“最重要的问题”，伊萨克·爱泼斯坦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问题的认识》（“‘A Question That Outweighs All Others,’Yitzhak Epstein and Zionist Recognition of the Arab Issue”），载《以色列研究》6：1，2001年春，第34—54页。上面的引文在第39页。另见爱泼斯坦的小册子《定居这块土地上的问题中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Questions in Settling the Land），雅法：哈伊苏出版社，希伯来语，1919年。

[6] 直到去世前，耶沙亚胡·雷伯维茨（Yeshayahu Leibowitz）教授都自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可以被视作米兹拉西运动最初成员精神的真正传人。

[7]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时，纳粹辩解的理由是历史权利，吞并苏台德区时，它的理由改成了自决权。1919年，捷克人说服了胜利的协约国，要惩罚战败的德国，将这个说德语的地区合并到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根据是可以追溯到波西米亚王国时代的“历史权利”。在获取权力前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希特勒有效地利用了这件事，之后在国际领域也是如此。20世纪上半叶，“历史权利”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激烈冲突中也发挥了作用。

[8] 摩西·雷伯·利林布鲁姆：《论以色列在我们父辈土地上的复兴》（On the Revival of Israel on the Land of Our Fathers），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出版，希伯来语，1953年，第70页。

[9] 《论以色列在我们父辈土地上的复兴》，第71页。

[10] 希缪尔·奥尔茂格（Shmuel Almog）：《犹太复国主义与历史》（Zionism and History），耶路撒冷：马格尼斯出版社，希伯来语，1982年，第184页。

[11] 伯迪彻斯基：《从以色列地到仅仅是一块地……》（“From the Land of Israel to Just a Land...”），收录于《米加·约瑟夫·伯迪彻斯基作品集》，第8卷，特拉维夫：基布兹观察家出版社，希伯来语，2008年，第270页。

[12] 引自吉迪恩·西姆尼（Gideon Shimoni）：《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The Zionist Ideology），汉诺威：布兰代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2—353页。

[13] 《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1936年。

[14] 同上书，第4页。

[15] 《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第23—25页。

[16] 不过，有一项“法律”研究是一位宗教作者完成的。参见鲁文·加夫尼（Reuven Gafni）：《我们对以色列地的法律-历史权利》（Our Legal-Historical Right to Eretz-Israel），耶路撒冷：托拉·维阿沃达文库，希伯来语，1943年。这项研究认为，犹太人同这块土地一直有着历史的、法律的、道德的纽带，而“这块土地和阿拉伯人之间不存在民族主义的精神联系。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作为个体生活在这里……因此，以色列地没有阿拉伯人的民族历史”，第58页。多年后，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重复了这一逻辑：“一代一代又一代，这块土地的独特性的基础只存在于以色列人民的精神中，而且只是因为这一事实和深植于以色列人民心中的这一意识，我们才能谈论以色列地的历史。”与不把圣地看为独特的原住民相对照，“对以色列人民来说……由于以色列的孩子进来了，这块土地变成独一无二的了”。亚科夫·夏维特（Yaacov Shavit）：《作为地理-历史单位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as a Geographical-Historic Unit”），收录于以色列·依法尔（Israel Efal）主编：《以色列地史》（The History of Eretz Israel），第1卷，耶路撒冷：科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82年，第17页。

[17] 塞缪尔·克莱恩主编（Samuel Klein）：《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大全》（Sefer ha-Yishuv），第1卷《从第二圣殿时期到阿拉伯对以色列地的征服》（From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to the Arab Conquest of the Land of Israel），特拉维夫：德维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39年。

[18] 同上书，第9页。

[19] 本-锡安·迪努尔：《我们对圣地的权利》（“Our Right to the Land”），收录于莫迪凯·科亨主编：《以色列地史的诸篇章》（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Eretz-Israel），第1卷，特拉维夫：国防部，希伯来语，1981年，第410—414页。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会怎样利用同样的句子，只是将“阿拉伯人”换成“犹太人”？想想这个会很有趣。

[20] 《以色列地史的诸篇章》，第410—411页。

[21] 伊萨克·巴尔：《流散》（Galut），纽约：肖肯图书公司，1947年，第118—119页。

[22] 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权利”（zekhut）一词出现了8次。显然因为一部分犹太人民始终“留在”他们的土地上，这权利是自然的，并且是历史的，因为在1900年前被武力“赶出”之前，土地属于他们。

[23] 梅纳赫姆·贝京：《创造了力量的权利》（“The Right That Created the Power”），收录于约瑟夫·内达瓦（Joseph Nedava）主编：《我们为以色列地所做的斗争》（Our Struggle for the Land of Israel），特拉维夫：贝塔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86年，第27页。

[24] 西缪尔·艾廷格：《历史独特性和以色列地纽带》（“Historic Uniqueness and Connection to the Land of Israel”），见《现代反犹主义》（Modern Anti-Semitism），第260页。

[25] 耶胡沙·阿利里：《历史与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92年，第401页。写出下面的话时，大卫·本-古里安也明白，它们不是强有力的道德声明：“我在这里是因为权利。我们不是因为贝尔福宣言或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才在这里的。在那之前很久，我们就在这里了……只有委任统治权是因为有了委任统治才出现在这里的。”本-古里安：《以色列对其土地的宣言》（“Israel’s Declaration in Its Land”），给英美调查委员会的证词，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希伯来语，1946年，第4—5页。

[26] 希罗莫·阿维讷里：《犹太复国主义与政治论文集》（Essays on Zionism and Politics），耶路撒冷：科特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77年，第66页。

[27] 马哈茂德·胡赛因（Mahmoud Hussein）和扫罗·弗里兰德尔：《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话》（Arabs and Israelis:A Dialogue），纽约：霍尔姆斯出版社，1975年，第175—176页。

[28] 哈伊姆·甘斯（Chaim Gans）：《民族主义的限度》（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犹太复国主义的地理政治学与土地的救赎

从《塔木德》中，殖民定居的犹太复国主义借用了术语“以色列地”，但对于犹太律法分配给它的边界不太满意。如前面指出的，将圣地圈起来的线很短，只是从阿卡到阿什克伦。而且，从民族祖国的角度看，这些边界围起来的土地不够连续。对传统上指称从巴比伦“归来”的“流亡者”的奥雷·巴维尔（Olei Bavel）来说，以色列地不包括加沙、贝特谢安、特兹马、恺撒里亚及其他一些地方。与宗教律法实体的边界相比，神圣应许之地则诱人得多，拥有演变为大犹太国的巨大潜力，是一块配得上其名的领土，和20世纪初欧洲殖民地的广阔地域相称。

《创世记》写道：“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15：18）。《圣经》第一部书的作者们极可能来自巴比伦；以这种方式，他们把自己原来所在土地的一部分包括在神圣的应许之地中。有趣的是，做区分的线是自然边界，比如河流。由于不同的《圣经》文本由怀着不同领土想象的不同作者写成，那里还存在着别的边界线。《民数记》中，上帝许给摩西的是略逊一些的边界：从埃及河（Wadi El-Arish，阿里什河谷）经今天的内格夫沙漠到死海，到今天的安曼，由此经一条曲线，到大马士革盆地的德鲁兹山，接着向北，到现在的黎巴嫩城市提尔。确认这些地点往往很不容易，试着追踪《民数记》34：3—12节的地名就知道了。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再次读到更为慷慨的前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1：3—4）想象的大卫和所罗门王国与应许之地近乎相应，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诗篇》60：2）[1]

19世纪中叶，当海因里希·格拉茨（Heinrich Graetz）写作第一部原初民族主义史时，他在人民（people）一词的现代意义上发明了犹太人民的用法，将这人民的诞生置于一个奇异的神秘中东土地中：“这块土地是迦南，今天叫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海岸，南部与腓尼基交界。”[2]关于边界，这位先驱学者含糊地未加界定。进入20世纪之际，在那些每年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人们中间，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批定居者是锡安热爱者，他们对自己神圣土地的范围也不明了。

与此同时，1883年，在出版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地之书》（Book of the Land of Israel）中，新希伯来语的发明者埃利泽·本-耶胡达根据“摩西五经的边界”想象他的新圣地，从阿里什河谷到西顿，从西顿到赫尔蒙山，在东部从东经52度到55度，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3]1897年，第一位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practical Zionist）以色列·贝坎德画了一幅以色列地地图，向北远至阿卡，向东到叙利亚沙漠，向南到埃及河；他宣布，“约旦河将以色列地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后来，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定居者赞同他的看法。[4]根据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教师协会编制的地理教学大纲所制作的用于祖国研究的实验模型，依据的就是那些大方的边界。其刻画的土地既大又宽，完整的约旦河汹涌奔流在它的中部。[5]1918年，在划定以色列地边界时，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次是以较科学的方式做的，因为大卫·本-古里安和伊萨克·本-兹维决定，要“适度地和理性地”标出他们国家的边界。不出所料，它跟小小的巴勒斯坦的边界并不一致。

在未来以色列国的创建者和他的同学看来，太过广袤的、《圣经》许诺的边界站不住脚，《塔木德》诫命中的边界又太狭窄，不适合自然的以色列国，不能满足一个大国的需求。两位作者认为，可欲求的以色列地边界必须客观地划定，要符合自然的、文化的、经济的、人种的考虑：

西边是地中海……北部是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利塔尼河……南边是斜着穿过拉非亚和亚喀巴的纬度线，东部是叙利亚沙漠。以色列国东部边界不应画得很精确……随着沙漠的破坏性影响的降低……这块土地的东部边界将向东移，以色列国的面积将会扩大。[6]

换言之，以色列地无疑包括了约旦河东岸，直到大马士革和以后划给伊拉克的部分，以及阿里什地区，虽然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阿里什在“土耳其巴勒斯坦”之外。这里重要的是须注意一个事实，即约旦河两岸组成了不可分割的自然实体。两位作者宣称，这些边界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最大化的，而是更加现实的，更有可能容纳汇集来的犹太人民的边界。

那个时候，一方面，本-古里安和本-兹维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并且在政治生涯的这一早期阶段，他们都不怎么关注外交。另一方面，在表达对他们寻求建立的犹太国家如何划界的看法时，两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颇多顾虑，极其小心。不管怎样，两位“左翼人士”草绘的边界其实恰在形成中的民族共识里。本-古里安和本-兹维写作此书的同年，哈伊姆·韦兹曼（Chaim Weizmann）给妻子写了封私信，表达了对在约旦河两岸建立犹太国的支持，在他看来国家的面积应达到6万平方公里，应包括并能控制河源；他相信，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维持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经济生存。[7]

1919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国际联盟提交了备忘录，其领土要求基本符合本-古里安和本-兹维一年前提议的边界。这里所展望的犹太土地也包括外约旦，不过只到希贾兹铁路，即从大马士革到安曼的延伸线。[8]在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韦兹曼受到批评，因为他同意这些“狭窄的”边界，这位次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领袖回答道：

备忘录所提议的边界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我们先将把边界内的空间填满吧。还需要一个世代，犹太定居运动才能到达希贾兹铁路。一旦我们到了，我们就能跨过它。[9]

1937年，以色列地理学之父塞缪尔·克莱恩（Samuel Klein）写了部重要的书《犹太与普通文献中的以色列地研究史》；制图时，他惊讶地看到，《圣经》表现出与“划分圣地边界时同样的科学精确性”。对他和读者来说，迦南地很明显只是“西部以色列地”[10]，而几乎所有以色列国后来的地理学家都接受这种评估。的确，在2000年，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位资深边界专家仍很自在地使用这一“科学”术语，视之为完全专业的地理术语，而不是不必要的语言政治学表达。[11]

至少从19世纪末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犹太复国主义传统中使用的术语“以色列地”一直包括约旦河东岸和戈兰高地——今天，认识到这一点的以色列读者必会很惊奇。复国主义传统背后的逻辑不复杂，本-古里安极其简练地做了解释：

即便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时地发出声音，说外约旦不是以色列地；这种观点完全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然史的知识。众所周知，在征服约旦河西部之前，希伯来人就控制了约旦河东部。[12]

按照《圣经》的神话，以色列的两个半部落住在约旦河东，大卫和所罗门仍统治着他们。因此，从犹太史的视角看，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不比河西差，更不用说巴勒斯坦-迦南的沿海低地了；我们知道，古代以色列的孩子对那些低地没什么兴趣。经济上的考虑也提出了要求，希望控制约旦河两岸的水源。

在犹太民族主义领土想象的早期阶段，约旦河不是划分边界的单位，而是连接一整块土地的两个部分的水道。因此，在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学术与政治文献中，通用的术语是“以色列地西部”和“以色列地东部”，而“以色列全地”是包括二者的单一地理实体。在此语境下，从这块土地任何部分撤离都被看作痛苦的民族妥协。

事实上，虽说主要的殖民活动发生在相对更绿色、更肥沃的以色列地西部，但也有一些人去了约旦河东，特别是其北部地区。从本书前一章提到的首位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劳伦斯·奥利芬，到另一位活跃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查尔斯·华伦（Charles Warren），再到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人甚至优先考虑去约旦河那一边进行殖民活动。在男爵购买的土地中，1/5位于河东；那里的土地更便宜，更容易获取，那里的人口不那么稠密，国外的拓殖不那么引人注目。1888年，在加利利海东部，一个名为犹大之子的开拓群体建成了临时定居点，1891年又有定居德鲁兹山东部土地的尝试。各种协会都去那边买地，首先是戈兰高地南部、约旦河东北部。只是到了1920年，高地被划出英国统治范围之外后，定居那里的工作才停下来。1922年，英国委任政府将外约旦分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阵营极感沮丧。如今，犹太民族家园不再包括河东地区，这一事实令人强烈不满，但没能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大国的领土欲望。他们的普遍估计是：分割是暂时的，最终会被撤销。1927年，在亚姆克河流入约旦河的纳哈拉伊（Naharayim），建立了一个大型发电站，紧挨着它也出现了犹太定居点。20世纪20年代，在以色列全地进行犹太殖民活动的希望没有消失。[13]

圣经式大国梦引来了1929年暴力冲突的强力一击，并因1936年阿拉伯起义的爆发再遭重创。面对巴勒斯坦本地人口的大规模反抗，英国政府任命了皮尔委员会，去调查暴力根源，提出应对措施。1937年，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花大力气进行了游说，委员会仍得出了不合其意的结论，认为巴勒斯坦必须分开。[14]

经过1922年“让出以色列地东部”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认为，再失去“以色列地西部”的一大部分是不可容忍的。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们立即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不赞成分开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派别中，人们看到了梅纳赫姆·乌西斯金、泽夫·亚伯廷斯基、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伊萨克·塔本金（Yitzhak Tabenkin）、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更为实用主义的领袖有大卫·本-古里安、哈伊姆·韦兹曼等，他们不仅赞成皮尔方案，还成功说服了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会议，让它半心半意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犹太人面临的艰难状况。[15]

他们的逻辑类似于乌干达辩论时赫茨尔的理由，认为其时其地获得一个小犹太国，胜过拿已经通过殖民活动得到的东西冒险。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在民族事业的这个阶段，它只有密切地与英国统治者进行军事和外交合作，才能击退和压制当地人的反抗；后者的反抗已持续了三年，同时针对外国殖民势力和稳步扩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社区。

当然，这不意味着分立的支持者放弃了梦想，不再追求掌握整个以色列地。当被问及没有包括进犹太控制区的土地时，哈伊姆·韦兹曼以其独特的幽默指出，它们哪儿也去不了。第二十届会议后不久，时任犹太事务局执行主席的本-古里安告诉英国媒体：“争论的内容不是赞成或反对以色列地的不可分割性。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能放弃以色列地哪怕最小的一块。辩论是有关两条路线的：哪一条能更快地实现共同目标。”[16]

综合考察1937年的情势，如同10年后对于联合国分治方案的判断，与占有全部以色列地的长期神话目标相比，实现具有主权的犹太多数的可能性更具诱惑力。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流派的领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并已得出结论，那个时候最好“不要谈论地图”。不过，土地神话依旧指导着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直到1967年仍未被替换。限制这一历史目标的还有另一种同样具有提升士气作用的重要考虑：建设生活在自己主权国家中的“族群”民族，以免被本地的庞大人口所同化或整合。起初，相比朝向西方的大规模移民，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少得可怜。面对之后欧洲犹太人的大难，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土热暂时冷却下来，其领导学会了更为平衡的政治。

因此在本质上，他们接受狭窄边界的意愿是实用主义的灵活战术的产物，是基本的“民族中心”政策的一种功能。从一开始，“多一杜纳姆[17]，多一头山羊”的殖民原则就引领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征服，灵活的外交策略不过是对它的老于世故的政治解读。从一开始，制造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指导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在19世纪末的起步阶段，殖民活动进展迟缓。[18]它在土地救赎这样一幅鼓动性的、无所不至的意象下实施，其实是一桩谨慎的、精于计算的、多方面的事业。就像“以色列地”概念，犹太人只能“上升”（oleh）而不是移民到这里，“土地救赎”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中的关键概念，指称土地的购置和最初耕作只能用这个神话式的术语。在犹太传统中，“救赎”（redemption）指拯救（salvation）和重生、清洁和净化，指从敌人手中解放俘虏。这三层含义为新移民的精神需求注入了力量，将他们超拔于简单的土地耕作者之上。毕竟，哪怕是异常贫困，那些小资产阶级也不愿变成农民。不，在先辈们流散大约1900年后，他们是来救赎已被废弃的荒凉土地的。

从19世纪80年代起，抵达巴勒斯坦的移民-定居者有传统犹太人，有笃信那个时期盛行于俄国的激进平民主义的青年男女。两个群体都常援引“救赎”一词，援用环绕着这个词的氛围。到80年代末，一个名为“锡安救赎者”的小团体成立了，而锡安热爱者的“1887年方案”宣称：“救赎这个国家的实质是购买土地（karka），将它从异邦人手中救赎。”[19]

在随后的移民潮中，这个词越来越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中。农奴的救赎是俄国平民主义浪漫想象的典型特征，犹太复国主义用土地救赎替换了它。对于“先锋们”来说，土地成为一种神秘的乃至性渴望的核心所在。[20]由此，在隐喻的意义上，土地被想象为空的，久久期待着救赎它的先锋们到来。时时处处的荒凉土地意象与救赎过程密切结合起来。荒芜意指特殊的、广阔的处女地环境，急切地盼着被伊休夫亦即有组织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穿透，被施予生命的精华。按照这种观念，直到先锋们进入的历史性时刻以前，废弃的阴郁土地上有的只是沙漠和沼泽。[21]即便“外国”农民住在犹太地区，他们也不怎么可能让荒地开花，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狭隘的和落后的。他们也不真爱这片土地，因为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才有这种能力。

对所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和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而言，与外国土地的征服者相比，将自己想象为一直属于他们的以色列地的拯救者更为便当。阿伦·大卫·格登（Aaron David Gordon）是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的重要思想家，1912年，他清楚地定义了这个仍在形成中的神话：

我们来以色列地干什么？救赎（这里，在广义或狭义上用这个词没什么区别）和复兴民族。不过，这不是两个不同的目标，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复兴民族，这片土地得不到救赎，不救赎土地，民族也不能复兴。从民族角度说，如果土地不是由犹太人来耕作，花钱买地不能成就救赎。[22]

从1905年起，新一代社会主义移民再次强调了劳动本身的救赎价值。在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支持的殖民地居民那里，在其他一些犹太定居者那里，一种常见做法是普遍雇佣非犹太短工，新的重心也是对此的间接批判。如今，在定居事业中，犹太复国主义对雇佣短工做法的批评成为共识的一部分，而且，这里或许隐藏着它成功的秘密：救赎不能通过使用阿拉伯劳工实现。

现代时期，殖民活动有着多种不同的领土控制类型。很久以前，学者们区分了欧洲殖民活动的几种类型：征服者用军队占领的殖民地，如印度和大部分非洲地区；定居者和当地人混合的殖民地，如拉丁美洲；种植园殖民地，如美国南部、南非、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纯“族群”殖民地，如美国北部的清教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国人。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类型，现实中，种种形式不是那么绝对，存在许多中间事例。[23]

起初，19世纪80年代的犹太殖民活动属于种植园式和纯粹模式的混合。希伯来语的莫沙瓦（moshavot）意为“殖民地”，巴勒斯坦的第一批定居点就叫这个名字；一开始，莫沙瓦不愿跟本地人融合，但很快不得不依靠他们，范围也越来越大。那个时候，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已经开始，某种意义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过程和它的各个阶段相似。正因为这样，罗斯柴尔德男爵能够相对容易地推进其计划：虽然他提供的财政援助最初维持了犹太定居点的生存，但后来，他为注资加上了效率和生产力条件，迫使它们赢利。这些措施使一些农业拓殖依赖更便宜的劳动力，而这样的工作只有“本地人”合适来做，“先锋们”无法跟他们竞争。其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定居者被迫离开巴勒斯坦，移民西方国家。

问题的最后解决靠的是新一波激进的年轻移民，他们其实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离心力甩出来的激进圈子中的一部分。在这波移民活动进行期间，人们理解的土地救赎是它需要跟劳动征服结合起来，这导致了纯粹殖民地模式的出现。其中，一方面是基于族群中心主义神话，另一方面，它是促进殖民活动发展的基本经济要求。

社会学家格肖恩·夏弗尔（Gershon Shafir）出生于以色列，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对于这种原创型新定居方式的特点，他是做出实质分析和详尽清晰探讨的第一人。[24]除了移民从俄国革命风潮中带来的公社-集体主义精神外，19世纪下半叶深植于德国的普鲁士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帝国政府不高兴看到说德语的农民移居城市和美国，想阻止波兰农民逐渐取代他们的趋势，开始资助“更具日耳曼特征”的土地耕作者去族群“受到威胁”地区的定居点。

德国犹太社会学家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学习了这一历史经验。在于1910年访问巴勒斯坦后，他看到“新犹太主人翁种族”出现在圣地，能够咄咄逼人地对待阿拉伯人，很受这种热情的感染。[25]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缺乏德国统治者的手段，他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事们推荐，采纳民族公社的定居模式，他认为对于横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矛盾，这是一种全面的解决方略。

这个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基本没什么进展，因此，奥本海默的先锋民族-合作方案受到热烈欢迎。虽然开始有一些挫折和失利，但这种做法慢慢进入了开拓定居框架，后来以“基布兹运动”闻名。作为土地救赎的最高成就，基布兹不仅仅是平等派理想主义的产物：年轻的定居者从俄国带来了这种理想主义，使之成为努力工作和牺牲精神的心理支撑。基布兹还是两种本地经济需求的历史产物：创造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即不比阿拉伯劳力贵；对土地集体定居的需求，因为基于核心家庭的定居方式极难维持——当地人口相对密集，通常持有敌意。

奥本海默模式奏效了。从一开始，基布兹土地就不是私人的，而是属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犹太民族基金会（Keren Kayemeth le-Israel）的，所以是“民族”资产。它不能出售，而且只能租给犹太人。1908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理机构，巴勒斯坦办公室在雅法设立，开始以实体身份负责绝大部分土地的购买。聪明练达的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受命担任这个新机构的领导；在“民族”土地资产的增长方面，他做的比其他任何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都多。[26]

基布兹人员一向由犹太人口中的少数精英构成。“一战”后，尤其在以色列地希伯来总工会（Histadrut，希斯他助）于1920年成立后，基布兹成了年轻的定居社会的排头兵。作为最有活力的土地救赎者，基布兹赢得并维持了数十年的支配地位，甚至到以色列国成立后也一样，而且在边境地区担当军事堡垒的安全角色也加强了它的精英地位。直到1967年前，这个国家的诸多犹太政治、文化、军事领袖出自基布兹，老练地维护着这一运动的成就。不过，完成其历史作用后，这种形式的定居点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1967年后，新成立的定居点奠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

我们要记住，不仅为犹太民族购买的土地不能转归非犹太人所有，坚持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基布兹也不接纳当地人。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阿拉伯人都不能加入基布兹。后来，在偶尔有女性基布兹成员想和某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共同生活时，通常，她必须离开这个先锋集体。[27]由此，借助它的排外做法，借助它整个社会道德模范的角色，在维护纯粹定居者社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的公社社会主义成为最有效的机制之一。

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希望排除阿拉伯人，这一斗争不止于合作生产集体的创立。无论乡村的还是城镇的，所有其他定居点都只是为犹太人而建。除了目的明确的隔离政治，在“希伯来劳力”的旗帜下，一场浩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战役也在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的所有生产部门展开。一切生产单位的雇主都承受了强大的压力，任何情况下不得雇佣阿拉伯人。就在德国宣传部门号召将犹太人解职、关闭犹太商店（Juden raus!）的同一年，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成为进行全面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役的场地，目标针对同当地人的所有经济互动。在两个地方，战役效果都超出了预料。到大批新移民于20世纪30年代抵达巴勒斯坦时，两个几乎完全分开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阿拉伯人的。[28]

大部分斗争是总工会希斯他助进行的；这个组织原只是为犹太人设立的，1966年，它向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开放了。希斯他助不只是个工人联合会，而是个包容一切的框架结构：建立和维持各类实业，指导公共工程，提供医疗和银行服务，以及别的一些功能。它还以工人协会之名（Hevrat ha-Ovdim）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的权力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某种国中之国。

我们要记住，不管是劳工联合会还是政治左派，左翼的出现过程都不同于欧洲左派，亦即，不是经由资本与劳动力的斗争产生的。它诞生于“土地征服”和建设纯粹民族殖民地的需要。因此，在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和后来的以色列，有着广泛工人阶级基础的社会民主运动从未出现。犹太复国主义左翼一向奉行纯粹群内道德，所以能够一直毫不踌躇地认同《圣经》道德观。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左翼从来不曾深扎于普世主义传统，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到20世纪末失去统治地位时，它迅速丢掉了所有社会平等的价值观。

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活动经历的是一场独特的进程：其实施者是民族运动，没有一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某个帝国主义祖国。[29]到1918年，在没有当地政权帮助的情况下，有时在它们反对的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争取到了圣地中的立足点。虽然英国委任统治提供了政治与军事保护伞，促进和掩护了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在巴勒斯坦的扩张，但这把伞有很大的局限。就犹太复国主义拓殖的主要动力来说，它也不同于其他殖民活动，因为经济收益不是首要诱因。巴勒斯坦土地很贵，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买得越多，土地价格升得越高。此外，与别的定居事业相比，购买土地的难处也很独特。一些土地在阿拉伯语中称作木沙（musha），并不真的是私人财产，而是由整个村庄一起耕作的。可供购置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大地产，拥有者是住在别处的权贵，买下它们需要赶走一直在土地上劳作和生活的佃农。这正是实际发生的事，如伊萨克·爱泼斯坦1907年的文章生动描述的那样；他警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剥夺佃农土地的做法隐含着危险。

从1882年到1947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巴勒斯坦缓慢发生的农业改革有着同样的整体效果，即土地所有权从少数人转到多数人手里。不过在巴勒斯坦，土地权的流动是从本地人转到定居社区那里。以此为基础，到1947年，巴勒斯坦有了291个兴旺的犹太农业定居点。只是，我们必须记住，1937年前，在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仅购买了所有可耕地中的5%，绝大部分位于沿海平原和内地山谷。1947年11月，联合国正式批准分治，此时，犹太人拥有的土地只占这个国家的11%，只占可耕地的7%。

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前夕，大卫·本-古里安在个人日记里写道：

在一个、一些或可能是全部阿拉伯国家的帮助下，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地的阿拉伯人也许会攻击伊休夫……我们必须……保卫伊休夫和定居点，征服整个或大部分圣地并占领下去，直到达成正式的政治解决方案。[30]

在这个问题上，与1948年后的现实相比，这位实用主义政治家的远见更适合于1967年后。虽然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的战争和此背景下形成的以色列土地政策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土地占有关系。

[1]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摩西·布劳俄（Moshe Brawer）：《以色列边界：过去、现在与未来》（Israel’s Boundaries:Past,Present and Future），特拉维夫：亚夫内出版社，希伯来语，1988年，第41—51页。

[2] 《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第1卷（1855年），特拉维夫：耶斯里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55年，第5页。

[3] 埃利泽·本-耶胡达：《以色列地之书》，耶路撒冷：萨洛蒙出版社，希伯来语，1883年，第1—2页。

[4] 引自约拉姆·巴尔-加尔（Yoram Bar-Gal）：《百年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的祖国和地理》（Moledet and Geography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Zionist Education），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93年，第126页。

[5] 《百年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的祖国和地理》，第34页。

[6] 大卫·本-古里安和伊萨克·本-兹维：《过去与未来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Past and in the Future），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0年，第46页。在多年后写的《回忆录》中，本-古里安解释道：“《塞克斯-皮克协定》将外约旦北部地区分配给了法国；但在所有时期，它都是以色列地的内在组成部分……随着以色列地犹太人口的增长，他们与来自外约旦粮食的关联将会更加紧密。”《回忆录》，第1卷，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7年，第164—165页。

[7] 信的日期是1918年6月17日，引自埃利泽·普尼·吉尔（Eliezer Pney Gil）：《以色列地边界的概念》（“Conceptions of Borders of Eretz Israel”），硕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1983年，第7页。

[8] 伊萨克·加努尔（Itzhak Galnoor）：《巴勒斯坦的分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时刻》（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Decision Crossroads in the Zionist Movement），阿尔巴尼：萨尼出版社，1995年，第37—39页。1921年，在以色列地快运公司（Express Company）订购的一本旅游册中，希贾兹铁路已显示为犹太土地的自然边界。见耶沙亚胡·佩雷斯：《以色列地和它的南部秘密》（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Southern Secret），耶路撒冷、柏林、维也纳：赫茨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21年，第19页。

[9] 引自依加尔·埃拉姆（Yigal Eilam）：《政治史，1918—1922年》（“Political History,1918–1922”），收录于摩西·利萨克（Moshe Lissak）主编：《第一次阿利亚以来以色列地的犹太伊休夫史》（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Yishuv in Eretz Israel since the First Aliyah），第1卷，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93年，第161页。

[10] 塞缪尔·克莱恩：《犹太与普通文献中的以色列地研究史》（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Jewish and General Literature），耶路撒冷：比亚利克出版社，希伯来语，1973年，第3页。另见A.J.布劳俄（A.J.Brawer）：《圣地：以色列地研究之书》（The Land:A Book to Study the Land of Israel），特拉维夫：德维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27年，第4页。

[11] 吉迪恩·比格尔：《有着许多边界的土地：划分巴勒斯坦-以色列地新边界的第一个百年，1840—1947年》（Land of Many Boundaries: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New Boundaries of Palestine-Eretz Israel,1840–1947），塞得伯克：本-古里安大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1年，第15页。

[12] 大卫·本-古里安：《我们土地的边界》（“The Borders of Our Land”），1918年，收录于《我们和我们的邻居》（We and Our Neighbors），第41页。甚至到1967年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律学者本雅明·阿克金（Benjamin Akzin）依然断言：“我们让出了以色列地东部，尽管我们有权占有。”《流散者的权力》（Tfutzot Hagolah），希伯来语，1975年，第27页。

[13] 有关对约旦河东实施的所有殖民活动的全面记述，以及相伴而生的领土梦想，参见兹维·伊兰（Zvi Ilan）：《外约旦的犹太定居尝试，1871—1947年》（Attempts at Jewish Settlement in TransJordan,1871–1947），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48年。

[14] 根据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全文，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需要进行人口交换，需要离开自己家的有22.5万名阿拉伯人和仅仅1250名犹太人。

[15] 关于同意和反对这个方案的争论，参见西缪尔·多单（Shmuel Dothan）的细致考察《委任统治时期的以色列地分立：犹太论战》（The Partition of Eretz-Israel in the Mandatory Period:The Jewish Controversy），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79年。

[16] 引自克里斯托弗·塞克斯（Christopher Sykes）：《通向以色列的十字路口：从贝尔福到贝文的巴勒斯坦》（Crossroads to Israel:Palestine from Balfour to Bevin），伦敦：新英国文库，1967年，第212页。1938年6月7日，在犹太事务局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本-古里安明白地说，他倾向于最终废弃分立，扩展到全部以色列地——当然，以“阿拉伯-犹太的谅解”为基础。参见会议记录摘要，埃弗莱姆·卡什（Efraim Karsh）：《编织以色列史：新历史学家》（Fabricating Israeli History:The New Historians），伦敦：弗兰卡斯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17] 杜纳姆（Dunam），以色列的地积单位，1杜纳姆等于1000平方米。——译者注

[18] 19世纪90年代中期，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为2000人，比同期1400人的圣殿骑士团开拓者多不上太多。兰·阿隆索恩（Ran Aaronsohn）：《以色列地第一次新犹太定居潮的幅度和特征（1882—1890年）》［“The Scope and Character of the First Wave of New Jewish Settlement in Eretz-Israel（1882–1890）”］，收录于耶胡沙·本-阿里、约西·本-阿奇、哈伊姆·格伦主编：《以色列地定居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Historical-Ge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of Eretz Israel），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87年，第9—10页。

[19] 引自西缪尔·阿尔茂格：《犹太复国主义修辞中的救赎》（“Redemption in Zionist Rhetoric”），收录于鲁斯·卡尔克（Ruth Kark）主编：《以色列地的救赎：意识形态与实践》（Redemption of the Land of Eretz Israel:Ideology and Practice），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0年，第16页。

[20] 参见鲁斯·卡克：《传统文化及以色列地的土地和土地救赎观念》（“Land and the Idea of Land Redemption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 The Land of Israel”），见《卡尔卡》（Karka），希伯来语，1989年，第22—35页。另见伯阿兹·纽曼（Boaz Neumann）：《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土地和欲望》（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2009年。

[21]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概念中的荒野角色和它与沙漠的联系，参见亚尔·泽鲁巴维尔（Yael Zerubavel）：《希伯来文化中作为神秘空间和记忆之处的沙漠》［“The Desert As a Mythical Space and Site of Memory in Hebrew Culture”］，收录于摩西·伊德尔（M.Idel）和格伦瓦尔德（I.Grunwald）主编：《犹太文化中的神话》（Myths in Jewish Culture），耶路撒冷：扎曼夏扎出版社，希伯来语，2004年，第227—232页。

[22] A.D.格登：《书信作品集》（Letters and Writings），耶路撒冷：哈次尼特出版社，希伯来语，1954年，第51页。

[23] 更多论述请参见大卫·肯尼思·菲尔德豪斯（David Kenneth Fieldhouse）：《殖民帝国：对18世纪的比较考察》（The Colonial Empires: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

[24] 格肖恩·夏弗尔：《土地、劳工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起源，1882—1914年》（Land,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188-1914），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25] 阿尔茂格：《犹太复国主义修辞中的救赎》（“Redemption in Zionist Rhetoric”），第29页。

[26] 参见鲁平在1924年的文章《团体》（“Ha-Kvusta”）中对基布兹观念的描述，见《以色列地建设30年》（Thirty Years of Building Eretz Israel），耶路撒冷：肖肯出版社，1937年，第121—129页。英语版见阿瑟·鲁平：《巴勒斯坦30年：建设犹太民族家园过程中的演讲和文章》（Three Decades of Palestine:Speeches and Papers on the Upbuilding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康涅狄格州西点市：绿林出版社，1936年。

[27] 青年卫士的基布兹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犹太人占据多数的双民族国家，然而，它也不愿接受阿拉伯成员。

[28] 上面的话所做的比较只能应用于20世纪30年代族群中心主义的隔离政治，绝不能理解为暗示着40年代纳粹灭绝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事业的类似；后者在过去、现在都没有一丝一毫灭掉对方的想法。有关20年代已经形成的“希伯来劳工”（avoda ivrit）的观念和实践，参见阿尼塔·夏皮拉：《无用的斗争：犹太劳工冲突，1929—1939年》（The Futile Struggle:The Jewish Labor Controversy,1929–1939），特拉维夫：基布兹观察家出版社，希伯来语，1977年。它原是阿尼塔的博士论文，相当有趣，尽管满篇都是辩解的腔调。

[29] 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活动和其他殖民进程的有趣比较，参见伊兰·帕皮（Ilan Pappe）：《作为殖民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色彩不鲜明的亚非殖民主义的比较认识》（“Zionism as Colonialism: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载《南大西洋季刊》107：4，2008年，第611—633页。

[30] 引自米海尔·巴尔-左哈尔（Michael Bar-Zohar）：《本-古里安政治传记》（BenGurion:A Political Biography），第2卷，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8年，第663页。

从内部安置到外部殖民

对1947年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以色列国的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的兴奋难以言状。欧洲犹太人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屠杀仅仅过了两年，成千上万不被许可迁居的难民依旧住在临时营地，绝大部分在德国——本书作者就生在其中的一个营地，生命的最初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西方国家发现，把这些犹太难民送到中东是摆脱他们的好办法。这是当时停滞不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重大时机。虽然残酷的反犹迫害是这个时期的特征，从美国对移民关上大门的1924年到1947年，只有50万移民抵达巴勒斯坦，使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到达近63万。同一时期，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口总计125万。

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国家分开，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如今回头来看，那已被证明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虽然如此，阿拉伯人的选择符合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有人同意让渴望土地的外国人在他们那里殖民：这些外国人慢慢地得到他们领土的一块又一块，不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盼着成立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125万“本土”居民，联合国分治计划仅授予其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土地面积的45%，却将55%分配给定居者人口。基于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人口对比，很明显，即便一些犹太地区是沙漠，在受分治方案歧视的人们看来，它也不能算是公正的。

从软弱的巴勒斯坦居民的视角看，同样荒谬的还有，按照最初的联合国计划，大致1/3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差不多40万人占有的大片土地将划在提议的犹太国边界内。历史的讽刺体现在，如果没有的确是由阿拉伯领导发动的1948年战争，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将拥有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少数群体；随着时间的前行，它会增强自己的力量，最终抵消这个国家的犹太隔离主义本质，或许还能与这个国家相抗衡。如不发生军事冲突，新国家不大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流放驱逐。同样的，如无惨烈的战斗，几十万阿拉伯居民不大可能逃离家园。

多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修辞想让世界，尤其想让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相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逃离是在响应他们领袖的宣传。自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帕皮（Ilan Pappé）的研究出版以来[1]，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本地人的领袖没有建议他们离开，大灾难（Nakba）的发生不是缘于阿拉伯领袖的建议。许多巴勒斯坦人出于恐惧而逃走，犹太武装则使用了多种手段刺激着他们这么做——本书的后记提供了一个事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还有许多人被直接装上卡车，被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总计400多座村庄被毁灭，近70万居民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数量超过了那时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口。

近些年里，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即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是“自愿的”，抑或其实是被赶走的；问题虽然重要，但我不认为它有着决定性意义。从历史和宣传角度看，关于“族群清洗”是有计划地还是自发地、局部地发生的辩论也重要，不过，另一个根本性伦理前提更重要：为躲避纷飞的子弹、落下的炸弹，难民家庭逃走了，但到战斗结束后，他们应有回家的基本人权。然而，众所周知——对此没有学术争论——1949年以来，以色列强硬拒绝难民回归，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战斗。[2]对照这一明确回绝，新生的以色列国迅速于1950年实施了《回归法》，允许所有证明是犹太人的人移民以色列，即时给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哪怕他们是他们原来所在国家的正式公民，并未因宗教或族群出身遭受迫害。此外，即便以后决定回到原来的国家，这些以色列国的犹太移民也不会失去他们在“历史祖国”的权利。

1948年战争期间，新国家相当程度上还获得了修改联合国决议分配给它的边界的能力。停战协议签订后，刚刚占领的地区没有被归还阿拉伯人，以色列立即吞并了它们。在此背景下，我们要记得，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接受了分治理念，成立了以色列国，但以色列《独立宣言》没提到边界并非偶然。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控制了78%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土地，或者说是78%的“以色列地西部”。[3]不过，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的“消失”：它是新国家期待的真正奇迹，即便并未真的筹划过。

逃走和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有70万，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奇迹般地设法留下的仍有10万人，另有4万人或在停火协议实施时回家了，或在那之后不久成功越过了边界。一夜之间，这些“幸运的”阿拉伯人成了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按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明确要求成为以色列公民，但直到1966年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得不生活在严厉的军政府体制下。他们与仍在扩大着的犹太移民人口隔离，独自留在一个定居范围内，只有得到军队许可才能离开。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几乎没有在远离家的地方找到受雇机会的可能。借着这种状态，借着以色列法律特别禁止被界定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民事婚姻，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功地继续实施着纯粹“族群”殖民的政策。[4]

随着1948年战争的推进，基布兹自发占据了逃走的或被从自己家、村庄赶走的前阿拉伯邻居放弃的土地，收获了他们的丰饶庄稼。还在战争结束前，以色列就在分治计划的边界外建立了定居点，到1949年8月，此类定居点已有133个。稍后，对“缺席者”资产的大规模国有化开始了；所谓“缺席者”是一种法律界定，指外部难民和许多留下来成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后者也由此被用自相矛盾的术语“在场的缺席者”来指称。通过1950年的缺席者资产法，这个国家没收了200万杜纳姆左右的土地，相当于全部阿拉伯人私有土地的40%。与此同时，对于约占总量10%的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的国有土地，以色列立法机构采取措施，确保从法律上将它们转给以色列国。总的来看，这些行动导致了对2/3曾属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土地的征用。到20世纪末，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占以色列人口的20%，但在以色列1967年前边界的土地中，他们只占了3.5%。[5]

1948年后，“土地救赎”“排干沼泽”“让沙漠开出鲜花”获得了新的号召力和动力，而且，如今它们由主权国家的授权单位管理着。一些土地以象征性价格转给了犹太事务局和犹太民族基金会，二者都是有治外法权的实体，它们制定的内部章程禁止把土地从它们那里转给非犹太人。由此，相当部分的征用土地不属于新国家的公民，而属于世界犹太人。直到今天，80%的以色列土地仍不许非犹太人购买。[6]

“国家犹太化”成了新的口号，逐渐取代了“土地救赎”，在犹太复国主义左右翼的共识中都扎下了根。后来，术语“加利利的犹太化”流行起来，因为顽固的阿拉伯多数仍住在那里。国家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2年，大规模移民潮让以色列人口增加了两倍，政府得以用成千上万的新犹太移民填充没收的土地。包括基布兹、莫沙夫以及较小程度上也有发展城镇在内，大量土地免费转给了它们。到1964年，432个新定居点建立起来，其中108个是基布兹。[7]绝大部分基布兹沿边界建在“边疆地区”，以防阿拉伯难民跨越边界的活动。在以色列行话中，这些难民被称作“渗透者”，他们试图回到自己的村庄，或是取回一些自己失去的财产。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跨界报复自己财产的占有者。仅在1952年，被杀的“渗透者”就有394人，另有大量新定居者受伤。巴勒斯坦人感到很难接受将他们与他们的家隔开的边界，而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边界同样是不明确的。

在1967年前的20年里，以色列看起来愿意以“1949年停火线”作为最终边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犹太主权的重大愿望都实现了。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包括阿拉伯邻居——都承认了以色列国，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犹太人向新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没有受过干扰。同一时期，对于美国不肯接收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成功将他们带回自己这里。犹太国也接回来大部分阿拉伯犹太人；由于以色列和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他们很快被赶出了阿拉伯国家。也是这个时期，由于对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组织注入的巨大能量，由于向以色列控制的前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78%土地填充人口的需要，倾向于完整占据古代以色列地的领土收复主义受到遏制。例外的是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年轻成员，他们还在高歌泽夫·亚伯廷斯基的叠句“约旦河有两岸，这一边是我们的，那一边也是”。就国家教育机构来说，它没有采用暗示要打破和扩大以色列国边界的明确修辞。新国家的最初19年看起来巩固了一种新的犹太文化，其爱国主义重心更多地放在了语言、文化和已经住了犹太人的领土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除了阿拉伯人和超正统派犹太人，在所有公立学校中，《圣经》学习对所有以色列孩子的民族领土想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每个学生都知道，大卫城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征服的，以色列教育体系的每个毕业生都清楚，他们的所谓先祖埋在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如今那里是伊斯兰清真寺。地理课本的普遍做法倾向于模糊停火线，强调历史祖国的“广阔自然”边界。[8]虽然没有进入日常政治宣传内容，但神话式的以色列地依旧安居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的缝隙中。

以色列大众不把停火线看作以色列国的最终边界。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当然从未停止梦想一个大以色列，左翼的劳工联盟对土地的胃口也未见缩小[9]；此外，如以色列社会学家阿德里亚纳·坎普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这里存在着代际区别。[10]本地出生的以色列一代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在部分由不断发展着的定居实践所形成的氛围中，他们有了拒绝承认领土局限和障碍的心理动力。年轻的以色列人中，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伊加尔·阿隆（Yigal Alon）可能是最突出的代表，对于他们采取的立场我们可称之为民族空间民族主义（ethnospatial nationalism）。1948年战争时期，这些人是最好的战士和优秀指挥官，但在扫空阿拉伯村庄的行动中，他们的坚决和肆无忌惮也很引人注目。

这一代战士不喜欢1949年的停火协议，他们觉得如果许可的话，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应该继续挺进到西奈半岛，轻松占领约旦河西岸。[11]的确，在50年代的冒险主义行动中，这些以前的战士越过了边界，质疑着这个国家“狭窄的和不自然的”边界。对于许多以色列青年来说，夜间长途跋涉到佩特拉的纳巴泰城（Nabataean city）风行一时，偶尔的伤亡则一夜间将他们抬举为文化英雄。[12]但是，对巴勒斯坦“渗透者”穿越边界的做法，国防军的反应是组建101部队，以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为指挥官，毫不犹豫地越界攻击怀疑为巴勒斯坦人基地的村庄和营地。许多新以色列人把边界看作可伸展的边境地区，而不是无可置疑的永久界线。[13]

不过，将领土想象令人惊愕的一层展示出来的是1956年的西奈战役，它们在和平时期没能浮上以色列政治的表面。埃及领导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出了英国、法国、以色列的战争联盟，它们的目标是入侵埃及，推翻其政权。这是一次标准的殖民反应，以色列认为以此为借口，它的参与将能阻止渗透者进入自己的领土。

1956年，在巴黎近郊塞夫勒，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法国总理居伊·莫勒、英国外交大臣约翰·塞尔文·劳埃德（John Selwyn Lloyd）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重组中东的大胆计划，要求在军事胜利后，将约旦哈希姆王国一分为二，当时亲英的伊拉克接收东岸，条件是承诺在那里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接收西岸，作为一个自治区。本-古里安还宣称，应允许以色列把北部边界向北伸展到利塔尼河，并完整吞并蒂朗海峡和埃拉特湾。[14]

这位以色列国创立者没有回到他在1918年时的领土概念。如今，本-古里安认真地打算放弃东部的外约旦。不过，关于南方的西奈半岛，他的新视野反映出一些变化：年轻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没把阿里什绿洲以南地区看作以色列地的一部分。并非偶然地，在1956年飞往巴黎的时候，他花了些时间读拜占庭地理学家普罗克皮乌斯写的历史材料，是关于蒂朗岛上称作犹特瓦（Yotvat）的犹太王国的。

在西奈半岛，联盟迅速赢得军事胜利，这位71岁的以色列领袖再添精气神和力量，表明他对领土的欲望并未因年迈而消退。在给征服了沙姆沙伊赫的国防军部队的信中，他写道：“埃拉特再次成为首要的南部犹太港口……（如今）称作蒂朗的犹特瓦……将再次成为第三以色列（即犹太）王国/共和国的一部分。”[15]正如在1948年，他认为吞并分治计划之外的占领领土是“自然的”民族行动，现在，热情的以色列总理把征服西奈半岛描述为解放真正的祖国土地。每一次，当领土梦能够与力量联系起来的国际背景出现时，“以色列地”便回到了舞台中央，再次成为实用主义的工作重心。

1956年12月14日，战斗结束才两个月，沙姆沙伊赫建立了第一个以色列定居点，名为奥非拉（Ofira），意为“朝向奥非尔（Ofir）”，奥非尔是一个希伯来《圣经》提过的地方。[16]方案是摩西·达扬提议的，直到国防军开始从西奈半岛部分地区撤退时，这位总参谋长依然相信，沿红海海岸定居是可能的。总理访问了新渔村，就犹太定居问题发表了演说，激起了沿海岸建立更多定居点的希望。

同一时期，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非亚，第二个定居点建立了。纳哈尔（Nahal）意为战斗的青年先锋，是国防军一个旅的名称；这个旅的战士定居到一个废弃的军营，开始耕作1000杜纳姆土地，目标是尽快由定居点构成一条锁链，隔开加沙地带与半岛，将它变为以色列领土。另一计划是在这个地区的白沙滩处，由青年卫士运动的团队建立一座渔村。达扬负责定居行动具体措施的执行，并受到其顽固政治对手伊加尔·阿隆（Yigal Alon）的充分政治支持。1956年12月，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前途光明的青年领袖阿隆自信地宣布：

如果我们决心保卫加沙……我认为，萨姆森市（Samson）将成为以色列城市、以色列国的一部分。这项政策与我们对加沙地带的历史权利相一致，与我们的生存利益一致，与指引我们的原则一致—以色列全地的原则。[17]

然而，1949年停火线外的第一次定居事业很快遭到了致命一击。一项联合国决议要求从整个西奈半岛撤退，再加上美苏的压力，本-古里安和年轻同事们建立“第三以色列王国”的希望破灭了。此外，快速的强迫撤离冷却了以色列兼并主义者的热情，其领导也似乎从中学到了什么，开始抑制一直是国家行为显著特征的殖民愿望。1957—1967年间，以色列边界虽不能说完全平静，但到这黄金10年结束时，以色列终止了对其阿拉伯公民的军事管理，它在中东的存在展示出正常化的气氛。也是在这个时期，以色列加入了核武国行列，这或许也增加了以色列政治与军事精英的安全感与平静感受。

“在所有的阿以战争中，1967年的‘六月战争’是唯一一次双方都不想要的。战争源于一场危机，它滑向了以色列及其对手都无力控制的地方。”[18]这一精炼的概括是阿以冲突专家阿维·西拉姆（Avi Shlaim）写下的。我们只想加上一句：虽然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纳赛尔不想要战争，国防军将领们间接导致了战争爆发，但埃及领袖是危机的首要责任人，这一结论很难反驳。1956年战争结束时，埃及尽管没错，却受到了惩罚，不得不将西奈半岛非军事化，同意在那里部署紧急国际部队；虽然如此，对于埃及媒体发出的战争话语，即便空洞无物，上述惩罚也不足以构成历史正当性辩解。纳赛尔掉进自己挖的陷阱，国防军机敏地抓住了机会。[19]

1967年，19岁的以色列或许赢得了一次惊人的军事胜利，结果却是落入了更大的陷阱。它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准备征服1948年“失去的”部分以色列地——虽然一直有此类应急计划——但是，它也没对自己能实现这一征服感到震惊。

以色列人的胜利喜悦感染了许多人，这深深地让他们感到，如今一切皆有可能。据说，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曾把停火线叫“奥斯维辛边界”，它曾带给以色列人受困心态；现在这种心态消散了，取代它的是空间的梦想、回归古代景观的事实、士气的提升，以及一个犹太帝国的远景——它能令人联想到大卫和所罗门王国。大批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最终得到了一开始便指引着民族想象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象祖国的那些部分。事实上，早在1967年，以色列政府就对以色列调查局发布了指令，停止在国家地图上标注1949年停火线，即“绿线”。从这个时候起，以色列学校的孩子们不再学习这个国家以前的“临时”边界。

刚刚征服东耶路撒冷时，战争还未结束，摩西·达扬就宣布：“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神圣的地方。我们回来是为了再不同它分开。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向阿拉伯邻居伸出和平之手。”[20]因此，我们不必惊奇：6月28日，在催眠式的心满意足的气氛中，以色列议会投票决定，吞并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带，同时宣布愿为和平而努力，以撤离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作为交换，同所有对手谈判。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头脑冷静的以色列大人物怎能认为，受到战败羞辱的阿拉伯领导会同意跟以色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在“犹太国”刚刚正式吞并阿拉伯和穆斯林圣城（Al-Quds）的时候？然而，这就是弥散于1967年夏天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逻辑。很大程度上，这种逻辑直到今天仍在运作。[21]

在战争刚过几个月的1967年9月，《以色列全地宣言》发表了，签名者首先是接近以色列劳工运动的人们，但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人士。在这份文件中，一些当时最重要的以色列知识分子正式宣布：“如今，犹太人民掌握了以色列地……我们忠诚地致力于我们土地的完整，任何以色列政府都无权在这方面做出让步。”[22]拿单·奥特曼、哈伊姆·古里（Haim Gouri）、亚科夫·奥兰德、乌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inberg）等诗人携起手来，宣扬祖国的领土完整。杰出作家沙伊·阿格农（Shai Y.Agnon）、哈伊姆·哈扎兹（Haim Hazaz）、耶胡达·伯拉（Yehuda Borla）、摩西·沙米尔等联手情报和军事人员，如前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Isser Harel）和阿夫拉姆·约菲（Yoffe）将军，共同阻止以色列政治家妥协。连广受赞誉的获奖教授多夫·萨丹（Dov Sadan）和哈罗德·费西（Harold Fisch）也跟华沙隔都起义的前战士伊萨克·楚克曼、兹维亚·卢贝金（Zivia Lubetkin）建立了联盟，鼓励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地方定居。还有许多人同他们看法一致，只是不愿在他们看来人已很多的情况下做这种含义自明的宣言。不公开“谈论地图”的多年传统被打破了，如今，绝大多数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不再避讳。

在胜利进程中，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主要由于残酷的1973年战争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有效干预，10年之内，以色列让西奈半岛“解放了”，但是，能让以色列从戈兰高地、西岸、阿拉伯耶路撒冷中解脱的外部拯救者还未出现。此外，以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机构跟弱小的以色列维持着相对冷淡的关系，到1967年的闪电般胜利后，它们突然成为强大的新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23]“流散地的犹太人”注视着大海那边他们资产的扩大，没有任何亲自去那里生活的愿望，却为以色列国提供了金钱和政治支持，以色列则开始陷入持续的占领与压迫的泥沼。在此背景下，定居事业不断发展，军事政权在那里建立起来，深刻地嵌入了以色列经验；它们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历史逻辑，实施着自觉“抱愧”版的地方种族隔离政策。

以色列的1967年不像1948年那样幸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二战”后现实中，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依然是可能的，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后殖民世界对它的接受程度要低得多。在战斗期间和战斗刚刚结束时，戈兰高地的许多居民逃走或被赶走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拉特伦（Latrun）地区，3个被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的居民走了；杰里科附近一个难民营的人走了。不过除此之外，占被征服人口大多数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居民都留在自己家里，少数人要求立即将当地人口驱离[24]，但以色列很清楚不能这么做。因此并非偶然，战事完结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定居点建在了最近人员已“被疏散”的戈兰高地，之后还建了32个。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以色列受到鼓舞，于1981年正式吞并了这个地区，表明它将不考虑今后跟叙利亚达成和平协定。这一举措背后还有一种假设：正如世界不得不接受1948年的征服，它也会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征服成果的控制。

在西奈半岛，第一个纳哈尔定居点新西奈成立时间也很早，1967年12月建于阿里什的东北。追随着这一先锋模范，另外20个永久定居点在这个地区建成了。1979年，以色列最终与埃及签了和平协定。根据协定，这些定居点都得和以色列军队一起撤离。在加沙地带，第一个以色列定居点到1970年才建立，随后又有了17个繁荣的居民点。2005年，它们全都撤出了。

不过，在“历史祖国”的核心地带，受完全不同的情感包袱的影响，从一开始，事情的处理是照着不同的战略进行的。战后前10年，原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掌握着以色列的权力。如我们看到的，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相比，左翼的领土冲动并不见小，只是与右翼不同，犹太复国主义左翼较为实用主义，在1937年、1947年、1957年等关键性历史时刻，以及在1967年，它显得很克制，行动时较迟疑和谨慎。

一个重要因素是以色列顾忌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担心它们再次采取一致的外交政策，强迫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全部土地撤退。但1967年不是1957年，对以色列极为不幸的是，它未受到任何强烈的国际压力。第二个因素更麻烦：征服西岸时，那里有67万巴勒斯坦人，具有人口急剧增长的潜力。要在这些人中建犹太定居点，那将质疑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迈出第一步时就指导着它的纯粹殖民地原则。有鉴于1948年整合进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以色列从未考虑过给他们公民权。一些情报官员提出了更符合以色列利益的建议，即让西岸成为自治区，由以色列统治，不向那里引进定居点。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本性最终更具决定性意义。

在西岸，几个因素支持着第一个定居点的成立：向死者致敬，土地偷窃的神话，民族屈辱的消除。1967年9月，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月，在1948年战争中放弃和摧毁的犹太定居点的废墟上，树林村庄出现了——加沙地带的南部村庄（Kfar Darom）也是这样形成的。依循同样的逻辑，一群人进入了希布伦的一座旅馆，宣布要复兴这个城市以前的犹太社区；1929年，社区遭受了严重伤害，1936年他们被迫完全撤离希布伦。[25]不过，在第一个事例中，定居点建在靠近1949年停火线的地区，迅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个则建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心。因此，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史上，希布伦犹太定居点的出现应看作决定性的转折点。

回头来看，在被占领土上，我们可以认出漫长的占领和定居历史中的三个关键时刻。首先是以色列单方面吞并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不给予他们充分公民权。以色列从未真正统一这座城市，除非我们不把术语“统一”应用于人民，而用在石头、垃圾、房屋、坟墓上。那个时候，这一特别的吞并行动甚至得到了乌里·阿夫讷里（Uri Avnery）等坚定的和平战士的支持，代表着神话对历史逻辑的彻底胜利，圣地对民主原则的彻底胜利。

另外两个决定性时刻与希布伦市相关，那里有犹太男性和女性先辈的墓地。一次发生在1968年逾越节期间，当时一些犹太先锋人士侵入了这个城市，稳健的总理利维·艾西科尔（Levi Eshkol）要求他们立即撤回。然而，面对强大神话和越积越多的公众压力——伊加尔·阿隆和摩西·达扬有效地和冷漠地将之转换成个人政治资本——的合力，总理退却了，同意妥协，在靠近阿拉伯城市希布伦的地方建立了犹太定居点四人镇。大坝破裂了，以色列慢慢地、稳步地渗入了西岸。

另一次发生在1994年，以色列籍美国医生巴鲁赫·格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于希布伦杀害29名穆斯林礼拜者后不久。在这一事件造成的强烈公众震动下，事件为总理伊萨克·拉宾（Yizhak Rabin）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从希布伦或许还有四人镇撤出定居者。这样的决定将巩固促使以色列从对西岸的全部或部分占领中脱身的联合意愿，极大地加强巴勒斯坦人的和解力量。然而，由于先辈土地的神话和对公众抗议的畏惧，变得越来越温和的政治人物拉宾总理的反应受到了约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支持被占领土上的“安全”定居。事实上，在1992—1995年的第二次总理任期中，定居点建造基本保持着以前的水平。他不敢撤离哪怕一个定居点，但还是于1995年11月被谋杀了。[26]

1977年，工党首次失去对政府的控制，1992年和1999年又回到权力中心。在它的种种面貌中，它对西岸定居事业的态度就像是一头奶牛想要被人挤奶。对那些想要挤奶并往往使用不合法手段的人们，工党远非断然拒绝，而是最终带着悲伤、和解与爱奉上自己的奶。按照这个中间偏左政府遵循的原则，根据1967年阿隆计划建立的“积极”定居点是所谓的“安全定居点”，主要位于巴勒斯坦人不多的地方，如扩大了的约旦河谷，跟将要永久包围耶路撒冷的新犹太区不同。

但在殖民冲动中，一个冲劲十足的活跃少数派找到了共同事业，推动着犹疑不定的政权向前走。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189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宗教小团体。对于上帝的力量和个体信徒本质上的软弱，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可是，在这些宗教民族主义者眼中，伴随着占领圣地的每一步，圣地越发圣化了，越发重要了。早在1967年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就有了将中心从上帝换成圣地的倾向，并且将被动等待弥赛亚的立场变成积极参与民族行动以加速它的到来，只是，这还只能归入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的边角处。到以色列取得令人惊愕的军事胜利后，在已是联合政府一部分的民族宗教政治游说势力中，上述倾向从消极转变到积极的诱惑力放大了。

早在1967年的树林村庄，更多是在1968年的希布伦，开始确立定居步伐的新先锋已经出现。到那时为止，宗教高中毕业生和民族主义犹太经学院学生原本处在以色列文化边缘，突然就成了时代英雄。从20世纪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首先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但现在，圣地征服者最具冲力的部分成了披着祈祷巾、头戴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针织圆顶小帽的人。他们鄙视质疑上帝许诺圣地的真实性的“人道和平主义者”，正如早先几代的信教犹太人鄙视将圣地变为仪式崇拜核心的现代民族主义者一样。如此，以“信仰者集团”闻名的先锋运动诞生了，它促进了以色列定居点在被占领土的扩张，使之获得了远超其他方式的更多土地。

信仰者集团仅代表以色列社会的少数群体，却没有哪个政治潮流、派别或同盟能成功地挑战它的修辞，后者的基础是以色列人民对其土地不可否认的权利概念。鉴于有犹太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领土主义先例，整个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一直觉得，应该听从这个少数派的要求，哪怕它搅乱了这个主权国家政治、外交、经济、逻辑的资产负债表。[27]如我们看到的，面对要保卫民族领土资产的、骄傲的爱国主义话语，最温和的势力也难以进行长期的抵抗。

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于1977年上台，显著地加快了定居步伐。1979年，为交换与埃及的和平协定，梅纳赫姆·贝京“让出了”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又尽力推进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自树林村庄于1967年建立后，这个地区见证了从无到有的150个定居点、城镇、村庄及更多前哨站的建立。[28]到本书写作时，住在这些定居点的以色列人超过了50万。并非所有人都是意识形态定居者，想要从外国占有者手中解放以色列地。一些人是经济移民，之所以生活在西岸，是因为可以用象征性价格拥有一座带着部分土地的房屋，拥有山区景色。而且在慷慨的政府资助下，与绿线内的以色列相比，先锋定居点的教育、医疗、福利服务要好得多。前者的福利状况衰落得相当快，被占领土地却在发展中，相当兴旺。有人甚至在那里买房当投资，期望一旦以色列强迫人们撤离，他们能得到满意的补偿。

大部分定居点是由生活在军事占领中的巴勒斯坦劳工建造的。他们白天在定居点干活，有时还建隔离墙，晚上回自己的村庄。到第一次因提法达（起义）于1987年底爆发时，巴勒斯坦劳工已在以色列主权区域的城市以及基布兹、莫沙夫占有了一席之地。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考虑，以色列不自觉地成了典型的种植园殖民地，拥有缺乏公民权和主权的和平温顺的人口，后者为不仅有公民权和主权，也有着家长式保护意识的主人工作。摩西·达扬的家长式幻想塑造了一种“文明”占领，经受了20年的时间考验，到1987年才彻底崩溃。“软”占领政策将巴勒斯坦人起义推迟了10年，让世界对它漠不关心，促进了缓慢前进的殖民化。不过，最终，它间接导致了一次大起义。

参与者广泛的因提法达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恐怖主义破坏了平静的控制关系，由此又拯救了“族群-民主”国家原则。以色列把巴勒斯坦“入侵者”赶回西岸的住处，终止了到那时已有相当进展的经济共生局面，并开始从东亚市场引入廉价劳动力。同一时期，从崩溃的苏联来的大批移民也为以色列提供了人手[29]；除了让民族主义的超正统派惊慌外，以色列不太在意这些人手是否是犹太人，是“白人”就行。

从1967年到1987年，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准明显提升，生育率也相应增加了。2005年，西岸的人口为250万，与加沙地带人口合起来共400万。此后，它们的人口继续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起义中，生于60年代末占领状态的人们成了领导者，构成普遍武装抵抗的主力。虽然从未被其他政权统治，但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很快了解到，在20世纪末的地球，极少人有那种不寻常的境遇：没有正式公民权，没有自治权，没有祖国；在当今世界，这种状态已变得极其罕见、极不可行，绝大多数人认为完全不能忍受。

对新出现的动荡，大多数以色列人很吃惊，觉得难以理解。以色列主流话语的流行辩解是：“他们比这个地区的所有阿拉伯人过得都好。”对持续生活在加了掩饰的种族隔离政权旁边的状况，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很不自在，彼此用一个复杂的抗议术语交流，不说“被占领土”（ha-shtakhim ha-kvushim），而用“管理领土”（ha-shtakhim ha-mukhzakim）代替它。他们更担心的是，长期占领会损害这个国家的“犹太”性质，给自己的安慰是一种基本假定，即那只是暂时的，虽然它的存在时间已达1967年前的“狭窄”以色列的两倍。这导致了对待殖民控制的道德冷漠的固化，令人回想起“二战”以前，众多西方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30]

对于空间现实，1987年和2000年的因提法达没带来什么变化。第一次因提法达导致了《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建立，受到欧美的支持，由此减少了以色列的占领成本，但没能放缓殖民定居进程。相反，自1993年协议签订后，定居人口增加了近3倍。比较来看，第二次因提法达引起了加沙地带以色列定居点的撤出，不过，谁都清楚总理阿里尔·沙龙的动机：首先是逃避同巴勒斯坦领导的全面和解。其结果是，他制造了一个敌意的“印第安保留地”，剥夺了它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权利。[31]事实上，包括2000年的黎巴嫩和2005年的加沙，以色列不经过谈判，策划和实施了两次单方面撤离，目标是让以色列保有其他领土，尤其是戈兰高地和西岸。以色列建起将自己围起来的隔离墙，目的是减少窜入其边界内的自杀式爆炸；然而，隔离墙并非沿着1967年边界修建，而是切入了巴勒斯坦领土，以容纳大批的定居点。与此同时，隔离墙外的定居点变得更强固，建造更多前哨站的步子也未停下。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梅纳赫姆·贝京，经90年代的伊萨克·拉宾和埃胡德·巴拉克，到21世纪初的诸位以色列总理，压力之下的以色列领导人一直想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分裂的自治地位，由以色列控制下的陆地、空中、海上区域包围并割裂开。他们最想要的是两三个班图斯坦[32]，后者应恭顺地听从犹太国的指令。[33]如所预料的那样，安全问题总是为这种立场做着正当性辩护，就像防卫战争的话语仍在塑造着犹太-以色列人身份与意识的主要轮廓一样。然而，这一话语隐瞒了大相径庭的深刻历史现实：即便是今天，以色列左右翼的政治精英都觉得，在精英们认作以色列地的领土范围内，认可巴勒斯坦人充分民族自治的正当权利极其艰难。在他们看来，这一领土完完全全如其名称宣示的那样，是永远属于“以色列人民”的先辈遗产。

在建国的第五个十年中，随着以色列定居者越来越多地渗透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未来的一切政治行动看起来都将受到阻击，而占领的状况似乎为双民族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然而，从心理层面看，在许多以色列人中，以色列控制的压迫本质、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最重要的，暴力的和绝望的巴勒斯坦抵抗，所有这些都指向越来越强烈的“独居的民”（《民数记》23：9）的意识。想象的以色列民族（ethnos）所形成的姿态反映的是对邻居的轻视和恐惧的混合心态，源自它自己的虚构，源自它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缺乏信心，特别是在面向中东时。以色列人依然拒绝与他们中间的“他者”共同生活，明确不愿平等地共同生活。

极端情况下，这一根本冲突会让以色列蛮横驱走生活在它控制下的阿拉伯人，无论他们是孤立的以色列国公民，还是陷在了独特的种族隔离体制内、没有任何公民权的那一部分。无疑，我们都能想象得出那种方式，其中，在发生“以色列全地”的所有非犹太人大规模起义的时候，这一危险的、前景漆黑的民族领土政策将继续堕落下去。

无论如何，到本书写作时，重大的和解看起来像是一个褪色的梦：梦中看到了以色列撤退到1967年边界，在以色列一旁的巴勒斯坦国的成立——耶路撒冷作为共同的首都，两个主权民主共和国组成邦联，并各自属于其全体公民。随着每一天过去，梦再褪色几分，似乎即将消失进时间的深渊。[34]

经历两次艰难的因提法达时期后，以色列社会的许多人开始厌倦圣地神话。不过，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弱化了、损耗了，虽然背后隐藏着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仍远不足以导向稳定的、有意义的新选举结果。到目前为止，在公共意见中，关于定居点的大规模撤除，关于耶路撒冷的公正妥协，我们没看到决定性的变化。伴着每一次冲突，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士兵的损失都更加敏感，但严肃的大规模和平运动仍未出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内部道德仍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政治权力平衡状态不仅没有发生方向性转变，事实上，民族宗教的和世俗-种族的潮流还在增强。本书写作时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犹太以色列人天真并诚挚地相信，他们是特选子民。[35]

在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以色列的外交格局越来越孤立，但这似乎没有使以色列政治军事精英感到烦恼，他们的权力有赖于一直存在的被包围感。只要在犹太人和福音派亲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在军事工业代表的压力下[36]，美国继续支持现状，让以色列感到它的政策是正当的，它的力量是无限的，向着重大和解方向前进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基于普世道德的视野联合理性势力的前景，看起来完全是乌托邦的。如我们知道的，在21世纪初，乌托邦的力量已经消失。

[1] 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以色列的诞生：神话与现实》（The Birth of Israel:Myths and Realities），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1987年；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之诞生的再考察》（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伊兰·帕皮：《巴勒斯坦族群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伦敦：一世界出版社，2006年；另见乌里·本-埃利泽：《以色列军国主义的产生，1936—1956年》（The Emergence of Israeli Militarism,1936–1956），特拉维夫：德维尔出版社，希伯来语，1995年，第232—279页。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之前的许多年里，巴勒斯坦学者一直在强调这些事实。

[2] 关于以色列拒绝让难民回归的问题，参见莫里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之诞生的再考察》（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309—340页。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勉强同意70万难民中的10万人回家——此事参见同一本书，第570—580页。

[3] 皮尔委员会分给所提议的犹太国约5000平方公里面积，联合国1947年分治计划给拟议的以色列国的是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土地中的14000平方公里。对照来看，1949年停火线圈进来21000平方公里。到本书写作的今天（2012年），以色列控制了28000平方公里，比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大，但离本-古里安及其同事们于1918年设想的地域仍相距甚远。

[4] 从1948年前的英国殖民政权那里，以色列继承了（紧急）防卫规定，军政府的运作以此为基础。有关这个时期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的处境，请参考萨布里·杰伊斯（Sabri Jiryis）开创性的《以色列阿拉伯人》（The Arabs in Israel）一书，纽约：月评出版社，1976年。就在军事管理于1966年取消前不久，这本译书的原希伯来语版完成了。

[5] 关于以色列国成立后立即开始的土地犹太化，参见巴鲁赫·吉莫林（Baruch Kimmerling）的全面研究之作《犹太复国主义与领土：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社会-领土维度》（Zionism and Territory: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4—146页。

[6] 奥伦·伊夫塔彻（Oren Yiftachel）：《族群国家、地理学和民主制：以色列的犹太化政治评论》（“Ethnocracy,Geography,and Democracy:Comment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Judaization of Israel”），载《两千年》19，2000年，第78—105页。

[7] 在土地分配方面，有关“阿什肯纳兹人”和“米兹拉伊人”之间的犹太内部歧视问题，参见奥伦·伊夫塔彻：《国家建设和以色列“族群国家”中的空间分割：定居点、土地和族群区别》（“Nation-Building and the Division of Space in the Israeli ‘Ethnocracy’:Settlement,Land,and Ethnic Disparities”），载《法律评论》（Iyunei Mishpat）21：3，希伯来语，1998年，第634—664页。

[8] 关于这一点，更多内容请参见巴尔-加尔：《祖国和地理》（Moledet and Geography），第133—136页。

[9] 关于这一政治运动对以色列地的观点，参见为纪念运动领袖伊萨克·塔本金（Yitzhak Tabenkin）而出版的小文集，阿尔耶·菲亚考夫（Aryeh Fialkov）编：《定居与以色列地的边界》（Settlement and the Borders of the State of Israel），依法尔：塔本金研究所，希伯来语，1975年。请特别注意会议期间前国防军的利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将军发布的简短证词。

[10] 阿德里亚纳·坎普（Adriana Kemp）：《从领土征服到边界民族主义：以色列的例子》（“From Territorial Conquest to Frontier Nationalism:The Israel Case”），特拉维夫大学，大卫·霍洛维兹研究所，见《论文》第4部，1995年，第12—21页。

[11] 1949年3月24日，伊加尔·阿隆给本-古里安写了封信，表示反对停火线，提出了另一个边界，其基础是一项判断，“约旦河流的长度也是这个国家的长度，谁能想出比这一线更牢固的边界线？”在1979年的访谈中，他确认了这个立场，惆怅地回忆道：“到解放战争末期，一次难得的机会出现了，它能让我们大胆地占领整个以色列地西部。”泽夫·特祖尔（Ze’ev Tzur）：《从分治辩论到阿隆计划》（From the Partition Debate to the Alon Plan），依法尔：塔本金研究所，希伯来语，1982年，第74页。

[12] 参见纳西亚·夏弗兰（Nessia Shafran）：《记忆中的红色岩石》（“The Red Rock in Retrospect”），见阿哈龙·阿米尔（Aharon Amir）主编：《特乌达彩虹：古老的以色列地》（Keshet Te’uda:The Old Land of Israel），拉马特甘：马萨达出版社，希伯来语，1979年，第69—89页。

[13] 关于以色列不情愿承认1949年停火线为最终边界之事，参见阿德里亚纳·坎普的重要作品《探讨边界：以色列政治领土的形成，1949—1957年》（“Talking Boundaries:The Making of Political Territory in Israel,1949–1957”），博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1997年。另见阿德里亚纳·坎普：《从地点政治到意义政治：建国初期以色列政治领土的建构》（“From Politics of Location to Politics of Signifi 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erritory in Israel’s First Years”），载《地区研究》12，1998年，第74—101页。

[14] 阿维·西拉姆（Avi Shlaim）：《铁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伦敦：企鹅图书公司，2001年，第171—172页。

[15] 引自本尼·莫里斯：《以色列边界战争，1949—1956年》（Israel’s Border Wars,1949–1956），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页。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本-古里安在议会演讲中提到了普罗克皮乌斯。

[16] 参见梅隆·拉伯鲍特（Meron Rapoport）：《1956年的摩西·达扬已经梦想过的定居事业》（“The Settlement Enterprise Was Already Dreamed Up by Moshe Dayan in 1956”），载《国土报》，希伯来语，2010年7月10日。

[17] 伊加尔·阿隆：《解放加沙地带》（“Release the Strip”），载《地区报》（La Merhav），希伯来语，1956年12月12日。

[18] 西拉姆：《铁壁》，第236页。

[19] 战争爆发前几天，后来成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单位领导的埃利·泽拉上校对下属，也就是精锐的总参侦察营军官们说：“战争将在一周内开始。两三支阿拉伯军队会参加，我们将在一周内击败他们……向着完成的方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再前进一步。”引自兰·埃德里斯特（Ran Edelist）：《我们错在哪里？》（Where Did We Go Wrong？），耶路撒冷：十一月图书公司，希伯来语，2011年，第25—26页。

[20] 1967年6月7日，以色列之声播出了达扬的话。引自阿尔耶·纳奥尔（Arye Naor）的广泛研究，《大以色列：神学与政策》（Greater Israel:Theology and Policy），海法大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1年，第34页。

[21] 《沙姆沙伊赫》由阿莫斯·艾廷格作词，拉菲·加贝（Rafi Gabay）作曲，是1967年战争后的一首动人爱国歌曲，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欺骗性的精神。歌词写道：“沙姆沙伊赫，我们又回到了你这里。你在我们心中，一直在我们心中……夜晚降临，带来又一个梦，将和平的希望带到水面。”

[22] 1967年9月22日，宣言同时刊登在读者最多的一些以色列报纸上，如《新消息报》《晚报》《国土报》《话报》。丹·米伦（Dan Miron）进行了信息量丰富的分析，见《特乌达以色列》（“Te’uda b’Israe”），载《政治学》（Politics），希伯来语，1987年8月，第37—45页。

[23] 不仅因为它们钦佩以色列的力量，也源于传统民族主义的衰落——它要求明确地忠诚于一个祖国——源于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加强了跨国社区认同。

[24] 作家哈伊姆·哈扎兹是文学领域以色列奖的获得者，以色列知识圈的重要人物，他的公开说法可以作为佐证：“现在有犹大和埃弗莱姆（Efraim）的问题，那里的大量人口需要搬走，送到阿拉伯邻国……各回各家——以色列回以色列地，阿拉伯人回阿拉伯……”哈伊姆·哈扎兹：《关键之事》（“Things of Substance”），见阿哈龙·本-阿米主编：《以色列全地之书》（The Book of the Whole Land of Israel），特拉维夫：弗里德曼出版社，1977年，第20页。

[25] 有关希布伦犹太定居点的重要性，参见米歇尔·菲格（Michael Feige）：《一个空间，两个地方：信仰者集团、现在就和平运动与以色列空间的构造》（One Space,Two Places:Gush Emunim,Peace Now,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sraeli Space），耶路撒冷：马格尼斯出版社，希伯来语，2002年，第101—125页。

[26] 应该指出，在《奥斯陆协议》中，巴勒斯坦代表团同意放弃恐怖主义和暴力，以色列却不愿以停止定居点建设作为交换。1995年10月6日，拉宾向议会发表演讲，列出了指导他的和平进程的原则，包括红色上升城（Ma’ale Adumim）在内的耶路撒冷的统一，不及国家水平的巴勒斯坦实体，不回到1967年前边界，沿着约旦河谷的安全边界。

[27] 这是真的，除了事关西岸的水政治时。对犹太定居点和以色列国而言，管理被占领土的水都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28] 关于定居者世界、定居点建设速度、它们与不同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参见阿吉瓦·艾达尔（Akiva Eldar）和伊迪丝·彻塔尔（Idith Zertal）：《圣地的主人：定居者与以色列国，1967—2004年》（Lords of the Land:The Settler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967–2004），奥耶胡达：吉来比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4年。

[29] 参见尤瓦尔·鲍图加利（Juval Portugali）：《难言的关系：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社会与空间》（Implicate Relations:Society and Space in the Israeli Palestinian Conflic），特拉维夫：基布兹观察家出版社，希伯来语，1996年，第204—206页。

[30] 关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军事控制体制，关于以色列文化、政治对其争论的限度，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最全面的研究请参见阿利拉·阿左雷（Ariella Azoulay）和阿迪·奥菲尔（Adi Ophir）：《大海与河流间的占领和民主制，1967年之后》［Occupation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River（1967–）］，特拉维夫：莱斯灵出版社，希伯来语，2008年。

[31] 我使用术语“保留地”指称加沙地带，原因在于它的大多数居民是1948年战争中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人们知道，阿里尔·沙龙是西岸的以色列定居活动的设计师之一。

[32] 班图斯坦，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领地。——译者注

[33] 从耶路撒冷到杰里科，通过领土上的大规模建造活动，以色列尽力要将西岸一分为二。

[34] 2001年，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计有560万，同一地区的犹太以色列人590万。不久之后，两民族人口将达到均衡状态。参见巴拉克·拉韦德（Barak Ravid）：《人口恶魔仍在，但权利打算埋葬它》（“The Demographic Demon Lives On,but the Right Is Trying to Bury It”），载《国土报》，希伯来语，2012年1月3日。

[35] 见尼尔·哈森（Nir Hasson）：《这个国家80%的犹太人信仰上帝》（“80% of the Jews in the Country Believe in God”），载《国土报》，2012年1月27日。

[36] 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援助中，武器弹药生产商手中掌握着一大块。更多关于亲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情况，参见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M.瓦尔特（Stephen M.Walt）：《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纽约：法拉尔出版社，2007年。

结论 青蛙和蝎子的悲哀故事

只有直接与阿拉伯人合作，才能创造有尊严的安全生活……令我悲伤的不是犹太人不够聪明，理解不了这一点，而是他们不够正直，不想这样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雨果·伯格曼》，1930年6月19日

一天，一只蝎子想过河，请青蛙把它放在背上，带着它过去。“可你叮所有动的东西！”青蛙惊恐地说。蝎子答道：“没错，但我不叮你，因为那样我也会死。”青蛙接受了这一回答的逻辑。走到河中央，蝎子叮了游泳者一下。“为什么这么做？”青蛙悲叹道，“现在我们都得死！”“这是我的本性。”沉入深水前，蝎子呻吟道。

——作者不明，时间不明

青蛙和蝎子的故事流传很广，人们也熟悉其寓意：不是所有人都凭常识行动，天性和本质往往决定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历史过程和运动没有什么确切的天性，更不用说什么本质。不过，它们的确拥有或至少伴随着内在的神话，后者不总是适合源于变化着的环境的变化着的逻辑。如英国谚语所说：“常识不总是常见的。”现阶段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特征支持着这一看法。

流浪的犹太人民的神话说，两千年前，他们不得不离开祖国，只要有机会都盼着回归；这一神话的建构充斥着一种现实逻辑，虽然它完全基于历史虚构。圣经不是爱国主义作品，正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一神教著作。迦南地的农业居民没有政治祖国，古代中东不存在此类祖国。那些拥护单一神信仰的当地人没有被从家乡赶走，他们只是改变了信仰的性质。这不是一个独特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的问题，它讲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新宗教扩散开来，赢得了新的信徒。大批皈依者及其后代设想救赎将在圣地发生，带着极坚定的意志热情地渴盼它，但从未认真考虑过迁居那里，从未这么做过。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是犹太教的延续，而是对它的否定。的确，恰是因为这一点，在历史上较早的一段时间，犹太教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如此，神话仍穿透了特定的历史逻辑，反过来，后者也促成了它的部分实现。

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带着它内在的恐犹症，横扫中欧和东欧，将其原则播入一小部分受迫害的犹太人心中。这些“特选”先锋感觉到了笼罩着犹太人的危险，开始勾勒一幅现代民族的自画像。与此同时，它掌握了自己的神圣中心，将之转换成一幅古代圣地图景，“族群”部落看起来是从那里萌芽和扩散的。一向属于宗教的纽带被民族领土化了；即便不完全是原创，它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促成这种新爱国主义范式而言，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清教主义担任了什么角色？虽然很难评估，但在作为一个民族的“以色列之子”的概念与殖民化方略的历史性相遇中，这些势力无疑也出现在这一场景的背后。

在通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条件下，在“荒芜”地区殖民定居的观念依然披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外衣。那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即它的目的地住着无名的当地人，缺少民族认同。若是这一图景和运动诞生的时间早一些，诞生于沙夫茨伯里勋爵提出此观念的时候，殖民过程或许不会那么复杂，对当地人口的再安置或许能较轻易地、较少担忧地实现，就像其他殖民区域发生过的那样。然而在19世纪中叶，虔敬的犹太人，特别是中东欧的犹太人相信，迁居圣地实属渎神，无意这么做。西欧犹太人已经相当世俗化了，足以避开那种虚假宗教的民族主义陷阱：后者召唤他们去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或经济吸引力的地方。此外，即将席卷中东欧的可怕反犹主义的阵痛刚刚开始，那里大批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一时未从昏睡中醒来，尚未尽力脱离将反复蹂躏他们的不友好环境。

若非西方国家拒绝接受大批移民，很难说这个虚构的民族会不会建构出来，会不会有大量犹太人及其后代迁居巴勒斯坦。可是，所有别的选择都消失了，一小群无家可归者不得不踏上去圣地的路途，而他们起初把它看作极没有希望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赶走当地人，后者迟到般地、犹疑地刚有了民族特征。殖民活动引起的冲突无可避免，以为能绕过的人们只是在欺骗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导致的犹太灾难制造了一种环境，使得西方能将一个定居者国家强加给当地人。作为受迫害犹太人的避难地，以色列国的成立发生于正在逝去的殖民时代的最后几小时，精确地说是最后时刻。

没有族群殖民的动员神话，争取自主权的斗争很可能不会成功。然而，在某个关节点，曾帮助构建以色列民族的逻辑消失了，神话式领土的恶魔得意地击败了它的创造者，超越了后者所创造的东西。它那带毒的一叮出现在叙事的开始，伴随着祖国意识的引入，而想象的祖国边界远远超过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这种意识令人向往广袤无边的土地扩张，同时，由于巴勒斯坦人拒绝认可对其土地的外来入侵的正当性，由于他们的暴力抵抗，继续扩张有了源源不断的借口。此外，在2002年，通过阿拉伯联盟提出的和平建议，整个中东同意正式承认以色列国，邀请它加入这个地区，以色列却反应冷淡。无论如何，它很清楚，这样的融合只能以以色列地和古代圣经地域的分割为代价，以色列将只能做“小”国。

在现代时期的民族冲突中，于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是最持久的一个；在每一轮冲突中，犹太复国主义都设法攫取更多的领土。如我们看到的，一旦这些土地被从民族主义视角认作神圣的，再放弃就变得极为困难。最终，1967年战争将以色列诱入甜蜜而残酷的陷阱，是它无力凭自身脱离的陷阱。尽管所有现代祖国都是文化构建物，从民族领土撤离依然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要主动选择的时候。即便世界能被说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真的是要为受迫害犹太人寻找避难地，不是要征服想象中的先辈土地，曾激励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构成其一个最强大概念基础的民族领土的神话也不能和不愿撤退。

最终，像历史上别的民族主义神话，它必定也会枯萎。不过，谁若不愿服从这样彻底宿命论的路径，谁就得问问自己：这一神话会带着整个以色列社会和全部邻居一起死去，还是在它消失时留下生命的迹象？换句话说，蝎子仅仅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神话吗？还是神话创造的所有民族主义文化事业全都浸透着蝎子独有的偏执品性，注定会自信地继续游向它自己和别人的毁灭？

青蛙的可悲命运不单单是未来的事，在当下的许多时候，巴勒斯坦人正承受着持续的折磨。这一过去和当下的苦难定下了本书的调子，并激发我写出下面的后记。

后记 纪念一个村庄

我们要在这些村庄做什么？……它们被朋友们未经战斗地放弃？我们要保护这些村庄，好让他们能回来？或者，我们想抹去村庄存在的一切证据？

——果尔达·迈耶森（梅厄）在马帕伊（Mapai，以色列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1948年5月11日

我们也上了卡车。闪光的绿宝石

穿过我们的橄榄树夜晚说着什么。狗

冲着教堂塔上浮动的月亮叫

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

跟着我们。一首歌就够了：我们将回去

不会很久，回到我们的家……这时卡车倒空了

多余的装载物！

——马哈茂德·达维西（Mahmoud Darwish），《无辜的村民》，1995年

经过穿越了“先辈的犹太家园”的漫长艰难旅程后，现在，我想把焦点聚在这一较大地理区域的一小块地方。对我来说，它的过去如同一个开放的伤口。我相信，用最后几页讲讲它的故事是重要的，它表明了记忆和忘却在以色列构建的方式。

我在特拉维夫大学教历史，住在离校园不远的地方。我的公寓和工作的地方都坐落在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它于1948年3月30日消失了。在那个春日，最后一批惊恐的村庄居民走在通向北部的土路上，带着他们能带的东西，慢慢消失在包围村庄的敌人的视线里。女人抱着婴儿，能自己走的小孩跟在后面。年轻人照顾着老人，生病的和有残疾的人骑驴。在满怀惊惧的匆忙逃离中，他们留下了家具、厨房用品、箱子、散开的包裹，还有迷惑不解的村庄傻子，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留下了。[1]

几个小时后，兴奋的包围者控制了村庄，他们盯着这里好长时间了。在以色列地的历史中，谢克·穆万尼斯村村民的一页淡出了，落入遗忘的深渊。

村庄的房屋和田地不存在了，只剩下两三座不牢靠的建筑，一些受到破坏和被忽略的坟墓，几颗碰巧不影响停车区的、特别粗壮的椰枣树。我的大学就建在村庄最后的遗迹旁，延伸在已没有了的村庄的土地上，发展成以色列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本书的一部分就是在大学一间办公室里写的。正是由于这种奇怪的、建造与抹除之间紧邻般的存在，由于幻觉般的过去和不断前行的轻快现实之间难以忍受的摩擦，我获得了某种道德灵感，用在了这里的一些叙述策略上。

作为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作为记忆的授权代理，靠讲授那么多的昨天谋生，如果不谈谈日常生活所在地的过去，我就没法结束这本书。虽然人们尽其所能地隐藏和消灭这个阿拉伯村庄的痕迹，它仍是同一块地，同一片天空，西边可见的海上天际线仍是它一直就是的那个，只是看着它们的是不同的眼睛。

[1] 哈加纳的一份报告说：“发现了一个显然是傻子的老人，他藏在村庄的一座房屋里……留下来的财物的状况表明，他们是突然离开村庄的。”引自哈伊姆·费尔伯格（Haim Fireberg）：《特拉维夫：战争时期城市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延续及多种面孔，1936—1948年》［“Tel Aviv:Change,Continuity,and the Many Faces of Urban Culture and Society during War （1936–1948）”］，博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2003年，第62页。

忘记这块土地

我们不知道谢克·穆万尼斯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农民家的历史总是比权力中心、首都大厅、商业城市的少。在皮埃尔·雅克廷（Pierre Jactin）绘制的一幅地图上，这个位置清楚地标示着一个聚居区；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队伍的队长、勘测员、绘图师，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征服这个地区时跟随着他的军队。虽然在这幅开创性的地图上所出现的阿拉伯村庄没有显示名字，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村庄处，绘图员写了个阿拉伯字dahr，意思很可能是“山坡”。村庄位于奥加河（al-Auja）北岸一座宽大的山上；今天，这河名叫雅康河（Yarkon）。从人口和土地面积看，它是雅法以北最大的村庄。除巴勒斯坦海岸的中心城市雅法之外，在这个地区，它可能也是连续定居时间最久的居住区之一。

20世纪40年代末，在谢克村土地下方，离河不远的地方，人们发现了名为泰尔·夸斯里（Tell Qasile）的宏大遗址。1948年10月，阿拉伯村居民被赶走6个月后，在废弃房屋南约800米处，灰质砂岩山上的考古发掘开始了。人们碰巧在表层处找到两个陶瓷碎片，上面的希伯来语明显指向公元前7世纪。起初，这令考古人员相信，他们工作的地方是“所罗门王时代”的一处古犹太居住区。[1]

如后来以色列地进行的许多考古发掘一样，这里有丰富的文物，但不属于犹太人。这些文物表明，公元前12世纪，腓力斯人——“深绿的人”，法老文献这样叫他们——在河边建了个码头。码头周围，一个完备的居住区发展起来，面积约16杜纳姆。山的中部有一座泥砖建成的神殿，旁边是公共与私人建筑。公元前11世纪，这个祭拜处被毁掉了，人们用石头重建了它的墙壁。从食物器皿到祭祀用品，考古人员找到了各种物品的大量碎片。居住区的街道是直的，彼此平行，说明经过了城镇规划，不是自发、无序地建起来的。公元前10世纪末，法老时期的埃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放火烧了它，减少了但没有完全终止人们在这里的活动。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遗存物表明，这个地方相对稳定地持续有人居住。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我们有证据表明，这里进行着各种商业活动，居住区中心有座热闹的市场。拜占庭时期，一座建筑的遗存看起来是撒马利亚人的会堂，而在公元7世纪初，萨珊王朝的短期征服留下了一枚罕见的银币。阿拉伯统治初期，在伍麦叶王朝晚期和法蒂玛王朝时期，我们看到了由柱子支撑的一座大旅馆存在的证据。

由于土地肥沃，在穆斯林主导的漫长时期，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地方一直有村民生活，虽然居住区中心稍稍向东北移了些，很可能是雨水特别多的冬季河流泛滥导致的。在附近一座略高于泰尔·夸斯里的山上，另一个村庄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前行，居民们皈依了伊斯兰教，用埋在那里的一位本地名人的名字为村庄命名。

20世纪20年代初，雅各·伯格伦（Jacob Berggren）访问了巴勒斯坦，谢克·穆万尼斯的名字出现在他的旅行回忆录中；他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瑞典使团，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神父。1821年12月，经拉姆拉（Ramla），他从耶路撒冷去阿卡（Acre，当时叫Akka）路过这个村庄。根据他的记载，村子在山上，山的周围是泥泞地，是由河流泛滥造成的——尽管那个冬天很温和。[2]

虽然不清楚这个时期的村庄人数，但我们有理由假定不少于325人，这是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PEF）于1879年调查得出的人数。[3]影响了中东许多地区的人口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30年，加速于20世纪。1922年，根据英国完成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口调查，村庄有664人；到1931年，人口上升到1154人；1945年，村庄人口达到1930人；3年后，到被迫迁离前夕，村子共有216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4]

巴勒斯坦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加快，首先应归功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状况，它或多或少类似于一个世纪前欧洲的人口发展过程。食物产量的增加提高了生育率，而现代性阻止育儿的方面尚未出现，如教育、女性地位方面的进展，以及最重要的，对下一代社会流动的预期。很有可能，在这个富裕村庄存在的最后30年，它吸引了来自土地不太肥沃的山区的农业移民。如果此类移民真的来到了村子，他们会被吸纳，最终成为本地人口的组成部分。

随着谢克村的不断扩大，石块甚至水泥建造的房屋取代了一些泥坯房。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是位作家和农民，在巴勒斯坦的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区都很有名，写出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生活的作品；对于谢克村，他钦佩地描述道：

除了极少数人，所有农民都使用西式犁。村里有4台收割机，也有大型的打谷设备。效仿犹太农业，他们采用现代方式管理橘园，还使用商业肥料。[5]

它还属于首批组织了柑橘销售公司的村庄。村民萨义德·拜达斯（Sa’id Baidas）是巴勒斯坦柑橘委员会主席，还是穆夫提的反对者。[6]1932年，村里为男孩建了一座地区学校，11年后为女孩建了类似的机构。

这个村庄能有经济的繁荣，或许还因为对扩张着的犹太复国主义聚居区采取了温和、容忍的政策。特拉维夫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南发展，而村庄与新邻居的关系相当友好。村里的男孩有时骑上自行车去萨马尔村（Summayl,al-Mas’udiyya），它在河的南边，那里有一些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比邻而居。犹太人也定期从富裕农民手里买水果蔬菜。有一次，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会试图对谢克村土地征税，村民不高兴；不过，他们的抱怨听上去更像是不满的纳税人，而不是抗议的民族主义者。村庄精英占有大部分土地，在位于村子北部的地方，他们甚至愿意卖给犹太人3000多杜纳姆土地。交易之后，他们还有11500杜纳姆肥沃土地，包括许多果园、绿香蕉林、谷地、放牧区。

到“一战”结束时，经一座名为基斯哈达（Jisr al-Hadar）的桥，相当部分的村庄农业产品会被运到雅法港。奥斯曼人撤退时炸掉了桥，英国人在原地造了浮桥。1925年，巴勒斯坦第一座水泥桥取代了它，由开拓先锋犹太复国主义劳工大队（Gdud Ha’avoda）建造。前一年，北部新建了莫沙瓦（moshava）[7]海尔兹利亚，造桥的目的是将它与特拉维夫连起来，并为村庄提供有更坚实路面的道路，以利它的农业出口。

阿拉伯人于20世纪30年代起义时，我们不清楚村民的心情怎么样。不过，由于没有任何骚动的迹象，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虽然反殖民抗议席卷了巴勒斯坦，但在谢克村，看起来没有产生回响，民族意识尚未出现在村庄居民中。[8]“二战”期间，许多英国士兵驻扎在这个地区。在桥边，与来自特拉维夫的退役士兵合作，村庄最富有家族的一名成员易卜拉欣·拜达斯（Ibrahim Baidas）开了个大饭馆。因为水边建有遮阴亭，饭馆起名夏威夷花园。它也举办表演会。名声起来后，它成了路标，当地人很快改用饭馆名来称呼那座桥。[9]热带太平洋岛屿的明媚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饭馆里喝茶和咖啡的时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谈些什么。不过，我们的确知道，首次打破这里宁静气氛的不是民族冲突，而是一次犯罪行为：1947年8月10日晚，饭馆遭到抢劫，是住在海尔兹利亚东面阿布基斯克村（Abu Kishk）的年轻贝都因人干的。破门抢劫中，三名从特拉维夫来的顾客和谢克·穆万尼斯的村民经理被杀。就数月后将搅乱村庄的政治震荡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前奏。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分治计划进行表决，之后，紧张局势立刻穿透了整个地区。根据决议，与所有沿海平原的村庄一样，谢克村处于犹太国的边界内。特拉维夫周边的巴勒斯坦人惊惶失措。阿拉伯人住在一个新移民国家会怎么样？而且大批移民还在源源不断涌入。他们怎能相信，一个外国人政权会公平对待当地居民？几乎可以肯定，绝大部分平静的村民不清楚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声明，不清楚犹太人对“先辈土地”的历史所有权，虽然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们注意到了不请自来的邻居扩张土地的倾向。

按照分治计划，雅法是犹太国中的一个阿拉伯飞地；沿着它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分界线，激烈的冲突立刻爆发了，双方都有十多人死伤。不过，在第一座全是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的北方地区，局势依旧平静，虽然可以断定，紧张的空气弥散在全地。

此时，哈加纳的第一个动作是，对奥加河——雅康河——以南靠近特拉维夫北部住房的三个阿拉伯村庄居民施加强大压力，想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到1947年底，萨马尔村民不得不搬离自己的家，去雅马森（Jammasin）住下。接着，1948年1月，雅马森村民放弃自己的家，跟之前逃难到他们村子的人们及雅里沙（Jarisha）村民一起，去大村庄谢克·穆万尼斯暂时住下。由于这些没了家的邻居们的涌入，本已糟糕的村庄气氛更加恶化了。关于雅法和附近萨拉马（Salama）的激烈战斗的报道传来后，人们的恐慌加剧了。1948年1月28日，村里的“外交官”易卜拉欣·阿布·基尔（Ibraham Abu Khil）决心和附近聚居区的地方领袖一起去佩特提克瓦，跟哈加纳官员讨论时局。定下的会面地点是阿夫拉姆·夏皮拉（Avraham Shapira）家，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社区的神秘人物，在巴勒斯坦当地居民中极受信任。

哈加纳的约瑟夫·奥利茨基（Yosef Olitzky）明确地对这个阿拉伯大聚居区有敌意，但仍证实了巴勒斯坦代表的和平立场。根据他的会议记录，各村庄的代表表达了“维持友好关系的愿望，还说，他们会阻止任何外国阿拉伯人和他们自己的‘暴徒’进入他们的地方，如果做不到，他们会请求哈加纳的帮助”[10]。作为这次富有成果的会谈的结果，阿布·基尔同主要的犹太武装保持着密切联系，平息不断增长的紧张气氛带来的摩擦和误会。2月，村庄遭到枪击，也回了几枪，但没有人员伤亡。事件经调查后澄清了，双方采取措施，平息了敌对的氛围。虽然年轻的阿拉伯村民仍继续挖战壕，但禁止外来的武力进来，倾向于和平关系的温和村民仍控制着村里的行动。

可是，对哈加纳领导来说，这种平静状态是不可接受的。尽管村庄态度是和平的，他们依然很担心：这么大的一个阿拉伯居住区离特拉维夫港口太近了，而港口又与海边的发电厂和机场相邻。此外，同一时期，哈加纳正在执行D计划，其明确目标是把连续的领土掌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大批巴勒斯坦人口对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构成了威胁吗？这种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记住，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中，分配给犹太国的人口有40%是阿拉伯人，超过40万。一些人尽了最大努力阻止局势升级，如特拉维夫的自由派市长以色列·洛卡赫（Israel Rokach），这个国家的犹太柑橘种植者中的温和代表加德·马赫尼斯（Gad Machnes），但他们的和平行动没能成功，而且不符合哈加纳的政策。[11]我们还有未经证实的材料，表明哈加纳付钱给阿拉伯合作者，让他们散布犹太人计划攻击村庄的谣言，诱使阿拉伯居民逃命。[12]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每一个星期的过去，煽动和虚假传言都在激增。有报告说，外国战士和“队伍”渗透进了村庄，大批武器也偷运进来了。一些报告甚至说，武装的德国军官出现在了谢克村。[13]哈加纳的高效情报网络和从村庄飞过的侦察机不断地证明，这一信息是错的，但并没有用。拉马特甘市长是阿夫拉姆·科利尼茨（Avraham Krinitzi），他眼馋这个相邻村庄的土地，是虚假流言的主要煽动者。莱希组织（Lehi）——“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的首字母缩写，由阿夫拉姆·斯特恩（Avraham Stern）领导——没怎么参与特拉维夫南部的激烈战斗，而是加入了北部的恐吓战役，希望赶走当地的阿拉伯人。亚科夫·巴奈（Ya’akov Banai）是另一个分离派军事组织伊尔贡的指挥官，他留下了下面的回忆：

这个村子延伸在特拉维夫、拉马特甘、佩特提克瓦之间。局势本要求它聪明点、安静点，它却一直跟阿拉伯人口中心保持着联系。西缪尔·哈列维（特拉维夫市政官员）提议征服这个村庄，而我们已提前做了准备。我们醒目地组织了一支60人的队伍，从村庄旁经过，让他们确信我们来自“亚马特·希特恩”（Jama’at Shtern，阿拉伯语，斯特恩帮）。他们吓坏了。第二项措施是要求他们第二天派代表来会谈，地点在特拉维夫外围的穆沙拉桥（Musrara）。参加会面的两名代表一个来自谢克·穆万尼斯村，一个来自加利尔村（Jalil，今天的Gelilot）。他们穿着正式服装，骑着马来了。西缪尔·哈列维说，他们有24小时时间收集所有武器——交到指定地方。他们声辩道，他们有的只是私人武器，手枪（婚礼上用的）。不过，列队示威和会面这两项表演足以让他们畏惧。他们开始放弃村庄，我们则继续向村民施压。[14]

下一项“压力”行动是典型的恐怖袭击。在去纳布卢斯的路上，莱希战士埃利沙·伊布佐夫（即阿夫拉姆·科亨）和一辆卡车被俘虏了，卡车上装满了计划去爆破城里阿拉伯指挥部的炸药。莱希战士们的报复行动是绑架了四名谢克村民，后者碰巧陪着一位年轻人，去加利尔寻找食物和燃料。虽然五名人质跟伊布佐夫在纳布卢斯被俘之事无关，莱希绑架者仍威胁说如果阿拉伯人不放了莱希战友的话，就要杀了他们。传遍村子的流言说劫持者已经杀掉人质，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经过哈加纳的劝说、威慑和调解，五名人质被释放了，但恐怖行动收获了想要的效果。与此同时，人们证实，伊布佐夫被俘后立即遭到了处决。“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村子，”巴奈满意地接着说，“我们给他们留了条撤离通道。绝大多数人带着财物，走向图尔卡姆和夸其亚。”[15]

谢克村民有一条向北的“撤离通道”。给他们留出通道的不仅是暴怒的莱希英雄们，哈加纳的温和成员也与莱希一起行动。尽管有以前的口头协议，有过犹豫，有牵涉其中的道德问题，哈加纳的特拉维夫指挥官依然决定，同分离组织合作，实施对村庄所有通道的包围。当时，英国委任统治尚未结束，英王陛下的军队仍驻扎在这个地区，不过在3月20日的白天，他们没有阻止亚历山大旅三十三营的围困行动，没有阻止后者占据一部分村庄的房屋。从那时起，阿拉伯人进出都要敌人批准，运来的一切补给都要经过彻底检查。村民不能去田里，不能照料就快可以收割的庄稼。经济窒息加上运转发电机所需燃料的缺乏，很快造成食物和水的短缺。在村庄的最后几天，阿布·基尔领着最后一些居民撤离了他们的家。直到最后时刻，他一直天真地相信他的犹太“朋友”的承诺。

最后一批居民离开村庄后——当然，除了村里上年纪的傻子，不清楚他后来怎么样——莱希战士很快占据村庄的主要建筑，建立了自己的主要基地，起名“拉马特亚尔”，以纪念去世的指挥官阿夫拉姆·斯特恩，因为后者的代号曾是“亚尔”。[16]几天后，基地发出命令，要莱希战士参加对耶路撒冷附近代尔亚辛村的征服行动。如我们所知，代尔亚辛的短暂战斗于4月9日结束，这个山区村庄的一百多名居民被杀，其余的人遭到公开羞辱。“拉马特亚尔”运转到5月29日，其时，斯特恩的继任者被劝诱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这个地方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新军事基地，但为时不长，当局便开始把犹太移民送来，怕的是难民再设法回到村庄。

不过到这时候，被迫流亡的谢克村的恐慌居民已在数英里之外。一些人到了图尔卡姆和夸其亚，它们在战后由约旦控制。另一些人分散在三角地带的村庄，如提拉和加朱利亚（Tira and Jaljulia），最终纳入以色列国并进的领土中。还有一部分进了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在以色列，他们起初住在帐篷里，没有收入来源，旅行受到限制。一些人离开了西岸和以色列，在中东流浪。一小部分人设法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当局没收了他们留在谢克村的土地。法律上，留在以色列的人们被划归为“缺席者”，虽然其实人在这个国家；他们被剥夺了对自己土地和家的一切财产权。不用说，没有村民收到过赔偿。

数年后，谢克·穆万尼斯的前村民会偷偷地“朝圣”，从远处望他们的家一眼。1967年前，成为以色列公民的难民可以这么做，住在西岸的人们只有等到六日战争之后，才能含着泪水来到这座灰质砂岩的小山。

[1] 1948年12月24日，《话报》报道说：“雅康河岸发现了一座古代以色列城市。”报纸还登了一首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诗人拿单·奥特曼的诗，庆祝这一民族发现。诗中写道：“这里的奇迹不是出自古代以色列国的山上的马赛克地板……不！这里的奇迹是地板及其建筑是在以色列国主权下发掘的。阿巴·埃班（Abba Eban，意为父亲石）向各国解释，犹太人的战斗理由是正义的。但幸运的是，从过去的深处，伊玛·埃班（Ima Eban，意为母亲石）说出了同样的看法。”搞清楚那块母亲石不属于犹太人后，人们很快忘记了当初的兴奋。

[2] 雅各·伯格伦（Jacob Berggren）：《欧洲与东方游记》（Resor i Europa och österländerne） 5.3，斯德哥尔摩：S.拉姆斯塔特出版社，1828年，第61页。

[3] 我在第三章讨论了这个组织。

[4] 瓦立德·卡利迪（Walid Khalidi）主编：《剩下的还有什么：1948年以色列占领和赶出其居民的巴勒斯坦村庄》（All that Remains: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Occupied and Depopulated by Israel in 1948），华盛顿特区：巴勒斯坦研究所，1992年，第259—260页。关于整个沿海平原的人口增长情况，参见巴鲁赫·基莫林（Baruch Kimmerling）和米格达尔（Joel S.Migdal）：《巴勒斯坦人：民族的形成》（Palestinians:The Making of a Peopl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4—51页。

[5] 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犹太殖民与阿拉伯农民》（Jewish Colonization and the Fellah），特拉维夫：米斯夏·塔西亚出版社，希伯来语，1930年，第27页。

[6] 但·亚哈夫（Dan Yahav）：《大灾难（1948年）前雅法的文化与经济生活》［Cultural and Economic Life in Jaff a Before the Nakba（1948）］，阿左尔：切里克夫出版公司，希伯来语，2007年，第63页。1949年，以雅法和地区居民委员会的名义，身在贝鲁特的12名流亡者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请求美国政府支持归还难民对其财产和土地的所有权；萨义德·拜达斯位列12人之中。参见《巴勒斯坦研究》18：3的资料，1989年，第96—109页。

[7] 莫沙瓦，一种农业聚居的合作形式，其中土地和财产都属于个人。——译者注

[8] 不过，据信有位村民加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即阿布·夸德尔·拜达斯（Abd alQader Baidas），位于雅法的中部阿拉伯农民联盟的主席。我的材料来自《谢克·穆万尼斯：一个地方的故事》（“Al-Sheikh Muwannis:The Story of a Place”），这是一份研讨会论文，2011年，阿萨德·左阿比（Asaad Zoabi）将它提交给我。

[9] 按英国人的说法，桥的正式名字是阿拉门（El-Alamein）。参见耶胡达·泽夫（Yehuda Ziv）：《现场的一刻》（A Moment in Situ），耶路撒冷：茨维沃尼姆出版社，希伯来语，2005年，第143—144页。

[10] 约瑟夫·奥利茨基（Yosef Olitzky）：《从“意外”到战争：特拉维夫保卫史的一些阶段》（From “Incidents” to War: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fense of Tel Aviv），特拉维夫：哈加纳司令部/以色列国防军文化处，希伯来语，1950年，第62页。另见耶胡达·斯卢茨基：《从斗争到战争：哈加纳史》（From Struggle to War:History of the Haganah），第3卷，特拉维夫：阿莫韦德出版社，希伯来语，1972年，第1375页。

[11] 阿农·格兰（Arnon Golan）：《战时的空间变迁》（Wartime Spatial Changes），塞德伯克：本-古里安大学出版社，希伯来语，2001年，第83页。

[12] 希勒尔·科亨（Hillel Cohen）：《影子部队：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合作者，1947—1948年》（Army of Shadows:Palestinian Collaboration with Zionism,1917–1948），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3] 纳赫米亚·本-图尔（Nechmia Ben-Tor）：《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史》［History of the Fighters for Freedom of Israel（Lehi）］，第4卷，耶路撒冷：亚尔出版社，希伯来语，2010年，第414页。

[14] 亚科夫·巴奈（Ya’akov Banai）：《无名战士：莱希行动之书》（Anonymous Soldiers:The Book of Lehi Operations），特拉维夫：哈格·耶迪迪姆出版社，希伯来语，1958年，第652页。

[15] 亚科夫·巴奈：《无名战士：莱希行动之书》。另见拿单·亚林-莫尔（Nathan YalinMor）的报告《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人员、观念、事迹》（Lohamey Herut Israel:People,Ideas,Deeds），耶路撒冷：谢克姆纳出版社，希伯来语，1975年，第478—479页。这位前莱希指挥官还忧伤地想道：“我经常问自己，来自谢克·穆万尼斯和加利尔的两位代表，他们是否在曾于1943年底同加德·马赫尼斯商讨的那些村庄名流之中？当时，村民提出要收留莱希的逃亡者。时代不同了。”同上书。

[16] 米克基·巴奈（Micky Banai）：《行走在记忆中：谢克·穆万尼斯，特拉维夫》（Walking on Memories:al-Sheikh Muwannis,Tel Aviv），阿士克伦：巴奈出版社，希伯来语，1995年，第30—33页。

被忘记的土地

谢克·穆万尼斯居民的经历好过一些村庄居民的悲惨命运，比如代尔亚辛、恩泽伊顿、巴拉夏克及别的村子；因为胆敢反抗在他们的国家建立犹太国，这些村庄的很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过，谢克村民的命运又不如另外某些村庄，如恩胡德村。

这个宁静的村庄坐落在一座山坡上，俯视着沿海平原。村民们与谢克村居民一样，选择不与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冲突，也被赶离了自己的家。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人获准生活在离自己村子不远的山上，还能在余生凝视它。他们以前的家成了犹太人的以色列艺术家村，而在许多年里，以色列当局不认可重新选址的新“恩胡德”。不过，幸运最终还是来了。山上的新村形成52年后，村民们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承认，到2006年，村子甚至还并入了以色列电网。[1]比较来看，谢克村民不能再生活在一个社区，绝大多数最终散布在世界各地。

谢克村的故事不算罕见。如本书第四章指出的，1948年战争期间，以色列不仅将城市里阿拉伯聚居区的人们赶走，还从以色列地抹去了——或者说删除了——400多个村庄。[2]在整场大灾难中，7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土地和家被没收，没有赔偿。许多人和他们的后代仍生活在遍布中东的难民营里。那么，为什么我单单对一个村子感兴趣？

如后记一开始解释过的，我对这个地方本身感到不安。我还认为，所有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都应该有这种感受。我的首要工作是从被遗忘的历史资料库中小心地加工记忆。讲授历史是我的职业，学生们期待我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无偏见的学术正直。因此，每个新学期，我都尽力告诉他们，集体记忆基本是文化工程的产物，几乎总是附和当前的心态和需求。我还特别强调，正如过去应对创造现在负责，民族的现在也随意地塑造自己的过去——我们应该记住，它包括巨大的空寂的遗忘部分。

我生活的国家和领土都是清晰构建4000年历史记忆的结果。这一经加工和重构的犹太记忆是支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食粮，是殖民事业首要的正当性基础。它与其他方面一起，塑造了以色列的政治心态，认为巴勒斯坦状况的“短暂”不能与犹太人状况的漫长相比。总之，我们怎么把60或70年的流亡跟2000年的流亡相提并论呢？我们怎么把头脑简单的农民的愿望跟犹太人永恒的渴望相提并论呢？跟神圣的应许相比，无家难民的主张有什么价值——即便上帝并不存在？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小男孩喊道：“国王什么也没穿！”这篇简短的谢克·穆万尼斯村史可理解为对这一句话的比拟。为说明这一比喻的、唐突的主张，我们现在转向民族记忆政治，它在村庄以前的土地上找到了此类的象征性表达。如今，这里是一些以色列高档住宅区所在地，还跟四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纪念机构存在着有趣的、少见的关联：以色列地博物馆、帕尔马赫博物馆、伊萨克·拉宾中心的以色列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还有犹太人民博物馆（Beit Hatfusot）。这四个记忆重镇负责保存和记录犹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的过去。

最早的以色列地博物馆建于1958年，位于村庄南部边缘地带，靠近泰尔·夸斯里考古发掘地。我们知道，发掘始于10年前。按照历史分期，考古发现的内容属于“圣经时期”；此外，博物馆还力图展示“这块土地的历史及文化”整体。它的永久性展品中有一项是“男爵的土地”，详细展示了埃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的殖民事业，“以色列地犹太定居的成就”。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博物馆的民族志和民俗部分负责记忆“世界不同社区内的犹太生活方式”；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它位于老谢克村的一座房子里，却毫不提及房屋的历史和以前居民的“生活方式”。

最初，这个机构名叫“Muzeon Eretz Israel”（以色列地博物馆），前少将利哈瓦姆·泽维被任命为馆长后，它被改为英文名“the Land of Israel Museum”。在他任期内，博物馆焕然一新，展品的重点和内容表达了泽维对扩张祖国的大爱。1988年，前将军组建了祖国党，号召把以色列阿拉伯人“转移”出去。不过，这一政治举动没有妨碍他继续指导博物馆，直到1991年被任命为以色列政府部长。本书写作时，博物馆主席是前准将多夫·塔马里（Dove Tamari），他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

帕尔马赫博物馆在砂岩山上，位置稍高，孤单得像座堡垒。建筑正面刻有格言“道路的正义”，出自拿单·奥特曼一首著名的诗。1948年，这位诗人对犹太“泰尔·夸斯里”的发现热情洋溢，他还是1967年的以色列全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本书写作时，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协会主席是前少将耶沙雅胡·加维希（Yeshayahu Gavish）。博物馆的运转由以色列国防部赞助。它建于2000年，以纪念历史性的帕尔马赫军事组织——哈加纳的精锐部队。对于1948年的胜利，帕尔马赫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不是在谢克村方向。在以色列国的前几十年里，大部分国防军高级军官来自这个组织。这些军官中，国际社会最熟悉的是伊萨克·拉宾，1995年，他在以色列总理任上遇刺。

伊萨克·拉宾中心位于帕尔马赫博物馆后面，1997年依法建立，以纪念两年前遇刺的总理。这座复合建筑的中间部分是以色列博物馆，2010年开放。除了其他原因，它的成立是为了绘制“作为一个成功故事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图画……”博物馆的设想出自阿尼塔·夏皮拉，特拉维夫大学韦兹曼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所长，也是展品内容负责团队的指导者。启动这一方案的公共委员会主席是雅各布·佩里，委员会最显赫的人物，国内安全总局（Shin Bet，辛贝特）前局长。几年前的2009年，他还被任命为犹太人民博物馆指导委员会主席。这个博物馆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内，离伊萨克·拉宾中心不远。

犹太人民博物馆建于1978年，位于特拉维夫大学的中心。目前，它的国际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利奥尼德·奈兹林（Leonid Nevzlin），一位成功的俄罗斯商人；在俄罗斯当局缺席判定他谋杀和逃税数十亿美元后，2003年，他逃到了以色列。他的朋友阿里尔·沙龙要求他将这个犹太记忆重镇从金融崩溃的情况下拯救出来；凭着从俄罗斯带来的钱，奈兹林干得很成功。[3]

博物馆的官方目标是“展示不断前进的犹太人民长达4000年的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培育犹太参观者的归属感，加强犹太认同”，以及，“在所有参观者中，促进对犹太人民的理解，促进对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的支持”。馆内有个犹太世系中心，其资料库已保存了300多万个人名。中心使参观者能“追溯自己的祖辈，为后代记录保存自己的家族树，从而给犹太人民家族树添上自己的‘树枝’”，而这不仅是通过添加名字，还使用了DNA测试。基因库已有30万样本，数量还在增加，因为“基因系谱对犹太人民意义重大”。

除了杰出商人和前安全官员，博物馆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还包括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本书写作时，这些位置上有以色列·巴特尔、杰里米·科亨、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拉南·莱恩等教授。如上文简短讨论的其他博物馆显示得那样，几乎所有以色列的重要文化机构都有此类人员名录。

一股犹太洪水侵入和淹没了谢克村的土地，像是从低处河流升起的巨浪，冲向山的高处，经被抹除的村庄中部，强力挤满山顶。它的各机构保存着海量的信息、无数陈列品和展品、大批地址和照片。巨额资金花在纪念犹太人的命运、苦难和成就上。每天有数百人访问这些机构，从中学习，包括以色列学生、国防军士兵、普通以色列参观者和许多国际游客。离开时，他们大多带着深深的满足感，相信自己对犹太过去的意识变得更坚固了。

不用说，在这些光辉的记忆圣殿里，没有哪个提过它们建立的地方的历史。由于老阿拉伯村庄不属于犹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或以色列的过去，在这个博物馆云集的大而忙碌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它的痕迹。

特拉维夫大学校园建在砂岩山山顶，参与了对谢克村缓慢但稳定的抹除。大学的正式建成时间是1964年，但早在1955年，第一座学术建筑的奠基石就放下了。这座建筑挑衅地伸展在相对较低的村庄房屋之上。如前面指出的，在1948年，村庄建筑都被无家的赤贫犹太人占据了。几年之后，特拉维夫大学和这些低收入的新本地人的消耗战开始。只是到了2004年，在支付了1.08亿新谢克尔后，绝大多数居民才搬离这个地方，大学才得以更稳固地成长和向南扩展，才有条不紊地推平了那些剩下的房屋。[4]显然，在牵涉这些变化的人中，没有谁考虑过赔偿这块土地原来的非犹太所有者的可能性。

在三个不同系科，特拉维夫大学雇用了六十多名历史教师，还有大致同样数量的历史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并已退休。没有哪个以色列的学术机构拥有如此多产的大型记忆共同体。就国际、中东、犹太、以色列历史的诸多主题，这些学者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在以色列国内外，这些学术成就广受赞誉，而且其中一些学者是世界最具声望的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虽然如此，他们中没有谁想过有必要写本书，甚至一篇学术文章，谈谈他们的声誉资本持续增长于其上的沥青水泥下面这块土地的历史。没有谁建议硕士生或博士生，研究被迁离这个地方的无声村民的悲剧。如民族历史中常见的那样，黑暗的过去一面被推入无意识中——在最好的情况下，等着以后有人将它们带到表层。记忆的男爵一向必须是学术性的，但从未被要求是道德的。[5]

2003年，一个有趣的以色列组织给时任特拉维夫大学校长的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教授写了封信。组织名为“记忆”（Zokhrot），宗旨是让大灾难进入公共意识。信中要求大学，“以谦和的姿态”承认谢克村“被消除的过去”。[6]请愿书的签名者有20名学校教师、几十名学生和前村民的后人。拉宾诺维奇曾任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单位中校、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也是中东领域的历史学家，曾因一项学术研究获美国犹太图书奖。虽然他是记忆的代理、犹太人民博物馆指导委员会成员，但对老师和学生纪念最近的过去的要求，他甚至没有回应。如何判断他的立场呢？他似乎就是选择忽略这件事。在记者的固执追问下，大学发言人回答道：“大学的历史正在写作中，会提到谢克·穆万尼斯村。”[7]然而，到2012年本书写作时，期待已久的著作仍未出版，特拉维夫大学及其下面的土地仍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历史。

虽然如此，村庄被压制的历史的一项遗存物确实留了下来。大学南端有一座装饰豪华的阿拉伯建筑，名为“绿房子”。它的正式用途是教员俱乐部，但由于收费高，表面上要为老师服务的地方不怎么见得到老师。这样，它成了以盈利为目标的高级餐厅，用来招待学术会议期间从海外请来的尊贵客人，也用来募集资金。最近，它的希伯来语网站描述了这座建筑：

房屋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瑰宝，从谢克·穆万尼斯村留下来的。谢克村位于一个古代腓力斯人聚居区的边缘，这个聚居区存在于早至公元前12世纪（泰尔·夸斯里）。19世纪上半叶，随着村庄的发展和扩大，这里出现了由经凿刻的石头建成的大房子，以及简单的石头房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人来到这个土耳其人控制的村子外围，于1917年12月2日夜突然发起攻击，攻占了村庄。英国委任统治开始后，包括特拉维夫和雅法以及谢克·穆万尼斯村在内，整个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由于绿房子的颜色和装饰在正面的漂亮拱廊，它从远处看起来很显眼。那个时候，房子上面两层住人，下面一层用于经商和手工艺品生产。

从1924年起，村子的情况有了变化。一些土地卖了出去，更多的土地买卖也在谈判中。1948年3月，村子被分派为莱希的一个行动基地，以“拉马特亚尔”知名。这是所有莱希士兵举行重要集会的地方，将莱希武装并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1948年6月，国家成立后，谢克·穆万尼斯村驻进了空军和马哈尔（Machal，海外志愿人员）。1949年起，村里房屋被用来接收犹太移民和遭受了战争创伤的难民，以及没有地方住的独立战争战士。1964年，大学校园在拉马特维夫落成。随着大学的发展，绿房子成了教员俱乐部。[8]

不知是特拉维夫大学哪位历史学家写的这段摘录。我之所以在这里近乎全文展示，原因是它充分反映了以色列对过去的意识：土地是购买的，不是强占的，而那些阿拉伯房子和地方都空着，神奇地为犹太受害者提供了住处。村庄的一部分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售，40年代末成为莱希的一个行动基地，最终变成了著名大学。

今天，这里看不到1948年3月原住民身上发生的事的痕迹，无论是围困、经济封锁还是绑架。消除他者的过去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历史路线正当性的前提。

在“绿房子”的故事中，最大的讽刺在于它是易卜拉欣·阿布·基尔的家，而阿布·基尔是哈加纳的盟友，最后一个离开村子的人，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犹太朋友。建造这座经过细致装饰的美丽房子是一项大投资，显然，屋主有着坚定的信念，认定他们会在里面住很多年。阿布·基尔的和解外交跟这种信念是一致的。他犯了一个苦涩的错误。他不知道，他的祖辈、他以及他的孩子出生在“以色列地”，他们的居留注定是暂时性的。

“接受引诱难吗？心有所知地被引上邪路，加入骗子的庞大行列；那里有的是粗鲁的无知、功利的冷漠、无耻的自利。”[9]写出这些的是伊茨哈·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文字直指1948年难民的悲惨处境。这些话伴随了我许多年，只是我也没什么可自豪的。虽然2009年我在写给特拉维夫大学校长的信上签了名，但直到今天，我也没能让村庄的历史为人所知，而我还继续在以前属于它的土地上工作。我一直太忙于其他时空离它都很遥远的课题。开始构思本书的内容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我再不能略过如此近的一个地方——它的伤口还未愈合。

多年来，我从自己的多次文化与研究旅程中学到很多。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在说过、做过一切之后，要想促成人类和解，过上道德的生活，与不停地回忆我们是曾被别人迫害的人民的后代相比，记住和承认我们自己制造的受害者要远为有效。对所有开明的文明来说，勇敢大度的记忆依然是必要条件，哪怕有点儿伪善。只要加害者不愿承认所做的不义之事，不肯加以补偿，受害者永远不会原谅加害者。我们还需学多少才能理解这一点？

2003年底，我看了拆毁马哈茂德·拜达斯（Mahmoud Baidas）独特的大房子的过程。许多年里，就在刚过了以色列地博物馆的地方，它矗立在灰质砂岩山下。我站的地方离他的孙女玛格达勒内·塞巴吉·拜达斯不远，她从劳德市赶来观看这一时刻。当推土机铲走最后的一些倒塌墙壁、为一个特拉维夫高尚社区做准备时，她难过得颤抖起来，流下了眼泪。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很难揣测她那时的情绪。我父亲当时还活着，或许更能理解她。1945年，他回到波兰罗兹，站到了他母亲被毁掉的房子前。数年后，他再次访问他出生的城市，之后告诉我，他以前的社区所在地竖起了匾，以纪念犹太社团曾经的存在。过去已经如此突兀地被带离他，那些匾并没有稍减他的怀念。

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了27年，这个单位对我意义非凡。我热爱在这里教学，这是我能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为消除一切怀疑和误解，我愿郑重澄清，我不相信大学会迁走，会被满是田地和果园的新村庄取代。我也不相信，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会大批回到父辈和祖父辈原来的城镇、村庄。然而，正如以色列应该承认因它的成立而给别人造成的悲剧，为人们久久期待的和平进程付出代价，我的大学应该立起一块匾，纪念被断了根的谢克·穆万尼斯村村民，这个和平的村庄消失得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拉马特维夫的记忆园有四个重要博物馆，纪念“以色列地的漫长历史”，纪念“永恒的犹太人民的过去与现在”；然而，它也应该再加入第五个机构，用资料讲述雅法的原来各小区所在地难民的命运。

什么建筑会比“绿房子”更适合这一功能呢？无论如何，这么做会让大学在道德上得分，远远超出关闭高级餐厅带来的经济损失。它还会让我的大学成为历史遗忘领域的领航破冰船，那个领域保存着冰冷的误解之砖铸就的矛盾。

也许我完全错了。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慈善家慷慨解囊，帮助建造大学建筑及其中心处的博物馆；他们或许不想看到，一座巴勒斯坦纪念碑竖立在他们的以色列地的中央。无论如何，宣扬大灾难，与否认它的人们斗争，这不会破坏他们拥有自己“先辈”土地的感受吗？这不会令他们削减拨款、中止捐赠、对他们的犹太国失望吗？

记忆政治的每个转折点都是与决定着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霸权领域斗争的结果。记忆和身份总是有赖于包含着它们的民族意识的品质。为了自己在中东的未来，难道犹太-以色列人不能重新定义他们的主权，并且由此改变对这块土地、它的历史——以及最重要的——那些被迁离的人们的态度吗？

历史学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能做的只是希望他们的书对变化的开启有所帮助。

[1] 关于这两个相邻的村子和风景与记忆的关系，参见苏珊·斯里欧莫维克斯（Sansan Slyomovics）：《记忆的对象：关于巴勒斯坦村庄的阿拉伯与犹太叙述》（The Object of Memory:Arab and Jew Narrate the Palestinian Village），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参见诺加·卡德曼（Noga Kadman）的出色著作《从空间和意识中消除》（Erased from Space and Consciousness），耶路撒冷：十一月图书公司，希伯来语，2008年。有关以色列制造的、对曾存在于巴勒斯坦的人类景观的遗忘，这项研究展示了清楚的理解。

[3] 关于“犹太人民博物馆拯救者”以及这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形象，关于他跟以色列政治经济精英的联系，参见马亚·泽恩斯坦（Maya Zeinshtein）：《“我们爱你。”拉宾诺维奇教授对幸福的寡头利奥尼德·奈兹林说》（“‘We Love You,’ Prof.Rabinovich Told the Happy Oligarch Leonid Nevzlin”），载《国土报》，希伯来语，2009年9月29日。

[4] 《标识报》，希伯来语，2004年6月30日。

[5] 仅有的相关作品是一份最终方案，由努里特·莫斯科韦茨（Nurit Moscovitz）为大学建筑学院完成。方案中有个注释，简短地承认了村庄的存在。

[6] 引自信件的希伯来语文本。信件的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语版和签名者的姓名可以在小册子《记忆谢克·穆万尼斯》（Remembering al-Shaykh Muwannis）中找到，见http://www.zochrot.org/sites/default/files/zoc muwannis final 2.pdf。

[7] 兰·哈尼沃（Ran Harnevo）：《特拉维夫：要求纪念谢克·穆万尼斯村》（“Tel Aviv:A Demand to Commemorate al-Sheikh Muwannis”），载《新消息报》，2003年11月10日。

[8] http://www.tau.ac.il/university-club/description.html.

[9] 伊茨哈：《基白特·基泽》（Khirbet Khizeh），伦敦：格兰塔出版社，2011年7月。

致谢

这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朋友和熟人的帮助，我要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Yehonatan Alsheh，Nitza Erel，Yoseph Barnea，Michel Bilis，Yael Dagan，Richard Desserame，Eran Elhaik，Alexander Eterman，Boas Evron，Israel Gershoni，Noa Greenberg，Yuval Laor，Gerardo Leibner，Ran Menahemi，Mahmoud Mosa，Linda Nezri，Nia Perivolaropoulou，Christophe Prochasson，Anna Sergeyenkova，Bianka Speidl，Stavit Sinai，Assad Zoabi。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瓦尔达，女儿伊迪丝和利尔，对她们，言词远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

Jean Boutier，Yves Doazan，Arundhati Virmani来自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马赛园区，我要对他们的好意和热忱友情表示感谢。

感谢Geremy Forman，他把本书译成了英语。感谢乌尔索出版社的所有人，尤其是Avis Lang，他们以极其专业的态度对待本书，尽其所能地纠正错误、通顺语句，使之成为易于理解和阅读的文本。我也想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或是不断挑战我的历史想象，或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我说——虽然心里急切地盼着我闭嘴。

一些人批判或谴责我的前一本书，从而刺激、启发和引导着我写了这本书。我欠他们的比他们想到的或愿意想象的要多。我的所有诋毁者的主要论据是，我写的一切他们都知道，都已经写过——与此同时，没有一样是对的。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断言有一点是真实的：许多事在某个时间是人们所知道的，但后来被拂到了边缘或压到了地毯下，它们在我重新创造的批评性叙述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因此，我的书必定要变成政治不正确的和历史有缺陷的。我希望本书能成功复制这一过程，哪怕仅仅是部分地复制。

所有瑕疵、错误、不准确之处、不必要的修饰、异常的观点都仅出自我手，我当然应为它们负全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以）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著；杨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 The Invention of the Land of Israel: From Holy Land to Homeland

ISBN 978-7-3052-1767-8

Ⅰ.①虚… Ⅱ.①施… ②杨… Ⅲ.①以色列－历史－研究 Ⅳ.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5316号

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

著者：[以]施罗默·桑德

译者：杨军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字数：243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3052-1767-8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插图
题记
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老欧洲的最后岁月
2 亚洲“大博弈”的遗产
3 战前的中东
4 青年土耳其人急于寻找盟友
5 战争前夕的温斯顿·丘吉尔
6 丘吉尔扣押土耳其军舰
7 高门阴谋

第二部分 喀土穆的基钦纳伯爵筹划未来

8 基钦纳接过指挥棒
9 基钦纳的助手们
10 基钦纳意欲控制伊斯兰教
11 印度的不满
12 左右为难

第三部分 英国陷入中东泥潭

13 土耳其指挥官险些输掉战争
14 基钦纳允许英国进攻土耳其
15 在达达尼尔向着胜利迈进
16 俄国索要土耳其
17 英国制定其在中东的目标
18 在命运的最狭处
19 战士
20 政客
21 熄灭的光
22 创立阿拉伯局
23 向阿拉伯人承诺
24 向欧洲盟友承诺
25 土耳其人在底格里斯河的胜利

第四部分 颠覆

26 敌后
27 基钦纳的最后使命
28 侯赛因起义

第五部分 协约国跌落至命运谷底

29 协约国政府垮台：英国与法国

30 推翻沙皇

第六部分 新世界与应许之地

31 新世界
32 劳合·乔治的犹太复国运动
33 通向《贝尔福宣言》之路
34 应许之地

第七部分 入侵中东

35 圣诞大礼—耶路撒冷
36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37 争夺叙利亚之战

第八部分 战后分赃

38 分道扬镳

39 在特洛伊的海岸旁

第九部分 退潮

40 嘀嗒作响的时钟
41 背叛
42 和平会议的虚幻世界

第十部分 风暴来临

43 麻烦初现：1919—1921年
44 埃及：1918年和1919年之交的冬天
45 阿富汗：1919年春
46 阿拉伯半岛：1919年春
47 土耳其：1920年1月
48 叙利亚与黎巴嫩：1920年春夏
49 巴勒斯坦东部（外约旦）：1920年
50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1920年
51 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1920年
52 波斯（伊朗）：1920年

第十一部分 俄国重返中东

53 揭去敌人的面纱
54 在中东面对苏俄的挑战
55 莫斯科的目标
56 喋血布哈拉

第十二部分 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

57 温斯顿·丘吉尔接手
58 丘吉尔与巴勒斯坦问题
59 联盟分崩离析
60 希腊悲剧
61 中东问题解决方案

参考书目

版权页

插图

穆罕默德五世，奥斯曼帝国苏丹，1909—1918年在位（Karl Pietzner,Public Domain,1915）

穆罕默德六世，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1918—1922年在位（Sebah & Joaillier,Public Domain，约1920年）

赛义德·哈利姆，1913—1917年任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Karl Pietzner,Public Domain,1915）

穆罕默德·贾维特，1909—1914年任奥斯曼帝国财政大臣（佚名，Public Domain，1918）

恩维尔，1914—1918年任奥斯曼帝国陆军大臣（Karl Pietzner,Public Domain,1917）

塔拉特，1913—1917年任奥斯曼帝国内政大臣，1914—1917年任奥斯曼帝国财政大臣，1917—1918年任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佚名，Public Domain，早于1921年）

杰马尔，1914—1918年任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Underwood & Underwood,Public Domain，年代不明）

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佚名，Public Domain，1917）

阿斯奎斯，1908—1916年任英国首相（Harold Begbie,Public Domain,1921）

劳合·乔治，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A.& R.Annan & Sons,Public Domain,1915）

丘吉尔，1911—1915年任英国海军大臣，1917—1919年任英国军需大臣，1919—1921年任英国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1921—1922年任英国殖民地大臣，1940—1945年、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佚名，Public Domain，1914）

爱德华·格雷，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0年任英国驻美大使（佚名，Public Domain，1919）

基钦纳伯爵，1911—1914年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1914—1916年任英国陆军大臣（Bassano Ltd,Public Domain,1910）

马克·赛克斯，英国下议院议员，英国政府负责中东事务的主要官员，曾在基钦纳伯爵领导下的陆军部工作，之后还曾出任英国战时内阁助理秘书（佚名，Public Domain，1918）

雷金纳德·温盖特，1899—1916年任英国驻苏丹总督，1917—1919年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佚名，Public Domain，早于1899年）

罗纳德·斯托尔斯，基钦纳伯爵在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1917—1920年任耶路撒冷军政长官，1920—1926年任耶路撒冷和犹太地总督（Bain News Service,Public Domain,1900）

1922年，吉尔伯特·克莱顿（前排右三）会见耶路撒冷宗教界领袖。克莱顿之前曾任苏丹政府驻埃及官方代表、开罗方面情报工作主管（佚名，Public Domain，1922）

1918年，“阿拉伯的劳伦斯”（左）、阿拉伯局主管戴维·霍格斯（中）和道内中校（右）在阿拉伯局会面（Lowell Thomas,Public Domain,1918）

“阿拉伯的劳伦斯”（James Mcbey,Public Domain,1918）

米尔纳勋爵，1918—1919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919—1921年任英国殖民地大臣（Bain News Service,Public Domain,1900）

扬·史末资，1917—1919年为大英帝国帝国战时内阁成员之一，1919—1924年、1939—1948年两度出任南非联邦总理（佚名，Public Domain，早于1915年）

莫里斯·汉基，1916—1919年任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帝国战时内阁成立后，兼任帝国战时内阁秘书，1919—1938年任英国内阁秘书（佚名，Public Domain，1921）

利奥·埃默里，“一战”期间曾任英国战时内阁助理秘书，1922—1924年任英国海军大臣（Bassano Ltd,Public Domain,1921）

威廉·奥姆斯比—戈尔，1916—1917年在开罗的阿拉伯局工作，随后曾任英国战时内阁助理秘书以及米尔纳在议会里的私人秘书（Bassano Ltd,Public Domain,1921）

皮科，法国外交官，1917—1919年为法国派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高级专员（佚名，Public Domain，1918）

萨宗诺夫，俄国外交官，1910—191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佚名，Public Domain，拍摄于1910—1920年）

冯·旺根海姆，1912—1915年任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佚名，Public Domain，1919）

德国派驻奥斯曼帝国陆军顾问团团长利曼·冯·桑德斯（左）及其女（中）与德国地中海舰队指挥官威廉·苏雄（右）在“戈本号”上（佚名，Public Domain，1917）

侯赛因·本·阿里，1908—1924年为麦加的谢里夫和埃米尔，1916年阿拉伯起义以后，称汉志国王（Hayman,Christy & Lilly,Public Domain,1916）

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1921—1946年为外约旦埃米尔，1946—1951年为约旦国王（Bain,Public Domain，早于1928年）

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1921—1933年为伊拉克国王（佚名，Public Domain，约1920年）

埃德蒙·艾伦比，1917年出任英国埃及远征军指挥官，领导英军接连攻克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取得西奈和巴勒斯坦战役的胜利，1919年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Philip Tennyson Cole,Public Domain,1917）

斯坦利·毛德，1916年出任英印远征军指挥官，后率军进攻美索不达米亚，于1917年3月11日夺取了巴格达（Maull & Fox,Public Domain,1917）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到右依次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Edward N.Jackson,Public Domain,1919）

描绘英俄两国“大博弈”的漫画：英国狮、俄国熊和波斯猫（佚名，Public Domain，1878）

1882年9月，在离开罗不远的泰勒凯比尔，英军击败埃及军队，开罗随后沦陷，英国实际上控制了埃及。图中为参加这次战役的英国军队（Richard Caton Woodville,Public Domain,1882）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宣布发动革命（Charles Roden Buxton,Public Domain,1908）

1908年，一幅反映伊斯坦布尔民众庆祝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成功以及君主立宪制重新确立的希腊版画（Sotirios Christidis,Public Domain,1908）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人屠戮奥斯曼帝国军队（Jaroslav Věšín,Public Domain,1912）

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希腊军队（Georges Scott,Public Domain,1913）

描绘三国协约的俄国漫画，左侧为象征法国的玛丽安娜女神，中间为象征俄国的“俄罗斯母亲”，右侧为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佚名，Public Domain，1914）

一幅描绘同盟国的漫画，图中人物从左到右依次为：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B.B.& O.L.G.M.B.H.,Public Domain,1916）

奥斯曼帝国向协约国宣战（佚名，Public Domain，1914）

1914年的“戈本号”（Ernest Flagg,Public Domain,1914）

1914年12月，萨勒卡默什森林中与奥斯曼军队作战的俄军（佚名，Public Domain，1914）

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佚名，Public Domain，1915）

1915年8月7日，一支协约国军队在加利波利半岛的苏夫拉湾登陆（Norman Wilkinson,Public Domain,1915）

库特之围中的奥斯曼军队（佚名，Public Domain，1916）

库特之围后被俘的英印军队的士兵（佚名，Public Domain，1915）。1916年4月，库特的英印守军向奥斯曼帝国投降，被俘的人被押往安纳托利亚，途中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摧残

1917年12月，耶路撒冷向英军投降（Lewis Larsson,Public Domain,1917）

埃德蒙·艾伦比率军进入耶路撒冷（佚名，Public Domain，1917）

毛德率军进入巴格达（佚名，Public Domain，1917）

阿拉伯起义中的阿拉伯飞行员（Paul Castelnau,Public Domain,1918）

1918年10月2日，澳大利亚军队进入大马士革（Public Domain,1918）

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进入士麦那，受到士麦那希腊人的欢迎（佚名，Public Domain，1919）

1919年5月25日，伊斯坦布尔民众在苏丹阿赫迈特广场抗议协约国的占领统治（佚名，Public Domain，1919）

1920年，一支协约国军队进入已经被协约国占领的伊斯坦布尔（佚名，Public Domain，1920）

在《色佛尔和约》上签字的四位奥斯曼帝国代表（佚名，Public Domain，1920）

1920年，T.E.劳伦斯（前排左一）、温德姆·迪兹（前排右二）和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前排左二）等人出席开罗会议（佚名，Public Domain，1920）

1921年3月28日，丘吉尔（一排右二）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一排右四）在耶路撒冷会晤，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一排右三）及其首席秘书温德姆·迪兹（二排右一）出席（佚名，Public Domain，1920）

一幅描绘1921年希土战争中萨卡里亚河战役的希腊版画（Sotiris Christidis,Public Domain,1921）

1922年9月，凯末尔（图中敬军礼者）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Başkanlığını Aydın,Public Domain,1922）

题记

“在打完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看起来他们在巴黎大获成功，缔造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巴勒斯坦战役期间效命于埃德蒙·艾伦比

麾下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

（后来成为陆军元帅、获封韦维尔伯爵）

如此点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

致谢

写作本书的念头，是在与蒂莫西·迪金森聊到对中东历史的看法时涌现出来的。随后，我把我的想法写了下来。贾森·爱泼斯坦建议我围绕着某一个人写作本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选择了温斯顿·丘吉尔。现在，我已经想象不出这本书还能以别的什么方式构建起来了。

每当有相关领域的书籍在伦敦出现，我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L.西格蒙就会买下来，用航空邮件寄给我。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斯坦利·马利亚奇教授则帮我找到了一些他处无法找到的书籍。

我的挚友、布林莫尔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阿拉因·西尔韦拉一直在为我提供学报上的文章以及一些卓越的洞见、消息和建议，使我可以了解学术圈的最新动态。他反复阅读我的手稿，提供了细致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他还把手稿拿给他的博士生凯·帕特森阅读，帕特森也提供了大量细致的点评。在我的请求下，剑桥大学的欧内斯特·盖尔纳教授替我安排了与伊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教授的会面，因为我十分希望可以让凯杜里教授成为我的另一位来自学术界的读者。凯杜里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他渊博的学识和极具权威性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他，也要感谢凯杜里教授的夫人，是她善良而又富有耐心地允许我占用其先生宝贵的时间。尼古拉斯·里佐波罗斯（Nicholas Rizopoulos）博士阅读了有关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章节，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希望后面这句声明不会派上用场：凯杜里教授、西尔韦拉教授、里佐波罗斯博士和帕特森女士不应为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任何观点和结论负责。此外，在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之后，我又对手稿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因此，文中可能会有一些事实性或陈述性的错误是他们当时未能读到的。

学术界的读者们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发现，还有许多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给予了本书巨大的帮助，而我无法在此逐一列出。我尤其要感谢伊利·凯杜里，他对中东及英国历史和政治的卓越研究让我受益匪浅；我还要感谢马丁·吉尔伯特，他对温斯顿·丘吉尔生平的记叙是任何书写这段历史的作者都无法忽视的资料。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十分依赖吉尔伯特的著作。霍华德·萨查尔的典范之作则让我确信，我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书写中东历史。

吉尔伯特·克莱顿的儿子塞缪尔·克莱顿十分慷慨地花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我要感谢他和他的夫人玛丽盛情款待我在肯辛顿宫喝茶。

我花了多年时间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研读文献档案，得到了友善且有耐心的图书馆员的大力帮助，其中包括杜伦大学的莱斯利·福布斯、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克莱夫·休斯、赫尔大学的诺曼·希格森、牛津大学罗德楼图书馆的艾伦·贝尔，以及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吉莉恩·格兰特。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编辑、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布·考利，他同时也是一位“一战”史的权威。他为我提供了卓有见地的和大有裨益的建议，还热情洋溢地给予我持续的鼓励。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玛丽安·伍德和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的萨拉·门居奇（Sara Menguç）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一直用鼓励的态度和高超的效率支持着我。

在引用文献方面，我要感谢以下为我提供大力支持的人：

——英国上议院文献室的文献管理员，他们特许我引用由上议院文献室保管、由比弗布鲁克收集的劳合·乔治的文献；

——杜伦大学的苏丹档案馆，我畅行无阻地从中引用了大量文献；

——罗德楼图书馆的特蕾莎·西赖特夫人，她允许我引用理查德·梅纳茨哈根的日记；

——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和塔顿·赛克斯准男爵，他们允许我引用马克·赛克斯爵士的文献；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特许我引用馆藏文献，包括与休伯特·杨爵士、T.E.劳伦斯、艾伦比勋爵、威廉·耶尔、F.R.萨默塞特、C.D.布伦顿和费萨尔国王等人有关的文献资料，以及《贝尔福宣言》的相关档案；

——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管理者和员工，他们允许我引用米尔纳勋爵的文档；

——伦敦国王学院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馆的受托人，他们允许我引用艾伦比勋爵的文件；

——皇家出版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授权公共记录办公室提供了版权归皇家所有的档案的抄本和译本。

我还要感谢伦敦大英图书馆、伦敦卡梅莉亚投资公司、以色列雷霍沃特魏茨曼档案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料。

引言

我们今天时常在新闻标题中看到的中东，其形成可以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协约国所做的一系列决定。在本书中，我将讲述这些决定是为何及如何做出的，这些决定的做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希望与恐惧、热爱与仇恨、错误与误解。

关于本国当时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俄国和法国的官方记录只是宣传工作的产物，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英国的官方记录，甚至包括相关官员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记叙，也同样不可靠。那些曾经在中东问题决策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英国官员所描绘的故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经过加工的版本，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干脆纯属杜撰。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干涉穆斯林宗教事务的事实，并佯装自己进入中东地区是为了充当阿拉伯独立运动的庇护者，而实际上他们对这场运动毫无信念可言。甚至，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阿拉伯起义”，与其说发生在现实中，不如说发生在T.E.劳伦斯的奇妙想象中。劳伦斯是一个讲荒诞故事的人，而长于包装的美国人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将其包装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真相在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而如今，随着保密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的解密，我们得以大步一跃，逼近真相。当我于1979年展开这项研究时，我认为似乎已经到了有可能揭示出事实真相的时候。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在这10年间，我埋首于档案与文献之中，比较研读当代学者的种种发现，试图展示出全部拼图完成后的图景。我在本书中引用的文献的作者们贡献了大部分新发现，而我本人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例如，为了说服德国人与自己结盟，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在1914年8月1日可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阿拉伯谈判代表法鲁基在叙利亚内陆地区划了一条界线，作为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边界。

另外，有一些误会导致1916年英国官僚体系内部发生了一场深藏不露的拉锯战，拉锯的双方分别是在伦敦负责中东事务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的好友、在开罗主持情报工作的吉尔伯特·克莱顿。我或许是第一个厘清了这些误会，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人们关注此事的人。我发现，赛克斯在1916年与法国人进行谈判时，误解了克莱顿对他的要求，而无论是赛克斯还是克莱顿都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赛克斯诚心诚意地以为自己在按照克莱顿的意愿办事，但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与克莱顿的意愿完全相反；与此同时，克莱顿则深信赛克斯是在故意跟自己作对。由于克莱顿从未对赛克斯提及此事，赛克斯并没有意识到二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赛克斯一直误以为自己与克莱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实际上，克莱顿已经成了赛克斯的政策在官僚体系内的一个对头，或许还是最危险的对头。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本书中厘清官僚政治的来龙去脉，毕竟这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不过，除了弄清楚具体的办事过程和场景片段，我在本书中还有其他的目标。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全景式地描绘出当时在整个中东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大国政治是如何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塑中东的。那个时刻的特殊之处在于，西欧帝国主义的扩张恰在此时达到了它的最高潮，并随即感受到了第一股推动它退潮的强大力量。

在我的理解中，中东地区不仅包括埃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亚洲的阿拉伯国家，还包括苏联版图内的中亚和阿富汗。在这片广阔的竞技场上，英国从拿破仑战争时期起就开始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道路而战，它的对手先是法国，后来又换成了俄国。这一过程又被人们称作“大博弈”（Great Game）。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研究，往往倾向于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片区域。即便是那些把欧洲国家的阿拉伯（或者说整个土耳其东方世界）政策视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往往也只关注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和法国。而我则把现代中东的塑造过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下审视：在我看来，这一切实际上是19世纪“大博弈”的最顶峰。因此，俄国在这个故事中也应当享有主角地位。基钦纳[1]为何提出英国应当与阿拉伯的伊斯兰势力结盟？为什么英国和法国最终决定占领、瓜分中东？尽管它们原本都宁愿在这一地区维持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为什么英国外交部公开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许多英国官员认为英国有义务在中东阻挡汹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切，都与或部分与俄国有关。然而，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本以最宏大的视角——以俄国为主角之一的“大博弈”视角——审视中东的著作。

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发现，本书在中东地区的特质、环境和政治文化方面涉及有限，只有在描述欧洲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究竟忽略了哪些要素时才偶有提及。这是因为，本书记述的重点是决策的过程，而在1914—1922年，坐在桌旁做决定的只有欧洲人和美国人。

在这个时期，中东的国家和边界是由欧洲人一手炮制的。例如，伊拉克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旦，都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一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在空白地图上勾勒出了它们的疆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国界由一位英国公务员于1922年划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划定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边界，俄国人则在亚美尼亚和苏维埃治下的阿塞拜疆之间做了同样的事情。

当时的欧洲强国相信，它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亚洲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形态，于是在中东地区引入了一种人为创造的国家体系。结果，时至今日，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没有能够形成民族国家。宗教是中东地区政治生活的基础，却饱受质疑：俄国人想用共产主义将其代替，而英国人想用民族主义与对王室的忠诚取而代之。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在什叶派世界，有霍梅尼的伊朗；在逊尼派世界，有遍布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法国政府的确允许宗教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基石，甚至宗教也是法国身在中东地区活动的政治基石，但它的做法是支持其中的一个教派来对抗其他教派。这一问题也同样延续至今，尤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黎巴嫩教派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看来，从1922年这一年开始，中东地区的各个族群就走上了注定相互碰撞的不归路。因此，本书所涉及的这段时期——1914——1922年——就变得特别有趣且引人入胜，因为这是现代中东格局形成的时期，看上去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事实或许的确如此）。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是天然的盟友（这并非天方夜谭），法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是犹太复国运动最危险的敌人，而石油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中还无足轻重。

而到了1922年，选项已经所剩无几，未来的轨迹已定，中东地区走上了一条战乱不已的道路（尤其是以色列和它的邻邦之间的战争，以及黎巴嫩敌对教派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争），恐怖主义活动日渐升级（绑架、暗杀、无特定目标的屠杀）。这些现象都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社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征，而它们都是本书所记述的历史的部分遗产。

本书将讲述两个故事，而这两个故事最终将合流成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始自基钦纳伯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个决定。他打算在战争结束后，让英、法、俄三国瓜分中东，并指派马克·赛克斯爵士去解决细节问题。接着，我们会看到赛克斯如何在战争中为英国勾勒出中东的未来蓝图。随后我们将看到，赛克斯的计划大部分在战后得以实现，并于1922年被写进各种文件，其中大部分内容被正式付诸实施。

这就是我最初想写的故事。我想把1922年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和所做的一系列决定放在一起，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现当时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名义上确认了埃及独立的《艾伦比宣言》；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和丘吉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从中诞生了以色列和约旦）；英国确立伊拉克地位的条约；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英国为埃及、伊拉克和未来的约旦分别安排新的君主或统治者；俄国人建立苏联并重建其对中亚地区的统治。1922年解决方案（这是我给它们取的名字，因为大部分相关事件都在1922年左右发生）源自马克·赛克斯爵士在大战期间与法国和俄国的谈判，他与法、俄两国就战后如何瓜分中东达成了共识。在实际层面，法国人的收获比之前约定的要略少一点，而俄国人只被允许保留他们在战前已经取得的权益。不过，允许法、俄两国与英国一道瓜分并统治亚洲伊斯兰世界的原则还是得到了尊重。就英国方面而言，一切都遵循着赛克斯的计划：在大部分地区，英国都作为名义上独立的阿拉伯君主的保护者实现了间接统治，并自诩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在阐明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这个解决方案的不满情绪或许放错了地方。回过头来审视，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本可以设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中东。然而，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政府并非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可以满足中东各民族需求和愿望的解决方案，只是这原本就不是其努力的目标。对基钦纳伯爵和他指派的代理人马克·赛克斯而言，中东问题的本质跟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是完全一样的：法国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应该划到哪儿？更重要的是，俄国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应该划到哪儿？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这是我原本想讲述的故事。不过，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又有一个故事浮出了水面：1914—1922年，英国和英国的官员及政治家究竟为何改变了主意，以至于到了1922年，当他们正式启动重塑中东的工作时，他们对这项工作的目标已经失去了信念。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英国政府曾经在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十分欢迎俄国和法国在战后的中东据有一席之地；可到了战后，英国政府却把俄国在中东的存在视作一种威胁，把法国在中东的存在视作一场灾难。我们将会看到，在1917年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人，到了1921年和1922年却变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反对者；那些原本支持费萨尔的阿拉伯运动的人，后来却反对费萨尔和他的兄弟阿卜杜拉，认为费萨尔不值得信任，认为阿卜杜拉的无能令人绝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英国在中东开启一项全新的帝国主义事业。如果英国想如同当年重塑印度那样重塑中东，那么这项规模宏大的事业将会花上几代人的时间。然而，恰在此时，英国公众却日渐倾向于减少英国在海外的活动，并且对更多的帝国主义冒险心生厌倦。

今天中东地区的政治文明危机，既缘于英国在1918年摧毁了中东地区的旧秩序，并且在1922年决定以一种新秩序来取而代之，又缘于英国在随后的岁月里推行它所承诺的1922年解决方案时缺乏坚定的信念。

在构思本书的时候，我原本只打算写欧洲是如何改变中东的；而当我写完之后，却发现书中也记述了欧洲本身与此同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两种改变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喀土穆的基钦纳、阿拉伯的劳伦斯、列宁、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这些塑造了20世纪的人物在本书的故事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都努力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变这个世界。而在本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主宰式的人物用他的天才推动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他不同凡响的个性更是使这些事件变得丰富多彩、富有生气。

对丘吉尔来说，正如对劳合·乔治、威尔逊、列宁、斯大林，或是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2]、利奥·埃默里[3]和米尔纳勋爵而言一样，中东是检验其世界观的重要试验场。从他们各自对中东未来的愿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从“一战”灰烬中浴火重生的世界在20世纪的命运有着怎样热切的期许。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中所记叙的历史，不仅是关于现代中东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故事，更是关于20世纪的世界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故事。

[1] 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第一代基钦纳伯爵，英国陆军元帅，曾指挥多场殖民战争，镇压马赫迪运动和南非的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陆军大臣。——译者注

[2]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n Smuts，1870—1950），南非政治家、军事领袖，曾担任南非联邦总理。——译者注

[3] 利奥·埃默里（Leo Amery，1873—195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译者注

第一部分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 老欧洲的最后岁月

I

1912年暮春，雅致的游艇“女巫号”从阴雨连绵的热那亚入海，开始了一次愉快的地中海之旅。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航行，既无固定行程，更没有什么时间表。随着船一路南行，天空逐渐放晴，很快“女巫号”就沐浴在了阳光之下。

“女巫号”属于英国海军部，船上的陈设装潢就像国王本人的游艇一样富丽堂皇。船上有将近一百名船员，他们服侍着十来位宾客。客人们从英国而来，途经巴黎时下榻在丽兹酒店。宾客中包括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和他光彩照人的25岁的女儿维奥莱特（Violet）、海军部的文官首脑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丘吉尔的家人和亲密同僚。在那场终结了他们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后美好岁月里，他们可谓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群人。

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在旅途中记了日记。在庞贝，她和她的朋友们徜徉在“漫长、怡人又安静的街道上”。那里曾经见证了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活，而今，她提到，这些曾经喧闹的街道上却布满了草木。[1]在西西里，他们一群人爬上了一座古希腊要塞的废墟，坐在残垣断壁间享用野餐，周围簇拥着他们的是野生薰衣草和其他花草。随后，他们继续登高，在高处一座古希腊剧场的废墟上眺望海上的落日。在那里，他们躺在“野生百里香和嗡嗡飞舞的蜜蜂之间，注视着海面从蔚蓝变得火红，继而又变成冷冷的翠绿色。太阳落下，繁星升起”。[2]

这些轮回与更替——天体运动带来的昼夜变迁、寒暑变化，改变景物的风貌和明暗——都映入了她的眼帘。在这次年轻人造访古典文明土地的远游旅程中，维奥莱特始终怀着欢快的情绪。文明必然终结，政治权力与统治权力必然衰亡，这一切并未给她带来吊古伤今之感。她的父亲主政的这个帝国版图几近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两倍。她或许认为，这个帝国的寿命也会延续到罗马帝国寿数的两倍。

首相本人是一位充满热情的观光客，贝德克尔[3]旅行指南从不离身。他对古典文明满怀热忱，可以毫不费力而又兴味盎然地读写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温斯顿·丘吉尔则算不上古典语言或古典文学的专家，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充满嫉妒之情。“人们对那些希腊人和罗马人实在是过誉了，”他不满地表示，“他们只不过先把什么话都给说了。我自己也说过同样精彩的话，但他们就是比我说得早。”[4]

维奥莱特记载道：“我父亲指出，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个论点并没有什么作用。”[5]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首相知道研究古典世界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把目光从欧洲的希腊和罗马文化上移开，转向他处。美国教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6]的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认为，现代文明，也就是欧洲文明，其源头并不在希腊和罗马，而是在中东，在埃及和犹太地（Judaea），在巴比伦和亚述，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孕育于数千年前，孕育于早已化为尘土的中东君主国脚下的土壤上，然后在欧洲人的全球霸权及他们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支配下达到了顶峰。

在丘吉尔和他的宾客们登上“女巫号”的20世纪初，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认为，欧洲民族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继续扮演世界主宰的角色。许多人认为，为地球上的其他民族规划政治命运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使命。鉴于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那么深信它将彻底完成这一使命，自然也是并不少见的想法。在还有待西方世界改造的地域里，中东地区格外显眼，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鲜有几个地区像中东这样，无论是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都还未按照欧洲的蓝图进行重塑。

II

对于西方外交家和政治家而言，中东地区在19世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正是“大博弈”的竞技场。然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大博弈”各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在表面上的消解，中东变得不再引人注目，成了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区。大家固然都相信，有朝一日欧洲列强还会把这个地区抓在手中，但列强现在不再认为这么做还有什么紧迫性。

在丘吉尔那一代欧洲人中，很少有人了解或是关心在奥斯曼苏丹或波斯沙阿（Shah，波斯君主的称号）统治下的疲态尽显的帝国里究竟发生着什么。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自然会引发西方世界公众的愤慨，但就像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样，这样的偶发事件并不会让西方人长久地关注当地事务。老于世故的政治家们私下里认为对于此类事件根本无可奈何，但在公开场合却会要求苏丹进行改革，而一切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欧洲人的印象里，中东地区的图景无非是无关紧要的宫廷阴谋、腐化堕落的官僚机构、反复无常的部族政治和麻木不仁的当地民众的集合。对于生活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的普通人来说，中东地区并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影响到自身的生活和利益。诚然，在柏林，有些人计划在中东铺设铁路，开拓市场，但这些不过是商业冒险而已。[7]今天，军人和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的相互杀戮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存在。

那时候的中东政治版图与今天的大不相同。以色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并不存在。就像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一样，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奥斯曼帝国慵懒散漫的统治之下。在这片相对平静的土地上，历史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脚步迟缓。

而到了20世纪末，中东的政局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极易引发暴力。尽管有时是出于无意，但温斯顿·丘吉尔在塑造今日中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只是一名处于上升期，但人们普遍不信任的英国年轻政治家，他对亚洲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兴趣。但吊诡的命运却一再让丘吉尔与中东的政治前途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留下了它的痕迹：如今中东大地上的许多国界线，就是丘吉尔与中东的命运交错留下的疤痕。

[1] Violet Bonham Carter,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Eyre &Spottiswoode and Collins,1965),p.263.

[2] Ibid.,p.264.

[3] 贝德克尔（Baedeker），一家创办于19世纪的德国出版社，以出版旅行指南闻名遐迩。——译者注

[4] Ibid.,p.262.

[5] Ibid.

[6] 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美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家、历史学家，以提出“肥沃新月”这一概念而闻名学界。——译者注

[7] 时至今日，巴格达铁路依然是德国在中东地区经济渗透的最佳例证。整个故事十分复杂，又常被人们误读。起初，英国对这个计划是持支持、鼓励态度的，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威胁。最终，这个计划成了英德两国之间的重要分歧点。不过，随着两国于1914年签署相关协议，关于这个计划的分歧得以解决。——原注

2 亚洲“大博弈”的遗产

I

丘吉尔、阿斯奎斯，以及包括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和后来出任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伯爵在内的其他英国内阁成员，将在创造现代中东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虽然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自以为摆脱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传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阿斯奎斯和格雷决意抛弃19世纪在中东与法、俄两国为敌的做法，他们深信自己不至于落此窠臼，但事实将证明，他们实在是大错特错。

II

英国在中东与欧洲列强的角逐斗争，其根源是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德雷克的远航开启的帝国主义扩张。欧洲列强在15、16世纪发现了海上航路，随即开始争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控制权。在这场角逐之中，英国起步较晚，但最终却后来居上。

到了18世纪，本土狭小的不列颠群岛终于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的中心。像之前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也开始夸耀说，在他们的君主统治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到了1912年，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赫伯特·阿斯奎斯搭乘“女巫号”出航的时候，他们的君主乔治五世统治着地球陆地表面的四分之一。

在闻名遐迩的东方完成的征服伟业是最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英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胜过了法国，尤以赢得印度为至高无上的成就。然而，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胜利让英国的交通线拉得极为漫长，有很多地方都可能被人截断。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让英国人的这一弱点暴露无遗。他率军入侵埃及，向叙利亚进军。他后来坚称，自己本打算从叙利亚出发，沿着写满传奇和光荣的路线，经过巴比伦，一直打到印度。虽然自己的计划未能实现，拿破仑后来又去游说疯狂的俄国沙皇保罗一世，让沙皇派遣俄军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军。

英国的应对策略是支持中东当地政权，以对抗欧洲国家的扩张企图。英国并不想控制中东地区，但也绝不允许其他欧洲国家插手。

因此，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历届政府都采取支持亚洲伊斯兰政权的政策，以对抗其他欧洲国家的干涉、颠覆和入侵。很快，英国的主要对手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界和军界要员都将挫败俄国在亚洲的企图视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博弈”[1]背后的筹码实在太重了。后来曾出任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下文也称作寇松勋爵）说得很清楚：“俄国突厥总督区、阿富汗、外里海（Transcaspia）、波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只会带来一种遥远的距离感……对我来说，我得承认，它们就是争夺世界的棋局上的棋子。”[2]维多利亚女王说得更直白：“这事关究竟是由俄国还是英国来统治这个世界。”[3]

III

第一个说出“大博弈”这个名词的是一位名叫阿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的英国军官。他十分英勇地投身到“大博弈”之中，活跃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带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之间，但结局十分凄惨：一位乌兹别克的埃米尔[4]把他投进一口装满了毒虫的井中，两个月后才把他的残骸拖上来斩首。一位研究第一次阿富汗战争[5]的历史学家在康诺利留下的文件中找到了“大博弈”这个词，并加以引用。[6]鲁德亚德·吉卜林[7]的小说《吉姆》（Kim）则让这个词名声大噪，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在英属印度长大的男孩与他的阿富汗精神导师一起在通往印度的路上挫败俄国人阴谋的故事。[8]这场博弈其实在182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在官方文件中探讨了如何保护印度，从而使之免遭俄国取道阿富汗袭击的问题。文件中指出，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俄国人插手阿富汗事务。从此之后，利用亚洲伊斯兰世界那些日渐衰败的当地政权，使其成为保护英属印度至埃及的交通线不受俄国威胁的屏障，就成了英国的战略。这一政策经常与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曾长期出任英国的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并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

扶植屏障政权的努力，焦点在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亚洲的西端，战略的重心是伊斯坦布尔，即古代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多少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世界政治地图的十字路口。伊斯坦布尔俯视狭窄的土耳其海峡，控制着欧亚之间的东西通路和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南北通路。只要伊斯坦布尔不落入敌手，强大的英国海军就可以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控制俄国的海岸。反之，一旦俄国人征服了海峡，他们不仅可以拒英国舰队于黑海之外，还能把自己的舰队送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的生命线。

而在亚洲大陆较远的另一端，战略的重心则是阿富汗及其周边的高山地带。从这里出发，入侵者可以居高临下，快速深入英属印度的平原地区。因此，英国在亚洲东部的目标就是防止俄国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高山地区实现任何形式的战略存在。

从达达尼尔到喜马拉雅，英俄之间的斗争持续了近一百年，时而以冷战的形式对抗，时而直接兵戎相见。双方大体上打了个平手。

IV

英国对俄国的长期斗争关乎许多至关重要的利益。有些利益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另一些则一直十分重要，还有一些新的利益不时浮出水面。

1791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皮特（小皮特）表达了对俄国打破欧洲力量均势的担心。俄国在1814—1815年最终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使得这种担心重新出现。不过，到了1856年，随着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这种担心又得以缓解。

从1830年开始，巴麦尊勋爵和他的继任者们就担心，一旦俄国摧毁了奥斯曼帝国，欧洲列强可能会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爆发一场大战。这一担忧一直延续了下来。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重要，经济因素也被考虑了进来，给英俄之间的对抗赋予了新的意义：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对抗支持保护主义的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深深涉足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事务，随后德国也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于是，这块原本只有英俄两国角力的竞技场，变成了事关多国经济利益的雷区。

一直到20世纪初，石油才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但在“大博弈”中它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预见到了石油日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也不知道中东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的大部分石油来自美国（在“一战”前和大战中，这一比例超过了80%）。当时，除了俄国，波斯是中东地区唯一重要的产油国；而放眼全球，波斯的产油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1913年，美国的产油量高出波斯140倍。[9]

从“大博弈”伊始，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很久，英国的领导者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东方道路的安全。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开始使用“印度女皇”的称号，英国正式成为一个由大英帝国和印度帝国组成的二元君主国。于是，连接英国本土和印度的道路成了重要的生命线。然而，沙皇的宝剑却悬于头上，在这条道路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英国的领导者们似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俄国向南和向东的扩张与印度或英国无关，而只是迫于其内在的历史惯性。沙皇和他的臣僚们相信，向南方和东方扩张是俄国的使命，正如当时的美国人深信征服西部是美国的“昭昭天命”。无论是俄国还是美国，它们的梦想都是占据两洋之间的整片大陆。1864年，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在一份阐明其施政目标的备忘录中，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为了保障边境的安全，俄国人必须向南进发，吞并那些腐朽的当地政权。他指出：“无论是美国在美洲，法国在阿尔及尔，还是荷兰在其殖民地，它们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与其说是勃勃野心，还不如说是一种迫切的内在需要。而最大的难点在于搞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10]

英国人担心俄国不知道何时该适可而止。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与专制主义俄国的斗争，越发民主化的英国逐渐对俄国产生了一种超越两国间政治与经济分歧的仇恨。英国人之所以反对俄国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因为他们是俄国人。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本国政府为了对抗俄国而支持那些腐朽、专制的中东政权，议会内外的自由党人也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选民们的呼应。在1880年大选期间，自由党领袖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强烈谴责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这样的少数群体犯下的暴行。最终，他在选战中获胜，击败了保守党政府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格莱斯顿指责苏丹的政府是“充满欺诈与谎言的无底深渊”。[11]于是，在1880—1885年执政期间，他让英国远离了奥斯曼帝国事务，放弃了对伊斯坦布尔的保护和影响力。无法应对孤立局面的土耳其人只好转而寻求另一个强国——俾斯麦的德国——的支持。于是，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代了英国的位置。

等到保守党再度执政时，英国想恢复原本的影响力，但为时已晚。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12]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糟糕的治理能力正在损害他们自身的主权，因而想利用英国的影响力对奥斯曼帝国加以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其政权。目睹了格莱斯顿对英国影响力造成的损害后，他悲叹道：“他们就那样白白把英国的影响力丢进了大海，连任何形式的回报都没能得到。”[13]

V

随着德国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登上舞台，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成立于1871年1月18日的德意志帝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取代了俄国，成了对英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工业实力的相对衰落。在19世纪中叶，英国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煤、一半的铁和超过70%的钢，全球用于贸易的制成品超过40%是在不列颠群岛生产的。当时，英国人贡献了全球工业产值的一半。而到了1870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32%，到1910年则只有15%。[14]在重要性日渐提高的新兴工业领域，比如化工和车床行业，德国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哪怕是在英国拥有优势地位的国际金融领域（1914年，英国贡献了国际投资总额的41%）[15]，人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英国的衰落：英国的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投向美洲和其他更有活力的经济体。

军事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铁路的发展急剧改变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局势开始朝着不利于海权国家的方向发展。先知般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强调说，新的现实情况是，敌人的铁路选取了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路径，因而可以迅速地运输军队和军火；而英国海军却只能绕着陆地缓慢地航行，姗姗来迟。德意志帝国的铁路网络让德皇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而英国摇摇欲坠的海上霸权似乎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至关重要。

在极具影响力的伦敦杂志《经济学人》任编辑的沃尔特·白芝浩[16]总结道，因为德国的存在，俄国的扩张不再值得担忧，“……把俄国视作欧洲必须恐惧的强国，这种古老的观点……属于德国崛起前的时代”。[17]俄国先是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灾难性地被日本击败，接着又在1905年经历了从圣彼得堡波及全国各地的革命。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如何，沙皇的军队都已经不足为虑了。

不过，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保守党政府（1902—1905年执政）决定在对付新敌人的同时，仍然防范老敌人。英国不仅与日本结盟对抗俄国，还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但是，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的自由党政府（1905—1908年执政）接掌政权之后，担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认定这两项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俄国是法国的盟友，”他写道，“我们不可能一边寻求与法国达成一致，一边又与他国结盟对抗俄国。”[18]

因此，格雷着手与俄国谈判，并于1907年签署了一份条约。根据条约，两国就亚洲事务上的分歧达成了谅解：两国都不插手中国西藏事务；俄国放弃其在阿富汗的利益，并允许英国继续掌控该国的外交政策；波斯则被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俄国势力范围、英国势力范围和中立地区。“大博弈”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

英俄两国于1907年签署的这项协议使伊斯坦布尔大为不安，土耳其人担心英国不会再继续保护土耳其免受俄国的威胁。土耳其的这种担心其实是可以预见到的。倘若英国政府里还有巴麦尊勋爵或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19]那样的人物，他们或许会设法减轻土耳其的恐惧；但现实却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和他派到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才懒得在这件事上费心呢。

VI

在伦敦和帝国的边境前哨之间存在认知上的时差。格雷、阿斯奎斯和他们的自由党同僚把英国的宿敌法国和俄国视作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盟友。然而，在从埃及和苏丹（Sudan）到印度的巨大弧形边疆上任职的军官、密探和公务员们则在很多时候跟不上这种新思维。他们已经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抗俄国人和法国人在中东地区的阴谋诡计上了，因而依旧把俄国和法国视作祖国的敌人。而发生在1914年及随后数年中的事情，将会出人意料地让他们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观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地方上的官员和伦敦的大臣们在一点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他们都相信，中东地区剩余的独立部分最终也会遵从欧洲的支配和指引。阿斯奎斯和格雷并不谋求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但开罗和喀土穆的下级官员们却企图获得东方讲阿拉伯语的地区。不过，他们都相信，中东的奥斯曼帝国总有一天会垮掉，欧洲列强中的一个或几个将会出来收拾残局。这一假设——奥斯曼帝国消失的那一天，欧洲将填补其权力真空——最终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

[1] 全面的讨论及引用，可参阅：David Fromkin,“The Great Game in Asia,” Foreign Affair (spring 1980),p.936。还可参阅Edward Ingram,Commitment to Empire:Prophecies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 ,1797–180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and Edward Ingram,The Beginnings of the Great Game in Asia ,1828–1834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

[2] George N.Curzon,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London:Frank Cass,1966),Vol.1,pp.3–4.

[3] G.D.Clayton,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Missolonghi to Gallipoli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71),p.139.

[4] 此处指的是布哈拉埃米尔国的首领。布哈拉埃米尔国是1785—1920年存在于中亚的国家，西邻希瓦汗国，东邻浩罕汗国，后成为俄国的保护国。——译者注

[5]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即第一次英阿战争，发生于1839—1842年。英国为了建立一个亲英政权而从英属印度入侵阿富汗，随后在阿富汗人不断的反抗下被迫撤出，几乎全军覆没。——译者注

[6] J.W.Kaye,according to H.W.C.Davis,“The Great Game in Asia,1800–1844”,Raleigh Lecture on History (London:British Academy,1926),pp.3–4.

[7]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出生于印度的英国记者、作家。——译者注

[8] 一些作者在使用“大博弈”一词时，专指这种敌对的情报活动；而在本书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大博弈”的含义要更加宽泛。——原注

[9] Marian Kent,Oil and Empire:British Policy and Mesopotamian Oil,1900–1920 (London:Macmillan Press fo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76),p.6,and app.8.

[10] 引用自：Arthur Swinson,North-West Frontier:People and Events,1839–1947 (London:Hutchinson,1967),p.142。

[11] M.S.An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1774–1923: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66),p.224.

[12] 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1830—1903），曾于1885—1886年、1886—1892年、1895—1900年、1900—1902年数次出任英国首相。——原注

[13] Lady Gwendolen Cecil,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London:Hodder &Stoughton,1921),Vol.2,p.326.

[14] Paul Kennedy,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 (Glasgow:Fontana,1981),p.20;Paul Kennedy,“A Historian of Imperial Decline Looks at Ame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3 November 1982,p.6.

[15] P.L.Cottrell,British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9.

[16]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记者、商人、评论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时至今日，《经济学人》每周评论英国时事的专栏名称依然是“Bagehot”。——译者注

[17] Walter Bagehot,The Collected Works (London:The Economist,1974),Vol.8,p.306.

[18] Viscount Grey of Fallode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 (London:Hodder &Stoughton,1925),Vol.1,p.152.

[19]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1786—1880），雷德克利夫子爵，在19世纪中叶曾经长期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颇具影响力。——译者注

3 战前的中东

I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前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中东地区的本土政权就已经开始在欧洲人面前全面落败了。中亚的汗国，比如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已经被俄国征服，波斯帝国的一些地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连接苏伊士和印度的波斯湾沿岸，分布着一些阿拉伯小邦[1]，它们都任由英国摆布。塞浦路斯和埃及在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由英国占领和管理。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约》把阿富汗划进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又让英、俄两国瓜分了波斯的大部分土地。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只有奥斯曼帝国仍旧保持着独立地位，但它的边境上也是危机四伏，其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诚然，依旧维持着独立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看上去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奥斯曼帝国属于已经完结的时代，却又苟延至今，仿佛一座废弃的古代神庙，只剩下残垣断壁供游人（就像“女巫号”上的那些观光者）凭吊。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千年前东方入侵的遗迹：从大约公元1000年开始，来自中亚或东北亚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就一拨接着一拨地涌来，他们骑在马背上一路向西，征服沿途的土地和人民。他们或是信仰异教，或是信奉万物有灵。他们操着蒙古语族或突厥语族中的某种语言，建立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国家，其中包括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建立的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一个由皈依了伊斯兰教，讲着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帝国的名字得自奥斯曼（Osman），一位出生于13世纪，活跃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边疆地带的加齐（ghazi，为伊斯兰教信仰而战的战士）。

到了15世纪，奥斯曼的继承者们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取而代之。接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四处扩张，北抵克里米亚，东至巴格达和巴士拉，南达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和波斯湾，西到埃及和北非，并且进入了欧洲。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期，其版图涵盖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北非和今天所说的欧洲巴尔干国家（希腊、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匈牙利的大片土地。其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奥斯曼大军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才停下脚步。据估算，统治着超过20个民族的奥斯曼帝国拥有大约3000万到5000万人口，而同时期英国的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左右。[2]

奥斯曼人以劫掠起家，也从未彻底背弃这一本业。他们依靠掠夺财富和奴隶来壮大自身。掳来的奴隶会被编入行伍，成长起来后代替退伍的老兵，再去掠夺新的财富和奴隶。[3]征服新的土地是他们所知的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随着往日的辉煌被失败和撤退所取代，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支撑其存续的根本动力。土耳其人是战争艺术的大师，但并不擅长治理国家。

19世纪的奥斯曼统治者尝试了大规模的改革，其目标是实现中央集权，建立由苏丹的首席大臣大维齐尔领导的行政体系，理顺税收和征兵机制，确立宪法的权威性，兴办世俗化的公立学校，提供技术、职业和其他方面的培训。奥斯曼帝国在这些方面都开展了改革，但前进的步幅有限。大部分的改革沦为一纸空文。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似乎注定要面对衰亡的命运。

帝国的内部纷乱不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来自同一民族。尽管他们都讲土耳其语，但其中很多人都是欧洲巴尔干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奴隶的后代。帝国的子民们也来自不同族群，操着土耳其语、闪族语、库尔德语、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相互之间鲜有共同点，在很多情况下也互不喜欢。后来的欧洲观察者们喜欢把一些不同的族群归为一类，比如把一些人统称为“阿拉伯人”，但实际上，埃及人、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民族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帝国，就像是一块由多个无法相互融合的民族组成的镶嵌画。在城镇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族群都相互分开，生活在属于本民族的区域内部。

宗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因为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是一个神权国家，与其说它是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的大部分子民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中的多数派——逊尼派——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视作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两方面的继承人）。不过，伊斯兰教71个教派中的其他派别，尤其是信徒人数可观的什叶派，都不认同苏丹的逊尼派信仰，也不承认他的哈里发地位。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内部还有大量的非穆斯林人群（在20世纪初，非穆斯林大概占帝国总人口的25%）：希腊东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天主教徒、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信徒、犹太人、新教徒、马龙派基督徒、撒马利亚人、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叙利亚正教会信徒、基督一性论信徒等等。对他们来说，宗教非但不是有助于凝聚统一的政治因素，反而是造成不和与分歧的力量。

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到访中东的欧洲来客而言，宗教在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样的景象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之久。实际上，欧洲人来中东主要就是为了看看过去的时代。他们或是参观《圣经》时代的遗迹，或是发掘古代世界的奇观，或是探访那些仿佛还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的游牧民。

奥斯曼帝国政府似乎也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佯装保加利亚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把埃及人还当作自己的子民。可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早在1878年就丧失了对保加利亚的控制，而英国人已经在1882年控制了埃及。出于此类原因，奥斯曼帝国的统计数据根本不可靠。我们只能非常粗略地估算，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大概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而帝国的疆域面积大约是得克萨斯州的六倍。大体来看，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的土耳其、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

在20世纪初之前，奥斯曼帝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苏丹个人的专制统治之下。至少在一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与欧洲君主大不相同：苏丹的母亲往往是后宫里的奴隶。奥斯曼帝国被精心划分成若干个省份，苏丹治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机关也泾渭分明。然而，这种井然有序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其实帝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有效的政府管理。正如在中东大地上游历许久的英国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4]后来所写的那样：“世人都以为奥斯曼帝国拥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像模像样的统治，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象。在这一点上，世间各国无出其右者。”[5]的确，奥斯曼帝国有四散在帝国各地的驻军，但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的权力虚无缥缈，所谓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传说。格特鲁德·贝尔在旅途中发现，一旦走出城镇，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统治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统治者是当地的谢赫或部落头人。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土匪横行。摇摇欲坠的帝国政府甚至没有能力自己征税，而这是一个帝国最基本的行政职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奥斯曼帝国境内只有5%的税收是由政府征收的，其他95%的税收都是由独立的包税人收取的。[6]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其他国家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英国在19世纪晚期占领了埃及和塞浦路斯，因此这两个地方实际上由英国管辖，而波斯湾沿岸的小邦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根据1864年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成了一个由基督徒出身的军事长官管理的地区。名义上，这位长官需要向奥斯曼帝国政府直接汇报，但实际上，他的任何行动都需要征求六个欧洲强国的意见。俄国和法国分别保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护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权力，其他强国也以支持某些族群为由，插手帝国内部的事务。

如果有人以为苏丹和他的政府在以欧洲人所理解的体制和机构统治着这个帝国，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奥斯曼帝国里真实存在的都是地方政权：部落、部族、宗教派别或是城镇，这些才是人们效忠的真实的政治单元。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格局就像一块由破布拼成的被单，“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这样的现代概念根本不适用于这个国度，也难怪头脑里装着这些理念的欧洲人会对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看到的现象感到困惑。欧洲人认为，终有一日他们将控制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土地，并用更合理的方式重新组织这片土地。在20世纪的早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土耳其人在这片土地上统治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

到1914年，奥斯曼帝国已经被大大削弱，丢掉了北非、匈牙利，以及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从18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就已经陷入颓势，此时则似乎已经开始崩溃。几十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学校里，心怀不满的人们时常秘密聚会，指出帝国必须迅速实现变革，以应对现代欧洲带来的知识、工业和军事领域的挑战。早已成为欧洲人的信条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刺激着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让他们感到困惑。这些来自各个不同民族、讲着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的知识分子，试图找到或是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认同感。

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些年，默默无闻却又野心勃勃的新派人物夺取了奥斯曼帝国的大权，把苏丹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这些面临着历史考验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既是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内部骚动情绪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激发骚动情绪的因素。他们决心在现代世界摧毁奥斯曼帝国之前，把这个国家带进20世纪。

II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起初被人们称为拜占庭，后来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曾在11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随后又在超过4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其继承者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像罗马一样，伊斯坦布尔也建在七丘之上；像罗马一样，伊斯坦布尔也是一座永恒之城：它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在世界舞台上长久的重要性。

伊斯坦布尔是数座城镇的集合。这些城镇主要分布在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的欧洲一侧，在那里，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非常狭窄，只有800米宽。这个位置可谓是天然的堡垒，不仅难以攻克，连对其发动袭击都十分困难。在伊斯坦布尔北部还有一处6.4千米长、被称为“金角湾”的天然良港，可以让守卫城市的舰队在其中停泊。

1914年，伊斯坦布尔大约有100万人口，居民来源多元，讲着各种语言。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但也有人数可观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人。欧洲文明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新式的建筑风格、人们的衣着，以及街灯之类的新发明。

最基本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1912年，电灯首次被引进伊斯坦布尔。[7]在这座城市狭窄、肮脏的街道下方，下水道系统工程刚刚开工。在市政委员会的推动下，在城市里游荡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野狗被送到没有水源的荒岛上等死。[8]平整道路的工程也开始了，不过规模有限。每当暴风雨来临，大部分街道还是会化为泥潭，而待到大风吹过，干燥的尘土又被卷入空中。

频繁交替的北风和南风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天气，忽而带来严寒，忽而带来酷暑。而在20世纪初，这里的政治气候也时不时遭遇突然而极端的变化。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里，来到这里的英国观察家们全然不知道风会从哪边吹来，又会吹向何方。高门（Sublime Porte，通往大维齐尔办公室的大门，也用来指代奥斯曼帝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博弈总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让英国大使馆时常摸不着头脑。

III

像其他列强一样，英国的大使馆也坐落于佩拉（Pera）。这里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聚居区，位于金角湾的北侧。紧挨着各国使馆的外国人社区蓬勃发展，他们的生活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关系疏远。在佩拉，法语是使馆区举办的派对和娱乐活动上的通用语言；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则是街头使用的语言。从巴黎引进的讽刺剧和戏剧在三家剧院上演。佩拉宫酒店的设施堪与欧洲主要城市里那些富丽堂皇的酒店相媲美。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生活在这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国中之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在金角湾以南的旧城区斯坦布尔[9]，街巷狭窄肮脏，城墙和要塞倾颓残破，几乎没什么人愿意住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人在金角湾两侧都如鱼得水，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温德姆·迪兹（Wyndham Deedes）的英国人。他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府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迪兹是一位出生于肯特郡的世家子弟，他的祖先在之前的4个世纪里都是当地乡绅。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来复枪团（King’s Own Rifles），随后一直在军中效命，担任军官22年。（有一次，有人问他关于布尔战争的可怕经历。他回答道：“怎么说呢，反正这世上没什么事情比在伊顿公学就读更糟糕了。”）[10]在军旅生涯的早期，他志愿加入了奥斯曼帝国宪兵，这是一支新组建的、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帝国警察力量。由于帝国旧有的警察队伍已经与那些他们应当镇压的匪徒团伙别无二致，欧洲列强逼迫苏丹推行改革，组建了这支宪兵队伍。在这支新的武装力量中担任军官的同时，迪兹和他的欧洲同僚们还保留着他们在本国军队里的军籍。

在老照片里，在奥斯曼帝国宪兵中任职的迪兹看起来与他所处的东方环境格格不入。他个子不高，瘦得惊人，脸色苍白，在奥斯曼帝国的大环境里算是个异类。作为一个习惯了清苦生活的虔诚基督徒，他对睡眠、休息和食物都兴致索然。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不好享乐，不畏危险。论及与土耳其军官的差别，没有人比他更大——如果欧洲人的记载可信，土耳其军官大多贪腐、怯懦。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职位上，他做得十分成功，在土耳其人中间也颇受欢迎。

在他于1910年加入奥斯曼帝国宪兵的时候，迪兹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而到了4年之后，他已经声名显赫，奥斯曼帝国新政府里的头面人物都请他来帮助他们管理帝国的内政部。到了1914年，也就是他31岁的时候，可以讲一口流利土耳其语的迪兹成了为数不多的了解土耳其事务的英国人。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善加利用他的经验和知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迪兹仿佛成了卡珊德拉[11]：他发出的警告和对土耳其政治动向的精准分析一直被英国政府无视。

1914年，迪兹所在的奥斯曼帝国内政部的大臣是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at）。关于塔拉特和他所领导的政党，英国政府当时所知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错的，而其中有些错误原本是可以由迪兹来纠正的。但是，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却认为自己已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局了如指掌，没有必要进一步深挖信息了。

IV

穆罕默德·塔拉特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大臣，同时也是执政党内最主要派别的领袖。在英国外交人员眼里，塔拉特的出身十分可疑，也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并不能算是一位绅士。他们在报告中语带轻蔑地写道，塔拉特出身于吉卜赛人家庭。他长着浓密的黑头发和浓重的黑眉毛，生就一只鹰钩鼻。对他有好感的英国人并不多，其中的一位曾写道：“他的眼中闪着光，这种光亮在人眼中并不常见，倒是经常出现在黄昏时刻的动物眼中。”[12]

作为奥斯曼帝国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他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人们对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身寒微。最初，他只是邮政电报部门里的一名小职员。据说，他还曾经是土耳其最大的托钵僧教团（一种穆斯林的宗教兄弟会）拜克塔什教团的成员（Bektashi）。人们还认为，他曾经加入过共济会，还组织过秘密的政治团体，后来因为这些地下活动一度被捕入狱。

在塔拉特青年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参加秘密组织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在专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十分危险的。这位苏丹废除了宪法，解散了议会，他无法容忍异议，并用秘密警察部队镇压持异见者。帝国内的政治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社团蓬勃发展。最早的一批政治社团借鉴了19世纪欧洲革命团体，特别是意大利烧炭党的经验，由一个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小单元组织而成，每个小单元中通常只有一名成员认识其他小单元的成员。许多政治社团都是由大学生和军事学院的学生创办的，其中就包括青年土耳其党的前身。军队也是产生此类社团的沃土，因为年轻的军人对帝国军队在战场上接连不断的灾难性表现十分不满。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警察部队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成功摧毁了这些秘密社团。但是，也有些地方是他们鞭长莫及的，比如萨洛尼卡（Salonika，今称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卡今天属于希腊，当时是一座熙熙攘攘的非土耳其化的马其顿[13]港口。不少秘密社团都把总部设在萨洛尼卡，并且与奥斯曼帝国第三军的人员发展出了密切的关系。驻扎在此的第三军需要对付帝国边疆省份马其顿的混乱局势和分离主义情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里的秘密社团也趁机从军队里招募人员，发展壮大。

其中的一个秘密社团后来与其他组织合并组成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缩写为C.U.P.），并成为其中的最主要派别。这个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就是生活和工作在萨洛尼卡的塔拉特。C.U.P.也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成员后来被称为“青年土耳其人”。新入会的人需要对着《古兰经》和一支枪宣誓。塔拉特在第三军的领导层中最早发展入会的人名叫杰马尔贝伊[14]，这位当时的参谋军官后来在中东政坛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0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恩维尔（Enver）的下级军官接到命令，要求他回伊斯坦布尔。恩维尔就驻扎在萨洛尼卡，也参加了塔拉特的团体。他担心秘密警察已经发现了自己参与秘密社团的事情，于是溜出萨洛尼卡，逃进了山里。当时，另一位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的军官也已经逃进了那座山里。不久，另一名军官也效法恩维尔，并且带着部队和武器弹药一起进了山。苏丹派兵镇压，结果前去镇压的军队倒戈，加入了起义者。萨洛尼卡随后发生了一场自发的不流血革命，C.U.P.控制了这座城市。青年土耳其人控制了当地的邮政电报部门——考虑到塔拉特曾在这个部门任职，这或许并非偶然——从而与渗透进军队和奥斯曼帝国上下的C.U.P.分支组织取得了联系。当一切尘埃落定，宪法、议会和政党政治全部得以恢复，苏丹则在第二年退位，把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弟弟。

老的政客们接管了政权，青年土耳其人则仍然留在幕后。不过，C.U.P.已经变成了需要考虑的政治力量。这不仅是因为C.U.P.已经深深渗透进军官阶层之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缺乏组织能力的社会，C.U.P.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分支机构，这也成了该组织的力量源泉。

一开始，领导了这场成功起义的领袖们在西方世界获得了舆论的赞许，人们开始用“青年土耳其人”来指代那些站出来反对陈腐的领导层、心中充满理想同时又十分冲动的年轻人。伦敦的外交部对青年土耳其人充满同情，但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却对他们怀着厌恶和蔑视。英国大使杰勒德·劳瑟（Gerard Lowther）似乎深受他的首席译员（官方译员，同时也充当东方事务顾问）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此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讨厌C.U.P.。

对于整个1908年事件，菲茨莫里斯因其发生的地点——萨洛尼卡——而产生了成见。在萨洛尼卡的13万居民中，大约半数是犹太人或东马（Dunmeh，于17世纪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与此同时，萨洛尼卡城中也有共济会组织。一位名叫埃曼努埃尔·卡拉索［Emmanuel Carasso，也被人叫作卡拉苏（Karasu）］[15]的犹太人律师曾创办了一处意大利共济会会所，躲避苏丹的秘密警察的塔拉特和他的秘密社团曾经在此处开会。菲茨莫里斯据此认为，C.U.P.就是一个受到西欧影响的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组织，劳瑟则把他的这一看法老老实实地写进了呈递伦敦外交部的报告中。劳瑟把C.U.P.解读为“犹太统一与进步委员会”。[16]

菲茨莫里斯后来又对C.U.P.进行了一次调查，其调查结果体现在了劳瑟于1910年5月29日提交给外交部部门长官查尔斯·哈丁爵士[17]的秘密报告中。劳瑟在报告中指出，意大利共济会组织（包括卡拉索的会所）和青年土耳其运动都使用了源自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口号。他声称，青年土耳其人“在效法法国大革命及其使用过的那些目无上帝、追求平等的做法。法国大革命曾导致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如果任由土耳其革命沿着同样的路径发展下去，它或许也会发现自己与英国的理念和利益充满冲突”。[18]

在他长达5000多字的详细报告中，劳瑟声称犹太人掌控了一个共济会组织网络（“东方的犹太人十分善于操控神秘力量……”），并已经通过它控制了奥斯曼帝国。在劳瑟看来，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的元凶之一，就是美国驻奥斯曼大使奥斯卡·斯特劳斯[19]，斯特劳斯的两位兄长拥有纽约的梅西百货商店和亚伯拉罕—斯特劳斯百货商店。

对英国来说，劳瑟写道，主要的风险在于“犹太人憎恨俄国和俄国政府，而鉴于英国现在与俄国友好，犹太人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反英情绪……在下以为，德国人很了解这一情况”。[20]劳瑟又总结道：“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德国同行[21]很清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人和西欧共济会组织的影响，他也必然一直在向德国政府通报青年土耳其人的这一政治特点。”[22]

不过，在1908年的奥斯曼帝国议会选举中，288名当选议员里只有4名犹太人。1909年，C.U.P.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卡拉索也没有入选。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卡拉索都从未出任过领导职务，他从未像外国人以为的那样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卡拉索和其他3位犹太人议员都竭尽全力地想要证明，自己首先是土耳其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实际上，他们甚至支持C.U.P.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设立定居点的做法。[23]对此，劳瑟的解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想把犹太人的家园建在巴勒斯坦，他们的新目标是把犹太人家园建在今天的伊拉克。

菲茨莫里斯和劳瑟的报告在英国政府内获得了广泛认可，导致英国政府至少产生了三个对未来影响深远的重大误解。

第一项误解是关于C.U.P.的内部运转机制的。菲茨莫里斯和劳瑟让英国政府以为，青年土耳其党由两个人控制。菲茨莫里斯和劳瑟认为，塔拉特和贾维特[24]是“委员会神秘力量的官方代表。他们是内阁里仅有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也是土耳其共济会的头领”。[25]实际上，C.U.P.内部分成多个派别，如果英国政府知晓这一点，他们原本是可以选择与其中的某些派别联手的。[26]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菲茨莫里斯和劳瑟指控为“隐秘犹太人”[27]的贾维特恰恰领导着委员会里的亲英派别。可是，菲茨莫里斯和劳瑟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项误解是所谓一小群犹太人执掌了奥斯曼帝国政权的说法。实际上，犹太人当时并未掌控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权力。若干年后，菲茨莫里斯从他的误解出发，得出了一个推论：只要收买这个强大的犹太人群体，就可以赢得（英国参与其中的）世界大战。在他看来，只要许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此时的他转而坚信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是在锡安建立犹太人家园，而不是伊拉克了），就可以收买这个群体。在英国外交部下决心表态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这一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外交部最终在1917年这样表态了。

菲茨莫里斯传递的错误信息还催生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是外国人，不是土耳其人，他们为外国利益服务。这与事实恰好相反，因而让英国对青年土耳其人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预判。实际上，就像菲茨莫里斯和劳瑟也能看到的那样，C.U.P.最主要的弱点就是其土耳其民族沙文主义。他们歧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他们最大的力量源泉也在于他们反对外国利益，他们反欧洲的倾向为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英国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劳瑟和菲茨莫里斯提供的有关奥斯曼政局的信息是有问题的。在战时成为英国情报主管的约翰·巴肯[28]把C.U.P.的领导层形容为“一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把奥斯曼帝国政府描述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工具，还把恩维尔帕夏称作“一个波兰冒险家”。事实上，他把恩维尔和一位名字相似的土耳其军官搞混了，那个人的父亲才是波兰人，但也并非犹太人。[29]

V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1908年之后的岁月可谓是一场灾难。在这期间，帝国与意大利打了一场战争，又与巴尔干国家的联盟打了一场战争。在1913年，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节节失利的奥斯曼帝国又经历了C.U.P.的突然夺权。年轻的恩维尔，也就是那位在1908年的萨洛尼卡加速了事件进程的军官，鲁莽地发动了一次针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突袭，他的手下在行动中杀死了陆军大臣。恩维尔和他的友人接管了政府。恩维尔取得了前线指挥权，并且大获成功。1914年1月4日，他亲自出任陆军大臣一职。恩维尔后来又迎娶了苏丹的侄女，搬进了苏丹的宫殿，成了土耳其政坛的关注焦点。

杰马尔帕夏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长官，借此加强了C.U.P.对政府的控制。哈利勒贝伊（Halil Bey）出任众议院议长，经济学教师贾维特则被任命为财政大臣。C.U.P.的核心领袖塔拉特成了内政大臣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温文尔雅的贵族赛义德·哈利姆[30]出任大维齐尔和外交大臣，让这届政府拥有了名望极高的人物。

英国政府派出对青年土耳其人抱有同情心的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出任新一任大使。不过，他也并不了解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一切。与那位时时提防犹太人和德国人幕后干预的前任不同，在马利特交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动机的分析洋溢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像前一任大使一样，马利特也并不清楚C.U.P.的领导层对土耳其的利益是如何理解的。

伦敦的内阁仍然把劳瑟和菲茨莫里斯的错误结论奉为圭臬，误以为C.U.P.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劳瑟和菲茨莫里斯声称，塔拉特和贾维特掌控着C.U.P.。后来的报告和大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实际控制这一组织的是独断专行的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但是，根据德国档案的记载，真正掌权的是一个由大约四十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一个拥有十二名成员的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务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有点类似政治局，委员之间不乏个人矛盾。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由在内阁和众议院中身居要职的党员执行。

C.U.P.内部经常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派系斗争和阴谋诡计并不罕见。不过，对于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威胁和所需要采取的政策，C.U.P.内部有着共识。

[1] 原文为sheikhdom，直译为“由谢赫统治的国家”。谢赫，通常为部落长老或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译者注

[2] 3000万人口: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1800–1914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5000万人口:George Lenczowski,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4th edn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28。

[3] 此处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奥斯曼帝国从基督教家庭强征男孩编入近卫军，让他们从小过集体生活，并皈依伊斯兰教。近卫军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中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帝国军事力量的中坚。——译者注

[4] 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1868—1926），英国作家、探险家、官员和考古学家。——译者注

[5] The Arab War: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General Headquarters from Gertrude Bell,Being Despatches Reprinted from the Secret “Arab Bulletin” (Great Britain:The Golden Cockerel Press,n.d.),p.9.

[6] Issawi,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p.353.

[7]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n,s.v.“Constantinople.”

[8] 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2nd edn (London,Oxford,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28.

[9] 斯坦布尔（Stamboul），斯坦布尔是伊斯坦布尔的另一种称呼。在英文语境中，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人们用“君士坦丁堡”来指代整个伊斯坦布尔大都市区，而用“斯坦布尔”来指代位于拜占庭时代城墙内的老城区。——译者注

[10]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19.

[11] 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里特洛伊的公主。她拥有预言的能力，但又被太阳神阿波罗诅咒，使她的预言不被人相信。——译者注

[12]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83.

[13] 当时的马其顿仍然在奥斯曼帝国版图内，但希腊和保加利亚对这一地区都有领土主张。——译者注

[14] 杰马尔贝伊（Djemal Bey）后来常被称作杰马尔帕夏。——译者注

[15] 他出身于当地显赫的卡拉索家族，该家族属于塞法迪犹太人。——译者注

[16] Elie Kedourie,Arabic Political Memoirs and Other Studies (London:Frank Cass,1974),p.244.

[17] 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1858—1944），第一代彭斯赫斯特的哈丁男爵。此时的哈丁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译者注

[18] Ibid.,p.260.

[19] 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1850—1926），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经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商务与劳工部部长。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人部长。——译者注

[20] Ibid.,p.257.

[21] 此处指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译者注

[22] Ibid.,p.261.

[23] 不过，卡拉索确实不止一次试图调和犹太复国主义与C.U.P.的民族主义目标之间的矛盾。——原注

[24] 穆罕默德·贾维特贝伊（Mehmed Djavid Bey，1875—1926），Djavid一般写作Cavit，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译者注

[25] Ibid.,p.255.

[26] 关于青年土耳其人运动起因及其国内活动的记载，可参阅：Feroz Ahmad,The Young Turks: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and Ernest Edmondson Ramsaur,Jr,The Young Turks:Prelude to the Revolution of 190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7] 隐秘犹太人（Crypto-Jew），指表面拥有其他信仰，但私下里信奉犹太教的人。——译者注

[28]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第一代特威兹穆尔男爵，苏格兰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曾出任过加拿大总督，代表作为《三十九级台阶》。——译者注

[29] John Buchan,Greenmantle (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16),ch.1;Lewis,Modern Turkey,pp.207–8,n.4.

[30] 赛义德·哈利姆（Said Halim，1865—1921），出身于埃及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是开创了现代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译者注

4 青年土耳其人急于寻找盟友

I

持续不断的领土沦丧影响了青年土耳其人对时事的看法。名义上仍然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08年正式被奥匈帝国吞并，正是此举导致了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继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意大利可谓是后来者，但它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觊觎。凭借十分苍白的借口，意大利对土耳其发动了攻击，并于1911—1912年夺取了今天利比亚的沿岸地区，以及罗得岛和土耳其海岸外的其他一些岛屿。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人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不禁让人怀疑，奥斯曼帝国究竟还能否确保非土耳其族裔臣民对帝国的忠诚。

此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1912—1913），巴尔干同盟（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击败了土耳其，夺走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残存的领土中的大部分。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1913），奥斯曼帝国夺回了色雷斯（与帝国亚洲部分隔海相望的地区）的部分土地，但这似乎也只是短暂延缓了帝国持续不断的领土沦丧。在伊斯坦布尔，那些夺取了政权，作为苏丹的大臣统治帝国的青年土耳其人冒险家，担心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他们害怕悄悄逼近的欧洲掠食者准备发动最后一击。

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刚刚瓜分了非洲大陆。一些欧洲国家非常渴望征服新的土地，但已经没有太多的猎物供它们选择了。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瓜分殆尽：大英帝国夺取了四分之一，俄罗斯帝国瓜分了六分之一。西半球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因此被保护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中东成了唯一有机可乘的地区。据说，法国人对叙利亚颇有野心，意大利和俄国想要更北方的土地，希腊、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则试图争夺西部地区。C.U.P.的领袖们能够感受到，在篝火后面的黑暗之中，野兽正在逼近，并即将发动攻击。

II

C.U.P.的领袖们深信，他们试图使奥斯曼帝国摆脱欧洲控制的努力（英国的政治家们对这一计划一无所知，或是不甚理解）会促使欧洲国家加快对奥斯曼帝国的攻击。C.U.P.对欧洲抱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十分蔑视这些非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又推崇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和成就。C.U.P.想要摆脱欧洲国家的束缚，以便为自己赢得条件，更好地效仿欧洲。尽管青年土耳其人似乎并没有一套合理的执行方案，但他们还是想终结欧洲人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

实现交通和通信现代化是C.U.P.国内计划的重要一环。欧洲人愿意为奥斯曼帝国提供它急需的运输网络和体系，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成为这一网络体系的所有者，而且最好是具有排他性权益的所有者。像奥斯曼帝国以往的领导者一样，C.U.P.的领袖们希望引进欧洲的技术，但非常不希望欧洲人拥有或掌握奥斯曼帝国的命脉。在19世纪，虽然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拥有自己的邮政服务系统，但土耳其人还是创办了他们自己的邮政系统，与欧洲人的邮政系统并存。[1]奥斯曼帝国还拒绝了一家英国公司的提议，自己建设了电报网络。[2]在1914年，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Smyrna，今称伊兹密尔）已经有了一些电话。早在1911年，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允许一家外国机构在伊斯坦布尔建设电话系统，但工程进展缓慢。[3]

随着蒸汽船的出现，奥斯曼帝国的航运交通基本上落入了外国人手中。[4]和水路一样奥斯曼帝国有限的铁路线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5][6]公路很少，汽车的数量更少：截至1914年，伊斯坦布尔有110辆汽车，其他地方加在一起只有77辆汽车。传统的运输方式是由骆驼、马匹、骡子和畜力车组成的车队，这样的交通工具完全无法与被外国人掌控的铁路相匹敌。通常来说，一个混杂着各种牲畜的车队每小时只能行进3～5千米，一天只能走24～32千米。[7]铁路的速度至少要快上十倍，而使用铁路运载货物的成本或许只有畜力车队成本的十分之一。[8]

C.U.P.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想从畜力车队升级为铁路运输，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帝国落入那些掌握铁路的欧洲人之手。欧洲人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这让C.U.P.十分反感，但又无计可施。土耳其只能对外提供自然资源，同时必须进口所需的制成品，因而处在不利的地位。想要恢复经济上的平等，土耳其就必须实现工业化，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却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方案。奥斯曼帝国只能提供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在修建铁路或其他设施的时候，欧洲人会把保养维护工作交给自己人。本地人急需技术培训，但奥斯曼帝国却不能提供这种培训。

在政治实体的核心环节——财政——方面，欧洲人也掌控着局势。1875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债违约，金额超过10亿美元，苏丹被迫在1881年下诏，将奥斯曼帝国的公债管理权交给了欧洲人。为此，一个委员会组建起来，负责掌管奥斯曼帝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一些基本商品，比如酒精、邮票、盐和鱼，其海关关税都完全由这个委员会管理。[9]奥斯曼帝国政府甚至失去了对国库和海关的绝对管理权。C.U.P.想在这些领域收回主权，但又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再融资偿债的计划。

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最痛恨的是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予了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经济特权，还出于种种原因让欧洲人只受本国领事的管辖，而不受奥斯曼帝国法律的约束。如果得不到所属国领事的许可，土耳其警察就不能进入欧美国家人士的居所。C.U.P.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这些特权。

另一个让C.U.P.心生怨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时不时地借口保护基督徒少数群体和他们的权利，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欧洲国家的这种倾向与C.U.P.私下里的执政目标相抵触，因为青年土耳其人不仅想在外国人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还要让帝国内居住的其他群体服从自己的命令。这一目标与他们在1908年的公开主张截然相反。当时，C.U.P.公开宣称要保障帝国版图内信仰不同宗教、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拥有平等的权利。在获得政权之后，C.U.P.就暴露出了民族主义的黑暗面，转而主张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帝国版图内，讲土耳其语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口大致相等，都在1000万左右，各占总人口的大约40%。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的众议院中，土耳其人议员有150名，阿拉伯人议员却只有大约60名（这两个数字并不精确，因为有些人说不清楚究竟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剩下的20%人口，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10]和犹太人，他们的境遇比阿拉伯人还要糟糕。根据1910—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记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拥有22个不同的“种族”，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奥斯曼民族”。即便真的曾有机会创造出奥斯曼民族的话，C.U.P.的领导者们也把这个机会丢掉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帝国内部60%的人口放在眼里。

塔拉特、恩维尔及其同僚们可谓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与东方草原上的情况截然不同），即便是那些讲土耳其语的人往往也不是土耳其血统出身。英国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在亚洲四处游历。他在一本著作的开篇发问道：“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当他们谈论所谓土耳其和土耳其人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土耳其这么一个地方和土耳其人这么一个民族……？”[11][12]突厥民族的古老家园在遥远的中亚。在亚洲，超过半数的突厥语族民族生活在俄国突厥总督区或其他位于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外的地方。因此，沙皇其实比苏丹更有权主张自己是突厥语族民族的代言人。恩维尔帕夏后来曾投身于团结所有突厥语族民族的理想。因此，想必在1914年的时候，这个在思想界很流行的理念对他而言也并不陌生。不过，此时的他并没有把这个理念放进他的行动计划之中。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对戏剧化的行动和以“泛”开头的宏大计划非常痴迷，因此心中很有可能也藏着泛伊斯兰主义的野心。不过，从他对待同为穆斯林兄弟的阿拉伯人的做法可以看出，泛伊斯兰主义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并没有体现在他的政策中。

在C.U.P.的领导者们看来，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奥斯曼帝国继续苟延残喘，自然也就不会允许C.U.P.推行其计划，除非他们能引诱列强中的某一个，让它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因此，寻找一个欧洲盟友就成了C.U.P.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杰马尔本人亲法，但当他听说恩维尔提出要与德国结盟时，还是赞许地评论道：“只要能帮助土耳其摆脱现今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愿意立刻答应任何联盟提议。”[13]

III

C.U.P.内部的各派一致同意，土耳其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强大的欧洲盟友。青年土耳其人认为，如果能与欧洲国家联盟中的某一方，或者哪怕是顶尖强国中的某一个（英国、法国或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就可以抵御对其领土的进一步侵蚀。除了俄国之外，其他有可能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意大利、奥匈帝国、希腊、保加利亚）实力都要逊于这几个一流强国。

持亲英态度的财政大臣贾维特已经于1911年向英国表达过结盟的意愿。当时，意大利刚刚发动对土耳其的进攻。在英国内阁的资深阁员之中，只有丘吉尔愿意响应土耳其人的邀约。丘吉尔给外交大臣写信，向他阐述为什么土耳其人的友谊比意大利人的更重要。他写道，土耳其是“德国人可以用来在陆地上对付我们的最大的武器”。[14]1911年底，当贾维特书面提议土耳其与英国结成永久性同盟时，丘吉尔想要报以积极的回应，但英国外交部却不同意他这么做。[15]

在1914年5月至7月间，越发焦急的C.U.P.又秘密接触了另外三个欧洲强国，寻求结盟。[16]亲法的海军大臣杰马尔向法国示好，但遭到了拒绝。绝望中的塔拉特转向了俄国，他这种与虎谋皮的举动也遭到了拒绝。最后，C.U.P.的领导者们在大维齐尔的别墅开会，授权曾经在柏林任职的恩维尔去寻求与德国结盟。1914年7月22日，恩维尔向德国递交了提议。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拒绝了他的提议。奥斯曼帝国彻底陷入了外交孤立，没有任何一个强国愿意保护它。

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大臣开诚布公地向德国大使解释了为什么青年土耳其人要寻找盟友。恩维尔对冯·旺根海姆解释说，只有在奥斯曼帝国“不惧怕外国攻击”的情况下，C.U.P.的国内改革方案才有可能推行下去。[17]他说，他相信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得到大国集团之一的支持”时，才能不畏惧外部的威胁。[18]显然，他无法让德国大使相信奥斯曼帝国有什么等价的东西可以回馈给德国。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并没觉察到土耳其频繁的外交活动，也没有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大国盟友。就在德国大使拒绝奥斯曼帝国提议的几天后，英国的内阁大臣们第一次察觉到，一场可能把英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危机正在欧洲出现。从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到8月4日英国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和协约国盟友（法国和俄国）一起对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在此期间，英国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奥斯曼帝国的事情。不过人们通常会认为，德国或许会试图拉拢奥斯曼帝国加入自己一方。

当时的英国领导者从未想过，真实情况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是土耳其人在寻求与德国人结盟，而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哪怕是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当人们发现是塔拉特和恩维尔主动寻求与欧洲国家结盟的时候，也没有人清楚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结盟的具体细节。当时的人们和一些历史学家指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是他把土耳其人赶进了德国人的怀抱。但不断解密的外交档案讲述了一个复杂且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1914年，发生在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们都未能预见到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爆发的前夜。

[1]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1800–1914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51.

[2] Ibid.

[3] Ibid.

[4] Ibid.,pp.146–7 and 152–77.

[5] 1914年，在奥斯曼帝国19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只有5991千米的单轨铁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奥斯曼帝国发展水平之低下。——原注

[6] Ibid.,p.147.

[7] Ibid.,p.177.

[8] Ibid.,p.178.

[9] Harry N.Howard,The Partition of Turkey:A Diplomatic History,1913–1923 (New York:Howard Fertig,1966),pp.47 et seq.

[10] 库尔德人是散居在伊拉克、伊朗、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交界处的高原和山地的部落居民。他们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讲一种伊朗语支的语言，据推断其祖先是印欧人种。今天，库尔德人的总人口大约有700万（21世纪初，库尔德人总人口约为3000万——编者注）。他们依旧在为了争取自治而战，这是伊拉克和土耳其政府面对的主要难题之一。——原注

[11] 在英语中，突厥人与土耳其人是同一个词（Turk）；而在汉语语境中，突厥人指古代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族群，土耳其人通常指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发源关联更紧密的部分突厥人后裔。——译者注

[12] Sir Mark Sykes,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A Short History of the Turkish Empire(London:Macmillan,1915),p.2.

[13] Ahmed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1913–1919 (New York:George H.Doran,1922),p.108.

[1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189.

[15] Ibid.,p.190.

[16]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20.

[17] Ibid.,p.19.

[18] Ibid.

5 战争前夕的温斯顿·丘吉尔

I

1914年，年近40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即将开始他在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的自由党政府里担任海军大臣的第四个年头。雷厉风行的丘吉尔把这个重要的部门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当时的他还不像后来那样为世人所熟知。他精力旺盛、天资过人，也非常善于宣扬自己的功劳。因此，他年纪轻轻就已然出人头地。不过，他能够留在政府中任职，主要靠的是首相的宽容和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的大力支持。他比内阁里的其他成员至少年轻十几岁。普遍的看法是，他还不够沉稳、成熟，不适合担任高官。

他讲起话来，还有点像个学生似的口齿不清。在他的脸上，青春期的最后痕迹刚刚开始褪去。一直到最近，他才开始变得好斗，阴沉的神色开始爬上脸庞，并且开始叼起雪茄吞云吐雾。他浅棕色的头发刚开始变得有一点稀疏。这几年，他的体重增加了一些，不过还谈不上发福。他面色红润、身高中等，身材有变圆的迹象，这使得他的外表不是特别讨人喜欢。只有在事后看来，我们才会觉得有朝一日他将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

他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冲劲十足的性格。他聪明、充满热情而又情绪多变。他的父亲在45岁时就去世了，在政治上也不甚成功。这一阴影笼罩着他，让他十分担心自己也会英年早逝，因此他在自以为所剩无几的余生里拼命向上攀爬，为此不惜厚颜无耻地把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挤到一旁。有些人怀疑，他像他父亲一样情绪不太稳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只是太年轻。他的身上既有伟大之处，也有幼稚之处，只是他的同僚们更容易看到他身上的幼稚之处。他情绪多变，喜欢把事情归结为私人恩怨，经常在应当倾听或观察的时候滔滔不绝地搬出长篇大论。他慷慨而热心，却对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不甚敏感，经常无法觉察到自己的言谈举止对别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说话声音很大，无论做什么都投入极大的热情。那些追求超然和低调的同僚觉得他十分恼人。

他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捍卫自己观点的时候总是激情满满，他改变观点的时候就会显得既剧烈又极端。他曾是一名保守党人，现在又成了自由党人；他曾经是内阁大臣里最亲德的，现在又变成了最反德的；他曾经是内阁里亲土耳其派的代表人物，后来又变成了最反土耳其的人物。在他的敌人看来，他愚蠢到了危险的地步；在他的朋友看来，他实在太容易被他人左右。

与其他人不同，他对稳妥谨慎的做事风格深感不屑。他曾经在印度从军，在古巴和苏丹见证战争，还曾经从南非的战俘营里逃亡，成了大英雄。甘冒风险的性格让他声名显赫、平步青云。他有着幸福的婚姻和顺利的仕途，但他骨子里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是在寻找待他征服的世界。

三年之前的1911年的夏天，他意外地迎来了一次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在一次短暂的国际危机期间，阿斯奎斯政府发现海军部根本没做好执行战时任务和支援陆军行动的准备，深感震惊。内阁大臣们惊讶地得知，皇家海军并没有能力把英国远征军送过英吉利海峡。他们还发现，海军部甚至不愿意设立一个海军参谋部。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意识到，是时候任命一位新的海军大臣来推动基本的改革了。

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他的政治导师劳合·乔治也提名他出任这一职务。很自然地，他的年龄成了阻碍他任职的一大因素。此时36岁的丘吉尔已经是史上最年轻的内政大臣了。他的很多政敌指责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实现自己的野心，认为他实在太过年轻，不适合担此重任。在他们看来，他身上满是不够成熟导致的缺点：固执己见、经验不足、判断力欠缺，以及过于冲动。另一位同样争夺海军大臣职位，且在角逐中占据优势的竞争者表示，他十分欣赏丘吉尔身上的干劲和勇气。但是，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指责这位年轻的内政大臣总是先行动再思考。[1]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首相最终决定在丘吉尔身上碰碰运气。丘吉尔在1911年夏天到1914年夏天的任职经历表明，首相这次赌对了。丘吉尔沿着已经退休但仍然充满争议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Lord Fisher）的思路，把英国海军从一支仍在使用燃煤军舰的19世纪海军改造成了一支使用燃油军舰的20世纪海军。

II

丘吉尔于1900年第一次当选议员，随后加入了保守党，成了一名“统一党人”（当时通常使用这个称呼），或者说是“保守党人”，再或者说是“托利党人”（这个叫法则老派一些）。然而，在1904年，因为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激烈争吵，他走到议院的另一边，加入了自由党。

丘吉尔成了政治上的变节者，因而两党对他都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从政治本性上来说，他既不是全然的保守派，又不是彻底的自由派。在社会和经济议题上，他倾向于自由主义；而到了外交和国防政策上，他又持托利党人的观点。丘吉尔在本质上十分好战，对自由党上下那一套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和平主义毫无好感。他从自己的先祖、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2]身上继承了战争天赋。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上的是军事学院，而非一般的大学。他还曾作为陆军军官服役，对军事十分痴迷。1912年，当“女巫号”上的维奥莱特·阿斯奎斯面对着美丽的地中海海岸慨叹“多么完美”的时候，丘吉尔接口答道：“没错，完美的距离，完美的能见度，如果这船上有几门六英寸口径火炮的话，这是绝佳的射击条件……”[3]

1914年，当战争的阴云笼罩了夏日的天空，推崇和平主义的自由党人似乎变得不合时宜，而海军部的丘吉尔仿佛成了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的那个正确的人。

[1] Ted Morgan,Churchill:Young Man in a Hurry,1874–1915 (New York:Simon &Schuster,1982),p.314.

[2] 此处指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172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译者注

[3] Violet Bonham Carter,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Eyre &Spottiswoode and Collins,1965),p.262.

6 丘吉尔扣押土耳其军舰

I

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短暂成为英国的国家英雄。在内阁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他自作主张地在战争爆发前最后的和平时光里动员了舰队，并把它们派往北方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以使它们免遭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尽管他的这一做法很可能并不合法，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从而让他获得了国内各方的一致赞誉。

首相夫人玛戈·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曾在日记里发问，究竟是什么让温斯顿·丘吉尔变得如此出色。“显然不是他的头脑，”她写道，“也不是他的判断力，实际上他总是犯错……”她总结道：“真正的原因当然是他的勇气和个性——勤奋与进取心的奇妙结合。他总是能够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大获成功，从不推卸责任、逃避或是明哲保身——虽然他总是在为自己考虑。他总是甘冒巨大的风险。”[1][2]

无视内阁的决定擅自动员舰队，这是一次大获成功的冒险。在英国卷入战争之后的那段时间，就连与他关系最差的政敌也写信给丘吉尔，表达对他的崇敬之心。在他余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他最爱吹嘘的段子就是：战争爆发的时候，舰队已经准备好了。

而在当时，为他赢得几乎同样多赞誉的，还有他扣押土耳其战舰并将其编入英国皇家海军的举动。1914年8月12日的《尚流》（Tatler）杂志在插图页上刊载了丘吉尔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脸坚毅的丘吉尔（一旁有他夫人的套印小图），上面的说明是：“威武的丘吉尔！迅速的战争动员和购买两艘外国无畏舰充分印证了你的辛勤与睿智。”[3]

杂志里所说的军舰，指的是“雷沙迪耶号”和更大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这两艘军舰都是在英国的造船厂里制造的，十分强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上的重炮数量比以往建造的任何一艘战舰都多。[4]起初是巴西订购了这两艘军舰，不过后来它们的买主换成了奥斯曼帝国。“雷沙迪耶号”早在1913年就已经下水，但由于土耳其人缺乏必要的现代化码头设备，这艘军舰迟迟未能交付。在丘吉尔的支持下，率领英国海军使团的海军少将阿瑟·H.利波斯爵士（Sir Arthur H.Limpus）[5]说服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两家英国公司——维克斯（Vickers）和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Armstrong Whitworth）——赢得了修建码头设施的订单。在码头设施修建完成后，两艘军舰的交付也提上了日程。“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定于1914年8月完工下水，随后驶离英国；“雷沙迪耶号”也将随后起程。

丘吉尔明白，这两艘军舰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意义非凡。它们可以让奥斯曼帝国拥有一支现代海军，能让它在爱琴海对抗希腊，在黑海对抗俄国。奥斯曼帝国靠着举国上下怀着爱国热情的公众捐资，才凑够购买这两艘军舰的钱。有的故事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据说有些妇女卖掉了自己的首饰，一些学童则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钱。[6]1914年7月27日，利波斯少将随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舰船一起从伊斯坦布尔出海，等着迎接“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并护送它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驶入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准备了奢华的庆典，他们将把这个“海军周”献给海军大臣艾哈迈德·杰马尔和英国与土耳其的伟大友谊。

在阿斯奎斯的内阁中，丘吉尔被认为是最亲土耳其的成员。利波斯少将出使土耳其的想法在几年前甫一提出，丘吉尔就一直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并且随时关注其进度。英国派驻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这个顾问团，其规模几乎可以跟由普鲁士骑兵将领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率领的、被派驻土耳其陆军的顾问团相媲美。在某种程度上，两支顾问团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英国人的影响力主要在海军部，而德国人的影响力主要在陆军部。在伦敦，人们几乎对中东政治一无所知，但丘吉尔却难能可贵地亲自接触过奥斯曼帝国政府五巨头中的三个：塔拉特、恩维尔和财政大臣贾维特。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了解到，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装备供应商和顾问，英国是可以在伊斯坦布尔施加一定政治影响力的。

然而，欧洲的战争阴云却让这两艘新建的土耳其军舰在伦敦和柏林的眼里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雷沙迪耶号”和“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都是最新的无畏舰，其实力足以睥睨其他水面舰船，在某种意义上也让它们变得过时。在1914年夏天，皇家海军接收的完工的无畏舰只比德国多七艘。当时，人们都预计欧洲的大战将会速战速决，因此看起来似乎没有时间在决战爆发前建造更多的军舰了。如果可以把这两艘为土耳其建造的无畏舰编入皇家海军，就可以显著提升皇家海军的实力。相反，倘若这两艘战舰落入德意志帝国或其盟友手中，海军实力的天平就会向对英国不利的方向倾斜。如果有人说“雷沙迪耶号”和“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归属可能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大概也不能算是奇谈怪论。

在1914年7月27日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面对战争危机的英国海军大臣决定采取一些预防性行动。他提出，皇家海军可以考虑征用这两艘土耳其战列舰。在丘吉尔提出这一动议之后，先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使他被指责为造成中东战事不幸爆发的责任人。他后来则为自己辩解，装出一副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样子。从那之后，这段历史的真相就一直模糊不清，因为无论是丘吉尔还是那些恶意抨击他的人，他们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

根据丘吉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载，英国在1912年制订了应急方案，提出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扣押英国船厂里在建的所有外国战舰。当战争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的船厂正在为土耳其、智利、希腊、巴西和荷兰建造战舰。丘吉尔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遵循1912年制订的方案。按他的说法，他发布的命令适用于所有在建的外国战舰，并非专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军舰。他提到，扣押战舰的“详细方案”都是多年前制订的，后来又在1912年更新了一次。[7]

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夺取土耳其战舰的想法完全出自丘吉尔，而且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在1914年夏天形成的。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个星期，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了扣押外国军舰的问题。那是在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丘吉尔在发给第一海务大臣[8]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9]和第三海务大臣阿奇博尔德·穆尔爵士（Sir Archibald Moore）的公函中写道：“鉴于有可能需要征用英国造船厂中即将完工的两艘土耳其战舰，请制订解决相关行政问题和财务交易问题的具体方案。”[10]

穆尔海军上将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并没有任何行政或法律上的程序能让征用土耳其战舰这件事合法化。他咨询了外交部的一位法务官员，得知这种行为并无先例。这位外交部的法务官员说，倘若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尚可使用国家利益高于合法权益的借口；然而，鉴于英国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11]丘吉尔征用外国舰船的行为就不合法。该法务官员给海军部的建议是，倘若他们真的需要这些舰船，就应当尝试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将它们卖掉。[12]

土耳其人也在怀疑丘吉尔不怀好意。7月29日，英国外交部接到警告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正在装载燃油，并且已经接到命令，要在尚未彻底完工的情况下即刻起程开赴伊斯坦布尔。[13]丘吉尔立刻下令，要求两艘军舰的建造方扣押船只。他还派遣英国安全部队守卫这两艘船，阻止土耳其船员登船或在船上升起奥斯曼帝国旗帜（根据通行的国际法，一旦升起旗帜，这两艘军舰就会变成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第二天，英国总检察长告诉丘吉尔，他的做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考虑到英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可以暂时扣押这两艘船。[14]就在同一天，外交部的一位高阶事务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不过他的说法更露骨，也更实用主义：“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让海军部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行动……然后再尽我们所能地向土耳其人解释我们做法的合理性。”[15]

7月31日，内阁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同意他为皇家海军征用这两艘土耳其战舰，以备对德作战之用。随后，英国水手登上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奥斯曼帝国大使来到外交部，要求英国解释这一行为。他得到的答复是，这艘战列舰只是暂时被扣押。[16]

接近8月1日的午夜时分，丘吉尔书面指示穆尔海军上将动员英国舰队，同时让他通知维克斯和阿姆斯特朗这两家公司，告诉它们两艘奥斯曼帝国战舰将被扣押，英国海军部将发起谈判，探讨购买这两艘军舰的问题。[17]

丘吉尔还第一次提到了在英国造船厂里建造的其他国家（除了土耳其之外）战舰的问题。穆尔海军上将在几天前就向海军大臣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丘吉尔当时并未给予答复。现在，尽管其他国家的战舰没有土耳其战舰这样的重要性，丘吉尔还是下令将它们也一并扣押，在建造完成后再行收购。

8月3日，海军部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协商完毕，立即着手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编入皇家海军。[18]当晚，外交部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发电报，指示他们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英国希望奥斯曼帝国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购买合同转让给英王陛下的政府。[19]次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又发了一封电报到伊斯坦布尔。电报中说，他深信土耳其政府会理解英国的处境，“对于土耳其蒙受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英国将给予充分考虑”。[20]

一个关键却被忽略的事实是，早在8月3日接到官方通知电报之前，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已经得知丘吉尔扣押军舰一事了。土耳其人在7月31日就知道英国人在夺取战舰，且最晚在7月29日这天，土耳其人就已经高度怀疑英国人可能会采取这一行动。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日期意味着什么了。

II

7月23日，随着战争危机的降临，柏林开始重新考虑土耳其成为盟友的潜在价值。1914年7月24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推翻了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给土耳其人的拒绝答复，命令他重新考量恩维尔的结盟提议。就在前一天晚上，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正是这一最后通牒造成了欧洲的战争危机。得知这一消息后，德皇认为“此时此刻”应当“出于现实的考虑”，利用奥斯曼帝国对结盟的渴望。[21]

在伊斯坦布尔，双方立刻展开了密谈。奥斯曼帝国方面出席的谈判代表包括：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亲王、内政大臣塔拉特贝伊和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恩维尔告诉德国大使，C.U.P.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赞同与德国结盟；但实际上，除了三位谈判代表之外，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并不知晓这次谈判，甚至连他们颇有权势的同僚——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都不知情。[22]

7月28日，奥斯曼帝国方面的领导者们将他们的结盟草案递交给了柏林方面。尽管德皇已经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却依旧对与土耳其产生瓜葛不感兴趣。就在7月31日，也就是德国总参谋部通知他签署命令投入战争的那一天，贝特曼·霍尔韦格给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发电报，告诉他，除非他确信“土耳其能够针对俄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就不要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盟约。[23]

8月1日是整个谈判中最重要的一天。双方讨价还价的具体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德国方面，冯·旺根海姆完全遵照了其政府首脑的指示：远在柏林的帝国宰相说得很清楚，除非土耳其人能对战争中的德国做出什么出乎意料的重大贡献，否则就要拒绝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实际上，土耳其人也完全不愿意参战。正如事态的发展将证明的那样，大维齐尔和他的同僚们并不希望土耳其卷入战争。因此，从表面上看，土耳其人没什么能提供给德国的东西。然而，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三位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却从德国人手里拿到了一份结盟协议，双方在次日下午正式签署了这项协议。

不仅整个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协议的第八款还规定，整个协议也应当继续保密。协议的第四款给了C.U.P.的领袖们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一旦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遭遇威胁，德国有保卫其不受侵犯之义务，必要时应不惜诉诸武力。”[24]整个协议到1918年12月31日到期，在此之前，德国的此项义务一直有效。

反过来，根据协议，对于当时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奥斯曼帝国应当严守中立，仅在德国按照德奥之间的协议被迫卷入战争时，奥斯曼帝国才有参战的义务。[25]仅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承诺将进行武装干预，并准许德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使团对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行动施加“有效影响”。

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奥斯曼帝国下令开始总动员，但同时宣布在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之间的协议依然保密，恩维尔和他的同谋们宣称其总动员令并不针对协约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还故意与协约国的代表对话，强调他们之间依然有可能维持友好关系。恩维尔甚至向他们暗示，土耳其或许会加入协约国一方。

在此之前一直对奥斯曼帝国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柏林方面，此时焦急地想要获得土耳其的援助。8月5日，德国总参谋长开始向土耳其人施压，要求他们在对英和对俄战事方面支援德国；而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总参谋长还说，如果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它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一项“资产”。[26]尽管有来自德国的压力，但土耳其人不想被迫匆忙投入战争。实际上，由于缺乏运输设施，奥斯曼帝国也无法迅速地完成动员。

德国军事代表团已经指导了奥斯曼帝国陆军数年。因此，德国大使应当很清楚，奥斯曼帝国最早也要到秋末或冬天才可能真正投入战斗。在8月1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所以，在冯·旺根海姆看来，等到奥斯曼帝国做好战争准备，战争恐怕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跟青年土耳其党缔结了盟约。然而，他从柏林得到的指示是，只有在青年土耳其党证明自己有能力为战争中的德国提供重大支持的情况下，他才可以与土耳其缔约。那么，这个“重大支持”到底是什么呢？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土耳其人在那一天并没有拿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也就是说，冯·旺根海姆并没有遵守柏林发出的指示。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博取德皇的欢心；或许，是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前景让他改变了10天前的看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但事实上，冯·旺根海姆一直是依照柏林发来的指示办事的。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尚未有历史学家问过的令人迷惑的问题：恩维尔究竟在8月1日给了德国什么新的承诺，使德国大使改变了主意，同意由德国保护奥斯曼帝国？

III

20年前，一个有趣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一位研究德国外交档案的学者发现，1914年8月1日，恩维尔和塔拉特在与德国大使冯·旺根海姆的一次会谈中突然提出，他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移交给德国。[27]冯·旺根海姆接受了这一提议。两个星期之后，英国的情报机关得到来自德国的情报称，德国舰队的指挥官们曾十分热切地期待着接收这艘十分重要的全新战舰。而显然，当丘吉尔将这艘军舰扣留之后，他们又感到非常失望。[28]

历史学家们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段历史，有可能是因为它在表面看上去不合情理。恩维尔和塔拉特不可能想要把土耳其视若珍宝的战列舰交给别人，毕竟土耳其民众不仅在这艘军舰身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更投入了炽热的感情，整个帝国都以这艘军舰为荣。哪个领导者要是胆敢提出把这艘军舰送给他国，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证据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他们确实私下里向冯·旺根海姆提议，要把这艘军舰送给德国。

而在20多年前，一份对奥斯曼帝国档案的研究中曾捎带提到了一段对话，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史实。就在恩维尔和塔拉特向德国提出转让军舰的同一天——1914年8月1日——恩维尔向青年土耳其党的其他领袖透露说，英国已经控制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29]也就是说，在8月1日这一天，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们现在知道，土耳其人在7月29日就担心丘吉尔即将对“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动手，随后在丘吉尔确实动手之后的7月31日向英国表示了抗议。因此，恩维尔完全有可能在8月1日之前就已经获悉英国夺取了这艘战列舰。

这样一来就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除非土耳其人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为击败协约国做出重大贡献，否则冯·旺根海姆不应当同意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事实是，他在8月1日同意了缔结盟约的请求，尽管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里他都不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能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因此，为恩维尔和塔拉特赢得了德国这个盟友的所谓“重大贡献”，莫非就是他们在8月1日做出的转让“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提议？

倘若恩维尔和塔拉特在做出这一秘密承诺之前就已经知晓英国人夺走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做出这一承诺的同时不受国内的指责，因为在提议之时，这艘军舰其实就已不在土耳其人手中了。实际上，德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们似乎一直以为，恩维尔和塔拉特提出这一条件时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在几天之后接到了有关丘吉尔所作所为的正式通知时，这才意识到恩维尔和塔拉特已经无法履行承诺了。而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不受敌国侵害；而德国人得到的，却只是恩维尔和塔拉特开出的空头支票。

[1] 这些强调符号都是日记原文中所加。——原注

[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p.179–80.

[3] Ibid.,opposite p.156.

[4] Richard Hough,The Great War at Sea:1914–1918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71.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曾在1910—1914年先后向奥斯曼帝国派出三支海军使团，协助奥斯曼帝国改造其海军。利波斯所率的是第三支使团。——译者注

[6] Lord Kinross,Ataturk: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Father of Modern Turkey(New York:William Morrow,1965),p.79;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Reform,Revolution,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311.

[7] Winston S.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1911–1914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23),pp.208–9.

[8] 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职业海军军官的最高职务，有别于由内阁文官出任的海军大臣。——译者注

[9] 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1854—1921），与英国王室联姻的德国贵族，其妻为黑森和莱茵的维多利亚公主，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鉴于“一战”中英国越发浓重的反德情绪，亲王后来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意思相同，但较少德语色彩的蒙巴顿（Mountbatten），其子即主持了印巴分治的著名末代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他还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外祖父。——译者注

[10]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p.1–2.

[11] 英德两国在一星期之后才进入战争状态。——原注

[12] Ibid.,p.3.

[13] Ibid.,pp.2–3.

[14] Ibid.,p.5.

[15] Ibid.

[16] Ibid.,p.10.

[17] Ibid.,p.9.

[18] Ibid.,p.16.

[19] Ibid.

[20] Ibid.,p.19.

[21]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5.

[22] Ibid.,pp.19–20.

[23] Ibid.,p.16.

[24] J.A.S.Grenville,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1914–1973: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New York:Stein & Day,1975),p.24;Harry N.Howard,The Partition of Turkey:A Diplomatic History ,1913–1923 (New York:Howard Fertig,1966),p.49.

[25] 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一天，德国对俄国宣战。德国并不是按照德奥之间的协议被迫参战的。实际上，奥匈帝国直到德国宣战的几天之后才对俄国宣战。因此，按照书面条款的规定，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这项奇怪的协议并没有要求土耳其人投入战争。——原注

[26]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p.14,22.

[27] Trumpener,Ottoman Empire.

[2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36.

[29] Y.T.Kurat,“How Turkey Drifted into World War I,” in K.C.Bourne and D.C.Watt(eds),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Longman,1967),p.299.

7 高门阴谋

I

8月1日，德国和青年土耳其党的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期间，土耳其陆军大臣恩维尔在德国大使馆秘密会见了德国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和德国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1]他们会面探讨的主题是，如果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签订条约并加入德国一方对俄国作战，德土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在他们看来，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先掌握制海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强大的“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布雷斯劳号”——应当驶往伊斯坦布尔，以加强黑海中奥斯曼帝国舰队的实力，从而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陆军可以放心大胆地入侵俄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个人似乎都不认为“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可以加入这一任务。我们可以猜测，恩维尔其实已经知道英国人夺走了这艘战舰，而德国人相信这艘战舰正在奉恩维尔之命驶向北海的港口，以便加入德国舰队。因此，他们相信，已经在地中海中游弋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直接驶往伊斯坦布尔是更加合理的安排。

会谈结束后，利曼和冯·旺根海姆就请求德国政府将德国舰队派往土耳其。8月3日，德国海军部向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海军少将下达了这一命令。苏雄在8月4日清晨收到了无线电报。此时，他的舰队正在阿尔及利亚海岸附近，准备阻挠法国从法属北非向本土运兵。苏雄决定不马上执行命令，而是先炮轰了阿尔及利亚的两座港口，随后返航到中立的意大利西西里的港口墨西拿（Messina）补充燃料，那里有德国的补煤站。由于“戈本号”的锅炉出了些问题，这支舰队直到8月5日早上才抵达墨西拿。

就在补煤的间隙，苏雄又收到了从柏林发来的电报。发给他的命令有变。恩维尔在邀请德国战舰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并没有征求其同僚的意见，而他的同僚们完全不急于卷入战争。因此，在发现德国军舰已经出发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马上警告柏林说，他们不同意德国军舰来伊斯坦布尔。于是，柏林方面只好发电报给苏雄，告诉他造访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行程已经“不可行”。但是，苏雄认为这只是一个预警，而不是命令，决定继续向土耳其进发，迫使土耳其人就范。德国海军将领的这个个人决定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奉丘吉尔命令跟踪“戈本号”的英国舰队在8月4日的夜幕中丢失了目标。不过，到了8月5日，他们又发现了“戈本号”。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准备在“戈本号”加煤完毕，驶出墨西拿海峡时实施截击。他预计“戈本号”会再次前去袭击北非海岸，于是把舰队部署在西西里岛的西侧，待“戈本号”从墨西拿返航时发动攻击。另一支规模小得多的舰队则被部署在了东北方向很远处的亚得里亚海上，准备在“戈本号”逃回母港普拉[2]时挡住其去路。

在英国一边，伦敦方面的政治想象力有多差劲，英国海军在海上的军事表现就有多糟糕。无论是外交部、陆军部还是海军部，都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纳入其战略计算之中。而无论是伦敦的领导者还是前线的指挥官，也都没考虑过苏雄可能会率领舰队驶往伊斯坦布尔。在看到他一路向东驶去之后，他们还认为他只是在设法躲避英国舰队，并认为他早晚会掉头向西折返。

8月6日，“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布雷斯劳号”驶出墨西拿海峡。苏雄本以为会被一支实力强大的英国舰队挡住去路，结果却发现前方一片坦途，于是直奔爱琴海而去。

“都是舰队指挥官的错，”首相的女儿后来对丘吉尔说，“他竟然没有在墨西拿海峡的两端各部署一艘战列巡洋舰，反而在其中的一端部署了两艘，在另外一端什么也没部署。”[3]她对丘吉尔建议说，不如让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们都退役，提拔校官们取而代之。

苏雄在向东行驶的路上其实还遇到过一支英国舰队。但是，面对强大的“戈本号”，这支英国舰队选择了避战退缩。凭借德国舰队的出色发挥和英国追击舰队的愚蠢表现，苏雄的舰队终于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

II

8月6日凌晨1时，大维齐尔与德国大使商讨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命运。英国地中海舰队正紧紧跟随着两艘德国战舰。因此，如果土耳其人不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它们就会被困在土耳其要塞和英国舰队之间。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告诉德国大使，他的政府决定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躲避追击。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一说出口，德国大使就意识到它非常之苛刻。显然，与英国人的理解完全相反，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目标是摆脱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控制。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德国必须接受六项影响深远的提议。第一项提议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赋予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种种特权，这也是C.U.P.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其他提议则在书面上确保了土耳其在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可以分到一杯羹。在德国人看来，这些提议简直无法形容。但对冯·旺根海姆来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条件，除非他想把“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抛弃在英国海军射程极远的舰炮火力之下。土耳其人的做法无异于拿枪指着他，逼他做决定。

土耳其人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的举动，被伦敦的英国海军部解读为伊斯坦布尔和柏林之间的勾结串通。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土耳其敲诈了德国。恼火的丘吉尔飞快地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英国海军封锁达达尼尔海峡。[4]他其实并没有独立下达这一命令的权力。而且，一旦英国海军执行了这一命令，这种做法完全可以被伊斯坦布尔方面解读为战争行为。英国舰队发电报回来要求确认这一命令，海军部只好回复说“措辞有误”，“无须封锁”。于是，英国军舰就停留在了公海，等德国军舰出来。[5]

英国向奥斯曼苏丹的政府抗议说，根据国际法的惯例，作为中立国的土耳其必须让德国军舰离开海峡，或是直接将其羁押。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这两种做法。利用法律上的这种局面，奥斯曼帝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敲诈德国人。

冯·旺根海姆还没从8月6日土耳其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中缓过劲来，大维齐尔又在8月9日找上门来，给这位德国大使带来了更多的消息。赛义德·哈利姆宣称，奥斯曼帝国可能会与希腊和罗马尼亚一道签署一份条约，公开宣示中立。这样一来，还留在土耳其水域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就会破坏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因此必须想办法解决此事。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他们可以假装购买这两艘战舰：土耳其人取得这两艘战舰的所有权，并且装作已经为购买它们向德国付过款了。如此，这两艘战舰留在土耳其就没有任何阻力了，也不会妨碍土耳其的中立地位。

8月10日，德国宰相从柏林给冯·旺根海姆发电报，命令他拒绝土耳其的提议，并且督促土耳其马上参战。但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并不急于让奥斯曼帝国卷入欧洲的战事。当天，冯·旺根海姆被召到奥斯曼帝国政府，大维齐尔怒气冲冲地对他横加指责，抱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来得太早了。赛义德·哈利姆全然不顾奥斯曼帝国政府自身在事态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再次提出了由土耳其接手两艘德国战舰的建议，但遭到了冯·旺根海姆的拒绝。

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谎称已经购买了这两艘德国巡洋舰，并且为此支付了8000万马克。消息一出，帝国上下欣喜若狂。8月14日，十分沮丧的冯·旺根海姆告诉柏林，他们除了配合这个“出售军舰”的故事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德国否认这一消息，可能会激起当地民众强烈的反德情绪。柏林采纳了他的建议。8月16日，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出席庆典，正式将这两艘军舰纳入奥斯曼帝国海军。

土耳其人缺乏能够操纵和维护这两艘复杂战舰的军官和船员，于是决定暂时由德国人代劳。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黑海舰队的指挥官，他手下的水手则收到了菲斯帽[6]和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制服，并完成了入伍手续，加入了苏丹的海军。[7]在伦敦，整个事件都被视作德国人精心设计的阴谋，其目的是要让奥斯曼帝国的人看到，丘吉尔用不正当的方式夺走了他们的现代化战舰，而德国人却慷慨地把现代化的战舰交给了他们。甚至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沿用这一说法。

就在大约一星期之前，愤怒的学童涌上了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抗议丘吉尔夺走了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战舰。[8]因此，英国政府的领导者们确信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英国首相对土耳其“购买”德国军舰一事的评价是：“土耳其人对温斯顿扣押战舰的事情非常不高兴，这再自然不过了。”[9]

现在，轮到丘吉尔对土耳其人不满了。8月17日，首相注意到“丘吉尔变得极为好战，还要求派遣一支鱼雷艇分队闯进达达尼尔海峡，威胁‘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如有必要，就将它们击沉”。[10]但是，内阁却更倾向于陆军大臣[11]和印度事务大臣[12]的意见：此举会让英国看起来像是侵犯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这对英国的利益有害。

但是，奥斯曼帝国似乎还是在滑向敌方阵营。在伦敦，最让人信服的解释是丘吉尔扣押土耳其战舰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后果。温德姆·迪兹从土耳其返回了英国，途中还十分大胆地经过了柏林。他在伦敦拜访了他的老朋友——奥斯曼帝国驻英国大使。他发现，伦敦流行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扣押战舰的事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当然对战舰被扣押这件事感到不满，但即便英国人交还战舰，也不会改变土耳其人亲德的政策。

对俄国扩张的担忧是左右奥斯曼帝国政策的核心因素。土耳其大使告诉迪兹，倘若协约国赢得战争，它们会主动参与或被动默许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而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它就不会允许奥斯曼帝国被瓜分。[13]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亲德的原因。迪兹告诉他，协约国也不会允许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但是，恩维尔已经跟这位大使说过，协约国以前也给过类似的保证，最后却食言了。（恩维尔没有告诉大使，德国还做出了保卫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书面承诺。恩维尔和他的同僚们仍然把土耳其与德国之间的盟约对外保密，人们直到多年之后才知晓它的存在。）

与土耳其大使的交谈让迪兹大为警觉。他警告新任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土耳其对协约国的意图感到忧心忡忡，因此正在滑向敌方阵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一直在试图肢解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俄国是英国的盟友。因此，英国要想让奥斯曼帝国政府感到安心绝非易事。但迪兹还是认为英国应该为此努力。

与此同时，丘吉尔对奥斯曼帝国的敌意正在日渐增加。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正在变成敌国。他在8月下旬得到的情报表明，德国军官和其他人员正在经由中立的保加利亚从陆路进入土耳其，到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任职。到了8月26日，利波斯海军少将向丘吉尔汇报说：“此时此刻，君士坦丁堡已经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14]

丘吉尔继续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9月1日，他推动海军部和陆军部举行联合参谋会议，制订进攻土耳其的行动预案。第二天，他得到内阁的授权，如果土耳其军舰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同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舰队可以将它们击沉。随后，他告诉守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如果土耳其舰船单独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英军指挥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它们赶回去。丘吉尔的这个命令可谓是一记昏着，它迫使土耳其人采取了一项收效惊人的反制手段。

9月27日，英国舰队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截住了一艘土耳其鱼雷艇，并把它赶了回去，因为这艘鱼雷艇上载着德国水手，违反了中立法则。为了报复英国人的行为，恩维尔帕夏授权指挥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防御工事的德国军官封锁了海峡，并且完成了海峡内的布雷工作。此举切断了协约国商船的航路，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对俄国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通往西方的没有冰封期的航路，俄国50%的出口贸易都依赖这条航路，尤其是它的小麦出口。俄国需要靠出口小麦来换取资金，以及购买战争所需的武器和弹药。[15]如果协约国的领袖们能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在海峡内布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沙皇俄国的崩溃，继而让协约国在战争中失败。

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航是受到条约保护的。因此，奥斯曼帝国当局再一次违犯了国际法，而且似乎又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招致了这一后果。

不过，奥斯曼帝国仍然没有宣战。这种消极对抗的姿态使得丘吉尔束手无策、分外沮丧。[16]

III

丘吉尔并不知道，此时的形势让德国政府也感到束手无策、分外沮丧。德国军方一直试图让土耳其加入战争，结果只收获了恼怒与绝望。

持续发酵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问题未能刺激英国向土耳其宣战，这让柏林方面大为失望。德国和奥匈帝国驻土耳其的大使不断收到来自本国政府的命令，要求他们推动土耳其人采取行动。但是，两位大使都意识到，不论青年土耳其党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大维齐尔和他的同僚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不让土耳其立刻卷入欧洲战事：土耳其武装力量的动员工作尚未完成；即便动员完毕，空虚的奥斯曼帝国国库如何供养大军也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土耳其与巴尔干邻国，尤其是与保加利亚的谈判也还没有取得成果。

从一开始，奥斯曼帝国政府就说得很清楚，土耳其只可能与保加利亚一起参战。的确，在恩维尔、冯·旺根海姆和利曼·冯·桑德斯在8月1日制订的战争方案中，他们也假定保加利亚会与奥斯曼帝国共同出兵。首先，保加利亚就横在土耳其通往欧洲其他部分的主要路线上；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保加利亚这个邻邦一直在企图夺取更多的土地。如果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外与俄军作战时乘虚而入，入侵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我十分确信，”大维齐尔对德国大使说，“德国不想让土耳其自杀。”[17]

但是，保加利亚人却不愿意轻易做出承诺。8月19日，塔拉特与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遭到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不过，这项条约是不适用于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对俄国开战这种情况的，因为保加利亚还没准备好介入俄德之间的冲突。身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会继续保持中立。

柏林和伦敦都对伊斯坦布尔的局势感到十分沮丧。我们提到过，丘吉尔当时不再相信土耳其会严守中立，因而请求内阁批准他派遣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击沉“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而就在两天之后，身在伊斯坦布尔、站在丘吉尔对立面的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也深感绝望，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让土耳其投入战争，因而向德皇请求准许他和他的军事代表团回国。像丘吉尔一样，他对青年土耳其党感到非常恼火，他甚至说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尔决斗。[18]利曼在发给德皇的请求书中指出，从恩维尔近期的表态和军事部署可以看出，C.U.P.打算让土耳其一直袖手旁观，直到战争结束，或者至少也要等到局势明朗，德国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再动手。他还指出，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让军队处于动员状态，那么或许还没投入战争，土耳其军队就会因为缺少资金和食物而崩溃。[19]差不多就在利波斯海军少将向温斯顿·丘吉尔汇报说“君士坦丁堡已经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时候，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也向德皇汇报说，伊斯坦布尔的整体氛围已经让他难以忍受，德国军官已经无法继续在此履职了。[20]

但是，德皇拒绝了利曼回国的请求。在9月初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结束之后，德国在西欧速战速决、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计划破灭，德国随之加紧对土耳其施压，要求其投入战争。在德国大使冯·旺根海姆看来，这项任务非常不切实际，至少眼下如此。就连曾被他形容为“像磐石一样坚定地支持德国”[21]的恩维尔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土耳其还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而且恩维尔的同僚们依然反对参战。但冯·旺根海姆没办法向本国政府解释这一情形。

1914年9月8日发生的事情清晰地揭示了德土两国政府在根本目标上的分歧。当天，奥斯曼帝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的特权，其中也包括赋予德国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德国大使勃然大怒。他威胁说，他本人和德国军事代表团将马上收拾行装返回母国。结果，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军事代表团都没有离开。这充分表明，土耳其的话语权自7月下旬以来已经大为增强。

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大使居然与他们的敌人——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大使——一道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了抗议。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土耳其政府的领导者们已经变得非常善于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前提下与外国眉来眼去。德奥两国大使私下里告诉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眼下无意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协约国的大使们则表示，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持中立，他们可以接受土耳其的决定。

于是，10月初，奥斯曼帝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外国邮局全部关闭；外国人从此开始受土耳其法律和法院的管辖；土耳其不仅收回了对外国进口货物的关税管辖权，还提高了关税税率。

IV

土耳其的不参战政策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恩维尔帕夏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密谋反对这项政策和它的主要倡导者——大维齐尔，乍看上去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德国在伊斯坦布尔不可忽视的军事存在，包括“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两艘战舰，可能是恩维尔考虑的因素之一。不过，德俄战争的局势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在7月和8月，对俄国侵占土耳其领土的担忧是决定其政策的主要因素。但到了9月，随着俄军的溃败，恩维尔似乎开始转而考虑夺取俄国的土地，于是从支持防御性的政策转向了支持进攻性的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局势而言，他的这一政策转变可谓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可以推断，德国在8月底的坦能堡战役和9月正在进行的马祖里湖战役[22]中的军事胜利让恩维尔相信，如果土耳其想要分得俄国的土地，就必须赶在德国独自击败俄国之前迅速参战。随着数十万俄军阵亡或被俘，即便是比恩维尔冷静的观察者也会认为俄国即将输掉战争。德国这班胜利的列车即将离站，一心投机的恩维尔似乎相信，这是他跳上列车的最后机会了。9月26日，恩维尔没有跟他的同僚们商量，就亲自下令对所有外国船只（实际上是对协约国的船只）封闭达达尼尔海峡。一星期之后，他告诉冯·旺根海姆，局势已经不在大维齐尔的掌控之中。

在伊斯坦布尔，一扇扇紧闭的门后正进行着权力斗争。英国外交部对C.U.P.的内部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用一种十分简化的观点看待问题。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后来回忆，自己曾说“只有暗杀恩维尔才能阻止土耳其与德国结盟”，还曾说“在土耳其充斥着危机和暴力的时期，往往会产生两类人——暗杀者和被暗杀者，而大维齐尔比他的反对者们更有可能成为后一类人”。[23]

倘若当时能有一位消息灵通的英国大使，他是否有机会对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事件的进程施加一些影响呢？历史学家们不停地辩论着这一话题，当然也并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验证谁对谁错。[24]

尽管细节依然不为人所知，但在1914年的秋天，C.U.P.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的确存在不同派系和个人拉帮结伙的斗争。恩维尔的影响力增强了，因为他赢得了塔拉特贝伊的支持，而塔拉特本人是党内最主要派别的领袖。

C.U.P.内部的其他领袖也像恩维尔一样认为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不过，到当时为止，他们还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预测赌上帝国的命运。他们都是政治家，恩维尔却是一位斗士。他比丘吉尔更年轻、更冲动，与丘吉尔一样对荣誉充满了渴望。如果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参战，身为陆军大臣和德国最亲密的伙伴，恩维尔会得到很多机会提高自己的名望和地位。这位风度翩翩的人物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好运气，但他的能力却是有限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既可能在赌桌上赢，也可能在赌桌上输。他把自己的筹码押在德国人身上，以为自己是在进行一项投资，殊不知这不过是一次赌博。

10月9日，恩维尔告诉冯·旺根海姆自己已经获得了塔拉特和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伊的支持。他说，下一步就是要争取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杰马尔的支持，恩维尔就打算挑起一次内阁危机。他宣称，凭借自己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拥趸（实际上这些人是塔拉特的拥趸），他可以组织一个支持参战的新政府。恩维尔夸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向德国人担保说，最晚到10月中旬他就能让土耳其参战。他告诉德国人，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德国人拿出黄金来，帮他供养军队。[25]利曼已经向德皇汇报过，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奥斯曼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崩溃。因此，德国人早已经知道他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了。

10月10日，杰马尔加入了恩维尔的密谋。10月11日，恩维尔、塔拉特、哈利勒和杰马尔进行了磋商，随后告诉德国人，他们一伙人已经下决心参战。只要德国送价值200万土耳其里拉的黄金到伊斯坦布尔来充当军费，他们就会立刻授权苏雄对俄国发动进攻。10月12日，德国通过铁路，经由中立的罗马尼亚运出了价值100万土耳其里拉的黄金，随后在10月17日又运出了价值100万里拉的黄金。10月21日，第二笔黄金抵达伊斯坦布尔。

接着，塔拉特和哈利勒就改了主意。他们提出，土耳其可以留着这笔钱，但是依旧在战争中保持中立。10月23日，恩维尔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德国人。他告诉德国人，只要另一位军人出身的大臣杰马尔还站在他一边，他们就不需要担心。尽管他后来宣称塔拉特又回到了主战派的阵营，但恩维尔已经不打算再尝试说服青年土耳其党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参战了。既然无法让土耳其向协约国宣战，他决定设法刺激协约国政府向土耳其宣战。

恩维尔和杰马尔下达密令，准许苏雄率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袭击俄国船只。恩维尔打算宣称，这两艘战舰是在遭到俄国人攻击之后被迫自卫的。然而，苏雄却并没有依令行事，而是炮击俄国海岸，公开挑起了战端。这位德国海军将领又一次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后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土耳其人卷入战争，哪怕他们不情愿”。[26]苏雄的做法让外界清清楚楚地看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发动的攻击是有预谋的，恩维尔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了。

这一变故的结果是，在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公开摊牌。大维齐尔和内阁逼迫恩维尔给苏雄发电报，命令他停火。在接下来的近两天时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其细节就连通常情况下消息灵通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知之甚少。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阁和C.U.P.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充斥着辩论、威胁、拉帮结派和提出又撤回的辞呈。看起来，他们最终达成的共识与英国的阿斯奎斯在战争爆发前的想法相似：第一要务是维系党内团结。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赞同新组成的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尔——的观点，即奥斯曼帝国现在应当参战。不过，他们也兼顾了大维齐尔和财政大臣主张的少数派的观点，以避免党内出现分裂。

10月31日，恩维尔告诉德国人，他在内阁里的同僚们坚持要给俄国人送一封道歉函。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提议。但是，恩维尔表示，在攻击俄国一事上“欺骗”了同僚们之后，他在内阁里已经被孤立了。他说，他已然身不由己。[27]

恩维尔和他的德国同谋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没必要紧张了。在伦敦，英国内阁已经咬钩了。英国人不知道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还以为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是与德国人沆瀣一气的。在苏雄对俄国人发动了袭击之后，这边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没来得及起草道歉函，那边的英国内阁就授权向土耳其人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以及“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上的德国官兵。土耳其人没有照办。这次，丘吉尔干脆省掉了向内阁汇报的步骤，直接在10月31日下午向英国在地中海的舰队下令，“立刻对土耳其展开敌对行动”。[28]

接到丘吉尔命令的英国舰队指挥官并没有立即执行命令。因此，土耳其并不知道英国已经对自己开战。在伊斯坦布尔，恩维尔仍然在担心俄国可能会接受土耳其的道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又一次从中作梗，在土耳其人的道歉函里加上了愤怒指责俄国挑衅的字眼。[29]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预料之中了：沙皇政府拒绝接受这一指控，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随后于11月2日宣战。

11月1日，英国海军开始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敌对行动。在11月1日到2日的夜里，奥斯曼帝国内阁召开了一次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就连以大维齐尔为首的主和派也不得不承认帝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伦敦方面尚未正式对土耳其宣战。

11月3日，英国战舰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炮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后来有人批评丘吉尔，认为他孩子气的轻举妄动相当于给了土耳其人一个警告，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要塞有多么脆弱。不过，土耳其人似乎并没有在得到这个警告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这场炮击的主要意义是它宣告了战争的开始。

11月4日，阿斯奎斯坦言“我们现在已经与土耳其公开开战了”，[30]但例行程序却被人忽略了。一直到11月5日上午的枢密院会议上，英国人才在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宣战声明中加上了奥斯曼帝国的名字。

就这样，英国有些漫不经心地卷入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中，这也反映出了当时英国内阁中各位大臣的态度：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没有花大力气去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他们并没有把土耳其视作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

V

伦敦并不知道（实际上一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早在英国海军部夺取土耳其战舰之前，恩维尔就已经提出、开始磋商并最终签署了土德两国之间的秘密盟约。同样，伦敦也不知道，其实是奥斯曼帝国不顾德国的反对，主动夺取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唐宁街相信的是官方的记录，即德皇主动提出将德国军舰转让给土耳其，以弥补“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被英国人强征带来的损失，并以此来拉拢被丘吉尔伤害了的土耳其人，使他们亲近德国。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丘吉尔导致了英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即便是到了1921年，劳合·乔治还在用这件事指责丘吉尔。[31]实际上，是苏雄和恩维尔开启了土耳其与协约国的战争，但英国公众却认为开启战争者是丘吉尔。

丘吉尔本人则从1914年8月开始就不断指出，把奥斯曼帝国变成英国的敌人是有好处的。现在，英国终于可以在探讨最终和平方案的时候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并把它的领土许诺给其他国家了。英国可以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作为诱饵，吸引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加入英国一方参战。

作为殖民帝国道路上的后来者，意大利把孱弱的奥斯曼帝国视作最主要的可供瓜分的目标，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取更多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最终，这一渴求将助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

巴尔干国家也企图夺取更多的土地。如果英国想要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来诱使巴尔干国家与自己结盟，它首先必须调解巴尔干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一旦英国成功做到这点，这些巴尔干国家将会给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也有助于推动协约国迅速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

早在8月14日，阿斯奎斯就曾记录道：“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有一个大计划，他想要组织一个巴尔干国家联邦，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32]阿斯奎斯在8月21日提到，内阁里的一些大臣把意大利、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视作潜在的重要盟友。他写道，劳合·乔治“非常热衷于组建一个巴尔干邦联”，“温斯顿则极为仇视土耳其”。但是，他本人“极为反对任何针对土耳其的侵略行动，以免刺激到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穆斯林子民”。[33]其实，丘吉尔并不像阿斯奎斯描述得那么冲动。实际上，丘吉尔还花时间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恩维尔和希望保持本国中立地位的一些领导人。他只是比其他人早两个月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直到他确信土耳其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他才转而开始鼓吹让土耳其卷入战争的有利之处。

到了8月底，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成了巴尔干邦联方案的积极倡导者。8月31日，丘吉尔给巴尔干国家的领导者们写了一封密信，力劝他们组建一个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和希腊的邦联，并加入协约国一方。9月2日，他开始与希腊政府密谈，讨论英国和希腊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军事合作，共同进攻奥斯曼帝国。

9月底，丘吉尔写信给爱德华·格雷爵士说：“我们安抚土耳其的尝试，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变得束手束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或是对它宣战。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与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保加利亚进行磋商，并且无须考虑土耳其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他又补充了一些看法，随后总结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在您以后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努力尝试中，就不要再顾及土耳其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了。”[34]

格雷和阿斯奎斯更加谨慎，不像丘吉尔和劳合·乔治那么热衷于巴尔干邦联方案。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他们还是取得了共识。起初，为了说服土耳其保持中立，格雷和阿斯奎斯指示英国谈判代表可以向土耳其做出承诺：只要土耳其保持中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将得到尊重。至于土耳其不能保持中立会有怎样的后果，格雷早在8月15日就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反过来，如果土耳其站到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并且又打输了战争，那么倘若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地区丢掉土地，我们自然是不会对此负责的。”[35]

因此，当奥斯曼帝国真的卷入了战争（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被丘吉尔拉进了战局，现在看起来则是被恩维尔和苏雄推进了战局），英国决策者们的态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1914年11月9日，首相在伦敦发表演说时预言，这场战争“已经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敲响了丧钟，不仅在欧洲如此，在亚洲也一样”。[36]

1914年早些时候，保守党议员、该党最主要的土耳其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在英国下议院警告说：“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将是我们自身消亡的第一步。”[37]威灵顿公爵、坎宁、巴麦尊和迪斯累里都曾意识到，保持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完整对英国和欧洲都十分重要。然而，就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英国政府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推行的政策，试图摧毁这个起到缓冲作用的大帝国；而以往的英国政府曾经为了保卫这个帝国不惜冒开战的风险，甚至真的走向战场。

英国内阁制定这项新政策的理由是，土耳其的种种作为已经让它不应再享有英国的保护。在战争的混乱之中，阿斯奎斯政府忽视了英国传统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不是为了保障土耳其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英国的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中东的政治命运将由欧洲国家左右。现在，英国最终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决定终于让历史走上了这条轨道。

因此，在1914年，有一件事英国的领导者们看得十分清楚：奥斯曼帝国参战，标志着中东重塑的开始——更确切地说，是现代中东形成的开始。

[1]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2] 普拉（Pola），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海港，当时是奥匈帝国最大的军港。今属克罗地亚。——译者注

[3] Violet Bonham Carter,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Eyre &Spottiswoode and Collins,1965),pp.321–2.

[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7

[5] Ibid.

[6] 菲斯帽（fezz），红色的毛毡软帽，在19世纪20—30年代马哈茂德苏丹改革期间成为奥斯曼帝国标配的军帽，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头巾。——译者注

[7] 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Reform,Revolution 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312.

[8] Ibid.,p.311.

[9]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68.

[10] Ibid.,p.171.

[11] 时任陆军大臣是基钦纳伯爵。——译者注

[12] 时任印度事务大臣是克鲁侯爵（Marquess of Crewe，1858—1945）。——译者注

[13]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p.138–9.

[14]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58.

[15] Harry N.Howard,The Partition of Turkey:A Diplomatic History,1913–1923 (New York:Howard Fertig,1966),p.49.

[1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210.

[17]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31.

[18] Ibid.,p.33.

[19] Ibid.

[20] Ibid.

[21] Ibid.,p.32.

[22] 坦能堡战役和马祖里湖战役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东线击败入侵俄军的战役。——译者注

[23] Viscount Grey of Fallode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 (London:Hodder &Stoughton,1925),Vol.2,p.164.

[24] Joseph Heller,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1908–1914 (London:Frank Cass,1983).

[25]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48.

[26] Harry N.Howard,Turkey,the Straits and U.S.Policy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p.27,n.2.

[27]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58.

[28]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216.

[29] Shaw and Shaw,Ottoman Empire,p.312.

[30] Asquith,Letters,p.309.

[3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p.752–3.

[32] Asquith,Letters,pp.165–6.

[33] Ibid.,p.186.

[34] Gilbert,The Challenge of War,p.210.

[35] Grey,Twenty-Five Years,p.167.

[36] Asquith,Letters,p.402.

[37] Christopher Sykes,Two Studies in Virtue (London:Collins,1953),p.205.

第二部分 喀土穆的基钦纳伯爵筹划未来

8 基钦纳接过指挥棒

I

1914年夏秋时节，就在奥斯曼帝国一步步滑向战争的同时，伦敦一项重要的政府人事任命也开始影响英国的中东政策。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件事也是起自温斯顿·丘吉尔。

1914年7月28日，也就是丘吉尔提出扣留土耳其军舰的那一天，他与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共进午宴，探讨日渐加深的国际危机。作为英国驻埃及的总督[1]，这位久经沙场的大英帝国将领负责保卫苏伊士运河的安全，确保能够在战争期间顺利转运从印度赶来的部队。海军大臣丘吉尔则负责派遣海军为远道而来支援欧洲前线的部队保驾护航。午宴当中，年轻的政治家和年长的老兵分享了各自对时事的看法。

丘吉尔告诉基钦纳：“如果战争爆发，你就回不了埃及了。”[2]这可不是元帅愿意听到的。他这次回到英国，本不想久留，他打算在完成7月17日的元帅晋升和“喀土穆的基钦纳伯爵”封爵典礼之后尽早起程，赶快回到他英国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的岗位上去。他的目光总是朝着东方。他告诉英王乔治五世，等到印度总督这个职位如期于1915年空出来的时候，他希望可以接任。不过，他担心“那些政客”会设法阻挠。[3]暴躁易怒的基钦纳非常厌恶政客。

哪怕是国际局势的剧变也无法让他留在伦敦。8月初，他来到多佛尔（Dover），准备搭乘轮船渡过海峡，再从加来坐火车去马赛，从马赛搭乘前往埃及的客轮。8月3日，他在接近正午时分登上了多佛尔港的轮船。轮船未能按时起程前往加来，他还非常不耐烦地抱怨了一番。

结果，他的行程可不只是被延误了那么简单，而是干脆被取消了。就在前一天晚上，有人在伦敦布鲁克斯（Brooks）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对一位保守党议员说，陆军部里现在一团糟，怎么没人让基钦纳来接手呢？稍晚些时候，这位议员把这番话告诉了在同一家俱乐部的半私密房间里谈论国际形势的两位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和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二人又把这番话说给了前任保守党首相阿瑟·贝尔福听，贝尔福则把这个建议告诉了与他私交不错的丘吉尔。

8月3日早晨，也就是德国向法国宣战的当天，《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该报的军事记者在文章中呼吁任命基钦纳为陆军大臣。同一天早晨，丘吉尔见到了首相，向他提议任命基钦纳为陆军大臣。不过，他似乎没有告诉首相，这个想法其实出自保守党人。根据丘吉尔的备忘录记载，他当时认为阿斯奎斯接受了这项提议。但实际上，首相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决定先让基钦纳留在英国，出任一个顾问职位。

船还没有离开多佛尔，船上的基钦纳就收到了首相的消息，要他立刻返回伦敦。元帅先是拒绝，随后勉为其难地下了船。他的担心不无理由——回到伦敦之后，他发现阿斯奎斯似乎并不想给他一个常任职位，更不用说这个职位会有什么明确的权力和职责了。在同僚们的敦促下，基钦纳决定让首相明确表态。8月4日晚上，也就是英国决定参战的当晚——当时德军已经在比利时肆虐——他去跟首相谈了一个小时，明确告诉首相，如果一定要他留在伦敦，除了陆军大臣之外，他不会接受其他次要的职务。

在政界和媒体的压力之下，首相在第二天让步了，基钦纳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首相写道：“（公允地说，）K[4]并不急于寻求入阁，但当这个职务作为一项责任摆在他面前时，他接受了。我们都很清楚，他不想参与政治倾轧，他在开罗的位置也还给他留着，一旦和平降临，他就可以回去。这是一场危险的实验，但我想在当前的环境下，这已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5]像几乎所有人一样，阿斯奎斯也以为战争会在几个月之内结束，因此他并没有找人接替基钦纳的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的职务。他以为元帅不久之后就会回到埃及的岗位上。8月6日，基钦纳在位于白厅的陆军部接过了新的职责。

在伦敦，基钦纳伯爵住在一所借来的房子里，明白地让人们看到他没打算久留。[6]这座住宅就在卡尔顿府联排街（Carlton House Terrace）与卡尔顿花园街交叉口不远处，步行到陆军部只需要5分钟。因此，他几乎可以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他早上6点起床，上午9点到办公室，通常会在办公室里吃一顿冷午餐，下午6点回到临时居所读晚报，打盹，晚餐后，他会阅读公文电报，一直读到深夜。[7]在埃及的时候，他晚饭时会喝上一两杯红酒，夜里还会来点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而现在他把这些享受全戒掉了。在乔治五世的要求下，他决心做一个全国的榜样，在战争期间不喝酒精饮料。

阿斯奎斯之所以不愿意让这位声名显赫的老兵进入内阁，似乎是担心成为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会取代首相成为英国的战时领袖。在威灵顿公爵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再也没有哪位著名军人出任过重要的政府职位；而上一次有现役军官进入内阁，还要追溯到乔治·蒙克将军，他在1660年帮助英格兰国王复辟了君主制，被奖以高官职位。从那以后，政客们就一直充满警觉地秉持着文官执政的原则。不过，鉴于自己急需基钦纳元帅就任，阿斯奎斯只好违背这一原则。

基钦纳是一个传奇，在王国的各个角落，他的照片都被挂在墙上，宛如这个国家的神话人物。在他进入内阁之后，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围观他出入陆军部。首相的女儿后来写道：

他几乎是一位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我想，他象征着力量、果决，更重要的是，成功……只要是他接手的事情，都能取得成功。基钦纳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绝不可能失败。他的上任立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作用，大大提振了公众的信心。他也立即凭借他个人的魅力，让这届政府获得了国民的认可。[8]

据说，公众根本不会用理性去思考基钦纳做的事情，而是给予他完全的信任，“只要基钦纳在，一切都没问题”。[9]

以往，他总是能取得成功。他摧毁了托钵僧的帝国，重新征服了苏丹，为喀土穆失陷时殒命的查理·乔治·戈登将军报了仇。[10]接着，法国人又试图闯入英帝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基钦纳在苏丹的法绍达（Fashoda）要塞与法国人对峙，法国人最终屈服并撤退。在南非，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开局不顺，也是在基钦纳接管指挥权之后走上了胜利的轨道。到了20世纪初，成为印度军队指挥官的基钦纳也像他在埃及时一样杀伐果决。

他在帝国遥远的前哨地区赢得了一场场精彩的胜利，这些地方本身的魅力也为他的形象增添了色彩。遥远的距离给他带来了一道神秘而传奇的光环，他仿佛成了一头雄踞沙漠的斯芬克斯。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孤僻、不安而又内敛的人，利用一小群助手处理事务，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然而，在公众的神话想象里，他却成了一个强大而沉默的英雄。公众看不到他痛苦的腼腆，他对政客的畏惧被解读为对他们的不屑。在一次与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戴维·劳合·乔治的聚会上，外交部的一位年轻职员对元帅做了一番观察，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基钦纳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不小心混进了巡回剧团的军官，竭尽全力地假装自己不认识他们。”[11]

他个子很高，肩膀宽阔，方下巴，眉毛浓密，胡子竖立，眼距颇宽，冷冷的蓝色眼睛瞪视别人时令人胆怯。他比他的同僚们都要高大，看上去就是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模样，也很符合通俗报章描绘的形象。他很幸运，从他军旅生涯的开端就有记者一直跟随他的脚步，为他塑造出被公众所熟知的形象。他也的确生逢其时，刚好赶上英国的帝国主义热情、文学和思潮的上升期。迪斯累里、吉卜林、A.E.W.梅森（A.E.W.Mason，《四根羽毛》的作者）、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鼓吹帝国联邦主义的季刊《圆桌》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巴肯等人共同掀起了时代的巨浪，而在那浪潮顶端的正是基钦纳。

《每日邮报》的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可能是当时战地记者中的翘楚。他在1900年为读者写道，基钦纳总是能做到“非人般的精确，他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人”。[12]斯蒂文斯在一本关于苏丹战役的书中写到，基钦纳（他当时是埃及军队的色尔达[13]，即指挥官）率军向南，踏着砂石行军千余千米，从河水丰沛的尼罗河河谷来到从不下雨的不毛之地，前来征服拥有2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国度。他在书中忽略了基钦纳在指挥方面可被指摘的部分，详细描述了他出众的组织能力，并将之归功于其工兵军官出身的背景。在斯蒂文斯看来，基钦纳在计划行动时总是十分谨慎小心，“只有在确信能够大破敌军时才会动手……”[14]斯蒂文斯写道：“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有赫伯特·基钦纳这个人，只有一位色尔达。他既不要求别人爱戴他，也不对任何人抱有任何感情。他手下的官兵都是战车上的轮子，他给他们足够的给养，保证他们可以保持高效，然后像对待自己一样无情地使用他们。”[15]

他与内阁里的大部分同僚都算不上熟识。在他进入内阁之后，其他人都对他抱有敬畏之情，这种敬畏甚至持续了许多个月。他在军事上的许多论断都与其他人之前的认知截然相反，但在震惊之余，他们全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的观点。他们曾经以为，英国职业军人的规模已经足够战争之用，但基钦纳来到陆军部的第一天就评断说：“我们根本没有陆军。”[16]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这场战争会速战速决；但有着精准的洞察力的基钦纳却说，英国必须保有一支数百万人规模的陆军，战争至少要打上3年，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海战，而是在欧洲大陆的血腥陆战。[17]这些看法让他的内阁同僚们十分惊讶（根据丘吉尔的说法，他们将信将疑）。通常的观点认为，只有靠征兵制才能召集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但基钦纳却只凭募集志愿兵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成就不仅让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大为惊叹，也让后世的人们讶异不已。

基钦纳打算像在喀土穆战役时那样，通过精心组织他的部队来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计划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系统地组建、训练和武装一支实力强悍的陆军，然后集中使用他们，而不在次要战场分散兵力。在他看来，即将爆发的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就是一场次要的战争，把更多的部队派去对付土耳其人完全是浪费资源。他也担心土耳其人会进攻苏伊士运河，那是他在中东地区唯一的军事顾虑。但是，他相信英国驻埃及的军队足以应付这一挑战。在他赢得战争的计划中，中东地区无足轻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中东政策。我们将会看到，他对赢得欧洲战争后的英国在这一地区应当扮演的角色有着十分明确的观点。

II

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他人的眼中，东方都对基钦纳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机缘巧合之下，这位战争英雄成了政府中主持战争事务的人。恰恰因为这种偶然，才产生了格外特殊的东方政策。

在进入内阁之前，基钦纳在埃及主政。名义上，埃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埃及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英国在1882年打着恢复秩序的旗号将其占领。英国人原本许诺在秩序恢复之后就撤离，结果他们却留了下来。在1914年，埃及可以被看作不久前被纳入大英帝国势力范围的一个地区。与基钦纳一同在那里效力的英国军官开始对时局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由于他们驻扎在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他们就开始误以为自己是阿拉伯问题的专家。传统上，与奥斯曼帝国内部阿拉伯语地区打交道的任务，一般会被交给外交部和印度政府。驻扎在埃及的英国官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沮丧，认为自己被排除在了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圈子之外。无论是基钦纳还是他的助手，似乎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中东的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和埃及人虽然都讲阿拉伯语，但是在诸如人口结构、历史、文化、外表和生活环境等其他方面却差异颇大。即便基钦纳的这些助手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是埃及问题的专家，他们也未必是阿拉伯半岛问题的专家。

在苏丹战役期间，基钦纳全然不顾外交部和克罗默勋爵[18]的埃及政府的顾虑，大大拓展了英国管辖之下的阿拉伯语世界的范围。或许就是在苏丹战役期间，基钦纳第一次设想在中东为英国开辟大片新的领地，并由他本人出任总督。

早在19世纪末，英国官员就清楚赫迪夫（被英国当作傀儡统治埃及的当地统治者）想要扩大自己的版图。在名义上，赫迪夫还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埃及总督，但长久以来，他想要取代苏丹的传闻就没间断过。据说，他想要在帝国讲阿拉伯语的地区取代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世俗统治者（苏丹）和宗教领袖（哈里发）的地位，从而分去帝国的半壁江山。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打算吞并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地，并在那里另立一个处在自己保护之下的哈里发。[19]赫迪夫手下的英国和埃及的官员都明白，如果能实现这些计划，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也会大大增加。

当时，也就是19世纪末，对英属埃及的扩张构成最大阻碍的强国就是法国。法国当时已经与俄国结盟。在位于地中海附近的英国海外领地官员看来，法俄联盟似乎就是针对英国的。不过，俄国人在遥远的地方，对埃及和苏丹来说，法国才是近在咫尺的威胁。一直以来，基钦纳手下的官员们就致力于在阿拉伯世界与法国人争权夺势。

对于开罗的一名典型的英国官员来说，更宏大的国际政治命题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基钦纳的一位助手曾提到，英国控制下的开罗就是一块飞地，里面充斥着“英国驻军城市那种典型的目光狭隘和地方主义……”[20]当地的英国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彼此联系紧密且高度趋同。体育俱乐部和赛马会是当地生活的重心。当地最好的酒店每个星期有六个晚上在办舞会。

在此之前，英国国际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忽略了这个地方性的驻军团体对阿拉伯政策的看法。而基钦纳伯爵就来自这里。

III

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弄清楚英国在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军事存在究竟算是何种性质变得很有必要，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名义上仍然在奥斯曼苏丹的帝国版图之内。英国内阁倾向于吞并这两个地方，而就开罗的官员们所知，内阁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基钦纳伯爵在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精通东方事务的幕僚）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抗议说，英国如果吞并埃及，就会违背英国政府40年来的承诺——英国只是临时占领埃及。代表处（英国驻埃及代表基钦纳伯爵的办事机构）建议把埃及变成英国的保护国，至少在名义上保留让埃及最终获得独立的可能。倡导这一方案的主要是米尔恩·奇塔姆（Milne Cheetham），他在基钦纳不在时代为管理代表处。内阁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遵从代表处的意见。这就决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方向。

在埃及问题上，内阁允许基钦纳的代表处创立一种统治模式，元帅本人和他的幕僚们后来则想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在印度许多地区实行的直接统治不同，基钦纳的埃及政府由一位世袭的贵族王公以及由当地人组成的内阁和地方长官构成。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但各级政府内的英国顾问会为他们提供建议。这就是基钦纳集团青睐的保护国政府模式。罗纳德·斯托尔斯巧妙地解释说：“我们不使用命令式的语句，而更倾向于用虚拟语态，甚至用一种真诚的祈愿般的态度说话。”[21]

埃及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斯托尔斯及基钦纳其他的助手还会继续在这位深居简出的元帅的威名庇护之下，为中东地区制定政策。每当英国政府与基钦纳伯爵在对东方事务的看法上出现分歧，往往都是后者的意见占上风。那些本该由首相、外交大臣、印度总督或内阁来做的决定，现在却总是出自一些较低阶的官员之手。他们要么代表基钦纳做决定，要么自称代表了基钦纳的想法。除了具有独一无二威名的基钦纳元帅，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一封来自开罗的电报上批示道：“基钦纳伯爵同意吗？如他同意，则我无异议。”[22]他或许可以在所有此类电报上都写上同样的话。基钦纳总是一丝不苟地与格雷探讨外交决策的问题，而格雷则总是迁就这位陆军大臣，就连那些他本不同意的提议，他也都表示赞同。

议员和内阁之所以在东方问题上如此倚重基钦纳和他的随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东方问题确实知之甚少。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官员来说，有大量的参考资料可以查阅，有全球的新闻报道可以阅读，还有各国政府收集的大量有关外国的具体情报可以使用。在这样一个人看来，英国政府在1914年对中东事务的无知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后不久，作为为数不多的去过东方的议员之一，马克·赛克斯爵士抱怨说，在整个英文世界都找不到一部可靠的奥斯曼帝国历史。[23]当时能找到的史书都不是原创研究的产物，而都是基于一部德文著作。问题是，这部德文著作成书于1744年，早已过时。[24]即便是到了1917年，准备北进叙利亚的英军要求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份有关当地情况的指南时，他们得到的答复仍是，没有任何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书介绍那一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情况。[25]

对于这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帝国，英国政府连一些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比如地图。在1913—1914年，基钦纳手下的一名情报官员秘密测绘了靠近英属埃及西奈半岛边境的荒野地区，这也成了英国情报部门收集到的为数寥寥的资料之一。[26]在战争的前几年，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执行任务的英国军官基本上就是在黑暗中摸索。1915年，英国对土耳其的入侵遭到了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军只有一张有关其即将进攻的半岛的地图，而事实证明这张地图并不准确。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人都知道，只要一涉及中东，他们就如同来到了一片未经测绘的土地。

但是，那些在中东问题上事事遵从基钦纳的内阁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即便是这位陆军大臣和那些在开罗和喀土穆为他提供建议和情报的助手，其实对中东的理解也极为有限。

[1] 原文中用了proconsul一词描述其职务，此词原意为古罗马卸任执政官后到地方行省出任总督的高官。英文中常用它来指代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派驻殖民地的、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地方大员。基钦纳的官方职务称谓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consul-general）。——译者注

[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12.

[3] George H.Cassar,Kitchener:Architect of Victory (London:William Kimber,1977),p.172.

[4] 此处指基钦纳。——译者注

[5]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57.

[6] 1915年3月，他搬到了英王乔治为他提供的住所——圣詹姆士宫的约克馆。——原注

[7] Lord Riddell’s War Diary ,1914–1918 (London: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48;Cassar,Kitchener,p.193.

[8] Violet Bonham Carter,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Eyre &Spottiswoode and Collins,1965),p.316.

[9] Lord Beaverbrook,Politicians and the War,1914–1916 (London:Oldbourne Book Co.,1960),p.172.

[10]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英国陆军少将，曾在中国指挥“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他后来在统治埃及的伊斯梅尔帕夏手下效命，成为苏丹总督。1881年，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1885年，起义军攻陷喀土穆，戈登被杀。1892年，基钦纳率军重新征服了苏丹。由于马赫迪起义军中有大量的伊斯兰教托钵僧（Dervish），因此本书作者将马赫迪政权称作“托钵僧的帝国”。——译者注

[11] Duff Cooper,Old Men Forget (New York:E.P.Dutton,1954),p.54.

[12] G.W.Steevens,With Kitchener to Khartum (New York:Dodd,Mead,1900),p.46.

[13] 色尔达（Sirdar）是19、20世纪之交，授予指挥埃及军队的英国军官的称号。其词源是波斯语“Sardar”，本是用来称呼贵族的词语。——译者注

[14] Ibid.,p.48.

[15] Ibid.,p.45.

[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Kitchener.”

[17] Cassar,Kitchener,p.196.

[18] 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1841—1917），全名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第一代克罗默伯爵，英国官员、外交家，曾主政埃及20余年。——译者注

[19]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12–13;L.Hirszowicz,“The Sultan and the Khedive,1892–190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1972);Jukka Nevakivi,“Lord Kitchener and 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5–1916,” in K.C.Bourne and D.C.Watt (eds),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Longman,1967),p.318.

[20] Lord Edward Cecil,The Leisure of an Egyptian Official (London:Hodder &Stoughton,1921),p.187.

[21]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37),p.206.

[22]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29.

[23] Sir Mark Sykes,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A Short History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Macmillan,1915).

[24]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n,s.v.“Turkey”；Lord Eversley,The Turkish Empire,from 1288 to 1914 (New York:Howard Fertig,1969),p.6.

[25] Arab Bulletin,no.47,11 April 1917.

[26] H.V.F.Winstone,The Illicit Adventure (London:Jonathan Cape,1982),pp.107–9 and 220–1.

9 基钦纳的助手们

I

陆军大臣既不愿意接触女性（他一贯如此），也尽量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只生活在一个由男性组成的小圈子里。他的私人军务秘书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Oswald FitzGerald）中校几乎是唯一一个常伴他左右的同伴。菲茨杰拉德经常代表基钦纳与人通信和交谈。如果有人说自己曾与基钦纳通信，实际上与他们通信的就是菲茨杰拉德。

基钦纳一直十分倚赖他的幕僚们。现在，随着他跻身伦敦的权力中心，不仅仅是菲茨杰拉德，就连其他留在埃及和苏丹的幕僚们也都鸡犬升天，与他一同进入了权力中枢。就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基钦纳伯爵不仅选取了新的中东政策方向，还精挑细选了一些第一线的官员，由他们指导或直接参与政策的执行。埃及和苏丹的英国官员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被人冷落和忽视，终于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基钦纳在阿拉伯世界的老部下们跟他一道，在东方政策的制定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到1914年底，基钦纳已经在政府出台的政策上打上了明显的个人印记。不过，给英国带来更深远影响的是，基钦纳挑选出了那些在中东事务上为英国政府提供信息和建议的人，这些人在战争中乃至战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基钦纳把权柄交到了他们手中，衡量信息价值和制定政策的任务就从这个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转移到了埃及和苏丹的殖民地首府。伦敦的官员们或许对中东事务并不精通，但他们更倾向于用更加宏大的、具有全球视野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在埃及和苏丹操持中东事务的老手们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种种偏见，完全不受外界约束。对陆军大臣本人来说，开罗和喀土穆的英国领地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地方，而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这些地方。

有人评论说，陆军大臣的弱点是他在英国“差不多算是一个外乡人”。[1]对他来说，伦敦比开罗和加尔各答更陌生。元帅在陌生的面孔前总是感到非常局促不安。因此，他总是从埃及的幕僚那里获取有关中东的信息和建议，而不依靠伦敦的陆军部和外交部。在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时候，他要求他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跟他一起留在伦敦，但斯托尔斯告诉他此举不符合政府制度。即便在斯托尔斯回到埃及之后，基钦纳依然向他寻求建议。斯托尔斯出生于一个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颇有学识，当时年纪在35岁上下。他只受过东方语言文学方面的本科教育，但在开罗代表处东方事务秘书职位上十多年的履历，让他成了一位中东事务专家。尽管直到战争爆发后他才终于获得了外交人员身份（只是二等秘书），但较低的职位并不能反映出他在元帅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II

到了1914年底，局面已经很清楚：战争不可能迅速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元帅暂时无法回到开罗，因此英国需要选出一位新的驻埃及代表。为了给自己留住这个职位，基钦纳亲自选择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代他理事（麦克马洪的官职头衔是高级专员，而非英国驻埃及代表）。麦克马洪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平平常常的军官，原本已经快要退伍。

即便在麦克马洪上任之后，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在埃及与苏丹的同僚们依然把陆军大臣视作他们真正的首长。埃及英军的指挥官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Sir John Maxwell）每次都直接向陆军部的基钦纳汇报工作，而不通过这位新来的高级专员。

弗朗西斯·雷金纳德·温盖特（Francis Reginald Wingate）中将是陆军大臣在中东的追随者中的头面人物。他是基钦纳埃及军队色尔达和苏丹总督这两个职位的继任者。温盖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都在东方服役，主要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据说，他精通阿拉伯语。关于他在喀土穆战役中的角色，记者乔治·斯蒂文斯这样写道：“温盖特上校无所不知，他正是因此而闻名的……每当对付满嘴谎言的阿拉伯人时，温盖特上校可以跟他们聊上几个小时，然后不仅知道他们说的话里哪些是真的，而且还能挖掘出被隐藏起来的真相……在温盖特上校面前根本没有秘密。”[2]

温盖特在喀土穆管理着苏丹。这座常年被太阳炙烤的首都有大约7万名居民，全城都是按照基钦纳伯爵的规划重新建设的。喀土穆距离开罗2165千米，可以乘轮船和火车来往。温盖特感觉自己孤零零地留在这里，被人遗忘了。1915年2月18日，他在一封标记为绝密的信里，对驻扎在埃及首都的苏丹代表抱怨道：

“厨房”里有太多的“厨子”，所以我们的阿拉伯政策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越思考阿拉伯政策的问题，就越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发表意见，除非政府正式要求我们发表自己的观点。

至于我自己，你肯定还记得，尽管我在埃及和苏丹待了这么多年，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但几乎没有人在阿拉伯政策问题或其他相关问题上征求过我的看法。

……

就像我经常说的，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与邻近的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和居住在圣地的穆斯林的想法。但很显然，英国或印度的政府当局并不这么看。所以，我眼下还是保持缄默为好。[3]

但实际上，温盖特根本保持不了缄默。就在12天之后，他又提到，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认为“我们应该把有用的信息和观点分享给”负责制定政策的人。[4]

温盖特在开罗的代表是苏丹政府驻埃及官方代表吉尔伯特·克莱顿，此人也曾经在苏丹战役期间效命于基钦纳伯爵帐下。1895年，克莱顿被任命为皇家炮兵部队的军官，随后来到埃及，此后就一直在埃及或苏丹生活。在1908—1913年，他是温盖特的私人秘书。他从1913年开始担任苏丹政府驻开罗代表，同时兼任埃及军队的情报主管。1914年10月31日，直接向基钦纳汇报的埃及英军指挥官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任命克莱顿为开罗的情报工作主管，同时负责英国行政当局、英国军队和埃及军队的情报工作。因此，伦敦得到的有关埃及的情报数据，实际上全都出自身兼三职的克莱顿一人之手。以前曾在军中担任上尉军官的克莱顿，在战争期间扶摇直上，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了一名将军。[5]

对于在战争期间蜂拥来到开罗投身情报机关的那些追求冒险的年轻考古学者和东方学者来说，克莱顿就像是一位慈父般的导师。他一定有着一些出类拔萃的品格，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全都对他充满了喜爱和崇敬之情。在他们看来，他精明、持重、理智、可靠。他比他们大多数人都年长10岁左右。对他提出的建议，不论最终是否接受，他们都会洗耳恭听。在他们看来，他就是熟练老手的化身。

III

虽然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经常不同意温盖特和克莱顿支持的观点或提议，但是鉴于他们在中东地区多年的经验，战争期间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或专业知识。一直到战争结束后多年，戴维·劳合·乔治才根据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提出了一个观点：温盖特和克莱顿的能力欠缺到了危险的程度。

在劳合·乔治看来，开罗的英国当局对敌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写到，在1916年的某一个时间点，奥斯曼帝国已经疲惫得无力再战了。如果埃及的英军可以在此时——哪怕是在1915年——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发动进攻，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击垮”土耳其人，继而让英国可以穿过巴尔干半岛去击败德国。[6]在他看来，错失良机的根源在于情报部门，他们要么是不知道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情况，要么是未能准确报告他们了解的情况。他认为，这导致英国失去了按照自己希望的条件赢得战争的机会。

开罗情报机关的失职还有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例证：它未能发现敌人的特工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进了埃及政府。一直到1916年，奥斯曼事务专家温德姆·迪兹来到开罗工作，发现埃及的警察部队已经被间谍渗透得千疮百孔，土耳其人的间谍网络这才遭到摧毁。

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前大约一个月，也就是1914年的秋天，埃及的英军指挥官马克斯韦尔将军在写给基钦纳伯爵的信中说：“从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发来的报告难辨良莠……土耳其人在边界守卫森严，我们的情报人员无法渗透进去，而之前安插在边境那一边的情报人员已经被干掉了。因此，我得不到任何直接的信息。”他还令人不安地提到，敌我双方的情报工作水平差距悬殊：“东方到处都是德国间谍，他们总能搞到很有价值的情报。”马克斯韦尔很早就发现了这些迹象，足以说明开罗的情报工作存在严重不足，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7]

马克斯韦尔至少还知道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情况一无所知，温盖特和克莱顿则深信自己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对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的错误论断全盘接受，认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掌握在一群亲德的犹太人手里。在1914年底，温盖特将军还把战争罪责归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群犹太人、金融家和出身卑贱的阴谋家”的头上。[8]

有关穆斯林民意的错误情报，更是让马克斯韦尔和他的同僚们错上加错。战争刚一爆发，斯托尔斯就给马克斯韦尔发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叙利亚的一位线人关于敌后民众情绪的汇报。据这位线人说，叙利亚的居民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认为帝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联系密切，是左右巴勒斯坦政策的最重要因素。”这位线人如此说道。[9]有关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即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谣言传了一年又一年，最后导致“一战”中的英国内阁认为自己必须马上发表一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

在1914年底的时候，斯托尔斯写信给基钦纳（也就是说，写给基钦纳的私人军务秘书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中校），对战后中东的安排方案做了一番评论。他宣称穆斯林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因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是战争的开启者。“不过，如果我们把新征服的土地交给一个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民族，穆斯林应该不会特别愤怒，尤其是考虑到正是那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把土耳其人推下了悬崖。”[10]不过，从外交部和阿拉伯局后来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出，即便在非土耳其人聚居的地区，穆斯林其实也是普遍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而且支持它与德国结盟。斯托尔斯认为穆斯林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早在战争爆发前很久，穆斯林就开始反对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了，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建立定居点的时期。

克莱顿和斯托尔斯收集信息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们经常不加检查和比对，就全盘接受单一信息源提供的信息。他们似乎十分依赖直觉，就像斯蒂文斯笔下的温盖特那样，靠直觉判断当地人到底讲了多少真话。后来在战时成为伦敦情报主管的约翰·巴肯在他的冒险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的第二章里写道：“事实上，地球上只有我们这个民族能培养出一些奇人，他们能够洞悉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民族的真实想法。或许苏格兰人在这方面的天赋更胜过英格兰人一筹，但我们整体上要比其他民族强上十倍。”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表现得就像巴肯小说中的苏格兰英雄一样，能够了解奥斯曼帝国当地人的真实想法。但事实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

有一些报告声称，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地区对帝国的统治心存不满。在评估这些报告的时候，开罗的英国当局没能领会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被非穆斯林统治，是他们的一大政治理念。在敌人的国境内，的确有一些穆斯林不满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统治，但他们只想用另一个土耳其政府，或者另一个伊斯兰政府取而代之。对他们来说，由英国或是别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来统治他们，是难以忍受的。

显然，斯托尔斯认为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用形式上的埃及人的统治来替代土耳其人的统治。他提出，可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缔造一个新的埃及帝国，用它来取代奥斯曼帝国，而在这个埃及帝国的背后，英国总督基钦纳伯爵实际控制政权。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叙利亚失去民心的报告尤其让斯托尔斯感到欢欣鼓舞，他相信自己可以为叙利亚人提供一个受欢迎的替代方案。他经常收到报告说，除了与法国人关系密切的马龙派基督徒，大部分叙利亚人都不愿意在战后被法国人统治。这些报告的内容是准确的。斯托尔斯和他的同僚们想当然地认为，阿拉伯语民族没有能力实现自我管理，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斯托尔斯倡导的方案：把叙利亚并入英属埃及。

这样一来，既然叙利亚人认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同时他们又厌恶法国人，那么叙利亚人自然是亲英的。在阅读了一位呼吁阿拉伯独立的叙利亚领袖人物递交的备忘录后，克莱顿这样总结道：“无论是叙利亚的基督徒，还是那里的泛阿拉伯民众，他们都在倒向英国，也只能倒向英国。”[11]1915年2月2日，斯托尔斯在写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无论是叙利亚的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强烈赞同将叙利亚并入埃及苏丹国……”[12]在他看来，唯一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当积极利用这种情绪。就在同一天，刚刚到任的开罗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也写信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寻求指导。麦克马洪显然受到了斯托尔斯和克莱顿的影响。他写道：“叙利亚人希望我们能够介入。他们还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给他们帮助，他们就只好向法国人求助；尽管比起法国人，他们更喜欢我们。”[13]

身处第一线的英国人执迷不悟而又野心勃勃，一心以为阿拉伯人想要被欧洲人统治。正是在这种错误信念的鼓舞下，基钦纳的左右手们打算控制叙利亚。身处第一线的法国人同样执迷不悟、野心勃勃，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叙利亚。

IV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法兰西的骑士们曾经在叙利亚建立王国，建设城堡。而到了1000年之后的1914年，仍然有法国人把叙利亚视作法国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法国人与叙利亚黎巴嫩山海岸地区的一个基督徒群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法国的航运业、丝织业和其他利益团体都看好这一地区的商业机遇。因此，无论是从宗教、经济还是历史的角度上看，法国都认为自己有必要涉足叙利亚事务。

因此，就在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法国的中东官员（就像他们的英国同行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一样）制订了吞并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的计划。法国驻开罗公使和驻贝鲁特总领事也立刻要求本国政府出兵入侵黎巴嫩海岸。根据他们堂吉诃德式的计划，法国只需要派2000名士兵登陆，因为他们相信会有3万名当地志愿者加入法军。兵贵神速。在他们看来，法国必须赶在土耳其在当地召集起一支军队或是英国人先发制人之前就采取行动。[14]

他们的提议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国政府接到这份提议时是1914年11月。当时，法国政府还流亡在波尔多。在此之前，面对德军的马恩河攻势，法国政府被迫撤出了巴黎。尽管在议会、外交部和内阁里都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殖民主义者，但是在11月，每个法国人的注意力仍然还集中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残酷战场上。因此，派兵前往叙利亚的提议被否决了。

不过，到了12月，在欧洲对峙的两方军队已经进入堑壕，法国政府也回到了巴黎。此时，入侵叙利亚的提议引起了注意。一个殖民主义政客代表团成功争取到了一些政治人物对远征叙利亚方案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不过，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斯（Theophile Delcassé）却仍然极力反对这一方案。“没有比入侵叙利亚更没意义的事情了。”他说道。[15]德尔卡斯代表了许多法国官员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吞并叙利亚，还不如保留奥斯曼帝国，这样更符合法国的利益。在1914年，奥斯曼帝国私营部门45%的境外投资来自法国，法国还持有奥斯曼帝国国债的60%。因此，让奥斯曼帝国好好活下去对法国来说关系重大。[16]

1914年12月30—31日，即将去开罗接替基钦纳职位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造访巴黎，会见了法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官员。不过，他未能妥善回答他们关于英国中东政策的问题。麦克马洪以鲁钝无能闻名，但法国人并不认识他，还以为他非常精明狡猾。法国陆军部长米勒兰把麦克马洪含糊其词的答复视作有意为之的回避，认为其目的是掩盖英国入侵并独占叙利亚的阴谋。[17]

米勒兰立刻把他们的会面情况汇报给了法国内阁。内阁授权米勒兰，只要英国人组建入侵叙利亚的远征军，那么不论英国是否邀请法国一同行动，他也应该立刻组建一支远征军。1915年2月，德尔卡斯来到伦敦，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及了叙利亚问题。格雷向法国外交部长保证，英国不会在没有提前通知法国的情况下入侵叙利亚。两位外交首脑似乎达成了共识：如果要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不会阻挠法国在叙利亚的计划；但最好还是不要瓜分奥斯曼帝国。

就这样，两国的外交首脑化解了两国之间的分歧，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是，英法两国在中东第一线的人员却继续在两国之间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中东地区充满误解的基钦纳和他的助手们也继续追寻着他们危险的目标。

[1] Lord Riddell’s War Diary,1914–1918 (London: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75.

[2] G.W.Steevens,With Kitchener to Khartum (New York:Dodd,Mead,1900),pp.64–5.

[3]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69/8.

[4] Ibid.

[5] 克莱顿在成为温盖特的私人秘书后离开了军队，他最后的军衔是准将。——译者注

[6]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3:1916–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p.304–5.

[7]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5.Document 0045.

[8]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70/4.

[9]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5.Document 0071.

[10] Ibid.Document 0073.

[11]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Clayton Key Papers.G//S 513.File 1.

[1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7.Document QQ16.

[13] Ibid.Document QQ15.

[14]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68.

[15] Ibid.,p.69.

[16] Ibid.,p.40.

[17] Ibid.,pp.69–70.

10 基钦纳意欲控制伊斯兰教

I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和中东都对彼此充满了误解，而很多误解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里的基钦纳伯爵。他那古怪的性格、他对伊斯兰世界认识的缺失、他在开罗和喀土穆的助手经常提供给他的错误信息，再加上他亲手挑选出来与之打交道的阿拉伯政治家，这一切与他有关的因素都改变了以后的政治进程。

要想理解基钦纳中东计划的特别之处，我们首先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论是阿斯奎斯、格雷还是丘吉尔都没想过让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土地。诚然，他们打算让英国的盟友占领土耳其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土地，但阿斯奎斯的英国政府本身对奥斯曼帝国、中东乃至其他地方的土地并没有图谋。但是，基钦纳却坚持认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必须从奥斯曼帝国身上拿走一大片土地：讲阿拉伯语的那片地区。这就意味着对英国传统政策的彻底背离。

就像大部分曾经在东方生活过的英国人一样，基钦纳也认为宗教在伊斯兰世界里意味着一切。但是，元帅和他在开罗和喀土穆的同僚们似乎误以为穆罕默德的宗教有一个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组织架构。他们把伊斯兰教当成一个整体，一个“它”，一个组织，认为整个宗教都服从于它的领导者。几个世纪以前，科尔特斯（Cortez）擒获了阿兹特克的皇帝，从而控制了墨西哥。中世纪的法兰西国王则把教皇扣留在阿维尼翁（Avignon），试图借此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沿着差不多相同的思路，基钦纳和他的同僚们相信可以通过收买、操纵或挟持伊斯兰宗教领袖的方式来收买、操纵或挟持整个伊斯兰教。有一个思路让他们感到格外兴奋：谁能控制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谁就能控制伊斯兰教。

基钦纳的主要担忧是哈里发可能会煽动穆斯林反对英国。由于逊尼派穆斯林（印度的穆斯林主要是逊尼派）将土耳其苏丹视作哈里发，基钦纳一直十分担心这一威胁。在1914年，开罗和喀土穆都认为哈里发已经落入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控制之中。英国陆军大臣担心，等到协约国赢得战争，哈里发可能又会落入英国在中东的竞争对手手中，尤其是可能落入俄国的手中。

基钦纳相信，如果哈里发落入敌手，敌人可能会利用他来动摇英国在印度、埃及和苏丹的地位。英国统治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穆斯林。[1]单单是在印度，就有大约7000万穆斯林，而且穆斯林在印度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奇高。埃及和苏丹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他们分布在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海路沿岸。规模有限的英国守军管理着数以千万计的当地居民。但基钦纳心中很清楚，一旦当地人反叛，这些守军根本无力应对。

1857—1859年的印度哗变一直让英国人心有余悸。这次被宗教因素煽动起来的不可思议的大起义摧垮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更近的事例则是被基钦纳英勇扑灭的苏丹起义，那次起义的发起者是一位自称马赫迪的宗教领袖（所谓马赫迪，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弥赛亚）。1905—1906年在埃及发生的泛伊斯兰主义骚乱也让英国深感忧虑。对基钦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穆斯林针对英国的圣战是一场不时重现的梦魇。

情报主管约翰·巴肯在他1916年的小说《绿斗篷》中戏剧化地描写了这种恐惧。在书中，德国利用一位穆斯林先知，谋划了一场旨在摧毁大英帝国的阴谋。这位先知在土耳其出现，伴随着圣人降临的征兆、历史悠久的预言和发生在当代的启示性事件。至于他要在哪里燃起反叛之火，也说得十分清楚。“一阵干热之风席卷东方，焦枯的野草等待着火星。这阵风正在吹向印度的边疆。”[2]

基钦纳相信，如果哈里发在1914年战争期间号召穆斯林反对英国，他或许可以利用其他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言行来抵消这种威胁。不过，在赢得战争之后，英国需要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这是因为，一旦赢得战争，俄国必然会占领伊斯坦布尔，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拥有哈里发（除非做点什么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在基钦纳看来，落在德国人手中的哈里发是危险的，因为哈里发可以尝试在印度煽动叛乱，让英国在欧洲战场分心；而如果哈里发落到俄国人手里，对大英帝国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基钦纳与阿斯奎斯和格雷不同，他坚信俄国人依然存有从英国手中夺走印度的野心。基钦纳认为，德国是英国在欧洲的敌人，俄国则是英国在亚洲的敌人。因此，1914年战争就让英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英俄是盟友，一旦英国在欧洲赢得了战争，它就有失去亚洲的风险。在基钦纳看来，唯一让人完全满意的结果就是，在德国输掉战争的同时，俄国也不能赢得战争。而在1914年，没人知道要怎样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因此，陆军大臣计划在战后与俄国的较量中先发制人，控制住进出印度的道路。

基钦纳认为，英国应当在战争结束后自行提名一位哈里发的人选。由于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穆罕默德的哈里发继承人也应该是阿拉伯人。基钦纳支持这种观点，因为英国海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从而使哈里发完全不受英国的欧洲对手的影响。基钦纳认为，一旦英国可以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半岛上拥立一位哈里发，英国就可以控制伊斯兰教。甚至早在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之前，基钦纳在开罗的助手们就提醒他说，已经有一位显而易见的阿拉伯哈里发候选人与他有过接触了，那就是麦加的统治者。

II

临近1914年夏末，就在奥斯曼帝国濒临卷入战局之际，吉尔伯特·克莱顿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的一件事。当时，麦加的统治者侯赛因[3]最喜欢的儿子阿卜杜拉造访开罗，告诉克莱顿阿拉伯人已经准备好发动起义了。当时，阿卜杜拉十分担心青年土耳其人要对他父亲动手。看似慵懒、实则机敏的阿卜杜拉希望可以寻求外国的支持。不过，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和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了谅解，因此他也就不再需要英国人的援助了。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清楚阿卜杜拉在开罗说了些什么，又听到了些什么。阿卜杜拉第一次见到基钦纳伯爵似乎是在1912年或1913年。在1914年的2月和4月，他又在开罗见到了基钦纳，同时也见到了罗纳德·斯托尔斯。阿卜杜拉似乎想寻求英国人的保证：如果奥斯曼帝国试图罢黜他父亲，英国人会对其伸出援手。当时，基钦纳在具体询问了在阿拉伯半岛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之后，似乎表示无意涉足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在阿卜杜拉看来，基钦纳与其说是没有兴趣，还不如说是充满顾虑。[4]

显然，阿卜杜拉告诉了斯托尔斯一个虚假的信息：阿拉伯半岛上相互敌视的酋长们已经准备好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他建议，阿拉伯半岛和英国之间可以效仿阿富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内部自治事务交给阿拉伯人，对外关系事务则交给英国人管理。斯托尔斯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是就像其主官一样，他也无法给予阿卜杜拉想要的承诺。[5]

的确，有几位阿拉伯埃米尔已经与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较量了好几年。但是，吉尔伯特·克莱顿没有意识到，在这些阿拉伯埃米尔之间存在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等多方面的矛盾。那些来到开罗的阿拉伯流亡者可能在这方面误导了他。实际上，没有哪个阿拉伯埃米尔甘居人下，愿意接受同侪的领导。

在与克莱顿交谈过的阿拉伯流亡者中，有一位十分有趣的人物：奥斯曼帝国前军官、C.U.P.政治家阿齐兹·阿里·马斯里（Aziz Ali al-Masri）。马斯里是一名切尔克斯人[6]，在埃及出生，长大。他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院校学习，参加过战争，后来又成为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位领袖。不过，他只是总参谋部里的一位上校，而那位让他很看不起的同学恩维尔，却已经做到了陆军大臣。心怀不满的马斯里组建了阿赫德（al-‘Ahd），这是一个由军官组成的小型秘密社团，旨在反对C.U.P.的集权化政策及其在高级职位上对阿拉伯族裔人士的排挤。阿赫德组织内的军官一致反对C.U.P.的土耳其化政策。他们提出，要么在中央政府给阿拉伯族裔更多的话语权，要么就走上分权路线，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推动改革也是一个选项。[7]

1914年初，恩维尔帕夏下令拘捕马斯里上校，并以捏造出来的罪名指控他。就这样，马斯里不情愿地发现自己成了阿拉伯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之所以说不情愿，是因为马斯里想要跻身奥斯曼帝国的最高领导层，而不只是在某一个地区内掌权。为了响应开罗的呼声，基钦纳伯爵决定出面斡旋。杰马尔帕夏设法特赦了马斯里，准许他流亡到他的家乡埃及。从孩提时代起，马斯里就反对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他反英，亲德，衷心拥护奥斯曼帝国，只是反对现任政府而已。作为一个拥有军方背景的政客，马斯里的支持者里其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同袍。然而，英国的情报官员却误以为他是一位实力强劲的潜在盟友。

1914年9月初，马斯里造访了开罗的英国代表处，见到了克莱顿。[8]马斯里知道，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9]和其他一些阿拉伯人领袖以前曾经考虑过起兵反抗奥斯曼帝国。他可能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克莱顿。或许，克莱顿因此回忆起了阿卜杜拉来访的经历，以及阿卜杜拉曾经对斯托尔斯和基钦纳说过的话。

在会见过马斯里之后，克莱顿与罗纳德·斯托尔斯会面，安排由后者转交一份秘密备忘录给基钦纳伯爵。克莱顿的备忘录被附在斯托尔斯的一封信里捎给了基钦纳伯爵，而那封信里谈了些相比之下显得无关紧要的骆驼问题。

III

在1914年，英国人普遍担心，奥斯曼帝国一旦加入战争可能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欧洲国家陆军部里的军官会分析敌国的铁路设施情况，以此来判断其军事潜力；与他们类似，罗纳德·斯托尔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骆驼运输能力上。他在写给基钦纳的信中提到，奥斯曼军队需要从位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骆驼产区——汉志[10]——获取骆驼。斯托尔斯建议怂恿当地的统治者——麦加的埃米尔——不向奥斯曼帝国提供骆驼。

这条关于骆驼的消息其实只起到了掩护的作用，斯托尔斯随信附上了1914年9月6日克莱顿发给基钦纳的秘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克莱顿敦促基钦纳与麦加的统治者就其他事宜展开对话。克莱顿在备忘录中提到，或许可以用一位亲英的阿拉伯领导人取代奥斯曼帝国苏丹，使其成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如果这种思路可行，那么麦加的埃米尔，作为穆斯林圣地的守护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人选，尤其是考虑到他还可以在穆斯林朝觐问题上给予英国莫大的帮助。

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一年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前往阿拉伯圣地的大规模朝觐更重要了。每一位有能力参加朝觐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朝觐一次。但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朝觐的进行，尤其是在1915年。即便印度的穆斯林可以原谅英国与世界上唯一独立的伊斯兰大国开战这件事，他们也未必能够原谅朝觐的中断。毕竟，这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阿拉伯半岛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位于汉志地区。因此，如果想保证英国的穆斯林在战争期间可以继续朝觐圣地，就必须求助于汉志的统治者。麦加的埃米尔不仅是汉志的统治者，还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11]因而认为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哈里发的衣钵。

在他的秘密备忘录中，克莱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论断。他说，阿拉伯半岛上那些相互竞争的地方酋长，比如阿西尔[12]和也门的统治者或伊本·沙特，再或是内志[13]的伊本·拉希德（Ibn Rashid），都愿意加入麦加统治者追求的事业，为创造“阿拉伯人的阿拉伯”而努力。[14]克莱顿在备忘录中说，名义上效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埃及统治者赫迪夫也支持这一运动，而且他也把自己视作可以取代苏丹并成为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人选之一。克莱顿并没有说明他打算怎样调和这些人相互冲突的野心。

其他酋长愿意团结在麦加埃米尔背后的说法，是大约五个月前阿卜杜拉替他父亲游说时向罗纳德·斯托尔斯提出来的。克莱顿把这个说法当成一则新信息写在备忘录里，可能是在暗示马斯里或其他流亡的奥斯曼政治人物近期对他确认了这个说法。这份备忘录提出的新观点是，阿拉伯人不仅可以在战争结束后为英国人服务，甚至在战争期间也可以为英国人所用。

基钦纳立刻给出了答复。1914年9月24日，他给开罗发电报，命令斯托尔斯派一位可靠的信使去找阿卜杜拉，私下里问他一个问题：如果爆发战争，汉志会站在英国一边，还是会反对英国？在发电报之前，基钦纳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交换了意见。格雷对克莱顿的备忘录十分肯定，称其“非常重要”。[15]

几个星期之后，化装潜入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阿拉伯半岛的信使带回了略显含糊但给人希望的答复。阿卜杜拉答复说，希望陆军大臣能够阐明他的想法。开罗方面在发给基钦纳的电报中说：“对方不乏戒备之心，但态度友善，前景光明。”[16]

与此同时，代表处又与马斯里上校和其他流亡开罗的阿拉伯流亡者展开了交流。这些奥斯曼帝国的流亡者又探讨了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帝国境内这些形形色色的讲阿拉伯语的族群到底是什么人，或者应当是什么人。从19世纪开始，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咖啡馆与巴黎的学生宿舍里，人们就一直在探讨这个民族认同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催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俱乐部和秘密社团。

从奥斯曼帝国政治的角度看，身在开罗的这些讲阿拉伯语的流亡者，主要是不满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偏袒土耳其人的政策。帝国境内讲土耳其语的人口大约占40%，但他们却统治着人数上占大多数的奥斯曼帝国其他族裔的居民。这些流亡者想要的无非是让讲阿拉伯语的人口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让他们占据更多、更高的政府职位，在这些方面达到与讲土耳其语的人口势均力敌的水平。

尽管这些人经常被称作民族主义者，但更准确地说，他们其实是分离主义者。[17]他们并不要求独立，只想要更高的政治参与度和更彻底的地方自治。大体上，他们愿意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也是穆斯林同胞。与欧洲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的理念核心是宗教因素，而非世俗因素。在精神上，他们生活在同一座伊斯兰之城里。就像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城市以清真寺为核心一样，这些穆斯林的生活也以清真寺为中心。这样的生活状态，基督教欧洲自中世纪早期之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了。他们并不代表某一个民族群体，因为在历史上，所谓“真正”的阿拉伯人指的是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居民，而在巴格达、大马士革这样的省份，或是阿尔及尔、开罗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讲阿拉伯语的人口其实有着十分复杂的民族起源和背景；从大西洋沿岸到波斯湾的广阔地域里，那些古老的民族和文明的血脉都已经汇入其中。

在1914年10月，阿拉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运动只有几十名活跃的参与者。他们都隶属于像法塔特（al-Fatat）和阿赫德这样的秘密社团中的一个或几个，这些组织在开罗的英国代表处那里的名声越来越响。[18]关于这些人和他们的主张，我们现在知道的要比当时的英国人知道的多得多。总体来看，这些人属于讲阿拉伯语的精英人群，这一人群与被青年土耳其党推翻的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C.U.P.那些带有土耳其主义和中央集权倾向的政策十分警觉。[19]1914年10月26日，正当基钦纳思考应当如何回复阿拉伯人的时候，在开罗代理英国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职务的米尔恩·奇塔姆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里面提供了关于这些秘密社团的情报。

IV

基钦纳起草了一封电报，经外交部的格雷批准，被转发给了英国驻埃及代表处。基钦纳在电报中指示斯托尔斯这样回复阿卜杜拉：“如果阿拉伯人在这场由土耳其人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战争中向英国施以援手，英国保证不干涉阿拉伯半岛的内部事务，并尽可能地帮助阿拉伯人反对外来入侵。”（基钦纳在这里所说的“阿拉伯人”，指的是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人）换句话说，如果阿拉伯的领导者们能够把自己从苏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宣布独立，英国将帮助他们对抗任何来自外部的侵略。

在英国驻埃及代表处，奇塔姆和斯托尔斯负责监督将这一回复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工作。显然，在克莱顿的怂恿下，他们略微夸大其词，承诺说英国将支持“阿拉伯人的解放事业”。[20]这种措辞更符合雷金纳德·温盖特所主张的路线。温盖特认为应该煽动阿拉伯的部落，让它们为英国而战。与主张在战后跟阿拉伯人做交易的基钦纳不同，温盖特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他认为应当在战争伊始就立即采取行动。他的目标是引诱阿拉伯人叛离奥斯曼帝国。早在1915年1月14日，他就在写给克莱顿的信中说：“我担心英国的行动已经太过迟缓，现在我们未必能够成功地煽动阿拉伯人背叛奥斯曼帝国了……”[21]他经常抱怨说，他的上司们没能及时听从他的建议。

就在基钦纳电报的阿拉伯文版本发出之际，一直与克莱顿保持联系的开罗流亡者团体告诉他，汉志地区的阿拉伯人可能会怀疑英国人的动机，英国人应当澄清一下他们到底承诺了些什么内容。得到格雷许可的基钦纳立刻授权代表处发出了另一份声明。代表处又一次擅自做主，不仅把声明发到了阿拉伯半岛，还发到了亚洲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在声明中许诺，只要当地的居民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英国就将承认并保证他们的独立。[22]

尽管代表处没有严格按照它接到的指示来发布这份公开声明，但这一承诺本身是很合理的。关于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地区的未来，英国并未对其他协约国做过任何与此相矛盾的承诺。如果这些讲阿拉伯语的省份能够想方设法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来，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自由，并替协约国给敌人沉重一击，那么英国就没有理由不保证帮助它们维护独立。无论是为了对付战时的敌人还是战后的对手，这样做都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实际上，基钦纳授权代表处外发的那部分信息才是会惹来麻烦的。在基钦纳看来，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可能扮演的角色。因此，他在发给麦加的消息结尾加上了这么一段惊人的话：“或许一位真正的阿拉伯人将在麦加或麦地那成为哈里发。在神的帮助下，眼前的所有罪恶将被涤尽，良善之果将从中生出。”[23]基钦纳认为，等到对德战争结束后，英俄两国必将进入竞争状态。根据他的战略，英国应当在13个世纪前诞生穆罕默德和哈里发制度的阿拉伯半岛重新扶植一位哈里发，以此来帮助自己应对俄国的威胁。但是，生活在半岛内部的政治圈子里的阿拉伯人却不大可能理解基钦纳的想法。他们不会明白，在欧洲强国间的一场大战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基钦纳就已经开始为下一场较量谋篇布局了。他们更不可能意识到，基钦纳、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都根本不理解哈里发制度的本质。

从那时开始，学者们就一直不厌其烦地对研究中东的西方学生解说，中世纪欧洲的那种“教皇对抗皇帝”式的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间的分裂状态，在伊斯兰世界根本不存在。基钦纳、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都误以为哈里发可以只作为精神领袖存在。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包括政府和政治，都在神圣法的管辖之下。因此，在逊尼派穆斯林看来（奥斯曼苏丹和麦加埃米尔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作为神圣法的维护者，哈里发应当管理一切。埃及的英国当局并不理解的一点是，哈里发本身也是一位世俗领袖。他既是宗教领域的首脑，也是执政者，还是军队统帅。

囿于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基钦纳的追随者们还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伊斯兰世界的不统一与碎片化。正因如此，基钦纳才打算让伊本·沙特——清规戒律极端严格的瓦哈比派的领袖——承认麦加的逊尼派统治者的宗教权威。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就像伊斯兰教内部其他几十个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的关系一样，两者之间势同水火，势不两立。

基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给麦加的提议也误导了对方。在麦加的统治者看来，这份提议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辽阔王国的统治者，因为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理应如此。我们后面会看到，当麦加的统治者提到他的新王国的疆域问题时，斯托尔斯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基钦纳都没打算要扩大这位埃米尔所管辖的领土范围。1915年夏天，斯托尔斯写信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说，如果麦加的统治者能跟阿拉伯半岛上其他的埃米尔和酋长达成谅解，并且告诉他们“他无意在他们的领土上主张任何世俗权力，那么他的哈里发地位就很有可能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当然，要想获得完全认可是不太现实的”。[24]

英国人打算支持侯赛因角逐伊斯兰教的“教皇”职位，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个职位根本不存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措辞会被他理解为支持他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而事实上，斯托尔斯认为侯赛因任何扩大自己统治范围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如果基钦纳和他的左右手们知道自己的话语对阿拉伯的穆斯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话，一定会感到惊讶万分。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World War.”

[2] John Buchan,Greenmantle (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16),p.17.

[3] 此人便是侯赛因·本·阿里，当时是麦加的埃米尔。——译者注

[4]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p.54–68.

[5]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 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4–11.

[6]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源自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一开始被土耳其人统治，后来又被俄国人统治。——原注

[7] Majid Khadduri,“Aziz ’Ali Al-Misri and the 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Albert Hourani (ed.),Middle Eastern Affairs:Number Four,St Antony’s Papers,no.1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40–3.

[8] H.V.F.Winstone,The Illicit Adventure (London:Jonathan Cape,1982),p.380.

[9] 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1875—1953），后来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开国君主。——译者注

[10] 汉志（Hejaz），阿拉伯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毗邻红海。——译者注

[11] 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出自哈希姆家族，该家族将自己的先祖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译者注

[12] 阿西尔（Asir），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今属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接壤。——译者注

[13] 内志（Nejd），即今沙特阿拉伯中部地区。——译者注

[14]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p.13–14.

[15] Ibid.,p.25.

[16] Ibid.,p.17.

[17] Zeine N.Zeine,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with a Background Study of Arab-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Beirut:Khayats,1966).

[18] Dawn,Ottomanism,p.152.

[19] Albert Hourani,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193–215;Dawn,Ottomanism;Zeine N.Zeine,Arab Nationalism,pp.39–59.

[20]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5),p.133;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19.

[21]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69/8.

[22]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22.

[23] Ibid.,pp.17–18.

[24]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7.Document QQ38.

11 印度的不满

I

一直到1914年12月12日，英国印度事务部政治司司长阿瑟·希策尔（Arthur Hirtzel）才看到基钦纳发给侯赛因的消息，那时这条消息早已经送达麦加了。读到基钦纳的消息后，希策尔大为惊讶，马上批评说它“非常危险”，因为暗示拥立一位阿拉伯人哈里发的做法“恰恰是印度事务部一直以来确信英王陛下的政府不会做的事”。[1]印度事务大臣克鲁侯爵私下里告诉印度总督，基钦纳对两个事实视而不见：首先，当前的哈里发，也就是土耳其苏丹的宗教地位依然牢固；其次，印度的穆斯林对当前的哈里发十分尊重，他们或许可以接受他的地位被人取代，但绝不会容忍外国势力从中作梗。[2]

当他看到基钦纳承诺保护阿拉伯人的独立时，希策尔评价说，“这一书面承诺……根本没有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的授权”，“令人惊诧”。[3]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印度政府外交部联合亚丁[4]、孟买等地的省督，给印度事务部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解释说：“我们想要的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而是一个脆弱、分裂的阿拉伯。让阿拉伯在我们的宗主权之下尽可能地分裂成一个个的小邦。这样一来，它们既可以成为防范西方强国的缓冲带，同时又无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5]他们其实误解了开罗方面的动机。就像克莱顿后面写给温盖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印度方面似乎格外担忧会出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是，除非我们蠢到去创立这么一个国家，否则，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6]

克鲁侯爵试图平息印度事务部和印度政府的怒气。他解释说，基钦纳之所以没有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因为这并非英王政府的官方联络，“只是基钦纳伯爵与对方的私人沟通”。[7]不过，克鲁侯爵的努力并没有能够彻底平息这场管辖权争端，它还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绵延不绝。

II

印度政府就像一个处境困难的守备队，由于守卫着过于漫长的战线而力量单薄。因此，印度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不想再涉足新的地盘。印度政府的中东战略是只控制住最有必要控制的地方，即海湾沿岸地区，以保证来往英国的海路畅通，他们对于向内陆发展毫无兴趣。

但是，与奥斯曼帝国这场情非得已的战争使得吞并相距不远的巴士拉和巴格达有了可能。尽管印度政府内的官员以往经常告诫政府不要再考虑开拓新的领土，但印度政府显然对此动心了，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两个地方进行殖民和发展经济将会带来巨额财富。无论做什么，英印政府都坚定地认为政府自身的利益就等同于其臣民的利益，而其臣民之中包括大量的穆斯林。基钦纳伯爵的伊斯兰政策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基钦纳的提议还侵犯了印度政府的外交决策权。印度政府在此方面十分敏感，一直防范着英国政府内部的其他部门涉足这一领域。印度政府外交部负责管理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如中国西藏、阿富汗、波斯和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同时还通过一个由省督和当地代理人组成的网络管理着英国在亚丁和海湾地区的保护地。因此，基钦纳与麦加的统治者展开对话，相当于插足了印度政府关切和活动的区域。

从波斯湾到苏伊士运河的沿岸港口一直是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的地区，同时它也尽量避免插手内陆地区的政局。不过，受雇于印度政府政治部的威廉·亨利·莎士比亚（William Henry Shakespear）上尉却作为驻科威特的政治代表与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建立了政治联系和私人关系。在“一战”爆发前的岁月里，这位当地的埃米尔可谓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日渐崛起的一位人物。[8]像跑到开罗去游说的阿卜杜拉一样，伊本·沙特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愿，想让他的领地成为英国的附庸；而同基钦纳和斯托尔斯一样，莎士比亚也只能表示，英国政府无意介入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对莎士比亚来说，当时的他更是只能这样表态，因为当时英国外交部还在支持亲土耳其的拉希德家族——阿拉伯半岛中部最强大的势力，同时也是沙特家族的世仇。本来，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阻力可以妨碍印度政府支持沙特家族了，结果他们却发现开罗方面在麦加支持了一个竞争对手。

开罗方面也发现印度在阻挠自己的计划。1914年11月，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加入战争的那个月，开罗方面提出派马斯里上校到美索不达米亚去煽动骚乱，甚至引发革命。开罗方面的提议也得到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批准。但印度方面却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一直非常反感煽动事端，担心局势可能会失控。

印度方面认为，如果阿拉伯人要起来反对土耳其政府，应当由伊本·沙特来领导叛乱。不过，一直到1914年12月，印度总督还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9]与印度方面相反，基钦纳与他在开罗和喀土穆的追随者们则把谢里夫[10]侯赛因视作英国重要的阿拉伯盟友，还发表宣言鼓励阿拉伯人发动叛乱。除了大的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之外，西姆拉[11]方面还通过战前的一些接触了解到，如果英国选择支持麦加的埃米尔，阿拉伯世界中其他一些地方的统治者会因此而疏远英国，其中包括长久以来与英国关系密切的科威特谢赫穆巴拉克[12]、向来对英国友好的波斯港口穆哈马拉（Muhammara，今称霍拉姆沙赫尔）的统治者，甚至是巴士拉的掌权者赛义德·塔利布（Sayyid Talib，尽管希策尔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恶棍”）。[13]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也十分担心阿拉伯人的反弹。他指出，麦加的埃米尔在阿拉伯半岛的两个死敌——伊本·沙特和阿西尔的统治者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西（Seyyid Mohammed al-Idrisi）——都是英国的朋友。[14]

印度政府的官员认为，开罗方面的政策不仅轻率鲁莽，而且根本不可能奏效。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支持一个阿拉伯哈里发上台，那么不仅会影响印度穆斯林的态度（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整个哈里发问题中最关键的一点），对阿拉伯世界也不会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印度政府政治部的珀西·考克斯（Percy Cox）在1915年12月汇报说，他会见了科威特的谢赫和伊本·沙特，发现他们对哈里发问题并不感兴趣。伊本·沙特说，阿拉伯的酋长们“根本不在乎谁自称哈里发”。他还说，他所在的瓦哈比教派根本不承认四大哈里发之后的任何一个哈里发（而四大哈里发早在1000多年前就去世了）。[15]

III

1914年末的一次考验揭了哈里发的老底，让人们看到哈里发的所谓权势不过是虚幻。奇怪的是，伦敦和西姆拉都没有能从这一幕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1914年11月，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苏丹兼哈里发宣布对英国发动“圣战”（jihad），同时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精心策划的示威活动，人群、乐队和演说成了当日的主题。威廉大街[16]下令，立刻把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宣言发到柏林来，翻译成“阿拉伯语和印度语”（命令原文如此）后再印成小册子，散发到敌军的穆斯林士兵当中。[17]德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认为，苏丹的行动将“激发起伊斯兰宗教狂热”，还可能在印度引发大规模的革命。[18]

德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的武官认为，苏丹的宣言会极大影响英法军队中的穆斯林士兵，使得他们拒绝向德军开枪。但是，心存怀疑的德国大使的预测要准确得多。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那份宣言“只能哄骗少数穆斯林”[19]加入同盟国阵营。他是对的。事实上，用“一战”中出现的新词来说，所谓“圣战”就是一颗“臭弹”，炮弹打出去了，但是却没有爆炸。[20]

人们对“圣战”的热情不高，即便在伊斯坦布尔也是如此。在宣布了“圣战”之后，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不过，英国人还是很担心，害怕会有哪一阵颠簸让这颗臭弹突然爆炸。1915年10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尽管迄今为止“圣战”运动并不成功，但它还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21]在印度事务大臣克鲁侯爵看来，“圣战”没有得到响应的唯一原因就是奥斯曼帝国没能控制汉志地区的圣地。他认为：“倘若C.U.P.能够控制麦加，他们或许就能发动一次真正的‘圣战’；它在影响到阿富汗的同时，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麻烦。”[22]

与此同时，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还在积极推进基钦纳的方案，即在战后的世界与阿拉伯人和一位阿拉伯宗教领袖结成紧密的关系。克莱顿比较小心谨慎，认为阿拉伯哈里发这个问题十分微妙，应当由阿拉伯人自己提出来；[23]而一贯缺乏耐心的温盖特则向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担保说：“我们应当竭尽所能促使阿拉伯人行动。我在这件事上已经做了许多准备。”[24]

然而，印度事务部仍然担心，一旦英国人过多涉足，麦加可能会被卷入世界政治的旋涡。印度的民心可能会因此在万万不能出现波澜的时候出现波澜。在战争期间，西姆拉会把许多欧洲裔士兵送到欧洲战场上，跟他们一同上战场的还有大量的印度士兵。因此，一旦在战争期间爆发起义，印度政府将难以镇压。在西姆拉方面看来，开罗和伊斯坦布尔所推行的政策都有可能在印度激起穆斯林的宗教热情，进而给印度帝国带来严重的危害。

随着战争的进行，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越发坚定地认为，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治理埃及的英国官员。尽管印度方面不断地提出反对意见，开罗的英国当局仍然在推进着与麦加统治者的密谋。

[1]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30.

[2]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62.

[3]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30.

[4] 亚丁（Aden），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亚丁湾北岸，当时受英印政府管辖。今属也门。——译者注

[5]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p.62.

[6]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120.

[7] Ibid.,p.30.

[8] H.V.F.Winstone,Captain Shakespear (London:Jonathan Cape,1976).

[9]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p.60.

[10] 谢里夫（Sherif），伊斯兰世界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哈桑及其后裔的尊称。伊斯兰国家一些贵族或有政治地位的人也自称谢里夫。——译者注

[11] 西姆拉（Simla），位于印度北部，因海拔较高、气候凉爽，从19世纪后半叶起成为英印政府的夏都，此处用以指代英印政府。——译者注

[12] 穆巴拉克（1837—1915），科威特萨巴赫王朝的第七代统治者，被称为“现代科威特之父”。他于1899年与英国签订条约，使得科威特的领土完整受到英国保护。——译者注

[13] Ibid.,p.11.

[14]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52.

[15] Ibid.,pp.47–51.

[16]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的一条街道，德国政府所在地，通常用来指代德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译者注

[17]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17.

[18] 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W.W.Norton,1967),p.126.

[19]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118.

[20] 埃及与利比亚边境的赛努西（Senussi）游牧民制造了一些小麻烦。不过，不论有无那份圣战宣言，他们都很可能会制造麻烦。——原注

[21]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76.

[22] C.J.Lowe and M.L.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3:The Document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2–1922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538.

[23]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Clayton Key Papers.G//S 513.File 1.

[24]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5.Document 0074.

12 左右为难

I

麦加，是穆罕默德出生的地方；麦地那，是他后来迁徙到的地方。对所有的穆斯林来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圣城。因此，阿拉伯半岛最西部濒临红海的那一片山峦起伏的长条地带——汉志地区——也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汉志的意思是“分隔”，得名于将它与东方的高原分隔开来的山脉。20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是一片空旷的不毛之地，而汉志地区——借用191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阿拉伯境内最荒凉且缺乏吸引力的一片土地”。整个地区就是一片缺水而无人定居的荒野。汉志地区长约1200千米，最宽处约320千米，十分勉强地供养着大约30万人口，其中一半是贝都因人[1]，一半是城镇居民。尽管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汉志地区与伊斯坦布尔相距甚远，再加上原始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使得汉志地区一直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椰枣是这里的主要作物，据说可以细分成100多个品种。不过，这一地区真正的产业是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每年都有大约7万名朝觐者来到麦加。保护朝觐者不受贝都因部落的劫掠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驻当地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当局还给这些部落发放财物，希望能让其意识到，比起骚扰朝觐者，保护朝觐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从最近的港口出发，人们抵达麦加要走72千米，骑骆驼要骑两天。麦加坐落在一个炎热、荒芜的山谷里，控制着通往四周山区的要道。麦加的居民大约有6万人。麦加城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而这种禁令反而让它充满了诱惑力。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旅行者曾经乔装打扮混入城中，带回了对麦加城详细的描绘。

这些欧洲人报告说，即便在圣城里也有野蛮原始的黑暗勾当。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麦加城中令人难以启齿的罪恶是伊斯兰教的耻辱，也时常让虔诚的朝觐者感到大为惊异。奴隶贸易与朝觐之旅的关系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在朝觐的掩护下，的确有大量的奴隶进出口在进行。”

不过，欧洲的旅行者们也记载说，汉志的居民，乃至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人民都是天生的贵族。《大英百科全书》中说：

从身体上来说，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强壮、最高贵的种族之一……因此，他们在身体素质上几乎不输给人类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在精神上，他们也超越了大部分民族。唯一阻碍他们进步的是他们在组织能力和协同能力上的显著欠缺。他们的政府形式十分松散，漏洞百出，但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他们也不愿意负担……

如果《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麦加埃米尔的工作可并不好干。

对穆斯林来说，麦加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基钦纳领导下的开罗和C.U.P.领导下的伊斯坦布尔的勃勃野心则让荒凉的汉志地区进入了20世纪政治舞台的中心。麦加的埃米尔不情愿地看到，1914年爆发的战争让麦加以另一种方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代表奥斯曼苏丹统治汉志的是侯赛因·伊本·阿里，他被称作麦加的谢里夫和埃米尔。一个人如果被称作谢里夫，他必须是穆罕默德的后裔；而侯赛因与穆罕默德一样，出自哈希姆家族。[2]一段时期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习惯于从相互敌对的谢里夫中挑选麦加埃米尔的人选。1908年，苏丹亲自挑选来自达武·阿温（Dhawu-’Awn）氏族的侯赛因为麦加的埃米尔，而没有选择C.U.P.支持的另一个候选人。

就像他温文有礼的好友大维齐尔和苏丹本人一样，侯赛因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学识上都是一个老派人物，惯用华丽的辞藻。他中等身材，长着一把白胡子，1914年时大约60岁上下，一生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里度过，充当一个地位尊贵的人质。在那里，即便是那些不怀好意的敌人也无法捕捉到他任何不当的行为，因为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冥思上。

侯赛因一直对苏丹本人表现出无限的忠诚。但是，苏丹只是个傀儡，奥斯曼帝国的大权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手里。侯赛因对于这些没有家族背景的新兴权贵毫无感情。尽管他一直忠于苏丹，但他却发现自己与苏丹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多。他尤为反感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

侯赛因不仅想要保住自己作为埃米尔的地位，还想让他的家族世袭这一职位。他竭尽全力想要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推行中央集权的C.U.P.政府则想方设法削弱其独立性。政府努力推动汉志铁路的建设，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此举来削减埃米尔的自治权。从大马士革（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到汉志的麦地那的铁路已经竣工，政府还想把铁路继续修到麦加和吉达（Jeddah）。对于汉志地区那些拥有骆驼的贝都因部落来说，这条铁路会危及他们对朝觐之路的控制，切断他们的滚滚财源。C.U.P.政府试图利用铁路和电报实现对麦地那、麦加乃至汉志其他地方的直接统治。如果土耳其政府的计划得以实现，侯赛因就会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下级官僚。侯赛因的对策是煽动骚乱。

对于起初利用土耳其军队来威慑阿拉伯部落，进而取得行政权力的侯赛因来说，此举标志着一次政策转向，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效忠的对象。他依然站在一个模糊的立场上：拥护奥斯曼帝国，但是反对执政的政府。

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大马士革的秘密社团和阿拉伯半岛大大小小的地方权贵一直保持着频繁的接触，试图团结起来对抗青年土耳其党，为帝国里讲阿拉伯语的半壁江山争取更多的权利。阿拉伯半岛主要的地方首领时不时地会展开这样的对话。1911年，奥斯曼帝国议会里的阿拉伯人议员曾向侯赛因提议，要求他领导讲阿拉伯语的民众推翻土耳其人的压迫。他拒绝了。一年后，一些秘密社团转而接触了侯赛因的一些竞争对手，没有再找侯赛因。到了1913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似乎已经把侯赛因视作“土耳其人用来鞭笞阿拉伯人的工具”。[3]但是，土耳其政府其实也非常不信任侯赛因，一直在找机会除掉他。

侯赛因的两个儿子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他最喜爱的儿子阿卜杜拉在奥斯曼帝国议会里是代表麦加的议员，另一个儿子费萨尔则是代表吉达的议员。阿卜杜拉建议他父亲与政府对抗，他相信如果能取得秘密社团和英国的支持，他们是有实力做到这一点的；费萨尔则不同意与政府对抗。阿卜杜拉身材矮小、敦实，十分精明，非常擅长政治家那套安抚、调和的手段，做事大胆激进；费萨尔身材修长，动作敏捷，略显紧张，为人谨慎为上。

多年来一直善于挑拨敌人之间矛盾的侯赛因倾向于拖延时间，静观其变。他在埃米尔的位置上多坐一年，他的声望就可以多增加一点，他也就能更好地掌控当地复杂的私人、家族和部族关系网络，增强他在汉志的权力。他已经削弱了C.U.P.在麦加和麦地那的地方实力，确立了自己在领地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到了1913年和1914年，他却发现自己身边外敌环伺。他领地的南方和东方是他的邻邦和宿敌，这些阿拉伯酋长和他一直相互威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是他的敌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位土耳其官僚。英国人也虎视眈眈，一旦与奥斯曼帝国开战，英国海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汉志漫长的海岸线，倘若侯赛因与奥斯曼帝国同进退，他确信英国人会变成他的敌人。还有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威胁要在自治权问题上与这位埃米尔彻底摊牌。

现在，由于进入了战争状态，C.U.P.推迟了铁路完工和采用新的政府规章的进程，同时也暂停了任命新的埃米尔取代侯赛因的秘密计划。不过，它还是命令侯赛因为军队提供兵员。侯赛因和阿卜杜拉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是C.U.P.的一个阴谋：来自汉志的士兵会被派到遥远的战场，而土耳其正规军则会被送来代替他们守卫汉志，进而夺取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侯赛因向他所有危险的邻居保证，自己会遵从他们的意愿，但他们需要给他一点准备时间。他向他的劲敌、来自东方的强大军阀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征求意见，探讨麦加是否应当响应苏丹的号召，对英国及其盟友发动“圣战”。他还与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展开会谈，商讨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可能性。面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要求和命令，他要求帝国政府拨款供他征兵和储备给养，但一直拖延派兵加入帝国军队的时间。

他与基钦纳保持电报往来，并向基钦纳承诺会响应其提议。1914年底，杰马尔帕夏准备在苏伊士运河向英国人发起进攻。侯赛因写信给杰马尔，许诺自己将派兵参加这次进攻；与此同时，阿卜杜拉则回信给开罗的斯托尔斯，告诉他汉志决定在战争中站到英国一方。不过，阿卜杜拉表示这一切尚需保密，因为此时埃米尔还不能让人察觉到他要与英国结盟，更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阿卜杜拉和侯赛因表示，时机尚不成熟。

II

通过斯托尔斯的联络，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与麦加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成就让斯托尔斯感到十分欣喜。1915年1月27日，他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写信道：“我与麦加的谢里夫保持着友好且亲密的关系。我十分确信，他比其他地方的酋长更值得我们关心和关注，因为只有他可以每年接纳全世界穆斯林的代表前来朝觐，并获得他们的敬意；而其他酋长，不论他们的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享有这份荣光。”[4]

此时，基钦纳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对侯赛因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保持中立，而侯赛因也想尽量避免被卷入这场危险的战争。因此，双方可谓一拍即合。侯赛因本人和麦加都没有对“圣战”宣言做出任何响应。因此，对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来说，与麦加方面进行联络所能达到的一切目的都已经达到了。1915年2月2日，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向基钦纳汇报说：“当前没有立刻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因为与麦加的谢里夫有关的必要举措都已经完成了。”[5]

陆军大臣很满意。他并不像温盖特那样认为在阿拉伯半岛煽动部族叛乱可以对英国的战局产生影响。因此，当侯赛因没有表示要带头发动这样一场叛乱时，基钦纳也没有表现出失望的情绪。在基钦纳看来，德国才是最重要的敌人，欧洲战场才是唯一能够左右局势的战场。控制哈里发的长期方案是留给战后的世界的。在他看来，他和中东地区都可以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来料理此事。

[1] 贝都因人（Bedouin）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译者注

[2] 侯赛因一直把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称作“哈希姆家族的人”。——原注

[3]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14,nn.42 and 43.

[4]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7.

[5] Ibid.Document QQ15.

第三部分 英国陷入中东泥潭

13 土耳其指挥官险些输掉战争

I

在基钦纳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时候，他并不打算让英国在战争期间卷入中东事务。而当他真的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到了1915—1916年，当他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完全陷入中东泥潭的时候，他一定会奇怪自己究竟是怎么允许这一切发生的。毕竟，从战争爆发之初，他始终坚持的信条就是专注西线，忽略东方。

基钦纳认为，英国可以在欧洲战争期间安心地忽略掉土耳其和中东，这部分是由于他推测奥斯曼帝国不会对英国构成重大的军事威胁。很多人都持同样的观点。

英国官员十分轻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东线战场前6个月的局势也印证了他们的观点。从1914年10月，也就是“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炮击俄国海岸的时候开始，到1915年2月英国舰队报复性地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并朝着伊斯坦布尔进发时为止，奥斯曼军队的表现可谓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

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是恩维尔帕夏。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任命自己为“副总司令”，这就让他在理论上成了仅次于傀儡苏丹的二号人物。而实际上，他就是最高统帅。

恩维尔适合做一个独来独往的冒险家，但不适合做统帅。尽管他颇具冒险精神，也堪称诡计多端，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他经常与来自普鲁士的陆军顾问利曼·冯·桑德斯产生矛盾。在后者看来，恩维尔在军事领域就是个滑稽可笑的小丑。

恩维尔却把自己视为一位形象截然不同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真正传人。那些活跃在14世纪的“加齐”，即那些为伊斯兰教信仰而战的勇士，曾经在拜占庭帝国无人关注的边疆纵马驰骋，继而跃入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战争刚一爆发，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进攻俄罗斯帝国。[1]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耸立在两个帝国陆地边疆之间的险峻的高加索山脉。他不顾利曼·冯·桑德斯的反对，执意要在严冬季节越过这道让人望而却步的自然疆界，发动一次正面进攻。而俄国人不仅占据了高地，还修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恩维尔计划先在土耳其境内一片长约1000千米、宽约500千米的地区内集结部队，但这片地区内并没有可供运输部队和补给品的铁路，仅有的几条道路也又陡又窄。河流上的桥梁早已坍塌，也未经修复，因此部队只能涉水渡河。离这里最近的铁路终点站也在近1000千米之外，因此每一颗子弹、每一发炮弹都只能用骆驼运输，需要6个星期才能运抵前线。这里的大片地区都没有人烟，未经探索，也没有相关地图。漫长的冬天和山区的暴风雪使得整片地区在一年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通行。

他向利曼·冯·桑德斯解释说，他下一步的计划是率军离开集结待命区，跨过边界进入沙皇的领土，然后像军事教科书上描绘的那样采取协同行动，攻击俄军在高加索高地上的要塞阵地。一部分部队将正面进攻，其他部队则会迂回到侧翼，或者包围敌人。利曼提醒他说，由于当地没有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他的部队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机动性来实现他设想的这种军事调动。但他对这种提醒完全不为所动，对自己的成功信心十足。恩维尔说，在击垮俄国人之后，他接下来要取道阿富汗征服印度。

恩维尔在1914年12月6日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于12月21日接管了奥斯曼帝国第三军的指挥权，亲自率军发动对高加索高地的攻击。俄国人大为惊恐，请求英国施以援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对手无能透顶。

由于深深的积雪，恩维尔只能把他的炮兵留在后方。他的部队也只能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下露营，连帐篷都没有。食物短缺，伤寒斑疹流行。冬季的大雪封锁了大路，他们只能在杂乱的山间小路上乱转。恩维尔原本打算让他的部队对挡在入侵道路上的一座名叫萨勒卡默什（Sarikamish）的俄军基地发动协同突袭，但各支土耳其部队彼此失去了联系，在不同的时间抵达萨勒卡默什并发动攻击，结果被各个击破。

1915年1月，大军的残部七零八落地撤回了土耳其东部。有大约10万名土耳其士兵参与了此次进攻，[2]结果人员损失了86%。奥斯曼帝国总参谋部的一位德国军官评价第三军的命运时这样说：“这场灾难发生之迅速、彻底，在军事史上无出其右者。”[3]

然而，就在从灾难般的东北方前线返回的路上，恩维尔又下令发动了一次筹划得十分糟糕的攻势。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杰马尔十分嫉妒恩维尔出众的威望和权势，于是决定亲自指挥驻扎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第四军。1915年1月15日，他开始朝着埃及进军，打算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一次突袭。

后勤问题又一次被忽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道路糟糕透顶，很多道路连马车都无法通行，[4]而宽达200千米的西奈沙漠更是无路可循。不过，奥斯曼士兵展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和勇气，还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和装备从叙利亚运到了苏伊士。德国工程兵军官克雷斯·冯·克雷斯施泰因（Kress von Kressenstein）沿途打井，使大军得以走出沙漠。这次出征的时间倒是选得恰到好处，1月出征埃及可以免受炎热之苦。

但是，等到第四军抵达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杰马尔发现他的大部分部队都无法按原计划使用浮桥过河。德国工程兵从德国带来了这些浮桥，但是土耳其的部队却没有被训练过如何使用它们。不过，杰马尔还是下令发动进攻。2月3日清晨，进攻在天还半黑的时候开始了。要塞中的英军醒来时发现，运河对岸出现了一支奥斯曼大军。他们立刻用优势火力向奥斯曼军队开火。在这场战斗中和随后的溃退过程中，大约有2000名奥斯曼士兵丧生，大约占杰马尔麾下部队的10%。杰马尔下令撤退，大军便一路后撤，退回了叙利亚。[5]

土耳其人的用兵之道成了笑话。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在开罗的施普赫尔德酒店（Shepheard’s Hotel）写信给他的朋友马克·赛克斯说，奥斯曼军队最新的计划是“带几千峰骆驼到苏伊士运河，再把它们的毛点燃。骆驼的睿智众所周知，它们一定会冲到运河里试图灭火。等到运河里的骆驼足够多了，土耳其人就可以踩着它们的背过河了”。[6]

对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在伦敦的首相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土耳其人想在苏伊士运河上架桥，试图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找到一条进入埃及的道路。这些可怜的家伙和他们还未完成的桥梁被炸成了碎片，于是他们只好退回到沙漠之中。”[7]

II

恩维尔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认为只要通过几次闪电般的战役就可以决定战局。他既没有制订打消耗战的计划，也不知道打一场消耗战需要做些什么。他缺乏组织的天赋，没有搞后勤的头脑，也没有耐心做行政管理工作。作为陆军大臣，他草率地把自己的国家带入了混乱之中。[8]

首先，他命令帝国境内所有符合条件的男子立刻到军队报到，自带3天的口粮。人们按照他的命令在同一时间前去报到，结果征兵处人手不足，根本无法同时接待这么多人。从乡下蜂拥而至的应征者很快吃光了他们的3天口粮，开始饿肚子。不久，他们就纷纷离去，结果被视作逃兵。他们既不敢回到征兵处，也不敢回家。

由于大量的人手被从乡下征调了上来，1914年原本可以获得的大丰收现在成了泡影。这种糟糕的模式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持续。由于军队抽调了大量的人手和役畜，导致无论年景好坏都会出现饥荒。在战争期间，役畜的数量迅速减少，马的数量下降到战前的40%，黄牛和水牛的数量下降到战前的15%。农业活动的减少也同样剧烈，谷物耕种面积减少了一半，棉花的产量只剩下战前的8%。掌控食品和其他稀缺产品的供应成了获得财富和权势的捷径。在庞大而杂乱的伊斯坦布尔城中，一个有黑帮背景的芝加哥式政坛大佬与恩维尔手下的军需处主管争夺着经济的控制权。

战争还摧垮了帝国的交通系统。以往，由于缺乏铁路和堪用的道路，货物运输主要依靠海运。而现在，帝国长达8000千米的海岸线都处在协约国海军的威胁之下。为了守卫达达尼尔海峡，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从北方撤回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把黑海的控制权丢给了拥有新入水战舰的俄国人。地中海则在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的控制之下。协约国舰队切断了奥斯曼帝国的煤炭供应，整个帝国的燃料都只能依靠德国通过陆路运来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补给。

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帝国只有大约1.7万名产业工人。这个国家基本等同于没有工业，而它仅有的农业现在也被毁掉了。[9]到战争结束时，奥斯曼帝国的出口贸易额下降到了战前水平的1/4，进口贸易额更是只有1/10。

在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政府大幅增加了财政赤字，而且只能无助地通过拼命印钞来偿付债务。整个战争期间，物价上涨了1675%。

战争很快就让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而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对此根本无计可施。

[1] 关于高加索战役的一手资料来自Major Franz Carl Endres i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Turkish Campaigns”。

[2] 一说为9万人，出处同上。另一说为18万人，见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n.s.v.“World Wars” 。

[3] Ibid.

[4] Ahmed Emin,Turke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0),p.88.

[5] Frank G.Weber,Eagles on the Crescent:Germany,Austria,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Turkish Alliance,1914–1918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98;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2nd ed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36),p.351.

[6]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147.

[7]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14.

[8] 下面的数据来自：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1800–1914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366 et seq。

[9] Emin,Turkey,p.92.

14 基钦纳允许英国进攻土耳其

I

英国政府同样也遭遇了始料未及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个英国人能预见到交战双方会在西欧挖掘战壕对峙。现在，在这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同样也没有哪个英国人知道应当如何攻破敌人的防线。

随着时间从1914年来到1915年，英国内阁对战争的走势开始越发感到不满。基钦纳伯爵在西欧集中兵力放手一搏的战略似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带来胜利。内阁里最足智多谋的政治家——戴维·劳合·乔治——更是急于找到一个突破口。

劳合·乔治是自由党和内阁里仅次于阿斯奎斯的二号人物，他可不是一个甘愿与船共沉的人物。他总是能设法挺过困难时刻。我们后来可以看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战争结束，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一直留在内阁里的英国大臣。

这位来自威尔士的政治奇才总是热情洋溢，充满活力，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战略家。当然，也有人会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曾这样写道：“对劳合·乔治来说，没有什么政策是永恒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保证要履行到最后。”由于他的政策十分多变，他总是时而寻求某个团体的支持，时而又寻求另一个团体的支持，“就像马戏团里的杂耍骑手，总是要从一匹马的背上跳到另一匹马的背上”。[1]他善于故弄玄虚是出了名的，就连他的一位崇拜者都说，在他那里，事实真相不是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条曲线”。[2]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只要有可以迂回的路线，我就不支持代价惨重的正面进攻。”[3]

对于协约国军队在法国和佛兰德等地对敌人的堑壕阵地发起的毫无希望的正面进攻，没有哪位内阁大臣比劳合·乔治更感到沮丧。每当他想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或是迂回方案时，他不是被代表英军将领的陆军部阻挠，就是被代表英国盟友的外交部掣肘。

从一开始，劳合·乔治就想在东方找寻一个解决方案。他是英国与巴尔干国家结盟方案的支持者之一，认为英国尤其应当与希腊结盟，以便击败奥斯曼帝国并威胁德国人的侧翼。内阁里的其他成员也赞同这个方案。最具影响力的事务官、战时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也支持这个方案。汉基在1914年12月28日的备忘录里提出，应当联合巴尔干国家一起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备忘录里中肯地描述了内阁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打击德国的盟友，尤其是土耳其，来给德国最致命的一击，借此实现最持久的世界和平。”[4]

但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却驳回了这一动议。与劳合·乔治同属自由党左翼的同僚认为，正是格雷阻塞了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道路，因为他在战前与法国签订了秘密协议。[5][6]（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后来写道：“我注意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之前的一些年头里小心翼翼地编织了谎言，以避免让公众了解到他是如何向法国许诺英国将在战争爆发时支持他们。”）[7]现在，又是格雷在战前与俄国签订了有关达达尼尔海峡的秘密条约，其中关于战后领土分配的条款使得他不愿意让巴尔干国家卷入战争。在外交部看来，由于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和希腊都有矛盾，因此要组建一个同时包含这三个国家的联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英国也不能让希腊协助攻占伊斯坦布尔，因为这样会冒犯到俄国人。

但是，海军部、陆军部与内阁都认为只靠皇家海军是无法占领伊斯坦布尔的，还需要一支陆军参战。如果不允许希腊陆军或者别的巴尔干国家的陆军参战，那么就需要英国陆军参战。但是，协约国前线的指挥官们认为，在欧洲的战事结束之前，绝不能从西线的堑壕里调走军队。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基钦纳伯爵的支持。

然而，不论前线的协约国指挥官们抱有怎样的期望，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乃至最初几年里，内阁里的主要成员都看不出协约国在西线战场有任何即将取胜的迹象，他们甚至对能否最终取胜都没有头绪。早在1914年10月7日，阿斯奎斯就曾经记载说，基钦纳认为“敌我双方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陷入僵持状态……并非不可能”。[8]到了12月底，丘吉尔告诉首相，他认为“在西线战场，双方很可能都没有足够的实力穿透对方的防线”。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在写给内阁同僚的备忘录中说，在西线取得突破“根本不可能”。[9]

1914年秋天自发形成的堑壕战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基钦纳虽然很早就预见到了堑壕战带来的问题，但他也承认自己毫无办法。协约国和同盟国修筑的平行的防御工事很快从大西洋延伸到了阿尔卑斯山，彻底将双方隔绝开来。

堑壕战一开始还是一场忍耐力的比拼，到后来则变成了一场生存竞赛。双方最终一共挖掘了大约5.6万千米的堑壕，双方军队就在低于地表的血污里苟活，经受着难以忍耐的、几乎永不停歇的弹炮射击。炮火停歇时，总会有一方朝着另一方的铁丝网和机枪发起自杀般徒劳无功的冲锋。每当一方频频发动进攻之际，另一方就变成了行刑队，双方就在行刑与被行刑的角色之间来回转换，他们占据的地盘却没有丝毫的增减。这是一场僵局。

内阁里的文官大臣希望他们的军人同僚能够指点一二，但这位被他们视作神谕者的军人要么十分尴尬地沉默不语，要么说出一些无稽之谈，让他们不禁对他的判断力产生怀疑。很不幸，菲茨杰拉德没办法在内阁充当他的喉舌耳目。基钦纳元帅总是觉得很难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军事观点，即便是在面对关系亲近的同僚时也是一样。而如果他要面对的是他害怕的陌生人、平民和政客，他干脆就变成了哑巴。为了打破沉默，他有时会转而对一些非军事的话题展开长篇大论，而对这些话题他其实一无所知。他对着爱尔兰的领袖卡森谈论爱尔兰问题，对着劳合·乔治评论威尔士。对方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如此无知、愚蠢。

基钦纳身上有天才的部分，但只是偶尔才显露出来。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劳合·乔治有一次评价基钦纳，说他“废话连篇”，但接着又说了这样一段话以修正之前的评论：

哦不，他就像一座巨大的旋转灯塔。有时，他的智慧之光会照射出来，照亮了广阔无垠的欧洲大地和集结起来的大军，让人感到自己仿佛借着这光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但接着，光亮就转了过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就只剩下纯粹的黑暗。[10]

由于基钦纳给不出在西线打破僵局的办法，英国的文官领袖们只好自己制订方案。这些方案大同小异，都是打算绕过壁垒森严的西线，要么从北面，要么从南面，要么从东面发动进攻。将军们的信条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打击敌人，而政治家的信条则是在敌人最脆弱的地方打击敌人。

劳合·乔治倾向于在脆弱的东南欧地区与希腊联合，而丘吉尔则在费希尔勋爵（丘吉尔把已经退休的费希尔请了回来，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启发之下，提出把战场转移到欧洲西北部，在波罗的海一座靠近德国本土的岛屿上登陆。不过，莫里斯·汉基在1914年12月28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极具说服力，要优于之前提出的所有方案。

汉基提出，英国应当派遣三个军，与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起在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土耳其，占领伊斯坦布尔，进而打败德国的两个盟友——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他指出，要完成这一计划，首先必须调和保加利亚与另外两个国家——希腊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政治分歧。他认为，如果协约国亲自派兵参加这一行动，并且担保这三个国家可以公平地瓜分战利品，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后，丘吉尔说他自己在两个月前就提出过要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但基钦纳拒绝调配人手。另外，在1月份实施这一行动要比11月时难得多。丘吉尔仍旧认为波罗的海方案是更好的方案，但他也承认汉基筹划侧翼进攻的思路与他不谋而合。

但是，汉基的方案从未付诸实施，阻挠因素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几个：基钦纳不愿意从西线分兵，爱德华·格雷爵士担心希腊向伊斯坦布尔进军会引起俄国不满。格雷不认为保加利亚会愿意对其他巴尔干国家妥协。不过，他更大的担忧是，一旦希腊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并且成功夺回了他们的旧都君士坦丁堡（光辉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希腊人不太可能再放弃这座城市。而在格雷看来，如果这座城市被其他国家占领，俄国可能会怒而转投同盟国一方。

在雅典，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从世界大战爆发伊始就提出要对土耳其开战，现在仍然倾向于加入协约国一方；而他的政敌、德皇的妹夫、亲德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则设法阻挠希腊加入协约国。英国外交部非但没有支持韦尼泽洛斯，反而像康斯坦丁国王一样反对希腊参战。

事后我们知道，倘若希腊军队于1915年初在英国海军的配合下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可谓是完全不设防的。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够成真。在1915年的冬天，温斯顿·丘吉尔曾经给格雷写了一封从未发出的信，信中他的痛苦已经溢于言表：

我恳求您……三心二意的态度会毁掉一切，战争将因此而延长，又有100万人会因此死去……我们绝不应该阻挠希腊与我们合作。我对你放弃希腊，以及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的做法非常担忧。如果俄国阻挠希腊出兵，我将竭尽我的所能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又及，如果你不支持希腊——韦尼泽洛斯的希腊——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效忠德国的希腊。[11]

II

刚一进入1915年，基钦纳伯爵就突然改变了主意，提出英国应当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俄国最高指挥部急切地要求他在这里发动一次牵制性的进攻。基钦纳担心，如果他不照办，俄国可能会被迫退出战争。如果俄国在这个时候退出战争，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德国人就可以腾出手来，把全部兵力投到西线。但是，基钦纳坚持认为只能由皇家海军独自完成这一进攻，他的手里拿不出来可用的陆军部队。不过不要紧，内阁里的文官大臣认为西线已经毫无希望（协约国军队的将领们不这么看），因此只要有绕开西线的机会，他们绝不想放过。

正是恩维尔对高加索地区的进攻导致俄国向英国发出请求，也间接导致了基钦纳改变主意。俄国在发出绝望的请求之后，于1915年1月迅速而轻松地彻底击溃了恩维尔手下的土耳其军队。从逻辑上讲，在击败奥斯曼入侵者之后，俄国人应该告诉基钦纳伯爵，他已经无须对伊斯坦布尔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了；基钦纳自己也应该能够得出这一结论。然而，在1月和2月，英国的领导者们还是在考虑应当如何进攻伊斯坦布尔，以帮助俄国人解除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已然不复存在。

就这样，终将改变丘吉尔、基钦纳、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乃至英国和中东命运的达达尼尔战役开始了。

[1] Lord Beaverbrook,Men and Power,1917–1918 (London:Hutchinson,1956),p.xvii.

[2] Walter Hines Page,quoted in Kenneth O.Morgan,Lloyd Georg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4),p.13.

[3] 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74.

[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230.

[5] 目前的证据表明这并非事实，但自由党的左翼当时一直持这种观点。——原注

[6] Zara C.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77).

[7]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London:Unwin Paperbacks,1978),p.239.

[8]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66.

[9]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226;John Grigg,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1912–1916 (London:Methuen,1985),p.194.

[10] Lord Beaverbrook,Politicians and the War,1914–1916 (London:Oldbourne,1960),p.175.

[11]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p.328–9.

15 在达达尼尔向着胜利迈进

I

基钦纳提出，应当由皇家海军独自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对此，丘吉尔从海军部发出的回应说出了军中和政府中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声：只有海陆并进才能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其中缘由。这道长达61千米的海峡，最宽处还不到7千米。顶着强劲的逆流进攻海峡的战舰在正前方会遇到水雷阵，在两翼则要承受欧亚两岸炮台的交叉火力。在海峡中前进21千米之后，战舰会来到宽度只有约1.46千米的海峡最窄处，这里完全处于岸上炮台火力的覆盖之下。因此，只有在陆军控制了两侧海岸，让岸上的大炮哑火的情况下，入侵的舰队才有机会扫清面前的水雷阵。换句话说，如果海军想要通过海峡，必须首先由陆军攻克或是摧毁岸上的要塞。

基钦纳与他在陆军部的顾问们会面，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一下在开辟新战场一事上所持的立场，但他们还是坚定地表示腾不出任何陆军部队来参与这次行动。与之相对应，丘吉尔也在1915年1月3日召集海军部的参谋人员开会，询问他们只派遣海军参与行动是否真的毫无胜算，并向他们再三强调了让俄国留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有人提出，可以只派遣那些哪怕消耗掉也并不值得可惜的陈旧船只参与行动。最终，他们决定让前线的指挥官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丘吉尔就给守在达达尼尔海峡外海的英国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1]发电报，询问道：“依你之见，仅凭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是否可行？”丘吉尔进一步补充说，他可以只动用比较陈旧的船只；而且考虑到行动的重要性，即便遭遇惨重的损失也在所不惜。[2]

让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卡登海军上将回复丘吉尔说，虽然达达尼尔海峡不能一鼓而下（或者说不能通过一次攻击夺取），“但可以用大量舰船久攻图之”。[3]鉴于卡登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指挥舰队数月之久，他的观点获得了一致认可。

于是，内阁否决了丘吉尔的方案（丘吉尔倾向于让海军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授权他把卡登的达达尼尔方案付诸实施。丘吉尔并不反对达达尼尔方案，只是更倾向于波罗的海方案而已。因此，既然内阁已经决定采纳达达尼尔方案，丘吉尔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II

丘吉尔在很多方面颇具天赋，但是他对同僚们的情绪和反应缺乏敏感，察觉不到自己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海军军官们有时会觉得丘吉尔越俎代庖，代替他们发布了一些命令，因此整个机构里的同僚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并不知道，这些军官将他视作一个到处指手画脚的外行，他对技术术语的胡乱运用更是增添了其他人对他的厌烦。

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没告诉他），他在内阁里的同僚对他的另外一些特质也十分厌恶。他经常十分兴奋地对其他部门的工作发表意见，在他的同僚们看来这就是越权。他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冗长到令人难以忍受。他的下属和同僚都不敢当面告诉他，但他经常让人觉得无法与他共事。就连他在海军中的偶像和导师、被他请来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费希尔也觉得难以与丘吉尔沟通。不过，据说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困难是相互的。

费希尔勋爵像基钦纳一样，有着天才般的直觉和极为古怪的性格。最晚在1月19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认定派遣海军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是一个错误，但他却说不清产生这种预感的依据是什么。因此，他无法说服丘吉尔改变主意。

一开始，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获得了一致同意，但支持这一计划的激动情绪渐渐退去，在几天之内出现了逆转，继而迅速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费希尔曾经在1月向莫里斯·汉基抱怨过丘吉尔。汉基本人也记载说，他反对在没有陆军参与的情况下发动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作为那个时代水平最高的官僚，汉基比丘吉尔本人更能觉察到丘吉尔的海军部里的意见起伏。2月中旬，他觉察到海军部里的主流意见已经开始反对海军单独行动，但此时距离计划中进攻开始的时间只有几天了。[4]2月15日，一个月前要求丘吉尔立刻执行卡登计划的亨利·杰克逊爵士[5]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单纯由海军参与进攻的方案“并非完善的军事行动方案，不值得推荐”。[6]海军参谋部作战部助理部长赫伯特·威廉·里士满（Herbert William Richmond）上校也持类似的批评意见。他于此前一天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下了类似的论断，还把这份备忘录的一份副本转发给了汉基。

2月16日清晨，费希尔向丘吉尔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丘吉尔大为震惊，他马上开始联系内阁战争委员会的成员，能见到谁就见谁。情势非常严重，因为英国海军舰队即将在48小时或72小时之内向土耳其海岸发动进攻，而且不能继续拖延，否则敌人的潜艇可能很快就会出发袭击舰队。[7]但是，根据海军部领导层突然发来的最新意见，如果舰队在没有得到陆军实际援助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他们很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基钦纳一直拒绝派出陆军；而且，即便此时立刻派出陆军，他们也绝不可能及时抵达目的地。

在出席战争委员会会议之前，基钦纳与战前曾在奥斯曼帝国宪兵部队中效命的温德姆·迪兹做了一番交谈，询问他对于从海上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看法。此时在伦敦的情报机关任上尉军官的迪兹回答说，他认为这样的方案根本行不通。他正要开始解释这么说的原因，勃然大怒的基钦纳就打断了他的话，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十分唐突地打发他离开了。

不过，与迪兹的会面让基钦纳改了主意。几个小时之后，基钦纳告诉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意派遣第29师——当时唯一留在英国的正规师——去爱琴海支援海军作战。此外，如有必要，也可以派遣已经抵达埃及的新组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前去支援。新的计划达到了费希尔、杰克逊、里士满和其他一些人要求的标准。根据新的计划，在海军取得了海峡的控制权之后，陆军会跟进夺取附近的海岸，最终占领伊斯坦布尔。根据当日的一篇日记记载：“基钦纳伯爵对温斯顿说：‘你让舰队打过去！我来找陆军的人手。’”[8]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如果土耳其守军指挥得当，弹药充足，英军就必须发动海陆联合袭击。陆军不应该坐等海军赢得海峡控制权，而是应当帮助海军进攻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莫里斯·汉基并不是军人，但他把这点看得很清楚，反倒是那些陆海军的将领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2月22日，海军部发布公告，宣布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攻击已经开始，并具体描述了这一行动的细节。报纸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大肆报道，使得公众对这一行动充满了期待。《泰晤士报》写道：“单凭海上的远距离炮击是无法达到行动目标的，除非有陆军的配合。”该报还警告说：“如果协约国决定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持续进攻，那么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9]

基钦纳也向他的内阁同僚们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原本提议说：“如果炮击收效甚微，就不要继续下去了。”[10]不过，当劳合·乔治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的时候（“如果达达尼尔海峡战事不顺，我们就应该马上尝试别的计划”），基钦纳却改了主意。在2月24日战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大臣辩解说，海军部发布的公告让他改变了想法。“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有了这份公开声明，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表示，如果舰队的进攻不顺利，“陆军将完成这项任务”。[11]

他一开始提议派海军去，现在又决定派陆军去。就这样，基钦纳一步一步而又浑然不觉地让英国深深卷入了中东事务。

III

土耳其人预料到了丘吉尔会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但此时他们却无力防御。虽然德国人很了解这一情况，但在英国一方，就连一向熟悉奥斯曼事务的温德姆·迪兹也不知道这一情形。战争刚一爆发，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就与其德国顾问一起开始加强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要塞防御。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因为缺少弹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柏林方面了解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弹药补给水平只够一次战斗之用，有些奥斯曼帝国炮艇上的炮弹只够开火一分钟。

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奥斯曼帝国的高级指挥官们接到了一系列情报，表明协约国即将动用海军袭击海峡。1915年2月15日，他们接到了详细的情报，表明英法战舰正在地中海东部集结。

2月19日早晨，卡登海军上将指挥下的英国战舰打响了达达尼尔战役的第一炮。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记录说，协约国的胜利似乎是难以阻挡的，伊斯坦布尔的居民认为他们的城市将在几天之内陷落。[12]

奥斯曼帝国政府十分绝望，甚至动过向他们的宿敌俄国寻求援助的念头。就在英国人的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土耳其驻德国大使提议组建俄、土、德三国联盟。他提出，土耳其可以给予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行权，以此来换取俄国在战争中倒戈。[13]大维齐尔向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解释说：“我们应该与俄国议和，这样就可以专心对付英国。”[14]德国把这个提议转达给了俄国，随后就没了下文。在土耳其人看来，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败仗似乎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就在英国海军的舰炮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轰鸣之时，在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各个巴尔干国家的首都里也在发生着政治剧变。在雅典、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政治家们开始倒向协约国阵营。很明显，如果能够赢得达达尼尔战役，这些巴尔干国家，就连保加利亚也不例外，都会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15]就像劳合·乔治不停强调的那样，如果巴尔干国家成为英国的盟友，协约国就可以取道对德国心生不满的奥匈帝国，从相对而言防御薄弱的南方入侵德国，进而结束战争。

当强大的英国舰队在一支法国舰队的支援下于2月19日早晨发动远距离炮击的时候，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土耳其岸炮组甚至都无法还击，因为射程不够。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土耳其人的岸上要塞，卡登指挥战舰驶近了岸边。当晚，天气发生了变化，低下的能见度和凛冽的寒风迫使海军暂停了行动。5天后的2月25日，进攻重新开始。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半岛的南端[16]登陆，发现海峡入口处的要塞已经被土耳其人放弃。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撤退到了海峡的最窄处，那里集中了达达尼尔海峡守军的大部分火炮。

英国派驻索菲亚的使团汇报说，保加利亚军队可能会加入对土耳其的进攻。罗马尼亚首相则对驻布加勒斯特的英国代表表示，不仅罗马尼亚是协约国的朋友，“意大利也会很快采取行动”。[17]3月初，兴高采烈的丘吉尔收到了仍在担任希腊首相的韦尼泽洛斯的机密电报，得知希腊将会出兵援助英国，包括向加利波利半岛派遣三个师。韦尼泽洛斯告诉丘吉尔，就连亲德的康斯坦丁国王也打算加入协约国一方了。[18]

胜利近在咫尺，这让患了流感的丘吉尔十分高兴。他对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坦言：“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猜我是中了什么诅咒。我知道，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在摧毁数以千计的生命，但我喜悦得不能自已。生命里的每一秒钟都让我如此享受。”[19]

海军上将卡登在3月4日发电报给丘吉尔说，如果天公作美，舰队可以在大约14天内抵达伊斯坦布尔。[20]奥斯曼帝国的战后命运成了国际政治日程表上的头等大事，就连尚未参战的意大利人也开始宣称要在“瓜分土耳其时得到一份”。[21]丘吉尔似乎感到说这种话还为时太早。他在写给外交大臣的密信中提出，协约国应当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但也应当在停火协议中保证奥斯曼人仍然可以保留其亚洲部分的领土，至少暂时如此。[22]

费希尔的审慎态度比其他人多保持了几天。他写道：“我越是琢磨达达尼尔的情形，就越感到不安（强调符号为原文所加）。”[23]不过，到了3月10日，就连他也改变了看法，因为根据一份被截获的德国电报披露，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剩余的要塞，包括控制海峡最窄处的关键要塞，都即将面临弹药告竭的窘境。费希尔一下子变得非常积极，提出要亲赴爱琴海执掌舰队。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争功。

一天晚上的晚宴后，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破天荒地与维奥莱特·阿斯奎斯进行了交谈。维奥莱特告诉他，胜利应当归功于丘吉尔。她说：“如果我们能攻克达达尼尔海峡，温斯顿厥功至伟，甚至是唯一的大功臣。在费希尔和其他人优柔寡断之时，是他勇于担当，展现出了勇气和执着。”她在日记中记载道：“基钦纳伯爵生气地回答说：‘才没有这回事呢，我一直强烈赞同这一行动。’”[24]

[1] 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1857—1930），英国海军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责指挥英国在地中海的舰队。——译者注

[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234.

[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380.

[4] 汉基是这么对内阁说的，他也是这么对首相说的，他在信件和备忘录里也是这么写的。他在3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这个动议提出来的第一天，我就警告首相、基钦纳伯爵、总参谋长、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单凭舰队是无法通过海峡的，所有的海军军官也都同意这个意见。”（注：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74.）汉基的确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但他发出警告的时间比他自己宣称的要晚一个月。他给贝尔福写信表达这些意见的时间是2月10日，而不是1月13日（内阁委员会决定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那天）。（注：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500.）他告诉阿斯奎斯的时间要更晚。首相在2月13日写道：“我刚刚和汉基聊了一下，他的意见总是值得一听。他强烈主张海军的行动……必须得到强大的陆军登陆支援。我得出相同的结论也有一段时间了。”（注：Asquith,Letters,p.429.）——原注

[5] 亨利·杰克逊爵士（Sir Henry Jackson，1855—1929），英国海军元帅。此时他的军衔是海军上将，担任海军部总参谋长。——译者注

[6]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287.

[7] Ibid.,pp.296–7.

[8] Ibid.,p.288.

[9] Violet Bonham Carter,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Eyre &Spottiswoode and Collins,1965),pp.359–60.

[10] Ibid.,p.359.

[11]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558–9.

[12] Alan Moorehead,Gallipoli (New York:Ballentine Books,1956),p.59.

[13]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42.

[14] Ibid.,p.146.

[15] L.S.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Rinehart,1958),p.560.

[16] 这里指加利波利半岛，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的半岛。——译者注

[17] Bonham Carter,Churchill,p.368.

[18] Ibid.,p.369.

[19] Ibid.,p.361.

[20]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625.

[21] Bonham Carter,Churchill,p.368.

[22]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15.

[23] Ibid.,p.326.

[24] Bonham Carter,Churchill,pp.365–6.

16 俄国索要土耳其

I

基钦纳和丘吉尔发动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缘于俄国的敦促。然而，当这次远征看起来即将成功之际，沙皇政府却感到十分惊恐。盟友的胜利似乎是值得庆祝的，但这也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会落入英国人手中。突然之间，伴随“大博弈”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惧和妒意又一次涌上了俄国人的心头。俄国政府担心，一旦英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它可能会决定将其据为己有。

1915年3月4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给伦敦和巴黎发去密电，向英法两国转达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意见：沙皇要求英法两国将伊斯坦布尔、海峡和附近领土交给俄国。作为回报，沙皇和萨宗诺夫承诺，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奥斯曼帝国或其他地方有任何领土诉求，俄国都将报以同情之理解，洗耳恭听。

俄国人的要求让巴黎大为惊诧。法国人担心，如果俄国据有伊斯坦布尔，它就会在地中海变成法国的重要对手。因此，法国政府打算用模糊的“善意”[1]来搪塞俄国人。德尔卡斯建议，可以等到最终和谈的时候再商讨具体的领土分配方案。

爱德华·格雷爵士却没有跟法国人站在一起。格雷总是对盟国在敏感问题上的主张抱有同情。因此，当法国人对英国在叙利亚的企图心生疑窦时，他曾经设法打消法国人的疑虑；现在，既然俄国人对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企图产生了疑惑，他又想设法打消俄国人的疑惑。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如果他在和平会议之前就答应了俄国的要求，那么法国人也会提出他们的要求，接着基钦纳伯爵又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许格雷也意识到了这一风险，但他还是决定先让俄国人安心。

II

英国外交部认为，如果在伊斯坦布尔问题上不能让俄国人满意，那么彼得格勒[2]的亲德派可能就会压倒亲协约国派。

格雷后来解释说，如果英国不能给俄国人保证，俄国宫廷里的亲德派（格雷似乎对他们格外忌惮）可能会这样曲解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

不让俄国人获得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是英国一直坚持的政策……今日依然如此。英国人现在即将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一来，当英法在俄国的帮助下赢得战争后，俄国却无法在和平降临后拥有君士坦丁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英国人为何要在法国前线吃紧的时候把军队派到达达尼尔海峡来呢？别忘了，与此同时，俄国军队正在为了解救法国前线的英法军队而付出前所未闻的牺牲。[3]

只要英国的战时盟友提出要求，自由党政府的首脑格雷和阿斯奎斯总是愿意做出让步。他们继承了格莱斯顿的政治传统，对土耳其十分反感，同时能够理解俄国人的诉求。而且，就在1903年，当时保守党政府的帝国防务委员会曾经得出结论，把俄国排除在伊斯坦布尔之外不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诉求之一。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刚刚爆发时，首相曾写道：“没有什么比土耳其帝国在欧洲最终消亡，以及君士坦丁堡落入俄国手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命运安排）或者至少实现中立化能给我更多的喜悦了……”[4]1915年3月，当伊斯坦布尔归属问题浮出水面时，他又写道：“很显然，俄国打算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并入其帝国版图。”他又补充说：“就个人而言，我向来支持俄国的这一诉求……”[5]

在内阁其他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爱德华·格雷爵士曾在1908年向俄国政府承诺，英国将支持俄国最终控制伊斯坦布尔。[6]他认为，如果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合理诉求得到了满足，它就不会再在波斯、东欧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了。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一次旨在让土耳其退出战争的反德军事政变在伊斯坦布尔酝酿。但是，格雷却拒绝支持这次政变，因为一旦政变成功，他就没法将伊斯坦布尔交给俄国了。[7]他在此事上的所作所为，与英国政府之前在希腊和巴尔干国家问题上做出的决定是一致的。他之所以不想让希腊和巴尔干国家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是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俄国全心全意投入战争的决心”。[8]

丘吉尔不同意格雷的看法。他认为英国可以含糊地表示理解俄国的诉求，但是不能给出比这更多的承诺。他写信给格雷说，他已经授意海军部研究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会给英国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他敦促格雷不能只顾及战时的需要，而应该看到长远的利益。他提醒道：“英国的历史并不会随着这场战争终结。”[9]

但是，出于对俄国单方面退出战争的恐惧，英国政府没有理睬丘吉尔的忠告，而是接受了萨宗诺夫和沙皇提出的条件。英国和法国先后在1915年3月12日和4月10日接受了俄国的秘密提议，条件是英法自身对奥斯曼帝国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且缔约各方必须共同作战直到战争胜利。

在1915年3月10日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格雷向萨宗诺夫展示了英国国内的其他意见和希望得到的条件。格雷注意到，俄国原本只要求得到伊斯坦布尔和海峡，现在却还要加上周边的领土。格雷指出，“俄国现在想要的是整场战争中最令人垂涎的战利品，还想让英国明确地保证其愿望可以被满足”，而英国甚至还没有机会决定自己要在战争中得到些什么。格雷不停地强调说，英国政府此番同意沙皇的提议就是英国对俄国的友谊与忠诚的最佳例证。格雷提到，不可能有哪一届英国政府会比阿斯奎斯政府能更好地满足俄国的需求。就拿阿斯奎斯政府刚刚答应的这个条件来说，此举“已经彻底背离了英王政府一贯的传统政策，与整个英国曾经普遍持有的对俄态度背道而驰，而直到今天，这种态度在英国都未完全消失”。

格雷接下来又告诉萨宗诺夫，英国希望俄国能够相应做出一些让步。他说，英国政府对其在东方的大部分目标尚无规划，但希望至少可以修改英俄两国在1907年签订的协议，将波斯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的那1/3也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样英国就可以控制波斯的2/3）。他还强调说，刚刚达成的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协议必须保密。

格雷要求保密，是由于担心协议条款一旦被披露，会对印度的穆斯林产生不好的影响，使他们把英国视作摧毁最后一个重要且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刽子手。因此，格雷告诉俄国人，一旦协议条款大白于天下，他就会公开发表声明，宣称“在协商过程中，英王政府要求伊斯兰圣地和阿拉伯半岛必须处于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管辖之下”。[10]

格雷认为，英国必须为了毁灭奥斯曼帝国而补偿伊斯兰世界，补偿方式就是在其他地方重建一个伊斯兰国家。从宗教角度考量，鉴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地理位置，这个新的伊斯兰国家毫无疑问应该建立在阿拉伯半岛。而且，做出这个承诺代价低廉，因为没有哪个强国觊觎这一地区。戴维·劳合·乔治后来写道：“没有人担心会有外国军队占领阿拉伯半岛的任何一部分。这个地方太过干旱了，即便是有饥不择食的强国想占有一块永久性的草场，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里。”[11]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地区蕴藏着储量丰富的石油。

III

不过，在那位强势的英国陆军大臣的战后计划中，阿拉伯半岛还是扮演了一个角色。俄国先在1915年3月4日提出要求，英国又在3月12日接受了要求。随后，基钦纳伯爵在3月16日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内阁说，等到战争结束之后，“那些被欧洲当前的危机遮掩了的古老的仇恨和妒意将会复活”，英国可能会“与俄国或法国交恶，甚至与俄法两国同时为敌”。[12]他所预见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大博弈”的重演。他还要求建立一个包括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但他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由英国扶植。只有这样，英国才能掌控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

按照基钦纳对战后中东的整体规划，英国将从刚刚在地中海兼并的塞浦路斯岛出发，控制一条可以安全通往印度的陆上通路，不受法国或俄国的干扰。这位陆军大臣打算让英国夺取塞浦路斯对面的亚历山大勒塔[13]，然后从这座位于亚洲的天然良港出发，修筑一条通往美索不达米亚（今天属于伊拉克）的铁路。美索不达米亚也将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美索不达米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这一猜测在当时还未经证明），而丘吉尔和海军部都认为石油非常重要。基钦纳和其他人还相信，被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浇灌的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可能被开发为富饶的农业产区。不过，在基钦纳看来，他的计划最主要的优点还是在战略层面上。倘若能够拥有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端的铁路，英国就可以迅速地调兵进出印度；而如果英国能在铁路沿线拥有一片宽阔的土地，这片土地就可以像盾牌一样，保护波斯湾和进出印度的道路的安全。他担心，如果英国不能占据这片地区，俄国就会出手。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印度事务部的阿瑟·希策尔也写了一份内容类似的备忘录，只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应该把美索不达米亚并入印度帝国。[14]在他看来，来自印度的殖民者可以灌溉这片土地，使之变成一片富足之地。根据他的计划，这一地区的管理权应当交给印度政府，并受到印度事务部的管辖。伦敦相互角逐的两股力量——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西姆拉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正在争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领土，这一点正在变得越发明显。

希策尔和基钦纳的计划都基于一个相同的想法，这个想法也被英国政府内的大部分成员所接受：参与瓜分奥斯曼帝国并从中获取一大片土地当前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只有首相一个人认为应当重新审视这个想法。不过，他也承认，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的看法，即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应当像它的盟友一样有所收获。

阿斯奎斯写道：

我相信，此时此刻，只有格雷和我对这些方案均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我们俩都认为，从未来的实际利益出发，最好的情况就是到战争结束时，我们可以说……我们一无所获。我们这么说不是出于道义和情感方面的考虑……而是纯粹出于现实的考量。就拿美索不达米亚来说，不论是否占有亚历山大勒塔……占领这一地区都意味着要在灌溉、开发等方面投入巨大的资金，而在短期内又不会得到什么回报；也意味着要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供养一支规模可观的、由白人和有色人种混编而成的大军；还意味着要解决各种棘手的行政管理问题，而这些阿拉伯部落是远比印度还要麻烦的大马蜂窝。[15]

首相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他们讨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未来的时候，“活像一群海盗在分赃”。[16]不过，就像往常一样，他并不能在面对内阁同僚的反对意见时坚持立场。他对他们说，尽管他非常理解格雷的观点（“我们占有的领土已经达到了我们能控制的极限”），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和同僚理所应当地要控制自己不去索求。如果“我们坐视其他国家争夺土耳其，自己却一无所获，那么我们肯定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17]

在谈判伊斯坦布尔归属的过程中，俄国实际上相当于在逼迫西欧强国提出它们自己的领土诉求。阿斯奎斯接受了这一挑战。他组建了一个由职业外交家莫里斯·德·本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领衔的跨部门委员会，去研究英国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和谈中应当提出哪些诉求。

就这样，在鲜有人察觉和议论的情况下，英国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对德战争爆发与对奥斯曼帝国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100多天时间里，英国改变了其奉行超过一个世纪的外交政策，不再承诺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如今，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约150天之后，阿斯奎斯政府又进一步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是一件好事，且英国会从中获得好处。

IV

阿斯奎斯政府开始策划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诱因是俄国对伊斯坦布尔的索求。早在战争爆发伊始，基钦纳伯爵就预料到了俄国的野心。在阿斯奎斯任命外交家莫里斯·德·本森爵士组织跨部门委员会研究英国在中东的战后目标之前几个月，基钦纳就已经就同一问题展开了非正式调查。在德·本森进行相关研究之前、之中和之后，基钦纳的手下们一直在做着相同的工作。

基钦纳让以前与他在开罗共事的手下们为他的战后中东方案制订详细的规划，特别是要考虑到俄国和法国可能会在这一地区重燃对英国的敌意。

基钦纳的助手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曾给斯托尔斯写信，提出法国和（或）俄国的势力可能会在战后出现在巴勒斯坦以北的地区，因此想了解一下他对战后巴勒斯坦地区所能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这可能是英国人在战时第一次考虑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人家园的运动）问题。斯托尔斯在1914年底回复道：

关于巴勒斯坦，首先，我想我们不会考虑吞并这一地区，以免给我们带来新的责任和负担。同时，在我看来，我们也不愿意让俄国人的势力向南进入叙利亚；虽然法国不可避免地会在黎巴嫩建立保护国，但我们也不愿意让法国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得太过广大。法国固然是个比俄国更好的邻居，但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协约”（Entente）能够永久存续下去，别管这协约有多“友好”（Cordiale），[18]特别是在充满战争记忆的那一代人逝去之后。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设置一个缓冲国，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看不出当地有什么因素能够在巴勒斯坦支撑起一个伊斯兰王国。从理论上讲，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是个颇具吸引力的主意。但是，虽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占多数，但他们在整个巴勒斯坦还是少数群体，只占总人口的1/6。

在考虑了其他方案之后，斯托尔斯认为最好的方案是由埃及吞并巴勒斯坦。他在结尾处说：“请代我问候长官。埃及人希望他能继续从远方指引他们的命运。”[19]

1915年3月初，斯托尔斯又写了一封信，提出基钦纳应当在战后回到开罗，出任一个新设立的“北非或近东总督，其管辖范围包括埃及、苏丹，以及从亚丁到亚历山大勒塔之间的地区”。[20]他认为，对于基钦纳来说，这个职位可以是印度总督职务之外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按照他的提议，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并入一个由英国保护的邦联，并由基钦纳坐镇开罗统治。[21]

陆军大臣为英国制定中东政策的时候，正是以斯托尔斯的提议为蓝本的。1914年11月11日，基钦纳告诉爱德华·格雷爵士，应当说服法国在战后放弃其一直念念不忘的叙利亚，英国可以用更多的北非土地提供补偿。如此，名义上独立的叙利亚就可以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并且与阿拉伯半岛一样奉一位阿拉伯哈里发为精神领袖。（基钦纳几个月前与麦加的侯赛因商谈的正是此事。）

基钦纳随后向格雷建议，英国或许可以直接与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谈判，而不必告知法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克鲁侯爵却告诉格雷，这种做法“不可行”。[22]不过，基钦纳、斯托尔斯、马克·赛克斯爵士和在1915年站到基钦纳伯爵一边的保守党议员们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他们都认为英国可以说服法国放弃其在叙利亚的利益（当然，他们也知道法国人是不会放弃他们在黎巴嫩山的基督徒聚居区的利益的。斯托尔斯曾说，法国人在那里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23]

负责处理东方事务的英国官员一直普遍信奉一个信条，那就是认为讲阿拉伯语的民族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独立。战前活跃于阿拉伯世界的最著名的英国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也重复着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她写道：“阿拉伯人不能自我管理。”[24]在战争期间，英国官员所说的阿拉伯世界的“独立”，指的仅仅是他们独立于奥斯曼帝国之外，言下之意是阿拉伯人随即就会进入某个欧洲强国的势力范围。[25]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基钦纳和他的同僚们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1915年8月26日，元帅的同僚、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写道：“在略显遥远的未来，或许会出现一个由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邦，它将在欧洲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存在。这个联邦靠共同的种族和语言维系，在宗教层面上向同一位阿拉伯宗教领袖效忠，同时又把大不列颠视作自己的支持者和保护者。”[26]

温盖特率先推动了拥立阿拉伯哈里发这件事。他通过苏丹的一位阿拉伯宗教领袖——赛义德·阿里·米尔加尼爵士（Sir Sayyid Ali al-Mirghani）——与基钦纳心目中的候选人、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侯赛因建立了联系。温盖特的私人秘书G.S.赛姆斯（G.S.Symes）上尉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描绘了一个包括拥立阿拉伯哈里发在内的泛阿拉伯主义方案。斯托尔斯则在1915年5月2日提交了另一份支持拥立阿拉伯哈里发的备忘录。开罗情报主管吉尔伯特·克莱顿也支持英国占领叙利亚和拥立阿拉伯哈里发的计划。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有许多声音都支持这一计划，但其实这些声音都出自同一个派系。[27]

在伦敦，基钦纳伯爵向他的同僚们解释了为什么拥立阿拉伯哈里发是他的战后世界战略中的重要步骤，他的听众里还包括对他在几个月前与侯赛因的来往大为警觉的印度政府代表。1915年3月19日，在内阁战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克鲁侯爵提到印度事务部里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政治部认为可以为了阿拉伯牺牲土耳其，军事部则认为应当让土耳其尽可能地保持强大，使其可以成为阻隔俄国威胁的屏障。会议纪要中写道：

基钦纳伯爵反对军事部的方案。他说，土耳其人会一直处于他们强大的邻居俄国的压力之下，因此土耳其的哈里发有可能深受俄国影响，进而让俄国可以间接影响到印度的穆斯林人口。而一旦哈里发的宝座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哈里发就依然可以深受英国的影响。[28]

外交部认为涉足穆斯林宗教事务是不明智的，印度事务部则干脆说这种做法非常危险。但是，外交部不愿意驳回基钦纳的意见，印度事务部则没有能力做到这点。他不只是陆军部的首脑，不只是一位内阁大臣，不只是处理亚非事务的老手，也不只是帝国最伟大的军人，他是苏伊士运河东西两岸传颂的活着的传奇，是喀土穆的基钦纳。在他职业生涯的暮年，这位高大的老兵给中东的未来投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29]

[1]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3.

[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为了去掉圣彼得堡这一名字中浓重的德国色彩，俄国政府将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此处代指俄国政府。——译者注

[3] Viscount Grey of Fallode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 (London:Hodder &Stoughton,1925),Vol.2,pp.180–1.

[4]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00.

[5] Ibid.,p.463.

[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320.

[7] Ibid.

[8] Asquith,Letters,p.183,n.5.

[9]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20.

[10]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2–3.

[11]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669.

[12]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49.

[13] 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今称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最南端，接近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境。——原注

[14]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40–2.

[15] Asquith,Letters,p.510.

[16] Ibid.,p.469.

[17]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716.

[18] 斯托尔斯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所谓“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指的就是英法两国在1904年签署的协约，这一协约确立了英法两国的联盟关系。——译者注

[19]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5.Document 0073.

[20] Ibid.30/57.Document QQ18.

[21]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33.

[22] Ibid.,pp.49–50.

[23] Ibid.,p.34.

[24] 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165.

[25] Marian Kent,“Asiatic Turkey,1914–1916,” in F.H.Hinsley (ed.),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re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445.

[26]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43.

[27] Ibid.,p.41.

[28] C.J.Lowe and M.L.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3:The Document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2–1922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p.524–5.

[29] 这个说法来自比弗布鲁克男爵（Baron Beaverbrook）。——原注

17 英国制定其在中东的目标

I

1915年4月8日，阿斯奎斯组建了德·本森委员会——一个旨在就英国在中东的目标向内阁提出建议的跨部门委员会。1915年6月30日，这个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外交部、海军部、印度事务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各自为这个委员会贡献了一位成员。代表基钦纳的陆军部的委员是查尔斯·卡尔韦尔爵士（Sir Charles Calwell），这位将军是陆军部军事行动司的主管。此外，基钦纳还把马克·赛克斯爵士作为他的个人代表（而非陆军部的部门代表）安插进了委员会。通过赛克斯，陆军大臣掌控了委员会的议事进程。从此之后，在整个战争期间，赛克斯一直都是伦敦负责中东事务的官员。

赛克斯准男爵时年36岁，是一位富有的罗马天主教徒。1911年，身为保守党人的赛克斯被选入英国下议院。他在剑桥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从读大学时开始，他就游历了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大片地区，还出版了游记。就这样，他成了保守党中的奥斯曼事务专家。但是，在1911—1914年，奥斯曼事务在英国政务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再加上保守党是在野党，因此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坛同僚都对他并不熟悉。

赛克斯的家庭背景十分引人好奇。他是家中独子，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他的母亲是个热心肠但略显轻佻的女人，他的父亲则年长而严厉，两人后来分居。在他3岁那年，赛克斯随母亲一起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在他7岁那年，他父亲带他去了东方。他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对东方的强烈好奇伴随了他一生。

他接受的教育断断续续，总是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有的时候干脆就没有上学。他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了两年，但还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他总是闲不住，就算是他继承的大片田宅和他的养马场也不足以把他拴在家里。他经常在东方漫游，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了四年。由于他的天赋，他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他喜欢画漫画和表演哑剧，几乎可以达到专业水准；他为人风趣幽默，很容易交到朋友。他会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又可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看法。

战争爆发时，赛克斯试图找到一份可以发挥自己的中东事务专长的工作。1914年夏天，他给温斯顿·丘吉尔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在前沿”对抗土耳其的工作，宣称自己有能力“组织起一支由当地混混组成的队伍，还能争取到当地的名人或其他奇人异士的支持”。他写道：“我对当地趋势和时局的全部知识都可以为您所用，我相信您一定不会认为我只是一个追逐私利的人。”[1]但是，丘吉尔要么是手头没有合适的职位，要么是没有把机会给他，总之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份工作。

赛克斯与基钦纳元帅的密友兼私人军务秘书奥斯瓦尔德·菲茨杰拉德中校见了一次面，从此进入了基钦纳的班子。1915年初，菲茨杰拉德把赛克斯安排进了陆军部，让他在卡尔韦尔手下工作，负责为地中海地区的部队准备情报手册。在陆军部工作期间，他与G.M.W.麦克多诺（G.M.W.Macdonogh）成了好友。麦克多诺也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与赛克斯上过同一所公学。身为军事情报主管的麦克多诺成了使赛克斯的职业生涯更进一步的重要推手。

刚刚进入陆军部不久，赛克斯就得到了在德·本森委员会工作的任务。基钦纳希望找到一位了解中东事务的年轻政治家，而年轻的马克·赛克斯爵士正是议会里熟悉这一领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作为一名保守党人，他与基钦纳有着许多相同的情绪和成见。无论从哪种角度讲，他们都可以说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2]

但是，在获得任命的时候，赛克斯几乎不认识基钦纳，后来与基钦纳也一直没有太熟悉。按照指示，赛克斯每天晚上给菲茨杰拉德打电话，向他完整汇报德·本森委员会当天讨论的内容。稍后，菲茨杰拉德会告诉他基钦纳希望他在下一次开会时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赛克斯偶尔也想尝试见上这位隐居的国家传奇人物一面，但他的请求似乎都没有得到满足。赛克斯后来评论说：“我见到他的次数越少，完成他布置的任务就越容易……”[3]

不过，从一开始，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就认为赛克斯说的话完全代表基钦纳伯爵的意见，使得这位略显稚嫩的议员掌控了这个跨部门委员会。直率而固执的赛克斯是整个委员会里唯一去过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成员，只有他能依据第一手的见闻发表观点。同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把委员会里另一位关键成员——莫里斯·汉基——变成了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同样30多岁的汉基时任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和内阁战争委员会秘书，日后还将成为首任英国内阁秘书。负责控制会议日程、记录会议纪要的汉基后来会成为官僚体系中最有价值和最为重要的人物，给赛克斯带来极为可贵的支持。

在德·本森委员会之中，赛克斯负责勾画出英国可以选择的政策选项。他比较了几种不同的领土划分方式的优劣，这些方式是：由协约国吞并奥斯曼帝国领土；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划分为几个大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直接吞并；保留奥斯曼帝国，但让其政府处于唯命是从的地位；或是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权力分解开来，化作一些半自治的单位。（最终，委员会建议先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因为其操作难度最低。）

为了便于讨论，委员会必须先给他们意欲分割的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不同区域命名。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依照奥斯曼帝国现有的行政区域——维拉亚特（vilayet，即省份）——来划分各个区域，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规划中东地区的面貌。这一举动就体现了他们执行这项任务时的心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就像英国的整个统治阶层一样，醉心于他们在公学读书时学习到的希腊和拉丁古典知识，因而采用了约2000年前希腊化时期的地理学家使用的那些含义模糊的希腊词语。他们把阿拉伯半岛以北的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地区大而化之地划分成两部分，把东部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把西部称为“叙利亚”，但每个区域具体包括哪些地方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叙利亚的南部地区被称作“巴勒斯坦”，即“非利士”（Philistia）一词的变体，指的是公元前1000多年非利士人（Philistine）居住的海岸地带。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曾自称巴勒斯坦，这只是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用来称呼圣地的地理名词。

在马克·赛克斯的指引下，委员会建议在中央集权瓦解后的奥斯曼帝国中设立5个基本自治的省份，分别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和贾兹拉—伊拉克（Jazirah-Iraq，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委员会认为，英国最好能对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波斯湾的广阔地区施加影响或实现控制。英国应当从地中海沿岸的一座港口修建铁路到美索不达米亚，打通一条通往东方的陆上路径。基钦纳坚持主张这座港口应该是亚历山大勒塔，赛克斯则认为应该选择海法（Haifa）。居中调解的菲茨杰拉德决定听从赛克斯的意见。

在其他方面，赛克斯都遵从基钦纳的意见，只会做一点细微的修改。与基钦纳一样，他也主张把哈里发转移到南方，远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他还指出，此举还能保证哈里发摆脱法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他认为，鉴于法国持有巨额奥斯曼帝国公债，法国人将会在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事务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4]

不过，总体来看，赛克斯的计划依然是基钦纳的计划。虽然赛克斯本人是议会中著名的亲土耳其派，但他却放弃了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信念。他在4月1日愚人节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密友、同样亲土耳其的议员奥布里·赫伯特说：

从你的信中我可以看出，你现在依然亲土耳其。元帅让我去参加一个奥斯曼协会的会议，但我从未加入过这个协会……我马上给麦克纳（McKenna，内政大臣）发了电报，满心希望那群家伙都已经扑倒在了铁丝网上——哈哈！这肯定让你大为光火吧！我还要再哈哈一次！你的政策错了。土耳其必须灭亡。士麦那应该属于希腊，安塔利亚（Antalya）应该属于意大利，托罗斯山脉的南部和叙利亚的北部应该属于法国，非利士（巴勒斯坦）应该属于英国，美索不达米亚应该属于英国，其他地方——包括君士坦丁堡——属于俄国……我将在圣索菲亚教堂唱响《感恩赞美诗》（Te Deum），在奥马尔清真寺唱起《西面颂》（Nunc Dimittis）。我们要用威尔士语、波兰语、凯尔特语和亚美尼亚语歌唱，来赞美这些勇敢的小民族。

在接着说了一些差不多的话之后，赛克斯以一段注释结尾：

致信件审查员

这是一位天才写给另一位天才的充满智慧的信件，资质平庸的人无法理解信中的内容。请安心放行这封信吧。

马克·赛克斯Lt.Col.,FRGS,MP,CC,JP.[5][6]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p.52–3.

[2] 他们俩的确也都是“另一俱乐部”（The Other Club）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由温斯顿·丘吉尔和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发起。——原注

[3]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180.

[4] Ibid.,p.182.

[5] 这些缩写意为中校、皇家地理协会会员、下议院议员、郡议会议员、太平绅士。——译者注

[6]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p.147–9.

18 在命运的最狭处

I

伦敦正在为即将在达达尼尔海峡取得的胜利飞快地做着政治准备，但在前线的舰队却进展缓慢。由于天气原因，战舰无法全力开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岸上的土耳其部队逐渐恢复了信心，还学会了用榴弹炮和可以移动的小型火炮骚扰英国的扫雷艇。3月13日，丘吉尔收到卡登的电报，发现扫雷艇的工作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卡登将其归咎于土耳其人猛烈的炮火，但其实英军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丘吉尔写道，这种情形“让我坐立不安”，“我不明白为什么扫雷工作会受阻于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的火力袭击。只要能把通往海峡最窄处的水路上的水雷都排除掉，就算承受两三百人的伤亡也算不上什么大的代价”。[1]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操作扫雷艇的都是些平民雇员，他们不愿意冒着炮火作业，这也是卡登的行动方案的缺陷之一。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卡登海军上将正在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3月13日，丘吉尔在电报里告诉他：“情报表明，土耳其人的要塞正面临弹药短缺问题，德国军官已经发出了灰心丧气的报告。”[2]卡登回复说，如果天气状况允许，他将在3月17日前后向海峡里发动一次总攻，夺取至关重要的海峡最窄处。但是，这位海军上将一直忧心忡忡，吃不下也睡不着。他一艘船也没有损失，而且汇报说舰队没有任何伤亡，但是他已经无法再承受焦虑带来的压力了。他的精神突然崩溃了。

就在对海峡发动总攻的前夜，卡登海军上将告诉他的副手，他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舰队的一位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认他患了消化不良，认为应该把他的名字放在病号名单里，还认为他应该休养三到四个星期。3月16日，卡登给丘吉尔发电报说：“我成了病号，对此感到万分抱歉。随电报请见医务官的决定。”[3]

丘吉尔立刻任命舰队的副指挥官约翰·德·罗贝克（John de Robeck）接替卡登。德·罗贝克在发给海军部的电报中说，他在3月18日上午10点45分发动了总攻。

当天开局不顺，一艘法国战列舰在接近下午2点钟的时候莫名其妙地爆炸然后消失了。两个小时之后，又有两艘英国战列舰触雷。一艘前去援救“无阻号”战列舰的船也触了雷，随后与“无阻号”一同沉没了。接着，一艘被炮火击伤的法国军舰搁浅。不过，德·罗贝克还是向海军部汇报说，剩余的舰只可以在三到四天内准备好再次发动进攻。伦敦的海军部里一片兴高采烈，因为海军情报处认定，一旦舰队再次发动进攻，敌人必然败退。3月19日下午，海军情报处的主管威廉·雷金纳德·霍尔（William Reginald Hall）上尉给丘吉尔和费希尔送去了一封被截获的电报。这封被解密的电报发自德皇，丘吉尔和费希尔立刻就注意到了这封电报的重要价值。丘吉尔兴奋地高呼：“他们的弹药用光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费希尔在头顶挥舞着电报，喊道：“上帝为证！我们明天就要通过海峡！”他接着又反复地说：“明天！我们或许会损失掉六艘船，但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海峡。”[4]出于保护信息源的考虑，丘吉尔和费希尔没有告诉内阁这个消息，也没有把消息告诉德·罗贝克。他们只是给他发电报说，千万不要让土耳其人以为行动会暂缓下来。

丘吉尔和费希尔不知道，海军情报处主管霍尔上尉采纳了莫里斯·汉基的建议，开始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塔拉特贝伊谈判，试图用一大笔钱金钱来诱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3月15日，英国和土耳其的谈判代表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座海港会面。[5]但是，英国政府已经承诺要满足俄国的野心，因此无法保证奥斯曼帝国可以保留伊斯坦布尔。谈判破裂了。3月19日夜，还不知道谈判已经破裂的霍尔上尉告诉丘吉尔，他们打算用400万英镑说服土耳其退出战争。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大为惊诧，费希尔则陷入狂怒。在他们的坚持下，霍尔给他的特使发电报，告诉他英国收回了自己的条件。霍尔后来回忆说，费希尔当时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喊道：“400万？不，不，我告诉你，我们明天就能通过海峡！”[6]

II

挡在英国主导的协约国舰队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只有一些埋设在水中的水雷。而且，土耳其人连水雷也快要耗尽了，他们不得不去打捞俄国人布下的对付他们的水雷，再把这些打捞上来的水雷重新投入使用。

在伊斯坦布尔，士气已经瓦解。谣言四起，恐慌弥漫，整座城市开始疏散。政府档案和银行里的黄金储备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供苏丹和外交使团使用的特别列车也准备好了。有钱人把妻子和家人都送到了内陆地区。内政大臣塔拉特征用了一台马力强劲的梅赛德斯汽车供自己使用，还为它加装了额外的油箱，以便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地方避难。谴责政府的海报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当局已经预料到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社区会欢迎协约国占领军，但是现在，警察搜捕嫌疑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讲土耳其语的区域。

与此同时，那些支持恩维尔和塔拉特，从而让国家走到这一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囤积汽油，准备在协约国军队到来时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还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和其他伟大的建筑物里安置了炸药。“戈本号”已经做好了逃入黑海的准备。

恩维尔勇敢地决定留下来保卫城市。但是，利曼·冯·桑德斯回忆说，恩维尔的军事部署太差劲了，土耳其人试图阻挡协约国登陆伊斯坦布尔的计划没有一个是行得通的。

III

伦敦一片欢腾，伊斯坦布尔一片绝望。但是在达达尼尔海峡，英军指挥官的情绪并不高。水雷在3月18日造成的伤亡和损失让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十分沮丧，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忧心忡忡。据说，在3月18日晚上，德·罗贝克先是检查了当天的战果，然后说：“我想我已经完了。”[7]

德·罗贝克灰心丧气，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舰队遭受损失的真正原因。实际上，他的舰队撞上的是一串平行于海峡布置的水雷，而不是横着封锁海峡的雷阵。这一串水雷是前一天夜里布置的，而英国人的空中观察员没能发现这一情况。这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而已。

这时，命运的安排开始在极具个人魅力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Hamilton）身上发挥作用了。这位将军是被基钦纳提前派来指挥陆军部队的。等到陆军部队一到位，汉密尔顿就会接管他们的指挥权，并在海军赢得海峡战役之后实施登陆，占领海岸。根据他接到的命令，如果海军无法占领海峡，汉密尔顿就要率军入侵海峡欧洲一侧的海岸，夺取海峡最窄处，为海军打通道路。

德·罗贝克突然意识到，除了再次投入战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选项：伦敦方面允许他把任务交给汉密尔顿及其陆军。于是，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继续冒险了。我们不清楚是谁先开的口，但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达成了共识，认定在陆军可以投入战斗之前，海军应该按兵不动。在此之前，汉密尔顿就曾经把他的看法用电报发给了基钦纳，基钦纳又在3月18日把电报转给首相过目。阿斯奎斯看完电报后认为：“海军部的确对海军单独出击所能取得的战果过于乐观了。”[8]3月22日，德·罗贝克在与汉密尔顿会面后发电报给丘吉尔说，“在与汉密尔顿将军会面……并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我现在的意见是”，陆军必须投入战斗。[9]

3月23日上午，海军部的参谋人员开会讨论德·罗贝克的决定。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决定深感震惊，但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接受前线指挥官的决定。费希尔的观点得到了海军元帅阿瑟·威尔逊爵士（Sir Arthur Wilson）和海军上将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丘吉尔强烈反对他们的看法，在会议结束后把这个议题带到了内阁去讨论。他起草了一封给德·罗贝克的措辞强硬的电报，明确要求他继续进攻。丘吉尔希望这封电报能得到内阁的批准。在内阁会议上，首相和基钦纳都赞同丘吉尔的看法，基钦纳还起草了一封发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措辞强硬但又不失得体的电报。

当天下午，回到海军部的丘吉尔发现费希尔、威尔逊和杰克逊仍旧强烈反对他发那封电报给德·罗贝克。作为一名文官大臣，丘吉尔认为只有在取得首相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在海军事务上驳回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海军将领的看法。丘吉尔回去要求得到首相的首肯，但阿斯奎斯却拒绝了他。首相个人也认为应该继续进攻，但他不想在海务大臣们反对的情况下强行下达这个命令。

丘吉尔知道，土耳其人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这意味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因此，他绝不肯让海军放弃这次战役。既然他不能直接命令德·罗贝克继续进攻，他只好试图说服他采取行动。他给德·罗贝克发电报，尝试与这位海军将领讲道理，试图向他证明海军为什么必须继续进攻。他又跟首相谈了一次，首相只是说自己也“希望”进攻能马上恢复。[10]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在遭受了不过几百人的伤亡之后，英国海军部主导的达达尼尔战役就结束了。

IV

3月18日的战斗让德·罗贝克惊慌不已，他决定率领舰队返航退却。而就在同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也感到大势已去。就在军舰上的英国海军上将德·罗贝克下令撤退的同时，对此毫不知情的土耳其陆上守军也刚刚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打完手中的弹药之后就立刻放弃海岸阵地。英国海军上将德·罗贝克只率军进行了一天的战斗，如果他能在第二天再一次投入战斗，他就会发现敌人已经撤退不见了。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他手下的扫雷艇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清理出一条航道，直抵海峡最窄处，而在扫清围绕海峡最窄处的水雷阵之后，海峡更深处就再也没有水雷了。舰队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驶入伊斯坦布尔。

温斯顿·丘吉尔距离胜利只有几个小时。他知道自己曾离胜利如此之近，几乎触手可及，而这一点将给他带来毕生的折磨。他的痛苦不仅来自从指缝间溜走的个人成功，更重要的是，这是他拯救他在此间成长的那个熟悉世界的最后机会。他本可以在赢得战争的同时，保住那个熟悉的、既有王朝和帝国继续存在的传统欧洲。[11]

对于英国、法国和俄国来说，这也是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改造中东的最后机会。尽管它们还会继续在这一地区追逐它们自19世纪以来就在追逐的目标，但从此以后它们面对的将是20世纪那种十分棘手的周边环境。

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奥斯曼帝国则出乎意料地在最后一分钟得到了苟活的机会。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赶忙利用起英国人留给他们的最后机会，直到新的战争考验到来。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343.

[2] Ibid.

[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703.

[4]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58.

[5]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1:1877–1918 (London:Collins,1970),p.159.

[6]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59.

[7] Ibid.,p.371.

[8]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88.

[9]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375.

[10]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731.

[11] 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如果英国在1915年赢得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协约国能迅速赢得对德战争吗？以劳合·乔治为首的“东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比肯定。——原注

19 战士

I

3月18日，在协约国炮火的震慑之下，恩维尔帕夏做了一个一反常态但又十分重要的决定：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把穆斯林士兵交到外国人手中，而且还是一名基督徒指挥官的手中，恩维尔帕夏原本是绝不情愿的。在此之前，不论面对怎样的压力，他一直拒绝把权力交给外国人，哪怕是那些在政府部门和参谋部当顾问的德国专家也得不到任何权力。尽管他允许德国军官出任陆军部行动处、情报处、铁路处、补给处、弹药处、煤炭处和要塞处的一些关键岗位，但他总是戒心十足地质疑他们的决定，限制他们的权力。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也坚持着同样的做法。不过，在协约国舰队的舰炮威胁下，他最终还是把这个最重要的战场的指挥权交了出去。

留给利曼的时间不多，他也的确没有浪费时间。他尽量挖掘出帝国所剩无几的资源，把人员和补给品集中起来。他自己任命了一些指挥官，特别是把一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这位土耳其军官推崇欧洲的行为方式，对奥斯曼帝国的落后痛心疾首，而且十分看不起那些爬到他头上的高官。正因为如此，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安置在默默无闻、不甚重要的岗位上。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凯末尔将证明自己是一位战场上的天才，他总是能发现关键的战略位置，进而占据要地，支配全局。

利曼十分清楚英国人的动向，对英国远征军的组织进程了如指掌。英国远征军集结并在埃及登陆的新闻见于开罗的报章后，接着又被亚历山大港的商人报告给了土耳其人。随后，身处中立的希腊的奥斯曼帝国谍报人员又报告了一支庞大舰队驶经爱琴海诸岛的情况。他们根本不可能错过这一动向，因为这支舰队的灯光和信号灯在夜里异常闪亮；而到了白天，连风浪声也遮掩不住舰队军乐团发出的号声。

奥斯曼帝国军队终于难得地拥有了优秀的指挥官。等到英国人准备入侵时，他们面对的奥斯曼守军已经在利曼的精心指挥下严阵以待。这种情形最适合发挥奥斯曼军人的坚韧特质。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在2月下旬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很容易被突袭击溃，“但如果给了他们回过神来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十分难缠”。[1]

II

对于英军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来说，这场战役开始于3月12日的早上。当时，基钦纳伯爵出乎意料地把他叫到陆军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让他接管了这场战役的陆军指挥权。他告诉陆军大臣，他对土耳其一无所知，因此至少需要一些解释和指导。

汉密尔顿后来回忆称，陆军大臣在会面时一边把即将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支援海军的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一边告诫他说，这支部队“只是借给你使用的，能腾出手来的时候就要把这支部队交回去”。陆军大臣解释说：“在国内和法国的一些大人物看来，任何被送到东方战场的东西都是从西线战场偷来的。”[2]

接着，陆军部军事行动处的主管给汉密尔顿做了任务简报，向他展示了从希腊总参谋部借来的一张地图和一份作战计划。陆军部连自己做一份进攻计划的时间和精力都没花。

汉密尔顿带着一张粗糙且过时的地图出发了，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任务指引。当他第一次看到加利波利半岛时，他不禁评价道：“与基钦纳伯爵那张又小又平淡无奇的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相比，这个半岛看起来要难对付得多。”[3]此地沟壑密布，崎岖不平，一座座小山把海岸线切割成了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小海滩。

汉密尔顿从马赛出发，搭乘一艘航速很快的巡洋舰，在3月18日就抵达了加利波利半岛的海岸附近，恰好来得及对德·罗贝克施加影响，让他取消了海军的行动。到4月下旬，汉密尔顿才又乘船回到海峡附近，准备指挥陆军的攻击行动。他十分谨慎地遵照陆军大臣的指示行事。根据陆军大臣给他的指示，他只能在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半岛发动进攻，且只有在全部部队到位之后才可以发动攻击（尽管他本人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这也是为什么他命令海军将他从土耳其送回埃及去集结部队。他花了大约三个星期集结远征军，接着又用海军将他们运到土耳其，准备在达达尼尔海峡西岸（也就是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

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早在2月底，阿斯奎斯就曾向内阁展示过一份战前完成的军事研究，研究认为英国陆军无法完成对加利波利半岛的进攻，因为风险实在太大。[4]但是，基钦纳还是下令行动。在他看来，在奥斯曼帝国将领们的指挥下，海峡的欧洲一侧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的。

在战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里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前首相阿瑟·贝尔福——问：“如果土耳其人被截断了后路，他们是会投降呢，还是会背水一战呢？”劳合·乔治说，他“认为土耳其人很可能会拼死一战”，但基钦纳却回答说，土耳其人应该会选择投降。[5]

一年之后，在前线作战的协约国军人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成为战地记者的年轻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从达达尼尔海峡发回报道称：“曾经在西线作战的法国军官表示，一个土耳其军人抵得上两个德国军人。土耳其人在被逼入绝路时有着惊人的表现。”[6]

III

1915年4月25日清晨，英国、自治领和盟国（主要指法国）军队涉水登上了加利波利半岛六块狭窄的、互不相连的海滩。[7]土耳其人知道协约国即将进攻，但并不知道会在哪里进攻，因此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原本很有可能在当天就一败涂地。

在最北端登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也吃了一惊——他们登陆的实际地点是阿里布尔努（Ari Burnu），海军把他们送错了海滩。他们沿着陡峭的山坡爬上了耸立在海滩上方的山脊，在那里遇到了土耳其军队。这些土耳其士兵本来已经开始逃跑，但是又被他们的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集结了起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双方几经较量，最终土耳其人将入侵者赶下了山坡。

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尖端，协约国军队的另外五个登陆场地分别被称作S滩、V滩、W滩、X滩和Y滩。在Y滩，入侵部队没有遇到土耳其人，于是畅行无阻地登上了支配这片滩头的山崖顶端。但是，他们并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因为混乱的指挥权归属问题而在原地停了下来。在X滩，土耳其人的抵抗也极为微弱，进攻部队爬上了山头，同样也停留在了那里。在S滩，登陆部队也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但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爬上山坡，干脆就在海滩上安营扎寨。

在这一天，协约国军队有着绝对的人数优势，利曼的大部分部队都被当作预备队留在遥远的后方。因此，Y滩、X滩和S滩的入侵部队原本可以利用突然袭击的优势继续前进，消灭周边地区实力孱弱的土耳其守军。

到4月26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土耳其人的增援部队接踵而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协约国的行动——目标是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夺取加利波利半岛——至此已告失败。澳新军团的指挥官伯德伍德（Birdwood）将军在下级军官的建议下，提出应当放弃已占领的地盘，让部队撤回船上；但他的上级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拒绝了这个建议，命令部队开始挖掘战壕。

汉密尔顿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命令等于宣布这次远征必将失败。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打破战争僵局，但就像我们在法国和佛兰德看到的那样，挖掘战壕根本无助于打破军事僵局，反而会造成军事僵局。于是，西线的堑壕战在加利波利半岛上重演，任凭双方发动一次次徒劳而血腥的进攻，战线却兀自岿然不动。

在汉密尔顿的这种部署下，他的军队最多也只能跟土耳其人打个平手，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还可能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土耳其人在居高临下的高处挖掘战壕，而英军指挥官却命令他们的部队在海滩上挖掘战壕。就这样，挣扎在海岸线上的协约国部队最终只能为生存而战。不久，伦敦的英国政府里的大部分成员就都意识到，将部队撤出已经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丘吉尔和基钦纳却表示反对。丘吉尔反对撤军，是因为他从来都不愿意接受失败；而基钦纳反对撤军是因为他相信，如果让世人看到英国军队被一支中东国家的军队击败，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1,July 1914–April 1915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582.

[2] Sir Ian Hamilton,Gallipoli Diary,Vol.1 (London:Edward Arnold,1920),p.5.

[3] Ibid.,p.25.

[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294.

[5] John Grigg,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1912–1916 (London:Methuen,1985),p.211.

[6] Compton Mackenzie,My Life and Times,Octave Five,1915–1923 (London:Chatto& Windus,1966),p.269

[7] 除英国本土军队之外，参战的还有法国、英属印度的部队，以及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纽芬兰的部队。——译者注

20 政客

I

温斯顿·丘吉尔固执地坚持英军在加利波利必须取胜，这就让他一直处于聚光灯之下，哪怕是在陆军已经从海军的手里接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任务之后也是如此。在外界看来，导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的人是他，让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接连失利的人也是他。

其实，从4月份开始，达达尼尔海峡的战斗就已经不在海军部的指挥之下了，但是陆军依然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绝望地战斗着，不断遭遇伤亡与挫败，而丘吉尔则被当成这一切的替罪羊。基钦纳声望太盛，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议会，都无法相信他应该为这一系列愚蠢的决定负责。而丘吉尔只是一个到处插手的文官大臣，当海军将领们宣称英国的失败缘于丘吉尔这个外行在海军事务上指手画脚时，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的话。《泰晤士报》5月18日的社论很能代表1915年公众的心声：

人们不停地、直截了当地指责说，海军大臣专擅权力，置专业顾问的意见于不顾，已经到了影响国家安危的地步。这一说法早已不是什么传闻了……如果一个执掌军务部门的文官大臣总是想操持不应该由他这个外行人操持的权柄，并且屡次试图用十分危险的方式使用他的权力，那么他在内阁里的同僚们就应该采取果决行动了。[1]

在战时内阁之外，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只派遣海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是基钦纳伯爵的主意，反而为此责怪丘吉尔。因此，他们也就认为是丘吉尔给了恩维尔和利曼·冯·桑德斯预警，让恩维尔和利曼·冯·桑德斯获得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加强防御，以抵抗协约国军队对加利波利半岛的进攻。在加利波利半岛的海滩上作战的军官们认为，海军此前发动的进攻完全是海军大臣的一次愚蠢的卖弄，这次失败的冒险现在又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奥布里·赫伯特此时就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军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听到温斯顿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怒火中烧。罗马皇帝会为了让自己受欢迎而牺牲奴隶的生命，他则为了让自己出名而牺牲自由人的生命。如果他没有尝试那次冒险，而是选择与陆军合作，我们或许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君士坦丁堡。”[2]他后来又写道：“我在这里看到许多人痛苦地死去，我希望温斯顿也能遭遇同样的厄运。”[3]

对丘吉尔的责难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下滑。压垮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丘吉尔与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军官、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的分道扬镳。5月14日星期五，丘吉尔和费希尔商讨了一项方案，计划向支援达达尼尔战役的舰队派去增援舰只。第二天清晨，费希尔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几份备忘录，里面总结了两个人在前一天达成的共识的几个要点，与此同时里面又添加了丘吉尔个人的几条建议。费希尔在看完备忘录之后勃然大怒，步行离开海军部，走到了相距不远的唐宁街11号，告诉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决定辞职——他此前已经八次宣布自己要辞职。劳合·乔治把首相从隔壁的唐宁街10号官邸请了过来，和他一起劝说费希尔不要辞职，至少暂时不要。费希尔拒绝了他们的挽留，接着走回海军部自己的房间，锁上房门，还拉下了百叶窗，暂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由于费希尔拒绝见他，丘吉尔是从其他同僚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海军部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它的最高级指挥官，而海军部其他成员的去留也暂时不明。5月16日星期日，丘吉尔得到保证，第二、第三和第四海务大臣都同意留任。在战前曾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海军元帅阿瑟·威尔逊爵士也同意接替费希尔的职务。鉴于媒体和政界尚不知晓费希尔辞职的消息，丘吉尔打算在星期一一早向下议院同时宣布费希尔辞职的消息和海军部最新的人事安排，以免给反对党留下从中作梗的机会。

然而，费希尔却向反对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暗示了自己辞职的决定。博纳·劳读懂了他的暗示，然后在星期一清晨找到劳合·乔治，问他费希尔是否已经辞职。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博纳·劳表示这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迄今为止，反对党一直尽量避免在战争期间给现任政府制造麻烦，但博纳·劳表示，费希尔辞职的消息将让他难以要求反对党继续配合现任政府：费希尔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如果费希尔离开了海军部，他们绝不会容忍丘吉尔还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攻击的目标也不会局限在海军部。在英国遭遇了一场又一场军事失败之后，议会里的保守党人不再认为自己应当给予自由党政府无条件的支持了。

博纳·劳提出的方案是扩大政府，即由议会两大政党外加工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取代自由党政府。

劳合·乔治立刻就意识到博纳·劳所言不虚。他请博纳·劳在唐宁街11号稍候，自己则跑到隔壁去与首相商议。劳合·乔治强烈要求阿斯奎斯组建联合政府，后者马上就同意了。

丘吉尔对此一无所知。当天午后，他来到下议院，打算宣布海军部的海务大臣们已经同意留任，并由海军元帅威尔逊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消息。当他进入下议院时，他发现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不想让他发言。阿斯奎斯告诉丘吉尔说，他不打算按会议日程进行党派间的辩论了，他将要组建一个新政府，由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共同组阁。

1915年5月19日，新政府名单公布了。丘吉尔虽然还留在战时内阁，但离开了海军部，只获得了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这个不重要的职务，实际上成了不管部大臣。

当时的政界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当初听取了丘吉尔的意见，英国本可以只付出几百人伤亡的代价就赢得达达尼尔战役，而恰恰是因为海军和陆军的将领们推翻了丘吉尔的意见，英国才被拖进了一场伤亡超过20万人的战役。也就是说，英国政界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真相：是英国的陆海军将领们打输了战争，这个国家迫切地需要文官更多地掌控军事，而不是更少。

英国的政界还没能认识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场东方战争不仅象征着协约国的失败，也标志着对方的成功。这场战役的结果让人们看到，奥斯曼军人的勇气与坚韧并不输给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的军人。

II

劳合·乔治造就了第一届联合政府，而这届政府将丘吉尔排除在了重要的内阁职务之外。劳合·乔治称自己“曾经努力为温斯顿争取一个重要职务……但他的同僚们却不同意，只肯给他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4]不过，劳合·乔治也知道，深感受伤和恼火的丘吉尔对他有怨气。[5]直到多年以后，丘吉尔的夫人还刻薄地把这位财政大臣比作犹大，说是他的“威尔士式诡计”毁掉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生涯。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博罗公爵在5月24日给丘吉尔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这次LG（指劳合·乔治）害了你。”[6]丘吉尔自己也说：“我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完了！”[7]

劳合·乔治始终认为奥斯曼战争的爆发要归咎于丘吉尔。1915年春天，这位财政大臣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审视了丘吉尔——他曾经的门徒——的失败。当时，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丘吉尔将不得不离开海军部。劳合·乔治评论道：“他多年来一直想打这场战争，现在他的报应来了。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赢得荣誉的机会。于是，他匆忙投入到一场冒险的战役之中，丝毫没有考虑到这场战役可能会给数以万计的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和磨难，只是想着他可以通过这场战争证明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8]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450.

[2]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151.

[3] Ibid.,p.155.

[4] Lord Riddell’s War Diary,1914–1918 (London: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94.

[5] Ibid.,p.109.

[6]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476.

[7] Riddell,Diary,p.89.

[8]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440.

21 熄灭的光

I

在英国新政府里任职的保守党人相信，自己执政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免受文官的干涉。在将丘吉尔逐出海军部之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捍卫基钦纳伯爵，帮助他对抗他的主要对手——自由党政治家劳合·乔治。

在基钦纳元帅成为陆军大臣之后，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是内阁里第一个敢于质疑基钦纳决定的人，而且一旦开始，他就停不下来。劳合·乔治吸取了丘吉尔在海军部的教训，一开始并不敢在纯粹的军事问题上挑战陆军元帅。财政大臣只在自己精心挑选的领域发起挑战。他选中了军需品和其他补给品的短缺问题作为突破口，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劳工、生产和财政等多个方面，他在这些领域比基钦纳更有发言权。

就在1915年5月19日，也就是宣布新政府人选的这一天，劳合·乔治完成了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步，成功地将军需品和物资供应的管理权从基钦纳的陆军部手里夺了过来，由他亲自出任军需大臣管理这些事务。在这个新组建的部门里，他做到了基钦纳未能做到的事情：将更多战争物资交由民用企业生产，找到新的供应商。

进入新的联合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原本已经在劳合·乔治和基钦纳伯爵的争执中站好了队，现在却开始重新审视这两个人。身为军需大臣的劳合·乔治成了一枚蕴藏着巨大能量、可以摧毁敌人的鱼雷，保守党人开始渐渐对他产生敬佩之情，为他的努力鼓掌喝彩。博纳·劳和他的同僚们进入内阁，本来是要来捍卫基钦纳和军人，使其免受外行的自由党文官的干扰，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与劳合·乔治一道质疑起基钦纳的能力了。

新政府面临的最紧要的军事决策就是决定加利波利半岛远征的命运。内阁战争委员会重组为达达尼尔委员会，于1915年6月7日在下议院阿斯奎斯的房间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这个委员会从此开始频繁开会。保守党人发现，陆军大臣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因为基钦纳总是守口如瓶，不愿意向文官披露军事信息。有些时候他会回避问题，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完整且准确的信息；有些时候他还会对相互矛盾的观点都表示赞同。

博纳·劳和他最主要的保守党同僚、新任总检察长爱德华·卡森爵士认为，要么干脆放弃这次冒险，要么就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去加利波利半岛，确保能够取得战役的胜利。问题是，要派遣多少增援部队才能确保胜利呢？基钦纳既不肯说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半岛有多少军队，也不肯说英国到底需要多少部队才能打赢战役。他只是不停地说陆军能从西线抽出多少部队来。到了9月初，卡森十分恼火地写道：“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计算（如果这也配得上被称作“计算”的话）是非常随意的。他们一直告诉我们现在能够派出去多少部队，而不是前方究竟需要多少部队……”[1]

在一次质询陆军部的过程中，内阁大臣们发现陆军部曾经收到一封十分重要的电报，但陆军部却否认知晓这封电报的内容。基钦纳要么是忘了有这么一封电报，要么就是误解了它的内容。卡森在唐宁街10号的文书室写了一封便签，通过内阁办公室发给了劳合·乔治：“基钦纳不读电报，我们也看不到电报。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2]

卡森开始像审问被告席上的犯人一样在内阁会议上质问基钦纳。基钦纳的回答总是躲躲闪闪，而来自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乐观预期也总是落空，这一切都让保守党的领袖们深感沮丧和绝望。达达尼尔委员会的会议上开始屡屡出现这样的词句：“E.卡森爵士说，持续不断的血战并不成功，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博纳·劳询问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如果进攻行动显然毫无希望，是否还要继续进攻”。[3]

关于应该怎么做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秋末。由于基钦纳拿不出能确保成功的其他方案，内阁逐渐坚定了从加利波利撤军的决心。基钦纳表示反对，强调英国必须坚持下去。他宣称：“放弃这次行动将是帝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事件。”但他承认他也“希望能够了结这一切”。[4]

不过，内阁不愿意在基钦纳伯爵不同意的情况下下令从加利波利撤军，特别是考虑到前线的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仍然觉得行动有希望成功。在加利波利的海滩上，情况让人感到绝望。曾经在基钦纳面前反对这次达达尼尔海峡冒险的温德姆·迪兹恰恰在这里服役，他和另外两名军官乔治·劳埃德（George Lloyd）与盖伊·道内（Guy Dawnay）决定做些什么。三个人计划促成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被派回伦敦去，告诉内阁这里的真实情况。道内后来得到一个机会，他也没有错失良机。

回到伦敦之后，道内见到了基钦纳和英国的其他领导人，甚至还见到了刚刚被贬黜的丘吉尔。他试图让他们理解前方的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迪兹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他曾经对道内说：“我打赌，你能找到的最有用的人也就是温斯顿了！”[5]

最终，伊恩·汉密尔顿被人取代，新上任的英军指挥官很快就意识到战事已经毫无希望，要求立刻撤军。但内阁还在犹豫不决，原因还是老问题：基钦纳伯爵。

II

劳合·乔治生动地把基钦纳的思维比喻成不停转动的灯塔的灯光，而在加利波利战役这场凶猛的风暴中，灯塔的灯光却突然消失了。元帅的同僚们希望强有力的灯柱能够重新出现以驱散夜幕，且不再消失。他们在黑暗中等待着，越发恼怒且焦急。

就连保守党人博纳·劳都改变了主意，提出要让劳合·乔治取代基钦纳出任陆军大臣。但首相拒不接受这一提议。只有政府里的核心圈子知道元帅的缺点，他在全国上下的威信依然很高。因此，首相认为解除基钦纳的职务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首相使用了他惯用的手法，派基钦纳去达达尼尔海峡实地考察，希望这个任务可以让他无限期留在那里。

终于，基钦纳在离开英国并亲眼看到战场之后，也意识到必须放弃加利波利了。在得到了基钦纳的许可之后，内阁终于发出了必要的命令。1916年初，从加利波利撤军的行动完成了，这也是整场战役中最为出色的行动。迪兹把这场撤退称作“历史上最值得铭记的事件之一”。[6]

III

在1915年4月25日，协约国原本可以利用突然袭击赢得一场轻而易举、兵不血刃的胜利，而到了259天之后，这场战役却成了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军事交锋之一，协约国不得不从达达尼尔海峡血流成河的海滩上灰溜溜地撤出他们的败军。双方各派出了50万军队投入到这场战役之中，各自蒙受了25万人伤亡的损失。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协约国本可以赢得这场战役，并一举赢得中东的战争，但它们却没能做到。这场战役还预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一支被人们认为很落后的亚洲军队却击败了一支现代化的欧洲军队。

这场战役还让欧洲长久地卷入了中东事务。基钦纳一直担心英国会在军事上涉足中东，却没能阻止这场战役的爆发。现在，随着撤离行动的完成，英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了，但还会在一年之后恢复。更重要的是，协约国的这场失利还让英国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更深地陷入中东事务之中。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这场战役的失利让基钦纳的助手们急于与一位中东的统治者结盟，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借此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加利波利的部队免遭灭顶之灾。而在宏观层面上，英国在加利波利战役中的巨大投入和损失，让英国人在数年以后认为自己应当在战后的中东世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样才能让这次重大的牺牲变得多少有一点意义。

IV

1915年11月18日，已经辞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职务的温斯顿·丘吉尔自告奋勇来到法国，成为一名在西线服役的陆军军官。政界仍然把加利波利战役的失败归罪于他。不过，内阁认为这场战役的失利是基钦纳的责任，基钦纳也知道这一点。

基钦纳伯爵知道他的内阁同僚们希望他不要从达达尼尔海峡回来，但他就是故意要让他们失望。他在1915年底回到伦敦，开诚布公地对首相说，他知道自己在内阁里已经失去了支持，因此提出辞职。鉴于内阁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他采取了另一个方案达到同样的目的。在首相的许可之下，他设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陆军大臣这一职务的权限，减少了这一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接着，在西线服役的陆军元帅威廉·罗伯逊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其职权大为扩张，许多之前属于陆军大臣基钦纳的权力都被纳入了他的职权范围。

不过，在制定中东政策方面，基钦纳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权威。就在他于1915年底回到伦敦的时候，他的助手马克·赛克斯爵士也回到了伦敦。赛克斯刚刚做了一次长途的实地考察，带回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一位中东统治者可能会与英国结盟。在这个联盟关系的基础上，赛克斯还设想了一个革命性的计划，可以一举扭转对奥斯曼战争的局势，而基钦纳将在内阁里大力推动这个计划。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3:1914–1916,The Challenge of W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529.

[2] H.Montgomery Hyde,Carso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3),p.393.

[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3,Part 2:May 1915–December 1916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1158.

[4] Gilbert,Churchill:The Challenge of War,p.549.

[5]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226.

[6] Ibid.,p.231.

22 创立阿拉伯局

I

在1915年和1916年之交的这个冬季，协约国筹划并执行了加利波利半岛的撤军行动，基钦纳伯爵在战争事务上的职权也遭到了削减。与此同时，英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新的转折：基钦纳和他的同僚们开始专注于有组织地利用奥斯曼帝国境内心怀不满的阿拉伯领袖和军人。他们行动的理念基石是基钦纳钦点的中东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从东方带回来的建议。赛克斯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探索之旅，研究协约国应当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战败后的中东。在土耳其人取得了加利波利战役的胜利之后，这一研究课题失去了紧迫性。

行动本身通常会产生惯性。英国派海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原本是为了解决俄国的问题；但是到了1915年冬天，当俄国的问题已然解决后，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却还在持续着。英国人研究应当如何瓜分中东，是因为丘吉尔预计不久即可征服伊斯坦布尔；可到了冬天结束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并没有被征服，英国人却还在继续研究应当如何瓜分中东。

1915年6月30日，马克·赛克斯爵士指导下的德·本森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战后中东安排的报告。随后，英国政府把赛克斯派到中东，去与当地的英军将领和官员讨论该委员会提出的种种建议。他去了巴尔干半岛，两次进出埃及（去程和返程都途经埃及），还去了波斯湾、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出差，前后耗时半年之久，也给了赛克斯独一无二的机遇，让他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直到将近1916年的时候，他才回到伦敦，得以面见内阁成员，告诉他们自己的旅途收获。

赛克斯在1915年夏天第一次途经开罗，在那里会见了基钦纳在埃及的中东事务顾问们。赛克斯在战前就认识罗纳德·斯托尔斯，后者又为他引见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宗教信仰立刻让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结：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克莱顿的严肃认真给赛克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是同事，也成了朋友，只不过，在二人的交往之中，赛克斯比克莱顿要更加开诚布公。

赛克斯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些令人愉悦的、持亲英态度的讲阿拉伯语的人士。赛克斯渐渐也开始鼓吹克莱顿的观点，认为叙利亚应当属于英国。克莱顿和斯托尔斯让赛克斯相信，叙利亚人民乐于见到这样的情形。赛克斯认为，法国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补偿，在法国其实只有神职人员和商业利益的鼓吹者才想占有叙利亚。[1]赛克斯一直主张应当在更南方的地方扶植一位哈里发，这就与他的朋友们和温盖特的想法——让谢里夫侯赛因成为哈里发——不谋而合。因此，赛克斯成了斯托尔斯的“埃及帝国”计划的支持者。根据这一计划，阿拉伯语人口将组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谢里夫侯赛因将成为其精神领袖，埃及的傀儡君主则会出任其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而实际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将是驻地在开罗的英国高级专员——基钦纳伯爵。

不过，在开罗有一种观点让赛克斯十分不安，那就是：英国和法国会在中东地区成为敌人。赛克斯认为，这两个战时盟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在他看来，法国并不是真的在乎叙利亚，英国可以设法让法国在别的地方找寻战利品。他推测，是敌国的宣传人员在鼓吹英法之间的敌对关系。不过，在若干个月之后，他会发现反法言论（而且不只是言论而已）恰恰来自他在开罗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一直没有发现的，那就是这个反法团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就是他的朋友吉尔伯特·克莱顿。

II

在政治的另一极印度，赛克斯发现那里的人对他连友好都称不上。他只是个年轻人，在他的第一份政府职位上才待了半年，却从伦敦跑到印度来给这里的人讲东方的事情。他在印度见到的那个人比他年长约20岁，在政府里服务了一辈子，还是英国最杰出的外交政策专家之一。曾经做过驻俄大使的查尔斯·哈丁在来到印度出任总督之前，长期任职于英国外交部。他的家族出任印度总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他的祖父曾在19世纪40年代（印度大起义前的那个10年）出任印度总督。哈丁主张由印度占领并吞并美索不达米亚。在他看来，开罗方面的提议“纯属幻想”，“极为致命”。他拒不接受阿拉伯独立的想法，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也不行。他写道：“赛克斯似乎意识不到，在土耳其的某些领土上根本不适合采用代议制度。”[2]

赛克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倾向于支持开罗和反对西姆拉。他还认识到，观点之争和管辖权之争本身就是有害的。他认为：“我们的传统做法是允许政府的各个部分各谋其政，这在以前是适宜的，因为它们处理的事情互不相关。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做法就不再是好的做法了，因为每个部门处理的事情都彼此息息相关。”[3]英国并没有一个中央政策，西姆拉、开罗、外交部、陆军部和海军部各行其是，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员们也是如此，互相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些什么，而他们往往在做一些目的截然相反的事情。要在某项政策上达成一致非常困难。赛克斯曾经计算过，在某一项决定达成共识之前，需要征求18个部门的意见。[4]

在旅程中，赛克斯曾考虑组建一个机构来统筹阿拉伯事务。开罗方面对这一想法非常热心。1915年12月13日，克莱顿报告说，他已经着手筹划组建一个近东办公室，并希望赛克斯可以推进这一计划。[5]如他所愿，赛克斯在1915年底回到伦敦之后，提出应当组建一个中央机构来协调政策。赛克斯认为，应当在开罗组建一个由他本人管理的阿拉伯局。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6]主张设立一个伊斯兰局，以应对敌国在印度、波斯和阿富汗的煽动性宣传。印度方面对此的回应是，总督明确反对设立任何侵犯他管辖权的政府机构，他尤其不能容忍由赛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出面领导这样的机构。1916年1月初，阿斯奎斯命令召开一次跨部门会议，商讨创立伊斯兰局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赛克斯的提议获得了通过。但会议对赛克斯的提议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实际上损害了这一提议的核心意义。新组建的机构将被称作阿拉伯局，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隶属于开罗的情报部。基钦纳（在会上由菲茨杰拉德代表）和外交部特地坚持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对英国政策的掌控权拱手让人。开罗方面将负责组建这个新的机构并为其遴选组成人员。赛克斯提议的核心诉求——组建一个负责制定整体政策的中央机构——并没有得到满足，政府里的各个部门还是会继续制定并执行它们各自独立又经常相互矛盾的政策。由于外交大臣总是遵从基钦纳的意见，因此实际掌权的还是基钦纳。赛克斯仍然只是作为基钦纳的代表制定政策，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基钦纳不愿意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而坚持要维持这种状态。

海军情报处的主管对依照赛克斯和克莱顿的建议在开罗组建新机构并不满意。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这个新机构的主管就由他推荐的人选戴维·G.霍格斯（David G.Hogarth）担任。霍格斯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此时在海军情报处任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霍格斯就在幕后协助英国情报机关工作。

于是，霍格斯接替了代管阿拉伯局的阿尔弗雷德·帕克（Alfred Parker，职业军人，同时也是基钦纳的外甥）。自上任伊始，霍格斯就在克莱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似乎也十分认同克莱顿的基本理念。在霍格斯的主持下，阿拉伯局一直试图与外交部和印度政府抗衡，竭力推行温盖特和克莱顿的主张——让英属埃及控制阿拉伯世界。

一位性格温和、做事低调、来自苏丹政府的官员基纳汉·康沃利斯（Kinahan Cornwallis）成了霍格斯的副手，而温盖特的秘书G.S.赛姆斯也从苏丹赶来加入了阿拉伯局。加入阿拉伯局的还有曾在《泰晤士报》担任记者的菲利普·格雷夫斯（Philip Graves）。霍格斯还带来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爱德华·（T.E.）劳伦斯的年轻人，此人曾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为他工作，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主导着这名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正是这位劳伦斯，后来以“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号为人们所熟知。[7]

起初，克莱顿手下并没有土耳其事务专家，这在与土耳其的情报战中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劣势。但他很快就交了好运。1915年12月10日，在战前曾服役于奥斯曼帝国宪兵部队的温德姆·迪兹从加利波利来到了开罗。1月初，克莱顿成功将迪兹任命为埃及情报部门的副主管。在这个岗位上，迪兹掌握的关于土耳其事务的知识将成为无价之宝。

很快，议会里的年轻议员和其他想在中东政策上有所建树的人士就开始围绕着阿拉伯局与开罗方面频繁互动。这些人里包括马克·赛克斯在战前就认识的两位朋友：奥布里·赫伯特议员和乔治·劳埃德议员。最终，开罗成了英国制定中东政策的中心。克莱顿则十分欣喜地获悉，在伦敦真正把持英国中东政策的人物正是开罗当局的领导者基钦纳伯爵，以及代表他的马克·赛克斯。

[1]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187.

[2]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69.

[3] Adelson,Sykes,p.192.

[4] C.J.Lowe and M.L.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2: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4–1922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209.

[5] 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162.

[6] 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1915年5月接替自由党政治家克鲁侯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他是后来因“二战”前的绥靖政策而饱受批评的内维尔·张伯伦同父异母的兄长。——译者注

[7] 劳伦斯一直与阿拉伯局紧密合作，但直到1916年底才正式成为该局的一员。——原注

23 向阿拉伯人承诺

I

当赛克斯于1915年底从东方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其实带回了一个比创立阿拉伯局的主意更让人惊讶、影响力也更持久的消息：一个神秘的阿拉伯年轻人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在战争中帮助英国。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基（Muhammed Sharif al-Faruqi）。

当时的人们对法鲁基一无所知，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他也知之甚少。他在1915年的秋天走进人们的视野，在1916年吸引了英国政府的目光，随后又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范围，直到在1920年的一场部落冲突中英年早逝，死于伊拉克境内的一条道路上。在1915—1916年出现在聚光灯下的这若干个月中，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英国向法国、俄国、阿拉伯人和其他势力做出了有关战后中东安排的让步承诺。作为英国官员和阿拉伯领袖之间的中间人，他传达的信息要么是被听者误解了，要么就是他自己有意曲解了信息，没人能说得清他的动机。对于20世纪的中东来说，他在当时留下的种种误解，直到今天尚未完全消散。

II

围绕法鲁基发生的一切令人惊奇的故事，源头可以追溯到基钦纳伯爵在战争刚爆发时与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达成的准协议。上文中提到过，基钦纳伯爵只把侯赛因视作一位精神领袖，而不认为他在世俗事务上有什么力量。[1]他在1914年秋天开始与侯赛因联络，并且与其达成了令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条款。侯赛因[2]暂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只要不利用他的宗教权威在奥斯曼战争中与英国作对即可（基钦纳原本很担心这一点）；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还可以利用他的宗教权威来帮助英国（基钦纳希望侯赛因可以在战争结束后英俄两国之间产生矛盾时这样做）。

事情本来就这样在1915年初定了下来。然而，在半年之后的1915年夏天，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却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侯赛因的信。侯赛因在信中未做任何解释，直接要求将亚洲的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并交给他统治。（如前所述，英国官员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提出让侯赛因成为阿拉伯哈里发的时候，侯赛因接收到的信号是英国人要交给他一个王国。而在那个时候，真正吸引侯赛因的也并不是哈里发的称号，而是这个王国。）

在几个月的沉寂之后，侯赛因突然不加解释地抛出这样让人始料未及的要求，着实让英国驻开罗当局感到又吃惊又可笑。罗纳德·斯托尔斯觉得此事十分可笑，他认为侯赛因应当满足于保住汉志这一省份的统治权。斯托尔斯评论说，侯赛因“很清楚他所索要的东西根本就是他没有权利，没有希望，也没有能力索要的，他可能只是想抛出来一个开价，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3]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不想让侯赛因失望，于是很温和地回复他说，等到战争结束再讨论中东的疆界问题比较合适。

不过，侯赛因突然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的举动，并不像当时的开罗当局认为的那样毫无道理。麦克马洪和斯托尔斯并不知道1915年1月在麦加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侯赛因找到了书面证据，证实奥斯曼帝国政府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将他罢黜。实际上，要不是战争爆发，他们早就把侯赛因罢黜了。[4]发现此事后，侯赛因立刻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去伊斯坦布尔面见大维齐尔，结果却发现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打定主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鉴于青年土耳其党计划罢黜自己，侯赛因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意，考虑在战争中倒戈反对土耳其。侯赛因担心这样做会让自己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孤立，于是派费萨尔到大马士革去试探那些把总部设在那里的阿拉伯秘密社团的口风，看是否有可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费萨尔一共在大马士革停留了两次：一次是在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见大维齐尔的路上，一次是在从伊斯坦布尔返回的途中。

1915年3月下旬，费萨尔第一次在大马士革停留。他得知，有三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奥斯曼陆军师集结在大马士革地区，而秘密社团里的阴谋家们相信，这三个陆军师会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秘密社团的成员经常谈论发动反对土耳其的叛乱这件事，但又对真正付诸行动持保留意见。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德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因而不想加入行将战败的阵营。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协约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被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统治，而不是被来自欧洲的基督徒统治。

虽然缺乏证据证明他们的计划，但这些秘密社团显然倾向于让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竞价，争夺阿拉伯人的忠诚。他们通过费萨尔建议侯赛因，劝他不要加入协约国一方，除非英国承诺支持西亚的大部分阿拉伯地区获得独立。一旦拿到英国人的承诺，这些秘密社团就又可以以此来要挟奥斯曼帝国了。

在大马士革的会见结束后，费萨尔来到伊斯坦布尔与大维齐尔见面。1915年5月23日，当在返程途中又经过大马士革时，他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耳其政府任命的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觉察到了阿拉伯人的密谋，采取行动实施镇压。杰马尔摧毁了秘密社团，社团的核心人物或是被捕，或是逃散。他还把三个阿拉伯陆军师拆散，将其中许多军官派到了加利波利或其他地方。[5]

剩下的少数几位密谋者（有人说有6位，还有人说有9位[6]）告诉费萨尔，他们现在已经无力发起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了。他们说，这一任务应该交给侯赛因，只要他能先诱使英国人承诺支持阿拉伯独立，他们就愿意追随侯赛因。

秘密社团的人员起草了一份文件，画出了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未来的疆界，这份文件被称作《大马士革议定书》（Damascus Protocol）。费萨尔把这份文件从大马士革带回了麦加。这份议定书阐明了埃米尔侯赛因应当向英国人提出哪些诉求。对于侯赛因来说，提出这些诉求毫无损失，不仅可以让他在举事时获得这些秘密社团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有多大价值另当别论），还可以让他更有资格成为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政界的领导者，同时也能让他支持基督教国家和反对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的行为更具正当性。于是，他在1915年夏天将包含《大马士革议定书》中提出的要求的信函发给了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但是，就像前文所说，他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英国人的认真对待。

III

在费萨尔于1915年初第一次途经大马士革的时候，来自摩苏尔（Mosul）、时年24岁的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基中尉还只是一名驻扎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官，他同时也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他可能是当时与费萨尔会面的秘密社团成员之一，也可能是从参与会面的同僚那里得知了会面的内容。

杰马尔帕夏把一些参与秘密社团的军官调离了大马士革，送到了伤亡率很高的加利波利前线，法鲁基也是其中之一。把可疑的阿拉伯阴谋分子送到前线送死，似乎是杰马尔镇压叛乱的手段之一。不过，鉴于奥斯曼帝国正在加利波利打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把更多的部队送到那里在军事上也是合理的。因此，法鲁基可能猜测过，杰马尔是不是因为他有叛国嫌疑才把他送到了加利波利，但他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法鲁基依然与留在大马士革的秘密社团的军官们保持着联系，并从他们口中获得了更多有关费萨尔和侯赛因的信息。他得知，只要英国人愿意支持秘密社团制订的阿拉伯独立方案——《大马士革议定书》，大马士革秘密社团的残余力量就会支持侯赛因领导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革命。他还得知，侯赛因已经在1915年夏天写信给开罗的英国人，阐述了《大马士革议定书》的内容，并以此为条件，要求英国人支持他成为一个涵盖绝大部分西亚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王国的君主。

1915年秋天，在加利波利的奥斯曼军中服役的法鲁基中尉叛逃到了协约国军队的阵地。他宣称自己有重要的情报要带给英国在开罗的情报机关，于是被迅速送往埃及审问。他或许是担心杰马尔很快就能找到他参与反土耳其密谋的证据，于是先走一步；他也可能就是想成为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行侠，扬名立万。不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完全是凭自己的冲动行事的，并没有任何人交给他任何任务。

法鲁基几乎不会说英语。凭借残缺零碎的历史记录，我们也很难说得清人们是否正确理解了他所表达的意思，还是说有人故意曲解了他的话，让他“说出”了他们自己想听的话。在英国情报官员讯问的过程中，这位年轻军官宣称自己是秘密的阿拉伯军事社团阿赫德的成员，他还提到了该组织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奥斯曼第十二师的总参谋长亚辛·哈希米（Yasin al-Hashimi）将军。法鲁基坦陈，“我没有得到官方授权与你们讨论”阿赫德组织的提议。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位年轻的叛逃者又佯装成该组织的发言人，而开罗的英国情报机关负责人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对此信以为真。[7]英国情报机关轻易就相信了法鲁基那未经佐证的故事，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实际上，他既不是阿赫德组织的代表，也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代表。克莱顿完全被愚弄了。

法鲁基之所以能宣称自己代表了阿赫德组织，是因为他从大马士革的同僚们那里得知了英国人与谢里夫侯赛因通信的细节，很清楚侯赛因在1915年夏天对开罗提出的要求。

法鲁基自称代表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军官，要求英国承诺支持阿拉伯人在侯赛因划定的疆界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英国情报机关看来，他的要求一经提出，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克莱顿认为，阿拉伯人提出的两套要求别无二致，而且都与阿赫德组织的创始人马斯里和开罗其他阿拉伯流亡者从战争伊始就提出的要求完全一样，这绝非巧合。如果这些秘密社团也在支持侯赛因，那么这位麦加的埃米尔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地。倘若这些阿拉伯秘密社团真的像法鲁基宣称的那样强大（克莱顿也误以为真的如此），那么侯赛因就代表了数十万的奥斯曼军人和数百万的奥斯曼臣民。

法鲁基警告说，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必须马上答复侯赛因。法鲁基表示，如果英国人想要让阿赫德组织在奥斯曼帝国内部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他们就必须保证讲阿拉伯语的中东地区可以获得独立。这名年轻人给英国人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几个星期之内接受他的提议，否则阿拉伯人就会倒向德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方。

开罗方面兴奋不已。1915年10月1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在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的信中写道：“阿拉伯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8]差不多与此同时，克莱顿也为埃及英军的指挥官马克斯韦尔将军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概述了他与法鲁基的交谈记录。马克斯韦尔立刻在10月12日给基钦纳发电报，告诉他在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这个组织炮制了侯赛因的提议，如果英国不能与这个组织达成协议，阿拉伯人就会倒向敌人一方。[9][10]

显然，基钦纳在开罗的追随者们相信，一场阿拉伯叛乱可以拯救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半岛边缘为生存而战的协约国军队。当时在加利波利半岛指挥战斗的英军指挥官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考虑到他也是基钦纳的门徒，基钦纳在开罗的追随者们可能也与他取得了联系，让他帮助他们劝说仍在迟疑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接受阿拉伯人的要求。麦克马洪在一年之后发布了一个声明，拒绝对（当时已告失败的）阿拉伯起义负责，这一声明表明开罗方面可能曾经联系过伊恩·汉密尔顿。麦克马洪写道：

把阿拉伯运动推给我负责的那天，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一天。我想我有必要做一些解释，表明此事与我无关。阿拉伯运动完全是一场军事行动，一切的根源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加利波利提出的紧急要求。外交部恳请我马上采取行动，让阿拉伯人退出战争，因为当时在加利波利的很大一部分敌军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乎所有敌军都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11]

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的人员一边请求伦敦授权他们答应法鲁基的要求，一边又汇报说法鲁基提出的要求还有协商的余地，这位年轻的阿拉伯人在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做出妥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法鲁基都一直让自己处于对话中的核心位置。整个谈判正在变成一场巨大的骗局。这位年轻人不停修改着国家和帝国的版图，周旋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麦加的埃米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之间，每一方都以为法鲁基是谈判中另一方的特使。在写给侯赛因的信里，法鲁基自称是阿赫德的成员，还宣称自己在英国人面前颇有话语权；而在开罗，他又自称代表侯赛因与英国人谈判。费萨尔发现这个神秘的阿拉伯人在开罗成了重要人物，想要调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但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一无所获。“我不了解这个人。”费萨尔在发给侯赛因的报告中写道。[12]

IV

克莱顿强烈反对法国对叙利亚内陆地区［即阿勒颇、霍姆斯（Homs）、哈马（Hama）到大马士革一线］的主张。他汇报说，法鲁基表示侯赛因永远不会允许法国人占有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

我们并不清楚克莱顿究竟是在援引法鲁基的话，还是歪曲了法鲁基的话，或者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了法鲁基的话。克莱顿承认无法将法国人赶出叙利亚—黎巴嫩的沿海地区，因为那里居住着受法国保护的基督徒。他汇报说，法鲁基在这方面也支持他的观点，似乎也愿意以侯赛因的名义放弃阿拉伯人在这一地区的领土主张。法鲁基则告诉侯赛因说，英国人要求他在这方面做出让步，但是侯赛因拒绝了。

基于克莱顿的报告，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转述了法鲁基的话，宣称麦加的埃米尔不会坚持要求自己的版图一定要向西延伸到海岸，但他也不会允许法国人“用武力”夺取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13]麦克马洪和克莱顿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授权他们接受这些条件。

不过，麦克马洪提及的地理范畴十分模糊。比如说，他所说的大马士革，究竟指的是大马士革的市区，还是大马士革的周边地区，或者是大马士革省？他所说的“地区”，到底指的是维拉亚（wilayah，周边地区），还是维拉亚特（省份）？提及这些地区的人，究竟是法鲁基，还是麦克马洪或克莱顿？英国人嘴里说的“地区”，指的是不是城镇？

从那以后，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这条线就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这四个地理概念的准确含义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支持阿拉伯占有巴勒斯坦的人认为开罗英国当局的承诺意味着巴勒斯坦应当属于阿拉伯人，而支持犹太人占有巴勒斯坦的人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说，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我们会发现，麦克马洪其实在做出承诺的时候故意使用了这些模糊的字眼，其目的就是根本不做出任何实际的承诺。

如果克莱顿是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这条地理界线的发明者，他脑海中想的可能是如何将叙利亚—黎巴嫩的内陆地区与深受法国影响的沿海地区分割开来。在叙利亚，自北向南有两条文明带，一条是海岸线，一条就是这四座城镇。这四座城镇坐落于山脉和一成不变的沙漠之间，组成了叙利亚内陆一条狭长的灌溉农业区走廊。在当时的《大英百科全书》（1910年版）中的叙利亚地图上，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被标注为叙利亚内陆地区仅有的几个城镇。因此，对于一个想要描述叙利亚内陆地区的英国人来说，他很可能会用这几座城镇来指代这一地区。诚然，这几座城镇并不相似，因此顶尖的历史学家[14]会认为把它们归在一起描述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读者而言，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这几座城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条铁路线。由法国的奥斯曼大马士革—哈马及延长线铁路公司（Societe Ottomane du Chemin de Fer Damas-Hama et Prolongements）修筑的铁路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大马士革，于1895年通车。[15]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就是这条铁路途经的四个站点。这条铁路在大马士革与汉志铁路相接，后者向南一直可以抵达麦地那，将叙利亚与侯赛因的领地连接到了一起。无疑，这一点在当时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如果是法鲁基而非克莱顿率先提到了这四座城镇，那么他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在那个时代，铁路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任何一个代表侯赛因参与领土谈判的军人或政治家，都必然会坚持要求掌控这几座铁路沿线的城镇：不仅仅是南部的大都市大马士革和北部的大都市阿勒颇，还包括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两座铁路沿线城镇霍姆斯和哈马。

近来的经验也支持这一诉求。在战争阻挠他们的计划之前，青年土耳其党曾打算通过掌控由大马士革南下抵达汉志地区主要城市的铁路来控制汉志。因此，如果侯赛因能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主动，他必然会寻求一个镜面式的策略：通过控制铁路线来支配叙利亚内陆地区。

不论法鲁基的“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的要求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克莱顿和他的朋友们担心英国的其他官员可能无法理解满足这些要求的重要性。罗纳德·斯托尔斯在圣诞节写信给菲茨杰拉德（或者说基钦纳），恳请他们优先考虑与阿拉伯人谈判的事宜。他写道：“请原谅我用这些事情给您添乱。但是，如果您知道在去年秋天，克莱顿和我为了让米尔恩爵士就阿拉伯问题提出建议，或者说让他表现出起码的关心而历经了怎样的艰辛，您一定可以理解我们焦急的心情。”[16]他在这里提到的米尔恩爵士，指的是他的上级、在麦克马洪到任之前曾代行高级专员职权的米尔恩·奇塔姆爵士。

对于克莱顿来说，非常走运的是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于1915年11月从印度返回伦敦的路上又一次途经开罗。克莱顿和他的同事们把法鲁基的事情告诉了赛克斯，让赛克斯也像他们一样深信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半壁江山可能会在战争中倒向协约国一方。赛克斯一抵达开罗就得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从而改变了之前的一切盘算。

阿拉伯世界竟然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在赛克斯看来算是一个大新闻。他对这一地区原本的观点是，这里的政治安排都是大国角逐的产物，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渴望在他的盘算之中从来都无足轻重。他向来欣赏奥斯曼帝国里那些讲土耳其语的统治阶层，但同时也一直轻视生活在亚洲的帝国子民。在大学岁月留下的记述之中，他对这些民众满是轻蔑之词。

在他的笔下，居住在城镇里的阿拉伯人“胆小怕事”，“粗鲁且令人生厌”，“身体孱弱却又不乏恶意”。游牧的贝都因人则是“贪婪成性的……动物”。[17]然而，根据克莱顿提供的最新信息，恰恰是这些人将在中东的战事中成为英国的重要盟友。赛克斯向来以不假思索就接受他人的观点而闻名，现在可以证明的是，他还可以同样不假思索地抛弃自己的观点。他立刻就成了中东当地人利益的支持者。

从学生时代起，赛克斯就一直对犹太人充满了恐惧，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他总能在各种各样的角落里隐隐约约地嗅到犹太人国际阴谋网络的危险气味。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族群让他更为切齿痛恨。“就连犹太人也有他们的优点，”他曾经写道，“但亚美尼亚人一无是处。”[18]而现在，他却在开罗与亚美尼亚人的领袖们见了面，还热情洋溢地提议从战俘和美国的亚美尼亚裔居民里招募人手，组建一支亚美尼亚军队进攻土耳其。他宣称自己可以只花八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组建成这支军队。[19]

对中东民族突然产生巨大热情的赛克斯完全接受了克莱顿的观点：阿拉伯军队可以成为打开胜利大门的钥匙。克莱顿让他在回到伦敦后宣扬开罗的新观点：如果要在东方速战速决赢得战争，侯赛因比法国人更重要。

在开罗的情报部门工作的议员奥布里·赫伯特也是克莱顿的信徒。他也即将回到伦敦，并且打算当面向基钦纳伯爵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解释开罗的想法。在克莱顿的帮助下，赫伯特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敦促法国人放弃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主张，以便让侯赛因获得这几座城镇。

V

1915年12月，赛克斯带着大量值得汇报的新情报和值得宣传的新观点回到伦敦，受到热烈的欢迎。就是在这次回到伦敦之后，他提出了创设阿拉伯局的建议，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具体经过详见第22章）

从巴尔干到埃及再到印度，这些地方所有重要的英国军官都和他见过面，赛克斯的这一经历可谓绝无仅有。在莫里斯·汉基的安排下，他觐见了英王乔治。身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秘书的汉基，还为赛克斯安排了亲临这一高层机构的机会。

赛克斯给内阁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消息是：那些曾被他认为在战争中无足轻重的阿拉伯人，对于协约国而言已经成为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英国迫切需要与侯赛因达成协议。

伦敦政府注意到了开罗和赛克斯可能忽略掉了的一个事实：英国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是很高的代价——对法国做出重大让步，才有可能说服法国对阿拉伯人做出让步，并让法国同意英国给予侯赛因的承诺。基钦纳和格雷愿意承担这个代价，但其他人不愿意。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英国根本不应该对阿拉伯人做出任何承诺，因为“这个民族此时此刻正在竭尽全力与我们作战”。[20]新任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也持反对意见。但是，基钦纳却支持赛克斯、克莱顿和斯托尔斯的主张，强烈要求授权开罗方面立刻回应侯赛因，并与之达成协议。基钦纳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在得到伦敦方面的授权和指示之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恢复了与麦加方面的通信联络，这就是著名的麦克马洪信函。后来，这些信函的真实意义成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一方和支持犹太人的一方长久以来激烈辩论的话题。[21]

在此期间，侯赛因又给麦克马洪写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指责麦克马洪“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因为麦克马洪迟迟不肯与他探讨疆界问题。这位埃米尔在信中说，如果这些只是他本人的要求，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谈的确也不迟，但是，这些并非他本人的要求，甚至并不代表他的想法，提出这些要求的是其他人，是“我们的族人”。[22]此时开罗的高级专员公署已经知道，“其他人”指的是那些极具神秘色彩的秘密社团的密谋者，而公署相信这些人在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量的支持者。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给侯赛因写了回信，他的态度与之前大为不同。由于基钦纳伯爵指示他要做出必要的承诺，麦克马洪略显犹豫地表示同意开始探讨具体的领土和疆界问题。不过，他还是使用了闪烁其词的语言，显然不愿意做出清晰的承诺并为此负责。一方面，他同意阿拉伯人可以在战后获得独立；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阿拉伯国家需要欧洲顾问和官员的帮助才能组建起政府，并坚持认为这些顾问和官员只能出自英国。换言之，战后中东的任何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都必须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那么，这个受英国保护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应当拥有哪些领土呢？麦克马洪在他的回信中把侯赛因主张的领土划分成了四个区域，同时表示英国无法承诺在其中任何一个区域完全支持侯赛因的领土主张。

首先，麦克马洪认为侯赛因必须放弃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以西地区的领土主张。法鲁基已经代表侯赛因同意放弃这一区域；或者说，至少麦克马洪相信法鲁基已经同意了这一点。麦克马洪后来提到，他在信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侯赛因和阿拉伯人不能拥有叙利亚的沿海地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一区域的东部边界可以定在今天的约旦附近。我们当然可以按他后来的解释来理解他的话，不过按照更自然的解读方式，他在这里指的仅仅是叙利亚—黎巴嫩地区，而不包括巴勒斯坦。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东部，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省和巴格达省，麦克马洪认为必须在这里做出“特殊的行政安排”才能符合英国的既有主张和利益。至于这种安排是否与阿拉伯人的主权要求相冲突，或者会在何种情况下与何种程度上发生冲突，他完全没有提及。

在西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英国只有在“不会损害法国盟友利益”的地区才能支持侯赛因的领土主张。由于法国人在当时对这一整片地区都有领土主张（实际上，赛克斯和法鲁基在1915年11月还探讨过法国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因此英国人实际上不能在这一地区支持阿拉伯人的主张，甚至就连阿拉伯人对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的主张都无法支持。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诸侯并立（侯赛因也是这些诸侯中的一个）的阿拉伯半岛。当时，英国人也很愿意拉拢其他阿拉伯酋长，包括侯赛因的对头伊本·沙特。麦克马洪在信中指出，他不能对侯赛因做出任何有损英国与其他阿拉伯酋长关系的承诺。根据排除法逐一算下来，英国实际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地区支持侯赛因的诉求。

后来，供英国的军界、政界和情报界首脑参阅的《阿拉伯简报》（The Arab Bulletin）在1916年6月18日出版的第5期中总结说，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的通信过程中，英王政府表达了推动亚洲阿拉伯地区独立的意愿，但对于在该地区应当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以及具体边界应当如何划分，英国政府拒绝做出任何承诺。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僚，麦克马洪早就意识到绝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此时，赛克斯尚未与法国人协商中东的未来（我将在下文中讲述此事）。因此，英国政府中没有人知道可能需要对法国做出哪些让步，更何况后面还需要与俄国人谈判。尽管基钦纳命令麦克马洪必须维系与侯赛因的盟友关系，但这位高级专员肯定担心，如果他答应了侯赛因的要求，而事后证明侯赛因的要求与英国后面需要做出的其他承诺相冲突，那么他本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16年初，开罗情报机关的奥斯曼帝国问题专家温德姆·迪兹分析时局时指出，阿拉伯人一共有三股势力，而英国人实际上无法满足任何一股势力的要求。首先是叙利亚人，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不让可恶的法国人获得叙利亚（“我们很难说清楚这种极端的厌恶源自何处……”他写道。但这确实客观存在），而这自然与法国人的诉求相冲突。接下来是侯赛因，他的目标是统治一个阿拉伯王国。但是，迪兹认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和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会反对侯赛因的这一目标。迪兹写道，“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以及很多阿拉伯人和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认为”，“这一理想是不现实的”。迪兹提到，其他阿拉伯人不愿意奉侯赛因为他们的领袖。最后一股力量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迪兹认为，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想要获得独立，但这与印度政府谋求吞并和统治这一地区的野心相抵触。迪兹担心，与这些分属不同势力的阿拉伯人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3]

因此，对于身为高级专员的麦克马洪来说，向侯赛因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可能都是有风险的。他认为缺乏耐心的温盖特曾经试图迫使他这样做。不过，雷金纳德·温盖特在写给克莱顿的信中说，麦克马洪误解了他的观点，印度总督哈丁男爵也是如此。

高级专员和哈丁男爵恐怕都以为我赞同创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王国，并将其交给那位谢里夫管理。这种说法自然与我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不过，如果阿拉伯运动的领导者们误以为我们持这种观点，且认为开罗方面（发给侯赛因）的信函完全代表了我们的想法，我想这对我和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合适的结果，因为这就可以让阿拉伯人以为我们迄今为止都对他们满怀善意。[24]

吉尔伯特·克莱顿强烈反对在战争结束前明确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麦克马洪的信函成功地起到了拖延作用，让英国免于做出任何真正的承诺。几个月之后，克莱顿这样总结麦克马洪的作为：“幸运的是，我们十分谨慎地让自己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承诺。”[25]

侯赛因回复麦克马洪说，他无法接受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方案，坚持要获得阿勒颇和贝鲁特这两个省份。他在信中提到了法国对黎巴嫩的主张，写道：“我们绝不允许把这些地方的土地划给法国或其他列强，哪怕是一平方英里[26]的土地也不行。”因此，他并没有能够与麦克马洪达成协议，但他还是感到有必要与协约国结盟。鉴于青年土耳其党打算将他废黜，他无论如何都要起兵反叛，不管英国人是不是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多年以后，侯赛因告诉供职于阿拉伯局的戴维·霍格斯，他并不认为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方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而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要拿到和平会议上去讨论。霍格斯记录道：“他把我们和他自己……比作两个即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只不过还没有决定谁要住在哪层楼的哪一个房间。”[27]

伦敦的外交部认为，英国给侯赛因的承诺其实永远都不会兑现。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条件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那一半奥斯曼帝国要站出来反对苏丹，而外交部认为这根本不会实现。既然阿拉伯人无法信守他们的承诺（外交部认为如此），那么英国人也没有义务信守自己的承诺。外交部有自己的消息源，并不依赖于克莱顿。在外交部看来，阿拉伯世界并不会在战争中倒戈。不过，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让基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去引诱阿拉伯人叛变也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并不重要。格雷告诉奥斯汀·张伯伦，不要担心开罗给对方开出了怎样的条件，因为“整件事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根本不会实现”。[28]

而在另一边，麦克马洪却担心整件事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毕竟，他此前供职于印度政府，而印度政府一直非常担忧民族主义骚动。麦克马洪对温德姆·迪兹吐露心声，说他并不担心阿拉伯起义的计划破产，他担心的反而是这场起义可能会成功，因为这可能给英国带来威胁。[29]

印度总督认为，麦克马洪在与侯赛因通信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印度的利益。麦克马洪对他解释说：“我不得不使用模糊的措辞，因为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英王政府不愿意对未来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出的要求太过具体，也可能会把阿拉伯人吓跑。”他声称，他与侯赛因的谈判“既没有明确我们的权利……也没有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30]

他的解释让印度总督大为不安。后者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信说，麦克马洪声称“这场谈判不过是一些表面虚文，既没有明确我们的权利，也没有在中东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尤其是如果阿拉伯人继续身处敌营的话。但是，我十分反感在不打算守信的情况下就做出承诺的做法”。[31]

1916年初，阿拉伯秘密社团领袖马斯里写信给基钦纳伯爵，阐述了谈判另一方的观点。他（用外交语言法语）写到，除非英国愿意让阿拉伯人获得完全的、真正的独立，否则英国绝不可能达到它在中东阿拉伯语地区的战略目的。他还写道，他所代表的人民的要求是“既不想被英国人占领，也不想成为英国的保护国”。[32]他们不会接受麦克马洪和克莱顿提出的那种阿拉伯独立，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他还指出，如果英国打算统治阿拉伯人——这正是麦克马洪和克莱顿的打算——阿拉伯人就不会支持英国。

马斯里看穿了英国人的虚情假意。基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迫切需要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又不愿意接受埃米尔侯赛因开出的价码。于是，他们打算欺骗阿拉伯人，假装接受侯赛因的要求，实际上付出的只是假币——毫无意义的空话。

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马斯里、法鲁基和埃米尔侯赛因开给英国人的也是空头支票。侯赛因手里没有军队，秘密社团也没有看得见的支持者。他们号称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军队将集结到他们的麾下。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点，但这纯属天方夜谭。

法鲁基最初曾经许诺说阿拉伯人会率先发动起义。但是，当他于11月15日会见马克·赛克斯爵士的时候，他又改变了自己的说辞。他说，除非协约国军队先在叙利亚海岸登陆，否则阿拉伯人不会发动起义。侯赛因也希望英国人先发起军事行动，于是宣称发动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拒不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如果英国军队不先出手，阿拉伯人什么都不会做。赛克斯对此信以为真，于是认定英国必须立刻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 在基钦纳的追随者中，只有执掌苏丹事务的雷金纳德·温盖特从奥斯曼战争爆发伊始就认为侯赛因可以为英国提供军事援助。——原注

[2] 侯赛因·本·阿里，麦加的谢里夫和埃米尔，有许多种称呼：侯赛因、谢里夫、谢里夫侯赛因、埃米尔侯赛因，后来还被称作侯赛因国王。他还被称作汉志的统治者，后来则被称作汉志的国王。——原注

[3]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187.

[4] Ibid.,p.189.

[5] Secret Despatches from Arabia by T.E.Lawrence (The Golden Cockerel Press),p.69.

[6]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30.

[7]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75.

[8] Ibid.,p.77.

[9] 这个说法很有趣，毕竟阿拉伯人本来就在敌方阵营里。——原注

[10] Ibid.,p.78.

[11] Elie Kedourie,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0),p.14.

[1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8.Document RR 26.

[13]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205–3.Document 17.

[14] 其中就包括伊利·凯杜里教授。——原注

[15] Karl Baedeker,Palestine and Syria:With Routes through Mesopotamia and Babylon and the Island of Cyprus:Handbook for Travellers,5th edn,remodelled and augmented (Leipzig:Karl Baedeker,1912),p.157.

[16]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7.Document QQ46.

[17] 这些及相似的引用收录在：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Hassocks,Sussex:Harvester Press,1978),p.69。

[18] Ibid.

[19] Adelson,Sykes,p.189.

[20] Kedourie,Chatham House,p.15.

[21] 如前文所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一方一直认为他们解读麦克马洪所用地理名词含义的方式是正确的，麦克马洪实际上承诺了巴勒斯坦应当属于阿拉伯人；支持犹太人的一方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原注

[22] Sherif Hussein’s second note to Sir Henry McMahon,9 September 1915.

[23]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p.244–5.

[24]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70/2.

[25]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83),p.253.

[26] 1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编者注

[27] Dawn,Ottomanism,p.115.

[28]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108.

[29] Presland,Deedes Bey,p.247.

[30] Kedourie,Anglo-Arab Labyrinth,pp.119–20.

[31] Ibid.,p.121.

[3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30/57 48.Document RR8.

24 向欧洲盟友承诺

I

1915年12月，赛克斯向本国政府汇报说，法鲁基在开罗告诉他，如果英属埃及入侵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阿拉伯军人和阿拉伯省份就会倒向协约国一方。问题是，如果英国要从西线调拨资源支持中东的攻势，它需要征得法国的同意。赛克斯告诉内阁大臣们，他们应当马上就这一问题征求法国的意见。（法国不愿意从欧洲战场调拨任何资源，这不无道理。1916年初，德国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这场进攻后来发展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在1916年，双方共有70万人在凡尔登伤亡、中毒或被俘，双方还在索姆河蒙受了共计120万人的损失。因此，在这一年，协约国很难从西线抽调人手到其他地方去。）

与此同时，赛克斯还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出于对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野心的担忧（赛克斯这样汇报说），谢里夫侯赛因对加入协约国阵营一事依然犹豫不决。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与法国谈判，打消侯赛因的担忧。赛克斯警告说，如果这些与法国相关的问题不能迅速得到解决，土耳其人可能会推翻并杀掉谢里夫侯赛因，而在圣地即将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导致一场真正的圣战。[1]

赛克斯从中东带回来一个激进的新观点：如果要打赢战争，阿拉伯人比法国人更重要。事后看来，赛克斯的新观点根本站不住脚。[2]法国是一个已经动员了800万人投入战争的现代化工业强国，而侯赛因缺乏工业、经济、军事和人力等方面的资源，他可能发挥的作用只是动摇奥斯曼帝国阵营内部的忠诚度。但是，英国政府还是试图说服法国，要法国做出赛克斯认为必要的让步。

实际上，英国政府早就开始与法国人磋商了。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经确认过法国在叙利亚的特殊利益，英国无法在不征得法国同意的情况下对埃米尔侯赛因做出有关叙利亚的承诺。不仅如此，法鲁基还说服了基钦纳伯爵和他的追随者们，使他们相信侯赛因在叙利亚的主张必须得到满足，至少要部分得到满足。因此，外交部在1915年10月20日授权麦克马洪向侯赛因做出承诺之后，立刻要求法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到伦敦，商讨未来叙利亚的边界问题，以便决定英国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与侯赛因讨价还价。就这样，法鲁基中尉的骗局不仅催生了麦克马洪信函，更重要的是，它还使得英国先后与法国、俄国和意大利谈判，并签署了《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3]，继而又导致协约国签署了一系列的秘密协议。

II

1915年11月23日，法国代表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cois Georges Picot）来到伦敦，开始了谈判。最初，带领英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外交部常务次长（Permanent Under-Secretary）阿瑟·尼顾逊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他的代表团里还包括来自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和陆军部的资深人士。就在赛克斯于12月返回伦敦时，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下旬，英国政府指派赛克斯——作为基钦纳的手下——接替尼顾逊的代表团参加谈判，试图借此打破僵局。实际上，外交部就这样把责任转给了基钦纳伯爵。

赛克斯具备完成这一使命的一些必要素质。他十分热切地想要与对方达成协议。他亲法，又由于早年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因而可以讲法语，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法语水平如何。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可以理解法国在黎巴嫩保障天主教徒利益的目标。他还曾经在东方生活和游历过，认识那里的英国军人和公务人员，并且了解他们的想法。

不过，另一方面，他只有不到一年的公职经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手外交任务。他从未与外国政府谈判过，而且在这次谈判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的东西太多，而且也表现得太过明显。

一直到1916年1月3日之前，赛克斯每天都去法国大使馆谈判。每天夜里，他会向菲茨杰拉德详细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并通过后者从基钦纳那里获得语焉不详的指导。[4]我们无法知道赛克斯究竟说了些什么或得到了什么指示，因为基钦纳和菲茨杰拉德都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的文件，他们三个人也都没有记录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谈判的进退取舍方面，赛克斯与基钦纳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误解。马克·赛克斯后来在描写自己与基钦纳伯爵的交往时评论道：“我从来都无法让他理解我的意思，我一直无法理解他在想什么，他也一直无法理解我在想什么。”[5]

关于谈判中究竟涉及了哪些隐秘的愿望与计划，法国代表团一方留下了更多的证据，有文件可以表明皮科和他的政治助手们究竟想从谈判中得到些什么，以及他们想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

皮科出身于法国的一个殖民者世家。他的父亲是法国非洲委员会（Comite de l’Afrique Francaise）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法国亚洲委员会（Comite de l’Asie Francaise）的成员。他的兄长则是法国亚洲委员会的财务主管。皮科本人是奥赛码头[6]里殖民主义者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法国政府所能找到的支持法国占据叙利亚方案的最坚定支持者。[7]1915年初，皮科在巴黎发起了一场议会运动，反对那些准备在中东对英国让步的政府部长。事实证明，皮科的主张在法国国内获得了商业界、宗教界和政治界的强有力支持。里昂商会和马赛商会都向奥赛码头表示支持法国占据叙利亚，支持法国占据叙利亚的派别还掌控了法国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8]

1915年，法国参议院中占据叙利亚运动的领袖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Pierre-Etienne Flandin）发表了一份关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了法国政坛中“叙利亚党”的宣言，而皮科正是“叙利亚党”的领袖式人物。弗朗丹认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深受法国影响，实际上已经成了法国在近东地区的领地。（他一直追溯到将近1000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和西欧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的若干王国。）因此，法国有义务在这里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他声称，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潜在财富，因此无论是从商业、历史还是地理的角度出发，法兰西帝国都应该拥有这一地区。在弗朗丹看来，占据这一地区还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与基钦纳关于麦加和哈里发制度的观点相类似，弗朗丹认为大马士革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城，也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潜在中心。因此，法国不能让其他大国主宰这一地区，或是利用这一地区来反对法国。[9]弗朗丹宣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人民在内心中已经归属于法国了。他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这一地区的居民无不期望接受法国的统治。

法国人可谓是自欺欺人。除了马龙派教徒，即受到法国人资助的东仪罗马天主教徒之外，叙利亚的知识阶层对法国统治的反感是十分强烈的。赛克斯和他的开罗友人们认为，法国人故意对这些反对者视而不见。（不过，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热切地盼望接受英国的统治，其实同样是自欺欺人。）

皮科起草了一份谈判纲要，确立了与英国人谈判的策略。这份纲要显示，皮科其实宁愿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因为这个帝国“孱弱的状况”可以让法国“不受限制地”扩大其经济影响力。[10]不过，既然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已经无法避免，那么法国不妨也分上一杯羹，控制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法国外交部意识到，管理叙利亚内陆地区将耗费法国大量的资源。因此，皮科和法国政府最希望看到的情形是，由法国直接管理地中海沿岸地区和黎巴嫩及其周边地区，同时通过阿拉伯傀儡统治者来间接控制叙利亚的其他部分。皮科打算在赛克斯面前虚张声势，佯装法国坚持要获得对整个叙利亚的直接统治权，以便在后续谈判中再软化态度，同时让英国人也做出一些让步作为补偿。他希望能把法国的势力范围从叙利亚向东扩展到摩苏尔。

皮科秘密地筹划着夺取摩苏尔。他不知道，其实基钦纳和赛克斯也暗自计划要把摩苏尔交给他。他们希望法国的势力范围可以从西边的地中海沿岸一直向东延伸，与俄国控制的区域平行分布并接壤。这样一来，法占区就可以成为英国人的屏障，挡在英俄之间。法国和俄国势均力敌，法属中东就可以像中国的长城一样，保护英属中东免受北方俄国野蛮人的侵袭。这一想法曾经出现在德·本森委员会的报告之中。或许是斯托尔斯把这一建议告诉了基钦纳，从此这一理念就成了基钦纳战后中东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预计俄国人有朝一日可能会发动进攻，基钦纳决意要把法国人放在第一线，即便是为此牺牲英国对摩苏尔（人们猜测那里石油储量很可能十分丰富）的诉求也毫不足惜。陆军部认为：“从军事角度上讲，把一片法国属地插在英国控制的地盘与俄国的高加索地区之间是非常合理的。”[11]

在谈判中，赛克斯代表的英国一方还希望法国可以允许英国从埃及发动进攻。基钦纳想要得到亚历山大勒塔，因此需要法国人同意英国从亚历山大勒塔入侵奥斯曼帝国。开罗方面给赛克斯发来的指示是，开罗希望英军可以占据那些许诺给谢里夫侯赛因的叙利亚城镇。英国政府里也没人愿意看到有任何强国在战后的世界里横卧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要让法国人接受这样的条件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赛克斯这样一个外交新手而言。

英国人担心皮科会坚持要求法国必须直接统治整个叙利亚，法国人则担心英国人不会允许他们统治叙利亚的任何一个地区，甚至让他们连黎巴嫩沿岸地区都得不到。皮科声称，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不会接受麦加埃米尔的统治，即便是名义上的统治也不行。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则警告说，要想在这一地区避免宗教战争的发生，就必须由法国人在此地建立统治：“在东方，不同教派和宗教之间的仇怨已深，一旦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抑制他们的行为，黎巴嫩立刻就会出现内部冲突的暴力局面。”[12]

最终，赛克斯和皮科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法国将会统治大黎巴嫩地区，叙利亚剩余的部分也将被划为法国专属的势力范围，法国的势力范围还将扩展到摩苏尔。赛克斯成功地把摩苏尔送了出去，皮科则成功地把摩苏尔拿了过来。巴士拉和巴格达这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省份则会归属于英国。

巴勒斯坦成了一个棘手的障碍。尽管基钦纳伯爵并不想要巴勒斯坦，但赛克斯想为英国争取到巴勒斯坦，而皮科则决意要让法国拥有这片地区。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英国将会获得阿卡（Acre）和海法的港口，另外还可以获得一条带状的土地，用以修建一条从港口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而巴勒斯坦剩余的地方则会处于某种国际共管的状态之下。

除了巴勒斯坦和由英法分别直接统治的地区之外，中东的其余地区将会组成一个阿拉伯国家，或是一个阿拉伯国家邦联。这个阿拉伯国家或邦联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其领土将分别处在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只有在阿拉伯人宣告起义之后，赛克斯和皮科达成的协议才会生效。皮科和法国大使康邦不相信侯赛因能为协约国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在他们看来，英国为了能与侯赛因谈判而对法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因此，皮科和康邦告诉法国外交部长，要求他尽快批准草拟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双方于1916年1月3日达成了最终协议），以免英国人在对阿拉伯人抱有的幻想破灭之后反悔。[13]

III

马克·赛克斯爵士相信，他已经为阿拉伯人赢得了侯赛因和法鲁基要求的东西。赛克斯认为，阿拉伯人想让外界承认他们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只是观念层面上的。他说，在实际层面，统一并不符合他们的民族特性，从经济和政治角度上讲也并不现实。他曾经告诉陆军部，阿拉伯人“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民族精神，不过他们倒是有一种种族自尊心，这也很不错”。[14]他说，阿拉伯人应当会对“一个在一位阿拉伯贵族保护下的阿拉伯国家邦联”感到满意。[15]赛克斯没有意识到，侯赛因和各秘密社团想要的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而且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保护国。

赛克斯同样也误解了他在开罗的英国友人和同僚。虽然看上去见多识广，但赛克斯其实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他以为人们说出来的话就代表了他们的本意。无论是通过直接对话的方式还是通过奥布里·赫伯特转述，克莱顿总是告诉赛克斯，把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许诺给侯赛因的独立的阿拉伯邦联，是达成协约国目标的重要一环。因此，赛克斯也要求皮科答应这一条件（赛克斯自以为是他设法赢得了皮科的同意，他并不知道，其实这正好也符合皮科的心意）。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这四座城镇将被排除在由法国直接统治的区域之外，而属于一个或多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它们仍将处在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赛克斯看来，他已经把给法国人的承诺和给阿拉伯人的承诺完美地匹配了起来，也刚好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他的开罗友人想要的东西。

赛克斯一直专注于满足开罗方面的要求。开罗方面告诉他，这些要求都是侯赛因提出的。赛克斯没有意识到，其实开罗方面在这些要求的背后有着自己的诉求。克莱顿和斯托尔斯嘴上说他们想为阿拉伯人争取叙利亚的内陆地区，但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借着阿拉伯人的名义，为英国和作为英国在这一区域代表的自己争取到这一地区的管辖权；当他们说他们想让这一地区获得独立的时候，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要让这一地区受英国而不是法国的统治。赛克斯并不理解这些真实的用意。

在赛克斯看来，由法国官员来充当顾问，并不会比由英国官员充当顾问的情形更有损于侯赛因在叙利亚地区统治的独立性。但是，开罗方面却认为英国和法国的统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认为，法国的殖民当局不知道如何让一个地方维持其自身的特色。他们的这一观点倒也不无道理。在英国人看来，法国人所谓的“文明开化使命”无异于吞并，法国人似乎经常把法语和法国文化强行灌输给当地社会。相反，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其他地方，英国人往往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俱乐部和居住区里，除了监督、管理政府事务之外，尽量不与当地的社会和人民产生瓜葛。在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看来，这就是讲阿拉伯语的人民可能获得的最高程度的独立了。多年之后，克莱顿的一位同僚还告诉英国军事参谋学院的学生们说，阿拉伯知识阶层将英国的统治视作替代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方案中“唯一体面的”方案。[16]

在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的脑海中，法国等同于吞并，而英国意味着独立。因此，他们认为《赛克斯—皮科协定》背叛了给予阿拉伯邦联独立地位的承诺（不过他们并没有告诉赛克斯这一点）。基钦纳的追随者们原本打算由他们自己来统治叙利亚，因而对赛克斯很失望。不过，他们嘴上并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赛克斯让阿拉伯人失望了（就好像是阿拉伯人而不是他们希望由英国来统治叙利亚似的）。

在克莱顿和斯托尔斯看来，赛克斯断送了他们打造一个新的埃及帝国的梦想。这不仅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个打击，或许在私人情感上也让他们深受伤害。西姆拉方面早就提出要管理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省份。因此，《赛克斯—皮科协定》划给英国的最主要的地区——巴格达和巴士拉——实际上会落入埃及的对头印度政府手中；而原本应当被纳入开罗管辖范围内的叙利亚却被牺牲给了法国人。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开罗和喀土穆当局只能将其影响力扩张到荒凉不毛的阿拉伯半岛。基钦纳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去印度当总督，但对于克莱顿和斯托尔斯这样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来说，无论是在个人情感上还是在职业发展上都只能依附于开罗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因此，他们难以抑制地对赛克斯的所作所为深感沮丧。

自始至终，赛克斯都不知道他的开罗友人们是这样想的，他还以为自己正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的。他以为自己为阿拉伯人争取到了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并没有意识到开罗方面实际上认为他丢掉了这一地区。他从未想过开罗方面会试图破坏《赛克斯—皮科协定》。他对这一协定的签署引以为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发起创建的阿拉伯局却成了阴谋破坏这一协定的核心力量。

克莱顿认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彻底破坏了开罗方面的阿拉伯政策。尽管赛克斯对此并不知情，但他的老友、在开罗的阿拉伯局工作的奥布里·赫伯特却对克莱顿的怨恨情绪心知肚明。赫伯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皮科。他写道：

恐怕那位令人生厌的P先生（皮科）坏了M.S.（马克·赛克斯）的大事。我告诉过他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对于这件事本身和M本人，这都是很糟糕的结果。而且，那些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老家伙们还可以借此机会说：“我们早就说了，不顾外交常识，让业余人士尝试关系微妙而又十分重要的谈判，就是会有这样的结果。”[17]

IV

1916年2月初，英法两国的内阁分别批准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不过，这一协定的条款内容，乃至签订了这一协定的事实本身都尚属机密。一直到差不多两年之后，外界才知道协约国已经就战后中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伦敦，少数几名了解这一协定的官员也对其内容持保留态度。英国人普遍的态度是，这一协定对法国人做了太多的让步。

对于赛克斯来说，对法国人做出让步的一些理由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开罗方面想要进攻叙利亚，借此促使阿拉伯人像法鲁基许诺的那样发动起义，赛克斯也设法让法国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英国的将领们坚持认为必须把全部军队集中在欧洲的西线战场。首相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拒绝在中东发动新的战役，以免占用西线战场的资源。

赛克斯怒不可遏，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指责阿斯奎斯，说他的领导混乱不堪，应当组建一个四人内阁委员会来主持战争事务。此时，首相的领导地位恰好已经岌岌可危，赛克斯的演讲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随后，赛克斯进行了两次对他的政界生涯至关重要的会见：一次是与劳合·乔治，另一次见的则是曾任南非总督的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及其颇具影响力的个人小圈子，其中包括《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鲁宾逊（Geoffrey Robinso）。

尽管未能取得入侵叙利亚的许可，赛克斯认为还是要按照协商好的条款与法国签署协定。至少，《赛克斯—皮科协定》让基钦纳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战后的中东世界遏制俄国的势力。不仅如此，在赛克斯看来，协约国之间能够化解分歧，达成明确的协议，这一结果本身就是好的。由于英法之间的协定需要得到俄国的准许，赛克斯立刻就踏上了前往彼得格勒的旅程。他将在那里与已经先行抵达的皮科一道，确保俄国也认可他们签订的协定。

V

在赛克斯和皮科带到彼得格勒的协定里，有一处奇怪的遗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这份协定考虑了法国、英国、其他协约国和阿拉伯穆斯林领袖麦加的侯赛因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圣经》时代就生活在圣地的民族——犹太人——的利益。但是，政治化的犹太复国运动，即有组织地将犹太民族迁回巴勒斯坦建国的运动，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活跃了二三十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直持续不断地有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定居。在1916年，在巴勒斯坦生活和工作的犹太人人数已经颇为可观。

赛克斯在起程前往俄国之前，注意到了海军部情报处的主管威廉·雷金纳德·霍尔发表的评论。霍尔不赞同英国开给侯赛因和阿拉伯人的条件，他认为英国应该派遣军队在巴勒斯坦登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阿拉伯人加入协约国一方。“武力是阿拉伯人最能听得懂的宣传手段。”霍尔宣称。他还认为，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可能会招致犹太人的反对。他说，对于犹太人而言，“这个国度的未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18]看到霍尔提到犹太人，赛克斯如梦初醒，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在他的计算中考虑过犹太人的因素。于是，在动身前往俄国之前，赛克斯联系了身为犹太人的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希望可以借此了解一下犹太复国主义。

起初，赛克斯和皮科在谈判的时候同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放下分歧，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至于具体的管理方式则等到与相关的协约国（俄国和意大利）及麦加的侯赛因商议之后再行确定。但是，霍尔的评论不由得让赛克斯担心他和皮科达成的方案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因素：犹太人可能会十分关注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格局。

赛克斯显然很担心，如果他把这一遗漏说给皮科听，这个法国人可能会以为他是打算反悔并推翻他们此前达成的协议。因此，从他抵达彼得格勒伊始，赛克斯就拼命地展现他的善意。天真的赛克斯并不知道，法国政府早就开始背着他破坏此前达成的巴勒斯坦协议了，而他甚至从未对此起过疑心。1916年3月25日，在由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发起的法俄秘密会谈上，法国与俄国达成了一致，认定赛克斯与皮科达成的巴勒斯坦国际共管方案根本不切实际，应当由法国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统治。1916年4月26日，法俄两国签署了秘密换文，确认了两国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势力范围划分。同时，俄国还在换文中向法国承诺“将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支持由（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巴勒斯坦方案”。[19]

俄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的主张毫无同情心。在赛克斯抵达彼得格勒之后，沙俄政府的东道主们就设法说服了他，让他相信那些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俄国境内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从此之后，赛克斯也认为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势力，这可能会危及协约国的目标。不过，与俄国人不同，赛克斯认为可以尝试将犹太人争取到自己这一方。他在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他告诉皮科，英国对占有巴勒斯坦毫无兴趣，想要占有巴勒斯坦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如果协约国想要赢得战争，就应该努力安抚犹太复国主义者。[20]他提出，应当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家土地公司。他对外交部提出的问题是：“只成立一家土地公司是否足够？”外交部给出的回答简单粗暴：没人想听他的想法。[21]（很显然，外交部不想让赛克斯涉足一个他明显一无所知的领域。）

赛克斯于1916年4月回到伦敦，继续研究犹太复国主义。他又一次见到了塞缪尔，并由后者为他引见了塞法迪犹太人[22]的大拉比摩西·加斯特（Moses Gaster）博士。赛克斯说，加斯特“让他明白了犹太复国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23]随后，赛克斯将加斯特介绍给了法方谈判代表乔治·皮科。他告诉皮科，英国和法国不应当在中东各行其是，而应该联起手来充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赞助者。皮科对加斯特和赛克斯的提议都不以为然，仍然执着于他的领地诉求。

此时，协约国还远远看不到打赢战争的希望，赛克斯开始担心犹太人的力量可能会让胜利的天平朝着德国和土耳其一方倾斜。他试着劝说皮科，如果协约国不能在巴勒斯坦给犹太人留下一席之地，法国就可能输掉战争，同时丢掉法国本土的那些城市和省份，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些地方要比巴勒斯坦重要得多。他敦促皮科告诉法国政府，为了拯救巴黎和凡尔登，收复阿尔萨斯，在中东做出一点让步是值得的。

正当赛克斯在彼得格勒之行的前前后后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促使外交部这样做的是赛克斯的老友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菲茨莫里斯与赛克斯上的是同一所公学（博蒙特公学），也和他持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偏见。前文曾经提到过，正是菲茨莫里斯为英国政府提供了错误的情报，让他们以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落入了犹太人手中。1916年初，菲茨莫里斯在海军部偶然地引发了这个话题：一位供职于外交部的博蒙特校友休·奥贝恩（Hugh O’Beirne）受到他的启发，提出：“如果我们能为犹太人提供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有关巴勒斯坦的方案，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不再支持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使其自动崩溃。”[24]正如开罗方面相信强大而神秘的阿拉伯人社团可以推翻青年土耳其人，伦敦方面同样相信强大而神秘的犹太人社团有此威力。

显然，奥贝恩打算由他本人在外交部完成这一使命，但是他却没有机会了。他于1916年春天去世。于是，最终还是要由赛克斯在英国的官僚体系内提出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尽管他对犹太人和他们的事业知之甚少。

与菲茨莫里斯一样，赛克斯也还像小时候一样，相信存在着一个遍布全球、暗中掌控着整个世界的犹太人组织。剑桥大学亚当斯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在赛克斯的学生时代就认识他。他在其他方面对赛克斯的评价都很高，但他也承认，赛克斯“无论在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的身影”。[25]

VI

不过，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赛克斯在1916年寒风凛冽的彼得格勒要应对的主要问题。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要确定中东方案的总体框架。在抵达彼得格勒之后，赛克斯发现俄国的领导者与伦敦的英国官员们持相同的看法——他许诺给法国人的东西太多了。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向俄国外交大臣解释说，英国之所以要让法国把它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展那么远，就是为了让法国成为英国的屏障，挡在俄国面前。[26]他说的完全正确。伦敦的外交部因自己的想法泄露而大为光火，不断地给彼得格勒方面发函否认。英国外交部的官员私下里评论说，帕莱奥洛格“简直无可救药”。[27]

开罗当局完全中了法鲁基的圈套，对阿拉伯秘密社团的能力深信不疑。开罗方面说服了伦敦方面，让伦敦方面相信麦加的侯赛因有能力摧垮奥斯曼帝国。于是，阿斯奎斯的联合政府做出了种种承诺，抵押了战后中东的未来。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在签订了《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几个星期之后，英国人就会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了。

[1]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p.196–7.

[2] Ibid.,p.199.

[3] 该协定又称《赛克斯—皮科协定》。——编者注

[4] Jukka Nevakivi,“Lord Kitchener and 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5–1916,” in K.Bourne and D.C.Watt (eds),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Longman,1967),p.328;Philip Magnus,Kitchener:Portrait of an Imperialist(Harmondsworth:Penguin,1968),pp.374–5.

[5]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42.1.

[6] 奥赛码头（Quai d’Orsay），巴黎的一个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因此常被用来代指法国外交部。——译者注

[7]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66.

[8] Ibid.,p.75.

[9] Ibid.,pp.75–7;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Extrait de la “Revue Hebdomadaire.” Etienne Flandin,“Nos droits en Syrie et en Palestine.”

[10]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p.89.

[11] Marian Kent,Oil and Empire:British Policy and Mesopotamian Oil,1900–1920(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fo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76),p.122.

[1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p.93.

[13] Ibid.,p.96.

[14]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42.1.

[15] Adelson,Sykes,p.200.

[16]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Hubert Young Papers.Notes for Lecture at Military Staff College.

[17]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173.

[18] Adelson,Sykes,pp.202 et seq.

[19]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p.101.

[20] C.J.Lowe and M.L.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2: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4–1922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p.228–9.

[21] Ibid.;Adelson,Sykes,pp.202,et seq.

[22] 塞法迪犹太人是中世纪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后裔。——原注

[23] Adelson,Sykes,pp.202 et seq.

[24]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83),p.334.

[25] Adelson,Sykes,p.226.

[26] Kent,Oil and Empire,p.123.

[27] Ibid.

25 土耳其人在底格里斯河的胜利

I

开罗的阿拉伯局在等待阿拉伯人发动起义摧垮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为了又一场灾难性的糊涂行动替英印政府收拾烂摊子。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畔正上演着一场规模更小，但更加耻辱的“加利波利战役”。[1]

1914年秋天，就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英国政府下令从印度调一支待命的部队到波斯湾，以防从波斯到英国的石油供应遭到威胁。这支部队最初的目标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要负责保护阿巴丹（Abadan）岛上的炼油设施。这是一座属于波斯的岛屿，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形成的、最终注入波斯湾的阿拉伯河之中。1914年11月6日，也就是英国向土耳其宣战的次日，这支得到增强的部队开始向前推进。在遭到英国巡河护卫舰“奥丁号”的短暂炮击之后，土耳其人位于阿拉伯河河口法奥（Fao）的要塞即告陷落。两个星期之后，数千名英军占领了位于上游120千米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巴士拉。尽管英印军队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登陆，但他们的目标是保护邻近的波斯免遭进攻。

奥斯曼军队和补给品的集结地位于巴格达附近，那里距离巴士拉前线有数百千米之遥。因此，土耳其人在巴士拉一线的抵抗十分微弱。英印远征军一面着手巩固着他们在巴士拉地区的阵地，一面轻松打退了土耳其人的反击。

1915年4月，约翰·尼克松爵士（Sir John Nixon）作为指挥官走马上任。看到土耳其人连连退却，野心勃勃的尼克松决心夺取沼泽遍布的下美索不达米亚腹地。他命令前线指挥官查尔斯·维尔·费勒斯·汤曾德（Charles Vere Ferrers Townshend）少将率军不断向上游进发，扩大战果，但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或意图。最终，尼克松不顾汤曾德的顾虑，命令部队一路杀向巴格达。

从巴士拉向巴格达进攻需要以出色的后勤工作为支撑，还需要充足的部队、河运能力、医疗设施、火炮和补给品，而所有这一切，英印政府都无力为远征军提供。部队跋涉在一个遍布沼泽和沙漠的地区，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他们不得不沿着弯弯曲曲、危机四伏的底格里斯河河岸浅滩前行，因此急需适应这种环境的内河船只。此外，这一地区容易暴发疫病，到处都是令人恼火又可能致病的成群蚊蝇，因此部队还需要便于移动的医疗设施和医疗用品。正如土耳其人在巴士拉苦于补给线过长而实力大打折扣，汤曾德的部队在巴格达前线也同样受制于补给线过长的问题。他们本应携带足够的食品和弹药补给出征，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尽管他的部队缺乏这些显而易见的必需品，但汤曾德凭借其近乎天才的指挥才能，差一点就取得了胜利。他率军一直杀到巴格达东南方向40千米处的泰西封[2]，而从他在巴士拉的补给基地到这里要沿河行进数百千米。他在这里取得了最后一场胜利——如果这也能称为胜利的话。在这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之中，他手下这支人单势孤的部队损失了一半的兵力。11月25日晚上，他开始率军撤退。

汤曾德得知，德国陆军元帅科尔曼·冯·德·戈尔茨（Colman von der Goltz）已经全面接管了美索不达米亚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在汤曾德看来，戈尔茨是当时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汤曾德还得知，除了在泰西封与他对垒的1.3万名土耳其军人之外，还将有3万名土耳其军人赶来增援。汤曾德手下的作战部队此时只有4500人，而且缺少弹药和食品。

汤曾德不无道理地认定，距离他最近的安全区域在下游约400千米处，那里可供他的军队抵挡来敌。但是，他却不甚明智地认为，他的部队人困马乏，无力走完这么远的距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一边时不时地停下来阻击土耳其追兵，一边率领精疲力竭的部队后撤了将近160千米。在又蒙受了大约1000人的伤亡之后，汤曾德决定停下脚步，在库特（Kut el-Amara）阻击敌军。

库特是一个坐落在底格里斯河河湾处的村庄，三面环水。依托着三面的河水和陆地一侧的防御工事，汤曾德仿佛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要塞之中。土耳其人很难攻进来，汤曾德也难以冲出去。结果，冯·德·戈尔茨麾下的奥斯曼军队在库特留下了一支部队来阻止英军逃脱，其余部队则继续前进，在下游修筑工事，阻挡英国人可能派来的援军。

汤曾德原本希望可以获得增援，结果却自毁长城。其实，他手里的补给足够他撑到1916年4月，但他却发电报说自己只能坚持到1月。援军来不及在1月全部集结完毕，他们尚需要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但是在汤曾德前后不一、内容日渐失实的电报的催促下，已经集结的部分部队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结果又一次接一次地被击退。如果英国人能等到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再发动总攻，原本是有机会冲破敌人的封锁的。

II

1916年4月26日，库特的守军耗尽了最后一点粮草。伦敦的陆军部给汤曾德派来了奥布里·赫伯特上尉和T.E.劳伦斯上尉，帮助他与土耳其协商投降条款。赫伯特和劳伦斯都与开罗的阿拉伯局有关联，而身为议员的赫伯特在战前就是广为人知的对奥斯曼帝国友好的人士。他们二人刚刚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劳伦斯便感染了当地流行的热病。

此时，库特围城战已经持续了146天之久，打破了此前莱迪史密斯[3]围城战和普列文[4]围城战创下的纪录。在这场战役中，守军表现出了史诗般的英勇精神。他们饱受疾病、饥馑和洪水的折磨，还经历了种种令人心碎的不幸：空投给他们的补给品偏离目标，掉进了河水中；派来支援他们的内河船只要么搁浅，要么被土耳其人在水面布设的铁索挡住。

汤曾德此前在夏日里约52摄氏度的高温中罹患了热病，一直没有痊愈，此时他的情绪已经濒临失控。在围城期间，他一度认为可以用100万英镑的金钱来说服土耳其人放他们逃走。4月27—28日，赫伯特和劳伦斯与他一起同土耳其商议条款。伦敦方面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允许他们许诺给土耳其人200万英镑，全然不顾此举带来的耻辱。显然，英国人乞求用金钱换取自由的屈辱让恩维尔大为享受，他授意土耳其军队指挥官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

于是，库特的英国守军只好毁掉了火炮，随后无条件投降。汤曾德获得了礼遇，被土耳其人送往伊斯坦布尔，过上了舒适，甚至可以说是豪奢的生活。然而，他那遭到疾病与饥饿摧残的部众却踏上了死亡行军的道路。他们先要步行160千米到巴格达，随后还要再步行800千米到安纳托利亚，在那里戴着镣铐在铁路上劳作。最终幸存下来的人为数寥寥。

从他们向巴格达进军算起，到最终投降为止，汤曾德的部队蒙受了超过1万人的伤亡。而为了从库特解救这支部队，英军又损失了2.3万人。但最终，这支守军还是落了个被俘的下场，其中许多人死在了押解路上。

向来被英国官员视为乌合之众的奥斯曼军队又一次羞辱了英国。到了1916年下半年，阿拉伯局开始盘算煽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颠覆活动，试图借此来搞垮奥斯曼帝国。

[1] 下文的资料来自Russell Braddon,The Siege (New York:Viking Press,1969)以及标准的工具书。有关奥布里·赫伯特扮演的角色，见 Margaret FitzHerbert,The Man Who Was Greenmantle:A Biography of Aubrey Herbert (London:John Murray,1983),pp.169 et seq。

[2] 泰西封，底格里斯河畔的城市，曾是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首都，今属伊拉克。——译者注

[3] 莱迪史密斯（Ladysmith），位于今天南非的东北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这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持续时间为1899年11月初至1900年2月底。——译者注

[4] 普列文（Pleven），位于今天保加利亚的北部。1877年的俄土战争期间，这里发生了一场围城战。——译者注

第四部分 颠覆

26 敌后

I

在1916年，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在战争的重压之下率先倒下的究竟会是德国和它的盟友，还是英国和它的盟友？开罗方面视角独特，认为土耳其会第一个崩溃。侯赛因计划在1916年年中发动的叛乱，是否足以煽动起数十万奥斯曼军人和数百万奥斯曼臣民叛变？英国情报机关向来认为苏丹的统治危如累卵，因而认定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世界一直认为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终有一日会崩溃或解体。沿着这样的思路，西方世界进一步认为，对英、法、俄开战带来的压力将会让奥斯曼帝国濒临覆灭，而内部的叛乱则会进一步加大它面对的压力。

然而，在1916年年中，现实情况却是另一副样子。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都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对抗外国势力和根除殖民主义的残余。他们对任何外来者都十分敏感，就连对他们的盟友也不例外。恩维尔和塔拉特都表示过担忧，认为德国人在土耳其的战时事务中的影响力可能会变得过大。[1]不过，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之间并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隔阂。

许多在奥斯曼帝国武装部队中服务的德国人发现，他们下达的命令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阻碍，这让他们十分沮丧和恼火。不过，他们还是努力维持着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关系。德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发挥影响力的目标只是要赢得战争，他们并不想危及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独立性，或是威胁C.U.P.领袖们的地位。德国尽量不让自己在战后亚洲的企图影响到战时做出的决定，在这方面它比双方阵营中的其他大国做得更好。因此，德国也最善于抓住机会，在敌后制造麻烦。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相互猜忌，它们也都不相信德国人，相互争权夺利的军官们也难免在前线发生一些摩擦。但是，总的来看，在战争最初几年的亚洲，德国让其盟友们感到，德国还是把赢得战争视作最重要的目标。[2]

阿富汗是个例外。在那里，前线的军官们无法克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他们的目标是颠覆英国对这个桀骜不驯的伊斯兰国家的控制。1907年，英国和俄国达成协议，让英国取得了对阿富汗的控制权，从而终结了俄英两国之间的“大博弈”。在战争爆发之初，一共有四支考察队试图通过陆路进入阿富汗，但由于德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乃至德国人内部的种种矛盾，只有一支考察队最终抵达了喀布尔。在那里，德国人花了6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当地的埃米尔对英国宣战，却徒劳无功。埃米尔表示，除非同盟国愿意出兵相助，确保他的起义可以成功，否则他不会对英国人发动战争。由于同盟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位埃米尔决定继续安静地留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不过，同盟国在波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与波斯的主要政治人物建立了稳固的关系。1915年，他们又成功地诱使波斯首相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同盟协议。德国大使还取得了由瑞典人充当军官、拥有7000多名官兵的波斯宪兵部队的支持。与此同时，他派出的密探们还争取到了多个部落的支持，这些部落代表了波斯总人口的大约20%。1915年底，协约国发现形势已经十分凶险。于是，俄国人在由俄国军官指挥的、拥有8000多人的波斯哥萨克部队的支援下，占领了波斯北部，控制了波斯首都德黑兰和刚刚加冕的软弱且年轻的沙阿。波斯政治人物中最亲德的一派先是逃到了圣城库姆（Qum），随后又逃到了邻近奥斯曼边境的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在那里，他们在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受德国控制的傀儡政权。

在南方，最成功的德国密探威廉·瓦斯穆斯（Wilhelm Wassmuss）煽动起了一场激烈的部族起义，印度政府的准将珀西·赛克斯爵士（Sir Percy Sykes）竭尽全力才将其平息。珀西·赛克斯在1916年招募当地人组建了一支1.1万人的南波斯来复枪部队，由英国人出任军官，他本人则坐镇设拉子（Shiraz），统领波斯南部。此时，在这个曾经十分重要的主权国家里，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了南波斯来复枪部队、波斯哥萨克、波斯宪兵队的残部和受德国支持的部落武装联盟。沙阿已经无力维持波斯的中立，也无力维护波斯的法律以及保持波斯的领土完整。自从恩维尔在战争爆发之初向高加索地区发动进攻以来，北方的阿塞拜疆省就成了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战场。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俄国军队和奥斯曼军队来回拉锯，随意出入和占领波斯的领土。

就这样，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联手将协约国的后院波斯变成了激烈争夺的战场。到1915—1916年，这个国家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主权国家，协约国也失去了对它的完全控制。

II

相比之下，英国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煽动阿拉伯人反叛的努力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不过，C.U.P.三巨头之一的杰马尔帕夏还是如临大敌，在大马士革大举镇压了那些他怀疑有叛国行径的人员。他先是在1915年突袭了叙利亚的阿拉伯秘密社团，随后又于1916年在伊斯坦布尔打着奥斯曼第四军的名义出版了《叙利亚问题的真相》（La Verite sur la question syrienne）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披露了种种证据，试图证明他的镇压行动并非捕风捉影。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这些秘密社团的性质和它们的目标，认定被捕者并非民族主义者，而是叛国者。

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并没有动摇，不知是慑于杰马尔的镇压，还是说就算被镇压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忠心。对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阿拉伯士兵不仅显示出对伊斯兰教的忠心，也展现了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忠诚。在战俘营里访问了被俘的阿拉伯裔军官之后，英国情报机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大部分军官都支持青年土耳其人政府，而少数不支持者也认为“在大敌压境之际发动军事叛乱会良心难安”。[3]

III

在青年土耳其党看来，帝国内非穆斯林居民的忠诚度就值得怀疑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认为，可疑的不只是基督徒，犹太人也一样，尤其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至少6万名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居住的犹太人当中，有至少一半并非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这让塔拉特和他的同僚们十分不安。这些人几乎都来自俄罗斯帝国，他们大多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并最终留了下来。在理论上，这些人仍然是沙皇的臣民。

青年土耳其党其实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人。他们离开欧洲是为了躲避政治与阴谋，而不是为了投身政治与阴谋。他们为了逃避俄国、乌克兰和波兰的种族迫害而背井离乡，本可以像许多其他犹太人一样到像美国这样充满机遇又欢迎移民的土地上寻找新家园。然而，他们却选择了贫瘠的巴勒斯坦，选择了艰苦的拓荒生涯。这些人心怀梦想，他们的全部所求就是可以安宁而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和理念。

一些人出于宗教因素被吸引到了圣地，一些人想要重建2000多年前被罗马人毁灭的犹太人国家，但大多数人其实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要在一个远离欧洲反犹主义的国度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团结协作、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一来到这里，就复兴了古老的希伯来语，开垦了贫瘠的土地，形成了自力更生的氛围。20世纪初，犹太人定居点开始蓬勃发展，超过40个定居点散布在圣地的土地上。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城镇。1909年，他们开始在海边贫瘠的沙丘上兴建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他们的事业得到了海外一小群犹太人的鼓励和支持，这些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呼吁犹太人重返锡安山的运动：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复国运动。

1914年底，就在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为土耳其统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杰马尔帕夏对犹太人定居者采用了暴力。在一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奥斯曼官员贝哈埃丁（Beha-ed-din）的影响下，杰马尔着手摧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建设的定居点，并下令驱逐所有外籍犹太人，这就意味着巴勒斯坦大部分犹太人都将被驱逐。在驱逐行动开始后，德国政府担心此举会让中立国家的犹太人对同盟国产生不满情绪，于是劝说塔拉特和恩维尔出面干预。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与冯·旺根海姆共同参与了此事。

美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可以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影响，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却并不总是能够节制杰马尔。杰马尔经常独断专行，而且他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了一句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大部分巴勒斯坦犹太人不愿意卷入世界大战，但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法学，后来成为劳工锡安主义运动领袖的戴维·本—古里安[4]和伊扎克·本—兹维[5]却在1914年提出要组建一支巴勒斯坦犹太人军队，保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然而，杰马尔非但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还在1915年把他们连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一起驱逐出境。本—古里安和本—兹维来到美国，继续筹建亲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军队。不过，到了1918年初，他们两人却参与进了另一支犹太人军队的组建工作之中，这支军队随后将在巴勒斯坦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对抗奥斯曼帝国。毕竟，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大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两人无法继续维持亲土耳其的态度。

不过，尽管杰马尔的行径反复无常，又时常十分凶残，巴勒斯坦的大部分犹太人定居者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颠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开始反对奥斯曼帝国。关于这一小部分由农业科学家阿龙·阿隆索赫恩（Aaron Aaronsohn）领导的极具战斗力的反抗分子，我们会在后文中做更多的介绍。

IV

土耳其人认为，在1914—1915年，俄国试图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奥斯曼帝国边境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中间煽动叛乱，这一地区与俄国控制的亚美尼亚人居住区接壤。这一事件后来成了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

起初，恩维尔在对高加索高地发动进攻之时，就以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地区作为部队集结地。到了1915年初，当俄军反过来从高加索入侵土耳其之际，这里又成了俄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亚美尼亚人是基督徒，他们通常更加亲俄而不亲土。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历史也让他们找不到理由保持对伊斯坦布尔的忠诚。土耳其人在1894年、1895年、1896年和1909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依然让他们记忆犹新。在那之后，恩维尔还把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武装力量派进亚美尼亚，库尔德人是亚美尼亚人的死敌，他们的到来使双方旧仇未解，又生新恨。

1915年初，陆军大臣恩维尔和内政大臣塔拉特宣称亚美尼亚人在公开支持俄国，并且已经出现了群体暴力行径。他们下令实施报复行动，将东北部省份里的全部亚美尼亚人口都迁移出安纳托利亚。直到今天，土耳其政府的代表依然坚称，“在沙皇俄国的煽动与支持下，亚美尼亚叛乱分子试图在土耳其人占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亚美尼亚人国家”，而且早在土耳其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前，“亚美尼亚武装分子已经在凡城（Van）屠杀了当地的穆斯林，还不断利用游击战争的方式骚扰土耳其军队的侧翼”。[6]

这场由内政大臣塔拉特组织的驱逐亚美尼亚人行动，至今还以“1915年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为人们所铭记。在驱逐亚美尼亚人的过程中，强奸和殴打等罪行十分常见。那些没有被当场杀害的人在没有食物、饮水和住宿条件的情况下被迫穿越山地和沙漠。数十万亚美尼亚人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而死亡，或是惨遭杀害。亚美尼亚方面认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50万。尽管围绕着这一数字还有着激烈的争议，但有一个后果是无可置疑的：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地区遭到了毁灭，损失了一半的人口。

时至今日，依然有历史学家支持恩维尔和塔拉特的观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之所以对亚美尼亚人采取行动，是因为亚美尼亚人举事在先。[7]但是，当时许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土耳其的观察者却报告说，这并非事实。驻扎在亚美尼亚的德国军官承认，直到驱逐活动开始之前，该地区一直十分平静。[8]

德国和奥地利大使馆忽略了最早一批有关驱逐活动的报告：很显然，那里的官员们相信针对基督徒的屠杀很快就要开始，但他们并不想了解其详情。他们欣然接受了塔拉特的再三保证。

到了1915年5月，关于大屠杀的报告已经言之凿凿，再也无法被人忽视了。奥匈帝国大使向本国政府汇报说，他认为自己应当“友好地告诫土耳其政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反响。[9]他后来报告说，他确实找到了塔拉特，并要求塔拉特妥善处理此事，避免“迫害妇女和儿童”，以免给协约国的宣传部门留下口实。[10]5月24日，协约国公开谴责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大屠杀”政策。奥斯曼帝国政府反唇相讥，说一切责任都应当由煽动亚美尼亚人叛乱的协约国来承担。[11]（如前文所述，亚美尼亚人叛乱到底是不是由俄国人组织或支持的，甚至究竟是否存在这次叛乱，都尚无定论。）

一线的德国官员发回的报告纷至沓来，里面详细记录了种种可怕的暴行。德国大使冯·旺根海姆发觉，想要忽略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变得越发困难。6月中旬，他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说，塔拉特承认大规模驱逐亚美尼亚人的行动“并非完全出于军事考虑”。[12]在没有得到本国政府指示的情况下，冯·旺根海姆和奥匈帝国大使约翰·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von Pallavicini）决定告知奥斯曼帝国政府，伴随着劫掠与屠杀的无差别大规模民族驱逐行动恐怕会在海外，尤其是美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有损德国和土耳其的共同利益。[13]

7月，冯·旺根海姆向德国宰相汇报说，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在土耳其帝国境内灭绝整个亚美尼亚民族”。[14]他和帕拉维奇尼都认为，任何进行干预的企图都将无功而返。他向德国政府建议，德国应当保存证据，证明德国不应当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15]而牧师约翰内斯·莱普修斯（Johannus Lepsius）及另外一些德国官员则不同意他的观点，主张进行干预。不过，威廉大街最终还是采纳了冯·旺根海姆的建议。10月，德国政府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证明此事与德国无关，并且说明德国驻奥斯曼帝国代表曾试图拯救亚美尼亚人。[16]奥斯曼帝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威廉大街一度威胁要自行发布这样一份声明，但最终还是由于担心会破坏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而作罢。

就像德奥两国大使担心的那样，亚美尼亚大屠杀让协约国获得了十分有效的宣传武器。[17]不仅如此，亚美尼亚大屠杀可能还影响了协约国对战后协议的看法，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让更多的人坚信，绝不能再让奥斯曼帝国掌控任何非穆斯林人口，甚至就连不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人口也不应当留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站在中立的角度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塔拉特和恩维尔很乐于除掉亚美尼亚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挫败了一场叛乱阴谋。的确，他们确实成功地消除了叛乱隐患——亚美尼亚已经成了一片死地。

V

协约国曾经有过一个颠覆奥斯曼帝国的好机会，但它们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把机会送上门来的是杰马尔帕夏。

在青年土耳其人三巨头之中，只有杰马尔有意让自己远离了亚美尼亚大屠杀，以此来确保自己与协约国的谈判渠道依然畅通。在1915年初战败于苏伊士运河之后，杰马尔入驻大马士革，开始统治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及其西南方向的各个省份，包括今天的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这些地方几乎成了他的个人封地。1915年底，就在亚美尼亚大屠杀发生的同时，杰马尔提出希望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帮助他夺取奥斯曼帝国的政权。

杰马尔通过最重要的亚美尼亚政治团体达什纳克楚琼（Dashnaktsutiun，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传达了他的诉求。杰马尔误以为拯救亚美尼亚人是协约国的一项重要目标，殊不知它们只是想利用此事来达到宣传目的。1915年12月，达什纳克楚琼的特使扎夫里耶夫医生（Dr.Zavriev）告知俄国政府，杰马尔准备推翻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在这个月，协约国开始从加利波利半岛撤军。在这次灾难性的远征结束之后，协约国似乎应当愿意终止与土耳其的战争，并为此付出一定的报偿。

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总结说，杰马尔希望以他本人为最高领袖（苏丹），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亚洲土耳其国家，其版图涵盖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属于基督徒的亚美尼亚、奇里乞亚（Cilicia）和库尔德斯坦等自治省。杰马尔知道俄国肯定想要得到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于是就提前应允了这一要求。他还提出，他可以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幸存的亚美尼亚人。他提出可以在协约国的支援下向伊斯坦布尔进军，推翻苏丹及其政府。作为回报，他要求得到经济援助，以便在战后重建他的国家。

俄国人认为应当接受杰马尔的提议，萨宗诺夫似乎也深信俄国的盟友会答应这一要求。[18]然而，法国在1916年3月拒绝了杰马尔的提议，坚持咬住奇里乞亚和大叙利亚地区不放。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表示，即便这样可以在敌后煽动内乱，他也不愿意违背英国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给予盟友的承诺。协约国政府的眼中只有战利品，却忘了要得到这些战利品是有条件的：他们得先打赢战争。他们只看到了奖品，却忘了需要争夺才能得到奖品。

杰马尔给了协约国一个从内部颠覆奥斯曼帝国的绝佳机会，但它们却放弃了这个机会。恩维尔和塔拉特一直没有发觉杰马尔秘密通敌的行为，杰马尔本人也依旧站在他们一边对协约国作战。

VI

奥斯曼帝国所处的战场并非其敌人的主要战场，协约国的兵力都集中在了其他地方，这对奥斯曼帝国非常有利。即便如此，奥斯曼军队取得的成功依然可以说是惊人的。三面作战的奥斯曼帝国在1915—1916年于西边击败了英法军队，同时又在东边瓦解了英印军队的攻势，还在北方挡住了入侵的俄军。

在敌后工作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表现同样出色。土耳其和德国的颠覆活动让协约国控制下的波斯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相比之下，到1916年年中，英国仍然没有能够赢得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的忠诚，而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引诱只招来了可怕的大屠杀。

侯赛因的起义即将在1916年6月开始。他的努力会扭转局势吗？会比协约国此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制造麻烦的举动更加成功吗？鉴于此前的种种迹象，想必在1916年年中的时候，人们对侯赛因起义的期望并不会太高，但克莱顿和他的同僚们依然满怀希望。如果他们是对的，他们将会赢得可观的战利品。开罗当局想要赢得东方的战争并挽回他们的领袖基钦纳伯爵在战争中的声誉，就全看侯赛因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的表现了。

[1] 在加利波利战役结束后，恩维尔又重新开始限制德国人的影响力。1916年初，他认为就连5500人的德国驻军也太多了，应该让他们撤出奥斯曼帝国。为了表明土耳其不需要这些德国驻军，他坚持要把七个奥斯曼师送到东南欧，与其他同盟国的部队并肩作战。不过，他的努力并不成功。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仍有2.5万名德军官兵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效力。——原注

[2] 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奥匈帝国的档案显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们对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企图深感不安。（注：Frank G.Weber,Eagles on the Crescent:Germany,Austria,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Turkish Alliance,1914–1918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0–6.）几个世纪以来，奥匈帝国一直在蚕食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正是奥匈帝国对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的吞并导致了巴尔干战争，从而为萨拉热窝事件备好了舞台。奥匈帝国也不承认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巴尼亚的主权要求，在世界大战的初期占领了这一地区。自己抱着领土企图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们怀疑霍亨索伦王朝的官员们也有着相似的目标。因此，当杰马尔发动苏伊士战役时，他们担心德国可能企图吞并埃及。而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则一如既往地不信任他们的欧洲盟友。——原注

[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4] 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生于俄属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1930年创建以色列工党，后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译者注

[5] 伊扎克·本—兹维（Itzhak Ben Zvi，1884—1963），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尔塔瓦（Poltava，今属乌克兰），后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译者注

[6] Sukru Elekdag,ambassador of the Turkish Republic,letter to the editor,New York Times,11 May 1983,p.22.

[7] 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Reform,Revolution,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314 et seq.

[8]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203.

[9] Ibid.,p.208.

[10] Ibid.,pp.208–9.

[11] Ibid.,pp.209–10.

[12] Ibid.,p.212.

[13] Ibid.,pp.213–16.

[14] Ibid.,p.213.

[15] Ibid.,p.213.

[16] Ibid.,p.225.

[17] 亲亚美尼亚的自由党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主持了一个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调查了1915—1916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谴责了C.U.P.政府。时至今日，土耳其的发言人依然认为布赖斯报告只是战时宣传工具，认为其观点偏颇、扭曲。他们还援引布赖斯的助手之一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话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帮助英国的宣传工作，达到英国的政策目标。（注：Sukru Elekdag,“Armenians vs.Turks:The View from Istanbul,” Wall Street Journal,21 September 1983,p.33.）的确，这份报告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原注

[18] Firuz Kazemzadeh,The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917–1921)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and Oxford:George Ronald,1951),pp.27–30.

27 基钦纳的最后使命

此时的伦敦，主持战争事务的权柄已经落入帝国总参谋长的手中，陆军大臣大权旁落。种种因素让内阁相信，基钦纳已经丧失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哪怕是在他最熟悉的东方战场上也是如此。唯一一场他从头到尾坚决反对的军事行动——加利波利撤军行动——恰恰成了英军在东方战场唯一一次十分成功的行动。

考虑到政治因素，阿斯奎斯认为他不能让基钦纳辞职，但让基钦纳留在原职又显得十分尴尬。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为陆军大臣安排了又一个远道出使的任务——出使俄国。基钦纳只能坐船前往俄国，这意味着他要把1916年的几乎整个下半年全都花在旅途上。对于这位来自热带且日渐衰老的老军人来说，途经北冰洋的这趟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并非易事，但他还是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务，开始做起程的准备。

他多年以来的好运终于在此时用尽了。如果他死在1914年，人们会把他当作威灵顿公爵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将领而永远传颂；如果他死在1915年，人们会因为他准确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征和时长而把他当作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来纪念，并且还会记得他是如何为英国组织起了庞大的陆军。然而，到了1916年，他已经成了一位来自往昔年代、日渐衰老、无法与时俱进地应对新的挑战的老兵。“他们对我的期望太高了，这些家伙，”据说他曾经向一位内阁同僚吐露心声，“我不了解欧洲，不了解英国，也不了解英国陆军。”[1]他的心灵还留在埃及和印度的殖民地军队身上，他重组并训练了那里的部队，让他们对他言听计从。而今，他迷失在了现代化的欧洲。

1916年6月2日星期五，基钦纳伯爵在临近中午时分来到国王十字火车站，几乎无人照料，也没什么人留意到他。列车迟了一分半才发车，这让痛恨拖延的他感到十分不耐烦。随后，列车启动，带他驶向起航的港口。

在位于苏格兰北端外海的英国大舰队基地斯卡帕湾，基钦纳和他忠实的菲茨杰拉德于1916年6月5日下午登上了装甲巡洋舰“罕布什尔号”，准备驶往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罕布什尔号”的航线早就规划好了，但本应做一些改动。英国海军情报处此前破解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并于5月下旬截获了一封发给德国布雷潜艇U-75号的电报。电报显示，这艘潜艇即将在“罕布什尔号”的航线上布雷。情报部门又截获了两封电报，都可以证实这一情报，对这艘潜艇的目击证词也可以佐证这一点。然而，斯卡帕湾的英国海军总部一片混乱，英国海军指挥官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Jellicoe）及其参谋们竟然没有读到，或是没能理解海军情报处发给他们的警告。（在1916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调查此次事件的调查庭上，杰利科成功隐匿了这些情报。人们直到1985年才发现这些警告的存在。）[2]

海上有暴风雨，但基钦纳拒绝推迟行程。天气图表显示，暴风雨将会越发猛烈，但杰利科手下的军官们却误读了天气图表，以为暴风雨即将减弱。下午4时45分，“罕布什尔号”在狂风暴雨中驶入大海。两个小时之后，护航的驱逐舰由于经受不住过于恶劣的天气条件而返航，只有“罕布什尔号”独自继续航行。在傍晚7时30分到7时45分之间，“罕布什尔号”撞上U-75号布下的一颗水雷，带着几乎所有乘员沉入了海底。

“罕布什尔号”刚刚触雷，基钦纳和菲茨杰拉德就带着随行幕僚出现在了右舷上层后甲板。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船长让基钦纳伯爵登上一艘救生艇，但基钦纳伯爵要么是没听到，要么是未予理睬。”[3]逃出这艘在劫难逃的军舰似乎已经毫无希望，陆军元帅也没有试图逃脱。他面无表情，冷静地在甲板上站了大约一刻钟。“罕布什尔号”上唯一活到今天的幸存者永远忘不了投向基钦纳伯爵的最后一瞥：他身穿军大衣站在甲板上，无动于衷地等待军舰沉没。[4]随后，基钦纳伯爵和他乘坐的军舰就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菲茨杰拉德的遗体被冲到了岸上，基钦纳则消失在了大海之中。不久之后，英国出现了一则民间传说：基钦纳伯爵幸存了下来，终有一日会回来。

[1] H.Montgomery Hyde,Carso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3),p.390.

[2] Trevor Royle,The Kitchener Enigma (London:Michael Joseph,1985),pp.355 et seq.

[3] Ibid.,p.373.

[4] “Exposed:The Blunder that Killed Lord Kitchener,” The Sunday Times,22 September 1985,p.13.还可参阅 George H.Cassar,Kitchener:Architect of Victory (London:William Kimber,1977),p.478。但另一名幸存者称基钦纳并未穿着军大衣，见Philip Warner,Kitchener: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 (London:Hamish Hamilton,1985),p.199。

28 侯赛因起义

I

就在基钦纳伯爵消失在大海中的时候，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发动了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这一巧合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侯赛因之所以下令发动叛乱，是因为他发现奥斯曼帝国意欲将他废黜。不过，开罗和喀土穆的英国官僚们对此并不知情，而是把这一行动归功于基钦纳一党——温盖特、克莱顿和斯托尔斯等人。他们一直把模糊而不切实际的胜利前景展示给这位埃米尔，还自以为是他们的这一战术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已经花了近九个月时间怂恿阿拉伯人起义。当这场沙漠中的起义的消息传到开罗时，温德姆·迪兹把它看成“克莱顿的巨大成功”。[1]

对侯赛因来说，这场起义更像是承认失败：他一直试图保持中立，以便左右渔利。他十分不情愿地倒向了协约国一方，只是因为青年土耳其人将他废黜的威胁已然迫在眉睫。他早就知道他们早晚要除掉他，但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嗅到了新的威胁。当时，杰马尔帕夏开始镇压阿拉伯人中的异见者，而侯赛因曾经通过他的儿子费萨尔与这些人在大马士革联络过。杰马尔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法国领事馆中得到了一些文件，上面写着一些阿拉伯阴谋分子的名字，以及至少一名重要的英国特工的名字。逮捕、审讯、折磨和军事法庭审判接踵而至。1915年8月21日，11人被以叛国罪处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更多人被捕入狱，然后出庭接受审讯。在被捕者中，有一些是阿拉伯社会中的显赫人物。在狱中遭到折磨和审问的人里，有些人可能会泄露费萨尔与阿赫德和法塔特等秘密社团的沟通细节，也可能会供出侯赛因给予基钦纳和麦克马洪的承诺。麦加的埃米尔无法确定这些人是否会保持沉默。他请求杰马尔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这些囚徒开恩，但这些请求只能让他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接着，在1916年4月，侯赛因从杰马尔那里得知，有3500名经过精挑细选和特殊训练的奥斯曼士兵即将横穿汉志地区到达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前来的一些德国军官将兴建一座电报站。这支军队的实力足以在横穿汉志地区的时候一举击溃侯赛因。在得到这一消息之后，侯赛因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以先发制人，并向沿岸的英国皇家海军寻求庇护。5月6日，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又有21人被处决。这一意外的消息让侯赛因加紧了他的行动步伐。

行事谨慎的侯赛因早就以募集军队抗击英国为名，从奥斯曼帝国手里搞到了超过5万金镑。除此之外，他还以募集军队抗击土耳其人为名，向英国人索要了一大笔款项，其中的第一笔钱已经到了他的手里。[2]大概在1916年6月5日到10日之间，汉志地区的起义开始了。皇家海军立刻开始沿着汉志海岸航行，阻止德国和土耳其军队进一步推进。

阿拉伯局相信这场起义可以获得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支持。最重要的是，阿拉伯局还相信起义可以获得大部分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奥斯曼军队的支持。费萨尔和侯赛因曾经报告说，他们预计可以获得10万名阿拉伯军人的支持，[3]这一人数相当于奥斯曼陆军作战部队的1/3。还有其他一些报告称，侯赛因预计可以获得25万军人的支持，这几乎等于奥斯曼陆军全部有效作战部队的人数。[4]

结果，侯赛因期盼的阿拉伯大起义并没有发生。在奥斯曼军队中，并没有任何阿拉伯单位倒向侯赛因。奥斯曼帝国中也没有任何政界和军界人物投向侯赛因或协约国。法鲁基许诺过的会加入侯赛因麾下的强大秘密武装也不见踪影。几千名靠英国资助的部落武装成了侯赛因的主力部队，侯赛因手里没有任何正规军。除了汉志和与其相邻的部落，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支持他的起义。麦加埃米尔麾下少数几名来自汉志以外地区的军官都是早已生活在英国控制区里的战俘或流亡者。

他们最先遇到的军事难题是，埃米尔手下的这点部落武装根本无法抵挡奥斯曼军队的炮火。他们对麦加和邻近的塔伊夫（Taif）的进攻被土耳其守军打退，对麦地那和吉达的攻击也无功而返。英国舰船和飞机前来支援，袭击了吉达。在夺取了吉达港之后，英国人让来自埃及的穆斯林军队登陆，让他们在内陆帮助侯赛因夺取麦加和塔伊夫。他们轻松夺取了只有不到30名土耳其守军的港口拉比格（Rabegh），接着又占领了延布港（Yanbo）。就这样，英国皇家海军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并且在各港口建立了陆上据点。

侯赛因不允许由基督徒组成的英国部队深入内陆。他认为，如果他允许非穆斯林进入环绕圣地的土地，他本人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穆斯林会对他产生巨大的怨恨。英国人认为他的看法很狭隘。

问题是，侯赛因自己根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是个行动派，他写信给克莱顿说，不论侯赛因是否愿意接受，英国都应该派兵。他说，他一直赞同英国向汉志派遣远征军。[5]但温盖特的上级不同意他的看法。英国采取的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只派遣穆斯林军官和士兵为汉志提供专业的军事援助。在这样一片充满阴谋的土地上，即便是这一政策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英国当局的强烈推荐下，马斯里上校被任命为当地部队的总参谋长。这支部队在名义上由埃米尔的儿子阿里指挥。马斯里于1916年底走马上任，上任不到一个月之后就成了阴谋诡计的受害者，丢掉了指挥权。替代他的是一位能干的阿拉伯将领贾法尔·阿斯卡里（Jaafar al-Askari）。他曾经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后来被英军俘虏。

据说，马斯里密谋夺取侯赛因的权力，以便与奥斯曼帝国方面商讨倒戈的条件。他曾提到，只要奥斯曼帝国同意给予阿拉伯语地区自治的权利，他可以率领汉志军队重新回到奥斯曼帝国的麾下。[6]认为德国将赢得战争并非马斯里和他的同僚们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两年后，就在协约国胜局已定的时候，曾经在大马士革指挥阿拉伯秘密社团的亚辛·哈希米（Yasin al-Hashimi，法鲁基在开罗哄骗克莱顿等人时，曾自称代表了这位亚辛·哈希米）仍然拒绝改变立场。吉尔伯特·克莱顿其实误读了阿拉伯秘密社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他们十分反感英国在中东的图谋。在战争爆发时，他们坚定地打算帮助奥斯曼帝国抵御欧洲人的征服。[7]此时，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希望可以取得自治权或独立；如果不能，他们则宁愿被土耳其穆斯林统治，也不想被基督徒统治。

从公开反叛的那天起，侯赛因本人就依然与青年土耳其人保持着联系，以便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奥斯曼帝国的阵营。1916年10月7日发行的第25期《阿拉伯简报》援引阿拉伯军阀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话说：“谢里夫原本的打算就是利用英国人对抗土耳其人，然后让土耳其人给予他独立地位，并由德国人出面担保。”

侯赛因的基本诉求并没有变：他想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位埃米尔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自治权，并让他的埃米尔地位变为世袭制。英国人尚不知道他在与敌人暗通款曲，但他们很快也由于其他原因而对这位埃米尔大感失望。他们发现，侯赛因远远不是什么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而只是一个对民族主义不感兴趣，一心只想为自己争得更多权力和领地的统治者。领导阿拉伯局的情报官员戴维·霍格斯打趣道：“很显然，对于这位国王来说，所谓阿拉伯统一与他的王位是同义词……”[8]

埃米尔坚持要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人的国王，全然不顾罗纳德·斯托尔斯代表开罗当局发来的告诫。斯托尔斯后来写道，“他根本当不了”所有阿拉伯人的国王，“他自己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9]在斯托尔斯看来，“他的虚妄几乎如同一出悲喜剧”。不过，斯托尔斯还是认为英国现在应该尽可能地支持侯赛因。[10]侯赛因未能取得对阿拉伯人的领导权，这一点让阿拉伯局深感失望。

II

多亏了当时在阿拉伯局担任初级职位的T.E.劳伦斯，我们才得以很方便地得知阿拉伯局的真实看法，包括他们当时的一些观察，以及策划了侯赛因起义，并对其寄予厚望的那一小群基钦纳的追随者的个人想法。正是劳伦斯提议阿拉伯局出版一份信息简报。他们最初用的名称是《阿拉伯局摘要》（Arab Bureau Summaries），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简报》。这份简报创刊于1916年6月6日，不定期发行，一直出版到1918年底。劳伦斯编辑了第1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大部分期的编辑都是阿拉伯局的主管、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海军少校戴维·霍格斯。到了夏末时节，霍格斯的副手基纳汉·康沃利斯又接替他成了主要的编辑。

《阿拉伯简报》由位于开罗萨伏伊酒店（Savoy Hotel）的阿拉伯局办公室发行。作为“机密”级刊物，《阿拉伯简报》每期只发行26份，其有限的发行对象包括印度总督和埃及与苏丹的英军总司令，伦敦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也各能收到一份。这一刊物内容丰富，提供了有关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最新信息和背景知识。

《阿拉伯简报》的第1期发行于1916年6月6日，恰逢汉志地区的阿拉伯起义爆发之际。劳伦斯在这期简报中提到，即便是为了发动起义而走到一起，聚在一起的阿拉伯人也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他提到，阿拉伯各部落每次举行部落大会，总是很快就会产生内部矛盾。土耳其人深知这一点，因此选择按兵不动，“等待阿拉伯各部落的联盟由于内部摩擦而分崩离析”。

1916年6月18日发行的《阿拉伯简报》第5期介绍了大约一两个星期之前侯赛因起义爆发的情况。这一期和第6期（1916年6月23日发行）的《阿拉伯简报》认为，侯赛因的军事行动进展有限，而且就连这一点有限的进展也是拜英军之赐。《阿拉伯简报》第6期中提到，海岸地区的土耳其人被困在了英国的舰船和水上飞机与阿拉伯人之间。土耳其人在城镇里面寻求庇护，但水井却都位于城外。于是，缺少食物和饮水的土耳其人只好投降。《阿拉伯简报》第7期（1916年6月30日发行）转述了在吉达被俘的土耳其战俘的话，说是英国人的“炮火攻破了这座城市”。

《阿拉伯简报》十分轻视侯赛因的部队。该刊物的第6期写道，“他们只不过是些部族武装”，“没受过训练，也没有火炮和机枪。他们只喜欢耀武扬威，很难让他们统一行动，除非拨给他们的军饷和配给品实在太过诱人”。T.E.劳伦斯在第32期（1916年11月26日发行）里做了一番细致的分析和描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只要把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放在开阔地带的工事里，他们就能打退谢里夫的大军。这些部落武装只在打防御战时有一些作用，他们真正擅长的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他写道，这些人“太过个人主义，完全听不进指挥，无法保持作战队形，也不懂得互相帮助。我认为，把他们训练成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阿拉伯简报》认为，侯赛因的起义呼吁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里根本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916年的《阿拉伯简报》报道了世界各地的情况，侯赛因的呼吁得到的回应要么是无动于衷，要么是敌意满满。《阿拉伯简报》第29期（1916年11月8日发行）报道了侯赛因自封为阿拉伯人的国王一事。文章冷冰冰地评论道：“这位贵族自加尊号，但完全名不副实。”文章还说，英王政府不会在阿拉伯人未来的政治组织形态问题上给他签下空白支票，不会任他摆布。霍格斯在第41期（1917年2月6日发行）里写道：“不论是由汉志的国王还是由别的什么人来统治，只要是想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都非常困难。‘阿拉伯主义’在阿拉伯半岛显然没什么号召力。对土耳其人的厌恶能引起更多的共鸣，而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想法则更受欢迎。”

就在侯赛因宣布发动阿拉伯起义差不多一年之后，霍格斯已经打算给它贴上失败的标签了。他在《阿拉伯简报》第52期（1917年5月31日发行）中回顾了他所谓的汉志“起义的一年”。他总结说，这场起义没能达到人们的期望，也不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期许：“即便只观察初期的战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志的贝都因人只是一些表现堪忧的游击者。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去进攻土耳其正规军，也顶不住土耳其正规军的进攻。”他还提到，侯赛因的阿拉伯运动的最好结果也就是“仅仅维持现状”。

英国人在这一事业上的投资可谓收益甚微。根据罗纳德·斯托尔斯后来的记载，英国为了资助侯赛因的起义一共花费了1100万英镑。[11]这笔钱在当时折合4400万美元，放在今天差不多相当于4亿美元。英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付出的成本同样可观。1918年9月21日，当时已经接替基钦纳和麦克马洪成为英国驻埃及最高长官的雷金纳德·温盖特写道，“总体来说，穆斯林对汉志起义和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抱着怀疑或厌恶的态度”；而为了不让英国太丢面子，只能假装侯赛因的事业并没有一败涂地。[12]

III

在侯赛因宣布起义三个星期之后，远在伦敦的英国陆军部就向内阁汇报说，阿拉伯世界并没有追随侯赛因的脚步。1916年7月1日，陆军总参谋部在为内阁战争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侯赛因“在与驻埃及高级专员联络的时候一直自诩为阿拉伯民族的代言人。但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获得任何阿拉伯人组织的普遍支持……它们并不会自动无条件地执行他承诺的条款”。[13]因此，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应当明白，其他阿拉伯领袖并不会尊重侯赛因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

差不多与此同时，马克·赛克斯爵士也准备了一份题为“近东问题”的秘密备忘录。赛克斯预测到，如果英国不立即施以援手，谢里夫侯赛因的运动到1917年初就会失败。赛克斯悲观地认为，到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土耳其会变成所有参战国中最衰弱的一个，从而被其盟友德国彻底控制。赛克斯提到，奥斯曼帝国将几乎无异于德国的殖民地。[14]在第二年，英国政界将在利奥·埃默里及其同僚的影响下对中东问题产生新的看法，而赛克斯的分析恰与即将流行的新观点不谋而合。

此时，赛克斯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职位，成了他的好友、阿斯奎斯战时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的助手。赛克斯的关注焦点依然是东方。他在伦敦发行了《阿拉伯报告》（Arabian Report），这是一份与开罗的《阿拉伯简报》相似，但比其面世更早的刊物。他的朋友吉尔伯特·克莱顿于1916年下半年从埃及来到伦敦，和他一同要求战时内阁为侯赛因在汉志的起义提供援助。此外，他们还要求派人替换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麦克马洪起初之所以得到这一职位，只是为了给基钦纳保留位置。既然元帅已经去世，基钦纳的追随者们现在希望由他们的自己人雷金纳德·温盖特接任这一职位。（他们最终取得了成功，温盖特被任命为高级专员。不过，他直到1917年1月才获得这一任命。）

1916年夏天，赛克斯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公开演讲。通过演讲，他让“中东”这个描述性的词语流行了起来。这个词语是由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于1902年发明的，用以描述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之间的区域。[15]通过演讲，赛克斯还让公众将他视作中东地区问题的专家。

9月，来自开罗的情报显示，汉志起义的失败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于是，赛克斯提出应该立刻给予侯赛因军事支持。麦克马洪和温盖特都十分热切地支持这一计划。但是，赛克斯的敦促并没有任何效果，大权独揽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拒绝从西线抽调任何兵力或其他资源。

对于侯赛因而言，1916年的夏末和秋季是一段令人绝望的时间。不过，回过头来看，英国海军一直控制着红海沿岸，这其实大体上保障了埃米尔的支持者们的安全。英国人还想到一个主意，打算派英印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俘获的几百名阿拉伯战俘去加入侯赛因的阵营。于1916年1月上任的埃及英军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默里（Archibald Murray）再三重申，他手里拿不出部队去保护侯赛因。于是，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提出可以向法国人求援。他还把他在高级专员公署的助手罗纳德·斯托尔斯派到了阿拉伯半岛，让斯托尔斯看看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做的。

IV

1916年夏末，法国政府向汉志派出使团，试图挽救谢里夫侯赛因发动的濒临失败的起义。1916年9月1日，率领法国使团的爱德华·布雷蒙（Edouard Brémond）中校抵达亚历山大港，随后搭船前往阿拉伯半岛，于9月20日抵达汉志的港口城市吉达。[16]

布雷蒙在吉达遇到的英方代表是C.E.威尔逊（C.E.Wilson）上校。此人是英军在汉志地区的高级长官，同时也是苏丹政府的代表——所谓的苏丹政府，其实指的就是温盖特，他很快就会成为英国主管汉志起义事务的官员。威尔逊的副手休伯特·杨（Hubert Young）上尉负责在吉达的英国领事馆[17]接待布雷蒙。布雷蒙还会见了英国海军中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Sir Rosslyn Wemyss），威姆斯麾下的英国舰队控制着埃及、苏丹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红海航路，并且负责在此间运送官兵。

布雷蒙此行的目的是带来一支职业军事顾问团队以支持汉志起义。这支团队的组成人员都是来自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穆斯林军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更容易获得谢里夫的接受。布雷蒙率领的法国使团由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组成。鉴于法国代表团的规模，英国人也增派了一批军官到威尔逊麾下效命。布雷蒙反过来也想再增加他麾下官兵的人数，以增强谢里夫的实力。毕竟，谢里夫手下的士兵少得可怜，处境危险。谢里夫诸子中最了解谢里夫本人想法的阿卜杜拉说，谢里夫非常担心驻扎在麦地那的奥斯曼军队可能会袭取通往麦加路上的起义军据点。

10月中旬，来自开罗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的罗纳德·斯托尔斯乘船从埃及来到汉志，带来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此行的目的是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领袖阿齐兹·阿里·马斯里少校。在此之前，开罗曾提名马斯里负责汉志军队的训练与重组，但如前文所述，他仅仅掌权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马斯里认为，如果让协约国军队大张旗鼓地加入谢里夫的军事行动，必将带来一场政治灾难，哪怕这些协约国军队完全由穆斯林组成也不行。在他看来，只要训练麦加的部队如何打好游击战，他们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在乘船前往吉达的旅途中，斯托尔斯还带了他年轻的友人、初级情报官T.E.劳伦斯一同出行。劳伦斯之前攒了几个星期的假期，想利用这些假期前往他从未到访过的阿拉伯半岛。斯托尔斯争取到了上级的批准，劳伦斯获许与他同行，于是两人就一起来到了吉达。

劳伦斯时年28岁，不过看起来更像是19岁或20岁。陆军没有招募他入伍，只因为他个头太小——大概刚刚1.6米。休伯特·杨称他为“安静的小个子”。[18]罗纳德·斯托尔斯则像大多数人一样叫他“小劳伦斯”，有时候还叫他“机灵鬼”。[19]

劳伦斯看上去很平凡，他家境贫寒，背景普通，特别是在充斥着议员、百万富翁和贵族子弟的阿拉伯局里就更是如此。他是在家乡牛津读的城市学校，而非伊顿、哈罗、温彻斯特之类的英式公学。在阿拉伯局中，他的职衔很低，也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功勋。

劳伦斯曾在阿什莫林博物馆为身为考古学家的戴维·霍格斯工作。1914年秋天，日后成为阿拉伯局首脑的霍格斯把劳伦斯带进了陆军部的地理处，让他在那里担任挂临时少尉军衔的翻译员。[20]随后，劳伦斯又去往中东绘制地图，继而为了其他任务留在了开罗。

在斯托尔斯和劳伦斯抵达吉达之后，埃米尔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会见了他们。劳伦斯对阿卜杜拉印象不佳，但阿卜杜拉却十分欣赏劳伦斯，甚至给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允许他深入腹地会见麦加埃米尔的其他几个儿子。对于劳伦斯而言，这算得上一大惊喜。1916年10月24日，曾经担任阿拉伯局首任主管，此时负责与汉志起义相关的军事情报工作的阿尔弗雷德·帕克给克莱顿写道，“在劳伦斯到来之前，我一直在推动深入腹地考察的计划，也希望自己能够成行。我并不怨恨劳伦斯，我也相信他做得不会比别人差，甚至还会更好。只是，在他出发了之后”，汉志政府“就不太愿意批准其他人进行同样的深入腹地之旅了”。[21]

深入一线的劳伦斯拜会了费萨尔和其他领袖人物。他发现费萨尔十分有魅力。他后来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费萨尔“绝对是个狠角色”。[22]劳伦斯认为，应当由费萨尔在前线指挥汉志起义。抛开他的其他种种素质不说，费萨尔看上去就可以担此大任。

劳伦斯自作主张地给时任苏丹总督、即将取代麦克马洪出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的雷金纳德·温盖特寄去了一份报告。劳伦斯于11月离开汉志后，并没有直接回到开罗，而是先到了苏丹，向温盖特毛遂自荐。

鉴于吉尔伯特·克莱顿是苏丹当局驻开罗的代表，而劳伦斯又是克莱顿的朋友，劳伦斯想必很了解温盖特对中东政治前景的看法。他应该知道，温盖特想要让英国在战后主宰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且像自己一样希望可以阻止法国人在这一地区立足。温盖特固然希望可以拯救侯赛因的部队，使其免遭覆灭，但他也不想让法国人主导这一行动。否则，侯赛因的阿拉伯运动就可能落入法国的长期影响之中。

布雷蒙计划使用法国和其他协约国的正规军承担侯赛因军队所要承担的主要战斗任务，而劳伦斯则向温盖特提出了另一个方案：让侯赛因的部落武装作为非正规军投入由英国人领导的游击战争之中。最早向劳伦斯提出采用游击战争形式的是阿齐兹·阿里·马斯里，马斯里打算借此方式让阿拉伯半岛免于被法国和英国介入。劳伦斯修改了马斯里的方案，现在的目的是只把法国人排除在外。劳伦斯补充说，应当由费萨尔指挥谢里夫的部队，他还宣称只有他本人能负责与费萨尔的联络工作。

温盖特倾向于同意劳伦斯的建议。早在1914年，温盖特是第一个提出应该煽动阿拉伯部落给土耳其制造麻烦的人。可以说，劳伦斯提出的计划就是温盖特本人的计划。大概20多年之后，温盖特在写给另一位将领的信中说，是他本人——而不是“可怜的小劳伦斯”——发起并支持了阿拉伯运动，让这场运动成为可能。[23]

开罗的英国军事当局也赞同劳伦斯的提议。他们并不认为劳伦斯提出的游击战能取得什么重大的成功——实际上他们认为很可能会失败，但鉴于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派到汉志，他们很愿意接受不需要他们派兵的方案。因此，并不要求开罗派兵支援的劳伦斯方案获得了他们的欢迎。

1916年11月25日，劳伦斯又一次离开了开罗，并于12月初成了费萨尔身边的联络官。温盖特于1917年1月正式出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随后为劳伦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以帮助他获取阿拉伯部落的支持。然而，1917年冬去春来的时候，劳伦斯的部落武装却并没有赢得任何一场值得一提的军事胜利。

V

麦加起义最明显的失败之处在于，汉志地区的另一座圣城——麦地那——并没有参加起义。麦地那位于麦加东北方向约480千米处，挡住了继续向北通往叙利亚的道路。起义爆发之初，谢里夫侯赛因的追随者们就对麦地那发动了进攻，却被轻而易举地打退了。在战争期间，谢里夫的部队既无法夺取这座城市，也不敢绕过它采取行动，以免城中强大的土耳其守军袭击自己的侧翼或后方。

麦地那四周环绕着坚固的石头城墙，城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12世纪。城墙中穿插着塔楼，在西北方向还有一座由奥斯曼守军控制的要塞。从大马士革延伸至此的汉志铁路的车站就坐落在城墙之内，补给品和增援部队可以通过铁路运送至此。在战争期间，效命于协约国的贝都因人突袭队多次破坏铁轨，但奥斯曼守军又不断将其修复，保证铁路一直畅通。

麦地那的奥斯曼军队挡住了谢里夫部落武装前进的道路，使他们无法投身到中东战事的主战场之中。因此，侯赛因的事业看起来毫无进展。人们清楚地看到，来自麦加的起义浪潮被麦地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城墙阻拦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权架构依旧稳固，并没有像欧洲的观察家们一直以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朽烂至极。

[1] John Presland (pseudonym for Gladys Skelton),Deedes Bey:A Study of Sir Wyndham Deedes,1883–1923 (London:Macmillan,1942),p.263.

[2]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33.

[3] Kew.Public Record Office.Kitchener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9.AB/16/5.

[4]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 (DS 244.4).

[5] 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Gilbert Clayton Papers.470/4.

[6] Majid Khadduri,“Aziz ’Ali Al-Misri and the 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Albert Hourani (ed.),Middle Eastern Affairs:Number Four,St Antony’s Papers,no.1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40–63,and pp.154–5.

[7]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5),p.153.

[8] Dawn,Ottomanism,p.47.

[9]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37),p.167.

[10] Ibid.,p.168.

[11] Ibid.,p.167.

[12]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201.

[1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 (DS 244.4).

[14] Ibid.

[15] Bernard Lewis,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Torchbooks),p.9.

[16] 关于布雷蒙行动的叙述基于 General Ed.Brémond,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Payot,1931)。

[17] 该领事馆自称为朝圣办公室，因其负责管理从英属印度和其他地方赶来朝圣的穆斯林。——原注

[18] Major Sir Hubert Young,The Independent Arab (London:John Murray,1933).

[19]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p.148.

[20] 下文关于劳伦斯行动的叙述主要基于Stewart,Lawrence;Young,The Independent Arab;以及劳伦斯的作品。

[21] The Diaries of Parker Pasha,ed.by H.V.F.Winstone (London and New York:Quartet Books,1983),p.158.

[22]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T.E.Lawrence Papers.DS 244.4.

[23] London.Imperial War Museum.T.E.Lawrence Papers.69/48/2.

第五部分 协约国跌落至命运谷底

29 协约国政府垮台：英国与法国

I

从1916年秋天到1917年秋天，就在奥斯曼帝国依然坚挺之时，与之敌对的协约国的政府却纷纷垮台。这可是与欧洲军政领袖们的预期截然相反。

奥斯曼军队成功地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这直接导致了英国阿斯奎斯政府和俄国尼古拉沙皇政府的倒台。随着英国、俄国和法国的政府在1917年相继垮台，这三个协约国都迎来了对中东问题持强硬态度的新领袖，他们的看法与前任完全不同。

把英国带进战争的那位首相，成了协约国领袖中第一个被战争搞垮的。博纳·劳曾在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说：“在战争中，仅仅积极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看起来也很积极主动。”[1]与之相反，阿斯奎斯总是一副贵族式的慵懒模样。他已经在英国政坛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但他的胜利好像总是来得轻而易举，这也是他特殊天赋的一部分。在处理政治和政府事务时，他总是显得从容不迫，看起来好像还有时间再去参加一场晚宴，再去乡下访问一次，或是再来上一杯干邑——他干邑喝得有些太多了。

随着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加利波利和西线遭遇一场又一场的军事灾难，这位首相依靠内阁共识来决定事务的政府管理方式就显得优柔寡断了。此外，由于他不愿意采取像义务兵役制那种强力措施，人们也认为他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战争之中。

与阿斯奎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劳合·乔治把实行征兵制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一直带头推动此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劳合·乔治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把国家引入战争的阿斯奎斯仍然坚持着和平时期的公民自由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而直到最后一刻都反对加入战争的激进主义分子劳合·乔治却成了一位为了胜利不惜牺牲个人权利的领袖。在向来反对任何强迫行为的传统自由党人看来，劳合·乔治正在走向对方阵营。

劳合·乔治失去了他的政坛旧友，但也获得了新的朋友。事后证明，其中有两个人格外重要：一个是叛逆的爱尔兰保守党人爱德华·卡森，他是下议院里主张采取征兵制的议员领袖；另一位是帝国主义路线的代言人阿尔弗雷德·米尔纳，他既在上议院里主张采取征兵制，同时作为全国兵役联盟（National Service League）的主席，他也是在全国范围内主张征兵制的领袖。米尔纳是一位出色的殖民地管理者，也是19、20世纪之交时英国在南非采取冒险行动并发动布尔战争的重要推手——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劳合·乔治曾强烈反对发动这场战争，[2]并使用尖刻的语言抨击米尔纳。作为一名激进主义分子，年轻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对外干涉和军事冒险；而作为一名影响了右翼保守党人的自由统一党人[3]，米尔纳勋爵让自己成了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物。他的理想是实现帝国内部的团结。[4]他在南非聚集了一批在他领导下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作“米尔纳的幼儿园”——并与他们一道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旨在将这个松散、辽阔的帝国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5]事后证明，米尔纳出众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在劳合·乔治赢得战争的努力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II

1916年，基钦纳去世，劳合·乔治成了陆军大臣，但他发现自己无力终止当年令人震惊的种种军事灾难。在1815年到1915年的这100年中，欧洲所有国内矛盾和国际争端中伤亡的军民总人数不及1916年任何一场血腥战役的单日伤亡人数。[6]在加利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失败之后，英军在阿拉斯（Arras）战役的短短四天里又遭受了14.2万人的损失。接着，到了1916年7月，可怕的索姆河攻势让英国公众的绝望达到了顶点。7月1日，英军损失了6万人，这是英国陆军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天。[7]到这场攻势结束的时候，英军在索姆河的伤亡总共达到了42万人，阵亡人员中包括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斯。

劳合·乔治对打赢战争感到绝望，因为阿斯奎斯庞大的战时内阁总是召开漫长而低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进行辩论，却又做不出任何决定。11月9日，劳合·乔治告诉莫里斯·汉基：“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8]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探讨饱受争议的加利波利战役，这也再次提醒了英国政界，阿斯奎斯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有多么愚蠢。6月，英国政府十分不明智地批准了针对加利波利战役的一次正式调查。此时已经在野的丘吉尔不遗余力地想要证明，他的同僚们才应该为加利波利战役的灾难负责。首相对此大为警觉，于是规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只包括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而不应当披露支撑这些结论的证词和其他证据。然而，此事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已然造成，对加利波利战役的调查直接导致了英国第一届联合政府的垮台。

阿斯奎斯倒台的故事已经被人们讲了太多遍，在此已无须赘述。在他倒台的过程中，英国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英国媒体完全被一个人掌控，这种情况是空前绝后的。此人就是诺斯克利夫子爵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Viscount Northcliff），他控制着伦敦半数的报刊。要知道，在那个没有广播和电视的时代，出版物是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他既拥有声名显赫的《泰晤士报》，也拥有广受大众喜爱的《每日邮报》，这就让他同时抓住了“精英与平民”的眼球。[9]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诺斯克里夫子爵用戏剧化的方式让人们相信，是阿斯奎斯和他的文官同僚们在阻碍英国的陆海军将领打赢战争。

诺斯克利夫子爵的报纸站在爱德华·卡森爵士背后摇旗呐喊。作为英国最出色的庭审律师，爱德华·卡森在议会和全国范围内领导着反对政府的斗争。在政治丛林之中，进攻中的卡森可谓是最危险的动物。在抨击政府的时候，这位消瘦、阴暗、尖刻的爱尔兰人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与首相截然相反。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他对德国人有着一种冷酷、坚定、持久的敌意，这与阿斯奎斯及其同僚们的那种令人失望的拖延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10]

尽管嘴上不承认，但劳合·乔治从1916年夏天就开始了与卡森的紧密合作，而日后成为比弗布鲁克男爵的马克斯·艾特肯爵士（Sir Max Aitken）则帮助博纳·劳与他们结成了政治联盟。在一番精细的政治运作之后，阿斯奎斯辞去了首相职务，与半数的自由党人一起变成了反对党，其中包括除劳合·乔治之外所有的自由党领袖人物。在艾特肯的推动下（劳合·乔治说，“正是他让博纳·劳下定决心脱离了阿斯奎斯政府”），[11]博纳·劳让劳合·乔治获得了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保守党人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不能让丘吉尔加入新政府）。人数可观的自由党后座议员[12]，以及弱小的工党也加入了他们。1916年12月7日，戴维·劳合·乔治作为第二届联合政府的领袖，就任英国首相。

劳合·乔治迅速开始了战时独裁，战争事务被交给了战时内阁。战时内阁最初有五位成员，除首相外，还包括已经成为下议院领袖和财政大臣的博纳·劳和来自工党的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而主要负责战时内阁的是另外两位成员，一位是劳合·乔治格外倚重的米尔纳勋爵，另一位则是地位次之的寇松勋爵。莫里斯·汉基出任战时内阁秘书，负责推动内阁决议的执行。

政府管理英国的方式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改变。曾任首相的阿瑟·贝尔福在新政府中出任外交大臣，他在当时评价劳合·乔治时说：“如果他想当独裁者，那就让他当独裁者吧。只要他认为他能赢得战争，我就全力支持他放手一搏。”[13]

英国政府的变化导致了英国中东政策目标的变化。阿斯奎斯和格雷是英国政府里仅有的对在东方获取新土地持怀疑态度的两个人，而他们现在都离开了政府。基钦纳伯爵曾经用自己对中东的观点左右内阁决策，而他已经死了。新任的首相则一直反对基钦纳的观点。

与基钦纳不同，劳合·乔治一直相信东方对于赢得战争来说十分重要。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件事是，在劳合·乔治就任首相几天之后，汉基就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和劳合·乔治共进了午餐，他一直在讲在叙利亚发动一次军事政变的计划。”[14]

对于这一地区的未来，劳合·乔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对土耳其政权的仇恨的影响。从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位领袖——19世纪的自由党人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身上，他继承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厌恶情绪，尤其反感这一政权对其基督徒子民施加的暴虐行径。他对希腊充满同情，而希腊在小亚细亚半岛有领土野心；他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圣地的企图表示支持。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希望犹太民族的家园可以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发展壮大。直到他已经出任首相一两年之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劳合·乔治不仅把中东视作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更把这一地区本身视作值得争夺的对象。19世纪的英国大臣们只想把其他欧洲强国排除在中东之外，而劳合·乔治则希望在中东建立英国的霸权。

身为首相的劳合·乔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米尔纳和帝国主义思想。汉基后来写道，米尔纳“是劳合·乔治最信任的同僚，或许信任程度仅次于博纳·劳——但博纳·劳更多地是为他提供政治建议”。[15]劳合·乔治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擅长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而有着德国背景的米尔纳勋爵讲究有条不紊的行动和系统化的思考，这可以弥补首相的短板。[16]

米尔纳还将自己的追随者安排进了汉基的秘书处，以巩固自己在劳合·乔治政府内的地位。汉基留住了马克·赛克斯爵士，让他成为自己的三名助理之一，[17]他的另外两名助理分别是米尔纳的主要支持者利奥·埃默里和米尔纳在议会里的秘书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

劳合·乔治效仿美国的总统，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参谋团队。米尔纳名列其中，他的一些追随者也跻身此列，其中包括倡导帝国联合（imperial union）的《圆桌》杂志的创办者莱昂内尔·柯蒂斯和该杂志的编辑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这个参谋团队的办公地点在唐宁街10号花园内的临时建筑里，该建筑被人们称作“花园偏厦”。

新首相甫一上任，两个人独裁的体制就形成了。每天上午11点，劳合·乔治都会与米尔纳、汉基和帝国总参谋长会面，直到中午他们才会与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开会。到了1918年，米尔纳成了名义上和事实上的陆军大臣。他拥有担任这一职位所需要的丰富经验。他曾经在布尔战争期间主管文官事务，现在又在劳合·乔治手下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官事务。

劳合·乔治不仅在思想层面上与米尔纳的小圈子联系紧密，他在实际事务和官僚体系中也与他们关系密切。每当《圆桌》杂志的读者聚会交流观点的时候，首相也会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1917年年中，汉基写道：“在我看来，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就要数《圆桌》党人了。他们每周一共进晚餐……米尔纳是这个团体的真正领袖……劳合·乔治有时也会参加他们的聚会。”[18]

这种影响力是相互作用的。汉基不久之后写道，米尔纳“已经完全接受了劳合·乔治的观点……他也认为有必要把土耳其当作我们的主要目标”。[19]

III

已经有数届法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倒台，但这些政府之间的差别都并不很大。但在1917年，这一点发生了变化。

1917年5月，法军发动兵变，这导致又一届战时政府倒台，而这届政府是法国政坛能够欣然接受的最后一届战时政府了。传统的领导层颜面扫地。维维亚尼（Viviani）、白里安和里博（Ribot）的政府起码还被允许辞职，而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政府则干脆在1917年11月被议会罢免。至此，有可能带领法国坚持到战争胜利却还没有出任过总理一职的人选就只剩下了一个，但他却又是最为公众所恐惧和厌恶的一个人。就像劳合·乔治评价的那样：“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愿意选择他。”[20]正是此人，曾经披露了其政治同僚们的腐败行径，而他的同僚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像劳合·乔治一样，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aue）也是一名政治上的“独行者”。他也是一位激进主义者，尽管这一标签在法国有着不大相同的含义。像劳合·乔治一样，人们也认为他背弃了年轻时信奉的左翼信条。[21]与劳合·乔治一样，他也相信这场战争必须决出一个你死我活的结果。他曾经谴责那些鼓吹妥协求和的人，还在1917年借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之手破坏了德国人发起的和谈。他时年76岁，越发耳背、肥胖，但他仍然是一位斗士。法国总统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克列孟梭出任总理。总统评价道：“所有的爱国者都站在这个恶魔一边。如果我不任命他为总理，那么在他强大的力量面前，其他任何人组建的内阁都将不堪一击。”[22]

克列孟梭最大的特点是他充满了仇恨，而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恨的就是德国。1871年，德国在战败的法国头上强加了苛刻的议和条款，而克列孟梭是那届对这些条款表示抗议的国民议会的所有成员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直认为，法国必须一心一意地增强自身实力，以对抗德国，而把精力花在殖民冒险上则是大错特错。因此，对于那些想要让法国吞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议员来说，克列孟梭是他们的大敌。

在1881年至1885年期间，法国无视克列孟梭的反对，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法国先是找了个借口，入侵并征服了北非的突尼斯，接着又征服了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就是后来的法属印度支那。对于法国的殖民冒险，德国领袖奥托·冯·俾斯麦不仅支持，甚至持鼓励态度。1884年11月27日，克列孟梭对法国众议院讲话说：“俾斯麦是个危险的敌人，而当他变成我们的朋友时，他或许就更加危险了。他把突尼斯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与英国产生冲突。”[23]

无论是在议会讲话中还是在他自己的报刊《正义》（La Justice）上，克列孟梭都抨击争夺殖民地的行为，斥其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负担。对殖民地的争夺不仅让法国分心，使其不能专注于法德边境问题，而且还让法国人中了柏林的诡诈圈套，使得法国与英国产生争执。为了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他曝光了法国殖民统治中的经济腐败问题。他在《正义》上曝光了发生在突尼斯的种种可鄙行径，文中所写与现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地产、铁路和海底电报电缆等项目上的确存在着投机行为，不过这些究竟与政府决策的产生过程有多大关系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发生在印度支那的经济腐败则更加骇人听闻。克列孟梭的指责与曝光让政府颜面扫地，黯然倒台。因此，早在获得“法兰西之虎”的称号之前，他得到的称号是“破坏者”。

温斯顿·丘吉尔后来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法国议会：“法国议会纷乱、狂热且有害，令人目不暇接地上演着丑闻与骗局、揭发与伪证、谋杀与陷害、密谋与算计、个人野心与复仇、欺诈与背叛。在现代社会，只有芝加哥的黑道能与之相比。”[24]克列孟梭带着暴烈的狂怒穿行其中。在那个还惯于在决斗场上解决争端的时代，克列孟梭是个令人畏惧的决斗者。一位议长曾经这样评价克列孟梭，以此来奚落议会里的其他成员：“他有三样东西让你们害怕：他的剑、他的枪和他的口舌。”[25]

出于对克列孟梭的恐惧，法国政府在1882年对出兵占领埃及一事犹豫不决，最终让英国独占了埃及。因此，他对殖民扩张的反对态度很容易遭人诟病，理由是他的主张让大英帝国从中渔利——也的确有人这样指责他。当他的政治地位不是特别稳固的时候，他的政敌就借此攻击他。他们制造伪证，说他向英国出卖法国的利益，还说他雇来一些人到处跟着他，用英语对他高呼：“哦，真棒！”他们还散发免费的报纸，上面刊登的漫画里画着他用装满英镑的钱袋子玩杂耍。[26]1892年，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给一位同僚写道：“昨天，有一个法国人给我讲了一个在巴黎十分流行的荒谬说法——这些巴黎人什么都信……他们认为，克列孟梭的报纸《正义》一直在亏损，而有人在从英国为他提供资金，这位金主代表着德国和英国的利益。”[27]1893年，克列孟梭在连任选举中落败，从此无缘议会达10年之久。

而到了1917年这个最黑暗的时刻，绝望中的法国又把目光投向了他。他迅速在法国政府中贯彻了自己的意志。像劳合·乔治一样，他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战时独裁者，成了“不彻底击垮德国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的化身。像劳合·乔治一样，在中东政策方面，他也给本国政府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观念。

身为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依旧对在欧洲之外为法国谋取土地缺乏兴趣。法国一直以来对叙利亚的领土诉求已经体现在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对此，克列孟梭表示，如果劳合·乔治能让法国获得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权利，他是不会拒绝的，“毕竟这能让一些反动分子感到欢欣”，但他本人并不看重此事。[28]

就这样，战争与政治的大潮给英国送来了第一位想要在中东谋取土地的首相，同时也把唯一一位不想在中东获得土地的法国总理送上了权力的巅峰。

[1] Robert Blake,The Unknown Prime Minister:The Life and Times of Andrew Bonar Law ,1858–1918 (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5),p.290.

[2] 米尔纳对战争的责任，可参见：Thomas Pakenham,The Boer War (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3] 自由统一党，由于反对爱尔兰自治而于1886年脱离自由党的一个政治派别，后与保守党合作，并于1912年与保守党合并。——译者注

[4] 米尔纳的理想是把大英帝国境内的白人团结起来。不过，米尔纳圈子里的其他人则提倡实现帝国内多种族的团结。——原注

[5] 米尔纳的前任秘书莱昂内尔·柯蒂斯在1910年创办了季刊《圆桌》，鼓吹建立一个不列颠帝国联邦。他的另一位前任秘书约翰·巴肯也是一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凭借其大受欢迎的冒险小说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米尔纳的幼儿园”的另一位毕业生杰弗里·鲁宾逊则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原注

[6] Norman Stone,Europe Transformed,1878–1919 (London:Fontana Paperbacks,1983),p.366.

[7] A.J.P.Taylor,The First Wor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y (London:Hamish Hamilton,1963),p.103.

[8] Kenneth O.Morgan,Lloyd Georg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4),p.92.

[9] Blake,The Unknown Prime Minister,p.294.

[10] Ibid.,p.297.

[11] Lord Riddell’s War Diary,1914–1918 (London: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334.

[12] 后座议员，指英国议会中不在政府中担任职位的执政党议员，或非领袖人物的在野党议员。他们通常坐在议会的后排。——译者注

[13] 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73.

[14]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1:1877–1918 (London:Collins,1970),p.339.

[15] Terence H.O’Brien,Milner (London:Constable,1979),p.79.

[16] 米尔纳出生在德意志的黑森大公国，曾在德意志接受教育。——译者注

[17] 汉基曾在致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赛克斯“主要是一位阿拉伯事务专家”，但他也“绝不是一个看法片面的人”，其视野的广度在“制定和平条约的过程中将极具价值”。（注：John Grigg,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 ,1912–1916 (London:Methuen,1985),p.489.）——原注

[18] Roskill,Hankey,pp.422–3.

[19] Ibid.,p.436.

[20] Ibid.,p.458.

[21] Theodore Zeldin,France 1848–1945,Vol.1:Ambition,Love and Politic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p.698 et seq.

[22] David Robin Watson,Georges Clemenceau: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Eyre Methuen,1974),p.269.

[23] Ibid.,p.90.

[24] Winston S.Churchill,Great Contemporaries (London:Fontana,1959),pp.248–9.

[25] Watson,Clemenceau,p.127.

[26] Zeldin,France,p.703.

[27] Watson,Clemenceau,p.28.

[28] Roskill,Hankey,p.466.

30 推翻沙皇

I

一系列原本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让法国推出了一位反对在中东搞帝国主义扩张的领袖，而就在同一个月，一系列更加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让俄国出现了一位同样反对在中东搞帝国主义扩张的领导者。

在1917年初，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俄国已经在对付土耳其的中东战事中取得了优势。1915年初，恩维尔在高加索战线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俄军随后于1916年成功入侵了安纳托利亚东部。接着，俄国完全控制了黑海，又开始从高加索地区向刚占领的土耳其东部修筑铁路，巩固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势。按照俄军统帅尼古拉大公[1]的计划，只要铁路完工，俄军就会立刻发动新的攻势。一位被派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德国参谋认为，尼古拉大公的进攻“必将大获全胜，并有可能在1917年夏天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2]

不过，劳合·乔治在多年以后曾在英国下议院表示，“俄国的崩溃几乎可以完全归咎于”奥斯曼帝国。[3]劳合·乔治的理由是，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几乎切断了俄国的进出口，从而让俄国无法获得武器弹药和出口收入。对劳合·乔治的判断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即便经过伊斯坦布尔的商路是畅通的，战争中的俄国也一样会陷入困境：大量的俄国农民在军中服役，导致食品产量低于和平时期，从而使俄国可供出口的农产品数量减少了；与此同时，俄国的盟友们也没有太多的武器弹药可以提供给俄国。不过，这两种观点都指向一个诡异的事实，那就是俄国在高加索前线的军事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毫无价值，因为战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存竞赛。

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率先意识到了这一点。1914年，他在柏林为持怀疑态度的陆军部创建了一个原料局。起初，他只有一名秘书，在陆军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办公。而到了1918年底，原料局已经成了陆军部里最大的部门，其办公场所占据了数栋楼房，规模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门的总和。[4]拉特瑙十分超前地意识到，战争本身也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能力、运输能力和供应能力的比拼，因此国家必须实现对经济全局的统一分配、规划和控制。

奉行实用主义的劳合·乔治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一直以来奉行个人主义至上的英国经济带去了战时社会主义。在他创办军需部的时候，他的办公场所是一家征用来的酒店，手下一个员工都没有。而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部门已经拥有6.5万名雇员，并且控制着300万名工人。[5]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它们的产品都被军需部征用、分配。包括大量妇女在内的新工人加入了劳动者的行列。

同德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在俄国，战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剧烈而迅速的社会变革，拉扯着固有的社会结构，使得早已不堪重负的支撑结构变得摇摇欲坠。社会道德、政治活动、就业、投资、家庭结构、个人习惯和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从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于战后在21个国家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变化调查中，我们就可以一窥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这一调查报告长达150卷，单单是关于英国的调查报告就长达24卷。

事实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欧洲参战国里，沙皇俄国最缺乏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能够让一个现代经济体变得富有弹性并极具适应力的，是交通体系、通信体系、机器制造业和资本市场之类的基础设施，而在这些方面，俄国都非常薄弱。不过，俄国失败的真正根源在于其领导层的失败。

在土耳其人扼住达达尼尔海峡咽喉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表明，俄国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缺乏爱国热情，另一些人则缺乏办事能力。他们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解释1916年和1917年出现的严重物资短缺。俄国天然就是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其80%的人口是农民，谷物占了其总出口量的一半。[6]既然伊斯坦布尔截断了俄国的出口贸易，原本会被运出国境的食品本可以供国内消费。诚然，征兵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产出，但俄国生产出来的粮食仍然足以养活自己。[7]的确，运输体系与分配体系的瓶颈与失灵是造成粮食短缺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投机商人放大了土耳其截断俄国与西方之间商路的后果，而沙皇政府则十分轻率地忽视了打击投机行为的必要性。无论是大面积的罢工还是初露端倪的金融混乱都没能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行动。到了1917年，公共债务的当期利息和支付给偿债基金的款项就已经超过了俄国政府1916年的总收入。鉴于国家已经无力偿债，俄国政府只好靠印钞来应对困局，结果在大战进行的几年时间里，俄国的物价上涨了10倍。[8]

一个显而易见的摆脱危机的方法就是结束战争。1915年，奥斯曼帝国和德国提出，只要俄国退出协约国一方，它们就准许俄国使用达达尼尔海峡。在整个1916年，德国也一直在试探与俄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大量的试探工作都发生在中立国瑞典。一些人认为，德俄议和的主要障碍是沙皇不愿意放弃波兰。[9]不过，俄国驻瑞典公使却告诉德国人，他“个人认为”，除非俄国能得到“通往黑海的钥匙”，即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否则俄国将不得不继续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10]在前线，沙皇的士兵们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而与此同时，尼古拉二世却如此回应德国人抛来的橄榄枝。显然，对他来说，他的帝国野心，尤其是征服他孜孜以求的达达尼尔海峡的野心，依然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

II

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至今仍然有人在为之撰写著作，这一事件本身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不过，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过并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但是，在本书之中，我们还是需要讨论有关俄国革命的一个方面：正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酝酿的一个阴谋，最终让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列宁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投入欧洲战事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争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证明，那些掌控着俄国政治、经济和工业等方面命脉的统治阶层与普罗大众的利益并不一致。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有一个默默无闻、离群索居的人物曾经说过同样的话——当然，他有着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此人出自被定为非法的地下革命组织的左翼派别，战争期间正在瑞士苏黎世过着穷困潦倒的流亡生活，在那里生活、学习、写作。当时45岁上下的他，在警察和革命者的圈子之外还没有什么名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从1901年开始使用化名“列宁”。他曾经是一名律师，后来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派系斗争之中。他身材敦实，肌肉发达，生着一副斗士般的耸肩。他十分聪明，且对自己的逻辑坚信不疑。战争爆发时，他震惊地发现他的社会主义同志们竟然纷纷跑去支持各自的祖国。列宁的理论让他独自站在了战争的对立面，也因此让他反对自己的祖国。他的这一立场让他与其他人产生了分歧，即便在他所属的政治派别——布尔什维克——内部，人们也无法完全理解他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1914年9月初，他写了《七论战争》（Seven Theses on the War）[11]。他在该文中提到，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许多民族。他在文中反复谴责了俄罗斯人强加于沙皇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行径。[12]尽管他本人是俄罗斯人，但是在他看来，他有责任将促使俄国战败和俄罗斯帝国解体当作他的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位曾与列宁一同领导第二国际的同僚得出了与他相似的结论。此人就是使用化名“帕尔乌斯”（Parvus）的亚历山大·伊斯拉埃尔·格尔方德（Alexander Israel Gelfand）。他是一名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以摧毁沙皇帝国为自己的政治使命。[13]与对德国取胜与否漠不关心的列宁不同，帕尔乌斯十分热切地希望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也恰好拥有充足的资金和政治资源帮助自己采取亲德的举措。

作为列宁的同辈人（帕尔乌斯生于1869年，列宁生于1870年），帕尔乌斯曾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的另一位思想领袖。他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离开俄国，前往德国，成了一位知名的理论家和记者，与出生在波兰的德国犹太人罗莎·卢森堡一同为了纯粹的革命理想而战。在20世纪初，他又成了列夫·托洛茨基的导师。他在1905年提出的思想，后来融入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帕尔乌斯曾回到俄国，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久之后，他又逃到了西欧。

不过，帕尔乌斯还有他逐渐显露的另一面：在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同僚看来，他是个十分可疑的鼓吹者，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太好了。他曾经以服务革命事业的名义做出版生意，但这个生意似乎对他本人更有好处。后来，帕尔乌斯放弃了出版事业和革命活动，转而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各种各样的生意上。他途经维也纳来到了巴尔干，接着又前往奥斯曼帝国。他对青年土耳其人运动产生了兴趣，并在那里从事玉米和其他商品的交易。到1912年，他已经与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府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还拿到了为巴尔干战争中的奥斯曼军队提供补给品的订单。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帕尔乌斯在土耳其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最符合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利益。他的活动还助长了巴尔干国家内部的亲德情绪。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他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谷物和铁路配件的供应，他本人自然也从中渔利不少。他还在多个领域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提供建议，帮助其进行经济层面的战争动员。他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俄国政府，而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所成了反对沙皇的密谋者们的聚会场所。

借助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帕尔乌斯设法安排了一次与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会面。他在1915年1月7日见到了冯·旺根海姆，告诉这位大使“俄国革命者的利益与德国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14]两天后，冯·旺根海姆将有关这次会面的报告用电报发给了德国外交部。他在报告中说，帕尔乌斯告诉他：“俄国的民主主义者将彻底摧毁沙皇制度和拆散俄国视作他们实现自身目标的必由之路。”[15]帕尔乌斯提出，德国应当帮助他把这些革命者团结起来，共同为一个以颠覆俄罗斯帝国为目标的计划努力。

德国政府高层对他的提议产生了兴趣。1915年2月底，帕尔乌斯在柏林见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他们要求他书面概述一下他的提案。3月9日，帕尔乌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方案，打算通过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来颠覆沙俄政权。

德国领导层同意了帕尔乌斯的提案，并在3月底给了他第一笔100万马克（折合24万美元）的款项，以便他开始尝试将形形色色的革命团体团结起来。

帕尔乌斯表面上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而这个生意其实也让他发了大财。私下里，他则组织着颠覆活动，还出版了一份得到德国政府资助的革命报纸，但这份报纸并不太成功。他还打算在俄国组织一次总罢工，哪怕是在得不到列宁和其他人支持的情况下。这次罢工要成功得多：尽管他并没有能够组织成一次总罢工，但还是有4.5万名示威者走上了彼得格勒的街头。

就这样，以伊斯坦布尔为家、与青年土耳其人有着亲密关系的帕尔乌斯给土耳其人的盟友德国带去了一件奇特的新武器。利用这件新武器，德国人可以将他们与土耳其人共同的敌人俄国彻底摧垮。

III

彼得格勒远离南部的粮食产区，这让当地居民在1916—1917年饱受食物短缺和食品价格暴涨之苦。在此期间，罢工和抗议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1915年年中到1917年2月之间，彼得格勒一共发生了1163次罢工（帕尔乌斯煽动的罢工也包括在内）。[16]超过半数的罢工都有政治动机，而并不是单纯由经济因素引发的。这表明，对现政权的不满已经超出了物资短缺这一问题本身。

1917年3月8日，人们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走上了街头。家庭妇女为了抗议食品短缺而投入示威活动之中，另外还有来自大约50家工厂的9万名罢工工人加入其中。第二天，罢工人数达到了20万。第三天，总罢工开始了。两天之后，四个团的士兵也加入了民众的行列，这让警察越发显得势单力孤。事实证明，军队的兵变是决定性的，因为政府早就无法发挥作用了。该市的市长下令施行戒严，但是他连往墙上贴戒严令的胶水都找不到。[17]

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将在次日退位，并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chael）。第二天，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皇位。于是，俄国变成了一个由临时政府统治的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初的领导者是G.E.李沃夫（G.E.Lvov）亲王，政权后来又落到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手中。

各种派系的政治家们惊讶地发现，彼得格勒的人民推动的是一扇开着的大门。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曾写道：“各个革命党派都没有直接参与这次革命。他们没预料到革命会发生……”[18]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会不会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同谋者帕尔乌斯密谋的产物呢？帕尔乌斯和德国总参谋部的确利用他们手中的特工人员和金钱煽动了俄国的罢工和叛乱，但肯定达不到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那种程度。起初，他们甚至不知道推翻沙皇这件事究竟能否帮助他们达成击败俄国的目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政党都认为应该将战争进行到底。在推翻了他们憎恶的政府之后，这些俄国爱国者想要继续作战并击败他们的敌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

1917年4月，列宁返回俄国。

如帕尔乌斯所料，在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之后，通常带着尖刻的态度与他人会面的列宁开始把他的布尔什维克看作俄国唯一主张立即结束战争的政治团体。在此之前，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此时应当支持自己的祖国，因为俄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左翼的共和政府。但列宁认为他们犯了个大错。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其最终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动革命的时候。它们不应该再进行任何国际战争，尤其是不能再与法国和英国这种应当被推翻的政府结盟并参与世界大战。

1917年秋天，列宁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并让自己成为已然四分五裂的俄国的统治者。他立即着手让俄国退出战争。1918年3月，他接受了德国提出的和平条款。

IV

布尔什维克、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身影在1917年俄国革命里同时出现，这让英国的观察家们十分警觉。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给他们带去德国人的金钱与支持，且在伊斯坦布尔与青年土耳其党关系密切的帕尔乌斯也是犹太人。英国官员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青年土耳其党受犹太人共济会的控制，而正是共济会促使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英国人也一直相信犹太人与德国人关系十分紧密。这一切似乎都说得通。

鼓吹帝国主义思想的畅销小说作家约翰·巴肯曾经在南非担任米尔纳的私人助理，后来又在米尔纳的推荐下成了劳合·乔治政府中的情报主管。他在他经典的悬疑小说《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1915年出版）的第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民族操纵着一场大规模的地下活动……这解释了很多问题……巴尔干战争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就占了上风，盟约为什么缔结，又为什么破裂，有些人为什么消失了，战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整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犹太人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他们恨透了俄国……这就是他们对大屠杀[19]的复仇。犹太人无处不在……他眨着一双响尾蛇似的眼睛……他就是眼下统治着世界的人，手里的刀架在沙皇帝国的脖子上。

因此，英国人并没有把布尔什维克视作俄国人，甚至也没有把他们视作意识形态的极端信奉者，而是把他们看作敌方的秘密代理人。在1917年，乃至多年之后，英国官员都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并非拥有自身主张和目标的主要角色，他们不过是被德国总参谋部收买的工具，而对德国总参谋部发号施令的是柏林的犹太人和普鲁士人。

从1914年9月开始，俄国的崩溃就一直是英国的噩梦，而这也恰恰是恩维尔帕夏的梦想，正是这一梦想让他把奥斯曼帝国带入战争，加入了同盟国一方。布尔什维克革命让英国人的噩梦和恩维尔的美梦同时成为现实。布尔什维克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学者们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俄国在1917年退出战争给了英国及英国的盟友沉重一击，同时这也是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巨大胜利。

V

在加利波利冒险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想想看，君士坦丁堡对东方意味着什么，它比把伦敦、巴黎和柏林加在一起对西方的意义都更加重大。想想这座城市是怎样掌控东方的，以及攻陷它将意味着什么。”[20]

在1915年3月的丘吉尔看来，伊斯坦布尔已经是唾手可得的目标，但事实证明这个目标可望而不可即。英法联军在1915年没能一路杀到伊斯坦布尔，接着轮到了俄国人。他们于1916年在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亚美尼亚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接着又在1917年做好了向伊斯坦布尔进军的准备。但彼得格勒随即爆发了革命，留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俄国军队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于是放弃了发动进攻的念头。

此时的土耳其人已经筋疲力竭，无力利用这一机遇向俄国人发动进攻。不过，他们的对手也同样筋疲力竭，因而放弃了占领伊斯坦布尔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在1917年，米尔纳（或许连劳合·乔治也一样）已经开始考虑与德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此时将要作为战利品面对被瓜分命运的不再是奥斯曼帝国，而是俄罗斯帝国。[21]

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挺住了。那些把协约国列强带入与土耳其的战争的政府——英国的阿斯奎斯政府、法国的维维亚尼政府，以及俄国的沙皇及其大臣萨宗诺夫——都已经被推翻了。在某种程度上讲，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成功的防御战引发了这些协约国政府的崩溃。起初，恩维尔和塔拉特把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带入战争被看作一个疯狂而不计后果的举动，但他们却取得了成功。虽然他们损失了一些领土，但此时他们也获得了夺取一些领土的机会。1917年底，恩维尔和塔拉特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借用赛义德·哈利姆的显赫威望了，终于允许他辞去了大维齐尔的职务。白手起家的党魁塔拉特贝伊不顾自己出身平民的身份，大胆地接过了大维齐尔的职位。

但是，对于塔拉特和恩维尔来说，前路依然十分凶险。尽管俄国的威胁已经消失，但英国的威胁又卷土重来。他们的敌人，也就是英国的新任首相，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物，也是一位天才的战争领袖。尽管劳合·乔治愿意探索与青年土耳其党议和的可能性，但他还是一名斗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依然想要摧毁奥斯曼帝国。

[1] 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1856—1929），俄国将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孙，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叔。——译者注

[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Turkish Campaigns (I),” an article written by Major Franz Carl Endres.

[3] Quoted in Y.T.Kurat,“How Turkey Drifted into World War I,” in K.C.Bourne and D.C.Watt (eds),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Longman,1967),pp.291–315 at p.294.

[4] Harvey A.De Weerd,“Churchill,Lloyd George,Clemenceau: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ian,” in Edward Meade Earle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3),pp.287–305 at pp.290–1;James T.Shotwell,The Great Decision (New York:Macmillan,1944),pp.8–9.

[5] 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34.

[6] Sheila Fitzpatrick,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0;Alec Nove,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Harmondsworth:Penguin,1982),pp.20–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n,s.v.“Russia.”

[7] Hugh 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1801–1917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p.704–5.

[8]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1914–1917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75),p.288;Michael Kettle,The Allies and the Russian Collapse,March 1917–March 1918 (London:André Deutsch,1981),p.98.

[9] Gordon A.Craig,Germany,1866–1945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375.

[10]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53.

[11] 这一文献收录在《列宁全集》中，篇名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译者注

[12] Bertram D.Wolfe,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A Biographical History,4th rev.edn (New York:Dell,Delta Books,1964),pp.620 et seq.;Edmund Wilson,To the Finland Station: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Garden City,NY: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3),pp.445 et seq.

[13] 下面的叙述基于 Z.A.B.Zeman and W.B.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The Life of 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1867–1924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以及德国档案文献，转引自 Z.A.B.Zeman (ed.),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1915–191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14] Zeman and 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p.136.

[15] Zeman (ed.),Germany,p.1.

[16] Kettle,The Russian Collapse,pp.13–35.

[17] Norman Stone,Europe Transformed,1878–1919 (London:Fontana,1983),p.371.

[18] Edward Hallett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Vol.1 (New York:Macmillan,1951),p.70.

[19] 大屠杀（Pogrom），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境内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译者注

[20] Lord Riddell’s War Diary,1914–1918 (London: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82.

[21] Taylor,English History,pp.94–5.

第六部分 新世界与应许之地

31 新世界

I

1916—1917年，美国的阴影第一次笼罩在劳合·乔治在中东地区的帝国野心之上。

到了19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协约国不仅完全依赖美国提供的补给品，而且在资金方面也依赖美国。协约国的财力已经耗竭。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警告内阁称，到1916年底，“主宰这个国家的就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了”。[1]1916年12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干预了J.P.摩根公司为英国提供融资的事宜，这恰恰佐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威尔逊可以在美国摧毁为协约国提供贷款的市场，从而让英国和法国陷入破产的境地。[2]

协约国并不清楚威尔逊究竟有何企图。实际上，威尔逊反对协约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并打算对其加以阻挠。他认为，“英国和法国对和平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因而提出要“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3]威尔逊与英法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各个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正是这种不同将会塑造随后多年的国际政治。威尔逊治下的美国步入国际舞台，既给劳合·乔治带来了威胁，也给他带来了机遇。

威尔逊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英国和法国理解的公众人物。他是一名教士的孙子、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威尔逊曾从事法律和政府方面的研究，成了一名教授，后来又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新泽西州的州长，最终成为美国总统。不过，在人格、思想和秉性方面，他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律师、学者或政治家，而是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更像一名神学家。[4]比起协调和让步，他更愿意改变对手的想法，如果改变不了就将其打败。政治家总是以达成折中、妥协为荣，而不想表现得像一个政治家的威尔逊则以避免妥协为荣。

作为一个道德品格高尚、极具原则性的人，威尔逊经常在争论中注意到他人看不到的道德问题，他也时常激发别人注意到他所关注的东西。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位总统先生戴着一副眼镜，为人正派，看起来态度冷漠，一身学者气息。在他的仰慕者看来，他简直像一位苦修者；而在其他人看来，他自命清高，自以为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且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

当时，协约国方面误以为这位总统的言辞与表现都只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表演而已，没有意识到他是真的想要让美国远离这场世界大战，同时也要让协约国远离它们觊觎的中东等地区的新殖民地。因此，当德国宰相于1916年底恳请威尔逊从中调停的时候，协约国方面也误解了威尔逊谋求结束战争的真实动机。

几个月以来，文官出身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一直在谋求和谈。他在1916年12月12日发给美国一份照会，表达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愿。囿于国内政治因素，贝特曼无法在照会里说得特别详细。不过，威尔逊在12月18日发出了一份和平照会，要求协约国提出自己的停战目标，以便尽量弥合战争双方在条件上的分歧。

此时，劳合·乔治刚刚成为英国首相。他和法国人都认为，威尔逊的真实意图是想让他们设计一个计划，使得威尔逊可以借助这个计划把美国拖入战争。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倾向于让美国参战，是他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他向协约国提供了一些答复照会的建议，实际上是在破坏总统的和平政策。协约国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出了狮子大张口的和平条件，其中包括“解放生活在土耳其暴政下的各民族，将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5]这哪里是什么和平条件，完全就是一篇战斗檄文。显然，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面前展开和谈。这与美国总统想达到的目标全然背道而驰。如果不是德国突然把他推进协约国的怀抱，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下一步将会做出什么反应。

II

1917年初，贝特曼彻底丧失了对德国政府的掌控。新任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他手下十分活跃的军事天才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相信德国可以迅速赢得战争，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这些军事领袖控制了德国的决策大权，他们于1917年1月向德皇保证，无限制潜艇战可以在六个月内迫使英国屈服，而即便美国人最终参战，也将为时已晚。

德国的潜艇战再加上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6]最终导致美国宣布参战，尽管许多美国人并不接受这些事件的逻辑链条，并且坚定地反对卷入战争。不情愿地加入了协约国阵营的总统先生现在又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将他的国家团结在他身后。

美国总统面对的政治问题在于，他是国会里少数党的领袖，这一点将在他制定中东和其他地区政策的过程中产生影响。他之所以能在1912年赢得大选，完全是因为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共和党人把票投给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代表的正统派，另一部分共和党人则把票投给了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的进步派。1916年，威尔逊又在通常支持共和党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获得了进步党人的支持，从而赢得连任。为了能让本党的候选人和他的计划能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支持，威尔逊就必须取悦那些让他赢得了1916年大选的摇摆团体：持反英态度、居住在大城市里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以及持亲德态度、大多支持共和党的、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德裔美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出生在德国）。如果他让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怎么可能不得罪这些团体呢？

但是，U型潜艇事件让他别无选择：1917年3月17日，德国潜艇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3月20日，美国总统召开内阁会议征求建议。他听取了内阁的看法，自己说得不多，尽管他提到“中西部地区对此事态度冷漠”[7]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之一。他并没有告诉内阁自己是否已经就下一步行动下定了决心。

3月24日，长期跟随总统先生的私人秘书约瑟夫·帕特里克·塔马尔蒂（Joseph Patrick Tumulty）在给总统的信里提到，从全国报章的社论观点可以看出，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态度是，倘若美国决定对德国宣战，“宣战的理由必须直接与德美两国相关”。[8]美国不应当被协约国的战争目标绑架，无论它们的目标有多么合理，美国政府都不能要求美国人为了其他民族的事业牺牲生命。

4月2日晚上，当威尔逊要求国会向德意志帝国宣战时，他的思路显然是与美国公众相一致的，因为他在演讲中大段探讨了美国的特殊利益。在解释他为何认为有必要对德宣战时，他把德美两国之间争端的核心聚焦到了让人对他无可指摘的一点上：德国人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而且还会击沉更多。既然德国已经对美国采取了战争行为，那么以牙还牙才是唯一有尊严的回应方式。

为了强调美国参战的根源是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只这件事，总统先生决定暂不考虑改变美国与德国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既然奥匈帝国并没有对美国发动战争，那么至少在眼下，美国也不会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最终，美国一直到1917年底才向哈布斯堡王朝宣战）。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参战的决定完全出于自身的政治考量，总统先生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奥斯曼帝国和刚刚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的保加利亚。实际上，即便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压力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美国到最后也没对这两个国家宣战，或是采取任何战争行为。

不过，威尔逊的演讲话题又从具体的商船事件转移到了对德国政府，乃至对协约国政府更广泛的谴责上。他对国会表示，德皇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发动了一场战争”，“向全人类发起了挑战”。[9]他说，美国将“为了世界的终极和平与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所有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接着，他又说出了后来成为名言的那句话：“为了民主，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10]威尔逊宣称：“我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标，不为自己寻求任何赔款，我们甘愿付出牺牲，但不为这牺牲要求任何实质性的赔偿。”他借此含蓄地表示美国的政策将与协约国列强的政策大相径庭。[11]

美国后来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让自己远离欧洲人及其可疑的政治野心，美国拒绝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只愿意成为协约国的战友，而不是盟友。这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美国一方面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并肩作战，但又拒绝成为它们的盟友；美国对德国作战，但又拒绝与德国的盟友交战。这表明，欧洲的参战国与威尔逊的美国在对战争的目的和对和平形态的理解上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协约国列强曾经互相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奖励彼此，但美国的参战将在这些安排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在中东地区就更是如此。

III

美国总统十分担心中西部的进步党和社会主义领袖攻击其战争政策，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他无法忽视的票仓。他们谴责他的政策就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认为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完全是为大金融家服务的。他们还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对战利品的贪婪争夺。

他们的攻击正中总统的要害。威尔逊意识到，协约国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些旨在增强其帝国实力的秘密协议，而一旦这些协议大白于天下，可能就会坐实那些人对他的指控：让美国参加一场主要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战争。例如，《赛克斯—皮科协定》允许英法瓜分中东的阿拉伯语地区，还有一些协议规定俄国和意大利可以吞并今天属于土耳其的一部分领土。尽管他的政坛密友爱德华·曼德尔·豪斯（Edward Mandell House）认为最好到打赢战争之后再探讨这些秘密协定的细节，但威尔逊要求立刻开展这项工作。应美国总统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于1917年5月18日给华盛顿送去了秘密协议的副本。这些秘密协议的内容让豪斯（他一直使用得自得克萨斯州的荣誉头衔“上校”）大为沮丧。豪斯上校颇具预见性地评价瓜分中东的计划说：“这个计划糟透了，我也把我的看法告诉了贝尔福。这会让这个地区在未来成为战争的温床，血流成河。”[12]

协约国不会放弃它们在秘密协议中为自己划定的利益，美国总统也没法逼迫它们就范：既然美国已经与它们并肩作战，他不可能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他很清楚，一旦有关这些协议的消息走漏出去，美国和协约国都会受损。在原则上反对秘密协议的威尔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只好尽量不让有关中东地区的秘密协议被公之于众。然而，他却无法做到这点。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彼得格勒的政权之后公布了他们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秘密协议副本。威尔逊十分担心这会在美国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于是试图阻止协议内容在美国发表，但他未能如愿。

于是，威尔逊只好采纳了他在新闻界的那位年轻且杰出的支持者、时任《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编辑的沃尔特·李普曼[13]的建议，以重新定义战争目标的方式来应对外界的攻击。威尔逊希望可以通过此举净化协约国阵营的战争目标，重振己方的公众情绪，并且绕过德国的领导层，争取德国人民的支持。[14]

威尔逊在不同场合用多种方式诠释了新的战争目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于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十四点原则”中，有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如国家间不得订立秘密协议、在公众监督下进行外交磋商、航海自由、贸易自由、废除关税及其他经济壁垒、全面裁军、建立国际联盟以保证所有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其他条款则涉及具体事项。尽管美国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第十二点还是谈到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目标：“应当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权，但当今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应当获得切实的生命安全保障，并获得完全不受阻挠的自治发展的机会。”在他之前的草稿中，威尔逊曾提出要将土耳其从地图上抹去。[15]他对中东地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传教活动上，而且像劳合·乔治一样，他似乎也对土耳其人屠杀基督徒耿耿于怀。不过，由他的顾问们起草的最终版本与他的主张更加一致：美国在战争中的对手是敌国的政府，而不是敌国的人民。

第十二点体现了威尔逊和豪斯共同持有的观点，即中东不应当被参战的列强瓜分，那些迄今为止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民族应当获得自治权。[16]不过，就在一年以前，威尔逊和豪斯还认为，身为总统的威尔逊不能公开谈论取代奥斯曼帝国政权的方案，以免危及美国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城外的教会学校的安全。[17]

在一个多月之后的2月11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演讲，笼统地描绘了订立和平协议的“四点原则”。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

2.人民与土地不应被视作财物或如今已臭名昭著的权力制

3.此次战争中涉及之领土决定，必须出于对当地人民之利益与福祉的考量，而不应成为相互角逐的大国之间的利益调整或折中妥协之工具……

在1918年7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描绘了美国及其战友为之而战的“四个目标”，其中包括：

领土或主权问题之解决、经济条约之制定、政治关系之确立，均应以与之直接相关之人民的自愿接受为基础，而不应出自意欲获取外部影响力或控制权之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考量。

威尔逊的和平提议获得了人们热烈的回应。但显然，协约国的政府不在此列。为沃尔特·李普曼作传的作者写道：

起初，这让李普曼大为不解，他本以为威尔逊在公布其方案之前早已与协约国协调过了。但威尔逊并没有。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知道协约国会否决他的方案。既然无法说服协约国放弃它们签订的秘密协议，威尔逊便试图诱使欧洲人民起来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但他的这个计划也没能奏效。于是，“十四点”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份单边声明而已，而不是代表协约国的政策宣言。[18]

实际上，“十四点原则”不仅给敌国政府带去了挑战，也给协约国带去了挑战。

IV

威尔逊的第十二点原则不仅是一项单边发起的提议，而且非同寻常的是，美国总统提议肢解奥斯曼帝国，但美国并没有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另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是，美国已经向德国宣战，后来又向奥匈帝国宣战，却没有对它们的盟友宣战。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似乎倾向于对其他同盟国宣战，其主席要求国务卿蓝辛就威尔逊政府为何不对其他同盟国宣战给出更详细的解释。蓝辛回复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谈到了多点原因。[19]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太多的贸易、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利益，只有两所由传教士建立的学校——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和叙利亚新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威尔逊的朋友、他主要的经济赞助者克利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与这两所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蓝辛认为，保证这两所学院的安全本身就是足够重要的目标，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打算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他指出，这两所学院价值数百万美元，一旦开战必将面临被没收的命运。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那么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可能会成为新的被屠杀的目标。在蓝辛看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而且土耳其也并未攻击过美国。

不过，尽管蓝辛列举了种种理由，国会并没有被他说服。于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18年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决议，呼吁对其他同盟国宣战。蓝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证时指出，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应当由国会来做的决定。在该委员会的要求下，他同意打探一下协约国的看法，看它们是否认为美国对其他同盟国宣战有益于战争的走向。

5月，蓝辛向总统汇报说，协约国认为美国对其他同盟国宣战将有助于推动战争的进程。不过，蓝辛还告诉总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美国传教士每个月会收到超过100万美元的汇款，用以援助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如果美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项援助的通道就将被切断。[20]

总统再次重申他不会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得知了这一决定，不情愿地表示接受。就这样，在美国总统制订着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方案的同时，美国依然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着和平。

V

在总统的要求下，豪斯上校绕过了美国国务院，从1917年9月初开始召集一批助手，帮助他为美国制订对战后世界的规划。这个代号为“探求”（Inquiry）的独立小组不对外界曝光，其首次会议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根据威尔逊的提议，豪斯主要从学术界征集人手，首先从哈佛大学校长和《新共和》的编辑推荐的人选开始——威尔逊总统亲自挑选了沃尔特·李普曼。在其鼎盛时期，豪斯召集起来的这个团队拥有126名成员。团队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最高学位都得自以下四所精英大学中的一所——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还有许多人直接来自这几所大学或其他水平相当的学术机构。[21]

但是，除了他们绘制的地图十分专业之外，[22]“探求”的活动充满了业余色彩。“探求”的中东组由10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组成，但其中没有一名是当时中东问题的专家，小组主席是一位研究十字军的学者。小组主席的儿子也是该小组的成员，但他是一位研究拉丁美洲的专家。其他成员还包括一位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专家、一名工程师和两位钻研古代波斯语言文学的教授。[23]

将纽约公立图书馆选作其首个总部的做法，正体现了“探求”的工作方法：他们把所有让全人类产生隔阂的政治问题都提了出来，然后再查询解决它们的办法。许多研究者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总结归纳他们在百科全书里找到的信息，还有许多人一头扎进文学和建筑学的问题之中，而这些问题与和平协议的条款毫无关系。他们提交的报告几乎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毫无关联。[24]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中东组报告的有关经济的章节中，竟然没有提到中东有可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一场属于20世纪的战争，坦克和飞机都已经在战争中初次露面。美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由于现代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潜在的石油资源变得非常重要，法国在同一年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一直怀疑中东地区可能拥有潜在的石油资源，但“探求”的中东报告却全然忽视了这一要点，可见这些为总统服务的人员有多么不谙世事，这对未来的和平会议来说绝非一个好兆头。[25]

VI

尽管美国总统提出的和平方案在某些方面可谓异想天开，但它却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这表明，人们普遍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在打这场战争。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说，这场战争“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但他的思考就到此为止了：“未来的人们或许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但他和他的同代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26]到了1917年，这场战争的规模已经变得如此之大，相比之下，当初引发这场战争的原因简直微不足道到了荒谬的地步。

就在伍德罗·威尔逊向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宣战的第二天，沃尔特·李普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原文在同一星期稍晚些时候刊载在《新共和》上）：“只有一位堪称伟大的政治家才能让美国的参战变成一件慷慨高尚的事，才能让恐怖的战争变得充满意义。”[27]向来擅长遣词造句的李普曼使用的说法恰如其分：总统先生为这场战争赋予了意义。

1919年，在乘船前去参加巴黎和会的旅途中，威尔逊曾经在私下里对他的助手们这样说：“我深信，如果我们不能以最崇高的正义标准来缔造和平，那么这和平必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世人抛弃。如果我们不能得到那样的和平，那我宁愿躲藏起来……因为其他形式的和平不仅会带来冲突，还将带来巨大的灾祸。”[28]

然而，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参与其“探求”计划的人都未能创造出足以实现其美好愿望的切实方案：美国总统提出的方案过于模糊，又容易引起人们过高的期望，因此，无论政治家们未来会拿出怎样的协议，都几乎必然会让世人失望。

[1] Arthur S.Link,Wilson:Campaigns for Progressivism and Peace,1916–1917(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179–80.

[2] Ibid.,pp.201–3.

[3] Charles 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3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8),p.51.

[4] 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Harcourt,Brace & Howe,1920),p.42.

[5]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3:1916–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64.

[6] 德国外交大臣阿图尔·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了一封密电，指示他寻求与墨西哥结盟，共同反对美国。他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土地许诺给了墨西哥。英国政府截获了齐默尔曼的电报，并将其提供给威尔逊总统。威尔逊随后将电报内容公开。——原注

[7]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ed.by Arthur S.Link et al.,Vol.41:January 24–April 6,191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438.

[8] Ibid.,p.462.

[9] Ibid.,p.520.

[10] Ibid.,p.525.

[11] Ibid.

[12] Seymour,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3,p.45.

[13]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1889—1974），美国记者、政治评论家、传播学学者，德国犹太人移民后裔。——译者注

[14] 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n,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and 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0),p.133.

[15] Seymour,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3,p.323.

[16] Ibid.

[17] Seymour,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2,p.415.

[18] Steel,Lippmann,p.136.

[19] Lawrence Evans,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1914–1924(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p.39.

[20] Ibid.,pp.40–2.

[21] Lawrence E.Gelfand,The Inquiry:American Preparation for Peace,1917–1919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47.

[22] Ibid.,p.273.

[23] Ibid.,pp.60–2.

[24] Ibid.,pp.240–50.

[25] Ibid.,pp.250–52.

[26] Seymour,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3,p.39.

[27] Wilson,Papers,Vol.41,pp.537–8.

[28] Gelfand,The Inquiry,p.173.

32 劳合·乔治的犹太复国运动

I

作为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更不相像了：一个清高而严肃，另一个极富魅力而又道德感微弱。不过，作为政治家，他们两个人却又是相似的：他们都是独来独往的人物，借助党派分裂的机会获得了权力。他们分别绕过了美国的国务院和英国的外交部，各自推行着自己的外交政策。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起初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投入战争，但是本国一旦参战，他们就转而支持战争，因而难以调和与那些奉行和平主义的、反对战争的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左派，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威尔逊变得越来越倾向于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劳合·乔治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如果只参考他在政坛的过往经历，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合·乔治可能会像美国人一样反对列强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图谋。作为一个奉行激进主义的年轻人，劳合·乔治曾经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路线；而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后，他的个性也有可能会让他决定推翻阿斯奎斯政府与其他协约国签订的那些旨在扩大各帝国版图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像威尔逊一样，劳合·乔治也感到有必要修改战争目标，但他得出的结论与威尔逊截然相反。威尔逊认为，鉴于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力，各国应当签署不涉及任何领土兼并的和平协议。劳合·乔治却持不同的观点：既然这场战争的波及范围如此之广，那么就必须要有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大规模的领土兼并。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许诺要给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民族以更好的生活，但威尔逊深信民族自治的力量，而劳合·乔治则只在嘴上讲着民族解放，实际上却提出要给中东人民比自治政府更好的政府。在这一点上，英国首相与那些日常执行着英属埃及中东政策的基钦纳的左右手不谋而合。正因如此，他的政策也更有可能得到执行。

在1916年和1917年之交接掌政权的新任首相为新的战争目标，比如摧毁反动的奥斯曼帝国带去了旧式的激进主义狂热，而这些新的目标仿佛把人们带回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光荣岁月。劳合·乔治在成为首相后所做的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下令埃及的英军发动进攻。另一项决定则是命令约翰·巴肯（劳合·乔治在米尔纳的建议下任命他为情报主管）启动一项宣传活动，将摧毁奥斯曼帝国描绘为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这项宣传活动引起了公众的热烈反响，事实证明，“土耳其人必须滚”的口号十分有效。[1]至少在短期来看，这种宣传就像威尔逊提出的要点和原则一样成了收效良好的政治活动。

劳合·乔治派兵前往东方作战的计划立刻就让他与手下的将领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些将领仍然要求在军事领域拥有最高控制权，这一要求也获得了英王乔治的支持。他们的战略依旧是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在西线。因此，他们抱怨新任首相公然蔑视了他们的专业判断。他们在舰队街[2]的报界朋友也站在他们一边。1917年1月初，报界大亨诺斯克利夫子爵在一次激烈的谈话中威胁说，如果劳合·乔治不叫停其东方战略，他就要“毁掉”劳合·乔治。[3]诺斯克利夫认为是他自己在上一年12月推翻了阿斯奎斯政府，因而相信只要他愿意，可以在1月把劳合·乔治搞垮。

差不多与此同时，陆军部也让一位与劳合·乔治相熟的人士告诫他，将军们打算跟他对抗，而他“或许不会有好果子吃”。[4]在德国，德军总参谋部正在把身为文官的帝国宰相架空。鉴于英国国王、首相自身所属的自由党的领袖，以及报界和将领们都站在其对立面，英国首相也不确定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部是否会如法炮制。在这个时候的世界政坛上，任何事，哪怕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他还是无视了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尽最大的努力坚持他的东方战略。他在很久之后写道：“在1915—1916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们自己的总参谋部能让土耳其人免遭彻底崩溃的命运。”[5]劳合·乔治认为，如果能在1916年底保加利亚参战之前击败奥斯曼帝国，“那么战争的前景可能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6]他认为，在任何时候打败土耳其人都绝非难事，“土耳其人展示给协约国一副坚强的面孔……但他们的门面背后其实一无所有。陆军部假装土耳其人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充足的预备队，但这不过是陆军部搞的把戏。或许他们真的相信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是他们的信息源有问题，要么就是他们太容易上当了。”[7]

早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劳合·乔治就主张可以从巴尔干发动进攻，击败德国，而击败土耳其人就可以打通前往巴尔干的道路。多年之后，他援引德国总参谋长兴登堡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什么地方能创造一个杰出的战略奇迹，那么就是这里了……为什么英国从未利用这一机会呢？……或许有朝一日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8]

劳合·乔治倒是想这么做，但问题是他的政治实力既不足以压倒他手下的将领，也无法强行征调足够多的部队和装备来完成这一使命。在整个1917年和19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合·乔治一直在和英国的军事首脑们钩心斗角。劳合·乔治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在议会里的根基并不深厚，他以前的政敌们暂时支持着他，他以前的朋友们则对他缺乏信任。对政府攻讦最激烈的政治家就是他曾经的门生温斯顿·丘吉尔。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位朋友注意到，“每次一提到劳合·乔治，他的言语就变得十分恶毒。显然，他已经把劳合·乔治当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对头”。[9]丘吉尔的恶毒不无理由，因为劳合·乔治把他排除在了内阁之外。“是他让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首相说，“让这样的人身居高位实在太危险了。”[10]

利用自己在军事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对细节的精确把握，丘吉尔一直在演讲和报刊文章中批评英国在战争中的表现。劳合·乔治很清楚，其中的确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但他无法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协约国军队的指挥官头上，同时，作为首相，他又不得不为接连不断的惨重失败向议会负责。丘吉尔还保持着他与首相之间畅通的沟通渠道。丘吉尔私下里警告首相说，对战争表现的不满有可能会让下议院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团结起来拉首相下马。

1917年5月10日，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恰巧在一次下议院会议结束后碰了面，首相借机表达了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想法。尽管他依旧认为“阅读拿破仑的事迹让丘吉尔过于自负”，但他还是向自己的秘书兼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11]吐露心声说，在这个被面色阴郁的同僚们包围的时刻，他需要丘吉尔来帮他打起精神和鼓足干劲。[12]

像往常一样，让丘吉尔留在内阁外面，或是把他安插进内阁里面，很难说哪种做法更加危险。7月中旬，劳合·乔治将丘吉尔任命为军需大臣。尽管这一任命并未让丘吉尔进入战时内阁，但还是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一度威胁到了这届政府的存亡。[13]

丘吉尔的姑妈在写信祝贺他成为军需大臣时补充道：“我建议你就待在军需大臣这个位置上，不要试图掌控政府！”[14]在丘吉尔获得这一新的任命之后，连《泰晤士报》都发文告诫道，这个国家“不会容忍外行人干预军事战略的企图，哪怕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次尝试也不行”。[15]然而，就在他获得任命还不到一个星期时，丘吉尔就找到战时内阁秘书，向他重新提交了一份入侵中东的计划。无论是为他本人感到担忧的家人和朋友，还是为国家感到忧虑的政敌和诋毁者，都会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沮丧，但又丝毫不会感到意外。丘吉尔提出，要派遣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港登陆并入侵叙利亚北部，切断奥斯曼帝国的交通线。[16]战时内阁没有理睬他的提案，提案就此不了了之。

II

劳合·乔治刚刚执掌政权几个月，就开始与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展开了秘密谈判。英国首相的谈判代表是军工巨头维克斯公司的财务主管文森特·凯拉德（Vincent Caillard），他曾经作为奥斯曼帝国公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在伊斯坦布尔供职多年。凯拉德又通过他的商界密友巴西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从中活动。扎哈罗夫自士麦那的黑道起家，最终成了世界上最声名显赫的军火商人，大众媒体称他为“死亡贩子”。在1917—1918年，扎哈罗夫来到日内瓦报告说，他可以在这里与恩维尔帕夏展开磋商，先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再举行面对面会谈。[17]

通过他的密使，英国首相向恩维尔及其同僚们许以巨额银行存款作为贿赂，要求土耳其按照英国开出的条件退出战争：阿拉伯半岛获得独立；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取得地方自治权；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像战前的埃及一样成为英国事实上的保护国，但名义上仍然臣服于奥斯曼苏丹；确保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航。作为回报，劳合·乔治承诺废除不平等条约（给予欧洲国家优惠待遇的条约），并向土耳其提供慷慨资助以帮助其恢复经济。与之前阿斯奎斯政府的和平条件相比，劳合·乔治提出的条件有两点主要不同：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将一无所获；英国将获得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

扎哈罗夫汇报说（其真实性难以捉摸），想法和情绪都十分多变的恩维尔最终没有接受劳合·乔治开出的条件。或许，恩维尔从来就没认真考虑过要接受这些条件。不过，从扎哈罗夫得到的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在中东地区的主要意图。

III

1917年5月10日，首相在下议院的一次秘密会议中明确表示，英国未来不会归还在战争中夺取的德属非洲殖民地，而土耳其也不能再保有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18]就连首相的亲密盟友都对他的发言感到十分惊愕。劳合·乔治对获得自由后的奥斯曼领土的未来命运有着十分明确的想法，但他的同事们对此却毫不知情。他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谈及他的想法，只是在与恩维尔帕夏秘密谈判的时候才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正因如此，他与恩维尔帕夏磋商的内容才显得十分重要。

关于法国在战后中东世界的地位，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做出过承诺，但首相并不打算遵守这些承诺。在他看来，《赛克斯—皮科协定》并不重要，只有实际占领才是真正重要的。至于巴勒斯坦，他曾经在1917年4月告诉英国驻法国大使，法国人将来必须接受“既成事实”：“我们将征服那里，并且留在那里。”[19]

在自己的政府里，劳合·乔治是唯一一直想让英国占有巴勒斯坦的人。他还想鼓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片家园。他的同僚们并不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态度有多么坚决。

劳合·乔治的同僚们忽视了他的信仰背景。与阿斯奎斯和英国内阁里的其他成员不同，劳合·乔治并没有在强调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化的高档公学里接受过教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圣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经常说，比起欧洲战场上那些爆发战役的地点和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名称，他更熟悉《圣经》里提到的那些地名。他在提及这些地点时总是充满了狂热。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反对《赛克斯—皮科协定》里那种分割巴勒斯坦地区的做法（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都会落到法国人手里，或是变成国际共管地区），因为此举会让这一地区不再完整。他认为，如果占领圣地的目的只是“要在上帝面前把这一地区切成碎块”，那么还不如干脆不要占领圣地。[20]他坚称：“我们夺回的巴勒斯坦必须是一片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土地，如此它才能焕发勃勃生机，重新成为一片伟大的土地。”[21]

IV

与他的同僚们不同，劳合·乔治十分清楚英国的非国教教徒[22]和福音派信徒的一项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思潮：由英国带头，让犹太人重返锡安。实际上，这种思想也构成了劳合·乔治本人非国教信仰的背景。从“五月花号”扬帆驶向新世界的清教徒时代开始，英国就一直不乏怀着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基督徒，而劳合·乔治正是这一悠久传统的一位最新继承者。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巴勒斯坦，都有许多人对应许之地念念不忘。

在17世纪中叶，曾有两位定居在荷兰的英国清教徒——约翰娜·卡特赖特（Johanna Cartwright）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Ebenezer Cartwright）[23]——向他们的政府请愿，主张：“英格兰国家与尼德兰居民应当最先，也应当是最具备条件利用他们的船只将以色列（Izrael，即雅各）的儿女们送回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土地，使他们在那里永久定居。”[24]根据《圣经》的记载，清教徒们相信，一旦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弥赛亚就会降临人间。

这一想法后来又出现过。在19世纪中叶，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社会改革家安东尼·库珀（Anthony Cooper）在英国国教会内部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福音派运动，旨在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并让他们改信基督教，从而促使耶稣基督早日再临人间。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影响下，他的姻亲、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决定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置于英国的领事保护之下。沙夫茨伯里伯爵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已经选择了巴麦尊，通过他来施恩于自己古老的子民。”[25]

与活跃于下一个世纪的劳合·乔治相似，巴麦尊的行动背后既有理想主义的因素，也有实用主义的考量。他之所以主张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的巴勒斯坦，是出于与法国进行“大博弈”的考虑。在19世纪30—40年代，奥斯曼帝国桀骜不驯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26]在法国的支持下从埃及出兵向叙利亚进发，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苏丹的宝座。巴麦尊一如既往地支持奥斯曼帝国。他提出让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动机之一，就是要让奥斯曼帝国获得犹太人的支持，从而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此举还可以在法国及其代理人穆罕默德·阿里的进军道路上设置一个英国人支持下的犹太人家园，挡住法国及其代理人的前进路线，从而阻挠他们的计划。此外，英国还可以借此在中东地区培植一个代理人，从而获得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借口。无论是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俄国，还是定居在极具战略意义的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他们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法国，都可以宣称自己在中东地区有着重要的利益和需要保护的代理人。由于这一地区没有新教徒居民，英国必须找到别的代理人方能与俄法两国相抗衡。

与此同时，巴麦尊把应许之地归还给犹太人的动议也包含着国内政治方面的精明打算。他的这一提议点燃了英国公众清教徒式的热情，获得了热烈的响应。[27]研究巴麦尊外交手腕的权威学者认为，他的政策“与在19世纪经久不衰的一个神秘主义理念产生了关联：是上帝选中了英国，让它将犹太人带回圣地”。[28]这一理念很奇妙地与十分流行的反犹主义思潮实现了共存，至少在英国的上层社会是这样的。

1914年，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入战争，似乎终于出现了能让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得以实现的政治环境。“还有什么能阻止犹太人获得巴勒斯坦并恢复真正的犹太国度呢？”当土耳其加入战争时，H.G.威尔斯[29]在报纸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问道。

不久之后，阿斯奎斯政府的邮政大臣、身为自由党领袖之一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他也是英国内阁里第一个信奉犹太教的成员）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1915年1月，他给首相阿斯奎斯发去一份备忘录，提出鉴于巴勒斯坦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应当将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他还鼓吹了一番鼓励犹太人大规模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好处。当时，首相正好在读《坦克雷德》（Tancred）这本小说。该书的作者本杰明·迪斯累里是19世纪英国的政坛领袖，他虽然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其实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本杰明·迪斯累里一直主张让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阿斯奎斯坦言，塞缪尔的备忘录“读起来就好像是现代版的《坦克雷德》。我必须承认，我对这种给英国平添责任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不过，看到平日里思考问题总是有条不紊的赫伯特·塞缪尔竟然怀着近乎诗人般的浪漫热情提及此事，不禁让人想到迪齐（迪斯累里）最喜欢的座右铭：‘种族就是一切’……”[30]

1915年3月，修订后的塞缪尔备忘录开始在内阁里流传。不过，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响应。阿斯奎斯私下里评论说：“内阁里唯一支持这一提议的竟然是劳合·乔治，这太让人感到惊异了。要知道，劳合·乔治对犹太人及他们的历史和未来完全不关心……”[31]首相并没有意识到，劳合·乔治的支持态度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动机。劳合·乔治对内阁表示，如果让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落入“持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人”之手，那绝对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32]看到塞缪尔和劳合·乔治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鼓吹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保护国，阿斯奎斯感到大惑不解：“如此殊途同归，很难不使人感到惊诧！”[33]这可以说是颇有预言性的点评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很多英国官员都经由截然不同的路径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英国不断演进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背后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

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基钦纳反对塞缪尔的提议。基钦纳告诉内阁，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来看，巴勒斯坦都毫无价值，这个地区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港口都没有。[34]于是，塞缪尔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不过，劳合·乔治依然在巴勒斯坦的战略意义这一问题上与基钦纳持不同看法。

V

劳合·乔治出身于威尔士家庭，但他其实出生在英国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大本营，而劳合·乔治在他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信奉激进自由主义。除此之外，曼彻斯特还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来自这一地区的议员，例如贝尔福和丘吉尔，都十分清楚当地的犹太人选民关注哪些特殊议题。

1914年，定居在曼彻斯特的俄国犹太裔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35]让自由主义大报《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36]的编辑C.P.斯科特（C.P.Scott）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徒。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斯科特全心全意地把犹太复国运动当成自己的事业。要知道，斯科特是公认的劳合·乔治最亲密的政治密友。与此同时，《曼彻斯特卫报》的军事记者赫伯特·赛德博特姆（Herbert Sidebotham）还看到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另一层意义：它可以给英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他在1915年11月26日的报纸上提到，巴勒斯坦必须成为一个“由饱含爱国热情的民族”定居的缓冲国，“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海洋帝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此。[37]

《曼彻斯特卫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拥抱了犹太复国主义，而劳合·乔治则早在10多年之前就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犹太复国主义选择了劳合·乔治。1903年，他成了犹太复国运动及其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38]在英国的律师。他的工作涉及一项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引起了痛苦分裂的问题：犹太人的国度是否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劳合·乔治在那个抉择时刻充当了赫茨尔的代表，从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处境有了深刻的理解。

犹太复国运动是一场新兴的运动，但它的源头却深深植根于古老的犹太地。这一地区的独立地位屡经削弱，最终臣服于古罗马。公元2世纪，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被驱赶到了他乡。流亡中的犹太地人——或者被称作犹太人——依然坚守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以及迥异于他人的律法和习俗，这让他们与在迁徙过程中遇到的其他民族形成了明确的分野。歧视、迫害、频繁的屠杀和放逐，这些遭遇进一步增强了犹太人独特的认同感和特殊的使命感。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上帝最终将把他们带回锡安。在每一年的逾越节典礼上，他们都会重复同样的祷告词：“明年在耶路撒冷！”

回归锡安一直只是一个弥赛亚降临式的宗教愿景，直到19世纪欧洲勃兴的一种思想观念把这一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目标。经过法国大革命的火种播撒，有一种观念蓬勃发展，最终成了当时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定义一个民族，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意大利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就是这一理念的杰出倡导者，他认为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由，从而才能为全人类贡献其独特的天赋并完成其独特的使命。因此，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服务本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其邻邦的福祉。正是怀着这种理念，马志尼的同志、意大利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才不仅为了意大利而战，还曾为了乌拉圭和法国而战。

从反面演绎这种观念，则会得出如下的观点：世界上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民族受到了阻碍，无法赢得统一或独立。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应该通过战争或革命的手段来改变这一点。后来，右翼从左翼手中接过了这杆大旗，加富尔和俾斯麦分别实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民族独立也成了欧洲政治活动的主题之一。民族主义又在1847年的瑞士内战和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之中更进一步。在这两场战争中，瑞士的七个州和美国的十一个州分别试图脱离各自的联邦，结果被联邦政府出兵镇压。不管是否情愿，人民就这样被统一在了一个国家之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民族主义或许还有着阴暗的一面：无法包容与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犹太人立刻就迎头撞上了这个阴暗面。在西欧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犹太人问题披上了新的外衣：德国的犹太人是德国人吗？法国的犹太人是法国人吗？如果是，那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到19世纪末，困扰西欧犹太人多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限制都在法律上被取消了：他们可以移居到犹太人聚居区之外，可以自愿地选择职业和购买土地，还享有公民权利。但是，在那些把他们视作外人的邻居那里，他们还是感受到了汹涌的敌意。

在东欧，即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乌克兰，犹太人的处境十分凶险。当时，世界上大部分犹太人都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一片划定的区域里。只要他们还在沙皇的治下，他们就只能在这片被称作“帕累区”[39]的区域内生活。只有很少一部分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或其他位于帕累区之外的地区，其中有些人是得到了特别的许可，有些人则是非法居留。在帕累区内部居住的600万俄国犹太人并没有被接纳为犹太裔俄国人。他们不仅受到法律上的各种限制，还经常沦为有组织屠杀的受害者。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的生活境遇严重恶化，大批犹太人被迫逃出俄罗斯帝国。

由于民族主义在当时被视作解决一切政治难题的良方，自然也就有人将其当作解决犹太问题的答案。许多作者都在他们雄辩滔滔的著作里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当在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内部实现民族统一和民族自决。[40]因此，西奥多·赫茨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人物。不过，是他第一个把犹太复国主义变成了切实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逃出俄国的犹太人先行者们来不及等待政界的辩论结果，已经开始在巴勒斯坦进行殖民。

作为一个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当赫茨尔接触到政治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时，他的主要着眼点是犹太人必须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具体位置并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其实，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赫茨尔几乎一无所知。他本是一家维也纳的报纸派到巴黎去的时髦记者，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但是，德雷福斯案[41]让他震惊地看到了法国的反犹主义情绪，他这才意识到有必要将全世界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历史苦难中解救出来。

阅历丰富的赫茨尔很清楚在当时的欧洲应当怎样运作政治活动，于是首先创办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着，他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开始与多个国家的政府展开磋商。直到他开始与其他犹太人以及那些在圣地从事殖民活动多年的犹太人组织产生工作联系，赫茨尔才意识到那片被世人称作巴勒斯坦（非利士人的土地），但被犹太人称作以色列的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吸引力。

20世纪初，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多次对话之后，赫茨尔意识到苏丹不会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至少眼下不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地方。1902年，赫茨尔与约瑟夫·张伯伦[42]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约瑟夫·张伯伦曾经在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和贝尔福的内阁中担任殖民地大臣，权倾一时，同时还是现代英国帝国主义之父。张伯伦也认同应当通过民族主义路线来解决犹太人问题，他充满同情地聆听了赫茨尔退而求其次的提议：先在巴勒斯坦附近建立一个犹太人政治实体，再寄希望于巴勒斯坦有朝一日可以供犹太人定居。赫茨尔提议的犹太人定居地点是塞浦路斯或西奈半岛边缘紧邻巴勒斯坦的阿里什（El Arish），这两个地区在名义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实际上被英国占领。张伯伦否决了塞浦路斯方案，但提出可以帮助赫茨尔取得负责管理西奈半岛的英国官员的同意。

为了取得英国人的同意，赫茨尔决定通过他的英国代表利奥波德·格林伯格（Leopold Greenberg）雇用一位政治知识丰富的律师。他们最终选择了劳合·乔治。劳合·乔治代表他在伦敦的公司“劳合·乔治——罗伯茨公司”（Lloyd George,Roberts & Co.），亲自负责这桩业务。不过，由于英属埃及当局的反对，赫茨尔的计划搁浅了。英国外交部分别在1903年6月19日和7月16日两次致函赫茨尔，告诉他他的提议并不可行。

张伯伦随后提出，他可以在本部门管辖范围内为犹太人找一块定居地——英属东非的乌干达。时任英国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福也深入思考了犹太人问题，同样认为应当用民族主义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他对张伯伦的方案表示支持。赫茨尔赞同张伯伦的提议，于是劳合·乔治起草了一份犹太人定居方案，并正式提交给了英国政府。1903年夏天，英国外交部做出了谨慎赞同的表态：如果接下来一年中的研究和对话收效良好，英王政府将考虑支持创立犹太人殖民地的提议。这就是第一份《贝尔福宣言》，是第一次有一国政府就犹太复国运动发表官方宣言，同时也是第一份暗示了犹太民族的国家地位的官方声明。[43]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赫茨尔公开了乌干达方案，提出将这块东非的定居点当作前往应许之地的中转站和避难所，接纳那些来自沙皇俄国、试图逃避大屠杀的犹太人。对于赫茨尔的提案，与会者在理性上能够赞同，但是在情感上却难以接受。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赫茨尔和他的提案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投票赞同，但是大部分代表只对自己祖先曾经居住的土地感兴趣，而对其他地方兴味索然。犹太复国运动陷入了僵局：赫茨尔不知道如何将犹太复国运动带到巴勒斯坦去，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又不愿意追随赫茨尔到其他地方去。1904年夏天，赫茨尔与世长辞，犹太复国运动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1906年，随着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自由党政府，劳合·乔治在利奥波德·格林伯格的鼓动下，再一次提交了西奈方案，但英国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方案。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06年3月20日提到，英国外交部的立场并未发生变化。[44]

在犹太复国运动成形的过程中，戴维·劳合·乔治一直充当这一运动的法律代表。诚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他众多客户之一，甚至算不上是什么大客户，但是，由于他的这段职业经历，在英国政坛领袖之中，没有谁比他更能理解犹太复国运动的特点与目标。在1917—1918年，当劳合·乔治考虑征服巴勒斯坦事宜的时候，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旦英国获得了这片土地应当如何处理它。

当伍德罗·威尔逊考虑中东问题时，他主要考虑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新教学校和传教士的利益；与之相类似，劳合·乔治也想让自己的国家能在这一地区执行上帝的意志。但是，与美国总统不同，英国首相还打算在此过程中扩张本国的帝国势力。

英国应当在战后的中东支持犹太民族主义，劳合·乔治得出这番结论时有着自己的一番认识历程。在英国政府内部，他的一些同事在1917年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路径不尽相同——正可谓条条大路通锡安。有趣的是，正如他们由于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一些错误认知才走上了支持埃米尔侯赛因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即将走上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道路，也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的一些错误认知。

[1]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222.

[2] 舰队街（Fleet Street），伦敦的一条街道，传统上英国媒体的总部都在这条街上，因而被用作英国媒体的代称。——译者注

[3] Lord Beaverbrook,Men and Power,1917–1918 (London:Hutchinson,1956),p.47.

[4] Ibid.,p.48.

[5]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4: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68.

[6] Ibid.,p.66.

[7] Ibid.,p.432.

[8] Ibid.,pp.573–4.

[9]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1:January 1917–June 1919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59.

[10] Beaverbrook,Men and Power,p.141.

[11] 弗朗西丝·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1888—1972），她于1913年成为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和情妇。二人最终于1943年，即劳合·乔治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两年后成婚。——译者注

[1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18.

[13] 挽救劳合·乔治的是博纳·劳，是他平息了保守党人的怒火。博纳·劳并不喜欢丘吉尔，而且因为劳合·乔治没有就此事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心怀不满。不过，他还是支持首相的决定。劳合·乔治很聪明地告诉博纳·劳说，阿斯奎斯已经许诺，一旦重新成为首相，就会让丘吉尔官复原职，再度出任海军大臣。（注：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99.）劳合·乔治的言外之意是，相比之下，丘吉尔在自己的政府里只会待在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这样的政府更值得信赖。——原注

[14] Gilbert,Churchill:Vol.4,p.30.

[15]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01.

[16] Ibid.,p.108.

[17]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6—1.Documents 1 through 16 (b).

[1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60.

[19] 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ers,1914–193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159.

[20]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721.

[21] Ibid.,p.722.

[22] 非国教教徒（Nonconformist），指不服从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新教徒。——译者注

[23] 二人是母子关系。——译者注

[24] Barbara W.Tuchman,Bible and Sword:England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 (New York:Funk & Wagnalls,1956),p.121.

[25]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83),p.5.

[26] 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1769—1849），出身于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将领，后在埃及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自称“赫迪夫”，仅在名义上奉奥斯曼帝国苏丹为君主。他开启的王朝在埃及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译者注

[27] 这一想法也启发了世俗的理想主义者。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1876年出版的小说《丹尼尔的半生缘》（Daniel Deronda）中也提出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原注

[28] Sir Charles Webster,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1830–1841:Britain,the Liberal Movement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9),Vol.2,p.761.See also Leonard Stein,The Balfour Declaration (London:Valentine Mitchell,1961),pp.5–9,and Tuchman,Bible and Sword,pp.80–224.

[29] 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曾创作描述火星人入侵的地球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是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一。——译者注

[30] H.H.Asquith,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ed.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06.

[31] Ibid.,p.477.

[32] Ibid.

[33] Ibid.

[34] Ibid.,pp.477–8.

[35] 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出生于俄罗斯帝国莫托尔（Motal，今属白俄罗斯），首任以色列总统。——编者注

[36] 该报于1959年更名为《卫报》。——译者注

[37] Isaiah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14–1918,British-Jewish-Arab Rela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129.

[38]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剧作家、政治活动家，出生于匈牙利的佩斯城（今天布达佩斯的东部）。他被誉为“以色列国父”。——译者注

[39] “帕累区”（Pale），这一词本意为用来建造围栏的木头。——原注

[40] 其中包括摩西·埃斯（Moses Hess）的《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1862年出版）和莱昂·平斯克尔（Leon Pinsker）的《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1882年出版）。——原注

[41] 19世纪90年代，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Dreyfus）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草率地认定犯叛国罪，惨遭流放。这一事件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大讨论和对自身反犹主义的反思。——译者注

[42]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英国政治家，奥斯汀·张伯伦和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译者注

[43] Alex Bein,Theodore Herzl:A Biography,trans.by Maurice Samuel (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41),pp.411 et seq.

[44]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G—33—1.Documents 14 through 16.

33 通向《贝尔福宣言》之路

I

无论是在军事战略方面还是战争目标方面，劳合·乔治都是一位“东方主义者”。他成功赢得了政府内文官要员的支持，让他们意识到整个中东，尤其是巴勒斯坦对大英帝国来说都至关重要。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都符合英国的需要。

1917年冬，劳合·乔治让米尔纳勋爵及其同僚意识到了东方战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协约国能否在东方或其他任何战场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即便在美国于1917年春天投入战争之后，交战双方看起来也完全有可能在美国军队及时赶到战场之前就达成和平协议，让双方各自保有当前占据的土地。既然首相已经强调了中东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让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控制这一地区的前景就不免让一些人感到忧虑了。

战时内阁的助理秘书利奥·埃默里和马克·赛克斯担心，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可能会完全陷入德国的掌控之中。倘若如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就会落入敌人手中，而要避免这样的威胁，大英帝国就必须赶走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把奥斯曼帝国的南部边疆掌握在自己手中。从一开始，内阁就考虑要吞并美索不达米亚。至于阿拉伯半岛，英国已经与当地宣布独立的统治者们达成了协议，英国有理由相信这些获得英国资助的地方统治者会保持亲英态度。这样一来，唯一的软肋就只剩下了巴勒斯坦。作为连接亚非两洲的桥梁，巴勒斯坦不仅挡在从埃及前往印度的陆路交通线上，同时又可以威胁到邻近的苏伊士运河，从而影响到从埃及前往印度的海路。

作为米尔纳勋爵在政府内的首要助手，埃默里在1917年4月11日发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里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警告说，德国可以在战争结束后从其欧洲领土或中东出兵再次袭击英国，因此，“让德国人控制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国在未来面对的种种危险中最危险的一个”。[1]

埃默里和马克·赛克斯一起被任命为莫里斯·汉基的助理，后来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也加入其中，他们一起成了战时内阁秘书处的主要人物。作为议员和曾在陆军部任职的陆军军官，埃默里成了执掌战争事务的核心圈子中的一员。在秘书处的分工里，中东并不在埃默里的职责范围内，而是由赛克斯负责。不过，埃默里向一位老友伸出了援手，从而对中东政策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埃默里在南非结识的一位军官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中校曾经在加利波利战役中指挥一支犹太人部队。帕特森希望可以得到埃默里的协助，让陆军部批准他创立一支由非英籍犹太人组成的陆军团，在英国的指挥下作战。如果英国有朝一日从埃及和西奈半岛出兵进攻奥斯曼帝国，这个团可以被派到巴勒斯坦作战。帕特森是一名学习过《圣经》的爱尔兰新教徒、职业军官和业余猎狮者，以他的畅销书《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和他的冒险精神而闻名。组建犹太人陆军团的想法来自暴躁的俄国犹太裔记者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此人相信，大量肢体健全、尚未入籍的俄国犹太人活跃在英国而不服兵役，会让英国人心生厌恶。尽管一开始未提及此事，但亚博京斯基相信，一支能够帮助英国解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部队，在未来也可以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自己的理想。[2]帕特森对组建犹太人部队的这一想法十分热心，他在加利波利战役中指挥犹太人部队的经历十分愉快，而这支部队的组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博京斯基的助手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Joseph Trumpeldor）上尉。[3]

埃默里同意帮助帕特森，但这绝非易事。犹太人社群的官方领袖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在他们看来，此举可能会让人以为犹太人选择站在协约国一方，从而威胁到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的安全。与英国犹太人社群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意见相左的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也赞同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不应当让犹太复国主义的诉求依附于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当亚博京斯基于1915年第一次提出这一想法时，英国当局也不认为让这支犹太人部队前去解放巴勒斯坦的提议有什么价值。一位高级官员说：“没人知道我们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去巴勒斯坦，基钦纳伯爵说永远不会。”[4]

埃默里在1916年和1917年坚持不懈，终于把亚博京斯基的陈情递到了战时内阁。当时，英国政府与其他协约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各国将其他国家的公民编入本国军队，这就意味着，生活在英国的俄国犹太人现在可以加入英国军队了。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协议。1917年夏天，英国陆军编成了一支犹太人部队（后来被称作犹太军团），由帕特森中校指挥。劳合·乔治兴奋不已。他认为，在巴勒斯坦的战斗中，“犹太人或许会比阿拉伯人更有用”。[5]

埃默里起初并没有把他对巴勒斯坦战略地位的重视与对犹太军团的支持结合起来，直到他的同僚马克·赛克斯向他详细介绍了犹太复国运动，不过他原本就对犹太复国运动有一些好感。他的政治导师、已故的约瑟夫·张伯伦一直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实体，他的上司米尔纳勋爵则在年轻时就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同情，埃默里本人也怀着与之相似的同情之心。他后来写道，除了美国之外，“只有阅读《圣经》，按《圣经》的教导思考的英国一直把犹太人返回故土的憧憬视作一种无法拒绝的自然诉求”。[6]

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后来也加入了埃默里和赛克斯的行列，成了战时内阁的三名助理秘书之一。他在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中看到了更为实际的短期利益。作为议员和米尔纳勋爵的秘书，奥姆斯比—戈尔曾经在中东与阿拉伯局的人一起工作。阿龙·阿隆索赫恩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阿龙·阿隆索赫恩领导着一支高效的情报收集团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犹太人定居的巴勒斯坦地区工作，收集有关土耳其军队调动的信息。像亚博京斯基一样，阿隆索赫恩也遭到了犹太同胞的抨击，他们认为他把犹太复国运动的利益与协约国的利益混为一谈，从而威胁到了巴勒斯坦犹太居民的安全，因为杰马尔帕夏有可能像他的同僚们对待亚美尼亚人那样对付那里的犹太人。不过，事实证明，阿隆索赫恩有关土耳其国防与军事部署的情报对埃及的英国军方来说极具价值，这让奥姆斯比—戈尔对他刮目相看。

阿隆索赫恩还有让奥姆斯比—戈尔十分着迷的另一方面——他赖以成名的农业探索和实验。10年之前，阿隆索赫恩投身到了一场搜寻活动之中——搜寻几千年前曾经盛极一时的野生小麦品系。由于频繁的同系交配，小麦这一作物在随后的岁月里出现了退化，抗病性越发衰弱。对于生着碧蓝眼睛、讨人喜欢的阿龙·阿隆索赫恩来说，通过找寻大自然孕育的原始品种来拯救地球上最基本的粮食作物，是一项充满浪漫色彩的使命。1906年春天，他完成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他在靠近罗什平纳（Rosh Pina）犹太人定居点的黑门山（Mount Hermon）山脚下，找到了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野生小麦。

阿隆索赫恩在巴勒斯坦驻地的农业研究成果让奥姆斯比—戈尔深受触动，因为这一发现将影响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议题。在英国内阁里，寇松勋爵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其理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太过贫瘠，根本无力供养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此定居。阿拉伯人后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这片土地无法承载新增移民。多年以后，能言善辩的阿拉伯代言人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曾写道：“巴勒斯坦没有留给第二个民族的生存空间，除非将已经定居在这里的那个民族赶尽杀绝。”[7]阿隆索赫恩的实验驳斥了这种观点。[8]他的研究表明，科学农业可以让这片土地变得富饶而肥沃，在不需要迁移巴勒斯坦西部60多万居民的情况下，这片土地还可以再养育数百万人。他的研究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奥姆斯比—戈尔给伦敦带来一个新的理念：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帮助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复兴这片土地，让这片沙漠再一次繁荣起来。

II

劳合·乔治刚刚成为首相，利奥·埃默里就发起了一项动议，要把巴勒斯坦问题置于大英帝国的未来这一大议题之下。1916年底，埃默里在发给米尔纳勋爵的文件中提出了创立帝国战时内阁（Imperial War Cabinet）的想法，米尔纳勋爵随后设法让劳合·乔治着手将其付诸实施。[9]

战争让英国确实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为战争贡献了大量的人力，来自不列颠之外的部队构成了英国武装力量十分可观的一部分。各个自治领为英军提供了超过100万人，而印度帝国则至少贡献了50万战斗人员和数十万的支持人员。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就是否参战征求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英国在战争中的其他伙伴的意见。乔治五世宣布参战，他在海外自治领的总督们就代表各自的自治领也宣布参战，而没有征求过各个自治领的议会或政府的意见。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埃默里的提议将会让这些海外领地在伦敦的一个中央机构中获得代表权，直接参与战争的总体决策，从而使它们的重要地位获得承认。

像米尔纳勋爵的其他友人一样，埃默里也相信大英帝国的结构应当发生彻底的改变。1916年底，随着伦敦的政治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党派和派系分野开始瓦解，许多原本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变为了可能。

在迪斯累里的时代以前，大英帝国的建立完全是一个随意为之的过程，也有人说它是心不在焉的产物。是迪斯累里赋予了大英帝国以魅力，让人们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帝国的发展。作为后来者，埃默里与他在米尔纳小圈子里的其他友人曾经与塞西尔·罗德斯[10]和约瑟夫·张伯伦互相配合，可谓是最早的一批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帝国添砖加瓦的拥护者，而他们的同侪鲁德亚德·吉卜林和约翰·巴肯则是帝国积极主动的鼓吹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支持创立一个全帝国范围内的经济体系，用关税将其他国家挡在外面。另外一些人则意识到，帝国内的一些部分在经济上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转而倡导更密切的政治合作。创办了帝国主义刊物《圆桌》的莱昂内尔·柯蒂斯认为，大英帝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建立联邦，要么分崩离析。他代表了米尔纳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政治联盟，由不列颠与各自治领共同选举出一个帝国议会，再组成一个统治整个帝国的帝国内阁。1911年，这一计划被帝国会议[11]否决。然而，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崩解，这一计划似乎又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1916年12月19日，劳合·乔治在埃默里的建议下向下议院发表讲话称，“我们认为，是时候正式征询自治领”对战争与和平等事宜的看法了。[12]于是，他宣布将于三个月之后在伦敦举行帝国战时会议。这个帝国战时会议还有一个容易令人产生混淆的名字，叫帝国战时内阁。

没有人比来自南非的代表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更怀疑英国政府的动机了。这位律师出身的将领曾经在布尔战争中与英国为敌，他完全不愿意被人从伦敦遥控指挥。1917年3月12日，他来到伦敦参加这次会议。就在同一天，他收到了在布鲁克斯俱乐部（Brooks’s）与他的老对头米尔纳勋爵一同用餐的邀请。这让他的疑心越发加深了。

会议刚一开幕，与会各方就立刻投入到辩论之中，最终史末资赢得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胜利。1917年3月16日，他推动通过了一项决议，与会者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后再推敲大英帝国重组的具体细节，但大会提前向与会各方做出承诺，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独立将是大英帝国重组方案的基础。

对于这一结果，劳合·乔治或许不像米尔纳的小圈子那样失望。首相有他自己的目标，而在他看来，史末资可以满足他的目标。史末资是一个像米尔纳、埃默里和汉基一样的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帮助他们料理战争事务。除此之外，他曾在布尔战争和更晚近的东非战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位成功的将领，同时他又是自治领的代表。因此，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帮助劳合·乔治与英军将领们相抗衡。劳合·乔治说服了史末资，让他留在伦敦，并将他从本国的内阁“租借”到战时内阁来任职。就这样，史末资不仅是帝国战时内阁（或者叫帝国战时会议）的南非代表，同时还成了英国内阁的一位成员。在英国现代史上，他是唯一一位与英国上下两院皆无关系的内阁大臣。在战争的剩余岁月里，他一直远离家乡，就住在伦敦萨伏伊酒店的一间客房里。[13]

劳合·乔治后来写道，“史末资将军明确肯定了巴勒斯坦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战略意义”，[14]并且立刻参与到相关事务之中。有一个共识是，大英帝国内部各部分的政治联系不应该进一步加强。或许是由于这个因素，史末资和埃默里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加强大英帝国各部分的地理联系方面，他们二人也都十分认可巴勒斯坦的重要性。广义的巴勒斯坦与美索不达米亚相接，可以让英国获得从埃及到印度的陆上交通线，从而将英国的非洲帝国和英国的亚洲帝国连接在一起。在路易斯·博塔[15]和史末资夺取了德属东非之后，英国控制下的非洲领土就连成了一片：一端是非洲最南端的大西洋港口开普敦，另一端是位于非洲大陆东北端、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如果再加上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么从开普敦到苏伊士的这片领土就可以与大英帝国的东方领土连接在一起，从英国控制下的波斯和印度帝国一直延伸到缅甸、马来亚和太平洋上的两个大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17年，巴勒斯坦正是那缺失的一环。有了它，大英帝国的各部分就可以连在一起，形成一道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中部的连续链条。

英国首相自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后来写道：“对于大英帝国而言，与土耳其的战争有特殊的重要性……土耳其帝国横亘在我们前往广袤的东方领地的海陆通道上，截住了前往印度、缅甸、马来亚、婆罗洲、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这两个自治领的道路。”[16]

埃默里即将向内阁建言，如果任由巴勒斯坦留在奥斯曼帝国手中（也就是留在德国人手中），大英帝国将在未来深受其害。与首相一样，埃默里也认为英国应当马上入侵巴勒斯坦，而史末资就是最合适的统帅；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将领，同时也认同他们在短期战略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观点。

1917年3月15日，也就是史末资在帝国会议上大获全胜的那天，埃默里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在巴勒斯坦速成大事，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位更有自信的将领……如果我是一名独裁者，我就会让您接手这一任务，因为只有您既拥有指挥运动战的经验……同时又没有在脑海里深深地嵌入堑壕战思维。[17]

劳合·乔治提出要把指挥权交给史末资，但史末资有些犹豫，于是向南非联邦总理路易斯·博塔将军寻求建议。史末资本人其实倾向于接手这一职位。他思索道：“在其他战线上很难有所作为，只有在巴勒斯坦，加把劲或许还能取得可观的战果。”[18]在进行了一番咨询之后，博塔和史末资认为应当接受这一任命，只要英国决定在巴勒斯坦“大打出手”，并“为这场战役配备第一流的人员和武器”。[19]

史末资随后与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交换了意见。威廉·罗伯逊明确表示，他不会从西线抽调出必要的部队和补给。在他看来，中东地区只是首相个人的一点执念所系，这个地方至多“只能算是次要战线”。[20]刚刚上台几个月的劳合·乔治地位并不牢固，他在军事上的发言权非常有限。史末资意识到，劳合·乔治根本没有能力像他许诺的那样给予自己全力支持。于是，史末资没有接手巴勒斯坦方面的指挥权。在他看来，这场东方战役势必遭到罗伯逊及其同僚们的阻挠。

不过，史末资依然对巴勒斯坦保持着巨大的兴趣。后来，他和埃默里一起动身去了中东，研究当地的情况并发回了报告。回国之后，他们两人都主张在巴勒斯坦发动强大攻势。

作为一个泡在《圣经》里长大的布尔人，史末资在内阁会议上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强烈支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南非人，尤其是老一辈的荷兰裔南非人，几乎就是遵循着犹太传统长大的。《圣经·旧约》……正是南非荷兰文化的核心。”[21]像劳合·乔治一样，长大成人的史末资相信“终有一日，先知的预言会变为现实，以色列人民会回归他们的故土”。[22]因此，他完全同意劳合·乔治的看法，认为犹太人应当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建设家园。是不是史末资本人率先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史末资提出了一个可以被伍德罗·威尔逊接受，顺应了美国的反帝理念的方案：由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据未来的国际联盟的“授权”，在当地人民的委托下负责管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地区。

1918年底，埃默里在写给史末资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愿景：英国应当永久占据中东，在托管期结束之后也不撤离。虽然没有拿出具体方案，但他认为，就算在英国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托管统治之后，它们也仍然应当留在英国的帝国体系之内。在他看来，未来的大英帝国应当像是一个规模稍小的国际联盟，世界其他地方也应当出现一些类似的小型国际联盟。这样一来，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国际联盟就将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员组成，其中一个代表英国主宰下的小体系，其他几个小体系也应当各自拥有一个代表。[23]

因此，在埃默里看来，一个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和一个犹太人定居的巴勒斯坦并没有任何不相容之处。他也不认为英国人或犹太人的愿景与阿拉伯人的愿景有任何冲突。几十年后，他这样描绘1917—1918年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支持者们：“在我们这些年纪稍轻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支持者中，大部分人都像马克·赛克斯一样，既支持阿拉伯人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完全看不到这两种理想之间有什么重大的矛盾。”[24]

[1] Isaiah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14–1918,British-Jewish-Arab Rela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123.

[2] Vladimir Jabotinsky,The Story of the Jewish Legion,trans.by Samuel Katz (New York:Bernard Ackerman,1945),p.31.

[3] Joseph B.Schechtman,Rebel and Statesman: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the Early Years (New York:Thomas Yoseloff,1956),pp.204–7认为主要归功于特鲁姆佩尔道。

[4] Jabotinsky,The Jewish Legion,p.66.

[5]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Memorandum of 7 February 1917 meeting;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226.

[6] L.S.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2:War and Peace:1914–1929 (London:Hutchinson,1953),p.115.

[7]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5),p.412.

[8] 截至1984年底，以色列拥有约423.5万人，而约旦河西岸的人口总数约为130万。也就是说，到本书写作之时，大约共有553.5万人生活在曾经的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25%的领土上。——原注

[9]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 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137.

[10] 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1853—1902），英国商人，帝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译者注

[11] 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由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和自治领首脑参加的会议，于1887—1937年定期举行。——译者注

[12] W.K.Hancock,Smuts:The Sanguine Years,1870–191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26.

[13] Lord Beaverbrook,Men and Power,1917–1918 (London:Hutchinson,1956),pp.xxiv–xxv;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82.

[14] War Memoirs of Lloyd George,Vol.4: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90.

[15] 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1862—1919），南非军人、政治家，南非联邦首任总理。他曾在布尔战争中俘获丘吉尔。——译者注

[16] Ibid.,pp.66–7.

[17] 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Vol.3:June 1910–November 1918,ed.by W.K.Hancock and Jean Van Der Po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465.

[18] Ibid.,p.500.

[19] Hancock,Smuts,pp.434–5.

[20] 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Vol.5:September 1919–November 1934,ed.by Jean Van Der Po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25.

[21] Ibid.,p.18.

[22] Hancock,Smuts,pp.434–5.

[23] The Smuts Papers,Vol.4:November 1918–August 1919,ed.by W.K.Hancock and Jean Van Der Po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p.26–7.

[24] Amery,My Political Life,p.116.

34 应许之地

I

在1917年这个多事之年，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对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其中一方是内阁的诸位大臣，另一方则是如今鲜为人知，当时也仅有官员圈子知晓的一些官僚。

在战时内阁大权在握的秘书班子里，负责中东事务的是基钦纳的门徒马克·赛克斯爵士。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曾扮演过这个角色。他的上级莫里斯·汉基对中东事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而自从基钦纳和菲茨杰拉德死后，赛克斯也就一直得不到什么来自上峰的真正指示。他并不知道，新任首相在中东问题上有着一套与他截然不同的鲜明观点。至于通过扎哈罗夫进行的、展现出首相对战后中东真实看法的秘密磋商，赛克斯也全然没有参与。

因此，在得不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赛克斯继续略显迟疑地研究着巴勒斯坦问题。基钦纳和菲茨杰拉德曾指示他说，巴勒斯坦对英国来说并不具备什么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从来没有其他人告诉他应该改变这一态度。不过，在他于1916年与法国和俄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许多犹太人都对圣地抱有一种热切的关心。赛克斯认为，这些犹太人的支持对协约国来说可能意义匪浅。但是，他与英国的盟友和潜在的支持者商定的有关战后中东的一些安排，可能会让犹太人心生不满。就在他与法国人、俄国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磋商的过程中，他一直怀着一种毫无根据却深信不疑的担忧——他达成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能招致犹太人的反对。

1917年初，赛克斯与亚美尼亚商人詹姆斯·马尔科姆（James Malcolm）对话，讨论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国家的问题。他们想让俄国在战后的中东世界成为统一的亚美尼亚的保护者。但是，赛克斯认为犹太人有着强烈的反俄情绪，因此建议提前做一些准备，防止犹太人反对这项可能会扩大俄罗斯帝国势力范围的计划。赛克斯要求马尔科姆搞清楚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有哪些人，以便与他们进行交涉。

马尔科姆曾经见过《犹太记事报》（Jewish Chronicle）的编辑和所有者之一——利奥波德·格林伯格，此人恰好也做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英国代表。马尔科姆写信给他，询问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都有哪些人，随后把得到的消息汇报给了赛克斯。其中提到的两个人似乎特别重要：一个是国际犹太复国运动的官员纳胡姆·索科洛夫[1]；另一个是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官员哈伊姆·魏茨曼博士，他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在世界大战中持中立态度的做法。[2]马尔科姆向魏茨曼介绍了自己，不久后于1917年1月28日将魏茨曼介绍给了赛克斯。

魏茨曼并不知道协约国已经在为战后的中东制订规划了，但他想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就从英国人这里得到关于巴勒斯坦命运的承诺。作为一名化学家，魏茨曼为战争中的英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现了从玉米中提取丙酮（生产炸药的一种原料）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告诉了英国政府。[3]然而，尽管他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同时又与那些主导战争事务的高级官员越发熟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名英国官员的主要工作就是磋商战后中东的和平方案。另一位英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拉比加斯特认识赛克斯，也知道赛克斯正在从事这项工作。不过，加斯特把魏茨曼视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结果，魏茨曼只是在偶然间才得知了赛克斯其人。那是1917年初，在一次谈及各自的养马场的偶然谈话中，赛克斯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4]提到了自己的工作，罗斯柴尔德后来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魏茨曼。就在詹姆斯·马尔科姆为赛克斯安排与魏茨曼的会见时，魏茨曼已经打算主动提出会见赛克斯了。

两人可谓一拍即合：赛克斯想要找到一个人，与他商讨如何让英国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而魏茨曼刚好想扮演这一角色。

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是一次非正式会面。从一开始，赛克斯就像往常一样，希望所有有关中东的计划都不与已经签订的《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产生冲突——尽管这仍然是一个秘密协定，魏茨曼对它一无所知。根据协定，圣地应当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因此，赛克斯一开始就提议，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团体应当服从英法两国的共同管理，但他并没有告诉魏茨曼他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什么。赛克斯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要求非但与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甚至与英国首相的步调也不一致。像魏茨曼及其同僚们一样，劳合·乔治也希望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劳合·乔治的心腹C.P.斯科特建议魏茨曼去跟劳合·乔治谈这件事，但魏茨曼只想改变赛克斯的想法，而不是越过他直接找他的上级。[5]

1917年2月7日，赛克斯在伦敦会见了魏茨曼和英国另外几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告诉赛克斯，他们反对共管方案，希望由英国来统治巴勒斯坦。赛克斯答复说，其他困难倒是可以克服（“我们有办法安抚阿拉伯人”），但拒绝共管方案会带来未必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法国是“真正的难题”。[6]他解释说，法国人不认为对犹太复国运动做出让步能给打赢战争带来什么帮助。他对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坦白说，他自己也不理解法国人在此事上的看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问道。[7]

第二天，赛克斯在他位于伦敦白金汉门9号的寓所为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介绍了老成持重的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纳胡姆·索科洛夫。皮科告诉索科洛夫，在看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成果之后，他相信犹太人定居计划是切实可行的。索科洛夫对皮科说，犹太人十分敬重法国，但“一直以来都想奉英国政府为宗主”。[8]皮科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由协约国之间协商解决。他表示，他会尽最大努力让本国政府了解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但在他看来，法国政府恐怕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的诉求。他说，实际上有95%的法国人想让法国吞并巴勒斯坦。[9]

会面各方都同意静观事态变化——事态果然不久就发生了变化。不到两个月，俄国沙皇被推翻，而美国则加入了战争。赛克斯很快意识到这两件事对他和皮科签订的协议而言意味着什么。俄国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俄国于3月份爆发革命之后，赛克斯认为，如果协约国能够取得这些犹太人的支持，将有助于说服俄国新政府继续留在战争中。[10]与此同时，赛克斯一直主张协约国支持像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这样的受压迫民族，以便增强自身在战后中东领土诉求上的合法性。随着美国加入战争，他的这一论断更加站得住脚了。这两点事态变化让赛克斯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的依据，可以用来说服法国政府对犹太复国运动采取更友善的态度。

与此同时，他即将重启与皮科的谈判。劳合·乔治终于成功地调动了埃及英军，命令他们于1917年尝试进攻巴勒斯坦。于是，法国政府坚持把皮科派到埃及，跟随攻入巴勒斯坦的英军一起行动。作为回应，英国政府把赛克斯也派到了埃及，居中协调皮科与英军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在皮科看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入侵计划将侵犯法国的利益。他汇报说：“伦敦现在把我们之间的协议当成了一纸空文。英军将会从南方进入叙利亚（也就是从埃及和巴勒斯坦），驱散我们的支持者。”[11]

对于法国人在中东问题上的自以为是，劳合·乔治已经丧失了耐心。他告诉魏茨曼，巴勒斯坦问题应该交给英国人和犹太人解决。[12]劳合·乔治宣称，他无法理解赛克斯为什么那么在意法国人的反对态度。他告诉魏茨曼，对他来说，巴勒斯坦是“这场战争中他真正感兴趣的部分”。[13]

1917年4月3日下午，刚刚被任命为驻埃及远征军司令部政治特派团代表的赛克斯来到唐宁街10号，接受临行前的指示。他在这里见到了首相、寇松勋爵和莫里斯·汉基。赛克斯提出可以尝试在敌后煽动阿拉伯部族起义，但劳合·乔治和寇松勋爵都对他说，英国不应当与阿拉伯部族签订任何可能有损于英国利益的协议。他们特别强调说，千万不要做任何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与法国关系的事情，而且要时刻记住“不要危及犹太复国运动以及这场运动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可能性”。[14]会议纪要中记载道：“首相强调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巴勒斯坦在战后成为英国在中东势力范围的一部分。”[15]首相告诫赛克斯说，不要对阿拉伯人做出任何承诺，“尤其不要做任何有关巴勒斯坦的承诺”。[16]

赛克斯先在巴黎短暂停留，下榻在卡斯蒂廖内路（Rue Castiglione）上的洛提酒店（Hôtel Lotti），那里与纪念拿破仑·波拿巴赫赫战功的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近在咫尺。赛克斯在巴黎告诉皮科，法国必须改变其思维方式，转而接受一个不以兼并领土为目标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犹太地可能会在美国或英国的支持下复兴，而亚美尼亚人则会在法国的支持下重建自己的国家。他的表态似乎让皮科心烦意乱，这让赛克斯颇为吃惊。[17]

1917年4月8日，赛克斯从洛提酒店给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写信说，对于让美国人在巴勒斯坦充当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这一方案，法国人充满了敌意。法国人担心，美国可能会借此机会成为法国在中东的商业对手。“至于犹太复国运动本身，”他继续写道，“法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已经无法假装视而不见了。”[18]

此时，法国外交部像赛克斯一样，认为俄国犹太人可能会帮助协约国让俄国留在战争中。由于在西线的一系列军事灾难，此时的东线局势显得尤为重要。经由赛克斯引荐给奥赛码头的纳胡姆·索科洛夫似乎愿意在这方面助协约国一臂之力。索科洛夫与法国官员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4月9日，赛克斯写信给贝尔福说：“现在的情况是，法国人已经认可了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19]

但是，法国人仍然坚持自身在中东的利益诉求。赛克斯会见了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的领袖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随后在4月15日写信给英国外交部汇报说，弗朗丹坚持要求法国必须占有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线，并一直向南延伸到埃及西奈半岛阿里什的整个沿海地区。弗朗丹声称，“皮科是个背叛了法国的蠢货”，因为他在《赛克斯—皮科协定》里对英国做了太多让步。[20]

赛克斯又从巴黎去了罗马，他在那里安排纳胡姆·索科洛夫向教皇和梵蒂冈的其他官员陈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诉求。不论他在这些会见中取得了什么收获，这些收获都被一个新冒出来的问题抵消掉了：意大利外交大臣西德尼·松尼诺男爵（Baron Sidney Sonnino）强烈要求意大利要在战后的中东分一杯羹。

刚一抵达开罗，赛克斯就把他形形色色的盟友召集到了一起，试图说服他们团结协作。他把皮科介绍给了开罗的阿拉伯领袖，随后又安排皮科和他一起去阿拉伯半岛会见了谢里夫侯赛因，以便向侯赛因介绍保密中的《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的条款（至少笼统介绍一下）。赛克斯乐观地认为，他已经让侯赛因认识到法国人可以帮助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而且还让阿拉伯领袖们意识到，他们的实力不足以管理像巴勒斯坦这样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地区。他还认为自己已经与阿拉伯领袖达成共识，只要他们可以获得同等的地位，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愿意承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群的独立地位[21]。[22]

在开罗，克莱顿和阿拉伯局的友人们告诫赛克斯说，让法国人涉足中东将会带来麻烦。[23]但向来诚实守信、心地善良的赛克斯却认为，他的朋友们深受“法绍达主义”的荼毒，意欲效法基钦纳在法绍达的成功，处处与法国人争先。赛克斯认为，对于英国的盟友，他的朋友们应当多一份真诚。他仍然想把皮科变成自己的忠实伙伴，还建议这位法国代表与侯赛因的儿子们达成一致，以便让英法两国可以在战后的中东世界与新一代阿拉伯领导者们建立起平等且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5月12日，他发电报给伦敦说：“皮科已经与阿拉伯代表们达成了协议。”[24]几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一位同事说：“我想法国人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合作，对阿拉伯人采取和我们同样的政策了……”[25]

II

1917年上半年，埃及英军（埃及远征军）的指挥官、英国将领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派遣他的部队向巴勒斯坦进发。不知是因为伦敦方面朝令夕改，还是他本人能力欠缺，或是二者皆然，总之他的部队走走停停，给了德国指挥官及其麾下的土耳其部队充足的时间重新部署。接着，默里的部队在3月26日的晨雾之中对扼守巴勒斯坦沿海道路的加沙贸然发动进攻，随即被击败。杰出的德国指挥官克雷斯·冯·克雷斯施泰因在加沙修筑了颇有成效的防御工事，其麾下部队遭受的损失只有英军损失的一半。

默里从埃及召来了援军，随后在4月29日对加沙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克雷斯施泰因取得了更具决定性的胜利，英军和土军的伤亡比例达到了3∶1。英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只得撤军。几个星期之后，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被解除了职务。劳合·乔治决心要在秋天重新发动巴勒斯坦攻势，但此时的伦敦方面已经无意再往这里派遣新的部队了。

默里的两次失败让马克·赛克斯爵士忧心不已。他一直在代表协约国争取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支持，现在他担心土耳其人会在英军于秋天重新发动攻势之前的间隙报复这些民族。他给外交部发电报说，只要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暴露在危险之下，英国就不应当继续推进与他们有关的计划。他的提议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令人失望的战地新闻一个接着一个：法国在香槟地区[26]的攻势遭遇失败，法军兵变，俄国崩溃，默里入侵巴勒斯坦失败。对战局大为失望的赛克斯把更多的希望放在了赢得中东人民的支持上。与利奥·埃默里及其同僚们一样，赛克斯也认为，即便协约国赢得了战争，他们的胜利可能也不是决定性的。因此，他们在中东赢得的一切可能依然会处于土耳其的威胁之下。他们认为，被德国控制的土耳其将会充分利用苏丹作为伊斯兰教领袖的影响力。因此，在赛克斯看来，前克列孟梭时代的法国政府和松尼诺男爵代表的意大利政府提出的领土主张都十分短视。[27]他在一份《关于小亚细亚协议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必须驳回那些涉及领土兼并的主张。它们不仅与时代的精神相违背，而且一旦俄国的极端主义分子拿到相关证据，他们就会用这些证据来反对整个协约国阵营。意大利的领土主张尤为无理，它完全不合乎民族分布、地理环境和常识，不过是松尼诺男爵对一群只知道公然掠夺的沙文主义分子低头妥协的产物。

他接着说，对于法国来说，明智的选择是像英国一样对待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支持阿拉伯人独立。赛克斯提到，如果法国人不这样做，那么当它惹祸上身之际，英国就不应当施以援手。

在谈及他对未来的看法时，赛克斯写道：“鉴于土耳其—德国联盟在霍亨索伦王朝灭亡之后仍然有可能存续下去，我希望看到英法两国结成永久性的协约关系，同时与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结盟。这个联盟应当可以接受泛伊斯兰主义，并且保护印度和非洲免受土耳其—德国联盟的威胁。”[28]

赛克斯让埃默里接受了他的观点。埃默里后来写道：“犹太人只靠自己就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的文明，并且帮助这个国家抵挡德国—土耳其联盟的压迫……如果在战争结束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把他们的利益寄托于德国人一方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将是一场致命的灾难。”[29]

III

1917年2月，哈伊姆·魏茨曼当选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主席。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发出正式提议，要求英国政府公开承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在会见了赛克斯之后，魏茨曼又会见了一些对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怀有同情的官员。

外交部政务次长罗伯特·塞西尔[30]勋爵成了魏茨曼的忠实信徒，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首相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第三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西尔家族有五名年轻人战死沙场，这让塞西尔勋爵决心起草一份备忘录，以实现永久和平规划蓝图——这就是日后形成《国际联盟盟约》的第一份草案。他提出的民族自决理念让他的政坛同僚们十分尴尬。他们指出，从逻辑上讲，他的方案会导致大英帝国的解体。[31]当时的一位时评家惊讶地写道：“他加入了一场国际范围的、以追求和平为目标的奇怪征程。在通常与塞西尔家族为敌的阵营里，他却找到了自己的盟友。”[32]他还带着一种十字军式的精神投身到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事业当中。

另一位对犹太复国运动表示同情的人是罗纳德·格雷厄姆爵士（Sir Ronald Graham）。他是一位研究阿拉伯问题的专家，刚刚回到外交部工作，之前在埃及待了10多年的时间。他曾在埃及与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交谈，是第一个与亚博京斯基谈到在英军内部组建犹太人单位的英国官员。现在，回到伦敦的格雷厄姆要求英国外交部公开表示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让英国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想法源自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和马克·赛克斯，但是如果谈到在官方文件上体现英国的支持态度，在英国政府里恐怕没有人比格雷厄姆的贡献更大。不过，格雷厄姆的贡献往往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留下太多的私人文件档案。

格雷厄姆和外交部的其他官员清楚地知道，阻碍英国给予哈伊姆·魏茨曼公开支持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国。像赛克斯一样，格雷厄姆认为仅仅依赖于英国会对犹太复国运动造成损害。格雷厄姆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英国会在未来统治巴勒斯坦这一前提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根据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已经承诺不会统治巴勒斯坦。1917年4月19日，格雷厄姆给赛克斯写信说，犹太复国运动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英国会统治巴勒斯坦这一前提下，这让人十分不安。[33]

但是，人们也很难想象要如何让犹太复国运动从法国人那里得到支持。在法国外交部内部，每次一提到犹太复国主义，人们总是使用不屑一顾的语气。法国的主流社会也一直对这一运动充满了敌意，因为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亲德分子。在法国犹太人中，也鲜有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因此法国政府对这一运动的力量评价不高，直到俄国革命的爆发大大提高了犹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俄国革命之后，获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似乎变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奥赛码头依然犹豫不决。他们担心，如果协约国一同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法国可能要被迫放弃巴勒斯坦。

纳胡姆·索科洛夫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与法国外交部谈判的过程中，索科洛夫刻意没有去问应当由哪个国家来保护巴勒斯坦。这样一来，奥赛码头的官员们就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持中立态度。法国官员并没有准备在战后的巴勒斯坦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也没有打算允许犹太人单独建国。但是，在他们看来，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些鼓励话语并没有什么坏处，只要这些话语毫无实质意义。法国官员相信，只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些不构成实际承诺的口头鼓励，他们就可以赢得这些“做白日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34]索科洛夫同意到俄国去，利用他在俄国犹太人中的影响力来为协约国服务；作为回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朱尔·康邦[35]给了他一份法国政府的书面保证，表达了法国政府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

非常感谢您提出这项您为之付出不懈努力、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殖民地为目标的计划。在条件允许且圣地的独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由协约国提供保护，让犹太民族回到以色列人民许多个世纪前被放逐出的土地上，可谓是合理的正义与报偿。

法国政府正在为了保卫无端遭受攻击的人民而战，拼死争取让公理战胜强权。因此，法国政府自然对您的事业充满了同情，而您的事业的成功也系于协约国的胜利。

能够在此给予您此保证，我感到无上荣幸。[36]

措辞很巧妙。在这份书面声明里，完全没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核心：犹太民族的复兴应当依托于一个属于犹太民族自己的政治实体。此外，法国在承诺中提到要保证圣地的独立，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人已经把约旦河以西巴勒斯坦大部分有人定居的地区都包含在了圣地的定义里。如果采用这一定义，那么法国人对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领土承认就仅限于海法、希伯伦（Hebron）、加利利北部和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因此，康邦的书面声明完全符合他的初衷，没有做出任何承诺。[37]

然而，法国人却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们措辞谨慎地在正式的承诺书上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承诺，但这一承诺书的存在本身就让英国人有理由对犹太人做出他们自己的保证。一旦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抱负成了协约国的共识，那么无论它们如何定义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保护者，而他们无疑会选择英国。赛克斯和格雷厄姆不太在意这一点，因为他们此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犹太人可以在巴勒斯坦获得一片家园；相比之下，利奥·埃默里和他的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原因是，这场运动可以保证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

索科洛夫把法国人的书面声明从巴黎带了回来。有了这一声明，格雷厄姆和塞西尔在1917年6月中旬告诉贝尔福，是时候由英国对犹太复国运动做出公开的书面承诺了。贝尔福也乐于如此，他还邀请魏茨曼参与文件的起草过程。这正是魏茨曼和赛克斯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

从夏天一直到9月，他们都在忙着遣词造句，以及决定这份承诺书究竟应该以谁为对象。9月，米尔纳和利奥·埃默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几乎所有的政府要员都赞同这份声明。在奥姆斯比—戈尔的帮助下，赛克斯已经让战时内阁的整个秘书处都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外交大臣贝尔福向来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则认为英国应当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留下正式的记录。在外交部内部，塞西尔和格雷厄姆都在推动贝尔福向这个目标努力。史末资强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米尔纳和他的一伙人，包括首相秘书班子里的菲利普·克尔都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关系到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首相本人一直计划推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尽管他没有表示过想要提前公开英国的目标，但是当他在政府里的同事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没有设置任何障碍。

但是，由贝尔福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宣言的提议立刻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碍，迫使这项计划停了下来。阻力来自英国犹太人群体的领袖们。内阁里的反对派以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38]为首。埃德温·蒙塔古与他的表亲赫伯特·塞缪尔还有鲁弗斯·艾萨克斯（第一代雷丁侯爵）一同开创了犹太人出任英国内阁阁员的历史。[39]蒙塔古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家，后来获封成为贵族。作为家里的次子，蒙塔古十分珍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刚刚取得的社会地位。在他看来，犹太复国运动会威胁到犹太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他认为，犹太人是一种宗教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相当于说他本人不是百分之百的英国人。

在此之前，蒙塔古一直被视为自由党年青一代中最有能力的一个；而把蒙塔古和丘吉尔从阿斯奎斯那边拉拢过来，也被视作劳合·乔治首相的政治杰作。不过，当时有一种典型的评价是（此话出自陆军大臣德比伯爵[40]），“依我之见，任命蒙塔古这样一个犹太人为印度事务大臣，让印度和伦敦都感到很不舒服”；虽然德比伯爵还说，“本人很认可他的能力，而且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41]蒙塔古并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但他还是会被人当作犹太人来对待，这让他烦恼不已。身为一个英国贵族和百万富翁的儿子，他却还是悲叹道：“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想要努力摆脱犹太人聚居区。”[42]

事实证明，蒙塔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态度可以代表大部分犹太人。截至1913年（统计数字最晚只追踪到这一年度），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大约1%自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43]英国情报机关的报告显示，在大战期间，俄国的帕累区中有大量的犹太人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但报告中并没能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列出可靠的数字。[44]在英国，犹太人联合委员会（在涉及海外犹太人的事务中代表英国犹太人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此时依然如此。[45]

蒙塔古的反对让一切都停滞了下来。格雷厄姆愤愤不平，汇报说这份宣言被蒙塔古“束之高阁”。他说，蒙塔古“代表了一些富有的犹太人，他似乎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同类会被逐出英国，被赶到巴勒斯坦去种地”。[46]

在内阁之外，那些推动英国承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官员试图打消这些担忧。正在帮助米尔纳重新起草宣言的埃默里向一位内阁成员解释说，他们发表宣言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具有犹太教信仰的英国国民，而是那些生活在不承认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度里的犹太人。“除了那些在各自的国家里已经获得了完整公民权的犹太人之外，还有许多犹太人，尤其是生活在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依旧完全被当作另外一个国家的人……”[47]既然俄国拒绝让他们变成俄国人，那么他们应当得到一个在巴勒斯坦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的机会。

然而，蒙塔古对其他国家境内的犹太人并不关心，他在乎的是英国社会中犹太人的地位。因此，感受到威胁的蒙塔古不遗余力地想要阻挠犹太复国运动，使得英国内阁对这一事务的审议陷入了停滞。

蒙塔古得到了寇松勋爵的支持，后者认为巴勒斯坦资源贫瘠，根本无力支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蒙塔古还得到了安德鲁·博纳·劳的支持。博纳·劳是联合政府内多数党的领袖，同时也是首相重要的政治伙伴。博纳·劳认为，考虑犹太人复国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他要求英国政府暂时搁置这一事宜。

支持蒙塔古的还有美国。在1917年10月中旬之前，美国一直小心谨慎地建议英国不要急躁。威尔逊总统固然同情犹太复国主义，但他对英国的动机充满了戒心；他乐于见到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但他对英国占领巴勒斯坦一事则缺乏热情。在考虑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英国内阁征求了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其实也意在借由此举争取威尔逊的支持。英国内阁向美国政府解释说，起草《贝尔福宣言》的初衷是对被迫害的犹太人的关切，但这份宣言还将表达出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威尔逊的外交政策顾问豪斯上校则这样解读英国政府的表态：“英国人自然是想要保护通往埃及和印度的道路，劳合·乔治也无非是想要利用我们来继续推进这项计划。”[48]

如此解读英国首相和为他提供建议的米尔纳小圈子的想法，其实十分准确。哈伊姆·魏茨曼曾说过，菲利普·克尔（曾经是米尔纳的助手，后来成了劳合·乔治的秘书）“把犹太人定居的巴勒斯坦视作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连接亚非欧三洲的桥梁”。[49]不过，豪斯的评价用在英国外交部身上并不公允。英国外交部之所以考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因为他们被人说服，认为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可以在战争中和战后为英国取得一件对付德国的重要武器。英国外交部相信，美国的犹太人群体以及更重要的俄国犹太人群体，拥有巨大的威力。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非常清楚，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只是一个弱小而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因此，他向国内汇报说，犹太复国运动根本不会影响到俄国权力斗争的结果。但是，英国政府却依然相信俄国的犹太人群体可以让俄国政府留在协约国阵营里。随着俄国的危机日渐加深，英国外交部感到迫切需要得到犹太人的支持。

IV

恐惧只会引发新的恐惧。有关英国外交部的传闻传到了德国，让德国媒体大为警觉。1917年6月，哈伊姆·魏茨曼给罗纳德·格雷厄姆爵士发去了一份柏林的报纸，据说这份报纸与德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报上说，英国人正在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眉来眼去，意欲取得巴勒斯坦这块连接埃及与印度的陆桥。这份报纸建议，德国应当抢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以打破英国的如意算盘。（不过，英国人并不知道，德国政府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兴趣，对此事感兴趣的只是德国媒体。）

1917年夏天，格雷厄姆把他的担忧告诉了贝尔福。格雷厄姆在纪要中提到，他听说发表宣言一事又被耽搁了下来，他担心此举会“危及犹太人的整体安全”。他断言，由于俄国犹太人都持反对协约国的态度，此举将危及俄国的事态；此外，此举还会产生一个较为次要的负面影响，即损害英国政府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告诫说，英国绝不能“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送进德国人的怀抱”，“德国人随时有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挑战我们。别忘了，犹太复国运动发端于德国或奥地利的犹太人群体”。[50]

格雷厄姆在他的纪要里附上了一系列日期，这些全是英国政府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延期的记录。贝尔福在10月把纪要和日期列表都发给了首相。他表示，看看这个日期列表就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发牢骚。他还向首相建议，应当尽早由内阁出面处理这个问题。[51]

1917年10月26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抨击英国政府的拖延政策。《泰晤士报》表示，英国和协约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是时候发表这一宣言了。

如果英国明确地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就可以赢得全世界犹太人对协约国价值连城的由衷好感。难道我们的政治家们看不到这一点吗？一旦协约国与犹太民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将会对德国的计划和宣传产生多大的危害，德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一直试图阻止我们的行动。

1917年10月31日，英国内阁不顾蒙塔古和寇松的反对，授权外交大臣发布了一份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承诺。不过，比起魏茨曼想要的承诺，这份承诺的措辞要模糊得多。赛克斯热情洋溢地跑去告诉他这个消息：“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但这位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并不高兴，因为承诺的内容掺了太多水。[52]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在写给英国最负盛名的那位犹太人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欣喜万分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告知您，英国内阁已经审阅、批准了下列声明，以表示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英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其全力支持这一事业。英王政府不赞成任何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民族之民事与宗教权利的行为，亦不赞成任何有损于他国居住之犹太人的权利与政治地位的行为。”如蒙不弃，还望您将本声明告知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

英国的领导层认为，他们的阿拉伯盟友不会有任何反对举动。在他们看来，只有法国可能会从中作梗，但这一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关于阿拉伯领袖，首相后来这样写道：“他们似乎不大关注巴勒斯坦。”[53]他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将在圣地重建犹太人家园的计划告知了侯赛因国王和费萨尔王子。此外，他还尖刻地补充道：“我们联系不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正在跟我们打仗。”[54]

《贝尔福宣言》的公开发表，要一直等到下一个星期五[55]，当天也是每周一刊的《犹太记事报》的出版日。结果，《贝尔福宣言》被另一条新闻抢去了风头：列宁和托洛茨基夺取了彼得格勒的政权。英国外交部原本希望《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可以争取到俄国犹太人对协约国的支持，让他们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在布尔什维克于20世纪20年代初彻底赢得俄国内战的胜利之前，英国人一直抱着这种希望。那些支持《贝尔福宣言》的英国人误以为俄国犹太人有着强大的力量，可以成为重要的盟友。因此，在1917年11月，也就是俄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争刚刚爆发之时，这些得知来自彼得格勒的惊人消息的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就更为热切了。

《泰晤士报》一直到11月9日才报道了《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到12月3日才刊发了支持《贝尔福宣言》的评论。在12月2日，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在伦敦歌剧院举行了庆祝仪式。除了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之外，出席的演讲嘉宾还包括罗伯特·塞西尔勋爵、马克·赛克斯爵士、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以及一位叙利亚基督徒、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一些亚美尼亚的发言人。在这次会议上，众多演讲者共同探讨的主题是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应该如何相互扶持和共同进步。《泰晤士报》认为：“极具影响力的阿拉伯人代表和亚美尼亚人代表的出席和发言，以及他们关于支持犹太人和与犹太人合作的承诺，已经足以让人们铭记这次会议。”[56]

关于这次会议，《泰晤士报》写道：“整个会议弥漫着一种《圣经·旧约》的氛围。在伦敦歌剧院这样一个略显奇怪的地点，古老的预言接近成真，人们怀着虔诚与热忱为此庆祝。”[57]这种描述再合适不过了：在英国人支持犹太人重返锡安的种种动机之中，最初也是最持久的动机正源自《圣经》中的预言。

无论如何，首相都想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片家园。他后来写道，“即便英国事先没有做出任何承诺”，[58]最终签署的和约也会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一片家园。他提到，《贝尔福宣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战争做出的贡献。他声称，正因为有了《贝尔福宣言》，俄国犹太人才在对抗德国的战争中给予了协约国宝贵的支持，感恩戴德的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承诺要为了协约国的胜利而努力，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在20年之后，也就是英国政府即将放弃《贝尔福宣言》的时候，贝尔福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信守了他们的诺言，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信守我们的承诺”。[59]

首相低估了《贝尔福宣言》对于最终和谈的影响。作为一份公开文件，《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事先征得了美国和法国的同意，经过了与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协商，还在整个西方世界获得了公众和媒体的赞许。因此，在和谈进行期间，人们很难忽视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中的承诺。它仿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和前进的力量。

V

《贝尔福宣言》还在美国犹太人社会的犹太复国运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还十分微不足道。在美国，大约生活着300万犹太人，其中只有1.2万人分属于一些昙花一现的小团体，松散地围绕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周围，而联合会的管理水平也十分业余。[60]联合会的家底只有1.5万美元，[61]年度预算最多时也不会超过5200美元。[62]在1914年之前，联合会收到过的最大额的单笔捐赠只有200美元。[63]在纽约，联合会只有500名会员。[64]

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是波士顿一位出色的律师，早年间并没有表现出对犹太人运动的明显兴趣。1912年，他成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14年接过了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权。布兰代斯是美国政坛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被公认为对威尔逊总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布兰代斯可能是美国内战之后第一个在美国政坛发挥重要作用的犹太人。在此之前，只有一位犹太人曾经出现在美国总统的内阁班子中，[65]而布兰代斯日后还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裔成员。

犹太人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还是最近的事情，大部分移民都急于学习英语，改掉自己的外国口音和生活方式，早日变成一个美国人。而那些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也尽量避免带有外国色彩，他们害怕投身犹太复国运动会让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全心全意效忠于美国的美国公民。

布兰代斯决心优先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犹太裔美国人缺乏对其他族裔美国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故国。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祖辈曾经生活过的故土，并以故土与自己的身份为豪。在这方面，布兰代斯尤其羡慕爱尔兰裔美国人，并且非常钦佩他们坚持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

布兰代斯认为，这样的政治关切与政治参与不仅与美国的爱国主义没有冲突，而且还可以增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宣称：“每一个支持爱尔兰自治的爱尔兰裔美国人，都因为他的奉献而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美国人。与之类似，每一个支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裔美国人……也将因此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美国人。”[66]

1917年，当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访问美国并探讨巴勒斯坦的前途时，布兰代斯的道德理想主义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反过来，《贝尔福宣言》也佐证了布兰代斯向犹太裔美国群体讲话时的观点。《贝尔福宣言》表明，在战争时期，犹太复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和谐一致的，因为让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本身就是协约国的战争目标之一。不久之后，让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就成了美国正式支持的目标之一。1918年9月的犹太新年时，威尔逊总统在致犹太裔美国人群体的节日贺词中表示了对《贝尔福宣言》提到的原则的支持。[67]

不知是由于《贝尔福宣言》的缘故，还是因为布兰代斯卓有成效的领导，美国犹太人社群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率迅速提高。在1919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会员总数已经突破了17.5万。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依然只占美国犹太人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较为富有、社会地位较高的犹太人依然强烈反对犹太复国运动，这一现象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消失。但是，布兰代斯还是让犹太裔美国人成功效法了支持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把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组织。在这一过程中，《贝尔福宣言》也帮助了布兰代斯，尽管英国外交部在发布《贝尔福宣言》时误以为美国的犹太复国运动已经颇成气候，是需要取悦的对象。

VI

从利奥·埃默里在1917年底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一窥在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斯后的一年中，英国的战争目标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回顾了过去一年自己取得的成绩。他提到，在与英国政府内的同僚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对和平条件的理解，强调了东非、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性，并且从整体上改变了他们对帝国未来的看法”。[68]

正如埃默里所说，此时英国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在欧洲了。前三年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让欧洲战场的胜利变得意义不大，因为交战双方都已经被毁掉了。想要靠在欧洲吞并领土来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根本不切实际，哪怕把德国整个毁掉也无法满足英国的需要。史末资在战争期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要想维持欧洲的力量均衡——这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就必须保留一个强大的德国。[69]

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70]的率领下驶向公海并驰骋全球的英国是否永远地随着1914年的那一代人在西线战场上的消失而陨落，这仍是一个值得辩论的话题。不过，如果那样一个英国能够复兴，就必须通过帝国扩张的手段来实现。它扩张的部分目标在非洲，但主要是在中东——也就是首相和米尔纳的小圈子的目光所在之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偶然发生的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才从一场微不足道的次要战争变成了首相的全球政策中的核心要素。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英国可以从这里取得突破，进而赢得大战。现在，他认为他的战后目标也可以在这里达成。凭借着他的政治本能，他认为他可以在这一地区为他的国民赢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凭借着他的战略眼光，他与米尔纳、埃默里、史末资、克尔和奥姆斯比—戈尔一样注意到，这一地区可以为英国填补上从开普敦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路线上缺失的那一环，从而加强大英帝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阿斯奎斯政府认为，在中东的霸权并不是英国需要的东西；劳合·乔治政府则认为，这块土地恰恰是英国需要的。

[1] 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1859—1936），出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犹太裔作家、翻译家。——译者注

[2] 魏茨曼出生于俄国，后来入籍英国。他十分热切地支持协约国，深信只有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接受犹太人的理想。由于他并没有在国际犹太复国运动中担任任何职位，他可以不遵守他们的中立立场。不过，作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一名官员，他讲起话来又有一定的代表性。

[3] 战争结束多年后，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编造了一个故事：为了感谢魏茨曼的发明，他给了犹太人《贝尔福宣言》。魏茨曼的伟大发明是实实在在的，但劳合·乔治的故事纯属虚构。——原注

[4]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1878—1957），出生于法国的英国政治家、慈善家，犹太人。——译者注

[5]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Sacher letter,2 February 1917;Scott letter,3 February 1917;Weizmann letter,3 February 1917.

[6]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Memorandum of 7 February 1917 meeting.

[7] Ibid.

[8]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Notes of 8 February 1918 meeting.

[9]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83),p.466.

[10]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225.

[11]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24.

[12] Adelson,Sykes,p.225.

[13]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p.493.

[14]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Sledmere Papers.Notes of conference held at 10 Downing St,3 April 1917.

[15] Ibid.

[16] Ibid.

[17] Adelson,Sykes,p.227.

[18]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149.

[19] Ibid.DS 149 (DR 588.25).

[20] Kingston upon Hull.University of Hull.Brynmor Jones Library.Mark Sykes Papers,DDSY(2).12–7.

[21] 此处指的是奥斯曼帝国使用的“米勒特”（millet）制度，即内部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社群。——原注

[22]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149;Adelson,Sykes,p.229.

[23] Adelson,Sykes,p.231.

[24]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25] Ibid.DR 588.25 (DS 42.1).

[26] 香槟（Champagne）为法国东北部地区。1917年4月，法军在这里发动了第三次香槟战役。——译者注

[27] Adelson,Sykes,p.229.

[28]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Sledmere Papers.14 August 1917.

[29]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170.

[30] Kenneth Rose,The Later Cecils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5),p.153.

[31] Philip Guedalla,Men of Affair (London:Hodder & Stoughton,n.d.),p.193.

[32]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33] 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1864—1958），后获封为切尔伍德的塞西尔子爵。在英国政坛，一个部门的政务次长是执政党的议员，属于政府内的较低级官员；而前文中提到过的常务次长是部门内的常设高级文官。——译者注

[3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p.129.

[35] 朱尔·康邦（Jules Cambon，1845—1935），法国外交家，保罗·康邦的弟弟。——译者注

[36]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p.534.

[37] 《贝尔福宣言》时常被人指摘，称其与法国人的承诺一样含糊。但是，《贝尔福宣言》与康邦的信件有着如下几点区别：1.它是公开发表的宣言；2.其中谈到的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3.其中提到要建立一个具有鲜明犹太民族认同的民族家园。——原注

[38] 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1879—1924），英国犹太裔政治家，1917—1922年任印度事务大臣。——译者注

[39] 迪斯累里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但他受洗成了基督徒。——原注

[40] 德比伯爵（Lord Derby），指第十七代德比伯爵爱德华·斯坦利（1865—1948），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16—1918年出任陆军大臣。——译者注

[4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1:January 1917–June 1919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107.

[42]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733.

[43] 有1.3万名谢克尔的使用者认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依据：Leonard Stein,The Balfour Declaration (London:Valentine Mitchell,1961),p.66。根据《美国犹太人年鉴》的估计，1909—1910年，全世界的犹太人约为1150万。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n.,s.v.“Jews”.

[44] Isiah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14–1918,British-Jewish-Arab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178.

[45] Walter Laqueur,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72),p.184.

[46]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Sir R.Graham letter to General Wingate,21 September 1917.

[47] Amery Diaries,p.170.

[48] Stein,Balfour Declaration,p.529;Laqueur,Zionism,p.181.

[49] Trial and Error: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New York:Harper,1949),p.179.

[50]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3—2—34.

[51] Ibid.

[52] Weizmann,Trial and Error,p.208.

[53] Lloyd George,Peace Conference,Vol.2,p.669.

[54] Ibid.,Vol.3,p.737.

[55] 也就是1917年11月9日。——译者注

[56]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Balfour Declaration.

[57] Ibid.

[58] Lloyd George,Peace Conference,Vol.2,p.723.

[59] Ibid.,p.737.

[60] Ezekiel Rabinowitz,Justice Louis D.Brandeis:The Zionist Chapter of His Life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68),p.6.

[61] Michael E.Parrish,Felix Frankfurter and His Times—The Reform Years (New York:Free Press,and 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2),p.135.

[62] Leonard Baker,Brandeis and Frankfurter:A Dual Biography (New York:Harper &Row,1984),p.74.

[63] Ibid.

[64] Rabinowitz,Brandeis,p.4.

[65] 此人便是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他曾于1906—1909年担任美国贸易与劳工部部长。——原注

[66] Alpheus Thomas Mason,Brandeis:A Free Man’s Life (New York:Viking Press,1946),p.446.

[67] Letters of Louis D.Brandeis,Vol.4:(1916–1921):Mr.Justice Brandeis,ed.by Melvin I.Urofsky and David W.Lev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5),p.355.

[68] Amery Diaries,p.189.

[69] 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Vol.3:June 1910–November 1918,ed.by W.K.Hancock and Jean Van Der Po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503.

[70]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的私掠船船长、探险家、航海家，是世界上第二个完成单次环绕地球航行壮举之人。——译者注

第七部分 入侵中东

35 圣诞大礼——耶路撒冷

I

随着戴维·劳合·乔治于1916年底成为首相，英国在东方的命运出现了好转。英印军队于1915年底向巴格达发动进攻，结果在1916年春天于库特战败投降。印度政府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的昏庸无能让伦敦大为震怒，于是撤换了所有相关的高级官员。英国换上了新的印度事务大臣、新的印度总督和新的印度军队总司令，并且任命了一位新的司令官统率远征军。斯坦利·毛德（Stanley Maude）少将非常了解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需要怎样的后勤供应。他在1916年12月重启战端，率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印军队进攻美索不达米亚，随后稳扎稳打，于1917年3月11日夺取了巴格达。

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巴格达战役在英国的世界大战整体规划中的战略意义。不过，能够夺取这座与《天方夜谭》有着密切联系、富于魅力的古老都市，还是让新任英国首相浮想联翩。这场胜利到来的时机可谓是雪中送炭，而且让他产生了在耶路撒冷再奏凯歌的憧憬。

英军在底格里斯河的胜利带来了一个问题：英国应当如何处理它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印度政府不太情愿做出任何承诺，但它一直认为，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和巴格达地区有朝一日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它们就应当被纳入印度政府的势力范围。而在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在阿拉伯局的朋友们看来，让充满家长作风的印度政府统治这些地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方案。赛克斯在1916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告诫内阁：“印度政府总是用一套非黑即白的老观念看待问题，但是用这种观念根本没法管理阿拉伯人。”[1]

在夺取巴格达之后，毛德少将统率的远征军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起草了一份给当地居民的公告。他的这份公告措辞保守，仅仅要求当地居民配合英印政府临时政权的管理。伦敦方面命令他不要发布这份公告。伦敦方面起草了好几份公告，最终战时内阁选择了马克·赛克斯爵士起草的那一份，在此基础上修改并发布。英国政府在公告中邀请阿拉伯人的领袖们——不过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与英国当局合作，参加政府。按照赛克斯的习惯，这份公告用词浮夸，高谈解放、自由、昔日的辉煌和未来的伟业，并且表达了让四面八方的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的愿望。这份公告模糊地提到，应当在侯赛因国王的领导下在中东建立一个阿拉伯邦联。不过，侯赛因国王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巴士拉和巴格达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已经分道扬镳了1000多年，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

毛德少将对赛克斯起草的公告版本持反对态度。作为军人，他认为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英国行政当局以维持治安。而且，他注意到，尽管这份公告提出给巴格达的阿拉伯人一定的自治权利，但在他看来，这份公告忽略了一个事实：巴格达城的大部分居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犹太人。[2]

不过，伦敦方面还是强令毛德少将和珀西·考克斯爵士使用赛克斯起草的公告。这一公告的内容让人们十分困惑。显然，这份公告不打算让英印占领军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但它又没有说明应该由谁来统治。

1917年3月16日，战时内阁组建了由寇松勋爵领衔的美索不达米亚管理委员会，由这一机构来决定应当在占领区采用何种政府模式。委员会决定，巴士拉地区应当由英国直接管理，而不是由英印政府管理；与此同时，巴格达地区应当成为一个在英国保护下的阿拉伯政治实体，或是成为这样一个实体的一部分。此外，印度裔人员应当撤出上述占领区。

毛德少将发电报给他的上级表示：“根据当地的现实情况，除了英国军官之外，我们无法找到有能力与军事机关和当地居民打交道，且适合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人选。在我们给这座大厦装上阿拉伯门脸之前，似乎有必要先打好法律与秩序的基础。”[3]珀西·考克斯爵士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问伦敦，应当由什么人来充当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者。

显然，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构成，伦敦方面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没有加以考虑。居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相互厌恶；各个部落和部族之间充满恩怨矛盾；历史和地理因素将这一地区割裂开来；犹太人社群在巴格达城中支配了商贸活动。以上种种因素，都让英国人难以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既允许各族群表达自己的意见，又能实施有效管理，同时还能获得广泛支持的单一的统一政府。

考克斯还提出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而伦敦方面显然也没有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里，劳工和其他非战斗支持人员都是印度人。如果英国内阁真的要让印度人离开美索不达米亚，那么要由谁来填补这些人离开后留下的空缺呢？不仅如此，在土耳其的统治下，这一地区的司法体系都受伊斯坦布尔的高级法院节制，当地的案件也可以向伊斯坦布尔方面上诉。而在毛德少将治下，印度的司法体系也发挥了类似于伊斯坦布尔高级法院的作用。然而，一旦切断这一地区与印度之间的联系，这里的司法体系又当如何是好呢？

对此，美索不达米亚管理委员会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奥斯曼帝国政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机构已经不复存在，而除了来自英属印度的人员之外，这里又没有任何有经验的官员能够组成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行政机构。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新的命令和行政指令需要执行，公共设施和服务也需要有人管理。这些事情要由谁来做呢？

伦敦方面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终只好接受由印度政府来管理这一地区，只要大家都认可这一管理不是永久性的。由于赛克斯的公告是以毛德少将的名义发出的，因此毛德少将既需要负责宣传这一公告，同时又不能鼓励人们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行事。英国人最终采取的这种折中方案，看起来简直像是故意要制造不满和不安：一方面，他们在一个并不寻求独立自主的地区做出了保证其独立的承诺；另一方面，由占领军组成的军政权力机关又要设法阻止这一地区真正独立。

美索不达米亚是英国在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地区。很显然，英国对当地居民中的一部分做出了慷慨的承诺，但白厅没有想清楚应当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履行其承诺。对于英国接下来要进占的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这表明，在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的同僚们为中东制定政策时，并没有事先考虑这些政策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可行；而且，即便这些政策可行，他们也没有考虑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愿意执行。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然，当英国政府决定在亚洲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如果连英属印度占领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都会产生这么多混乱的话，那么当英属埃及向一个国际利益错综复杂的地区进军时，自然将面对更多的麻烦。这个地区，就是巴勒斯坦。

II

赶赴埃及的新任指挥官是埃德蒙·艾伦比将军，这位骑兵指挥官曾经在法国有着杰出的作战与指挥表现。1917年6月，在史末资下定决心不接受这一任命之后，艾伦比成了下一个人选。首相给艾伦比的指示是占领巴勒斯坦，并且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

艾伦比给埃及远征军带来了动力和纪律，以及一种新的专业主义精神。他选择了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担任军事情报官，此人曾经在东非为史末资效力，从事性质类似的工作，而且成绩斐然。梅纳茨哈根又选择了奥斯曼问题专家温德姆·迪兹在他手下效命，负责政治情报工作。

梅纳茨哈根负责掌管敌后的情报工作，试图为艾伦比入侵巴勒斯坦的行动铺平道路。梅纳茨哈根曾经怀有强烈的反犹情绪，但阿龙·阿隆索赫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间谍网为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情报，进而改变了他的想法。不过，为了赢得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尊敬和友谊，阿隆索赫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间谍网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者暴露在了土耳其人的报复威胁之下。而且，这个时机真是糟得不能更糟了，因为当地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原本就虎视眈眈，打算消灭那里的犹太人社群。1917年春天，杰马尔帕夏在逾越节当天驱逐了雅法（Jaff）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我们并不清楚杰马尔打算把这些人赶到哪里去，不过他曾模糊地提到过叙利亚的内陆地区。逃难者缺吃少穿，历尽苦难，他们的惨状勾起了人们对亚美尼亚人受迫害的回忆。不久之后，杰马尔又表示他打算驱逐耶路撒冷城中的平民，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多亏了德国外交部的强硬干预，一场悲剧才免于发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倘若阿隆索赫恩渗透广泛且卓有成效的间谍行动被人发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而阿隆索赫恩的行动最终确实暴露了。1917年10月，土耳其人逮捕了他的妹妹萨拉·阿隆索赫恩（Sarah Aaronsohn）和她的几位同伴，并对他们加以折磨拷打。一些人被绞死，萨拉·阿隆索赫恩则在遭受了四天的折磨之后设法自杀了。如果不是德国人和塔拉特插手，对犹太人的报复原本会接踵而至。不过，到了1917年底，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是只剩下了原来的1/3，其他人大部分已经死于饥馑或疾病。

III

在为英国入侵巴勒斯坦做准备的过程中，阿龙·阿隆索赫恩手下犹太人的才干给梅纳茨哈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反，费萨尔帐下的阿拉伯人就没有那么出色了。

T.E.劳伦斯是英国开罗行政当局与费萨尔的阿拉伯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官，但开罗方面几乎与他失去了联系。1917年春天，劳伦斯消失在了沙漠之中。英国在开罗的军事机关则在前一年就对阿拉伯起义失去了兴趣，因此对劳伦斯和费萨尔究竟在做些什么漠不关心。

劳伦斯跟着奥达·阿布·塔伊（Auda abu Tayi）走了。此人是阿拉伯半岛北部贝都因部落联盟的酋长，劳伦斯花了1万英镑获取了他的效忠。他们的目标是亚喀巴（Aqaba）——位于巴勒斯坦南端的一座静谧小港。这座港口坐落在红海一个海湾的深处。这个海湾太过狭窄，只要沿岸的炮台还在敌人的手里，英国皇家海军就不敢冒险驶入。这里驻扎着数百名奥斯曼帝国守军，他们的阵地和炮位都是面朝大海布置的。因此，奥达的部众打算从后方发动奇袭，一举拿下亚喀巴。[4]

虽然劳伦斯也一同前往，但领导这次远征的是奥达。奥达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贝都因人的狡黠，率领部众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向北进入沙漠地带，让人无法发现他们的行踪。两个月之后，他们突然出现在巴勒斯坦南部。7月10日，他们奇袭亚喀巴，打了当地弱小的土耳其守军一个措手不及。尽管刚刚在沙漠里煎熬了两个月，但劳伦斯还是立刻启程，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危险的旅途。他打算穿过敌人控制下的不毛之地，向苏伊士进发，向英国人汇报奥达成功夺取亚喀巴的消息。就在艾伦比将军来到埃及接管英军指挥权后不久，穿着一身阿拉伯服装的劳伦斯出人意料地从西奈沙漠里现身，成了英军司令部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劳伦斯身上有许多美德，但诚实不是其中之一。他把他的幻想包装成了现实。几个月之前，他给克莱顿准将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一次他自称由他亲自完成的远行，但他的记述几乎全是虚构。现在，他更是有了可以用来夸大吹嘘的个人经历。他让他的听众们相信，是他本人在亚喀巴战役中扮演了主要角色。[5]就这样，从亚喀巴带着胜利的消息归来的劳伦斯把自己包装成了一名战场上的英雄，这一包装过程用时九个月。而对于英国军官来说，真正赢得了胜利的奥达·阿布·塔伊——东部哈威塔特人[6]的酋长——的名字太过拗口，因此没人提及。所以，就像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军官们都说“是劳伦斯夺取了亚喀巴”。

不论亚喀巴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夺取亚喀巴都彻底改变了汉志起义。在此之前，汉志起义军被麦地那的土耳其守军挡在了阿拉伯半岛内部；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可以把阿拉伯部落武装运送到巴勒斯坦。因此，侯赛因的部队第一次有了投身英国与土耳其交战的正面战场的机会。劳伦斯让艾伦比相信，阿拉伯非正规军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助英军一臂之力。

艾伦比同意了劳伦斯的方案，打算把依然留在汉志的费萨尔和他的一小部分部落武装精锐从英国人控制下的阿拉伯半岛海岸运送到250英里[7]海路之外的亚喀巴。艾伦比计划在秋天发动巴勒斯坦战役，而费萨尔的部队可以在英军的右翼活动，来牵制敌军。这一计划意味着费萨尔要离开汉志以及他的父亲和兄弟，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一计划。他被委任为英军将领，在艾伦比帐下效力。

几个月之前，阿拉伯局曾经考虑过让费萨尔的部队参加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1917年5月16日，阿拉伯局向克莱顿汇报说，费萨尔手下的贝都因人无法与正规军抗衡；此外，如果他们在行动中进入定居地区，可能会招致城镇居民的不满。阿拉伯局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从奥斯曼军队的叙利亚逃亡者中招募兵员，让他们投到费萨尔帐下效力，从而“让谢里夫费萨尔的军事行动变成以解放这些地区为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一系列随性为之的针对铁路的突袭”。[8][9]

IV

1917年秋天，艾伦比发动了入侵巴勒斯坦的战役。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指挥官预计艾伦比会进攻加沙沿岸地区，毕竟这里是进入巴勒斯坦最明显的通道。因此，他们在加沙沿岸地区做了大量的防御准备工作。艾伦比仅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佯攻。与此同时，他的主力部队迅速而隐秘地穿越沙漠，攻击了内陆的贝尔谢巴（Beersheba）。奥斯曼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撤退。

土耳其人之所以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梅纳茨哈根功不可没。10月10日，梅纳茨哈根骑马进入无人区，遇到了奥斯曼骑兵巡逻队。他在对方开枪后佯装中枪，并且遗失了一个染了血迹的袋子。袋子里装着英国的机密文件，文件内容表明英军的主攻方向将是加沙。劳合·乔治后来写道，“是梅纳茨哈根的诡计让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他评价道，“我在各国军中从未见过比他更能干、更成功的人物”，又补充说，“尽管他的军衔在战争中最高只升到了上校”。[10]

艾伦比的部队沿着加沙—贝尔谢巴一线推进，费萨尔的部队则在英军的右翼袭扰土耳其军队。作为英国和阿拉伯军官之间的联络官，T.E.劳伦斯从少校一直升迁到上校。他在这场战役中丰富多彩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同时也招来了许多人的嫉妒。

法国派到汉志的代表布雷蒙后来充满妒意地说，劳伦斯“代表着”20万英镑。[11]不过，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起义耗费英国的资金至少是这个数字的50倍之多。不管具体数额是多少，在当时那都是很大的一笔钱，对于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贝都因部落从没见过这么多财富。劳伦斯带来的钱财不仅改变了这些部落的立场，而且还让这位掌管钱财的英国年轻人改头换面，他的阿拉伯长袍变得比费萨尔的长袍更加华丽。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人问一位贝都因谢赫是否还记得劳伦斯，此人回答说：“他就是那个带着金子的人。”[12]

要把金子安全地送到劳伦斯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值得信赖的人并不多。在开罗，温德姆·迪兹会在星期六下午亲自把金子装箱，然后看着它们被搬到骆驼身上，踏上前往沙漠、送交劳伦斯的旅程。

除了偶尔加入行动的部落武装之外，费萨尔的部队包括大约1000名贝都因人和大约2500名来自奥斯曼军队的前战俘。英国人希望这些前战俘可以把费萨尔的部队改造得像一支正规军，但最初的进展让他们很失望。1917年底，美国国务院驻开罗的一位代表汇报说，费萨尔的军队依然“无法对付纪律严明的敌军”。他的报告无疑反映了当时在开罗的英国人的看法。[13]

劳伦斯的突击队也令人感到失望。艾伦比给他们布置了特殊的任务，让他们去爆破一座高拱桥，切断以耶路撒冷为大本营的奥斯曼军队的铁路交通线。劳伦斯和他的人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过，在把土耳其人的右翼逼退到雅法以北之后，艾伦比还是直插犹地亚山区，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甚至赶在了圣诞节之前。劳伦斯对自己的失败十分自责，但艾伦比并没有责怪他，反而邀请身为克莱顿准将帐下参谋军官的劳伦斯参加了耶路撒冷的入城式。

V

1917年12月11日，埃德蒙·艾伦比爵士率领手下军官从雅法门步行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艾伦比在希律城堡宣读文告，宣布对该城实行军事管制。艾伦比对法国代表皮科解释说，由于该城处于军事管理区内，当地的军政大权完全由军队指挥官掌控。身为军队指挥官的艾伦比将有权决定军事管理持续到何时为止。艾伦比表示，只有在军事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他才能在这里恢复民政管理。在此之前，有关《赛克斯—皮科协定》和巴勒斯坦最终处置的问题都要暂时搁置。

首相把耶路撒冷称作“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而他的圣诞节梦想就是解放这座城市。他后来提到，随着耶路撒冷的解放，基督教世界得以“重新控制其最为神圣的圣地”。[14]他宣称，占领巴格达和耶路撒冷不仅在心理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带来实际层面的影响：“多年来，我们在战争指挥上的无能让土耳其人获得了军事上的虚名。这次的胜利不仅让我们开始瓦解他们的虚名，而且也对最终的胜利做出了实际的贡献。”[15]

在夺取耶路撒冷之后，费萨尔的阿拉伯武装又在一些阿拉伯军官或英国军官的帐下效命，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在外约旦，突袭队继续着打了就跑的游击战策略，而由乔伊斯训练、被他的同僚休伯特·杨运送到前线的正规军则打破了英国情报官员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成见——英国情报官员此前向来认为阿拉伯人无法正面抗衡土耳其军队。在战役的下一个阶段，艾伦比为他们准备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打算让他们在英军右翼打乱土耳其人的部署。

此时的艾伦比本来可以率军继续向大马士革进发，并且从那里对伊斯坦布尔发动进攻，给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停手。由于俄国已经投降，鲁登道夫得以把东线的德军调到西线。因此，德国人正在准备向西欧发动一场进攻。突然之间，艾伦比就被迫把几乎全部英国军队送回欧洲去。1918年春季的第一天，德军在法国北部发动突然袭击，攻破了协约国的防线，他们有机会在增援的美军赶到战场之前就赢得战争的胜利。鲁登道夫的猛攻一直到夏天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艾伦比就一直待在巴勒斯坦，为了未来的行动重建部队。

从圣诞节开始到夏末，就在艾伦比等待时机重新发动攻势的同时，英国政府和协约国阵营就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最终分配问题展开了政治斗争。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在北方发动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鲁登道夫攻势”，意欲夺取俄国境内突厥语族人口居住的地区——阿塞拜疆和前沙俄突厥总督区，他甚至还想继续进攻波斯、阿富汗和印度，趁英国军队远在欧洲之际夺取大英帝国的东部领土。

事后看来，恩维尔的攻势就像鲁登道夫的攻势一样，看上去像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和意图是难以评估的。而且，奥斯曼军队的攻势还将把此前尚未卷入战争的广袤的中东地区北部带到世界大战和国际政治的聚光灯下。

就在恩维尔向北部和东部发动进攻的同时，艾伦比终于得到了从西部向恩维尔的部队发动进攻的机会。

[1]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21.

[2] 当时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并非如此。无论如何，犹太人的确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巴格达与耶路撒冷当时是亚洲犹太居民最多的两座城市。早在1000年前，巴格达就成了犹太人流亡领袖——大流散之后东方的犹太教首领——的居住地，因而成了东方犹太教的首府。从巴比伦之囚的时代起——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到来之前，犹太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约1000年。——原注

[3] Ibid.,pp.139–40.

[4] 这很可能是劳伦斯的主意，不过奥达和费萨尔自己也可能会想到这个主意。——原注

[5]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pp.166–8.

[6] 哈威塔特人（Howeitat），外约旦（约旦河东岸地区，现为约旦王国）的一个部落联盟。——译者注

[7]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8]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8.Document TU/17/3.

[9] 费萨尔一到达亚喀巴，英国军官们就开始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并且为他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驻扎在亚喀巴的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是被派驻到费萨尔军中的英军高级军官，同时也是汉志行动的指挥官，向艾伦比的参谋部里的艾伦·道内（Alan Dawnay）上校汇报。他们二人是掌管阿拉伯军队的主要英国军官，道内负责谋划，乔伊斯负责执行。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指挥澳大利亚军队的哈里·肖韦尔（Harry Chauvel）后来写道：“在所有阿拉伯军队中，只有乔伊斯负责组织的那支部队真正具有战斗力。我一直认为，他在汉志行动中的贡献胜过其他所有英国军官。”（注：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Allenby Papers.DS 244.4.）——原注

[10]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6:1918 (Boston:Little,Brown,1937),p.203.

[11] General Ed.Brémond,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Payot,1931),p.9.

[12] David Holden and Richard Johns,The House of Sau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p.53.

[1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William Yale Papers.DS 149,DS 244.4,DS 126.1.

[14]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4: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98.

[15] Ibid.,p.573.

36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I

从1917年圣诞节到1918年夏天，艾伦比完成了继续向土耳其人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1918年1—2月，他修复并扩展了耶路撒冷到海岸地区的铁路线，以避免让他的部队过于依赖畜力运输和受损于战火的公路交通。他不断对敌人发动突袭，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与此同时，他还训练了一些新招募的印度部队，为接下来的战役做准备。

大马士革是他进军路上的下一个目标。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马士革都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在这一点上它要胜过巴格达和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的起源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但人们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直有人定居的城市。早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英国人和德国人出现之前，大马士革就已经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绿洲城镇了。如果英军能够夺取大马士革，那么不仅意味着英国将完全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语地区，还可以确认英国人是古代世界征服者们的合法继承人。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征服者无不控制了叙利亚的绿洲。

英国自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征服者，因为英国的征服代表着多个民族的利益，响应了多个事业的号召。艾伦比是一支联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将打着多面不同的旗帜出征，其中的一面是马克·赛克斯爵士为侯赛因和阿拉伯人的事业设计的旗帜。这面旗帜上有黑、白、绿、红四种颜色，象征着阿拉伯帝国往日的辉煌，同时暗示侯赛因是当代的穆斯林英雄。侯赛因对这面旗帜做的唯一一点改动，就是调整了一下红色的色调。[1]赛克斯命令埃及的英国军需办公室制作了这面旗帜，并将其送到汉志军队的手中。

就在艾伦比准备向大马士革进军之际，这些由英国人设计，又由英国人制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些主导着中东政策的英国官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衷心支持那些他们在半路上才接受的事业？在1914年之前，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对身为统治阶层的土耳其民族充满崇敬，但是在战争期间却拥抱了被奥斯曼暴政压迫的民族的解放事业。像梅纳茨哈根一样，赛克斯曾经是一名公开的反犹主义者，但他们二人现在却表达了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切。斯托尔斯和克莱顿这样的殖民地官员向来认为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原住民没有自治的能力，可是当赛克斯主张让阿拉伯人恢复独立时，他们似乎又支持他的想法。这一系列态度转变并不都出自真心实意。

在光谱的一端是赛克斯，他是几乎所有这些承诺的发起者，同时也坚信英国应当信守这些承诺。在光谱的另一端是从事实际操作的官员，他们反对做出这些承诺，还时而对与这些承诺相关的事业加以抨击。1918年初，在伦敦的赛克斯改变了职务，进入外交部开始负责奥斯曼帝国战区的政治事务。而在现场执行政治任务的那些人——在巴勒斯坦的克莱顿、在埃及的温盖特，以及在巴格达的英印政府官员，虽然不会公开表达他们的态度，但其实都对赛克斯的理想主义心存疑虑。在1918年英国政府的内部往来中，外交部和第一线的官员们在表面上依然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却在相互角力。巴格达、耶路撒冷，以及未被协约国掌控的大马士革都在等待着它们的最终命运，但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命运可能最终取决于英国官僚体系内部一场拔河比赛的结果。

II

吉尔伯特·克莱顿准将此时成了艾伦比将军麾下的主要政治专员，但他依然在政治事务上代表着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因而在埃及、苏丹和巴勒斯坦占领军的政治事务上都颇具发言权。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克莱顿十分谨慎小心，不愿意发表与其上级意见相左的看法。由于温盖特的观点与他相同，他与温盖特交流时往往会畅所欲言；而赛克斯的看法与他不同，因而他在与赛克斯交流时会比较谨慎。

克莱顿和斯托尔斯希望在中东建立一个在英国指导下的阿拉伯王国或邦联，不让法国插手（在黎巴嫩可能除外）。克莱顿不承认自己有反法情绪。他解释说，并不是他想要把法国人排除在叙利亚之外，而是法国人咎由自取：叙利亚人厌恶法国人，如果让法国人统治叙利亚，他们很可能会搞得一团糟。克莱顿表示，他并不会任由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在他看来，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他在1917年8月20日写信给赛克斯说：“你无须担心我怀有某种法绍达主义情绪。”[2]他担心法国人会把自己的失败怪罪到英国人头上。他告诉赛克斯说，重要的是要留好记录，证明这并非英国的过错。

克莱顿不承认自己有反法倾向，但他承认自己对英国在中东的其他盟友持保留态度。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克莱顿和他的同僚温盖特也可谓是坚决的反犹主义分子。温盖特曾经指责说，是犹太人害得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克莱顿则在1916年向温盖特汇报说，在倡导与奥斯曼帝国议和的活动背后，也有犹太人的身影。[3]

不过，在1917年，当与土耳其人议和的声音又甚嚣尘上之时，克莱顿又认为英国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不能议和，因为“我们已经承诺要支持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所以必须坚持下去，争取彻底的胜利。[4]与此同时，他又反对英国做出这些承诺，包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在英国起草《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克莱顿曾经写信给赛克斯说，最好让阿龙·阿隆索赫恩和犹太人继续“忙活”，英国则不要发表任何明确陈述自身目标的声明。[5]他写到，政治活动可能会分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精力，让他们不能专心投入战争。天性谨慎的克莱顿认为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提前做出承诺。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月之后，克莱顿又写信给赛克斯说，发表这份宣言可能是一个错误。

犹太复国运动能取得多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和俄国能取得多少人的支持，这一点我并不完全清楚。我也并不全然了解他们可能会向我们索取多少东西。但是，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努力地推动犹太复国运动，我们可能会让阿拉伯的统一变得像一个既成事实，并且使得一些人可以利用它来反对我们。[6]

不过，克莱顿并不是那种支持阿拉伯独立的亲阿拉伯者。相反，早在1917年初，他就同温盖特一道提出要取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让英国直接兼并埃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外交部的反对。当时，克莱顿曾经给赛克斯写信，力陈自己的提议的合理性，并且抨击了伦敦那些阻挠其计划的官员。他宣称：

我知道这个提议很大胆，而且与他们的政策背道而驰，但请记住我的话，我知道我是对的。那些关于埃及苏丹和自治政府的空话都毫无意义。埃及人根本没准备好。如果你给他们一座皇宫，那么你自以为交给了埃及人民的权力和自治政府就会全部落入苏丹及其臣僚的手中，并且被他们拿去用来对付你。理论总是美好，但现实就是如此严酷。[7]

早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之前，克莱顿就成了第一个十分重视阿拉伯秘密社团作用的英国人。但是，他一直忽略了阿拉伯人告诉他的一件事：他们不想被基督徒或是欧洲人统治，就算是英国人也不行。1918年初发生的一件事原本可以提醒他这一点。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发来了一个外交邮袋，他在其中汇报了自己会见阿拉伯秘密社团领袖阿齐兹·马斯里的情况。马斯里提议组织一场运动，以推翻伊斯坦布尔的恩维尔—塔拉特政府，随后将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联邦制国家，赋予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地方自治权，并且让这个重组后的帝国与协约国和谈。[8]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身在开罗的马斯里就经常对克莱顿说同样的话，但克莱顿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马斯里的言外之意是，那些宁愿被土耳其政府统治的阿拉伯人并不愿意被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统治。因此，克莱顿的提议，即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英国保护国的想法，其实是永远不会被马斯里接受的。

就这样，克莱顿虽然在嘴上说自己并非法国的敌人，同时又坚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朋友，但是作为要在巴勒斯坦、外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政策问题上给艾伦比提出建议的军官，他在实际行动的层面是在与这三股力量作对的。

III

马克·赛克斯爵士在政府事务上还是个新手——截至1917年，他接触行政工作仅仅两年时间。此外，他性格多变，很容易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上文提到过，他很容易突然开始追寻一项使命，也时常半途而废。不过，尽管有些反复无常，但他并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反而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曾经是一个反阿拉伯人、反犹太人、反亚美尼亚人的人，现在却变得亲阿拉伯人、亲犹太人、亲亚美尼亚人。他只知道一种能够赢得新朋友信任的方法——用真心实意去打动他们。

赛克斯认为应当信守自己对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法国人的承诺。于是，在1917—1918年，他一直在努力，想让这些迥然不同的势力实现联合。哈伊姆·魏茨曼曾这样评价赛克斯的与众不同：“他在思考的时候不总是能保持前后一致，有时也不是很有逻辑，但他确实十分慷慨、热心。”[9]鉴于赛克斯在帮助犹太人实现民族夙愿方面扮演的角色，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纳胡姆·索科洛夫把赛克斯办公室的大门称作“希望之门”，这倒也恰如其分。[10]不过，在英国政府内部，却有一些人不同意对外国人如此慷慨。实际上，赛克斯遇到的主要麻烦就是难以取得本国同僚的支持。他们对赛克斯的观点感到费解。按他们的标准来看，赛克斯这人堪称天真，而他们在此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赛克斯的部分问题在于，他不知道他的同事们究竟各自支持什么观点，也不明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隐藏自己的动机和计划。每当参加机密会议，与他信赖的英国政府内的同僚们交流时，他总是觉得可以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误以为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行政官员和像克莱顿这样的职业军官通常都有一种职业性的谨慎小心。与赛克斯不同，他们倾向于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底牌。而赛克斯是一个来自下议院的议员，最擅长发表演说。赛克斯的职业习惯是把想法说出来，而克莱顿等人的职业习惯却是保持缄默。

1917年夏天，赛克斯回到伦敦。他发现，趁他不在伦敦的时候，英国外交部里亲奥斯曼帝国的人员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前大使亨利·摩根索曾试图单独与土耳其媾和，但是由于立刻遭到哈伊姆·魏茨曼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只好作罢。赛克斯给克莱顿写道：“我一回来就发现，外交部一直在小心谨慎地毁掉我过去两年中成就的一切。他们到处煽动反对英法协约（也就是反对法国）的情绪，还试图与土耳其单独媾和。实话说，我回来得正是时候，不然犹太复国运动也要被他们毁掉了……”对于犹太复国运动的命运，他说得不错，但是他对英国外交部的看法是错误的。反对法国的不是英国外交部，而是赛克斯自己创办的、克莱顿所在的阿拉伯局。

1917年，就在赛克斯回来之前，阿拉伯局的主管戴维·霍格斯曾经在伦敦游说，试图推翻《赛克斯—皮科协定》和法国在中东的地位，主张建立一个由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邦联，并将其变为英国的保护国。私下里，吉尔伯特·克莱顿的看法几乎与霍格斯一样，只不过霍格斯更开诚布公罢了。但赛克斯并不知道这一点。赛克斯写信给克莱顿说：“霍格斯来了，写了一份反对法国和协定的备忘录，大搞了一番破坏。他在阿拉伯运动的头上浇冷水，还主张……由英国统治麦加。”赛克斯兴高采烈地汇报道：“他被打了个惨败……”

赛克斯一直念叨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屈服于奉行法绍达主义的法国人或英国人。”赛克斯宣称，他和P（皮科）将会强硬要求英法两国政府相互守信，并且忠实于阿拉伯人：“……只有一种可能的政策，那就是自始至终地坚守协约，而阿拉伯国家就是英法协约的孩子。”他还认为，也不能忘了告诫阿拉伯人，不要试图拆散英法协约。“让你手下的英国人对阿拉伯人表明态度，不要让他们接受‘你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之类的奉承。我也会到巴黎去，让法国人把阿拉伯人的事业当成他们唯一的希望，并让法国人对其予以支持。殖民主义根本就是胡来，我相信我和P能够向法国人证明这一点。”[11]赛克斯似乎从未怀疑过皮科，其实皮科仍然是一名殖民主义者。在皮科看来，英国就是法国在中东的竞争对手。赛克斯似乎也没有想到过，克莱顿实际上也希望干脆把法国从中东踢出去。

事实证明，克莱顿甚至不愿意与皮科一起工作，而且反对执行在阿斯奎斯政府时期与法国签署的协议——根据协议，战争期间中东的被占领土应当由英法两国共同管理。作为被派驻到艾伦比司令部里的法方代表，皮科一直坚称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经就此对他做出过承诺。但克莱顿却在写给赛克斯的信中说：“倘若真有此事，我也从未听说过。我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又不怀好意的安排。”[12]不过，艾伦比将军最终利用他的权威，决定推迟考虑这些事宜，直到他认定军事形势允许时为止。他的这一决定相当于暂时取消了之前的协议。

在涉及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话题上，克莱顿与赛克斯交流时的表态更加谨慎。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的那个星期，兴高采烈的赛克斯给态度冷漠的克莱顿发去了一封密电，告诉他犹太复国主义者打算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事业出力，而他本人正在尝试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将这三个群体团结起来。[13]哈伊姆·魏茨曼将代表犹太人，詹姆斯·马尔科姆代表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则由一位叙利亚基督徒和一位阿拉伯穆斯林共同代表。赛克斯补充说，重中之重是邀请更多的阿拉伯人加入其中，因为这个委员会将向各地的阿拉伯人伸出援手。

几星期之后，赛克斯又给克莱顿发去电报，告诉他，自己已经说服了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层，让他们采取亲阿拉伯路线。[14]他请求克莱顿告诉开罗的叙利亚阿拉伯人群体，对于他们和任何与协约国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人来说，让土耳其人和德国人获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都绝非好事。他的言外之意是，《贝尔福宣言》不仅代表了英国的利益，也代表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在发电报给克莱顿后不久，赛克斯又告诉皮科，阿拉伯人的利益已经得到了妥善的照顾，而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也会谨慎小心地顾及阿拉伯人的权益。[15]赛克斯还给克莱顿写了封信，告诉他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领导层已经达成一致，阿拉伯领导人也应该加入他们的“联合”。[16]

克莱顿在回电中泼了冷水。他说：“不管怎么说，麦加方面都不喜欢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不想和他们产生任何联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担心会重演雅各和以扫的故事[17]。无论如何，这种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的联合，既在历史上没有过先例，也不符合现有的民族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行事。”[18]他补充说，由于阿拉伯人派系林立，赛克斯说的那种派一个阿拉伯代表团去伦敦参加委员会的方案根本不切实际。

几天之后，他又换了一副更具安抚意味的语气写信给赛克斯说：“我能理解你对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联合的看法，也明白这种联合可能带来的好处。我们应该尝试，但必须谨慎行事。实话说，要在几个星期之内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情感，我认为成功的概率不大。”克莱顿对犹太人尤其怀有戒心，他补充道：“我们必须……考虑，是否值得为了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而冒着在关键时期得罪阿拉伯人的风险。”[19]

第二天，克莱顿最亲密的同僚——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写信给艾伦比说：“马克·赛克斯太执迷于他自己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一套漂亮说辞。他如果不把脚步放慢一些，就很有可能无意间搞砸一切。不过，克莱顿给他写了一封很出色的信，我希望这封信可以起到些镇静作用。”[20]

不过，克莱顿还是如赛克斯所愿在开罗会见了叙利亚人的代表，而且似乎真的按照赛克斯的要求告诉他们说，鉴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与协约国的命运休戚与共，那么只有在犹太人支持协约国的情况下，阿拉伯人的事业才有可能成功。他告诉他们说，犹太人想要在巴勒斯坦获得一片家园，但无意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21]

叙利亚阿拉伯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阿拉伯局在发给克莱顿的一份报告中，援引了叙利亚委员会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该委员会的成员“清楚地知道，他们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按您的建议与犹太人展开合作。他向我保证说，叙利亚人很了解犹太人的力量和立场，他们现在愿意着重宣传叙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一致”。[22]

克莱顿给赛克斯发去报告说，他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即将走到一起。他还说，他已经指示英国在费萨尔那里的联络官T.E.劳伦斯，让劳伦斯建议费萨尔与犹太人结成同盟。[23]

不过，在管理巴勒斯坦占领区的时候，英国官员却没有尝试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虽然《贝尔福宣言》早在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公布，但英国军事当局却拒绝在耶路撒冷发布《贝尔福宣言》。因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并没有体现在艾伦比的临时军政府的政策之中，艾伦比的上级罗纳德·斯托尔斯也拒绝在战争期间涉足任何有可能引起争议的事务。开罗的情报机关告诉外交部，在军事局势稳定下来，并且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之前，当局应当拒绝犹太人前来巴勒斯坦定居的申请。[24]

很显然，军事管理当局的官员们倾向于认为，伦敦的官员们并不理解让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接受犹太人定居者日渐增多的前景有多么困难。因此，他们对执行《贝尔福宣言》表现得十分不情愿。有些观察家还注意到，他们更愿意接受“原住民”穆斯林，而不是难以被同样视作“原住民”的基督徒和犹太人。1918年夏天，身为战时内阁三名助理秘书之一的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从特拉维夫寄信给其同僚马克·赛克斯，信中提到，来自埃及和苏丹的占领军军官们“难以理解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哪些国际政策可能影响到巴勒斯坦的局势。人们很容易发现，在印度或苏丹生活过的英国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更青睐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和犹太人”。他补充道：“在我看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采用他们的老办法，想通过一点小恩小惠来收买英国人，试图对犹太人来一个‘先发制人’。”[25]

克莱顿把奥姆斯比—戈尔的信转给了赛克斯，并且随附了自己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觉得奥姆斯比—戈尔的说法有一点误导性。他反驳说，他自己其实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26]显然，他现在改变了看法，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是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的。他对当地的阿拉伯人评价不高。他在写给作家和东方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贝尔此时在为英国驻巴格达行政当局服务）的信中说：“巴勒斯坦的那些所谓阿拉伯人，根本无法与沙漠里真正的阿拉伯人相提并论，也比不上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地区生活的阿拉伯人。”[27]

1918年夏天，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军政长官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在写给赛克斯的信中说，对于当地的非犹太人而言，“鉴于这片土地最终将落入他人之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终只能处于较低的地位。因此，我们的行事方式应当尽可能地体面、温和、圆滑，从这里被派出去的军队也应当享有一些战争荣誉”。斯托尔斯要求一切从缓，他写道：“我们可能得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让犹太人相信我们并不受阿拉伯人的驱使，同时也让阿拉伯人相信我们并没有被犹太人收买。”[28]

在这封信里，斯托尔斯还写道：“我们或许能预料到这片土地的未来，但不应当因此而忽视了实力较弱，甚至注定将会消亡的那一部分人。如果我们能循序渐进，更有耐心地推动这种转变，避免露骨地表现出恶意，不留下难以磨灭的怨恨，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就会更加令人满意，也更具持续性。”[29]

这就给赛克斯和他在伦敦的同僚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身在第一线的人所倡导的政策是否更有利于（或是有害于）实现他们的目标。

IV

1918年初，赛克斯和他在外交部的同僚们开始将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付诸实施。2月13日，英国外交部发电报给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公署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通知他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已经获批成立，并将被派到中东地区办公。这个委员会由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其首脑是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并由威廉·奥姆斯比—戈尔负责管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为执行《贝尔福宣言》做准备。[30]

为了启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工作，艾伦比的参谋艾伦·道内为魏茨曼安排了与费萨尔王子的会面。道内还写信给费萨尔身边的英国高阶军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中校说：“以我在一次简短的对话中建立起的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目标的认识，我相信双方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31]

在见到费萨尔王子之后，魏茨曼感到十分激动。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费萨尔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十分聪颖，又很诚实，英俊得如同画作中的人物！他对巴勒斯坦没有兴趣，但是他想得到大马士革和整个北叙利亚……他十分鄙夷那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甚至不把他们当作阿拉伯人！”[32]

这与奥姆斯比—戈尔几个月之后在伦敦参加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举办的会议时说的话不谋而合。根据他的发言纪要，奥姆斯比—戈尔当时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委员会如此说道：

真正的阿拉伯运动发生在巴勒斯坦之外。费萨尔王子领导的运动与犹太复国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投身这场运动的是真正的阿拉伯人，真正的好汉。生活在外约旦的阿拉伯人是一些十分出色的人，而生活在约旦河以西的那些人根本不是阿拉伯人，他们只不过是说阿拉伯语罢了。[33]发源于汉志的阿拉伯运动正在向北方发展，与犹太复国运动一样有着崇高的理想。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应当认可他们的志向。[34]

费萨尔身边的英国高阶军事顾问乔伊斯中校参加了魏茨曼与费萨尔的会谈。他汇报说，费萨尔愿意与犹太人展开合作，甚至将其当作实现阿拉伯运动目标的必要步骤。在没有得到其父授权的情况下，费萨尔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但乔伊斯认为，只要能够借此让协约国支持他们父子对叙利亚的领土要求，费萨尔愿意接受让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安排。[35]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为第二年和平会议上费萨尔对犹太复国运动提供公开支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耶路撒冷，魏茨曼向当地的穆斯林保证，巴勒斯坦的面积足以容纳各个族群，犹太人定居点不会侵占穆斯林或基督徒的土地。但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对他的反应要冷淡得多。巴勒斯坦英国行政官员的态度也让他十分不安：魏茨曼要求他们公开发布《贝尔福宣言》的内容，并向当地的穆斯林族群解释这一政策，但他的要求遭到了罗纳德·斯托尔斯及其同僚的拒绝。

在魏茨曼看来，让穆斯林人群意识到英国是真心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这一任务应当由英军军事管理当局完成。斯托尔斯在英国外交部面前对这一说辞唱了反调。斯托尔斯认为，这一使命已经由伦敦的贝尔福和全世界的报刊完成了。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需要做的事情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当地非犹太族群的立场上想问题，想想这些人需要得到怎样的保证。“穆斯林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而就在它被一个基督教强国征服的前夕，这个征服者却宣布它会把巴勒斯坦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另一个民族殖民，而那个民族在世界各地都不是很受欢迎。”温文尔雅的罗纳德·斯托尔斯没有忘记，作为耶路撒冷的长官，他可谓是庞提乌斯·彼拉多[36]的继承者。因此，对于他不想担责的事情，他决心要撇清关系。不过，他还是在英国外交部面前自称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37]

吉尔伯特·克莱顿也主张推迟行动。他在1918年初提到了他的策略。他不仅打算暂缓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同时还像费萨尔一样，主张把犹太复国运动与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地位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克莱顿对强烈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利奥·埃默里解释说：“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首先，在阿拉伯人分到一杯羹——也就是大马士革——之前，不要让犹太复国运动闹出太大的动静；第二，我们要反对任何殖民兼并的主张，强调法国人也支持阿拉伯自治的理念……从而干干净净地把法国人赶出去。”[38]

克莱顿和斯托尔斯都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倘若他们拒绝在耶路撒冷承认英国政府在伦敦发表的《贝尔福宣言》，那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否也会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不信任法国人一样，变得不再信任英国人。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的确有理由担心，像克莱顿、斯托尔斯这样的一线军官可能会让伦敦宣布的《贝尔福宣言》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

V

在巴格达和巴士拉，赛克斯和英国外交部主张的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政策最终只变成了一堆空话。珀西·考克斯爵士被迫离开驻地，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旅程，最终回到了波斯。他的副手阿诺德·T.威尔逊[39]上尉先是代理他的职责，后来又接替他成了当地的政治主官。作为英印军队里的一名军官，威尔逊既不愿意让他治下的地区获得独立，也不相信远在汉志的侯赛因国王能对这里的统治发挥什么作用。

格特鲁德·贝尔，当时最出名的关于阿拉伯的书籍作者，随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来到了巴格达，并担任威尔逊的助理。一开始，她利用自己出众的声望和丰富的亲友关系网络来支持威尔逊的政策。贝尔不太有政治头脑，更多的是凭借一腔热情来做事。此时的她对威尔逊的观点充满了热情。1918年2月，她写信给她的老友、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查尔斯·哈丁爵士说：“我们向有序政府的方向大步前进……没遇到什么重大的阻碍……我们在这里的统治力越强，当地的居民就越高兴。他们最害怕的是我们采取任何折中方案……”她总结说，在巴格达和巴士拉，没人能想象出现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府会是什么样子。[40]

这可与马克·赛克斯爵士在解放巴格达之际起草的声明有着天壤之别。赛克斯在声明中呼吁重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就像麦加的埃米尔在与麦克马洪通信时所提议的那样。赛克斯还暗示，侯赛因可以成为这个阿拉伯国家的领袖。

随着英国官员对麦加的统治者逐渐丧失了战时的那种热情，赛克斯的结盟政策在其他地方也在动摇。虽然赛克斯坚持支持侯赛因，但其他英国官员却注意到，这位国王在与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竞争中正日渐处于下风，而伊本·沙特这位阿拉伯内志地区的主人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支持。1917年春天，赛克斯在访问汉志时感受到了这种情势变化。当时，侯赛因表现出了出奇的温顺，同意与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合作，甚至愿意与法国在叙利亚进行合作。但他补充道：“我们希望大不列颠能够帮助我们对付伊本·沙特。”[41][42]

1918年1月，侯赛因告诉阿拉伯局的一位军官基纳汉·康沃利斯说，他在考虑自称哈里发。这正是基钦纳伯爵三年之前的计划。当时，克莱顿和斯托尔斯在备忘录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后来加入阿拉伯局的那些军官们当年也支持这一计划。（参见第22章）

但是，到了1918年1月，阿拉伯局对侯赛因的评价已经很低了，因而立场完全变了。康沃利斯想打消侯赛因的念头，于是告诉他说，如果他打算自称哈里发，可能会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在接到康沃利斯的汇报之后，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给英国外交部发电报说，他希望有机会阻止侯赛因“轻举妄动”。[43]而在1915年11月17日，正是温盖特将军自己派了一位阿拉伯宗教领袖去见侯赛因，告诉他“穆罕默德的信徒和阿拉伯人希望有人能够夺回他们被人窃取的哈里发地位，继承阿拉伯人的合法遗产，而侯赛因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他还劝说这位哈希姆家族的领袖建立“哈希姆家系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44]

他们和他们的长官曾经鼓励侯赛因自称哈里发，这一历史让基钦纳的追随者们感到很难堪。他们先是在记忆中把这段历史清除了出去，随后又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忽略了这一细节，还在官方文件里删掉了相关记录。在30多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从基钦纳1914年发给侯赛因的电报中删去了有关哈里发地位的这一部分内容。T.E.劳伦斯写到，基钦纳及其追随者们从一开始就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事实根本并非如此。他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毫无信心，反而相信哈里发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侯赛因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种影响力。他们相信，在东方世界，民族主义毫无意义，而宗教则是一切。[45]

到了1918年，无论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考虑，还是为了便于改写历史，英国人决定改变他们关注的重心：费萨尔开始逐渐取代侯赛因，成了埃及方面青睐的阿拉伯领袖。与他的父亲不同，费萨尔很愿意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英国人得到的情报，在1918年秋天，侯赛因的儿子们统率的军队里只有几千名经过训练的士兵。在公开场合，英国人宣称大量的阿拉伯人已经涌到了汉志王子们的麾下；而在私下里，他们嘴里的故事就是另一回事了。1919年的英国政府秘密文件承认：“战争期间记录的追随者人数被严重夸大了。”[46]驻杰达的英国情报机关在1919年发来的一份报告中称，侯赛因国王在军事上的实力根本微不足道：据估算，他的部众只有大约1000名正规军、2500名非正规军和大约几千人的贝都因部落武装，他们的战斗力都被评价为“差”。报告中说，侯赛因国王“痴迷于征服的美梦”，但一旦英国人不再支持他，那么他“根本无力对抗伊本·沙特和声势日盛的瓦哈比派”。[47]

1918年，阿拉伯局一份关于汉志起义的报告说：“这场起义的重要性直到最近几个月才体现出来，而且其影响力每天都在继续蔓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说，谢里夫90%的部队与劫匪无异……”报告中还说，只有在英军抵达之后，阿拉伯人才会起来反抗土耳其人，所以“简而言之，谢里夫起义的规模完全取决于英国人推进的程度”。[48]艾伦比麾下的情报主管梅纳茨哈根上校写道：“我想大可以这么说：劳伦斯的沙漠战役对约旦河以西的主战场毫无意义。”[49]

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赛克斯仍然支持与侯赛因的盟约，并且相信费萨尔和他的兄弟们正在为战争做着重大的贡献。他认为，在1918年，汉志起义在阿拉伯半岛和其他地方一共牵制了3.8万名奥斯曼军人。[50]而根据敌方统帅利曼·冯·桑德斯的回忆录，在1918年，当他的军队开始逃跑时，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武装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51]吉尔伯特·克莱顿在备忘录中的措辞也表明，他相信费萨尔和劳伦斯在艾伦比的右翼实现了很重要的作战目标。还有其他一些证据也表明，外约旦的阿拉伯武装成功地在土耳其人控制区内制造了混乱。

一直以来，此事都与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很难说清楚费萨尔到底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当时，这一问题事关英国是否应当支持侯赛因和费萨尔对付叙利亚当地的阿拉伯领袖，以及英国是否应当支持费萨尔反对侯赛因。

费萨尔在地理上与汉志及其家族隔离开来，进入了英国人的圈子，因此谢里夫自己的阵营里出现了紧张情绪。英国军政当局在秘密截获的一封电报里发现，侯赛因抱怨说：“他们让我的儿子反对我。他现在处在其他国家的控制之下，对他的父亲缺乏忠诚，试图反叛。”[52]他还抱怨说：“我的儿子桀骜不驯，形同叛逆，我却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这让我痛苦万分。”他又威胁说，“如果费萨尔继续危害他自身的前途、民族和荣誉”，那么就有必要组建一个军事会议机构取而代之。[53]与此同时，阿拉伯局从开罗发出电报说，叙利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费萨尔为他们的立宪领袖，但必须由他本人出任君主，而不是以侯赛因的副手或代理人的身份。[54]

VI

从1914年开始，英国的领导层对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领导能力寄予了厚望。然而，到了1917—1918年，他们开始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看法。

随着英国逐步完成对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征服，英国官员开始担心他们在当地可能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克莱顿从1914年开始就想与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分离主义领袖达成共识，但他的计划失败了，因为这些领袖不愿意被非穆斯林统治。现在，既然英军已经开始朝着大马士革前进，这些领袖就必须考虑要怎样把大马士革人争取到协约国一方，并且让他们赞同协约国对中东未来的安排。虽然费萨尔同意了协约国的计划，但是这对大马士革人来说毫无意义。

1918年夏天，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告诉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委员会：“叙利亚的律师、贸易商等‘知识阶层’是近东地区最棘手的难题。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文明，反而吸收了黎凡特地区所有的恶习。”[55]

早在一年之前，马克·赛克斯爵士就开始对叙利亚问题感到忧心忡忡。他既担心英国不会信守对盟友的诺言，也害怕盟友会背叛英国。他担心叙利亚人可能不会接受《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谢里夫侯赛因开出的条件。1917年，他请求阿拉伯局帮他牵头与在开罗的叙利亚阿拉伯领袖会面。他的目的是让他们接受英国此前与法国和汉志在秘密协商中确定的条件，同时又不能告诉他们英国曾经与法国和汉志签署过这些秘密协议。他自称取得了成功，还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记录：“主要难点是如何操控与会代表，让他们索取我们准备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同时又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达成了涉及具体地盘的协议。”[56]“涉及具体地盘的协议”指的就是英国分别在1915年和1916年与法鲁基和法国达成的协议，当时的协议划定了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一线作为阿拉伯独立运动在叙利亚的西部边界。

然而，从各个地区发来的报告表明，奥斯曼帝国政府有可能打算立刻赋予叙利亚以自治权，从而给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来一个釜底抽薪。如此一来，英国人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大马士革本土的阿拉伯领导阶层有可能在叙利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英国人却要站在侯赛因国王一边与他们对抗。

临近1917年底，赛克斯给克莱顿发电报说：“我对阿拉伯运动感到很忧心。要把麦加的父权政治体制和叙利亚的城市知识阶层结合起来绝非易事。”像往常一样，赛克斯很快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提议组建一个阿拉伯管理委员会来推进阿拉伯统一事业。克莱顿肯定告诉赛克斯这不可行，因为赛克斯回复他说：“这的确十分困难，但军事胜利会让这一切变得容易一些。”赛克斯认为，应当劝说皮科向叙利亚人做出保证，告诉他们法国会支持他们最终取得独立地位。替阿拉伯人说服皮科的说辞跟替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服他的说辞是一样的：在遥远的中东做出一点牺牲，总比输掉战争要好，何况打赢战争还能收复紧邻本土的阿尔萨斯和洛林。[57]

赛克斯认为，英国应当信守所有承诺，而且只要做出的让步是合理的，英国也应该满足叙利亚人的要求。像往常一样，克莱顿把英国在战时做出的承诺视作耻辱，恨不得早日把它们都甩掉。他回复赛克斯说：“毫无疑问，叙利亚人非常担心会被一个奉行麦加父权政治的政府统治。他们认为，麦加的谢里夫根本无法摆脱反动的行事作风，而那些作风与现代化的进步进程格格不入。”克莱顿认为，英国不应当再与侯赛因结盟。费萨尔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被叙利亚邦联接受的领袖，而他的父亲只能充当精神领袖，不能成为政治领袖。不过，克莱顿还表示，如果最基本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什么计划、委员会、声明或是宣传都可以免谈。他暗示说（虽然他从来没明确说出来过），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赛克斯对法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的承诺。他认为，由于阿拉伯世界普遍担心英国打算把叙利亚交给法国，那么只要土耳其以成立一个叙利亚自治政府作为反制手段，英国的任何计划就都不会成功。在他看来，英国新近对犹太复国主义做出的公开承诺更是成了政策上的掣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法国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它无意吞并叙利亚的任何地区。[58]

曾经在米尔纳勋爵手下担任参谋的奥斯蒙德·沃尔龙德（Osmond Walrond）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此人在战前就很了解埃及，此时在开罗供职于阿拉伯局。他认为，英国忽略了阿拉伯秘密社团的重要性，因此他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沃尔龙德在1918年夏天写信给克莱顿，描述了他与这些社团成员交谈的经过。他说，他要求他们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的小型委员会，以便与他沟通。于是，他们选出了一个由七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59]沃尔龙德打算效仿赛克斯一年前的所作所为，与另一个对侯赛因抱怀疑态度的开罗阿拉伯人组织进行磋商，设法让他们接受一份英国对中东未来方案的声明，从而让他们像侯赛因一样，在事实上接受英国的方案。

1918年年中，为了回答沃尔龙德的七人叙利亚委员会提出的问题，马克·赛克斯爵士向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明了英国的意图。这是一份官方声明，得到了赛克斯在外交部的上级的批准，但其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像马克·赛克斯爵士笔下出产的诸多声明文件一样，这份声明使用了不同的措辞来描述英国在战后中东的意图，但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赛克斯在给七人委员会的声明中表示，只有在战前就已经取得独立，或是在声明发布之日之前已经自行解放的阿拉伯人的独立地位能得到承认。也就是说，这一声明实际上只承认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能获得彻底的独立，而阿拉伯半岛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将会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欧洲国家的影响或控制之下。这份声明后来饱受争议。

除非能让法国人合作，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否则赛克斯无法进一步打消阿拉伯人对法国的怀疑，他们难免会疑心法国仍然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所企图。1918年秋天，英国外交部终于说服法国政府一同发表了一份新的声明，以便阐明协约国的意图，打消阿拉伯人的担忧和美国人的怀疑。1918年11月8日，英国和法国发表了一份措辞含混的联合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在中东地区建立本土政府。不过，这份声明的目的就是误导他人。比如，在法国人的坚持下，这份声明里没有明确地提到阿拉伯“独立”。[60]为了迎合威尔逊和美国人的意见，马克·赛克斯爵士选择了一条理想主义路线，而法国官员像英国官员一样，并不会沿着这条路线前行。

[1]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2] Ibid.(DR 588.25) DS 42.1.

[3] 1916年夏天，当保守党领袖兰斯当勋爵（Lord Lansdowne）私下里主张议和时，克莱顿恰好在伦敦。在回到开罗之后，他就给温盖特写道：“我的所见所闻确认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我想你对此事也会感兴趣：犹太人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随处可见，而且他们总是采取折中的态度，不愿意让任何人‘失望’。英国犹太人、法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奥地利犹太人和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但总之全是犹太人……你只要一听到和谈这件事，那么这个动议背后的某处肯定有犹太人。每当你听到亲土言论，或是与土耳其单独媾和的论调，背后一定也有犹太人（他们在C.U.P.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注：Ibid.Sir Gilbert F.Clayton Letter 3—8—16.DT 107.2 CG (DS 42.1).）——原注

[4]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Clayton to Deedes,6 September 1917.

[5]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DS 42.1.

[6] Ibid.(DR 588.25) DS 149.

[7] Ibid.(DR 588.25) DT 82.97.

[8]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Middle East Committee.CAB 27/23,p.154.

[9] Trial and Error: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New York:Harper 1949),p.181.

[10] Roger Adelson,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p.264.

[11] Kingston upon Hull.University of Hull.Brynmor Jones Library.Mark Sykes Papers.11–61.

[12]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Clayton to Sykes,15 December 1917.

[13] Ibid.Sykes to Clayton,14 November 1917.

[14] Ibid.Sykes to Clayton,1 December 1917.

[15] Ibid.Sykes to Picot,12 December 1917.

[16]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42.1.DR 588.25.

[17] 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出自《圣经·旧约》。身为次子的雅各用食物跟饥肠辘辘的长兄以扫换取了长子名分，导致兄弟两人反目成仇。——译者注

[18] Ibid.(DS 149) DS 161.

[19]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Clayton to Sykes,15 December 1917.

[20] Ibid.Wingate to Allenby,16 December 1917.

[21]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William Yale Papers.DS 125.52,DS 126.1,DS 151.92.

[2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7.Document 19A,pp.4–5.

[23] Ibid.Vol.24.Document 36757.

[24] Rehovot,Israel.Weizmann Archives.Deedes to Foreign Office,19 November 1917.

[25]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125) DS 125.3.01.

[26] Ibid DS .125.

[27]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Clayton Key Papers.G//S 513.File 1.

[28]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125) DS 149.

[29] Kingston upon Hull.University of Hull.Brynmor Jones Library.Mark Sykes Papers.11–101.

[30]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Middle East Committee.CAB 27/23,p.132.

[31]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Feisal Papers.B–31.

[32]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Vol.8,Series A:November 1917–October 1918,ed.by Dvorah Barzilay and Barnet Litvinoff (Jerusalem:Israel University Press,1977),p.210.

[33] 这可能是英国高级官员第一次表现出把犹太复国运动限制在约旦河西岸，即《圣经》记载中的巴勒斯坦的范围内的想法。

[34] Reprinted in Palestine Papers,1917–1922:Seeds of Conflic,compiled and annotated by Doreen Ingrams (London:John Murray,1972),p.33.

[35] Ibid.,p.37;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 24.Document 105824.

[36] 庞提乌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他在犹太人的压力下判处耶稣基督死刑。——译者注

[37]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24.Document 92392;Ingrams,Palestine Papers,pp.24–6.

[38]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206.

[39] 阿诺德·T.威尔逊（Arnold T.Wilson，1884—1940），英印陆军军官，20世纪30年代成为英国议员。他曾表态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一方，还因被人认为是希特勒的仰慕者和法西斯分子而遭到批评。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仍然身为议员的威尔逊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成为空军少尉。1940年5月31日，他的轰炸机在敦刻尔克附近坠毁。——译者注

[40]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56;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202.

[41]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42] 基钦纳及其同僚在情报工作上的一项重大失误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教义极端严格的瓦哈比教派正在伊本·沙特的支持下复苏，并且在1912年底形成了一个狂热的军事兄弟会组织——伊赫万（Ikhwan）。根据内阁战争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他们在1915年12月16日就阿拉伯问题听取了马克·赛克斯爵士的证词。基钦纳在会议上问：“瓦哈比派真的存在吗？”赛克斯回答说：“我认为它只是行将熄灭的余烬。”（注：Ibid.DR 588.）两年之后，也就是瓦哈比派的军事组织形成后5年，吉尔伯特·克莱顿第一次向赛克斯汇报说，“我们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发现了瓦哈比派复兴的迹象。在历史上，每当伊斯兰教的声望出现下降，就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我们目前还无法衡量这场运动的力量”，但目前的形势“有利于它发展壮大。我们现在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它可能会明显改变整个局势”。（注：Ibid.(DR 588.25) DS 149.）——原注

[43]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Middle East Committee.CAB 27/23,pp 127–8.

[44]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8.TU/15/5 (6).

[45]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煽动民族主义者起义，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找侯赛因——侯赛因是土耳其人任命的圣地守护者，他的职责是利用土耳其军队来平息阿拉伯人的不满。相反，英国人可能会找一位民族主义军阀，这也恰恰是劳伦斯后来在他的著作《智慧的七柱》中将费萨尔描绘成的形象。比起其父，费萨尔更像是一位民族主义领袖。——原注

[46] Ibid.Vol.20.M1/19/3.

[47] Ibid Vol 20 HM/19/1.

[48] Ibid Vol 17 Documen...t 26.

[49] Colonel R.Meinertzhagen,Middle East Diary,1917–1956 (London:Cresset Press,1959),p.28.

[50]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

[51] Liman von Sanders,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1927),pp.306–20.

[52]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Feisal Papers.0–14.

[53]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49/7/1–109.

[54]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7.Document 33.

[55] Ingrams,Palestine Papers,p.33.

[56]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S 588.25.

[57] Ibid.DR 588.25.

[58] Ibid.

[59]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7,pp.97–103.

[60]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2.

37 争夺叙利亚之战

I

1918年夏末，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下达了向叙利亚进攻的命令。他料想，利曼·冯·桑德斯必定认为他会重演在巴勒斯坦南部使用过的战略。在耶路撒冷战役中，艾伦比在海岸地区虚晃一枪，率军向东奔袭，在内陆发动了猛攻。而到了进攻巴勒斯坦北部的时候，艾伦比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他在内陆进行佯攻，主力则沿着海岸推进，以便在海岸地带取得压倒性的局部兵力优势，突破土耳其人的防线。这里的地形也最适合他手下的澳新军团骑兵部队发挥作用。

在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人数方面，艾伦比拥有二比一的优势（他估计双方兵力对比为6.9∶3.6）。不过，为了尽量在沿岸地区集中兵力，他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在大约65英里长的战线上，他在大片地带完全不设防，全凭空中优势和高效的情报工作来让敌人远离其防线上的缺口。

在夜里，大部队静悄悄地向西移动，在防御薄弱的海岸平原地带集结。他们隐藏在橄榄树和柑橘树丛中，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而到了白天，小股部队会向东行军。他们在夜里折回出发点，到白天再重新向东进发，卷起大量的沙尘，让土耳其人认为有一支大军正在向东进发并准备在内陆发动进攻。在东部，小股英军部队建起巨大的营地，其中还有马厩，里面似乎养着马匹。在约旦以东，英国情报人员故意让人发现他们在大量采购粮草。

利曼·冯·桑德斯果然中计。他把部队集中在巴勒斯坦东部的内陆地区，结果在英军发动进攻时，他的部队部署完全主次颠倒。艾伦比的大军势如破竹，而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们在几天之后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1918年9月19日4时30分，将近400门英军火炮突然对海岸平原地带的奥斯曼守军发动了炮击，打了势单力薄的守军（与英军人数对比为0.8∶4.5）一个措手不及。15分钟之后，步兵开始进攻。英国、法国和印度步兵击退了寡不敌众的奥斯曼守军。与此同时，骑兵部队则攻破了奥斯曼守军的防线，一举取得了米吉多（Megiddo）战役的胜利，而米吉多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哈米吉多顿[1]。

清晨时分，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专门的轰炸机小队，袭击了敌后的电话和电报交换站，切断了全部通信。另外一些英国战机则在敌方机场上空警戒，阻止德军侦察机升空。于是，利曼和他前线的指挥官之间失去了联系，无法得到足够的情报。

英军先行控制了敌后的重要道路，使得踉跄后撤的奥斯曼军队发现他们的退路已经被堵死。澳新军团的骑兵部队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北突进了30英里，接着又转向内陆，准备切断奥斯曼军队撤往大马士革的路线。英军战机则不断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头上轰炸扫射。与此同时，艾伦比在东方布置的少量部队也开始了对内陆地区的进攻。9月23日，在黎明前夜色的掩护下，犹太军团的几个营控制了约旦河上关键的乌迈什——舍尔特堡（Ummesh Shert Fort）。澳大利亚第二轻骑兵旅渡过约旦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到了傍晚时分，约旦河以东的奥斯曼军队发现自己被包了饺子。

自从费萨尔的部队于一年之前从亚喀巴来到位于外约旦南部、亚喀巴以北的马安（Ma’an），他们就一直在围攻当地的土耳其守军。在澳大利亚骑兵赶来之后，当地守军终于坚持不住了。澳大利亚人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且保护他们不受阿拉伯攻城部队的伤害。在更北的地方，费萨尔手下的骆驼部队破坏了土耳其主力部队依赖的铁路线。

9月25日，艾伦比下令向大马士革进发，残余的奥斯曼军队土崩瓦解。[2]英军很快控制了叙利亚的主要城镇，同时迅速颁布了占领政策。不过，究竟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制定了这些政策，至今仍有争议。

II

艾伦比在夏天的时候告诉伦敦，只要愿意服从他在军事上的绝对权威，他可以允许法国顾问在法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处理行政事务。不过，伦敦方面需要清楚地告诉他，究竟哪里是法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区，以及是否依然以《赛克斯—皮科协定》为依据。[3]尽管英国内阁及其东方委员会强烈支持摒弃《赛克斯—皮科协定》，但英国外交部却仍然坚守这一协定，要求艾伦比按照该协定规定的领土划分行事。为此，战时委员会的秘书班子成员利奥·埃默里尖刻地抨击了外交部的政务主官贝尔福和塞西尔。[4]不过，埃默里的同僚马克·赛克斯爵士其实是外交部里直接负责叙利亚政策的官员。因此，他很可能是最早做出这一决定，或是建议做出这一决定的人。

9月25日，英国陆军部给开罗的温盖特和前线司令部的艾伦比下达命令说，如果叙利亚要成为某个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个国家应该是法国。[5]这一措辞暗示，叙利亚有可能不会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费萨尔或许可以在这里宣布独立。但是，艾伦比得到的指令是在所有的民政事务（与军政事务相对）上使用法国官员。陆军部的电报上说，在艾伦比夺取大马士革之后，“最好根据1916年英法协议的安排，尽可能地由法国人充当联络者，通过一个阿拉伯人的政府开展工作”。[6]

临时政权的管理区域将用旗帜标记出来。英国外交部授权（实际上是命令）英军，在夺取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他重要的城市之后要升起侯赛因的旗帜，也就是赛克斯设计的那面黑、白、绿、红相间的旗帜。[7]这一旗帜有两层政治含义：它既宣示了侯赛因对阿拉伯叙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8]同时还可以提醒法国，至少要在名义上尊重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内陆地区的独立地位。

9月25日，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城镇杰宁（Jenin）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批准了澳大利亚将军哈里·肖韦尔提出的进攻大马士革的方案。负责执行这一行动的肖韦尔后来写到，他在会议中提出了占领政策的问题。他说，大马士革是一座拥有30万人口的城市，单凭一名军事长官和几名助手无法接管其行政事务。艾伦比回答说，肖韦尔应当保留原有的奥斯曼行政长官及其行政班底，并加拨必需的宪兵部队帮助他们维持治安。肖韦尔又提到了有关阿拉伯独立运动组建叙利亚政府的传言，但艾伦比回答说，任何决定都要等他本人抵达大马士革之后再说。他又补充道：“如果费萨尔给你惹麻烦，你就通过劳伦斯应对他。劳伦斯将担任你的联络官。”[9]

伦敦、巴黎和中东之间电报往来频繁。一方面，艾伦比让肖韦尔暂时保留大马士革的土耳其行政机构；但在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却告诉法国政府说，艾伦比将依照《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规定，通过一名法国联络官与大马士革的一个阿拉伯临时政府打交道。[10]作为回报，法国政府同意将阿拉伯人视作参战的一方，也就是协约国的盟友。[11]英法之间交流的内容表明，英国外交部预计艾伦比早晚会用一个阿拉伯政府替代大马士革的土耳其政府，但同时它又不认为《赛克斯—皮科协定》里的安排会在那之前生效。

以这些协议做后盾，英国外交部让陆军部给艾伦比下达了重要的新指示，进一步发展了之前心照不宣的政策路线。正在被艾伦比征服的叙利亚土地将被视作“享有独立国家地位的盟国领土”，而不是被占领的敌国领土。正因如此，英国外交部才发布了那个令人议论纷纷的指示：“应当通过一些显眼或正式的举动来确认阿拉伯人对本土的统治，如在重要地点升起阿拉伯旗帜并向其致敬。”[12]

赛克斯（可能是他）又在电报里描绘了一个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天才方案。根据现有的英法协议，如果英国在叙利亚的任何一个地方建立了军政府，法国就有权派遣法国军官代表协约国方面管理民政事务。10月1日，艾伦比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指示，要他尽量把军政府管理的区域控制在最小范围，从而可以相应地限制法国人的职权范围。英国外交部还让他在外约旦也这样做。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没办法指责英国在叙利亚内陆地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限制法国的作用，尽管实际上这就是英国人的动机所在。

在读过这些电报之后，温盖特给艾伦比写道：“让我们看看大家会如何看待谢里夫的旗帜和法国联络官这件事吧，一定会非常有趣。”[13]实际上，英国外交部相当于让艾伦比一边执行《赛克斯—皮科协定》上的正式规定（这是马克·赛克斯的主张），一边又要歪曲该协定的精神。对于这个解决方案，法国人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费萨尔和阿拉伯局也不满意，因为他们想让法国人两手空空。

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规定，法国应当取得对海岸线的直接控制权。与此同时，叙利亚内陆地区应当获得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是协定上规定的那种名义上的独立，而是实质性的独立。而法国不仅将如协定上规定的那样派出正式的联络官，以后还会派遣官方顾问到费萨尔那里去。叙利亚的统治者将出自哈希姆家族，这一点与麦克马洪信函中的内容一致。因此，随着赛克斯设计的旗帜飘扬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的上空，赛克斯倡导的一系列中东政策终于拼凑成形。赛克斯一直表示，他要让英国在中东问题上做出的各种承诺彼此契合，都能融入他所签订的协定的正式框架之中。

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的前线司令部在9月29日决定，费萨尔手下的阿拉伯人将是唯一代表协约国进占大马士革的部队。此举应当是为了避免这座伊斯兰都市对基督教国家占领军的反感。[14]由于费萨尔距离大马士革还有三天的路程，司令部命令追击土耳其败军的澳新军团骑兵在此期间不得穿过大马士革城，只能绕城行进。

但是在一片你进我退的混乱中，解放大马士革这出戏剧的演员们并没有按照艾伦比和克莱顿写好的剧本来出演。奥斯曼政府并没有留在城中，而是在9月30日中午随土耳其军队逃离大马士革，留下了一片混乱。当地的阿拉伯要人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Emir Abd el Kader）和他的兄弟赛义德（Said）看准时机，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大马士革。他们二人是名门之后，其先人是一位阿尔及利亚战士，曾在19世纪抵抗法国，后来接受法国政府资助，过上了流亡生活。[15]阿卜杜·卡迪尔兄弟可能是侯赛因和伊斯兰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费萨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二人被劳伦斯视为私敌。[16]据说，是他们二人在9月30日下午以侯赛因的名义升起了汉志旗帜。因此，当阿拉伯旗帜真的升起时，完全是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自作主张的结果，与英国外交部的计划毫无关系。

一支澳大利亚骑兵旅得到命令，要去阻截沿大马士革以北道路撤往霍姆斯的奥斯曼军队。当10月1日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时，这支澳大利亚骑兵旅决定穿城而过，于是进入了大马士革。赛义德·阿卜杜·卡迪尔在当地显贵的陪伴下正式迎接了这支部队。就这样，率先进入大马士革的荣誉就落到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头上，与原本的计划完全不符。

一个小时之后，肖韦尔将军及其僚属在城南几英里处见到了在当地驻扎的一个师的指挥官乔治·巴罗爵士（Sir George Barrow）。劳伦斯原本应当与巴罗待在一起，肖韦尔想要来找劳伦斯商讨保留大马士革原有行政机构的问题。但肖韦尔十分失望地发现，劳伦斯已经于当日清晨悄悄溜走，随第五骑兵师进入了大马士革，他既没有得到上级的准许，也没有告知任何人。于是，肖韦尔只好借了一辆车，亲自驾车进入大马士革，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此，艾伦比和克莱顿让费萨尔解放大马士革的计划完全落空了。费萨尔距离大马士革还有几天的路程，而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都已经进城，别管他们的理由是为了穿城而过，还是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本接到命令不得率部进城的肖韦尔，现在也跟在他们后面进入了大马士革。

T.E.劳伦斯本来应当担任肖韦尔的参谋联络官，但他在当天早上却擅离职守，开着他最喜欢的老破劳斯莱斯装甲车进了大马士革城。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名英国军官W.E.斯特林（W.E.Stirling）和费萨尔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前奥斯曼军官努里·赛义德[17]。他们发现，费萨尔的一些部落武装盟友已经先行抵达了大马士革，并且承认阿卜杜·卡迪尔兄弟为大马士革的行政首脑。努里随即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命令阿卜杜·卡迪尔兄弟交出权力，接着任命了一名亲费萨尔的行政长官。随后，气急败坏的肖韦尔将军抵达大马士革，要求他们对一切做出解释。

劳伦斯找借口说，他以为肖韦尔会想让他先侦查一番，而他本来正要回去提交报告。

随后，肖韦尔要劳伦斯把大马士革的行政长官带来，劳伦斯就把努里挑的人选带了过来，告诉肖韦尔就是此人。肖韦尔说他胡扯，因为他带来的明显是一个阿拉伯人，而奥斯曼政府的行政长官应该是一个土耳其人。劳伦斯回答说，奥斯曼政府的行政长官已经逃走（这是事实），所以当地人民推选此人取而代之（这是假话）。

肖韦尔信以为真，于是确认了此人的行政长官身份。据他本人的记载，肖韦尔很快发现只有一个亲费萨尔的小圈子支持这个人选，大马士革的大部分居民对这个选择并不满意。但是，既然已经正式宣布了任命，肖韦尔没有办法再收回成命。鉴于城中严重的骚乱，肖韦尔于10月2日命令英军进城，以压制反对者。而这正是艾伦比和克莱顿一直以来想要避免的情况：人民群起反抗，基督徒军队为了恢复秩序而亵渎一座伊斯兰都市。与此同时，原本可以争取当地民心的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却还没有抵达。

一直到10月3日上午，劳伦斯才宣布费萨尔和他的几百名支持者即将到达。他请求为他们举办一场入城仪式。肖韦尔后来十分不满地写道：“鉴于费萨尔在‘征服’大马士革的过程中贡献甚微，我并不喜欢为他举办入城仪式的主意。不过，既然办了也没有什么危害，我还是同意了。”[18]

入城仪式定在了当天下午3点，但艾伦比将军的日程安排与之产生了冲突。艾伦比当天下午只有几个小时在大马士革，于是召费萨尔和劳伦斯到他下榻的维多利亚酒店来会面。由于肖韦尔任命了一名亲费萨尔的阿拉伯人担任大马士革的行政长官，艾伦比就必须依照《赛克斯—皮科协定》和协约国之间协议的规定，通过法国人与叙利亚的阿拉伯政权打交道。如果能够按照艾伦比最初的指示暂时留住土耳其的行政长官，这种复杂的局面原本可以不这么早出现。艾伦比没有责怪肖韦尔，只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法国人卷了进来，所以自己现在必须马上会见费萨尔。

艾伦比、肖韦尔和费萨尔携各自的参谋长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被派到汉志的英国使团中的几位英国军官、来自开罗阿拉伯局的一位军官和费萨尔手下的前线总指挥。劳伦斯充当翻译。

在这次会议中，英军指挥官详细地向这位阿拉伯王子介绍了英法两国之间的协定，还告诉他说，在最终的和平会议召开之前，他决定一切事务都遵照这一协定办理。他提到的这些协定条款，正是马克·赛克斯爵士和英国外交部指示他坚持的那些条款。劳伦斯或许曾经寄希望于克莱顿和艾伦比会纵容他推翻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他可能还让费萨尔也产生了类似的希望；但这些希望都在当天下午破灭了。对于阿拉伯邦联的领土不包括巴勒斯坦一事，费萨尔并不介意，他说他可以接受；真正让他感到极为失望的是其领土也不会包括黎巴嫩（指黎巴嫩山，即“白山”），而且叙利亚也无法摆脱法国的控制。

根据肖韦尔的会议纪要，艾伦比（他被肖韦尔称作“首长”）直白地告诉费萨尔：

（a）法国将成为叙利亚的保护者；

（b）作为其父侯赛因国王的代表，费萨尔将拥有叙利亚的行政权（不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但他需要遵照法国的指导，并获得法国的财政支持；

（c）阿拉伯人的领地只包括叙利亚内陆地区，费萨尔不能获得黎巴嫩；

（d）费萨尔将立刻获得一名法国联络官，劳伦斯将与之共同工作，并为其提供所需的任何帮助。

费萨尔表示了强烈抗议。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法国人还会参与其中；他愿意接受英国的援助；艾伦比派来的顾问告诉他，阿拉伯人将拥有除巴勒斯坦之外的整个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在内；他难以接受一个没有海港的国家；他拒绝接受法国联络官，也不愿意接受法国人的任何指导。

艾伦比转向劳伦斯问道：“你没有告诉他法国将会成为叙利亚的保护者吗？”劳伦斯说：“没有，阁下，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艾伦比接着说：“但你很清楚，费萨尔不会得到黎巴嫩。”劳伦斯说：“不，阁下，我不清楚这一点。”

在又做了一番讨论之后，艾伦比告诉费萨尔说，他本人，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是总司令，而费萨尔只是他麾下的一名将领，这就意味着费萨尔必须服从命令。在战争结束，整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费萨尔必须接受这种安排。费萨尔接受了这一决定，随后带着他的随从离开，但把劳伦斯留了下来。[19]

在坦率直言的艾伦比面前，费萨尔和劳伦斯都算不上诚实。艾伦比描述的条款正是《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规定的条款，他们二人对这些条款都很了解。劳伦斯后来对伦敦解释说，费萨尔之所以说自己不知道这些条款，其真实意思是他没有得到过正式通知。[20]至于劳伦斯自己，他连这个借口也没有；很简单，他就是撒了谎。[21]

在费萨尔离开会场之后，劳伦斯告诉艾伦比，他无意跟一名法国顾问一起为费萨尔服务。他说，他积攒了一些假期，希望可以立刻回英国休假。艾伦比同意了。所有迹象都表明，艾伦比并没有生劳伦斯的气，他反而支持劳伦斯回伦敦，亲自向英国外交部陈述其想法。

离开会场后的费萨尔终于举行了迟来的入城仪式，率领300~600名骑兵草草走了个过场。或许是在劳伦斯的怂恿下（劳伦斯后来拒不承认），费萨尔随后派了一支100人的突击队到贝鲁特去。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10月5日升起了汉志的阿拉伯旗帜。第二天，大为警觉的法国人把军舰开进了贝鲁特港，并且派了一小股部队登陆。10月8日，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麾下的印度部队进入贝鲁特。艾伦比掌控了局势，命令费萨尔的部队降下阿拉伯旗帜，离开贝鲁特。就这样，法国人获得了贝鲁特的控制权。随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来到贝鲁特，成了法国在当地的民政和政治事务代表，但要服从总司令艾伦比的领导。

克莱顿建议费萨尔从黎巴嫩撤回他的追随者。10月11日，克莱顿写信给温盖特说：“我告诉费萨尔……如果他想强行夺取这片土地，这只会让他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希望双方在未来可以做一些交换，达成妥协。”[22]

事实证明，在贝鲁特的法国武装力量太过弱小，无法像法国国内的殖民主义分子期望的那样吞并整个叙利亚。因此，法国人打算寻求一个妥协方案，以备在无法完全占有叙利亚时启用。[23]前线的法国军官们想出的方案是从叙利亚的版图中切割出一块独立领地，其中不仅包括黎巴嫩山一带基督徒定居的地区，还包括一大片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区域，这片区域将交由法国人支持下的马龙派基督徒统治。[24]为了推行这一计划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在早已埋下不和种子的协约国阵营内部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纷争。

在艾伦比井井有条的指挥体系的表象之下，奥斯曼行政当局的消失其实留下了无尽的争吵、阴谋和派系斗争。贝都因人与城市定居者冲突不断。从前的敌人从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内部蚕食着费萨尔的领导权。鲜为人知的争端在暗中解决。在大马士革，亲费萨尔的警察开枪打死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理由是他拒捕。

自然因素更是不在艾伦比的控制范围之内。在土耳其人控制的领土上，卫生工作无人在意，这导致英国骑兵在穿越这片土地的过程中饱受疟疾的困扰。在两个星期的潜伏期之后，疟疾整团整团地击倒了即将征服整个叙利亚的英国骑兵。接踵而来的流感则不仅让人虚弱不堪，而且造成许多人死亡。

III

身在中东司令部的艾伦比为劳伦斯上校在伦敦安排了热情的接待。劳伦斯此次来伦敦是为了向当局陈说反对法国的主张。10月底，劳伦斯面见内阁东方委员会。他汇报说，皮科提出要派给费萨尔法国顾问，但费萨尔认为自己有权选择想要的顾问。费萨尔提出想要英国顾问，或者由来自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当顾问——考虑到后来双方之间的敌意，这一要求看起来非常有趣。[25]

劳伦斯说，费萨尔提出要求的根据是马克·赛克斯爵士对七人委员会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赛克斯向反对费萨尔的叙利亚流亡分子领袖描述了协约国方面的目标。劳伦斯以费萨尔的名义曲解了这份声明，声称它承诺给予任何被阿拉伯人解放的阿拉伯地区以独立地位。（实际上，这份声明的确切内容是，在声明发布的日期——1918年6月——之前被阿拉伯人解放的地区将获得独立地位，而在声明发布时依然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区域不在此列。）费萨尔更是进一步曲解了这份声明。据说，费萨尔自称与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了协议，谁先抵达某一座城市，谁就可以拥有对该城的统治权。[26]

劳伦斯还开始宣称是费萨尔的部队最先进入了大马士革。他说，4000名效忠于费萨尔的部落武装人员在9月30日至10月1日的夜里溜进了大马士革，因此他们是最先进入该城的协约国部队。但是，第一手的证据表明，这所谓4000名部落武装人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部落武装如果要进入大马士革，就必须先穿过英国人的防线，但是既没有人在大马士革城中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们进城或者离开。[27]

不过，劳伦斯的主张——不应当让法国人在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居住的中东地区获得影响力乃至控制力——还是获得了东方委员会、内阁和媒体的支持。

1918年11月底，《泰晤士报》刊发了几篇未署名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其实就是劳伦斯，他在文章中夸大其词地描绘了费萨尔麾下部队的成就，还自称这些记述都来自记者的亲眼所见。其他一些刊物也开始讲述劳伦斯这个版本的故事，这让身在叙利亚的澳大利亚部队大为不满。代表伦敦各报刊被正式派驻到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中的一位记者写道：“部队中发行的一份官方报纸刊载了一篇文章，声称是阿拉伯军队率先进入了大马士革。实际上，第一个进占大马士革的荣誉归属于澳大利亚轻骑兵。肖韦尔将军迅速纠正了这一错误。”[28]

出于个人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劳伦斯一直坚称是费萨尔的部队解放了大马士革。他编造故事的技艺十分高超，以至于他所虚构的故事的一部分都进入了史书。不过，他也一定知道，早晚有一天他的谎言会被揭穿。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的朋友、诗人兼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为劳伦斯写传记时，曾打算以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载为基础写作大马士革的解放一节。劳伦斯提醒他说：“我写作大马士革这一章节的时候可谓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人要沿着我的脚步前行，一不小心就会踩破冰面。《智慧的七柱》中关于这一段的记载许多并不完全属实。”[29]

IV

劳伦斯试图用他关于大马士革战役的说辞来说服英国政府放弃《赛克斯—皮科协定》，而几乎所有与劳伦斯交谈过的英国官员也都打算抛弃这个协定。吉尔伯特·克莱顿于1917年写信给劳伦斯说，虽然英国在道义上有遵守这一协定的责任，但只要忽视这个协定，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其实它已经死了。我们只需要悄悄等候，人们很快会意识到这一点的。”[30]1918年，克莱顿告诉皮科，这个协定已经无法执行，因为它早已“彻底过时了”。[31]

东方委员会不仅想要忽略《赛克斯—皮科协定》，更想干脆废除这一协定。东方委员会认为，在磋商如何管理被占领地区的时候，英国外交部会想办法修改这一协定，或直接将其废弃。英国外交部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坚称，除非法国同意修改或取消这一协定，否则英国必须遵守该协定。东方委员会的主席是寇松勋爵，当他了解到英国究竟与法国签署了哪些条款时，他态度严厉地评论道：“本委员会一直想要摆脱《赛克斯—皮科协定》，而外交部似乎完全依赖于这个协定。”[32]

当年与法国人协商出这一协定的马克·赛克斯爵士仍然坚信《赛克斯—皮科协定》能满足当下的需要。1917年春天，他写信给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当局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说，《赛克斯—皮科协定》的优点之一是，它不会与伍德罗·威尔逊的美国政府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俄国政权在民族自决和反兼并原则方面发生冲突。“阿拉伯民族主义理念或许有些荒谬，”他写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说自己在帮助一个在我们保护之下的民族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成长，议会将很愿意接受这一套说辞。”他认为，侯赛因或许无法在实际层面上对战争做出太多贡献，但是他可以带来一些道义层面上的帮助，而法国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法国人会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协商一致的政策应对讲阿拉伯语的人民。”[33]

当时，阿拉伯局的主管戴维·霍格斯写信给吉尔伯特·克莱顿说，除了马克·赛克斯爵士之外，没有人支持《赛克斯—皮科协定》，甚至没有人认真对待它。[34]这种说法略有一点夸张，因为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赛克斯也是外交部的一员）都很重视这个协定。不过，除此之外，戴维·霍格斯的说法大体上是准确的。

寇松勋爵声称，《赛克斯—皮科协定》不仅过时，而且“完全不切实际”。[35]作为负责制定英国在中东的战后目标的东方委员会的主席，寇松勋爵明确表示英国应该让法国完全撤出叙利亚。[36]不过，陆军部的一位代表告诉委员会，要想打破这一协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着阿拉伯人的旗号”去请求美国人践行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37]

寇松认为：“早在《赛克斯—皮科协定》达成之时，它就只不过是为了……一种尚未出现，也被人断定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而准备的精巧方案。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该协定里会划出那样荒谬无知的边界线。”[38]

劳合·乔治也觉得这一协定有些过时，不过他确实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协定。他向来愿意给他欣赏的人物找借口，于是他也为赛克斯寻找借口，甚至改写了历史以帮他洗脱指责。劳合·乔治在几十年后写道：

像马克·赛克斯爵士那样聪颖的人，竟然会在那样一份协定上签字，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一直以之为耻，并且辩白称，他之所以会同意那些条款，只是因为外交部明确地指示他必须这样做。因此，他对于自己的名字与这份协定挂钩一事非常厌恶，毕竟他完全不同意签署这样一份协定，他只是在上面挂名而已。[39]

在劳合·乔治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赛克斯—皮科协定》“都非常愚蠢”。[40]

就连赛克斯自己最后也认同了这一看法：1918年3月3日，他写信给温盖特和克莱顿说，考虑到美国参战、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披露协议内容带来的不良影响，英国应当放弃《赛克斯—皮科协定》。[41]1918年6月18日，赛克斯对东方委员会表示，谢里夫一派没有理由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表示不满，因为他早已向侯赛因完整披露过协定的内容；不过，英国应当要求法国同意废弃这一协定。[42]一个月后，他又告诉该委员会：“虽然法国人拒绝承认，但1916年的协定已经名存实亡。我们现在必须修改这项协定，或者拟定新的协定取而代之。”[43]不过，在法国人拒绝了修改协定的提议之后，他又转而在该协定的基础上去磋商关于在新占领土上组建行政机构的问题。

1918年10月5日，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与赛克斯聊了一下到底应当拿《赛克斯—皮科协定》怎么办。他想出了一个新的天才计划，试图让法国人离开除了黎巴嫩之外的阿拉伯地区。”作为补偿，法国人可以得到“从阿达纳[44]到波斯和高加索”的整个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45]但法国人并不同意这一安排。

考虑到费萨尔曾经对艾伦比抗议说“他难以接受一个没有海港的国家”，赛克斯想要修改《赛克斯—皮科协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一个原本在法国直接控制的区域内的海港划进由费萨尔统治的区域。艾伦比将军似乎也对这一方案抱有希望。12月15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赛克斯为了安抚阿拉伯人挖空了心思，他打算给他们一座海港；而皮科身上的沙文主义色彩也比以前淡了些。”[46]但是，这个方案最终也不了了之。

法国人拒绝放弃《赛克斯—皮科协定》赋予他们的任何权利。不过，第一线的一些英国军官认为，强行履行这一协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已故的基钦纳伯爵的追随者们像以往一样众口一词。他们一直强调说，为了保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英法必须废除《赛克斯—皮科协定》。马克·赛克斯爵士本人的确把维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当作他的目标之一，但他那些提出这一说辞的同僚们是否也持同样看法就很值得怀疑了。

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报告说，阿拉伯人愿意接受犹太复国计划，但前提是必须由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组建政府。[47]吉尔伯特·克莱顿报告说，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相互依存”，只要能说服法国人认同《赛克斯—皮科协定》“已经变得不切实际”，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就都会心满意足，并且愿意与协约国合作。[48]哈伊姆·魏茨曼也助了一臂之力。他写信给贝尔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且补充说，法国人试图谋取排他性的商业特权，这种做法会损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主张。[49]T.E.劳伦斯告诉东方委员会：“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达成一致并不困难，前提是巴勒斯坦的管理权要留在英国人手里。”[50]

尽管劳合·乔治和第一线的英国军官都再三表示英国对叙利亚毫无图谋，但如果有关巴勒斯坦的协议内容可以取消，那么关于叙利亚的协议内容也没理由不取消。劳合·乔治和第一线的英国军官坚称，他们想让法国放弃其主张，并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费萨尔统治下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这纯粹是谎话，因为阿拉伯局的军官们根本不相信阿拉伯人有自治的能力。所以，他们嘴里说的所谓“费萨尔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在英国指导下的国家，而代表英国指导它的正是他们自己。

阿拉伯局的主管戴维·霍格斯接替克莱顿成了前线的政治主官。他从刚刚解放的大马士革发回报告说，费萨尔的阿拉伯行政当局能力堪忧。他写到，必须由一个欧洲强国来主持时局。[51]既然要把法国排除在外，那么在他心目中应当由哪个欧洲强国来担负责任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V

在大马士革的维多利亚酒店会见费萨尔之后，时隔近两个星期，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又回到了大马士革，参加费萨尔王子的晚宴。他告诉妻子说：“他为我准备了一顿棒极了的晚宴。用符合文明国家的通常标准准备的阿拉伯菜肴都非常好吃。佐餐的饮料只有水，不过味道清冽甘甜，不是微温的大麦茶！”艾伦比又补充道：“你会喜欢费萨尔的。他热情，纤瘦，十分敏感。他的手很漂亮，仿佛是一双女人的手，每当他讲话时，他的手指总会紧张地抖来抖去。不过，他十分有决心，而且坚持原则。”在政治方面，“他对和平谈判的前景感到很紧张。不过，我告诉他说，他一定要信任协约国，相信它们会公正地对待他”。[52]

“信任协约国”，费萨尔肯定不会认为这一原则值得他托付未来，因为协约国之间都互不信任。法国人不相信英国人支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事业完全出于好心，而英国人每天讨论的话题不是到底应不应该撕毁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如何撕毁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协议。英国和法国都不想兑现他们在战争期间给予意大利人的承诺，也不愿意推进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方案。每当华盛顿倾听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却装出一副满怀同情的样子。

费萨尔知道，就在仅仅一年之前，英国的领导者们曾经背着他与土耳其人议和。根据他们的和谈方案，英国打算肢解俄国，而不打算瓜分奥斯曼帝国。这就意味着，他和他的父亲会被丢给土耳其人，任由土耳其人处置。他还知道，英国和法国曾经在两年前达成秘密协定，打算由两国瓜分阿拉伯世界；一直到了别无选择的时候它们才把这项协定的细节告知费萨尔。

费萨尔生存的世界里没有信任这个词。就在这一年，他自己曾经与土耳其人联络，打算转投敌方阵营。他的父亲也跟土耳其人有过类似的来往。他们父子二人并不忠于英国人，而费萨尔本人甚至也没有忠于他的父亲。

费萨尔手下唯一的正规军部队都是来自敌营的叛逃者，而一旦他的地位出现动摇，这些人也可能会轻易地背叛他。他的贝都因部落盟友们因反复无常而闻名，经常在阿拉伯半岛的纷争中变换阵营，甚至临阵倒戈。他们之所以忠于他，基本上只是为了得到金钱，而掌握那些钱财的是劳伦斯，不是费萨尔本人。至于叙利亚人，他们接受费萨尔的统治完全是因为英国军队的命令。

就连他的身体也背叛了他：他不停抖动的手指暴露了他的紧张情绪——他也的确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紧张。

[1]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新约·启示录》中预言的末世大战发生的地点。——译者注

[2] 文中的叙述十分得益于一部生动的作品，即Howard M.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9) at pp.238 et seq，另外也参考了见证者的叙述，取自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Turkish Campaigns”。

[3]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3.Vol.17,pp.104–5.

[4]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241.

[5] Oxford.Bodleian Library.Milner Papers.Palestine.140/64.

[6] Ibid.140/54.

[7] Ibid 140/56..

[8] 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918年初写信给赛克斯说，“如果费萨尔能够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他或许可以得到叙利亚”，但是如果他做不到这点，那么从麦加来的人在叙利亚政坛上就只能落得无足轻重。（注：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24.Document 36757.）升起侯赛因的旗帜可以象征费萨尔的军事成功，从而为他谋求政治领袖地位铺平道路。——原注

[9]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Allenby Papers.DS 244.4.

[10]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49/9/1–158.

[11] Ibid.150/1/1–105.

[12] Oxford.Bodleian Library.Milner Papers.Palestine.140/64.

[13]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50/1/1–105.

[14] 是何人出于何种原因下达了这一命令，我们缺少证据。艾伦比帐下的政治主官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给英国外交部发的一份报告表明，他担心一旦澳大利亚军队进占大马士革，可能会导致城内发生骚乱，因为大马士革人会揣测英国人是否打算将这座城市交给法国人。克莱顿一直担心，倘若英国向法国妥协，可能会激起叙利亚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敌意。克莱顿后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在我们准许谢里夫的部队占领大马士革之后，人们对法国人动机的猜疑打消了不少。”（注：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7,pp.119–20.）——原注

[15] 这里指的是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阿尔及利亚宗教和军事领袖，曾在19世纪中叶抵抗法国的殖民入侵。他战败被俘数年之后得到释放，因其崇高人格和人道主义精神享有很高声誉。——译者注

[16] 关于阿卜杜·卡迪尔与劳伦斯之间的矛盾根源有着多种说法。阿卜杜·卡迪尔可能担心英国人耍了侯赛因，也可能担心费萨尔被劳伦斯控制；反过来，劳伦斯可能怀疑卡迪尔兄弟是反基督徒的泛伊斯兰沙文主义分子，也可能担心他们亲法或亲土。也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完全出于私人原因，或许是因为阿卜杜·卡迪尔打算散布一些有损劳伦斯个人名声的消息。——原注

[17] 努里·赛义德（Nuri el-Said，1888—1958），他后来成为伊拉克的重要政治人物，多次出任首相。1958年在伊拉克革命中被杀。——译者注

[18]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Allenby Papers.DS 244.4.

[19] Ibid.

[20]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Eastern Committee.CAB 27/24,pp.148-52.

[21] 在《智慧的七柱》第101节中，他承认自己其实知道这一协议：“幸运的是，我在此之前还把协议的存在告知了费萨尔……”——原注

[22]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50/2/1–112.

[23] 法军中有一部分是被法国招募的亚美尼亚流亡者，其他则是来自北非的当地部队。有人这么描述这支法军：“他们一共只有3000名亚美尼亚人和3000名非洲人，以及‘800名得到承诺无须参加战斗的法国人’。”（注：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1.）——原注

[24] Ibid.,p.161.

[25]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Eastern Committee.CAB 27/24,pp.148-52.

[26] Jukka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London:Athlone Press,1969),p.72,n.3.

[27]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Allenby Papers.DS 244.4.

[28] W.T.Massey,Allenby’s Final Triumph (New York:E.P.Dutton,1920),pp.18–19.

[29] T.E.Lawrence to His Biographer,Robert Graves (New York:Doubleday,Doran,1938),p.104.

[30]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Clayton Key Papers.G//S 513.File 1.

[31] Oxford.Bodleian Library.Milner Papers.Palestine.140/21–22.

[32]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74.

[3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Mark Sykes Papers.DR 588.25 (DS 42.1).

[34]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David Hogarth Papers.30 (ii).

[35]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Eastern Committee.CAB 27/24,p.186.

[36] Ibid.,p.187.

[37] Ibid.,p.169.

[38]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p.664–5.

[39] Ibid.,p.665.

[40]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4:1917 (Boston:Little,Brown,1934),p.86.

[41]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Vol.8,Series A:November 1917–October 1918,ed.by Dvorah Barzilay and Barnet Litvinoff (Jerusalem:Israel University Press,1977),p.230.

[4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Eastern Committee.CAB 27/24.Minutes o 18 June 1918 meeting.

[43] Ibid.Minutes of 18 July 1918 meeting.

[44] 阿达纳（Adana），今土耳其中南部城市。——译者注

[45] The Amery Diaries,p.237.

[46] London.King’s College.Liddell Hart Centre for Military Archives.Allenby Papers.1—9—21.

[47]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24.Document 92392.

[48] Ibid Document 1.23904.

[49] Ibid Document 138908.

[50] Kew.Public Record Office.War Cabinet,Eastern Committee.CAB 27/24,pp.153-61.

[51]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50/10/1–137.

[52] London.King’s College.Liddell Hart Centre for Military Archives.Allenby Papers.1—9—15.

第八部分 战后分赃

“胜利者属于战利品”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38 分道扬镳

I

疲惫不堪的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凭着最后一丝歇斯底里般的战争冲动，在遥远的沙漠和内海地带打了一系列战役。这些战争末期的战役几乎没人记得，也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不过，在这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较量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将要深刻改变20世纪历史的事件：西方军队发现自己与曾经的盟友俄国发生了战争，石油变成了争夺中东的战争中的重要因素。

一切始于恩维尔帕夏。他没有想办法去应对叙利亚的败局，反而挑了一个弱一点的对手，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于是，就在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各省份连战连捷的同时，北方的奥斯曼军队正在曾经的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凯歌高奏。在1918年的下半年，土耳其和英国似乎并不是在进行同一场战争，而是在打两场毫不相干的战争。它们追求的目标也十分相似：不让盟友分享胜利果实。像劳合·乔治一样，恩维尔帕夏醉心于赢取战利品的前景，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胜利。这位近乎独裁者的土耳其领袖如同那位近乎独裁者的英国领袖一样，为了他的帝国野心，不惜危及本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行为引发了战争，反而是战争引发了帝国主义。交战双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于是尝试获得新的领土作为补偿。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满足了征服新世界的需要，它的领土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占领。米尔纳勋爵担心，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击败。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和平方案：英国不需要从奥斯曼帝国身上获取补偿，而是通过瓜分俄国来获得补偿。但是，击垮了沙皇俄国的德国并不愿意与协约国分享胜利果实。德国继续与俄国作战，试图将其推翻。随着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越发迫切，德国的战后扩张野心也越发膨胀，进而与它的盟友土耳其产生了冲突。

一直以来，恩维尔帕夏就梦想有朝一日可以将亚洲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统一到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不过，直到彼得格勒的政权分崩离析，他的这一梦想才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变成可行的政治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的一些人宣称，青年土耳其党一直以泛突厥主义（“泛图兰主义”）理想为目标，并且为了向中亚扩张才把土耳其带进了战争。但是，今日可见的证据恰恰反驳了这种说法：从C.U.P.在1914年到1917年间向德国提出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当时主要考虑的都是防御问题，最多也只是想维持他们的现有疆界，并且在这个疆界内为奥斯曼帝国赢得更加彻底的独立地位。一直到1917年，恩维尔才开始认真考虑向东方扩展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曾经在沙皇控制下的大片领土似乎成了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奥斯曼帝国可以夺取这些土地，以弥补把南方的阿拉伯语地区丢给英国人的损失。

1917年秋天，英国情报部门准备了一份关于泛图兰主义运动——将所有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团结起来的运动——的报告。报告中估计，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外，在亚洲大约还有超过1700万人使用至少一种突厥语族的语言。报告中说：“讲突厥语的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语言区之一，比俄语的语言区更大，几乎与美洲的英语或西班牙语语言区一样大。”虽然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图兰主义充满了轻蔑态度，但这份报告认为，它可以在青年土耳其党手中变成一种危险的工具。“那里的人口都是突厥人，他们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但现在控制那片土地的［俄国］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伊斯兰国家，而是一个新兴的基督教征服者。”如果C.U.P.在那里建立一个突厥—伊斯兰国家，并且与波斯和阿富汗联起手来，印度就将面对直接威胁。“这样一来，在西北边疆的反英部落背后就会出现一片广袤的反英腹地。”[1]

恩维尔很清楚这些可能性，但他并没有主动做什么，而是坐等事态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沙皇被推翻之后，在土耳其的东北部还有50万俄军，占据着诸如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和卡尔斯等城镇。至少在一开始，这些军队还并不同情布尔什维克，但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随着军队纪律日渐崩坏，俄军开始擅离职守，逃回俄国。在取得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意之后，奥斯曼军队并没有对日益薄弱的俄军防线发动进攻，而是任由俄军自行瓦解。

到了1917年秋天，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的时候，在外高加索的边境地带实际上只剩下一支志愿兵部队和几百名俄国军官。[2]不过，恩维尔依然按兵不动，等候布尔什维克来求和。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的确来求和了。

在与波斯接壤的东部边境，土耳其人的军事形势也出现了好转。在此之前，波斯南部的英国军队一直有北方的俄军做屏障，但是现在却失去了这种保护。以前，俄国军队一直要防范波斯的民族主义者兴风作浪，而随着革命狂热日益席卷俄国军队，他们开始变得对这些人越来越友好。1917年5月27日，德黑兰亲协约国的政府垮台。6月6日，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政府取而代之，并开始联络彼得格勒，希望减少俄国在波斯的兵力。

伦敦的陆军部和印度政府内的高级官员们担心，土耳其可能会经由波斯向阿富汗进攻，[3]但帝国总参谋长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英国内阁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应当向波斯新政权做出让步，还是坐视两国关系恶化；无论怎么选择，都有显而易见的风险。

在英国官员看来，随着彼得格勒的克伦斯基政府权威日渐消解，波斯北部的俄军也变得越发不可靠。1917年10月31日，白厅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决定，英国将资助驻扎在波斯北部的俄军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但是，这些俄国人并不愿意为英国人效命。

随着布尔什维克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夺取彼得格勒的政权，事态终于发展到了顶峰。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后的1918年1月29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宣布废除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约，而这一协约是英俄瓜分波斯的依据所在。托洛茨基宣布，苏俄政府不对任何留在波斯土地上的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行为负责，同时表示希望其他占据波斯土地的外国军队——土耳其军队和英国军队——也能撤出波斯。

英国政府担心，在俄国军队撤出之后，奥斯曼军队就可以穿过波斯的土地，从后方威胁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军队。尽管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长期的争斗，但此时的英国完全依赖俄国在波斯北部挡住土耳其人。在这种保护突然消失之后，英国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II

1918年3月，德国对战败的俄国人提出了严苛的停战条款。德俄双方签字的墨迹未干，奥斯曼帝国就与德意志帝国发生了争吵，因为它们都想得到原本俄罗斯帝国治下那些与土耳其接壤的省份。此时，被统称为“外高加索”的三个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及穆斯林居住的阿塞拜疆——都已经成了独立的国家。为了继续作战，德国急需格鲁吉亚的农产品、矿产和铁路系统，而它对于阿塞拜疆的油田则更是垂涎三尺。另外，出于对战后安排的考虑，德国的领导者们还想把外高加索地区变成德国进入中东市场的桥头堡。

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同样看中了这几个接壤省份的商业价值，他们想恢复与波斯的旧商路，同时还想重振他们在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的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恩维尔想要打造一个疆域延伸到中亚地区的新的突厥帝国，而外高加索地区就是连接中亚的枢纽。

恩维尔确信，德国人在与俄国人和谈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土耳其的利益。因此，他决定无视德国在外高加索的利益，派遣他剩余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越过边境，前去征服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并继续向阿塞拜疆进军。为此，他必须在德国军官遍布的奥斯曼帝国正规军之外建立一支特殊的部队。在这支新的“伊斯兰军”之中没有德国人，只有奥斯曼军人和阿塞拜疆鞑靼人。这支部队的目标是夺取阿塞拜疆的主要城市巴库。巴库是一座拥有30万人口、坐落在里海之滨的工业化城市，此时处在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控制之下。在巴库城中，只有大约一半居民是穆斯林，其风土人情与周边鞑靼人居住的内陆地区大相径庭。当时，巴库是中东地区的重要产油城市。

到了1918年，石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已经广为人知。[4]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的海军部就已经把燃油当成了海军舰船的主要燃料，而到了战争期间，协约国在陆路运输方面也越发依赖用汽油当燃料的卡车。到了战争末期，坦克和飞机开始登上舞台，而它们同样要消耗大量的燃油。1918年，法国的克列孟梭政府和美国海军部都意识到石油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资源。

1918年，德国深受资源短缺困扰，完全寄希望于从新侵占的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补充资源，并且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格鲁吉亚的经济资源。但是，在柏林方面看来，来自格鲁吉亚的资源还远远不够。恩维尔向阿塞拜疆的巴库进军，有可能会让德国无法得到其急需的石油资源，同时还可能破坏德俄之间的停战协议。德国总参谋部气急败坏，屡次愤怒地向恩维尔表示抗议，但均被后者无视。

德国海军大臣告诉德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首脑，德国必须拥有巴库的石油资源，所以必须遏制奥斯曼军队对这座城市的进攻。[5]德国领导人告诉苏俄驻柏林大使，只要俄国保证拿出巴库出产的一部分石油给德国，德国就会采取行动制止奥斯曼军队的进攻。“我们当然会同意。”列宁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如是说。[6]

在战略位置方面，巴库也极具重要性。巴库是一座重要的港口，主宰着里海的航运。如果恩维尔夺取了这座城市，他就可以通过水路将军队运往里海东岸。在那里，他不仅可以将前沙俄突厥总督区的穆斯林聚拢到自己的麾下，同时还可以利用俄国人此前在那里兴建的铁路网络抵达阿富汗，进而攻击印度。

英国人十分清楚这一危险，因而怀着不好的预感密切观察着恩维尔的一举一动。

III

在波斯北部，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在边境的另一侧观察着事态的进展，但不太清楚自己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7]

1918年初，L.C.邓斯特维尔（L.C.Dunsterville）少将被任命为英国派赴高加索行动的指挥官。在抵达外高加索地区的首府梯弗里斯[8]之后，邓斯特维尔就会成为英国在当地的代表，负责帮助土耳其境内的俄军抵挡奥斯曼军队的反攻。

邓斯特维尔的车队由41辆福特小汽车和货车组成，经由美索不达米亚进入波斯，随后向里海岸边的一座名叫安扎利港[9]的波斯港口驶去，计划从那里出发前往外高加索。等到英国人抵达安扎利港时，外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了奥斯曼人或德国人的手中。此外，还有一个由波斯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革命团体在这一地区活动，他们不仅与布尔什维克结盟，还为一路推进的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军做事。英国政府深感忧虑，命令邓斯特维尔采取措施保证前往安扎利港的道路通畅无阻。

就在恩维尔的部队进逼巴库之际，英国政府内部展开了辩论，探讨在这场出人意料的中亚战役中，邓斯特维尔率领的这支势单力薄的队伍究竟应当怎样做，或是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场战役已经把土耳其人、德国人、俄国人和另外一些势力都卷了进去。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威尔弗雷德·马勒森（Wilfred Malleson）少将的代表团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马勒森是来自英印军队情报部门的一位军官，曾经在基钦纳伯爵帐下任参谋多年。西姆拉方面把他和另外六名军官派到了波斯东部的马什哈德（Meshed），观察俄属突厥人聚居区的情况。西姆拉方面相信，广袤的俄属突厥人聚居区将是恩维尔的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说，邓斯特维尔得到的命令是观察里海西岸的情况，马勒森的任务则是留意里海东岸的情形。

在马勒森的负责区域内，有好几件事让英国的军事首脑们十分关切。首先，这一地区大量的棉花库存可能会落入敌手；其次，这一地区关押着大约3.5万名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他们可能会被布尔什维克或恩维尔的部队释放。

日渐加剧的政治乱局让英国领导层越发难以看透里海东西两岸的敌人的动机。在政治层面上，德国似乎不仅与梯弗里斯当地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紧密合作，同时还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眉来眼去；至于公开的盟友土耳其人，德国反而与他们发生了争吵，成了私下里的敌人。恩维尔那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鞑靼人组成的伊斯兰军正在向巴库进军，统治那座城市的则是一个像该城人口构成一样四分五裂的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人口中占据半数的阿塞拜疆人更青睐奥斯曼帝国，而害怕遭到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则唯独抗拒土耳其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派别的俄国人都担心英国人的干涉，但他们到后来都变得更害怕土耳其人。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布尔什维克人斯捷潘·绍米扬（Stepan Shaumian）一方面领导着对奥斯曼—阿塞拜疆联军的抵抗，另一方面却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想被英国人插手干涉。他还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不得接受英国人的援助。

在前沙俄突厥总督区，一个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政权统治着绿洲城镇塔什干。不过，布哈拉当地的势力击败了该政权的武装，迫使其承认在19世纪的“大博弈”中被迫臣服于俄国的布哈拉埃米尔再一次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伦敦方面听到的传闻是，重新恢复独立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可能会与奥斯曼帝国结盟。[10]

在伦敦方面看来，中亚的乱局中既隐藏着危险，也蕴含着机遇。危险之处在于，中亚的乱局可能会导致印度和身在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印军队遭到攻击，从而引燃一场无法扑灭的大火。英国总参谋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德国］会利用泛图兰主义运动和穆斯林的宗教狂热，煽动起一场长久以来一直蠢蠢欲动的宗教战争，从而把压抑已久的伊斯兰扩张冲动引向印度……如果俄国一切正常，波斯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下，那么我们还可以应对这种困难。但是，如果放任德国的代理人随意接触阿富汗和印度边境地带那些无法无天的部落，数不清的野蛮战士就会听信传言，被想象中的巨大财富吸引着涌入平原地区，烧杀抢掠。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将在几个星期之内化为乌有，而其他地方急需的部队则不得不被派到这里去增援孱弱的守军。而且，除了白人部队[11]之外，其他人根本不可靠。[12]

英国的决策者们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拿了德意志帝国的钱，但同时他们也不清楚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威廉大街产生了何种程度的矛盾。因此，在他们看来，在1918年，德国人不仅已经控制了北亚地区，还正在谋求夺取中亚，并且准备向南亚的英国领地发动进攻。这种判断与他们在战时的一贯观点——德国意在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相吻合。此外，英国人还一直担心，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亚洲可能会沦为德国治下一个巨大的奴隶殖民地，其提供的财富和原材料将滋养德国的工业，让德国称霸全球。

利奥·埃默里向劳合·乔治提议，英国应当实施一个战略来消除这种威胁。如果英国能够夺取中亚，那么米尔纳在前一年提出的由英德瓜分俄国的方案就可以成为现实。1917年底，埃默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重心出人意料地移到了东方。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我们将决定英德边界在亚洲的走向。”他预言道，想在东欧寻求战后补偿的法国将会大失所望，“而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英国人会在战争结束时发现，我们这个不好斗的小小帝国获得了前沙俄突厥总督区、波斯和高加索的土地！”[13]

埃默里一直认为，世界上有一大片区域就应当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现在这一区域的范围又一次扩大了。像米尔纳的其他同僚一样，埃默里关注的焦点是“一片庞大的半圆形地域，从开普敦到开罗，再经由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到印度，继而通过新加坡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在1917年底对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在这个区域内，“我们想要的……是英国版的‘门罗主义’，要让这片区域在未来免遭其他野心勃勃的强国染指”。[14]

到了1918年6月，埃默里感到（他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劳合·乔治），如果不对德国在亚洲的扩张加以遏制，那么“南方的英国世界”就无法“安宁地享受和平，不得不时常担忧德国的威胁”。他写道：“一旦西线‘那微不足道的战事’结束……我们就必须认真投入到这场争夺亚洲的战争中来。”[15]这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英国的外交政策过于看重英国在欧洲的利益，而忽略了英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他在1917年写道：“依本人愚见，最大的危险在于，英国外交部和公众……可能会在和谈条件的问题上过于关注欧洲的利益，而不能站在一个全球性帝国的角度上审视问题……”[16]他还认为，英国人对战争的看法也过于以欧洲为中心了。他觉察到了刚刚在亚洲萌生的危险。

他在1917年10月16日写信给史末资，警告说恩维尔将在外高加索地区获得“大约500万突厥人”，从而将奥斯曼帝国与突厥人聚居区的人民联系在一起。[17]第二年初发生的事情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

在1918年上半年，埃默里像英国其他的军政领袖一样，相信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对外高加索的征服表明德国正在实施约翰·巴肯在《绿斗篷》一书中描绘过的“伟大方案”。巴肯在这篇冒险小说中提到，德国人计划席卷亚洲的伊斯兰世界，直抵印度边境，一举摧毁大英帝国在东方的统治并取而代之。[18]因此，在埃默里看来，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谈中，英国都应当坚守一条西起乌拉尔、东抵西伯利亚、横贯曾经的沙皇俄国的防线。[19]

无论是英国陆军部还是印度政府都无意去征调足以部署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上的军队，而埃默里甚至提议邀请日本和美国一起占领从乌拉尔到西伯利亚一线。[20]英国和协约国的军事统帅们也主张要求日本派兵，让日军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亚洲的另一端，在里海西岸与恩维尔的部队作战。[21]

但是，劳合·乔治和米尔纳勋爵完全沉浸在欧洲和巴勒斯坦的战事之中，埃默里根本没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由于缺乏他们的领导，他们的下属也无法拿出具有连贯性的政策。埃默里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们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目标，但英国却没有拿出资源和战略去实现这些目标。

于是，在没有指导和援助的情况下，英印政府派出的小小的代表团就这样进入了亚洲的腹地。

IV

在1918年夏天，随着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逃离，中亚的石油之都巴库成了一切活动的焦点。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草草上台，随即向英国人伸出了橄榄枝。在得到上级的许可之后，邓斯特维尔决定进入巴库并保卫这座城市。8月4日，邓斯特维尔手下的先头部队抵达巴库，打破了德国人获取巴库石油资源的美梦。于是，德国人开始把英国人当作最大的威胁，认定其危险程度超过了土耳其人；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则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22]德国人请求布尔什维克政权准许他们向英国人控制的巴库发动进攻，无论是单独进攻还是与恩维尔的伊斯兰军协同作战都可以。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示可以接受德国人占领巴库，但不同意他们与伊斯兰军并肩作战。在彼得格勒方面看来，就算是英国人也要好过土耳其人。然而，德国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力量太过单薄，无法及时派来军队在巴库发动战役。于是，出现在战场上的双方就变成了伊斯兰军和英国的军事代表团。

关于邓斯特维尔手下的官兵数量，有900人和1400人两种说法；[23]而伊斯兰军的人数大概要比对手多出10到20倍。当伊斯兰军进攻巴库时，英国人是孤立无援的，当地武装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9月14日，在占据城市六个星期，也就是让敌人无法得到石油六个星期之后，邓斯特维尔将部队撤出巴库，退往波斯。英国路透社的一封电报称，从巴库撤军的行动是战争中“最扣人心弦的篇章”之一。[24]

差不多就在邓斯特维尔率军增援巴库的时候，马勒森将军也受邀去解救突厥人聚居区。在那里，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政权。突厥人的政府宣称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俄管辖。马勒森接受他们的邀请，实际上相当于卷入了俄国内战。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担心德国可能会夺取突厥人聚居区的棉花资源，同时他也害怕当地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战俘会得到释放。

突厥人聚居区那些讲突厥语族语言的当地人其实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定居者都十分反感。不过，在只能二者择一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支持反布尔什维克一方。一旦恩维尔的伊斯兰军抵达此地，当地人很可能会转而支持他们。

在被西方世界视为偏远荒芜之地的突厥人聚居区平原上，摸不清状况的几支军队相遇了。在杜沙克（Dushak）、卡哈（Kaakha）和梅尔夫（Merv）的战场上，马勒森将军麾下的英印军队与恩维尔的伊斯兰军并肩作战，对抗苏俄军队以及被布尔什维克释放并武装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俘。在这里，联盟关系颠倒了：英国人与土耳其人联起手来，开始对付俄国人和德国人。

马勒森将军一直到1919年4月才撤出中亚，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半年。而他之所以在那时撤出，只是因为邓尼金将军麾下的反布尔什维克白军进占了中亚地区。马勒森干涉俄国的最初动机是阻止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进攻，到最后却变成了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25]当时，英国当局并没有弄清这三者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在这场世界大战之中，三者都是对面阵营里的敌人。

印度政府还派出了由三名军官组成的第三支代表团。这三个人完全不知道邓斯特维尔和马勒森已经进入了俄国曾经的领地。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要从那里观察国境线另一侧的事态发展。他们刚一抵达那里，就决定越过边界进入俄国突厥人聚居区，前往当地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塔什干。他们打算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战俘和棉花问题上展开合作。等他们到达了塔什干，他们才知道马勒森已经卷入了此事，而且是站在与苏维埃敌对的政权一方。

两名军官返回了喀什，而第三名军官——弗雷德里克·马什曼·贝利（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中校——决定留在塔什干。贝利认为，一旦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垮台，他就可以在这里代表英国的利益。他后来发现当地政权打算对他采取行动，于是他就乔装打扮，藏匿了起来。他给自己伪造了许多身份，比如匈牙利厨子、罗马尼亚马车夫或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蝴蝶收藏家。他坚持在暗中收集信息，一直到1920年。最后，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反间谍组织的一名特工。苏维埃政权把他称作一场规模庞大的反革命阴谋的主谋。

不久前还曾经是战友的伦敦和彼得格勒，现在已经成了敌人。在1917年和1918年之间，整个政治局势都颠倒了过来。

V

奥斯曼帝国于东方凯歌高奏的同时，在南方和西方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18年，戴维·劳合·乔治接到一份秘密报告称，恩维尔时而吹嘘要打造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东抵印度的奥斯曼帝国，时而又谈起投降问题。据说，恩维尔曾经沮丧地预言道：“如果德国赢得了战争，土耳其就会沦为德国的附庸。”[26]

执掌德国总参谋部大权的天才人物鲁登道夫认为，德国不能相信奥斯曼帝国政府。他指出，对于德国来说，巴库的石油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但土耳其人显然想把外高加索的所有资源都据为己有。[27]1918年9月，鲁登道夫在代表德国总参谋部回答威廉大街的问询时称，总参谋部正在研究土耳其背叛德国，倒向协约国阵营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28]

德国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紧密合作激怒了奥斯曼帝国。德国插手外高加索事务激起了土耳其媒体的一致批评。塔拉特则告诉柏林方面，如果德国不惜牺牲土耳其的利益，继续与俄国——“无论过去和未来都是我们的敌人”——做交易，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可能会自行选择自己在战争中的道路。[29]1918年9月7日，塔拉特亲赴柏林，主张把中亚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突厥语族人口组织起来，对英国——以及俄国——发动攻势。[30]

与此同时，英国也处在与俄国爆发战争的边缘。马勒森依然留在中亚。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盟友在那里处决了一批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彼得格勒政府将此事归罪于英国人。1918年秋天，同盟国一方突然崩溃，停火谈判随之而来，身在里海另一侧的英国军队开始通过巴库前往几个独立的外高加索共和国，以接替那里的奥斯曼和德国驻军。就这样，在里海两侧，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都落入了英国支持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或分离主义团体手中。

有一名曾经参加过马勒森与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的最初战役的英国人评论说，无论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还是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他写道：“在短兵相接之际，很难分清敌友。”[31]在1918年的秋天，这一评语不仅适用于中亚，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中东。

[1]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8.Document TU/17/17.

[2] Ulrich Trumpener,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67.

[3] Frederick Stanwood,War,Revolu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entral Asia(London:Ithaca Press,1983),pp.32–3.

[4] 温斯顿·丘吉尔在战前就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还曾经安排英国政府收购英国——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的多数股权。他的提议遭遇了大量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印度政府中的英国官员的激烈反对，他们完全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必要性。（注：Marian Kent,Oil and Empire:British Policy and Mesopotamian Oil,1900–1920(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fo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76),p.118.）——原注

[5]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186.

[6] Firuz Kazemzadeh,The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917–1921)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 and Oxford:George Ronald,1951),p.135.

[7] 下面的叙述主要参考：C.H.Ellis,The Transcaspian Episode:1918–1919 (London:Hutchinson,1963);and Richard H.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1917–1921:Intervention and the Wa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8] 梯弗里斯（Tiflis），今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9] 安扎利港（Enzeli），伊朗北部港口，1935年被更名为巴列维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恢复原名。——译者注

[10] Stanwood,Central Asia,p.134.

[11] 这里指印度军队中的英国军人，而不是印度军人。——原注

[12] 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p.304.

[13]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188.

[14] Ibid.,p.173.

[15] Stanwood,Central Asia,p.139.

[16] The Amery Diaries,p.173.

[17] Ibid.,pp.175–6.

[18] Ibid.,p.194.

[19] Stanwood,Central Asia,pp.146–7.

[20] Ibid.

[21] 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pp.304–5.

[22]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p.188–91.

[23] Ellis,Transcaspian Episode,p.39;Kazemzadeh,Transcaucasia,pp.135 et seq.

[24]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149/8/1—93.

[25] 英国和协约国军队在俄国其他地方的干涉行动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印度政府并没有为文中所述的这三场行动和其他干涉行动做任何统筹安排，西姆拉方面派出这三个团队的举动也并不是某种总体干涉方案的一部分。——原注

[26]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6—1.Document 13.

[27] Kazemzadeh,Transcaucasia,p.147.

[28] Trumpener,Ottoman Empire,p.193.

[29] Ibid.

[30] Ibid.,p.194.

[31] Ellis,Transcaspian Episode,p.52.

39 在特洛伊的海岸旁

I

1918年夏天，帝国总参谋长告诉伦敦的战时内阁，协约国方面难以在1919年年中之前赢得欧洲战事，胜利更有可能在1920年夏天来临。前线的指挥官们对早日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更为乐观一些。但是，鉴于他们在过去犯了太多错误，伦敦方面对他们的乐观预期持怀疑态度。

在1918年春天和初夏，鲁登道夫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一度再次威胁到了巴黎的安全。协约国最终挡住了他的攻势，德国人节节败退。不过，到1918年9月，鲁登道夫已经构建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无法凭借这道防线长期坚守下去。在东线，战争似乎也会继续下去，恩维尔派往里海的军队看上去随时可以继续对波斯、阿富汗或是印度发动进攻。

突然之间，协约国在保加利亚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突破。1918年夏末，一直被人忽视的、驻扎在希腊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在新任法国指挥官路易斯—费利克斯—弗朗索瓦·弗朗谢·德斯佩雷（LoiusFelix-François Franchet d’Esperey）的指挥下，发动了一场闪电攻势。1918年9月26日，保加利亚崩溃并请求停火。这一请求本应送交巴黎的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批准，但弗朗谢·德斯佩雷不敢拖延，以免耽误多瑙河的攻势。他亲自制定了议和条款，在几天之内就签订了和约，随即立刻从多瑙河一线向德国和奥地利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劳合·乔治从战争爆发之初就一直徒劳无功地主张的“东方”战略，就这样在弗朗谢·德斯佩雷手中成功了。[1]

9月29日，鲁登道夫得知保加利亚已经在当天与协约国媾和。他告诉德国政府，德国也必须请求议和，因为他已经没有部队可以投入弗朗谢·德斯佩雷在东南方向开辟的多瑙河新战线了。

英国内阁也没有料到敌人会失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因此并没有做好准备，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一消息。英国不仅没有起草针对各个敌国的停火条款，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在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保加利亚停火请求的一天之后，英国帝国总参谋长询问说：“如果土耳其也请求议和，我们的外交部打算怎样做？”[2]外交大臣贝尔福十分坦率地回答说，他不知道。

然而，这是一个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留给英国人的时间只有几天。在10月1日到6日之间，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几位地位显赫的土耳其领导人先后试探和平的意向。在10月3日至4日夜，德国也给威尔逊总统发去了照会，开启了持续数个星期之久的议和过程。与此同时，战斗仍在继续，德军成功守住了从法国东部延伸到比利时的防线。

10月1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召开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以解决土耳其议和条款问题。然而，与此同时，战时内阁又决定派出两艘无畏舰到爱琴海去增强英国在土耳其外海的实力，以防范法国人。

英国内阁十分担心，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的武装力量可能还来不及占领中东至关重要的一些地区。埃默里警告史末资和帝国总参谋长说，如果英国内阁打算把中东地区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军就必须在停火生效前占领这一地区。[3]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印军队距离石油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的摩苏尔还有几个星期的路程。10月2日，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接到英国陆军部的指示，建议他“尽可能多地占领蕴藏石油的地区”。[4]

10月3日，战时内阁就与奥斯曼帝国停火或签订和平协议的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讨论。首相希望在英国打下来的奥斯曼帝国亚洲地区少分一点战利品给法国和意大利。他宣称，平心而论，英国的盟友们根本配不上起初许诺给它们的那些战利品。会议纪要中写道：

首相说，他一直在重温《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协定的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境，从英国的角度讲这完全是一个不利的协定。这份两年多以前签订的协定完全没有体现以下事实：协约国在土耳其的胜利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军队的功劳，而协约国其他成员的贡献微乎其微。[5]

首相的推理似是而非。贝尔福却真正指出了首相推理过程中的谬误，仿佛首相是真心实意在讲求公平似的：

贝尔福先生提醒战时内阁，我们最初的理念是，协约国夺取的土地都应当被放入一个共有的“池子”里，而不应被视作将其攻占下来的国家的私有财产。这一理念的逻辑基础是，每条战线对协约国的贡献都同等重要，但有的战线无利可图，有的战线则较容易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相信协约国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某种声明。[6]

博纳·劳为贝尔福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劳合·乔治又换了一种说法。他说，英国和土耳其应该立即达成和平协议，而非一个简单的停火协议。（显然，鉴于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立刻签署和平协议很可能会对英国有利，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迫使奥斯曼帝国做出让步的强国。）

劳合·乔治认为，奥斯曼帝国除非知道随后的和平协议的条件，否则可能不会愿意只是接受停火协议。他还认为，出于对法国和意大利的野心的恐惧，奥斯曼帝国可能会拒绝这样的安排，反而选择继续战斗下去。首相说，这意味着英国也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而这种战斗完全是为了实现法国和意大利的野心；这是英国无法接受的情况，完全不应予以考虑。他表示，他会在巴黎对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者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有信心说服他们。

最终，内阁还是起草了一个停火协议出来，首相就在10月第一个星期临近结束时带着这个协议草案去了巴黎，准备与其他协约国政府的首脑进行商谈。在巴黎，协约国达成一致，同意大体上按照英国起草的方案与土耳其达成停火协议，同时表示无论土耳其最初与协约国中的哪一国接触，停火协议都应由该国代表协约国协商。但是，协约国首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劳合·乔治提出的立刻签署和平协议的方案。

究竟应当由谁在对付奥斯曼帝国的各条战线时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个问题在协约国领导层中引发了愈演愈烈的争论。在地中海掌控了海军最高指挥权的法国人打算拿走英军指挥官萨默塞特·阿瑟·高夫—考尔索普（Somerset Arthur Gough-Calthorpe）海军中将在爱琴海海域的指挥权，而后者则认为法国人“完全没有打一场漂亮海战的能力”。[7]这个问题不只是军事层面上的，因为哪个国家掌握了指挥权，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率先接触战利品的机会。

在弗朗谢·德斯佩雷的麾下，英国将军乔治·弗朗西斯·米尔恩[8]负责指挥靠近土耳其一侧的东翼部队。春风得意的弗朗谢·德斯佩雷打算拆散麾下的英国部队，将东翼战线交给一名法国指挥官指挥，并且打算亲率大军向伊斯坦布尔进军，举行一次入城仪式。劳合·乔治否决了举行入城式的提议，并且成功地说服了克列孟梭，让他确保米尔恩将军仍然可以指挥萨洛尼卡面向土耳其一线的部队。在斐迪南·福煦[9]元帅的支持下，劳合·乔治还改变了克列孟梭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原本坚持的将所有力量集中在巴尔干战场的计划，转而让米尔恩将军麾下的部分部队向伊斯坦布尔进军，以支援协约国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劳合·乔治在10月15日写给克列孟梭的信中提出，应当由一名英国海军将领在伊斯坦布尔完成海上入城式。克列孟梭于10月21日回信拒绝了他的提议。克列孟梭提议，协约国舰队应当在法国人的指挥下沿海峡北上，进入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克列孟梭提出，既然对土耳其发动萨洛尼卡战役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了一名英国将领，那么海上战役的指挥权就绝不能再交给另一位英国军官。他指出，法国应当在与土耳其有关的事务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国在土耳其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法国人持有巨额的奥斯曼帝国公债。

II

在伊斯坦布尔的住宅区佩拉的一户希腊人家中，有一位名叫斯图尔特·F.纽科姆（Stewart F.Newcombe）的英国中校正躲藏在这里。这名英国军官曾经在阿拉伯起义运动中十分活跃，大约在一年前被俘。当时艾伦比正在发动耶路撒冷战役，纽科姆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领导了一次大胆的进攻行动。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他终于逃出了土耳其人的监牢，从1918年9月22日开始就一直躲在佩拉。他很快得知，奥斯曼政治家们正急欲与协约国达成停火协议。

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主流意见正在出现重大转变。在9月中旬之前，C.U.P.的大部分成员还相信土耳其会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内阁里的文官们满怀敬意地听信了恩维尔的保证，坚信一切都很顺利。随后，身为陆军大臣的恩维尔又把德国人在法国的退却解释为一场绝妙的欺骗行动，他让奥斯曼帝国的内阁成员们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故意给协约国军队设了一个圈套，只等他们上钩。恩维尔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不会泄露柏林方面的真实意图，内阁成员们应当在公开场合表示德国人已经落败、退却，并且装出对此深信不疑的样子。[10]

身为大维齐尔的塔拉特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他知道德国人真的吃了败仗，因而提出德国和土耳其应当一起与协约国展开和谈。不过，就连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恩维尔让他误以为当前的军事形势依然比较乐观，还有一些回旋的余地。[11]

9月，塔拉特去了柏林和索菲亚，从盟友那里得到了有关真实情况的一些信息。在回国的路上，他目睹了保加利亚军队的崩溃。保加利亚人正式通知他说，保加利亚将寻求单独媾和。保加利亚是德国与土耳其在陆地上的纽带。因此，在塔拉特看来，一旦保加利亚退出战争，土耳其也必然遭遇失败。回国后的塔拉特决心寻求和谈。塔拉特的政府与德国人一道，马上开始试探美国人的态度，希望能够按照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向美国投降。由于并没有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华盛顿方面就此事征求了英国的意见，却迟迟没有收到伦敦方面的答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英国人的答复一直没有送到华盛顿方面手中，因此华盛顿方面也就无法答复奥斯曼帝国。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无法享受到十四点原则保证的权益，因为只有向美国投降的国家才有可能得到美国人提出的和平条款。

恰在此时，仍然躲在藏身处的纽科姆发挥了作用。在决心继续进行战争的恩维尔看来，继续作战可以帮助土耳其赢得更有利的条件。他指出，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和里海的胜利足以证明，土耳其有能力在东方赢得胜利，进而迫使英国在1919年做出让步，同意更有利于土耳其的和平条款。纽科姆反驳了恩维尔的这种论调。他试图向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英国人在1918年开出的条件会比1919年更宽仁。纽科姆通过土耳其友人之手将自己的见解传达给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他后来汇报说，他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他的线人汇报，这种看法让C.U.P.的领导层产生了分裂。[12]

实际上，造成分裂的真正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内阁意识到了恩维尔一直在欺骗他们，因为保加利亚已然崩溃，而德国也决定求和。土耳其的盟友们并没有像恩维尔所说的那样即将赢得战争，反而面临着被毁灭的威胁。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得不到燃料、弹药、资金和增援，不得不独自面对势如破竹的协约国。10月初，奥斯曼帝国财政大臣在日记中写道：“恩维尔帕夏最大的罪过在于，他一直对他的朋友们隐瞒实情。如果他在五到六个月之前就告诉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自然……会在那个时候设法单独媾和，谋求比较有利的和平条款。但是他却隐瞒了一切……他自欺欺人，让整个国家落到这般田地。”[13]

10月1日上午，就在他得知德国即将求和的消息之后不久，塔拉特召集内阁开会，告诉内阁成员他们必须辞职。他告诉他们，奥斯曼帝国不得不立即寻求停火，而如果协约国认为他本人和他的C.U.P.同僚们依然在执掌权力，奥斯曼帝国就会面临更加严厉的和平条款。[14]恩维尔和杰马尔不同意塔拉特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内阁硬撑下去可以取得更有利的和平条款。不过，他们二人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塔拉特的意见占了上风。他随后通知苏丹，他和他的内阁打算辞职。

此时的苏丹是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他在几个月之前才接替驾崩的兄长成为新一任苏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新的大维齐尔和内阁人选才总算确定下来。苏丹本人更倾向于一个政治立场上比较中立的内阁，或者从反对派阵营中遴选一些内阁成员。但是，塔拉特和青年土耳其党依然控制着议会、警察和军队，他们要求本党必须在内阁里拥有代表，以便继续监控新政权。为了找到一个能够获得苏丹认可，同时又愿意接受塔拉特的条件的政治人物，他们一共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最终，他们选择了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Ahmet Izzet Pasha）。这位杰出的元帅被视作可以为协约国接受的人选。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内阁，其中包括了几名C.U.P.的成员。10月13日，塔拉特和他的内阁成员正式辞职。次日，伊泽特帕夏驱车从沉默阴郁的人群中驶过，来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所在地就任。

奥斯曼帝国的处境比协约国了解到的还要糟糕。保加利亚的崩溃切断了奥斯曼帝国通往奥地利和德国的陆路交通，让土耳其人失去了获得物资供应的希望。在土耳其内部，50万逃兵四处劫掠，到处散播混乱。新任大维齐尔感到，奥斯曼帝国已经无法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但是为了不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并没有对外袒露这一想法。就任两天之后，伊泽特帕夏就打算派纽科姆中校到希腊——那里有离土耳其最近的协约国军队司令部，试图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却找不到飞机送纽科姆中校去希腊。

于是，奥斯曼帝国通过海路派出了一名特使——另一位英国战俘查尔斯·汤曾德少将。汤曾德于1916年春天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向奥斯曼军队投降，从那以后就一直被软禁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座岛屿上。奥斯曼帝国的领袖们一直把他当作一位重要人士予以优待，因此他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政治圈子里享有一定的自由。像纽科姆一样，汤曾德在1918年秋天觉察到了日渐浓厚的和平气息，于是决定为整个进程助一臂之力。[15]

在得知塔拉特政府倒台的消息之后，汤曾德与新任大维齐尔进行了一次会面，随后于10月17日来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所在地。他带去了一些笔记，其上记录了他预计英国可能会提出的和谈条款。他认为，英国可能会愿意让奥斯曼帝国保有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包括高加索地区，只要奥斯曼帝国可以重组为一个类似邦联的帝国，给予这些地区以地方自治权。

汤曾德提出，他可以帮助土耳其沿着这样的思路取得宽大的和平条件，并且可以立刻与英国当局取得联系。大维齐尔对他说，向英国宣战是奥斯曼帝国犯下的罪行，而应当为此罪行负责的是恩维尔。他接受了汤曾德的提议，准许他帮助奥斯曼帝国争取体面的和平条款，同时又不给汤曾德留下“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照单全收”的印象。

当晚，汤曾德会见了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此人是新一届政府中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物。随后，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开始准备土耳其的停火协议，其内容与汤曾德的提议大体相仿。接着，他安排汤曾德从士麦那港出海，趁着夜色，乘一艘拖船离开了土耳其。

10月20日清晨，汤曾德乘坐的拖船抵达希腊的米蒂利尼（Mitylene），遇到了英国海军的一艘轮船。汤曾德从米蒂利尼向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发电报，详细转达了土耳其的态度。在他的请求下，一艘快艇载着他去见了英国在爱琴海一带的海军指挥官考尔索普海军中将，后者的大本营位于希腊的利姆诺斯岛（Lemnos）上。

汤曾德告诉伦敦，新任大维齐尔愿意基于他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开出的宽厚条款与协约国议和。他让伦敦方面以为，如果英国不能提供这样的优厚条款，那么奥斯曼帝国就会继续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确表示奥斯曼帝国政府只愿意与英国商谈，而非协约国其他成员。（实际上，汤曾德并不知道，伊泽特最初打算与法国联系，但是他的特使没能抵达法军的司令部。[16]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人一直以为土耳其坚持要向自己投降，而不愿意向法国人投降。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10月20日当天，考尔索普也把消息用电报发给了伦敦方面。据首相的说法，考尔索普在电报中强调说：“土耳其人特别想要与我们商谈，而不愿意与法国人洽谈。”[17]与此同时，考尔索普还抨击了法国人的计划，不同意把即将驶向伊斯坦布尔的舰队的指挥权交给法国人。考尔索普在电报中说：“如果一支法国指挥下的舰队驶入君士坦丁堡，这将会带来十分糟糕的后果。”[18]当然，除非两岸上的要塞向协约国投降，否则任何协约国舰队都是无法平安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考尔索普汇报说，汤曾德表示土耳其人愿意在这一点上让步，但只能对英国做出让步，而不是协约国其他成员，前提是倘若德国留在周边地区的军队采取任何行动，英国必须保护土耳其。“汤曾德将军认为，土耳其人现在愿意派出全权代表与英国代表进行和谈，也愿意让英国人接管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要塞，只要英国人可以保证帮助他们对付留在土耳其本土和黑海的德国人。”[19]

来自汤曾德和考尔索普的电报导致英国内阁召开了战争期间最漫长的一次会议。英国内阁仍然担心对德战争可能会一直打到1919年或1920年，因而希望确保皇家海军可以安全地经由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从而在欧洲战事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可以让皇家海军出现在罗马尼亚海岸。英国内阁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英国可以放弃协约国提出的24项停火条款中的其他条款，前提是土耳其人必须同意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交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舰队可以安全穿过海峡进入黑海。

由于签署和平协议需要与协约国其他各方协商，必然会导致拖延，英国内阁授权考尔索普与奥斯曼帝国先协商停火协议。[20]内阁告诉他，交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和海峡的自由航行权是必需的条件。内阁还要求他尽可能地争取24项条款中的其他条款，但如果土耳其人拒不接受，他也可以让步。

英国内阁授权考尔索普去协商停火协议，并且偏离了协约国此前达成一致的停火条件，他们做的这些决定事先都没有征询法国人的意见。因此，法国外交部长向英国提出了抗议。克列孟梭更是勃然大怒。他之所以发火，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而对中东地区有了什么企图，而是因为他不想让法国被人当作一个处于从属地位，或是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对待。[21]英国内阁立即把米尔纳勋爵派到巴黎向克列孟梭说明情况，总算暂时平息了法国人的怒火。

等到法国人了解到英国如何解读协约国内部有关进行停火谈判事宜的协议的时候，一场新的争端又开始了。根据这项协议，土耳其首先找到哪个协约国阵营成员国请求停火，就应当由哪个国家负责进行停火谈判。土耳其人通过汤曾德率先联络了英国。在英国人看来，根据协议内容，英国不仅应当参与停火谈判，而且应该作为协约国的唯一代表参与停火谈判。

英国政府在发给考尔索普海军中将的指示中表示，如果法国人试图参与停火谈判，考尔索普应当将他们排除在外。英国人可能担心，法国人一旦加入谈判可能就会坚持对土耳其提出各种索求，从而推迟停火协议的达成，甚至让停火协议难产。[22]许多法国人深信不疑的另一种解释是，英国人就是打算公然食言，不让法国在战后的中东获得原本许诺给它的地位。

III

1918年10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30分，停火谈判开始了。会议在英国战列舰“阿伽门农号”上召开，该舰停泊在希腊利姆诺斯岛的穆兹罗斯港（Mudros）外海。规模不大的奥斯曼帝国代表团由汤曾德的朋友、新任海军大臣拉乌夫贝伊（Rauf Bey）领衔。率领英国代表团的是考尔索普海军中将。

考尔索普向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出示了一封来自让·F.C.阿梅（Jean F.C.Amet）海军中将的信。让·阿梅是驻扎在该地区的法国海军高级军官。他在信中表示，法国政府希望他可以参与谈判。阿梅提出，他应当作为多米尼克·M.戈谢（Dominique M.Gauchet）的代表到“阿伽门农号”上参加谈判——多米尼克·M.戈谢是地中海地区协约国海军总司令，亦即考尔索普的上级长官。

奥斯曼帝国代表团解释说，他们只获得了与英国人谈判的授权，不能与法国人谈判。考尔索普答复说，英国人本来也不愿意让法国人参加。于是，他拒绝邀请阿梅海军中将登上“阿伽门农号”。

谈判在舱面上的船长休息室举行。考尔索普摆出一副开诚布公的样子，逐条朗读并讨论英国提出的停火条款。由于奥斯曼代表一开始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停火协议的全貌，他们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24项条款叠加起来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不仅如此，考尔索普还向他们保证说，英国并无恶意，只想帮忙。他解释说，协约国方面之所以提出内容如此庞杂的条款，主要是为了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许多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形。与此同时，他还让对方相信，协约国方面不太可能做出任何让步，奥斯曼帝国必须大体上全盘接受所有条款。

10月30日晚，别无选择的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团长拉乌夫贝伊签署了停火协议，他签署的协议内容与协约国的草案基本一致。根据协议，一切敌对行动应当在次日中午停止。实际上，这份停火协议就是一份投降书，它准许协约国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占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战略要地，这实际上意味着协约国可以随意占领任何它们想要占领的地方。

在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拉乌夫贝伊和代表团声称停火协议并不意味着投降，还把停火协议的条款美化了一番，让人们误以为它们并没有那么苛刻。[23]这就为日后的幻灭和不满埋下了种子。

就在停火谈判进行期间，塔拉特在恩维尔的别墅召见他的亲信，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旦协约国方面打算报复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这个组织要负责保护他们，同时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武装反对协约国的停火条款。一个个地下小组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组建起来，随后更是散播到了其他地方。

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为自己准备了逃跑方案（大维齐尔对此事也知情）。[24]11月2日，伊斯坦布尔曾经的主人们与他们的德国盟友一起逃亡。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大维齐尔通过动议，要求德国遣返这些流亡者。但是，此时的德国也在分崩离析的过程之中，这些流亡者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IV

英国人在穆兹罗斯自作主张，这让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大为光火。10月30日，他在奥赛码头举行的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上向英国人表示了强烈抗议。不过，据旁观者说，劳合·乔治的反击更为激烈。伍德罗·威尔逊的特使豪斯上校说，这两位政府首脑“像卖鱼的妇人一样争吵，至少劳合·乔治是如此”。[25]

劳合·乔治对克列孟梭和在场的其他人说：

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国家对远征巴勒斯坦做出的最大贡献也不过是派了一丁点儿黑人部队罢了……此时此刻，英军在土耳其的土地上有大约50万人。英国在战争中俘获了土耳其人三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在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蒙受了几十万人的伤亡。而其他国家仅仅派了几个黑鬼警察，还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洗劫圣墓！结果，到了签署停火协议的时候，却又给我们来了这么一出闹剧。[26]

贝尔福指出，弗朗谢·德斯佩雷与保加利亚商讨停火协议的时候也没有征求英国的意见，因此考尔索普与土耳其人商讨停火协议的时候不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无可指摘。最终，克列孟梭在征询了本国外交部长的意见之后表示，既然《穆兹罗斯停火协议》已经签署完毕，他也只好接受，让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1918年11月12日，在土耳其停火协议签署近两个星期之后，西线实现停火的第二天，考尔索普海军中将指挥下的一支舰队从古老的特洛伊遗址附近驶过，[27]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舰队悬挂着英国的旗帜，以战胜者的姿态驶向伊斯坦布尔。

V

英国首相之所以要在土耳其问题上速战速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想赶在美国干涉之前把事情解决。英国战时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首相的一席话。在这段话中，首相十分罕见地坦言了自己的动机。

劳合·乔治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态度，想让我们背弃《赛克斯—皮科协定》，以便把巴勒斯坦留在我们手中，并且把摩苏尔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甚至还要把法国人排除在叙利亚之外。他还耍了个花招，提出让美国占有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从而让法国人宁愿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以便获得一个据有叙利亚的理由。他十分蔑视威尔逊总统，急于在美国插手前由法国、意大利和大不列颠完成对土耳其的瓜分。他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土耳其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以后再拿下德国殖民地，那么我们在战争中的丰厚收获或许就不会那么引人注意了。[28]

贝尔福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就在法国人提出了与劳合·乔治不谋而合的想法——在美国人到来前解决问题——的时候，贝尔福认为这一想法近乎疯狂。“在探讨世界的未来安排时，他们故意要把美国人排除在外……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法国人自身的利益……毫无疑问，豪斯渴望与我们进行密切合作。因此，如果让他觉得我们正在背着他解决重大问题或是我们有这样的打算，后果就会十分糟糕。”[29]贝尔福认为，要想达成一个效力持久的和平协议，就必须让美国人参与其中。与首相不同，他在提出让美国取得巴勒斯坦的托管权时不仅是真心实意的，还相信必须要让美国接受这一安排。

而来自陆军部和战时内阁秘书处的、已经成为首相亲密政治伙伴的利奥·埃默里则担心美国会真的接受这一提议。他写信给犹太复国运动领导哈伊姆·魏茨曼，要他着手反对将巴勒斯坦委托给美国的计划。魏茨曼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认同埃默里的看法，英国更适合做那个负责托管巴勒斯坦的大国。[30]

但是，战时内阁秘书，即埃默里的顶头上司莫里斯·汉基却支持让美国托管巴勒斯坦，因为这样既不会给英国增添负担，同时也可以将所有潜在的敌人排除在巴勒斯坦之外。他对劳合·乔治说，他想让美国拥有巴勒斯坦，“以便构建一个可以保护埃及的缓冲国”。[31]他的言外之意则是巴勒斯坦本身并无价值，这也是以前基钦纳对巴勒斯坦的老看法。自然，劳合·乔治对这一看法不能认同。

VI

1918年12月1日，克列孟梭在伦敦唐宁街10号会见了劳合·乔治。此时，距离停火协议签署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距离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到12月底，美国总统才会造访伦敦，并提出他对未来的理想主义设想；在那之前，英法两国还有时间达成秘密协议。英法两国首脑进行了私下会面，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大约8个月之后，贝尔福在给英国内阁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此次谈话的一些内容，据说是劳合·乔治告诉他的。劳合·乔治后来有关和平协议的回忆录印证了贝尔福记载的内容。

二人先探讨了欧洲问题，随后提到了中东这一话题。克列孟梭询问英国对法国的领土要求有哪些异议，劳合·乔治回答说：“摩苏尔。”[32]克列孟梭说：“你可以获得摩苏尔。还有别的吗？”劳合·乔治又答道：“巴勒斯坦。”克列孟梭又说：“你也可以获得巴勒斯坦。”[33]尽管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英国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克列孟梭的让步是为了换取什么回报，但克列孟梭言出必行，即便在巴黎和会的激烈争执过程中他也没有收回此时做出的承诺。

在中东问题上对英国让步，以此换取其在欧洲对德立场方面支持法国，这是克列孟梭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的政策。法国总理本人似乎也相信，这就是他在12月1日的会谈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克列孟梭认为自己至少已经取得了劳合·乔治心照不宣的默契。既然自己已经表态支持英国在中东的诉求，那么英国也会支持法国在欧洲的诉求。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在12月1日这天，英法两国首脑在中东问题上也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在12月1日，当克列孟梭要求劳合·乔治全盘托出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诉求时，劳合·乔治并没有阐明他的全部诉求——这一事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才逐渐浮出水面。除了他当时提到的地区之外，劳合·乔治还想让法国放弃对叙利亚的诉求。

劳合·乔治此举并非单纯为了执行他个人的外交政策。12月2日，也就是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会面的第二天，寇松勋爵告诉内阁的东方委员会说，他认为必须把法国排除在叙利亚之外。东方委员会的职责是重新制定英国在中东的政策目标，而寇松勋爵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寇松勋爵曾经在“大博弈”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则又回到了“大博弈”的那套逻辑之中。寇松勋爵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督，还曾经在俄国的扩张期亲临与俄国接壤的土地。因此，他曾经深信，英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阻止任何强国切入通往印度的道路，而他现在重新拾起这一信念。鉴于法国是英国在欧洲的盟友，我们当然没有理由相信法国有夺取英国的东方道路的任何企图；但如果任由法国占据叙利亚，它就会拥有这样做的条件——实际上，这样一来，法国就会成为唯一一个可能构成这种威胁的强国。

正如英国总参谋部在1918年12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从军事角度而言，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安排比1916年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更糟糕了，这份协定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强国安插进了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内部。”[34]寇松勋爵也持这一观点。

寇松勋爵对东方委员会说：

我把个人公务生涯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了法国身上，在法国占据优势的几乎所有遥远的地区对付法国的政治野心。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与法国结成了盟友关系，我也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持续下去。但是，法国人与我们有着不同的民族性格，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政治利益冲突。我真的担心法国可能在未来成为我们最畏惧的强国。[35]

至于应当在亚洲的哪些地方把法国排除在外，寇松勋爵心中设想的地域十分广阔。大英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Sir Henry Wilson）在这一问题上与寇松勋爵持相似的观点。他曾写道：“从顿河的左岸一直到印度，都是我们需要保护、关系到我们利益的地区。”[36]贝尔福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评论说，印度的大门“正在越来越远离印度本身，我不知道总参谋部还要把它再向西推移多远”。[37]

英国首相则并不依靠任何地缘政治理论来指导他的政策。在人们看来，劳合·乔治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保留已经占领的土地。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似乎只是一个没有系统性思考、把手脚伸得过长的机会主义分子。

VII

首相的目标得到了基钦纳在中东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主张英国应当占有巴勒斯坦，其借口是唯有如此才能调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在《穆兹罗斯停火协议》签署几个月之后，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发表了一份备忘录，沿着这一思路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这一备忘录似乎还被送到了首相的桌上。克莱顿宣称，在占领奥斯曼帝国领土几个月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英国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问题上对法国的承诺将与其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承诺发生冲突。他认为，这种矛盾还将持续下去，并且给英国带来危险。他写到，英国必须做出选择。克莱顿说，如果英国把叙利亚交给法国，那么英国就应该把巴勒斯坦转交给美国，或是其他愿意接过这一负担的国家。但是，在他看来，更好的选择是由英国同时接管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心愿。至于法国人，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补偿，比如可以让他们得到伊斯坦布尔。[38]

1919年冬天，首相办公室向英国媒体分发了一份机密的背景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主旨是强调费萨尔的部队在艾伦比将军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帮助”，并且“赶在艾伦比将军的其他部队前面率先进入了叙利亚四座重要的内陆城镇［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这份备忘录强调，在进入这几座叙利亚城镇时，费萨尔部队的身份是当地武装，而不是来自汉志的外来入侵者。“在解放叙利亚的过程中出力的大部分阿拉伯部队是来自当地的武装。”[39]这份备忘录想要强调的是，讲阿拉伯语的叙利亚人民是揭竿而起、自我解放的，倘若在这里建立外国统治，就会违背西方民主国家奉行的原则。

在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中，大约有3500人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和叙利亚战役。不过，劳合·乔治却从费萨尔那里得到了一份公开声明，费萨尔在其中声称有大约10万人曾经在战争期间为他或他的父亲服务过，或是曾经与他们结盟。英国首相在与法国人辩论时也采用了这个数字。劳合·乔治很清楚，这个数字里的水分很大（他后来曾经写道：“东方式的算术总是充满了浪漫想象”）。他也深信，阿拉伯人对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贡献“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40]但是，首相争辩说，如果法国人要他反对自己的另一个重要盟友——费萨尔，那他就会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就像要他反对法国人也会让他感到十分为难一样。他声称，费萨尔和一支由叙利亚人组成的大军解放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在艾伦比将军的指导下管理着这个国家，因此，英国不能允许法国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出于对叙利亚的盟友义务，英国只好不履行自己对法国的盟友义务（实际上这才是真正要说的）。

1919年冬末，艾伦比与劳合·乔治及其秘书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一起吃了一次午餐。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在她的日记中写道：“D［劳合·乔治］要求他如实告诉法国人一个事实：法国人在叙利亚不受欢迎。我相信他在首相、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接下来的会面中提及了这一点。法国人在叙利亚问题上很固执，声称英国人是想将叙利亚据为己有。”她提到，劳合·乔治对此给出的评语是：“法国不是个洒脱的赢家，它对自己的胜利成果不满意。”[41]

就在首相与艾伦比共进午餐前不久，米尔纳勋爵从巴黎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与克列孟梭的对话。米尔纳写道，他“颇为开诚布公地告诉”法国总理，“正如他本人觉得《赛克斯—皮科协定》需要大幅修改一样，我们对这一协定的内容也不满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要把法国赶出叙利亚的意思，也不想将叙利亚据为己有……叙利亚的难题并不是我们制造的，主要的根源是法国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不幸恶化。这就让我们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因为费萨尔手下的阿拉伯人“为我们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米尔纳清楚，他在英国的动机和目标方面并没有对克列孟梭开诚布公，因为他又补充道：“在英国政府内部，几乎所有的军事高官或外交要员都反对我，因为我完全不同意将法国哄骗出叙利亚的想法。”[42]

就像米尔纳对克列孟梭的表态一样，劳合·乔治当然也声称他并不想为英国谋得叙利亚，甚至还拒绝了由英国托管叙利亚的提议。他声称自己支持费萨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但是，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只是个幌子，英国实际上希望由自己来统治叙利亚。就像克列孟梭对米尔纳说的那样，费萨尔只会对英国顾问言听计从——米尔纳也没有否认这一点。[43]

米尔纳提醒劳合·乔治注意，克列孟梭在中东问题上要远比他身后的法国政府和官僚体系更开放。米尔纳没有直接言明的一点是，倘若这位法国总理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条件，那么他可能会被更难对付的家伙取代。

1919年秋天，被劳合·乔治请来做工程督察官的来自帝国化学公司（Imperial Chemicals）的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汇报说，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44]在巴黎对他说，由于英国倾向于支持阿拉伯人而不是支持法国人，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很冷淡。蒙德强调说：“维系英法联盟的完整至关重要。”[45]但首相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危及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付出多年的心血，就是为了证明各国未来在中东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报偿。但是，当他从叙利亚回到英国时，他显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劳合·乔治随后做出的私下评论可信的话——或许并不可信）。首相说：

赛克斯感到忧愁、焦虑……我们与法国之间的所有麻烦，都源自他起草的那份协议。我们把它叫作“赛克斯—P”协议。赛克斯与皮科协商敲定了这一协议，而那个法国人在协商中占了上风。赛克斯意识到自己给我们惹了多少麻烦，因而感到十分焦虑。我对那份协议发表了一些评论，说完就发现自己的话语让他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很抱歉，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说。我对此深感自责。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我并不想强调他犯的错误，或是让他感到更加难堪。[46]

T.E.劳伦斯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此时的赛克斯对自己以前希望与英国的盟友分享中东的做法感到后悔，期望可以将功补过。[47]

倘若这是真的，赛克斯也已经没有时间将功补过了。1919年2月16日，他死在了巴黎洛提酒店自己的房间里，成了1918—1919年全球流感大暴发的受害者之一。[48]对于这场流感暴发的源头，法国人责怪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责怪法国人，美国人责怪东欧，西欧人责怪美国，而艾伦比的军队则将其归罪于撤退的土耳其人。[49]

[1] 当然，有人认为这一战略在1918年之前并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原注

[2] Gwynne Dyer,“The Turkish Armistice of 1918:2—A Lost Opportunity: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of Moudro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1972),p.315.

[3] The Leo Amery Diaries,Vol.1:1896–1929,ed.by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London:Hutchinson,1980),p.194.

[4] Helmut Mejcher,“Oil and British Policy towards Mesopotam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1972),p.387.

[5] C.J.Lowe and M.L.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3:The Document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2–22 (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p.553.

[6] Ibid.,pp.553–4.

[7] Arthur J.Marder,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1904–1919,Vol.5:Victory and Aftermath,January 1918–June 1919(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37.

[8] 乔治·弗朗西斯·米尔恩（George Francis Milne，1866—1948），第一代米尔恩男爵，后来曾出任帝国总参谋长，升任元帅。——译者注

[9]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将领，“一战”期间曾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译者注

[10] Gwynne Dyer,“The Turkish Armistice of 1918:1—The Turkish Decision for a Separate Peace,Autumn,191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May 1972),p.171,n.30.

[11] Ibid.,pp.148–9.

[12]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18.Document TU/18/3.

[13] Dyer,“The Turkish Armistice:1,” p.148.

[14] Ibid.,p.152.

[15] Charles Vere Ferres Townshend,My Campaign (New York:James A.McCann,1920),Vol.2,pp.276 et seq.

[16] Dyer,“The Turkish Armistice:1,” p.161.

[17]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Vol.6:1918 (Boston:Little,Brown,1937),p.278.

[18] Ibid.

[19] Ibid.

[20]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1:1877–1918 (London:Collins,1970),pp.619 et seq.

[21] David Robin Watson,Georges Clemenceau: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Eyre Methuen,1974),p.371.

[22] Dyer,“The Turkish Armistice:2.”

[23] Salahi Rams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5),p.3.

[24] Erik Jan Zurcher,The Unionist Factor: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1905–1926 (Leiden:E.J.Brill,1984),p.72.

[25] Watson,Clemenceau,p.367.

[26] Lloyd George,War Memoirs,Vol.6,pp.279–80.

[27] 3000多年前，特洛伊曾经目睹过另一个战时盟友反目的故事。那个联盟的领袖阿伽门农与英国人在“阿伽门农号”上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他夺走了原本许诺给盟友的战利品。——原注

[28] Roskill,Hankey,Vol.1,p.609.

[29] Lowe and Dockrill,The Mirage of Power,Vol.2,p.359.

[30]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Vol.8,Series A:November 1917–October 1918,ed.by Dvorah Barzilay and Barnet Litvinoff (Jerusalem:Israel University Press,1977),pp.278–9.

[31] Roskill,Hankey,Vol.1,p.594.

[32] 摩苏尔是今天伊拉克北部产油区的商业中心，赛克斯和基钦纳在1916年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将它许诺给了法国。法国政界认为，劳合·乔治给了其他保证作为回报，但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保证。——原注

[33] Balfour’s memorandum,quoted in Elizabeth Monroe,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71,rev.ed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50–1.

[34] Michael L.Dockrill and J.Douglas Goold,Peace without Promise:Britain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s,1919–1923 (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1),p.146.

[35]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72.

[36]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63.

[37]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160.

[38]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205—3.Document 9.

[39] Ibid.Document 7.

[40]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p.665–8.

[41] Frances Stevenson,Lloyd George:A Diary,ed.by A.J.P.Taylor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1),p.174.

[42] London.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Beaverbrook Collection.Lloyd George Papers.F—39—1—10.

[43] Ibid.F—205—3.Document 7.

[44] 埃德蒙·罗斯柴尔德（Baron Edmund Rothschild，1845—1934），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国成员。——译者注

[45] Ibid F—36—6—56.

[46]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25.

[47]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p.133;T.E.Lawrence,Seven Pillars of Wisdom (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Doran & Company,Inc.,1935),ch.6.

[48] 这场流感杀死了超过2000万人，而战争中丧生的人口只有850万。据说，在1919年，地球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感染了这种流感。（注：William H.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Anchor Books,1976),p.255.）——原注

[49]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4th edn,s.v.“Influenz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Turkish Campaigns.”

第九部分 退潮

40 嘀嗒作响的时钟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让大英帝国达到了它的顶峰：随着它在中东和其他一些地方获得新的领土，大英帝国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也比以往的任何其他帝国都更加庞大。尽管他的国家已经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并且对遥远而昂贵的冒险感到厌倦，但劳合·乔治仍然想尽可能地保住英国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在即将开始的与其他协约国和盟友的谈判之中，这也将是他的主要目标。不过，在参加和平会议之前，首相想要先取得国内选民的支持。

在与德国签署停火协议的当晚，首相只邀请了两位政要与他和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唐宁街共进晚餐，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丘吉尔的挚友、杰出的总检察长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探讨了许多事情，但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大选！”[1]

首相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政治上的优势。他知道，如果此时举行大选，战争胜利带来的激动情绪有机会帮助他取胜。凭借稳固的议会多数席位和新一届议会任期，他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他想要趁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尚在顶峰之时确立他在议会中的优势。毕竟，在1918年底，他依然是“那个赢得了战争的人”。保守党领袖的评论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成为终身首相。”[2]

大选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为了让前线士兵的选票能够及时送回国内，计票工作一直到12月28日才开始。自由党的首相劳合·乔治和他的政治伙伴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率领执政联盟参加竞选。自由党中阿斯奎斯的那一派成了执政联盟的竞争对手，工党也脱离了执政联盟独立参加竞选。

执政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连劳合·乔治也对他们取得的巨大优势感到震惊。在新一届的英国下议院里，劳合·乔治的支持者们取得了大约85%的席位。阿斯奎斯派系的自由党人被执政联盟打得惨败，就连阿斯奎斯本人都失去了议席；其他几位在战前的自由党内声名显赫的领袖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工党取代了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正式的反对党。

战争期间通过的一些法律彻底改变了英国选民的结构。30岁以上的女性和21岁以上的全体男性都获得了投票权，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1918年，英国共计有2100万人拥有投票权，而在战前这一数字仅为750万人。在为海外的帝国扩张事业掏腰包之类的议题上，这些新近获得投票权的工人阶级和女性选民似乎与以往的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对于劳合·乔治来说，这场精彩的胜利背后也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执政联盟新赢得的选票大部分都落入了博纳·劳的保守党手中，而没有投向劳合·乔治的自由党。实际上，保守党已经成了新一届下议院里的多数党。许多保守党议员都是第一次当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靠近本党右翼的商界人士。这些人的政治意图与首相并不相同。

不过，至少在眼下，首相获得了安德鲁·博纳·劳的全力支持，因而在政治上他感到很安全。劳合·乔治与这位保守党领袖结成了紧密而互惠的工作伙伴关系。温和而羞涩的博纳·劳很愿意让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首相大人领导大局并出现在聚光灯下。“我告诉你，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这个小个子，”博纳·劳曾经这样对他的亲信之一谈及唐宁街10号里面那位身材不高的主人，“他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3]

II

45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一直试图洗刷掉自己过往的污名。这一次，劳合·乔治提出让他在战后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1919年1月9日，首相提出让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当然，只有一份薪水！”）。[4]丘吉尔于次日接受了任命。在此前担任军需大臣时，丘吉尔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因此，此次入主陆军部意味着他将重返政府的最内层决策圈。可以预见到的是，对丘吉尔的任命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

一份保守主义报纸评论道：“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无论负责何事，这位杰出而不同寻常的人物都迟早会搞得一团糟。性格决定命运。丘吉尔先生的身上，存在一些悲剧性的缺陷，这让他每一次都做出错误的选择……对他的这一任命不禁让我们为国家的未来感到十分担忧。”[5]

丘吉尔有着浪费国家资源的坏名声。不论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丘吉尔都必须努力摆脱这个名声，用事实证明自己也可以有经济头脑。他声称，如果英国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么英国就必须缩减这些计划的规模。他认为，英国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难以支持劳合·乔治在中东取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不过，首相干脆无视了他的观点。

首相宣称，英国有资格在中东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曾经有过那么一两次，英国在中东的兵力达到了250万，而且在那里有大约25万人伤亡；与之相比，除了加利波利战役之外，法国人在中东几乎没有遭受过任何损失，而美国人干脆就没去过中东。[6]劳合·乔治在和平会议上声称，现在有108.4万名英国及其殖民地军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这是英国在中东的权利主张的重要基础。[7]他指出，除了英国军队之外，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派出什么像样的占领军。

英国内阁秘书说，首相在战争期间“从未忘记占领敌国土地会在最终的和平会议上给英国带来怎样的优势”。[8]劳合·乔治曾经对一位友人说：“一旦我们对一块土地实现了军事占领，一切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9]

温斯顿·丘吉尔一再重申，由100万英军占领中东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英军强烈要求撤回国内。这也是丘吉尔在陆军大臣任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他看来，对于整个英国政府来说，这都是要率先解决的问题。

1919年1月10日，也就是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的第一天，帝国总参谋长就来找他紧急会商一场危机的解决方案：士兵们发动了示威，要求立刻复员。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丘吉尔担心这场风波可能会引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他后来写道，这些担忧在当时不无道理，因为“许多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既有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崩溃。各个国家在战争中已经忍受了如此之久的痛苦，因此一旦有一点点震动，甚至只是一点痉挛，都会动摇国家的基础”。[10]丘吉尔认为，必须尽量调集铁路和运兵船的运力，尽快把这些部队都运回英国。

两个星期后，又有5000名英军士兵在加来哗变，要求复员。不过，丘吉尔已经先行一步，准备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复员方案。在他的指导下，英国在1919年迅速地执行着这个复员方案。

但是，复员行动却可能会削弱英国在和会谈判桌上的话语权。1919年1月15日，英国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告诉丘吉尔，英军正在“迅速消失”，除非英国建立一支占领军，“否则德国人很快就可以换一种方式议和了”。[11]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几天之后，丘吉尔向首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说，“在接下来的许多个月中，我们必须在敌国领土上保有强大的占领军，其实力足以让德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接受”必要的条款，“否则我们就会丢掉……花费了巨大代价，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胜利果实”。[12]

为了给首相留出足够的时间来争取他想要的和平条款，丘吉尔打算在英国进行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时期的征兵，以募集新的部队组成占领军。不过，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局势，首相命令丘吉尔缩减陆军规模。丘吉尔只好承诺，将在1920年3月底结束征兵。丘吉尔告诫下议院说，“在拿到你们想要的和平条件之前，千万不要解散军队”，[13]但迫于国内政治因素，他还是不得不迅速让军队复员。到了1919年10月，丘吉尔只能承认“英国陆军已经消失了”。[14]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英国在东方尚未获得它想要的条件。1914年，在所有的内阁大臣中，丘吉尔最清楚地看到各国的动员进度将让列强卷入一场世界大战；而到了1919年，在所有的内阁大臣中，又是丘吉尔最清楚地看到，大英帝国的复员进度将使其在抓牢胜利果实之前就被迫放弃所占领的土地。

他还看到，如果想要实现收支平衡，英国政府就必须立刻削减开支。丘吉尔对下议院许诺说：“我将尽全力大幅削减武装力量的规模，因为这是恢复财政健康的必经之路。”[1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把军事开支从1919年的6.04亿英镑削减到了1922年的1.11亿英镑，让英国的军事开支减少了82%。[16]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将英军撤出中东，意味着把中东交到印度士兵手中。在1914年开始的大战中，英属印度共计向海外派出了超过100万名军人，其中许多人都是穆斯林。[17]丘吉尔在1920年初向内阁指出，剩下的占领军里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士兵，而交给他们的任务——压制他们的穆斯林弟兄——并不令他们感到愉快。他认为，这一安排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丘吉尔写道：“使用印度军队是我们安定中东局势为数不多的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让印度人对这些军队的任务心生反感的事情，或是做出任何可能动摇他们的忠诚的事情。”[18]既然英国现在只能依靠伊斯兰军队，英国的中东政策就必须做出一些调整，以确保不会伤害穆斯林的感情。丘吉尔主张，英国必须对土耳其人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但他的看法并没有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

III

在经历了领导国家进行战争的艰难岁月之后，戴维·劳合·乔治身上依旧充满了能量。他在自己56岁生日前的那个星期组建了战后联合政府。根据他的个人计划，他的当务之急在外交领域。他准备花大量的时间在国外，重新勾勒这个世界的政治版图。为了能够将个人精力集中在外交政策上，他把内政和下议院的事务都交给了博纳·劳。

但事实证明，博纳·劳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没能让首相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重建世界的任务。爱尔兰战端再起，英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冲突也没能在投票站解决，而是蔓延到了街头和工厂。经济总量在萎缩，但劳资双方却都想保住他们在战争期间新收获的权益，于是他们在大选结束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全面对抗。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英国政府开始与陆、海军参谋长探讨镇压潜在的工人阶级革命的问题。

在1920年和1921年，英国经济发生崩溃。物价下滑，出口锐减，企业破产，全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业潮。政治家们开始质疑，英国是否还有能力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进行外交冒险，是否还有能力支撑这些旨在换得国内社会安定的政策。首相曾经支持过由议会领袖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主导的一项住房和社会改革计划，但迫于保守党人对政府开支无度的抨击，他放弃了这项自由党色彩浓厚的项目和艾迪生博士本人。不过，劳合·乔治一直认为：“要想阻止革命思潮的泛滥，就必须立刻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进步改革。”[19]在他看来，放弃这些改革计划无异于为动乱和暴力敞开大门。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些改革计划，而不是放弃他在中东的帝国野心。

就这样，这位在战争期间创造了奇迹的首相，面对着逐渐消失的军队、日渐凋敝的经济和走向分崩离析的社会，依然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重塑中东和世界版图的工作上。与此同时，不被理睬的温斯顿·丘吉尔仍旧在警告众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1:January 1917–June 1919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412.

[2] Kenneth O.Morgan,Lloyd Georg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4),p.126.

[3] Charles Loch Mowat,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 (London:Methuen University Paperback,1968),p.11.

[4]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450.

[5]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p.179–80.

[6] Howard M.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9),p.246.

[7] Paul C.Helmreich,From Paris to Sèvres: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1920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p.28.

[8] Elizabeth Monroe,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71,rev.ed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37.

[9] Ibid.,p.38.

[10] Winston S.Churchill,The Aftermath:Being a Sequel to the World Crisis (London:Macmillan,1941),p.60.

[11]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182.

[1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463–4.

[13]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194.

[14] Ibid.,p.196.

[15] Ibid.,p.194.

[16] Kenneth O.Morgan,Consensus and Disunity: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Government,1918–192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146.

[17]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12;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n,s.v.“Indian Subcontinent,History of the.”

[18]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p.477–8.

[19] Arno J.Mayer,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1918–1919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7),p.139.

41 背叛

I

事实证明，英国首相及他的协约国同僚们最终敲定的中东协议文本本身，远远不如他们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重要。首先，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达成这些协议，而在此期间，时局一直在恶化。那些态度友好的外国政要被不那么愿意合作的人物取代；曾经的盟友之间爆发了争吵；被打败的敌人完成了重组和复苏；而正如丘吉尔一直担心的那样，英国军队逐渐撤走，失去了保住新征服土地的能力。

另一个削弱了最终条款效力的因素是，所有人都知道其他各方在谈判之中并不诚实。英国首相的谈判策略是利用美国来对付意大利和法国，同时指望美国可以在未来保护英国免受苏俄或是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的威胁。一直到了1918—1919年谈判期结束，1919—1920年谈判期开始的时候，劳合·乔治才发觉美国无意成为英国或是任何国家的盟友，而是打算远离国际事务和“纠缠不清的联盟关系”。我们后面会看到，劳合·乔治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寻求与法国结盟，而这就要求他改变在中东的反法立场。然而，到了那个时候，中东问题给英法联盟造成的损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最终，英国领导人觉得美国人背叛了自己，而美国人则认为英国人背叛了他们为之而战的理想。劳合·乔治缺乏道德上的顾忌，伍德罗·威尔逊则缺乏谈判技巧，这就导致围绕中东协议的谈判不仅有一个糟糕的开始，还将有一个更加糟糕的结束。

II

伍德罗·威尔逊决心在制定和约的过程中发挥更强的个人作用，于是亲自来到欧洲参与谈判——他也因此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任内离开西半球的美国总统。这一前无古人的举动让协约国首脑们十分紧张。克列孟梭认为，他和其他几位首相、总理都只是政府的首脑，而美国总统同时还是国家元首，这就会让他在地位上胜过他人一筹。因此，根据地位优先原则，美国总统应当获得和平会议主席的身份。

媒体和其他一些声音认为，威尔逊应该留在美国国内，全力为他的和平条款争取参议院和全国上下的支持，同时让他的顾问爱德华·豪斯在欧洲代表他参会。总统没有理睬这些声音。或许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声音，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信赖豪斯上校。1918年12月，威尔逊带着大批顾问搭乘邮轮“乔治·华盛顿号”启程，并于12月13日星期五抵达布雷斯特（Brest）。

每到一处，威尔逊都获得了十分热烈的欢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当威尔逊总统启程离开华盛顿时，他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着史无前例的崇高声望和道德影响力。”[1]然而，威尔逊曾在演讲中提到过的不会在和平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恰恰都在和平会议上发生了。人民与土地恰恰成了“游戏中的棋子，任由国与国之间交易”。也并非所有决定都“出于对当地人民之利益与福祉的考量”，而是成了“相互角逐的大国之间对主张的调整或妥协”。[2]就连美国本身也没有打算遵循威尔逊此前提出的原则。

在1918年11月，差不多就是停火协议签署的那段时间，威尔逊所在的党派在中期选举中丧失了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于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落入了总统的对手手中。早在和平会议开始之前，总统就知道，无论他达成了怎样的条款，都有可能无法在国内获得批准。然而，生性顽固的总统却不愿意为了平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做出任何妥协或交易。

而在国外，人们很快就发现威尔逊并没有想清楚究竟要如何把自己提出的那些慷慨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则变成现实。来到欧洲的威尔逊怀揣着许多笼统的想法，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案。凯恩斯回忆道：“鉴于美国总统就任何事宜都没有具体的方案，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基本上都是以法国或英国提出的草案为基础的。”[3]威尔逊既缺少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也缺乏谈判技巧，最终只能变成一个妨碍议事的人物。他时常反对与会同僚们提出的思路，但又无力说服别人沿着自己的思路前进。

豪斯建议他在国外对协约国妥协，在国内对参议院妥协。威尔逊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与提出这个建议的密友反目成仇。总统与豪斯分道扬镳，从1919年年中开始就拒绝与他见面。

III

劳合·乔治的中东战略是，利用美国的反帝情绪来反对意大利和法国提出的诉求，让美国总统的注意力远离那些可能与英国产生摩擦的地方。参加和平会议的英方秘书莫里斯·汉基在会议召开前就在日记中写道，劳合·乔治“试图让威尔逊总统把注意力放在德属东非上，从而让他忽略巴勒斯坦”。[4]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劳合·乔治根本不用为此做出什么特别的努力：欧洲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了和谈中的重中之重，而其他问题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在整个和会期间，与会者都十分担忧苏俄问题，害怕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席卷整个欧洲。德国的未来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至于奥斯曼帝国，只能算是一个次要问题，焦头烂额的威尔逊根本无法在中东问题上集中注意力。等到威尔逊把注意力放到中东问题上的时候，劳合·乔治又十分机敏地把英国占领区的问题排除在了大会议程之外，让美国总统无暇仔细研究。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又成功操纵了美国总统的注意力，让总统把自己的反帝热情都用在了研究英国在中东的对手——也就是它在战时的盟友——的野心方面。

IV

意大利最初之所以同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对其做出了领土承诺，其中包括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分上一杯羹。1917年年中，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Agreement of Saint-Jean-de-Maurienne），详细阐述了如何瓜分土耳其领土。根据其中的条款，这份协定必须经过俄国人同意方能生效。由于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俄国政府，这份协定一直未能生效。不过，意大利人还是提出了领土主张，要求与英法获得平等待遇。正如一位意大利参议员所说：“如果其他国家什么都不要，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诉求。”[5]

意大利之前获得的承诺是，只要它参战，就可以获得安纳托利亚——有时候也被叫作小亚细亚——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地区既没有需要被意大利保护的意大利裔居民，也没有其他需要被它保护的族群。实际上，按照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意大利没有任何理由占据小亚细亚的任何地区。意大利首相埃马努埃莱·奥兰多（Emanuele Orlando）似乎意识到了他的诉求有很多问题，但意大利公众却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狂热之中，以外交大臣西德尼·松尼诺男爵为代表的意大利议会和内阁也是如此。[6]奥兰多和松尼诺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如果他们无法说服协约国遵守战时给予意大利的承诺，那么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就会遭到削弱。因此，他们有十足的动力采取行动。

从1919年3月中旬起，意大利军队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安塔利亚登陆。他们打着恢复当地秩序的旗号，不久后重新登船。渐渐地，他们在登陆后不再登船返回。两个月之后，意大利人已经在安塔利亚和更靠近北方的沿海城市马尔马里斯（Marmaris）建立了近乎永久性质的据点。[7]协约国方面担心意大利人会继续向内陆进军，进而在安纳托利亚占领他们自认为应该分给他们的那一部分。

劳合·乔治推动美国去带头解决这一问题。伍德罗·威尔逊向意大利公众呼吁，要他们在欧洲和中东的领土诉求方面采取温和的态度。随后，意大利代表团于1919年4月24日离开了和会，回国去争取国内支持。在意大利人离去之后，美国、法国和英国开始联起手来对付他们。在它们看来，昔日的盟友意大利突然变成了一个威胁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其他协约国只好联合起来反对意大利。克列孟梭评论道：“对于国际联盟来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开端啊！”[8]

1919年5月2日，在听到意大利舰队正在驶往士麦那的消息之后，威尔逊总统十分愤怒地提出可以派遣美国海军前去干涉，甚至谈到了美国对意大利开战以阻止其侵略野心的可能性。[9]到了5月5日，威尔逊和其他人大谈意大利人正在犯下的战争暴行，情绪激动的协约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意大利代表团于5月7日返回之前采取行动了。在劳合·乔治的提议下，协约国达成了共识，决定要求邻近的希腊派兵在士麦那登陆。在名义上，登陆的希腊军队的任务是维持秩序，但实际上其目标就是防止意大利人登陆。5月15日，希腊军队开始在士麦那登陆。

让希腊派兵登陆，原本只是协约国采取的一个针对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但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另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参加和会的英国秘书团首脑莫里斯·汉基认为，希腊军队登陆的士麦那地区应当从土耳其分离出来，并入希腊。[10]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莫里斯·汉基。希腊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大谈希腊的历史使命，成功说服了劳合·乔治和威尔逊。

韦尼泽洛斯让其他协约国的领袖欣然接受了他的观点，这着实令人称奇。不过，即便他没有这样的魔力，他的主张也要比意大利人的主张更站得住脚。从本质上说，韦尼泽洛斯的主张不仅符合威尔逊提出的原则，也符合劳合·乔治的利益。与意大利人的主张不同，韦尼泽洛斯对安纳托利亚的主张既有人口结构上的根据，也有历史层面上的依据。士麦那这座沿海城市本就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而且从最遥远的古典时代开始就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根据当时最新版本（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士麦那的25万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希腊人”，《大英百科全书》还说，“抛开政府因素不谈，现代士麦那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基督教城市……”劳合·乔治对于基督教和希腊文化充满感情，因此，把士麦那的管理权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手中转交到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手中，这一提议对劳合·乔治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同时，它也符合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

像意大利一样，希腊也较晚才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但是，希腊与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从“大博弈”的早期就已经把支持和保护希腊视为己任了。英国海军在1827年打赢了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帮助希腊实现了独立。英国和希腊有着传统的友谊。在劳合·乔治看来，韦尼泽洛斯的希腊是英国的天然盟友。[11]

意大利和希腊有着相互冲突的诉求，它们看上了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身上的同一块土地。通过派出希腊部队，威尔逊和协约国的领袖们意欲在做出最终的归属决定之前阻止意大利人捷足先登。但是，这一行动本身就相当于拒绝了意大利的诉求，而倾向于希腊的诉求。在英国这边，有一些人对这种结果并不满意，但是在劳合·乔治看来，这一结果符合英国的利益和原则。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还一举两得。他让美国总统在出面解决士麦那问题时执行的其实是英国主张的政策，同时又让伍德罗·威尔逊把注意力从英国的野心转向了意大利的图谋。威尔逊甚至还与意大利领导人摊牌，严厉谴责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12]劳合·乔治则选择了更友好的方式，用他绝佳的口才吹捧意大利人的高贵品质，居然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说得潸然泪下。奥兰多走到窗子旁，激动地啜泣起来，结果被街对面的一个人看到了。那人说：“他们究竟对这位可怜的老绅士做了些什么？”[13]

不久之后，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所作所为的后果。1919年6月19日，由于未能在和会上捍卫意大利的领土主张，奥兰多被迫辞去了意大利首相职务。

V

劳合·乔治转移威尔逊注意力的第二个计划，是让他反对法国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

尽管美国从未投入过对土耳其的战争，但美国总统依然获准参加与奥斯曼帝国的谈判。与德国不同，协约国没有准许土耳其依据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投降，因此十四点原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并不适用。但是，每当他针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时，十四点原则依然代表了威尔逊的政治哲学。劳合·乔治对此洞若观火。于是，当威尔逊总统把注意力转向奥斯曼帝国内部讲阿拉伯语的省份时，英国首相十分精明地把他的注意力从英国的图谋上吸引开，转而落在法国的企图上。他设法让威尔逊注意到，法国正威胁着叙利亚的独立，而这是有悖于威尔逊的观点和原则的。

英国代表并没有对美国总统和其他与会代表过分捏造事实，没有声称是费萨尔解放了大马士革。艾伦比将军十分诚实地告诉与会者：“在大马士革被占领后不久，费萨尔获得了控制并管理这座城市的许可。”[14]不过，英国人还是谎称费萨尔及其追随者在解放叙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人宣称，费萨尔因此有权成为自由的叙利亚的统治者；英国人还特地强调说，只要费萨尔愿意，他应当有权拒绝法国人对他指手画脚，或是为他提供顾问。劳合·乔治指出，这正是争议的关键所在。英国首相认为，产生争端的双方分别是费萨尔的叙利亚和克列孟梭的法国。他声称，英国同时是双方的朋友，因此无法挑边站。

威尔逊自然而然地支持叙利亚人的主张，赞成他们选择自己的政府和命运。而且，鉴于费萨尔愿意通过合作的方式达成协议，威尔逊情不自禁地对费萨尔产生了好感。费萨尔会见了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路易斯·布兰代斯的代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5]。法兰克福特在会后向布兰代斯汇报说：“在和会上，阿拉伯问题不再是实现我们计划的障碍了。”[16]的确，作为和会上的阿拉伯人代表，费萨尔告诉与会者说，巴勒斯坦并不在他主张的阿拉伯独立的范围之内。费萨尔在面对犹太人诉求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通情达理，这就与克列孟梭对阿拉伯独立所持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克列孟梭看来，阿拉伯独立就是英国人虚伪的诡计。

英国人表示，无论法国人能对费萨尔施加多大的影响力，他们都不介意。在法国人看来，这是极为狡诈的说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费萨尔根本不愿意接受法国的指导或影响。很显然，他对英国人感恩戴德。他自己拿英国人的钱，他率领的代表团也花英国人的钱。在和会上，费萨尔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他的英国联络官T.E.劳伦斯。劳伦斯既是他的朋友、顾问、心腹、翻译，也是他密不可分的伙伴。

法国人意识到，如果承认费萨尔为叙利亚的代言人，无异于将叙利亚拱手让给英国。于是，法国自己挑选了一些代表叙利亚人的领袖。其中最著名的人物都曾经在法国生活多年，一些人还获得了奥赛码头的赞助。他们声称，虽然叙利亚人与阿拉伯人在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叙利亚人并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应当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并接受法国的指导。

劳合·乔治深知，对于克列孟梭来说，德国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1918年底的时候已经显露无遗——当时，克列孟梭为了巩固英法联盟，不惜将巴勒斯坦和摩苏尔让给了劳合·乔治。因此，劳合·乔治反击法国的手段就是把英法的反德联盟与解决叙利亚问题相挂钩。

只要费萨尔答应法国提出的条件，克列孟梭就愿意接受费萨尔为叙利亚的领袖——这一表态已经是克列孟梭在政治上所能接受的极限了。如果英国人要求他不仅接受费萨尔的独立，还必须接受整个阿拉伯的独立，那么就无异于要求他突破底线，毁掉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克列孟梭又需要得到英国的帮助，共同对付德国。于是，劳合·乔治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让克列孟梭处于十分痛苦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会谈中，法国总理经常陷入气急败坏的情绪之中，甚至一度愤怒地要劳合·乔治选择，是用剑还是用手枪进行决斗。[17]

其实，他已经很直白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曾经对劳合·乔治的一位顾问说，法国的政界不会接受放弃叙利亚：“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对近东事务并不特别关心，”但是法国“一直以来都在这一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国公众希望得到一个与法国地位相称的解决方案”。[18]这并非夸大其词。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甚至组织了一次媒体攻势，在《世界报》（Le Temps）和《辩论日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上攻击本国总理，指控他对英国做出了过多让步。[19]然而，劳合·乔治仍然继续对他施压，迫使他做出更多让步，甚至打破了克列孟梭心目中英国对法国做出过的坚定承诺。“我不会再做出更多让步了，”克列孟梭说，“劳合·乔治是个骗子。”[20]

劳合·乔治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一心想要把法国排除在中东之外，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法国对叙利亚及其北部紧邻的奇里乞亚地区有领土诉求，而劳合·乔治的公开态度是英军必须留在这些地区，以维护法国人和费萨尔治下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21]但是，英国人的所谓和平是偏袒其中一方的。一小股法军依然占据着以贝鲁特为中心的一片狭窄的沿海地带。阿拉伯武装持续不断地从费萨尔的地盘出发，对法国人发动游击式的突袭。但是，由于艾伦比的英国军队的存在，法国人没有办法到费萨尔的地盘上进行报复。

艾伦比将军警告称，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威尔逊总统似乎对这一警告颇为当真，旋即提出了一个让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都大吃一惊的计划：派一个委员会到中东去，弄清楚当地人民的真实意愿。在英法两国的职业官僚看来，这一提议幼稚可笑，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中东存在欧美意义上的那种民意。对劳合·乔治而言，这一提议令人沮丧，因为派一个委员会很耗时间。不过，英国首相还是想尽一切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试图让这个委员会只把注意力放在法国的领土主张上面，还要让其注意到法国人想要统治的那些阿拉伯人对此有多么不情愿。

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在中东也是狮子大张口，但劳合·乔治却成功地让英国的诉求免受仔细审查。当威尔逊总统的调查委员会起程去了解中东人民的意愿时，他们并没有去英印政府直接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人宣称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实际上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但他们成功地让美国人认可了这一事实，埃及问题甚至没有进入和会的议事日程。1919年初，波斯作为非正式的保护国，也进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样，波斯问题也没有被纳入和会的讨论范围，英波两国在1919年8月19日签署的一项协议已确认了这一事实。在战争期间，英国对波斯湾沿岸小邦的控制日渐稳固和常态化，而这一情况同样没有在巴黎得到探讨或争论。除此之外，英国通过与侯赛因和伊本·沙特结盟，成为他们的赞助人，在阿拉伯半岛获得了至高地位——这一切也没有经过和会讨论。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早先就达成了一致，同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这样一来，叙利亚问题就成了委员会日程里唯一有争议的事项。

由于和会上的争论让克列孟梭越发沮丧恼火，他决定拒绝向委员会派出法国成员；劳合·乔治突然开始担心自己把法国人得罪得太厉害了，决定也不派遣英国代表参加委员会。于是，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校长亨利·金（Henry King）和芝加哥商人、民主党赞助者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只好独自出发了。

金—克兰委员会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这些地方，往往是由英国军官来决定谁能出面做证，谁不能。英国人对证人和证词的组织和操纵让法国人大为恼火。不过，这些最终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巴黎和会从来没正视过这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也没有发挥过任何正式的作用，甚至连它的文本都是三年多之后才公之于众的。委员会的调查加剧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敌意，还给阿拉伯各族群带去了虚假的希望。中东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谴责说，这份调查就是一场罪恶的欺骗。[22]更重要的是，调查花掉了太多的时间，而劳合·乔治就快要没有时间了。

VI

英国从未真的推动过让美国托管巴勒斯坦一事，而是建议美国代表国际联盟托管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这个名单最后缩短到了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和亚美尼亚。

英国想让美国负责这些托管地，有两重原因：首先，这样可以让美国也卷入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确保美国会支持英国提出的条款；其次，一旦苏俄有朝一日进攻土耳其，美国就会出现在战争前线。

威尔逊和其他身在巴黎的美国人很明确地告诉与会者，美国国会很难接受托管方案。不过，美国总统还是同意尝试说服国会。事后证明，这成了导致劳合·乔治失败的祸根。即便在威尔逊的败象已经显露无遗之后许久，英国首相还是不得不继续等待美国官方遥遥无期的答复。

1919年6月29日，也就是美国总统抵达欧洲参加和会的半年多之后，他最终归国。他到处向民众发表演讲，直接宣传他的理念，最终在极度疲惫中倒下，身体和政治上都陷入了部分瘫痪的状态。威尔逊在政治上昏着儿连连，就连潜在的支持者也开始反对他，结果他的提议在参议院都遭遇了失败。美国既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

威尔逊左半身瘫痪，他的头脑可能也受到了损伤。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妻子却拒绝将权力移交他人。在威尔逊过世多年以后，劳合·乔治曾这样描写患病的威尔逊：“到了最后，他唯一没有受到损害的机能……就是他非同寻常的固执。”[23]

从1919年7月到11月，由于美国对托管伊斯坦布尔和亚美尼亚一事的态度尚未确定，所有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决议都被推迟了。即便在身体机能部分恢复之后，威尔逊总统也直到1920年5月24日才提出了有关美国托管亚美尼亚的提案。美国参议院在第二个星期否决了这一提案。

莫里斯·汉基在日记中评论道：“在弄清楚美国人是否愿意在土耳其领取一块托管地之前，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对土耳其的和约谈判。”[24]他提到，如果无法迅速签署对土耳其和约，安纳托利亚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变故。劳合·乔治抱怨说，威尔逊让协约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25]

美国盟友的失败让劳合·乔治不得不与法国和意大利搞好关系。但是，英国首相发现，现在与他打交道的协约国领袖们要比之前难对付得多。比起土地割让，意大利的新领导层更看重在土耳其获取商业利益。因此，对于劳合·乔治瓜分土耳其的方案，意大利人不仅变得不愿意参与，还转而采取了反对态度。尤其是新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卡洛·斯福尔扎伯爵（Count Carlo Sforza），他对土耳其民族主义抱同情态度。

在法国，克列孟梭于1920年谋求总统职务未果，随即卸任了总理一职，退出政坛。在劳合·乔治看来，克列孟梭的失败要部分归咎于他愿意在中东对英国做出让步的态度。[26]接替克列孟梭出任法国总理的是亚历山大·米勒兰，他无意对英国做出这样的让步。

1920年2月12日，协约国首脑终于聚首唐宁街10号，开始起草对奥斯曼帝国和约。寇松勋爵发言道：“之所以迟至今日才商讨和约条款，完全是因为各国不得不等待美国人做出决定。”[27]他的这一表态既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也代表了英国首相的看法。但是，更确切地说，谈判拖延的真正原因是劳合·乔治试图利用美国来对付英国的战时盟友们。

VII

伍德罗·威尔逊曾经预言，除非和平条款对各方而言都是公平的，否则这种和平不可能持久。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强加给战败国的条款都被许多人认为是失败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后来回忆道：“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那几个月，很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感到沮丧的一段岁月。威尔逊的演讲曾经让人们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却一点点地破灭了。这种感觉就仿佛身边亲近的人的死亡给人带来的感受。”[28]或许是威尔逊让全世界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当中东地区开始接连不断地爆发起义的时候，莫里斯·汉基指责说，正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不切实际的民族自决原则”造成了这一切。[29]

抛开那些具体的决定不谈，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和会本身就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协约国在战时做出的许诺和表达的原则，被公众当作评判协约国的所作所为的标准。因此，他们普遍认为和会上的决策方式本身就构成了背叛。包括与会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当他们在和会上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往往对这个决定将会影响到的土地和人民一无所知，或是对他们的命运毫不关心。在制定有关欧洲的和平条款时如此，在制定“欧洲人强加给遥远而陌生的中东”的和平条款时更是如此。阿瑟·贝尔福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在和会上完全倚赖莫里斯·汉基的专业知识（汉基在召开和会时41岁，比贝尔福年轻35岁）。贝尔福评论道：“这三个无所不能又一无所知的人，就坐在那里划分世界，指导他们的只有一个孩子。”[30]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写道：“在巴黎和会上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象：这位或那位可以影响全球的政治家站在地图前，一边伸出食指找寻着他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某个城镇或某条河流，一边喃喃自语道：‘那个该死的地方在哪儿……’”[31]劳合·乔治一直使用着《圣经》里常用的说法，要求英国必须统治“从达恩（Dan）到贝尔谢巴”[32]的巴勒斯坦地区，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达恩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在19世纪出版的圣经地图里寻找这座城市，但直到停火协议签署将近一年之后，艾伦比将军才终于能够向他汇报说他们已经确定了达恩的位置，而这座城镇的位置并不如首相所愿——英国人要求的边界要更靠北一些。

人们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中东，绝大多数利益相关群体都被排除在了决策圈子之外，起初，筹划全部谈判内容的只有五个协约国。随后，这个决策圈子又缩小到了四人委员会，即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国内的不同意见和困局导致意大利退出了谈判，随后美国也由于国内的政治因素而退出。在停火一年之后，法国外交部长曾这样对英国外交大臣评价中东时局：“现在只剩下了两方的利益需要得到慎重考量并取得折中方案，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33]英国外交大臣赞同他的说法，并与他一起开始研究处置奥斯曼帝国的方案。

然而，还有几十个相关群体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代表这些利益群体的发言人的规模则更加庞大。就拿来自亚美尼亚的代表来说，除了两个相互敌对的主要代表之外，还有四十几个独立的亚美尼亚人代表出现在了和会现场。由于和会的缘故而来到巴黎的有1万人之多。留下来做决定的只有英法两国政府，而他们只考虑到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抱有各种诉求的人群在背景中熙熙攘攘，让这一事实更加凸显。

对于那些带着某种诉求来到和会的人来说，道义主张或战时承诺往往是他们构建论点的基础。就像今天的学者依然在做的那样，他们会仔细研读、比较协约国领袖，特别是形形色色的英国政府官员在战时的承诺，试图弄清楚这些承诺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共存而不至于产生矛盾。在他们看来，这些承诺似乎就足以构成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权利主张。人们带着相互冲突的诉求来参加和会，寄希望于形形色色的声明和协议可以被视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或合同，例如《君士坦丁堡协议》（1915）、《伦敦条约》（1915）、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1915—1916）、《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1917）、《贝尔福宣言》（1917）、霍格斯备忘录（1918）、《七人委员会声明》（1918）、《英法声明》（1918），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1918年1月8日）、四点原则（1918年2月11日）、四个目标（1918年7月4日）和五个细则（1918年9月27日）。

戴维·劳合·乔治把谈判视作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非法律辩论的过程。他对自己在中东和谈中的作为颇感骄傲，因为他为英国争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英国首相对一位密友说：“你看，威尔逊带了一大堆‘指券’[34]回家，我却带回来满满一袋的金币：德国殖民地、美索不达米亚……人各有志，不可强求。”[35]英国首相一共为大英帝国增添了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劳合·乔治并没有无视谈判中的道德因素，但他对此问题的解读方式却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劳合·乔治在十多年后曾这样为他签订的和约辩护：“在巴黎签署的和约比历史上任何有文字记录的战争和约都更照顾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没有哪个和约像1919年的和约那样，从异族暴君的统治下解放了那么多受压迫的民族。”[36]

当有人指责他没有履行对讲阿拉伯语的人民许下的诺言时，他感到尤为愤怒：

协约国完全履行了在各项声明中做出的承诺。在所有的受压迫民族中，没有哪个民族比阿拉伯人更得益于协约国的诚实守信。正是由于协约国方面的巨大牺牲，特别是不列颠及整个大英帝国付出的牺牲，阿拉伯人才得以在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外约旦等地赢得了独立。别忘了，大部分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还在为土耳其压迫者效命。

他还特地补充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曾为了维护土耳其人的统治而战。”[37]

倘若他能在1918年底的时候就拿出自己的中东解决方案，他或许可以更有效地将其贯彻实施。然而，为了让英国从战时的承诺中脱身，他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因而失去了最佳时机。到了1920年夏天，一切都为时已晚，英国首相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的和平方案强加于英国的战时盟友和局势越发动荡的中东地区。因为正如丘吉尔曾经不止一次警告他的那样，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军队来确保这一点了。

[1] 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Harcourt,Brace & Howe,1920),p.38.

[2] 关于威尔逊的演讲内容，详见第31章。——原注

[3] Ibid.,p.46.

[4]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38.

[5] Paul C.Helmreich,From Paris to Sèvres: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1920 (Columbus,Ohio: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p.18.

[6] Ibid.,pp.19–20.

[7] Ibid.,p.94.

[8] Ibid.,p.95.

[9] Ibid.

[10] Roskill,Hankey,Vol.2,p.72.

[11] 早在1914年夏天，韦尼泽洛斯就曾提出让希腊作为英国的盟友投入到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中。当时，土耳其和英国甚至还没有下定决心相互开战。——原注

[12] Ibid.,p.80.

[13] Ibid.,p.81.

[14]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691.

[15]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美国律师、法学家。——译者注

[16] Leonard Baker,Brandeis and Frankfurter:A Dual Biography (New York:Harper &Row,1984),p.171.

[17]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97.

[18] Ibid.,p.162.

[19] Ibid.,p.194.

[20] Ibid.,p.189.

[21] Helmreich,Paris to Sèvres,p.131.

[22] Ibid.,p.139.

[23] Lloyd George,Memoirs,p.818.

[24] Ibid.,p.26.

[25] Lloyd George,Memoirs,p.818.

[26] Ibid.,p.711.

[27] Ibid.,p.820.

[28] Baker,Brandeis and Frankfurter,p.170.

[29] Roskill,Hankey,Vol.2,p.213.

[30] Ibid.,p.89.

[31] Daniele Varè,Laughing Diplomat (London:John Murray,1938),p.155.

[32] 《圣经》（和合本）译作“从但到别是巴”，这段话在《圣经》中多次出现，描述以色列部落从南到北的定居范围。——译者注

[33] Helmreich,Paris to Sèvres,p.178.

[34] 指券（assignats），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一种毫无价值的纸币。——原注

[35]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24.

[36] Lloyd George,Memoirs,p.491.

[37] Ibid.,pp.723–4.

42 和平会议的虚幻世界

I

莫里斯·汉基提出了“会议外交”（Diplomacy by Conference）一词，来形容劳合·乔治战后任期中的所作所为，这在后来成了描绘这位首相身处的虚幻世界的标准用词。[1]劳合·乔治尽可能地摆脱了他的其他职责，把三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参加旨在重塑战后世界的各种国际会议上。停火协议刚一签订，协约国之间的会议几乎就立刻开始了，并且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在1919年到1922年之间，劳合·乔治至少参加了33场国际会议。而在这些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参加了一些非正式会议，例如1918年底他与克列孟梭和威尔逊在伦敦的会面。1919年1月，和平会议的正式预备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地点后来又时不时地发生变动。会上讨论的内容是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它们的盟友保加利亚提出的和约条款。在第一次伦敦会议（开始于1920年2月）上，与会各国就对奥斯曼帝国的和平条款达成了一致，条款内容在意大利里维埃拉的度假胜地圣雷莫（San Remo）召开的会议上获得了确认，最终于1920年8月10日在巴黎郊外的住宅区色佛尔（Sèvres）被写进了条约。

就中东和平协议谈判本身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实就是这一谈判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在所有的和约之中，对奥斯曼帝国的和约是最后一个完成的。从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在停火之后的非正式会谈算起，与会各方一共耗费了16个月的时间才就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随后又花了4个月的时间解决其他问题并签署和约。全部加在一起，对奥斯曼帝国的和约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而在一开始，劳合·乔治预计整个过程只需要花费大概一个星期。[2]

由于这一漫长的拖延，局势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迫使当局不得不做出一系列抉择以应对变化。事实证明，这些变化和抉择远比和约条款本身更重要。在协约国的政治家们看来，他们分别在圣雷莫和色佛尔决定了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地区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语地区的命运；但实际上，对上述两个地区而言，协约国在1918年和1919年未能完成的事情对它们的未来更具影响力。

劳合·乔治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的国家不可能无限期地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维持一支108.4万人的占领军。[3]我们也曾提到过，丘吉尔和总参谋部曾经告诉他，必须在还有足够的军队确保和约能够顺利履行时尽快达成协议。到了6个月之后的1919年夏天，英国内阁得知占领军的规模已经缩减了超过2/3，还剩下32万人。[4]英军指挥官们严格按照撤军时间表缩减着英军的规模，而这张时间表和英国日益萎缩的财政资源实际上给参加和会的英国首相设置了一个个的截止期限。

在北方与俄国接壤的高加索地区，英军依然留在原地。他们曾经寄希望于英国政府可以说服美国、意大利或是法国派兵前来，代替他们保卫刚刚获得独立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防日后恢复元气的俄国或土耳其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但是，英国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完成这一使命，最终只好放弃这一任务，任由这些国家自生自灭。

英国首相无视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反对，命令英军从这些曾经属于俄国的土地上撤出。尽管丘吉尔近来痴迷于削减开支，但他更是一位积极的反共分子，愿意出钱派人去俄国推翻苏维埃政权。莫里斯·汉基相信“布尔什维克是欧洲在未来岁月中面临的最大威胁”，[5]但就连他也说丘吉尔“反布尔什维克到了疯疯癫癫的地步”。[6]丘吉尔坚决要求在土耳其国境以北保留英军的存在，以便在俄国内战中帮助白军对付红军。劳合·乔治则抱有另一种政治上的忧虑。首相告诉汉基说，他之所以急于从曾经属于俄国的领土上撤出所有英军，是因为担心这些英军可能会变得“不听话”。他的言外之意是担心这些部队受到革命氛围的感染。[7]在他的命令下，英国在1919年夏天从俄土边境以北撤出了全部军队。

在俄国旧边境线以南，有一片范围模糊的地区被称作库尔德斯坦。今天，这片山谷地区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接壤的地带。身在库尔德斯坦的英国军官想要在这里再建立一个保护国。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一地区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英国人打算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为武器，要求法国人将这片土地交给库尔德人，由他们组建一些自治的库尔德国家，并由英国人充当政治顾问。库尔德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地民族，从来不知道统一为何物，他们总是把精力花在与邻居的暴力争端上，特别是常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敌。在1919年，初来乍到的英国人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结果却激起了三次针对英国人的起义。不久之后，英国军队就撤出了库尔德斯坦。

II

英国在土耳其的地位也在继续动摇。英国当局所能凭借的依旧是《穆兹罗斯停火协议》。这份简短的停火协议基本上只规定了航海和军事方面的一些事项，要求土耳其当局除了维护国内秩序必需的部队之外，遣散其余全部军队。缴械的奥斯曼军队把武器和弹药堆成了山。英国军官三两成队在乡间穿行，监督土耳其军队投降。根据停火协议，奥斯曼当局可以继续控制帝国内部讲土耳其语的地区，但协约国有权占领战略要地，以防安全形势恶化。在实际操作层面，英国海军控制了海岸线，同时英军还控制了通信系统和交通系统，但没有对土耳其实行军事占领。

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并没有被占领，但协约国军队却随处可见。除了停泊于此的英国舰队之外，协约国军队在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总司令、法国将领路易斯·弗朗谢·德斯佩雷还曾举行过一次入城仪式，他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进入了这座城市。

为了进行停火谈判而组建起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停火协议达成后不久就被穆罕默德六世解散了。穆罕默德六世于1918年6月成为苏丹，他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宝座。因此，他的政策就是要讨好协约国。当他发现土耳其政治家们打算反对协约国的要求和提议时，他就解散了议会，亲自发号施令。不久之后，穆罕默德任命他的姐夫[8]为大维齐尔，执掌政府，从而让奥斯曼帝国从宪政倒退回了个人统治。

然而，苏丹政府做不到大权独揽。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政网络和军事网络依旧在整个安纳托利亚活跃着，恩维尔的“私人领地”陆军部此时也基本还在他们的掌控之内。[9]他们密谋反对新任苏丹和他的臣僚，并希望迫使协约国提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款。

在首都之外，一切权力机构的影响力都在萎缩。在内陆地区，强盗行径和族群冲突变得十分频繁。在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秩序开始瓦解，这让协约国方面深感担忧，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威胁到基督徒的安全。在土耳其穆斯林袭击了黑海港口萨姆松[10]腹地的几座希腊人村庄之后，协约国方面要求大维齐尔采取行动。大维齐尔十分惊慌，赶忙与代理内政大臣进行了商议。后者表示，他们无法在伊斯坦布尔控制那里的局势，必须派一名官员到现场去解决问题。代理内政大臣举荐了他的一位友人——加利波利战役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由于不赞同恩维尔的意见，凯末尔在战争期间怀才不遇，一直未能得到重要的指挥职位。大维齐尔接受了这一举荐。就这样，凯末尔成了第九军的督察使，其履职范围覆盖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极大的民政权力和军事权力。

1919年5月6日傍晚，凯末尔动身前往萨姆松，从而开始了20世纪一场伟大的政治冒险。当天午夜，英国有关奥斯曼事务的情报专家温德姆·迪兹匆忙赶到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告诫大维齐尔不要放走凯末尔，但他来得太迟了。

凯末尔已经起程前往萨姆松，而正如温德姆·迪兹所料，他的目标是在整个土耳其召集军队，以便在协约国提出过于严苛的和平条款时举兵反抗。凯末尔聚拢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来自未被占领的土耳其中部和东部的奥斯曼军队。凭借苏丹的任命和他本人高超的能力，凯末尔决定亲自领导这支部队。

III

1918—1919年的土耳其黑暗而寒冷。燃料缺乏，伊斯坦布尔的灯光一直很暗淡。而在其他地方，那些在战争爆发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如今按照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Convention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的规定，其所有权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土地大部分被英军占领，英国因而有义务尽量维持这些土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原貌，直到有人做出关于它们命运的最终决定。

奥斯曼帝国将与其征服者签署一份和平条约，从而做出这一最终决定。在奥斯曼帝国这一边，似乎并不会有什么麻烦：苏丹生活在英国战舰的阴影之下，生怕丢掉自己的宝座，无论英国的海军指挥官拿给他什么样的文件，他几乎都会签字。因此，协约国要做的就是在内部达成一致，决定究竟应当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怎样的条款。

1919年5月，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决定在安纳托利亚利用希腊人来对付意大利人，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举让希腊人燃起了重返小亚细亚的希望，同时也让土耳其人产生了恐惧。土耳其穆斯林对他们的两大基督徒邻居——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仇恨总是能够激发巨大的力量，即便在这一国力衰微的时刻也是如此。就在协约国政治家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的时候，身处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的奥斯曼军人重新集结起来，从他们当初堆成的武器山里拿回了自己的武器。

在希腊军队登陆士麦那的消息传开几天后，被任命为督察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接到命令，要求他回到伊斯坦布尔。他没有服从这一命令，而是在历史悠久的地方首府阿马西亚（Amasya）会见了三位同僚，一同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凯末尔将苏丹政府视作协约国的阶下囚。他先是在土耳其东部的埃尔祖鲁姆参加了一次地区性的民族主义者集会，随后又在安纳托利亚内陆位于埃尔祖鲁姆和安哥拉[11]中间点的锡瓦斯（Sivas）召开了一次国民大会。一大批与他年龄相仿或者更年轻的军官向他效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像凯末尔一样，与C.U.P.的军中组织有关联。总体来说，凯末尔身边聚拢的主要是校级军官，而非将军们。[12]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宣称自己与已经正式解散的C.U.P.没有任何关联，但是由青年土耳其党组织的军民抵抗网络的领导权似乎也落入了凯末尔的手中。虽然凯末尔身上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但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成了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对于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年近40岁、瘦削、顽强、意志坚定、图谋反对协约国占领的军官，协约国的领袖们知之甚少。英国外交部和英国的情报部门甚至都无法告诉首相，凯末尔究竟是拥护苏丹的，还是反对苏丹的。

身在欧洲的协约国领袖们对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继续进行着旨在决定土耳其命运的会谈。1920年2月28日，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协约国领袖们惊讶地得知，有一支3万人的土耳其大军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马拉什（Marash）击败了一小股法军。劳合·乔治后来表示，真正让他们感到惊讶的并非这场战斗的结果（因为法军的确寡不敌众），而是凯末尔麾下这支正规军的存在。劳合·乔治说，这是他和他的同僚们第一次听说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们的军事情报机关还从未蠢得如此彻底过。”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如既往地把责任安在了别人头上。[13]

IV

就在凯末尔的起义运动波及整个安纳托利亚的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南部的阿拉伯语地区，另一场运动也愈演愈烈。对于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战士而言，法国人在沿海地区的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14]和提尔[15]等地象征性的存在是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沿岸的入侵有可能会打破当地基督徒和穆斯林群体之间的脆弱平衡，因而引发了穆斯林的激烈反对——这与在土耳其出现的反希腊人情绪不无相似之处。

像对待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一样，英国也允许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实现自治。在理论上，叙利亚政权的首脑是远在巴黎参加和会的费萨尔；然而，在实际上，他对真正执掌叙利亚政权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控制力，而这些人彼此之间也势同仇雠。在奥斯曼帝国政权撤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大马士革为首府的叙利亚内陆地区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稍显混乱的统治之下。而在获得过独立之后，他们就无意再放弃这种新鲜的感受。

1919年，一位英国情报主官在伦敦向英国外交大臣示警说，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与土耳其的凯末尔运动正打算结盟。[16]不过，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这两场运动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充满共同点：凯末尔是一名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在阿拉伯人掌控下的大马士革，尽管每个人都在嘴上说着民族主义的时髦字眼，但这并非他们熟悉的语言。对于1919年在大马士革统治周边地区阿拉伯人的领袖们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许是五分之四）在1918年时还算不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或阿拉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17]他们中的叙利亚人大部分出自地主家庭，更愿意维持既有秩序以保护自身利益。有分析显示，[18]大马士革的领导层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官兵，战败后变得无所事事，其中许多人来自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在战争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依然效忠于土耳其，对英国作战。

在奥斯曼军队撤出大马士革后的一年中，这些出身于奥斯曼帝国，曾经在战争期间与英国为敌的阿拉伯人，在为了法国人的事情而分心的英国人鼻子底下重新控制住了这些已经获得解放的省份。不过，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奥斯曼阿拉伯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考量。来自耶路撒冷等地的阿拉伯人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来自巴格达的阿拉伯人抱怨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而叙利亚人想要把法国人逐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沿海地区。与此同时，那些亲奥斯曼、反费萨尔的传统权贵家族的领袖，与雄心勃勃、想要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政治天地的年轻战士之间充满了矛盾。在各个政党和新兴的秘密社团的唇枪舌剑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家族冲突和地方冲突。在如此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理解的政治环境之中，费萨尔的稳固地位主要靠两个因素支持：首先是英国人，尤其是艾伦比将军麾下英军的支持；其次，阿拉伯人普遍相信，英国会为了费萨尔而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图谋。

事后来看，在1919年，英国人其实有一段不到九个月的窗口期可以把法国人吓回去。而到了1919年夏天，面对财政紧张和社会动荡的压力，劳合·乔治和英国陆军部意识到，从叙利亚撤军一事已经不能再拖了。1919年9月4日，英国首相召集他的顾问们探讨中东政策，地点位于他的好友里德尔爵士[19]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特鲁维尔（Trouville）附近的度假屋。在此之前几天，里德尔还曾经在日记里写道，劳合·乔治对“法国人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恼火。他说，叙利亚人不想要法国人，协约国要怎样迫使他们接受自己讨厌的人对他们实施托管统治呢？他对法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变……他不停提到法国人有多么贪婪”。[20]但是现在，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顾问们都别无他法，只能把叙利亚丢给法国人。

1919年9月13日，英国宣布将于11月撤出，留出空间来让法国人和费萨尔自行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英国的领袖们认为，此举可以让他们同时履行对法国和阿拉伯人的承诺。这一说辞毫无诚意。在此之前，英国人曾经诈称费萨尔在叙利亚统率着一支阿拉伯大军，但英国政府官员很清楚这是假话。一旦英国军队撤出，费萨尔的命运就完全掌控在法国人的手中了。在英国和中东的基钦纳的追随者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的背叛；而在法国人看来，虽然英国人最终选择了放弃，但他们在过去九个月中曾经试图迫使自己退让，这种做法让人无法原谅。

费萨尔，这位紧张到手指发抖的王子一直试图走出欺骗的迷宫，而英国的撤出声明对他来说无异于在这座迷宫中陡然出现的又一条岔路。不过，有一个诱人的机会曾经短暂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像往常一样，在政治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克列孟梭依然愿意在中东迁就英国人。因此，他下定决心，只要费萨尔愿意做出一些妥协，他可以接受让费萨尔成为叙利亚国王的安排（因为这是英国的主张）。法国总理同意与这位阿拉伯领袖恢复谈判，他的目标只是要满足法国的最低要求：由法国统治大黎巴嫩地区，而独立的叙利亚成为法国的附属国。但是，法国人提出的要求却让费萨尔夹在两股力量之间左右为难。大马士革城中好斗的阿拉伯人自称是费萨尔的追随者，但他们对他谈不上有什么忠心。他们之所以愿意承认费萨尔为自己的统治者，只是寄希望于他能把法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只有在费萨尔接受法国人进入叙利亚的前提下，法国人才愿意承认费萨尔的统治地位。费萨尔在叙利亚人生地不熟，因此除了左右斡旋之外也别无他法。他只能一边试图让克列孟梭做出让步，另一边再让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战士也做出让步。

1920年1月初，费萨尔和克列孟梭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保密的原因是克列孟梭此时正在谋求成为法国总统，因此不能让他的反对者有机会指责他在叙利亚问题上过于软弱——他打算承认费萨尔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性，但要求费萨尔只使用法国的顾问。根据这项协议，叙利亚实际上将成为法国的托管地，但只是条件最为宽松的那一类。于是，费萨尔动身前往大马士革，打算说服当地的阿拉伯领袖们接受这些相对温和的条款。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只是在政治迷宫中的一次盲目转向：就在1月17日，在谋求总统职位失败之后，克列孟梭退出了政坛。与他的前任不同，接替克列孟梭成为法国总理的亚历山大·米勒兰无意在中东照顾英国的脸面。因此，他认为法国没有任何必要接受叙利亚独立，或是让费萨尔坐上叙利亚的王位。

V

1920年初，由于英国不再阻挡法国在叙利亚的野心，英法两国终于扫清了障碍，开始制定准备强加给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条款。根据英法两国达成的协议，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语地区将从帝国中剥离出来，由这两个欧洲强国分而治之：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归英国，阿拉伯半岛维持独立，不过统治半岛的君主们将受到英国的影响；埃及和海湾地区已经被英国占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归属法国；如果国际联盟托管协议所言不虚的话（协约国正是凭借这一协议规定的内容来分赃），那么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巴勒斯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终将获得独立。不过，在协约国，尤其是法国看来，所谓的独立承诺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法国在处理叙利亚和黎巴嫩事务时一直怀着将其吞并的野心。

包括佐泽卡尼索斯群岛[21]在内的大部分爱琴海岛屿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东色雷斯）都割让给了希腊。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士麦那及其周边地区将由希腊统治五年，随后其归属将交由全民公决决定——全民公决很可能将这一地区并入希腊王国。在英国皇家海军兵威之下的达达尼尔海峡将成为国际共管区。达达尼尔海峡连同伊斯坦布尔将一起成为“人质”，以确保土耳其会在善待基督徒少数群体等问题上乖乖听话。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亚美尼亚将获得独立，库尔德斯坦将获得自治。土耳其的财政将由英、法、意三国监督。在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之下，还留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手中的只剩下了名义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地区。

以上就是在1920年上半年于伦敦和圣雷莫达成，并强加给奥斯曼苏丹政府的条款。1920年8月，苏丹政府十分不情愿地在法国的色佛尔签署了这份强加给它的和约。似乎只有法国人雷蒙·普恩加莱[22]注意到，签署这份和约的地点十分不吉利：色佛尔以出产瓷器闻名，而瓷器脆弱易碎。

在和约最终签署时，起初参会的四巨头只剩下劳合·乔治还在原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英国内阁成员中，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争结束之后一直留在内阁里的成员。作为唯一一个“挺过”战争时期的英国政治家，他又成了唯一一个在和谈过程中坚持到最后的协约国领袖。对奥斯曼帝国的和约是他的得意之作，但同时也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祸根。

[1]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141.

[2] Jukka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London:Athlone Press,1969),p.104.

[3] Paul C.Helmreich,From Paris to Sèvres: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1920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p.28.

[4]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172.

[5] Roskill,Hankey,Vol.2,p.70.

[6] Ibid.,p.115.

[7] Ibid.

[8] 这里指达马特·费里德帕夏（Damat Ferid Pasha，1853—1923）。——译者注

[9] Erik Jan Zurcher,The Unionist Factor: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1905–1926 (Leiden:E.J.Brill,1984),pp.68 et seq.

[10] 萨姆松（Samsun），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译者注

[11] 安哥拉（Angora）即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译者注

[12] Ibid.,pp.95–6.

[13]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830.

[14] 西顿（Sidon），黎巴嫩南部海滨城市，亦称作赛达（Sayda）。——译者注

[15] 提尔（Tyre），黎巴嫩南部海滨城市，亦称作苏尔（Sour），《圣经》（和合本）中译作“推罗”。——译者注

[16]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210.

[17] C.Ernest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p.158.

[18] Ibid.,p.178,app.7.Cf.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Hassocks,Sussex:Harvester Press,1978),p.159.

[19] 里德尔爵士，即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1865—1934），第一代里德尔男爵，英国律师、报纸所有人、公务员。——译者注

[20]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112.

[21] 佐泽卡尼索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位于爱琴海东南部、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群岛，由十二个大岛和一系列小岛组成。——译者注

[22] 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1913年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1920年任总统，1922—1924年、1926—1929年再度任总理。——译者注

第十部分 风暴来临

43 麻烦初现：1919—1921年

战争结束时，英国的武装力量进占中东，这个地区的反应是很平淡的。然而，麻烦很快开始出现。首先是在埃及。先是在1918年埃及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呼声，继而在1919年演变成了骚乱。尽管两件事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与印度接壤的阿富汗紧接着在1919年爆发了战争。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也开始出现问题。英国在中东遇到的乱子一个接着一个：部落间的冲突搅乱了外约旦的局势；1920年春天，巴勒斯坦西部的阿拉伯人开始发动针对犹太人的动乱；1920年夏天，伊拉克发生叛乱。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单纯的运气不佳，但另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可能更为准确，那就是这一切混乱都要归咎于战后英国在中东孱弱的军事存在。英军的虚弱让各地的反英力量都开始敢于反抗英国。

像英国人一样，节约开支和复员部队的压力也削弱了法国人在中东的实力，于是当地的阿拉伯政治领袖们也开始抗拒法国人的命令。最终，法国将会在叙利亚与这些阿拉伯人开战。俄国则先是在战争中落败，接着又饱受革命与内战的摧残，此时在属于它的中东领地——中亚地区——也面临着穆斯林发动的叛乱和独立运动。不过，法国人和俄国人并没有因此就与英国人结成统一战线，反而图谋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地位。这样一来，局势就变得异常复杂，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法俄两国根本就是造成英国在中东困境的罪魁祸首，而非仅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过头看，1919年到1921年间英国似乎在中东经历了一段四处起火的困难时期，但英国在当时的感受却并非如此，至少一开始绝非如此。例如，在当时的人看来，1919年在埃及发生的骚乱只是一场被迅速平息了的法律和秩序层面的危机，而不是第二年春天巴勒斯坦动乱或春夏之交的伊拉克叛乱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将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英国和法国（英国把叙利亚交给了法国）在中东面临的挑战，把它们当作相互独立的问题来看待。

尽管时人并没有把这些事件看作一个整体，但许多英国官员相信，这些反对英国统治的阴谋与暴乱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煽动起来的。随着这些威胁英国统治中东的挑战于1919年和1920年浮出水面，并在1921年呈现在大为惊愕的英国公众、媒体和议会面前，劳合·乔治政府不得不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发生在中东的这些骚乱和起义究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事件，还是只是单纯的偶发事件？

44 埃及：1918年和1919年之交的冬天

战后第一个对英国在中东地位的挑战来自埃及。在这个阿拉伯语国家，英国已经“临时”统治了几十载，当地的英国行政官员从一开始就让自己相信，这些讲阿拉伯语的埃及人对英国的统治青睐有加。不过，英国人曾几次三番地对埃及人许诺，有朝一日将允许埃及独立。埃及的政治家们相信了英国人的承诺。他们认为，等到战争胜利的时候，英国或许会同意制定一个时间表，逐步让埃及实现独立。[1]至少有一个埃及当地的政治团体认为应当相信英国的承诺。1918年11月13日，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在“阿伽门农号”上宣布投降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个由赋闲的埃及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得到了在开罗会见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机会。组建并领导该代表团的是年届花甲的律师萨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此人曾做过法官和行政官员，担任过教育大臣和司法大臣，还是立法会的领袖之一（但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命令埃及立法会无限期休会）。扎格卢勒对温盖特解释说，鉴于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希望英国可以早日取消戒严，撤销埃及的保护国身份，这就是他们要求会面的目的。扎格卢勒告诉温盖特，他相信英国将会履行给予埃及独立地位的承诺，因此希望协约国可以在和平谈判期间听取埃及的意见。他还请求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商讨改变埃及政治地位的事宜。

当时的英国官员根本没有考虑过与埃及谈判并给予埃及独立地位的问题。从一位英国官员在事后对扎格卢勒来访一事的记叙中，我们可以一窥他们的想法：“11月13日，他前来拜访高级专员，表示希望可以前往伦敦提出让埃及完全实现自治的方案。由于该方案毫无益处，高级专员拒绝了这一提议。”[2]

从温盖特那里失望而归的扎格卢勒在当日就做出了强行推动其方案的尝试。他可能获得了新任埃及苏丹艾哈迈德·福阿德[3]的支持，着手组织一个可以获得埃及各团体和各阶层支持的代表团。在其活动的刺激下，埃及各派政治人物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代表团。1918年11月17日，温盖特给英国外交部发电报说，埃及政界要求获得一个“实现完全自治的方案”。他说，他已经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苏丹及其大臣无力压制这些民族主义诉求。[4]实际上，苏丹手下的大臣们不愿意被视作由英国人挑选出来的棋子，因而要求英国允许扎格卢勒及其同僚前往欧洲，否则他们就拒绝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国。结果，英国没有批准任何代表团在1918年前往伦敦或是巴黎。

1919年1月，随着巴黎和会召开的日期日渐临近，扎格卢勒及其华夫脱党（Wafd，即“代表”）加紧了行动。1月12日，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一个来自叙利亚的代表团将获准参与和会。第二天，华夫脱党人在一位成员的家里召开了所谓的全体大会，扎格卢勒在会上宣布埃及也应当享有与叙利亚同等的权利，并提出了埃及独立的口号。随后，英国当局开始阻止扎格卢勒在公开场合演讲。就在扎格卢勒被迫噤声的同时，苏丹的大臣们拒绝率领代表团前往欧洲，并宣布辞职。英国军事当局随即逮捕了扎格卢勒和他的三位主要同事，并于3月9日将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

示威和罢工席卷了埃及，这让英国当局大吃一惊。从当时由开罗发给伦敦的电报可以看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对埃及在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不甚理解。[5]他们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给埃及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使埃及社会产生了新的阶层、新的野心、新的利益、新的怨恨，以及新的不和与不满之源。

不过，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很清楚这一点：许多埃及人乐于看到英国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落败。温盖特、克莱顿等人指出，让这些人掌控埃及的未来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英国应当吞并埃及，直接统治这个国家。但他们的主张未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阿拉伯局的霍格斯海军少校在1917年7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克莱顿的吞并主张表示了支持。他声称，埃及“现在是一个潜在的敌国”，要想防范风险，英国必须担起责任，重整埃及社会。[6]

埃及的政局十分错综复杂。无论是新任的苏丹、苏丹的大臣，还是像扎格卢勒这样的反对派领袖，全都在名义上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实则朝秦暮楚、钩心斗角，试图获得对埃及经济与社会感到不满的形形色色的群体的支持。这些暗流正在侵蚀埃及作为英国的保护国的统治架构，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令其土崩瓦解。然而，对于这一切，英国当局似乎浑然不觉。他们仅仅把扎格卢勒当作一个心怀不满，试图利用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的家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公署曾在1917年这样描述扎格卢勒：“他年纪渐长，很可能只是想捞一份薪水。”[7]然而，就在此人被逮捕并被放逐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其他城镇爆发的示威活动就演变成了暴力行动，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埃及铁路线的一些关键节点被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英国在战争期间应对奥斯曼军队入侵的预案中设想的情境如出一辙。运输行业的工人也开始罢工。1919年3月16日，也就是扎格卢勒被放逐后一个星期，开罗与尼罗河三角洲及上埃及之间的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就全被切断了，外国人殖民点也遭到了围攻。混乱之火逐渐失控。

3月18日，遍及埃及各地的针对英国军事人员的袭击达到了顶峰：在一列从阿斯旺（Aswan）驶往开罗的列车上，两名军官、五名士兵和一名监狱督察官被杀。高级专员公署汇报称，该机构“无法恢复对上埃及的控制，当地几乎传不出任何消息”。[8]新近面世的一份记载称，这场动乱“一时之间似乎要引发一场印度兵变以来帝国东部最大规模的叛乱”。[9]这类担心虽然有些夸张，但这确实是人们当时普遍的感受。

最让高级专员公署感到震惊的是，这场叛乱中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而且“当前在埃及发生的运动有着十足的民族主义色彩，获得了各个阶层和宗教派别的普遍同情……”[10]科普特人[11]与穆斯林并肩游行，神学学生与世俗学校的学生一起示威，女人（虽然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女性）也与男人一起走上街头。[12]特别让英国当局感到不安的是乡间的农民也卷入其中，因为他们原本指望这些保守的人会保持平和。他们随后又惊恐地发现，这些活动是有组织的。突然之间，英国人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得到全民拥护的埃及政治家，这一点不仅让他们大为吃惊，恐怕也会让这位政治家本人感到惊讶。

艾伦比将军很快就被派来应对这一局势。他于3月25日抵达开罗，表示一定要制止这场动乱。4月7日，他宣布释放扎格卢勒。在1919年春夏两季，英军逐渐恢复了埃及的秩序，但罢工与示威依然在持续。

1919年底，伦敦派出了由米尔纳勋爵领衔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埃及的保护国地位必须废止，代之以新的英埃关系。从1920年到1922年，英国一直都在与埃及协商，试图确立两国之间的崭新关系。

整个谈判过程令人沮丧。英国在此期间又一次驱逐了扎格卢勒，但此举毫无益处。英国人对中东一直抱有一种幻想——中东人民愿意被英国统治或是得到英国的支持，但这种幻想却迎头撞上了坚硬的现实之墙。埃及的苏丹和其他领袖不肯接受自治方案，甚至连名义上独立的方案都不愿意采纳。他们要求埃及必须获得彻底的独立，但严重依赖苏伊士运河的英国人拒不接受这一要求。尽管为了与埃及的领导层达成某种协议，英国官员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英国不得不继续在埃及驻军，在没有取得该国政界同意的情况下维持其霸权。

而在中东另一端的阿富汗，英国究竟能否在不取得当地领袖人物支持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其霸权已然成了一个问题。

[1] 1914年底，就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进入战争状态之后，阿斯奎斯政府正式宣布埃及不再臣服于奥斯曼帝国苏丹，从此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不过，在英国当局提出的战争目标里，埃及的自由与独立赫然在列。（注：P.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Egypt,2nd ed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50 et seq.这里的论述主要参考了它，以及：John 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原注

[2] Sir James Rennell Rodd,a member of Lord Milner’s mission to Egypt,1920.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Egypt.”

[3] 艾哈迈德·福阿德（Ahmed Fuad，1868—1936），在其兄长于1917年10月去世后，艾哈迈德·福阿德成了埃及苏丹，即福阿德一世。——原注

[4] Darwin,Middle East,p.68.

[5] Ibid.,p.71.

[6] Durham.University of Durham.Sudan Archive.Reginald Wingate Papers.470/7.

[7] Darwin,Middle East,p.77.

[8] Ibid.,p.72.

[9] Ibid.,p.74.

[10] Ibid.

[11] 科普特人（Copts），埃及的基督徒群体，大约占埃及总人口的10%~15%。——译者注

[12] Vatikiotis,Egypt,p.265.

45 阿富汗：1919年春

在连接英国与印度的道路上，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是一个战略要地，而拥有通往印度平原的多个山口的阿富汗则是另一个战略要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了避免这个民风剽悍的山地王国落入敌手，英国军队不止一次流血牺牲。1907年，阿富汗问题终于以英国政治家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俄国同意阿富汗王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然而，阿富汗的埃米尔于1919年2月19日遇刺身亡。在经历了对继承权的短暂争夺之后，已故埃米尔的第三子、26岁的阿马努拉·汗（Amanullah Khan）写信给印度总督，宣布自己即位成为“自由独立的阿富汗政府”的元首。[1]自然，根据英俄两国于1907年达成的协议，阿富汗并不拥有完全的自由与独立，其外交事务由英国控制。但是，这位新的统治者却在4月19日宣布将独立处理一切内政和外交事务。

阿马努拉暗地里计划通过开伯尔山口[2]进攻英属印度。与此同时，印度民族主义者还将在边境地区最重要的英军驻守城镇白沙瓦（Peshawar）发动起义。[3]阿马努拉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引发印度全国范围的大起义。

然而，阿马努拉麾下的指挥官动作太快，在白沙瓦起义尚未准备完毕之时就采取了行动，十分不明智地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1919年5月3日，一支阿富汗军队跨过边境，经由开伯尔山口进入英属印度，占领了一座边境村庄，以及向附近的一处印度军事据点供水的泵站。5月5日，印度总督给伦敦发电报说，一场战争——第三次阿富汗战争——似乎爆发了。

阿马努拉声称，他派遣部队到边境地带是为了回应英国在印度的镇压行径，即阿姆利则大屠杀[4]，以及酿成这一惨案的英国政策。阿马努拉宣称，以伊斯兰教与人类之名，他认定印度人民有权揭竿而起反抗英国的统治，而他的部队出现在边境是为了防止混乱局势蔓延。

英国人对他的动机心存疑虑。他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几乎说服了阿富汗政府向印度发动入侵。他们还相信，那些曾追随恩维尔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和俄国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都可能把阿富汗政府引向危险的道路。5月，在阿马努拉的部队跨过边境的同时，英国当局收到了令人紧张的消息，得知阿富汗人计划兵分三路向他们发动进攻。充当前锋的将是响应“圣战”号召的宗教狂热分子，而阿富汗正规军和边境部落武装也将联手支援他们的进攻。[5]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内部发生了大规模叛乱，英军将会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6]

身处边境地区的英国军官深信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于是向阿富汗人的据点发动了进攻。在漫长的战线上，一些无关痛痒的战斗在各地打响。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混乱、不得人心且令人失望的战役，事实证明，当地部队很不可靠，而这只是困扰英国人的因素之一。财政已然不堪重负，而英印政府却不得不为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战役增加1475万英镑的预算。[7]

英军成功地将阿富汗军队逐出了印度，并且在5月底取得了战略优势，但他们却无力入侵、降伏并占领阿富汗人的王国。帮助英国人打赢战争的是他们的飞机，装备简陋的部落武装根本无法对付飞机。特别是皇家空军对阿富汗城市的轰炸让阿马努拉丧失了勇气，进而求和。但是，在阿富汗人看来，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可不只是与英国人打了个平手。他们虽然撤出了印度，但是却在本国的疆界内重新赢得了自由。

1919年8月8日，第三次阿富汗战争随着《拉瓦尔品第和约》（Treaty of Rawalpindi）的签订而画上了句号。根据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的地位，放弃了对阿富汗外交的控制——英国此前控制阿富汗外交是为了防止敌对的强国，尤其是苏俄，掌控这个战略地位异常重要的山地王国。然而，就在《拉瓦尔品第和约》签订后不久，重新获得独立地位的阿富汗政府就与苏俄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一份条约，条约的一项内容就是允许俄国人在阿富汗王国设立领事馆。到了1921年，紧张兮兮的英国当局要求阿富汗人修改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签署的条约。他们宣称，俄国人在“如此远离其势力范围的地方”设立领事馆，“显然只是为了在印度边境搞阴谋诡计”。[8]

1921年，英国人与阿富汗政权展开了新一轮谈判。1921年9月1日，《泰晤士报》撰文提出了一些自由主义主张。文章里提到，“寇松勋爵有关东方的知识已然过时，英国内阁应当摆脱他的影响”，正视阿富汗的民族主义与独立地位，以此来赢得喀布尔政权对英国的友谊。

但是，英国多年来对阿富汗的“指导”并没有赢得阿富汗人的友谊，而是让阿富汗人对英国充满了厌恶情绪。在1921年谈判期间，英国代表团得到了阿富汗人密谋反对英国的证据：英国的情报机关破译了苏俄的密码，发现阿富汗打算与俄国人一起对大英帝国采取军事行动。[9]尽管英国代表团秉持自由主义精神在谈判中做出了让步，但喀布尔政权仍然在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大行方便。英国人很快发现，苏俄间谍已经成功说服了好战的边境部落。[10]

当然，我们可以说，阿富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英国在这里遭遇的挫折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是，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也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而这一地区原本看上去愿意被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统治阿拉伯半岛的君主们也对英国十分友好。1919年春天，正在打第三次阿富汗战争的英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在阿拉伯半岛也大势已去。尽管这二者之间，乃至它们与埃及发生的事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英国中东帝国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却同时出现了问题。这或许说明，大英帝国的扩张已经过头了。

[1] T.A.Heathcote,The Afghan Wars:1839–1919 (London:Osprey,1980),p.172.

[2] 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兴都库什山脉最重要的山口，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译者注

[3] Leon B.Poullada,Reform and Rebellion in Afghanistan,1919–1929:King Amanullah’s Failure to Modernize a Tribal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239.

[4] 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1919年4月11日，一小股英军在锡克教圣城、印度城市阿姆利则向在公园里举行政治集会的人群开火，造成379人丧生。——原注

[5]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Afghanistan.”

[6] Heathcote,Afghan Wars,p.179.

[7] Poullada,Reform and Rebellion,p.238,n.11.

[8]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Afghanistan” ，根据该文献，和约是1920年签订的。

[9] Poullada,Reform and Rebellion,p.228.

[10] Ibid.,p.247,n.29.

46 阿拉伯半岛：1919年春

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半岛似乎是英国最自然不过的保留地。英国皇家海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阿拉伯半岛漫长的海岸线，而半岛上最重要的两位统治者——西部的侯赛因与中东部的伊本·沙特——都时常接受英国政府数额不菲的资助。在1919年，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欧洲强国试图涉足阿拉伯半岛的政治事务。这片土地完全留给了英国。

然而，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伦敦的内阁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已经陷入了混乱。英国在当地的两个盟友——汉志国王侯赛因与内志酋长伊本·沙特——已然拔刀相向。侯赛因抱怨说，他不得不从英国提供的资助中每个月拿出12000英镑来防范伊本·沙特的进攻，而伊本·沙特每个月也从英国手里接受5000英镑的资助。[1]替侯赛因转达怨言的英国代表认为，伊本·沙特和侯赛因正在交战，而英国竟然同时资助着交战双方，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2]为了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英国政府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结果导致英国人迟迟拿不出一个方案。他们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指示和最后通牒，却没有任何一份文件能够正式外发。一些官员做出了某些决定，却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又被另一些官员取消了。英国政府朝三暮四，拿不准主意。

争端的焦点是两座绿洲小镇——胡尔迈（Khurma）和图赖拜（Turaba）。在这里，侯赛因的权威正在消解，而伊本·沙特的影响力在日渐增强。这两座城镇的归属权实际上牵扯着更大的利益，因为谁能拥有胡尔迈和图赖拜，谁就能获得附近部落的效忠，而这些部落拥有大片的牧场。更重要的是，侯赛因与伊本·沙特之间有着宗教之争。1918年初的《阿拉伯简报》记录了侯赛因对伊本·沙特的指责：他指责伊本·沙特的部众通过劝诱居民改宗的方式来蚕食他的领土。伊本·沙特宣称他拥有胡尔迈和图赖拜统治权的理由就是当地的居民已经改宗了他信奉的教派。

1745年，沙特家族与18世纪著名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结成了联盟，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又由于频繁的通婚而日渐加强。因此，伊本·沙特的家族一直是瓦哈比的宗教思想的捍卫者。瓦哈比派（他们的对手如此称呼他们）主张改革宗教，严守清规戒律；而在其反对者看来，他们就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伊本·沙特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宗教狂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1912年底兴起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政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伊本·沙特的方向发展。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们开始在市镇上卖掉自己的马匹、骆驼和其他财产，以便加入互助的农业社团，按照严格的瓦哈比派教义生活。这一运动被称作“依赫瓦尼”（Ikhwan，字面意思是“兄弟”）。伊本·沙特立刻把自己包装成了这场运动的首领，[3]从而获得了阿拉伯半岛上最勇武的战士——贝都因人——的支持。在“兄弟”组织中，部落之间的分野逐渐消失，各个部落的谢赫的权威也日渐消解，而伊本·沙特的权力则越来越大。

这个强硬捍卫清规戒律的教派正在逐渐渗透进邻近的汉志地区，而在侯赛因看来，这一态势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作为一名正统的逊尼派教徒，侯赛因将瓦哈比派视作宗教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敌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派出远征队，试图让胡尔迈和图赖拜放弃瓦哈比教义，但都遭遇了失败。1919年春天，借着协约国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余威，侯赛因派出了最后一支远征队。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亲率5000名训练有素的汉志军人出征，他们还配备着英国在大战期间送来的先进武器。1919年5月21日，阿卜杜拉的部队占领了图赖拜。伊本·沙特从利雅得也派出了一支部队，打算向阿卜杜拉发动进攻。双方都准备打一场正面决战，但战争的进程却出人意料。5月25日夜，一支由1100名骆驼骑兵组成、负责为伊本·沙特的大军执行侦察任务的“兄弟”武装袭击了阿卜杜拉的营地。尽管仅仅装备了刀剑、长矛和过时的火枪，这些骑兵却席卷了阿卜杜拉的营地，消灭了尚在睡梦中的汉志军队。阿卜杜拉穿着睡衣侥幸逃脱，但他的部队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4]

侯赛因的部队一败涂地，英国人不得不前来救援。英国战机来到了汉志，英国人也向伊本·沙特发去了警告。[5]一贯长于外交的伊本·沙特回避了正面冲突，装出一副遵从英国意愿的样子，声称自己愿意尽全力约束那些头脑发热的“兄弟”组织成员。侯赛因则截然相反，非常固执，英国人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他在1920年8月接受临时停火。开罗和伦敦当局似乎选错了边——伊本·沙特节节胜利，在1920年夺取了山地省份阿西尔，随后在1921年底推翻了在阿拉伯半岛上与他为敌的拉希德家族。以15万“兄弟”组织武装为前锋，[6]伊本·沙特的征服行动席卷阿拉伯半岛。

1920年9月20日，《泰晤士报》的中东特派记者提到，当前的局势发展证明，阿拉伯局让侯赛因成为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想法（这一想法源自基钦纳勋爵在1914年秋天提出的建议）将会是一场灾难。他预言伊本·沙特将占领汉志。4年之后，伊本·沙特的确做到了这点，迫使侯赛因流亡海外。

为了支持侯赛因，英国人十分不情愿地站到了伊本·沙特的对立面。毕竟，这事关英国的威望。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写道：“如果我们手中的傀儡这么快就被赶下宝座，那我们在整个东方都会沦为笑柄。”[7]然而，英国人对此却无能为力。像阿富汗一样，阿拉伯半岛的地理条件十分严酷，英国人连象征性地展现一下兵威的机会都没有。有人问海湾沿岸一带的英国官员，阿拉伯半岛沿海是否有什么目标可以供英国皇家海军打击。这些英国官员回答说，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炮击的目标。[8]

就这样，英国官员在1919年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在其中东帝国的南部、西部还是东部，自己都已经无法掌控局势了。至于背后的原因，他们没能立刻理解。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办法能够让他们管理好当地人。

不过，对英国人来说，最严重的威胁或许来自土耳其——他们以为在1918年已经击败的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

[1]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324.

[2] Ibid.

[3] David Holden and Richard Johns,The House of Sau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p.69;Christine Moss Helms,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129;J.B.Kelly,Arabia,the Gulf and the West (New York:Basic Books,1980),p.230.

[4] Holden and Johns,Saud,p.71;Gary Troeller,The Birth of Saudi Arabia:Britain and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Saud (London:Frank Cass,1976),p.142.

[5] Troeller,Saudi Arabia,pp.142–3;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pp.328 et seq.;Holden and Johns,Saud,p.72.

[6] Helms,Saudi Arabia,p.127.

[7] Robert Vansittart,quoted in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p.330.

[8] Holden and Johns,Saud,p.72.

47 土耳其：1920年1月

奥斯曼帝国残存部分的命运是中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1919年到1921年，协约国争吵不休，就是为了争论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语核心区。在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来来回回改了好几次主意。在1919年初，他认为应该让美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和亚美尼亚，由希腊领有以士麦那为核心的一片飞地，再由法国和意大利一北一南瓜分剩余地区。几个月之后，他又彻底改了主意，与自己的内阁达成了共识，主张“正如德国当年无权瓜分波兰，协约国今日也无权瓜分土耳其”。[1]然而，到了1920年，他却又打算强加给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份十分严苛的和约。不过，事实证明，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这份和约的条款比劳合·乔治预想的要难得多。

1919年底，签署了停火协议的奥斯曼帝国举行了新的土耳其参议院选举，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参议院还没召开会议，新当选的议员们就齐聚在了内陆深处、远离海洋与英国舰炮的安哥拉。时年38岁的民族主义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把他的总部移到了这座城市。齐聚此地的议员们表示支持凯末尔的政治纲领宣言——《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属于土耳其穆斯林的民族国家。《国民公约》在土耳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正如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位英国海军指挥官所说的那样：“希腊占领士麦那所激发出的土耳其爱国主义热情，远远超过了大战期间出现的爱国情绪。”[2]

1920年1月中旬，新一届参议院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开幕。1920年1月28日，议员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投票通过了《国民公约》，并于2月17日将此事公之于众。此时，法国和英国的领袖正在欧洲开会，商议着他们打算强加给土耳其的最终条款，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奥斯曼帝国参议院已经拿出了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条件。如果说20世纪的政治主题是欧洲对邻近各大洲的统治的终结，那么我们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参议院的独立宣言标志了这个世纪的降临。

英法两国的军事首脑告诫他们各自的政府首脑说，如果想要迫使心怀不满的土耳其人接受他们意欲强加的条件，至少需要27个陆军师做后盾。[3]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协约国的能力范围。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部要求劳合·乔治重新考虑他提出的和平条款，但遭到了拒绝。1920年初，敌对行动开始了。英国此前同意让法国占领与叙利亚接壤、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奇里乞亚，但如今在这一土耳其语地区却爆发了战斗。从2月到4月，凯末尔的武装让法国人连吃败仗。法军不仅丢失了多个据点，还付出了数百人伤亡、上千人被俘的代价。一边面对着军队复员的压力，另一边又要保卫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法国总理米勒兰夹在中间，进退维谷，只好命令当地的法军指挥官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谈判，试图与后者达成某种协议。[4]

劳合·乔治反对妥协，他主张以牙还牙。3月中旬，在英国的主导下，协约国完成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占领。[5]协约国军队取代了奥斯曼警察，宣布戒严，并解散了奥斯曼帝国参议院。协约国占领军迅速逮捕了包括多名参议员在内的150名奥斯曼军政官员，并将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就在此前一年，扎格卢勒及他的埃及同僚们也曾被流放到那里（不过他们后来被释放）。[6]法国和意大利连忙向凯末尔保证，这些做法都是英国的意思，与它们无关。[7]

苏丹的都城伊斯坦布尔被占领，其实对穆斯塔法·凯末尔并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与英国当局一些人的认知相反，凯末尔早已不效忠于苏丹了。而且，协约国的行动还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效果——即便苏丹政府原本还拥有一些威望或合法性，现在它们也已经荡然无存了，反而是凯末尔政权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在第二个月，仍然拥有人身自由的100名参议员来到安哥拉，与“抵抗团体”选出的190名议员一同组成了新的议会。[8]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选举出了新的政府，穆斯塔法·凯末尔当选为总统。[9]他们宣布苏丹的一切行为无效，因为他已经沦为协约国的阶下囚。在被协约国占领的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指责安哥拉政府的领袖人物为叛国者。凯末尔的安哥拉政府则十分谨慎，没有明确其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若干半自治状态的军阀和犯罪团伙也冒了出来，让安纳托利亚的局势变得越发混乱。这些势力有的时候自行其是，有的时候则与苏丹或安哥拉的政府结成联盟，抑或是与英国人、希腊人或共产主义分子（不只包括俄国人）合作。其中一些是当地武装，地方上田连阡陌的大家族有时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支持他们；另一些则是四处劫掠的游牧民和难民团伙，还有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和来自克里米亚和中亚的鞑靼人。尽管有一些群体会鼓吹自己的政治目标，比如绿军，但他们最终往往也会堕落成打着冠冕堂皇旗号的土匪。[10]苦于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语地区变得越来越像1918年之后的俄国——曾经的沙皇俄国成了一片混乱的战场，白军、红军、土匪、军阀、外国军队和本土独立运动团体相互混战。这两个古老帝国之间的边界被地方起义军和形形色色的其他武装团伙搞得模糊不清。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的特工和宣传攻势也已经渗透进了安纳托利亚，这两个已然瓦解、陷入一团混乱的辽阔帝国之间的边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设在安哥拉的凯末尔新政府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向苏俄派出一支使团。在此之前，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政党可能已经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11]1920年5月，凯末尔的使团抵达苏俄。双方建立了工作联系，尽管困难重重，以至于双边关系直到近一年之后才稳定下来（双方于1921年3月16日签署了和约）；而英国当局误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苏俄布尔什维克收留了流亡在外的奥斯曼帝国战时领袖恩维尔帕夏，并且支持他的事业。因此，英国人误以为恩维尔是安哥拉政府的幕后主宰。[12]实际上，恩维尔和凯末尔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俄国人先是试图通过利用恩维尔和凯末尔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但最终发现他们不得不在二者之中挑选一个。

英国人先是错误地以为凯末尔是在秘密执行苏丹安排的任务，继而错误地以为他效忠于恩维尔，现在又错误地以为他在替布尔什维克效力。实际上，凯末尔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顽固敌人。他的羽翼刚刚丰满，就立刻镇压了苏俄支持下的土耳其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的领袖被杀，其手下或死或被囚。因此，苏俄领导层中的许多人都将凯末尔视作敌人。在凯末尔一派看来，苏俄之所以同意与安哥拉方面打交道，完全是因为斯大林不顾苏俄外交部的反对，从中强硬干预。[13]显然，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职的斯大林意识到凯末尔或许能够损害英国的利益，而这是斯大林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秉持现实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愿意支持凯末尔这样的人。于是，来自苏俄的金钱和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过俄土边境，以支持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者。这是苏俄第一次给予外国重大军事援助，而这笔援助的具体数目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向土耳其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援助的计划一定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内部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因为从土耳其使团抵达苏俄请求援助的1920年春天算起，整个援助行动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安排完毕。

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有可能倒向苏俄，协约国军方变得越发确信自己的看法：劳合·乔治迫使苏丹政府签订条件严苛的和约，可谓犯了个大错误。英法两国第一线的海陆军将官们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逼迫愤愤不平的土耳其人接受这样的和约。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告诉其他协约国的领袖，希腊军队可以独立完成这一任务；但英国的军事主官们却没有他那么信心十足。

劳合·乔治的一位密友问他，他是否还认为把士麦那交给希腊人是明智之举。英国首相回答说：“毫无疑问，你必须决定到底要支持谁。土耳其人在战争期间差点导致我们战败，就差一点，所以你不能相信他们。而且，他们还是个十分腐朽堕落的民族。而希腊人是我们的朋友，作为一个民族也蒸蒸日上……我们必须保证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而不彻底粉碎土耳其的力量，我们就无法做到这点。”关于英国军方领导对其政策的质疑，他说：“军方当然反对希腊人，他们一贯如此。他们更喜欢土耳其人。军方都是些托利党人，而支持土耳其人正是托利党的政策。”[14]

1920年6月14日深夜，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武装在伊斯坦布尔附近袭击了英军的一个营，这对占据着奥斯曼帝国首都，软禁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协约国军队构成了威胁。此时，距离凯末尔向苏俄派出使团刚刚过去一个月（不过俄土两国之间的条约要到一年之后才签订），凯末尔的部队也才刚刚在奇里乞亚击败了法国人。因此，土耳其人的这一进攻让协约国大为警觉。英军指挥官发报请求增援。身在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不情愿地发现，唯一能赶来增援的只有希腊人，于是他只好向英国内阁提议，请求希腊派出一个师来协防伊斯坦布尔。韦尼泽洛斯表示，只要协约国允许希腊人从士麦那出兵，他就愿意提供增援。协约国如果答应，就意味着允许希腊军队攻占韦尼泽洛斯打算吞并的那一大片飞地，从而让希腊军队从暂时占领的治安军变成永久进驻的占领军。

劳合·乔治对此正求之不得。在此之前，他曾经见过韦尼泽洛斯，告诉他其他协约国不会出兵相助，希腊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执行《色佛尔和约》。他和韦尼泽洛斯还一致认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对困难的预警纯属夸大其词。[15]1920年6月20日，法国总理米勒兰与劳合·乔治达成一致，同意希腊军队从士麦那出发，发起有限度的进攻。6月22日，希腊军队兵分三路发动进攻。到7月初，他们已经占领了远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小亚细亚地区。而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另一端，希腊军队横扫了整个东色雷斯。几个月之前，协约国军队在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已经粉碎了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抵抗力量；而现在，希腊军队则似乎粉碎了其首都之外的抵抗力量——如果忽略凯末尔的话。“土耳其已经不复存在。”劳合·乔治得意扬扬地宣布。[16]1920年8月10日，实际上已经沦为囚徒的土耳其苏丹及其无助的政府派出代表，签署了《色佛尔和约》。

《色佛尔和约》几乎完全涵盖了劳合·乔治和韦尼泽洛斯最想要的条款。这一条约几乎让奥斯曼帝国化为乌有，同时还把希腊人近3000年前就开始定居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归还给了希腊。像阿拉伯人一样，希腊人彼此之间并没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只是共同的语言和文明。因此，1920年希腊在英国的政治支持下取得的成就，是将其领土疆界扩张到了其文化疆界的范围，将其政治版图从欧洲扩展到了讲希腊语的亚洲地区。对于格莱斯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戴维·劳合·乔治来说，这是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胜利，他所鼓吹的这一自由主义梦想终于化作了现实。

在色佛尔签署和约之后，韦尼泽洛斯和劳合·乔治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和约条款不会在将来被推翻。英国的武装力量已经大规模复员，希腊国内也有要求军队复员的巨大政治压力。一旦协约国从土耳其撤军，凯末尔就有可能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出兵夺回沿海地区，把和约变成一张废纸。1920年10月，韦尼泽洛斯向劳合·乔治提出了另一种方案：趁希腊军队的实力还在，派兵深入内陆地区消灭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武装。[17]就像身处莫斯科燃烧的废墟中的拿破仑一样，韦尼泽洛斯和劳合·乔治也面对着一个既不正面决战，但也绝不投降的敌手。实际上，凯末尔就是想效仿俄国人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成功战例：诱敌深入，将敌人拖垮。

韦尼泽洛斯和劳合·乔治原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永远也无法确知了，因为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一场政治意外恰在此时发生，让他们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1920年9月30日，年轻的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在宫中散步时被一只猴子咬伤，随即发起高烧。10月25日，亚历山大驾崩。对此，温斯顿·丘吉尔后来写过一段著名的评语：“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猴子咬伤导致了25万人死亡。”[18]在他看来，倘若仍由亚历山大和韦尼泽洛斯统治希腊，希腊在1921年和1922年对土耳其战争的悲剧性结局就可以避免。[19]

异常复杂的希腊王位继承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与此同时，希腊大选也在进行中。大选的结果令人吃惊，被普遍看好、据信深得民心的韦尼泽洛斯败选，而被他和法国人在大战期间罢黜和放逐的、持亲德立场和反协约国立场的政治力量夺回了政权。

亚历山大的父亲、1917年被迫退位的康斯坦丁一世实现复辟。韦尼泽洛斯和协约国的仇敌、曾被法国人驱逐的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Demetrios Gounaris）从流放地归来，控制了希腊政府。康斯坦丁国王及其臣僚很愿意进攻土耳其，但对于协约国中希望远离小亚细亚这摊浑水的人来说，希腊发生的变故提供了一个绝佳时机。法国和意大利利用这一时机撤回了对希腊的支援，实际上相当于不再支持《色佛尔和约》。法意两国都对劳合·乔治的冒险政策越发感到不满。特别是法国，它原本只是囿于对韦尼泽洛斯的个人承诺，如今既然韦尼泽洛斯败选，它认为自己对希腊再无责任。从此以后，意大利和法国越来越看重土耳其未来的凯末尔政府，认为其可能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和优势。

在英国，丘吉尔和陆军部也认为应当向凯末尔做出让步，以避免他倒向苏俄布尔什维克。丘吉尔认为，英国应当尽快与凯末尔议和，从而回到“大博弈”时代的传统政策，以“土耳其作为屏障对抗苏俄的野心”。[20]然而，劳合·乔治反对此类提议。[21]无论是本国大规模的失业和其他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是埃及、阿富汗、阿拉伯半岛及中东其他地方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切困难都没能让劳合·乔治像丘吉尔那样意识到，英国已经拿不出任何资源去压制土耳其了。

不过，为了解决问题，协约国还是做了点表面文章。他们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还邀请了凯末尔一方的代表参会。根据计划，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21年2月21日在伦敦召开。希腊新政府同意参会，但在会议召开之前，希腊军队的最高指挥层却下令对凯末尔的防线进行一次试探。显然，希腊军队总司令主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顾及谈判事宜。他向内陆地区的凯末尔军队防线派出了一支侦察部队。希腊人冒着严寒在艰苦、破败的高原地带行军，随后在一个名叫伊诺努（Inonu）的小村庄附近遇到了凯末尔的同僚伊斯梅特（Ismet）率领的一支土耳其军队，结果被其击退。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一战果可谓吉兆，预示了未来的胜利。而被击退的希腊人也相信他们已经试出了土耳其人的实力，并且认为土耳其人的防御十分薄弱。

在2月份举行的伦敦会议上，有关安纳托利亚命运的争论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希腊人早已下定决心走向战争，以赢得彻底胜利。凯末尔一派的土耳其人则不能容忍希腊在士麦那一带占据一块飞地；而如果同意让出这块飞地，希腊政府又会在国内遭遇巨大的政治压力。已经下野的韦尼泽洛斯依然十分活跃，他告诉劳合·乔治，倘若康斯坦丁国王的政府放弃士麦那，那么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定居区的韦尼泽洛斯一派的政治领袖就会宣布士麦那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继续反土战争。他写信告诉英国首相：“希腊主义的力量远远超出希腊王国的疆域范围……如果希腊王国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保住士麦那及其周边地区，那么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主义运动团体就有可能接过这一重任，只要协约国，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愿意支持这一目标……”[22]劳合·乔治措辞谨慎地表示，他或许可以考虑伸出援手。[23]

伦敦会议一无所获，与会各方都无意妥协。鉴于法国和意大利都愿意进行单独谈判，凯末尔派出的代表深受鼓舞，深信己方无须做出任何让步。与之相似，由于英国首相充满了反土热情，希腊人也决心毫不妥协。韦尼泽洛斯认为：“对于全人类而言，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成果既不是奥匈帝国的解体，也不是德意志版图的缩小，而是土耳其帝国的消亡。”劳合·乔治对韦尼泽洛斯的这一看法深以为然。[24]

然而，英国首相却并没有看到奥斯曼抵抗力量的消亡。在土耳其本土，凯末尔依然在对抗协约国；而在南方的叙利亚，奥斯曼的军官、官员和显贵们聚集在大马士革，宣告了阿拉伯人对协约国的反抗。

[1] Michael L.Dockrill and J.Douglas Goold,Peace without Promise:Britain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s,1919–1923 (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1),p.198.

[2] Ibid.,p.199.

[3] Ibid.,p.210.

[4]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15.

[5] Roderic H.Davison,“Turkish Diplomacy from Mudros to Lausanne,” in 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The Diplomats,1919–1939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181.

[6] 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Reform,Revolution,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348.

[7] Davison,“Turkish Diplomacy,” p.181.

[8] Shaw and Shaw,Ottoman Empire,p.349.

[9] Davison,“Turkish Diplomacy,” p.181.

[10] Shaw and Shaw,Ottoman Empire,pp.352–3.

[11] Davison,“Turkish Diplomacy,” p.183.

[1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2th edn,s.v.“Turkey (Nationalist).”

[13] Salahi Rams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5),pp.62–5.

[14]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208.

[15] Michael 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1919–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3),p.124.

[16] Dockrill and Goold,Peace without Promise,p.215.

[17] Smith,Ionian Vision,pp.132–3.

[18] Winston S.Churchill,The Aftermath:Being a Sequel to the World Crisis (London:Macmillan,1941),p.386.

[19] 详见第60章。——原注

[20] Smith,Ionian Vision,p.163.

[21] Ibid.,p.164.

[22] Ibid.,p.185.

[23] Ibid.,p.186.

[24] Ibid.,p.184.

48 叙利亚与黎巴嫩：1920年春夏

I

在名义上，叙利亚的统治者是来自麦加的费萨尔王子，他曾经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统率协约国大军右翼的阿拉伯突击部队。在等待和平谈判的同时，艾伦比将军在1918年秋天准许费萨尔以大马士革为首府管理叙利亚事务。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费萨尔本人都在欧洲与协约国进行谈判，因而把叙利亚的行政权委托给了其他人。

古老的绿洲城镇大马士革是附近阿拉伯语区域的中心城市，在英国人的许可之下，它获得了暂时的独立。来自前奥斯曼帝国各个地区的、心怀不满的阿拉伯军政领袖们纷纷集聚在了这里。[1]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的各方头目打着费萨尔的旗号，漫不经心地管理着这座都市。结果，在1919年和1920年，大马士革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与野心勃勃的后来者为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各自的激进政治团体。

在费萨尔的号召下，叙利亚全国大会（General Syrian Congress）于1919年6月6日召开。费萨尔深知自己在大马士革是个外来人，同时他也一直把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原则放在心上。因此，他打算通过召开这个大会来证明自己是叙利亚各地人民的可靠代言人，并利用这个大会来为自己即将在和平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背书。考虑到国际政治的真实面貌，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将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但是，费萨尔没有意识到，他应当把叙利亚全国大会的控制权交到那些愿意支持他做出让步的人手中。

在战争期间，有一些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并没有出现过动摇，其中就包括叙利亚那些保守的世家大族，他们对费萨尔、协约国和好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依旧充满了敌意。然而，他们却在大马士革以及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主要内陆城镇的选举中赢得了代表席位。不过，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与一些保守派达成了协议，从而控制了叙利亚全国大会。[2]

在三个最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中，由奥斯曼军队中阿拉伯裔军官组成的阿赫德被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成员掌控，这些人最关切的是自己家乡的未来命运。另一个组织阿拉伯俱乐部由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成员掌控，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致力于逼迫费萨尔放弃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承诺。虽然巴勒斯坦人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持亲奥斯曼、反费萨尔的态度，但阿拉伯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还是在费萨尔政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三个民族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即法塔特所创立的独立党（Istiqlal Party），该组织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巴勒斯坦人也在其中占据领导岗位。

叙利亚全国大会在1919年年中甫一召开，就明确了它的目标——它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在内的完全独立的大叙利亚。费萨尔原本希望能够将这一地区交给美国或英国托管，通过获得美国、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来与法国人相抗衡。因此，对于费萨尔来说，叙利亚全国大会的主张显然让事态逐渐脱离了他的掌控，迫使他必须采取措施“将叙利亚全国大会边缘化”。[3]但是，为了在欧洲与大国谈判，他不得不离开了叙利亚。

如前文所述，在1919年欧洲谈判结束之际，费萨尔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根据该协议，费萨尔可以统治独立的叙利亚，而作为托管者的法国对其并无严格的管辖权。[4]在克列孟梭看来，这些条款十分慷慨，法国任何其他政治家都不会给予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这种程度的独立地位，也不会允许亲英的费萨尔留在大马士革，更不用说让他当叙利亚的君主了。在克列孟梭于1920年1月下台后，新一届法国议会中强大的殖民主义势力很有可能试图阻挠法国履行这些条款。只不过，当法国人发现这一秘密协议存在后，他们也可能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尊重这一协议的内容，这也是费萨尔唯一的希望，当然前提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也要愿意遵守这一协议。然而，当费萨尔于1920年1月14日从欧洲回到叙利亚时，他发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不愿意让法国插手叙利亚的任何事务。费萨尔告诫大马士革的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委员会说，拒绝他与克列孟梭达成的协议就意味着与法国开战。但他的劝说是徒劳的，该委员会答复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向英国和法国宣战的准备。”[5]1月下旬，主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掌控的叙利亚全国大会投票否决了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

费萨尔发现自己无法说服民族主义者支持对法国妥协的政策。换句话说，他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领导这些民族主义者。于是，费萨尔在表面上改弦更张，假意表示意欲追随民族主义者的政策路线。据说，他在2月份表态称，要“用刀剑”来从法国人手中赢得阿拉伯人的完全独立。[6]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他蛊惑人心、与民族主义者争夺民众支持的手段。他一边在嘴上表现出主战的姿态，一边向唯一有可能支持他的妥协政策的本地势力——那些曾经与他为敌、在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奥斯曼帝国对抗协约国和费萨尔的保守世家大族——抛出橄榄枝。费萨尔说服这些定居在大马士革及其他内陆城镇的世家大族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叙利亚民族党。这个政党表面上鼓吹大叙利亚独立，但实际上却愿意接受费萨尔—克列孟梭协议，可以接受法国势力的存在。实际上，叙利亚民族党并不要求叙利亚必须马上获得完全的独立，并且还准备承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族家园。[7][8]

为了在叙利亚民族党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之前将其压制下去，主战的民族主义组织重新召开了叙利亚全国大会。1920年3月初，第二届叙利亚全国大会开幕，并且立刻通过决议，宣称叙利亚是一个在费萨尔国王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国家，在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原有”疆界内享有完全的独立。[9]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一个阿拉伯代表团向英国军政长官提交了一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并请求成为独立的叙利亚的一部分。还有一群美索不达米亚人召开会议，宣布他们的家乡——巴士拉和巴格达等省份——也要获得独立，并宣布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为他们的国王。[10]就这样，在1920年初，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参议院公开反抗协约国，宣布帝国土耳其语地区独立的几个星期之后，帝国的阿拉伯语地区似乎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艾伦比将军大吃一惊，他向自己的上级警告道，如果英国和法国“依然拒不承认费萨尔和叙利亚大会的所作所为，我相信战争一定会爆发。一旦敌对行动开始出现，阿拉伯人会把法国人和英国人都视作他们的敌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被法国人拖进一场有损于我们自身利益，并且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战争中”。[11]英国为此责怪法国。寇松勋爵把法国大使召到英国外交部，历数法国人犯下的种种错误；他还明确表示，时局之所以急转直下，完全拜法国人所赐。[12]

来自大马士革的宣言让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感到十分震惊。它们警告费萨尔说，如果他胆敢践行该宣言，就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13]但是，在他无法掌控的议会的裹挟下，费萨尔不仅默许其追随者在沿海地区向法国人和基督徒发动游击战争，[14]还转而支持在国境以北的奇里乞亚屡次击败法国人的土耳其凯末尔政权。费萨尔及其手下的游击队让法国人无法使用阿勒颇铁路，从而切断了法国人的陆上增援路线，法国人只得通过海路为奇里乞亚被围困的守军提供支援。[15]

然而，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费萨尔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英国的支持。他们的宣言威胁到了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实际上迫使英国回到了法国的怀抱，让这两个欧洲强国在中东暂时恢复了同盟关系。就连最初对法国遭到反抗感到幸灾乐祸的劳合·乔治也意识到，除了与法国达成协议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叙利亚人之所以能不受惩罚地肆意挑衅，仰仗的完全是劳合·乔治的政策和艾伦比麾下的军队。一旦这一后盾不在了，法国政府就可以随意采取行动了——法国国内的殖民主义势力迅速意识到了这一点。

法国的主要着眼点是要切断叙利亚人与土耳其凯末尔政权之间的危险联系。1920年5月20日，殖民主义组织法国亚洲委员会的头号吹鼓手、法国在叙利亚的首席政治代表罗贝尔·德凯（Robert de Caix）率领一个代表团抵达安哥拉，与凯末尔本人商讨停火协议。德凯成功地与凯末尔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有了这一停火协议，再加上法国与英国的协议，法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道路已经铺平。

1920年5月27日，巴黎命令贝鲁特的法军指挥官亨利·古罗（Henri Gouraud）将军做好与费萨尔开战的准备。1920年巴士底日[16]，古罗将军在巴黎方面的催促下向费萨尔发出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中包括了一些在古罗看来不可能被费萨尔接受的条款，例如解散阿拉伯军队。然而，费萨尔显然已经吓破了胆，竟然接受了法国人的条件，结果导致大马士革民众发动叛乱反对费萨尔。尽管费萨尔的答复已经极尽谦卑，但古罗将军还是在巴黎的命令之下表示费萨尔的答复不够令人满意。费萨尔连忙又做了一次答复，提出愿意无条件投降，但是在德凯的劝说下，古罗表示为时已晚，随即命令军队向大马士革进军。

法国能投入到这场战役中的兵力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法国与凯末尔的停火协议又告终结，这让法国人突然陷入了两面受敌的窘境：北有凯末尔，东有费萨尔。看起来，法国人似乎两面遇敌，但运气却站在了法国人这边，因为叙利亚人根本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抵抗。大部分由塞内加尔人组成的法国黎凡特军在崎岖的峡谷中行进，如果换作善战的敌人，一定会在这里设伏，但费萨尔的游击队却莫名其妙地坐等塞内加尔人走出峡谷才上前迎敌。[17]恰在此时，法国空军的一个中队飞过头顶，这让大马士革的防卫者们惊慌失措，未做任何抵抗就转身逃走。[18]1920年7月26日，法军占领大马士革。7月27日，他们宣布流放费萨尔，后者于次日离境。法国总理宣称，叙利亚从此归法国所有，“整个叙利亚，直到永远”。[19]

接着，法国当局将叙利亚拆分成了几个部分。其中的一个被称作大黎巴嫩，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前身。1920年8月1日，古罗将军宣布建立大黎巴嫩，其疆域与《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交给法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大体相同。大黎巴嫩包括奥斯曼时期的黎巴嫩省，即在法国保护下的马龙派基督徒及其世仇德鲁兹人[20]居住的核心区域；除此之外，大黎巴嫩还涵盖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等海滨城市，以及深入内陆的贝卡（Bekaa）谷地。这些新增加的土地都不在基督教势力集中的原黎巴嫩省范围内，其上居住着大量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

黎巴嫩版图的扩大导致这里成了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身为少数派的马龙派基督徒。随着各色团体对马龙派基督徒统治地位的挑战，这里将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大量的流血事件。不过，黎巴嫩版图的扩大究竟是由马龙派基督徒推动的，还是由法国人推动的，这无法判定。[21]许多股力量共同导致古罗将军做出了进攻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所带来的风险，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

II

由于法国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大马士革，人们开始相信，是英国人为了蒙骗法国人，以便让法国人放弃对叙利亚的主张，故意夸大了费萨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实力。在法国托管叙利亚期间，各种动乱时有发生。每当叙利亚爆发起义，法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指责英国人。[22]劳合·乔治曾经试图不把叙利亚交给法国，结果得罪了法国人；现在他改变了政策，让法国人得到了叙利亚，法国人也还是不领情。

随着他在1919年将英军撤出，劳合·乔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叙利亚局势的控制，就如同他已经失去了对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带、阿富汗山区和埃及乡间的控制一样。在叙利亚，英国人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的指责。法国人埋怨英国扶植了费萨尔，阿拉伯人则埋怨英国坐视费萨尔倒台。

现在，活跃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境内、效忠于费萨尔的阿拉伯游击队开始与英国的敌人混在一起。这不禁让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英国为什么要在中东据有一席之地？英国公众听到的说法是，英国在中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支持费萨尔的阿拉伯运动。但现在，既然费萨尔麾下的阿拉伯人已经变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他们呢？不仅如此，费萨尔的支持者们还在各地破坏着英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英国控制下的约旦河以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似乎在诱使法国入侵外约旦，而这会让英国卷入一场它既不情愿卷入，又十分危险的国际纠纷。英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脆弱，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因为法国也在觊觎这片土地。英国人担心，在约旦河以东活跃的费萨尔游击队可能会给法国殖民主义势力送去一个派兵入侵的绝佳理由。

[1] 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Hassocks,Sussex:Harvester Press,1978),pp.157–62.

[2] Philip S.Khoury,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Damascus,1860–192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86–8.

[3] Ibid.,p.88.

[4]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04.

[5] Ibid.,p.215.

[6] Jukka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London:Athlone Press,1969),p.216.

[7]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都把这两个地区视作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在大马士革也是一个重要议题，虽然不像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那样是最为重要的议题。——原注

[8] 以下的记述参考：Khoury,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以及Y.Porath,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1918–1929 (London:Frank Cass,1974)。

[9]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216.

[10]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p.46–7.

[11] Ibid.

[12] Ibid.

[13] Ibid.,pp.216–17.

[1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p.215.

[15] Ibid.,p.216.

[16] 巴士底日，即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译者注

[17] Howard M.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9),p.287.

[18] Ibid.,p.288.

[19]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51.

[20] 德鲁兹人（Druses）是阿拉伯人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德鲁兹派。——译者注

[21] Elie Kedourie,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Other Studies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pp.85 et seq.

[22]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183.

49 巴勒斯坦东部（外约旦）：1920年

就在法国政府下令入侵并征服叙利亚的几乎同时，它还开始了一场外交和宣传攻势，试图阻止与叙利亚相邻的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度”。[1]由于英国在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法国的这一攻势就有了一层反英色彩。不过，比起英国占领巴勒斯坦，法国更不愿意让犹太人控制巴勒斯坦。法国政府还担心，在英国的支持下犹太复国运动可能会威胁到法国在圣地的商业利益和宗教利益。

无论是奥赛码头使用的文雅措辞，还是报刊上使用的粗鲁语言，都表达出了反犹主义情绪。[2]不过，当英法这两个欧洲盟国于1920年6月开启划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两者之间当时尚无明晰的边界）的具体边界的谈判时，法国谈判代表强硬捍卫的其实还是法国的自身利益。在法国人看来，这一边界就是英法两国在黎凡特地区的边界。法国的殖民主义团体认为，法国的领导层已经在亚洲放弃了太多的主张和利益，因此要求法国政府此时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法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同时也是法国重要的殖民主义团体东方委员会（Comité de l'Orient）的主席。他像通俗小报一样，随时准备把妥协退让斥责为叛国行为。在有关巴勒斯坦边界的谈判中，双方讨论的焦点是约旦河与耶尔穆克河（Yarmuk）上游的归属权。最终，法国人成功地把宝贵的河流上游划入了叙利亚—黎巴嫩。

代表身在中东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方善会（Oeuvre des Ecoles d’Orient）认为，犹太民族家园“只不过是英国人用来动摇法国地位的工具”。[3]该组织还声称，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后隐藏着犹太人的世界阴谋，他们“想方设法要摧毁基督教世界”。[4]负责维护法国在叙利亚的政治利益的罗贝尔·德凯赞同这一观点，宣称“犹太人身上常带有亲近革命和热衷预言的特质”，而那些从东欧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也往往带有这些特质，并且“拥抱了布尔什维主义”。[5]因此，在法国人看来，他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利益受到了一场同时具备英国、犹太、犹太复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色彩的运动的威胁。在东方善会的主席看来，在巴勒斯坦采取行动对抗新教徒和犹太人，不仅是法国国家利益的要求，更事关天主教的宗教感情。他说：“‘基督的国度’绝不能落入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异端之手，它必须永远属于法国和天主教会，不容侵犯。如果我们不能确保这片神圣的土地远离英国盟友的贪婪野心，那将是法国的奇耻大辱和无法弥补的罪行。”[6]

当时，法国政府资助了一个名为“文学社”（Literary Society）的反英政治团体，该组织在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其他城镇都有分支机构。不过，在1920年，法国对英国利益的最直接威胁还是在约旦东部被称作外约旦的这一区域。外约旦面积广阔，占英国巴勒斯坦托管地总面积的大约75%，大部分地区无人定居。从部落的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来看，外约旦与阿拉伯半岛十分相似；而从历史层面上来说，外约旦的大片区域都是《圣经》中提到的土地，它还曾经是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一部分。自从艾伦比于1918年秋天赶走了土耳其人之后，这一地区基本上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因为英国军政机关将这里的管理权留给了无能的费萨尔大马士革政权。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来看，此举可谓是一个错误，因为法国人在取代费萨尔及其臣僚成为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之后，可以顺理成章地作为费萨尔的继任者宣称拥有对外约旦的主权。

由于部族冲突，外约旦是一块秩序混乱的土地。英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打着秩序与文明的旗号进占外约旦。反对法国在叙利亚统治的阿拉伯人也聚集在外约旦，这些人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费萨尔重新坐上大马士革的宝座。他们有可能会从外约旦出发，向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发动袭击，从而给法国人留下报复性入侵的借口。

以巴勒斯坦西部为统治中心的英国当局提出，可以派遣英军进入外约旦。但由于伦敦方面的反对，他们根本派不出任何军队。伦敦方面只允许他们派出寥寥几位行政官员到外约旦去。[7]

在外约旦服役的一位英军军官C.D.布伦顿向他的长官汇报说，当地人认为英国人将会撤出外约旦，而且“他们对于英国占领此地一事都不满意”。[8]布伦顿上尉预言说，外约旦很容易就会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他解释道：

当地人并不会组成一个同心同德的政治实体，因为定居居民和贝都因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定居居民希望能有一个政府保护他们免受贝都因人的勒索和暴力威胁；贝都因人则更喜欢无政府主义，因为除了自己养的牲畜之外，勒索农民和劫掠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你不能指望这两种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国家组织起一个政府。[9]

布伦顿最直接的顾虑是，有一个来自费萨尔所在的哈希姆家族的代表正在煽动反法情绪。布伦顿在1920年9月9日汇报说，这个哈希姆家族的代表宣布在叙利亚对法国人发动“圣战”，并且开始招募志愿者，还从安曼（Amman）的监狱里释放囚犯，让他们加入他的队伍。[10]两天之后，情绪略微平复的布伦顿又汇报说，这个哈希姆家族的代表实际上只招募到了50名志愿者。[11]不过，他对英国政府管理外约旦的方式仍然很不满意：“在一片部分人口是劫掠成性的野蛮人的土地上，由一些英国人充当顾问帮助他们实行地方自治，这种统治方式听上去好像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实验。”然后他笔锋一转，指出这种方式实际上根本行不通。[12]

由于英国在外约旦没有驻军，如果法国入侵这一地区，英国根本无力阻挡。因此，为了保住外约旦，英国只能想方设法不刺激法国派兵入侵。如果阿拉伯人从外约旦出发袭击叙利亚境内的法国目标，就有可能引起法军入侵。所以，英国必须阻止阿拉伯人的这种做法。外约旦的一位英国官员F.R.萨默塞特提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挑动阿拉伯各部落内斗。

如果萨默塞特的计划能够成功，就可以让法国人失去一个入侵毫无防范的外约旦的理由或是借口。但是，如果法国使用除武装入侵之外的手段，比如政治、宣传或颠覆活动来攻击英国的托管统治，并且将攻击范围从外约旦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英国又当如何应对呢？在1920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仇恨法国的，但万一有一天法国人设法让他们转而仇恨英国人，又当如何是好呢？萨默塞特担心，法国人可能会打出一个能够获得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欢迎的旗号——反犹太复国主义[13]。他们可以借此发动一场宣传攻势，鼓吹组建包括外约旦和巴勒斯坦西部在内的大叙利亚。法国或许会向阿拉伯人承诺，只要他们允许法国从英国手中夺走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在内），法国就会出手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这样一来，阿拉伯人可能就会转而支持法国。萨默塞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公开表明自己的终极目标，既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官僚体系中很多人的认同。“犯众怒的是犹太人，而不是我们，”他写道，“如果犹太人能闭上他们的大嘴巴，他们本可以把这片土地全部买下来。”[14]T.E.劳伦斯则持另外一种观点：“他相信，只要能够推行公正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面对的阻力就会在四五年内减弱甚至消失。”[15]

但是，就当时而言，阿拉伯人还在激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且威胁到了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的和平安定。

[1] 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1914–192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20.

[2] Ibid.

[3] Ibid.

[4] Ibid.

[5] Ibid.

[6] Ibid.,p.217.

[7]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72.

[8]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C.D.Brunton Papers.DS 126—DS 154.5,no.2.

[9] Ibid.

[10] Ibid.,no.3.

[11] Ibid.

[12] Ibid.

[13]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F.R.Somerset Papers.DS 97.59.

[14] Ibid.,DS 126,DS 149,DS 154.5.

[15] Ibid.

50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1920年

1917—1918年，艾伦比将军在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勒斯坦之后，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英国军政府。从那时起，这个军政府就被迫承担了一个不受欢迎且难以执行的任务：根据《贝尔福宣言》的原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为此，这个军政府一直十分怨恨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艾伦比将军帐下的政治主官吉尔伯特·克莱顿和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就避免释放出任何支持这一政策的信号。私下里，他们二人都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尽管克莱顿似乎是用最狭义的定义来理解这一概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更大的犹太社区，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家园，但英国管理下的多民族的巴勒斯坦不会变成一个犹太人国家。而其他在巴勒斯坦工作的英国军官对犹太复国主义连这点基本的同情都没有，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肯定是由置身事外、对当地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的官员制定的，明显只会带来麻烦。

而在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看来，英国当局态度摇摆，甚至干脆充满了敌意，这阻碍了他们试图让阿拉伯人接受《贝尔福宣言》的努力。他们认为，如果能让当地的阿拉伯人意识到《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必将推行的唯一政策，阿拉伯人就会默默接受这一现实，甚至还会欣然接受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魏茨曼博士和犹太复国运动的其他领导者强调说，他们很愿意与阿拉伯人展开合作，新来的犹太人移民也不会从现有居民手中夺走任何东西，而是愿意购买荒地，进行开垦、移民。他们再三重申，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会给整个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中东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在巴勒斯坦，不同的阿拉伯社群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也有巨大的分歧。1919年2月，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召开的一次大会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在与会的30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中，大部分人同意搁置分歧，呼吁组建一个以费萨尔为首脑、以叙利亚为核心的阿拉伯邦联。但是，有些与会者更倾向于创造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有些人亲英，有些人则亲法。结果，30位代表中有5人没有在一项旨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上签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会代表及他们的同僚的政治观点很不稳定：有些曾经呼吁让费萨尔当国王的人后来转而反对他；亲英和反英的派别对调了对英国的态度；在看到法国对大马士革的征服之后，大叙利亚理想的支持者们被迫把关注点缩小到了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地内部。

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格局。在英国占领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对仇敌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al-Husseini）和纳沙希比家族（al-Nashashibi）。在1920年，纳沙希比家族的政治态度从反英转变成了亲英，支持妥协。从此之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们认为自己已经与纳沙希比家族形成了互利合作的基础，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和谐相处。与此同时，侯赛尼家族却从英国的支持者变成了英国的反对者。然而，由于当地的英国政权表现出了对反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侯赛尼家族发现自己在阿拉伯人社会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如果连英国军官都认为阿拉伯人不应当做出让步，那么倾向于妥协的阿拉伯领袖们又怎么可能让他们的追随者理解让步的必要性呢？

1919年底，暴力冲突爆发了。贝都因部落袭击了上加利利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是英法两国军政府管辖区域之间的权力真空地带。1920年初，阿拉伯劫掠者进入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点，并在随后的枪战中杀死了数名定居者，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过的俄籍犹太人战争英雄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上尉。

那一年春天，耶路撒冷将要爆发暴力事件的传言层出不穷。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曾经在艾伦比军中组建犹太军团的俄国犹太裔记者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取得了其他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的同意，着手组建一个自卫组织。这个自卫组织中的大部分人都像他一样，是曾在英军的犹太军团中服役的老兵。亚博京斯基将创立自卫组织一事告诉了英国的耶路撒冷总督。他提出，希望能够获得英国当局的委任，并由英国当局给他们发放武器。英国人拒绝了。于是，他找到耶路撒冷旧城区的一名亚美尼亚军火走私贩子，从他那里购买武器。

在耶路撒冷，预料之中的暴力事件于1920年4月4日发生了。当时正值春季，是穆斯林纪念先知穆萨的节日期间。一些情绪亢奋的演说家将阿拉伯人煽动起来，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动乱。在持续三天的动乱中，一些犹太人丧生，数百名犹太人受伤。[1]在有亚博京斯基的自卫组织巡逻的新耶路撒冷没有出现任何伤亡，所有的死伤都发生在耶路撒冷旧城区——英军不许亚博京斯基的部队进入旧城区。

在旧城区，暴徒们呼喊着“政府站在我们这一边！”，[2]这给旧城区的屠杀增添了更加不祥的色彩。等到英国军政府开始惩处肇事者时，人们意识到暴徒们的口号不无道理：只有少数几名暴徒被送上法庭接受严肃审判。亚博京斯基及其战友们却很快被送上了不公开的军事法庭，罪名是向自卫组织分发武器。他们被判处15年苦役，要在阿卡的要塞监狱里服刑。[3]这些判决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导致英国政府下令组建一个调查庭去调查军政府在巴勒斯坦的治理情况。

英国政府派出的调查庭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军政府官员们声称过错在犹太人一方，指责他们向穆斯林挑衅。犹太人一方的证人则指责英国军政府怂恿暴徒。在此之前，开罗的军事情报主管理查德·梅纳茨哈根被派到巴勒斯坦，负责向伦敦政府汇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的执行情况。他在法庭上证实了犹太人的说法。英国政府大为吃惊，接受了他们的证词。[4]

梅纳茨哈根在日记中坦言：“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依然如此自私，以至于无法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我知道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充斥着反犹主义，人们对犹太人的头脑和财富充满了怀疑。除了犹太人之外，这里只有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孤身一人……讽刺的是，我也经常会受到反犹情绪的影响……”[5]梅纳茨哈根担心，他的同僚身上的反犹主义情绪可能最终会演变为反犹主义行动。因此，他在巴勒斯坦期间一直在监视他们。他后来向艾伦比将军汇报说，他在军政府内部安插了一个眼线，结果发现那位在军政府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英军上校曾经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穆夫提[6]密谋，意欲煽动新的反犹暴乱。[7]

在派出调查庭几个星期之后，伦敦政府解散了巴勒斯坦军政府，代之以一个文官政府。劳合·乔治任命赫伯特·塞缪尔为新政府的首脑，出任高级专员。身为犹太人的塞缪尔是自由党的领袖人物，他在1914年，也就是对土耳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在英国政府里第一个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对塞缪尔的任命表明，英国首相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并没有动摇。但是，军政府怂恿下的暴力事件却让伦敦政府内的其他人对支持犹太人家园一事产生了动摇。就连终其一生都热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1920年6月13日写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为了控制住巴勒斯坦，我们每年要花掉600万英镑。犹太复国运动会继续与阿拉伯人产生摩擦。法国人……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并且会试图让阿拉伯人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敌人。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冒险……永远也不会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收益。”[8]

与此同时，在伊拉克又发生了惊人的起义，几乎耗尽了英国的财力。埃及的骚乱、阿富汗的战争、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战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叛乱和法属叙利亚的乱局，再加上伊拉克的起义，这一切都加深了英国政府内部对中东政策的疑虑，也让许多英国人相信，英国应当彻底撤出中东。

[1] Howard M.Sachar,A History of Israel: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Alfred A.Knopf,1976),p.123.

[2] Joseph B.Schechtman,Rebel and Statesman: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the Early Years (New York:Thomas Yoseloff,1956),p.328.

[3] Ibid.,pp.329 et seq.;Sachar,History of Israel,p.123.

[4] Sachar,History of Israel,pp.123–4.

[5] Oxford.Rhodes House.Richard Meinertzhagen Diaries.Vol.21,p.126 (12—31—19).

[6] 穆夫提（Mufti）是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学者，通常是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译者注

[7] Ibid.,p.143 (4 July 1920).

[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p.484–5.

51 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1920年

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十分活跃的那段日子里，大马士革的人们可以注意到，来自不同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活跃分子有着各自的特点。其中，来自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语世界东半部——的活跃分子大部分都是军人。这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人在名义上效忠于费萨尔兄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是奥斯曼军官，直到战争结束还效忠于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这些人都是战场上的行家里手，而且一贯与英国为敌。因此，对于英国在中东的计划而言，他们是比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的政治家和鼓动家更危险的潜在威胁。

起初，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各省的行政机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当地更大的麻烦来自形形色色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无法无天的库尔德人和贝都因部落。相较于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浪潮，无凝聚性、族群冲突和习惯性的混乱无序被视作更重要的威胁。在英国地方当局看来，谈论什么民族自治政府的无非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可疑阴谋家，只要协约国领导人们不再宣传威尔逊那套蛊惑人心的东西，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战争结束时，效力于英印军队的阿诺德·威尔逊上尉（他后来被提升为中校）成了美索不达米亚诸省份的行政专员，暂时获得了这一地区的管理权。他的助手是鼎鼎大名的格特鲁德·贝尔，她是当时在有关阿拉伯的领域中最著名的英国作家。格特鲁德·贝尔倾向于让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保护国，阿诺德·威尔逊则倾向于在这里建立直接统治。不过，他们在1918年达成了共识，阿诺德·威尔逊将贝尔的一份备忘录转交给英国政府。贝尔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出，在和平会议召开之前和期间讨论民族自决是有害的。她此前曾经写道：“在目睹战争顺利终结之后，美索不达米亚人民会认为由英国继续统治这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从整体上也愿意接受强者的统治。”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在和会上支持民族自决的表态，则“带来了其他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让人们普遍感到忧虑，同时给了那些更不稳定、更加狂热的人实施政治阴谋的机会”。[1]

然而伦敦方面正在逐渐接受美国提出的原则，至少也受到了其影响。因此，英国内阁指示阿诺德·威尔逊，让他征求美索不达米亚人民的意见，看他们愿意在本地区建立怎样的国家或政府。威尔逊给伦敦的答复是，他没有办法弄清楚当地公众的意见。[2]

巴士拉省、巴格达省以及摩苏尔省（劳合·乔治取得了克列孟梭的同意，将摩苏尔省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划了出来，同时又不想把它交还给土耳其）都会交给阿诺德·威尔逊管理。但是，阿诺德·威尔逊却并不认为这几个省份能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伊拉克（英国越发喜欢用这个阿拉伯词语来描述美索不达米亚）太过支离破碎，完全无法整合。考虑到摩苏尔的战略重要性，将其加入伊拉克似乎颇有必要，而且它还很可能拥有十分宝贵的油田。但是，摩苏尔又被认为是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阿诺德·威尔逊指出，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好战的库尔德人“有50万之众，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一位阿拉伯统治者”。[3]

在威尔逊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美索不达米亚近200万的什叶派穆斯林不会接受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政府方案不让逊尼派成为统治阶层”。[4]这两个教派势不两立，甚至各自组建了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5]规模庞大的犹太人群体也需要被考虑进去，他们控制了巴格达的商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其中包括从土耳其逃亡出来，聚集到摩苏尔地区的聂斯脱里派和迦勒底派基督徒。

威尔逊告诉伦敦方面，伊拉克75%的人口都过着部落生活，“他们从未有过服从任何政府的传统”。[6]格特鲁德·贝尔在写给她父亲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地方上的大人物们强烈反对拥立一位阿拉伯埃米尔的想法。我想，他们甚至不愿意接受一个阿拉伯人管理的政府。他们表示不愿意刚出狼穴，又入虎口。”[7]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考虑着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统一问题，[8]而有些人则干脆质疑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各省的可行性。格特鲁德·贝尔在思索统一伊拉克的方案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告诫她说，她忽略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如果你试图在伊拉克周围勾勒国界，把它变成一个政治实体，那你就忽视了4000年来的历史。自古以来，亚述一直朝着西、东、北三个方向发展，而巴比伦朝着南方发展，它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没有共同的国家意识。要让这两者实现融合，你必须循序渐进，假以时日。他们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认同。”[9]

巴格达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政治人物却有着另一番见解。1920年6月12日，此人告诉格特鲁德·贝尔说，英国占领巴格达已逾三载，嘴上一直说着建立独立政府的事情，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相比之下，英国人刚刚占领大马士革，就立刻扶植了费萨尔的独立政权。此人知道格特鲁德·贝尔是英国负责制订美索不达米亚政府计划的官员之一，因而提醒她说：“你们在公开声明里说将会组建一个由当地人民发起并自由选择的本土政府，但实际上却自顾自地做着计划，没有咨询任何人。我想，挑选一两个当地的头面人物作为顾问并非难事，而这样本可以平息那些反对你们的声音……”[10]

格特鲁德·贝尔不认为当地有爆发起义的风险，但她的长官阿诺德·威尔逊（她密谋反对这位长官）却持不同观点。他警告伦敦说，由于大批士兵已经复员，他手下的武装力量严重不足。他手里只有一支实力单薄的机动部队，却要在17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巡逻。[11]他指出，费萨尔的追随者们可能会构成威胁。包括努里·赛义德在内，那些曾经与劳伦斯一同在汉志军队中效力，与协约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美索不达米亚高级军官被怀疑会挑起事端，因此被禁止返回故乡。但是，在大马士革方面发表宣言呼吁美索不达米亚独立之后，还是有一些活跃分子偷偷潜回了美索不达米亚，其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在大战期间为敌人效力。另外还有一些传言说，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也派来了代理人。[12]

措辞模糊的传言、持续不断的动乱和接连发生的杀戮事件让英国人的神经高度紧张。1919年夏天，三位年轻的英军上尉在库尔德斯坦被杀害。印度政府于1919年10月派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接替他们的工作，结果此人在一个月之后也遭杀害。

1919年圣诞节，阿诺德·威尔逊请求伦敦方面派杰拉尔德·利奇曼（Gerald Leachman）上校来助他一臂之力。此人在东方沙漠中的旅行、冒险与作战经历已经让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利奇曼在1920年春季到来前重返美索不达米亚，发现就在他回来前的10天之内，已经有六名英国军官遇害。[13]这还不算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一队英国军官在沙漠中遇袭，利奇曼带人将他们解救了出来。然而，到了初夏时节，他手下又有两名政治军官被绑为人质，随后惨遭杀害，而他对此束手无策。面对在沙漠中异常活跃的阿拉伯突袭小队，利奇曼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些心怀不满的部落“整体消灭”。[14]

到了6月，这些部落突然发动了全面叛乱。刺激他们发动叛乱的因素可能是政府试图向他们征税。到了6月14日，一向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太在意的格特鲁德·贝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宣称民族主义者的恐怖统治已经开始。[15]她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的确出现了哨所被攻陷、英国军官被杀害、交通被切断的情形。[16]不同的叛乱分子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标，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整个地区的确已经揭竿而起，反对英国的统治。叛乱活动随即又蔓延至幼发拉底河下游。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叛乱者宣布对英国发动“圣战”。[17]在西北部边境，曾经效命于费萨尔帐下的一位军官率领阿拉伯骑兵踏平了英国人的据点，屠杀了据点里的守军。

坏消息接踵而至：利奇曼于8月11日离开巴格达，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某地与英国的部落盟友会面。邀请他前来的部落谢赫先是骗他打发了卫队，随后命人从背后开枪杀死了他。路透社在报道谋杀事件时使用的标题是《阿拉伯人背信弃义》，《泰晤士报》则刊出文章《美索不达米亚局势：从糟糕到更糟》。[18]利奇曼遇刺的消息一传开，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又有更多的部落加入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在巴格达的北部和西部都爆发了新的叛乱。到了8月中旬，一些叛乱者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宣布成立一个阿拉伯临时政府。[19]

1920年8月7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质问：“英国政府一心要把一个精心构建、成本不菲的政府强加在阿拉伯人民头上，而阿拉伯人民既没有提出过这一请求，现在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政府。为了实现这个无谓的目标，我们还要再牺牲掉多少宝贵的生命？”8月10日，《泰晤士报》又在一篇类似的文章中写道，为了支持“中东政府的愚蠢政策”，“我们今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花掉的金钱可能将高达1亿英镑”。

为了恢复秩序，印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很快恢复了秩序，但要想恢复对乡村地区的控制绝非一时之功。到了10月份，那些交通被切断的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城镇才得到解救，而整个地区直到1921年2月才大体上恢复秩序。为了镇压叛乱，英国人一共付出了近2000人伤亡的代价。其中，丧生人数达到了450人。[20]

英国人并不清楚这场叛乱的源头是什么。阿诺德·威尔逊提交了一份清单，列举了13个可能引发这场叛乱的因素。他特别强调说，费萨尔的支持者和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肯定脱不了干系，而且他们有可能获得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支持。[21]供职于印度事务部的一位情报军官制作了一张涉嫌参与谋划这场叛乱的势力图表，指出费萨尔和土耳其人都参与其中。他尤其强调说，此事与土耳其人有着重大干系，而且他们还在服从柏林通过莫斯科和瑞士传递的命令。[22]他所绘制的这张图表在伦敦的内阁成员中广为流传。

英印政府遇事通常都是做足了准备的，但伊拉克这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起义却让其慌了手脚。阿诺德·威尔逊在1920年底告诉英国内阁：“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会喜欢英国的统治，他们对成立一个阿拉伯人政府并不感兴趣。”[23]倘若真的如此，那么美索不达米亚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就不能被解释为一场阿拉伯独立运动。“我们面对的敌人，”威尔逊说，“是无政府主义加上宗教狂热。这里面几乎没有民族主义的成分。”[24]他认为，那些部落“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为何而战。[25]他在8月中旬时曾说：“这场革命运动早就失去了任何政治诉求，完全变成了一场无政府主义骚乱。”[26]

然而，在伊拉克起义发生之前，中东各地早已麻烦不断，所以阿诺德·威尔逊的说法并不能算是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为什么那些遭人蔑视的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能够成功地坚持反抗协约国？为什么得到英国支持的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半岛的霸权争夺中日渐失势？为什么埃及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英军继续驻扎？为什么阿富汗人要与俄国人相勾结？为什么费萨尔会败给法国人，却又默许他的追随者们袭击英国人？为什么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会发动叛乱？而这一切，为什么都发生在英国经济滑坡，英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力挽狂澜的时刻？

关于中东究竟发生了什么，伦敦方面无法取得共识，但有许多人认定是外部势力操纵了这一切，整个东方世界发生的种种动乱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联系。英国人揣测的罪魁祸首包括：恩维尔帕夏、穆斯塔法·凯末尔、费萨尔、泛伊斯兰主义、德国人、标准石油公司、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事实上，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怀疑不无道理。俄国人一直在找机会削弱英国在亚洲的实力。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其他地方对英国施加压力，那么伊拉克的叛乱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们在英国统治薄弱的区域中选中了波斯，这里正是英俄“大博弈”时期两国时常发生政治冲突的地方。

[1] 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207.

[2] Ibid.,p.209.

[3] Ibid.,p.215.

[4] Ibid.

[5] Elie Kedourie,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Hassocks,Sussex:Harvester Press,1978),p.191.

[6] Winstone,Bell,p.215.

[7] Ibid.,p.219.

[8]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官努里·赛义德在大战期间曾经是费萨尔麾下的得力干将之一，他主张建立一个同时统治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政府；（注：Jukka Nevakivi,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London:Athlone Press,1969),p.177.）而那些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全国大会有关联的美索不达米亚代表则认为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应当由位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两个政府分别管理。——原注

[9] Winstone,Bell,p.220.

[10] Ibid.,p.222.

[11] Howard M.Sachar,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East:1914–1924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9),p.371.

[12] Kedourie,Middle East,p.192.

[13] H.V.F.Winstone,Leachman:‘OC Desert’ (London and New York:Quartet Books,1982),p.208.

[14] Ibid.,p.215.

[15]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56.

[16] Kedourie,Middle East,p.192.

[17] Briton Cooper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1914–1921 (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408.

[18]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Leachman Papers.

[19] Sachar,Middle East,p.372.

[20] Busch,Britain,India,and the Arabs,pp.408–9.

[21]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57.

[22] Ibid.,p.58.

[23]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201.

[24]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200.

[25] Ibid.

[26] Ibid.

52 波斯（伊朗）：1920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英国首相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其他地方，无暇关注波斯的情况。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东方邻邦并不是劳合·乔治很感兴趣的地方。于是，波斯就成了乔治·寇松主管的地区。这位内阁东方委员会的主席从1919年开始又成了英国的外交大臣，他对波斯的关心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

寇松喜欢夸大他所了解地区的重要性，而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波斯专家。众所周知，他曾经在1889年就走访过这片当时的人们知之甚少的土地，而他的著作《波斯与波斯问题》更是英语世界里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相应地，在他看来，英国在这个国家有着重大的利益。

寇松勋爵还带来了他在19世纪萌生的一个构想：在中东建立一条“伊斯兰国家连接线”，作为阻挡俄国扩张的盾牌。[1]无论是在他19世纪后期探索中亚时的思考与写作中，还是在他20世纪初出任印度总督时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俄国的扩张野心始终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从它的扩张前沿地区撤了出来。于是，寇松提议抓住这一时机，把他的“英国支持下的伊斯兰国家连接线”的构想化为现实。在他19世纪的构想中，这条连接线应该横贯整个中东，从奥斯曼帝国延伸到波斯帝国，直抵中亚和阿富汗的各个汗国、埃米尔国。但是，寇松并没有能力去重建如此之长的一条连接线。

迫于温斯顿·丘吉尔和他推行的极端紧缩政策带来的压力，分布在亚洲各地的英军几乎都在撤出，而其中许多地方正是寇松勋爵希望英军能够留下来的。在他构想的整条连接线上，只有波斯还在英国的掌控之中。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寇松依然保持着独断专行的作风。内阁东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埃德温·蒙塔古曾经看过该委员会一次会议的纪要手稿，除了寇松，其他委员会成员在这场会议中都没有出现。纪要中写道：“委员会赞同主席的看法。”“您想必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吧？”蒙塔古在写给寇松的信中说，“整个委员会由主席一人组成，而主席自然赞同主席本人的意见。”[2]但凡是有关波斯的事务，寇松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进的。他全然不顾内阁同僚的迟疑态度，独自一人主导着政策走向。

他曾经在20年前这样写道：“维持波斯的完整应当是大英帝国政治纲领中的关键部分。”[3]因此，维护波斯的领土完整，使其免受俄国侵蚀，一直是他的核心政策目标。只不过，他掌控的政策手段寥寥无几，作用微弱。

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及英属印度在波斯的四个区域拥有小规模驻军。在波斯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有马勒森少将和邓斯特维尔少将分别率领的两支力量单薄的军事代表团，他们在俄国的冒险经历我们曾经在前文中介绍过（见第38章）。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有一些印度军队驻守。另外，在南方，还有一支在大战期间征募的、由英国军官指挥的波斯人部队，即南波斯来复枪部队。不过，在停火协议签署之前，当地部落发动了一场反英叛乱，导致这支部队发生了兵变，还有许多士兵逃亡。因此，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成了一个疑问。

即便英国陆军部和印度政府不要求进一步缩减驻军规模和减少对波斯的援助，这些部队也远远不足以完成寇松勋爵的目标。于是，寇松把精力集中在了组建一个英国指导的新波斯政权这一目标上。在他的构想中，这个新政权应当能够把这片混乱无序、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土地改造成一个能够自我供养、自我防卫的高效的国家，从而不再需要英国的经济援助和驻军。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寇松勋爵试图操纵英国与波斯两国政府签订一份条约。在波斯，当时在位的是日渐衰落的卡扎尔王朝[4]的最后一任国王——软弱的年轻国王艾哈迈德·沙阿[5]。这位国王并不会给寇松带来任何麻烦，他担心拒绝英国人会让自己性命不保。与此同时，他还每年从英国政府那里领取一笔资助，条件是必须保证由一位亲英的首相掌权。在寇松勋爵的监督之下，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与波斯首相及其两位同僚签订了一份条约——波斯方面的这三位谈判代表为此向英国秘密索取了13万英镑的贿赂。[6]

1919年8月9日签订的这份《英波协定》让寇松十分自豪。“伟大的胜利，”他写道，“而且全是我一人之功。”[7]根据这份协定，英国人可以在波斯修建全国性的铁路网络，而英国专家将负责整顿波斯的财政。英国还将向波斯提供贷款以支持这两项事业。为了保证波斯能够偿付贷款，该国的海关事务将由英国官员监督。

在寇松看来，这份协定可以提高波斯的独立性。他没有预料到其他人会在这份协定的基础上构建出别的东西。他没有想过，由于这份协定似乎给了英国独占波斯的政治特权，那些对石油问题十分敏感的盟友——法国和美国——可能会反对这一协定。同样，他也没有料到波斯国内的情绪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他想当然地以为，波斯会像以往一样担心俄国的扩张野心，因而愿意得到他国的保护。但实际上，随着俄罗斯帝国于1917年崩溃，波斯对俄国的恐惧似乎消失了。到了1919年，对于在一片混乱的波斯国土上仍然享有权力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地方上和部落的领导阶层而言，英国成了唯一可能会威胁到其自治权的欧洲强国。至于公众舆论方面，在德黑兰的26种报章或杂志中，有25种谴责了《英波协定》。[8]

《英波协定》刚刚生效不久，伦敦和德黑兰政府就发现，根据波斯宪法的规定，该国签署的所有条约都必须获得马吉里（Majlis，波斯的立法机构）的批准。而在1915年之后，马吉里就没有召开过会议，英波两国政府在签订协定时也忽视了它的存在。

在当时的传统外交圈子看来，立法机关拒不批准本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立法机关对条约的批准只是个技术性的细节，谈判的参与者很容易忽视这一环节的存在。但是，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变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寇松勋爵认为，由波斯立法机关批准这一条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借此向英国内阁中的同僚和法美两国的批评者证明，这一条约表达了波斯国家的真实意愿。尽管马吉里算不上一个完美的民意代表机构，但也只有这个机构的投票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然而，德黑兰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的首相们却都不愿意召集马吉里开会，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对议员的控制。但不经过立法机构批准，条约就无法生效。于是，波斯依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下，英国官员担心波斯在这种状态下很容易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与煽动的影响。

自始至终，布尔什维克政府所宣称的波斯政策都与英国的政策截然不同。1918年初，苏维埃政府谴责了沙俄对波斯的政治与军事诉求，称这些要求都侵犯了波斯的主权。到了1919年初夏，苏维埃政府又放弃了沙俄在波斯境内的一切经济诉求，免除了波斯拖欠沙俄的债务，取消了沙俄在波斯享有的全部特权，并放弃了沙俄在波斯的全部财产。当然，我们可以说苏维埃政府放弃的只不过是它没有能力索取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真的放弃任何东西。但是，苏俄在1919年夏天放弃经济诉求的举动，还是让在当年夏天签订了《英波协定》，在经济方面向寇松勋爵做出了大量让步的波斯人感到松了一口气。对波斯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至少可以暂时不去担心苏俄的野心了。因此，他们对打着保护波斯的旗号，却对波斯进行严密控制的寇松勋爵的做法产生了强烈不满。

于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了。1919年末到1920年初的冬季已经过去，《英波协定》却依旧迟迟得不到批准。寇松对此无能为力，十分沮丧。到了1920年春天，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1918年8月，在邓斯特维尔少将的军事代表团进占巴库继而又撤出的军事行动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上校戴维·T.诺里斯（David T.Norris）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军舰队前去控制里海，以支援邓斯特维尔。1919年夏天，英国政府把这支舰队交给了邓尼金将军麾下的白军，使其参与了俄国内战。邓尼金失败之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驾驶着这支舰队残存的18艘舰艇来到安扎利港寻求庇护。这座里海沿岸的小城是波斯的重要港口，此时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基地。当地的波斯官员和尚留在此地的英国和印度守军将这支舰队扣押了下来。到1920年春天，英国和波斯政府依然没有想好应当怎样处理这支舰队。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实力上，这支舰队依然有能力把持里海的控制权。

1920年5月18日清晨，13艘苏俄战舰对安扎利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舰炮的火力掩护下，苏俄军队在安扎利港登陆，截断了驻扎在一个半岛顶端的英国守军的退路。在徒劳地请示了远在德黑兰的上级之后，被困的英军指挥官决定接受苏俄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可以撤离安扎利港，但是必须把全部武器装备和邓尼金的舰队都交给布尔什维克。

几星期之后，波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扎利港所在的吉兰省（Gilan）宣布成立，波斯共产党也在该省创立，以支持这一政权。俄国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苏俄政府却矢口否认这一点。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承认自己曾经下令进攻安扎利港。苏俄发言人声称，是当地的苏俄海军指挥官自作主张夺取了安扎利港。

如果说《英波协定》和英国在波斯的主导地位还算有过什么正当理由的话，那么安扎利港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也让这些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了。英国曾承诺要保卫波斯，使其免受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侵袭，但现在看来，它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安扎利港的守军撤出之后，英国陆军部又赶忙下令从波斯撤出其余的英军。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给乔治·寇松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与布尔什维克议和有其道理，与布尔什维克开战亦有其道理，唯有当前奉行的政策毫无道理。[9]波斯的新任首相表示，《英波协定》已经被暂时搁置。对于此时的局势，英国首相完全怪罪于他的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说，让英国在波斯承担本来不该由它承担的责任，这几乎完全是寇松造成的。[10]

1920年夏末，由苏俄代表列夫·加米涅夫担任团长的一个和平代表团来到伦敦，试图结束苏俄与其大战期间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加米涅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列宁多年的政治密友。在伦敦期间，加米涅夫似乎留意到了伊拉克的起义活动给英国政府造成了多大的冲击，他意识到苏俄政府可以利用波斯的局势使英国在伊拉克的困境进一步恶化。在一份从伦敦发给远在莫斯科的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的密电（但被英国情报机关解码）中，加米涅夫表示“在波斯北部对英国军队施压，有助于让美索不达米亚的起义军站住阵脚”。他接着写道，一场从波斯的安扎利港延伸到伊拉克巴格达的革命“将危及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打破亚洲的政治格局”。[11]这是一场动乱与另一场动乱之间的联系，英国官员毫无缘由地笃信这一点。但是，与他们的看法不同，只有波斯北部的事件（以及阿富汗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苏俄直接操纵的。

1920年秋天，一位新的英军指挥官——埃德蒙·艾恩赛德[12]少将——前来就任，负责应对波斯北部的局势。他对时局的看法与寇松勋爵大相径庭。艾恩赛德是个身高超过190厘米、体重125千克的强硬人物，他毫不犹豫地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13]与丘吉尔一样，艾恩赛德也认为除非能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全面战争，将其一举击败，否则其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尝试都是愚蠢和徒劳的。在他看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俄双方各退一步，分别撤军，前提是要能够保留一个有能力管理国家的波斯政府。

在整个波斯北部地区，只有一支在某种程度上能算作本土部队的力量能为艾恩赛德所用——由俄国沙皇于1879年组建，用于保卫波斯沙阿的波斯哥萨克师。但是，这支由俄国组建和领导的部队也有它的问题：它的指挥官和为数不少的军官、士官都是俄国人，而且它曾长年接受俄国的资助。俄国爆发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开始负责资助这支部队。但是，在1920年，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一位名叫弗谢沃洛德·斯塔罗塞尔斯基（Vsevolod Starosselski）的俄国上校却拒绝执行英国人的命令。尽管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他仍然坚持维护“俄国利益”。[14]

艾恩赛德将军将波斯哥萨克师视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这支军队的主体还是波斯人，俄国人只是少数：它拥有6000名波斯士兵和237位波斯军官，而只有56名俄国军官和66名俄国士官。[15]其俄国指挥官斯塔罗塞尔斯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他起初对波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取得了一些胜利，后来的战绩却是一败涂地。

艾恩赛德迅速采取行动，设法解除了斯塔罗塞尔斯基的职务，随后又赶走了斯塔罗塞尔斯基的继任者。在他们留下的位置上，艾恩赛德安排了一位强悍、顽固的波斯上校礼萨汗（Reza Khan），此人后来被艾恩赛德称作他所见过的“最有男子汉气概的波斯人”。[16]

艾恩赛德知道，英国陆军部计划在1921年将英军完全撤出波斯。因此，他决定让礼萨汗在英国人离开后统治这个国家。1921年2月12日，艾恩赛德告诉礼萨汗，如果他打算发动政变，剩余的英军不会加以阻挠，唯一的条件就是他必须答应不废黜英国支持的君主艾哈迈德·沙阿。礼萨汗同意了。[17]

2月15日，艾恩赛德与波斯君主会面，但未能说服他任命礼萨汗为高官。于是，礼萨汗于2月21日率领3000名哥萨克师士兵进入德黑兰夺取了政权，自封为波斯武装部队总司令。“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艾恩赛德在听说这一消息后评论道，“似乎所有人都认定是我策划了这场政变。严格地说，我想确实是我干的。”[18]

实际上，直到一位美国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进行了相关研究，艾恩赛德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才真相大白。[19]在伦敦，英国官员并不知道艾恩赛德曾经参与其中。因此，波斯发生的种种先是让他们感到困惑，继而又让他们觉得沮丧。1921年2月26日，刚刚掌权五天的德黑兰新政府正式拒绝了《英波协定》。同日，它命令波斯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与苏俄签署了一份条约，这也是这个新政府签署的第一份外交条约。2月26日发生的这两件事标志着波斯态度的革命性转变——波斯从接受英国保护、反对俄国，变成了接受俄国保护、反对英国。与此同时，苏俄与另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签订了条约。而就在一个月之后，苏俄与土耳其凯末尔政权之间的条约也正式签署。英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博弈”中一直与俄国争夺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这三个国家，而它们的新统治者上台后做出的第一个外交选择都是与莫斯科签订条约。不仅如此，土耳其凯末尔政权还在苏俄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与阿富汗签订了条约——这也是该政权首次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签订条约。在苏俄的保护下，莫斯科新收获的伊斯兰友邦联起手来反对英国。这些条约中都明确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毫无疑问它们针对的就是英帝国主义。于是，英国官员们再一次感到，东方这些反对英国的叛乱活动都是彼此联系的。

寇松勋爵曾在1918年说：“法国可能在未来成为我们最害怕的强国。”可是到了1920年，他又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比苏俄在东方对大英帝国造成的威胁更可怕的挑战。”[20]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饱经世界大战、革命与内战摧残的俄国有多么强大，而是说布尔什维克可能在东方世界四处煽动当地的危险分子。在俄国人的怂恿之下，恩维尔在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中的同僚杰马尔帕夏于1920年动身前往阿富汗，担任军事顾问。杰马尔帕夏的行动恰恰诠释了英国政府最害怕的事情：C.U.P.、战败的德国的残存影响力、泛伊斯兰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所有这些力量走到了一起，即将在大英帝国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它致命一击。

就这样，苏俄开始支持波斯民族主义反对英国。加米涅夫相信，在波斯向英国施压，或许可以帮助邻近的伊拉克境内的叛军继续反抗英国的统治。与此同时，受到苏俄支持、由青年土耳其人运动促成（英国人是这么认为的）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威胁着劳合·乔治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和约。此外，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反抗者也走上街头，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与叙利亚的费萨尔则带着部队走上战场，他们在各个地方抗拒着英国人安排给他们的命运。对于经济面临崩溃，无力处理外部乱局的英国来说，中东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麻烦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敌人：苏维埃俄国。

[1] Kenneth O.Morgan,Consensus and Disunity: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Government,1918–192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119.

[2] Harold Nicolson,Curzon:The Last Phase,1919–1925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34),p.134.

[3] Ibid.,p.122.

[4] 卡扎尔王朝（Kadjar dynasty），1789—1925年统治波斯的王朝。——译者注

[5] 艾哈迈德·沙阿（Ahmed Shah，1898—1930），卡扎尔王朝末代国王，后于1923年离开波斯前往欧洲，于1925年被正式废黜。1930年在法国巴黎去世。——译者注

[6] Richard H.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1917–1921,Vol.3:The Anglo-Soviet Accor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353.

[7] Nicolson,Curzon,p.138.

[8] 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Vol.3,p.352,n.11.

[9]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p.1103.

[10]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202.

[11] 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Vol.3,p.374.

[12] 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e，1880—1959），第一代艾恩赛德男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短暂担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后获得元帅军衔。——译者注

[13] Ibid.,p.380.

[14] Ibid.,p.378.

[15] Ibid.,p.377.

[16] Ibid.,p.386.

[17] 不过，礼萨汗还是在1925年废黜了当时居住在巴黎的艾哈迈德·沙阿，自立为王，即礼萨·沙阿·巴列维国王，开创了巴列维王朝。1935年，礼萨·沙阿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原注

[18] Ibid.,p.388.

[19] Professor Richard H.Ullma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in the work cited above.

[20] John Darwin,Britain,Egypt,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1918–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1),p.214.

第十一部分 俄国重返中东

53 揭去敌人的面纱

I

诚然，苏俄的确支持了波斯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试图帮助伊拉克的反抗分子。但是，俄国人既没有煽动，也没有指导这些运动。英国人指责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参与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国际阴谋，煽动了横跨整个中东的多场叛乱。他们对此越发深信不疑，但这并不是事实。各地的起义都发端于当地的特定局势，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许多场运动还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尽管苏俄试图对这些地方性运动加以利用，但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在这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英国人的看法里有一点是正确的：英国已经与新兴的苏俄政权产生了冲突，而且试图利用当地反抗力量来反对英国统治的布尔什维克的确将中东视作英俄冲突的主要舞台之一。

英国和其他协约国的官员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政变并非仅仅在世界大战中意外地帮助了德国那么简单，帮助德国根本就是布尔什维克政变的主要动机。因此，这些官员将布尔什维克视作敌方的代理人，而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幌子和宣传工具。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与英国官员，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英国官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产生的一种观点十分契合——他们把德国支持下的布尔什维主义放在了一种更古老的阴谋论框架中去理解：亲德的国际犹太人阴谋。

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了犹太人的亲德态度。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曾经向英国政府汇报说，青年土耳其党是犹太人手中的工具。今天的历史学家知道，菲茨莫里斯报告的内容并非事实，但是他的说法在当时被广为接受。等到C.U.P.执掌了国家权力，将奥斯曼帝国驶向德国的轨道，这就更成了犹太人与德国结盟的明证。

持这种观点的中东问题行家——如温盖特和克莱顿这些人——相信，伊斯兰教是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兼哈里发可以随意使用的一种武器。英国政界认为，既然犹太人控制下的青年土耳其党已经掌控了奥斯曼帝国政府，那么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和泛突厥主义运动就都已经落入了德国—犹太联盟的手中。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英国官员才将俄国的第二次革命视作这个大阴谋的最新表现。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中有多位犹太人，因此，在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来，让布尔什维克掌权不仅是德国人的目标，更是犹太人的计划。

于是，当战后的中东频繁爆发叛乱之际，英国官员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一个长期阴谋的一部分。英国的情报部门将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金融家、泛阿拉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伊斯兰教和俄国都描述为国际犹太人以及普鲁士主导下的德国联手筹划的大阴谋中的代理人。英国政界认为，像恩维尔和凯末尔这样的死敌其实是在为同一个阵营服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

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采取行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犹情绪，英国官员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一定能改变他们有关犹太人控制了伊斯兰教的观点。英国人认为，伊斯兰教完全在哈里发的掌控下，而哈里发又是英国的敌人手中的棋子。这点让英国人十分担心。奇怪的是，即便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已经形同囚徒，被关押于伊斯坦布尔之后，英国人依然持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显然无法管理好自己，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应当由谁来统治——是土耳其傀儡背后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呢，还是英国人呢？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正派、诚实，而敌人的优势在于土耳其人的政府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政府。因此，他们认定，就像布尔什维主义、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一样，伊斯兰教也是犹太金融家和普鲁士将军们用来阴谋损害英国的工具。

把整个事情放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观察，我们会看到这个阴谋论几乎荒唐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许多原本头脑清醒正常、能够获得充分信息的英国官员对这个阴谋论全盘接受，至少是部分相信。此外，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亚历山大·帕尔乌斯的所作所为。帕尔乌斯正是一个密谋帮助德国摧毁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他与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联系密切，并且在布尔什维克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场起义能够帮助德国赢得战争。他在战后也确实继续从事密谋工作。他符合温盖特和克莱顿对犹太人的全部想象：富有、从事颠覆活动、亲德。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英国情报机关在战后几年中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没有那么荒诞了。1919年5月5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短短半年之后，一名英国情报人员向阿拉伯局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源于他与在瑞士避难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的大量谈话。在阿拉伯局的情报人员看来，协约国的胜利并没有终结敌人的反英情绪。相反，柏林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局在印度、埃及、土耳其、波斯和其他地方继续着战时的工作，到处煽动“伊斯兰起义”。“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敌人已经联起手来，目标就是推翻英国在东方的统治，”这名情报人员报告说，“他们依靠德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支持……”[1]这份报告指出，为中东叛军和布尔什维克充当中间人的正是亚历山大·帕尔乌斯。

在美索不达米亚于次年爆发暴力事件之后，又有更多观点相似的情报报告浮现了出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份报告来自供职于印度事务部政治司的特别情报官N.N.E.布雷（N.N.E.Bray）。上文提到过的那份于1920年夏末流传于英国内阁的密谋关系图表正出自此人之手。布雷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都是由柏林方面通过瑞士和莫斯科煽动起来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也各怀鬼胎，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2]

布雷要求英国政府查出操纵这个影响广泛的国际阴谋的“规模不大的核心组织”。[3]英国政府始终未能找到这个组织，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英国政府内的主流意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相信，英国的中东领地上发生的诸多叛乱是外部敌对势力协调策动的产物。英国外交部有几名官员认为，中东乱局的源头还是在这些中东国家内部，但持这种观点的官员只占少数。

事实上，的确有一股外部力量与中东所有的乱局有关，但英国政界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股力量就是英国自己。中东地区的居民以厌恶外邦人而闻名，而且这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地区对被非穆斯林统治一事尤为敏感。因此，如果一个外来的基督教国家想在这里建立统治，它就应当预料到会遭遇当地人民的敌意。在中东世界，无论英国统治者走到哪里，他们都被一片阴影笼罩着，而那片阴影就是他们自己。

英国在中东面对着的，是当地人持久，甚至永无止境的反抗。这些反抗往往是单独发生的，经常只是些偶发事件。它们并不是由外国人策划的，而是针对外国人的。倘若大英帝国能在中东维持一支百万人规模的占领军，当地的居民可能会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已经无法避免，奋起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从而屈服于现状。但是，只要英国开始撤军，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叛乱就变得无法避免了。然而，正如基钦纳及其同僚在1908年之后将自己在中东的失败经历归咎于他人一样，英国的中东政策执行者们依然把自己面对的麻烦归咎于所谓受犹太人控制、受德国人影响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及其所谓国际分支（主要是伊斯兰势力和后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他们怪罪的对象一直从恩维尔延伸到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和列宁。

II

1920年，一本哗众取宠、号称揭露了所谓全球阴谋起源的书首次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名叫《犹太人之祸》（The Jewish Peril），是《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一书的英译版。与此同时，该书的法文版也在巴黎出版。据说，这本书是19世纪末一次犹太人和共济会会议的纪要，他们在此次会议上密谋推翻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世界，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共济会共同统治的世界国家。

《锡安长老会纪要》最早出现在俄国，分别于1903年和1905年以报纸刊载和出版成书的形式发行。据说，这本书是由沙皇俄国的一位名叫谢尔盖·尼卢斯（Sergei Nilus）的官员发现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这本书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是，由于多位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同时共产主义理念与《锡安长老会纪要》中提出的理念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本书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开始广为流传。因此，在1920年，伦敦和巴黎开始有一些人对尼卢斯的说辞信以为真。《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解释了为什么在东方各地会发生那么多针对英国的奇怪叛乱。

一直到了1921年夏天，也就是《锡安长老会纪要》在伦敦和巴黎流传了一年之后，才由《泰晤士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菲利普·格雷夫斯证明了其虚假性。菲利普·格雷夫斯揭露说，该书是由沙皇俄国的秘密警察一手炮制的。一位名叫米哈伊尔·拉斯罗夫列夫（Michael Raslovlef，此人的姓名直到1978年才公之于众）的白军流亡者告诉格雷夫斯，这本书甚至不是由沙俄的秘密警察亲自撰写的，而是剽窃的产物。拉斯罗夫列夫之所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格雷夫斯，只是因为他“急需用钱”。他向格雷夫斯证明，《锡安长老会纪要》里面整段整段的内容都抄自一位法国律师分别于1864年和1865年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出版的讽刺拿破仑三世的作品。[4]这部作品鲜为人知，只有寥寥几本尚存世上。拉斯罗夫列夫展示给格雷夫斯的那本是他从一名前沙俄秘密警察手中购买的，《泰晤士报》又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找到了一本。拉斯罗夫列夫说，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存世量如此之少的话，肯定会有人在《锡安长老会纪要》出版之际就意识到这是一部剽窃之作。（人们后来发现，《锡安长老会纪要》还剽窃了其他一些书的内容，包括与那本法国讽刺作品出版时间几乎相同的一本幻想小说。）

III

在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英国舆论界看来，英国在中东遭遇的种种挫败不应当怪罪在外国阴谋家的头上，而应当归咎于英国官员，尤其是那些亲阿拉伯分子。伊拉克的起义让《泰晤士报》的一位中东特约记者大受震动，他在1920年9月20日发表的一份通讯中写道：“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我认为开罗的阿拉伯局、开罗的总司令部、巴勒斯坦占领区管理局和去年设立的叙利亚占领区管理局都对今天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控说：“英国的泛阿拉伯主义宣传是对当今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之一。”除了少数几名真心支持阿拉伯独立的英国官员之外，他谴责了那些“对阿拉伯人自我治理毫无信心，却坚信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命极度危险的英国官员”，称他们打着阿拉伯独立的旗号操控着阿拉伯事务。他没有明确点出温盖特、克莱顿和霍格斯的名字，但是他描述的正是他们。他认为，导致中东乱局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恰恰是这些人。

《泰晤士报》在当天的一篇头版文章中指责了阿拉伯局长期以来的一种设想，即在中东建立一个以侯赛因为国王的阿拉伯邦联：“……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应再做这个不切实际的阿拉伯邦联迷梦。”一年之后的1921年9月27日，《泰晤士报》驳斥了阿拉伯局提出的所谓英国在伊斯兰世界有着特殊使命的说法。《泰晤士报》意识到，在中东爆发的穆斯林叛乱往往都是针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统治的。该报写道：“这绝不是某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危险在于英国承担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任务。该报认为，英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国内的经济挑战。英国需要对国内进行投资，以便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实现复苏。因此，一个将大把金钱花在中东冒险上的政府才是对英国的最大威胁。《泰晤士报》在1921年7月18日的社论中就此事谴责了英国政府，文章说：“自从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他们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半游牧部落身上花费了将近1.5亿英镑的巨资；而与此同时，他们每年花在贫民窟改造上的资金却只有区区20万英镑，还被迫暂停了《1918年教育法案》规定下的全部开支。”

不过，就在《泰晤士报》指出英国的危险来自英国官僚体系的同时，英国官僚体系中的大部分人却依然把注意力放在苏俄对中东的威胁，以及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威胁的问题上。

[1] Kew.Public Record Office.Arab Bureau Papers.Foreign Office 882.Vol.23.Document M1/19/9.

[2]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58.

[3] Ibid.

[4] The Times,16 August 1985,p.11.

54 在中东面对苏俄的挑战

I

在英国政府中，主要由三个部门负责应对中东的俄国问题——外交部、陆军部和印度事务部。不过，这三个部门的首脑在苏俄挑战的本质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这两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在1919年成为外交大臣的寇松勋爵一直坚守着“大博弈”思维，他主张英国应当在中东占据前伸防御阵地，以防范苏俄。他认为，英军应该进驻外高加索（这一地区已经脱离了苏俄）和波斯北部进行防御准备。他与同样担任过印度总督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哈丁男爵都认为，一旦苏俄在中东占领了某一片区域，就会引起相邻区域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印度的沦丧。[1]

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和印度总督、第三代切姆斯福德男爵（3rd Baron Chelmsford）弗雷德里克·约翰·纳皮尔·塞西杰（Frederic John Napier Thesiger）对此持不同意见。蒙塔古和切姆斯福德男爵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在中东主要对英国构成政治上的威胁，而非军事上的威胁。他们主张，英国应当与苏俄争夺亚洲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英国目前采取的政策可能会把这些势力推入莫斯科的怀抱，而英军的存在只会进一步加大英国与这些势力之间的隔阂。

1920年初，蒙塔古在写给寇松的信中说，“布尔什维克对波斯和印度的威胁”基本上是英国政府奉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的产物。“我们本可以让那些泛伊斯兰主义者以大不列颠为友”，他写道，但是“我们却让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人”。[2]自然，自从基钦纳伯爵于1914年开始掌管伦敦的中东政策之后，印度政府就对其政策持反对态度。在1920年写这封信之前，蒙塔古也一直在抨击英国政府的亲阿拉伯政策和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对于基钦纳一派所持的“伊斯兰教是由英国的敌人掌控和指挥的一股力量”的观点，他也一直持反对态度。

1921年初，切姆斯福德男爵在发给蒙塔古的电报中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评论说，1914年之前，英国是“帮助伊斯兰教对抗俄国恶魔的英雄”。[3]但现在，劳合·乔治强加在无助的奥斯曼帝国头上的严苛的《色佛尔和约》，以及寇松强加在别无选择的波斯帝国头上的单边条约，都生动地向印度的穆斯林表明“英国在压迫伊斯兰教”。[4]而在战争中催生出了新政权的俄国，至少在中东问题上倡导着民族独立。在这位印度总督看来，要想阻止俄国布尔什维克势力扩张至中东，长远的解决方案并非建立前伸的军事阵地，而是支持该地区穆斯林人口的“民族主义精神”。毕竟，伊斯兰教信仰的基本信条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民族主义精神则会让他们起来反对俄国的扩张。[5]他认为，英国不应当在中东维持军事存在，甚至连经济存在也毫无必要，因为这可能会让当地的领袖人物把英国当作对其独立性的最大威胁。

在这一时期负责指挥波斯北部遗留英军的埃德蒙·艾恩赛德少将认为，他的部队根本就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在他看来，印度西北边境崎岖不平的地形提供了绝佳的防御阵地，英军完全没有必要做前伸防御。更何况，在波斯为印度设立前伸防御阵地，就必须修建一条漫长的交通线，因此这一战略非常不切实际。[6]

最终，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争论由陆军部来做了了断。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指出，他根本没有足够的部队去执行寇松勋爵倡导的前进政策，于是驳回了外交部主张的中东政策。他在1920年向英国内阁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称，英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备役部队在必要的时候增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守军。[7]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节约资源，把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使用在最重要的地方。无论是波斯还是高加索，显然都不在此列。

1920年初，身兼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主张，即便英国有能力向波斯和高加索边境派兵，他们也更应该被派到俄国去，帮助那里的沙俄将领们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丘吉尔对克里姆林宫新统治者的话信以为真，他把他们描述为国际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他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因此，丘吉尔不认为他们会追寻俄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或帝国主义目标。但是，他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中东的目标与沙俄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8]

丘吉尔和他的部分同僚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亚洲的伊斯兰世界对英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的这一态度在1920年某次内阁成员会议的纪要中表露无遗：“每一天，他们都在向着东方的布哈拉和阿富汗大步前进，还在中东地区针对英国展开了常态化的宣传攻势，方法得当，无所不包。”[9]帝国总参谋长警告诸位内阁大臣说：“布尔什维克将把里海收入囊中……在波斯北部制造事端。动乱将会波及依然动荡不安的阿富汗，进而影响印度。据说，印度的局势已经处于过去30年中最危险的状态。”[10]无独有偶，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首相的信中发问道：“倘若布尔什维克占据了高加索地区，并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联起手来，我们将如何应对？他们还可能控制住里海，入侵波斯北部；或是霸占中亚突厥人聚居区，与阿富汗联手从外部威胁印度，同时又在印度内部煽动革命。”[11]

在公众的眼中，发生在布尔什维克与获得英国资助的白军之间的俄国内战是丘吉尔的私人战争。白军在1919年末开始败退，继而在1920年初土崩瓦解，而这一失败又被视作丘吉尔本人的又一次惨重失败。首相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说：“我认为你过分执迷于俄国事务了。我想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你并没有将足够的才干、精力与勇气用在削减开支这件事上。”[12]几个月后，当再一次谈到丘吉尔与俄国问题时，首相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了。帝国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他认为温斯顿已经发了疯……”[13]

不过，作为一位依赖在下议院占多数的保守党支持的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还是不得不允许他的这位陆军大臣去支持俄国白军，直到白军已经败象毕露。不过，到了白军崩溃的时候，首相也不介意谋求与红军达成某种协议。他并不担心布尔什维克在中东的帝国野心，正如他不曾担心沙皇在中东的帝国野心一样。

首相相信可以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于是回到了他所属的自由党的传统道路上。在他以前的同僚阿斯奎斯和格雷看来，俄国人在中东的一些诉求，比如梦寐以求的暖水港，是不无道理的，而且只要满足了他们的这些要求，俄国人是不会得寸进尺的。劳合·乔治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俄国对印度的威胁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缺乏威胁印度所需的必要资源。而且，“就算在俄国人有充足装备的时候，他们也无法翻越那些山地”。[14]诚然，布尔什维克在印度的宣传可能会构成威胁，但他认为“靠军事封锁是挡不住思想渗透的”。[15]

从1920年到1921年初，劳合·乔治与莫斯科方面就一项贸易协议展开了谈判。如果这一贸易协议能够达成，英国就等同于在实际上承认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并且把俄国带回到国际社会之中。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他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方面停止其在波斯、阿富汗和东方其他地区的海外宣传，这是谈判的先决条件。里德尔在日记中写道：“劳合·乔治认为列宁会同意的。”[16]但事实恰恰相反。苏维埃政府在发给谈判代表的电报中指示道：“我们只能在与英国的政治谈判中同意在东方做出让步，且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在东方做出类似的让步。至于具体在哪些问题上让步，可以留待以后再做讨论。”[17]从中可以看出，俄国人在中东的帝国野心依旧，而且其野心要比劳合·乔治设想的大得多。

[1] Richard H.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1917–1921,Vol.3:The Anglo-Soviet Accor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324.

[2] Ibid.,p.328.

[3] Ibid.

[4] Ibid.,p.329.

[5] Ibid.

[6] Ibid.,p.327.

[7] Ibid.,p.326–7.

[8] Ibid.,p.326.

[9] Martin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pp.988–9.

[10] Ibid.,p.989.

[11] Ibid.,p.1025.

[1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331.

[13] Ibid.,p.371.

[14]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163.

[15] Ibid.

[16] Ibid.

[17] Ullman,Anglo-Soviet Relations,Vol.3,p.427.

55 莫斯科的目标

I

就在英国的领导层就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与俄国的帝国主义之异同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也在争论这一问题，并且要据此来决定他们在战后的中东政策。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俄罗斯帝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邻国的土地。据计算，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之前的400年里，平均每天要从其邻国夺取50平方英里的土地。[1]随着对外国土地的征服，俄国也获得了外族人口。1897年，俄国在进行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时发现，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臣民都不是俄罗斯人，其中突厥语族的人口比例就超过了10%，而穆斯林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14%。

多年以来，列宁一直主张俄罗斯之外的各民族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在理论上，他坚决反对他所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在1915年提到，伟大的俄国工人阶级必须要求俄国政府撤出蒙古、中亚和波斯。[2]

在191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克服了来自同僚们的阻力，推动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非俄罗斯民族均有分离的自由。

但是，被列宁安排负责民族事务的那位同僚却有着不同的想法。此人就是来自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 Dzhugashvili）。他在使用过多个化名之后，给自己取了个俄罗斯名字：斯大林。在民族问题方面，斯大林虽然在表面上表示遵从列宁的观点，但其实并不认同。实际上，他在民族问题与苏联的组成方式问题上与列宁有着巨大分歧。在列宁的设想中，每一个苏维埃国家——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形形色色的其他国家——都应当是独立的国家，只是基于彼此之间的条约像盟友一样展开合作。而在斯大林看来，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都应当依附于俄罗斯。最终，斯大林的方案占了上风。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的成立。

II

在实际操作层面，列宁与斯大林的方案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

列宁认为，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欧洲各民族应当有争取独立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见显然与斯大林相左。不过，有证据表明，列宁私下里认为中东各民族不应当获得独立，至少在短期内不行。[3]在斯大林看来，中东各民族永远都不应当独立，这自然与列宁的观点不同，但是在短期这个时间范围内，他们两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虽然列宁不同意强迫非俄罗斯民族屈服于俄罗斯的统治，但是与斯大林一样，列宁并不介意迫使非布尔什维克屈服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斯大林的政策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并不像理论层面上那样大。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解放了曾经在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非俄罗斯部分，并在当地建立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

但是，在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大多是俄罗斯人，而占多数的非布尔什维克大多是当地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对非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列宁的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俄罗斯人对非俄罗斯人的统治（斯大林的政策）。

III

起初，布尔什维克政府向中亚的当地人承诺将给予他们自由。在1917年底，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之后，苏维埃发布公告寻求支持。在这份有列宁和斯大林签字的公告中，苏维埃政府承认穆斯林人口有权完全自主地组织本民族的国家生活。[4]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是否还会试图再度统治沙俄版图内的中东殖民地呢？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政策会告诉伦敦，他们究竟是共产主义革命者，还是俄罗斯帝国主义者。

俄国版图内的中东地区，即中亚突厥人聚居区，是历代沙皇从曾经独立的伊斯兰世界里巧取豪夺的一片殖民地。正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和亚非两洲其他一些部落地区一样，这一地区也是被现代化的欧洲武力征服的。像其他殖民地一样，这一地区的经济也饱受其欧洲宗主的掠夺，当地人对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充满了仇恨。对于操着突厥语族语言的穆斯林人口而言，没有什么人比抢夺自己土地的俄国人更可恨了。

外部世界对深处欧亚大陆腹地的突厥人聚居区知之甚少。俄国统治下的突厥人聚居区，其面积大约150万平方英里。位于其东部边境的庞大山脉阻隔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空气，因此其大部分土地都是干旱且缺乏树木的平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地人口近1000万，大部分讲突厥语族语言，其中约有20%~25%是游牧民或半游牧民，其他人则聚居在丰饶的绿洲城镇周围。

1914年爆发的战争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让中亚地区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部分要归咎于当地的辽阔土地和地形条件，以及复杂的人口结构。即便在最好的年月，这片边疆地区也堪称动荡不安，充斥着部族斗争和原住民对俄国殖民活动的反抗。尽管突厥人聚居区远离战争前线，但俄国在战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却激起了当地部落的反抗。在彼得格勒发生了两次革命之后，当地的政府更是彻底瘫痪。社会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封建领袖的复辟企图遭到了人数较少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抗拒。形形色色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团体层出不穷，扛起各自的旗帜相互厮杀。军队、武装集团和强盗团伙在沙漠和辽阔空旷的平原间神出鬼没。

战争与革命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难民想要逃出来，而冒险家想要冲进去。德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来自其他十几个民族的军人涌出战俘营，追寻着各自的目标。大篷车和车厢破烂的火车行驶在荒芜的中亚大地上，上面搭载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身份、目标与动机扑朔迷离。苏维埃政权相信，或是假装相信，外国策划的种种阴谋正在此地的炎炎烈日下生长、成熟。

在革命后混乱的几年里，中亚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本土政权，莫斯科方面将它们视为眼中钉。1917年底，中亚的穆斯林在浩罕汗国的故都、位于费尔干纳（Fergana）盆地西部的浩罕建立政权，与塔什干苏维埃（这个苏维埃里面一个穆斯林也没有，完全由俄罗斯移民组成）对立。浩罕政权既缺乏金钱和武器，也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斯大林根本不承认这个政权。1918年2月18日，红军攻占了浩罕。然而，从浩罕城中却走出来一批游击武装，这些组织松散的武装团伙发起了一场被称作巴斯玛奇（Basmachis）的运动，他们将会在未来困扰俄国人多年。

苏俄政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抵抗组织各个击破。正如哈萨克人在1918年发现的那样，当地人根本得不到俄国白军的支持，因为白军也反对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生活在中亚平原上的哈萨克人曾经宣布自治，并请求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5]帮助他们抵御布尔什维克。结果，他们发现高尔察克也是他们的敌人。

对苏维埃政权的计划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希瓦和布哈拉的“本土政权”，这两个中亚国家曾经是沙俄治下的保护国。由于位于与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带，它们可以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并且可以成为反苏维埃联盟的一个核心根据地。

趁希瓦发生内乱，红军于1920年9月13日夺取希瓦，并建立起一个与苏维埃政权结盟的政权。此后，莫斯科方面屡次更换希瓦政权的领导层，为将希瓦最终并入苏联铺平了道路。

在希瓦政权覆灭后，布哈拉成了中亚地区突厥语族民族运动的最后堡垒。在对付布哈拉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发现可以利用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正是此人，被英国情报机关认定一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背后的阴谋家。

[1] 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17–1923,rev.ed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

[2] Lenin,Collected Works,Vol.19,p.254,quoted in 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y in China,1912–192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1968),p.21.

[3] 巴什基尔人（Bashkir）领袖泽基·瓦利迪·托甘（Zeki Velidi Togan）在多年后提到，列宁曾在1920年告诉他，这些殖民地地区的问题在于缺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理论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国家的领导，但是在东方国家却缺乏能够领导农民的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东方各民族暂时还没有做好获得自由的准备。据托甘说，列宁曾表示，即便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都取得胜利之后，曾经受欧洲列强统治的前殖民地地区也仍然应当暂时接受原宗主国的监护，直到它们发育出自己的工人阶级。（注：Olaf Caroe,Soviet Empire: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2nd ed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7),p.111.）——原注

[4] Pipe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p.155.

[5]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ksandr Kolchak，1874—1920），俄罗斯帝国海军上将、极地探险家，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期间，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组建反布尔什维克政权，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曾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国家领袖。1920年，白军大势已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高尔察克拘捕并移交给布尔什维克政权。他随后被处决。——译者注

56 喋血布哈拉

I

在英国情报机关看来，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也是控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德国和犹太人阴谋的参与者。然而，在1918—1922年，就在英国的领导者试图弄清楚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真正动机的同时，流亡在外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并不曾掌控过布尔什维克，甚至对他们知之甚少。

1918年11月，在撤军中的德国人的帮助下，恩维尔帕夏、杰马尔帕夏和塔拉特贝伊逃出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渡过黑海来到敖德萨（Odessa）。恩维尔和塔拉特后来又辗转前往柏林，并于1919年夏末到狱中拜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1919年，新成立的德国政府镇压了德国的共产主义起义，并逮捕了拉狄克。不过，作为在狱中获得优待的大人物，拉狄克仍然能够处理政治事务。

拉狄克向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政治提议：他建议恩维尔到莫斯科去，让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联起手来对付英国。恩维尔与俄国作对了一辈子，而且对布尔什维主义也谈不上友好。但拉狄克向他保证：“在苏维埃俄国，任何愿意打击英帝国主义的人都会受到欢迎。”[1]

恩维尔在柏林有一位密友——汉斯·冯·塞克特[2]将军。根据《凡尔赛和约》，协约国只准许德国保留规模十分有限的军事力量，而此人正是新的德国军队的杰出缔造者和首脑。时年53岁的冯·塞克特戴着单片眼镜，个性坚韧，是一名典型的德国职业军官。在大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最终选择了他充当土耳其军队的顾问。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冯·塞克特还曾担任过土耳其军队的总参谋长。

冯·塞克特同意帮助恩维尔完成前往莫斯科的艰险旅途。随着俄国内战的持续进行，东欧一片混乱，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武装都在与共产主义革命者或俄国布尔什维克交战。恩维尔让冯·塞克特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是有可能向协约国发动进攻的。卡尔·拉狄克后来写道，恩维尔“是第一个让德国军人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如果德国人真的想对付协约国，他们必须依赖苏俄这个新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壮大的世界性强国”。[3]恩维尔传递给冯·塞克特的这一理念在几年之后开花结果——冯·塞克特推动了德国军队与苏俄的合作。

1919年10月，冯·塞克特帐下的一名参谋安排恩维尔搭乘一家飞机制造商的公司飞机飞往莫斯科。但是，这一安排却出了问题。由于引擎出现故障，这架飞机不得不在立陶宛紧急着陆。虽然携带了伪造证件的恩维尔没有被人识破身份，但他还是在立陶宛被关押了两个月。此时的立陶宛正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道与苏俄交战，恩维尔因此一度被怀疑为间谍。恩维尔在获释后回到了柏林，随后又一次尝试前往莫斯科。这一回，他又在拉脱维亚被捕入狱。他后来回忆说，当地的情报军官不断审问他，但他设法让他们相信自己确实名叫阿尔特曼（Altman），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德国犹太裔共产主义者”。[4]1920年夏天，也就是距他第一次离开柏林近一年之后，恩维尔终于抵达了莫斯科。

他反共反俄的政治生涯似乎就此终止了。1920年8月26日，恩维尔从莫斯科给冯·塞克特写信，敦促他向苏俄伸出援手。恩维尔声称：

这里有一个派系是真正掌权的派系，托洛茨基也是其中一员，而他是赞同与德国达成协议的。这个派系愿意承认德国在1914年的边界。在他们看来，要结束当今世界的乱局只有一种方法——与德国和土耳其合作。为了巩固这一派系的地位，并把整个苏维埃政权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您是否有可能提供一些非官方的帮助呢？如果能出售一些武器就再好不过了。[5]

与此同时，恩维尔还向冯·塞克特汇报说：“我们在前天达成了俄土友好协议，俄国人同意为我们提供包括黄金在内的各种支持。”[6]（即便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此时真的打算帮助恩维尔成为土耳其起义军的领袖，等到他们后来意识到土耳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之后，他们也改了主意。）

II

1920年9月1日，布尔什维克在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召开了“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亚洲各民族的1891名代表参会，其中有235名代表是土耳其人。这次代表大会获得了第三国际的支持，但很大一部分与会代表并非共产主义者。恩维尔作为共产国际请来的客人参加了大会。代表共产国际参会的人员包括卡尔·拉狄克、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和匈牙利人库恩·贝拉（Kun Béla）。身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季诺维也夫担任此次代表大会的主席。

尽管恩维尔自称得到了列宁的接见，并且获得了季诺维也夫的邀请参加大会，但人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德意志帝国的盟友和残害亚美尼亚人的屠夫。许多与会代表都不同意让他出席会议。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恩维尔不能在大会上亲自发言，但是可以准备一份声明由他人代为朗读。即便如此，在宣读其声明的过程中，会场上还是充满了嘘声和抗议声。在声明中，恩维尔自称代表了“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埃及、阿拉伯和印度斯坦的各革命组织”。[7]不仅如此，他还想要重新获得土耳其的领导权。但是，支持凯末尔的土耳其代表清清楚楚地告诉俄国人，如果苏俄支持恩维尔，那就是与他们为敌。

尽管会议邀请函上满是世界革命之类的共产主义话语，但是大会一召开，季诺维也夫就开始号召与会代表投身到俄国对抗英国的国家斗争中来。他在开幕词中呼吁道：“兄弟们，我们向你们呼吁，投身到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来吧，我们首先要对抗的就是英帝国主义！”[8]由于聆听这一战斗召唤的许多与会者并非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分子，因而不免会有对共产国际的指责声，认为它处心积虑地想利用与会者为苏俄的外交政策服务。共产国际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解。卡尔·拉狄克在大会上说：“苏维埃政府的东方政策并非一种外交手段，并不是要把东方各民族送到前线当炮灰，为苏维埃共和国赴汤蹈火……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是共同的使命……”[9]然而，恩维尔作为共产国际的嘉宾出席会议一事，恰恰提供了反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至少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圈子里，人们都是这样议论的。在列宁的一位前同事看来，共产国际禁不住诱惑，“还是把东方各民族看成了对抗协约国的外交战中的棋子”。[10]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评论说，布尔什维克在巴库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转而投身到了大国政治之中。[11]

巴库的代表大会结束一个月后，恩维尔回到了柏林，开始采购武器。他有可能是为了自己采购武器，因为他打算重返安纳托利亚，接管抵抗协约国的军队的指挥权，让凯末尔靠边站。他仍然拥有出身于C.U.P.的武装人员的支持，同时还在外高加索边境地区掌控着一个组织。因此，他重返土耳其夺权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

对于莫斯科方面而言，支持恩维尔是一个备选项，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威胁穆斯塔法·凯末尔。但是，就眼下而言，恩维尔还派不上什么用场。[12]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苏俄政权直到一年之后才为恩维尔找到合适的用途——派他去动荡不安的中亚，目的地是布哈拉。

1921年，在等待指派期间，恩维尔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客人住在了莫斯科。他总是戴着一顶可以掩饰矮小身材的巨大的土耳其圆顶帽（tarboosh），成了苏俄首都街头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美国作家路易丝·布莱恩特[13]住在他隔壁长达半年之久，每天都能看到他。据她说，恩维尔俨然成了莫斯科的社交明星。她写道：“尽管他身上带有显而易见的机会主义倾向……残忍……缺乏良知，但他仍然颇具魅力。”[14]不过，虽然恩维尔成了苏俄的社会名流，但她能感到他对这一切十分厌倦。[15]

随着其对手穆斯塔法·凯末尔与苏俄的关系日渐升温，恩维尔在莫斯科的地位开始下降。克里姆林宫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达成了协议，苏俄合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计划获得了土耳其政府的同意。1921年1月28日，凯末尔一派把17名土耳其共产主义领袖投进了黑海，但即便是这样公开的反共行径也不能阻碍列宁和斯大林与凯末尔政权达成协议。莫斯科方面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持反共态度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政权签署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条约，似乎印证了苏俄政府的确走在巴库会议展现的那条道路上：回归“大博弈”时期俄国的传统目标。苏俄政府鼓励带有革命倾向的土耳其凯末尔政府与保守的阿富汗政府在莫斯科签署协议，以便让双方联手反对大英帝国的扩张与压迫（这一目标写在了协议的第二款里）。

1921年夏天，穆斯塔法·凯末尔第一次挫败了英国支持下的希腊军队，随后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胜利。形势在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苏俄政权则在秋天更进一步，与凯末尔结盟。恩维尔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竞争中输给了凯末尔。

在恩维尔的请求下，苏俄政府在1921年夏天将恩维尔送到了高加索地区。恩维尔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保证说，他去高加索不是为了与凯末尔作对。他食言了。到达外高加索之后，恩维尔在距离土耳其边境不远的格鲁吉亚城市巴统（Batum）召集其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大会，还试图越境进入土耳其，但被苏俄当局强行扣押。恩维尔一直留在土耳其边境一事让苏俄领导人十分难堪，于是他们决定让他离开。不知道这究竟是苏俄方面的主意，还是恩维尔本人的提议，他最终获得了前往中亚的任务。

在中亚，莫斯科试图在当地突厥语族穆斯林人口聚居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希望恩维尔可以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

恩维尔在中亚的任务目标与他在政治上的所有主张都背道而驰——他曾经以从俄国统治下解放突厥语族民族为己任。他的任务目标也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前的承诺——他们原本宣称支持俄罗斯以外的各民族脱离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他们先是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然后又与伊斯兰世界持反共立场的领袖们结成联盟，如今又给了恩维尔这样的指示。这种种行为不禁让人疑惑，布尔什维克是否已经把他们曾经信奉的革命理想放在了次要地位，使之变成了可以暂缓实现的目标，甚至已经干脆放弃了这些理想。在这一问题上，恩维尔无疑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动身前往中亚的布哈拉时，他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掩盖了自己的想法。

III

在1920年的夏天，也就是恩维尔被派去前一年，布哈拉是留在突厥语族人民手中的最后一座独立堡垒。布哈拉位于俄国突厥人聚居区的东南角，背靠大山，与南边的阿富汗和东边的中国接壤，控制着阿姆河右岸大约8.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布哈拉拥有250万到300万人口，多于其人口稀少的突厥语族邻邦。布哈拉作为俄国保护国的地位随着1917年革命的爆发逐渐变弱，布哈拉的埃米尔、曼吉特（Mangit）家族最后一位传人赛义德·米尔·穆罕默德·阿利姆·汗宣布布哈拉重获独立，开始像他的祖先一样在布哈拉实行君主专制。苏维埃政权听说，这位埃米尔公然反叛的背后有英国人的参与，而英属印度的确曾向布哈拉运送了100峰骆驼的物资。1918年，苏俄军队向布哈拉发动了进攻。尽管只有1.1万名正规军，但布哈拉埃米尔手下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却有能力打赢这场短暂的战争。

在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的时候，布哈拉依然富有，且有着充足的物资补给。布哈拉汗国素以其治下的绿洲之富庶而闻名，其都城布哈拉也仍然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城镇。根据旅行者的记述，布哈拉城内11千米长的大集市依旧熙熙攘攘，照常经营。[16]各种手工制品商人生意兴隆，贵重金属、珠宝、地毯、皮革、丝绸、货币、各类食品的交易也十分繁忙。与此同时，布哈拉仍然是中亚地区重要的书籍市场，大量用东方语言书写的珍贵手稿和作品在这里交易。

但是，在1918年挫败苏俄的进攻之后，布哈拉埃米尔切断了与俄国的一切经贸往来，使这里的商业繁荣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他还坐视当地的灌溉工程被废弃。到了1920年夏天，布哈拉开始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这个国家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养活自己。[17]人民不满，社会动荡，反对苏俄干涉的青年布哈拉运动与欢迎苏俄干涉但规模较小的当地共产党都起来反对统治者的昏聩政策和带有中世纪色彩的统治方式。在某些方面，这位埃米尔的确把中世纪的统治方式带了回来。兴建于12世纪的格利扬尖塔（Kalyan Minaret）—用于把死刑犯从塔顶扔下去的死亡之塔——再次投入使用。这位埃米尔的后宫里住满了男孩和女孩，其统治的专制程度与其祖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埃米尔不得人心的统治给了红军插手的机会。1920年夏天，红军再一次发动了进攻。在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的指挥下，苏俄军队炮轰布哈拉。就在青年布哈拉党人在城中发动起义的同时，拥有飞机和装甲车辆的红军于9月2日大举进攻，终结了布哈拉的中世纪统治。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伊斯兰手稿的图书馆不幸毁于战火。

睡在皇宫里的埃米尔被一通电话惊醒，随后带着其后宫和三马车的金银珠宝逃走了。有传言说，他在逃跑路上时不时地丢下他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中的某一个，希望这些男孩可以拖延追击者的步伐。他先在东部的山区里停了下脚，随后在国境另一侧的阿富汗找到了避难所。

在夺取布哈拉城之后，苏俄政府承认了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是完全独立的。伏龙芝的部队留了下来，从这个国家征用了一些物资。

在布哈拉东部的山区，忠于埃米尔的巴斯玛奇武装团伙开始袭扰红军。尽管在这些武装团伙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协同作战，但他们还是对苏维埃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即便到了1921年底，红军仍然无法彻底消灭这些武装团伙。

IV

1921年11月8日，恩维尔帕夏带着平定突厥人聚居区的任务抵达了布哈拉。

恩维尔帕夏穿过一片片遍布果树、甜瓜、葡萄藤、玫瑰、罂粟和烟叶的田园，来到了实现其泛突厥主义理想的伊甸园：这座城市，是突厥语族民族的古老家园。13千米长、开有垛堞的石质高墙围绕着这座拥有11座城门和181座瞭望塔的城市，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布哈拉城本身就是辉煌的伊斯兰历史的化身。这里曾经是中亚最崇高的圣城，拥有360座清真寺，男人严格按照教义的规定生活，女人则戴着面纱。布哈拉城中的男性头戴头巾，身穿传统的条纹长袍“哈拉特”（khalat）。尽管恩维尔穿着欧式剪裁的军人短袍来到这里，但在他和当地人之间却有着一种兄弟之情。

恩维尔与这个地方的亲密关系甚至还能延伸到布哈拉的新政府身上。青年布哈拉党与恩维尔曾在伊斯坦布尔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不无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出身于巴什基尔的泽基·瓦利迪·托甘等改革派领袖也聚集在此地。在抵达布哈拉三天之后，恩维尔又匆匆离去，但与他同行的却包括了新政府里的头面人物，包括其主席、军事委员和内政委员等人。他告诉俄国人，他们要去一起打猎。实际上，他们去了布哈拉东部的山区，恩维尔在那里联络了忠于埃米尔的游击队。恩维尔被埃米尔任命为总司令，从此开始领导对抗苏俄的运动。

恩维尔同时获得了埃米尔和青年布哈拉运动领袖的支持，从而可以把各派势力团结在一起。他派出的特使在整个突厥人聚居区找寻各支巴斯玛奇武装，以便让他们统一在他的帅旗之下。他公开宣称要在中亚创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一如既往地强调伊斯兰各民族的团结。他强烈的伊斯兰主义既让他赢得了毛拉们的支持，也让他获得了重要邻邦——阿富汗——的埃米尔的支持。

然而，恩维尔的性格弱点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是个爱慕虚荣、趾高气扬的人物，喜欢制服、勋章和头衔。在制作签署文件用的公章时，他让人用黄金做了一个镌刻着“伊斯兰全军总司令、哈里发的女婿、先知的代言人”的印玺。[18]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自称突厥人的埃米尔，而此举显然不利于他与他所效忠的埃米尔之间的关系。1922年上半年，布哈拉埃米尔与恩维尔断绝了关系，褫夺了他的军队指挥权和他所依赖的财政支持。阿富汗的埃米尔也未能率军前来支援。

恩维尔的叛变在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向布哈拉城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让他的对手大惊失色。但是，他究竟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仍然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根据一些记载，恩维尔一度控制了布哈拉大部分地区；而另一些记载则表示，恩维尔不过是林立的头目中的一个，只拥有不超过3000名追随者（而全国范围内活跃的巴斯玛奇起义者总人数达到了1.6万人）。[19]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如何，恩维尔的活动都让克里姆林宫深为忧虑。

1922年暮春，恩维尔写信给苏俄政府，要求其承认他在突厥人聚居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并撤出其军队。如果苏俄政府能够答应他的条件，他愿意恢复与苏俄政府之间的和平和友谊。莫斯科拒绝了他的提议。

1922年夏天，红军在秘密警察部队的支援下发动了清剿战役。恩维尔的弱点帮了他们大忙——他依旧是一个只能帮倒忙的军事统帅。而作为政治家，他也同样笨拙。他得罪了其他巴斯玛奇组织的头领，其中许多人都转而反对他。在红军的打击下，到了仲夏时节，他手下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一干逃亡者。

苏俄探子和巡逻队开始在狭窄的山间溪谷中搜寻他的踪迹。最终，他们找到了他的山中老巢，红军悄悄地包围了他的队伍。1922年8月4日凌晨时分，苏俄军队发动了进攻，恩维尔的手下纷纷被消灭。

关于恩维尔之死，有好几种不同的记述。[20]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是，当俄国人进攻时，他手里抓着袖珍本《古兰经》，然后像往常一样冲上前去。人们后来在战场上找到了他身首异处的遗体。他毫无生气的手中握着的《古兰经》被人拿走，放进了苏俄秘密警察的档案库里。

V

1920年夏天，刚刚从中东回到伦敦的珀西·考克斯爵士告诉内阁，布尔什维克想要保住俄罗斯帝国以前的疆域，但是并不急于采取新的军事行动。[21]在伦敦，有些人并不认同珀西·考克斯的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不过，当时的事态发展并不能为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自然，克里姆林宫很乐意在中东颠覆大英帝国的统治，但谈及克里姆林宫此举背后的长期意图，非但劳合·乔治政府说不清楚，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也无法达成共识。

在“一战”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时，英国官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他们在中东面对的对手的问题，而恩维尔帕夏的战后冒险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佐证。在此之前，英国官员一直把恩维尔视作在穆斯塔法·凯末尔背后支持其反协约国立场的有力人物，但事实证明，恩维尔和凯末尔根本就势同水火，而且，在土耳其国内更有号召力，从而能够从苏俄搞到武器的也并非恩维尔，而是凯末尔。英国官员还曾经把恩维尔视作德国军方的工具。但是，尽管他的确能够求助于冯·塞克特这样的私人朋友，但恩维尔在俄国时完全是自主行动的。而且，就在恩维尔于1922年进行他的最后一战的同时，冯·塞克特手下的德国防卫军其实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着秘密合作，而没有与恩维尔合作。

多年来，英国和俄国一直面对着恩维尔煽动泛突厥主义暴乱的潜在威胁。然而，当他真的发出这一号召时，却并没有太多人响应。即便在他领导的那些游击武装团伙里，真正将团伙成员凝聚在一起的也不是对突厥语族民族的认同，而是伊斯兰教。尽管英国官员依旧充满警觉地探讨着泛伊斯兰主义，但是在布哈拉的战事中，泛伊斯兰主义也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生活在部落中的中东居民只对自己所属的宗族有认同感，并没有把这种忠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且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友好的阿富汗——向恩维尔施以援手。的确，在突厥人聚居区的多个地区都有当地的穆斯林居民揭竿而起，反抗俄国定居者，就像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居民起来反对犹太定居者一样，但是这些穆斯林小群体都仅仅关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本地事务。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中东，各地的穆斯林并没有联合起来做什么事情，而只是各自做了相似的事情。

当恩维尔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时候，英国人以为恩维尔和他的新朋友俄国人同属于某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联合体，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大相径庭。恩维尔和布尔什维克都想利用对方，但都没能成功。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很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克里姆林宫可以为了十分现实的利益轻而易举地与各方力量结成暂时的策略性同盟，伦敦方面却一直误以为这种同盟是长期性的。对于已经穷途末路，很快就要把头颅丢给俄国人的恩维尔来说，倘若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得知英国的情报机关一直把他当作莫斯科的人，恐怕他也会感到十分可笑。

如果英国情报机关能够及时知晓发生在恩维尔身上的完整故事的话，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在思考“谁在操控布尔什维克俄国”这一问题时犯了大错。英国人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是由身在柏林的德国将领们操纵的。但是，当恩维尔于1919年抵达柏林时，他发现德国军队与俄国全无联系，而且德国对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也毫无兴趣。实际上，是恩维尔向德国军方指出了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联系的好处，而不是德国军方向恩维尔指出他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联系的好处。迟至1921年，冯·塞克特才把恩维尔的这一建议付诸实施。

实际上，恩维尔意识到了列宁及其同僚有着自己的打算，而英国情报机关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读了这一点。克里姆林宫是发号施令者，而不是命令的执行者；他们编织着自己的计划，而并非执行他人计划的棋子。温斯顿·丘吉尔原本看清了这一点，但他又错误地认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既不是俄国人，也不关心俄国的利益。随着恩维尔帕夏在布哈拉的死亡，英国人总该放弃掉这种理论了——以及他们对自己在中东的敌人的林林总总的其他幻想。

[1] Edward Hallett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 (Harmondsworth:Penguin,1966),Vol.3,p.249,n.1.

[2]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德国陆军大将，魏玛共和国时期主持重组德国军队，晚年曾来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译者注

[3] Ibid.,p.313.

[4] Louise Bryant,Mirrors of Moscow (New York:T.Seltzer,1923),p.157.

[5] Carr,Bolshevik Revolution,p.327.

[6] Ibid.,p.266,n.2.

[7] Ibid.,p.267.

[8] Ibid.,p.263.

[9] Ibid.,p.264.

[10] Ibid.,p.268.

[11] Ibid.,n.3.

[12] 不过，他的同僚杰马尔帕夏却立刻为人所用。1920年，在莫斯科方面的建议下，杰马尔去了阿富汗，帮助俄国打消阿富汗人的敌意。据说，阿富汗君主在1920年底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写道：“杰马尔帕夏阁下已经将苏维埃共和国解放整个东方世界的伟大理想和愿望都告诉了我们……”（注：Ibid.,p.290.）杰马尔成了阿富汗君主阿马努拉·汗的顾问，帮助他起草了一部新的宪法，并着手重组军队。杰马尔告诉一位穆斯林同事，他的目标是重整并加强阿富汗军队，以便与苏俄军队一起威胁印度。（注：Leon B.Poullada,Reform and Rebellion in Afghanistan,1919–1929:King Amanullah’s Failure to Modernize a Tribal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248.）除了军队之外，这位土耳其领袖还建立了一个名叫伊斯兰革命联盟的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帮助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他与边境地区好战的部落密谋，让他们一直保持高涨的反英情绪。抛开上述一切不谈，对于十分担忧来自阿富汗的威胁的西姆拉和白厅而言，杰马尔帕夏只要出现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喀布尔，又把目光投向麻烦不断的印度帝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其感到紧张不安。——原注

[13] 路易丝·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1885—1936），美国记者、女权运动者、政治活动家，她在俄国内战期间做了许多亲布尔什维克的报道。——译者注

[14] Bryant,Mirrors of Moscow,p.149.

[15] Ibid.,p.160.

[16] Lt.-Col.F.M.Bailey,Mission To Tashkent (London:Jonathan Cape,1946).

[17] Edward Allworth (ed.),Central Asia: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244.

[18] Fitzroy Maclean,A Person from England,and Other Travellers (London:Jonathan Cape,1958).

[19] 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17–1923,rev.ed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58.

[20] Maclean,A Person from England,pp.357–8;Fitzroy Maclean,To the Back of Beyond(London:Jonathan Cape,1974),pp.95–6;Olaf Caroe,Soviet Empire: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2nd ed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7),pp.24–125.

[2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p.1165–6.

第十二部分 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

57 温斯顿·丘吉尔接手

I

苏俄解决了“一战”后困扰自己的、在自己南部边疆的亚洲伊斯兰世界出现的独立运动，并借此表明了它将如何处理与沙俄帝国版图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苏俄便要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的成立，这一政策正式成为苏联奉行的国策。

法国试图控制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也在“一战”后出现了独立运动。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那样，法国在1920年也镇压了这些独立运动。对于一心想让法国保住欧洲强国地位的克列孟梭来说，追求打造海外帝国是会分散法国注意力的危险之举。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却举兵入侵叙利亚，以一种更加野心勃勃，但也更不切实际的态度重新定义了法国在战后世界的政治地位。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正式承认了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三个协约国同意在战后共同瓜分中东。但是，到了战后，失去了共同目标的三个国家以各自的方式去平息亚洲伊斯兰地区的乱局，并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它们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到了1922年。像俄国与法国一样，英国也在这一年颁布文件，正式确认了其在中东的势力范围。

在三个国家当中，英国在战后的中东面对着最全面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其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和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的剧变。对于英国最具个性和创造力的两位政治家——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来说，他们在1922年之前经受了中东政策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预见到的那样，当地人的反抗、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各地的乱局让英国在中东各地——从埃及到阿富汗——的政策都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II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英国政府内部的丘吉尔一直是首相的中东政策最猛烈的抨击者。他警告说，进入和平状态的英国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控制中东的乱局，英国议会也不会同意在这方面花钱。因此，他主张英国应当提出土耳其人乐于接受的和平条款。1919年10月25日，他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希腊在士麦那的冒险可能会玩火自焚，而法国可能会派遣阿尔及利亚大军入侵叙利亚，危及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还担心意大利人“会在土耳其搅局”，以及“被我们带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当地居民会被迁走”。他认为，协约国的中东政策应当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让奥斯曼帝国恢复其战前的疆界，并劝说欧洲列强放弃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领土主张。“我们应当联起手来保证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将其置于严格的国际控制之下”，他提出，“而不应当将其肢解成一块块领地供列强瓜分。”[1]

丘吉尔很了解英国19世纪的中东政策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坚持认为劳合·乔治政府应当采取相似的政策。他在1920年11月23日提交给英国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应当与穆斯塔法·凯末尔达成协议，与土耳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以免与“强大、持久，同时又必然存在的土耳其和伊斯兰势力结怨。我们应该再一次把土耳其变成防范俄国野心的屏障，土耳其扮演的这一角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2]

丘吉尔在不久之后又给首相写了一封信。丘吉尔在信中表示，英国压制中东的所谓必要性完全源自劳合·乔治本人“对土耳其复仇”的情感，而作为陆军大臣，他不得不为此向议会索要大量资金，他对此深感厌恶。他写道：“我们似乎在变成世界上最反土耳其、最亲布尔什维克的强国。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截然相反。”他提醒首相，这届政府高度依赖于保守党的支持，而保守党人更倾向于19世纪时的传统政策——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

您所有的成功与巨大的个人权力都源自您的自由党追随者与保守党的联合……眼下，鉴于联合政府中的自由党力量十分薄弱，我们就更不应该在土耳其和布尔什维克问题上选择有悖于保守党人本能和传统的政策方向。[3]

丘吉尔接着又把重点从国内政策转向了外交政策。大约12天之后，他在发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站在最宏观的角度上批评了英国的中东政策。丘吉尔认为：“一系列不幸的变故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们与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四股势力都无法形成共识。”他指的是俄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他指出，成功的中东政策应当“分化这些势力，以确保我们在与其中某几方发生矛盾时，总能在另外几方里找到盟友。在历史上，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当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时，土耳其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当土耳其人变成我们的敌人时，俄国人就成了我们的朋友”。[4]丘吉尔分析道，列宁的俄国不愿意帮助英国实现其目标，康斯坦丁国王统治下的希腊则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结盟。

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日记中赞扬道，丘吉尔“为内阁写了一篇好文章。他说得很清楚，一个让布尔什维克、土耳其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都憎恨我们的政策显然是糟糕的政策，我们应该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建立友好关系，以布尔什维克为敌人，同时忽略希腊人。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主张的”。[5]

正如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世界大战前期曾经说过的那样，身居高位的丘吉尔也指出，当前这种由多个地区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做法导致英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无法统一。丘吉尔不止一次告诉内阁财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很难控制财政支出。1920年12月31日，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内阁决定在殖民地部之下成立一个特别的中东司，负责管理处于乱局中的各托管地、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

殖民地大臣米尔纳勋爵的身体和精神都日渐不济，不愿意承担这些繁重的新职责，因而立刻辞职离开了政府。1921年1月1日，劳合·乔治提出让丘吉尔接手殖民地部。丘吉尔在稍微迟疑之后表示同意。根据安排，米尔纳应当在2月7日将职权移交给丘吉尔，但丘吉尔立即就开始参与中东司的组建和处理事务了。

丘吉尔马上着手尝试扩大殖民地部的职权，他不仅想要完全的民政权力和军事权力，还想把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事务都纳入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此外，他还经常对埃及的未来发表观点十分明确的评论。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时常抗议，指责丘吉尔侵入了他的职权范围。寇松抱怨说：“温斯顿……想把一切都塞到他的新部门里，把它变成一个亚洲外交部。”[6]有一位陆军部的官员认为，丘吉尔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类似于陆军部的部门”。[7]

首相接受了丘吉尔的提议，任命了一个特殊的部门间委员会，由曾经在丘吉尔手下效力的事务官詹姆斯·马斯特森·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Masterson Smith）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考虑赋予殖民地部新成立的中东司多大的权力——丘吉尔希望这个委员会可以扩充他的权力。

丘吉尔不再谈论恢复奥斯曼帝国疆界的问题，而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开始行使他的新职权。很显然，他打算寻求英国政府内最能干的一些官员的指导，试图让英国在信守已然做出的承诺的前提下减少成本。

III

到了1921年，在身处巴格达的格特鲁德·贝尔的影响下，印度政府已经接受了开罗方面的观点，转而更倾向于建立保护国，而非由英国人进行直接统治。他们愿意支持侯赛因国王的儿子们成为阿拉伯人的领导者。这一态度的转变结束了英国官僚系统内部的争执，英国在中东事务上的行家里手们终于开始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了。丘吉尔很幸运，他终于不必像之前的历任大臣那样夹在各派官员之间左右为难了。

丘吉尔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以便组建一支富有经验、头脑清醒的团队，来帮助他承担在中东事务上的职责。在这一团队尚未成形之际，他主要依赖阿瑟·希策尔爵士为他提供信息、建议和具有专业眼光的指导。此人从1894年起就在印度事务部担任事务官，时任印度事务部助理次长。希策尔谢绝了丘吉尔让他担任新组建的中东司司长的提议，随后推荐了另一位事务官约翰·埃弗林·沙克伯勒（John Evelyn Shuckburgh）担任这一职务。沙克伯勒从1900年起就服务于印度事务部，曾经在希策尔手下工作。希策尔告诉丘吉尔，沙克伯勒“有着一流的头脑，处事冷静，心思缜密，律己甚严。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可能谨慎过头”。[8]

丘吉尔从外交部挑选了休伯特·温斯洛普·杨担任沙克伯勒的助手。此人在战争期间任陆军少校，负责为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提供运输和补给。马斯特森·史密斯委员会对杨与沙克伯勒的任命表示支持，认为沙克伯勒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杨也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丘吉尔的另一个人选提议却遭到了该委员会的强烈质疑——他打算任命T.E.劳伦斯为阿拉伯事务顾问，而委员会告诫丘吉尔说，劳伦斯“绝非能够轻易融入官僚机构的那类人”。[10]

劳伦斯的确有着抗命不遵和越级报告的名声，他还带头公开抨击英国对待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人的政策——这一政策现在成了丘吉尔负责的工作。1920年夏天，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评论伊拉克的局势：

我们的政府比原来的土耳其体制更糟糕。为了维持当地的和平，土耳其人维持了一支1.4万人的当地武装，平均每年要杀掉200个阿拉伯人；而我们在那里维持了一支9万人的武装，还为他们装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在今年夏天的叛乱之中，我们已经杀死了大约1万名阿拉伯人。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做下去，因为那里很贫穷，人口稀少……[11]

曾经在开罗的阿拉伯局担任下级军官的劳伦斯此时已经成了一位名人。这主要得归功于一位名叫劳威尔·托马斯的美国人。25岁的劳威尔·托马斯来自俄亥俄州，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脱口秀演员。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北美各地闯荡，博取名利，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兼职教授演讲课程。1917年底，他攒够了钱来到英国，随后又带一名摄影师到了中东前线，试图找到一个带有地方特色和浪漫色彩，并且适合兜售的故事。他在那里找到了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决定把他包装成一个有趣故事的主角。他即将动笔的这个故事，写的是侯赛因和费萨尔的阿拉伯追随者，以及他们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他将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制作一个节目，把劳伦斯描绘成摧垮了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起义的启迪者和领导者——为了娱乐效果，他不惜扭曲事实。

托马斯策划的节目是一场配以图片的演讲。1919年3月，这场名叫《最后的远征》（The Last Crusade）的演出在纽约的世纪剧院开幕，还得到了纽约《环球报》的大力支持。几周后，他把演出地点搬到了老麦迪逊广场公园，以便能够容纳纷至沓来的观众。随后，一位来自英国的剧院经理又把这个演出搬到了伦敦，在伦敦最大的剧场——位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皇家歌剧院和阿尔伯特音乐厅——轮番演出。

这一演出可谓包装宣传史上的杰作，创造了演出业的一系列纪录。演出在伦敦持续了6个月之久，接待观众总数可能达到了100万人。托马斯随即又开始了全球巡演。年轻的劳威尔·托马斯名利兼收，“阿拉伯的劳伦斯”则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12]

托马斯生硬的描写让劳伦斯有点难堪，但劳伦斯还是很享受这一切给他带来的荣耀。当《最后的远征》在伦敦上演时，劳伦斯经常从牛津赶去观看。托马斯的夫人至少在五个不同的场合看到劳伦斯出现在观众席上，这让劳伦斯“羞得满脸通红，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赶忙溜走”。[13]

公众对托马斯的描述信以为真。因此，当劳伦斯成为温斯顿·丘吉尔手下的一名顾问时，他的风头盖过了所有人。他声名日隆，把关于自己的传说也当成了真实发生的历史。[14]在后来的岁月里，劳伦斯也严重夸大了自己在丘吉尔任殖民地大臣时期的贡献。

不过，劳伦斯的确对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丘吉尔对阿拉伯事务缺乏了解，在战争期间，他自1916年之后就没有接触过中东事务。因此，他对劳伦斯有关阿拉伯起义的说法信以为真。他并不知道劳伦斯和劳合·乔治的幕僚们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费萨尔手下的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接受了劳伦斯的说法，以为英国对费萨尔及其追随者多有亏欠。

IV

在1918年之后，多位英国政要彻底扭转了他们对中东的看法。在即将取得战争胜利的那段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里，他们认为有必要夺取、占有中东地区每一寸能够带来战略优势的土地。然而，到了1919年之后，英国议会和媒体又开始叫嚷着要从那些偏僻的角落撤军，以免投入过高的成本。[15]

从他在1919年初接手陆军部和空军部的第一天起，丘吉尔就开始回应英国社会的这一政治态度转变。[16]等到他于1921年初接管殖民地部的时候，他又一次把节约开支当成了他的首要任务。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宣称“削减开支是中东事务中的头等大事”，[17]并以此为标准衡量所有提议和方案。最终，数字证明了他的成功：到1922年9月，丘吉尔将英国在中东的开销削减了75%，把每年的开支从4500万英镑减少到了1100万英镑。[18]

丘吉尔同意与法国修好，以便节约对抗法国所需的开支。此外，他还倾向于让费萨尔兄弟——所谓“谢里夫派”或“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以便实现英国人节约开支的目标：这样一来，“英王政府就可以通过向一个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的方式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达到其目的”。[19]他相信，英国只要向该家族的某一个成员施压，就可以迫使整个家族对英国让步。如果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都统治一个王国，那么英国就只需要威胁其中的一个王国，即可达到迫使所有阿拉伯国家就范的目的。

他时不时地会设想让英国部分撤出甚至完全撤出中东。1921年1月8日，他给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发电报说，除非他们能够削减开支，否则英国就不得不撤出美索不达米亚，退守沿海地带。[20]还有一次，他提议完全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把它们转交给美国人管理（他认为这是劳合·乔治的想法）。[21]

在接受殖民地大臣任命的时候，丘吉尔曾给首相写道：“我有些担心，涉足美索不达米亚这片令人厌恶的浑水，会对我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好的影响……”[22]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接手他人开启的失败政策而遭到责备，就像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时那样。另一方面，他天生不喜欢在受到攻击时下达撤退的命令。他内心倾向于让英国的势力留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否则就意味着英国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且不论这承诺明智与否。

接任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有着一套关于如何成本低廉地保有中东的宏大战略。当他还在空军大臣和陆军大臣任上时，丘吉尔曾提议使用飞机[23]和装甲车辆来管理美索不达米亚，以便减少英国在中东的开支。他当时写道，只需要有一些防御齐备的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就能够“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出现在那里，掌控住整个地区，而无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持漫长的交通线”。[24]

丘吉尔知道，这一战略无法帮助英国抵御外敌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而只能“维持内部治安”。[25]因此，丘吉尔对英国的中东困局的理解必然是这样的：所有乱象都源自本地。他提出的军事方案在面对俄国人、土耳其人或复苏后的德国人时起不到什么效果，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面对的威胁源自这些国家。[26]

我们可以从丘吉尔提出的战略中看出，他对帝国的概念有一种老式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史末资、埃默里、霍格斯和T.E.劳伦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解大相径庭，而正是后一种理解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英国在战时试图控制亚洲的阿拉伯地区。劳伦斯仍然幻想着让一个自由的阿拉伯中东自治领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大英帝国。他在1919年写下的一段话广为流传：“我的志向就是要让阿拉伯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棕色人种自治领，而不是又一个棕色人种殖民地。”[27]而丘吉尔的战略目标是压制当地人反叛，这就意味着英国将依靠强力而不是共识来统治其阿拉伯子民。他的这一观念源自他在基钦纳主导的苏丹战役中的经历，他深信现代化的欧洲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使用传统武器的当地人。

在推行其战略时，丘吉尔也借鉴了晚近的经验教训。在他看来，发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灾难完全是其远在伦敦的部门下属和身在前线的军官破坏他的既定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不厌其烦、想方设法地要让他手下的主要官员们感到他当前推行的政策也是他们自己主张的政策。考虑到用空军替代陆军的方案遭到了陆军部和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的强烈反对，他的这一审慎做法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1921年2月7日，丘吉尔给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发电报说：“当前的问题靠电报往来是解决不了的。我……没有时间去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我提议在3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在开罗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将为期一周……殖民地部新组建的中东司的主要官员将陪同我出席会议。”[28]

丘吉尔随即通知前线的指挥官们从巴勒斯坦和波斯湾赶来参加会议。1921年2月18日，他把有关美索不达米亚问题的备忘录发给了约翰·沙克伯勒，并委托他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问题分别编排会议日程。

V

丘吉尔选择的会议地点——埃及，从地理角度讲是个好地点，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就并非如此了：埃及人很清楚，丘吉尔认为埃及不应当获得独立。1921年2月21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听说我要到埃及，当地人似乎很兴奋，他们好像以为我到埃及去是为了有关他们的事情。这当然纯属误解。我并没有背负什么使命，也无权处理任何埃及问题。我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然他们可能会示威游行，派代表请愿。”[29]

此时担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的艾伦比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明确表示丘吉尔此行并非为了商议埃及问题。2月24日，外交大臣寇松勋爵给丘吉尔写了一封密信，力劝他把会议地点改到耶路撒冷。寇松表示，丘吉尔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在开罗，可能会破坏艾伦比与埃及政府达成协议的努力。[30]但丘吉尔拒绝改变安排。

开罗会议如期召开。不过，这一地点的选择，却让丘吉尔与艾伦比倡导的政策形成了正面对垒：丘吉尔打算坚持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艾伦比则无意于此。艾伦比不顾内阁、首相和丘吉尔的意见，坚持要结束埃及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给予埃及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与米尔纳勋爵之前的提议倒是相吻合。

艾伦比不惜以辞职相逼，终于赢得了胜利。1922年2月28日，英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所谓《艾伦比宣言》，同意埃及在形式上独立（但实际上英国保留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权力，比如可以监督埃及的外交政策，且可以随意利用埃及领土进行军事调动）。比起单方面的宣言，其实艾伦比更想签署一份条约，但没有哪个埃及政府会同意签署这样一份留给英国人如此多权力的文件。

显然，丘吉尔担心艾伦比做出的让步——即便只是赋予埃及名义上的独立——会让他难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因为他不打算赋予其他阿拉伯国家独立地位。机缘巧合，艾伦比和丘吉尔这两套截然相反的政策在1921年同时出现在了开罗城。实际上，这两种政策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英国人单方面做出的关于如何治理阿拉伯世界的决定，而阿拉伯的领导者们对它们都持不接受的态度。

VI

1921年3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开罗会议终于在塞米勒米斯酒店（Semiramis Hotel）召开。据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中，有40名官员参加了大约四五十场会议。“与中东有关的人物都来了……”T.E.劳伦斯在写给其长兄的信中说。[31]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削减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所需的成本。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一个政治委员会和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地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按照丘吉尔及其幕僚在前往开罗的船上起草的日程开展工作，把最初的4天用在了制订美索不达米亚方案上面。

丘吉尔及其幕僚预料到了来自第一线的军官们可能会考虑哪些建议。格特鲁德·贝尔陪同其长官珀西·考克斯爵士从巴格达赶来参会。她后来写道：“丘吉尔先生十分令人敬佩，他愿意与其他人妥协，巧妙地实现合作。他引导着大型政治会议的走向，也会在途中参与各个小组会议。当我和珀西爵士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时，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的方案［与丘吉尔提出的方案］不谋而合。”[32]

丘吉尔在1921年3月15日晚上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身在伦敦的首相于次日接到了他的汇报：“各方……就政治和军事上的诸问题全部达成了共识。”[33]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开罗会议上形成的方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费萨尔将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但他们将不遗余力地让这一安排看上去像是当地人民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英国人的安排。在保留英国驻军这一问题上，军方选择了丘吉尔以空军为基础的战略。不过，皇家空军的掌门人休·特伦查德爵士预计，要执行这一战略大概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英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费萨尔的力量来维护当地治安。至于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是应当被纳入新组建的伊拉克国家，还是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英国的专家们未能达成共识；但他们同意暂时让库尔德人地区组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并划归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高级专员领导。除了库尔德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着独特认同的族群，他们的诉求也会给英国带来麻烦。尤其是在西北部地区，有一些无处可去的小族群，例如在战争期间由于亲协约国立场而被迫逃离家乡土耳其的亚述（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对于这些挣扎求生的无家可归的族群，开罗会议的与会者认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与对伊拉克的安排类似，开罗会议也倾向于让哈希姆家族成员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虽然只是暂时的。当地局势十分动荡。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认为，英国必须再派两个营的兵力过去才能控制住外约旦，但“我们显然派不出额外的两个营”。[34]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同时，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在30名军官和200名贝都因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外约旦城市安曼，显然是要从这里取道进入叙利亚，进攻大马士革。阿卜杜拉声称自己此来安曼只是为了换换环境，调养一下黄疸病发之后的身体。没人相信他的说辞。

丘吉尔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收买阿卜杜拉：只要他不去攻击法属叙利亚，就给他在外约旦安排一个位置。（英国担心，如果阿拉伯人从英属巴勒斯坦出发去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法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入侵英属巴勒斯坦。）丘吉尔打算让阿卜杜拉担任外约旦的临时总督，负责恢复当地治安。在利用阿卜杜拉恢复约旦东部地区秩序的同时，丘吉尔还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其他目的。参加开罗会议的丘吉尔还带着其幕僚于2月底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旨在解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问题。这份由沙克伯勒、杨和劳伦斯起草的备忘录诠释了1915年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使用的地理名词，试图借此将阿拉伯独立运动的范围局限在约旦河以东。鉴于《贝尔福宣言》中没有给出任何地理名词的定义，丘吉尔的顾问们认为，英国可以在约旦西部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再在约旦东部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政权，通过这样的安排来协调英国在战时做出的不同承诺。[35][36]如果阿卜杜拉愿意接管外约旦的统治权，那么就可以让他来负责筹建这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权。

丘吉尔的外约旦方案在开罗会议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和他的首席秘书温德姆·迪兹指出，既然外约旦已经被国际联盟划入了巴勒斯坦（国联交给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内部，英国就无权单方面将其与巴勒斯坦的其他部分分开。塞缪尔担心，单独属于阿拉伯人的外约旦可能会成为巴勒斯坦西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基地。[37]劳合·乔治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忧：考虑到法国人已经将费萨尔视作“不受欢迎的人”，那么倘若英国把哈希姆家族两兄弟安排在距离叙利亚不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这一行为可能会被法国人视为挑衅。3月22日，英国首相给丘吉尔发电报说：“内阁……讨论了你关于外约旦的提议。他们有许多顾虑。如果我们同时把他们兄弟二人安排在与法国的势力范围紧邻的区域，不免会引起法国人巨大的疑虑，还可能被解读为我们故意要威胁法国人在叙利亚的利益。”[38]

在外约旦问题上，丘吉尔“用阿拉伯方案替代巴勒斯坦方案”的思路得到了首相的认可，[39]但劳合·乔治担心在约旦东部建立单独的阿拉伯政权的做法可能会让英国深陷其中，麻烦不断，产生高昂的成本。

丘吉尔说服了内阁，让他们意识到，除非派一支英军进入外约旦——哪怕只是一小股部队——否则他们无法在外约旦组织任何政府。他表示，他们只需要让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待上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可以帮助英国人恢复当地的秩序，随后还可以让他帮忙挑选一个本地人继任总督之职。对于劳合·乔治提出的对外约旦的折中策略，丘吉尔表示同意——“保留该地区及其政权的阿拉伯特征，将其视作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省份或属地”。[40]

在丘吉尔看来，阿卜杜拉可以帮助英国人压制反法活动和反犹太复国运动——否则这两股力量有可能在约旦东部地区建立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哈希姆王朝方案可以帮助英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制造出这些问题。T.E.劳伦斯认为，阿卜杜拉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理想的代理人，因为他“既不过于强大，又不是外约旦当地人，因而必须依赖英王政府才能保住权力”。[41]

扶持哈希姆家族可能带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敌对的沙特家族的反应。丘吉尔提出的方案是为伊本·沙特提供每年10万英镑的补贴。[42]

开罗会议于3月22日闭幕，丘吉尔在3月23日午夜乘火车离开开罗，前往巴勒斯坦。在抵达巴勒斯坦之后，他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四次会晤，并达成了一项协议。丘吉尔在发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写道，阿卜杜拉“态度温和友好，有政治家风范”。在面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示威者时，阿卜杜拉“一直保持着完全正确的态度。他谴责了那些示威者，公开表示英国人是他的朋友，以及他深信英国将信守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诺言”。[43]阿卜杜拉同意在一名英国政治主官和来自英国的财政补贴的支持下统治外约旦6个月，且不需要英国派遣任何部队。他还同意协助英国人修建机场——在丘吉尔的计划中，英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有朝一日将以这些机场为核心。

英国在平定外约旦和伊拉克局势的问题上，完全寄希望于阿卜杜拉和费萨尔。丘吉尔在回国路上途经法国里维埃拉的卡代（Cap d’Ail），他在那里写信给寇松勋爵说：“在我们的阿拉伯问题解决方案的影响下，阿卜杜拉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极为优雅，讨人喜欢，我只希望他不会被自己的追随者谋害。”[44]

回到伦敦之后，丘吉尔又为自己的中东政策赢得了内阁和下议院的支持。由于他在开罗期间已经赢得了一线官员们的支持，丘吉尔这位殖民地大臣实际上已经在推行自己的中东蓝图的道路上赢得了英国整个领导层的支持——至少是暂时支持。不过，《泰晤士报》在1921年6月15日评论道：“他的计划有一丝杂乱的气息。”文章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丘吉尔试图在缺乏必要资源的情况下让持不同立场的各方达成妥协，并承认其各自的主张；这样一来，英国就可能会承担一些它完全无力承担的责任。

就在开罗会议临近尾声的同时，英国官员们还在忙另一件事：让费萨尔成为即将成立的伊拉克国家的君主。英国人躲在幕后操纵，试图让费萨尔看起来像是伊拉克民众自由、自发的选择。英国官员已经得到了费萨尔愿意合作的保证。

VII

在接任殖民地大臣一职之前，丘吉尔就利用T.E.劳伦斯与费萨尔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打探出了费萨尔的想法。劳伦斯在1月中旬向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汇报说，费萨尔愿意在完全不涉及法属叙利亚问题的情况下与英国展开磋商，他还同意放弃其父对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主张。劳伦斯写道：“既然他做出了这样的新姿态，那么所有那些关于兑现或是背弃承诺的问题就都可以抛在一边了。现在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展开新的讨论，这样做也最有可能获得具有建设性的成果。”[45]

在开罗会议上，劳伦斯、考克斯、格特鲁德·贝尔等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为费萨尔登上伊拉克王位制定了一个时间表。按照他们的计划，费萨尔要先到麦加，并且从麦加给伊拉克的头面人物们发电报。费萨尔要在电报里说，在友人的敦促之下，他在与父兄讨论之后决定前来服务伊拉克人民。

开罗会议闭幕后，劳伦斯给远在伦敦的费萨尔发去了一封急电：“一切如愿进行，请立即选取最快路线前往麦加……我将在途中与你会合，并详加解释。对外只说归国旨在面见令尊，切勿公开发表任何言论。”[46]

差不多与此同时，珀西·考克斯爵士从留守巴格达主事的军官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您离开之后，形势发生了剧变。”巴士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赛义德·塔利布与年长的巴格达地方要人纳基卜（Naqib）达成协议，由赛义德·塔利布支持纳基卜争取当地的统治权；作为交换，赛义德·塔利布将成为纳基卜的继任者。他们二人“提出了一个由伊拉克人统治伊拉克的方案。有迹象表明，这个方案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费萨尔的主张会遭到强烈反对……”[47]考克斯连忙赶回巴格达，劝说其他竞争者退出——其中也包括伊本·沙特，他反对由哈希姆家族统治伊拉克，但英国人用金钱和其他一些利益收买了他。

与此同时，赛义德·塔利布在伊拉克境内四处活动，会见部落领袖，发表公开讲话。他承认有必要与英国合作，但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伊拉克人的伊拉克！”[48]英国情报军官警告称，塔利布“在各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49]

赛义德·塔利布早就与珀西·考克斯爵士有约，要去巴格达的高级专员公署喝茶。他在4月中旬赴约，进门后发现考克斯本人不在，只有考克斯夫人在家接待宾客。就在他结束了茶会，正要离开高级专员公署的时候，另一名客人奉缺席的主人——珀西·考克斯爵士——之命，逮捕了塔利布。塔利布随即被流放到了印度洋上的锡兰岛（Ceylon，今斯里兰卡）。在塔利布被捕的次日，珀西·考克斯爵士发布公报称，塔利布涉嫌煽动暴力，为维护法律与秩序，特将其流放。[50]

但是，反对费萨尔的行动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换了其他形式。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成立共和国，拥立一位土耳其君主，巴士拉省与巴格达省分治，或是在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统治下维持现状。

与此同时，在英国顾问的建议下（这些建议是应费萨尔本人的请求提供的），费萨尔从伦敦赶到汉志与其父商谈，随后又在英国的帮助下于6月24日进入巴士拉。在登船前往巴士拉时，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官方的伊拉克地方领导机构——位于巴格达、由纳基卜主持的大臣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正式邀请他入境。

在公开场合，英国政府依旧维持着官方口吻，宣称英国在伊拉克统治者的遴选问题上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私下里，考克斯让费萨尔走出去争取民众支持，这样一来英国就可以宣称自己选择费萨尔是听取了民众的呼声。[51]

7月11日，伊拉克大臣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宣布费萨尔为伊拉克的宪政君主。7月16日，大臣会议同意就这一决议举行全民公决。8月18日，伊拉克内政部宣布，费萨尔在全民公决中大获全胜。8月23日，伊拉克举行了费萨尔的加冕仪式，从此这个新王国的官方名称从美索不达米亚更改为伊拉克（意为“根深蒂固、植被茂盛之地”）。

不过，在正式加冕之前，费萨尔就给英国人惹了麻烦：他坚持要求伊拉克应当正式独立，反对把伊拉克变成国际联盟的托管地。他提出，伊拉克和英国应当以两个国家的身份签署一份条约，以此来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声称，除非得到国际联盟的授权，英国无权更改伊拉克的地位；只要伊拉克承认自己的受托管地位，英国就可以与伊拉克签订条约。费萨尔拒绝在条约中承认伊拉克的受托管地位。这一谈判持续了一年多，时常让伦敦方面感到烦恼。

丘吉尔在1922年夏末对劳合·乔治写道：“费萨尔在跟我们玩背信弃义的低劣把戏。”[52]丘吉尔建议首相与内阁成员开会，探讨一下是应该废黜费萨尔，还是干脆让英国撤出伊拉克。几天之后，丘吉尔在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汇报说：

费萨尔国王一直在伊拉克制造麻烦，让局势变得日益复杂。他反对把伊拉克变成托管地，但又声称他愿意与英国签署条约。他不愿意接受托管安排，因为他把托管视作对伊拉克的侮辱，任人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最近，他开始接触极端主义分子，那些人现在把他看成自己的保护人。[53]

不久之后，丘吉尔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我对伊拉克局势深表担忧，您交给我的任务现在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接着写道，“几乎每一份报纸，不论是托利党的、自由党的还是工党的”，都“坚持反对”英国留在伊拉克。他又补充道：“我本人也看不出我们能从伊拉克收获到什么。”[54]他建议英国政府向费萨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费萨尔不接受最后通牒，“我就走人”。[55]

首相答复道：“一般来讲，我不赞成逃跑政策，不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56]他还提到了人们当时普遍相信的一件事——这一地区可能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如果现在离开，我们可能会在一两年后发现，自己把世界上最富饶的油田拱手让给了法国人和美国人。”[57]

于是，珀西·考克斯爵士继续进行谈判。在经历了数次极具戏剧性的政治危机之后，他终于在1922年10月10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包括了许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了托管关系的条款。这份条约的有效期本来应该是20年，但是，由于伊拉克方面的反对，半年之后其有效期就从20年缩短到了4年。即便这样，伊拉克人依然渴望获得更多的独立性。而与此同时，伦敦的《泰晤士报》却在抱怨这份条约对英国不公平，因为英国承担了太多的义务。

的确，根据条约规定，英国应当立刻采取行动，保护伊拉克免受崛起中的伊本·沙特的威胁。这位阿拉伯君主是哈希姆家族的世仇，同时威胁着费萨尔和阿卜杜拉两兄弟，而英国政府自认为有义务保护他们。1922年底，珀西·考克斯爵士与伊本·沙特在港口城市欧盖尔（’Uqair）会谈，迫使后者接受了一项协议，规定了沙特王国与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

尽管他们需要英国的保护，但伊拉克政客们却依旧我行我素。像同年发表的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独立的《艾伦比宣言》一样，1922年《英国—伊拉克条约》也标志着东方阿拉伯世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58]伊拉克和埃及都仅仅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但它们都被承认为具有独立国家地位的政治实体。两国的政治领袖们都在鼓动独立，而由英国人选定的两国君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只能效法他们。

VIII

与伊拉克一样，外约旦也仍然是殖民地部要考虑的问题。不过，与过于独立的费萨尔相反，阿卜杜拉的问题在于他太消极。解决外约旦问题的哈希姆王朝方案有点站不住脚。

英国人之所以想拥立阿卜杜拉，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他袭击法属叙利亚。T.E.劳伦斯后来回忆说，他曾经向丘吉尔保证：“我很了解阿卜杜拉，他一枪都不会放的。”[59]这位阿拉伯王子精明而慵懒，往往不愿意参与危险的角力。实际上，在阿卜杜拉成为临时总督的几个星期之后，英国观察家们就意识到，作为一个统治者，阿卜杜拉有些过于软弱了。4月，阿卜杜拉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他派去调解部落争端的代表团被杀害。阿卜杜拉没有选择亲自派兵镇压暴乱，而是请求英国的高级专员替他出马。英国驻当地的高级专员同意动用英国飞机和装甲车辆；但是别忘了，英国当初之所以在安曼扶植阿卜杜拉政权，就是为了避免动用英国的武装力量。

差不多与此同时，法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政府抗议说，阿卜杜拉在外约旦的存在刺激了叙利亚的反法暴力行径。英国人反驳说，恰恰相反，阿卜杜拉的存在可以阻止这类暴力行为的出现。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阿卜杜拉要么是没有能力，要么就是没有意愿去完成这一使命。6月下旬，有4个人设下圈套，试图刺杀征服了叙利亚的法国总督亨利·古罗。“法国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约旦。”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告诉丘吉尔说。[60]由于英国人和阿卜杜拉未能阻止此类攻击，法国当局向英国表示抗议。等到他们发现嫌疑人仍然在外约旦自由行动时，他们的抗议就更激烈了。

英国高级专员在6月告诉丘吉尔，他对阿卜杜拉方案的效果很不满意。他告诉丘吉尔，阿卜杜拉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是，外约旦人认为阿卜杜拉从叙利亚带来的助手们既喜欢挥霍，又十分无能。[61]与此同时，驻埃及和巴勒斯坦英军总司令也写道：“解决外约旦问题的阿卜杜拉方案就是一场骗局……如果想让他成事，就必须有一个强悍的英国人全权指导他，还需要有英国军队给他撑腰。”[62]一段时间之后，休伯特·杨告诉沙克伯勒说：“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支持阿卜杜拉——但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甚至连一个步兵班的作用都发挥不了；要么我们就鼓足勇气，派一小支部队过去，哪怕只是暂时的……”[63]

此时的英国政府里，实际上只有T.E.劳伦斯仍然认为阿卜杜拉在外约旦是有用的（虽然只是暂时有用）。“扶植他的全部成本还不到供养一个营的成本。只要阿卜杜拉的政权不是过于不受欢迎，或者不是过于无能，那么无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阿卜杜拉政权都不至于对其造成什么损害。”[64]由于英国政府仍然无法决定是否要把外约旦永久性地剥离出巴勒斯坦（将其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是并入侯赛因国王的汉志），因此阿卜杜拉临时政权的存在起码可以让英国人不急于做出决定。不过，劳伦斯关于阿卜杜拉方案成本低廉的说法才是最讨温斯顿·丘吉尔欢心的。

阿卜杜拉代表哈希姆家族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借此来表示自己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有用。这一条约是由劳伦斯带到中东的。作为丘吉尔的全权代表，劳伦斯在汉志待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侯赛因国王签署这份条约。这份条约意在一并解决侯赛因从“一战”爆发之初为他自己和阿拉伯人提出的各种诉求。根据条约草案，英国将承认侯赛因为汉志国王，并且每年为他提供10万英镑的财政支持；作为回报，他必须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侯赛因时而表示他愿意签署这一条约，但又屡次改变主意。劳伦斯表示，侯赛因有一次甚至要求“承认他对所有阿拉伯君主的统治权”。[65]劳伦斯认为，他已经无法与麦加的这位老人打交道了。于是，他转而让阿卜杜拉在条约上签了字。由于侯赛因拒绝签字，所以阿卜杜拉的签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劳伦斯似乎很赞许阿卜杜拉试图帮忙的举动。

在当了几个月的外约旦总督之后，阿卜杜拉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起初，他让英国人以为他只打算在外约旦待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相较于他在其他地方巨大的野心，这个地方并不算重要。T.E.劳伦斯确信自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劝说阿卜杜拉离开这里。到了1921年10月，劳伦斯却汇报说，阿卜杜拉打算在外约旦待下去。阿卜杜拉试图获得叙利亚的王位，而近期的事态发展让他相信法国人可能很快就会愿意与他达成妥协，实现他的目标。因此，他打算留在叙利亚周边地区。

与此同时，用一个能力更强的统治者替代阿卜杜拉的需求也变得没有那么紧迫了。阿拉伯半岛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强悍的英国人哈里·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John Philby）成了阿卜杜拉新的官方顾问。更重要的是，劳伦斯的友人F.G.皮克（F.G.Peake）上校正在打造一支在英国军官指挥下的贝都因正规军——后来，这支部队在皮克继任者约翰·格拉布（John Glubb）的手中发展成了令人敬畏的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66]。当地的法治和治安形势都在好转，同时还像劳伦斯所倡导的那样并没有增加太多开支。因此，劳伦斯开始转而相信让阿卜杜拉留在外约旦或许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把身为阿拉伯人的阿卜杜拉立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同时把外约旦变成禁止犹太人移居的阿拉伯保留地，这一做法本身有违《贝尔福宣言》中关于扶植犹太民族家园的内容。如果英国人真的打算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人国度，那么在巴勒斯坦75%的土地上禁止犹太人移居，并且将其管理权交给一位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交给英国，这一授权中就包含了《贝尔福宣言》的内容。在1921年至1922年间，英国议会正在审议国际联盟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以及在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同时保护非犹太居民权利的提议。丘吉尔的临时解决方案不鼓励，甚至不允许在巴勒斯坦东部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这与国际联盟的托管方案是冲突的。于是，丘吉尔决定修改托管方案，以免除英国在约旦河以东贯彻《贝尔福宣言》的义务。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担心，在东部缩减犹太人领地可能会破坏他们的计划——要知道，在与法国人商议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时候，英国人已经在北部缩减过犹太人的领地了。哈伊姆·魏茨曼在1921年初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与法国达成的协议“隔绝了巴勒斯坦与利塔尼河（Litani），夺走了约旦河与耶尔穆克河上游地区，以及犹太人定居点中人们寄予最多期望的、位于太巴列湖[67]以东的富饶的平原地区”。至于外约旦，他写道：“基列（Gilead）、摩押（Moab）和以东（Edom），以及亚嫩河（Arnon）和雅博河（Jabbok）[68]……在历史上、地理上和经济上都与巴勒斯坦息息相关。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富饶平原被法国人拿走之后，犹太民族家园的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地区。”[69]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布兰代斯法官在1921年底给贝尔福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对巴勒斯坦失去利塔尼河大为不满，还强调了外约旦平原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70]

不过，在外约旦分而治之的问题上，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有大加挞伐。他们把这一举动看作权宜之计——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他们的看法与英国殖民地部不谋而合。殖民地部高级官员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沙克伯勒总结说，他和同事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决定暂时不让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外约旦，但也不会永久性地对其关上大门。[71]

丘吉尔没有预见到，把阿卜杜拉留在外约旦，有朝一日会让英国卷入沙特家族与哈希姆家族之间激烈的阿拉伯宗教战争。不过，在1922年，也就是阿卜杜拉来到外约旦短短一年之后，伊本·沙特的先头部队——狂热的瓦哈比兄弟会——就穿过了未勘定的沙漠边境，前来攻击阿卜杜拉。在被英军飞机和装甲车辆阻挠之前，三四千人之众的瓦哈比兄弟会骑兵一直杀到了距离安曼（今天约旦的首都）只有一小时路程（骑骆驼）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英国在治理与保卫外约旦这一任务中的投入远远超出了丘吉尔的本意，英国官员也很快不再认为阿卜杜拉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把他看作一个麻烦。[72]

不过，英国殖民地部对外约旦的这一临时性的行政安排恰好创造出了一个长期存续的政治现实。这位阿拉伯王子带着他的外国随员在安曼驻扎下来，成了巴勒斯坦托管地复杂政局中一个发挥着持久性作用的新要素。虽然不断有人提出应当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平分巴勒斯坦，但这一提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巴勒斯坦75%的土地已经给了一个并不出身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王朝。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外约旦省，也就是后来的独立国家约旦，逐渐演变成了独立于巴勒斯坦其余部分的实体。到了今天，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事实：约旦曾经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938.

[2] Ibid.,p.1249.

[3] Ibid.,p.1261.

[4] Ibid.,p.1267.

[5] Ibid.,p.1269.

[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528.

[7] Ibid.,p.523.

[8] Ibid.,p.524.

[9] Ibid.,p.527.

[10] Ibid.

[11] The Letters of T.E.Lawrence,ed.by David Garnett (London:Jonathan Cape,1938),p.316.

[12] 几年之后，托马斯基于这一演出写了一本名叫《与劳伦斯在阿拉伯同行》（With Lawrence in Arabia）的书，复述了一遍这个他曾经演绎给全球上百万名观众的故事。这本书可读性很强，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讲述了劳伦斯的职业生涯，但其中很多内容并不属实。例如，每期发行26份的《阿拉伯简报》，到了托马斯的笔下其发行量就缩减到了4份。（注：Lowell Thomas,With Lawrence in Arabia (New York and London:Century,1924),p.308.）在战争期间，费萨尔的部队一共有3500人，外加其兄弟手下的几千名士兵，到劳威尔·托马斯的书里就被夸大成了一支20万之众的阿拉伯大军。（注：Ibid.,p.131.）托马斯把基钦纳、温盖特、克莱顿、霍格斯、道内、乔伊斯、杨和其他重要的英国官员都放在了角落里，把年轻的T.E.劳伦斯描绘成了独自点燃并领导汉志起义的英雄人物。在托马斯的笔下，劳伦斯在1916年2月就来到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煽动汉志起义；（注：Ibid.,p.407.）但实际上，当时的劳伦斯还在开罗的办公室里，一直到当年10月才第一次来到阿拉伯半岛。——原注

[13] John E.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The Life of T.E.Lawrence (Boston:Little,Brown,1976),p.276.

[14] Desmond Stewart,T.E.Lawrence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Row,1977);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hillip Knightley and Colin Simpson,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Thomas Nelson,1969).

[15] 皇家空军的掌门人休·特伦查德爵士（Sir Hugh Trenchard，时任皇家空军总参谋长）在1919年9月5日写信给皇家空军中东指挥官说：“从你的多封电报中可以看出，你恐怕没有感受到伦敦这边的氛围。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节约开支……”（注：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841.）——原注

[16] 他的计划是不惜一切代价节约开支。他削减军费开支的举动太过激进，让最重要的那位军事顾问十分紧张。帝国总参谋长在第二年的日记里写道：“丘吉尔肆意削减守备力量。他只考虑财政问题，全然不顾剩下的那点可怜的部队是不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总结道：“温斯顿……正在干傻事，直奔灾难而去。”（注：Ibid.,p.1076.）实际上，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与当时的政治风向保持一致，牺牲其他方面，专注于节约开支。只有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打交道的时候，丘吉尔才不会把财政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这让英国政界回忆起他以往不遗余力、花钱如流水的作风。——原注

[17]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638.

[18] Ibid.,p.894.

[19] Ibid.,p.545.

[20] Ibid.,p.511.

[21] Ibid.,p.592.

[22] Ibid.,p.509.

[23] 从1919年起担任空军大臣的丘吉尔与空军总参谋长、有“皇家空军之父”美誉的休·特伦查德爵士一道主导了革命性运用空军力量，并使之服务于英国战后政策的探索。——原注

[24] Ibid.,p.217.

[25] Ibid.

[26] 丘吉尔一直担心劳合·乔治的反土耳其政策会招致土耳其人对伊拉克的进攻，因为当地英军完全无力抵挡。——原注

[27] Letters of T.E.Lawrence,p.291.

[2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334.

[29] Ibid.,p.1367.

[30] Ibid.,p.1377.

[31] Ibid.,p.1405.

[32] H.V.F.Winstone,Gertrude Bell (London:Jonathan Cape,1978),p.235.

[33]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391.

[34] Ibid.,p.1383.

[35]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38.

[36] 也就是说，丘吉尔的助手们承认英国曾经在战时向侯赛因治下的阿拉伯人做出过实际承诺。这标志着英国官僚系统的重大态度转变，因为战时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诸如麦克马洪和克莱顿，都认为他们向侯赛因做出承诺时使用的措辞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并没有真的做出什么承诺。在他们看来，那些承诺毫无意义。——原注

[37] Ibid.,pp.552–3.

[3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1407–8.

[39] Ibid.,p.1408.

[40] Ibid.,p.1413.

[41]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53.

[4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404.

[43] Ibid.,p.1428.

[44] Ibid.,p.1432.

[45]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516.

[46]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414.

[47] Aaron S.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21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p.140.

[48] Ibid.,p.145.

[49] Ibid.,p.146.

[50] 塔利布是否有煽动暴力的行为，尚且存疑。在为《每日电讯报》记者举办的私人晚宴上，塔利布曾表示，如果英国不能公平地对待各位候选者，各部落可能会再一次揭竿而起。关于他的具体措辞，有着不同的记载。考克斯看到的记录来自格特鲁德·贝尔，而贝尔并没有参加那次晚宴。——原注

[51] Ibid.,p.156.

[5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1966.

[53] Ibid.,p.1967.

[54]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817.

[55] Ibid.

[56] Ibid.,p.818.

[57] Ibid.

[58] 这一时期标志性事件之一发生在1922年初。珀西·考克斯爵士抢在伊拉克本土政府执政之前，把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古城萨迈拉（Sāmarrā'）发掘出的一批文物送到了大英博物馆。（注：Winstone,Gertrude Bell,pp.242–3.）在此前的至少一个世纪中，欧洲的领事、旅行者和考古学家一直肆无忌惮地把在中东发现的古物、建筑和艺术品带回欧洲。到了1922年，考克斯担心这一情形即将在伊拉克画上句号。差不多与此同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埃及的帝王谷完成了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他发现了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但他做了一件以前的考古学家都不会去做的事情。1922年11月26日夜，卡特及其助手们秘密潜入墓穴，挑走了一批文物。随后，他们又重新封闭了墓穴。第二天，他们又代表新成立的埃及王国政府进入了墓穴，谎称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墓穴。从11月27日开始，埃及文物部的一位官员就一直守在现场，确保外国人无法再带走图坦卡蒙法老的任何宝藏。（注：Thomas Hoving,Tutankhamun: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8),pp.89 et seq.）——原注

[59] T.E.Lawrence to His Biographer,Liddell Hart (New York:Doubleday,Doran,1938),p.131.

[60]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215.

[61] Ibid.,p.216.

[62] Ibid.,p.217.

[63] Ibid.,p.223.

[64] Ibid.,p.217.

[65] 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306.

[66] 这支部队最早负责维护外约旦地区的治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投入地中海和中东战场，二战后还参加过阿以战争。——译者注

[67] 太巴列湖（Lake Tiberia），亦称加利利海，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也是仅次于死海的海拔第二低的湖泊，今位于以色列境内。——译者注

[68] 基列、摩押、以东、亚嫩河、雅博河（今称扎卡河，约旦河重要支流）均为《圣经·旧约》中提到的地名，大部分位于今天的约旦境内。——译者注

[69] Klieman,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p.285–8.

[70] Ibid.,p.229.

[71] Ibid.,p.233.

[72] 在保护阿卜杜拉的同时，英国实际上让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分裂成了两部分——以约旦边境为界，两边各效忠于一个阿拉伯王室。到了1988年，人们还可以从两个国家的名字上看出它们的归属——沙特阿拉伯王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两个阿拉伯王室依然隔着国界对峙着。——原注

58 丘吉尔与巴勒斯坦问题

对于在1921—1922年担任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来说，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问题比外约旦和伊拉克的问题要更加棘手。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所引发的种种激烈情绪时常让人忘了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可以供养的人口，至少是当时定居人口的5~10倍——我们今天知道，他们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因此，他们认为，巴勒斯坦还有足够容纳数百万犹太定居者的空间，而且完全无须迁移当地大约60万的阿拉伯居民。

当时，准备作为开拓先锋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而阿拉伯人则对同一前景感到忧心忡忡。因此，犹太人是否享有不受限制地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就成了巴勒斯坦政治的中心议题。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认为，犹太人的进取心可以让巴勒斯坦变成一片富饶的土地，他们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生活贫困的阿拉伯农民却相信，他们将被迫与外来人分享本就不多的财富。

如前文所述，在丘吉尔于1921年2月就任英国殖民地大臣之前一年，巴勒斯坦曾爆发过阿拉伯人发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动乱。丘吉尔在1921年3月召开了旨在解决中东问题的开罗会议，而就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巴勒斯坦再次发生了动乱。1921年5月1日，动乱在雅法爆发。先是有一些抢劫事件，随后就出现了流血事件：在动乱的第一天，阿拉伯暴徒杀死了35名犹太人。在这血腥的一个星期里，阿拉伯人围攻了主要城镇外的犹太人农业定居点，战斗遍及整个巴勒斯坦。而最初引发雅法阿拉伯人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小群犹太共产主义者在雅法市中心举行的示威游行，他们的目的是反击此前一场人数更多的犹太社会主义者游行。这就让英国人产生了动乱始于布尔什维克的印象。曾在军事当局中服务过一段时间的C.D.布伦顿上尉宣称，暴乱的发动者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他还说“今天的暴乱可能会在明天演变成革命”。[1]

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暂停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认为，塞缪尔此举实际上是在鼓励阿拉伯人使用暴力，他们担心暴力行径会不断出现，让英国巴勒斯坦托管地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塞缪尔政府恢复秩序的动作十分缓慢。《泰晤士报》在1921年8月10日报道说：“实际上，公共安全根本无从谈起，尤其是在北方。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外约旦的武装袭击……”《泰晤士报》记者表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对当局毫无信心”，他补充道，“上年纪的人都说，在土耳其人治下的安全状况要好得多”。

尽管阿拉伯人的动乱看起来很可能会再度发生，但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依然试图与阿拉伯人和解。他们仍然相信大部分阿拉伯人倾向于和平与合作。[2]

II

在一边平息阿拉伯人动乱，一边继续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时，丘吉尔发现他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计划所仰仗的英国军队不愿意执行他的政策。

对身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来说，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很容易理解：阿拉伯人在这里居住了很久，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英国军人和官员每天都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阿拉伯人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当然，犹太人也曾经居住在巴勒斯坦，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要更加久远。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虽然不无道理，他们的依据却并不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有时参考历史，有时诉诸理论，有时全凭空想（他们说犹太人的进取心可以提高巴勒斯坦各民族的生活水准，但这一切只有在未来才能验证）。犹太复国运动的另一个理由是犹太人在俄国和波兰这样的地方备受迫害。但是，巴勒斯坦英国当局的成员从未目睹过犹太人在这些地方遭到迫害，因此未必知晓这一点。

当初在艾伦比帐下创办了犹太军团的那位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认为，英国军方把犹太复国主义当成一种“空想”的理论，认为它不切实际地想要改造世界，根本不靠谱。在亚博京斯基看来，英国统治阶层通常本能地反感那些意在改造世界的空想计划。[3]

亚博京斯基还指出，英国行政当局雇用了专业的阿拉伯学者，这些人被（他们理解中的）阿拉伯世界深深吸引，因此才刻苦地学习了阿拉伯语，努力让自己获得足以担任公职的资质，并且愿意离开英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中东阿拉伯世界。因此，很自然地，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属性发生改变。

虽然没有特别强调，但亚博京斯基提到了可能导致英国人反对《贝尔福宣言》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会带来麻烦。英国殖民当局的任务是让当地居民平静、满足，但构成当地人口主体的阿拉伯人并不欢迎《贝尔福宣言》。身在巴勒斯坦的英国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伦敦方面采取的这一政策，他们原本可以在这个心满意足的地方享受轻松、宁静的生活。但是，出于他们难以理解的某些原因，伦敦方面采取了可能引发族群矛盾和暴力行为的政策，同时让当地的英国当局面临困难甚至危险。

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官员们对本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面对的困难与危险，因为一方面伦敦还不打算屈服，另一方面他们的不满情绪实际上鼓励了阿拉伯人继续反抗、毫不退让。有一件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勒斯坦当局干预了穆斯林群体对新的宗教领袖的选择。

这一切始于1921年3月21日。那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去世了。所谓穆夫提，就是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官员，而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是该地区首要的伊斯兰教法学者。英国当局还给了他一个自己发明的头衔，任命他为大穆夫提，担任巴勒斯坦地区穆斯林群体的领袖。[4]根据被英国部分沿用的奥斯曼法律，应当由一个穆斯林选举团提名三位新任大穆夫提候选人，再由政府从中选出一位大穆夫提。

二十四五岁的政治鼓动家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并非三名候选人中的一员，但他却被任命为新任大穆夫提。此人曾因为领导1920年动乱而被判处10年监禁（后来获得了赦免）。他能够当选，全都拜一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官员欧内斯特·T.里奇蒙（Ernest T.Richmond）所赐——此人是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秘书班子中的一员。

里奇蒙是一位建筑师，曾在“一战”前服务于埃及公共事业局（Egyptian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他在巴勒斯坦的职位是罗纳德·斯托尔斯给他的，他还曾经与这位密友在耶路撒冷合住过一栋房子。里奇蒙负责为巴勒斯坦英国当局联络穆斯林群体，其工作（借用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付犹太复国主义组织”。[5]据伦敦的殖民地部的一位官员说，里奇蒙是英国政府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公开敌人”。[6]他坚定不移地反对英国政府的这项政策。他在几年之后的1924年写信给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说，这位高级专员及其下属、伦敦殖民地部的中东局以及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都是在一种邪恶理念的支配和驱使下行事的”。[7]

1921年，里奇蒙之所以帮助阿明·侯赛尼获得大穆夫提的职位和巴勒斯坦穆斯林领袖的地位，想必是他相信此举一定可以打击犹太复国运动。时间将会证明，他这一选择实际上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带来了更大的、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位大穆夫提将率领他们进入一条血流成河的绝路。这位大穆夫提是一名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犹太矛盾升级成了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搏杀，为此赌上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与生命。最终，这位大穆夫提选择的道路将会让他亲近纳粹德国，与阿道夫·希特勒结盟。虽然阿明·侯赛尼并不能控制群雄并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但他的大穆夫提身份可以让他更容易击败其他争权者，赢得高度分裂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群的支持。

如果英国当局利用其权力与其他方面的影响力选择了别的领导者，巴勒斯坦穆斯林是否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里奇蒙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措施没能对阿拉伯人的事业起到促进作用，更无助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为饱受动乱之苦的巴勒斯坦带去和平和进步的努力。

III

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情绪因素、混乱异常的巴勒斯坦问题，丘吉尔提出了一个简单、理性而清晰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应当尝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试验，并且相信这一举措将有益于所有人。1921年3月30日，参加完开罗会议，赶到巴勒斯坦的丘吉尔告诉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说：

散落各地的犹太人理应拥有一个可以将他们重新团结起来的民族中心和民族家园，而除了在过去的3000年中与他们有着密切而深刻联系的巴勒斯坦之外，又有什么地方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呢？我们相信，此举将造福世界，造福犹太人，造福大英帝国，同时也造福在巴勒斯坦繁衍生息的阿拉伯人，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阿拉伯人将分享犹太复国主义带来的福祉与进步。[8]

丘吉尔一直对犹太人的奋发精神与他们在沙皇治下遭遇的磨难抱有同情。与贝尔福一样，丘吉尔也认为犹太人在俄国和其他国家所遭受的磨难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问题，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将解决这一问题。

在丘吉尔看来，政治上活跃的犹太人分为三类：投身于所在国政治生活之中的犹太人；拥抱了布尔什维克所奉行的推崇暴力与颠覆的国际纲领的犹太人；追寻哈伊姆·魏茨曼博士的脚步，走上犹太复国主义道路的犹太人。世界上大部分犹太人都成长在像俄国这样拒绝赋予犹太人完整和平等的公民权的国家。因此，在丘吉尔看来，这些犹太人可以选择的道路就只剩下变成布尔什维克或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了。丘吉尔本人也是一名热忱的爱国者，因而深信犹太民族主义是应当被鼓励的健康现象。

1920年初，也就是他接任殖民地大臣之前，丘吉尔曾这样写道：

如果——最好如此——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约旦河两岸可以建立起一个英国王室庇佑下的、拥有三四百万犹太人口的犹太国家，那么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一事件都将是有益的，而且尤为符合大英帝国的最根本利益。[9]

丘吉尔并非不知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排斥，但他相信可以用一种既坚持根本原则，又对阿拉伯人有诱惑力的折中方案来化解这种敌意。身为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试图减少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此来缓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情绪。如前文所述，他认为应当先在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以西的那四分之一部分试行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至于是否要把犹太复国运动推广到巴勒斯坦另外四分之三的土地上，也就是外约旦，则不急于定夺。此外，丘吉尔还试图重新解读英国做过的承诺。他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内部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而不是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政治实体。他声称，《贝尔福宣言》的真实含义就是如此。（在1921年夏天于贝尔福宅邸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贝尔福和英国首相都驳斥了丘吉尔的说法，并且告诉他：“宣言的内容始终都意在最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10]

为了平息阿拉伯人的猜忌之心，丘吉尔还想告诉阿拉伯人，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他反复强调说，犹太移民并不会抢走阿拉伯人的饭碗和阿拉伯人的土地。恰恰相反，犹太移民将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财富，造福整个社会。

丘吉尔在1921年6月告诉英国下议院：“阿拉伯人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犹太人将为这片土地带来更多的财富，更能妥善地利用其资源，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人数不会超出这片土地所能供养的限度。”[11]8月，他又对一位来到伦敦的阿拉伯代表重复道：

我再三对你们说，我们不会允许没有自力更生能力的犹太人来到这里……他们不会夺走任何人的土地、权利与财产……如果有人愿意卖给他们土地，他们也愿意买下来，那他们就可以来巴勒斯坦；或者如果他们愿意把贫瘠的土地开垦灌溉成富饶的土地，他们也可以来……[12]

“这里有足够的土地提供给所有人，”[13]他告诉他们，“没人伤害你们……犹太人的境遇要比你们艰苦得多。你们已经有了赖以为生的财产，而他们只能试着在贫瘠的不毛之地上创造财富，为来到这里的犹太人找到生计。”[14]

他还在同一份声明中抱怨说，阿拉伯人不应当拒绝谈判：“参加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打定主意绝不让步，而只想着让对方做出重大让步，同时又不保证只使用和平手段来让对方做出这些让步。”

IV

终其一生，丘吉尔都沉浸在欧洲的政治文化之中——在提出一项提议时，政治家通常会考虑到各方的需求和愿望，包括对手的。因此，在1914—1915年，当基钦纳、克莱顿和斯托尔斯密谋要把法国排除在战后的中东阿拉伯世界之外时，他们也认为英国必须让法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领土作为补偿。尽管他们对法国愿意接受的具体条件缺乏足够现实的认识，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如果英国获得了新的领土，那么法国一定也会要求得到可以相匹配的收获。

与之相类似，在战后的土耳其，作为一位有着欧式思维的政治家，凯末尔在提出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领土诉求时，考虑的不仅是土耳其需要得到什么，他还考虑到了土耳其的邻国愿意接受怎样的条件。

这些都是丘吉尔习惯的政治思维。但是，在来到伦敦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身上，他却看不到这种政治思维。这些阿拉伯人所做的无非是不断重复自己的要求。巴勒斯坦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片充满复杂且矛盾的渴求的土地，但这些阿拉伯代表却全然不顾他人的诉求、担忧、需要和梦想，而只考虑自己。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反对法国人，支持阿拉伯人对叙利亚的领土诉求，试图借此来补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考虑在巴勒斯坦内部设置阿拉伯人享有自治权的地区，还打算让那些愿意生活在犹太民族家园之内的阿拉伯人获得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实惠。然而，与他们不同，阿拉伯人的领袖们却无意满足犹太人的渴望，或考虑他们的需求。

当伦敦方面在大战期间开始考虑战后中东治理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曾想到与中东人打交道会如此让人沮丧。在丘吉尔看来，阿拉伯代表团成员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政治家的行事方式：他们就没打算达成任何协议。哪怕只让他们让出1%以获得99%，他们似乎也不会同意。既然如此，他们的谈判对手也就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的必要了。丘吉尔向阿拉伯代表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但毫无用处。

V

来到伦敦的阿拉伯代表团由穆萨·卡赛姆·帕夏·侯赛尼（Musa Kazim Pasha al-Husseini）[15]率领，此人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大会（Palestine Arab Congress）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似乎不想理解丘吉尔所说的话。阿拉伯代表团的成员总是提出一个问题，等到丘吉尔给出答复之后，再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好像没有听到丘吉尔的回答一样。丘吉尔对他们的这种策略感到恼怒而无可奈何，但仍然重复着自己的答案，似乎希望最终能够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意思。就这样，他不断地重复说，没有人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巴勒斯坦的土地，阿拉伯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把土地卖给犹太人。

在中东，事情往往跟看上去的不尽相同，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也是如此。来到伦敦的阿拉伯代表其实明白丘吉尔有关阿拉伯人出售土地给犹太人的话，因为代表团的主席穆萨·卡赛姆·帕夏本人就曾经把土地卖给犹太定居者。[16]其代表团里的其他一些成员也曾经在1921—1922年以及随后的年月里把土地卖给犹太人。

早在1918年，费萨尔王子和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就曾经达成过共识：巴勒斯坦并不缺乏土地，真正的问题是大片土地都握在一小群阿拉伯地主和放高利贷者的手中。[17]为数众多的农民在饱受侵蚀、缺乏灌溉的贫瘠土地上艰苦耕作，只能勉强维生；而远居他处的极具影响力的地主家族却逐渐兼并了大片肥沃的土地。

正如魏茨曼在1918年向费萨尔阐述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意侵占阿拉伯农民耕种的土地，他们只会开垦荒地，并且用科学的农业方法恢复土地的肥力。不过，事实证明，那些阿拉伯大地主其实很愿意把自己手中肥沃的土地出售给犹太定居者，以赚取丰厚的利润。[18]犹太买家经常用很高的价格竞购土地。1921年，贝鲁特的一户阿拉伯人家庭把耶斯列谷地[19]的一片土地以40~80倍于原价的价格卖给了犹太定居者。[20]并没有人强迫阿拉伯人把土地卖给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主动要把土地卖给犹太人。唯一的瓶颈因素是金钱：犹太定居者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把阿拉伯人想卖掉的土地都买下来。[21]

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谴责这些土地交易，但实际上，无论是巴勒斯坦之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上层人物都深深牵涉到这些土地交易之中。在1920年到1928年之间，被推选出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官员之中至少有1/4曾经亲自或通过家人将土地出售给犹太定居者。[22]

由于这些交易的存在，犹太复国运动领导阶层可能低估了当地人对犹太定居者的反对程度。英国政府则不仅低估了其反对程度，而且彻底误判了阿拉伯人反应的性质。丘吉尔及其同僚把虚假的土地问题当了真，误解了或是佯装误解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的反感源自情感、宗教和排外主义，每当外来人涌入并改变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会陷入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想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那些前去会见温斯顿·丘吉尔的阿拉伯人代表并没有阐明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一根本原因，而是宣称这片土地无法养活更多的居民。丘吉尔对他们的说辞信以为真，以为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于是试图证明他们在经济上的担忧站不住脚。

VI

1922年，丘吉尔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同时能够证明阿拉伯人在经济方面的担忧毫无必要的决定——他批准由来自俄国的犹太工程师平哈斯·鲁滕贝格（Pinhas Rutenberg）在奥杰河[23]和约旦河河谷兴修水电工程。根据这项宏大的计划，这些水电工程将提供电力与灌溉，为开垦土地和20世纪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是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巴勒斯坦可以承载上百万人口，而不是阿拉伯人所宣称的几十万人口——重要的第一步。

尤其给丘吉尔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发现犹太人在为水电项目融资和推动这一项目时，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他十分感动，告诉英国下议院说，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才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这样的工程：

有人告诉我说，阿拉伯人也会这样做的。谁会相信呢？全凭他们自己的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是等上1000年也不会真的去努力灌溉土地，让巴勒斯坦地区用上电。这群逆来顺受的人啊，他们会继续心满意足地生活在这片被太阳炙烤的荒芜土地上，任凭约旦河的河水不受限制地白白流入死海之中。[24]

丘吉尔一如既往地告诫阿拉伯人，他们最好抓住机会，因为英国无论如何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1921年夏天，他在伦敦告诉顽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说：“英国政府决心践行《贝尔福宣言》，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了。我在耶路撒冷对你们说过，在下议院对你们说过，现在又对你们说一次。英国政府打算践行《贝尔福宣言》，事实如此。”[25]

但是，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的军官们却让阿拉伯领袖们产生了别的看法。丘吉尔沮丧地推算出，在驻巴勒斯坦的英军当中，大约有90%的人反对《贝尔福宣言》。[26]1921年10月29日，驻埃及和巴勒斯坦英军总司令W.N.康格里夫（W.N.Congreve）将军给全军发布了一份通告说，虽然“军方不应持有政治观点”，但他们可以怀有同情之心，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们的同情心显然在阿拉伯人一方。在态度中立的观察家看来，阿拉伯人一直是英国政府不公正政策压迫下的受害者”。他借用了丘吉尔对《贝尔福宣言》的狭义解读，表示自己相信“英国政府永远不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极端派的贪婪主张，那些人一心想要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只给阿拉伯人留下苟延残喘的空间”。[27]约翰·沙克伯勒在把这份通告转发给丘吉尔时表示：“驻巴勒斯坦英军大体上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而且无论别人说什么都不为所动，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28]

1921年夏天，沙克伯勒的副手休伯特·杨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由丘吉尔转交给内阁。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出要“撤换掉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官员，不论品级有多高”。[29]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触及军事官员。而且，尽管行政官员的最高首脑是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和温德姆·迪兹这样的人物，他们手下官员的政治倾向似乎也没有丝毫动摇。

在犹太社群之中，也有些人对英国当局感到绝望。犹太军团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认为，既然警察和军队都无法保护犹太人，犹太人就必须有能力保卫自己。1922年3月27日，《泰晤士报》驻近东地区的记者报道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开始冒险走私军火，还组织了一支名叫‘哈加拿’（Hagana）的秘密自卫武装。”

渐渐地，英国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开始动摇，担心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支持看上去如此难以实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泰晤士报》曾经是《贝尔福宣言》的积极支持者，曾在1920年4月27日称这一政策是“协约国可能给予犹太民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但是，随着困难日渐增多，《泰晤士报》也变得不那么坚定了。1922年春天，《泰晤士报》刊载了菲利普·格雷夫斯分成六个部分的系列文章——此人曾经在战争期间为阿拉伯局效力。他在文章中解释了英国在巴勒斯坦日益不得人心的原因。比起那些同情动乱的英国军人，格雷夫斯把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动乱的受害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认为，英国军队已经不想再打仗了。实际上，英国公众也对战争感到厌倦。

1922年4月11日，在格雷夫斯的系列文章收尾的那一期报纸上，《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从“英国纳税人”角度出发的社论，回顾了犹太复国运动在巴勒斯坦的实验，同时质疑英国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支持这场实验。“这是一场有趣的实验，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实验的成本。”

于是，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发现，英国政府曾经得到国内支持的巴勒斯坦政策，现在却遭遇了来自国内的阻力。1922年6月21日，英国上议院以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宣称英国不应当接受巴勒斯坦托管地（这正是《贝尔福宣言》政策的具体体现）的安排。上议院的动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却让殖民地部成了7月4日晚上举行的下议院辩论中的焦点。多名议员发言，批评丘吉尔试图实践《贝尔福宣言》的举动。但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此前也曾支持过《贝尔福宣言》。因此，丘吉尔就用他们以前的表态攻击他们，他这样做收效良好。丘吉尔朗读了十多份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初表示支持该宣言的声明，并且告诉下议院，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声明。他告诉他的对手们，既然他们自己曾经支持英国做出这一承诺，现在就没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他履行这一承诺的努力。[30]

像以前在多个其他场合一样，丘吉尔又一次饱含感情地阐述英国为什么需要践行自己的诺言。他对下议院说，英国之所以发表《贝尔福宣言》，“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公义——虽然我认为它的确非常符合公义”，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那个时候认为犹太人的支持可以让英国在战争的较量中“获得十分明显的优势”。[31]他说，他当时并非战时内阁的成员，也没有参与《贝尔福宣言》的制定。但是，像议会里的其他议员一样，他忠实地支持战时内阁制定的政策，因而当时机到来时，他也认为有责任履行战时内阁代表英国做出的承诺。

丘吉尔在演讲中回应了所有对他的攻击，包括他批准鲁滕贝格的水电项目后引发的猛烈攻击。他宣称，他已经把管理巴勒斯坦的成本从1920年的800万英镑削减到了1921年的400万英镑，这一数字在1922年预计会进一步减少到约200万英镑；而在有了鲁滕贝格的开发项目之后，英国政府终于获得了从巴勒斯坦取得经济回报的可能性。[32]

丘吉尔的演讲大获成功。英国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获得了292票赞成，仅有35票反对。丘吉尔发电报给远在耶路撒冷的迪兹说，下议院的投票结果“直接推翻了上议院的决议”。[33]换句话说，英国将批准国际联盟提出的巴勒斯坦托管方案。

不久，巴勒斯坦阿拉伯大会执行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殖民地大臣，表示他们拒绝接受国际联盟的托管方案，同时拒绝了英国政府的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丘吉尔阐述了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运动大为缩水的承诺。另一方面，尽管十分不情愿，但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还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受了英国政府开出的条件，他希望这些条件可以构成一个框架，犹太人可以在此框架下逐渐成为在巴勒斯坦占人口多数的族群，届时再谋求自治。魏茨曼接受了英国人能够提供给他的最好的条件，寄希望于在未来改进这些条件；而阿拉伯大会执行委员会却拒绝了英国人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最好的条件，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由他们自己决定大局。

7月22日，国际联盟终于正式批准了修改后的巴勒斯坦托管方案，英国得以在约旦河以西践行重新定义过的《贝尔福宣言》。

VII

在仔细考量了阿拉伯人的对抗情绪和英国人对此的反应之后，两位颇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运动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和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又像往常一样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出生在波兰的本—古里安是劳工锡安主义运动的领袖。早在1906年，20岁的本—古里安就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他曾是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者，但他最终加入了英国军队。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坚信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赢得在一个地方定居的权利，他还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样有权在巴勒斯坦生活和工作。在他看来，1920年和1921年爆发的阿拉伯暴乱是一群“野蛮人”被英国当局误导的结果，英国人让他们误以为使用暴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4]作为一名工人运动领袖，他主张阿拉伯与犹太工农有着共同的利益，应当一起对抗他们的雇主和地主，他的目标就是让阿拉伯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能够创造一个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共享自治权的巴勒斯坦。

在本—古里安看来，1920年和1921年爆发的阿拉伯暴乱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能够让阿拉伯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宗教权利和民事权利永远不会受到侵犯。[35]像往常一样，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与沟通。尽管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阿拉伯人有可能永远不会接受犹太人的移民、定居，但他没有让自己执着于这种可能性，也不允许自己相信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一些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尽管本—古里安声称自己相信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可以进行合作，[36]但他心里未必真的完全相信这一前景。本—古里安更有可能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总是想着失败的可能性是毫无益处的。他是一名“建构主义者”，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他相信犹太人的劳动和创造也会造福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继续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英国当局进行合作。

与他相反，出生在俄国，曾经缔造了艾伦比麾下的犹太军团的记者亚博京斯基则认为阿拉伯人永远不会和平地坐视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的多数居民。因此，在犹太定居者建立自己的家园并日渐壮大成为当地的多数居民的过程中，必须依靠一道由武装力量构成的“铁墙”才能保护他们。他认为，犹太人显然不能依赖于英国人的保护，必须组织起自己的军队来保卫自己。[37]这种处境近乎让人绝望，亚博京斯基发现只有少数人像自己一样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一个怪象就这样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曾经试图组建一支犹太人军队为奥斯曼帝国而战的本—古里安，现在依赖于英国政府；而曾经组织起一个犹太军团为英国而战的亚博京斯基，却对英国人失去了信心。

在以后的岁月中，本—古里安将会成为犹太复国运动主流派别的领袖，而亚博京斯基将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领导反对派，抵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主流路线。到20世纪30年代末，亚博京斯基还将脱离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自行成立修正主义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将对丘吉尔在1922年从犹太民族家园的领地上剥离外约旦的做法大加挞伐，主张建立一个横跨约旦河两岸的犹太国家。本—古里安与亚博京斯基之间的分歧一直延续到了今日的以色列政坛——工党继承了本—古里安的主张，赫鲁特党[38]则继承了亚博京斯基的路线。

在以色列，尤其是在赫鲁特党内部，人们依然认为约旦是，或者应当是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家，而丘吉尔在1922年将外约旦（当时的称呼）与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做法是非法的。

VIII

至此，奥斯曼帝国阿拉伯语地区的政治版图已经重新划分。土耳其人失去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在东方，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和犹太人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伊拉克的崭新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由一位阿拉伯王子统治。它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英国将其视作自己的保护国。叙利亚和版图扩大了许多的黎巴嫩被法国人统治。从巴勒斯坦地区分出来一个新的阿拉伯实体，即未来的约旦。在约旦河以西是巴勒斯坦，其中包括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这一切与丘吉尔曾经支持过的“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想法相去甚远。

不过，丘吉尔还是完成了他在出任殖民地大臣时为自己制定的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目标。他的首要目标是削减成本，他在这方面确实成绩卓著。不仅如此，他相信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在未来十分经济地运行下去的体系。有了从埃及延伸到伊拉克的多个空军基地，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控制住中东国家。

他的另一个目标是向世人展示英国会信守诺言。他没有能够完全履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承诺，不过对侯赛因国王一家可谓问心无愧。T.E.劳伦斯曾经是在这一领域对本国政府批评得最厉害的英国人，但他也认为丘吉尔的功劳不止于此。1922年底，劳伦斯提到了侯赛因与时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战时有关阿拉伯独立运动边界的通信。他写道：“他（丘吉尔）履行了麦克马洪有关巴勒斯坦、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的全部承诺（有些没见过这些通信的人把它称作“条约”）。而在美索不达米亚，他所做的事情甚至远远超出了此前的承诺……我不想长篇大论，但我必须说，我坚信英国光明正大地解决了阿拉伯问题。”[39]

尽管阿拉伯问题是他的主要职责，但其实这并不是丘吉尔在中东最关心的事情。丘吉尔最关心的是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耳其语地区。在丘吉尔看来，劳合·乔治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是一个危险的错误，有可能让英国在中东的全部地位毁于一旦。

[1] Oxford.St Antony’s College.Middle East Centre.C.D.Brunton Papers.

[2] 纳胡姆·索科洛夫在1921年夏天召开的第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犹太人“坚定地要与阿拉伯民族和平共处”。他强调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表示两个民族的合作“将为中东人民创造最美好的新生活”，“两个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他认为，近期发生的阿拉伯人动乱只是一小撮犯罪分子的罪行。他还向阿拉伯人保证说，犹太人“并不是抱着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姿态来到圣地的。他们将靠着自己的勤奋、平和与谦逊，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财富，造福于自身和整个东方”。（注：Reported in The Times,2 September 1921.）——原注

[3] Vladimir Jabotinsky,The Story of the Jewish Legion,trans.by Samuel Katz (New York:Bernard Ackerman,1945),pp.168–9.

[4] Elie Kedourie,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new edn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4),ch.4.

[5] Ibid.,p.65.

[6] Ibid.

[7] Ibid.

[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2:July 1919–March 1921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1420.

[9] Ibid.,p.1028,n.1.

[10] Ibid.,Part 3:April 1921–November 1922,p.1559.

[1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597.

[12] Ibid.,p.629.

[13] Ibid.,p.630.

[14] Ibid.

[15] 与他那位年轻的亲戚、新任大穆夫提并非同一人。——原注

[16] Kenneth W.Stein,The Land Question in Palestine,1917–1939 (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p.67.

[17] Ibid.,p.37.

[18] 出于种种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这段时间，持有巴勒斯坦耕地的经济收益处于低谷。阿拉伯的有产阶层之所以能够维持收入水平，完全是因为犹太人在高价购买土地。与阿拉伯人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不同，犹太定居者对待富有的阿拉伯人很仁厚。那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关于犹太人强迫他们出卖土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真正心存不满的是穷困潦倒的阿拉伯农民。身为社会主义者的犹太农民反对剥削他人，所以完全是自力更生。因此，在犹太人买下阿拉伯人的农场后，农场上的阿拉伯雇农往往会面临失业的命运。——原注

[19] 耶斯列（Jezreel）谷地，位于今天以色列北部的一片富饶的平原。——译者注

[20] Ibid.,p.65.

[21] Ibid.,p.37.

[22] Ibid.,p.67.

[23] 奥杰河（Auja），以色列称雅孔河（Yarkon），位于今以色列中部。奥杰河是它的阿拉伯语名称。——译者注

[24]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p.655–6.

[25] Ibid.,p.628.

[26]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3,p.1647.

[27] Ibid.,p.1659.

[28] Ibid.,n.1.

[29] Gilbert,Churchill:The Stricken World,p.624.

[30] Ibid.,pp.652–3.

[31] Ibid.

[32] Ibid.,p.659.

[33] Ibid.

[34] Shabtai Teveth,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s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5,6,37,47–55,75–81.

[35] Ibid.,chs 5,6,and 7.

[36] Ibid.

[37] Ibid.,pp.55–6;Joseph B.Schechtman,Fighter and Prophet: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the Last Years (New York:Thomas Yoseloff,1961),p.324

[38] 赫鲁特党（Herut Party），以色列政党，“赫鲁特”意为自由。该党于1988年并入后来在以色列长期执政的政党利库德集团。——译者注

[39]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3,p.2125.

59 联盟分崩离析

I

丘吉尔对劳合·乔治的土耳其政策的抱怨并没有被首相理睬。劳合·乔治曾经在周围所有专业人士的反对声浪中用事实证明过自己的正确。此时的他，因为自己的崇高地位与辉煌胜利而志得意满，因此对同僚们的意见不屑一顾。劳合·乔治独断专行，并不听从国内外各种政治群体的意见——尽管他的权力正源自他们。

多年以来，劳合·乔治一直是各种联合体中的核心人物。作为他所在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结成的议会联盟的领袖，他依旧享有下议院中的多数支持，这确保他能够一直担任联合政府的领袖。同时，作为英国的首相，他还领导着一个多元化的联合体——大英帝国与加拿大、纽芬兰、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自治领的联合体，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欧洲大陆上的协约国结成联盟，对抗同盟国。到了1921年，在这个战时联盟的诸位领袖中，只有劳合·乔治依然大权在握。然而，在奥斯曼帝国仍在抵抗的领土上，以劳合·乔治为核心的各个联合体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

在欧洲协约国之中，俄国第一个退出了战时联盟，并随即反戈一击，与联盟为敌。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新掌权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开始在中东和中亚的南部边疆与俄国的旧盟友们产生冲突。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又在停火后的几年中与战时的敌人土耳其结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同盟关系，同时与恩维尔帕夏和穆斯塔法·凯末尔合作。苏俄向凯末尔提供了武器和资金，支持他继续反抗协约国。1921年，苏俄政府及其卫星政权与凯末尔的土耳其政权达成了全面协议，确认了彼此的疆界和合作关系。

同样在1921年，苏俄又开始与另一个曾经的敌国发展合作关系。在恩维尔帕夏的提议下，新组建的德国军队的高层与苏维埃政权结成了秘密伙伴关系。德军统帅、恩维尔的友人冯·塞克特将军在德国国防部内部组建了“R特别行动处”（Special Branch R），专门负责管理这种秘密合作关系，合作内容包括军用物资生产、军事训练和新武器开发。德国军官借此机会可以在苏俄的土地上接触战胜国禁止他们接触的武器——尤其是坦克和飞机。[1]德国的工业企业在苏俄设立工厂，生产毒气、榴弹和军用飞机。德军在苏维埃俄国的土地上建起军事学院，为本国训练坦克手和战斗机飞行员。与此同时，苏俄也把军官送到德国，让他们按照备受敬畏的德国总参谋部设计出来的方式进行学习。1922年，德国政府在《拉巴洛条约》[2]的秘密条款中批准了这些秘密安排。战争结束前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奥斯曼军队总参谋长，并且自1919年起担任德军统帅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竟然会在1922年向苏俄总参谋部报告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形势，我们可以从这一颇具象征性的事件中一窥最新的事态发展，看出俄国在其1914年对抗德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之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这三个国家一起把矛头对准了英国。

II

接下来倒戈的是意大利。停火协议甫一签署，意大利就开始表现出对奥斯曼帝国不幸遭遇的同情。意大利的同情心可能源自民族主义者之间传统的同志之情，毕竟他们都是19世纪的意大利爱国者朱塞佩·马志尼的信徒；另一个原因是，意大利希望可以保留并扩大战前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1918年底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伊斯坦布尔高级专员的卡洛·斯福尔扎伯爵是一位态度开放、富于同情心且又务实的政治家。他刚一到任，就立刻着手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建立联系，他还鼓励土耳其人拒绝协约国的过分要求。在协约国委员会内部，意大利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英法提出的和平条款的反对态度。1920年，当奥斯曼苏丹即将在英法的逼迫下签署《色佛尔和约》时，英国陆军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汇报说，意大利正在转而支持拒绝接受这一和约的凯末尔。在《色佛尔和约》签订前一个月，寇松勋爵就因为意大利在中东的“背信弃义”指责了斯福尔扎伯爵。[3]

自停火协议签署之后，意大利与其盟友在中东的目标分歧就变得日益显著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意大利根本没有动力去支持英法的计划，特别是在协约国把希腊军队派到士麦那，使得意大利无法得到这一地区之后。在历届意大利政府看来，协约国的政策似乎都是服务于希腊的利益，而罗马方面对造福希腊毫无兴趣。尤其是在斯福尔扎伯爵于1920年出任意大利外交大臣之后，意大利开始把希腊看作对手，而不是盟友；每当希腊有所收获，意大利根本无意支持希腊的诉求，而是想为自己谋求与之等价的收获。但意大利的主张从来没有获得过协约国的支持。在与凯末尔的部队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科尼亚（Konya）发生一次冲突之后，意大利当局意识到，他们在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来保卫，而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面对凯末尔的进攻，他们很可能会被击败。考虑到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财政和社会环境，意大利最终决定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主张，并从安纳托利亚撤军。意大利希望可以借此来换取凯末尔的安哥拉政府在经济上的让步。斯福尔扎与凯末尔政权达成了秘密协议，只要后者向意大利做出经济方面的让步，意大利就会为其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

身为外交大臣的斯福尔扎伯爵继续向英法两国政府施压，要求修改《色佛尔和约》。他还告诫寇松勋爵说，除非协约国与凯末尔达成某种共识，否则安哥拉政权将不得不与莫斯科方面结盟。他警告说，这个举动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4]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虽然意大利政府并不赞同《色佛尔和约》的内容，但始终也没有公然反对这份和约，以免与英国公开对抗。

在意大利国内，也有一些声音主张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实现意大利的野心。1919年，著名的作家和民族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率领其支持者夺取了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镇阜姆[5]，这在意大利激起了狂热情绪，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源泉。贝尼托·墨索里尼利用了意大利国内对未能从战争中分一杯羹的不满情绪，通过他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加以煽动。这位鼓动家将自己形容为“所有道路的冒险家”，他不分立场左右，鼓吹所有政治派别最极端的主张。他声称，英法正在蒙骗意大利，以使其无法在中东得到任何战利品。[6]他断言，意大利有权成为地中海的霸主，这是意大利“伟大的帝国使命”。[7]他指出，英国就是那个挡在意大利崛起之路上的大国，因此他提议支持埃及、印度和爱尔兰的反叛力量。

1922年，墨索里尼在其政治拥趸（法西斯党徒）的支持下，当上了意大利首相。与此同时，意大利与英国在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领土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演变成了持续时间更久、影响范围更大的敌对情绪。墨索里尼的政治主张是要把英国彻底逐出地中海。[8]在他的领导下，意大利像俄国一样，也从大英帝国的盟友变成了大英帝国的敌人。

III

1919—1920年，美国也退出了协约国的阵营——美国参议院先是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又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还拒绝了由美国托管亚美尼亚的提议。1920年3月24日，美国国务卿在代表威尔逊总统答复法国驻美大使的照会中表明了美国的新立场：美国不会派代表参加与奥斯曼帝国的和谈，也不会参与或签署任何与奥斯曼帝国相关的和平条约，但美国希望美国的意见能够在和约中有所体现。除了威尔逊总统在中东一些具体事务上的答复之外，美国在这份照会中还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9]，要求和约的非签约国也得到平等待遇，还要求在中东地区保留美国的既有权利。

1919年，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在被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享有若干合法权利，其中不仅包括不平等条约赋予美国人在土耳其的各种权利与特权，还包括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航行权、保护美国教会学校和其他教会活动的权利，以及开展考古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充分机会。在美国的各种主张中，最惹眼的部分是对美国各石油公司利益的保护，这让美国和英国产生了冲突。

石油争端的第一次出现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有关（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缩写为“Socony”）。这家公司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在中东进行石油勘探活动，并且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独家勘探石油的许可。不过，它在伊拉克并没有这样的特权。鉴于它已经是伊拉克最主要的石油制品供应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希望在伊拉克也能取得类似的特权；公司的营销战略也要求它在销售地当地或附近拥有生产能力。

1919年9月，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了两名地质学家到伊拉克勘探石油。其中一人十分不谨慎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即将动身前往的地方，可能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油田”；由于“事关重大”，他们必须努力“为美国民众获取他们应得的权益”。[10]他的信在协约国控制下的伊斯坦布尔被英国审查官截获，其内容随即被发给了伦敦的英国政府。伦敦方面立刻给驻伊拉克高级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下令，要求他禁止这两名地质学家进行勘探活动。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要求下，美国国务院表示了抗议，但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却用一个看上去说得过去，但并不完全属实的借口加以推诿：在和平局面彻底恢复之前，无论哪国人都不允许进行勘探活动。

下一个卷进来的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早在1910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就认定伊拉克有开采石油的潜力，但是在战争结束前，该公司并无任何实质动作。1919年2月，该公司的总裁向董事会提议，公司应该到伊拉克勘探石油。一个月后，该公司的海外生产主管被派到巴黎，向参加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这一要求。

随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主席A.C.贝德福德（A.C.Bedford）来到欧洲，亲自处理这一事宜。在战争期间，英法两国达成了许多在战后瓜分中东石油财富的秘密协议，同时用虚假的承诺应付美国政府，让美国以为英法没有做出任何会将美国的利益排斥在外的决定——而贝德福德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1920年4月27日，英法两国终于在圣雷莫达成了一项秘密的石油协议，其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中东未来的石油产出全部由两国来瓜分。贝德福德从法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手中拿到了这一协议的一份副本，随后把它交给了美国大使馆。

鉴于英法两国在《圣雷莫协议》中密谋瓜分整个中东未来的石油产出，美国政府认定这一协议不只会威胁到一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利益，而是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人们在战争中第一次注意到了石油对于陆海军的重要意义，而美国在战争结束后还经历过一次油荒带来的恐慌：原油价格上涨，美国国内普遍担心本国的石油储备在日益枯竭。美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提到，为了保证能够给商用和军用船只提供足够的燃油，并且巩固美国作为世界首要石油供应国和石油制品供应国的地位，“取得稳定、安全的外国原油供应……有着经济上的必要性”。[11]

1920年夏，《圣雷莫协议》被公之于众。美国终于可以表明自己知道这一协议的存在，于是提出了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回应说，英国只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4.5%，而美国控制了80%；此外，美国还不允许其他国家进入它控制的区域。[12]美国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反驳说，美国只占有全球已知石油储备的十二分之一，且美国对石油的需求超过了自身的产出，只有全力开发现有的石油储备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13]

英国官员意识到英国已经得罪了美国，进而开始怀疑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是不是伊拉克的反英起义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运动的幕后黑手。据说，英国安全部门在伊拉克逮捕的一名叛军领袖身上找到了一封来自某家标准石油公司的信件。这封信件表明，美国驻巴格达领事正在为以圣城卡尔巴拉为中心活动的什叶派叛军提供来自美国的资金。[14]

美国驻巴格达领事的确反对英国人在伊拉克的统治，但华盛顿方面并非如此。事实恰好相反，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其实都赞成由英国来统治这一地区。石油公司只愿意在（其认为）稳定、负责的政权统治下的区域从事石油的勘探、开发和生产。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说，伊拉克就是一个相互厮杀的部落的集合。在他看来，只有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才有可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法律与秩序。[15]时任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不希望英法两国放弃它们在中东的领地，因为那样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持这种观点者在美国政府中大有人在。[16]杜勒斯汇报说，想在伊拉克的石油开发中分一杯羹的几家美国石油公司雇用了一位名叫盖伊·韦尔曼（Guy Wellman）的律师，此人认为，这些公司与其试图单干，不如与英国方面协商合作会更有利可图。[17]

1920年夏天，一个可以解决英美矛盾的方案开始浮出水面，因为地质学家告诉英国政府，在伊拉克勘探石油的风险比之前想象的更大。[18]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还得知，由于工程规模浩大，即便他们在伊拉克找到了石油，英国也缺乏足够的资本独自开发，不得不请求美国共同开发。[19]由于这些因素和一些政治原因，英国石油行业的重要人物约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被派往美国进行谈判。1922年6月22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A.C.贝德福德来到美国国务院，代表七家美国石油公司申请参与由英国主导的特许商业活动。美国国务院答复说，只要这一机会的大门向所有资质合格的美国石油公司开放，美国国务院就不会反对。于是，英美双方的磋商开始了。[20]

就这样，英国与美国的争端得到了化解。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把“由欧洲人控制中东”这一重任甩给了孤立无援的英国人。

IV

法国是英国的主要盟友中与英国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抛弃这一联盟的。有关是否信守《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漫长争吵以及英国对哈希姆家族政治诉求的支持都损害了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左翼资深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曾经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在克列孟梭退隐之后，他被视为主张维系英法联盟的政治派别的领袖。但是，当他于1921年1月再次成为法国总理之后，英法两国却终于决裂了。

导致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白里安发现法国已经无力继续保有其占领的土耳其南部省份奇里乞亚了。法国在这里维持着8万人的占领军，其开销之大已经让法国难以承受，法国议会不愿意再为此付钱了。奇里乞亚的位置也让法国占领军很难受，因为它刚好夹在忠于凯末尔的土耳其人与麻烦不断的叙利亚之间。于是，法国总理白里安于1921年春天派一位名叫亨利·富兰克林—布永（Henri Franklin-Bouillon）的参议员出使安哥拉，试图与土耳其人谈判，寻求一个撤出方案。富兰克林—布永曾担任法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是殖民主义团体的一名领袖，他深信土耳其可以成为法国重要的伊斯兰盟友。

1921年秋天，富兰克林—布永第二次出使安哥拉，成功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束了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事实上承认了安哥拉的民族主义政权为土耳其的合法政府。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安哥拉协定》是最重大的外交胜利。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说，这一条约“向全世界证明”了《色佛尔和约》现在“只是一张废纸”。[21]英国将此举视作法国对英国的背叛，因为这相当于法国与土耳其单独媾和，使土耳其人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受英国保护的希腊和伊拉克。正如英国所猜测的那样，法国也为安哥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军备。[22]就这样，拿着法国装备的土耳其人与得到英国支持的希腊人直接对垒，英法这两个曾经于1914年并肩投入对奥斯曼帝国战争的协约国盟友发现，它们现在成了土耳其的战场上的对手。

1921年10月26日，丘吉尔向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到了法国将为凯末尔政权提供援助的消息。丘吉尔在备忘录中评论道：“这一消息让人难以置信。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法国人的行为无疑只能被定义为外交领域中的‘不友好行为’。”[23]要知道，根据标准的外交工具书，在外交语境中，“当一国意欲警告他国某种行为可能会招致战争时，通常会将其行为描述为‘不友好行为’”。[24]因此，丘吉尔的措辞实际上十分严厉。他的话意味着，《安哥拉协定》有可能会导致法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

有一段时间，丘吉尔担心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会转向东方，进攻脆弱的伊拉克费萨尔政权；他还相信，法国可能会准许土耳其使用巴格达铁路的奇里乞亚段，为土耳其的行动提供帮助。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写道：“显然，法国人通过富兰克林—布永先生磋商的这一协定，不仅旨在保护法国在土耳其的利益，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牺牲大不列颠的利益以保全法国的利益。他们显然相信我们与希腊人之间有一个类似的反法协定。而且，很自然地，他们对费萨尔被英国人扶上伊拉克王位一事也十分不满。”[25]在丘吉尔看来，法国人最乐于看到的情况就是费萨尔的倒台和英国政策的失败，而这也意味着丘吉尔自己的一系列努力付之东流。

白里安总理并没有意识到《安哥拉协定》会对英国的欧洲政策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1921年，鉴于美国政府对战后的法国对德政策已经失去了同情心，[26]白里安要求英国向法国做出保证，不让德国的威胁死灰复燃。他十分担心法国会陷入孤立的境地，于是向劳合·乔治和寇松提议，让英国与法国结成同盟，帮助法国防范德国。英国领导人表示，除非法国能够解决《安哥拉协定》在中东造成的争端，否则他们不会考虑与法国结盟。在英国人拒绝了他的提议之后，白里安政府就倒台了。

法国前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成了新一任法国总理。他代表着白里安的对立面，对英国也谈不上友好。他的外交主张是法国不需要英国，但应当与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欧、东欧小国结成同盟体系。在英国人看来，法国人此举无异于要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就像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所做的那样。普恩加莱的这一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英法关系。1922年6月，英国中止了谈判，英法结盟的前景彻底破灭。在随后的岁月里，两国之间的分歧变得越发明显。

V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是穆斯塔法·凯末尔精明的外交手腕的产物。安哥拉政府故意挑动协约国产生内讧。

但是，导致联盟崩溃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决定由欧洲人来统治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即便联盟的崩溃同时也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正是这一点让联盟崩溃的后果变得如此危险。我们通过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的中东政策在1914年之前和之后的巨大区别。

在19世纪，英国与欧洲列强达成协议，不让任何一个欧洲强国侵占中东，从而避免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环境的稳定。在解决种种问题的过程中，英国经常提到欧洲大国协调的问题，使得多边磋商与合作成为一种惯例，从而让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文明。因此，尽管充满了分歧与不和，但中东在总体上还是为国际环境的和谐做出了贡献。

但是，在阿斯奎斯政府于1915年答应了俄国的领土要求之后，中东就变成了一个纷争之源。如果沙皇打算控制奥斯曼帝国讲土耳其语的北方地区，那么英国（按照基钦纳伯爵的想法）就必须在讲阿拉伯语的南方地区取得霸权。相应地，法国就会要求得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就这样，一个要求导致另一个要求，每个列强都认为他人索要的太多。即便英国在战后能够信守诺言，立即按照列强激烈争论后划定的界线瓜分奥斯曼帝国，列强之间也非常容易在日后产生矛盾——只要它们之中有一个国家在未来采取扩张政策。而实际上，劳合·乔治不仅违背了承诺，还打算让大英帝国拿走全部好处。这样一来，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他的目标。

联盟往往会在战争结束时瓦解。而且，那些在战前与英国一同致力于国际和谐的盟友现在正逐渐丧失对全球政治的控制。但是，在战争结束后，最先让英国与其战时盟友俄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产生分歧的正是中东问题。英国的中东政策引起了他国的怨恨，让英国无法与其前盟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上取得共识，最终导致了联盟的土崩瓦解。

[1] Walter Goerlitz,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1657–194,trans.by Brian Battershaw (New York:Praeger,1953),pp.231.et seq.

[2] 《拉巴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是1922年4月16日苏俄与德国签订的条约，确立了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与外交关系。——原注

[3] Salahi Rams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5),p.83.

[4] Ibid.,p.87.

[5] 阜姆（Fiume），即今克罗地亚城市里耶卡，阜姆是其意大利语名称。“一战”前，阜姆是奥匈帝国的重要军港，在行政上隶属于匈牙利王国，但其主要人口是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一战”结束后，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与意大利王国对这座城市展开了争夺。——译者注

[6] 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3),p.33.

[7] Ibid.

[8] Ibid.,p.43.

[9] 门户开放政策要求该地区市场对美国商人完全开放。——原注

[10] William Stivers,Supremacy and Oil:Iraq,Turkey,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Order,1918–1930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11.

[11] Ibid.,pp.195–9.

[12] Laurence Evans,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1914–1924(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p.300.

[13] Ibid.,p.303.

[14] H.V.F.Winstone,The Illicit Adventure (London:Jonathan Cape,1982),p.348.

[15] Stivers,Supremacy and Oil,p.127.

[16] Ibid.,p.123,n.36.

[17] Ibid.,p.126.

[18] Ibid.,p.89.

[19] Ibid.,p.90.

[20] 双方的最终协议，即所谓“红线协议”（Red Line agreement），一直到1928年7月31日才达成。——原注

[21] Sonyel,Turkish Diplomacy,p.138.

[22] Ibid.,p.139;Roderic H.Davison,“Turkish Diplomacy from Mudros to Lausanne,”in 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The Diplomats,1919–1939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193.

[2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3:April 1921–November 1922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1656.

[24] Harold Nicolson,Diplomacy,3rd ed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35.

[25]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1656–1657.

[26] 在停火之后，福煦元帅希望可以把法德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利用这一自然界线保证法国的安全。但是，在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十四点原则的压力下，法国被迫放弃了这一要求，转而要求其主要盟友对法国做出安全保证。这一保证条约从未生效过。19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这一条约。更重要的是，法国在未来获得美国援助的前景也在变得越发黯淡。——原注

60 希腊悲剧

I

在1919年和1920年，劳合·乔治扬扬自得，却忘了他的力量源自英国与各国之间的国家联盟以及英国国内的政党联盟。他主持着国家间的联盟与国内的政党联盟，但它们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1921年，政局的变化给了他一个提醒：就在英国与盟友关系土崩瓦解之际，首相发现他在对土耳其的战争政策问题上，也越发在英国政府内部受到孤立。希腊发生了君主更替和政府更迭，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下台。有鉴于此，博纳·劳倾向于与土耳其人达成和解。他的意见不容忽视，因为他是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倘若博纳·劳依然留在政府当中，他原本有机会强行改变英国的对土政策，并且提醒劳合·乔治，自己的支持者们也同样持亲土耳其的立场。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博纳·劳于1921年冬退出了政界，首相因此失去了一个能够约束其行为的政治伙伴。博纳·劳引退后，首相与英国下议院渐行渐远。他意识到，内阁同僚、外交部和陆军部都反对自己的希腊——土耳其政策，他决定无视他们的意见。

1921年3月，伦敦会议休会，协约国、希腊人和凯末尔在会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劳合·乔治随即派莫里斯·汉基去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 Hotel）面见住在那里的希腊领袖们，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凯末尔动武，他不会加以阻拦。[1]希腊政府把这当作对重新开战的许可，于是在1921年3月23日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尽管己方指挥不力，敌方抵抗顽强，但希腊军队还是从平原地区推进到了高原地带。

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随希腊军队出征。他报道说，就在他乘车从平原向高原行进的途中，“我开始意识到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是一场机会多么渺茫的赌博。他们想战胜凯末尔，但周遭的环境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阻力”。[2]就在那个星期结束时，凯末尔麾下的伊斯梅特将军在伊诺努村击退了希腊人，迫使希腊军队撤退。

希腊政府将这次失败归罪于军队指挥官们。4月7日，此时已经成为希腊首相的古纳里斯偕同僚拜会了希腊杰出的军事家扬尼斯·梅塔克萨斯[3]，请求他指挥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下一轮攻势。梅塔克萨斯拒绝了他们，并告诫这些政客说，希腊不可能赢得在土耳其的战争。他认为，土耳其人已经燃起了民族主义热情，“决心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们认为小亚细亚是自己的家园，而我们是入侵者。我们对小亚细亚基于历史的领土主张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的看法究竟是对是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们的感受就是如此”。[4]

政客们告诉梅塔克萨斯，出于政治考量，他们现在无法放弃这场战争。尽管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孤注一掷，指望在夏季发动最后一场攻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6月22日，协约国向希腊政府提议调停，但希腊人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希腊人答复说，他们已经为这场进攻准备了很长时间，不可能现在取消行动。

康斯坦丁国王和古纳里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发动远征，而劳合·乔治的命运也取决于这场战争的成败。两支外国军队在小亚细亚鲜为人知的内陆地区对峙，而这位英国领袖除了等待之外无计可施。他的秘书兼情人这样写道：

他在内阁激烈争吵，主张支持希腊人（但只是在道义上，而非在前线），内阁里只有他和贝尔福持亲希腊态度……［他］赢了，但他很担心希腊人的进攻会遭遇失败，让人们看到他的主张是错的。他说，小亚细亚的局势将对他的政治声誉产生极大影响……如果希腊人能够取胜，《凡尔赛和约》就能够得到捍卫，土耳其人的统治就将终结。一个崭新的、亲英的希腊帝国将会出现，从而有助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他完全相信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判断，愿意为此而赌上一切。[5]

1921年7月10日，希腊军队兵分三路发动进攻，进展顺利。希腊军队的指挥官们吸取了1月和3月时的教训，并没有重复之前犯下的错误。希腊军队攻占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战略要地——铁路枢纽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

劳合·乔治欣喜若狂，肆意讥讽他的对手们。他给陆军大臣写道：

希腊军队的驻地传来消息说，他们已经攻占了埃斯基谢希尔，土耳其军队在全线撤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头等重要的新闻，因为这场战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东方的未来。但是，依我看来，陆军部并没有为弄清楚当地的状况做任何努力……参谋部在这件事上糊涂透顶。等到令人鄙夷的政客们要求彻查真相，人们才发现参谋部提供的有关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情报简直错得离谱。

首相大人还留了一个漂亮的结尾：“您的部门里面难道没有一个情报局吗？您或许想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每次做预算的时候他们好像总是有许多人手，但是到了问他们要情报的时候却仿佛一个人也没有。”[6]

在埃斯基谢希尔附近，战败的土耳其指挥官伊斯梅特将军并没有下令撤退，因为凯末尔替他接过了这副重担。“帕夏在来的路上。”备感轻松的伊斯梅特告诉一位同僚。面色凝重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来到前线，亲自下令撤退。[7]凯末尔知道，当人们意识到他打算将安纳托利亚西部丢给敌人时，他们会感到十分震惊。[8]凯末尔的决定在大国民议会引发了骚动，他的政敌、私敌、恩维尔的追随者和失败主义者联起手来反对他。一段时间以后，凯末尔召开了一次大国民议会秘密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罗马式的动议：他要求代表们推选他为独裁官，期限3个月。作为最高统帅，他将为在此期间的所有失败负全责。无论是战胜论者还是战败论者都支持这一提议，因此提议得到了通过。

凯末尔命令军队后撤，一直退到距离首都安哥拉只有80千米的地方，随后将军队部署在萨卡里亚河[9]一处巨大的河湾后方。他抓紧有限的时间，征用了一切可用的资源，从居民手中拿走了40%的食物、衣物、皮革，征调马匹，做好了打总体战的准备。他命令部队在靠近安哥拉一侧河岸的陡坡上修建堑壕。到8月中旬，他的军队拥有了一条牢固的天然防线，在萨卡里亚河大河湾后方居高临下，形成了将近100千米的环绕安哥拉的防卫圈。

1921年8月14日，希腊军队开始了迈向安哥拉的胜利进军。在参谋部里，希腊军队的军需主管告诫说，他们漫长的交通线在萨卡里亚河对岸就会超出极限。但他的同僚们却认为这不足为虑，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算把军队派到超出萨卡里亚河对岸太远的地方。[10]希腊军队的指挥官们认为，他们已经击败了敌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其彻底击垮。他们还邀请同行的英国联络官在安哥拉参加战役后的胜利庆典。

8月23日，前进中的希腊军队与敌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8月26日，希腊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希腊步兵渡过萨卡里亚河，一点一点地仰攻阵地，将敌人从一道道构建在山坡上的防线赶到位于更高处的下一道防线。残酷的厮杀持续了数个星期之久，希腊军队平均每天可以向前推进1英里。最终，他们占领了关键的高地，但他们却没有赢得胜利：土耳其骑兵不断发动突袭，截断了他们的食品与弹药补给。希腊军队筋疲力尽，无法继续战斗，只好撤下高地，于9月14日回到萨卡里亚河另一侧，随后撤回了他们一个月前的出发地——埃斯基谢希尔。战役结束了。

在安哥拉，心怀感激的大国民议会将穆斯塔法·凯末尔晋升为元帅，并授予他“加齐”称号——在土耳其穆斯林的语境中，这一称呼意味着“信仰的战士”，相当于欧洲人心目中的“十字军”。

II

在1921年夏天与1922年夏天之间，战争进入了间歇期。在此期间，希腊首相古纳里斯和他的外交大臣去了西方，寻求协约国的支持。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却鲜有同情他们的人。在伦敦，他们在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休息室里等候着，手里拿着帽子，坐等寇松勋爵拿出某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劳合·乔治对他们说：“我本人是希腊的朋友，但是……我所有的同僚都反对我。我对你们爱莫能助，真的没有办法。”[11]

英国首相再也无法为希腊人提供任何支持了，只能勉励他们继续战斗下去。他的方案就是让希腊人坚持下去，以期事态能够有所转机。1922年春天，劳合·乔治告诉以私人身份前来伦敦，到英国下议院拜访的韦尼泽洛斯，只有让康斯坦丁国王退居幕后，协约国的公众才会重新支持希腊。“在此之前，希腊必须坚持其政策，”劳合·乔治补充道，“这是对希腊民族的一个考验。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坚持下去，他们就可以把握住自己的未来……希腊人必须穿越旷野，靠在石头上采集到的吗哪维生，经受住当前的严峻考验。”[12]他还说，他“永远不会与背弃了希腊对士麦那的领土主张的希腊人握手”。[13]

劳合·乔治发觉自己正日渐孤立，哪怕在本国政府内部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实际上掌控了英国应对希腊危机的一切行动。寇松勋爵与其他协约国一道，试图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担心协约国会在当年夏天背叛他，于是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了三个团和两个营的希腊军队，将他们改派到色雷斯——位于欧洲、正对着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省份。希腊政府随即宣布，希腊将占领伊斯坦布尔，以结束这场战争。希腊国王孤注一掷，打算借此来迫使协约国采取行动，解决希腊与土耳其的冲突，他期望协约国的解决方案将会有利于希腊方面。他猜测，协约国方面至少会同意让部署在色雷斯的希腊军队穿过伊斯坦布尔，去增援驻扎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实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希腊守军。但是，事与愿违，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占领军挡住了希腊人的去路。

与此同时，在看到康斯坦丁从安纳托利亚海岸地区撤出部分军队之后，凯末尔立刻对实力遭到削弱的希腊军队防线发动了进攻。他秘密集结了部队，于8月26日清晨向南线发动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希腊人开始溃退。据英国人从雅典发回的报告说，“人们众口一词，认定”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总指挥“已经疯了”，劳合·乔治后来更是将此人称作“精神病人”。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有夸张的成分，不争的事实都是他已经无力应对当前的局面。[14]9月4日，希腊政府任命了一名新的指挥官。然而，希腊政府并不知道这位指挥官此时已经成了土耳其人的战俘，希腊军队的通信体系已经彻底瘫痪了。据说，此人是从凯末尔那里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消息的。[15]

9月3日，星期日，里德尔勋爵正和劳合·乔治在一起时，首相大人收到了来自希腊友人们的一封信：

［他们］乞求劳合·乔治为希腊人做些什么。他解释了一通……自己为什么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还猛烈抨击了康斯坦丁国王的所作所为。他说，康斯坦丁国王应当为发生的一切负责，其中最大的昏着儿就是任命了一名最为无能和不合适的将领统率军队。劳合·乔治又说，据他所知，整个英国只有他本人、贝尔福和寇松勋爵三个人支持希腊人。他为时局感到悲痛，却无能为力。[16]

希腊集结了一支舰队去解救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在沿海地带，成群的希腊士兵向船只停靠的方向涌去，希望能够上船。这是一场逃亡者与时间的竞赛，他们要赶在9月的雨水和一心复仇的土耳其军队到来前离开这里。

小亚细亚地区古老的希腊人社群陷入了恐慌。9月7日，士麦那大主教写信给韦尼泽洛斯说：

小亚细亚的希腊文明、希腊国家和整个希腊民族正陷入无人可以拯救的地狱之中……灾祸的烈焰正在炙烤着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民，我认为有必要……向您发出最后的请求……当阁下读到我的这封信时，我们这些在劫难逃、注定要牺牲成仁的人是否还存于世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17]

然而，他的请求是徒劳的。韦尼泽洛斯没有能力给予他们任何帮助。而就在两天之后，这位大主教迎来了他所预见的命运，成了一名殉道者：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把他交给了几百名挥舞着利刃的穆斯林暴徒。他们把他带到一间理发店，将他残害至死。[18]

1922年夏末，吞噬一切的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小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士麦那交会。9月13日，星期三，仇恨化作火焰，席卷了士麦那城的亚美尼亚人定居区。接着，火焰蔓延到——或者被人为地引燃到——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定居区。这座古老都市50%~75%的城区遭到毁灭，土耳其人定居区却安然无恙。这座基督教城市里曾经居住着几十万人，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于这座城市的最终毁灭之中。《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在废墟中用便携式打字机第一个敲出了新闻报道：“除了丑陋的土耳其人定居区之外，整个士麦那都已经不复存在。这里的少数族群问题被彻底解决了。火灾的源头毋庸置疑……是土耳其正规军士兵在这里使用了火把。”[19]直至今日，亲土耳其的学者们依然拒不承认这一被广为接受的指控。[20]

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军舰开始从燃烧的码头接走本国国民。起初，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帮助其他人，意大利人则愿意接纳任何能够赶到他们船上的人，至于法国人，他们愿意接纳任何自称是法国人的人——只要他们能用法语说出这句话。最后，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开始不分国籍地帮助逃难者。鉴于凯末尔威胁要把所有服役年龄的希腊裔和亚美尼亚裔男子都掳为战俘，希腊和协约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组织营救了大量的平民。与此同时，希腊军队也完成了撤离。

到1922年底，大约有150万名希腊人逃出或是被逐出了土耳其。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是《多伦多星报》的一名战地记者。他在文章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一无所有的希腊难民排成30多千米的长队，他始终无法把这一幕赶出自己的脑海。[21]他的克罗地亚裔女房东倒是见惯了这样的场景，还引用了一句土耳其谚语：“斧子有罪，树也有错。”[22]说话轻巧的还不止这位女房东。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协约国的政客们在各自经过深刻反省之后，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得出了结论：这场惨剧要怪罪到其他什么人头上。

在英国，人们经常指责的对象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但他们最主要的指责对象是美国。10月，英国大使在华盛顿告诉美国国务卿，协约国之所以同意采用国际联盟托管这种新颖而耗时的方式去分配中东，完全是为了取悦美国，而美国却在后来完全退出了中东的和平进程；美国还曾经同意负责托管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和亚美尼亚，却在两年之后自食其言。英国大使十分含蓄地表示，协约国在1919年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当时就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为了迁就美国，争取美国的合作，英国等待了好几年，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责，现在却被独自抛下，完全靠一己之力去捍卫美国人提出来的托管方案。[23]

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答复如下：

对于美国政府应当为当前局势负责的说法，他完全不能同意……美国从不曾试图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也没有参与君士坦丁堡的密谋……也不应当为希腊军队在过去一年半中的灾难负责……应当为这场灾难负责的是过去的一年半里欧洲的外交活动。[24]

这一相互指责背后的真实原因，其实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一切都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取代了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总统的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支持基督教群体，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学校和教会活动；而哈定总统对这些不感兴趣。当土耳其人向士麦那进军时，包括美以美会[25]在内的美国宗教团体呼吁美国政府派兵介入，以避免基督徒惨遭屠戮，但哈定总统却告诉国务卿休斯说：“我们的教会朋友在倡导和平的时候通常是公正而热忱的，可一旦他们向其他宗教开战，坦白地说，我对他们就不大有耐心了。”[26]

威尔逊总统的中东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确保该地区的各族人民由他们自行选择的政府统治。哈定总统对这一点同样不屑一顾。哈定政府唯一的诉求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在中东，所谓美国的利益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商业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土耳其凯末尔政府愿意在石油方面给予一个美国团体一些特权，同时似乎也有能力为石油公司提供它们所需的良好境内治安和稳定营商环境。土耳其愿意向美国公司敞开大门，这一点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赞赏，有可能改变了美国国务院对凯末尔政权的观感。

10月，美国国务卿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提到了士麦那毁灭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固然没有什么借口能够为土耳其人的野蛮行径开脱，”他说，“但如果不考虑到希腊军队对安纳托利亚的入侵，在那里发动的战争，他们撤退时在燃烧的城镇中制造的恐怖，以及在此期间普遍的破坏与残酷行径，我们是无法公正地评价整个局势的。”美国国务卿承认，战争双方都实施了一些暴行，但他不认为美国原本应当介入其中。他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美国并未参与的战争产生的后果，如果与当地局势联系紧密的协约国都没有选择干涉，那么美国自然也没有任何责任参与其中。他对听众们说，美国所做的努力仅限于保护美国在土耳其的利益，而这种做法是十分正当的。[27]

III

凯末尔下一个，也是最终的进军目标，是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东色雷斯。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是应当持中立态度的协约国占领军。面对朝着自己进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大军，协约国占领军慌了手脚。在此之前，战争一直离他们很远；但现在，一旦凯末尔发动进攻，被迫应战的将是他们自己。

正因如此，英国人在得到土耳其人进军的消息后也大为惊恐。一直到9月4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还说“希腊军队无疑吃了败仗，但失败的程度被人们夸大了”；可到了9月5日，标题就换成了《希腊军队战败》；9月6日的标题是《局势危急》；从9月中旬开始，《近东灾难》《近东危机》这样的标题就开始令人不安地接连出现。燃烧中的士麦那的照片占据了原本属于社会名流婚礼、戏剧开幕和高尔夫锦标赛的版面。在停火4年之后，英国人震惊地发现他们可能不得不再打一场战争，只为了保卫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情愿接受的一件事。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抛弃那个让他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政府。

但是，对英国政要而言，土耳其人即将进攻的地区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全球航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东色雷斯是欧洲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一直持亲土耳其态度的温斯顿·丘吉尔此时又一次表示了对劳合·乔治政策的支持。他在9月告诉内阁说：“这条分隔欧亚两洲的深水航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保证这条航线的安全。倘若土耳其人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就会失去战争中得到的所有胜利果实……”[28]劳合·乔治强烈支持他的看法，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允许加利波利半岛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这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由于这条海峡被封闭，世界大战多打了两年。让土耳其人占领加利波利半岛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不惜一战。”[29]

到9月中旬，在土耳其人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希腊部队，双方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9月15日，英国内阁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丘吉尔在会上对同僚们说：“协约国所处的不利局面的根源在于，由于美国迟迟不肯表明态度，协约国的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了。”[30]在他看来，英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因为他“坚决反对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做虚假的恫吓”。他强调说，英国必须争取各自治领和法国的支持，以增援面对凯末尔进犯的英军。[31]

1922年9月15日，内阁指示温斯顿·丘吉尔起草一封电报（劳合·乔治随后会在电报上签字），告知各自治领英国决定保卫土耳其的中立区，要求它们提供军事援助。临近午夜，这封密文电报被发给了各自治领的总理。

内阁认为，公众也应当知晓时局的严重性。为此，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在9月16日准备了一份新闻稿，刊发在当晚的报纸上。除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二人之外，内阁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在公开发表前读过这篇新闻稿。他们在这份公告中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土耳其和谈，但和谈绝不能在土耳其人的枪口下进行。如果实力上处于劣势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能够力挫协约国，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部分有可能会受到鼓舞，进而试图摆脱殖民统治，公告中对此表示担忧。公告中还提到英国正在与法国、意大利和各自治领进行磋商，以便采取协同的军事行动，应对凯末尔的威胁。[32]

这份公告的好战口吻让英国公众大为警觉。《每日邮报》使用了一个通栏大标题：《制止这场新的战争！》。[33]这份公告还引发了海外的不安情绪。法国总理普恩加莱极为愤怒，认为英国政府在越俎代庖替自己表态，于是命令法军撤出中立区的前线。意大利人也如是效法。于是，留下来面对敌军的就只剩下英国军队了。

自治领的总理们也感觉受到了冒犯。总理们还没来得及转译他们收到的密电，用浅显易懂的英文写成的公告就已经刊载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报章上。在他们看来，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是不打算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迫使他们仓促就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回应是拒绝出兵。这不啻大英帝国内部的一场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治领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南非保持沉默。只有新西兰和纽芬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9月22日，劳合·乔治指派丘吉尔担任一个内阁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管理在土耳其的军事行动。[34]丘吉尔的杰出友人F.E.史密斯此时刚刚被册封为伯肯黑德伯爵，他同时还担任着英国的大法官。此前，他一直对丘吉尔转投反土耳其阵营持批评态度，但他也在9月底加入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一方，成为主战派的一名领袖。伯肯黑德伯爵认为，此事事关英国的荣誉，英国不能让世人看到它屈服于武力。[35]

在英国，媒体的反战宣传仍在继续，公开的抗议活动开始出现。工会代表来到唐宁街，向首相本人表示抗议。

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渡海前往巴黎，试图与盟友们协商出一个策略。9月23日，他终于与普恩加莱和斯福尔扎达成了一致。他们决定满足凯末尔的一切要求——东色雷斯、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唯一的条件是凯末尔必须要给协约国留面子——表面上协约国军队并非投降，而是通过谈判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对英国外交大臣来说，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议：在遭遇普恩加莱的尖刻斥责之后，寇松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躲到旁边的房间里泪洒衣襟。

与此同时，英军与土耳其军队正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城镇查纳克［Chanak，今天叫作恰纳卡莱（Canakkale）］对峙——如今，这座城镇已经成了特洛伊废墟游的出发地。法军和意大利军队躲进了自己的营帐，只有势单力孤的英军在铁丝网后面保持警戒，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开第一枪。9月23日，土耳其军队的先头部队抵达了英军防线前沿。他们没有开火，但也拒绝后撤。几天之后，更多的土耳其军队抵达了。到9月底，中立区里已经有了4500名土耳其军人。他们隔着铁丝网与英国人对话，还把枪托朝前，以此表明他们不会首先开火。这种对峙的局面怪异而让人紧张。9月29日，英国情报机关向内阁汇报说，凯末尔在苏俄的催促下，计划在次日发动进攻。内阁对这条错误的情报信以为真。在内阁的批准下，英国军方首脑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交由当地的英军指挥官提交给凯末尔，威胁要开火。

当地的英军指挥官没有理睬伦敦方面可能会招致战争的指示，决定不把这一最后通牒递交给土耳其人。相反，他与凯末尔达成了协议，同意协商停火，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担心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会冒险做出别的什么举动——凯末尔愿意推迟占领一些最终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领土，以保全协约国的颜面。如果凯末尔选择向欧洲进攻，那么一定会导致战争，而阻止了这一切的可能是英国领袖的好战姿态。考虑到英国人实际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这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来说不啻一场辉煌的胜利。

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双方于10月11日上午在海滨城镇穆达尼亚（Mudanya）达成了停火协议。重大的实质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留待在未来的和谈中继续协商。凯末尔在《国民公约》中提出并一直坚持至今的条件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在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将出现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不久之后，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就从撤退的协约国军队手中接过了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和东色雷斯的控制权。

1922年11月，凯末尔的大国民议会废黜了苏丹。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流亡海外。就这样，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终结了。曾经统治中东500年的土耳其也就此与中东挥手作别，开始尝试转型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IV

在整个危机期间和停火和谈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法国代表在和谈中扮演了反面角色，一直怂恿土耳其人拒绝英国开出的条件。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法国人在整个土耳其危机期间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的顶峰。正如英国的中东政策曾经让法国重新考虑，并最终抛弃了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一样，法国此时奉行的政策也让大英帝国的首脑们改用一种忧心忡忡的眼光重新看待法国。南非总理在不久之后写信给当时的英国首相说：“法国又一次成了欧洲大陆的领袖，以前的所有恶习也都回到了法国身上……法国人想要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与凯末尔联手玩了一场最危险的背弃盟友的游戏；野心勃勃的法国人终将意识到，大英帝国已经成了他们仅剩的敌人。”[36]

这场危机中另一个让人不安的方面是英国内阁核心圈诸君鲁莽的行事方式——这个圈子包括劳合·乔治、伯肯黑德伯爵、丘吉尔、财政大臣罗伯特·霍恩爵士（Sir Robert Horne）及保守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他们看上去急于挑起另一场战争，不仅在公众和媒体的眼中如此，在他们的同僚看来也是如此。当时的海军大臣曾说，他觉得“劳合·乔治、温斯顿、伯肯黑德、霍恩十分想看到战争的爆发，甚至就连奥斯汀也是这样”。[37]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在1922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对土耳其没有攻击我们公开表示遗憾”。在汉基看来，劳合·乔治在这件事上与丘吉尔持相同观点。[38]

10月2日的《泰晤士报》斥责内阁大臣们“轻率、摇摆而又无能”，并且警告称：“他们可能为了在国内积累政治资本而不惜把英国领上战争之路；一旦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此嫌疑，那么英国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英国政府内部一位资历尚浅的保守党成员斯坦利·鲍德温[39]私下里把首相看成“一个恶魔”。他曾对妻子坦言：“我发现……为了打一场‘基督徒’对抗穆斯林的战争，劳合·乔治一心想要对土耳其宣战，而且也的确想方设法要让英国与土耳其开战……一旦开战，他们就会利用这一时机立刻举行大选……他们相信此举可以让自己继续掌权若干年……”[40]博纳·劳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忧：为了赢得明年的大选，首相可能会同意进行和谈；而一旦重新当选，他就会走回头路，重新发动战争。[41]

劳合·乔治的朋友里德尔勋爵告诉首相：“英国人不会赞成一场新的战争。”“我不这么认为，”首相说，“只要涉及海峡问题，英国人就会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话采取武力也是可以的。”[42]几十载后，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描述查纳克危机时断言：“我当然认真想过开战，而且我确信我们会赢。”[43]

V

就在查纳克危机接近尾声时，前线的三名希腊军官——两名陆军上校和一名海军上校——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一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但最终并没有人进行抵抗。9月26日，希腊政府辞职。第二天早上，康斯坦丁国王退位。当天下午，他的儿子即位，成为乔治二世。9月28日，发动政变的部队主力开进了雅典。

发动政变的三名军官接管了政权，随即下令逮捕前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不顾英国政府的抗议，在11月13日把古纳里斯和前政府中的几位大臣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者用法律语言包装出了长篇累牍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基本上都不属实。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一场政治指控，他们怪罪古纳里斯等人招致了一场民族灾难。

11月28日清晨，军事法庭庭长宣读了判决，全部8名受审者均被判犯有叛国罪。其中两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包括前首相古纳里斯在内的另外6人被判处死刑。几个小时之后，这6名死囚就被送到了雅典以东、伊米托斯山（Mount Hymettus）山脚下的刑场。在那里，彼此间隔12米的葬坑已经挖好。每一位死刑犯面前都有一个5人行刑队，距离犯人15步。行刑在中午之前就完成了。古纳里斯等人拒绝佩戴眼罩，睁着双眼走向死亡。[44]

VI

1922年10月8日，已经退休的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给《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于次日刊登出来的信中，博纳·劳表示支持劳合·乔治政府在查纳克对土耳其采取的强硬立场。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英国所做的一些努力，例如保障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和避免基督徒在未来遭到屠杀，都不是为了英国一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因此，他写道：“采取这些行动的重担完全落在大英帝国肩上……是不公平的。”他宣称：“我们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并不是我们独断专行的结果，而是执行打赢了战争的盟国的意志；而美国也是这些盟国中的一员。”

博纳·劳认为，如果美国和协约国不打算分担重任，英国就应当把这一重担卸下来。他的这段表述被广为引用：“我们无法独自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本国的财政和社会状况都让我们无法做到这点。”他提出，英国应当警告法国，倘若法国不能意识到有必要在亚洲和欧洲都表明立场，那么英国可能也会放弃强迫德国履行和约的责任，还可能会效法美国，只关注本国的利益。[45]

从整体上看，博纳·劳在信中并没有质疑英国政府在此之前一直奉行的政策，而只是对未来提出了一些建议。不过，信中体现出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那句经常被脱离语境引用的关于不做世界警察的表述，在一些反对劳合·乔治政策的人群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劳合·乔治的政策十分危险，过于野心勃勃。不仅如此，博纳·劳通过主动在公共场合表态的方式表明，鉴于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他或许可以考虑重新进入政坛——而这有可能会打破保守党内部脆弱的权力平衡，进而危及联合政府的存续。

博纳·劳十分精明地选择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议题。保守党人在传统上是亲土耳其的，对首相亲希腊的远征决策充满反感。“与土耳其人的相互理解是我们的传统政策，它非常重要。”（加粗部分为原文所加）这位桀骜不驯的保守党领袖在10月2日写道。[46]在普通的保守党人看来，这又是一个他们奉行的原则与立场被联合政府无视的明证。在做出承认爱尔兰独立的让步与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等行为之后，劳合·乔治的反土耳其政策成了压垮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普通的保守党人面前，首相已经将自己的信誉挥霍殆尽。而与此同时，英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出口贸易锐减，卖官鬻爵的丑闻迭出，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又在查纳克危机这一事件上达到了顶点。因此，此时的劳合·乔治在大选中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了。保守党人曾经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不得不追随劳合·乔治，但现在他们不必如此了。

首相本人对事态则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其政府的坚定态度在查纳克挡住了土耳其军队，这是他和丘吉尔的个人胜利。他错误地相信选民们也会这样认为。基于这一误判，他打算趁势提前举行大选，就像他在1918年底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

奥斯汀·张伯伦与伯肯黑德伯爵作为政府中的保守党领袖，同意以联合执政的形式与劳合·乔治一同加入选战。为了捍卫这一决定，身为保守党党魁的张伯伦召集下议院和政府内的保守党成员于10月19日星期二上午开会，会议地点选在了保守党的主要俱乐部——卡尔顿俱乐部。

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站出来反对张伯伦，瓦解联合政府，取代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那么博纳·劳无疑是最佳人选。他犹豫不决，但以《泰晤士报》和比弗布鲁克男爵掌管下的报纸为首的媒体却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敦促他采取行动。

比弗布鲁克男爵是博纳·劳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在战争期间，他为缔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他又要行动起来瓦解这一联合政府。比弗布鲁克男爵于10月11日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说：

我们即将面临一场政治危机。首相失败的希腊政策已经彻底摧毁了他在保守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保守党到底是会保持完整，还是说这位首相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促成保守党的分裂。只凭一届任期短暂的政府就把两个政党融为一体，那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只不过，他必须先摧毁托利党才能做到这一点。[47]

比弗布鲁克男爵成功打消了博纳·劳的疑虑，让这位保守党的前领袖也出席了在卡尔顿俱乐部举行的这次决定性会议。在会上，劳发表了反对联合执政的演说。尽管他的演说很糟糕，但他的干预还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会者以187票比87票通过决议，决定保守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独立参选。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戴维·劳合·乔治立刻向英王乔治递交了辞呈。不久之后，安德鲁·博纳·劳就接替他成为首相，并宣布于11月15日举行大选。

尽管保守党在11月15日的选举中得票优势并不明显，但英国议会赢者通吃的规则让保守党大获全胜，在新一届下议院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劳合·乔治被抛弃了，他和阿斯奎斯甚至连反对党领袖的地位都没有捞到；因为工党击败了自由党，成了议会中的第二大党。

在选战期间，比弗布鲁克男爵掌管下的报纸对联合政府奉行的中东政策大加挞伐，还要求英国撤出新占有的领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尽管比弗布鲁克男爵发动的这场媒体攻势并没有得到博纳·劳的首肯，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一届政府全盘斥责了英国在中东的战后政策。此外，它还质疑了英国在中东继续支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诉求的承诺。

结果，在选战期间，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与叛逃到博纳·劳阵营的寇松勋爵就英国过去几年在中东的政绩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丘吉尔抨击道，寇松“对英国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承诺一事同样负有重大责任”。[48]T.E.劳伦斯也写信给《每日快报》的编辑，支持自己的前任上司：“如果英国能够巧妙地摆脱对中东托管地的义务，那也全赖温斯顿之功。他十分有勇气，拥有一个政治家应当具有的好脾气、精明、自信和周全考虑。还有那么几次，我看到他放弃了政治家的那套把戏，做了一些诚实的事情。”[49]

在联合政府的大溃败中，丘吉尔也丢掉了他在邓迪（Dundee）选区的席位。T.E.劳伦斯写道：“温斯顿的遭遇让我难过得难以名状。我真的希望报章评论不要太过恶毒，但想必这已经伤害了他。邓迪人真是一群可恶的浑蛋。”[50]

在联合政府的自由党领袖之中，只有戴维·劳合·乔治保住了自己的议会席位，但他再也没有能够进入内阁。如同折戟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基钦纳伯爵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劳合·乔治的政治地位也毁于中东。在1922年之后将近1/4世纪的时间里，这位曾经无所不能，掌控着世界命运的首相大人只能忍受政治上的无力与孤立，被那些能力不如他的人害怕、怀疑，同时又因为执政时在道义上不光彩而遭人鄙视。他徒有一身才干，却没有机会在大萧条、绥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施展出来，帮助英国应对种种政治挑战，而这也要部分归咎于他自身。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政治上的不诚实和在道义与财政方面的马虎作风。与此同时，人们却经常忘了他曾经以一人之力让英国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的命运，以及他的同僚们愿意让他出任终身首相的表态。他于1945年去世。

劳合·乔治把他后来的岁月都花在了写回忆录上。他的回忆录往往失之偏颇、偏离事实，但文笔优美；他在写作过程中重新打了一遍他曾经打过的战役。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中东发动这失败的最后一场远征的本意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关于保守党人在卡尔顿俱乐部所做的决定，他这样写道：“政府就此倒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亚美尼亚和希腊的亚洲部分的解放事业，接着是国际联盟，以及所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努力。”[51][52]

[1] Stephen Roskill,Hankey:Man of Secrets,Vol.2:1919–1931 (London:Collins,1972),p.199.

[2] Arnold J.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reprint of 2nd edn(New York:Howard Fertig,1970),p.247.

[3] 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1871—1941），希腊军事家、政治家，曾参加1897年希土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1936—1941年成为希腊首相，建立独裁政治，在1940年的意希战争中抵御了意大利的入侵。——译者注

[4] Michael 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1919–1922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3),p.203.

[5] Ibid.,p.226.

[6] Ibid.

[7] Lord Kinross,Ataturk: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Father of Modern Turkey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65),p.307.

[8] Ibid.,p.309.

[9] 萨卡里亚河（Sakarya），古称珊伽里俄斯河，流经土耳其西北部，是土耳其第三长的河流，注入黑海。——译者注

[10] Smith,Ionian Vision,pp.228–9.

[11] Ibid.,p.237.

[12] 劳合·乔治此处引用的是《圣经》中的典故，出自《出埃及记》，典故的梗概是：以色列人在逃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没有东西吃。于是，上帝降下被称作“吗哪”（manna）的食物，养活以色列人，直到以色列人回到迦南为止。——译者注

[13] Ibid.,p.271.

[14] Ibid.,p.273.

[15] Salahi Rams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5),pp.172–3.

[16]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4),p.385.

[17] Smith,Ionian Vision,p.303.

[18] 从战争爆发时起，穆斯林与基督徒群体之间的暴行就愈演愈烈。1919年，当希腊军队首次在士麦那登陆时，士兵们就曾屠杀过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阿诺德·汤因比报道说，在走访被土耳其人摧毁的希腊人村庄时，他发现村里的房屋是被人故意纵火一间间烧毁的，土耳其人似乎乐在其中。（注：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p.152.）康斯坦丁国王声称，敌方给希腊人的尸体剥了皮。（注：Smith,Ionian Vision,p.232.）汤因比还指控说，在1921年的战役之中，希腊军队故意把整村的土耳其平民驱离自己的家园。（注：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pp.315–17.）——原注

[19] Marjorie Housepian,Smyrna 1922: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London:Faber,1972),p.166.

[20] Kinross,Ataturk,p.270;Stanford J.Shaw and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 2:Reform,Revolution,and Republic: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1808–197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363.

[21] 士麦那的惨剧是《在士麦那码头上》这部作品的背景。这部作品收在他的第一部选集《〈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里。——原注

[22] William White (ed.),By-Line: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7),p.60.

[23] Laurence Evans,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1914–1924(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pp.374–5.

[24] Ibid.,p.375.

[25] 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存在于1784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个基督教卫理宗教派，后并入美国卫理公会。——译者注

[26] Ibid.,p.344.

[27] Ibid.,pp.373–4.

[2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4,Part 3:April 1921–November 1922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1980.

[29] Ibid.

[30] Ibid.,p.1988.

[31] 英国之所以需要争取自治领的支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治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本身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之一。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南非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和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成功地为各自所属的自治领争取到了与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同等的主权国家席位。当时，英国向法国提供了一份保证协议，而史末资和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则成功迫使劳合·乔治让步，使南非不受制于该保证协议。从那以后，英国参战，而一个或多个自治领却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就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注：W.K.Hancock,Smuts:The Fields of Fire,1919–19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4–5.）1922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原注

[32]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p.1993–5.

[33]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829.

[34] Ibid.,p.834.

[35] John Campbell,F.E.Smith:First Earl of Birkenhead (London:Jonathan Cape,1983),p.606.

[36] Smuts to Bonar Law.Hancock,Smuts,p.130.

[37] Campbell,F.E.Smith,p.607.

[38] Roskill,Hankey,Vol.2,p.293.

[39]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在两次大战之间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0] Robert Blake,“Baldwin and the Right,” in The Baldwin Age,ed.by John Raymond(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60),pp.37,41.

[41] Lord Beaverbrook,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loyd George:And Great Was the Fall Thereof (London:Collins,1963),p.171.

[42] Riddell,Intimate Diary,pp.388–9.

[43] David Lloyd George,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Vol.2,p.871.

[44] Smith,Ionian Vision,pp.326–8.

[45] Robert Blake,The Unknown Prime Minister:The Life and Times of Andrew Bonar Law,1858–1923 (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5),pp.447–8.

[46] Minister of Agriculture,Arthur S.D.Griffith-Boscawen,quoted in Kenneth O.Morgan,Consensus and Disunity: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Government,1918–192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325.

[47] A.J.P.Taylor,Beaverbrook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2),p.197.

[48] Gilbert,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p.2105.

[49] Ibid.,p.2122.

[50] Ibid.,p.2125.

[51] 劳合·乔治和支持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议会中普通议员的政治情绪。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再次出现，保守党组建了一个后座议员组织，以便将他们的想法传递给党内领袖。这个组织一直持续至今，被称作1922年委员会。——原注

[52] Lloyd George,Memoirs,p.872.

61 中东问题解决方案

I

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劳合·乔治和他的同僚们书写了历史上的重要一章。协约国建立起对中东的控制，这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达到顶点。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大冒险——水手们驾船驶向地图上从未标记过的海域，探险家们追溯一条条河流的源头，一小队士兵闯入未知大陆的深处与远方帝国的大军对垒，而这是这场大冒险的最后一个章节。这场冒险始于几个世纪之前。哥伦布的帆船横跨大洋后，接踵而至的欧洲人征服了他们发现的美洲及其东西两侧水域上的土地，并在这些地方殖民。到了19世纪，这场冒险依然在继续，英国得到了印度帝国，列强则瓜分了非洲大陆。到20世纪来临的时候，除了东亚之外，只有中东还是一座欧洲人尚未攻破的堡垒。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劳合·乔治已经可以骄傲地说，他的军队终于攻破了这座堡垒。

在1914年的大战爆发之前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人一直认为某个或多个欧洲强国必将会占领中东。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分赃不均可能会让欧洲列强之间爆发毁灭性的战争。

因此，对于英国政府来说，1922年的中东解决方案可谓是一顶双重桂冠。首先，英国在中东获得的战利品远比之前想象中的多得多（而英国的对手俄国得到的要比想象中的少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列强似乎愿意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领土分配方案，而不准备再诉诸武力。

于是，从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起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麻烦不断甚至有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的中东问题，就在1922年随着战后安排的完成而成功解决了。有一个曾经很重要的问题是俄国在中东的政治疆界应当划在什么地方，在1922年，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俄国的疆界最终划定，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一连串国家的北部边疆相邻，这些国家设法在俄国和西方的夹缝中保住了独立地位，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依旧如此。始自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而这个问题也在1922年得到了解决：奥斯曼苏丹的统治结束，其中东领土由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瓜分。这就是中东问题在1922年的解决方式。

II

1922年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单一的行动、协议或是文件形成的，而是由诸多彼此独立的行动、协议和文件共同形成的。这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1922年。

1922年底颁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确定了苏联在中东的版图。苏联政治影响力的边界则由其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确定，而苏俄与英国在1921年签署的贸易协议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1922年11月1日至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投票一致通过废黜奥斯曼苏丹，宣告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其版图限于帝国瓦解后剩余的土耳其语地区）。土耳其的最终疆界大部分由土耳其与协约国在1922年秋天签署的停火协议确定，双方又在次年于瑞士城市洛桑签订了和约。[1]

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其他领土则由英法两国瓜分，经由下列文件确认：《国际联盟法国托管地》，规定了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1922年）；《国际联盟英国托管地》，规定了英国对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巴勒斯坦的统治（1922年）；英国还在1922年与伊拉克签订条约，试图以此确认这个新建立的国家接受英国的托管统治。

在英国的中东势力范围内部，英国的统治方式也大部分于1922年由一系列行动和文件确认了下来。在那一年，英国把福阿德一世送上了埃及的王位，1922年《艾伦比宣言》将埃及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保护国。在那一年，英国与伊拉克签署条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保护国——英国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还把自己选定的费萨尔送上了伊拉克国王的宝座。依照1922年巴勒斯坦托管条约和丘吉尔的1922年巴勒斯坦白皮书，外约旦成了一个独立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存在，英国人选定的阿卜杜拉也在这一年成了这个新的实体的终身主人。与此同时，在约旦河以西，犹太人获得了建立民族家园的许诺，其他民族则被许以完整的各项权利。在1921年曾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库尔德人独立或自治问题，却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现在1922年的议事日程里，于是库尔德斯坦也没有能够形成——由于在1922年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决定，这反而在实际上决定了库尔德斯坦的命运。还是在1922年，英国迫使伊本·沙特接受了一系列边界协定，从而确立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科威特之间的疆界。

就这样，像法国和俄国一样，英国也在自己的中东势力范围内建立国家，指派统治者，并确认了它们之间的疆界。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在1922年及其前后完成的。欧洲列强终于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愿望，把中东民族的政治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而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正是这里所说的1922年解决方案。

III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除了亚洲之外，欧洲人的占领总会导致当地政治结构的毁灭，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设计的新的政治结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都结束了部落并立的状态，像欧洲一样出现了一个个国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按照欧洲的模式，以欧洲人的准则和概念构建起来。

不过，欧洲人对中东的占领是否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记，还是一个问题。这不仅因为中东是一个拥有骄傲且悠久的文明和源远流长的信仰的地区，更是因为欧洲人想要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必须要经过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在这里扎根。要完成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古罗马塑造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欧洲塑造了美洲。在这两个例子中，塑造过程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而在1922年，西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推动一项如此宏大的事业。

因此，欧洲人一直期盼的对中东的帝国主义征服来得实在太晚了，欧洲人不再拥有完成这一事业的资源和恒心。对欧洲而言，战前的那个世界已经随着1914—1918年的大灾难而灰飞烟灭，欧洲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间发生的变化要快过之前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之中发生的变化。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说，帝国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公开宣称要吞并新的殖民地还是可以被接受的行为。但是，随着威尔逊的美国和列宁的苏俄打着反帝的旗号向旧欧洲发起挑战，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语汇都开始发生改变。1917年，对思潮变化向来敏感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就意识到，他和皮科于短短一年之前在其中东协定中使用的那些帝国主义概念已经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事物了。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社会基本上已经不再接受帝国主义。人们把帝国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说辞（帝国主义可以把先进文明的益处带给落后地区）看作不切实际的想法，把帝国主义者的实用主义说辞（帝国扩张将造福不列颠）视作谎言。他们认为，当今的英国社会需要把所有剩余资源都用在重建上，而帝国主义只会浪费英国的宝贵资源。于是，对于英国报界、公众和议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同意让英国政府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保持存在，只是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成本低廉又看似可以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天才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官员普遍认为英国应当长久地留在中东，而这至少要持续到按照欧洲的政治利益、思想与理念重塑完这个地区之后。但他们的这一看法完全基于一个十分脆弱的假设——丘吉尔的“飞机加装甲车”战略能够永久地压制住当地的反抗力量。他的这一战略再次体现出英国人对中东的低估，而这种低估在英国的中东政策中是一贯的：1911年，格雷轻蔑地拒绝了奥斯曼帝国结盟的请求；1914年，阿斯奎斯认为奥斯曼帝国投入战争所带来的威胁根本不足为虑；1915年，基钦纳把自己的部队送上毁灭之路——他的部队在加利波利面对的是筑好工事、严阵以待的敌人；英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守军拥有欧洲军队的战斗力，那么这场进攻无异于自杀，但基钦纳却假定敌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战斗力。

1922年，英国政府与英国社会达成了政治妥协——英国可以在中东建立霸权，只要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什么成本。对于那些低估了统治这一地区的困难程度的英国官员来说（他们对自己要承担的任务毫无概念），这一妥协意味着英国将会长久地留在中东。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一政治妥协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英国很可能被迫离开中东。

IV

站在英国的角度看，当1922年解决方案开始发挥效力时，它基本上就已经不合时宜了。1922年解决方案基本上体现了英国政府在1915—1917年（大部分是在马克·赛克斯爵士的努力下）制定的战后中东政策。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发生了更迭，英国官方的思路已经改变。1922年落实到中东的这些安排实际上已经不能准确体现出当时执政的政府的想法。

其中一个关键的矛盾点是在1922年准许法国接受国际联盟委托对叙利亚进行托管统治。在1915—1916年，当时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和英国的谈判代表马克·赛克斯对法国在叙利亚的主张持同情态度，并最终接受了法国的主张。但是，到了1922年，此时的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一线官员都换成了一直强烈反对由法国占领叙利亚的那些人。

即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英国政府对1922年的中东形势也感到十分不满。在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基钦纳伯爵及其副手们决定支持哈希姆家族——麦加的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成为战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到了1918年，英国官员开始把侯赛因视作负担，因为他使英国卷入了他与伊本·沙特之间屡战屡败的冲突之中。到了1922年，英国政治家与官员们开始把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视作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看作懒惰无能之辈。但是，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却是英国自己在伊拉克和外约旦扶植的统治者，英国已经让自己卷入了哈希姆家族的事业。

另一个矛盾点是巴勒斯坦：在1922年，英国接受了国际联盟的委任，在巴勒斯坦建立了托管统治，以推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英国曾经在1917年热情地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却在20年代初丧失了对这场运动的全部热情。

因此，统治中东的英国官员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全无方向感和信念，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的特点导致的结果：在摧毁了该地区的旧秩序，并且在从埃及到伊拉克的各个地区部署了部队、装甲车和军用飞机之后，英国的决策者们在1922年给中东带去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套就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方案。

V

中东变成今天的样子，有两方面的原因：欧洲列强企图实现重塑中东的事业，但英法两国却无法保证它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王朝、国家和政治体系能长久地存续下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及其盟友不可逆地摧毁了这一地区的旧秩序，彻底终结了土耳其人对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统治。[2]为了取代这里的旧秩序，英国及其盟友在这里建立国家、拥立统治者、标示边界，建立起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类似的国家体系。但是，它们却没有能够彻底消除当地的反对力量。

1914—1922年发生的种种，在了结了欧洲的中东问题的同时，催生出了中东自身的中东问题。在欧洲人看来，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我们姑且这样称呼，虽然有一些安排是在1922年之前或之后做出的）解决了奥斯曼帝国将由什么政权和什么人取代的问题。但是，直到今日，中东依然有强大的地方力量不愿意接受这些安排，甚至还有可能推翻这些安排。

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中东地区的一些争端是有关统治者或边界问题的。但是，中东地区的一大特点在于，有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是争端的焦点：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由英法两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出的国家——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来说，问题的焦点并非仅在于它们的疆域和边界，而在于这些国家是否应当存在。因此，直到今天，中东依然是一个事关国家存亡的战争时有发生的地区。

中东地区的争端还有更深刻的一层：在那些看上去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库尔德人的政治未来，或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命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欧洲人发明的现代政治体系将世界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世俗国家，赋予人们国籍，这种政治体系是否能够在中东的陌生土壤上移植成功？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对欧式政治的预设条件习以为常，没人会对它们加以认真思索。但是，1000多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信仰的宗教律法统辖着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政府和政治。对于这里来说，欧式政治有至少一个重要的预设条件——现代文明的世俗平民政府——是陌生的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政治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其严重性。协约国的领导者们在制订瓜分中东的计划时发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是中东政治的主要特征，他们必须应对这个问题。我们曾提到过，基钦纳伯爵在1914年制定了一项政策，试图将伊斯兰教信仰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但是，谢里夫侯赛因在1916年对信徒们的号召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于是，基钦纳的助手们决定转而树立其他可以效忠的目标来对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例如让阿拉伯人效忠于一个阿拉伯民族的邦联，或是效忠于侯赛因国王的家族，或是效忠于即将创造出来的一些新国家，例如伊拉克）。事实上，这的确也是他们制订战后中东解决方案时考虑的目标之一。

但是，当时的欧洲官僚对伊斯兰教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很轻易地就认定穆斯林对政治现代化——或曰政治欧洲化——的反抗正在消失。如果他们能看到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瓦哈比信仰在沙特阿拉伯如火如荼，战争中的阿富汗充满了宗教狂热，穆斯林兄弟会依然活跃于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逊尼派聚居区，霍梅尼在什叶派的伊朗发起了革命。

无论是出于宗教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当地人持续不断地反抗1922年解决方案及其预设条件，体现出了这一地区政治的特点：在中东，并没有什么能够通行于整个地区的合法性（比如某种公认的游戏规则）和信念，那些自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和自称为统治者的人也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协约国自以为在1919年至1922年间确立了奥斯曼苏丹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继承者获得了彻底的认可。

或许有一天，对1922年解决方案的挑战，无论是对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存在的挑战，还是对中东世俗国家政权的挑战，会最终消散。但是，在此之前，现代的中东世界依然会像公元5世纪时的欧洲一样——罗马帝国权威崩溃后的西方人曾经陷入一场文明危机，被迫依靠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回首欧洲的历史，我们就能知道那样一场政治文明的巨大危机可能带来多么剧烈的动荡。

欧洲人花了1500年时间去解决后罗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认同危机：其中1000年用来确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另外近500年的时间则用于决定哪些民族可以形成自己的国家。文明能否经受住劫掠与混战的摧残？教会与教皇、国家与皇帝，究竟由谁来统治？天主教与新教，究竟谁能主宰基督教世界？王朝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国家，究竟谁主沉浮？第戎的市民究竟将臣属于勃艮第还是法兰西？所有这一切问题，都要经过痛苦的探索与斗争才能得到解答。而在这一过程中，落败者，例如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3]，通常会被彻底消灭。直到19世纪末，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建立，西欧的版图才最终成形，而此时距离古罗马的版图分崩离析已经过去了大约1500年。

今天的中东危机或许不会产生那么显著的影响，也不会持续那么久远。但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样的：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悠久的帝国统治瓦解之后，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要如何重组并建立新的政治认同？协约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后奥斯曼时代的设计方案，而延续至今的问题就是这一地区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方案。

因此，1922年解决方案并非全然或大部分是已经结束的历史，它依然是今日中东的战争、冲突和政治博弈的核心。基钦纳、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遗留下来的问题直至今日依旧是人们厮杀流血的原因，年复一年地在化为废墟的贝鲁特街头、缓慢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岸和《圣经》记述中的约旦河畔引发冲突。

VI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英国政治家与官员并没有能够预见到1922年解决方案的多舛命运。他们甚至没能预见到那些与之紧密相关的个人（包括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设计师温斯顿·丘吉尔）自身短暂的政治前途，虽然这与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熟悉程度要远超他们对中东政治的熟悉程度。

在1922年，英国人普遍认为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他在10月份丢掉了内阁的职务，又在11月丢掉了下议院的席位，看起来遭遇了惨败。他毫不怀疑自己有朝一日还会重返议会，但是他再度进入某届政府工作的机会已经变得十分渺茫，至少不太可能再得到什么重要的任命。

曾经在11月底与丘吉尔共进晚餐的一位人士后来回忆说：“温斯顿情绪十分低落，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他认为自己的世界已经终结，至少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我也以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4]

新一届议会于1922年11月27日召开，但鉴于丘吉尔已经不再是议会成员，他在英国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12月初，他乘船前往地中海。短短10年之前，当他的职业生涯正值初夏之际，他曾经与年轻的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及她的父亲一道搭乘“女巫号”游历地中海。然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讲，那一次航行就如同发生在另一个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在抵达法国南部之后，丘吉尔在戛纳附近租下的别墅里安顿了下来，继续写作他的战争回忆录。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不少，因此他相信开头的几部分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在报纸上连载了。这部作品最终写了许多卷。

在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回顾了自己在与土耳其有关的东方事务上那一系列让人难以置信的坏运气。他回忆了英国人如何在种种意外、混乱与错误之中让“戈本号”抵达了伊斯坦布尔，继而推动奥斯曼帝国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丘吉尔本人曾经由于这场战争备受谴责。他还回忆了手下的海军将领们如何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逃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最狭处——他们本可以在第二天就赢得对土战争，为丘吉尔赢得胜利的桂冠，而不是耻辱与撤职。他告诉读者，一只猴子咬了希腊国王，继而让土耳其再度燃起战火，并最终导致劳合·乔治政府和丘吉尔本人倒台。

在完成并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一卷之后，丘吉尔于1923年年中返回英国，投入了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政治搏杀。晚秋时节，他再次参加了议会竞选，一次又一次地被人用战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诘问，最终败给了工党候选人。冬末，丘吉尔在另一个选区参加竞选，但再度落败，这回的赢家是一名保守党候选人。

不过，对于丘吉尔来说，情况在发生变化。1924年下半年，他重新回到了议会。温斯顿·丘吉尔非但没有结束政治生涯，反而出任了财政大臣——这通常被看作内阁里第二重要的职位。这让英国政界大为惊异。

阴云开始散去。自由党的一位前同僚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写信祝贺丘吉尔获得新职位，同时还做了一个更让人惊异的预言。“我亲爱的温斯顿，”他写道，“我的政治直觉向来很准。我想我能看到你成为首相的那一天。”[5]

[1] 此时尚有些疆界问题未解决。例如，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确定。——原注

[2] 不可否认，土耳其人在毁灭自己的帝国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此外，中东内部也有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原注

[3] 阿尔比派（Albigensian），公元12—14世纪活跃于南欧地区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于公元13世纪被教皇宣布为异端，遭到镇压，最终消亡。——译者注

[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4:1916–1922,The Stricke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5),p.892.

[5]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Companion Volume,Vol.5,Part 1:The Exchequer Years,1922–1929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p.236.

参考书目

这是我除了在致谢中注明的私人和官方的档案和收藏外的参考书目。它只包含出版物，并且仅限于我使用的那些：我在过程中参考的，特别是为了写这本书而参考的已出版的作品。因此，在我所列举的条目中，有整整一半出现在注释中；那些没有出现在注释中的，很多都出现在我早期的手稿笔记中。

这个书目并未囊括我所关注的主题——在欧洲世界政治的背景下看待现代中东的产生（1914—1922）——已出版的全部作品。这样一份参考书目，如果恰当地组织起来，本身就能构成一本书。它将包括大量相关的和有价值的作品，其中一些我读过，另一些没有，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机会翻阅或重新翻阅它们，所以它们没有出现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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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美）戴维·弗罗姆金著；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SBN 978-7-5217-1937-6

Ⅰ.①终… Ⅱ.①戴… ②栾… Ⅲ.①奥斯曼帝国－历史－研究②中东－历史－研究 Ⅳ.①K374.3②K3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9188号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著者：［美］戴维·弗罗姆金
译者：栾力夫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696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印次：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1937-6
定价：1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引言
叙事与历史

交会的事实

受害者……和受害者

第一章 1917

被青睐的城市
各执己见
命运的路标

第二章 1882—1917

爱锡安者
邻居
没有看见的问题？
“不是无人之地”
仇恨依然存在

第三章 1917—1929

“巴勒斯坦人的典型”
不满、宣传和不安
委任统治的过渡
劳动节
逐渐模糊的差异
“没有共同语言”
前往西墙
希伯伦大屠杀
互为仇雠

第四章 1929—1936

“强加给巴勒斯坦的苦难”
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以牙还牙

第五章 1936—1939

起义
定义动乱
无法控制的纷争，水火不容的愿望
镇压与约束
皮尔第二
既成事实
圣詹姆斯会议上的“慕尼黑阴谋”

第六章 1939—1945

战火中的巴勒斯坦
选边站队
不存在的阿拉伯人
知己知彼

第七章 1945—1949

第一枪
准备战斗
决定性的一年
达莱特“防御”计划？
侵略，独立，浩劫
第三阶段

第八章 1949—1953

何为灾难
一去不返
“被打败的民族中被打败的少数”
巴勒斯坦被纳入以色列
名字的内涵
中东唯一的民主制
渗透者和驱逐

第九章 1953—1958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苏伊士的第二轮较量
纳赛尔，纳克巴，拿撒勒
普遍消极抵抗

第十章 1958—1967

第一个十年
少数人的权利，以色列的过错
四海飘零
法塔赫诞生
走进巴解组织
战争倒计时

第十一章 1967

胜利的受害者
木已成舟
亲密接触
恢复正常？
新希望？
开放桥梁
重聚
后裔归来
被诅咒的赐福

第十二章 1968—1972

落地生根
反抗与反馈
成本与收益
无情的加沙
在约旦的对抗
在黎巴嫩及其他地方的对抗
以色列的调适

第十三章 1973—1977

以色列地震，巴勒斯坦前进
赞成改变
土地与荣誉
鹰派的时代
更多的“以伦摩利”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

第十四章 1977—1981

耶路撒冷之行
自治与注意力转移
“消灭蚊子的权力”
又是贝京
单调的日常

第十五章 1982—1987

通往贝鲁特之路
为巴勒斯坦加油
里根有个计划
“男人工厂”
当占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约旦选项”？

第十六章 1987

“头二十年”
加沙最先
引领之词
石之子
惊人的事实
长臂管辖，长串子弹
一个国家诞生了
走进哈马斯

第十七章 1988—1990

拉长绳索
打破恐惧的藩篱
“现在就和平”？

第十八章 1990—1991

误会重重的海湾地区
进入萨达姆时代
谢里夫圣所的流血事件
新的世界秩序？
马德里的会议

第十九章 1992—1994

拉宾归来
厚望与鸿沟
走向奥斯陆
草坪上的握手
与敌共舞
回归

第二十章 1995—1999

和平刺客
定居恩怨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人的权力
哈马斯卷土重来
进入“比比”时代
伙伴还是敌人？
出卖巴勒斯坦？
不确定的好处

第二十一章 1999—2000

“安全先生”——“马克Ⅱ型”
抵抗有用
戴维营，又来了
沙龙造访
阿克萨因提法达

第二十二章 2000—2002

“让以色列国防军获胜”
武装因提法达
“阿拉法特就是我们的本·拉登”
“防御之盾”
令人盲目的暴力
以墙相隔

第二十三章 2003—2006

围困
撤离
大家长之死
拉姆安拉的不满
大众抵抗运动
展望未来？

第二十四章 2006—2009

“恐怖不息，战斗不止”
黎巴嫩，再来一次
“哈马斯坦”
通往安纳波利斯之路
阿巴斯与奥尔默特会谈
“铸铅行动”

第二十五章 2009—2014

“积极进取”的外交2
“无法容忍”的占领
巴勒斯坦之冬
井底之蛙
和平的障碍
建设耶路撒冷
伊朗人转移了注意力
临渊
“修剪加沙的草坪”
“死在镜头下”

第二十六章 2015—2017

百年战争
向右转
挥刀起义
携手

尾声
一国方案，两国方案，无国方案

双民族还是一拍两散？

“防特朗普”的和平？

致谢

部分参考书目

本书插图系原文插图

前言

周年纪念日是庆祝、哀悼、纪念、复述和反思的时机。在1917年11月英国政府《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1967年6月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五十周年之际，本书计划回顾巴以冲突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文描述的其他重大事件发生于（或许是巧合，除非大约每个十年的第七年都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特质）1897年、1937年、1947年、1977年、1987年和2007年。《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立讲起，当时的巴勒斯坦由奥斯曼帝国的几个行省组成，然后按时间顺序讲述，直至今时今日，并涉及不同主题。我希望，这本基于最新研究的长篇概述，能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棘手、最引发争议的冲突，从大局纵览引入清晰聚焦。它试图从双方的视角讲述双方的故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命运的纠葛。

本书难免要将动乱、暴力与和平倡议当作里程碑。但是，过于集中地关注战争、外交或恐怖主义，就会忽视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遭遇和对抗——在前线、难民营、检查站，以及在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伦敦和华盛顿，以及安曼、贝鲁特、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士兵在这场大戏中各司其职，但本书更侧重于书写耶路撒冷、雅法、拉姆安拉（Ramallah）、特拉维夫、海法、纳布卢斯（Nablus）、希伯伦（Hebron，又名哈利勒）和加沙以及它们周围充满争议的景象。

深层的结构、态度和惯例与从它们当中爆发的无穷无尽的“有新闻价值”之事同样重要：这是我作为记者兼历史学家从工作中得出的结论。重要的主题包括1948年以前建立的独立自治的犹太社会和经济体，以及尤为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在我看来，阿拉伯人早就表示反对了，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得多。其他重点主题还有：巴勒斯坦人的逃亡、被驱逐和被剥夺，以及随后回归家园的渴望；1967年战争的巨大影响；犹太定居点在当年所占领土上的稳步扩张；两次因提法达（intifada，即起义）背后的驱动力，以色列的右翼倾向，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观念的崛起，双方的严重不对等，两国解决冲突方案的逐渐破产，以及这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书将密切关注经常被忽略或事后才被人想起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从1948年至今的独特境遇提供了重要的视野，还因为他们在时常完全无视对方的两个民族间形成了微薄的人际联系。贯穿本书的主思路，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到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他们之间陷入困局的关系。

巴以冲突有资格被称为地球上得到最仔细研究的问题。“大量”甚至不足以形容它浩如烟海的资料的一角。资料的范围和深度反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争议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研究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时，它就已经是一片被深耕细作的土地。现在，表层土壤已经消失了，大批研究人员正在搬动下面裸露出来的岩石。

本书面向普通读者。将它保持在可读的长度，意味着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做出选择，包括要覆盖哪些内容，又要舍弃哪些内容。它基于现有学术成果和二手资料的综合：涵盖整个135年历史的一手研究远远超出任何一位作者的能力。《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以色列研究》（Israel Studies）和《耶路撒冷季刊》（Jerusalem Quarterly）等专业出版物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最初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现代材料很快就能译成英文，但重要的旧材料还没有翻译。

相关学术兴趣已经大大增加，且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英美的几所大学现在已有专门（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范式有助于理解巴以冲突的基本情况，该范式基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经验，认为当地人口是被欧洲人替换而不是被欧洲人剥削。然而，这种进路难以涵盖犹太人与“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的宗教民族联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人身份认同的关键。从伊拉克、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来到以色列的米兹拉希（Mizrahi，东部或东方的）犹太人是另一个特殊元素，在别处没有与之高度相似的情况。这场当代的激烈辩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看待冲突的方式：人们常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探讨他们移民巴勒斯坦的意图；阿拉伯人则侧重于结果，尤其是，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他们的领土被外人定居”的结果。[1]

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能够传达记忆中的经历，价值极高。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文化研究也都能丰富理解，尽管这些学科往往大量使用术语。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篇名为《非人类流亡者的收集：特拉维夫动物园如何创造动物藏品，1938—1948年》的文章——在探讨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化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篇的角度不同寻常。[2]

新闻报道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初稿”，有时能与后来精雕细刻的版本惊人地接近。可以说，我在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从纳布卢斯和加沙的街道上的报道中得到的，与在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档案馆中查阅解密文件或旧报纸的所得等同——单是在往往不可逾越的民族鸿沟两边与人聊天，也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弄清楚如何来回穿越这道鸿沟也有助于吸取教训。报道被占领土事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记者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危险，有时来自他们自己社会的威胁与来自另一个社会的一样多。

近年来，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得不考虑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大量材料。Facebook（脸书），YouTube（优兔）和Twitter（推特）已然成为有关冲突的事实、观点、宣传和虚假信息的丰富源泉。“#XX”的标签与学术刊物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转瞬即逝的事物变得既能永久存在又易于检索。“通过时间的考验”是数字时代一种过时的观念，研究美国总统的人不得不快速分析草草编写的140个词信息中对全球政策的声明。如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既在他们争夺不休的故土，也在网络空间里相互讨伐。

[1] Edward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p. 81.

[2] Elia Etkin, The ingathering of (non‑human) exiles: the creation of the Tel Aviv Zoological Garden animal collection, 1938–1948,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35(1), 2016.

引言

叙事与历史

2013年6月，23岁的巴勒斯坦帅小伙穆罕默德·阿萨夫（Mohammed Assaf）夺得了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阿拉伯偶像》（Arab Idol）的总冠军。他有着一头用发胶精心固定的乌黑秀发，笑容羞涩，嗓音优美，为数千名通过短信投票支持他的观众高声演唱经典老歌。阿萨夫出生在利比亚，但在加沙地带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长大，这片人口稠密的沿海飞地被夹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并且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关于“圣地”（Holy Land）悬而未决的冲突永恒且日益严重的——通常还是充满暴力的——提醒。

阿萨夫的祖父母在1948年战争期间成了难民，和他们一同成为难民的还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当时以色列国获得了独立，而巴勒斯坦则经历了纳克巴（Nakba，即浩劫）。他的夺冠演出击败了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叙利亚人，是当代大众娱乐最前沿的水准，出自位于贝鲁特的MBC（中东广播中心）之手，吸收了英国《流行偶像》（Pop Idol）系列节目开创的概念。节目面向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观众现场直播，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城镇拉姆安拉的观众，当结果公布时，人们欣喜若狂。“革命不只是步枪。”阿萨夫随后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充满节日气息的晚礼服是巴勒斯坦国旗的绿红白三色。[1]他的成名曲《高举卡菲耶》（Raise the Keffiyeh）[2]所关注的巴勒斯坦头巾卡菲耶，是这个国家及其事业立时可辨的鲜明标志。[3]

阿萨夫的另一首流行歌曲纪念了80多年前发生的事件。《来自阿卡监狱》（Min Sijn Akka），一支关于爱国主义和牺牲的民谣，[4]令人想起因为参与1929年巴勒斯坦的动乱而被英国人判处绞刑的穆罕默德·贾姆朱姆（Mohammed Jamjoum）、福阿德·赫加齐（Fuad Hijazi）和阿塔·齐尔（Ata al-Zir）。这一事件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称为“哭墙之乱”（Wailing Wall riots）。巴勒斯坦人则称之为“卜拉格（al-Buraq）起义”——“卜拉格”是阿拉伯语中将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带到耶路撒冷的带翅骏马。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的记忆中（双方经常对同一事件采用不同说法），这次暴力事件被叫作“1929年骚乱”，有13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其中大多数人死状甚惨。贾姆朱姆、赫加齐和齐尔因为杀害希伯伦和萨法德（Safed）的犹太人而被判刑。用口语化的阿拉伯语谱写并演唱的《来自阿卡监狱》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2012年，加沙的一位作家将这三人誉为“巴勒斯坦斗争史上最重要的三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抗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渗透，被英国委任统治部队公开处决”——这一描述显然拓展了“抗议”的传统意义，并绕过了关键细节。[5]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的电视台将这几个被处以绞刑的人称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灯塔”，立马招致了一家名为“巴勒斯坦媒体观察”（Palestinian Media Watch）的以色列监察机构“赞美恐怖主义”的指责。[6]同年晚些时候，巴民族权力机构在他们被处决的周年纪念日发行了纪念他们的邮票，上面画着步枪和卡菲耶。[7]此事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表明历史也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仍在斗争的战场的延伸——也许在这个领域，双方是最接近势均力敌的。

阿萨夫的歌自然是“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自由斗士”这句话的典型例证。这样的事还有许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英国人以恐怖分子名义处决的犹太人——其中一些死于阿卡监狱同样的绞刑架上——至今仍受到以色列国的正式纪念。2017年2月，该国总统鲁文·瑞夫林（Reuven Rivlin）用他的Facebook页面纪念亚伯拉罕·“亚伊尔”·斯特恩（Avraham “Yair” Stern）遇害75周年，后者是希伯来名为“莱希”（Lehi，全名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为以色列自由而战之人”）、英语名为“斯特恩帮”（Stern Gang）的组织的领导人。1942年，一名英国警察跟踪斯特恩到其特拉维夫的藏身处，开枪将其打死。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以同样的方式提到了“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意为“国民军组织”），它作为一个“犹太抵抗组织”，1938年主动挑起事端，袭击阿拉伯平民，并在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导致91人身亡。[8]哈马斯（Hamas）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ya），这个巴勒斯坦组织针对平民目标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并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落后的火箭弹。对于那些抵抗自己民族最大仇敌的人来说，用词总是具有偏向性，最终结果总会证明他们使用的手段正当合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两者都反映在本书中。每一方所言都出自真情实感，即使被对方斥为宣传或谎言。两者都不能忽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叙事，以其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9]

以色列人描述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反犹迫害后对自由和自决的追寻，以及从“流散”（Diaspora）中“回归”锡安（Zion）的“流亡者们相聚在一起”，以期在故土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犹太国家，并在纳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之后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这个关于民族解放的故事在希伯来语中简洁地展现为“miShoah leTekuma”——“从大屠杀到重生”。经过几个世纪的无力、苦难和羞辱，犹太人得以重树自尊和自豪。以色列人很少注意故土上另一个民族的存在（无论那个民族和那片土地被怎样定义），除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反抗之外。土地被“赎回”，沙漠中开花繁盛。以色列的主流叙事强调本方愿意让步并实现和平，但另一方却一再错过这样做的机会。于是“鸽派”被迫战斗。以色列很少将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敌意归因于自己的行动——无论是1947年和1948年的行动，是其在1967年征服的领土上几十年的定居，还是它在“犹大和撒马利亚”（Judaea and Samaria，即约旦河西岸）维持的军事占领，或是其单方面吞并现在是该国“统一且永恒的首都”一部分的东耶路撒冷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仍须对加沙地带负责，尽管它已于2005年撤离该地；以色列对在一定程度上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也须负责。）以色列人往往声称没有巴勒斯坦人愿意“携手”共建和平，宣称他们的敌人受到仇恨和偏见的驱使，而不是追求正义和结束冲突。恐怖仍在继续。

巴勒斯坦人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作为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自1917年起，背信弃义的大英帝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叛了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他们先是经历了30多年鼓励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委任统治，在纳粹的罪行时代（他们对此毫无责任）结束之后，又面临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并发起反抗的不公正的联合国分治计划。接下来是1948年的战争和种族清洗。而在19年后，位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残余部分也被占领。以色列的独立是巴勒斯坦人的劫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但以色列从未承认。用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鲁哈纳（Nadim Rouhana）的话来说：“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信奉的思想认定这片土地专属于他们，这就是双方对抗的本质。”[10]然而，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同意接受一个仅占这片土地面积22%的国家——这种出于历史原因的妥协被称为“通情达理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11]纳克巴将继续作为记忆和“当下的历史”而存在。它表现为长期被占领，土地被没收，犹太人定居点扩大，吞并的威胁始终存在，房屋被拆毁，以及为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而建造的“种族隔离墙”——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灾难。[12]坚忍不拔（Sumoud）的精神，对民族身份的保全——以及坚持抵抗——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争取自由、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

这两种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势不两立：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几十年来，这些叙事通过有意选择、来回重复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不断发展巩固。英国最后一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爵士在委任统治不光彩地结束几周后提出了这一观点：“处理巴勒斯坦政策时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会提及另一方。”他回忆道：“他们看上去似乎无视了彼此的存在。”[13]共同点从一开始就几乎无处可寻。试图调和或整合对立的叙事的课本必须把两种叙事分别印在奇数页和偶数页上。[14]巴以之间曾经就一个雄心勃勃地名为“共同历史”的创新项目进行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那就是双方的版本几乎没有相同之处——那时还没进入20世纪！[15]第二次因提法达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放弃为书写双方都能接受的“桥梁叙事”所做的努力，因为“两族人民对与‘另一方’有关的事情的猜忌、仇恨和发自内心的恶感，（已经）变得过于强烈”。[16]

交会的事实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在重要时期发生的事实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自称“新历史学家”的学者们借助新开放的官方档案，重写了1948年战争的历史，与从前被以色列贬为宣传手段的传统巴勒斯坦叙述更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当以色列“形成国家”的英雄时期不再是禁忌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é）、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和阿维·什莱姆（Avi Shlaim）用不同的方式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早期全民共识大开杀戒，而对于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和5年后的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发生的事，争议也爆发了。巴勒斯坦学者虽然缺乏阿拉伯方面的文献资料来源，无法获得以色列的档案，还受限于自身的无国籍状态，但他们仍开始更积极地审视其历史，尽管没有产生那么多引人瞩目的结果。[17] 20世纪90年代，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包罗万象的研究《剩下的一切》（All That Remains）为记录被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18]耶西德·赛义格（Yezid Sayigh）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建国的追求所做的一丝不苟的翔实记载，在出版20年后仍无法超越。[19]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另一项欧洲殖民计划，同时也是犹太民族的民族运动，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其目标，这一直言不讳的透彻见解也相当完善。[20]

现在没有人激烈争论譬如1948年4月在戴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有多少巴勒斯坦人死亡，或者在那一年的战争期间或之后有多少阿拉伯村庄人口锐减或被毁等问题。也罕有人接受以色列的原有说法，即导致巴勒斯坦人外逃的原因是“奇迹”或是阿拉伯入侵军队的命令。一度被视为不可靠的口头证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纳克巴的理解。关于这个时期的自传性记录也是如此，人们留下记录的动机是给创伤性事件留下见证，避免记忆被抹去。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家系、民俗和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有关老房子和零落的社区的数据也被收集并公布在网上。卫星电视频道提升并保持了人们对此的兴趣。巴勒斯坦的未来或许风云莫测，但它的过去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研究、被展示。

学术研究已深入公众意识。以色列知名记者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美国。他根据对以色列退伍军人的访谈，发表了一篇报告，原原本本地讲述了1948年大屠杀和数千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吕大（Lydda）的经过。他坦率地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价”（这引发了争议），但他认为别无选择，也没有任何悔罪的表示。“若犹太复国主义要继续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沙维特写道，“若吕大要继续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21]近年来，以色列领导人每过一段时间就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公开表示同情，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拒绝承认对此的责任。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无论多么诚实，在现实世界中都有严格的限制。

不断变换的视角表明，人们目前更加关注不能再简化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核心。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的和平条约，（自1973年起）国家间战争（表面上）的结束，以色列与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关系的谨慎“正常化”，以及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血腥动荡。此外，死亡人数这一粗略但明显的尺度也表明，巴以冲突已经升级了，虽说（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努力“管控”局面，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在1967年至第一次因提法达开始的20年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有6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人之手；从1987年年底到2000年9月，死亡人数共计1 491人；从第二次因提法达开始到2006年年底，数字是4 046名巴勒斯坦人和1 019名以色列人。[22]现在居住着200万巴勒斯坦人的加沙地带自2006年以来已经遭遇了4次全面军事行动。在2014年的战争中，多达2 3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以冲突仍是全球和地区的关切，是动荡、痛苦、仇恨和暴力的一个根源。

对过去的理解总是随着时间变化。1948年之后，以色列的版本，即胜利者的版本，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此后巴勒斯坦人精神受创、无人带领且流离散乱，还常常不为人知。他们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公众视野中基本消失了，即便被人提起，也是作为“阿拉伯难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约旦人或仅仅是“恐怖分子”。广大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伴随着歧视与排外。直到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才开始“重新出现”，尽管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23]仍发表臭名昭著的言论，坚称没有巴勒斯坦人。然而，到了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缩写为PLO，简称“巴解”）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以巴勒斯坦的名义在联合国讲台上向世界发表讲话——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独立，隐晦地承认以色列。仅仅5年之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在《奥斯陆协议》中正式而明确地相互承认，但这一务实的里程碑丝毫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国家地位，也没有导向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它并不标志着任何形式的真正和解，而且双方许多人都将它视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随后的谈判破裂和前所未有的暴力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以及对彼此的怨怼和疏离。

受害者……和受害者

就过去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总体叙事或从中产生的论点比以前接近了一些。相反，当自2009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将清除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要求称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时，巴勒斯坦人指责他恶意盗用“他们的”叙事，[24]这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受害者。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抱怨称以色列是反犹主义仇恨的对象。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坚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决权利而斗争，是在抗议违犯国际法的行为。2017年，“巴解”的正式目标依旧是结束被占领状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只准备与以色列长期休战。内塔尼亚胡至多对巴勒斯坦人承诺他所谓的“低限度国家”（state-minus）。结束冲突看起来仍像一个高得离谱的要求。

无数轮未竟的和谈体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历史必须留给学者，不能在谈判桌上处理。[25]以色列历史学家阿舍·苏瑟（Asher Susser）认为：“光怪陆离的智力杂技只会让已经存在的几乎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雪上加霜。”[26]冲突解决方面的专家反驳道，承认对方的观点虽然不等于接受其观点，但这有助于实现可行的妥协，从而赢得两边民众对和平的支持。[27]

然而，当冲突如此野蛮而沉重，当一方在军事、经济和其余许多方面超过另一方如此之多时，历史和政治便不能被轻易分开。内塔尼亚胡说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像他和其他很多以色列人所要求的那样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但并没有说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巴勒斯坦重要人物也主动承认他们做不到；内塔尼亚胡说得很对。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萨米赫·哈立迪（Ahmad Samih Khalidi）的话来说：

对我们而言，采纳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意味着我们先祖建造的房屋、他们耕种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以及他们修建并在此祈祷的圣所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对它们的捍卫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不正当的：那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权拥有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样。[28]

关键在于，以色列也没有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或是在法律的意义上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所渴望的权利，就是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所剩之地拥有一个主权独立、自力更生的国家，这也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的权利。1993年，以色列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但在2000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它所谓的“慷慨”提议被另一方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了。这是否真的是“错过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无论如何，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过。迄今为止的故事应该有助于解释为何这样的协议如此遥不可及，或许还能为未来的道路提供建议。

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真相或道德制高点。但幸运的是，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主导叙事仍在固执己见，我们还是有可能听到偏离它们的声音和策略。将一方刻画成殖民主义者、定居者和种族主义者，将另一方描绘成恐怖分子、狂热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只会降低已然微乎其微的和解可能性。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认清现实，承认另一方不可磨灭的存在——无论是否喜欢（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都会留下来。联合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士兵和定居者除外）相互接触有限，但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互动“愉快”。不那么乐观的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度极低，大多数人认为彼此是零和关系，“没有什么能够同时有益于双方的事”，“对一方有利的事情都对另一方有害”。[29]恐惧、仇恨、冷漠和自私自利，以及国内、地区和国际的态度和制约，也都是强大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将看似早已不可持续的现实维持了太久。2017年7月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事件——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枪手在圣殿山/谢里夫圣所杀害了以色列警察；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镇压；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剑拔弩张的局势，以色列人随后的退让——都在清晰地提醒世人，事态是如何迅速而轻易地升级至失控的。

历史学家不免会反映出当前人们的关注：有着无数特殊纪念日的2017年，是人们对局势缓和空前悲观的时期，解决“圣地”长久存在的危机更是显得遥遥无期。近年来，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失败，通过协议形成单一国家的可取性和可能性，以及不公正、不稳定且危险的现状的持续甚至恶化，人们争辩不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所以理解它比以往更为重要。但这也意味着两边的人民应该听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乌达·比沙拉特（Odeh Bisharat）明智的建议：“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让我们为未来写一篇吧。”[30]

[1]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06/201362219549114855.html.

[2] 卡菲耶，即阿拉伯头巾，英文keffiyeh或hatta。——译者注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Aj‑pyJF6ckU.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CHsXCgaeA.

[5]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11/2012112111117878510.html.

[6] http://www.palwatch.org/pages/news_archive.aspx?doc_id=7103.

[7] http://www.zobbel.de/stamp/pna_2012.html.

[8] https://www.facebook.com/NationalLibraryofIsrael/posts/1363911096957444.

[9] Paul L. Scham,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and the peacemaking process, Israel Studies Forum 21 (2), Winter 2006, pp. 58–84.

[10] Nadim Rouhana, in Robert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p. 118.

[11] Afif SafiehIndependent, 22 March 2015.

[12] 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and Sarah Ihmoud, Exiled at home: writing return and the Palestinian home, Biography 37 (2), Spring 2014, pp. 377–97.

[13] Alan Cunningham, Palestine: the last days of the Mand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 (4), Oct. 1948, pp. 481–90.

[14] Sami Adwan et al. (eds.), Side By Side: Parallel Histories.

[15] Paul Scham et al., Shared Histories, pp. 44–6.

[16] Adwan et al. (eds.), Side By Side, p. x.

[17] Neil Caplan,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 pp. 241–4.

[18] Walid Khalidi, All That Remains.

[19]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a State.

[20]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p. xxxiv.

[2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p. 108.

[22]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p. xvi–xvii.

[23]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898—1978），即梅厄夫人，曾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及第四任总理，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之前就被誉为“铁娘子”。——译者注

[24] Dina Matar, Whose ‘ethnic cleansing’? Israel’s appropri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narrative. Al-Shabaka, 26 March 2017.

[25] Scham, Historical narratives, op. cit.

[26] Asher Susser, Israel, Jordan and Palestine: The Two-State Imperative, p. 219.

[27] Avraham Sela and Alon Kadish,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memor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1948 war – an overview, Israel Studies 21 (1), Spring 2016, pp. 1–25.

[28] Ahmad Samih Khalidi, The Palestinians cannot be Zionists, Foreign Policy, 15 June 2011.

[29] Palestinian-Israeli Pulse, 16 February 2017, http://www.pcpsr.org/en/node/678.

[30] Haaretz, 17 February 2014.

第一章
1917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个孩子，他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事。

——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

被青睐的城市

1917年12月9日，一个湿冷的早晨，里夫塔（Lifta）村的平顶房屋排排立于石台地上。英国军队的两名厨师在村子附近寻找水源时迷失了方向。他们遇到了一群耶路撒冷市民，这些人告诉他们奥斯曼帝国政府想要投降。两名厨师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便返回了所属部队——莫特（S. F. Mott）少将麾下正从伯利恒（Bethlehem）北上的伦敦军团（London Regiment）第2/20营。莫特的支队刚刚经历了地狱般的数小时。关于这场巴勒斯坦战役的官方历史记载中写道：

这支军队在瓢泼冷雨中凄惨地走了一整夜。战马成队地倒在湿滑的道路上，在黑暗中踢腿挣扎，阻塞了本就拥堵的道路。骆驼腿呈外八字张开，四仰八叉地滑倒；于是人们不得不卸下它们身上的所有货物，捆起来挪到路边。有几个埃及驯驼人已被冻死。

第二批遇到投降者的英国士兵，是第2/19营的弗雷德里克·赫尔科姆和詹姆斯·萨里克中士。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市长萨利姆·侯赛尼（Salim al-Husseini）领导的投降者挥舞着绑在一把扫帚上的白色床单。虽然两名军士没法接受来自总督伊扎特帕夏（Izzat Pasha）的投降信，但据一名犹太目击者说，市长在一片荒地上口头宣布这个消息时，这两名军士拿着火柴，试图点燃香烟，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下这流传后世的一幕。另一些人在迷茫中也举起了白旗，在接下来几小时内不断向更高级的军官投降。两天后，正式的仪式在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老城雅法门（Jaffa Gate）内举行，[1]由埃及远征军（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最高统帅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接受投降。令人高兴的是天气变好了，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阳光寒冷而明媚，万里无云”。[2]艾伦比得到指令，要求下马步行，谦逊地进入这座城市。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有重要宣传目的的举动，与德皇威廉二世在1898年的访问中骑着装饰华丽的白马“招摇”地进入城门形成了对比。在伦敦，政府监察官员警告媒体不要以任何形式暗示这是“圣战”、新的十字军运动（Crusade）或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争端。[3]

尽管距离艾伦比的军队击溃最后几支土耳其军队还有10个月，英国征服耶路撒冷已经使巴勒斯坦的历史迎来了新的篇章。巨变将至，山雨欲来。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奥斯曼帝国结束了在此维持400年的统治。这片土地能让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产生强烈的共鸣。同时，欧洲对该地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也正在加剧该地区内外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源于罗马人——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则分别为Filastin和Eretz-Yisrael。这里同样是西方人内心深处的“圣地”，是基督诞生、被钉上十字架和复活的地方，也是长期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圣经》中所记载的故乡。对于伊斯兰世界，耶路撒冷是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之地，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城，是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升天之处。来自自由党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根据他所熟知的《圣经·旧约》称，巴勒斯坦“从但直到别示巴”（from Dan to Beersheba）。[4]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和伯利恒都是家喻户晓的地名；十字军运动、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萨拉丁和萨拉森人（Saladin and the Saracens）的故事也常被提及。

而在当地，巴勒斯坦只被看作“比拉德·阿尔沙姆”［Bilad al-Sham，即“大叙利亚”（Greater Syria）］的一部分；大叙利亚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和黎凡特。在古典时代，巴勒斯坦曾作为一个军事区域（Jund Filastin）存在，但从1517年苏丹赛利姆一世击败叙利亚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时起，就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单位，而是被划分为分属于大马士革省（vilayets）和贝鲁特省的不同地区（sanjaqs）。1872年，耶路撒冷被赋予了更高地位，直接由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管辖。[5]奥斯曼帝国晚期，耶路撒冷与纳布卢斯和阿卡（Acre）地区一起组成了通常所说的南叙利亚，或者说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主要教派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独特的实体。[6]在阿拉伯语中，巴勒斯坦通常被称为al-ard al-Muqaddasah——“圣地”，来自《古兰经》的用词；希伯来语中Eretz haKodesh的含义完全相同。

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和死海以西，地中海以东，与1906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后划定的埃及边界线相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地的主要人口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他们最认同的仍是其本地身份——以其姓氏和往往能反映其地域根源的方言为体现——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但当时巴勒斯坦人尚未要求从苏丹治下独立出去。“阿拉伯主义”（Arabism）最初是少数精英人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倡导自治的构想，意在建立一个由共同语言凝聚的阿拉伯国家。基督徒则受到了教会学校传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犹太人人口不多，却都很虔诚。从19世纪80年代建立第一批犹太定居点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t movement）缓慢增长的威胁成了另一个增加巴勒斯坦人独立身份认同感的因素。[7]

各执己见

1917年11月2日，就在艾伦比通过雅法门之前5周，伦敦政府发布了一份将对圣城、中东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长远的决定性影响的文件。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8]致信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9]，告诉他：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同时应明确理解，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贝尔福宣言》以67个打字机打出的词语表现了对帝国计划、战时宣传、《圣经》共鸣和殖民心态的综合考虑，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明显同情。就像作家阿瑟·库斯勒[10]那令人难忘的讽刺所言，这些话是“一个国家庄严地对另一个国家许以第三个国家的国土”，这很好地概括了随之而来的持续矛盾。[11]劳合·乔治强调他的主要动机是对犹太人的同情，但政治考量才是决定性的，主要包括在黎凡特地区战后安排的问题上巧胜法国人的愿望，[12]以及利用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它那“致命的地理位置”——来保护埃及、苏伊士运河和通往印度的路线的渴望。[13]另一些考量更看重的是在当时协约国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犹太人公众舆论的需要。正如贝尔福在10月31日最终讨论这个问题时对战时内阁所言：“如果我们能够发表支持这种思想（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就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有利的宣传。”[14]历史学家们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来争论贝尔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公开承诺，1916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秘密签署的战后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15]，还有1915年英国为了鼓励麦加的谢里夫[16]侯赛因（Sharif Hussein of Mecca）[17]发动反对土耳其的“沙漠革命”（revolt in the desert）而对阿拉伯人做出的独立承诺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矛盾。而真相掩盖在含糊其词、各执己见和表里不一之下，仍旧难以捉摸。

然而，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对英国的这些行为表达了坦率的意见，1918年年初便从巴勒斯坦传出了震惊与沮丧的声音。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写下了颇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一书，他认为《贝尔福宣言》背弃了谢里夫侯赛因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之间更早的协定[18]。而且，该宣言也与规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由国际机构共管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相对立。安东尼厄斯在1938年写道，英国的承诺“缺乏真正的有效性，部分原因是它之前曾保证会承认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独立，还有部分原因是该承诺中包含了它在未经阿拉伯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法履行的义务”。[19]即使第一点——通常被归纳为“被双重许诺的土地”——尚可争辩，第二点显然无可置疑。阿拉伯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同意；他们觉得自己陷入了阴谋，遭到了欺骗。

哈伊姆·魏茨曼，出生于俄国、富有魅力的犹太化学家和亲英派，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战时内阁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示高兴，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即使结果不完全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好。“孩子出生了！”11月2日，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魏茨曼，一周后，《贝尔福宣言》发表在盎格鲁-犹太的喉舌《犹太人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上（不过，这件事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盖过了）。“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个孩子，”魏茨曼回忆道，“他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事。”[20]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式而公开地认可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是该运动的短暂历史上一个“高耸入云的里程碑”，距离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举行仅20年。[21]诚然，“民族家园”，尤其是在没有用定冠词来特指的情况下，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也没有达到暗指一个犹太国家的程度；“促其实现”也许不是一项有约束力的承诺，而“最大努力”的含义亦是云里雾里。但它确实清楚地承认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用魏茨曼的同伴纳胡姆·索科洛夫[22]的话来说，发表这一宣言的目的就是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笼统认可，要简洁且尽可能地意味深长”。[23]具体措施将在之后出台。

贝尔福的承诺中确实留了一条听起来很重要的保留意见：“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当时这些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90%。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被定义为“民族”，而其他人甚至不加以辨别就仅被定义为“团体”。这种非同寻常的说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重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世纪后的阿拉伯人将贝尔福视为背信弃义之人和灾难的缔造者。[24]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相反的理由，敬重关于他的记忆；耶路撒冷的贝尔福街至今仍是以色列总理官邸所在地。宣言中还留有余地，是为了应对英国前印度总督、枢密院议长、极有影响力的战时内阁成员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强烈反对。寇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区地图和身份的认知——提到了“在1 50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巴勒斯坦）”的“叙利亚阿拉伯人”（Syrian Arabs），并问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既不乐意被犹太移民剥削，也不会满意于仅仅给后者当劈柴挑水的人。”他以当时人们熟悉的《圣经》典故预言道。[25]

宣言的第二条保留意见——关于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权利——则回应了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不在战时内阁之内。埃德温是一名犹太贵族，他担心官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实际上掩盖了反犹主义的偏见，会破坏英国犹太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来之不易的地位。然而保留意见并没有使他激烈的反对声减弱，也没能缓和阿拉伯人对“非犹太团体”这类表述的不安。随着时过境迁，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会发生重大变化，但阿拉伯人的态度大体上并没有改变。

命运的路标

耶路撒冷的陷落结束了巴勒斯坦三年水火倒悬的局面。奥斯曼帝国的增援部队于1914年9月在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26]的指挥下进行部署。征兵造成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对于70万阿拉伯青壮人口。土耳其的军事需求还导致了食物、牲畜和燃料供不应求。“从虔信者与好奇者那里获得的收入”已经中止，“口粮配给”成为常态，[27]人民贫病交加。1915年，粮食歉收，一场毁灭性的蝗灾使得被协约国海军封锁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港口雪上加霜。战争前夕尚有约5.9万人口的犹太人，在强制移民和驱逐敌国国民的行动中损失惨重，尤其是在俄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运往亚历山大港。他们中的一些人取得了奥斯曼帝国国籍，尽管这意味着要服义务兵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被监禁。在耶路撒冷，就像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一样，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被绞死。土耳其人还处决了两名帮助英国情报部门追踪敌军动向的犹太间谍组织“尼利”[28]的成员。据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说：“三年的战争已使巴勒斯坦沦入悲惨的境地。”乞丐徘徊在街头，救济饥民的施食处和卖淫者大量出现。村庄被军队的铁蹄践踏，又遭到“霍乱、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的摧残”。[29]一名奥斯曼士兵的月薪是85皮阿斯特（piastres），将将够买定期供应的烟草，仅能用来勉强维持生计。[30]

埃及远征军一开始保住了苏伊士运河，没有让土耳其人占据。1917年3月，远征军对加沙发起进攻，标志着协约国开始侵入敌国领土。同年4月，雅法和特拉维夫的全部市民被要求“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离开。别示巴和加沙分别于10月底和11月初被攻克。11月16日，雅法陷落。澳大利亚军队高呼着“欧洲，欧洲”进入特拉维夫。这些胜利都为协约国开进耶路撒冷铺平了道路。

直到1917年年底，巴勒斯坦的最终命运仍是未知的，“不过按《贝尔福宣言》使其并入法属叙利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31]耶路撒冷的第一任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32]事后写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热心支持者、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对这份宣言表示欢迎，称它为“愿景的具现，命运的路标”。编辑查尔斯·斯科特[33]用最近一片穆斯林土地上另一个少数民族的脆弱命运来说明，如果没有一个国度作为家园，犹太人将永远无法安居。“亚美尼亚被清除的人口是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被清除人口的50倍，这蕴含着可怕的警示。”斯科特认为，《贝尔福宣言》的核心承诺与当地的原住居民阿拉伯人的权利没有矛盾，这反映了当时西方广为流传的观点。“巴勒斯坦现有的阿拉伯人数量少，文化程度低，”他写道，“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进步的因素，但仍拥有必须被尊重的权利。”贝尔福在1919年以同样的态度对寇松说：“犹太复国主义，无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根植于长久的传统；目前居住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无论在现在的需求中，还是在未来的希望中，都不可与其相提并论。”[34]用巴勒斯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种粗暴而赤裸裸的偏袒，“流露出高傲的不屑”，在动荡的一百年过后仍会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35]

[1] Jerusalem Post, 9 December 1977;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p.52–3.

[2] A. J.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35.

[3] Eitan Bar‑Yosef, The Holy Land in English Culture, pp. 247–65.

[4] Gudrun Kramer, A History of Palestine, p. 145.

[5] Johann Büssow, Hamidian Palestine, p. 41.

[6]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pp. 7–8.

[7]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pp. 150–58.

[8] 贝尔福勋爵即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1916年至1919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9] 此处指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全名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1868—1937），英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译者注

[10]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和记者。——译者注

[11] Arthur Koestler, Promise and Fulfilmen, p. 4.

[12] Mayir Veret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6,1970, pp. 48–76.

[13] William M. Mathew,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Palestine Mandate, 1917–1923: British imperialist impera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0 (3), 2013, pp. 231–50.

[14] Leonard Ste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Michael J. Cohen, Was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t Risk in 1923?Zion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29 (1), 2010.

[15] 《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也称《小亚细亚协定》，是由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和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于“一战”期间（1916年）秘密签署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协议。——译者注

[16] 谢里夫（Sharif），阿拉伯语意为“贵人”，指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哈桑的后裔。侯赛因亦自称谢里夫。——译者注

[17] 此处指侯赛因·伊本·阿里（1854—1931），他于1916年发动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译者注

[18] 此处指《大马士革议定书》和基于此的《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英国在协定中承诺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可享有独立地位。——译者注

[19]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p. 395.

[20]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262.

[21] Walter Laqueur, The Road to War, p. 15.

[22] 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1859—1936），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魏茨曼的继任者。——译者注

[23] Veret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p. cit.

[24] Observer, 8 December 2013; Walid Khalidi, SOAS lecture, London, 6 March 2014.

[25]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p. 342.

[26] 杰马尔帕夏（Cemal Pasha），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之一，与恩维尔帕夏和塔拉特帕夏组成三寡头军人政权。——译者注

[27] 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p. 324.

[28] “尼利”（Nili）是一个亲英的犹太间谍网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勒斯坦协助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对抗。——译者注

[29]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p. 109.

[30] Salim Tamari,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j‑articles/30_tamari_1.pdf.

[31] Storrs, Orientations, p. 347.

[32] 罗纳德·亨利·阿默斯特·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Henry Amherst Storrs，1881—1955），曾任英国开罗东方事务秘书、耶路撒冷军事总督、塞浦路斯总督和北罗得西亚总督。——译者注

[33] 查尔斯·普雷斯特维奇·斯科特（Charles Prestwich Scott，1846—1932），英国记者、出版商和政治家。1872年到1929年担任《曼彻斯特卫报》编辑。——译者注

[34] David Gilmour, Curzon, p. 482.

[35] Khalidi, SOAS lecture, 6 March 2014.

第二章
1882—1917

如果到了某一时刻，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发展到开始取代他们的地位，无论是轻微地还是显著地，那些当地人都不会轻易让步。

——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1]

爱锡安者

在远离伦敦权力走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氛围早在1917年那划时代的事件之前就已存在。1918年，据英国军方统计，这里的人口包括穆斯林51.2万人，犹太人6.6万人和基督徒6.1万人。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在农村，贝都因部落仍居无定所，并且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成片的土地归属于缺席所有者[2]。城里的名人们曾在刚刚离去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耶路撒冷仍由富裕的贵族家庭如侯赛因家族、哈立迪家族等主导，但现代化的气息已经蔓延到了老城外；纳布卢斯则由图坎（Touqans）和阿卜杜勒-哈迪斯家族（Abdel-Hadis）主导；雅法被称为“海的新娘”，是该地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更北边的海法也在快速发展。除了英国人取代土耳其人，最重要的新鲜事是到1918年年底，有大约1.5万名犹太新移民生活在构成“新”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45个乡村定居点（moshavot，也称“莫沙夫”）[3]中，与人口多达5万的“老”伊舒夫[4]泾渭分明。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存在，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对任何人来说，犹太人都自记事起就是风土的一部分。在过去的19世纪中，德系犹太人[5]依靠慈善捐款“哈鲁卡”[6]来巴勒斯坦学习和祈祷，他们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Tiberias）和萨法德等圣城哀悼着圣殿的毁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大多是俄国或东欧国家的人。大部分犹太人是在1840年奥斯曼帝国击败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7]的反叛军后来到此地的；小部分是本地出生的塞法迪（Sephardi）或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和远至中亚的也门、布哈拉（Bokhara）。许多人说阿拉伯语和拉地诺语[8]。他们的身份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国家的。他们大多数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bnaa albalad”（本国/本地人的后代）或“yahud awlaad Arab”（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后代）。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干扰，每个团体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millet）宗教自治系统之下按照各自的传统生活，并接受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各群体尽管在地位和税收方面存在不平等，但在混居区内彼此宽容。在耶路撒冷，德系犹太人占多数，他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当地的意第绪语，即俄国“栅栏区”（犹太人集中定居区）的方言，但也用大量阿拉伯语词。[9]塞法迪犹太人则在文化上更接近穆斯林而非基督徒。[10]在雅法，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海法，“最严重的摩擦只是邻里常有的那种小摩擦”。[11]

19世纪中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2]、欧洲资本的渗透以及贸易和通信的扩展，巴勒斯坦与外部世界联系加深。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之后的几年里，欧洲国家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建立了领事馆，部分原因是要应付基督教朝圣者和越来越多的传教活动。小麦和柑橘类水果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使沿海城市人口增加，同时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加沙的农民在为欧洲的啤酒厂种植大麦。1870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一家在整个中东兴办犹太中小学的慈善机构“以色列人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在雅法附近创办了“以色希望农业学校”（the Mikveh Yisrael agricultural school）[13]。1878年，来自拥挤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德系犹太人在雅法附近的沿海平原上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定居点，这片土地是从一个阿拉伯村庄那里获得的。这一举动结合了对“以色列地”的神圣传统信仰和重视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再生价值的现代观念，“以此制造一种对丰饶土地上的农耕生活的感伤怀念”。[14]由于生活艰辛，此处一度被弃置，后来才重新建设起来。它的希伯来语名字（“希望之门”）回荡着《圣经》的余音，后来它也被称为Emm-haMoshavot——“定居点之母”。

1882年，俄罗斯帝国爆发大规模屠犹事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也随之展开。第一批定居者自称Hovevei Tzion（爱锡安者），这是一个立志在巴勒斯坦建构犹太民族生活的群体网络。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正在复兴的希伯来语而非意第绪语。当年8月，来自罗马尼亚加拉茨城（Galatz）的一个200人的团体抵达雅法，却在那里被扣留了好几周，直到筹集了足够的钱来贿赂土耳其警察才被释放。[15]他们的目的地是在海法以南买下的一片遍布石头的土地。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一名古怪的英国旅行家，同时也是热情的犹太爱好者（philo-Semite），简短地描述了不久之后在扎马林（Zamarin）所看到的情景。扎马林是卡尔迈勒山（Mount Carmel，即迦密山）南麓一个疟疾侵袭的小村庄，俯瞰地中海。奥利芬特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互相了解——作为未来的邻居，以及敌人。

很难想象任何比这更不协调的场景：强壮的农民们有着粗犷的黑色髭须，腰带里露出火铳的黄铜手柄，头上用粗糙的黑色绳线紧紧束着饰有流苏的阿拉伯头巾，他们穿着宽松垂坠的“阿巴斯”（斗篷），露出结实的腿脚；再看那些生着卷发的犹太人，他们看起来有些缺乏男子气概，穿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就像红色或沙色的头发一样油光发亮，他们的面容也是如此。前者惯于在巴勒斯坦灼热的山坡上劳作，后者刚从罗马尼亚某个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出来，不习惯智力游戏以外的任何运动，但确信他们自己对农业的了解比此地的人更多，并对给他们提的一切建议都充满怀疑。他们因一种令人愉快的自信心而干劲满满，但我认为，第一次实践的经验恐怕会让他们极度失望。与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形成奇怪对比的是充当翻译的阿拉伯犹太人——一个身着东方服装的健壮英俊的男人，既不像他的欧洲教友，也不像农民。[16]

奥利芬特带着当时欧洲基督徒的偏见，见证了这块定居点的奠基。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以纪念法国犹太慈善家詹姆斯（雅科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Yaakov）de Rothschild］，他的儿子埃德蒙是该定居点以及一些新的边远居民点的赞助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们又建立了若干定居点，包括位于沿海平原上的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和盖代拉（Gedera），位于加利利（Galilee）的罗什平纳（Rosh Pina）和耶苏德马阿拉（Yesud haMaala）。从理论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奥斯曼当局的反对。但实际上，政府的低效、腐败帮他们排除了障碍，外国国籍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领事裁判权”（Capitulations）[17]制度下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们的介入，也帮了他们的忙。贿赂——或者说小费（baksheesh）——屡见不鲜。一位定居者写道：“土耳其政府接受每个人的贿赂。金钱是让轮子转起来的润滑油……使所有人都变得盲目。”[18]阿拉伯农民（fellahin）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犹太人的运输、日常供给、葡萄园和种植园所用的肥料都要依靠他们。1883年7月，奥利芬特发现，在罗什平纳，一些来自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犹太人在地里种马铃薯，并与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处于“完美的和睦”中。这是他在巴勒斯坦看到的“在定居点上最令人满怀希望的尝试”。犹太农民用阿拉伯传统的牛拉的犁耕种当地的农作物。总而言之，这里有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种植园农业模式，依靠季节性地聘用大量没经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劳动力”，与欧洲定居者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经历类似。[19]尽管如此，奇科隆雅科夫和其他定居点仍是艰难求存，只能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馈赠维持下去。

这些开拓者对他们遇到的阿拉伯人的粗野感到震惊。巴勒斯坦显然不是所谓“为一个无地民族准备的没有民族居住的土地”——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20]的这一说法通过千禧年派[21]基督徒沙夫茨伯里勋爵[22]而广为流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格威尔后来转而支持犹太人在乌干达而非在巴勒斯坦定居。）对这句话最好的理解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人居住，而是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即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就没有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不存在特殊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23]它还包含着殖民时代欧洲白人对殖民地原住民带有优越感的成见：大多数人是好逸恶劳、蓬头垢面的穆斯林农民。[24]“只有最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荒芜’……意味着没有原住民，”奥斯曼研究学者贝沙拉·多马尼（Beshara Doumani）说，“‘荒芜’其实是指没有‘文明人’，就像美洲和非洲被描绘成准备迎接拓荒浪潮的处女地一样。”[25]巴勒斯坦的新定居者“既不了解这个地区，也不了解当地阿拉伯人的语言和习俗，同时他们的手段和技术准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一名犹太经济学家在几年后如此记录，“疟疾在许多定居点中流行，威胁到了定居者的健康”。[26]许多人被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吓坏了。“我对我看到的阿拉伯村庄感到震惊，”1892年从俄国来此的希姆达·本-耶胡达[27]写道，“屋子都是泥做的，没有窗户，人和牲畜混居。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衣不蔽体的孩子。瞎眼的老女人和脏兮兮的女孩坐在屋前，像一千年前一样磨麦子。”[28]

邻居

定居者与曾经的佃户之间因界限划分产生了矛盾。缺席所有者抛售土地，导致曾为他们工作的佃户无以为生。关于收割和放牧权的纠纷随处可见。[29] 1886年，因为一名犹太农夫没收了在其土地上放牧的阿拉伯人的驴子，佩塔提克瓦爆发了一场骚乱。在此之前，阿拉伯人被要求腾出他们仍然声称自己拥有的土地，矛盾因此升级。[30]到1889年，奇科隆有1 200名阿拉伯农业工作者为200名犹太人服务。在里雄莱锡安，40户犹太人家庭吸引了近300户阿拉伯家庭成为其移民劳工。定居者很快就“拿起了鞭子，挞罚每个做错事的人”。[31]阿拉伯工人充足又廉价，而且比刚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更为吃苦耐劳。一名犹太观察者写道，阿拉伯劳工“几乎总是顺从的仆人，毫不反对被剥削，并且能欣然接受主人展示的权力和统治”。[32]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忆录里记载了阿拉伯人对现代农业机械的迷恋，而当里雄莱锡安经验不足的定居者“试图哄骆驼像马一样拉车”时，阿拉伯人大笑起来。[33]

定居者总人数仍然很少，到1893年才刚好超过2 000人，但当地的问题偶尔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1890年，一群贝都因人向苏丹提出抗议，称他们在代理人耶霍舒亚·汉金[34]在雷霍沃特（Rehovot）为新的定居点而购买的土地上遭到了驱逐。抗议者写道：“从我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农场就被陌生人强行剥夺，他们不愿根据这片土地上耕种者的惯例，也不愿意基于人类的基本原则和同情心来对待我们。”[35]而附近建于1884年的盖代拉，因与邻居的关系尤为糟糕而闻名。卡特拉（Qatra）的阿拉伯村民由于债务而失去了土地，但继续作为租户耕种，直到犹太定居者到达后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3 000德南[36]的土地。然而村民们仍然认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并向奥斯曼当局抱怨定居者在上面建造东西。

阿拉伯人的反对带有较明显的政治性质，尽管有些人未能区别看待犹太人的涌入和欧洲人普遍扩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来自基督教朝圣者、德国圣殿运动[37]人士，还是这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在外国力量保护下生活的人。[38]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条新公路使得从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50公里的旅途变得更加轻松。1892年，两座城市间开通了铁路。1891年6月，阿拉伯人敦促犹太人结束移民和土地采购——这些要求贯穿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39]但一些阿拉伯显要仍将土地卖给犹太人，这个问题在当时远不如几年后那么敏感。那时，由于土地投机生意和管理不善，物价飞涨。[40]同年，希伯来语作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舍·金兹伯格以他广为人知的笔名阿哈德·哈阿姆发表了著名文章《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其中包含了富有先见之明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习惯性地认为阿拉伯人都是沙漠里的野蛮人，他们和驴一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这大错特错。像所有闪米特族人一样，阿拉伯人头脑敏锐而精明。叙利亚和“以色列地”的所有乡镇里都满是阿拉伯商人，他们知道如何从普罗大众身上获利，也会与他们有过交易的人保持联系——就像是在欧洲一样。阿拉伯人，特别是城市精英，能够察觉并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我们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但他们保持沉默，视若无睹。眼下，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会在未来造成危害……但是，如果到了某一时刻，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发展到开始取代他们的地位，无论是轻微地还是显著地，那些当地人都不会轻易让步。

阿哈德·哈阿姆的文章经常被引用，因为他第一个严肃地承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将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事后看来，赋予他的文章超过其当时意义的地位可能是不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批评，不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人的简短评论，而是因为他抨击那些犹太“骗子”宣传在圣地能过上“新加利福尼亚”般的轻松生活，由此制造出“一群淘金者和贫穷的流浪者”。[41]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阿拉伯人早年间并不如十年二十年后那样值得忧虑。

与阿哈德·哈阿姆不同，创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42]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对犹太人家园的追求是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和它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反犹主义证据出现之后萌生的。1896年，他的经典作品《犹太国》问世，该书直指巴勒斯坦和阿根廷都是“殖民化实验”的国度。阿根廷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温和的气候”，而巴勒斯坦是“我们自古以来令人难忘的故乡”。[43]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在巴塞尔[44]举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成立，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家园。那时，拜“爱锡安者”所赐，巴勒斯坦已经有18个新定居点了。[45]差不多同一时间，奥斯曼当局指派了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审查土地采购，在随后的几年中有效地中止了土地交易。[46] 1898年8月，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名为利奥·莫茨金（Leo Motzkin）的代表明确提出不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我们在大片土地上往往能见到大规模的阿拉伯村庄，而且阿拉伯人占据了我们最肥沃的地区，这也是公认的事实。”[47]两个多月后，赫茨尔本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这片土地，恰与威廉皇帝[48]同时到访，但他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阿拉伯人。

1899年，赫茨尔收到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由法国犹太教首席拉比[49]扎多克·卡恩（Zadoc Kahn）转交于他。这封信来自耶路撒冷前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Diya al-Khalidi）。哈立迪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历史性权利，但表示他们应该在别处寻找无人居住的土地。“以上帝的名义，”哈立迪发出恳求，“请放过巴勒斯坦吧。”[50]赫茨尔则回复哈立迪说犹太复国主义无意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相反，该地的非犹太人只会因犹太人的财富而致富（这是那几年间被广泛使用的论点，尽管它从未说服过另一方）。

你认为一个在巴勒斯坦拥有价值三四千法郎的房屋或土地的阿拉伯人会后悔看到自己的土地价格上涨五到十倍吗？这是犹太人来临时将会发生的，也是必须跟该地居民解释清楚的。他们将拥有出色的弟兄，而苏丹将获得忠诚又优秀的臣民。犹太人将给这个地区，给他们历史悠久的故土带来繁荣。[51]

赫茨尔的观念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他在1902年出版的小说《新故土》中，毫不客气地描述了这块土地，尤其是任何漂洋过海而来的人都会首先看到的雅法：

这个城镇虽高踞蔚蓝的地中海之上，却处于极度衰败之中……街头巷尾脏得不堪入目，恶臭熏天。苦难被包裹在鲜艳却破烂的东方式衣衫中，随处可见。贫穷的土耳其人，肮脏的阿拉伯人，胆小的犹太人，个个游手好闲——像乞丐一样，懒惰而无望。一股奇特的、墓穴般的霉味让人喘不过气来。[52]

赫茨尔小说中虚构的阿拉伯人大部分无名无姓，一个例外的象征性人物是拉希德贝伊（Rashid Bey）[53]，他代表当地人颂扬犹太拓荒者带来的好处。[54]

没有看见的问题？

到了19、20世纪之交，犹太复国主义进展缓慢，而阿拉伯人的敌意却越来越难以忽视。1901年成立的犹太定居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JCA）在加利利购买的土地上驱逐农民，导致犹太测量员遭到袭击。在阿拉伯人反对奥斯曼当局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太巴列的一名阿拉伯官员无视他在贝鲁特的土耳其上级的命令，反对这桩交易。[55]到1904年为止，共有约5 500名定居者居住在25个农业定居点中，并分为三大团体，分别位于上加利利东部、海法南部和雅法东南部。那一年，当局禁止向外国犹太人出售土地。相比于登记在奥斯曼犹太公民名下的交易，比如那些帮助罗斯柴尔德和赫希（Hirsch，犹太定居协会创始人）等男爵购地的交易，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更为直接。[56]奥利芬特在他难以忘怀的扎马林之旅中就遇到了其中一位男爵。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演讲和讨论中，依旧如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在1905年抱怨的那样，“阿拉伯人的存在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被贬低和无视，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阿拉伯人……被视为巴勒斯坦存在的诸多不幸之一，跟奥斯曼当局的存在、气候问题、难以适应等其他麻烦事差不多，都是移民们需要应付的”。[57]犹太人也常常抱怨阿拉伯人盗窃他们的农产品和牲畜。

1907年，在最早的现代希伯来语刊物之一《哈施洛阿赫》[58]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敖德萨（Odessa）出生的教育家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基于1891年阿哈德·哈阿姆的观点提出了更为犀利的看法。爱泼斯坦也是一名“爱锡安者”。他见证过几年前在扎维耶（Ras al-Zawiya）和梅图拉（al-Metulla，即希伯来语中的罗什平纳和梅图拉）从缺席管理者手中购地的行为，也记得被剥夺了土地的德鲁兹派[59]农民的愤怒。“阿拉伯妇女的哀鸣……仍回响在我耳际，”他写道，“男人们骑着驴子，女人们就跟在他们身后痛哭，山谷里回荡着悲泣之声。他们一边走一边停下来亲吻石头和土地。”爱泼斯坦先于他所在的时代发出了警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能解决的“没有看见的问题”。[60]

在爱泼斯坦发出警告的同一年，一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抱怨移民登陆的口岸雅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犹太人”，这些人还经常因粗鲁的接待而受到惊吓。“你必须告诉乘客不要急躁，不要马上下船，不要被阿拉伯水手的叫喊声吓到，”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这样告诫负责安排从敖德萨来的航班的同事，“要告诉巴勒斯坦的旅行者说‘Shwaia，shwaia’（慢慢来，慢慢来）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突然出现在船上的阿拉伯人这样说，阿拉伯人就能稍微冷静一点；绝对不能喊‘Yalla，Yalla！’（赶紧，赶紧！）——这种叫法带有轻蔑的意思。”[61] 1908年3月，年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爆发武力冲突，英国领事将其归咎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62]卖淫业和酒类消费的增长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一名犹太作家提醒道：“阿拉伯人认为所有‘莫斯科’（Muscovite）女人都是廉价而淫乱的，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出下流的举动，而他们对塞法迪犹太妇女就不会这样，更不用说德国或英国的基督徒妇女了。”[63] 1909年，一名奥斯曼帝国代表要求对犹太移民关闭该港口。[64]

1909年4月，一个名叫艾布扎特巴伊特（Ahuzat Bayit，意为“家园”）的新的犹太居民点在雅法北部的沙丘上建立，随后改名为特拉维夫。受赫茨尔《新故土》的启发，它的希伯来语名字（Tel Aviv）意味着复兴，将旧事与新知相融（Tel意为“标志着古迹遗存的山丘”，Aviv意为“春天”）。这座欧式风格的“花园城市”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现代化的建筑，与雅法逼仄、嘈杂而又脏乱的街道相去甚远。用一位现代以色列学者的话来说，“它创造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和身份，几乎以纯粹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与东欧的犹太小镇和周围的阿拉伯村镇截然不同，它完美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的犹太人和本土文化遭遗忘和隔离的拒绝”。[65]在海法，小型的犹太人社区开始迁出市中心，转移到卡尔迈勒山的山坡地带，这标志着他们开始与阿拉伯人隔离。[66]另一个新社区被命名为海尔兹利亚（Herzliya），以向在1904年去世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致敬。

从1908年开始，移民和殖民两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统筹和协调。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年，青年土耳其党[67]在伊斯坦布尔发动革命推翻了苏丹的专制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雅法设立了第一个巴勒斯坦办事处，为负责整个奥斯曼帝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伊斯坦布尔办事中心提供协助。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官员和社会学家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的领导下，巴勒斯坦办事处专注于购买“每一块可用的土地”。一名因研究十字军而来到巴勒斯坦的英国年轻人对他们的进展印象深刻。这位名为T. E. 劳伦斯[68]的年轻人在1909年写道：“犹太人越早耕种，土地就越好。他们的定居点在沙漠中熠熠生辉。”[69]同年，针对犹太定居者和他们的农场、牲畜的袭击事件明显增多，但这些被归因于阿拉伯人嗜好随时随地劫掠的“天性”，而不是政治上或者民族上的对立。[70]

根据1909年新的奥斯曼宪法，阿语媒体（和希伯来语媒体）比上一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也越发清晰：1911年在雅法创办的报纸《巴勒斯坦报》（Filastin）[71]的名字便彰显了这一点。[72]总部同样设在雅法的《阿斯马仪》（Al-Asmai）和海法的《卡米尔报》（Al-Karmil）则都属于阿拉伯希腊东正教徒（Greek Orthodox Arabs），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他们比大多数穆斯林群体的敌意要重。1910年，《卡米尔报》发表了赫茨尔的《犹太国》，后来还节选并翻译了191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些决议。《卡米尔报》的编辑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则写了一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小册子，警告说它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移民，而是要接管整个巴勒斯坦，并且劝告他的阿拉伯同胞不要把土地卖给那些新来的人。[73] 1910年前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语报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评论显著增加，而许多其他地方的报纸转载了最初发表在《巴勒斯坦报》上的作品。[74]阿卜杜拉·穆克利斯（Abdullah Mukhlis）在大马士革的杂志《穆克塔巴斯》（al-Muqtabas）上描绘道，海法的“未来”（Atid）肥皂厂只雇用犹太工人，犹太人（当时约占该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开始只与自己社区内的人交往。“在历经数千年的衰落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们（阿拉伯人）担心这些新移民会驱逐原住居民，我们将不得不集体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我们回望过去，像安达卢西亚[75]的穆斯林一样悼念故土。”穆克利斯表示，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他们的分裂主义方式，继续留在奥斯曼社会中。他以卓越的先见之明写道：“巴勒斯坦或将处于危机中。几十年后，它将见证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76]

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察觉不到这种忧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也让塞法迪老伊舒夫的公众人物埃利亚胡·安特比（Eliahu Antebi）感到不安。安特比在1908年称：“如果我是土耳其穆斯林代表，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号召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活动采取限制措施。”[77]尼希姆·马鲁尔（Nissim Malul）出生于萨法德，家里是突尼斯人，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犹太人一起，敦促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抱阿拉伯文化而非欧洲文化。他们中的另一位，是在雅法出生、父母都是摩洛哥人的希蒙·莫亚尔（Shimon Moyal），他于1909年开创性地用阿拉伯语解释犹太法典《塔木德》，对犹太律法进行了评述。两人都对阿拉伯报纸日益明确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感到担忧。1911年，鲁平的巴勒斯坦办事处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来监视这些报刊，雇用马鲁尔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希伯来文和德文——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早期“了解敌人”的努力——还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语文章，不过除此之外这个团体没什么影响力。[78]

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仍有可能合作。耶路撒冷市议员大卫·耶林（David Yellin）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父亲来自东欧，母亲来自巴格达），同时也是一名满腔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去往欧洲学习市政服务的前夕，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市长萨利姆·侯赛尼的介绍信。[79]耶林认为犹太移民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后英国统治这个地区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用同样的理论来推动他们的事业。鲁希·哈立迪（Ruhi al-Khalidi）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个显赫的阿拉伯家族的成员，虽然他也警惕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但他与犹太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还是多次会面——埃利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并以阿拉伯语词语作为许多希语新词的基础。[80]像安特比家族和埃利亚查尔家族（Eliachars）这样的塞法迪犹太贵族，仍维持着与地位相当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诚挚友谊。

“不是无人之地”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产生回响。奥斯曼帝国拿撒勒市市长舒凯里·阿萨利（Shukri al-Asali）公开反对贝鲁特的土地缺席所有者伊莱亚斯·瑟索克（Elias Sursuq）把阿富拉（al-Fuleh）的土地卖给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那片土地位于海法和杰宁（Jenin）之间，是丰饶的伊茨雷埃勒山谷（Marj Ibn Amr valley）的一部分。而犹太民族基金会是1901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在赫茨尔的支持下成立的。阿萨利声称，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仅仅是为了将贫穷的阿拉伯农民驱离土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81]在一封呈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请愿书中，购地者被称为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这个术语在该语境中最早的记录之一。1911年秋，这件事在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中引起的激烈争论被阿拉伯媒体广泛报道。阿萨利拒绝执行驱逐令，但阿拉伯农民还是被赶走了，这为犹太定居点马哈维亚（Merhavia）的建设铺平了道路。土地转让是合法的，但它剥夺了佃农的生计——这是犹太人购地过程中令人恐惧的新事实。[82]犹太复国主义者掌控土地的核心目的更是昭然若揭。海法的伊莱亚斯·奥尔巴克（Elias Auerbach）博士在他1911年以英德双语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文选中写道：“关于巴勒斯坦，有一些简单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明显，但它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共识。第一个事实是，巴勒斯坦不是无人之地。第二个事实是，这片土地的特征，来自其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要使它成为犹太人的土地，犹太人必须成为主要人口。”[83]该书的部分内容被翻译为阿拉伯语刊登在《巴勒斯坦报》上。1913年6月，该报发起了一项运动，反对将贝特谢安（Beisan）的国有土地出售给犹太人，当地领导人还向苏丹和贝鲁特的瓦利（vali，总督）发送了电报。[84]

阿拉伯人注意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言行不一。1914年，时任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长的纳胡姆·索科洛夫告诉开罗的《莫卡塔姆》（al-Muqattam）日报，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不是作为外国殖民者，而是作为“重归”故里的人，并表达了与阿拉伯人拉近距离的愿望。然而，主张奥斯曼帝国各省自治的新政党地方分权党（Decentralization Party）领导人哈基·贝伊·阿兹姆（Haqqi Bey al-Azm）心存疑虑。他对此回应道：

恰恰相反……犹太人在语言、学校、商业、习俗以及整个经济生活中完全将他们自己排除在阿拉伯人之外。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与本土的政府隔绝，尽管还在享受它的保护，因此当地人认为他们是外来者。这也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感到不满的原因。[85]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没被这些吓住，还坚持强调犹太人扩张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向外国听众发表演讲的时候。一名经济学家宣称：“我们定居点的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能从中找到报酬可观的工作的阿拉伯劳动者就越多。”[86]但阿拉伯人的担忧加剧了，因为他们的邻居显然在想方设法避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工作。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以犹太劳工取代阿拉伯劳工，哪怕雇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1904年的第二次阿里亚[87]（字面意思为“上升”或“移民潮”）开始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这一拨抵达的犹太人里，包括了经历过大屠杀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出生在波兰普翁斯克（Plonsk）的大卫·格林（David Gruen）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伯来化的本-古里安（Ben-Gurion）。1906年，19岁的格林到达雅法，前往“定居点之母”——佩塔提克瓦。后来，他对在第一次阿里亚中建立的“老”定居点的生活表示失望，并写道：“第一批定居者纷纷成了掮客和掌柜，他们利用自己同胞的希望做生意，靠出卖同族的年轻人来换取微薄的利润。他们把被驱逐的偶像引入民族复兴的圣殿，让异族的工作亵渎了家园。”“异族的工作”是指阿拉伯人的劳动。[88]本-古里安日后想必会欢迎阿拉伯人的“仇恨”，因为它将迫使犹太农场主招收更加昂贵的犹太工人，推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实现。[89] 1910年，第一个合作社定居点代加尼亚（Degania）在约旦河汇入太巴列湖（加利利海）处的乌姆朱尼（Umm Juni）村建立。

本着同样的精神，推崇马克思主义的锡安工人党[90]成员组建了名为哈什梅尔（HaShomer，意为守望者或守卫者）的社团，目的是取代定居点那些“与小偷同流合污、恶名昭彰的”阿拉伯警卫。[91]移民的一部分问题正是对阿拉伯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极度陌生。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成了强悍的边疆民族精神的旗手，与原住居民竞争，获得了野蛮浪漫主义的光环——一半哥萨克式的，一半贝都因式的。哈什梅尔的口号——“犹太人在血与火之中倒下，又将浴火重生”——煽情地表达了它那好斗的民族主义组织精神。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很快就开始为一种新的犹太人高唱赞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既能提枪上马，百步穿杨，又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用来自乡野的独特头饰为自己加冕，证明了东欧犹太人能够在祖先的土地上扎根。”[92]安全问题主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最后一次。1913年7月，在扎尔努卡（Zarnuqa）的阿拉伯人和邻近定居点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发生的冲突事件中，哈什梅尔的“巴勒斯坦牛仔”（Palestinian cowboys）被指控“殴打阿拉伯工人并威逼犹太农场主停止雇用他们”。据说那些卫兵“为了一串葡萄”就险些杀人。[93]其他“令人不快的”行为都在该组织的官方历史和事后的回忆录中被省略了。[94]那年早些时候，一场热火朝天的体育盛会在雷霍沃特举行。运动会上有希伯来语的演讲、犹太复国主义旗帜的展示和男女同时参加的赛马比赛，其中大多数人穿着贝都因人的衣服，所以“你会以为他们是马背上的阿拉伯战士”，这些事情给一名阿拉伯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5]

仇恨依然存在

数据统计表明，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在增加，尽管规模都不大。在1882年至1909年的27年间，1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所杀，但其中只有两人的死亡是出于明显的“民族”原因；1908年雅法爆发骚乱，犹太人在普珥节[96]庆典期间遭到袭击，一名阿拉伯人被刺死；仅1909年一年就有4名犹太人为“民族主义”而死；而在1909年至1913年间，有12名犹太卫兵遇害；1911年，在阿拉伯佃农被驱逐出阿富拉附近阿瑟·鲁平从瑟索克手里买的土地后，一名阿拉伯村民因与新建立的马哈维亚定居点的犹太工人发生口角而被杀，三名犹太人也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关押。[97]然而，暴力事件始终屈指可数。大多数犹太移民生活在城镇中：1905年至1913年间，其中36%的人想在雅法定居，38%的人想去耶路撒冷和希伯伦，而想去农业殖民地的只有16%——这些殖民地尽管是新建的，却遭人冷落。[98]尽管如此，犹太复国主义的“盲点”越来越难以避免，“潜在的问题”也在不断制造公开的冲突。[99]

阿拉伯人的敌意也影响了犹太人的观念。1913年，声名远扬的希伯来语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100]抨击了呼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合作的倡议，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化的”和“不道德的”，并明确提出了他认为必要的做法：

在这么小一片土地上居住着……不下60万阿拉伯人，他们尽管蒙昧落后，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事实上，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我们不得不来到这里，进入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之间已经存在仇恨，而且它必将继续存在。他们比我们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可能会把我们踩在脚下。但是我们犹太人已经习惯了做强者之间的弱者，因此，我们必须为仇恨带来的后果做好准备，并不择手段地在这里生存。[10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在公开场合继续谈论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前景，但他私下里却对很多问题表示担忧：不断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中央权力的削弱，以及“反对将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土耳其的敌人、巴勒斯坦的簒夺者——的密集宣传活动”。他预言：“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单单花钱买地是不够的。”[102]雷霍沃特的创立者之一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在1914年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关注太少，尽管他希望能达成妥协，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我们不该忘记自己正在与一个观念极其落后的半野蛮民族打交道，”他写道，“他们的天性是这样的：认为你很强大，就会压制住仇恨屈服于你；如果觉得你很弱小，就会主宰你。他们认为温和等于无能。”[103]

到20世纪的头几年，巴勒斯坦已彻底进入了犹太分离主义的轨道。1913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当时欣欣向荣的阿拉伯报纸跟踪报道了这次会议。会上，阿瑟·鲁平称犹太人定居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几个关键点，“创造一个纯犹太人的环境和封闭的犹太经济体，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都是犹太人”。鲁平还抱怨说，雅法的犹太人不太愿意展示民族团结，因为他们待在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地区。[10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充分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不过他们经常夸大该地犹太人的数量和他们购买的土地数量。[105]耶路撒冷名人哈利勒·萨卡基尼[106]在他1914年2月的日记中吐露心声：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它应该驯服另一个（民族运动）来使自己变得强大，并且它应该杀光一整个民族以便自己生存下去。我鄙夷这一原则，因为它就像在用欺骗手段从命运的手中来窃取自身的独立。这种通过金钱获得的独立，利用了其他国家倦怠、虚弱和懒怠而获得的时机，乘虚而入。事实上这软绵绵的独立不过是建立在沙砾之上。一旦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犹太人又能如何抵抗（阿拉伯人）？[107]

几个月后，《巴勒斯坦报》呼应了他的担忧并区分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

十年前，犹太人是奥斯曼帝国同胞，为其他所有民族所喜爱……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束了这一切，阻止了犹太人与原住居民的融合。他们抵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商人，并宣布他们打算从原住居民手中接管这个地区。[108]

然而，犹太人当时至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阿龙·阿龙索赫恩[109]生于罗马尼亚，在奇科隆雅科夫（阿拉伯工人最大的犹太雇用地）长大。在1917年协约国即将战胜奥斯曼帝国之际，他夸耀起了犹太人的成就：“我们严格避免了阿拉伯人渗透我们的村庄，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在民族、文化、教育、技术……和卫生观念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一政策。”[110]《贝尔福宣言》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征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应许之地[111]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机遇。

[1] 阿舍·金兹伯格（Asher Ginzburg），以笔名阿哈德·哈阿姆（意为“众人之一”）闻名，被誉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译者注

[2] 缺席所有者是指拥有某一特定财产而不实际占有或积极管理该特定财产的个人或公司。——译者注

[3] Shmuel Tolkowsky, in H. Sacher (ed.), Zionism and the Jewish Future, p. 155.

[4] 伊舒夫（Yishuv），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犹太居民的定居点。——译者注

[5] 德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又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的是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河流域和法兰西一带的犹太人后裔，后泛指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译者注

[6] 哈鲁卡（halukah或halukkah），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筹集的资助巴勒斯坦贫困犹太人的资金。——译者注

[7]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曾任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后发动第一次埃土战争，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1840年在列强武力威胁下撤军。——译者注

[8] 拉地诺语（Ladino），又名Judaeo-Spanish，西班牙犹太人使用的方言。——译者注

[9]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41.

[10] Abigail Jacobson, From Empire to Empire, p. 86.

[11] Mahmoud Yazbak, Haifa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p. 217.

[12] 1839年奥斯曼帝国改革，国家更为世俗化，并引进西方技术。——译者注

[13] Mikveh Yisrael，意为“以色列的希望”，该学校为以色列第一所农业学校。——译者注

[14] Derek Penslar, Zionism and Technocracy, pp. 18–19.

[15] Ronald Florence, Lawrence and Aaronsohn, pp. 32–3.

[16] Lawrence Oliphant, Haifa: Or, Life in Modern Palestine, p. 12.

[17] 领事裁判权出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领事裁判条约，内容包括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外国商人在被起诉、税收和征兵等方面不受奥斯曼帝国管辖，享有治外法权。——译者注

[18] David Kushner (ed.), 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p. 286.

[19] Gershon Shafir,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p. 187.

[20] 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1864—1926），英国犹太作家，早期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后转为领土主义运动（目标为寻找土地代替原有的“圣地”作为犹太人的家园）支持者。——译者注

[21] 基督教千禧年派相信在末世时基督将做王一千年。——译者注

[22] 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指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801—1885），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英国政治家、慈善家，千禧年派的圣公会重要成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译者注

[23] Adam M. Garfinkle, On the origin, meaning, use, and abuse of a phrase,Middle East Studies 27, October 1991, pp. 539–50.

[24] Ami Ayalon, Reading Palestine: Printing and Literacy, 1900–1948, p. 16, citesliteracy figures of 1–3 percent in nineteent‑ century Palestine.

[25] Beshara B. Doumani,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writing Palestinians into histor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 (2), Winter 1992, pp. 5–28.

[26] Tolkowsky, in Sacher (ed.), Zionism and the Jewish Future, p. 140.

[27] 希姆达·本-耶胡达（Hemda Ben-Yehuda，1873—1951），犹太作家和记者，犹太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的妻子。——译者注

[28] Yael Zerubavel, The desert and the settlement as symbolic landscapes in modern Israeli culture, in Julia Brauch et al. (eds.), Jewish Topographies, pp. 201–22.

[29]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25.

[30] Shafir Land, Labor, p. 201.

[31]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57.

[32] Shafir,Land, Labor, p. 56.

[33]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p. 34.

[34] 耶霍舒亚·汉金（Yehoshua Hankin，1864—1945），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强制买地的行动大多是由他操办的。——译者注

[35] Ben‑Bassat, Haaretz, 4 November 2012.

[36] 德南是土耳其等原奥斯曼帝国疆域内部分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1德南面积为1/4英亩，约为1 012平方米。——译者注

[37] 圣殿运动（Templer movement），源于敬虔派（Pietism）运动。该运动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目的是在“圣地”重建圣殿，自1868年起在海法等多地建立定居点，其成员自称templer（圣徒）。——译者注

[38] Oliphant, Haifa, p. 288.

[39]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40.

[40] Israel Cohen (ed.), Zionist Work in Palestine, pp. 164–5.

[41] Alan Dowty,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5 (2), Fall 2000, pp. 154–81.

[42]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被誉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著有《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新故土》（Old New Land）等。——译者注

[43] David Goldberg, To the Promised Land, p. 39.

[44] 巴塞尔（Basel），位于瑞士西北部的城市。——译者注

[45]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0.

[46] Ilan Pappé,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Dynasty, p. 118.

[47] Gudrun Kramer, A History of Palestine, p. 113.

[48] 此处为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1859—1941），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49] 拉比（rabbi），犹太教中的特殊阶层，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精通犹太教经典和律法并经过仪式确立宗教地位的智者，广受尊崇。——译者注

[50] 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pp. 14–15; David Vital, Zionism:The Formative Years, p. 380.

[51] Vital, Zionism, p. 381.

[52] Theodor Herzl, Old New Land (Altneuland), p. 42.

[53] 贝伊（Bey），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对统治者的一种尊称，意为“总督”“老爷”等。——译者注

[54] Gabriel Piterberg, The Returns of Zionism, p. 39.

[55]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p. 104.

[56] Michelle Campos, Ottoman Brothers: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pp.219–20.

[57]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51.

[58] 《哈施洛阿赫》（HaShiloah），19世纪末创办的希伯来语双月刊，内容包括犹太文化、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阿哈德·哈阿姆曾于1896年担任该刊编辑。——译者注

[59] 德鲁兹派（Druz），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成员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译者注

[60] Dowty, Much ado about little, op. cit.

[61] Gur Alroey, An Unpromising Land, p. 159.

[62] Mark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45.

[63]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69.

[64] A. W. Kayyali, Palestine: A Modern History, p. 24.

[65] Gil Eyal,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Orient, p. 33.

[66] Anat Kidron, The Haifa Community Committee during World War I, in Eran Dolev et al. (eds.), Palestine and World War I, p. 245.

[67] 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20世纪初的土耳其民族政党，由奥斯曼帝国的流亡者、学生、公务员和军官组成，反对君主专制，1908年领导和发动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多党制宪政政府。后期成为三帕夏军事寡头政权，参与“一战”同盟国并战败。1926年该党解散。——译者注

[68]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著有自传《智慧七柱》，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作为英国联络官，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译者注

[69] T. E. Lawrence,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p. 74.

[70] Yaacov Ro’i, The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1908–1914,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eds.), 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 20.

[71] 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即为Filastin（或Falastin）。——译者注

[72]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

[73] Jonathan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 90.

[74]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pp. 124–41; Emanuel Beška,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Zionism in Palestine and Greater Syria: 1910–1911 as a turning point,Jerusalem Quarterly 59, 2014.

[75]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位于西班牙南部，其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伊比利亚半岛，统治700余年后渐渐衰落；安达卢西亚在15世纪末被天主教政权收复，随后不少穆斯林改换信仰或被驱逐出境。——译者注

[76] Yazbak, Haifa, pp. 221–2.

[77] Michelle U. Campos, Between ‘Beloved Ottomania’ and ‘The Land of Israel’:the struggle over Ottomanism and Zionism among Palestine’s Sephardi Jews,1908–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7 (4), November 2005,pp. 461–83.

[78]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 190; Goldberg, Promised Land, p. 163.

[79] Jacob Norris, Land of Progress, p. 45.

[80]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p. 1–14.

[81]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106.

[82] Yuval Ben‑Bassat, Rural reactions to Zionist activity in Palest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of 1908 as reflected in petitions to Istanbul,Middle Eastern Studies 49 (3), 2013, pp. 349–63.

[83] Cohen (ed.), Zionist Work, pp. 172–3.

[84] Kayyali, Palestine, p. 29.

[85] Ro’i,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p. 35, op. cit.

[86] Tolkowsky, in Sacher (ed.), Zionism, p. 156.

[87] 阿里亚（Aliya），指犹太人从散居地移民到以色列地，又被称为“向上的行为”。以色列的《回归法》赋予了犹太人及其后裔居住权和在本土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的权利。——译者注

[88]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64.

[89] Shafir,Land, Labor, p. 87.

[90] 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是1901年在波兰和俄国一些城市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工人组织。——译者注

[91] Ro’i,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p. 47, op. cit.

[92] Emile Marmorstein, European Jews in Muslim Palestine, in Kedourie and Haim(eds.), 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 10.

[93] Shafir,Land, Labor, p. 141.

[94] Yuval Ben‑Bassat and Gur Alroey, The Zionist–Arab incident of Zarnuqa 1913:a chronicle and several methodological remark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2 (5),2016, pp. 787–803.

[95] Issam Khalidi, Palestine sports and scouts: factional politics and the Maccabiad in the 1930s, Jerusalem Quarterly 63/64, 2015.

[96] 普珥节（Purim），为纪念和庆祝古代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免遭宰相哈曼的种族屠杀而设立的节日，时间为犹太历亚达月十四日到十五日。——译者注

[97] Penslar, Zionism and Technocracy, p. 120.

[98]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16.

[99] Shafir,Land, Labor, p. 203.

[100]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Yosef Haim Brenner，1881—1921），俄国出生的希伯来语作家，现代希伯来文学先驱之一，著有《生死两茫茫》等书。——译者注

[101] 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pp. 54–5.

[102] 23 February 1913 to Vera, Yehuda Reinharz, Chaim Weizmann, pp. 394–5.

[103] Gorny, Zionism, p. 64.

[104] Campos, Ottoman Brothers, p. 231.

[105]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29.

[106] 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 al-Sakakini，1878—1953），巴勒斯坦东正教徒，教师、学者、诗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领导耶路撒冷东正教复兴改革运动，参加了阿拉伯大起义。——译者注

[107]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12.

[108] Filastin, 29 April 1914; Kayyali, Palestine, p. 39.

[109] 阿龙·阿龙索赫恩（Aaron Aaronsohn，1876—1919），犹太农学家、植物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译者注

[110] 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p. 14.

[111] 根据《旧约·创世记》（13:14—18）中记载，“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是由上帝承诺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即以色列地。——译者注

第三章
1917—1929

只要有一丝摆脱被殖民威胁的希望，原住民族就会反抗殖民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只要尚存一线能阻止“巴勒斯坦”转变为“以色列地”的希望，他们就会坚持反抗下去。

——弗拉基米尔·雅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

“巴勒斯坦人的典型”

英国的统治很快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雄心壮志和阿拉伯人的苦大仇深，尽管后者一直没有公开表露出来，直到1918年10月英国与土耳其的军事对抗以英军占领大马士革告终。同年4月，哈伊姆·魏茨曼率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以“调查犹太定居点的现状”为名正式访问巴勒斯坦，要求此地以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还要升起蓝白色的“大卫之星”旗帜。委员会访问希伯伦时，一名陪同的犹太记者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未来的希望，尽管面临明显的障碍。他报道称，“它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城市”：

但目前情况不然。阿拉伯人——据说有大约两万人——是巴勒斯坦人的典型。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富有，却满足于在肮脏狭窄的街巷里消磨时间，或是穿着乞丐般的衣服四处走动。而犹太人现在的数量在850人左右。[1]

在这种自信的情绪中（令人想起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方与原住民的遭遇），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举行游行，纪念《贝尔福宣言》发表一周年。他们在雅法门附近遭遇了要求撤销宣言的阿拉伯人抗议活动[2]——从那年开始，每年的11月2日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还撞见了新成立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Muslim–Christian Association，MCA）[3]，这是巴勒斯坦人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它的分支遍布整个地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这样宣称：

巴勒斯坦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我们希望这能被正式承认。是大不列颠把我们从土耳其暴政中拯救出来的，我们不相信它会让我们转而陷入犹太人的魔爪。我们要求公平正义。我们要求它保护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它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时征求我们的意见。[4]

在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这一直白的宣言预示了冲突的发生。年轻的阿拉伯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记录了他在耶路撒冷的塞法迪犹太老朋友们是如何在“咄咄逼人的德系犹太人”的命令下与他断绝关系的。[5]

高级别外交是犹太人回应阿拉伯人敌意的一种手段。1918年6月，魏茨曼向南行至外约旦（Transjordan）的亚喀巴（Aqaba），在此会见了埃米尔费萨尔[6]，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军队从汉志（Hijaz）席卷而来，在英国的支持下与土耳其人作战。魏茨曼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信自己已经与英俊睿智的哈希姆[7]王子缔造了“长期友谊的基础”；他对“阿拉伯人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的钦佩从未褪色，[8]与他对蛮横的巴勒斯坦那部分人的蔑视形成鲜明对比。“将阿拉伯问题局部化符合我们的利益，”魏茨曼向同僚解释说，“把问题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大马士革。让巴勒斯坦脱离泛阿拉伯地区（Pan-Arabia），让他们关注巴格达、麦加和大马士革。”[9]费萨尔则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的财力和影响力有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还能在法国人的强烈反对下保住他在叙利亚的王位——这种做法被戏称为“互相服务”。[10]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之前，两人在伦敦再次会面，随后签署了协议。从文本上看，这份协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的第4条规定：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刺激犹太移民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并通过就近定居和集约耕作尽快安置犹太移民。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保护阿拉伯农民和佃农的权利，并推动其经济发展。

协议也规定了“穆罕默德的圣地必须由穆罕默德的信徒掌管”。然而，费萨尔用阿拉伯语在英文文本中加入了一条关键的附加说明：除非阿拉伯人获得完全独立，否则协议无效。在他们还没独立的时候，魏茨曼就坚信这笔交易是有效的。随着法国和英国牢牢控制了整个地区，协议在几个月内就成了一纸空文。

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后一次寻求通过更宏观的阿拉伯背景解决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几年后，魏茨曼回想起1919年协议，觉得这是一次互利合作机会的悲剧性流产。它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或者说自我欺骗的恒久主题，即“这任凭费萨尔梦想破灭”。[11]这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位哈希姆家族的王子和其他任何阿拉伯领导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不可能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这也不是外交上的雄心壮志和对峙逐渐成形的现实之间最后一次出现断层。在巴黎和会拒绝了费萨尔统治叙利亚的要求几星期后，犹太复国主义官员开会讨论了与“我们的邻居”的关系。本-古里安当时已是“劳工团结”（Ahdutha Avoda）团体的领导人，也是这些人中最富辩才和眼光的。他说，“所有人都觉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是个难题”：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根本没有！它就像一个无法填满的海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只）通过诡辩来解决的。我不知道阿拉伯人要怎样才会同意巴勒斯坦应该属于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学习阿拉伯语。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并尽量做出“补救”，我们的信心就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望这个地区属于我们；阿拉伯人，作为另一个民族，也希望这个地区属于他们。[12]

不满、宣传和不安

人们早就不可能还抱有巴勒斯坦是无人之地这种幻觉了。《犹太复国主义时评》（Zionist Review）在1920年年初评论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主和商业阶层真真切切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强征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参与工商业发展的所有权利”：

他们反对，并且是合情合理地反对犹太人独霸政治或经济领域；只要这种霸权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一部分，他们就必然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定这种反对是无法消除的，并将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这就大错特错了。[13]

这是一个乐观的，但也可以说是错误的结论。阿拉伯人已经明确地拒绝了《贝尔福宣言》、犹太移民和土地出售，即使犹太人向他们真心诚意地承诺这能让每个人都更加富裕。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并不令人信服，最大的原因是土地问题：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时，租户不会被驱逐，仅仅是迎来新地主；但现在，他们被驱逐了，这种“不可理喻的创新”自然会引发对未来的担忧。[14]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其量继续争辩说，随着犹太人变得更加强大并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如果没改善，那就这样吧。

罗纳德·斯托尔斯，耶路撒冷的英国军事总督，同时也是关于英国殖民统治早期最简明的回忆录的作者，描述了在阿拉伯人的怨怼情绪继续蔓延时，那种“总是在批判，常常互相敌视，有时怀恨在心，甚至是摩拳擦掌”的气氛。[15]斯托尔斯写道：“阿拉伯人长达两个小时的抱怨能把我逼进犹太会堂。然而经历一场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洗礼后，我又准备拥抱伊斯兰教了。”[16] 1920年3月，由于法国控制下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局势紧张，巴勒斯坦北部的定居点梅图拉和特拉哈伊（Tel Hai）遭到袭击，这加剧了犹太人的不安全感。约瑟夫·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是一名出生在俄国的哈什梅尔成员，曾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为沙皇而战，失去了一条胳膊。他在这次袭击后成了被祭奠的爱国烈士：犹太复国主义版本的“dulce et decorum est”[17]。特拉哈伊不仅是特伦佩尔多的殉难地，它还成了土地、劳动、汗水和血脉之间联系的象征，这些都被囊括于一句标语：“我们不会放弃定居过的地方。”[18]

犹太人越来越频繁地遭到阿拉伯人袭击。[19]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怨英国人不准备采取行动，而斯托尔斯却向犹太人代表们信誓旦旦地表示，4月份穆斯林在杰里科（Jericho）附近的犹大沙漠（Judaean desert，又译“朱迪亚沙漠”“犹地亚沙漠”）举行的拿比牧撒[20]朝圣期间，他们的安全是能够得到保证的。然而，这期间发生的为期三天的暴力事件却导致了犹太人5人死亡、200人受伤，阿拉伯人4人死亡、25人受伤。犹太人感到愤怒，主要是由于英国人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一份当时未公布的英国官方报告强调了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和定居点的恐惧，尽管它对英国军方的回应也做出了批评。斯托尔斯叹息道：“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关系，似乎已被恐惧和仇恨的痛苦销蚀了。”他那作为“在场之人”常见的愤慨，是他那些远在大英帝国首都的同僚所欠缺的：

我们也许还能处理得更好……但我经常想到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耶路撒冷老城内狭窄而蜿蜒的深巷，无论上下任何车马都不能通过的台阶，还有那些超过站岗警察视听范围不过百米都能发生全家人被谋害的命案的阴暗角落——我不知他们对此是否至少稍稍有点概念。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正处于紧张气氛中吗？他们知不知道，在人们焦虑的时候，往空汽油罐上扔石头突然发出的咔嗒声都会引起恐慌？[21]

《佩林报告》[22]中描述道：“原住居民失去希望，对未来惶恐不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性态度愤怒到难以自制的地步，又对政府那些在犹太复国主义面前显得无力的补救措施感到失望，这些事态都将成为任何形式的煽风点火的原料。”[23]好战的俄国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弗拉基米尔·雅博京斯基战争期间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他试图在耶路撒冷领导犹太人进行自卫，被判处服15年刑役。但在下议院进行抗议后，刑期减少了一年，他的激进主义精神也流传下来。

委任统治的过渡

“一战”结束以来，受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实现的野心和英国专为巴勒斯坦设立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刺激，巴勒斯坦人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在阿拉伯社区中传播开来。[24] 1919年2月，穆斯林-基督徒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巴勒斯坦要与叙利亚结盟，尽管在费萨尔失去统治地位并在次年夏天被法国人驱逐后，这种盟约就逐渐失去了支持。阿拉伯各界也开始追问费萨尔与魏茨曼当初达成的究竟是什么共识。

1920年5月，圣雷莫会议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授予英国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被暂时承认是独立的，但需要英法两国分别对其提供协助和建议。这一举措旨在治理这些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直到它们能够独立”。从那以后，阿拉伯领导人就提出，英国人有义务在此基础上推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尽管这与英国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显然不符。外约旦在附属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之前一度是无主之地，但它免于受贝尔福承诺的束缚，因为它的统治者是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阿卜杜拉·本·侯赛因（Abdullah bin Hussein）。阿拉伯半岛仍是谢里夫侯赛因家族与神圣沙特家族的战场。

英国的首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爵士是著名的自由党犹太政治家。他穿着热带风格的白色服饰，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以新总督的姿态搭乘巡洋舰抵达雅法。塞缪尔回忆道：“军方很紧张，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都做好了最坏准备。但什么也没发生，所有社区的领导人都彬彬有礼地欢迎我。”[25]委任统治的条款几乎原样照搬了《贝尔福宣言》，关键是第6条，承诺促进犹太人移民和土地安置，并宣布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为官方语言。委任条款还认可设立一个为政府提供建议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但并没有平行的阿拉伯事务处。实际上“阿拉伯”一词并未出现在文本中，而“巴勒斯坦人”一词仅在涉及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之处有所提及。从一开始，阿拉伯人对它的憎恶就是必然的。这种恶感得到了回应：在斯托尔斯组织的高级专员欢迎会上，魏茨曼的同僚、出生于俄国的梅纳赫姆·乌什金（Menachem Ussishkin）拒绝与耶路撒冷的穆夫提[26]卡迈勒·侯赛尼（Kamal al-Husseini）握手。[27]

1920年12月，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在海法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放弃了与叙利亚结盟的要求，并抵制了《贝尔福宣言》。它还选举成立了由出身耶路撒冷名门的穆萨·卡兹姆·侯赛尼（Musa Kazem al-Husseini）领导的阿拉伯行政委员会（Arab Executive，AE）。巴勒斯坦人开始更多地关注巴勒斯坦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阿拉伯语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应地，政治行为也越来越频繁。“在大马士革最近发生的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完全改变计划，”穆萨·卡兹姆对支持者说，“南叙利亚已经失去了。我们必须捍卫巴勒斯坦。”[28]

英国官方表面上有着明确的政策，官员私下里却不禁对此表示怀疑。一名官员在日记中吐露：“很难想象我们要如何实现对犹太人的承诺，将这个地区建成他们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对它十分之九的人民造成伤害。但我们现在已经揽下了这份重担，并招来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不满。尽管我们含糊地承诺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安心。”[29] 1921年8月，高级专员塞缪尔在回顾自己第一年的任期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会忘记或忽略目前的巴勒斯坦居民”，还会突然间“惊讶地且常常是不敢相信地意识到，巴勒斯坦有50万人，其中许多人抱有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30]

魏茨曼的外交并没有消除阿拉伯人的反对。其他不那么巧妙的办法也试过了。1920年5月，他遇见了纳布卢斯的知名人士、前市长兼奥斯曼议员海达尔·贝伊·图坎（Haydar Bey Touqan），并许诺给他2 000英镑进行亲犹太宣传。图坎设法让10个村庄的人提出请愿，支持英国统治和犹太移民，谴责耶路撒冷暴乱。这样的请愿书总共出现了约80份。[31]另一个办法是利用阿拉伯人现有的分歧和催生新分歧。哈伊姆·卡瓦利斯基（Chaim Kalvarisky）是犹太-阿拉伯关系中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授意他帮助组建穆斯林国家协会（Muslim National Associations）来对抗民族主义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出生于波兰、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卡瓦利斯基是训练有素的农学家，又是伊舒夫重要的“阿拉伯事务专家”（受到许多人追随）。他曾在加利利担任多年的地产经纪人，一边驱赶阿拉伯农民，一边宣称自己与阿拉伯人感同身受。[32]在他的支持下，拿撒勒和杰宁都成立了阿拉伯人的“农民政党”，用以“维持并加深”[33]乡村和城市精英之间的分歧——这一战略在几十年后会再度被人采用。报刊媒体被说服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或至少是中立的立场。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避免在一个敏感的节日期间惹麻烦，用贿赂使一场民族主义者的大会推迟举行。[34]卡瓦利斯基最大胆的提议是“收买”阿拉伯行政委员会主席穆萨·卡兹姆。[35]由于资金短缺，其他收买阿拉伯人以换得其支持或默许的计划未能付诸行动。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家也不认为这些努力是有效的。“职业请愿者的签名或者受贿编辑的临时帮助对情况没有明显的影响，”一位官员评论道，“一般来说，仅仅通过随意分发的贿赂是做不了什么的，除非分发的规模大得超乎想象。”[36]

卡瓦利斯基的行动本质上是谨慎的，但他很少加以掩饰。他的阿拉伯对话者公开蔑视他：纳布卢斯的知名民族主义律师奥尼·阿卜杜勒-哈迪（Awni Abdel-Hadi）坦率地告诉卡瓦利斯基，他更喜欢与不声称寻求和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打交道。

您总在谈论那些阿犹友好协议或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是说实话，我宁愿与雅博京斯基或是乌什金打交道，而不是跟您打交道。我知道他们公开宣布是我们的敌人，想要粉碎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并迫使我们离开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们战斗。但您，卡瓦利斯基，看似是我们的朋友，最终我却看不出您和雅博京斯基的目的有什么区别。您还支持《贝尔福宣言》、（犹太）民族家园、无限制移民和持续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37]

阿卜杜勒-哈迪在之后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会面中反复表达了冲突不可避免的看法。[38]

劳动节

贿赂和外交都不能阻止下一次震动巴勒斯坦的袭击事件。1921年5月，雅法爆发骚乱。事件的开端是劳动节那天互为对手的犹太共产主义团体和犹太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与特拉维夫接壤的埃尔曼西亚（Manshiyeh）地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犹太新移民的临时收容所，在那里“一对对拓荒者夫妇手挽手走过街道，这是雅法的阿拉伯人眼里犹太移民导致社会道德崩坏的最直接的体现”。[39]仅从前一年的9月份至当时，就有1万名犹太人通过雅法的港口进入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经历过沙俄时期的大屠杀、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阿拉伯媒体抱怨着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传播，社会公德——关于犹太女人挑逗性的不正经打扮——也是一个特别的关注点，混浴则是另一个。

动乱蔓延整个地区。只有出动英国骑兵和空军才能击退对佩塔提克瓦和哈代拉（Hadera，“爱锡安者”在1891年建立的定居点）的犹太定居点的攻击。各地均宣布戒严。在持续6天的暴力事件中，有41名犹太人和44名阿拉伯人遇害。[40]犹太受害者中最有名的就是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他早已对阿犹关系极度悲观。令犹太人怒火万丈的是，赫伯特·塞缪尔竟还宣布暂停接收犹太移民。阿拉伯社区则遭到罚款和其他集体惩罚。“这是我第一次面临恐怖、死亡和与阿拉伯人为敌。”一名犹太青年后来回忆道。[41]流血事件是到当时为止最令人震惊的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成为英国当局的严重问题。伊舒夫发言人认为这场骚乱是由“蛊惑民心者、恶意煽动者和衣冠楚楚的老爷们”造成的，绝口不提日益增长的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对事件进行调查的海克拉夫特委员会[42]驳回了他的观点。报告指出：“针对犹太人的感受太深切、太普遍也太激烈了，不能用以上那些浅显的说辞来解释。”[43]对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塞缪尔对魏茨曼说：“我得出一个结论，阿拉伯因素的重要性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被低估了；除非极其小心地掌舵，否则犹太复国主义的大船可能会因触到名为阿拉伯的礁石而沉没。”[44]魏茨曼抱怨说报告暗示“犹太复国主义主导巴勒斯坦的愿望可能会为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提供进一步滋生的土壤”。[45]在高级专员的敦促下，魏茨曼于11月在伦敦会晤了穆萨·卡兹姆·侯赛尼（他曾是卡瓦利斯基糖衣炮弹的目标）率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团，讨论未来的立宪安排，但双方几乎毫无共识。互不信任的气氛妨碍了进展。魏茨曼要求海法的学生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假名在阿拉伯代表团的酒店预订一个房间，并抄录他们的文件。[46]“尽管魏茨曼博士发表的演说很温和，但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却令人遗憾，”一名英国官员记载道，“他的态度就像是征服者把和平条约递给手下败将。另外，我认为他看不起代表团的成员并觉得他们没资格参与——因此，让他和他们以同一个理由会面，对他来说有些不敬（原文如此）。”[47]私下里，魏茨曼对一名同僚更刻薄地说，阿拉伯代表团是“五流”的。[48]

就像前一年耶路撒冷发生的程度稍轻的麻烦事一样，动乱有效地推进了犹太人的自卫计划：这是对如何“处理”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或说犹太人当下常说的“阿拉伯问题”的另一个答案。1920年12月，新成立的组织希斯塔德鲁特（Histadrut，巴勒斯坦希伯来劳工总联合会）决定成立一个名为哈加纳（Haganah，意为“自卫”）[49]的志愿防卫组织。1909年成立的犹太定居点警卫组织哈什梅尔已解散，但在它的创始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ahu Golomb）的领导下，哈加纳于1921年8月举办了首次“军官培训课程”。武器走私增加，有200支手枪入境。情报收集工作（针对的自然是阿拉伯人）的组织性更强了。当时已经出狱的雅博京斯基为重建“一战”期间的犹太军团并使其并入英国驻巴勒斯坦军队而奔走，但是徒劳无功。不久之后，他呼吁建立一道“铁壁”来保护刚刚起步的犹太民族事业。这个常被引用的术语言简意赅地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高谈共存，但实际上是如何处理阿拉伯反对者的，不管这些相互竞争的复国主义运动在重点上有什么分歧。雅博京斯基写道：“只要有一丝摆脱被殖民威胁的希望，原住民族就会反抗殖民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只要尚存一线能阻止‘巴勒斯坦’转变为‘以色列地’的希望，他们就会坚持反抗下去。”[50]哈加纳谨慎的筹备工作有助于防止耶路撒冷在11月2日《贝尔福宣言》纪念日发生更多骚乱，这个节日在不断加剧的冲突中已然形成一个固定活动了。

海克拉夫特委员会注意到了另一个重大变化：阿拉伯人对其犹太邻居的看法改变了。报告称：“在骚乱期间，阿拉伯人对不同种类的犹太人不再进行任何区分。老定居者和新移民，哈鲁克（Chalukah）犹太人（住在国外的捐助者）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通通合并为同一个身份。曾经的友谊已让位于眼下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敌意。”[51]英国人越来越排斥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两个群体之间本质上关系良好的标准说法：“可以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过和平共处的一代，但这种和平是存在于彼此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双方之间的。”[52]

逐渐模糊的差异

接下来的几年从表面上看相对平静。1922年，国际联盟肯定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以叙利亚南部三个前奥斯曼帝国省份为基础的国家边界也被确定下来。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愤怒的是，外约旦成了一个贝尔福的承诺不适用的独立实体。他们声称外约旦也是《圣经》遗产中的一部分，因此反对此事并斥之为“分割”——这个主题将在未来几年里再次出现。这片河对岸的领土在英国的监管下，由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小儿子埃米尔阿卜杜勒统治。

到此时，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已经进行了40年，尽管尚未引起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巴勒斯坦的75.7万名居民里，阿拉伯人仍是绝大多数，8.3万名犹太人则是少数，仅占总人口的约11%。但移民继续快速增长。1919年到1923年的第三次阿里亚带来了3.5万名犹太新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和波兰，且多为社会主义者。这些哈鲁茨（halutzim，意为拓荒者）在建立基布兹[53]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合作社组织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格哈德哈瓦达（Gdud HaAvoda，意为“工人营”），它的成员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承担其他公共建设项目，并努力塑造一种由希伯来工人——他们刻意用“希伯来”（Ivrit）这个词代替了“犹太”——建设的自治社会的精神。当时的流行歌曲唱道，“我们来到这片土地，塑造它也被它重塑”，表明一种“新犹太人”的概念正在古老的家园中诞生——这种“新犹太人”坚韧不拔，刚毅不屈，说着希伯来语并拒绝流散犹太人的价值观。

阿拉伯人不属于那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愿景的一部分。雇用阿拉伯人尤其遭人反对：20世纪20年代初，里雄莱锡安的一名犹太农场主向一名英国官员抱怨，称犹太事务局要求他解雇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并受雇为牧民和农夫的阿拉伯人，并以更高的薪酬聘请犹太新移民。

如果他按照建议草草地解雇那些阿拉伯人，就会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那就是那些很容易怀恨在心的人可能会烧掉他的庄稼……那些被推荐给他作为劳动者的犹太人对农业和……当地的条件一窍不通。当需要在雨前收获农作物时，阿拉伯人会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无论天气如何，犹太人都会在六点准时丢下农具。[54]

委任统治期间的下一波大规模犹太移民潮，即第四次阿里亚，发生于1924年到1929年。新移民大多来自波兰，遭受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反犹主义迫害［这一波移民潮被称为“格拉布斯基阿里亚”（Grabski aliya），以波兰总理的名字命名，他的金融改革对该地的犹太人造成了巨大影响］。这批涌入的移民与过去那些出于理想动机、被魏茨曼钦佩地称为“代加尼亚和拿哈拉（Nahalal）的人民”的拓荒者在社会阶层上是截然不同的。这批移民中包括大量带着积蓄而来的中低阶层人员——2 500美元是获得新的“资本主义”移民证的最低要求——他们投资作坊、企业和服务业。魏茨曼对此感到不大高兴，他后来写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怎么倾向于为一个新国家做贡献。少数人还在他们的生存斗争中表现出了反社会倾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当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认为巴勒斯坦和其他移民国家，例如美国，没有任何区别。”还有太多新来的人对“隔都生活”颇有微词。[55]大批人在当时被称为地中海沙滩上的“白色之城”的特拉维夫定居。早在1918年，一本新的希伯来文地理书就将其描述为“亚洲沙漠中的欧洲绿洲”，并称赞其笔直平整、遍布花圃的街道，一切都“新颖而闪耀”。[56]新涌入的资本和居民（其中一些人是在1921年雅法骚乱后逃过来的）引发了建筑业的飞速发展。[57]文化生活随着剧院和管弦乐队的兴盛而不断繁荣，然而包括卖淫在内的不那么光彩的行当也随之活跃起来。用1924年的一份警署报告的话来说：“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来自雅法的富有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车在午夜抵达特拉维夫，并停在那些新移民女性的屋外……然后他们放荡淫逸，通宵达旦。”[58]

新的报纸和出版社推动了希伯来语的普及。特拉维夫在1920年仅有2 000人，到192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为该城市制订总体规划时，人口已增加到3.4万人。雅法仍是一个大城市，但在建立了一个毗邻的犹太定居点后，它与位于腹地的那些阿拉伯村庄逐渐隔绝。[59]“我们曾把阿拉伯人视为邻居和亲人”，一个特拉维夫人回忆道：

我们认识面包师和菜贩，认识卖草莓、刺梨和布扎（阿拉伯语中的冰激凌）的人。当特拉维夫人说“我要进城”时，就是说要去一趟雅法。雅法就是你去娱乐、购物和工作，以及最重要的（去）社会生活的中心——港口的地方。然而在雅法闲逛会令人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阿拉伯）沙巴布（Shabab，年轻人）和地痞流氓曾咒骂挑衅犹太人。英国官员和警察总是鼓励这种行为。[60]

到1925年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人口为10.8万。[61]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美国实行移民限额后，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第一次超过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人数。[62] 1927年，对一名来访的英国记者来说，特拉维夫是：

巴勒斯坦一个十足的怪物……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十分相似，却没有东方风情。臀部宽大的德国/波兰/俄国女孩轮流出现，无穷无尽。长着鹰钩鼻的胖男人看起来像是美黑（Sunbronze）过。看不到一个英文单词，没有人听得懂我问路。[63]

现代性与繁荣齐头并进。委任统治期间，英国的政策公开偏向于犹太人的发展，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飞地规模更大、更平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也造成了巴勒斯坦贫富差距的扩大”。[64]俄裔犹太实业家皮恩卡斯·鲁滕伯格（Pinchas Rutenberg）获得电力特许权，并建造了一座电网，为雅法、特拉维夫、其他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军事设施供电，后来还在约旦的亚兰（Naharayim）建造了一座发电站。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告诉下院议员，招标过程并无不公，因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过一千年也不会在巴勒斯坦的灌溉和电气化方面有什么进展”。塞多姆（Sedom）的死海钾肥制造业则是另一个依靠犹太投资和技术实力的产业。[65]

在政治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当然还是存在的，但似乎不像20世纪20年代中期那么紧迫了。卡瓦利斯基“收买”温和派巴勒斯坦人的举措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他肆意挥霍的手段也遭到怀疑，后来上面发话称他“绝不可以掌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基金支出”。犹太机构对阿拉伯人做的工作减少了。从未被主流犹太人优先考虑的“阿拉伯人问题”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雅博京斯基的坦率呼声则缺乏支持，他认为犹太人有种幻想，即犹太复国主义能获得阿拉伯人的默许，他反对这种幻想，谴责“卡瓦利斯基的贿赂行为和魏茨曼的‘和平谎言’”。[66]接下来，他在1925年创立了以“修正主义团体”而更为人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New Zionist Organization），它的目的是“修正”委任统治条款，将外约旦纳入其中。那句著名的口号是这样说的：“约旦有两个河岸，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另一个也是我们的。”

就阿拉伯人而言，由于土地方面的让步，以及建立了以耶路撒冷新上任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为首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Supreme Muslim Council，SMC）这个强大的新机构，亲英情绪高涨了一段时间。[67]然而在1923年第五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上，任何基于他们仇恨的《贝尔福宣言》的提议都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其中包括英国关于立法委员会的提议。鉴于犹太人数量仍然很少，伊舒夫对成立任何提倡代议制的想法都不满意。犹太复国主义者勉强同意参加议会选举，但阿拉伯人的抵制和随后的低投票率导致结果被宣布无效。高级专员塞缪尔的努力失败了，因为英国支持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接受少数民族地位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阿拉伯人的行动和内部分歧往往在无意中帮助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又一个例子。

“没有共同语言”

即便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提振了伊舒夫的自信心，也没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如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那样受益良多。土地购买规模扩大，特别是在伊茨雷埃勒山谷（在伊茨雷埃勒或埃斯德赖隆）给贝鲁特的瑟索克家族招来恶名的缺席所有者售地行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数不胜数的小规模土地售卖。[68]沿海平原上建起了更多的犹太定居点。土地出售在1925年达到高峰。1924年年底，劳工团结党年会在最早的基布兹之一艾因哈罗德（Ein Harod）举行，提供了一个讨论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的机会。结论是答案在于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工人联合组织，然而并没有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配得上这个称号，而且在民族家园发展的现阶段，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达成政治协议既不现实也不必要”。[69]回顾建立立法委员会的提议时，劳工团结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强硬地反对代议制政府，他主张：“我们不能害怕公开宣布我们犹太工人和如今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那些老爷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本-古里安并没有否认阿拉伯社区有权自治，但他不愿，也显然不能够认可他们治理国家的权利。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可靠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则并非如此，只是自私自利、只想控制无知群众的反动领导人的玩物。[70]

即便如此，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物还是意识到了令人担忧的安全隐患。“我一直担心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1908年就在雅法开设巴勒斯坦办事处的律师阿瑟·鲁平深感不安，“从表面上看，情况有所改善，因为没有发生大屠杀的危险。但是两族人民在思想上彼此疏离了许多，也没有相互加深理解。”阿拉伯人的观点则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暗淡的镜像：1924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向国际联盟报告说，“如果认为每个人都脱下极端主义的外衣而披上温和主义的外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能彼此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两种运动的基本原则相互冲突时，指望它们在途中会师就只能是妄想”。[71]

1925年，鲁平帮助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和平之约”（Brit Shalom）。它旨在促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相互理解，并提倡“双民族国家”的构想。该组织由中欧人主导，其中多数为德国出生的犹太知识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一名批评者不屑地称之为“一群阿瑟、雨果和汉斯”[72]——但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相当敌视这一组织，认为它往好了说是理想且天真，往差了说则是与巴勒斯坦的残酷现实脱节。这个组织中的著名成员还包括富有魅力的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和刚刚创办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的一些研究东方学的犹太教授。

当年4月，贝尔福勋爵在魏茨曼和陆军元帅艾伦比的陪同下出席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的新机构的落成典礼时，阿拉伯人明显表露出了敌意并进行了一场大罢工。抗议电报成百上千地涌入政府大楼，但贝尔福勋爵开车经过空荡荡的街道时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73]与此相反，他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受到了犹太人的夹道欢迎，在贝尔福里亚（Balfouriya）受到的欢迎更加热烈，这里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纪念这位“新的居鲁士大帝（Cyrus，释放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的波斯国王）”而在阿富拉附近建立的定居点。同一天晚些时候，贝尔福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拿撒勒被人扔石头，以至于需要英国士兵为他们解围。[74]贝尔福听取不明智的建议，访问了大马士革，于是不得不面对大规模示威游行，法国军队为保护他杀死了三名示威者。共存仍是一种崇高的愿望：“和平之约”推动私人讨论，发行一本杂志，还为犹太人启动了一个阿拉伯语夜校计划，作为促进两族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一部分举措。卡瓦利斯基和一些知名的塞法迪犹太人也加入了他们。“和平之约”的出现被许多阿拉伯人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有所减弱的可喜迹象。[75]然而，它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阿拉伯人的敌对行为反而帮助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纳吉布·纳沙什比（Ragheb al-Nashashibi）是另一个耶路撒冷大家族的继承人（罗纳德·斯托尔斯曾称赞他“无疑是巴勒斯坦能力最强的阿拉伯人”），他是反对大穆夫提的领导人物。纳沙什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党（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Party）赞成与英国政府合作，这被阿拉伯行政委员会斥为背叛。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尽所能地鼓励这种相互诋毁，即使在自己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也要为此提供财政支持。[76]许多显赫的阿拉伯家族，包括那些民族主义活动家，还在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这件尴尬的事情在巴勒斯坦历史文献中很少被提及。[77]除了对当地的影响外，土地转让还牵动了整个阿拉伯经济。伊茨雷埃勒山谷售出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畜牧业就取代了传统的谷物种植和放牧；附近的拿撒勒和杰宁作为粮食贸易集镇因此遭受了损失，而得益于农业机械并销售经济作物的海法却从中获利。[78]

1926年，阿拉伯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根本不存在，即使是已成为传统的《贝尔福宣言》纪念日罢工也暂时被遗忘了。1927年，以失业、劳工抗议甚至犹太人向外移民净额为标志的当地经济危机加剧，在此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似乎有所减弱。侯赛因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抛开分歧，共同寻求自治途径。1928年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要求废除委任统治或对犹太复国主义表达反对。[79]卡瓦利斯基表示，这次会议“切实而不激进”，尽管他确实观察到了封建贵族家庭影响力的丧失和“极端主义、沙文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增强，而犹太人很难与后者达成协议。[80]阿拉伯人与政府合作的兴趣得到了支持，因为同在委任统治之下的邻国（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人在自治和建立代议制政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巴勒斯坦显然非常缺乏这些。

前往西墙

如果说经济萧条孕育了政治平静，那么新危机的辘辘轰鸣则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抗很快便回到每个人的心中，并且具有特别不稳定的因素。冲突起源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希律圣殿（Herodian temple）西墙（“哭墙”）[81]的归属问题——犹太人认为这里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但它同时也是谢里夫圣所（Haram al-Sharif，即“高贵圣殿”或圣殿山）的西墙。谢里夫圣所被穆斯林称为“卜拉格”，以先知穆罕默德登霄夜行[82]完成前拴在这里的神马命名。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圣所，也就是圆顶清真寺[83]和阿克萨清真寺（Aqsa mosque，伊斯兰教继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之后的第三大圣寺）所在地可能会受到威胁。而犹太人曾对着哭墙的巨石祈祷了数百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他们不允许在此地安放长椅、遮挡物、经书卷轴，或其他可能被解释为主张所有权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禁令并不总是被遵守，习俗和惯例总比法律条文更宽容。英国人承诺尊重现状，于是在他们治下也没发生什么变化。1922年，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反对一切加强犹太渗透的企图，而大穆夫提哈吉则从穆斯林手中筹集了大笔资金来修复圣地。伊斯兰世界开始宣传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威胁。（这可能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单和明信片中出现了旨在吸引犹太人资助的圣所照片和图画。）煽动性的演讲也不时助长猜疑。现代研究还挖掘出了犹太极端主义分子阴谋炸毁清真寺的粗略证据——而此人已被哈加纳自卫组织处刑。[84]然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没有接管穆斯林的圣地的官方计划。魏茨曼和费萨尔的协议里也规定了这些地方将处于穆斯林的掌控下。然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谣言、宣传和夸张都比事实更重要。

1928年“赎罪日”[85]，犹太人在哭墙旁摆了一道分隔男女的屏障，导致本就激烈的纠纷升级。警察取走了这道屏障。当英国人再度声明维持现状时，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却决定要强制实行禁令。“巴勒斯坦穆斯林已决意牺牲肉体和灵魂来维护他们的宗教权利，”忠于穆夫提的报纸警告道，“他们的民族权利已经被偷走得够多了。”[86]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反弹。几个月内局势不断升温，在雅博京斯基的鼓动下发起的贝塔修正主义运动[87]掀起了一场挥舞旗帜的挑衅性示威活动，使双方的相互谴责在1929年的炎炎夏日达到白热化。[88]耶路撒冷出现的针锋相对的袭击和更多的抗议，不过是自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的前奏。8月16日，一名库尔德犹太少年在两个民族相邻社区的边界上被阿拉伯人刺死。关于这个名为亚伯拉罕·米兹拉希（Avraham Mizrahi）的少年是将足球踢入了阿拉伯人的菜园还是偷走了小胡瓜，当时有不同的记载。在正常情况下，这类微不足道的地方性纠纷本可以轻易解决，但那时远非正常时期。[89]

8月23日的周五祈祷过后，暴力事件开始在谢里夫圣所发生。耶路撒冷有几个犹太人遇害，有人抱怨英国警方没有使用武力，甚至没有鸣枪示警以阻止袭击者。哈加纳成员断然拒绝了里夫塔和戴尔亚辛的村民对他们的指控。这两个村庄位于城市西部边缘犹太人新建的伯哈基琳[90]市郊住宅区，仅有简陋的石屋和红瓦屋顶。里夫塔曾被警方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耶路撒冷周围的史上最糟糕的村庄”。[91]来自卡鲁尼亚（Qaluniya）的阿拉伯人攻击了邻近的莫特扎[92]中的犹太村落。死者和凶手非常熟悉——这提醒我们，在巴勒斯坦，邻居和敌人的角色会不断变换。整个马克列夫（Maklef）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是跳窗逃生的9岁的莫迪凯（Mordechai）。（他将在1948年参加海法战役，并于1952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第二任总参谋长。）

希伯伦大屠杀

为了回应耶路撒冷传来的噩耗，最大的阿拉伯人袭击事件在希伯伦爆发，那里是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和易卜拉欣清真寺（Ibrahimi mosque）的所在地，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崇敬的宗教场所。来自该市正统派犹太社区的64名受害者里有十几名妇女和三名幼童死状凄惨。英国警察总长雷蒙德·卡弗拉塔（Raymond Cafferata）描述了他目睹的情况：

我听到了屋子里的尖叫声，走进一条小路，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正用剑割一个孩子的脑袋。他已经击中了那个孩子，却还要割他的头。看到我时，他试图袭击我，但没有命中；他几乎就顶在我步枪的枪口上。我射中了他的腹股沟。在他身后，一个犹太女人倒在血泊中。一个名叫以撒·谢里夫的来自雅法的（阿拉伯）警员站在她身旁，握着一把匕首。看到我后，他冲进了旁边的一间房间并试图把我关在门外，还用阿拉伯语喊道：“尊敬的先生，我是一名警察。”……我进入房间，开枪打死了他。[93]

在上加利利的圣城萨法德，26人死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前，犹太人已经和平地在希伯伦生活了几个世纪。尽管几年来各地的紧张局势都有所加剧，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仍然拒绝了哈加纳从耶路撒冷派人来保护他们的提议。然而，133名犹太人和116名阿拉伯人被杀了，其中阿拉伯人大多是被英国警察所杀；另有339名犹太人和232名阿拉伯人受伤。本-古里安称希伯伦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将其与臭名昭著的1903年基什尼奥夫（Kishinev）屠杀事件相提并论。基什尼奥夫因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hman Bialik）著名的希伯来语诗篇《屠杀之城》而被人铭记。东欧反犹主义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暴力事件——被阿拉伯人描绘成对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合理抵抗——由此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希伯来语报纸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关于无辜受害者遭遇暴行的图片和描述。许多人得出的教训是，犹太人在受到攻击时必须反击。自豪地向学生灌输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的特拉维夫海尔兹利亚高级中学（Herzliya Gymnasium）校长哈伊姆·博格拉舒夫（Haim Bograshov）阐述道：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教会孩子和学生不要引颈就戮，不要像萨法德的死难者一样倒下，不要像希伯伦的受害者一样被屠戮殆尽。都结束了。暴乱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会再回到那时，因为我们不会毫无反抗就被人杀死。[94]

与俄国的大屠杀不同，希伯伦的屠杀并非由当局组织。阿拉伯邻居庇护并救援了数百名犹太人。然而这场令人震惊的伤亡事件仍是由阿拉伯人的敌意导致的，而且敌意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10月，阿拉伯人宣布全面罢工，以抗议英国“盲目偏袒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在纳布卢斯，当局选择了8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作为惩罚对象，狠狠鞭笞了他们裸露的臀部。这是一名以蔑视阿拉伯人闻名的英国官员的命令，他相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大自然赋予了值得在中等教育上花费公共资金的能力”。[95]然而，沃尔特·肖（Walter Shaw）爵士领衔的英国调查委员会认为，暴力事件并非旨在反抗英国的统治。

阿拉伯人称这些袭击为“卜拉格起义”，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带翅骏马为名。犹太人则将这些事件称为“1929年骚乱”。1930年6月，三名被判在希伯伦和萨法德犯下谋杀罪的阿拉伯人在阿卡监狱被绞死，处决期间数百人在外无声地等候，这一天后来被称为“红色星期二”，得名于易卜拉欣·图坎（Ibrahim Touqan）的同名诗作。海法和纳布卢斯举行了烛光守夜祭典。“愿这些巴勒斯坦烈士的鲜血浇灌阿拉伯民族独立之树的根基”，阿拉伯人传唱着颂歌。[96]备受欢迎的诗人努哈·易卜拉欣（Nuh Ibrahim）所写的歌曲《来自阿卡监狱》成了巴勒斯坦人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而在雅法杀害了一整个阿拉伯家庭的犹太警察的死刑被改判了。[97]

1929年的暴力事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谢里夫圣所的命运引燃了泛伊斯兰群体的不满情绪，它将一直作为动员舆论和政府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的远远不限于巴勒斯坦一地。在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感觉过去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有效了。尤其是在希伯伦，1924年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学院[98]，招收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学生；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却仍然可能被当地阿拉伯人认为是这样。[99]老伊舒夫的塞法迪犹太人与新来的德系犹太人紧密团结，开始做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加入哈加纳并采取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100]简而言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对峙越来越明确地变为民族冲突。

此外，人们对这一变化的意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左翼和右翼的犹太人都在发声，将情况比作坐在火山上。[101]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一位敏锐地记录英国委任统治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将1929年定为“覆水难收的转折点”。[102]在几起类似案件中，来自耶路撒冷西部郊区里夫塔村的阿拉伯人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纳哈拉特希瓦街区（Nahalat Shiva）的犹太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建立在阿拉伯人自己的祖先多年前卖出的土地上。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观念逐渐明朗，即让犹太复国主义者站稳脚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103]伟大的希伯来作家什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在见证了新建的犹太住宅区特比昂（Talpiot）变得满目疮痍后，叙述了自身对阿拉伯人看法的改变。“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如此。我不恨他们，不爱他们，不想看到他们的脸。根据愚见，我们现在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50万犹太人的聚居区，否则就会失败。”[104]日后成了知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雅法犹太人耶霍舒亚·帕尔蒙（Yehoshua Palmon）将1929年视为冲突的转折点。暴力“教会了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屈服或者举起利剑”，他后来表示“我选择举起剑”。[105]

互为仇雠

在英国委任统治下，每起事件发生后都会伴随一轮调查和新的政策提案，这逐渐成为一种惯例，1929年的事件也不例外。1930年3月，肖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关于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未来计划的主张和要求，一直令阿拉伯人担心他们将被剥夺生计，在犹太人的统治下过活。”[106]对于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委员会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扩张导致一个“没有土地、满腹怨言的阶层”正在形成，而这正是骚乱的主要原因，委员会还敦促他们遵循“更明确的方向”。由约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爵士指导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考察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容量，并得出结论，这里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犹太移民的需求。阿拉伯乡村地区已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农民收入不佳，被迫出售土地并搬进城市和周围的棚户区。他警告：

（犹太）定居地不断蓄意抵制阿拉伯劳工的原则不仅与委任统治相悖，而且还是一个持续给这个地区增添风险的祸源。阿拉伯人民已经因为把土地转交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而心神不宁、失魂落魄了。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存在，阿拉伯人有这些反应不是没道理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准确的评价是“傲慢和敌对的”。[107]以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即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的名义发表的相关白皮书随后于1930年10月公开。这意味着未来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可能不得不受到限制。犹太复国主义者惊骇莫名，同时对他们在伦敦影响力的下降感到不满。哈伊姆·魏茨曼辞去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英国承认的执行机构犹太事务局的领导职位。帕斯菲尔德勋爵被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党议员和保守党反对派群起而攻。有人利用拉姆齐·麦克唐纳[108]领导的少数派工党政府的弱点进行了大规模游说，此后白皮书被撤销。[109] 1931年2月，麦克唐纳当着下院议员的面，宣读了他寄给魏茨曼的一封信——阿拉伯人称之为“黑色信件”（Black Letter）——批驳了帕斯菲尔德勋爵的政策主张。“麦克唐纳写给我的信表明，”魏茨曼写道，“英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取得巨大成就。”[110] 192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英国对犹太民族家园信誓旦旦的二度承诺。但没有人重新评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

更具批判性的呼声不时出现。汉斯·科恩（Hans Kohn）是“和平之约”的支持者，他以反常的方式——对于一名未来的民族主义研究权威来说，这其实很正常——在更宏观的反殖民主义背景下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我无法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官方政策中）将阿拉伯民族运动描绘成几个大地主的肆意煽动”，他写道：

我知道……在英国和法国，极端保守的帝国主义媒体经常以类似的方式描述印度、埃及和中国的民族运动——简而言之，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被压迫者发起民族运动，都威胁到了殖民国家的利益。我知道这种描述是多么错误和虚伪。我们假装是无辜的受害者……诚然阿拉伯人在八月份袭击了我们。他们因为没有军队，所以不遵守战争规则，还做出了殖民地起义所特有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有责任研究这场起义的深层原因。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待了十二年……却没有一次严肃认真地通过谈判来获得原住居民的赞同，而是一直依靠着英国的军事力量。我们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但这些目标本身势必导致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将会……成为一场反抗我们的民族起义的正当理由……而我们假装阿拉伯人不存在。[111]

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112]拉比、和平主义者朱达·马格内斯（Judah Magnes）在一次颇具争议的讲话中提出了类似的结论，却遭到了学生的嘲笑。“如果我们找不到和平与相互理解的途径，如果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唯一方式是依靠某个帝国的刺刀，那么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失去了价值；作为已经见证过无数帝国起落的永恒民族，我们应该保持耐心，谋划并等待。”[113]尽管如此，持这些观点的都是犹太人中的少数派，在流血事件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影响那种越来越强硬的情绪。1931年，阿瑟·鲁平离开了“和平之约”，两年后该组织因为许多成员离弃和长期缺乏资金而不复存在。

本-古里安当时已成为劳工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坦率地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愿望多年来不可调和，并于1929年11月得出结论：现在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他告诉同僚：“以色列地的阿拉伯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希望犹太人成为多数。这是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真正根源。我们和他们都希望成为多数。”[114]这些评论都是私下里发表的。而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坚持官方的说法：骚乱是“一群被宗教和狂热之火煽动并激怒的人造成的”。[115]他已在10月强调过需要专注于大规模移民和增强伊舒夫的安全性，并草拟了一项名为“防御工事”（Bitzaron）的计划。现有定居点之间的距离将缩小——他称之为“连点成线”——在未来，定居点还将按计划形成地域连续性。耶路撒冷并非燃眉之急，却也得到了特别关注。

事实上，1929年暴力事件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增加了该地两个族群之间实际上的分离。犹太人离开了希伯伦，虽然在1931年30多个塞法迪犹太家族又返回该地。加沙和巴勒斯坦其他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少数犹太人也离开了。在短暂的阿拉伯抵制运动的压力下，犹太商人离开了耶路撒冷老城以及海法和雅法的阿拉伯区，搬到了以犹太居民为主的区域或是特拉维夫。阿卡的萨洛尼卡（Salonika）犹太渔民小社团已经退居海法。阿拉伯人也离开了犹太人主导的地区。“阿拉伯司机害怕进入犹太区，犹太司机害怕进入阿拉伯区，”耶路撒冷一名英国官员的妻子记录道，“而当一个人坐上一辆使用希伯来车牌号的车并以为自己的司机是犹太人时，他会发现司机其实是一个入乡随俗、用着希伯来车牌号的阿拉伯人。所有司机都有两顶帽子，根据要去的地区戴上毡帽或便帽。”[116]分界变得更加明确了。一份英国人的报告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任何分裂现在都毫不掩饰地公开了。”[117]经济隔离也成了大势所趋。这场骚乱促进了希伯来劳工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从未实现的建立阿拉伯-犹太劳工联合组织的旧点子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在耶路撒冷郊外的莫特扎的葡萄园里，希斯塔德鲁特曾徒劳无功地为只雇用希伯来劳动力而奋斗，而现在，大多数阿拉伯工人都被解雇了。[118]战线越来越清晰。

[1] Zionist Review, July 1918.

[2] 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p. 22.

[3]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32.

[4] Gudrun Kramer, History of Palestine, p. 158.

[5] Geoffrey Furlonge, Palestine is My Country, pp. 35–64.

[6] 此处指费萨尔一世，即费萨尔·伊本·侯赛因（Faisal I bin Hussein，1885—1933），哈希姆家族成员，1920年一度成为大叙利亚国王，1921—1933年为伊拉克国王。埃米尔（emir）是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译者注

[7] 哈希姆（Hashemite）家族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族，历史上曾统治过汉志王国、伊拉克王国，如今的约旦王室也属于这个家族。——译者注

[8]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244.

[9] Nakdimon Rogel, Weizmann’s man in Damascus: Dr. Shlomo Felman’s mission to Faisal’s court, September 1919–July 1920, Studies in Zionism 4 (2), 1983.

[10] Neil Caplan, Faisal Ibn Husain and the Zionists: a re‑examination with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 (4), 1983, pp. 561–614.

[11] Abba Eban, My People, p. 377.

[12]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42;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 116.

[13] Zionist Review, January 1920.

[14]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p. 97.

[15] 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p. 428.

[16] Storrs, Orientations, p. 398.

[17] 这句话出自反战诗人维尔浮莱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为国捐躯》，意为“为国捐躯是甜蜜而荣耀的”。——译者注

[18]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p. 98–109.

[19]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57.

[20] 拿比牧撒（Nebi Musa）作为地名被认为是摩西的坟墓所在，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期七天的穆斯林宗教节日。节日期间穆斯林将集体从巴勒斯坦到杰里科附近的摩西之墓朝圣。——译者注

[21] Storrs, Orientations, p. 387.

[22] 《佩林报告》（Palin Report），英国为调查耶路撒冷1920年骚乱而成立的佩林调查委员会（Palin Commission of Inquiry）所做的报告。委员会调查了152名目击者，报告于1920年7月1日完成，并于当年8月提交，但从未公布。——译者注

[23]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 96.

[24] Porath, Emergence, p. 81.

[25] Viscount Samuel, Memoirs, p. 154.

[26] 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释义官，地位崇高。——译者注

[27] Ilan Pappé,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Dynasty, p. 204.

[28] Pappé, Rise and Fall, p. 206.

[29] A. J.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54.

[30] Elie Kedourie,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55.

[31] Yoav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34–6.

[32] Abigail Jacobson, From Empire to Empire, p. 165.

[33]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20.

[34] Porath, Emergence, p. 68.

[35]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 55.

[36]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101.

[37] Porath, Emergence, p. 68.

[38] Neil Caplan, The Israel Palestine Conflic, p. 11.

[39] Porath, Emergence, p. 60.

[40] Porath, Emergence, p. 133.

[41] Yeruham Cohen, Leor Hayom uvaMahshekh, p. 10.

[42] 海克拉夫特委员会（Haycraft Commission of Inquiry）是英国政府成立的调查1921年雅法骚乱的皇家调查机构，发表了报告《巴勒斯坦：1921年5月的骚乱》。——译者注

[43]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94.

[44] Simha F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p. 61.

[45]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349.

[46] David HaCohen, Time to Tell, p. 168.

[47] Kedouri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71.

[48] F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p. 62.

[49] Meir Pa’il, Min HaHaganah leTzva Haganah, pp. 19–24.

[50] The Iron Wall, Razsviet, 4 March 1923.

[51] Haycraft Report, p. 50.

[52] Haycraft Report, p. 50; Peel Report, p. 52.

[53] 基布兹（kibbutz，复数为kibbutzim），以色列的犹太集体合作社，结合了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内实行完全公有制，成员共同劳动，各取所需。——译者注

[54] W. F. Stirling, Safety Last, quoted in Walid Khalidi, From Haven to Conquest,pp. 233–4.

[55]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p. 372–4.

[56] Yael Zerubavel, The desert and the settlement as symbolic landscapes in modern Israeli culture, in Julia Brauch et al. (eds.), Jewish Topographies, pp. 201–23.

[57] Sharon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89.

[58] Mark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119.

[59]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91.

[60] Cohen, Leor Hayom, p. 10.

[61]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73.

[62] Gur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7.

[63] Evyatar Friesel, Through a peculiar lens: Zionism and Palestine in British diaries, 1927–31,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9 (3), 1993, pp. 419–44.

[64] Barbara J. Smith, The Roots of Separatism, p. 4.

[65] Jacob Norris, Land of Progress, p. 85.

[66]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p. 132, 198–9.

[67] Elie Kedourie, Herbert Samu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in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59.

[68] Kenneth Stein, The Land Question in Palestine, p. 59.

[69] 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pp. 138–43.

[70]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p. 44;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33–5.

[71] Martin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 149.

[72]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p. 251.

[73] Roy Macleod, Balfour’s mission to Palestine: science, strategy,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Minerva 46 (1), 2008, pp.53–76.

[74] Nili Fox, Balfouriya: an American Zionist failure or secret success?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78 (4), 1989, pp. 497–512.

[75] Pappé, Rise and Fall, p. 230.

[76] Porath, Emergence, p. 213.

[77] Stein, Land Question, p. 70; Ted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p. 98–9.

[78] Donna Robinson Divin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Ottoman Palestine, pp. 194–5.

[79] Porath, Emergence, p. 253.

[80] Weldon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65.

[81] “哭墙”，古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是犹太民族团结的象征。公元前1000年，犹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修筑“第一圣殿”，该圣殿毁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后于旧址重修“第二圣殿”并在公元前19年由希律王一世扩建；罗马帝国驱逐犹太人期间圣殿再度被毁，仅余护墙。直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才获准在每年圣殿被毁日重归耶路撒冷，对着断壁残垣悼念故国。——译者注

[82] 登霄（或升霄）夜行（Isra and Mi’raj），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驾神马卜拉格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并从此地登临天堂，与神对话获得启示。（《古兰经》17：1）——译者注

[83] 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于687年至691年间建造，穆斯林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登霄夜行之处。——译者注

[84] Hillel Cohen, Tarpat, pp. 133–4.

[85] 赎罪日（Yom Kippur）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圣日之一。《圣经》中上帝晓谕摩西，使以色列人在犹太新年过后的第10天进行祈祷和忏悔。——译者注

[86] Porath, Emergence, p. 266.

[87] 贝塔修正主义运动（Beitar Revisionist movement）是雅博京斯基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发起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青年运动。——译者注

[88] Segev, One Palestine, p. 304; David Ben‑Gurion, Zichronot, pp. 340–49.

[89] Cohen, Tarpat, pp. 147–8.

[90] 伯哈基琳（Beit HaKerem），意为“葡萄园之屋”，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犹太社区。——译者注

[91] Rana Barakat, The Jerusalem Fellah: popular politics in Mandate‑era Palestin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6 (1), 2016, pp. 7–19.

[92] 莫特扎（Motza），位于耶路撒冷西部边缘的犹太人居住区，1854年建立，是近代耶路撒冷老城外第一个犹太农场。——译者注

[93]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p. 237.

[94]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177.

[95]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65.

[96] Sami Adwan et al. (eds.), Side By Side: Parallel Histories, p. 63.

[97] https://www.academia.edu/8567561/Calendars_martyrs_and_Palestinian_particularism_under_British_rule.

[98] 犹太学院（yeshiva），即犹太神学院，教授犹太法典等传统宗教内容。——译者注

[99] Segev, One Palestine, pp. 314–26.

[100] Porath, Emergence, p. 272.

[101]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174.

[102] Christopher Sykes, Cross Roads, p. 139.

[103] Cohen, Tarpat, p. 163.

[104] S. Y. Agnon, Me-atzmi el atzmi, p. 406.

[105] Tom Segev, 1949: The First Israelis, p. 67.

[106]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 154.

[107] Sykes, Cross Roads, p. 145.

[108] 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分别在1924年和1929年两度出任首相，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出身工党的首相。——译者注

[109] Carly, Beckerman‑Boys, The reversal of the Passfield White Paper, 1930–31: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1 (2), 2016, pp. 213–33.

[110]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415.

[111] Hans Kohn, letter to Dr Feiwel, Jerusalem, 21 November 1929, cited in Martin Buber, A Land of Two Peoples.

[112] 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也称为犹太教自由派或进步派，强调信仰的进化性，重视个人道德而非仪式。——译者注

[113] Norman Bentwich, For Zion’s Sake: A Biography of Judah L. Magnes, p. 178.

[114]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p. 310.

[115]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 34.

[116] Jennifer Glynn (ed.), Tidings from Zion, p. 177.

[117] Peel Report, p. 70.

[118] Suzy Eban, A Sense of Purpose, pp. 47–8.

第四章
1929—1936

在现有条件下，不经过一段过渡时期，让犹太少数民族在这段时期内进行有组织的革命统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哈伊姆·阿洛索洛夫（Chaim Arlosoroff）

“强加给巴勒斯坦的苦难”

1932年11月2日，阿拉伯人进行了已然成为一项传统的《贝尔福宣言》纪念日抗议。《巴勒斯坦报》在头版头条展示了一幅精心创作的漫画，画中贝尔福拿着一张这个地区的简略地图，正在发表他那“受诅咒的”宣言。从这个名为“强加给巴勒斯坦的苦难”的场景出发，数条放射线将不同场景联系在一起。这些场景描绘了英国军队保护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收获，表现为一个叼着烟斗、穿着马靴的趾高气扬的军官，以及坦克、大炮、海法湾附近的一艘军舰。[1]在画面的另一个地方，犹太移民朝着特拉维夫雄赳赳气昂昂地迈进，路过一个神情忧郁的巴勒斯坦农民及其家人，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土地，骑着骆驼艰难地奔向沙漠。场景中还点缀着现代犹太工厂、机械化农业、繁忙的公共工程、犹太人的电力和钾肥企业，体现着伊舒夫的所有重要经济成就。画面的角落或者说边缘站着一群穿着欧洲西服、戴着塔布什[2]的阿拉伯人，激烈争论着他们目睹的转变（尽管可能没什么用）。贝尔福还出现在报纸背面的另一张图中。

《巴勒斯坦报》的漫画准确地捕捉到了《贝尔福宣言》发表15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十年的初期那黯然的情绪。在那个周三的晚些时候，2 000人挤进了纳布卢斯唯一的电影院，在里面挂满阿拉伯旗帜、谢里夫侯赛因和费萨尔国王的肖像，以参与当天的抗议集会。[3]其他活动在耶路撒冷和海法举行。1929年暴力事件和灾难性的“黑色信件”出现后，政治活动越发猛烈。这些事情几乎没有阻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进展，虽然犹太人到1931年（已有17.5万人）仍然只占该地总人口的不到17%。[4]那年12月，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在耶路撒冷召开伊斯兰会议，警告穆斯林提防犹太人对圣地的威胁。阿拉伯人的报纸反复强调从1933年开始加速的土地售卖过后农民的悲惨命运，以作为警示，还点名批评了那些投机倒把、出售这种宝贵的民族资产的人。[5]

阿拉伯人将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平原上的瓦迪哈瓦里斯（Wadi al-Hawarith）的大片土地出售给犹太民族基金会一事引发了长期的法律纠纷，凸显了日益敏感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在肖的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以后。这份报告注意到一批阿拉伯人饱受蹂躏、失去土地，并将之作为1929年骚乱的祸源。1930年，贝都因佃户，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袭击了正在拆除他们的帐篷的英国警察和开始耕种的犹太移民。这件公案后来以“瓦迪哈瓦里斯事件”为人所知，结束于1933年，1 200名贝都因人被驱逐（尽管有些人被重新安置在其他地方），该地还按当时以希伯来语重新命名的惯例被改称为埃梅克希弗（Emek Hefer，“希弗”曾在《圣经·列王纪上》中被提及）。这桩委任统治时期的第三大交易，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为“赎回土地”所做努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6]阿拉伯人尽管与最近成立的阿拉伯银行（Arab Bank）建立了伙伴关系，也仿效犹太人成立了民族基金（Sunduq al-Umma），他们挽救土地的尝试还是失败了。这也是他们的努力总是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财政资源和组织能力相匹敌的又一个例子。传统的阿拉伯领导人再次暴露出软弱低效的缺点。一同暴露的还有民族主义政客收受贿赂并秘密参与土地出售的破坏性消息，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7] 1934年，《阿拉伯字母报》（Alif Baa）极其反常地报道说向犹太人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区经济状况更好，但其编辑从犹太事务局收到大笔款项的消息随即走漏。[8]

对阿拉伯人的缺点的失望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力量和信心的警觉，导致了独立党（Istiqlal）的成立。这一泛阿拉伯组织是1932年由奥尼·阿卜杜勒-哈迪创立的，体现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生活从贵族和商人家庭转移到年青一代民族主义活动家的趋势。这些民族主义活动家通常是受过欧洲教育的记者和教师，仰慕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正在印度进行的抗英壮举。来自纳布卢斯的阿克拉姆·扎伊特（Akram Zuwayter）和伊扎特·达尔瓦扎（Izzat Darwaza）是这批人中的两名领军人物。犹太人占了近一半人口的海法成了该党的大本营。[9]独立党将英国的委任统治比作一棵大树：如果它倒下，犹太复国主义的“枝条”也会一同跌落。[10]英国的一份报告如此评说独立党：“它通过毫不妥协地追求民族自由，有计划地吸引年青一代的阿拉伯人。”[11]争取经济自主权是其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克在1930年与英国达成条约后所享有的独立地位对他们是一种鼓舞。[12]该党在海法的第一次集会上纪念了萨拉丁·阿尤布（Salah al-Din al-Ayyubi，也就是西方众所周知的萨拉丁）击败十字军的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13]扎伊特已经辞去了他在阿卡公立学校的教师职位。市长和其他阿拉伯官员也面临不得不辞职的压力。激进主义，或至少是动员行为，在新的阿拉伯青年民族代表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Arab Youth）以及田径和足球俱乐部中十分明显，在独立的阿拉伯侦察兵行动中也随处可见，这一行动的成员在地中海沿岸巡逻，力图阻止非法犹太移民登陆，并且强调委任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其制定的政策。然而，合法移民每年都在增加，从1931年到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翻了一倍多，从17.5万增加到38万，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侦察兵——他们的部队往往以早期穆斯林英雄的名字命名，如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bin al-Walid）——或是领导民族主义游行，或是强迫商店店主在罢工日停业。[14]当希斯塔德鲁特的成员在柑橘园和建筑工地设置纠察队，并威逼顽固的犹太雇主停止雇用（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数量增加的）阿拉伯工人时，他们就组织抗议活动。

1933年2月，巴勒斯坦北部的一场活动者的秘密集会得到严肃的警告，这个警告来自独立党领导人、海法阿拉伯银行的经理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Rashid al-Hajj Ibrahim）。“犹太人正在全线推进”，哈加纳的情报人员发现这次集会的报告中写着这样的话语：

他们不断购买土地，带来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如果我们不能向他们强有力地证明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我们能够一举摧毁他们，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失去圣地，或是在一个犹太国家屈居不幸的二等公民。

在被问及如何让犹太人明白这一点时，易卜拉欣回答说：“就像我们在1929年做的那样，但要用更有效的方法。”[15]英国人也意识到有些事正在发酵。6月，英国刑事调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缩写为CID）的报告谈到“在民族文化的掩护下，对年青一代进行的政治煽动训练”。[16]日趋浓烈的紧张气氛促使阿拉伯行政委员会决定在压力下采取行动，宣布总罢工以抗议英国的政策。哈加纳和犹太事务局唯恐重蹈1929年的覆辙，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通过窃听主要领导人的电话，小心谨慎地关注阿拉伯人的计划。[17] 1933年10月13日，一场大规模的阿拉伯人示威游行——无视官方禁令——在耶路撒冷的政府办公楼外举行，随后被暴力驱散，虽然没有伤亡。两周后，雅法的示威者表明拒绝散去后，警察开了枪；26名阿拉伯人死亡，近200人受伤，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并在数月后死亡的年事已高的穆萨·卡兹姆·侯赛尼。纳布卢斯、海法和加沙也发生了抗议活动。本-古里安等人对阿拉伯反对派的力量和凝聚力印象深刻，尽管他们竟然针对的是英国人而非犹太人。本-古里安告诉“马帕伊”（Mapai，以色列工人党）的同僚，近期的骚乱是一个“严肃得令人担忧的转折点”。这些受害者是守规矩的示威者，而不是暴徒或凶手。他说他们会成为“民族英雄”，日后会受阿拉伯人景仰，尤其是受阿拉伯年轻人崇敬。[18]

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面对阿拉伯人的仇恨，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前景的悲观情绪一直在增长。1932年，拥有学者气质的年轻工党领袖哈伊姆·阿洛索洛夫以煽动人心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情绪。阿洛索洛夫时任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负责人，他在给魏茨曼的私人信件中总结道：

在现有条件下，不经过一段过渡时期，让犹太少数民族在这段时期内进行有组织的革命统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政府执政一段时期，并在此期间夺取国家机器、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使我们不会因人数上的劣势或起义（如果没有国家机器，我们就无法应对起义）而深陷危机，犹太人就不可能成为多数民族，甚至不可能通过系统的移民和殖民让两个民族达到人数上的平衡（或建立一个足以成为文化中心的定居点）。

阿洛索洛夫的信件被称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它坦承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不能通过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来实现。它也可以被看作对那时已然十分明确的状况不可多得的阐述。而魏茨曼，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回复他。[19]（阿洛索洛夫于1933年6月在特拉维夫的海滩遇害，他的死亡一般被归咎于痛恨劳工运动的右翼修正主义者，但凶手也可能是没有政治动机的阿拉伯罪犯。）[20]

阿洛索洛夫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必须反对1930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重新提起的一份英国议案。该议案提出建立一个立法委员会，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根据他们各自在巴勒斯坦的人口比例参与其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处境与十年前一样：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将不可避免地主导委员会，而且显然会反对犹太民族家园进一步发展。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没有抵制这个主意或是默认自己的少数地位，而是寻求一种能够承认全世界犹太人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的“等价”方案。本-古里安将此与另一个提议联系在一起：犹太人一旦成为巴勒斯坦的多数派，就会协助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这又退回到魏茨曼大力吹捧的1919年与埃米尔费萨尔达成的协议背后的那些理念了——一笔将巴勒斯坦置于泛阿拉伯大背景下的政治上的“大买卖”。1934年7月，本-古里安和摩西·谢尔托克（Moshe Shertok，唯一一位会阿拉伯语的犹太复国主义高级官员）会见了独立党的领导者奥尼·阿卜杜勒-哈迪，明确表示“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一切，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求。而对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不过是幅员辽阔、数不胜数的阿拉伯国家中的一小部分”。他将他们的情况比作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人，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因为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而英格兰人在英国是多数”。[21]几周后，在与耶路撒冷名门成员、政府律师穆萨·阿拉米的一系列会谈中，本-古里安一开始就再度抛出了这个问题。用他自传中的话来说，阿拉米“看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像肯尼亚的农民看待大象：危险的生物总是有可能摧毁他的财产并很有可能置他于死地，他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住它们，但他认为这不是个人仇恨”，因此他能与犹太领导人保持联系。[22]但当本-古里安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帮助阿拉伯人建设这个地区时，阿拉米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只要阿拉伯人能自己完成这件事，他宁愿等待一百年，任这片土地处于落后状态”。[23]

期望值低，信任度更低。1934年早些时候，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高级官员利奥·科恩（Leo Kohn）遇到了当时正在写《阿拉伯觉醒》的乔治·安东尼厄斯。科恩在报告中对这位急于显示自己是一位“有教养的20世纪人”的“典型的黎凡特人”不屑一顾。[24]在搜集情报和秘密合作的阴暗领域之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官员和犹太官员之间极少碰面，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就更少了。本-古里安和穆夫提可能一起参加过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的招待会，这就是他们仅有的一点互动。[25]

以牙还牙

除了1933年10月的示威游行外，有些不太明显的活动也显示了类似的迹象：阿拉伯人决心抵制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成立了几个秘密军事组织，包括穆萨·卡兹姆的儿子、穆夫提的侄子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Abdul-Qader al-Husseini）领导的圣战军（Jihad al-Muqaddas）组织，到1934年该组织已筹集到了资金并获得了一些枪支。同期出现的较小的组织也以类似的秘密途径购买和走私武器并接受军事训练。[26]民族主义的抵抗与普通犯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比如著名的珂布·吉达（Abu Jilda），他是纳布卢斯附近一个家喻户晓的独眼劫匪，被称为罗宾汉或是“沙漠里的迪林杰[27]”，1934年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处死。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叙利亚出生的极具号召力的布道家谢赫伊兹丁·卡萨姆（Sheikh Izzedin al-Qassam）领导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时被称为“黑手党”。卡萨姆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31年4月海法附近的亚古尔（Yagur）基布兹3名成员遇难的伏击事件中。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的深入调查都未能得出明确结论。[28]之后又发生了另外几起事件，包括有人向拿哈拉的一座房子投掷手榴弹，那里是位于伊茨雷埃勒山谷中心的模范定居点。卡萨姆曾在叙利亚与法国人作战并被缺席判处死刑，后来在海法担任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法庭官员和婚姻登记员，并于1928年当选为该市青年穆斯林协会（Young Men’s Muslim Association）主席。他在海法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和其他地方传教宣讲时，鼓励贝都因人抵制警察和犹太人的土地采购，并呼吁进行武装斗争。1935年11月，他和一群追随者前往杰宁的山区。来自阿拉伯人的消息表明，他意外发现了一批比利时来的隐藏在水泥桶中的武器（显然是供哈加纳使用的），证实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日益严重的担忧，所以他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卡萨姆和他的队伍在艾因哈罗德附近杀死了一名犹太警官，同时放走了两名阿拉伯警员。在随后的追捕行动中，他们被跟踪至雅比德（Yaabed）附近的一座森林，卡萨姆和两名同伙被英国人杀死，他们宁肯死去——“殉难”——也不投降。其他人逃进了纳布卢斯的山里或是在后来被逮捕。“卡萨姆团”（Qassamiyoun）刚刚成立：这个群体据估计大约有200人，都是不久前从农村抵达海法的农民或边缘化的城市工人，他们因港口的工作而精疲力竭，又因这个时期常见的失去土地、债务累累和社会失序而疲于奔命。一名农民抱怨说：“我卖掉土地和家当是因为政府逼着我缴纳税款，导致我连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所以我不得不以50%的利率向富人贷款。”[29] 1935年，仅在海法的“锡镇”，就有超过1.1万名阿拉伯工人生活在“由旧汽油罐制成的小房子里，没有任何供水，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30]卡萨姆的追随者还受保守的伊斯兰教萨拉菲派（Salafi）鼓舞，与英国人和犹太人做斗争，避免像传统的巴勒斯坦领导层那样妥协：卡萨姆曾经尝试却未能说服穆夫提支持起义。他的起义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第一次用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来推动他们的事业。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他在巴拉德谢赫（Balad al-Sheikh）的葬礼，人们对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产生了狂热的崇拜；[31]几十年后，他的名字仍在巴勒斯坦民族英雄之列。甚至本-古里安也给予了一个入木三分——可能以自己为参照——的赞美，将卡萨姆比作特拉哈伊的英雄约瑟夫·特伦佩尔多。本-古里安认为，“阿拉伯问题”这个说法是一个谬称，“在他看来，其真正意思是如何在无视阿拉伯人存在的现实的情况下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32]

20世纪30年代上半段，伊舒夫为犹太人的成就而骄傲，警惕阿拉伯反对派的力量，同时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然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使犹太人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这对他们来说是近在眼前的威胁，对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却是远在天边。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自然更多了。在巴勒斯坦人眼里，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只是欧洲人的问题。“巴勒斯坦的子民不需要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就会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计划。”1934年《巴勒斯坦报》的一篇文章评论道。[33] 11岁的希蒙·佩斯基（Shimon Persky，也就是后来的佩雷斯）认为犹太人治下的巴勒斯坦一切都是“公平、有为且进步的”。同年，他从波兰来到父母身边。“当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几十年后，已是老练政治家的佩雷斯回忆道：

我们也意识到了他们。从附近的雅法和从邻近雷霍沃特的扎尔努卡（Zarnuga）来的阿拉伯人，想破坏我们正在建造的这个美好家园。他们走来走去，戴着环绕脸部的头巾，目光咄咄逼人且充满了威胁。有些人还戴着红色毡帽，穿着宽大的灯笼裤，可以轻易藏住沙布里亚（shabriya），一种为恶毒的谋杀而生的弯刀。众所周知，我们与他们不可能相互妥协。即使尝试一下也没有意义。我们犹太人没有选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在必要时进行自卫，直到阿拉伯人承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权益。[34]

[1] Filastin, 2 November 1932.

[2] 塔布什（Tarbushes），阿拉伯男人常戴的毡帽。——译者注

[3] Weldon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161.

[4] Kenneth Stein, The Land Question, p. 215.

[5]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ress, pp. 114–18.

[6] Raya Adler (Cohen), Mandatory land policy, tenancy and the Wadi al‑Hawarith affair, 1929–1933, Studies in Zionism: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7 (2), 1986, pp.233–57.

[7]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p. 189–93.

[8] Kabha, Palestinian Press, p. 135.

[9]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p. 44–52.

[10] Shai Lachman, Arab rebellion and terrorism in Palestine, 1929–1939: the case of Sheikh Izz al‑Din al‑Qassam and his movement,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eds.), Zionism and Arabis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pp. 52–100.

[11] Peel Report, p. 81.

[12] Jacob Norris, Land of Progress, p. 170.

[13]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p. 125.

[14] Yehoshua Porath,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123.

[15] Lachman, Arab rebellion, p. 53, op. cit.

[16]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156.

[17] Yoav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115–26.

[18] David Ben Gurion, Zichronot, p. 686.

[19] Ian Black, Zionism and the Arabs, pp. 13–14.

[20] Shabtai Teveth, Retsah Arlosoroff.

[21] David Ben‑Gurion, My Talks with Arab Leaders, p. 21.

[22] Geoffrey Furlonge, Palestine is My Country, p. 104.

[23] Neil Caplan, Futile Diplomacy, Vol. 2, pp. 189–92; Ben‑Gurion, My Talks, pp.14–21.

[24] Black, Zionism, pp. 191–3.

[25]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p. 94; Martin Kramer, Sandbox, 3 November 2015.

[26] Porath, Emergence, pp. 132–3.

[27] 约翰·赫伯特·迪林杰（John Herbert Dillinger，1903—1934），美国著名黑帮成员，多次抢劫银行、杀死警察，两度越狱，但被当时许多人追捧为“罗宾汉”。——译者注

[28]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106–7.

[29] Mahmoud Yazbak, From poverty to revolt: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outbreak of the 1936 rebellion in Palestin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6 (3), 2000, pp. 97–105.

[30] Nevill Barbour, Nisi Dominus, p. 133.

[31] Ted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p. 29–30; Lachman, Arab rebellion, op. cit.

[32] Gideon Shimoni, The Zionist Ideology, p. 380.

[33] Gilbert Achcar, The Arabs and the Holocaust, p. 49.

[34]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19.

第五章
1936—1939

在一个小国的狭隘疆界内，两个民族之间发生了不可抑制的冲突。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他们的抱负互不相容。

——《皮尔报告》，1937年

起义

1936年4月15日的晚上，三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将油桶滚到了努尔沙姆斯（Nur Shams）附近从纳布卢斯通往图勒凯尔姆（Tulkarem）的山道上。他们强制过往车辆停下来，索要钱财，以购买枪支弹药。在一辆载满鸡笼的卡车中，他们发现了两名犹太人，兹维·丹嫩伯格（Zvi Dannenberg）和伊兹雷尔·哈赞（Yisrael Hazan）。另一辆车里还坐着第三个犹太人。枪手们冷酷无情地向他们开了枪。刚从希腊来的移民哈赞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丹嫩伯格不久后伤重而死。那些被英国人和犹太人描述为拦路强盗和劫匪的不知名凶手是卡萨姆的追随者。第二天，犹太复国主义异见团体的两名成员在佩塔提克瓦附近的路边小屋里杀害了两名阿拉伯工人，哈桑·阿卜（Hassan Abu）和萨利姆·马斯里（Salim al-Masri）。“他们如果幻想流血事件到这就结束了，”哈加纳的官方记录里这样评论道，“他们很快就会失望。”这是袭击——报复——反报复模式的开始，点燃了遍布整个地区的战火。三年后，巴勒斯坦的冲突已然无可挽回。[1]

4月17日，哈赞在特拉维夫的葬礼引发了犹太人对路过的阿拉伯人的攻击。到19日傍晚时分，骚乱已蔓延到雅法，9名犹太人被炸死，60名犹太人受伤。警方和军方强制实施了宵禁。在当地的民族委员会、俱乐部和工会的领导下，罢工遍及阿拉伯地区。在大众施加的压力面前，侯赛尼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搁置矛盾，共同建立了一个在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领导下的新机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AHC），呼吁全面罢工、温和抵抗和拒绝纳税。巴勒斯坦人至今仍称之为“大起义”（al-thawra al-kubra）的运动展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一次暴动，或仅仅是“事件”（希伯来语中的“meoraot”），对阿拉伯人的术语塑造的英雄气概不屑一顾。[2]然而，语义的差异掩饰了双方的共同认知：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斗争的重要新篇章。

巴勒斯坦已经到了周期性爆发事件的时期。自1935年11月卡萨姆被杀以来，安全问题一直是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有关立法委员会的讨论却变得无声无息。阿拉伯人越来越不满，并且感受到了威胁。这一年涌入了自委任统治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拨犹太移民：6.5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了逃离纳粹的迫害。此外，经济下滑严重影响了极其重要的柑橘产业。[3]在全球范围内，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4]的入侵获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打击了英国的威望。巴勒斯坦人再次要求停止犹太人的移民和购地，并要求建立一个民族政府，即阿拉伯政府。英国以宣布一次性增加移民的配额作为回应。

阿拉伯人的袭击包括烧毁庄稼、切断电线、偷放冷枪和在主干道上向犹太人的汽车投掷手榴弹。武装部队也开始组建。“我们让犹太人感到畏惧，”来自萨法德的少年兵奥马尔·谢哈迪（Omar Shehadi）吹嘘道，“他们不能种地，晚上也不能开灯或者走夜路。”[5]爆炸事件在雅法和海法都有发生，加沙附近通往埃及的铁路也遭到蓄意破坏。这是一次挑战，但并不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在英国士兵早期的描述中，起义者拿着“用生锈的钉子做弹药的老式滑膛枪”，或投掷“自制的手榴弹，就是装满石头的啤酒罐……里面有些爆炸物，还有一丝导火线，它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只是弄出点噪声而已”。[6]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6月，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爵士形容其为“革命初期状态”。另一名英国官员指出：“白天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使得夜晚和枪击看起来像不真实的噩梦。”[7]阿拉伯人的好战或说团结似乎正在让他们受益。《巴勒斯坦报》刊登了一幅漫画追忆卡萨姆，上面画着忧心忡忡的哈伊姆·魏茨曼看着穆夫提和纳吉布·纳沙什比在已故领袖的注视下克服分歧，握手言和。[8]本-古里安坦承，犹太复国主义带来的“经济福祉”对阿拉伯领导人没有任何影响。“即使他们承认——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我们的移民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物质上的福祉，他们也会说——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就是如此：不被蜂蜇，哪来蜂蜜。”[9] 1936年8月，参加过反法民族运动的黎巴嫩老兵、著名的阿拉伯游击队领导人法兹·考克吉（Fawzi al-Qawuqji）率领着一支由500名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精兵来到这个地区，并试图将起义者整合为一支善于配合的军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赋予了这次反抗一种可敬的感觉。[10]在1920年骚乱之后，沃科普一直像罗纳德·斯托尔斯一样郁郁寡欢。“我今天起得很早，”他写信向一位同僚倾诉，“当我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无云的天空下变成金色时，想到你和我对每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的看法，就想为之流泪。”[11]

定义动乱

本-古里安至少意识到了这种不断升级的暴力并非吉兆。他私下里对认为这些“事件”尚未构成起义的同僚表示了异议，因为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他评论道：

也许在某些书中有对起义的科学定义，但是当叛乱分子本身不按照科学规律行事，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进行起义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阿拉伯人正在用罢工，用恐怖行为、蓄意破坏和谋财害命……反对政府——包括犹太人移民，这都取决于他们对政府的看法。他们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反抗和起义呢？[12]

他的公开言论则与之大相径庭。本-古里安、魏茨曼和当时的犹太事务局政治处负责人摩西·谢尔托克一同催促英国官员果断地镇压这场他们认为仅仅是“暴乱”的事件。这是一种耳熟的论调：阿拉伯人的不满并非根深蒂固，阿拉伯农民是在满腹怨言之人的“恐吓”下制造麻烦的。犹太领导人过分强调罢工的三心二意和他们称之为“帮派”的团体有多么鱼龙混杂。英国有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征求本-古里安的意见后写了一本书，书中称阿拉伯运动的“领导者既不是无依无靠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也不是倍感失望的巴勒斯坦贵族，而是Fawzi Kawakji（即法兹·考克吉，原文如此），一个叙利亚-土耳其混血的叙利亚籍前土耳其官员。他集合了身边的德鲁兹派信徒、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土匪强盗……涌向任何让他们觉得兴奋甚至有战利品的地方”。[13]

但事实比宣传更具决定性。许多犹太人意识到，阿拉伯人的罢工为他们实现经济独立——摆脱雅法附近内舍尔（Nesher）采石场的阿拉伯劳工并换掉港口的阿拉伯装卸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谢尔托克注意到奇科隆雅科夫和附近的亚特利特（Atlit）的老定居点——那里曾顽固地反对希斯塔德鲁特的希伯来劳工运动——正在发生令人满意的反应：犹太工人取代了罢工的阿拉伯人。“一位农场主计算出，雇用犹太人采摘葡萄的成本比雇用阿拉伯人每吨仅多3米尔[14]，同时有利于他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不用再长时间站在烈日下对着阿拉伯女人们喊‘Yallah！’（接着干！）了。”[15]阿拉伯政府雇员也被犹太人取代。但犹太人最令人瞩目的收益是，为了回应雅法的罢工，特拉维夫开放了一个港口。在雅法俯瞰港口的小巷中发生的袭警事件遭到了报复，犹太人摧毁了200多座房屋，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卫生和防疫状况，实际上是为了给英国军队开路。多达6 000名阿拉伯人因此无家可归。[16]欣喜若狂的本-古里安口中的“这个腐臭的小镇”，不再是犹太移民抵达故乡的海岸时第一眼看到的地方了。他写道：“如果雅法要下地狱，我决不会让自己成为哀悼者中的一分子。”[17]有人说，穆夫提的所作所为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原则所不能实现的目的。

批评者们指责巴勒斯坦政府过于小心谨慎，使军队和警察很难镇压动乱。“有一次，村子附近有一群阿拉伯妇女坐在一块地毯上，似乎是在农活的间歇休息”，有人记录道：

有人出了个好主意，想看看毯子下面是什么。这些女士一开始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发现虚张声势没有用之后，她们开始大声哀号抗议。地毯下的泥土刚被翻动过不久。重新挖开后，人们发现下面是一条狭窄的壕沟和一个储藏着少量武器弹药的小军火库。[18]

5月中旬，在罢工和骚乱开始一个月后，英国终于用熟悉的方式回应了巴勒斯坦的难题：成立一个“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由卓越的权威人士组成，他们的建议必将起到巨大作用”。[19]

无法控制的纷争，水火不容的愿望

英国通过外交努力，使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外约旦和也门的统治者共同发起呼吁，罢工因而于1936年10月结束，这是泛阿拉伯世界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早期例子。来自阿拉伯柑橘种植者和船主的经济压力——西班牙的内战消灭了该地的竞争对手，水果价格飙升——让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开始考虑找个体面的台阶下。[20]而前印度事务大臣皮尔勋爵（Lord Peel）率领的调查委员会也在11月中旬到来了。皮尔和他的五位同事坐在耶路撒冷皇宫酒店的豪华餐厅里，听取了包括穆夫提和魏茨曼在内的100多名目击者的证词。犹太复国主义者窃听了调查专员的私人会议，进行了协调一致的战略部署。魏茨曼滔滔不绝地描述了犹太历史的大致轮廓、反犹主义的危害、东欧犹太人的苦难，以及他自己是怎样努力与阿拉伯人达成共识的：1919年与埃米尔费萨尔达成的协议得到了着重强调（该协议出于宣传目的已在当年6月公开出版）。[21]在委员会启程前往巴勒斯坦的当天，当局宣布了新的劳工移民配额。虽然移民配额是有限的，阿拉伯方面还是宣布抵制听证会。但最终，委员会还是听到了穆夫提的证词，他将“犹太人的终极目的”描述为在谢里夫圣所重建所罗门圣殿。他坚持犹太移民必须被完全禁止；至于新来的人是否允许留在独立的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只能留待日后解决。1937年7月发布的《皮尔报告》至今仍是对1917年以后巴勒斯坦乱局的透彻研究，有效地揭示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自那时起是如何变化的：

阿拉伯人对犹太民族家园的抗拒从未被有思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忽视过，然而他们过去仅把它看作一个无论多么严重都能找到某种办法克服的障碍。我们相信，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这么说），这个障碍已经成为或说可能成为危机。在巴勒斯坦，没有人意识不到阿拉伯人现在对“民族家园”的仇恨比起五年十年前更加强烈也更普遍了。[22]

它的结论鞭辟入里：

在一个小国的狭隘疆界内，两个民族之间发生了不可抑制的冲突。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他们的抱负互不相容。阿拉伯人渴望重现阿拉伯黄金时代的辉煌，犹太人渴望展示他们重归犹太民族诞生之地后所能实现的成就。双方的民族理想都不允许他们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服务。

委任统治的条款无法实行，除非压制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要求独立。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会侵犯犹太少数民族的权利，但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会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招致更大范围内的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群体的反对。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两个主权国家。委员会认为：“分治似乎可以提供一个最终实现和平的机会，我们认为其他任何方案都办不到这一点。”拟议的犹太国家将覆盖巴勒斯坦25%的疆域，从特拉维夫沿海向北，包括了人口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的加利利。阿拉伯国家则拥有山地、内盖夫（Negev）沙漠和雅法，并与外约旦相连。英国将继续掌握耶路撒冷、伯利恒以及通往地中海的走廊。

皮尔的提案在伊舒夫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引发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让犹太国家覆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区：既没有耶路撒冷也没有希伯伦，还不包括犹太省[23]的任何一部分。反对者们因以色列地的每寸土地都要被迫拱手让人而哀叹。雅博京斯基称这个计划荒诞无稽，坚信犹太人不会落入陷阱。然而魏茨曼已经向委员会显示了自己的灵活变通：

当前的现实与救世主的希望相去甚远……那是一个根植于民族传统中的希望，让数千年来的殉道者为之献身，那是一个民族至死方休的憧憬……上帝将以色列地许诺给犹太人，这就是对他们的特许。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能做的有限，为子孙后代背负着沉重的责任。[24]

他和本-古里安原则上已经接受了划界而治，但他们要争取得到更多的领土。本-古里安称这“不是结束”，而是赎回“整个国家的开始”。[25]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拒绝了任何有关分治的想法，但也不同意让纳吉布·纳沙什比最近成立的民族自卫党（National Defence Party）的代表们退席。纳沙什比的支持者随后遭到攻击，有些甚至被穆夫提的支持者杀害。周五在清真寺的祷告被用来宣讲分治的罪恶。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重申其主张，要求停止犹太人的移民和购地交易，将委任统治条款改为英国和一个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约。1937年9月，在叙利亚卜卢丹（Bludan）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泛阿拉伯世界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然而，皮尔勾勒的方案——即使只是纸面上的而非现实中的——依旧是解决冲突最有可能实现的途径。

在幕后，双方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建立联系（以及寻找共同点）：希伯来大学的朱达·马格内斯是“和平之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36年夏天参与提出了一项倡议，但犹太事务局对此顾虑重重，阿拉伯方面的对话者也身份未定。1937年的另一项提案——建立一个犹太人口上限为50%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也没成功。它的底线是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而完整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个说法遭到犹太事务局的鄙薄。“这听起来极度自由，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一位官方人士问道，“每个贝都因人和文盲都要在投票点同欧洲最优越的犹太人一起统计票数。该协议粗暴的多数理念非常巧妙地藏身于这种笼统的自由派用语之下。”[26]有人怀疑，这项提案是通过错误地暗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尚存达成协议的可能，来破坏皮尔的分治方案的实施。马格内斯、前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现在是赫伯特勋爵）和其他“未经授权的”和平倡议的犹太作者，都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的谴责，并被所有希伯来媒体批判为叛徒和支持同化者。

镇压与约束

1937年夏天回归了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到了9月下旬，一名阿拉伯枪手在拿撒勒圣公会教堂外杀害了英国地区专员刘易斯·安德鲁斯（Lewis Andrews）和他的警察保镖，动荡卷土重来。就像1936年4月引发第一拨暴力事件的事故一样，它被归咎于卡萨姆的支持者。安德鲁斯是迄今为止英国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这一次，政府做出了更严厉的回应。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所有民族委员会均被取缔，数十人被捕。哈吉·阿明·侯赛尼被解除了穆斯林最高理事会主席一职。他先是藏身于谢里夫圣所，英国人包围那里后他装扮成贝都因人逃了出去，流亡黎巴嫩并受到法国当局的监视。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包括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哈立迪，都被赶上一艘皇家海军驱逐舰，流放至塞舌尔。[27]

10月，巴勒斯坦全境爆发骚乱，规模远大于1936年的那次。现在，阿拉伯人攻击公共汽车、火车、从该地北部延伸到海法的伊拉克石油管道以及军队驻地。武装团伙组成了更大的地区性部队，争相取得伊扎特·达尔瓦扎领导的圣战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for Jihad）的支持。该委员会由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大马士革成立，为巴勒斯坦反抗军筹款并供应物资和武器。法国当局在此前一年授予了叙利亚更多的自治权，英国请其介入时，被法国拒绝。[28]

镇压成为常态，英国警方和部队犯下了许多暴行。“军事法庭进展顺利”，一名警察于1937年12月记录道：

但不出我们所料，我们太宽容了，要用太多的证据才能定罪，所以现在任何在可疑情况下被我们抓住的阿拉伯男人都要立即击毙。海法现在平均每天发生一次爆炸，但没有遭受多大损失。昨晚有一枚炸弹被丢进了一辆犹太人的公交车，罪犯已被抓获。我们带着他到他家里，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于是任由他在花园里畏罪潜逃。幸运的是我不必参加这次审讯。

这名警察还称“撞死一个阿拉伯人跟在英格兰撞死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区别仅在于撞死狗我们不用汇报”。[29] 11月，英国人绞死了卡萨姆团的残余势力领导者、年老的谢赫法汉·萨阿迪（Sheikh Farhan al-Saadi）。在斋月[30]守斋期间执行绞刑，令阿拉伯人在倍感伤痛的同时义愤填膺——此事被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尔米（Abdel Karim al-Karmi）写成了诗歌，诗中诅咒无视烈士鲜血的“阿拉伯国王们”，这起事件因而被人们铭记。[31]在印度工作多年的殖民治安专家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受命调查巴勒斯坦的安全问题。他建议在各地——沿着边境线和其他地方——建造一连串钢筋水泥碉堡，引进来自南非的杜宾犬用于搜查，以及在耶路撒冷开设阿拉伯审讯中心。他提出的这些建议很快被采纳。水刑和其他酷刑比比皆是。[32]尽管如此，在1938年夏季，暴力事件仍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反抗军很快就控制了山区，运作自己的临时法院，还在纳布卢斯的中心街道上公开征税和巡逻。警察局也遭到袭击。

8月下旬，动乱达到高峰，英国军事指挥官罗伯特·海宁（Robert Haining）将军报告称：“现在的形势是，这个地区的民政管理和控制实际上都已失效。”[33]反抗军人数据估计约为9 000至10 000，其中约有3 000名全职战士。英国军队则有2个师共2.5万名官兵。英国通过集体罚款和炸毁据称庇护游击队的房屋来惩罚支持反抗军的阿拉伯村庄，如果不支付罚款就没收他们的牲畜。柑橘园和葡萄园的果树被连根拔起。阿拉伯人被当作人体盾牌，坐在检查车上，在铁轨上为火车开路，或者被迫与军方车队一起乘坐卡车以防地雷袭击。在卡车上，一些士兵会在行程结束时猛地刹车，然后漫不经心地碾过从引擎盖上掉下来的阿拉伯人——“可怜的阿拉伯佬（wog）”——使他们死去或重伤。[34]“如果有地雷，就让那些人（阿拉伯囚犯）去踩。这是一个挺肮脏的伎俩，但我们喜欢。”一个士兵说。在搜查的时候，士兵们会包围一个村庄（通常是在天亮前），将男人们关在铁笼子里，另一些士兵搜查时则往往会摧毁一切：他们焚烧存粮，将橄榄油浇在食物和家庭用品上。男人们还要被阿拉伯线人或英国官员一一筛查，蒙面的阿拉伯线人在发现嫌犯时会点头示意，英国官员则会对着资料逐一检查。黎巴嫩边境旁的艾尔巴萨（al-Bassa）和希伯伦附近的哈尔胡勒（Halhul）都经历了屠杀，但这些事件多年后才被曝光。[35] 1938年10月，军队失去了对耶路撒冷老城的控制权整整五天。到了11月，海宁不得不上报：“反叛团伙现在已经通过恐怖手段控制了大量人口，说这个地区的每个阿拉伯人都是政府的潜在敌人也并不为过。”[36]那段时期的气氛紧张而危险，当时的故事和象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最初，戴着奥斯曼式塔布什——暗红色、缀有流苏的毡帽——是支持反抗者的象征。“这是为了区分阿拉伯人，”一个太巴列的巴勒斯坦人回忆道，“如果你头上不戴任何东西，就会像犹太人一样。这是身份问题。如果有人想射杀犹太人，而你戴着塔布什，他就不会对你开枪。但这也意味着将自己暴露于犹太人的枪口下。”[37]后来，被称为“圣战士”（mujahideen）或“革命者”（thuwwar）的反抗军命令人们放弃塔布什和欧式帽子，转而戴上用山羊毛绳（aqal）束着的传统阿拉伯头巾卡菲耶或说赫塔（hatta），使自己能混入当地人中，更不容易被英军追查到。拉姆安拉基督教贵格派学校的校长哈利勒·托塔（Khalil Totah）回忆说：“这种转变就像是魔法。”甚至法官也照办了。恐吓大规模发生。[38]一名阿卡的反抗军战士后来回忆道：“他们把塔布什放在一头驴子上，然后说‘只有蠢驴才戴塔布什，戴赫塔吧’。”[39]

直到1937年冬天，犹太人袭击阿拉伯人的案例仍然很少。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外是1936年4月在佩塔提克瓦附近发生的谋杀事件，这是那些脱离哈加纳的异见者所为。伊舒夫的观点是实行自我克制（havlagah）政策，“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传统”，用魏茨曼的话来说，这有助于说服英国人严厉镇压巴勒斯坦乱局，也能让犹太人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政治优势。犹太人缺乏关键的军事能力和经验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魏茨曼向沃科普抱怨称，政府对这些骚乱的叙述“并未提到犹太人在阿拉伯人长期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更没有一句赞美之词”。[40]但自我克制政策并没有被普遍遵守。1937年11月，耶路撒冷附近5名犹太工人被杀，引起了一连串报复事件。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惊骇地看到，在以犹太人为主的雷哈维亚（Rehavia）地区，犹太儿童竟围着一个阿拉伯人的尸体跳舞。反抗阿拉伯人的袭击由伊尔贡吹响号角。这个军事组织受雅博京斯基鼓舞而建立，却遭到伊舒夫的主流群体的避忌。1938年4月，贝塔修正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Yosef）在加利利向一辆阿拉伯人的公共汽车开火，作为对杀害5名犹太人的事件的报复。本-约瑟夫被英国人在阿卡监狱处以绞刑后，伊尔贡在海法绑架并绞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并让伪装成阿拉伯人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在市场等公共场所放置炸弹，在7月份的一次毁灭性袭击中，至少有35名阿拉伯人遇害。这反映了时局的动荡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体现为犹太复国主义媒体似乎无法相信犹太人应对这种暴行负责，百般暗示这必定是一些煽风点火的奸细想要激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犹太人经营的《巴勒斯坦邮报》（Palestine Post）评论道：

“叛乱”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除非发生一场涉及所有人的“战争”，否则没有什么可以给它带来新的动力。没有什么比让每个阿拉伯人相信所有犹太人都是他的敌人更能传播种族仇恨的种子，也没有什么比制造犯罪更能建立这种仇恨信念。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牺牲和必然带来的痛苦，会让轻信的阿拉伯人认定犹太人是罪魁祸首。[41]

但是犹太人内部关于自我克制政策的争论主要涉及的是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的重要联系；只有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和平之约”的支持者——在思考未来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42]人人心情恶劣。耶路撒冷的塞法迪犹太名流伊利·埃利亚查尔（Elie Eliachar）说：“作为一个对阿拉伯人十分熟悉的本地人，我很清楚自我克制政策会被解释为软弱，并且会鼓励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43]

皮尔第二

在事件激化之时，德国在欧洲的攻城略地和苏台德地区的危机远比遥远的巴勒斯坦紧要，英国人心中的权重正在发生变化。1938年4月，由约翰·伍德黑德（John Woodhead）爵士率领的另一个调查委员会抵达耶路撒冷，调查动乱和实施分治的前景。犹太复国主义者嘲讽其为“皮尔第二”委员会，犹太事务局像上次一样秘密记录下了委员会的审议过程。[44]过了一个夏天，它的方向变得更明确了。11月，伍德黑德委员会断定皮尔勋爵的提案是不可行的。它推出了三种具有不同边界和行政规划的备选分区方案——没有一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是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的——并建议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考察巴勒斯坦的未来走向。穆斯林最高理事会拒绝与调查委员会进行任何合作。打算出席做证的耶路撒冷市议会成员哈桑·隋德格·达迦尼（Hassan Sidqi al-Dajani）遭到暗杀，这被认为是穆夫提的人做的，因为达迦尼曾被警告不要与调查委员会合作。有人告诉他，“去找分治委员会的人应该带上裹尸布”。[45]犹太事务局秘密支持的法赫里·纳沙什比（纳吉布的堂兄弟）公开反对穆夫提，[46]并要求把到伦敦参加会谈的巴勒斯坦代表团里的一半席位分配给这位神职人员的反对者。[47]法赫里被一个“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幸运的是他不在场。

1938年下半年，“圣战士”得到的支持开始变少，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村民们是被迫支持他们的。被杀的疑似合作者、告密者和警察也明显增多，同样增加的还有个人被处决的案件：太巴列的出租车司机法兹突然失踪，他的尸体在一个犹太地区的灌溉渠中被发现，一根铁扦刺穿了他的头颅。因为他被定罪为“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告密之人”。[48]由于信息来源不明，我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但一项权威估算数据显示，1936年到1939年间有1 000名阿拉伯人被反抗军杀害。[49] 1938年是最血腥的一年，共有69名英国人、292名犹太人和486名阿拉伯平民或警察遇害。超过1 000名反抗军成员在行动中丧生。[50]阿拉伯人的“和平队伍”（Fasail al-Salam）开始抗击反抗军。法赫里·纳沙什比是这场短暂的反暴乱行动主要的幕后支持者。来自亚鲁泊（Arrabeh）的前反抗军指挥官法赫里·阿卜杜勒-哈迪（Fakhri Abdel-Hadi）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馆的职员。对一些英国官员来说，他是个两面派，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谋杀、绑架和抢劫煽动仇恨。[51]

英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面对当地装备寒碜的战士具有压倒性力量的英国皇家空军——是反抗失败的首要原因。[52]在这几个月内担任巴勒斯坦北部第8师师长的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少将对反抗军的态度被形容为“嗜血好杀”。[53]抵制反抗军的农民组织在纳布卢斯地区和海法附近的卡尔迈勒山区的德鲁兹派中兴起。纳沙什比在希伯伦山区组织起了和平部队，并于1938年12月在亚塔（Yatta）召集了3 000名村民参加公开集会，英国驻耶路撒冷陆军指挥官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少将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皮恩卡斯·鲁滕伯格这位管理巴勒斯坦电力公司的犹太大实业家与犹太事务局合作，购买了一批武器，由哈加纳转交给纳沙什比。纳沙什比还举行了一场犹太事务局资助的宣传运动。宣传的主旨——为1939年2月圣詹姆斯会议做了铺垫——是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支持这次反抗。据法赫里的一个犹太熟人说：“法赫里希望向公众证明，反对穆夫提的力量有多强大……而且巴勒斯坦的大多数阿拉伯人真的想要和平。他们虽然害怕犹太人，但更害怕穆夫提。”犹太事务局安排了一场英国情报部门官员与阿布高殊（Abu Ghosh）阿拉伯村民的会面。阿布高殊是耶路撒冷西部主要道路上的一个村庄，与其犹太人邻居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村民们适时地谴责了动乱，并敦促英国人增强温和派的力量。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指出：“这种穆夫提集团与其他阿拉伯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显然是好事。”[54]

既成事实

在这动荡的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从1938年3月开始，英国人逐渐放弃分治，似乎有可能对犹太民族家园的发展施加新的限制，犹太人开始争先恐后地创造“既成事实”。哈尼塔（Hanita）位于俯瞰黎巴嫩边界的山脊上，是最著名的“碉楼和瞭望塔”（Homa ve’Migdal）型定居点。在已购买但尚无人居住的土地上进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有屋顶的建筑物能在黑夜到来前竖立起来，它将被认为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哈尼塔还处在阿拉伯反抗军渗透巴勒斯坦的往返路线上，所以这个定居点有双重目的。来自伊茨雷埃勒山谷里的拿哈拉村的年轻哈加纳成员摩西·达扬[55]描述了数百名开拓者在黎明前出发、带着大量设备攀登陡峭岩坡的场景。“我们开始在山顶建造一座木制的瞭望塔和标准的围栏，还有中间填满了泥土和石块的双层木墙”，他后来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白天做完所有工作，这样在我们估计的第一次袭击到来的时候，帐篷里的东西能被夜幕遮掩。但我们还没有修筑完防御工事就到了晚上。有太多事情要做，还受到强风的阻碍，甚至无法搭起帐篷。午夜时分，我们遭到了袭击。

阿瑟·库斯勒在他的著名作品《夜贼》（Thieves in the Night）中用小说式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哈尼塔在其中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土、自卫和身份之间的纽带。继“特拉哈伊、胡尔达（Hulda）和提拉兹维（Tirat Zvi）”与其他地方的犹太定居点遭到袭击却成功自卫的教训之后，阿拉伯人再一次认识到，“正如哈加纳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犹太定居者脚下洒满捍卫者的鲜血的土地，不会被其建造者和守护者抛弃”。[56]这些边远定居点被赋予了开拓进取的光环；1937年巴黎世博会巴勒斯坦馆就选择了“碉楼和瞭望塔”的定居点造型。到1939年，这样的定居点总共建成了57个。[57]

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在阿拉伯起义期间获得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到1936年10月，已有3 000名犹太人被招募为编外警察[58]。到1939年夏天，有2.2万名犹太人在其中服役或成为定居点警卫，大多数人实际上为哈加纳工作。[59]达扬和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这样的哈加纳成员还加入了一个新的英国部队，即特种夜行队（Special Night Squads，SNS）。它是在伊拉克石油管道遭到破坏后成立的，由性格乖僻的军官奥德·温盖特[60]指挥，魏茨曼称他是“怪才”。[61]在加利利的黑夜掩护下，特种夜行队在一场残酷的镇压行动中向阿拉伯反抗军发动了战争。温盖特被犹太人称为友人（haYedid）。当时他那被一名官员形容为“惨绝人寰”的残忍手段并未引起公众议论，这些手段包括虐待、鞭打、刑讯和斩首。1938年10月2日在太巴列，包括11名儿童在内的19名犹太人在“圣战士”精心策划的袭击中丧生，该事件被比作1929年希伯伦大屠杀。[62]温盖特和他的属下随即从哈丁附近的阿拉伯村庄里赶出了10个人并将其射杀。[63]在温盖特的影响下，阿隆和达扬帮助构建了一个更大胆的犹太军事学说，希伯来语称之为“超越藩篱”，即从静态防御转变为以攻代守。而自1936年以来，已有520名犹太人遇害。[64]

圣詹姆斯会议上的“慕尼黑阴谋”

1939年2月，伦敦的圣詹姆斯会议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新的“慕尼黑会议”[65]，他们甚至担心会议开始之前英国就会改变政策。魏茨曼提醒他的英国和犹太追随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达成谅解的努力与《贝尔福宣言》一样时日已久。他再次大力渲染了1919年与埃米尔费萨尔达成的协议。然而，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巴勒斯坦的动乱也仍在继续。3月，英国人追缉并杀死了大名鼎鼎的反抗军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吉·穆罕默德（Abdul-Rahim Hajj Mohammed）。[66]像他之前的卡萨姆一样，哈吉·穆罕默德进入了巴勒斯坦民族英雄的圣殿，他们的声名将在未来继续回响。有一句名言据说出自他口：“最渺小的圣战者脚底的鞋，也比那些任由同胞在山中受苦、自己却醉生梦死的社会成员要高尚。”[67]另一名反抗军高级将领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Arif Abdel-Razzaq，他以穿着漂亮的英式制服闻名）向叙利亚边界的法国当局投降。杰宁的反抗军指挥官优素福·阿布·杜拉（Youssef Abu Durra）则被拘押在巴勒斯坦与外约旦的边境。反抗在巴勒斯坦民众的记忆中延续了下去。[68]

5月，英国发布了一份新的白皮书，放弃了分治的主张，将接下来的5年中的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人数大幅限制到7.5万人，之后的数量还要征求阿拉伯人的同意，并严格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的权利。白皮书还规定在10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一旦恢复和平，就立即任命巴勒斯坦人担任某些部门的领导。英国的政策毫无疑问正在发生巨大转变：“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包含《贝尔福宣言》在内的委任统治制度的建构者并不想违背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的意志，将巴勒斯坦转变为犹太国家。”书面文件这样写道：

因此，陛下的政府现在明确宣布，让巴勒斯坦成为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犹太国家的臣民有违他们的意愿，也将违背英国政府在委任统治条款下对阿拉伯人的义务以及过去对阿拉伯人民的保证。

犹太复国主义者毫不含糊且毫不意外地拒绝了白皮书。这本该是巴勒斯坦人罕见的心满意足的时刻，但阿拉伯人的消极回应让英国的惊人逆转失去了意义。根据某些记载，穆斯林最高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赞同白皮书，但穆夫提坚决抵制它，因为英国人反对他回到故土，他只能流亡黎巴嫩。反抗军指挥官也反对任何妥协。[69]“我认为英国政府不可能进一步迁就阿拉伯人，”独立党领导人奥尼·阿卜杜勒-哈迪写道，“在政治上，要做的就是区分什么是可行的，什么不可行；力所能及的政策，哪怕有更多的要求，也比毫无成效的要好。”[70]后来的巴勒斯坦学者严厉地批评了穆夫提。“可能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就注定会让白皮书失败，”耶西德·赛义格写道，“但因为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反应，他们失去了进入更高层次委任统治机构、为迎接殖民时期过后的国家做好准备的机会。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深的社会错位和政治迷惘。”[71]穆夫提的传记作者也认为，拒绝这些提议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72]

巴勒斯坦的实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犹太人的数量在过去6年中几乎翻了一倍，从1933年的23.4万增加到1939年的44.5万，从总人口的21%上升到30%。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互不相干，延续了始于1921年并在1929年后加速的隔离趋势。在1936年和1938年，犹太人再度离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居民区，放弃了海法拥挤的下城区，来到哈达尔哈克梅尔区（Hadar HaCarmel）。于是混居区再无犹太居民，他们的社会关系也被切断了。在伊舒夫的中央机构支持下，犹太地区各自发展。[73]“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居的城市，跟周边地区不一样”，海法的劳工领袖大卫·哈科恩坚持说：

房子的确是在（犹太）居住区里，但工作的地方位于阿拉伯街道。人们每天在那儿度过10个小时。港口在那里，市场也在那里。容易生病的孩子们住在那里，而我住在犹太社区的孩子们也会从他们那儿患上传染病。[74]

然而，在像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边界村落埃尔曼西亚这样的地区，紧张局势尤为明显。1936年，一名英国访客发现邻近城镇之间的对立“一目了然”。[75]雅法的犹太人要求将他们的居住区并入特拉维夫。《皮尔报告》指出：“此时此刻，这两个族群泾渭分明、互不越界。”[76]哈伊姆·斯图曼（Chaim Sturman）是哈什梅尔的老成员，定居点的守卫，也是艾因哈罗德的缔造者和知名的“阿拉伯主义者”，他担心自己很快就会忘记如何说阿拉伯语。（斯图曼于1938年9月死于一枚地雷。）那年早些时候，摩西·谢尔托克对犹太学校的阿拉伯语教学水平之低感到惋惜。犹太学校的阿拉伯语教学水平之所以低下，是因为伊舒夫现在是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连绵的纯犹太区组成的。他也注意到，“需要每天使用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越来越少了”。[77]

1939年11月，与雅法相连的特拉维夫布伦纳居住区的犹太居民抱怨说阿拉伯人正在回归：“同一拨阿拉伯人，昨天还用手枪和步枪对准我们，今天就在城里四处漫步了。谁知道我们的邻居在密谋什么？我们会离开这座敞开大门（迎接袭击）的城市吗？我们会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吗？”[78]特拉维夫港口的建立——导致附近社区的交通越发堵塞[79]——是对雅法的阿拉伯人罢工和动乱的直接回应。崭新的卡尔迈勒市场也是如此，它建立在这个犹太城市的也门区（Yemenite quarter）。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空间上、社会上和心理上都更加疏远了。

1939年8月中旬，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一片“既不符合现实也无关紧要”[80]的气氛中于日内瓦召开。它被认为是该会自1897年年初在巴塞尔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会。会议宣布抵制白皮书，“这不是反对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与会代表们重申：

犹太人决心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与巴勒斯坦和邻国的阿拉伯人合作。大会认为，尽管经历了四年的杀戮与破坏，在相互承认并尊重各自权利的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来协调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愿望的。

然而，大会结束几天后，希特勒入侵波兰。巴勒斯坦的两个民族都为下一阶段的斗争秣马厉兵，双方都确定纷争一定会到来。

[1] Sefer Toldot haHaganah (STH), Vol. 2, p. 632; Subhi Yassin, Al-Thawra al-Arabiya al-Kubra fi Filastin , p. 42; Gilbert Achcar, The Arabs and the Holocaust, p. 133.

[2] Ian Black, Zionism and the Arabs, p. 17.

[3] Mahmoud Yazbak, From poverty to revolt: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outbreak of the 1936 rebellion in Palestin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6 (3), 2000, pp.93–113.

[4]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5] Zeina Ghandour, A Discourse on Domination in Mandate Palestine, p. 117.

[6] Jacob Norris,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Britain’s response to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of 1936–39,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1),2008.

[7] Thomas Hodgkin, Letters from Palestine, 3 June 1936, p. 170.

[8] Filastin, 12 July 1936, quoted in STH, Vol. 2, p. 639.

[9] David Ben‑Gurion, My Talks with Arab Leaders, p. 80.

[10] Leila Parsons, The Commander, p. 120.

[11] A. J.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101.

[12] Black, Zionism, p. 26.

[13] Lord Melchett, Thy Neighbour, p. 225.

[14] 米尔（Mil），巴勒斯坦货币单位，数额较小。——译者注

[15] Black, Zionism, pp. 47–8.

[16] Matthew Hughes, The banality of brutality: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24 (507), 2009, pp. 313–54.

[17] 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Mark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104.

[18] H. J. Simson, British Rule and Rebellion, p. 227.

[19] Martin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 165.

[20] Yehoshua Porath,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212.

[21] Neil Caplan, Faisal Ibn Husain and the Zionists: a re‑examination with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 (4), 1983, pp. 561–614.

[22] Peel Report, p. 123.

[23] 犹太省（Judaea，或称朱迪亚），指罗马帝国时期的犹太行省，包括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的一部分。——译者注

[24] Rael Jean Isaac, Israel Divided, p. 33; New Judaea, August–Sept. 1937, p. 214.

[25] Benny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 16.

[26] Black, Zionism, p. 90.

[27] Ghandour, Discourse on Domination, pp. 166–74.

[28] James Barr, A Line in the Sand, pp. 174–83.

[29] Hughes, Banality, op. cit.

[30] 斋月（Ramadan），伊斯兰教历九月，穆斯林认为是尊贵的月份，从每天的日出到日落期间都须守斋。——译者注

[31]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77.

[32] Hughes, Banality, op. cit.

[33] William Quandt et al., The Politic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 38.

[34] Hughes, Banality, op. cit.

[35] Matthew Hughes,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the histories of the atrocities at 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of al‑Bassa and Halhul,1938–1939,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 (3–4), 2009, pp. 528–50.

[36] Norris,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op. cit.

[37] Yusif Sayigh, Arab Economist, p. 158.

[38] Itamar Rada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lestinian‑Arab middle clas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1920–3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16.

[39] Ghandour, Discourse on Domination, p. 113.

[40]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484.

[41] Palestine Post, 17 July 1938.

[42] Black, Zionism, p. 380.

[43] Elie Eliachar, Lihiot im haPalestinaim, p. 65.

[44] Yoav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 184.

[45] Hillel Cohen, Tarpat, p. 127.

[46]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240–43.

[47] Quandt et al., Politic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 39.

[48] Sayigh, Arab Economist, p. 160.

[49] Cohen, Tarpat, pp. 143–4.

[50]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488;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p. 143–4.

[51] Matthew Hughes, Palestinia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ritish: the peace bands and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1939, Journal of Con temporary History, May 2015.

[52]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pp. 150—51.

[53] Hughes,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op. cit.

[54] Black, Zionism, pp. 390–98.

[55] 摩西·达扬（Moshe Dayan，1915—1981），以色列军事学家，曾在不同时期分别担任以色列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参与戴维营谈判。——译者注

[56]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253.

[57] Sharon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93.

[58] 犹太编外警察（或犹太辅警，Jewish supernumerary police）是英国1936年6月在巴勒斯坦设立的警卫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哈加纳的核心力量和1948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员。——译者注

[59] Meir Pa’il, Min HaHaganah leTzva Haganah, p. 141.

[60] 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1903—1944），英国陆军高级军官，军事指挥家和战术家，特种作战先驱，“二战”期间在缅甸、印度等地声名远扬。——译者注

[61]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489.

[62] STH, Vol. 2, pt 2, p. 820; Anita Shapira, Yigal Allon, p. 96.

[63] John Knight, Securing Zion? Policing in British Palestine, 1917–39,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2011.

[64] STH, Vol. 2, pt 2, pp. 650, 800–802.

[65]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并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划给德国以实现“祸水东引”，让德国进攻苏联。慕尼黑阴谋是英法绥靖政策的产物。——译者注

[66] Sonia Nimr, in LeVine and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p. 141–56.

[67]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 153.

[68] Ted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p. 171–202.

[69] Nasser Nashashibi, Jerusalem’s Other Voice, p. 107.

[70] Achcar, Arabs and Holocaust, p. 139.

[71]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7.

[72] Philip Mattar, The Mufti of Jerusalem, p. 151.

[73] May Seikaly, Haifa, p. 250.

[74] Yfaat Weiss, A Confiscated Memor, p. 67.

[75] Simson, British Rule, p. 134.

[76] Peel Report, p. 146.

[77] Yonatan Mendel, The Creation of Israeli Arabic, p. 29.

[78]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74.

[79] Tamir Goren,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national symbol: Jaffa Port from the Arab Revolt until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Mandat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1 (6),2015, pp. 863–82.

[80]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508.

第六章
1939—1945

本-古里安的提议完全无视了一百万阿拉伯人与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的事实——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梅厄·雅里（Meir Yaari）

战火中的巴勒斯坦

1940年9月9日下午晚些时候，意大利飞机毫无预警地轰炸了特拉维夫，造成137人死亡。那些CANT Z1007中型轰炸机来自佐泽卡尼索斯（Dodecanese）群岛上的基地，飞向雅法的港口、海军基地、炼油厂和其他战略目标，但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进行了拦截，迫使它们将装载的弹药倾泻在远离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居民区。大多数受害者是犹太人，然而一颗炸弹击中了苏梅尔（Sumail）村，导致7名阿拉伯人身亡。这个村子当时正处于被迅速发展的城市吞噬的过程中。[1]意大利的空袭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决定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和阿犹冲突未来的进程——中直接影响巴勒斯坦的一个罕见但令人震惊的事件。最初，战争带来了财政危机的阴云，贸易中断，柑橘产业一片惨淡，[2]失业率大幅上升。但总体上，巴勒斯坦在战争年代是和平的，至少表面上相对和谐。作为英国军队在中东地区一个庞大的驻扎地、补给点以及弹药和后勤基地，这里在战争期间真正繁荣起来。虽然在海法和雅法的港口，食品价格上涨和对体力劳动者需求的增加有利于阿拉伯人的经济发展，但犹太人凭借着技术型劳动力和工业基础，更有能力与政府签订项目合同。

阿拉伯社会需要时间从三年动乱的流血和分裂中恢复过来。在英国一场残酷的镇压行动中，有5 0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146人被绞死，数千人被逮捕——包括穆夫提和他的亲属贾迈勒·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的创始人），他们先是被羁押在巴格达，随后被分别关押于柏林和英属殖民地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的战俘营里。他们都抵制1939年白皮书，理由是它并没有完全禁止犹太移民，只提出了此后十年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建议，虽然这是自《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有关该地前途的天平第一次偏向阿拉伯人。他们的政治生活被争夺名声和影响力的小打小闹主导，几乎是一潭死水。有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还能推动阿拉伯人努力建立统一战线，但这种努力通常徒劳无功。[3]

对犹太人来说，战争年代是在白皮书的阴影下度过的。移民受到限制，大部分土地购买遭禁，犹太人面对着永久成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少数民族的前景。大卫·本-古里安公开承诺要“像没有发生战争一样对抗白皮书，像没有白皮书的存在一样对抗战争”。他还宣称，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贝尔福宣言》诞生一样，这场新的冲突应该带给犹太人一个自己的国家。甚至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传出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之前，扩大非法移民就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当务之急。偷越英国的封锁成了民族使命。1940年11月，一艘名叫“帕特里亚号”的不甚结实的船在海法港沉没，因为哈加纳的成员错误地估计了他们埋下的炸弹的能量。他们的目的本来是破坏船只，防止犹太乘客被驱逐出境，但这次事故导致了300人溺水而亡。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942年1月，柏林举行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秘密确定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2月，一艘名为“斯特里蒙号”的牲口运输船被一枚水雷或鱼雷击中，沉没在黑海中。在英国拒绝将罗马尼亚犹太难民转移到巴勒斯坦后，土耳其当局派出了这艘船。这次死亡人数为768人，残酷地表现了犹太人逃出生天的艰险以及英国善意的不可靠。“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是要利用欧洲犹太人触目惊心的惨剧，”摩西·谢尔托克说道，“但他们免不了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事件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者解决犹太问题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数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场浩劫。”[4]

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将英国高级专员描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1941年，伊尔贡一个规模较小但较极端的分支，“为以色列自由而战之人”（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为Lehi，“莱希”），增加了对抗英国统治、抢劫银行、安置炸弹和刺杀警察的行动。它的领导人是波兰出生的诗人亚伯拉罕·斯特恩，他坚信1939年白皮书说明英国已经“背叛”。1942年2月，他在特拉维夫的一个藏身处中被发现，并被一名英国警探枪杀。[5]但那些被英国人称为“斯特恩帮”的“无名战士”仍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下进行无情的斗争。

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和同盟国规模庞大、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使起义成为天方夜谭。1940年8月，摩西·谢尔托克告诉以色列工人党的同事，犹太人定居点与阿拉伯村庄之间达成了地方性安全协议，尽管他不确定会持续多久。“他们如今是穆夫提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在与我们的联系中找到了自救之法。”[6]战争年代早期，双方关系有所改善，至少局部地区是如此。犹太社区与贝特谢安和西加利利等地的农村重新建立了联系。毗邻太巴列湖的金诺萨尔（Ginossar）基布兹也与附近的古韦尔阿卜舒沙村（Ghuwayr Abu Shusha）签订了一项协议。[7]1940年1月，1 000名犹太和阿拉伯柑橘种植园园主在雅法的阿尔罕布拉（Alhambra）电影院见面商谈合作。[8]该市阿拉伯领导人公开对意大利轰炸特拉维夫时的遇难者表示哀悼。[9]犹太人回到雅法，阿拉伯人回到特拉维夫，[10]尽管双方都存着顾虑。然而，两个民族的全面和解仍未达成。1941年11月，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秘密支持的“和平队伍”组建者法赫里·纳沙什比在巴格达遇害，凶手可能是穆夫提的支持者。哈吉·阿明·侯赛尼则在拉希德·阿里[11]的亲轴心政变后逃离伊拉克首都，去往罗马，随后又来到柏林。在那里，声名狼藉的他见到了希特勒和希姆莱。巴格达暗杀事件是针对阿拉伯反对派人物的协同行动的一部分，目标包括与犹太人保持友好关系和向犹太人出售土地的人。在耶路撒冷，支持白皮书的纳吉布·纳沙什比试图让英国确认他的民族自卫党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代表，但并未成功。

选边站队

巴勒斯坦战时生活的特点是配给制、物资短缺和黑市，伴随着对未来深深的不确定感。对于外人来说，这个地区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奇特了。

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开车绝不会感到无聊：你能看到犹太人戴着扁平的毛边帽子，没修剪过的头发从肩膀上披下来；阿拉伯妇女戴着昂然挺立的，几乎像是中世纪来的头饰；希腊牧师梳着圆发髻，戴着烟囱般的帽子；外约旦边防部队（Transjordan Frontier Force）的官员们用黑色与猩红交错的毛皮高帽来搭配腰带；还有阿拉伯军团的人、阿比西尼亚教士、巴勒斯坦警察、美国人、贝都因人和穿着英国制服的人——这是一场时装秀。

这是一名1941年开始为政府秘书处工作的英国女性记录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寥寥无几，但气氛依旧凝重，充满疑虑。“我开始理解耶路撒冷人为什么会感到不快和忧虑。无论你去哪里，不管是去工作还是去娱乐，都有一股心照不宣的怀疑暗流。没有人会问，但每个人都想知道你站在哪一边——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12]上流社会成员云集于耶路撒冷豪华的大卫王酒店（King David Hotel）的酒吧，这里能提供当地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最殷勤的服务。凯蒂·安东尼厄斯（Katie Antonius）是1942年去世的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厄斯的遗孀，极富魅力，英国官员、阿拉伯名人和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都是她举办的晚宴的常客。英国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在参加了其中一次宴会后记叙道：“安东尼厄斯夫人似乎拥有一个真正的法式政治沙龙。这是一场豪华的派对，人们穿着晚礼服，享用来自叙利亚的食物和饮料，在大理石地板上跳舞。”[13]［众所周知，这位女主人与英国驻巴勒斯坦部队司令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有染。］

在过去的20年里，耶路撒冷作为殖民地的首府繁荣发展，但这是它作为相对国际化的城市的最后一段时间。阿拉伯中产阶级逐渐从拥挤的老城迁移到时髦的新郊区卡达蒙（Qatamon）和塔比耶（Talbiyeh）——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基督徒——或是邻近的巴卡（Baqaa）。有些仍生活在混居的社区里，尽管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同于他们在希伯伦和太巴列的同宗教友，几乎没有说阿拉伯语的。从20世纪40年代起，耶路撒冷城市西部的阿拉伯村庄，如艾因卡里姆（Ain Karim）、里夫塔、戴尔亚辛和马里哈（Malha）等，越来越与附近不断发展壮大的犹太居住区如伯哈基琳、吉瓦特沙乌勒（Givat Shaul）、罗梅玛（Romema）等交织在一起。然而，双方的社会往来仍受到严格限制。雷哈维亚和特比昂的新“花园郊区”完完全全属于犹太人。到1944年，犹太人占了耶路撒冷15.7万之多的人口中的9.7万，穆斯林和基督徒则各约3万人。[14]

战争的进程推动了情况的变化。1941年春天，德国扬言要在北非战线击败英国军队，人们开始担心德国人此后的行动；1942年夏天，在令人心惊胆战的几周里，隆美尔（Rommel）的装甲军团从开罗向前推进了150英里[15]，人们更加担心了。“阿拉伯人……会向任何新征服者轻触帽檐致意，”一名英国高级官员评论道，“当隆美尔兵临开罗城下时，我觉得很多当地人已经准备好挥舞色彩合适的旗子欢迎他了。”[16]正在访问美国的哈伊姆·魏茨曼被告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准备分配战利品……在特拉维夫的街道和定居点间走来走去，标记他们期望分到的房子”。出于对德国入侵的担忧，年轻的犹太人讨论起了集体自杀的计划，而“年长一些的犹太人会躲进山里，战斗到最后”。[17]哈加纳已经确定了在海法地区最后一搏的计划。英国情报人员向犹太机构和阿拉伯反对派人士求助，以协助其在纳粹入侵时组织抵抗行动，而如果纳粹得手，（据称）渴望复仇的穆夫提会随着纳粹回来统治巴勒斯坦。在规划巴勒斯坦被占领后的方案时，哈加纳的埃兹拉·达宁（Ezra Danin）设立了一个基金，向纳布卢斯的法赫里·阿卜杜勒-哈迪和苏莱曼·图坎（Suleiman Touqan）领导的一个团体提供武器。据达宁回忆，这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唯一达成的对抗共同敌人的协议。[18] 1941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的利益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趋于一致，哈加纳指挥部创建了帕尔马赫（Palmah，希伯来语为Plugot Mahatz，意为“突击部队”），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以基布兹为据点的数百名战斗人员在米什马尔哈埃梅克（Mishmar haEmek）接受了英国教官关于破坏行动和通信的训练，并在黎巴嫩及叙利亚与维希法国[19]的作战行动中获得了经验。在其中一次澳大利亚军队也参与的行动中，来自拿哈拉、曾服役于温盖特的特种夜行队的摩西·达扬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位声名大噪的帕尔马赫成员是来自金诺萨尔基布兹的伊加尔·阿隆。他们两人将在未来扮演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角色。

不存在的阿拉伯人

1942年5月，在纽约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者阐述了他们的战后计划。比尔特莫计划（Biltmore Programme）以举办该活动的曼哈顿的酒店命名，呼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以及“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共同体”。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报道正纷至沓来，面对英国的移民限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努力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并动员美国犹太集团。[20]比尔特莫计划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毫无提及，这暗示了一条更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路线。旧的妥协方案被遗忘了。左翼的哈什梅尔青年卫士（HaShomer HaTzair）团体领袖梅厄·雅里愤怒地说：“本-古里安的提议完全无视了一百万阿拉伯人与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的事实——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21]即使在比尔特莫计划出台后，哈什梅尔青年卫士和其他少数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宣称相信仍有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共存的可能性。希伯来大学校长朱达·马格内斯、哲学家马丁·布伯、教育学家欧内斯特·西蒙（Ernest Simon）和前“和平之约”的其他成员组成了“伊胡德”（Ihud，意为“联合”）派，倡导通过“双民族的”方案解决冲突。马格内斯声名卓著，但他在自己的社区中几乎没有影响力。1943年，当纳粹在欧洲的暴行昭然若揭时，西蒙对一群18岁的犹太人发表了演说。“我们正在进入另一个民族居住的地带，并且毫不考虑他们的感受，”他提醒道，“阿拉伯人害怕我们迫使他们离开这里。”这些年轻人的回应充满敌意，气势汹汹，这很能说明些东西。“哪种方法更道德？”其中一个问道，“让犹太人在流散中湮灭，还是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反对下进入巴勒斯坦，并将阿拉伯人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哪怕使用武力？”这是被称为“萨布拉”（Sabra，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仙人掌般的植物，外表布满尖刺而内部柔软）一代的犹太人中越发普遍的态度，他们在巴勒斯坦出生或长大，将在未来投入战斗并受到公众的关注。用一名以色列主流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对和平的希冀以及对阿拉伯-犹太友谊的渴望已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惯例，被反复提及却无人打心底里相信能够真正实现。”[22]“伊胡德”的领导者与巴勒斯坦和邻国的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了讨论。然而，“只要两边的官方领袖对他们不屑一顾，这些行动就只是白费心力”。[23]

“转移”的想法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尽管人们对这一说法的态度很谨慎，因为它与阿拉伯人可因犹太人获益的说法相悖。早在1895年，西奥多·赫茨尔就在日记中写到要“将赤贫人口秘密运出边界”——尽管这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没再提及。在20世纪之初的十年里，阿瑟·鲁平考虑过购买叙利亚的土地以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计划。人口迁移在不久之前有过先例，本-古里安在1934年与穆萨·阿拉米会面时提起了这件事。《皮尔报告》也推动了这一想法，提出让多达22.5万名阿拉伯人和1 250名犹太人进行交换，效仿1923年到1924年间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规模更大的、残酷却成功的人口转移。[24] 1937年，这个问题在犹太裔巴勒斯坦人中被广泛讨论。伍德黑德委员会考察了实施分治的前景，认为由于阿拉伯人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犹太人的不满，自愿转移不可能奏效。然而，人口转移仍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考虑范围内。1939年年初，叙利亚德鲁兹派领袖苏丹·阿特拉什（Sultan al-Atrash）向犹太事务局建议出售巴勒斯坦16个社区的村庄并让其中的10 700名居民移民叙利亚。魏茨曼把它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五十年中“最大的机遇”——一笔价值300万英镑的交易。“这将解除我们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许多政治干扰，只要能巩固我们在上加利利、胡拉（Huleh）和沿海平原所拥有的土地，我们就能在时机到来时进一步扩张，”他写道，“如果有1万名阿拉伯人能自觉自愿地和平移民，这就将创造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无疑会被其他人效仿。”虽然他的计划最终付诸东流，但这种思想——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德鲁兹派的联盟——被保留下来。[25] 1940年，犹太民族基金会的约瑟夫·魏兹（Yosef Weitz）在日记中写下了后来被大量引用的声明：“这个地区没有让两个民族共存的空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办法比把阿拉伯人，他们所有人，从这里转移到附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好的了。没有其他办法。”[26]魏茨曼在1941年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Ivan Maisky）会面时讨论了人口转移问题。鉴于之后发生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批评者关注了这个问题，有人将它精辟地描述为“无言的愿望”。[27]人口转移也被形容为“原始的梦想”或是“空中楼阁”。[28]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不是可行的计划，却并没有被犹太人遗忘。

知己知彼

在战争过程中，军事准备成了伊舒夫的重中之重。帕尔马赫与英国的合作在盟军于阿拉曼（El Alamein）[29]取得胜利后结束，这支部队转入地下，不过它已经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开始协调各地的情报工作，利用与阿拉伯人接触的所有领域收集未来可能有用的信息。[30]在犹太定居点中，收集情报的任务落在了穆赫塔尔（mukhtar，村庄或社区的领头人）的肩上，他们要负责保证安全和维持联系，并促进与邻近阿拉伯村庄的“睦邻”关系。在1939年于盖代拉附近成立的梅纳赫姆村（Kfar Menachem）里，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大卫·卡伦（David Karon）曾作为共和国一方参与西班牙内战，他刚回国不久，就帮助解决了一起基布兹看守人意外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的事故。卡伦成了埃兹拉·达宁不断扩大的“沙伊”（Shai，希伯来语为Sherut haYediot，意为“情报服务”）间谍网的一分子，从属于哈加纳的情报部门，并利用他在阿拉伯方面的关系购买了一批从英国军事基地偷来的武器。[31]在加利利的埃隆（Eilon）基布兹——一个新建的“碉楼和瞭望塔”式定居点——穆赫塔尔多夫·伊米亚胡（Dov Yirmiyahu）与一户贝都因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赢得了他们持久的感激，从而获得了宝贵的信息来源。他首先在他们的营地铺设水管，然后当这家人的儿子被一条蛇咬伤时，开着基布兹的吉普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32]帕尔马赫不时发起小队暗杀行动，以报复对犹太人的袭击，进行“惩罚和威慑”。1942年3月，哈加纳的军官们批准了杀死卡西姆·塔巴什（Qassem Tabash）的行动，他与亚历山大·扎伊德（Alexander Zeid，哈什梅尔卫队的创建人之一）在1938年动乱高峰期的死亡有关。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贝特谢安的阿拉伯强奸犯遭到阉割，后来这件事被写入了关于帕尔马赫的歌曲和民间传说中。[33]

20世纪40年代中期，哈加纳的策划者们开始整理阿拉伯村庄的综合资料，调查其宗族、政治派别和动乱期间的活动。远足——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重要依靠——早已在各地组织起来，以便年轻犹太人熟悉巴勒斯坦的地形、地貌和历史，这也是确认“犹太人对赎回的先辈的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一种健康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34]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yediat haaretz”——“了解自己的土地”，同时“沙伊”的特工收集的数据也被加进这些“村庄的档案”中。[35]萨法德当地人亚西尔·阿斯卡利（Yasser al-Askari）说他遇见过穿着军服的犹太男女探索阿拉伯村庄和景点，记录下当地的道路和其他特征。[36]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纯洁。后来，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热衷于去内盖夫和犹大沙漠地区——1939年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进入的地方。古老的堡垒马萨达（Masada）凭借犹太人面对罗马围困时英勇抵抗随后大规模自杀的传说，成为他们的世俗朝圣之旅的热点。[37]另一个热门目的地是加利利的特拉哈伊，1920年战死于此的约瑟夫·特伦佩尔多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英雄楷模。[38]这些富有教育意义的远行与侦察使命一般持续一周或更久。从内盖夫最南端的定居点拜特哈阿拉瓦（Bet haArava）到塞多姆及更远处的路线成了一种传统。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来自帕尔马赫和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的远足者，包括年轻的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去往亚喀巴附近的乌姆赖什拉什（Umm Rashrash）的路上进入军事封锁区，被英国人扣留了。他们早已把左轮手枪和手榴弹藏在了水罐底部的暗格里，这是他们接受训练时学到的。[39]哈加纳成员还偷盗英国人的地图。“那是1944年5月”，一名帕尔马赫成员回忆道：

我们一共出去了三队人……来制作“档案”。为了“打掩护”，我们带上了希伯来语、德语和法语的植物学书籍……我们是植物学家……我们每到一个村庄，人们都会聚集过来。我们是这样行动的：在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例如在穆赫塔尔的屋子里，我会将人们聚起来，弯腰挑选一些植物并举起来展示给他们：“你们能看看这株植物吗？”……然后我们的人会进入房屋，讨点水喝……在行程结束时，我们会坐下来休息放松——总结在途中看到的东西或更正笔记。[40]

1945年，哈加纳的整理范围扩大，开始搜集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信息，包括每个村庄及周边地区的道路、水源等等的草图、地图和照片。在飞行俱乐部活动的幌子下，他们还使用了航拍。[41]

阿拉伯地区的详细信息被用于土地购买。1946年，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发现一个阿拉伯语“说得很溜”、鼓吹共存的犹太人，与一位来自汗尤尼斯、想要购买土地的商人为伍。[42]尽管受1939年白皮书所限，犹太民族基金仍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数千德南土地。[43]反穆夫提派的巴勒斯坦人充当了房地产经纪人以及告密者，他们与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其他买家合作，用尽手段，包括当他们的马前卒。“沙伊”成员乔希·帕尔蒙（Josh Palmon）说：

我们会告诉卖地的阿拉伯人：“我们不是从你那里买地的人。把它转移到我们告诉你的阿拉伯人的名下。”然后他就会把地产转移到那个阿拉伯人的名下。我们如何操作，让那个阿拉伯人合法地把土地交给我们？我们会对他说：“我的好人啊，在这里签名，证明你问我们借了一笔钱。我们会把你告上法庭来取回贷款；你将会不还钱并被宣布破产，然后我们就有权随时取得你名下的任何财产。这是白皮书忘记的事。”它忘记了这个漏洞，通过这个漏洞我们买了很多地。[44]

阿拉伯土地所有者的资料被收集起来，这些人都身负债务，容易受到他们无法拒绝的报价的诱惑。[45]合谋者们还会煽动可以利用的仇怨。所谓的“美国”方法（酗酒和嫖娼）有时很管用。“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的土地数量与他们对阿拉伯社区的情报渗透程度一同增长。[46]

在公开场合，犹太移民喜欢表现他们与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特别是在外国贵宾面前。譬如在1946年，英美调查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ssion of Inquiry）的理查德·克罗斯曼发现，人们向他展示的是位于米什马尔哈埃梅克的“铺好草皮的庭院、喷泉和精心维护的花圃”，而旁边的阿拉伯村庄则是这名英国议员所见过的“最脏乱差的”地方。定居点就像一个最受欢迎的玻璃陈列柜。早些有位游客曾提到“基布兹的铁丝网围栏外仅数百米，就是肮脏的阿拉伯棚屋和里面可怜的居民”。[47]克罗斯曼看透了这些表象：“显然，犹太的穆赫塔尔们和阿拉伯的谢赫们相处融洽。”他写道：

我问谢赫，他是否会嫉妒百米外的农场里的学校生活。他回答“不会”的方式表明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我差点相信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是完美的，直到我问：“那么移民呢？”突然，谢赫的儿子跳了起来，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谈到了阿拉伯人的整体状况，包括穆夫提的回归。“你就不介意犹太人也在这个集体中？”他激动地回答说多一个犹太人都会毁掉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然后犹太的穆赫塔尔说：“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早就不会来到这里了，所以你其实还是喜欢我们的，不是吗？”谢赫和他的儿子无言以对，于是这位穆赫塔尔转过身来，用英语说：“你看，他们真的很喜欢我们，之前那些都是阿拉伯那边上级的宣传。”很显然，这位谢赫太过精明，不敢批评邻居。当这里风平浪静时，这种关系在社会上完全没问题；但谢赫和他的儿子会服从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命令，为他们的土地而向任何人开枪。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48]

1943年秋天，当轴心国的胜利已是希望渺茫时，战争的大潮掉转了方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增强的信心唤醒了一批原本麻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政界人士。穆夫提与纳粹的关系使他在英国人眼中丧失了信誉，并使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极易针对的目标。[49]独立党的领导人奥尼·阿卜杜勒-哈迪和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与艾哈迈德·希尔米帕夏（Ahmad Hilmi Pasha）合作，重振了阿拉伯民族基金。它募集了近10万巴勒斯坦镑的巨大款项，并购买了近1.5万德南本将卖给犹太人的土地。[50] 1946年，穆夫提被从法国转移到开罗关押，贾迈勒·侯赛尼从南罗得西亚的拘留中被释放，这引发了阿拉伯人一连串的活动。但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根据后来的一项研究，“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继续以嫉妒、互不信任、争权夺利和毫无结果的运动为特征……各种各样的使者和调停者纷纷提出建议和异议”，而且，“为了有效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而付出的一切实际努力，例如在土地领域的努力，都充斥着派系斗争。银行、建设性计划和民族基金都由掌权者发起、组织并控制在手，成为政治博弈、争论和操纵的舞台”。[51]这种混乱无序的苦果在未来几年里变得极其明显。

[1] http://www.haaretz.com/news/features/this‑day‑in‑jewish‑history/1.545939.

[2]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138.

[3] Joseph Nevo, The Arabs of Palestine 1947–48: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y,Middle Eastern Studies 23 (1), 1987, pp. 3–38; Issa Khalaf, Politics in Palestine, p. 90.

[4] Tom Segev, The Seventh Million, pp. 97–8.

[5] Guardian, 15 February 1992.

[6] Moshe Sharett, Yoman Medini, Vol. 5, p. 113.

[7] Anita Shapira, Yigal Allon, p. 74.

[8] Itamar Radai, Palestinians in Jerusalem and Jaffa, p. 133.

[9]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176.

[10]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74.

[11] 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全名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al-Gaylani，1892—1965），伊拉克政治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三度出任伊拉克王国首相。1940年到1941年间，盖拉尼作为首相寻求轴心国的支持以对抗英国在伊拉克的势力。——译者注

[12] Countess Ranfurly, To War with Whitaker, p. 103.

[13] Richard Crossman, Palestine Mission, p. 123.

[14] Salim Tamari, Jerusalem 1948, p. 1.

[15]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16] Norman Rose, A Senseless, Squalid War, p. 58.

[17]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p. 529–30.

[18] Ezra Danin, Tzioni Bekol Tnai, p. 157.

[19] 维希法国（Vichy French），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后，贝当向德国投降并建立了傀儡政府维希政权。——译者注

[20] Walid Khalidi, The Arab perspective, in Louis and Sto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 107.

[21]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283.

[22]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p. 308–10.

[23] Noah Lucas, Modern History, p. 193.

[24] Peel Report, p. 390.

[25] Ian Black, Zionism, pp. 356–7; Yoav Gelber, The beginnings of the Israeli‑Druze alliance, 1930–1948, Cathedra 60, 1991, pp. 141–81.

[26] Nur Masalha, Palestine Nakba, p. 6; 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p. 130.

[27] Erskine Childers, The other exodus, Spectator, 12 May 1961, reprinted in Walter Laqueur (ed.), The Israel–Arab Reader, pp. 179–88.

[28] Mordechai Bar‑On, Cleansing history of its content: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Ilan Pappé’s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27 (2),2008.

[29] 指第二次阿拉曼战役（1942年10月23日－1942年11月3日）。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埃及阿拉曼战胜了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扭转了北非战局，轴心国被迫进入战略收缩阶段。——译者注

[30] Yoav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510–27.

[31]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p. 20–23.

[32] Sarah Ozacky, The Haganah in Arab eyes, in Dani Hadari (ed.), Homat Magen pp. 303–42.

[33] http://info.Palmah.org.il/show_item.asp?levelId=38612&itemId=5897&itemType=0.

[34]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232.

[35]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188.

[36] Hillel Cohen, Tarpat, p. 305.

[37]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pp. 71–99.

[38]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311.

[39]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47.

[40]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71.

[41] http://jerusalemquarterly.org/images/ArticlesPdf/JQ‑52‑Sela‑Scouting_Palestinian_Territory_1940‑1948.pdf.

[42] Salman Abu Sitta, Mapping My Return, p. 55.

[43] Danin, Tzioni Bekol Tnai, pp. 217–18.

[44] Hadara Lazar, Out of Palestine, p. 56.

[45]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 300.

[46]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196.

[47] T. R. Feiwel, No Ease in Zion, pp. 275–87.

[48] Crossman, Palestine Mission, pp. 157–8.

[49]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7.

[50]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68.

[51] Khalaf, Politics in Palestine, p. 91.

第七章
1945—1949

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不管叫什么的废墟，你听我说，他们会占领这块土地并在这里劳作，然后这里会变得美好。

——伊扎尔·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希泽废墟》（Khirbet Khizeh）[1]

第一枪

1947年11月30日的那个星期天，一群武装阿拉伯人在锡尔金村（Kfar Sirkin）伏击了一辆自内坦亚（Netanya）开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客车，造成5名乘客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在联合国投票决定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几小时后，通常被认为是以色列独立战争和巴勒斯坦人纳克巴或说“浩劫”的开端。据称肇事者是由于排外和犯罪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民族的”原因行事的，但是当时这种区别被忽略或无视了，而且自那时起就被遗忘了。[2]当天晚些时候，一辆从哈代拉出发的客车也在路上遭到袭击，导致一名犹太人死亡，数人受伤。另一些袭击则表明，复仇和反复仇的加速循环驱动下的冲突已全面爆发。

12月13日，一名十几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惊恐地看着一辆黑色汽车停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外，“车上的人将两个引线正在燃烧的汽缸滚进了乱哄哄的人群”，造成20人身亡。[3]两周后，地下组织莱希——英军口中的“斯特恩帮”——袭击了里夫塔的一家咖啡馆，杀死6人。12月30日，伊尔贡向海法石化炼油厂外的一群阿拉伯工人投掷手榴弹，造成11人死亡，而这家炼油厂曾因其跨社区工会合作而受人关注。在随之而来的复仇之火中，该厂的39名犹太雇员被阿拉伯人用金属棍、刀子和锤子杀害，同时也有6名阿拉伯人被杀。1948年的第一天早晨，哈加纳的部队突袭了附近的巴拉德谢赫——那里埋葬着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人丧生。地方性事件助长了全国范围的危机。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全面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地面冲突的升级与“二战”后国际外交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加紧的步伐是一致的。1945年10月，哈加纳和伊尔贡通过破坏铁路系统，合伙发动了一场抗英行动。1946年4月，英美调查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按照“双民族”原则进行管理，并要求立即准入10万名犹太难民。但是，它未能使伦敦和华盛顿站在同一立场。6月，哈加纳的另一次行动摧毁了连接巴勒斯坦与邻国的所有桥梁，用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对抗当局颁布白皮书的有组织的最高抗争”。[4]英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Operation Agatha，“阿加莎行动”）。在被称为“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的日子里，有2 700名犹太人被拘捕，其中包括犹太事务局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哈加纳很大一部分指挥官。三周后，伊尔贡将装满炸药的牛奶罐偷偷运入地下室，炸毁了英国民事和军事管理局总部所在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一侧。这导致了91人死亡，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犹太人。犹太事务局立即予以谴责。有关这桩轰动的暴行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回响；它助长了英国的愤怒，加速了委任统治的结束。12月，大卫·本-古里安接管了犹太事务局的防务部门。巴勒斯坦的冲突很显然已不能和平解决了。

到1947年2月，伦敦的工党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日益不得人心的负担，正如当时属于反对派的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它正在耗费英国军人和警察的生命，进行“无谓的、肮脏的战争”。[5]英国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5月，这个羽翼未丰的世界组织建立了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缩写为UNSCOP）。在访问该地期间，委员会成员们目睹了所谓的“‘出埃及号’事件”（Exodus affair）：一艘美国老客轮上的4 500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被视为非法移民，遭到拘留并被遣返回欧洲。支持犹太人事业的有利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犹太恐怖主义的反感。这在“出埃及号”到达法国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两名被绑架的英国士兵因为报复对伊尔贡战士的处决而被绞死。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后来他们的尸体里被放置了炸弹，当人们在内坦亚附近的一个柑橘园里切开其遗体时，炸弹爆炸了。阿拉伯人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抵制，也就是一名犹太官员口中的“冷酷的恶意”，与“伊舒夫的热情接待”形成了鲜明对比。[6]

9月，联合国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7名建议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国际共管。少数人（来自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提出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联邦制国家。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表示“震惊且难以置信”，因为这“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平正义的原则”。[7]英国宣布，即使没有达成解决方案，它也将在6个月内离开巴勒斯坦。没有人觉得它真的会这么做。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分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置于联合国监管之下，成为“单独实体”（corpus separatum）。强势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使该方案获得了多数支持：33票支持，13票反对，10票弃权——局势颇为惊险，因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得到了美国和苏联——冷战初期世界两大国的支持。但它遭到了巴勒斯坦人，以及因美国易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而恼怒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国家的反对。方案中的犹太国占巴勒斯坦的55%，包括了人迹罕至的内盖夫沙漠；其人口将由约50万犹太人和40万阿拉伯人——作为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组成。然而，犹太人当时仅拥有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的7%。新建的阿拉伯国家将拥有44%的土地和1万名犹太少数民族。大耶路撒冷地区将处于国际管辖下。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宣布联合国投票结果“无效”。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副主席贾迈勒·侯赛尼则发出警告，称“确保领土免受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职责”。他拒绝了拟议的边界，斥之为“血与火之线”。[8]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是，“分治与妥协无关，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概念，并且是专为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和要求而定制出来的”。[9]

阿拉伯人的愤怒与犹太人的喜悦不相上下。在联合国于第一个总部成功湖村举行投票的数小时后，本-古里安来到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的阳台上。“他缓慢而庄严地环顾四周，看着挤满了人的屋顶和他脚下庭院里伫立着的人群”，一位目击者记载道：

他扬起手，大家纷纷沉默下来，等待他讲话。“有幸见证这一天的我们有福了。”（Ashreynu sheh zachinu la yom ha zeh.）他以“希伯来国万岁！”（Tchi ha Medina ha Ivrith）为结语——这个国家还没有名字——并呼吁人们唱起《希望之歌》（Hatikvah）[10]。庄严的咏唱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这一刻，我们的情感难以描述。几乎没有一双不湿润的眼睛，没有一个还能镇定的声音。本-古里安骄傲地向后一甩头，然后温柔地抚摸悬挂在栏杆上的旗帜，当他傲然高喊“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时，气氛变得极为热烈。[11]

当天晚些时候，巴勒斯坦领导层宣布举行总罢工抗议，而哈加纳呼吁17岁至25岁的犹太人主动服役。联合国的决议和对此的反应重演了十年前发生的事，当时皮尔委员会建议用分治来满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调和的愿望”。犹太人再次接受了决议，尽管尚有疑虑。阿拉伯人仍拒绝接受决议，拒绝放弃巴勒斯坦任何地区的主权，坚称联合国无权在大多数人民反对的情况下强制执行。巴勒斯坦人相信“这片土地完全属于他们，也是伟大的阿拉伯家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种理想状况的任何损害都被视为阴谋，也就是阿拉伯语中的‘慕阿玛拉’（mu’amara），策动这些阴谋的人打算将犹太问题从欧洲人那里转嫁给阿拉伯人”。[12]但现在，情况与1937年截然不同。尽管这种分治决策在当时和日后都无视了阿拉伯人在法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但其背后是国际舆论的力量。[13]更重要的是在几个月内，英国人将永远离开，不愿或不能再“维持秩序”。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一切都要由巴勒斯坦的两个民族自己去争取。

准备战斗

战争前夕，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比阿拉伯人准备得更充分。犹太领导者们信心十足，认为如果发生战斗，他们会如愿取得胜利。[14]哈加纳集中指挥部队。它能调遣3.5万人，包括2 500名帕尔马赫成员。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异见者”共有数千人，在成年犹太人中所占比例极高。“二战”期间，曾有约2.7万名犹太人服役于英军。此外，伊舒夫的各机构执行着国家纪律。英国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曾作为英美调查委员会成员访问巴勒斯坦，他观察到，“犹太事务局……实际上是一个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预算、秘密内阁、军队，更重要的是有情报部门。这是我见过的最高效、最有活力也最无情的组织”。[15]他预测，如果发生战争，哈加纳能够击溃阿拉伯人。克罗斯曼是一个明智的评估者（他与英国军方的看法并不相同）。[16]尽管如此，他对犹太人的信心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我们知道63.5万犹太人要面对数百万的阿拉伯人，也就是‘少数对抗多数’，”德国出生的年轻犹太人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在不久后写道，“但我们知道：投降即死亡。”[17]志愿参军在犹太青年中很普遍。1947年11月，17岁的希伯来大学学生蒂克娃·霍尼格-帕纳斯（Tikva Honig-Parnass）加入哈加纳。“在学校里，大家都知道谁是它的成员”，她回忆说：

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入伍是我从小所信仰的一切的顶峰。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奋斗才得到的，现在它正处于危险之中，我必须保护它。这种表述没有攻击性或成为侵略者的意思，只是要捍卫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建设的一切。[18]

大屠杀发生后，许多人认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追求建立家园的最正当理由，犹太人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同情——许多阿拉伯人低估或忽视了这一关键因素，坚信“完全无辜的人正在为别人的罪行付出代价”。[19]

现在没有人怀疑，英国统治的结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日益增长的自信，正共同将巴勒斯坦的命运推向险境。犹太人决心取胜，这是一个无形却强大的激励因素。1946年周边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突显了一个苦涩的真相，那就是巴勒斯坦正被困在“铁笼”中，阿拉伯人占多数却远未建成自治政府，巴勒斯坦人也尚未产生自己的国家机构和身份认同。[20]这个缺点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曾被取缔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早在1937年就在流亡的穆夫提领导下复活了。1946年5月，哈吉·阿明·侯赛尼（在法国免于起诉后）在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的保护下抵达埃及，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带来了一阵鼓舞。“男人们笑逐颜开，互相握手拥抱，而女人们喜极而泣，唱起赞美之歌；每个村庄的院子里都燃起了庆祝的火焰。凝重的绝望让位于战斗的渴望，因为穆夫提虽然铸成大错，却体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抵抗的意志。”[21]但派系斗争依旧大行其道，这是1936年至1939年发生的事件和过去的竞争遗留下来的问题。阿拉伯民族基金没能阻止土地出售，抵制犹太产品的呼吁也没成功。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批评者们把它看作一个盲目护短的团体，遮掩其成员的失败，甚至是背信弃义。“我们已经听了二十年反对土地经纪人与土地出售者的言论，但这些人在每场民族主义集会中都坐在前排。”一位侯赛尼的反对者（他本人与犹太事务局有秘密接触）在雅法的一次集会中抱怨道——之后他的扬声器就被关了。[22]哈吉·阿明的战时亲轴心国身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广为宣传：他与希特勒或波斯尼亚穆斯林纳粹党卫军志愿者的合影抵得过万语千言，沉重打击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23]［1947年5月，在联合国某场辩论期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秘书长埃米尔·古力（Emile Ghouri）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到的穆夫提在德国的经历不以为然。“犹太人质疑阿拉伯人精神领袖的过往，”他说，“而说出这些话的正是钉死基督教创始人的民族，这合适吗？”[24]］委员会分布在耶路撒冷、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这三个不同的城市，这阻碍了有效的沟通，其影响力在最近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简称“阿拉伯联盟”或“阿盟”）面前也相形见绌，但阿盟的7个成员国[25]有自己的议程，其中大多数反对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他对巴勒斯坦的觊觎路人皆知。[26]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对所谓委任统治“令人痛苦的尾声”几乎毫无准备。[27]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面临着“在严重阻碍下几乎从零开始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军事力量的艰巨任务”。[28]巴勒斯坦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哈加纳的资源和组织相匹敌，没有与犹太人做斗争的总体计划，对另一方的能力既有低估也有夸大。阿拉伯人的努力也受到内部纷争的困扰：直到1947年1月，两个既有的准军事集团夫特沃（Futuwwa）和纳亚达（Najada）才合并为共同的阿拉伯青年组织（Arab Youth Organization）。[29]阿拉伯反抗军的老兵有军事经验，但只有几千人加入过英国军队，而且其中许多人被遣出或是开了小差。[30] 12月，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穆萨·卡兹姆的儿子）的领导下成立了圣战军（JaySh Al-Juad Al-MuqADas，英文为Army of the Holy Jihad，缩写为AHJ），阿卜杜勒-卡迪尔被誉为“阿拉伯军官中最有能力、最英勇无畏的人”。[31]村镇里如反抗期间一样建立了民族主义的委员会组织。[32]他们的军备是从邻国和欧洲购买的，但武器和军人很难按照需要分配。自愿从军的人并不常见。来自雅法一个富裕家庭的希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abi）回忆往事时提到，他和其他家境良好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出国留学时并没有考虑即将发生的冲突：

我们总觉得有人会代表我们战斗。他们曾在1936年的起义中作战，将来还会继续战斗。他们是农民，不需要西方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他们天然的归宿就是这里，在这片土地上；至于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的位置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战斗时，是对阵于思想的前线。我们从事着激烈的精神斗争。[33]

最初，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干扰犹太人的通信和交通，特别是攻占主要道路以及通往加利利和内盖夫的独立定居点的通道。海法、雅法、太巴列和耶路撒冷等混居城镇的犹太居民区遭到袭击。然而军事领导基本是地方性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抱怨武器、炸药和弹药短缺。防御也是一项弱点。缺乏医疗护理意味着本来可医治的伤情最后往往发展到需要截肢的地步。非巴勒斯坦部队由阿盟驻大马士革军事委员会设立的阿拉伯解放部队（ALA或Jaysh al-Inqadh al-Arabi）部署。它由5 000名志愿者组成，临时调派了法兹·考克吉麾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军事人员。1936年考克吉在巴勒斯坦北部打仗时，被称为“一名受欢迎的加里波第[34]般的黎巴嫩裔军官”。[35]然而，这支军队为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和后勤乏力所困，[36]考克吉和穆夫提也针锋相对。[37]来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战士也从南方进入了这个国家。这些不同力量的统筹调度极其糟糕，“这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最终失败以及哈加纳相对容易成功的最关键的原因”。[38]一些城镇的驻军听命于阿拉伯联盟，另一些则听命于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人表现出了“傲慢……和轻蔑的态度”。雅法的居民对来自叙利亚哈马（Hama）的战斗人员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于3月抵达，“横行霸道，四处劫掠，然后迅速离开”。[39]阿拉伯解放部队的官员则指责巴勒斯坦人是“叛徒、懦夫、间谍和土地问题上的投机者”。事实上，许多巴勒斯坦人不想打仗，他们与犹太邻居秘密达成了互不侵犯协定，反对侯赛尼，或是拒绝庇护外国部队。[40]

决定性的一年

元旦当天，哈加纳袭击巴拉德谢赫，暴力活动开始加剧。1948年1月5日的雨夜里，哈加纳炸毁了耶路撒冷卡达蒙的赛米拉米斯酒店，杀死了被误认为是阿拉伯“非正规军”的26名平民，其中包括西班牙总领事。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爵士称这是“对文明的冒犯”，并询问本-古里安犹太人“想要如何为炸死无辜平民的罪行在世界舆论面前自辩”。本-古里安回答这次袭击是未经授权的行动。[41]这件事使人们胆战心惊：“一整天你都可以看到人们携带财物，从他们的房子搬到卡达蒙更安全的地方或是另一个地区。”当地居民哈拉·萨卡基尼（Hala Sakakini）写道：

人们惊慌失措。犹太人抛下传单，散布谣言说他们会将卡达蒙变为一片废墟。看到人们离开时，我们试图鼓励他们留下来。我们会告诉他们：“你应该羞于离开。离开正是犹太人希望你做的事情；你一离开，他们就会占据你的房屋，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卡达蒙变成了另一个犹太区。”[42]

居民区里的每个人都感到“脆弱和孤独”。加达·卡尔米（Ghada Karmi）回忆说：“男人们决定在道路两头搭起路障，并安排人值班。但只有五个人有枪，其余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犹太武装人员开枪打死当值的人。[43]两天后，伊尔贡的战士向雅法门投掷炸弹，这次死亡人数为25人。城镇西部的阿拉伯地区谢赫拜德尔（Sheikh Badr）、里夫塔和罗梅玛都发生了哈加纳袭击事件。1月31日，本-古里安命哈加纳将东耶路撒冷的希蒙海扎迪克（Shimon haTsadik）地区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安置在西部新近被遗弃的阿拉伯人的住宅中。第二天，巴勒斯坦人和英国军队的逃兵用炸弹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英文日报《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地，造成20名犹太平民死亡。

情况处处恶化。1月的第一个星期，身穿英国制服的莱希特工在雅法钟楼广场上的大宫殿（Grand Serail）附近引爆了一枚卡车炸弹，那里是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委员会总部所在地。28名阿拉伯人因此丧生。1月8日，阿拉伯解放部队第一批的330名志愿者抵达巴勒斯坦北部。9日，索尔德（Szold）基布兹遭到了跨叙利亚边界而来的一场袭击，这场袭击是为了报复帕尔马赫此前对附近的希萨斯（Khisas）的血洗。1月后半月，在耶路撒冷南部犹太人定居点集团古什艾其昂（Gush Etzion）的战斗中，帕尔马赫派去援救自卫者的35人小队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Lamed-Hay”（希伯来语的“35”）成了年轻人牺牲的代名词，数十年后仍被铭记。[44]哈加纳还攻击了雅法附近的萨拉马（Salama）村。同时，数百名阿拉伯解放部队的军人跨过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的边界线。

巴勒斯坦平民开始逃离已经初现端倪的战事。1947年12月初，哈加纳报告称，阿拉伯富人暂时迁往位于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冬季住宅。[45]另一些人则前往内陆村庄。到1月中旬为止，约有1.5万名阿拉伯居民，相当于雅法五分之一的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46]截至1月下旬，据估计有2万名海法居民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毗邻耶路撒冷犹太区的阿拉伯村庄的居民也搬走了。[47]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试图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劝阻，呼吁邻国政府不要接收逃离的巴勒斯坦人，并命令当地指挥官阻止人们离开。[48]身在开罗的穆夫提敦促当地的民族委员会制止人们“逃离荣誉和牺牲之地”。[49]但这种努力是混乱的，建议也往往相互矛盾。害怕袭击是所有战争中平民逃亡的主要原因，至少在这样一个阶段是如此，而犹太领导层没有忽视这一点。2月初，本-古里安敏锐地注意到，阿拉伯人离开了西耶路撒冷。“你从里夫塔和罗梅玛进入耶路撒冷……不会遇见陌生人（阿拉伯人），”他告诉工人党的同事，“百分之百都是犹太人。我不认为这会改变。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大部分地区也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50]

直到2月底，犹太武装仍基本处于守势，部分原因是担心英国的反应。阿拉伯解放部队对贝特谢安附近一个孤立的定居点的袭击被击退，阿拉伯人损失惨重。但也有明显的例外。2月15日，帕尔马赫的部队袭击了加利利北部村落萨萨（Sasa），杀死60名村民并摧毁了20间房屋。帕尔马赫还炸毁位于凯撒利亚（Caesarea）的阿拉伯人的住宅，驱赶居民。在雅法，房屋连同还住在其中的人一起毁于爆炸。[51]这种程度的行动究竟是出自哈加纳全国指挥和政治领导层的授意，还是当地自发决定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其结果显而易见。

达莱特“防御”计划？

1948年3月10日，哈加纳的指挥官们在特拉维夫举行会议，并在一份名为“D计划”（Tochnit Dalet，达莱特计划）的文件中展望了战争的下一阶段。该计划的目的是在英国人撤离之前，牢牢把握犹太人控制的领土——无论在联合国分治界线之内还是之外。阿拉伯人如果抵抗，就将被驱逐出境；不抵抗，就留下接受军事统治。几十年后，关于这是否构成驱逐或“种族清洗”的总体计划，人们依旧莫衷一是。“种族清洗”这个术语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是以色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伊兰·佩普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的标题。[52]以色列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者传统上将“D计划”描述为防御性质的，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流亡是意料之外的后果。巴勒斯坦知名历史学家瓦利德·哈立迪则持相反观点。[53]本尼·莫里斯是研究这一关键性发展时期的“新”以色列历史学家，他认为“D计划”确有实施，但只是以零散的方式执行的。莫里斯认为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是“由战争而非计划导致的”，[54]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引用。尽管如此，人口“转移”思想的影响以及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考量，都使哈加纳的指挥官倾向于一有机会就清除阿拉伯人。他们使用的语言就很能体现这一点。哈加纳的内部文件中反复使用希伯来语的“tihur”（净化）一词，将“Matateh”（扫帚）和“Biur Chametz”（逾越节清扫）设为行动代号似乎也是受这种思维的启发。[55]佩普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仅从莫里斯自己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些记录也说明清除巴勒斯坦人的计划比莫里斯所承认的“更有预谋、更系统且更广泛”。[56]没有任何已知的犹太高层政治磋商是明确地为了讨论驱逐阿拉伯人举行的，但许多驱逐事件确实是发生了。最终，结果远远超出了预料——远不只是后来史学争论的那点细微差别。

事态跌宕起伏，双方都经历过危难时期。3月23日，阿盟军事委员会的伊拉克籍领导人伊斯梅尔·萨福瓦特（Ismail Safwat）将军（“老古董……英勇无比却蠢得难以言喻”[57]）警告说雅法、耶路撒冷和海法的阿拉伯驻军都处于防御状态，而掌握主动权的犹太复国主义武装还没有使出全力，“只是因为他们害怕英国人”。[58]事实上，到3月底，这三座城市中有许多富裕的和中产阶级的阿拉伯家庭搬走了，永远没再回来。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袭击沉重打击了犹太人的车队：在卡布里（Kabri）的阿拉伯村庄附近通往耶希阿姆（Yehiam）的道路上，46名犹太人遇害。胡尔达和纳比丹尼尔（Nabi Daniel）的车队也蒙受了损失。

4月是战争第一阶段的转折点。英国人即将撤离，耶路撒冷犹太区的粮食和水源供应岌岌可危，哈加纳继续进攻，占领了更多联合国方案中未指定给犹太人的领土。哈加纳还实施了“纳克萧恩行动”（Operation Nachshon），解救了途经巴布艾尔瓦德（Bab alWad）并穿越城市的车队，随后占领了位于山顶的阿拉伯村庄喀斯特尔（Qastel）——第一个被犹太军队占领的阿拉伯村落——驱逐居民并摧毁房屋。4月8日，圣战军司令侯赛尼也在此处牺牲。第二天，他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中被葬于阿克萨清真寺，埋在他父亲和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身边。这对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可谓雪上加霜，预示着更大的失败。[59]侯赛尼此前一直是阿拉伯人在战争中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之一，此后也是如此。[60]后勤乏力也是阿拉伯人越来越明显的弱点：在喀斯特尔战役中，战士们在街道上买好子弹，然后乘坐一辆出租车到拉姆安拉为前线的同志们提供补给。[61]尽管在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野战炮，阿拉伯解放部队对位于杰宁到雅法的道路制高点的米什马尔哈埃梅克的袭击还是失败了，再次重重受挫。哈加纳因而得以占领附近几个阿拉伯村庄，并在居民逃离或被驱赶到杰宁地区后在那里坚壁清野。

4月12日，喀斯特尔村附近的卡鲁尼亚村也落入了帕尔马赫手中。“侦察兵继续向远方前进……来到了山顶”，一位随行记者报道称：

每个人都穿着绿色迷彩服。他们带着各种武器，包括斯特恩式轻机枪、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一些人随身携带着“步行对讲机”。他们像幽灵一样沿着瓦迪前进……突然，村子里似乎发生了爆炸。那是我们的迫击炮造成的，炮击引起的火灾导致了混乱……一阵仿佛撕裂了整个山坡的爆炸声猛然响起，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声。我们的突击部队和工兵们到达了他们的房屋……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无力抵抗，很快便溃散了。半小时后，一切都结束了。[62]

这些都是决定性的日子。4月9日星期五，即侯赛尼葬礼当天，戴尔亚辛发生的屠杀事件对阿拉伯人的恐惧和逃亡起了决定性影响。这个位于耶路撒冷西部边缘，以采石为业的村子里的居民们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他们的穆赫塔尔与附近吉瓦特沙乌勒的犹太区签订了不交战协议——这是几个协议之一。[63]教师穆罕默德·阿里夫·萨姆尔（Muhammed Arif Sammour）回忆说：“有一个协议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的任何人攻击戴尔亚辛，犹太人会阻止并抓住他们；如果戴尔亚辛的任何人进犯吉瓦特沙乌勒，阿拉伯人也会阻止他们。”[64]戴尔亚辛无法直接俯瞰特拉维夫的道路，也没有庇护为喀斯特尔而战的阿拉伯部队。它不是哈加纳的首要袭击目标，但地区指挥官还是“极不情愿地批准了”这次袭击。[65]这场袭击是由多达120人组成的伊尔贡——莱希联合部队发动的，但当这些“异见者”遭遇了比预期更大的阻力时，帕尔马赫派了一个带着迫击炮和机枪的排前来支援。大多数居民逃走了，而幸存者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处决、强奸和抢劫事件。来自哈加纳的情报表明：“征服这个村庄的行为惨无人道。全家人——妇女、老人、孩子，都被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一些囚犯被转移到拘留场所，然后被捉拿他们的人残忍地杀害了。”[66]囚犯们被装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穿过耶路撒冷市中心，然后才被释放。多年来，根据红十字会的原始数据，普遍认为死亡人数为240人到250人。20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的研究人员将死亡人数修改为107人，接近当时犹太人的证词所描述的情况。[67]

然而在当时，数字是否精确并没有影响。事件发生后，阿拉伯媒体和广播立即反复报道，附近村子的阿拉伯人惊惶逃亡，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伊尔贡指挥官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他一直否认戴尔亚辛发生了大屠杀）后来写道：“这个传闻抵得上以色列五六个营的兵力。”此事对阿拉伯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卫·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回顾这件事对他家所在的雷哈维亚附近塔比耶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时说：“阿拉伯人怕得要命。饭菜还留在桌上（他们就逃走了），于是哈加纳请求我们社区里的人打扫房屋，以便犹太人入住。”[68]戴尔亚辛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暴行的代名词，几十年来一直回荡在人们心中，至今仍是巴勒斯坦人抗争的口号。不久之后，又传来了另一场大屠杀的消息，位于太巴列西南部的希尔拜纳赛尔丁村（Khirbet Nasser ed-Din）的22名村民遇害。[69]这次事件被称为“第二次戴尔亚辛”。[70]

复仇不久便至：4月13日，阿拉伯战士伏击了一列车队，这列车队当时正开往希伯来大学所在的犹太飞地耶路撒冷斯科普斯山，其中有卡车、救护车、客车和装甲车。讲师、学生、护士和医生以及他们的哈加纳护卫队共78人，在英军的袖手旁观下被杀害。这次袭击造成了阿拉伯医生们的不安，[71]还加剧了阿拉伯人从耶路撒冷的集体奔逃。他们从巴卡南部的郊区、卡达蒙和曾经的德国殖民地撤离，道路上挤满了装载家用物品的货车。[72]汽油短缺意味着到安曼和大马士革的旅途成本飙升，因此只有富裕阶层和收到裁员补贴的前政府雇员才支付得起。[73]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哈加纳部队继续攻城略地，犹太人节节获胜，这得益于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的步枪、机枪和弹药的到来。4月18日，太巴列沦陷，当地多达5 000名阿拉伯人和附近村庄的人因为害怕遭到戴尔亚辛的命运而逃亡，尽管他们过去与犹太居民一直关系良好。英国军队帮助组织了相对有序的撤离。[74]哈加纳部队随后占据了阿拉伯人的住处。[75]

海法——巴勒斯坦主要港口和第二大阿拉伯社区所在——在英国突然撤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之间的阵地后被占领了；人们最初以为英国人将在委任统治结束后再待三个月。零星的战斗持续了两个月：3月连续几天都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双方伤亡惨重。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早已远去。4月22日，数千巴勒斯坦人逃往港口，登上向北前往阿卡和贝鲁特的船只。在随之而来的慌乱中，一些船拥挤不堪，与惊恐的乘客一起沉没，哈加纳迫击炮的炮火更是加剧了惨状。“我们突然听说英国在港区的军队准备保护所有在那里避难的人”，[76]一位当地人回忆道：

因此，我们一窝蜂地涌上了仍然在我们控制下的车道，前往港口。努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数百人堵塞了狭窄的小巷，互相推搡挤压，每个人都想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许多儿童、妇女和老人晕倒，被汹涌的人群践踏。就像是末日审判……犹太人切断了道路的谣言散布开来……我们惊慌失措地掉转方向。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咒骂、哭泣和祈祷。有一刻，传来另一个消息说道路畅通无阻，于是我们再一次向港口方向推进……在入口处，英国警察帮助我们带上孩子。但由于船只在仓促间过载，许多人被淹死了。

犹太市长沙卜泰·利维（Shabtai Levy）希望应急委员会的阿拉伯成员留下。但他们拒绝签署停战协议——可能是担心投降的耻辱——而选择撤离该市。被派往海法劝说阿拉伯人留下的犹太事务局成员果尔达·梅厄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座“死城”，只有还在等待离开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空空荡荡的家中，桌上仍然放着咖啡和面包。她想起了战争期间欧洲的犹太城镇。[77]在与哈加纳军官一起检查瓦迪尼斯纳斯（Wadi Nisnas）社区的废弃公寓时，梅厄遇到了一位年老的阿拉伯妇女，她开始哭泣；梅厄也流下了眼泪。然而几周后，本-古里安表示，不希望难民在敌对局势结束前回归。[78]

海法的失陷迅速影响到附近其他阿拉伯社区。雅法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伊尔贡的战士于4月25日袭击了被特拉维夫包围的埃尔曼西亚。在迫击炮的弹雨中，哈加纳从东部和南部进攻，横扫了附近的村落。难民再一次通过海路逃亡，奔往加沙。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当时仅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回忆当时感受到的恐慌时说：“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那么多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带着沉重的手提箱或包裹，在令人不安的喧哗中吃力地来到雅法的码头。哭泣声和呻吟声交织在一起，然后都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断。”[79]还有个人名叫法耶兹（Fayiz），他在伊尔贡袭击当天弃家而逃：

每个人都在哀泣，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我和我的兄弟跑遍了整个城镇，试图找到卡车，但一辆可以用的都没有。那些卡车不是载满了人，就是已被烧毁，躺在路边。还有许多死驴也倒在路旁，身上仍系着它们拉的车。我们随后去了海边，但那里显然找不到逃离的机会。最后，我们发现了一辆卡车，我们一家和另外三人爬了上去。我们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其他东西都留在家里……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才到晚上睡觉的地方迈季代勒（Majdal，将近30英里外）。第二天早晨，我们前往加沙。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所有人和一个行李箱。[80]

16岁的沙斐格·豪特（Shafiq al-Hout）挤在一艘开往贝鲁特的希腊船的甲板上。“我还记得，我看着雅法从视线中消失，直到周围除了水什么都没有，”他回忆道，“从来没有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它了。”[81]到5月14日哈加纳部队进入时，雅法只剩下了三四千个居民。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征服，而是被放弃了。起初，胜利的伊尔贡战士“只为他们的女友搜刮衣服、裙子和首饰，但很快便开始不加区分地进行掠夺。雅法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家具、地毯、图画、陶器、瓦罐、珠宝和餐具等等。雅法的占领区被洗劫一空。……无法拿走的东西都被毁了。窗户、钢琴、配件和灯通通遭了灭顶之灾”。[82]虽然阿拉伯人主导的雅法拥有相对强大的地方机构，但社会动荡削弱了它们在令人恐慌和痛苦的全面战争中的效力。[83]

加利利东部的萨法德是5月10日被征服的下一个“混居”城镇。因为数以千计的居民被驱逐，那里的阿拉伯住宅区已被清空。派珀“小熊”（Piper Cub）飞机轰炸周边河谷，加速了逃亡的进程。那里的战斗“是巴勒斯坦人普遍存在的弱势、混乱以及分崩离析的状态的一个绝佳示例”。[84]指挥帕尔马赫的伊加尔·阿隆组织了一场“流言蜚语运动”，以恐吓巴勒斯坦人，让他们离开该地区，他还让当地的犹太穆赫塔尔警告他们的阿拉伯联络人赶紧逃跑，其实只要犹太增援部队尚未抵达，阿拉伯人一直都能离开。这个伎俩见效了：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家园，废弃的村庄被烧毁。在贝特谢安，留下来的居民被驱赶着穿过约旦或进入拿撒勒。海法的命运就在眼前，阿卡士气低迷，被围困后也陷落了。当地守卫者分裂为穆夫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13 400名居民中只有3 000人留下，其他人在城破后离开了。[85]哈瓦·凯勒（Hava Keller）是一名波兰出生的年轻女子，效力于哈加纳。她走进一间刚刚被弃置的阿拉伯公寓，看到了一双婴儿鞋，不禁为这个孩子日后的命运感到担心。[86]

哈加纳发动攻势，攻占了巴勒斯坦的许多地区，这些地方本该在英国撤离后被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占领。5月11日，吉瓦提旅[87]在南部突袭了拜特达拉斯（Beit Daras），其居民逃往阿什杜德（Isdud）。在相邻的一个村庄，穆赫塔尔的屋子被炸毁，4人被处死。哈加纳的报告称：“现在这是一场群体性的精神错乱和大规模逃亡。阿拉伯人在犹太人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之时，仅仅因为他们即将遭受袭击的谣言，就放弃了他们的小村庄。”[88]截至5月中旬，已有25万到3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逐出家园。

侵略，独立，浩劫

战争的第二阶段于5月15日开始。那时，英国人已经按照计划最终撤离了。高级专员坎宁安从海法港口启程离开，这一场合的正式性掩盖了英国占领此地30年后灰溜溜地撤离的事实。巴勒斯坦已陷入战火。前一天晚间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以色列主权国家郑重宣布成立，这是成立代表大会半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至高无上的成就。大卫·本-古里安代表临时政府宣读了《独立宣言》，激起了一片“欢腾”，但他的同事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回忆时称，“其中混杂着忧惧”。[89]美国和苏联在数小时内都承认了这个新的犹太国家。本-古里安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四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谨慎地等到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开始了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崩溃、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失败以及源源不断的难民使这些国家别无选择，然而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四国的干涉在理念和执行方面各执己见，言行之间有着令人窘迫的鸿沟。阿拉伯联盟的埃及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萨姆帕夏（Abdel-Rahman Azzam Pasha）警告即将发生的冲突是“一场灭绝和杀戮的战争”，然而他的话语被扭曲和滥用，在犹太复国主义关于纷争的叙述中被大肆渲染。[90]时任叙利亚总统的舒凯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提起了阿拉伯人长期与十字军斗争的过往。埃及宣布它正在采取行动“重新确立安全和秩序，结束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对阿拉伯人乃至人类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91]犹太人“并不清楚阿拉伯人真正的军事能力……把阿拉伯人的宣传当了真，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做出相应的反应”。[92]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生死存亡的威胁感实在是太真实了。

阿拉伯人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力量进攻巴勒斯坦北部，以期攻克海法。黎巴嫩本想参与，但在最后一刻退出了。但更重要的是，阿卜杜拉国王宣布约旦将派兵前往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和希伯伦，也就是日后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表明他正试图避免与犹太人发生战争，避免进入联合国分配给犹太人的地区如内坦亚和哈代拉等。这似乎证实了哈希姆家族和英国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相互勾结的嫌疑，导致开罗改变了计划。埃及人原本准备让部队沿海岸前行到加沙、阿什杜德甚至直抵特拉维夫。但现在，因为担心哈希姆的野心，他们增加了第二条入侵路线，使军队穿过别示巴，向东前往希伯伦地区，这明显是要和阿卜杜拉国王划清界限。然而到了5月底，他们在两条线路上都已精疲力竭。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谷遇到的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队——该地区也在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国范围外——但当时没有任何埃及人。伊拉克驻扎在盖勒吉利耶（Qalqilya）的部队什么也没做，并告诉迷惑不解、前来询问原因的巴勒斯坦人：“maku awamir”——这在伊拉克阿拉伯方言中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接到命令”。[93]沙特和也门也象征性地部署了军队。

5月19日，约旦阿拉伯军团抵达耶路撒冷帮助巴勒斯坦战士，人们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们。装甲车顺利通过耶路撒冷老城的小巷，加强了防御工事。在犹太区两个古老的犹太会堂被破坏后，犹太人投降了。哈加纳的战斗人员被作为战俘带到外约旦，平民则被释放。劫掠随之开始。“轰炸摧毁了房屋……剩下的东西被洗劫，一群阿拉伯妇女儿童进入了犹太区，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村庄。他们拆下了百叶窗、半烧毁的门、栅栏等等，并将这些东西拿去阿拉伯人的市场贩卖或是带回他们在城外的村子。”[94]

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的入侵都给犹太部队制造了难题。然而，这与其说拯救了巴勒斯坦人，不如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因为他们失去了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随着档案的解密和旧叙述受到的挑战日渐增多，人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日益深入，但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赛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得出的结论依旧难以超越：“与对手的上下一心截然相反，阿拉伯军队毫无准备、一盘散沙甚至彼此敌对，这断绝了他们获胜的可能性。”[95]穆萨·阿拉米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本-古里安的阿拉伯联络人，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很明显，我们（阿拉伯人）在这场战斗中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而犹太人完全是为了获胜。”[96]用巴勒斯坦学者巴扬·努瓦希德·豪特（Bayan Nuwayhid al-Hout）的话来说：“犹太军队打仗时，梦想着他们的国家，而阿拉伯领导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打一场有限战争时，梦想和祈祷着停火。”[97]

以色列军队征服了更多领土。5月15日之后的一个月里，亚历山德罗尼旅扫荡了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沿海平原上的60多个阿拉伯村庄。[98] 22日在坦图拉（Tantura），14名以色列人和70多名阿拉伯村民遇难。[99]后来的记录表明了处决的总体情况，但有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多达225名巴勒斯坦人被杀。[100] 31日，代替侯赛尼出任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军事总指挥的阿里·哈桑·萨拉迈（Ali Hassan Salameh）的去世又一次打击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6月1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双方开始为期四周的休战。[101]下一阶段的战斗——被称为“十日战争”——发生在7月中旬。那时，新近得名的以色列国防军（IDF）在“‘阿尔塔列纳号’事件”（Altalena Affair，以色列国防军在特拉维夫附近向一艘为伊尔贡运送弹药的船开火，导致19人死亡）发生后，吸收了哈加纳、帕尔马赫、伊尔贡和莱希的“异见者”，已有6.5万武装人员。本-古里安因为在新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周就采取了这样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而备受称赞。

以色列人在加利利和联合国划分给阿拉伯人的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走廊”取得了新的胜利。在北部，逃亡的巴勒斯坦人被告知他们无法返回自己的村庄。7月16日，拿撒勒被攻克，但其居民并未被驱逐，可能是因为本-古里安对这个基督教圣地较为敏感。附近的大村庄萨弗里亚（Saffuriya）在此前一天就沦陷了，从沙法阿米尔（Shafa Amr）向西流亡至此的逃难者与惊慌的当地人形成了庞大的难民群。这里的居民们将永远记得以色列人用两架奥斯特农药喷洒飞机投掷炸弹的恐怖。[102]在阿依鲁特（Aylut），以色列部队炸毁了发现藏有武器的房子，并在橄榄园中杀死了16名年轻人。[103]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该行动的目的是夺取位于巴勒斯坦中心地区的阿拉伯城镇吕大和拉姆勒（Ramle）——都是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地方——以及清除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附近最后几个阿拉伯人控制区。7月12日，以色列部队以为战斗结束，却碰上了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小队，引发了一场看起来像武装起义的斗争。在随后发生的交火中，约有250名藏身于清真寺中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伊夫塔旅（Yiftah Brigade）的人杀死。这是“一个恐慌的信号，表明人们对部队掌握城市的能力缺乏信心，也说明部队缺乏管理平民的经验”。[104]以色列参与者后来的目击证词使此事长期受人谴责。[105]这也是本次战争中最大的暴行。

同样臭名昭著的是，本-古里安随后命以色列军官伊扎克·拉宾[106]驱逐5万名巴勒斯坦人。后来拉宾称，总理打着手势粗鲁地说：“赶走他们。”[107]拉姆勒的居民被赶了出去，而他们在吕大的邻居则被迫在斋月当中顶着炎炎烈日行走数英里，前往阿拉伯军团竭力提供庇护和物资的前线。不知多少难民因力竭或脱水而死。来自吕大希腊东正教社区的医学生乔治·哈巴什[108]从未忘记他目睹的事：“3万人边走边哭，惊恐地叫喊着……妇女抱着婴儿，孩子牵着她们（的裙角）走着，以色列士兵将武器对准他们的背部……一些人倒在路旁，一些人没有再起身。这太可怕了。”[109]拉宾在回忆录（尽管最初曾经过审查，但原始版本很快流出）中写道：

“驱赶”是一个残酷的说法。从心理层面来说，这是我们所做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卢德[110]的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若非武力和鸣枪警告，他们不会步行十几英里，直到遇到军团。[111]

据估计，仅在这10天内，就另有10万名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112]“感觉很糟糕，但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下周就会回来”，来自海法以南的伊齐姆（Ijzim）的阿布·纳伊姆（Abu Naim）回忆道：

我们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糟糕，因为我们认为会在一两周后回来。发生了什么？人们想象这是暂时的，就像它是暴雨或洪水造成的。我们离开一周，然后洪水就结束了。正是这种感觉导致了这场灾难。[113]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7月18日双方开始无限期停火。以色列虽然继续发起各种行动，但声称并未违反这一休战协定。8月下旬，又有好几群阿拉伯人被驱逐。9月，斯特恩帮——他们的行动仍然独立于以色列国防军之外，理由是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调解员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访问耶路撒冷时刺杀了他，以色列人在国际上陷入窘境。在伯纳多特这位瑞典伯爵的计划中，这座城市应该按照最初的分治方案，处于国际监管之下。

第三阶段

在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的第三轮战斗中，以色列将埃及的军队从内盖夫北部以及位于海岸的阿什杜德和迈季代勒赶出，并在加利利征服了更多的领土。在南部，巴勒斯坦人与撤退的埃及人一起逃离。许多人已经离开阿什杜德，但扎里法·阿特万（Zarifa Atwan）和她的家人一直待到以色列部队抵达：

看着男女老少匆匆离去，用手推车或布包装着他们能带上的一切，真是太令人难过了……突然间，我们听到很多卡车进入村庄，空中响起了枪声。我们还听到了来自扩音器的声音，于是赶到村子广场看发生了什么事。是以色列人，他们用阿拉伯语说：“离开你的家去加沙，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不走，我们会杀了你。”人们开始惊慌失措。没人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听到了枪声——以色列人杀死了在他们射击范围内的两个村里的男人。他们死在一片血泊中，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歇斯底里。村民们像牛一样被赶进以色列的卡车里，杀人事件使他们沉默而顺从，每个人都惊骇莫名。我们也上了卡车。没有时间收拾东西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身上的衣服，周围充满了妇女的哀号和以色列迫击炮爆炸的声音。[114]

以色列目击者的记录中很少提到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令人瞩目的是，对它最鲜活的描绘出自作家兼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官员伊扎尔·斯米兰斯基的小说《希泽废墟》，它提供了一份代表性叙述，对迈季代勒附近一个村庄以及妇女、儿童和老人遭到的驱逐进行了有力的刻画。[115]“流亡两千年，”叙述者使用了简单粗暴、口语化的希伯来文，“就是整个故事。犹太人被杀害。在欧洲。我们现在是主人了。”这个短小的故事留下了一长串激烈的争论。[116]在后来的几年，随着禁忌逐渐褪去，其他参加1948年战争的退伍老兵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尤里·阿弗纳瑞那时候也在南部的前线战斗，他后来反思道：“我们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却从没考虑过几小时或几天前还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过去……拜特达拉斯，拜特阿法（Bayt Affa）……对我们来说这些名字都一样，都是贫穷、肮脏的异族村落。”[117]

别示巴于10月21日落入以色列人手中，它余下的居民被驱逐到加沙，那里已满是躲在树下、学校和清真寺里的难民。[118]居民们不是在战斗开始前就放弃村庄，便是在几发迫击炮或几梭子弹的威胁下仓皇撤离。虽然书面命令很少，但是驱逐确实发生了。[119] 10月逃离但在11月返回的难民被围捕并被驱逐，他们的村庄在大火中化作焦土。10月底，在希伯伦山区的达瓦米亚（Dawamiya），以色列部队屠杀了80至1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引发了一阵毫无结果的内部调查。以色列的文件对这一暴行的记述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疑问，不过阿拉伯方面声称受害者人数要多得多。这是战争最后阶段最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杀戮。

“海勒姆行动”（Operation Hiram）使以色列在加利利东部——同样是由联合国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土地——开疆拓土，与那时已经士气低落的阿拉伯解放部队作战。位于巴勒斯坦与黎巴嫩边境之间的几个村庄也被占领。在胡拉，以色列军队杀死了数十名当地男子。此外，在艾拉本（Eilabun）、塞夫萨夫（Safsaf）和吉什（Jish）发生的暴行促成了3万多巴勒斯坦人的逃离，其中大部分人逃往黎巴嫩。驱逐阿拉伯人可能不是一项正式政策，但许多人被“鼓励”这样做，特别是在本-古里安和当地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见面后。指挥官指示属下：“尽你所能，根据已发布的命令，立即迅速清理被征服地区的所有敌对分子。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应该在协助之下离开。”[120]

其后果取决于当地具体情况，包括阿拉伯村庄与邻近犹太定居点之间的关系：吉斯尔扎卡（Jisr al-Zarka）和法拉迪斯（Faradis）两个村庄长期为奇科隆雅科夫和本雅明那（Binyamina）的葡萄园提供劳动力，因此没有被清扫。德鲁兹派的村庄都得以幸免，而且基督徒的待遇通常比穆斯林好。邻近耶路撒冷的阿布高殊与哈加纳关系紧密，因此基本没有损失，而附近其他村庄则被清空。法苏塔（Fassuta）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居民们将他们的武器上交给了以色列国防军，并且免遭驱逐，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为卷烟公司工作并想继续购买当地烟草作物的犹太人进行了介入。相比之下，邻村戴尔卡兹（Deir al-Qasi）已空无一人。[121]在拿撒勒地区，24个村庄里有20个获准让居民留下来；但在萨法德和太巴列周边，大多数村庄的居民都不能留下。据不同消息来源统计，总体伤亡人数估计为巴勒斯坦人1.3万名，埃及人1 400名，伊拉克和约旦各数百名。以色列的死亡人数为4 000名士兵和2 400名平民，约占整个犹太人口的1%。[122]

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离开毫无歉意，不管他们是被驱逐的还是自己逃命的。莫迪凯·巴昂（Mordechai Bar-On）现在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位连长，秋季他在埃及前线作战时，远远望到了这样的场景：数千名难民在加沙附近的沙丘上跋涉，他们都在他的射程之外。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机枪架在一座土堆上，向着他们的方向打空了整整一腰带子弹。没有人会受伤，我无意伤害任何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向巴勒斯坦人传达了一个信息：现在你们已经离开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你们必须离开。[123]

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命运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争论的焦点，掺杂着宣传、辩论和白热化的愤怒。但关于纳克巴的核心史实，以及关于被驱逐或逃离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统计（70万至75万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有异议。根据一项现代研究，有225个地方发生了驱逐事件，这个数据主要来源于口头证词。[124]许多被驱逐的居民相信他们只是暂时离开。南部内格巴（Negba）基布兹的穆赫塔尔建议邻村拜特阿法的村民挥舞白旗。拜特阿法的穆赫塔尔拒绝了，随后全村遭到了攻击和驱逐。[125]以色列长期称入侵的阿拉伯国家曾通过广播或其他渠道呼吁巴勒斯坦人逃离，但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126]莫里斯总结道：“总的来说，在整场战争中，大多数地方出现逃亡的最富决定性的终极因素是（犹太人的）……袭击和居民对‘即将到来的袭击’的恐惧。”[127]即使在当时，一些犹太人也拒绝认同声称巴勒斯坦人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官方说法，指出这是以色列政府做出的决定。“阿拉伯人留在拿撒勒、迈季代勒和阿什凯隆（Ashkelon），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留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每日卫报》（al-Hamishmar）的编辑埃利泽·佩里（Eliezer Peri）观察到，“而阿拉伯人在其他地方不能留在原地，无疑是因为人口转移的支持者发挥了巨大作用。”[128]然而，就意义的重要性而言，具体的情况并不能改变1948年零和冲突的大局。用巴昂的话来说：

除了巴勒斯坦人离开不同村庄的不同方式这些细节外，我们必须干脆地承认，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未到过巴勒斯坦，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19世纪末的犹太人没有着手推动在他们的“应许之地”重聚犹太民族的计划，那么所有在难民营中苦苦挣扎的难民仍将居住在他们逃离或被驱逐的村庄里。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人们出于恐惧和惊慌逃离时，他们很难说是心甘情愿的。[129]

然而，决定性的因素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以色列政府拒绝让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这才是1948年战争及其后果最显著的特征。

到1949年7月以色列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签署停战协议时，以色列已经控制了78%过去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领土——相比20个月前联合国所分配的55%有了大幅增加。约旦占据了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那里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圣地。停火线因为在联合国地图上用绿色墨水标注而被称为“绿线”。加沙地带由埃及管辖。在这个绝望的低谷中，巴勒斯坦人政治上的分裂以及社会上和军事上的弱势，因为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加剧恶化：法鲁克国王支持穆夫提在加沙领导的完全由巴勒斯坦人组成的短命政府，而阿卜杜拉国王召开杰里科会议，呼吁统一约旦河的东西两岸。中东的地图发生了变化。以色列成为一个现实，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不复存在。

[1] S. Yizhar, Khirbet Khiza, p. 107.

[2]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p. 50; Saleh Abdel‑Jawad, in Robert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p. 89–90.

[3] Said Aburish, Children of Bethany, p. 103.

[4] David Horowitz, State in the Making, p. 102.

[5] 12 March 1947. Norman Rose, A Senseless, Squalid War.

[6] Horowitz, State in the Making, p. 171.

[7] Joseph Nevo, The Arabs of Palestine 1947–48: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y,Middle Eastern Studies 23 (1), 1987, pp. 3–38.

[8] Nevo, Arabs of Palestine.

[9] Walid Khalidi, in Louis and Sto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121.

[10] 《希望之歌》是犹太复国主义歌曲和后来的以色列国歌。——作者注

[11] http://zionism‑israel.com/Letters_from_Jerusalem_1948.html.

[12]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86.

[13] Victor Kattan, From Coexistence to Conquest, p. 156.

[14] Joseph Heller,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eds.), Zionism and Arabism, p. 147.

[15] Richard Crossman, Palestine Mission, p. 141.

[16] Benny Morris, 1948, p. 81.

[17] Uri Avnery, 1948, pp. 4–5.

[18] Salim Tamari, Jerusalem 1948, p. 98.

[19] Gilbert Achcar, The Arabs and the Holocaust, p. 54.

[20]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pp. 22–30.

[21] Aburish, Children, p. 94.

[22]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225.

[23] Maurice Perlman, The Mufti of Jerusalem, pp. 24–33.

[24] John Strawson, Partitioning Palestine, p. 74.

[25] 成员国为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作者注

[26] Nevo, Arabs of Palestine, op. cit.

[27] Khalidi, Iron Cage, p. 125.

[28] Walid Khalidi, From Haven to Conquest, p. 858.

[29]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55.

[30] Rose, Senseless, p. 58.

[31] Christopher Sykes, Cross Roads, p. 402.

[32] PASSIA, 100 Years, p. 79.

[33] Hisham Sharabi, Embers and Ashes, pp. 2–3.

[34]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将领，在南美洲和欧洲都参与过独立解放运动，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毕生致力于意大利的独立统一事业。擅长游击战和以少胜多。——译者注

[35] Khalidi, in Louis and Stookey (eds.),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 122.

[36]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p. 100–101.

[37] Leila Parsons, The Commander, pp. 157–8, 187–8.

[38] Morris, 1948, p. 93.

[39] Itamar Radai, Jaffa, 1948: the fall of a city,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30 (1),2011, pp. 23–43.

[40] Nevo, Arabs of Palestine, op. cit.; Cohen, Army of Shadows, pp. 232–3.

[41] W. Roger Louis, Sir Alan Cunningham and the end of British rule in Palestine,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6 (3), 1988.

[42] Nathan Krystall, The de‑Arabization of West Jerusalem 1947–50,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7 (2), 1998, pp. 5–22.

[43] Ghada Karmi, In Search of Fatima, pp. 89–90.

[44] Noam Chayut, The Girl who Stole my Holocaust, pp. 19–21.

[45] Pappé, Ethnic Cleansing, p. 52.

[46] Radai, Jaffa, 1948, op. cit.

[47] Yoav Gelber, Palestine 1948, p. 75.

[48] Nevo, Arabs of Palestine, p. 25, op. cit.

[49] Itamar Radai, Palestinians in Jerusalem and Jaffa, p. 41.

[50] Morris, 1948, pp. 196–7.

[51] Pappé, Ethnic Cleansing, p. 75.

[52] Pappé, Ethnic Cleansing.

[53] Walid Khalidi, Plan Dalet: master plan for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 Palestine 1948), 1988, pp. 4–33.

[54]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 286.

[55] Nur Masalha, The Palestine Nakba, p. 59.

[56] Avi Shlaim, Guardian, 14 July 2014.

[57]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p. 99.

[58] Khalidi, in Louis and Stookey (eds.),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p. 126.

[59] Radai, Palestinians, p. 86.

[60] Danny Rubinstein, The Last Batt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61] Gelber, Palestine, p. 88.

[62] Harry Levin quoted in Khalidi, From Haven to Conquest, pp. 767–70.

[63]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232.

[64] Eric Silver, Begin, p. 89.

[65] Radai, Palestinians, p. 87.

[66]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p. 237.

[67] Sharif Kanaana and Nihad Zitawi, Deir Yassin. Monograph No. 4, Destroyed Palestinian Villages Documentation Project,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Bir Zeit University, 1987, p. 55.

[68] Tamari, Jerusalem 1948, p. 109.

[69] Pappé, Ethnic Cleansing, p. 92.

[70] Gelber, Palestine, p. 101.

[71] Radai, Palestinians, p. 90.

[72] Hadara Lazar, Out of Palestine, p. 255.

[73] Gelber, Palestine, p. 109.

[74] Mustafa Abbasi, The end of Arab Tiberias: the Arabs of Tiberia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city in 1948,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7 (3), 2008, pp. 6–29.

[75] Morris, 1948, p. 139.

[76] http://moodle.technion.ac.il/file.php/2319/HAIFAdowntown2012/haifahistories out3.pdf.

[77] Morris,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pp. 309–10.

[78] Haaretz, 26 May 2015.

[79] Abu Iyad and Eric Rouleau, My Home, My Land, p. 23.

[80] Beryl Cheal, Refugees in the Gaza Strip, December 1948–May 1950,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 Palestine 1948), 1988, pp. 138–57, citing Paul Cossali and Clive Robson, Stateless in Gaza, 1986.

[81] Mamdouh Nofal et al., Reflections on a‑Nakb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8(1), 1998, pp. 5–35.

[82] Kattan, Coexistence to Conquest, p. 194.

[83] Radai, Jaffa, 1948.

[84] Mustafa Abbasi, The battle for Safad in the war of 1948: a revised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6 (1), 2004, pp. 21–47.

[85] Mustafa Abbasi, The fall of Acre in the 1948 Palestine w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9 (4), 2010, pp. 6–27.

[86] Zochrot interview, 12 July 2012.

[87] 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组建6个正规步兵旅，分别为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第一旅）、卡尔梅里旅（Carmeli Brigade，第二旅）、亚历山德罗尼旅（Alexandroni Brigade，第三旅）、基尔亚迪旅（Kiryati Brigade，第四旅）、吉瓦提旅（Givati brigade，第五旅）和埃齐奥尼旅（Etzioni Brigade，第六旅）。其中许多是哈加纳等组织的已有军事力量。——译者注

[88] Gelber, Palestine, pp. 114–15.

[89] David Horowitz, State in the Making, p. 349.

[90] Tom Segev, Haaretz, 21 October 2011.

[91] Morris, 1948, p. 187.

[92] Gelber, Palestine, p. 137.

[93] Muhammad Hallaj, Recollections of the Nakba through a teenager’s eye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8 (1), 2007–08.

[94] Tamari, Jerusalem 1948, p. 266.

[95] Sykes, Cross Roads, p. 405.

[96] Musa Alami, The lesson of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3 (4), October 1949,pp. 373–405.

[97]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110.

[98] Pappé, Ethnic Cleansing, p. 132.

[99] Morris, 1948, p. 164.

[100] Ilan Pappé, Out of the Frame, p. 73.

[101]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118.

[102] Adina Hoffman, My Happiness, pp. 113–16.

[103] Sami Adwan et al., Zoom In. Remembrances, pp. 143–4.

[104] Anita Shapira, Yigal Allon, p. 227.

[105] Amos Ofer, testimony, Zochrot, 20 January 2016;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pp. 99–135.

[106] 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以色列前总理，曾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担任过以军总参谋长，后成为首位被刺杀的以色列总理。——译者注

[107] Shapira, Yigal Allon, p. 229.

[108] 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1926—2008），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第一任总书记。——译者注

[109]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71.

[110] 卢德（Lod），原称吕大。——译者注

[111] Dan Kurzman, Soldier of Peace, pp. 140–41.

[112] Morris,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pp. 181–232.

[113] Efrat Ben‑Zeev, Remembering Palestine, p. 84.

[114] Abdel Bari Atwan, A Country of Words, p. 23.

[115] S. Yizhar, Khirbet Khiza, p. 109.

[116] Anita Shapira, Hirbet Hizah: betwe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Benny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p. 81–123.

[117] Uri Avnery, Optimi, p. 290.

[118] Salman Abu Sitta, Mapping My Return, p. 90.

[119] Morris, 1948, p. 331.

[120] Morris, 1948, p. 346.

[121] Kobi Peled, Oral testimonies, archival sources, and the 1948 Arab–Israeli war: a close look at the occupation of a Galilean villag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33(1), 2014, pp. 41–61; Ben‑Zeev, Remembering Palestine, pp. 63–84.

[122] Morris, 1948, p. 406.

[123] Bar‑On, in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 43.

[124] Rosemarie M. Esber, Under the Cover of War, pp. 386–92.

[125] Um Jabr Wishah, Palestinian voices: the 1948 war and its aftermath,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4), 2006, pp. 54–62.

[126] Erskine Childers, The other exodus, Spectator, 12 May 1961.

[127] Morris,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p. 599.

[128] Al-Hamishmar, 19 November 1948, quoted in Adel Manna, Nakba and Survival,p. 69.

[129] Bar‑On, in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 43.

第八章
1949—1953

巴勒斯坦人的当代史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1948年。在那一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从地图和辞典中消失了。它的新主人说，“巴勒斯坦人不存在”。从此以后，巴勒斯坦人往往被模糊的术语草草指代，比如“难民”，或是（在提到少数逃过全面驱逐的人时所说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漫长的缺席时代拉开了帷幕。

——伊莱亚斯·桑巴（Elias Sanbar）[1]

何为灾难

在1948年毁灭性灾难的余威中，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难以理解降临到头上的灾难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个人的困境盖过了更大的背景，他们的声音几乎无人聆听。在历时20个月的过程中，战前原有的阿拉伯人近半已逃离或被驱逐出境；350到400个村庄变得空空荡荡，其中许多被摧毁或用来安置犹太移民。在有些地方，一个个家庭被分隔在停火线两端，15.6万名巴勒斯坦人留在新的犹太国家内，成为少数民族，占其总人口的15%。他们中的7.5万人被归类为国内难民，还有些人开始以一种古怪的说法称呼这些失去了家园和土地的人：“在场的缺席者”。[2]“我怎能不把这称为一场纳克巴？”历史学家阿里夫·阿勒阿里夫（Arif al-Arif）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鸿篇巨制的开篇便如此诘问道，“那时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面临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浩劫：我们的家园被窃取，我们被驱离故乡，我们失去了无数的孩子。”[3]其他人将这比作一场地震或是洪水，但以色列人类学家埃弗拉特·本-泽埃夫（Efrat Ben-Zeev）认为，只有在“洪灾过后，大水退去”的情况下，以自然灾害为比喻才能成立，“但战争结束后，征服者不一定会撤离”。[4]

在以色列境外，难民分布于约旦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埃及管理的加沙地带——那里的人口较原有的翻了一倍——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时营地以及埃及和伊拉克的更遥远的地区。他们大多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最初，他们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照顾，后来从1950年5月起由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5]负责。有些地方的难民被安置的地方与被遗弃的家园近在咫尺：来自耶路撒冷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在伯利恒南部的德哈伊什（Dehaisheh）难民营；来自巴勒斯坦中部的人们则处于拉姆安拉附近的贾拉佐尼（Jalazoun）难民营。《经济学人》1948年10月报道称，“山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象发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比尔泽特（Bir Zeit）”：

在那里，约有1.4万赤贫人口被安置在一阶又一阶的橄榄树梯田中——每户家庭分到一棵树——他们不得不吃树皮，烧掉那些原本意味着几代人生计的活树。在这里和纳布卢斯，能供给新生儿的奶水极少，堕胎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出路。[6]

来自阿什杜德和南部村落的难民就在几英里外位于加沙海岸的英国军营旧址上的贾巴利亚（Jabaliya）和沙提（Shati）的难民营里。从拜特阿法来的乌姆·贾布尔·薇沙（Um Jabr Wishah）在努萨拉特（Nusseirat）难民营的恶劣条件下，失去了她的长子。[7]以色列情报人员在1948年12月报告称：“在迈季代勒东部，许多人住在麻布袋做的窝棚中。还有些地方的人用罐头搭成棚屋。一些家庭出售他们的财物，但大部分人无甚可卖。父亲们想方设法要将女儿们嫁出去。物价下降了……通常没人会支付聘礼，因为父母们很乐意能够少喂几张嘴。许多妇女儿童都出去乞讨。”[8]埃及政府提供了数百个帐篷，但仍有大量难民居无定所。燃料是如此稀缺，以至于人们用上了一切可用的木材，包括铁路枕木。[9]来自加利利的巴勒斯坦人住在黎巴嫩的提尔（Tyre）附近的3个难民营里，位于边界以北15英里。他们缺少自来水、电力、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即使他们的帐篷已被有着瓦楞铁屋顶的泥砖小屋取代。[10]马塔尔·阿卜杜勒拉希姆（Matar Abdelrahim）于1948年11月抵达叙利亚，他回忆道：“我们被迫屈服和分离，一切都要依赖他人。我们不得不去求人，甚至是为了面包——这曾是我们的主食，我们的家人过去每天都会烘焙的食物，原料来自我们种植和收获的作物。怀旧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渴望在我们心中燃烧，但最终饥饿迫使我们继续生活。”[11]

一去不返

以色列迅速申明不会允许难民返回。早在1948年6月，当时已是外交部长的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就是曾经的谢尔托克）写道：

巴勒斯坦当代史上最引人注目、比犹太国家的创建更加壮观的事件，是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撤离。于是长久而彻底地解决犹太国家最大困扰的机会出现了……它是如此意义深远，令人喜不自胜。

将现状复原是“不可设想的”。[12]哈伊姆·魏茨曼即将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一基本属于仪式性的角色，他称阿拉伯人的撤离“奇迹般地简化了我们的任务”。到了7月，反对难民回归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夏里特告诉以色列的外交官，这个问题只能在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背景下，结合阿拉伯国家没收犹太人财产的问题来决定。不久之后，他向魏茨曼解释了这一立场：

在战争期间，我们决定对难民采取不可动摇的态度。回归潮一旦开始就会势不可当，它将毁灭我们。至于未来，我们将同样坚定不移——我们暂时不会正式拒绝任何可能性——寻求机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原本威胁我们的庞大的阿拉伯少数群体。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们就无望实现在动荡之中能够达成的目标了。[13]

9月，犹太民族基金会的约瑟夫·魏兹被任命为“转移委员会”的主席。魏兹急于阻止难民返回，他力劝哈加纳驱逐贝特谢安地区和海法附近的阿拉伯农民，并极力要求摧毁那些未被用作犹太定居点的废弃村庄。另一个委员会则认为，难民应为自己的逃亡负责，绝不能允许其返回，它还制订了在阿拉伯国家重新安置他们的计划。[14]以色列官方关于巴勒斯坦人出逃原因的叙述迅速深入人心，还被《纽约时报》的肯尼思·比尔比（Kenneth Bilby）等有影响力的外国记者所采用。[15] 9月中旬，在被斯特恩帮暗杀的前一天，伯纳多特伯爵如实地将巴勒斯坦人的出逃原因归结为“战斗……以及真真假假的关于恐怖活动或驱逐行为的流言……造成的恐慌”。他认为，“如果这些无辜的冲突受害者在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的同时被剥夺了返回家园的权利，这有违基本的公正原则，并且有可能造成阿拉伯难民被永久取代，而这些人几百年来一直扎根于这片土地”。[16]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94号决议，该决议将难民回归作为达成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并要求赔偿那些选择不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关于难民回归的争执毫无结果。将这个问题与全面解决方案联系起来的讨论也无甚诚意：以色列知道，找不到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就无法实现和平。[17]

战后，难民们确实曾设法返回，但任何未经许可进入以色列的人都被称为“渗透者”——这种新奇的语言用法是为了洗白事实。后来，希伯来词语“mistanenim”（渗透者）被用来形容当时已被视为外部威胁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视为不断产生敌意且彼此没有差别的一般阿拉伯敌人。这种认知在战后到来的大批犹太移民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新来的人不了解建国前的真实情况，认为阿拉伯人是潜伏在停火线之外的邪恶存在，渴望破坏他们筚路蓝缕建设的新生活。他们没有看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之间为同一块地盘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看到的是阿以冲突，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18]

战争使人铁石心肠。1948年年底，在加沙附近的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莫迪凯·巴昂写道：“那些孤注一掷要破坏我们新国家的阿拉伯人是不可能回来的。”[19] 1948年以后，许多冒着生命危险尝试越过停火线的巴勒斯坦人都是农民，他们出于饥饿、对土地的依恋和焦灼的不平之心，试图靠近家园，收获庄稼。[20]返回的巴勒斯坦人中确实有杀人的和搞破坏的，但贫困和绝望驱使下的走私者和盗窃者要常见得多。“我们来到黎巴嫩，而生活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正如贝鲁特的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的一名难民所说，“条件恶劣，我们无以为生。我变得绝望。有一天晚上，我决定离开我的家人，回到村子里，在犹太人袭击之前，我在家门外埋下了一些钱……但我没能回到我的村庄。我被犹太人抓进了牢里。”[21]到1948年年底，巴勒斯坦妇女被迫在贝鲁特的妓院谋生，而在提尔和赛达/西顿（Sidon）周边的难民营里有400多名婴儿死于寒冷。[22]黎巴嫩安全部门逮捕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共产党人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和伊梅尔·图玛（Emil Touma）。[23]未来的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一家在1948年6月逃离了加利利西部的伯瓦（al-Birwa），翌年设法返回并重新安顿在附近的戴尔阿萨德（Deir al-Asad）。那时伯瓦已被摧毁，当地建立起了新的定居点。来自沙法阿米尔、信奉基督教的纳斯鲁拉（Nasrallah）家族避开了搜查渗透者的以色列边境巡逻队，平安进入黎巴嫩境内并在那里与亲戚住在一起。[24]另一些人则从提尔乘渔船返回，在阿卡北部一处犹太定居点登陆。讽刺的是，这个定居点名为沙韦锡安（Shavei Zion），意为“回归锡安之人”。[25]总共约有2万人成功回到家园，尤其是回到加利利，但更多的人失败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在试图回归时丧生。[26]

“被打败的民族中被打败的少数”[27]

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对犹太民族在故土的重生大加称颂，并承诺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但是这个国家诞生于战争，并且是在阿拉伯人贯穿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针锋相对中塑造的。政府主要是从安全层面看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犹太移民和经济发展才是当务之急。这个新国度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聚集流亡者”（kibbutz galuyot）的理念。英国对移民的限制被立即解除。1950年7月，至关重要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订立，自动授予全世界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的权利，使他们的权利凌驾于本地非犹太人之上。随着以色列敞开大门，犹太人口迅速膨胀到1951年的150万人，大多数新移民来自伊拉克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由于巴勒斯坦发生的灾难，这些国家对犹太人的敌意和迫害程度都有所增加。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接纳和关于最近那场超过6 000名以色列人死亡、数万人受伤的战争的记忆，为以色列的独立和赋予犹太人优先权及特权的行为提供了不可动摇的理由。“这个国家没有两拨移民，”本-古里安直言不讳地说，“有且只有一拨犹太移民。在这片土地上，也只有一项犹太定居点计划。”[28]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大部分被剥夺了。

以色列政府承认自己正在与一个饱受创伤的群体打交道。“留下来的人群就像一个无头尸体。”耶霍舒亚（“乔希”）·帕尔蒙写道，这名哈加纳的情报人员成了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29]强制流亡造成的不仅仅是人口灾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会、政治和宗教精英都消失了。协会、俱乐部、咖啡馆和图书馆——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也随着它们主要的使用人群消失了。截至1949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从逃离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废弃的家园中收集了3万册书，还有报纸和其他物品；它们最终被贴上了“AP”（弃置财物）的标签。[30]以色列新控制的11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萨法德、迈季代勒、太巴列、贝特谢安和别示巴——的阿拉伯人被清空了。而在另外5个城市——雅法、海法、吕大、拉姆勒和阿卡，情况也差不多。西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较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基本全数离开，这既意味着“巴勒斯坦社会的智识核心”[31]已经丧失，也意味着阿拉伯经济的商业基地和制造业基地被摧毁。唯一从这场纳克巴中幸存下来的阿拉伯报纸是共产主义者的《伊斯兰联盟（艾伊蒂哈德）报》（al-Ittihad）。来自加利利的萨布里·杰里斯（Sabri Jiryis）是首位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进行深入研究的人，用他的话来说，“留下来的阿拉伯群众，一夜之间从绝对多数群体，变为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方向。以色列当局利用了这种状况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32]这些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村民和农业工人。

如帕尔蒙一样，参与阿拉伯事务的以色列犹太人往往是哈加纳、犹太民族基金会或犹太事务局的前成员，他们在剧变的时代中留存了一种延续性。出生于雅法的埃兹拉·达宁是“沙伊”情报部门的关键人物，在魏兹的“转移委员会”也占据一席之地，他驳斥了左翼对阿拉伯政策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怜悯吕大和拉姆勒的居民，那么（阿拉伯）军团或许已经征服特拉维夫了，你能想象那场面。”[33]临时政府的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巴彻·希特里特（Bechor Shitrit）会阿拉伯语，他出生于太巴列，父母是摩洛哥人。然而，他的意见经常被否决，他的部门也很快被解散了。帕尔蒙形容自己是“披着羊皮的狼”，对待阿拉伯人实际严苛但表面得体，并对战后初期没有把更多的渗透者驱逐出境表示遗憾。“我反对阿拉伯人融入以色列社会，”他说道，“我更喜欢各自发展。”[34]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Shin Bet）成立于1949年，负责内部安全和反间谍活动，并很快在处理阿拉伯人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耶霍舒亚·马吉多夫（Yehoshua Magidov）是加利利一名“辛贝特”官员，也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犹太人定居点之一亚夫内埃勒（Yavniel）的本地人，他以对阿拉伯方言和风土人情的了解而出名。[35]他的同事吉奥拉·扎伊德（Giora Zeid）和奥德·亚奈（Oded Yanai）曾说服德鲁兹派领袖在1948年站到犹太人这边。据说，扎伊德——其父亲于1938年巴勒斯坦动乱中被杀害——“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压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由，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的朋友”。[36]

大多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分布在加利利，也就是从特拉维夫东北部至约旦边境的中央“三角”地区，以及内盖夫地区——从1948年夏天开始就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10月，军政府成立，采用了1945年英国《紧急防卫条例》（Defence Emergency Regulations）中的两项关键规定：政府有权向公众关闭任何区域和实施宵禁。这些严厉的法律在委任统治时期曾遭到犹太律师的强烈反对。一项新规定则允许农业部长将阿拉伯人抛荒的土地——其主人被定义为“缺席者”——分配给犹太人。其他法规也陆续制定。一个“保管”缺席者财产的新职位出现了。封闭区域内外的阿拉伯团体被置于由检查站、通行许可证、宵禁和其他限制措施等组成的系统管制之下。每份许可证都以希伯来文印制——因此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看不懂——还需要获得“辛贝特”的批准。“辛贝特”乘机将其当作发挥影响力和引人叛投的方式。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该机构给773名申请人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颁发了许可证，并毫无理由地拒绝了其余的人。[37]来自法苏塔的安东·沙马斯（Anton Shammas）辛辣地称他父亲“学习着初级的希伯来语，就像是一个‘欧莱哈达什’[38]，一个移民到他自己国家的新移民……他用的书上画着水塔和犁沟，描述了一种他未曾体验过的生活方式”。[39]教育部、福利部、内政部和宗教事务部都设有特别分部，将巴勒斯坦人作为单独的一类人来对待。阿拉伯教师面临严格的安全审查。人们认为犹太人的教育应培养“民族主义精神、开拓性价值观、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但这些要求并不在阿拉伯人的课表里。[40]总而言之，这种情况对阿拉伯人是羞辱性的，他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一项现代研究描述了那些年的氛围：“首要任务是生存，即便这意味着咽下生存的痛苦与愤怒。”国家派来的代表受到“疏离的礼貌、恐惧和轻蔑的迎接，而这些都被一本正经的腔调所粉饰。在紧闭的大门之后，不同的话语表明，人们希望自己只是暂时屈服于这种可憎的命运”。[41]

震惊和迷惘是停火线两侧的巴勒斯坦人的共同感受。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错位感，他们对所发生之事的严重程度感到瞠目结舌，笼罩在不公、背叛和受害的阴影之下。当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当地人指责难民将他们的土地卖给犹太人时，羞耻感便伴随着失落感一同到来。[42]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Abdel Bari Atwan）在加沙的戴尔巴拉赫（Deir al-Balah）难民营长大，他写道：“就像很多男人一样，我的父亲感到无比的愤懑和沮丧。他们曾是一个个家族的领头人，也是在各自社区拥有地位的供养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施舍生活。许多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崩溃了。”[43]人们需要时间去接受难民们不会回归这件事。20世纪30年代曾与本-古里安会谈的耶路撒冷律师穆萨·阿拉米询问贝鲁特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巴勒斯坦人何时能够归去。他的传记作者是这样记载的：“他仍然记得听到答复时那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外交官温和却决然地表示，难民们不应考虑返回家园，而应考虑在别处重新开始生活。阿拉伯人太盲目了，没有看到真相：难民们永远无法在现在的以色列找回家园。”[44]对于来自加利利的萨尔玛·海德拉·杰尤西（Salma Khadra Jayyusi）而言，“1948年危机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其意义。一切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的，所以没有人相信那些损失是不可挽回的。你无法轻易相信这种匪夷所思之事”。[45]后来，一位从里夫塔来的妇女回想起她父亲告诉她把家里的橄榄树遮盖起来，“好像我们只是要离开一两天，马上就会回来一样”。[46]住在加沙布雷支（Bureij）难民营的乌姆·贾布尔·薇沙也曾估计自己会在1948年7月因战斗离开村庄的一周后返回。[47]

尽管有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努力，布雷支和其他难民营里的生活仍然艰难困顿，朝不保夕。该机构的任务被定义为“遣返并重新安置难民，恢复其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发放补偿金”。但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普通难民仍在挣扎求生。[48]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难民：战前自给自足的盖勒吉利耶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它不但失去了沿海平原的农田，连它与雅法、特拉维夫、吕大及拉姆勒之间的畜牧贸易也被阻断了。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以色列边境的带刺铁丝网，从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果园偷走橘子，间或有人因此身亡。赤贫状态意味着原来的居民和新来的难民之间没有多少差别。[49]一名居民回忆道，“各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都一样，起初都拒绝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已经成为难民的人相信，战斗在几周内就会结束，他们将返回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战争总是制造难民，战争结束后难民总是能回家。为何我们会与众不同？巴勒斯坦人倾向于把这场苦难当作一场很快就能醒来的噩梦。[50]

巴勒斯坦被纳入以色列

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移除70多万阿拉伯人的行为加强了两族之间长期隔离的趋势。梅龙·本韦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是一名观察两个民族之间互动的敏锐的犹太观察家，他写道：“从此以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在家园附近将不再遇见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从犹太人的视野中远去了。邻近的定居点或社区之间暴力、复杂但紧密的关系已不复存在。”[51]特拉维夫仅剩一个阿拉伯村庄——谢赫穆万尼斯（Sheikh Muwannis），后来这座村庄被大学不断扩大的校园吞没了——它幸存下来的最好房屋成了教职工俱乐部，其余保留下来的是寥寥几座摇摇欲坠的建筑、一些被忽视的坟墓和几株特别坚韧又恰好没有干扰停车场的枣树。[52]雅法分区中的所有26个阿拉伯村庄都被清空或摧毁。在雅法本地，只有战前的偏远地区保留了阿拉伯名称——阿杰米（Ajami）和阿布卡比尔（Abu Kabir）。极少数留在亚祖尔（Yazur）、萨拉马、拜特达扬（Beit Dajan）、希比亚（Hiriyya）附近村里的阿拉伯人都被军队迁到雅法市内，他们和几百个还没有逃走的雅法本地人一起，被安置在一个戒备森严的营地里。以色列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那里共有3 647人。[53]雅法老城的大部分于1949年被毁，为它转变为以色列犹太艺术家和波希米亚人的主题公园和游乐场打下了基础。[54] 1948年冬天，雅法周边平原上数千英亩（1英亩≈0.4公顷）的阿拉伯柑橘园被废弃，大部分土地被用于建设项目，或被犹太农民拿来种植更有利可图的大田作物。被遗弃的橄榄树林的遭遇也如出一辙。橄榄树景致独特，但它被视为“敌人”，被认为是原始而保守的东西。[55]在阿卡，剩下的阿拉伯人被迫搬进了老城区，他们的新房建在邻近一个村庄的遗址上。奥斯曼城堡成为纪念建国前犹太地下运动战士的博物馆——丝毫没有提到在那里被囚禁和被处决的阿拉伯人。[56]与此同时，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的存在也化作废墟，但规模小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和北边的两个定居点。犹太人在战争中失去的还有孤立的古什艾其昂，以及20世纪40年代在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建立的4个基布兹。1948年5月中旬，它们的守卫被阿拉伯军团击溃。该军团的部队与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一起屠杀了那些已经投降的犹太人——据称这是为了报复戴尔亚辛的屠杀。

在耶路撒冷，3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在老城避难。与城东侧其他地方一样，那里处于约旦的控制下，被铁丝网、雷区和混凝土防狙击墙围绕，与西边隔绝，两边的“接缝处”是官方过境站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外面是无人地带。以色列装甲车被允许每两周通过一次，给以色列位于斯科普斯山上的飞地提供补给。外国外交官、神职人员和朝圣者能够通过，但普通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不能。许多商店、俱乐部、咖啡馆、学校和餐馆都曾是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通通去不了了。雅法和海法现在处于另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敌国之内了。1949年以后，耶路撒冷分区留在以色列一侧的40个阿拉伯村庄中，除了两个村子，里面所有人都被驱逐出境。距离被宣布为该国首都的城市最近的大型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是阿布高殊，该村位于通往特拉维夫的主干道沿线，一直以与犹太人关系良好闻名——这是与犹太人勾结的委婉说法。位于耶路撒冷南部边缘的拜特赛法法（Beit Safafa）被“齐肩高、脏兮兮的带刺铁丝网”分割，以色列和约旦各占一边。[57]在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曾经的阿拉伯居民区卡达蒙和塔比耶在日常用语中保留了原有名称——它们不切实际的官方希伯来语名字戈嫩（Gonen）和科梅米特（Kommemiut）从不流行。谢赫拜德尔被犹太人占领，最终被新建筑包围，那里的麦田变成了一个以外国犹太慈善家命名的城市公园。它被改名为吉瓦特拉姆（Givat Ram），谢赫拜德尔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马丁·布伯和其他学者反对本-古里安改换戴尔亚辛的名字，希望此地能保留荒废的状态，以纪念那场对促使阿拉伯人流亡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屠杀，戴尔亚辛还是变成了吉瓦特沙乌勒。[58]这座城市每个独立的区块都相互隔离。在东耶路撒冷——其重要性在约旦的统治下降低了——印制的旅游地图上，以色列一侧是一片空白，仿佛那里什么也没有。[59]海法的阿拉伯人口从7万减少到3 500，主要集中在瓦迪尼斯纳斯。

1948年以后，以色列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居住在约100个相同类型的村庄中。1950年4月，雅法被纳入特拉维夫市，正式成为这座相邻的更大城市的下属辖区。次年，在特拉维夫-雅法、卢德（前身为吕大）、拉姆勒、阿卡和海法这5个仍然“混居”的城市中，阿拉伯人共有2万，占其总人口的12%。不过即使在这几座城市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更愿意住在彼此分隔的社区。[60]只有拿撒勒仍然是阿拉伯人占据的，此地1948年以前的人口已被来自海法、阿卡和加利利的难民潮吞没。不久以后，一名犹太记者发现，大多数犹太人对此地的了解程度还不如他们对仰光（Rangoon）或西贡（Saigon）的了解。[61]这两个民族失去了联系。萨拉·奥扎奇-拉扎尔（Sarah Ozacky-Lazar）在特拉维夫郊区亚德埃利亚胡（Yad Eliahu）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中长大，她是通过阿拉伯语旧名扎布拉维（Zablawi）了解所在社区的；她在新的建筑和道路将一切抹去前，看到过橘子树林、田野和隐藏在刺梨之间的旧井的痕迹；她在学校学习过阿拉伯语，但从未见过一个阿拉伯人。[62]“我从未跟阿拉伯人说过话”，另一位背景相似的犹太妇女表示：

我不认识任何阿拉伯人。我不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真实情况，抑或他们的情感。我的意思是，我能看到那些人，你明白的，在建造房屋和做我们所有的脏话。但我想在个人的、社会的层面上遇见某个阿拉伯人，然而我的家人、我的直接甚至间接的社交圈子——邻居、熟人、朋友中，没有任何人认识阿拉伯人。我开始感觉极其糟糕——你知道，你住的国家里有20%的人是巴勒斯坦人，而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接触。[63]

被遗弃的阿拉伯村庄被改造成犹太人定居点，或被炸毁并用土掩埋，就像艾尤尔（Ajur）村一样，遗迹埋藏在新种植的森林之下，后来这成为以色列作家A. B. 耶霍舒亚[64]一篇发人深思的著名短篇小说的主题。[65]对其余建筑物的系统性破坏始于1949年7月，通常是在夜间，一般不太引人注意。半个世纪后，剩下的仅有“几层风化的石头，一座半埋的拱门，一块残破的磨石。部分地方仍保留着一些建筑物——被忽视的清真寺、校舍和以色列人翻新的豪宅——还有七个村庄完全免于被破坏，因为以色列人发现它们风景别致，值得保存”。[66]太巴列地区的27个阿拉伯村庄中，有25个被毁。[67]另一些村庄，如耶路撒冷西侧的艾因卡里姆和马里哈，以及靠近海岸的艾因豪德（Ain Hawd），在其原住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后不久就被犹太人保留和接管。[68]以色列的阿拉伯房屋成为时尚且宽敞的居住空间的代名词，后来也一直如此——这是对已然变为少数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罕见的赞美。

名字的内涵

1948年10月至1949年8月，109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完工。这些定居点大多是在原来阿拉伯村庄的土地上建立的，其中许多建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希伯来语名字遵循了之前的阿拉伯语名字，因为人们相信阿语名字反而保留了《圣经》时代或之后的犹太人定居的证据。因此，拿撒勒附近的萨弗里亚改名为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前的希伯来语名字齐波里（Tzipori）；耶路撒冷周边的苏巴（Suba）变成了索瓦（Sova）；雅法以东的拜特达扬改名为拜特达甘（Bet Dagan）；靠近黎以边界的西伊伯（al-Zeeb）变为盖谢尔济夫基布兹（Kibbutz Gesher HaZiv）；艾因卡里姆成为艾因凯雷姆（Ein Kerem）；艾因豪德成了艾因荷德（Ein Hod）。加利利北部的萨萨（S’as’a）曾经的阿语双重喉音的“ayin”被更轻便的希伯来语音节“aleph”取代，成了萨萨基布兹（Kibbutz Sasa）。卢比亚（Lubya）消失了，变成了拉维（Lavi）；努里斯（Nuris）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努里特（Nurit）；等等。还有些新名字是通过联想选定的，譬如建立在舍杰拉（al-Shajara，阿拉伯语的“树”）村的土地上的伊兰尼特莫沙夫（Moshav Eilanit，“伊兰尼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树”）。[69]毗连雅法的卡萨姆（Qassam）有了更悦耳的希伯来语名凯塞姆（Kesem，意为“魅力”），附近的萨拉马则成了沙勒姆村（Kfar Shalem）。一名以色列文化评论家称，“现代雅法于1948年重生，就像重新格式化的电脑或重新设置的手表”。[70]早在60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时候，将人名地名希伯来化就是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它能以足够的规模实现这种转变，将这个国家的阿拉伯历史和身份彻底抹去，强调犹太民族的连续性——后来，巴勒斯坦人在一个更加自信和更有政治意识的时代，将之描述为“记忆抹消”（memoricide）行为的一部分。[71]1949年7月，本-古里安告诉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内盖夫命名委员会（Negev Names Committee）成员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为了国家，我们有义务清除阿拉伯语名称。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一样，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精神所有权和他们起的名字。”[72]

从1948年春天开始，阿拉伯建筑、土地和货物被充公，同时出现了抢夺和擅自占用的行为。作家摩西·斯米兰斯基抱怨：“掠夺的冲动俘获了所有人。无论个人、团体还是社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所有人都扑向了战利品：门、窗户、门楣、砖块、屋瓦、地砖、垃圾和机器零件等等。”[73]哈吉特·什隆斯基（Hagit Shlonsky）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的家中目睹了犹太人在附近的卡达蒙搜刮废弃的房屋。10岁的丹尼·鲁宾斯坦（Danny Rubinstein）看着犹太邻居搬进了阿拉伯人空空荡荡的家，而他的父亲获赠一块抢来的东方地毯。巴卡的一名居民记载道：“我们生活在一片破坏的海洋中。”[74]雷瓦迪姆基布兹（Kibbutz Revadim）的原址位于古什艾其昂，这个定居点被战争摧毁后，在“绿线”内得到重建。来自该地的尤里·平克菲尔德（Uri Pinkerfeld）是“拆解队”的成员，从附近了无人烟的阿拉伯村庄收集有用的材料。[75]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年，大约12万名新移民在废弃的阿拉伯人住所里找到了安身之地。[76]海法的瓦迪萨利卜区（Wadi Salib）被交给从摩洛哥新来的人，迅速成为贫民窟的代名词。[77]在雅法和阿卡，以及拉姆勒、卢德和其他地方，情况也相差无几。附近的阿奎尔（Aqir）村由来自保加利亚、也门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接管，新来者找到了前任主人埋藏的装着面粉和厨房用具的罐子，还有一些罐装汽油。[78]在亚祖尔，一位女移民发现自己的孩子玩着阿拉伯屋主留下的玩具，她心烦意乱地沉思起他们的命运。[79]另一个新移民拒绝被安置在萨拉马村一个废弃的阿拉伯住宅中，因为他自己几年前曾在乌克兰被赶出家园。[80]到1948年5月底，犹太人即便不是完全地，也已部分地占领了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区。到了12月，这些地区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屋都被彻底拆毁了。[81] 1949年4月，400套废弃房屋被指定分配给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拥有精美的天花板、铁制栏杆和拱门。

中东唯一的民主制

即使受到直接的军事统治，许多家园的建筑被拆除，亲属仍在受苦，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还是能够参与民主政治体系。以色列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如何在确保其战时收益的同时与这些——出于保住自己的土地以及把亲人、朋友和同胞带回家的渴望——想要扭转现状的人分享政治权力”。[82]阿拉伯问题专家和安全专家强烈反对让阿拉伯人获得选举权。“他们将要求归还财产，许多人将返回并索要行动自由权——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乔希·帕尔蒙警告说，“除了共产党人，没有人愿意为此投赞成票。”[83]但专家们的意见被否决了。1949年1月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有3名阿拉伯议员进入了共有120个席位的议会。执政的“马帕伊”创建了一份“阿拉伯名单”，由此建立了“留在国内的阿拉伯名人和犹太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两位阿拉伯议员代表了拿撒勒民主名单党（Democratic List of Nazareth）。其中之一的萨耶夫·阿尔丁·左阿比（Sayf al-Din Zoabi）与犹太人合作十分密切，并在战前就参与了土地售卖和情报工作。[84]这一制度确保了阿拉伯政治活动的合作和以色列工人党的投票来源。[85]正如一份政府备忘录中解说的，通过这种方式，“该党可以避免让其阿拉伯选民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也保证了这些名单上的人不会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集团”。[86]第三位阿拉伯议员是来自共产党的杜菲克·托比[87]，他好斗但受欢迎，为他的党派成为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力极多，这个希伯来语缩写名为“梅基”（Maki）的政党[88]提供了“与犹太人合作者的可靠替代”。[89]“梅基”也是阿拉伯人能在党内与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唯一政党。该党在1948年以前的格局呼应了苏联的立场，接受了其他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的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承认了以色列。

综上所述，以色列政府对非犹太人的政策是按照历史悠久的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原则，找寻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该国足有2万人的德鲁兹派于1948年4月与犹太人在加利利达成非交战协议，被赋予了特殊地位，其领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由犹太人培养。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19世纪被驱逐出高加索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和南部的贝都因人也得到了优待。194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创建了一支“少数民族军”，由400名德鲁兹派成员、200名贝都因人和100名切尔克斯人组成，由犹太军官指挥，用于伏击试图越过停火线的巴勒斯坦人。德鲁兹派后来像犹太人一样服强制兵役，在对渗透者的战争中落下了行为残忍的名声。一名以色列官员将他们的角色形容为“阿拉伯团体背后的利刃”。他们也被视为有助于宣传的“各族之间兄弟情谊的象征”。[90]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份政府报告满意地指出：“群体分裂的政策卓有成效，成功地在阿拉伯社区的某些部分之间造成了隔阂（尽管多少是人为制造的），就像德鲁兹派和其他阿拉伯团体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一样。”[91]摩西·夏里特直言不讳：“我们努力削弱和粉碎作为一个群体和少数民族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但要改善和提升他们作为个人的处境……我们希望减少他们的数量，但不会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92]

谢赫、宗教法官和其他“名人”被授予特权和特许状，这巩固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并使这种笼络成了“一种方便、廉价而有效的接触阿拉伯人的手段”。[93]合作者是控制阿拉伯地区的关键，他们中有些人还是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老熟人。合作带来了实惠和好处——工作和通行许可证、枪支许可证、经济奖励，犯罪不会被官方追究，高层甚至还能得到政治职务。没有军政府的书面许可，加利利吉什的阿拉伯人甚至不能去距离不到一英里的锡夫苏法（Safsufa）使用最近的电话——军政府的代表每周两次到村里答复请愿。[94]“为了获得商业执照，或是为了获得最初的一周又一周的通行许可，你必须用一些东西来交换”，卡拉村（Kufr Qara）一名男子解释道：

你必须向他们提供信息，进行合作……他们想知道村里谁还有枪支弹药，谁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热衷政治，谁在说反对犹太人的言论。此外，他们还困扰于穿越约旦边境进入以色列的渗透者。其中一些只是不幸的人，只是试图返回自己村庄的贫穷难民；但另一些人是武装的阿拉伯敢死队（fedayeen），他们试图建立根据地并攻击犹太定居点。犹太人想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藏身的地方。所有这些都需要合作者的帮助。[95]

军政府常常以贿赂促成交易，因用“好处”款待阿拉伯人和过分慷慨而获得了腐败之名。然而到了1951年，军政府的人手被大幅削减，它在阿卡、海法、雅法、卢德、拉姆勒的控制力也同“混居”人口一道被清除了。[96]

因此，这个政府像一名以色列专家1950年评论的那样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外来政权，与人民隔离，支持一票中间人——这群人只关心个人利益，没有公共责任感。原来的地方领导人——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仍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主要枢纽。”[97]基督教神职人员和穆斯林伊玛目[98]受命传达亲政府和反民族主义的信息。逐渐以“绿线”之名为人所知的停火线两边的巴勒斯坦人被招来与警察、军队和“辛贝特”合作，以挫败渗透和破坏的企图。帕尔蒙还想利用两位著名公众人物——希腊东正教大主教哈基姆（Hakim），以及1947年领导阿拉伯青年组织纳亚达的穆罕默德·尼姆尔·哈瓦里（Muhammad Nimr Hawari）——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这是乔万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笔下的唐·卡米洛（Don Camillo）故事的黎凡特版本：唐·卡米洛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意大利农村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哈瓦里1949年从约旦返回以色列，但离开了公共视野。）而共产主义活动家、作家埃米尔·哈比比则描绘了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同时受到压制和排斥的“令人窒息的拥抱”的体验。

渗透者和驱逐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渗透者的驱逐一直持续到1949年，但未能阻止这股潮流。1949年5月，约瑟夫·魏兹警告称难民的渗透已很普遍。他告诉夏里特：“每一天，我们的人民都会遇到曾经离开的熟人，他们完全自由地走动，一步一步地回到他们的村庄。难民回来了！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制定任何防止渗透的政策。无论民事上还是军事上，似乎都没有官方掌事者。缰绳已然松动，狡猾的阿拉伯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99]驱逐行动进行到1950年夏天的时候，以色列面临不利于己的国际舆论，还由于强迫内盖夫北部的贝都因人越境而被控诉。枪子擦着贝都因人的头顶飞过，30多人因饥渴而死。[100]此外，以色列利用渗透问题，驱逐了一些在战争期间没有被摧毁的村庄的居民。1949年1月，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55名迈季克鲁姆（Majd al-Krum）居民被赶上卡车，被带到了当时仍处于伊拉克军队控制下的瓦迪阿拉（Wadi Ara）。[101]成千上万的加利利村民被流放到杰宁地区。以色列国防军认为有敌意的贝都因人部落被赶到埃及和约旦。[102] 1950年，迈季代勒剩下的约1 600名阿拉伯人也都被驱逐到了加沙。[103]该镇成了以色列的阿什凯隆的一部分。此后，驱赶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动结束了，但渗透没有停止。事实上，渗透活动十分顽强。阿拉伯人不断尝试返回废弃的家园和土地，“即使我们向他们开枪并杀死他们”，因此1952年本-古里安在议会上对此表示惊讶。当时的新议员埃米尔·哈比比用希伯来语打断了他，喊道：“你难道不懂对故园之爱是什么样的吗？！”[104]回过头来看，将这场纳克巴视为一次持续三四年的逃离、驱逐、回归和渗透的过程是更恰当的，它不是一起单一的突发事件，更不是一个“奇迹”。

[1] Elias Sanbar, Out of place, out of time,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16 (1),2001.

[2] Ian Lustick,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 p. 51.

[3] Arif al‑Arif, Nakbat Bayt-al-Maqdis w’al Firdaus al-mafqoud, p. 3.

[4] Efrat Ben‑Zeev, Remembering Palestine, p. 84.

[5]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即1950年5月开始正式运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UNRWA）。——译者注

[6] Rosemary Sayigh, The Palestinians, p. 82.

[7] Um Jabr Wishah, Palestinian voices: the 1948 war and its aftermath,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4), 2006, pp. 54–62.

[8] Yoav Gelber, Palestine 1948, p. 267.

[9] Beryl Cheal, Refugees in the Gaza Strip, December 1948–May 1950,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 Palestine 1948), 1988, pp. 138–57.

[10] Sami Adwan et al. (eds.), Side By Side: Parallel Histories, p. 153.

[11] Mark LeVine and Gershon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 185.

[12] Tom Segev, 1949, p. 29.

[13] Quoted in Colin Shindler,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 50.

[14] Benny Morris, 1948, pp. 89–149.

[15] Lodewijk van Oord, Face‑lifting Palestine: early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2 (1), 2011, pp. 19–35.

[16] 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tor on Palestine, 16 September 1948.

[17]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151.

[18] Anita Shapira, Hirbet Hizah: betwe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Benny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 96.

[19] Bar‑On, in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p. 43.

[20] Avi Plascov, Palestinian Refugees, p. 73.

[21] Nafez Nazaal, The Palestinian Exodus from Galilee, p. 69; Mark Tessler,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 p. 282.

[22] Gelber, Palestine, p. 267.

[23] http://prrn.mcgill.ca/prrn/al‑mawed.pdf.

[24] Elias Nasrallah, Shahadat ala al-Qarn al-Filastini al-Awal, pp. 85–96.

[25] Adel Manna, Nakba and survival, EUME Berliner Seminar, 9 November 2016.

[26] Hillel Cohen, Good Arabs, p. 6.

[27] Nadim N. Rouhana and Areej Sabbagh‑Khoury (eds.),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p. 18.

[28] Sarah Ozacky‑Lazar, http://lib.cet.ac.il/pages/item.asp?item=13336.

[29] Lustick, Arabs, p. 48.

[30] Hannah Mermelstein, Overdue books: returning Palestine’s ‘Abandoned Property’ of 1948, Jerusalem Quarterly 47, Autumn 2011.

[31] Saleh Abdel‑Jawad, in Robert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 p. 90.

[32] Sabri Jiryis, The Arabs in Israel, p. 121.

[33] Gelber, Palestine, p. 291.

[34] Segev, 1949, p. 67.

[35] http://malam.cet.ac.il/ShowItem.aspx?ItemID=188f577d‑0058‑4e34‑afa3‑692e1cecc08e&lang=HEB.

[36] http://zionism‑israel.com/israel_news/2006/12/alexander‑and‑yiftah‑zaid‑end‑of‑legend.html.

[37] Shira Robinson, Citizen Strangers, pp. 35–6.

[38] “欧莱哈达什”（Oleh Chadash或Olim Chadashim），意为“新移民”。Oleh（复数形式为Olim）在希伯来语中指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译者注

[39] Shammas, in Laurence J. Silberstei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Israeli History,p. 218.

[40] http://lib.cet.ac.il/pages/item.asp?item=13336.

[41] Dan Rabinowitz and Khawla Abu‑Baker, Coffin, pp. 51–2.

[42] Moshe Shemesh, Palestinian society in the wake of the 1948 war: from social fragmentation to consolidation. Israel Studies, Spring 2004, pp. 86–100.

[43] Abdel Bari Atwan, A Country of Words, p. 27.

[44] Geoffrey Furlonge, Palestine is My Country, pp. 162–3.

[45] Mamdouh Nofal et al., Reflections on a‑Nakb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8(1), 1998, pp. 5–35.

[46] Adel H. Yahya, in Paul Scham et al., Shared Histories, p. 222.

[47] Wishah, Palestinian voices, op. cit.

[48] Plascov, Palestinian Refugees, p. 17.

[49] Nofal et al., Reflections on a‑Nakba.

[50] Muhammad Hallaj, Recollections of the Nakba through a teenager’s eye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8 (1), 2007–08.

[51]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141.

[52] Shlomo S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Land of Israel, p. 260.

[53]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172.

[54] Sharon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114.

[55] Noga Kadman, Erased from Space, p. 18;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p.164–5.

[56] Rebecca L. Torstrick, Limits of Coexistence, p. 175.

[57] Walter Schwartz, The Arabs in Israel, p. 59.

[58] Segev, 1949, pp. 88–9.

[59] Michael Roman and Alex Weingrod, Living Together Separately, p. 12.

[60] Lustick, Arabs, p. 84.

[61] Adina Hoffman, My Happiness, p. 241.

[62] http://sfonline.barnard.edu/jewish/panel4_05.htm.

[63] Jo Roberts, Contested Land, pp. 162–3.

[64] A. B. 耶霍舒亚，即以色列小说家亚伯拉罕·布里·耶霍舒亚（Avraham Boolie Yehoshua，生于1936年）的笔名。——译者注

[65] A. B. Yehoshua, Facing the Forests, 1970.

[66]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8

[67] Nur Masalha, The Palestine Nakba, p. 117.

[68]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p. 271–306; entries in Zochrot, Hikayat Balad,Omrim Yayshna Aretz.

[69] Charles S. Kamen, After the catastrophe II: the Arabs in Israel, 1948–51,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4 (1), 1988.

[70] Rotbard, White City, p. 114.

[71] Masalha, Palestine Nakba, pp. 88–119.

[72]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14.

[73] Segev, 1949, p. 70.

[74] Tamari, Jerusalem 1948, pp. 110–11.

[75] Pinkerfeld testimony, Zochrot, 23 December 2012.

[76] Noah Lucas, Modern History, p. 274.

[77] Yfaat Weiss, A Confiscated Memor, p. 49.

[78] Roberts, Contested Land, p. 49.

[79] Michael Fischbach, Records of Dispossession, p. 74.

[80] Shlomit Shaked, Zochrot interview, 23 October 2012.

[81] Tamari, Jerusalem 1948, p. 1.

[82] Robinson, Citizen Strangers, p. 10.

[83] Yoav Gelber, Israel’s policy towards its Arab minority, 1947–1950, Israel Affairs 19 (1), 2013, pp. 51– 81.

[84] Cohen, Good Arabs, p. 23.

[85] Lucas, Modern History, p. 282.

[86] Segev, 1949, p. 66.

[87] 杜菲克·托比（Toufiq Toubi，1922—2011），又写作Tawfik Toubi（توفيق طوبي），以色列阿拉伯共产党员。——译者注

[88] 这里指以色列共产党（Israeli Communist Party，希伯来语名为“HaMiflega HaKomunistit HaYisra’elit”），“梅基”为最初的以色列共产主义政党，后由于内部矛盾于1965年分裂出“拉卡”（Rakah）。最终原本的“梅基”1981年并入民权与和平运动党（Movement for Civil Rights and Peace，简称“拉茨”，Ratz）而消失，“拉卡”则在1989年改名为“梅基”以彰显官方唯一认证的共产党地位。——译者注

[89] Cohen, Good Arabs, p. 40.

[90] Kais M. Firro, The conscription of the Druze into the Israeli Army, in Rouhana and Sabbagh‑Khoury (eds.),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p. 60.

[91] Segev, 1949, p. 66.

[92] Gelber, Israel’s policy, op. cit.

[93] Lustick, Arabs, p. 203.

[94] Atallah Mansour, Waiting for the Dawn, p. 36.

[95] Michael Gorkin, Days of Honey, Days of Onion, p. 127.

[96] Arnon Yehuda Dagani,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Israeli military government,1948–1966: a case of settler‑colonial consolidation?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5,2015.

[97] Lustick, Arabs, p. 203.

[98] 伊玛目（imam），意为“领拜人”，对伊斯兰宗教权威的尊称。——译者注

[99] Weitz to Sharett in May 1949: Kamen, After the catastrophe II.

[100] Observer, 19 June 1950.

[101] Adel Manna, Nakba and Survival, p. 184.

[102] Gelber, Israel’s policy, op. cit.

[103] Morris, 1948, pp. 257–71.

[104] Quoted in Honaida Ghanim, Once upon a border: the secret lives of resistance.The case of the Palestinian village of Al‑Marja, 1949–1967, Biography 37 (2),2014.

第九章
1953—1958

我们为何要抱怨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八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

——摩西·达扬，1956年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1953年10月12日，在黑夜的掩护下，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军队悄悄穿越“绿线”，进入约旦河西岸的村庄吉卜亚（Qibya）。第101部队由一位名叫阿里埃勒·沙因内曼（Ariel Scheinerman）的年轻少校指挥，他后来改姓沙龙（Sharon）。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两天前巴勒斯坦人在卢德机场附近的耶胡德（Yehud）进行的手榴弹袭击，此事导致一名以色列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遇难。突击部队与一支规模更大的伞兵部队一起犯下了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沙龙漫长而富有争议的军事生涯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至少有69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观察员随后报告称：“靠近门口的弹痕累累的尸体以及被摧毁的房屋中受到多次撞击的房门都表明，房屋被炸毁时居民被迫留在屋内。”但沙龙声称，自己的部下在进行爆破时，没有发现村里的石屋中还有人。[1]尽管约旦人保证他们会竭尽全力拘捕渗透者，袭击还是发生了。参与决策的本-古里安最初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说，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参与，这是由愤怒的平民发起的。这种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遭到了不得不应对外交危机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的批评。但突袭行动受到了以色列鹰派的称赞，其中包括前伊尔贡头子、时任右翼反对党赫鲁特（Herut，自由党）领袖的梅纳赫姆·贝京，他认为这提升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和大国中的地位”。随后，摩西·达扬迅速就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将报复性打击的对象从民用目标转移到军事目标。第101部队也被解散。[2]

吉卜亚事件是以色列独立初期发生的数十起报复袭击事件中最招人谴责的一起——此类事件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200起。[3]而在1949年6月至1952年年底，共有57名以色列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被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渗透者杀害。1953年的前9个月，以色列方的死亡人数共计32人。与此同时，联合国主导的混合停战委员会（Mixed Armistice Commission）44次谴责以色列的入侵行为。在耶胡德事件发生前的两个月里，漫长而曲折的约旦-以色列边境沿线相对安定，自8月以来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4]据权威人士估计，1949年至1956年期间，以色列杀死了2 700至5 000名巴勒斯坦渗透者，其中绝大多数人是1952年及以前被杀的。[5]同一时期，巴勒斯坦人造成了284名以色列平民死亡，500人受伤。[6]国内社区间的阿以矛盾已转化为主要发生在以色列边境及其之外的冲突。约旦努力阻止渗透行为，尽管以色列声称约旦所做的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1950年阿卜杜拉国王吞并约旦河西岸后，许多约旦人其实都是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于1951年7月在阿克萨清真寺被一名巴勒斯坦年轻人暗杀，此事如同晴天霹雳，提醒了人们那一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性。吉卜亚事件则是另一次提醒。[7]

这一时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通过达扬清晰而深刻地表达出来，他凭自己的出身，成了立即被人认可的民族英雄和民族象征：他属于代加尼亚基布兹出生的最早一批土生土长的孩子（又称萨布拉，Tzabar或Sabra），在伊茨雷埃勒山谷中的拿哈拉长大成人，象征着他那一代先驱和战士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价值观。1956年4月，达扬在纳哈勒奥兹基布兹（Kibbutz Nahal Oz）的墓地发表悼词，纪念被阿拉伯敢死队杀死后肢解的罗伊·罗特伯格（Roy Rotberg）。这位独眼的将军素无雄辩之名，但他说出了这些甚至被他的敌人所钦佩的话，传达了一些关于以色列及其敌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逆耳忠言。首先，他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表现出了罕见的坦率，没有任何宣传色彩。“我们为何要抱怨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达扬在罗特伯格的墓前说道，“八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提到以色列人所需的回应时，达扬同样单刀直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这是我们今生的选择，坚定有力地做好准备，武装起来，手不离剑，不要任人宰割。我们是安邦定国的一代人，没有钢盔和火炮，就无法种树或造屋。不要被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满怀憎恨、怨声载道的数十万阿拉伯人阻挠；不要移开视线，以免削弱我们的力量。[8]

还有一段不经常被引用但同样重要的话，提到了“数百万犹太人，还没有家园就遭毁灭，从以色列（原文如此）历史的尘埃中注视着我们，要求我们安家落户并为我们的人民建设一个国家”。这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在这个国家成形时期，被广泛认同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它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美国“天定命运论”的以色列版本。[9]

达扬的纳哈勒奥兹演讲立足于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在吉卜亚事件后，巴勒斯坦的渗透和以色列的报复仍在继续并贯穿整个1954年，尽管在更为温和的夏里特取代本-古里安担任总理的22个月里事件规模较小。敢死队的威胁虽然并非特别重要，却是切实存在的。例如9月份，以色列人抓获了一名从加沙入境的菜贩，此人与以色列警卫交火，炸毁了一辆拖拉机，并从一个定居点偷走了驴、鹅和晾衣绳上的衣服。[10]复仇已成为常态。1955年2月，沙龙指挥的“黑箭行动”（Operation Black Arrow）在加沙杀死了38名埃及人。骚乱——被称作因提法达或起义——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爆发。充满自信且广受欢迎的埃及新民族主义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对敢死队更为支持，这令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等巴勒斯坦人欢欣鼓舞。瓦齐尔是一名来自拉姆勒、成长于加沙的难民，在开罗加入穆兄会，组建了名为正义营（Battalion of Justice，或Katibat al-Haq）的组织。该组织的声明被送往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报纸，以扩大其跨境行动的影响，[11]这些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唯恐对以色列的报复感到焦虑的埃及当局听到风声。[12]

1955年9月埃及与苏联的武器交易是冷战初期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在以色列引燃了对战争的恐慌。夏里特呼吁以举国之力购买武器，引起了一场集资购买直升机和坦克的公众运动。[13] 11月，本-古里安重掌大权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便对加沙发动了另一次惩罚性大规模袭击，这次杀死了36人。抗议和动乱再次震动了沿海地带，巴勒斯坦人要求允许他们袭击以色列。纳赛尔再度改变策略，敢死队在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间，采取了180次行动，包括枪击、埋雷和伏击。4月，以色列的进一步袭击造成59人死亡。7月，在罗特伯格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发生后，以色列人用一枚邮包炸弹暗杀了加沙的埃及情报局局长穆斯塔法·哈菲兹（Mustafa Hafez），次日又以同样的手段铲除了埃及驻安曼军事顾问萨拉赫·穆斯塔法（Salah Mustafa）。[14]加沙的新生儿以哈菲兹为名。纳赛尔甚至在几日后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历史性演讲中向他致敬——这预示着一场新的重大危机。[15]

苏伊士的第二轮较量

几个月后针对埃及的战争是以色列先发制人，联合英国和法国发起的。当时法国正在阿尔及利亚镇压血腥的反殖民暴动，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缩写为FLN）得到了开罗的支持。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举动以及他激发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狂热，触怒了伦敦和巴黎的政府。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深受这个他称为“尼罗河上的希特勒”的人困扰，最后导致了自身的垮台。以色列官方对其所谓的“卡叠什行动”（Operation Kadesh）的主要辩解，是称此举意在终结加沙敢死队的复仇行为。打通运河到以色列的航路则是另一个目标。埃及领导人称这场战争是“三方侵略”——阿拉伯人的这种说法巧妙地概括了中东地区对帝国主义阴谋与以色列敌人沆瀣一气的认识。战斗本身局限于西奈半岛，此地几天后就被以色列伞兵和坦克部队攻陷。以色列人对约旦参战的可能性高度警惕，因为这场战争有个背景：在敌对行动前夕，49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边境村落卡西姆村（Kafr Qassem）被屠杀。尽管侯赛因国王本人倾向于支持埃及，但出乎意料的是，亲纳赛尔的首相进行了劝阻，于是国王决定谨慎行事。

在以色列军队占据这个遍地沙漠的半岛4个月后，本-古里安才迫于美国沉重的压力下令全面撤军，放弃吞并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被征服领土的任何想法，尽管他已夸张地宣布成立“以色列第三王国”。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未遵循这种严厉的制裁。以色列占领加沙期间，巴勒斯坦平民再次被迫受到军队管制，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是住在8个大型营地里的难民。总理对国防军的胜利感到喜悦，但对巴勒斯坦人没有像1948年那样逃离深感失望，于是命令为外交部工作的埃兹拉·达宁研究重新安置的各项选择。[16]以色列军队在两起案件中被指控将一些巴勒斯坦男人杀在家中，并将其他人排成一列处决。据报道，1956年11月3日，以色列部队在占领汗尤尼斯期间杀害了275名巴勒斯坦人，包括140名难民和135名当地居民。另有36名青年在10日死于拘禁。11月12日（战斗结束后），以色列部队据说在拉法赫（Rafah）又杀了110名巴勒斯坦人。[17]以色列拒不承认这些指控。[18]据阿拉伯方面的一项研究估计，截至1957年3月以色列人在遭遇少许抵抗后撤离时，有930至1 2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19]占领加沙让以色列人得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杀害罗特伯格的凶手，一名埃及人和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审判并被处以无期徒刑；到手的埃及情报文件还提供了巴勒斯坦活动分子的宝贵信息，这些人都被拘捕和审讯。从以色列境外建立军政府的短暂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仅仅过去十年就将被再次使用。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自1948年以来所期待的“第二回合交手”波及了整个中东乃至世界，及时地给英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画上了句号。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以色列国内也有影响。1956年10月29日，敌对行动前夕，以色列当局对约旦边境附近的村庄实施了下午5时开始的宵禁。在卡西姆村，边防部队射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49名手无寸铁的阿拉伯公民，因为他们从田里回来时违犯了宵禁令，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宵禁已经生效了。目击者称，当村民们步行、骑车、骑着驴子或开着卡车返回村庄时，警察多次用步枪和机枪扫射他们。受害者当天晚上就被埋在乱葬坑里。该事件的后果是，该部队的指挥官和7名士兵被判处8年至17年徒刑，死伤者家属获得了赔偿金。以色列国防军还颁布新准则，要求士兵拒绝执行任何他们认为“明显违法”的命令。

这场大屠杀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疤，那些无辜的受难者在笼罩其生活的冲突中成了牺牲品。它还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在这个社会里，犹太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犹太人’，异于且优于他们认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异族的‘阿拉伯人’。”[20]用最近的一种批判性评价的话来说，这些杀戮事件是在以色列大多数人公平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大荧幕上的一个“悲剧光点”，是未受过教育的摩洛哥移民干的，不能反映出更广泛的军民关系以及军队的精神风貌与组织纪律状况。但对于大多数阿拉伯公民来说（1956年阿拉伯人占该国总人口的11%）：

这体现了八年来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政策不可避免的（可能还是最残酷的）结果。这些政策被普遍视为“民族压迫政策”，不仅推行军事统治，剥夺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还持续没收其土地，在官方话语中一直将其描绘为内奸，犹太学校也在培养反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态度。[21]

每年纪念屠杀事件的活动都是对他们的警示——刻在卡西姆村中央的石柱上的受害者名字也是如此。[22]

纳赛尔，纳克巴，拿撒勒

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几年里，以色列对其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政策仍以安全为主要考虑。阿拉伯人不仅与这个国家的敌人是骨肉同胞，而且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边境，靠近那些与家园咫尺相望而不得归的人。“三角区”内的两个村庄，拜尔塔阿（Bartaa）和巴卡，被“绿线”分隔开来。在距离它们不到9英里的地方，是被分成两部分的盖勒吉利耶，一部分位于约旦河西岸，一部分位于地中海沿岸。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住在中心的丹地区[23]。[24]“我的工作不是防御，这是边防警察和边境沿线犹太农村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三角区”军事总督在1958年解释道，“只要和平尚未到来，我的工作就是控制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是忠诚的，但我们也知道另一部分人不是，他们必须受到检查、巡视和监督。”[25]这造成了令人窒息的效果，正如一位拿撒勒居民抱怨的那样：“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土地。为什么？为了安全！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为了安全！当我们问他们，我们的土地和工作如何威胁国家安全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理由。为什么？还是为了安全！”[26]当局特别关注对纳赛尔表示同情的言论。时常有人被告发收听“阿拉伯之声”（The Voice of the Arabs，或Sawt al-Arab）广播中这位埃及总统来自开罗的鼓舞人心的演讲。在吕大长大的法兹·阿斯马尔（Fawzi al-Asmar）回忆道：“当纳赛尔发表演说时，我们总是靠近收音机，即使在教堂或清真寺里也会默默坐着。”[27]“辛贝特”领导人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曾经反对军政府制度，但随着纳赛尔在阿拉伯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受欢迎，他改变了主意。[28]

如果说纳赛尔因为蔑视西方和以色列而成为被崇拜的焦点，那么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对纳克巴的认知也在慢慢增长。叙利亚知识分子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ek）于1949年发表了他的知名著作《灾难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Disaster），分析了战败的原因，将战败归咎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无能”。极少有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甚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过个人回忆录。[29]后来巴勒斯坦的一项研究称：“失败的一方在难民营里，生活在担惊受怕、危如累卵的感觉之中，不愿谈及他们的落败。此外，他们深感耻辱、内疚和痛苦，这只会令他们更为缄默。”[30]还有很好的实际原因：在混乱的逃亡和适应严酷新生活的过程中，笔记和文章难以幸存。[31]许多巴勒斯坦人将自己看作悲剧人物，以无能和被动促成了自身的命运。[32]“离开太巴列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经济学家优素福·赛义格（Yusif Sayigh）写道，“但他们很少提及这件事。人们对纳克巴避而不谈。”赛义格在记述1948年卡达蒙的防备状态时对巴勒斯坦人不充分的准备感到痛心疾首。[33]来自希伯伦附近哈尔胡勒的穆罕默德·梅勒赫姆（Muhammad Milhem）以自嘲的口吻描述了战斗白热化的时候，自己却在咖啡馆里打牌下棋的情景。[34] 1958年，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里夫·阿勒阿里夫开始出版其长达六卷的名作《耶路撒冷之难》（Nakbat Bayt al-Maqdis），此后“纳克巴”一词流传得更广了。该书的副标题是“失乐园”（Paradise Lost）。来自加利利迈季克鲁姆的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从未听说他的家人在1948年的经历，包括处决，直到10岁时他的父亲对兴高采烈的儿子被选中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消息做出奇怪的反应。这个男孩在1958年才第一次认识到，以色列的独立（Istiqlal），对阿拉伯人意味着占领（Istihlal）。[35]以色列犹太人有时会被父母或祖父母的沉默所提醒，他们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但他们从不愿谈到这一点——因为幸存让他们负疚，而且他们想让孩子摆脱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过往，过上正常的生活。[36]

然而，1948年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在难民营中，居民们根据各自的村庄或城镇组织起来，使用他们自己的地名而不是联合国管理人员选择的名称。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阿卡周边两个相邻村庄西伊伯和艾尔巴萨的人们占据了提尔郊区的艾因赫勒韦（Ein al-Hilweh）难民营附近的地区。的黎波里（Tripoli）附近的巴里德河难民营（Nahr al-Bared）中，有一半人口来自萨弗里亚。[37]在安曼城外的巴卡难民营，有大量来自别示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Sibawis）。“对于我这一代人……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开始明确巴勒斯坦人身份的第一天。”法瓦兹·图尔基（Fawaz Turki）写道，他出生于巴拉德谢赫，成长于贝鲁特的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Burj al-Barajneh）。

就像橄榄树、土地、石屋、大海、婚礼上的“达布克”（Dabki，原文如此）舞和狂欢。一切都各归各处。一切都融为一体，绵延不息。从来没有人想过去定义它或赋予它任何特质，直到我们被迫与它断绝。[38]

被迫抛弃房屋的各家仍将生锈的钥匙和褪色的地契作为最宝贵的财产，作为“一个回归的承诺，一个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打破的承诺”。[39]

橄榄树、扎阿塔尔（Zaatar，即野生百里香）、石榴、水井、田地和柑橘林等意象逐渐在巴勒斯坦人的诗歌和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学家A. L. 提巴威（A. L. Tibawi）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所称的“回归愿景”：“迄今为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没能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捍卫自己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权利，对国际人道主义救助的效率也感到失望。他们自1948年以来，一直依靠其他资源和情感力量进行重建，以实现公开宣布的夺回家园的目标。”[40]另一位学者写道，对“他们的社会被连根拔起的创伤”的共同记忆，“以及被驱逐、被替代、无家无国的经历，都在逐步明确‘巴勒斯坦’的含义”。[41]

在以色列，由于军事审查限制和害怕受到谴责，人们不能在课堂上或出版物中提及纳克巴。[42]连“瓦坦”（watan，即家园）这个词也被禁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教师因为写了关于他曾经的村庄穆杰迪勒（Mujaydil）的一棵桑树的诗歌而被解雇——该村已被重新命名为希伯来语的米格达勒哈埃梅克（Migdal HaEmek）。一个来自海法的难民儿童在长大后回想起自己曾因唱民族歌曲而被一个神经紧张的老师斥责。[43]“在那些日子里，提到巴勒斯坦这个词都是危险的，”以色列国内的难民穆罕默德·阿里·塔哈（Mohammed Ali Taha）还记得，“在学校里，任何提到巴勒斯坦的人都会被赶出去。他们插足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没有图书馆，没有留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是无法读写的农民。”[44]以色列当局担心“在场的缺席者”将试图返回废弃的村庄并重建家园。“本-古里安总是提醒我们，不能因为阿拉伯少数民族尚未开展颠覆行动就放松警惕，”这位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告诉记者，“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如果得到机会，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取消限制，共产党就会邀请阿拉伯难民守在他们的废墟上，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让难民回归。他们将形成组织、政党、阵线，任何会制造麻烦的东西。”[45] 1954年，政府担心共产党（“梅基”）在拿撒勒的市政选举中获胜。当政府努力建设一个新的犹太社区来控制阿拉伯城市时，因与当局关系密切而闻名的左阿比家族的成员袭击了党派活动分子，引起了人们对其是否与官方合谋的怀疑。[46]

普遍消极抵抗

20世纪50年代，“梅基”在复兴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化和思想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联盟报》出版了易卜拉欣·图坎和哈利勒·萨卡基尼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该党组织的诗歌节克服了审查、宵禁和骚扰，使创作成为“普遍消极抵抗”的一种形式。该党的文学杂志《新报》（Al-Jadid）发表文章，强调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的遗产，以对抗欧洲和犹太复国主义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话语。1953年10月，《伊斯兰联盟报》的编辑伊梅尔·图玛抨击了巴勒斯坦希伯来劳工总联合会的一个项目，指责其发表的希伯来语文献的阿拉伯语翻译是沙文主义，“将犹太复国主义描述为给阿拉伯国家带来文明的使者”。[47]在警方和“辛贝特”努力招募告密者、鼓励疑神疑鬼的氛围中，自由受到了限制。倘若《伊斯兰联盟报》将某人称为与军政府合作者，那么此人将在当地社区受到排斥和孤立。对于一些巴勒斯坦人来说，相比“梅基”这个“以色列唯一试图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48]他们更喜欢拥有一些阿拉伯成员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尽管如此，正如来自左翼的批评者往往注意到的，统一工人党[49]的基布兹是建立在被没收的阿拉伯土地上的，尽管该党所有人都在谈论团结和平等。[50]

官方媒体的努力不尽如人意：半官方的阿拉伯语日报《今日时报》（al-Yawm）有四个版面，内容提炼自希伯来语日报《话语》（Davar），“删去了被认为过于敏感，会引起阿拉伯读者注意的各种内容，再加上一些特约记者从大村庄发来的过时报道，内容主要关于政府官员的访问，道路或学校的修建，以及类似具有‘积极’性质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的提升，“（它）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甚至被当成了一个笑柄，而讽刺它的正是它意在向之提供服务和表达渠道的知识分子”。[51]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强调了村庄及其主要家族的重要性，加深了人们认为东方落后和欠发达的成见，并鼓励依附、笼络和控制关系。[52]即使大多数阿拉伯人住进城镇，情况依旧如此。一名以色列学者观察到，“巴勒斯坦人的乡村性使他们注定与犹太人有根本上的差异，所以他们不会主动与之融合或同化。此外，他们的乡村性使他们注定是传统的，因此需要家长式政府而不是民主”。[53]阿拉伯农村地区的电气化被视为一种发展进步，具有文化上和安全保障上的双重意义。一名官员说：“如果我们照亮这片黑暗，就能将他们带出黑暗并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54]

语言同样重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1948年后阿拉伯语失去了许多实际意义，犹太人对它本就有限的了解逐渐减少，人们开始为此而担心。阿拉伯作家和犹太作家之间偶尔举行的会议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因为尽管阿拉伯人一般学过希伯来语，但绝大多数犹太人，除了来自伊拉克和埃及的以阿语为母语的移民外，都不懂阿拉伯语，对学习阿语也鲜有兴趣。在犹太学校体系中，父母通常更希望孩子学习英语，然后是法语，而不是一种与“落后”文化和世仇宿敌有关的困难语言。只有当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与国防军情报部门和教育部合作，来解决这个被视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短缺问题时，感到绝望的老师们改善这种状况的努力才取得了进展。前途光明的犹太高中生们参加了特别的“东方学”课程，在军政府官员——然而不是当地人——的导览下，到拿撒勒和德鲁兹派的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学生们需要锻炼与现代标准书面语有巨大差别的阿拉伯语口语，了解阿拉伯风俗，但他们受到严格的指示，不得与阿拉伯人进行政治讨论，因为阿拉伯人是“学习的对象，但最终是要控制的对象”。这种被一个参与者形容为“敌对环境”中的关系，必须是“无情无义的”。学生毕业之后，通常会为国防军做情报工作，或是在希伯来大学深造。向以色列犹太人教授阿拉伯语仍是长期的难题。一名阿语老师抱怨，他们在别人眼中“像是在月球上教霍屯督语（Hottentot）”。人们的看法是，“东方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而阿拉伯的一切都是肮脏的”。[55]

[1] David Landau, Arik, pp. 25–7.

[2] Eyal Kafkafi, The ‘latent function’ of the Qibya Raid: David Ben‑Gurion’s weapon against Pinchas Lavon, Israel Affairs 8 (3), 2002, pp. 118–33.

[3]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191.

[4] The 1953 Qibya Raid revisited: excerpts from Moshe Sharett’s diari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1 (4), 2002, pp. 77–98.

[5] 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pp. 135–7.

[6] Jacob Tovy,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Issue, p. 181.

[7]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p. 69–74.

[8]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igh‑1.360698.

[9] Uri Avnery, Gush Shalom, 12 April 2008.

[10]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 121.

[11]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82.

[12] Salman Abu Sitta, Mapping My Return, p. 111.

[13] Guy Laro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srael’s decision to launch the 1956 Sinai campaig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2 (2), 2015, pp. 200–218.

[14] Black and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p. 123–24.

[15] Jean‑Pierre Filiu, Gaza: A History, p. 93.

[16] Nur Masalha, The 1956–57 occupation of the Gaza Strip: Israeli proposals to resettle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3(1), 1996, pp. 55–68.

[17] Haaretz, 11 February 2010,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magazine/a‑thin‑black‑line‑1.263163.

[18] Filiu, Gaza, pp. 96–9.

[19]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5.

[20] Ian Lustick,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 p. 86.

[21] Shira Robinson, Local struggle, national struggle: Palestinian responses to the Kafr Qasim massacre and its aftermath, 1956–6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5 (3), 2003.

[2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rivlin‑to‑address‑ceremony‑marking‑kfar‑kassem‑massacre/; Guardian, 6 November 2015.

[23] 丹（Dan）地区，即古什丹（Gush Dan）都市区，是以色列最大的都市区，包括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中心区域，也称特拉维夫大都市区。——译者注

[24] Hillel Frisch, Israel’s Security and Its Arab Citizens, p. 20.

[25] Lustick, Arabs, p. 67.

[26] Walter Schwartz, The Arabs in Israel, p. 15.

[27] Fawzi al‑Asmar, Lihiyot Aravi be-Yisrael, p. 50.

[28] Frisch, Israel’s Security, p. 26.

[29] Adel Manna, The Palestinian Nakba and its continuous repercussions, Israel Studies 18 (2), 2013.

[30] Sami Adwan et al., Zoom In. Remembrances, p. 162.

[31] Adina Hoffman, My Happiness, p. 144.

[32] Camilla Suleiman, Language and Identity, p. 17.

[33] Yusif Sayigh, Arab Economist, Palestinian Patriot, p. 243.

[34] Interview, Jerusalem Post, 13 July 1979.

[35] Adel Manna, Nakba and Survival, p. 10.

[36] Michel Warschawski, On the Border, p. 31.

[37] Julie Peteet, Landscape of Hope and Despair, pp. 111–16.

[38] Fawaz Turki, Soul in Exile, p. 18.

[39] 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p. 19.

[40] A. L. Tibawi, Visions of the return, Middle East Journal 17 (5), 1963.

[41] Beshara Doumani, Palestine versus the Palestinians? The iron laws and ironies of a people denie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6 (4), 2006–07.

[42] Mahmoud Yazbak, The Nakba and the Palestinian silence, in Adwan et al.,Zoom In.

[43] Isabelle Humphries, Listening to the displaced narrative: politics, power and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amongst Palestinians inside Israel, 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1, 2008, pp. 180–96.

[44] Dina Matar, What it Means, p. 79.

[45] Schwartz, Arabs in Israel, p. 88.

[46] Geremy Forman, in Sandy Sufian and Mark LeVine (eds.), Reapproaching Borders, pp. 67–94.

[47] Maha Nassar, The marginal as central: Al-Jadi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alestinian public sphere, 1953–1970, 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 2010, pp. 333–51.

[48] Al‑Asmar, Lihiyot Aravi be-Yisrael, p. 64.

[49] 以色列统一工人党（Mapam，希伯来语为Mifleget HaPoalim HaMeuhedet），存在于1948年至1997年之间，为现存梅雷兹党（Meretz）前身之一。——译者注

[50] Degani, Jamal Zahalka, http://jewssansfrontieres.blogspot.co.il/2010/04/jamal‑zahalka‑on‑ashkenaz.html.

[51] Nissim Rejwan, Outsider in the Promised Land, pp. 65–6.

[52] Suleiman, Language and Identity, p. 16.

[53] Gil Eyal,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Orient, p. 157.

[54] Ahmad H. Sa’di, Stifling surveillance: Israel’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the Palestinians dur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era, Jerusalem Quarterly 68,Winter 2016.

[55] Yonatan Mendel, The Creation of Israeli Arabic, pp. 59–83.

第十章
1958—1967

大批难民痛苦地呐喊着，他们最强烈的渴求，是回归曾经的家园。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956年

第一个十年

1958年4月24日，欣喜若狂的以色列人庆祝独立十周年（根据希伯来历）。西耶路撒冷的纪念性阅兵仪式“可以说是在围绕这座古城以色列部分的约旦军队虎视眈眈的枪口下举行的”，[1]阅兵仪式特意展示了犹太国家的武装力量及其对国际舆论的蔑视。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和1952年继哈伊姆·魏茨曼之后就任总统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Tzvi）在希伯来大学吉瓦特拉姆校区接受致敬，2万多名欢呼的群众观看了这一切，还有数千人列队欢迎。法国的坦克和大炮、美国制造的谢尔曼坦克和英国的高射炮后面跟着伞兵、步兵和海军部队，军旗在寒冬过后的春日暖阳下飘扬。许多外国使团成员并未参与，因为出席此仪式可能会被解释为承认耶路撒冷是该国的首都（正如以色列在1948年12月宣布的那样），然而还是有一些特派团团长以私人身份参加了这场仪式。联合国表示反对，称以色列部队集中在耶路撒冷的行动违反了1949年与约旦的停战协定。以色列坚称没有违规，因为部队将在庆祝后立即撤离。在城市的另一边，侯赛因国王——他一直通过美国与以色列人保持着间接联系——视察了加强部队，这是他精心部署的军队，用于抗衡以色列异常强大的武装力量。

以色列与其阿拉伯敌人的冲突在1958年远未得到解决，鉴于双方的立场根深蒂固，阿拉伯世界充满分歧，而且没有哪个机构能公认代表巴勒斯坦人及其利益，局面很难出现任何改变。外交部高级官员沃尔特·艾坦（Walter Eytan）在当年出版的一本采用了以色列政府标准论调的书中指出，“自从阿卜杜拉国王去世（1951年）以来，没有任何阿拉伯统治者愿意与以色列和谈”：

阿拉伯国家拒绝与以色列谈判，因而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并没有引起它们的重视。它们不承认以色列，因此没有人与之谈判。它们的整体态度都基于这样的论点：以色列无权存在，与之谈判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而以色列已经表明，它可以安然承受阿拉伯方十年不间断的敌意，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再忍受几十年、几代人。[2]

以色列以能言善辩著称的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黄金时段接受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的电视采访时，着重谈到了以色列独立的这十年，将之描述为“乐于创造、主权恢复、民族凝聚、土地复苏、民主建成的无与伦比的岁月”。当然，他承认，“我们邻国的敌意所造成的暴力”也是存在的。然而，他断然否定了长期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不久前将阿拉伯“难民问题”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的说法：

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亵渎。他竟然将对数百万人的屠杀，包括妇女和孩子，与阿拉伯难民的困境做比较。阿拉伯人还活着，生存在他们的故土上，虽然受了一些苦，但无疑还拥有生命这一至高无上的恩赐。将大屠杀与可以轻易缓解的暂时性苦楚相提并论，从任何历史的角度而言都是颠倒黑白。但难民问题不是局势紧张的原因。它是阿拉伯人政策的结果，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以色列干预并制造了这个问题，然后阿拉伯人又拒绝将难民纳入他们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拒绝解决他们足以应对的问题，所以难民问题才会不断发酵。阿拉伯政府对待骨肉同胞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一旦他们愿意解除困境，马上就能解决问题。[3]

以色列拒绝接收阿拉伯难民，这自然得到了该国犹太公民的支持。绝大多数人赞同官方宣传的理念：阿拉伯人对1948年战争负有全部责任；难民是自愿离开或是在渴望胜利的阿拉伯入侵军队的催促下逃离的；哪怕和难民有亲缘、语言、宗教和民族感情的纽带，阿拉伯国家仍出于政治原因抵制接纳难民，蓄意使问题长期化；此外，遣返就是无稽之谈。1956年2月，政府发布了对军政府进行正式调查的报告。它听取了39名犹太人和50名阿拉伯人的证词，其中一人坚称阿拉伯公民没有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拉特纳（Ratner）委员会强调的则是，人们担心阿拉伯人可能会成为内奸群体，暗中侵占国家的土地。报告出于安全原因反对难民回归，并辩称难民是自愿离开该地的，因此等同于放弃了任何回归的权利。[4]一个更为重量级的委员会在三年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们的观点没有发生变化，但直到1965年，当局才悄悄下令摧毁那些仍然存在的废弃阿拉伯村庄。[5]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中都不曾使用“巴勒斯坦”这个词，除了极左派。[6]正如官方发言人常提到的那样，同一时期以色列接纳了近100万犹太难民，其中45万来自阿拉伯国家。选择性引用以及虚假、片面、误导性的当场证词被用来对付关于独立战争的诉讼。譬如艾坦描述了1948年4月太巴列的阿拉伯人集体撤离时犹太事务局的“震惊”。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学家才通过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资料，准确地描写出这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战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哈加纳的心理战和周边发生的屠杀）。[7]

1958年，埃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详细阐述了以色列应对难民的情况。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遣返意味着数十万人将被引入一个他们反对其存在的国家，他们鄙视这个国家的旗帜并下决心让它毁灭。以色列的主权和安全已经受到周边国家的侵犯，还被要求让来自敌对领土并仇恨其存在的人群涌入，使其自身的处境更加危险。

在将近100万的难民中，超过一半的人不到15岁：也就是在1948年，其中许多人不满5岁，根本不会“对以色列有什么记忆”。[8]埃班的雄辩并没有消除这个问题：1961年，本-古里安让特拉维夫的政府智库西罗亚研究所（Shiloah Institute）详细报告巴勒斯坦人流亡的原因。此举意在将这些材料用于公开外交，以应对美国肯尼迪政府让以色列在难民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呼吁。西罗亚的研究员罗尼·加贝（Rony Gabbay）早在1948年就已在他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犹太部队占领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居民，炸毁他们不想占据的地方，以免被他们的敌人重新占据并用作对抗他们的据点”。[9]

少数人的权利，以色列的过错

1958年的独立日，是展示以色列在包括阿拉伯少数民族敏感问题在内的所有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好机会。几个月前就是卡西姆村杀戮事件一周年，说服阿拉伯公民参加纪念活动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政府主动承担了乐队、焰火、扬声器和展览所需的部分费用：一个在古老的土耳其浴室中举行的展览表现了“少数民族的风俗”，提供了传统的刺绣、阿拉伯咖啡和糖果。虽然预计地方议会将支付费用，但由于很少有村庄与国家电网相连，因此人们还为这项活动准备了发电机。在“梅基”发起的抵制运动蓄势待发时，过去鲜为人知的团体“加利利之子”（Sons of the Galilee）和“以色列阿拉伯人之声”（Voice of the Arabs in Israel）签发了传单，试图反击——这些组织的名字隐含了政府暗地里精心策划的努力。压力是施加给个人的，包括年轻的诗人拉希德·侯赛因（Rashid Hussein），他被要求写首诗纪念这个节日。官员们宣称4月26日拿撒勒的参与者多达8 000人。[10]

几天后的劳动节，现实问题不期而至。这个国家唯一的阿拉伯城市人心惶惶，因为大片土地已被没收且用于安置犹太移民，而这些移民大部分被政府雇用了。该项目在早期阶段由一个国防部人员主导的跨部门委员会把控。[11]这里最终将成为上拿撒勒的独立犹太城镇，其目的被描述为“打破”该地区和这个城市的阿拉伯自治，使犹太人成为多数。[12]更加普遍的是人们对行动不断受限的不满——即使在1957年稍显缓和——85%生活在军政府治下的以色列阿拉伯人都有此种不满。[13]共产党组织者被逮捕和行政拘留，预定在劳动节举行的集会也被禁止。人们无视这条禁令，冲突便爆发了。集会现场发生了斗殴，300人被捕，希伯来媒体称之为“骚乱”，阿拉伯人则以他们在面对“警棍和恶意虐待”时的集体力量为荣。[14]口号包括“打倒本-古里安”、“结束军事统治”和“纳赛尔万岁”等。一个外国访客认为，这些事件在拿撒勒的生活和政治中并不典型，“他们来到街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以前只在咖啡馆里争论过或者记录在军政府档案里的事。他们激化了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鲜为人知却无处不在的剑拔弩张”。[15] 5月15日是公历的以色列独立日和巴勒斯坦人的纳克巴纪念日，因此需要进一步做好预防措施，以免节外生枝。政府警告称“煽动颠覆国家者将遭严惩”，特别是教师，但是拿撒勒的学生们没有理会它，而是遵守了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的习俗。有人发现他们进行了默哀五分钟的纪念活动。一所学校的学生还挂出了纳赛尔的画像。[16]

当年晚些时候，一小群阿拉伯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组织，他们响应纳赛尔主义和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了土地运动（The Land，al-Ard）组织。它代表了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国家本质的第一次挑战。它呼吁废除所有歧视性法律，承认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权利。萨拉赫·巴兰希（Salah Baransi）编辑的一份报纸明确表达了这些要求，该报未得到出版许可，却在这个团体被宣布为非法之前设法出版了13期。土地运动的出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共产主义者（当时仍是唯一正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阿拉伯团体）之间的分道扬镳。它反映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与共产主义者支持的伊拉克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盖西姆（Abdel-Karim Qasim）采用的方式之间的对抗，还尤其体现了“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动荡不安、命运未卜之处境的厌倦”。[17]然而，它并没有自动获得阿拉伯群体的支持。土地运动对1959年以色列议会选举的抵制引发了争议，因为此举导致“梅基”的代表席位从六个减少到三个，批评者抱怨这削弱了阿拉伯人整体在议会的代表权。以色列安全机构仍旧保持警惕。土地运动遭到的一项“指控”，是协助阿拉伯乡村开设独立的体育俱乐部。[18] 1960年，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什穆埃尔·托勒达诺（Shmuel Toledano）——另一位曾在“摩萨德”（Mossad，以色列外国情报机构）任职的会说阿拉伯语的官员——公开警告称土地运动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托勒达诺认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这一概念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他们有“另一个国籍”。[19]尽管如此，一个小小的新团体仍不足以战胜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人的一派沉寂，他们像以前一样被边缘化，被严加控制。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开始在别处复苏。[20]

四海飘零

对于散落在阿拉伯世界各处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在一个充满动荡和地区纷争的时代，自由太过稀缺。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共同宣布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5月，黎巴嫩爆发内战。7月，伊拉克君主制被暴力推翻，这对西方是一个打击，对约旦的哈希姆王室来说也是一个不祥之兆，而美国和英国——以及以色列——都在担心约旦的纳赛尔主义者发动政变。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的反法起义在腥风血雨中持续了下去，成了鼓舞和团结其他阿拉伯人的源泉，他们将西方帝国主义视为主要敌人。身处前线国家或更遥远的海湾地区战场上的巴勒斯坦人，对于这些进展无法置身事外或无动于衷。

总的来说，约旦给巴勒斯坦人的待遇远超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约旦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并在官方文件中拒绝使用“难民”一词。在1950年4月之前，阿卜杜拉国王就已下令，根据联合国1947年分治决议，将当时在他治下、后来被称为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分配给巴勒斯坦人。但任何官方文件和通信都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一词。带有明显巴勒斯坦特色的协会——如纳布卢斯的海法文化协会，拉姆安拉的雅法穆斯林体育俱乐部等——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与以色列一样，约旦一边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正式公民身份，一边剥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意识。两国的政策都“强调控制与合作，而不是伙伴和平等的关系”。[21]巴勒斯坦分离主义被认为不利于阿拉伯人的团结。[22] 1952年，侯赛因国王[23]接替他的父亲塔拉勒（Talal）继位后，维持了这种做法。约旦将政府机构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曼，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抱怨。他们认为耶路撒冷现在处于对抗以色列的最前线，却受到歧视和忽略。1961年，整个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辞职抗议。巴勒斯坦人开玩笑说，如果侯赛因能够推翻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而不付代价，他一定会这么做。

黎巴嫩对1949年到达的10万至13万巴勒斯坦人施加了最严厉的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国脆弱的宗派平衡。歧视和苛待比比皆是。来自海法地区的法瓦兹·图尔基记得，当一个贝鲁特街头艺人命令他的宠物猴子“向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如何获取口粮”时，作为一个青年难民，他深以为耻，潸然泪下。甚至黎巴嫩儿童也嘲笑巴勒斯坦人，叫他们“回你们来的地方去”，并指责他们将自己的土地卖给了犹太人。[24]出生于英国、居住在贝鲁特的作家萨米拉·阿萨姆（Samira Azzam）塑造了一个主人公，他竭尽全力想成为一个归化的黎巴嫩人，却因不可以忘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而备感沮丧；当他最终斥巨资成功拿到必需的护照时，却发现它是伪造的。[25]当局追捕巴勒斯坦活动家，尤其是疑似共产主义者的人，阻止他们访问难民营。邻国叙利亚的情况相对好些，吸纳了8.5万至10万名难民，但本国人口要多得多。他们的事务由1949年成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Palestine Arab Refugees）管理。截至1960年，难民人口已自然增长到12.7万人。

身处埃及的30万巴勒斯坦人大多生活在加沙地带，一直到1962年都处于军事管理和紧急状态下。其中大部分人既无法进入尼罗河谷，也无法返回遗失在以色列境内的家园和土地。[26]没有一个难民可以回到现在已然不存在的巴勒斯坦，全面融入东道国同样是痴心妄想，只有约旦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报告指出：“大批难民痛苦地呐喊着，他们最强烈的渴求，是回归曾经的家园。他们仍旧抗拒大规模的自给项目，因为他们误认为这样做等于接受永久移居的安排，放弃回国的希望。”[27]

苏伊士战争过后，纳赛尔主义前所未有地受人欢迎，这催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缩写为ANM），而这个团体为在纳克巴十年之后思考自身命运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来自吕大的难民乔治·哈巴什创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时，还是个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医学生，在那里他受到了康斯坦丁·祖雷克的影响。祖雷克强调，阿拉伯国家先是在1948年战争中失败，然后又抛弃了巴勒斯坦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但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哈巴什后来前往约旦的难民营工作，在那里，他与来自萨法德的瓦迪·哈达德（Wadie Haddad）医生合伙开了一家诊所。1957年，两人被迫从约旦逃往叙利亚。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以色列的建国和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家园而成立的”。它的基本意识形态“反映了它名称的含义——将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的愿望，将外国势力排除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希冀，以及根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强烈冲动”。该组织向来是一盘散沙，它的全国总会与地方结盟靠的是现成的机会而非有意的规划。[28] 20世纪60年代末，哈巴什创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缩写为PFLP，简称“人阵”），它将推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巴勒斯坦至上的战略结合在了一起。

法塔赫诞生

其他巴勒斯坦人也在思考如何推进民族事业，关键是不能过分依赖其他阿拉伯人。1929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来自加沙，母亲则出身耶路撒冷名门——阿拉法特幼时曾在那里生活过。他曾就读于开罗大学，并在1948年战争初期与一支穆斯林兄弟会部队一起在巴勒斯坦南部作战。他后来抱怨说，自己曾两次被解除武装：先是被埃及军队缴械，后来是在服役于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领导的阿拉伯解放部队时，被约旦人的阿拉伯军团缴械。[29]根据某些消息来源，他还在苏伊士危机爆发前夕，参与了对运河区英军的游击袭扰。作为一名学生活动家，阿拉法特推崇一种巴勒斯坦人至上的意识。1957年，他在海湾地区遇到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重新开始生活并支撑起他们的家庭，忍受着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在小说《太阳下的人们》（Men Under the Sun）里描述的那种艰辛坎坷。阿拉法特未能获得沙特阿拉伯的签证，最终只能在科威特担任公共工程部的工程师。不可思议的是（鉴于他后来的事业和名声），阿拉法特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难民——他说话总是带有独特的埃及口音——然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带着纳克巴烙下的伤疤：文学系学生萨拉赫·哈拉夫1948年逃离雅法时还是个少年，出生于拉姆勒的哈利勒·瓦齐尔13岁时就和家人一起被驱逐到加沙。他们和阿拉法特一起，于1959年10月在科威特成立“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alestine Liberation Movement）。这个组织被命名为法塔赫——它的阿拉伯语名称（Harakat al-tahrir al-filastiniyya）缩写的倒拼——暗指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段胜利或者叫征服的数十年辉煌时期。“阿拉法特和我……都知道是什么在破坏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哈拉夫后来写道，“例如，我们确信巴勒斯坦人不能对阿拉伯政权抱有什么期望，因为它们大部分十分腐败或与帝国主义勾结，而且巴勒斯坦人不该支持该地区的任何政党。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只能依靠自己。”[30]

法塔赫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成立的，主要领导人都使用了假名，还像地下组织那样发誓忠诚。资金由海湾地区富有的同情者提供，包括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统治家族；另一位来自海法的创始成员哈立德·哈桑（Khaled al-Hassan）还利用他在科威特政府里的工作，为更多活动家取得签证。[31]他们很快就开始出版由瓦齐尔主编的杂志《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其资助者、撰稿人和编辑的名字通通不予公开，用贝鲁特的邮政信箱号码进行通信。1959年11月，它开诚布公地表明：

纳克巴中的年青一代被打散了……帐篷里的生活像死亡一样凄惨……（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捐躯，比苟活更美好更光荣，因为生活迫使我们在羞辱中咽下我们每日的面包，以牺牲我们的体面为代价来获取施舍的口粮……我们，出生于纳克巴的孩子们，不愿再过这种肮脏、卑劣的生活，这种生活破坏了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政治，摧毁了我们身为人类的尊严。[32]

《我们的巴勒斯坦》常在头版用照片显示难民营的恶劣条件。任何遇见过难民的人都清楚他们回归的愿望。一个去过约旦河西岸的人说：“如果你在犹大山区来到这些人中间，他们会拉着你的手臂爬上一个小山冈，指着下方锈迹斑斑的铁丝网的对面说：‘你能看到那儿吗？那里，就那几棵树后头。那就是我的家。’”[33] 1963年，英国知名作家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g）发表了《通往别示巴的路》（The Road to Beersheba），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同时也有意识地回应了美国犹太作家里昂·尤里斯（Leon Uris）无比成功的作品《出埃及记》（Exodus）以及根据其改编的由保罗·纽曼（Paul Newman）领衔主演的史诗电影。（曼宁的书是特别“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所有东道国的难民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的故事——另一场流亡——我们的‘出埃及记’？”[34]）并非只有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有这种感觉。出生在拉姆勒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的努扎·努塞贝（Nuzha Nusseibeh）在她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舒适房子里，向她的儿子萨利描述了

一个田园牧歌般纯洁的神秘梦乡……我所能想象的世界上最香甜的柑橘，生长在一个一直延伸到海浪轻柔起伏的地中海的种植园里。我从未见过那片海，因为它在那“无主之地”，但就像那些柑橘一样，我将它想象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然后就是外国入侵、与英国人的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掠夺以及徒步逃亡的恐慌。[35]

在巴勒斯坦人的“主观叙事”中，1948年以前的乡村景致带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神奇光环，纯洁而丰饶——通常以优质的巴拉迪（当地）水果和蔬菜为代表——随后灾难到来了。[36]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在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清晰，萨米赫·盖西姆（Samih al-Qasim）和陶菲克·齐亚德（Tawfiq Zayyad）这样的诗人书写着坚韧不拔与锲而不舍的精神，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则表示，成为一名巴勒斯坦人意味着“在一个群情激愤的国家保持忍耐”。他最著名的诗歌是1964年的《身份证》（Identity Card）：

写下来吧！

我是一个阿拉伯人，

我的身份证号是50000。

我有八个孩子，

第九个过一个夏天就会出生。

你会愤怒吗？[37]

爱德华·萨义德后来写道，这首诗的奇妙力量，“就在于它当时出现了……虽然它并不能完全展现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进程，他们的政治身份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被简化为身份证上的一个名字了”。[38]

法塔赫的目标是“解放整个巴勒斯坦，摧毁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占领的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恢复那个仍然萦绕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巴勒斯坦，恢复他们1948年以前的家园”。英国委任统治之前的犹太人社区可以保留，但必须置于阿拉伯主权之下。[39]纲领中的关键要素是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巴勒斯坦的实体。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肯尼亚的“茅茅”抗英斗争[40]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著作，都对该组织的思想造成了影响。但这项事业很难产生吸引力。“一开始我们很艰难，因为纳赛尔的吸引力太大了，”哈桑后来回忆道，“接受我们观念的大部分人是老师。但每次他们去其他阿拉伯国家度假三个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开始。”截至1963年，这个团体仍然只有几百名成员和一个不到20人的核心圈子。[41]尽管如此，事实证明该地区的变化仍然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事业。1961年9月，埃及-叙利亚联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也门内战爆发——沙特人和纳赛尔分别支持对立的派别（以色列则暗中援助纳赛尔的敌人）——这打击了阿拉伯人统一的雄心壮志，尽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和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极大地鼓舞了反殖民武装的信念。在所谓“反动”和“进步”的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冷战”的背景下，两个阵营都试图打出巴勒斯坦牌。叙利亚同意接纳法塔赫，来自难民营的年轻人被派往那里进行军事训练。伊拉克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段时间的设施，阿尔及利亚则成了其忠实的支持者。以色列对法塔赫认识有限，直到1965年它才出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里，而且被视为“滋扰”而不是真正的军事威胁。[42]以色列公众鲜少关注它，报纸评论员在描述法塔赫的“解放”目标时加上了引号，拒绝将其视为真正的民族运动代表。[43]

走进巴解组织

此时，以色列即将完成从约旦河通过其国内渠道输水至内盖夫沙漠的项目，这激怒了阿拉伯国家，导致叙以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在阿拉伯人眼中，这项长达十年的工程表明以色列人将会留在此处——他们准备打好地基（字面意义上的），以吸收更多的犹太移民，同时解决南部地区人口稀少的问题。以色列计划获取核武器，这是当时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强调的另一个担忧。这两方面的进展都威胁要“将现有的状态变为永久的现实”。[44]在此背景下，1964年1月，纳赛尔在开罗首次召开阿拉伯国王和总统首脑会议，后来该会议在中东外交舞台上成为常规会议。它破天荒地宣布，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目标是“对以色列的最终清算”。[45]会议还提到“组织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使其能够在解放国家和决定其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al-Shuqayri），一位出身贵族的中年巴勒斯坦律师，曾先后担任叙利亚和沙特的驻联合国代表。然而舒凯里以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出名，对新一代巴勒斯坦活动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选，他们认为他属于大势已去且名誉扫地的老卫道士，属于“缺乏政治诚信的无能投机者”。[46]

人们也担心来自敌对阿拉伯政权的赞助将使1948年的浩劫重演。流亡贝鲁特但仍旧领导着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哈吉·阿明·侯赛尼，就是一位声音尤为响亮的批评者。[47]阿拉法特同样谨小慎微，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他担心这是一项“将促使法塔赫兴起的弊病摆到明面上来”的决定。“最重要的是，这是纳赛尔的心血结晶，是为了与阿拉伯国家合作以满足巴勒斯坦人，同时保持对他们的控制而创建的。”[48] 1964年5月，420名代表佩戴着“我们将会返回”的徽章，在位于东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国际酒店参加了一场巴勒斯坦人大集会。值得注意的是，法塔赫的领导人没有亲自参与，而是派瓦齐尔前往。舒凯里在大会上宣称，巴勒斯坦人经历了16年苦难，巴勒斯坦“经历的灾难独一无二，在悲剧中踽踽独行”。侯赛因国王扮演了“不情不愿、半信半疑的东道主”角色，而在场的约旦情报人员则依然“令人不自在且畏惧”。[49]约旦最开始提议在安曼举行大会，然后又提议将会场改在死海沿岸的卡利亚（Qalia）。它坚决不同意在耶路撒冷老城举行大会。“我拥抱并亲吻了侯赛因国王，”舒凯里在会后写道，“我们分别用两种语言就巴勒斯坦实体的问题交流了意见。”[50]会议宣布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后来自行重组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即巴解组织的“议会”。新组织的纲领，或说盟约（Mithaq），呼吁完全解放巴勒斯坦，并在英国委任统治的界线内实行自决；它拒绝承认《贝尔福宣言》、委任统治制度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存在“历史和精神纽带”的说法；犹太是一种宗教而非国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殖民主义运动，“其手段和目标是侵略主义和扩张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对于以色列现有人口这一关键问题，它认为，“巴勒斯坦裔犹太人”——定义是1947年以前便“长居”该地的犹太人——“如果愿意在巴勒斯坦和平而忠诚地生活”，就会被视为巴勒斯坦人。[51]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沙斐格·豪特写道：“我能感觉到，我们都被赋予了一种精神上的抽象的力量，它使我们有能力去抵抗胁迫，去克服一切障碍，消除所有疑虑，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52]

阿拉法特为了最大化自身的独立性，和法塔赫一同与新机构保持了距离，谨慎地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约旦寻求更多的帮助和训练设备。这并没有逃过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的眼睛，他们在西岸的特工受命报告法塔赫和名为“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缩写为PLF，简称“巴解阵”）的团体的情况。诞生于难民营的很多“阵线”和组织微不足道，在发表一些挑衅性声明后便消失了，但这两个组织却鹤立鸡群。[53] 1964年接近尾声时，法塔赫决定向以色列发动第一次军事行动。行动原定于12月31日实施，但在越过边界之前，敢死队就被黎巴嫩军队拦截和逮捕了。夸大其词的公告宣布袭击是由名为“风暴”（al-Asifa）的组织策动的，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旨在掩盖法塔赫的参与，安抚那些担心该组织尚未准备好与远比自身强大的敌人作战的成员。三天后的1965年1月3日，法塔赫战斗人员竟成功从约旦河西岸渗透进以色列，并在下加利利拜特尼陀法山谷（Bet Netofa valley）的全国性输水河道中埋下炸药。炸药没有爆炸，但这次突袭仍被视为“令人惊叹的成功宣言”。[54]以色列国防军发现了通往拜特谢安（贝特谢安）并能直达约旦边境附近的通道。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穆萨（Ahmed Musa）的年轻人在从以色列领土返回时被约旦军队枪杀，法塔赫立即奉他为第一个“殉道者”，但也有人认为法塔赫是后来才给予他这一荣誉的。事实上，其他巴勒斯坦团体在他去世前，已经在对以色列的行动中牺牲过战斗人员。[55]不过，这起冲突翻开了意义重大的新篇章。

战争倒计时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风暴”组织对以色列发动了30次左右的袭击，几乎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但辞藻华丽或说虚假的公报却昭告天下。例如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个“新的阿拉伯秘密战斗组织”声称杀死了12名以色列人，并导致19人受伤。第二天，以色列人就称该报道“荒谬不实”。法塔赫的名字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以色列媒体上，被描述为一个叙利亚人打着巴勒斯坦人的旗号建立的组织。[56]这些小打小闹的袭击，远比不上该组织雄心壮志的预期：“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革命爆发的瞬息，大批革命者将动身前往他们锁定的目标，发动惊人的打击，震撼整个世界。”法塔赫的行动也遭到了舒凯里的巴解组织以及纳赛尔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他们担心在错误的时间采取军事行动会导致事态失控。纵使如此，法塔赫还是鼓吹敢死队的荣耀，支持阿拉法特努力让巴勒斯坦人不忘抗争的目标。他们还有一个潜在的策略：利用袭击引发的“连环爆炸”激起以色列的回应，甚至迫使不情愿的阿拉伯政府出面迎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宣传模式。萨拉赫·哈拉夫解释说：“对桥梁或是涵洞发动打击并不是解放过程中的决定性行为，但我们也知道，袭击一个涵洞就能吸引十个年轻人加入法塔赫。”[57]过了一段时间，陈旧的破坏装备被化学延时引爆器和电子定时器取代。[58]当法塔赫公开承认自己是“风暴”组织背后的力量时，它的自信心越发明显了。1965年6月，它走出幕后，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帮忙呼吁，让法塔赫成员马哈茂德·赫加齐（Mahmoud Hijazi）以战俘的身份得到对待。赫加齐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难民，在早期一次突袭中被以色列人俘虏，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最后于1971年获释，以换取一名被法塔赫绑架的以色列人。[59] 9月，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法塔赫还呼吁阿拉伯国家停止对解放团体部队的“迫害”。[60]

1966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仍在继续，这进一步激怒了埃及、黎巴嫩和约旦，于是这些国家开始逮捕战斗人员并阻止后续的袭击，以免引来以色列的报复。局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地区。叙利亚当时是法塔赫的主要基地和主要赞助者，尽管阿拉法特曾在大马士革被监禁数周，而且法塔赫还遇到了其他困难。约旦是最敌视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在它遭受以色列两次袭击之后，侯赛因国王已经对“冲动和临时起意的行动”发出警告。4月，约旦人逮捕了大约200名“颠覆分子”，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安曼办事处的大多数成员。7月，约旦军队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与一支巴勒斯坦人的突击队发生冲突，杀死了四名队员。10月，耶路撒冷紧邻约旦边界的罗梅玛街区发生爆炸——自1948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随后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警告：“所有账都记着呢。”[61]约旦从以色列方面得到了约旦河西岸与敢死队合作的人的名单，并逮捕了他们。[62]但11月以色列对位于西岸的希伯伦南部的塞穆（Samu）发动报复性袭击时，约旦首当其冲。在两架“幻影”战斗机（Mirage fighter planes）的掩护下，以色列国防军装甲纵队发动了一场日间攻击，造成18人死亡，130人受伤，120多座房屋被毁。以色列在过去几周内报道了12起事件，包括地雷爆炸、火车脱轨和对输水管道的袭击，这些事件总共造成7名以色列人死亡，而直接的导火索是法塔赫提供的一枚地雷在希伯伦地区炸毁了一辆以色列装甲运兵车，杀死了三名士兵。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当以色列实施报复时，它针对的是约旦而不是叙利亚，尽管后者更加支持游击队。艾希科尔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些袭击事件的责任不仅在于相关政府，还在于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庇护和援助的人。”[63]突袭塞穆事件暴露了约旦军队的弱点并激怒了侯赛因国王，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伊扎克·拉宾因此事遭到抨击，提出了辞职。[64]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愤怒示威，使国王警觉地感受到了反约旦情绪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觉醒。[65]

到1967年初春，以色列和前线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迅速升级。叙利亚一马当先，但埃及和一贯谨慎的约旦后来也互不相让，彼此施压，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时局的一部分，事态最终也超出了它们的控制范围——巴勒斯坦人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再过几个月，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就整整50年了。在1967年6月那6个不寻常的日子里，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再次发生了决定命运的转变。

[1]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25 April 1958.

[2] Walter Eytan, The First Ten Years, pp. 111–16.

[3] http://www.hrc.utexas.edu/multimedia/video/2008/wallace/eban_abba_t.html,12 April 1958; Asaf Siniver, Abba Eban, pp. 171–2.

[4] Hillel Frisch, Israel’s Security, pp. 24–5.

[5] Aharon Shai, The fate of the abandoned Arab villages in Israel on the eve of the Six Days war and after (in Hebrew), Cathedra 105, September 2002.

[6] Shalom Shalom ve’ain Shalom, 1961, A. Yisraeli.

[7] Mustafa Abbas, The end of Arab Tiberias: the battle for the city in 1948,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7 (3), 2008, pp. 6–29.

[8] 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MFADocuments/Yearbook1/Pages/11%20 Statement%20to%20the%20Special%20Political%20Committee%20of.aspx.

[9] Shay Hazkani, Haaretz, 16 May 2013.

[10] Shira Robinson, Citizen Strangers, p. 180.

[11] Dan Rabinowitz, Overlooking Nazareth, p. 29.

[12] David A. Wesley, State Practices and Zionist Images, p. 29.

[13] Ian Lustick,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 p. 123.

[14] Adina Hoffman, My Happiness Bears No Relation to Happiness, p. 281.

[15] Walter Schwartz, Arabs in Israel, p. 16.

[16] Hillel Cohen, Good Arabs, p. 142.

[17] Ilan Pappé, 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 83.

[18] Sabri Jiryis, The Arabs in Israel, pp. 138–9; Tamir Sorek,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has left the field: a shortened history of Arab soccer in Israe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5, 2003, pp. 417–37.

[19] Nissim Rejwan, Outsider in the Promised Land, p. 213.

[20]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39.

[21] Adel Manna, The Palestinian Nakba and its continuous repercussions, Israel Studies 18 (2), 2013, pp. 86–99.

[22] Avi Plascov,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p. 29.

[23] 此处为侯赛因·伊本·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1935—1999），约旦第三任国王。——译者注

[24] Fawaz Turki, Disinherited, p. 41.

[25] Rejwan, Outsider, p. 22.

[26] Sayigh, Armed Struggle, pp. 39–52.

[27] Colin Shindler,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 52; UNRWA, 1956, supplement no.14, p. 13.

[28] 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14/esau‑49.pdf, declassified 2007

[29] Danny Rubinstein, The Mystery of Arafat, p. 41.

[30] Abu Iyad and Eric Rouleau, My Home, My Land, p. 20;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p. 21–2.

[31]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84.

[32] Helga Baumgarten, The three faces/phase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1948–2005,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4 (4), 2005, pp. 25–48.

[33] Erskine Childers, The other exodus, Spectator, 12 May 1961.

[34] Ethel Mannin, The Road to Beersheba.

[35]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 67.

[36] Efrat Ben‑Zeev, Remembering Palestine, p. 91.

[37] Arabic/English text in http://www.barghouti.com/poets/darwish/bitaqa.asp.

[38] Edward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p. 155.

[39]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88.

[40] “茅茅”运动（Mau Mau Uprising），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民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运动，以当地部族吉库尤族（Kikuyu）为主，梅鲁族（Meru）和恩布族（Embu）等其他一些部族也参与其中，与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英国军队和当地亲英的肯尼亚民兵团作战。——译者注

[41]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 45.

[42] Ami Gluska, The Israeli Military, pp. 68–9.

[43] Omri Shefer‑Raviv, From enemies to lovers: the Israeli public debate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West Bank, 1965–1969, Cathedra 163, April 2017.

[44] William Quandt et al., Politic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 159.

[45] Avi Shlaim, Iron Wall, p. 230.

[46]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p. 4.

[47]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 29.

[48] Said Aburish, Arafat, p. 57.

[49]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 205;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97.

[50] Shaul Mishal, West Bank, East Bank, pp. 111, 120.

[51]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cove1.html.

[52] Shafiq a‑Hout, My Life in the PLO, p. 53.

[53] Rafi Sutton and Yitzhak Shoshan,Anshei haSod veHester, pp. 306–7.

[54] Aburish, Arafat, p. 62.

[55]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resources/special‑focus/martyrdom‑context‑palestinian‑national‑struggle‑0.

[56] Haaretz, 15 January 1965, cited in Gluska, Israeli Military, p. 283.

[57]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119.

[58] Moshe Shemesh, Arab Politics, p. 94.

[59]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 34; http://blog.syracuse.com/opinion/2012/05/story_of_a_fathers_loss_of_hom.html.

[60] Quandt et al., Politic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 167.

[61] Tom Segev, 1967, p. 147.

[62]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p. 237–8.

[63] 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p. 32.

[64] Shlaim, Iron Wall, p. 234.

[65] Moshe Shemesh, The IDF raid on Samu: the turning point in Jordan’s relations with Israel and the West Bank Palestinians, Israel Studies Spring 2002.

第十一章
1967

1967年，犹太复国主义获得了太多的胜利；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它又建造定居点，实际吞并了西岸，从而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梅龙·本韦尼斯蒂[1]

胜利的受害者

1967年6月11日，这场改变中东的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结束了。到那时，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已增加到原先的3倍有余，边界也从611英里明显缩短到374英里。它现在统治了110多万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各国首都的好战言论引发紧张局势的3周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同时也哀悼那679名死去的士兵。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私下里从未怀疑过开战后他们能否取得胜利，但他们预计自己将遭受重创。在特拉维夫，为应对空袭，人们储存食物，填充沙袋，捐献血液，并在公园里挖好墓穴。人们也担心埃及持有的苏联秘密武器。纳赛尔1963年曾在也门使用神经毒气，这是一个骇人的先例。[2]“我能想到的唯一类比，”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后来说，“就是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三天之后发现自己占领了柏林。从危在旦夕转为大获全胜，这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置信，需要些时间来消化。”[3]战争爆发前夕，一个玩笑广为流传：麻烦最后一位以色列人离开卢德机场时把灯关上。

以色列人表现非凡，战力过人。通过先发制人——不耐烦的将军们不断催促，最终说服了优柔寡断到出了名的总理列维·艾希科尔采取行动——他们在6月5日战争的前几个小时内就赢得了胜利，摧毁了大部分当时还在地面上的埃及空军部队。[4] 7时45分，在埃及人结束了侦察以色列人袭击的黎明巡逻后，周密策划的行动开始了。[5]同时，以色列人还在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发动地面攻势，于6月8日抵达苏伊士运河和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5日，纳赛尔劝说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了进攻。以色列曾劝侯赛因国王不要参战（也以为他确实不会参战），此时以围攻东耶路撒冷作为报复。以色列军队最初因担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地的敏感性，并未进入老城区，然而6月7日，新任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下令进攻老城。经过激烈的战斗，以色列人在当天晚些时候完全征服了这座城市。伞兵营指挥官莫塔·古尔[6]在广播中宣告的那句“圣殿山在我们手中”（Har habayit beyadeinu）被捧上神坛。以色列国防军的首席随军拉比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携一卷《托拉》[7]，在哭墙下令人动容的情景中，吹响了羊角号——它在传统上昭示着犹太新年的开始。“我们已将被肢解的城市重新凝合，”达扬宣布，“我们回到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圣地，我们回来了，再也不会与它们分开。”——他是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说出这番话令人惊叹。[8]凯旋、如释重负、宗教热忱、民族主义以及创造历史的感觉，糅合成一种欢天喜地、近乎弥赛亚式的情绪。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军队不发一枪就占领了纳布卢斯，因为它们被误认为是从约旦河谷派来的伊拉克增援部队。[9]伯利恒很快就沦陷了。当侯赛因国王命令部队撤回约旦时，以色列人占领了西岸的其余地区。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报复采取了空袭的方式，摧毁了三分之二的叙利亚空军——都属于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将军麾下——使以色列获得了空中的全面优势。6月9日，尽管一开始遭遇反对，达扬仍下令对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发动地面攻击。翌日，以色列军队占据战略制高点，叙利亚人向东撤退以回防大马士革。6月11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超过2万名阿拉伯人死亡。[10]

从军事角度来说，第三次阿以战争又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从纸面上看，阿拉伯军队似乎很强大，但正如美国政府指出的那样，以色列人差不多在每个领域都享有质量优势。尽管自1965年以来经济一直不景气，但该国拥有组织、沟通以及最重要的动机优势：以色列人认为，就像1948年那样，他们是在背水一战，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色列没打算交战，开战时以色列国防军有些装备还没更新完毕。但它在情报和战术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对埃及人使用的苏联战术尤为了解。[11]以色列清楚埃及防空能力不佳，知道雷达覆盖范围不全是其“阿喀琉斯之踵”，这对以色列的整体作战计划至关重要。[12]纳赛尔声称，美英两国与以色列狼狈为奸，派飞机攻击埃及，正如英法在1956年臭名远扬的“三方侵略”中所做的那样。然而，这次的合谋指控是不成立的。阿拉伯方面的混乱和耻辱引人苦苦思索、争辩不休，至少在知识分子当中是如此。叙利亚思想家萨迪克·阿兹姆（Sadiq al-Azm）在《战败后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after the Defeat）中发起的讨论就相当有名，该书主要聚焦于文化、等级制、主动权与现代性等问题。[13]

以色列的胜利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声援与道贺。信息部长伊兹雷尔·加里里（Yisrael Galili）告诉议会：“一股对以色列饱含友谊和理解的暖流正在席卷全球。”《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他们做到了。”[14]但也有批评的声音，而且不仅来自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是敏锐的——但这是哈佛法学院的智慧，而不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是一位美国观察员目睹在约旦控制的耶路撒冷地区展开的战斗后得出的结论，“他们为了所有那些依据《圣经》鼓吹的宣传泡沫而战斗……在耶路撒冷，就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他们的战斗风格和行动方式——谨慎小心，长期谋划，依赖现代工业国家的技术——都令人想起美国军队，尽管其后勤仓促简易。”[15]随后的几年中，高级军事领袖们将在马蒂·佩雷德（Matti Peled）将军的领导下，进行一场短暂的“歼敌辩论”，其中有人认为，胜利从来就是必然的，只是以色列领导人故意夸大了阿拉伯人的威胁，来证明先发制人的打击是正当的。[16]以色列强调纳赛尔封锁了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驱逐了联合国驻扎在西奈半岛的维和人员，影响了埃及的军队调动。巴勒斯坦人在此次事件中的作用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得到关注，他们也没有参加战斗。他们根本就没有代言人，更不用说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了。常驻伦敦的律师穆萨·马扎维（Musa Mazzawi）向BBC（英国广播公司）解释道：

当被脸朝下摁在泥里时，阿拉伯人不会谈判；当达扬将军和像他这样的人说“约旦河西岸的几百万人对我来说只是讨厌的东西，我想要亚喀巴湾，我想要加沙地带，我想要这个和那个”，“因为我的飞机周一早上起得稍微早了点，它们袭击了埃及机场然后把它们炸个粉碎，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人发号施令了”，这时阿拉伯人不会与之和谈。毕竟你只能在短时间内这样做。你不能永远如此。[17]

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的确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木已成舟

战斗接近尾声时，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分离的部分已重新合并为整体；约旦人和埃及人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军事统治者。征服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更是增加了“小小”以色列打下一个帝国的感觉。占领东耶路撒冷及其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地最令人情绪高涨，那里自1948年战争结束以来以色列人一直无法触及。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前线指挥官乌兹·纳尔基斯（Uzi Narkis）认为独立战争中丢失此地是一个污点，此次占领东耶路撒冷“消除了这个污点”。[18]西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ollek）后来写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一旦我们占领了老城，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新的事实很快便木已成舟。6月10日晚上，一直延伸到哭墙的马格里巴（Maghariba，摩洛哥人）居住区的650名巴勒斯坦居民得到了两个小时的撤离时间，他们的家园被炸毁和铲平，包括两个12世纪的清真寺，为的是腾出空间，建设一个平平无奇、只为容纳将来做礼拜的犹太人的广场。“我无法抗拒地感觉到：现在就要这样做，”正如科勒克所说，“以后可能就做不到了，所以必须要完成。”科勒克称这些建筑为“破破烂烂的贫民窟”。[19]亲巴勒斯坦阵营则哀叹丧失了“一个赏心悦目、建筑风格独特的居住区，这里曾拥有新粉刷的屋顶露台、花园和整洁的北非风格独立房屋”。[20]本-古里安、达扬和希蒙·佩雷斯还提议拆除环绕老城的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城墙。当时本-古里安仍是温和的“以色列劳工名单党”[21]的议员，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希蒙·佩雷斯是其同事。关于他们的提议，更理智的建议占了上风。本-古里安要求拿掉英语和阿拉伯语的街道标志“哭墙路”。[22]后来戈伦拉比还提议炸毁圆顶清真寺。[23] 6月14日，老城开始对公众开放，大量以色列人涌入老城，惊艳于它的风光景致和非凡意义，而巴勒斯坦居民则沉默地透过窗户注视这一切。

6月27日，政府投票决定将耶路撒冷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合并，市政管辖范围扩大了一倍以上，几乎扩展到北部的拉姆安拉和南部的伯利恒，涵盖了新建的阿拉伯郊区和12个村庄，其中有6.9万名巴勒斯坦人。[24]次日，议会立法通过了这项决议。工程师和爆破人员被派去清理铁丝网、反狙击墙和两场战争留下的残垣断瓦。有名的曼德尔鲍姆门检查站被拆除。这次被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谴责的以色列行动，官方称之为“整合”或“市政融合”而不是兼并，唯恐出现不良反应，被迫撤军。以色列驻外使馆奉命统一口径。[25]断开的道路、水管、电话网和电网被重新连接了起来，人们激动难耐。艾希科尔的顾问雅科夫·赫尔佐格（Yaakov Herzog）解释说：“耶路撒冷超越了时间，它属于《圣经》，属于永恒。我们必须防止其历史和地理像柏林那样重新分裂。”[26]

亲密接触

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以色列人与他们在此前19年都不曾相遇的巴勒斯坦群众面对面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仍生活在拥挤的难民营中——纳布卢斯的巴拉塔（Balata），拉姆安拉附近的阿马里（Amari）和贾拉佐尼，以及伯利恒和希伯伦附近的其他难民营——这是对双方冲突的活生生的提醒，而这场冲突变得更为复杂了。大多数25岁以下的犹太人极少遇到过阿拉伯人，如果他们住在人口稠密的以色列中心就更是如此。战争前夕，只有42%的人口在1948年之前便居住在这片地区。[27] 1963年，一个来自拉马特阿维夫（Ramat Aviv）的犹太少年参加了一个罕见的为犹太和阿拉伯孩子共同开设的海滩野营和徒步旅行联合夏令营，回来后他表示，自己了解到的军政府的情况让他“惊讶和清醒”，而他的阿拉伯同龄人仍生活在它的统治下。[28]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回忆她20世纪60年代在特拉维夫成长的经历时说：“我们接受的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教育，没有留给‘他人’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留给阿拉伯人的，他们令人害怕，又与我们相隔遥远，与德国人一样，我们必须去讨厌他们。”[29]学者亚伦·埃兹拉希（Yaron Ezrahi）还记得自己1949年在该市郊区一个废弃的柑橘园里玩的童年游戏：九岁的“突击队员”非法采摘橘子，一旦有人喊“阿拉伯人来了”，他们就开始逃命。[30] 1967年，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国界内的阿拉伯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边界以外的了。犹太人去过的离更广阔的中东地区最近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一条走廊的尽头，那里几乎被约旦领土包围——在这条狭窄蜿蜒的道路两侧，是精心保存的装甲车队残骸，这些车队曾在1948年的战争中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补给。“边界另一端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片险恶的沙漠，”一名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忆道，“荒芜且被满怀敌意的人们占据。”[31]在从特拉维夫穿过犹大山脉的火车上，乘客们向外可以看到拜提尔（Battir）和拜特赛法法等“绿线”上的阿拉伯村庄。紧张时期，警卫会拉下车厢窗户上的金属百叶窗，以防乘客遭到枪击。当然，年长的以色列人，包括来自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移民，喜欢埃及电影——那时阿拉伯世界最好的电影。不少人会收听播放阿拉伯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拉姆安拉电台，它比沉闷的希伯来国家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Kol Yisrael）轻松得多。[32]

当时，许多人沉醉于从原有边界的限制中解放的感觉。“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名以色列人后来这样写的时候，回想起的是在耶路撒冷西侧的中心，一群群阿拉伯人在红绿灯路口四处张望，而犹太人戴着漂亮的白手套，盯着东侧的约旦警察。[33]波兰出生的犹太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年轻时住在巴勒斯坦，他还记得1948年以前没有边界的那段岁月。他认为“现在，是二十年来头一次产生行动上自由自在、空间上豁然开朗的感觉”：

游客在一个又一个周末涌向耶路撒冷老城，进入希伯伦和拉姆安拉，甚至加沙和纳布卢斯。以色列人总是看不够阿拉伯市集与宣礼塔，还有那些年长的市民从委任统治时期就熟悉的街景：村民们出售无花果和葡萄，驴子嘶叫着，还有人在贩卖黑咖啡和冰柠檬水，擦鞋的男孩和出租车司机招揽顾客，中年阿拉伯人坐在没开门的商店前头的阴凉里，疑神疑鬼地看着一群好奇的犹太人，他们的外表和这个地方并不相称。以色列的年青一代第一次感受到阿拉伯城市的市场和商业中心特殊的气味和噪声。他们一直生活在半英里以外的地方，但这里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们不知疲倦地寻觅纪念品，只为得到中国产的圆珠笔或廉价的日本手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整个以色列似乎都在流动，当公共汽车开往加沙和伯利恒时，街上的阿拉伯人想必已经得出结论，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远远不止两百万。[34]

这些印象栩栩如生，但也有误导性。在希伯伦被征服三天后，《话语》的记者汉娜·泽梅尔（Hanna Zemer）发现商店和咖啡馆已经开张，廉价香烟也有出售。“希伯伦人民已经准备好接受以色列镑了，”她于是说，“他们不仅有良好的商业意识，还有明智的政治本能。”[35]以色列报纸着重报道了19年来第一次与阿拉伯老朋友会面的犹太人的“人情味”：雅科夫·艾尔谢赫（Yaakov Elsheikh）在他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旧房子里受到了令人感动的热情款待；哈南·布罗兹茨基（Hanan Brozitski）在希伯伦也是如此，他1929年曾在那里当过警察。兴奋之余，人们还一厢情愿地想要改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达扬将军的女儿雅亿·达扬（Yael Dayan）在一本仓促写就的回忆录里反思了胜利的意义。“没有人能给出答案或解决方式……但有一件事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明明白白的——人们要求我们归还所有新占地区，或是归还其中一部分，这样做的代价，不能高于我们所追求的一样东西——和平……‘家园’现在已焕然一新，更安全、更广阔、更强大，而且更让人幸福。”[36]

对以色列人来说，伴随这些非凡事件的音乐是当年的热门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Yerushalayim shel Zahav），这首歌由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谱写，在战前几周的以色列歌曲节上首次登台亮相。它的希伯来语歌词里充满了《圣经》和文学典故，描绘了“孤寂”的老城，有“一座墙在它的中心”，那里集市广场“空空荡荡”，水井干涸，没有人参观圣殿山，也没有人一路向下，通过杰里科前往死海。在那里生活、工作和祈祷的阿拉伯人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个浪漫而排他的幻想中。之后出现了一张名为《钢铁耶路撒冷》（Jerusalem of Steel）的专辑，专辑里收录了其他大受胜利者喜爱的歌曲。[37]阿拉伯人已经不见踪影，基本淡出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脑海。然而现在，他们的存在不再被忽视。阿拉伯人的歌曲中与舍莫尔的歌地位相当的是哀婉的《古老的耶路撒冷》（Al-Quds al-Atiqa），这首歌由黎巴嫩著名女歌唱家法伊鲁兹（Fairouz）所写，创作几年后才发行。它悼念了巴勒斯坦空旷的街道、窗户紧闭的商店和“无主”的房屋，用口语化的阿拉伯语向“等待的人们”致敬。而这首歌并没有提到这座城市的新主人。[38]

恢复正常？

以色列期待约旦能在战争中置身事外，而且原本没打算征服约旦河西岸，直到最后时刻才改变主意，尽管它在1958年便制订了应急计划（当时侯赛因面临政变威胁），本-古里安还沮丧地预言阿拉伯人不会第二次集体逃离。1963年，约旦局势紧张，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总检察长在占领区为预备役军官开设了军事法课程。[39]现在，有关国际法和平民的手册重新得到使用，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后短暂占领加沙地带的军官则连同1966年年底被废除的以色列军政府的前成员一起被抽调了过去。“现场发挥是必需的”，陆军情报官员什洛莫·加齐特（Shlomo Gazit）写道：

因为以色列国防军没有预先设立的指挥所……没有接受过这种职能培训的官员，没有关于新领土、当地人口和经济的数据。除了呼吁“恢复正常生活”的陈腔滥调外，以色列政府对新占领区并没有任何政策，于是每个军事指挥官都按照各自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40]

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军方有权废除约旦法律并发布新法。银行业务暂停，贸易和金融受限。军方还公布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包括未经审判的拘留、宵禁、拆毁房屋和驱逐。其中许多条款在传承自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紧急管理条例下被批准了，而且这些条例成了以色列人为自己的措施辩护的理由。

以色列早期的决定，如摧毁马格里巴地区等，是在特定情况下临时实行的，却产生了持久的后果。在特拉普派[41]修道院附近的莱特龙（Latrun）突出部，约旦的领地孤军深入，被以色列三面包围，那里的三个巴勒斯坦村庄以马忤斯（Imwas）、雅鲁（Yalu）和拜特努巴（Beit Nuba）的居民在6月7日被驱逐出拉姆安拉后试图回家，一周后，这些村子遭到彻底破坏。村民们被阻挡在路障后面，眼看着推土机摧毁了他们的房屋，废墟中的石头被装上以色列的卡车。这片场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野餐和娱乐区，被命名为加拿大公园（Canada Park）。著名作家阿摩司·凯南（Amos Keinan）当时正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所在部队的任务是保证这次行动顺利执行，后来他记下了自己的厌恶与失望。他起初是在一封写给议员的私信里记述此事的，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将其出版，世界各地舆论为之哗然。“鸡和鸽子被埋在瓦砾下，”凯南写道，“田野在我们眼前化作荒地。那天一边拖着步子行走在路上一边痛哭的孩子，19岁以后就会成为敢死队员。那天，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胜利。”[42]以色列坚称，这三个村庄协助了1948年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并为袭击附近的卢德的埃及突击队员提供了住处。[43]毁灭它们的决定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约旦河西岸将不得不交还约旦控制，因此这种破坏将阻止约旦军队重新占领这些靠近通往耶路撒冷主干道的地方。[44]相似的逻辑也被运用于希伯伦附近的“绿线”上两个偏远的村落，拜特阿瓦（Bet Awwa）和拜特米尔辛（Beit Mirsim），它们被夷为平地的理由是战争前庇护法塔赫游击队员，尽管其居民最终能够返回他们的部分土地，重建家园。许多居民逃离了旧边界上最狭窄的地方盖勒吉利耶，这座城镇的2 000所房屋中的850所被拆除，尽管后来也被重建了。在古什艾其昂附近约旦河西岸的村庄苏里夫（Sourif），15间屋子被炸毁，这明显是为了报复阿拉伯人在1948年1月杀害传奇的“35人小队”（Lamed-Hay）成员的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是帕尔马赫老兵。[45]这是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人清算那些他们认为19年前遗留下来的未报之仇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虽然基本没有参与战争，却也经受了羞辱性失败的打击。6月9日，大马士革的法塔赫领导人蜷缩在收音机旁，听着纳赛尔提出辞职和以色列举行胜利庆典这些撕心裂肺的消息。事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时年12岁的杰里科居民赛义卜·埃雷卡特（Saeb Erekat）向从约旦往西进军的伊拉克装甲纵队挥手，几小时后就看到了它们在以色列空袭中化成的焦炭。命令居民留在家里并举起白旗的传单散落在镇上。埃雷卡特的母亲把床单挂在窗外。又过了数小时，以色列人来了，检查房屋，大肆搜刮。[46]

战斗结束后几周，巴勒斯坦人都没能从震惊中平复下来。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人如此描述：

居民们无不骇然，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已经大难临头。无数人的生活和事业戛然而止，失去收入和海外侨汇让人们焦虑万分，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离散造成了个人悲剧，而这些只是困扰着许许多多前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一部分问题。[47]

这不是另一场纳克巴——这个充满情感的词语依然是1948年浩劫的标志——这是一次大挫败（naksa），一次倒退，尽管它意义重大而且熟悉得可怕。关于1967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到底有多少，各方数据不一。以色列估计有15万人，约旦估计约25万，独立机构估计是20万左右。[48]其中许多人是二次难民，他们在第一次逃难时来到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积极鼓励他们向东迁移，并提供从西岸出发的免费交通工具。[49]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有公共汽车站，即使在严格执行宵禁期间，阿拉伯居民只要能够证明他们准备离开，就可以在城市周边行动。[50]尤里·阿弗纳瑞后来描述了与士兵们的会面，他们说自己的任务是驱逐巴勒斯坦人。官方没有就此问题发布任何正式文件。

战后几星期，在被约旦人炸毁的通往约旦的艾伦比大桥上，一片愁云惨雾，难民们被迫行走在半沉的桥梁上，或是涉过浅水。“截至6月底，每天仍有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离开，而此时以色列当局还在让他们签署文件，表明他们是自愿离开的，”一名记者报道称，“如果经常走下去来到桥上，你就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阿拉伯人即使看到了以色列人，也不去签字，他们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但双方当时都没有做好准备。”[51]不过，正如一名以色列人事后描述的那样：“当有人拒绝向我伸出手（以记录指纹）时，他们就会过来狠揍这个人一顿。然后我强行把他的拇指浸在墨水里，印下指纹……我毫不怀疑，这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违背自身意愿离开的。”[52]杰里科的艾因苏丹（Ein as-Sultan）和阿卡巴特贾布尔（Aqabat Jaber）难民营遭到以色列轰炸，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逃亡。与长期的政策一样，大多数人事后都禁止返回。逃离戈兰高地的10万叙利亚人也是如此。进入约旦的难民被安置在安曼和杰拉什（Jerash）的临时营地里。[53]在以色列的记录中，6月份每天约有5 000人渡过约旦河，7月中旬降至500人，8月降至300人。[54]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征服带来了新旧两方面挑战。十年前的短暂占领留下了一些痕迹以及恐惧。人口密集是加沙地带最突出的特点，其中城市人口为主，绝大多数是年轻人，65%是1948年时的难民，许多人都挤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的难民营里。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与内陆腹地断联，更依赖于以色列人提供的服务和援助，因此它比西岸更不发达、更孤立。它的机构较为无力。不同于约旦，埃及没有给予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难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特别是在夏天炎热的时候，营地小路里的污水恶臭难当。总体上，加沙人比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同胞更加身无长物。以色列人在加沙城内埃及人遗弃的土耳其宫殿中设立了指挥部。以色列统治者们保留了市长纳吉布·阿拉米（Ragheb al-Alami）的职位，但将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或前政府工作的埃及官员驱逐出境。联合国机构估计有4万到5万人出逃，或许是因为害怕1956年11月的大屠杀再次上演。他们大多去了约旦。6月11日拉法赫发生的杀戮加速了这波逃亡。随后的几个月，以色列为去往约旦边境桥梁的人提供了免费交通，在这一政策的帮助下，人口稳定外流。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天，在发生一起地雷爆炸事件之后，11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缩写为PLA）成员被驱逐到埃及，以色列国防军还炸毁了8所房屋。[55]

新希望？

从表面上看，新的政治可能性正在向人们招手。毕竟，这场战争重新创造出了1947年的境况，使被遗忘了20年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了舞台中央，尽管他们扮演了一个屈辱而次要的角色。后来有人若有所悟地说：“失败，让我回到了我的祖国。”[56]一名外国观察家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当时就好像“高尚的委任统治者提出的一种古老的双民族计划已然复活，仿佛从未出现过分裂”。[57]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以色列政府就命官员探索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某种巴勒斯坦政府以取代约旦统治的前景。大卫·金奇（David Kimche）是“摩萨德”的一名下级军官，丹·巴夫利（Dan Bavly）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在报告中呼吁以色列立即建立巴勒斯坦国。“辛贝特”的安保官员也热衷于此。[58]但此举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在西岸最具民族主义的城市纳布卢斯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人们确实支持巴勒斯坦独立，但他们断然拒绝它由以色列创造，或是成为以色列的附属国。

前约旦驻英国大使安瓦尔·努塞贝（Anwar Nusseibeh）在1948年的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6月18日，他在耶路撒冷的家里召集了20名杰出的巴勒斯坦人，与西岸军事首长哈伊姆·赫尔佐格（Chaim Herzog）将军会面。赫尔佐格安排了许可证，让受邀者能在宵禁期间冒险出门。他的总指挥部位于大使酒店，几分钟就能到达。忠心耿耿的约旦市长鲁希·哈提卜（Ruhi al-Khatib）沉浸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对人们说：“我无法理解这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另一位参加者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非哈希姆王室之友，他尖刻地回答：“这是因为20年来，我们一直在建立一个政权，同时摧毁一个民族，也就是那些巴勒斯坦人——而他们（以色列人）一直在建立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的政权。现在人人都能看到结果了吧。”[59]约旦和叙利亚听到了这些讨论的风声，发出严厉警告，禁止与以色列这个敌人有任何合作。“撒都该行动”（Operation Sadducees）是“辛贝特”的一项秘密计划，旨在拉拢阿拉伯知名人士——市长、前部长、宗教领袖等——通过私人恩惠使他们通敌卖国。它仅持续了几个月，并没有产生任何具体效果。[60]

巴勒斯坦的法塔赫虽然并未参与战争，但从一开始就在寻求支持，提振低迷的士气。“我们组织决定继续与犹太复国主义征服者做斗争”，“风暴”组织于6月22日在大马士革宣布：

我们计划在远离阿拉伯国家的地方运作，以免它们遭受以色列对阿拉伯敢死队行动的报复。所以，我们不可能让阿拉伯人民对我们的战争负责。我们的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组织，（而且）我们团结一致，决心将被窃取的家园从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

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关于法塔赫各据点进行地下活动的谣言开始四处流传——8月底，法塔赫宣布在被占领土上展开作战行动。9月或是10月，阿拉法特和另一名法塔赫指挥官阿布·阿里·沙欣（Abu Ali Shaheen）设法进入了约旦河西岸，在杰宁附近的盖巴提耶（Qabatiyeh）设立了一个秘密总部，招募战士并通过约旦偷渡回叙利亚的难民营进行训练。还有记载说阿拉法特将总部设在纳布卢斯。[61]根据某个说法，阿拉法特有整整三个星期睡在洞里或树下，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他在藏身于拉姆安拉附近一个洞穴中时，曾经听到来搜查他的以色列军队从头顶上方经过。[62]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尚未闻名遐迩，但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名字。《国土报》（Haaretz）9月报道称，一名被捕的法塔赫特工将阿拉法特或“阿布·阿马尔”[63]称为该团伙的“行动主管”。[64] 12月，阿拉法特险些被“辛贝特”捕获，他们追踪他到了拉姆安拉的一栋别墅，尽管他用伪装和伪造的文件表明他是来自加沙的“穆斯塔法医生”。最终他打扮成一个女人逃脱了。他的英勇事迹——包括避过巡逻队，参观特拉维夫，乘公共汽车旅行等——为与他有关的“英雄主义和不死神话”锦上添花。[65]法塔赫很少采取武装行动，唯一的例外是在8月底喀土穆（Khartoum）阿拉伯首脑会议前不久，对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发动了袭击。[66]从约旦的情报总局（mukhabarat）手中获取的情报档案，帮助以色列人找出了自1957年政府镇压以来一直从事地下活动的组织成员。[67]法塔赫系统的一名领导人被捕时携带着成员的名单。[68]“辛贝特”官员随同第一批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队进入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返回西岸的法塔赫成员甚至没有采取最基本的安全防范措施，许多人被轻而易举地认出和抓捕。

8月初，东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总罢工，抗议以色列的“统一”举措。月底，被罢黜的前市长哈提卜和市政委员会其他成员公开表示：

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居民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宣布，坚决反对以色列占领当局采取的一切措施，坚决反对当局将耶路撒冷市两部分的统一视为不可申诉亦不可撤销的既定事实。他们甚至将这种吞并行为掩饰在行政手段之下，还向全世界宣告，这是在违背他们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臣服，决不接受。[69]

9月19日，一枚炸弹在西耶路撒冷一家老旧的快捷酒店外爆炸。法塔赫声称对此负责，并为“人民武装革命”的开始而欢呼。它展望了一场“全面起义”，并声称在这场起义中，战斗人员将“受一个大型地下网络支持……有意识地模仿1936年至1939年的反抗”。[70] 10至15名青壮年组成的游击队分散在纳布卢斯-杰宁-图勒凯尔姆地区和希伯伦的山地，由在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接受过训练的法塔赫人员指挥。但无论是约旦河西岸还是加沙地带，都没有变成对抗“以色列西贡”的“阿拉伯河内”。9月，以色列的线人共上报了13次游击行动，10月是10次，11月18次，12月则有20次。[71]达扬后来说，9月和10月是停火以来最艰难的两个月。[72]到1967年年底，以色列宣布自战争以来共杀死了60名敢死队队员，另外还拘禁了300人。1968年1月，1 000至1 250名活动人士被关进监狱，其中四分之三是当地人。[73]仅在2月份，以色列人就逮捕了115名法塔赫成员，杀死了35名渗透者，又在边境地区拦截了10人——法塔赫声称在1月进入该国的200名战士几乎全军覆没了。[74]到1968年4月，被捕人数增加到1 900人，其中45人是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以色列国防军和边防警察杀死了200多人。[75]

开放桥梁

以色列在占领区上执行的政策演变成了专门政策。在盛夏，西岸北部过剩的农产品，比如黄瓜、西红柿、西瓜，农民宁愿浪费也不愿在以色列出售。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主动采取行动，批准巴勒斯坦农民通过卡车在约旦各地运送货物。达扬先是感到担忧，但随即宣布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开放桥梁”的政策。它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压力，也成了以色列宣传的主要内容，但实际上，这些桥梁并不总是开放，不是对每个人开放，也不是双向开放的。[76]此外，它使约旦在西岸保持了重要但并非来自官方的影响。约旦的第纳尔继续流通，安曼政府也仍在支付工资以维系数千雇员的忠心——对于以色列来说，这种省事的方式既可以降低成本，又能让约旦人与民族主义情绪更高涨的巴勒斯坦人加速竞争。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这种静悄悄的合作，被国王的手下用形式上的敌对掩盖了，这是双方的冲突中一个极其重要却往往无人察觉的维度。自1963年以来，侯赛因一直在与以色列使者会面。7月2日，敌对行动结束后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在伦敦秘密会见了代表艾希科尔的雅科夫·赫尔佐格。侯赛因国王坚持认为，和平如果要实现，就必须伴有“尊严和荣誉”，“不要把我们逼进角落”。[77]

达扬是新占领土上无可争议的总督，他希望军政府低调行事，将对日常生活的干涉降到最低，同时以铁腕统治确保安全。然而在现实中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批准和禁止形形色色的活动的权力——在过去的19年中，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已被磨炼得习惯如此——是“维持无孔不入且深度渗透的种族控制体系”的关键所在，“辛贝特”及其谍报与合作网络支撑着该体系。[78]正如达扬在一场内部讨论中所说的：“要让一个人知道，他还能失去什么。他的家可能被炸毁，他的乘车许可证可以被剥夺，他可以被驱逐出该地区。或者相反：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可以赚钱，可以剥削其他阿拉伯人，还可以乘坐（他自己的）汽车旅行。”[79]

以色列领导人意识到还有国际舆论，担心外界压力会促使其放弃所征服地区，就像1957年苏伊士战争后发生的事情那样，因此他们乐于将自己的占领描述为自由或是开明的。但任何形式的抵抗都是不可容忍的。9月初，一所学校发生罢课，原因是以色列人封禁了大量阿拉伯语教科书并要求其他课本删减内容。随后的宵禁、逮捕和搜查（主要发生在纳布卢斯）导致几个星期后爆发了抗议。被驱逐出自己国家的众多巴勒斯坦名人中的第一位是谢赫阿卜杜勒·哈米德·萨耶赫（Abdel Hamid al-Sayih），他是伊斯兰教法上诉法院院长，以及“全国指导委员会”（National Guidance Committee）的领袖，该组织是为统筹占领地区的抵抗工作而组建的。萨耶赫被指控犯有“煽动”罪行，因为他发布教令[80]或宗教裁决命令穆斯林不得遵守以色列法律，还呼吁针对联合国大会开幕举行总罢工。

那是在1967年9月25日的早晨——有人敲我家门。开门后，来人告诉我，我“必须去当局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就能回来了”。我询问是否需要收拾包裹，他们说不用。我拿了一个小包，装上睡衣和毛巾以防万一。然后我被带到了俄国大院（Russian Compound），一位官员站起身来恭敬地向我致意，并问我要来点咖啡还是茶。我推辞了，说我想祈祷，因为到了黎明祷告的时间。当我祈祷完毕，他递给我驱逐令。它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说是摩西·达扬……根据紧急条例这样那样的条款，下令将我驱逐出境……给我看过后，他们拿回了驱逐令，并代之以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版本，说是因为我要进入敌人的领土，就不应该携带用希伯来语写的文书。[81]

就像许多被驱逐者一样，萨耶赫继续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担任要职，加强了生活在被占领土的人与外界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

重聚

与以色列人一样，巴勒斯坦人也必须适应与断联近20年的人们重新接触，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人更是从未见过。安瓦尔·努塞贝的儿子萨利当时19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后来描述了自己那时的经历：从家里出发，小心翼翼地经过几百英尺[82]无人居住之地，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生平第一次进入熙熙攘攘的极端正统的犹太街区梅阿谢阿里姆（Mea Shearim）。从卢德机场开车回家时，他一看到以色列的景象就大吃一惊，那里看上去更像南加州而不是中东，没有驴子、骆驼和阿拉伯人，直到进入耶路撒冷郊外的阿布高殊——这次经历让他头一回意识到，在纳克巴期间，一些巴勒斯坦人留在了这个犹太国家。[83]穆萨·布德里（Musa Budeiri）出生于西耶路撒冷，但在约旦人居住区长大，他承认自己“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一无所知”。随着以色列人络绎不绝地进入东耶路撒冷，“成千上万惶惶不安却又心潮澎湃的阿拉伯人与他们反向而行，去寻找失去的乐园”[84]——现在属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看看这些年里他们的财物、家园和祖坟都有什么变化。[85]他们开着约旦牌照的汽车，凝视着1948年他们曾放弃的房屋，缓缓绕圈行驶。[86]作家哈利勒的女儿哈拉·萨卡基尼在卡达蒙街区敲开了原属于自家精美别墅的大门，它所在的街道现在用的是希伯来语名字。

两位女士出现了，一位是年轻的黑人小姐，另一位是欧洲老太太。我们先用阿拉伯语跟她们说话，但对方似乎听不懂；于是我们问她们是否说英语，但她们摇了摇头；然后我们开始说德语，老太太就明白了。我们试图解释：“这是我们的房子。1948年以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这是我们19年来第一次看到它……”老太太显然感动了，但她立即开始跟我们诉说她在波兰也失去了一所房子，好像我们个人或阿拉伯人普遍应该为此负责一样。我们知道与她争论也毫无用处。[87]

成千上万的难民前往他们位于耶路撒冷、雅法、海法、卢德、拉姆安拉、阿卡、萨法德和太巴列的旧居，尽管实际情况常常会变成记者丹尼·鲁宾斯坦所说的“不切实际的妄想之旅”。[88] 6月下旬，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所有权已经失效”，1948年造成的财产损失不予赔偿。[89]纳布卢斯出生的作家阿里·哈利利（Ali al-Khalili）记述他去阿卡探亲的经历时说，他震惊地发现，他在内坦亚和海法遇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只有“野蛮的士兵”，其中也有老人和孩子，就像纳布卢斯的老人孩子一样，这竟让他感到了难以名状的触动。[90]到地中海沿岸旅行并在海中游泳是一种特别的乐趣。然而来自纳布卢斯的诗人法德瓦·图坎（Fadwa Touqan）却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雅法遭遇以色列警察的盘问，她因此愤怒不已。“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与这座城市）强烈的联系，以及我们巴勒斯坦人深埋在这片阿拉伯土地之下的根脉中涌流的血液，已经被人用武力和暴力窃取了——这片土地被与它毫无渊源的外人囚禁了。”[91]

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最初禁止去“绿线”的另一边拜访亲戚朋友。但即便是出于“安全原因”实行的全面限制，最终也解除了，虽然仍有数百人留在黑名单上，不得进入约旦河西岸。[92]成长于阿卡的霍拉·阿布·贝克（Khawla Abu Baker）在雅比德的果园和烟草田里，与她的堂兄弟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在那里，她迅速迷上了陌生的约旦教科书，并被带到了1935年谢赫伊兹丁·卡萨姆被英国人杀害的地方。阿布·贝克还听到人们指责“内部”（dakhil）阿拉伯人——对纳克巴发生后留居故土者的中性指称——过于懦弱，一直不敢反抗以色列人。[93]伊拉克出生的以色列犹太小说家萨米·米海尔（Sami Michael）在几年后出版的畅销书《避难所》（Hasut）中，虚构了这样一场狭路相逢。巴勒斯坦人把他们在以色列境内的同胞视为“敌人的走狗，一群被打败并听命于他们的以色列主子的人”。[94]

阿拉伯裔以色列记者阿塔拉·曼苏尔（Atallah Mansour）参观了约旦河西岸，当他开车在凌乱散布着烧毁的坦克、被破坏房屋和难民的道路上行驶时，“感受到了悲欢苦乐”。以色列公民得到的命令要求他们不与当地居民混在一起，不让他们搭便车，不能接受去对方家里喝咖啡的邀请。曼苏尔遇到的巴勒斯坦人“满腹狐疑”，但将这一点隐藏在“滔滔不绝的恭维”背后，拒绝相信他是一个记者，甚至不相信他是个阿拉伯人。[95]拉菲克·哈拉比（Rafik Halabi）是以色列德鲁兹派信徒，他在试图用支票支付拉姆安拉一家酒店的账单时被问道：“你们这些人还要待多久？”[96]来自海法的左翼活动家雅布拉·尼古拉（Jabra Nicola）前往耶路撒冷，会见他20年来不曾见过的老同志。[97]还有些人则因为能够从纳布卢斯购买橄榄油肥皂或是库纳法（kanafeh）——一种用白奶酪、小麦和糖浆做成的本地美食——而感到愉快，尽管这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那就是这些都是因为以色列又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才实现的。[98]另一方面，身处被占领土及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欣喜地发现了像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萨米赫·卡西姆（Samih al-Qassem）这样的“内部”作家的作品。萨尔玛·海德拉·杰尤西写道：“他们充满挑战的声音，奋起战斗并死死盯住敌人面孔的气魄与决心，不仅是一种鼓舞，而且是巴勒斯坦和它的灵魂没有消亡的保证。”[99]

巴勒斯坦人很高兴能与亲朋好友重聚，尽管这可能会很尴尬。“好吧，起初我们非常享受这件事”，来自阿布高殊的一位女士说道：

我父母尤其热衷于此。而我呢，我觉得这很古怪。说实话，几乎所有在约旦生活过的亲戚似乎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在一切事情上似乎都是陌生人……我期待过自己能对他们感觉亲近，我们总能听说他们的事……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让你感觉到……他们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你懂的，他们中有人会说：“我们那里没有这种清洁剂，或者那种肥皂。”另一个人则说：“浓缩橙汁，你从哪儿买到的？”这就是暗示，你看。他们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买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我们买了很多礼物，但他们总是要求更多。[100]

奈拉·齐亚德（Naila Zayyad）也遇到了心怀嫉妒的西岸人，他们认为“你们在以色列喝着蜂蜜”。她感到，生活在以色列让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以色列人的统治下生活了18年（原文如此），我们都知道没有神奇的秘方，不能把犹太人扔进海里，也不能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101]

在被1949年停战协定一分为二的拜尔塔阿，战后的重聚显现出惊人的差异：生活在以色列一侧的阿拉伯人说话时会在阿语中夹杂希伯来语单词，他们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准，与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的隔离感也更加强烈，因此东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在售的阿语书刊深受追捧。然而，这种统一感是“虚幻”的而非真实的。一些居民生活在军事占领下，接受来自杰宁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家里，放着以色列的身份证。[102]以色列公民里亚德·卡卜哈（Riyadh Kabha）坦言：“起初，我们对（来自另一边的）亲戚表现得居高临下，好像我们比他们更先进，我们是胜利的一边……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103]共产主义作家埃米尔·哈比比将以色列阿拉伯人比作监牢中的人，这些人有天醒来时发现他们在和家人分隔近20年后，突然被关到了一起。[104]不久，忧心忡忡的以色列专家就开始提醒人们留意截至当时一向温顺的少数民族“巴勒斯坦化”的风险——这是未来几年里的一个重大主题。[105]阿齐兹·谢哈德（Aziz Shehadeh）是一名出生于雅法的律师，1947年逃到了拉姆安拉，他与海法的一个亲人团聚时，这个亲人根据自己在1948年的经历提醒他，一旦和以色列的“蜜月”结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只会是一段短暂的蜜月，”这个亲戚预测道，“之后，苦难就要开始了。首先，他们会征收重税，然后开始收购土地，再通过用地规划把剩下的土地也掌控在自己手里。”[106]

后裔归来

巴勒斯坦人担心以色列接下来的作为是正确的。以色列人还记得本-古里安是如何因未能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占领约旦河西岸而哀叹的——用他那句著名的话来说，这是几代人引以为憾之事（bekhiyah le’dorot）。在希伯来语中，这片领土一直被称为犹大和撒马利亚，这里是希伯伦的列祖之墓、伯利恒的拉结之墓以及纳布卢斯或杰里科附近其他《圣经》地点所在的古犹太王国之地。以色列人被犹太人的历史、土地和上帝深深吸引，这三者在各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巴勒斯坦居民是次要而且棘手的问题。“我们赢得了战争，得到了一块不错的土地作为嫁妆，”正如艾希科尔带着常以辛辣的意第绪语表达的特有朴实幽默感所说，“但跟着来的是一个我们不喜欢的新娘。”[107]

1967年战争是巴以冲突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但它带来的连续性与它带来的变化同样显著。以色列方面的探讨横跨时间长河，不仅追溯到《圣经》典故和考古遗迹，还回顾了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历史上关键时刻的辩论。1937年，当皮尔委员会提出将分治作为冲突解决方案时，反对者当场拒绝，因为它要犹太人放弃历史遗产。十年后，围绕联合国分治计划的类似争议一时盛行。使“以色列地”恢复“完整”（shlaymut）的追求自1948年起从未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消失，即使在尚未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停火线也没有转变为公认的边界。只有狂热极端分子推崇领土收复主义。[108]即便这样，“以色列地”仍是一块强力的磁石，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在当地出生的犹太人，也就是“萨布拉”们，或是在孩提时代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位高权重的政治领袖和军事人物在基布兹长大，在20世纪40年代步入成年，他们徒步穿越并侦察当时尚未分裂的土地，服役于帕尔马赫，打赢了独立战争，击溃了阿拉伯人。现在看起来，随着国家再次“完整”，一切皆有可能。过去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土范围的争辩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

战争结束后几天内，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要求吞并所征服的领土。许多支持者来自以色列政界的右翼。前伊尔贡指挥官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仍公然坚称约旦（因为外约旦是1921年从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分割出来的）属于应许之地的一部分，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957年以色列国防军从西奈半岛和加沙撤军时，贝京也曾提出这样的抗议。）而左翼也有兼并主义者的呐喊。执政工党“马帕伊”下属的“劳工团结党”一派，对那些失落的风景情有独钟。前帕尔马赫指挥官、身为劳工部长同时也是摩西·达扬劲敌的伊加尔·阿隆，是该阵营的头号人物，也是内阁中最强硬的鹰派人物。通过一呼百应的拉比兹维·耶胡达·库克（Zvi Yehuda Kook）的教诲，宗教信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库克拉比曾将以色列建国形容为“救赎的开端”。哈南·波拉特（Hanan Porat）是库克的学生，也是信奉正统民族主义的“阿基瓦之子”（Bnei Akiva）青年运动成员，他说服艾希科尔准许以色列人重返伯利恒南部的定居点集团古什艾其昂。他就是在古什艾其昂出生的，而在他出生后不久，阿拉伯军团就征服了这里。在1948年的战争中，古什艾其昂的守卫者被杀，建筑物被毁坏。1967年9月在那里建立的居民点——战后在西岸出现的第一个定居点——被视为遵循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传统，即土地一旦“赎回”就绝不放弃。有人称，这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选择。当月，所有政党全部支持的“以色列地运动”（Land of Israel Movement，希伯来语为Eretz Yisrael hashlayma）成立，由具有工党、宗教和民族主义背景的人组成，他们当中有些人出于政治原因互相回避了几十年，现在却投身于共同的事业。赫赫有名的极右派希伯来诗人尤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eenberg）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皮尔分治计划引发争议时，他就写道：

终有一日，

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

从大海到摩押（Moab）之外，

我年轻的战士们将会勇攀高峰，

他们将召唤敌人与宿仇进行最终的决战，

鲜血会决定谁是这里唯一的统治者。[109]

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6月代表的是“回归历史”。面对战后浮现的“伪神秘主义观点、杜撰的‘权利’、明目张胆的种族理论和五花八门的谬论”[110]，一些犹太自由主义者很快就开始质疑，凭借古代的所有权来为新征服的领土提供合法性是否明智。《国土报》专栏作家阿摩司·埃隆（Amos Elon）评论道：“一手提着利剑，一手拿着《圣经》，一些比较狂热的人甚至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签订的契约是目前这些主张（无论是对房产还是对政治的全面控制）的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111]传奇的民族主义诗人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则宣称，即使是为了换取和平条约，将西岸交还给约旦也无异于另一次“慕尼黑阴谋”，是以色列政府强加于以色列的。他称这场战争为“犹太历史的巅峰”。[112]

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并没有妥善应对这种局面。在达扬的支持下，艾希科尔倾向于采取务实的做法，一边巩固领土安全，一边尽量控制以色列人认为应由自己控制的领土内阿拉伯人的数量。战争的胜利得以让以色列形成防御性更强且更为持久的边界，约旦河的天然屏障是东部显而易见的选择。6月12日，达扬告诉BBC：“我们正等着阿拉伯人来电话。我们不会自己采取行动。我们对目前的情况非常满意。如果有任何事情困扰阿拉伯人，他们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们。”[113]

6月19日结束的几场马拉松式的内阁讨论集中商议了各种选择。以色列国防军的提案依据的是大卫·金奇关于他与巴勒斯坦人会面的报告；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准将的建议，则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并将其命名为“以实玛利”（Ishmael），也就是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祖先的《圣经》人物之名[114]。[115]泽维警告：“以色列旷日持久的军事统治将加剧仇恨，深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居民和以色列之间的隔阂，因为以色列为确保秩序和安全必将采取相应措施。”[116]达扬提议西岸自治，但以色列仍要完全控制当地的安全状况。阿隆呼吁在西岸的中心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以色列则兼并约旦河谷和希伯伦山区并建立定居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哪块领土是没有人去定居的。”[117]这对一个声名显赫且总是对本-古里安未能征服约旦河西岸感到遗憾的以色列人来说，称得上是种妥协。[118]

反对兼并的部长们（富有先见之明地）提醒人们注意在非殖民时代受国际谴责以及把该国变为“双民族”国家的风险，主张立即将大部分占领区返还约旦。艾希科尔建议吞并加沙地带，但希望那里的40万巴勒斯坦难民可以重新安置在其他地方。这在暗地里其实已在进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决定将自己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和平的条件告知美国，即本方必须得到“基于国际边界和以色列安全需要的全面条约”。然而最关键的条件是推迟与约旦的商议，这意味着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未来仍悬而未决。实际上，以色列的政策是“以牺牲和平解决为代价，维持6月10日的领土现状”。[119]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不做决定。阿隆的方案从未被正式采纳，他后来调整了思路，建议让约旦吞并西岸的中心地带，通过杰里科地区的走廊进出，而以色列则保留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艾其昂和希伯伦山区。1968年的双边会谈秘密讨论了以色列的“约旦选项”，但侯赛因国王最终拒绝了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重新显现的处事方式。[120]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了。“以色列在战后余殃中的罪过，在于完全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胜利所开创的局面，”学院派历史学家、后来出身工党的部长什洛莫·本-艾米（Shlomo Ben-Ami）多年后写道，“因此，它没有制定合理的战略，将其军事优势恰到好处地转变为政治工具，利用战场上的成果来改变它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相反，它任凭自己退回到了故步自封、安于既成事实的政治状态中。”[121]

战斗结束后的短短几周内，巴勒斯坦人就看清了发展的趋势，至少在耶路撒冷是如此。哈提卜和其他前市议员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报告，警告说，“犹太人开始公布他们在城镇及其周边建造大型建筑的计划，企图将犹太居民的数量增加到50万人”。[122]“阿拉伯人担心，这些项目可能会通过征收或施压的方式，夺去他们的房产和财物。他们还担心犹太人成为耶路撒冷居民的大多数，进而将这座城市据为己有，到那时阿拉伯人就仅存对它的回忆了。”

被诅咒的赐福

一些人意识到，以色列的胜利实在大得过分：它是早期一位记录者口中的“被诅咒的赐福”[123]，是后来一部著作标题中的“茫然的”胜利，[124]也是一场招致了太多复杂问题的胜利[125]。知名科学家和哲学家耶沙亚胡·莱博维茨（Yeshayahu Leibowitz）强调，维持军事占领具有滋生腐败的内在倾向，同时会对情报总局和他所谓的阿拉伯“内奸”产生不可避免的依赖，因而存在道德风险。莱博维茨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写道：“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心，至今还是人民军队的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因为转变成一支占领军而堕落，其指挥官也将成为军事统治者，就像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126]对于推倒哭墙前的阿拉伯房屋清理出来的广场，莱博维茨明确地斥之为庸俗——一座“墙上舞厅”［discotel，用“discothèque”（迪斯科舞厅）和“Kotel”（墙）玩的一个文字游戏］——认为其毫无精神意义。[127]另一个严厉警告出自更传统的政治角度，来自弱小的马克思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指南党”（Matzpen）：“我们拥有保护自己不被摧毁的权利，并不等于拥有压迫别人的权利。”它宣称：

占领导致外来统治，外来统治招致抵抗，抵抗带来镇压，镇压引起恐怖袭击和反恐行动，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通常是无辜的人。保留占领的土地将使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杀人犯和被害者的国家，让我们立即离开所占领土吧。[128]

生于巴格达的以色列作家尼希姆·雷伊万（Nissim Rejwan）曾经为“遮天蔽日的胜利，它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耻辱，以及认为阿拉伯人永远不会在处于如此不堪一击的下风时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看法”而哀叹。[129]不仅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关心民族情绪及其影响，一名战后匿名接受采访的士兵也感慨地表示，“我觉得，在下一场战斗中，阿拉伯人会更加仇视我们”，但他的言论在发表时被删去了。另一名士兵则担心：“这场战争不仅没有解决国家的问题，而且还以一种非常难以解决的方式把它们复杂化了。”[130]在后来的岁月里，许多以色列人回顾往事，发现使自己突然理解新形势的是那样一个时刻：年轻的士兵马蒂·斯坦伯格（Matti Steinberg）和他所属的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正在加沙市中心，宵禁之下空无一人，反映了惊人的胜利以及和平的实现，就在此时，一阵枪炮骤然射向他们的车队。它标志着“阿以冲突中的一个时期结束了，但另一个时期已然拉开序幕，其动荡与艰难绝不逊于前者”。[131]

这样的思考是欢呼雀跃的另一面。阿摩司·奥兹（Amos Oz）是声誉日隆的文学巨星，他在备受赞誉的小说《我的米海尔》（My Michael）中有力地表现了战后现实引发的危机感和预感，该书1968年出版时，胜利和占领的体验仍十分新鲜。奥兹笔下的女主角汉娜·戈嫩（Hanna Gonen）被梦里魔鬼般的——象征着缄默的——巴勒斯坦双胞胎阿齐兹和哈利勒困扰，他们是她儿时的玩伴，直到1948年消失在耶路撒冷卡达蒙区的边缘；而现在，他们或许就在约旦河西岸，与她近在咫尺：

苦难夜夜与我作对。拂晓时分，双胞胎在杰里科东南部犹大沙漠的峡谷之间练习投掷手榴弹。他们一模一样的身躯一齐行动。他们的肩膀上架着冲锋枪。破旧的游击队制服沾满油污。哈利勒的额头上青筋暴起。阿齐兹蹲下来，向前扑去。哈利勒低下头。阿齐兹伸臂投掷。爆炸冷光一闪。群山回响不绝。死海在他们身后变得苍白，仿佛一湖正在燃烧的石油。[132]

[1] Meron Benvenisti, Son of the Cypresses, p. 232.

[2] Avi Raz, The Bride and the Dowry, p. 7; Walter Laqueur, The Road to War, p.295.

[3] Randolph S. Churchill and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ix Days War, p. 195.

[4] Guy Laron, The Six-Day War, pp. 107–17.

[5] 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pp. 171–210.

[6] 莫塔·古尔（Motta Gur）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Mordechai Gur，1930—1995），前“哈加纳”成员，参与了前四次中东战争，1974年至1978年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7] 《托拉》（Torah），犹太法典，一般指24卷《希伯来圣经》“塔纳赫”（Tanakh）的前五卷，又称五经（Pentateuch）、摩西律法（Torat Moshe）。——译者注

[8] Gershom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37.

[9] Edward Luttwak and Daniel Horowitz, The Israeli Army, p. 265.

[10] Oren, Six Days of War, pp. 294–304.

[11] Luttwak and Horowitz, Israeli Army, p. 213.

[12] Laron, Six-Day War, p. 286.

[13] Sadiq al‑Azm, Self-Criticism after the Defeat.

[14] Jonathan Cummings, Israel’s Public Diplomacy, p. 55.

[15] Abdullah Schleifer, The Fall of Jerusalem, p. 194.

[16] 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pp. 209–11; Joseph L. Ryan, The myth of annihilation and the six‑day war, https://worldview.carnegiecouncil.org/archive/worldview/1973/09/2214.html.

[17] Churchill and Churchill, Six Days War, p. 239.

[18] Tom Segev, 1967, p. 356.

[19] Teddy Kollek, For Jerusalem, pp. 193–7.

[20] Schleifer, Fall of Jerusalem, p. 205.

[21] “以色列劳工名单党”（希伯来语Reshimat Poalei Yisrael，简写为Rafi），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1965年创立的中左翼政党，1968年与“劳工团结党”和“以色列工人党”联合组成以色列工党。——译者注

[22]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107.

[23] Haaretz, 31 December 1997.

[24] Eitan Felner, B’Tselem, 1995.

[25] Haaretz, 13 April 2017.

[26] Michael Bar‑Zohar, Yaakov Herzog, p. 299.

[27]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151.

[28] Mark LeVine and Gershon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 213.

[29] http://www.sarahozacky.com/%D7%A6%D7%99%D7%95%D7%A0%D7%99%D7%93%D7%A8%D7%9A/.

[30] Yaron Ezrahi, Rubber Bullets, p. 55.

[31] Michel Warschawski, On the Border, p. 13.

[32] http://972mag.com/radio‑ramallah‑the‑cultural‑bridge‑that‑was/80661/.

[33]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141.

[34] Laqueur, Road to War, pp. 296–7.

[35] Davar, 12 June 1967.

[36] Yael Dayan, Israel Journal: June, 1967, pp. 109–11.

[37] Michael Gadish, Jewish‑Israeli identity in Naomi Shemer’s songs: central values of the Jewish‑Israeli imagined community, http://www.ugr.es/~estsemi/miscelanea/58/3.Gadish09.pdf.

[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bEFWFHbrA.

[39] Laron, Six-Day War, p. 109.

[40] Ian Lustick (ed.), Palestinians under Israeli Rule, p. 132.

[41] 特拉普派（Trappist），起源于天主教的苦修派别。——译者注

[42] Al‑Haq, Where Villages Stood, Israel’s Continuing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Occupied Latroun, 1967–2007, December 2007;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324.

[43] Oren, Six Days of War, p. 307.

[44]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327.

[45]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110. See p. 114.

[46] http://1967.walla.co.il/?w=/2066/1099788/@@/item/printer.

[47]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jps‑articles/UNRWA%20 Remembers%201967.pdf.

[48]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 254; Samir Mutawi, Jordan in the 1967 War, p.171.

[49] Peter Dodd and Halim Barakat, River Without Bridges, p. 40; Nur Masalha, A Land Without a People, p. 92; Nur Masalha, The Politics of Denial, p. 203.

[50] Schleifer, Fall of Jerusalem, p. 207.

[51] David Pryce‑Jones, The Face of Defeat, p. 10.

[52] Masalha, Politics of Denial, p. 203.

[53] Mutawi, Jordan, p. 171.

[54]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30.

[55] Haaretz, 15 March 2017.

[56]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 98.

[57] Pryce‑Jones, Face of Defeat, p. 20.

[58] Shalom, Gatekeepers, p. 28.

[59] Schleifer, Fall of Jerusalem, pp. 213–14.

[60]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p. 81–3.

[61]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158.

[62] Bassam Abu Sharif, Arafat, p. 14.

[63] 阿布·阿马尔（Abu Ammar）即阿拉法特的昵称（阿语中为“kunya”，冠上子嗣之名来替代本名）。——译者注

[64] Segev, 1967, p. 146.

[65] Danny Rubinstein, The Mystery of Arafat, p. 55.

[66]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26.

[67] Musa Budeiri, Controlling the archive: captured Jordanian security files in the Israeli state archives, Jerusalem Quarterly 66, 2016.

[68]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162.

[69]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jp‑articles/jps.2007.37.1.88.pdf.

[70]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162.

[71]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p. 9.

[72]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p. 405.

[7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172.

[74]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34.

[75] David Ronen, Shnat Shabak, p. 219.

[76] Segev, 1967, p. 469.

[77] Shlaim, Lion of Jordan, p. 262.

[78]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456.

[79] Shlomo Gazit, Hagezer ve haMakel, pp. 178–9; B’Tselem, Collaborator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Violations, January 1994, p.11.

[80] 教令（fatwa）特指伊斯兰教令。——译者注

[81]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jp‑articles/jps.2007.37.1.88.pdf.

[82] 1英尺≈0.3米。——编者注

[83] Nusseibeh, Country, p. 97.

[84] http://www.israeli‑occupation.org/2013‑05‑07/musa‑budeiri‑always‑with‑the‑oppressed‑a‑farewell‑to‑akiva‑orr‑1931‑2013‑humanist‑radical‑heretic/#sthash.TaTQITv2.dpu.

[85] Atallah Mansour, Waiting for the Dawn, p. 115.

[86]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62.

[87] Danna Piroyansky, From island to archipelago: the Sakakini house in Qatamon and its shifting ownerships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8 (6), 2012, pp. 855–77.

[88] Danny Rubinstein, The People of Nowhere, p. 62.

[89] Jerusalem Post, 30 June 1967.

[90] Amos Oz, In the Land of Israel, pp. 175–6.

[91] http://mosaicmagazine.com/observation/2016/08/conversations‑with‑the‑palestinians‑of‑1967‑has‑anything‑changed/.

[92] Ilan Pappé,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 112.

[93] Dan Rabinowitz and Khawla Abu‑Baker, Coffis, p. 75.

[94] Raja Shehadeh, Language of War, p. 21.

[95] Mansour, Waiting for Dawn, p. 114.

[96] Rafik Halabi,The West Bank Story, p. 55.

[97] http://www.israeli‑occupation.org/2013‑05‑07/musa‑budeiri‑always‑with‑the‑oppressed‑a‑farewell‑to‑akiva‑orr‑1931‑2013‑humanist‑radical‑heretic/#sthash.TaTQITv2.dpuf.

[98] Rubinstein, People of Nowhere, p. 62.

[99] Mamdouh Nofal et al., Reflections on A‑Nakb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8 (1), 1998, pp. 5–35.

[100] http://publishing.cdlib.org/ucpressebooks/view?docId=ft4489n8s2&chunk.id=ch11&toc.depth=100&toc.id=ch11&brand=ucpress;query=1967#1.

[101] Dina Matar, What it Means, p. 143.

[102]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arab‑town‑both‑israeli‑and‑palestinian‑divided‑by‑shopping‑1.410313.

[103] Riyadh Kamel Kabha, Shtay Gadot leWadi, p. 55.

[104] Assaf Peled, Descending the Khazooq: ‘working through’ the trauma of the Nakba in Emile Habibi’s oeuvre, Israel Studies 21 (1), 2016, pp. 157–82.

[105] Pappé,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p. 113–14.

[106] Shehadeh, Language of War, p. 21.

[107]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39.

[108]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342.

[109] Rael Jean Isaac, Israel Divided, p. 12.

[110] Nissim Rejwan, Outsider in the Promised Land, p. 55.

[111] Amos Elon, A Blood-Dimmed Tide, p. 31.

[112]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86.

[113]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43.

[114] 参见《圣经·创世记》25:12—25:18。——译者注

[115]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41.

[116] Ami Gluska, The Israeli Military, p. 258.

[117]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51.

[118] Anita Shapira, Yigal Allon, pp. 312–16.

[119]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23.

[120]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p. 262–4.

[121]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125.

[122]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jp‑articles/jps.2007.37.1.88.pdf.

[123] Shabtai Teveth, The Cursed Blessing.

[124] Reuven Pedatzur, Nitzahon haMevucha.

[125] Benvenisti, Son of the Cypresses, p. 232.

[126] Yeshayahu Leibowitz, Judaism, Human Values, pp. 225–6.

[127] Haaretz, 21 July 1967.

[128] Haaretz, 22 September 1967.

[129] Nissim Rejwan, Israel’s Years of Bogus Grandeur, p. xx.

[130] http://www.nytimes.com/2015/01/26/world/disillusioned‑by‑war‑israeli‑soldiers‑muted‑in‑1967‑are‑given‑fuller‑voice.html.

[131] Matti Steinberg, Omdim Legoralam, p. 9.

[132] Amos Oz, My Michael, p. 84; Jacqueline Rose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8/may/10.

第十二章
1968—1972

我们必须向以色列敌人证明，有些人不会逃亡。我们将像大卫面对歌利亚一样直面他们。

——亚西尔·阿拉法特，1968年

落地生根

在1968年夏天的短短几周内，巴勒斯坦人就经历了两个黑暗之日的周年纪念：1967年战争一周年纪念，纳克巴20周年纪念——它们都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转变的里程碑。而在现实生活中，新年伊始，东耶路撒冷就有3 345德南私人土地被征用，以建立犹太城郊住宅区拉马特艾希科尔（Ramat Eshkol）——它以优柔寡断的工党总理命名，因为他领导以色列人赢得了前一年那场惊世骇俗的胜利。这是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在占领区建造的第一个定居点，位于曾经的无人区上。它的目的是打造一座陆桥来保护斯科普斯山，以免它再次像1948年以来的希伯来大学那样成为飞地。[1]它的公寓和超市照例用耶路撒冷常见的浅色石灰岩覆盖，构成一系列新犹太住宅区的第一环节，这些住宅区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变城市地形和人口分布。

那年制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的首要而明确的原则，就是“确保（耶路撒冷的）统一……建设这座城市所使用的手段，意在使其不会再被重新一分为二”。[2]自1965年开始担任市长的泰迪·科勒克认为有必要应对战后现实的“惊人变化”，为解决迫切的住房需求而在前约旦地区进行建设是情有可原的。没有人征求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也没有人从他们的角度考虑。科勒克承认，“被征用土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哪怕被征用的是一片未开垦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人也心怀怨恨，因为赔偿他们的是被他们视为‘征服者’的那些人”。[3]后来，一块较小的地区也被没收，用来建设更往北的内夫雅科夫（Neve Yaakov），这个定居点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建立，1948年被废弃。萨利·努塞贝（Sari Nusseibeh）是一名巴勒斯坦观察家，机敏但十分宽容，他评价这位以色列市长时说：“当他游说政府建造拉马特艾希科尔、内夫雅科夫和吉罗（Gilo）的居住区时，并没有打算损害我们的民族权利。他只是没有在规划时考虑这些因素。”[4]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大项目是在老城的犹太区，其中的阿拉伯居民很快被驱逐出去，他们大多是1948年的难民。4月，财政部发布了一项命令，征收116德南的土地，占老城的20%，为的是“公共目的”。[5]

东耶路撒冷之外的定居点扩张速度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影响。以色列辩称，西岸不属于占领区，因为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在1949年被停火线分割只是军事层面的划分，而且是临时的；此外，约旦次年单方面吞并西岸，仅得到英国和巴基斯坦的承认。以色列称，停火协议条款是因阿拉伯人的袭击而失效的。[6]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使那些认为和平谈判基本没有甚至完全没有未来的以色列人更为强势。1967年9月1日，在苏丹首都集会的领导人们发表了著名的“三不”宣言：不媾和，不承认，不谈判。以色列官方的解读回避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和巴解组织都很清楚这个事实，即阿拉伯国家已决定采取政治和外交手段，而不是战争，来“消除侵略的后果”。而在之前的1964年，第一届阿拉伯峰会还在呼吁“对以色列的最终清算”。[7]尽管如此，以色列司法部长和外交部的法律顾问都曾提醒，在占领区建造定居点将违反旨在保护战时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然而，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的艾其昂村（Kfar Etzion）已经被重建，并被官方称为纳哈勒（准军事的）前哨或者叫“据点”，以免触犯法律。这种捏造——也被应用于梅罗姆戈兰（Merom Golan），戈兰高地上的第一个定居点——经不住事实的检验：1943年出生于古什艾其昂并在5年后离开此地的哈南·波拉特这样的人率先在此地定居，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行使“回归权”；而巴勒斯坦难民渴望回到雅法或海法的“回归权”却无法实现。艾希科尔的决定反映了人们对1948年失去的定居点的怀念，正统民族主义者的游说，以及西岸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性的决定，并非一系列类似举措的开头。[8]约瑟夫·魏兹在1948年的分水岭前后，以毕生之力推动定居点建设，但即便是他，那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将会“激怒少有的朋友，为敌人提供打击我们的棍棒”。[9]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迅速谴责了这一举措。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只是一个开头而已。1968年4月，一群由摩西·莱文杰（Moshe Levinger）拉比领导的宗教民族主义者获得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可，在希伯伦的一家酒店庆祝逾越节（那时以色列民众想在占领区过夜需要获得许可）。这座城市由于列祖之墓和有关1929年大屠杀的深刻记忆而对正统派犹太人意义非凡，但这里以宗教保守主义闻名的穆斯林居民们的敌意也同样有目共睹。抵达次日，这个团体宣布“恢复”了犹太人在希伯伦的存在。他们的主要盟友是工党的伊加尔·阿隆，他悄悄地安排他们武装起来。短短几个月内，政府就决定在该市建立——或者说重新建立——犹太社区。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体现了官方的摇摆不定、可疑的合法性、出于同情的默许，以及最重要的，一个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少数民族在此创造不可逆事实的决心。而诡计成了官方政策。1970年7月，达扬和一些官员讨论了如何打着保障安全的幌子征收土地，决定将其上的建筑物假装用于军事用途，还向希伯伦的市长传达了这一点。[10]该模式在未来几年一遍一遍地重复。以色列在1967年可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帝国”[11]［这类似于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著名观点，即大英帝国是“一不留神”诞生的］，然而一些精密筹划的举动从最初就埋下了伏笔。到1969年1月，戈兰已有十个定居点，两个在西奈半岛，五个在西岸。同月还有另外几个定居点获准建设。[12]

左翼的以色列人对这些热心的右翼分子深感失望，对他们的诉求造成的影响也感到窘迫。政治学家梅龙·本韦尼斯蒂后来在耶路撒冷市政府担任科勒克的阿拉伯事务副手，他观察到：“六日战争创造了将祖国崇拜转变为原教旨的宗教沙文主义神话所必需的条件，以对‘以色列地’的爱为名，狂热分子们着手对所有非犹太人进行剥夺，将新占领土国有化，从而完成穿越过去之旅。”[13]本韦尼斯蒂的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论点是正确的，但它未能解释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剥夺和清除——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当然是以色列独立和纳克巴的关键特征。两类定居者之间的差异可由1967年以后希伯来语普遍用法的变化体现，而这鲜少有人察觉。hityashvut——一个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字典中只有褒义的词——仅仅意味着“定居”。这也就是在内盖夫或加利利发生的无可争议的事。但“以色列地”拥护者极其喜爱的词hitnahalut则带有额外的、明白无误的“继承”或“遗产”的含义。hitnahalut只发生在占领区上。巴勒斯坦人没有对它们加以区分。这也就是以色列鸽派称之为“潜移默化吞并”的过程的开端。

反抗与反馈

截至1967年年底，由于主动采取的应对措施、合作者的通风报信以及巴勒斯坦组织对安全的松懈，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确立了稳固的控制。仅在12月，就有42名法塔赫成员被人发现并围捕，识破他们身份所用的手段很简单，只要观察有谁走近希伯伦一个软饮料摊子旁边已经停用的信箱就可以了。1968年2月，军队包围了位于纳布卢斯的要塞，让数千名男子在安全部门的蒙面线人跟前集中接受排查。两个武器藏匿处被发现，74人被认定属于游击队组织。一名“辛贝特”官员解释道，“我们的伟大成就是在广大民众与恐怖组织之间创造了一道泾渭分明的屏障”：

人们知道，任何帮助恐怖分子的人都会失去住所，本人也会被驱逐出境或被逮捕。我们告诉他们，被抓获的恐怖分子会最先告发他们。我们还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就是那些看上去要解放人民的人最有可能背叛帮助他们的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们会去一个村庄，实行宵禁，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广场上，再让他们排队经过我们的一个囚犯——一个被俘虏的恐怖分子——这个囚犯往往坐在车上，还戴着头罩。无论犯人是否真的指认出任何嫌疑人，我们都声称他指认了某人。所有这一切的累积效应是，当恐怖分子来到一个村庄时，当地人会说：“离开这里。我们知道你会告发我们。”我们有次甚至派了一群士兵装成恐怖分子，让他们进入村庄寻求帮助，来测试这一点。他们得到的正是刚才的回答。[14]

“辛贝特”驻纳布卢斯的属员雅科夫·佩里（Yaakov Perry）招纳了一名谢赫，他的妻子获准在以色列接受妇科治疗。还有一次，一名巴勒斯坦线人同意秘密见面，还安排以色列联络人故意被法塔赫伏击。但另一个巴勒斯坦人告发了此人，阴谋败露了。[15]阿拉法特的副手萨拉赫·哈拉夫［又名阿布·伊亚德（Abu Iyad）］坦率地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归因于“以色列安全部门的高效和我们战士的疏忽”。[16]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太巴列到死海的约以边界都被栅栏、地雷带、探照灯和监控设备保卫起来，“尝试让人和武器穿过约旦边境是白费时间精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瓦迪·哈达德总结道。以色列安全官员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但他们对“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专业水准和纪律还是比较佩服的：他们比法塔赫难渗透多了。[17]

以色列人可能确实擅长平叛行动，但他们在对付政治反抗和非暴力反抗时就没那么容易了。萨耶赫谢赫被驱逐出境后，继任“全国指导委员会”领袖的是被免的耶路撒冷前市长鲁希·哈提卜。1968年3月，他也被驱逐了，这表明“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独立自主的领导人被进一步削弱”。[18]像“巴勒斯坦学生联盟”（Union of Palestinian Students）和“阿拉伯妇女联合会”（General Union of Arab Women）这样的组织继续运行，但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与流亡中的巴解组织相比都黯然失色，这些组织似乎总是不允许过多的自主活动。法塔赫短暂的武装抵抗阶段实际上已经终结，不过它让以色列人意识到巴勒斯坦人不可能默认领土被占。关于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的探讨毫无进展，部分原因在于参与者受到了威胁，至少还有一次遭到了武装袭击。

在被占领土之外，巴勒斯坦人有能力对以色列人进行一次痛击——就算不能在传统的军事意义上打击对手，至少能在宣传层面上还以颜色。1968年3月，以色列人威胁已久的报复终于到来，他们攻击了约旦军队支持的法塔赫和其他游击队，进攻地点位于约旦河谷的卡拉麦（Karameh）——巧的是，这个地方的阿拉伯语名字意为“尊严”。在一辆以色列公交车于内盖夫边境附近撞上地雷导致两名平民丧生后，阿拉法特无视了约旦人避免对抗的建议。按照这名法塔赫领导人自己的说法，他决定以牙还牙。“不，我们必须向以色列敌人证明，有些人不会逃亡。我们将像大卫面对歌利亚一样直面他们。”以色列军队以绝对优势完成了目标，造成61名约旦人和1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但本方牺牲了28人。以色列人留下了一辆坦克、一辆半履带车和几辆卡车，这让巴勒斯坦人胜利抵抗的想象变得更真切了。法塔赫领导人和侯赛因国王在这些战利品面前合影留念。法塔赫的招募工作进展加速，从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运来的武器源源不断，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公关活动的促进下，阿拉法特名声大涨。“与宣传他渗透西岸的努力不同，”他的传记作者指出，“这是将失败变为胜利的艰难宣传任务，虽然他这次确实有些值得庆祝的东西。”[19]他称之为“第二次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这场战斗是“自1967年战争以来我们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次胜利”。就连以色列人也承认卡拉麦战役是巴勒斯坦人的“精神上的胜利”。[20]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接见了阿拉法特的资深同僚。著名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格巴尼（Nizar Qabbani）称赞阿拉法特使阿拉伯人“从耻辱的泥潭中”崛起。[21]

四个月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即巴解组织的“议会”，首次将席位分配给敢死队，令这个此前一直被只考虑自身利益的阿拉伯竞争对手掌控的团体有了些优势。1968年7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民族盟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反映了战后局势，强调巴勒斯坦的国家身份，着眼于武装斗争在“整体战略方面，而不仅仅是战术阶段”的作用，将其视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它还明确界定，只有那些“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之前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可以被视为巴勒斯坦人。这可以理解为1917年——英国占领开始和《贝尔福宣言》发布的时间——以前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符合这一标准，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则被排除在外。这与巴解组织1964年的盟约采用的时间1947年相比向前推了不少。[22] 1968年12月，《时代》杂志选择“敢死队领袖阿拉法特”作为封面故事。[23]法塔赫随后发布了自己的七条纲领，声明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其公民无论宗教信仰如何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阿拉法特解释道，除了250万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外，还有“125万信仰犹太教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现在的以色列国”。[24]以色列人不看好这一目标，这并不出人意料。1969年2月，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一直保持着这一职务，直到他在35年后去世。

成本与收益

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控制并不仅仅靠安全措施和遏制。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巴勒斯坦人就开始跨越“绿线”，到经济正在发展的以色列工作。巴勒斯坦人的失业问题在1967年以前比较严重并因战争加剧，但战后逐渐缓解。起初，西岸的居民前往“绿线”附近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农场或建筑工地，由中介和劳务承包商招募——招募者多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他们正好有条件利用新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到1968年年底，已有5 000人在以色列工作，因此政府次年在主要城镇建立了职业介绍所。这使得工人能够获得诸如假期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仍在从事非正式的工作，以免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障金。在任何情况下，巴勒斯坦人都被定义为按日计酬的散工，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享受与以色列人同等水平的福利，也不准加入巴勒斯坦希伯来劳工总联合会，也就是希斯塔德鲁特。此外，以色列人的收入比西岸居民高6倍，比加沙居民高8倍。[25]工人禁止在午夜至早上6点之间留在以色列。到了1974年，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人数达到了6.8万。[26]五分之二的巴勒斯坦家庭有成员在以色列工作。大多数人每日往返通勤，但在工作场所或临时住处冒着被逮捕的危险非法滞留过夜的趋势也在增长，对于住得较远的加沙人来说尤其如此。[27]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变回以色列人熟悉的一部分，取代了农业、建筑业、餐饮业和其他需要干粗活的行业中的犹太劳工。“阿拉伯人的工作”有了“廉价”和“劣质”的负面含义。工人大量涌入以色列后，失业现象基本不复存在，约旦河西岸的经济截至1973年共增长了近60%。唯一的例外是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兼并和废除其独立行政地位的举措对巴勒斯坦医生、律师、公务员和旅游业从业者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们要与犹太人直接竞争。1968年至1972年间，西岸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6%，加沙每年增长20%。私人消费也欣欣向荣。[28]

接触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而非仅仅接触维持占领机构的少数士兵和官员——令人如芒在背。拉姆安拉的阿齐兹·谢哈德注意到，“6月的战争之后，所有过去的生活方式都被破坏了。社会整体结构受到挑战。先前所有的价值观和信念都经受着考验……每个人都能看到犹太人取得的进步。社会……价值观……理想……所有的组织都大不一样了”。[29]在一名到访的美国巴勒斯坦专家看来，以色列人带来了一种“西式的官僚和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的意识形态使之合理化。而巴勒斯坦人固有的社会则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和高度个人化的基础上的”。[30]越来越多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清楚地意识到日益宽松的“绿线”两侧双方存在的差异。一名分析者评论道，来自村庄或难民营的劳工，“早上离开的是一座没有供电、自来水和排污系统的房子，然后在这些公共设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里工作一整天。其他政治环境中也存在如此明显的贫富差距，但在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是由民族身份而非阶级导致的。这种差距无疑提醒着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一个被征服的民族。而这种情况并不正常”。[31]

西岸传统的政治精英是忠于约旦的人，他们继续从对岸接收退休金，经营自己的事业，同时劝人们不要与以色列人合作。[32]渐渐地，随着人们对敢死队更为同情，特别是在卡拉麦事件和因此推动的巴解组织崛起后，这些事业的影响力衰退了。[33] 20世纪70年代上半段，约旦河西岸成立了三所大学，即拉姆安拉附近的比尔泽特大学、纳布卢斯的纳贾赫（al-Najah）大学以及伯利恒大学，这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还培养了新一代具有政治意识的活动家。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三所学校都要求它们的学生做社区工作、扫盲或在诊所和医院做志愿服务。[34]比尔泽特大学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中心格外引人瞩目，其学生团体的选举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氛围晴雨表。这种氛围是由校园里大张旗鼓地贴着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那动人心弦的名言［出自《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营造的：“如果你破坏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它除了恢复原状之外别无他想。在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它不会听任何改革者、任何哲学家、任何传教士的话。除了统一和解放的事业外，其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无论多么重要。”[35]

无情的加沙

以色列人花了更长时间来抚平加沙地带。1971年下半年，那里反敢死队的军事斗争达到了顶峰，逃离约旦对巴解组织不断升级的镇压行动的战斗人员数量激增。一名外国记者对8月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加沙，是巴勒斯坦人唯一一个以可怕的代价和自杀式的不屈不挠进行名副其实的抵抗的地方。”以色列国防军南部指挥官阿里埃勒·沙龙将军与摩西·达扬产生了意见分歧，后者只想让以色列在加沙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存在。经常会有被指控通敌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光是在1970年就有75个这样的人身亡。[36]但1971年1月，一名巴勒斯坦少年的一次手榴弹袭击导致两名以色列儿童死亡及其父母受伤，自此以色列的政策更为强硬。埃及统治期间囤积的和巴勒斯坦解放军留下的武器自由流通，还有一些是从西奈走私进来的。密集的柑橘林为游击队员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从那年7月起，沙龙以自己的名义领导了一场针对七八百名“恐怖分子”的残酷反叛乱行动。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创新的方法和对当地的熟知——合作者还需要判断哪些陌生人是敢死队员。以色列人强制实行24小时戒严，审讯所有成年男性并制定了允许射杀的政策。营长们奉命使用推土机寻找隐藏着战斗人员和武器的地下掩体。加沙的三大难民营，即贾巴利亚、拉法赫和沙提，都清出了宽敞大道。人们铺设了道路并为街道提供了照明，以便国防军进入，减少地雷造成的危险。据估计，有6 000所房屋因此被毁。[37]到1971年年中，大约有10万人被迫找寻新家。[38]“我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计谋”，沙龙后来写道：

我们用黎巴嫩开来的一艘船将我们自己的“恐怖分子”渗入加沙，然后用直升机和搜索队追捕他们，希望真正的恐怖分子最终能与他们联系。最后，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们让人在市场上卖菜，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骑驴子。我们的“恐怖分子”有时会把一名疑似巴解组织的人赶出家门，指责他与犹太人合作。他会说：“不，我从来没跟他们合作过。不信问我的指挥官。”然后我们就能将他连同其指挥官一起抓获……我们的假恐怖分子甚至一度建造掩体并住在里面。我们的想象力在这种事情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不断让恐怖分子面对新形势，使他们失去平衡，把他们带到光天化日之下。[39]

截至1972年2月，有104名敢死队成员被杀死，另有数百名被捕。从1971年4月到那时，以色列法院判定了5 620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犯下危害安全罪。[40] 1972年11月，颇有感召力的敢死队指挥官齐亚德·侯赛尼（Ziyad al-Husseini）在加沙市长齐亚德·沙瓦（Ziyad Shawwa）家的地下室拒绝投降并自杀。沙瓦是一名贵族商人，曾接受以色列人任命，但与巴解组织保持着秘密联系。由于以色列人在他的一个果园里发现了掩体和武器藏匿处，沙瓦的一些柑橘树曾被破坏。[41]侯赛尼的遗孀控诉以色列人杀害侯赛尼。[42]由于担心西岸来自约旦的竞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令减少对加沙的财政资源支出。沙龙部署了边防警察（其德鲁兹派成员以残暴闻名），还部署了新组建的名为“雷蒙”（Rimon，意为“石榴”或“手榴弹”）的以色列国防军特种兵分队。他们所采取的严酷手段遭到了地区统治者和军事指挥官的反对——许多批评这名有争议的将军的人都抓住这一事实不放。“雷蒙”指挥官梅厄·达甘（Meir Dagan）后来承认，“大量”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由于开火或拒绝投降被杀。这支部队与“辛贝特”合作紧密。[43]

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估计经济机会和“正常”生活的诱惑会缓和抵抗。作为加沙红新月会（Gaza Red Crescent Society）主席的民族主义者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Hayder Abdel-Shafi）医生很早就认识到，巴勒斯坦人必须在以色列工作，而这与反占领斗争难以兼得。他回忆起1969年，达扬曾向他抱怨加沙人没有穿过“绿线”来工作。

那时战争刚刚结束，人们依然满腔热情，相信占领不会持续太久。然而，出于纯粹的经济需要，工人们——即便面临人身伤害——开始前往以色列。当你找不到其他维生途径时，就不可能宣传反对它。它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44]

达扬坚信，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仅意味着对现状的默认，还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放弃回归的梦想。他认为，“只要难民留在他们的营地……他们的孩子就会说自己来自雅法或海法。而他们如果离开难民营，就有希望感受到对新土地的依恋”。[45]普通的加沙人确实获得了物质上的好处，尽管现状既没有改变，也没有明确要发生变化的前景。“这是他们生平头一回，不可思议地，能够把肉、罐头、饼干、鞋子、新鲜牛奶带回家，此前那里所有东西都要靠乞讨或近东救济工程处的1 500卡路里配给才能得到，”一名1971年来访的外国记者报道称，“恐怖主义没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其他选择。把几个手榴弹丢进劳工队伍里……不足以吓倒他们。”[46]同年6月，有34起恐怖袭击事件被记录在案，而12月只有一起。[47] 1972年，进入以色列的加沙工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此后每年都在上升。[48]

在约旦的对抗

在西岸和加沙，军事上的失败、镇压的大棒和经济改善的胡萝卜，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抵抗运动推向境外。卡拉麦战役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以色列随之而来的袭击迫使敢死队放弃约旦河谷，找寻新的避难所。这导致约旦与敢死队之间的局势越发紧张，敢死队在安曼和其他地方越发自信的存在也使约旦警觉。1968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一直被视为潜在的分裂标志，以及从过去到现在的不公正之间的联系——发表51周年的一场纪念活动期间，巴勒斯坦人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首都大使馆，动乱爆发了。随后，约旦军队炮击巴勒斯坦难民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解组织的活动增加到了让曾经怀疑巴勒斯坦人的雄心壮志的侯赛因国王担忧的地步，他开始害怕不仅永远无法夺回遗失在河对岸的一半国土，而且他政权的未来也是未知之数。1969年，法塔赫每月从约旦领土发起200次行动，招来以色列的无情报复。[49]国王宣布对巴勒斯坦人实行新一轮镇压，但随即让步并与阿拉法特达成了一次胡德纳（hudna）——意为停火或是休战。然而6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安曼酒店劫持了18名外国人质，局势愈演愈烈。[50]以色列与美国一起，关注着被西方外交官和记者昵称为“勇敢的小国王”（plucky little king）或说“PLK”的侯赛因国王的立场，越来越担心国王决心一决胜负。这场摊牌开始于1970年9月，“人阵”劫持了三架客机，使其迫降于王国中一个名为道森斯菲尔德（Dawson’s Field）的偏远沙漠小机场并炸毁了它们，引起了全球关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国王宣告，“约旦每天都在一点点地沉沦。”[51]侯赛因颁布了戒严法令。在不时被阿拉伯国家间激烈的外交纷争所打断的战斗中，巴解组织的部队被击败并被驱逐出约旦。3 000至5 000名巴勒斯坦人和600名约旦人身亡。[52]巴勒斯坦人将这一时期称为“黑九月”（Black September）。约旦和以色列的共同利益从未如此明确。1970年10月，侯赛因国王在埃拉特（Eilat）附近的沙漠中会见了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并承诺将采取措施防止敢死队进一步突袭。[53] 1971年7月，在与国王手下的最后一次对抗中，大量巴勒斯坦战斗人员逃离东岸。估计有3 000至5 000人逃往黎巴嫩，另有2 300人被俘。甚至有72人向以色列人投降，不再与约旦人作战。[54]正如国王所说：“为了挽救约旦的生命，必须进行癌症手术。”[55]

巴解组织被暴力驱逐出哈希姆家族的王国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因为截至1970年9月，巴勒斯坦人大多数针对以色列的行动都发源于那里。到1972年，此类事件的数量减少了90%以上。1972年3月，侯赛因宣布了一项“阿拉伯联合王国”（United Arab Kingdom）计划，表面上是为了“重建约旦-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但这事实上更像是为了使他重新控制约旦河西岸合法化而设计的。它明显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民”，因此巴解组织迅速而愤慨地予以拒绝，指责约旦“让自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帮凶”。以色列在西岸举行市政选举的安排已经使人警觉，让人以为以色列与约旦人勾结，这种怀疑的依据是，阿隆1968年计划在约旦河谷构筑一道以色列人的防线并将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地区归还约旦统治。然而，新总理果尔达·梅厄在议会否决了“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实际并无勾结。侯赛因的计划胎死腹中，再无踪迹。[56]

在黎巴嫩及其他地方的对抗

巴勒斯坦武装在黎巴嫩——用巴解组织一名高层的话来说，就像在“没有篱笆的花园”[57]——从1969年年底开始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该组织根据1969年11月在开罗达成的协议，在整个1970年采取行动，尤其是从南部崎岖的阿库布（Arqoub）地区发起行动，那里在法塔赫的完全控制下，很快就被戏称为“法塔赫之地”（Fatahland）。1970年5月，在阿维威姆莫沙夫（Moshav Avivim），一辆路过的校车遭到跨境袭击，12名以色列儿童遇难。以色列报以空袭和炮火齐射，这种打击在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后更甚于前。对以色列海外目标的袭击开始于1968年，“人阵”劫持了一架飞往阿尔及尔的艾尔阿尔航空（El Al，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12月，另一架以色列飞机在雅典机场遭到袭击。三天后，以色列国防军突击队乘坐直升机降落在贝鲁特机场，炸毁了属于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的中东航空（Middle East Airlines）的13架飞机。“人阵”以越境发射“喀秋莎”火箭炮作为回击，造成谢莫纳镇（Kiryat Shmona）3人死亡。1969年，来自海法的难民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劫持了从洛杉矶飞往特拉维夫的环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TWA）的飞机，或者用她的话来说，“没收了一架帝国主义的飞机，回到了巴勒斯坦”。[58]还有些袭击针对的是以色列的大使馆和以色列国航办事处。据希沙姆·沙拉比评价：

（“人阵”）遵循全面战争的原则：如果以色列使用凝固汽油弹杀死平民，炸毁房屋以报复突击队，并施行连坐处罚，那么游击队就有理由拒绝区分平民和军事目标，不再采取单一的行动，行动范围也不再受限。[59]

1971年，境外军事行动只占巴解组织军事活动的3%多一点，1972年上升到12%，1973年达到了最高值30%。不过，单从统计数据无法看出其行为的恶劣程度，这些恶行后来不断被渲染。1972年5月，“人阵”劫持了一架比利时世界航空（Sabena）的飞机前往卢德机场，以色列突击队在机场发动强袭并解救了人质。不久，“人阵”招募的三名日本赤军（Japanese Red Army）成员在卢德机场杀害24人，其中大多是朝觐途中的波多黎各修女——这次袭击被称为“戴尔亚辛行动”，以巴勒斯坦人挂在嘴边的1948年大屠杀命名。巴解组织以此为荣。冈本公三（Kozo Okamoto）和其他袭击者被判终身监禁。

最臭名昭著的恐怖事件是当年9月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慕尼黑奥运会惨案，这次行动由鲜为人知的“黑九月”组织发动，该组织是在1970年约旦危机后由阿里·哈桑·萨拉迈创建的，他曾是萨拉赫·哈拉夫的副官，也是1948年牺牲的受人敬仰的同名烈士阿里·哈桑之子。[60] 8名巴勒斯坦枪手潜入奥运村并劫持了11名运动员，要求释放以色列在押的234名囚犯以及关押在德国的极左翼团体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的创始成员。梅厄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两名人质当即被杀，另外九人在德国警察与巴勒斯坦人在一个军事机场的交火中丧生。在这场战斗中，五名枪手身亡，三人被捕但后来被释放。[61]美国中情局获悉，该行动使用了“法塔赫的资金、设施和人员”。[62]它被称为“伊克里特和比尔阿姆村行动”（Operation Ikrit and Biram），以1948年加利利两个被清理一空的村落为名。以色列人深感震惊。阿拉法特在慕尼黑事件后的观点则是：“广泛的民众运动中采取的暴力政治行动不能称为恐怖主义……它在某些客观条件下的特定阶段是可以使用的。”[63]这起袭击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在法塔赫的出版物中都获得了正面评价，也巩固了以色列方面认为巴解组织怀有无可动摇的敌意的看法。不过慕尼黑事件引发了该组织内部的争议，一些人因为来自全球和以色列的严厉回应而指责哈拉夫。[64]

以色列每一回都以袭击黎巴嫩和叙利亚作为报复。据报告，以色列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杀害了多达200人，其中许多是平民，但这些行动从未像在国外轰动一时的恐袭事件一样吸引人们的注意，也很少有人同情。“巴勒斯坦人认为西方对恐怖主义的看法是荒谬的”，一名颇具恻隐之心的外国作家评论道：

他们认为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带有太多感情色彩，同时对其背景的了解却少之又少。而且西方的观点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一个带着枪的游击队员是比一个对难民营投放汽油弹的空军飞行员更具“新闻价值”，但他更像恐怖分子吗？在慕尼黑奥运会上遇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全世界的人铭记，但是有多少人能回想起在三天后以色列的复仇突袭中遇难的400名难民？[65]

耶西德·赛义格发现，慕尼黑“标志着巴勒斯坦领导层的转折点，因为它……威胁到了巴解组织的一切外交成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摩萨德”在所谓的“间谍之战”（war of the spooks）中，以暗杀行动给对手造成沉重打击。1973年2月，以色列人进攻的黎波里附近的基地，杀死了4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人阵”。4月，以色列发动了其到当时为止最为大胆的行动，在贝鲁特市中心袭击并杀死了三名巴解组织高级官员：卡迈勒·阿德万（Kamal Adwan）、卡迈勒·纳赛尔（Kamal Nasser）和阿布·优素福·纳贾尔（Abu Youssef al-Najjar）。以色列将之命名为“青春芳华行动”（Springtime of Youth）。而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数量急剧下降，从1971年的670起，减少到1972年的351起和1973年的271起。[66]这一时期，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他们的事业往往被视同为恐怖主义。但他们仇恨以色列的原因很少被西方政府谈及或被主流媒体报道。来自加利利舍杰拉的难民纳吉·阿里（Naji al-Ali）1948年逃到黎巴嫩时还是个孩子，他为使自己被深深误解的民族更具人情味做出了持之以恒的贡献：“韩达拉”（Handala，阿语中指一种苦涩的野葫芦）是他为一份科威特报纸画的头发像刺猬、不露正脸的赤脚卡通人物，象征着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忍耐。阿里解释道：“韩达拉诞生时是十岁，他将永远是十岁。我在那个年纪离开了我的故乡，当韩达拉回归时，他仍是十岁，但之后就会长大。自然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他是独一无二的。重归故土后，一切都会再度回归正轨。”[67]

以色列的调适

1967年战争之后最初的几年里，以色列人在新占领土上悠然自得，在战后几个月疯狂旅游和购物，之后很久仍在继续利用所占领土提供的一切。耶路撒冷老城——现在被政府大力宣传为以色列“永恒”首都的中心——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有众多餐馆、丰富多彩的集市和历史遗迹。不受限制地进入约旦河西岸，还意味着能定期前往伯利恒、盖勒吉利耶和纳布卢斯物美价廉的别致市场——被作家安东·沙马斯谑称为“鹰嘴豆泥和‘法拉费’[68]之地”。[69]在犹大沙漠，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杰里科道路沿线的盖尔特峡谷（Wadi Qelt）附近徒步旅行，成了最受欢迎的周末消遣。1967年7月，当加沙市首次向民众开放时，有3.5万名以色列人为了星期六上午的购物蜂拥而至。随着武装袭击的增多，游客人数减少了，又由于肮脏的难民营和拥挤的环境，它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吸引人的去处。希伯来媒体通常称之为“治下领地”。右派用的说法是“被解放的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中立而简单的“领土”（shtahim）一词成了常见用法。总的来说，政治变革的前景似乎是有限的，喀土穆会议著名的“三不”原则，以及摩西·达扬战后短短几日便声称“等待”阿拉伯领导人“来电”的名言，仍牢牢刻印在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的脑海中。[70]（人们普遍认为最有可能打电话的人是侯赛因国王，这反映了以色列解决冲突时长期偏好的“约旦选项”。）1968年8月，剧作家汉诺赫·列文（Hanoch Levin）创作了讽刺剧《你和我和下一战》（You and I and the Next War）：“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三者同行：你和我和下一战。”在以色列人当中，将巴勒斯坦人视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团体的意识仍然有限，正如果尔达·梅厄在1969年臭名昭著而又直截了当的声明中大致表达出来的：“没有什么巴勒斯坦人……不是说有一群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认为自己是一个巴勒斯坦民族，然后我们来把他们驱逐出境，把他们的国家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并不存在。”[71]对当时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来说，这不是争议性的言论。同年10月，梅厄的工党领导的联盟赢得了以色列选举中有史以来最多的席位——120个席位中的56个，重新执政。梅厄始终如一：她坚称不会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但漠视了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担忧。她在1972年9月慕尼黑奥运会杀戮事件后一片愤怒的反巴勒斯坦氛围中说：“以色列只希望在它想保有的约旦领土上，阿拉伯人越少越好。”[72]

1970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在汉诺赫·列文备受争议的戏剧《浴缸女王》（Queen of the Bathtub）中鲜明地表达出来。这出戏在特拉维夫场场爆满——虽然有些观众出离愤怒，以至于在演出期间投掷石块和臭弹。其主要内容是一个人死去的儿子从坟墓里说话，讥诮地感谢父亲让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恢复现在不可分割的犹太王国。[73]它遭到梅厄和摩西·达扬的痛斥，因为它给予敌人慰藉；失去亲人的家庭也谴责这出戏。（达扬的演员儿子艾西呼吁归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新占领土，作为“我们必须为真正的和平付出的代价”，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有一幕，浴缸女王在内阁会议上抓住了夸夸其谈的工党外交部长阿巴·埃班的裤裆，以阻止他发表任何和平提议。什洛莫·本-艾米后来写道，这部戏剧“以最嘹亮、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年青一代对这场永不止息的战争，对政治家和将领们无法摆脱战争逻辑的绝望”。[74]

[1] Teddy Kollek, For Jerusalem, p. 223.

[2] Eyal Weizman, Hollow Land, p. 25.

[3] Kollek, For Jerusalem, p. 240.

[4]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 172.

[5] PASSIA, 100 Years.

[6] Gershom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101.

[7] Avi Raz, The Bride and the Dowry, pp. 137–8; Shafiq a‑Hout, My Life in the PLO, pp. 61–2.

[8] Idith Zertal and Akiva Eldar, Lords of the Land, p. 15.

[9]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117.

[10]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733746?=&ts=_1470142185577.

[11]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

[12]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267.

[13]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p. 250.

[14]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 255.

[15] Yaakov Peri, HaBa leHorgekha, pp. 47–53.

[16] Abu Iyad and Eric Rouleau, My Home, My Land, p. 56.

[17] Daniel Byman, A High Price, p. 40.

[18] Raz, Bride and the Dowry, p. 224.

[19] Said Aburish, Arafat, p. 83.

[20]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p. 76–8.

[21] Atallah Mansour, Waiting for the Dawn, p. 109.

[22] Muhammad Muslih,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4), 1990, pp. 3–29.

[23] Time, 13 December 1968.

[24] Free Palestine, August 1969,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ed.), Israel–Arab Reader, pp. 445–51.

[25]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77.

[26] Leila Farsakh, Palestinian Labour Migration, p. 209.

[27] Joel Migdal (ed.), Palestin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p. 195.

[28]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66.

[29] Aziz Shehadeh, New Middle East 35, August 1971.

[30] George Bisharat, Palestinian Lawyers and Israeli Rule, p. 5.

[31]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91.

[32] Mansour, Waiting for Dawn, p. 117.

[33] Migdal (ed.), Palestinian Society, p. 197.

[34]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69.

[35] New Statesman, 19 January 1979.

[36]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287.

[37] Weizman, Hollow Land, p. 70.

[38]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47.

[39] Ariel Sharon and David Chanoff, Warrior, p. 257.

[40]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287.

[41] Sharon and Chanoff, Warrior, pp. 248–58.

[42] Jean‑Pierre Filiu, Gaza: A History, p. 14.

[43] Haaretz, 9 October 2002.

[44] Geoffrey Aronson, Israel, Palestinians, and the Intifada, p.25.

[45] Jerusalem Post, 13 June 1973.

[46] David Pryce‑Jones, Face of Defeat, p. 115.

[47] Uzi Benziman, Sharon, pp. 117–18.

[48] Farsakh, Palestinian Labour, p. 209.

[49]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40.

[50] Gowers and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p. 92–116.

[51]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p. 15.

[52]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45.

[53]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 335.

[54] Black and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 258.

[55] Nigel Ashton, King Hussein of Jordan, p. 157.

[56] Shlaim, Lion of Jordan, p. 348.

[57] Al‑Hout, My Life, p. 103.

[58] Leila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 21.

[59] Hisham Sharabi, Palestine Guerrillas, pp. 31–2.

[60]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307.

[61] Black and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 258.

[62] Byman, A High Price, p. 45.

[6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309.

[64]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59.

[65] David Gilmour, Dispossessed, pp. 159–60.

[66] Kabha, Palestinian People, p. 260.

[67] Shooting the Witness: The Cartoons of Naji al-Ali, London, 2008.

[68] “法拉费”（falafel），一种中东美食，炸鹰嘴豆饼。——译者注

[69] Salim Tamari, Normalcy and violence, the yearning for the ordinary in discourse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2 (4), 2013, pp.48–60.

[70] Maariv, 13 June 1967.

[71] Sunday Times, 15 June 1969.

[72] Maariv, 9 September 1972.

[73] Yaron Ezrahi, Rubber Bullets, p. 218.

[74]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132.

第十三章
1973—1977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斗争的唯一合法代表。

——拉巴特（Rabat）阿拉伯首脑会议

以色列地震，巴勒斯坦前进

1973年10月6日午后，警笛的哀鸣打破了赎罪日的死寂，昭示着即将震惊以色列人的战争爆发了。埃及和叙利亚沿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挥师而进，引发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战、炮战和坦克战。由于运河以东的巴列夫防线[1]被突破，埃及开始在西奈半岛挺近，以色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它的无敌光环被猛然击碎，阿拉伯人的骄傲恢复了。然而，在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以色列国防军调动储备，利用从美国空运来的弹药发动反扑，局面于是扭转。到了10月14日各方于联合国的斡旋下停火时，以色列军队距离开罗50英里，距离大马士革25英里。整个埃及第三军（Egyptian Third Army）都被以色列国防军包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伊斯梅利亚（Ismailiya）附近——在非洲，以色列媒体惊叹道。[2]

战争期间，一场大罢工使被占领地区的生活陷入瘫痪。巴勒斯坦解放军在两条战线上发挥的作用有限，而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参加最新一轮的阿以斗争。约旦这回没有加入——它仅仅给叙利亚派去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但通知了美国和以色列它正在这样做——还阻止巴解组织从其领土发起进攻。以色列阵亡2 650人，是该国自1948年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埃及和叙利亚共牺牲了约1.6万人。当时距1967年的胜利已有6年，以色列人因这场当即被称为“地震”的战争而心神受创，他们把目光投向情报上的失误或疏忽，很快便就此发动愤怒的抗议，官方最终也对此展开调查，成立了阿格拉那特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3]

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和哈菲兹·阿萨德发起了阿拉伯人所谓的“斋月战争”，目的是挑战1967年后的现状，但他们相互怀疑对方的意图。埃及总统希望对以色列实施和平解决方案，而急于解放戈兰高地的阿萨德，至少听上去更执着于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在有限的国家条件下，埃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终夺回了1967年输给以色列的领土。叙利亚却没有成功。这场战争触发了一系列轮番上演的事件，对中东最棘手的矛盾产生了深远影响。1973年11月的阿尔及尔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所有21个阿拉伯国家都屈服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日益强硬的要求，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1974年10月的拉巴特峰会上更是如此。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面对压力和海湾国家慷慨提供现金支持的承诺，只能勉为其难地让步了。这也为两周后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联合国的非凡表现铺平了道路，他为以色列敌人提供了“要枪还是要橄榄枝”的著名选择。他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并提升了巴解组织的国际地位，深化了其作为民族解放团体存在的意义。“阿拉法特使用了枪，所以他来到了联合国，”评论员萨义德·阿布里什（Said Aburish）说，“联合国没有邀请任何一个总在撰写文章恳求理解的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邀请了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的领导者。”[4]

美国分别于1974年1月和3月在幕后促使以色列先后与埃及和叙利亚签署了脱离接触[5]协定。两个协定体现的都是阿拉伯人最初的军事成就，而不是以色列人最终的胜利。对峙的僵局让位于有限但是全新的彼此迁就的意愿。[6]自1947年以来，外交手段首次与武装斗争一起，成为实现巴勒斯坦人目标的一种方式。“‘赎罪日战争’比以色列成立和纳克巴发生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凸显巴勒斯坦人在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相对无足轻重的地位，”一名以色列专家评价道，“但另一方面，战争创造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取得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进展。”[7]

在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后，1973年战争的结果也促使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战略反思。当时辩论的主题，用耶西德·赛义格的话来说，“是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历史性及其目的，现在革命与中央集权已成为两个直接冲突的选项”。[8] 1974年6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开罗举行会议，重申坚持武装斗争。然而关键是，它还承诺“在巴勒斯坦的每一部分土地都建立人民的独立民族战斗权力机构”。这一新准则取代了之前“民主世俗国家”的目标，尽管没人明确宣布放弃后者。[9]这意味着它可能会接受局部的或是折中的解决方案，还表明了一种担忧：如果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直接和谈，巴解组织可能会被冷落。新准则被解释为一种战术变化，但它事实上标志着更大意义上的转变；这是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巴勒斯坦人和坚持完全解放故土（为此增加了“战斗”这个词）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妥协。[10]但这个方案没有获得全面支持：几周之内，乔治·哈巴什领导的驻扎在大马士革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便退出巴解组织，组成了“拒绝阵线”。这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不再团结并为以色列人所利用。

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并不足以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和平伙伴。前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约沙法·哈卡比（Yehoshafat Harkabi）曾就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做过颇具影响力的评价。他的观点是，敌对是天生的、不变的，阿拉伯人仍热衷于破坏这个国家——这一论断在战后惊魂未定的余波中激起了愤怒的指责。哈卡比和另一些以色列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以及安全部门——后两者通常是同一批人——将巴解组织在任何被解放的领土上都要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承诺，解读为“阶段性计划”，或是更直接地解释为“步步为营”的证明，其用意是分割以色列直到它完全消失。很少有以色列人将它看作对两国方案的明确承诺，尽管有不同意见认为，以色列自身的行为也不容忽视。[11]

然而，这场辩论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公布决定前不久，发生了两起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袭击：一起发生在4月，由艾哈迈德·贾布里勒（Ahmed Jibril）领导的“人民阵线—总指挥部”[12]在谢莫纳镇发动（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另一起于5月份发生在同样位于黎巴嫩边界的马洛特（Maalot）。在后一起事件中，“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缩写为DFLP，简称“民阵”）的三名成员在一所学校劫持人质，要求释放包括卢德机场大屠杀的日本案犯冈本公三在内的囚犯。21名正在参加学校郊游的青少年以死亡铸就了该组织在以色列的永久恶名。随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艾因赫勒韦难民营和奈拜提耶进行空袭，杀死了60名巴勒斯坦人。1974年11月，一支“民阵”的三人小队杀死了4名贝特谢安的居民，后被以色列国防军所杀，一伙愤怒的以色列民众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总的来说，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表现打破了1967年战争造成的屈辱状态，使阿拉伯人深感自豪。“新发现的自身力量令我们喜出望外，”东耶路撒冷的一名巴勒斯坦分析者说，“我们被胜利灌醉了。”[13]以色列人密切关注着这一变化。战后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西岸和加沙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了‘广泛而惊人的’支持”。[14]《国土报》通讯记者耶胡达·利塔尼（Yehuda Litani）称“（巴勒斯坦人）这一群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他们将不再与军政府合作，无论军政府多么开明，除非通过武力逼迫他们进行这种合作”。[15]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评价是草率的，也许只是以色列鸽派对巴勒斯坦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加甄别地报道的结果。利塔尼和另一位会讲阿拉伯语的耶路撒冷记者，即巴勒斯坦希伯来劳工总联合会旗下《话语》报的丹尼·鲁宾斯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军事主导视角之外的叙述方式，用希伯来语报道了占领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观点。以色列老百姓——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阅读他们文章英语译文的外国驻以色列记者团——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后院的巴勒斯坦人了，而那些人已经回到了冲突的舞台中央。

赞成改变

战后的乐观情绪反映在了约旦河西岸的变化当中。为了协调抵抗占领运动，新的“巴勒斯坦全国阵线”（Palestine National Front，缩写为PNF）在活跃的约旦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在阿拉法特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它组织了欢欣鼓舞的集会，加快了老哈希姆的效忠者的没落。以色列以拘留、宵禁和将其领导人驱逐出境作为回应。1976年年初，针对在纳布卢斯附近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和改变前往耶路撒冷谢里夫圣所的通道的提议，示威活动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年轻人烧毁轮胎，立起路障，高举巴勒斯坦旗帜，这有时会引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致命火力。

事实证明，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是一次严重的误判，它呼吁在西岸举行市政选举，期望亲约旦的市长们——在1972年双双胜选的希伯伦市长穆罕默德·阿里·贾巴里（Muhammad Ali al-Jaabari）谢赫和纳布卢斯市长哈吉·马祖兹·马斯里（Haj Maazouz al-Masri）——能赢得新一轮选举。但两人都拒绝参选。这对时任国防部长的希蒙·佩雷斯是一个打击，他一直在探索一项“自治”计划，巴勒斯坦人担心这将是一种“替代领导”下的虚假自治，会成为对继续占领的默许。与以色列不同，巴解组织支持更年轻的民族主义候选人——其中两人被以色列驱逐出境，他们在1976年4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选民投票率高达72%。来自纳布卢斯的巴萨姆·沙克亚（Bassam Shakaa）出身该市最富裕的家庭之一，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16]。拉姆安拉的卡里姆·哈拉夫（Karim Khalaf）和希伯伦的法赫德·卡瓦斯米（Fahd Qawasmi）也表达了结束占领的愿望，并支持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一句在那个时代无尽重复的口号。伯利恒的伊莱亚斯·弗拉杰（Elias Freij）是个例外，他当时是约旦的效忠者。但他异常狡诈，善于投机，是个嗓音沙哑、见风使舵的巴勒斯坦人，灵活游走于以色列、约旦和巴解组织的压力之间。

选举之后出现了互相指摘的情况，伊扎克·拉宾批评佩雷斯错估了形势。似乎以色列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以难民和亲约旦者之间的错误区分为依据的，因而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意识到拉巴特首脑会议重大决定的意义，以及巴解组织迅速站稳的立场。[17]新市长通过向海湾国家发起募捐和贷款，来减少对占领当地的以色列人的经济依赖。[18]其他中东国家的发展意味着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群体的苦难正是源自他们身为巴勒斯坦人的事实——没有国籍，被纳克巴驱散，在面对不情愿的主人、不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无情的敌人时往往无能为力。1976年8月，黎巴嫩内战的第二年，另一个灾难性的时刻到来，贝鲁特遭到围困的特拉扎阿塔尔（Tel al-Zaatar）难民营被叙利亚支持的基督教民兵攻破，造成约2 000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平民。[19]

土地与荣誉

1973年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人新生的自信在以色列内部显现出来。记者阿塔拉·曼苏尔观察到，“阿拉伯不再是一个代表肮脏的词”。共产主义活动家兼诗人陶菲克·齐亚德写道，原有的尊卑观在一夜之间瓦解。另一名巴勒斯坦作家认为，埃及穿越苏伊士运河击碎了“以色列的傲慢”，带来了和平。[20]阿拉伯人自豪感的恢复助推了一种正在加速的趋势：离散的巴勒斯坦人的不同群体逐渐聚合起来。尽管在1971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便已推选出以色列阿拉伯人成员（包括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作家萨布里·杰里斯），实现了新的突破，但早期的巴解组织鲜少关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少数群体。杰里斯后来在贝鲁特领导一个新的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并帮助该组织拓展对以色列有限的理解；他认为，这能让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将犹太国家视为既成事实，而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十字军国家”。[21]然而除此之外，一项研究指出，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只有在反映以色列的罪孽和不道德行为时才有意义。处在这种身份中，他们不仅是被动的受害者，而且与他们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同胞相比还是边缘化的受害者”。[22]以色列当局担心安全问题，一直致力于发现潜在的“内奸”：1974年，一群来自拜尔塔阿的年轻人在“辛贝特”的审讯下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因为一个去了黎巴嫩的同班同学谎称把他们招进了法塔赫。此事以令人不快的方式提醒着巴勒斯坦人，用以色列统一工人党议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左阿比（Abdel-Aziz al-Zoabi）尖锐的话来说，“我的民族和我所属的国家正在交战”。[23] 1975年，巴解组织在拿撒勒的市政选举中公开呼吁支持共产党主导的“民主阵线”[24]；共产党胜选后，在齐亚德的领导下，来自纳布卢斯的民族主义诗人法德瓦·图坎访问了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市。

1976年3月30日，共产党组建的“阿拉伯土地捍卫者”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Arab Lands）首次呼吁进行全国性总罢工，巴勒斯坦人的自信心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其直接原因是政府决定在加利利的萨赫宁（Sakhnin）和亚鲁泊之间征收2万德南阿拉伯人拥有或耕种的土地，以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和一个军事训练区——这本身就是一次沉重打击，而且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大量土地充公的痛苦回忆。当人群向警察局投掷石块和汽油弹，高呼“法塔赫、法塔赫”时，戒严强制开始，暴力事件随之而来。截至这天结束时，有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数百人被捕，这一事件表明了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义愤填膺和次等地位，加利利正在施行的犹太化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一名罢工组织者质问：“以色列警察什么时候向犹太示威者开过枪？”[25]以色列安全机构将“土地日[26]示威”视为扰乱人心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认为此次行动是因巴解组织呼吁凸显加利利和“三角地区”的“阿拉伯性质”而发动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端，终将导致自治甚至分裂的诉求。它以发人深省的方式提醒人们，现实远比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尤其推崇的改善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幻想式宣言更为残酷。马安尼特基布兹（Kibbutz Maanit）的舒利·迪希特（Shuli Dichter）坦率地描述了他们与邻近村庄乌姆古图夫（Umm al-Qutuf）的关系是如何因为没收土地和放牧权争议而日趋紧张的，还描述了基布兹的阿拉伯问题“专家”（Mizrahanim）的行为：

他们的东方学是以研究和学习为基础的。他们从不抱怨旁边巴勒斯坦村庄的人窃取土地。如果种植园或农场的工人见到大胆接近基布兹土地的阿拉伯孩子，扇他们耳光，这些人就会大发雷霆。但他们不会挑战统治阶层……也不会在与阿拉伯人分配共同资源的时候，要求真正的伙伴关系或是平等。他们的正义感和道义责任仅限于与阿拉伯人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私密关系中。此外，他们还主动承担了邻居的愤怒和不满，想充当基布兹和集体运动的一种防弹衣。这些人展示了新移民的善良面孔，理解阿拉伯人对犹太当局粗鲁且漠然的每一句抱怨……然而我多次对因牧场被盗而愤愤不平的乌姆古图夫村人说：“没办法。这是政府干的，又不是我们。”我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们也不相信。他们非常清楚政府对我们双方是区别对待的，而且我是其中的受益方。[27]

不久之后，以色列政府机密报告泄露，证明阿拉伯人的忧虑有理有据。加利利内政部门高级官员伊兹雷尔·凯尼格（Yisrael Koenig）担心以色列在人口、政治和经济趋势方面对少数群体的控制存在问题。他呼吁集中建设北部犹太人定居点，打破阿拉伯村庄的联结，实行更系统的“奖惩”政策，发起针对共产党活动家[28]的负面宣传运动。此外，应鼓励阿拉伯知识分子移民并削弱学生组织。政府谴责了这些建议，但该报告仍得到当地犹太领导人的广泛支持。[29]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日将改变以色列阿拉伯人常被其他巴勒斯坦人视为“1948年的阿拉伯人”的印象。[30]巴解组织对他们的兴趣更浓厚了。从那以后，土地日就像《贝尔福宣言》纪念日一样被年年纪念，成为以色列境内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体经历。1976年的受害者被葬在萨赫宁的穆斯林墓地中，刻着他们名字的精美石碑呼吁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重归于好。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为他们写了一首悼诗。[31]

鹰派的时代

1977年5月，1973年“十月战争”这一“地震”造成了重大的政治转变，这将对巴以冲突的进程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梅纳赫姆·贝京的“利库德”（Likud）集团成了大选中最大的政党，它是右翼党派赫鲁特（自由党）与民主党的联盟。这场竞选运动以指控伊扎克·拉宾的工党政府无能为主导，而拉宾政府仍背负着“赎罪日战争”失败的污名。贝京在世人眼中是伊尔贡的领导人，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和戴尔亚辛大屠杀的凶手。在以色列，他似乎也是个边缘化的老派人物，还是“异见者”组织的指挥官，这个组织曾对阿拉伯人发起过恐怖袭击并在“‘阿尔塔列纳号’事件”中挑战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权威。他在197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以色列的畅销书中甚至没有被提及。[32]贝京以擅长蛊惑人心闻名，同样有名的还有他的优雅举止，这可以追溯到他的波兰血统。他似乎注定要一直处于反对地位。但“利库德”集团的胜利反映出了一种民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产生自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化，尤其是东方犹太移民的日益增加，这些移民对“马帕伊”这个1948年以来“天生的执政党”和其由德系犹太人主导的统治集团心怀怨怼。贝京唯一的行政经验，就是在1967年到1970年间的民族团结政府里挂过一个部长的虚职。他仍是雅博京斯基派“修正”犹太复国主义的追随者，还是“大以色列”理念的忠实信徒。他对阿拉伯人近乎无知。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言，当他上台时，“被排斥的人成了当权者”。[33]

在贝京的统治下，对以色列国内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来说，重要变化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最显著的变化是定居点的扩张。过去几年中，提议在被占领地区建设定居点的呼声十分强劲。1974年，在当时战争的催化下，一个名为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的新团体闯入人们的视野。其支持者抗议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开罗之间穿梭，与叙利亚和埃及商讨脱离接触协议。当基辛格在城中时，人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外，拿着黑色雨伞，故意让人们想起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74年6月，在拉宾政府的统治下，信仰者集团的支持者在纳布卢斯南部的哈瓦拉（Hawara）建立了一个“野猫”（自发组织的）定居点。第一次被驱逐几星期后，他们在贝京的鼓励下再次进行尝试。工党释放出显然是举棋不定的信号。“毕竟，这不是来征服这个国家的敌人。”希蒙·佩雷斯——拉宾不知疲倦的竞争对手——告诉反对姑息定居者的偏鸽派的同事。摩西·达扬放弃工党，成为独立议员，并宣称：“我们向犹大和撒马利亚下发的护照说明，他们是犹大人和撒马利亚人，而我们是犹太人。”[34]然而，拉宾随后称信仰者集团为“以色列民主政体内部的癌症”。阿里埃勒·沙龙日后回忆道，拉宾曾在那时问过他关于信仰者集团的事。沙龙回答：“他们跟我们40年前一样，只是更投入罢了。”[35]

到1975年年底，由于持之以恒的游说、政府的犹豫不决和部长间的纷争，在等待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一个定居点被暂时安置在纳布卢斯附近盖杜姆村（Kadum）的一个军营中。它被命名为以伦摩利[36]——《圣经·旧约》中提到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之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世记》12:7）佩雷斯解释说，另一个因素是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阿拉法特的“枪和橄榄枝”选择出现一年后——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为应对国际压力而建立定居点成了以色列在未来几十年中常常重复的模式。到1977年，耶路撒冷周围的8个定居点容纳了3.3万人，但西岸其他地方只有4 300名定居者。[37]这些定居点包括希伯伦近郊的艾其昂村和阿尔巴镇（Kiryat Arba），以及约旦河谷的几个边远定居点。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共有27个定居点。在西奈北岸，一座名叫亚米特（Yamit）的城市正在建设中。工党已经宣布计划在未来15年内，建造49个新边远定居点中的27个。[38]

更多的“以伦摩利”

贝京改变了以色列关于定居点的描述和实施的步伐。大选后，他立即前往以伦摩利定居者的临时住所盖杜姆村。他对着摄像机宣布，那里不是被占领地区，而是“被解放的以色列土地”，并承诺会有“更多的以伦摩利”。几个月内，政府默默支持了另外两个先前“未经授权”的边远定居点——奥法拉（Ofra）的一个“训练营”，位于拉姆安拉附近山区一连串的巴勒斯坦村庄中间，以及位于耶路撒冷东北部马阿勒阿杜明（Maaleh Adumim）“工业区”的工人住处。贝京的胜选震惊了许多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更广阔的世界——这一情绪反映在“鹰派的时代”等戏剧性的标题中——但它终结了许多围绕着土地与和平的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说法。他对阿拉伯人的看法既不复杂，也不矛盾。他拒绝使用“约旦河西岸”或“巴勒斯坦人”这种表述，只谈“犹大和撒马利亚”，以及犹太人的历史权利。一名观察者指出：“‘利库德’集团过分专注于实现自己的愿景，对没有相同愿望的以色列人和反对它的巴勒斯坦人感到苦恼。”[39]人们对任何促进和平的举动都不抱希望。贝京任命的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建议侯赛因国王会见新任的“利库德”集团的总理。那位约旦君主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称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贝京的立场众所周知。

贝京的胜利使定居者们额手称庆。信仰者集团将自己视为“能唤醒和领导整个国家的先锋，对其道路的正义性抱有绝对的自信”。[40]信仰者集团的积极分子听说以色列不会考虑完全吞并占领地区，他们的12个新定居点的计划也必须经过内阁辩论，而不是简单地点头通过，因此大失所望。但他们没有灰心太久。贝京选择的农业部长——大胆进取的沙龙——是一个天然的盟友。沙龙不经正式授权就用推土机开道的做法比他本人的名气还大。在他针对加沙敢死队的行动期间，沙龙下令从拉法地区驱逐了数百名贝都因人，以促进犹太定居点建设。退役后，他又在1973年作为预备役军官上前线对抗埃及人，还带领国防军发动攻入尼罗河谷的决定性反击，他的“以色列的阿里克国王”（Arik King of Israel）[41]之名由此更加响亮。20世纪70年代中期，沙龙曾私下游说移民，并在他们对拉宾施压时公开声援。他一度加入却又离开了“利库德”，在1977年的选举中独立参选，他的两个议会席位为贝京的联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9月，沙龙公布了一项新的定居点总体规划，题为“以色列世纪末的展望”（A Vision of Israel at Century’s End）——该计划设想截止到2000年，占领区内的犹太人达到200万名。1978年，负责犹太事务局定居部门并忠于贝京的马蒂·德罗布莱斯（Matti Drobless）起草了一项在1982年之前安置10万犹太人的短期计划。

沙龙是从地中海地区和约旦的大局出发的：他的策略是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集群，以打破1967年边界两侧阿拉伯人的毗连状态，直接无视“绿线”。新的高速公路将把撒马利亚与西部的沿海平原和东部的约旦河谷连接起来。军事逻辑也发挥了作用，正如委任统治时代建立犹太边远定居点那样。“独立的定居点坐落在战略制高点上，因此能够充当观察站：它们相互可见，同时俯瞰着周边环境、交通干线、战略要冲，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城市、乡镇和村庄。”西岸山顶上的帐篷、篷车和预建房屋，取代坦克成了基本的战场单元。“一户户住宅就像装甲师，以编队的方式部署于整个作战区域，用以占领山丘、包围敌人或切断对方通信线路。”[42]对沙龙来说，捍卫一个地方的动力是关键所在。他解释道：“你就在这里，了解每个丘陵，每座山峰，每条河谷，每眼泉水，每个洞穴，而且你对山的另一边充满好奇——这就是安全。”[43]但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信仰者集团那一小撮拥有宗教热情和一些大篷车的活动家。它需要普通以色列人在有机会搬进一个房子而不是狭小的公寓，并受益于免税、廉价抵押贷款和其他激励措施时，对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采取切实的看法。家庭可以搬到西岸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通勤距离依然很短——或者正如一句乐观的广告词所言，“从萨巴村（Kfar Saba）过来只要五分钟”，强调了进城的便捷性与令人舒适的熟悉感。原来的“绿线”正在成为过去。在沙龙看来，“绿线”渐渐消失并非偶然。“沙龙推动，我实施。”德罗布莱斯是这样说的。[44]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

扩张还产生了其他结果：巴勒斯坦人被没收的土地日渐增多，通常是以军事或公共的名义。水资源越来越受以色列人控制。1979年，以色列的法律开始适用于5个犹太定居者集中地区的议会。“为保护和增强犹太定居点而推行的协议，是一国法律在另一国领土上的治外扩张，”巴勒斯坦律师拉贾·谢哈德（Raja Shehadeh）指出，“它们构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此制度中的两个群体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受两套不同且区别对待的法律管制。”[45]到了1980年，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数量稳步上升至1.25万人。新的定居点是由巴勒斯坦工人建造的，驱使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经济原因，这与前往以色列境内工作者的人数增长的原因是一样的。[46]以色列一名分析者指出，政府意在用“由道路、定居点和要塞交织成的网格”将西岸划分为“一堆小的班图斯坦[47]，这样（巴勒斯坦人）就再也不能合并成一个足以自治的相连区域，更不要说独立了”。[48]

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49]许多纽带将它们以一种互惠但不平等的依赖模式绑在一起。西岸的工业仍停滞不前，对当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少。地方投资和发展萎靡不振。经济增长是由来自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汇款推动的。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以色列劳动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们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仍然有限。一项巴勒斯坦的研究表明，“虽然建筑行业的阿拉伯工人与犹太承包商有无数接触，但他们很少与犹太工人在同一地点一起工作”：

事实上，无论是在上班途中还是在建筑工地上，他们接触的人都大多来自他们自己的村庄，往往还是他们自己部族的人。公交车把村民们送到以色列的工地，晚上再把他们带回来，因而巩固了这种同村身份。他们在偶尔接触犹太工人时，极少讨论政治；彼此的社交互动是温和的，但保持在最低限度。在以色列一方看来，村民们主要与承包商、老板、警察、妓女和边防守卫打交道。哪怕深入以色列经济内部，希伯来语水平够用，阿拉伯农民工对犹太社会的认识，仍然和封闭隔绝的普通大众没有分别。[50]

然而，巴勒斯坦工人无疑是在日益增加的。一名以色列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进行一个记录“绿线”内雇用的巴勒斯坦人的项目时，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大多数犹太人长期以来不愿关注的事：

我猛然发现特拉维夫到处都是巴勒斯坦工人，在建筑工地、医院，在特拉维夫大学我自己的院系，在餐馆、商店……我突然明白了，其他人就像进行这次调查之前的我自己，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们没有看到（特拉维夫大学）夜间的校园就像一个大型宿舍，供巴勒斯坦工人在特拉维夫过夜，医院、商店、仓库、城里的食品市场、夏季的海滩、迪岑哥夫广场（Kikar Dizengoff，特拉维夫的中央广场）下面的空间也是如此。我忽然意识到，人们不仅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而且即使注意力被它吸引也不想看它一眼。[51]

1967年的分水岭过去十年后，巴勒斯坦劳工随处可见，一些揶揄以色列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玩笑随之出现：一名年迈的犹太男子在给孙子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往事，那时他作为一个拓荒者，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斯达汉诺夫式劳作者（Stakhanovite），从早到晚地耕种田地，在工地上辛勤劳动，排干沼泽，使沙漠变得富饶，他的孙子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惊讶地问：“天哪爷爷，这太棒了，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是个阿拉伯人吗？”

[1] 巴列夫防线（Bar-Lev defence line），以色列位于苏伊士运河东部沿线的军事防御壁垒，为抵御埃及进攻而设计，于1969年建成。该防线以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命名。——译者注

[2] Abraham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pp. 65–107.

[3] Asaf Siniver (ed.), The October 1973 War, pp. 1–11.

[4] Said Aburish, Children of Bethany, p. 223.

[5] 脱离接触，指交战双方在停火线两侧设立一个隔离区，交由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监督。——译者注

[6] Shaul 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pp. 16–17;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148.

[7] Dan Schueftan, The Palestinian component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Alouph Hareven and Yehiam Padan (eds.), Bayn Milhama leHesderim, p. 83.

[8]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332.

[9] Muhammad Muslih,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4), 1990, pp. 3–29.

[10] Mishal, PLO Under Arafat, p. 115.

[11] Mark Tessler,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 p. 483; Nissim Rejwan,Outsider in the Promised Land, p. 141.

[12] “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opular Front-General Command），全称“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General Command，缩写为PFLP-CG），由艾哈迈德·贾布里勒于1968年从“人阵”分裂出来组建，更为激进暴力。——译者注

[13] Haaretz, 2 November 1973.

[14] Maariv, 23 November 1973.

[15] Haaretz, 7 December 1973.

[16]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最初成立于叙利亚的泛阿拉伯政党，前身为阿拉伯复兴党（Arab Ba’ath Party，Ba’ath阿语意为“复兴”），1953年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Arab Socialist Movement）合并为复兴社会党。——译者注

[17]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 345.

[18] Weldon C. Matthews,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left in West Bank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Fron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Fall 1998.

[19]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 210.

[20] Amos Oz, In the Land of Israel, p. 167.

[21] Ilan Pappé,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 115.

[22] Hillel Frisch, The PLO and the Arabs in Israel 1967–93: politicization or radicaliz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 (3), 1996, pp. 446–64.

[23] Riyadh Kamel Kabha, Shtay Gadot leWadi, pp. 82–6.

[24] “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属于共产主义政党联盟“拉卡”。——译者注

[25] Pappé, Forgotten Palestinians, p. 131.

[26] 土地日（Land Day），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为此次示威事件设立的纪念日，时间为每年3月30日。——译者注

[27] Shuli Dichter, Mibaad Lekavanot Hatovot, p. 94.

[28] 此处指“梅基”，原来的以色列共产党，该党于1965年分裂，并重组为“拉卡”。——作者注

[29] Ian Lustick,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 p. 256.

[30] Salim Tamari, Mountain Against the Sea, p. 58.

[31] Tamir Sorek, Palestinian Commemoration in Israel, p. 92.

[32] Amos Elon, The Israelis, p. 12.

[33] Eric Silver, Begin, p. 156.

[34] Gershom Gorenberg, Occupied Territories, p. 295.

[35] David Landau, Arik, p. 290.

[36] 以伦摩利（Elon Moreh）有“摩利的橡树”（NIV）和“摩利平原”（KJV）两种不同译法。——译者注

[37] Leila Farsakh, Palestinian Labour Migration, p. 50.

[38] Geoffrey Aronson, Israel, Palestinians, and the Intifada, p. 70.

[39] Aronson, Israel, p. 61.

[40] Idith Zertal and Akiva Eldar, Lords of the Land, p. 205.

[41] 沙龙昵称“阿里克”（Arik）。——译者注

[42] Eyal Weizman, Hollow Land, pp. 81–4.

[43] David Shipler, Arab and Jew, p. 146.

[44] nrg.il, 12 April 2011.

[45] Raja Shehadeh, Negotiating self‑government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 (4), 1992, pp. 22–31.

[46]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Data Base Project, 1986 Report, p. 46.

[47] 班图斯坦（Bantustan），也称“黑人家园”，是指定黑人种族的聚居区。班图斯坦制度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将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彻底分离。——译者注

[48] Meir Merhav, Time magazine, March 1980.

[49] Tessler, History, pp. 520–23.

[50] Salim Tamari, Building other people’s homes: the Palestinian peasant’s household and work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1, 10th Anniversary Issue: Palestinians under Occupation, 1981, pp. 31–66.

[51] Juval Portugali, Implicate Relations, p. 2.

第十四章
1977—1981

不再打仗，不再流血。

——安瓦尔·萨达特[1]

耶路撒冷之行

1977年11月，安瓦尔·萨达特从开罗飞往特拉维夫，随后乘车前往耶路撒冷。在阿以冲突历程中，这是一个非比寻常、充满争议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时刻让以色列人欣喜若狂，巴勒斯坦人悲愤不已。阿拉伯国家元首史无前例的访问，没过多久就使犹太国家和它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对手缔结了和平条约，将这个阿拉伯国家从1948年以来就存在于以色列周围的敌对圈中移除。协议以“土地换和平”为原则——除历来作为巴勒斯坦一部分的加沙地带，以色列归还埃及1967年失去的所有领土。埃及的倡议以某种方式转变为中东更多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和平解决方案的希望可谓昙花一现，而这种希望向来就是渺茫的。最后，它对于处在占领区的惨淡光景中且自“六日战争”后离散整整十年的巴勒斯坦人毫无帮助。

以色列人高兴不已，但仍需克服重重疑虑。国防军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给喜庆的气氛泼了冷水，警告人们小心这又是个趁以色列不备的阴谋，会导致四年前赎罪日那样的惨事。11月19日星期六晚，闪闪发光的白色波音飞机直接将埃及总统带到本-古里安机场，他走下台阶并在军乐队演奏国歌时庄严伫立，此时人们怀疑与兴奋交织。看起来有些紧张拘束的梅纳赫姆·贝京与其他部长、法官和宗教领袖正在红地毯上等候。萨达特亲吻了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他在1973年以色列远程轰炸尼罗河谷的消耗战中曾蔑称她为“老女人”。他甚至与阿里埃勒·沙龙开了玩笑，后者曾在苏伊士运河上发动一次大胆的反攻，并围困了埃及第三军。萨达特后来参观了肃穆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2]和阿克萨清真寺。萨达特此行对以色列人的心理和感情影响极大。萨达特，正如一首凄美而流行的希伯来歌曲的歌词所唱，“他的眼中是金字塔，他的烟斗里有和平”。次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全球直播的讲话时宣布，他并不是单独寻求埃以两国的和平。应以色列人之要求，他没有按原计划提及巴解组织，用摩西·达扬的话来说，以免“影响气氛”，[3]但他敦促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利”。贝京对萨达特的勇气表示赞赏，并邀请了叙利亚和约旦的统治者，以及他口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真正代言人”［希伯来语中的“以色列地的阿拉伯人”（Arabs of Eretz-Yisrael）］参加和平谈判。他还回顾了犹太历史，包括纳粹时代的恐怖，引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信条，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丝毫让步的迹象。尽管表面上客客气气，两位领导人间的分歧还是极为明显，以至于以色列的部长们暗中表达了担忧。“我写下的一切关于萨达特被寄予的期望……都毫无夸张之处，”“利库德”集团的议长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如此记载，“我听他讲话时随之而来的忧惧和渐增的寒意，也是一样。”[4]即便如此，“不再打仗，不再流血”这句由贝京阐明且萨达特也重复过的响亮誓言，在整个44小时的访问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回荡。

萨达特单方面的行动对巴解组织来说宛如一道晴天霹雳，这主要是因为1977年秋亚西尔·阿拉法特感觉事情已经开始沿着他的路子走向国际化：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宣布他支持巴勒斯坦人找回“家园”。8月，美国与苏联一起，宣布计划重启有巴勒斯坦人参与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前提是巴勒斯坦人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阿拉法特最后表示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阿拉法特也被彻底震惊了——令他不快的是他曾与这件事十分接近：他受邀参加了11月9日开罗的埃及议会，听到萨达特宣布他准备到“地球的尽头”，甚至到以色列议会，去寻求与以色列的和平。阿拉法特还因为一同鼓掌而受到愤怒的批评。“我曾在山顶，”这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对巴勒斯坦的学生们说，“但萨达特把我扔进了谷底。”11天后，在贝鲁特总部从电视上观看萨达特的以色列议会演讲时，他“悲愤”到流泪，[5]对他一直抱有最崇高感情的阿拉伯国家骤然开始这一惊人进程感到无比骇然。之后，他立即签署了一份声明，指责埃及领导人为“大叛徒”，强烈抵制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会议。然而，阿拉法特私下里拒绝加入激进阿拉伯集团——包括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和利比亚——该集团组成“坚定对抗阵线”，切断了与埃及的所有联系。[6]他与萨达特暗地里保持联系，从不关上这扇大门，但没有参与和平倡议的进程。

位于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巴格达的多国政府言辞激烈，埃及大使馆遭到袭击，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举行了愤怒的抗议活动。焦虑不安和难以置信交织的情绪弥漫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拉姆安拉的民族主义市长卡里姆·哈拉夫仍坚持认为，任何想讨论巴勒斯坦命运的人都必须与阿拉法特打交道。他在伯利恒的同行，亲约旦的伊莱亚斯·弗拉杰，拒不参加在特拉维夫机场举行的为萨达特接风的欢迎宴会，虽然他两天后还是和耶路撒冷前管理者安瓦尔·哈提卜（Anwar al-Khatib）、加沙市长拉沙德·沙瓦（Rashad al-Shawwa）一起，低调会见了埃及领导人。弗拉杰随后收到了巴解组织支持者的死亡威胁。[7]卡特总统在12月称，巴解组织通过谴责萨达特，已经将自己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再见了，巴解。”（Bye bye PLO）——此后多年，这句话一直被用来幸灾乐祸地讽刺竟敢信以为真的人。但布热津斯基质疑过贝京的打算，警告称巴勒斯坦的“巴苏陀兰”［Basutoland，后来称为莱索托（Lesotho），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自治“家园”］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8]

自治与注意力转移

1977年12月25日，贝京进行回访，来到了苏伊士运河旁的伊斯梅利亚，并受到了低调的欢迎（开罗的环境被认为过于敌对）。他在那里公开了准予西岸和加沙“自治”的想法。他的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立即意识到，贝京认为这是使以色列长期统治的一种方式。[9] 1978年1月，以色列宣布在西奈半岛东北部建造四个新定居点，使用推土机作业并让电视台的人拍摄工作场景，气氛阴云密布。自从萨达特访问以来，沙龙就感觉到建立新的边远居民点压力重重，而这一次，由于舆论指责以色列与埃及交往时不守信用、表里不一，他让步了。[10]卡特访问阿斯旺（Aswan）时曾呼吁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全方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贝京在回应时坚称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保有完全而永久的控制权，并抱怨埃及媒体说他是个“狠毒的放高利贷者”（Shylock）[11]。随后，埃及外交部长退出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开罗防长会议的后续会谈。事情毫无进展。[12]

此后不久，一条血腥残忍、抓人眼球的头条新闻转移了人们对报道篇幅甚小的和谈的注意力。1978年3月11日，18岁的巴勒斯坦女子达拉尔·穆格拉比（Dalal al-Mughrabi）——一名1948年从雅法来的难民在贝鲁特生的女儿——领导一支由13名青壮年组成的法塔赫小队，乘橡皮艇在海法南部一个人迹罕至的海滩上登陆，杀死了一名正在拍摄野生动物的美国女游客。然后他们在沿海公路上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并在前往特拉维夫的途中拦下了第二辆。漫长的追捕和枪战结束时，包括13名儿童在内，以色列平民共有38人死亡，76人受伤。这次袭击由以“阿布·吉哈德”（Abu Jihad）之名为人所知的哈利勒·瓦齐尔策划，得到了阿拉法特的首肯。巴解组织领导人说，它表明“革命想影响哪里就能影响哪里”。[13]这次行动也是以戴尔亚辛大屠杀命名的。[14] 3天后，以色列派遣了2.5万人的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占领了除沿海城市提尔外直到利塔尼河的全部地区。其目的是将巴勒斯坦人的组织赶出边境，巩固以色列的地方代理人南黎巴嫩军（South Lebanon Army，SLA）的地位。为期七日的战斗结束时，交战方达成停火协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个被巴解组织所有官方团体批准的停火协议），一支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成立，同时以色列撤军，留下南黎巴嫩军在前线对抗法塔赫。血腥的“利塔尼行动”提醒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是不可忽视的；而它也在提醒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毁灭性影响。据估计，有1 100人被杀，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以色列称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因为这次进攻而流离失所的人估计在10万到25万之间。贝京谴责之前的袭击事件，称之为“纳粹暴行”，称其加深了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固有印象。他说：“无法想象要在犹大和撒马利亚以及加沙建立一个由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手下的杀人犯统治的国家。”不出意料，此事动摇了埃以和平进程，但没有使其脱离正轨。这也不是黎巴嫩最后一次被巴以战争殃及。

萨达特和贝京都在1978年夏天访问了华盛顿，但双方关系恶化了。9月初，卡特无视顾问的建议进行了一场豪赌，将两人聚集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Camp David）总统度假村，那里有乡村小木屋、网球场、自行车道，地上铺满金黄的秋叶，还有严格的指令要求身着便装和特殊的风衣。贝京称之为一座“豪华的集中营”。[15]卡特希望强制隐居能避免在美国人面前当众表演，但贝京和萨达特都有直通的电话线路，并泄露了所有他们认为合适的信息。[16]经过13个著名的“紧张而令人沮丧的”日子——后来成为百老汇一出戏剧的灵感来源——卡特穿梭于两个“水火不容”[17]的领导人之间，他们闷闷不乐，大喊大叫，几乎无法掩饰对彼此的厌恶，甚至不得不避免两人身体接触。最后，尽管再三威胁要一走了之——卡特还亲自堵门，阻止萨达特离开——他们还是敲定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其中包括撤空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军事基地和定居点，双方据此同意缔结和平条约，并在三个月内实现关系正常化。萨达特最初强烈要求以色列从其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面撤军，坚持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双边问题，但最后他在这个关键点上做出了让步。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迈勒（Mohammed Ibrahim Kamel）愤然辞职。萨达特得到的回报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武装部队提供的13亿美元援助。贝京称，卡特“付出的努力比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建造金字塔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还要多”。

不过，这份和约是阿以冲突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重大的突破，尽管只是局部的。它打破了阿拉伯人30年来不与以色列打交道的禁忌，勉强满足了埃及的国家利益，但别无其他。[18]《戴维营协议》的第二份文件是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它同意未来的和谈将以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为基础，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他们将在五年过渡期后享有“完全的自治”。到那时，西岸和加沙的居民将选举产生一个“自治权力机构”。约旦被要求与埃及和以色列一起在如何建立该权力机构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总体上说，这份文件比第一份更加含糊不清，存在歧义。它全然没有提到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也未承诺从那里撤军。与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的发言一样，它也没有提及巴解组织。在贝京同意暂停定居点建设的时间长短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总理的贴身助手说：“贝京认为西奈半岛是用来交换以色列在犹大和撒马利亚的地位的。”[19]阿拉法特痛斥了“戴维营阴谋”。

“消灭蚊子的权力”

巴勒斯坦人的反对意见越发强硬。约旦拒绝参加关于自治权力机构的会谈，而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关于自治实体权力的协商拖了整整18个月，毫无结果。约旦河西岸的市长们——身处以色列占领下的日常现实中——对此嗤之以鼻，坚信自治无非是将现状合法化的意思。拉姆安拉市长卡里姆·哈拉夫不满地表示，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了“收集垃圾和消灭蚊子”的权力。用记者雷蒙达·塔维勒（Raymonda Tawil）的话说，自治是“一场骗局，一个谎言，一出大张旗鼓的恶作剧……试图通过制造巴勒斯坦问题已被解决的表象——当我们仍在以色列的‘枷锁’下时——埋葬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希伯伦市长法赫德·卡瓦斯米强调了自治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阿里将取代什穆埃尔成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那又怎样！我的身份在哪里，未来又在哪里？”[20]随着阿拉伯首脑会议——为被占领土划拨了1.5亿美元，由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共同管理——在巴格达举行，基础广泛的“全国指导委员会”于1978年11月重新成立。它代表了巴勒斯坦工会、学生团体、志愿组织、宗教机构和新闻媒体，帮助构建对自治计划的共同立场，协调反对定居点建设的活动。法塔赫成员是这个23人委员会的一分子，但不是主导者。[21]其领军人物是一位低调谦和的耶路撒冷工程师，名叫易卜拉欣·达卡克（Ibrahim Dakkak），他被称为“市长们的市长”。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展现了自身的价值：1979年3月26日，埃以和平协议在白宫草坪上签署，西岸和加沙则爆发了自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罢工，报纸纷纷称之为“不幸的一天”——这是故意在回应贝京警告美国的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自治从未获得任何巴勒斯坦重要人物的支持：加沙的伊玛目兼杰出的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哈希姆·胡赞达（Hashem Khuzandar）谢赫是极少数支持它的人之一，将它誉为“新黎明”。6月，胡赞达于其所在的清真寺外被刺死，“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宣布对此次暗杀负责。没有一个知名公众人物参加他的葬礼。随后其他被怀疑通敌的人也遭到了攻击。

贝京无意撤离西岸。有个原则他时常挂在嘴边，那就是他再也不能接受以色列妇女儿童在内坦亚或佩塔提克瓦因为盖勒吉利耶和图勒凯尔姆——两个离1967年边界极近的巴勒斯坦村庄——有敌人的枪支而丧生。他对自治的看法是，它是赋予人民的，而不是赋予他们居住的领土的，这隐约让人想起对战时波兰少数民族权利的讨论。“贝京对阿拉伯人兴味索然，”“辛贝特”高级官员亚伯拉罕·沙洛姆（Avraham Shalom）回忆道，“但他对黎巴嫩的基督徒和萨达特很感兴趣。他知道纳布卢斯在哪儿吗？他从来没有去过哪个阿拉伯村庄，连以色列境内的都没去过。”[22]多年后，贝京的自治政策被沙龙一语道破，其无非是

一块让埃及能够签署我们的和平协议的遮羞布。埃及人需要用这份文件来显示他们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关心”。至于我们，我们对签和平协议最感兴趣了，但对改变犹大、撒马利亚和加沙的任何现状一点兴趣都没有。[23]

定居者们对他们口中的“尼罗河上的希特勒”来到以色列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无比，满腹狐疑；他们既不信任总理，也不相信他能扛住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信仰者集团的活动家在充满嘲讽意味的海报中描画了戴着卡菲耶的阿拉伯警察检查戴着基帕[24]的犹太人身份证的场景。他们放言称“自治”是“巴勒斯坦国的临时名称”，届时东耶路撒冷新城郊居住区的犹太居民将受特殊通行制度的管制。[25]在一起事件中，来自奥法拉的移民武装驾车进入拉姆安拉附近的人口集中区，包围了巴勒斯坦居民，迫使他们在枪口下清理路障。随后在哈尔胡勒，两名巴勒斯坦人在向以色列汽车投掷石块时被射杀。行凶者疑似来自阿尔巴镇，那里是狂热定居者们的大本营。军队在该镇实施了两周的宵禁，防止外来物资流入。

萨达特的倡议还产生了其他使人振奋的效果，其中包括1978年3月“现在就和平”（Peace Now）运动的诞生，当时埃及和以色列的会谈看上去已经濒临崩溃。近350名国防军预备役军官出于“万分焦虑”，给贝京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不要挥霍历史性的和平机会。“一个更希望让以色列国重获‘大以色列’的疆域，而不是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政府，我们难以接受”，他们劝告道：

一个更喜欢将定居点建于“绿线”之外，而不是让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并消除这一历史性冲突的政府，会令人质疑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使我们继续统治一百万阿拉伯人的政策将损害这个国家的犹太民主性质，并使我们难以认同以色列国的走向。[26]

这样的观念促使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签署协议，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反对连坐式惩罚，还有人在希伯伦被定居者毁掉的葡萄园里重新栽种葡萄藤。

贝京的政府当然只关注自己选民的意见，它在定居者游说团的推动下，竭力压制亲巴解组织的观点。活动者被拘留或驱逐出境，比尔泽特和其他约旦河西岸的大学连续数周被迫关闭。任何遏制都让右翼担忧。纳布卢斯市长巴萨姆·沙克亚据说在一次被泄露的对话中为“沿海公路大屠杀”[27]辩解，因此“辛贝特”提议将其驱逐；然而西岸和加沙的每一位市长都威胁称如果沙克亚被驱逐，自己就辞职。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拒绝了这个提议。做完这个决定后，魏茨曼打电话给埃及的国防部长，告诉对方这个好消息，以便和谈能够继续。希伯伦的艾哈迈德·纳特谢（Ahmed Natshe）医生在1976年市政选举前夕被驱逐到约旦，现在也获准返回。同时，以色列军方开始对伊斯兰组织“给予谨慎的支持”，这些组织主要受穆斯林兄弟会驱使，几个月前的伊朗革命使它们备受鼓舞。加沙的社会福利协会、慈善团体和学生群体开始挑战世俗的民族主义者。1980年1月，伊斯兰主义者袭击了红新月会主席、巴解组织忠实成员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的家和办公室。这些事件在未来将被认定为巴勒斯坦政治中伊斯兰主义趋势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日益政治化给定居者敲响了警钟。“新的巴勒斯坦指挥官不再穿虎纹迷彩服、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奥法拉的创建者之一哈加伊·西格尔（Hagai Segal）写道：

而是穿着优雅的西装和低帮皮鞋，紧握着麦克风，在城市广场煽动他们的支持者抵抗占领。与少数恶毒的恐怖分子潜伏在地下组织里、只在黑夜掩护下行动不同，成千上万的当地青年热情洋溢地加入新运动，他们（几乎）不用搞任何爆炸。[28]

但法塔赫很快就公开展示了它对武装行动效力的持久信仰。它在1980年5月发动了致命一击，一支4人小队在希伯伦市中心的拜特哈达萨（Bet Hadassah）杀死了6名以色列定居者——这是1967年以来最轰动的巴勒斯坦人袭击事件之一，考虑到这座城市在情感上所承载的历史，它也是可能成为目标的地方当中最敏感的选择之一。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称，以色列公众的反应表明他们对定居大业缺乏同情。[29]以色列政府的报复是驱逐希伯伦市长卡瓦斯米和他支持巴解组织的同僚穆罕默德·梅勒赫姆，一名来自哈尔胡勒的善辩且英俊的巴勒斯坦代言者。魏茨曼否决了一项更极端的提议，那就是驱逐“全国指导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正是在这间不容发的氛围中，定居者中的激进分子炸毁了沙克亚和他来自拉姆安拉的同侪卡里姆·哈拉夫的车。沙克亚失去了双腿，哈拉夫失去了双脚，一名拆弹警察在努力卸除埃尔巴尔（El Bireh）市长易卜拉欣·塔维勒（Ibrahim al-Tawil）车上安置的第三个炸弹时双目失明。以色列媒体将其称为“犹太地下党”的作为，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与建国前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异见者”的说法相呼应——哪怕这次行动显然在任何正常定义中都构成恐怖主义。

在国际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缩写为EEC）的《威尼斯宣言》（Venice Declaration）中获益颇丰，它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并呼吁巴解组织参与谈判——尽管没有如阿拉法特所愿地描述这个组织为他的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这证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乔治·哈巴什怀疑“温和”外交的价值比不上武装斗争的成就是正确的。谈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领导人时，他说：“让吉斯卡尔、勃兰特还有克赖斯基明白，巴勒斯坦人始终举着枪，以便从杰里科解放雅法，从纳布卢斯解放海法。”[30]

又是贝京

梅纳赫姆·贝京的第二次总理任期始于1981年8月，他因出人意料地轰炸巴格达附近的奥斯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而获得支持。这次胜选也是对“利库德”集团控制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纲领的保障。（这些叙利亚的领土在当年年底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吞并，但这一单边举措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表明右倾态度的小型鸽派政党以色列和平党（Sheli）采取了激进行动，主张与巴解组织谈判，却失去了1977年赢得的两个议会席位；而极右翼新党以色列复兴党[31]则因为定居者游说团的支持，获得了三个席位。随着阿里埃勒·沙龙升任国防部长，新的政治地图反映在了占领政策的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西岸和加沙建立了单独的民政管理机构。新机构从属于军政府，但其分工意在于埃以关于自治的会谈出成果前，抢先执行以色列对《戴维营协议》的单方面解读。新机构的负责人是梅纳赫姆·米尔森（Menachem Milson），一名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专业是现代阿拉伯文学。米尔森巩固了以色列支持的“乡村联盟”（Village Leagues）的地位，该联盟是为了挑战在城市中日益壮大的巴解组织而建立的。其构想是保守的农村地区（西岸仍有70%的人口位于农村）更容易栽培和影响。沙龙将该联盟的领导人们介绍给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时，大展宏图之心表露无遗。但是，以色列的批评者指责其过时的想法，并指出西岸村民实际上和城镇居民一样是民族主义者——因危害安全罪而入狱的犯人的数量就能表明这一点。[32]

最初在希伯伦地区建立的乡村联盟由穆赫塔尔或其他个人来运作，这些人被授予控制用水、供电和其他服务设施的大权，还能从以色列军方获得报酬以及武器和培训。他们还被授权签发一部分用于建筑、货物出口或是到约旦探亲的许可证。[33]其目的是“痛击反动农民所在的激进村镇”。[34]许多与乡村联盟有关的人名声不佳。联盟的傀儡首领是约旦裔前部长穆斯塔法·杜金（Mustafa Dudin）。巴解组织的支持者指控他和其他成员是通敌合作者或土地交易商，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政党”和30年代“背信弃义”的受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的穆夫提反对者。以色列电视台的阿拉伯频道播放了国防军军官向杜金发放支票以资助发展项目的片段。还有些人是文盲或罪犯。[35]巴勒斯坦人虽然抱有强烈的敌意，但约旦的决定才是致命的，它与巴解组织齐心协力，共同禁止人们加入乡村联盟，违者处死或没收财产。短短几周，核心成员就退出了乡村联盟，拉姆安拉地区的一名联盟领导人则被巴解组织暗杀。[36]

单调的日常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被占领土上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单调的沉闷，这是由不断增长的经济依赖、巴勒斯坦社会的宗法性质、对权威的服从、以色列周密的控制，还有纯粹的习惯塑造而成的。如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安东·沙马斯所言，“胡萝卜已经变成了棍棒”。巴勒斯坦人将他们的精神状态描述为“sumoud”——意为“坚韧不拔”或“坚定不移”。以色列相当擅长消磨人们的意志，限制活动和组织，毫不犹豫地威吓和惩罚。拉贾·谢哈德是一名极具洞见的编年史作者，他记录了以色列统治下一潭死水的境况，描述了它对一个未透露姓名的朋友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占领军终于不再打扰他了……但是当他们怀疑他还在发挥作用时……他们会追踪他……还会监视他。他们会让他等半天，直到一个面容可怖的“专家”来审问他……他们甚至可能命代理人散布谣言，使他失去信誉。他们不会给他进行手头任何项目所需的许可。然后，人们再也不会和他有什么联系了，因为与他有关的所有事项都不能顺利开展……但如果他坚持下去并被视为真正的危险人物，就会出现对他不利的东西，他就会被抓走。没有人能证明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消瘦了多少，他被释放后看起来多么的压抑和挫败。他若是之后能恢复过来，重拾先前放下的事，他们就会在某个晚上到来，开着吉普车送他到边境，使被驱逐者又增加一个。[37]

驱逐只是施压的一种形式。东耶路撒冷记者艾哈迈德·阿杰瓦（Ahmed Ajwa）因为持有反自治计划的传单，于1978年12月未经审判便被拘留。阿杰瓦先是被扣押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大院（巴勒斯坦人称之为Muskoubiya），因涉嫌与巴解组织有关而遭到一个名叫乌兹的军官殴打虐待。后来，他被一名自称阿布·尼哈德（Abu Nihad）的说伊拉克口音阿语的男子审问。阿杰瓦声称他被勒住脖子，胳膊被反剪，双手让链条捆在一根管子上，还戴了72小时头罩。审讯人员告诉他，他的妻子与其他男人有染。[38]对拘留中心的系统性拷问和虐待巴勒斯坦人的控诉尽人皆知。1977年6月，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对此发表了详尽的报告，被以色列政府斥为“诽谤”。（后来揭露的真相表明，这些指控大体上是正确的。）[39]巴勒斯坦人对报纸的调查结果毫不意外。伯大尼（Bethany）的阿布里什家族的一名成员说，“每次巴解组织在外头做些什么，我们都会遭殃”：

以色列人的怒火是直接冲着我们来的。以色列士兵抓走了我一个兄弟——他们认为他同情巴解组织，折磨了他整整三天，然后他花了两个星期才能重新开始跟人说话。这个兄弟让巡逻队带走之后，被他们在监狱里关了两天，没有吃的喝的。他没有任何藏身之处，我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我们无可奈何。[40]

然而，对占领区的合法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来越普遍了。以色列的犹太律师做了重要的工作，尤为瞩目的还有资深共产党员费利西娅·兰格（Felicia Langer），她在许多涉及土地没收、房屋毁坏和严刑拷打的案例中为巴勒斯坦人辩护。正是兰格设法挽救了巴萨姆·沙克亚，使其免于被驱逐出境，尽管共产党禁止她代表涉嫌袭击平民的巴勒斯坦人出庭。[41]还有许多人由利厄·谢梅尔（Leah Tsemel）代理，他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指南党”有联系。精通希伯来语的以色列阿拉伯律师在这方面也发挥出色。但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律师很少受军方威胁，因而能更好地为当事人辩护。“这是一种奴性心理，”一名阿拉伯律师说，“人们只是拒绝相信他们可以在与主人的冲突中得到另一个奴隶的帮助。”[42]

到了1981年夏天，萨达特的倡议在巴勒斯坦人的阵线中显然仍无进展。摩西·达扬与西岸和加沙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鉴于巴勒斯坦人并不买账，谈判步伐缓慢，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实现和平的任何好处显然都只能局限于双方之间了。1982年3月，以色列以“全国指导委员会”是巴解组织的一个分部为理由，宣布其为非法，并解除了纳布卢斯、拉姆安拉和埃尔巴尔的市长的职务——他们全都是6年前民主选举产生的。米尔森宣称1976年的投票不是民主的，而是受到了“恐怖主义、威逼利诱”的影响，试图以此来解释这一举措。比尔泽特大学被关闭，由此引发的骚乱导致至少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还产生了一些讽刺以色列教授对待学术自由的态度的笑话。东耶路撒冷出版的报刊受到严格审查，而且禁止在西岸发行。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在一场纪念“斋月战争”的游行中被伊斯兰武装分子暗杀。他的身亡令以色列深感震惊，人们立刻对他签署的和平条约的持久性产生了担忧。（据说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听闻埃及领导人去世时，他的第一句评论是：“这就是背叛巴勒斯坦人大业的下场。”[44]）但萨达特的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马上重申了埃及对以色列的和平承诺。在开罗看来，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短视的：仅仅数月内，以色列不但要将西奈半岛还给埃及，还须根据和平协议，摧毁自1967年以来在埃及土地上修建的定居点。1982年4月，西奈半岛东北海岸的阿里什（el-Arish）附近的亚米特进行了人口疏散。有人警告称此举会影响以色列人的权利，面对这种警告，贝京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在围绕亚米特进行的斗争中，我已经看到了犹大和撒马利亚将会发生的纷争。”信仰者集团的领袖约尔·本-努恩（Yoel Bin-Nun）说。[45]贝京的同事伊扎克·沙米尔——前“斯特恩帮”的领导者——充满了“遗憾……和不详的预感”。[46]然而承诺进行的斗争最终落空了。在一场被有些人认为是精心编排的抗争表演的行动中，当地居民在被以色列士兵拖进大巴之前窝在屋顶上，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尽管电视报道夸张如戏。无论如何，为了和平而移除定居点的先例就此定下，尽管此举持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在后来最关键的地方被执行。

[1] Anwar Sadat in Knesset speech, November 1977.

[2] 该馆为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意为“纪念碑与姓名”，出自《圣经·以赛亚书》（56:5）：“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译者注

[3] http://www.archives.gov.il/NR/rdonlyres/AA5AB7B2‑013B‑40B7‑9434‑99B6C60C7C75/0/Egypt34.pdf.

[4]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p. 101.

[5]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 229.

[6]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p. 424–5.

[7] Said Aburish, Arafat, p. 160.

[8] 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 p. 344.

[9] Eric Silver, Begin, p. 180.

[10] David Landau, Arik, pp. 155–7.

[11] 该典故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吝啬狠毒、放高利贷的犹太富商夏洛克。——译者注

[12]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 368.

[1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426.

[14] David Hirst, Beware of Small States, p. 118.

[15] Silver, Begin, p. 191.

[16] 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 274.

[17]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176.

[18] Mark Tessler,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 p. 514.

[19] Silver, Begin, p. 203.

[20] Jerusalem Post, 20 April 1979.

[21]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479.

[22] Dror Moreh, Shomrei haSaf, p. 29.

[23] Landau, Arik, p. 280.

[24] 基帕（kippa / kipot / kippah），传统犹太小圆帽。——译者注

[25] New Statesman, 1 December 1978.

[26] Open Letter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Peace Now, March 1978.

[27] “沿海公路大屠杀”（Coastal Road massacre）指1978年3月11日发生在沿海公路的屠杀事件。——译者注

[28] Hagai Segal, Dear Brothers, p. 97.

[29] Nahum Barnea, Davar, 9 May 1980. Quoted in Nahum Barnea, Yorim ve Bochim, p. 270.

[30]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502.

[31] 复兴党（Tehiya），存在于1979年至1992年之间的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由政治活动家古拉·科恩（Geula Cohen）创立，1984年议会选举后成为继工党和“利库德”之后的第三大党派。——译者注

[32] Yehuda Litani, Haaretz, 30 November 1981.

[33] Shaul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p. 18–19.

[34] Salim Tamari, In league with Zion: Israel’s search for a native pill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2 (4), 1983, pp. 41–56.

[35] Hillel Cohen, Society–military relations in a state‑in‑the‑making: Palestinian security agencies and the ‘treason discourse’ in the second intifada, Armed Forces & Society 38 (3), 2012, pp. 463–85.

[36]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 118.

[37] Raja Shehadeh, The Third Way, pp. 6–7.

[38] Jerusalem Post, 4 May 1979.

[39] Sunday Times, 19 June 1977.

[40] Said Aburish, Children of Bethany, p. 220.

[41] Michel Warschawski, On the Border, pp. 70–71.

[42] George Bisharat, Palestinian Lawyers and Israeli Rule, p. 93.

[43] PASSIA, 100 Years, p. 169.

[44]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 116.

[45] Idith Zertal and Akiva Eldar, Lords of the Land, p. 71.

[46] Shamir, Summing Up, p. 131.

第十五章
1982—1987

我们留在贝鲁特，是在为“以色列地”而斗争，这是一场对抗与我们交战逾百年的宿敌的战争。

——拉斐尔·艾坦（Rafael Eitan），1982年

通往贝鲁特之路

1982年6月6日，阿里埃勒·沙龙命令以色列部队进入黎巴嫩，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沙龙告诉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萨姆·刘易斯（Sam Lewis），他的宏伟蓝图不仅旨在重塑以色列北方邻国的政治和军事版图，还意在“根据自己的喜好处理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1]入侵的目标十分明显，就是“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问题”。之前在1月，沙龙在与黎巴嫩基督教领袖会面时制订了作战计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摩萨德”建立的。[2]“在官方托词‘我们决不容忍炮击和恐怖主义行为’的背后，掩藏着一种战略观念，认为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巴解组织，”一名人脉发达的《国土报》专栏作家在战前三个月写道，“也就是说，不仅要将它在约旦河西岸的指头和手掌截断（就像现在用铁拳做的那样），还要处理掉它在贝鲁特的头脑和心脏。”[3]在战前、战时和战后往往能听到类似评论。“加利利和平行动”（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最初公布的目标，是将巴解组织部队向边界以北推出25英里。以色列国防军坦克纵队三管齐下发动进攻，其中一支在赛达北部海岸登陆，从巴勒斯坦战斗人员手中夺取了战略要地，同时“F16”战斗机轰炸了贝鲁特的难民营和其他目标。以色列还击落了叙利亚的飞机。

贝京夸张地称这次行动是为了防止另一个“特雷布林卡”[4]出现，接着他又煽情地提到了“二战”时期的另一些事件。他将阿拉法特描述为在法哈尼（Fakhani）“藏身地堡的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以回应罗纳德·里根总统停止包围贝鲁特的请求。“我们留在贝鲁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斐尔·艾坦宣称，“是在为‘以色列地’而斗争，这是一场对抗与我们交战逾百年的宿敌的战争。”[5]此类言论加上以国防军伤亡人数的上升，在该国短暂的历史上首次导致后方人心浮动。7月4日，“现在就和平”运动的一次集会——目的是响应萨达特的倡议，对政府施压——在特拉维夫吸引了10万参与者，谴责了抗议者口中这场以色列的“自选之战”，突出了左右派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发言者包括刚从黎巴嫩退出现役的预备役军官，他们呼吁沙龙下台并结束战斗。一名反对者指出：“以色列发动战争时，没有往常自动达成的政治共识，而这种共识是每届卷入战争的政府赖以为生的基石——直到现在。”[6]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黎巴嫩战争居然要这么长时间才爆发感到惊讶。1981年夏天，巴勒斯坦人发射的火箭和大炮迫使以色列平民进入防空洞，并在边境城镇和村庄引发了一场仓皇的逃离。1981年6月17日，以色列轰炸了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造成120人至300人死亡。从那以后，美国特使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一名在布鲁克林（Brooklyn）与犹太人一起长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基本被搁置。然而令以色列震惊的是，巴解组织利用这段调停时间增强了军事实力。[7]尽管动乱将至的警告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纷至沓来，但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8]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

以色列采取行动的导火索是一次对其驻英大使的未遂暗杀。以色列知道，枪击什洛莫·阿尔戈夫（Shlomo Argov）的人出自阿布·尼达尔派系——“法塔赫革命委员会”[9]，一小股受伊拉克支持的阿拉法特的敌人；因为正如英国警方迅速发现的那样，三名枪手是在伊拉克驻伦敦大使馆的协助下行动的。[10]（在随后的审判中，这支突击队的队长声称他出生于戴尔亚辛，实际上却是来自东岸的约旦人。）该组织最明显的动机是想袭击一个引人瞩目的以色列目标。一些较为微妙的解释称它企图在黎巴嫩制造危机，以证明两伊之间的血腥战争在伊朗近期取得进展后实现停火是合理的；另一种说法称这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对以色列一年前炸毁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报复。贝京和沙龙当即认定此举违犯了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的停火协议。沙龙认为，在黎巴嫩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瓦解阿拉法特的权力基础，将“减弱其对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的控制”。[11]巴解组织的影响力将就此减退，使“温和的”巴勒斯坦人能够斟酌自己的未来——接受以色列控制下的自治或到约旦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志向寻找出路。右翼分子津津乐道的一种情况，是巴解组织被击垮后，巴勒斯坦人集体逃亡，跨过约旦河，推翻哈希姆王国，并在其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12]来自左派的资深军事评论家和批评家梅厄·帕伊尔（Meir Pa’il）深刻分析了这一愿景：

这次入侵带来了一条对巴勒斯坦人至关重要的信息：“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给我小心点！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城镇和村庄，以及在拉希迪耶（Rashidiye）、提尔和贝鲁特之间的地中海沿岸所做的一切，都能在加沙、犹大和撒马利亚……甚至在乌姆费赫姆（Umm al-Fahm）和拿撒勒，对你们再做一遍。我们马上就可以这样做，尤其是鉴于现在已没有巴解组织或任何其他合法机构可以视为巴勒斯坦人事业的代表。如果你们愿意臣服并遵守我们的规则，那么你们最好接受由贝京-沙龙-米尔森定义的有限自治。如果不能，你们的命运就将和拉希迪耶、艾因赫勒韦或贝鲁特的那些人一样。”这就是入侵的真正目的吗？[13]

为巴勒斯坦加油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用抗议回敬了以色列的进攻，并且重申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他们举行了罢工和示威，不仅对其“唯一合法代表”，也对在黎巴嫩战斗或遭难的亲人表达声援。7月，包括加沙的拉沙德·沙瓦在内的几位市长因拒绝与以色列人合作而被解职。比尔泽特大学被再度勒令关闭。[14]但在纳布卢斯、拉姆安拉、东耶路撒冷和加沙，这种情绪明显较弱。对于活在占领区的人来说，黎巴嫩战争又一次提醒了他们以色列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它将多年来在占领区磨炼出的控制和平叛技艺运用于黎巴嫩，让“辛贝特”通过戴头罩的告密者和恐吓性审讯来辨别通缉犯。在赛达的一座校园里，一名以色列记者无意中发现了一群被绑住双手、蒙住双眼并被迫坐在烈日下的男人。“被传唤时，他们会被带到一间曾经作为教室的房间。在门口，他们一被摘下眼罩，就能看到两名以色列士兵将一具尸体拖出房间。遭受盘问的人不会知道这具尸体在这场演习中被一遍又一遍地使用。”[15]

到8月下旬，贝鲁特被围3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和6 500名法塔赫战士在沙龙、艾坦和以色列国防军高级指挥官的监视下，流亡突尼斯和其他7个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领导人甚至在一名以色列狙击手的视线范围内被人拍下照片。沙龙宣布了胜利并称“巴解组织从黎巴嫩撤军，为以色列与温和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16]阿拉法特回应道，巴解组织体现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以色列的入侵只会增强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和抵抗的意志。[17]但该组织失去了“其流亡国家的领土根基、总部和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8]首先是约旦，其次是黎巴嫩，都没有准备好付出作为巴勒斯坦人斗争前线的国家所需的代价。而自成立以来，巴解组织首次无法直接进入以色列边界。

纵使规模有限，以色列未来几年内都将在黎巴嫩存有势力。1982年战争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它往往与“泥沼”和“困局”等词为伍，是一场以欺骗和暴行为特征的中东的越南战争。1982年9月，以色列的黎巴嫩长枪党人[19]盟友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和沙提拉两个难民营屠杀了成百上千名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国防军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使这场战争蒙上了更加晦暗的阴影。巴勒斯坦人将萨布拉和沙提拉事件视为他们无能为力、水深火热的又一个例子，并将之与戴尔亚辛大屠杀、纳克巴和约旦“黑九月”事件相提并论。在西岸一个小村庄里，1万多人参加了一名妇女的葬礼，她在反对贝鲁特屠杀的抗议行动中被以色列军队杀害。[20]在特拉维夫，有40万人参与了“现在就和平”的游行，这也是该国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调查萨布拉和沙提拉事件的卡汉委员会（Kahan Commission）发现沙龙应对此负责，于是沙龙在1983年2月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然而，这并非沙龙职业生涯的终结。

里根有个计划

解决阿以冲突核心问题的新一轮外交努力于夏季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展开。1982年9月1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公布了一项计划，打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人自治政府，创造一个与约旦相关联的实体。[21]关键在于，它将巴勒斯坦的独立和以色列对其的主权双双排除。里根解决冲突的举措结合了埃以之间关于自治的会谈（陷于僵局的“戴维营进程”的一部分）和以色列工党长期提倡的“约旦选项”等因素。它还呼吁暂停定居点建设，以及“让巴勒斯坦人根据能力和表现逐步承担国内安全责任”。美国大使提前告知了贝京，后者以煞有介事的口吻低语道：“捍卫‘以色列地’的战斗已经开始了。”[22]以色列的公开回应是彻底拒绝。它坚称，《戴维营协议》并没有区分内部和外部安全。“毫无疑问，如果维护国内安全的责任不属于以色列，”内阁宣告道，“那个名为‘巴解’的恐怖组织——即便已在黎巴嫩被以色列国防军击败——就会采取行动，不断屠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将血流成河。这对以色列公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3]美国的提议至少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依然存在，且尚未解决。20年后担任外交部长的什洛莫·本-艾米发现：“里根的计划及时提醒了以色列，它的黎巴嫩大冒险非但没能如愿掩盖巴勒斯坦人的两难处境，还因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使巴勒斯坦人的悲剧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让这种悲剧和为一个流离失所的民族寻找家园的迫切需求越发成为世界性热点。”[24]

战后，以色列人再度着手扶植亲哈希姆家族的人物，来削弱巴解组织得到的支持；但相比之前所为，他们不再依赖“乡村联盟”，因为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花费巨大却不尽如人意的投资，在1983年2月沙龙辞职时就被叫停了。[25]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代理领导层的想法看起来像是不合时宜的幻想，正如一名巴勒斯坦评论家所说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是高压军政府的怀柔工具，他们会出于本能反对这些人”。[26]几个月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的西岸民众支持阿拉法特的领导。在沙龙的继任者、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Moshe Arens）任内，长期监禁的手段仍在延续，“骚乱的”巴勒斯坦人所在地区则实行宵禁和连坐式处罚。1983年夏天，在一名犹太学院的学生被巴勒斯坦人杀害后，希伯伦的紧张局势加剧了。来自附近阿尔巴镇——信仰者集团支配下的大型犹太“市郊居住区”——的定居者袭击了该市的伊斯兰大学，并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埋伏中杀死了三名学生。“在此之前，”定居者领袖本尼·卡佐佛（Benny Katzover）说，“我们不是按照沙漠里头的规矩，而是按照政府的规则行事，结果糟透了。”[27]

1983年秋天，精疲力竭、心灰意冷的贝京辞去了总理职位，伊扎克·沙米尔取而代之。沙米尔曾是“斯特恩帮”领袖，这就像贝京在伊尔贡的经历一样，引起了对其可能采取的政策的消极预期：事实也正是如此。以色列1984年7月的大选产生了一个混乱而异常的结果。由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之间相持不下，双方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两派轮流出任总理的民族团结政府，经验丰富的希蒙·佩雷斯于当年9月就职，两年后会轮到沙米尔。工党的伊扎克·拉宾曾在1976年短暂地担任过总理，他在这个政府执政期间一直担任国防部长。“从表面上看，就像纸上写的那样，我们并没有组建一个糟糕的团队，”沙米尔后来用他罕见的幽默写道，“只不过这个团队看起来不怎么亲密。”[28]它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联合政府，包含了议会的120名议员中的97名，但这个评论家们口中的“双头怪兽”的政策只能以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基础。议会中有5个席位属于支持定居者的新右翼团体“复兴党-抉择党[29]”（Tehiya-Tzomet），这体现了抛弃“利库德”的犹太选民向极端主义的转变。

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国防军撤离到黎巴嫩南部限定的“安全区”方面达成了一致。1984年4月，25名“犹太地下军”[30]成员——他们制造了1980年对约旦河西岸市长们的炸弹袭击和其他攻击事件——最终被捕，定居活动因此放慢了步伐，强硬派定居者也遭受了沉痛打击。该组织的领导人梅纳赫姆·利夫尼（Menachem Livni）是希伯伦教区拉比摩西·莱文杰的追随者。他们在试图炸毁东耶路撒冷的公交车时被当场抓获，后来人们发现他们还计划炸毁圆顶清真寺。在激烈的公开辩论中，信仰者集团的支持者们称，这些人是“做了错事的好孩子”，还有一种发人深思的言论称他们“亲手执行了法律”，仿佛以色列的法律允许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恐怖袭击一样。[31] 1983年有1.5万名犹太人移居西岸，而到了1985年只有4 800人。[32]尽管如此，“利库德”7年统治下来的总体数据仍可令该党感到骄傲：1977年至1984年间在占领区新建了79个定居点，其中大多建于1982年以后。沙米尔吹嘘道：“‘以色列地’的新版图已被开创。”[33]研究者梅龙·本韦尼斯蒂对西岸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他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局势现已无法逆转。以色列左翼人士不仅指责梅龙·本韦尼斯蒂的批评是错的，还抱怨他这样说正中右派兼并主义者下怀。[34]

“男人工厂”

生活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参与大选，其生活和观念的改变也不总是轻易可见的。然而在浅表之下，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在发生重要转变——最为显著的是属于新一代人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成长于以色列的统治下，对有关约旦人和埃及人的日子鲜有甚至毫无印象。到了1985年，每天都有10万名巴勒斯坦人跨过“绿线”，在以色列从事卑微琐碎的工作。与此同时，在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组织机构数量和自信心也稳步增长。其目标是构建“未来权力的组成部分，以免巴勒斯坦国到来时落入一片真空之中”。[35]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为服务于民族事业以及加强抵抗力量，在社区和志愿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城乡之间牵线搭桥。[36]巴解组织指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一位名叫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后起之秀）“竭尽全力颠倒大学的学术目的，将它们当成煽动人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中心”。[37]

监狱——俗称“男人工厂”或“人民学校”，任何时候都监禁着数千人——为民族主义团体、贸易联合会、学生会和妇女组织提供了天然的动员场所。“西岸的每家每户都有成员在监狱里，”一名纳布卢斯的中年男子解释道，他曾在这座城市的监狱外面目睹以色列释放1 15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犯人（截至那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此类交换），以换回1982年在黎巴嫩被俘的3名士兵，“在这里，我们都是囚犯。”[38]这没有夸大多少。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25万巴勒斯坦人遭到过拘留或审讯——竟然高达占领区总人口的10%。[39]来自杰宁的阿里在讲述他13岁的儿子第一次被捕的经历时说：

他们班有人向一辆路过的以色列汽车丢了块石头，然后军队就来了，将一群10岁的孩子召集起来，让他们说出自己朋友的名字。我儿子的名字在那份“名单”上。4年后他再度被捕……他被囚犯们选为一个委员会的领导，负责分配吃食和香烟。想象一下！我的儿子，要负责25个人。其中一位是教师工会主席，另一位是比尔泽特大学的一名员工……出狱时，他变得更加沉稳了，三思而后行。他丢掉了一些坏习惯。他曾经大大咧咧，现在十分可靠。他出来后比以前更活跃了。他染上了政治色彩。[40]

每一天，法院都会给投掷石块、焚烧轮胎、示威以及举起巴解组织旗帜的青年定罪。他们被再次抓捕前要经历数周或数月的监禁，往往只是因为被认定为“惹是生非”而获罪。许多从法拉（Faraa）拘留中心出来并以此为荣的年轻“毕业生”，后来都由于“辛贝特”的秘密证据而被继续羁押，他们被描述为“敌对组织的活动者”。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根据从曾经的囚犯处收集的触目惊心的证词，向1982年启用的法拉拘留中心提起控诉。[41]“大多数孩子进入了一种惊恐且混乱的状态，”一名专家说，“然后他们开始与所有以色列人为敌，最终因这段经历而变得激进。”[42]前囚犯们在大学入学和考试时获得了优先待遇。成长于巴拉塔难民营的马吉德·马斯里（Majed al-Masri）在狱中成了法塔赫激进分子。[43]“在里面，他们告诉我，监狱是男人的必经之路，”萨哈尔·哈利法（Sahar Khalifeh）的小说《野荆棘》（Wild Thorns）中的纳布卢斯少年巴兹尔（Basil）如是说，“那些一天都没在监狱里待过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男人，即使他们长了两缕而不是一缕胡子。”[44]当了15年法塔赫成员的贾布里勒·拉吉布（Jibril Rajoub）撰写了3本关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书，学会了希伯来语，并将梅纳赫姆·贝京的伊尔贡回忆录《起义》（The Revolt）翻译成阿拉伯语。拉吉布自己写的书《704号牢房》（Cell Block 704）尽管被以色列军事审查所禁，仍在西岸成了畅销书。一名以色列左翼活动家察觉到，监狱是“隔离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那堵墙上的一个口子”。[45]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了解程度多半取决于他们在狱中时，是通过自由派、反占领的《国土报》，还是通过流通甚广的中间派《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来练习希伯来语。

《黎明报》（al-Fajr）和《人民报》（al-Shaab）之类的巴勒斯坦报纸的报道和社论都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重点对象。媒体和研究机构在巴解组织的财政支持下，发表公报并向外国记者和以色列记者介绍必要的情况。在加沙，巴勒斯坦妇女联盟（Palestinian Women’s Union）开展扫盲活动，扶助贫困家庭。法塔赫的青年运动“沙比巴”（Shabiba）拥有成千上万名成员。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家大剧院（哈卡瓦提剧院，al-Hakawati Theatre）于1984年开放，在官方干扰和审查的限制范围内，提供了一个较委婉地批判占领行为的舞台。早期于此上演的一部作品是《掷石块者的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of the Stone Thrower），主角加利利的阿里由弗朗索瓦·阿布·萨利姆（François Abu Salem）饰演，这个角色是在特拉维夫一个法拉费摊子上干活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伊莱（Eli）来装成犹太人，最终却固执地抓住他的巴勒斯坦人身份不放。[46]被占领二十周年时，大剧院举办了以耶路撒冷为主题的阿拉伯小学生画展。一名访客说：“轮胎燃烧时盘旋上升的浓烟激发了几个孩子的想象，还有些孩子则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画成牛仔和印第安人。有个孩子所绘的幻想是圆顶清真寺——俯瞰老城的金色圆顶——被一道锁链环绕，又被一个阿拉伯超人奇迹般地抬进天堂。占领，对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无处不在。”[47]

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时，来自海湾国家的工作机会和侨汇减少，经济变化更是凸显了生活在占领下的风雨飘摇。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受阴晴不定的军事统治、随机检查和区域封锁的支配，对“绿线”两侧的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能感受到以色列公民享有的民主特权，但他们不能分享这些权利，”约拉姆·比努尔（Yoram Binur）是一名会阿拉伯语的犹太记者，他花了六个月假装成巴勒斯坦劳工并观察到，“任何晚上走在街上的阿拉伯人都会被扣押和审问……即使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一个人看到且意识到了自由的价值，却得到了最落后的独裁政权下那般的待遇。他除了失望还能有何感受？”在西岸定居点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阿比德（Abed）承认，他要通过打碎瓷砖和将水泥灌进新安装的污水管道里来宣泄沮丧。[48] 20多岁的电工马埃尔（Maher）来自东耶路撒冷，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经常告诉以色列客户他的名字是梅厄，给人以他是犹太人的印象。

当占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比这种状况成为习以为常之事更不寻常的了。“占领最令人不安和害怕的一个方面……是其平淡无奇的本质”，1985年，有位敏锐的外国游客注意到：

对于巴勒斯坦人，占领是寻常的——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能用防御的姿态来接受，没有追索和申诉，没有保护和选择，基本无人负责、不可预测、不合道理且无法控制。而且，那些全然不知道占领区的现实的人不会对巴勒斯坦人扭曲的生活提出怀疑。巴勒斯坦人讲述的关于危难、领土剥夺和流离失所的故事，在他人眼中不过是一种善良仁慈的合法控制。[49]

巴勒斯坦人总在谈论的“抵抗”，以色列人称之为“恐怖主义”。1984年4月，四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阿什凯隆劫持了一辆以色列公交车，杀害一名乘客并强迫司机向南行驶。以色列军队冲进车子时，两名劫持者被打死；另外两人被抓时是活着的——还被拍了下来。但与任军事审查摆布的初步报告给出的说法不同，他们被后来所谓的“有组织的私刑”杀死，此事还与“辛贝特”官员有关。300路公交车丑闻涉及贿赂证人和虚假证词。此事直接牵扯到该组织的最高层，直到被勇敢的内部举报人和顽强的以色列记者曝光才浮出水面。杀人事件显然是基于威慑的理念——杀一儆百（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至少在自由派圈子里，此事被看作无止境占领造成的破坏效应的又一个表现。时任“辛贝特”负责人的亚伯拉罕·沙洛姆最终不得不辞职，虽然他获得了总统的赦免。久而久之，此事可以说影响了无处不在的安全部门的士气和效力。

从黎巴嫩被赶出来后，巴解组织仍在奋力攻击以色列，尽管阿拉法特需要面对制造战争和法塔赫公开的造反［由叛变的上校阿布·穆萨（Abu Musa）领导，得到了叙利亚人的支持］导致的不满。而在黎巴嫩南部爆发的战争中，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为以色列国防军撤退时产生的损失而欢呼，那里的新敌人是来自阿迈勒民兵组织[50]和一个名为“真主党”（Party of God，或Hizbullah）的新组织的什叶派穆斯林武装分子。《人民报》编辑阿克拉姆·哈尼雅（Akram Hanieh）表示：“要不是巴勒斯坦人从1969年起就待在黎巴嫩，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学会使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火箭筒？”[51] 1985年4月，以色列人击沉了在巴拿马注册的“阿塔维罗斯号”（Ataviros），船上的28人正要前往特拉维夫，在独立日假期前夕发动袭击。法塔赫称这些人属于一个名叫“艾因赫勒韦殉道者”（Martyrs of Ein al-Hilweh）的组织，而提尔附近的艾因赫勒韦难民营已于1982年灰飞烟灭。[52] 10月，以色列空军的喷气式飞机飞行了1 200多英里——自1976年恩德培解救人质行动[53]后最长的航程——轰炸了巴解组织位于突尼斯郊外哈马姆沙特（Hammam al-Shatt）的总部[54]。以色列宣布约有60名巴解组织成员被杀，包括其精锐部队“17旅”（Force 17）的数名领导人以及阿拉法特的几名保镖。这是对3名所谓的以色列特工在塞浦路斯的游艇上被杀害一事的报复；而此事又是对以色列绑架一名法塔赫高级指挥官的回应，该官员于几周前在拉纳卡（Larnaca）到贝鲁特之间的航行途中被截获。不久之后，从亚历山大出发的意大利游轮“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被“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四名成员劫持；“巴解阵”是一个受伊拉克支持的小派系，仍然正式属于巴解组织的一部分。坐着轮椅的美国籍老年犹太乘客里昂·克林霍弗（Leon Klinghoffer）被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也使阿拉法特陷入窘境。这次行动当时宣称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对突尼斯的袭击，但后来被发现是蓄谋已久的，劫匪本打算前往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据说他们预备在那里进行自杀式袭击。[55]

“约旦选项”？

暴力与外交一如既往地双管齐下。1985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尝试与巴解组织改善关系，想找出巴勒斯坦人和美国都能接受的推进和谈的方案。巴解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以联合国1967年第242号决议为基础的任何计划，因为它仅仅称巴勒斯坦人为“难民”，同时要求承认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阿拉法特认可了安曼协议[56]中关于自决和未来巴勒斯坦国与约旦关系的措辞，但他在巴解组织的重要同事们都表示反对，他们对约旦与埃及恢复关系感到不满（打破了阿拉伯联盟在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签署1979年和平条约后对埃及的孤立），担心组织的立场被弱化。[57]夏天，侯赛因也悄然恢复了与以色列人的接触，并为沙米尔不再担任总理而松了一口气。强袭突尼斯事件发生后，希蒙·佩里斯和侯赛因国王在伦敦会晤，这是他们近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交流。阿拉法特在“阿基莱·劳伦号”事件中惨败后，侯赛因对其更是深感不耐。以色列也向约旦发出了一连串积极信号，充分利用了国王对巴解组织的恼火。

1986年2月，侯赛因国王与阿拉法特公开决裂，夸张地宣布“在巴解组织领导人的诺言成为约束他们的纽带，并具有诚实可信、坚定不移的特点之前，我们无法与他们进行政治协商”。[58]以色列人开始采取措施，加速改善占领区的“生活质量”——这是与美国外交时最受欢迎的说法。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是，允许巴勒斯坦人取代自1982年民选市长全部被解职以来一直掌管西岸市政厅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自然有人怀疑，这是以色列又一次企图不经巴勒斯坦人同意，单方面实施自治。“我们的问题属于公民权利问题，还是民族权利问题？”反对这一举措的纳贾赫大学讲师赛义卜·埃雷卡特问道，“只要占领存在，我们必有困难。纳布卢斯是否有一位阿拉伯市长对我们并无不同。”[59]系出当地望族的扎菲尔·马斯里（Zafer al-Masri）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几周后就被暗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宣称这是因为他要制订“约旦人清算巴勒斯坦人事业的犹太复国主义反动计划”，“人阵”还骄傲地宣称这次杀戮是为了阻止他人效仿马斯里。另外两名西岸人撤回了从以色列当局接管市议会的申请。马斯里被誉为“为了家园和职责殉难的烈士”，他的葬礼成了群众对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的声援。[60]但约旦决定在7月关闭该国所有巴解组织办事处并驱逐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吉哈德，明确表示了决裂之意。约旦对“阿拉伯人被占土地”的五年开发计划受到了以色列的低调欢迎，以及美国的大量现金资助。巴勒斯坦人获得出境许可证的手续——关键的控制手段——得以简化，同时，希伯伦和拉姆安拉开设了新的医院，较小的城镇也接通了以色列的电网。

以色列随后的镇压行动直接针对巴解组织。对活动家的逮捕和驱逐也加快了步伐。《人民报》编辑阿克拉姆·哈尼雅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以免自己纵使未被指控参与任何恐怖活动，也要因身为“法塔赫重要头目”而被驱逐出境。哈尼雅在法制层面的斗争中失败了，他遭到驱逐，后来在巴解组织遥远的突尼斯总部成了阿拉法特的亲信顾问，以及巴解组织领导层与被占领土之间的关键联系人。还有一些巴勒斯坦记者、工会成员和学生领袖也被驱离，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拘押。1986年12月，两名抗议竖立路障的学生在比尔泽特被以军杀害，持续十日的动乱由此爆发——这是多年来为期最长的动乱之一，它提醒了人们，维持现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时至今日，以色列的统治对占领区的阿拉伯人来说，不再像1967年那样可以接受了，”在忧心忡忡的犹太自由主义者和鸽派人士中占主流但具有批判色彩的《国土报》评论道，“我们必须避免出现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的状况。问题的根源——我们不能就此自欺欺人——正是占领这一事实。”[61]

在1987年的动乱过程中，骚乱蔓延到了整个约旦河西岸。2月，伊扎克·拉宾下令关闭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大学。东耶路撒冷领头的法塔赫支持者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Husseini）被三度拘留。加深仇恨和绝望的诱因是随机但定期出现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引导或是策略。4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与会者向阿拉法特起立鼓掌，重申其武装斗争的承诺，要求收回作为人民事业唯一代表的权利。与约旦之间早已形同虚设的安曼协议被正式废除，于是乔治·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回归了巴解组织的怀抱。过了不久，一名来自西岸阿尔费梅纳什（Alfei Menashe）定居点的犹太孕妇被杀，她的丈夫和孩子被一颗从路旁茂密的柑橘林扔向自家车子的汽油弹严重烧伤。定居者随后在附近的盖勒吉利耶横冲直撞，砸碎窗户，烧毁庄稼，接下来这个巴勒斯坦城镇在宵禁戒严中度过了数周。5月，在纳布卢斯东北部山区“经过授权”的定居点以伦摩利，一名8岁移民儿童被杀害，他的脑袋被一块石头打碎。这样的时刻暴露了冲突邪恶而原始的本质：在葬礼上，受害者的亲属汗如雨下，在紧张、悲伤和仇恨的气氛中恸哭，在烈日下紧挨在一起。异常已成为寻常。

不仅是自由派的《国土报》，另一些希伯来报纸也不时报道人们在占领区服役时的沮丧经历。“1973年以前，”一名中年预备役军人回忆道，“你在西岸当兵的时候，可以坐着喝喝咖啡，把你的步枪靠在墙上，跟当地人聊聊天。回不去了。现在在这些地方服役的士兵，不是被这段经历变残忍了，就是崩溃了。”[62]姗姗来迟的“非致命”暴乱控制手段——橡皮子弹、搜捕小队和警棍——并没有减少巴勒斯坦示威者的死亡人数：孩子们学会了用洋葱来应付催泪瓦斯，向士兵们露出胸膛，大声咒骂并挑衅，诱使他们开枪。被殴打是惯例——忍受殴打成了一项成人礼，是值得年轻人骄傲的事。[63]双方的日常语言和文化都开始体现这种长期的低强度战争状态，将总是无名无姓的“他者”非人化。杰什（jaysh，即军队）到来时，巴勒斯坦人会互相示警，并用希伯来语单词machsom来表示他们在每个转角都能碰到的检查哨。以色列国防军的公报经常描述士兵“向空气开枪”——被人补充成“向他们肺里的空气开枪”以后，成了一种讽刺。在媒体报道中往往被描述为“年轻人”的阿拉伯抗议者通常被报道成“死于非命”而不仅仅是被杀害。[64]“边开枪边悲泣”（yorim ve’bochim）的说法——讽刺地诠释了被迫违背自身意愿与阿拉伯人斗争的以色列人道主义者的痛心疾首——在20世纪80年代复苏了，用以批判本意良好的左派的自我反思。[65]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期待持续20年的现状发生重大改变。

[1]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p. 43.

[2] Haaretz, 22 February 2009.

[3] Yoel Marcus, Haaretz, 26 March 1982.

[4]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波兰东部一个纳粹集中营。——译者注

[5] Geoffrey Aronson, Israel, Palestinians, and the Intifada, p. 305.

[6] Reuven Kaminer,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p. 36.

[7]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p. 508–9.

[8] 马尔维纳斯群岛（又称福克兰群岛）战争（Malvinas / Falkland Islands War），简称“马岛战争”或“马岛海战”，1982年4月到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该群岛而爆发的战争，最终英军获胜。——译者注

[9] “阿布尼达尔组织”（Abu Nidal Organization，缩写为ANO），又称“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 Revolutionary Council，或Fatah al-Majles al-Thawry），1974年由阿布·尼达尔从法塔赫分裂出来创立。（区别于巴解组织在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最高权力的“革命委员会”。）——译者注

[10] Guardian, 7 March 1983.

[11] Eric Silver, Begin, p. 223.

[12]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179.

[13] Meir Pa’il, New Outlook, August–September 1982, http://www.slideshare.net/meirpail/ss‑4109965.

[14] PASSIA, 100 Years, p. 170.

[15] Hirsh Goodman, Let Me Create a Paradise, pp. 213–14; 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16] PASSIA, 100 Years, p. 170.

[17] PASSIA, 100 Years, p. 173.

[18]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545.

[19] 黎巴嫩长枪党（Lebanese Phalanges Party，或Kataeb Party），1936年作为准军事青年组织成立，效法西班牙“长枪党”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受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东仪天主教派别）支持，在黎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20] Aronson, Israel, p. 306.

[21] http://www.cfr.org/israel/reagan‑plan‑us‑policy‑peace‑middle‑east/p14140.

[22] Schiff an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p. 233.

[23] http://www.nytimes.com/1982/09/03/world/israel‑rejects‑reagan‑plan‑for‑palestinians‑self‑rule‑terms‑it‑serious‑danger.html?pagewanted=all.

[24] Ben‑Ami, Scars of War, p. 181.

[25] Shaul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19.

[26] Salim Tamari, In league with Zion: Israel’s search for a native pill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2 (4), 1983, pp. 41–56.

[27] Guardian, 9 August 1985.

[28]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p. 165.

[29] 抉择党（Tzomet），以色列世俗化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政党，1983年由拉斐尔·艾坦卸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后创立，1984年选举中与复兴党联合参选，之后相互独立。——译者注

[30] “犹太地下军”（Jewish underground），存在于1979年至1984年的激进右翼组织，由信仰者集团和定居者组织的一些重要成员创立，除正文提到的袭击事件外，该组织还制造了1983年对希伯伦伊斯兰大学学生的袭击等恐怖活动。——译者注

[31] David Shipler, Arab and Jew, pp. 130–34.

[32] Aronson, Israel, p. 312.

[33] Shamir, Summing Up, p. 149.

[34] Washington Post, 24 April 1984; Yehuda Litani, Kol Hair.

[35] Salim Tamari, What the uprising means, in Zachary Lockman and Joel Beinin(eds.), Intifada, p. 131.

[36]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90.

[37] UN statement, 5 December 1986.

[38] Guardian, 21 May 1985.

[39]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08.

[40] F. Robert Hunter,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p. 26.

[41] Law in the Service of Man, Torture and Intimidation in the West Bank: The Case of Al‑Fara’a Prison, April 1984.

[42] Guardian, 28 May 1987.

[43] Laetitia Bucaille, Growing up Palestinian, p. 338.

[44] Sahar Khalifeh, Wild Thorns, p. 49.

[45] Michel Warschawski, On the Border, p. 69.

[46] Samer Al‑Saber, Permission to Perform: Palestinian Theatre in Jerusalem(1967–1993),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3.

[47] J. M. Winter, New life on the West Bank,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 January 1988.

[48] Yoram Binur, My Enemy, My Self, p. 197.

[49] Sara Roy, http://ialiis.birzeit.edu/fmru/userfiles/Gaza‑Palestine‑Out‑of‑the‑Margins.pdf.

[50] 此处指“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或Ḥarakat Amal，“阿迈勒”意为“希望”），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1974年由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和侯赛因·侯赛尼（Hussein elHusseini）创立。——译者注

[51] Guardian, 9 May 1985.

[52] Guardian, 23 April 1985.

[53] “恩德培行动”（Operation Entebbe），1976年7月4日以色列国防军突击队飞行4 000余公里，奔赴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成功营救人质的反恐行动。——译者注

[54] 1985年10月1日，以色列空军发动“木腿行动”（Operation Wooden Leg），袭击了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附近的巴解总部，联合国安理会于1985年10月4日通过第573号决议谴责了该行动。——译者注

[55]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robert‑fisk‑how‑achille‑lauro‑hijackers‑were‑seduced‑by‑high‑life‑8604519.html.

[56] 1984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安曼召开会议，侯赛因国王为支持巴解温和派系而表达祝贺；会后，国王与阿拉法特在1985年2月宣布了约旦和巴勒斯坦关于和平框架的联合协议，即安曼协议。——译者注

[57]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 330.

[58]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p. 427–33.

[59] Guardian, 23 November 1985.

[60] Guardian, 4 March 1986.

[61] Haaretz, 8 December 1986.

[62] Guardian, 26 May 1987.

[63] Julie Peteet, Male gender and rituals of resistance in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a cultural politics of viole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21 (1), 1994, pp. 31– 49.

[64] Guardian, 26 May 1987.

[65] Nahum Barnea, Yorim ve Bochim; Warschawski, Border, p. 135.

第十六章
1987

这是一个有着塑料做的心脏、铅做的大脑和橡胶做的良知的政府。全世界都知道巴勒斯坦大卫的石头正在击垮以色列歌利亚的压迫。

——穆罕默德·米亚里（Muhammad Miari）[1]

“头二十年”

1987年春，犹大、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民政管理部门出版了一本光面彩印的小册子，标榜其二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它的封面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那是一幅金色麦田的照片，麦田背后坐落着一个典型的山顶阿拉伯村庄，朴素的石头房子环绕在一座清真寺周围。这本小册子展示了诊所、住房和学校，以及体现就业、工业和农业进步的统计数据。正如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行动协调员什穆埃尔·戈伦（Shmuel Goren）在引言中所说：

以色列的政策明白无误、始终如一地建立在两个原则上：全面打击已经或正在获得少部分人支持的恐怖主义；对于谴责恐怖主义的行为和煽动，想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之前和平安定地生活的人们，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投资。

“巴勒斯坦人”在总共110页的册子中只出现过一次，是在提到难民安置时，这很能说明问题。提到纳布卢斯时，使用的是其在《圣经》中的希伯来语名字“示剑”（Shechem）。戈伦对民政管理人员表达了“最深切的谢意”，并补充道：“我确信这些地区的人们会和我一同感激他们。”[2]

“六日战争”二十周年不仅推动了“绿线”两端更多作品的发表，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在以色列，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强调1967年这个国家面临的重重危机及其近乎奇迹的胜利，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大多数以色列人现在仅仅称之为“那片领土”的地方发生的镇压。除了周六去图勒凯尔姆或伯利恒购物，在廉价的巴勒斯坦汽修厂修理汽车，看牙医，以及雇用巴勒斯坦工人来给自己盖房子，大多数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居住地仍知之甚少。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是位声名鹊起的文学新星，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并集结成《黄风》（The Yellow Wind）一书，该书出人意料地畅销。格罗斯曼描述了他在约旦河西岸见到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难民营里的幼小儿童，恳求安全检查员不要没收孩子最喜欢的娃娃的母亲，宣称上帝赋予他们所谓的犹大和撒马利亚权利的犹太定居者。格罗斯曼关注的是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每日遭受的屈辱，以及这使他自己的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若不结束占领，传说中燃烧的“黄风”将降临这个国家，每隔几代人的时间就会从地狱中呼啸而起，所过之处，一切皆被吞噬。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评论道：“这本书对许多以色列人的吸引力在于，格罗斯曼让他们觉得自己去过西岸，那个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去一趟却也明白永远不会成行的地方。”格罗斯曼没有预料到近在咫尺的动乱，但他的确描绘了一幅异常翔实且黯淡的现实图景，而大多数犹太人对这种现实知之甚少。[3]他的最后一章题为“头二十年”。这是一个不甚乐观但有先见之明的标题。

在巴勒斯坦人方面，到1987年已有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对以色列统治下的生活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律师乔纳森·库塔（Jonathan Kuttab）在刊登于《黎明报》的围绕“大挫败”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巴勒斯坦人只依靠自己和离散的巴勒斯坦同胞。今天，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独立于父母和群体领袖，自己拿主意。”[4]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小伙尤尼斯解释了其中的不同之处：

1967年的时候，我父亲20多岁。“至少在一开始，人们在占领区是受益的，”他告诉我们，“约旦人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什么事都不让做。然后以色列人来了，让我们在以色列工作。钱突然多了起来。没人想反抗。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喜欢以色列。20世纪80年代，事情确实变得更糟糕了。‘利库德’集团掌权时，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年青一代不会像父辈那样看待事情了。”[5]

以色列人同意“巴勒斯坦人变了”，一名知识渊博的观察者表示，“他们讲的语言与他们的父母不同，更不用说他们的祖父母了。他们指责老一辈在以色列统治的20年中屈服并且逃避反抗占领者的民族责任”。[6]经济状况也在恶化：地方就业岗位数量在下降，不断增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难找工作；巴勒斯坦劳动力总数的约40%现在于以色列工作。由于石油收入大跌，近几年来自海湾地区的汇款也急剧缩水。[7]占领现在是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不仅仅是议会”，1987年6月，比尔泽特大学的教授萨利·努塞贝提出：

以色列是……站在耶路撒冷的邮政局前，排着长队领取社会保障的妇女们……以色列是营业执照、建筑许可证、身份证。它是增值税、所得税、电视许可证……它还是德迪·祖克尔[8]、梅龙·本韦尼斯蒂、耶胡达·利塔尼和阿姆农·齐克罗尼（Amnon Zichroni，以色列和平活动家、记者、律师）这些因同情巴勒斯坦人而在国家大酒店（National Palace Hotel）集会的人。以色列是“唐布尔”（Tambour，以色列品牌）涂料，用来在墙上涂抹攻击汉纳·西尼乌拉（Hanna Siniora，一份著名的巴勒斯坦报纸的编辑）的口号。[9]

没人会认为冲突已经结束，尽管最近几个月占领区的暴力活动有所降级。然而，1987年11月25日，一场异常严重的事故发生了。来自叙利亚支持、艾哈迈德·贾布里勒领导的“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一名巴勒斯坦人驾驶一台动力悬挂式滑翔机，飞到加利利的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就位于黎巴嫩边界以南，他在被击落之前设法杀死了6名士兵。巴勒斯坦媒体赞扬这是“摧毁以色列防卫神话的壮烈义举”。[10]据说，这有助于树立“以色列国防军并非不可战胜的观念，同时塑造了一个新的巴勒斯坦英雄的形象”。[11]巴勒斯坦人高呼“6比1”，嘲弄以色列士兵。然而在安曼，阿拉伯首脑会议正忙于调停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的血腥的两伊战争，几乎没工夫关心巴勒斯坦问题。在与会的领导人中，只有亚西尔·阿拉法特一人抵达时没有受到侯赛因国王的接见。一名分析家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被忽视，甚至没有引起阿拉伯‘兄弟’的注意。”[12]

加沙最先

12月8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旁，贾巴利亚难民营附近，一辆以色列卡车撞向两辆正载着巴勒斯坦工人回家的出租车。4人死亡，7人重伤。谣言迅速传开，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报复性打击，卡车司机是两天前在加沙市被刺死的一名以色列售货员的兄弟。故意传播这个故事的法塔赫活动家后来也承认，这不是事实。[13]无论如何，在随后几天中，3名受害者的葬礼引起了示威活动，其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遭遇了一连串汽油弹、石头和铁棒的袭击；在贾巴利亚，17岁的哈特姆·塞西（Hatem al-Sissi）被现场开火的军队打死，多人受伤。[14]20年占领过程中最广泛最持久的动乱自此开始。

骚乱迅速蔓延。第二天，纳布卢斯一支陆军巡逻队遭年轻人投掷石块和铁棒攻击，又有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后来还有4人在该地区最大的难民营巴拉塔身亡，其中两个是年仅11岁的男孩。让局势更显严峻的是，西岸军事指挥官阿姆拉姆·米茨纳（Amram Mitzna）将军亲赴现场，与高级军官和以色列武装平民商谈，这些武装平民在赶来报道的记者眼里像是“辛贝特”的官员。此事迅速成了大新闻。在该市的艾伊蒂哈德医院，3名腿部有枪伤的年轻人精神恍惚，浑身发抖，院外的道路被燃烧的轮胎和碎石阻塞。其他人脸上罩着卡菲耶头巾，握着石头和瓶子，防备以色列人到来。第一周结束时，有7人死亡；又过了两周，死亡人数达到15人。巴勒斯坦人很快就开始讨论因提法达，也就是反对以色列统治的人民起义。它的本质意在“解脱”——摆脱被动、惰性、陈腐观念和外国占领。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就能看出，有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经历20年占领之痛，这样的事会发生并不奇怪，”加沙前市长拉沙德·沙瓦说，“人们失去了所有希望。他们万念俱灰，不知所措。他们丧失了以色列将会赐予他们权利的希冀。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什么也办不成，认为被他们视作代表的巴解组织一事无成。”[15]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为突然爆发的自发行为所震撼。萨利·努塞贝写道，“甚至当地的基层委员会、草根活动家和领导人也都措手不及”。以色列民政机构试图说服本地的穆赫塔尔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结束暴力，但毫无效果。大规模逮捕也未能使事态平息。在突尼斯，巴解组织的领导层也同样讶然。阿布·吉哈德告诉阿拉法特，这次爆发的抵抗并不是计划好的。“因提法达爆发时，我们感到害怕，”阿布·伊亚德后来承认，“我们记得1936年的起义只持续了6个月。一开始我们没有料到这次起义会持续6个月以上。”[16]实际上，被占领土上的抗议活动开始几天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组织成立20周年的宣言中仍未提到此事。[17]在骚乱第二周访问美国的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总说巴解组织被这种自动爆发的行为吓坏了，就像这能让以色列人的惊慌不安情有可原一样。阿里埃勒·沙龙当时已作为贸易部长回归公共领域，他在耶路撒冷老城穆斯林区的新家里举办了一场奢华的乔迁派对，强调“安全形势正在恶化”，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取代拉宾的意图。[18]

默默无闻的巴勒斯坦人保持了抗议的势头。“我们没有时间表，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大波人潮分别在凌晨3点、中午和傍晚出发。”一位匿名的加沙活动参与者讲述道。他接着说：

从晚上到凌晨3点，我们睡觉和组织行动。有时候……我们甚至在晚上10点出去，因为在夜里军队不能有效控制街道，也不了解当地地形，所以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比如……在贾巴利亚，整晚都有游行，即使有宵禁也没有一个士兵。士兵们一看见就逃跑了，因为成千上万人形成了一堵移动的人墙，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无论是铁拳还是子弹。[19]

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称，他们开着装甲运兵车（APC）清理遍布燃烧轮胎的道路，突然就被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用砖头、铁棍和汽油弹袭击了。“士兵们开始朝天鸣枪，然后使用催泪瓦斯，但没什么用。阿拉伯人像一窝蜜蜂一样猛攻装甲车。有个士兵被石头砸中了脸，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开火，”其中一名士兵说道，“两名示威者被击毙，还有几个人受了伤。”巴勒斯坦人很快注意到以色列人对此有多惊诧。“一位老妇人告诉我，她第一次看到以色列士兵害怕示威者，”一名记者报道时说，“这是一种陌生的喜悦。那些死去的人将被永远铭记。我们曾经把这种事称为罢工，但这个词太小了。然后我们称之为示威，但也太小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次因提法达。”[20]

引领之词

接下来的几周内，更加集中的指导和协调变得明显，尽管为了避免被以色列人逮捕，避免抢了巴解组织的风头，这些工作仍然是暗中进行的。自发行动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维持并扩大了起义的范围。1988年1月8日，动乱一个月后，出现了一份要求举行三天总罢工的阿拉伯语传单。它由“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军”（Palestinian nationalist forces）签署，出自包括一名记者、一名基督教牧师和一名大学讲师在内的法塔赫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活动家之手。几天后又出现了第二份传单，署名为“全国扩大起义总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for the Escalation of the Uprising）。第三份传单出现在1月18日，署名为巴解组织和“联合民族起义领导组”（Unit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简称“联合领导组”，缩写为UNLU）——由此将“内部”和“外部”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这些传单［阿语称之为巴亚纳或巴亚纳特（bayan / bayanat）］使用同样的措辞，之后大约每隔十天出现一次，从之前三份开始依次编号。它们通常呼吁举行抗议和罢工，结束占领，抵制以色列商品，鼓励受雇于以色列的警察和其他公职人员辞职。很多传单提及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和阿卜杜勒-卡迪尔·侯赛尼——或是重要日期，从《贝尔福宣言》发表之日到纳克巴之日。以色列、美国和约旦的“反动”和平倡议受到抨击。截至1989年年底，这样的传单总共又出现了43份。还有些传单由巴勒斯坦政治舞台的新成员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定期发布。这些巴亚纳特都是集中编写的，但其内容通过电话或传真传递，以便在不同的地方打印或刊发。[21]以色列人有时会突袭一家印刷店，没收打印机和传单，“辛贝特”也会制作假传单来制造怀疑和混乱。那些来源可疑的传单指控知名人士挪用公款或卷入个人纠纷，被视为以色列人的心理战。武装分子被警告不要以“联合民族起义领导组”之外的名义印发传单，以“阻止敌人……分裂……民族队伍，防止散播疑虑和互相猜忌之举”。[22]在纳布卢斯，印刷工们奉命交出墨水样本，以便确定传单背后的人。[23]

然而，由于以色列媒体在传单出现时就报道了它们的内容，因此分发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在拿撒勒和“三角地区”，有两份传单还是在同情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的帮助下印刷的。[24]

到1988年的第一个星期，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在加沙地带增加了两倍。加沙城里飘满了悬挂在电线杆上的小型巴勒斯坦旗帜；街道上石块遍布，空气中弥漫着轮胎燃烧的臭味和催泪瓦斯残余的辛辣味。它看起来像一个战区。以色列平息动乱的力度加大，开始计划大规模驱逐“恐怖组织的主要活动分子”，首当其冲的是贾布里勒·拉吉布等9个关键的中层人物，“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观点和作风对尚未从革命这所大学毕业的年青一代支持者和崇拜者的影响”。[25]国际上对这些举动的批评——这些举动根据《日内瓦公约》都是应当禁止的——都被以色列无视了。据报道，1月21日，拉宾公布了一项“武力、强力和殴打”政策，以替代实弹、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此前联合政府的“利库德”集团和工党两翼在内阁就持续的动荡进行了愤怒的争辩。根据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解释，颁布这项政策的理由相当简单粗暴：“被拘留者将在18天内被释放，除非当局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然后他可能会继续扔石头。但如果部队打断了他的手，他就一个半月都无法扔石头了。”一家美国电视台在纳布卢斯附近拍到，四名以色列士兵有组织地痛殴两名被绑住的巴勒斯坦人，打断了他们的胳膊；其中两名士兵后来被判处短期监禁，但其中一人告诉以色列电视台，这样的事情相当常见。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劳工拒绝为一名特拉维夫的木材商人工作，因为该商人接下了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订单，要制作1万根上漆的黄杨木警棍。[26]截至2月底，巴勒斯坦方已有80人死亡，650人受伤。

石之子

这次因提法达有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巴勒斯坦儿童发挥的作用，他们被编成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年幼的孩子们把汽油倒在轮胎上点燃，年长一些的孩子将大石头放在路上阻塞交通，或是制造并使用自制的吊索。青少年担当指挥角色，与观察员一同监视车辆和士兵的行动。“扔一块石头就能成为‘自己人’，击中一辆以色列汽车就能成为英雄，被捕且拒不承认自己做的事就能成为一个男人”，记者达乌德·库塔（Daoud Kuttab）解释道：

他们站在制高点，在士兵前进时指示投石者何时撤退，撤退多远。他们决定何时反击，何时还以大吼大叫和阵阵如雨而下的石块。这些领导者了解以色列武器的种类，能够区分橡皮子弹和真正的子弹。领导者……似乎还能判断士兵准备向空中还是向示威者开枪。[27]

这些“石之子”——他们通过叙利亚著名诗人尼扎尔·格巴尼的作品得以永世留名——是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的化身，还使以色列曾大力宣传并津津乐道的“大卫对战歌利亚”的形象中双方的角色彻底颠倒。他们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令以色列人很不自在。在国防军以实施宵禁或军事禁区的名义不对媒体开放的地区，巴勒斯坦活动者们提供了以色列人活动的录像带，从电视上看，以色列人行为残忍。安东·沙马斯对拉宾说：“巴勒斯坦人应该深深感谢将冲突最简单却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的人：要么和平，要么为土地而战（更何况，他还给‘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电视曝光）。”[28]另一名巴勒斯坦评论员解释道，用石头作为武器，“是回归伊斯兰的立场：石刑（rajm）或说向恶灵投掷石块，是麦加朝圣者在山顶上做的事”。[29]“石头是神圣的，”开始从叙利亚南部进行广播的地下电台《圣城之声》（Sawt al-Quds）告诫道，“要善用它。”[30]投掷石块成了这次因提法达“闻名世界的标志”。[31]

人们常把它与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已成为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试金石的大起义相比较，但基本不提1948年的惨痛记忆。这次因提法达的吸引力，在于它是由一个社会阶层和利益各不相同者的联盟，而非一个半封建阶级的精英领导的，因此其特征是“更大的民族团结和更多的政治智慧”。[32]广泛动员是另一个有目共睹的要素。它打破了性别、阶级和年龄的区分。“在拉姆安拉，一名中年职业女性在电视上收看了一个月示威活动之后，积极加入了一群堆路障的年轻男孩；在加沙一家医院，有个一只手被士兵打伤的百岁妇女，面对周围病床上其他被殴打者的掌声，没有牙齿的嘴里发出不屑的咕哝声。”[33]以色列检察官开玩笑称，抓住没有参加示威的中年超重巴勒斯坦旁观者，比抓那些参加了示威的年轻人要容易些。[34]历经多年的逆来顺受，人们在“联合民族起义领导组”的抵抗话语的推动下，对参与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起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创造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1988年4月发布的第15号传单宣称，“起义是一个曲折漫长的革命过程，它伴随着艰苦、牺牲和收入的减少，这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已经取得了成就，加强了我们所有人的民族团结。”[35]这些鼓舞士气的信息卓有成效。“将食物偷运到难民营和在街头及社区成立自发的群众委员会比暴力更重要，”一名激进派领袖认为，“人们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回归到实际问题。他们已经明白依赖是相互的，也更清楚自己有能力伤害以色列。”[36]

惊人的事实

反复不断的罢工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双双受损。平日里，共有12万来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人跨过“绿线”工作（提供了以色列总劳动力人数的7%）。对公交车的袭击和其他形式的恫吓给特拉维夫地区的厨房、汽修厂和建筑工地都带来了问题。一名有进取心的洗碗机推销员抓紧机会，最终说服了一家餐厅的老板买下一台洗碗机，因为往常的阿拉伯员工都离开了。在1988年5月即将到来之际，巴勒斯坦人被敦促“全面抵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定居点工作”，并在“绿线”内寻找替代的工作。还有一次，一份传单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工厂假惺惺地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为防止他们遭到报复而允许工人于罢工之夜在‘绿线’内过夜，就放松警惕，我们已有三名加沙的工人遇到这样的事情。”[37]而以色列国防军每天都会公布不顾局势天翻地覆，仍像往常一样上班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并强调此事的重要性。

对通敌者的攻击是这些动荡时期的另一个特征。《圣城之声》广播会通报有通敌嫌疑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字，其中许多人颇有名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并且失踪了，有时是“辛贝特”以及军方的上线给他们配发了武器，有时是他们被重新安置在杰宁附近一个旧约旦军营里。位于特拉维夫哈雅肯街（Hayarkon Street）美国大使馆旁的一家破破烂烂的旅馆，成了一些更有价值的通敌者以新身份移居国外之前的临时藏身处。1988年2月下旬，穆罕默德·阿亚德（Mohammed Ayad）被杀，他持有以色列人颁发的枪支执照，这相当罕见。他在杀死一名4岁儿童并打伤另外13个逼近他家的人后被绞死在盖巴提耶。[38]这次行动在一份传单中被誉为“给背叛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人一个教训”。[39]另一份传单给出了通敌者的地址，并力劝“突击队”“清洗那些将灵魂和尊严出卖给占领者，背叛人民和家园的人形成的内部污秽阵线”。[40]9月发生的一系列凶杀案——受害者包括一个参与土地交易但无足轻重的罪犯和一个在监狱里告密的人——似乎反映了“辛贝特”的胜利，它曾在因提法达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手忙脚乱，但随后就重建了线人网络。杀戮通敌者是这场起义的一个特征，常被用来与1936年至1939年大起义的黑暗面做比较。

因提法达第100天即将到来时，已有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同时，以色列也因伯利恒的一名士兵被枪杀而初次感受到因提法达之痛。随后在3月30日，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集体纪念“土地日”，表达了对同胞的声援，维持了这种势头——“联合领导组”的第11号传单就是专为此次活动打造的。然而警方没有处理以色列境内的抗议活动——“绿线”两侧不同的应对流程构成了鲜明对比。拜尔塔阿一半位于以色列，一半位于西岸；以色列一侧风平浪静，而就在几百米外，因提法达烽火燎原。[41]

以色列人在大规模叛乱的新挑战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在对抗更为熟悉的巴解组织的地下战斗时则较为轻车熟路。2月，“摩萨德”特工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Limassol）的一辆汽车里设下炸弹，杀死了3名巴解组织的官员。这3人是“被占领家园指挥部”的军官，曾参与策划袭击[42]并在美国的压力下被驱逐出约旦。[43]第二天，一艘希腊渡船因附着水雷失去了行动能力，上面乘坐的是计划前往海法支持因提法达的巴勒斯坦活动家——这与20世纪40年代犹太难民船遭到英国海军封锁颇为相似。报复很快就来了：3名从埃及入境的巴勒斯坦枪手劫持了一辆开往迪莫纳（Dimona）核电站的公共汽车，并在射杀3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后被杀死。之后那个月，以色列人再次发动攻势，杀气腾腾。

长臂管辖，长串子弹

在国防军和“摩萨德”的联合行动中，特种部队被一路派往突尼斯，暗杀了阿拉法特的军事指挥官哈利勒·瓦齐尔，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吉哈德。瓦齐尔之所以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负责占领区的事务，以色列人认为他是该组织与因提法达之间的关键一环，凭借对当地情势的了如指掌，为因提法达提供财政和后勤方面的保障以及政治指导。“阿布·吉哈德是这场自发运动的领袖和流亡中的大脑，”一名巴勒斯坦的崇拜者这样评价，“他勤勉工作、有条不紊、大公无私，是最佳人选。”[44]以色列人则牢记他谋划了1978年的沿海公路大屠杀。[45]两名消息灵通的以色列专家注意到，“在战略层面上，消灭阿布·吉哈德差不多只是因提法达的附带事件，这当然没有让军队摆脱在那些领土上陷入的困境”。[46]暗杀事件后，抗议随即爆发，至少有16名巴勒斯坦人被军队射杀，这是因提法达发生以来情况最糟糕的一日，宵禁则几乎遍布整个约旦河西岸。将近25年后，以色列才允许发表一份经过长期审查的采访，承认对阿布·吉哈德被暗杀一事负有责任；被采访者是一名军官，他以“一长串射击”，在阿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别墅中，在其妻子惊恐的注视下杀死了他。[47]巴勒斯坦人事后的说法表明，瓦齐尔死后，阿拉法特得以更直接地控制占领区的事务。[48]到5月初，起义已进行了半年之久，共计180人身亡，7 500人被拘留，其中许多人被关押在内盖夫新开的条件恶劣的凯齐奥特（Ketziot）拘留中心，它被戏称为“安萨尔三世”（Ansar Ⅲ）[49]，因为其监狱设施都是以色列人在黎巴嫩用过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然屡见不鲜的抗议活动露出颓势，或是以色列的反制措施起了任何作用。

以色列镇压的方式近乎荒谬：伯利恒大学的农学家亚德·伊沙克（Jad Ishaq）在与同事们合作销售种子和农业设备并分发关于“后院农事”的建议时，受到了民政部门的警告。为响应“联合领导组”经济自给自足、抵制以色列商品的号召，中年巴勒斯坦主妇们掀起了一股厨房园艺的热潮，开垦贫瘠的土地。一份希伯来杂志刊登了一个关于它的故事，题为“拉宾与黄瓜的对决”（Rabin versus the Cucumber）。巴勒斯坦人努力从购自以色列基布兹的18头奶牛身上挤出“因提法达奶”。军队试图没收这些动物，但它们被藏在拜特萨霍（Bet Sahour），包括当地屠夫的家里。多年后，一部动画片[50]再度讲述了这个故事。[51]据说巴勒斯坦裔美国心理学家穆巴拉克·阿瓦德（Mubarak Awad）启发了非暴力抵抗占领的行动。

巴勒斯坦人的代言者们在这段时期颇为自得。“如果以色列人说巴勒斯坦人累了，那他们说对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重要支持者称：

但以色列人比我们更累。我相信，这次起义有了新的形式。我们深信必须尽量减少对以色列人的依赖。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消除它。在群众委员会和替代性组织中，我们对于占领之下的可能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是因提法达的独到之处。

然而，这种信心有时似乎被夸大了：在以色列警察局工作的巴勒斯坦人辞职后，市政当局雇用的另外1.8万名巴勒斯坦人并未随之离开。[52]

随着这场消耗战的持续进行，其政治后果开始凸显。1988年6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紧急首脑会议上，阿拉伯领导人承诺“竭尽所能”支持因提法达，每月追加2 300万美元由巴解组织单独掌握的资金，这意味着约旦的地位下降了。会议还赞成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与之前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截然不同，当时巴勒斯坦问题被置若罔闻。7月下旬，侯赛因国王恼怒而疲倦地宣布他将从西岸“抽身”。这意味着解散约旦议会下院，取消占领区人民的代表权，约旦13亿美元的西岸开发计划也就此搁浅（尽管截至1987年底，它在项目上仅花费了1 170万美元，部分原因是难以向海湾国家捐助者筹集资金）。[53] 1974年拉巴特首脑会议上，约旦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尽管它的姿态，尤其是与以色列暗通款曲已久的历史，早已使这种正式立场名存实亡。相互猜忌依旧十分严重。现在，即使国王的手下对阿拉法特在美国及以色列坚定的反对之下进行谈判的前景深表怀疑，约旦也决然不会向以色列人提供解决方案。侯赛因也没有询问手足无措的巴解组织，生怕落入陷阱。但阿拉法特开始认真思考应对之道。[54]然而，改变的想法已然萌生。巴萨姆·阿布·谢里夫（Bassam Abu Sharif）是阿拉法特最亲近的顾问之一，也是一个擅长宣传的人，在这个夏天已经有了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的念头。[55]在东耶路撒冷，法塔赫的费萨尔·侯赛尼在结束行政拘留前后曾与以色列“鸽派”接触，探索与巴解组织的对话。侯赛尼起草了一份文件，呼吁按照联合国1947年11月划定的边界——这在当时遭到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断然拒绝——单方面宣布巴勒斯坦的独立。

1988年10月，以色列大选在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举行。然而，因提法达并未成为竞选活动的重点，因为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这对民族团结政府中貌合神离的伙伴，需要共同为政策负责。拉宾吹嘘自己杀掉、绞死和赶走的阿拉伯人比任何“利库德”的国防部长都要多。即便是最最鹰派的“利库德”部长阿里埃勒·沙龙，也觉得难以用对阿拉伯人“软弱”为理由攻击拉宾。选举投票前夕，巴勒斯坦人向杰里科郊外的一辆公共汽车投掷汽油弹，一名以色列妇女和她的3个婴孩被烧死。这是因提法达开始以来对平民最恶劣的一次袭击。尽管已有约3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手，但这次事件才使以色列犹太人明白这场冲突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一名候选人警告道：“哈瓦特迈赫[56]、哈巴什、阿拉法特和贾布里勒，以及其他所有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将在他们的巢穴中等待……徘徊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期待希蒙·佩雷斯胜选后把以色列带回1967年的边界，担心伊扎克·沙米尔领导的‘利库德’会脱颖而出且立场坚定。”[57]在选举中，工党铩羽而归，宗教党派则获益颇丰——另一个团结联盟建立起来，这回由“利库德”集团主导。弱小的和平阵营也有少许收获。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以色列面临的头号挑战。

一个国家诞生了

甚至在以色列新政府组建完成前，巴解组织就在因提法达的成果和牺牲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巨大飞跃。它明白以色列可能会来吞并，自己需要抢在这之前填补约旦“抽身”后留下的真空——还要向美国发出改变的信号。[58] 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隆重地称之为“因提法达与独立大会暨英烈阿布·吉哈德纪念会”。阿拉法特正式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而以色列建国和纳克巴已经过了四十年。这是一个里程碑般的时刻，该宣言在政治上、法律上和情感上都是应运而生。它由广受赞誉的巴勒斯坦“桂冠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撰写，参考了1947年11月的联合国分治决议。宣言没有明确承认以色列，尽管其附件中提到了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而这项决议一直被视为对以色列的承认。无论结果好坏，它都实现了在以色列旁边独立的愿望。对一些失落的老兵而言，这不过是一种投降行为。“感谢上帝，我父亲没有活着目睹今天，”1948年的难民沙斐格·豪特评论道，“如果他问我，他的家乡雅法在我们刚刚宣布成立的这个国家里算什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59]该声明也将巴勒斯坦称为“三个一神信仰所在的土地”——对宗教多元化持宽容认同的态度，而不像1968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盟约”那样，用毫不妥协的语言痛斥“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巴勒斯坦人掌握了主动权，占据了道德高地。

宣言发表当天，以色列部署了数千人的军队来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庆祝活动，并把媒体赶开。约旦河西岸正值最美的初冬时节：浅色杏花在石山梯田上熠熠生辉，一袋袋饱满的绿橄榄等着被运送。在纳布卢斯南部的哈瓦拉，一名老农民跟在他的驴子后面蹒跚而行，并未发觉戴着头盔在路旁露营的士兵，也没发现头顶上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绿、红、白三色的碎片。表面平静之下，激动人心的震颤显而易见。“我们一直说想要和平，而现在我们听到了来自阿尔及尔的消息，”一个干瘦的甜品小贩在声明被宣读的地方附近喃喃低语道，那时是下午4点30分，这是巴解组织最新的传单为公众选定的庆祝时刻，“我们有一个国家，以色列也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60]以色列的军队被派驻到整个东耶路撒冷，试图让阿拉伯人自由的钟声沉寂下去。随后，在阿布托尔（Abu Tor），一道孤零零的烟火划过夜空。在伯利恒和其他地方，供电被切断，以防人们在电视上观看这一事件。

以色列拒绝承认事态有了进展。官方发言将该声明斥为“语焉不详、故弄玄虚……用来掩盖暴力和（巴解组织）诉诸恐怖主义的事实。任何单边举措都不能取代协商解决，任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由于缺乏合理、现实且追求和平的领导者而使巴勒斯坦人屡屡遭受的悲剧”。沮丧的以色列官员打趣道，“巴解组织”的首字母PLO开始代表“爱好和平的组织”（peace-loving organisation）的含义了。然而阿拉法特的立场得到了回报，因为巴解组织看起来是温和的，以色列则是顽固的。能言善道的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最近当选“利库德”集团议员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抽调来协助公关工作。“我们正处在巴解组织的宣传攻势中心”，内塔尼亚胡说：

全世界都在关注阿拉法特要说什么话，但他们忽略了巴解组织的总体战略，那是一项分步铲除以色列的政策。他们是把和平宣言当作战争的工具来签署的。他们发布了一系列含糊其词、拐弯抹角却在西方媒体圈反响热烈的声明——这些声明在普通人耳中，意味着巴解组织真正发生了改变并接受了以色列，然而你若仔细看看这些陈述，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61]

以色列勉强接受了大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一事实。然而它最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认为巴解组织符合被承认的条件；若是承认，美国就能抛下1975年的承诺，即在该组织承认以色列并放弃恐怖主义前不与之打交道。

一个月后在日内瓦，阿拉法特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在美国的压力下，经过欧洲的斡旋，他在联合国总部明确表示，接受“中东冲突的各相关方拥有和平而安全地存在的权利……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这包括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及其邻国……我们完全并彻底地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恐怖主义、团体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62]所有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都簇拥在收音机前聆听他讲话的现场直播。翌日——在美国人抱怨其中挥之不去的模棱两可之处并与同僚密集磋商后——他向800名记者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信息，并在总结新闻发布会时说：“够坦诚相见的了。”[63]于是美国随即宣布，准备与巴解组织代表举行“实质性对话”。[64]两天后，第一次会谈在突尼斯展开。伊扎克·沙米尔斩钉截铁地回应：以色列不承认巴解组织，也不会与之谈判。他坚称，那是一个“旨在侵蚀我们民族的存在、毁灭以色列国的恐怖组织”。[65]以色列的情绪中混杂着戒备和仇恨，以及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真实”意图的怀疑。“他们曾经说要把犹太人扔进大海”，沙米尔说：

他们（世界上其他人）就说犹太人是英雄。如今他们不再这么说了。现在他们谈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目前得到同情的是巴勒斯坦人。但一切都没有改变。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22个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但他们只有一个问题多多的小国家。大海还是同一片大海，目标也还是同一个目标。[66]

这不是沙米尔最后一次如此表述。

走进哈马斯

并非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乐于见到巴解组织路线的改变。在巴解组织数算因提法达带来的成果，做出承认以色列的历史性举措的同时，政治地图显然也在发生变化。在这场起义之前的10年里，早已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发展壮大，它在加沙被称为伊斯兰会社（al-Mujamma al-Islami）。1978年萨达特倡议提出后不久，该组织获得了以色列的非正式承认，并由谢赫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领导，他是一名寡居难民母亲的儿子，身有残疾，需要坐轮椅。与其他伊斯兰运动一样，它受到了1979年伊朗革命和穆斯林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的影响。但不同于巴解组织，亚辛的重点不是打击以色列，而是通过建立清真寺、学校、医疗机构、慈善组织和幼儿园来推广伊斯兰教——“早早播下种子，以期心、智与灵的丰收”。[67]然而，这就某些方面而言是虚假的区别，因为政治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当压迫变得沉重，”亚辛喜欢用他高亢尖厉的声音说，“人们就开始转投神明。”[68]

以色列人起初仿照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做法，支持让伊斯兰主义者来制约巴解组织和共产党人，至少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8年伊斯兰大学在加沙成立，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紧张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也没有被捕，即便被捕也会最先获释，这非常惹人注意。1980年，伊斯兰会社成员烧毁了资深左翼民族主义者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医生在加沙运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办公室。咖啡馆和录像店成了最常遭受袭击的目标，伊斯兰大学强制实行了性别隔离。1981年，穆兄会在西岸和加沙的学生组织竞选中击败了法塔赫。穆兄会活动家们得以“逍遥法外”地行动。[69] 1986年6月，贾巴利亚难民营发生袭击事件。当原教旨主义者在营地里肆虐时，有居民报称看到一辆满载着“辛贝特”特工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以色列人说这些事情是内部问题，”一名巴解组织的支持者抱怨道，“别人给他们干脏活，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插手呢？”[70]以色列并没有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炮制”一场伊斯兰运动，尽管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可以利用它对法塔赫施加压力。然而，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亚辛于1984年被捕，因持有武器和爆炸物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他在一年后就被释放了，作为一次俘虏交换的一部分条件。[71]“原教旨主义者确实削弱了加沙巴解组织的力量，”以色列作家泽埃夫·希夫（Zeev Schiff）和埃胡德·雅里（Ehud Yaari）注意到，“但他们很快就在灌输极端狂热方面超越了它；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比民族主义者在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任何热情都要有威胁得多。”[72]伊斯兰主义者因其保守的虔诚、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获得了支持，他们的行动创造了团结感和尊严感——也增强了对占领的抵抗。以色列人担心的，是加沙出生的难民法特希·什卡奇（Fathi Shikaki）创立的规模更小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 movement）。它与法塔赫密切相关，支持武装解放巴勒斯坦全境，同伊朗也有联系。而且它组织严密，有着复杂的结构和秘密通信方式。1987年5月，6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囚犯在加沙监狱上演了一出越狱大戏，并在发动了数次袭击后举枪自尽，引起四方哗然，他们英雄殉道者的身份超越了该组织与敌对派系的政治分歧。“我乐于见到有原教旨主义者将反占领作为首要任务，”阿卜杜勒-沙菲在提到双方的纠葛时以犀利但变通的口吻说，“我们的分歧可以先搁置一旁。”[73] 11月，以色列人驱逐了该组织的精神导师阿卜杜勒阿齐兹·乌达（Abdulaziz Odeh）谢赫。

1987年年底，一个新的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出现了，它由亚辛领导，其支持者因起义而变得更加激进了。据哈马斯后来的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所说，该组织其实早已秘密成立，所以它12月中旬的第一份公报意味着“宣布诞生而非诞生”。[74]它会对罢工和其他不与“联合领导组”协调一致的活动做出明确指示。其措辞多处引用《古兰经》，宗教性强，宽容性弱——叫犹太人猴子、猿人——并且毫不妥协。纵观因提法达的整个过程，哈马斯都比“联合领导组”要强硬。“我们烈士的鲜血不应被遗忘”，1988年1月的一份传单写道：

每一滴血都会变成“莫洛托夫鸡尾酒”[75]，变成定时炸弹、路边炸药，撕烂犹太人的肚肠。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清醒。你们这些给犹太人供出年轻人的名单并监视其家庭的人，马上回头，立刻忏悔。那些在背叛中死去的人只能怪罪自己。[76]

哈马斯明确表示，穆斯林价值观是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太人问：没有外界的支持，这些人还会行动吗？”一份传单上这样说：

他们预计1967年以后长大的那一代人会是卑微而懦弱的，是伴随着大麻和鸦片、歌曲和音乐、海滩和妓女长大的，是被占领的一代，是被囚禁和甘心失败的一代。但人民已经觉醒。穆斯林人民正在为尊严复仇，恢复往昔的荣耀。不要让步，（不要让出）哪怕是来自巴勒斯坦土壤的一粒尘埃。[77]

这些观点被编入1988年8月出版的哈马斯纲领，预备作为巴解组织盟约之外的备选方案。[78]它的36条条款将这一运动定义为穆斯林兄弟会的羽翼，致敬烈士伊兹丁·卡萨姆，并将巴勒斯坦形容为“赐予穆斯林直到审判日”的宗教馈赠（waqf）。面对“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篡夺”，不能交出它的任何部分。解放它是一种宗教义务。“除‘圣战’外，巴勒斯坦问题毫无解决办法。倡议、提案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答应让自己的未来、权利和命运任人摆布。”它提到的反犹理由包括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犹太人对法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负有责任，犹太人操纵媒体，以及俄国的著名伪书《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描述的，犹太人图谋扩张至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它反对巴解组织支持的——尽管从未正式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国家”。[79]亚辛本人的观点更加谨慎，但他对未来的憧憬却是一清二楚的。“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国家是不够的，”他宣布，“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生活在巴勒斯坦，一个伊斯兰国家。”[80]不出意料，哈马斯——尽管因为领袖和激进分子被逮捕、驱逐而削弱——也会坚决反对阿拉法特在这重要的一年即将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妥协。

[1] Guardian, 18 January 1989.

[2] Judea, Samaria and the Gaza District, pp. 6–7.

[3]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88/jun/02/understanding‑the‑uprising/0.

[4] Geoffrey Aronson, Israel, Palestinians, and the Intifada, p. 322.

[5] F. Robert Hunter,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p. 37.

[6] Aryeh Shalev, The Intifada: Causes and Effects, p. 19.

[7]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316.

[8] 德迪·祖克尔（Dedi Zucker，生于1948年），以色列前政治家，和平主义者。——译者注

[9] Salim Tamari, The Palestinian movement in transition: historical reversals and the uprising,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0 (2), 1990–1991.

[10] Don Peretz, Intifada: Palestinian Uprising, p. 37.

[11] Shalev, Intifada: Causes and Effects, p. 33.

[12] Muhammad Muslih,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1990, pp. 3–29.

[13] Amira Hass, 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p. 48.

[14] Peretz, Intifada, p. 39.

[15] Shalev, Intifada: Causes and Effects, p. 13.

[16] Andrew Gowers and Tony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p. 356–8.

[17]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14.

[18] David Landau, Arik, pp. 240–41.

[19] Hunter, Palestinian Uprising, p. 59.

[20] Guardian, 19 December 1987.

[21] Peretz, Intifada, p. 92; Shaul Mishal, Speaking Stones.

[22]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p. 148, 172.

[23] Guardian, 12 February 1988.

[24]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ntifada, p. 171.

[25] Guardian, 8 January 1988.

[26] Guardian, 26 January 1988.

[27] Peretz, Intifada, p. 86.

[28] Anton Shamma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1 March 1988.

[29] Said Aburish, Arafat, p. 206.

[30] Guardian, 30 January 1988; Kirsten Nakjavani Bookmiller and Robert J.Bookmiller, Palestinian radio and the intifad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4), 1990, pp. 96–105.

[31] Ted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 173.

[32]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 172.

[33] Zachary Lockman and Joel Beinin (eds.), Intifada, p. 35.

[34] Ori Nir, Ketem shel Anana Kala, p. 97.

[35]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88.

[36] Guardian, 26 January 1988.

[37]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133.

[38] Guardian, 25 February 1988.

[39] Guardian, 2 March 1988.

[40]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127.

[41] Riyadh Kamel Kabha, Shtay Gadot leWadi, pp. 60–61.

[42]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30.

[43] Schiff and Yaari, Intifada, p. 228.

[44] Aburish, Arafat, p. 203.

[45] Ian Black and Benny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pp. 468–72.

[46] Schiff and Yaari, Intifada, p. 164.

[47]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admits‑to‑top‑secret‑operation‑that‑killed‑top‑fatah‑commander‑abu‑jihad‑in‑1988/.

[48] Aburish, Arafat, p. 208.

[49] 安萨尔，黎巴嫩南部村庄，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在此设立过一个规模较小的拘留中心。——译者注

[50] 指动画片《18头奶牛》（The Wanted 18）。——译者注

[51]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11/qa‑middle‑east‑powerful‑army‑chasing‑18cows‑151111094846819.html.

[52] Guardian, 3 June 1988, 10 June 1988.

[53] Nigel Ashton, King Hussein of Jordan, p. 250.

[54] Gowers and Walker, Behind the Myth, pp. 381–91.

[55] Bassam Abu Sharif, Arafat and the Dream of Palestine, pp. 163–8.

[56] 纳耶夫·哈瓦特迈赫（Nayef Hawatmeh，生于1938年），1969年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分裂组建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并担任总书记。——译者注

[57] Guardian, 31 October 1988.

[58]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23.

[59] Shafiq a‑Hout, My Life in the PLO, p. 232.

[60] Guardian, 16 November 1988.

[61] Guardian, 13 December 1988.

[62]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24.

[63] Al‑Hout, My Life, p. 240.

[64] Aburish, Arafat, p. 215.

[65] Guardian, 14 December 1988.

[66] Guardian, 25 January 1989.

[67] Beverley Milton‑Edwards and Stephen Farrell, Hamas, p. 10.

[68] Guardian, 8 September 1988.

[69] Jeroen Gunning, Hamas in Politics, pp. 33–4.

[70] Guardian, 3 June 1986.

[71] Milton‑Edwards and Farrell, Hamas, pp. 42–51.

[72] Schiff and Yaari, Intifada, p. 224.

[73] Guardian, 26 October 1987.

[74] Mouin Rabbani, Khalid Mishal: the making of a Palestinian Islamic leader,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7 (3), 2007–2008.

[75] “莫洛托夫鸡尾酒”指土制汽油弹或燃烧瓶。——译者注

[76]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202.

[77] Mishal, Speaking Stones, p. 206.

[78]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hamas.asp.

[79]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31.

[80] Guardian, 8 September 1988.

第十七章
1988—1990

一切都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死亡之语。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

拉长绳索

198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以色列出了名沉默寡言的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乘坐直升机从耶路撒冷飞往一个可以俯瞰纳布卢斯的军营，而纳布卢斯是巴勒斯坦人因提法达的中心，也是西岸最大的城镇。在泥泞的山坡上，他遇见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备役伞兵，这些伞兵痛苦地告诉他，他们不得不做些脏活来镇压起义。“为了将命令贯彻到老城区，我们必须对无辜的人残忍施暴，”一名士兵说，“我每天都会违反军队规定——这让我变弱，让他们变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因提法达。”沙米尔蜷缩在一件蓝色大衣里，在刺骨的寒冷中一边无动于衷地听着沮丧的话语，一边用手指叩着面前的桌子。“我们讨厌这些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他后来愤怒地喊道，“因为他们逼着我们杀死阿拉伯孩子。”西岸军事指挥官阿姆拉姆·米茨纳的大胡子下掩藏着尴尬的神色。[2]

新的一年，局面并无缓和。“联合领导组”呼吁让事态升级一天，以纪念法塔赫1965年首次对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之日。13名巴勒斯坦激进人士被驱逐到黎巴嫩，这表明以色列决心继续挥舞铁拳，哪怕巴解组织取得了外交成果且国内士气低落。汽油弹还在燃烧，宵禁也在实施。大约在同一时间，叙利亚支持的反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战略的组织穿过黎以边界，发动了数次袭击。这些人试图破坏阿拉法特与美国刚刚建立的关系，并表明至少还有他们没有放弃武装斗争。对沙米尔感到愤怒的也不只是以色列士兵。就在几天前，这位“利库德”领导人在位于纳布卢斯附近的哈布拉查（Har Bracha）定居点视察时受到诘问并被称作叛徒，因为他曾承诺为那里一名被枪杀的犹太出租车司机报仇。他们要求以色列果断采取行动，镇压起义，并改善定居者的安全状况。但在撒马利亚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担忧：就算是铁石心肠的“利库德”领导人，也会屈服于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与巴解组织谈判。

沙米尔在美国人的催促下确实提出过在西岸进行选举的议案——选出那些愿意就自治问题和以色列商谈的巴勒斯坦人——但他拒绝与巴解组织展开任何谈判，也不同意拆除任何定居点。阿拉法特反对选举，认为只要占领还在持续，选举就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反应都符合一种熟悉的模式——美国外交官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在记录中称：“以色列人试图把方案的范围限制得很小，因为他们推测（这一推测是对的）我们为了让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接受它，势必会借题发挥，甚至加以篡改，而阿拉伯一方总试图从我们提出的方案中谋取最大利益。”[3]左翼和中间派的以色列人希望己方能对对方的转变做出更有意义的响应。以色列国防军一份情报分析遭到泄露——这被归咎于工党——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这份情报分析警告以色列不能忽视巴解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并预测美国将继续施压，迫使以色列采取实质性举措，直接进行谈判。沙米尔对此事的否认被指责是在撒谎，而这也并未鼓舞民心。[4]“以色列就像一个从30楼跳下来的人，”另一个部长开玩笑说，“经过5楼窗户的时候说‘目前为止一切都安好’。但他还来得及打开降落伞吗？”

沙米尔的选举提议是以结束暴力为前提的。同时，以色列也在寻找应对因提法达的新方法。5月，以色列无限期地禁止加沙人在“绿线”内工作，以回应合作者被杀、一名搭便车的士兵被绑架后遇害，以及另一名士兵失踪的事件，后一名士兵也可能是遭绑架后被杀了。虽然这项禁令最终只持续了几天，但这一严厉的措施意在对巴勒斯坦工人施压，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是加沙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5]这项禁令似乎是要关上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阀，让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现在，因提法达只会越来越壮大，不会减弱，”一名来自汗尤尼斯、衣衫褴褛的巴勒斯坦工人被警察从特拉维夫一个工地连人带铺盖赶出后坚称，“如果你把绳子拉得太长，它就会断开。他们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不会互相帮助吗？在因提法达期间，还没有人饿死。以色列人说他们没有我们也行，但我不信。”此举导致非阿拉伯工人需要立即顶上加沙人的缺口。[6]与此同时，哈马斯的创始人谢赫亚辛与他的亲密战友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Abdelaziz al-Rantisi）以及250名支持者一同被捕，理由是该组织涉嫌造成那两名士兵的失踪。这是伊斯兰主义组织逐渐成为以色列心腹之患的证明。不久后，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被正式宣布为非法。

整个夏天，因提法达、国际外交和以色列变幻不定的国内政局危险地交织在一起。6月，纳布卢斯附近又有一名定居者被杀，沙米尔承受了更多来自右翼的怒火。在受害者的葬礼上，总理遭到推挤和辱骂，人们一边号哭一边高喊“叛徒”和“阿拉伯人去死”。阿里埃勒·沙龙念诵卡迪什（kaddish），即犹太人对死者的祷告词，表达了他个人的悲痛，同时也在实现政治野心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继续他反对巴勒斯坦选举计划的竞选。沙米尔警告，如果分歧加深，就有内战的风险。“这不是内战或失序的问题，”沙龙反驳道，“我们掌握着一切，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只是说‘我们会摧毁对手’。我们必须摧毁对手。”[7]几天后，沙米尔向鹰派低头，终结了所有残留的模棱两可，宣布他不会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定居点建设也将继续——这令他的选举计划濒临破产。巴解组织谴责以色列破坏实现和平的努力。有一幅漫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小个子的沙米尔耀武扬威地举起他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巨大的沙龙则带着钥匙大步走开。之后不到24小时，一名来自加沙努萨拉特难民营的年轻人在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上高喊着“真主至大”（Allahu akbar），抓住一辆公交车的方向盘，迫使它开出公路掉入峡谷，造成14名乘客死亡。肇事者幸存下来，告诉调查人员他是在报复以色列士兵殴打他的亲人。这一骇人听闻的新式袭击，是自1978年沿海公路屠杀以来以色列境内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8]随后在西耶路撒冷，几名阿拉伯人被赶下公交车并挨了打。美国“犹太自卫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创始人、布鲁克林出生的拉比梅厄·卡赫（Meir Kahane）领导着极右翼种族主义组织“保卫犹太人联盟”（Kach，即“卡奇”运动），该组织的激进分子袭击了一群左翼以色列妇女，她们正在举行反对镇压起义的守夜祷告。与此同时，沙龙公开呼吁“消灭”阿拉法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丹·肖姆龙（Dan Shomron）则受到公开批评，米茨纳将军也因对因提法达的处理而受到批评。据报道，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肖姆龙在读英国历史学家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描写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权威著作《野蛮的和平战争》（A Savage War of Peace），还给手下的高级军官分发了几本。那场战争令善于思考的以色列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在于，尽管法国军队在军事上远强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但这种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反殖民起义者的胜利。

打破恐惧的藩篱

巴勒斯坦人以轻蔑掩盖了艰辛。在被占领土上，流行歌曲和诗歌赞美着牺牲和团结，颂扬着跨过“恐惧的藩篱”、背水一战的感觉。耶路撒冷作曲家穆斯塔法·库尔德（Mustafa al-Kurd）的专辑《巴勒斯坦的孩子》（Children of Palestine）中的《石头、洋葱和一桶水》（Stoneand Onion and a Bucket of Water）等曲目，透过磁带响彻大街小巷，唤起了人们对因提法达头一年那些吸引了全世界目光并激励了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示威的记忆。[9]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持续上升。6月，以色列调整了封锁政策，要求任何越过“绿线”的人都要持有新发行的磁性身份证，此举加大了经济压力。被释放的囚犯及被行政拘留者不予发放。武装人员大量没收证件，迫使巴勒斯坦人不顾此举会带来的经济困难，抵制以色列。而在伯利恒附近的拜特萨霍村，以色列人将财物充公，以代替未付的税费——这引起了美国媒体对巴勒斯坦人充满同情的报道，因为不免要与波士顿倾茶事件[10]进行比较。[11]

另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是对通敌者的殴打和谋杀。它凸显了代表巴解组织一派并为之说话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与坚持安全为重的年轻激进分子之间的鸿沟，后者使用响亮的漫画英雄名字如“黑豹”（Black Panthers）、“红鹰”（Red Eagles）等等，为因提法达的“打击部队”（Striking Forces）命名。还有些人只被称为“蒙面人”（almulathamin）。莎巴赫·卡纳安（Sabah Kanaan）因为被控卖淫和通敌，在纳布卢斯老城被人用刀、斧和铁棍杀害。“辛贝特”会在毒贩和妓女中以威逼利诱的方式招募间谍。巴勒斯坦人常常碰见这种情况。而当一名为安全部门工作的加沙皮条客在特拉维夫贫民窟杀了7个人时，以色列人才罕见地一窥占领的阴暗面。[12]

通敌者往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的，这或许是因为凶手知道巴勒斯坦目击者不大可能做证。在一起案件中，一个带着消音手枪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进纳布卢斯市中心的警察局，枪杀了一名公开与军队和“辛贝特”共事的巴勒斯坦人，此人身上携带的乌兹冲锋枪和步话机足以证明其通敌的事实。当天晚些时候，同一把武器又杀死了一名躺在医院病床上、受伤且无助的通敌者。在拉姆安拉，一个名叫苏卜希·阿布高殊（Subhi Abu Ghosh）的青年男子被伪装成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枪杀，杀手可能来自部队代号为“樱桃”（Duvdevan）的国防军密探队伍“伪阿拉伯人”（mistaravim）。他们驾着西岸牌照的汽车来到咖啡厅，由一个公认的通敌者陪同，这个通敌者的任务是认出他们要找的通缉犯。在雅比德，通敌者带着以色列人发放的枪支公开巡逻。[13]他们被视为可攻击的对象。“政客阶层无法控制‘打击部队’的行动，”东耶路撒冷的一名活动家表示，“我们很清楚，（以色列人）接连不断的逮捕浪潮在当地领导层中造成了真空，年轻人因而得以主动做出他们认为英勇的或民族主义者该做的事。”[14] 1989年9月，由于恐慌不断蔓延，当约旦河西岸一个小村庄中的四人即将因通敌被杀时，巴勒斯坦高层政治人物出手干预了；这些人幸免于难后，答应洗心革面，与以色列人断绝联系。被视为阿拉法特本人代表的费萨尔·侯赛尼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来制止杀戮。但这种现象是此次低强度战争无法避免的附带结果。“我们可以自己调查通敌者，因为我们已经在以色列人的监狱里学会了怎么审问，”“黑豹”的一名年轻激进分子表示，“我很尊敬费萨尔·侯赛尼，可我想提醒他，通敌者告发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侯赛尼没有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不能确定谁是通敌者。我们才是知情人。”[15]截至1989年12月因提法达两周年，据估计共有150名巴勒斯坦人被怀疑是通敌者。以色列方面的发言人常说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的告密者。还有5万名巴勒斯坦人曾被投入监狱。到1989年，约有1.3万人被监禁，其中1 800人未经审判就被行政拘留。[16]

除了巴解组织与美国人之间步履维艰的对话外，起义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或具体政治成果，其本身也变得像例行公事。国际媒体的报道对于吸引人们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极其重要，但渐渐地，它们热情不再，主要因为整个1989年期间，东欧改天换地的剧变是一出更为新颖的戏剧。但媒体能传递信息，也会误导。电视摄像机捕捉着无休止的冲突，但很少拍摄那些仍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那些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或是不在意“绿线”那边零星骚乱的以色列人，尤其是特拉维夫地区的以色列人。“那些领土上的情况被搁置了，或者说被压制了，就公众兴趣而言已经处于边缘角落。”新成立的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卜采莱姆”（Informatio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名为B’Tselem）指出，“那里的各种故事……过去曾是电子媒体和纸质媒体的头版头条，如今只有简短的报道，或是降到报纸后面几版上”。[17]以色列人虽然的确付出了经济代价，但填补巴勒斯坦工人的空缺使犹太人失业率下降，外国工人的迁入也使经济情况有所缓解。1989年6月，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有约90%在以色列工作，但来自西岸的仅有56%。[18]尽管局势紧张，生活仍在继续。在耶路撒冷，犹太出租车司机开到城镇东边时，仪表盘上铺着卡菲耶，而开到西边的阿拉伯司机会贴出支持贝塔队（Beitar）的海报，这支当地足球队因歌颂种族主义而闻名。很难确定这场起义对以色列内部政治产生了多大冲击，但有些事情显然已经改变了。“这场起义的成就是，”《新消息报》的专栏作者纳胡姆·巴尔内亚（Nahum Barnea）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评论道，“曾经安于现状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现在对现状非常不满。”[19]

“现在就和平”？

以色列和平阵营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点。“现在就和平”运动是在1977年萨达特倡议发表后作为一个群众运动产生的，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变得更为重要。然而在因提法达前夕，该运动已经萎靡不振了一段时间。它支持工党“领土折中方案”的模糊承诺，但对跟巴解组织打交道持谨慎态度：以色列资深反战人士阿比·内森（Abie Nathan，1966年他曾驾驶一架名为“沙洛姆”[20]的飞机前往埃及，试图去见纳赛尔）因会见阿拉法特而被关押，这显示了拥护和平的风险。直到1988年11月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在阿尔及尔公布，“现在就和平”才站出来呼吁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21]有些犹太和平活动家与费萨尔·侯赛尼和其他耶路撒冷的法塔赫支持者成功建立了密切联系。现在双方的接触已不仅限于规模小但影响大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现在就和平”组织也在其列，双方都表示要致力于反对暴力、结束占领。侯赛尼和其他法塔赫成员还会定期参加与以色列人的公开会议。[22]“现在就和平”自身也受到了更小、更激进的团体的挑战，如戴拉基布什（Dai laKibbush，意为“占领已经够了”）、耶什古尔（Yesh Gvul，“这里有道边界”），它们要求结束占领，支持那些拒绝在占领区服役的士兵（通常是预备役），尽管人数始终不多。在因提法达的头几个月里至少产生了40个新的抗议团体。“黑衣女子会”（Women in Black）开始每周夜祷，招来了司机和路人的辱骂，人们将她们比作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上的阿根廷母亲[23]。其他以色列鸽派也提供了实际帮助，一群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重建西岸拜塔村（Beita）被军队摧毁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因为此前一名犹太移民女孩在一次有组织的徒步旅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示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方式）中遇害而被毁的。监狱和看守所外的抗议人群已是不足为奇了。[24] 30名退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将领和另一些高级军官、安全部门官员成立了“和平与安全委员会”（Council for Peace and Security），提出占领约旦河西岸不再有军事必要性。

然而，对异议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在1989年12月因提法达两周年之际，国营的以色列广播管理局（Israel Broadcasting Authority）禁播了两首希伯来语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待遇和以色列对其处境的漠然态度提出了抗议。当“卜采莱姆”对120名巴勒斯坦儿童的死亡表示关切时，伊扎克·拉宾刻薄地回答说该组织还不如写信给他们的父母。[25]但死亡的犹太人还不到20名——比任何一个月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要少，而且不到阿拉伯人死亡人数的1/20。对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来说，他们后院的战争仍然“像发生在遥远大陆上的战争”。[26]政治上，以色列政府依旧没有什么重大举动。这一点在1989年的最后一天尤为明显，那天沙米尔解雇了前“利库德”成员、当时已是工党的科技部部长的埃泽尔·魏茨曼，因其未经授权就与巴解组织接触；沙米尔此举令团结政府陷入了危机。魏茨曼曾通过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艾哈迈德·提比（Ahmed Tibi）这位中间人建议巴勒斯坦人接受以色列的西岸选举方案。就在同一日，警察异常严厉地镇压了耶路撒冷一次有序的“现在就和平”集会，紧张局势加剧。一位与会者回忆时说：“这一回，巴勒斯坦示威者和以色列示威者无差别地经受了警察的暴力镇压，他们都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感到摸不着头脑。”[27]独立左翼分子穆斯塔法·巴尔古提（Mustafa Barghouti）后来回想起这次集会，认为它是巴勒斯坦人和温和派以色列人共同希望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双方冲突的高潮。[28]

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萨利·努塞贝得出结论，因提法达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状况：

虽然它使以色列充分认识到占领的代价和负担，虽然它也迫使国际社会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巴勒斯坦人希望通过这一进程，在与以色列相邻的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由和独立……但它整体的政治结果却是炼狱般的现实：巴勒斯坦人既不能获得梦寐以求的独立，也不能完全融入以色列。换句话说，他们既无法逃出以色列，也无法在其中得到平等。[29]

沙米尔的阐释更是一针见血，他认为与巴勒斯坦人相互妥协根本是白日做梦。在他毫不妥协的观念里：

因提法达不是一次示威，不是对于失望的自发宣泄，也不是温和抵抗。这是一场针对以色列人和希望与我们和平共处的阿拉伯人的战争。它在根本上是反对以色列存在的斗争的延续，直接目的是把我们推回1967年的界线内，并在我们离开的地方建立另一个（原文如此）巴勒斯坦国……（它）没有使我们的基本情况产生任何改变，反而凸显了冲突攸关存亡的本质。[30]

[1] Yehuda Amichai, Memorial Day for the War Dead.

[2] Guardian, 20 January 1989.

[3]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p. 55.

[4] Guardian, 17, 21 March 1989.

[5] Don Peretz, Intifada: Palestinian Uprising, p. 99.

[6] Guardian, 19 May 1989.

[7] Guardian, 21–22 June 1989.

[8] Guardian, 5, 6, 7 June 1989.

[9] Arthur Neslen, In Your Eyes a Sandstorm, pp. 207–12.

[10] 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Affair），1773年12月16日，北美殖民地人民为反对英国《茶税法》，坚持“无代表不纳税”，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湾，该事件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

[11] Cate Malek and Mateo Hoke (eds.), Palestine Speaks, p. 165.

[12] Guardian, 1 November 1989.

[13] Guardian, 29 September 1989.

[14] Guardian, 28 June 1990, 15 July 1989.

[15] Jerusalem Post, 3 July 1992.

[16]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158.

[17] B’Tselem,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1990–1991, p. 12.

[18] Peretz, Intifada, p. 151.

[19] Guardian, 8 December 1989.

[20] 沙洛姆（Shalom），犹太人问候语中意为“平安”。——译者注

[21] Zachary Lockman and Joel Beinin (eds.), Intifada, pp. 232–45.

[22] Hillel Cohen, Palestinian armed struggle, Israel’s peace camp, and the unique case of Fatah Jerusalem, Israel Studies 18 (1), 2013, pp. 101–23.

[23] 五月广场母亲，20世纪70年代至今，阿根廷妇女为寻找被军政府抓捕的孩子，每周四都戴着白色头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游行。——译者注

[24] Guardian, 25 May 1988.

[25] Guardian, 5 February 1990.

[26] Peretz, Intifada, p. 159.

[27] Michel Warschawski, On the Border, p. 128.

[28] New Left Review 32, March–April 2005.

[29] Sari Nusseibeh, What is a Palestinian State Worth? p. 205.

[30]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pp. 180–82.

第十八章
1990—1991

因提法达……改变了一切。它开辟了新前景、新词汇、新视野和新现实。它让人们能够相信，正义或许已经实现。

——拉贾·谢哈德[1]

误会重重的海湾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成了中东和更大范围地区地缘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受害者，这不是第一次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领导的联盟对这个海湾国家的解放、亚西尔·阿拉法特拥抱萨达姆·侯赛因以及战后一系列外交活动，都影响了与以色列的冲突。令巴解组织尤为担忧的是，苏联解除了最后一道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这再度有力地肯定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存在的价值，一批新移民也投向了它的怀抱。巴勒斯坦人却是不幸的，伊扎克·沙米尔宣布，成千上万的新来者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大以色列——暗示解决方法是在占领区建立更多定居点。在沙米尔看来，苏联人“许给了我们比原先所期待的更强大、更光明且更快实现的未来”。[2]阿拉法特则在已成为惯例的新年贺词中宣称，巴勒斯坦距离建国不过“一箭之遥”。[3]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倦怠和以色列日益起效的反制措施，因提法达正逐渐退出舞台。但屠杀仍在继续。1月，有1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杀害，但有15人死于认定他们是通敌者的其他巴勒斯坦人之手。2月，9名以色列游客在埃及的一辆公交车上被埋伏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枪手杀害。这提醒人们，暴力纵能在一地被遏制，也无法在各地都被铲除——巴勒斯坦人阵营内部亦是天差地别。3月，以色列摇摇欲坠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因为巴勒斯坦选举计划而崩溃了。它的接替者看来必然会更为右倾。

随后发生了更多流血事件。1990年5月，一名身穿军裤的以色列人带着一把M16步枪来到特拉维夫南部里雄莱锡安的“奴隶市场”路口，冷酷无情地射杀了7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那一天结束时，另有8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的暴力事件中丧生，大多数受害者都来自这两个地方。枪手阿米·波珀（Ami Popper）在开火前要求检查受害者的身份证——这是“绿线”两边都习以为常的老规矩。波珀不是一名现役士兵，也不像许多阿拉伯人所指责的那样听命于以色列政府（这表明了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敌人有多狠毒）。尽管如此，在其他国家，疯狂的枪手一般会随机杀死受害者，而在以色列，发疯的犹太人看起来仅仅针对阿拉伯人。虽然以精神失常为由提出了申辩，波珀仍因谋杀罪被判处数倍于寿命长度的监禁。一名以色列记者听到有人声援毫无悔意的杀手后失望地表示：“我感到整个国家都立在一片薄薄的、易碎的地壳上，在它之下，翻涌着一股令人胆寒却无法挽回的仇恨的岩浆。”[4]谋杀事件不单重新点燃了因提法达的热情，还使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出离愤怒，并在拿撒勒等地引发了示威游行。“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受教育，但我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决定明天来这里的苏联犹太人，”知名历史学家阿德尔·曼纳抱怨道，“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5]约旦难民营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阿拉法特呼吁联合国部署军队保护巴勒斯坦人。

然而，阿拉法特自身的地位在5月份遭到沉重打击，当时“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受伊拉克支持的特立独行的巴解组织团体，曾于1985年劫持“阿基莱·劳伦号”游轮——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海上突袭。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从利比亚一个基地出发的：在以色列直升机的追击下，一支小队乘快艇登陆了阿什杜德（Ashdod）附近的海滩；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度假者，在他们的围观下，全身黑衣的枪手争先恐后地奔向不远处的沙丘。4名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被以色列军队所杀，12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未遂袭击中被俘。其余人等在更往北一些的海上落网。以色列利用这一事件声称，巴解组织及其所有组成团体仍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要求美国终结与巴解组织的对话，而与美国建立的联系正是因提法达最大的成果。几天后，经过漫长的协同磋商，一个新的“利库德”政府在伊扎克·沙米尔的领导下再度执政。政府中没有任何工党的代表，且吸纳了雷哈瓦姆·泽维的极右翼政党祖国党（Moledet），该党公然主张将巴勒斯坦人“转移”出国以解决冲突。美国与巴解组织的对话中止了。

进入萨达姆时代

1990年5月，巴格达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集中讨论了其中一些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苏联向以色列移民的激增，以及由于科威特出口廉价石油、阻碍伊拉克经济复苏而导致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巴勒斯坦人主要关注萨达姆·侯赛因提供的支持。这名伊拉克独裁者自1988年结束与伊朗长达八年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一直努力重申巴格达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并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同年4月，萨达姆警告称，若以色列对哪个阿拉伯国家造成威胁，他将“烧毁半个以色列”——毫不掩饰，让人想起他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动——此话导致了地区局势的升温。阿拉法特在过去的一年里与萨达姆走得更近了，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对因提法达慷慨解囊，远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贡献。阿拉法特起初参与了阿拉伯方面对科威特问题的斡旋，但在巴解组织与美国的对话中断以及伊拉克8月入侵科威特后，阿拉法特公开表态支持巴格达。萨达姆随后巧妙而讽刺地将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和叙利亚从邻国黎巴嫩撤军作为自己从科威特撤军的条件。在阿拉伯人眼里，美军被迅速派遣到沙特阿拉伯，以及组建联军——“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以解放科威特的努力，与以色列被默许占领巴勒斯坦领土23年，甚至连联合国都不加以制裁，形成了鲜明对比。

几周之内，支持伊拉克的示威便在约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萨达姆被誉为“阿拉伯主义的象征”，或是勇于挑战西方的新“萨拉丁”。安曼的工匠们用伊拉克的侯赛因导弹的橄榄木雕纪念品替代了传统的耶稣诞生场景和骆驼的模型，而赞扬萨达姆的歌曲销量超过了麦当娜最新的专辑。根据一项民意调查，84%的西岸人将萨达姆视为英雄，尽管只有58%的人支持其入侵科威特。巴勒斯坦人还在以色列境内发起了抗议活动。

这场危机的风头彻底盖过了因提法达。伊拉克民族主义歌谣的磁带取代了常在东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门出售的激动人心的巴勒斯坦赞歌。对一些人来说，萨达姆将科威特与巴勒斯坦相联系是使其敌人陷入窘境的一着妙棋。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勒斯坦人对“巴格达屠夫”（Butcher of Baghdad）的同情正中以色列政府下怀：有人说巴勒斯坦人正在“露出真面目”。它还激怒了支持犹太-阿拉伯对话以及与巴解组织谈判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埋葬了和平进程，”温和派的工党议员约西·萨里德（Yossi Sarid）埋怨道，“他们完全摧毁了自己的道德依据。如果支持谋杀数千名库尔德人的凶手是合理的，那么支持沙米尔、沙龙和拉宾也许没那么可怕。与萨达姆·侯赛因的罪行相比，以色列政府的举动如积雪一样洁白。”[6]但巴勒斯坦人不屑一顾。“我们还能失去什么？”比尔泽特大学的一名讲师问道，“我们的领袖大多关在监狱里，没有入狱的也不允许出国，不在国外的则被软禁。我们的城市因宵禁而封闭。我们的人民无法工作。西岸数万人已失去生计。”[7]效忠于法塔赫的赛义卜·埃雷卡特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正经受磨难：“身为温和派，我们也都明白。我们已然两手空空。所有大门都当着我们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中东地区出现了真空而萨达姆·侯赛因出色地填补了它。我们认为沙米尔能理解萨达姆的话。”[8]

沙米尔的国防部长、低调的摩西·阿伦斯在新政府中取代了工党的拉宾，他严格管控开火指令，命以色列国防军集中保护主要道路和定居点，除非必要，否则不进入巴勒斯坦村庄和难民营，从而使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并因此在以色列广受好评。然而，预言因提法达结束还为时尚早。9月，一名以色列士兵遭到石头袭击，后来在加沙难民营被活活烧死，严重冲突再度爆发。军队以拓宽一条经常发生袭击的狭窄道路为名义，拆毁了那里的房屋和商店。

谢里夫圣所的流血事件

1990年10月，紧张局势在因提法达开始以来暴力事件最为严重的一日达到顶点——这也是耶路撒冷自1967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日：2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杀害，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事发地位于谢里夫圣所/圣殿山，这里如1929年时一样敏感。如此多的死亡人数和来自阿拉伯诸首都的愤怒回应都可能会为海湾危机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该事件的起因是巴勒斯坦人向相邻的哭墙边的犹太信徒头上扔石块；巴勒斯坦人称，他们是在自卫，抵御极端犹太团体“圣殿山忠诚者”（Temple Mount Faithful）策划的一场仪式，那是“一个由犹太狂热分子和哗众取宠者组成的小团体”，[9]他们想在此处为一座新的“犹太圣殿”奠基但未获得许可，而这些人据说已经抵达附近的粪厂门[10]，就在老城外边。边防警察意识到对面人多势众时惊慌失措，大多数遇难者是被他们用实弹射杀的。费萨尔·侯赛尼被捕，占领区的村庄和难民营全部实施宵禁。[11]“这些子弹都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买的。”许多死伤者都被带到了马卡赛德医院（Maqassed Hospital），一名巴勒斯坦外科医生穿着血迹斑斑的长袍怒吼道：

我想在这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像他们为了科威特而出现在沙特阿拉伯那样。如果这里有危险的是石油，他们什么都肯做，但巴勒斯坦人的血不值钱。以色列人正带着一百万来自苏联的犹太人像蝗虫一样蚕食我们的土地。我觉得对此真正的回应，应该是来自伊拉克的芥子气。那才是他们在这里能理解的语言。

以色列拒绝与联合国代表团合作，自己对杀戮事件进行了内部调查，将之归咎为“阿拉伯极端分子寻衅滋事”。[12]两周后，在平静的西耶路撒冷城郊住宅区巴卡，一名来自伯利恒的巴勒斯坦泥水匠持刺刀杀害了3名犹太人，显然是为圣殿山的死者复仇。这个社区深受重创，而它是许多“现在就和平”活动者的家园。紧随其后的其他随机袭击事件又为不祥的猜忌气氛火上浇油，意味着以色列曾强调的它那“团结和永存的资本”切切实实地分崩离析了。11月，“卡奇”运动领导人、拉比梅厄·卡赫的葬礼——他在伦敦被一名埃及出生的枪手所杀——吸引了两万人参加。许多人身穿黄色的“卡奇”T恤，咒骂“左派”犹太记者，高呼要以阿拉伯人的鲜血来为他报仇。[13]

1990年12月，因提法达三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人依旧前途未卜。“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哈马斯的支持者以及法塔赫的一些内部人士都竭力宣称武装斗争已然恢复。哈马斯被控在雅法杀害3名犹太人，随后其数百名支持者被捕。法塔赫重要的忠实支持者拉德万·阿布·阿亚什（Radwan Abu Ayyash）承认：

这非常诱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和宗教人士，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些罪行，想要报复。但在国际上，我们通过因提法达获得了许多进展，如果回归武装斗争，我们就会失去这些，而我们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如果我们使用枪支，它将不再是因提法达，而是一场战争。以色列人想要战争。这个决定正中他们下怀。[14]

拉贾·谢哈德质疑道：“石头能让我们走多远？我们能用石头赶走他们整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吗？难。”[15]另一些巴勒斯坦温和派则承认，他们正与现状脱节，影响力渐弱。“现在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米老鼠一样的角色，”一名左翼的演讲者感慨道，“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学生对这些刺杀感到那么高兴。这跟政治毫无干系。他们只是觉得以色列人正在自食恶果。”“联合领导组”最新的传单呼吁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歌颂“殉难行动”。看来，橄榄枝已经枯萎了。[16]

不久之后，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萨达姆·侯赛因就让以色列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尽管是以一种陌生的方式。1991年1月17日是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于当天开始，伊拉克遭到大规模空袭。伊拉克立即向特拉维夫和海法发射了8枚“飞毛腿”（Scud）导弹——尽管它们装备的是常规弹头，而非化武弹头。意志出了名地坚定的沙米尔被美国人说服，没有进行报复，因为如果以色列打击伊拉克，就会导致埃及、叙利亚或许还有沙特阿拉伯脱离反萨达姆联盟。当月早些时候，沙米尔曾与侯赛因国王在伦敦秘密会晤，国王表示不会让第三方利用约旦袭击以色列，沙米尔则承诺以色列不会侵犯约旦领空。[17]按照耶路撒冷的官方说法，以色列的优势在于克制和着眼于长远利益。共有39枚“飞毛腿”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美国的“爱国者”反导装置被用于拦截，但收效有限。“飞毛腿”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和两人死亡，另外还有11人戴着防毒面具时死于心脏病或窒息。到了晚上，特拉维夫，一个号称“永不停歇”的城市，在以色列的宵禁下突然如同一个西岸城镇。

占领区实施了六周全面宵禁，但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人依旧兴高采烈，他们听到空袭警报响起时拍手称快，在屋顶上欢呼雀跃。这招致了以色列媒体充满敌意的报道，尤其是当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在西岸分发少量防毒面具时——这是海湾战争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小插曲。“落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导弹让巴勒斯坦人欣喜若狂，”《话语》评论道，“即便他们事后发表了略带悔意的声明，伤害也已造成。经过多年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是没有谈判，随后海湾战争露出了微笑背后的利齿。”[18]萨利·努塞贝解释了其中缘由，试图减少损失：“虽然战争的爆发非常令人遗憾，但萨达姆重申了阿拉伯人能够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观点。如果说巴勒斯坦人在看到导弹从东射向西时感到高兴，那是因为他们在过去40年里都看着导弹朝相反方向飞去。”[19]一周后，书生气的努塞贝在“辛贝特”长期试图将他与因提法达的领导工作扯上关系后，因涉嫌向伊拉克传递关于导弹袭击地点的信息被拘留六个月。这项指控引起了“嘲弄和轻蔑”，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提醒巴勒斯坦温和派忘掉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这回事。[20]

科威特危机从开始就表明了阿拉法特对萨达姆的支持是一次严重误判。战争刚结束，就有约3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科威特和沙特，导致繁荣的移民社区被摧毁，还造成被占领土的经济状况严重困难，越发依赖以色列作为生计来源。巴解组织受到的损失估计有1.33亿美元。这造成了开支的急剧削减和东耶路撒冷报纸如《黎明报》和《人民报》等的停刊。该组织出售了1.25亿美元的地产，用于支付工资、养老金和福利救济。[21]由于巴勒斯坦人对伊拉克的认同，以色列内部局势剑拔弩张，就是否应该允许巴勒斯坦工人在导弹袭击期间进入防毒庇护所爆发了争论。新规则也制定出台，要求所有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持有个人出境许可证。[22]

随着“战争之母”[23]的结束，以色列显然从各事件中获得了政治收益；外交部官员甚至提出，这个国家正享受着自1967年激动人心的日子以来所能得到的最大支持。“以色列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融入西方联盟”，倍感焦虑的拉贾·谢哈德指出：

于是我们很快就被定义为“他者”。他们，是文明的保护者；我们，就是野蛮、嗜血成性、支持用化学武器杀害无辜平民之人。这让我想要大叫：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想杀害无辜平民，我们只是想活下去。以色列还要剥夺我们多少东西？它夺去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传承，现在还有我们的声誉，使我们在世人眼中成了残忍好杀、反人类的战争贩子。[24]

但长期来看这也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以色列已被边缘化为美国的战略资产，”萨利姆·塔迈里（Salim Tamari）表示，“当美国、西方与阿拉伯世界重新开始打交道时，以色列将面临巨大压力。”[25]

新的世界秩序？

人们的期待有多高，其不切实际的程度或许就有多高。尽管如此，海湾战争一结束，美国外交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乔治·H.W. 布什总统为了追求他曾豪言为“新世界秩序”的目标，重申将努力解决自科威特危机前就已搁置的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在战后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对自身产生了少有的脆弱感，同时还对萨达姆继续掌权且他的庞大军队多半完好无损感到愤怒，而这些感受眼下都转化为对战争可能还要继续的焦虑不安。1991年3月6日，布什向国会宣布，他想让阿以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在耶路撒冷，没有人能忘记前一年夏天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简明扼要的警告：以色列人知道白宫总机的电话号码，如果他们想跟巴勒斯坦人讨论和平问题的话。这呼应了1967年摩西·达扬的评论。如今，贝克领导的行动意在于“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该原则从未被“利库德”集团接受，虽然它声称已准备好谈判。贝克身负的使命高调而又前景黯淡，在他抵达以色列前一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西耶路撒冷的一个公交车站刺死了4名以色列妇女，这表明情绪并未有所缓和。以色列警方报告称来自加沙的袭击者将这起杀戮说成是“向贝克发出的讯息”，[26]尽管他还号称是在为一名死于因提法达中的兄弟复仇。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坚定了美国人的看法：把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至少比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要容易得多。第二天，6名从约旦潜入以色列的枪手在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冲突中丧生。费萨尔·侯赛尼和其他与美国国务卿进行“激烈”会谈的巴勒斯坦名人坚称，只有巴解组织能够代表他们。萨利·努塞贝在未经审判就被拘留后于牢房中听说，“贝克并没有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根魔杖，用美军把伊拉克人从科威特赶出去的那种技巧和速度来结束占领”。[27]耶路撒冷的美国总领事馆外，以色列右翼分子高举示威标语：“贝克，跟侯赛尼到屋顶上跳舞去吧。”

然而，詹姆斯·贝克的会晤开启了近20年来最雄心勃勃的争取阿以问题和平解决的行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首次被包括了进去。在3月至10月期间对中东的八次访问中，美国特使——用希蒙·佩雷斯的说法，“一个驾轻就熟的施压者”[28]——为1991年11月的马德里和平会议奠定了基础。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放弃了他长期以来要求任何此类会议都要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主张，于是阿拉伯方面的主要障碍得以消除，这一让步突出了冷战结束的显著影响。埃及和约旦紧随其后。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巴解组织不会出席，但其意见和立场将由阿拉法特授权的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传达。巴解组织起初反对如此，但最终接受了。阿拉法特看起来压力重重，他对着副手们喋喋不休，甚至据报道曾殴打一名高级顾问，因为在突尼斯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直通的电话线路，他被迫通过美国和塞浦路斯转接的烦琐连线与巴勒斯坦谈判小组保持联系。[29]以色列坚称该代表团不能包含来自东耶路撒冷的代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东耶路撒冷人以主要代表团的“顾问”身份出席。

巴勒斯坦人民强烈抵制以色列强加的方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哈马斯也均表示强烈反对。遭到杀害的疑似通敌者越来越多，这一事实表明政治领导人似乎已与激进分子的情绪脱节，而这是危险的。4月在纳布卢斯，一群年轻人公然鞭打一伙小偷。曾长期在以色列监狱服刑的法塔赫活动家、诗人阿德南·达米里（Adnan Damiri）感慨道：“起义的梦想已然成为一场梦魇。”达米里1991年6月在《黎明报》发表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关于这个问题和起义其他消极方面的公开讨论。但以色列加强外交攻势，成了美国人最难攻克的障碍。一名高级官员回忆时说，耶路撒冷弥漫着“暴躁而分裂的”情绪。[30]以色列只希望举行会议开幕式，然后与各个阿拉伯国家单独进行双边谈判，认为这样能将外部压力降至最低。沙米尔既要面对阿里埃勒·沙龙和其他强硬派同事的异议，也对美国公开谴责定居点建设在“加快步伐”感到担忧。在贝克第三次访问前夕，信仰者集团的定居者们悄悄溜进了西岸新址勒瓦瓦（Revava）的预建房屋——一名工党议员将该举动比作“在贝克的飞机上安放炸弹”。此举被普遍归咎于沙龙，于是他在访问华盛顿时相应地受到了布什政府的冷落。[31]该问题以一种异常令人不安的方式逐渐发酵：以色列请求美国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担保，帮助解决苏联移民问题，美国表示要延迟回应。这是自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美国政府首次用以色列改变政策为条件来提供财政援助。

马德里的会议

众所周知，马德里会谈是孤注一掷的豪赌：就在会议前夕，载着以色列定居者的大巴在西岸一条偏僻的公路上遭到枪炮袭击，造成两人遇难，另有五人受伤。定居者们赶赴特拉维夫的一场集会，促请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交出领土的要求。布什轻描淡写地将这些人称为“不情愿且不安的参与者”。[32]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只有在西班牙东道主是否同意将查理五世杀戮摩尔人[33]的巨幅油画从胡安·卡洛斯国王（King Juan Carlos）壮丽的王宫（Palacio Real）[34]中移走一事上争吵激烈。[35]从1991年10月31日开始的会议是一场引人注目的仪式性事件，引来了媒体的热烈报道，并在这三天里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布什总统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总统都在重要讲话中提到了前几个月内全球发生的重大变化。“谁都不能低估这个挑战的重要性，”布什说，“我们希望结束的，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斗争。每一条失去的生命，每一次义愤填膺，每一场暴行，都深深地铭刻在这个地区人民的心灵和历史中。”但很显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是主要焦点。来自加沙的资深民族主义者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医生带领着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费萨尔·侯赛尼是总负责人。阿拉法特的高级心腹纳比勒·沙斯（Nabil Shaath）也在现场，与突尼斯和苏联协调立场并向记者说明情况。正在访问摩洛哥的阿拉法特还在最后关头下令修改阿卜杜勒-沙菲的讲话稿。[36]

将巴解组织排除在外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把戏，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此举才被视为谈判继续进行的必要条件。侯赛尼看上去弯腰驼背、心力交瘁，他抱怨“美国和平团队为谈判量身定制的套装很不合身”。[37]柔声细语的阿卜杜勒-沙菲不愿装腔作势，却以其沉静庄严而备受瞩目。他要求结束占领，同时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不求在事后追究罪行，也不想为过去的不义报复，而是渴望使公正的和平成为现实。”他表示，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过渡阶段，前提是临时安排不会转化为永久状况”。他同样不满将巴解组织排除在外，但他还是服从了会议的基本原则，仅仅提到了“我们民族认同和统一的象征”。他巧妙地利用以色列人内部真实存在的分歧，告诉他们：“我们看到，你们为自己的子女变为盲目和暴力占领的工具而痛苦万分。我们确信，你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曾为孩子们设想过这样一个角色，而孩子在你们的心中是未来的塑造者。”长期的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敌人，阿卜杜勒-沙菲所说的话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相较之下，伊扎克·沙米尔听上去毫不妥协，而且对阿拉伯人的意图深表怀疑。毕竟，他甚至曾在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的议会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他的讲话既不为外交辞令所动，也不含任何或许能由积极的氛围、私人的交际和协商的动态引起变化的迹象。以色列代表团的会议是在“困惑、疑虑，甚至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惴惴不安”的情绪中举行的。[38]总理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漠不关心；他告诉一位同事自己在戈尔巴乔夫开幕致辞时睡着了。沙米尔宣称，以色列只是在与那些排斥它并拒绝承认犹太国家合法性的阿拉伯人寻求和平。问题“不是领土，而是我们的存在”，他说，“若是讨论主要聚焦于领土，那将是令人遗憾的。这是走进死胡同的最快途径”。沙米尔的回忆录中引述了他对阿卜杜勒-沙菲的回应，他这样评论：“在你们称之为占领的境况下，任何误入阿拉伯村庄的犹太人都面临生命危险，甚至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在以色列的每个城镇和村庄自由行走。”[39]沙米尔可谓短视的化身。其他以色列人都察觉了正在发生的变化。“我看到巴勒斯坦代表团兴高采烈地到来……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在中东的会议桌上，享有跟其他参与者同等的地位，”一名官员注意到，“巴解组织只是通过代理参与，新的真正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组成了巴勒斯坦代表团，使一个饱受战乱、追寻尊严和免于占领的民族的国际形象有所好转。”[40]

双方都通过当时仍属于新媒体的卫星电视，抓紧机会现场宣传造势：叙利亚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Farouk al-Sharaa）展示了一张20世纪40年代沙米尔作为“斯特恩帮”恐怖分子被英国警察通缉的照片；赛义卜·埃雷卡特穿着漂亮的西装，头上戴着卡菲耶；比尔泽特大学的文学教授哈楠·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也是一名女性基督徒——成了圆滑世故、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甚至被称为“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的阿巴·埃班”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望尘莫及的对手。一名参与者后来承认，事实上以色列的主要努力就是“为以色列的政策提供可信的公关解释”。[41]巴勒斯坦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至少就公关而言，马德里会议在海湾战争造成的部分伤害的恢复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消除了“他们外在力量的巨大差异和国际地位的不对等”。[42]在拉姆安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游行支持他们在西班牙首都的代表。西岸洋溢着欢欣鼓舞之情。他们收获的不只是正面形象和媒体的好评。从外交角度来看，马德里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制定了双轨制框架：一条是以色列和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之间的双边谈判，另一条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轨道——这是一次真正富有历史意义的创新。诚然，这些轨道最初只是“崎岖不平、未曾铺就的道路”。[43]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终点。但两者最终都带来了进展，尽管是以截然不同、意料之外的方式。

[1] Raja Shehadeh, The Sealed Room, p. 54.

[2]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p. 207.

[3]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39.

[4] Guardian, 26 May 1990.

[5] Guardian, 23 May 1990.

[6] Guardian, 21 August 1990.

[7] Amos Elon, A BloodDimmed Tide, p. 213.

[8] Guardian, 30 August 1990.

[9] Elon, Blood-Dimmed Tide, p. 192.

[10] 粪厂门（Dung Gate，又名Mughrabi Gate或Silwan Gate），耶路撒冷老城城门之一，靠近哭墙。——译者注

[11] Guardian, 9, 10, 11, 12 October 1990.

[12] Guardian, 27 October 1990.

[13] Guardian, 3 November 1990.

[14] Guardian, 12 October 1990.

[15] Shehadeh, Sealed Room, p. 30.

[16] Guardian, 8 December 1990.

[17]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pp. 497–501.

[18] Davar, 30 January 1991.

[19] Guardian, 23 January 1991.

[20]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p. 321–5.

[21]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12 (4), 31 December 1993.

[22] http://www.btselem.org/freedom_of_movement/closure.

[23] 萨达姆曾称海湾战争将成为“所有战争之母”（the mother of all battles），以警告美国领导的联军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译者注

[24] Shehadeh, Sealed Room, p. 121.

[25] Guardian, 16 February 1991.

[26] Guardian, 11 March 1991.

[27] Nusseibeh, Country, p. 339.

[28]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316.

[29] Said Aburish, Arafat, pp. 235–6.

[30] Eytan Bentsur, Making Peace, p. 115.

[31] Guardian, 16–17 April 1991.

[32]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548.

[33] 摩尔人（Moors），指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北非等地信奉伊斯兰教的族群，曾征服并统治西班牙，15世纪末天主教西班牙统一，摩尔人被迫改信或被驱逐出境。——译者注

[34] 此处指马德里王宫（Palacio Real de Madrid）。——译者注

[35]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229.

[36] Bassam Abu Sharif, Arafat and the Dream of Palestine, pp. 221–3.

[37] Yair Hirschfeld, TrackTwo Diplomacy, p. 98.

[38] Bentsur, Making Peace, p. 121.

[39] Shamir, Summing Up, p. 241.

[40]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199.

[41] Bentsur, Making Peace, p. 121.

[42] Meron Benvenisti, Intimate Enemies, p. 153.

[43]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317.

第十九章
1992—1994

是“勇敢的和平”，还是“巴勒斯坦版《凡尔赛和约》”？

拉宾归来

1992年6月，伊扎克·拉宾率领工党赢得了以色列大选。随后发生的事件将赋予这次胜选以重大意义，但即便在当时，他的获胜也像是一座关键的里程碑。拉宾在国内外都给人一种粗鲁军人的印象，人们认为他十分可靠，但目光短浅。他也不是鸽派人士。在年长的巴勒斯坦人的印象里，他是1948年从吕大和拉姆勒驱逐了数千人并在1967年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的人。二十年后，他作为国防部长，对因提法达的回应是要“打断（惹是生非者的）骨头”。他的第一任总理任期因丑闻戛然而止，并在次年“利库德”集团破天荒的选举胜利之后黯然失色。在党内领导权之争中击败希蒙·佩雷斯后，他对中间派选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1992年选举运动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拉宾在这方面审慎行事，提出给予巴勒斯坦人自治权，暂停部分定居点建设，但仍反对在被占领土的人口稠密地区设立他所谓的“政治性”边远定居点。在其他方面，他的策略似乎是模糊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之间的差异，以吸引游离选民。

1992年上半年，马德里会议制定的轨道尚无明显变动。沙米尔的对策仅仅是拖延时间。当后续会谈在华盛顿展开时，以色列人起初拒绝参加，除非另一方由约旦人主导，以免给予巴解组织任何独立地位。美国人退居次席。在乔治·H.W. 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里，詹姆斯·贝克不愿意再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建立和平的重重困境中投入更多资金。[1]谈判终于开始时，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又引发了无可避免的紧张态势。“上次我结束华盛顿会谈回到杰里科时，他们给我看了一块在我离开时还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我回来时就是以色列的了，”与会代表赛义卜·埃雷卡特抱怨道，“如果这种行为持续下去，不久后我们的选民就会让我们待在国内。”[2]巴勒斯坦团队因“几乎一文不值的”计划而受挫，阿拉法特来自突尼斯的事无巨细的管控也令他们苦恼。阿拉法特认为——也许他是对的——美国人或以色列人正在窃听他的电话，他希望向任何在听的人表明，没有他的许可，巴勒斯坦就不会让步。[3]

暴力事件屡屡打断和谈。就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愿意参加更多会谈时，以色列用直升机刺杀了真主党领袖谢赫阿巴斯·穆萨维（Sheikh Abbas al-Musawi）及其妻儿，此事发生在以色列境内一个国防军营地的3名新兵被杀害之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进行的四轮谈判只产生了关于如何临时自治的互不相容的草案。在耶路撒冷的外交部，一名官员将会谈进展报告折成纸飞机沿走廊投掷。[4]当沙米尔的两个极右翼联盟伙伴高歌猛进时，这位“利库德”领导人却没有获得多数席位：他对新一轮选举迫在眉睫的第一反应，是承诺继续建设定居点。[5]他许诺，“领土妥协的观念将像噩梦般消失”。[6]沙米尔后来透露了他的目的：如果再次当选，他会将谈判拖延10年，努力使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增加到50万人。“我不相信多数人支持‘大以色列’，但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他说，“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无法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7]

拉宾虽是险胜，但结果是决定性的，相对于投给“利库德”集团及其右翼和宗教盟友的58名议员，他获得了62名议员的支持。这还是以色列人自1984年以来第一次打破导致团结政府产生的那种僵局，这种政府只能就一些基本共识达成一致，当难题摆上台面时，它就会倒下。推动定居点建设的以色列复兴党销声匿迹；极右翼反教权主义政党抉择党欣欣向荣，但“犹大和撒马利亚”游说团没有代表。拉宾的联合政府包含了新成立的中偏左政党梅雷兹，该党在120人的议会中拥有12个席位，以及具有温和倾向的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政党沙斯[8]。拉宾保留了国防大臣的职务，并让他的老对手希蒙·佩雷斯担任外交部长。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温和务实的政府，是中偏左翼梦寐以求的政府。美国为资助苏联犹太移民提供的贷款担保，在沙米尔领导期间一度搁置，拉宾上任后获准通过。该政府在第一拨行动中，宣布正在冻结犹太定居点的住房合同，尽管“自然增长”和已经开展的项目仍获准继续实施——这一重要限定条件丝毫没有缓解巴勒斯坦人的猜疑和以色列右翼本能的敌意。当政府公布进一步的限制条件时，定居点领导者斥之为“一个用心险恶、背信弃义的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大规模打击”。他们使用了煽情而夸张的语言。对定居点部分批准、其余削减的政策甚至被比作“纳粹在死亡集中营里的挑挑拣拣”。[9]沙米尔称现状为“一场噩梦”。大约在同一时间，以色列国防军一路追捕法塔赫持枪者到纳布卢斯的纳贾赫大学，由此引发的一场可能严重恶化的危机最终和平解决，为期四天的令人紧张的包围也以费萨尔·侯赛尼与以色列军方官员之间的协商结束。

厚望与鸿沟

人们对阿以关系发生积极改变的期望罕见地高涨。1992年8月底，当第六轮马德里会谈在华盛顿重启时，就连叙利亚发言人也赞扬以色列“合理”“建设性”的新态度。为建立信心，拉宾取消了对11名巴勒斯坦活动家的驱逐令。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谈判代表不再使用“犹大和撒马利亚”这两个词，而是仅仅称之为“领土”或“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另一个微妙但意义重大的转变中，尽管巴解组织被美国和以色列正式排除在外，但它佯装没有出席的姿态被更为有形的存在取代了。“亚西尔·阿拉法特现在可以公开指示谈判代表，没有任何问题，”巴解领导人顾问纳比勒·沙斯夸耀道，“我们的代表团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已不再需要掩饰。未经巴解组织突尼斯总部授权，不得提交任何内容。我们使用开放的传真线路，不用密码。”[10]

即便气氛正在改善，双方仍是意见相左：以色列准备接受一个共有12名成员的巴勒斯坦行政委员会，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求成立一个180人的立法议会作为充分自治和最终独立的基础。阿拉法特抱怨拉宾表面上“甜言蜜语”，实际上推行“铁腕”政策。[11]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为下一阶段所做的准备工作由萨利·努塞贝领导的技术委员会协调进行。激动不已的志愿者们刊发了大量关于巴勒斯坦经济、基建、行政和未来规划的文章。他们的总部设在位于贾拉谢赫（Sheikh Jarrah）街区的“东方之家”（Orient House），那里过去是一家酒店，年久失修，费萨尔·侯赛尼的阿拉伯研究中心（Centre for Arab Studies）曾坐落于此，1988年被以色列关闭。1992年，此地重新开放，作为前往马德里的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总部，并被看作巴勒斯坦影子政府所在地，令人联想起委任统治时期雷哈维亚的犹太事务局大楼。努塞贝后来写道：“了解有关我们这个新兴国家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一扫几十年来的无能为力感，这是在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我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可以自我管理。”[12]很快就有人谈到突尼斯的巴解组织官员和土生土长的专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注定会发生问题”，记者达乌德·库塔评论道：

原因很简单，那些已经25年没有来过这里的人难以处理好当地的问题。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都对以色列人和我们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食物、饮用水和住所都是和我们切身相关的问题。在突尼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种现实。[13]

“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差异正在成为巴勒斯坦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相信以色列新政府能取得进展的乐观者并不多见。“自治会有的，”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扎哈尔（Mahmoud al-Zahar）忧心忡忡地表示，“但这将是一场灾难，我们的人民不出几个月就会发现这一点。这是个陷阱。”[14]哈马斯认为，承认以色列就是一种背叛行为。而一些忠于法塔赫之人也感到不满。沙斐格·豪特指责阿拉法特在突尼斯举行的巴解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他认为将华盛顿会谈的相关文件对他和其他批评者保密是“剥夺（他们的）权利”。[15]在伊斯兰运动控诉法塔赫以清真寺为袭击目标后，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召开了紧急会议。哈马斯、“民阵”和“人阵”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反自治联盟，并在西岸经受住了一场考验，当时联盟呼吁进行总罢工，以重振偃旗息鼓的因提法达，抗议谈判，收效甚佳。这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1978年梅纳赫姆·贝京与萨达特商谈自治时的经过：关键的区别在于，如今主流巴勒斯坦领导层积极参与，努力争取他们渴望的认可。

据称，正在突尼斯调查事态发展的阿拉法特被哈马斯的日益壮大所“震惊”。哈马斯在1992年秋天因提法达五周年到来前，进一步加强了武装行动。短短两周内，在加沙和希伯伦就有5名以色列士兵被哈马斯伏击并杀害。然后，它绑架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察并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亚辛谢赫，谢赫则在狱中上电视呼吁绑架者不要杀害人质。第二天，警察的尸体在杰里科附近被发现，双手被绑且遭割喉。“利库德”指责拉宾纵容恐怖主义。身在华盛顿的阿卜杜勒-沙菲也谴责了这起事件。12月中旬，以色列人拘留了1 600名涉嫌参加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活动者，将其中415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给了他们每人一些食物、50美元和一条毯子。这是和平时期对巴勒斯坦人规模最大的一次驱逐出境。没有人受到审判、指控或允许上诉。最高法院要求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解释为何必须采取这一举措，他回答，尽管目前有1.4万名巴勒斯坦人在狱中，而且自因提法达开始以来已有10万人坐过牢，但只有雷霆手段才足以对付哈马斯。被驱逐者仍留在马吉祖霍尔（Marj al-Zuhour）的一个由真主党管理的临时“回归营”里，被困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队之间，他们在电视摄像机面前重新体验了一遭巴勒斯坦人被迫流放的经历。法院裁定对此不能进一步干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暂停参加华盛顿会谈，试图让被驱逐者返回，但因阿拉法特拒绝接受伊斯兰主义者占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40%席位的要求，该组织与哈马斯的关系恶化了。[16]哈马斯谴责驱逐行为并警告称，虽然它以前只袭击士兵，但现在它的目标将是“巴勒斯坦的每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走向奥斯陆

就在这一触即发、凸显维持现状的成本和难度的背景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迈出了开展直接会谈的第一步。其种子早在佩雷斯的门徒、工党政治家约西·拜林（Yossi Beilin）与挪威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泰耶·勒厄德-拉森（Terje Rød-Larsen）会面时就已播下，并在占领区生根发芽。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印度餐馆吃午餐时，拉森提议，让挪威——该国与巴解组织历来关系良好，且不是欧共体成员国——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谨慎接触的桥梁，拜林在外交部担任佩雷斯的副手时，奥斯陆也曾提出正式邀约。12月，以色列议会一读通过法案，解禁与巴解组织代表的接触。从1993年1月开始，以色列学者和巴勒斯坦官员在挪威举行了14次会议。然而关键在于，仍旧停摆的华盛顿会谈的参与者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条地下渠道的秘密保持了9个月。“保守秘密，”佩雷斯冷漠地表示，“通常不是我们的民族特色。”[17]

起初，这种参与是不对等的：以色列人中，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和罗恩·蓬达克（Ron Pundak）都与正积极行动的拜林有关，是大学里的政治学者。赫希菲尔德熟知“双轨”外交，还与费萨尔·侯赛尼和哈楠·阿什拉维交好。相比之下，巴解组织派出了高层参会，由阿拉法特的顾问兼巴解组织经济部门负责人艾哈迈德·库赖（Ahmed Qurei）［阿布·阿拉（Abu Alaa）］和其两名同事作为代表。但巴解执行委员会和法塔赫中央委员会都未得到通知。其目的不是绕开华盛顿会谈，而是克服双方遇到的障碍。会议进展神速。截至3月，经过三轮会谈，各方就达成了一项宣言草案，内容是围绕临时地位和永久地位之间的关键区别构建的原则。前者包括以色列撤军和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东耶路撒冷问题，以及难民、定居点、边界、主权与安全议定等，则是永久地位问题。巴解组织的重大让步，就是将所有协议中最棘手的要素都先放在一边。拜林向佩雷斯，然后佩雷斯向拉宾，通报了情况。佩雷斯告诉总理：“奥斯陆的巴解组织成员比在华盛顿谈判的西岸——加沙团队更具灵活性、想象力和权威性。”[18]拉宾一开始并不信，认为“在突尼斯的团伙”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极端分子……他们正在阻止更温和的那群人与我们谈判”。[19]但他随后改弦更张，同意继续走奥斯陆渠道。另一项因素也对他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人很清楚巴解组织面临重度财政危机，这是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危机期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以及有关该事件的内部分歧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该组织据信实际已破产。而继任阿布·伊亚德成为该组织安全负责人的哈卡姆·巴拉维（Hakam Balawi），他的一名助理一直在为“摩萨德”从事间谍工作，这使得以色列人对内情更是一清二楚。[20]据说这个名为阿德南·亚辛（Adnan Yassin）的助理，在阿拉法特的资深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即阿布·马赞（Abu Mazen）］办公室里的一把椅子和台灯上安了窃听装置。监控显示，阿巴斯与巴解领导人极为不合。[21]以色列人明白，阿拉法特无权无势，别无选择，他们应当尽量利用这一点。

尽管这一切都在幕后进行，但暴力升级了。仅在1993年3月，就有15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杀害，其中许多人死于刺杀。这带来了一项“直到另行通知之前”永久封闭“绿线”的新政策。此后，申请进入以色列以及东耶路撒冷的人“很少得到批准，而且根据的是巴勒斯坦人不知道的标准”。[22]以色列最著名的漫画家杜什[23]画了一幅画，他家喻户晓的角色“舒里克”——对应“韩达拉”的年轻稚嫩的以色列面孔，穿着标志性的“圣经款凉鞋”和卡其布短裤，戴着“傻子帽”[24]——一脸怀疑地盯着一张以色列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明了1967年的边界，形状像一把可怕的刀，一名和蔼可亲的鸽派人士则解释道：“别担心，恐怖主义能通过政治解决。”[25]在同一时期，有17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杀害，但一如既往地不怎么引人注意。梅龙·本韦尼斯蒂评论道：“与巴勒斯坦人隔离，意味着再次划定以色列公民能够感到安全的心理边界。”[26]

在5月开始的第五轮挪威秘密谈判中，以色列首次派遣官方代表与巴解组织会面——这是一项重大承诺，也意味着风险倍增，因为走漏任何风声，都会将这一进程暴露在严酷甚至致命的审查之下，尤其是在以色列国内。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尤里·萨维尔（Uri Savir）和法律顾问乔尔·辛格（Joel Singer）建议，所有关于自治的协议都首先在加沙地带实行。巴勒斯坦人回答，杰里科也应包括在内（显然是担心“加沙最先”最终变成“加沙最后”），且两个地区通过“安全走廊”相连。这个问题和另一些问题，包括建立一支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等，也在华盛顿会谈的讨论之列，因此成为其公开声明的主要内容。阿拉法特6月中旬告诉《国土报》：“我不能让人说，我为了加沙出卖整个西岸。”[27]不久后，在挪威的第七轮会谈中（恰逢美国首都的谈判重启），以色列人提出了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相互承认”的想法，这对阿拉法特极富吸引力。“我相信，巴解组织渴望赢得以色列的认可，想让以色列将其视为合法谈判伙伴，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辛格解释道。[28]拜林还说明了以色列如何看待此举：“如果双方能够相互承认，巴解组织就可以承诺结束因提法达，停止一切恐怖活动，在它抵达加沙时解除其他团体的武装，等等。”[29]鉴于数十年来的宿怨，这可真是堪称轰动的改变。但拉宾当时仍是小心翼翼的。

到了7月，他们就在商量以色列军队重新部署的细节以及巴勒斯坦警察的人数了。8月19日，萨维尔和库赖在奥斯陆签署了《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缩写为DOP）。该宣言并未公开，双方仍然没有相互承认。佩雷斯和马哈茂德·阿巴斯在挪威会晤的消息于一周后传开，轰动一时。协议的详情开始泄露，谴责随之而来——首先来自哈马斯，然后是耶什亚（Yesha，犹大和撒马利亚）移民委员会，它们将《原则宣言》视为“叛国”。库赖已经预料到会有“担忧和恐慌，害怕遭到背叛”。[30]他是对的。法塔赫接受了这项协议，不过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都有人强烈怀疑阿拉法特“遮遮掩掩、奸诈狡猾、反复无常、专制独裁的作风……财政管理不善以及为个人和政治目的滥用资金”。[31]不再是秘密的谈判继续讨论高度敏感的承认问题。[32]

贝鲁特巴解组织的代表沙斐格·豪特辞去了在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职务，他的诗人同事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也是如此。“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向以色列献上了一切，仅仅是为了换取一个让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承认让阿拉法特渡过了他人生中的一大难关。但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以色列为什么要救他。”人们对阿拉法特及其支持者的批判声色俱厉、不依不饶。“我离开了他，”豪特写道，“他身边都是一群要在加沙的沙漠和西岸的山丘上给他造出香港和新加坡的伪君子。”[33]以色列境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主要是由于阿拉法特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成千上万的右翼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贝尔福街上的拉宾官邸外抗议。接替伊扎克·沙米尔担任“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昵称“比比”）在指责总理“说谎”时，人们热烈欢呼，而他每次提到阿拉法特，都会引起阵阵响亮的嘘声。

草坪上的握手

《奥斯陆协议》于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坪上签署。比尔·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好言相劝，明显不情愿的拉宾才与阿拉法特握手，这一生动的肢体语言，向电视机前的全世界数百万观众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以色列人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看着大群人涌进特拉维夫的酒吧和海滩举行庆祝。巴勒斯坦人因占领结束的前景而欢天喜地。萨利·努塞贝满怀兴奋地表示，这意味着“不再受士兵的骚扰，不再有路障，不再随意拘捕，不再没收土地，不再有定居点，不再有端着乌兹冲锋枪扮演封建领主的定居者”。但是法塔赫活动家们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反对者的攻击。[34]佩雷斯和阿巴斯在1979年签署埃以和平条约时使用的同一张胡桃木桌子上签署了这些文件。《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Interim Self-Government Arrangements，以下简称《原则宣言》）包括17项条款和4个附件。它的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民选的巴勒斯坦人民委员会，过渡期不超过5年，最终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实现永久解决办法”。时间表已明确给出，5年期限从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开始计算。随后双方将就“权力和责任从以色列军政府移交……到委员会”的“临时协议”进行谈判。双方要在进入过渡阶段的3年之内商讨包括耶路撒冷、难民、定居点、安全、边界以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和合作在内的各项问题。

签署《原则宣言》的同时，阿拉法特和拉宾之间进行了信件往来。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有权和平安定地存在”，并承诺“通过谈判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宣布放弃使用“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手段”，确切地表示“巴勒斯坦民族盟约中那些否认以色列存在权利的条款……现在无效且不再有效”。拉宾的回应很简洁，但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以色列决定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并着手在中东和平进程范围内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以色列显然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或是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人还坚持要求阿拉法特在给拉宾的信上署名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而不是他自1988年宣布独立以来在通信中所用的巴勒斯坦总统。阿拉伯语单词“Rais”兼具这两种含义。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35]

“具有历史意义”这个形容词被用得太滥了，但《奥斯陆协议》的的确确具有历史意义。它没有解决以巴冲突，但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其过程于双方都有利。相互承认取代了阿拉法特1988年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举措。考虑到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敌意和猜忌，这算是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它首次赋予巴勒斯坦人在自己领土上的权力——而最关键的是，它既不是对住在那里的以色列人施加的权力，也不是对其边界的控制。它意味着巴解组织可以从4 000多千米外重返巴勒斯坦人的故土了，尽管面积有限。

然而，《奥斯陆协议》是一座危楼，将无数人交付到命运的掌中。它是模糊而开放的：没有说明最终目标。双方实力是如此悬殊，以至于该协议的许多批评者谴责整个过程就是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的“外包”或“遥控占领”，[36]或是用间接的“新殖民”统治替代直接殖民统治。双方都有没有明说的退路：以色列人继续占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重返抵抗运动。以色列最重要的收获——巴勒斯坦人的承认和他们停止战斗的保证——是立竿见影的。但这仍未触及冲突的核心所在——双方的差距判若云泥。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人无休止地争论。后来一位专家认为，由于以色列已得到了其领导人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因此没有多少进一步忍痛妥协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要在国内付出巨额代价的让步。“事实上，以色列掌握了大部分利益……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动摇以色列谈判人员的手段。”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出现分歧时没有正式的仲裁者。[37]对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和政治至关重要的难民问题也被边缘化了，而巴解组织准备从北非荒野回归有限的家园。对于1948年的难民来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提出的辛酸无比的问题没有答案：“在最后一片天空之后，鸟儿将飞向何方？”[38]

即使是对《奥斯陆协议》最热心的巴勒斯坦支持者而言，挑战的难度也显而易见。阿巴斯告诉突尼斯的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

这项协议的深层内核是要么独立建国，要么承认占领。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应对它的心态……而我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作为个体，我们在全世界都有所建树。现在考验到来了：我们能否创立重建这片焦土的组织机构？革命与治国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要建设这个国家，我们都要穿上新的袍子，用新的方式去思考。[39]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以12票对6票通过了宣言。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强烈反对。“人阵”认为，《奥斯陆协议》是“巴勒斯坦民族斗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击”。“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艾哈迈德·贾布里勒扬言要杀掉阿拉法特，警告说该协议将“引发内战”以及对因提法达的清算。[40]

在以色列，议会为期两天的辩论于9月23日结束，共有61票赞成协议，50票反对，8票弃权。拉宾联盟之外的阿拉伯政党支持政府。对于如此重要的协议来说，这只是微弱的多数通过而已。工党支持者将这个问题视为双方的战略选择。“巴勒斯坦人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获取想要的东西，而是为了挽救能够得到的东西而斗争，”能言善辩但当时在政界边缘化的阿巴·埃班评论道，“除了在加沙肮脏的小巷里追捕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之外，以色列人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41]埃班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观点抓住了以色列支持《奥斯陆协议》的最积极因素。但怀疑者极度担心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是战略性的，符合巴解组织在所有被解放的领土上建立“国家权威”，直到全部领土都获得解放的旧战略。因此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承认，被斥为一种服务于消灭犹太国家的“真正”长期目标的花招。“利库德”集团的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指责拉宾为了与阿拉法特——这个他认为已经破产、名声扫地还面临着巴解组织解体的人——确立“过去难以想象的伙伴关系”而采取了“仓促得离谱的行动”，而且“完全是暗箱操作”。“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政府交出了一部分‘以色列地’，为在犹大、撒马利亚和加沙建立一个几乎必然出现的巴勒斯坦国铺平了道路——尽管其领导人再三发誓这种糟糕的可能不会成为现实。”[42] 1994年1月，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展开了建立新前哨的“双重行动”（Operation Machpil），以确保领土不会被拱手让人。在自由派评论家梅龙·本韦尼斯蒂看来，阿拉法特此举的真正含义一目了然：

他与以色列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的后裔握了手，这是一种投降的举动。出于对被征服的本民族的责任，他提出条件并乞求胜利者宽宏大量。因为他已经料到，除了承认失败之外别无选择。[43]

在加沙和杰里科，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协议》的支持率最高，这或许反映了近在咫尺的变化对当地的影响。[44]尽管如此，仍有人对该协定未包含以色列人拆除定居点的承诺表示担忧。一度毫不知情的华盛顿会谈巴勒斯坦谈判小组表达了更为彻底的反对意见。阿卜杜勒-沙菲因发现奥斯陆渠道而深感心痛，指出该协议“用泛泛而谈的形式留下了广阔的解释余地”。[45]费萨尔·侯赛尼称《奥斯陆协议》“不是和约，只是一个旨在实现和平的宣言”。[46]哈楠·阿什拉维对未能获得以色列的任何保证严加批评。“这不在于谁达成了协议，而在于它是什么协议，”她告诉阿巴斯，自己和同事没有感到被操纵，“我没有因为被排除在外或是被蒙在鼓里而觉得自尊心受刺激。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将竭尽全力地利用占领者的权力；等你获得永久地位时，以色列已经永久改变了既定事实。”[47]美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抨击了巴解组织的“怯懦卑劣”，他认为以色列领导人从未打算促进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和建国，而是要将占领永久化，并将自治严格局限于市政事务。协议签署不到一个月，他就愤怒地总结道，《奥斯陆协议》就是“巴勒斯坦版《凡尔赛和约》”：

既然兴奋劲儿已经过去，那就可以按必要的常识重新审视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协议了。如此审视一番就会发现，这项交易比原先人们认为的更加漏洞百出，而且对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要比预想的情况还不利。在白宫上演的这场粗俗的走秀表演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丢人现眼地感谢大家剥夺他大部分人民的权利，比尔·克林顿则稀里糊涂地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姿态，那场面就像20世纪的罗马皇帝引导两位附庸的国王进行调停与顺从的仪式：所有这些只是暂时掩盖了巴勒斯坦人那着实令人震惊的投降比例。[48]

与敌共舞

双方都聚集了一批反对《奥斯陆协议》的人，但推动协议实施的动作速度更快。激动与怀疑的气氛相互交织。10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谈判代表同意释放第一批共1.2万名巴勒斯坦囚犯。官员们在开罗和阿里什见了面。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破天荒地在突尼斯会见了阿拉法特。希蒙·佩雷斯与亚西尔·阿比德-拉布（Yasser Abed-Rabbo）在巴黎会晤，但未能就杰里科周边的撤军范围达成一致。11月，“辛贝特”负责人雅科夫·佩里、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阿姆农·利普金-沙哈克（Amnon Lipkin-Shahak）与法塔赫安全部门的两名负责人穆罕默德·达赫兰（Mohammed Dahlan）、贾布里勒·拉吉布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并达成了一项反恐合作协议。[49]这两名巴勒斯坦人曾在以色列坐过几年牢，他们说的希伯来语充满了最最粗鄙的俚语，而这有助于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50]佩里还会见了法塔赫情报局局长阿明·辛迪（Amin al-Hindi），以色列人认为此人曾参与谋划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惨案。他们在美国人安排下的第一次碰面气氛紧张，这是情有可原的——也许是因为慕尼黑惨案的另一个涉嫌策划者，阿提夫·巴萨苏（Atef Bseiso），1992年在巴黎被人暗杀，而杀手可能是以色列特工。这两名间谍在辛迪不久获准返回加沙后仍保持着联系。[51]拉宾显然尤为热衷于把安全问题移交给阿拉法特。“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他表示，“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还会禁止以色列民权协会（Israeli Association of Civil Rights）进入该地区，以免其批评现状。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统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以色列士兵就不必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了。”[52]以色列人权活动人士将之视为对他们效率的明褒实贬。[53]

随后在1994年2月，一记重击到来，发动者是《奥斯陆协议》的狂热反对者。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是一名美国出生的移民，住在阿尔巴镇，他身穿军装，持突击步枪在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残杀了29名信徒的生命。紧接着发生的屠杀中，又有5名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死亡，另有6人在被占领土其他地方丧生。受伤人数更是远多于此。戈尔茨坦在他的枪哑火之前射出了100多发子弹，后被幸存者制服并殴打致死。戈尔茨坦所做之事是个人行为，但他的想法远非独一无二。这是以色列统治26年来同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起，在漫长而血腥的冲突史中也堪称恶劣至极。戈尔茨坦是一名医生，也是“卡奇”运动的支持者，他是以色列人的反阿拉伯偏见最极端的展现。他还渴望复仇：1993年12月，他来自阿尔巴镇的朋友父子两人在希伯伦遇害。拉宾在谴责这起杀戮事件时一心强调戈尔茨坦的美国背景。“被妖魔化的敌人成为合法的对手，就历史性和解的细节讨价还价，这一进程被阻断了，还有可能逆向而行，”阿摩司·埃隆评论道，“这件事表明了一个人的险恶冲动是如何影响到阿以关系的。”[54]开罗和塔巴举行的谈判中断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恢复，其间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阿拉法特呼吁国际上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庇护。愤怒的定居者谴责拉宾，数百人聚集在戈尔茨坦的墓地表达对他的怀念。驱逐希伯伦定居者的压力也在增大，但拉宾未能妥善回应。后来人们认为这次错失机会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报应很快到来。4月6日，一辆汽车在阿富拉（Afula）一个公交车站发生爆炸，造成8名以色列人死亡，44人受伤。哈马斯称这是对希伯伦大屠杀的报复。这是一种骇人听闻但意义重大的新现象——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发起的第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哈马斯的战略，是加强对军事目标和定居者目标的行动。”一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哈马斯有权在巴勒斯坦境内采取任何行动。”后来人们得知，这次袭击是由该运动的主要炸弹制造者叶海亚·阿亚什（Yahya Ayyash）策划的。阿亚什被以色列人戏称为“工程师”，他马上就成了“巴勒斯坦的最大通缉犯”。一周后在哈代拉，一枚公交车炸弹杀害了5名以色列人，引爆装置的西岸少年也一同死亡。哈马斯称该事件是一系列袭击中的第二次，总共会有5次袭击。法塔赫似乎被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所震惊，开始在公告和口号中强调伊斯兰用语。访问南非时，阿拉法特将《奥斯陆协议》比作《侯代比亚和约》（Treaty of Hudaibiyah），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弱势时同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阿拉伯部落古莱氏（Quraysh）签订的，但先知在力量壮大后便打破了它。以色列倾向的解释是，阿拉法特的言论暗示他未来将毫不犹豫地违反《奥斯陆协议》的条款，重启战端。加沙人则认为阿拉法特是在“努力用带些历史意义的比较来宽慰人民，尽量缓解人民因无能为力和挫败而产生的痛苦”。[55]

1994年5月4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主持下于开罗会晤，签署了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它呼吁在五年内达成最终的和平条约。协议还规定了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规模和装备，以及与以色列国防军联合巡逻的安排。当着电视摄像机和数百名贵宾的面，阿拉法特在杰里科地区的地图上面签字之前，忽然显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这种做作的行为令人既啼笑皆非又难以信服。“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把他的表现误解为强硬，除了矫揉造作之外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名评论家指出，“他们知道他已经接受以色列人割让给他的任何领地，而且在最关键的主权问题上也已步步退让。”[56]穆巴拉克因为仪式被破坏而对阿拉法特十分生气，有人听见他呼之为狗娘养的（kalb,ibn kalb）。[57]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色列人撤离了加沙和杰里科，并将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移交巴勒斯坦部队。巴解组织官员，包括拉吉布和达赫兰等众所周知当过囚犯的官员，从突尼斯和黎巴嫩纷纷抵达。巴勒斯坦解放军的将军纳赛尔·优素福（Nasser Youssef）享有总指挥权。人们心潮澎湃。“几乎所有的加沙人都欣喜于摆脱占领，也都很乐意接纳那些被普遍称为‘我们的同胞’的人”，一名记者在报道时写道：

其表现是人们自发地赠送食品、家具、建筑材料、电视机来慰劳部队。军事司令部大门对面的照相馆“莉娜工作室”的橱窗中也体现了这一点，那里有无数新英雄与其亲朋好友的合影，还有些人仅仅因为想同穿制服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拍照，就和他们合了影。[58]

《奥斯陆协议》与《巴黎议定书》（Paris Protocol）是有关联的，后者规定了过渡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它使巴勒斯坦的经济维持了既融入又依赖于以色列的状态，反映了双方悬殊的经济实力和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色列人完全控制着外部边界以及进口税和增值税的征收，因此能够将转移支付[59]作为施压或惩戒的手段，这一点对他们极为关键。

回归

1994年7月1日，阿拉法特在穆巴拉克总统的陪同下前往拉法赫边境口岸，进入加沙，迎接他的是在炎炎烈日下等候的人群的欢呼声。这是巴解组织领导人自1967年以来，相隔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第一次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前往加沙市的途中，在15个飞地犹太定居点之一的达罗姆村（Kfar Darom），阿拉法特的车队经过了挥舞着蓝白色以色列旗帜的抗议者，与巴勒斯坦警察共同控制这段道路的以色列军队则守卫着他。“杀死凶手”，他们的一条横幅上写着。另一条上则是“阿拉法特=希特勒”。抵达后，阿拉法特在原先的立法委员会的阳台上发表讲话，并为自己和拉宾“勇敢的和平”辩护，直到几周前，那里还是以军总部。“我想提醒你们，我们面临一项重大使命……要建设这片家园，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重建以色列占领所摧毁的东西，”阿拉法特宣布，“我们需要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团结，团结，团结起来！”[60]本着这种精神，他要求释放哈马斯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并以巴勒斯坦革命“殉道者们”的名义发誓，耶路撒冷将成为他们独立国家的首都。这是意义深远的一刻。两天后，他访问了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一所学校。这是该地区最大的难民营，也是1987年因提法达的发源地。当时，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就在他头顶盘旋，而他的警卫想方设法地保护他。“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定，”阿拉法特以出人意料的直率告诉呼喊着的人群，“这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它是我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61]后来有人发现，阿拉法特趁机偷带了一个名叫马姆杜·诺法勒（Mamdouh Nofal）的顾问入境，他是“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1974年对马洛特发动袭击时的军事指挥官，并且在以色列人的黑名单上：以色列人坚持要求他和另外三人离开该国领土。[62]这直截了当地提醒了人们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回归’闪闪发亮的象征伴随着它的阴影——巴勒斯坦在建国进程中……要屈服于以色列压倒性的力量，依靠它的宽宏大量和愿意提供的帮助。”[63]然而诺法勒事后回忆，阿拉法特已经确信以色列的承诺必将使巴勒斯坦建国，他还对以色列军队离开杰里科和加沙并重新部署感到“欣喜若狂”。

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他和参与《奥斯陆协议》的团队没有审核协议文本。他对自己接受游戏规则后再加以改变的能力信心满满，就像他在马德里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同意将巴解组织排除在华盛顿会谈之外，但后来还是强行插手了。[64]

整个夏天，事情都在向前发展。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巡逻开始了，尽管双方在人数、装备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大得惊人。“我们进入加沙的那一刻，我的神啊，和平看起来已经到来，”法塔赫成员纳比勒·沙斯回忆道，“我们进展很快，正在建立信任。”[65]“辛贝特”与杰里科的纳吉布和加沙的达赫兰（二人是阿拉法特指令的执行者）建立了紧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尚未成为法律框架内的固定成分。然而“辛贝特”的人逮捕罪犯和反对派活动家，包括疑似支持哈马斯的人，引起了一些直言不讳者的抗议。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计算，截至1994年年底，共有800多人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这些人不允许与律师见面，其中大多数人从未接受过审判。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安全官员“不再与以色列勾结并对付抵抗战士，而是加入圣战”。

1994年10月，哈马斯绑架了年轻的以色列士兵纳赫逊·瓦克斯曼（Nachshon Wachsman），让政府在24小时内释放包括亚辛谢赫在内的200名巴勒斯坦囚犯，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拉宾致电阿拉法特，要求他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保证这名士兵的安全。这出无望的悲剧开场时，他们两人就快因为签署的和平协议获得诺贝尔奖了。以色列人最初以为这名士兵被关押在加沙，但实际上他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仍然处于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下的村庄里，而且在一次失败的救援行动中被绑架者杀害了，一同身亡的还有一名以色列军官和三名哈马斯武装派别“卡萨姆旅”（Qassam Brigades）的成员。据信巴勒斯坦情报部门追踪到了绑架者并传信给以色列方。哈马斯的支持者走向加沙中央监狱，哀悼绑架者。数百人被围捕。然而拉宾内阁再次顶着右翼分子的抨击，投票决定恢复与巴解组织的会谈。

一周后，在特拉维夫市中心正值早高峰的迪岑哥夫大街，一个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5路公交车，22名以色列人遇害。这是自1978年以来以色列境内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阿拉法特谴责这起爆炸并表示哀悼。在国防部大楼外面，数百名抗议者举行了烛光守夜，高呼“拉宾去死”。内塔尼亚胡称，总理对《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袭击事件负有“个人责任”。佩雷斯则警告道，哈马斯想让以色列人“失去理智，停止和平进程。这绝不可能”。但白宫草坪上的那出戏上演不过一年多，该进程便已四面楚歌。

10月底，一片阴霾中传来了好消息，以色列和约旦缔结了和平协议——这是数十年的地下联络、侯赛因国王1988年从约旦河西岸“抽身”的政策，以及约旦方面毫不知情的《奥斯陆协议》的产物。侯赛因、拉宾、比尔·克林顿和5 000名嘉宾在约以边境阿拉瓦沙漠举行了“最好的敌人”之间的签字仪式。阿拉法特显然没有受到邀请；他谴责这项协议，认为它冷落了巴勒斯坦人的追求和怨愤，还正式承认约旦对东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监护权。与拉宾和哈希姆君主之间昭昭在目的诚挚情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充满猜疑和坎坷的关系，以及他们面对的千难万险。即便如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仍在继续发动袭击，迫使他们密切合作。

11月，夹在拉宾和自己人民中间的阿拉法特参加了被以色列人暗杀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激进分子哈尼·阿比德（Hani Abed）的纪念活动。人们对他冷嘲热讽并高呼其为“通敌者”，他头上的卡菲耶也被撕扯下来。此后，阿拉法特对抗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更坚定了：几天后，14名巴勒斯坦人在“黑色星期五”被加沙警察枪杀——这是自以色列撤军以来内部骚乱最严重的表现。令人忧虑的兆头已经不容忽视：人们感到幻灭，而且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于是逐渐减少了对《奥斯陆协议》的支持，而伊斯兰主义者优势渐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向法塔赫活跃分子敞开了大门，巴勒斯坦警察人数从8 000增加到1.8万左右。[66]“拉宾和阿拉法特都无法阻止哈马斯，”阿卜杜勒-沙菲警告道，“只有人民才能阻止它。但是他们得有值得守护的东西才会去阻止它。”[67]以色列政府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压力。1995年1月，内坦亚城外拜特利德村（Beit Lidd）一个公交车站发生了双重自杀式炸弹袭击，就在国防军工作人员周末休息回来常去的咖啡铺子附近，造成19名士兵死亡。伊斯兰圣战组织声明对袭击事件负责，并称这两名“殉道者”是加沙地带的居民。拉宾察看现场时，群情激愤的人们怒吼着“叛徒！”和“还要多久？”，攻击了他的车。

[1]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232.

[2] Guardian, 27 March 1992.

[3] Mamdouh Nofal, Yasir Arafat, the political player: a mixed legac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2), 2006, pp. 23–37.

[4] Ofira Seliktar,Doomed to Failure, p. 45.

[5] Guardian, 21 January 1992.

[6] Jerusalem Post, 4 May 1992.

[7] Guardian, 27 June 1992.

[8] 沙斯党（Shas，希伯来语Shomeri Torah Sefaradim，意为遵循《托拉》法典的塞法迪裔犹太人），1984年在大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的领导下成立，是代表东方犹太人的正统派犹太政党。——译者注

[9] Idith Zertal and Akiva Eldar, Lords of the Land, p. 135.

[10] Guardian, 28 August 1992.

[11] Guardian, 27 August 1992.

[12]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 359.

[13] Guardian, 1 August 1992.

[14] Guardian, 9 July 1992.

[15] Shafiq a‑Hout, My Life in the PLO, pp. 267–8.

[16]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p. 652.

[17]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351.

[18]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p. 329.

[19]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701386.

[20] Independent, 4 November 1993; Said Aburish, Arafat, p. 261.

[21] Yediot Aharonot, 11 March 2013.

[22] http://www.btselem.org/freedom_of_movement/closure.

[23] 以色列漫画家卡里尔·加杜什（Kariel Gardosh，1921—2000），笔名杜什（Dosh），1956年创造了象征以色列的漫画人物“舒里克”（Srulik）。——译者注

[24] “傻子帽”（kova tembel），放大的犹太小帽，近似渔夫帽，以色列民族象征服饰之一。——译者注

[25] Maariv, 10 March 1993.

[26] Meron Benvenisti, Intimate Enemies, p. 180.

[27] Haaretz, 11 June 1993.

[28] Haaretz, 18 September 1998.

[29] Yossi Beilin, Touching Peace, p. 90.

[30] Ahmed Qurei, From Oslo to Jerusalem, p. 258.

[31] Guardian, 30 August 1994.

[32] Beilin, Touching Peace, p. 127.

[33] Al‑Hout, My Life, pp. 272–7; 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 462.

[34] Nusseibeh, Country, pp. 374–5.

[35] Uri Savir, The Process, pp. 74–5.

[36]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170.

[37]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p. 358–9.

[38] Guardian, 10 September 1993.

[39] Guardian, 12 November 1993.

[40] PASSIA, 100 Years, p. 266.

[41] Abba Eban, Guardian, 10 September 1993.

[42] Yitzhak Shamir, Summing Up, p. 260.

[43] Benvenisti, Intimate Enemies, p. 206.

[44] PASSIA, 100 Years, p. 263.

[45] Mark Tessler,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 p. 76.

[46] Aburish, Arafat, p. 256.

[47] Hanan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 261.

[48]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5 (20), 21 October 1993.

[49] Seliktar, Doomed to Failure, p. 80.

[50] Savir, The Process, p. 102.

[51] Yaakov Peri, HaBa leHorgekha, pp. 257–9.

[52] George Giacaman and Dag Jorund Lonning (eds.), After Oslo, p. 154.

[53] David Shulman, Dark Hope, p. 6.

[54] Amos Elon, BloodDimmed Tide, p. 267.

[55] Amira Hass, 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p. 114.

[56] Aburish, Arafat, p. 274.

[57]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 517; Jerusalem Post, 2 March 2014.

[58] Guardian, 25 June 1994.

[59] 转移支付是收入再分配形式的一种。——译者注

[60] New York Times, 2 July 1994.

[61] Graham Usher, Palestine in Crisis, p. 1.

[62] http://www.nytimes.com/1994/07/14/world/israel‑bars‑palestinian‑officials‑from‑gaza.html.

[63] Benvenisti, Intimate Enemies, p. 225.

[64] Nofal, Yasir Arafat.

[65] 20 Years Since Oslo: Palestinian Perspectives, p. 26.

[66] Khalil Shikaki, The peace process,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2), 1996, pp. 5–20.

[67] Guardian, 21 November 1994.

第二十章
1995—1999

隧道尽头唯一的亮光，是下一次恐怖袭击炸弹的闪光。

——纳胡姆·巴尔内亚，1997年[1]

和平刺客

1995年11月9日晚，3名巴勒斯坦贵宾驱车赶往加沙地带北部，登上一架以色列军用直升机，从海边飞往特拉维夫的斯德多夫（Sdeh Dov）机场。他们在层层安保下被护送到附近的伊扎克·拉宾的家中，向他的遗孀莉娅表示哀悼。亚西尔·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色的作战服，但没有戴标志性的卡菲耶，脑袋在相机的灯光下显得极其光秃宽阔。他坐在那位悲伤的女人身边，在束束鲜花前面喝着茶。奇异得如同幻觉的事发生了，阿拉法特展示了他非常有限的希伯来语知识。[2]在短暂的飞行途中，这位巴解组织领导人拒绝俯望以色列灯光闪烁的风景，甚至连雅法的哈桑贝克清真寺[3]著名的尖塔也没有看一眼，而是“一直低着头，不看左右……整趟奇怪的旅程期间都是如此，尽管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机会，能够看看我们心爱的国家”。参与《奥斯陆协议》谈判的艾哈迈德·库赖从未问过阿拉法特，为什么他不想看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全景，但库赖推测，“也许他还记得这里过去的样子，不想看到如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4]阿拉法特因为穿戴黑色外套和帽子，没有被拉夫阿希街（Rav Ashi Street）拉宾的公寓外等候的人群认出来。这是他自1967年战争后执行抵抗占领的秘密使命以来，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

5天前，拉宾被一名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暗杀身亡，这沉重打击了《奥斯陆协议》，也打击了阿拉法特向莉娅、她的家人和聚集在此的以色列人所称赞的“勇敢的和平”。这栋摇摇欲坠的临时建筑本就遭受着两边敌对者坚持不懈的猛烈抨击，刚刚又失去了两位有勇气建成它的领导人之一。当纳比勒·沙斯报告拉宾被谋杀的消息时，阿拉法特回答：“和平进程今日终结了。”[5]

阿拉法特通过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要求参加葬礼，但临时接任以色列总理的希蒙·佩雷斯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了。[6]但库赖代表巴解组织参加了拉宾在赫茨尔山（Mount Herzl）下葬的庄严典礼，在场的5 000名悼念者中包括比尔·克林顿、侯赛因国王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库赖事后回忆起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殷勤关切，他们曾将阿拉法特、法塔赫老兵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自己送往特拉维夫；而这种飞机过去通常用于追杀巴勒斯坦战士。时代似乎真的变了。

犹太右翼极端主义者伊加尔·阿米尔（Yigal Amir）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Kikar Malchei Yisrael）一个支持和平的集会上射杀了拉宾，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这个来自海尔兹利亚的法学生两年来一直在筹划谋杀，有一次他已经拔出了伯莱塔手枪，想要刺杀总理，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一年前，他还参加了希伯伦大屠杀制造者巴鲁克·戈尔茨坦的葬礼。以色列的政治气氛已然危机四伏，分歧严重。拉宾被描绘成头戴卡菲耶、身穿纳粹党卫军制服的形象，耶路撒冷一次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主要发言人的反《奥斯陆协议》示威活动就是这样描绘他的。“人们高呼‘拉宾是婊子养的’‘凶手’，因为他‘将国家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口’‘与魔鬼阿拉法特达成协议’而辱骂他。”[7]阿米尔是个孤僻的人，但他获得了朋友、支持者以及更广泛的拥护。极端主义的拉比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总理的政策构成背叛，为了犹太人民的利益杀了他情有可原。11月4日的枪击事件发生后，25岁的阿米尔立即被拘留。他的镇定自若令调查人员惊讶，他甚至要了一杯酒——“一杯杜松子酒”——以庆祝“拉宾之死”。“我是独自听从上帝的命令行事的，我不后悔。”他告诉他们。[8]

拉宾对恐怖主义并不“心慈手软”，也没有纵容阿拉法特。在谋杀发生前6个月，哈马斯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加沙地带杀害了7名以色列士兵，总理对此予以严厉制裁。[9]阿拉法特理论上仍致力于打击伊斯兰主义者，逮捕了数百人，并一再警告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尊重奥斯陆协定。然而，无论他是不愿还是不能——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施以足够力度的打击，每次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似乎都遵循着一种明确的战略，为以色列强硬派提供着理由：7月份在拉马特甘（Ramat Gan）杀死5名以色列老人的公交车炸弹事件，似乎有意选在奥斯陆谈判下一阶段完成的最后期限之前，引发了协商中的以色列与巴解组织间的危机。爆炸案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2%的以色列人认为会谈应该中断，只有37%表示应该继续。法塔赫控诉不知名的“躲在新闻头条和口号背后的叛徒”阴谋阻挠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之事。[10]每次炸弹袭击都会招致以色列的惩罚性反制措施——大规模逮捕、宵禁，以及最重要的长时间关闭过境通道——这给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减弱了人们从已发生的变化中有所获益的感觉。

但他们仍在艰难前行。1995年9月，奥斯陆二号（Oslo II）协议在埃拉特附近埃以边境的塔巴举行的会谈中最终敲定。它规定了巴以在就“永久地位协定”进行谈判的过渡期间的双边关系。这份300多页的协议含有大量附件，涉及除东耶路撒冷外的整个西岸，以及一项循序渐进的以色列撤军计划。扩充后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当时已有3万名警察和6个独立分支——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暴力事件，防止煽动暴行”。区域协调办事处（District Co-ordination Offices）也成立了。艾伦比大桥和拉法赫过境处的边境通道由双方各自安排，巴勒斯坦方的正式管控是由穿制服的警察和国旗体现的，不过以色列一侧的情况被挡在了单面镜的后面。[11]协议中最夺人眼球的是建立“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政府”和巴勒斯坦议会的部分，人们得以首次展望选举的前景。

然而，更为重要的部分是其定下的领土安排。被占领土划分为三个区域：A区由巴勒斯坦城镇和市区组成，占领土面积的2.8%，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全权负责此处的法律和秩序；B区包括村庄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占西岸的22.9%，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要在此维持公共秩序，而以色列人保留了对安全的全面控制；最大的部分是C区，占领土面积的74.3%，含有重要的农业区和水源，以色列人对这些地区的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有全面责任。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管理所有巴勒斯坦居民，但仅能完全掌控2.8%的土地。[12]西岸和加沙地带被视为一个区域单位，但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总体性保留条件——“‘永久地位’协商中将要讨论的问题除外”。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的支持率正是在此时攀上了最高峰：71%。即使是在学生这个通常是巴勒斯坦人中最强硬的群体内，对谈判的支持率也从1994年1月的44%增加到了1995年8月至9月的62%，同期反对率从47%下降到24%。[13]1995年10月，奥斯陆二号协议获得了72%的支持率，这是和平进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然而在以色列，议会对奥斯陆二号协议的投票反映了逐渐强硬的情绪：它在10月初仅以61票对5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利库德”集团宣称拉宾政府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签署协议，右翼对此怨声载道。“利库德”资深议员埃利亚胡·本-埃利萨尔（Eliyahu Ben-Elissar）称之为“以色列史上的黑暗一日”。不久之后，内塔尼亚胡参加了一个重申“忠于‘以色列地’”的仪式，并拜访了希伯伦的定居者，他同情哪一方自然也就清楚了。整整一个月后，拉宾去世。

定居恩怨

从1967年起，尤其是自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以来，定居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而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由于以色列渴望在最终和平方案到来前确立更多既定事实，定居的重要性更是大大增加。1995年1月，拉宾、阿拉法特和希蒙·佩雷斯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后，拉宾承诺以色列不再建设新的定居点，且不会再没收土地，除了用于在西岸开通旁道，以分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减少摩擦的土地之外。[14]然而没过几天——在拜特利德发生爆炸并造成19名士兵死亡后——内阁就批准在西岸建造2 200余套住房。东耶路撒冷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总是被以色列人用特许或是变更排除在规定之外。这些公告似乎是故意挑这样的时间发布的。在耶路撒冷以南的贾巴阿布吉内姆（Jebel Abu Ghneim）地区——希伯来语中称为哈尔霍马（Har Homa）——建造6 500个住宅单元的计划也被公布出来。这片森林覆盖区位于该市1967年后单方面扩展（未获得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是伯利恒及周边村庄巴勒斯坦家庭的热门野餐去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批评者认为，它在与伯利恒相邻的拜特萨霍内形成了一块天然腹地，因此这一在以色列国防军按计划撤出该城市前几周采取的举动具有挑衅性。“现在就和平”运动抗议道：“只有完全脱离现实的人才会相信，有可能建设这样一个巨型项目而不会对和平进程造成致命伤害。”整个1995年夏天，随着《奥斯陆协议》第二阶段临近，定居者们开始更有底气地直言不讳，警告称他们会向巴勒斯坦临时政府的安全部队开火，与一切将以色列人赶出家园的企图做斗争。活跃分子占领了新的山顶制高点，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周边搭建临时营地，将“绿线”内部的支持者整车整车地运送进去。7月，一群右翼拉比，包括一位前首席拉比，宣布了一条哈拉卡[15]古训，援引了12世纪学者迈蒙尼德[16]的话语，即国王的命令若违背《托拉》，便可无视：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这意味着部队应该违抗所有撤离定居点的命令。这道律令遭到宗教界和世俗左右两翼共同的谴责，但备受定居者领袖欢迎。伊戈尔·阿米尔就注意到了它。奥斯陆二号协议没有对定居点问题做出明确承诺，仅是规定“在永久地位谈判得出结果前，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主动行动或任何措施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位”。[17]但上述举动无疑违背了协议的精神。

10月下旬，萨尔费特（Salfit）作为A区的一部分，成为第一个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城区。该地位于纳布卢斯以西，在那里能够看见撒马利亚最大的犹太定居点之一阿里埃勒的红色屋顶。萨尔费特的以军指挥部被拆除，起重机移走了防御汽车炸弹的混凝土屏障、岗亭和钢铁大门，水泥地基也被连根挖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民政部总干事艾哈迈德·法里斯（Ahmed Faris）从军政府二号人物大卫·巴雷尔（David Barel）上校那里接手了这幢建筑。[18]杰宁、盖勒吉利耶和图勒凯尔姆紧随其后。12月，以色列人在圣诞节前三天离开了纳布卢斯和伯利恒，最后离开了拉姆安拉，这个正在成为新兴巴勒斯坦实体（无论其性质如何）临时首都的城市。以色列的撤离给人们的感觉是，《奥斯陆协议》尽管存在缺陷，但重大变化正在发生。访问拉姆安拉的新民政部的穆里德·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表示，如今巴勒斯坦人在多年来屡遭以色列人羞辱的地方会得到热情接待。[19]纳比勒·卡西斯（Nabil Qassis）是在高校工作的科学家，也是华盛顿会谈小组的成员，他说当时人们走来走去，看着穆卡塔区（Muqataa）以色列人曾关押和折磨被拘留者的空荡荡的牢房，感到“难以置信”。[20]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人的权力

按照《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作用仅限于民政事务和内部安全。随着其整体逐步成形，权力从因提法达活跃分子转移到了自突尼斯返回的巴解组织官员手中，这些人通常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民族权力机构的部长们往往是局外人，他们的副手则是曾在努塞贝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的西岸或加沙人。[21]法塔赫建立了“一个基于专制的阿拉法特领导的官僚阶层和地方精英之间盟约的类国家机构”，正如一名专家所指出的，“这些精英享受到了他们无法从以色列那里取得的东西——政府的奖励与政治庇护，以此作为他们支持当局的回报”。[22]以色列人对突尼斯返回者与西岸及加沙当地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然于胸。[23]

阿拉法特任命的地区管理者和市长里有亲约旦的人物，他们是广大起义者的死对头。在加沙，一位当地“名人”被委任领导法塔赫时，人们群情激愤。“领导层已经把那些为这项事业奋斗、为之牺牲的人推到了一边，”一位活动家愤愤不平，“我们拒绝让那些在我们的人民挨饿时住在五星级酒店、吃着鱼肉和巧克力的人成为领导人。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阵地上的人而不是酒店里的人，是那些在监狱接受教育的人。”[24]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被法塔赫的忠实支持者所取代，这些人“以事情可能会对阿拉法特的政治地位产生什么影响来判断一切”。

这位巴解组织领导人复制了他在科威特、贝鲁特和突尼斯时的执政方式，像部落里的谢赫那样接见请愿者和央求者。一名观察家评论道：“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每个人，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有思想、有组织和有体系的人。”[25]阿拉法特倾听了两百名权贵对加沙公路系统崩溃、排水及电力和电话问题表达的不满，但在会议结束时，这些人全都排成一列，挨个与主席握手合影，他“就跟好莱坞明星似的”。[26]他的控制习惯在财务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人通通不能签署支票。[27]一名顾问回忆道：“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安全、信息和金钱是领导力的基石。”[28]阿拉法特的手段被巴解组织内部人士戏称为“法哈尼规则”，这是他在1971年到1982年在贝鲁特郊区的法哈尼总部磨炼出来的。[29]他尤为关注“巴勒斯坦发展与重建经济委员会”（Palestinian Economic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简写为PECDAR），该机构是《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由世界银行设立的，用于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援助。当阿拉法特任命自己为主席时，担任委员会理事的杰出经济学家优素福·赛义格辞职了。[30]萨利·努塞贝表示：“如果钱没有流入他的金库，他就会失去收买潜在挑战者的能力。”[31]

巴勒斯坦解放军部队——其人员姓名曾受以色列人审查[32]——掌握着安全，吸收了“法塔赫雄鹰”（Fatah Hawks）、“黑豹”这类团体，为因提法达的忠实步兵们创造了就业机会，赋予了他们地位，尽管薪水微薄。许多被迫离开黎巴嫩并前往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人（及其家人）因此回到了巴勒斯坦。曾因1967年年底在西耶路撒冷一间电影院放置炸弹而入狱10年的法蒂玛·巴纳维（Fatima Barnawi）来到加沙指挥巴勒斯坦警察的妇女部队。在德哈伊什难民营，数十名曾经的囚犯被安全部队招募，另一些人则进入各个部委和机构担任文员、经理和董事，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无业游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像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运作，通过为一群感恩戴德的人提供铁饭碗来收买人心。[33]“这对巴勒斯坦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从头到尾反对《奥斯陆协议》的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悲叹道，“人们开始为了工作和金钱互相争夺，因谁会成为董事、副董事、副经理，还有自己能赚多少而担心——因为这关系到大笔金钱，其中一部分来自外界资助，一部分来自财政税收。”[34]新建的机关部委责任重叠且彼此矛盾，因此阿拉法特能够亲自干预并施加控制。“我们有领导人，”一位部长表示，“但我们没有领导层。”[35]

1996年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88位成员和总统职位的选举，是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和受欢迎程度有限而无序的初次考验。“这片土地上从未举行过竞选，其事实上的统治者又是一个长期因不愿下放权力而臭名昭著的人，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不出人意料，”一名记者报道时称，“但随着竞选活动的进行，在大选中还发生了更令人不快的事情。”领导层选择将全国分为16个选区，并以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方式选出代表，而没有采用可以按比例产生代表并鼓励选民站在国家角度思考的单一选区[36]名单选举制。反对者徒劳地指出，这在一个家庭仍旧重于观念的社会中会助长宗族的垄断，阻碍多元化和联合执政。政治学家哈利勒·什卡奇（Khalil Shikaki）评论道：“多数当选制可能适合稳定的民主国家，但它或许不适合存在深刻政治分歧且关于国族身份和领土边界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的社会。”[37]

挑战阿拉法特的唯一候选人是萨米娅·哈利勒（Samiha Khalil），而这仅仅是摆出个姿态而已，她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女权运动家，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奥斯陆协议》。议会竞选偏向法塔赫。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反对派发起运动抵制投票。独立候选人包含数十名心怀不满的法塔赫成员，他们不是没能在党内获得一席之地，就是被阿拉法特开除了。[38]纳比勒·沙斯、艾哈迈德·库赖和阿布·吉哈德的遗孀因媞萨尔·瓦齐尔（Intissar al-Wazir）等来自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高官在许多选区获得的选票都比当地人要多。[39]外国观察员大军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来自欧盟、日本、挪威、加拿大的团队等组成。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大增强了巴解组织领导层的合法感，这对于他们而言至关紧要。哈楠·阿什拉维这样高调的人物就是在其帮助下当选的。“阿拉法特告诉我，委员会中将会有大约15名女性，并补充说‘哈楠一个顶十个’，”卡特记录道，“大家都笑了。”[40]最终，投票结果的作用更多是巩固权力，加强承认，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合法化，而非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大选某一日的民调显示，奥斯陆原则的支持率为50%，只有16%的人反对。法塔赫获得了57%的支持率。[41]

安全仍是所有问题中最触动人们神经的部分，同时也像以往一样，是以色列的重中之重。选举前几日，以色列人终于成功捕获了叶海亚·阿亚什，以哈马斯炸弹袭击出名的“工程师”。这名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通缉犯死于加沙地带的拜特拉希耶（Beit Lahiya），死因是一个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给了他一部手机，手机里放置了爆炸装置。用监督了这场暗杀的“辛贝特”头子卡尔米·吉龙（Carmi Gillon）的话来说，阿亚什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他有“匪夷所思的生存能力……部分原因是他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一小时以上”。拉宾曾亲口告诉阿拉法特，阿亚什已经身在加沙，但巴解组织的负责人坚称此人实际是在苏丹。总理警告他：“我知道他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找到他并将他交给我们，我就会撕掉整份协议，包围加沙。”[42]数十万人参加了阿亚什在加沙的葬礼，高喊着：“我们要公交车，我们要汽车。”猎杀行动在拉宾任上就已展开，但下手的许可是由希蒙·佩雷斯批准的。它遵循了以色列的传统：消灭最危险的敌人，不计后果。前一年的夏天，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什卡奇在从利比亚返回大马士革基地的途中访问马耳他，也被枪杀，杀手为据传是“摩萨德”特工的不知名枪手。

哈马斯卷土重来

1996年2月25日，哈马斯展开复仇行动。在耶路撒冷，一枚装满钉子和滚珠轴承的强力炸弹在雅法路中央车站旁一辆挤满了人的18路公交车上轰然爆裂，致使24人遇害。另一名平民在阿什凯隆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遇袭身亡。伊斯兰组织称这是对杀害阿亚什的报复。不知是不是巧合，当时正好是巴鲁克·戈尔茨坦在易卜拉欣清真寺杀害29名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两周年，这是对《奥斯陆协议》承受能力的一次早期考验。恐慌接连而至：一周后，又有一名哈马斯炸弹袭击者在耶路撒冷锡安广场附近登上一辆18路公共汽车，引爆了炸弹背心，造成16名平民和3名士兵死亡。翌日，一名炸弹袭击者在特拉维夫杀死了12人：

在以色列最繁华的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段，也就是迪岑哥夫大街和乔治王大街（King George Streets）的交界处，遍地都是尸体。化为废墟的店铺的碎片纷纷落在汽车残骸上，茫然而恐惧的购物者张皇失措地冲出现场。几分钟内，这个交叉路口就挤满了警察和泣鸣的救护车。秩序还没恢复，以色列电视台就在跟进现场直播了。摄像机拍下了这些尸体的细节，其中有些衣服已被炸飞，所有尸体都是烧焦的。还有一些令人揪心的孩童哭泣的场景，有些孩子还穿着为普珥节准备的漂亮衣裳。[43]

这场前所未有的街头屠杀——8天内有60人死亡——给以色列的政治和《奥斯陆协议》的未来打上了巨大的问号。佩雷斯渴望走出拉宾的阴影，凭自己的努力赢取权力。2月初，他公开呼吁提前举行大选，让以色列人第一次直接投票选出总理以及他们选择的政党。总理选举的获胜者将成为组建执政联盟的支柱。2月中旬，佩雷斯鼓吹其政府取得的成就，将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描述为“欣欣向荣，不同于爱尔兰和波斯尼亚”。两周后，哈马斯的炸弹袭击者们也参与了竞选，于是这种说法就显得难以服众了。“新中东”的说法——引发了对“好高骛远的”佩雷斯的讥诮嘲笑——从未显得如此空洞无物。这位民调支持率只有20%的工党领袖已经出局了。

以色列军队封锁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用宵禁和检查关卡施加旅行及贸易屏障，切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辖的领土之间的道路，对哈马斯嫌犯发动搜捕。数以百计的村庄城镇因战略性布置的沟渠、沙土或石头路障而陷入瘫痪。自1967年以来，坦克首次沿整条“绿线”部署。在哈马斯获得过支持的地区，数十人被捕，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同样进行了无差别扫荡，而且有人指控他们对扣押的人施加暴行。[44]已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房屋被封禁，随即被拆除。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再次被迫中断在以色列的工作，自治区的经济损失惨重（据估计大致相当于国际资助者为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而给予或承诺给予的数额）。哈马斯各机构被关闭。以色列空降兵突袭比尔泽特大学及周边村落，冲进宿舍和公寓，围捕学生，并将他们一齐赶到足球场上进行审问，之后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在这所大学里遭人群投掷石块。数百人被捕。“我们不知道谁更针对我们，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以色列人。”从这次包围中脱身的20岁加沙学子“易卜拉欣”抱怨道。之后不久，阿拉法特在访问拉姆安拉时遭到了更多的辱骂。[45]学生会选举中，“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联合参选，赢得了52个席位中的23席，而法塔赫只有17席。在拉姆安拉监狱，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官员告诉一名被拘留者：“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被分进了这三类人里头：第一类是以色列人想抓的人，第二类是政府想抓的人，第三类是为了安抚以色列而逮捕的人，你们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46]策划不久前的公交车爆炸案的“卡萨姆旅”二把手哈桑·萨拉迈在希伯伦意外落网，以色列人方才满意。这对佩雷斯来说是趁手的助力。佩雷斯还指责伊朗是一个遥远但冥顽不化的敌人，在投票日之前怂恿“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颠覆组织”袭击以色列。而在幕后，推进安全合作的力度已在增大，尽管在最佳时期也得处理一种棘手的关系——以色列人在面对巴勒斯坦任人唯亲、腐败无能的民族权力机构时那屈尊俯就、居高临下的姿态。[47]巴勒斯坦人将哈马斯的壮大归咎于以色列的镇压，但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仍在开会讨论现状。佩雷斯明白合作是有限的。他解释道：

（阿拉法特）不能作为一个代理人存在。你不能命令他。你还不得不给他奖励。很多人问我阿拉法特是否值得信赖……他没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也将一直如此。我们可以作为伙伴进行和平会谈，但我们不能把他当成实现我们政策的工具。[48]

工党领导人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这次是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在长达5个星期的跨境交火中持续炮轰真主党据点，打击向北远至贝鲁特的目标。但在为期18天的“愤怒的葡萄行动”（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中，以色列的炮弹袭击了加纳（Qana）一个联合国基地，杀死了108名在一个集装箱中惊慌避难的平民，这一常规军事回应引发了深远后果。联合国的报告驳回了以色列声称这次屠杀是技术性错误导致的后果这一说法，于是黎巴嫩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暴怒回应变得合乎情理了。巴勒斯坦人自然与黎巴嫩受害者感同身受。然而以色列的批评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给出了解释：它是在袭击南部的什叶派村庄，导致平民向北涌入贝鲁特，促使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遏制真主党。[49] 5月，民调结果显示佩雷斯领先4%到6%，但在5月29日大选前两日仅领先2%。以色列的阿拉伯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14%——响应社区领导人进行抵制的呼吁，他们谴责这位工党领袖是“儿童杀手”“战犯”。人们后来发现，72%的阿拉伯裔选民投下了空白票或废票。[50]即便如此，右翼人士仍强调阿拉伯人对佩雷斯的支持，将之作为反对他的一大理由。佩雷斯以仅仅2.9万票的差距败选。他口齿伶俐的“利库德”集团对手以口号“内塔尼亚胡，造福犹太人”进行活动，赢得了组建新政府的权力。

进入“比比”时代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倾的联合政府。他在1996年6月19日的就职演说中，承诺鼓励在“以色列地”——包括内盖夫、加利利、犹大、撒马利亚和戈兰高地——建设“开拓性的定居点”，显然对“绿线”两端不加区分。“定居者，”他宣布，“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开拓者，他们理应获得支持和赞赏。”8月，内阁一致表决同意取消对定居点的限制，恢复了工党政府时期暂停的部分项目。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敌视《奥斯陆协议》，他认为巴解组织接受协议是一种欺骗，因为该组织仍致力于摧毁以色列。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的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兼抉择党领导人拉斐尔·艾坦表示，必须重新审查《奥斯陆协议》。艾坦因为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瓶子里被下了药的蟑螂”而为人熟知。然而，与国内外的担忧相反，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摒弃和平进程，而是与阿拉法特在进入加沙的埃雷兹检查站打了个短暂而尴尬的照面，并同意继续举行会谈。“《奥斯陆协议》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尤里·萨维尔乐观地认为，“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在他的信仰、他的政治支持者以及该进程产生的现实这不断失衡的三者之间努力调控。”[51]

9月，总理批准考古学家打开哈斯蒙隧道的新入口，这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严重骚乱。这条隧道连通苦路[52]和哭墙，距离阿克萨清真寺也不远。1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处于小心翼翼的商谈中，因此这一违背了安全部门负责人意见的决定看起来相当草率。然而，有人把它与不容置辩的以色列主权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接任泰迪·科勒克的耶路撒冷市长、“利库德”集团的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便支持该立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称对谢里夫圣所的任何干涉都是“对穆斯林的信仰及其习俗的攻击”。内塔尼亚胡坚持自己不会与阿拉法特直接交谈。阿拉法特对这等冷遇怒火中烧，发誓要迫使总理来联系他：他下令举行示威，挑衅以色列人。然后内塔尼亚胡立刻就给他打电话了。[53]冲突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爆发并蔓延开来，造成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9月26日，以色列人派出了“眼镜蛇”直升机（Cobra helicopters），杀了44名巴勒斯坦人，其中25人死于加沙。坦克自1967年以来首次开入约旦河西岸，而在纳布卢斯约瑟墓（Joseph’s Tomb）的一次交火中，7名以色列士兵在包括民族权力机构警察在内的一群人的袭击下丧生。激进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总结道，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证明，即使在它自己的“班图斯坦”内，它也“不准备扮演像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在以色列支持下的民兵那样的卖国贼角色”。[54]美国在冲突爆发后更强势地介入其中，把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召集到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和平进程的下一阶段：以军将在希伯伦按计划重新部署。根据奥斯陆二号协议，希伯伦已被排除在A区之外。

内塔尼亚胡对《奥斯陆协议》发自内心的抵触形成了一种更微妙的政策，即每一环节都拼命地斤斤计较、拖延实施、独断专行，而且什么问题都怪罪对方。“我们的目标不同于”前任政府的那些目标，他宣称：

我们正在利用协议中的时间间隔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维护耶路撒冷的统一，确保国家防卫所必需的安全纵深，坚持犹太人在自己土地上定居的权利，向巴勒斯坦人提出适当的自治安排，但赋予其的主权不能威胁到以色列国。

安全和互惠是他的两大支柱手段。而他也进一步签署了将希伯伦划分为两个区域的协议；其中一部分占该市的20%，由以色列来保障那里的450名定居者的利益。1997年1月，在浓雾与暴雨为以色列军队提供的极佳掩护下，拖延已久的行动终于开始了。与此同时，慷慨激昂的演讲正在议会大厅里回荡。“我们不会离开希伯伦这个父辈之城，我们正在希伯伦重新部署，”内塔尼亚胡对议员们说道，“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在乎你们。”在局势极为紧张的舒哈达大街（Shuhada Street，意为“烈士街”），有人用黑漆喷涂了希伯来语口号：“不要‘利库德’，不要工党，我们只相信上帝。”在希伯伦的另一处地方，数十名年轻人聚集在贾布里勒·拉吉布的防卫安全机构（Preventive Security Service）办公室周围，等待着一支由200人组成的身穿制服的巴勒斯坦警察队分派到该城剩余那80%的地方。[55]第二天，阿拉法特乘坐他标志性的白色俄罗斯直升机，告诉定居者他想要“一个公正的和平”并称这座城市“被解放了”。一名联合国高级外交官后来描述希伯伦协定是一次“政治不理智的研究案例”，一个《奥斯陆协议》再也无力回天的转折点。[56]

在“利库德”集团领导下，定居点成了比以往更容易点着的导火索。被内塔尼亚胡任命为国家基建部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推动了重点项目建设。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条从耶路撒冷直通古什艾其昂定居点的公路和隧道，它绕过了伯利恒和邻近的拜特贾拉（Beit Jala）、拜特萨霍，那些地方的居民也不得使用这条新线路。这种空间分隔——被其批评者称为“种族隔离”——预示了绕过阿拉伯区域与犹太定居点建立跨“绿线”联系的战略。这个问题在1997年2月变得十分尖锐，当时内塔尼亚胡决定在哈尔霍马或说贾巴阿布吉内姆为3万人建造6 500套住房，这是在拉宾时期首先提出的。在巴勒斯坦人眼里，该项目意在切断他们未来的首都与西岸北部的联系，而且违反了《奥斯陆协议》的基本原则（这种说法对双方而言都是老调重弹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这一举措，尽管阿拉法特和费萨尔·侯赛尼发出了警告；侯赛尼现就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耶路撒冷事务的部长，在位于“东方之家”的附属办公室远程工作。巴解组织以断绝联系回应。3月，以色列军队在狙击手和直升机的掩护下封锁了该地区，施工开始进行。以色列还袭击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机构，似乎是要表明内塔尼亚胡反对巴解组织在该市发挥任何作用的决心。艾哈迈德·库赖记录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从已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与和谐，跌落到在定居点建造和其他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断升级、令人灰心的对抗。”[57]法塔赫的“青年卫士”领导者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警告称，许多巴勒斯坦人正在质疑阿拉法特寻求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战略选择。“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将会增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街头反对派的实力。”他说。[58]巴尔古提曾在因提法达期间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奥斯陆协议》签订后才获准返回。使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人得以“回归”的条款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这份协议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哈尔霍马定居点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影响。定居点建设活动通常不如霸占头条的袭击事件和精雕细刻的外交斡旋那样夺人眼球。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项目缓慢进行，是一个过程而非单一事件，且被掩盖在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和花招诡计之下。然而，巴勒斯坦人对此一清二楚。阿拉伯媒体监视着道路建设、土地掠夺和正在建造的房屋数量——这些问题在以色列人眼里基本不成问题。而其累积效应可谓触目惊心。萨利·努塞贝写道：“以色列领导人对和平的含泪宣告与他们用推土机所做的事情不大一样。”

聚焦于细节——这里一道拆除命令，那里一条新的旁道，或是盯着山坡上的几千套新房子——就很容易忽视这种扩张的系统性。在争斗不休的党派本该建立互信的那些年里，移民人口涨了一倍，从10万增加到20万：《奥斯陆协议》签订后我们在街上载歌载舞时几乎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些定居者的谋杀和其他掠夺行为逃脱了惩罚，这实质上是在伤口上撒盐。[59]

伙伴还是敌人？

1997年7月，两名巴勒斯坦人以自杀炸弹袭击了西耶路撒冷繁华的马哈尼耶胡达商场（Mahane Yehuda market），造成13人死亡，并导致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再次封锁。以色列中止了谈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拘留了数百名哈马斯支持者。9月，本-耶胡达大街（Ben-Yehuda Street）也发生一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80人受伤。“阿拉法特已经从一个和平伙伴变成了公认的敌人，”颇具影响力的《新消息报》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写道，他的儿子在18个月前的一次公交车爆炸事件中丧生，“执政一年半，这个政府没给那些问着‘现在该怎么办？’的公民提供答案。隧道尽头唯一的亮光，是下一次恐怖袭击炸弹的闪光。”[60]“伊兹丁·卡萨姆旅”宣布对两起事件负责，要求释放自198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的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内塔尼亚胡说，“当阿拉法特拥抱和亲吻哈马斯而不是与之抗争时，他表达的信息是哈马斯可以肆无忌惮地袭击以色列。”[61]以色列情报官员随后声称，阿拉法特释放了“卡萨姆旅”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马卡德梅（Ibrahim Maqadmeh），以此为信号向伊斯兰主义者表明，他会给他们的袭击大开“绿灯”。[62]哈马斯通过约旦人向以色列转达了一项为期30年的胡德纳或说休战的提议，内塔尼亚胡表示毫无兴趣。

以色列的另一次行动意在杀死哈马斯政治领袖哈立德·马沙尔，然而这次行动严重失误，导致内塔尼亚胡在国内外普遍遭受指责。使用加拿大护照进入约旦的“摩萨德”特工向马沙尔的耳朵喷射了致命的神经毒剂。这本该是一场不为人知的暗杀。然而，两名特工被抓获，其他4人逃进了以色列驻安曼大使馆。这场难堪至极的事故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平条约岌岌可危，以色列人被要求拿出拯救马沙尔性命所需的解毒剂。国王命令特种部队包围大使馆，如果以色列人拒不自首就硬闯进去。在后续的交易中，约旦要求以色列人放走亚辛谢赫，以此作为释放搞砸了任务的“摩萨德”人员的条件。亚辛几天后回到加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久之后，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会面，恼怒地意识到他们共同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已渔翁得利。

尽管面临种种压力，事实上巴以合作依旧紧密，第二年这种合作关系使反以色列的袭击降低到了一定水平，并持续到2000年年末。“辛贝特”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防卫安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对阿拉法特面临的“困境有一定了解”，而且对他频繁的消极举动也极为关注。[63] 1998年9月，合作顺利进行，以色列人杀掉了逃亡的哈马斯高级成员阿德尔·阿瓦达拉（Adel Awadallah）和伊马德·阿瓦达拉（Imad Awadallah）兄弟。伊马德在逃脱前一直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在杰里科的飞地内。两人被追踪到希伯伦以西一个果树环绕的偏僻房屋。据“辛贝特”负责人阿米·阿亚隆（Ami Ayalon）所说，阿德尔是西岸“卡萨姆旅”的总指挥。该行动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批准，尽管人们担心这会导致一年前“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被暗杀后的自杀式爆炸事件重演。“无价”的情报使他们对哈马斯的运作网络了如指掌。阿亚隆首先向内塔尼亚胡报告，然后在凌晨时分去拉姆安拉面见阿拉法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杀了他（阿瓦达拉），现在，我们希望你能与我们一起，尽一切努力确保和平进程继续进行——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因为你应该清楚，如果现在发生一波恐怖袭击，那么和平进程就不复存在了。”尽管西岸爆发了抗议活动，但贾布里勒·拉吉布和穆罕默德·达赫兰采取行动，成功地保证了没有针对以色列的大型报复事件发生。[64]美国也与巴勒斯坦人加强了联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敦促美国人为他们反恐时严肃认真的态度做证，但以色列人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有损于己方的优势。接受过中情局培训的巴勒斯坦安全官员和他们的专家拆除了以色列人在1994年撤离加沙时在老宫殿里埋下的可自爆窃听装置：其中一个爆炸，导致一名试图除掉它的巴勒斯坦人死亡。[65]到1998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增加到3.5万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280万巴勒斯坦人的人均拥有警察数就此达到全世界最高。[66]

出卖巴勒斯坦？

《奥斯陆协议》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最初的兴奋退去后，与以色列平稳的幕后关系无助于提升阿拉法特在他自己的人民中下滑的声望。批评者的矛头再度指向他的专制作风，他那促进竞争的老毛病也被以色列人利用。水泥、电力、燃料、面粉和烟草的进口垄断给加沙带来的经济刺激，保证了阿拉法特拥有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一吨水泥的价格是74美元，其中17美元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17美元流入阿拉法特在特拉维夫一家银行的私人账户。[67]以色列为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特别签发的贵宾通行证也是一种恩威并施的工具，它扩大了精英与其他阶层的区别，挑战现状不符合这些精英的利益，维持它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才符合。[68]以色列官员意识到了他们的优势。“我们控制着供电、水源、通信等等，”有人对犹疑不定的“利库德”议员们吹嘘道，“我们掌握了一切。还有许多当地人做掮客。还有什么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目的呢？……我们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过去从未对我们如此有利，甚至在因提法达之前也没有。”[69]

巴勒斯坦警方和安全部门自1994年起开始随意逮捕人民，且已有20人死于拘禁中，这加深了一种印象，即素丹（Sulta）——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广为人知的阿拉伯语叫法——不过是另一个不负责任的阿拉伯政权。谣言四处流传，称卖给以色列人土地的巴勒斯坦人会遭到法外处决。这被归咎于民族权力机构的特工。[70]记者、人权活动家和学者受到拘留、骚扰或恐吓。1995年夏天，《圣城报》（al-Quds）被勒令停刊，因为它在显著位置登载了对巴解组织“外交部长”法鲁克·卡杜米（Farouk Qaddoumi）的采访。卡杜米反对《奥斯陆协议》，而且与叙利亚人走得太近，这惹恼了阿拉法特。[71]据“卜采莱姆”报告，拉吉布的防卫安全机构正在采用从“辛贝特”那里学来的手段。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遭到安全官员的讯问。[72]巴民族权力机构也饱受腐败指控的困扰。1997年7月，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宣布，当年3.26亿美元的预算有将近一半都被挥霍滥用、不当使用或是贪污挪用了。[73]它特别指出民政部长贾米尔·塔里菲（Jamil al-Tarifi）、计划部长纳比勒·沙斯以及交通部长阿里·卡瓦斯米（Ali Qawasmi）是最大的违规者，在酒店客房、餐厅和海外旅游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人们进而开始追问1994年以来获得的10亿美元左右的外国援助的去向。塔里菲还被指控修建以色列定居点。

1997年10月，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辞去议会职务，抗议行政机关的控制。随后，时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为旅游部长的哈楠·阿什拉维指责阿拉法特没有遏制弊病。一项民调显示，56%被询问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机关是贪腐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与政治选择以及新“突尼斯”精英的挥霍直接相关，而精英的腐败与一再被以色列的封锁搞垮的经济形成的对比格外刺眼。阿拉法特的批评者认为，“一个摇摇欲坠、任人唯亲的体系，充满垄断、诈骗和赤裸裸的勒索，只会使……（领导层）的财富增加，同时使整个社会陷入贫困”。令人惊讶的是，在加沙涌现的新别墅中，最浮夸的是一幢格外豪华的大别墅，其所有者是法塔赫的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马赞），《奥斯陆协议》的重要谈判代表。“目前还不清楚是谁花钱建了这幢200多万美元的东西，所有的阳台和栏杆都是华丽的哥特式风格，但墙上有一些无礼之徒乱涂乱画的涂鸦公然写着‘这是你出卖巴勒斯坦的奖赏’。”[74]一家奥地利公司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投资者的参与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保护下，在杰里科的阿卡巴特贾布尔难民营附近建立了“绿洲赌城”（Casino Oasis），这可不能改善统治精英目中无人、不接地气的形象。哈马斯强烈反对，斥责赌博违反伊斯兰教义，是种堕落的行为，而且会带来其他风险，包括吸引通敌者。1999年年底，包括9名议员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签署发表了一项声明，控诉阿拉法特的暴政、腐败和欺诈。其中8名签字者被捕，享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们遭到了暴力威吓。[75]

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后《奥斯陆协议》时代的经济形势恶化了。1995年9月到1997年3月，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在24%至39%之间波动。1995年冬天，西岸的日薪为19美元，加沙地带则为15美元；1997年冬天，日薪降至13美元以下。由于巴以未能就加沙地带与西岸之间承诺的“安全通道”达成一致，出行变得更加艰难。安全限制减少了出境许可，就连到以色列接受紧急医疗也受到了限制。曾在雅法工作过15年的阿布·阿博德（Abu Aboud）描述了他的失望与懊丧：“我们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想与以色列相通，（也想）有机会在以色列工作。”他解释道：

我们如果失业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阿拉法特不想让我在他的国家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不会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成为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哦，比如说，在我们村里，学校中午就关了；孩子们都在大街上打发掉剩下的时间。甚至没有一所学校有电脑。所以我想知道，（来自捐助国的）所有资金都去哪儿了？你知道，当我四处张望，看到所有那些从国外（主要是突尼斯）来的民族权力机构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大黑手党。那么你告诉我，我该拿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办？[76]

不确定的好处

阿拉法特无视不满，继续贯彻《奥斯陆协议》。1998年9月，比尔·克林顿与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召开了另一次首脑会议。不久之后，阿里埃勒·沙龙——他最终重登高位，尽管1982年他在黎巴嫩扮演过令人厌恶的角色——代替大卫·利维（David Levy）出任外交部长，为总理的右翼立场打掩护。10月份，他们在马里兰州僻静的瓦伊河种植园（Wye River plantation）进行了充分的会谈。据库赖所说，内塔尼亚胡要求阿拉法特“处理一下”因策划袭击而被以色列通缉的防卫安全机构加沙负责人加齐·贾巴利（Ghazi al-Jabali）。这个显然是要杀掉贾巴利的露骨请求让阿拉法特暴跳如雷。克林顿也发怒了，说：“简直糟透了。我受不了这种肮脏的勾当！”[77]内塔尼亚胡还试图使已被定罪的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此人是美以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道坎）获释，但未能成功。沙龙明显有意避免跟阿拉法特握手，但同意在以色列军队的重新部署方面多做三步，包括将西岸13%的土地从以色列控制的C区转到A区和B区，释放数百名囚犯，以及接受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格条件。巴解组织同意让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奥斯陆协议》中的承诺，批准废除“民族盟约”中有关以色列存在权的条款。以色列内阁在短暂耽搁之后通过了该协议：17位部长中有8位投了赞成票，但有5票弃权，4票反对。由于以色列领导人声称巴勒斯坦人未能满足议定的条件，执行工作再次推迟。沙龙呼吁西岸定居者抢占更多土地，以阻止巴勒斯坦人未来接管这些地方。“动起来，跑起来，尽可能多地占领山头来扩大定居点，因为我们现在拿走的一切都将属于我们。”[78]

然而12月底克林顿访问加沙时，巴勒斯坦议会投票批准了阿拉法特给美国总统的信，确认了那些可以追溯到1964年巴解组织建立时的进攻性盟约条款是无效的。阿拉法特的一个敌人写道，巴勒斯坦人“正式抛弃了他们历史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也是为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解放斗争道了歉”。[79]克林顿向巴勒斯坦人致谢：

因为你们终于彻底且永久地抛弃了“巴勒斯坦民族盟约”中号召摧毁以色列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已被《奥斯陆协议》正式拒绝的一场斗争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彻底废除它们，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向以色列人民，而不是其政府，发出了一条强有力的信息。

克林顿还坦率地谈到了当时已取得的成就的局限性。“我希望以色列人民能知道，对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奥斯陆协议》签订5年之后，这一进程带来的好处仍旧遥不可及；对于太多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工作稀缺，前景不明，还有个人巨大的悲痛。”他也提到了定居点建设和土地没收，但力劝巴勒斯坦人坚持下去，即便他们觉得有“一百个离开的理由”。[80]克林顿怀着非同寻常的同情心发表讲话，[81]还成功举出了一个真正进步的例子。在他访问前不久，巴勒斯坦人终于举行了加沙国际机场的落成典礼——此事因为以色列的反对已经拖延许久。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使人罕有地瞥见了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样子。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在那里受到了阿拉法特和他的夫人苏哈的欢迎，被旗帜、迎宾礼、仪仗队和种种国家地位的象征所包围。[82]但是，和《奥斯陆协议》达成以来取得的许多成就一样，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以色列掌握着空域，航班行程都要经过其预先批准。它有权随时停止运营。内塔尼亚胡由于做出了太多“让步”，惹怒了右派支持者，而更左倾的以色列人则对实现真正和平的进程停滞不前感到不满。1998年12月底，以色列议会投票决定解散并进行新一轮选举。此举实质上冻结了寸步难行的和平进程。巴以关系的命运和未来不可避免地再度摇摆不定起来。

[1] Nahum Barnea, quoted in Guardian, 9 September 1997.

[2] Yuval Rabin interview, 16 June 2016.

[3] 哈桑贝克清真寺（Hassan Bek mosque），建于1916年，其尖塔曾毁于冲突并重建，对于雅法的阿拉伯人意义重大。——译者注

[4] Ahmed Qurei, Beyond Oslo, p. 4.

[5] 20 Years Since Oslo: Palestinian Perspectives, p. 27.

[6] Uri Savir, The Process, p. 261.

[7] David Horovitz, A Little Too Close to God, p. 19.

[8] Dan Ephron, Killing a King, p. 182.

[9] Guardian, 10 April 1995.

[10] Guardian, 26 July 1995.

[11]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israeli‑palestinian%20interim%20agreement%20‑%20annex%20i.aspx#article8.

[12]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177.

[13] Khalil Shikaki, The peace process,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2), 1996, pp. 5–20.

[14]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 395.

[15] 哈拉卡（halacha），犹太教口传律法，后泛指书面和口头的所有律法。——译者注

[16] 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全名摩西·本·迈蒙（Moses ben Maimon），犹太教拉比，中世纪杰出犹太哲学家。——译者注

[17] Idith Zertal and Akiva Eldar, Lords of the Land, p. 151.

[18] Guardian, 11 October 1995.

[19] Mourid Barghouti, I Saw Ramallah, p. 48.

[20] Nabil Qassis, interview in 20 Years Since Oslo.

[21] Nusseibeh, Country, p. 392.

[22] Menachem Klein, in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14 (4), 2007: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1140.

[23] Yossi Beilin, Touching Peace, p. 113.

[24] Glenn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 p. 181.

[25] Said Aburish, Arafat, pp. 279–80.

[26] Danny Rubinstein, The Mystery of Arafat, p. 126.

[27] William B. Quandt, The urge for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3 (4), 1994, pp.2–7.

[28] Mamdouh Nofal, Yasir Arafat, the political player: a mixed legac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2), 2006, pp. 23–37.

[29] Inge Amundsen and Basem Ezbidi, Clientelist politics: state formation and corruption in Palestine 1994–2000, Chr. Michelsen Institute (CMI Report R2002:17), 2002, p. 15.

[30] Guardian, 12 November 1993.

[31] Nusseibeh, Country, p. 376.

[32] Yaakov Perry, HaBa leHorgekha, p. 261.

[33] Maya Rosenfeld, Confronting the Occupation, p. 191.

[34] Mustafa Barghouti interview, New Left Review 32, March–April 2005.

[35] Tamara Cofman Wittes (ed.), How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Negotiate, p. 51.

[36] 此处指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选区。——译者注

[37] Shikaki, The peace process.

[38] Guardian, 6 January 1996.

[39] Aburish, Arafat, p. 295.

[40] Jimmy Carter, The 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 p. 146.

[41] Nigel Parsons, Politics of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p. 39; Ian Black, Fig leaf democracy, Prospect, 20 February 1996.

[42] Dror Moreh, Shomrei haSaf, pp. 177–8.

[43] Guardian, 5 March 1996.

[44] Beverley Milton‑Edwards and Stephen Farrell, Hamas, p. 219.

[45] Guardian, 2 April 1996.

[46] As’ad Ghanem, The Palestinian Regime, p. 126.

[47] Haaretz, 17 August 2003.

[48] Peter Weinberger, Co-opting the PLO, p. 137.

[49] http://972mag.com/blame‑peres‑not‑bennett‑for‑the‑qana‑massacre/101046/.

[50] http://www.dayan.org/kap/images/stories/%20%20%205.pdf.

[51] Savir, The Process, p. 308.

[52] 苦路（Via Dolorosa），耶路撒冷老城内的一条街道，据传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受难前所走之路。——译者注

[53] In a ruined country: how Yasir Arafat destroyed Palestine, Atlantic magazine,September 2005; Nofal, Yasir Arafat.

[54] George Giacaman and Dag Jorund Lonning (eds.), After Oslo, pp. 212–26.

[55] Guardian, 18 January 1997.

[56] Robert Serry, Endless Quest, p. 59.

[57] Qurei, Beyond Oslo, p. 21.

[58] Graham Usher, Dispatches from Palestine, p. 138.

[59] Nusseibeh, Country, p. 421.

[60] Nahum Barnea, quoted in Guardian, 9 September 1997.

[61] Paul McGeough, Kill Khalid, p. 126.

[62] In a ruined country, Atlantic magazine, September 2005.

[63] Ofira Seliktar,Doomed to Failure, p. 85.

[64] Moreh, Shomrei haSaf, p. 223.

[65] Brynjar Lia, Building Arafat’s Police, pp. 297–8.

[66]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1999, pp. 138–9.

[67] Guardian, 21 April 1997.

[68] Ghassan Khatib, Palestinian Politics, pp. 150–51.

[69] Giacaman and Lonning (eds.), After Oslo, p. 221.

[70] Lia, Arafat’s Police, p. 347.

[71] http://www.meforum.org/287/bio‑sketch‑faruq‑qaddumi‑the‑plos‑2.

[72] Baruch Kimmerling and Joel Migda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367.

[73]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cement‑and‑corruption/5123.

[74] Guardian, 21 April 1997.

[75] Cheryl Rubenberg, The Palestinians, p. 263.

[76] Meirav Aharon‑Gutman, ‘The day the sun rises in the west’ – ethnography of a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March 2009.

[77] Qurei, Beyond Oslo, p. 67.

[78] David Landau, Arik, p. 310.

[79] Ghanem, The Palestinian Regime, p. ix.

[80] Patrick Tyler, Fortress Israel, pp. 408–9.

[81]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310.

[82] Jean‑Pierre Filiu, Gaza: A History, p. 245.

第二十一章
1999—2000

以色列……还没有为真正的和平做好准备。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态——被神话滋养的占领者心态——仍主导并塑造着他们对和平的愿景。

——阿克拉姆·哈尼雅[1]

“安全先生”——“马克Ⅱ型”[2]

1999年5月，埃胡德·巴拉克在承诺继承拉宾的遗志后，赢得选举成为以色列总理。这位贝尔福街的新居民是该国历史上被美化最多的士兵。像拉宾一样，这位当代“安全先生”并非天生的党派领袖。工党为了一场意图争取中立选民的竞选活动，重新打出了“一个以色列”的旗号。当巴拉克发表胜利讲话并宣布以色列已经“恢复理智”时，支持者甚至高喊道“拉宾赢了，拉宾赢了”。巴拉克还是一名钢琴家、系统分析师和国际象棋选手，具有非同寻常的破局能力，以善于分析著称，但有时被形容为目中无人。他还拥有惊人的军事素养，这在以色列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品质：在国防军的精锐之师总参谋部侦察部队（Sayeret Matkal）服役时，他曾作为年轻的军官参与一项知名的人质救援任务，1973年还在贝鲁特参加了一场暗杀巴解组织领导人的突袭。1988年因提法达正值高潮时，他指挥了在突尼斯杀死阿布·吉哈德的行动。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他对《奥斯陆协议》感到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秘密谈判渠道没有对他敞开。他在1994年退役前的最后几日，曾监督加沙和杰里科军队的重新部署。1995年担任拉宾的内政部长时，他公开反对批准奥斯陆二号协议。尽管如此，巴解组织领导层起初还是为他的胜选庆祝了一番，因为他们记得巴拉克曾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还曾警告称不分治就会发生“种族隔离”。他甚至在有次接受采访时，既怀带同情又富有敌意地表示，自己如果是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就会加入“一个恐怖组织”（irgun mehablim[3]）。这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士兵出身的政治家摩西·达扬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讲话，当时他对巴勒斯坦人“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而对以色列产生的仇恨表现出罕见的理解。[4]艾哈迈德·库赖看到了奥斯陆的火焰被内塔尼亚胡熄灭后复燃的“一丝希望”。另一些人则深表怀疑。《奥斯陆协议》的反对者法鲁克·卡杜米曾留在突尼斯而非陪同阿拉法特回到加沙，他同意工党比“利库德”集团更“灵活变通”，但预言如果没有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和平进程就无法畅行。巴勒斯坦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以色列的竞选活动。毕竟事关重大。

巴拉克赢得了56%的总理选票，而内塔尼亚胡则有44%。他组建了一个广泛的右翼和宗教党派联盟，其中包括正统派的沙斯党以及左翼的梅雷兹党，然而尽管有许多阿拉伯人把票投给了他，[5]巴拉克还是回避了阿拉伯政党的支持，因此这些阿拉伯人感觉遭到了背叛。然而，巴拉克也表明他有清晰的“红线”，并不符合巴勒斯坦人的最低要求：耶路撒冷仍是以色列的“永恒首都”；以色列不会撤退到1967年的边界；西岸必须非军事化，同时以色列的主权范围将扩大以容纳犹太定居者；巴勒斯坦难民不可享有任何回归权。总理在大选后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奥法拉和拜特埃尔（Beit El）定居点，称定居者为“我亲爱的兄弟们”。巴勒斯坦人受领导层一厢情愿的念头感染而产生的希望，看来很快就破灭了。

实际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定居点建设继续加速，封锁和其他损害巴勒斯坦经济的限制也是如此。但巴拉克行动迅速，至少通过了重返和谈的动议。7月，他在加沙的埃以边界检查站与阿拉法特首次会晤，表示他打算将有争议的最终地位问题谈判与1988年瓦伊河协定中未完成的过渡任务以及以军的重新部署、释放囚犯、加沙—西岸之间安全通行的执行工作结合起来。巴拉克担心的是，当双方完成永久地位谈判时，以色列将失去所有底牌；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不亮底牌，直接结束牌局。零敲碎打已成为过去；现在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阿拉法特经历了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的挫折与搪塞后，急于看到快速进展，他在公开场合以礼相待，但私底下咬牙切齿。[6] 1999年9月，他和巴拉克当着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几个月前因父亲侯赛因去世而登基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 of Jordan）的面，在沙姆沙伊赫签署了另一项协议。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也帮忙居中调停，尽管比尔·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双方重申承诺落实所有未完成的协定，并在12个月至15个月内努力结束冲突。谈判开始进行，但过程相当紧张和艰难——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一次开会时还产生了“令人难堪的私人冲突”。[7]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巴拉克突然倒向叙利亚，希望跟这个与以色列最敌对的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就像与埃及和约旦签订条约一样，借机削弱并孤立巴勒斯坦人，正如巴解组织怀疑的那样。[8]接触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是以色列总理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战略的一个步骤，而从黎巴嫩撤军是让他深得人心的竞选承诺。2000年1月，巴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接近了阿萨德，于华盛顿附近的谢泼兹敦（Shepherdstown）会见了叙利亚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巴勒斯坦人阵脚大乱。阿拉法特警告道：“巴拉克不该不把我当回事。”[9]巴拉克的背景使他倾向于跟叙利亚总统打交道，因为叙利亚总统是“执掌着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的军人，而不是阿拉法特这种领导革命运动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战士”，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长什洛莫·本-艾米事后回想时说。令巴勒斯坦人沮丧的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关注标志着双方回到了《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的状态。阿拉法特“坐立不安，疏离冷淡且满怀敌意”。阿萨德由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失去了对戈兰高地讨价还价的兴趣，因为以色列只愿意给出太巴列湖东岸区区几百米的土地，未能完全恢复1967年的边界。由于国内的反对，巴拉克失去了坚持的勇气，国防部门和大多数部长都建议他忘掉“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而是集中精力对付巴勒斯坦人，这是以色列后院里更熟悉的敌人。[10] 2000年5月，以色列人开始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而巴勒斯坦难民从他们的营地蜂拥至边境围栏，凝望咫尺外自己失去的家园。大多数以色列人赞同撤军，因为它为18年前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为摧毁巴解组织而做出的“战争决定”画上了句号。

抵抗有用

每开一次会，巴勒斯坦人对一心挂念叙利亚的巴拉克的幻灭感都会加深。他们对以色列人缺乏诚意的控诉与日俱增，他们感到自己被欺骗和羞辱了。[11] 2000年1月，巴解组织宣布2000年9月13日，即《奥斯陆协议》签订七周年以及原定完成最终地位谈判计划的日期，将是巴勒斯坦建国之日。以色列谴责其为挑衅行为。而同年4月，在另一次谈判会议前夕，巴拉克公布了在马阿勒阿杜明建造174套新住房的计划，这个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俯瞰通往杰里科的道路的大型定居点当时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一个普通的城郊住宅区以及他们首都的自然延伸。会谈破裂，重启，又再度中止。与1993年时一样，另一个北欧的“地下渠道”开通了，这次是在斯德哥尔摩。它意在摆脱“宣传的聚光灯、媒体和情报部门的盯梢以及和平进程反对者的恶毒目光，尤其是以色列方面的”。有关它的消息在谈判第二天就走漏了风声，令人不安的是，当时西岸和加沙正好在进行声援以色列监狱的囚犯绝食抗议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且还赶上了一年一度纪念纳克巴的“愤怒日”。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数百人受伤，街道上满是石块和冒烟的轮胎。[12]以色列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一份拖延已久的协议，将阿布迪斯（Abu Dis）和东耶路撒冷郊区另外两个阿拉伯村庄移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但巴拉克因4年来最严重的这次暴力事件而暂停执行该协议。法塔赫旗下的“坦齐姆”（Tanzim，意为“团体”）民兵组织头目马尔万·巴尔古提率领该组织激进分子，躲在以色列国防军检查站前集会的示威者身后用武器射击，以民族权力机构极少采取的方式当街主动出击。巴勒斯坦警察面对社会压力和与以色列勾结的指控，加入了示威的队伍——这是个不祥的新举动。参与正式会谈的巴解组织首席谈判代表亚西尔·阿比德-拉布在瑞典渠道的新闻爆出时辞职以示抗议。但斯德哥尔摩无法缩小双方在以色列撤军或难民回归方面的鸿沟。奥斯陆的魔法不能重演，而它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原先的光彩。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后，它的敌人，包括哈马斯，都认为巴解组织比不上真主党：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能击败以色列？抵抗有用，但谈判没用。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劝巴勒斯坦人效仿黎巴嫩人，重投武装斗争。阿拉法特显然没有忘记这一教训。以色列安全部队暗中监视着巴勒斯坦人为实施暴力而做的准备。[13]

2000年6月，克林顿和巴拉克同意举行新的首脑峰会。阿拉法特怀疑他会落入陷阱，要么被迫接受美以的强制指令，要么因拒绝它而受到责难，他坚决反对峰会并提了出来，但仍觉得无法拒绝这一邀请。巴勒斯坦人担心克林顿在离职前急于获得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当时他的第二个任期还有几个月就要结束了。巴拉克在议会的联盟开始瓦解，而阿拉法特也面临内部矛盾。

自从1978年与埃及实现和平谈判以来，“戴维营”一直是阿以外交史上的一个能引起共鸣的名称。然而，这场雄心勃勃想要解决冲突核心问题的会面准备得极不充分。7月11日首脑会议开始前，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和许多参与其中的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分歧有多大，以及弥合这种分歧有多么艰难。阿拉法特在纳布卢斯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警告什洛莫·本-艾米：“你所提供的东西，更像是悬在我们脖子上的断头刀。”[14]这仿佛是在目睹潘多拉之盒开启。马里兰高压锅中的15日不足以克服最终全面实现和平的那些熟悉的障碍。但更多的时间和更充足的准备是否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人们也有不同看法。

戴维营，又来了

首脑峰会不得不应对《奥斯陆协议》的临时构架留下来的最棘手问题，“永久地位”。前几轮谈判中几乎没有涉及这类问题。尽管自1993年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直接接触，但在耶路撒冷、难民、边界和定居点的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一如既往地困难。委员会和工作组在数千小时的会议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在总统休假地的世外桃源里创造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切氛围，正如20年前贝京、萨达特和卡特间的会谈那样。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邀请谈判代表们观看电影，参加篮球赛，但只有以色列人到场，因此海军陆战队的保安小队成了他们的对手。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埃胡德·巴拉克开玩笑地推着满脸微笑的阿拉法特穿过月桂小屋的门——他彬彬有礼但不耐烦地请他先走过去。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理论上会有帮助，但他们两人之间几乎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有，它在奥尔布赖特所谓的“成败在此一举的峰会”上也不可能有丝毫决定性。阿拉法特的助手阿克拉姆·哈尼雅表示：“美国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冲突的现实比他们在戴维营创造的虚幻世界要更有力。”[15]

谈判开局不利。以色列人递交的地图吞并了约旦河西岸14%的土地，加上约旦河谷的长期租约范围内的10%，巴勒斯坦仅占该领土的76%。这将使80%的以色列移民处于以色列控制下，但仍有约5万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两条东西向的走廊可以让以色列人在那里遭到袭击时抵达约旦河。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领土被划分为三个不连续的区块，包括加沙。巴勒斯坦人断然拒绝，坚称完全恢复1967年的边界才能继续谈判：这将使他们占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22%，而以色列持有“六日战争”前夕的78%——在他们眼里，巴解组织已经做出了莫大的让步。后来一项以色列吞并西岸10.5%的修正案也被拒绝了，尽管巴勒斯坦人已经同意进行土地交换，使以色列人能够保留马阿勒阿杜明、阿里埃勒、古什艾其昂等大型定居点。以色列人最后提出的方案是巴勒斯坦人获得西岸的92%。[16]双方都否决了美国关于巴勒斯坦人拥有东耶路撒冷主权的建议，谢里夫圣所或说圣殿山完全可以预见将是症结所在。[17]然而，在首脑会议即将落幕时，巴拉克破天荒地接受了巴勒斯坦人主张的对东耶路撒冷某些地区的主权、对谢里夫圣所的管理权，还允许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保卫它，尽管最重要的是它仍将处于以色列主权管辖之下。美国的兼顾型建议失败了，因为巴勒斯坦人声明圣地关乎所有穆斯林，而美国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不能让出东耶路撒冷的主权。”阿拉法特在最后一天弥漫的紧张气氛中告诉克林顿。巴拉克则表示：“我不知道哪位总理愿意签名转让第一和第二圣殿的主权，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根基。”[18]

难民问题就更棘手了。以色列将其视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并出于这种考虑象征性地允许一部分人回归，前提是这些人以家庭团聚为目的。这与巴勒斯坦人激动地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他们想让以色列承认其在1948年制造了纳克巴并应对此负责。本-艾米在纳布卢斯告诉阿拉法特：“我并不否认你对回归权的要求是合乎道德的。但我们必须共同寻求一种模式，让回归权成为象征性的。”[19]巴勒斯坦领导人也确实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承认属于道德问题，而实际执行是另一回事。但这不意味着就实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容易的，因为以色列深忧自身的犹太人特质、人口结构和安全问题，对被巴勒斯坦人“淹没”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巴勒斯坦裔以色列评论家拉伊夫·兹雷克（Raef Zreik）认为：“以色列想要不解决历史问题就达成历史性的和解，不暴露冲突的根源就从根源上解决冲突。”[20]总而言之，巴勒斯坦人认为，巴拉克的提议——被反复形容为“慷慨大方”——不能切实可行地构成一个主权国家，也不能为结束冲突创造必要条件。

不出所料，戴维营的失败引起了愤怒的呼声和对此的追责。由于担心走漏的消息会被批评者利用，尤其是在以色列，所以相关记载少之又少，最终难以理清事情真相。巴拉克唯恐阿拉法特逼迫他做出让步，便避免与之接触。以色列直接责备阿拉法特顽固不化、拒绝参与。克林顿尽管没那么直接，但也这么做了，在巴勒斯坦领导人成为众矢之的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宣称：

（阿拉法特）要单独为峰会的失败负责，因为他害怕在此时做出必要的历史性决定以结束冲突。我们没有找到准备做出决定的合作伙伴。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想要结束冲突，为以色列创造安全的未来。

其不断重复的官方观点是以色列的“宽厚被阿拉法特藐视，他在心理上无法做出必要的重大历史性妥协”。[21]最极端的解释是，巴解组织领导人反对的不是以色列提议的关键细节，而是两国方案的基本原则。[22]和解看起来已不幸是痴人说梦。克林顿将这次会谈的经历比作不用止痛药拔牙。

巴勒斯坦人甚至在巴拉克离开马里兰以前就抱怨这是一次“恶毒的宣传活动”。[23]他们强调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紧密配合和以色列提案中的缺陷，尽管其中一些确实代表了真正的进展。巴拉克关于耶路撒冷的提议打破了一项禁忌，尽管他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才提出来。他顶着国内右翼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引人瞩目地越过了自己先前宣布的“红线”，也越过了以往任何以色列领导人的方案。然而，以色列的让步仍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最低要求：疆界连续的巴勒斯坦国、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地区的完整主权以及难民方面的妥协。“戴维营谈判表明，以色列当权者们还没有为真正的和平做好准备，”哈尼雅总结道，“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态——被神话滋养的占领者心态——仍主导并塑造着他们对和平的愿景。”[24]

知情的局外人士则指责双方。一位美国官员的结论是：“如果你是巴拉克，满足90%的条件就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鉴于拉宾被谋杀，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如果你是阿拉法特，接受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25]但是，一项独立的调查细究证据后发现，巴勒斯坦人对戴维营会谈（以及随后的塔巴会谈）的叙述“比以色列人的说法更准确”。[26]克林顿的助手罗布·马利（Rob Malley）事后提出，恶果是由“那时已积重难返的相互猜疑”造成的。

巴拉克的策略基于这样的观念：他的坚定不移能让巴勒斯坦人做出一些变通，这反过来会给以色列的进一步妥协提供台阶。但巴拉克零打碎敲的谈判方式，加上阿拉法特的不愿让步，产生了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以色列人将前期立场当作底线，挑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怀疑；随后对底线的变动，则勾起了巴勒斯坦人的胃口。到最后，很难说清哪些底线是真实的，哪些不是。[27]

但这并不是最终结局。9月，在预定的巴勒斯坦正式宣布建国日前几周，双方再次频繁接触，美国也再度紧密参与其中。阿拉法特表示宣布建国的时间还可以调整。毕竟，正如其一位助手所说：“他拥有国家的许多要素。我们有3.6万名武装人员。我们还有旗帜、广播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一个立法委员会。”[28]本-艾米取代大卫·利维出任外交部长，后者因逐渐失去总理的支持而辞职。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在纽约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Summit）上再次会晤。9月下旬，两人在“绿线”内位于克察夫亚伊尔镇（Kochav Yair）的巴拉克私宅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会谈。在华盛顿举行的进一步谈判也弥合了更多分歧，因为美国人首次考虑推出自己的提议——过去他们一直克制着，没有这样做。但此时克林顿的任期已所剩无几，这在重重困难之中又增大了达成协议的压力。

沙龙造访

短短几天后，“利库德”集团领袖阿里埃勒·沙龙（他在巴拉克胜选后取代了内塔尼亚胡）请求获准参观圣殿山/谢里夫圣所。他表面上是为了视察考古遗址，但后来坚称自己的真正目的是提醒人们远在戴维营的埃胡德·巴拉克已经准备出让以色列的主权。[29]本-艾米得到了贾布里勒·拉吉布的保证，只要沙龙没有进入清真寺，就不会有麻烦。美国人同样神经紧绷。克林顿的中东协调员丹尼斯·罗斯对此的回应是：“我能想到很多糟糕的主意，但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告诉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想让以色列右翼因美国施压而疑神疑鬼。[30] 9月28日，沙龙和几名“利库德”政治家在超过1 000名警察的保卫下，在这片场地度过了45分钟，身后留下了一路怒火的痕迹：巴勒斯坦年轻人向护卫队投掷椅子、石头、垃圾箱和身边一切可以扔的东西，护卫队则回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抗议者跟随沙龙离开现场时高呼“凶手”，险些与大喊着“滚回麦加”的正统派犹太人发生冲突。没有人被杀。但这次访问的象征性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就发生在1982年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阿拉法特对此表示谴责，但沙龙毫无悔意：“圣殿山在我们手中，今后也将留在我们手中。”他如此宣布，重复了1967年战争中的名言。

以色列人听到风声，据说有人计划在第二天周五的祷告结束后制造更大的乱子；消息传到了阿拉法特那里，但他没做回应。耶路撒冷警方负责人被一块石头打昏后，以色列军队将橡皮子弹改为实弹，4名巴勒斯坦人身亡，200人受伤。罗斯后来表示：

沙龙的造访给了（阿拉法特）一个允许爆发暴力事件的完美借口，也有利于证明他在圣殿山之事上大受束缚，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在此意义上，阿拉法特认可以暴力作为获取优势的一步棋，但他低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会多么难以收拾。[31]

群众的怒火是冲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尤其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孩子因为父亲没能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民而在学校遭到耻笑。其中有些人改变了立场：沙龙访问后不久的一次示威中，一名武装的巴勒斯坦警察坐在一群示威者边上，无奈地看着救护车输送伤员；然而几天后，有人看到他扛着步枪与抗议者并肩作战。[32]阿拉法特的知己马姆杜·诺法勒后来透露，法塔赫内部有一道指令，要求成员“少用武器，节约弹药，保持秘密行动”。[33]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因提法达——“阿克萨因提法达”（al-Aqsa intifada）的开端。

动乱蔓延开来。9月30日，在加沙地带，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南北向主干道与内察扎利姆（Netzarim）定居点交会处的一个以色列指挥部。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Mohammed al-Durrah）在与父亲一起避难时，死于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交火，随后在关于谁该为此负责的旷日持久的宣传战争中成了焦点人物。事件的录像显示男孩在哭泣，他的父亲在挥手，然后是一阵枪声和尘土，随后就看到男孩倒在他父亲身上。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通过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频道目睹了这个画面，由此产生了不亚于其恐怖程度的争议。“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的罪过，”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那样，“即使穆罕默德·杜拉是被巴勒斯坦子弹打死的。但如果不是以色列占领了加沙，他今天依然会活着。”[34]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13名以色列籍阿拉伯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在抗议活动蔓延到“绿线”时被警方杀害。这些事件尤其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它们表明，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一丝改善的曙光，以色列当局看来依旧把该国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当成一群该压制的敌人，而不是该保护的公民。这是自1956年卡西姆村大屠杀以来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它发生在左翼政府执政期间，似乎是双重标准的铁证。拿撒勒、雅法，以及其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比邻而居的地方爆发了骚乱。有些事件看上去出自沉积的敌意和偏见：10月9日，来自特拉维夫边缘的工薪阶层社区沙勒姆定居点的数百名犹太人手持金属棍棒和锤子，拆毁了社区中心一座年久失修的清真寺的墙壁，那是1948年以前的萨拉马村的遗迹。“2000年10月发生的事件”（events of October 2000）被视为以色列境内阿犹关系的转折点，这是自1976年土地日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震荡，突出了根本上的不平等。[35]阿拉伯区的预算被冻结，还有人抱怨，“教育部长还要求我们的孩子唱……《希望之歌》”。[36]而同年早些时候，最高法院判决支持一对因被歧视而不能在新的犹太社区买房的以色列阿拉伯裔夫妇[37]。卡亚丹案是寻求平等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38]然而，《奥斯陆协议》时期充满希望的氛围已被对未来悲观的恐惧所取代。强行将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驱逐出去的“转移论”的支持者们得偿所愿似乎不再是无稽之谈。[39]负责事件调查的欧尔委员会（Or Commission）[40]指出存在一种对少数民族的官方“偏见和忽视”模式，并将引发骚乱的“一点就着的气氛”归咎于反阿拉伯歧视。但没有人被起诉。

然而，更多骇人的见闻和故事很快就开始四处流传。10月中旬，两名迷路的以色列士兵在拉姆安拉的警察局里被一伙暴徒拦下并私刑处死，其中一名凶手还在窗户后面挥舞血迹斑斑的双手。惊恐的以色列人听说另一名巴勒斯坦人用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手机打电话给他妻子，告诉她：“我刚刚杀了你丈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不能也不愿介入。“在我们的人民眼里，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境地，”警局负责人解释道，“我们警察将会深受憎恨。这些人会认为我们在保护以色列人，而不是他们。”该事件被意大利电视台拍下来并在国际上播放。巴勒斯坦人的小道消息说这些士兵是以色列国防军一支卧底小队的成员，但他们其实只是普通的预备役军人。以色列人常常将这次私刑视为第二次因提法达的拐点，但它并非凭空而来：过去两周内，以色列国防军杀害了8名不满16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另有9名被害者在16到18岁之间。[41]以色列国防军的开火规定已经放宽限制。“你不要向12岁以下的孩子开枪，”一名军队狙击手这样解释，并补充道，“12岁以上就可以了。他不再是孩子。他已经过了受戒礼[42]的年纪了。”[43]因提法达开始的头三周，国防军在占领区射出了100万发子弹：西岸70万发，加沙30万发。

阿克萨因提法达

随着暴力升级，美国加强了外交努力。克林顿召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一起开了另一次峰会，这次是在沙姆沙伊赫，但两人没有直接会谈。唯一重要的结果是，受人尊敬的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受命调查动乱的原因并使戴维营后续谈判重回正轨，他曾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2000年11月，以色列人开始使用“阿帕奇”（Apache）武装直升机进行“定点清除”，也就是刺杀。“放下橄榄枝，拿起枪。”哀悼者们在侯赛因·阿巴亚特（Hussein Abayat）的葬礼上呐喊，阿巴亚特是来自拜特萨霍的法塔赫活动家，在他的三菱四驱越野车中被一枚“地狱火”导弹（Hellfire missile）击中身亡。以色列人认为阿巴亚特要为3名士兵的遇害和一次以吉罗为目标的夜间枪击事件负责，吉罗是一个建立在附近被没收土地上的犹太定居点，就坐落在耶路撒冷边界线外。[44]靠近拉姆安拉的萨加特（Psagot）定居点也遭受过类似的袭击。“坦齐姆”迫使人们撤离纳布卢斯的约瑟墓。在一辆载有犹太移民孩童的公交车遭到迫击炮袭击后，以色列炮艇向加沙开火。那个月的每一天都有冲突发生，最终导致112名巴勒斯坦人和22名以色列人丧生。12月，以色列人派坦克进入杰宁，定居者占领了希伯伦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家园。

阿克萨因提法达的目标是实现《奥斯陆协议》显然未能做到的事：结束占领。支持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基本不攻击1967年边界内的目标；阿拉法特对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马哈尼耶胡达商场埋下炸弹表示谴责，尽管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虚情假意。自1948年划时代的事件以来，这是巴以关系中最漫长、最血腥的阶段——无论如何命名，它都是一场战争；一本关于它的希伯来语著作题为《第七次战争》（The Seventh War）。[45]另一名出身拜特萨霍的活动家加桑·安多尼（Ghassan Andoni）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产生于希望，那么第二次因提法达就是出于绝望。[46]

2000年11月下旬，巴拉克宣布提前大选，以此来回应国内右翼和国外批评者的夹击，前者因为他过分怀柔巴勒斯坦人而施压，后者则指责他过度使用武力。他仍然相信有可能与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议，只要暂时抛开耶路撒冷问题，因为它太过困难。沙龙立马指责他为做成交易不择手段。克林顿也在坚持。12月23日，在仅两周后就要离开白宫时，克林顿试图以美国人关于双方立场的所有了解为基础，发布他所谓的巴以和平解决方案的“普遍参数”（general parameters），来打破隔阂。他认为，达成一份“公正持久的协议”需要以色列人交出西岸94%到96%的土地，其中1%到3%是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吞并的地区获得的赔偿。80%的定居者将成群聚居，双方的领土都具有连贯性。以色列将在3年内分阶段撤军，同时会有一支国际部队驻扎于此。西岸将设立3个以色列预警站，以色列还会派专人与巴勒斯坦人联络。以色列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进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航班飞经巴勒斯坦领空都需要经过巴勒斯坦许可。巴勒斯坦国将是“非军事化的”。耶路撒冷的主权将被分割，但具体怎么分还要研究研究。“圣城”将成为巴勒斯坦首都，谢里夫圣所/圣殿山另有特殊安排。难民能够返归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可能会接收一部分难民，但这不是其义务。以色列必须承认1948年战争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痛苦，并协助国际社会努力解决难民问题。这将正式结束冲突，并满足所有契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主张。克林顿总统说：“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个分上了……我想澄清一件事。这些是我的想法。如果这些想法现在得不到接受，它们不仅会被撤下谈判桌，还会在我离职时和我一起彻底离开。”[47]

双方对彼此的容忍度经受了毁灭性的考验：因为亚西尔·阿比德-拉布称巴拉克为战犯，一次高级别会议被推迟，以色列人要求对方在恢复谈判前先道歉。2001年1月21日，最后一轮谈判在埃及度假胜地塔巴开启，时间越发紧迫了。已取代克林顿入主白宫的乔治·W. 布什总统预计远不会像克林顿那么积极地参与和平进程，新的以色列大选也将在短短两周内到来。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出席。“去吧，”阿拉法特命令不情愿的艾哈迈德·库赖，“带上你的同僚，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我将批准你们同意的全部事情。”[48]但沙龙已经扬言不会履行巴拉克达成的任何协议。6天后，双方按照克林顿的“参数”所规划的，回到了最终地位问题上，尽管两边对此都持有保留意见。巴勒斯坦人拒绝以色列人的版图，也反对他们的兼并计划。以色列人指责对方想要以色列做出所有让步。第三天，由于来自特拉维夫的两名以色列平民在图勒凯尔姆被蒙面枪手射杀，谈判中断。会谈最后一天，双方都宣称他们“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致。但美国外交官对他们的实际距离深表怀疑。[49]巴勒斯坦代表谢绝了以色列人用国防军直升机将他们送回加沙的提议，担心会招来“不利评论”。库赖告诉一名以色列官员“上司不想要协议”，[50]然后向阿拉法特汇报了谈判取得的成果和以色列即将进行的选举之后的前景。“如果我们将来和同一批以色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并从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就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写道，“否则只能求助于真主了。”[51]这仿佛是十多年前随着第一次因提法达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结尾，历经马德里会谈和奥斯陆协定，带着种种缺陷和失望。伴随外交希望的破灭和暴力的肆虐，埃胡德·巴拉克留下的，是绝望、怀疑和仇恨。

[1] Akram Hanieh, The Camp David paper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0 (2),2001, pp. 75–97.

[2] 此处指“马克Ⅱ型”作战坦克（Mark Ⅱ），有人称埃胡德·巴拉克为“巴拉克·马克II型”（Barak Mark Ⅱ）。——译者注

[3] 希伯来语中“mehablim”指恐怖分子或阴谋破坏者。——译者注

[4] 见本书第九章，第175页。

[5] Darawsha, in Sarah Ozacky‑Lazar and Yoav Stern (eds.), Bnei Hamakom, p. 84.

[6] Gilad Sher, Bemerhak Negia, p. 24.

[7] Ahmed Qurei, Beyond Oslo, p. 98.

[8] Qurei, Beyond Oslo, p. 90.

[9]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284.

[10]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p. 241–4.

[11] Sher, Bemerhak Negia, p. 65.

[12] Qurei, Beyond Oslo, p. 114.

[13] Yair Hirschfeld, Track-Two Diplomacy, p. 238.

[14] Qurei, Beyond Oslo, p. 152.

[15] Hanieh, Camp David papers.

[16] Jeremy Pressman, Visions in collision: what happened at Camp David and Tab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2), 2003, pp. 5–43.

[17] Mark Tessler, History of the Israeli Palestinian Conflic, pp. 802–3.

[18] Charles Enderlin, Shattered Dreams, p. 223.

[19] Qurei, Beyond Oslo, p. 151.

[20] Raef Zreik,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themes of justice and power, part I: the Palestinian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2 (4),2003, pp. 39–49.

[21] Asher Susser, Israel, Jordan and Palestine, p. 47.

[22] Benny Morris, One State, Two States, p. 173.

[23] Qurei, Beyond Oslo, p. 246.

[24] Hanieh, Camp David papers.

[25] Miller,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305.

[26] Pressman, Visions in collision.

[27] Robert Malley and Hussein Agha, 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August 2001.

[28] Guardian, 9 September 2000.

[29] David Landau, Arik, p. 347.

[30]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p. 728.

[31] Ross, Missing Peace, p. 730.

[32] Amira Hass, Haaretz, 1 October 2010; Hillel Cohen, Society–military relations in a state‑in‑the‑making: Palestinian security agencies and the ‘treason discourse’ in the second intifada, Armed Forces & Society 38 (3), 2012, pp. 463–85.

[33] Mamdouh Nofal, Yasir Arafat, the political player: a mixed legac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2), 2006, pp. 23–37.

[34]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7083129.stm.

[35] Azmi Bishara, Reflections on October 2000: a landmark in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0 (3), 2001, pp. 54–67.

[36] Arij Sabbagh and Khouri Manhal, Haaretz, 30 September 2001.

[37] 1995年10月，卡亚丹夫妇状告以色列土地管理部门拒绝了他们一家在犹太定居点卡齐尔（Katzir）居住的请求。最高法院裁定土管部门未遵守平等原则。——译者注

[38] Washington Post, 9 March 2000.

[39] Ozacky‑Lazar and Stern (eds.), Bnei Hamakom, pp. 84, 109.

[40] 该委员会由以色列最高法院大法官西奥多·欧尔（Theodor Or）领衔，欧尔曾参与判决卡亚丹一案。——译者注

[41] Amira Hass, Haaretz, 1 October 2010.

[42] 受戒礼（bar mitzvah），犹太教为年满13周岁的男孩举行的成人礼。——译者注

[43] Amira Hess, Haaretz, 20 November 2000.

[44] Joshua Hammer, A Season in Bethlehem, p. 57.

[45] Amos Harel and Avi Issacharoff, Hamilhama Hasheviit.

[46] Cate Malek and Mateo Hoke (eds.), Palestine Speaks, p. 169.

[47] Ross, Missing Peace, pp. 809–13.

[48] Qurei, Beyond Oslo, pp. 294–5.

[49] Susser, Israel, Jordan and Palestine, p. 58.

[50] Ben‑Ami, Scars of War, p. 276.

[51] Qurei, Beyond Oslo, p. 322.

第二十二章
2000—2002

过去十年培育的和平文化正在破碎。在同样的地方，徒劳和绝望的感觉正在滋长，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暴力。

——米切尔报告（Mitchell Report）[1]

“让以色列国防军获胜”

2001年2月，阿里埃勒·沙龙赢得大选，这被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视为至关重要的时刻。沙龙的竞选广告将他打造成一个慈祥和善的人，与他的孙辈或山羊在他内盖夫的牧场上一块玩耍，但他最明确的理念是：“让以色列国防军获胜。”他利用了自己坚毅果敢的名声。“我了解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了解我，”沙龙一再宣称，“他们知道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一不二，说二不一。他们知道我怎么说怎么想，怎么想怎么说。”[2]

沙龙在普选中获得了62%的票数，埃胡德·巴拉克只获得了屈辱的38%。巴拉克阵营的恐吓战术惨遭失败：其中一个招数是发出数千份装在国防军的棕色信封里的伪造征兵文件，要求预备役人员在选举后第二天就向其部队报到。它想表达的是，投票给沙龙就是投票给战争。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经受了4个月的暴力活动后，以色列人不仅对巴拉克，也对奥斯陆以来的7年谈判失去了信心。“笼罩着以色列民众的绝望和焦虑，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所受痛苦和磨难的一无所知，就是沙龙上台的原因，”温和派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评论道，承认自己担心将来会发生最坏的情况，“从事不关己的优越地位报道火车脱轨是一回事，坐在火车里面报道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3]但没有人对结果感到意外。“和平进程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以色列选民不断向右流动，”什洛莫·本-艾米表示，“阿拉法特是罪。阿里埃勒·沙龙是罚。”[4]

巴勒斯坦人忧心忡忡，这并不让人意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信息部长亚西尔·阿比德-拉布称沙龙是一个“狂热而危险”的人，怀有“重启更大规模冲突的敌意”。沙龙恶名远扬，从20世纪50年代突袭吉卜亚到1982年的贝鲁特大屠杀，从他不屈不挠地推进定居点建设到最近对谢里夫圣所的挑衅性访问。“沙龙选择了与巴勒斯坦人开战，而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向他发动战争比向埃胡德·巴拉克发动战争要容易，”拉姆安拉的法塔赫指挥官侯赛因谢赫宣称，“沙龙的政策表明，和平进程已经随风而逝。我们认为他想让占领永远持续下去，只不过以另一种名义。”[5]

气氛灼热且紧绷。大选后的一周内，以色列人暗杀了阿拉法特在加沙的一名保镖。第二天，艾格德巴士公司（Egged bus company）的一名加沙司机在特拉维夫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杀害了8名平民。这场“独狼”袭击的凶手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普通巴勒斯坦人，一个不堪承受以色列封锁造成的压力的人，那些无力抚育子女、为了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的人对此尤为触动；他据说还患有抑郁症，然而这再次证明双方的精神病患者都只会把矛头对准敌人。不久之后，一名哈马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内坦亚杀死了3名以色列人。即便厌战情绪渐增，杀戮仍在继续，袭击引发复仇、葬礼上的抗议和更多袭击，如此循环往复。

在希伯伦，一名10个月大的女婴，犹太定居者的孩子，坐在她的折叠婴儿车里时，被一名巴勒斯坦狙击手杀害了。莎勒希薇特·帕斯（Shalhevet Pass）胖嘟嘟的小脸立刻成了可能比穆罕默德·杜拉受惊吓的面容还能代表受苦儿童的形象。因提法达开始6个月内，70名以色列人被杀，数百人受伤。同期巴勒斯坦死亡人数为350人，数千人受伤。自杀式袭击、枪击和直升机的火箭弹袭击成了家常便饭。然而沙龙下达惩罚性行动的命令仍未平息右翼的批评：定居者在他办公室外面停了一辆被子弹打烂的汽车，驱使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沙龙异常迅速地组建了一个由工党的希蒙·佩雷斯和本雅明·“福阿德”·本-埃利泽（Binyamin ‘Fuad’ Ben-Eliezer）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民族团结政府，反映出一种国运危急的意味。极右翼的代表是反阿拉伯的祖国党领导人雷哈瓦姆·泽维，旅游部长这一人畜无害的职位掩盖了他代表的政治意义。以色列人没有爱上沙龙，但大多数人都支持他。“他们对他的信心，只是像癌症病人对唯一可用的医生的信心那样。”一位知名的评论家说。[6]新总理立誓不与阿拉法特交谈，却派了他的儿子奥马里（Omri）去加沙会见阿拉法特，提出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占西岸的42%——以及停火。2001年2月中旬，以色列情报机构报告，巴解组织领导人暗中批准了一波自杀式爆炸袭击。[7]阿拉法特在一次罕有的采访中坚称他“绝对没有下令开火”，同时暗示他可以停止袭击。[8]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后来的言论证明这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穆罕默德·达赫兰回忆时说：“阿拉法特白天谴责袭击行为，但晚上他会做光荣的事情。”[9]

2001年4月，沙龙下令派坦克进入加沙。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拉响了《奥斯陆协议》可能最终瓦解的警铃。5月，乔治·米切尔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了调查结果。它否定了巴勒斯坦人称沙龙的圣殿山之行导致因提法达发生的断言，也反驳了以色列人对阿拉法特煽动并策划骚乱的指控；但它确实注意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减少暴力方面无所作为，以色列也因对此过度反应而受到责难。以色列和美国的微妙看法是，巴解组织领导人试图利用暴力——这延续了克林顿发出戴维营峰会的邀请前一年就已清楚可见的一种模式。前“辛贝特”主管阿米·阿亚隆认为：“一旦巴勒斯坦暴力事件这只老虎跑出了笼子，阿拉法特就会骑上它，而不是安抚它，事实上还会喂养它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10]对巴勒斯坦分析者耶西德·赛义格而言，沙龙激起的自发反应为软弱无力、没有任何正经策略的阿拉法特提供了“摆脱困境之道”。[11]“米切尔报告”在紧要关头对冲突的现状提供了一个简要但乏味的总结：

尽管历史悠久且比邻而居，一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却仿佛并不能充分领会彼此的问题和关切。部分以色列人似乎既不理解巴勒斯坦人每天必须忍受占领的持续影响带来的羞辱和沮丧（占领区是由以色列军队和其中的犹太定居点维持的），也不理解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和真正自决的决心。部分巴勒斯坦人则好像既不理解恐怖主义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以色列人民的恐慌并削弱他们对可能共存的信念，也不理解以色列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其人民的决心。两边的恐惧、仇恨、愤怒和失望都在增加。最最危险的是，过去十年培育的和平文化正在破碎。在同样的地方，徒劳和绝望的感觉正在滋长，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暴力。[12]

米切尔敦促双方给紧张局势降温并恢复安全协调工作，还劝以色列人暂停定居点活动。沙龙要求在执行前有7天的冷静期，一名巴勒斯坦要人称之为“表面合情合理但实际是在设置不可能的条件”，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承认它无法控制“制造个别事件的武装派别”。[13]米切尔的两项号召都没有得到重视。

武装因提法达

双方对战争的体会大不相同。与第一次因提法达不同，这次起义只有少数巴勒斯坦人积极参与。但武器的使用规模要大得多，其中许多是民族权力机构依照《奥斯陆协议》的安排持有的。更多的非战斗人员面临长期宵禁和封锁，这扰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并导致他们艰辛度日，特别是在靠近以色列定居点和军事阵地的地区。以色列的所有措施中，最令人心力交瘁的莫过于检查站和道路封锁，它能将40分钟的路程变为坐着出租车、步行甚至骑着驴子的冒险之旅，伴随着紧绷的神经和暴躁的士兵。巴勒斯坦人需要特别许可才能使用西岸公路约700千米的一部分。[14]其他部分是完全禁止的。“检查站没有阻止自杀式爆炸，但阻碍了生活。”一名在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间通勤往返的外国人指出，他正想办法应付随机的汽车搜查。“最难打交道的士兵是新移民——俄罗斯人，还有埃塞俄比亚人，”拉姆安拉的神经科医生萨米尔·哈利勒（Samir Khalil）博士抱怨道，他正排队通过拥挤的盖兰迪耶（Qalandiya）检查站前往东耶路撒冷医院，“你能想象吗，一个刚来这个国家一年的人，说我文件不齐不能上班？”[15]枯燥和危险同样有害。努力维持例行公事，面对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和浪费时间的官僚机构“熬日子”，是对坚忍不拔的一种表达。[16]加沙的情况尤为严峻，失业率接近50%，数千人只能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粮食援助生存。沿海地区长期禁止捕鱼，果园被铲平，房屋被推土机推倒，因为以色列人说它们会被用来当作枪手的掩护。以色列在一次袭击后拆毁了拉法难民营的建筑物，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并引发了争议。以色列还扣留了应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税收——这是其屡次使用的施压手段。

2001年6月，新的恐怖事件降临。特拉维夫一家名叫“海豚馆”（Dolphinarium）的海滨迪斯科舞厅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21名青少年遇难，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移民女孩。哈马斯声称对此负责。22岁的自杀式袭击者来自盖勒吉利耶的一个难民家庭，在那里他被奉为烈士。阿拉法特公开谴责这次袭击并宣布停火，美国则派遣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协调建立信任措施和实现更长时间的休战。停火协议几乎刚达成就被破坏了。患有慢性背痛的特尼特在阿拉法特办公室会谈时躺在地板上，让他的谈话对象惊讶不已。[17]以色列定居者驾车驶过并枪击巴勒斯坦人，同时贾迈勒·曼苏尔（Jamal Mansour）和另一名哈马斯领导人——还有两名儿童——在纳布卢斯死于一场显然需要精确情报的“阿帕奇”直升机袭击，这被归咎于通敌者。袭击发生前，曼苏尔接到了一个谎称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人打来的电话。[18]受“辛贝特”严密监视的“坦齐姆”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侥幸免于一死，[19]一枚导弹击中了他本该乘坐的那辆汽车。艾哈迈德·库赖回忆道：“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发现，在炸毁以色列的餐馆、咖啡馆、公交车、夜总会和购物中心时，他们拥有一种似乎能平衡以色列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武器。”[20] 8月，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另外15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中部的“胜百诺”（Sbarro）比萨店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中丧生，其中5名受害者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哈马斯宣称对袭击负责，并公开了袭击者姓名——伊兹丁·马斯里（Izzedin al-Masri），23岁，来自杰宁附近——还发布了一张他一手举着M16步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腰上缠着炸药带的照片。当时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插曲：伊斯兰圣战组织宣布对同一起事件负责，但公布了不同的肇事者名字，随后承认弄错了，此举无意中使该组织一名成员失去了掩护：上述爆炸发生时，此人也在执行自杀式任务的途中。

以色列的“F16”战机随后轰炸了拉姆安拉的一处警察营房，而东耶路撒冷事实上的巴解组织总部“东方之家”也被关闭。坦克和装甲推土机进入杰宁，那里作为伊斯兰主义人弹的温床在以色列恶名昭彰。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逃走了，但来自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还有法塔赫的人坚守阵地，向以色列人开火。8月底，西岸“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阿布·阿里·穆斯塔法（Abu Ali Mustafa）在接起一个用来定位他的电话时，直升机发射的激光制导导弹穿过了他在拉姆安拉的办公室的窗户，致其死亡。这次攻击是如此精准，以至于窗框都完好无损。加沙受人欢迎的布道者谢赫易卜拉欣·马迪（Ibrahim Maadi）赞扬了“将炸弹绑在他们自己或他们儿子身上的人”，并号召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其他城市制造爆炸。“犹太人已经露出了獠牙。他们的一言一行有目共睹。他们不会被吓倒，除非看到他们肮脏同类鲜血的颜色。他们不会被震慑，除非我们自觉自愿地在他们之中引爆自己。”[21]

法塔赫采取了一种“大规模抗议附带有限暴力”的政策——这是马尔万·巴尔古提所追求的路线，他认为巴勒斯坦人有义务自卫：

如果以色列人继续剥夺我们的生命，杀害我们的人民，日复一日地用坦克和飞机发动攻击，为什么要允许特拉维夫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你们不尊重我们的“A区”，我们也不会尊重你们的“A区”。如果你进入我家肆意妄为，我又为什么要在你家彬彬有礼？[22]

几天后，一名伪装成正统派犹太人的人弹在耶路撒冷一条布满学校、餐馆和医院的街道上自爆。袭击者的头颅落在这个城市一所法语中学的院子里，当时学生们正排队参加开学典礼，“新校长……在这颗人头和身体碎片上盖了块布，以免孩子们看到害怕”。[23]下一次自杀式袭击发生在北部城镇纳哈里亚（Nahariya），袭击者是一名来自加利利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又一个残酷的开端。在那天，2001年9月10日，5小时之内另有7人在三次不同的袭击中丧生，这些事件即使按第二次因提法达的标准来看也是接连迅速发生的。然而，它们很快就被来自远方的更重大、更陌生的新闻所遮蔽。

“阿拉法特就是我们的本·拉登”

奥萨马·本·拉登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并无助益。东耶路撒冷举行了简单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向路人发放糖果，以庆祝对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兼武器供应者的凶狠一击，一名枪手在杰宁的难民营中独自鸣枪喝彩——这吸引了多得离谱的媒体关注，以色列趁机将巴勒斯坦人对占领的抵抗与全球圣战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拉登，”沙龙告诉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阿拉法特就是我们的本·拉登。”事实上，阿拉法特很快就向布什总统致以哀悼，并在电视台摄像机前摆出姿态，在加沙医院为纽约的受伤者献血。“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坚决谴责这一行为，”巴解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赛义卜·埃雷卡特坚称，“以色列人试图找出某种关联，进一步抹黑巴勒斯坦人，这是非常不公且卑鄙的行为。以色列人正打算将他们对西岸和加沙的军事占领，与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可怕屠杀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阿拉法特十分清楚，巴勒斯坦人很可能会面临强烈的抵制，因为美国考虑以努力恢复占领区的平静来应对“9·11”。他与希蒙·佩雷斯在9月底起义一周年之际进行了一场尴尬的碰面，但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达成的停火仅仅维持了几日，因为巴勒斯坦人（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反对停战，他们要求继续与以色列作战。沙龙在其团结政府中右派的压力下，于一周后放弃休战，并谴责了布什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呼吁，白宫坚称这在双子塔袭击发生前就在计划中了。“不要重演1938年欧洲开明民主国家为了方便省事的临时解决方案而决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可怕错误，”愤怒的沙龙告诉美国，“不要试图牺牲我们的利益来安抚阿拉伯人。”白宫称该声明“不可接受”——这是一次罕见的公开斥责。

美国为回应9月的袭击事件，开始入侵阿富汗。此后不久，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警察向加沙歌颂本·拉登的哈马斯示威者开枪，接着以色列要求其交出10月中旬在耶路撒冷一家酒店杀害雷哈瓦姆·泽维的凶手。巴勒斯坦人说，这位极右翼部长被选中是因为他是“针对性”杀人的强烈支持者。“人阵”声称对此负责，此举是为了报复其西岸的领导人被暗杀。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也加入促成重新停火的工作中，但他相当挣扎，因为暴力持续不断，而且以色列警告称他不理解“巴勒斯坦人的心理”。[24] 11月在纳布卢斯附近发生的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布·哈努德（Mahmoud Abu Hanoud）被刺事件被普遍解读为以色列破坏停战努力的阴谋。[25] 12月中旬，阿拉法特通过巴勒斯坦电视台和广播发出警告，称巴民族权力机构将惩罚任何违反他命令并策划自杀式爆炸和迫击炮攻击的人。这带来了持续约三个星期的平静。但随后拉伊德·卡尔米（Raed Karmi），被以色列人通缉且巴民族权力机构假称已经关进监狱的“坦齐姆”领导人，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被无人侦察机引爆的一枚炸弹所杀。卡尔米据说负责武器购买。[26]以色列国防军反对这次暗杀，理由是它将危及休战。警觉的前“辛贝特”主管们告诉现任负责人阿维·迪希特（Avi Dichter），他不该单纯听沙龙的吩咐行事。[27]“该事件使法塔赫立场激进化……并对冲突的持续及升级造成了深远影响，”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后来总结道，“这是法塔赫和各类‘阵线’组织……态度的分水岭，它们现在也开始制造自杀式爆炸了。”[28]数千人参加了卡尔米在图勒凯尔姆的葬礼，要求为他复仇。几天后，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来到与杰宁隔“绿线”相望的哈代拉，走进一场受戒礼现场，在饮弹自杀前枪杀了6人。他是卡尔米的朋友。[29]法塔赫卷入自杀式袭击使阿拉法特面临新的压力。[30]

巴勒斯坦人一贯称之为“殉难行动”而非自杀，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绝望和无助的表现。“在上回的起义中，孩子们经常玩一种叫作‘因提法达’的游戏”，加沙的精神病专家伊亚德·埃尔·萨拉杰（Eyad El Sarraj）解释道：

这是一个“牛仔和印第安人”类型的游戏——更确切地说，是以色列士兵与巴勒斯坦投石者的游戏，孩子们会交替扮演士兵和巴勒斯坦人，前者装备着代表枪支的棍子，后者戴着卡菲耶，拿着石块。当时许多孩子喜欢扮犹太人……因为带枪的犹太人代表了力量。这个游戏已经完全没人玩了。今天，力量的象征是烈士。现在你如果在加沙问一个孩子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会说想成为一名医生、士兵或者工程师。他会说他想成为烈士。[31]

流血仍在继续。5名巴勒斯坦男生被以色列国防军为汗尤尼斯的武装分子设下的爆炸装置杀害。10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本-耶胡达大街死于汽车炸弹。“我看到了失去胳膊的人，”一名目击者说，“我看见一个人开膛破肚。我看见一个10岁男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第二天，又有15人在海法因哈马斯制造的公交车爆炸身亡。司机事后想起有名巴勒斯坦乘客用大额钞票买下车票，不等找零就去车后部引爆了炸弹——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所反映的恐怖现象正逐渐成为家常便饭。（据报道，警方正在调查一个以下一次自杀式袭击发生地点为赌局的赌场。）哈马斯称海法袭击事件是为了报复其西岸军事指挥官的遇刺。这名人弹被确认为马埃尔·胡巴什（Maher Hubashi），他在7月份看到纳布卢斯遇害的两名哈马斯领导人被肢解的尸体后立誓报仇。胡巴什在他卧室的墙上贴了被以色列人杀害的巴勒斯坦儿童的照片。[32]以色列人的推土机碾过加沙机场的跑道，摧毁了两架阿拉法特的总统直升机。

“防御之盾”

阿克萨因提法达在2002年春天达到了血腥的高峰。当年1月，以色列海军突击队截获了“卡林A号”（Karine A），这艘货轮计划通过苏伊士运河将价值5 000万美元的武器从伊朗运往加沙。以色列人发动了一波宣传攻势。阿拉法特否认这批货物与巴解组织有任何关系。由于一名法塔赫高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这并没有说服力，尽管也有证据表明与真主党有关。[33]沙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是以色列在1982年从贝鲁特撤离前就除掉阿拉法特就好了。3月初，一名巴勒斯坦狙击手孤身一人在拉姆安拉城外奥法拉附近的一个检查站杀死了10名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他躲在一棵橄榄树下，用一把旧步枪射击了25分钟。这个故事使人回忆起了“大起义”，有人天马行空地猜想，这个狙击手是1939年以来一直躲藏着的老圣战士——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躲在东南亚丛林中的日本士兵一样。[34]截至2002年3月7日，起义开始以来的死亡人数为巴勒斯坦方1 068人，以色列方319人。仅在3月8日一天之内，就有4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杀害。翌日，西耶路撒冷一家人气很旺的咖啡馆发生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就在贝尔福街总理府的马路对面——以色列人绝望地想到了正常生活的完结，包括厌恶沙龙、被他的政策吓坏了的铁杆反战人士。[35]令人心惊胆寒的一个月在27日那天达到极点，一名哈马斯人弹杀害了29名在内坦亚一家酒店里庆祝逾越节的以色列老人。

内坦亚爆炸事件发生时，恰逢阿盟首脑会议在贝鲁特举行。这些仪式性的外交活动中通常没什么实质内容，阿拉法特也没能说服以色列人允许他离开位于穆卡塔的总部参加会议。但正是在此场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了一项意义重大的阿拉伯和平新倡议：它宣称，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阿拉伯国家将以1967年的边界承认以色列。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原则上约束了联盟的所有21名成员——尽管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仍未可知。它实际推翻了“六日战争”后举行的喀土穆首脑会议提出的“三不”原则。然而，当时并不是外交的时代。“我们的行动刚好赶上贝鲁特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哈马斯宣称，“这给了我们的阿拉伯统治者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们苦苦挣扎的人民已经选定自己的道路，明白了如何完完全全地收回土地和权利，只依靠真主。”[36]

内坦亚爆炸事件是筹备已久的“防御之盾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的导火索，这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几小时内就下令紧急召集了两万人。纳布卢斯和除杰里科外的所有主要城镇都被重新占领，回到了《奥斯陆协议》签订前的状态。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捕。在纳布卢斯，尸体在街道上、废墟中腐烂，被狗啃食。以色列国防军用3个星期的时间，“破坏、掏空或是洗劫过去8年来建造的几乎所有巴勒斯坦民族机构，包括公共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安全机构和民用机构”。[37]在拉姆安拉，以军与阿拉法特的保镖交火，用坦克和推土机包围了他的总部，切断电话线和电源；据一名访客说，一周后这里看起来就像《疯狂麦克斯》[38]电影里的场景。[39]以色列国防军几乎没有遭遇抵抗，仅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人口稠密的杰宁难民营发生了8天挨家挨户的密集战斗，那里住着1.3万人。此事轰动了全世界，尽管巴勒斯坦人声称的大屠杀并未得到证实。联合国根据不同估计发现，有23名以色列士兵和5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有战斗人员47人，平民22人。双方都被指控危害平民生命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因毁坏数百座房屋而遭抨击，其中许多房屋是被巨大的“D9”装甲推土机摧毁的。“从上方拍摄，一块有过几百幢房屋的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呈现的是一片空空如也、几无纹路的茫茫大地”，一位记者报道时称：

水泥和钢筋纠缠着堆满了一个缓坡。一眼就能看到这里有鞋子、玩偶的腿、床上用品、《古兰经》书页、图画和镜子碎片。最令人震惊的是，不知何故，在废墟的边缘处，建筑只被破坏了一半。在这里，整幢建筑物的墙壁都没有了，露出里面仍有人居住的住所——照片、床和浴室——日常生活被赤裸裸地揭开。[40]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各部委和办事处、道路、供水管道及其他巴勒斯坦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或被彻底摧毁，总损失高达3.6亿美元。[41]计算机和其他记录资料被系统性地针对打击。估计的伤亡人数从250到500不等，其中大多数是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坦齐姆”和其他团体成员。阿拉法特后来称之为“杰宁格勒”（Jeningrad）。

“防御之盾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部队撤出西岸的城市但继续包围它们，定期发动入侵，使交通和商业陷入瘫痪。5月，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准备入侵加沙，但停下了脚步。在欧盟外交官的斡旋下，13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战斗人员撤退到塞浦路斯和加沙地带，以色列结束了对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为期6周的紧张围困。6月初，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米吉多（Megiddo）——《圣经》中哈米吉多顿[42]的所在地——十字路口的一辆公交车旁引爆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汽车，导致17名士兵和平民身亡。两周后，又有19名以色列人在一辆耶路撒冷的公交车上死于哈马斯人弹的袭击。沙龙命令国防军发起了另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行动——“坚定之路行动”（Operation Determined Path）——在这新一轮入侵过程中，以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将巴民族权力机构推入近乎无足轻重的境地。布什总统在6月24日的一次演讲中呼吁阿拉法特下台，这在双方许多人眼里都像是在沙龙办公室而不是白宫写的稿子。演讲前夕，沙龙的特使向白宫提供了以色列情报证据，证明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义。[43]布什还首次谈到了他所谓的“和平路线图”（Road Map for peace）——一个本质上基于“米切尔报告”的分段计划，旨在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巴解组织宣布举行新的大选作为回应。

7月，一架以色列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卡萨姆旅”的指挥官萨拉赫·谢哈德（Salah Shehadeh）在加沙的住所，杀死了他和另外14人，包括9名儿童。沙龙赞扬了这次突袭，无视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以色列空军指挥官将一架“F16”战机释放1吨炸弹时的感觉不屑地描述为“轻轻颠簸”了一下；随后的一项调查发现，其瞄准人口密集的地区是情报失误，并没有“预谋”杀害平民。谢哈德在“坦齐姆”和哈马斯之间举行停火谈判的背景下被杀，人们照习惯猜想以色列又在试图破坏协议。[44]不久之后，“坦齐姆”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在特拉维夫接受审判，他被指控策划袭击并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尔古提挥舞着手铐，用他在监狱里学的希伯来语告诉法庭，以色列只有撤离巴勒斯坦的土地才能获得安宁。“我要起诉以色列政府！”巴尔古提宣称，“我有一份指控清单，上面列了50条以色列导致两族人民流血牺牲的罪状！”[45]巴尔古提最终被判处5个终身监禁。

令人盲目的暴力

阿克萨因提法达中的暴力事件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本来就一直稀缺的相互同情和理解变得更加罕见。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的代表形象是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儿童，第二次因提法达的象征就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以色列犹太人将其视为巴勒斯坦人残忍、狂热且不开化的本性的最佳证明，并得出结论，不可能与这些派孩子来自杀并杀害无辜的人进行理性的谈判”，以色列左翼学者巴鲁克·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写道：

由于缺乏理解，大多数以色列人的双眼被蒙蔽了，因此他们看不见巴勒斯坦人的贫穷、毕生的困扰和羞辱、绝望以及不间断的暴力和杀戮，它们妨害了这么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导致这么多巴勒斯坦年轻人铤而走险——这种行为与《圣经》中参孙（Samson）被非利士人（Philistines）俘虏后的描写别无二致。当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屠戮无辜平民时，同样缺乏同情心的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悲伤与愤怒也视而不见，众多巴勒斯坦人每次在行动成功后公开表达他们的喜悦时，更是加剧了这种悲愤之情。[46]

对于那些与双方都有接触并敏锐地察觉到语言是如何被尖锐的仇恨所歪曲的外人而言，那种差异十分显著。“我们听说的是几家子人瑟缩在一个房间里，几支作战部队闯进他们的家，炸穿一幢接一幢房子的墙壁，进行搜查、逮捕、抢劫、殴打，又扬长而去……以色列人听说的是‘恐怖主义巢穴’正被连根拔起”，住在耶路撒冷的英国医生艾玛·威廉姆斯（Emma Williams）写道：

我们听说的是拉姆安拉或纳布卢斯的朋友讲述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飞机、坦克和直升机夜间的打击，来自突然冒出来对着一群平民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而以色列人听说的是国防军正在与“一个顽强又顽固的敌人”作战，通过扫平另一个邪恶的民族为以色列人带来安全。[47]

在恐惧和疑心的助推之下，以色列的公开辩论集中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极右翼政党“我们的家园以色列”（Yisrael Beiteinu）领导人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在提到“阿拉法特那条狗”时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力劝沙龙轰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全国宗教党”（National Religious Party）的埃菲·埃坦姆（Effi Eitam）要求巴解组织领导人以大屠杀罪名受审，并谈到巴勒斯坦人的“转移”——过去对大规模驱逐的委婉说法。备受尊敬的《国土报》军事评论家泽埃夫·希夫警告道：“在这里发生的可怕战争中，这一天即将到来：任何想来摧毁以色列人家庭，包括孩子和婴儿的人，都必须考虑到以色列不仅会害他失去财物，还会伤害他的家庭。”[48]和平阵营备受质疑，大多闭口不言。

在这如履薄冰、岌岌可危的气氛中，危机的深层原因总是被忽视。巴勒斯坦社会学家萨利姆·塔迈里认为，悲叹失去正常生活的以色列人往往意识不到这是“以色列将西岸和加沙变为一个巨大的监禁场所”造成的。[49]然而，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确提醒过，自杀式爆炸作为一种“表达抵抗”的方式，“无法有效传递意图，因为它们没有就以色列社会对起义和一般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应和理解做出战略性解读”。[50]由欧盟赞助的一场宣传中的类似诉求引发了争议，其签署者被指受自身利益驱使——因为他们受雇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有联系——而没有真正提醒人们武装因提法达是灾难性的。2002年年底，民调显示51%的巴勒斯坦人反对军事行动，“因为有损于巴勒斯坦的民族利益”。[51]这种批判情绪反映在一个描述巴勒斯坦人真实情况的新阿拉伯语术语中——intifawda：它将“起义”（intifada）一词与“混乱”（fawda）一词结合，意为“兵荒马乱”。

以墙相隔

在这些高度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以色列话语的绝对主题，属于意料之中的事。伊扎克·拉宾和埃胡德·巴拉克都考虑过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建立一道屏障，这与该国将邻居和敌人分离的旧理念一致，但一直没有实施。“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拉宾曾简洁地表示。巴拉克曾称以色列为“丛林中的别墅”——一个昭然若揭的表述，往好里说是妄自尊大，往坏里说就是种族主义。单边隔离是个老想法了，它与任何宏观战略均无关系，不过这个想法在那时成了现实。“按以色列人的想法，”一位观察人士指出，“竖起藩篱实际上是‘关店锁门’的政治准则。它表明以色列人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短期到中期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根本不能生活在一起。”[52]

围栏和屏障显然能发挥作用，尽管只对其中一方有利，正如1996年以来围绕加沙地带的那道藩篱所证明的那样。沙龙起初反对在西岸采取类似行动，因为此举会将“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分开，并导致以色列定居点不受保护。但事情正在变化：2002年6月，内阁投票决定开始建造一道新的“隔离墙”。民调显示群众普遍支持。它实际部分是栅栏，部分是混凝土墙，高达24英尺，由带刺铁丝网、传感器、摄像头和瞭望塔组成。一开始计划的是在“绿线”上或附近延伸70英里，但它也向东切入另一侧以纳入犹太定居点。第一部分于2003年夏季完工，政府将其当作一项不含任何政治意味的反恐措施，虽然这是在当地制造既成事实的明显例子。

巴勒斯坦人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给它起了“种族隔离墙”（apartheid wall）的外号——人们越发将以色列和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相提并论了，连以色列前总检察长米海尔·本-亚伊尔（Michael Ben-Yair）都做过这种比较。[53]他们认为，如果仅仅事关安全问题，它就会沿着“绿线”而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称其为“兼并墙”（annexation wall）。[54]事实上，据联合国统计，只有15%的隔离墙沿“绿线”建造，而剩下的85%切入西岸11英里，导致约2.5万名巴勒斯坦人与这片领土的其他地区隔离。[55]它使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工作地点相隔，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情况，而犹太定居者们则在靠近他们邻居的专用旁道上享受畅通无阻的通道。“这堵愚蠢的墙跟以色列的安全毫无关系，”一名拉姆安拉的居民抗议道，“它不是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分开，而是让巴勒斯坦人与巴勒斯坦分开。”[56]经济学家莱拉·法尔萨克（Leila Farsakh）描述了一个“班图斯坦化”的过程，被占领土通过该过程转变为服务于以色列经济的人口储备，却无法与以色列连通或发展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实体。[57] 2001年至2002年，巴勒斯坦经济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算萎缩了40%。[58]

防止自杀式爆炸盖过了其他所有观点。“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喜欢这道围墙给予的保障，”一位并不喜欢它的犹太活动家注意到，“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人力成本，也不了解更深层的目的。他们或许对多占了一点土地也没什么特别的愧疚。”[59]左派和中间派反对该举措是因为政府缺乏远见，但仍有大量公众支持它对安全的有效保障，无论这有多么短视。“以色列在作茧自缚，军事行动也不能解开这种束缚，”沙龙的传记作家乌兹·本齐曼（Uzi Benziman）警告，“现政府给出的选项是要么默许可恶的恐怖主义，要么默许不断腐化的征服行为。政治领导层中没人提出不同的路线——除了与西岸和加沙地带隔离。”[60]右翼分子抗拒任何在巴勒斯坦暴力面前让步的举动，以及任何要在“以色列地”中心划出新边界的迹象。现在，沙龙拥护的是反对者口中的“一个暴君所为的混凝土项目，一道长达数百公里以阻挡新野蛮人的中国式长城”。[61]该决定标志着他在当时追求的单方面行动之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62]以色列再次有效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加沙陷入包围，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几乎停摆。《奥斯陆协议》，几乎从一切方面看，都已失效。但它还没有被埋葬。

[1] Mitchell Report: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mepp/docs/mitchell_report_2001_en.pdf.

[2] Guardian, 7 February 2001.

[3] Guardian, 8 February 2001.

[4]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p. 252.

[5] Guardian, 8 February 2001.

[6] Nahum Barnea, quoted in Guardian, 15 June 2001.

[7] David Landau, Arik, pp. 367–9.

[8] Guardian, 30 April 2001.

[9] PA TV (Fatah), 22 July 2009.

[10] A. D. Miller, 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308.

[11] Yezid Sayigh, Arafat and the anatomy of a revolt, Survival 43 (3), 2001.

[12] Mitchell Report, pp. 4–5.

[13] Ahmed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in Palestine, p. 46.

[14] Neve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137.

[15] Newsweek, 1 April 2002.

[16] Lori Allen, Getting by the occupation: how violence became normal during the second Palestinian intifad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3 (3), 2008, pp. 453–87.

[17]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p. 48.

[18] Bader Araj, in Mark LeVine and Gershon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378.

[19] Mosab Hassan Yousef, Son of Hamas, p. 192.

[20]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p. 50.

[21] Human Rights Watch, Erased in a Moment: Suicide Bombing Attacks against Israeli Civilians. October 2002, p. 39.

[22] Yediot Aharonot, 1 September 2001, https://muse‑jhu‑edu.gate3.library.lse.ac.uk/article/492415/pdf/.

[23] Emma Williams, It’s Easier to Reach Heaven, p. 152.

[24]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p. 63.

[25] Yediot Aharonot, 2 November 2001; Sara Roy, Failing Peace, p. 306.

[26] Yair Hirschfeld, Track- Two Diplomacy, p. 277.

[27] Dror Moreh, Shomrei haSaf, pp. 285–9.

[28] http://www.jiis.org/.upload/the%20israeli%20palestinian%20violent%20 confrontation%202000‑2004.pdf.

[29] Haaretz, 21 January 2002.

[30] 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 160.

[31] Eyad El Sarraj, Suicide bombers: dignity, despair, and the need for hop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1 (4), 2001–2002.

[32] Bader Araj, in LeVine and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 380.

[33] Ronen Bergman, The Secret War with Iran, pp. 269–71.

[34] Sonia Nimr, in LeVine and Shafir (eds.),Struggle and Survival, pp. 141–2.

[35] Ari Shavit, Haaretz, 10 March 2002.

[36] Human Rights Watch, Erased in a Moment, p. 66.

[37] Graham Usher, Facing defeat: the intifada two years 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2 (2), 2003, pp. 21–40.

[38] 《疯狂麦克斯》（Mad Max），讲述公路大战的动作片。——译者注

[39] Miller, Much Too Promised Land, p. 342.

[40] Observer, 21 April 2002.

[41] Gordon, Israel’s Occupation, p. 204.

[42]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预言的末日决战之地，也是“米吉多”名称来源。——译者注

[43] Nahum Barnea and Ariel Kastner, Backchannel: Bush, Sharon and the uses of unilateralism,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Monograph Series 2(December 2006), p. 24.

[44] Baruch Kimmerling, Politicide, p. 163.

[45]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2002.

[46] Kimmerling, Politicide, pp. 161–2.

[47] Williams, It’s Easier to Reach Heaven, pp. 208–9.

[48] Haaretz, 5 March 2002.

[49] Salim Tamari, Normalcy and violence: the yearning for the ordinary in discourse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2 (4),2013, pp. 48–60.

[50] https://muse‑jhu‑edu.gate3.library.lse.ac.uk/article/492415/pdf, Rema Hammami, Musa Budeiri, alQuds, 14 December 2001.

[51] JMCC, Poll No. 45, 29–31 May, 1–2 June 2002, http://www.jmcc.org/publicpoll/results/2002/no45.htm.

[52] Neil Lochery, The View from the Fence, p. 2.

[53] Haaretz, 3 March 2002.

[54] Al‑Haq, The Annexation Wall and its Associated Regime, 2012.

[55] https://www.ochaopt.org/documents/ocha_opt_barrier_update_july_2011_english.pdf.

[56] Suad Amiry, Sharon and my Motherin Law, p. 188.

[57] Leila Farsakh, Independence, cantons, or bantustans: whither the Palestinian state? Middle East Journal 59 (2), Changing Geopolitics, 2005, pp. 230– 45.

[58] World Bank, Stagnation or Revival, Israeli Disengagement and Palestinian Economic Prospects, December 2004, p. 6.

[59] David Shulman, Dark Hope, p. 149.

[60] Haaretz, 30 June 2002.

[61] Ben‑Ami, Scars of War, p. 303.

[62] Landau, Arik, p. 401.

第二十三章
2003—2006

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地”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漠视这片土地上其他人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永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尊重他们，并不希望统治他们。他们也有权在自己的国家中享有自由以及民族主权。

——阿里埃勒·沙龙，2004年[1]

围困

2002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以色列国防军加强了对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总部穆卡塔区的控制，这是20世纪30年代末阿拉伯人起义期间建造的英国“特加特”钢筋混凝土堡垒之一。国防军的行动意在逼迫涉嫌策划袭击的巴勒斯坦人缴械投降。此前又发生了两起自杀式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在特拉维夫的公交车上造成6人死亡，然而宣布对这两起爆炸事件负责的分别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而不是法塔赫。以色列逮捕阿拉法特的计划在布什政府的大力施压下方告中止。[2]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违抗宵禁以支持他们的总统，在拉姆安拉、图勒凯尔姆和纳布卢斯街头敲打金属罐子，5人被枪杀。国际志愿者禁止向穆卡塔运送药品和瓶装水。吊车砸到了三楼。电话线被切断，空调设备从窗户里掉了出来。

以色列的部长们公开承诺既不伤害阿拉法特也不驱逐他，但有些部长希望把里面的条件弄得极其恶劣，好让他离开且不再回来。在前5周的围困中，面色苍白、身体不适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在越来越狭小、肮脏、破败的环境里接见了一连串的贵宾特使，只是偶尔离开。现在，以色列人再次打到门口了。阿里埃勒·沙龙的举动受到了轻微批评。华盛顿的唯一回应是“这没有帮助”，而乔治·布什正准备入侵伊拉克。欧洲人，还有联合国，发表了更有力的讲话，要求立即解除最近的封锁。经过紧张的11天后，封锁结束了，但部队、坦克和推土机只向后移动了几百米——巴勒斯坦人将这种重新部署蔑称为“装装样子”。以色列和美国人仍在向阿拉法特施压，要求其遵守“和平路线图”——其中设计的路线旨在“于2005年以前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安全地相邻共存的独立、民主、主权完整且疆域毗连的巴勒斯坦国”——并进行内部改革。布什曾敦促阿拉法特表明他“有能力统治”，并呼吁巴勒斯坦人“选举新领导人……声誉没有被恐怖主义损害的领导人”，这些立场似乎呼应了以色列人对巴解组织领导人持续不断的诋毁。[3]英国政府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专注于推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改革，然而没有足够的决心确保巴勒斯坦官员能顶着以色列的反对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讨论该问题的会议。

工党因关于资助定居点的争吵而退出团结政府后，沙龙面临联合执政困局。但“利库德”集团在新的选举中大获全胜。2003年2月，以内塔尼亚胡为外交部长组建政府后，沙龙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做出改变。他告诉艾哈迈德·库赖，阿拉法特只能拥有“象征性地位”，说这话时流露出了对巴解组织领导人的“极度的个人厌恶”。阿拉法特要远离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放弃对财政的控制，任命一位总理。必须结束恐怖主义，收集并销毁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谈判。阿拉法特将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幽灵，一个与所谓的和平进程无关的人。美国人仍决心延续和平进程，而沙龙更想让它被人默默遗忘”。[4]

公开场合的言论更咄咄逼人。在入侵伊拉克的倒计时阶段，沙龙的发言人称阿拉法特“表里不一的程度……仅次于萨达姆·侯赛因”，以此来迎合美国人的看法。[5]变化确实发生了。法塔赫老将马哈茂德·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但因为在“自由伊拉克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展开当天就职，他被任命一事鲜少有人关注。阿巴斯是一个缺乏魅力的人，哈马斯骂他是“巴勒斯坦的卡尔扎伊（Karzai）”——这是对2001年推翻“塔利班”（Taliban）后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总统的贬损。阿巴斯很快发现他与阿拉法特在对安全的控制和给亲信的职位上存在矛盾。他在几个月内就被立法委员会的发言人兼十年前奥斯陆会谈的主要参与者库赖取代。

巴勒斯坦人的自杀式爆炸和以色列人的暗杀行动仍在继续。2003年6月，一名打扮成正统派犹太人的哈马斯少年人弹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高峰时段一辆公交车上杀害了16人。伊斯兰主义运动声称这是“给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罪犯的信号，巴勒斯坦战士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此前一天，以色列试图杀掉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但并未成功。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法塔赫都在月底宣布单方面停火。这被以色列誉为胜利。但8月中旬，另一辆耶路撒冷的公交车遭到哈马斯炸弹袭击，这次导致了20人死亡。这是过去三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9月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招来了以色列更多的打击，以色列还明确威胁驱逐或杀死阿拉法特。现在又回归反对派的希蒙·佩雷斯谴责了这样的想法，左翼的梅雷兹党也是如此。“如果你驱逐阿拉法特，你就只是在给哈马斯腾地方，”该党警告称，“这不是政府因为愚蠢而做的事。这是一种保持现状的策略，目的是阻止两国方案。”10月的“赎罪日”前夕，又有20名以色列人死亡：遇袭的目标是“马克西姆”（Maxims），一家位于海法海滨的犹太-阿拉伯合营餐馆。人弹是来自杰宁的一名年轻女性见习律师，名叫哈娜蒂·泰瑟·达拉加特（Hanadi Taysser Darajat），她这样做是为了给一名被以色列人杀害的兄弟复仇。[6]“现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男人和女人，每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左派的古什沙洛姆[7]的尤里·阿弗纳瑞评论道，“他们不需要政治动机。下令杀死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肯定知道这种结果很可能会出现。”[8]

不同于西岸，加沙地带在阿克萨因提法达期间没有被重新占领，因为以色列人对其实际控制有限，那里对哈马斯的支持也很强大。国防军转而针对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发动突袭。“加沙是不一样的，”“辛贝特”负责人阿维·迪希特谨慎地说，“你必须选择正确的方法。”[9]2003年2月的一次行动中，40辆坦克在直升机的支援下进入加沙市中心，造成11人死亡。3月，一支卧底部队使用民用出租车为武装袭击开道，以色列人在布雷支难民营杀害了8人，包括一名孕妇，并炸毁了几座房子。人们担心以军从附近的以色列小镇斯德洛特（Sderot）越境发射远距离火箭弹（虽然仍然是自制的）“卡萨姆3号”（Qassam-3），直升机打击亦是屡见不鲜。哈马斯成员和民族权力机构警察之间爆发的战斗显示了内部局势的紧张。仍被围困在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对加沙发生的事情越发无能为力了。[10]同样在3月，美国学生蕾切尔·科里（Rachel Corrie），主张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亲巴勒斯坦的“国际团结运动”（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简写为ISM）成员，在拉法赫被一架以色列推土机碾压致死。来自英国的另一位“国际团结运动”的年轻活动家托马斯·赫恩德尔（Thomas Hurndall）在拉法赫遭以色列国防军枪伤，昏迷数月后死亡。5月，英国摄影师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枪杀；他一直在制作一部题为《加沙与死亡》（Death in Gaza）的纪录片。这三起事件都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增加了国际上对以色列行动的批评。6月，阿巴斯在亚喀巴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谴责恐怖主义，并承诺结束“武装因提法达”。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抗议阿巴斯的“退让”。8月，耶路撒冷发生公交车爆炸事件后，以色列人暗杀了伊斯梅尔·阿布·沙纳卜[11]和另外4名哈马斯领导人，炸毁了该运动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的家——亚辛于1997年因谋杀哈立德·马沙尔未遂入狱，后被释放。暴力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撤离

2003年12月，沙龙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一年一度的海尔兹利亚战略会议上，总理提出了从加沙地带撤走所有以色列军队和定居点的想法。该提议立即招来了右派的强烈反对，但它并不如最初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讶：加沙从未有过许多以色列人仍称之为“犹大和撒马利亚”的地方那样的情感引力，而且从安全角度讲，它向来令人头疼——沙龙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总指挥时就对它有这种印象。其造成的经济负担也非常大：一个国防军步兵连、一个装甲排和一个工程部队被指派守卫区区一个小型定居点中的26个家庭，该定居点是加沙21个边远定居点之一，这些定居点总共有8 500到9 000名移民；定居者们住在装有大门的社区里，拥有郁郁葱葱的草坪、游泳池和诊所，巴勒斯坦人的贫民窟、苦难与潦倒都在其目力可及的范围内。

事实上，沙龙已经发出了改变的信号。他首次使用“占领”一词来描述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的存在，让“利库德”集团的同事大为惊诧。不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达成一致而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想法，反映了他对阿拉法特深深的不信任。埃胡德·巴拉克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后广受赞誉也是一个原因。沙龙拒绝了双方非官方代表草拟的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间进行协调的提案。[12]这是一项“对与巴勒斯坦人联合管控冲突及促进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不抱希望的策略”。[13] 2004年2月，沙龙明确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修建西岸隔离墙，就在国际法院开始审理其合法性时，以色列活动人士带着3周前耶路撒冷一次自杀式袭击中的19路公交车被烧焦的残骸，现身海牙抗议。[14]

巴勒斯坦认为沙龙的分离计划是一个计谋，意在让人相信以色列不再是占领者，尽管西岸和加沙在国际法中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正如以色列在奥斯陆所承认的那样。其潜在动机还包括摆脱对150万巴勒斯坦人的责任，使加沙与西岸隔绝，西岸杰宁附近4个孤立的小定居点也将撤离。对于在被占领土上成立一个可存续的、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想法，人们本来就不太怀抱期望了，伴随着隔离墙的建造，这种前景显得更加黯淡。“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的阴云还在徘徊。”沙龙“利库德”集团的同僚埃胡德·奥尔默特评论道。人口增长趋势显示，生活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数量将在几年内大体相等。若现状不变，阿拉伯人占多数就意味着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结束。人口结构是撤离的核心动力。“我们的时间不是无穷无尽的”，奥尔默特警告道：

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对谈判达成的两国方案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想把冲突的本质从阿尔及利亚范式转变为南非范式。用他们的话说，是从反对“占领”的斗争，转变成争取一人一票的斗争。当然，这是一种更正派，也更受欢迎的斗争——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更有力的斗争。而对我们来说，这将意味着犹太国家的终结。[15]

奥尔默特的言论表现出了对另一方观点的转变异常透彻的理解。

对迫在眉睫的加沙问题，亲以色列的评论者们认为，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体面的小国，地中海的迪拜”，其成功与否将决定以色列是否准备日后交出西岸。美国一份外交电报直言，对“困于腐败、分裂、资金缺乏和改革阻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各部门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显然不易。[16]沙龙的批评者称他的意图只是重塑占领，而非结束它——“切掉加沙只是一个外交上的鼻子整形手术。”有人打趣道。[17]美国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撤离计划与布什“路线图”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他们的疑虑。“沙龙曾提议绕开‘路线图’，用他的计划代替，”库赖对佩雷斯开玩笑说，“而且你知道他就喜欢绕路！”[18]总理的顾问多夫·韦斯格拉斯（Dov Weissglass）似乎证实了这些担忧，他著名的解释是，沙龙的目的在于将和平进程保存在“福尔马林当中”——暗示他永远不会寻求谈判，以便以色列不必做出任何困难的决定，“直到巴勒斯坦人变成芬兰人”。[19]

韦斯格拉斯透露，沙龙如此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强烈支持《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该协议是巴以双方知名人物组成的一个非官方团体于2003年12月发表的两国和平倡议，它重拾了2001年克林顿的“参数”。沙龙也十分关注前“辛贝特”负责人、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退伍军人和战斗飞行员发起的抗议活动，其中有些人参与过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著名行动。对前“摩萨德”主管埃夫拉伊姆·哈勒维（Efraim Halevy）而言，加沙撤离计划是为了避开“路线图”的“危险陷阱”而制订的。[20]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沙龙比许多人预期的更为务实。他甚至一边盯着华盛顿，一边委托编写关于定居点活动的报告。前国家检察官塔莉娅·萨松（Talia Sasson）得出了一份骇人的目录，表明政府部门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为在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建造的数十个“前哨”拨款，即使它们在以色列法律中被认为是非法的。[21]“沙龙任命我是因为他需要回答美国人的问题，回答为什么他没有撤走非法的边远定居点。”萨松后来回忆道。白宫对总理的动机深表怀疑，担心这是一出诡计。沙龙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拆除这些边远定居点或停止政府资助。实际上，扩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尤其是在距耶路撒冷不远的马阿勒阿杜明定居点周边扩建的计划，带有更为让人熟悉的感觉。

对哈马斯的攻击表明，以色列决心阻止伊斯兰主义者在本方撤离加沙后宣布获胜。亚辛谢赫最终在2004年3月与另外7人一同死于一次导弹袭击。2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巴民族权力机构派出了21人的仪仗队。[22]哈马斯的伊斯梅尔·哈尼雅（Ismail Hanieh）扬言：“沙龙打开了地狱之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砍下他的头。”几周后，接替亚辛成为哈马斯领导人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也被暗杀。“以色列……打击了一个满手鲜血的恐怖主义幕后操纵者，”以色列政府称，“只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仍袖手旁观、不对抗恐怖主义，以色列就不得不继续这么做。”拥护哈马斯的拉姆安拉示威者高呼口号支持抵抗，抨击那些代表巴勒斯坦人提出妥协的人。“放下橄榄枝，步枪万岁，”有人反复呐喊，“复仇，复仇！去吧，去吧哈马斯，你是大炮，我们是子弹；去吧‘卡萨姆’，带上汽车炸弹。”[23] 2004年5月，拉法赫近300座房屋被夷为平地，一辆坦克和一架直升机向示威者开火，造成9人死亡。哈马斯不是唯一的目标。6月，以色列人杀死了一名来自纳布卢斯大难民营巴拉塔的通缉犯，此人名叫哈利勒·马尔舒德（Khalil Marshud），是“坦齐姆”的激进分子：他可能是在从一个庇护所搬到另一个时，被一枚导弹烧死在出租车里的。但总的说来，西岸最大城市的居民已经受到威慑；武装抵抗已然终结，以色列的“外科手术式”行动成为家常便饭。从美国回来的巴勒斯坦学者贝沙拉·多马尼报道称：“常见的模式是士兵不受阻碍地到达目标地区，大多是为了寻找‘通缉’的人。”

包围目标区域后，他们就闯进最高的建筑物，并在屋顶或顶层窗户前布置狙击手。每一栋住宅的居民都被一圈枪口指着集合，塞进一楼的一个单间。现场一片惊慌失措：穿着睡衣的男人局促不安地待在别人家中；孩子们哭泣、发牢骚或是尿在裤子里；女人们试图帮上点忙，然而甚至无法穿过拥挤的房间；只有一个洗手间，外面尴尬地排起了队；门被从外面锁上了，还有以色列士兵把守，有人在门后偷偷窥视。[24]

大家长之死

在对加沙争论不休的过程中，阿拉法特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身体上的隔离和心理上的压力正在伤害这个75岁的人。2003年年底，他轻度心脏病发作，上吐下泻，胃痛不止。2004年10月，他倒下了，至少有一次失去了意识。监测他的巴勒斯坦和突尼斯医生得到了埃及和约旦医生的支持，诊断出类似流感的症状。以色列同意他在拉姆安拉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但之后他要返回穆卡塔。但随着身体状况莫名恶化，阿拉法特被送往巴黎的佩西军医院（Percy military hospital），于11月11日陷入昏迷并去世。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在维拉库布莱（Villacoublay）空军基地奏响，之后他盖着国旗的棺材被飞机运往开罗举行葬礼。他的遗体从那里被送回拉姆安拉，在穆卡塔的空地里埋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棺材周围，上面撒满了从阿克萨取来的泥土。关于阿拉法特被以色列人杀害的谣言流传甚广，许多人不免想起1997年“摩萨德”在安曼暗杀哈立德·马沙尔未遂的事。法医重点检查了放射性物质钋中毒的可能性。但在掘出他的尸体后，最终确定他死于脑出血和肠道感染。[25]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仍坚信他死于以色列人的谋杀。

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拉希德·哈立迪评论道：

（他的去世）既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悲伤，也让他们释怀。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么一位领导人，他的去世令人们感到焦虑；然而这么多年一事无成后，人们也感到变化势在必行。他们对长期紧握大权的父亲般的人物心怀不满，同时也为失去象征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偶像而深深不安。[26]

他曾是这个事业的化身，而且似乎永远与之相关，如今这个事业的未来显得空前地捉摸不定。

2005年1月，马哈茂德·阿巴斯取代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他已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巴斯称赞起义合理合法，但公开劝他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器。这不是一个容易坚持的立场：几天前，在以色列遭迫击炮袭击后，国防军的坦克杀害了7名正要去加沙北部摘草莓的巴勒斯坦儿童。[27]阿巴斯斥之为“血腥屠杀”并要求国际干预。2月，他在沙姆沙伊赫会见沙龙，这是阿克萨因提法达以来巴以双方最高级别的碰面。它以一项宽泛的停火协议告终：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坚称他们不受其约束，但承诺尊重塔迪亚（tahdiya，意为“平静期”）。该协议被认为是因提法达的结束——尽管暴力活动仍在继续。据说以色列总理信任阿巴斯，并与他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28]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以色列的政局被加沙撤离（希伯来语中为hitnatkut）的准备工作主导。选择hitnatkut这个词是为了避免让人认为以色列是迫于压力才撤退的。沙龙掌握了政府中的多数，但不是“利库德”集团里的多数，这导致他拼凑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团结政府。议会以59票对40票通过了在加沙的行动。但将其提交公投的要求遭到反对，激怒了定居者游说团，该团体对己方最知名的赞助者的惊人倒戈深感失望。沙龙称这一决定对整个民族和他自己都是“痛苦的一步”，但对以色列的未来至关重要。2005年8月中旬撤离开始前夕，紧张局势加剧。许多穿着橙色衣服（受不久前的乌克兰革命启发）表示反对的加沙定居者平静地离开了，虽然有些是被以色列国防军强行赶走的，这次行动被称为“帮助之手”（Yad leAchim）。在最大的定居点内夫德卡里姆（Neve Dekalim），正统派的抗议者挣扎着被部队拖上巴士。在达罗姆村，居民们用路障把自己关在犹太会堂里。他们向军队和警察泼油漆，一些要被撤离的人让自己的孩子举着双手离开家，或者戴上黄星标志，让人联想到纳粹的迫害。

随着行动的开展，巴勒斯坦人开始庆祝，以色列军队向天鸣枪，阻止他们向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进发。人群烧了一个带有军事瞭望塔的纸质定居点模型。加沙市里，哈马斯活动家们挂出横幅宣告“殉道者的鲜血带来了解放”。在接下来几天之内，以色列拆迁人员夷平了2 800座定居者的房屋。古什卡蒂夫墓地里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以色列境内。在汗尤尼斯附近，一座废弃的犹太会堂被点燃。以色列国防军于9月中旬完成撤离，比原计划晚了几日。这被标榜为持续了38年的占领的结束。然而，用《国土报》记者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的话说，它并没有让加沙不再是“巴以冲突的整个长篇故事”的化身，这是“……以色列国的核心矛盾——一些人享有民主，其他人被剥夺权利……也是我们暴露在外的敏感神经”。[29]以色列保持了对加沙边界——除了南部与埃及接壤的一小段——以及领空和领海的完全控制。按国际法条款，它仍被视为占领国。尽管这次撤离具有单边性质，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之间的安全协调是由穆罕默德·达赫兰、时任民族权力机构内政部长的纳赛尔·优素福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沙乌勒·莫法兹（Shaul Mofaz）安排的，他们过去常常一同对付哈马斯和其他势力。同年夏天举行了关于暗杀哈桑·马德霍恩（Hassan al-Madhoun）的高级别讨论，马德霍恩是与难以控制的“阿克萨烈士旅”[30]有联系的法塔赫指挥官，以色列明确向巴勒斯坦人要求杀死此人。马德霍恩最终在11月死于以色列无人机空袭。“辛贝特”事后报告称他在“阿克萨烈士旅”的继任者受哈马斯的影响极大，这是一个时代正在变迁的迹象。[31]巴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之间的安全联络——以达赫兰为代表——被哈马斯支持者描述为通敌。一名独立的专家指出，哈马斯的事业蒸蒸日上，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一直由三个“G”支配：枪（guns），大门（gates），警卫（guards）。现在第四个“G”——神（God）——变得更加相关。[32]

拉姆安拉的不满

巴以之间的力量不平衡，以及与沙龙政府一波三折的关系，只是阿巴斯从阿拉法特那里继承的最显著的问题。经济压力、官方不透明、巴民族权力机构对欧盟和美国援助的依赖（每年超过10亿美元，人均数额世界最高）、关于腐败的流言蜚语，以及控制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的努力，都令这位明显缺乏其前任光环的穆卡塔新人感到不满。自《奥斯陆协议》以来的10年间，这个曾经冷清的拉姆安拉小镇在国际援助和其带来的许多外国救助组织的推动下繁荣发展，生发出成功的精英群体，他们是时髦餐馆和新型酒店的服务对象。公寓楼、写字楼和别墅改变了天际线，然而普通百姓的基本情况在恶化。[33] 2005年的工资收入仍比1999年低31%，失业率接近25%。[34]公共服务供给急剧下滑。援助的滚滚财源营造了虚假的经济局面。“这太假了，”一位当地女商人认为，“它全取决于外援，我们已经看到了外援停止时会发生什么。政府雇员都不会有工资。”[35]一名外国观察家认为：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腐败显而易见，这对于那些拼命节衣缩食只为让自己的孩子有吃穿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人们不会抱怨……发不出工资或是他们的工资拿到手时已经被削减过的事实。

一名从加沙返回的欧盟官员在看到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Cadillac）被交付给民族权力机构某部长时怒不可遏。[36]许多人相信非政府组织“是被亲以色列的西方机构故意引入巴勒斯坦领土的，目的是抽干巴勒斯坦可用的人才储备，以免其被用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抵抗”，1948年耶路撒冷的难民加达·卡尔米如是说，他是从伦敦回来为民族权力机构工作的。“像‘能力建设’‘可持续性’‘民主化’‘赋权’等过去对于巴勒斯坦社会全然陌生的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37]咨询顾问的月薪超过5 000美元，而在职巴勒斯坦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00到500美元。[38]还有些人对生活在泡泡中的“巴勒斯坦全球化精英”嗤之以鼻，当时发展超过了治理，而以色列的定居点和道路则改变了乡村。

阿巴斯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重组安全部队，并罢免无能或贪墨的官员，但巴民族权力机构对巴勒斯坦人的掌控“往往充其量只是名义上的”。[39]西岸和暴力事件更为普遍的加沙之间的对比令人震惊。以色列的隔离墙、定居点和只有犹太人可使用的道路网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交通，致使其经济状况恶化——运作方式随意的700多个检查站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人权监督机构抱怨，所有这些都够得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集体处罚。以色列将巴勒斯坦领土分割成断开的地块，造成严重的实际后果和心理阴影。2005年，西岸被分成了10个部分（还不包括隔离墙和“绿线”的“间隙”中的“封闭区”）。通过检查站需要许可证，不同地方需要的资质不同。发放给个人、私人车辆、公共车辆和卡车的许可证也是不同的类型。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通常受到全面限制，这阻碍了工作年龄的男性就业。这些部分被进一步划分为小块地区，它们之间的通行依靠各种咽喉要道，比如“不对外开放的”定居者专用道路下面的隧道。[40]像纳布卢斯附近的哈瓦拉和拜特伊巴（Bayt Iba）那样的检查站类似于永久过境点，有控制交通流量的安保措施：人行道、车道、掩体，机枪在林立的警卫塔上隐于伪装网之下。[41]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随便哪一天都不清楚能不能去工作、上学、购物、看病和务农，这一切都有可能遭遇任意的限制和延迟。”[42]拉姆安拉的律师兼作家拉贾·谢哈德情绪更为激动地表示，

一切都是以色列设计的，为了使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国家感觉像外来者。无论是人们出行时看到的大片环绕着带刺铁丝网的被强征的土地……还是许许多多的定居点、路标，在巴勒斯坦人禁用的道路上出现的搭便车的定居者，军事训练区，仅是使用道路就会产生的危险和担忧，还是不确定能否获准从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去往另一部分。所有这些严酷的现实共同使巴勒斯坦人感到这片土地不再是他们的土地。[43]

在“辛贝特”工作多年的尼希姆·利维（Nissim Levy）用对“绿线”之外的生活知之甚少的以色列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其影响：

如果一个别示巴的男孩爱上了一个海法的女孩，他要怎么做？他会拿起电话，约好日子，然后开车去看她。如果一个伯利恒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纳布卢斯的女孩，他要怎么做？他必须穿过检查站，他需要一千零一个许可证。当你觉得活着没有盼头时，就会发现，你有了愿意为之而死的东西。[44]

大众抵抗运动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阿拉伯政府的失败，以及阿克萨因提法达后的低沉情绪，激发了以示威游行和动员民间社会为重点的新式抵抗运动。在拉姆安拉和“绿线”之间的小村庄比勒恩（Biliin），针对西岸隔离墙的抗议活动定期举行。这个村庄受隔离墙和附近的西岸最大定居点莫迪恩伊利特（Modiin Illit）两面挤压，失去了近半土地。2004年，国际法院[45]发布咨询意见，表示修建隔离墙违犯了国际法。村民随后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法院最终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并命令隔离墙改道。暴力事件周周发生，示威者惯常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呼喊“拒绝，拒绝围栏”，在以色列士兵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时投掷石块。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吸引了以色列左翼人士和国际活动家的注意，并时常被拍摄下来，几年后又通过深受好评的影片《5台破相机》[46]而广为人知。“以色列的军用推土机已经开始拔除橄榄树……抹掉这个塑造了我们祖祖辈辈和我们的记忆的地方。”组织者阿卜杜拉·阿布·拉赫迈（Abdullah Abu Rahmeh）回忆道。[47]类似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巴德鲁斯（Budros）——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和写成了一部漫画小说——同样的还有尼勒恩（Niliin）和纳比萨利赫（Nabi Saleh）。隔离墙是“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简写为BDS）中的主角，该组织于2005年国际法院判决下达一周年之际成立。抵制运动在国外早有发起。“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的目标是增加对以色列的压力，“直到它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结束其三种基本的不公行为——占领和殖民，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以及剥夺联合国认可的难民权利”。[48]一名支持者表示，该组织“再现并强调了巴勒斯坦人诉求的道德核心，并向全世界展示”。[49]早期的目标是耶路撒冷轻轨（Jerusalem Light Railway）项目，沙龙称这个规模宏大的工程有助于“增强……扩大……和维持（这座城市）作为犹太民族的都城和以色列国统一的首都的地位”。

左翼以色列组织实际发挥了重要作用。“卜采莱姆”成立于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女性活动家于2001年建立的“马克索姆（意为‘检查站’）观察”（Machsom Watch）监视着“占领官僚主义”——封锁、搜查和骚扰，都是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特色。2004年11月，它的成员拍摄到一名音乐生在去教小提琴课的路上被拜特伊巴检查站拦下，那里的士兵命令他演奏乐器。这段视频吸引了大量观众。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迫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认为此次事件同样令人不安。[50]（在随后意料之中的媒体/宣传风暴中，有人反驳说以色列需要对安全保持警惕，2001年8月袭击耶路撒冷“胜百诺”比萨店的巴勒斯坦人是用吉他盒携带炸弹的。[51]）成立于2005年的吉沙（Gisha，意为“通道”）组织关注的是通行自由问题。叶什丁（Yesh Din，意为“世间有正义”）组织借志愿者之手改善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第二次因提法达开始时建立的塔亚尤什（Taayush，意为“共处”）组织努力“通过建立真正的阿拉伯-犹太伙伴关系，打破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壁垒”，支持希伯伦南部山区的巴勒斯坦人坚守家园和土地的斗争。哈默克德（HaMoked，意为“焦点”）组织专注于工人权利。“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简写为BtS）组织由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建立，秘密记录有关虐待的证词。其首次举办的活动是旨在“将希伯伦带到特拉维夫”的展览。“打破沉默”收集了“关于惊慌失措的男孩们指挥检查站、强制执行宵禁并巡察街道和市场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在那里变得冷漠麻木的故事”。[52]这些团体通常受欧洲政府和慈善机构资助，它们都面临来自以色列政府及其国内外支持者的敌意和骚扰。参与者不超过几百人，他们对冷漠、极端民族主义以及盲目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的行为感到愤怒。用塔亚尤什活动家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生动有力的话语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一只狂暴的猛虎身上编织一张精美的丝网”。[53]

展望未来？

2005年11月，沙龙放弃了日渐难以驾驭的“利库德”集团，成立了一个名为前进党（Kadima）的中间派政党——这种模式自1977年以来在以色列政治中颇为常见。它吸纳了“利库德”的另一些大人物，包括埃胡德·奥尔默特和曾担任司法部长的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以及工党的希蒙·佩雷斯和哈伊姆·拉蒙（Haim Ramon）。前进党的成立为以色列政治中间地带的重组开辟了耐人寻味的可能性。然而2006年1月，沙龙严重中风并陷入昏迷，他原本计划下一步要做的事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奥尔默特临时接替了他的工作。（两个月后，奥尔默特领导前进党赢得选举，在沙龙被宣布永久丧失行为能力后成为总理。）

在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后的几周内，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也发生了同样戏剧性的转变。乔治·布什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后致力于在中东“推进民主”，阿巴斯则在美国的鼓励下，宣布举行推迟已久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这是其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选举。选举制度的改变旨在巩固法塔赫的地位。哈马斯务实地决定参与，它的求存本能克服了对《奥斯陆协议》商定内容原则上的反对。其竞选运动强调了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许多缺点：一则电视广告开场出现“腐败”一词，这个词迅速炸成一团火球，随后“任人唯亲”、“贿赂”和“混乱”也是如此。之后才出现了巴勒斯坦枪手在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与以色列军队作战的照片。穆罕默德·达赫兰替法塔赫嘲笑了伊斯兰主义者。“哈马斯指责阿拉法特背叛了人民，摧毁了巴勒斯坦（通过与以色列达成奥斯陆的协议），”他嗤之以鼻，“但是，正是因为阿拉法特当时达成了协议，他们现在才有机会参加选举。他们应该向法塔赫道歉并承认我们的计划取得了胜利。”[54]包括不知疲倦的吉米·卡特在内的国际观察员们发现，投票井然有序，投票率惊人地高达77%。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在期待“民主地合法化并增强实力的”阿巴斯重启与以色列的谈判。[55]但在投票日前几周，焦急的法塔赫活动家促请以色列人帮忙推迟选举。[56]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出现了，哈马斯赢得了42.9%的选票，获得132个席位中的74席；法塔赫获45席，其余为无党派人士和左派人士。人们早就清楚阿巴斯在改革方面几无进展，哈马斯则是踌躇满志，但伊斯兰主义者的表现仍比任何人预测的都要强劲得多。这是一次真正历史性的胜利。巴勒斯坦人将阿巴斯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贾迪德（Chadli Benjedid）相对比，后者1990年使伊斯兰政党合法化并让他们参加选举，不料后者获胜，整个国家陷入血腥内战。[57]

同阿拉法特一样，阿巴斯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但他需要议会批准他的预算和立法提案。控制议会多数议员的组织反对《奥斯陆协议》，拒绝承认以色列，制造过多起自杀式爆炸事件，被以色列和美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在这样的局面下，没有人知道阿巴斯怎样做才能推动“路线图”，走向两国解决方案。哈马斯自2005年3月就遵守塔迪亚这一事实看起来不足以抵消其他负面因素。也没有信号表明哈马斯参加选举意味着它事实上接受了《奥斯陆协议》，或是表明如果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它就有可能接受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它得到了阿盟全体22个成员国的支持）。以色列明确地将哈马斯视为拒绝承认以色列而且对和平运动充满敌意的恐怖主义组织，所谓的“四方集团”（Quartet，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响应了这一观点，尽管俄罗斯持保留意见。“四方集团”随后削减了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经济援助，同时以色列扣留了代替民族权力机构征收的关税和税款。这些举措造成的即时结果是民族权力机构数以千计的员工无法获得薪酬——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再遭沉重打击。

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后来承认：“似乎所有人都对加沙问题束手无策。”[58]抵制的决定成了西方政府虚伪的代名词，这些政府呼吁民主（同时支持它们最爱的阿拉伯独裁者并向他们出售昂贵的武器），却无视民主选举的结果，尽管在巴以冲突始终棘手的情况下，这并不是唯一利害攸关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次选举——典型的抗议性投票——是对巴民族权力机构表现（受腐败指控的重创）的毁灭性定论，表现出人们对内部钩心斗角的不耐烦，以及最重要的，对眼下看不到尽头的持续占领的厌倦。“法塔赫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它统治下的民族权力机构衰弱、腐败且无能，与之相反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哈马斯关注他们的需求并且基本没有被腐败侵蚀。”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阿尔瓦罗·德索托（Alvaro de Soto）写道。[59]位居哈马斯名单首位的加沙教师伊斯梅尔·哈尼雅称：“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哈马斯说：你要么拿着武器，要么进入立法委员会。我们说，武器和立法委员会都要。这两者没有矛盾。”[60] 2006年3月，哈尼雅就任总理并组建政府。5月，来自法塔赫、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五个派别的代表提出了所谓的“囚犯文件”，承诺各方都已认识到抵抗以及谈判缓解内部紧张局势的必要性。[61]这项共识影响甚微。哈马斯议员被以色列禁止离开加沙，还要向拉姆安拉通过视频宣誓忠于宪法。2006年6月，这些复杂的安排究竟如何运作尚在讨论，骤然爆发的事件就在这片永不安宁、险象环生的地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

[1] Ariel Sharon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15 September 2004.

[2] Nahum Barnea and Ariel Kastner, Backchannel: Bush, Sharon and the uses of unilateralism,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Monograph Series 2(December 2006), pp. 40–41.

[3] Ahmed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in Palestine, p. 98.

[4]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pp. 104–7.

[5] Guardian, 15 February 2003.

[6] Observer, 12 October 2003.

[7] 古什沙洛姆（Gush Shalom），意为“和平联盟”，1993年成立的以色列和平活动组织。——译者注

[8]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November 2003.

[9] Dror Moreh, Shomrei haSaf, p. 295.

[10] Jean‑Pierre Filiu, Gaza: A History, p. 264.

[11] 伊斯梅尔·阿布·沙纳卜（Ismail Abu Shanab，1950—2003），哈马斯创始人之一，也是该组织的政治领袖，反对自杀式爆炸袭击。——译者注

[12] Ehud Yaari, Times of Israel, 30 July 2015.

[13] http://www.jiis.org/.upload/the%20israeli%20palestinian%20violent%20 confrontation%202000‑2004.pdf.

[14] Guardian, 24 February 2004.

[15] Haaretz, 29 December 2003.

[16]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4TELAVIV1452_a.html.

[17] Sharif Hamadeh, Adalah newsletter 16, August 2005.

[18] Qurei, Peace Negotiations, p. 219.

[19] Haaretz, 6 October 2004.

[20] Ari Shavit (ed.), Partition: Disengagement and Beyond, p. 103.

[21] Times of Israel, 15 April 2012; Talia Sasson, Al pi Tehom, p. 87.

[22] Filiu, Gaza, p. 273.

[23] Nasser Abufarha, The Making of a Human Bomb, p. 127.

[24] Beshara Doumani, Scenes from daily life: the view from Nablu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4 (1), 2004– 2005.

[25] Al Jazeera TV, 4 December 2013.

[26]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 February 2005.

[27] Guardian, 5 January 2005.

[28] Wikileaks,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 1 April 2005.

[29] Amira Hass, 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p. 7.

[30] “阿克萨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s），2000年成立的巴勒斯坦世俗民族主义武装团体，涉嫌制造多起袭击，被以色列和西方多国列为恐怖组织。——译者注

[31] Guardian, 25 January 2011.

[32] Mehdi Abdel‑Hadi, bitterlemons.org, 4 April 2005.

[33] Lisa Taraki, Enclave micropolis: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Ramallah/al‑ Bireh,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7 (4), 2008, pp. 6–20.

[34] World Bank, West Bank and Gaza – Economic Update and Potential Outlook,15 March 2006, p. 1; World Bank, The Impending Palestinian Fiscal Crisis,Potential Remedies, 7 May 2006, p. 7.

[35] Arthur Neslen, In Your Eyes a Sandstorm, p. 145.

[36] Emma Williams, It’s Easier to Reach Heaven, pp. 249–50.

[37] Ghada Karmi, Return, pp. 76–7.

[38] Abufarha, Making of a Human Bomb, pp. 91–6.

[39]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06/country‑chapters/israel/palestine.

[40] OCHA, Agreement on Movement and Access, November 2006.

[41] Doumani, Scenes from daily life, op. cit.

[42] World Bank, Movement and Access Restrictions in the West Bank, 9 May 2007.

[43] Raja Shehadeh, In pursuit of my Ottoman uncle: reimagining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s o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0 (4), 2011, pp. 82–93.

[44] Haaretz, 4 January 2007.

[45]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简写为ICJ），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位于荷兰海牙。——译者注

[46] 《5台破相机》（5 Broken Cameras），埃马德·伯纳特（Emad Burnat）和盖伊·达维迪（Guy Davidi）共同导演的纪录片，于2011年上映。——译者注

[47] Haaretz, 26 February 2015.

[48] BDS: https://bdsmovement.net/what‑is‑bds.

[49]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ed Moor (eds.), After Zionism, p. 19.

[50] Guardian, 29 November 2004.

[51] http://www.camera.org/index.asp?x_article=805&x_context=7.

[52] Noam Chayut, The Girl who Stole, p. 192.

[53] David Shulman, Dark Hope, p. 6.

[54] Guardian, 24 January 2006.

[55] Robert Serry, Endless Quest, p. 18.

[56] Wikileaks, 13 January 2006.

[57]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nter Hamas: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18 January 2006,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ern‑mediterranean/israelpalestine/enter‑hamas‑challenges‑political‑ integration.

[58] Serry, Endless Quest, p. 21.

[59] De Soto Report, May 2007, http://image.guardian.co.uk/sys‑files/Guardian/documents/2007/06/12/DeSotoReport.pdf.

[60]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2006.

[61] http://english.al‑akhbar.com/sites/default/files/The%20Prisoner’s%20 Document%20(June%202006)_0.pdf.

第二十四章
2006—2009

犹太复国主义城镇的地震将再次开始，侵略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好他们的棺材或行李。

——哈马斯声明

“恐怖不息，战斗不止”[1]

2006年7月一个湿漉漉的下午，一个名叫纳迪·阿塔尔（Nadi al-Attar）的12岁男孩和他的祖母哈伊莉娅（Khayriya）以及两个堂兄弟一起，坐着驴车出发，去加沙北部拜特拉希耶附近自家的果园采摘无花果。毫无预兆地，一场爆炸杀死了那位妇女和纳迪，其他两个男孩受伤，其中一人失去了双腿。目击者和后续调查披露以色列部队发射了一枚炮弹或导弹，原因似乎是先前有“卡萨姆”火箭弹穿过附近边界。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一名11岁的女孩在东边一两英里外的拜特哈嫩（Beit Hanoun）被一枚炮弹炸死。以色列国防军坚称它不针对平民，只针对恐怖分子。一名发言人虽然承认无辜人民可能受到打击，但一口咬定责任在于恐怖分子。[2]这只是“夏雨行动”（Operation Summer Rains）血腥过程中的一天，它那不相称的田园牧歌般的名字描述的是巴以对抗的动荡前线上的最新一轮攻势。

生活在沿海孤立地区的150万人并没有受益于10个月前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的单方面撤离。撤离前夕，65%的加沙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同时有35%的劳动力失业。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捐助者为工业园区、出口区和迫切需要的工作制订的宏伟计划都落空了。以色列对过境点的限制仍在继续，导致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工人数目下降到撤离前平均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便2005年11月签署了关于运输和通行的协议，加沙通过卡尔尼（Karni）货运站的出口也没有起色。近东救济处的执行负责人约翰·金（John Ging）表示，生活是“悲惨而危险的”。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简·埃格兰（Jan Egeland）警告，加沙已经成了“定时炸弹”。[3]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选举中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哈马斯的自信，加剧了其与法塔赫的紧张关系。忠于穆罕默德·达赫兰的法塔赫武装在加沙收缴武器，以防为哈马斯所用。越境的火箭弹招来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反复空袭和炮击。2006年4月，以色列宣布巴民族权力机构为“敌对实体”。以色列自己的积极行动也推波助澜。6月8日，以色列暗杀了前法塔赫官员、时任“人民抵抗委员会”（Popular Resistance Committees，简写为PRCs）领导人的贾迈勒·阿布·萨姆哈达纳（Jamal Abu Samhadana）。翌日，拜特拉希耶的一场爆炸导致8名平民丧生，其中7人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随后斯德洛特遭到“卡萨姆”火箭弹打击。哈马斯结束了2005年3月在开罗与法塔赫和其他团体达成的单边塔迪亚或说平静期的承诺；从那之后，哈马斯没再宣布对任何袭击事件负责，但明确表示不会阻止其他人发动袭击。它警告：“犹太复国主义城镇的地震将再次开始，侵略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好他们的棺材或行李。”6月25日，巴勒斯坦战斗分子在凯雷姆沙洛姆基布兹（Kibbutz Kerem Shalom）附近的边界下挖通了270多米长的隧道，杀死了国防军的两名“梅卡瓦”坦克（Merkava）乘员，俘虏了第三名士兵并将他拖回加沙。哈马斯、“人民抵抗委员会”和当时仍默默无闻的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共同参与了这次袭击。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下士是十余年来第一位被巴勒斯坦人俘虏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可能会作为谈判筹码，以换取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中的一部分。正如埃胡德·奥尔默特内阁所准许的那样，“夏雨行动”的目标是救出沙利特，使“卡萨姆”火箭弹停止发射并解除所有恐怖组织的武装。空袭和炮弹席卷了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和连接南部与中部地区的桥梁，同步进行的还有一系列地面入侵。以色列人向加沙唯一的发电站发射导弹，切断了数十万人的电力供应。到8月中旬，全西岸有215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大量哈马斯支持者被捕。

黎巴嫩，再来一次

7月中旬，危机扩散。黎巴嫩真主党受加沙种种事件鼓舞，试图开辟第二阵线，争取释放本方被囚人员，与哈马斯抱团行动［哈马斯也是双方所谓“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一员］，对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动突袭。什叶派战士在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中击杀了3名以色列士兵并抓获了另外两名，以更老练的方式重演了3周前发生在凯雷姆沙洛姆的事件。在一次失败的救援行动中，以色列又有5名士兵命丧黎巴嫩境内。虽然情况不同于1982年（当时以色列以巴解组织为目标），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发生在几乎同一片领土上。在为期34天的冲突中，以色列对黎南部的地面入侵、火箭弹和炮火攻击以及空袭造成大约1 300名黎巴嫩人身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死亡165人，包括44名平民。在此期间大批难民逃离战场，但这次在边界两侧都有难民逃离，因为真主党发射了超过240枚火箭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它造成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紧张气氛，以及以色列境内的抗议和相互指责。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丹·哈卢茨（Dan Halutz）少将提前知晓危机会到来，并预计这场危机会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于袭击发生后数小时内在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出售了股票，他在承认此举后遭到了批评。在其他方面，特拉维夫大都市“泡泡”中的正常生活在整场战争中都未受干扰。然而，它与巴勒斯坦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联仍是引人深思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在黎巴嫩的战斗与在加沙的战斗有着惊人的不同。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有压倒性优势，其装甲能抵御巴勒斯坦人的火箭筒。但真主党战士装备了先进的反坦克导弹，甚至可以破坏强大的“梅卡瓦”坦克。[4]奥尔默特（正如以色列人常常提到的那样）几乎没有军事经验，他将两条战线联系起来——承诺“恐怖不息，战斗不止”——但他两方面的目标似乎没有一个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将坚持下去，直到真主党和哈马斯遵守每个文明人都要求他们遵守的那些基本和体面的东西，”他告诉议员们，“以色列不会让居民生活在导弹和火箭弹的阴影下。”[5]据观察，加沙和黎巴嫩的袭击都是从以色列单方面撤离后的领土发起的。奥尔默特默默搁下了循着沙龙的加沙撤离计划从西岸单方面撤军的想法。[6]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摆出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的照片，他在“灯塔卫视”（Al-Manar TV）上夸耀他对以色列的打击，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喝彩，同时也惹怒了深深仇视伊朗及其黎巴嫩什叶派盟友的沙特和其他保守的逊尼派政府。纳斯鲁拉后来承认，他没有料到会爆发全面战争。关注黎巴嫩的以色列分析人士得出的结论是，粉碎巴勒斯坦因提法达的工作对以色列的整体战备能力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这是一种常见的务实“鸽派”思想。一名专家称：“面对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和其他防务部门保卫国家公民安全的责任，似乎已经使他们的精力、思想和资源远离了对常规战争的准备。”这还可能会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直接影响。“撤离行动的反对者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加沙和黎巴嫩的现实在西岸重演，以色列的生命核心就会陷入瘫痪。”真主党在推广其胜利叙事方面的成功，可能会导致巴勒斯坦人更加两极分化，使温和派更难抵制效仿黎巴嫩民兵的诱惑。如今，“以色列唯一理解的语言就是武力”的论调也许会在巴勒斯坦甚嚣尘上。[7]

“哈马斯坦”

到2006年8月黎巴嫩战争结束时，加沙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夏雨行动”共造成包括42名儿童在内的1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6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一名士兵身亡；以色列的入侵、炮击和空袭破坏了价值1 55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8]沙利特仍在囚禁中，被从地窖移到安全屋，以避开以色列的监视。9月，阿巴斯和伊斯梅尔·哈尼雅一致同意组建联合政府，但对以色列无法达成共同立场。美国一再敦促阿巴斯与哈马斯决裂，但联合国特使阿尔瓦罗·德索托注意到，这名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哲学上以及战略上都不愿跨越边缘政策[9]进入对抗状态”。[10]基思·戴顿（Keith Dayton）中将在英国和加拿大的支持下运作的美国安全援助被直接转交给阿巴斯的卫队，而不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是一条双重信息：改革“阿拉法特时代的安全部队乱象”和建立起应对伊斯兰主义者挑战的力量。[11]“以色列人越来越难以宣称巴勒斯坦人没在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写道，“他们也更难宣称自己没有和平伙伴了。”[12]经以色列同意，轻武器和弹药从埃及运送进来。[13]卡塔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海湾国家，与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运动关系密切，然而其调解未能阻止冲突，以色列还是会对来自加沙的任何射击立即做出反应。11月，以色列国防军的炮弹在拜特哈嫩杀死19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0人受伤，以色列人声称这是由于回击“卡萨姆”火箭弹时发生了技术故障。“以色列的政策，无论是否有意，似乎总是反而鼓励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继续采取行动”，德索托表示：

先有占领还是先有抵抗或许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困局教科书般的案例，以色列的观点很难反驳，即它不得不打击巴勒斯坦人，因为必须保护其公民。但我想知道，以色列当局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一季又一季地收获他们种下的东西，并且正按部就班地将“暴力——镇压——暴力”推向自动循环的境地。[14]

2007年2月，自相残杀愈演愈烈。按照在沙特的斡旋下达成的《麦加协议》（Agreement in Mecca），巴勒斯坦组建了新的联合政府。美国和以色列都反对巴勒斯坦人内部的和解，对其直接模糊了温和派和极端分子之间的差别感到愤怒——赖斯称之为“毁灭性的打击”。[15]与之相反，联合国认为哈马斯可能变得更加务实，但它没有力量提供帮助。被视为“可靠人选”的穆罕默德·达赫兰受命担任阿巴斯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安抚美国人。但哈马斯拒绝停止发射火箭弹。法治恶化，情况越来越糟。参与俘虏沙利特的伊斯兰军绑架了英国广播公司驻加沙记者艾伦·约翰斯顿（Alan Johnston），讽刺的是，后者曾称以军从加沙撤离后，失业的武装分子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全世界只有加沙的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是让他当警察。”约翰斯顿感慨道。[16]火箭弹袭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增加了，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的行动也更频繁。在华盛顿和开罗的鼓动下，阿巴斯加强了法塔赫在加沙的安全力量，但收效甚微。6月中旬，“辛贝特”负责人尤瓦尔·迪斯金（Yuval Diskin）称法塔赫是如此“焦头烂额、手忙脚乱、垂头丧气”，以至于请求以色列帮忙对付哈马斯。[17]伊斯兰主义者控制了整个加沙地带，4天战斗中至少有百人丧生，数百名法塔赫官员乘船逃往埃及，危机在此时达到顶峰。哈马斯的人将一名巴勒斯坦总统卫队的官员从15层高的楼顶扔下杀害。法塔赫的人也对一名哈马斯官员做了相同的事。哈马斯占领了阿巴斯在加沙城中的大院，也就是其竞争对手手中仅剩的机构。有件事情赤裸裸地呈现了新的形势。一名戴着面具、背着枪的哈马斯战士躺在主席办公室华丽的椅子里，带着戏谑的口吻假装打了个电话：“你好，康多莉扎·赖斯。你现在必须跟我打交道，阿布·马赞（马哈茂德·阿巴斯）不在了。”[18]赖斯称之为“最后的侮辱”。[19]

阿巴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解散政府。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奉命接替哈尼雅，他是一位在得克萨斯接受教育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担任过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财政部长。哈马斯将加沙事件视为一次先发制人的行动，针对的是法塔赫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下即将发动的政变。“达赫兰试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动摇选举结果，”曾任哈尼雅政府外交部长的马哈茂德·扎哈尔坚称，“他就是正在策划政变的人。”

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可以归咎于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奥斯陆协议》长期以来的失败，哈马斯的胜选，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2005年关于与加沙撤离的辩论中，以色列国防军认为，保持平静以避免被以色列重新占领的风险符合哈马斯的利益。然而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对他们戏称的“哈马斯坦”（Hamastan）的出现提出警告。[20]现在，在哈马斯接管加沙之后，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把两兄弟关在一个笼子里并剥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就会打架。”巴民族权力机构外长齐亚德·阿布·阿姆鲁（Ziad Abu Amr）说。[21]“四方集团”承诺支持阿巴斯，同时欧盟宣布他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总统”，暂停加沙的援助项目，并解除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抵制。美国也是如此。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被分为一分为二——如果算上东耶路撒冷就是分为三部分；在以色列未被承认但不可动摇的主权之下，东耶路撒冷被单独对待，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支离破碎，而加沙和拉姆安拉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府都声称自己是合宪的正统。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在以色列占领40周年之际——和平解决的尝试再度出现。

通往安纳波利斯之路

埃胡德·奥尔默特被一位广受尊敬的评论员称为“1967年以来最务实的以色列领导人”，[22]他赞扬哈马斯的接管是“显著变革”的机会，并试图说服美国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视为两个独立实体——打破二者被《奥斯陆协议》正式连为一体的状态。布什政府的回应是，只有在以色列做出能改善西岸“生活质量”的让步时，它才会这样做。联合国、美国和其他政府，以及当地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都记录了隔离墙对巴勒斯坦人社区的影响、以色列检查站减缓通行造成的日常不便，以及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当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2007年7月，布什总统宣布了推动和平谈判重启的新举措。赖斯告诉总统，这可能会“帮好人撑下去”，试图以朴素的智慧打动他。布什建议将新的聚会描述为“见面”而不是会议，以避免提高期望，并减轻以色列对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的敏感程度。阿拉伯受邀者——出人意料地包括了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因为布什希望区域支持最大化——显然极度缺乏热情，不仅预期会失败，而且担心会像2000年戴维营会议一败涂地之后那样爆发新一轮暴力事件。[23]阿巴斯和奥尔默特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几轮谈话，但任何一方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9月，以色列人再次将加沙称作“敌对领土”。这些谨慎的试探性会谈与外交策略和当地残酷现实之间的脱节令人无所适从。7月，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入侵。哈马斯基本遵守了单方面停火的承诺，在此期间大部分火箭弹都是由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人民抵抗委员会”发射的。但在马里兰州举行安纳波利斯会议前夕，以色列人减少了在加沙的行动，允许在旺季出口草莓和鲜花，并破例批准运送羊肉进入该地带一次。奥尔默特承诺中止新的定居点建设。但这种承诺基本没有意义，因为他的政府在西岸继续扩建十几个已有的定居点，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统一的”耶路撒冷享有豁免权。

人们对安纳波利斯会议的期望始终很低：双方领导者与他们所取代的虽有缺陷但出类拔萃的巨擘们相比，都是既弱势又不受欢迎的人。阿巴斯刚刚将他一半的王国输给了哈马斯，没有任何在近期内夺回的希望：就如拉姆安拉的一个笑话所说，他的总统职权几乎不超出他的穆卡塔总部。奥尔默特则因发动上一次在黎巴嫩的战争而名声受损，正面临追溯到他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时期的腐败指控。另外，由于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之后陷入混乱，布什的信誉也受到了影响。

在加沙，数千人集会抨击阿巴斯已准备做出妥协。他和奥尔默特承诺“立即开展真诚的双边谈判，以缔结和平条约，解决所有未决的问题”。目标是达成最终和平方案，“将巴勒斯坦建设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正如以色列是犹太人民的家园”。这是两国方案经典原则的再现——但它当然同以前一样删减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关键细节。

从表面上看，气氛似乎颇有希望；奥尔默特在安纳波利斯的讲话非同寻常地包含了对巴勒斯坦人所受苦难的极大同情，甚至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也短暂地思考了一下，是不是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德克勒克（De Klerk），这位南非总统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通过谈判和平结束了种族隔离。“许多巴勒斯坦人已经在难民营生活了几十年，脱离他们成长的环境，陷于贫困、忽视、格格不入与辛酸苦楚，以及深重而无休止的羞辱感，”他公开表示，“我知道这种痛苦和羞辱是仇恨我们的最深层根源。我们对这种苦难并非漠不关心。我们对你们所经历的悲剧并非视而不见。”[24]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并未承认以色列要对1948年发生的事承担任何责任。就在几天后，奥尔默特回顾了他自己早先的声明，即“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我们就将失去存在两个国家的可能”，以及“（我们）将成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25]阿巴斯说，尽管存在分歧，但他已经意识到奥尔默特对和平的渴望。新颖之处在于双方自1993年以来首次表现出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的态势，尽管他们的深层分歧——在定居点、边界、耶路撒冷和难民等方面——看起来一如既往地难以弥合。此外，阿巴斯目前无法控制加沙。同往常一样，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平衡。而他们宣布的目标，是在2009年1月布什总统离职前就巴勒斯坦建国达成一致。

阿巴斯与奥尔默特会谈

对安纳波利斯会议能够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期望很快就消失了。后续谈判在关于扩建哈尔霍马的最新计划产生的纠纷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哈尔霍马是围绕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之墙中的最后一道壁垒”，将东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及西岸其他地区隔绝。2007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捐助者会议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拨款高达72亿美元，但仍未改变加沙的隔离状态。托尼·布莱尔卸下英国首相的职务后开始担任“四方集团”特使，他采取“西岸优先”方针，支持萨拉姆·法耶兹建立国家机构和基础设施，加强治理，特别是巩固安全的计划——效仿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伊舒夫的做法。法耶兹希望无论与以色列谈判进展如何，都要推进计划实施。但他坚持认为，“适度和平”（economic peace）是不够的。[26]巴勒斯坦批评者抗议称其目的实质上是“通过催生一个堕落的领导层和阻挠任何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机会，加深巴勒斯坦人民的内部分歧”，从而增强对加沙的围困。[27]以色列确实放宽了封锁——鹰嘴豆泥、意大利面、文具和卫生纸这样的合法产品都在不同时段分别被禁[28]——但燃料和清洁饮用水在加沙仍然供不应求。以色列无视了哈马斯准备好正式停火的信号。奥尔默特得到“四方集团”撑腰，坚定不移地要求结束暴力，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并遵循现有的协议——最后一项要求意味着遵守《奥斯陆协议》的条款。奥尔默特的批评者立即指出，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显然违背了奥斯陆精神。

2008年1月，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发起“经济战”。仅在那个月，联合国记录在案的就有8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同一时期，有267枚火箭弹和256枚迫击炮越过边境，造成9名以色列人受伤。布什访问了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那里的示威者挥舞着写有“拆掉所有定居点”、“占领是愚蠢的”和“加沙在我们心中”的标语牌，以色列之后立即实施了三次暗杀。布什确实谈到了定居点问题。“国家领土像瑞士奶酪那样都是洞可不行。”他在与阿巴斯会谈后说道。3月，以色列国防军再度入侵加沙，造成至少10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卜采莱姆”称，其中一半人“没有参加敌对行动”。[29] 6月，哈马斯与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将军达成了另一次为期6个月的塔迪亚，当时苏莱曼正努力促成以1 000名巴勒斯坦人交换被俘士兵沙利特的协议。新任联合国特使罗伯特·塞里（Robert Serry）指出，苏莱曼一直有详细的行动时间表，但它被不断延长。[30]

之后的几个月里，利夫尼代表以色列，艾哈迈德·库赖代表巴勒斯坦，谈判继续静悄悄地举行。原则是在达成一致之前不达成任何协议。5月，库赖提议让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地区所有犹太定居点——以色列称之为“小区”——除了战略要地哈尔霍马。赛义卜·埃雷卡特为了透彻地讲明这一点，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耶路撒冷（Yerushalayim，希伯来语）”：他特意使用希伯来语名称表现亲密，惹恼了哈马斯和其他批评者。当谈判的细节被透露给半岛电视台和《卫报》时，他们对巴勒斯坦方“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表现[31]十分不满。[32]（埃雷卡特抱怨这是一场“诽谤”。）利夫尼“赞赏”这个提议，但回绝了它，因为协议中不包括哈尔霍马以及位于通往杰里科和阿里埃勒道路上的马阿勒阿杜明，后者在西岸更深处。布什政府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另有文件显示，以色列人只接受5 000名难民，而巴勒斯坦人提议10年内每年返回1万人——总计10万人。这充分提醒了人们，没有比这更难处理的问题了。[33]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华盛顿和奥斯陆双轨谈判再度上演，这些谈话也伴随着阿巴斯和奥尔默特之间并行的私人渠道，两人在没有助手在场的情况下多次会面，由康多莉扎·赖斯担任中间人。[34] 8月，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几乎完全撤离西岸，并提议以色列只保留该领土的6.3%，以便掌握主要定居点；作为补偿，巴勒斯坦人将换得相当于西岸面积5.8%的以色列土地，以及西岸与加沙地带的连通；耶路撒冷老城将置于国际管辖之下。两位领导人于2008年9月16日进行最后一次会晤。[35]奥尔默特向阿巴斯展示了一张地图但拒绝送给他，以免它在未来的谈判中被用作“突破口”。阿巴斯把地图粗略描画在一张纸巾上，说他无法决定，需要咨询同僚。“不，”奥尔默特回答，“现在就拿起笔签字吧。你永远不会得到比这更公平更公正的建议了。不要犹豫。这对我来说也很困难，但我们不可能不解决（冲突）。”阿巴斯叹了口气，推迟了安排在第二天的另一次会议。但这场会议再未举行。[36]

奥尔默特事后坚称，巴勒斯坦总统错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以色列人几十年来都如此主张。巴勒斯坦人反驳说，与一位“跛脚鸭”以色列总理达成协议——他已经因为面临刑事指控而宣布即将辞职[37]——本来就毫无意义，奥尔默特自己手下的一些官员也这么说。[38]以色列评论员认为，后来受审入狱的奥尔默特“出于对法律的恐惧，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39]或是为了通过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获得一张“免罪牌”，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他的目标。“即使在今天，历经多年的失望后，一名政治家也可以通过承诺尽力结束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即刻获得广泛的声望，至少广受以色列媒体的欢迎，”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摩西·亚阿隆（Moshe Yaalon）评论道，“有时，这些承诺甚至可以挽救最不堪的公众形象。”[40]另一些人赞成奥尔默特所说的这项努力真正代表了两国解决方案的最后机会，将其与埃胡德·巴拉克2000年在戴维营对阿拉法特的提议相提并论。[41]然而，美国特使乔治·米切尔认为，阿巴斯有充分理由质疑以色列关于难民、耶路撒冷和边界的方案。“奥尔默特所必需的模棱两可将成为阿巴斯的负担。”他总结道。[42]无论如何，即使阿巴斯接受了这项提议，来自哈马斯和其他方面的激烈反对也很可能会否决它。不久后，另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提醒了人们，仅依靠军事手段“管理”而非解决冲突会付出何种代价。

“铸铅行动”

加沙的下一场战争比2006年的黎巴嫩冲突短了几日，但其破坏性和争议性要大得多。以色列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中的目标是终止巴勒斯坦人的火箭射击和武器走私，这也是以色列自沙龙的单方面撤离以来常常宣布的目标。这次行动的爆发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自2008年11月4日——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历史性地赢得选举之日——以色列人杀死了6名在戴尔巴拉赫附近挖掘隧道的哈马斯成员以来，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色列国防军称之为“旨在阻止一场迫在眉睫的威胁的精准行动”。另一种解释是，这次袭击意在煽风点火，因为埃及斡旋下的停火仍在维持。3个月前，作为奥尔默特的国防部长重新上台的埃胡德·巴拉克私下承认，哈马斯正在“认真努力地说服其他派别不要发射火箭弹或迫击炮”，这为以色列边境社区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和平与宁静”。但他担心哈马斯利用塔迪亚增强自身力量意味着回归军事行动。[43]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仍在与以色列人联手反对哈马斯——并欣然将这一事实广而告之。巴勒斯坦情报总局的马吉德·法拉杰（Majid Faraj）告诉他的以色列同行（当着一名记者的面）：“哈马斯是敌人，我们决定对哈马斯发动全面战争。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不会跟哈马斯对话的，因为有人想杀你的话，你就要先杀掉他。你和他们休战了，但我们不会。”[44]事实上，2008年10月是阿克萨因提法达爆发以来最风平浪静的一个月。但是，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局势随即迅速升级。

12月27日，“铸铅行动”毫无预兆地以空袭开场了。这场空袭发动之前经过了六个月的情报收集工作，以准确定位哈马斯目标，包括基地、武器发射井、训练营和高官的家。以色列版的“震慑战术”[45]的准备工作还包括了虚假信息和欺骗行为，让媒体两眼一抹黑。哈马斯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麻痹，因此以色列最初的突袭能在战术上攻其不备。[46]上午时分由“F16”战机、“阿帕奇”直升机和无人机发动的第一轮毁灭性空袭的对象包括了正在进行毕业检阅仪式的加沙市交警，其中15人在这场被谴责为屠杀的事件中丧生：在短短几分钟内有100个目标遭到打击。“当时妇女们正在购物，孩子们正从学校出来”，《纽约时报》报道时称：

加沙市中心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石瓦砾，警笛长鸣，女人的尖叫在什法医院（Shifa Hospital）的大厅和人行道上响起，那里摆了数十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以供家人辨认。死者包括平民，其中有建筑工人和至少两名穿着校服的孩子。[47]

电视画面显示，尸体散落在一整条路上，死伤者被绝望的平民带走。尽管外国记者被禁止从以色列进入该地区，国际媒体的报道依然铺天盖地。半岛电视台在加沙市设有办事处，其他新闻机构也有自己的巴勒斯坦当地通讯员。仅那一天的死亡人数就有230人，这是双方冲突史上最为惨痛的日子之一。连通埃及的数十条隧道——曾用于走私军火以及普通货物——毁于以色列的轰炸。

2009年1月3日，“铸铅行动”随着以色列的地面攻势升级。两天后，由于哈马斯加剧了对以色列平民目标的火箭弹袭击并首次设法打击到阿什杜德和别示巴，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人口密集地区展开行动。加沙的医院挤满死伤者，医疗用品严重短缺。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缩写为OCHA）的一份报告称：“加沙地带没有安全空间——没有避难所，没有防空洞，边境关闭，平民无处可逃。”[48]以色列犹太人一边倒地支持这场战争。而加利利小镇萨赫宁发生了阿拉伯社区截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10万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和标语声援加沙。同一天，即1月9日，特拉维夫举行了规模较小但仍然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示威游行。“辛贝特”传唤了数十名阿拉伯政治活动家，警告一切后果都由他们负责。[49]

被包围的领土发生断电，导致人们在寒冷的冬日，在没有供暖的宅子里瑟瑟发抖，并学会了区分无人机的“嗡嗡”声和预示着“F16”即将空袭的“呼呼”声。[50]该行动于1月18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前两天结束，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停火，哈马斯过了几小时也紧随其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公布的数据，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人数在1 166至1 417之间，其中431人为儿童。共有约900名平民遇难。关于死亡情况的详细信息在很多状况下都能获得。1月4日，加沙主要的菜市场遭受打击，5人丧生。两天后，贾巴利亚的一所联合国学校遭到炮击，导致至少30人死亡，遇难者几乎全都是孩子。1月14日，马哈茂德·埃齐丁·瓦希德·穆萨（Mahmoud Ezedinne Wahid Mousa）在加沙市的家被一场空袭击中，他在一家人刚刚吃完晚饭的地方，失去了他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自己也身受重伤。[51]两天后，以色列坦克的炮火摧毁了伊兹丁·阿比埃莱什（Izzeldin Abuelaish）医生位于贾巴利亚的家：他的3个女儿和一个侄女当场死去，另一个女儿伤势严重。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它一直在回击来自这幢房子屋顶的狙击手火力，但阿比埃莱什和邻居表示怀疑。之后不久，痛失亲人的医生——边哭泣边说着希伯来语——接受了以色列电视台的现场采访，激烈的控诉显露了他的悲伤。[52]这是敌人被人性化的罕见时刻。以一个持批评态度的学者的话来说，“射击与哭泣”的老观念变成了“射击、哭泣和看见”。[53]其他的电视剪辑片段展示了大量加沙受害者的葬礼，人们吟诵着“真主至大”。以色列从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用自己的信息战对抗这些影像。以色列国防军开设了一个YouTube频道，展示了从轰炸者角度拍摄的无人机镜头下的以色列袭击，“这些镜头的功能是以一种‘电子游戏兼战争’的逻辑为空袭活动‘消毒’和洗白，从这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看，所有的人和房屋都像是首要目标”。博客作者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填补了传统新闻报道的空白。

以色列发言人始终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保卫该国的平民。但它的做法是大量杀戮巴勒斯坦非战斗人员。苦难是不相等的，正如哈马斯的非制导自动推进武器和国防军的绝对实力、高端技术之间的不平衡。以色列共有13人死亡，其中4人死于友军误伤。经过南非大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领衔的联合国调查，双方都被指控犯下战争罪，长达575页的报告记录了非法行为的确凿证据。戈德斯通随后撤回了他对以色列的起诉，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并未认同他立场的改变。以色列境内，“打破沉默”组织公开了士兵的证词，与“大赦国际”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控诉相一致，即以色列国防军在平民区往往不加区分地滥杀无辜。哈马斯被控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无差别攻击。战斗结束后没多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访问加沙，看到了“以色列坦克和推土机深深的辙痕造成的荒凉而骇人的景象，这些坦克和推土机夷平了一切挡路的东西——墙壁……田地，电线杆，汽车”。有些城市街区几乎未受影响，但另一些已沦为废墟，还有些建筑物外墙被炸毁，露出了内部空间。潘基文一行路过了一支由数百名戴着绿色头巾并挥舞着绿色旗帜的男子组成的队伍。这本该是一场胜利游行，但他们看起来毫不激动，郁郁寡欢。[54]

对于存在分歧的巴勒斯坦人，“铸铅行动”标志着一个血腥的新低谷——从字面上和政治上来说都是如此。加沙的惨状展现在全世界眼前，却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阿巴斯担心民众骚乱，恳请美国支持一项呼吁立即停火的联合国决议，但布什要求赖斯投弃权票：面对国内和国际对以色列入侵的愤慨，否决票是不可能的。[55]据说阿巴斯还私下强烈要求以色列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哈马斯”。在西岸，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半岛电视台对战斗的报道，受过美国训练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全程维持秩序。“以色列国防军……感到——大约过了一周左右——巴勒斯坦人就在身边，可以信任他们，”戴顿将军评论道，“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以色列军队从西岸前往了加沙——你想想——指挥官连续8天不在场。这表明了他们现在对这些人的信任。”[56]哈马斯声称赢得了所谓的“准则之战”（Battle of al-Furqan）——“Furqan”指《古兰经》中区分善与恶的概念。在最后一整天的战斗中，它仍设法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19枚火箭弹。围困还在继续，尽管在停火之后有过短暂的缓解，但以色列要求以全面开放过境点换取沙利特下士的开释。以色列官员认为他们已经占了上风：“以色列的空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主动权，（哈马斯）……整场战争中都处于被动，”一篇充分基于情报的分析认为，“只有以色列政府为了作战或政治目的，或是为了控制以色列军民的伤亡而施加的限制会真正影响国防军。当以色列宣布停火时……哈马斯任凭国防军摆布；是以色列的决定，而不是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战斗。”[57]动荡不安的时局伴着一轮轮惊人的毁灭性暴力事件，然而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没有指出摆脱它的明路。

[1] Ehud Olmert, 17 July 2006.

[2] Guardian, 9 July 2006; http://www.btselem.org/testimonies/20060724_idf_missile_hits_a_horse_drawn_cart_killing_a_woman_and_her_grandchild.

[3] http://www.brandeis.edu/crown/publications/meb/MEB12.pdf.

[4] http://www.haaretz.com/lebanon‑and‑the‑territories‑no‑resemblance‑1.194494.

[5] 17 July, Knesset speech.

[6] Nahum Barnea and Ariel Kastner, Backchannel: Bush, Sharon and the uses of unilateralism,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Monograph Series 2(December 2006).

[7] http://www.brandeis.edu/crown/publications/meb/MEB10.pdf.

[8] http://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GazaStripOCHA_sitrep_8 August06 pdf.

[9] 边缘政策，使自身处于战争边缘的冒险政策。——译者注

[10] De Soto Report, May 2007, http://image.guardian.co.uk/sys‑files/Guardian/documents/2007/06/12/DeSotoReport.pdf.

[11] John Deverell, Prospect, 27 August 2009.

[12] Condoleezza Rice, No Higher Honor, p. 575.

[13] http://www.vanityfair.com/news/2008/04/gaza200804.

[14] De Soto Report.

[15] Rice, No Higher Honor, p. 551.

[16] Alan Johnston, Kidnapped, p. 27.

[17]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fatah‑asked‑israel‑to‑help‑attack‑hamas‑during‑gaza‑coup‑wikileaks‑cable‑shows‑1.331654.

[18] Guardian, 16 June 2007.

[19] Rice, No Higher Honor, p. 581.

[20] Alex Fishman, Yediot Aharonot, 27 June 2015.

[21] Guardian, 15 June 2007.

[22] Amos El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February 2008.

[23] Rice, No Higher Honor, pp. 600–605.

[24]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full‑text‑of‑olmert‑abbas‑speeches‑at‑the‑annapolis‑summit‑1.234081.

[25] http://www.haaretz.com/news/olmert‑to‑haaretz‑two‑state‑solution‑or‑israel‑is‑done‑for‑1.2342010.

[26] Fayyad interview, Guardian, 15 December 2008.

[27] Karma Nabulsi, Guardian, 18 December 2007.

[28] Haaretz, 9 September 2011.

[29] Guardian, 3 March 2008.

[30] Robert Serry, Endless Quest, p. 31

[31] Ghada Karmi, Introduction, in Clayton E. Swisher, The Palestine Papers, p. 10.

[3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palestine‑papers.

[33] Asher Susser, Israel, Jordan and Palestine, p. 67.

[34] Rice, No Higher Honor, p. 653.

[35] Jerusalem Post, 24 May 2013.

[36] http://www.haaretz.com/haaretz‑exclusive‑olmert‑s‑plan‑for‑peace‑with‑the‑palestinians‑1.1970.

[37] Guardian, 31 July 2008.

[38] Rice, No Higher Honor, p. 724.

[39] Mazal Mualem, al-Monitor, 4 November 2014.

[40] Moshe Yaalon,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a new strategy, Azure 34, Autumn 2008.

[41] Times of Israel, 19 November 2015.

[42] George J. Mitchell and Alon Sachar, A Path to Peace, p. 109.

[43] Wikileaks, US embassy, 29 August 2008.

[44] Yediot Aharonot, 19 September 2008.

[45] “震慑战术”（shock and awe），以压倒性的武力震撼并威吓对手，击溃对方心理防线的军事手段，由哈伦·K. 厄尔曼（Harlan K. Ullman）和詹姆斯·P. 韦德（James P. Wade）最先对其做出明确解释。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便有应用。——译者注

[46] Haaretz, 28 December 2008.

[47] New York Times, 28 December 2008.

[48] Guardian, 9 January 2009.

[49] Hisham Naffa,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and Operation Cast Lead: a view from Haif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8 (3), 2009.

[50] Cate Malek and Mateo Hoke (eds.), Palestine Speaks, p. 45.

[51] http://pchrgaza.org/en/?p=5260.

[52] Izzeldin Abuelaish, I Shall Not Hate, pp. 179–80.

[53] Rebecca L. Stein, Impossible witness: Israeli visuality, Palestinian testimony and the Gaza war,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6 (2–3), 2012, pp. 135–53.

[54] Serry, Endless Quest, p. 37.

[55] Rice, No Higher Honor, p. 726.

[5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Jim Zanotti, analyst i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24 June 2009.

[57] Yoram Cohen and Jeffrey White, Hamas in Combat: The Military Performance of the Palestinian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Policy Focus #97,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2009.

第二十五章
2009—2014

“割草”，一个新术语……在战略用语方面，反映了一种认知，即以色列（正）处于与极端敌对的非国家实体之间长期棘手的冲突中……使用武力不是要实现不可能的政治目标，而是要削弱敌人伤害以色列的能力。[1]

“积极进取”的外交[2]

2009年6月4日，当贝拉克·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华丽的大厅里大步走上挂着红色帷幕的舞台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翘首以待。双方都热切期待听到这位美国新总统提出解决他们无止境冲突的远见卓识，尽管他主要关注的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美国与穆斯林关系，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变革前景这类更宏观的问题。人们对奥巴马参与的期望异常高涨，尽管阿拉伯评论员对他因准备就职典礼而在不久前的加沙战争期间“默不作声”感到失望。[3]在他宣传已久的“新起点”演说中，奥巴马称美以关系“牢不可破”，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无法容忍”[4]——这是一个简洁、无意中一针见血的总结。他没有提出新的想法，但其重点引人瞩目：美国不承认以色列定居点的合法性，这些定居点破坏了实现和平的努力。他还呼吁哈马斯放弃暴力。“向睡着的孩子发射火箭弹或者在公交车上袭击中老年妇女，既不是勇气也不是力量的表现。”马哈茂德·阿巴斯——几天前第一次见面时就对奥巴马印象深刻[5]——赞扬这句话“坦诚又直率”。以色列政府因奥巴马在访问开罗后没有接着访问耶路撒冷而恼怒。再次担任国防部长的埃胡德·巴拉克称这次演讲“很勇敢”。哈马斯抨击这与乔治·W. 布什所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以色列右翼分子抱怨奥巴马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没有放弃恐怖主义的事实。这些可以预见的回应无法掩盖希望：也许，现在事情真的会发生变化。[6]

双方的国内政治对新总统的决心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而且熟悉）的障碍。继埃胡德·奥尔默特之后的前进党领袖齐皮·利夫尼在2009年2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但加沙战争提升了右翼集团的整体实力，“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受邀组建新政府。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只是说与巴勒斯坦人“适度和平”。“铸铅行动”之后趋于强硬的氛围还体现为他的外交部长人选，阿维格多·利伯曼，一位摩尔多瓦出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曾居住于西岸的一个定居点，他的竞选承诺是制定一项法律，要求以色列阿拉伯人宣誓效忠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否则就会失去公民身份。[7]巴拉克领导的工党的议会席位已减少到13个，比利伯曼的“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少2席，巴拉克率工党加入了执政联盟，但许诺不会成为极端主义者的“幌子”。奥巴马发誓要“积极进取”地推动和平进程。他飞快地任命了重量级人物乔治·米切尔——前民主党参议员、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资深参与者和第二次因提法达报告的作者——作为他的中东特使，凸显了他这一意图的严肃性。

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是要求巴勒斯坦人在商谈两国方案之前，先正式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全体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在奥巴马的开罗演讲之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发表讲话，声明他接受一个巴勒斯坦国，但它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个国家必须完全非军事化，不能拥有军队或导弹，不能控制它自己的领空。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始终是以色列领土。一名巴勒斯坦政治家不满地表示，那会建成一个“隔都”，而不是一个国家。[8]以色列总理宣称，“冲突的根源，现在是并将仍是（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犹太民族在他们历史悠久的家园中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9]——巧妙地避开了国家的边界及以色列准备用什么条件作为回报这两个问题。

对“犹太国家”的要求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主张，却是外交博弈中的新元素。安纳波利斯会议将以色列称为“犹太民族的家园”。现在，内塔尼亚胡更进一步。巴解组织1993年在《奥斯陆协议》中正式承认了以色列。犹太人问题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的和平条约中没有提及，也非任何其他谈判的一部分。[10]巴勒斯坦人指责这种主张无异于要求阿巴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会削弱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地位。内塔尼亚胡还明确表示，其目的是抵制巴勒斯坦人对难民“回归权”的诉求。巴勒斯坦人的正式回应是，这个问题不宜谈判。阿巴斯重申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而且以色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定义自己。[11]不那么正式的立场就要直白得多，而且直指问题核心。“这是一个荒谬的前提条件，”哈楠·阿什拉维断言，“我不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没一个巴勒斯坦人会。”[12]

“无法容忍”的占领

奥巴马的开罗演说对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没有任何影响。加沙地带的170万人仍被围困，进入以色列和埃及的过境点基本已关闭，限制了经济活动和步履蹒跚的重建工作。以色列禁止加沙进口混凝土、钢筋、管道和所有能用来制造掩体或武器的工业设备——以及不断变化的清单上的扁豆、意大利面、番茄酱和其他物品。以色列人一开始说他们要确保一批通心粉不会进入一家哈马斯慈善机构，但随后澄清它是作为奢侈品被禁的。这条禁令在美国的压力下撤销了。[13] 6月中旬，加沙武装分子试图用装备炸药的马匹攻击边境哨所。美国和欧盟仍拒绝与哈马斯打交道。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镇压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使阿巴斯看起来既无能又与美欧串通一气。[14]7月，巴解组织资深成员法鲁克·卡杜米控诉阿巴斯曾密谋杀害阿拉法特。8月，在伯利恒召开的法塔赫代表大会上，这位巴勒斯坦总统坚称在寻求谈判的同时保持抵抗权利是正确的，但建议最好通过和平抗议隔离墙的方式来进行。[15]阿巴斯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不再争取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戈德斯通的报告，他因此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合作”。[16]根据米切尔的报告，阿巴斯极力否认他曾在“铸铅行动”期间敦促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而且坚信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泄露了这些对他的指控。[17]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媒体痛批加沙的哈马斯政府是“黑暗的酋长”。

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要求全面中止定居点建设，但真正停止建设的定居点非常少。11月，内塔尼亚胡同意“暂停”定居点活动10个月——他称之为保持“克制”——以重启和平谈判。他基本信守了承诺，除了东耶路撒冷以及已在建设中并被认为对“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项目。[18]几天后，他告诉他的定居者“兄弟姐妹们”，一旦结束“暂停”就会恢复建设。阿巴斯拒绝参加谈判。

哈马斯官员间或释放胡德纳或者说长期停火已经准备就绪的信号，并暗示可以事实上“接受”1967年边界范围内的以色列（尽管拒绝正式承认它），同时淡化该组织盟约中显著的反犹主义因素，这种因素自然是以色列大肆渲染的。[19]但其更务实的一面也受到关注。[20]有时以色列人会以个人身份投桃报李，最知名的是前“摩萨德”负责人埃夫拉伊姆·哈勒维，他认为鉴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恶劣伎俩”和加沙的萧条，以色列需要与伊斯兰主义者谈一谈，尽管他们是“一群讨厌的人”。[21] 2010年1月，穆罕默德·马布赫[22]在迪拜一家酒店中身亡。对马布赫的暗杀表明了以色列官方打击哈马斯的决心。据报道，马布赫组织人员将武器从伊朗运入加沙，这是以色列极其担心之事。[23]阿联酋公布了监控摄像头拍下的嫌犯的照片。凶手虽然经过乔装打扮，使用了伪造或偷来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护照，其“摩萨德”特工的身份还是很快暴露了。[24]以色列冷淡的否认似乎难以服众。虽然影响尚不明显，但这次暗杀在操作上比1997年在安曼杀死哈立德·马沙尔的拙劣行动更为成功。

加沙的困境在“自由舰队”（Freedom Flotilla）一事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备受瞩目。这支舰队载有约600名活动家，从土耳其出发。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突击队员登上主舰“蓝色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客轮，杀死了9名土耳其人并事后报告他们是被“恐怖分子”处以“私刑”的。阿巴斯对此进行了谴责，称其为“一场屠杀”，而以色列人则为情报失误头疼不已。联合国后来认可了拦截的合法性，但认为以色列的方法“过激且不合理”。这支舰队体现了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与日俱增的声援，这种声援因人们确信外交无力解除加沙的封锁，“和平进程”也不过是掩盖现状和双方巨大差距的空中楼阁而日渐势大。以色列与曾经唯一的穆斯林盟友土耳其之间的关系遭到重创。《经济学人》评论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孤立加沙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民主的以色列下场竟比以前经常把人弹送进餐馆的哈马斯还要糟糕。”[25]“蓝色马尔马拉号”上的人有以色列“伊斯兰运动”（The Islamic Movement）北部分支的激进领导人拉伊德·萨拉赫（Raed Salah）谢赫，以及以色列议会第一位巴勒斯坦裔女性成员哈妮恩·左阿比（Haneen Zoabi），这体现了巴勒斯坦人在占领的刺激下跨“绿线”团结的老法子。

亲巴勒斯坦者的情感有利于日益壮大的“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该组织的目标不仅是被占领土或是要求给非法定居点的产品打上标签（好让欧洲购物者拒绝购买），而且是针对所有以色列的机构——因为它整个国家和许多私人组织（例如银行）都是占领的同谋。它还反对任何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这规定了共同斗争的范围，其位高权重的支持者推崇以“一国方案”解决冲突也是如此。[26]“抵制、撤资和制裁”选择的象征是“韩达拉”——纳吉·阿里笔下敢于反抗、不会变老的卡通巴勒斯坦儿童。在他的新角色中，小小的韩达拉耐心地紧握着背后天平的秤杆。以色列开始警告这是一场妖魔化和“非法化”的运动，并声称该运动是由敌人的反犹主义所驱使的，这些敌人排斥犹太人的存在。上述内容成了内塔尼亚胡时代官方哈斯巴拉（hasbara，意为公共外交或宣传）的关键主题。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仍大力支持《奥斯陆协议》，承认以色列和两国解决方案，它并未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只不过也抵制定居点产品，正在实行改革的萨拉姆·法耶兹大力倡导这一点：他称之为“赋予人民权力”以抵抗占领而不诉诸暴力。[27]法耶兹因其国家建设方针而赢得了国际赞誉。总的来说，他敦促巴勒斯坦人克服以色列几十年的统治造成的挫败感和不自信，避免失败主义、“消极被动的虚无主义和虚张声势的破坏行为”。[28]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联合安全行动在2009年增加了72%——阿巴斯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批评者抱怨这种合作是在维持无法忍受的现状。[29]

在美国的坚持下，新一轮巴以谈判于2010年9月在华盛顿启动，就在此前几日，4名定居者在希伯伦附近遇害。哈马斯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在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逮捕了几名嫌犯时再次谴责其“背信弃义”。它将会谈斥为“羞辱和贬低”。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驱散抗议者。谈判陷入僵局，因为内塔尼亚胡拒绝延长定居点暂停期，哪怕奥巴马在他面前晃动着诱人的胡萝卜——20架美国最新式的“F35”战机以及承诺在联合国否决反对以色列的决议。以色列领导人寄望于他的右翼和定居者，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再次咆哮起来。

法耶兹监管下的经济增长得益于银行的低息房车贷款，它为西岸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平静和正常的表象。有些人感到喜忧参半。在拉姆安拉的“泡泡”中，拉贾·谢哈德指责“急不可耐的过度活动”，称其目的在于分散人们对抵抗的注意力。[30]“个人主义的传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正在合法化……并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使之高于社区的集体利益和关切，”社会学家贾米尔·希拉勒（Jamil Hilal）评论道，“这个新中产阶层的利益显然在于不出乱子。若是民族权力机构或是其他雇主停发工资，这一大部分人就将面临危机。”[31]比尔泽特的一名学者表示，拉姆安拉已经“获得了‘五星级监狱’的名声，重点是‘五星级’而不是‘监狱’”。[32]加沙甚至也略有起色：从这座围城射出的火箭弹从2008年的2 048枚降至2010年的150枚。然而到了年底，外交又渐渐止步。2011年2月，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的决议——这是奥巴马政府首次这么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起草，得到阿巴斯的明确支持。华盛顿坚持将定居点视为“不合法的”而不是“违法的”——一种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益处的区分——但它破坏这项决议的理由是该决议有“使双方立场更为强硬”的风险。[33]

巴勒斯坦之冬

2010年12月的突尼斯革命发生后，变革之风吹遍了整个中东地区，巴勒斯坦的分裂和停滞与之形成了令人沮丧的对比。以色列对胡斯尼·穆巴拉克被推翻深感震惊，并且为穆斯林兄弟会崛起后它与埃及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命运感到担忧。以色列官员警告，这种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将会使加沙的哈马斯更强大，还会出现“伊斯兰主义之冬”。[34]利比亚和巴林的起义很遥远，但叙利亚影响巨大。随着隔壁的危机升级为全面战争，巴勒斯坦人莫衷一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在2000年接替了他的父亲哈菲兹）在很多人眼里，至少是稳定性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担保人。另一些人则为一场反对高压统治的民众起义而欢呼，这个高压政权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巴勒斯坦人的事业，特别是在黎巴嫩。事实上，在2011年5月的纳克巴日，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抗议者跨过了迈季代勒沙姆斯（Majdal Shams）附近通常被严格把守的戈兰高地分界线。这是它在30年来第一次被突破，显然表明阿萨德在试图转移人们对叙利亚前所未有的内乱的注意力。另一些人试图从黎巴嫩越境。15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枪杀，但有一名出生在叙利亚的难民胆识过人，在被拘留和驱逐前成功抵达了他在雅法的故乡。此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拉姆安拉组织了纳克巴相关的官方活动，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团结，而当时以色列最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政府削减任何纪念1948年纳克巴的机构的资金。[35]在过去几年中，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非政府组织左赫罗特（Zochrot，“纪念”）收集了从战场退下来的犹太老兵和巴勒斯坦人的见证之词，公布了数百个人口锐减或被摧毁的村庄的详细信息，以这种方式来增进人们对纳克巴的了解——用希伯来语。[36]然而，更好地了解过去并没有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关于这一最敏感问题的主流民意发生改变。

2011年的头几个月，数千人出门参与了在西岸举行的呼吁民族团结和进行新选举的集会，打出了“人民想要结束分裂”（指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口号。阿巴斯的四年主席任期原本已于两年前到期，但他仍在用总统令施政，法耶兹的总理任命尚未得到议会确认，而议会自2007年加沙政变以来一直不曾活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秘密谈话的曝光——这些谈话是被泄露的“巴勒斯坦文件”揭露的——导致首席谈判代表赛义卜·埃雷卡特提出辞职。然而，阿巴斯拒绝接受他的辞呈。

加沙人面临以色列围困和哈马斯镇压的双重问题。这场运动的年轻支持者们在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长大，从未离开过被困之地，更不曾去以色列工作，他们遵守着严苛的社会行为规范。反对者们号召来一场“尊严革命”（dignity revolution）：他们的平台是一个名为“结束分裂”的Facebook页面。[37] 3月，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迫击炮弹，显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抗议活动的注意力。5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就组建团结政府和选举日期达成一致。哈马斯受大马士革的情况所驱使，面临与阿萨德站在一边的压力。然而，它的政治领袖哈立德·马沙尔搬到了卡塔尔首都多哈，并表达了对叙利亚革命的支持。穆巴拉克的倒台继而打击了阿巴斯。内塔尼亚胡反应激烈：他警告阿巴斯，倘若阿巴斯与哈马斯和解，就无法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内塔尼亚胡还下令扣留税收——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预算的重要部分。以色列的哈斯巴拉不经意间受益于伊斯梅尔·哈尼雅，这名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在奥萨马·本·拉登被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杀死的消息传开时，尊称其为圣战士。然而，巴勒斯坦的竞争对手们对谁来担任总理争执不下。法塔赫提名萨拉姆·法耶兹以打消美国和欧洲的顾虑。哈马斯不同意，还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停止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哈马斯任命的数万名官员的报酬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协议的反对者包括通过连接埃及的数百条隧道走私货物而获益的加沙人，那是当地经济打破封锁的生命线。最大的几条隧道配备了照明和发电设备，可以运进汽车、建筑材料、药品、毒品、香烟和武器，包括从利比亚抢来的火箭炮发射器。节日前夕，商人们进口活羊和鲜牛肉。甚至连婚纱都能运过来。这里每年运输的货物据估计价值10亿美元，而且有助于巩固哈马斯的统治。“围困是化了装的祝福，”一名哈马斯官员称，“它使我们摆脱了对以色列和60年援助的依赖，帮助我们自立。”[38]

面对与哈马斯和与以色列之间的僵局，阿巴斯的结论是，争取让联合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尽管这肯定会被美国人阻止。这一举措属于一种新兴方针，即在国际上取得进展来向以色列施压。“让巴勒斯坦合法化，”用一名法塔赫官员的话来说，“赋予我们说‘这不合法’的权利。”[39]一张象征着联合国席位的巨大蓝色椅子被安放在拉姆安拉的马纳拉广场（Manara Square）上。这是阿巴斯人生中的高潮，他从纽约回来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将这种方式命名为“法律战”（lawfare）。

然而，外部干涉通常只有在安全问题有所缓解时才有作为。于是，2011年10月，哈马斯释放了2006年在加沙边境俘虏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这场交易由德国和埃及促成。沙利特已经成为以色列轰动一时的名人：他法国出生的父亲不停地游说，生怕罗恩·阿拉德（Ron Arad）一案重演——1986年空军领航员阿拉德的飞机在黎巴嫩被击落，但他是在被俘的囚禁期间身亡的。沙利特交换了1 027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许多人因杀害以色列人而在服无期徒刑。然而其中不包括法塔赫的马尔万·巴尔古提，他是在阿克萨因提法达期间因组织袭击而入狱的，人们普遍将他看作上了年纪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阿巴斯的替代者。这是最不对等的交换之一——尽管在“辛贝特”的监控下，一些巴勒斯坦人后来被重新逮捕。哈马斯大肆宣扬这份协议。“哈马斯是内塔尼亚胡的死敌，”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不满地说，“但他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给了阿巴斯突如其来的一击。”沙利特被迎接回家，不是作为英雄——事实上，他因为没有反抗被俘还遭到了批评——而是作为以色列的普通百姓。在这个国家，国防军强制服役仍是常态，但军事实力无法保证和平。[40]电视连续剧《战俘》（Hatufim，英语名为Prisoners of War）反映了这件紧要之事，沙利特仍被囚禁时，它在以色列放映并吸引了大量观众。

井底之蛙

2012年11月，加沙并不出人意料地再次爆发骚乱。以色列3月份暗杀了“人民抵抗委员会”主席祖海尔·凯希（Zuhair al-Qaisi），因而此前几月间冲突升级。与其他此类“针对性”行动一样，这被视为以各种手段挑衅或先发制人，以破坏和防止未来的攻击。一名以色列分析者评论道：“在斯德洛特制造几天的恐惧是一笔小投资，会在惩罚和威慑方面带来巨大利润。”[41] 5月，以色列以“人道主义姿态”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91名囚犯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尸体，但未能平息加沙前线的紧张局势。双方都指责对方引发新的攻击——为了这种无法最终解决的谁先动手的问题发生争吵是难免的。以色列人将发射火箭弹视为对方先动手的证据，巴勒斯坦人则指向对加沙的封锁——这片领土现在通常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以及对西岸的占领。尽管被困之地的经济小幅增长，其内里仍是暗流汹涌。“穆兄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当选总统并没有如哈马斯所希望的那样，使开罗比在穆巴拉克时代更加友好。哈马斯被指控在西奈18名埃及士兵遇害的事件中协助圣战分子。埃及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改变，仍是本能地怀疑各类伊斯兰主义者。

11月14日，“防卫之柱行动”（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ce）随着又一场暗杀开启，有权有势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Ahmed Jaabari）在一条安静的小道上，被以色列无人机在他的车里烧成了灰，一名疑似背叛了他的通敌者随即被杀。8天后，行动以埃及斡旋下的停火告终，这次停火至少阻止了另一场以色列国防军的全线地面入侵。162名加沙人遇难，包括37名儿童；以色列损失了3名平民和1名士兵。以色列的空袭不时被对方火箭弹的轰鸣声打断，这些火箭弹使该国南部陷入瘫痪并首次打击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尽管美国资助的“铁穹”（Iron Dome）反导系统颇有效用。加沙再次遭受严重破坏，哈马斯的大部分导弹库被摧毁，尽管该组织仍声称自己打赢了“黏土石之战”（Battle of Stones of Clay）[42]——引用了《古兰经》里的典故。“我们高昂着头走出这片战场，”马沙尔宣布，“真主至大，亲爱的加沙人，你们胜利了。”休战开始生效时，清真寺的扩音器里传出他的声音：“你们打击了犹太人的嚣张气焰。”以色列人在南部的玛拉基镇（Kiryat Malachi）举行抗议，那里有3人死于加沙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内塔尼亚胡政府坚称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开放检查站并解除封锁，但确认了不再在加沙境内至边境围墙处强制设立严重限制了农田使用的禁入缓冲区。加沙渔民获准出海至更远的水域。埃胡德·巴拉克警告称“自卫权比任何纸面上的东西都要好”。用不了多久，这句话就将再次被人提起。

由埃及情报机构牵线，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在开罗举行了“近距离”停火谈判，在拉姆安拉孤立无援且无关紧要的阿巴斯没有参与其中。阿巴斯在以色列电视台上说，他认为自己有权访问他在加利利的出生地萨法德，但无权居住在那里，他由于放弃了巴勒斯坦人神圣的回归权而招来了愤怒的指责。2012年夏天，穆卡塔区附近的独立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呼“人民想要打倒《奥斯陆协议》”——遭到民族权力机构警察的暴力驱散。[43]但阿巴斯在开展外交活动一年后的确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联合国大会罕见地公开无视美国和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升格为“具有观察员地位的非成员国”——与梵蒂冈地位相同。利伯曼曾不含讽刺意味地将这种努力斥为“外交恐怖主义”。[44]投票于2012年11月29日，即联合国1947年历史性的分治决议65周年时举行。阿巴斯曾要求给他的国家一份“出生证明”。地位的提高将使巴勒斯坦能够进入各组织，譬如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在那里它能够以战争罪对以色列提出申诉。在另一场大选前几周，内塔尼亚胡以宣布以色列将在西岸建造数千所新房作为回应。这看上去又像是一次战术性行动——但它符合长期以来的一贯模式。

和平的障碍

相比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定居点问题置于更严厉的公众目光下，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右翼分子在他们的集会上大喊“萨达姆·侯赛因·奥巴马”。2009年，内塔尼亚胡开始了第二个总理任期，鼓舞了定居者游说团体的信心并推动了其项目的扩张。3年后，他用一项计划回应了那次联合国投票，开始建造一条东西走向、被称为“E1”的狭长沙漠走廊，将耶路撒冷与马阿勒阿杜明分隔开来。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旦建成，它就将有效地把已被定居点和检查站瓜分的西岸北部和南部地区一分为二，并切断已经毗连的巴勒斯坦领土，即便后者只是由《奥斯陆协议》规定的不同地区拼凑而成的。那里是能够让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且连为一体的仅存的开放空间。在2013年第一季度内塔尼亚胡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时，定居点建设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峰。[45]

到了《奥斯陆协议》签订20周年的9月，生活在“绿线”以外的以色列人人数涨了差不多一倍，从262 500人增加到520 000人，其中东耶路撒冷有20万人。东耶路撒冷（三分之一以上的定居者以此为家）被政府机构忽视，理由是它不会进入谈判。这个总人数通常被用来证明1993年的协议彻底失效，还用来证明双方的冲突确实是无法解决的。2013年，以色列开始在西岸建造2 534间新房，比2012年建成的1 133间增加了一倍多。[46]同年1月，“人民抵抗委员会”的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及其国际支持者建立了一个名为沙姆斯（al-Shams，“太阳之门”）的抗议阵营，它以伊莱亚斯·库利（Elias Khoury）的小说命名，对“E1”走廊提出主张，监视以色列定居者的秘密行动和组织工作。几天后，警察遣散了这个阵营。[47]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色列在西岸的存在不再是孤立的山顶上的一队队大篷车或是可移动的房屋群，而是快速发展的城镇。其中规模最大的几个是马阿勒阿杜明、贝塔伊利特和莫迪恩伊利特，都靠近“绿线”并拥有数万居民，有些居民住在摩天大楼里。后两个城镇基本是哈雷迪（Haredi，极端正统派）犹太定居点，出生率较高。通向它们的“无菌”道路配有监控摄像头，用桥梁和隧道绕过巴勒斯坦地区并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隔离墙将它们全部围在其中。俄罗斯移民为主的阿里埃勒定居点现在拥有自己的大学，向1967年边界以东延伸了11英里。[48]

哈尼·阿布·阿萨德（Hani Abu Assad）的获奖电影、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巴勒斯坦作品《奥玛》（Omar），令人难忘地表现了隔离墙的影响——与影片同名的男主人公非法翻越隔离墙，向身在另一边的心上人求爱。以色列同年入围奥斯卡的电影名为《伯利恒》，讲述的大致是同一片领土的故事，却没那么受欢迎。两部电影都着重刻画了“辛贝特”招募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这是他们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莫测的英国艺术家班克西（Banksy）的壁画更是为这堵墙在全世界的恶名添砖加瓦，其中一幅刻画了一个巴勒斯坦女孩在搜一名以色列士兵的身。然而在伯利恒，“围墙”（Walled Off）酒店就在隔离墙边开张并以“世界上最糟糕的景观”为卖点，当地人为其动机（也许还有其糟糕的双关含义）感到惶惶不安。[49]绘制阿拉法特以及还在监狱的马尔万·巴尔古提的涂鸦和肖像被当作抵抗行为。俯视耶路撒冷北部盖兰迪耶大型检查站的标语从计算机键盘中汲取了灵感，似乎表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的精髓：“Control + Alt +Delete”（打开任务管理器／控制+替换+删除）。

长期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支撑着西岸景象的实质性转变，加固了军事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与民主国家的以色列公民之间的隔离。土地表面上由于军事目的被没收，支出以无害的名义隐没在部门预算拨款中——但受到“现在就和平”“卜采莱姆”等以色列非政府组织的仔细监控。定居者依旧坐拥庞大的经济利益，包括低息贷款、免税和每名学生高于以色列国内标准的教育支出。政府为每间建在定居点内的公寓提供了高达2.8万美元的补贴，这是许多居民仍解释他们是根据经济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来选择居住地的原因之一。例如，2012年，20万美元能在阿里埃勒买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在特拉维夫，同样价钱只能在贫困社区买一套两居室的公寓。2017年1月，马阿勒阿杜明的一套宽敞住宅在“爱彼迎”上打广告出租时，并没有提及它坐落在“绿线”外，这似乎象征着定居事业已经完全“正常化”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考量往往比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动机更重要。[50]

越发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使定居者更贴近以色列人生活的主流。2008年，31%的人将自己定义为极端正统派，22%的人生活在“民族主义宗教”（nationalist-religious）定居点，32%的人所在的定居点里有多种宗教仪式。居住在隔离墙东面的定居者中，有一半以上想要扩大以色列的边界。[51]定居者还相当有地位：截至2010年，三分之一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军官来自“民族主义宗教阵营”。[52]世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阿维格多·利伯曼住在一个定居点里。耶什亚（犹大和撒马利亚）委员会主席丹尼·达扬（Dani Dayan）与内塔尼亚胡走得很近，他在团结政府中的盟友，极右翼政党“犹太家园”（HaBayit haYehudi）的自信而有野心的纳夫塔利·本内特（Naftali Bennett）也持同样立场。自由党2011年抗议最高法院任命一名住在古什艾其昂的法官，正如《国土报》所说，“他每次回家都会违法”。[53]希伯伦仍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因为以色列国防军武装并守卫的最强硬的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和邻近的阿尔巴镇高度混居。

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包括袭击西岸的清真寺、房屋、汽车和庄稼。橄榄树是他们最偏爱的目标：2011年有7 500棵橄榄树被毁。以国防军的士兵往往朝巴勒斯坦农民的头顶上开枪，而不是对付正在扔石头、骚扰农民们的犹太人。很少有人被起诉。在沙龙2006年退出加沙并撤掉杰宁地区四个小的边远定居点后，极端主义定居者开始了所谓的“标价”攻击（“Price tag”attacks）。山顶青年（Noar haGvaot）组织的活动分子时常挑起对抗，这个组织是受沙龙1998年的著名号召“占领山头”的启发建立的，标志是他们巨大的无边便帽和穗子（tzitzit，正统派犹太男子穿戴中的流苏饰带）。阿萨夫·嘉夫隆（Assaf Gavron）的畅销希伯来语小说《山顶》描绘了一个虚构的西岸“前哨”里的生活，那里楼房林立，有供水和国防军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许可，直到最终转变为“合法”定居点。[54]在以色列的话语中，“前哨”就是未经授权但官方容许的定居点，尽管按照国际法，它与其他所有定居点一样非法。因在C区——以色列直接控制下的西岸60%的地区——建造无证建筑物而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也显著增加，欧盟以严厉的措辞对“强制转移”表达了不满。在对巴勒斯坦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约旦河谷，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地被定居点、以色列国防军基地和射击区、自然保护区及拆迁命令所包围。[55]“如果你问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它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裔以色列活动家艾琳·纳赛尔（Irene Nasser）无奈地表示，她参与了“世上的盐”（Salt of the Earth）运动，在杰里科附近废弃的村庄艾因海莱（Ein Hijleh）的枣椰树林中露营——很快就被国防军赶走了。“这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取回它并一直占领下去。”[56]哪怕隔离墙变成永久的边界，内里有20万定居者，但它外面估计还有10万多人。

以色列政治和西岸生活的现实推翻了可能用适当领土换取未来切实可行的和平协议的观念。既成事实改变了1967年边界以外曾是22%的巴勒斯坦领土的那些景观。被定居点——到2015年约为230个——真正占用的土地不超过西岸的3%，但定居点的辐射区域以及支撑它们的道路、隧道和其他基础设施所占据的远多于此。总的来说，西岸约有42%的土地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57]定居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定居者本身的问题：他们的事业是一项国家战略。[58]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梅龙·本韦尼斯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占领“不可逆转”引发的旧争论似乎不再有意义，就像谈论两国解决方案一样。“以色列左派想让我们相信‘绿线’是牢固的东西；在这边一切都很好，所有不好的事都是从1967年的占领开始的。”本韦尼斯蒂称，“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绿线’就像一面单向镜。它只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59]左派和中间派的其他以色列人依旧相信，虽然举步维艰，但撤离西岸定居者以便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永久和平协议是一个政治意愿问题，尽管这个国家的气氛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即使定居点问题——在任何协议中都至关重要——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奥斯陆的遗产仍被贴切地描述为“僵尸般的”和平[60]或“行尸走肉般的解决方案”[61]。

建设耶路撒冷

没有任何地方的以色列人比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更坚定地想抹去“绿线”。2010年3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访问期间，宣布计划在极端正统派地区拉马特什洛莫（Ramat Shlomo）建造1 600套住房，美国政府大为光火。奥巴马的特使乔治·米切尔感觉这是一种“直接而惊人的羞辱”。[62]即便没有明示，以色列的总体目标仍是增加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减少巴勒斯坦人的数量。这是通过将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隔离墙现在蜿蜒穿过其东部边缘）隔离，加上土地征用以及歧视性的规划和预算分配来实现的。持有蓝色身份证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比犹太人穷困，但他们可以进入更大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比他们在民族权力机构治下的纳布卢斯或希伯伦的同胞更有钱。2013年，该市80.4万人口中有62%是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占居民总人口的36%，但只有10%至13%的市政预算用于他们的区域。[63]犹太组织越发努力地在阿拉伯社区购买房产。2010年，以色列和平运动——自从在第二次因提法达中受创以来一直基本处于休眠状态——短暂复苏，抗议以色列人为谋私利从贾拉谢赫驱逐一户巴勒斯坦家庭的行为，这是几起同类案件之一。该房产1948年前一直属于犹太人，因此法院的驱逐判决引发了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其他地方对阿拉伯人房产提出同样主张的问题。被驱逐的家庭还是1948年的难民，因此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意义和敏感性。[64]

右翼的“埃尔阿德组织”[65]接管了耶路撒冷老城南部粪厂门街区的建筑物，旨在“重新发现并保护《圣经》中的‘大卫城’”，并通过旅游、考古发掘和耶路撒冷“犹太化”将犹太人与他们《圣经》中的渊源联系起来。另一个定居者组织艾特蕾特库哈尼穆（Ateret Cohanim，“祭司之冠”）协会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而市政工程助推了定居运动中较为激进的工作。[66]在缺乏极难获得的许可证的情况下建造的阿拉伯房屋隔三岔五就被拆除。老城外的主要商业大道萨拉丁街看上去像是时间凝固了，4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但西耶路撒冷在发展壮大。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区被1967年后出现的犹太人社区包围成飞地，相互之间鲜有联系。2010年，住在阿诺纳（Arnona）区的犹太记者埃利泽·雅里（Eliezer Yaari）穿过干涸的河谷，来到附近的苏尔巴赫尔（Sur Baher）村，试图了解他的阿拉伯邻居：他将自己描述此事的生动著作称为《在黑暗的群山之上》（Beyond the Mountains of Darkness），试图让读者体会到，他们看起来是多么遥远和陌生。[67]饱受犯罪和吸毒困扰的贫民窟舒阿法特（Shuafat）难民营位于城市范围内，但被遗弃在隔离墙的另一侧：“耶路撒冷最危险的地方，犯罪、圣战和垃圾焚烧的熔炉。”[68]阿布迪斯和阿尔拉姆（Al-Ram）被隔离墙9米高、满是涂鸦的混凝土板隔开。2008年，以色列内政部取消了东耶路撒冷4 577名阿拉伯人的居住权，这是截至当时最高的年度数额。自1967年以来，共有超过1.4万名阿拉伯耶路撒冷人的身份被撤销。来自西岸并与耶路撒冷居民结婚的巴勒斯坦人遭遇了无数感觉像是蓄意骚扰的官僚主义障碍。前往内政部和国家保险办公室就会遭遇痛苦和羞辱。[69]圣城大学一直试图获得以色列教育部的承认，这一斗争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谢里夫圣所仍是长期冲突的源头，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时不时由于安全原因被禁止入内，被禁者通常是50岁甚至60岁以下的男子。沙龙2000年9月臭名昭著的访问从未被遗忘，“圣殿山忠诚者”等犹太极端主义者经常采取挑衅行为来声明并宣传他们的主张，市政当局和政府的容忍甚至支持与他们的边缘地位并不相符。[70]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伊斯兰运动”的成员，乘大巴去阿克萨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祷告——这是1967年以前的边界消失的另一个后果。该运动的领导人拉伊德·萨拉赫谢赫由于为哈马斯筹集资金和煽动暴力而入狱。为这座城市寻求协商解决办法的前景向来不乐观，似乎还在倒退。巴拉克和奥尔默特都接受了主权分属或分别行政管理的原则以及包含老城和圣殿山的“圣域”（Holy Basin）受国际监督的安排，尽管这种让步极富争议。曾于2003年担任沙龙政府耶路撒冷事务部部长的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是著名的苏联时代的犹太“异见者”，他当时的告诫，即放弃进入圣殿山的路就等于背弃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议失败后，埃胡德·巴拉克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没有我们与耶路撒冷的历史联系，没有与过去的联系，没有与以圣殿山为中心的古代以色列王国的绵延感，我们就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外来入侵者和殖民者。”夏兰斯基写道。[71]民调显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日益强硬的看法以漠不关心和不抱希望为特点。2013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向中间倾斜”的标志是由电视主持人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领导的世俗中间派和以国内为重点的未来党（Yesh Atid）的出现，该党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分离”——虽然尚未准备好重新划分仍被仪式性地号称“统一”的耶路撒冷。事实上，身为部长兼定居者领袖，犹太家园党的尤里·阿里埃勒（Uri Ariel）呼吁在圣殿山重建犹太圣殿（Jewish Temple），打破了官员不能谈论改变现状的禁忌。2013年7月的最新一轮巴以会谈启动后，双方达成了第二批囚犯释放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便宣布了在东耶路撒冷建造1 500套新住宅的计划。奥巴马第二届政府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设定的目标，是在9个月内达成全面和平协定。仍被孤立在加沙领地内的哈马斯被排除在外。

伊朗人转移了注意力

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后院里避无可避的敌人，也是内塔尼亚胡津津乐道的“恶劣的周边环境”里最最艰巨的问题。[72]但2009年以后，内塔尼亚胡最深切的地区关注点是伊朗——正如他在3月份与奥巴马的第一次会面中明确指出的，这场会谈是如此不友善，以至于被耶路撒冷的官员称为“伏击”。[73]自1979年革命起，支持巴勒斯坦人和与以色列为敌一直是伊朗的政策核心；那一年，废弃的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钥匙被交给了亚西尔·阿拉法特，以供巴解组织代表团使用（虽然以色列在两伊战争期间曾悄悄向伊朗人提供武器，为古老的格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提供了经典例证）。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伊朗的盟友或说代理人真主党是以色列的首要关注对象，而德黑兰也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2002年，伊朗秘密核计划的泄露使以色列对自身在中东地区未公开但已公认的核垄断产生了担忧。2003年，伊朗承认核计划的存在，接受对其核设施进行更严格的国际检查并暂停生产浓缩铀。然而，随着2005年民粹主义强硬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赢得大选以及伊朗重启铀浓缩，以色列的担忧加剧了。

在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之后，欧洲开始以核不扩散和地区稳定的名义，努力通过谈判和平中止伊朗核计划。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利用制裁对德黑兰施压，以色列领导人也反复警告，称他们不会容忍拥核的伊朗。2008年，乔治·布什回避了以色列发射特制的掩体摧毁炸弹来打击伊朗核设施的秘密请求。2010年，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指示军队为先发制人的空袭做准备，尽管他们遭到了“摩萨德”负责人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反对。网络攻击和对伊朗核科学家的暗杀具有以色列和美国秘密行动的特征。有人预测以色列在2012年春季会发动单方面袭击，这个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其威胁或许正如预计的那样，推动了欧盟对制裁的支持。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挥舞着一张简笔画，用一颗炸弹代表伊朗的计划，上面用马克笔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以色列的“红线”在哪里，生动形象地敦促奥巴马重视他的警告。11月的“防卫之柱行动”过后，内塔尼亚胡声称加沙的“几乎所有武器”都来自伊朗。伊朗制造的“曙光-5”（Fajr 5）火箭发射到以色列，为此感谢伊朗的广告牌出现在了加沙街头。

2013年，务实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取代了否认犹太大屠杀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核外交更进一步。截至当年年底，伊朗和其他五个大国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限制其核活动以换取制裁解除。然而，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向奥巴马施加压力，因为国内的批评者认为他对伊朗的关注是为以色列面临的真正危险“盖上遮羞布”。[74]“辛贝特”前负责人尤瓦尔·迪斯金称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抱有“救世主般的”态度。2013年年底，迪斯金公开警告称：“不解决巴以冲突带给以色列的威胁比伊朗核项目更大。”几个月后，仍担任“摩萨德”主管的塔米尔·帕尔多（Tamir Pardo）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尽管是私下提出的。[75]（这些位高权重的安全部门要员总能保证在以色列有人听到他们的意见。）内塔尼亚胡的占领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无限期地“应付”巴勒斯坦问题，而不是努力解决它。但它是不可能被长久忽视的。

临渊

从2006年就陷入昏迷的阿里埃勒·沙龙于2014年1月去世，引发了一连串猜想：如果他没有被疾病击倒，他是否会在加沙撤离后进一步单方面撤出约旦河西岸。沙龙的意图无法得到证实。有人提出他相信真正的两国解决方案，而不是根据以色列的条件再一次于局部进行重新部署，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缺乏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美国斡旋下的最新和平努力发展势头出人意料——虽然过程十分艰难：内塔尼亚胡的鹰派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认为克里是以“救世主般的热情”和“强迫症般的执着”来尽力达成协议的。但他并非在恭维克里。此外，会谈在达成协议的9个月期限之前就垮塌了。

内塔尼亚胡违背了释放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104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承诺——这一直都是双方高度敏感的问题——因为犹太家园党的领导人纳夫塔利·本内特威胁称如果继续放人就退出执政联盟。阿巴斯表示，如果以方释放囚犯，他将暂时不加入联合国机构，包括国际刑事法院。[76]但囚犯们没有现身，于是他当即签署了巴勒斯坦加入15项国际条约和公约的申请书——巴勒斯坦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直播。[77]克里将谈判破裂归咎于以色列，尽管他也批评了巴勒斯坦人。“双方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毫无益处的境地，”他说，“然后就这样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然后那天下午，当他们可能将要有所进展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建造700个住宅单元的事就公布了，呼，可以说正是时候。”[78]但最终导致谈判终结的是阿巴斯与哈马斯签署的被期待已久的和解协议。

2013年7月，穆尔西总统被埃及军队推翻，这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ul Fatah el-Sisi）将军迅速采取行动，关闭通往加沙的隧道，切断了哈马斯当局的贸易和收入。停电和价格上涨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局面雪上加霜。压力越来越大。“以色列人确实允许一些东西进去，以向媒体展示，”2014年2月，哈马斯成员艾哈迈德·优素福（Ahmed Yussef）对一名来访的外国记者说，“他们想限制我们的食物。他们不会让我们变得像索马里一样，但他们想要我们忙于担心食物、电力、污水和各种短缺，而不是关心政治和与以色列的斗争，或是难民和我们的长期目标。”[79]当其巴勒斯坦对手公开认可学者拉米·哈姆达拉（Rami Hamdallah）领导的一名哈马斯成员都没有的技术官僚政府时，内塔尼亚胡搁置了与阿巴斯的会谈并停止转交1亿美元海关收入，尽管他刚授权支付最新款项，这显然是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可能崩溃的忧惧。毕竟它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与它的安全合作，对以色列仍有极大的价值，正如它的巴勒斯坦批评者再清楚不过的。

2014年6月，3名以色列男孩从西岸一个定居点的犹太学院搭便车回家时被绑架，危机随之急剧扩大。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被重新逮捕，包括哈马斯的议员和在沙利特囚犯交换中被释放的50名原囚犯。严格的新闻封锁隐瞒了3个男孩可能已被当即杀害的证据。绑架案牵动了以色列上下，新闻滚动报道，人们发起守夜祈祷，社交媒体上也炸开了锅。这3个孩子的照片被配上了巴勒斯坦儿童笑着举起三根手指以庆祝绑架的照片。“#把我们的男孩还回来”的主题标签对双方都适用。犹太人高喊着“阿拉伯人去死！”把巴勒斯坦人拽下了从耶路撒冷北部犹太人居住区和阿拉伯人居住区通往市中心的轻轨，而轻轨是双方罕有的能够共享的公共空间。即使是对于这个居住隔离已成常态的城市，耶路撒冷自第二次因提法达以来也从未有过如此紧张的气氛。内塔尼亚胡归罪于哈马斯。3个孩子被射杀的尸体最终在希伯伦附近被发现。显然，绑架是当地人的自发行为；哈马斯领导层对这次杀戮表示赞成，但否认负有责任。无论如何，这个插曲让阿巴斯深感窘迫，并被以色列加以利用——虽然批评者指责内塔尼亚胡蓄意欺骗——挑拨了巴民族权力机构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并破坏了其和解。[80] 3个孩子下葬时，火箭弹从加沙射入以色列。以色列的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对加沙发动了一波空袭。紧接着，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东耶路撒冷被绑架和杀害，残缺不全的焦黑尸体在附近的森林里被人发现；尸检发现他在被火烧时还活着。3名犹太人，其中两个是青少年，被判无期徒刑；第三个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受害者的父亲要求将他们家的房屋夷为平地，就像巴勒斯坦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时经常会发生的那样。

“修剪加沙的草坪”

2014年夏天的“守护之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是以色列自9年前“撤离”以来对加沙发动的最漫长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在51个可怕的日子里，加沙蒙受了海量的人力物力损失。估计有2万多座房屋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只针对“恐怖主义”据点的炮击和空袭而无法居住。战争倒数第二天，轰炸击倒了加沙市里15层高的巴沙塔（Basha Tower）。水管和电线被摧毁。巴勒斯坦方给出的死亡人数为2 310人，其中包括1 617名平民。联合国统计的人数为2 251人，包括1 462名平民，其中妇女299人，儿童551人。以色列方给出的数字是2 125人，其中765人是平民。以色列人的死亡人数为67名士兵和6名平民，其中包括一个火箭弹击中房屋致死的4岁孩子。以色列国防军称，截至8月20日，已有3 700多枚火箭弹向以色列发射，其中一枚落在本-古里安机场附近，造成国际航班短暂但骇人的暂停。国防军摧毁了32条专门用来袭击而非走私的隧道，结果发现这些隧道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密集得多，由此引发了又一场关于情报失察的争论。哈马斯称这场战争是“吃剩的干草”，典出《古兰经》中描写伊斯兰的敌人被打败的一节。[81]

以色列的高科技能力并没有让加沙人幸免于难。自动的呼叫和短信以及飞机上撒下的传单都预告了迫在眉睫的袭击，但据“大赦国际”调查，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曾给过警告。当地记者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以色列声称的巴勒斯坦人被用作人肉盾牌的说法，尽管屡屡有导弹从住宅区发射出来，并且有报告称战斗人员被要求不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吸引以色列的火力。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的负责人要求挪走操场上一辆摩托车，因为以色列人声称摩托车被用来运送武器。[82]“辛贝特”引用哈马斯被捕人员的供词称清真寺被用于军事活动，隧道建在幼儿园和诊所附近。[83]然而批评者回应，即使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违犯了国际法，以色列也没有理由不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平民。[84]“加沙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走路、骑自行车、驾驶‘嘟嘟车’（toktuk，带斗摩托），还是在开汽车，现在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记者阿提夫·阿布·赛义夫（Atef Abu Saif）记录道。这是噩梦中才会发生的事，却都再真实不过了。“偶尔打开电视，也不能让心情好起来：身体各部位，被切断的手躺在路边，肠胃挂在没有生气的尸体外，满是鲜血的脸，裂开的头颅……毁灭，废墟，尖叫。撕裂的身体。”[85]不同于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国际媒体的进入不受限制，因此报道密集、生动且骇人听闻。巴勒斯坦人的伤亡程度导致以色列被起诉犯下战争罪。7月中旬，一场以色列空袭在众目睽睽之下杀害了4名在海滩上玩耍的男孩，附近一家酒店里的外国记者目睹了整个过程。一名《卫报》的新闻记者写道，一枚在墙上留下了“烤面包机大小”窟窿的炮弹造成3人丧生，伤心欲绝的父亲将他儿子的残肢收集在一个塑料袋里，该报道表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常情状。[86] 7月24日，13名巴勒斯坦人在一场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的袭击中丧生。

“死在镜头下”

加沙战争在网络空间中同时进行，以色列国防军和“卡萨姆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和图像，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应。哈马斯做了一个粗糙的宣传视频，内容是它的一名成员唱着一首希伯来语歌，发在YouTube上嘲笑以色列像“蛛网”一样脆弱——这是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后，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广为流传的名言。它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关注，反击的嘲讽视频也随之诞生。内塔尼亚胡的公关方式登峰造极。“这些人是最坏的恐怖分子——有种族灭绝倾向的恐怖分子，”他说，“他们呼吁摧毁以色列，他们要求杀死每一个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人是在哪里发现的。他们希望死去的平民堆积如山。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利用‘死在镜头下’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87]

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这场行动——其支持率在一次民意调查中超过了90%，只有4%的人认为使用了过多火力。[88]当炸弹落在附近的加沙时，斯德洛特有些年轻人一边吃爆米花一边欢呼，就像在观看一部动作大片，他们的照片引起了争议。批评的声音被压制了。以色列不准播报在行动中被杀害的巴勒斯坦儿童的姓名，“卜采莱姆”对这一决定提出了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一名左翼活动家表示：“同情对方被视为叛国行径。”[89]记者仅仅因为报道新闻就被辱骂。拿撒勒和其他阿拉伯地区举行了反战抗议活动。阿维格多·利伯曼呼吁抵制罢工抗议战争的阿拉伯企业，而阿拉伯议员哈妮恩·左阿比则表示犹太青少年的绑架者不是“恐怖分子”，并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是“杀人犯”。

加沙内部的观点更难判断。公众对哈马斯的批评可以在平时听到，但在持续的袭击中就无法听见，尽管战斗一结束就是怨声载道。毕竟，哈马斯在“抵抗”。“巴勒斯坦人权中心”（Palestin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的拉贾·苏拉尼（Raja Sourani）称之为“巴勒斯坦人基因里的一部分”。[90] 25名涉嫌与以色列合作的人被公开处决，这使人想起这个组织残酷的一面，以及以色列天罗地网般的情报能力。此事发生在以色列针对“卡萨姆旅”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eif）——“隧道主义”之父——进行轰炸之后。戴夫逃脱了，但他的妻儿遇害。[91]巴勒斯坦分析家穆安·拉巴尼（Mouin Rabbani）提出（尽管没有论据），哈马斯得到了加沙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更倾向死于‘F16’而不是泡在福尔马林里”，[92]这是指向沙龙的顾问多夫·韦斯格拉斯的知名讽刺，即不终止和平进程，但一直冻结它，直到巴勒斯坦人变成芬兰人。[93]整场行动期间，遍布西岸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哈马斯歌曲的碟片、玩具枪和玩具手榴弹以及火箭形气球都十分畅销。左翼政治家穆斯塔法·巴尔古提称，阿巴斯正在“努力追赶，因为人民领先于领导层；而人民完全支持加沙”。[94]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政府的目标已经实现，尽管内塔尼亚胡在停火开始时遭到了利伯曼和本内特的批评，而且哈马斯在不到6年里的第三次此类行动之后仍然大权在握。“哈马斯的侵略行为应该遭受惩罚，他们还应该意识到，不断对以色列使用暴力必定会付出代价，”以色列的一名著名评论员认为，“破坏那些恢复起来既困难又昂贵的能力，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平静。争取时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目标。此外，在当前的战略形势下，哈马斯孤立无援，这延长了其军事资产重建的过程。”[95]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将暴力活动归咎于他。“从根本上讲，发生在加沙的战争并不是关于隧道或者针对火箭弹的，”自由主义哲学家阿萨夫·沙龙（Assaf Sharon）写道，“它是因现状而生的战争。内塔尼亚胡的‘冲突管控’是对维持定居和占领的现状的委婉说法，不可能有任何进展。”[96]哈马斯也宣布获得胜利——尽管难以从一片废墟、破坏和死亡中看出胜利来。

[1] Efraim Inbar and Eitan Shamir, ‘Mowing the Grass’: Israel’s strategy for protracted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 (1), 2014, pp.65–90.

[2]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1/22/AR2009012202550.html.

[3] Chicago Tribune, 4 January 2009.

[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cairo‑university‑6‑04‑09.

[5] Josh Ruebner, Shattered Hopes, p. 65.

[6] Guardian, 4 June 2009.

[7] Guardian, 16 March 2009.

[8] The Economist, 18 June 2009.

[9] http://www.haaretz.com/news/full‑text‑of‑netanyahu‑s‑foreign‑policy‑speech‑at‑bar‑ilan‑1.277922.

[10] Raef Zreik, Why the Jewish state now?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0 (3),2011, pp. 23–37.

[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05/25/should‑the‑palestinians‑recognize‑israel‑as‑a‑jewish‑state;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PolicyFocus108.pdf.

[12] Interview, Ramallah, 7 February 2017.

[13] Independent, 2 March 2009.

[1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Jim Zanotti, analyst i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24 June 2009.

[15] Guardian, 4 August 2009.

[16] Al‑Jazeera, October 2009.

[17] George J. Mitchell and Alon Sachar, A Path to Peace, p. 158.

[18] http://www.haaretz.com/news/netanyahu‑declares‑10‑month‑settlement‑freeze‑to‑restart‑peace‑talks‑1.3435.

[19] New York Times, 4 May 2009.

[20] Menachem Klein, Hamas in power, Middle East Journal 61 (3), 2007, pp.442–59.

[21] Wall Street Journal, 1 August 2007; New Republic, 26 March 2010.

[22] 穆罕默德·马布赫（Mohammed Mabhouh，1960—2010），“伊兹丁·卡萨姆旅”成员，主管哈马斯的军事后勤和武器采购。——译者注

[23] Guardian, 6 December 2010.

[24] Israel TV Channel 2, Hisul be’maagal sagur, 11 November 2015.

[25] The Economist, 3 June 2010.

[26] Gershon Shafir,A Half Century of Occupation, pp. 221–2.

[27] Guardian, 29 June 2010.

[28] Fayyad interview, Part I, 27 August and 1 September 2009,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9 (1), 2009–2010.

[29] Measures Taken by Israel in Support of Developing the Palestinian Economy,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Security Reforms.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to the Ad Hoc Liaison Committee (AHLC), Madrid, 13 April 2010.

[30] Raja Shehadeh, Occupation Diaries, p. 43.

[31] Al-Shabaka, 19 May 2014.

[32] Lisa Taraki, Enclave micropolis: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Ramallah/al‑Bireh,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7 (4), 2008, pp. 6–20.

[33] Ruebner, Shattered Hopes, pp. 109–15.

[34] Guardian, 17 July 2012.

[35] Haaretz, 24 March 2011.

[36] Guardian, 2 May 2014.

[37] Guardian, 24 February 2011.

[38] The Economist, 26 November 2011; Nicolas Pelham, Gaza’s tunnel phenomenon: the unintended dynamics of Israel’s sieg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1 (4), 2012, pp. 6–31.

[39] Husam Zumlot, quoted in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ed Moor (eds.), After Zionism, p. 48.

[40] Ben Caspit, Maariv, 25 March 2013.

[41] Haaretz, 15 March 2012.

[42] Surat al‑Fil, 105 v. 4.

[43] Maan news agency, 3 July 2012.

[44] Haaretz, 13 September 2012.

[45] Jerusalem Post, 10 June 2013.

[46] http://time.com/11458/israel‑doubled‑west‑bank‑settlement‑construction‑in‑2013/.

[47] https://972mag.com/in‑bab‑al‑shams‑palestinians‑created‑new‑facts‑on‑the‑ground/64732/, Abir Kopty, Heinrich Boll Foundation, Oslo.

[48] https://peacenow.org/entry.php?id=10157#.WKVFsxJ97ow.

[49] Guardian, 3 March 2017; Maan news agency, 11 March 2017.

[50] Ariel Handel et al., Normalizing Occupation, pp. 2–3.

[51] Menachem Klein, The Shift, pp. 73–4.

[52] Haaretz, 15 September 2010.

[53] Haaretz, 10 June 2016.

[54] Assaf Gavron, The Hilltop.

[55] B’Tselem, Background on the Jordan Valley, 18 May 2011.

[56] Guardian, 7 February 2014.

[57] http://www.btselem.org/download/201007_by_hook_and_by_crook_eng.pdf.

[58] Nahum Barnea, Yediot Aharonot, 18 March 2013.

[59] Guardian, 28 April 2010.

[60] Mandy Turner, Killing the zombie peace and building a new movement,Mediterranean Politics 21 (3), 2016, pp. 437–41.

[61] Ian Lustick, Guardian, 22 February 2017.

[62] Mitchell and Sachar, Path to Peace, p. 170.

[63] Ir Amim, Jerusalem municipality budget analysis for 2013: share of investment in East Jerusalem, December 2014, http://www.ir‑amim.org.il/sites/default/files PL_Investment%20in%20East%20Jerusalem%20December%202014‑2%2025%2015.pdf.

[64]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0.

[65] “埃尔阿德组织”（Elad movement），又称“大卫城基金会”（Ir David Foundation），“大卫城”位于粪厂门地区。——译者注

[66] Michael Dumper, Jerusalem Unbound, p. 124.

[67] Eliezer Yaari, Me’ever le-Harei haHoshekh.

[68] ‘We are orphans here’, New York Times, 1 December 2016.

[69] Ibtisam Iskafi, Traveling through the ‘borders’ of the Israeli Interior Ministry and National Insurance,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21 (4), 2016, pp. 57–9.

[70] Ir Amim, Dangerous liaison: the dynamics of the rise of the Temple Move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Keshev, 1 March 2013.

[71] Natan Sharansky, Haaretz, 16 October 2003.

[72] Ronen Bergman, The Secret War with Iran, pp. 3–40.

[73] Jerusalem Post, 21 September 2016.

[74] Haaretz, 3 April 2015.

[75] Haaretz, 5 July 2014.

[76] Robert Serry, Endless Quest, p. 133.

[77] Ben Birnbaum and Amir Tibon, The explosive, inside story of how John Kerry built an Israel‑Palestine peace plan – and watched it crumble, New Republic, 20 July 2014.

[78] Haaretz, 4 August 2014.

[79] Guardian, 21 February 2014.

[80] Haaretz, 17 June 2014.

[81] Surat al‑Fil, 105 v. 5.

[82] Atef Abu Saif, The Drone Eats with Me, p. 56.

[83] Haaretz, 26 August 2014.

[84] https://www.hrw.org/news/2014/08/03/qa‑2014‑hostilities‑between‑israel‑and‑hamas.

[85] Abu Saif, Drone, pp. 12–34.

[86] Guardian, 18 July 2014.

[87] Times of Israel, 20 July 2014; al‑Jazeera,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08/telegenically‑dead‑201481182312870982.html.

[88] Times of Israel, 29 July 2014.

[89] Inbal Arnon, in Bashir Bashir and Azar Dakwar (eds.),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p. 34.

[90] New Statesman, 22 July 2014.

[91] Al-Monitor, 28 January 2015.

[92] http://www.lrb.co.uk/v36/n15/mouin‑rabbani/israel‑mows‑the‑lawn.

[93] 见本书第465页。

[94] New York Times, 24 July 2014.

[95] Jerusalem Post, 22 July 2014.

[96] Assaf Sharon, Failure in Gaz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5 September 2014.

第二十六章
2015—2017

“大以色列”正强加于历史中的巴勒斯坦之上。

——哈楠·阿什拉维

百年战争

2017年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拉姆安拉市中心的生活平平常常，让人安心。大街上购物者熙熙攘攘，汽车在交通拥堵中鸣笛，穿着制服的警察看着妇女们在马纳拉广场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们被关在以色列监狱里的丈夫或儿子。她们的头顶上是一把长度横跨三根旗杆的巨型金属钥匙——代表巴勒斯坦人回归愿景的独特符号。沿着满是咖啡馆、餐馆和IT专家的道路向前，在一个被愤世嫉俗者称为“绿色区域”[1]的地方，几名游客正在参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筑群中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博物馆，旁边就是这名巴解组织领导人雄伟的白色陵墓。在附近的办公室里，民族权力机构的官员正在推敲如何对前一天晚上以色列议会举行的西岸非法定居点“合法化”投票做出回应。

阿拉法特博物馆展示了巴勒斯坦官方版本的故事中一个个熟悉的里程碑：《贝尔福宣言》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它的一份副本被安放在一个玻璃盒中，还有英国委任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早期的“圣地”的图像。这座博物馆总体上忠于历史，但它自然偏向主流的民族主义叙事，忽略了一些有争议的事件，而且既没有以色列人也没有哈马斯这样的国内反对派。最引人瞩目的位置给了阿拉法特1974年在联合国发表“枪和橄榄枝”讲话的场面，这是他40年领袖生涯的巅峰。“贝尔福种下的恶果正在得到报应”，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老成员哈楠·阿什拉维总结道：

（《贝尔福宣言》）没有创造以色列国，但它启动了犹太复国主义借此在国际上通行的进程。这是一个殖民时代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都属于那个时代——欧洲白人试图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组世界，分配土地，创造国家，并说那是白人的负担。他们将我们定义为“非犹太群体”。这是多么傲慢，多么种族主义。[2]

马哈茂德·阿巴斯不久前要求英国政府为其1917年对罗斯柴尔德勋爵“臭名昭著”的承诺道歉——但这听起来更像是盛行的绝望情绪的反映，而不是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举动。[3]这当然比不上他让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吁那么重要：这种呼吁与通过追求联合国会员国地位和更广泛的合法性，使本民族事业国际化的持续运动是一致的。总是比这位现已年逾八旬的巴勒斯坦总统表现圆滑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此报以冷笑：“这话就是活在过去！”[4]从尚未诞生的巴勒斯坦国的临时首都拉姆安拉来看，一个世纪冲突的资产负债表不断出现失衡。以哈楠·阿什拉维坦率的表述来说，“‘大以色列’正强加于历史中的巴勒斯坦之上”。

以色列议会以60票对52票通过了将西岸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建造的犹太“前哨”地位“合法化”的决议，引发了穆卡塔的一系列活动。这一决定反映了该国史上最右翼的议会中的权力均势，尽管可能遭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挑战。对于定居者游说团体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举世震惊地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更使其备受鼓舞。鲁莽直率的犹太家园党议员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发起了这次立法，并感谢美国人民选了那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兼真人秀明星，“没有他们，这条法律可能不会通过”。中间派和左翼的以色列人谴责了“土地霸占”。工党领袖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警告这是“国家性自杀”。这意味着以色列的民法——而不是军法——在不属于以色列且其居民无法对此进行票决的地区具有追溯效力。多达50个定居点可以由此得到政府承认。连“利库德”集团的前司法部长丹·梅里多尔（Dan Meridor）也称它是“邪恶而危险的”，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以违反《日内瓦公约》为由起诉以色列。穆卡塔的看法毫不含糊。“这样的法律标志着西岸被最终吞并，”阿什拉维宣布，“虽然我们是被禁锢于占领下的民族，但我们将抵制这种扩张主义和压迫，我们将继续寻求一切外交和法律途径来反对以色列的侵犯行为，捍卫我们人民自决、公正和自由的权利。”[5]

自20世纪80年代起，阿什拉维一直是巴勒斯坦人事业口才极佳的阐释者，但她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分量得多。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她不属于法塔赫的核心圈子。以色列完全控制了被占领土，但时常会发生一些事情提醒它这不是毫无代价的。2014年加沙战争之后，阿克萨清真寺周边局势再度紧张，四名拉比和一名警察在西耶路撒冷一间犹太会堂被来自东部社区亚伯尔穆卡伯（Jebel Mukaber）的两名巴勒斯坦人砍死：血淋淋的割肉刀的照片随后在充斥着“伊斯兰国”[6]和叙利亚政府所犯暴行的阿拉伯社交媒体上流传。世俗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声称对杀戮负责，但这无助于缓解人们对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危险地融为一体的担忧。它让许多人联想到1994年巴鲁克·戈尔茨坦在希伯伦对穆斯林的屠杀（尽管规模较小），以及1929年的血腥事件。亚伯尔穆卡伯的道路几年来第一次被封锁，通往耶路撒冷其他阿拉伯地区的入口处都设置了混凝土路障和检查站。巴勒斯坦出租车司机——他们总是当下气氛的风向标——天黑后拒绝进入城里的犹太区。

2017年1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来自同一社区的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开着卡车，在附近可以看到老城全貌的哈斯长廊（Haas promenade）冲进了一群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军官当中，然后挪开尸体并倒车，试图再次撞向他们，直到有人开枪打死司机，把车子停住。4名士兵当场死亡，其中3人是年轻的女预备军官。该事件与不久前发生在尼斯和柏林的暴行相似，“伊斯兰国”都声称对其负责。附近的安全监控完完全全地记录了这个充满恐惧、悲伤和仇恨的骇人时刻。“我们赞美耶路撒冷英勇无畏的卡车壮举，”哈马斯发推文称，“这是在对以色列占领罪行的正常反应。”加沙人在阿拉伯语标签“因提法达卡车”（#Intifadatruck）下发放庆祝糖果。视察现场的内塔尼亚胡立即将凶手称为“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但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其中两名死去的士兵都是20岁出头，住在西岸的定居点。[7]

向右转

从2014年4月约翰·克里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以来，巴以没有举行过任何直接谈判。贝拉克·奥巴马于次年夏天承认，他的政府未能帮忙解决冲突。“我们非常努力，”他说，“但坦率地说，以色列的国内政局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内部政治都使事情困难万分。”总统2009年“积极进取”地促进和平的承诺像是陈年老账并且错失了良机。他的结论难以反对，“恐惧政治比希望政治更强大”[8]——尽管美国所扮演角色的缺点也是故事的重要部分。

2015年7月，恐怖事件再次占据头版头条，一个名叫阿里·达瓦布什（Ali Dawabsheh）的18个月大的婴儿和他的父母在纳布卢斯附近杜马村（Duma）的家中，被一枚扔进来的汽油弹烧死。两名犹太人后来被起诉，其中一人被控谋杀罪。这起最新的“标价”攻击发生在法院下令拆除位于拉姆安拉附近的大型定居点拜特埃尔未经批准的建筑物之后。内塔尼亚胡谴责了该事件并命令“辛贝特”加大力度打击犹太极端主义者。这次袭击仿佛20世纪80年代的“犹太地下军”重现，但以色列现在的政治氛围远比那时紧张。在一段视频中，正统派犹太人在婚礼上赞美袭击，挥舞着枪和刀，并刺穿了一张死去孩子的照片。这与巴勒斯坦人庆祝以色列人被杀的画面同样令人不安。[9]

奥巴马说的没错，上一次加沙战争之后，以色列的政治状况没有为奄奄一息的和平进程带来任何复苏的希望。巴勒斯坦人对2015年3月以色列议会的角逐结果基本无动于衷。“马达尔”（Madar），即“巴勒斯坦以色列研究论坛”（Palestinian Forum for Israeli Studies）的负责人胡内达·加尼姆（Huneida Ghanem）表示：“一次又一次，大选、大选再大选，只是带来了更糟糕的事。”[10]在叙利亚战争以及真主党和伊朗活跃在戈兰高地的险恶背景下，这次竞选的特点是各方争相摆出强硬而仇外的反阿拉伯姿态，“利库德”集团的视频展现了“伊斯兰国”战士驾着黑旗飘扬的吉普进入以色列的画面。内塔尼亚胡以强硬路线竞选，赢得了他的第四个任期。比他更偏右的“我们的家园以色列”领导人阿维格多·利伯曼呼吁吞并像阿里埃勒这样的大型西岸定居点，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城镇——如乌姆费赫姆——“转移”到“巴勒斯坦”。他将阿拉伯裔议会候选人比作要连根拔除的毒草。投票当日，内塔尼亚胡用Facebook视频和国防军动员令的话语鼓励犹太人出来投票，因为由“左派团体”组织的阿拉伯人正在“成群结队地”抵达投票站——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他后来说，在奥巴马指责了自己“引起分歧的修辞”后他感到遗憾。《国土报》编辑阿卢夫·本（Aluf Benn）评论道，这是“典型的比比：灌输恐惧和焦虑，退回到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把他的对手和批评者描绘成卖国贼，以及挑战当权者”。[11]工党的赫尔佐格吃亏在缺乏魅力的举止和枯燥乏味的演技上。内塔尼亚胡组建的执政联盟不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无论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范围有多小。没过多久，他就声明自己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巴勒斯坦国，哪怕是他2009年在巴伊兰大学的讲话中描述的最低限度、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尽管几天后他又毫无说服力地声称自己还是相信的。犹太家园党呼吁兼并西岸的C区，让其余地区自治并将加沙地带转交给埃及。它的强势表现使得该党领袖纳夫塔利·本内特成了教育部长，阿耶莱特·沙凯德（Ayelet Shaked）成了司法部长；两人都以对巴勒斯坦人的煽动性评论闻名。“上一轮大选后两年之内，在对和平进程和这个国家作为中东一部分的展望这个问题上，选民转向了右翼，”《新消息报》的纳胡姆·巴尔内亚观察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回到了光荣的孤立状态，就像他们在1967年以前那样。”[12]

国内政治一如既往地决定了以色列外交的进程。2016年2月，内塔尼亚胡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出席了在亚喀巴举行的秘密首脑会议，但不包括阿巴斯，这是克里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通过友好的阿拉伯政权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打造区域支持，该方案据称会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内塔尼亚胡以“联合政府的难处”为借口，反对“过于详细的提法”。[13]不久之后，他开始研究与工党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可能性，但在5月放弃了这一选择，再次右转并任命利伯曼为国防部长。

前一任国防部长、“利库德”集团的摩西·亚阿隆绝非鸽派。他曾在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然后作为国防部长监督了两场在加沙的战争。但他对阿卜杜勒-法塔赫·谢里夫（Abdel-Fatah al-Sharif）一案的评价惹怒了右翼。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谢里夫曾在希伯伦试图刺杀一名以色列士兵，然后在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被另一名士兵近距离射杀。该事件被“卜采莱姆”的一名志愿者拍了下来，视频被发到网上并疯传。对埃洛尔·阿扎里亚（Elor Azaria）中士过失杀人（看上去像是就地正法）的审判引发了人们对国防军的道德标准和占领现实的激烈争论，突显了以色列的政治分歧。亚阿隆责备杀戮“违背道德”，但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开枪者。内塔尼亚胡也表示谴责，但打电话给阿扎里亚的父母，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儿子将得到公正的审判：他最终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

以色列的右转表现为有时被打上“内鬼”标签的人——如“打破沉默”、“卜采莱姆”、古什沙洛姆等左派团体和“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支持者——遭受的敌意与日俱增。自称致力于打击否认以色列合法地位者的组织伊姆蒂尔兹（Im Tirtzu，意为“若你决心如此”[14]）错误地宣称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派机构“新以色列基金会”（New Israel Fund）向戈德斯通调查团提供了有关2008年至2009年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动的信息。该组织针对左翼学者和它所谓的文化领域“外国代理人”，包括小说家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15]招来了关于“以色列麦卡锡主义”的警告。“撒马利亚定居者委员会”（Samaria Settlers Committee）制作了一个动画视频，将“新以色列基金会”和另一些团体描绘成一个热衷捞钱的鹰钩鼻犹太人，为了换取听上去像纳粹的德国人给他的几枚欧元硬币而背叛以色列。[16] 2016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由沙凯德提出的法律，要求由“外国政府实体”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高透明度。它被视为企图压制对占领区侵犯人权行为的异议和监督，并受到奥巴马政府和欧盟的谴责。这条法律通过前不久的一项民调显示，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将近60%的年轻犹太人称自己是右翼，23%是中间派，13%是左翼。高达82%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机会”或“几乎没有机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17]

巴勒斯坦人的民意调查是这种悲观情绪的翻版，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两国解决方案由于犹太人的定居点建设已不再切实可行，62%的人赞成摒弃奥斯陆原则。[18]“拒绝奥斯陆协议本质上并非拒绝和平，而是拒绝持续数十年的奴役和压迫。”巴勒斯坦知识分子阿拉·塔赫提赫（Alaa Tartir）说，他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负责任”且缺乏普遍的合法性。[19]以色列的历史和公民学的入学考试对占领避而不谈。[20]民调显示，72%的犹太人甚至没有将西岸的情况视为占领。[21]“最新的流行语‘没有占领’，跟果尔达·梅厄总理‘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宣言一脉相承，同样可笑，”左翼的《国土报》作家吉德翁·利维（Gideon Levy）在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时评论道，“当你声称没有占领或没有巴勒斯坦人时，你实质上脱离了现实，这种情况只能借助病理学和精神健康领域的术语来解释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22]差不多同一时间，20世纪90年代担任“辛贝特”负责人的阿米·阿亚隆警告称“渐进的暴政”正在摧毁以色列的民主。1995年伊扎克·拉宾被谋杀后辞职的阿亚隆的前任卡尔米·吉龙称，这个国家正在“被这场占领推向万劫不复”。[23]

挥刀起义

2015年秋天，针对以色列的“独狼”袭击接连发生，主要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双方的人民开始谈论第三次因提法达。刀子，或是螺丝刀和剪刀，有时还有被称为“卡洛”（Carlos）的粗劣自制枪，都是被选用的武器——许多事件以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枪杀告终，通常是在检查站。很少有袭击者被活捉。阿扎里亚案是几起怀疑士兵行为的案件中最有名的，人权组织指责以色列进行法外杀戮。开车撞人的袭击也有发生。过去新闻记者关于恐惧和厌恶的陈词滥调对“绿线”两边来说都再合适不过了。一名黑皮肤的犹太人穿了一件写有“别担心，我是个也门人”的T恤，结果惹了麻烦。以色列政府称这次袭击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大众抵抗”战略的一部分，将其归咎于民族权力机构的煽动，把矛头指向社交媒体上暴力的反犹画面以及对“殉道者”的歌颂。联合国也谴责巴勒斯坦人煽风点火。但“辛贝特”的判断是涉案个人没有组织背景，且阿巴斯事实上还指示他的安全部队尽可能防止暴力。12月，巴勒斯坦政策和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re for Policy and Research）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7%的巴勒斯坦人赞成持刀袭击，31%的人表示反对。[24]

到了2016年夏天，这波暴力事件——阿拉伯语称之为哈巴（habba）——似乎逐渐平息了。[25]在9个月内，巴勒斯坦人杀了28名以色列人和2名美国人，同时有2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大部分死于袭击以色列目标时。他们大多数是后奥斯陆一代的年轻人——55%是30岁以下的西岸人——其中一些人据说有精神问题或社会问题：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靠士兵自杀”。以色列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加强安全合作——阿巴斯曾称这是“神圣的”[26]——帮助减少了暴力事件。[27]因与安全有关的罪行而入狱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从2015年9月的170人增加到了2016年2月的438人。[28]阿巴斯报称民族权力机构努力说服学龄儿童不要进行袭击，招来了巴勒斯坦人的鄙夷反应。[29]以色列批评者则愤怒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早点命令他们不要这么做。[30]巴勒斯坦发言人回应称，没有尽头的占领以及容忍并安抚极端主义定居者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使得绝望滋生——煽风点火是双向的。巴解组织开始发布自己的“月度教唆犯罪报告”，将以色列部长和官员的煽动性言论分门别类地列入其中。“内塔尼亚胡催生了恐惧阿拉伯人的文化，”东耶路撒冷的智库“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学会”（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写为PASSIA）的迈赫迪·阿卜杜勒-哈迪（Mehdi Abdel-Hadi）抱怨道，“这种文化主要和两个社会之间的仇恨和恐惧有关。两边的人都说：‘我不相信你，也不尊重你。我害怕你，要远离你。如果你进入我的地盘，我会杀了你。’”[31]

日常生活中一成不变的扼制维持着暗无天日的感觉，擅长利用媒体的“抵制、撤资和制裁”活动家们用一段带有“#爱在种族隔离下”（#loveunderapartheid）标签的视频突出了这一点。视频中，一名男子想去见他的女友，但每每因为以色列检查站和巴勒斯坦人出行所需面对的许可证制度而失败。[32]政治活动也陷入瘫痪，充满人心惶惶的独裁气氛。尽管时不时会出现一阵对于和解的兴奋，但很少有人认为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有希望消除裂痕。这种僵局被归咎于意愿的缺乏以及两个阵营当权者的既得利益。阿巴斯私下将伊斯兰主义者形容为“瓶子里的苍蝇”，并表示他决心让他们留在瓶子里。[33]这位总统2017年就82岁了，他从未任命过副手，使自己置身于唯唯诺诺的人之中并将竞争者逐出局外。2016年年底法塔赫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阿巴斯的追随者们击退了穆罕默德·达赫兰对阿巴斯领导地位的挑战，这名出生于加沙的前安全部门负责人受阿联酋和埃及的支持，但被指控腐败和挪用公款。[34]法塔赫代表大会在穆卡塔举行——这以值得注意的方式提醒了人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总统的政党之间不存在分权。一名专家评价称，代表大会“只会加剧以漫无目的为特征的巴勒斯坦现状”。[35]没有人指望阿巴斯能够克服他一贯的谨小慎微并提升自己的声望，也没有人指望他满足日益迫切的让他结束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的要求——这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手里最大的牌之一——更不用说撕毁《奥斯陆协议》，解散民族权力机构并迫使以色列人重新承受直接控制西岸的负担这些要求了。

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在《奥斯陆协议》安排由巴勒斯坦人单独掌控的A区行动自如。实际上，在协调工作中，以色列会指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部队在行动期间远离街道。[36]安全监控拍下了一场对希伯伦一家医院的突袭，戴着假胡须或打扮成女性的以色列士兵拖走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巴勒斯坦通缉犯，枪杀了另一名男子。[37]艺术源于生活：以色列热播剧《高墙边的混乱》（Fauda或阿拉伯语的Fawda,意为“混乱”）在奈飞（Netflix）上全球放送，这部剧将便衣们的工作戏剧化，并以极为写实的方式——对话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语口语进行的——聚焦于在高科技监控和情报的协助下对哈马斯和其他组织发动的战争。在杰宁这样的热点地区，以色列人一离开，年轻人就会向民族权力机构的警察扔石头，嘲笑他们是通敌合作者。哈马斯声称其支持者在被民族权力机构关押时遭受了折磨。[38]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民族权力机构的记者被拘留讯问。[39]

2017年3月，在以色列人追捕并杀害高调的“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活动家巴塞尔·阿拉杰（Basel al-Araj）之后，拉姆安拉爆发了示威游行，以色列人声称阿拉杰正在策划袭击且之前一直被巴民族权力机构拘禁，另外两名与他一同获释者随后被以色列人以“旋转门”[40]原则关押。以色列国防军称身为药剂师的阿拉杰在比莱（al-Bireh）被发现携带一把“M16”步枪和一把自制的“卡洛”冲锋枪，并在交火中死亡。而巴勒斯坦人说他是被“处决”了。“辛贝特”称阿拉杰“与当地恐怖主义基层组织有关”。支持者称他是“安全协调工作的殉难者”并要求解散素丹（巴民族权力机构）。民族权力机构则指责“雇佣兵”和“外国特工”挑起冲突以引发内乱，并称抗议活动是“低劣的煽动手段”。死者的父亲和其他人曾被防暴警察殴打。[41]

类似事件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陷入尴尬境地。巴勒斯坦情报总局局长兼阿巴斯的心腹马吉德·法拉杰曾指出，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挫败了多场对以色列人的武装袭击，但也警告在没有改变的前景之下，民众对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正在逐渐消失。“我们安全部门目睹了加沙发生的三场战争、以色列在西岸罪行的延续以及几乎每天都有的以色列人的入侵，”法拉杰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说，“在政治视野里看不到希望……我们有的不是国家，而是一个定居者国度。”[42]巴解组织的建国计划停滞不前，对前路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哈马斯选择了加沙的一名新领导人来取代伊斯梅尔·哈尼雅：叶海亚·辛瓦尔（Yahya al-Sinwar）。他来自一个1948年成为难民的家庭，是其军事派别中一名强硬派人物，曾因杀戮通敌者而在以色列监狱度过了22年，直到在沙利特换俘交易中获释。另一些哈马斯核心成员已在加沙甚至突尼斯被暗杀。3名加沙人因其中一起杀人事件受审并被处决。同时该组织讨论了如何修改1988年的盟约，这场早就说要进行的讨论再次显示出务实迹象。最终，盟约本身没有修改，但哈马斯通过了一份“一般原则和政策”的新文件，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时不再使用反犹话语，同意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巴勒斯坦国，但仍未承认以色列。[43]它重复了巴解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立场演变，为更广泛的巴勒斯坦共识铺平了道路，但它也让少数以色列人相信哈马斯已经成为潜在的和平伙伴。2017年夏天，哈马斯接管加沙已有10年，它依旧孤立且被围困。哈马斯娴熟的线上宣传——颂扬“卡萨姆旅”的烈士，夸耀自己的军火库，历数以色列的罪行——与日常生活中无止境的苦难和绝望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4年9月，据报道有约300名加沙人通过隧道离开加沙并进入了埃及，后来在乘船前往欧洲时淹死在马耳他的海里，这一悲剧为大量逃离饱受战乱蹂躏的祖国的叙利亚人做了脚注。[44] 2015年的一份联合国报告警告称，加沙到2020年将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电力供应中断，水几乎无法饮用，失业率飙升，建设工作延迟。[45]许多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跳下守卫森严的边境围墙，试图在以色列非法务工。即使是蹲几天监狱——拿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给的微薄工钱——也比被迫赋闲在家要好。[46]萨拉菲派激进团伙偶尔进行的火箭弹袭击立即就会招来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的空袭和坦克炮击。2014年战争结束后，从该地带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减少到了每月一两枚。[47]以色列好像明白了，哈马斯的控制无论多么难以接受，都是确保平静的最有效途径。但平静显然无法保证。

更有组织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在其他地方仍有发生。2016年6月，来自希伯伦的堂兄弟二人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咖啡馆里开枪打死4名以色列人——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购物中心正位于国防部大院的街对面。特拉维夫市长、工党的罗恩·胡尔代（Ron Huldai）提出了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内塔尼亚胡政府没有给出答案，他说：“我们不可能让这些人（巴勒斯坦人）处于被占领的现实境况中还（期望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好，他们可以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犹太家园党领导人、国防部副部长伊莱·本·达汗（Eli Ben Dahan）因将巴勒斯坦人称为“牲口”[48]而臭名昭著，他反驳称“如果有谁认为占领或我们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是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那这种猜想太荒唐了”。在势头渐长的右翼狭隘的观念里，以色列自己的行为与巴勒斯坦人始终不变的敌对无关。

内塔尼亚胡任命利伯曼进入他的政府工作，大大增强了他原本微弱的优势，使进行有意义的和平谈判原本就已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前工党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正在研究他重返政坛的机会，此时登上了头条，他警告称政府已经“被初露端倪的法西斯主义感染”，而且以色列正在变成“种族隔离”国家，除非改变路线。埃胡德·奥尔默特在2008年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支持者所抗拒的“A字开头的词语”[49]已经成为该国两极化的政治话语中的常见用语，即便与南非发生过的事情进行类比不大准确。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土报》的时评和社论中，这是以色列媒体中孤单的自由主义之声，也是报道巴勒斯坦事务最全面且最富有同情心的报纸。[50]这样的语言遭到了其他地方的排斥和攻击，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右翼希伯来免费报纸《今日以色列》（Yisrael Hayom），该报纸的所有者是内塔尼亚胡的美国亿万富翁支持者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甚至以色列总统鲁文·瑞夫林，一个不寻常地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利库德”集团支持者，也警告说2017年的土地“合法化”法律将使以色列“看起来像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尽管他坚称以色列还不是这样的国家。[51]新词“占领隔离”（occupartheid）——强调以色列情况的特殊性，特别是目前已经看不见了的“绿线”两边的差异，以及靠军事控制与合法手段从空间上隔离西岸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个更准确的术语。[52]

携手

内塔尼亚胡2015年的大选胜利伴随着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当时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的惊人成就，其议员联合组成了一个集团，而且成了以色列议会的第三大集团，占据其120个席位中的13席。“共同名单”（Joint List）的组建是对利伯曼提出的一项法律的回应，这项法律提高了议会代表所需的选票比例，旨在剔除规模较小且分散的阿拉伯政党，但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哈达什”（Hadash），即共产党主导的“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主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存。“巴拉德”（Balad）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由阿兹米·比沙拉创立。比沙拉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被指控为真主党进行间谍活动，他在驳斥了他称之为莫须有的罪名后辞去了议会席位并移居卡塔尔。保守派伊斯兰主义者也由无党派的艾哈迈德·提比代表，他曾担任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顾问并仍与拉姆安拉的巴解组织关系密切。“共同名单”由一位名叫艾曼·乌达（Ayman Odeh）的海法律师领导。“这是以色列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政府，不仅是因为它在加沙杀害了2 200名巴勒斯坦人，而且因为其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它巩固了以色列的占领并扩大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乌达宣称，“它破坏了民主……加强了对阿拉伯人敌意的煽动。”

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和他们同胞之间的跨“绿线”互动持续增加。巴裔以色列人可以不受以色列公民不得进入西岸A区的禁令限制——所有检查站都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大型红色标牌对此严厉警告——因此杰宁和纳布卢斯的市场在周末都被来自海法、拿撒勒和加利利的客人挤得水泄不通。广泛的商业联系也是存在的。人们在一些问题上还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议程。以色列拆除了内盖夫乌姆希兰村（Umm al-Hiran）贝都因人的房屋——为了给一个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地方——看上去与对付C区未经许可建造房屋的巴勒斯坦人的举措一模一样。一名警察兼示威者身亡时，阿拉伯议员指控警方鼓动暴力。同样在以色列境内的加兰萨维（Qalansawa）被拆毁的房屋属于未能获得当局施工许可证的阿拉伯家庭：该行动发生之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当时正因涉嫌腐败而面临刑事调查）不情愿地同意了最高法院的一项命令，即在2017年土地“合法化”的法律通过以前，撤离“未授权的”西岸边远定居点阿莫纳（Amona）的移民。驻拉姆安拉的人权组织“哈克”（Al-Haq）宣布准备与总部设在海法的以色列组织“阿达拉”（Adalah）一起发表关于房屋拆除的联合报告，这标志着时代的趋势。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媒体常常称以色列境内的地区为“被占领土”。

强硬政策以及利伯曼和其他右翼人士使用的排他性种族主义话语强化了这样的看法：“绿线”两边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区别。但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断然拒绝了将边境城镇和村庄“转移”到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和“宣誓效忠”犹太国家的要求。所谓的“昂首挺胸”一代比自1948年以来的任何一代人都更为自信。这个国家的160万阿拉伯人比犹太公民贫穷，在住房、土地分配、就业、教育和服务等方面受到歧视。但他们比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活得要好很多：基本的自由、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方面的条件都更为优越，特别是对于越来越多进入以色列大学学习的年青一代来说——这一现象引来了犹太右翼分子的抨击。即便如此，2015年政府还宣布了一项5年发展计划，以缩小两个群体间的差距。2016年，阿拉伯人占海法理工学院（Haifa Technion）一年级新生的25%。[53] 2017年的电影《夹缝中》（In Between）引人入胜地展现了生活在特拉维夫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妇女的经历，以及她们在自己家庭的保守价值观与犹太城市的自由生活方式之间的左右为难。

从消极的方面看，公共部门的高级职务仍基本不对阿拉伯人开放，除了一些象征性的例外，譬如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因拒唱《希望之歌》而闻名，这首歌是以色列国歌，表达了犹太人对锡安发自灵魂的渴望——还有几个外交官。德鲁兹派、贝都因人和一些基督徒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但阿拉伯公民大多没有：来自拿撒勒的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神父鼓励他的社区成员参军，遭到阿拉伯议员的谴责。2016年，以色列警察只有2%是穆斯林。[54]在试图阻止“巴拉德”领导人哈妮恩·左阿比竞选议员后，“伊斯兰运动”激进的北部分支被禁，这违背了“辛贝特”的建议。当另一名“巴拉德”的议员被控将手机偷带到监狱中供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使用时，利伯曼斥责这个议会集团是“间谍和叛徒的共同名单”，并发誓要把他们不仅从议会而且从这个国家赶出去。[55]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的亮点包括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间的联盟——尽管主要是在反阿拉伯歧视方面——少数几所同时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教学的双民族学校入学率也在上升，虽然教育部制造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个创造性的合作网络的耶路撒冷分部有一次遭到了纵火袭击。受损的建筑物外面张贴着的口号“我们拒绝成为敌人”充满了对抗和乐观精神。[56]右翼打算不再让阿拉伯语像希伯来语那样作为官方语言，这一计划落空了，但道路标志上的阿语仍经常缺少或是错误的。阿拉伯公民往往会两种语言，但犹太人对阿拉伯语的兴趣依旧有限，10%的犹太人表示他们能说好或者懂得阿语，但只有2.6%的人能够阅读报纸，1%能读文学作品。[57]大多数深入学习阿拉伯语的以色列年轻犹太人，是在国防军情报部门内遵照“了解敌人”的准则学习的。

在对阿拉伯人普遍漠不关心的大环境中，喜剧是一个例外：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赛义德·卡什瓦（Sayed Kashua）的黄金时段电视连续剧《阿拉伯工人》（Avoda Aravit，其在希伯来俗语里的意思是“偷工减料”）让犹太观众首次接触了一个阿拉伯家庭。卡什瓦在2014年局势紧张的夏天引起了轰动，他在加沙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离开了西耶路撒冷的家，搬到美国并宣布：“我曾告诉我的孩子们，未来阿拉伯人能和犹太人平等分享这个国家，这个谎言结束了。”[58]卡什瓦用希伯来语写作，就像广受赞誉的小说家安东·沙马斯，后者在第一次因提法达之后同样绝望地移民了。另一个例外是阿拉伯食物。鹰嘴豆泥和“法拉费”早已变为以色列民族菜肴，这引起了巴勒斯坦人对文化和传统美食被盗用的不满。“阿拉伯三明治”，一种由切成小粒的西红柿、黄瓜、西芹、洋葱、柠檬加上橄榄油做成的食物，就像一幢典雅的阿拉伯房屋，听起来就要好多了。

除“哈达什”和左翼小团体之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政治联合活动仍是稀有，社群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通婚也仍旧罕见。巴勒斯坦团体在监视时发现，犹太人在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随意而且普遍，紧张时期更是增多。阿拉伯议员、马哈茂德·阿巴斯和阿拉伯足球队经常成为攻击目标。耶路撒冷贝塔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因其臭名昭著的反阿拉伯口号出名。2016年干燥的深秋，当严重的森林火灾肆虐海法和其他地区时，有人指责阿拉伯人发动了“纵火因提法达”——但没有人因此而被起诉。

此前不久，艾曼·乌达和其他阿拉伯议员因为未能一起出席曾任以色列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希蒙·佩雷斯的国葬之礼而遭受批评，佩雷斯93岁去世时被广泛誉为“爱好和平的人”。国内外对佩雷斯的悼词都强调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后期更温和的阶段，往往忽视了他曾密切参与国防和安全事务且曾推动20世纪70年代约旦河西岸第一批定居点的建立。[59]对于以色列挂在嘴边的既要保持犹太性又要保持民主性的愿望，以擅长希伯来语演说而闻名的艾哈迈德·提比说了一句值得引用的妙语。“这个国家是犹太民主国家，”他说，“民主是对于犹太人而言的，犹太是对于阿拉伯人而言的。”[60]

[1] “绿色区域”，指2003年美国领军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严密戒备和孤立的政府区。——作者注

[2] Interview, Ramallah, 7 February 2017.

[3] Guardian, 27 July 2016.

[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n‑assembly‑israel‑palestinians‑idUSKCN11S2CZ.

[5] PLO statement, 6 February 2017.

[6] “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写为ISIS），全称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Greater Syria），又称“达伊沙”（DAESH），为极端恐怖组织，2014年该组织首领巴格达迪（al-Baghdadi）宣布“建国”。——译者注

[7] Times of Israel, 8 January 2017.

[8]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webtv/reports/2015/05/15/U‑S‑President‑Barack‑Obama‑in‑an‑exclusive‑interview‑with‑Al‑Arabiya.html.

[9] Haaretz, 24 December 2015.

[10] Salon, March 2015.

[11] Guardian, 18 March 2015.

[12] Yediot Aharonot, 13 March 2015.

[13] Haaretz, 19 February 2017.

[14] 这个名字取自西奥多·赫茨尔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名言：“若你决心如此，它就不是传说。”——作者注

[15] Arutz Sheva, 27 January 2016.

[16] Haaretz, 15 February 2015.

[17] Haaretz, 13 April 2016.

[18] Palestinian Centre for Policy and Survey, 28 December 2016.

[19] Alaa Tartir, Palestine‑Israel: decolonization now, peace later,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1 (3), 2016, pp. 457–60.

[20] Haaretz, 7 February 2017.

[21] http://www.peaceindex.org/files/Peace_Index_Data_April_201‑Eng%281%29.pdf.

[22] Haaretz, 3 June 2017.

[23] Guardian, 6 April 2017.

[24] Maan news agency, 15–16 December 2016.

[25] http://www.pcpsr.org/sites/default/files/poll%2060%20June%202016%20 pressrelease%20English.pdf

[26] Times of Israel, 28 May 2014.

[27] Times of Israel, 31 March 2016.

[28] Haaretz, 24 April 2016.

[29] Mehdi Abdel‑Hadi, al-Rai al-Yawm, 25 December 2016.

[30] Haaretz, 6 April 2016.

[31] Guardian, 5 November 2015.

[32] http://www.loveunderapartheid.com/about.

[33] Private information.

[34] Omran Shroufi,openDemocracy, 17 January 2017.

[35] Mouin Rabbani, Jadaliya, 6 December 2016, 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25621/fatah_the‑disintegration‑continues.

[36] Alaa Tartir and Sabrien Amrov, After Gaza, What Price Palestine’s Security Sector? Al-Shabaka, 8 October 2014.

[37] Times of Israel, 13 November 2015.

[38] AFP news agency, 7 July 2015.

[39] Human Rights Watch, Palestine: crackdown on journalists, activists chilling effect on free expression, 29 August 2016.

[40] “旋转门”（revolving door），政治上指公职人员在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公共和私人身份之间双向转换，易混淆公私利益。——译者注

[41] Maan news agency, 6 March 2017; Times of Israel, 7 March 2017; Ynet, 13 March 2017.

[42] Defense News, 18 January 2016.

[43] Maan news agency, 3 April 2017;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7.

[44] https://euobserver.com/justice/125652.

[45]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db62d3_en.pdf.

[46] Guardian, 1 June 2016.

[47] Times of Israel, 6 February 2017.

[48] Times of Israel, 11 May 2015.

[49] 此处应指“种族隔离”一词（Apartheid）。——译者注

[50] Haaretz, 29 October 2015.

[51] Haaretz, 12 February 2017.

[52] http://www.juancole.com/2014/05/occupartheid‑isolating‑degrading.html.

[53] Times of Israel, 27 October 2016.

[54] Ynet, 5 September 2016.

[55] Haaretz, 18 December 2016.

[56] Haaretz, 30 December 2014.

[57] Command of Arabic amongst Israeli Jews, Van Leer Institute, 2015.

[58] Haaretz, 4 July 2014.

[59] Haaretz, 30 September 2016.

[60] Haaretz, 22 December 2009.

尾声

替代方案简单而残酷。要么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民族，将他们双双置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让双方生活在基于主权共享的伙伴关系之中。

——梅龙·本韦尼斯蒂[1]

一国方案，两国方案，无国方案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上已达成了广泛共识，中东最持久的冲突只能通过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行的巴勒斯坦国来解决——重新回到了1937年英国皮尔委员会首次提出并在10年后被联合国采纳的分治的老想法。该方案一直都有反对者，包括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国家合法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认为分治忽视了纳克巴和回归权，将极度不平等的双方之间没完没了的“和平进程”视为以色列继续扩张、巩固和控制的烟幕弹。主张拥有全部“以色列地”，拒绝巴勒斯坦独立国家并坚称其已在约旦境内存在的以色列人也反对分治。奥斯陆长期以来的失败——其临时安排从未导向最终协议——大大降低了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数依旧庞大，但正在缩减。2016年1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以色列人和44%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但比起6个月前的59%和51%有所下降。但除此之外，对以前几轮谈判中提出的内容为基础的永久性详细协议的支持率，低于对两国解决方案原则的支持率。[2]

《奥斯陆协议》中商定的最后一阶段，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是以色列于1997年从希伯伦撤出一部分军队。从那时起过了20年，除了阿里埃勒·沙龙的单方面加沙撤离，现状纹丝不动。从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议的失败，交界期第二次因提法达的血流漂杵，埃胡德·奥尔默特和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下的和平进程的短暂重启，到约翰·克里2014年的最后努力，耶路撒冷、难民、定居点和边界仍是核心问题。这些年来最显著的变化是生活在“绿线”以外的以色列人人数——截至2016年有63万人，接近以色列犹太人口的10%——这些人生活在约230个未必经过政府“批准”的定居点里。从心理上说，时间的流逝让人们很难再认为占领只是和平协议达成前的暂时情况，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而言。

“尽管大多数犹太人声称（以非常泛泛且不明确的方式）接受两个国家的理念，同意将其作为双方的口号……但他们不接受基于1967年边界线和其他必要条件的分治以实现和平。”以色列政治学家丹尼尔·巴尔-塔尔（Daniel Bar-Tal）在2014年总结道。[3]许多人相信两国分治的理念已经名存实亡，毫无可信度。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哲学家拉伊夫·兹雷克表示，“在国家地位这一概念丧失其通常关联的内涵和含义后，‘两国’对话被以色列中右翼绑架了。”[4]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自大卫·本-古里安至2017年在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从未解释过要如何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国。“当内塔尼亚胡面对那些更强硬的人时，他会说‘在我任内这不会发生’，”工党政治家、《奥斯陆协议》设计者约西·拜林说，“当他与那些更温和的人谈话时，他就会说‘我准备好跟巴勒斯坦人交谈了，我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5]说到底，这名“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不准备做出让步，使这种解决方案真正实现。用内塔尼亚胡自己的话来说，他顶多考虑接受一个未定义的巴勒斯坦人的“低限度国家……而非具有完整职权的国家”。[6]无论如何，这意味着非军事化和以色列实际控制约旦以西地区。这与任何巴勒斯坦领导人，包括随和的马哈茂德·阿巴斯，所能接受的都相去甚远。毕竟，如阿巴斯和其他领导人一再重申的，西岸和加沙只占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的22%，而以色列已经占了78%。

“不必再问以色列政府是否支持两国方案了”，经验丰富的记者阿基瓦·埃尔达尔（Akiva Eldar）评论道：

答案在它通过的法律和推行的法令里，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答案在它宣传的语言和它所支付的资金中也能找到。一个国家，两个民族——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逐渐建成。在内塔尼亚胡任内，“种族隔离国家”这个词已从一个标签变为实质。[7]

未来任何以色列总理似乎都不可能跨出足以超越内塔尼亚胡立场的一大步，做出重大改变。

从第一次因提法达中令人迷醉的“大卫对抗歌利亚”赋权运动，到1988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宣布独立，再到马德里和平会议以及奥斯陆最初几年的厚望，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自阿克萨因提法达，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和哈马斯崛起以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的谈判一无所获，还在定居点活动增加的同时继续进行安全合作，以至于威信扫地。这增强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另外一部分人所青睐的武装抵抗的吸引力，同时破坏了民族主义者在以色列旁边缔建独立国家的斗争。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素丹是一个“失败的项目”。[8] 2015年3月，49%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负担”。[9]

此外，它的失败还是一场持续的丢人现眼。在过去10年中，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部门，到2013年——萨拉姆·法耶兹辞去总理职务时——它雇用了14.5万名公务员中的44%，并占据了全部预算的26%。[10] 2017年4月，当以色列宣布建立20年里第一个全新的西岸定居点时——它被隆重命名为“锡安的救赎”（Geulat Zion），位于纳布卢斯附近，用来安置从“非法前哨”阿莫纳撤离的定居者——巴解组织表示愤慨：“内塔尼亚胡及其极端主义、种族主义的联合政府依旧坚持其定居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的系统性政策，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独立和尊严明目张胆的完全无视。”该组织抗议道。[11]它的言辞激烈，毫不妥协。但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的合作一切照常。

即便如此，阿巴斯对获得国际认可这一战略的追求，也相当于明确承认了与以色列的谈判不大可能成功。独立的巴勒斯坦法律专家们现在反对土地交换——这在戴维营会议期间和之后讨论过——这将使以色列保留其大型定居点集团，而且他们认为这对实施任何两国制的协议都极为重要。[12]而民间社会活动家认为，“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在结束占领方面的战略更胜一筹，尽管需要长期努力。旨在增强巴勒斯坦人自立能力的运动，包括通过草根组织推广有机巴拉迪[13]食品和手工艺品，似乎比传统政治活动更有效。这些活动将坚忍不拔与非暴力抵抗结合在了一起。[14]以色列对这一抵制运动相当紧张，官方用各种手段加以打压，包括收集支持者的情报，禁止他们入境，加强有组织的“反非法化”（counter-delegitimization）运动，这表明以色列是认真对待该运动的这种做法的。[15]

双民族还是一拍两散？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国方案已经失效，或是寿终正寝，或是濒临死亡，或是根本就不可行，因此第二次因提法达以来，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越发激烈，一种方案是成立单一的双民族国家，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在这个国家都享有平等权利。根据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民意调查，2017年初，36%的巴勒斯坦人和19%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该方案（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支持率为56%）。[16]

双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温和派渊源颇深。“和平之约”、朱达·马格内斯和哈什梅尔青年卫士（统一工人党的前身）都认为确保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至关重要。[17]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犹太知识分子如马丁·布伯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表示赞成。但是这个主意在犹太大屠杀和1948年分水岭之后就几乎没有人提了。鉴于冲突的暴力历史，双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其激进的抱负。这要求以色列放弃其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而它不可能自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根植于它的基因当中。没有一个以色列政府承认过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权利，而犹太人无止境地担心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阿拉伯新生儿所造成的“人口威胁”。此事引发的不安多年来始终是公众议论的一部分，但到2014年，在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范围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确实大致相同——各有630万人。在如此情况下，人口结构成了安全的同义词。

本着这种精神，200名前国防军高级军官和安全官员自称“和平与安全的指挥官”（Commanders for Peace and Security），在2015年回到了一条老路上，发起了“立刻分离”（separation at once）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展示了体现巴勒斯坦人口快速增长的耸人听闻的图表。他们表示，最初兼并西岸时，犹太人占约60%的多数，但15年内，阿拉伯人将成为该国人口的多数。[18]这样的论调给了讽刺电视节目《这是个超棒的国家》（Eretz Nehederet）一个小品灵感，该节目对痴迷于清点不同种族人数的做法开了个温和的玩笑。其内容是2048年（想必是因为这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周年），一名犹太男子在本-古里安机场被告知他不能在节假日乘飞机出去，因为他出国离开会“打破人口平衡”并导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和约旦之间占多数——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记录着一栏栏完全持平、胶着不下的人口数字的列表正在闪烁报警。“（位于西岸的）杰宁每年这个时候都很美，”护照管理人员安慰道，“而且那是我们的地方。”[19]

以色列右翼有自己的一国方案变体：纳夫塔利·本内特诱人的构想，是部分或全部地吞并西岸，同时实行“充分的自治”，而非让巴勒斯坦居民拥有公民身份。总统鲁文·瑞夫林不时呼吁以色列进行兼并，给予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这种主张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更多领土且尽量减少当地阿拉伯人的愿望。瑞夫林此前曾号召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维持犹太多数。[20]加沙和它现有200万人口的命运干脆被忽略了。无论如何，这个想法在以色列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它可能会引发宗派或社群间的冲突，正如黎巴嫩、前南斯拉夫或最近的叙利亚经历的那样。《国土报》警告称，一国方案“可能会将两国人民拖入无休止的内战中”。[21]以色列中东学者阿舍·苏瑟在证明“两国方案势在必行”时指出，“推广一国理念需要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进行有计划的轻描淡写”。[22]另一些以色列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认为两国方案必不可少的“流散”犹太人，为迎接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建立了一个名为“SISO”的组织：拯救以色列，停止占领（Save Israel and Stop the Occupation）。

支持单一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主要是极少数反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他们声称“绿线”只是个临时的摆设。在那些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什么的人眼里，这是一种怀旧的执迷，怀念的是1967年胜利的“被诅咒的赐福”摧毁他们所谓“小巧可爱”或“美丽”的国家（Eretz Yisrael haktana/hayafa）之前许久的光景。“自由派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绿线’，以便将它之外的一切当成暂时的征服，”丹·拉比诺维茨（Dan Rabinowitz）和霍拉·阿布·贝克在他们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提出，“这使他们不必面对1948年以色列军事征服和种族清洗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23]

一国方案的巴勒斯坦倡导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生活在西方国家——使用的理由不是人口、安全和多数，而是普遍的人权。公正和平等有赖于以所有公民共享的民主国家取代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由种族歧视和军事占领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消除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并为和解铺平道路的唯一途径。范本模型包括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以南非、北爱尔兰、瑞士和比利时为例。支持者强调公平性高于可行性。他们的基本依据是，1967年的占领是不合法的，1948年以色列独立、纳克巴开始的那次占领同样是非法的，定居殖民项目正处于高潮，它驱逐了巴勒斯坦人，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还将继续压迫他们。未来的方向就是放弃《奥斯陆协议》和“已经垮台的冒牌国家”（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要求“河与海之间的……所有居民”享有充分权利。[24]

然而，一国方案的愿景并未伴随着任何连贯计划或时间框架。两边的批评者都认为它缺乏政治和心理两方面基础：在单一的国家里，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与大量犹太人一起生活，并接受位于人口密集的阿拉伯地区中心的犹太定居点。两族人民经济差距巨大：2015年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 700美元，西岸为3 700美元，加沙为1 700美元。[25]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富和资源再分配，如此大的差距将使巴勒斯坦人永久成为社会底层。比尔泽特大学的萨利姆·塔迈里称，一国方案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项计划”。[26]商人萨姆·巴胡尔（Sam Bahour）抱怨道：“没人能把人们在咖啡馆里谈论的东西清楚地阐释成一个政治计划。”一国方案的想法诞生自沮丧的情绪，而非实际的政治考量。[27]考虑这个想法的以色列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自决问题忧心忡忡；毕竟以色列1948年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它75%的犹太人口都出生于此并且说希伯来语。既然“定居者”也成了“原住民”，也没有帝国主义的“母国”可以回归，那么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容忽视的。[28]然而一国方案明显缺乏宪法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细节。

巴勒斯坦领导层中没有人支持这一想法。也没有任何推动它的巴以联合努力。它的热情拥护者阿里·阿布尼马（Ali Abunimah）口中的“勇敢无畏的提议”[29]被许多人斥为天真、不切实际和不可实现。梅龙·本韦尼斯蒂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一选择：“替代方案简单而残酷。要么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民族，将他们双双置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让双方生活在基于主权共享的伙伴关系之中。”[30]两国方案被准确无误地称为“最不可企及的选择”。但即便该方案现在是“痴心妄想”、陈词滥调或根本就再也无法实现，这也不意味着双方有任何一致同意创造单一国家的可能性。[31]

在可预见的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单一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状况或说结果，一种“无国方案”，或者用拉希德·哈立迪的话说，“强加的单一国家现实”。[32]这意味着以色列武力维持下的现状会永远延续下去，领土被占、四分五裂且依赖性强的巴勒斯坦人也会一直处于被征服状态，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无论有没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协助。然而，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内——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争取两族人民平等权利的斗争将取得进展并创造出新的、迄今仍难以想象的变革机会。

“防特朗普”的和平？

2017年1月，特朗普在万众瞩目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巴以关系何去何从引发了强烈关注。特朗普的观点使以色列右翼感到欣喜，这主要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承诺要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尽管这违背了耶路撒冷主权不确定的共识。另外，特朗普还将提名与定居点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犹太破产法律师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为驻以色列大使。反复呼吁以色列合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纳夫塔利·本内特为特朗普的胜选欢呼，认为这标志着巴勒斯坦国的终结。

不过，贝拉克·奥巴马临走前给以色列使了一手回马枪。2016年12月23日，联合国第2334号决议重申了安理会对两国方案的承诺，谴责了建设定居点的行为，称其“公然违犯国际法”。[33]美国于2011年2月否决了类似的决议，这次却投了弃权票，于是决议以14比0全票通过。以色列政府对这一“可耻”的举动大为震怒，尽管奥巴马在不久之前刚批准了向以色列提供为期10年、总计38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虽然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之间关系不佳，但这项决议谈不上是两国关系战略性破裂的迹象，它只是生动地表现了美国政策的核心矛盾。

约翰·克里抨击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的政府，由最极端的人来推动议程”。他警告称，以色列如果继续违背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实行统治，将他们置于“隔离而不平等”的环境中——“隔离而不平等”，这个说法有意让人联想到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它就无法保证自己一直是犹太民主国家了。克里的话并非外交辞令，而是罕见的公开袒露，这番话有详尽的事实支持：西岸四分五裂，巴勒斯坦人在C区建房经常得不到许可，以色列检查点产生了众多消极影响，加沙困守废墟，绝望地等待下一场战争。“内塔尼亚胡隐晦地暗示人民，直到以色列认为时机成熟，两国方案才能考虑，”一名内塔尼亚胡的观察者评论道，“克里的话表明它（两国方案）基本已经没有希望了。”[34]

人们对奥巴马的“最后一刻”联合国行动有着不同看法。巴勒斯坦人普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徒劳的姿态，而且来得太无力也太晚了，其动机很可能是即将离任的总统悲惨地意识到他对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誓言落空，因此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有负罪感。还有些人则较为乐观地认为，这是美国为“防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所实施的巧妙手段，因为它重申了实现巴以和平唯一可行的基础。“美国选择不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建设定居点的决议，是圣诞老人奥巴马给以色列送上的精彩的圣诞礼物，”以色列评论员阿米尔·奥伦（Amir Oren）表示，“决议的通过不会使任何定居点被立即拆除，但这个世界正努力让以色列免于自我伤害。”以色列的部长们没有被他们拒绝认为是利他的努力感动。事后不久，法国（对特朗普的当选深感不安）召集了一次为期一天的国际会议讨论巴以问题——尽管两个当事国都没有出席——阿维格多·利伯曼斥之为“新德雷福斯审判”。

奥巴马的离开让内塔尼亚胡如释重负，他于2017年2月在白宫会见新总统时满脸笑容。特朗普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喜欢把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他宣布自己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决定毫不关心。他宣称：“我在考察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能接受的那个（方案）。”几个不恰当的用词似乎表明他抛弃了美国几十年以来一贯的政策。事实上特朗普表达的意思十分含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不得不迅速重申美国继续支持传统的两国方案。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特朗普创造性地打破了先入为主的旧观念。[35]《电子因提法达》（Electronic Intifada）的编辑阿里·阿布尼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一国方案倡导者，为特朗普的话语欢呼雀跃。他（或许是想当然地）将其解读为两国方案的“妄想”终于被埋葬，取而代之的是“以权利为基础的民族斗争”。[36]然而一国方案如何实现至今仍无人知晓。“沙巴卡”（alShabaka）政策网络的纳迪亚·希加卜（Nadia Hijab）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连在被占领土上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主权国家都没能实现，那一个能让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切人权——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民主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国又怎么可能建立？”还有其他关键问题：在一个国家之内，如何调和以色列根据“回归法”自动赋予犹太人公民身份的承诺和巴勒斯坦对难民返回原住地的要求？历来处于冲突中心的土地又将如何公平分配？显然，以色列人跟占人口20%的巴勒斯坦人共处都觉得难以忍受，又怎么能愿意跟占50%甚至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一起生活呢？“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成员沙乌勒·阿里利（Shaul Arieli）警告说一国政策将意味着“长久的内战、种族隔离和社会经济崩溃”。[37]“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可以志愿参军吗？”他沉痛地诘问，“我们允许他们持枪吗？”[38]

发生积极改变的希望仍主要寄托在以色列所受的外部压力上。在外交层面经历多年挫败的巴解组织资深成员埃雷卡特预言：“如果没有国际干预，挽救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和主权前景渺茫。”[39]许多以色列自由派人士同意这一观点。以色列单方面吞并被占领土地势必激起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也许会演变为一场新的因提法达，并威胁到以色列与埃及、约旦之间签订的和平条约——这是以色列在缩小阿拉伯敌对圈子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来自欧洲和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制裁也很可能随之而来。毕竟，联合国第2334号决议已经要求成员国“进行相关往来时区别对待”以色列和被占领土。这清晰地反映出了今后联合国制裁以色列的可能性，尽管其方式不像“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主张的那般复杂。它也是一个明确的提醒：尽管“绿线”已经完全消失在以色列的官方话语中，但它对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仍有意义——它来自如今已远去的过去，是重要的遗迹，在未来某一天有可能为注定要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划定公正的未来。

《贝尔福宣言》是很久以前的、欧洲主导的殖民时代的举措，也是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一次飞跃，至今影响犹存。2017年是《贝尔福宣言》诞生100周年，世界上许多人都“支持”在一个安全的、被承认的以色列国旁边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1967年的边界线已随时间被抹去，但以色列为获得地区内部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回到或接近那条边界线。然而，双方自愿达成公平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黯淡。僵局持续存在。巴勒斯坦人仍是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园仍被占领；他们至今仍是弱势方，无法同自己的邻居兼对手势均力敌，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哪怕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1] Meron Benvenisti, The case for shared sovereignty, The Nation, 31 May 2007.

[2] http://www.pcpsr.org/sites/default/files/Table%20of%20Findings_English%20 Joint%20Poll%20Dec%202016_12Feb2017.pdf.

[3] https://www.juancole.com/2014/05/occupartheid‑isolating‑degrading.html.

[4] Bashir Bashir and Azar Dakwar (eds.),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p. 17.

[5]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7.

[6] Times of Israel, 22 January 2017.

[7] Akiva Eldar, Al-Monitor, 28 February 2017.

[8] George Giacaman, Is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possible?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1 (3), 2016.

[9] Reuters, 21 March 2015.

[10] Alaa Tartir and Sabrien Amrov, After Gaza, What Price Palestine’s Security Sector? Al-Shabaka, 8 October 2014.

[11] PLO statement, 30 March 2017.

[12] Al‑Haq, Exploring the Legality of Land Swap Agreements under Occupation,2011.

[13] 巴拉迪（baladi），意为“乡村的”。——译者注

[14] Muna Dajani and Lina Isma’il, Conscious Choices: A Guide to Ethical Consumerism in Palestine, April 2015.

[15] Haaretz, 20 June 2016.

[16] Palestinian-Israeli Pulse, 16 February /2017, http://www.pcpsr.org/en/node/678.

[17] 关于“和平之约”，见本书第三章，第54页。

[18] Haaretz, 25 January 2017.

[19]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183763391692005&id=739419262793089&_rdr.

[20] Haaretz, 14 February 2017.

[21] Haaretz, 16 February 2017.

[22] Asher Susser, Israel, Jordan and Palestine, p. 126.

[23] Dan Rabinowitz and Khawla Abu‑Baker, Coffin, p. 12.

[24] Alaa Tartir and Tareq Baconi, Al‑Jazeera, 19 February 2017.

[25] The Economist, 20–26 May 2017.

[26] Salim Tamari, The dubious lure of binationalism, in Mahdi Abdul Hadi (ed.),Palestinian- Israeli Impasse.

[27] Los Angeles Times, 29 December 2016.

[28] Raef Zreik, When does a settler become a native? (With apologies to Mamdani),Constellations 23 (3), 2016.

[29] Ali Abunimah, One Country.

[30] Benvenisti, The case for shared sovereignty.

[31] Padraig O’Malley, The Two-State Delusion, p. 302.

[32] Rashid Khalidi, Guardian, 18 February 2017.

[33] http://www.un.org/webcast/pdfs/SRES2334‑2016.pdf.

[3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2/israel‑likud‑benjamin‑-netanyahu‑naftali‑bennett‑two‑state.html.

[35] Daniel Levy, National Interest, 6 March 2017.

[36] Ali Abunimah, Electronic Intifada, 15 February 2017.

[37] Nadia Hijab, Guardian, 22 February 2017.

[38] Shaul Arieli, Haaretz, 25 January 2017.

[39]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4 February 2017.

致谢

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生活、工作和报道40多年的过程中酝酿本书已久。许多朋友和同事，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其他人，都曾帮助、忍耐、建议并激励我，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在我写作的过程中，许多人审读了书中的章节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但我对本书内容和论点——当然还有书中的错误——独自负责。我在此衷心感谢以下各位：马赫迪·阿卜杜勒-哈迪（Mahdi Abdel-Hadi）、阿尔贝特·阿加扎德（Albert Aghazarian）、什洛莫·阿布拉菲亚（Shlomo Abulafia）、纳赛尔·阿塔（Nasser Atta）、泽维尔·阿布·艾德（Xavier Abu Eid）、萨勒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吉尔伯特·阿喀尔（Gilbert Achcar）、哈兹姆·巴鲁莎（Hazem Balousha）、达芙纳·巴拉姆（Daphna Baram）、哈伊姆·巴拉姆（Haim Baram）、纳努姆·巴尔内亚（Nahum Barnea）、梅龙·本韦尼斯蒂、穆萨·布迪里（Musa Budeiri）、尼尔·卡普兰（Neil Caplan）、布莱恩·切耶特（Brian Cheyette）、乔纳森·卡明斯（Jonathan Cummings）、希勒尔·科恩（Hillel Cohen）、易卜拉欣·达卡克（已故）、彼得·大卫（Peter David，已故）、贝沙拉·多马尼、文森特·费恩（Vincent Fean）、伊莱亚斯·弗拉杰（已故）、卡尔米特·加伊（Carmit Gai）、乔尔·格林伯格（Joel Greenberg）、列玛·哈马米（Rema Hammami）、阿克拉姆·哈尼雅、曼努埃尔·哈萨西亚（Manuel Hassassian）、纳迪亚·希加卜、沙万·贾巴林（Shawan Jabarin）、约翰·詹金斯（John Jenkins）、艾哈迈德·萨米赫·哈立迪、加桑·卡提布（Ghassan Khatib）、梅纳赫姆·克莱因（Menachem Klein）、达乌德·库塔、伊冯·利普曼（Yvonne Lipman）、耶胡达·利塔尼、阿拉斯泰尔·麦克菲（Alastair McPhail）、阿维夏伊·玛格里特、扬纳坦·孟德尔（Yonatan Mendel）、理查德·明德尔（Richard Mindel）、本尼·莫里斯、萨拉·奥扎奇-拉扎尔、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阿德尔·曼纳、迪纳·马塔尔（Dina Matar）、埃利亚斯·纳斯鲁拉（Elias Nasrallah）、奥里·奈尔（Ori Nir）、萨利·努塞贝、约阿夫·佩莱德（Yoav Peled）、安什勒·普费弗（Anshel Pfeffer）、耶赫舒亚·波拉特（Yehoshua Porath）、佩莱格·拉达伊（Peleg Radai）、查尔斯·理查兹（Charles Richards）、大卫·理查森（David Richardson）、丹尼·鲁宾斯坦、阿雷杰·萨巴格-胡里（Areej Sabbagh-Khouri）、阿南·萨法迪（Anan Safadi）、汉纳·西尼乌拉、汤姆·塞格夫、伊莱·沙尔蒂尔（Eli Shaltiel）、格雷格·沙普兰（Greg Shapland）、阿维·什莱姆、约阿夫·斯特恩（Yoav Stern）、萨利姆·塔迈里、雷蒙达·塔维勒、艾哈迈德·提比、曼迪·特纳（Mandy Turner）、艾哈迈德·优素福（Ahmed Youssef）和齐亚德·阿布·齐亚德（Ziyad Abu Ziyad）。

我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肖伊卜·罗卡迪娅（Shoaib Rokadiya），以及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的艾莉森·马莱哈（Allison Malecha）。感谢我的文字编辑夏洛特·赖丁斯（Charlotte Ridings），感谢我的经纪人费利希蒂·布赖恩（Felicity Bryan）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感谢我的《卫报》同行彼得·博蒙特（Peter Beaumont）和哈丽雅特·舍伍德（Harriet Sherwood），还有伦敦政经学院中东中心的托比·道奇（Toby Dodge）、罗伯特·洛（Robert Lowe）和桑德拉·斯费尔（Sandra Sfeir）。最后，非常重要的，致我衷心感谢和深爱的海伦，没有她，这个项目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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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英）伊恩·布莱克著；王利莘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 Enemies and Neighbors: Arabs and Jew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1917‑2017

ISBN 978‑7‑5217‑0663‑5

Ⅰ. ①敌… Ⅱ . ①伊… ②王… Ⅲ . ①民族问题－冲突－研究－巴勒斯坦、以色列－ 1917—2017 Ⅳ.① D738.162 ② D73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 第108383号

Enemies and Neighbors: Arabs and Jew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1917-2017 by Ian Black

Copyright © Ian Black,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著者：［英］伊恩·布莱克
译者：王利莘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30千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278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9）4153号
书号：ISBN 978-7-5217-0663-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历史说明

篇一 大乱
第一具尸体

活在鹰爪下
血的楼梯
鞋子的颜色
活生生人的味道
并行的葬礼

篇二 赴死
演出开始了

天堂里有什么？
“如常”相抵
子弹飞过，接着睡觉

篇三 小静
菲拉菲莱的诱惑

耶城琐记

战事之外

篇四 圣地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人声鼎沸

救世主在路上
伯利恒：我的朝圣之旅
我们的国家是疯子
记忆如圣

篇五 隔离
孤岛是这样形成的

“西岸？只有犹地亚和撒玛利亚！”
休眠的火山
一关难过

篇六 轻重
哈马斯也会饿的

焦黑的作业本

以和平的名义

篇七 大同
相爱

“和平绿洲”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
海法的伤口
我的女儿是人体炸弹

篇八 众生
以色列大兵施罗莫和莫蒂

安德烈
老城银匠
空袭过后
哈马斯小战士

篇九 领袖
与阿拉法特共餐

瞄准镜下的阿拉法特
倒叙亚辛
黑色清晨
葬礼
哈马斯要靠选票上台
想殉道吗
以死相报
差点陪亚辛挨炸
对话亚辛
滚滚市声
阿巴斯：“我将作为一名士兵回来”

后记

版权页

前言

比利·林恩被从伊拉克战场抽回美国，为超级碗橄榄球赛中场走秀。漫天喷发的烟花在士兵们眼中与伊拉克战场激战的画面重叠。短暂回国，发现他们在前方浴血，后方民众并不理解他们在干什么，莫名其妙的问询，不明就里的崇拜，或是巧取豪夺他们的故事。娱乐与爱国混杂，整个仪式不知在荣耀什么。

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令比利·林恩和战友们不适。影片结尾，大兵们说：带我们回去吧，回到安全的地方。战场，反是他们的安全之地。那里的一切直截了当，是他们熟悉了的规则。

我有过一次规模小很多的“中场体验”。一个人在加沙报道一年后，回国休假。随意走进北京西单一家商场，一楼正在举办促销活动，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播音腔十足，卖力地推销商品，热情而空洞的音乐喧天。我站在三层看着，只觉得这个世界离我好远。加沙的生活，直面生死，容不下矫情造作，类禅宗棒喝，立见分野。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一遍一遍给美国同胞做事迹报告时，大兵们说着听众期待的套话大话。私下和一个女孩亲热时，比利·林恩才打开心扉，认真描摹战场归来的感受。

死生之间的那道窄门之后，活出一大片天地，比利·林恩穿过窄门的那个瞬间，就是与伊拉克武装人员肉搏，直视那个人的眼睛，直到对方的生命熄灭的时候，紧接着又是班长的离去。直面死生的刹那，他体验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难以用语言接近。原著这样说：“沉默才更接近真实的体验”。在比利·林恩沉默的泪水中，中场走秀的喧嚣，显得多么轻佻。

2002年8月至2004年8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一个人待了整整两年。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

我曾看见生命在眼前消失，闻到空气中血肉与钢铁撞击的味道，尝到失去亲人苦涩的泪水。战争双方，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却谁也不能罢手。

生与死迅速翻转，各种荒谬相互映照。比利·林恩在这过程中渐渐接近“大过自我的东西”，因此成长。我爱上这部电影，同时担心它可能不卖座。死生之说，太过抽象难以言说，会遇到座中泣下最多的知音，却不可能变成人人哼唱的La La Land。再者，赞美大众的电影容易走红，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讽刺了大众。我后来在美国看过一次NBA美国职业篮球赛现场，开场奏国歌，中场也是战争英雄走秀。那一场亮相的，是一名曾经在波斯湾和沙特服役的美军女兵。女兵仅仅出场一两分钟，看上去相当享受，家人上来拥抱，全场沸腾，无人困惑。超级碗橄榄球赛、NBA，乃至Rodeo牛仔竞技大会，美国人的大众娱乐，都有爱国主义狂欢贯穿其中。

2005年第一次出版《离上帝最近》，讲述两年间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种种观察。回头看，不能不为处女作的粗糙而羞愧。当年凭直觉往纸上喷，技巧欠奉，尽管也有朴实灵性的东西，让人心头一热。近些年时常收到询问，说当年的版本很难再买到，于是想到重新出版。再版不是初版的重复，新闻早已过去，时间地点的线索不再重要。风云领袖随风逝去，黄土茫茫不知何处。留下来的，打败时间的，竟是芸芸众生的日常，大乱中有小静，爱恨生死如旋转门。当时在加沙兼做文字和摄影记者，日出拍照，日落写字，保留了一批影像。此次再版，尽可能抽去、剥离具体时间和地点，而突出放之任何时空皆通的、人的故事。

天下万物皆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在加沙那两年，巴以双方争战不止，最近这几年，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中东的新焦点转向伊斯兰国、伊朗核问题以及阿拉伯之春后的政治秩序。耐人寻味的是，当所有政客为巴以奔走时，双方残杀的表演越停不下来，移开视线之后，似有转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或许是这个星球上绵延至今，最古老的战争，让全人类束手无策，至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建国势在必行，但建国之后呢？双边妥协向来会激化内部争斗，如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哈马斯人体炸弹袭击日盛为结局。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故事似乎陷于循环，死结除了政治复杂角力，还在于敌对双方的主流叙述，都拒绝视对方为“人”，而限定为魔鬼。发动大众跟魔鬼作战是容易的，围剿人，则会遭遇各种道义束缚。在我两年的拍摄中，从没有见过纯粹的魔鬼或天使，流泪的流血的都是人。“妖魔化”对方的手法，在全世界各种冲突中都可以见到。

记得曾有一天，在加沙一家肉铺，店主撕下一角报纸包肉。我一眼看见爱德华·赛义德的照片，连忙阻止。那是几个月前，美籍巴勒斯坦大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讣告。赛义德是享誉世界的学者，著作《东方学》极具争议，政治主张亦不同于阿拉法特政府。无论如何，令人信服的是，他坚持未来存在于巴以人民的共处共融。赛义德在一次采访中，回忆中东战争期间，参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团队里有阿拉伯乐手和以色列乐手。“刚开始，阿以乐手不知如何相处，一个以色列乐手说，我结束三星期的表演之后还要回军队打仗，杀阿拉伯人，所以我不跟他们说话。结果，三星期后，他同一个叙利亚小提琴手相爱了……”赛义德的梦想是回巴勒斯坦教书，深通音律的他要教巴勒斯坦孩子欣赏西方音乐。他相信拓宽文化身份认同，才能拯救下一代。

2013年“阿拉伯偶像”（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好声音”）选拔中，也曾冒出一个崭新的加沙人形象。一样是出生难民营，一样是偷越边境，穆罕默德·阿萨夫离开加沙后的目的地，不是跑去以色列做人弹，而是去埃及参加阿拉伯偶像选举，一路唱到冠军，所有阿拉伯人为之疯狂。阿萨夫成名后，难免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但他不断和与生俱来的身份斗争，希望走出更广阔的天地。巴以和平最终的出路，正是在于推倒心理藩篱，打破各自文化与宗教的身份格局。当然，这对政治强势方相对容易，而弱势方则如负重前行举步维艰。

这本书为中东百年旧怨画像。你会看到最根本的冲突：土地、身份、杀戮和你死我活。而集结成册的另一本《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展现的则是中东全新的面貌：全球化、中产阶级、管治和你中有我。

《中东死生门》的初版叫《离上帝最近》，因为巴以地区是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也是我记者生涯的起点、对世界认知的出发点，离我的底色最近。

最近几年仍去到一线，但考虑家人多一些，最激烈的冲突现场采访，成了梦里依稀。旅程在回顾时才迷人，回首那一段战地经历，虽如摩西劈开红海般惊心动魄，但在他身后，海浪又归于一处。我回到日常。商场里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温情脉脉。

周轶君/2017年春

历史说明

一百多年前首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召开，提出向巴勒斯坦移民而最终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1917年英国政府通过《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由于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委任托管巴勒斯坦，它对犹太人迁入的态度至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导致战后犹太人希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高涨。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建国的运动，得到西方大国支持。但这与当地阿拉伯人的利益必然产生矛盾。1947年，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通过分治巴勒斯坦的决议，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阿拉伯人不接受强加于他们的领土划分，在以色列建国的次日凌晨，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打响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先后爆发四次中东战争，结果阿拉伯一方失去更多土地，而以色列成为地区强国。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沦为难民，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代表被普遍接受。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出兵袭击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埃及、约旦先后与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宣布承认以色列的存在。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和平协议》，1994年阿拉法特回到巴勒斯坦。但和平进程之后停滞不前，美国主导的戴维营会谈失败后，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至今。

目前，巴勒斯坦人控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多个城市，以色列领土夹在加沙与西岸之间，控制着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加沙地带，是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地中海沿岸，占地365平方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也称“加沙走廊”。2015年统计人口220万，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四面为以色列封锁。2007年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火并，赢得加沙的完全控制权。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激进组织，由巴勒斯坦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于1987年成立，信仰彻底的伊斯兰教义和法则，思想理论上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影响，主张通过暴力斗争，驱逐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但2003年亚辛宣布可以接受在1967年中东战争停火线内建国，意味着纲领发生重大转变。1994年起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被西方多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或将其武装支部视为恐怖组织。

杰哈德是势力仅次于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多次策划并实施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

阿克萨烈士旅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分离出来的武装派别，多次实施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自杀式袭击。法塔赫曾声明断绝与阿克萨烈士旅的关系。

篇一 大乱

／加沙城遭受密集轰炸的一天，四处浓烟

我必降火在加沙的城墙，烧毁它的堡垒。

——《圣经·旧约·阿摩司书》

第一具尸体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忙着寻找拍摄角度。医生掀开白布一角，孩子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血迹斑斑，是弹片伤。又是一通闪光灯。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的尸体旁，一次次快门闭合，仿佛要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一点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个记者斜靠在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那时我刚到加沙一个星期。

／停尸间里，医生拉起法利斯的手

法利斯是在自家门口中弹的。前一天，以色列坦克开进加沙南部罕尤尼斯，巴勒斯坦官员说，以军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小孩被打死。这一切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当地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躯，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游行。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各种政治标记抢先书写了5岁孩子的墓志铭。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道，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疾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腑快要爆裂了，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每一次葬礼游行，都是一次集体情绪洗礼。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抬尸入内，道别家人。家里只有10平方米左右，没有任何装修。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向记者描述幼童被杀经过。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法利斯的祖母向记者控诉幼童被杀

／三个少年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国旗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孩子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阿拉伯人声称誓死夺回的圣地。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走入游行队伍。三个少年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国旗。旗帜再次高扬。

一年后。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法新社记者萨比拉说，有次他去拍一个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活在鹰爪下

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窗外爆炸声不断。

几分钟前一个爆炸点太近，不知是轰鸣声将我掀下椅子，还是自己顺势躲到办公桌下了。

刚过午夜，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直入加沙城东，抓捕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的巴勒斯坦人。冲突地点距离我的办公室大概5分钟车程。

电视台在直播，满屏火光，呼喊“安拉”的人群。一个女人在现场乱走，张开双臂不停晃动。男人上去拖住她，使劲夹住一条胳膊，可女人还是挣脱出来晃动双手。大概是惊吓过度，疯了。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它们奉行一套“鹰蛇理论”：地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也害怕来自空中的鹰。

／一个巴勒斯坦女孩在被轰炸震碎的镜子前

“阿帕奇”螺旋桨声传得很远，目标人物可能提前逃脱。最近，以色列出新招瞒天过海，先出动F–16战斗机，庞然大物的轰鸣铺天盖地，使人难辨东西。“阿帕奇”在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猎物无所遁形。

夜晚，停电往往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奏。眼前一黑，战机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的恐惧仍然揪心裂肺。

正想着，巴勒斯坦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了！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最后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辩解：“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经常来我办公室玩。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想跟3岁的那个说话。

“苏苏，害怕吗？”想避开“害怕”这个词，办不到。“害怕。”她声音嫩嫩的，咬字不太准。“别怕，明天给你买巧克力吃。”我傻傻地想，巧克力可以帮她支撑到明天。

“听——轰炸。”她嫩嫩的声音，悠悠地说。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送走前任记者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我误以为空袭降临，蜷缩在原地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人成了惊弓之鸟。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从地板爬上椅子，还是决定去现场。开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叫我跌到地上的那一声，应该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穿墙而过。

一个名叫曼多拉·凯肖夫的40岁男子，在睡梦中挨了弹片。伤势并不严重，他脸上满是“死亡擦肩”的委屈、愤懑。任记者们怎么问，他都不搭腔，强忍着眼泪。稍后，一个显然是他朋友的人过来安慰，“天哪——”凯肖夫抱住朋友大哭出来。

继续赶往挨炸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事后消息，以色列一共发射14枚导弹，打死4个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个并非武装人员。

第二天我履行诺言，为利马和苏苏送去巧克力，还带她们去海边戏水，弄湿了棉衣棉裤，烘干之前没敢送她俩回家。不过，苏苏始终没弄明白，昨晚的轰炸与今天的巧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

／两只打火机，加上我的闪光灯，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穿墙而过

／血迹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血的楼梯

自愿充当向导的年轻人领我和哈提姆走上一个水泥楼梯。血，顺着梯子流过，在晨风里干了。楼梯通向客厅，里面一片狼藉。玻璃粉碎，满地黄铜弹壳，年轻人一把一把抓给我看。正当我拍摄满墙弹孔时，他招呼我和哈提姆到隔壁卧室“看样东西”。

年轻人蹲下，掀起地上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又稠又软。加沙人哈提姆受雇于美联社，冲突恶斗画面拍过无数，然而这样粗糙、血腥的画面扑到眼前，还是扭过头去。

昨夜，此地一场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遇巴勒斯坦人伏击，互有死伤。

踏着鲜血走下楼梯。太阳正烈，水泥地映出白花花的光，血迹因此显得老旧，好像已经干了几百年。

发生枪战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边人家的墙壁打出好几个胳膊长的窟窿。当地人说是以色列士兵炸开墙壁，躲在背后伏击巴勒斯坦枪手。一个窟窿望进去是厨房，满地碎片，母亲和一个孩子呆呆站着，满地碎片。向外看，孩子们在废墟间跳跃，背后是千疮百孔的家。

／孩子们在激战过后的现场找到弹壳

哈提姆从另一个窟窿伸进脑袋，招呼我给他照相。他举着200毫米尼康长焦镜头回眸，脸上隐约还有微笑。我骂他拿人家的伤口当勋章，他却一脸无辜说实在没人给他拍工作照。

我在现场无数次遇过哈提姆。他身躯庞大，从来不穿防弹背心。一次，从枪战现场回来，哈提姆用香烟屁股敲打我的防弹头盔：“我讨厌这个东西，真主要你死的话打在哪里都可能。”香烟一下戳到我的眉心。

后来才知道，两年前他穿着防弹衣，还是挨了以色列士兵8枪，膝盖窝里留着颗子弹，取不出来。每次过安全门都响。美联社状告以色列军方，案子是这样了结的：哈提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此后，他视防弹衣无用。有天我发现他右手腕上缠着几股白线，问那是什么。他支吾着说，妻子和母亲缠的，已经带了好几年。我便明白，那是他的护身符，他的防弹衣。

以残墙窟窿为镜框，我给哈提姆按下工作照。他绕墙过来，神色酸楚：“别责怪我，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可这是我们的生活！”

／孩子们和打烂了的家

鞋子的颜色

谁抽出宝剑，谁就被宝剑伤害。

——《圣经·新约》

埃雷兹检查大厅挤满了准备出加沙的外国记者，以色列军方却迟迟没有放行。士兵塔勒讲不出什么理由，两手一摊说：“等待奇迹吧。”美联社的以色列籍阿拉伯记者伊卜拉辛已经等待3个小时，苦笑着说：“我们成了人质。”

20多平方米的检查大厅里，各路记者忙于电话外交，联系一切可能帮助自己通过检查站的人。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凯莉·沃西手机打没电了，满大厅寻找电源插座。

一个正在接电话的记者猛然抬头，高声叫：“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我看了一下表：下午5点30分。空气凝结了一两秒种，记者们又开始拨电话，传出去同一个信息：“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过后，事件轮廓逐渐清楚：一名巴勒斯坦人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他乘了一站车，经过一个广场后，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

16人死，93人受伤。人弹20岁，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哈马斯派的。

等着炸加沙吧。根据“暴力循环”的经验，我在心里说。

快一个小时了，检查站的人还是一副“爱等多久等多久”的样子，我只好返回加沙。拐进城里，迎面一串救护车闪着红灯，疯了似的往一个方向奔。拉来一个巴勒斯坦警察询问，他只吐出一个词：“轰炸！”

老远车子就走不动了。被炸汽车还在冒烟，空气中的汽油味昨天刚刚闻过——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乘坐的汽车前一天遭以色列导弹袭击——是炸兰提西在先，还是人体炸弹在先，哪一次杀戮是哪一次血洗的前因，抑或后果？

几个巴勒斯坦人尖叫着“让开”冲出人群，肩上扛着一具焦黑的尸体。我跑上临街居民楼，从高处拍摄。一间屋子房门大开，传出哭声。踩着碎玻璃走进去，一个女人正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他睡着了，被爆炸声惊醒。”女人叫希贾，满脸愠色，“除了冰箱，家里的东西全倒了。”小穆罕默德受到惊吓，哭闹不止。

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距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式爆炸不到一个小时。

／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的汽车被导弹穿透

俯瞰现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个集市，平日人来车往，轰炸发生时，应该正值购物高峰。

以色列武装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嗡嗡作响。围观的巴勒斯坦人仰起头来，指指点点。“一共3辆。”希贾指给我看。3辆焦黑的汽车，成一个“品”字型。围观的人情绪激动，掀翻汽车，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

出门时，小穆罕默德还在哭。统计数字说，活在战争中的加沙孩子，绝大部分患有心理疾病。

几个小时后，第二轮空袭扑来，又打死两个哈马斯。

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眼泪又下来了。

前一天，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第二天，换了双白鞋，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新闻造就记者。眼前晃动着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第一轮空袭后，头顶战机又来。地上的人仰起头来，担心第二次打击又至，却被愤怒、恐惧推挤在一处，不肯散去

活生生人的味道

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给你和你的后裔。

——《圣经·旧约》

我不得不杀死我的兄弟，我的兄弟不得不杀死我。

——耶胡达·阿米亥《耶路撒冷之歌，给一个女人的诗》

电视里正播上星期我坐过的那家咖啡馆。桌子塌了，椅子横飞，高挂的店铺招牌倒垂下来。招牌是红底黑色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希拉勒咖啡馆，那就是在去希拉勒的路上。”一声爆炸，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上周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坐在紧靠门口外面的一张小桌子旁。保安朝我笑笑。我知道这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

再去咖啡馆门口。首先听到吉他声，十几个以色列小伙子围坐在地上，为死难者唱歌。一地烛火。坐过的凳子不见，整个咖啡馆被纸板包起来。外墙上有死难者照片，一个个笑容灿烂。烛台，鲜花，许多保安在巡逻。

一个巴勒斯坦人走进咖啡馆，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摧毁了两个婚礼，制造了许多个葬礼。

以色列人大卫·艾伯博姆那天晚上约女儿在希拉勒咖啡馆见。女儿纳瓦第二天结婚，按照传统，父亲会送女儿一本犹太教箴言，还会给一些对婚姻的忠告。

艾伯博姆是耶路撒冷一家救治中心的急症室主任。过去，每次发生自杀爆炸，无论是否应该他上班，他总是第一个赶到救治中心投入抢救。那天晚上救护车呼啸而来，伤员们陆续抬进救护室，艾伯博姆的同事开始担心：“我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来，也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我就知道他出事了。”不祥的预感很快被验证，她在七具尸体中认出了艾伯博姆。

艾伯博姆20年前从美国俄亥俄州移居以色列，救治过无数自杀爆炸中的受伤者，包括阿拉伯人。同父亲一样，纳瓦也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对象是患癌症的儿童。

咖啡馆惨案过后不到24小时，以色列战斗机飞临哈马斯领导人扎哈尔住所上空。他的儿子哈立德刚刚同父母吃完早饭，商量着当天要给亲家送彩礼，然后同准岳父一起到加沙宗教法庭办订婚证书。

一年前，哈立德从英国伦敦结束工程学学业返回加沙。母亲为他在当地订下一门亲事。这天正当哈立德穿戴整齐，走出门口去找准岳父时，一枚重镑导弹结束了这一切。

／以色列医护人员捡拾爆炸现场碎尸

／耶路撒冷街头，遭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公共汽车

以色列姑娘纳瓦·艾伯博姆20岁，巴勒斯坦人哈立德·扎哈尔24岁，两对年轻人的婚礼都变成了葬礼。

除了咖啡馆，以色列城市街头的巴士，也是自杀袭击重灾区。那天我在耶路撒冷公交车爆炸现场，站在下风口，空气里是汽车焦油混合着血腥的味道——那味道与加沙街头巴勒斯坦汽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之后的味道一般无二。

那天有正统犹太教徒举着纸牌抗议，高呼口号。一个穿红风衣，挎相机的以色列女子对他们怒吼一通。我听不懂，只听到其中有一个词她用英语说的：“political”（政治的）。我问那个女子，宗教人士们在喊什么？“No Abrabs，no bombers”（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人体炸弹）。“那你怎么想？”她看了我一眼：“人死了。”

并行的葬礼

军人公墓，苍松翠柏。一排手持花圈的以色列女兵已经站好，低头静候葬礼开始。现场是紫色八角帽的海洋。同样颜色的军帽，表示这些军人来自同一支队伍。6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踩上地雷死亡。从中午12时开始，以色列军方间隔两小时为一名士兵下葬。看惯了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葬礼，我稍稍吃惊：以色列士兵可以各自得到一个体面的告别。

一辆带篷汽车开到，众人从车里抬下一口棺材。在加沙，我在每个葬礼上都能看到担架上裸露的巴勒斯坦人尸体，而以色列士兵的遗体盛在棺材里，上面覆盖着白底蓝色大卫星图案的国旗。6名士兵分护左右，齐步走向墓地。

葬礼安安静静地开始。

不用抢在送葬队伍前面奔跑，正对墓地，以色列方面已经标明“记者区”。其余三面，站满前来吊唁的人。墓穴已经挖好，填穴的泥土也已经分装在白色袋子里。一名宗教人士站到演讲桌前，对着麦克风高声诵读经文。士兵将棺材轻轻放入墓穴，填土。

6名死者的年纪在18~21岁。前来送葬的同僚友人，也是这般年轻。周围传来抽泣声。我身后的一个姑娘哭成泪人。墓穴前，死者同班的士兵相互搀扶，并肩站立，纸巾在他们中间传递。死者亲属讲话，手里一纸讲演稿不停颤抖，发出瑟瑟声。言毕，家人们抱头哭成一团。

班长发言。听到其中两个希伯来语单词：“霍姆斯酱”和“咖啡”，大概是死者生前爱吃的东西。班长讲完，转向士兵们，我才看见他身后斜背的一支冲锋枪。士兵们紧紧拥抱、互相拍打后背。

半个多小时的葬礼，在整齐的对空鸣枪声中结束。女兵献上花圈，人群渐渐散去。跟死者最亲密的几个士兵和姑娘，向前聚拢到墓穴前，放声号啕。一样的泪水，巴勒斯坦人的葬礼上也有。

人群中，忽然看见以色列警察伊亚尔，朋友的朋友，曾经带我见识以色列地下乐队。“你认识这个士兵？”我问。“不认识，但大家都来了……”伊亚尔一脸肃穆，没再多说什么就走开。

当天，又有6个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触雷。

／巴勒斯坦人哭悼被以色列人打死的亲人

／以色列人在葬礼上互相安慰，同伴死于巴勒斯坦人伏击

篇二 赴死

／加沙的人体炸弹化装演出

要了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就要看他们怎样对待死亡。

演出开始了

在加沙，日常生活与突然死亡之间，赴死是一个特殊的状态，可以延展，可以重复。它是舞台上的一记亮相，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一次核聚变，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令之神圣，但也足以顷刻间摧毁生活。就像观察中国人怎么吃，法国人怎么恋爱，要了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就要看他们怎样对待死亡。

巴勒斯坦导演汉尼·阿布·阿萨德拍的《天堂此时》（Paradise Now）里有这么个情节：巴勒斯坦青年哈立德要去做人体炸弹了，赴死之前，招募他的组织照例要他录一段“烈士录像”，慷慨陈词凛然大义。忽然，哈立德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向家人讲话的机会，便对着镜头告诉妈妈，城里哪家店铺的滤水器便宜。

巴勒斯坦人居住地动荡贫穷，饮用水多杂质而酸涩。那是烦扰他们每一天的事情。在通往爆炸“壮举”的路上，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安静地展现了无边的绝望，比历史、政治里那许多正义更加惊心动魄。

／加沙满墙涂鸦，多是战斗教科书

／武装人员负枪跪地祷告，众人围观赴死表演

哈立德的烈士录像，是一场赴死演出，将他的命运推向毁灭，但其中买便宜滤水器这样的细节，又把他的整个生活放在聚光灯下，而其他的大话都被忘记。

导演阿萨德住在荷兰，不是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机会看到这部奥斯卡提名电影。在加沙，哈马斯信奉严苛的教义，烧毁了所有电影院。与此同时，携带武器的游行，打扮成人弹的走秀，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公共生活，甚至变成儿童娱乐的一部分。

一个平常的日子。天天经过的道路旁边，多了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孩子。我停车观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拍摄。他们擎着黄色的法塔赫旗帜“哗啦”就围过来了。

／武装组织游行经过一个女孩身旁，对空鸣枪，女孩捂上耳朵，惊恐的眼睛里映射出枪手的身影

／这个孩子手里抓着按钮，说自己会当上人体炸弹

“给我照相！”一个孩子说，“明天我要当烈士啦！”他笑得好像明天要去游乐园。

“怎么当烈士？”

“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

“哪个定居点？”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尼兹萨利姆”。“炸药哪里来的？”

“别人给的。”

“怎么训练？”

“不用训练，给我炸药就行了。”孩子们笑作一团。

随便拍了几张，我准备上车。他又过来拍拍我，挺起胸脯说：“再给我照一张，明天要登报纸的！”

几天以后，两个巴勒斯坦儿童在犹太人定居点附近涉嫌“为武装人员勘测地形”遭以色列军方逮捕。我不知道是不是见过的那几个。雇员阿马德说不太可能，真正的袭击计划事先不会让别人知道。

而约旦河西岸，真的发生了少年人体炸弹的惨剧。一个刚刚过完16周岁生日的巴勒斯坦少年，跋涉两天两夜，终于抵达距离以色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然而搜捕他的以军士兵已经出现在眼前。

以色列少校法因戈尔多说，萨希卜突然向军车奔来，引爆了腰间的炸药。军车有装甲保护，爆炸只造成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萨希卜当场死亡。他是最年轻的人弹。

萨希卜的父亲获悉后，斥责那些鼓动儿子实施爆炸的“阿克萨烈士旅”成员。但他祷告以色列也许不会来推倒他的房子，做集体惩罚，因为萨希卜没炸死任何人。

那天夜里，写完有关萨希卜的稿件，我站在地图前比画，发现他辗转了一个大三角。有报道说，对面出现以色列士兵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两天没吃饭。

无法想象他的绝望：前面是重兵，头顶是直升机，只好向装甲车冲去。

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受害者将是谁呢？

没有多少媒体报道萨希卜的故事，因为他没有炸死其他人。我在地图前站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招募萨希卜的人用的什么诱惑。但可以想见，他生长的环境里，赴死的仪式频繁演出，它接管了所有绝望、不如意，乃至希望的去向。它指向为一个政治目的而死，是一切的最后答案。

／一个巴勒斯坦孩子去摸武装人员的枪

天堂里有什么？

易卜拉欣和另一个同学身穿黄色迷彩服，一人手里一把尖尖的匕首，相对而立，做格斗状。16岁的他一下巴胡子茬儿，眼神中看不出什么仇恨，反倒有一丝顽皮和模仿来的成熟。

他妹妹、10岁的努哈，给我拿来这张参加夏令营时拍的照片。如今易卜拉欣已经死了，这样的照片也是烈士遗照了。努哈说照片上的哥哥很英勇。

一天放学后，易卜拉欣没有回家，也没有跟家人讲。他潜入加沙北部犹太人定居点，杀死5个人，自己被随后赶到的士兵打死。

开斋节，我正坐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烈士家庭。这一家家徒四壁，空间局促凌乱。易卜拉欣的爸爸是伊斯兰大学教授，娶有三房太太，易卜拉欣是大太太所生。接待我的是三太太。她说，易卜拉欣从小就念叨着保卫祖国。一个同学家里被以色列空军炸了，尸体惨不忍睹，深深触动了易卜拉欣。

／努哈拿来哥哥易卜拉欣的格斗照片。照片中的易卜拉欣眼神中看不出什么仇恨，反倒有一丝顽皮和模仿来的成熟

／参加武装游行的孩子和他们的影子

“进入定居点后，他先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他让他们回屋里，锁上门，告诉他们自己不愿杀妇女儿童，”三太太说，“这名妇女后来在以色列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这段经历。”

大太太得知儿子牺牲，施散糖果。父亲在学校里大谈此事，没有在别人面前掉一滴眼泪。三太太说：“我们也悲伤，但更多是高兴，因为易卜拉欣进了天堂。”

天堂里有七十二处女等待烈士。也有巴勒斯坦学者告诉我，经书原文写的是“葡萄”，也没有具体说数目，只表示物产丰饶。“葡萄”被一些人解释为“处女”“美女”的代指。“天堂里什么都有，你在人间没有的，天堂里都有……”“那对于女性来说，天堂里有什么呢？”努哈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大房子。”看看她家的环境就能明白。

我告辞离开，没走出几步，努哈追上来，眼睛亮亮地说喜欢我，希望我同她一起上天堂。

“如常”相抵

赴死也是以色列人的日常。大部分人用“如常”来抵抗。

在耶路撒冷独自出行的时候，我避免坐公共汽车。跟以色列朋友同行，这个态度就遭到嘲笑。车上，我紧张地给周围每一个人“相面”，观察有没有潜在的人体炸弹。可是所有人平静如常。只有一个干瘦的阿拉伯人神情古怪，我打量了半天，确认他的随身小包同体形一样干瘪。

朋友在车上碰到熟人，我尽量小声，上下牙齿打着架，请他用希伯来语代问那个熟人“是否害怕乘车？”。朋友很不屑地哼哼几声，意思是，不要问人家这种问题。但是他郑重问我：“你害怕吗？以色列人每天每时都要面对这种情形！”外宣水平直追以色列外交部。

车上有主妇，拎了七八个袋子，刚从菜市场出来，有背枪的士兵，有推着婴儿车的，还有吵吵嚷嚷下车的摩洛哥移民，高声喊“等一等、等一等”。肤色较深的，估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一头小辫子的埃塞姑娘下车后，转身对车里一个埃塞男子骂骂咧咧，男子一个劲傻笑。

下车的人多了，车厢里宽松起来，我的心才渐渐平静。

／加沙街头祷告，一个婴儿倚墙熟睡

子弹飞过，接着睡觉

生活在巴勒斯坦狙击手仇恨的海洋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藐视死亡、主义必胜的演出。

犹太定居者拜迪一家，是以色列样板定居者、发言人，展现他们在死亡面前不退缩，坚守土地的意志。

比起全面封锁的加沙，西岸巴勒斯坦城市与犹太定居者之间，地理连接更近。穿过空无一人的巴勒斯坦街道，就看见满眼大卫星以色列国旗。几天前，以色列军队刚刚结束在希伯伦巴勒斯坦区域的军事搜索，巴勒斯坦人大都关门闭户。几个头带犹太圆帽的小定居者，坐在石头台阶上玩耍，鬓角都留着卷卷的头发。途中，遇到一队“寻根访祖”的美国犹太人，希伯伦定居点发言人大卫·威尔德摆弄着模型，向每一个访客介绍“犹太人社区”情况。

他的家里有14个孩子，父亲是经书抄写员，室内最多的摆设是经书和儿童玩具；墙壁上随处可见子弹打穿的窟窿：客厅的花盆背后、浴室、书房……这是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中离巴勒斯坦村庄最近的7户人家之一。出门30米就到了巴控区，拜迪打开窗户向外一指，300米开外就是一个小山头——巴勒斯坦枪手理想的射击地点。

子弹随时可能射进房间，15岁的女儿哈达萨却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搬走。

“他们（巴勒斯坦人）就是要把我们吓走，好占我们的地方，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她不会讲英语，通过拜迪翻译告诉我。哈达萨见到生人很羞怯，手里不停地转着线团。

一天临睡前，父亲进屋看孩子们睡着没有，突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哈达萨说，她和8岁的弟弟反应是：接着睡觉！

“父母来到这里时，就知道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哈达萨说。

他家不远处，一场示威也在进行，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的“单边行动计划”。定居者、自杀爆炸受害者，都反对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

“撤军意味着向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投降。”一个举着木牌的妇女说，身边轮椅上坐着一名三次遭遇自杀爆炸的以色列男子。她50岁左右，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我们才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根本没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非要占我们的地方？”

我问她有没有听说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加沙地带一名怀孕的定居者带着4个孩子开车前往耶路撒冷投票，在公路上遭到巴勒斯坦枪手伏击，5个人全死了。

“就算遭到袭击定居者也不能后退，”她目光进逼，“否则恐怖分子就得逞了。”

／阿克萨烈士旅的冷兵器游行，这个蒙面人经过时竟叫出我的名字

篇三 小静

／以色列封锁加沙公路，归家的工人不得不走海滩，反成就了天光下这一幕

大乱中总有小静。

——阿城

会笑才有在境困中生存的能力。

——特丽莎修女

阿城说，大乱里总是有小静。“‘文化大革命’时去东北长春，武斗的枪炮声中却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讲故事的片刻，便是小静。爆炸与爆炸之间，体验小静是生存下去的能力。

菲拉菲莱的诱惑

曲阳打来电话：“吃菲拉菲莱去？”

欣然答应。刚要出门，半岛电视台传来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购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袭击，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窗外响起飞机轰鸣。根据常规，以色列马上会报复。我给曲阳打回电话，说今晚可能发生“定点清除”，不出门了吧。

“定点清除就清除你啊？我是不怕，你去不去随你。”这北京女子嫁到加沙快10年了，一副谁怕谁的架势。左思右想，去。

小吃店“菲拉菲莱之王”门口十几人排着队，个个气定神闲，似乎浑然不知头顶有几只盘旋的“鹰”。“菲拉菲莱”的口味暂且不论，光看师傅的胳膊高速摆动，一勺一个丸子跳进油锅，就是种享受。

／巴勒斯坦人制作菲拉菲莱

排队者中，一个四十来岁的巴勒斯坦人说：“轰炸？有什么好怕的，天天都可能有啊，真主决定一切。”话音未落，轰鸣声突然加大，伴随着持续、高频的“吱吱”声。

大家的动作瞬间凝固，仰头观瞧。清楚地看到，夜空中有一个红点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曲阳的两个小孩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小手指着天上喊，“轰炸，轰炸！”曲阳大声呵斥：“小心犹太人把你们抓走！”买好菲拉菲莱，我们决定不像往常那样坐在车里“享用”，而是赶紧回去。

送走曲阳，一人继续上路。没有他们，更觉紧张。原来恐惧可以分担，独自面对，变得难以承受。吉普车开到楼下，“嘎”地一声站住，心还在扑扑跳。

邻居阿布·扎耶德却在跟前闲庭信步。问及担不担心轰炸，他说：“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

当晚，炸弹没有落下来。

耶城琐记

（一）

安息日夜晚，犹太人麦克带我们去耶路撒冷哭墙。麦克自己不祷告，他说，全在心里了。

围墙里，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是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心目中的圣地。老城分四个区域：阿拉伯区、犹太区、基督教区、亚美尼亚区。

路灯下，犹太区幽静、美丽，不时有鲜花朝我们眨眼。街道很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耶路撒冷城里的路牌一般用希伯来和阿拉伯两种文字或希、阿、英三种文字标明，但犹太区里，阿拉伯文路名全被不干胶覆盖，不干胶上用希伯来文重写：“戈兰高地和人民在一起”“撤定居点就是摧毁人民”……还贴上沙斯党（以色列宗教党派）党魁相片。

／雨中的耶路撒冷老城，苦路青石板上泛着光泽，传说耶稣负十字架从这里走过

出犹太区就是警察局，监视着区内外的一切。犹太区连接着穆斯林区。一个阿拉伯青年拉着我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

喜来登饭店灯火稀疏。同事说，一年前还有一半以上的入住率。冲突伤害了双方的经济。

（二）

逾越节。耶路撒冷城市边缘，圣约翰受洗堂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摆设很有创意，中国的洋铁皮壶漆成大红大蓝，描上花花草草。一看菜单，发现这家咖啡馆并不遵守逾越节不能吃含酵食品的规矩。服务小姐笑笑：“我们什么都有。”以色列有两张面孔，一张宗教，一张世俗。

（三）

来时，登塔登城的门都已关闭。

耶路撒冷老城墙上的大卫塔并不雄伟，也不俊秀，很普通的一根石头烟囱。但就是这个名字——大卫，建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先祖，闪耀了3000年，预支了我许多景仰。

走到塔下，才发现塔顶居然铸着伊斯兰教的标志——一轮新月。原来大卫塔并不是大卫王所建，而是土耳其时代穆斯林的宣礼塔，后来人误将它当作大卫之塔，这个名字得以流传。

／耶路撒冷正统犹太教徒在巴士站等车

一个急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说英语吗？”穿蓝色衬衣、头发松散的男子一路跑来，比画着问。我警惕地点了下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又问。我说，想登上老城墙。他说，6点就关了，原先夜里也开，可现在的局势，你知道……最后，他终于说明来意：“我有间纪念品商店……”

我婉言谢绝，走进老城阿拉伯区。又一只手拍过来：“日本人吗？想看我的商店吗？”我说：“我不是游客，记者。”他忙抽回手：“上帝保佑你。”

（四）

终于找到耳闻已久的“耶路撒冷住宅精华”。山坡上到处是鲜花，木门好像童话，一推开就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出奇，很久才走过一个人。连猫都懒得看我，一心馋着不远处的两只麻雀。直到麻雀飞走，我还好奇地看它，猫才对我翻了翻绿色的眼珠。

层层叠叠的街道，有时窄得仅容一人通过。头顶是公园，热闹却踏不破石板屋顶。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啁啾，花香暗送，地面泛着黄昏的光，很干净。这样的住宅区，也没什么防线，谁都可以进来。从容地贴着栏杆或玻璃窗拍照，隐约听到茶杯轻磕人语切切。一个高调的女声在说话，一个低沉的男声应和着。不懂一门语言的好处在于，能够听出其中的音乐。

仔细看来，并非完全不设防。有的门挂着锁，有的院墙上有铁钉，还有的干脆画着“禁止手机”。我没敢久留，生怕自己的手机骤然响起。

在一个频繁遭到自杀爆炸袭击的城市，难得这份坦然的宁静。

（五）

安息日，老城。

我决定彻底信步，哪个门召唤了，就进哪个门；哪条小路好奇了，就走哪条路。这个日子，犹太区很静很静。可惜赶上罢工，无人收拾的垃圾臭味不绝，野猫孤魂一般游荡。

一扇铁门紧闭，贴着英文“告示”：“请不要在安息日按门铃，也不要打电话上来。看到门边的塑料杯子和橡皮管了吗？你可以对着塑料杯说话——不必大喊大叫，我们会来接你。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在安息日之后告诉我们。”

犹太教徒不能在安息日工作，不能触摸电器，包括电铃、电灯、电话、电梯。我顺着门上的橡皮管望去，通到三楼的一扇窗户。

继续走。街道下面，有罗马时代的石柱被发掘出来，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集市。旁边有个小屋，展览三千年前犹太人所建圣殿的模型。一个人在念经。我问，可以进来看吗？他有点惶恐地看看我，点头。

走在黑帽正统教人士和穿长裙的犹太妇女中，我的休闲打扮很突兀。几个正统教徒家庭的小孩看见我，眼里掠过一丝惊恐。

两个1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一座3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前说悄悄话。我问：“雅法门怎么走？”她们立即站起来指路，丝光长裙在太阳底下闪耀。

空气少许潮湿阴冷。走了很久，直到前方地势下降，露出地平线上整排白色房子和天空里的一缕金光。

两条腿走，才发现耶路撒冷真的不大。两条腿走，才把脑海里的各个位置联系起来。

街边总是有猫，蠢蠢欲动的样子。这座山城里，总有向上升去的狭窄石阶托起沿街住宅，红花绿叶再将它们层层包围。所以，走进耶路撒冷人家里会突然感到宁静又清凉。

（六）

安息日晚。冷清清昏暗暗的街道，迎面走来两个黑袍人，年纪大的戴黑帽，但鬓角没有辫子，说明他是个宗教人士，只是并不“极端正统”。看见我和同事，两眼放光。老头只能蹦几个英语单词，说什么“fever”（发烧）。我以为谁病了，最后弄明白是要“favor”（帮忙）。家里电路跳闸了，安息日禁止动电器，所以需要我们这种非犹太教徒帮助。见我们连连点头，老头和儿子一手一个，抓起我和同事回家。

“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这么守安息日的规定。”老头边走边说。我连忙接茬：“你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呗！”乐得他花枝乱颤。

同事拉起电闸，屋里瞬时光明，全家欢呼。“你们真是从天堂来的！”老头说，他们原先准备到不远处一家咖啡馆找阿拉伯厨师帮忙。幸好这里也有异教徒，这种事情通常都向阿拉伯人求援。我告诉他，我和同事走错了路，才来到这里，老头颤抖着嘴唇再次说：“你们真是从天堂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你们是上帝派来的。”

老头最后请我拔掉多余的一个空调插头。否则整个安息日他们都得让那台空调开着。我那仅有的几个希伯来语单词，赢得掌声连连，巧克力和英国蛋糕各一。

但是，试探着问是否可以拍照，遭到老头拒绝。他儿子在我身后小声说：“可以。”他母亲立即拦住我：“他在开玩笑。”拍照也被视为“工作”吧。

（七）

接近午夜。夜晚的耶路撒冷居然是这样，那么多年轻人戳在大街上，抽烟的女孩，与她们调笑的男孩。不见了黑衣黑帽，一切多么世俗。酒吧街街口只有一个保安，穿过长长的台阶进去，喧哗、红灯、温度、音乐、烟雾，还有各色面孔……统统扑过来。附近几个路口都有保安。

走进一扇门，蜡烛搭成光的楼梯。天籁般的女声传来：“Everyday could be valentine’s day（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她的声音起伏婉转，我想到《琵琶行》。

女歌手素颜，微胖，耳环长及肩头。我被她的声音吸引，然后开始注意到她的美。伴奏的只有一把吉它，老头弹到高兴之处，发出不知何意的哼哼。经朋友介绍，第一张桌子坐的全部是以色列艺人。他们看表演，我看他们。

冬天，耶路撒冷几乎每个酒吧都有用葡萄干、水果还有丁香烧制的热红酒。

（八）

以色列朋友伊亚尔的摇滚乐队要排练，硬拉我当观众。去之前，他非要跟我打一局乒乓球，因为听说中国人小时候没有别的东西玩，所以都打得一手好乒乓球。结果11:3他赢了。我说：“这回你信了，中国人小时候有许多东西玩。”

乐队的名字叫“眼睛”，在一间小得转不过身、热得透不过气的地下室夜夜笙歌，我立即想到张元导演的电影《混在北京》。

都是希伯来文歌。有一首反复排练，中场休息时，我问胖胖的主唱，歌词什么意思。歌曲名为《报复》，胖主唱自己写的，大意是，如果你打死了我的人，我可以全力控诉，但我不能再去杀你。“绑着炸药过来，那算什么。”他说。我顿时明白了歌曲的时事背景。

／休假回家的以色列士兵

注意到胖主唱穿着军裤，我问他是不是在服兵役。其他人起哄说，胖子在耶路撒冷情报部门工作。“在情报部门，你不需要聪明，只要足够聪明。”胖子有几分得意地说。我问他，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什么才是“全力控诉”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自杀爆炸损害了他们自己”。“2000年流血冲突爆发前，如果我们想派军队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很犹豫，因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现在——只要有一次自杀爆炸，我们毫不犹豫冲进他们的村庄……”

伊亚尔告诉乐手们，我刚从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来。乐手们说，有朋友在那里。“谁？”我好奇地问。“在坦克里。”他们哄笑。

／戴鼻环的巴勒斯坦老妇人

战事之外

（一）

踏着坦克履痕去加沙北部比特·哈农镇。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纳尔”头饰，但不记得几时出嫁的了。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为了表示尊重，我任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一只老鼠窜过。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橘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橘子递进来。

（二）

进到一家店铺，蓝灰色眼珠的老太太戴着蓝灰色头巾。她收集了所有巴勒斯坦城市的妇女服饰。不同的巴勒斯坦城市，妇女传统服饰的图案、颜色各不相同。比如加沙是黑底红花，越往北颜色越浅，拉姆安拉是白底红花。过去，只要看一眼妇女穿的是什么，就能知道她从哪里来。

“不为做生意，只为了证明这些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以色列的！”老太太说。

她用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幅地图：“为什么犹太人要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他们不在非洲建国？因为巴勒斯坦在世界地图的心脏位置……”韩国人也这么跟我说过，半岛在世界地图中心。地球是圆的。

她的店铺里有伊拉克国旗、萨达姆画像，还有浓浓的阿拉伯风情：矮的兽皮沙发，高的水烟壶。

（三）

看门人艾斯阿德闯进来说：“还笑呢，我真怕你一个人死掉！”不由分说，抡起锤子，砸开我的大理石地板，找出水管漏洞。“这是带电的！”原来我的水管漏水，从13层一直流到艾斯阿德的一楼，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身穿传统服饰的巴勒斯坦妇女

艾斯阿德的手被划破了两处，他扒开伤口用嘴吹。我给他止血胶布，他拒绝，理由是明天早上还清洗全楼住户的汽车，胶布会掉的。

艾斯阿德还用胖胖的大手帮我清理油腻的灶台，用小针仔细疏通一个个火眼。我送他一袋咖啡以示谢意，他高兴得两眼放光，但是做了个“嘘——”的动作：“不要告诉别人啊……”

（四）

从加沙一家出租车公司要了车，去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在加沙这个“闷罐子”里持续工作一个月后，我只想快快去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们的吉普车挂巴勒斯坦牌照，不能直接开到以色列境内。所以，每次都开车去边境，在巴勒斯坦一侧的停车场泊车，然后徒步走进检查站，通过后打一辆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继续上路。

停车场里总有肤色黝黑的穆罕默德，吉普一响，他就从看守小屋里跑出来，向我挥舞发票，“3个谢克尔！3个谢克尔！”他穿格子图案长袍，跑起来一颠一颠，有点滑稽。在失业率达到75％的加沙地带，停车费提成是穆罕默德唯一的生活来源。停车场趴满了也就100多辆车，一旦以色列加紧封锁，只有三五辆车光顾这里。

／加沙临地中海，渔民收获如潮水般冲上来的魔鬼鱼

但是这几天，听说穆罕默德不见了，停车场围墙，连同看守小屋全部被铲平。原来是以军防止有人利用围墙作掩护，袭击埃雷兹检查站，所以“荡平一切”。

没法儿把吉普停在无遮无拦的停车场，我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的名字很有意思——“阿拉法特”。我开玩笑地向他敬礼：“主席好！”他戴着墨镜，也没掩住开心笑容。阿拉法特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并非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专利。

太阳渐渐收敛了光线，阳光变得温柔。路上很少同向而行的车辆，却不时有光脚的巴勒斯坦儿童，拽着纸糊的风筝从车前跑过。

一路上，我们讨论“停火”“撤军”。阿拉法特对什么都不屑，他根本不相信现状会有所改变。“谈了这么多年和平，你见过和平吗？”他说。

阿拉法特说，以色列坦克把守着通往检查站那条又宽又直的柏油路，所以我必须在到达坦克前打一趟车，徒步走过坦克，证明自己不构成威胁，离开坦克几百米后，再打一辆出租车。

沿途我惊讶地发现，检查站附近巴勒斯坦人的果园、房子全部被铲平，树墩子裸露在地上，倒下的枝桠直指天空。居然还有人在这里放牧，又脏又瘦的羊挤作一团，啃食所剩无几的青草。远处，高高耸立的“万宝路”广告牌上，美国牛仔悠然点烟。

我只想快快离开这里，到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阿拉法特用手指了指右边说，你看，那就是检查站，现在以色列士兵正举着望远镜看咱们呢。果然，目光越过扫荡过后的土地，检查站一览无余。而这边的一举一动，那里同样尽收眼底。

／风筝是巴勒斯坦国旗

／两头牛倒毙路边，使人忍不住掩鼻

／加沙是农业社会

就在我下车前，阿拉法特摘下墨镜，问了一个问题：“你猜我多大？”他的皮肤粗糙，眼角有皱纹，胡子拉碴，头发颜色深浅不一，最明显的是一脸深深的疲惫。“35。”我说，心里想的是40。他苦笑一下，“你不会相信，我才29。”我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你的那个司机，阿什拉夫也只有28。”他补充。我见过阿什拉夫，他看起来至少有38。

“这就是加沙，封锁底下我们哪儿都去不了，除了上班、吃饭、就是睡觉，人老得快，太累。”阿拉法特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离开。

坐上以色列牌照的汽车，加沙在身后迅速退去。通往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又宽又直，两边稻香花艳，红顶白墙的小别墅鳞次栉比。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青色、红色和深蓝色的晚霞，鸡尾酒一样排列在地平线上。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英文歌曲，眼前宛如另一个世界。

我忍不住对着这样的美景流泪。阿拉法特告诉我他才29岁的那一刻，我尝到了绝望的滋味，它比鲜血和死亡更深地刺痛我心。

（五）

初学阿拉伯语的时候，没想过穿长袍戴头巾是很热的。

进加沙没几天，我就得出结论：必须置备一套特殊工作服——长袍加头巾。

头巾隐藏头发，听说女性的头发被视为引发邪念之物；长袍自然是为了遮盖身体线条。阿拉伯妇女非常爱美，不化妆她们是不会出门的。袍子、头巾、拎包和鞋子的颜色必须统一，袍子多为一色，头巾可以斑斓。

考虑到频频拍摄葬礼的需要，我的工作服不能花哨，索性全部黑色。黑衣飘飘走在加沙街头时，我偶尔会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当劳伦斯一身白袍出现在英国军官面前时，同僚们笑他“做作”，然而不把自己的灵魂放进袍子里，你无法了解阿拉伯人。

住处面朝大海，但下水也需穿黑袍，两年之中我从未在加沙地中海畅游。终于有一天，我兴冲冲决定在清晨6点海边无人时下水。黑袍罩着泳衣，瞒过看楼的警卫，打算游到水深处再脱下袍子系在腰间。一切按计划顺利实施，直至我把袍子系在腰间，才发现阻力太大，根本游不动了，悻悻而归。

两个星期后，碰到住在隔壁一栋楼的巴勒斯坦记者。他认真地问：“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天刚亮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

更痛苦的是，4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戴头巾，还要不断跑动拍摄。一次汗流成溪，冲走了我的一只隐形眼镜。睁一眼闭一眼开车回来时，同车的巴勒斯坦警察坚决不许我摘掉头巾，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没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

有次去拍葬礼游行，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有记者站在一间店铺顶上，架好镜头，等尸体从对面的市中心大清真寺抬出来。绕店铺一周，没有发现通向顶层的梯子，原来记者们都是攀电线杆爬上去的。见我犹豫，他们说，没选择，上来吧。一横心，我把相机往后甩，斜挎摄影包，提起袍子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喊一声“闪开了”，蹿上电线杆。

／巴勒斯坦妇女的海滩风情，入水也要穿长袍

／西岸巴勒斯坦孩子训练游泳

电线杆不是实心水泥的那种，而是有菱形镂空图案的铁柱子，不难爬。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妇女着装保守，不单独上街，不高声谈笑。现在，几千个巴勒斯坦男子看一个袍子下面露出牛仔裤、装模作样裹了条头巾的外国女人爬电线杆，这可比葬礼有意思多了。一个小孩带头，大家一齐鼓掌、喊号，给我加油。连电视记者都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

房顶上没有栏杆，我就站在屋檐伸出来的那个部分。真怕谁一不小心把房顶踩塌了。葬礼开始，哈马斯对空鸣枪，震耳欲聋。距离太近，我看见黄铜弹壳一梭梭蹦出来。怕掉下去，怕机枪偏离方向，就这样颤颤巍巍站在人群上方举起相机。

这个屋顶终于在一年多后另一个葬礼上被踩塌，有人受了轻伤。

／只为高处拍这一张葬礼照片

篇四 圣地

／流血冲突以来的第一场白雪，降落在金顶清真寺之上。带给不能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朋友看，他们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安慰，隐隐的痛楚

如果你看见犹太人站着祈雨，在一个多雨的国度祈雨，你就看见了人们如何记忆。

——耶胡达·阿米亥

上帝把你带到这里，为着一个原因。

——以色列人朱迪对我说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人声鼎沸

下午2点到的，门卫告知必须预约，下一批在4点30分。

等待。通往西墙的台阶上，斜靠着几个乞丐，有人经过身边时，摇一下手里的罐子，硬币叮当。西墙是哭墙的别称，因为这堵墙原先是犹太人圣殿西面的围墙。历史上，圣殿两次被毁，今天残存的西墙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心灵故乡。犹太人在此追思民族苦难，每每落泪，“哭墙”由此得名。今天，露在地面上的西墙墙体，供人贴近祈祷；其余部分需要走入隧道参观。

一个卖素描的犹太人，手撑着椅子背站起来，双眼半开半闭，念念有词，身体前后晃动，大概是到了祷告时间。素描挂了一墙，内容是学习经文的犹太儿童等。等他重新坐下，我上前问可不可以拍照，他瞥了我一眼说：“有钱买画，不买走人。”

离哭墙最近，有一家菲拉菲莱店。菲拉菲莱是中东小吃，绿豆制成，有点像中国的素丸子。巴以这一架打得连菲拉菲莱都不放过——我在以色列买的冰箱贴，图案是菲拉菲莱插着以色列国旗，上书一行字“菲拉菲莱，以色列国食”。巴勒斯坦人见了愤愤地说：“哼，他们连这个都要作假，菲拉菲莱是巴勒斯坦传统小吃！”其实，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饮食习惯相近。

／哭墙，墙缝里塞满心愿纸条

这家菲拉菲莱店里，同样写着“以色列国食”。菲拉菲莱太凉，薯条太油，价格是别处的几倍。一只黑猫在脚下来回转悠，绿眼凶凶瞪着我手里的菲拉菲莱。

回老城。熟悉的犹太区和穆斯林区。犹太区依然是阳光绿草，玩滑板的孩子不时从眼前飞过，理都不理你，两边店铺光鲜精致，价格蜇人。一拐弯，道路变窄，仅容两人错身而过，店铺还从窄路两侧逼过来，卖的都是旅游纪念大路货，逼过来的店铺里伸出打招呼的手：“嘿，进来看看！嘿，日本人？中国人？”你就知道到了阿拉伯区。

两个阿拉伯孩子在路边做什么手工艺品，呆呆地望了我一会儿。两个年纪更小的犹太孩子背着书包从路口跑来。经过阿拉伯孩子面前时，其中一个的犹太小圆帽落地，另一个赶紧帮他捡起来，戴好。

返回犹太区。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热情招呼：“我叫谢姆托夫，导游，可以带你去戈兰高地、马萨达、内盖夫沙漠……老城，我可以带你去看许多‘秘密的地方’……”他是我今天碰到的第三个自称导游的人了。受冲突影响，以色列旅游业大不如前，导游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守景点待外国人。

“我在这里已经两年了。”原本以为这句话可以彻底打消谢姆托夫的念头，没想到他走出几步，又回来诚恳地说：“我带你去个地方，算是白送的‘样品’。”

一户人家的院子。转上顶楼阳台，金顶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历历在目。“‘阿克萨’的意思是极远、天边，”谢姆托夫用英语飞快地说，“但阿克萨不一定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无根据地把阿克萨同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还宣称对这里的主权……不过，你可千万别跟穆斯林这么说，也别说这是我说的。”他一再叮嘱。

／两个犹太孩子经过阿拉伯区，其中一个的犹太小圆帽落地

救世主在路上

4点回到公厕旁边的隧道入口。背对哭墙祈祷区坐下，4点30分这一批游客渐渐到齐。美国人、匈牙利人、菲律宾人，还有两个黑衣黑帽的正统犹太教徒。忽然，身边站满了持枪警卫，其他游客都站起来。我回头一看，刚才还人山人海的祈祷区空空荡荡，一辆警车抛锚在中间，大喇叭里希伯来语高喊一阵。警卫翻译，发现一个炸弹，要引爆它。大家捂住耳朵。

一名妇女拍拍我：“记者吗？”“是。”“哪国的？”“中国。”“你一定要在中国的媒体上说，上帝创造犹太人，不是为了遭别人杀戮的！”“没有人生来是为了遭人杀戮的。”我说。她道谢，塞给我一张名片，正面是七条戒律，反面写着“救世主在路上”。这是个犹太人宗教组织的宣传名片。那妇女又转向匈牙利人：“你必须在匈牙利宣传……”

我准备到警车旁拍照，警卫拦住不放。祈祷区入口地上有个黑色塑料袋，大喇叭又喊了一阵，警卫说，马上要爆炸了。

“嗵”地一声响。

黄色小机器人过去收拾残余，然后缩回警车。人潮重新回到祈祷区，安安静静。

警长阿哈龙还是不许我拍照。我问，哪儿来的炸弹？他说，那不是炸弹，是疑似炸弹，可能是谁忘记把包拿走，“但我们必须当它是个炸弹引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大概一星期两次。”

年轻的以色列导游领我们进入隧道。首先看圣殿山模型，讲解犹太人圣殿历史。一名游客的手机铃声大作，导游要求他到远处应答，以便大家听清讲解。那人走出几步，叽里呱啦。一群刚刚接受完“爱国主义教育”的以色列小学生从隧道里出来，唧唧喳喳。压阵的是个保镖，手里一支卡宾枪。

隧道就是隧道，阴阴湿湿，两边是大石头。正是祈祷区哭墙的延伸。隧道的开发并没有完成，因为再往前挖，就要穿过金顶清真寺地基，阿拉伯人不同意。

“现在，你们头顶就是阿拉伯区的街道。”导游说。走到另一个更大的模型前，我们坐下听他解说。“这堵墙壁就是过去的西墙，它是整个圣殿西面的墙，最长，离圣殿中心最近，所以犹太人都到这堵墙祷告，”他一按电钮，一大块建筑模型突然升高，盖过西墙，“阿拉伯人来了以后，沿西墙修建房屋，盖没了这堵墙……”观众发出一阵啧啧声。

我问：“阿拉伯人为什么要盖住西墙呢？”“哦，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导游回答，“你要盖房子，那里有堵墙，很自然会贴着墙盖。”

西墙上有缝隙和小洞，塞满了写着心愿的纸条。前面出现一道小拱门，五六名犹太妇女在里面祷告，烛火摇曳。拱门上方写着：“此地正对圣殿基石，是神圣中的神圣。”

这就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导游说，参观结束后我们从基督教区苦路（耶稣受难走过的路）离开。西墙隧道之所以每次只允许大约30人进入，因为刚开放时，发生过挤死人的事情。“从苦路我们要穿过阿拉伯区，会有两名保镖跟着我们，大家不要理会叫卖的阿拉伯人，不要走到领头的保镖前面，也不要落在压阵保镖后面。”

走回地面，手指扣在扳机上、肩头安着对讲机的保镖迎上来。团队里一名妇女指着保镖的枪叫孩子看。五六个阿拉伯青年懒洋洋地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看着我们。一个阿拉伯人托着纸盒过来：“相机电池、胶卷……”

／西墙隧道内

出发，保镖一路警惕地张望两边。阿拉伯孩子在路边嬉闹，队伍里一个金头发的美国女孩停下来看，被妈妈拽回去。我曾经多次一个人在阿拉伯区游逛，从来没想到过危险，所以大胆跑到阿拉伯孩子跟前照相，然后赶紧跑回队伍里。为了表示尊重，我对压阵的保镖说：“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他说：“如果你不想跟我们走，我才不管你呢。”

回到哭墙祈祷区入口，保镖完成任务离开。一个阿拉伯孩子冲我做鬼脸，要求照相，身后墙上黑笔画着两颗大卫星，以色列国徽。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我只听见人声鼎沸。

伯利恒：我的朝圣之旅

与巴勒斯坦基督徒拉纳说好7点半在埃雷兹检查站见面，结果9点拉纳还没到。她的手机在家里。她丈夫解释说，以色列禁止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手机进入以色列。

下起大雨，我在检查站里几乎睡着。9点半，包括拉纳在内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伯利恒朝圣团”十人终于从工人通道出来。原来是拉纳不知道每个人需要单独取得一张通行证，以为可以随团。搜身检查又花去不少时间。

拉纳却不在乎这些，一脸笑容地上了车——两年来，她第一次得到通行证前往基督徒心目中的圣地，耶稣诞生地伯利恒。加沙与伯利恒等城市都属于巴勒斯坦管辖，但中间隔了整整一个以色列，必须办通行证过检查站。

拉纳没有像我通常见到的加沙妇女那样戴头巾，反而画了彩妆。与我同车的是两个基督徒、两个穆斯林。我问他们，加沙的1500名基督徒生活在150万穆斯林中间，双方关系如何？车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说“没问题，亲如一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的8％左右，主要集中在西岸。加沙地带500多座清真寺中，矗立着3座基督教堂。除了礼拜时间不同外，平时很难看出谁是基督徒谁是穆斯林。1000多年前伊斯兰教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基督教曾是这里的主导宗教。

我问35岁的拉纳有几个孩子。“两个。”38岁的穆斯林卡米尔有10个孩子。拉纳的长子叫“威廉”，取自《圣经》。虽然与英国王子同名，姓还是充满阿拉伯特色：阿布杜拉。

在距离伯利恒不远的比特·贾拉镇，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以色列新设的石头路障拦住去路。下着雨，我们吃力地翻过一个小山头。

好几辆出租车在等客了。这个地区基督徒比较多，出租车后视镜上都挂着十字架。“乔治。”一个司机招呼同伴——又是一个西方名字与阿拉伯名字的组合。

／西岸时髦的巴勒斯坦妇女

／加沙蒙面妇女

冒着大雨，我和拉纳终于来到伯利恒圣诞教堂前——传说中耶稣诞生的地方。

低头弯腰进了一道小门。“弯腰进入谦卑之门时，别以为我心里不害怕……”美国《洛杉矶时报》女摄影记者科尔这样回忆。2002年4月，123个遭到以色列军队围追堵截的巴勒斯坦人闯入圣诞教堂寻求庇护，与以色列军队对峙39天，终获和平解决。对峙期间，科尔突破封锁，从这扇“谦卑之门”跑进教堂，拍摄了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入口如此窄小，传说是基督徒为了阻挡穆斯林骑马进入。不管怎么说，为进入圣地而弯腰谦卑，仿佛天设。

光线一下子变暗。空气里是蜡烛燃烧的香味。石头地面凹凸不平，罗马石柱泛出光泽，黄里透红的颜色犹如血脉搏动。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无数金属吊灯。有几块木地板刻意打开，下面是教堂被毁前的底色：彩色马赛克。岁月无情，色泽转淡，那是1600多年前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的杰作。

基督教曾遭罗马统治者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拆除维纳斯神庙，亲自确定了包括伯利恒圣诞教堂在内的几处圣址。两百年后，查士丁尼大帝改建“圣诞教堂”。592年遭破坏，十字军时代修复过，后来经历多次改建。

弯腰进入另一道窄门，前方是个祭坛，烛光跳动。沿祭坛旁一处光滑而狭窄的台阶下去，空间更小，吊灯更密集，人头攒动，无人高声说话。拉纳指，这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右手边是令人屏息心跳停止的“伯利恒之星洞”。相传耶稣当年就出生在这里的马槽内，东方三博士在异星指引下，来到伯利恒拜见耶稣。现在，马槽被装修成一个大理石圣坛，地面镶嵌着一枚空心的14角伯利恒银星。银星代表那颗“异星”，指示耶稣出生的具体位置。上面用拉丁文刻着“圣母马利亚在此生下耶稣”。银星上方悬挂着15盏属于基督教各派的油灯，分不同时间点燃。在拉纳的指导下，我伸手轻轻触摸了一下银星里凝固的暗红色蜡烛油，放在嘴里舔了舔，默默许愿。

从静穆的气氛中慢慢退出，教堂外马槽广场还算热闹。商贩、记者、小孩熙熙攘攘。小孩分两种，一种是父母领着，干干净净，少数还打扮成圣诞老人；另一种是卖口香糖的，面色黝黑，死缠烂打。

广场上伯利恒和平中心人头攒动。两个接待小姐好奇地打量黄色面孔的我，抢着递过来一张2002年伯利恒日历，题目叫“Bethlehem under Occupation”（占领下的伯利恒）。每月一幅图案：坦克、冒烟的房子、废墟、推土机、被蒙上双眼的巴勒斯坦犯人等等。日子用黑红两色区分，红色表示“被占期”，共153天。还有一行字：“The occupation is still going on”（占领在继续）。我庆幸这是2002年，还差几天，悲惨的一年即将过去。

一名英国口音的记者正采访一个衣冠楚楚的巴勒斯坦人，伯利恒和平中心负责人。负责人把我和那名英国记者拽到门外，指着广场边两棵高大的树——一棵是杉树，另一棵还是杉树——看，今年没有任何装饰。他说，伯利恒65％的居民都靠旅游吃饭，这下全歇菜了。我问负责人，今年伯利恒宣布不搞庆祝活动，和平中心大厅里怎么还有一棵挂彩蛋的圣诞树？他的回答很精彩：“即使有痛苦，也不能压抑欢乐。”

／步入耶稣诞生的地方

走出和平中心，被人一把抓住。还是卖口香糖的小孩说：“给点钱吧，我没新衣服穿。”我身上只有100元的票子。他说，我找你，然后摸出一把10元谢克尔。

一所小学的师生在校长伊斯梅尔·马格比尔带领下，杠着写有标语的木牌出现在广场上。一个还没木牌高的小姑娘，费力地举着牌子：“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身后栏杆上画了象征宵禁的铁丝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寂静之夜？恐怖之夜！”

童军队列表演。100多名穿土黄制服的男男女女们踏着不怎么整齐的步子，举着彩旗在广场上走了几趟。没有敲鼓，也没吹号。带队的阿拉伯教育中心体育教练哈纳·祖摩特告诉我，往年阵容比这大多了，好几百人，吹吹打打，围观群众得有10万，整个广场水泄不通。今天，这里一共就1000多人。

穿白袍的宗教队伍接着上场。领头的几个举着“法器”——金色十字架、油灯，跟在后面的捧着《圣经》，有人边走边念。他们是列队迎接耶路撒冷拉丁教堂大主教米歇尔·萨巴赫前来主持弥撒。

一个78岁的老人扛着圣母马利亚刺绣像出现在人群中，几个巴勒斯坦人举着大幅阿拉法特像紧随其后。以色列当局禁止阿拉法特参加圣诞节午夜弥撒。

／伯利恒清真寺宣礼塔上的新月，倒映在金色十字架上

一阵热闹的音乐声叫我驻足。原来是7个来自德国、瑞士等国的年轻志愿者为巴勒斯坦儿童巡回演出，在平安夜这一天到达伯利恒。他们穿着红白两色的衣服，为儿童演唱欢快的圣诞歌。这个团体的名字叫作“heart to heart”，中文“心连心艺术团”也许是最贴切的翻译。

所谓“舞台”其实就是圣诞树前几张长椅隔出来的一个空间。挤在前排的都是不足10岁的小孩。他们笑啊，拍手啊，跺脚啊，相互推搡，天性完全释放出来。几个金头发的女演员边唱边舞。还有两个演员扮成小丑，同孩子们握手。这么欢快的气氛，真有点不适应。要知道，现在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伯利恒迎来历史上最悲伤的圣诞节”。女演员转了几个圈子，凑到小孩子们跟前唱：“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圣诞节！”追求欢乐，正是天性；政治局势越晦暗，人们越需要一个盛大的、欢喜的节日。“把欢乐还给巴勒斯坦儿童。”21岁的演员、会讲阿拉伯语的德国人马克说。

一个孩子带着“圣诞老人”面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众多记者镜头前，喊着“给我照相”。几个穿“圣诞老人”衣服的小孩也招来记者们一顿猛拍。要不是他们，没有圣诞树、没有彩灯的伯利恒也许更让人烦恼。两个挂满彩色气球的商贩在没有装饰的广场上，十分亮眼。4岁的尼古拉斯选了只蓝色海豚气球。妈妈说，局势这么糟糕，以军几乎每天实行戒严、宵禁，我们怎么高兴得起来。尼古拉斯则童言无忌，脱口而出：“我很高兴”“为什么？”。

政治没有放过节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人民主张”的组织在圣诞教堂塔楼前打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十几个人站成半圆形，手里举着写有“停止占领”“反抗不是恐怖”“有定居点就没有永久和平”等标语，站在蒙蒙细雨中。组织负责人头头是道：“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首先都是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利用这个全世界关注的节日表达心声。”

打算买邮票，在平安夜寄出盖有伯利恒邮戳的明信片。但是邮票卖光了，我失望而归。美国人阿力克斯过来搭讪。在仍然挂着“2000”字样霓虹灯的“圣乔治”饭店里落座，他故作神秘，凑过来耳语：“我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历史。”

我说自己没买到邮票，他慷慨地拍出一叠在耶路撒冷买的以色列邮票，问我要多少。想起加沙邮局不给盖了耶路撒冷邮戳的明信片盖加沙戳，我提醒他，以色列邮票可能有麻烦。召来侍者一问，果然以色列邮票不能从伯利恒寄信。政治什么也不放过。阿力克斯傻眼。

晚11点，“午夜弥撒”开始。大约1500多人填满了空间，一些人坐在地上念经。教士举着法器绕场一周。阿拉法特被以色列军队软禁在拉姆安拉，派人送来自己的黑白格头巾，放置在伯利恒弥撒现场第一排的椅子上。2000年12月24日，千禧年，伯利恒曾见证最热闹的一次圣诞庆祝活动：满天焰火，照亮夜空。大主教用阿拉伯语、法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致辞，群众肤色齐全。当时，全世界不知道多少教徒同步收看伯利恒圣诞教堂与罗马梵蒂冈大教堂同时举行的午夜弥撒。阿拉法特也在场。

／“伯利恒之星”洞里牧师们在祷告

／以军围困圣诞教堂时的作战图

然而今天的伯利恒，不见了阿拉法特，也没有焰火。大主教在致辞中谴责以色列在这座城市实施戒严，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

手里的导游书，如此描述我住的这个饭店：“附有阳台，设备齐全，有电视空调。内部装修十分传统……”连护照都没看，经理就安排我入住。住进去才发现只有“内部装修十分传统”属实。电话电视机都用不了。为什么？经理拉我看接待处里一束裸露在外的电线和地上的一个破电脑：“犹太人全砸了。”2002年4月圣诞教堂对峙期间，这个离教堂最近的饭店跟着遭殃。

经理特别高兴有了客人，给钱还用看什么证件。他说昨天是2000年9月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饭店首次开张。他家住在比特·贾拉镇，不做经理时就干点别的——什么都干，否则一家人无法养活。他向我展示了一张图：圣诞教堂对峙期间，以色列军方绘制的教堂及附近地图，红笔勾勒出进攻路线。

我离开的第二天，12月26日，以军重新占领伯利恒，恢复在马槽广场巡逻。坦克、装甲车开进伯利恒市内，向正在户外走动的巴勒斯坦人投掷催泪瓦斯，高音喇叭宣布全城戒严，要求市民全部回家，外出者将被打死。

“2002年伯利恒”日历的确印早了，26日以后他们印的是“黑色”，表示“非占领”。

我们的国家是疯子

德维来自宗教气氛较浓的家庭，他却只在汽车里放一顶犹太小圆帽，“见到我爸的时候得戴上”。德维的父亲是个满脸胡子、一身黑衣的拉比。

父亲参加过1967年中东战争。当时，他和6名战友遭到伏击，只有他一人侥幸生还。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回耶路撒冷老城，从此犹太人又可以在哭墙前祷告。

战场归来，父亲的宗教情结浓重起来，非要在耶路撒冷老城买房。经商多年，如愿以偿，在老城犹太区住下，还取得了拉比资格。“你知道老城的房子多少钱吗，我父亲买的时候就200万美元了……”每次说到这里，德维都要认真地将房价换算成当前价格，除以家里兄弟的数目，计算自己将来可以继承多少。

终于有一天，德维带我参观他家，并且有一个“惊喜”。路灯幽幽，石板街面反射出清冷的光。德维家是犹太区里一栋三层小楼，屋里满墙经书，挂毯和装饰画都是耶路撒冷城墙或九烛台图案。妈妈穿长裙、戴圆边帽子——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10岁的弟弟，头上也顶着犹太小帽。

／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小孩

从供奉经书的柜子里，德维取出一只深蓝色丝绒袋子。里面是两块每边长大约5厘米的正六方体，系着长长的黑色皮带。六方体的每一面上都刻有金字，德维说，这些字的含义是“上帝是全以色列独一无二的神”。打开六方体，里面是一块黑色印章，只一面刻着一个凸起的希伯来字母“上帝”。这个字母的样子好像由一点发出、等角度伸向三个方向的斜线。德维把一个六方体戴在额头，用皮带固定，在下巴上系扣。另一个系在左胳膊内侧，黑皮带一圈一圈缠绕下来，最后在手背上系出一个“上帝”字母的图形（从一点拉出三股皮带）。

这就是犹太男子年满13岁、举行成年礼时使用的经文盒子。根据他们的习俗，在额头和手臂缠绕经文盒子，表示遵行《旧约·申命记》11章18节的经训：“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会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盒子虽小，里面却刻着大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经文。经文盒子的价钱不一而足，取决于质地和做工。

德维使用的这个牛角制成，价值100美元，很高档。父亲说，这是留存一生的印记，一定要买好的。

我伸手想拿过盒子看个究竟，被德维一把打开。即使在完成成年礼之后，女性也不准触摸这个盒子。他母亲收起经文盒子时，也只能隔着丝绒袋操作，不得碰到盒子本身。

不过，神秘的经文盒子，还不是德维所谓的“惊喜”。“跟我来。”他一招手，跑上楼梯。

楼顶。毫无阻挡之下，岩石清真寺巨大的金顶“轰”地一声出现在我面前。黄金铺就的拱顶，在淡蓝色烟雾里闪耀，夜幕浩瀚，繁星点点；万千丝竹之声骤然响起，定神凝望，金顶还是沉默着。

脑子遭到轰炸，只剩下两个字：登霄。

近在咫尺。传说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听从真主召唤，登上九重霄的地方，清真寺内至今保存着穆罕默德踏脚的那块岩石。“这是穆斯林的……”话还没说完，德维就打断我：“你疯了吗？寺里的东西都属于犹太人！”想起来了，穆罕默德登霄踏的那块岩石，也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向神祭献独子的地方。也想起来另一个以色列人，丹尼尔——他那样的人在以色列被划成“左翼”，他厌倦了冲突，说不想跟阿拉伯人争夺圣地：“得了吧，用我的一辈子来争那块黑石头？”

无论祭献还是登霄，当时都还没有这清真寺，没有这金顶，只有黑色岩石。可是这圣城，这烟雾，这夜幕和星星，闪耀了千年。

“这里，就是犹太区的尽头。”德维指点不远处一堵院墙，把我拉回现实。而他家对面，3米开外，就是穆斯林区。“5年前，对面的巴勒斯坦小孩朝我家吐口水、扔石头，我就把石头扔回去，砸到那孩子的脸……然后我闯到他家里吼：‘再敢这样就杀你们全家’……后来我们相安无事，一直到现在……”“威慑”向来是德维的处世哲学。上小学时遭同学欺负，他居然用酒瓶戳伤对方的肚子。虽然遭到停课处分，但从此无人再敢招惹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谁敢欺负我们，就加倍报复。”德维当然服过兵役。

／普林节上欢庆的犹太人

俯瞰老城的房子，挤挤挨挨，层层叠叠，穆斯林区、犹太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区，犬牙交错，纠缠不清。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却要争它个泾渭分明。

德维家晚饭吃“库丝库丝”，据我所知，这也是北非阿拉伯人的传统食品。黑衣黑帽的父亲看见我时，用手捂住眼睛喊起来：“天哪，这是什么？”德维说，父亲在开玩笑。不过他确实很少见到异教徒或外国人。

道别时，德维指着隔壁人家紧闭的门说，这家的女儿去年死于巴勒斯坦人实施的自杀爆炸，她父母从此不跟别人说话了。

记忆如圣

犹太人对历史的执着，早有耳闻，更读过故事、看过电影。但在耶路撒冷，还是有两次经验触动了我。

美国犹太人史迪夫的第二个儿子行割礼（犹太男子出生第8天后行的仪式，割去包皮）。史迪夫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只身来到以色列。我在他那张俊美的脸上，看到一种寻根之后的圆满。

割礼之后是个简单的餐会。史迪夫首先致辞，讲起犹太节日“光明节”的典故，号召大家反思祖先坚守传统的精神。底下坐着许多白头发老人。

这是个年轻人给老年人讲历史的民族。

大屠杀纪念馆。

灭绝营、生命之火、姓名馆、图片资料馆非常震撼。有一个地方卖别针，问上面的希伯来文字是什么意思。柜台后面的人冷冷看我一眼，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不要忘记。”

／150万犹太儿童遭纳粹屠杀

展馆里有张图片：一名犹太女孩在地球仪前寻觅：“哪里才是我的国家？”竟然同我在加沙看到的巴勒斯坦电信局广告如出一辙：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地球仪前自问：“哪里才是我的国家？”

在纪念馆花园一万九千多棵“义人树”中寻找，答案却是那里根本没有为何凤山植的树。“因为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栽树，所以他的名字只是刻在石碑上。”管理员老太太说。

何凤山是“二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向奥地利犹太人发放签证，帮助他们逃脱德国纳粹屠杀。

记忆，或者说民族伤痛，也是圣地，不可侵犯。犹太裔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也写了《世界是平的》。他略略带刺地写过，今天的以色列，是“拥有空军的大屠杀纪念馆”。伤口总是痛，而手里已经有了强大的武器。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说法则较为中性：如果你看见犹太人站着祈雨，在一个多雨的国度祈雨，你就看见了人们如何记忆。

／纪念两名曾经救助过犹太人的中国人

／开往集中营的最后一辆列车，一名与孩子走散的犹太母亲写在车厢上的话：『如果你看见我另一个儿子……』

篇五 隔离

／女工们走出检查站，地上是男性工人们的外套，他们不能穿着外套通过检查

早在隔离墙建起来之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心中就有了一道墙。

孤岛是这样形成的

村长拿来几张纸，手写的阿拉伯语字条：“2003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点，此地腾空”。这是隔离墙动工之初，以色列人通知巴勒斯坦人“腾地儿”的方式：在树干上钉几张这样的字条。

盖勒吉利耶，一座四面全部被隔离墙封死的城市，其中一个名叫贾尤斯的村庄，隔离墙在这里向巴勒斯坦控制区伸进6公里。贾尤斯的村长介绍，这么一来，这里的巴勒斯坦居民失去了9000亩土地、120个暖棚和3000多棵橄榄树。

当地居民举行了几次示威游行，根本无济于事。“巴勒斯坦政府怎么说呢？”我问。“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部长们也进不了这里，我们像生活在荒岛上，”村长说。

52岁的巴勒斯坦医生侯赛因·夏迪原先在村里有13亩土地，隔离墙修建后其中8亩圈到另一边。原先他雇了11个农民耕地，现在只留下了两个。“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工作，”夏迪说，“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总理沙龙还到盖勒吉利耶的餐馆吃过饭呢。”

开车带我来隔离墙的，是安，金发碧眼，加拿大志愿者，为巴勒斯坦政府工作。驾驶租来的吉普车，挡风玻璃后放上特别标记——加拿大国旗和一条黑白格相间的阿拉法特头巾。途中，她一会儿将头巾放上来，一会儿又赶紧收起来。放上，是为了提醒躲在暗处的巴勒斯坦狙击手，我们是友好人士；收起来，是因为前方出现以色列坦克或士兵。

一路上，安讲得最多的话是“这是个绝好的伏击地点”。从耶路撒冷去往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道路上，经常遭遇两边壁立千仞，中间羊肠小道的情况。“这里，去年10月，一个巴勒斯坦狙击手打死了十个以色列人，”在距离拉姆安拉不远处的一个伏击地点，安指指窗外说，“每天清晨和午饭时间，是枪击高峰段，那时候我决不去西岸。”

吉普开上隔离墙工地。清楚地看到，绵延的铁丝网和铁桩，还有穿梭往来的推土机。一些地方，高约十米、宽半米的水泥板块已经运到，吊车正把板块“种植”就位，好让它们连成高墙。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16日，隔离墙破土动工。眼前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之中，一些路段似乎并不设防，任我们靠近；遇到有瞭望塔的隔离墙，安变得非常小心，远远停车，问清楚当地居民再靠近。

在一处僻静的小山头脚下，几个巴勒斯坦人沿弯弯曲曲的小道走来。安说，看，这些人穿小路，就可以绕开以色列检查站。“自杀爆炸者就是这样渗透到以色列的？”我问。“有一部分是。”安承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把这些道路全部封死呢？”“西岸地形错综复杂，与以色列的交界线很长，根本不可能全部堵死。”安还说，吉普车驶过的许多道路正是近几年形成的，因为原来的道路已经被以色列封死。

／隔离墙雏形

安认为，修建隔离墙并不能杜绝人弹，真正用意是攫取更多土地。隔离墙并没有按照1949年巴以停战分界线，也就是“绿线”修筑，而是越过“绿线”，伸进巴勒斯坦控制区，形成一道实际边界。

隔离墙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将变成以色列或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工厂奴隶，安这样形容。更惊人的是，大部分修建隔离墙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在失业率达到7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这也是一份工作。

吉普车再次上路。在一条5米多宽的土路两侧，各出现一道铁丝网。安指给我看，铁丝网背后各是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两个相隔仅5米的村庄今后如何往来呢？以色列建议修建地下隧道供巴勒斯坦人行走——当然，这得由巴方出钱，而以方控制出入。

“西岸？只有犹地亚和撒玛利亚！”

与安参观隔离墙的第二天，以色列“自由新闻”通讯社记者大卫·拜典带着我沿几乎同一条线路穿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又是怎么看？

“西岸？你说的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吧？”拜典很不喜欢我动辄用“西岸”这个地理名词。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首都的名字。那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犹大国。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没有一个犹太人有权利让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这样说。从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巴以间争夺土地的真正战场，在西岸而不是加沙地带。“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加沙。”巴勒斯坦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以此换取舆论对保留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默许。

“自由新闻”通讯社的观点比以色列官方立场更激进。拜典反对修建隔离墙，不是因为圈进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是建了墙，墙外面的土地就拿不回来了——“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就是以色列地，不可分割！”

隔离墙如一条灰色长蛇，蜿蜒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虽然将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一边，同时也把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孤立在墙外。

通往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路上，我们停车在一个以军检查站旁的小咖啡馆。进门，拜典指给我看两页用镜框镶起来的剪报：42岁的西蒙·基里斯和34岁的萨西·萨松先后在这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枪击丧生。经济学博士基里斯当天刚刚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讲课，萨松的妻子则是一个帮助“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庭”组织成员。

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妇女自愿开设了这个咖啡馆，为军人们提供免费的蛋糕和咖啡。三三两两背枪的以色列大兵围坐在小圆桌前说笑。咖啡馆外面的矮墙上，彩色油漆写着“欢迎和平到来！”

／巴勒斯坦小孩看着隔离墙修起

休眠的火山

加沙与以色列之间隔着一个埃雷兹检查站，无数转门、铁门，严格搜查，保证加沙的愤怒不会延烧过边境。

清晨到埃雷兹拍摄巴勒斯坦工人上班，始知加沙的愤怒正如休眠的火山。

凌晨2点，家人还在熟睡，巴勒斯坦工人们陆续走向检查站。4点，是通道最热闹的时候。刚过巴方停车场，人声，灯光，油烟，扑面而来。到达工人通道之前，首先看到卖早点的店铺：一溜两排，门口还支着零星的小推车，香烟、菲拉菲莱、羊肉串、肖瓦尔麦（肉卷）……走过去时，两边不时伸出招徕生意的胳膊。

工人瓦里德刚买了个三明治。他说，以色列工业区内一个三明治6谢克尔，加沙才1谢克尔，任何食品都不能带进工业区，所以先在这里吃个饱。他说，以色列士兵把守的检查通道，仅容一人通过，通过时工人必须脱去外套、裤子拉到膝盖以上、上衣撩到胸部，即使冬天也要穿露脚趾的凉鞋，否则会被怀疑夹带武器或炸药。

／检查站巴勒斯坦一侧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经常在贵宾通道旁的一个工业园入口看到铁丝网或地上露天堆放着巴勒斯坦人的外套。下班，离开工业区，他们才回来穿好。下雨天怎么办呢？

工人通道的结构大致分四部分：店铺、巴方检查处、走廊、以方检查处。

过了店铺，巴方检查处已是人山人海。绿军装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士兵站在一张椅子上喊名字，工人们依次上前领取打工证。一盏灯泡昏黄的暗影里，裹着长袍头巾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地上。见我拍照，其中一个过来“理论”：“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拍？我昨天一点钟来，九点才过关！”她在出埃雷兹不远的以色列小镇做罐头水果。

在失业率高达75％的加沙地带，有一份工作实在不易。埃雷兹检查站旁有一个以色列工业园，在那里打工的15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主要从事钢铁、塑料制品加工，每小时收入5谢克尔，一天下来可以挣50谢克尔。如此算来，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500谢克尔，相当于加沙城里一个公司职员的月薪！但工人们否定了我的想法。“一星期中有三四天以色列因为‘安全原因’关闭工业区。”另外有一万多名巴勒斯坦人获准出埃雷兹，到附近以色列城镇工作，但每天必须返回加沙地带。

过关的辛苦且不说，最难的是两头受“威胁”。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恐吓”上班的工人：“给以色列人打工就是背叛巴勒斯坦人！”向工业区发射的卡桑火箭，不止一次落到工人队伍里；而大多数被迫成为“巴奸”、向以色列提供情报的巴勒斯坦人，也出自工人队伍。道理很简单，一张打工证，全家老小的生计。曾经有一名杰哈德官员遭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出卖”他的正是自己的远房侄子。侄子去以色列工业区打工，从姓氏上被以色列方面发现他同那名杰哈德官员来自同一家族。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要么出卖叔叔，要么失业回家。

／埃雷兹检查站里的祷告处

胖子士兵巴士姆领我到一个小铁皮屋子前：“她是新来的女搜身！”一个30多岁的女人探出头来。一个月前，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检查站实施自杀爆炸，成为首枚加沙“女人弹”，此后以色列方面要求巴方检查处增设“女搜身”。埃雷兹巴方检查处同以色列军方是“合作关系”，根据协议，这里的巴勒斯坦士兵有义务阻止巴激进组织实施针对以色列检查处的袭击。

／等待上班的巴勒斯坦工人

进入走廊。恶臭扑鼻。旁边有男女两个厕所，都没有门。再往前走，是“祈祷区”。参加晨礼的巴勒斯坦工人跪倒一片。

通道两侧的水泥围墙三四米高，顶部是铁丝网。通道里不见光，工人们牲口一样挤挤挨挨。一个多星期前，通道内发生拥堵，一名工人窒息而死。此后工人们自觉分成若干方阵，每个方阵间隔一米。通道尽头以方检查处放行很慢，放过一批，方阵就往前奔跑一阵，领头人会适时命令大家停下，保持阵间距离。为什么要奔跑？工人们都想尽早过关，因为天黑前必须回来，多干一个小时，就多挣一小时工钱。

31岁的阿布·艾哈迈德说，他在检查站北部的一个以色列小城市打工，每天可以赚到150谢克尔，除去交通费和午餐，最后剩下100谢克尔。出关后，有大巴士接工人们去指定地点打工，车费由巴勒斯坦工人缴纳。“你见过像以色列这样不讲理的国家吗？”“犹太人经常刁难我们，不拿我们当人！”“封锁、封锁，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到以色列打工……我原来是大学老师呢……”他们怨声载道，却不得不抢着给自己的“敌人”打工。工人们的身份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大学毕业生、教授等知识分子。

天亮起来，透过铁丝网的光，隐隐约约照见两侧高墙上阿拉伯文写成的标语：“美丽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保持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要念真主的名字”……

6时，巴士姆凑到我身边，低声耳语：“以色列方面收到情报，有人从检查站附近店铺下面挖通地道，准备潜入站内发动自杀式袭击，以色列军车已经开到检查站外……”

检查站外，更多巴勒斯坦工人排队等候。两部以色列军车呼啸着穿过人群，跳下几名士兵，掀开地上一只阴井盖检查。几分钟后，埃雷兹方向突然传来持续枪声，间或伴有爆炸。士兵跳上军车掉头返回检查站。

工人四散奔逃。大约20分钟后，枪声渐趋平静。人们重新聚拢观望，但被告知今天不得出站打工。搭载工人前来的巴勒斯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里，收音机全部打开。“自由之声”电台报道，两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交火中丧生。不远处，拜特哈嫩镇的阿克萨烈士旅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他们是烈士，我们能说什么呢？”一名工人说。另一个人插嘴：“我不在乎他们要干什么，我只想养活自己的孩子。”

当天下午，以色列出动坦克和推土机，铲平埃雷兹通道内所有巴勒斯坦人店铺。当天清晨拍摄的照片，竟成了这些店铺最后的留影。店主们站在围墙外，眼睁睁看着推土机冲进店铺，一名店主哭着通过手机同“自由之声”电台现场连线：“那是我的全部家当……”失业的人又多了。

／以色列大兵发现地道异常

一关难过

通道里，阳光很白，一个人都没有。过了电磁门，地下却坐着一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母亲，怀里是熟睡的孩子。一只大黑包已经放在门外。“早上8点我就来了，他们检查了所有的东西，然后让我等着。”现在已是12点半。

随着冲突加剧，外国人进出埃雷兹检查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今天连第一道转门都不让出，铁栅栏门上又加了道铁杠。照例是等待。又见那个腼腆的狙击手，冲他摆手，对方点头表示谨慎欢迎。一个士兵在碉堡后面抽烟，另一个倒扣帽子的士兵上来查护照，“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中国……寿司好吃，”他转脸向狙击手，“你吃过寿司吗？”狙击手摇摇头。随后他们叽里咕噜地用希伯来语对话，我只听懂“寿司”“西红柿”两个单词。

查完护照，又等了半小时。我撞击铁门，没人理。一小时过去，我开始咆哮。抽烟的士兵过来，说在通道里发现爆炸物，现在没人可以进来，没人可以出去。

工人通道是“袭击多发”地区，而命中重重铁门、转门、掩体背后以色列士兵的几率很小，替士兵挡子弹的，正是我们这些等候过关的人。

黑袍母亲法帖马的丈夫在萨巴阿，埃雷兹外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村庄。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埃雷兹检查站，现在不得不“两地分居”。以色列法律规定，加沙或者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同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也无法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地上的孩子闹起来，原来是两个！一男一女，女婴尚在襁褓中。一个东正教教士模样的人在转门B呼喊，要求开门。我们替他通报狙击手：“有人要进来。”狙击手冷冷说：“我看见了。”但，门一直没开。

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带着十几个孩子靠近电磁门。水泥掩体里的以色列士兵声嘶力竭喊了半天，那妇女一摊手——听不懂！我便充当翻译。妇女来自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要回家。“你拿的是以色列身份证还是巴勒斯坦身份证？”“巴勒斯坦……”“退后退后！”士兵又咆哮起来，他的岗楼里，有机玻璃窗早就被打碎过。

士兵要求法帖马和两个孩子也全部退到电磁门后。法帖马抱起女婴，男孩扶着地爬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我的心都快碎了。

男孩哭起来。希伯伦女人递给他一个西红柿：“拿着吃，饿了吧。”法帖马无法再进电磁门，求我递过那只已经通过检查的大黑包，从里面撕出几块大饼，男孩和着眼泪吃。

／法贴马的两个孩子都在检查站地上

两小时过去了。后来的两个记者问：“怎么了？”狙击手大声回答，里面出事了，但我不能告诉你细节，里面危险，不让你过去是为你好。那记者喊回去：“得了吧，还有比这里更危险的地方吗？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狙击手说：“我在这里已经两年了，你急什么？”一股邪风吹过通道，恶臭阵阵。

又过了好一阵子，以色列警卫塔拉终于过来认领我们。栅栏门一开，塔拉马上钻进狙击手待的掩体背后。

我们终于都可以走了。我帮法帖马翻译要一辆推车，行李太重。每次进出加沙遇到的阻碍，都是想让人忘记这个地方，不再回来。但是，我们都做不到。

过埃雷兹检查站，进加沙。红十字会的纳赛尔示意我搭乘一辆正要发动的大巴士，上去一看，全是从以色列探监归来的巴勒斯坦人。

没有座位了，他们要求我坐在一只箱子上，站着的话会被路上的以色列坦克视为具有攻击性而开火。

交谈中得知，车上一名妇女的儿子被关12年了，妻子改嫁，没有孩子。囚禁的理由只是他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

一个老头4个儿子全在监狱里。送去的衣服十之八九被以色列狱警退回，没有理由。妇女指着身后一个皮肤黝黑，一脸腼腆的男孩说：“这个，他父亲被抓走时，母亲刚刚怀孕一个月，父亲被判终身监禁……”男孩忙去拨弄窗户，嘴里嘟囔着：“别讲了，别讲了……”司机忍不住拍打方向盘说：“我们弱，他们强，就可以占我们的土地了吗？”

大巴士开过坦克面前，我看见路边有出租车，站起来请司机停车，全车的巴勒斯坦人都急了：“坐下！坦克在后面！”

篇六 轻重

／穿着可口可乐T恤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天地不仁。我们于是在细节里，举重若轻。

在这片土地上，恐怕最能体验什么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仁”是思考，天地根本不去想。但在那些最惨烈的死亡现场，最危险的交火前线，最慷慨的政治表述中，常能碰撞到一些荒谬、让人发笑的局部，或是平凡琐碎的动作，激活了原本无趣的大是大非。然而轻重亦如旋转门，那些本该欢笑的面孔上，凝结了恨意与茫然，一瞬间也击沉万颗心。

哈马斯也会饿的

早上9时被电话叫醒，据说以色列坦克开进加沙，交火中死了6个巴勒斯坦人。

拔腿去现场，房子突然左右晃动，卧室和客厅里的灯有节奏地作响。扶墙墙在晃，抓门门在晃。不到一分钟，停了。加沙自由之声播音员说：“感谢真主，只是个小地震，真主保佑我们这些已经遭到以色列人进攻的巴勒斯坦人！”

短暂的地动山摇，没有改变谢贾耶难民区的战斗形势。到处是蒙黑面罩的枪手，有的枪上装了瞄准镜。小巷门口支着反坦克火箭，一个枪手比画着叫我把车挪开，以免挡了火箭出路。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看着，嚼着雪糕。其中一个过来扯我的衣角：“喂，你的汽车后轮胎被扎了。”

坦克在前方大约两百米。巴勒斯坦人向坦克扔石头或开枪。打几枪，停一停。巷子里几个哈马斯分大饼吃。其中两个交头接耳，不知是商量怎么进攻，还是吃大饼为什么没有霍姆斯酱蘸。

／几个哈马斯分大饼吃

我没有在对峙现场停留太久。经验告诉我，眼前气定神闲的场景，很快会换上第二幕。一年前，类似情形，我到达的时候，几十米开外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现场仿佛四维空间，晒太阳的人穿越了。然而，很快地动山摇一声巨响，全体趴下，我的相机镜头差点插进沙地。响声过后巴勒斯坦人爬起来狂奔，背后枪声不断，子弹打在沙地上，突突溅起尘土。晒太阳的人慌忙进屋躲避。

第二幕以哈马斯射出火箭的巨响开始，以色列坦克上重型机枪扫射回应。流血开始。只要有观众和资金赞助，这一出不断加演。以色列指责伊朗是哈马斯幕后金主。

谢贾耶难民区一役，死了10个巴勒斯坦人。

／有人爬起来狂奔，背后枪声不断。也有人晒太阳，现场仿佛四维空间

焦黑的作业本

阿马德气喘吁吁打来电话，报告爆炸地点。他的妻子哭着说女儿还没回来，校车线路正经过爆炸地点。

电视直播画面上，巴勒斯坦小孩在被炸汽车里掏出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五颜六色，但都被炸成了焦黑。于是我到医院寻找“上学第一天被炸的巴勒斯坦儿童”，结果跑遍医院三层都没有。最后证实，被炸的那个哈马斯兼卖作业本——怪不得本子都是新的！阿马德的女儿平安回家。

／被炸死的哈马斯，居然是卖作业本的

／武装集会上，巴勒斯坦孩子为何有这样的眼神

／一个武装人员把枪交给孩子玩

／两个孩子在杰哈德官员葬礼上，转脸看见镜头竟笑出一口白牙

／西岸的三个巴勒斯坦孩子

／卡桑旅在葬礼上相互安慰

／加沙孩子扛着火箭模型，好像引来地狱之火

以和平的名义

以色列外交部长沙洛姆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以色列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举例说，以色列人见面说“沙洛姆”（你好），“沙洛姆”这个单词的含义是“和平”；以色列人“再见”也说“沙洛姆”，而他自己的姓就是“沙洛姆”。

坐在台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代表应该在笑吧。因为“你好”“再见”在阿拉伯语中，也是“和平”的意思，连发音都同以色列人讲的希伯来语差不多。

犹太教经典中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古兰经》中也可以找到。这句话用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念出来，也是一个声音。

想起在耶路撒冷看过的一部短片，由无数本不相干的片段剪辑而成。其中有这么一组镜头：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发表讲话：“‘沙洛姆’是‘你好’，也是‘再见’，而它更确切的含义是‘和平’……”接下来的镜头，到处有人说“沙洛姆”：以色列军官往士兵手里塞枪的时候说“沙洛姆”；以色列士兵在检查站拦住巴勒斯坦人的汽车说“沙洛姆”……

这部由以色列人制作的短片充满了对本民族的嘲讽。大概强势方才有力气自嘲。

／窄巷中的枪手，见到我竟忙着烧水请喝茶，像任何一个好客的巴勒斯坦人。天黑后他将迎战

／拾荒的孩子捡到一个钱包

／这个孩子在废墟中捡到一顶帽子，跑来炫耀

／巴勒斯坦儿童医院的一个孩子。绝大部分加沙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篇七 大同

／巴勒斯坦孩子的烛光游行

在深深的痛苦中喊出『相爱』。不过，我们并不幼稚。

相爱

刚睡三个小时，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耶路撒冷发生爆炸。迷迷糊糊我只说了“ok”，然后爬起来看电视。等知道详情，完全醒了——上学去的小学生被炸，便当、课本碎了一地。

电视里，一名以色列妇女对着手机狂喊：“整个汽车！整个汽车！我的孩子上学去了！”地上躺着黑色小塑料袋，装着被炸开的身体部分。

出乎意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对着摄像机边哭边说：“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一天……（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让我们相爱吧……”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居然喊出“相爱”！

还有一个面部受伤的以色列人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我们可以谈判，我看不出来暴力能解决什么问题。”

中午去加沙一间车行，正在把斋的经理穆罕默德没精打采地转动念珠，面前摊开一本《古兰经》，出声念着。抬头见我，第一句话竟是：“今天的爆炸怎么样？好吧？”

“不好，有小孩死了。”我说。

他反问：“我们巴勒斯坦小孩呢？昨天在纳布卢斯被打死的几岁？”

离开车行，天色将暗，海平线上还剩一道亮光。站在这巨大的灰影和最后的亮色前，感觉自己正面对整个宇宙的召唤。往上看，想象驾车穿越天空的太阳神。古埃及人认为，他驾车一个来回就是黑夜白昼的一轮交替。

夜晚可能会发生报复性轰炸。不得不穿戴整齐，随时准备逃命，也随时准备去现场。

“和平绿洲”

终于来到久闻其名的“和平绿洲”（Neve Shalem）。读过的报道都说，这个坐落在以色列一号公路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典范。

事先没有同村里的“公共关系处”打招呼，不能享受导游陪同待遇，却也多了随意观赏的自由。“和平绿洲”的居民见过太多记者，不设防。

“爱之光照耀每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小学入口有一块这样的圆形石碑，前面是一道彩虹桥。门卫说，里面大约有200名学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一半。

孩子们在上课，录音机里朗读英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走廊里贴着一些画片，我看到了隔离墙、铁丝网背后哭泣的巴勒斯坦妇女、巴勒斯坦难民还有传统巴勒斯坦服饰，另一侧墙上贴着一条横幅，两颗以色列国徽“大卫星”。

拍照还是需要得到允许，我们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法耶兹·门苏尔（Fayes Monsur）是阿拉伯基督徒。据说还有一名犹太校长，我没碰上。同这里大多数阿拉伯居民一样，门苏尔是“48年阿拉伯人”，也就是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他们的居住地，今天他们已经成为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不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有别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先是站着局促地聊了几句，后来我把英语频道换成了阿拉伯语，门苏尔高兴地把我们请进办公室坐下。

“我在东耶路撒冷以及其他一些以色列城市也看到过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景象，为什么‘和平绿洲’这么特别呢？”

“在你说的那些地方，我们的确共同生活，但内心并不见得相通；说实话，阿拉伯人在那些地方是‘二等公民’，我们虽然是以色列公民，却不能享受同犹太人相同的权利；你看，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民主国家，但以色列国旗根本没有反映阿拉伯人的存在；‘和平绿洲’是一个模式，一个理念，希望双方能够在情感上真正相通。”

“请问你们怎么教宗教课和历史课呢？”

“我们分班教。这里的阿拉伯学生大多是穆斯林，专门有给他们上的伊斯兰教课；犹太学生也有他们专门的宗教课；但你不要忘记，这只是个小学，宗教不会讲太深。”

“据我所知，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经书中有些记载是不同的，您如何给学生讲解呢？”

“告诉他们，我们的宗教的确不一样；至于节日，阿犹节日我们都放假，星期六（犹太人安息日）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在一起聚餐、游乐，让它变成拉近阿拉伯学生、犹太学生距离的一天。”

“那么历史呢，怎么讲解中东战争？”

“我们毫不隐讳地谈论战争，但更向学生们强调人们为战争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巴以冲突呢？”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处于犹太人‘占领’之下，我们是被占领的；小学生无法理解太多东西，但我们也有时政课，我们强调一点——反对暴力。”

“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学，孩子们要到其他地方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犹太学生将来还要参军，您认为社会最终会改变他们‘阿犹共处’的理念吗？”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相信童年时接受的教育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里的犹太学生来说，无论将来如何，他已经对阿拉伯人有所了解。”

一个阿拉伯女孩两次进来报告，校长跟她过去，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

信步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正在上英文课。黑板报上有显然出自儿童之手的以色列国旗、巴勒斯坦国旗，还有一面巴以各占一半的国旗。孩子们看见我的相机蠢蠢欲动，怕影响老师讲课，赶紧退出去。

隔壁教室显然活跃得多。一只麻雀比我更早飞进去，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从长相上看，我判定这里的学生大部分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板书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阿拉伯基督徒的数学老师亚斯敏说，这里只有一个犹太学生——伸手一指黑板下方、独自坐着的达罗姆。

6岁的达罗姆原先在犹太人班级，由于上课时唱歌，被暂时罚到阿拉伯班。

“阿拉伯和犹太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亚斯敏说，“但犹太学生的阿拉伯语普遍不太好，阿拉伯学生的希伯来语却很好。”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使用希伯来语的机会更多。

达罗姆一个人在黑板下写自己的希伯来语作业。“简单的阿拉伯语题目他会做，稍难些的就不行了。”亚斯敏翻着讲义向我解释。她所说的“简单”，就是指光有数字，没有文字说明的题目。

达罗姆一脸郁闷。亚斯敏说，那是在跟他的犹太教师生气。正说着，犹太女老师进来跟亚斯敏说话，达罗姆恨恨地瞥了她一眼。

课间休息。阿拉伯孩子们抓起我的相机就摆弄，立即遭到亚斯敏的驱赶。正如加沙的阿拉伯孩子一样，他们对陌生人有种掏心掏肺、不依不饶的好奇。不一会儿，我的头发、衣服、相机上就爬满了小手，当然，他们比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孩子文明多了。

给达罗姆照相，却总有阿拉伯孩子挡住镜头，喊着“给我照，给我照！”

亚斯敏用阿拉伯语逗达罗姆说话。达罗姆懂简单的阿语问题，什么“你叫什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之类，但他一律用希伯来语回答。

／6岁的达罗姆原先在犹太人班级，由于上课时唱歌，被暂时罚到阿拉伯班

达罗姆几乎不理我。被阿拉伯同学包围之后，他抹去吃了一嘴的面包屑和果酱，奔出教室。

男生们趴在教室外的地上拍纸牌。一群女孩在另一个教室里唧唧喳喳。

这些阿拉伯女孩不像加沙或者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女生，长裤外面罩着宽大的裙子，丝巾包头。“和平绿洲”的绝大部分女生，穿窄窄小小的T恤、牛仔，有些还烫了头发。

女孩们利用课间休息，吃起便当。课桌上有个红色笔袋，上面竟用黑笔画了三颗“大卫星”。“这是什么意思？”心里一惊，我用英语问笔袋主人。她着急得不知用什么语言跟我说，突然做了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

“啊——为什么？”我立即换上阿拉伯语。“我恨犹太人！”她如释重负地用阿拉伯语回答。“你们都恨犹太人吗？”一个女孩拨开其他人过来，笑嘻嘻说，“我妈是犹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犹太人，她们恨！”

我突然不知说什么好。教育的力量似乎瞬间可以被推翻。

“这个班里有犹太人吗？”“有！”笔袋的主人麦纳尔把我拉到门口，指着玩纸牌的男生们说，“这个，这个，还有那个……都是犹太人。”根据她的指点，我发现基本上是犹太学生跟犹太学生扎堆。“你恨他们吗？”“不，他们是我的朋友，但除他们以外的犹太人，我都恨！”她响亮地说。

／红色笔袋上用黑笔画了三颗“大卫星”。笔袋主人突然做了个大拇指冲下的手势：“我恨犹太人！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

接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负责人亚胡达·卡帕兰的电话，邀我第二天参加博物馆举办的“Abraham and Ibrahim”（“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实际上中文翻译都应该是“亚伯拉罕”）活动。

“Abraham”和“Ibrahim”分别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对“亚伯拉罕”的不同发音。根据《圣经·旧约》和《古兰经》记载，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犹太人是小儿子，亚伯拉罕同发妻生的；阿拉伯人是长子，亚伯拉罕跟婢女生的。

“Abraham and Ibrahim”这个活动的名字一望便知，旨在寻找共同点。今天博物馆特别请来了孩子们的家长，一同谈心。亚胡达说：“如果家长不参与进来，孩子在这里受的点滴教育，一回家就全变了。”

家长们的交流从生涩开始。阿拉伯家庭清一色由母亲出席。由于是星期五，父亲们都到清真寺礼拜去了。阿拉伯母亲几乎全都戴头巾穿长袍，而犹太母亲们却是“夏天在彼岸”的短打扮。

语言是障碍。这些来自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母亲有的会几句希伯来语，有的半句不会，犹太母亲几乎都不会阿拉伯语。这就决定了有人交到朋友，有人根本没有开口。我面前两位聊得挺欢，阿拉伯人阿依曼和犹太人阿曼达。阿曼达问阿依曼为什么要穿袍子戴头巾，阿依曼滔滔不绝讲起了宗教。突然有个词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阿曼达明白，她唤来主办者之一哈利利帮忙。我听到了“祷告”这个词，不假思索用英语翻译给阿曼达，结果遭到哈利利阻拦：“别帮忙，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找到‘非语言’的语言交流！”哈利利本人的父亲是阿拉伯穆斯林，母亲是犹太人，妻子是基督徒。

孩子们在玩填字游戏。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词组，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异族朋友帮忙。

这个活动在每年秋季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开始，每周五邀请不同的四年级学生参加，已经办了6年。正巧，家长中有一个叫丹尼拉的犹太妇女，曾经在“和平绿洲”工作两年。我告诉她，两天前我刚去过那里，但是对人心中真正的“和平”并不乐观。丹尼拉看了我一眼说：“是的，所以我辞了职。”

“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失望？”

“与那些阿拉伯同事相处越久，我就越相信我们无法共处。”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活动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母亲坐在一起

／戴头巾的阿拉伯母亲和短打扮的犹太母亲

“可是你没有放弃，你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的，我认为短期、低层面上的接触应该维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则容易失望……我们并不幼稚，我们知道这种接触对中东和平进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根本无法改变现状，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奏效。”

“我们并不幼稚”这句话，后来我在亚胡达和哈利利那里不止一遍听到。

阿依曼与阿曼达几乎同龄，都有三个孩子。阿依曼说，将来会与阿曼达保持联系，但相互串门是不可能的。“她害怕来东耶路撒冷，因为那里全是阿拉伯人；我是以色列居民，当然可以去西耶路撒冷，但要是穿着长袍去，以色列警察肯定会拦住我搜查，怀疑我是个人弹。”

在以色列打车判断司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方法之一，是告诉他去东耶路撒冷。如果他二话不说就去，肯定是阿拉伯人；如果他说，只能开到入口不远的地方，那就是犹太人无疑。

／杜阿和梅耶

我想找一个阿拉伯孩子和一个犹太孩子照相。一个犹太女孩刚站到阿拉伯男孩身边，她的同学就哄笑起来，女孩立即逃开。

10岁的杜阿牵着9岁的梅耶来到镜头前。犹太姑娘梅耶说她喜欢阿拉伯姑娘杜阿，因为她非常善良，在活动中非常热心地帮助她。杜阿笑着说，她也非常喜欢梅耶，希望还能在这里见到她。“出了博物馆呢？你不找梅耶玩吗？”我问。

“不，”杜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犹太人。”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活动快结束时，我听说一个故事，算是光明的尾巴。一名参加活动的犹太母亲说，一次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公园晒太阳。周围没有人，突然来了七八个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男孩们渐渐向她围过来，气氛立时紧张。忽然，一个阿拉伯男孩开口说：“我认识你，我在博物馆的活动中见过你。”双方顿时感到无比亲切。

海法的伤口

海法是以色列北部一座港口城市，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样板”。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海法的景点在于“巴哈伊教”（又称“大同教”）花园；而我一心想去的，是马克西姆餐厅。2003年10月4日，这家餐厅发生自杀爆炸，19人死亡，死者中包括4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

马克西姆是海法的伤口。

大同？

居然赶上巴哈伊教“大同花园”一年中仅有的12天节日关门。而且正好是我们抵达前的5分钟开始。

隔着栏杆看了一眼，跟画片上一样气派。18层依山而建的绿草红花，半山腰一座穹顶礼堂（不知该叫“教堂”还是“寺庙”）。19世纪中伊朗贵族巴布欧拉创立巴哈伊教，意为“荣耀”。巴哈伊教的特别之处在于，主张两性平等，女子不必戴头巾；承认世界其他宗教的先知，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佛陀……据说还包括中国的孔子；晚于世界主流宗教，但独立于任何一门宗教。目前全世界巴哈伊教教徒已经超过600万，一说总部在海法，又一说总部在美国。

1935年，清华大学原校长曹云祥在上海翻译巴哈伊教著作，认为这个教派的主张与我国古代儒家“大同”理想相通，便在译文中将其定名“大同教”。

问能不能进去看看，门卫说，我们是巴哈伊，有法必依，说关门就关门——“你可以到信息中心去，他们有各种纪念品。”

信息中心设在海法市“德国居民区”，曾经有德国新教教徒外迁至此。接待员叫亚法，“美丽”的意思，非常专业，带我、同事还有一个背包的美国人看录像——海法风光片。

海法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海滨城市。以色列人说，生活在特拉维夫、工作在海法、朝圣在耶路撒冷。

下一段片子是“奇迹花园”，就是巴哈伊教的那个“大同花园”。镜头几乎全是航拍，应该比两只脚走上去，更能感受“气派”。除了花草，镜头值得停留的地方就是栏杆上的石头老鹰。穹顶礼堂里是耶稣像圣母像。

屏幕黑了，亚法微笑着过来。我说，很遗憾，今天巴哈伊花园关门。她说，看录像就够了，不用“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你是巴哈伊吗？”“不，犹太人。”

至于为什么巴哈伊选择了海法，或者海法选择了巴哈伊？一般的解释是，港口城市海法历来就是一座包容万象的城市。

亚法推荐我们去瓦迪尼斯那斯，那是“样板中的样板”，海法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睦共处的区域。“他们在一起庆祝斋月（穆斯林节日）、光明节（犹太人节日）……”

大同！

转过几个弯，不见了宽阔整齐的马路，窄巷里飘来土耳其咖啡、橄榄和香料混合的味道，就知道到了阿拉伯人住宅区，但满眼路标、招牌还是希伯来文。这里的阿拉伯人，属于1948年战争中没有背井离乡，如今反成了以色列公民的那部分。

63岁的老头马塔尔（Matr）正在扫地，杂货店里没有一个顾客。马塔尔早先住在希伯伦，战争前随家人来海法做生意。“打仗的时候，我才6岁，什么都不记得了……”

至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一起过节的情况，马塔尔说，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当然是“一起”，“犹太人在安息日和其他节日期间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们那里的商店都关门了……”

以瓦迪尼斯那斯市场为中心的这个区域，居民几乎全部是阿拉伯人。马塔尔在纸上画出一个大圆圈，里面再画一个小圆圈，“大圆圈是海法，小圆圈是阿拉伯人居住区……”所谓“共处”，实际上还是各住各的，井水不犯河水而已。海法27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9%，几乎全部集中在瓦迪尼斯那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通婚吗？”“通婚？大概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吧，一般不会，难免有些突发奇想的人……我就不会把自己的女儿给犹太人，犹太人也不会愿意家里有个阿拉伯人……”“你有犹太人朋友吗？”“有啊，‘你好，谢谢’的那种……”

说话间，一名犹太妇女走进店铺买橄榄。“你好。”马塔尔微笑着为对方挑选，“谢谢。”接过橄榄，那妇女说。

虽然持有以色列身份，马塔尔说，毕竟是二等公民，心理上不舒服。孩子们都上大学，“但是你知道，教授是犹太人，学生大多数是犹太人，难免会有阿拉伯学生与犹太学生争论‘沙龙不好’之类的问题，然后就动手……”瓦迪尼斯那斯的阿拉伯青年有时也与犹太警察发生冲突，但不是因为巴以问题，而是每个社会都有“叛逆青年”。

以色列政府规定阿拉伯青年不能参军。马塔尔表示尽管心理上不能接受儿子为犹太人打仗，但如果真的有机会参军，“全家可以享受更多社会福利。”

聊了半个多小时，店里只来了一笔生意。“冲突这三年，生意很糟糕……如果你一早来，能看到更多生意。”马塔尔说。

带着几分失望和“咕咕”叫的肚子，踏进一家热气腾腾的大饼店。正对门，一幅图画叫我心头一跳：从左往右，一排三个妇女，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一律手持大饼。伙计说，这就是“大同”。“你是哪一个？”我问。“三个都是。”身为阿拉伯人的他说，看到我们两个中国人，还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该怎样解释这幅图呢？我想，无论出于何种教派，我们都要吃大饼！人，都会饿的呀。

迈出大饼店，隔壁店铺的橱窗上，居然贴了张“镰刀斧头”海报，已经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的“以色列共产党大会”“公平社会——社会主义”。

海法，大同的海法。

大同……

阳光变温柔。马克西姆宽阔的玻璃窗倒映出金色的房屋，蓝天白云。对着马克西姆拍照，正同一个胖子聊天的保安立时紧张，叫我们过去问话。

餐厅很漂亮，据说是当地颇受欢迎的一家，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来这里用餐。宽幅电视机重播昨晚的欧锦赛。一面朝湛蓝的海水，一面临车水马龙的高速路。据说女人体炸弹哈娜迪当时的目标并不是马克西姆，但这家餐厅紧邻公路，容易到达，所以提前引爆。

餐厅里，可以听到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菜单拿来，居然有“猪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禁止食用的食品。

动作麻利的侍者扎耶德，说自己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一半一半，阿拉伯基督徒。

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爆炸的事情，怕触到对方痛处。终于，扎耶德过来搭讪，就聊到了去年10月4日下午2点。

爆炸时，扎耶德正赶来上两点钟的班。在餐厅门前停车，亲眼看到那一瞬间。“我真的很幸运，很幸运，”扎耶德不断重复这句话，“4个服务生死了3个，”当然，其中有扎耶德的同事、朋友，“那些人我全认识。”

那个幸存的服务生，事后告诉扎耶德，他看到了人弹爆炸的全过程。“她进来时，大肚子，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孕妇，很尊重她，”扎耶德指着我们斜对面，角落里一张桌子，“就是那里，她坐在那里，还有个男子陪着。”他指的那张桌边，现在也正坐着一男一女。

“她吃完了才引爆。”扎耶德的这句话，验证了哈娜迪的最初目标也许不是马克西姆。“记得她吃了什么吗？”“不知道，他们吃完后，走向收款台，然后爆炸了……”“那她一定没付钱……”“付了！她付钱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等同来的那个男子走出餐厅，就引爆了。”

扎耶德的举止非常节制，手不当心碰到我和同事的时候，触电一样离开，嘴里说着“对不起”。但是，当我提到一个单词时，他重重推了一下我的手——“烈士……”“烈士？得了吧，炸死婴儿的人是烈士？能进天堂？”

那天我们点了猪排和一种阿拉伯酱制作的肉饼。扎耶德送来阿拉伯甜食，甜死人的那种。入夜，餐厅里客人多起来。扎耶德说，爆炸后三个月，马克西姆重新开张，现在的装潢比过去更好，生意也渐渐多起来，熟客们又回来了。

只是扎耶德说，在爆炸中受伤的同事、朋友们都不肯接受采访。去过哈娜迪家之后，我就开始联系采访受害者，全部遭到拒绝。

记得哈娜迪的父亲说，马克西姆是一家军人餐厅，哈娜迪炸死的都是以色列军人，不值得同情。我没有在这里见到一个军人。哈娜迪的父母永远不会有机会看看马克西姆。他们是西岸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女儿是人体炸弹。

哈娜迪走进来的时候，为了避免嫌疑，没有戴头巾。那也许是她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或许还是第一次进入以色列餐厅。

出门，保安坐在角落里玩诺基亚船型手机上的电子游戏。他不认识原先的那个保安，属于另一个公司。“他为什么没能阻止人体炸弹呢？”“因为那时候保安不查女的……”原先那个保安被炸死了。说话间，走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新保安把黑色金属探测器伸过去。

“我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危险，炸完了，就过去了。”他说。自那以后，每逢安息日，马克西姆门前配备两名保安。

爆炸那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以色列餐厅大都关张，只有阿拉伯人的餐厅开着；而且这是海法，犹太人经常去阿拉伯人的餐厅。因为，大家都会饿的。

我的女儿是人体炸弹

行路难。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道路漫长。以色列在西岸8座巴勒斯坦城市间设立了100多个检查站，任何两座巴勒斯坦城市之间，没有通途。我要去的目的地是杰宁，由于多名“人体炸弹”来自杰宁，这座位于西岸北部的城市被称为“自杀爆炸者大本营”。

田野无尽，羊在山坡上吃草，贝都因人的帐篷散落在山谷。星星点点的，还有犹太人定居点。“你看，几辆房车就可以搭成一个小定居点——”小巴司机穆罕默德指着窗外说。连以色列媒体都称那些房车搭成的“定居点”为“非法建筑”，房车的主人大多为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认为，上帝将约旦河西岸赐予犹太人，所以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宣布对“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占有。

又是一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杰宁吗？”我问。“不，厚姆拉。”

所有乘客下车。大兵翻了翻同车巴勒斯坦人的绿塑料皮身份证，双方用希伯来语对话，确认他们不是遭到以色列“通缉”的巴勒斯坦人之后，大兵挥手放行——不是从士兵把守的大路，而是从左侧田地深一脚浅一脚越过检查站。

穆罕默德不能开车过去了，说他的哥哥在那头等我们。前面还有一溜汽车排队，凑满乘客才走。污水流过地上，垃圾堆和彩色的汽车倒映水中。一个红衣裳的小女孩打开车门张望。卖咖啡的男孩提着锡壶过来。“十分钟，十分钟就能走了！”哥哥不断说，半小时又过去。

终于，来了一个人。这个乘客一直在检查站等待放行。现在，小巴可以走了。

又是一小时，车站住了。“杰宁吗？”“图巴司。”还没下车，就听见外面有人惊呼：“外国人！”哥哥捏出12谢克尔给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带他们去杰宁！”

杰宁，杰宁，路漫漫。经过一个垃圾场，灰烟冲天，居然有白鹭一群群跟着推土机觅食。多么怪异的场景：形象高贵的白鹭铺天盖地，栖息在垃圾堆和翻起的泥沼地上。

其他乘客都下了车。问司机，“认识女烈士哈娜迪·贾拉达特家吗？”“知道，知道，再加15谢克尔……”

穿过十几米长的两溜店铺，墙上满是烈士像，哈娜迪正朝我们微笑，同一张像上还有她的弟弟和未婚夫。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哈娜迪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他俩遭以军士兵杀害而走上人弹道路。

左手第一个绿铁皮门就是。门上贴满了哈娜迪的烈士像。光线有些刺眼，画像反射出白光。一个老人出来应门说，她父母没在，去市场为“宰牲节”采购东西去了。不过他还是客气地请我们上楼。

二层。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开门，背后还是那张烈士像。女孩很像哈娜迪，原来正是她妹妹，塔合莉莉（意为“解放”）。还有两个年纪更小的女孩，见到与我同来的男摄影师，赶快进屋蒙上头巾。

客厅，一束塑料鲜花前是哈娜迪与弟弟法迪的亲密合影。隔一只沙发，是镶在镜框里的剪报：以色列驻瑞典大使一脚踢飞哈娜迪像。那是以色列大使参观瑞典一场艺术展览，发现哈娜迪照片变成艺术品的一部分，愤而砸场。巴勒斯坦人看来，却是哈娜迪令以色列外交官失态。墙上还有另外三帧照片。根据老人的讲解，依次是萨利赫·贾拉达特，人体炸弹，2002年6月在海法一辆公共汽车上“执行任务”，炸死20多人；另一名姓贾拉达特的自杀爆炸者；第三帧是遭以色列士兵射杀的一个亲戚。

我掏出笔记本，想问塔合莉莉几个问题。老人“警惕”地说，等她父母回来再问吧。我收起本子，对莉莉说，随便聊聊。

“哈娜迪执行任务前，你知道吗？”“不，一个人实施自杀爆炸前，怎么可能告诉别人呢？”“你第一时间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从电视，那天听说海法发生爆炸，我们赶紧打开麦纳尔频道（黎巴嫩真主党电视台），看到哈娜迪的名字……”“什么反应？”“震惊。”“然后呢？”“高兴！”“难道不伤心？”她停顿了一下：“我哭也是为了姐姐，不是为了被炸死的犹太人……”“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个性非常强，看不惯谁当面就说……”

塔合莉莉的未婚夫20多天前也被以色列士兵抓走，至今没有下落。

父亲塔耶西尔·阿卜杜·马里克·贾拉达特和母亲拉赫玛·萨迪格·贾拉达特终于回来。两人都是52岁，一身节日打扮。父亲西装革履，母亲白头巾绿长袍。

他们也是从电视里得知女儿成为“人弹”的消息。先是“惊呆了”，然后母亲说：“感谢真主！”父亲说：“感谢真主让她成功！”“执行爆炸是一回事，成功是另一回事。”父亲向我解释说。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女子是不是不该去执行自杀爆炸？”“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以色列人有飞机、坦克，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我女儿若不是亲眼看到弟弟和未婚夫被杀，生活失去希望，怎么可能走上这条路？”母亲说。哈娜迪的第一个未婚夫7年前同样死于以色列士兵枪下。

贾拉达特家原先住在今天的以色列城市阿富拉。哈娜迪的爷爷，从老家带出一包土，以此教育后辈：“收复失地”。“我们在约旦有亲戚，他们愿意出钱让我们去约旦，但我们不去，因为巴勒斯坦才是我们的根。”父亲说。

法迪和未婚夫被打死的时候，父母正在约旦。身为家中长女，哈娜迪自责不已。她成天念叨着要替弟弟负责。后来她每天把斋，念经。“她念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去打扰她呢？”母亲这样解释自己对哈娜迪将成为“人弹”的想法一无所知。

爆炸当天，她离开家，告诉父母自己去难民营，不用担心。她是实习律师，经常去那里，没有引起任何猜疑。午饭时，她没有回家。

“她喜欢买衣服，市面上出了最新式样，一定第一个穿。她总是买最贵的衣服。”父亲说着，脸上还露出一丝笑容。母亲指着沙发上的绣花靠垫说：“这是她挑的，沙发也是她挑的……她喜欢绘画……塔合莉莉，去把姐姐的画拿来。”

一幅镶镜框的铅笔素描摆到面前。两个小女孩，正对观众的那个圆脸卷发，大眼睛里全是茫然，惹人怜爱；一幅临摹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一幅全是面孔和眼睛的抽象画，还有锁链下的巴勒斯坦地图。

这是她的作业本。“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为何我们还需护照——无名国家。”美术字体写成的诗，非常漂亮。还有一整页写着硕大的一个“萨拉”，字母空隙间画了张尖叫的脸。母亲说，“萨拉”是被以军打死的一个巴勒斯坦儿童，哈娜迪喜欢这个名字。与加沙首个“女人弹”利马一样，哈娜迪具有艺术天赋。“是的，”母亲说，“‘女人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是有头脑的。”

自杀爆炸发生后12小时，以色列军队进入杰宁摧毁贾拉达特家的房子。“当时我们正在睡觉……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从爆炸发生到以军真的来到，我们没心思转移家当，大家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悲伤和激动中……”母亲说。当时有外国志愿者坐在房子里，试图充当人盾阻止以军，但房子还是倒了。

母亲说：“所有的杰宁人都愿意我们去他家住，因为我们的女儿是英雄。”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巴勒斯坦政府出钱租来的。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所以哈娜迪才到约旦念法律硕士，那里便宜。

塔合莉莉拿来许多照片，摆了一地。还有法迪和他未婚妻的亲密合影。虽然都是粗糙的影楼产品，但笑容一样活生生。带我们来的老头开始抹眼泪，母亲只是低着头，没有眼泪。

“她的个性非常强，好辩论，男人们都辩不过她。”老人一连说了好几个“她比男人都强”。

哈娜迪的尸体碎片还在以色列一方。“他们不给我们，我们也不要了，”族人老头插话，“他们可能会在两年后交还尸体，那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过去的伤悲突然全回来了……他们故意的。”

塔合莉莉把我叫到一边，拿出法迪和哈娜迪未婚夫葬礼的照片。尸身惨不忍睹，盖着杰哈德黑旗。“当时我们正坐在家门口喝茶聊天，就像你现在和我们坐在一起……突然冲过来几个枪手，一阵扫射……他们把法迪两人的尸体拖进吉普车，在另一个地方，为了确认他们死亡，在眉心、喉咙、心脏各开了一枪……”事后，父母被叫到杰宁一家医院认领尸体。“如果是扫射的时候中枪，伤口不可能这么整齐。”塔合莉莉说。

“你还有三个女儿，如果她们也要求当人弹，你会同意吗？”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烈士不会死，只是进天堂。”“天堂里有什么呢？”“想什么有什么……”塔合莉莉却不愿步姐姐的后尘，也不愿自己将来的孩子走这条路，“我们家已经出了两个人体炸弹，够了。”

起身告辞，母亲叫莉莉拿来一大盒巧克力。她说，因为家里出了烈士，所以要给大家发糖庆贺。父亲剥开一只，伸到我面前，“这是烈士的糖，一定要吃。”

不知谁问我的年纪。我说28岁，他们说，啊，跟哈娜迪一样。

告辞离开。依山而建的民房层层叠叠。一部分正在重修，锤子钉子，叮叮咚咚。“都是被以色列人打坏的。”建筑工说。几个月前，这里经历过以色列大规模军事行动扫荡。

四个男人坐在房顶上，招呼我们过去喝茶。背后是洗完晒太阳的军装。自我介绍，一个杰哈德，一个阿克萨和还有两个属于巴勒斯坦政府。

杰哈德说，自己是“通缉犯”，明天可以弄到行头，请我们记得给他拍捆着炸药、系头带拿枪的照片。他说自己曾经到阿富拉“执行任务”，两个人去的，同伴被抓，他逃回来了。

“阿克萨和杰哈德，两个组织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不过杰哈德在外搞爆炸，阿克萨在内抵抗入侵……但是我们不跟哈马斯在一起。”“枪哪里来？”“我们有M 16冲锋枪，3万美元一支从黑市上买的。”“钱从哪里来？”阿克萨说：“国外。”

跟62岁的老太太撒姆拉聊起那次军事行动。“当时你做什么？”“发抖……我和老伴就躲在家里不敢出去。”“这样待了多久？”“一星期……真主保佑我们，”幸亏屋子里剩下些食物，“那些抵抗战士们也饿着呢，轰炸间隙，我们从窗子里抛给他们大饼、西红柿什么的……还是死了许多人……”

离开杰宁的路上。因为要过检查站，出租车司机要了我的护照。司机发现我与他同年出生，不过他已经有两个老婆8个孩子，第二个老婆怀孕6个月了，是双胞胎。

他的车中间没有座位，因为平时要拉货去杰里科。“什么货物？”“鸡蛋。”“杰里科没有鸡蛋吗？”“是，那里太热，养不活鸡；拉姆安拉太冷，也养不活鸡；只有我们杰宁，不冷不热，才产鸡蛋……”

黑漆漆的路上，他教我辨认，橙色灯光的地方就是犹太人住的，白色、青色的灯光，便是巴勒斯坦人住地，夜里很容易辨认。他说，以色列不许巴勒斯坦人用橙色灯泡，以示区别。

检查站。一个不断旋转的橙色灯前停下，等候检查。司机关照千万别站起来。左等右等，才来了两个以色列士兵，一句话：“下车！”一个检查护照，另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们，手指扣住扳机。

篇八 众生

／加沙，一个妇女走过孩子们身后

天下万物皆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圣经·传道书》

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前线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人生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以色列大兵施罗莫和莫蒂

施罗莫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服义务兵役，男兵3年，女兵21个月。

“周，我明天就走了！”在埃雷兹检查大厅遇到我，施罗莫一脸兴奋。在这里服役半年，明天他将转到以色列南部旅游城市埃拉特继续军旅生涯。施罗莫正向检查站其他士兵告别——看上去，高兴的只有他一个。

陪我走出大厅，施罗莫说：“总算要走了，这里太恐怖！”对于服义务兵役的以色列青年来说，分到埃雷兹可谓背运。埃雷兹和犹太人定居点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最直接的攻击目标，枪击、自杀爆炸、卡桑火箭……都是家常便饭。

“上星期，我的好朋友在这里被巴勒斯坦人打死。”施罗莫指着狭长幽暗的“工人通道”说。“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他们根本不认识，”施罗莫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这倒让我想起经常听巴勒斯坦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根据施罗莫的说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点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调换岗位，可以打报告，国防部“酌情考虑”。

说起埃拉特，施罗莫露出笑容。这座城市离巴勒斯坦区域较远，几乎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以色列有个地下赌场，专赌下次自杀爆炸在哪里发生。耶路撒冷“一赔二”，埃拉特“一赔二十”，可见后者安全系数较高。

道别时，施罗莫塞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分享他远离是非之地的快乐。我从摄影包上解下中国结回赠，说这也许比防弹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还是“和平”。

莫蒂

初冬夜晚，提着4只大包，我摇摇晃晃走向埃雷兹最后一间值勤室。递上出关条，里面一个士兵正抱着膝盖上的收音机前后摇摆。起身收条，他没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护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去加沙？待多久？”这个士兵20岁左右，下巴刚冒出胡子碴，脸上青春痘正旺。耐着性子回答十几个问题之后，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会儿……”原来如此。

他叫莫蒂，20岁，孤独，抽烟，听音乐。最后一项违反值勤规定。莫蒂把收音机塞进地上的黑书包：“长官看不见就行。”风吹过，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时。

值勤室是一间薄薄的铁皮房，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门总是开着，日光灯坏了。借着路灯，我看见地上躺着一台车载电瓶似的跳频步话机和一只手掌大小的对讲机。莫蒂用步话机和整个检查站联系，通过对讲机与几米开外的碉堡对话。

莫蒂讨厌埃雷兹，因为“没有自由，没有音乐”。他随口唱了几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欢这里的女兵，因为她们穿军装、拿枪，“像男人一样”。作为男兵，莫蒂必须在相对危险的外围岗哨值勤，女兵们则在岗哨环抱、明亮温暖的检查大厅里查查证件、盖盖图章。有规定男女士兵不许谈恋爱，但是他挤挤眼睛说：“长官看不见就行。”

值勤室里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绅士”地让给我坐。一辆军车在不远处停下。“晚饭！”莫蒂连蹦带跳地过去拿。锡纸盒打开后是热通心粉、一份蔬菜，还有一袋面包、两包巧克力奶。对讲机响，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会儿岗，有人过去，就把出关条扔到这个箱子里。”桌上有个木箱，半开着，里面丢了十来张条子。

还真有联合国车辆开过，司机把出关条递进来，看到我，吃了一惊。

两分钟的工夫，莫蒂回来，手里多了支烟。他的英语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来的犹太人，所以会几句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单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相近，我也学了几句，所以我们就3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混着说，外加手势比画。

“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那会令我发疯的。”他说，那些执行抓捕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压力很大，有些人甚至表现异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转圈，呼喊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口号。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间会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犹太人”。“那你会怎样教你的孩子呢？”我问。

“我的父母没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恨他们……但是会告诉他们：‘当心巴勒斯坦人，离他们远点。’”

十几分钟后，我起身告辞。莫蒂急了，在我身后喊：“别走，别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说话……”

安德烈

差不多是2002年下半年，埃雷兹里多了一群穿蓝色工作服、防弹背心不离身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不像服义务兵役的士兵那样身背M16，只在腰间别一把手枪。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检过往外国人的行李，他们大多是埃雷兹附近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

进出多了，彼此脸熟，每每聊上一两句。小个子，敦实模样的安德烈和我最熟。一次，我说喜欢阿什克隆入口处的那家餐馆。他眼睛一亮：“猪排？”我们击掌而笑，心照不宣。犹太教徒禁食猪肉，但不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依然遵循着俄罗斯生活方式。说起猪肉，安德烈干脆撕下一角报纸，给我画出“何处有卖猪肉”的路线图。

作为俄罗斯人，安德烈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太极拳。就这样，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每次我过关，只要安德烈值班，他都跟办手续的士兵打个招呼，尽快放行。2004年1月1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埃雷兹实施自杀爆炸，造成数名以色列士兵和安检人员伤亡。当时我身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安德烈怎么样。一星期后，返回加沙，见到安德烈，油然而生一份亲切。他却阴沉着脸说，爆炸那天，他的朋友，一个像他这样的“平民”被炸死了。“平民？”他的意思是安检人员不扛枪，有别于士兵。但我知道，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别无二致。

聊天归聊天，安德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检查。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品牌，开关在哪里，背景照片是什么，甚至化妆包里有多少小零碎儿，通常带什么颜色的外套……安德烈每次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一翻检，嘴里重复着“请谅解，请谅解……”

两个月后，埃雷兹发生汽车连环爆炸袭击，此后安全控制陡然加强。记者不再享受“贵宾通道”，改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而且至少等候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终于被姗姗而来的以色列士兵带入检查大厅，接受安德烈检查时，我向他抱怨：“见到你真难啊，我等了两个小时！”他的脸更加阴沉：“非常抱歉，现在形势变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压力，每天我离开家时，妻子都对我说：‘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

几天以后，安德烈脖子上多了杆乌兹冲锋枪。

老城银匠

耶路撒冷老城基督区遇到银匠萨米尔。他说：“进我的店铺来看吧，不买不要紧，我不会硬卖给你们。”他真的没有。

萨米尔银灰色的头发张牙舞爪，目光却慈爱善良。昏暗的灯映出金银饰品的光泽，那都是萨米尔一锤一锤打出来的。

萨米尔的侄子20多了，吊儿郎当。一天问妈妈借了些钱，说“明天我就领第一个月工资，还你。”第二天，他经过一个餐厅，一颗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引爆餐厅，侄子死了。

“那些人，都说自己相信主，经书都教他们‘和平’，实际上，他们只学会了恨。”萨米尔说。

／老城基督区的银匠萨米尔

空袭过后

（一）

早晨9点，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点。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点。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点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有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于是赶紧走掉。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岁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我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轰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待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是今天以色列轰炸的目标人物，杰哈德创始人沙米的侄子兼保镖。也许就是急救室里躺在右边床上的那个男子。

孩子们擎着黑旗围过来。其中一个是苏希的同学。问感受，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死了好啊。”他说苏希很活跃，爱踢足球，是个好学生，今天他从家去学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一行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人生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苏希的同学在他的葬礼上

终于，谢赫亲自接我进寺。我愣愣地拽着黑袍往前冲，一低头，苏希的尸体就在墙边。地上坐了一排男孩。看到照相机，有几个还是笑着凑过来。

男人们做完礼拜，抬起尸体往外走。对空鸣枪声响成一片，一粒烫烫的弹壳蹦在我脚面上。

担架上了货车，墓地很远。

送葬队伍绕行加沙城的大街小巷，走了近一个小时。车上8个男人抬着担架，始终没松手，间或传来轻声抽泣。苏希的叔叔跟人换了手出来，捂住脑袋蹲下。有人递给我那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装着尸体的货车缓缓前行，游行队伍跟在后面。不断有孩子扒住车栏杆跳上来，做几个鬼脸之后翻身下去。街道两边涂满战斗口号和图画的墙壁向后退去。

墓地在加沙地带东部边境，对面是以色列军队。带枪的年轻人全被拦住，大家怕他们进墓地会招惹麻烦。为了确定位置，我问：“边境？”苏希的叔叔说：“边境，巴勒斯坦的边境！你以为是以色列吧？这里全是巴勒斯坦，学过历史吗，你！”

车里不知谁跟了一句：“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这里没有以色列，全是巴勒斯坦！”

坑已经挖好。众人唤父亲过来送子入土，父亲已哭成个泪人。

坑不大，很深。伊斯兰教的传统是速葬，深埋。一个不相干的孩子，背书包坐在墓地里看风景。

盖上土，人们围坐在墓前听谢赫讲话。谢赫说：“哈齐姆兄弟（苏希的父亲），莫伤悲，我们要告诉你，你儿子去了真主那里，做烈士比其他死法都好。”紧挨着谢赫的，同样是两个男孩。

墓地里有人对我说，请多拍些照片，让全世界看看。这时候，墓地里只有我一个记者。

来自法塔赫组织的哈齐姆（不是苏希父亲，另一个同名的人）主动带我回去。车里还有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路上看见拿枪的，哈齐姆就招呼他们上车。我很紧张：“他们是以色列的‘通缉犯’吗？”

“是啊。”哈齐姆脱口而出。后座一个人提醒他，中国记者是担心有人招来导弹。哈齐姆笑了：“不会，他们不是‘大’通缉犯。”

哈齐姆语速快，车速慢，一路上给我洗脑。他说，全世界犹太人是一家，他们控制美国金融，控制美国国会。“你知道莫尼卡吧？犹太人！为什么找上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来过加沙（1997年为加沙机场剪彩），犹太人要搞臭他……”

他指着路边背书包的孩子，看，如果犹太人盯上了我，一颗炸弹掉进我车里，这些小孩也完了。你看，那个小孩，喏，那个蓝衬衣的，他难道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

我问，那你怎么看自杀爆炸呢？公共汽车上，餐馆里，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他回答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只有自己的身体”。

／苏希的叔叔跟人换了手出来，捂住脑袋蹲下

回到清真寺门口，我找到自己的车。哈齐姆说：“给你个电话号码，有事找我。对了，我在海边有两套房子，要租的话，便宜给你。”

第二天房东哈马德的妈妈第一次替儿子来收房租，一见我便惊呼：“昨天在苏希家看见你！我是他姑妈！”

她说据医生讲，爆炸后苏希被气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弹片击中。进医院8分钟后死了。

8分钟。确实是我闯急救室的时候，苏希刚刚死去。“他很聪明，也调皮极了。”姑妈说，隔壁有个一年级的小孩，今天问苏希怎么不跟我一起上学去了？大人说，他成为烈士了。苏希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他是老四。

“政府或者其他组织会给抚恤吗？”我问。姑妈说：“过去伊拉克政府给钱，现在你也知道……苏希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挺穷。”

我不敢当面把苏希死去和下葬的照片交给他父母，就托房东妈妈转交。

两天后，再次去苏希家。不过两天，父亲就比那天在墓地瘦了好几圈。妈妈木然地容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横拍竖拍。有人拿烈士像过来做背景，妈妈一下子捂脸哭起来。我们于心不忍，走开了。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把苏希的弟弟拉来：“你们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拍照，长大后，他一定能灭了以色列总理沙龙！”于是他让苏希的弟弟扎起黑白头巾，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二）

导弹落下、苏希被炸的同时，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恰好经过那辆汽车旁。瓦迪没有死，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联系到瓦迪的儿子马哈茂德，约好到家里看望他父亲。

瓦迪的家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木拉格镇，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车子开到大路朝天、人烟稀少的地方，马哈茂德正在路边等候。他说这里不通车，他搭乘别人的驴子过来。

穿过羊肠小道，耳边苍蝇嗡嗡响。马哈茂德一指，到了。灰色的水泥房子，没有门，没有窗。确切地说，门框和窗框都在，只是空的。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石板是为了挡住冬季的雨水，四周露着光。马哈茂德说，因为交不起账单，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是从邻居那里接根电线过来，亮一盏日光灯，供上学的孩子写作业。

瓦迪躺在角落的暗影里，浑身缠满纱布，一动弹便牵动所有伤口。他天生哑巴，现在更是有痛说不出，见到我和同来的摄影师高磊，两只手拼命向前伸，嗓子里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的妻子说，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工资。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口袋里的工资全部叫人摸走，那是养活全家15口人的钱。说到这里，瓦迪又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比画着。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快乐）。

／一个迷彩服男子给苏希的弟弟扎上黑白格头巾，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妻子说，当时瓦迪距离那辆汽车十指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虽然性命得以保全，却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说话间，儿子马哈茂德拿来碎布条般的衬衣和裤子，上面血迹斑斑，是爆炸当天瓦迪穿的衣服。

马哈茂德原先在一家金属工厂工作，一年前那家工厂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从此失业。问及为何不再找份工作，马哈茂德说现在的加沙哪里找工作去！瓦迪有两个儿子，另一个也失业了，女人们都不工作，所以瓦迪原先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UNRWA）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幸亏巴勒斯坦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孩子们还在上课。一个大些的女孩在哈马斯办的宗教学校念书。看见我们，她害羞地往人身后躲，闪动的大眼睛又分明透出说话的愿望。

“没有人赔偿，也没有人救济我们。”妻子说。因为住不起医院，瓦迪早早出院，回家5天了，却没换过纱布，也没洗过澡。医生开了方子，但家里没钱抓药。

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我们起身告辞。高磊跟马哈茂德握手，马哈茂德的手抽回去时，里面多了500谢克尔。他却不让我们走了，拿来几张医院证明，说他和他妻子生过四个孩子，每个孩子产下不到一天就死了。医生说这个毛病在加沙治不了，一定要出国花大钱治。

／瓦迪的家

临走，马哈茂德打发他的女人过来跟我说：“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出钱帮我们到外国治病，将来我们第一个女儿就以你的名字命名。”我的汽车发动了，一个孩子在后面追着喊：“给我5个谢克尔，给我5个谢克尔！”

第二天，马哈茂德打来电话，问那500谢克尔是给他父亲的，还是给他的。之后隔上几天，他就会来电话。我问他父亲情况怎么样，他懒洋洋地回答“挺好”，然后就叮嘱我不要忘记他需要出国治病。

几秒钟的空袭过后，以色列的类似军事行动还将继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报复正在酝酿。而苏希的人生隧道走到了尽头，瓦迪从此生不如死。

哈马斯小战士

哈马斯在城南举行一次大集会。满目迷彩，绿旗翻飞，军歌震耳。忽然人群两分，所有的相机镜头转过去，一袭白衣的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坐着轮椅到来。

我刚要跟着掉头，一眼看见了她。她被人推到台上，大概五六岁，迷彩马甲，头上扎着哈马斯头带。跟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褐目黑发不同，她大概有某种混血，湛蓝的眼睛，卷曲的金色头发，扎一对粉红色小球。皮肤白皙，两颊绯红，洋娃娃一样。按当地习俗，一出生就扎了耳洞，穿上黄金耳钉。

她的神情抓住了我。不是愤怒、仇恨，或者恐惧。她轻锁眉头，望向遥远的地方，一个不属于这里的所在。一点点哀恸，怜悯，她的相貌和神情，把我从这个时空里切割出去。我的镜头无法移开，哪怕哈马斯最重要的领导人就在身后。

十多年后，偶尔在网上碰到的一个阿拉伯人，聊天头像竟然是这张照片。他怎么也不相信是正在跟他说话的这个人拍的。“她是巴勒斯坦人的偶像啊，我们叫她最美阿拉伯女孩，但没人知道她是谁。”

我托在加沙的记者朋友打听她的下落。在边境完全封锁的加沙，谁也走不掉，十多年过去，她还在那里，准备出嫁了。她的父亲对有人前来打听十分警惕，坚持不肯多说。那天她全副打扮出现在舞台上，还挎着玩具枪，父亲很可能是支持这个武装组织的。我没有追问。但有一天，会回去找她。

照片转换成黑白，少了稚气，多了寒光。

／哈马斯小战士

篇九 领袖

／以色列空袭哈马斯领导人亚辛，他侥幸逃脱，临近学校的女生们哭喊着从废墟中逃跑

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叱呵，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

与阿拉法特共餐

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大使一行到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向这位74岁的老人辞行。会谈结束后，阿拉法特执意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意外的是，午餐不在饭厅进行，而就在我们刚刚结束会谈的办公室里——因为官邸内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饭厅。刚才，双方在半张桌边交谈，现在挪到另外半张就餐。两名白衫黑裤的侍者进来，训练有素地摆好餐盘刀叉。入座时，我发现杯盘刚好盖住桌面上一道长长的裂缝。

桌上摆的是“经典”阿拉伯菜肴：烤羊、烤鸡、牛肉、果仁汤等。只有阿拉法特的盘中餐与众不同：两边带把的陶罐、一点蔬菜。他双手捧住陶罐说：“我就不讲究礼节啦。”端起来就喝。一会儿，他就吃完盘子里的蔬菜，站起来笑眯眯地给每个人递玉米块。

／阿拉法特接受采访中

／阿拉法特在官邸外发表声明

近距离看阿拉法特，我发现他那标志性黑白格头巾已经泛黄。听说他是个非常讲究仪表的人，就连跟其他国家元首通电话前都要整理衣冠，以示尊敬。那次共进午餐气氛轻松，我斗胆打破禁区，问起阿拉法特夫人苏哈和女儿的情况。阿拉法特两手端着汤，神色变了一下，目光没有直视我们，淡淡说，她们目前在巴黎或突尼斯居住。

阿拉法特甚至回忆起小时候在耶路撒冷同犹太儿童玩耍的情景。“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对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他来说，重返圣城成了此生夙愿。

不过，有的传记作家指出，阿拉法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

想起前几天在加沙一处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民房前采访，一群不到10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告诉我，不愿和他们的犹太同龄人玩耍，因为“长大后他们会像父亲祖父一样”。我向阿拉法特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过去三年流血冲突在巴以儿童幼小心灵中种下的仇恨？阿拉法特说，巴以人民间的信任已经被摧毁。然后，他指着胸口一枚橄榄枝型的徽章，镌刻有“和平种子”（peace seeds）两个英文单词，枝条上站着两个手拉手的人形，“这是两个巴以儿童。”听我说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非常认真；他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长着稀疏白胡子的嘴唇颤动得厉害。

办公室窗户上堵得严严实实的沙包已经去掉，但阿拉法特政治顾问拉迪纳指给我看窗外：两层薄水泥板护住玻璃，沙包就在下面。办公室还是不见天日，灯光长明。阿拉法特感慨，许多事情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实施，特别是重建巴以人民间的互信。

告别时，吴久洪大使送给阿拉法特两件礼品：一是国画竹子，祝他如青竹挺立；二是一套紫砂壶茶具。阿拉法特笑得合不拢嘴，戴上老花镜给我们的纪念照片题字：“我最美好的祝福——亚西尔·阿拉法特”。患帕金森症的他，握笔的手不停颤抖，竖笔划歪歪扭扭。“我也很想送你们礼物，但我现在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他说。

瞄准镜下的阿拉法特

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他已经遭到驱逐威胁两天了。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一项决议：“驱逐或杀死阿拉法特”。

官邸大楼之外，近千名巴勒斯坦学生高举国旗和阿拉法特画像聚集在广场上，齐声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阿拉法特”。突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从大楼第三层望下去，一方黑白格相间的头巾出现在被沙包、汽车轮胎堵得严严实实的官邸门口。一个“V”字胜利手势举过头巾——阿拉法特出现了。

离得太远，我没有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只看到随着他的手势，人群沸腾起来，红、白、绿、黑四色组成的巴勒斯坦国旗上下翻飞。很快，阿拉法特朝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步入会议大厅。途中，他两次停下脚步，探出窗口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广场上立刻以惊天动地的喊声呼应。

／阿拉法特从被围困的官邸，探出身体，向人群致意

奇怪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警卫并没有异常警觉，并非外界传闻那般。即使我突然把相机举到阿拉法特头顶拍摄他挥手照片，也没有遭到阻拦。

离开窗口，阿拉法特渐渐收起面对窗外的笑容，一个转身准备往会场里走。他的背微微有些驼，大概这几天遭到围困的缘故，眼神也不是特别清澈。转身，一瞬间，阿拉法特似乎忘记了会场在哪里。他的目光游移了一下，身边卫兵也跟着他的眼神转动，胳膊都伸着，随时准备搀扶他到要去的地方。

其实只是一秒钟的迟疑。阿拉法特马上反应过来，在卫兵的簇拥下，走向会场。这时候，我被穿绿军装的胳膊们架开了。

一进门，阿拉法特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热情地把手伸向每一名来宾。大概因为我是来宾中为数不多的女宾之一，到我面前时，他笑得更加灿烂，抓起我的手捧到嘴边亲吻两下，下颚上的胡子扎得我很痒。

阿拉法特绕椭圆形桌子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端正稳健的步伐中隐约可见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发表讲话时，阿拉法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沙阿斯在阿拉法特身边充当翻译，坐在阿拉法特右边的谈判事务部长拉布几次试图提醒阿拉法特，都被他打断。“我还没说到呢，别着急。”阿拉法特说道。

阿拉法特讲话的时候，紧邻官邸一栋高层建筑内，以色列狙击手正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行动。

倒叙亚辛

加沙城北谢赫·拉德旺公墓。

2004年4月18日下午2点，哈马斯二号人物兰提西在这里下葬。一米开外，埋着20多天前同样遭到导弹袭击的哈马斯头号人物、精神领袖亚辛。走出两步，便是2002年7月22日深夜死于以色列一吨炸药倾泻之下的哈马斯军事首领谢哈德之墓。“谢哈德墓里还有他老婆……”一个孩子说。除谢哈德外，13名无辜巴勒斯坦人在那次轰炸中死亡，14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9名儿童。

“阿布·沙纳布在那边。”孩子往远处一指。他说的是哈马斯三号人物，2003年8月21日遭以色列“定点清除”。

兰提西下葬那天，来到墓地时天光渐暗。白天十万人送葬的喧嚣已经退去，窄窄的土坑边，只有三五个孩子坐着玩耍，微微隆起的土堆上覆盖着花瓣和一张打湿了的兰提西画像，别无他物。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看哈马斯头目们在这里归了一处，我突然有点不合适地想到电影《无间道》。

／亚辛墓

黑色清晨

2004年3月22日，睡梦中我隐约听见窗外有响动，随即电话铃声大作。睁开眼，发现天还黑着，心头一凛。抓过电话，阿马德急促的声音传来：“他们杀了亚辛！杀了亚辛！”

“死了吗？”

“死了！死了！”

为了确认消息，我立即打开枕头边的收音机。土生土长的加沙广播电台“自由之声”，播音员的声音如丧考妣：“亚辛遇刺。”我看了一下表：5点19分。

疯了似的冲下楼，赶往现场。亚辛家在我的办公室以南，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但是路线曲折。幸好记者们事先都反复练习过去他家的路线，以便有事及时赶到。

一扇暗红色的铁门上弹孔斑斑。仔细看，弹孔周围还有“地狱火”导弹穿透铁门瞬间，高温熔化金属的痕迹。一地鲜血、满墙弹孔，除了导弹碎片，还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重型机关枪扫射留在地面上的弹洞，每个大约20厘米深。

亚辛的轮椅碎了，袍子碎了，脑袋也碎了。遇到美联社记者凯文，我们几乎同时说了一句：“真不敢相信……”

迎面而来的是黑布套头，仅露出一双眼睛的哈马斯们。只有一个手持念珠的人，疯了一般在人群中呼喊“报复！报复！抓奸细！”更多人靠墙或坐在地上垂泪。空气里还是惊愕，不是想象中的愤怒，人们还不能接受亚辛遇刺这个事实。

我来不及回吉普车拿头巾就闯入亚辛办公室。他的手下已经顾不得许多，无人阻挡。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围成一圈坐在平常接待记者的办公室里，也就是我曾经与亚辛面对面进行专访的地方。女眷们躲在车库门后面垂泪。这时，我最想见的人是亚辛的妻子乌姆·穆罕默德，几个月前她对我说的那句“一听到飞机的声音我就睡不着觉，总是担心突然有一颗炸弹掉在房顶”，此刻反反复复出现在脑海里。但女眷们还是阻止了我，说这个时候她不见外人。

一个孩子手持大幅亚辛画像，站在矮墙上。还有一些孩子在地上、墙缝里挑拣亚辛及另外8名死者的尸体碎片。根据伊斯兰教传统，死者下葬时要“全尸”。

这天，连孩子们都很安静。

赶往停放亚辛尸体的舍法医院，路上天光渐亮。金色的晨光勾勒出远远近近房屋和清真寺的形状。到处有人在燃烧汽车轮胎。滚滚浓烟，倒扣在加沙上空。

这是个黑色清晨。

／加沙城笼罩在黑烟中

葬礼

舍法医院的墙上、屋顶上爬满了人。停尸房里，有人哭着被拽出来。

不断传来枪声、爆炸声。有人对空鸣枪，有人干脆朝空地投掷手雷宣泄愤怒。我几乎没有地方下脚。

天光大亮。街道两旁店铺紧闭。行进中的人，几乎全部朝向市中心大清真寺，亚辛葬礼开始的地方。哈马斯武装人员在清真寺周围小巷里列队。他们听从统一号令，组成方阵，秩序井然。几名哈马斯扛着“卡桑”火箭模型站在巷子里等候“出场”。孩子们上来围观我，被哈马斯们喝住。

黑纱蒙面的巴勒斯坦妇女出现在送葬队伍中。她们挤在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不断呼喊口号，打出“V”字胜利手势。葬礼一般只有男子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妇女加入，也是第一次见到万巷人空的送葬场面。

人群突然沸腾起来。盛有亚辛尸体、覆盖哈马斯绿色旗帜的棺材抬到，将进入清真寺接受最后的祷告。无数只手伸向棺材，耳边不断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和枪声，好像巴勒斯坦人刚刚从“不敢相信”中回过神来，愤怒突然被点燃。

不仅仅是绿旗，代表其他派别的黑、红、黄、白各色旗帜一齐出现在葬礼上。一辆装有扩音器的车上，哈马斯宣布：“地狱之门已经打开，海法、特拉维夫、内塔亚……爆炸！爆炸！爆炸！”

一间店铺屋檐被踩塌，站在上面俯瞰葬礼的人纷纷掉落下来。

哈马斯要靠选票上台

根据伊斯兰教习俗，亚辛家属为他搭建两处灵堂，分别接受男女宾客凭吊。吊唁活动从他死亡之日起持续三日。由于亚辛的特殊身份，前来凭吊的人太多，所以供男子凭吊的灵堂不是设在家里，而是在加沙城中心一个足球场——这里也曾经是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练兵的地方。

简易的绿色塑料大棚很快在球场上搭起来。灵堂入口处张贴着巨幅亚辛画像，侧面像，背景是太阳，光芒万丈。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士兵捧着花圈列队而入，这支部队曾经奉政府之命软禁亚辛。亚辛的男性家属在灵堂里站成一排，与前来吊唁的人一一握手。

忽然，所有记者的镜头都对准一个方向：一名双腿残疾的巴勒斯坦老人，一寸一寸，从沙地上爬进来！

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视他们为动乱之源，自杀式爆炸招来以色列对加沙的密集轰炸、严厉封锁。但哈马斯动员基层的能力极强，学校、医院网络广泛，在孱弱的巴勒斯坦政府之外，实际上承担起社区运营责任。而对于袭击以色列目标人道与否，即便是视哈马斯为动乱之源的巴勒斯坦人，同时遭受以色列的围困与打击，有时亦情感复杂，又或者不敢公开批评，怕招惹哈马斯。这个激进组织曾多次在街头行刑，问吊所谓奸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关系，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血债，也有本是同根生的相惜。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加沙的地位犹如黑帮教父，无人争锋。

美联社的女摄影师今天匆忙从耶路撒冷赶来，居然用一块艳丽的花头巾遮掩满头金发，惹得过往的巴勒斯坦人纷纷侧目。平日一向孤傲的她主动跟我搭讪，问我那一身得体的黑袍黑头巾哪里买的。

哈马斯五人领导班子中的马哈茂德·扎哈尔抵达现场，引起记者们一阵骚动。扎哈尔一脸疲倦，还有几分心神不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猜，哈马斯中谁是下一个？

趁扎哈尔在灵堂里坐下的时候，我挤到他身边发问。“‘基地’组织发出声明，要替谢赫·亚辛报仇，还邀请哈马斯加入‘基地’？”扎哈尔挤出一个笑容，摇摇头说：“哈马斯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考虑加入巴勒斯坦政府或‘基地’组织……哈马斯今后将作为独立派别参加巴勒斯坦大选，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民主选举，而不是其他方式赢得政治权力。”

他说，哈马斯并没有涣散，“我们有组织、有制度，杀死亚辛不但没有削弱哈马斯，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至于以色列方面为什么对哈马斯“下死手”，扎哈尔又笑了：“你见过拳击比赛吗？落败的一方总要垂死挣扎，那时候他会胡乱挥舞拳头，以色列总理沙龙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解释说，在过去三年多中，沙龙的“定点清除”政策并没有奏效，修建隔离墙也没能完全阻止自杀式爆炸，所以才会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

交谈几分钟后，扎哈尔匆匆起身，他不愿意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

／一名腿脚不便的巴勒斯坦老人爬进亚辛灵堂吊唁

想殉道吗

女眷们都在另外一个灵堂——亚辛家院子里。亚辛家位于加沙城贫困的萨卜拉区，两层小楼，楼下是院子，与附近居民的房子连成一片。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一直不敢直接轰炸亚辛住宅的原因。

蒙面的伊斯兰大学女生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犹太人杀无辜者，犹太人杀无辜者……”一个叫伊纳斯的女生拉起我的手问：“想殉道吗？跟我来。”周围人轻笑着，她冲那些人挤挤眼睛。

先喝杯橘子汁，再吃3颗椰枣。橘子汁喝了解渴，而3颗椰枣，是仿效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当年冥想时，只食椰枣充饥的做法。

“不是所有人都能殉道，”伊纳斯说，“真主只挑选最优秀的人殉道……你可以努力……”

上千个穿黑色长袍的身影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乌姆·穆罕默德。她满脸疲惫，见到我时努力拉动嘴唇，露出牙齿，算是微笑。像其她女眷一样，她身上贴了个标明身份的纸条：烈士亚辛之妻。这，大概就是她一辈子的标签。一次拍摄埃及代表团会见亚辛的时候，我跟场外的乌姆·穆罕默德曾经长聊，听她说为巴勒斯坦最大激进组织头目生儿育女的故事。他们本是堂兄妹，乌姆·穆罕默德对政治一无所知，她是个朴素简单的女人。

此刻她瘫坐在一张白色塑料椅子里，与无数只排队伸过来的手相握。她真的累了，没人过来握手时，她的手也朝前伸着；有时对方伸出手，她却毫不知觉。

女眷们说，等吊唁的人少些再同意我采访乌姆·穆罕默德。乌姆·穆罕默德背后站着亚辛的女儿，大约20出头，警惕地瞟了我几眼，拒绝说话。

站了半个多小时，吊唁队伍没有中断过。我只好蹲到乌姆·穆罕默德脚边，见缝插针问两句。

“外面传来爆炸声，接着有人冲进来喊‘谢赫死了，谢赫死了’。”空袭发生时，乌姆·穆罕默德正在家中，她对我讲起当时的情景。亚辛遇刺的地方离家门口几步之遥。“他们不让我出去，说很危险，但是我没来得及戴头巾就冲出去了，只看到地上一滩血迹，”她的声音突然哽咽，“我连尸体都没看到，听说被炸成了碎片……”

她的眼泪没有掉下来，嗓子发干，整个人好像早已被抽空。

伊纳斯告诉我，哈马斯视亚辛为精神领袖，但乌姆·穆罕默德“仅仅是他的妻子”。不过，哈马斯将负责亚辛遗孀及其家属今后的生活。

／亚辛妻子乌姆·穆罕默德接受妇女们的吊唁

以死相报

哈马斯连续4天游行。队伍在一所学校的操场集合，有人上台讲话。报复亚辛遇刺，两名哈马斯成员袭击了加沙犹太人定居点，当然也送了命。眼前，哈马斯正把两名死者家属推到台上，接受大家致敬。

一名死者的父亲站在台中央，手里被人塞了把枪。他悲伤，又绝决，眼里噙着泪。见记者拍照，有人试图拿掉他手里的枪，老人不让，抓得更紧。当蒙面的哈马斯代表们致哀完毕，离开舞台时，老人一挺腰杆，敬了个军礼。

原亚辛办公室主任哈尼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开始讲话的时候，突然停电了。黑暗中，他鼓动大家高呼：“兰提西万岁！兰提西万岁！”

二号人物兰提西已经接替亚辛，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总头目，同时，也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哈马斯把一名死者家的孩子抱上舞台

差点陪亚辛挨炸

大约半年前，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惊出我一身冷汗。

报道说，以色列第一次（2003年9月6日）暗杀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行动失败后，计划隔天再次下手，机会是亚辛当天在住所门前接见加沙伊斯兰大学学生。当时，我正在现场拍摄照片，蹲在亚辛轮椅右侧。

上午10时左右，数百名加沙伊斯兰大学学生高举哈马斯绿色旗帜，高喊支持亚辛的口号向加沙城东部亚辛住所进发。

我追逐着游行队伍前行，准备在他们抵达亚辛住所前几分钟先行进入现场，抢占拍摄位置。半路上碰到巴勒斯坦摄影记者萨比拉搭车，目的地同样是亚辛住所。

亚辛住在加沙城东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那里的房屋简陋破旧，排列毫无规则。亚辛住宅的外观同三个月前我对他进行专访时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几条鲜红的反以标语。

／亚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亚辛第一次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逃生后，接见支持者，他的脸部被一块阴影遮挡

窄门一开，一双踏在轮椅上的大脚先伸出来。亚辛现身立即被十多名记者以各种姿势团团围住。所谓“各种姿势”，是记者间达成的默契，最靠近采访对象者蹲下，中间的半蹲，给身后其他记者让出拍摄空间。尽管如此，镜头与镜头之间仍然难免摩擦。起先我站在亚辛左手外围，屡屡遭到其他记者遮挡，于是绕到右边，试图打进“中心圈子”。

好容易挤到亚辛近前，一只原本搭在轮椅上的手挡住去路。我拍了拍那只手，头也没抬地喊着：“请让一下，请让一下。”那人回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稍稍犹豫，还是抬手放我过去。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手的主人是亚辛的贴身保镖。

终于蹲在亚辛轮椅右边。由于街道狭窄，我的后背顶到墙上。后来从“半岛”台电视画面上看，我手里那支贴着“新华”标签的银灰色佳能24－85毫米镜头都快贴到他脸上去了。入乡随俗围上的头巾，也在推搡中耷拉下来。

亚辛神情泰然，却难免劫后余生的愤慨和得意。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提问，他扯着嘶哑的嗓子一一作答，底气十足。亚辛原属哈马斯中的温和派，多次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停火，但此次遭遇轰炸后却说：“以色列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一名男生代表伊斯兰大学学生上前亲吻亚辛，他们带来的录音机不断唱着“亚辛，亚辛，我们爱戴你”。拍照、提问持续了大约20分钟，保镖伸手挡开所有镜头，说：“谢赫（对亚辛的尊称）累了”，推着亚辛进入窄门。

不远处，萨比拉朝我指了指相机，右掌一划，意思是“拍完了吧”。我们迅速到我的吉普车前汇合。

美联社的报道中说，以色列军方在最后一刻改变计划的原因是，当时正有两家以色列电视台摄制组在现场拍摄。而这则报道的标题就是：“以色列记者救了亚辛”。

我把这则报道拿给萨比拉看，他吐了吐舌头说：“我一向不喜欢往那个地方（亚辛住所）跑。”

对话亚辛

见到他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对自己说，这就是他吗？一排宽大的书柜前，缩在白袍里的他显得那么弱，那么小。两只大手僵硬地垂下，左腕戴着一块有点可笑的方形大手表。白袍遮盖住他已经萎缩的腿脚，但脚上一双黑鞋大得不成比例。除了一把几乎没有杂色的银灰胡须和凌厉的鹰钩鼻，第一眼，你感觉不到他的威严或者想象中的神秘，他只是一个四肢瘫痪、坐轮椅的病人。

曾经多次在哈马斯集会上见到他，他总是最后一个出场。远远地，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一定是亚辛到了。除了保镖，还有忠实的追随者们，七手八脚把他和轮椅抬进会场。轮椅刚放下，无数话筒、镜头凑上去，记者们挡住了他的身体，只露出一张心满意足的笑脸。要么就是在游行队伍中，他坐在自己的专车里。车子行进得极慢，好让亚辛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时候，他脸上仍然是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态，洞悉一切，掌握一切的得意。

中死亡的一名巴勒斯坦婴儿／亚辛办公室，纸板上的头像是在巴以冲突

“心满意足”有时会突然变成另外一种表情——呆滞。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微微向后仰头，眼神空洞，嘴角轻轻张开。助手过来帮他戴助听器，还一次一次扶正。14岁那年在海边摔断颈椎，导致四肢瘫痪。长期的牢狱生涯损坏了他的听力，拷打造成他右眼弱视。据说，亚辛的身体状况还在恶化。马格纳图片社曾经发过一张照片，亚辛瘦小的身躯缩在床上，近处是他每天必须服用的药水。助手们帮他穿戴，他要转去哪个方向，都需要别人帮忙。能否见亚辛、见多少分钟，都成为助手与记者们之间的“交易”。

现在他正用一种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的眼神迎接我。助手事先强调，必须穿长袍、戴头巾，否则不得采访。但亚辛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一名女记者来访根本不介意。后来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我的头巾戴得很不“地道”，一截头发露在前额。巴勒斯坦女记者塔赫里特曾经告诉我，一次她去采访亚辛，辫子从头巾里露出来，助手惊呼：“头发！”而亚辛本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助理大卫·巴尔·伊兰都承认，亚辛有“教皇般的号召力”。在加沙地带采访时，25岁的伊斯兰大学学生哈桑·维夏姆眼睛亮亮地对我说：“亚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愿意为他献身。”2001年、2002年，巴民族权力机构两次准备软禁亚辛，遭遇其追随者的强烈反抗。几乎所有加沙人都说他好，尤其是最近以色列连续7次袭击哈马斯目标之后。也有人不敢说不好。1988至1991年，哈马斯处决了571个被控“通敌”的巴勒斯坦“奸细”。加沙一家钱庄老板在回答我的问题“如何看待亚辛”之前犹豫了半天，最后深吸一口气说：“如果有人闯进你家，抢走你的东西，还把你赶出去，你会怎么做？”只有一名学者对我说，亚辛是个疯子，他为什么不送自己的孩子去做“人体炸弹”？CNN记者曾经问一名哈马斯官员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哈马斯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实施自杀爆炸。

／助手给亚辛戴上助听器，这时他看上去不过是个病人

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哪里来的号召力？“亚辛”的名字前冠有“谢赫”称号。“谢赫”在阿拉伯语中指有较高伊斯兰教学识及德高望重的人。亚辛残疾后，坚持念完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法，尽管他从没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之后，他转到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学习，因病肄业，却在那里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1973年亚辛回到加沙，兴建伊斯兰福利社团，成为当地最有名的“讲经人”之一。“谢赫”作为尊称，可以指任何人，但名符其实的“谢赫”屈指可数，亚辛就是其中之一。阿拉伯人家族间的矛盾往往不是靠法院解决，而是“谢赫”说了算，可见“谢赫”的地位。

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阿拉法特的支持率整体上高于亚辛，但在难民营的穷人当中，却是亚辛领先。

他的嗓音像刀片刮在玻璃上一样，又尖又细，一米开外就可能听不清。但是他语言流畅，思路清晰。他说话时需要挺直腰板，向外送气。助手总是提醒我们“谢赫累了”。因为“累了”，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实际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因为“累了”，不等我们采访完毕，助手就安排两家欧洲电视台进来拍摄。

亚辛措辞讲究，讲起话来甚至有韵律。他还会做出“和蔼”的表示，笑眯眯地指着我对周围人说：“看，她会讲阿拉伯语。”如果没听清楚问题的话，他用询问的眼光正视你。我问：“像你这样有头脑的人，难道不知道自杀爆炸会招来以色列更加猛烈的军事报复，而这种报复必定导致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吗？”他一点都不尴尬，首先感谢我说他“有头脑”。他蓝灰色的眼珠只是稍显浑浊，看不出有疾病。有时他的眼珠异常灵活，发出冷冷的光，凌厉和呆滞在他脸上交替出现。

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5个女儿，3个儿子。儿子们兼作保镖，女儿们都嫁了哈马斯。妻子是他的堂妹，一样姓亚辛，结婚40年了，孩子们都在他们结婚最初的那些年降生。14岁时发生的事故，并没有立即造成亚辛四肢完全瘫痪，牢狱折磨才使他渐渐丧失行动能力。

亚辛的斗争纲领发生过重大改变。哈马斯成立最初，坚持把犹太人从所有巴勒斯坦土地，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国赶走，后来亚辛表示可以接受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巴以边界，被视为哈马斯中的温和派。那些生龙活虎的“强硬派”呢？会对一个只有头部可以转动的人俯首帖耳吗？据说作为政治领导人，亚辛只操纵斗争大方向，而对哈马斯军事派别“卡桑旅”策划的每一次自杀袭击事先并不知晓。只有一次，他的保镖向“卡桑旅”成员教授如何使用枪支，那些学员后来向加沙地带以色列士兵发起袭击。

看过亚辛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他不记得自己生于哪个月份，大概是6月，而资料显示是8月。但自己名字的由来，却记得一清二楚。母亲怀孕时做了个梦，天使告诉她将生的孩子叫“艾哈迈德”（意为“最值得赞美的”）。母亲不愿意，因为家族中有一个令人讨厌的男子叫“艾哈迈德”。但最后还是遵从上天旨意，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每次讲到这里，亚辛自己都会笑起来。

当我问到，看到以色列妇女儿童被炸死的场面作何感想时，亚辛甚至叹了口气，表示“痛苦”，但随即又搬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理论。

以色列人对我说，加沙是火狱。在他们看来，亚辛就是魔鬼。亚辛的办公室里，我没有看到电视机。他不懂英语，连简单的词都不懂。电视台进来拍摄时，通过翻译提了几个问题。从满街低腰裤的特拉维夫到闭塞贫穷的加沙，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风土殊”，更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壁垒。

他与敌人的关系并不简单。哈马斯作为宗教团体成立之初，以色列为了削弱阿拉法特的力量，曾经暗中扶持哈马斯。哈马斯高级官员扎哈尔曾经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秘密会谈。据说，一天夜里，以色列士兵破门而入，在亚辛家里搜到枪支弹药。士兵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亚辛说，用来对付巴民族权力机构，此事便不了了之。但1983年他确实因为“私藏武器”坐牢。

1993年4月16日，《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夕，哈马斯实施第一起自杀式爆炸，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道扬镳。

亚辛与阿拉法特的关系更难定论。自杀爆炸的受害者除了以色列人，还有阿拉法特。一张阿拉法特同亚辛握手言欢的照片，如今成了阿拉法特“支持恐怖”的罪证。9月，阿拉法特遭到以军围困，亚辛参加了要求解围的示威游行。“巴勒斯坦人和你站在一起。”他发表讲话说。同年12月，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警察发生零星冲突。亚辛说，建国之后，哈马斯将通过选票取代巴民族权力机构，领导巴勒斯坦人。

以下是采访实录。

周（周轶君，以下简称“周”）：你为什么还待在家里呢，不知道以色列已经宣布你为打击对象了吗？

亚（亚辛，以下简称“亚”）：你们为什么来呢？不怕遭到打击吗？暗杀的威胁从来不能吓倒我们，我们乐意成为“烈士”。对于我们来说，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

周：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到底对哈马斯造成了多大损失？

亚：一点都没有。打死一个哈马斯，会有千百个哈马斯站出来，会有千百个哈马斯替他报仇。哈马斯不是一个小组织，它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的民意，无论美国，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不能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不仅仅保护自己，我们还要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像你这样有头脑的人，难道不知道自杀爆炸会招来以色列更加猛烈的军事报复，而这种报复必定导致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吗？

亚：首先感谢你对我的评价。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F–16战斗机，没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只能用有限的、简单的手段自卫……不应该要求我们停止自卫，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无论我们是否进行自杀爆炸，都会遭到以色列的杀戮，是以色列的杀戮激起了我们的复仇行动。

周：那么，自杀爆炸又给以色列造成了多大损失呢？据我看到，炸死几百个以色列人并没有毁灭以色列，还是有人乘公共汽车，有人去餐馆，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报复行动。

亚：杀死多少以色列人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制造“同等”的恐慌。自杀爆炸确实使以色列经济遭到打击，使以色列人意识到沙龙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这才能使巴勒斯坦人最终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

周：袭击以色列平民是解脱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唯一途径吗？

亚：全世界有能力帮助巴勒斯坦人解脱苦难吗？如果全世界能够帮助巴勒斯坦人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可以停止一切自杀袭击。

周：当你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以色列妇女儿童在自杀袭击中丧生的场面，作何感想？

亚：看到任何妇女儿童流血，我们都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看见过巴勒斯坦妇女儿童流血的场面。伊斯兰教不允许杀害无辜的人。但是为什么犹太人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全世界对此沉默呢？我们曾经多次向以色列提出，如果他们停止杀害巴勒斯坦平民，我们也可以停止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但是他们没有停。

周：再过几天，埃及代表团就会到加沙来进行斡旋。你会接受停火协议吗？

亚：我们还没有对埃及方面做出回应。哈马斯始终欢迎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话。我们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停火协议，这些条件不仅包括要求以色列停止“定点清除”，还包括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停止军事打击巴勒斯坦人、承认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承认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以色列不能不付出代价就得到停火协议。

周：你觉得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吗？

亚：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政策，不排除将来有更多自杀袭击发生，不远的将来。

周：以色列提出从加沙地带部分撤军以实现停火，哈马斯会接受吗？

亚：从加沙地带部分撤军是一个诡计，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这种诡计过去我们也见过，什么“加沙先行”方案，以色列人只是想甩掉加沙这颗“定时炸弹”。我们早就说过，不仅要实现加沙的稳定，还要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享受这种稳定。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受仅仅从加沙撤军的方案，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是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

周：那么，怎样可以使哈马斯满意呢？

亚：全面撤军，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全面撤军，包括犹太人定居点也要撤出。

周：可是，目前看来并不现实。

亚：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说，目前除了接受“逐步撤军”别无选择。“逐步撤军”可以先行，但必须是全面撤军，必须制定可操作的时间表，而不是什么“加沙先行”。

周：除了以色列人，阿拉法特也成了自杀爆炸的牺牲品。以色列人说他资助或帮助自杀袭击，是真的吗？

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里没有一个人帮过我们。阿拉法特是否帮助过法塔赫我一无所知。

周：你怎样评价总理阿巴斯？他不愿与哈马斯发生内战，是不是会成为第二个阿拉法特？

亚：阿巴斯是个好人，他努力了，但他的努力遭到拒绝——让巴勒斯坦人交出自卫的武器，意味着投降。他和阿拉法特曾经一起战斗，他们之间比对我更熟悉。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我尊重他们，不指责他们，巴勒斯坦人民将做出评判。

周：你是否担心民族权力机构再次逮捕你？

亚：我已经坐过9年监狱，还有什么担心的。逮捕我，不仅会激起哈马斯的反应，还有所有巴勒斯坦民众的反应……

周：你的意思是哈马斯完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是谁在领导巴勒斯坦人，哈马斯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亚：目前我们处于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而不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巴勒斯坦建国之后，人民会通过选票决定由谁领导他们。

周：你怎么看待“路线图”计划？

亚：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以色列人。他们执行“路线图”了吗？

周：以色列提出实现三天停火？

亚：他们的武装直升机还在我们头顶飞，昨天他们还打死一个哈马斯成员，这算停火吗？

周：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切断哈马斯的经济来源，你担心吗？

亚：等他切断了再说。

滚滚市声

半年多前，凤凰卫视阮次山先生寄来采访兰提西的录像带，放在柜子里一直没动。兰提西前几天遇刺。忙过当天的报道，忙过了葬礼，喧嚣退去，我想终于是看这盘录像的时候了。

不知录像机出了什么毛病，只有声音，不见图像，怎么调都没用。先是主持人董家耀的声音：“各位观众好，今天‘风云对话’的对话者，是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接着，传来兰提西抑扬顿错的阿拉伯语。

黄昏时分，一个人坐在屋里，听这个被“地狱火”导弹打穿身体的人讲话，感觉有些异样。更异样的是，屋顶传来“哒哒哒”的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跑到阳台一看，一架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闪着红色夜航灯，正飞过我面前，可以清楚地看见玲珑的机身、轻巧的尾翼。“阿帕奇”继续循着加沙海滨公路，向南飞去，速度不快。

“第一枚导弹打在我车前，我和我的儿子迅速跳车……”录像带里，兰提西正讲述早前他第一次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侥幸逃生的经历。他当时还解开衬衣，让我们看弹片在他胸口留下的伤痕。录像带不见画面，我在脑海里“重播”镜头。

“继续圣战，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滚开！”这是兰提西第一次遇袭，遭到4枚“地狱火”导弹袭击逃生后，躺在病床上讲的第一句话。这个哈马斯发言人素以观点强硬著称，但追踪他一年多来的讲话，那是我听到最激进的一次，而且从此再没有降调。2003年6月4日，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三方首脑在约旦海滨城市亚喀巴召开峰会，高调启动“路线图”和平计划，没想到此后的一个星期内，4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死于新一轮暴力冲突。兰提西第一次遇袭之后，中止了与巴勒斯坦政府关于停火的对话。

向兰提西致哀三天的最后一天。晚上，哈马斯领导人和大批支持者来到加沙城中部搭建起来的灵堂举行集会。致哀三天中的第一天，灵堂布置简单、仓促得叫我难以置信，连一张兰提西的烈士像都没有；第二天，画像有了，灵堂入口处生意也做起来了——一本薄薄的兰提西《语录》加一张烈士像，5谢克尔——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群众支持率为生存之本的哈马斯向来免费发放这些东西。后来有人告诉我，哈马斯的经济来源被切断，穷困潦倒，正呼吁巴勒斯坦人募捐。

灵堂门口，印有亚辛头像的T恤衫也卖起来了。大多是小号，10岁以下孩子穿的那种，最小的是婴儿尺码，灵堂周围热闹得像个集市。最后一个晚上，夜市的味道更浓了，身背甜水壶的人都进来叫卖。那是中东特有的风景线，锡制水壶一人多高，顶上还插着鲜艳的羽毛或花朵。

扎哈尔和哈尼亚坐在第二排，所有记者只能隔着铁丝网拍摄。他们俩是哈马斯五人核心领导班子中尚在人世的两个。尽管哈马斯没有公开宣布，扎哈尔实际上已经被视为兰提西的接班人。今晚，坐在这里的扎哈尔神情严肃。

扎哈尔闻讯赶到舍法医院证实兰提西身亡的消息时，含泪对停尸房外面的人群宣布：“布什与沙龙毁掉了谈判之路”。

我猜每次闪光灯闪过，记者们心里都在想：这会不会是扎哈尔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舞台上的哈马斯宣布今天将带给大家一个“惊喜”，请大家耐心等待。“惊喜”之前，是哈马斯成员轮番讲话，全都发誓为兰提西报仇。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我是穆罕默德·萨卜拉，7岁，我要用这把手枪里的子弹——打死沙龙！”人群齐声回应，铁丝网背后的孩子们更是激动，沸腾热血的音乐也响起来，“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不会被吓倒……”

有人把孩子打扮成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样子，让他们穿迷彩服，系绿色头带，扛起火箭模型，或者木头步枪。几个巴勒斯坦记者过去呵斥他们，说这样被人拍照了，有损巴勒斯坦人形象。那些人有点不知所措，悻悻离去，在他们看来，这是向以色列发出的信号：巴勒斯坦人前仆后继。

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倒提玩具步枪，追打同伴。蹲在地上拍摄的我，脑袋上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敲了一下，居然是一个大号卡桑火箭模型从孩子肩头滑落——人群哄笑起来。

“惊喜”终于开始。那是兰提西遇刺前一天录制的讲话，第一次公开播放。投影机将光束打到白布上，四周安静下来。还是那样倔犟的甩头、铿锵有力的语气，发言人兰提西不用看稿子，滔滔不绝、绝无停顿地讲了20多分钟。这次表态格外强硬，格外分明：“杀死他们（犹太人）、赶走他们，就像当初他们赶走你们……不是我不愿意谈判，但是谈判并不意味着哈马斯会放弃自己的立场，相反，那些愿意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因为只有哈马斯才是希望，才是未来……”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在旁边轻轻对我说，这个表态很危险啊，直接攻击巴勒斯坦现政府。

哈马斯证实兰提西是被巴勒斯坦奸细出卖的。所谓巴奸尾随兰提西的一名保镖到达他的藏身地。当时兰提西戴上阿拉伯头巾，披着斗篷，化装成老者的样子，但巴奸认出了他的保镖，就确定这个人是兰提西。已经处于严密防范之下的兰提西决定中途换乘一辆汽车。贾拉大街上，当他刚刚进入第二辆汽车、一辆白色标致时，“地狱火”导弹赶到。

在生前最后一次讲话的结尾，兰提西说：“我很想再看一看罕尤尼斯，美丽的罕尤尼斯村庄，看一看我的家人，但是，我已经选择了圣战，圣战将继续下去。”兰提西出生的地方并不在加沙地带南部罕尤尼斯，而是在今天以色列城市海法附近。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逃难至加沙，沦为难民。兰提西曾经是治病救人的儿科医生。

／兰提西葬礼，医生都随人群竖起手指，呼喊“复仇”

光束收拢，讲话放映完毕，集会结束。许多只手奔向舞台前沿，争抢兰提西画像。我拉过身边一个始终仰头专心听兰提西讲话的孩子问：“听懂了什么？”那孩子大概七八岁，惊慌地看了我一眼，跑开。

光线昏暗，人潮开始往外涌，跌跌撞撞。一个孩子骑在墙头，举着印有兰提西与亚辛合影的海报，高叫“1谢克尔一张，1谢克尔一张！”

不知道兰提西听不听得见这滚滚市声。

兰提西遇刺之后，以色列关闭了加沙所有对外通道，以防巴勒斯坦人报复性袭击。几天后，西岸印制的阿拉伯语报纸才终于进了加沙。

城里那家据说老板是哈马斯的菜店居然没有关门。我问：“为什么没有参加罢市？”伙计说卖菜是城里最主要的营生，不能关，老百姓要吃菜的。他说：“但我们肯定会参加罢市，你看店里有我们首领的相片……”“怎么没有兰提西的呢？”“明天就到货，明天就到。”

一家杂货店老板在拖地板。我探头问：“开着吗？”他说：“当然，请进。”

“为什么不罢市？”“头两天参加了，第三天了，算了吧……”

平日买菜的那家小店半掩门户，里面却是照常营业。“你没有参加罢市吗？”“参加啊，所以我只开了半扇门。”老板穆罕默德说道。谈话间，一名妇女进来张望了一下，嘱咐穆罕默德留一棵新鲜生菜。“你看，有人要吃菜，我也得把店里的菜卖了啊。”

阿巴斯：“我将作为一名士兵回来”

走进电梯，“巴勒斯坦之声”电台记者麦哈摁下了“4”，转头问我：“知道吗？阿拉法特之后，阿巴斯就是国家元首了……”

2004年7月11日来到位于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南部、属于巴勒斯坦中央银行的这栋灰色大楼，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办公室在第4层。电梯门口从上至下挂着几块牌子：巴勒斯坦谈判事务办公室、巴解组织执委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办公室……都在4层。

2003年9月6日辞去总理职务，阿巴斯同时撇下了除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之外的所有头衔。事实上，自那以后，他拒绝参加任何巴解组织会议。但是，他并没有“休息”，数度访问埃及、海湾国家及俄罗斯。外界猜测，阿巴斯有望接替阿拉法特的职务。

／阿巴斯在会议中

入口处是保安，一张木桌，没有任何摆设。整个4层都是阿巴斯办公室。墙壁雪白，没有任何挂像或者图画。回旋的走廊，好似迷宫，每间办公室都相同，空荡荡的白墙，好像少了点什么。

桌上，一支乐富门香烟刚刚点燃，人却不在。“英提萨尔！”麦哈低声呼唤，走廊里一个苗条的身影飘过来，正是阿巴斯办公室主任英提萨尔。这是个不包头巾的阿拉伯妇女，齐耳短发，喝不加糖的土耳其咖啡，抽烟姿势非常优雅。

距离采访时间还有半小时，就在英提萨尔办公室等候。麦哈与英提萨尔相熟，说起我正准备采访阿拉法特的事情。“阿拉法特办公室的人要求先把问题传过去，没想到最后只在其中的5个问题上打了‘勾’，其他统统否定……”传去的10多个问题中，所有关于流血冲突、软禁、健康问题等等全部遭到拒绝，第6个“勾”是“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麦哈说，实际上阿拉法特本人根本没看到这些问题。

据说这是一名英国记者的问题引起阿拉法特不悦之后，阿拉法特官邸为限制记者提问出台的“新规定”。“是吗？”英提萨尔拖长了调子问，“听说他们还向记者收钱呢……”掐灭烟头，她转向我说，“你可以问阿布·马赞（阿巴斯）任何问题……不过，你还是不要问关于他与阿拉法特关系的问题，记者们问得太多，他有点不耐烦……”

“那可以问你吗？他们俩真的相互不讲话了吗？”

“绝对，绝对不讲了。”

英提萨尔并不避讳谈论阿巴斯与阿拉法特的关系。“阿拉法特与阿布·马赞之间并不是权力争斗，而是工作方式不同；阿拉法特认为阿布·马赞要夺他的权力，完全错了……”

“不是人民领导我，而是我领导人民”，这是阿巴斯的信条——即使一些决定得不到人民的理解，领导者还是要去实施，因为他知道这最终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英提萨尔说，阿拉法特更善于“讨好”群众。

但是，不得不承认阿巴斯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巴勒斯坦事业”象征阿拉法特不可同日而语。“阿巴斯到加沙地带北部查看遭到以军摧毁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他受不了那里的尘土；而阿拉法特随时可以同百姓同吃同住。”一个巴勒斯坦人这样对我说。

“我们的问题是，人们容易相信谣言……阿布·马赞不爱讲动听的话，这方面他很吃亏。”英提萨尔说，他们正在筹建一个宣传阿巴斯的网站。

采访在一间稍大些的会议室进行。沙发背后是一杆巴勒斯坦国旗和大幅金顶清真寺照片。

“对了，昨天电话里我问你是文字还是电视采访，只是为了确认一下。”英提萨尔说。阿拉法特官邸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电视采访优先，有时只接受电视采访，所以听到英提萨尔的问题时，我犹豫了一下。“今天需要摄像师吗？”我问道。英提萨尔笑了：“不，没有镜头他讲起来更自由，因为他是个害羞的人。”

几分钟后，一个穿深灰西服的人影悄无声息地进来。正是阿巴斯，没有任何人陪同，他踱着方步走进来。

“新华！”阿巴斯微笑着伸出手来，脸上少了10个月前辞职危机的“风霜”，精神饱满。

感谢他接受采访之后，我开始提问：“您会重返巴勒斯坦政治舞台吗？”

“‘重返政治舞台’和重新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概念不同。我保留了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职位，所以从来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政治舞台；至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我不会，也没有这个愿望……”

“您‘投降’了吗？”

阿巴斯笑了，“不！我绝对没有投降，只是现在时机不成熟，没有必要再来一次，当时的经历非常痛苦，非常困难，够了……”

“什么才是您重返的‘成熟时机’呢？”

“‘时机’对于我来说，并没有清楚的定义……只是我不想白白努力。”

不出所料，阿巴斯不会直接回答外界的猜测。

“您保留了巴解执委会主席职务，但不再出席任何执委会会议，为什么？”

“因为巴解执委会已经是个风雨飘摇的机构，不能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服务，也无权做出任何决定，我拒绝成为这种‘什么都干不了’的机构一员……”

阿巴斯解释自己频繁出访，并不代表巴勒斯坦政府，只是向那些国家阐述他的“个人观点”。“我的访问是有效果的，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但这些成果都不代表巴勒斯坦政府，只是我个人为巴勒斯坦人民做些事情。”

阿巴斯担任总理期间，实施了130天的改革。呼吁停止武装斗争、粉刷所有反以标语、会见沙龙、冻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财产……阿巴斯带来了新气象，也招致猛烈批评。

“您确实是在内外压力之下辞职。但是，您本身有没有什么过失呢？改革的步子是不是太快？”

沉默数秒，阿巴斯说：“害怕犯错误的人，一定无所作为，世界上没有笔直的道路……事实上，当我发现继续担任总理将引起内战，引发流血事件，我不得不解散总理班子。”

但是他表示，如果再来一次，还将实施一样的政策。“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我重新担任职务，我的政策还是‘一个政府、一支合法武装、一部法律；实施经济改革、改革管理体系、结束现有腐败状况’……”

“坦白说，许多巴勒斯坦人不理解您，他们指责您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服务……”“我是不是‘走狗’或者‘骗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工作为百姓带来福利，我的工作使巴勒斯坦人看到希望……我当总理期间，每星期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门前示威，那些人都是别人花钱雇来的……”

阿巴斯透露，2003年6月28日哈马斯宣布同意停火三个月之后，他每星期仍然打电话给亚辛及其他哈马斯、杰哈德等派别官员。不仅谈论停火，还探讨如何共同建设巴勒斯坦社会。“我的最大成就在于，说服亚辛同意在1967年边界内宣布巴勒斯坦建国……”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您不认为亚辛遇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巴勒斯坦政府控制内部局势吗？”“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可以由不同政党组成，我曾经对亚辛说，如果你们能在大选中获胜，并通过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信任投票，那你们就接管政府，只要一切程序都合法。”

担任总理后，阿巴斯主动要求会见沙龙。“因为他是民选的、合法的以色列总理。”阿巴斯说，“我不认为他能实现和平，他是个难打交道的人，很顽固，他有他的计划，他的野心……但必须与他对话，使用武力同他较量是错误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原本不属于我们的角斗场。”

“100年了，巴以双方相互不了解。有些以色列人还以为巴勒斯坦人青面獠牙、长着尾巴，我们必须了解他们，也使他们了解我们。直接接触是沟通的最好办法，30多年前我就说过，‘必须同他们谈判，以便相互了解’……”阿巴斯是巴勒斯坦高层屈指可数的以色列社会问题专家。

原定半小时的采访，由于阿巴斯兴致很高延长到一小时。其间，他三次按铃叫人进来点上红色外壳的“万宝路”香烟。

“听说您有望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是真的吗？”最后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

“不，根据法律，一旦现任主席无法履行职责，立法委员会主席将接替他的职务，直到进行大选……”

“那您会参加大选吗？”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参加大选也不能保证获胜，不是吗？当巴勒斯坦政府走上正确轨道的时候，我指重整安全部队、任命适当的内政部长之后，我将作为一名士兵回来。”[1]

离开阿巴斯办公室，电梯在第三层、第二层都停下。电梯门开合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办公室墙上都挂着阿拉法特像。

[1] 2005年1月，马哈茂德·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16年11月，他再次当选法塔赫主席。

后记

2005年初版结尾我这样写道：

离开加沙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穿上了裙子。耶路撒冷街头，商店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点怪异。

两年来第一次穿裙子。开始怀念加沙那个黑衣黑裤黑包黑相机的我。习惯了黑，没有想过要逃离，在黑色中沉淀下来，安静而木然。

穿上裙子的这一天，突然有些思绪青藤一般爬上心头。朋友在电话里说，那是正常生活的呼唤。

“你终归要走的！”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常对我说的话。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

刚刚回到国内时，眼前常常有中东生活的影子突然闪过。日子久了，想找回当时的感觉都很难。记忆的接缝如此完美，琐碎生活的力量如此之大。玻璃窗上的震颤、爆炸的轰鸣、绝望的呼喊、刺鼻的血腥……窗外阳光灿烂，人群熙攘，那一切恍如隔世。

即使亲身经历归来，我都难以确信，在世界另一端，有一群人，仍然继续着他们的冲突——以一种低烈度，却无休无止的方式。翻看昔日照片，我无法坦然面对他们的眼神。

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鲜血与死亡，在意料之中，尽管触目时仍然惊心。没有料到的，是人心竟可以变得如此麻木——即使像我这样的过客，也会因为见惯，而无泪可流，无所畏惧。贫穷、绝望和持久战乱中，生命不再受到尊重，麻木是暴力循环的开始。

常常感慨，在修建隔离墙之前，巴以间早就有了一道墙，墙两边不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所以可能轻信“妖魔化”对方的言论。沟通，才有理解，而至宽容。然而，“冲突激烈的时候，没有人用西蒙·佩雷斯（以色列前总理，主张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语言讲话”。美好的意愿在暴力循环面前，总是脆弱无力。

本书初稿完成时，再次遇到以色列圣经博物馆“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活动负责人亚胡达（见《大同·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当天，正是一期交流活动闭幕，阿拉伯学生与犹太学生举行庆祝晚会。我问致力于促进两个民族沟通的亚胡达：“活动成功吗？”他想了想回答：“我很高兴。”他说，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突然间，我对亚胡达以及他的阿拉伯同事哈利利充满敬意。明知杯水车薪，仍然不弃不离。烽火烧不尽的，是人性中光明的部分。

牵肠挂肚。本以为这两年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拼打，很快过去，还有“正常”的日子要继续；许多人，本以为是过客，却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日子不着痕迹。

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人生经历，我都是幸运的。初次驻外，就到了全世界新闻的“焦点”；还算年轻的时候，就直接面对“生与死”的核心问题。用两年转了一个圈子，却发现面对的还是自己。也许有些改变现在还无从分辨，有些什么开始在心底生长。

十多年过去，今天看待巴以冲突，犹如活化石。仍然是旧的战争思维：为了土地。悲哀的是，就连整个中东的焦点，都转向了伊朗核问题、新能源革命和国际恐怖主义。今天世界上发生着两件极其不平等的事情：一是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命运“共同感”加强；二是主要国家政府仍然提高军费，各自提防。换句话说，形成两幅落差很大的画面：一群人或许殖民火星，同时另一群人在地上用石头相互攻击。未来的科技发展，可能让现在的主要政治问题都变得荒谬，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没有人知道，百年冲突，或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终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巴以问题不再重要，但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不该被遗忘。

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周轶君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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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字 数：9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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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643-2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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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第一部分 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实验室
利比亚：前途未卜
利比亚：西方同伊斯兰主义者的临时联盟
“清除”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埃及之春”的起源与现实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
附件1 会见人员名单
附件2 部分历史参考资料
叙利亚：牌局内幕
巴林：改革以保持平衡

第二部分 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阿拉伯“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站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第三部分 “阿拉伯之春”的国际影响
利比亚危机对马里北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走出萨赫勒危机：应重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
“基地”组织：阿拉伯“革命”的大赢家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作者简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简介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简介

“文化交锋”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孔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季红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绍光 王湘穗 刘仰 李希光 吴玫 汪晖 张桐 罗林 郑若麟 高梁 潘维

丛书执行主编：刘仰

执行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晓泉 田文林 张翔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从2011年隆冬开始，民众抗议运动自北非起，波及近东和中东部分国家，这也折射出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对独裁腐朽、任人唯亲政权的厌恶。抗议运动引发一系列政权倒台，结束了21世纪的民众无法再容忍的一些状态。

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似乎是“阿拉伯之春”及诸多“革命”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似乎结局圆满的故事以及英雄与烈士背后，却隐藏着迥异的现实。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及时地看出来，并且勇于向世人揭示。

其实，“阿拉伯之春”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其情节的设置、演员的选择与场面的调度，堪比好莱坞大师级编剧和导演的作品。在整个事件中，那些才华横溢的煽动者向当地民众和境外观察家奉献了一台让他们自己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屏气凝神的大戏。在戏中，情节的起伏仿佛均是天意，结局看上去也很美好……至少，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只不过，这一切仅仅是由几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化装师操刀的“蒙太奇”。绝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这场大戏，对自己是第一批被操控者这一点浑然不觉。这场闹剧的“目标大众”既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走上街头的抗议者。行动空前成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听风便是雨的抗议者们确信，自始至终他们自己是发起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由不得自己，此可谓全面幻觉。

席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风波爆发18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辨别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部故事片的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但很多人当时甚至现在仍然对该片深信不疑。

经深入分析，我们捋出四大因素，让我们摒除人为制造出来的强加给我们的观点来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四个因素是：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境外势力指引、导演了“革命”，以便推进其国家利益；运用了屡试不爽的操纵乌合之众和颠覆政权的技术；恶果已经产生，后遗症日益显现。

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事件是真真切切的“傻子革命”，梅兹里·哈达德说得更好，称这是“招摇撞骗”。我们最好仅限于谈论“阿拉伯之春”而不是什么“革命”，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影响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挫败感及其抗争的能量。

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

正如所有完美的毒化运动一样，起初确实存在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并据此来制造“蒙太奇”。这个事实就是专制腐朽、任人唯亲的政权在民主演进进程中裹足不前，致使民众极度不满，民众渴望有更多自由；面对经济困境，他们饱受挫折。但此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

近20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屡发民众或学生抗议事件，每次都被军队、警察镇压下去。而国际媒体几乎保持缄默。

数年来，突尼斯就时常爆发抗议运动。《中东》杂志2011年4—6月刊中文章称，“2008年起在中西部矿藏丰富的加夫萨盆地的一些赤贫地区，2009年在该国东南部的本盖尔丹地区，2010年12月在以农业为主的西迪布济德地区及在中西部的卡塞林地区都爆发过起义”。[1]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本·阿里的专制统治下史无前例。这些运动的起因是民众对腐败和失业问题不满。

我们注意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罹患癌症，几乎没有精力问政，也未解决继任者问题，数年来一直是其妻子莱拉·特拉布勒西这个危险人物在领导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贪得无厌，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出让”自家生意以求平安，这令该国的政经两界精英早已无法忍受（2010年初，就有传言称即将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忍受不了，特别是在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然而，他们表达不满的行动几乎是无组织的，与反对党和工会（亲政权的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UGTT）脱节。虽然此时整个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但与媒体所描述的灾难性场景也相去甚远。就北非地区经济形势而言，突尼斯是最好的地区之一。

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比突尼斯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埃及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曾引发多次罢工、抗议，而当时境外媒体并未关心。[2]特别是2004年启动私有化之时，埃及也曾经历了一段抗议高发期，显露出社会运动的苗头。那时抗议的诉求涉及穆巴拉克家族腐败、私吞国财等问题。2008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迈哈莱的纺织厂工人开展抗议活动，他们首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联合行动，随后成立了两个独立工会，有7万成员。[3]但这次抗议风潮与此前一样，因组织不力而惨遭镇压。

因此，2011年之前，在这两个国家，“抗议只是地区性、行业性的，是孤立的，只要当局予以镇压或适当妥协，就能把这些零星爆发的运动拖死”。

2010年冬天和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可视为这些抗议运动的延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抗议运动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能力，汇集了不同阶层，而他们以前从未统一行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上街抗议过。2011年抗议运动动员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井然有序，这也是前些年无法相比的。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军队首次未与警察共进退，拒绝对民众实施镇压（突尼斯和埃及都一样）。此后，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爆发运动的前几周，这两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均赴华盛顿，显然，后者为前者搞颠覆行动开了绿灯。两国的军人已不能再忍受当权者小圈子的巧取豪夺：在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的鲸吞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埃及，美国提供的国防预算援助越来越多地被穆巴拉克集团挪作私用。军方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因为五角大楼是这两国军队的主要金主，所以军方在取得大金主首肯前是不肯行动的。因此，这些阿拉伯“革命”归根结底只能说是静悄悄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被引导的民众起义的幕后。

在埃及，军队完美地控制着运动。所有抗议运动都在解放广场及其周边、在全世界的相机镜头前展开，没有一次真正失控。埃及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和反以色列情感，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运动中，却听不到一句反以的口号。这显然是一场有管控的“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运动，绝对不会不揭露《戴维营协议》的内容，民众也不会不去加沙边界，让“国门大开”。

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有军队效忠的政权，和平“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巴林是如此，其王室调动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当武力镇压不再管用之时，又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军队。也门和叙利亚是如此，利比亚也是如此，只是那里的民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暴动。

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难题。其经济充满了活力，民众享受着部分石油收入的再分配，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配。还有350万国外劳动力为利比亚经济发展出力。当然，无人否认1969年以来就应予以挞伐的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性质。面对如此情势，没有什么比民众渴望更多自由民主更合理合法的了。然而，起义的爆发点却是在其他地方：该国东部昔兰尼加的部落40多年来一直不服从的黎波里政权，经常发动针对卡扎菲的起义或未遂政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利比亚“革命”的原因，既不是搞民主，也不是解决（并不存在的）经济难题，而是东部的武装意欲复仇和分立。2011年利比亚东部部落的起义与海外利比亚人的行动汇合，后者是由华盛顿和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分子借着“阿拉伯之春”的东风，为起义者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

叙利亚的事件远非一场全面起义。该国有一批由世俗派、民主派组成的精英，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政府，但也只是要求改革，不是要革命。他们完全拒绝像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那样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影响下爆发混乱不堪的“革命”。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很多，他们和大城市里的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军人一样，惧怕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因此比较效忠现政权。[4]虽然巴沙尔政权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但巴沙尔不是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暴君独裁者，他甚至还试图搞自由化，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叙利亚“革命”已持续了18个月。其根源，与其说是国内反对派的最初行动（他们更多求助于非暴力运动，而非城市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境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协同行动。

因此，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及其演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用“革命”一词来概括其抗议运动的性质皆有不妥。1979年的伊朗和1991年的苏联经历了真正的革命，人物、机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等一切都改变了，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之春”中的众多事件可都不是这样。

2011年春，在埃及，参谋总长和旧政权的情报部门首脑组成的新班子接替穆巴拉克掌权。一开始，统治阶层甚至没有一点变化，直到2012年年中举行总统选举，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新团队”（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甫一处理政务，便立即重申要遵守之前签订的国际承诺，包括被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仇视的《戴维营协议》。这看似是好消息，也仅仅只是继承中的小变化。而“新政权”掌权后，立即向其国际“赞助商”做出保证。

因此，对某些国家而言，阿拉伯“革命”的结果只是换了领导阶层，而新领导层在华盛顿的首肯下，搞了一场“柔性”政变。其间，新领导层借助民众的抗议浪潮，任其发展并善加引导利用。街头抗议行动的确是整场运动的重要源头，但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只是被紧紧管控的假革命。其他国家（如利比亚和叙利亚），是现政权被武力推翻，造反者得到境外大量且坚决的支持，“土著”只起到次要作用。

由境外推动并一手导演的“革命”

与其他观察人士一样，我们也相信民众有挫败感，渴望获得更多自由，面对滥权异常愤怒以及想要结束这种状态。

尽管可以拿上述因素与军队（充满私下盘算的）中立来解释抗议运动的产生和成功，但冲击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此起彼伏，它们的“自发性”、同时性和来自国外的迅速坚定的支持令人起疑。我们回顾不同国家的事件，会发现种种有计划、有协调行动的迹象，这显示出国外的影响似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2000年年中起，一些国外专家注意到不断有抗议运动发生。他们善于觉察民众的不满和期待，知道这可以为己所用，其手段就是操纵民意，让民众产生“不满和期待‘革命’”，而实际上民众的挫败感被用于达到其他目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虽未经过精确计划，但已经酝酿、持续了数年。

对于这些“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美国、海湾君主国、欧洲都起到了主要作用。美国和海湾君主国有着明确的战略，欧洲只是追随。

美国的战略

从传统意义上说，冷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北非、中东战略有四大基础：控制石油资源；确保地区市场；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和颠覆令武器扩散的伊朗政权。小布什总统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第五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基础。

“9·11”事件后，美国惊讶地发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部分民众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便试图了解个中缘由。众多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第一点是美国无限支持以色列；第二点是美国支持腐败专制的阿拉伯政权，以阻止伊斯兰势力上台。

美国不可能在第一点上让步，但决定在第二点上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如果此举能够减缓恐怖势力对美国的利益损害及其侨民的伤害。于是，华盛顿不再反对伊斯兰势力执政，甚至帮助他们推翻北非、中东任人唯亲的腐朽政权。但伊斯兰势力必须答应美国的条件，遵照美国的安排，即如果伤害到以色列、海湾产油君主国的利益，则一切免谈。这是因为自1945年《昆西协议》后，海湾君主国一直确保着美国的能源供应稳定。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伊斯兰政权保证与恐怖势力决裂，承认以色列，融入全球自由经济，为美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便利。

华盛顿的新立场被概括为：“如果阿拉伯人足够愚蠢，愿意生活在伊斯兰政权之下，那么好吧，我们就去帮助他们，如果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安全与生意的话。”换一个更明确的表述，加上确信无疑的不屑，就是“给他们伊斯兰教法，我们拿石油！”。

华盛顿的另一个条件是确保军人在阿拉伯社会的作用。数年以来，美国鼓励并支持北非、中东国家的军队向“土耳其式”角色演变，即军队不掌握政权（特殊情况除外），但需充任国家稳定担保人的角色，制衡伊斯兰势力，还要致力于地区稳定，不向以色列显示敌意。

该战略的优势因21世纪前10年的那场经济危机而得到了加强。对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激经济，削弱对手（主要是欧洲）的竞争力，特别是在与中国日益明显的战略竞争中，绝对控制中东油源，可以减缓油气资源消耗大户——中国的经济和军工的发展势头。

于是，此战略被运用于北非，从摩洛哥到埃及，还运用于也门、叙利亚（敌视华盛顿，伊朗盟国，有一处俄罗斯的重要海军基地）。

让我们再看看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油气储藏丰富，均有美国的军事设施，华盛顿对两国政府负有义务。两国的骚乱均遭严厉镇压，西方媒体也没有表现得大惊小怪。“阿拉伯之春”从未降临到起来造反的什叶派头上。在华盛顿的许可下，沙特阿拉伯应巴林之邀，派兵数千进行镇压。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可指责的，特别是总部设在巴林邻国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对此一言不发。

海湾国家的目标

颠覆北非、中东国家政权，代之以伊斯兰或亲伊斯兰势力，除对美国有利外，对以产油位列前茅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也有好处。

虽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由于各自领袖的骄傲与自私，使得利雅得和多哈存在竞争关系，但两国也有相似利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扩展瓦哈比主义，两国均接受这种形式的逊尼派激进主义。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金主，当然是非官方的。

打造一个逊尼派联盟，以对抗伊朗及其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扩张”野心，比如伊朗所显示的武器扩散威胁。

不惜一切代价掌控政权，并确保其安全。如果仅靠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那么就需要依靠美国，但必须做出妥协。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同时报一报私仇。特别是要打击报复卡扎菲，这个疯狂的家伙时不时地、有理有据地指责产油君主国的过失。

欧洲人的混乱角色

与美国和海湾国家不同，欧洲人在支持阿拉伯“革命”方面既无战略也无特殊利益。当然，只要这种倒台可能发生且对民众有益，作为民主社会的欧洲自然乐见各地专制政权倒台，但这对于法国来说，并无任何战略好处。

各种因素使我们相信，以法英为首的欧洲人在阿拉伯“革命”中充当了“有用的傻瓜”的角色，或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美国和海湾国家的战略意图，或是因为他们盲目服从华盛顿和北约的命令，或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发挥作用并赶超华盛顿。如果是这样，就是最坏的情况，说明欧洲人愚蠢至极。显然，萨科齐总统领导的法国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投入了旺盛精力，却并未察觉自己的这种投入变成了别人的娱乐。伦敦是华盛顿的传统铁杆支持者，它可以接受的，对巴黎而言却不尽然。另外，从利比亚问题到叙利亚问题，如果说今天的法美英三边合作似乎很融洽，那也仅仅是因为巴黎全盘接受了美英伙伴的观点。至于德国，从它在叙利亚危机中做出的承诺来看，它好像也走上了与法国类似的危险道路。但在利比亚问题上，柏林则像罗马一样极其明智地选择了不参与。罗马在上述问题上均态度谨慎。

运用屡试不爽的颠覆与操控方法

阿拉伯民众似乎没有能力凭一己之力打倒专制政权，所以美国就“好心”送去了必要的援助，于是美国就能更好地引导、控制该地区了。

阿拉伯民众起义是被精心策划的。前车之鉴，前几年民众自发举行的抗议行动力量根本不够，需要加入专业元素。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件，整理出美国颠覆莫斯科盟国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政府的战略、角色、方法和口号。“阿拉伯之春”中运用的所有技术，都在前南斯拉夫及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具体而言包括号召公民进行非暴力抗议、支持非政府组织、发挥媒体的中心作用、实行政治施压等。

紧接着，被阿拉伯起义的煽动者控制的国际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接过接力棒，民众运动需要什么响应就会有什么响应，形势非常有利。面对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道路，北非、中东民众蜂拥而至，却浑然不觉。最终，正如事实所显现的那样，这些国家和民众损失惨重。

因此，我们揭露美国战略的真实目的、解构其过程和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有众多观察家和参与者还被蒙在鼓里，浑然不觉。

创造有利形势和条件

其实，追查“阿拉伯之春”准备工作的迹象并非难事，事情通常都有迹可循。美国通过三种模式，发动了一场“无法抗拒”的运动。第一种模式是，筛选并培训抗议运动的领导人。第二种模式是，鼓励活动分子建立网状联系，向“亲民主”运动提供支持。在这两种模式中，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的基金会起着关键作用。第三种模式是，炒作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内幕”，这也是引导民众最终倒向抗议阵营的因素之一。

筛选并培训抗议运动的领导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确保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在全世界推广针对未来精英的“授权”（Empowerment）项目，即寻找、接近、培训并支持那些未来可能会在原籍国为维护美国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5]这个项目不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负责，而是由国务院、商务部、各大学、某些职业协会、基金会等相关机构负责。项目的运作非常专业，有人密切跟踪被选中者，与之“保持联系”，以确保华盛顿在未来能够准确掌握目标国家的社会情况。

大约2005年之后，阿拉伯国家成为美国的重要目标，阿拉伯世界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分化组合。美国在北非和中东国家“招募”的人数也随之大大增加。其中，“中东伙伴关系倡议”是最佳例子之一，该项目主要“招募”马格里布地区的大学毕业生。[6]美国的这项举措并非只针对新兴国家。研究影响力战略的杰出学者克劳德·雷维尔在其著作《法国：一个诸多影响力之下的国家？》（2012年出版）中称，2011年法国媒体披露了美国驻法大使馆实施的“蚂蚁”行动，即在法国的城乡接合部，圈定“来自移民家庭的青年”，再邀请其中翘楚赴美。[7]

策划“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多亏了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其培训工作非常具有实战性。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4月6日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就曾接受过名为“非暴力革命”的培训。培训是非政府组织“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在塞尔维亚组织研讨会期间搞的，而该中心正是塞尔维亚“抵抗”组织（塞语为Otpor，由塞族活动分子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分支。在美国支持下，“抵抗”组织在颠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颠覆米氏政权后，“抵抗”组织成为全球非暴力行动的培训中心。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我们都可以找到CANVAS“顾问”的踪迹。[8]

2011年1月，“4月6日青年运动”的大学生在开罗街道抗议时，打出了CANVAS的专用标志。一度因言获罪的埃及“知名”博主穆罕默德·阿德勒承认，他也在2009年夏接受过CANVAS组织的培训。

贝纳尔·欧文在为自己组织撰写的《公民社会，特洛伊木马？》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后，一切就都准备妥当，细节完备。针对活动分子的国际培训甚至包括对来访的外国人应该说什么、持何种态度。”[9]与其说这是培训，不如说是对思想的格式化。[10]

鼓励活动分子建立网状联系，向“亲民主”运动提供支持

自2007年起，“自由之家”[11]、“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就和CANVAS共同组织会议。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现活跃的博主和舆论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参与过此类会议，通过他们，美国在北非、中东社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比如，2008年美国国务院在摩洛哥组织了一场大会，希拉里·克林顿受邀出席。大会还邀请了利比亚、埃及等马格里布国家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埃及抗议运动的诸多领头人，以及后来成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驻欧洲代表并于2012年10月当上利比亚总理的阿里·扎伊丹。

同年，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新设了一个接待突尼斯人的“公民社会”办公室。传统上，驻外使馆不与当地民众有直接、公开的联系，但华盛顿跨越了红线，却未遭到突尼斯当局的反对。

正如萨米·本·加尔比亚指出的，[12]“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13]将互联网自由列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发表该讲话的前两个月，即2009年11月，希拉里宣布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14]帮助全球独立机构使用数字技术。为此美国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的试点项目，以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A）在谷歌公司和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共同组织的“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期间，还推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NDIA是“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分支”。NDI是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智库，虽然它宣称自己是“非党派”的，但其由美国政府创立，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支持，“以便为那些提供捐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组织牵线搭桥”。

有了精细的战略和无懈可击的计划，支撑“革命”的基础设施已就位，为2011年冬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万事俱备，只欠“触发因素”，在火药上点火。

维基解密：真披露还是假泄露？

克劳德·雷维尔在其专著《法国：一个诸多影响力之下的国家？》中认为，“阿拉伯之春”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文件，对该战略的实行有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泄密不是该战略的组成部分，那它也是一种“火力准备”。

维基解密创始人兼领导人阿桑奇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4月16日，他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说：“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个触发因素，那就是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有关这些国家的外交电文。当地报纸用阿拉伯文持续报道，如黎巴嫩的《阿克巴尔报》；或者通过与维基解密类似的网站，如突尼斯的名为‘突尼斯揭秘’的网站。这些电文不仅描述了本·阿里政权的腐败，还充分证明了它极度脆弱：很明显，大家知道了本·阿里政权与军方有冲突，美国并不会支持它。这些内容向突尼斯的行动分子、军队以及本·阿里的身边人发出了强烈信号，同时也向邻近地区发出了强烈信号。”

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电文中的秘密信息“阻止”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独裁者，因为恰恰是美国大使发出的电文对独裁者们提出了质疑。“突尼斯的反对派将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和法文，登载在nawaat.org网站上。特别是那些将本·阿里政权描述成不折不扣黑手党的电文，让突尼斯人私下议论的和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情，通过别国外交官之口（当然是在本非公开发表的电报中）得到了确证，这对动员民众极具效果。在恐惧之墙崩塌过程中，该因素很重要。”[15]

据阿桑奇所言，自此，“中东便犹如星星之火”,[16]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诉诸行动的模式：操纵民众和国际舆论

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煽动者而言，只创造有利的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确保成功的操纵和颠覆技术便粉墨登场了。

十分有效的非暴力公民行动战术

正如贝纳尔·欧文解释的那样，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运用的新战略是非暴力行动，也称“公民自卫”。该行动被巧妙地、有力地组织起来，获取境外大量援助资金，而外界却很难查实资金的确切规模和流入路径。[17]

对此种战略颇有研究的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家让·贝希勒尔还对“公民自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公民自卫”是由创立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首先提出的，他还为此撰写了不少专著。简而言之，“公民自卫”在对内夺权、对外抵抗侵略方面相当有效，是一整套非暴力战略战术，通过故意不遵守法律，造成经济活动整体停滞，行政部门拒不服从命令，士兵与警察犹豫不决等步骤实施。“公民自卫”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该战略首先服务于维护民主，或者当民主原本存在却遭威胁之时拯救它，或者当民主尚未建立时推广它。[18]

对吉恩·夏普而言，“非暴力行动是一门技术，可将冲突比如军队、代议制政权卷入的战争和游击战引向正确方向。它利用心理学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在不同条件下，指向或善或恶的目标。它被用于颠覆政权或支持政府”。这个美国人阐明了他所希望使用的专用术语：“非暴力行动”、“非暴力斗争”或“人民权力”。他还描述了这种技术的运作方式：“我们不主动告诉冲突国家民众该如何行事。当他们询问时，我们才提供我们的理解和知识。我们强调严肃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和坚定意愿的重要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陆军上校的罗伯特·赫尔维非常活跃，他说：“军事行动需要的钱比非暴力行动多得多，但后者仍需用钱。后者要有用无线电制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要有培训能力，还要给行动分子钱财让他们养家。”他特别提及：“必须说服某些军人和公务员，让他们相信投入我方阵营对其有利。当他们确信我们即将获胜时便会投诚。”[19]这番话再一次解释了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媒体：扭曲事实的专家

国际媒体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回应方，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正因为有了国际承认，抗议运动才能在本国得到巩固，参与者才相信全世界都在盯着和支持他们。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际媒体其实只是负责“定调”的英美和阿拉伯地区的电视台，如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半岛电视台（卡塔尔）为首的电视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阿拉伯电视台（沙特阿拉伯）。这些媒体所属的国家恰恰是在阿拉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

在这份国际媒体名单上，没有法国24台和TV5（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的踪影。法语媒体与其他地方的媒体一样，对“国际媒体”播放的新闻及画面，只是跟进和接力报道，一般都不加分析。这种亦步亦趋日益严重，因为讲法语的“大牌记者”本来就少，并且被安排在盎格鲁-撒克逊记者中间，由于不被重视，也就无法逆美英同行强加的“主流”而动，况且他们也从未对这些媒体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实际上这些媒体在西方及全球播出的信息绝对不可信，这些信息被严重误导、扭曲、剪接。例子不胜枚举，本书将涉及几例。

比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几乎是西方媒体现场信息的唯一来源。这一设在伦敦、观点明显有失公允的组织接受的是阿拉伯媒体的资助，是亲穆兄会的宣传机构。报道中受害者的数量都是由它提供的——通常极不可靠，谁搞了大屠杀也是它说了算。

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推波助澜

对于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人们屡屡提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的作用。谷歌的瓦埃勒·古奈姆于2011年2月初在CNN上证实了它们的重要作用。他的话被诸多网站转载：“我想找一天去见见马克·扎克伯格，谢谢他……我是以埃及的名义……这场革命起自线上。这场革命起自脸书。”

但萨米·本·加尔比亚认为，“源自华盛顿的互联网自由‘经文’只是为地缘战略日程打的掩护”。数字“领地”便于国际公民社会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有利于抗议者的动员来实施长期干涉。[20]

克劳德·雷维尔认为，1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公开依靠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来推进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为此，它“与互联网寡头，特别是谷歌和脸书”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能够发动阿拉伯革命，似乎多亏了社交网站。这些网站的老板似乎与美国政府保持着毫不避讳的关系。”华盛顿利用这些新媒体来打击对手。“就拿伊朗的例子来说。200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据此于2009年向政府广播委员会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美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媒体基金，即协助绕过互联网审查；还向国务院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撰写关于2009年选举后伊朗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报告。选择这个时候出台这些措施很重要，因为距离6月伊朗大选和抗议骚乱不久。”

境外压力与干涉

鉴于“间接”或“自发”行动力量不够，或是目标国政府针对美国的战略试图采取反制措施，华盛顿当局便出面干涉，为阿拉伯地区“革命”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

2011年2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上传了一条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推特文章，文中写道：“阿政府取消紧急状态的决定是积极的，但它应进一步提高自由度，以显示真正的改变。”一个外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向另一国下指令呢？显然是美国在对此事件施加影响。请注意，该文章被媒体以及众多网民转发！在中东、北非的一系列事件中，克劳利狂发推特，大言不惭地表明其支持抗议运动的态度。克劳德·雷维尔认为，施加影响力的行为如此公开，以至我们将其视为针对那些“犹豫不决”的政府稍加掩饰的某种威胁，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发动民众”。

美国人及其配角盟友在阿拉伯“革命”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并不属于秘密行动范畴。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看到美国中情局的黑手就大错特错了。冷战期间，该情报机构当然是创造并发展了此类手段，用于对抗苏联的宣传，建立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就是首批行动。但今天，美国中情局致力于情报搜集以及针对危害美国安全的恐怖分子的行动。而阿拉伯“革命”的战略是由各智库提供的，指挥工作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参与者是各基金会和以掩护身份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曾经东西方对抗时期所打的密战——属于情报机构的那种，不再由情报机构独享，“行动”自此导向另一层次。

灾难性的后果

当检视阿拉伯“革命”的真实结果，我们会惊讶于其所致的恶果，这既体现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也体现在地区与国际环境。与这些比较，独裁者倒台的好处相当有限。

我们列出一张经历过“革命”的国家目前民主与自由状况的清单，对“革命”的后果相当有说服力。最好的情况是，专制政权已经倒台，国家却无任何变化。通常的情况则是局势恶化：人权状况、妇女地位退步，针对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威胁增加，宗教场所被毁，等等。主要原因是西方支持的伊斯兰势力上台，一些政权毫不掩饰他们想搞伊斯兰教法统治的野心。

另外，“革命”还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如武器散失；法治遭弃，以伊斯兰教法代之；警察部门无序，公报私仇；罪犯出狱……众多因素使“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民众生存日艰。叙利亚爆发了内战，国内情况最糟，利比亚次之，在境外势力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下，敌对的各派、各部落、各族进行着混战。

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在历经“革命”的国家中许多难题有沉渣泛起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些由境外势力鼓吹、控制的“傻子革命”会导致六大危险：再发“革命”或“反革命”；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派发生冲突；一些国家解体；西非长期动荡；大国间关系紧张加剧。

再发“革命”或“反革命”

经历过阿拉伯“革命”的国家中，一部分民众迟早会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这很可能成为反作用力，再次引发骚乱。透过这些国家持续的或似乎已经重启的抗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些许迹象。或是因为部分民众认为自己的行动被误导至其他方向，或是因为一股反弹力量试图纠正“革命”中的过激方式——特别是强行推进伊斯兰政权的措施和法律。瓦利德·法里斯注意到了这一点，曾说道：“未来，‘阿拉伯之春’或者说‘阿拉伯-伊斯兰之春’将回潮。……今天，阿拉伯和伊斯兰公民社会已经组织起来，学着自成体系并重组其网络，以便对抗伊斯兰势力的抬头。”[21]

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

在所有涉及“革命”的国家，发展进程几乎一致，均是由“阿拉伯之春”发展到“伊斯兰之冬”，即伊斯兰激进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各国的状况大同小异：“自由派”发起抗议运动或许推翻了独裁统治，但很快受到伊斯兰势力和萨拉菲分子排挤。[22]后两派在“革命”中看似只起很小作用，但它们组织有序，懂得如何将“革命”引至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尤其是穆兄会，知道耍滑头，跟西方人说他们爱听的，言必称“民主”“公民社会”，甚至打“萨拉菲分子牌”，以显示自己是两害中较轻的一个。

目前，伊斯兰势力相当低调谨慎，但又会持续到何时？正如吉勒斯·凯佩尔所言：“这些激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干过地下工作，他们认为民主是亵渎宗教的终极之罪，因为它将真主安拉的无上权力转给了人民。”[23]几乎可以确信，一旦他们腾出手来，将会调转矛头。

2012年年中，在埃及，一部分长期忠于穆兄会的军人将力量的天平扳向反对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萨米·阿南的方向，致使两人提前退休，降为国家领袖的“顾问”。瓦利德·法里斯担忧地说：“埃及伊斯兰势力大获全胜，可能形成一个从加沙到摩洛哥的巨大伊斯兰势力空间，好在埃及自由派尚未放弃反抗。”

利比亚是西方在军事和金钱上投入最多的国家，却正在成为“阿拉伯之春”后最反对西方的国家。“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相互勾连管治这个国家，利比亚国内大的部落互有离心倾向，少数族群（非洲黑人和阿马齐格人）起来造反。“未来，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北非版的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2011年9月中旬，伊斯兰国家爆发激烈反美示威，冲击着阿拉伯国家的“街道”，这是先兆。当时，美国制作的一部嘲笑先知穆罕默德的短片《穆斯林的无知》在网上传播，被认为是对穆斯林的可耻挑衅，但那只是一些住在美国的极端分子的私下行为。伊斯兰势力的这种激烈反应，显示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来续推他们的价值观、表达对西方的仇恨。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袭，致使4名美国工作人员死亡。这应当是对华盛顿的当头棒喝，令其检讨其战略的合理性。

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派发生冲突

2011年春，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主要依靠警察进行镇压，各国军队则保持中立，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两国。这为军方赢得了民心和尊重，并且在事件后提升了形象。

镇压“革命”、负责国内安全的力量和机构首当其冲。“长期以来，这些政权利用警察控制民众，维持统治，警方被视为统治阶层的武装臂膀，象征着当权者的压迫和暴力。”[24]在镇压行动中，警察驻地、营房遭遇攻击、被摧毁，武器被抢，其中一些人还丧了命。民政管理部门和法院也常常遭遇同样的攻击，无数档案被焚毁。监狱也未能幸免，罪犯和恐怖分子重获自由。更严重的是，不少警察害怕遭报复，就玩人间蒸发，没有返回工作岗位或干脆辞了职。警察和司法部门变得极度无序，致使犯罪率飙升。特别是在突尼斯，军队迟迟不肯介入，犯罪问题更严重。

军方将民众的攻击引向当地的警察，称警方应为所有的恶果负责（该指控并非总无理），但警察觉得自己成了替罪羊，因而警方和军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们观察到“黑衣人”和“绿衣人”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这对于国内安全稳定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些国家解体

阿拉伯“革命”还导致另一恶果，并可能持续扩大，为北非、西非、中近东所有具有离心倾向的势力提供便利，无论他们是要搞身份认同，要自治，还是闹分离主义。这一演变似乎正好让某些境外势力遂了愿，他们就是想按自己的利益来分割该地区。其实，1995年有关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代顿和平协议》就属此类，活生生将南斯拉夫分割成六部分。

我们正在见证类似的分割战略在中东上演。该战略美国已经计划了很久，我们可以在拉尔夫·彼得斯所绘的地图上看到，它将美国臭名昭著的“混乱重建”理论以及新保守主义者意图分化重组中近东地区的想法付诸实施。[25]

但是，美国这些措施不但不能解决中近东地区的问题，还很可能引发各族之间的冲突，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得到较好控制的矛盾重新泛起的温床。

西非长期动荡

最令人担心的因素之一是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政后，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陷入动荡，马里安全危机就是直接后果，其他危机将接踵而至。相比来说，一向局势不稳的阿尔及利亚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座稳定孤岛，却恰恰反衬了地区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何种程度，恶化的地区形势直接冲击了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安全。

法国毫不迟疑地进行军事干预，灭掉了卡扎菲，令“圣战”势力获益。法国还呼吁国际社会对巴沙尔也照此办理，却眼睁睁看着马里被呼啸成群的狂热分子和罪犯肢解，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然而，该地区形势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法国的国家安全和侨民安全是如此，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也是如此。

大国间关系紧张加剧

阿拉伯“革命”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叙利亚危机早已导致主要大国之间对峙。华盛顿及其欧洲、阿拉伯盟友希望颠覆巴沙尔政权，但遭莫斯科和北京的反对。因为俄、中与叙利亚长期保持紧密关系，巴沙尔的倒台有损俄、中利益。两国还认为，在关于利比亚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26]的解释问题上，被西方愚弄了。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觉察出美国的战略有将世界置于动荡之中的风险，美国越发针对两国在北非和中近东的利益，这很可能对全球平衡产生灾难性的后作用力。俄、中两国由此判断，华盛顿的敌意未有丝毫减缓，这也导致俄、中采取反制措施。相关人士称，叙利亚引起了一场新冷战。

∗

绝大多数国际媒体和观察家出于幼稚的激情，将极度邪恶的所谓阿拉伯革命视为北非、中东民众反抗暴政、寻求解放的象征，称之为21世纪的重大事件。但我们认为，应当更客观地看待、深入理解该现象，不放过任何一张“底牌”，抓住鲜亮外表下所掩盖的另一面，这才是情报专家特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

实际上，对阿拉伯“革命”这一让西方人无比着迷的现象的判断，通常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认知上的，因为这一表面现象让人情绪激动，易于受媒体的操控。这些媒体实际上并不是中立的，都带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

因此，观察家应当擦亮眼睛，让大家看清楚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境外势力煽动和操控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而非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着想。必须尽早揭示这一秘密，因为大家迟早都会理解我们是被欺骗的。在突尼斯、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实际上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之前的状态的确令人不满意，但“阿拉伯之春”后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这些国家，民众受够了腐败的政府、任人唯亲的风气，渴望有更多自由，更盼望西方式的民主或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经济凋敝不堪；民众不仅没有得到更多自由，反而处处得遵守僵化的伊斯兰教条；由于行政和强力部门失序，罪犯被释放，社会变得更不安全；如果爆发了内战，情况或许会更糟。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

之所以非同寻常，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指出了将“阿拉伯之春”视为自发事件、最终成功、作用积极、有利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演进的主流思想的错误之处。本书旨在揭开阿拉伯“革命”神秘的面纱，告诉大家它的运作方式、影响和结果。

其二，为此次集体思考做出贡献的女士们与先生们，来自五湖四海，水平高超。我们召集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比利时、科特迪瓦、埃及、法国、马里、突尼斯、叙利亚8个国家的20多位学者，其中有政界和外交界的人士，有情报官员和记者，有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他们不管是偏右还是偏左，都为此付出了辛苦。读者们将发现，为了还原、剖析这些复杂事件，法国情报研究中心（CF2R）运用了所掌握的所有知识，本书却不一定全涵盖。在我们看来，只有观点不同、视角多元，才能使大家细致地理解该现象。

第一部分，研究并解构发生在马格里布和中东的事件，包括：专家对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巴林的分析；伊夫·博内领导的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组团亲赴现场记录，萨伊达·本哈比莱斯等评估者的亲历见闻。虽然大家亲历的是2011年，此后事件的发展可谓飞速，但我们还是刊登全文。这让我们了解到利比亚和叙利亚“革命”的未来发展和恶果的苗头。作为对利比亚事件的分析补充，驻当地记者的文章反映了在事件发生的最紧要关头，民众和观察家也未能识破的那些操控。

第二部分，揭示境外势力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自构思“革命”到产生结果的那些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塔乌费克·布尔古等人披露了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操纵伎俩，以及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社交网站和国际媒体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部分，评估“阿拉伯之春”的后果，不管是早已显露出来的，还是正在逐渐显现的，涉及马里、撒哈拉、萨赫勒多个地区以及“基地”组织、基督教少数族群。读者们将了解到其结果既不积极，也不鼓舞人心。

读者们将在书中读到揭露美国行为的内容，但本书的各位合著者均不持反美的立场。尽管这样，几乎所有合著者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方法及其令人起疑的盟友，皆有悖于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原则，确实威胁到国际安全，仅仅是因为美国只顾及本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利益。

其中一些作者描述了美国为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而长期进行的自私自利的算计。在大西洋彼岸，确有那么几个小圈子的人有这种野心，但我们还是注意避免导致阴谋论的论调，就像“9·11”事件后类似论调满天飞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每位作者都要提出事实、谨慎论证。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和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要感谢所有参与的作者，虽然这个项目政治目的不那么明确，逆着形式化思想的潮流而动，但他们依然充满热情。感谢这些作者的信任、勇气和坦率。

我们试图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以便读者在理解这些欺骗了非洲和阿拉伯民众的重要现象时，不被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的分析向正统思想提出了质疑。这种正统思想就是将这些事件想象成田园牧歌式的行动，将世界的演变想象成总是向积极方向运动的进步。在此案例中，这种思想大错特错。一些人必须敢于说出来，揭露它。

埃里克·德纳塞
2012年10月

[1] Amin Allal,《Enjeux politiques en Tunisie.Des protestations de 2008 à la fuite de Ben Ali》,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27.

[2] Philippe Droz-Vincent,《Regard sur les sociétés civiles dans le monde arabe》,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8.

[3] Narrimane Benakcha,《Les révoltes arabes:convergences et hétérogénéités》,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54.

[4] 2011年之前，叙利亚各族群和平相处，宗教关系友好。穆斯林、阿拉维派、德鲁兹人和基督徒相处融洽，甚至经常居住在同一社区。——译者注

[5] Cf.Eric Denécéet Claude Revel,L'autre guerre desÉtats-Unis.Economie:les secrets d'une machine de conquête,Robert Laffont,Paris,2005.

[6] Claude Revel,La France:un pays sous influences?,Vuibert,Paris,2012.

[7] Ibid.

[8] http://www.canvasopedia.org/

[9] in Bernard 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Studyrama, Paris,2012,p.14.

[10] Eric Denécé,“Le formatage culturel par le Social Learning”,in Ludovic François（dir.）Business sous influence,éditions d'Organisation,Paris,2004.

[11] “自由之家”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由美国中情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领导，接受美国和卡塔尔政府的资助，重要成员包括布热津斯基（2017年逝世）和新保守派的拉姆斯菲尔德。——译者注

[12] http://nawaat.org/portail/author/sami-ben-gharbia/

[13]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5879.pdf

[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9/nov/131234.htm

[15] Ibid.（C.Revel,op.cit.）

[16] Ibid.

[17] Ibid.

[18] Jean Baechler,《Défense par actions civiles,ONG et démocratie》,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19.

[19] Bernard Owen,《La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agissante et ses effets》,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67.

[20] Bertrand Simon《Les nouveaux médias:du pain béni pour les ONG》,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200.

[21] 《Entretien avec le géopoliticien Walid Phares》,Valeurs actuelles,28 juin 2012,p.41.

[22] Ibid.

[23] Gilles Kepel,《Révolutions arabes:la tectonique syrienne》,Le Figaro,24 août 2012.

[24] N.Benakcha,op.cit.,p.58.

[25] Cf.http://www.etudes-geopolitiques.com/editorial_contents5.asp

[26] 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于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译者注

第一部分
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我2011年3月着手撰写《突尼斯革命被掩盖的一面——伊斯兰主义与西方：高危联盟》一书。它于当年9月，即2011年10月23日那场选举欺骗前的一个月在突尼斯出版，又于2012年1月在法国推出。该书是我作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某些媒体称为“茉莉花革命”[1]期间的证言，也是我作为哲学学者在塞浦路斯外交部下辖智库——迪达洛斯地缘政治研究所担任所长之一时的分析和看法。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大国竞争尤其是涉及美国问题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我在书中论述的观点：从2010年12月17日至2011年1月14日，这场真实存在于突尼斯的社会大爆炸，尽管有其客观的内生因素，但并不是民众自发的革命，而是有计划的阴谋。它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谋士们指挥协调的，其中还有西方各大媒体的积极帮助以及其他一些媒体或观察家的幼稚参与。后一类媒体或观察家不会采取其他立场，只是站在渴望民主、勇敢对抗代表着“世上最血腥独裁统治”的突尼斯安全部队的民众一边。行动的目的何在？就是一股脑儿地更换执政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换下民族主义的世俗精英——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遗产，代之以新的统治阶级——伊斯兰主义者。

正如我将要论述的，美国人在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上并不总能显示出大智慧，却真真切切地在“民主之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不只是训练培养了一大群渴望自由的全球化的年轻网民。但仅仅靠美国人按下按钮，还不足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发动革命。爆发革命的社会，如果不存在爆发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且革命未能回应革命者的关键需求，那么革命就不会成功。已经维持了23年统治的突尼斯政权在23天里轰然倒塌，正是存在如下的一系列原因：有文凭而无前途的西方化的青年，与亮丽的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全面贫困化，瘟疫般蔓延的腐败，受到禁锢的言论自由，全面缺失的政治辩论，无限期拖延的民主。

我迅速反应过来，这一成形于奥巴马政府的计划不只涉及突尼斯的本·阿里，还将冲击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他们长期执政，不再符合世界第一强权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这一“革命的”和“民主的”接班计划名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其设计者也是决定入侵并摧毁伊拉克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因此，我称奥巴马为长着鹰派翅膀的鸽派，称希拉里·克林顿为“阿拉伯之春”的燕子。出于与设计者相同的原因，我认为，“阿拉伯之春”并非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

正如我书中所言，“阿拉伯之春”的性质会迅速且自然而然地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我绝大多数同胞仍相信他们搞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外国观察家议论说阿拉伯国家即将出现世俗的民主政权，在该政权内部，伊斯兰“温和派”不占多数，但会像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的基督教民主派那样发挥作用。正当此时，我指出，伊斯兰运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即使在50年任人唯亲却也较开明统治时期里取得的现代化进展也将明显缩退，神权加极权的政权将振聋发聩般相继登场。突尼斯就是如此。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我坚称，它们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持续的无政府状态，部落陋习回潮，因宗教信仰冲突将发生内战，贫困化加速，主权丧失，美英将全面控制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能源。

我的这些预言曾被认为是愚蠢可笑的，但就在“阿拉伯之春”发轫不到两年后一语成谶。而且现在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开始，伊斯兰神权统治正在该进程的末端等待着。只要发生过“阿拉伯之春”的地方，就只会留下废墟和眼泪。利比亚有5万人丧生，“自由派”才刚刚赢得首次“自由、透明”的选举。但是，这恰恰说明了该国已四分五裂，与伊拉克的结局无异。利比亚不再是新闻头条，不是因为一切进展顺利，而是因为有人想特意掩盖事实。叙利亚还在英勇地抵抗着颠覆者、恐怖分子、伊斯兰主义者、当地叛徒和外国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以色列的要求，由卡塔尔、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豢养的。也门则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逊尼派、什叶派两派互相残杀，饥荒降临。埃及目前由穆兄会掌握，他们将在10年内抹去7000年的历史，就像他们的同门兄弟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对于“茉莉花革命”的自发性质以及这场“革命”与生俱来的伊斯兰化风险，没有多少欧洲政治家、专家或记者提出保留意见。所有人都故意掩盖上述伊斯兰化风险，其站不住脚的借口是“革命”运动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领袖，抗议者既没包头巾也没留大胡子，没喊出任何宗教或反西方的口号。个中缘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确接到指令，被要求不显山露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免惊动西方舆论，也是为了让外界全面、不可逆地同情这场“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我研究伊斯兰主义已有30年，从2010年12月第一周起，我就认识到有伊斯兰主义者在幕后操纵“革命”，他们得到了美国、英国和卡塔尔的默认支持。因此，我将抗议者称作“一群狂热的人”，竭力替当时的政府辩护，试图警告突尼斯人：若现政权一倒台伊斯兰势力便会立即登场。

在法国，少数清楚内幕的大西洋主义者知道美国正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什么也阻止不了美国人。这一小撮人，正如他们在1945年后通常所做的那样（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对法国的利益无动于衷），强烈地维护美国帝国的利益，以换取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大多数追随者，或是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或是亦步亦趋，或是因为幼稚，或是出于无知。意见领袖和追随者就这样凭空捏造出“茉莉花革命”的神话，之后再兜售“阿拉伯之春”的谎言。从“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用词发生转变，使之更带有外国情调，更具有文化色彩。这种转变表明，他们有意将一场社会政治的、涉及经济的、一地一域的、孤立的危机搞成一场地缘政治地震，冲击之前筛选出的阿拉伯国家，以便未来30年内重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如从2011年起我一直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也正如埃及《金字塔报》创始人、曾任纳赛尔顾问的穆罕默德·哈桑宁·哈伊克尔后来断言的，这是一个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即便是哈伊克尔这样的智者，也未从一开始就洞察这些“革命”的幕后企图。

在这一波政治、媒体喧嚣中，少数严肃、敏锐、称职的声音都立即被大媒体滤除，很可能是美国的原因。相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些“专家”和“春天学学者”混在这股本应作为释疑解惑者的人潮中，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该上哪家电视台，该回复哪家报纸的约稿。发出首批诚实之声者，就有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主任埃里克·德纳塞。他在《论坛报》的访谈中坚称，在突尼斯，“民众确实有对自由的渴求，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我不相信这些经过多年准备的‘革命’是自发出现的。早在2007年或2008年，‘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或CANVAS便组织过各种会议，如今一些十分活跃的博主以及这些运动的领袖大部分都参加过会议。正是这些会议给他们灌输了民主思想，为这些‘运动’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本质上看，这些革命与苏联政变、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都属一类……这一次，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军队首次不与警察站在一起，而且国际舆论始终在关注着这些运动。更为关键的是，就在这些运动发生的前几周，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的军方最高层都访问了其重要金主华盛顿，他们都接收到了可以推翻现政权的信号。他们将不再忍受本国权力集团的掠夺。所谓革命，只不过是领导层的更迭：新的领导层利用民众的抗议风潮，在获得华盛顿的默许后发动的‘柔性’政变”。[2]

作为一名已经意识到正在失去许多东西的突尼斯公民，这不包括我的大使身份（在本·阿里被迫出走前我就已经主动辞职），德纳塞的上述一席话令我这个一度产生自我怀疑的哲学学者大获慰藉。有时我甚至被悔恨深深控制，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我逆着这股激情澎湃的“革命”潮流而动，错过了与“世界灵魂”的伟大约会。作为黑格尔的信徒，我未曾看过拿破仑坐在马上，代表着这一灵魂走向“均质的普世国家”，从而实现“历史的终结”！某些时候，我再无法忍受自己在媒体中出现的形象：一个毕生都致力于对抗审查制度、争取自由、反对专制保卫民主、反对蒙昧主义保卫启蒙主义的男人，到头来却像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一个道德上应受谴责、政治上属于自杀行为的事业服务。正是德纳塞的话，接着是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首份公告，印证了我作为孤独的哲学学者的最初直觉。自此，即使冒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且醒得非常早的政治风险，我也坚信自己有道德义务、有责任去对谎言说：“看，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是“网络异见分子”还是“网络奸细”?

选择恰当的用词及概念，是客观、理性分析必备的条件。大众传媒是这样表述的：“网络异见分子”懂得使用脸书和推特这类新的传播技术，强调自己的公民行为，绕过审查手段，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试图在伊斯兰土地上打破独裁、建立民主。其被赋予以下品德：英勇无畏、尊重人权、热爱自由和民主等等。而“网络奸细”呢？其自愿为外国服务，对脸书的归属感强于对本国的归属感。他们是全球化的人物，吸收了其他族群的文化价值观，表面上的世界主义和个性解放，但依然无法掩盖其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异化。

严格来说，革命是什么？从经典意义上讲，革命是自发的、广泛的起义，民众通过起义显示出推翻现政权、代之以革命政权的意愿和决心。那么，何为网络革命或“2.0版革命”？它是通过中介人的间接革命，是一场虚拟的动员，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然后再冲击现实世界。它的发展分三部分，涉及三种人——协调人（领袖）、传递者（分包商）、执行人（消费者），或者分为高级设计师、工长、工匠。无论是谁，或无论哪个国家，都能承担其中一项功能，或从此进程的任何步骤介入。这就是“茉莉花革命”所具有的特点，从此角度而言，“茉莉花革命”是绝佳范例。

让我们倒着往前捋。突尼斯网络“革命”在开始的虚拟阶段，并非“纯粹”发生在一国内。一些秘密机构、群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经常隐姓埋名，并分布于世界各地，在距突尼斯数千千米外，积极参与这场“革命”的虚拟阶段甚至活跃阶段。萨利姆·阿马穆是突尼斯“网络奸细”头目之一，竟然傻乎乎、毫不脸红地承认上述事实，他口无遮拦地说：“整个世界参与了突尼斯革命。”[3]我们还知道，网络活动分子纳迪娜·瓦哈卜是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指挥埃及青年的。瓦哈卜现生活在埃及，支持“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穆罕默德·巴拉迪竞选总统。[4]因此，阿拉伯“革命”不是纯粹的国家革命，不是经典的、爱国主义的革命，而是毋庸置疑涉及多国的“离岸”革命。

突尼斯当局意识到这场被远程控制的“革命”的危险，便着手应对，实施互联网审查，因为这场“革命”的动员和起义的号召都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半岛电视台再接着炒作。但突尼斯当局自己的网站却被搞掉了！谁干的？据法国《解放报》介绍，这些人类似于一群青年志愿者，致力于“在网络或在全世界持续对抗审查制度”。

这群被称作“匿名者”的“黑客抵抗者”于2011年1月2日发动了“Operation Tunisia”（突尼斯行动）——行动名称选择英语而非法语，具有极大象征意义。据《解放报》报道：“这天，一条从聊天室传出的号召传达到数以百计的人那里。‘匿名者’发动‘突尼斯行动’，攻击突尼斯政府网站。一位不愿说出姓氏的居住在巴黎的该组织成员埃里克相信，攻击会取得成功。当天，所有官方网站全瘫，或遭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遭受诸如低轨道离子加农炮（软件）的逻辑攻击。‘这被视为突尼斯的心理解放。我们在现场的关系人就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匿名者’随即进入第二阶段行动。埃里克说：‘必须建立抵抗网络。我们可不愿让突尼斯网民冒现实风险，搞无用的挑衅。言论自由，那就足够了。’……一切都在线完成，通过‘匿名者’聊天室和脸书。‘我们解释了我们的网络是怎样的，我们预先告诉突尼斯网民将冒何种风险，最后，我们鼓励他们组织起来……’”[5]

《解放报》恰恰忘记提及的一点是，被该报脸上贴金的“黑客抵抗者”，如果不掌握那些只有大国才掌握的技术和后勤手段，就无法针对突尼斯（同理，埃及、也门、叙利亚也是如此）发动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并最终成功。《解放报》还忘了说，“匿名者”是诞生于美国的组织，它的诞生与圣诞一样神奇！该组织使用的逻辑攻击手段低轨道离子加农炮使志愿者可以出借自己的电脑来发动攻击，让政府网站因服务器爆满而瘫痪。维基百科介绍，“‘匿名者’向其成员或任何志愿者提供一个逻辑手段（软件），向目标网站‘灌水’，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使用指导。一周后，突尼斯国家电视台TV7的网站被‘黑’，只显示一条阿语信息，‘记者谴责警方的镇压行动，要求释放萨利姆·阿马穆’”。

《解放报》还称，“‘匿名者’帮助突尼斯网民对付政府的网络审查，向其提供匿名发信息等技术。一些突尼斯人贴出了‘匿名者’招牌式的面具图案”。“匿名者”打击的对象均为那些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伊朗、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2009年伊朗网民所使用的技术和突尼斯网民2011年1月所使用的技术相同。但“匿名者”并不是参与并指导突尼斯“网络奸细”的唯一幕后组织，非常神秘的Telecomix也参与其中。这是个以邪教模式运作的组织，2009年4月在瑞典成立，并于2009年6月显示了自己的颠覆能力，它针对的是伊朗——伊朗是“2.0版革命”的首试国，但未成功。

如果我们研究叙利亚，会更清楚地理解突尼斯网络“革命”的展开过程。脸书上的“2011叙利亚革命”网页呼吁“2月4日周五发动全面动员”，而该网页是2011年2月初才创建的，当时没有一个抗议者上街。我们看到，所有被卷入的阿拉伯城市都选择了周五。因为对于穆斯林而言，周五具有极大象征意义。有了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在数分钟内可把成千上万好友引向某一脸书网页，“2011叙利亚革命”网页才得以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聚集了10万好友。在突尼斯，直到2010年12月，该社交网站基本还是被禁的，2011年初才接入这项信息技术，满打满算只有6万个脸书的本土秘密用户。对于这样的国家，上述10万好友的数字至少会让人困惑吧。

《解放报》还忘记了一点，即法国电视台Canal Plus（提供更多内容的电视台）于2011年2月在其《特别调查》栏目中披露，2009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和埃及数名青年参加了有关和平革命技术的入门实习。实习之一是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教员”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打着CANVAS的旗号作掩护。CANVAS是Otpor（“抵抗”）组织的下属组织。“抵抗”组织的创建，还多亏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Canal Plus电视台的纪录片并未披露全部内幕，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类似实习，于2005年至2010年间在欧洲或美国进行，Telecomix承办的比较多。在该纪录片中，我们认出了埃及活动分子、曾是穆兄会青年积极分子（Canal Plus电视台是这么报道的）的穆罕默德·阿德尔，现在他是2008年建立的“4月6日青年运动”组织的发言人。穆巴拉克倒台后，2011年2月9日，他在半岛电视台上说：“2009年夏，我在塞尔维亚参加了有关组织举办的和平抗议培训。”他没法说别的，但相关信息已经由维基解密、Canal Plus电视台等媒体抖了出来。

穆罕默德·阿德尔是谁呢？他是希沙姆·穆尔西的表兄弟，瓦埃勒·阿德尔和艾哈迈德·阿德尔也都是。希沙姆·穆尔西又是谁呢？他是优素福·加拉扎维的女婿。加拉扎维是伊斯兰势力“温和派”中魔王式的人物，卡塔尔向其提供庇护，付他报酬！希沙姆·穆尔西在伦敦获得难民身份，他是穆兄会的领袖，创立了“变革学院”，接受卡塔尔的资助及英国情报部门的帮助。“变革学院”总部设在伦敦，在维也纳和多哈也设了分部。该学院缘起于“未来论坛”。2006年2月该论坛在多哈举办时，比尔·克林顿及其女儿，以及康多莉扎·赖斯都曾出席。此次论坛撰写了一份题为“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计划”的秘密材料，从而诞生了“变革学院”和“复兴计划”，由穆兄会著名成员卡塔尔人亚契姆·索尔坦负责。“变革学院”，更确切地说，是个邪教组织，为阿拉伯网民组织了数个培训项目，培训基础是吉恩·夏普的理论。吉恩·夏普是美国哲学家，我将在后文介绍。

我们在Canal Plus电视台的纪录片中没看到，却也参加过美国间谍培训（或接受洗脑）的埃及“网络奸细”，有艾哈迈德·马希尔（他后来向《洛杉矶时报》承认，接受了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帮助）、伊苏拉·阿卜杜勒·法塔赫（维基解密披露，他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好几次培训），还有沙希纳兹·阿卜杜勒·萨拉姆和艾哈迈德·萨拉赫（他自2008年起就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是埃及最早的活动分子之一）。艾哈迈德·萨拉赫公开宣称：“当时，没人愿意与小布什政府扯上关系，那是魔鬼。”[6]至于埃及革命的偶像、年轻著名的“网络奸细”瓦埃勒·古奈姆，他曾在开罗美国大学受训，娶了个美国人，现在谷歌迪拜分公司当管理人员！要知道，谷歌通信部门的大管家是鲍勃·布尔斯廷，曾为比尔·克林顿演讲稿捉刀代笔。他表示：“我们的目的是推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意非常重要的部分。”[7]熟谙埃及政治的萨米尔·阿明写道：“我们不应当忽视博客的作用。一些博主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中情局策划的真正阴谋。挑头的基本上是来自安逸阶层的年轻人，他们美国化到极致，并以当地独裁统治挑战者的形象出现。”[8]

突尼斯“网络奸细”的核心人物与这些埃及活动分子别无二致。他们在同一所“哲学”学校接受过培训[9]，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属于知名的年轻网民或博主，个别人除外。其他人大多年岁偏大，经验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倾向于保持沉默，即便2011年1月14日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是纯粹的职业颠覆者，除非任务完成，否则都会管住嘴！

多亏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我们才知道突、埃两国的“网络奸细”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已长达数年的联系。[10]我们还知道，他们出入相同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一起参加大会和培训、拿补助，在纽约、麻省、约旦、摩洛哥、黎巴嫩、伊斯坦布尔、多哈、墨西哥、伦敦接受相同的理论教育。

CANVAS专门负责非暴力颠覆技术方面的培训，培训的理论基础来自人称“非暴力战争的克劳塞维茨”的吉恩·夏普。他撰写过《非暴力行动策略》（1973年）、《从独裁到民主》（1993年），后者记述的理论对“和平”搞垮苏联十分有用。2008年，有一个伊朗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麦凯恩、索罗斯、比尔·史密斯和以中情局人员身份出镜的夏普。CANVAS接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开放社会研究所”“自由之家”等一些美国组织的资助。“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是麦凯恩。“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亿万富翁、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建立的。2009年，他差点儿把英格兰银行整垮，靠自己投机赚了33亿美元。此人是匈牙利裔美国人，真名是捷尔吉·施瓦茨，1952年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师从哲学大家卡尔·波普。他给基金会取名“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导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波普。领导“自由之家”的伍尔西于1993年至1995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自由之家”的阿拉伯世界的尊贵“朋友”中，有新保守派的亨廷顿、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巴拉迪。一些欧洲国家的情报部门认为，“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是中情局的又一个掩护机构。

“阿拉伯之春”的灵感源自吉恩·夏普，负责军事培训的是罗伯特·赫尔维上校，他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成立于冷战期间（1983年），由吉恩·夏普创立，旨在以非暴力手段维护自由民主。2007年12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称该组织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试图像颠覆苏联那样颠覆委内瑞拉现政权，以控制油气资源。

为了事业的需要，美国人把一切都设计得那么完美，一会儿在塞尔维亚，一会儿在别处。是的，所有一切，包括突尼斯网民的脸书网页上那个紧握着的拳头标识。该标识（最初属于布尔什维克，后来代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源自“抵抗”组织，曾被用于2000年塞尔维亚“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09年伊朗起义。“抵抗”组织的这个标识与“茉莉花革命”中的一模一样，后来又出现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林。这是纯粹的偶然？还是一种对外信号，以表示他们不再担心蒙面行动的邪教式组织曝光？以上是“茉莉花革命”象征层面的内容。

至于理论层面，它体现在一本手册上，由CANVAS推出、以夏普的理论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50点》。该手册介绍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是“阿拉伯之春”的煽动者、“网络异见分子”（包括突、埃两国的博主）的“古兰经”。2011年5月12日，艾哈迈德·阿德尔向瑞士《周报》表示：“我们开始收集如何颠覆政权的材料，都看了，从游击战、合法手段到恐怖袭击。一天，我们看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将其运用到伊斯兰世界。”[11]我们后来终于明白，这个穆兄会成员为什么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替代夏普。对于一个彻头彻尾反犹的伊斯兰主义者，最好跟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路线，而不是一个犹太思想家的！

CANVAS谨遵夏普的教导，其手册中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的抗议活动都具有相同的行动模式，特别是与强力部门套近乎，以和平方式令其缴械，拥抱他们，向他们献花。2011年1月14日前后，这些场景也见于突尼斯。捍卫全球（特别是委内瑞拉）进步主义事业的纽约著名女律师伊娃·戈林格尔称：“前美军上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成员罗伯特·赫尔维说过，我们的目的不是摧毁军队或警察，而是劝说他们抛弃现政府，要让他们知道未来政权中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要针对他们搞心理战，与军人拉关系，跟他们谈判。”[12]正如我们后来见证的那样，这就是发生在突尼斯的场景。

青年或妇女向军人献花，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突尼斯、埃及、也门，之前也出现在苏联（后来美国将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善意”保护之下）。对突、埃两国的事件，我们只能引用《外交世界》周报（2005年1月）当时评论苏联革命的某些话：“这些抗议者看似自觉自发，他们的力量也源于自觉自发，但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3]叙利亚是抗议者运用CANVAS的手段后没能成功的唯一国家，于是抗议者便祭出更“硬”的手段，即在利比亚用的那一手：唤醒潜伏的恐怖小组、武装的叛徒和雇佣兵，将其送至叙利亚与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等国的边境进行屠杀活动并制造恐慌。在德拉制造恐慌的武装人员的确来自约旦——半岛电视台对此保持缄默。各国（包括欧洲）的伊斯兰主义者拿着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提供的武器，从土耳其渗透到叙利亚，在民众中散布恐慌，甚至在大马士革搞恐怖袭击。

当吉恩·夏普式的和平颠覆（在突、埃两国）不如预期般奏效，他们便转入B计划：逐渐来“硬”的（在利比亚、叙利亚），也就是资助雇佣兵包括“基地”组织攻击无辜平民，并将责任推到治安部队身上；也不再称治安部队为“警察”或“国家军队”，而称之为政权的亲兵或民兵，以与由拉登前手下组成的“解放军”或“自由战士”相区别。这一切都在为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涉”（这是库什内尔最喜欢用的词）的旗号进行军事干涉提供理由。“人道主义干涉”这个词在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伪善说教中也将成为套话。

法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的行动以贝尔纳-亨利·莱维的这一法国新时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指导”，法国每天花费数百万欧元，共耗资1.8亿欧元。除非卡塔尔买单，巴黎希望在卡扎菲倒台后能大量投资利比亚。但是谁授权莱维代替法国外交部行使权力？谁“选举”了他，让他把法国拖入一场并不符合法国（战略）利益却符合美英利益的战争呢？萨科齐在利比亚干的正是雅克·希拉克一直拒绝在伊拉克干的事情。北约军队并没有行动起来“避免班加西浴血”，也没有保护利比亚民众让他们免受嗜血成性的独裁者的残害，而是摧毁了军队，为卡塔尔、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的代理人，反革命和极端分子（而不是革命者）提供了便利。赌注当然是要在卡扎菲的故乡实行民主，即利比亚的五个地区（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财富。《鸭鸣报》后来披露，法国之所以投入这场“保卫人权”的战斗，是因为之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保证，一旦利比亚“独立”（成为保护领地），法国将拥有自己那部分“合法”的石油及大量油气资源。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在魁北克出版了一本书，详述了美国直接介入“阿拉伯之春”的事情。[14]作者称，“推特、脸书、谷歌领导层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作者并没有明说美国策划了这场“革命”，但他说，美国诸多组织“在抗议运动爆发之前举办的培训中，一直陪在突、埃等国的主要活动分子身边。而培训由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负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开放社会研究所’。从大西洋到波斯湾，数十个阿拉伯非政府组织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几个组织，都通过培训或直接接收资助而获得了帮助”。

应该说明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源自1982年罗纳德·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成立于1983年，是美国中情局众多掩护机构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于1961年，官方口径是负责减贫、推广民主和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开办的众多“铺子”之一。[15]在此名单上，我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该机构由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领导，她是阿拉伯人的“伟大朋友”。还有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云集了众多新保守派人物，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理查德·珀尔和“利比亚事业与突尼斯民主的朋友”约翰·麦凯恩。2003年麦凯恩公开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撰写了题为“击退流氓国家”的政策报告。突尼斯从枷锁中“解放”后，他是第一批到访者之一。

鉴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阿拉伯“革命”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是在这个隐秘的机构上多花点儿时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威廉·布卢姆写道，该基金会“几乎能够公开从事那些中情局曾经悄悄做的事”，“我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其所从事的事情常常与它所宣称的宗旨相悖”。[16]他介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理念虽是反左翼的，但“客户”却常常是左翼政党或工会。我们是否回想起突尼斯事件中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等的活跃行动？它“以多种方式介入别国内部事务，向公民组织、工会、异见者或学生运动、编辑、报纸和其他媒体提供经费、知识技巧、培训、教育材料、电脑……”。

2009年11月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时，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全球非政府组织大量使用数字新技术，宣布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做试点，称“这将有助于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她向网民承诺，更确切说，是向“网络奸细”承诺，美国将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当时，有10多个突尼斯博主通过网络视频会议，一些人甚至在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内听了她的讲话。她甚至还点了几个国家的名：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突尼斯和埃及。

比希拉里·克林顿更积极的是约翰·克里。这个民主党人却是新保守派人物麦凯恩的密友。他表示，不仅要资助社交网站、博主和全体网民，更要引导他们，并提供培训。2009年1月8日，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会议上，他强调：“当这些网络尚幼小时，就要想着哺育、培养它们，以使其快快长大。”脸书当时约有950万用户，这些网络的确是个大筹码。

“茉莉花革命”爆发前不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这一论点。他批评道，美国的“网络乌托邦”掩盖了新技术与生俱来的自由美德，只对准美国锁定的那些国家——伊朗、中国、委内瑞拉。他认为，这种“数字干涉”大概有助于在全球宣传自由，但首先并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17]对那些早就明白“人权问题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而较少惠及个人与民众利益”的人来说，上述论点纯属小儿科。

记者兼作家约翰·利韦尔内特也持此观点。他说：“阿拉伯民众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从本能出发，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系列针对独裁者的颠覆运动——数十年来，阿拉伯民众都知道他们是暴君，但迄今一直很平静……确定的一点是，运动没有自觉自发。一切已经计划很久了。”[18]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真有，那也是故意安排成偶然的。”

从“阿拉伯之春”的非自觉自发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突、埃两国是最脆弱、最先倒下的。在埃及约8150万人口中，两成是网民，其中的约500万是脸书用户，58%的脸书用户小于25岁。在突尼斯约1030万人口中，约有200万脸书用户，18岁至29岁的脸书用户占23.3%。2011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突、埃所属的地中海南岸国家中，IT（信息技术）通信业占比是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因此，“两国政权倒台如此迅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掌握了通信和媒体接入手段”。这份报告的口吻与其说是注重科学性，不如说是意识形态色彩深厚。报告称，相对于“极权”，这种开放显然是矛盾的。一个极权国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开放其社会的，而是会拼命让其置身事外，以防被外部传染。

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美国及其非政府组织的二道贩子，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梅纳尔领导下的为“言论自由和民主”摇旗呐喊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无法忍受针对互联网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审查。一旦政权稍微开放，便会缴械投降。显然，“茉莉花革命”及其政治、社会恶果，如果没有突尼斯当局2010年5月的首肯（推出3G网络，即通过手机上网），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世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无意识犯的严重错误？还是对伊斯兰主义者随时可能一口吞下的政治自由化严加控制的同时，自愿对外开放、逐步引入民主导致的恶果？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认为：“突尼斯网民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遭遇感染。脸书、推特等博客都表达了支持。脸书上组建了数个群组，推特文章也设置了相关关键词——Sidi Bouzid（西迪布济德），并占领了微博平台。优兔上有3000多条视频带有相关关键词。”[19]在运动最激烈时，“网络异见分子”将新技术用到极致，包含“Sidi Bouzid”的推特信息每小时发了2.8万条。[20]

如果没有我前文中提及的美国机构的技术、后勤、资金支持，“茉莉花革命”根本不会发生，机构的角色就是“资助、训练、支持、建议目标国的异见运动，以使他们以非暴力方式动摇并颠覆当地政府”。[21]

举一个美国在技术方面帮助“网络异见分子”的例子，就是提供可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The Onion Router，洋葱头路由器）。这是一种匿名通信软件，可为所有类型的信息加密，用户可通过它匿名上网。TOR项目由美欧黑客管理，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该软件由麻省（马萨诸塞州）一家企业推出。据约翰·马洛尼披露，这家企业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此软件，让他们在进行颠覆活动时能躲开审查和监视。那个神秘的突尼斯“海盗党”，其实就是一个媒体泡沫。[22]它的一名成员苏菲安（化名）宣称：“许多人使用TOR，软件光盘在大中学生中传来传去。一周前，软件发明人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专门为突尼斯设计了一条通道，这让事件的进程大大加快。”[23]

首先应当澄清，苏菲安真名叫希姆森丁·本·杰马，是突尼斯裔法籍青年，法国“海盗党”成员。其次，阿佩尔鲍姆不仅是那款软件的设计师，而且曾是维基解密的活动分子。此人与“匿名者”组织联系密切，是这家企业的门面人物。他多年来遍访世界的“网络异见分子”，向其展示TOR的用法，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是阿佩尔鲍姆不要钱，而是只对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免费。[24]谁在资助TOR软件生产商呢？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调查后认为，资助方有谷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联邦基金！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阿佩尔鲍姆曾赴突尼斯“向当地活动分子介绍自己的系统”。[25]我们还知道了，为了帮助突、埃活动分子在断网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谷歌和推特迅速推出了一款名为“Speak2Tweet”（与推特对话）的服务。这项服务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再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并传至互联网。[26]我们也知道，在动员青年中起到发动机作用的突尼斯“揭秘”网站的幕后推手是谁了。

再举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例子。知名的青年运动联盟（AYM）于2008年12月在纽约组织了首场大会（后来又于2009年在墨西哥城和麻省、于2010年在伦敦举办过）。大会得到谷歌、优兔、脸书、百事的赞助，参加者是来自拉美，以及伊朗、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的“网络异见分子”。与会者还包括：首个与小布什政府合作的埃及博主艾哈迈德·萨拉赫，“自由之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项目执行人谢里夫·曼苏尔，突尼斯“网络奸细”的教父萨米·本·加尔比亚，脸书的共同创办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共同领导人拉里·戴蒙德，美国国土安全部高官沙阿里克·扎法尔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首场大会后，该组织还创立了movements.org网站。此网站称，这个“美国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任务是：其一，在感兴趣地区物色网络活动分子；其二，促使他们相互建立联系，并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和成员建立联系；其三，向其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培训和建议，为其打造一个平台，引导他们相互联系、发展壮大。一切都计划好了！”。[27]

我们注意到，movements.org网站的创建者之一是曾任康多莉扎·赖斯、希拉里·克林顿顾问的贾里德·科恩，他现在担任“谷歌理念”的负责人。另一创建人贾森·利伯曼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青年运动联盟的执行总裁则是戴维·纳赛尔，曾在“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中负责中东项目。

青年运动联盟的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0月15日至1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希拉里亲自前往，诸多阿拉伯（包括突尼斯）网民参加。伊娃·戈林格尔写道：“会议集中了新技术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专家，如脸书、推特、优兔人员，还有华盛顿机构的官员，以及致力于颠覆和动摇那些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的专家。目的是训练那些国家的青年用社交媒体来实施反政府的政治行动。”[28]换言之，教会这些博主通过非暴力手段，即以技术手段来推翻政权。

2010年4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乔治·W.布什研究所联合“自由之家”组织了全球“拥护自由人权的活动分子”“互联网专家”的聚会，以分析“全球网络异见运动”。[29]突尼斯有两男一女参加。参加的埃及人有瓦埃勒·古奈姆、艾哈迈德·阿德尔、纳迪娜·瓦哈卜、沙希纳兹·阿卜杜勒·萨拉姆和艾哈迈德·萨拉赫。

《阿拉伯式美国人》一书的作者称：“研究这些会议以及与会者名单，我们可从多种角度去解读。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大使馆，在世界范围辨别其‘感兴趣’的网络活动分子，并通过大使馆安排这些人去参会。其次，新技术领域的领袖在培训‘网络异见分子’、破坏别国政府稳定等事情上早就持有立场。最后，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机构、新技术领域的大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我将用一个彻头彻尾的“网络奸细”的证词来结束这一部分。证词出自萨米·本·加尔比亚，他是“网络异见”方面的先驱，“网络奸细”招募与培训专家，曾是伊斯兰运动的同情者，1998年赴荷兰避难。2010年9月17日，即布瓦吉吉自杀的12月17日的前三个月，萨米·本·加尔比亚发布了一份资料翔实的研究材料，介绍了与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训练和操纵阿拉伯“网络异见分子”的。他的坦白承认令人惊讶，文章的发表也是个谜。我的假设是，萨米·本·加尔比亚对伊朗有一种偏爱，在试图动摇伊朗政权未果后，他与自己的美国教员疏远了。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式著作中，他描述了在伊朗最初的那段时光。2009年，“非暴力网络革命”首次爆发就是在伊朗，未获成功。后来美国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升级他们的“革命”制造机，使其在突尼斯达到了最佳效果。他的证词中有如下记述：

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自由的网络“真言”，只是为了掩盖其地缘政治战略日程。互联网自由政策并非一尘不染。首先，它基于美国和西方对外政策与利益，换言之，服务于西方优先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在互联网自由领域以主角身份行事。这对接受它们支持与资助的活动分子而言，构成了真正的风险。许多人觉察到网络行动主义是高度政治化的。这些人将该运动的“成功”据为己有，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还将其视为“死亡之吻”。最坏的结果是，西方资助加高度政治化可能导致目前的网络行动主义空间突变，出现一个完全与当地阿拉伯背景脱钩的“并行的网络行动主义”。[30]

……令我特别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与涉及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的美国研究中心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每一座桥梁，都将导致早已存在的桥梁被摧毁。后一种桥梁连接上述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与阿拉伯世界的行动分子和博主。如果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不变，活动分子特别是那些圈外国家的活动分子会继续视美国为伪君子，即美国企图利用活动分子，将他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工具，以便为自己所用或仅用于国内事务。

……鉴于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成为政治领域的时髦物，充斥着狂妄的变革论调或理论，众多国家政府向这一“新的变革的科罗拉多”投钱。对这些政府、非政府组织、“翻墙”工具提供者和推广者来说，这一形势为它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它们把自己的日程排在优先位置，让它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公关战略，或纯粹为了多弄点儿钱。……美国和西方非政府组织针对阿拉伯博主和网络活动分子搞了那么多工作室和会议，其数量近年来急剧上升，以至没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活动对阿拉伯网络行动主义的性质有何影响以及所引发的后果。

……在这方面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是，那些独立的网络活动分子和博主将自己总结、收集的知识和数据，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合作的方式，转到华盛顿搞政治的一群人手上，为美国利益或全球网络战提供便利。

……现在，当我们想与研究中心或非政府组织合作，回答问卷，或参与群包的一个项目，或帮他们翻译些材料，或解释某些话题的背景知识，或推荐活动分子和博主去参会时，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我们是否正在通过美国政府的代理人里通外国。

这份材料还透露，cyberdissidents.org网站项目的最初构想源自以色列和美国政客，他们与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联系密切。该文称：“该项目由‘保卫民主基金会’首倡。这是个设在华盛顿的新保守派研究所，于‘9·11’事件发生两天后成立，而美国保守派组织竟好意思指责该基金会‘主要由一小撮亲以色列的鹰派人士资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将其描述为‘最重要的新保守派智库’之一。曾在利库德政府内任部长的极右政客纳坦·夏兰斯基是网站的总裁，戴维·凯斯任执行官。凯斯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助理，也在以军战略部门任过职，是恐怖问题专家。”[31]

萨米·本·加尔比亚告诉我们，谷歌组织了2010年9月20日至22日的布达佩斯“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邀请活动分子、博主、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对人权事务感兴趣的多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代表，加尔比亚本人也参加了。会上，奥尔布赖特领导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提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但加尔比亚在材料中没告诉我们“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还在约旦（2007年12月）、摩洛哥（2009年6月）、土耳其（2009年11月）等国家召开了培训大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朗、也门都有人参会，他们学习如何将新技术（脸书、推特）应用到“自我革命”。

如果没有“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适时紧密的合作，没有法国BFM电视台和法国24台的接替炒作，“自我革命”怎么也成功不了。半岛电视台这家搞伊斯兰主义宣传的电视台，将脸书网络无法触及的（尽管突尼斯上网率很高）突尼斯人都发动起来。所以说，卡塔尔在这场革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文我将谈及。

卡塔尔，阿拉伯以及西方世界的“伊斯兰主义特洛伊木马”

2011年7月21日，突尼斯十大反对党正举行名为“保卫自由的行走”的公民抗议，突然喊出口号“半岛，滚开！”。获得自由、心怀警惕的突尼斯人最终知道了这家电视台不是解放者，而是抑制因素。每当它的记者跑到各地采访，总有“突尼斯人民自由了，我们不要美国也不要卡塔尔”的喊声将他们赶走。伪善的面具终于被撕开，而且不只在突尼斯。在发挥了15年无与伦比的影响之后，半岛电视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它是如何诞生的？谁是它的主人？它走的是何种意识形态的编辑路线？它的战略是什么？它在搞乱突尼斯及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起了何种作用？

半岛电视台成立于1996年11月1日（此前，即1995年6月27日，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借其父赴瑞士之机篡权）。不久后，半岛电视台选定了优先目标：沙特阿拉伯、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拥有无限的金钱、全球65个办事处、3000名雇员、一天24小时播出、最先进的播出手段，这家国营电视台一直让人误以为它是私营的，2008年时拥有4000万阿拉伯语观众。半岛英语台有1.2亿观众。2010年12月，它获得印度信息部颁发的执照。在甘地的故乡，这家聪明绝顶的激进主义电视台的潜在观众达1.15亿个家庭，还不算半岛体育台和半岛儿童台。其受众特别脆弱、可塑性强，“年预算逾4000万欧元，节目制作委托给拉加戴尔公司”。[32]

半岛电视台实际上是公共电视台，由卡塔尔国王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指定电视台管理委员会成员，成员包括：其妻谢哈穆扎·宾特·纳赛尔·米斯奈德；妻弟瓦哈比主义者、该国首富哈马德·伊本·贾西姆；堂兄弟、穆兄会重要人物、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谢赫[33]哈马德·伊本·萨默·阿勒萨尼。这样的人员组成，表明半岛电视台只会是一个反动的激进主义电视台。

“我之所以能成功推翻父王，是因为媒体力量极为高效。”这位埃米尔[34]阴谋家这样说道。的确，如果没有谢哈穆扎的主意，大搞让臣民中毒的宣传，政变不会成功。1995年6月27日，卡塔尔国家电视台播出通告，称埃米尔合法上位，接下来又报道所有部落长老向埃米尔发誓效忠。这个遭篡改的报道以及外国（法国跻身首批之列）的承认令卡塔尔民众最初接受了篡权者。最先揭露这些不实报道的是罗贝尔·梅纳尔：“其实，宣誓效忠的场面从未有过。那是在搞政变前夜，这位王储召来国家所有长老，向他们宣布他父王的消息，他父王从瑞士小镇与他通电话的内容。自然，仪式需要摄像，但播出时并无声音，而且还是在另外一个背景下。上当受骗的当事人没一个敢冒险揭发。”[35]因此，从基因角度看，半岛电视台的诞生多亏了两大染色体：背叛和混淆视听。

半岛电视台号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异见”，但除了这一貌似有理、阴险狡诈的口号，其成功的秘诀还在于它知道如何在阿拉伯世界史无前例的言论自由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搞平衡。因此，它是最落后的意识形态与最先进的市场营销、信息技术的结合。

成立后5年内，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民众来说已成了“神台”。它几乎以真主安拉的声音说话。对那些一直习惯了对当局俯首帖耳、善于指鹿为马的本国国家电视台的观众来说，真相只可能源自这家卡塔尔电视台。它说了其他电视台不敢说的真相，于是积累了民众对它独一无二的信任和信心。半岛电视台的运作方式十分有效：十条信息中，它报道一条假的；十个真相中，塞进一条谎言。就这样，半岛电视台披露的都成了圣经式的信息，更确切地说，是古兰经式的。它对观众具有催眠的本事，观众们像犯了毒瘾似的去看它。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人就不再等待先知。但现在“穆罕默德化身为半岛电视台，它成了穆斯林做礼拜的新对象”。

半岛电视台还采用另一战术来绑架观众的思想、取得他们的信任、与之建立信任和情感关系：与那些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享有知名度的人套近乎，从学者到恐怖大亨。如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顾问兼《金字塔报》前主编）、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1996年在阿富汗采访了本·拉登）、本·拉登、优素福·加拉扎维（伊斯兰势力“温和派”）、阿兹米·比沙拉（首位获准竞选总理的以色列阿拉伯议员），以及哈马斯、“伊斯兰拯救阵线”、“塔利班”的激进分子等等。半岛电视台只盯着赞扬阿拉伯“光荣”、伊斯兰“伟大”的人，特别是“保卫”巴勒斯坦事业者，以便为半岛电视台赢得人气。这种“保卫”只是媒体炒作和反复说教而已，因为卡塔尔私下跟以色列打得火热，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以前曾在半岛电视台总部发表过多场演讲，台下听众全是该台记者。我是说演讲，不是记者会。罗贝尔·梅纳尔在多哈待了一年后，终于弄懂了这个“拥有阿拉伯世界CNN的平静的激进主义国家”。他写道：“对跟我打交道的卡塔尔人的真诚态度，我深表怀疑，特别是当他们板起面孔做义愤填膺状来为巴勒斯坦事业辩护之时。”[36]

正因为有了这种仔细研究过的战略，半岛电视台的宣传才成效显著。2001年10月，穆巴拉克总统访问半岛电视台总部时说：“所有嘈杂声都是从这个‘火柴盒’里传出来的。”10年后，也是从这个“火柴盒”开始，它点燃了从突尼斯到埃及的“革命”火焰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内战。阿尔及利亚是继突尼斯后第二个被锁定的国家。尽管半岛电视台及其薪资优渥的“记者们”——他们的行为更像造反者的教练而非分析员或见证人，呼吁观众马上起来造反，但很幸运，该国抵制住了“海妖的歌声”。[37]一个名为Afrohistorama的博主写道：一部分人觉察出半岛电视台的编辑路线有些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报道叙利亚事件时，它坚持使用某些反对派的说辞；但另一部分人认为从来就没变化，最初阶段只是一个诱饵，为的是打造自己的信誉度，以便关键时刻能临时拿来为自己的操控行动打掩护。曾是该台明星记者的琳娜·谢卜勒认同第二个看法。她证实，卡塔尔与美国有合作，并自小布什时期起就想不惜一切代价颠覆叙利亚。在杜尼亚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她宣称：“针对叙利亚的战役数年前就已开始。半岛电视台按照每播出十个真消息夹带一个假消息的规则后事，以便在观众中树立口碑。”这位从2002年至2010年在半岛电视台工作的记者称，有一个“针对叙利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阴谋。根据美国的政策，该台制造流言或筛选信息，然后再播出去”。这位正直的记者与她的四位同事2010年从半岛电视台辞职。

谢卜勒不是唯一打破沉默的人。名人阿尼斯·纳卡希是战略研究网络“阿马内”的主任，没人怀疑他的反伊斯兰主义主张。他认为，半岛电视台“最终露出了真面目，即服务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该台最初建立，就是为了代替BBC阿语台，接它的班。它运用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策略来哄骗阿拉伯民众。……多年来，该台以专业、客观的面目示人，特别是与阿拉伯民众的亲近者打成一片，从最激进的组织开始，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到团结在阿拉伯人神圣的事业周围，即保卫巴勒斯坦”。“客观性要求将巴林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同等对待；客观性还要求，如果支持民主，就必须从自身做起，再呼吁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埃米尔实行。”[38]

专栏作家达乌德·拉马勒也这么认为。卡塔尔“从一种平衡立场（一边是阿拉伯国家，另一边是以色列，同时显示出某种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敌意）突然变脸，全面介入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起义，同时完全支持美国的政策”，这是“不可预测的立场转变”。

自诞生之日起，半岛电视台就不停地针对突尼斯搞恐吓、混淆视听，还假模假样地宣称自己维护人权民主——我们都知道卡塔尔的人权民主是多么糟糕。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及突尼斯的消息都是假的，消息还常常贴近现实。但这些消息均依从一个势不可当的政治计划，具有意识形态指向：系统地削弱那个被妖魔化了的政权的信誉，同时不断地美化那个被英雄化了的反对派。人人都知道这个电视王国的真正主人是哈马德国王和他的堂兄弟、妻弟。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安排，让人大唱突尼斯的赞歌或哀歌。他们用同一手段来对付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他们想让阿尔及利亚服从他们的意志，特别是想压缩该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议价空间。突尼斯反对派在本国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也一样，因此反对派别无选择，只能参与这场游戏，他们可不是傻瓜。至于反对派中的伊斯兰势力，半岛电视台驻当地办事处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居所。原因在于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者拉希德·格努希是半岛电视台的股东，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优素福·加拉扎维也是。

半岛电视台“信息自由、尊重人权”的游戏仅服务于反民主甚至蓄奴主义小国的利益和外交。一开始，这种游戏还低调、谨慎地进行。到了2003年，瓦达·汉费尔当上半岛电视台总裁，编辑路线明显转变，敌意增加，故意偏向萨拉菲主义搞宣传。原因在于汉费尔是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曾任约旦穆兄会的发言人。他在约旦完成学业，并被引上伊斯兰主义道路。记者玛丽-皮埃尔·叙布蒂写道：“他与穆兄会的亲密关系路人皆知。就是他将电视台打造成了国际网络，还是他，实施了新的编辑政策。”[39]汉费尔上任后，有7名驻外办事处主任辞职，包括明星记者和职业电视工作者米歇勒·柯克（巴黎办事处创建人，其继任者是一位亲伊斯兰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哈菲兹·米拉兹（华盛顿办事处前主任，2007年时公开批评“汉费尔上台后电视台就滑向伊斯兰主义”）。[40]汉费尔还不顾一些女播音员的抱怨，坚持让与伊斯兰宣教团关系密切的艾曼·贾巴拉留在负责埃及新闻的副主任岗位上。2009年7月，汉费尔应邀访美，会晤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在这个时间段，他与奥巴马的新团队敲定了一些有关阿拉伯国家未来的事宜。

2006年，突尼斯关闭了驻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处。这个决定源于卡方的无耻敲诈，即宣称放松人权压力，换取突方诸多让步。自此，半岛电视台对突尼斯的攻击陡增，尽管后来突尼斯任命了新大使。2010年，考虑到艾哈迈德·凯迪迪与卡塔尔王室私交甚笃，突任命他为驻卡大使，正是他让卡塔尔丑恶的政治财阀阿勒萨尼家族与突尼斯黑手党式寡头特拉布勒西家族和好如初。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后来突尼斯前第一夫人、她的身边人以及本·阿里的女婿们能够在多哈和迪拜的税收天堂过着纸醉金迷般的流亡生活了。

在拙作《迦太基将不会被摧毁》[41]中我就说过，把突尼斯搞乱、为伊斯兰主义者制造便利，是有意损害突尼斯。我早就指出半岛电视台说谎、混淆视听，十分狡猾地为国际萨拉菲分子服务。我说这是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搞针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阴谋。我指责半岛电视台想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点燃激进主义的烈火，特别是借助优素福·加拉扎维的伪善说教、拉登的末日论和末世学。我还指责它鼓动欧洲的女学生戴头巾。半岛电视台体态丰腴的女主播卡迪亚·本·加纳宣称，2003年她决定戴头巾，是为抗议“法国的厌伊（斯兰）情绪和种族主义”！我指责这个善搞颠覆的巢穴研究开播法语台，不是为了服务法语人口，而是为了更多地将激进主义言论的触角伸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及马格里布裔的法国青年。针对该计划，我在BFM电视上向法国政府呼吁保持警惕，不要被卡塔尔那帮贝都因人伪善的外表迷惑。他们自认为成山的美钞什么都能收买，包括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通过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一列火车可以隐藏另一列火车：巨额支票可掩盖一些狂妄自大的伊斯兰主义者的阴谋。一些人批评法国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引发厌伊情绪，这些人错了。在该党推动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立法——免除卡塔尔人在不动产上的增值税！这样，他们就能以最少的费用获取法国文化和不动产遗产中最好的那一部分。这些脑子里装满了瓦哈比思想的贝都因人，在他们的秘密战略中，法国在待征服国家中居首位，先是通过砸钱，再通过劝人皈依伊斯兰教。

2009年6月24日，谢哈穆扎“殿下”被指定为法国艺术学院外籍成员。显然，这“不是”因为卡塔尔花费数百万美元的院外活动，“而是”因为“她为全球教育及她国家的民主化所做的贡献”。多亏了她，这个中世纪王国才变身“民主国家”，而它实际上却将本国公民视为子民，将他国移民视为奴隶。而迷人的谢哈穆扎——埃米尔最宠爱的妻子之一，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亲善大使”的称号，以表彰她“提升了伊斯兰土地上妇女的地位”！这也显示了她作为宠妃而非作为唯一妻子的地位，因为卡塔尔这位新瓦哈比派的埃米尔将多妻制提升到与一神论同样重要的地位。

十多年来，我利用每一次机会揭露这家搞颠覆的电视台的真面目。在先知漫画事件、教皇拉蒂斯博纳大会、2005年10月郊区骚乱中，我都拿出证据谴责半岛电视台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散布不和传言，种下仇恨的种子，但这并不影响卡塔尔每年组织好几场宗教间的对话论坛。我指责它在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神权统治的观点，支持阿、巴两国的塔利班对付马苏德领导的北方联盟。杀害马苏德的凶手塔里克·马鲁菲如今竟可以在突尼斯街头自由漫步。我还指责它支持哈马斯对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试图破坏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刺激哈马斯的激进派——卡塔尔通过其他渠道向其提供资助。但这丝毫不妨碍卡塔尔埃米尔与以色列保持最好的关系，向其提供天然气。最后，我指责它炒作本·拉登发出的蒙昧及仇恨信息——之前早就转到了美国情报部门手上，以至变身为拉登半官方的信使和发言人。

我向法国当局呼吁，劝说法国国营电视台辟出专栏致力于宗教间对话，特别是应普及伊斯兰宗教价值观，以便对抗半岛电视台的邪恶影响，让启蒙主义的伊斯兰战胜瓦哈比派，让半岛电视台在西方特别是法国、北欧国家、加拿大由于搞可怕的劝人入教战略而显得格格不入。半岛电视台不久后将推出半岛巴尔干台，其总部早已设在了萨拉热窝。其战略是以麻痹穆斯林电视观众为手段，逐渐征服欧洲。让-弗朗索瓦·卡恩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批评半岛电视台的法国记者，几年前他就提出问题：接受卡塔尔资助的那家私营电视台覆盖整个北非，同时也在法国数个城市收视率最高，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该台公开地以激进主义立场，大肆鼓吹阿拉伯独裁政府的执政合法性！[42]

在法国为瓦哈比激进思想造势，与沙特阿拉伯相比，卡塔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卡塔尔人以金钱铺路，透过强大人脉，成功掌控了法国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此种手段，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法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策施加影响。换言之，利用法国的600万穆斯林，达到其赚钱的目的或阴险的政治目的。萨科齐先生如果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与“皇室”夫妇搞好关系来维护法国的最高利益，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其实“怀有刻骨仇恨”,[43]没有朋友，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时效忠两个主人！

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自焚后，半岛电视台记者便积极跟进，企图“告诉”突尼斯人，一个贫穷的大学毕业生沦落为菜贩，因为城管人员没收了他的秤、扇了他耳光，他才会自焚。此时，在与“网络奸细”的共谋下，舞台背景搭建起来，只欠构建动员因素了。于是乎，电视画面就24小时不间断播出。对半岛电视台颇有研究的克莱尔-加布里埃尔·塔隆称：“从突尼斯事件一开始，半岛电视台就表现出对‘革命者’的支持……它搞了一次广告推销，弄了一个影像和音乐的大杂烩，带有它招牌式的移花接木手法。……它有时反应太迅速，一些有关埃及或突尼斯的消息不太准确。”[44]

布瓦吉吉自焚两天后，“网络奸细”就用他们在培训班上学到的知识加紧煽风点火，随后抗议物价和失业问题的活动渐渐失控。半岛电视台的播音员本应是保持中立者，却显示出编剧的才能，公开呼吁突尼斯人起义。他们不再报道事件，而是试图制造事件。2005年10月，法国发生市郊骚乱期间，法国政府要求国营和私营电视台停播该事件，[45]因为各地的闹事头目竞相用手机自拍，以便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自己。出于国家原因和“公民意识”，各台认真执行了政府的指令。当社会安宁受到威胁时，就让知情权见鬼去吧。

利用最新的操控和煽动技巧，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邀请的伊斯兰激进派或左派嘉宾、“目击证人”等，不间断地高谈阔论，鼓动大家上街。2011年1月4日布瓦吉吉去世，对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兼演讲者而言，其死讯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正好趁机搞乱突尼斯。加拉扎维公开呼吁进行“推翻暴君的圣战”，数周后他又发出了杀死卡扎菲的号召。当涉及巴林时，这位伪善的伊玛目却宣称抗议是“教派冲突”，“是反伊斯兰的”。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卡塔尔埃米尔搞政变上台以来，加拉扎维就成为该政权的意识形态担保人。该政权以“瓦哈比改革派”面目示人，以区别于“要被打倒的对象”——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其中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因为卡塔尔之于沙特阿拉伯类似科威特之于伊拉克：都是英国人凭空创造出来的矛盾。

在对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半岛电视台搞的都是同一套东西，所依据的是同一个政治日程。更糟的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该台直接变身为英美情报机构的宣传司令部，创造出诸多恐怖场景，引发公愤和民众起义。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诡道也”，战争中要摧毁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在此仅举三例。

其一是，所谓叙利亚士兵冷血处决20余名双手被缚、排成一排的和平民众之事。我们事后知道，此景源自伊拉克战争档案。这段视频甚至是在美军驻卡塔尔基地内炮制的。相反，半岛电视台从来没播放过叙利亚军民被击中又遭割喉身亡的恐怖影像，因为凶手是在哈马的穆兄会恐怖组织分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受到“圣战”感召的激进主义分子。

其二是，对米苏拉塔[46]的利比亚人抗议进行的所谓直播。一位伊拉克女观众成功躲过半岛电视台导播的盘问，闯到直播中说：“你们现在播出的，不是在米苏拉塔，而是在巴士拉。你们为什么这么做？”记者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回答道：“谁跟你说不是米苏拉塔的？你是怎么猜到的？”就在对话当中，米苏拉塔的“直播”突然中断，电视上出现阿拉伯国家开会的画面，接着是来自班加西的真直播。但那位女观众继续说：“如果这是你们所谓的米苏拉塔直播，那么请接着播放直播画面。你们混淆视听。我怀疑这不是米苏拉塔的，因为我现在在巴士拉，我就住在画面中的那个地方。”

其三是，一个名叫哈姆扎的小男孩死在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被杀真相”。电视台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13岁，是被流弹击中的，极可能是叙利亚士兵或警察开的枪。这个例子与半岛电视台煽动民众抗议当局的其他例子毫无二致。好像这一死亡事件本身还不够悲剧，还不足以向叙利亚当局施压，所以半岛电视台又播出了一段由“目击证人”拍摄的视频，显示小男孩身上有遭折磨的痕迹。画面上还配有另一“目击证人”的卑鄙证词：“他们觉得这些折磨都不够，还在弄死他之前割掉了他的生殖器。”半岛电视台主持人更卑鄙，他说这个男孩的“命运与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12岁男孩杜拉的一模一样”。杜拉死于2000年9月30日，第二次大起义刚开始后不久。这种类比极为有效，抹黑了叙利亚政权，煽动起了人们对它的仇恨。

谁会相信叙利亚的军人或警察，会去折磨一个孩子，还割掉生殖器？另一家电视台杜尼亚播出了对法医的专访，法医称小男孩的尸体被送到家时没有任何被折磨的痕迹，但杜尼亚电视台这期节目算是白做了。半岛电视台在一周内不断散布恐慌情绪，那一电视画面让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走上街头。

除了那些相信阿拉伯人确能干出如此罪恶之事的人，没人能相信这种无耻的操控！几份西方报刊接着炒作。一家名为《89街》的报纸用头条报道：“人们在大马士革说，死人会导致革命，那么此次哈姆扎之死将会加速革命。阿语的脸书网页‘我们都是哈姆扎’获得了5万个支持。叙利亚上网没突尼斯方便，但仅仅是影像的传播就增加了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力量。这个男孩会成为另一个布瓦吉吉，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启发者吗？叙利亚不需要一个自焚的年轻人，单单这些画面就足以让街道挤满抗议人群。”[47]

半岛电视台是首个向本·阿里发难的，也是第一个要求他下台的。叙利亚发生的这一套正是突尼斯的翻版。布瓦吉吉死后，该台刻意制造出一个“起义之脸”的神话。这张“脸”得到了成千上万失业青年的认同，他们真的是大学毕业即失业。之所以说是“神话”，是因为布瓦吉吉酗酒成性，14岁就辍学了。

我不是来更正这位过世年轻人的形象的。优素福·加拉扎维不顾《古兰经》中不允许自杀的内容，说“让他去天堂，因为他是烈士”。第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是拉尔盖施教授。他写道：“那一耳光导致那么多人流泪、流血，还费了那么多笔墨，让那么多人在西迪布济德的‘革命’祭台上自焚，无论是在布瓦吉吉当着众人的面自焚的市镇广场，还是在阿尔及尔、开罗、萨那等地，但这记耳光是假的。”[48]

第二个发出不同声音的是克里斯托夫·伊亚德。这位《解放报》记者写道：“在西迪布济德市公园的一个露天咖啡馆，拉明·布瓦吉吉引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关于‘9·11’事件的一句话说：‘当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攻击敌人，他就摧毁了自己的意志。’接着他又讲述了那记著名的耳光：‘他死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全编造出来了。说他是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来打动听众，其实他就是初中毕业，是个卖菜的。为了让那些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动起来，我们又想出布瓦吉吉挨哈姆迪耳光的情节。这个地方以农业为主，甚为传统，这可会让人大受刺激。总之，就像美国对待阿拉伯世界那样，警察欺负弱势群体。’于是他们一脸坏相，掏出手机，微笑着说：‘这是魔鬼，是我们的武器。只要几通电话，就能把谣言扩散出去。对于我们来说，耳光是个细节。布瓦吉吉自焚，是因为市政府还有当权者拒绝接待他。’小道消息果然有惊人的威力。当天下午就约有2000位民众在政府机构前抗议。‘这天我们从警察的眼神就知道，恐惧情绪已经从我们的阵营转到他们那里了。’为了增加叙述的说服力，拉明还透露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哈姆迪的亲兄弟法齐（在西迪布济德市任教员，同时是UGTT工会的积极分子）参与了谣言的策划。‘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有效的政治斗争。他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我电话联系了法齐，他称‘不想见记者’。也许他感到自己有罪，亲手把亲人送进监狱。”[49]

是谁策划了布瓦吉吉事件？又是谁编造了这样一个“神话”？是“网络奸细”及与突尼斯“网络奸细”有联系的半岛电视台的那些人。这些人有录像设备，负责将影像材料传到多哈，再由半岛电视台不加审查地立即播出。我们通过“革命”期间任内政部长的拉伊赫之口得知，布瓦吉吉就是个“流浪汉，是当你与爱人或妹妹一起散步时都会避而远之的那种家伙”。[50]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巴黎于2011年6月专门划出一个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至此，突尼斯有两个人获得了在法国首都以自己姓名来命名地点的荣誉：总统布尔吉巴和流浪汉布瓦吉吉。真可谓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此种种，人们在突尼斯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让人了解之后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反而是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事件，才了解在突尼斯真正发生了什么。换言之，要认真分析半岛电视台在这后四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才能了解其真实目的。我的同胞们所犯的分析错误在于将自己局限于突尼斯来审视其“革命”。只有将突尼斯放在马格里布，甚至阿拉伯地缘政治框架下，我们才能认识到“茉莉花革命”的巨大地缘战略冲击，因为它孕育了“阿拉伯之春”。

正是因为反对半岛电视台这些可耻的做法，本·吉杜等多名该台明星记者辞职。早在2010年就有不少女记者辞职，以抗议半岛电视台意识形态浓厚的编辑路线以及要求她们穿着符合伊斯兰激进主义价值观的衣服。

本·吉杜选择辞职是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他撰文称，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起义的报道有失偏颇，没有坚持客观性和专业素质。“半岛电视台毁掉了保持专业素质和客观性的整个梦想。半岛电视台脱离自己的媒体身份，成为宣传与动员的行动总部，专业素质被抛弃在路边的臭水沟。”[51]2011年5月他接受采访时披露，有人想暗杀他，并设法使民众质疑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我也许失去了半岛电视台，但我赢得了尊重。”他以这句话结束访谈，我也以这句话自勉。

本·阿里下台后第二天，半岛电视台的旗帜就飘扬在突尼斯市中心离内政部不远的非洲大厦上，真有象征意义！2011年1月21日21时20分，半岛电视台对“自独裁统治下解放”的突尼斯市进行直播，画面中还有“烈士”布瓦吉吉的母亲（之前她就被安排好了说辞并拿了钱），报道十分感人。另外一则报道是关于“从叛徒手中终获解放”的清真寺的。在一个堪比戈培尔作品的报道播出前10分钟，半岛电视台一如既往地播出了“基地”组织领导人谢赫本·拉登的最新消息，他向“伟大的突尼斯人民”发来祝贺、抨击法国。该台一直给予拉登这个罪犯以谢赫头衔，也从来避免直呼恐怖分子的姓名，而代之以“被称为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等无耻说法。2007年4月，阿尔及利亚发生恐怖爆炸，半岛电视台竟然无耻到在其官网上搞民意调查——你赞成还是反对阿尔及尔的袭击？54%的“受访者”竟回答“赞成”！

据可靠消息，卡塔尔锁定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突尼斯）不是利比亚，而是阿尔及利亚，但阴谋未能得逞。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有百万烈士的国家，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人爱国主义意识仍然强烈，也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于2011年2月截获了500部带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手机。这些手机原本是要送给特定人群用来拍摄视频再传回电视台的。

克莱尔-加布里埃尔·塔隆是最有资格谈论半岛电视台的人之一。[52]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女研究员说：“该台自认为是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政权反对派的论坛，发动电视广告战，为民主革命说好话。……因此，很难评估半岛电视台在这些‘革命’中的作用，但迄今，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向阿拉伯世界播放了大量起义画面，覆盖到了那些不上社交网站的民众。”[53]

这样，由于建立了虚拟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连接，生活较安逸的年轻网民与贫穷民众之间形成互动。互联网的催眠作用与半岛电视台的混淆视听相结合，使突尼斯人群情激愤并在军警的弹雨下如火山爆发。接着，该国的命运落入民主制度的死敌——伊斯兰主义者之手。

维基解密网站可一点儿也没饶过卡塔尔埃米尔的电视台。驻多哈的美国大使认为，半岛电视台犹如卡塔尔一直使用的“十分有效的外交工具”，类似于“为对外政策铺路的金钱”；“该国调整半岛电视台播出的内容，以取悦外国国家元首，来换取他们停止对自己的指责”。[54]以上就是卡塔尔的手段。

另一重要人物是哈马德·伊本·贾西姆·阿勒萨尼，外界视其为埃米尔的宠臣，但他只听命于自己的保护人希拉里·克林顿。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大使说了这么一件事：半岛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谢赫哈马德·伊本·萨默·阿勒萨尼（埃米尔的堂兄弟）跟参议员约翰·克里说，他已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一项交易，即穆氏在巴以和谈问题上改变立场，半岛电视台在埃及停播。换言之，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如果跟随卡塔尔这一阿拉伯世界的“阑尾”的立场，就会得到安宁。

对于本·阿里的倒台，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遗憾的是，卡塔尔居然能在那场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的“革命”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仅仅独立了差不多40年，仅仅由于在“阿拉伯之春”中所起的作用及金钱外交，卡塔尔就摇身一变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灯塔，每个人冲着它点头哈腰。继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布迈丁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后，属于谢赫谢哈穆扎、谢赫哈利法·阿勒萨尼及其堂兄弟贾西姆·阿勒萨尼统治下的卡塔尔的贝都因统治时代已经来临。贾西姆2009年7月试图搞政变失败后，只要埃米尔出国，留在国内的贾西姆总会有人“陪”。这次政变半岛电视台当然要保持沉默。

半岛电视台也不会提及如下事实：美国国务院给卡塔尔扣上“贩卖人口嫌疑国”的帽子；到“天堂似的埃米尔国”打工的外籍雇员（包括记者），一踏上卡塔尔土地便被没收护照，成为人质和奴隶；一位比利时公司的管理人员菲利普·博盖尔特在卡塔尔遭敲诈、侮辱、羁押；德国记者海迪被当作人质长达数月；卡塔尔外交部前发言人因写了一本得罪王室的书而人间蒸发；美国在卡塔尔有埃斯萨利亚陆军基地，还有巨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装备贫铀弹的飞机曾从那里起飞去屠杀伊拉克人，如今是去轰炸阿富汗；萨达姆在等候美国法庭的审判期间，被关押在卡塔尔，而非科威特；三名卡塔尔人在美执行侦察任务，其目标后来成为“9·11”事件中遭袭的建筑；美国驻以色列前大使马丁·因迪克当上了卡塔尔新闻事务负责人，还创建了萨巴中东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3月，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与卡塔尔签署协议，以便西方列强瓜分利比亚的油气和淡水资源；卡塔尔向利比亚及叙利亚叛军提供军火；卡塔尔与以色列关系甚笃，这是公开的秘密；丹麦报纸用漫画亵渎真主事件中的主编弗莱明·罗斯，于2009年5月3日应邀赴多哈，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卡塔尔赞助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令人恶心的例子，都是那帮黑手党式的人干的。他们除掉了卡塔尔民众拥戴、合法上台的埃米尔，靠驻扎在该国的大量美国兵的支持，控制着民众。因为他们是极愿为西方效劳的仆人，所以他们要求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有样学样——这便是卡塔尔在利、叙、也、埃、突等国“革命”中积极活动的用意。

2011年6月7日至8日，半岛电视台记者克里申在开罗采访知名学者穆罕默德·哈桑宁·哈伊克尔，希望从他那里得到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言论来支持半岛电视台之前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如果避免用“编撰”一词的话）。哈伊克尔将这些“革命”重新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中，从某些西方大国赋予这些“革命”的战略视角进行分析：承认以社情民意来解释“革命”的合理性，同时不强调民众起义的自发自觉性；表示担心国家（并非政权）崩溃、部落主义回潮（特别是利比亚和也门）；提醒人们注意叙利亚不稳定的局势，卡塔尔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搞垮；强调境内和境外因素相互联系、影响；明确表示美国对这些阿拉伯政权有后备计划。他无愧于自己的名声——一个自由思想的大家，对事件的背后有着深刻思考。

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其他阿拉伯“学者”却表现迥异，特别是阿兹米·贝沙拉。他长期享受叙利亚的资助，最后却背叛了它。我们所看到的“放过约旦”“洗白巴林”“集中火力对准叙利亚”的一幕幕将写入历史。“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一林肯名言可以送给贝沙拉和雇用他的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从来就没有客观过，也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去哪怕一丁点儿言论自由或民主的价值观。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它生来就带有背叛、挑拨和破坏的基因。卡塔尔创建半岛电视台，就是为了潜移默化地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在西方推广激进主义，以便为那个富豪寡头政权及其主子的商业利益服务。自建立之初，半岛电视台就是要破坏沙特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稳定，这些国家也是“基地”组织的优先目标！它令利比亚陷入战火，又转过来对付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政权虽然独裁，但也是世俗政权，2002年起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路线。其年轻的总统做了所有可能且必要的妥协，以便国家走出由境外因素导致的危机。但也有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阻挠，使得包括安南方案在内的所有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的实施都遭遇失败。因此，半岛电视台和卡塔尔对众多阿拉伯国家是有血债的：突尼斯丧生的有数十人，埃及、也门以及利比亚、叙利亚有成百上千人或更多；他们或是被一些无所顾忌的士兵杀害，或是死于美、法、卡支持的叛乱或恐怖分子之手。

自成立之日起任半岛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萨默，其政治生涯始自官方宣传和新闻审查部门。“在信息部起步时，他对媒体自由的态度至少是‘严管’。此后他先是任印刷品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后任境外记者监控部门负责人，再任副部长。”[55]萨默自称获得卡塔尔“知名”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罗贝尔·梅纳尔将这位谢赫描写成一位“极其缺乏魅力的年轻人”，“说话乏味，为人敏感，我们嘴里关于信息自由的故事让他觉得很难受”。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上了由卡塔尔创立的位于多哈的信息自由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普遍认为，该中心是由“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前负责人梅纳尔领导的。在该中心管理委员会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有其他法国人，如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他也是埃米尔夫妇的座上宾！

“国家”军队与美国的地缘政治

首先，我要对那些对“人权第一”原则念兹在兹的人说一句：除了自由，还有安全，国家对公民的首要义务是确保社会稳定。“人权第一”思想的旗手是法国著名学者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对“班加西免于陷入血泊”（却同时导致其他众多利比亚人死亡）大加赞赏。但他知道，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权性质，均有权利与义务维护自身安全，抵御来自境内的动荡或境外的入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法暴力”，即只允许国家垄断暴力、实施暴力。一些人给我扣帽子，说我是反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反动学者。我要提醒他们，该公约第二条在“任何人的生命权都应受法律保护”前提下列举了欧洲国家可以剥夺生命权的三种例外情况：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执行合法逮捕或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为镇压暴力或叛乱而采取的行动。对于逝者，我表示遗憾，对于罪犯，我表示谴责，但我还是要说，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和巴沙尔做出反应，完全合法。

皮埃尔·哈斯基正确地指出，在突尼斯，首批显示抗议者遭枪杀的照片“可能就意味着这场演变为政治革命的社会危机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毫无疑问，这是脸书效应”。[56]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场社会危机是如何演变成政治革命的，幕后推手是谁，即“网络奸细”与半岛电视台联手行动，前者控制了脸书的用户，后者用宣传催眠功夫全面控制了突尼斯民众。还有军队，它的介入最终完成了这场“人民自发的革命”。对军队的形象事先要做一番修饰，于是“网络奸细”编造出了“向本·阿里说‘不’的将军”拉希德·阿马尔的“神话”。这则登上国际媒体头版头条的谎言，是住在布鲁塞尔的突尼斯“网络奸细”亚辛·阿亚里的杰作。这一谎言对其后的事件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谁让他编瞎话的呢？是美国情报机构。该机构还于2011年1月14日命令阿马尔将军搞政变。

本·阿里一直否认曾下令向抗议人群打实弹。2011年1月10日，他跟我通电话时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对民众无辜的无谓的牺牲表达了痛心之情。1月14日，我向本·阿里提出辞职时，他又说没下令开枪。这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通电话，几个小时后，他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当时我不相信他所言，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只能由总统本人下达，他还是三军统帅。但本·阿里可能并未说谎。这一政治自杀式决定（况且从治安的角度看，该决定极其错误）的源头，极可能不是他，不是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不是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也不是防长里达·格里拉。今天，我有很多理由相信，是阿马尔将军在美国驻突尼斯武官的授意下下令开的枪，就是要走上哈斯基所说的“不归路”。因此，我控诉拉希德·阿马尔将军犯下谋杀和叛国罪。

2010年12月18日至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与1984年1月那次流血骚乱、1978年那次（不那么血腥的）骚乱中的表现相同，都是无情镇压。另外，2008年在阿马尔将军的指挥下，军队镇压了加夫萨地区的矿区人员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在“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际，本·阿里命令阿马尔集中指挥所有治安部队（军队、警察、国民卫队和总统卫队）。因此，阿马尔将军是在位于内政部（而非国防部）的总部里指挥所有部队的。

如今，这些情况在突尼斯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仍不知道那“5个以色列狙击手”的情况。他们在突尼斯城内被捕，遭突尼斯电视台曝光。2011年1月19日，这条“信息”出现在每日影像（Dailymotion）和脸书上，半岛电视台接着报道后没了下文，后来就再无人提起。为什么？因为这些狙击手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东欧人，是替美国干活的雇佣兵。不是本·阿里请他们来的（当时“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都故意认为是），而是美国情报机构，正如曾经辉煌一时的拉美国家搞政变年代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散布恐慌，将突尼斯搞乱。这一幕，后来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演。半岛电视台还播报假消息称以色列武器已送达卡扎菲手上。2011年1月14日政变后次日，这些被突尼斯警察追捕的狙击手大模大样离开了突尼斯，未受任何惩罚。阿马尔将军亲切目送，跟迎接他们当初到达突尼斯时一样。

本·阿里被迫下台后，拉希德·阿马尔的动作还没完。2011年1月15日起，通过间接控制，这位政变将军成为突尼斯的真正强人。他肩负双重任务：其一，将突尼斯南部变成法-英-卡的中转基地，将武器和雇佣兵运至利比亚，以便推翻卡扎菲政权；其二，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控制突尼斯“革命”进程，直至政权以“民主”的方式移交至伊斯兰势力手中。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首次举行“透明、民主”选举，反映了权力移交的实际情形。该选举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监督、控制并宣布合法有效。突尼斯人被告知，这场选举以制宪为目的，目前的伊斯兰政府只是暂时过渡，直至立法和下一场总统选举。突尼斯人还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都会紧抓政权不放，他们不会在突尼斯搞“再伊斯兰化”（突尼斯14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国家），而是搞“瓦哈比化”，建立以神权统治的集权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叙利亚一旦落入穆兄会之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的命运就会降临在它头上。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未来。

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不会对小偷施以斩手惩罚，不会立即在法律问题上“开倒车”。突尼斯现行法律赋予妇女的权利之多，这在阿拉伯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不会勒令旅馆关门，但会推动伊斯兰式旅游；不会改变突尼斯经济中的自由主义方向，却会搞美式市场经济；不会强迫妇女戴头巾，但会通过社会舆论施压；不会废除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但会修订教科书，塞进涉及身份认同和教派意识等内容；不会对民法和刑法做大的改动，但会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搞“切香肠”式的伊斯兰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伊斯兰主义者打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鼓吹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旗号，将以小步、渐进的方式进行转变。埃尔多安已经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务实派的新标杆，其主张都是经美国新保守派审查通过的。

此前，我在拙作《迦太基将不会被摧毁》中写道：“无须再论述美国打激进主义这张牌了，因为它唯一关心的是石油。[57]通过搞乱阿尔及利亚（该国在能源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整个马格里布地区都将被锁定。如果该国落入激进主义分子之手，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58]除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们正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但最大的不同是，导火索不是阿尔及利亚，而是突尼斯及其光荣的“茉莉花革命”。为何出现如此变化呢？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出台了相关战略，该战略不久被“大中东民主计划”取代。如何解释美国重新推出这一旧战略？奥巴马总统打所谓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牌，其利益何在？

上述问题正是“9·11”事件导致的。刚一入主白宫，奥巴马总统就从此次恐怖袭击中吸取教训，但他所理解的教训，恰恰与小布什所认识的相反。更确切地说，奥巴马的顾问团队认为，小布什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之道、应对恐怖“圣战分子”的政策，是无效的、适得其反的，特别是毁掉了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我说“解决之道”而不是“战略”，是因为美国的“旧战略”得以延续：通过强迫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与伊斯兰主义者维持良好关系这两种手段，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

用一种简单化、类型化的解读，这一“解决之道”是，小布什打算只以暴力手段实现该目标，但这种解读不完全正确。新保守派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伊拉克、塔利班、“基地”组织等），但也必须承认，他们同时向传统盟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施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以迫使其在政治特别是经济领域搞自由化。情报界、人道主义基金会、研究民主问题的中心、维护言论自由的机构、人权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所有这些在小布什任期内成立并发展壮大的组织机构，在奥巴马统治下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仅举一例，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发起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在奥巴马任内继续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

然而，小布什与奥巴马对阿拉伯世界的认知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前者出于无知和福音主义思想，蔑视伊斯兰主义；后者主张各宗教混合论，再加上多愁善感、假仁假义，不过他对伊斯兰教是真的着迷。我认为，这种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个人经历，对于美国战略延续中“解决之道”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小布什倾向于（以硬实力）解决伊斯兰问题，却铩羽而归；而奥巴马是试图（以软实力）达到相同目的，将昔日的伊斯兰“敌人”变身为未来的“朋友”。如果你了解国际关系史或懂得分析奥巴马上台以来，甚至上台之前的讲话，那么这种重要变化还是能预测的。

2009年4月6日，奥巴马在安卡拉发表讲话，称“美国并未与伊斯兰开战”。许多人大赞这一“决定性”转变，却忘了小布什也是这么说的，而且说了不止一次。相比小布什时期的确有一变化：布什嘴上说却心里不信，但奥巴马信仰伊斯兰！他称，要“向伊斯兰信仰表达深切的感谢。该信仰在数个世纪里引导这个世界向善，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他还表示，除了那些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美国将向所有穆斯林敞开怀抱。鉴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只占伊斯兰世界的极小部分，奥巴马讲话所针对的人群非常庞大，包括遵守美国提出的地缘政治新协议的所有政治伊斯兰势力。这有点儿像1945年2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与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美国军舰“昆西号”签署石油换保护的协议。[59]此举至今仍使这个瓦哈比主义王权国家免于接受美国的民主要求，也使其暂时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

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使人能够管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新方向。他以一句极具潜意识意味的“Assalaamou Alykoum”（愿你平安）作为开场白。他接着说道：“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实意。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容忍与尊严。这种信念一部分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基督教徒。我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绵延数代的穆斯林家庭。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我年轻时在芝加哥的社区工作，那里有很多人从伊斯兰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作为一个研读历史的人，我还知道伊斯兰教对文明的重大贡献。……因此，在来到伊斯兰教的最初降示之地以前，我已经在三大洲了解了伊斯兰教。这段经历使我确信，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真实的伊斯兰教，而不是那些不实之词。身为美国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之一是随时驳斥对伊斯兰教的成见。”以上讲话奇怪地让人联想到某些天主教布道者的说教。[60]

奥巴马演讲的最后部分，才显示了美国在伊斯兰土地上推广民主的想法。他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或应该被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以植根于本国人民传统的方式给这一原则（民主）赋予生命力……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合作关系来实现。美国人已准备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区组织、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社区的公司企业携手努力，帮助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弥撒做了，对未来的伊斯兰民主体制也从文化和实质两个层面也遮遮掩掩地说了。但伊斯兰民主制不会照搬照抄法国普世主义的民主模式，那它会适应阿拉伯民众的历史和宗教传统吗？伊朗学者贾利利表示：“独裁者当上看护人、念歪了经的民主制、传播充满虚幻的改革思想，这一切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民主，西方一些人认定这种模式适用于其他伊斯兰国家。”[61]

奥巴马为伊斯兰主义者开辟了道路，向宗教领袖提出建立合作关系，意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伊甸园。这就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式宗教概念，与法国人文主义的、世俗的、普世的模式截然相反。在该讲话中，奥巴马厚颜无耻地攻击法国的世俗制度，并为遭边缘化的穆斯林辩护：“同样，西方国家必须避免妨碍穆斯林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例如不能对穆斯林妇女的着装进行强制规定。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为幌子敌视任何宗教。信仰应有助于我们休戚与共。”奥巴马的论调再次与塔里克·拉马丹惊人地相似。

奇怪的是，一些法国智库的观点与伊斯兰主义相近。2007年4月23日一份题为“马格里布-中东”的报告称：“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建立联系的难题浮出水面。上述势力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众有巨大影响。其下属的机构运作高效，如果举行自由选举（正如我们一直在鼓励的那样，当然，是原则上的自由选举），他们能够上台……阿尔及利亚深陷在自己的怨恨情绪之中，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无法得到它的原谅；突尼斯具有温和与警察国家两个特点，算得上一位让人不放心的常客；摩洛哥有点儿像受宠的孩子，高贵、迷人、脆弱……伊斯兰运动在通常情况下是唯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可代替现执政当局。”[62]

2009年4月26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我一篇长文——《伊斯兰的吸血鬼化》，明确指出美国试图与伊斯兰势力（按照最糟糕的版本，包括塔利班）合流。我写道：“小布什治下的美国无法击溃塔利班，因此，奥巴马将会与其合流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图似乎日益成真。”2009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有必要与“塔利班”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当时就让我震惊。当读到奥尔布赖特的著作《上帝、美国和世界》时，我理解了美国为什么希望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因为这一想法早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就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意识到奥尔布赖特是在拐弯抹角地为如下立场辩护：如果大部分穆斯林赞成伊斯兰势力上台，那么就以民主的名义、以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名义让他们这么做，前提条件是将其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总之，“如果民众选择伊斯兰主义者，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要伊斯兰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做生意）”。换言之，要跳出文明冲突论，不是通过包容诸文明的手段（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一种各民族均认同的、普世的、人文主义的文明），也不是通过相互排斥的方法，而是主动去搞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用作家吉卜林的话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老死不相往来。”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民众将伊斯兰主义者送上台，那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则。其他人会想，阿拉伯人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如亨廷顿、珀尔等人就认为：神权统治扎根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伊斯兰主义是他们的文明，暴力是他们的基因。就让神权统治、伊斯兰主义、暴力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肆虐。“给他们伊斯兰教法，给我们石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几年前，小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当被问及对外政策的理论参考时，他说他的“总统岗位的DNA”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自由力量》。[63]夏兰斯基是苏联时期的异见分子，移民至以色列，曾在沙龙内阁任部长，后辞职以抗议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书中，夏兰斯基不是把阿拉伯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而是各族群、部落、教派的拼凑。因此，他主张利用这些断层带，推行“建设性不稳定”战略。他与刘易斯、亨廷顿等人一起构成“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主要理论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旨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有一个代号——“创造性混乱”。[64]当时赖斯宣称，要以英国人对付阿拉伯部落首领的手段对付这些国家。

前文所言，丝毫不含“初级反美主义”的因素。相反，我一直赞赏美国人民及其对民主的热爱。我是第一批在《解放报》和《费加罗报》上谴责“9·11”事件的阿拉伯学者之一，并指出拉登是黑手，阿富汗是后勤基地。[65]但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美国政府的做法。它操纵年轻人（从政治和才智的角度看，他们都非常脆弱），把美国长期支持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赶走，代之以伊斯兰神权统治（其“温和”性质符合白宫的标准，也获得了与产油国联系密切的金融卡特尔的首肯），或代之以混乱和内战。

美国深受拉登领导的“圣战”恐怖主义之害；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其在穆斯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分析人员知道，那些逃离自己国家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基地”组织潜在的招募对象；迫害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权是美国的保护对象；夺权的伊斯兰势力将启动（理论上而言）程序，让他们成千上万的信徒和同情者回流原籍国；执政的伊斯兰势力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目前为止）、卡塔尔；面对中、俄、欧及新兴国家，美国应保住世界领导地位；应当找到“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美国决定打出伊斯兰“温和派”这张牌，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来重塑整个地区。但“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破坏了地中海联盟的建设。[66]

美国之所以决定打这张牌，不仅是针对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孕育者）这一实验室、起飞平台，而且是针对被“2.0版革命”锁定的诸多国家。早在小布什时期，这些国家就被选中用来重塑“大中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试图在地中海地区构建一个逊尼派地缘战略弧：从摩洛哥至土耳其，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未来的“约旦-巴勒斯坦国”，加上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其他产油国；什叶派的伊朗就被完全孤立，石油保住了，穆斯林信仰也保住了。

许多人仍然会问：把听命于己的政权弄垮，美国的利益何在？为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提供便利，美国的目的何在？这两个问题我早就回答了。但作为结论，我将对所有可能甚至极可能为真的答案给出综合叙述。

传统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极具战略性，极少是战术性的。它总是着眼于地缘政治，基本不考虑细小政治因素。美国从不针对单个国家进行思考，而总是针对国家集团进行思考；从不是短期思维，而总是中长期思维。因此，突尼斯被选为优先目标，尽管它既没油，也不具备关键地缘政治利益。它只是被作为引爆阿拉伯火药桶的导火索，阿尔及利亚首当其冲。幸运的是，阿尔及利亚顶住了，至少到目前为止！

何为地缘政治决策？其定义决定了所涉及的是多个目标。同理，一个优秀的战略选择意味着诸多利益。在外行人眼里，这些利益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有内在逻辑。美国打着人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伊斯兰势力的牌，为的是其中某些利益。

其一，在憎恨美国的伊斯兰世界重塑、美化自己的形象，使“圣战”恐怖主义的优先目标不再是美国了。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麦加、人权的圣地”不再保护阿拉伯独裁者，反而成为伊斯兰反对派的大善人。敌友关系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其二，推广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近年来颓势尽显，其造成的后果正是阿拉伯“革命”之源。穷人和失业者是全球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颐指气使的牺牲品。那些剥削者通过压迫这些牺牲品的政府来实施剥削，也正是这些剥削者引导牺牲品产生不满并转而对付自己的政府，并为其“打开枷锁”，为的是让美国致命的自由主义天长地久（这种致命的自由主义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负债最多的国家），但美国人也知道伊斯兰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韦伯等新教教徒看来，伊斯兰主义者在宗教层面相信神圣化的资本主义是有美德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可以依赖可靠盟友——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的先知并没说“卖掉你所有值钱之物然后跟我走”，而是说“经商致富吧”。

最后，美国还将打击欧洲，或更确切地说，搞掉法国（它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维持着经久的优先关系），自己上位。法国希望通过利比亚战争重新投资该国，但美国只给它几个小渣，就像在伊拉克一样。法国的政绩工程“地中海联盟”早已半死不活，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振臂一呼，“地中海联盟”就再也没了意义。这是从阿拉伯民众票箱中选出来的伊斯兰政权（正如精灵从阿拉丁神灯中钻出来）执政的必然结果。

逊尼派地缘政治之弧是美国试图建立的“绿线”，将延伸至阿富汗以外，吸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是扼杀俄罗斯的战略。该扼杀战略也适用于中国，因为该弧（或用布热津斯基的词——伊斯兰新月带）的最终边界与中国接壤。美国要以一切手段阻止被亨廷顿称之为“伊斯兰-儒教联盟”的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接近。[67]对印度也是同理，它有1.3亿穆斯林，英国人早就基于纯粹宗教信仰的因素，人为创建了巴基斯坦（1947年）来削弱它。

在美国的新战略中，还有一条什叶派之弧：从伊朗到黎巴嫩，经伊拉克、叙利亚及数个海湾产油国（其什叶派居人口多数，如巴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像急于打掉伊朗那样急于打掉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更确切地说，是“去掉那层石棉保温层”。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势力也负有重任，即不可让逊尼派势力越过美国所能容忍的界限。目前，美国控制伊斯兰势力的最好例子是土耳其。不管和平之舟如何驶向加沙，不管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面对“妖魔鬼怪式”的西蒙·佩雷斯如何演技高超地大发雷霆，媒体对这一幕反响强烈，埃尔多安赢得了民意，满足了穆斯林的虚荣，维护了土耳其在巴以之间“公正掮客”的形象。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如果它真要让它的以色列友邦和谈，它尽可有其他施压手段。它想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就应当首先解放在其殖民重压下的塞浦路斯的一半国土，好让这一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实现统一。它还应当就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正在屠杀库尔德人的恶行认罪。

在美国的新战略中，土耳其将发展成地区大国，跻身大国竞技场。为土耳其谋得“帝国”新地位的，正是那些伊斯兰“温和派”国家，这些国家不久后将在阿拉伯世界站稳脚跟。是不是有点儿像“新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为什么不呢？

总之，7年前我曾经赞同过这种策略，但当时是出于伊斯兰世界战略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美国的。我写道：“不必充当欧洲的‘牛尾巴’，假设土耳其有朝一日入盟，为何不当伊斯兰的‘鸡头’？土耳其永远不会完全准备好融入欧洲，它最大的也是无法克服的一点是伊斯兰特性。这使得人们不敢敞开心扉跟它对话，但它早已准备重回自己的自然环境——伊斯兰世界。80年来由于其悲惨的宿命而放弃的信仰，并非重建一个奥斯曼帝国，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地缘战略实体，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并担负起领导这一集团的历史责任。但是，这个集团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不一致。与其融入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不如充当一个正在找寻现代化道路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因子。文明层面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既是历史的赐予，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发展的新态势。中长期看，这个伊斯兰集团是会出现世俗的民主的意识形态，还是会出现独裁的神权统治？换言之，如果不围绕一个人文主义的务实的和平的计划来整合伊斯兰世界，那伊斯兰世界就会在更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旗帜下聚拢。就此前景而言，预言家亨廷顿的末日论必将到来。”[68]

俗话说“魔鬼总在细节中”，这个细节就是伊朗。在我2004年的分析中，伊朗是伊斯兰联盟的一员。在美国的新战略中，逊尼派新月带应当用于孤立伊朗，等待它缴械投降。我分析认为，这一伊斯兰联盟涵盖所有教派，构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地缘政治集团，足以对抗世界列强。美国的战略是让那些意识形态上较同质（伊斯兰“温和派”）的国家联合，让其听命于土耳其，以在全球维护美国强权，并使阿拉伯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都逊于以色列。

该战略不是亨廷顿的杰作，而是伯纳德·刘易斯的[69]。这位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痛恨爱德华·赛义德，其学术生涯始自为英国情报部门充当土耳其事务顾问，他对该国了如指掌，迄今他还是土耳其的好朋友。他有英、美、以三重国籍，曾于内塔尼亚胡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期间（1984—1988年）担任内氏顾问。在小布什总统的班底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派战略家之一，鼓吹“民主化”阿拉伯世界，是他第一个使用“文明冲突”这个词，而非亨廷顿。几年前，一些美国分析人士写道：“占领伊拉克是实践刘易斯学说。”[70]2002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刘易斯向以色列《新消息报》表示：“如果西方想让人把巴格达、德黑兰或大马士革低效、任人唯亲的政权赶下台，那么与这些城市街头的欢庆人群相比，喀布尔街头的欢庆人群看起来就会像是送葬队伍。”瞧瞧这话说的。

对于那些知道“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研究地缘政治”的人来说，让土耳其对付伊朗，这种场景完全站得住脚。萨法维王朝于16世纪初甫一建立，便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这已经是一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宗教领导权的战争，鹬蚌相争，欧洲渔翁得利。

突尼斯的确专制，但自1957年来，它在政治上就一直进行自由的爱国主义的现代化。它的经济状况好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当毁掉这样一个国家时，土耳其人难道没感觉到这是在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倒车吗？而这些都拜假革命的疯狂所赐。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国家已沦为霸权主义地缘政治牺牲品，成为新殖民地后将会如何发展？这不是与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指挥下反抗奥斯曼帝国（1916—1918年）一样？[71]不知道历史是否循环往复，但我知道，忘记过去者必遭惩。

经过数月的事态发展，美国的战略已经显而易见了。突尼斯也认清了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进步主义”伙伴的真实面目，认清了卡塔尔起的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拉希德·格努希终于承认“深深感谢卡塔尔，在突尼斯的‘解放’中，它是我们的盟友”。[72]突尼斯人也认清了“网络奸细”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些“网络奸细”打破缄默。而且有证据显示，拉希德·阿马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杀害了抗议者，而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指挥的警察和宪兵得到的命令是“只射腿”，且只在正当防卫情况下。还有其他真相，但可惜，一切都无法改变突尼斯的命运。这些真相最多只能为历史学家或少数对生活在民主阳光下仍然心存希望的突尼斯人所用。

梅兹里·哈达德

[1] “茉莉花革命”，指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国花而得名。2010年12月17日，一名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境内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及争取民主活动。事件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人民起义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译者注

[2] Eric Denécé,《Les révolutions arabes ne sont que des coups d'État militaires masqués》,interview dans La Tribune du 1erjuin 2011.

[3] Entretien avec Fayçal Anseur,dans Algérie-Focus-com,Montpellier le 18 juin 2011.

[4] 《Égypte:Nadine Wahab,la bloggeuse qui a fait tomber Moubarak》,Jeune Afrique No 2634,du 3 au 9 juillet 2011.Nadine Wahab vit actuellement enÉgypte et elle soutient l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ce de Mohamed El Baradaï,l'un des membres de l'Open Society Institute！

[5] 《Opération Tunisia:la cyberattaque d'Anonymous aux côtés des manifestants》,Libération du 12 janvier 2011.

[6] 《Les cyberactivistes égyptiens formés par les Américains》,Le Figaro du 22 février 2011.

[7] Cité par L'Observateur du Maroc,www.lobservateur.info.

[8] Samir Amin,Le Monde arabe dans la longue durée,éd.Le Temps des Cerises,2011,pp.20-21.

[9] 特别是参加2010年9月20日至22日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会议的培训者，会议举行过程中启动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该倡议由位于华盛顿、隶属于民主党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领导。

[10] David D.Kirkpatrick et David E.Sanger,“A Tunisian-Egyptian link That Shook Arab History”,New York Times du 13 février 2011.

[11] 《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L'Hebdo（suisse）,du 12 mai 2011.

[12] Eva Golinger,《Venezuela:la grève de la faim à la mode de Washington》,article à consulter sur mondialisation.ca,2 mars 2011.

[13] Régis Genté et Laurent Rouy,《Dans l'ombre des révolutions spontanées》,op.cit.

[14]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éd.Michel Brûlé,Montréal,2011.

[15] Jean-Guy Allard et Eva Gollinger,La Agresion Permanente:USAID,NED Y CIA,Caracas,2009,éd.ministère vénézuélien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Information.

[16] William Blum,Rogue State: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Common Courage Press,2001.Traduit en français sous le titre L'État voyou:un guide de la seule superpuissance mondiale,éd.Parangon,2002.On se réfère ici à l'édition tunisienne,Cérès,2002.

[17] Evgu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éditions Public Affairs,2010.

[18] Johan Livernette,《Les vérités cachées sous les révolutions arabes》,4 mars 2011,http://johanlivernette.com

[19]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0]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11/01/tunisia-students-using-facebook-and twitterto-organize.html

[21]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2] John Maroney,《Mass.Company helps activists avoid online government censorship》,30 janvier 2011,http://www.necn.com/01/30/11/masscompany…

[23] Entretien avec Damien Leloup,dans Le Monde du 10 janvier 2011.

[24]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5] Le Monde du 22 février 2011.

[26]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Some weekend work that will（hopefully）enable more Egyptians to be heard”.

[27]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8] Eva Golinger,《La grève de la faim à la mode de Washington》,2 mars 2011,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context=va&aid=23482

[29] Ibid .

[30] Sami Ben Gharbia,《La liberté de l'Internet Sophisme et l'activisme arabe numérique》,publié sur nawaat.org le 17 septembre 2010.Titre original: 《The Internet Freedom Fallacy and the Arab Digital activism》.Republié le 24 janvier 2011 sous le titre“Les cybers-activistes arabes face à la liberté sur Internet made in USA”.

[31] Ibid.

[32] Robert Ménard et Thierry Steiner,Mirages et cheikhs en blanc.Enquête sur laface cachée du Qatar,le coffre-fort de la France,Editionsdu Moment,2010,p.29.

[33] 谢赫：伊斯兰尊称，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或学识渊博的人。——译者注

[34] 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对王公贵族、酋长或地方长官的称谓。——译者注

[35] Ibid,p.81.

[36] Ibid,p.180.

[37] Benjamin Barthe,《Al-Jazira.Télé révolutions》,Le Monde du 6 mars 2011.

[38] Afrohistorama.over-blog.com,article-al-jazeera-a-t-elle été crée pour le grand projet…

[39] Marie-Pierre Subtil,《Les insoumises d'Al-Jazeera》,www.rdpl.info/article-les

[40] Ferjani Riadh,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vol.3,No 1,2010,pp.82-100.

[41] Mezri Haddad,Carthage ne sera pas détruite.Autopsie de la campagne antitunisienne,éd.Du Rocher,2002.

[42] Marianne,n°230,du 17-23 septembre 2001.

[43] Olivier Bouchara,《Soutirer des chèques au cheiks,pas si facile!》,magazine Capital,No 239,août 2011.

[44] 《Moyen-Orient:Al-Jazeera dans la tourmente》,interview accordée au magazine Jeune Afriquen°2634,du 3 au 9 juillet 2011.

[45] Sous la direction de Raphaël Draïet Jean-françois Mattéi,La République brûle-t-elle?éd.Michalon,2006.Voir mon chapitre《Violence anomique ou violence atavique?》,pp.37-56.

[46] 米苏拉塔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东240千米，而下文中的巴士拉则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省会，是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47] 《Hamza,13 ans,torturé et tué:le visage de la révolte syrienne》,Rue 89,du 30 mai 2011.

[48] Abdelhamid Larguèche,《Cette gifle qui n'a jamais eu lieu…en hommage àFadia,fille de Sidi Bouzid》,journal en ligne tunisien,Leaders,du 25 mai 2011.

[49] Christophe Ayad,《La révolution de la gifle》,Libération,11 juin 2011.

[50] Cité par Mohamed Amine Mankaï,《Tunisie,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Mohamed Bouazizi》,Kapitalis du 23 juin 2011.

[51] Journal Assafir,du 23 avril2011.Pourtant,dès le 15 janvier 2011,devant ses invités Rached Ghannouchi et Abdel Bari Atwane,il a rendu un vibrant hommage à 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Il a mis cinq mois avant de découvrir la vérité et de la dire avec courage.

[52] Claire-Gabrielle Talon,Al-Jazeera.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dans une pétromonarchie,éd.PUF,avril 2011.

[53] Son interview dans Témoignage chrétien du 4 mars 2011.

[54] 《Wikileaks cables claim al-Jazeera changed coverage to suit qatari Foreign policy》,article de Robert Booth dans le quotidien britannique The Guardian,du 6 décembre 2010.

[55] Robert Ménard et Thierry Steiner,Mirage et cheikhs en blanc…,op.cit.,p.85.

[56] Pierre Haski,《Après la Tunisie:Internet sert-il à faire la révolution?》,Rue 89,22 janvier 2011.

[57] Jean-Pierre Chevènement,dans son interview à l'hebdomadaire franco-arabe Al-Moharer,n°5,3 avril 1995.

[58] Mezri Haddad,Carthage ne sera pas détruite,op.cit.,pp.258-260.

[59] Plusieurs associations ou structures tunisiennes basées à Tunis ou à l'étranger,et plusieurs personnes ont bénéficié des fonds du MEPI.Je ne les cite pas puisqu'ils sont connus.

[60] Dans sa postface du livre d'Alexandre Del Valle,Islamisme etÉtats-Unis,une alliance contre l'Europe,op.cit.,p.346.

[61] Mohammed-Reza Djalili,Libération,17 janvier 2002.

[62] 《Rapport Maghreb-Moyen-Orient.Contribution pour une politique volontariste de la France》,23 avril 2007.Blog.mondediplo.net

[63] Nathan Sharansky,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Comment vaincre l'injustice et la terreur par la force de la liberté,trad.Française,chez Bourinéditeur,2006.

[64] Mgr.Joseph Merhej en a fait une remarquable critique dans son essai Chaos constructif ou chaos destructif?,éd.Universitédela Sagesse,Beyrouth,2007.

[65] Mezri Haddad,《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Libération du 19 septembre 2001;et《Le virus théocratique》,Le Figaro,3 octobre 2001.

[66] Mezri Haddad,《L'Union méditerranéenne sera un projet de civilisation ou ne sera pas》,Le Figaro,23 juin 2008.

[67] Samuel Huntington,Le Choc des civilisations,Odile Jacob,1997.

[68] Mezri Haddad,《Le marchand de tapis et la stripteaseuse》,Libération,31 décembre 2004.

[69] Mezri Haddad,《Bernard Lewis,un savant dévoyé par la politique》,Jeune Afrique n°2255,du 28 mars au 3 avril 2004.

[70] Jeune Afrique n°2248,du 10 au 17 février 2004.

[7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圣战”，入侵阿拉伯半岛，英国以支持阿拉伯独立为由参战。劳伦斯是英军中的传奇英雄，他带领阿拉伯战士在沙漠与敌军展开驰名的游击战，最终使土耳其联盟军惨败，并引发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译者注

[72] 《Ghannouchi dévoile le secret: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 est de production qatarie》,article publié dans le journal qatari Al-Arab,le 31 juin 2012.http://middle-east-online.com/?id=132279

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实验室

“阿拉伯之春”2010年12月17日诞生在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或许有人会说，“茉莉花革命”本来应该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而不是在这个如此现代、开放、文化教育水平高且文雅的国家。突尼斯“革命”先于埃及、也门及利比亚：“民主”的希望之花在这些“专制”国家的坟墓上开放。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自1956年独立及“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得以举行首次自由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通过一轮选举方式，选举217个席位的国会，负责组建临时政府，并在一年之内组织新的选举。该国定于2011年10月1日到21日举行选举活动，将世俗及伊斯兰教议题带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选举的协商过程中，突尼斯人民就社会类型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引发“革命”的经济问题表达了意见。

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结果让发动“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人感到愕然，尽一切可能阻止本·阿里实施镇压活动的西方也非常震惊：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获得了37%的相对多数选票，领先左翼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100万票，赢得了89个议会席位，后者仅获得29个议席。列第三位的是人民请愿党，该独立组织在选前默默无闻，却获得了26个议席。第四位是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FDTL），该政党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Ettakatol（社会民主党），也赢得了20个议席。排在后面的是：民主进步党（PDP，左翼），获得16个席位；现代民主力量（PDM，左翼），获得5个席位。妇女有58人当选，其中39人来自复兴运动党，只有19人捍卫维护女性权益的世俗观点。

议会中排名靠前的两大力量复兴运动党与保卫共和大会党，同第四大力量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组建了多数派联盟。复兴运动党及保卫共和大会党出任行政机构的两个领导职务。保卫共和大会党主席蒙塞夫·马尔祖基当选共和国总统，他任命复兴运动党总书记哈马迪·贾巴利担任政府总理。掌握实权的并非共和国总统世俗捍卫者马尔祖基，而是政府总理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既然复兴运动党创造了最佳的选举纪录，那么该职位理应属于复兴运动党成员。

突尼斯新领导人

主张世俗主义的马尔祖基

马尔祖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1945年出生，是本·阿里的宿敌，他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度过了辉煌的中学时代。在摘得阿拉伯语大赛桂冠之后，他获得奖学金前往法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选择了从事医学行业：先是担任住院医师，1973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医学院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担任助教。马尔祖基是内科、神经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

然而，政治这个魔鬼俘获了这名才华横溢的医生。他在转向突尼斯世俗的左翼政党之后，于1980年加入突尼斯人权联盟（LTDH）。他在政党内平步青云：1985年成为执行委员会成员，1989年当选执行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14日，该组织被解散。马尔祖基成立了“捍卫因言获罪人权利”的全国委员会，后来该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1993年3月，突尼斯人权联盟获得合法地位。然而马尔祖基决定不再谋求职位，而是积极投身于“大赦国际”突尼斯分部的活动中。他决定参加1994年3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最终未能获得所需的签名数。随后，他的护照被没收，然后他被关进监狱。紧接着，他又成为阿拉伯人权组织主席。2001年7月25日，马尔祖基创建保卫共和大会党并担任该党主席。本·阿里政权拒绝承认该党，马尔祖基被苏斯医学院解雇，随后流亡法国长达10年之久。

2011年1月17日，本·阿里逃走，马尔祖基宣布将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并于次日结束流亡回国。3月8日，他的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在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选举中，保卫共和大会党获得的议席仅次于复兴运动党。当选议员后，马尔祖基遂成为共和国总统。他能力出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此职务他当之无愧。他代表了突尼斯向往自由、世俗社会、知识、经济发展和妇女解放的愿望。

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

哈马迪·贾巴利任突尼斯政府总理，其愿望同马尔祖基相去甚远。不过两人都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为之奉献的勇气。但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贾巴利还承受了更多的磨难。他于1949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共有6个孩子）中成长。他首次遭受的磨难同其做木匠的父亲介入政治有关，他的父亲因拥护突尼斯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本·优素福，于1957年被布尔吉巴当局监禁。在争取独立的战斗中，优素福曾经是“最高司令官”的朋友及盟友，后来却成为其最主要的对手。1961年布尔吉巴派人刺杀了优素福，优素福的追随者遭到囚禁，有些人被绞死。贾巴利还记得，孩提时他曾去监狱给父亲送少量的生活必需品。

1969年贾巴利于技术中学毕业。他前往法国兰斯同一个兄长相聚，并在科技学院注册，后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巴黎国立工艺美术学院继续其学业，专攻冷热处理的热力学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专业，1978年获得学位。

贾巴利在巴黎求学期间，在安东尼大学的住处及茹尔当大道的国际大学城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并形成了以政治伊斯兰为基础的理念。在这些地方，他结识了蒙塞夫·本·萨勒姆，其后来成为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以及萨拉赫·卡克，其同拉希德·格努希均是伊斯兰倾向运动（MTI）的创立者和标志性人物，该组织后来在1989年更名为复兴运动党。这群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在首次接待伊斯兰倾向运动发起人（后来的复兴运动党主席）拉希德·格努希的来访之后，他们的热情被点燃了。格努希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布道者，他以充满伊斯兰激进色彩的演讲，让这些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青年热血沸腾。正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情报部门的眼中，格努希是一名煽动犯罪的恐怖主义分子。

1978年，在法国停留9年之后，贾巴利带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回到祖国。他将工程师职业的科学现代主义观念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信念相结合，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在格努希被捕后成为伊斯兰倾向运动主席。

贾巴利因反对本·阿里的活动，先后被监禁了17年，其中10年被单独囚禁在3米长2米宽的斗室中。第一次宣判是在1989年，因为一篇关于军事法庭的文章他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1992年因政治激进主义他再次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复兴运动党的数千名支持者，这次他被军事法庭以“参加非法组织”及“企图改变国家性质”的罪名判处6年监禁。由于监禁环境恶劣，他在2002年进行绝食抗议。4年后，一项总统大赦让其得以出狱。

在历经这些磨难之后，贾巴利本应对推动这些理念的信心产生动摇。恰恰相反，他学会如何以一位“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姿态面对西方，尤其是面对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的外交官。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及出色的自控能力，加上遭受被单独囚禁多年的磨难，让他可以将风格变得柔顺，同时却不影响其激进主义的信念。这位来自苏斯，外表平静的已婚男人、3个女孩的父亲，凭借两面三刀的手法让自己成为复兴运动党（该党于2011年3月1日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温和”伊斯兰政党出色的正式候选人，角逐政府总理一职。他努力安抚西方投资者及游客，同时坚持使突尼斯重新走伊斯兰化的路线。贾巴利悄悄地建立起一个联盟：将复兴运动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及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联合起来，组建起一个除三方代表之外还包括独立代表的政府。在41个政府职位中，复兴运动党获得了17个，某些职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职能：司法部长、人权和恢复社会正义部长（同时具有政府发言人的职能），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

贾巴利准备巧妙地夺取世俗民主派的“革命”果实，后者与西方一直配合默契。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贸然向西方提出请求：要求与会的世界经济大国为新生的突尼斯民主提供经济和资金支持。2012年2月2日，他又来到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后者没能给他所要的经济支持。在会谈结束时，双方仅宣布准备在欧盟同突尼斯之间进行优先合作，成立一个企业家混合委员会，重新启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并开启自由贸易协定收尾阶段的谈判。贾巴利利用这次访问出入豪华饭店，会见了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特琳娜·阿什顿。

萨拉菲派压力下的突尼斯社会

世俗主义者马尔祖基及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对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访问次数不断增加，试图证明突尼斯民主状态的良好，而且有能力为来突尼斯的商人与旅游者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但他们无法隐藏国家所经历的无休止的动荡。自“革命”将本·阿里驱逐之后，许多萨拉菲派团体增加了暴力示威活动，强迫民众根据伊斯兰教法的教条生活。他们用恐怖手段践行传播信仰的热忱。为了使突尼斯人的风俗习惯与教条相符，他们的攻击活动日渐增多，并获得了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大笔资金。因此在2011年5月，人民起义的摇篮——西迪布济德的酒吧被伊斯兰主义者勒令关停。同月26日，突尼斯西北部的坚杜拜省，由于警方逮捕了数名袭击平民的萨拉菲派人士，一群携带短刀、弯刀和燃烧瓶的蓄须男子愤怒地袭击了当地建筑。

艺术家遭到伊斯兰主义者迫害，未得到政府和司法的保护

萨拉菲派信奉伊斯兰教最根本的形态是瓦哈比派，该教派于18世纪诞生于沙特阿拉伯，并得到其石油和资助。他们希望实行穆斯林神权政治，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他们不喜欢突尼斯艺术家，指责其“亵渎神明”。他们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向艺术家发出死亡威胁，将其照片、姓名及住址放到脸书上，并注明“死的活的都要”，将这些人置于恐怖的氛围之中。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了解与运用，同世俗民主派的支持者一样得心应手……他们试图通过网络，将顺应世界潮流、开放现代的突尼斯的发展进程逆转。

除了在社交网站上进行威胁外，萨拉菲派的暴力示威活动在本·阿里倒台后就已开始，并且日渐增多。2011年10月7日，总统选举前15天，突尼斯私营电视台纳斯马（Nessma）播放《我在伊朗长大》一片。这部法国、伊朗联合制作的动画长片由玛嘉·莎塔碧担任制片，用突尼斯阿拉伯语配音，引发了对宗教融合的争论。该片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叙述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但动画片中有一个画面展示了安拉的面孔，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萨拉菲派对此极为愤慨，以此为由引发了一场暴动浪潮。他们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指控该电视台总裁纳比尔·卡鲁伊“损害神圣的价值观及良俗，扰乱公共秩序”，并要求对其进行审判。该片的审查人员及译制人员也被要求追究责任。10月9日，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企图攻击纳斯马电视台在突尼斯的办公场所，但被警方阻止。10月14日，100多名萨拉菲分子向纳比尔·卡鲁伊的住宅投掷燃烧瓶。卡鲁伊就播放引发争议的影片公开向突尼斯人民道歉，试图平息这场席卷全国的狂热的宗教龙卷风。

尽管卡鲁伊已通过电视进行道歉，但伊斯兰主义者仍继续示威，坚持要求对其进行审判。他最高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2012年5月3日，纳斯马电视台的老板被处以2400突尼斯第纳尔（约1200欧元）的罚金，理由是“影片的播放扰乱了社会秩序并损害了良俗”。法庭还判决两名合作人各支付1200突尼斯第纳尔（约600欧元）罚金。司法服从了伊斯兰教法——这个“茉莉花革命”的“私生女”，不惩罚暴力的萨拉菲分子，却处罚“亵渎神明”的艺术界人士。更为讽刺的是，该判决宣布的当天正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也将其列为庆祝日。即便如此，泰米姆营地区清真寺的伊玛目侯赛因·贾兹里竟然还认为判决极不公正、过于宽大。他曾在5月4日周五祈祷时呼吁处死卡鲁伊，当天，他又在纳斯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继续抨击突尼斯司法部门：“如果法官是穆斯林，他就应该下令立即关闭这家电视台。”

司法不利于卡鲁伊，政府也不站在他那边。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2012年7月1日至10日，在拉马尔萨的阿布德里亚宫举行的“艺术之春”展览，引发了萨拉菲派的不满。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不断叫嚣，表达对非穆斯林画家的仇视情绪。他们在各城市组织暴力游行活动“以捍卫其神圣价值观”，使突尼斯陷入数天的混乱状态。在抗议“艺术之春”作品展的宗教狂热分子中，还混有年轻的失业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抢劫。此间，萨拉菲分子同警方的对抗越来越多，政府颁布了宵禁令。这次伊斯兰主义者引发的骚乱造成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数个警察局被焚毁，酒吧、影院等商业设施遭到洗劫……

2012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萨拉菲分子骚乱再次显示，贾巴利领导的政府具有两面性，明明关心的是帮助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嘴上说的却是另一套。政府对艺术家受到的死亡威胁丝毫不予谴责，文化部长迈赫迪·马布鲁克（贴着独立派的标签，实际上为伊斯兰主义者参选服务）将过错推到艺术家头上，对艺术进行如此这般极端的阐释：“展览包含很多品味低下以及艺术性平庸的作品，损害并践踏了伊斯兰教的某些象征。有些人属于自修者，其造型艺术没什么可看的，而且传递了含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息。艺术不应该传递意识形态，不应该是革命性的，它应该是美的。”而复兴运动党则投票通过内部决议，希望将“损害圣教的行为”从轻罪法庭移交至重罪法庭。

伊斯兰主义者威胁下的大学

萨拉菲分子还对突尼斯大学里的世俗主义阵地展开行动。对世俗价值观及民主的捍卫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受伤的阶段：从2011年底开始，一群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马努巴人类文学及科学学院，直到2012年1月24日才被警方驱逐。这些极端分子尾随教师及学生，甚至用匕首和弯刀对他们进行威胁。他们要求在学校里准许妇女穿戴面纱。萨拉菲分子的占领过程证明，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同萨拉菲激进主义存在合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蒙塞夫·本·萨勒姆来自复兴运动党，他是贾巴利在巴黎时期的密友，在这起事件中，他可耻地采取了观望态度。教育部门未能向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学生提供保护以抵御来自宗教狂热分子的人身攻击，存在严重失职。

然而，这起事件中世俗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被再度送上被告席。2012年7月5日，学院院长哈比卜·卡兹达赫里被迫出现在该城西北郊区的一审法庭上，被起诉缘由是他侵犯了一名戴面纱的女大学生。事实上，卡兹达赫里院长是一位正直廉洁、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事发当天，两名戴面纱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办公室，将文件弄得散乱一地，并试图毁坏文件。3月6日，马努巴一审法庭的检察官证实了女学生这些违法行为，之后院长的办公室遭到石块袭击。

2012年3月，在学院被占领期间，一位叫亚辛·布迪尼的青年亵渎了突尼斯国旗——他将建筑物顶部的旗帜从旗杆拔下，换上了黑色的萨拉菲旗帜。被移交法庭后，他只被判处6个月监禁并缓期执行，然后就安然回到家中。突尼斯刑法第129条规定，任何人以语言、书面材料、行为或其他任何方式公开损害突尼斯国旗或外国国旗，都将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法律对伊斯兰主义者再次进行了宽大处理……

在大学里，萨拉菲分子对他人的语言及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增多，他们认为，这是将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一个战略步骤。复兴运动党控制的政府任凭他们精心实施图谋，而不去保护高等教育机构的安全与独立性。

突尼斯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萨拉菲分子在突尼斯造成安全形势持续恶化。62岁的法裔突尼斯人贾迈勒·盖尔比是萨尔斯地区的社会党顾问，2012年8月16日，他与夫人及12岁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痛苦的经历。当天晚上，他们在故乡比塞大的大街上散步，母亲与孩子穿着夏装。一群由50多人组成的萨拉菲年轻人挡住她们的去路，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她们只得赶紧逃走，盖尔比孤身一人面对歹徒，这群人用橡皮棍和短木棒殴打他。“没有一个人救我，”他说，“幸亏我成功逃走才躲过一劫。如果我倒在地上，他们肯定会把我打死。”当天正举办著名的比塞大音乐舞蹈与戏剧节。突尼斯内政部统计，在这天晚上，“约200人参加了萨拉菲派的行动，他们用暴力阻止一些团体在耶路撒冷日举行演出”。目击者称，这些人拿着弯刀和棍棒，破坏了乐器，将组织方的工作人员霍米斯·加尔比和另外5个人打伤。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进行干涉，4名萨拉菲分子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在此之前，由于受到萨拉菲团体的威胁，一场音乐会及一场演出已被迫取消。其他文化演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此期间，比塞大的安全部队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

之后一段时间，盖尔比对此事件当事人提出指控并接到了来自总统府与突尼斯政府的正式道歉。他对此并不满足：“从第一天开始，我的要求就是犯下这些罪行的萨拉菲分子应该受到惩罚。我将永远坚持我的诉求。”盖尔比将注意力引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如果不处罚萨拉菲分子，其势必在突尼斯散播恐惧。

妇女地位退步

对阿拉伯世界中最具现代性的突尼斯女性而言，她们的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1956年8月13日起实施的《个人身份法》，在许多领域都规定了性别平等。它赋予女性离婚、继承、与非穆斯林或外国人结婚、收养等权利。《个人身份法》是布尔吉巴时代留下的一项主要遗产。但自“茉莉花革命”以来，复兴运动党对女性权益持伊斯兰激进主义观点，从而使该法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在街头，女性的安全保障自“阿拉伯之春”后日益下降：萨拉菲分子经常对着装不符合其要求的女性进行侮辱和殴打，如同盖尔比一家所遭受的那样。还有一个更震撼的事件反映出突尼斯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2012年9月3日，一名29岁的女性与未婚夫开车途中被三名警察拦截。其中两人对该名女子实施强奸，另一名警察则控制其未婚夫，事先给他戴上手铐。事件的后续发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确，两名警察因强奸被监禁，但9月26日受害者与其未婚夫应一名预审员传唤前去对质，在那里她被指控犯有妨害风化罪及有粗暴行为。内政部发言人哈立德·达鲁什指责说，这对年轻人是在一个“不道德的地点”被警察发现的，同时也承认这仍然无法证明后来发生的强奸行为合法。于是这名受害女性（及其未婚夫）因妨害风化被提起公诉。复兴运动党盟友、左翼的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党成员、议员卡利玛·苏伊德在脸书上怒斥这件丑闻：“自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进入联盟以来，我只看到复兴运动党称王称霸。我决定彻底脱离这个政府。强奸事件以及今天上午对受害者的指控，正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说是什么三党联合政府！你们真让我感到恶心！”

女性受害人的辩护律师布什拉·贝尔哈吉·西姆达指责政府应该对警察的胡作非为负有责任：“它具有政治及道义责任。”确实，警察的暴行“并非有组织的，但政党（复兴运动党）关于女性的言论是其产生的土壤”。她补充说：“自2011年10月23日，伊斯兰主义者掌权之后。他们看到一位现代妇女、一位突尼斯女性，就认为有权要求其做出交代，然后这些女性受害者就会受到指控。”该律师说，由于“警察中间普遍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惩罚”，这种现象逐渐蔓延。

突尼斯民主妇女联合会及突尼斯人权联盟曾签署一份公告，揭露这种诉讼程序“将受害者变成被告，目的是恐吓并强迫其屈服，让该女子及其未婚夫放弃他们的权利”。这些协会呼吁“政府要严正介入，出台打击强奸妇女的国家方案”。这和突尼斯女权团体的报告是一致的。自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者上台之后，警察对妇女的态度与布尔吉巴时代及本·阿里时代相比有根本变化。这些团体指责警方以女性着装“不当”为由，系统性地骚扰妇女。这些团体还认为，在“正当的理由”背后，隐藏着突尼斯政府的意志：由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政府，试图剥夺女性在布尔吉巴时代所获得的在其继承者本·阿里时代保留的权利。复兴运动党希望由伊斯兰教法决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另一个证据是，他们企图在未来宪法中加入性别“互补”的措辞，而不是性别“平等”。在等待未来宪法为他们保留什么权利的过程中，突尼斯人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地受到“道德警察”（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刁难，后者有时在各种滥用职权外还要加上初夜权。在电影院、剧场、饮料专卖店、夜总会，被认为衣着轻浮的路人，时常受到威胁、侮辱与攻击。如此现代与充满活力的突尼斯，落入伊斯兰“道德警察”的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有效抵制萨拉菲派对突尼斯的牢牢掌控。

穆兄会与萨拉菲派的勾结

复兴运动党极为谨慎地玩弄联合政府内的温和伙伴，许诺给其好处。2012年1月，加沙政府首脑、哈马斯的成员伊斯梅尔·哈尼耶，应贾巴利的邀请对突尼斯进行了正式访问。一群激进分子到机场欢迎他的到来，并高呼：“赶走犹太人！杀死犹太人！”7月2日，复兴运动党像迎接英雄一样接待前来参加在克拉迈展览馆举行的国会开幕式活动的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支持者向这位贵宾欢呼：“圣战！圣战！胜利或成为烈士！”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对迈沙阿勒关怀备至。还是格努希，在几天之前向媒体保证：“国会应该秉承复兴运动党的理念以及温和开放的伊斯兰运动，涉及突尼斯全体人民的关切。”复兴运动党不断采用两面派的手法。

尽管复兴运动党向萨拉菲派团体保证支持伊斯兰教法，后者对此并不完全相信，指责其优柔寡断并与西方价值观合流。他们敦促复兴运动党在“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的敌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响应“基地”组织新头目扎瓦希里讲话中指责复兴运动党“炮制美国国务院、欧盟或海湾国家能够接受的伊斯兰教”。他们号召民众发动起义反对“对宗教的损害行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步将全国5000座清真寺掌控在手中。他们还在教育界编织了网络。他们希望将突尼斯变成逊尼派的神权政体，去麦加圣地和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朝圣。

除了同萨拉菲派有一些明显的分歧之外，复兴运动党追求的目标与之一致。作为受挫于经济危机的执政党，复兴运动党仍然坚持加强法制国家建设。它希望采取象征性犒赏的方式，取悦激进主义。它在打再伊斯兰化这张牌，这与其使命相一致，同时向被吓坏了的突尼斯人及西方人做相反的宣誓。

人们习惯于将穆兄会同萨拉菲派做比较：前者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在伊斯兰国家实现再伊斯兰化，后者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标。突尼斯的例子表明，两种势力相辅相成、相处和睦。当“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出现萨拉菲派骚乱时，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格努希以非常欢迎的态度评价他们：“这是我们的孩子！”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共同致力于一个目标：为了在突尼斯建立“第六任哈里发王朝”，推行教法，即伊斯兰法律。教法是一个整体，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教合一、不分公私，因此它与建立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世俗民主制度无法相容。控制联合政府的复兴运动党尽其一切可能，掩盖萨拉菲派通过恐怖手段将教法逐步注入突尼斯习俗的暴力行径。

复兴运动党的穆兄会在制度范畴内行动，而萨拉菲派支持者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确，复兴运动党政府部门时常批评萨拉菲派的行动方式过于暴力，有时候（非常少）甚至会生气。在穆罕默德漫画引发示威活动之后，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宣布，他将“严厉地对待”萨拉菲运动，因为它对突尼斯构成了“威胁”。两股势力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小裂缝，说明了二者在再伊斯兰化的日程战术上确实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将权力赋予非伊斯兰主义者的突尼斯人及西方。此外，海湾出资国的活动范围也相得益彰：卡塔尔主要资助穆兄会，而瓦哈比派的沙特阿拉伯则资助萨拉菲派。在这场游戏中，很明显，伊斯兰激进主义是赢家，世俗民主制度是输家。

从复兴运动党到“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复兴运动党同萨拉菲派之间的亲戚关系，这就是阿布·伊亚德（真名是赛义夫·阿拉·本·哈辛）的事例。伊亚德是“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创建人与首脑，该组织是突尼斯伊斯兰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势力。1986年，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实际领导人拉希德·格努希亲密合作，开始投身突尼斯伊斯兰运动：在格努希的授权下，他参与组建了该党的军事机构——“突尼斯伊斯兰阵线”。在机构内，他为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另一活动分子、现任内政部长的阿里·拉阿里德提供了坚定支持。后来这些人的目标出现了分歧。复兴运动党继续在突尼斯展开活动，不断扩大组织和宣传活动，还在欧洲游历，建立国际政治联系，同政党联盟协商。这些活动引发了持续的风险：贾巴利和格努希都遭受过本·阿里无情的监禁或者流亡。伊亚德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圣战”之路。他同“伊斯兰武装集团”取得了联系，后者最终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他还同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创立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建立联系，贝尔哈吉正是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指挥官。

后来突尼斯围捕伊亚德的大网不断收紧。为了避免被捕或被杀，伊亚德来到了距北非数千千米之外的阿富汗。他在那里因战功卓著而获得了“突尼斯人”的绰号。随后伊亚德显示出精通政治的禀赋，他仿效“基地”组织，在喀布尔以东一百多千米的贾拉拉巴德建立了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突尼斯战斗团”（GCT）。他在那里培训了数十名“圣战者”，并在全欧洲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出色业绩”为他赢得了本·拉登的信任。拉登将刺杀“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司令官的任务交于他，时间是在2001年进行“9·11”袭击的准备工作阶段。9月9日，“突尼斯战斗团”的两名恐怖分子假扮成记者接近马苏德，然后引爆摄像机与马苏德同归于尽。

北约进入阿富汗之后，伊亚德人间蒸发，后来他在土耳其出现并被拘捕。安卡拉将他遣返，他被突尼斯法庭判处43年徒刑。2011年2月18日，“茉莉花革命”导致被囚禁的反对派获得大赦，伊亚德因此出狱。这次他留在了突尼斯，并创建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他认为将突尼斯引入伊斯兰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实施了双重行动：一方面在清真寺祈祷，另一方面在突尼斯西北部森林中训练新的“圣战者”，随后派遣这些人参加马里及叙利亚的战斗。该组织还同卡扎菲作战。鸟儿已经归巢，但出于卑劣的企图，他并未断绝与复兴运动党老同谋者的联系。

因此，在2012年9月13日，即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两天之后，伊亚德同形形色色的突尼斯萨拉菲分子——“圣战者”或虔诚派信徒进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对影片《穆斯林的无知》“亵渎”先知穆罕默德采取何种回应态度。但与会的并非只有萨拉菲派，复兴运动党也派遣两名代表参加。伊亚德决定于9月14日周五主麻日袭击并摧毁美国大使馆。大会结束时，复兴运动党的两名代表获悉了决定的内容，并立刻汇报给贾巴利及其内政部长复兴运动党人拉阿里德。

第二天，蓄着胡须的人群（萨拉菲分子）开始行动，但理应阻止骚乱的部队却没有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更没有汇集安全部队。于是，同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的情况一样，暴力迅速蔓延。萨拉菲分子爬上使馆围墙，侵犯了国际人权原则所规定的使馆领土豁免权，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尾随与威胁，焚烧使馆建筑及停车场。暴徒们还袭击了使馆附近的美国学校，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他们还降下了美国的星条旗，升起了萨拉菲派的黑色旗帜。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行动过程，这些画面很快就通过网络传到社交网站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致电马尔祖基总统，要求其保证美国使馆的安全。马尔祖基这才命令总统卫队介入。此次流血事件导致5人死亡，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这其中既有萨拉菲派袭击者也有安全部队人员，还有80名参与者被捕。袭击者认为复兴运动党违背了不干涉其行动的诺言，实际上是保卫共和大会党的马尔祖基下令进行的镇压。这次最后时刻的干涉，并不能挽回马尔祖基在突尼斯世俗主义者及西方眼中的形象。发生袭击美国使馆这等严重事件，正是因为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挑唆政府参与并发布命令给政府总理贾巴利，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尔祖基在联合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

在美国使馆遇袭之后，复兴运动党政府同萨拉菲派的合谋再度显现。伊亚德通过社交网站召集支持者，前往突尼斯市中心的艾尔法萨清真寺。警方在清真寺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伊亚德却能轻松地进入清真寺发表讲话，对内政部长进行威胁。他的此次讲话还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播。警方本来可以轻易地将其堵在清真寺，可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让其安然离开。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勾结，权力通道可以让他自由、安然无恙地进行冒险行动。

在这群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中（其中多数在“革命”前被监禁），“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领袖被视为象征性人物。“茉莉花革命”之后的大赦，让他们回到了突尼斯社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于是产生了两个对立的突尼斯——实行多党制且自由的突尼斯与实行伊斯兰教法且暴力的突尼斯。马尔祖基及世俗主义者所完美体现的是前一个突尼斯，却没有能力控制格努希、贾巴利及伊亚德所代表的后一个突尼斯。

岌岌可危的突尼斯经济

突尼斯经济的传统支柱——旅游业始终未从“革命”中恢复生机，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外国投资者暗中撤资，社会秩序也未恢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突尼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及世界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下，突尼斯经济出现快速下滑，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渡政府实行的经济计划收效甚微，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当然，政府对基本商品价格提供公共补贴，但公共投资的效率低下，使得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突尼斯第纳尔迅速贬值，造成进口商品价格飙升。银行系统只能靠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才得以生存，而这又刺激了通货膨胀。

在本·阿里政府时期，突尼斯经济依赖出口，为国内消费提供了充裕资金。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社会动荡（要求提高工资的多次罢工），萨拉菲派的目无法纪，邻国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移民失控，以及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扩张，打断了这种运行模式。出口下滑让经济机器停转，造成以下结果：过渡政府实行增加公共支出拉动国内需求的政策，不仅耗尽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财政赤字，还加速了突尼斯第纳尔的贬值；以需求推动经济，刺激了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外债。过渡政府从而卷进了一个可怕的旋涡：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拉动增长，鼓励增加工资、社会投资、对贫困地区提供补贴等，却增加了财政赤字。灾难般的经济形势让外国投资者逃之夭夭。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突尼斯经济饱受结构失衡之苦，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不可能痊愈。世界经济危机粉碎了一切，它减缓了西方不稳定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信用及债务上，而非建立在储蓄与投资基础上。各国中央银行将利率人为保持在低水平，并超额发行货币，制造了表面的繁荣以及投机泡沫。这就是无法与实际需求相联系的没有生产力的“坏投资”。信用透支形成的繁荣过后，就是经济衰退及萧条。这将导致最后的灾难，即货币体系分崩离析，除非能足够提前放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

西方国家背负着超额的公共及私人债务，处于衰退的边缘，其退休制度也面临崩溃。新兴国家也未能躲过危机：由于西方消费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其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这些国家的活力建立在强劲的出口上，其国内消费一直较为疲弱，要避免更严重的经济收缩，必须增加国内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快速下滑，引发国内政治动荡。证券危机也将再次出现。世界危机即将接近其顶点，国家“破产”也将出现，由低利率导致信任危机扩大化的可能性也在上升。这些将使一些大银行及实体经济崩溃。避免危机的机会已经失去。危机将使世界经济丧失活力，任何机构都不能阻止其发生。如果20年前或30年前实行财政及货币紧缩政策，或许可以让世界经济恢复活力，但此时实行紧缩政策只能让消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陷入停滞，从而加快经济的崩溃进程。2008年经济危机后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基本没有效果。

经济危机不利于民主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及金融背景下，尽管突尼斯技术官僚及企业家具有良好的能力及愿望，仍然不足以使他们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他们要应对失业、中产阶级贫困化、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及食品短缺等各种问题。突尼斯将再度经历“面包骚乱”。1983年底至1984年初，政府宣布提高面包与面粉等小麦制品的价格，数日之内骚乱遍及全国，造成143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政府被迫宣布取消涨价。但由于需求和投机性因素，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迅猛上涨，最终导致突尼斯国内食品供应短缺。此外，土地资源耗尽及时常发生的干旱，造成谷物产量下降。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控制食品的价格涨势。如果当今再发生这种不幸，势必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高涨提供机遇。

突尼斯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引发2010年底“革命”的导火索。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革命”向有利于伊斯兰激进运动的方向发展。的确，在突尼斯社会，尤其在妇女、青年人和公务员中间，同政治、文化多元化及公共自由相联系的民主自由潮流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民占选民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本身占人口的一半。2011年10月23日，复兴运动党在制宪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选民没有去投票，从而世俗政党遭到失败，而世俗政党对中产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短期内，在大选中（初步定于2013年3月举行）很可能出现平衡选举的趋向，从而使世俗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重新取得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的重心可能从投票箱转向“圣战”，从复兴运动党转向萨拉菲派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及其他该类型的运动，很可能效仿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发动一场内战。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资助，萨拉菲派可以直接为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贫困街区的青年失业者和贫困家庭，提供多于政府数倍的生活物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了物质援助，再加上对日常生活悲惨状况的不满，他们自会寻求社区团结的精神安慰，在得到必要的金钱、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支持“圣战”，因为“圣战”会给他们带来冒险与荣光。与待在贫困的郊区，没有住房、工作和老婆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明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如果萨拉菲派最终认为通过选举无法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势必更多地寻求使用恐怖手段，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者而言，恐怖手段是夺取权力过程中的要素。

世俗主义者播种，伊斯兰主义者收获

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西方曾将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典范，特别是它还继承了“至高无上的战士”布尔吉巴留下的世俗制度和妇女社会地位。本·阿里政府对政治生活及部分公共自由进行了限制，但其开花结果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社会习俗日趋自由，旅游者前来享受日光，欧洲的退休人士来购买别墅，外国投资者投资了许多第二、三产业。突尼斯以热情好客和宽容闻名于世，它保证游客的安全，吸引了大量国际文化艺术展览。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阳光、生活乐趣，还可以享受热情的接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掌声中，突尼斯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切戛然而止。当“茉莉花革命”突然到来，这种“革命”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因为“民主”已经传播到埃及，“革命”已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扩散。

但2011年10月的突尼斯制宪选举让复兴运动党掌握了权力，历史也因此改变了方向。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突尼斯世俗运动本身震惊不已，它严重低估了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能量。的确，由于本·阿里政府的查禁，宗教极端势力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近些年，由于再伊斯兰化运动急速发展，突尼斯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进程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同步加速。

本·阿里独裁政权按照佛朗哥政权的模式，在严厉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也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在现代专制君主的阴影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他们想谋求政治权利时却遭到拒绝。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推行议会民主，中产阶级的诉求得到了满足。政权交替波澜不惊。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魄力避免了军事政变，建立了保障新生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当时西班牙经济奇迹[1]的背景是繁荣的欧洲，世界经济也处于上升势头。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缓和了西班牙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同样，在柏林墙倒塌后，幸运地遇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东欧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的进程。

阿拉伯“革命”则相反，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发的。经济上的失败是各国“革命”的导火索。由于经济危机，现代君主失去了对经济的掌控权，但世俗精英没有能力处理这场经济危机。主张世俗制度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记者向西方寻求贷款与投资，以支持“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进程，控制伊斯兰主义的扩张。这些诉求听上去非常哀婉动人，但是西方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已然乱作一团，分身乏术。

美国人多年以来一直为埃及提供援助，但在持续援助方面越发吃力，而且情况将越来越糟糕。相比之下，反对佛朗哥民主派的西班牙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掌握政权，给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而世俗的阿拉伯民主派摆脱暴君枷锁的时候，天空中却布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乌云。他们保证要恢复国家的经济，但这些承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没有任何可信度。同世界许多决策者一样，他们并非不了解危机的原因和严重性，甚至连民众也感觉到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相反，海湾国家由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有能力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特别偏爱伊斯兰主义者。于是，这个时期的伊斯兰主义者依靠海湾君主国提供的石油美元发展慈善事业。

除了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因素有利于西班牙及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而阿拉伯“革命”国家并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在妇女着装、妇女在两性中的角色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角色等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在饮食和娱乐方式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宗教地位、多教派、宗教仪式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宗教要倾听国家的意见，即使在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波兰，也实行世俗制度并尊重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

总之，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民主派内部，及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派内部，均不存在文明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却因为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价值观严重对立而存在冲突。因此，2011年10月23日就突尼斯制宪选举而进行的竞选活动，竞选缺乏对经济因素的关注，主要围绕世俗派的民主价值观和伊斯兰民主价值观而展开，一部分突尼斯民众选择了西方民主，另一部分则想保留穆斯林文明。但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中心议题，俨然成为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

就在萨拉菲派将国家搅得一团糟，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罢工此起彼伏之际，全国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的日程被推迟了。2012年8月13日，哈比卜·科赫德（复兴运动党人）曾指出，2013年2月，全国制宪大会将出台新宪法。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将2012年10月23日，作为实行新宪法的最后期限，并预告大选将在2013年3月举行。突尼斯各主要政党有一年的时间回顾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选举，以修订新的基本大法并替换“革命”后管理国家的临时法规。这些工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复兴运动党的伊斯兰主义者要求实行纯粹的议会制度，而其他政党希望国家元首拥有重要特权。第一份草案很可能在2012年7月底公布，一份“初稿”有望很快出台。[2]

在等待的过程中，突尼斯陷入混乱的局面……

洛朗·阿尔图·杜普莱西斯

[1] 西班牙经济在佛朗哥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这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

[2] 2014年1月26日晚（当地时间），突尼斯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次日，新宪法正式签署。2014年11月23日，采用新宪法后的第一次正规总统选举举行，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呼声候选人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当选。——译者注

利比亚：前途未卜
——对利比亚交战各方的评估报告[1]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在地中海和平论坛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代表团。该代表团先后对的黎波里（2011年3月31日至4月6日）、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班加西和昔兰尼加（2011年4月19日至25日）进行访问，并与各方代表举行会谈，其目的是以完全独立和中立的立场评估利比亚局势。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前团结部长，前参议员，CIRET-AVT创始成员，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获得者；伊夫·博内（法国人），荣誉省长，国民议会前议员，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CIRET-AVT主席；德克·博格斯（比利时人），独立专家；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勒梅尼昂（法国人），独立专家，CIRET-AVT副主席。

该代表团的行动遵循以下原则：采用民主原则——尊重自由、人权，抵制违反联合国准则及决议的行为；保障平民的安全；在冲突中采取中立；禁止促进民族利益；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或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以所谓干涉权为基础的外国军事介入；陈述事实而不加以评判；采取批判的观点。关于最后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该代表团对危机局势及各种信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最终做出一份有分量的鉴定。在整个任务期间，在需要通过调停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的冲突中，代表团一直对会谈方被操纵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与反政府武装和的黎波里方面均保持一定距离。

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独裁政权强加给他的国民。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该政权广受批评的属性，面对这样的情况，向往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才最具合法性。

不过，事实研究表明，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而是一次由利比亚东部发动的，以报复和分离为主旨的武装起义。它试图以“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对此却并无贡献。因此，利比亚运动无法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革命”相提并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各方面情况显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只是一个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反政府联盟。其中，真正的民主派只占少数，他们必须同卡扎菲以前的亲信、前政府复辟分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拥趸共事。由于联盟中其他派别坚持按各自的意愿来引导委员会前进的方向，尽管民主派意志坚定，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仍无法提供任何对未来的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的伊斯兰风险不断上升。在阿拉伯世界中，昔兰尼加是派遣“圣战者”同驻伊拉克美军作战最多的地区。

西方大国卷入这场危机似乎显示了极端冒险主义。反抗力量纯属乌合之众，本应轻松获得的胜利几乎变成了一次失败。起义者陷入两难困境，只能屈辱地撤退，或者将冲突扩大，尤其是投入更多地面联合力量。西方的介入，使得利比亚地区产生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将整个北非地区、萨赫勒、中东地区陷入动荡，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甚至恐怖主义在昔兰尼加再度兴起。

利比亚的反对派联盟或许最终将消灭现政权，但西方应防止现政权被一个更为激进却同样不民主的政权取代。

利比亚政体

利比亚是一个沿袭部落制度的国家，中央政权是“联合”国家的唯一力量。部落间的利益分配是社会的基石，这一点使利比亚与其邻国突尼斯和埃及有所区别。部落的忠诚在利比亚政治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

部落联盟构成了卡扎菲政权的基础，较小的卡扎法部落——卡扎菲属于该部落，与该国两个最大的部落联合：以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主要基地的瓦法拉部落，以及费赞地区的马加哈部落。与其他非洲政权及部落一样，卡扎菲的支持者准备对他支持到底。

即使卡扎菲40多年的统治使国家情感有所凝聚，但利比亚人仍然将部落归属感置于首要地位。由于人口的持续融合，今天利比亚所有的部落都已重新分布。正因为这样，人们能在利比亚西部城市发现东部班加西部落的成员。这种社会流动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反对政府的起义遍布全国。

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是一个独裁政权，与巴勒斯坦领土收复主义者及国际恐怖主义者长期保持紧密联系。这种说法尽管得到很多人的一致认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事实上，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强烈认为，该政权对国际恐怖主义具有影响，其应对法国联合航空公司（UTA）麦道DC-10-30型飞机空难事件和洛克比空难事件负有责任，但也有部分专家对利比亚情报机构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主导作用表示怀疑。

的确，穆阿迈尔·卡扎菲对两起事件中所有的受害者家庭进行了赔偿，被视为承认犯有罪行。但有专家认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利比亚的“导师”卡扎菲知道无法获得真相，于是只能破财免灾。这种将责任与有罪区分开来的行事方式，具有争议性。卡扎菲持二分法的指导思想是具有东方色彩的人类生命观，它允许以现金方式对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进行补偿，而赔偿与是否有罪毫无关系。更值得称道的是，穆阿迈尔·卡扎菲根据相同的原则毫不迟疑地解救了人类学家佛朗索瓦兹·克劳斯特，赎回了西塞内·哈布雷及其他霍洛岛上的人质。总之，卡扎菲表现得更像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而非阿拉伯领导人。

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不同，利比亚根本没有政党、工会和独立媒体存在的空间，也几乎不存在公民社会。反对派力量被削弱得微不足道。国家处于严格监控之下，随意拘禁民众的现象屡见不鲜。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只有爆发暴力事件才能为其找到出口。

卡扎菲政权对利比亚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利比亚形成了事实上的岛国状态。它限制国民到国外旅行，限制对年轻一代进行外语教育，散居在国外的利比亚人除外。卡扎菲运行40多年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他一年前还宣称类似的发展在利比亚毫无意义：“在一个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不允许存在一个反对国家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政治空白，阻碍了反对派内部产生未来的领导人。

利比亚社会经济模式的独创性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确实是毫无争议的独裁者，利比亚人民在民主自由方面也没有任何值得羡慕的地方，但利比亚的社会经济形势在非洲范围内有其特殊性。尽管卡扎菲及其亲信在掌握权力之初就一夜暴富，但他的确使自己的国家得到了发展。尽管国家对经济红利的重新分配并不公正，但也毕竟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与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明显不同。

1969年，卡扎菲通过政变推翻君主体制夺取权力时，利比亚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居民年收入不到60美元。40年后，凭借政府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制度及丰富的石油资源，利比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利比亚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很多家庭拥有汽车。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免费公共卫生体系是阿拉伯世界最佳体系之一。教育也是免费的，广泛地对女性开放。医院和诊所均按欧洲模式运营，给外国人的补助由国家负担。因此，在400多名班加西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严重事件（“保加利亚护士”事件）中，利比亚政府还是有能力支付全部孩童的医疗费用以及相关家庭的转移费用（出国费用及医疗费用）。然而，现在这些家庭已经没有办法给孩子继续治疗了。过去，癌症的治疗也是免费的，现在也不是了。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拥有高质量的公共和城市设施，公路网初具规模。然而，“革命”爆发时大量已经开工的公寓建设被迫中断。政府发展石油工业，创建了炼油厂。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实行了结构性的设备更新计划，直至宏伟的“大河”计划基本完成。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BTP）的全球领导人——加拿大人拉瓦兰和法国人布伊格认为，这是在“阿拉伯土地上”进行的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尝试。

有关数据可以证明，在君主制时期，利比亚的社会经济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之一。“革命”爆发前，按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利比亚在全球排名高于俄罗斯、巴西、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在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革命”，利比亚则相反，其经济发展吸引了约300万名外国劳工入境。失业现象几乎不存在，生活按国际标准来衡量也是体面的。

非洲国家的支持

有一个事实常被忽视，利比亚曾经是非洲大陆发展和独立的主要角色。卡扎菲为非洲第一颗通信卫星提供融资，非洲经历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科技革命。该卫星让非洲大陆上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保障了电视节目和电台广播的传输，并使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等服务得以应用。由于无线通信方式的传播，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内部之间相互联系的成本降低了。

这一切均始于1992年，为了使非洲拥有自己的卫星，降低通信费用，当时45个非洲国家创建了RASCOM（非洲卫星通信组织）。此前，非洲主叫和被叫的电话都需要通过欧洲通信卫星，非洲各国为此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从而成为世界上话费最贵的地区之一。非洲国家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欧洲相关机构申请贷款，努力了14年，却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拿出3亿美元接手该项目，并使之走出困境。非洲开发银行接着又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西非开发银行增资2700万美元。就这样，2007年12月26日，非洲拥有了第一颗通信卫星。

在机构计划方面，非洲联盟（简称非盟）15%的预算由利比亚提供。正是这个原因，该组织对卡扎菲献殷勤是可以理解的，这与阿盟领导人讨厌卡扎菲形成鲜明对比。

在卡扎菲统治期间，利比亚领导人的慷慨遍及非洲大陆，从南非、利比里亚到马达加斯加及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向当地行政城市、旅馆、餐馆、各种团体、伊斯兰教组织、汽油分配网络（通过利比亚石油公司）、商业、游戏活动如马里的沙漠节，以及反对派团体提供资助。马里国家电视台的很大一部分开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由利比亚提供。利比亚近来还在马里建设了政府设施，同时小心谨慎地为图阿雷格族叛军提供支持。利比亚政府擅长在敌对方或对手间进行斡旋调停，如解救佛朗索瓦兹·克劳斯特（1977年）和霍洛岛上的人质（2000年）。如此，的黎波里政府受到为数众多的债务人的支持，所有曾得到其政治、财务和军事支持的人也支持它。

利比亚政府最大的成功之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马里镇压图阿雷格运动时，积极维护和资助图阿雷格人的“联盟”，这也是造成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尼日尔诸多纷争的源头。2005年，卡扎菲再度宣布，赋予利比亚境内尼日利亚及马里的图阿雷格人以无限期居留权。2006年，他呼吁包括图阿雷格人在内的撒哈拉各部落组成一个共同体，以反对恐怖主义及毒品走私活动。2008年8月，他在利比亚南部的乌巴里组织了一次集会。正是这些原因，来自尼日尔和马里的部分战士通过对卡扎菲予以坚决支持，以还欠他的债，这是他们的使命。

制度的演变

利比亚社会经济形势与其古老的制度之间，无疑存在着严重脱节。卡扎菲在其子赛义夫·伊斯兰的压力下，近些年似乎已经决定对专制政体进行变革，尤其是通过卡扎菲慈善基金会推动变革。赛义夫·伊斯兰自2003年起以“现代派”的形象出现，点燃了利比亚民众对民主开放的希望。

2006年至2008年，美国公司摩立特集团负责开展一项公关行动，向利比亚民众宣示当局实现变革的意愿。利比亚当时确实需要帮助以使自己向民主化发展，并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孤立，商界人士、普通民众、政府及知识界精英均在寻求对世界上各种思想及实践的深化理解。

于是，2009年赛义夫·伊斯兰释放了近2000名伊斯兰教徒及政治犯，以表示推动民主的愿望。同时，政府多次表明同西方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的意愿。在有关移民潮的问题上，利比亚与意大利达成各项协议，由罗马提供快艇给的黎波里使用，由此利比亚加强了海岸巡逻力量，使得利比亚前往意大利半岛的非法移民数量减少了90%。

卡扎菲宣布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放弃恐怖主义，并对由其行动造成的实际或潜在受害者提供赔偿，最后还释放了保加利亚护士。尤其在同“基地”组织的战斗中，他与西方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2008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利比亚政府“继续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合作，同恐怖主义及其资金体系进行斗争……美国情报代表希望，在2010—2011年财政拨款期间，增加对利比亚在反恐领域的援助”。

2009年，利比亚情报机构与美国中情局在穆萨·库萨谈判的协定内，安排了一项共同反恐计划。美国方面为利比亚情报机构提供人员培训。这些具体的合作措施一般只在完全互信的机构间开展。不仅如此，利比亚情报机构还应英国军情五局与军情六局的要求，派遣特工对伦敦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渗透。

很多人都在准备起草一份新宪法，与此前卡扎菲的《绿皮书》的思想彻底决裂。起草工作得到了很多外国著名人士和卡扎菲慈善基金会成员的帮助，包括约瑟夫·奈教授（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美国）、本杰明·巴伯教授（美国）以及托尼·吉登斯教授（英国）。

如此，尽管利比亚有着沉重的过去，但该政权正处于全面变革之中。卡扎菲甚至准备宣布新的改革措施，但这一切为“革命”的到来所打断。

作为精心策划的行动，“革命”于2011年2月12日和13日爆发。[2]在衡量危险程度后，政府自2月17日起宣布了一系列平息举措，如向居民提供补助，并向各省派遣多名代表。3月12日，卡扎菲本人宣布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公民社会提供更大的空间。他放松了立法制度，让最高法院发布原则宣言，但不满情绪持续扩大。

似乎是当时“导师”卡扎菲的亲信建议他用暴力进行镇压，以打击示威者的士气。人们一直很好奇，究竟是卡扎菲的哪些亲信可以从形势恶化中获得好处。

利比亚军队及雇佣军

利比亚政府一直注意避免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它更愿意依靠“革命委员会”组织的部落民兵体系来保障政权安全。

利比亚军队

利比亚军队约有5万人，只有约1万人真正接受过训练，装备良好，按时拿军饷并有战斗意愿。这些军队对政府的忠诚度最高，分为4个旅。尤其是卡扎菲的儿子卡米斯·卡扎菲率领的第32机械化旅，有士兵4000名，装备有坦克、装甲运兵车及自行火炮。

其余的地面部队划分为10个装甲营、10个机械化营、18个步兵营、6突击步兵营以及22个炮兵营。危机爆发前，利比亚地面部队拥有约500辆T-72、T-62及T-55型坦克，1500辆各式装甲车及2000门火炮，还有数十架武装直升机。

利比亚空军有18 000人，因多年的禁运而被严重削弱，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在北约发起行动之前，拥有米格-21、米格-23、苏-24等型号战斗机100架，还有一些直升机。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飞行员可能来自塞尔维亚。尽管这支军队缺少训练，装备也不齐全，但在战术方面的素养仍然远远超过反政府武装。

利比亚海军有8000人，只有一些小吨位的舰艇，在行动中的作用微不足道。除了军事人员之外，还有一些警察编制（不详）以及受部落首领指挥的地方民兵。

在利比亚内战期间，观察家没有记录到忠于政府的利比亚军队出现叛逃现象，即使在米苏拉塔及艾季达比耶的战斗陷入胶着的时候也没有。这是因为这部分军队是从忠于卡扎菲的部落中招募的。

雇佣军

虽然媒体披露了一些关于在利比亚安全部队服役的雇佣军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多数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利比亚实行雇佣军制度并非近些年的事情。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外国人为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服务了，有些在军队里，有些则在武装民兵组织中，但他们在作战中的影响一直非常有限。

20世纪70年代末，卡扎菲组建了一支“伊斯兰军团”，用于对整个非洲大陆进行干涉，他梦想将这片大陆变为“非洲合众国”。1987年，卡扎菲在乍得遭遇失败之后，这支部队被解散。近些年，利比亚军队对外国人的招募工作重启。这种现象同人们在利比亚经济生活领域发现相当比例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外国劳工没有什么不同。

目前，利比亚的多数雇佣军来自马里、乍得、尼日尔、刚果及苏丹。他们的军饷虽然并非反对派所宣传的每月高达2000美元，但仍然比其原籍国的薪金水平高出很多。

2011年4月初，反对派确认在艾季达比耶俘获15名阿尔及利亚籍雇佣军并打死3人后，反对派发言人立即指责阿尔及利亚为穆阿迈尔·卡扎菲提供支持，认为其对阿尔及利亚籍雇佣军的出现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的詹妮弗·鲁宾引述一名投靠反对派的前政权官员的话称，有450名西撒哈拉籍雇佣军参与镇压反对派。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延杜夫营地，那里是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成员的大本营，与阿尔及利亚的阴谋有关。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为期两个月的行动中，这些雇佣军每人可获得1万美元的报酬。军饷总额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但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否认了这些指控。

相反，得到证实的且代表团能自己证明的，是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于2011年5月来到的黎波里，他们带来了对卡扎菲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反映了以荣誉的形式偿债，这是自发的行为。他们自称有3万人，这个数字是严重夸大了的。说实话，利比亚外籍雇佣军的具体人数极难估计。流传的数字有所夸大（某些来源认为达6000人），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少，占利比亚军队的比例都很小。

“革命”的原因

特殊的背景

利比亚“革命”似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阿拉伯之春”的地区背景，号召民众行动起来争取自由；利比亚特殊的局势，尤其是其东部地区的局势影响；外部势力的干涉。

在突尼斯，社会不满在“革命”爆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其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然而，利比亚和突尼斯、埃及的情况并不相同，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政府一直对财富进行实际分配，即使这种分配并不公正。危机前，利比亚每天生产约150万桶石油，掌握的资产接近1500亿美元，而人口只有600万。这种规模巨大的集体财富，加上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开创了非洲独一无二的局面：利比亚人拒绝从事他们认为“有损名誉”的工作，完成学业的青年人也不愿意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要求立即获得报酬高的职位、一间舒适的公寓、一辆新的汽车。于是政府被迫引进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动力，从事利比亚人不愿干的工作。社会原因似乎不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应该寻找其他原因。一切都似乎显示，利比亚人民的诉求就是政治性的：拒绝独裁政权，要求自由。

东部地区保守势力强大，黑手党猖獗

昔兰尼加一直拒绝接受的黎波里的优势地位，也不愿接受卡扎菲的统治，尽管他娶东部女子为妻。赛努西君主王朝及穆兄会的影响仍然存在，具体体现就是不断的示威活动。

昔兰尼加坚持的古老伊斯兰传统可以追溯至赛努西教团时期，那里的保守主义色彩比利比亚西部更为明显：妇女须以织物覆盖全身，不能抛头露面，她们的社会生活地位也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蓄胡须的男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额头上经常文有表示宗教虔诚的黑色印记。

班加西以宗教极端主义大本营而闻名。最近15年，班加西成为向欧洲输出移民的核心地区。那里的人口走私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规模达数十亿美元。该城市的黑手党势力逐步发展，建立起走私行业，从业者高达数千人，还有警察和公务员为之效力。直到意大利提供帮助，利比亚政府才成功遏制了这个毒瘤。

由于商业资金枯竭，多名首领被拘捕，当地黑手党成为最早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资助及支持的组织。许多出自贫民窟的帮派及盗窃集团成员，都因攻击班加西及其郊区的非洲移民劳工而臭名昭著。从叛乱开始，来自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厄立特里亚的数百名劳工就被叛乱民兵抢劫甚至杀害。这个事实被国际媒体精心隐瞒起来，绝口不提。

社交网站的作用

在前文提及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中，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及推特）的作用经常被提起，类似影响在利比亚被削弱，但风险依然存在。

刚开始，脸书被赛义夫·伊斯兰用于在利比亚社会推广新思想，但在事变发生后，这种通信模式抛弃了他。渐渐地，来自博客和社交网站上的压力不断聚积：有人发出了示威游行的号召，立即得到了成百上千个签名响应。

在一个互联网不及邻国发达的国度，社交网站的影响力无疑受到削弱，但其传播能力足以使利比亚当局不安，网络传播效果通过卫星频道尤其是阿拉伯卫星频道得到放大。就这样，伊德里斯王朝的国旗和国歌出现在脸书上。显而易见，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2011年2月17日成为“革命”的“官方日期”，这是通过社交网站的呼吁而实现的。

媒体的作用及冲突的上演

在利比亚，阿拉伯频道（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收视率远高于充满空洞言辞用于政治宣传的国家电视台。曾有几个阿拉伯卫星频道试图掩盖利比亚内战的一些事实真相，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观察家批评。

2011年2月底，利比亚西部的多个城市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和对立，东部局势稍好，但东西部关系成为媒体夸大的目标，有些消息甚至完全是捏造的。举例而言，西方媒体引述的有关利比亚当局空军轰炸的黎波里的消息就是极不确切的：尽管该城部分地区似乎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政府军方面的确没有使用空军轰炸。半岛电视台及西方媒体还声称利比亚政府对民众开枪，此种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我们代表团曾亲临现场，并未发现此类事件。对此类事实进行歪曲的后果显而易见：在事先未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访问的情况下，联合国仅根据这些媒体的信息就表决通过了有关决议。毫不夸张地说，半岛电视台通过捏造事实对联合国施加了影响。围绕该事件进行的媒体战，让人惊讶地回想到1991年起巴尔干发生的损害塞尔维亚的系列事件。[3]

时局

利比亚示威抗议运动始于2011年2月12日及13日。利比亚人的不满情绪，尽管起初具有群众性，但并不代表全体人民。这与各类具有不同利益甚至利益相对立的实体有关：一方面，是对卡扎菲独裁统治感到厌倦的群众及民主派人士；另一方面，是被国家财富分配不公损害的东部各部族；还有就是拓展空间的伊斯兰主义者。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次运动由卡扎菲政权的达官贵人推动（穆萨塔法·阿卜杜·贾力勒以及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而他们过去对人权是极为蔑视的，发起抗议似乎主要就是为了获得权力。

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是“赤手空拳的起义”，那么在利比亚，起义很快引发了军事对抗，并迅速从人民起义发展为内战。

代表团到访的所有城市的警察局、法院、身份登记处、兵营以及监狱等政权的象征均遭到波及。相反，城市建筑基本上未受损，抢劫事件也很少发生。不过，很明显，这些地方曾经发生过未经审判就公开处决的事件。面对这种局势，利比亚政权以武力进行回击的合法性似乎不足。因此它试图逐步控制局势，但最终没有做到，因为政府的“革命民兵”从未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对迅速扩散的叛乱的反应相当迟缓。

利比亚政府最终成功组织并实施了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由于反政府武装多数是未经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缺乏装备的民兵，他们很快就被逐出城市中心区。但与媒体报道的双方发生军事对抗相反，代表团访问的城市并无激烈战斗的迹象，原因很可能是军队的干涉行动有所克制，或者是反对派武装力量过于薄弱。

利比亚东西部的“革命”的开展进程完全不同。在东部，数日之内就宣告结束了，中央政府驻当地的代表很快就溜之大吉；而在西部，骚乱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被平息。

东部时局

2011年2月12日，班加西的人民运动由一位律师发动并领导。在利比亚安全部门将其拘捕后，一些人在利比亚社交网站号召游行示威。2月15日，300—400名积极分子带领民众再度进行游行示威，并开始攻击警察局、兵营及公共建筑。

在杰尔巴，我们曾遇到两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班加西大学教授，他们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大学校园里突然冒出了许多陌生的“大学生”，正是这些人发起了运动。对那些不表态支持运动并拒绝喊口号的教授，他们采取了威胁和粗暴对待的手段。对此，两位教授极为忧虑。

从示威游行爆发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犯罪分子就立刻利用形势，攻击位于班加西郊外关押着他们同伙的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其首领获得自由之后，叛乱分子攻击了警察局和官方建筑物。清晨，居民醒来后，看到大桥上悬挂着警察的尸体。

反政府势力围堵和敲诈非洲劳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非洲劳工被视为“雇佣军”，被驱赶、虐待、囚禁甚至杀害。反政府势力这些恶劣的行为，再加上卡扎菲长期以来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帮助，强化了非洲国家对卡扎菲政权的支持。

在骚乱开始之初，卡扎菲政府的镇压行动并未过度使用武力，从第二天起安全部队才开始向人群开枪，但到了第三天射击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杀戮。在班加西医院工作的法国医生证明，双方均有伤亡。

托布鲁克，利比亚第4大城市，约有17万居民，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地盘之一——在运动爆发之初就先于班加西获得“解放”。但那里几乎没有双方战斗过的痕迹。

2011年2月17日，一场“自发的”示威游行开始了。起初是由几名青年继班加西运动之后发起的，第二天示威游行的规模扩大。于是，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致使三四名示威人员死伤。示威者开始用猎枪武装自己，双方发生武力冲突，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暴动。在群众及群情激昂的当地部落面前，安全部队的领导人丢下部队（主要由未向人群开枪的当地军事人员组成）和枪支逃走了。在离开前，卡扎菲的追随者炸掉了两个军火库。

在托布鲁克，20岁至40岁的人群是事件的发起者，“资历深的人”则很快掌控了局面。托布鲁克的各位部落首领旋即会面，并发挥了中心作用：建立了地方救助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妇女及青年委员会等。

托布鲁克的很多居民是贝都因人，他们自诩远比班加西的“城里人”勇敢，却极少有志愿者到前线同忠于卡扎菲的部队进行战斗。

德尔纳，利比亚东北部港市，有近9万名居民，是昔兰尼加伊斯兰主义者的主要据点。2011年2月15日，与托布鲁克情形一样，十几名大学生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以声援班加西。教师们试图劝阻，但未奏效。我们访问时会面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当地成员（其中有三名大学法语教授），坚持认为脸书在这起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示威游行第二天起，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平民5死10伤。暴动立即扩大了。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警察很快就逃走了。示威者随后占领了警察局及其他公共建筑，然后将之付之一炬。在德尔纳获得“解放”之后，同托布鲁克一样，居民自发组成了各种委员会，部分学生和教师到战斗一线作战。

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了德尔纳清真寺内的公共陈列室，说是为纪念卡扎菲政权受害者专门设立的。不过那里的展览杂乱无章：有纪念乍得战争（20世纪80年代）的，也有纪念1986年美国轰炸的，还有纪念之前反抗当局起义尤其是1996年起义，以及2011年2月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事件的。最后，我们发现城市里很多墙上贴有用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书写成的标语，可以看得出口号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毫无疑问这并非群众自发书写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

贝达，是拥有约20万居民的绿山区首府，骚乱再度以同样的情景在那里发生。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班加西运动激化的前夕，十几名大中学生准备发动反政府示威游行。17日，游行队伍会集了许多来自普通街区的参与者，他们要求卡扎菲下台。警察对群众开枪造成两人死亡。随后，群众组织了一次静坐示威对此进行抗议。

在星期四祈祷时，安全部队抵达该城并向人群发射橡皮子弹，后来更换为实弹。据统计，此次事件造成17人（17岁至40岁的男性）死亡。贝达的居民断言在安全部队中看到了非洲雇佣兵。于是反叛的警察和民兵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将武器分发给他们以对抗“雇佣兵”。

星期五，反政府武装会集于夏哈特空军基地及政府兵营，并对其实施包围。政府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尤其是在援军抵达贝达（与夏哈特相距不远）之后。战斗持续了两天，最后反政府武装攻占了兵营获得胜利。该地区于2月20日获得“解放”。我们无法准确获取安全部队的损失，但估计有272名军人投降。全国过渡委员会称，由于部落的介入，所有俘虏都受到优待，对其实行处决还是囚禁完全由各家族决定，缴获的武器被运往班加西。

贝达的“革命”共持续了6天时间，即2月15日至20日，实际冲突时间只有3天，示威者死亡人数估计有64人。此后，全国过渡委员会没有发现来自的黎波里政府的间谍活动，也没有发现企图破坏当地稳定局势的行为。

西部时局

直至2011年2月底，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起义处于有利形势：反政府武装不仅抵达了距的黎波里200余千米的米苏拉塔，阿拉、兹奥维亚等利比亚西部城市的反抗运动也有了持续进展。

不过，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反政府武装只获得少数民众的支持。

兹奥维亚，距首都的黎波里约50千米。发生于此的起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和平与自发的，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协调的。

“积极”的示威者仅有数百名（300—500人），多数是利比亚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警方认为有突尼斯人和埃及人。自骚乱开始，示威者就进入城市并立即占领中心地区，对部分群众进行训练，同时在清真寺建立了总部。

在骚乱发生后的前三周，警方接到了书面命令，对示威者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即不得开枪，不得与之对抗。在闹事者的压力下，警方甚至被迫撤出。政府虽然对起义的规模感到惊讶，但为了避免同各部落决裂、引发部族间仇杀，并不愿意发动大屠杀。卡扎菲同意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建议，但从后来他脱离卡扎菲政权投奔班加西看，他蓄意发布的该项命令的目的是让反政府武装发展壮大。

在三周内，兹奥维亚所有的公共建筑遭到洗劫和焚毁，有警察局、内政部办公室、法庭、身份登记处、监狱等。部分商店和药店遭到洗劫，一些诊所也遭到破坏。到处都是破坏与抢掠（武器、金钱和文件）痕迹，但没有一丝一毫战斗的迹象。这些都证实了警察的说法。

在反政府武装控制该城的三周内，还发生了一系列强奸妇女、杀害落单警察、残害平民的暴行。遇害者多被以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的处决“方式”（割喉、挖眼、肢解，有时遗体被焚烧）杀害。部分居民因恐惧而逃离该城市。

三周之后，政府军接到了收复兹奥维亚的命令。战斗持续了约3天，根据迹象判断，双方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100—150名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试图以城市游击战方式来进行抵抗，最终不敌政府军。半数反抗人员逃向山区，余下的被打死，极少数被俘。战斗进行期间，又出现了新的受害者，战斗还波及并破坏了兹奥维拉的炼油厂（代表团未能参观此处）。

主要教训

利比亚“革命”并非一场和平反抗。这场运动并非产生于首都，也不是社会经济根源引发的。其中心位于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该地区传统上就反对中央政权。这场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斗争。

战斗

政府军重新控制的黎波里地区的城市后，利比亚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国进入了一场真正的内战，战斗的军事色彩也随之愈发浓厚。

在西部，米苏拉塔和泽当（位于的黎波里西南部）这两座城市部分或完全落入起义者手中。战斗“前线”位于国家中部的某处：在希尔特湾深处，该地区有石油资源和设施，以及在拉斯拉努夫、布列加和艾季达比耶城市及其周围。

尽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北约的轰炸（这显然已经超出联合国决议），但地面冲突仍然陷入僵局。尽管国际援助已到位，但这些城市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状况仍然令人忧虑。

托布鲁克当局断言，“卡扎菲雇佣的部分埃及人”企图对米苏拉塔城港口实施破坏行为。4月20日夜至4月21日，当着代表团的面，8名负责看管石油仓库的男子被杀。该城市当局迅速排除了武装帮派甚至恐怖分子作案的可能，立刻向我们宣布这是卡扎菲军队的进攻导致的。

2011年4月，反政府武装在西部重新发起行动，于4月21日控制了瓦扎姆和突尼斯德伊巴之间的一个边境检查站。作为回应，利比亚政府军越过边界，在突尼斯境内沿着边界同反政府武装展开战斗。突尼斯军队宣称同卡扎菲的军队交火，并将他们赶回利比亚。突尼斯政府照会利比亚大使，对此次越境行为提出正式抗议。

米苏拉塔战役的赌注

海港城市米苏拉塔是反政府武装在的黎波里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由于可以从海路定期补充食品、药品和武器弹药，它已经成功抵抗政府军的进攻达两月之久。

在“自由”世界的眼中，该城正逐渐成为利比亚版的萨拉热窝。班加西反政府武装希望用米苏拉塔的人道主义危机来说服西方联盟派遣地面部队，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2011年4月，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公布了与米苏拉塔相关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忠于卡扎菲的军队并未屠杀居民。这与某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是不一致的。米苏拉塔约有40万居民，在冲突持续两个月之后，有257名男性战斗人员死亡。949名伤者中，只有22名女性，不到总数的3%。如果政府军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那么女性死亡人数应该占受害者的一半。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以奥巴马为首的西方领导人，为了让其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合法化，极度夸大了人道主义威胁。

米苏拉塔这座城市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既具象征性也具战略性：起义者控制该城，就能说明反抗卡扎菲的运动并非局限于利比亚东部，反抗运动从本质上也不是割裂的；此外，在对卡扎菲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下，控制这座距的黎波里仅200多千米的港口城市，可以形成一个理想的前进基地。

冲突的后果

外国人撤离，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革命”以前，利比亚为其民众和相当数量的非洲和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劳工提供工作机会。它还长期吸收邻国的失业人口。许多外国劳工分布在石油和建筑行业。在骚乱的压力下，约有300万至400万外国人离开利比亚：150万至200万埃及人，100万萨赫勒、西非及中非人，60万苏丹人，20多万摩洛哥人，10多万突尼斯人，6万巴勒斯坦人，1万阿尔及利亚人，还有来自土耳其、菲律宾、斯里兰卡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很多劳工。

利比亚内战导致大量经济性移民回国，即便他们的国家也在经历严重的失业。这种回迁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内部局势出现显著恶化：它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移民汇回国内的收入，而且回到国内的劳工将壮大失业大军，累积不满情绪。这将导致以欧洲为目的地的非法移民数量显著增长。这是因为海湾国家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劳工不感兴趣，尽管他们都是“兄弟”还是“革命者”，但海湾国家更愿意雇用来自亚洲国家的劳工。

这些外国劳工为利比亚许多经济功能提供了保障，他们的离开导致多个行业缺少人手。工地、旅店、餐馆、商业、加油站均无法正常运营，致使利比亚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人道主义形势

自利比亚爆发内战后，位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三国交界处主要接纳外国人的塞卢姆难民营几乎消失了。相当数量的利比亚家庭（700多个）逃到了埃及的玛莎马图，还有约15 000名利比亚人逃往突尼斯。

起义者和全国过渡委员会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2月27日，自起义开始它就扮演着事实上的反对派政府的角色。3月5日，该委员会宣布自己为“利比亚的唯一代表”，并任命马哈茂德·吉卜里勒为国际事务主席。

全国过渡委员会只具备代表职能，暂时缓解执行机构的空缺问题。全国过渡委员会发言人、二号人物哈菲兹·胡加认为“它并非政府而是危机管理委员会”，他还宣布“当我们解放利比亚全境后将组建一个政府”。

全国过渡委员会由利比亚31个主要城市的代表组成，但31名成员中只有13人的名字是公开的。利比亚西部城市（艾季达比耶、库夫拉、加特、纳卢特、米苏拉塔、泽当及兹奥维拉）的代表身份，出于“安全”考虑没有透露，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及亲信仍处于卡扎菲时刻能威胁到的地区。实际上，全国过渡委员会被来自东北部的利比亚人掌控，不包括利比亚中部、南部的代表以及的黎波里的代表，这也反映出起义所具有的地区性特点。该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女性成员萨尔瓦·迪格赫里博士，任司法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质疑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正当性，因为利比亚人民尤其是昔兰尼加人，已经忍受了的黎波里独裁政权40多年的压迫。不过，全国过渡委员会又是一个由不同团体组成的代表不同利益的联盟，成员有：利比亚人权联盟（总部设在伦敦）；“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总部设在利雅得）；赛努西君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萨法尔·伊斯兰的亲信（特别是其中两名亲信，一名来自“人权观察”，另一名来自“大赦国际”）；来自卡扎菲政权但反对卡扎菲的儿子继承权力，希望自己掌权的人；支持伊斯兰极端教义的人。

总而言之，全国过渡委员会同时包括长期反对政府的人、近期才背叛政府的青年平民及与反对派联盟的军官。由于缺乏团结，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往往遭到质疑。例如，它曾鼓励许多缺乏训练的年轻人参加反对卡扎菲的战斗，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失败。

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分复杂，部分代表因存在争议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部分主要领导人曾经担任政府要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委员会无法提供任何有力保障以推动政权向真正的民主制度转化。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中抛头露面的主要是律师、教师和大学教职工，实际上他们并无代表性。只是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较高，知道如何与西方人及其媒体进行对话。

委员会内部的冲突很快就浮出水面。委员会2月底成立，成员之一的哈菲兹·胡加4月底就辞了职。此人是利比亚律师协会前主席，也是反对派团体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正是他在班加西指挥了最初几周的反抗行动。

赛努西君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

卡扎菲依靠利比亚西部、中部及南部的部落联盟掌握政权，完全不顾与前君主王朝关系密切的东部部落利益（哈拉比及奥贝达特）。

在利比亚，主导昔兰尼加政治宗教传统的是赛努西教团，这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教派于1842年在贝达建立，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该教团自伊德里斯一世（建立赛努西君主王朝）起就与英国人联系密切，该王朝于1951年建立，1969年被卡扎菲推翻。

赛努西教团根本不是民主派，而是一个拥护君主体制的保守主义派，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政府。他们强烈希望对1969年政变进行报复，唯一的目标是消灭卡扎菲，重建君主政体。

我们在托布鲁克会见的部落首领之一、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当地领导人，他的父亲就曾经是伊德里斯一世的大臣。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他而言，君主制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争议的领导人

第一位是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在数月前还是卡扎菲的司法部长。他于反现体制运动开始后的2011年2月21日辞职。他被认为是传统派人士，得到伊斯兰主义者和部落的支持。

第二位是外交事务负责人阿里·阿卜杜拉齐兹·伊萨维，曾任经济和商业部长，后任驻印度大使，之后辞职加入反抗卡扎菲政府的力量。

第三位是负责“军事事务”的奥马尔·哈里里，曾经同卡扎菲一起参加了1969年的政变，1975年试图推翻卡扎菲，但政变失败，被囚禁，后流亡国外。

第四位是前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是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强人，特种部队的缔造者。他曾是卡扎菲的战友，在骚乱爆发数日后叛逃。

如此多的政府高官背叛卡扎菲，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转向民主，而是机会主义作祟。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均为的黎波里政府前高官、卡扎菲的战友甚至同谋、“大利比亚共和国”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即使参加起义，他们也并不能撇清过去。如果将他们视为愿意带领利比亚进入民主和尊重人权时代的“解放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过去10年里他们曾轻松愉快地践踏过民主和人权。不过，全国过渡委员会里部分真正的民主派代表毫不犹豫地宣称，“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出现政府前官员是有益的，因为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政治目标

建立民主国家

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在卡扎菲倒台后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强调其“渴望一个自由现代的国家”。全国过渡委员会“保障所有利比亚人享有投票权，以举行自由公正的总统和立法选举”，制定一部“经全民公决的宪法”来保障“组建政党，尊重通过媒体及和平示威实现言论自由”。

“宪法体制下的世俗国家将尊重宗教的不可侵犯性，并对排除异己、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进行惩罚”，全国过渡委员会还补充说，保证一个新的利比亚“在否定和拒绝种族主义、歧视、恐怖主义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反抗力量承诺尊重人权，还暗示在国家重要的石油资源领域，“保护外国团体的利益和权利”。

然而，还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存在。实际上，在国家过渡宪法计划的呼吁书中，第一章是这样规定的：“利比亚是独立、统一而非分裂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民主、分权、权为民所赋的国家。其宗教为伊斯兰教，且伊斯兰什叶派教义是其法律的来源。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其首都为的黎波里。法律面前公民自由且权利义务平等。”

部分起义者宣布，“我们很多人都祈愿一个尊重我们宗教习俗的民主制度”，却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

防止国家被分割

对所有利比亚人而言，他们的国家并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殖民时代人为形成的。这个国家建立在其边界和民族情感之上，利比亚人之间并没有地区仇恨。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人民、政府支持者均不愿意国家被分割。

削弱部落影响力

代表团同全国过渡委员会德尔纳代表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主题多集中于“公民社会”的概念。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即把支配国家的部落制度重新提交讨论。他们指责说，卡扎菲为维护其权力强化了部落的地位，企图告诉世界是部落在管理利比亚，而他们认为这不是事实。

全国过渡委员会代表宣称人民不再需要部落制度，也不再承认部落首领的权威。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是按城市而不是按部落组建的。该委员会将宪法及制度的制定建立在竞争力的基础上，而不是以部落归属为准。该委员会代表认为，在未来的利比亚，部落只具有社会地位而不具有政治地位。这些宣言在与会人士间引起骚动。我们将这些宣言与之前在托布鲁克听到的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重新考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必须指出，利比亚“革命”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所有出现在利比亚东部的黑人都被当作服务于卡扎菲的雇佣军。起义者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具有强烈的怨恨。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数名成员的意见，新政权建立后，将对那些曾经帮助过卡扎菲的非洲人实行惩罚政策。

这种怨恨主要针对非洲联盟，因为非盟在2011年3月10日向的黎波里提出解决方案，而没有向全国过渡委员会提出类似建议。于是起义者不想再听到非盟的声音。

非盟代表最终来到班加西时，带来了一份法文版及英文版的文件，该文件却没有阿拉伯语版本。文件中并没有提及卡扎菲下台，而这正是全国过渡委员会坚持的一项前提条件。非盟为了支持卡扎菲，只提出停火建议，以及通过宪法改革结束42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的建议。

全球范围内，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表现出天真和感人的热情，但他们并不知道获得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要以某种形式的政治及经济代价，来偿还国际力量为平息冲突所支付的成本。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军事战略

在同卡扎菲军队战斗的过程中，远非世界上最精良部队而且缺乏重武器的起义者很快就显现出局限性。但必须指出，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要胜过使用武器的能力。

反政府武装在同政府军战斗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战术素养，他们的指挥官能力也不强。他们既缺乏战术又无整体协调性。他们的军队大部分由缺乏训练的民兵、利比亚前军队成员及“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改过自新的志愿者组成。在夺取了昔兰尼加的系列军火库后，缺少武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苦恼的是缺乏有才能的人员，尤其是能够使用重型武器装备（如T-55中型主战坦克）的人员。

即便反政府武装获得了外国援助，能够继续作战，但他们依然无法战胜利比亚政府的军队。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他们早就被消灭了。因此，他们将战斗任务委托给北约，但当他们认为北约未尽全力或因导弹未击中目标而引发相关损失时，也会对其进行猛烈批评。特别是，之前长期叫嚷不希望外国力量进行地面干涉，这之后，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2011年4月19日，来自米苏拉塔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努里·阿布达拉·阿布戴尔·阿提呼吁西方军队介入以保护城市平民，并驳斥了这种行动会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观点。

与代表团会谈的该委员会多名人士均向北约请求过援助，他们认为如果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军事形势将迅速转变。自那时起，的黎波里政权的垮台就取决于北约了。地面干涉的主张之所以出台，似乎是因为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全国过渡委员会自称已准备接受与其数周前建议相反的方案，同时也不希望“北约出现伤亡”。我们代表团成员对这场“革命”代理人的人为特点感到惊讶，其各种人物舞动着外国的旗帜，屡次提及萨科齐的名字，并要求北约介入以实现他们的民主化目标。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囚犯

代表团可以不受限制地参观反政府武装保安部门所控制的福伊哈特监狱，还可以使用自己的翻译进行会谈而不必接受审查。针对代表团的安全，监狱方面也未设置任何安保措施。我们甚至有几次同囚犯单独会面，他们表现得平静、顺从，甚至有些呆滞（似乎受到了镇静剂的影响）。

福伊哈特监狱环境良好，关押着60多名囚犯，除了1名加纳人和1名阿尔及利亚人[4]外，其余均为利比亚人。代表团访问期间，只发现极少数伤员。这里的囚犯年龄比较大（30—40岁），只有几名是年轻人。他们穿着得体（带风帽的长袍或厚运动装），还可自由携带打火机及香烟，这让我们很惊讶。

根据这些囚犯的表述，大多数人称曾经有偷盗行为，但从未参加过战斗。通过观察他们的手以及言行举止，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确不像战士。有些人承认曾接受过武器和少量钱财，参加镇压示威者的战斗，但未经任何训练。不过，我们没有办法核实谈话内容的准确性。

看守人员对这些囚犯的来源并不清楚，似乎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罪”。调查还将陆续展开，我们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

一名忠于政府的将军自称是班加西工兵部队的司令，和其他囚犯一起被关在同样的环境中，这同《日内瓦公约》并不相符。[5]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宣传”

全国过渡委员会在揭露政府的暴行时，进行了系统性的夸大，这降低了控诉的可信度。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萨科齐的干涉拯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即班加西全部人口。

在的黎波里，人们甚至不能到街上去，那样会丢掉性命。居民非常害怕，只有去买食物时才敢偷偷摸摸地出门。

卡扎菲雇用了密探，这些密探又雇人组织挑衅行动。

在米苏拉塔和艾季达比耶，卡扎菲给他的部队配发万艾可和避孕套，导致出现多起强奸并肢解妇女的事件。

卡扎菲希望北约实施地面干涉。他不希望和平也不希望停火。他只希望外国部队介入，他需要更多的牺牲品。

一辆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汽车已经出现在布雷加。

阿尔及利亚军队用直升机为卡扎菲的雇佣军提供补给。

2011年4月底，反政府武装领袖在访问科威特时，再次指责阿尔及利亚支持卡扎菲政权，称阿尔及利亚为卡扎菲政权提供物资并为雇佣军进入利比亚提供便利。全国过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驻马来西亚前大使萨拉赫丁·比西里对此予以完全否认，他对代表团确认，全国过渡委员会没有发表任何涉及“阿尔及利亚雇佣军”的官方声明。他的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因为上述指控曾被国际媒体引用，全国过渡委员会也就此“事件”向阿盟提交了相关材料。

同时，在埃及的部分利比亚人被指控破坏利比亚东部的稳定。利比亚东部由反政府武装控制。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要求开罗政府介入。

此外，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给他们的西方会谈者灌输了准备好的言论，对其进行诱惑及说服（选举、多党制、妇女权利、结束部落体制，甚至承认以色列）。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保持统一口径，似乎都接到过指示。这些声称向往更多透明度与民主的人一致采取这种“空洞的言辞”，真是让人惊讶，这些说法让代表团觉察到他们对西方所做的承诺与当地的实情相互矛盾。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代表和的黎波里政府的代表，分别给我们传送了多份显示安全部队对示威者进行镇压及示威者横行霸道的书面文件或视频文件。这些文件的来源均无法证实，公开使用这些材料是不可能的。

全国过渡委员会获得的支持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提到自身的资金问题，这是因为起义者已经得到了大量的财物和人道主义援助。不过，他们似乎存在药品短缺的问题。但是，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获得西方的承认，其领导人强调法国是他们最坚固的后盾。2011年4月22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到访，以及他在国际媒体上的讲话都具有非常重的分量。[6]

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纳斯鲁拉的宣言）同样采取了有利于起义者的立场，他建议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教官和物资。哈马斯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北约的行动

空中打击的成功

尽管所有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均未明确宣布其目标，但目的显然是实现停火。为实现该目标，要三种方式同时进行：对武器实行海上禁运；建立空中禁飞区；保护平民。第二个方式引发的争论最多，因为它将影响北约通过空袭摧毁的黎波里军队的行动。

在空袭的最初几周，法国、美国及英国空军系统性“猛烈攻击”利比亚的军事设施，尤其是摧毁其防空系统、装甲运输车辆及重武器。由于缺少地面指引，有时也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浪费。如四枚导弹同时击中的黎波里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车库，当时那里没有停放任何同禁飞区有关的飞行器。这次空袭只摧毁四辆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却花费了300万美元。

据北约行动指挥官、加拿大的布夏尔将军介绍，在联军打击下，30%的利比亚政府军被摧毁。各国联合打击期间，部分军事专家指责联军使用了含有贫铀的武器，北约对此进行了否认。但专家在分析了针对卡扎菲军队的空袭的照片之后，认为联军很可能使用了这些类型的武器。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联军没有使用过这类武器，此疑问将继续存在，除非国际司法机构对此过问。

北约打击的附带损失

空袭属于精确打击，尽管由此产生的附带损失较小，但仍然不可避免。此次北约的部分打击，还给平民带来了严重后果。

在有军事设施的米兹达，北约空袭波及医院、医务人员的住所以及附近的数十所居民点，造成许多医务人员及平民受伤，其中有的医生来自朝鲜。许多家庭因此受到了心理冲击及创伤，被迫离开住所到搭建的帐篷里躲避。代表团与这些家庭会面时，注意到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不稳定。

代表团还注意到，利比亚西部及南部居民对空袭的动机很不理解。他们体会到仅仅因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居民，就被认为是罪犯的痛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国际联盟只考虑利比亚东部居民的利益。

根据在米苏拉塔与兹奥维拉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北约空袭还造成了外国居民伤亡。数百个阿尔及利亚家庭失去了一切，他们被迫丢下财产逃离住所，还有数百个家庭一直在寻找失散的亲人。

北约打击的局限性

在持续数周的空袭之后，北约打击很快显现出局限性。事实上，利比亚政府军知道如何应对，尽可能降低空袭行动的效果。如使用轻便的交通方式（特别是皮卡车），使侦察机难以侦察到；隐藏其脆弱的重武器，在夜间将装备运送至战斗区域；有时向城市区域撤退，以便增加北约打击造成的附带损失风险，他们在米苏拉塔战斗中就采取这种策略。

总之，利比亚政府军训练有素、积极主动。步兵部队配备迫击炮、火箭发射器、狙击枪等轻武器，完全有能力控制城市区域并击败反政府武装，无须空中力量的介入。当时的战斗中，似乎不可能根据空中打击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行动方案做出决定。

事实上，多种因素使得卡扎菲军队没有被完全解体。2011年3月底美国撤出战斗，仅剩6个国家以有限的手段参加打击，北约很难有效组织打击活动；反政府武装地面力量较弱，而利比亚政府军采取了降低空中打击效果的策略；虽然美国空军决定部署“捕食者”无人机，但收效甚微。

代表团观察到的情况

我们代表团在的黎波里和利比亚西部度过一整周的时间（3月31日至4月6日），没有看见一架飞机，也没有听见空袭的声音及防空武器的射击声。除了卡扎菲所居住的巴布阿齐齐亚及小海军基地之外，利比亚首都似乎根本没有遭到北约袭击。我们没有看到城里有任何部署军队或军事设施的迹象，那里的气氛完全不像处于战争中。的黎波里人出行完全正常，夜晚甚至还去海边散步。城中的警察也并未配备武器。

虽然的黎波里道路出口处安放着障碍物，但只部署了配备轻武器（有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ZSU-23-2型自行高射炮）的一小部分人（根据情况配备武器的警察和民兵）。

利比亚民众对空袭的反应

2011年4月30日夜至5月1日，北约重新开始空袭行动，造成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拉伯及3个孙子死亡。的黎波里民众开始对北约的行动感到厌恶。

这也导致北约国家几名外交代表在的黎波里受到攻击。的黎波里居民涌上街头攻占了意大利大使馆、意大利大使及英国大使的官邸，并纵火。针对法国及美国大使馆的攻击行动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联合国的一所建筑物也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

一项含糊扭曲的决议

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利比亚展开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是联合国在最后时刻达成的一项决议。美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弃权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几个非常任理事国做了工作。该决议从地区组织（尤其是阿盟）得到的支持有限，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和英国恶意推断得出的片面结论，所以联军军事行动的政治基础极为薄弱。

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限制使用空中力量以保护平民。但不幸的是，它所使用的“可以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这种模糊表达方式，为联军多次歪曲诠释留下了空间。该项决议甚至没有完全排除地面干涉，尽管它没有被联军诠释为“部署外国占领军”。该决议允许使用的武力手段相当广泛，从设立禁飞区、“为了保护平民”到完全摧毁卡扎菲的军事力量。

当法国、英国和美国对该项决议进行过度解读时，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并表示遗憾。即便没有人不认为卡扎菲及其独裁政权罪有应得，但通过此次行动消灭利比亚政权既未得到授权也不合法。这种行动只会强化民众对时常出现于阿拉伯国家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指责。最后应该强调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并没有授权进行这种政治谋杀。

西方特种部队的行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中情局及英国军情六局就同利比亚情报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利比亚似乎已经允许美英情报机构，在穆萨·库萨领导的利比亚情报部门内拥有多个情报来源，其中多数人被怀疑是军情六局的双面间谍。

卡扎菲军队出现在班加西堡垒中，反政府武装被逐出城外，其失败似乎是板上钉钉。但华盛顿在秘密取得伦敦、巴黎同意后，决定攻击利比亚政府军，推翻的黎波里政权。

作为北约联军实施空中行动的补充，西方情报机构加强了在利比亚的存在感，其目的是支持反政府武装同卡扎菲政权进行战斗。联军使用特种部队及秘密行动部队的目的，在于规避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排斥所有“占领军”的决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行动在空中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秘密展开，而按国际法的规定，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干涉行为。

秘密援助行动

自空中行动开始，美国中情局各团队就按总统的命令部署至利比亚，以便同反政府武装取得联系，并为联军的打击行动提供指引。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允许为在利比亚“促成战争的努力”而开展秘密行动。这将使哈夫塔尔上校回归。[7]

于是，在华盛顿的要求下，英国向反政府武装派遣军事顾问，为中情局的地面行动打前站。数十名英国特种部队成员及秘密情报机构官员，在利比亚开始收集忠于利比亚政府的军队位置信息。但这些行动开展得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2011年3月初，一个由2名军情六局特工及6名特别空勤团（SAS）成员组成的行动小组，企图潜入班加西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建立联系。他们从直升机上下来时，不幸撞见了负责看守一座农场的武装人员。被俘后，他们被转交给反政府武装并接受了盘问。但英国当局并未承认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下令用直升机将他们撤回。

据《鸭鸣报》爆料，法国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向班加西反政府武装提供了105毫米口径加农炮及防空火炮，履行了萨科齐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的承诺——“我们会帮助你们”。此次行动由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GSE）行动部门实施，并派出了数名联络官负责与反政府武装协调。同时，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还派遣多名教官在技术指令、后勤指令和组织命令方面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建议。意大利也不甘落后，向反政府武装派遣了多名军事顾问。

西方国家并非唯一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的势力，据媒体报道，隶属于埃及第777部队（“闪电”特种部队）的特战人员，曾经越过边界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战术支持。

暗杀卡扎菲的各种尝试

结束利比亚危机最快捷的解决方式之一，是消灭利比亚的“导师”卡扎菲。因此，联盟情报部门同空军展开合作，试图清除卡扎菲。

事实上，多国联盟也存在着解体的风险。一方面，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面临诉讼，极为脆弱的政治联盟很可能导致他在短期内下台。而继任者似乎并不打算加入北约的行动，并可能让意大利退出联盟。另一方面，奥巴马签署的执行利比亚行动的命令有效期为60日，即将于5月19日中止。

上述紧张的日程似乎可以解释，联军为什么要在4月30日夜至5月1日对位于的黎波里的卡扎菲住所实施空袭，该行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北约这次空中打击，造成卡扎菲的儿子29岁的赛义夫·阿拉伯以及3个孙子被炸身亡。空袭时卡扎菲的确在房屋内，但并未受伤。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向外界揭露了北约企图暗杀利比亚领导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卡扎菲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巴布阿齐齐亚兵营的住所，在北约的第一轮轰炸中就被炸毁。

国际社会的策略

北约盟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以及其影响阿拉伯“革命”的各种尝试，本质是国际力量在角逐北非及中东地区的能源。

美国的战略

控制利比亚或将其变为自己的卫星国，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确，虽然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仅占世界的2%，但它拥有整个非洲大陆所探明的油气储备最多，而且质量高，易于提炼，利润也高。

此外，2007年10月1日，美国组建的非洲司令部正式建立。五角大楼在该地区设立指挥部，其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及反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卡扎菲在2008年拒绝加入美国非洲司令部，他还曾宣布反对这种“试图收买非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行为”。此举触及美国的利益，华盛顿早就想伺机报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时代即将结束，未来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华盛顿试图对抗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军事和战略优势限制中国获得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自然及能源资源，从而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明显反映了这项战略意图。

其他各方的利益

欧洲国家的参与同样与其经济利益相关。利比亚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二者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关系。德国是利比亚石油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又在利比亚进行了大量投资，利比亚还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而法国和英国并未与卡扎菲签订有利合同，因此它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反政府武装那边，希望推翻的黎波里政权。

除了经济联系之外，德国还提请其伙伴注意，这场军事冒险存在极大的风险。柏林当局着重指出，干涉可能导致利比亚分裂，从而使欧洲的大门外出现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或失败国家。但德国的意见未被听取。因此，欧洲分英法“干涉派”及德意“观望派”两股势力。欧洲首先采用了美国的方式而非自己的方式，对第1973号决议进行了“自由解释”。欧洲在以下国家中寻求并找到了同盟：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阿联酋。

自叛乱伊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政府就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它们通过阿拉伯电视台及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传播依据错误信息或精心编造数据所得出的观点。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独裁的海湾君主国，奇怪地支持利比亚人要求民主及人权的“革命”，并未使与它同盟的真正自由的西方国家感到窘迫。部分媒体透露，在阿联酋的支持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倾向于在利比亚东部建立一个“赛努西石油君主政体”。埃及作为最后一个与利比亚冲突相关的国家，自利比亚于1951年宣布独立以来，从未认可昔兰尼加及其石油资源归属的黎波里。1991年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企图失败之后，华盛顿向开罗许诺将昔兰尼加划给埃及。埃及的新主宰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其内部局势如同其对利比亚的影响一样，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此处如果不提及以色列，那么就算没全面介绍参与利比亚冲突的各方。以色列对该地区各国政权不稳及伊斯兰主义抬头极为关切，它曾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平衡。尽管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部分成员准备承认内塔尼亚胡政府，但以色列态度依然十分谨慎。

法国的立场

法国介入的原因

2011年3月10日，法国成为首个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家。萨科齐的这个决定使其他欧洲伙伴惊诧。我们分析有以下三个理由促使他做出这项决定。

第一，法国外交部因未能及时应对阿拉伯“革命”而产生了挫败感。我们认为，法国外交部在应对2011年冬的突尼斯及埃及事件中表现迟钝，因而错误地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它希望能够重新掌握外交先机。利比亚危机为其提供了良机。由于外交官中强烈反对卡扎菲的占了上风，外交部更容易将反对卡扎菲变成其自发的行动。

第二，内政的赌注。大选年宣布一次对外军事行动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从2012年的角度看，对一个长期受到非议的阿拉伯独裁者发动战争并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百利而无一害，而且作为战争指挥者能够增加参选总统的威望。

第三，其他原因。利比亚问题专家克劳德·盖昂刚刚离开爱丽舍宫就任内政部长，知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国家情报协调人贝尔纳·巴若来已就任驻阿富汗大使。萨科齐总统身边的主要顾问相继离开，没有人可以提供有用建议，才在贝尔纳-亨利·莱维及卡塔尔埃米尔的影响之下，接见、承认并支持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萨科齐单方面做出打击利比亚的决定让其德国及意大利盟友感到错愕，为此柏林决定不签署第1973号决议。这项决定似乎也将法国外长阿兰·朱佩置于与科林·鲍威尔在2003年相似的境地——当时美国已经宣布要入侵伊拉克，鲍威尔只能捍卫一个自己并未选择且并不支持的立场。

危险的幻想

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叫嚷“法国总统的决定拯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颂扬法国同全国过渡委员会之间的友谊，使得目前的形势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生存。新生的利比亚“革命”代表的过激言论，以及班加西民众的热情均强化了萨科齐总统的幻想。

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及其总统获得了整个昔兰尼加无与伦比的热爱。我们代表团多数成员是法国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需要承认的是，法国总统的名字从未在外国如此频繁地被提及。利比亚东部民众对其大加颂扬，西部却对其极为蔑视，在双方的眼中，似乎只有法国才需要对局势负责。忠于政府的利比亚人仍然对法国人民和法国总统进行了明显区分。

法国作为超级中介尤为迷惑人且危险。的确，法国已经同起义者签署了一些秘密协定，但什么也无法保证萨科齐总统履行其推翻现政权的誓言。一旦卡扎菲继续掌握权力，在利比亚的法国企业将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而在利比亚国家分裂或党派协商的时候，法国将无法扮演任何仲裁的角色，因为的黎波里政权对法国总统已经恨之入骨。

我们相信，巴黎鲁莽地介入利比亚冲突让华盛顿占了便宜。美国让萨科齐标榜法国是联盟的发动机，万一行动失败，法国将承担全部责任。奥巴马总统更为狡猾的做法，使得美国让法国最终火中取栗。

冲突的成本

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收益相当不确定，但冲突的成本则是不可忽视的。的确，空中行动中，“阵风”战斗机成绩优异，对扩大法国军备出口具有积极影响。但是，法国每天耗费在利比亚的费用是在阿富汗的5倍，其中主要是飞机的飞行费用及高昂的弹药费。

“阵风”战斗机每小时飞行费用（不包括燃油）高达1.3万欧元，“幻影”2000战斗机的该项费用仅为1.1万欧元。空军战斗机从法国基地起飞，往返利比亚需6个小时。“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后，飞行费用有所减少。

法国国防部长热拉尔·隆盖4月底对众议员说，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共发射了11枚“斯卡普EG”巡航导弹，每枚价格高达85万欧元，总费用为935万欧元。法国军队还发射了AASM空对地导弹、GBU激光制导炸弹等相对便宜的导弹。据专业媒体透露，仅在军事干涉的前两周，费用就超过3亿欧元。而最终费用无疑将取决于行动持续时间。相较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国防预算，军事干预的费用显得尤为沉重。

恐怖主义风险

还没有人找到恐怖主义分子在利比亚存在的确切证据，不过恐怖主义表面上确实难以察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利比亚东部保守主义色彩明显——有无数全身包裹严实的妇女、蓄须的男子。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穆兄会历来植根于该国东部。尤其近20年以来，昔兰尼加特别是绿山地区，一直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避难所。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

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圣战者”、参加阿富汗战争并于战后留在当地的老兵，在阿富汗成立“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该组织直到1995年才正式公开。“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

自1995年开始，在其历史性领导人阿布·阿布达拉·萨迪克的指挥下，“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对的黎波里发动了“圣战”。该组织大量成员因此返回利比亚，意图推翻卡扎菲并以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代之。于是该国境内恐怖主义活动频发。1996年，利比亚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利比亚“导师”卡扎菲的暗杀，卡扎菲立即展开对“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无情打击。为了打击“基地”组织，利比亚安全部门及西方情报机构建立了难以想象的紧密合作关系。该决定促使本·拉登将卡扎菲视为生死敌手，“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在2010年还将卡扎菲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之一。

在利比亚的打击下，大部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活动分子被迫离开利比亚到国外开展活动。许多成员分散到“基地”组织国际分支机构内部。最著名的是阿纳斯·利比，他曾参与1998年8月针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及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行动。2002年5月他在伦敦被捕。另一名重要恐怖分子是易卜拉欣·阿布·法拉基·法基·利比，2006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被抓获。此人来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成功跻身“基地”组织高层，在军事委员会担任职务，是本·拉登最信任的人之一。2003年3月，他接替被捕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成为“基地”组织海外行动的负责人。

2007年11月，“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宣布正式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他们将组织更多利比亚“圣战者”参加对抗驻伊拉克美军的行动。

昔兰尼加，“圣战者”的土地

2007年美国西点军校得到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反抗卡扎菲的暴动中心昔兰尼加也是招募前往伊拉克的伊斯兰战士的策源地之一。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有600名“基地”组织成员的名单，其中112名是利比亚人，多数来自昔兰尼加。西点军校研究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班加西经德尔纳至托布鲁克之间的地区，是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聚集区之一，该区域内每1000至15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被派往伊拉克的战斗人员。

在同美军作战的“圣战者”数量方面，沙特阿拉伯人的占比高居首位（41%），利比亚人排名第二（19%,112名“圣战者”）。这说明在参与伊拉克“圣战”的外籍战斗人员中，差不多每5人中就有1名利比亚人。如果按“圣战者”占本国人口比例计算，利比亚对“圣战”的贡献超过其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的德尔纳只有9万名居民，却向伊拉克派遣了52名战斗人员，其他城市则望尘莫及。

利比亚人对“圣战”贡献的另一个特点，是自愿参加“神风式自杀攻击”的比例很高。利比亚“圣战者”实施自杀性攻击的比例高达85%，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56%。这个数字足以引起人们的担忧。

2009年，被监禁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同利比亚安全机构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放弃使用武力反抗卡扎菲政权。因此，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释放了800名被囚禁的该组织成员。如今这些人都加入了反政府武装行列。

简言之，是北约军事联盟为容纳了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支持。今天华盛顿所支持的利比亚反政府力量，昨天还是在伊拉克打击美国大兵的“圣战者”。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参加战斗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首领哈基姆·哈西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首领之一，曾在阿富汗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宣布昔日在伊拉克对抗联军的“圣战者”正式投入反抗卡扎菲政权的战斗，有1000余人受他指挥。哈西迪目前是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德尔纳代表，负责昔兰尼加东部的安全。他的上司是卡扎菲前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

美国海军上将、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证实了哈西迪的话：“数十名‘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战斗人员投入了反对卡扎菲的叛乱。”但他补充说，这些人以个人名义参加战斗，并非有组织地实施行动。作为对此番言论的呼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领导人“已经与‘基地’组织保持距离，并保证其战斗只是为了推翻利比亚现政权”。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哈基姆·哈西迪坚持认为，他的战士“是爱国者和好穆斯林，并非恐怖分子”，同时也宣布“‘基地’组织成员也是好穆斯林，他们在同入侵者作战”。更令人忧虑的是，他还说：“同卡扎菲宣称的相反，我不再是‘基地’组织的一员。但如果动荡的局势持续，我将毫不犹豫地求助于他们。”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也发表了类似令人担忧的言论，如来自德尔纳的阿舒尔·布拉西德对“革命”内部出现激进主义没有丝毫不悦，反而说：“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正处于民族‘解放’阶段。现在不是将我们之间的分歧放大的时候。等这些人显山露水时，我们再担心吧。”

西方情报机构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内出现“基地”组织战士深为忧虑。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在美国参议院通报此事。他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反抗组织中有恐怖分子活动的迹象”。令人非常不安也最让人惊讶的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战士已经成为反政府武装的中坚力量。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哈基姆·哈西迪已经于2011年4月中旬离开班加西，同“25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乘坐一艘武装小艇前往米苏拉塔。

阿卜杜穆迈姆·马德侯尼曾化名穆斯塔法·扎维、奥瓦或伊本·瓦德，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基地”组织，此人在布雷加的战斗中被打死，此前一直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伊斯梅尔·萨拉比，“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另一名主要成员，2011年4月7日在卡塔尔派遣的20多名专家协助下，于班加西兵营对200名激进主义者进行训练。

“基地”组织的声明

萨利·赫阿比·穆罕默德是“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媒体负责人，他在接受在伦敦发行的沙特阿拉伯《生活报》的采访中声称，他的组织已经在班加西、迈尔季、贝达，尤其是德尔纳建立了“酋长国”。他说：“我们在德尔纳的力量尤为明显，哈基姆是我们的埃米尔，他同其他兄弟一起在当地成立了一个伊斯兰委员会，依照伊斯兰教法来管理这座城市。”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事实，地区性影响的潜力为“基地”组织在利比亚东部发展奠定了基础。

萨利·赫阿比·穆罕默德还证实，恐怖组织近期获得了武器，“以保护我们的战士及捍卫伊斯兰教的旗帜”。“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出现，是西方对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持保留态度的结果。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回应

面对上述事实，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的回应却是含糊不清的。关于武器问题，他们承认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在班加西的军火库遭到抢劫。但他们声称利比亚东部部队很少，而且装备经常不足。因此，示威者只获得了少量武器。然而，他们没有否认武器的扩散已经成为事实。全国过渡委员会对武器进行了清点，并要求公民在“危机”结束后上交这些武器。

当我们提及存在恐怖分子的问题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则断然否认。多数被提问的成员声称，利比亚东部没有外国恐怖分子（“基地”组织），也没有支持恐怖活动的雇佣兵。他们认为很容易分辨这些人。但在托布鲁克，同我们会谈的一位人士承认，有些“战士”将驻扎在艾季达比耶的卡扎菲士兵割喉，但这些人已经被逮捕并记录在案，而且他们只停留“十天半个月”。

一个新的地区性恐怖主义源头正在形成

西方情报机构对遭反政府武装洗劫的利比亚军火库的武器去向深感担忧，尤其是便携式SAM-7型地对空导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的成员通过利比亚走私者已经获得数件此类装备。如果情报属实，法国情报机构表示很担心未来会在“萨赫勒地区、阿富汗或其他地区”发现这些武器。法国内政部长克劳德·盖昂认为，提供给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武器已经有一部分被运至萨赫勒地区。事实上，马里当局宣称最近已经掌握了一些武器（AK-47自动步枪、RPG-7式火箭筒、ZU-23高射炮、SAM-7半自动步枪）及物资（运送物资的皮卡车及卡车）流入该国北部的情况。

因此，2011年4月末，马里外交部长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判断，该地区局势“严重且紧迫”。他举证说，马里国土上新建了一个AQMI的基地。此基地位于巴马科以北370千米处的纳拉附近，靠近马里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瓦加杜古森林还发现了好几辆疑似AQMI运输物资的车辆。这个新基地让恐怖组织能够在毛里塔尼亚领土开展新行动，还可以随时撤退回马里境内。

利比亚危机还冲击了阿尔及利亚。根据该国安全部门信息，卡比利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同利比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AQMI利用这场冲突获取武器弹药。

因此，利比亚冲突对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及马格里布的安全形势构成了冲击。由于获得了来自利比亚的武器，AQMI的军火储备正在增强，对该地区的威胁也不断上升。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总参谋长在巴马科举行会议，就地区局势展开讨论。更糟糕的是，AQMI可能正企图向东部扩展。

利比亚局势的发展可能导致形成许多保护区——真正的小“瓦齐里斯坦”，当地安全部队对这些地区难以进行有效控制。这种情况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局势。

“革命”的未来

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该政权强加给利比亚人民，但有很多证据表明国际各大媒体的报道都进行了添油加醋，该政权某些积极的举措大有被抹杀的趋势。没有必要强调利比亚政权有很多方面需要批判。没有什么比争取自由民主更为合法。我们代表团相信利比亚民主人士反对现政权、要求结束穆阿迈尔·卡扎菲独裁政权的真挚情感。

然而，我们在分析后确信，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利比亚正处在一场由东部组织的武装起义之中，其目的是复仇与分裂。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外国激发和支持。想质疑这场“革命”的民族属性，只需要看看昔兰尼加各城市街道上飘扬的法国、英国、卡塔尔等国的国旗就足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起义的实际领导人隐藏在幕后。

公正地说，民众即使期待现政权终结，也要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持保留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全国过渡委员会是一个利益错综复杂的联盟，受支持恢复君主制及实行伊斯兰激进主义、叛变旧体制这两个派别的裹挟，真正的民主人士只是少数，三方唯一共同点是反对现政权。这三个派别都知道，安抚或糊弄西方，必须由他们出面。然而历史多次证明，捍卫自由的人士极少能够成为“共同阵线战略”的胜出者，因为在这种阵线中，其他派别往往更坚决而且拥有武器。由于全国过渡委员会中政府的前高层人士、君主制拥护者及伊斯兰主义者占多数，这些人想根据自己的目标来指挥委员会，尽管民主人士怀有良好的愿望，但该委员会不能提供任何保障。

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爆发了内战——国家的确存在分裂风险，该国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风险在日益增长。如果全国过渡委员会中最强硬的派别掌握昔兰尼加甚至利比亚的政权，就很有可能在该国推行伊斯兰极端主义。那些“圣战者”无法在阿尔及利亚办到的，就可以在利比亚实现。那么，对西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

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利比亚危机，冒险主义的它们应该受到谴责，有时它们甚至表现得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由于反抗力量无定见，本应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却几乎变成一次失败，只是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遮遮掩掩。反政府武装的行动陷入困境，只留给西方国家两种选项：要么不光彩地撤退；要么加大对冲突的干预力度，尤其是派遣地面部队。目前冲突可以大致描述为三种走向。

第一种，卡扎菲可能重新控制整个国家。从军事角度而言，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决定与他对抗。

第二种，现政权将在短期内垮台。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对反政府武装而言，逼近首都极为困难，那里是卡扎菲政权的发源地。尤其是谁也无法保证昔兰尼加的反政府武装会被西部地区视为“解放者”而被接受。

第三种，利比亚形成事实上的分裂，一部分为反政府武装、西方控制的苏尔特湾以东地区，一部分为仍处于卡扎菲政权控制的南部地区，时间长短不定。出现此种情形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尽管冲突的任何一方均拒绝接受。卡扎菲最终能否重新控制这两个区域交界处的油田，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控制资源的一方，将使另一方的前途变得极为渺茫。

如果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不能排除美国控制苏尔特湾的影响。该海湾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助其完成控制地中海的目标。

目前，只有日趋虚弱的的黎波里政府，对调停的部分建议做了积极回应，并提出停火，但反政府武装、北约联军各国及联合国均拒绝了所有的和解方案。

∗

西方对利比亚进行干涉而产生的问题远比它能解决的要多得多。希望将卡扎菲赶下台是一件事情，但因此将利比亚陷入血与火，使之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温床是另一件事情。目前的行动很可能使整个北非、萨赫勒地区及中东陷入动荡，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策源地。

联军最终可能消灭卡扎菲或促使其下台。但西方应该警惕，取代旧政权的决不能是一个更激烈反西方且很不民主的政权，否则西方就将成为伊斯兰激进派的帮凶。现在，我们看到华盛顿仅仅为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就将各种各样的势力拼凑成一个令人吃惊的联盟，参与利比亚事务。这自然会让我们心生疑问，利比亚是否已经选择了这一道路。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担心，西方已经忘记了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忘记了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和斯库拉（Scylla）的古老故事。[8]

最后，如果上述考虑微不足道，还有必要提及一个问题，即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之名开展旨在“废黜”一国政府的行动是否合法。准确而言，这种行动全然忘记了实行民主的原则是一国人民的特权，而非外国的特权。国际社会并非可以随意推翻各国政府的超级国家，尤其是以那些自己推行的原则为名，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违反这些原则的国外势力。对“有罪的”人处心积虑地进行区分，往往根据其石油资源，而不是其罪行，更不用说是真还是假了。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
伊夫·博内、德克·博格斯
安德烈·勒梅尼昂、埃里克·德纳塞

[1] 本报告写于2011年5月，仅包括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事件。

[2] 当时突尼斯、埃及刮起的民主风暴已蔓延到利比亚，激发了利比亚反对派的热情。有消息称，就是从这两日起，多个反对派团体开始在班加西举行抗议，要求卡扎菲辞职并和平移交权力。此后抗议活动很快演变成骚乱和冲突，继而引发内战。——译者注

[3] 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等北约国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每天都对南联盟政府及其领导人如何“迫害”科索沃阿族人进行大量报道，并通过操纵卫星通信，不再为转播塞尔维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提供卫星服务，实施战略信息封锁。最终，西方国家通过舆论赢得了“民心”，瓦解了南联盟，赢得了战争。——译者注

[4] 这名阿尔及利亚人名为布阿朗姆·本哈姆达。据介绍他是雇佣兵，而他对我们说他在班加西已经3年了，在当地的市场上做买卖。

[5] 《日内瓦公约》第44条规定，军官及与其地位相等之战俘待遇，应依其等级及年龄而定。

[6] 麦凯恩呼吁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承认反对派，并为反对派提供更多军事帮助。他表示反对外国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但呼吁加强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培训和武器。他的讲话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亚提供了基础。

[7] 哈利法·哈夫塔尔是利比亚军队上校，于1987年3月在乍得被俘，当时乍得军队攻占了瓦迪杜姆。在被拘禁期间，他被美国情报机构雇用，自那之后成为特工。20世纪80年代末，哈夫塔尔加入“利比亚救国阵线”，该组织于1981年成立，由穆罕默德·穆洽伊夫领导。哈夫塔尔领导其军事部门，在巴黎和华盛顿的支持下，沿埃及边界创立了反对卡扎菲的游击队。行动失败后，他逃亡美国。最近20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弗吉尼亚度过，其住所距中情局总部十多千米。2011年3月初，他返回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任命他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

[8] 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水怪，比喻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译者注

利比亚：西方同伊斯兰主义者的临时联盟

一场自发的起义

一切均始于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警察局前发生的偶然事件。开始只是数十人聚集在一起，抗议警方拘捕39岁的律师法思·特比尔。法思·特比尔是一位著名的反对派人士，1996年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在阿布·萨利姆监狱枪杀了1200多名政治犯，就是他担任受害者家庭的辩护律师。2011年2月中旬，他试图印刷传单号召民众于2月17日，即“社会网络国家动员日”当天走上街头抗议当局。

在阻止这场示威活动时，治安部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卡扎菲的妹夫阿卜杜拉·赛努西下令驱散集会人员，警方接到命令后使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这种暴行与集会带来的威胁极不相称，从而激起班加西民众的强烈愤怒，致使更多人涌上街头。2月17日，班加西、德尔纳和贝达的数万人无视当局的禁令展开示威游行，为了镇压此次抗议，治安部队向人群发射了子弹。

2月17日，即使有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参加了示威游行，但他们对事件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影响。利比亚军队和警察中出现的第一批变节者成了主要的反抗力量。此前卡扎菲政权因为害怕政变，一直拒绝给军警提供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导致昔兰尼加迅速陷落。3天之内，从班加西到利比亚和埃及边界的各城市均落入反政府武装之手。

参加2月17日抗议运动的有自由职业者、大学生、法官以及部分宗教人士，他们尽可能地在法院周围集结，那里是示威者自发的聚集地。持续的抗议吸引了两位政府人士的加入。第一位是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卡扎菲的战友。他来自昔兰尼加，住在班加西，在班加西指挥驻扎在某军事基地的第36旅。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之所以选择“革命”，或是出于信念，或是感觉风向已变。他于2月19日率领部下投靠起义者。2月21日，司法部长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也选择加入起义者的阵营。而卡扎菲此前还派他去其出生地贝达，同反抗力量商讨释放被俘士兵的事宜。

在昔兰尼加，民众的愤怒情绪并非源于社会因素。与埃及和突尼斯的情况不同，利比亚几乎不存在极端贫困的现象。尽管高失业率以及因腐败和任人唯亲造成行政溃败，但事实上仍然有一部分石油收入得到了较合理的分配：多数家庭拥有住房和汽车，医疗及教育免费。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利比亚排在巴西、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和黎巴嫩之前。

起义的原因除了受突尼斯和埃及的激励之外，还有昔兰尼加同的黎波里之间积怨已久。卡扎菲生性多疑甚至偏执，长期对昔兰尼加不管不顾，因为卡扎菲认为那里是反对派的老巢，他在1969年政变时废黜的伊德里斯一世曾定都班加西。卡扎菲上台后，就将首都迁至的黎波里。

卡扎菲多年来一直逍遥自在，对时局并未采取措施，直到2011年2月20日的黎波里也出现动荡时才开始行动。起义从几个清真寺开始，造成一个公共电视台被毁，几座警察岗亭被烧。执政集团中变节的人越来越多。

2月22日晚，卡扎菲开始掌控局面，他发表了一个多小时言辞激烈的即兴演讲，声称宁愿作为烈士死去也不会离开他的国家。在利比亚首都，反对派于2月25日展开了最后的抵抗，当天还是主麻日。治安部队在亲卡扎菲的民兵支援下，在的黎波里数个区域向走出清真寺的示威者开枪。精锐部队重新控制了街道，局势恢复平稳。

伊斯兰主义者躲在一边，他们对政府能够运用的暴力手段了如指掌。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就曾尝过这种暴力手段的滋味。当时，卡扎菲在挫败数起暗杀企图后，对他们展开围捕，让他们噤若寒蝉。

联盟的急剧变化

正是之前联合打击伊斯兰主义者的战斗，使利比亚成为西方的盟友。自2004年起，美国、英国、法国与利比亚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频繁。中情局、军情六局以及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甚至帮助利比亚建立了特种部队。法国Amesys（艾姆斯）公司[1]为利比亚政府提供了超级监听系统。作为回报，的黎波里允许这些国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进行渗透，利比亚对这些网络的熟悉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然而，巴黎对利比亚的政策在短短数日内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2月25日，尼古拉·萨科齐在对土耳其正式访问期间，宣布“穆阿迈尔·卡扎菲必须下台”。数个因素被纳入考量：爱丽舍宫试图让人忘记其对本·阿里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无条件的支持；他想借此机会走出因支持率不佳造成的政治困境；此外，拥有约600万人口的利比亚被认为对美国、中国或俄罗斯只具有中等战略重要性，这为尼古拉·萨科齐施展图谋留下了空间。

反对派的杂乱组成

利比亚反抗力量很快就在班加西形成了政治组织。一位人物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走到前台：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他是前司法部长、人权卫士、笃信宗教者，没有什么威望。他只是一张王牌，没有人希望再看到一位新的卡扎菲。在由宗教人士、改革派、君主体制派，大学生、军人、商人和法官组成的反政府武装中，他最终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人。

临时政府是自行遴选成立的，这将填补42年独裁统治后形成的空白。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了解他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吸收各部落代表，任命熟人马哈茂德·贾布里勒与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担任部门负责人。几天前，这三人还替对立的阵营效力。马哈茂德·贾布里勒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向反政府力量传授其思想。他同国外联系较多，因此成为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外交面孔”，同时吸引流亡商人的资金援助。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统率军队，并得到其家乡奥贝迪这一有影响力部落的支持。尤其是，他是反政府武装中唯一具备军事才能的人，负责制定对抗穆阿迈尔·卡扎菲军队的战略。

伊斯兰主义者一直未参与此进程。首先是因为他们曾遭受卡扎菲政权的镇压，这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乃至无法发出声音；其次，他们不相信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人能够夺取权力，还怀疑委员会中大部分卡扎菲曾经的合作者有腐败行为。于是，伊斯兰主义者静观其变，集中力量制订军事计划。他们必须将越来越多渴望战斗的志愿者汇集起来。而大学生、公务员和年轻人希望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在伊斯兰主义者缺席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可以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持维持国家运转。法国通过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入最先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提供支持。3月5日，这位哲学家同该委员会负责人会晤，并于10日将他们送入爱丽舍宫。这对反对派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先将那些亲西方的脸面人物如马哈茂德·贾布里勒送到巴黎寻求支持。这位全国过渡委员会推举的“总理”乘坐的是卡塔尔提供的喷气飞机。除法国外，卡塔尔是这场起义的另外一位重量级教父。

卡塔尔的影响

1971年才实现独立的卡塔尔，近些年已经懂得如何弥补其国土狭小及人口数量少的不足——面积约为1.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170万，其中卡塔尔公民不足40万，大量的外籍人员使得卡塔尔在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推动这种变化的是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他于1995年废黜其父后执掌政权。阿勒萨尼家族以铁腕统治该国已长达40年，这个纯粹的君主制国家没有政党。该国从石油及天然气资源中获取巨额收入，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埃米尔管理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基金，资产接近7000亿美元。

该国领导人非常关注如何防范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因此，他们用金钱来购买保障——在外交、经济、金融和体育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埃米尔变成了全世界的顾问、金融家、合作者和中间人，如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勒斯坦、英国、黎巴嫩，哈马斯等。

法国也不甘落后。1994年，两国签订了防务战略协定。2007年，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成为尼古拉·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接待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元首。两人非常熟悉，巴黎同卡塔尔家族就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交换意见几乎成为日常性的事情。

按照其习惯，多哈在利比亚致力于避免正面树敌，它依靠昔兰尼加的两个网络对利比亚进行干涉。首先是阿里·萨拉比的组织，萨拉比是利比亚穆兄会的精神导师，1999年之后，他一直流亡多哈。按照他的建议，卡塔尔军官来到班加西，在那里他们会见了阿里·萨拉比的兄弟、穆兄会成员伊斯迈尔·萨拉比，其军事才能是公认的，自起义开始就同忠于政府的军队作战。他将自己率领的部队命名为“2月17日烈士旅”，这支部队以吸纳最优秀的战士著称，通过口耳相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卡塔尔在班加西的另一位合作者是马哈茂德·贾布里勒，他在多哈拥有一家咨询公司。示威游行数日之后，他经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抵达班加西，逃离了的黎波里。卡塔尔帮助他建立一个金融系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所需资金。

西方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自2011年2月25日的黎波里起义失败之后，利比亚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革命”随即转化为内战。一方是反政府力量；另一方是卡扎菲政权，受到忠诚于他的部落支持，占全国人口1/3左右。

针对利比亚问题，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打出的口号是绝不重蹈伊拉克冲突的覆辙，在干涉之前应该得到联合国决议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支持。3月12日，阿拉伯联盟支持西方国家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而不进行地面干涉。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准备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

穆阿迈尔·卡扎菲言辞激烈的讲话，其军队在班加西实施大屠杀给民众带来的恐惧，以及其在国际社会内部的孤立处境，导致此次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几乎一致通过第1973号决议。奥巴马、尼古拉·萨科齐和戴维·卡梅伦准备实施一场闪电战：实施狂轰滥炸，加上秘密部门迅速促成的变节浪潮，再辅以反政府武装的攻势，足以使卡扎菲政权倒台。

3月19日下午，联军的首轮空袭开始。法国空军摧毁了一小部分坦克和装甲车辆，从而阻止了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展开的攻势。入夜之后，美国及英国潜艇向利比亚全境发射了110枚“战斧”巡航导弹，基本摧毁了利比亚政权的防空体系。

但是，北约指挥下的联军很快就意识到，战局进展与之前预料的不同。他们低估了卡扎菲的抵抗力量，高估了反对派的准备程度。法国及英国的将军们了解到，由毫无经验的志愿者及利比亚前军队成员组成的平民旅，既缺乏战术素养也无协同配合。为了帮助反政府武装，3月30日巴黎派官方代表安托瓦内·希万到全国过渡委员会，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数十位负责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技术支持的军事人员。卡塔尔方面，则为全国过渡委员会提供军事后勤支持，尤其是提供大量轻武器，还在班加西开展了几个军事训练项目——少数西方教官在卡塔尔军事人员的陪同下，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培训。

3月25日，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直到在苏尔特外围遇到卡扎菲军队的伏击。4天之后，反政府武装被迫向班加西撤退，之后再度夺得一小片地区，稳定了布雷加到艾季达比耶之间的战线。自此次进攻受挫之后，伊斯兰主义者逐渐露出水面，数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伊斯兰主义者的选择

尼古拉·萨科齐拦腰抱住了这场冲突。这是“他的”战争，一场他不愿意忽视任何细节的战争。2011年3月13日，尼古拉·萨科齐同英国首相共进晚餐之后，在爱丽舍宫接见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及其陪同人员。反抗力量的军事领导人要求法国提供武器和能改变战争进程的意见。

利比亚前内政部长了解卡扎菲的弱点，他建议萨科齐向的黎波里西部内夫萨山区提供武器。此外，他还要求武装并训练西部反政府力量，对卡扎菲政权展开侧面进攻以逐步削弱其力量。但是，联合国及北约均不愿在利比亚部署地面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呢？

巴黎最终找到了办法，即通过卡塔尔实施这个方案。多哈向巴黎购买武器，然后提供给班加西和内夫萨山区的反政府武装。在这些地区，法国特种部队成员提前建立着陆点，为接收物资做准备。4月底计划开始实施，法国、英国和卡塔尔军事顾问被派往班加西和利比亚同突尼斯的边境。卡塔尔方面的人数最多，他们建立了两个指挥部，一个在利比亚西部，一个在利比亚东部。联盟国家对多哈非常信任，委托他们发放武器装备。

卡塔尔方面找到了一个人——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决定依靠此人在利比亚西部开展行动。贝尔哈吉来自德尔纳，过去是一名“圣战者”，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前副统领，曾赴伊拉克参加战斗，2004年被美国中情局抓获并移交给卡扎菲。他在监狱服刑7年之久，2010年3月因利比亚以和解名义达成的一项协议获释。尽管他具有令人不安的背景，卡塔尔人仍然设法让西方合作者相信他们的眼光，相信他们能够控制、改变他。多哈否认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选择武装伊斯兰主义者，尽管有人怀疑卡塔尔的埃米尔同穆兄会达成了某种默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卡塔尔没有给其伙伴留下选择的机会。它提供资金，选择合适的人，就认为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被强加给西方，而西方也需要一位熟知“纪律”，尤其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

的黎波里的失败

2011年7月28日，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被暗杀，致使北约盟军加快了对的黎波里发动攻势的脚步。这位反抗力量的军事领导人似乎是被“2月17日烈士旅”杀害的，他们最可能的动机是复仇。因为20世纪90年代，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负责对德尔纳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展开围剿。他的死对全国过渡委员会及西方支持者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军和法国外交界非常看好他，认为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他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担心他的死将导致各派间本已严重对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分崩离析”，因而决定加快推翻的黎波里的各项工作。

战斗于8月20日夜幕降临后展开。自此之后，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民兵开始公开活动了。从负责保卫的黎波里的两位将军变节开始，向反抗力量投降的政府人员逐日增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滚动新闻频道对利比亚战事进行了直播，其中一个采访组同发动这次攻势的“明星”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的部下在一起。贝尔哈吉自行宣布担任的黎波里的军事长官。来自津坦的战士从南部进入首都并控制了机场，来自米苏拉塔的战士从东部进入首都。第二天，反政府武装控制了的黎波里大部分地区。为恢复首都秩序，全国过渡委员会试图同法国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共同制订一个书面计划。他们将伊拉克当作反面教材。

但全国过渡委员会缺乏合法性。参加战斗的部队没有一支来自班加西。的黎波里仍然是权力中心，分别为津坦旅、米苏拉塔旅和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的人所占据，后者在卡塔尔的支持下自任为的黎波里军事长官。这些部队均不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自8月25日开始，希拉里·克林顿向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呼吁，要求他使“新利比亚摆脱极端势力”，但并未告诉他究竟该怎么办。

两个月之后，即穆阿迈尔·卡扎菲死后10天，西方明确表示自己既无意愿，也无手段支持并帮助过渡政府。10月31日，北约宣布在利比亚的军事合作结束，庆祝全面胜利，却让利比亚听从命运的安排。自此之后，利比亚面临武器扩散、宗教政党掌权或仍然处于内战的局面，寻求和平成为徒劳。

仅仅在的黎波里就有40多个组织宣称为“胜利”做出了贡献，且均不愿意交出从旧政权军火库中获取的大量武器。他们还制定法律。伊斯兰主义者希望能乱中取胜，而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于选举。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非常了解这一点。5月14日，他辞去的黎波里军事政府中的职位以便组建一个新政党。

亚历山大·伊菲

[1] Amesys公司是法国布尔电脑集团的子公司，是一家计算机工程服务商，成立于1979年，主要业务为国防采购、航空航天、电信、交通、能源、工业、网络、安全和微电子，曾帮助利比亚建立起被称为“鹰”的互联网大规模监视系统。

“清除”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虽然利比亚的社会经济环境同其邻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也未能躲过2011年春天席卷北非的抗议浪潮。事实上，虽然利比亚经济远远称不上繁荣，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要比突尼斯、埃及及南方的邻国高出很多。的确，利比亚政权是独裁体制，卡扎菲及其安全机构对人民实行严密控制，不允许民众组建反对党并开展活动。特别是，利比亚不存在任何亲民主的潮流。

然而，同其他地方一样，民众“革命”的“自发性”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卡扎菲倒台的原因，不仅隐藏在“利比亚之春”或“2月17日革命”的名号之下，还能在其他方面找到。这些原因就是利比亚领导人同海湾君主国、西方国家复杂且持续恶化的关系，后者关注于保障其能源供应。利比亚同其他非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利比亚同阿盟及海湾国家的分歧

2010年至2011年，利比亚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主席国，但这并未给卡扎菲带来好运。他尽一切力量与阿拉伯兄弟国家修好，却最终被“抛弃”。卡扎菲可能真诚地笃信可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认为“并非同种同源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均能各自建立联邦，而阿拉伯人却办不到，这真是一个巨大讽刺”。他曾经尝试建立阿拉伯联盟，并于1969年在埃及、苏丹和利比亚间建立松散的邦联，宣布“利比亚拥有资金，苏丹拥有土地，埃及拥有人力”。1970年他试图同叙利亚讲和，之后于1971年提出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共和国联盟的构想，但该构想从未实现。埃及与利比亚于1972年建立的“完全联盟”最后也彻底失败。卡扎菲试图同阿拉伯兄弟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总数达七个，却没有一个成功的。正因此，他针对这些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国领导人的谈话越发充满敌意。

同非洲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对卡扎菲及其多变的立场充满疑虑。卡扎菲并未参加阿盟所有的峰会。他在1979年阿盟峰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次峰会他抵制了《戴维营协议》，让埃及陷入孤立。他没有参加1982年的阿盟峰会（在非斯举行），反而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项计划在其心中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洛克比空难发生6个月之后，卡扎菲在阿尔及尔峰会上的举动让与会人士大吃一惊，他右手戴着白手套，以避免触碰阿拉伯领导人“沾过鲜血”的手。当约旦国王侯赛因讲话时，他披上了一件白色织物，还拒绝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握手。

砰的一声，卡扎菲在2004年关上了通往阿盟的大门。他认为阿盟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尤其是建立“以色列斯坦”，即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之间的领土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享。自2004年突尼斯举行的阿盟峰会首日开始，他就对峰会日程大肆批评，认为这次会议不是“阿拉伯人民的会议”，并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军事负责人进行抨击。在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进行发言的时候，他愤怒地走出了大厅。[1]在此次峰会上，利比亚领导人还打算就“两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和亚瑟·阿拉法特都被监禁”的事实进行抗议。[2]卡扎菲做过的还有比以上列举的严重得多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当2011年利比亚发生骚乱时，阿盟为何不打算为卡扎菲提供保护，甚至同意北约展开行动。

但阿盟依靠北约对利比亚进行干涉，对此也曾迟疑不决。卸任的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支持对利比亚发动打击，当北约行动造成24名平民死亡后，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建议“在国际社会监督下实现真正的停火。在此之前，卡扎菲仍然留在台上。随后应该是过渡时期，以便就利比亚未来达成协议”。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沙特阿拉伯——敌对的兄长

卡扎菲不喜欢沙特阿拉伯人。沙特阿拉伯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同美国合作。当了解了卡扎菲从早年起就致力于捍卫“世界公正”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2004年《纽约时报》透露，卡扎菲曾计划派人暗杀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勒·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策划这起暗杀的5名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人被逮捕，随后被沙特阿拉伯国王“赦免”。

2009年，卡扎菲指责阿卜杜拉国王在海湾战争一事上撒谎，并一直逃避对此事进行澄清，以致双方对立长达6年之久。卡扎菲声称“他（阿卜杜拉）正在编织一大套谎言，这将导致他的失败，他只不过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傀儡”,[3]他还拒绝参加阿盟峰会。卡扎菲通过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瓦哈比派王国的领导人变成了自己强大的敌手。

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同样禁止穆兄会及“其他类似组织在利比亚存在，结果在禁令发布后利比亚出现的秘密组织，都得到了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国家的支持”。[4]正因此，2011年的黎波里强烈怀疑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受利雅得的指使。

不过，2011年初，沙特阿拉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立场有所不同，与外国在利比亚进行的干涉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参加反对的黎波里的国际联盟行动时，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地、圣地的守护者，从情理上讲不能参加反对利比亚——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战争”。[5]此外，2011年8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在接待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时宣称，利比亚反抗力量的政治部门——全国过渡委员会已经被“基地”组织渗透。[6]

卡塔尔的野心

多年以来，卡塔尔一直试图走出强大的沙特阿拉伯的阴影。1995年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发动政变将其父赶下台，自己坐上国王宝座后，就开始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他曾担任达尔富尔等非洲危机的调停人，并为部分苏丹叛军首领提供庇护。

卡塔尔面积虽小但非常富有，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它非常有野心，想同大国平起平坐，在国际格局领域留下自身的印记。例如，2011年12月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论坛上，卡塔尔保留了给“塔利班”提供发言机会的权利，以讨论妇女受教育权的问题。

卡塔尔同利比亚保持着奇特的关系。早在2007年，卡塔尔为营救被叙利亚控制的保加利亚护士而支付了大笔资金。当尼古拉·萨科齐宣称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均未向利比亚提供资金补偿时，利比亚外长阿卜杜拉曼·萨拉汗却做了如下相反的表述：“各方均支付了资金，包括法国等欧盟国家。这些资金用于补偿相关受害者家庭，甚至还有剩余。”[7]这些资金是否来自卡塔尔？“这应该是卡塔尔当局回答的问题。”法国总统赶紧打了圆场。不过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卡塔尔是最为积极的海湾君主国。

比如说，2011年利比亚“革命”爆发后，有人在卡塔尔看见了刚刚逃离的黎波里的卡扎菲政权情报部门负责人穆萨·库萨。[8]这表明卡塔尔长期以来一直在玩两面手法。穆萨·库萨不仅被指责对利比亚人进行过折磨，还被怀疑卷入了洛克比空难事件，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卡扎菲真正的左膀右臂，1980年任利比亚驻英国大使，后担任外交部长。当利比亚为回到国际舞台开始同国际社会合作时，他是同西方情报部门谈判的关键人物。

卡塔尔是第一个为支持联合国管理禁飞区而提供飞机的阿拉伯国家。2011年3月，利比亚反抗力量开始收到来自多哈的数亿美元资金以及石油（可满足其一个半月的全部需求）。卡塔尔的银行为资金的国际转账提供便利，尤其是通过对银行体系的再注资来完成。根据外交渠道的信息，卡塔尔还为在本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利比亚劳工提供休假，以便他们为祖国的战争做出贡献。卡塔尔甚至还向反抗力量提供武器，尤其是“米兰”反坦克导弹。随后在2011年5月，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表明急需二三十亿美元资金时，卡塔尔立即提供了四五亿美元，[9]成为反抗卡扎菲政权者的最大金主。最后，当反政府武装于8月进入的黎波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摄影师随同进行报道。

2011年春，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甚至声称，卡塔尔已经向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提供资金，以便让其改弦更张。塞内加尔对这些指责予以强烈否认。

卡塔尔这个小国对西方的支持让人惊讶，因为它同伊朗保持良好的关系，却也是“反CNN”的半岛电视台的支持者。总体而言，西方对这家卡塔尔电视台关于阿拉伯“革命”的全面报道赞赏有加。比如在利比亚，半岛电视台成功报道了“革命”，它不仅大肆报道亲卡扎菲军队杀害其一名记者的事，还重点报道那些反政府示威者。这使卡扎菲必然遭到憎恨。

卡塔尔还是第一批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国家之一。不过，这种承认是在2011年3月末双方达成一项石油“交易”后才开始的。卡塔尔的确是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但它还觊觎石油资源。而利比亚石油产量占全球的2%，且靠近欧洲市场并同卡塔尔在天然气上竞争激烈。卡塔尔希望在利比亚石油及天然气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卡塔尔向推翻卡扎菲的行动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究竟能获得什么利益。联合国首轮行动后不久，卡塔尔石油公司承担了一项任务：售卖脱离卡扎菲控制的石油，为反抗力量筹集资金。此外，通过向利比亚反抗力量提供石油，“卡塔尔人想让世人知道他们拥有掌握利比亚石油资源的技能，且这项技能可以为利比亚人带来好处”。[10]冲突期间，利比亚石油开采几乎陷入停顿，卡塔尔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利比亚石油工业恢复运转，其目的是获取对“革命”投资的回报。

部分观察家认为，卡塔尔是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行事。美国在该国拥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里驻扎着曾经指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但卡塔尔与法国也颇为亲近，实际上法国一直向卡塔尔提供武器（占其武器的80%）及飞机。自2007年以来，卡塔尔埃米尔两次作为贵宾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典礼。此外，卡塔尔还在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空中客车公司、法国电力集团、万喜集团等多家公司拥有股份，还在2012年购买了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戛纳的马丁内兹广场、巴黎的协和拉斐特酒店（现名凯悦丽晶巴黎艾托尔酒店）。

巴黎同多哈之间的密切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外交部长克劳德·谢松建立。这种关系在雅克·希拉克和尼古拉·萨科齐执政期间继续发展。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当选总统后，邀请入爱丽舍宫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就是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这位埃米尔对法国元首的阿拉伯政策很有信心，并带来了一份购买80架空中客车A350客机的订单。法国大公司也同样出现在卡塔尔：道达尔自1939年起，巴黎银行自1973年起，埃勒夫自1989年起，更多的法国公司（阿尔卡特、阿海珐、家乐福等）2000年以后在卡塔尔安家落户。[11]

2011年3月19日，卡塔尔首相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前往爱丽舍宫与萨科齐总统会谈，并为在利比亚展开行动进行辩护：“利比亚局势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它并非游行示威者同警方的对抗；这是一次有雇佣军参加的公开战争，应该尽早停止。”就这样，在卡塔尔的支持下，西方将对利比亚的打击合法化，宣称其行动征求了阿盟的意见。但卡塔尔只不过是阿盟的成员国之一，而且并非最主要的。

在卡扎菲倒台后，卡塔尔继续提供支持。2011年11月，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沙勒加姆，指责多哈向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提供武器和资金。[12]这些指控被卡塔尔方面断然否认，但质疑声仍未消除。

西方的两次转向

卡扎菲回到政治舞台

让许多观察家惊讶的是，2000年年中，卡扎菲突然成为可以交往的人。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他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以及加入了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实际上从1996年起，利比亚领导人对一些事件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利比亚同意将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移交苏格兰法庭。1997年他向西方世界靠拢，邀请“美国企业家到利比亚工作”,[13]并请求教皇让·保罗二世莅临的黎波里天主教堂的重建仪式。1969年后，该建筑是利比亚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对美国人来说，自2003年起，利比亚领导人不再是其排斥的对象。因为利比亚放弃研发核武器，承认对1988年12月发生在苏格兰上空造成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负有责任，并同意赔偿受害者家庭。这些举措使得西方国家逐步放松对利比亚的制裁。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宣布，美国公司已经准备好重返利比亚，愿意同利比亚人一同工作。[14]

自2004年起，卡扎菲公开讨好西方投资者。2003年首批访问利比亚的欧洲政要中就有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于2004年3月访问的黎波里，紧随其后的是负责近东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及其商务部同事威廉·拉什。

2004年4月，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司重新同利比亚建立联系，包括购买石油。波音公司（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公司）及其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随后展开角逐，争取一份利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订单——利比亚阿拉伯航空订购22架飞机，总额达10亿美元。

还是在2004年4月，利比亚总理舒克里·加尼姆，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会晤了雅克·希拉克总统、数名部长以及政商界人士。双方签署了多份协定，尤其是鼓励和保护投资方面的，这将改善“法国在利比亚投资以及利比亚在法国投资的司法安全，就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向利比亚提供总额为4440万欧元贷款的初步协议拟定了备忘录，同时就两国间开展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及为方便利比亚学生赴法国大学学习签订了新协议，最后就旅游领域及两国间新的合作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数月间，欧美及亚洲领导人或政府高级官员在商界人士陪同下相继来到的黎波里”。[15]

利比亚和西方的重新接触并非仅限于商界。根据多个消息来源，自2004年起美国中情局就着手在“利比亚长期存在”,[16]该机构官员斯蒂芬·卡佩斯同利比亚外长穆萨·库萨交往甚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佩斯称库萨为“亲爱的穆萨”，后者则称前者为“斯蒂芬”。

2005年1月禁运取消后，利比亚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15个合同，其中11个是同美国公司签订的，包括雪佛龙、德士古等多家石油公司。利比亚显然希望美国重返利比亚石油领域。

自1972年首次访问法国后，卡扎菲于2007年12月再次访问法国。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卡扎菲在爱丽舍宫受到了隆重接待。时任法国外交和人权事务国务秘书的拉玛·亚德对此进行了抨击。她因敢于挑战等级制度并发表如下宣言而饱受批评：“如果法国外交界满足于签订商业合同而不要求其保障人权，我将十分忧虑。这是一项义务。法国不仅是一架商业天平……卡扎菲应该理解，我国并非放在门口的擦鞋垫，某国领导人，无论其是否恐怖分子，随意用它擦掉鞋子上罪恶的血迹。法国不应该接待这个死亡使者。”[17]

法国Amesys公司是布尔电脑集团的子公司，在爱丽舍宫的首肯下，于2008年向利比亚政府提供了一辆具备隐形功能的四驱防弹车，以保障卡扎菲的出行安全。[18]2011年春，该“事件”被披露，部分媒体指责法国“通过Qosmos[19]及Amesys两家企业向利比亚出售数字化武器”,[20]不久这一事件就被人们遗忘。直到2012年，法国政权交接后启动了一项司法调查，该事件才再度引发关注。

不过，巴黎和的黎波里签订的这些合同利润极为丰厚，总额达30多亿欧元，涉及飞机（空中客车公司）、一座核反应堆及许多军事装备，当然还有石油。这些合同还同样涉及安全、医疗及移民领域，以及一项利用核技术进行海水淡化的项目。萨科齐总统自称非常“高兴”接待卡扎菲，后者领会这是“鼓励他重新获得国际威望”。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之后，卡扎菲趁势前往里斯本参加欧盟-非洲峰会。

2007年利比亚还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行政委员会。2008年至2009年，利比亚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代表非洲国家的非常任理事国。2009年利比亚非洲联盟事务秘书阿里·图里基还担任了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2009年9月，卡扎菲首次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他掌权40年后的一次胜利。但是，他破坏了外交礼节，原定15分钟的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用了“大约17分钟谈其原则性观点：在联合国安理会为非洲国家争取一个席位”。[21]其余的发言则具有煽动性，他将联合国定义为恐怖组织。他还试图在美国中央公园及唐纳德·特朗普位于新贝德福德的一块土地上安置帐篷，后者对此坚决反对。

2009年，意大利对其殖民历史进行道歉之后，[22]利比亚与欧盟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卡扎菲要打击非法移民活动。2009年11月，他前往罗马，通过接待中心发表声明，要征集200名年龄在35岁以下、身高在1.70米以上且穿着得体的美女……要在两小时的时间内，向她们传授如何扮演好女性的角色以及伊斯兰教的善行，之后邀请她们皈依先知的宗教。[23]他还预言将出现“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意大利”。欧洲将其举动归纳为“荒唐但无恶意”，只将其视为行为怪诞但已被驯服的可笑之人，因而采取一笑了之的做法。

还是在2009年，就在卡扎菲执政纪念日前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利比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成为欧洲20年内访问利比亚的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巧合的是，意大利媒体在其访问期间透露，卡扎菲的儿子通过LAFI公司（利比亚阿拉伯国际投资公司）收购了都灵尤文图斯足球队5.31%的股份。

2010年8月，卡扎菲再次来到意大利，庆祝两国签订友好条约两周年，他宣布伊斯兰教应该成为欧洲的宗教。意大利北方联盟对此十分愤慨，叫嚷“意大利已经变成卡扎菲的迪士尼乐园”。但意大利还是同利比亚签订了大批合同，包括武器及石油。意大利埃尼公司（ENI）预计在利比亚投资2500万欧元。在友好条约方面，意大利将投入50亿美元对殖民历史进行赔偿，并建设一条长约1700千米的道路。

石油——西方干涉的关键

利比亚是非洲第四大产油国，每天生产160万桶原油，石油储量也居非洲前列。尽管其产量仅占全球产量的2%，但利比亚原油质量上乘，是含硫量少、适合提炼的轻质原油。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前，美国消费的原油有10%来自利比亚，占利比亚出口收入的40%。危机爆发以来，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加大。2011年1月至7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了13%，最高达到每桶115美元。因此，控制并保障利比亚石油生产成为西方及其海湾盟友进行干涉的考量，更何况伊朗的威胁程度日益上升。

法国是受益于此次利比亚石油领域“洗牌”的国家之一。法国获得的利比亚石油的数量，由2011年之前的每天5.5万桶翻了一番，并获得了利比亚约35%的石油合同。2011年9月，法国外长阿兰·朱佩在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TL）宣布，“全国过渡委员会正式表态，在利比亚重建过程中，它将优先考虑那些曾对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我认为这相当合理且公平”。法国外长还补充说：“有人对我们说利比亚军事行动花费巨大，但这也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24]尽管有人否认，但很明显，法国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建立了“双赢”伙伴关系。

2011年10月12日，一个由7位议员与阿尔卡特、法国电信、道达尔及许多中小企业的共83位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的黎波里。代表团团长是法国负责经贸事务的国务秘书皮埃尔·勒卢什，访问目的是参与利比亚重建工作。这些企业急于恢复它们的业务，其中很多企业甚至在危机前已经来到利比亚。

这次访问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利比亚未来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25]皮埃尔·勒卢什在访问期间宣布，要“持续建立”同的黎波里的合作关系。这次访问之前，总统萨科齐已经于9月中旬访问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他宣称法国的干涉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算计，我们这么做只因为这关乎正义”。[26]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也对利比亚进行了访问，保证北约将继续为该国人民提供安全保障。

2011年12月中旬，法国上述活动的成果逐渐显现。它又向的黎波里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采摘巴黎支持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所结出的果实。除了交付“2007年非洲航空公司及利比亚航空公司订购”的11架空中客车飞机之外，法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获得了这两家公司的飞机修复订单，阿尔斯通公司获得了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GECOL）的材料与设备的订单，而爱集思集团（EGIS）获得了最重要的市场，即战后米苏拉塔的城市重建设计方案。

法国还宣布将提供2.3亿欧元资金给利比亚新政府，[27]还保证“同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为新政府提取更多的资金”。实际上，自2011年9月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法国只提供了1.5亿美元资金用于利比亚支付薪金及国家重建。到11月，联合国只支付了180亿美元（本应为1500亿美元）援助，因为部分援助国对西方干涉的合法性持保留意见，另一些国家则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国家的能力表示担心。

英国也不甘落后。由于利比亚的石油具有很大的开采潜力，英国石油公司自2007年就与利比亚签订了一份总额达10亿美元的合同。2009年，英国的国际大石油公司（Major）宣布，未来20年将在利比亚投资200亿美元。由于利比亚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迈格拉希是洛克比空难的肇事者之一，英国对进入利比亚采取了低调的态度。

对意大利和俄罗斯而言，军事干涉利比亚的行动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收益。2011年7月，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对北约的行动表示怀疑，他是第一批如此表态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他说“联合国通过禁飞区决议将束缚其手脚”。[28]于是，意大利迅速将参加行动的军舰更换为吨位较小的舰艇，并从联军中撤出1000人。自2011年9月开始，罗马把为此次行动提供的2.04亿美元削减至8700万美元。意大利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明确指出，意大利将开始“考虑一个期限”，预计在3个月之内结束其在利比亚的任务，促使北约能够对此次行动做出调整。他宣称，这样的态度“可以激励我们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盟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29]在危机之前，意大利埃尼公司每天生产28万桶石油，是“其在非洲产量的1/3，在全球产量的12.5%”,[30]该公司在利比亚的利益本来预计达300亿欧元。

据《非洲人》[31]透露，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Neft）及鞑靼石油公司（Tatneft）同样遭受了损失。“俄罗斯-利比亚经贸协会理事长阿拉姆·谢尔刚茨估计，由于北约禁止俄罗斯企业进入利比亚，它们将遭受全部损失”。北约干涉利比亚之前，俄罗斯企业在利比亚经营规模达数十亿美元。俄罗斯对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合法性态度不明朗，是否使其“错失良机”呢？2011年9月1日，俄罗斯决定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联盟国家正在瓜分“战利品”。俄罗斯幸运地登上了这趟列车，按一位石油专家的话来说，“尽管并非头等车厢”。

2011年利比亚危机前的石油合作项目

∗

卡扎菲死亡一年之后，利比亚的局势更加让人忧虑，而且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后危机局势”。实际上，“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等伊斯兰武装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为“盟友”，不断制造混乱和浩劫。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之死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利比亚建立联邦国家的方案提出后，就遇到了问题。盛产石油的昔兰尼加准备自立门户，利比亚能否保持统一？

卡扎菲的倒台本来应该让人松一口气，但恰恰相反，各种不确定因素、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伴随人民的苦难一拥而入。马里成为利比亚混乱局势的第一个受害者，当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即使人们对此都不后悔，但卡扎菲被推翻后留下的政权真空必然会对非洲大陆造成不利影响，并预示着利比亚黯淡的未来。

莉迪·博卡

[1] El Ahram n°692 du 27 mai au 2 juin 2004.

[2] L'Expression du 23 mai 2004,http://www.lexpressiondz.com/article/0/00-0/19336.html

[3] The Guardian,30 mars 2009.

[4] John K.Cooley,Vent de Sable sur la Libye,Robert Laffont,p.281.

[5] RFI,21 mars 2011.

[6] Afri Scoop,26 août 2011.

[7] Rue 89,24 juillet 2007.

[8] BBC Panorama citépa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http://www.ibtimes.co.uk/articles/238737/20111027/qatar-and-the-koussa-riddle-gaddafi-s-exspychief-still-enjoying-impunity.htm

[9] Reuters,9 juin 2011.

[10] Le Monde,2 septembre 2011.

[11] Le Figaro.

[12] Reuters,18 novembre 2011.

[13] Danielle Bisson et Jean Fontaine,La Libye,à la découverte d'un pays,L'Harmattan,Paris,1999,p.141.

[14] Reuters,25 Juillet 2007.

[15] Medef International France,8 juin 2004.

[16] Le Monde,3 septembre 2011.

[17] Rue 89,10 Décembre 2010.

[18] Le Monde,19 septembre 2011.

[19] Qosmos是一家法国公司，该公司在深度包检测（DPI）、IP（网络协议）流量分类和网络智能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全球100多家公司都采用该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该公司于2016年被瑞典的宜能（Enea）公司收购。——译者注

[20] Pascal Hérard,TV5,6 juillet 2012,http://www.tv5.org/cms/chainefrancophone/info/Les-dossiersde-la-redaction/Syrie-2011/Syrie-2012/p22301-Pendant-que-les-amis-de-la-Syrie-se-reunissentles-affaires-continuent....htm

[21] New York Times,24 Septembre 2011.

[22] En 2008,l'Italie a remis un chèque de 5 milliards de dollars pour les torts infligés à la population libyenne pendant la période coloniale.

[23] Reuters,25 juillet 2007.

[24] RTL,1 er septembre 2011.

[25] Exporter Plus（Magazine）,24-26 octobre 2011.

[26] Libération,14 septembre 2011.

[27] Ali Shuaib,Reuters,15 décembre 2011.

[28] VOA News,7 juillet 2011.

[29] RFI,17 juin 2011.

[30] AFP,11 août 2011.

[31] Les Afriques,29 août 2011.

“埃及之春”的起源与现实

在万隆会议及不结盟运动期间（1955年及1970—1975年[1]），部分阿拉伯国家处于争取民族解放及社会进步斗争的前沿。这些国家的政权（埃及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叙利亚及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并非西方所界定的民主体制，也不是我所说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而是一党专政体制。但它们通过实现其理念仍然具有了合法地位：大力发展教育，使社会具有向上的流动性（底层家庭的孩子能进入新兴的中产阶级）；发展卫生医疗；推行农业改革；保障各水平的学位获得者能够就业。这些成就与反对帝国主义的独立政策相联系，赋予各国政府强大的力量，从而加强抵御西方大国的敌对及以色列实行的军事入侵。

但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之后，这些政权开始显出疲态。帝国主义的反攻时刻已经到来，为保持权力，统治者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各项严苛要求——完全对外开放、实行私有化等。就这样，他们曾经取得的成就在短短几年内便丧失殆尽：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迅速增长；不平等现象加剧；贪腐横行；国际地位下降，并屈从于华盛顿甚至以色列的苛刻要求。为了应对其合法性被迅速削弱的问题，这些政权在华盛顿的支持下，越来越趋向于用高压方式管理国家。

于是，起义全面爆发。2011年6月，我在新作《长期日程内的阿拉伯世界——是“阿拉伯之春”吗？不，是樱桃时代》中，曾提出对这场“运动”的各种参与者及反对者进行分析，对这些力量在长期内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

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中，埃及是试图“崭露头角”的第一个国家。19世纪初，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就制订并推行复兴埃及与其邻国的计划。这项宏伟的实验占据了埃及19世纪约2/3的时间，一直到1870年左右，凯蒂夫·伊兹玛尔统治的后半期仍蹒跚而行。这项计划的失败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入侵不无关系。英国于1840年及1870年两次控制埃及的财政，最终于1882年对其实施军事占领，从而达到其目的——阻止埃及在未来崛起。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局限，埃及实行的完全是一项企图借助资本主义实现复兴的计划，这与我将在后面提到的埃及第二次复兴计划（1919—1967年）有本质区别。当然，这项计划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矛盾，加上其展示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矛盾很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如同日本所经历的那样。

因此，在40年（1880—1920年）的时间内，新兴的埃及沦为附庸国，政治经济结构被改造，以服务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积累模式。丧失主权摧毁了国家独立的生产体系、政治结构及社会结构，同时还被系统性地强化了厚古、反动的意识形态及文化观念，以维持埃及的附庸国地位。

埃及民众、社会精英和国家从未接受这种地位。这种坚持不懈的抗争是第二次上升运动浪潮的源头，这场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1919—1967年）。这段时期是持续斗争和前进的重要时期。该运动具有三重目标：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尽管这三个目标的表达方式有局限性，有时还会混淆，但彼此是不能分割的。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现代埃及融入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事实。在此背景下，1919—1920年革命引发的长期抗争浪潮掀开最后一章——纳赛尔思想（1955—1967年）的篇章。

埃及争取解放的斗争长达半个世纪。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组建，解放斗争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的形式实现政治现代化及重新获得独立。这种设想的民主形式推动了世俗主义运动，其旗帜由新月和十字（在2011年1月及2月的示威活动中再度出现）组成，构成了一种象征。这些“标准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人从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还有利于他们在国家内推行高效治理政策，而且不会引发问题。

在埃及君主王朝反动集团、大地主和富农的积极支持下，英国竭尽全力使华夫脱党推行的民主进程倒退。20世纪30年代，伊斯梅尔·塞德基·帕沙的独裁统治（1923年废除了民主制度）遭到学生运动抵抗，当时反帝民主斗争风起云涌。为了降低风险，英国大使馆及王室有意支持创建穆兄会，王室还将“伊斯兰主义”思想融入由拉希德·里达引入的瓦哈比派，此派推崇萨拉菲主义，这是新政治伊斯兰最反动的版本（反对民主与社会进步）。

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新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前景，让伦敦感到有必要对民主派做出让步，因此允许华夫脱党于1936年回到政治舞台，同年还签署了《英埃同盟条约》，此时的华夫脱党也变得温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埃及暂时脱离了斗争的轨道，但在1946年2月21日，斗争的浪潮再度席卷全国。学生和工人成立了联合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支持下，斗争不断激进化。得到伦敦支持的埃及派出军队并动用了穆兄会（支持塞德基·帕沙再次实行独裁统治），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但最终无法平息这场运动。华夫脱党再次进入政府，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在被占领的运河区开展游击战。但开罗发生动乱（1951年）致使政府垮台，穆兄会在这次动乱中变得更为强大。

有些人认为，“自由军官组织”的首次政变（1952年），特别是使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1954年），标志着这段长期的解放斗争获得圆满成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变宣告了斗争浪潮中断。纳赛尔主义取代了我所解读的“埃及觉醒”这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抹去了1919年至1952年的整段历史，提升1952年7月“埃及革命”的地位。在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持这种看法：1952年及1954年的政变注定要结束民主运动的激进趋势。他们是对的，因为纳赛尔主义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之后，才体现了反帝思想。于是纳赛尔主义将理念逐一付诸实施：在国际上采取彻底的反帝政策（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及泛非运动联系），国内进行进步主义社会改革（但并非社会主义的）。这一切都是顶层推动的，不仅“没有民主”（禁止民众组党结社、争取权利），而且“废除”了所有政治生活形式，改革中产生的真空，则号召政治伊斯兰进行填补。然而，该项计划的实施耗尽了埃及在短期内的发展潜力。从1955年至1965年的10年间，埃及经济社会低迷，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破坏这场运动的良机，为此它们使用了其地区军事工具——以色列。1967年埃及军事失败宣告了半个世纪的解放浪潮终结。[2]

浪潮的再度兴起是纳赛尔本人推动的，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实行开放（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合作），而不是其他人为之奋斗的激进路线。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其发生时间就在纳赛尔去世前后。继任的萨达特强调继续“右转”，并将穆兄会纳入其新独裁体系。穆巴拉克奉行了同样的路线。

随后埃及的斗争进入了低潮期，此阶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埃及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及美国的战略，一直扮演着积极的地区性及国际性角色。纳赛尔治理下的埃及推行的经济社会制度虽受到批评，却是协调一致的。纳赛尔曾保证要实现工业化，摆脱依靠棉花出口的国际殖民分工体系。该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系有利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也避免了普通民众陷入贫困。萨达特与穆巴拉克则摧毁了埃及的生产体系，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协调的制度取而代之。这种制度专门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分包商。近几十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对所谓的埃及经济高增长赞不绝口，实际上这种增长毫无意义，也是极端脆弱的。此外，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分配不合理及失业率迅速攀升，打击了绝大多数青年。埃及国内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也最终爆发了。

华盛顿则极力赞扬这种表面上的“制度稳定”，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庞大的警察体系（埃及拥有120万名警察，而军队仅有50万人）之上的。虽然警察很多，却要应对层出不穷的日常违法活动。西方国家声称，该制度“保护”埃及不滑向伊斯兰主义阵营，然而这绝对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该政权已经任由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完美地融入其权力体系，并将教育管理权、司法权及主要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管辖权拱手相让。美国关于中东建设的发言充满了两面性，奥巴马在这一点上与布什没有区别，只是完美地服务于自身目标。而埃及政府为政治伊斯兰提供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这是埃及教育及研究发生灾难性滑坡的根源。）媒体时不时地披露政府“滥用”权力的消息（如暗杀科普特人），这为华盛顿借“反恐战争”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合法性。当局对“社会安全阀”的运行[3]采取了“宽容”态度，大量底层民众及中产阶级外迁至石油生产国。这种迁移受阻之后（亚洲劳工取代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引发了强烈的反抗。2007年，埃及发生了非洲50年来最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有可能被农业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抗争，中产阶级也受到了关于民主示威的相关培训（“Kefaya运动”[4]与“4月6日青年运动”），这些都宣告“埃及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这让“外国观察家”大为震惊。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埃及解放斗争潮流的新阶段，来分析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

埃及民主运动成员的组成

2011年的“埃及革命”很有可能宣告欧美引入“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终结，该制度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领域都受到质疑。埃及民众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联合了三支积极力量：自愿“发挥政治作用”并具有“现代色彩”的青年、激进左翼势力、民主中产阶级。

约100万青年人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先锋。激进左翼势力及民主中产阶级立刻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在抗议活动爆发的最初四天，穆兄会领导人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应该被镇压，并号召抵制这些活动，直到后来才被迫接受。此时，埃及人民已经行动起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1500万之多。

青年与激进左翼力量有三个共同目标：重建民主（结束军人及警察政权），实行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决裂），推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全球部署军力的行为）。实质上，他们追求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革命。尽管青年在其社会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表达方面存在多样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左翼。他们与左翼势力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活动就是明证。

中产阶级也汇集在民主这杆大旗之下，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重新讨论埃及的“道路”及国际阵营。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群博主：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了美国中情局策划的一次真正的阴谋；他们通常是来自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极端美国化，时常以反对独裁的“不同政见者”自居。实际上，他们参与了这场以东欧“颜色革命”为范本，强加了华盛顿意志的，却被伪装成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大合唱，并通过社交网站将其广泛传播。但是，如果你认为这项阴谋是民众革命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中情局不断贬低此次运动的意义，使运动参与者背离自己渐进式社会变革目标，并将运动扩散至其他国家。如果埃及这场运动未能联合各种力量，未能确定共同的战略目标，未能建立组织形式及有效性，那么美国这项阴谋的成功概率是相当低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就曾经失败过。有趣的是，这些博主使用的是英语而非阿拉伯语，捍卫美式“民主”，散布要求政府赋予穆兄会合法性的言论，其目的不言而喻。

埃及民众很快就听到了这场运动中三种主要势力发出的游行号召。示威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极端残暴的镇压，造成上千人死亡。然而，这并没有将这些青年及其盟友吓倒，他们也没有向西方大国乞求帮助。他们的勇气成为示威活动展开的决定性因素，促使抗议浪潮席卷大小城市，甚至村镇的各条街道，成千上万示威者不分昼夜地表达诉求。这场摧枯拉朽般的政治胜利产生了效应——恐惧使阵营发生变化，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发现他们必须放弃一直支持的穆巴拉克。于是，埃及军方领导人打破沉默，拒绝参与镇压行动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并最终迫使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帮凶放弃权力。

这场运动从青年、激进左翼势力和民主中产阶级迅速蔓延至全体埃及民众。此次运动本身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一些人的加入，无疑增加了运动激进化的可能，但约500万工人阶级的加入成为运动激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小农户针对征地发起激烈抗争[5]，也是这场运动走向激进化的一大因素。参与此次活动的还有一大群“穷人”，他们积极参与2011年2月的抗议，经常现身于邻里们组成的旨在“保卫革命”的人民委员会中。这些“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面纱、穿着大袍子，使人误以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伊斯兰的”，甚至是由穆兄会驱动的。实际上，他们的粉墨登场是有人幕后指使的，目的是同民主派争夺民众。穆兄会及其伊斯兰盟友萨拉菲派对阵民主派，两股势力的高下取决于能否与失去方向的民众达成有效阵线或“管住”他们。

民主派在与工人达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展。有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即埃及社会党、人民民主联盟党（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继承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工人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派）、埃及共产党（也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于2011年4月组成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共同斗争。同一时间，这场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民主派政党、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网络、诸多社会协会）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而穆兄会和右翼党派拒绝加入，再次声称反对继续搞这场运动。

面对民主运动：反动集团

正如埃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反对霸权的社会民主运动必然会遭遇强大的反动集团。如何识别反动集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组成人员（社会阶层）的言论，也可以通过它们如何界定政治介入的手段，及服务于上述政治介入的意识形态言论。

从整体社会层面看，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埃及近40年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催生了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虽然“全球自由主义”模式导致了极度不公正，但惠及了他们。他们是几万名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发财致富不是靠自己的“创新企业”（引用世界银行的用语），而是靠与当权者合谋。“腐败”已经成为这个统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还是买办阶层，用埃及民众的政治通用语表述就是“腐败寄生虫”。他们坚决支持埃及融入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的“死忠”分子。这个阶层出了不少警方和军方的官员，与当权者过从甚密的“文官”、宗教界人士（所有穆兄会领导层、各教派的主要谢赫们都是大富翁）。当然，反动阶层中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主，但他们却是这一统治体系敲诈的受害者，受到买办阶层的盘剥，沦为各地垄断势力手下的“小包工头”。

反动集团在农村的势力也不可轻视。他们是富农阶层，是纳赛尔农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取代了大地主的位置。纳赛尔统治时期搞的农业合作社将小农、富农捏在一起，使富农获得主要利益。为防止出现对小农不利的情况，当时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政府听命于世界银行，废弃了这些预防措施，于是富农加速扩张，消灭小农。这些富农一直是现代埃及社会的一支反动力量，是农村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而现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逆潮流而动。他们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民意代表，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生活。此外，城里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军方和警方的官员、技术官僚、自由职业者）也大多出身于富农家庭。

反动集团公器私用，让军、警、政府部门、执政党、宗教组织、政治伊斯兰势力（穆兄会和萨拉菲派）都为自己服务。美国每年向埃及军队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从未用于加强国防，而是用于应对腐败统治所导致的危机。有了“援助”，高官们才得以鲸吞买办经济的大部分果实，以至埃及有一种说法叫“匿名社会/军队”。在埃及过渡时期，“指挥”国家的军方高层并非中立，而是采取措施与“革命”时期的镇压行为进行切割，以“中立”形象示人罢了。“文职”政府官员听命于军方，前者就是后者任命的。一些官员是前政权的人，他们被精心挑选过，其实不怎么知名。政府官员采取反动措施，阻止这场运动的激进化。措施包括：禁止罢工，要将经济引入正轨；限制组建政党，从而为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参加选举提供便利。在旧政权系统支持下，穆兄会的组织机构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军队的态度仍是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除了那些腐败的军队高层外，民族主义思想在军中还是存在的。（士兵是招募的，一般军官是职业军人。）另外，因为警方的存在，军队与当权者走得不是很近，而且这场运动宣称要将军队势力逐出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因此军方高官未来很可能考虑隐身幕后，不推自己的人去竞选。

警察跟整个国家机器一样，没受损失，没有一起针对警方高层的诉讼。新的地方大员全部来自旧政权，而旧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却在动乱中销声匿迹，司法部门宣布将其解散。但请相信，埃及的资产阶级懂得如何改名换姓重组政党。

政治伊斯兰

旧政权容忍其存在且积极帮助发展壮大的唯一政党是穆兄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托付给穆兄会三大基本系统——教育、司法和电视。然而，穆兄会从来不也不可能温和，更不用提民主了。穆兄会的领袖是自封的，整个组织基于纪律原则，严格执行首领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穆兄会的领导层完全由富豪把持（他们全都得到了沙特阿拉伯也就是华盛顿的财政支持），他们一般出身于信奉蒙昧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基层成员是由其慈善机构（金主是沙特阿拉伯）招募的普通民众，突击力量是民兵。

穆兄会完全赞同在埃及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且完全依赖外国的经济体系，他们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大罢工，反对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穆兄会一点儿都不温和：一方面他们一直拒绝制定经济和社会纲领；另一方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但从来都没提出过质疑，事实上他们已经接受了美国为控制该地区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所以，他们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盟友，为此美国为他们颁发“民主证书”！

但是，美国不会承认自己真实的战略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美国需要做出“伊斯兰政权让自己害怕”的样子。通过这种手段，美国才能使“长期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合法化。其真实目的在于对全球实行军事控制，以便美国、欧洲和日本能够独霸资源。美国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动员公共舆论中的“仇视伊斯兰”力量。美国和欧洲最害怕的是出现真正民主的埃及，因为这样的一个埃及肯定会对追求经济自由、支持美国和北约侵略的政策提出质疑。美国竭尽全力阻止埃及变得民主，在倡导进行真正变革的埃及人民运动之中，虚情假意地支持少数派穆兄会替代此前的政权。

在埃及，穆兄会还得到萨拉菲派的支持，并接受海湾国家的大笔资金。萨拉菲分子承认自己是极端主义者——作为坚定的瓦哈比派，他们对其他任何形式的伊斯兰的解读没有丝毫宽容，也正是他们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科普特人的罪行。如果没有政权的默认支持，甚至是同谋，特别是掌握在穆兄会手里的司法机构的支持，这样的屠杀行动很难实现。这种奇特的分工让穆兄会显得很“温和”，而华盛顿却假装相信这一点。但埃及的伊斯兰教派内部，肯定会出现激烈斗争。因为埃及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派是苏菲派，目前有1500万信众。埃及的苏菲派坚持开放、宽容，坚持个人信仰而不是宗教仪式的伊斯兰，但他们一直受到政权怀疑。政权对他们一直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政策，不与之产生公开冲突。20世纪20年代，拉希德·里达开启了将瓦哈比派引入埃及的进程，穆兄会继续推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哈比派才真正完全引入。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与苏菲派观念相反。它是旧式的伊斯兰，重视宗教仪式，主张遵循惯例，反对除自己之外任何对伊斯兰的解读（而它自己仅仅是复述《古兰经》条文而已），反对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瓦哈比派公开对苏菲派宣战，它要“根绝”苏菲派，这个行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而当今的苏菲派已经变得世俗化（不是完全地世俗），他们呼吁政教分离，是民主运动的盟友。

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在整个革命低潮时期（1967—2011年），控制中东的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三个亲密盟友，当然美国才是幕后老板。这三个国家都害怕民主的埃及崛起。因为民主的埃及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将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主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将使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变得无足轻重，将成为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的领袖，会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立国。

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着共同目标，就是让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设计将一个由穆兄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强加给埃及，这是让埃及永远屈从的唯一手段。奥巴马的“民主讲话”也只能欺骗幼稚的舆论，首先是美国和欧洲的舆论。

为了给穆兄会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支持民主”），美国采用了人们常常谈论的“土耳其模式”，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方式。华盛顿的计划，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态的计划，实际上都是从巴基斯坦获得的灵感，即“伊斯兰”军队躲在幕后，前台是一个（或多个）“当选的”伊斯兰政党领导的“公民”政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政府必须以自己的服从为代价（不对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和平协议提出质疑，让以色列继续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而且可以继续实施“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的计划，继续谋杀科普特人！瞧瞧华盛顿为埃及设计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民主”。沙特阿拉伯当然会尽自己所有（包括财政）手段支持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利雅得非常清楚，要行使自己的地区霸权，即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必须让埃及变得边缘化。其手段就是让埃及“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实际上就是瓦哈比式的伊斯兰化，最终将产生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对科普特人的狂热谋杀，以及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否定。

这种形式的伊斯兰化有没有可能出现？也许吧，但代价是出现极端暴力。刚刚下台的政权公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曾引发了冲突，该条规定“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源泉”，这在埃及的政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1923年的宪法以及纳赛尔颁布的宪法都没有提出这一点。萨达特在自己的新宪法中引入这一条文，得到了三方面的支持——华盛顿（称应“尊重传统”）、利雅得（称“《古兰经》应代替宪法”）和耶路撒冷（称“以色列国家是一个犹太人国家”）。

穆兄会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它坚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颁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是明证。此外，该组织发布的纲领加强了它的厚古倾向，建议设立一个“伊斯兰教学者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法律提议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这个由教士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与伊朗的类似，目的就是监督“当选的政权”。政权由此将被单一的超级宗教政党掌握，所有要求进行世俗化的政党都将变得“不合法”。这个超级政党的支持者如那些非穆斯林（科普特人）都将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华盛顿和欧洲的政府都摆出了一副将穆兄会宣布“放弃”神权统治的计划（但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纲领）当真的样子。这个纲领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而且谎话连篇。美国中情局的专家难道读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重要：华盛顿宁肯让穆兄会上台，也不会让民主派上台，因为穆兄会能够让埃及、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继续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民主派则会对充当美国附庸的埃及提出质疑。自由与正义党是受土耳其模式启发建立的，它只是穆兄会的一个工具而已。科普特人竟然也被接纳进来！这表明，如果科普特人要获得“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力，就必须接受穆兄会的纲领中建立神权统治国家的条件。穆兄会开始采取攻势，建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政党”，唯一的目的是分裂工人、农民和正在建设之中的民主派，当然，受益者是反革命阵营。

埃及的民主运动真的能使未来的宪法废除第二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一下现代埃及历史上所开展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大讨论。

确实，革命低潮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公共舆论的观点多种多样，但都将一直存在于社会中的“宗教”放在次要地位。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到赫迪夫·伊斯玛仪统治时期的19世纪中下半叶就是如此，当时有关现代化的议题主导着政治舞台，但是人们仍希望以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而不是民主的形式来进行。1920—1970年时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很大程度上二者的冲突占据着政治舞台，直到纳赛尔主义出现才结束。纳赛尔废除了这个大讨论，代之以一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粹主义，但又是“现代化的”言论。这个体制相互矛盾，最终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人们发现，在这一阶段，舆论的多样性消失了，让位于自称是伊斯兰的嗜古主义，该政权垄断了所有言论。1880—1920年英国人改变政策，将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经过培养的埃及所有思想家和现代主义派人士流放，其中大部分被流放到了努比亚。这时人们可以注意到，即使“反对”英国占领的人也都开始支持嗜古主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开创并得到穆罕默德·阿布笃继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继续这种转变，也陷入了这种奥斯曼土耳其主义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却得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和马哈茂德·法里德的新民主党的捍卫。直到极端反动的拉希德·里达时期才得以结束，但到哈桑·班纳时期又重新开始。哈桑·班纳是埃及穆兄会的创始人，因此嗜古主义重启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在1970—2010年的低潮时期就更是如此。政权的官方讲话（包括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讲话）完全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据是将伊斯兰教法引入宪法，设立了主要由穆兄会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假反对派的言论同样如此，唯一得到容忍的就是清真寺的言论。因此，宪法第二条稳稳扎根于普遍的“信仰”之中。我们不能低估低潮时期由于系统去政治化所造成的毁灭性效果。斜坡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爬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目前埃及正在进行的大讨论的内容（无论明确和不明确的），就是针对“伊斯兰挑战”引发的“文化”层面问题。积极的迹象是人们在经过几个星期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自由讨论后发现，“伊斯兰是解决办法”这个口号在所有的示威游行之中都消失了，人们明确要求社会必须进行切切实实的变革：实现言论自由，自由建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工资改革，实施劳动法；农民有权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学校和健康体系；拒绝私有化，呼吁国有化；等等。事实是不会骗人的，5年前穆兄会作为所谓的反对派，它所持的言论被人们接受，取得大学生选票中80%的票数，获得压倒性胜利，可是在2012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只有20%！穆兄会的敌人也懂得反击“民主的危险”。全部由高级委员会（被军方控制）选择的伊斯兰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建议对（一直在实施的）宪法进行一些改革，并在4月份匆匆经过公投通过改革，但改革明显无足轻重，而且根本没有涉及宪法第二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按规定应在2011年9月和10月举行。民主派系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斗争，以便得到一个更长的“民主过渡”时间，让已经迷失方向的民众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奥巴马在起义的最初几天就做出了选择：进行短期的有条不紊的（也就是说不要对政权提出质疑）过渡，尽快举行选举（最好是让伊斯兰分子获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选举”不是让民主落地生根的最好方式，而通常是结束民主进步的方式。

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在选举中获胜

穆兄会和萨拉菲分子在2012年1月举行的埃及选举中获胜并不令人吃惊。资本主义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形势恶化，导致“非正式”经济活动奇迹般地膨胀，曾为埃及多半人口（据统计有60%）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手段。穆兄会正好可以利用经济恶化的形势，并且希望将这种形势常态化。他们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为反对以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人提供了合法性。海湾国家为他们提供数量惊人的财政支持转化成了他们有效的行动手段：推动了“非正式”经济中的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慈善机构（护理中心及其他机构）的设立。穆兄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触手伸入到真正的社会之中，并让社会对他们产生依赖。但是，海湾国家从未打算通过工业投资等方式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支持的是一种“流氓式发展”的模式，这里采用的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说法，让相关的社会落入一个日益贫困和受到排斥的下降漩涡之中，这反过来会强化反动的政治伊斯兰对社会的控制。但如果穆兄会不能完美地契合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三个亲密盟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能让埃及经济起飞。因为一个强大的埃及将结束海湾国家（服从社会必须伊斯兰化的言论）、美国（买办化的、贫困的埃及将永远在其掌控中）和以色列（软弱无力的埃及可让它在巴勒斯坦为所欲为）这三重霸权。

在埃及，自萨达特时期起的历届政府都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并服从华盛顿，而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的节奏则要缓慢和有分寸得多。我在这里重申，穆兄会作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它首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党。不仅是因为它在“社会问题”上反动（蒙面围巾、伊斯兰教法、对科普特人的歧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也非常反动：穆兄会反对罢工，反对在工作方面提出要求，反对建立独立于政权的公会，反对农民发动的抵抗剥夺其土地所有权的运动，等等。

按照预定计划让“埃及革命”流产，这样就可以保障自萨达特时代以来，在军队高层和政治伊斯兰缔结联盟的基础上所建政权具有连续性。确实，穆兄会由于在选举中获胜而变得更强大，今后就可以向军人政权要求比其所能出让的更多的东西。

2012年5月24日，埃及组织的首轮总统选举，就是为了达到当权者和华盛顿坚持的目标，即加强军队高层和穆兄会两个政权支柱之间的联盟，解决它们的分歧，并将其中之一推到前台。本着这种想法，两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才能够享受到竞选资金，其中穆尔西（穆兄会）占24%的选票，莎菲克（军方）占23%。真正的候选人萨巴希因为享受不到候选人应当得到的资金，获得了21%（该数字还存在争议）的选票。从长期的谈判看，为了让穆尔西在第二轮中成为“胜者”，双方达成了某种交易。议会和总统都是通过向已经投了伊斯兰分子票的选民打出“牌”（塞给肉类、食用油和糖）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在场的“外国观察家”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解散议会的事也被军方推迟，军方试图赢取时间，希望穆兄会因为拒绝触及社会问题（就业、工资、学校和健康体系）而自降声誉。最终，这次选举沦为了埃及街头巷尾的笑柄。

穆尔西“担任总统”的政府，是美国达到继续“流氓式发展”和摧毁埃及国家体制的目标的最好保障。人们将会看到，穆兄会这个一向强烈打击民主、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组织，在竞选闹剧之后会如何行动。这些根本问题似乎没有让任何重要的政治角色感到忧虑。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表明“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迅速在选举中获胜。似乎表现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都体现在投票箱里。但是，毕竟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民主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争取社会进步和真正的民主化而继续斗争！这些合法性未来都会面对巨大冲突。这在埃及已经明确出现。

政治伊斯兰能够融入民主吗？

在政治伊斯兰登上舞台的过程中，去政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当然不是纳萨尔时代的埃及和后纳萨尔时代的埃及所独有的现象。去政治化是南方国家在首次觉醒过程中，包括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后都曾经历过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取消革命活动（我不仅仅是说举行多党派的选举），也就是说不再遵守言论、政治建议和政治组织的多样性。政治化要求民主，但是只有当自由被交给“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民主。取消革命活动导致了去政治化，并引发灾难，出现嗜古主义（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又或者会出现“消费主义”和西方媒体所说的个人主义。

在穆斯林社会，这种去政治化还以“回归”伊斯兰的形式出现。反动的政治伊斯兰与政权勾结、服从买办以及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流氓式发展”）让社会贫困化，这些都不是埃及所独有的现象。

一旦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掌权，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吗？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那种认为必定会出现这种结果的言论渗透，这些言论一般都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或者虚伪的天真。一些人会说：“这已经命中注定，我们的社会都被伊斯兰渗透了。我们希望不理睬它，但它就是被强加给我们。”似乎政治伊斯兰的成功不是由去政治化和社会形势恶化所导致的似的。人们还试图对它视而不见：“没有那么危险吧，它的成功会转瞬即逝，政治伊斯兰所领导的政权会垮台，舆论会摆脱它的。”好像人们所说的穆兄会已经完全赞同了民主原则！主流媒体以及阿拉伯的“知识分子”所制造的“舆论”，要么是出于机会主义，要么是缺乏远见，都假装要相信美国。

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的政治化都是我们所要迎接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当今的时代不是民主进步的时代，而是民主倒退的时代。垄断资本极端集中，政权不得已屈从于它的号令。“总统”权力的增加，表面上看是极其个人化的现象，实际上完全服务于金融寡头政治，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闹剧。

民主的倒退就是去政治化的同义词。因为去政治化意味着承认那些已经上台的人，承认他们有能力制订替代性的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完成“替代”（而不是变革！）。现在，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公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个人，个人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下的一个被动旁观者、一个被体制模式化的消费者，而其还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让社会实现民主化，让人民重新政治化，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起点在哪儿？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开始。

国家和民族是走向民主还是毁灭？

美国及其北约附庸盟友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目标当然不是实现民主，而是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它们对当前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实行全球化只对帝国主义垄断有利。“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流氓式发展”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排斥及其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这种全球化战略的必然产物。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摧毁那些抵制这一战略的国家。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美国占领者以“宗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恶性互斗）或“库尔德人的种族特性”的名义，用三个犯下更多罪行的独裁政权替代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此外，他们还陆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专业干部以及诗人，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教育，除非这些教育是“宗教性的”和“有用的”（如企业管理）。

摧毁叙利亚后，西方的目标马上转移到摧毁伊朗上，借口是伊朗拥有核武器。当然这是西方惯用的双重标准：以色列也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对此一言不发！

除此之外，这个战略还针对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机构”已经为此制订了两个阶段的计划。首先是“遏制”这些国家为调整全球化、寻求多领导中心管理、结束华盛顿“霸权”所做的努力。此处使用的英语词汇是“containment”。从长期看，就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自主能力，以便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殖民”。而此处所用的词汇是“rolling up”。这个计划的内容公开后，牵涉到要取消国际法、不再尊重国家主权、诉诸战争等。在中东开展的“预防性战争”，更确切地说经过准备的战争，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北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保持美国、欧洲和日本在阿拉伯地区的资源垄断地位。然而滥用这些资源，必将会带来生态灾难。为此西方使用的所谓的文化议题（如服从“北方”的“持续损害”所需要的“捍卫民主和文明”的战争、“人道主义干涉权”等），都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目标——要求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进行“流氓式发展”。

但是，这个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生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对政治与社会造成的灾难。阿拉伯“革命”不是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回应。拉丁美洲那些得到众多支持的回应手段，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洲）的斗争增多一样，都证明这个挑战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萨米尔·阿明

[1] 本文指1970—1975年，但实际上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9月，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不结盟运动开始被边缘化。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逐步失去了存在价值。

[2] 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1967年6月初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败。——译者注

[3] 即底层贫困民众外迁，减少了社会矛盾，社会的稳定程度提高了。——译者注

[4] 即埃及变革运动组织，Kefaya是该组织的非官方称法。——译者注

[5] 当时穆兄会在投票废除农业改革法时称，伊斯兰教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农业改革源自共产主义，这使得农业改革法被废，使征地成为可能。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
——国际专家代表团对叙利亚危机中的活动分子进行评估的报告

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的提议下，2011年12月3日至10日，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叙利亚，以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对叙利亚局势进行评估。此时，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9个多月了。代表团会见了危机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以及国外的各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研究近东问题的欧洲专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评估使命。

本次访问叙利亚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曾担任政府团结部长、参议员，是CIRETAVT的创始人之一，获得过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里夏尔·拉贝维埃尔（法国人），中近东问题的国际咨询家和作家，曾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防务》杂志（法国国家防务高级研究所出版）担任总编，也是CIRET-AVT的创始人之一。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妮-玛丽·利赞（比利时人），尽管她由于日程未能随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但也参与了报告的准备与撰写工作。她是比利时参议院荣誉议长，也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全体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她曾任欧洲议会议员（1979—1988年）、比利时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1988—1992年），还曾担任比利时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长。

本次访问叙利亚的代表团行动的指导原则如下：重视民主原则——自由、人权和女性的权利，反抗压迫，这些都是联合国的法律和决策中所要求的；公民的安全和保护；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或者建立在所谓的干涉权之上的，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的外国军事干涉；陈述事实而不加任何评判；本着批判的原则进行；禁止通过收买代表团成员达到促进民族利益的目的。

针对最后一点应当强调，代表团从组成伊始，就对危机的局势和某些信息歪曲的情况等进行了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并从中获益良多。在任务过程中，由于代表团更多面对的是媒体冲突而非军事冲突，我们始终保持着特别的警惕，避免受到受访者的操纵。代表团早已做好准备，要与叙利亚政权的反抗者、献媚者保持一定距离。

自2011年冬天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反抗现有秩序的人民运动的动摇。他们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更好地分配财富，抗议当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政府任人唯亲的行为感到厌倦。无论在哪个国家，原因都基本相同。

紧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叙利亚也受到反抗运动的波及。但“叙利亚春天”这一表达人民期望政治自由化的合理诉求行动，却在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难以撼动政权，演变成日益激进化的反对派与安全至上的叙利亚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尽管叙利亚危机从一开始就属于活跃的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但它牵扯更大的国际范畴，因而显得与众不同。

实际上，叙利亚30年来一直是伊朗的盟友，而伊朗是美国所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伊朗，原因很多，不仅因为伊朗坚持实施核计划、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支持，还因为它的地区影响力日益提升。反过来，伊朗问题又极大地制约着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美国军队从伊拉克撤军，海湾国家日益担心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有可能建立轴心的背景下来看。

外国势力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比在利比亚问题上尤甚。而且国际角色的干涉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在支持反对派方面，还是在通过阿拉伯和英美媒体发动对叙利亚的信息战方面。

叙利亚政权确实不是民主样板，但敌对势力会尽一切可能抹黑叙利亚局势，以便让国际舆论支持位于国外的反对派，为反对派采取反政府行动提供借口，加快叙利亚政权的垮台。这种篡改行为，实际上掩盖了叙利亚大部分民众支持其政权的事实（尽管这种支持通常是违心的），也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国外反对派既不是最合法的（与历史上的国内反对派不同），也不是最接近民主理想的（因为它带有鲜明的伊斯兰主义特征），尽管它一直宣扬要促进民主。

由于叙利亚危机的实际情况已经被反对派控制的国际媒体极大地歪曲，因此，我们撰写本报告的目的就是提供叙利亚危机的客观信息。为此，本报告逐个对如下情况进行了分析：自叙利亚“春天”以来反抗事件的发展情况；反对派的各种成分，其合法性、目标和战略；叙利亚政权的反应、责任和民众对其态度；危机的媒体层面，特别是媒体介绍反抗事件时有组织地歪曲事实的情况；外国行动者通过支持反对派或叙利亚政权所要达到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这与叙利亚国内局势没有任何关系）。

反叛的原因与背景

安全至上的政权

叙利亚政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该党与巴沙尔·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努赛里耶派）这一宗教少数派之间的关系。

叙利亚是一个议会制多党派的共和国。全国进步阵线包括8个政党，全部受复兴党控制。叙利亚人民议会议员每4年选举一次，却不真正掌握任何权力。总统每7年选举一次，总统也是全国进步阵线的主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秘书长，是决定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职位。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合法地反对政府以及总统。

军队和安全部队是政权的两大支柱。国家机器中特别部门众多，禁军数量庞大。叙利亚的领导人尽管喜欢躲在幕后，却是政权内难以绕过的人物。总统表面上拥有所有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必须与政府内的重要人物合作，一旦决策不符合这些人的要求，他们可以随时发动一场宫廷政变。

巴沙尔·阿萨德掌权伊始，本来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很快就与掌握政权的高级官员发生了矛盾。他不得不对这些重要人物妥协，因为这些高官通过秘密部门和军队、掌管经济命脉来管理着日常政治运作，他们还管理着日益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

总统巴沙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改革力度很大，但实施起来非常缓慢。2006—2007年，经济改革才得到具体实施，但在所有层面都遭遇了腐败的干扰。总统本人经常谴责腐败，称之为政权的结构性难题。幸运的是，与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一样，巴沙尔得到了宗教少数派、农民、城市逊尼派资产阶级和数量庞大的公务员的支持。

转瞬即逝的政治自由化

2000年7月10日，巴沙尔接任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职务时，人们对政权实行自由化改革，就是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1]，还抱有很大期望。国家上下都在表达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的愿望，期待未来出现政治开放的局面。很多叙利亚人包括国内的反对派认为，即使不出现政权变革，真正的开放时机也已到来。当时很多讨论如何进行改革的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撰写了很多陈述国情的材料。但就在2001年2月，安全部门突然制止了这些论坛的活动，逮捕了论坛的大部分负责人。政权的情报部门、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复兴党的领导机构、阿拉维派的“老卫兵”都认为，“大马士革之春”将席卷全国，很可能会引发颠覆政权的革命。

尽管如此，在这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里，叙利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讨论，在国家的精英层面和国家机器内部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国家机器也分成了两派：一个是“老人派”，支持保持现状，让复兴党继续对国家实行垄断统治；另一个是“现代派”，支持进行现代化改革，将政权逐步开放。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叙利亚政权变得警觉起来。2005年叙利亚政权变得更加强硬，因为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刺杀，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初步结论，明确谴责叙利亚政权支持了此次谋杀。叙利亚反对派的协调委员会发言人侯赛因·奥达特就是在此时被捕的。当时，国内反对派试图重新组织起来，但它们的尝试被迫中断。奥达特解释说，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来阻止一个全国性的反对派出现：“它的走狗们总是歪曲现实，提供虚假信息。叙利亚公民再也没有共识了：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三权分立……也没有法治国家的概念。这是一个建立在安全部门基础上的制度，它拥有一切回旋余地，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任何倡议都要获得审核，如113种职业（公务员、教员等）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这是一个安全至上的政权，建立在普遍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基础上：无论是议员、审判员还是法官，都由政府指定。没有社会公正，也没有政权更替。但这些政府部门在任何领域都证明不了自己具有管理能力。”

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

几年来，叙利亚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失业扩散；生活成本飙升；伊拉克难民蜂拥而至，而叙利亚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本已很多，难民群体日益庞大。失业涵盖了25%的人口（2011年叙利亚人口约为2300万），其中多为年轻人（75%的失业者为14—24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叙利亚60%的失业人口都不足20岁。巴勒斯坦难民（43.5万），特别是伊拉克难民（12万），再加上自1967年以来从戈兰高地迁来的30.5万人口，让国家的整个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下层公务员不得不私下从事第二职业，以贴补自己和家庭的需要。尽管西方式的奢侈品商店不断扩张，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价格高得离谱。叙利亚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5.5%，但实际上接近25%！大约1/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10%的人（超过200万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物价高昂：2007年房租价格增长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价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价格提高了20%。尽管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率还是10%—15%。

经济受到了腐败的损害，国有企业老化，农产品的产量降低，石油资源迅速枯竭，教育体系陷入无序状态，资本持续外逃。美国的禁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等，都沉重地压在叙利亚商业上。

另外，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重要人物的继承者中还出现了“黑手党化”倾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渗透到了政府的各个层面。他们利用国家机构的松懈状态，发展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门。首先是对新技术领域、服务业的控制，特别是移动电话领域。随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部分当权者支持的新商人，对传统工业进行了逐步收买，土地也被占有。

阿拉伯“革命”的爆发为这种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仍然认为叙利亚是一座圣殿。它拥有两条难以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自身能够保持完美的社会和民族结构；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还占领着戈兰高地，这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国家建构价值，能让政权推迟紧急状态的出现。

事件进程

“新的叙利亚之春”的发生

叙利亚动乱升级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2]：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处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约旦的穆兄会也在这个地区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地产商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叙利亚的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活动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此前，15名少年因在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而遭到逮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当家长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如果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组织在省政府门前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示威活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城市爆发，而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德拉，而且在东北部的代尔祖尔以及东北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总的来看，示威活动多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星期五祈祷后出现。

人们注意到，同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第一阶段，示威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到了第二阶段，示威运动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毫无争议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都呼吁扩大动员，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但这些在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有国内反对派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实施动员，这对扩大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叙利亚政府僵化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的干涉。

抗议的策源地

叙利亚民众的此次反抗首先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在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和激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距黎巴嫩仅20千米，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或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兄会武装反叛的战场。霍姆斯省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省，而且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历史上霍姆斯的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民兵发起“自卫”，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当地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他们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3]。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破坏当地的石油供应，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在外省和农村的民众支持下，德拉长期反对复兴党的统治以及当权的阿拉维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并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德拉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成了约旦穆兄会的桥头堡。

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示威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两处局势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受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将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而这种稳定还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上。

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2011年3月18日，也就是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虽然德拉、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以后的3个月里民众的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尽管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开始储备军火，挖掘掩护军火和撤退人员的地道，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反抗集团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活动而未受到任何制裁，这些人通常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势力（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勾结，军火大多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送到叙利亚的。

在几个星期的反抗被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剩下的人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注意到，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拿武器的示威者。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示威者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根据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证据显示，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运动就不再具有和平性，活跃分子最常做的事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千米，他讲述说，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碴儿，与军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大马士革之春”时，“新示威者”还没出现。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示威者”与突尼斯和埃及的相同，属于“自发的一代”，其身份几乎都是通过网络确认的。

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特点是，多为临时出现的，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相互联系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

但是，确认游行队伍中的武装分子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分子集团成员（包括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反抗运动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士兵开小差与叙利亚“自由军”

士兵开小差尽管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兵役制度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叙利亚军队也不例外，而且对此习以为常。起初，士兵开小差后一般会返回家乡，但到了反抗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些人就背起行囊、拿起武器加入武装组织，进入“圣地”。2011年12月，军事专家确认开小差的士兵人数不足2万人，对于一个45万人编制的军队来说确实不算什么。

叙利亚“自由军”只拥有大约3000支步枪，其作战能力却被大大夸大，与其宣传的影响力不成正比。叙利亚“自由军”主要驻扎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难民营里。霍姆斯的逊尼派街区也有一些武装组织。直到2011年底，这支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支撑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正面战斗。叙利亚“自由军”只有手枪、猎枪和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等轻武器，后来逐渐装备了反坦克火箭筒和迫击炮等类型的武器。

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接壤处，还出现了其他武装组织，他们要把叙利亚拖入打击“邪恶的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圣战”。这些人都是从逊尼派激进分子中招募来的，是“夏姆军团”、“支持革命者联盟”和“伊斯兰法塔赫”重建的结果。这些后继无人的组织龟缩到了（黎巴嫩的）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名称相同），还有土耳其和约旦，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的支持。直到2011年，这些武装组织除了霍姆斯的一些街区和土耳其的一些难民营外，还没拥有任何“组织圣地”。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一条长达20千米的地带，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着。[4]

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强力崛起

阿斯玛·卡夫塔罗是大穆夫提·卡夫塔罗的小女儿，她是一个由穆斯林妇女和逊尼派族群的重要人士组成的论坛的领导人。2009年她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杜马（大马士革东北部郊区的小镇）和德拉存在一些萨拉菲主义组织。她写道：“3年或4年前，叙利亚人还不留长胡子，不穿戴萨拉菲主义的装束（蒙面罩袍）。这些都是由商人和非政府组织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传进来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真主在上’。这些词已经被玷污了。”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宗教纲领助长了激进化倾向，官方的逊尼派机构接纳了一些因极端言论而著称的伊玛目[5]，而这些机构一向鼓励狂热思想的传播。阿斯玛·卡夫塔罗指出，8年来温和派被边缘化，不再受到重视。长期以来，叙利亚不太重视打击恐怖主义乱象，这就为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提供了方便。大马士革即使不是这些组织的支持者，也会是中转站，因为这些组织曾承诺不在叙利亚领土上搞恐怖活动。这种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管理方式不太科学，有时候运转失灵，破坏了政府出台的政策，让叙利亚感到非常难堪。这也是该国国际声誉不好的原因之一。

2006年，武装组织“阿布卡卡”[6]发表声明，称其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下属地方电视台的事件负责。这种形式的袭击与叙利亚在伊拉克所采取的“停止支援走人”的政策分不开。因为此时伊拉克正遭受英美军队与抵抗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基地”组织与伊拉克达瓦党三种极端对抗同时聚焦的痛苦，此外受到以色列特别部门支持的库尔德组织也在活动，他们也与萨拉菲分子保持着零星的关系。

其他萨拉菲主义组织也在沙特阿拉伯血腥镇压“巴林之春”[7]后，通过德拉边境进入了叙利亚。当时，承包叙利亚边界土地的沙特阿拉伯人，暗地鼓励那些亲穆兄会的约旦武装组织进入德拉地区。而此时的德拉地区正遭受严重的干旱，社会非常不稳定，农业工人已经有4个月没拿到工资。他们正好利用社会的动荡，甚至挖掘地道和地窖来掩藏武器，这让人们想起了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在1988年至1998年采取的做法。该方法也被运用到了霍姆斯，该城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人口规模都更大，在打击叙利亚政权方面可以扮演武装斗争中心的角色。

煽动犯罪和加剧宗教冲突

2011年底之前，霍姆斯已成为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教派冲突激进化的象征，而且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黎巴嫩化”。叙利亚政权和萨拉菲主义组织都应对这种人为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单方面的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导致对危机的政治解决滞后。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以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重要宗教人士也应为这种“人为的黎巴嫩化”负责。

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的同时，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一家地方电视台）公开呼吁宗教对抗，宣称“巴沙尔·阿萨德背叛了穆斯林”。

2011年春，哈马的一名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脱去了自己的穆斯林长袍，称只有杀死300名阿拉维派教徒后才会重新穿上它。果然，在2011年6—7月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和大屠杀后，他重新穿上了长袍。从穆兄会于叙利亚反抗之初在伦敦发表的多篇文章看，示威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想要看到叙利亚问题被放到联合国解决，就必须至少杀掉1000人”。伦敦靠近大理石拱门的芬斯伯里清真寺和其他祈祷地点发出了很多追杀令，声称要杀死叙利亚1/3的民众，特别是阿拉维派教徒，称这是拯救另外2/3民众的唯一方法。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萨拉菲分子得到了外国支持，其共同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其社会模式以及多教派共存的模式。因为这种共存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极为特殊的：“对于海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说，叙利亚的这种特殊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应当属于瓦哈比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没有受到轻视。我们应当继续反对萨拉菲主义，提防海湾国家。”阿斯玛·卡夫塔罗希望内战范围不要超出霍姆斯，她指出：“如果叙利亚出现‘黎巴嫩化’的倾向，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那将更加悲惨，而且将比黎巴嫩经历悲剧的时间更长。”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大部分负责人认为，“把阿拉维派送进坟墓，将基督徒赶到贝鲁特”的口号是当局编造的，为的是恐吓少数派。武装冲突在各地爆发的同时，一些捣乱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也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居住区进行挑衅。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外交官说：“叙利亚逐渐被模糊不清的暴力笼罩，很难追本溯源，不知道真正的煽动者是谁。”

恐怖主义活动

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例如，仅2011年5月，就有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杀害，而国际媒体对此置之不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指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警察和军人已经有1100名被杀。

脸书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叛徒谁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将东西卖给警察……”。库尔德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不符合叙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制服，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应对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放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队伍之中。根据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塞山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是通过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混进来的。

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运动，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部分原因。多个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受访者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2011年5月和6月是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每天都经受着危险。多个军官在家中被杀，很多士兵在往来部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途中落入陷阱。某些士兵一旦被确认为阿拉维派，就成了被打击的靶子，使得由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骚乱最终会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抗者最后都藏进了利比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是有根据的，“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那些武装组织通常作恶更多”。如同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

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的随员解释说：“尽管西方大使馆和媒体现在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试图缓和局势，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抗街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同一来源的信息表明，很多计划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抗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时不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了。但命令还是得到服从，因为开火的士兵会受到法庭审判。然而，这些惩罚并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能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一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和长期监禁。这些说明了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会升级、会扩大……”

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从反抗开始，叙利亚3个边境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区。在冲突的9个月中，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并未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直到2011年12月，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消息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对平静。

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步兵战车，一辆T-62主战坦克，而且是固定不动的。仅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我们并未发现战斗的痕迹，城市建筑上也没有射击痕迹。

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我们在当地人员陪同下向民众提问时，他们一点儿也不躲闪，甚至还主动聚集到摄影机前。

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安全部门将很多没有牌照的公共汽车、轿车等车辆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虽然安全人员身着便衣，但民众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那里是人群集会场所。王朝广场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地区（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首都的主要道路。

其实，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感到厌倦。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渴望和平，希望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近东的安排”。

混乱的反对派

叙利亚反对派有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下台；第二部分是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第三部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的政党以及独立民族人士11名。委员会有20位领导成员，其中5位是阿拉维派。该委员会似乎缺乏沟通能力，保守封闭，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在国外也不太有名，但它是国内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合法的反对派别，国内根基很深。

该组织所有领导人都曾因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而蹲过监狱，但其内部也有人事斗争。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对话，但遭到政府拒绝，所以它也拒绝谈判。委员会认为政权必将垮台，要求巴沙尔·阿萨德走人。该组织尽管声称拥有解决危机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替代纲领。它也应为目前叙利亚局势陷入僵局承担部分责任。

该委员会反对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干预（它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会出现国际干预），但要求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观察家来保护叙利亚平民。洛阿伊·乌西也承认国内反对派没有保证政权更替的手段。为此，该委员会提倡应有一个过渡阶段，以便进行体制改革。它还要求政府放开和平示威，以便将国内的精英动员起来。委员会另一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尽管我们应当分享权力，但目前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建立替代政府的人力资源。”该委员会目前正试图让政府释放自己的支持者，其最大的希望是得到和平示威的权利。

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

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是三个反对派中最低调的。它包括叙利亚民族党、库尔德人联合会、叙利亚共产主义联盟，还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协会和妇女协会、一些部族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

它支持和平，反对任何外国干预，谴责“国外的”反对派受穆兄会控制。它目前与政府保持着对话，而且试图说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也这样做。但它认为，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很多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报复思想，阻挠任何形式的变化。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约2300万人口中占300万）是“理智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与土耳其缔结协定，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主义分子，致使他们在国内长期被边缘化。他们受到复兴党的压迫，有16万人没有叙利亚公民身份，另有7.5万人甚至拿不到身份证。但是，他们必须服兵役，却没有投票权。

起初，库尔德人认为自己的诉求合理，也赞同上街游行。大部分库尔德人赞成改革，提倡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并建立民主政体，但认为军事激进化会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而且会让叙利亚甚至中近东在未来陷入危局。

此外，叙利亚最近也通过了几项有利于库尔德人的改革，特别是给予他们叙利亚国籍。最近与政府进行对话后，库尔德人首次被正式准许拥有自己的政党，也为政府的法律草案提供了一些建议。2011年2月，西方试图将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权分离开来，由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因此，大多数库尔德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反对任何外国干预，拒绝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对话，认为穆兄会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政权是最坏的解决方式。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被穆兄会控制，尽管它将几个得到福特基金会或其他美国部门资助的会法语的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还有几个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推到前台。该委员会希望复制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但它在国内缺乏根基。它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谴责，其合法性不被承认。

自1982年哈马镇压以来，叙利亚国内就不存在正式的伊斯兰政党了。穆兄会主要活跃在德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在国内也只有几个沉睡的网络而已，但通过一些“挡风协会”[8]和在萨拉菲主义组织的联络人，成功建立了一些基地。2011年反抗事件发生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约旦穆兄会的大力支持，并为其输送人员。该委员会似乎得到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一些地方分部的支持。但萨拉菲活动分子所领导的示威游行，让该组织与国内其他反对派产生了分歧。该组织也应为示威游行造成的人员伤亡负部分责任，因为是它让示威者相信政权将会在15天内垮台，并推动示威游行变得激进化。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还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武装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拉菲克·哈里里支持的黎巴嫩民兵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了土耳其的“善意”关注。一般情况下，穆兄会“推高”“圣战分子”的地位，让他们制造恐怖活动，以使自己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试图给人留下叙利亚每天都在血流成河的印象，以此让国际社会采取“利比亚方式”进行干预。穆兄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权。

根据该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说法，一旦“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获得政权，叙利亚就会立即切断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联系，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种立场让很多叙利亚人震惊，由此该组织有了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伊斯坦布尔委员会”。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库尔德人代表称，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它是一个受土耳其指挥的组织。

反对派在应采取何种战略上存在立场分歧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叙利亚没有多少分量，没有什么根基，成员也不多，在国内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得到了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主要目标就是使日后的西方干预合法化，而这也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真心呼吁的。相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被孤立，没有财政手段。更糟糕的是，它尽管是一个合法组织，却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无法在叙利亚实现任何政权更迭。

对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来说，危机的解决方式必须百分之百是叙利亚式的，必须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解决。这两个反对派的一些代表希望与政府实现和解，设一个过渡期，可以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之间和谐相处非常困难。双方曾试图在埃及进行协调，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米歇尔·基洛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协调以失败告终。该委员会主要协调者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却认为，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目标：政府下台，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存在矛盾，这可以促使双方接近，“但问题是，叙利亚阻挠我们接近，它希望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些缓冲区”。我们会见的叙利亚反对派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侯赛因·奥达特认为，如果反对派能够联合起来，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总罢工、时不时地静坐、普遍不服从命令等。法耶兹·塞拉赫认为，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应当共同找到一个有约束力的和平的国际干预方式。哈桑·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不应当进行军事干预，他不相信会发生内战：“因为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这样做……一旦出现外国军事干预，必定会发生内战。”

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也不相信外国干预：“如果有的话，早就该发生了。军事干预会导致战争，让整个地区陷入战火，围绕伊朗问题出现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恶化。”他深信，西方在自己的日程中排除了军事干预，它们仅仅是要削弱叙利亚政权，以便继续包围伊朗，因为伊朗的变革才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钥匙。

叙利亚政权已经落后于反抗形势？

叙利亚本以为能够从2011年1月开始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波中幸免，但是，尽管收到情报部门多次警告，叙利亚政府仍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它给人的印象是已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走到了自闭的弯路上去了，它一直拒绝面对现实，拒绝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政治让步，拒绝做出哪怕最小的对话尝试。”自2011年1月起，他本人就曾提醒政府注意“突尼斯事件”及其对埃及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影响，“但政府的答复是，这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除了这种自愿的失明，政府极端的安全至上政策也导致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政权的责任

我们在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对话者认为，叙利亚政府已经失明，它不愿正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面临的各种危险、国际经济制裁的后果、国内的危机，以及街头的人们每天经历的困难。民众都对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剧烈下滑及国家经济生活陷入困顿感到伤心。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以不可理喻的固执态度，否认制裁对国家产生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和阻挠变革，为外国干预开启了大门。”他补充说：“这种姿态鼓励和推动了反对派中最极端最暴力的组织的发展。政权本身也在制造国家的‘黎巴嫩化’……尽管开始时抗议是和平的，但现在已经陷入武装反叛的危险。然而，政府在阻挡这种疯狂的局势恶化方面什么都没做……协商大会一直都在做样子，就像空贝壳一样没有内容。”

法耶兹·塞拉赫认为，政府扩大对伊斯兰威胁和内战风险的宣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至上政策提供佐证：“国家认为存在某种阴谋，而且还进行这种宣传。但国家确实存在与大多数叙利亚人民利益攸关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归根结底，政府总是拖延时间，并像猫躬着背一般，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承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确实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在反抗事件刚刚出现于德拉的时候。但他认为，这是反对派“要么就要全部，要么什么都不要”的战略导致的，这种战略促进了恐怖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出现。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是政府的做法推动了最狂热的反抗者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反对派当中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正好走到了政府愿意他们到达的节点上——军事冲突可以巩固政府宣传的外国阴谋论，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阴谋论，是政府自己打开了外国干预的大门，正好按照利比亚的形势发展。”

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们认为，叙利亚当局阻挠他们工作，根本无视国际法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对外交官们来说，实地访查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安全部门也针对大使馆组织了一些袭击活动，特别是对法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和驻阿勒颇领事代表处。

不可能进行对话

自反抗事件伊始，政府就与国内各反对派进行接触，但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的措施，对话很快中断。叙利亚副总统曾与侯赛因·奥达特接触过，以便确定2011年8月首次会面的日程。9月份，双方举行首次交流，“但为时已晚，德拉和霍姆斯的死亡人数太多了。示威已经激进化，一切都已恶化。接着出现了新的死亡事件，更多人被捕”。奥达特继续说道：“很明显，政府希望开始对话，但在本质上又不想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也许有对话的意愿，但他们没有什么手段，权力掌握在家族和安全部门的手中。”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称，法鲁克·沙拉赫曾“请求帮助他说服政府圈子中的人”，但巴沙尔·阿萨德身边的人进行阻挠，并歪曲了奥达特对国内真实情况的看法。

尽管如此，奥达特还是会见总统顾问十几次，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他说：“政府将对话与谈判混为一谈，不想听人们谈论实施具体的改革计划，而改革必须立刻进行……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主张，却又要声称是自己的主张，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实施，但又不让我们参与……”

因此，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极为艰难。法耶兹·塞拉赫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与他身边的人并不愿真正开展对话，有时甚至假装要进行对话。他本人支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在谁是政府内最大的阻挠者的问题上他却含糊其词。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应为“完全陷入僵局的局势”负最大的责任。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也认为：“总统应该为叙利亚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执行。”

但国内反对派也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政府在宪法改革问题上的进展，即删除著名的第八条（这一条文保证复兴党的垄断地位）只是一个拖延动作，是一种工具，为的是重新开始谈判进程。过度关注这一点，导致在有效推动叙利亚政治生活自由化这个主要问题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承认，宪法第八条不再是问题，但总统在宪法中拥有几乎神圣的地位成了叙利亚制度的真正问题。

羞羞答答的开放

虽然叙利亚局势不稳，但我们依然可以自由地在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会见了国内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这些成员可以自由地发表通告、与外国大使馆座谈、接受媒体采访并到国外旅行。

此外，自从突尼斯爆发动乱以来，巴沙尔总统宣布了好几项重大改革措施。政府开放了多个领域：取消紧急状态；批准给予库尔德人国籍；通过了实施多党制的法律和媒体法，特别是在取消了有关复兴党地位的宪法第八条之后，要重新修改宪法。

市政选举成为缓和局势的机会，尽管在冲突地区，选举根本不可能举行。原则上立法选举应当定在2012年春天举行，却恰好与预计将在2012年夏天举行的全国大会的日期重合。特别是巴沙尔总统最终同意让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员进驻叙利亚。

军队的忠诚

叙利亚军队实行征兵制：编制为60万人，实际上只有40万人。军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军官都是经过良好培训的职业军官，出自不同的族群。在大多数军事参谋部和作战部队里，阿拉维派军官并不多。

军队的装备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造的坦克、装甲车、火炮等，总体上已经老旧。只有几个装甲师（第41师、第8师、第9师和第11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比较新式的装备，同时依靠与伊朗合作，目前还能作战。还有总共4万人的共和国卫队、突击队和准军事人员。这些力量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管理三个主要的内战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还应提到的是，自2008年起，俄罗斯经常为叙利亚提供雷达和中短程导弹，还有50架最新式的苏式歼击轰炸机。

很多西方军事专家寄希望于叙利亚军队分裂，甚至发动军事政变，2011年12月前还是异想天开。尽管士兵开小差时有发生，并且被媒体大事渲染，但高层军官都没有叛变，任何体制内的部队都没有叛离。

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所有支持政权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游行都是政府组织的，而且这些支持都不是自发的。如果说这些游行看上去确实组织有序，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那也只能说明叙利亚人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参加的。此外，尤其是在阿拉伯联盟取消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时，民众自发组织了大规模游行，但国际媒体很少看到这一点。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一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在叙利亚，大多数民众不会积极地支持或反对政权。他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并保持自己的社会模式。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在巴沙尔和萨拉菲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巴沙尔”，“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权更替……归根结底，目前的政权虽然有缺陷，但总比混乱好得多。叙利亚人民希望和平，其他的一切都是歪曲事实”。

我们已经强调，叙利亚人口中的一半生活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座城市。直到2011年12月，这两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暴力活动。除“亲巴沙尔”和“反巴沙尔”的人之外，大多数人是默不作声的，他们远离政权，也没有积极卷入反抗活动之中。

一位反对派遗憾地表示：“总统非常强大。”圣保罗的基督教族群中有人说：“他并不缺乏魅力和支持，他代表着未来和国家的现代化，但他受到了萨拉菲主义组织的阻挠，他们希望在国内进行种族和教派清洗。”

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开放，精神现代；他曾在伦敦生活，在国内游历过，他了解自己的国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总之要给他一点时间……”。

2011年5月4日，格雷高里奥三世正式公开地要求外国元首“呼吁对话和理解”。他写道：“国家在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他还要求各国元首“应鼓励这种开放和现代化的变革”。

危机的媒体层面

叙利亚当地局势与盎格鲁-撒克逊媒体、阿拉伯媒体传递给人的差别甚远，比在利比亚的时候更甚。代表团很多成员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郑重指出存在着针对大马士革的密集媒体战。

叙利亚危机是媒体战的目标，它动用了众多大规模通信手段，通过国际媒体、美国广播电台、萨瓦广播电台、亲“3月14日运动”的黎巴嫩媒体等开战。应当指出，尽管法语媒体处于次级地位，但它经常采纳未经确认的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重要媒体发布的消息。因此，媒体报道的内容过于片面，变成美国新保守派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将中近东国家分裂为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所有石油王国）和“邪恶轴心力量”（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特别是在此次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新闻报道通常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主流”媒体只发布攻击叙利亚政权的新闻，而且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正如格雷高里奥三世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媒和外国的立场一向如此，好像来自大马士革政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不是好的，大马士革应当为一切错误负责。这导致叙利亚非常反感西方国家及其记者。”

尽管阿斯玛·卡夫塔罗与政府、国内反对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她重申，在反抗事件发生之初，从媒体对政府宣布的一项政治改革计划的报道中，能够预见叙利亚发生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革命”的可能性。她说：“没有一个人报道或者解释政府所做的努力，也没有任何一家国际媒体报道人们为拒绝外国干预而进行的示威，而这种示威经常发生。”她抱怨人们听到的只有“外国的声音”：“反对政府的最强硬立场来自外部和国际传媒，比国内的立场强硬得多。”

曾经由120多位外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会见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阿德南·马哈茂德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对叙利亚的局势给出公正的观点。”国内反对派的多名代表也曾指出，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推动下，国际媒体重复简单的二元论观点，即“恶的”对“好的”，这样就掩盖了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未能同等看待反对派的残酷行为与政权的残酷行为。

歪曲信息的方法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对报道用词可谓字斟句酌，其目的就是攻击叙利亚政权，使示威游行、暴力行为和恐怖行动合法化。我们列举几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歪曲信息的方法：以偏概全法——不提具体地点，只说“叙利亚”或“一个被家族势力占据的国家”；偷换概念法——不提萨拉菲主义组织，只说叙利亚“自由军”或“抵抗力量”；时空转移法——把事件发生的日期提前，在其未发生前就宣布发生冲突；偷天换日法——很多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播放的是埃及或也门的画面（几个星期前或几个月前的信息不等），却说是在叙利亚拍摄的，这些画面与叙利亚当时的季节、天气都不符，例如2011年夏天，报道中甚至有人穿着大衣在游行。

新闻报道中很少“有来源”。以美国的福克斯新闻为例，评论都只称呼“反对派”和“抵抗运动”，报道中经常使用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城市里有人说……”“居民们看到……”。大部分时候，它提到的是“目击证人”，但很少提到受害者的名字或身份。一些自称是“叙利亚活动分子”的人经常接受采访，但观众根本无从了解他们的身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名所谓的证人其实只是一个生活在荷兰的黎巴嫩记者。法国电视台有很多记者被称为“大屠杀的目击证人”，但他们实际上生活在迪拜、约旦和科威特。

最后，在有关叙利亚政权残暴不仁、疯狂镇压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问题上，西方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之一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该机构是欧盟承认的，它宣称自己拥有统计当地受害人的地方协调委员会的数据。但该观察组织的合法性都令人怀疑。实际上，该观察组织是生活在德国亚琛的穆兄会成立的，后搬到了伦敦。该组织的领导人、律师默莱赫是叙利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曾经因为加入宗教协会而入狱7年，直到2010年才被释放。

特别是，2011年5月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将70%的时间都用来播放叙利亚新闻。这个国家就这么值得如此报道吗？如同在利比亚，该电视台为何如此费尽心力，服务于怎样的政治目的？这样的行为更像是在发动一场信息战。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媒体操纵信息的例子：

2011年9月11日，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说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发生了炮击。而实际上炮击是在两小时后，即凌晨4点才发生。

2011年9月23日，同样是这两家电视台报道说，大马士革的王朝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实际上第二天周六示威才发生。

2011年11月，还是这两家电视台宣布，一点半在叙利亚的杜马有一个安全中心遭到攻击和轰炸。叙利亚电视台当即派遣一个小组到现场，到达时间是两点半，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三点钟时这个安全中心就遭到了攻击！

由于堵车，人们通常会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广场上排队等出租车，这也被描述成了反对叙利亚政权的示威。

2011年12月初，叙利亚的霍姆斯发生了示威游行，要求当地政府下台，谴责政府没能打击起义者、有效保护民众。这次示威也被外国媒体描述成了反政府示威。

很明显，每个例子都值得深入调查，对其进行方法上的解构，但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还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有朝一日，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些普通的小故事已经达到了它的狡猾目的，木已成舟……

我们还可以回顾2011年6月6日的情形，当时媒体称，叙利亚活动分子阿米娜·阿卜杜拉·阿拉夫·奥马里被政府安全部门带走。这条消息让叙利亚很多反抗者及其外国支持者义愤填膺。但是这些支持给予同性恋者权利、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反抗行动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被虚构出来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此人是“阿拉伯事业”的斗士，几天以后，他承认是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媒体操纵的最鲜明例子发生在霍姆斯。一位妇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起义者杀死，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录像，却说孩子被叙利亚军队残暴杀害。

2011年12月7日，我们代表团见到了这名妇女及其家人，也观看了录像和卡塔尔电视台的评论，以下是具体描述。[9]

该妇女叫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是一家电缆厂的工人。她是一名基督徒（希腊东正教），生活在霍姆斯郊区的拜亚代街区，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后来她躲到了霍姆斯郊区的父母家，我们就是在那儿见到她的。

2011年12月1日上午，她9岁大的儿子易卜拉欣·萨乌德跟她要礼物。8点半，她和儿子出门买东西，刚走出商店就遭到了枪击。她慌忙把儿子搂在怀里，感到身上在流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中弹了，却发现儿子失去了知觉，鲜血从他的脖子汩汩涌出。她不知所措，只是大声喊叫着让儿子醒过来。

几个年轻人想要救她儿子，可一伙儿蒙面男子不让，还把年轻人驱散开。他们抓起她垂死的儿子，拎到一个放满家具的大厅里，放在地上，然后给垂死的孩子录像。她害怕也被这些人杀死。这期间，孩子的血流干了。这些男子还给大声哭叫的妈妈录像，故意给她身上的基督教十字架一个大特写。随后，这些人高呼着“真主在上”扬长而去。红十字会来了，但为时已晚，孩子已经死去多时。她抱着孩子的尸体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些武装分子还在高喊着同样的口号朝建筑物开枪。

一个小时后，也就是10点钟过后，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垂死的孩子和在他身边哭喊的妈妈的录像。评论说，这是叙利亚军队的新暴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打击基督教少数派了。

这位妈妈说：“枪响的时候，附近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如果安全部队在那儿，也许易卜拉欣就不会死了。”蒙面男子大概有十几个，不是当地人，但他们似乎很熟悉那个街区。枪击持续了大约30分钟。多位证人说，枪击就是为了散播恐怖气氛，挑衅者就是要把军队引到那个街区，好对军队展开伏击。

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家里人都说，那里各个族群都能和平相处，过着“正常”生活，他们都支持总统巴沙尔。他们为自己国家的教育体制自豪，希望军队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阿拉伯媒体——冲突恶化的始作俑者

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指出，这场战争背后，始终隐藏着国际媒体攻击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它们是冲突中的重要角色。有些媒体就是在叙利亚国内作战的武装组织的伙伴，它们通常听命于这些组织。它们传播的消息污蔑政府，煽动仇恨，鼓励暴力和分裂，企图将话题引到种族和教派问题上。”

圣保罗社群的多个代表高兴地表示，幸运的是，有关霍姆斯死亡儿童的虚假信息还可以“澄清”。由此可见，人们怀疑武装组织和某些海湾国家媒体勾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叙利亚政府才关闭了半岛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BBC世界新闻台驻叙利亚办事处，驱逐了这些机构的代表。西方电视台只能与在叙利亚秘密活动的独立记者，以及新闻真实性很少得到证实的“数字网络”平台进行合作。阿斯玛·卡夫塔罗坚持认为，半岛电视台的作用“非常负面”，“它只会用极端方式撒谎，导致局势直接恶化。媒体煽动仇恨和教派冲突的行为在霍姆斯大行其道。这座城市已经落入宗教冲突的陷阱。政府不应当为此负责，媒体和国际宗教人士的煽动造成了这种局面”。

卡塔尔电视台不停地煽动宗教冲突，宣传“巴沙尔·阿萨德不能代表穆斯林”。该电视台最暴力的煽动者之一是谢赫卡拉德哈维，曾主张发布宗教追杀令，暗杀穆阿迈尔·卡扎菲。

独立证据被毁

除了进行单方面的媒体引导外，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媒体还阻挠宣传和发表有关示威者暴行的证据和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媒体见到有人反映真实的局势，不顺着媒体的意思讲，它们就直接打断证人的话。最后，它们还通过媒体和网络，宣称所有与它们的报道内容不同的信息都不可信。

叙利亚发生流血事件时，阿涅斯嬷嬷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东方的事业协会”[10]希望听取她所属的族群对当地局势的看法。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她就受到激烈批评，首篇文章被认为是为叙利亚特别部门撰写的。她的首篇文章材料文献丰富（研究、解释、证据、论点齐全），描述了她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后来她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谈霍姆斯的瓦蒂塞耶尔街区发生的事情。自首篇文章发表以来，阿涅斯嬷嬷遭到了海湾国家媒体的激烈炮轰。很多媒体说，她的文章是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剪辑”之作，“这个所谓的嬷嬷根本不存在”。

后来，她接受了自称蒂埃里·梅桑的人的采访，此人长篇大论地引用她的话，但这也没有改善她受损的声誉。于是，阿涅斯嬷嬷决定组织一批天主教媒体赴叙利亚访问，好让它们对她描述的真实情况有一些实地体验。她动员了法国KTO电视台（一家天主教电视台）、比利时法语区电视台及电台、《自由比利时报》、《星期日报》、华盛顿集团研究院、比利时KTO电视台、意大利RAI2电视台、西班牙《世界报》，以及一些自由媒体和互联网网站等。这些媒体受她之邀访问了叙利亚。

阿涅斯嬷嬷带领代表团进入了霍姆斯的阿拉维派街区。他们没有看到和平示威，只看到安全部队被身份不明的挑衅者伏击，还收集到了被起义者施暴过的平民的证词。这些媒体害怕与“主流”决裂后受到批评，丝毫没有报道这些内容，更有甚者随波逐流，歪曲事实。参加了此次访问的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马克·德沙尔沃隆报道说，他看到在库萨伊村的肯基清真寺前广场上，示威人群达到1.5万人。事实上，该村只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之间、距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几千米的一个小村子，他所说的那个广场只有12米长，根本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

“数字网络”的角色

除了电视媒体，“数字网络”在示威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在推特网站上找到50余个“叙利亚政党”的代表，但不能确定这些人的身份。起初，他们都是一些经常在黄昏时示威的人，示威人群一般为几十人或几百号人，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反政府口号，几分钟后就消失无踪（所谓的快闪族）。半岛电视台循环播放他们的录像，为的是让人相信叙利亚经常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

美国“全球民间行动组织”（AVAAZ）[11]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了特别角色。[12]该组织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中曾投入大量精力。该组织的创始人里肯·帕特尔（此人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成员）也亲口证明了这个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处于支持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斗争的中心。利用成员们捐赠的150万美元，我们结束了叙利亚独裁者企图驱逐所有外国媒体所造成的黑暗局面。这些资金足以让我们对数目不小的公民记者进行培训，为他们配备高科技的调制解调器和卫星电话，给他们提供互联网链接。”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承认，在有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诸如BBC、CNN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重要媒体，所播放的新闻中有30%来自该组织的“数字网络活动分子”。“在其他组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网络秘密地往叙利亚输送了100多万美元的稀缺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遭受猛烈攻击的民众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们还秘密安排了一些可能会受到折磨或杀害的斗士及其家庭穿越边境。我们的地点非常安全，可以秘密掩护几十名斗士免受叙利亚政府的搜捕。因此，我们的组织成为一个非常保险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起行动。阿萨德政权对此非常不满，因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才把我们组织内负责这一行动的人称为‘最危险的人’。我们积极支持亲民主化运动的同时，还对美国政府持续施加国际压力，让他们将那些野蛮政权逼入困境：‘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数百万成员的行动取得了胜利，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石油禁运，阿拉伯联盟也对叙利亚采取了制裁措施。”

2011年10月，“全球民间行动组织”依据虚构的或者说很难证实的反抗事件继续开展行动，[13]以下说法便是明证：“叙利亚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残暴程度：它的敢死队利用救护车和医院，吸引受伤的示威者并将之杀死。俄罗斯作为叙利亚的关键盟友和武器提供者，本是可以阻止这种杀戮的。我们作为世界公民，要求你们使用所有和平的手段，要求叙利亚政权停止杀戮、迅速向民主过渡。我们要求加强国际制裁，让俄罗斯停止支持目前的叙利亚政权，停止为其提供杀伤性武器，因为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和平示威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

叙利亚政权的笨拙回击

面对很大程度上的伪造信息，叙利亚政府未能及时做好应对信息战的准备，完全落后于形势。政府的反应显得既笨拙又不合时宜，最终只会加深人们对它的怀疑。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有时也会歪曲新闻。例如，2011年9月24日，法国大使及其护卫队在大马士革的巴伯沙里基受到攻击，当时他们刚刚结束与一位隶属希腊东正教的族长的会面后出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评论员却说，正是法国人的挑衅，才造成了“人群”对其投掷鸡蛋和石头。

叙利亚政府的宣传计划优先关注的是国内舆论，针对国际舆论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仅有的几次反击行动，由于准备不足、用词不佳或时机不好，导致几乎每次都使矛头转向了叙利亚政府自己。例如，2011年12月6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接受美国ABS新闻台采访时，把军队的责任和他作为总统的责任完全混为一谈，让人看到他在以下两方面都没能有效控制：首先是他的讲话，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缺乏对危机的安全管理。

总统的媒体联络部门应当对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事先制订出计划，以便更好地解释总统真正要说什么，也要说明被全世界媒体转播的ABS新闻台为什么、又是怎样歪曲和大肆删减了他的讲话，导致他不为人所理解。此外，叙利亚政府的很多成员包括一些非常亲巴沙尔·阿萨德的人都承认：“我们不懂得沟通！”

冲突的国际层面

在西方世界看来，叙利亚政权一无是处。作为以色列的敌人，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盟友，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美国宣称的“邪恶轴心”俱乐部里的一个强硬成员。

造成叙利亚负面国际形象的原因

与苏联的盟友关系是首要原因，可以回溯到冷战时期。与纳赛尔一样，哈菲兹·阿萨德选择了莫斯科。他之所以把叙利亚的利益与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捆绑在一起，是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东西方对抗，国际关系紧张，以色列被视为“自由世界”在东方的桥头堡。叙利亚与西方的关系起起伏伏，甚至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在中东，没有埃及我们就无法发动战争，没有叙利亚就无法缔造和平。”尽管哈菲兹·阿萨德预料到了冷战的结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再向美国做出保证，而且叙利亚在1991年时加入了打击伊拉克的国际联军，但叙利亚的形象一直与共产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

对黎巴嫩的干预是第二个原因，与黎巴嫩持续了15年左右的内战和地区冲突密切相关。在那段时间里，叙利亚成了地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与以色列和西方大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们经常会忘记一件事：叙利亚军队是在属于马龙派的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以及基督徒阵营发出紧急请求的情况下，才在1976年春对黎巴嫩进行干预的，目的是挤压巴勒斯坦人的阵营。在叙黎联盟历经转变之后，大马士革才最终得以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在华盛顿和巴黎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叙利亚式的和平”。但不管怎么做，大马士革都受到谴责，说它利用黎巴嫩的派系分裂，要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建立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极端组织得到了叙利亚安全部门的庇护并武装起来，导致叙利亚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对不了解“黎巴嫩战争”这段历史原因的一代，更确切地说那些支持黎巴嫩基督教组织的人来说，叙利亚应该为20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之一——黎巴嫩内战负主要责任。

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被暗杀是第三个原因。2005年2月14日，谋杀发生后几分钟，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和媒体就开始指责叙利亚及其领导人安排了此次袭击。几个月之后，国际调查小组公布的首份报告根据一些后来被确定是荒诞不经的证据，指责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以及叙利亚秘密部门是幕后凶手。后来发布的几份报告，立场游移不定，相继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但都说是叙利亚提供了渠道。为此，美国不断谴责叙利亚助长恐怖主义，导致美国驻伊拉克军队成为受害者。

总之，由于历史上与苏联结盟，又被牵涉到拉菲克·哈里里被杀事件中，再加上对黎巴嫩内战的干涉，叙利亚被列入“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继“邪恶轴心”伊朗之后的第二大威胁。这就是布什两届总统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分子进行的意识形态解读。

尽管执政风格有变，但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已占据上风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对中近东国家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使2008年春天大马士革举办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3月29日至30日），与法国达成和解，2008年7月13日巴沙尔·阿萨德被邀访问巴黎以建立地中海联盟，但叙利亚在美国的名单上仍是“恐怖主义国家”、伊朗的盟国。

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第四个原因。自1980年以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中难以撼动的因素。伊朗继续将叙利亚作为后方基地和忠诚的盟友，扩大其在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的影响。叙利亚曾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称为“什叶派新月带”，有利于伊朗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合作已经扩大到了军事、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曾在2007年2月宣布，伊朗和叙利亚对彼此来讲都拥有一种“战略深度”。伊朗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也表示：“伊朗和叙利亚拥有共同的敌人，面对敌人的计划，我们必须进行完美的协调；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最大程度的深化，这一点是有可能做到的。”

除了叙利亚通过军事合作得到伊朗的打折军火以外，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工业、农业、科研和能源方面。2010年，伊朗对叙利亚的投资达到了30亿美元。德黑兰甚至建议大马士革使用伊朗在“民用”核能领域的知识。

最后，两国都公开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成为黎巴嫩这个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获得武器的中转站。

美国中东政策的障碍

自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0冬至1991年）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2003年春天）以来，人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即摧毁那些对根据美国-以色列的利益来重塑中东的计划持敌意的政权。美国的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建设性不稳定”政策，主要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第一，对低密度冲突进行管理；第二，促进这些国家政治和领土分裂；第三，推动族群主义（并非种族-教派清洗）。

美国的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曾担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中东计划”的影响。奥代德·伊农的计划于1982年2月出台，详细列出了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的地缘战略计划，换句话说，就是鼓吹摧毁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14]奥代德·伊农写道：“将黎巴嫩分裂为5个省，这将提前勾勒出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上所有国家的未来命运。在黎巴嫩，这已成为事实。将叙利亚和伊拉克按照黎巴嫩模式分裂成以单一的种族和宗教为主体的省份，这是以色列在其领土东部的长期优先目标，短期目标则是解散这些国家的军队。叙利亚将根据族群被分裂为几个国家：该国东部将变成一个什叶派的阿拉维国家；阿勒颇地区变成一个逊尼派国家；大马士革将出现一个与其北部邻国对立的逊尼派国家；德鲁兹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它的领土也许可以延伸到戈兰高地这一块；无论如何，都要在豪兰山这一带和约旦北部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将保证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从现在起，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达到的。”

将族群主义作为自己的工具，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建设性不稳定”政策中对该地区的目标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式。在叙利亚，美国政府试图挑动政权更迭。正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塞特洛夫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少数派政权，它的基础非常薄弱，仅仅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该政权的根基动摇后，将很快产生裂缝，随后将引发地震”。[15]他认为，美国应当集中在三个优先目标上：第一，对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种族”等方面的情况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第二，围绕民主、人权和法治国家等主题发动宣传战；第三，不要给叙利亚政权留下求助出路，除非巴沙尔·阿萨德准备在“和平倡议”的框架下向以色列投降，或者他将反以色列的组织全部驱逐出叙利亚领土，并公开宣布放弃暴力、“武装斗争或民族抵抗”。

2005年9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启动了“建设性不稳定”政策。当时，美国外交在其近东的几个优先目标上都取得了进展。

首先，对叙利亚持续施压，谴责它允许很多活跃在伊拉克的国际活动分子穿越其边境。谴责中还提到了黎巴嫩问题。尽管叙利亚承诺在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的问题上全力配合国际调查，但华盛顿仍然试图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强烈要求的。

第二，试图说服国际社会应对伊朗核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予以谴责。随着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新的优先目标不得不转向“遏制”伊朗的影响。此后，美国不断增加国际压力，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或者至少限制伊朗在自身核设施遭受打击时的反击能力。“遏制”计划要求必须制服叙利亚这个伊朗在中东的最后盟友，切断其与伊朗的联盟，并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随着美国撤出伊拉克和提前从阿富汗脱身，这一计划的后续执行似乎遇到了障碍。

因为叙利亚不接受“大中东”的建立，并且自两伊战争（1980—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局部战争）以来一直是伊朗的盟友。于是，叙利亚仍然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美国打击伊朗的一个薄弱环节。美国政府的多个负责人都曾宣称：“如果叙利亚希望走出危机，它就必须谴责自己与伊朗的关系，谴责恐怖主义组织。”同时，削弱伊朗还可以让土耳其成为能够稳定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地区大国。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多个代表称：“美国与土耳其制订一切计划，同时又与穆兄会合作，共同制订三方解决方案。这从2008年它们在伊斯坦布尔制定的协议中就可以看出来。”还应当指出，华盛顿历史上就对穆兄会提供支持。对美国来说，穆兄会是各工会、左翼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好解毒剂，何况它还一直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支持西方大国。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和各个石油王国，且不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到处打穆兄会这张牌——自1945年2月13日罗斯福和阿卜杜勒·阿齐兹签订《昆西协议》起就一直如此。这个以沙特阿拉伯向美国出让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矿藏，来换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王室进行军事和政治保护的协议，2005年又重新签订并延期60年。除了制造“阿拉伯街头”的震荡，美国还通过《昆西协议》，通过穆兄会的帮助，指导中近东国家的军队、政权和各“春天”的管理。

为了回报美国为其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多次重申，一旦获得政权，新政府将立即切断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联系，开启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但对穆兄会来说，民主与伊斯兰教的原则是相背离的。他们认为，促进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抛出的诱饵。其目的是欺骗西方，在卡塔尔的支持下推翻叙利亚政权。

叙利亚其他敌人的战略

叙利亚国家重建组织的主席洛阿伊·侯赛因认为，除了美国的战略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卡塔尔、土耳其和法国进行的可耻干涉”。奥马尔·乌西也批评外国干涉，特别是西方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

在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管理中，海湾国家和欧盟明显是美国的左膀右臂。那些不反对叙利亚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都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根本不可能抵制欧盟路线的压力。这一路线是在北约和海湾国家协商下，在布鲁塞尔制定的。

卡塔尔，一直是美国的助手，是服务于美国战略（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工具。该国非常富有，又因与美国结盟，拥有半岛电视台，所以地位尤为重要。奥马尔·乌西称：“卡塔尔是一个年轻的人为制造的国家——人口只有约170万，且其中80%为移民。在那里，民主和人权根本不存在。现在它却来教训叙利亚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文明和千年历史的国家。”卡塔尔的国家元首阿勒萨尼自称是“温和的萨拉菲主义者”，一直力图取代沙特阿拉伯在逊尼派的霸权。

沙特阿拉伯，需要安抚什叶派这个少数派，不愿出现在打击叙利亚的前排。它也害怕自己的国内发生叛乱。此外，在巴林发生动荡的背景下，利雅得也不能直接报复，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如此。但是，这个石油王国不会放弃间接指责大马士革这个“邪恶轴心”的薄弱环节的机会，在叙利亚边境地区支持制造混乱。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叙利亚经过8个月的动荡之后，明显已经屈从于来自美国等的压力。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指出：“如果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巴勒斯坦所做的能达到它为叙利亚民主化所做的十分之一，那巴勒斯坦可能更早立国。”一位驻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外交官解释说，“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一个围绕6个海湾国家组成的极不平衡的组织，这6个国家拥有石油、美元，对伊斯兰教进行最反动的解读”，“海湾国家试图收买其他国家，包括埃及和马格里布……正是这些北非国家首先遭到了阿拉伯‘革命’的冲击”。自2011年1月阿拉伯“革命”以来，人们似乎见证了这些石油王国对“共和国”的报复。

土耳其，也是叙利亚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多个负责人认为，“安卡拉希望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希望在美国帮助下土耳其模式能够在阿拉伯国家扎根”，“它需要削弱叙利亚和伊朗，以便确立自己的地区强国地位”。土耳其目前还有些犹犹豫豫：它想在叙利亚的未来中扮演角色，但又害怕该国不稳定，因为它与叙利亚有800千米的边界线。土耳其人忧心忡忡且立场不定，因为他们了解叙利亚军队的力量，不太希望冒险。

此外，土耳其还与大马士革有贸易往来。叙利亚危机发生前，大约200家土耳其工厂设立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为叙利亚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叙利亚还是土耳其对中东和海湾国家陆路出口的必要通道。这些事实说明了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立场不定、拖延时间的原因。安卡拉不会忽视库尔德人因素。奥马尔·乌西称：“土耳其正式向叙利亚当局表示，拒绝在土耳其领土上收留武装反抗分子，拒绝支持他们……但这都是假的！土耳其不可能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缓冲区。一旦它这样做，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就会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联合起来打击伊斯坦布尔。那样安卡拉就有麻烦了。”奥马尔·乌西还说：“安卡拉应当为针对库尔德和其他民族的大屠杀负责。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杀害了5万库尔德人。它使用美国给的飞机轰炸民房，而且与以色列进行合作。”

对叙利亚的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这对叙利亚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在此次危机中，这两个国家一直都与大马士革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莫斯科希望推动对话解决争端，但是遭到“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拒绝。莫斯科曾多次提醒西方人，不要过于威胁叙利亚！莫斯科尽管认为暴力活动与叙利亚政权难以分开，但仍然在2011年底向叙利亚交付了首批可用于打击军舰的防御导弹，叙利亚将之部署在自己的海岸上，可以防止外国从海上进行军事干涉。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叙利亚拥有俄罗斯地中海舰队的主要停靠港。

伊朗，有些人认为有2000—3000名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加入叙利亚维持秩序的警察军队。此消息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叙利亚政权似乎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维持秩序。但伊朗也承认，叙利亚在面对任何形式的外国打击时“不会是一个人”。

经济制裁及其效果

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挥动制裁大棒绝对会产生消极作用。”奥马尔·乌西也对制裁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叙利亚每年生产300万吨小麦，只消费一半。叙利亚80%的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目前的食品储备足够使用2年。”

尽管叙利亚的农业不够现代化，水资源也不足，但农业劳动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5%，保障国内80%的食品能够自给自足。近些年政府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农作物灌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农业产量将会增加。叙利亚提出了加强水果和温室蔬菜种植的计划，农产品包装业也在迅速发展。

在叙利亚，22家国有工厂几乎覆盖了奶产品、水果和蔬菜罐头、食用油、饼干、烟草等整个农产品领域。这些工厂都归农产品企业总署管理。叙利亚在诸如食糖、小麦、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领域进行国家供给。

危机前，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出口达到230万美元，而叙利亚对土耳其的出口仅有60万美元。因此，两国的贸易是极不平衡的。根据财政部门的消息：“逊尼派资产阶级对切断从土耳其的进口感到欣慰，因为进口导致叙利亚很大一部分企业停产。现在很多企业重新开始生产，以弥补缺口。”

国内大部分反对派代表不相信西方的禁运会长期实施下去。因为长此以往，叙利亚邻国失去的利益将比叙利亚失去的更多。土耳其的工业家早就心生不满，纷纷到埃尔多安面前抱怨。但是，对叙利亚普通民众来说，经济制裁使得生活压力变得日益沉重：燃料价格不断上涨，经常出现断电，等等。制裁对叙利亚经济产生的初步影响已经显现：天然气价格攀升。多位金融分析家估计，通货膨胀可能接近20%（2011年12月），失业将打击到35%的劳动人口。旅游业已经崩溃，石油禁运将给叙利亚带来20亿美元的损失。

∗

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实行经济制裁或军事干预来施加压力，无非要迫使叙利亚实行“民主化”，在叙利亚复制西方国家的民主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

而利用宗教这个极具国家和民族特性的因素来实施干涉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正如我们在巴尔干《代顿协议》的执行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化”不仅会导致政治和领土的分裂，还可能引发新的种族清洗行为。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目前都已进入转型期，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即使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有共同点，但由于形势不同，结局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社会和宗教模式以及地区环境，叙利亚政权可能会坚持得更久。

“革命”在继续，但“革命”又各不相同……无论如何，从阿拉伯“革命”后的选举日程看，想要知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会不会融入民主或后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化”浪潮之中，我们拭目以待。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安妮-玛丽·利赞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埃里克·德纳塞

[1] 巴沙尔就任总统后，一方面继承其父亲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开始改革：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推行九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改革，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译者注

[2] 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边境城市德拉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境内引发连锁反应。巴沙尔因消极回应反对派的改革呼声而错失对话良机，导致对立情绪被充分激化，叙利亚危机由此爆发。

[3] 凯比尔河事件，发生在2007年5月20日，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出现后，黎巴嫩军队轰炸并打击了那里的营地。

[4] 叙利亚反政府军都以叙利亚与除土耳其外的其他国家的边境为据点，在那里对叙利亚政府军发起围攻。

[5] 伊玛目在伊斯兰教中本意是领拜人，负责带领穆斯林大众做礼拜，礼拜时所有参加者必须遵守伊玛目的领导，跟随其做礼拜。历史上，逊尼派内部有很多阿訇（教师）被称为伊玛目。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法塔赫”组织的一个军事分支。本文认定该组织是萨拉菲主义组织。

[7] 2011年2月11日，巴林发生动乱，多达1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2月17日，抗议受到镇压。3月14日，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1500名军警进入巴林，帮助该国平息内乱。

[8] “挡风协会”是指替另外一个组织出面。——译者注

[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_ROvqm_h4&list=UUPjO16 xQiUI63LkoZPgLZQ&index=1&feature=plcp

[10] “东方的事业协会”，旨在帮助东方国家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组织，位于法国。

[11]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网络组织，2007年1月成立，关注人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腐败问题、贫困问题及地区冲突等。英国《卫报》称之为“全球最大、最强大的活动分子在线平台”。

[12] http://signal-monitoring.blogspot.com/2011/12/lorganisation-americaineavaaz-au-coeur.html/

[13] http://www.avaaz.org/fr/stop_the_horror_in_syria_fr/?fpbr,publié le 18 octobre 2011

[14] Oded Yinon:Kivunium,numéro 14,février 1982.Revue publiée par le Département de la propagande,Organisation sioniste mondiale,Jérusalem.Cet articleaétéenvoyéàlaRevued'étudespalestiniennespar Israël Shahaketpublié dans le numéro 5,automne 1982.

[15] Robert Satloff,Assess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Constructive Instability（Part I）:Lebanon and Syria,Washington,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15 mars 2005.

附件1
会见人员名单

·米歇尔·基洛，社会学家，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国内反对派人士，大马士革圣保罗地区信仰天主教的希腊人社群的成员（12月4日，星期日）;

·洛阿伊·侯赛因，叙利亚国家重建组织的主席（12月5日，星期一，在其办公室）;

·法耶兹·塞拉赫，作家兼记者，属于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2005年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创建者（12月5日）;

·格雷高里奥三世·拉哈姆，昂蒂奥什地区的东正教教长（12月5日，在其教堂区）;

·侯赛因·奥达特，作家兼记者，曾担任总理顾问14年（12月6日，星期二，在其办公室）;

·奥马尔·乌西，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曾担任厄恰兰地区的中东问题政治顾问15年，直到1999年被捕（12月6日）;

·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黎巴嫩的法国籍修女，领导天主教希腊人族群在昂蒂奥什地区的“分部”，该组织位于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距离大马士革90千米（12月6日）;

·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律师，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12月6日，在其办公室）;

·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在霍姆斯被枪杀的男孩儿的母亲）及其家庭成员（12月7日，星期三）;

·阿斯玛·卡夫塔罗，逊尼派妇女组织（该组织为公民社会妇女协会）的领导人，叙利亚穆斯林妇女论坛的成员，社会团结活动国际论坛成员（12月8日，星期四，在其住所）;

·阿德南·马哈茂德，叙利亚通讯社社长（12月8日，在办公室）;

·加利卜·坎迪勒，黎巴嫩全国视听委员会成员（12月8日）。

此外，还有多位不希望被提及姓名的驻大马士革和驻巴黎的欧洲、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外交官，以及许多叙利亚危机中的活动分子和观察家。

附件2
部分历史参考资料

叙利亚最初的独立，就好像是一个历史误会。英国为了回报以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为首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起义者（1916年），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王国，以大马士革为首都。1918年，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建立了费萨尔领导的王国。费萨尔是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的兄弟、麦加的谢里夫之子，出身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

但这个王国转瞬即逝，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一致，要共同瓜分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赛克斯-皮科协定》结束了历史上的叙利亚，即大叙利亚，范围包括现在的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1920年7月，麦塞隆战役后，古罗将军率法国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巴黎开始对该国实行托管统治，将之称为“民族社会”。费萨尔流亡到伊拉克。

托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叙利亚民族主义上升和反复出现打击法国人的叛乱。1940年6月，英国人和“自由法国”的军队控制了该国。1941年6—7月的叙利亚战役后，“自由法国”重新统治了叙利亚。叙利亚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要求法国人离开。1946年，叙利亚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该年就此成为叙利亚的独立元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叙利亚陆军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发动政变，于1949年3月结束了叙利亚的议会制度。安东·萨阿德由于支持复辟“大叙利亚”或“天然的叙利亚”、创立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不得不逃离黎巴嫩（在那里他被判处死刑）并到叙利亚避难，当时扎伊姆承诺给予其保护。但几个月之后，扎伊姆将萨阿德交给了黎巴嫩政府，萨阿德被枪毙。在背叛别人之后，扎伊姆自己也成为政变的受害者。1949年8月，叙利亚民族社会党的成员萨米·辛纳维发动政变，逮捕了扎伊姆并处决了他。

第三次政变发生在1949年12月，由阿迪卜·施舍克里策动。1951年，他自称总统并解散了议会。美国和英国希望施舍克里参加巴格达协定。华盛顿希望他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定，因此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持。作为回报，美国希望大马士革政府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将之视为全权的叙利亚公民。1952年，华盛顿建议为叙利亚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以便将50万巴勒斯坦难民安置在以农业为主的叙利亚平原地区。

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阿拉伯社会党和米歇尔·阿弗拉克领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党强烈反对这一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出卖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两党结成联盟，建立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于1952年试图推翻施舍克里。施舍克里不得不拒绝了与美国的协议，但他还是在1954年被推翻。在经过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和叙利亚联合，1958年2月1日，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遭遇失败，马蒙·库兹巴里将军在1961年9月28日发动新的政变后，建立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但不稳定仍在继续。1963年3月8日发生了另一次政变，全国革命委员会上台，委员会主席为阿明·哈菲兹。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军人和平民组成的集团，所有人都出自复兴社会党。

在几个月时间里，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发动了一次政变。叙利亚政府再次思考与伊拉克和埃及建立联盟关系。1963年4月17日，三国在开罗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在9月进行公投。但这三国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联盟计划被放弃。1964年5月，阿明·哈菲兹公布临时宪法，规定建立全国革命委员会。

1966年2月23日，同样出身于复兴社会党的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军人集团推翻了阿明·哈菲兹政府。新政权解散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废除宪法，驱逐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萨拉赫·丁·比塔尔和阿克拉姆·胡拉尼，放弃了泛阿拉伯主义部分理想，支持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策。当时，新政权将政党的路线确定为“修正”。1967年6月的战争否定了这一选择，同时也削弱了萨拉赫·贾迪德政府。

1970年11月13日，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了一次新的政变，废黜了萨拉赫·贾迪德，通过“纠正运动”成了叙利亚的强势人物。一年后，他担任了叙利亚总统。

叙利亚：牌局内幕

有关叙利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经常有一些相互矛盾甚至虚假的消息传到欧洲。因此，人们很难了解叙利亚真正的局势。因此，我在此重申几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理解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根源和所涉及的重要问题。

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正如叙利亚国家元首2011年6月26日在新政府就职仪式上所做演说中承认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真正的战争状态！我们所有的政策和部门都应当为赢得这场战争服务！”尽管这个心声吐露得略迟，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战争”这个词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叙利亚政权曾试图淡化危机局势，只使用“武装团伙”“恐怖分子”，或通过黎巴嫩、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渗透到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圣战分子”等称呼。实际上，叙利亚的所有邻国都早已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

长期以来，叙利亚政权都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曾以为自己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这次武装反抗，直到最后才集中所有力量应对危机。最初，它高估了国内阵线的团结，以及西方、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对武装反抗组织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的规模。它还试图避免再次出现1982年哈马城大清洗的局面，当时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那里镇压了已持续4年之久的伊斯兰游击队的反抗。反政府武装由叙利亚穆兄会的武装分子“战斗先锋队”领导，战斗时炮火纷飞，血流成河，这也是叙利亚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武装反抗。

镇压之前，穆兄会中的少数派、持不同政见者曾针对叙利亚政权发动了多次暗杀，杀害了很多亲政府的科研界、学界和军界人士，清除了阿勒颇大学军事学院的近百名学生（他们选择这些学生，主要依据是他们属于阿拉维派），这与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当初数字革命还没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1982年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哈马城的多个街区被摧毁，几千名投奔武装反抗组织的民众遭屠杀。此后，政府又开始镇压穆兄会，他们被追捕、监禁或流放、处决。后来，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所有属于穆兄会的人处以重刑。紧接着，复兴党政府对穆兄会地下组织进行清洗，随后镇压左派工会组织和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得到更多自由，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改革。穆兄会的武装起义流产，却让他们受牵连并成为受害者。沉重的政治气氛笼罩了叙利亚，但这丝毫没有让美国、西方国家和海湾地区的王国感到难受，它们当时需要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可以让深受无休止内战之苦的黎巴嫩出现和平，也可以让那些选举出来的温顺的巴勒斯坦的各组织守好自己的规矩。

流产的改革尝试

随着2000年6月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他得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出生于霍姆斯的逊尼派，其子马尼夫参加了反政府武装）的直接支持，叙利亚政权继续进行遮遮掩掩的自由化，出现了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当时言论十分自由，建立了多个论坛，人们要求结束紧急状态，实行多党制，将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很多人权组织也谴责政府的安全部门。以安全部门和复兴党为代表的政权中很多重要人物认为，这些举动过分之极。他们成功地将当时还受其父设立的政权部门掣肘的年轻总统拉拢过去，终结了这场只持续了6个月的“春天”。

尽管2001年“春天”戛然而止，公民社会论坛的多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尽管政府继续进行“温和的”（与以前相比）镇压，但应当承认，新的政治活力已经开启，新的政治氛围开始出现。当时，沉重的政治气氛已经消散，很多政治犯被释放，很多被流放的反对派人士经过谈判有条件地回国，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原成员和亲伊拉克的叙利亚复兴党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名额有限，且必须获得安全部门的评估和准许。审判穆兄会人员的法律仍旧存在，但现实中并未使用。

受到“大马士革之春”教训的启发，或许由于过度谨慎，复兴党没有迅速实行政治开放，而是选择了“经济技术”的现代化。

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叙利亚政权还指出了所面对的地区挑战：以色列仍旧占领着部分叙利亚领土，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伊拉克局势不稳，等等。特别是黎巴嫩问题：截至2005年，仍有一支几千人的叙利亚军队部署在黎巴嫩。因为自2000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晤失败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争取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叙利亚、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冲突，而是让这些冲突的主角们自生自灭，这也是以色列乐于看到的。

国际影响与干涉

从2000年开始，很多地区性事件相继出现，推迟了叙利亚国内改革的进程。

2000年3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哈菲兹·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执政即将到期：克林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哈菲兹·阿萨德则已经病入膏肓。日内瓦峰会日程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要在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缔结一份全面协议，以色列应将军队从1967年6月4日占领的叙利亚边界领土上撤出。这份协议签署后，以色列还将与黎巴嫩签订类似的协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订最终和平协议也将变得更为容易。但是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拒绝完全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本来准备就不太充分的会面在经过两小时的空泛讨论之后，最终失败。2000年6月10日，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巴沙尔继承了叙利亚这份沉重的遗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埃胡德·巴拉克政府错误地认为，叙利亚失去了抵抗以色列占据黎巴嫩南部这张王牌，单方面决定将其军队从黎巴嫩撤出，因为这支军队越来越多地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猛烈攻击。但以色列撤出军队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黎巴嫩真主党从以色列的“溃败”中变得更强大了，叙利亚也是如此。以色列军队的撤出并未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反而大大促进了。此后，真主党的命运——成为黎巴嫩的国中之国，与叙利亚的命运变得不可分割。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1]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况且它也未能与黎巴嫩政府签订单独的和平协议。

2000年，以色列仍对黎巴嫩和叙利亚持不妥协的立场，再加上由美国充当调停人的巴以戴维营谈判和塔巴谈判（埃及）遭遇失败，由此引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出现了第二波起义浪潮。起义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这极大地损害了被美国新保守派控制的小布什新政府的威信。就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后，美国及其盟友占领了伊拉克，给叙利亚政权造成巨大压力。尽管叙利亚政府承诺将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携手合作，尽管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本就不佳，但叙利亚依然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

因此，巴格达政权刚刚垮台，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前往大马士革，带去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叙利亚总统做到如下几件事：停止支持那些打击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抵抗行动（有将近150万伊拉克人在叙利亚受到庇护）；遣返被指责在叙利亚领土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巴勒斯坦组织；停止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所有战略合作；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出；撤销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叙利亚必须做到所有这一切，且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回报，巴沙尔·阿萨德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上的所有条款。于是，一场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全面战争（经济的、地下的，但也是政治的）就此展开，而且这一次美国得到了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公开和一致支持。

2003年11月11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叙利亚责任义务法案》（又称《叙利亚责任与黎巴嫩主权恢复法案》），准许美国总统在做出决定后，公布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制裁很快付诸实施。2004年9月2日，法国和美国联合提出倡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59号决议[2]，呼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将所有外国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民兵并解除其武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等等。实际上，该法案是为了阻挠时任黎巴嫩总统埃米尔·拉胡德连任而提出的，因为他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可靠盟友，而叙利亚感到在中东地区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困难局面，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连任。

这些威胁没有吓退巴沙尔，他依然不屈服于美国、法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依旧为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提供支持，坚持与伊朗的战略联盟关系。拉胡德再次当选总统，但他必须修改宪法。当时，黎巴嫩部长会议主席拉菲克·哈里里反对修宪，但最后不得不接受。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大幅缩减，但最终还是部分保留了下来。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2005年2月4日，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遭遇自杀式袭击身亡。叙利亚及其盟友立即遭到谴责。部分黎巴嫩人及国际社会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表示愤怒，在政治上表达不满。在谋杀发生几周后，叙利亚不得不将最后一批部队从黎巴嫩撤出。黎巴嫩政权内与叙利亚交好的重要人物也被驱逐或被逮捕。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4月7日通过了第1595号决议，决定设立拉菲克·哈里里遇刺案调查委员会。叙利亚屈从了，而且从未打断该委员会的工作，甚至与该委员会进行了合作。但是，截至目前（2012年），该委员会也没有拿出任何可以证明大马士革和黎巴嫩真主党参与谋杀的可靠证据。虽然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为审判哈里里的谋杀者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什么目的也没达到，但这却成了西方人悬在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谋杀之初就有人认为可能是“圣战分子”所为，但调查人员迄今都没有将调查指向西方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或者“圣战分子”。为此，国际上很多法学家联合起来谴责调查委员会是西方的政治工具。

尽管2006年时的国际环境对叙利亚政权十分不利，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但它面对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依旧斗志昂扬、毫不屈服。就在此时，黎巴嫩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使局势朝着对叙利亚有利的方向发展。2006年7月12日上午，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支突击队在黎以边界地区袭击了以色列巡逻队，8名以色列士兵被杀，2人被劫持。此次大胆行动是黎巴嫩真主党战略的一部分。自2000年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就试图以被俘的以色列士兵作为交换条件，逼迫以色列释放几十年来关押在其领土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俘虏（大约有1.1万人）。此次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结束自1967年以来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类似行动过去曾多次发生，但都没有转化为全面战争。这一次，以色列军事指挥部门做出了别样的决定。埃胡德·奥尔默特政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希望与叙利亚和伊朗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真正干一场，一劳永逸。一旦成功，黎巴嫩将永久成为西方及其盟友的囊中之物，叙利亚也很快会垮台，然后是伊朗，美国新保守派心目中的“大中东”将成为现实。正因此，以色列军队才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胆行动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

出乎所有人意料，尽管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支持下，成了此次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者。以色列的反击持续了34天，最后也未能达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目的。此次战争让1200名黎巴嫩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主要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163人被杀，其中119人是士兵。以色列军队虽然号称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但也没能战胜黎巴嫩人的抵抗。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失败。对美国、法国以及其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相反，叙利亚和伊朗彩旗飘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此前一直处于守势，此战成就斐然，在庆祝“抵抗胜利”的演说中，他将曾预言叙利亚会失败的阿拉伯三驾马车——沙特阿拉伯国王、约旦国王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戏称为“半吊子”。自此，亲叙利亚的轴心国家和亲沙特阿拉伯的轴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尽管在2008年至2011年出现了短暂停顿，因为当时叙利亚与法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来又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互访。但自那时起，西方动摇叙利亚稳定的计划已开始制订。

2008年12月27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哈马斯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此次军事行动尽管让巴勒斯坦人员损失惨重，但最终也没能让“哈马斯”跪地求饶。2009年1月18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军队士气削弱，名誉大减，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战斗目标。

国际开放的失败

通过叙利亚受到包围一事，人们可以看清楚，它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联盟关系，才导致自己受到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眼见大棒政策不成，开始尝试胡萝卜政策。打碎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之间联盟的“诱惑者”的角色落在法国（和欧盟）、土耳其和卡塔尔头上。作为对法国“和解”政策的回报，叙利亚被要求融入全球化。对西方来说，这一策略比大棒政策有效得多了。叙利亚政权由此开始的转变，对其也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因为叙利亚社会最脆弱的阶层，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的自由化、解除与土耳其的关税壁垒、持续4年的严重干旱，让叙利亚城市周边的农民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正是这些经济条件变差的民众，最终变成了反抗“大军”。

应当承认，叙利亚政权本就是保守封闭的，再加上野蛮的经济自由化的愚弄，它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上的困局，严重动摇了政权的社会基础，让大部分民众弃之而去，更何况经济开放还导致了腐败盛行。而只要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住房、购买力、健康体系等），叙利亚民众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专制。

此外，叙利亚安全部门自闭又傲慢，对危机的管理不善。

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反抗的打击之后，叙利亚政权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最终决定恢复过去的政策，结束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同时将所有军事力量和安全力量都投入到应对反抗的斗争之中。人们可以从2012年6月26日叙利亚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正式会议上，巴沙尔·阿萨德对政府部长的电视讲话中解读出来：进行打击武装反抗及其外国支持的全面战争；展开打击自由化规则的全面战争，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导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参加了反抗；至于基本的改革，可以留待和平重建后再进行。

叙利亚冲突中不可告人的目的

叙利亚冲突中，西方的目标主要是地区性的：粉碎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让叙利亚与以色列签署打了折扣的和平协议，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使之面对瓦哈比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将被分裂成几个部分，各部分之间处在战争状态，这样在未来几十年，西方便可以长期扎根于中东地区。

西方的另外一个主要赌注是海湾地区的那些石油王国。尽管自身也因受到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运动的冲击，以及伊拉克战争意外变化（伊拉克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变成了伊朗的保护国）的影响，而变得十分脆弱，但它们还是试图通过让反对瓦哈比主义、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垮台，将叙利亚变成其重新征服伊拉克、让伊朗局势变得更动荡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它们试图将黎巴嫩真主党铲除掉。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至今还没有达到。

卡塔尔和沙特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石油王国在叙利亚危机中完全自行其是，这纯粹是幻想。它们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美国保证它们的安全，但要求它们在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上俯首帖耳。从目前它们与伊朗交手的问题上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这两个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另外四个成员国——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都认为必须打倒伊朗政权。这些国家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日程行事，主要还是追随美国。宣称伊朗存在威胁，就能让美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变得不可或缺，并能长期维持。美国就此可以不断增加军事基地。不弄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朋友”、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攻击。

以前，这些海湾的酋长国准许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但外国必须提供铺设石油管道的费用。可如今，这些酋长国竟然还要负担基地的费用。事实上，这些海湾国家自身的结构已变得异常脆弱。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生存，它们认为必须让邻国变得脆弱。为此，它们参加了摧毁伊拉克、削弱埃及的行动，而今它们又不懈地打击伊朗及其盟友。它们不但服从西方和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而且服从西方的能源战略。

这些石油王国是怎么做的呢？

在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问题上，它们执行美国的命令。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与国际能源署进行政策协调后发起价格战，而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政策目标是要摧毁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诸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这样既桀骜不驯又重视主权的国家。1973年以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威胁要（对西方）动用石油武器，之后他竟遭到暗杀！此次事件后，这些王国才温顺起来。挑起价格战的目的是对上述国家进行经济劫掠。

卡塔尔通过进攻性的天然气政策，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由于拥有特别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一支极为现代化的船队，这个天然气酋长国试图在欧洲市场上打击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在亚洲市场上挤压伊朗。但当时要实现这一计划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修建一条途经叙利亚的天然气管道，而大马士革作为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盟友必然会拒绝，也许这可以部分说明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反戈一击。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也是这两个瓦哈比主义王国的共同目标：将叙利亚瓦哈比化，削弱叙利亚，继续追随美国的战略。而美国的战略一向就是在世界上支持所谓政治伊斯兰，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派别。

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特殊性

叙利亚危机中的教派分歧和社会困境

叙利亚与黎巴嫩、伊拉克一样，是由多个宗教派别组成的。将各个教派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同是阿拉伯人。叙利亚90%的民众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复兴党与其他所有的纳赛尔主义、阿拉伯联合主义或叙利亚民族主义，甚至所谓的进步主义的政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反映现实。叙利亚打算将所有宗教社群都联合在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之内，能够超越教派和种族对抗。这一计划是将伊斯兰作为凝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特性的核心，它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确实，逊尼派穆斯林在叙利亚占大多数（65%），但缺少对抗意识，而且他们都是苏菲派，害怕瓦哈比派掌权[3]，因为一旦瓦哈比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他们就会反过来消灭苏菲派。这些属于苏菲派的逊尼派穆斯林与属于少数派的阿拉维派、基督教徒、德鲁兹派、伊斯玛依派一起，构成了叙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叙利亚民众或者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或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或者仅仅是因为拒绝西方、土耳其或海湾石油国家等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愿意支持本国政府。正因此，叙利亚政权才能继续在舆论中得到支持。叙利亚唯一不属于阿拉伯人的就是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10%），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叙利亚政权。他们厌恶土耳其，因此才会对叙利亚政权持批评性支持态度，更何况反抗开始后的几个月，叙利亚政权就同意给无国籍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

人们误以为叙利亚政权是一个阿拉维派的政权，也许是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目前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中有很多官员都是阿拉维派人士，人们认为这与阿拉维派在人口上占少数不成比例。实际上，城市中富裕阶层（多为逊尼派）的子女不喜欢进入这两个机构，反而成了农民和少数派人家的子女提高社会层次的最快手段。另外一个原因是，现今的总统本人就出自阿拉维派，很多高级军官也属于阿拉维派。

此外，叙利亚的分歧主要是社会及经济层面的，国家主要经济领导人大都是城市中的富裕阶层。正如叙利亚反对派人士海赛姆·曼纳所强调的那样，国家的500名经济决策者或商界人士中，勉强算来也就15人来自阿拉维派。

叙利亚当前的分裂还表现在地域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农民与城市从事商业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且政府实行过度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分裂加深。但实行经济自由化是欧盟提出的“和解”条件，它要求叙利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率。

叙利亚反对派的不同派别

正如2012年7月在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为将叙利亚反对派团结在一起而举行的开罗会议所揭示的那样，叙利亚反对派没能克服分歧。

在叙利亚境内从事游击战的武装组织——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分子，全然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他们甚至谴责聚集在开罗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阴谋家”。我们应当看到，反对复兴党政权的主要力量是穆兄会。正是这个反对派接受了来自国外的主要资金、武器和“圣战分子”。即使在被国外称为追求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反对派中，穆兄会也无处不在、决定一切，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强调自己是自由派的、世俗的或者民主的人推到前台而已。

反对派之间的分裂对叙利亚政权有利。反对派中有些人支持武装反抗组织，有些人呼吁北约进行干预，还有些人寻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之间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在叙利亚国内，叙利亚“自由军”拒绝对政权进行任何妥协，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分裂。“叙利亚革命总委员会”由国内反对派组成，它们拒绝外国干涉，也属于单独的一部分。该委员会于2011年8月成立，确定的目标是使在叙利亚国内活跃着的各反对派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而这是徒劳的。至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它是反对派的对外窗口，也是西方和海湾石油王国的棋子，被穆兄会控制，而且本身无论在内部还是对外都存在分歧。

此外还有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支持世俗化和民主力量联盟”。与在叙利亚国土上影响不断扩大的“圣战”组织相比，这些组织无足轻重。但“圣战”组织内部也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

危机出现向地区和国际上蔓延的危险

目前，尽管某些亲沙特阿拉伯或亲卡塔尔势力，确实在利用黎巴嫩作为动摇大马士革政权的工具，但只要叙利亚政权及其黎巴嫩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和绝大多数基督徒）认为自身没有受到威胁，就没人愿意在黎巴嫩重燃战火。叙利亚的确需要保持黎巴嫩的稳定，将之作为自己的后勤和财政基地，以便绕过西方制裁。而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却在试图对黎巴嫩火上浇油，以便对叙利亚保持压力。它们利用黎巴嫩作为向叙利亚国内反政府组织少量输送人员、武器和资金的通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危险：如果叙利亚及其盟友获胜，西方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将被彻底根除，而且黎巴嫩将彻底倒向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轴心。无论是出现混乱局面还是亲伊朗轴心取得胜利，对以色列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为此，美国才不得不要求自己在黎巴嫩、海湾国家和土耳其的代理人，不要过多地将叙利亚引向这种不可控制的方向。对西方来说，最好的方案是阻止火上浇油，不要让这些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占上风，这也就相当于长期让叙利亚处于软弱无力的局面。

一些观察家还提到，围绕叙利亚危机出现了新的东西方对抗。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继巴尔干战争、利比亚战争之后，叙利亚危机最终结束了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宣布了多极化世界的到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出现导致世界体系出现了重大变革。西方刚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会推动新的战争出现。

一架土耳其军机在叙利亚领空被摧毁，曾让北约内的好战分子苦思良久。土耳其尽管最后做出了一些姿态，但最终也未向北约提出干预要求，因为它知道自己会面对来自叙利亚的报复。此外，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干预。因此，该地区也就不会发生东西方的对抗。但围绕北约的反导系统，围绕叙利亚和伊朗问题，围绕瓦哈比派的扩张，还是会出现新的角力。

叙利亚危机的出路在哪里？

大胆预测叙利亚未来的变化，将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与其他国家发生的那些已持续16个月之久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事件相比，叙利亚政权还在坚持着，甚至还能组织陆路、空中以及海上的军事演习。军队、安全部门、政府以及外交团体中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崩溃性事件。它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也没有出现裂缝。而伊拉克甚至出乎所有人意料，进口叙利亚产品，让西方针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无从谈起。

叙利亚政权中的某些极端人士认为，军事和安全选择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这纯粹是幻想。与此同时，反叙利亚阵营里的极端分子也在努力运作使巴沙尔下台，摧毁叙利亚当前的安全和军事机构，而不再要求开展建设性对话，因为对话将导向建立一个过渡政府，让叙利亚免遭内战。开展建设性对话——安南计划，俄罗斯、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一些明智的阿拉伯国家所提倡的，除了这一可以让叙利亚人重新找到团结、民主和稳定的道路的过渡计划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救得了叙利亚。

但是，我怀疑西方国家及其在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不会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尽管它们表面上曾经在日内瓦对此表示赞同。今后，叙利亚危机的出路再也不能由叙利亚人独自决定，它掌握在俄罗斯和西方的手中。

今天，叙利亚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叙利亚人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他们之大不幸。

马耶德·尼赫梅

[1] 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并不是完全撤出，因为以色列还占领着部分领土，辩称那里虽位于黎巴嫩，但实际上属于叙利亚。

[2]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559号决议的15票中，9票支持，6票弃权，其中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认为该决议干涉了黎巴嫩内政。

[3] 穆斯林分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90%属于逊尼派，10%属于什叶派。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中都有，各国穆斯林中都有。瓦哈比派是逊尼派支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激进主义，为沙特阿拉伯国教。

巴林：改革以保持平衡

本文是自巴林发生动摇政局的事件以来，我在多次访问巴林，在巴林当地和法国与多人会见、访谈的基础上写就的。有许多因素吸引着我产生兴趣：巴林周围都是酋长国，但它却多次重申自己仍将继续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这吸引了我这个比利时王国的女公民，因为我了解“团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但更重要的是，我要会见的巴林人口少数派，他们害怕王国解体，害怕解体后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人口多数派的权利，而这个国家的人口多数派对人口少数派所持的敌意全世界无人不知。我的这种感情在法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那些讲法语的比利时人，特别是出身于瓦隆大区的人，他们能够非常准确地理解我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人口居于少数，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弗拉芒集团”（迅速壮大）而无力制止[1]。占比利时人口多数的弗拉芒人急于让我们变穷，急于摆脱我们，他们使用种族主义的歧视性的言辞，言之凿凿地说，由于历史原因，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属于人口多数的弗拉芒人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对我们的报复50年来一直在持续，只在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或者在弗拉芒人加入日耳曼人的事业时（或者说与纳粹德国直接合作时期），才被短暂地打断过。而那也让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此后他们的报复无以复加，所依仗的无非那些准备随时背叛并充当弗拉芒新领导人仆人的瓦隆人。因此，我们与巴林人有很多共同点。这比我们都是弹丸小国更为重要。

这些开场白必须写出来，以便让读者将巴林问题置于全面分析的背景之下。这不是我们常在法语媒体上听到的“什叶派多数反对逊尼派少数”这个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问题。在此还要加上一句话，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四处碰壁，而且并不为时过早，我们甚至认为是为时过晚。我们在分析巴林的局势时，不能不提的是，“春天”这个词已经让地中海北岸的很多评论员和分析家变得盲目和过分浪漫。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春天”，也不是一个希望增加所有人权利的运动，只是一个被有组织的集团利用的事件而已。那些外部的社交网站正好利用巴林国内的气氛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以便攫取政权为己所用。

地理因素比历史原因更重要

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巴林，但更要通过其边界、地理位置等决定性因素去理解和分析它。因为正是这些因素让这个小小的王国成了沙特阿拉伯的邻国，并完全黏合在一起。巴林的预算中，有70%是由阿布·萨法油田提供的，而这个油田是它的逊尼派大邻居（指沙特阿拉伯）于1996年转让给阿勒哈利法家族的，直到1999年，国王哈马德才开始执政。

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由很多大小不一的小岛组成的群岛之国，巴林首先是一个渔业王国，它拥有石油生产能力也是最近的事，而且这一能力与它的邻国相比非常有限。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商业、朝圣、安全等等，很多种族和宗教社群移居至此，巴林成为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大多数居民实际上不是巴林人，确切地说是宗教和种族各异的外地人。

巴林是苏美尔人文明的范例，尽管迄今的考古发现尚未让其文明的丰富性完全展现出来，但足以让人们知道，巴林是海湾地区人类生活最古老也是最早开展贸易的地区之一，其历史远早于伊斯兰。在对麦纳麦旧城进行改造时，人们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印刷、最早的日报出现等），巴林已经在开展经济活动。巴林人应当为此感到自豪。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巴林共有1 234 571居民，这本该是一个很好管理的国家。但没有任何一项人口普查可以确定各宗教派别的具体人数，因此难以分清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数量。巴林人口的组成，特别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人口数量，都与巴林的边界分割密切相关。巴林将沙特阿拉伯什叶派中的一大部分人口都涵盖进来，因此什叶派才成了这个小国人口的多数派。（什叶派在沙特阿拉伯属于少数派。）

巴林人口的宗教派别远非什叶派和逊尼派那么简单，因为正如其所有邻国一样，天主教和佛教人口——主要是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具有与逊尼派一样的分量。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非巴林人即非穆斯林人口有366 513人，因此巴林拥有19座正式注册的教堂和多座不同社群修建的寺庙，其中包括印度人和锡克人的寺庙。这也反映出巴林是一个好客之国、对外交流开放之国，对新来的人极为随和，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如此。所有信仰在此处都可被提及，而且政府也一向自由接收其他社群，接受他们的墓地，接受那些与教堂有联系的社会团体以及他们的洗礼风俗等。

巴林人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言，拥有多种多样的文化。阿拉伯语是巴林的国语，英语为商业用语。尽管亲法国的人热情很高，中学引进了法语，但法语并不流行。

身为岛国，巴林首要考虑的目标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水和电力的储备。2012年4月30日，巴林建设了一个核电站，可以满足所有人口的电力需求。该电站有巴林的投资，也有外国特别是法国（苏伊士集团和农业信贷银行）、英国、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

巴林对欧洲的重要性

巴林常被称为“中东的瑞士”，它既有伊斯兰国家的金融资本，也有来自世界各大银行的国际资本。因此，巴林也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牵连，当然这也与欧盟加强自身政策的协调性相关。欧盟打算在地中海，甚至海湾地区实施一项特别政策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2]，但这让巴林与法国建立了更友好的关系，成为巴林传统上与英国紧密双边关系的补充。

实际上，巴林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石油资源有限。多年来，它一直在与欧洲对话，对欧洲的能源多样化技术很感兴趣。对欧洲来说，巴林有几个优势，可以成为欧洲在中东的政治“桥梁”。在海湾所有酋长国中，它是唯一表现出有意改革社会的国家，并愿意考虑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提高劳动者地位。巴林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自1924年以来，巴林女性就拥有投票权。很多女性成为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巴林总理手下还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为提高巴林青年企业家的能力服务，不管其是男性还是女性。2011年底，我参加了“巴林女企业家创业博览会”，必须承认，我被深深震撼。无论是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女性高涨的热情，还是巴林第一夫人的支持等方面都是如此。不管是逊尼派、什叶派、犹太人、佛教徒还是基督徒，她们都拥有要取得成功的共同愿望。

最近的选举表明，女性代表来自国家的所有社群——什叶派、逊尼派、犹太人和基督教等，她们都有能力提出建议，无论是在巴林的公共生活中、传媒中还是在政治生活中，女性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与海湾地区其他酋长国内妇女遭受歧视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也使巴林和欧洲之间产生了亲近感。

2012年3月，巴林两院的女议员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引起强烈关注，这使巴林新当选的议员和欧洲的布鲁塞尔、巴黎、柏林和海牙等的女议员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2012年3月12日，她们参加了在法国国民议会举行的有关讨论提高（巴林）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法律的见面会。此法律意在让所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女性在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一法律遭到巴林国内什叶派教士的拒绝，他们试图纠集什叶派的女性反对这一立法，让这项立法只停留在日常生活层面，而不是成为法律文件。

在此还应提到，巴林驻法国大使做出了很多努力，以使两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定，让法国的居斯塔夫·鲁西学院治疗癌症的模式成为海湾国家的范本，加强麦纳麦医院与法国之间的合作。

巴林的这些现代化因素可以成为其发展积极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些明显的事实：该国的逊尼派教士大男子主义很强，而什叶派女性中又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利，基督教大多数女性从事着低等的工作，没有行动自由。尽管如此，巴林第一夫人还是在2008年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关波斯湾国家人口走私问题的研讨会，这在该地区不啻是一场革命。此次会议让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内政部长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一在其国内被深深掩盖的问题，因为人口走私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无论男女。

2011年的事件

先是突尼斯，然后是埃及：这些“革命”样板真是太好了。2011年2月至3月，巴林的几千名什叶派人士走上街头要求改革。什么样的改革呢？在巴林，就是要限制逊尼派皇室的作用，结束对什叶派的歧视。对此次游行，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军事力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而且媒体大肆渲染。沙特阿拉伯为巴林军队提供了支持，派兵支持这个小小邻国。这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巴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设施，这本来就是海湾合作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此处还应提到的是，美国部署在麦纳麦的第五舰队也出现了，以避免局面失控。

全世界突然发现，在三周半的时间里，珍珠广场上聚满了示威的人群。很多人被捕，35人死亡，镇压变成了国际丑闻。医生和辅助医护人员，由于救助什叶派的受害者，也成了镇压目标。在此，我应当详细说明这件事，因为它很快出现在各大国际媒体，成为政府进行严厉镇压的证明。实际上，什叶派医生支持珍珠广场上的示威人群，这与其职业的中立性和巴林种族法中的有些部分是不相容的，尽管职业和法律都一直允许他们救治伤者，即使其属于另外一个族群。在医院里，他们对珍珠广场上的示威表达支持，这让非什叶派的巴林人感到害怕。《巴西乌尼报告》指出，医院接待的病人急剧减少，那段时期只有平时接收量的50%，而且非急性手术减少了30%。

珍珠广场上的示威者坚持说巴林存在经济歧视，要求政治自由化，但所有观察家都认为这只是什叶派的说法。珍珠广场被各什叶派社群分成小块儿，示威人群来自该国各个什叶派村庄，仅有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也被通知到了。从示威一开始，女性和男性就被分隔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接受其他族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要求政府进行自由化。珍珠广场立即被装点起来，以便各国际电视台拍摄，但示威的象征符号主要是什叶派的。示威者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公开批评阿勒哈利法家族，同时也反对那些加入巴林国籍的移民，还有外国人。两周之后，他们的口号变了，不再要求结束王国统治，而是要求重新分配巴林财富。对王储的指责减少，王储的形象开始变得正面。

逊尼派认为，此次事件的什叶派领导人和组织者所要的并不是欧洲人所认为的那种改革，即增加所有巴林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想要的只是推翻政权、改换政体。他们拒绝全国对话即是明证。实际上，他们对巴林这个国家不感兴趣，想要的只是让多数派掌权，从此可以自由地行使权力。这让我联想到比利时近年来所经历的事情。

当然，发起这些怀有敌意的示威行动的准备阶段，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2011年2月14日之前的几个星期，巴林的多个政党都对反对派，其中主要是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政党“瓦法克全国伊斯兰社会”的垄断舆论表示不满。该党只关注什叶派的利益，忘记了或者是忽视了应该提出能够让其他集团受益的改革。这也是该党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它得到了国际传媒的支持。这些传媒在2011年底时，就将巴林的“革命”视为“阿拉伯之春”的新例证，根本不顾巴林的“革命”与北非的“革命”的不同。

此处还应提到外部势力对巴林示威者的支持。位于伦敦的“支持巴林建立共和国联盟”组织要求巴林废除王国体制，这一口号在巴林曾流行了两天。3月11日，立场最激进的示威者决定徒步朝阿勒哈利法家族所在的里法街区进发，举行和平示威，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3月13日，他们对正在举行考试的大学发动攻击，破坏公共设施，导致大学关闭。这不仅干扰了大学生，还干扰了其他人员，但没有造成明显的政治损失。

在零星的示威背景下，拒绝开展全国对话

巴林事件中应当重申的是，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件和动乱没有让巴林政府中的任何人感到吃惊：巴林王储萨勒曼王子从突尼斯事件一开始，也就是在麦纳麦局势混乱之前，就建议开展全国性对话，但这一建议遭到了示威运动领导人什叶派组织者的拒绝。《巴西乌尼报告》发表之后，各什叶派政党继续拒绝对话，根本无视全国对话委员会及其所做的努力。

但应当强调，有一些勇敢的什叶派人士没有追随，因而被自己社群不容。他们都受到了粗暴的排挤，迪拉兹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接受了《巴西乌尼报告》全国跟踪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尽管因为“与敌人合作”遭到排挤，得不到什叶派社群的支持，但他仍在努力，争取让什叶派社群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就足以证明，示威反抗的真正目标并不在此。

但国际传媒不愿意正视事实，它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做的就是将巴林列入“阿拉伯之春”的行列，丝毫不考虑巴林局势有多么不同。它们对那些证明该事件开始即意味着失败的信息充耳不闻。

2012年3月，巴林国王重申自己愿意继续进行开放性对话。他坚持认为，国家的不稳定是经济不安全导致的，不管他们信仰何种宗教，社会不稳定对所有人都不利。2012年这一年还有零零星星的反抗出现，但规模已大大缩小：包括夜里有人向麦纳麦的主干道上扔燃烧弹，这是我亲眼所见，但这没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导致短时间的交通瘫痪；在4月22日麦纳麦举办F1方程式大赛时，还有人放火烧汽车轮胎，以此证明反对派的存在，但这也没有影响大赛举行；此外，纪念2011年动乱一周年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什叶派似乎已经厌倦了自己的极端行为，不再希望采取大规模的过分行动：“瓦法克”这个什叶派大党也难以控制巴林反抗活动仍然活跃的局面。

2012年4月9日，巴林安全部队的一队巡逻兵在埃卡村口遭到袭击，7名巡逻兵受伤。很明显，此次行动是当地人所为，而且方式很简单，但这也证明反抗活动在这一地区还会零星发生，而且十分活跃。

全国跟踪委员会和改革进程

2011年2月至3月的动乱之后，哈马德国王马上对反对派拒绝全国对话的局面进行了评估，建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他给委员会确定的任务是，要对巴林发生的动乱做出明确分析并提出补救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巴西乌尼先生，此人是一位国际法专家。《巴西乌尼报告》分析了困难局面出现的原因：民主进程停止，警察行为失当、实施酷刑，等等。

报告一出，哈马德国王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予积极回应。他接受了报告得出的最终结论，承诺实施报告提出的建议。为此，他在2011年11月26日设立了全国跟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12年3月20日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国王再次详细地、积极地给予了回应，表示希望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愿意为此开展必要的变革。他提到了安全、司法、教育方式、信息改革、恢复被解雇人员的工作等问题，决定实施“补偿和敏感行动计划”，以便实现全国和解。

巴林两院也通过了一项有关言论自由和禁止酷刑的法律，尽管这项法律在欧洲人看来还远远不够，但它足以推动在警察部门实行真正的改革。为了避免司法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国王建议成立为示威反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补偿的专门法庭，并重申公民社会，包括各协会及非政府组织都应为促进社会恢复平静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巴西乌尼报告》中，最棘手的问题显然是安全问题和维护安全的方式问题。这些是受到强烈批评的问题，大多数西方分析家和外交官都承认这一点，人们认为警察的方式过于粗暴。警察部队从动乱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些会导致死亡的手段，致使示威者反击，引起恶性循环，镇压变得更激烈。这正是反抗的组织者所期望的，因为镇压会让他们此后的激进行动合法化，夯实他们的活动基础。这个陷阱针对的就是巴林当局。截至目前，尽管反抗事件已持续一年，政府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巴西乌尼报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首先是选择外国专家来训练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最终选出的专家是苏格兰警场的前警长。他的任务是，告诫各相关部队的负责人，在示威组织者希望问题升级且确实出现升级危险的时候，必须学会保持冷静，教会他们使用那些足以吓退示威人群而又不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技术。简言之，就是学会使用欧洲人维持秩序时所用的最基本手段。催泪弹就是这样的技术之一，它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但在巴林，警察通常从冲突一开始就动用这个手段。对巴林来说，采购催泪弹所用的催泪毒气也是一个问题，由于巴林本国并不生产，因此巴林很容易成为催泪毒气出口国敲诈的目标。

第二个建议是巴林的安全部队和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招收什叶派人士，什叶派至今没有获得这些岗位的权利。这种大讨论对比利时人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比利时在培训卢旺达、布隆迪、刚果等非洲国家部队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利时人记得，无论是在警察还是在军队中，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间发生过巨大摩擦，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生地和所讲的语言不同。相比本国的什叶派士兵，巴林当局更容易信任招募的巴基斯坦或也门的逊尼派士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成不变。招募什叶派士兵时，可以进行忠诚测试，这将成为改革成功的基础，也表明两个族群之间完全可以建立信任。

《巴西乌尼报告》中提到了很多确保安全的措施。但人们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多种多样，特别是在逊尼派支持者中，反应非常强烈。这丝毫不令人吃惊，因为巴林目前的局势极为脆弱，沙特阿拉伯这个大邻居对巴林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安全问题提供保护，都要收取现金。因此，尽管巴林内政部争论很激烈，最终还是决定按照“欧洲式”的方法来培训士兵，而且未来还将继续这样做。政府还将招募几千名当地士兵，也就是说在什叶派地区招募什叶派士兵来对什叶派表达信任，但这不是一年就可以完成的。

恢复被解雇者的工作也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建议，但这不能独立于司法改革进程之外。目前，恢复工作正在缓缓启动，因为牵涉到的大部分是医护人员。但这些人显然认为，这个过程过于缓慢。

那么，在开展了并不完美的全国对话，《巴西乌尼报告》又提出多项建议之后，巴林对宪法进行了哪些主要修改呢？

加强议会的权力，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增强，但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宪法修改后，议会将拥有更多咨询权，内阁人选必须事先经过议会同意；

（选举的）议会可以拒绝政府提出的规划，可以收回对政府部长的信任；

与国王钦点的议会（舒拉）不同，（选举的）议会将拥有特别的权力：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拥有最终投票决定权；

议会的立法权力增加，政府部长必须接受议会质询；

设立议员大会，自主确定日程；

简化立法程序和法律执行的审查程序。

此处，我们还要对上述措施做出简单说明。在巴林的议会体制中，基本的民主进程是多么落伍，议会的职能与国家的日常事务管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多么缺失，因此上述改革才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未来还将继续更深入的改革，加强议会的作用。

在司法改革方面，巴林与其他国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因为该部门十分保守，所以巴林人都不愿表态。巴林政府曾多次重申司法独立，司法事务不容干涉的原则，同时强调必须保证司法公正。由于在2012年9月4日的一次审判中，法庭的量刑过重，导致国际社会对巴林的负面评论增多。实际上在北约很多国家，对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都很重，巴林并没有过错。于是，巴林检察机关指出，负面评论的背后有阴谋。

因此，巴林的政治平衡者必须拥有两方面的能力，既要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对话伙伴（在沙特阿拉伯的纳杰夫王子去世之后，要根据利雅得的新王储人选进行政策调整），也要成为温和的什叶派的对话伙伴，因为温和的什叶派首先认为自己是巴林人。目前要做的是，既要与什叶派族群保持团结，又要谨慎地反对那些反抗示威行动的组织者。

邻居伊朗

人们会真的以为，自2011年2月以来巴林发生的政治动荡与伊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那些示威游行、要求增加什叶派权利的运动不是德黑兰领导的吗？

当然，巴林的什叶派负责人坚持说自己的诉求都是“独立的”。有些人甚至告诉我们，他们也支持沙特阿拉伯对巴林的独特作用。但在这些平静的说法背后，如何解释在伊朗核危机最紧张的那段时期，巴林国内发出针对欧洲的宣传呢？如何评价巴林与位于波斯湾对岸的伊朗毛拉政权的关系呢？

2012年3月，到访巴黎的巴林议员在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进行讨论时，才发现伊朗操纵什叶派族群特别是什叶派妇女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例如，伊朗怂恿她们反对一项适用于两个族群的家庭法。议员们还明确指出，2011年巴林发生的事情与“阿拉伯之春”没有多大联系，只是伊朗的一次投机行动，试图从“阿拉伯之春”混乱的国际背景下获益。

伊朗在海湾地区的目标不仅仅是巴林。2012年4月，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内贾德访问阿布穆萨岛时发布的言论，曾让所有酋长国感到激愤不已，此后它们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以免受这个什叶派大邻居的威胁。海湾合作委员会当时重申，伊朗占领的海湾三岛必须纳入和平谈判日程，要么是直接谈判解决，要么是通过国际法庭解决，这样就可以避免伊朗进行挑衅。

巴林认为，伊朗干涉其内政始于1979年，那是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我只列举最近发生的。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建立联合体的倡议提出之后，两个阵营都发表了负面声明，这为伊朗提供了机会。伊朗两家电视台不断播放节目，旨在围绕建立联合体的问题，在巴林什叶派民众间煽动敌对情绪。它们成功了，此后巴林的示威游行重新开始，这证明伊朗电视台在巴林国内的影响确实存在。2011年2月，巴林政府要求伊朗停播这些节目，但伊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及其领导人并未同意。2012年6月1日后节目中断。这表明，巴林对信息是有限制的。

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建立联合体的计划由来已久，直到2012年5月才被列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日程。建立联合体可以加强两国的盟友关系，但也使巴林这个中东最小的国家对沙特阿拉伯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的依赖关系变得不可逆转。这也将使伊朗控制巴林、操纵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所有希望落空。

2012年5月15日，伊朗重申“巴林是伊朗的一个省”。伊朗的舒拉议会指出，巴林国内的抗议行动表明，巴林人愿意重新归入伊朗。面对这种威胁，巴林理所当然得到了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议会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它们全部动员起来支持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体化计划。

媒体上最近出现的一次轩然大波，涉及麦纳麦法院2012年9月4日的审判。该法院提供的证据表明，13名犯罪嫌疑人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与国际上为伊朗服务的组织都有联系和接触。

在欧洲议会上，福特雷领导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人权”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没有得出伊朗情报部门煽动巴林2011年和2012年反抗示威的结论，认为巴林当局应当优先关注自己国内的诉求，满足了这些诉求，也就能平息与什叶派的潜在冲突，因为这些什叶派非常尊敬阿里，尊重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未来仍将自己定义为巴林人而非伊朗人。

但对伊朗来说，巴林目前的局势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德黑兰巴不得抓住这个机会。伊朗要是不建立一个特别部门、激活在英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网络来运作这件事，那会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的国际影响实在是太好了，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的“春天”赐予的。我知道这种混乱局面会让德黑兰私下偷着乐。

∗

巴林正在寻找自己的平衡。逊尼派不会任由别人剥夺其权力，但他们也确实准备与巴林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代表分享决策权、共同进行日常社会的管理。巴林目前正处在变革之中，可能会重新制订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热情洋溢的“全面计划”。但这首先要求各伙伴停止相互惧怕。

有两个关键因素可以让巴林实现复兴：尊重社会规则——这是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以及承认女性在巴林社会、在所有族群中的地位。

欧洲应当停止等待，停止漠不关心，停止提出可能会给予伊斯兰教士更多权力的改革，因为这些教士的唯一目标就是限制社会自由。为此，必须保护女性的权利，因为这是巴林社会发展的一项指标，巴林实际上站在了起点上，而且做得十分出色。在阿拉伯国家出现反抗活动两年之后，欧洲应当睁大眼睛，对美国人抱有希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美国社会至今都没有处理好自己国内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巴林政府指定了一位女性担任公关事务部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她了解在欧洲和美国都非常活跃的网络，而且懂得根据情况采取行动。她所缺乏的是执行现有政策所需要的行动手段。

巴林的平衡人物应该是这样的：他既能让沙特阿拉伯这个大邻居在安全方面和在他本人真正掌权方面放心，同时又能在什叶派族群内建立信任。他可以做出一些姿态，争取什叶派中的温和派，即那些首先认为自己是巴林人，其次才是什叶派的人，对其表示信任，让其参与对话，保证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没有止境。在这方面，比利时是一个可以用来对比的好例子。现在，有多少弗拉芒人会回答说自己首先是比利时人，然后才是弗拉芒人？人数不多，因为通过50年的逐步征服，弗拉芒人一直处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因此，对巴林那些要寻求平衡的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

应当看到，欧洲和美国在认识阿拉伯世界时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因此，寻求平衡还应当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国际上进行充分解释，以便不会陷入目前局势被简单化解读的局面。当人们简单地认为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动荡全是正面的，并冠以“春天”这个名号的时候，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正截然相反。

我还特别赞成巴林新政府重振与法国的关系，这需要巴林人做出与萨科齐政府发展关系时不同的选择，制订新的优先目标。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已就位：在健康卫生领域，两国已有联系；女性在这个小小王国中具有显著地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提高社会标准。以上是重振巴林与法国关系的三个支柱，这将使巴林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银行业的神话（这是它的一些邻国赋予它的形象）。

我还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巴林有用。与巴林一样，几十年来比利时一直分裂为两个族群（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占少数，但人口占多数；另一个族群是人口占少数，依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大邻国），但两个族群能够共处。我希望巴林能够充分运用好“族群平衡学”，找到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尊重每个社会组成部分的道路。

安妮-玛丽·利赞

[1] 比利时分为弗拉芒大区、布鲁塞尔大区和瓦隆大区，弗拉芒大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一直要求独立，最主要的独立组织为弗拉芒集团，现名弗拉芒利益党。

[2] 此处可能指“地中海联盟”的失败。——译者注

第二部分
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革命”后，各类文章和政治报告此起彼伏，它们认为一些保守的宗教党派和领导团体将会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这些国家离解决政治危机的道路渐行渐远，并将成为席卷阿拉伯社会的更严重危机的先兆。2010年12月至今，相关报告相继出台，就一些事件对政府性质、政策及其垮台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危机并非始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是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党或团体取得政权，并在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日程中放置宗教议题，是这些国家发生如此严重的深层次政治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

这场危机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西方整体上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法国和美国在这个复杂地区的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均受到质疑。长期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庇护国一直都试图确立一个行动准则，以应对该地区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对西方表现出来的敌意。自伊朗政权倒台，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冒出众多要求将伊斯兰政治化，宣扬不仅要与西方国家决裂，更要与目前实行的继承自去殖民地化的政治模式决裂的政党与集团。这可能是分析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1979年以来，庇护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应对的问题：基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在这一区域与时俱进，推动转型，挑起改革甚至革命？这些老问题引出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行动和战略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著名的开罗演讲中提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尽管后者更为低调，但两者同样具有预见性。30多年来，美国在这一与自身差异巨大的战略区域确立行动模式的过程中，遭遇了缺乏理解、缺乏协调和硬套逻辑三大问题。美国最近遮遮掩掩地对阿拉伯“革命2.0”进行资助就属于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与其为东方“颜色革命”提供援助和军事上支持反卡斯特罗主义没什么不同。

无法理解的游戏

“革命2.0”的操作模式暴露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展现出的活力的不协调与不理解。其间有一些理由，本文将讨论主要的两个。

首先，2010年至今的阿拉伯“革命”清楚说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但与过分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点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还表现出一些强烈的差异性：去殖民化后沿袭的国家结构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宗教关系；妇女社会地位有别；规范体制带来的活力不一；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政体上虽差异明显，但基于该地区的宗教摇篮地位，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将马什里克[1]认定为双方政治联系的起源。

阿拉伯世界的错综复杂和去中心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其采取的操作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就是在政治领域运用特别的宗教手段，将宗教手段作为这一政治区域变革的出口。因此，2002年以来美国在与区域内各国民间社会展开的对话中给予了伊斯兰分子过多空间。这种“排他性的会谈”在突尼斯等国适得其反——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仅是少数派。（2011年10月突尼斯大选中，不到20%的选民支持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

其次，华盛顿角色转换失策，误将自己对阿拉伯“革命”的管理和资助等方面的主导权，转给了诸如卡塔尔之类的海湾小国，让它们约束和引导那些反抗者，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强人政权，以此保持国家秩序，但同时这些政权要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对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忠顺。美国的目标是自己不走到前台，但要阻止“革命”蔓延到海湾地区。这一方针显示出华盛顿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复杂局势的极度无知，甚至对那些海湾地区的小王国也缺乏认识——它们对绕开美国的政策有着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不断对其做出承诺，对确定其内政外交走向举足轻重。

然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适应于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影响了2001年以来，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努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危机几乎演变成“独立闹剧”。各国都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国发展的参照模式；二是如何制定本国发展政策。除经济参照模式之外（因为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均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一旦获得独立，政治参照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强大反对派的质疑。他们一部分人坚持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建立一种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政体，甚至是哈里发模式。

当然，那些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与政治间、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最为缓和。理由有二：一是，它们依靠石油收益的分配保持高消费水平，建立起令各方均感到“舒适”的经济，能将抗议消于无形；二是，它们采用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并为此耗资不菲。这些国家在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部门严格执行男女分离，这与坚持拒绝妇女工作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海湾产油国一直保持本地男性的高工资。还有一些材料忽视了突尼斯在2011年10月23日的大选后，也有很多人要坚决执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以上形势反映了当前阿拉伯这个复杂地区盛行的逻辑，以及该地区的活力、沉重的发展趋势同华盛顿计划间的矛盾。其中，卡塔尔作为美国的助手管理阿拉伯“革命”，以便建立起能让华盛顿和海湾王国同时接受的政权，后者特别害怕“革命”普遍发生。

宏大计划和假设游戏

一些记者和观察家通过观察和研究仓促得出结论，认为阿拉伯地区各国的宗教党派已转向民主政治，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上台；前“阿富汗人”贝勒哈吉掌管利比亚；穆尔西在埃及胜选。这只是这些国家未来将发生危机的可见一面，将之称为“阿拉伯之春”是不合适的，有争议的。其愚蠢之处在于它与当地历史没有任何关联，也与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格格不入。

这也表明，一些宗教党派重掌权力的背后，并不只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还是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本文希望探讨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在后“革命”时代政治转型所需的条件。美国在“9·11”事件后旋即出台的新型操作模式，直接服从于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洗牌这个日程。美国重新规划阿拉伯世界的计划蓄谋已久，深刻影响着其通过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控制对活动分子的培训、利用和“推出”等进程。时机一到，这些活动分子就会像“橙色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成为一个新的媒体与政治结合的阶层，这对控制那些“自发”的抗议极为重要。

当然，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否认在2010年、2011年及此后的阿拉伯“革命”期间曾进行具体干预或指导。但从各种指标、传记等材料及传媒政治集团的行动中，均能隐约发现三国的大集团、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等留下的痕迹。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或多或少地对其援助对象进行了支援，甚至是控制。有三个论据：一是基于政治逻辑学，即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间、阿拉伯世界和美国间具有双重关系；二是基于美国对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世界的关键性假设，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分割线的方式将对这一复杂区域的认识“正常化”和统一化；三是找到一种控制“革命”的操作模式，并对在后“革命”时代作为“经营者”的三国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其他政治角色进行检查清理。第三个论据或有片面，但足以证明美国确实参与了对“反抗者”实施控制的准备工作，甚至协助海湾国家的保守势力牢牢掌控这些人，保证“革命”不会火上浇油，损害政权的稳定。

无论是在各个利益集团势力范围的划分方面，还是在如何看待世界方面，阿拉伯世界都面临重新规划。这一“伟大蓝图”在穆巴拉克倒台，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公开干预叙利亚内战后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马什里克地区，博弈点是要厘清各个前殖民地在20世纪初因领土被不幸瓜分所遗留的边界线，以及各个种族与宗教群体间的分界线这两者复杂交织的情况；而在马格里布地区，则是要对世界观、政治关系地图与国家、规则及法制原则的关系等被统称为“心理地图”的一切重新进行规划。

事实上，对这两个地区同时进行“重绘”活动的背后，显示出偿清两个遗产，即在马什里克的法、英遗产和在马格里布的欧洲遗产的意愿，尤其特殊的是法式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模式。后一种情况甚至关乎一种“国家”概念，而这种“国家”概念是被法国移植到马格里布中部国家的：该地区依然坚持后殖民时代的那种公民政府，将国家法律作为权力之本。但现在它既已被打败，又被列入将要被摧毁的名单上。建立公民政府是法国以及欧洲欲在这里实施的政治计划的核心，却被海湾王国视为一种政治恐怖和错误的普遍主义，因为它将直接拷问海湾王国当前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与法律、权力与石油红利分配的关系，甚至会威胁君主制度的合法性。

在突尼斯“革命”中，示威者宣称其斗争是为建立公民政府和真正的分权制度，是为反腐和确立政教分离。同样的诉求在埃及、巴林和也门也被明确提出。但这些诉求不但没被倾听，还被海湾的独裁政权诋毁和暗中破坏。起初斗争的核心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使示威者的行动在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的较量中显得正义、合理。而海湾王国利用当时的政治真空和开放式的大辩论来支持宗教政党，派它们去攻击在孕育中的新国家政体，直至最终摧毁或者至少攫取它，但不会让斗争波及自身。穆巴拉克一倒台，海湾王国就将这些新国家政体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美国的支持下，抵制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化尝试，并以大量资金扶植宗教政党，阻止民主之火蔓延至海湾君主制国家。换言之，压制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思想才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的实质目的。除了宗教政党重掌权力的突变性，我们还须探讨更多内情，因为媒体民主化增强的背后，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遏制欧洲及其他在欧洲周边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角色。

每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裁和腐败国家，在后“革命”阶段都伴随着为之计划好的各种倡议，助力民主化及国家稳定的大量援助，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注意如下两点。一是从援助数额上看，美欧等“革命”的幕后发起者所赞助的金额，远低于其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民主改革的资金投入，更是远低于其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的投入，让人感到其金额太少，雄心实在有限。究其原因，美欧的经济颓势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演变进程中的投入水平。然而，悖论很快出现了——一些以厌恶和反对民主著称、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却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种演变提供资金支持。始作俑者便是卡塔尔。该国对突尼斯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极为明确而大方地施加了影响。若没有多哈的资金支持，加之沙特阿拉伯对其提供的支持有限，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不可能引领选战。这种昂贵的选战有时俨然变成了财力比拼。

据此我们做出第一个假设，即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远非在得到美国允许的情况下行事。两国长期配合支持欧洲的一些阿拉伯或马格里布少数派，不仅助其进入东道国的政治体制，还将其打造成“替换大军”，一旦该国变天，就将其投入到被“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控制的内阁、政党或者意识形态之中。

因此，通过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国际媒体，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行动进行社会学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其已占据制高点，深刻介入到后“革命”时代一些阿拉伯国家新政府的人事选择中。在突尼斯，一些首席政治代理人、内阁成员的人选和任命，在选举前乃至在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完成。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看到卡塔尔的作用，它被允许调查与其美国保护伞站在对立面的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例如在2011年10月23日选举中，上台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衔的新政府，是卡塔尔的战略伙伴。而相比美国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变革中的动作，其在突尼斯的介入程度确实相对较弱。但卡塔尔的介入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调和任务分工，至少在为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确实如此。该党长期以来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在后文我们对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描述中得到证明。上述一切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可以说它们全程支持甚至遥控了阿拉伯“革命”。

二是“革命”仅涉足了那些在宪法上自称是“共和国”的国家，而对各君主国只造成轻微影响（这无疑印证了第一个假设）。这就是摩洛哥的暴动很快就被扑灭，且自称为“阿拉伯革命频道”的半岛电视台未对该事件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原因。巴林的情况就让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对变革的构建还是支持，该国都被区别对待。巴林“革命”被沙特阿拉伯军队的流血军事干预阻止，且这并未激起美国的抗议。因为巴林的“革命”“事出有因”：一是邻近伊朗；二是德黑兰和利雅得间的敌对关系；三是境内什叶派少数派在邻国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注意到利比亚的情况分外引人注目，因为自此作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不侵犯他国边界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将不再被尊重。该原则在叙利亚内战中也不会被尊重，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先例，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一构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今后只会被某些王国视为合作原则，用于保持其专制制度、保证互不干预。海湾君主国青睐于稳固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方面，给予目标国人民大笔捐助；另一方面，建立每个人都不再遮遮掩掩的紧密政治联盟——一个共同的情报系统。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CI）峰会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就重申“永忠君王”的原则。

上述观察让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若这些变革进程以及华盛顿与伊斯兰主义运动间的联系早有预谋，那么有一点将是毋庸置疑的，即变革期间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以及海湾产油国干预目标国对政治解决的抉择，是在美国这一保护伞下进行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与美国进行联系的人数量众多，尤其是2002年以来，有一帮人特别是突尼斯人经常承担双重任务：一方面经常光顾美国智库与设立在海湾国家或其附庸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又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活跃分子或同情者，与被流放到卡塔尔的该党领导机构保持联系。这也证实了美、卡两国和在突尼斯掌权的复兴运动党之间紧密沟通的桥梁是存在的。对海湾地区那些心怀忧虑的阿拉伯-波斯湾国家[2]而言，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是对其伤害最小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上台既不会使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扎根，也不会发生和平夺权，更不会发生变革甚至制度更迭。

在以社会学方式对前“革命”和后“革命”阶段各参与角色进行标记之前，我们要做第三个假设，即从2010年末到2012年秋的反抗阶段过后，恢复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和活力是必要的。

“阿拉伯之春”这一表达是不恰当的甚至冒险的，尤其相较其欧洲先例更是模糊的。此外，阿拉伯世界在此期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也凸显了其在变革中展现出的极端混杂性和差异性。因此，以突尼斯为代表的马格里布地区，关键在于围绕一个良治、反腐和重建政府的框架谋划重建工作。至于国家实体的未来走向，没有人提出质疑，它也不在那些迫使本·阿里出逃并推翻其政权的人的斗争日程上。选举中获得多数的党派——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政治日程却并非如此。在这一阶段，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一个潜在目标是，在突尼斯的宪法框架和清洗政坛的意愿下，重组突尼斯政体，使人逐渐接受如“伟大的奥斯曼大臣”海雷丁·帕夏那改革时代的新政。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似乎也想清偿后独立时代的遗产，当时特别设立了人权法和众多的规章条例。在某些伊斯兰分子眼中，这些都是有罪的，都是照搬照抄法国机构的，甚至直接来自殖民监护者的授意。

这种适应突尼斯国情的原动力在利比亚变革的中心层面并未被发现，在叙利亚或也门也很少。马什里克“革命”期间，不仅涉及国家政体的重建，还有国家实体长久的完整性，因为其所有的构成单位（如省、邦等）均被卷入。在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共存问题似乎因内战而重回桌面，以致出现了两难局面：到底是要按照旧计划重新划分领土还是促进强力自治，或让那些因势力范围划分而支离破碎的地区重新合并。对照叙利亚变革，马什里克中部地区显示出走向深度改组的趋势。受伊拉克形势影响，人们正在推动宗教或文化语言的多数同政治多数间的一致性。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干预加速了这一趋势。在叙利亚危机中，两大瓦哈比教派王国正跃跃欲试，要将对利比亚的干预模式和人道主义手段运用于大马士革。它们的目标绝不是建立多元民主体制，也不是创建现代化的或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其目标是重绘马什里克中部地区内的政治地图，截断从伊朗到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控制的区域。最吸引卡塔尔这个小酋长国的，还有其内心对于油气的考虑，即在没有大国强力控制的情况下建设输油管线。

控制“革命2.0”的小推手和大赢家

正在发生的变革并非仅遵从“革命者”对民主化的渴望，对第一批反独裁人士而言，还遵从两个特殊的外在逻辑。

在本·阿里下台的次日，恐惧在阿拉伯当权者中蔓延开来。本·阿里逃离之日，正值阿盟会议召开，时任阿盟秘书长穆萨明确道出其同僚的恐惧之处：针对阿拉伯国家独裁政体的政治改革将被普遍推行。穆萨还宣称，“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应由阿拉伯人自己来解决”，即是宣布在这场变革游戏中出现的强力教父型人物将是合法有效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框架的“自发革命”进程。故这一过程中所谓的主角、教父，其实就是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三国组成的干预者，其采用特别合作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发力。正是它们让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胎死腹中。

第一招是大量资金的自动流水作业，即假道与海湾君主国有联系的慈善和布施协会操控的政党和政治集团，以物资和后勤方式来实现。该手段在阿富汗战争，甚至更早的“塔利班”创立时期均已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呈现。

第二招是资金募集，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或在卡塔尔或在英国，由马格里布宗教政党及其领导班子发起。

第三招是最新和最薄弱的，乃是继承了“9·11”事件后小布什的计划：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能够控制民间组织并推动其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这一招在“革命”期间率先亮相，但很快让步于其他两招，因为前两招更稳当、更长久，且更敌视“民主2.0”。

本·阿里政权倒台的翌日，各大媒体口径一致，一些政客也不遗余力地颂扬“革命2.0”：这是一场以快速进行信息沟通、连接和交换的力量取胜的“革命”。就这样，突尼斯人表现得让人大吃一惊，靠着博客、脸书上众多匿名者夺取了胜利——通过这种无领导、无定位、无决策中心的方式教训和推翻了专政。

通过观察事实、研究博客和活动分子的传记，人们可以发现：尽管活动分子数量庞大，其运营的博客和网站发挥的作用巨大，但事实上这些“革命”尤其是突尼斯的“革命”早有准备，所有准备工作均出自将主要角色与当地的战术联系起来的同一个战略。

这当然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社会，甚至与生活在欧洲国家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少数派之间，建立了从未出现过的联系和合作框架。正当此时，人们发现美国的“公共外交”要本着更能相互理解的方式开始“重写”了。这涉及要针对一定数量的政治力量、社会角色、艺术家和少数派代表开展行动。通俗地说就是在这些联系背后确实有政治目的。当然，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扩大美国外交与其他公民社会角色的联系圈，以打碎传统外交关系的封闭状态。我们就曾以服务于美国机构的研究中心的人员和领导者的身份亲历这些事情。我们亲自观察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并对美国如此重视与那些宗教尤其是穆斯林的“代表”的联系而大吃一惊。这种紧密接触紧随“9·11”事件启动，有了这个突破口，某些政治与宗教“掮客”蜂拥而入，他们热衷于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美国间关系“正常化”服务。在突尼斯，美国当然是在美驻突大使威廉·哈德森的鼓动下，与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建立起最初的紧密联系的，因为当时这种联系为本·阿里所禁止，且突尼斯复兴党很多领袖要么处于突尼斯政府的监视居住下，要么被流放后到了英国或卡塔尔。正是通过一个人和一个研究中心的作用，使得关系“正常化”的活动加速运作起来。这些最初的联系孕育了一个特殊圈子，下文将一一陈述。

除了这些联系，自2006年起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卡塔尔机构，开始对中东、北非的政治活动者产生兴趣，其行动手段或是如美国所谓的那种“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训项目，或是如卡塔尔那样，对半岛电视台提供支持。它们据此预置两个角色连接圈，这两个圈子将在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中发挥首要作用。

这些圈子的作用是协助全球特别是所在国内政坛反对派传播其观点。它们的出现在变革局势中掀起波澜。在突尼斯，这些来自“加强公民社会”培训项目的活动分子在2011年1月上旬频繁出现，此后将当地主导权让给了包括依附于卡塔尔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内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复兴运动党结构更为紧密，更具组织性，获得更多捐助，还深谙地下政治斗争，从而得以排挤掉所有对手，并收买了宣传“革命2.0”的媒体以更好地抵制民主计划，甚至促其流产。许多活动分子和博主在这一局势下无奈离开了政治舞台。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就能找出2011年1月14日前后“革命”形势透露出的反对派的总路线、地图绘制、定位和相关例证，并做出一些假设。

第一个假设涉及博主或脸书等“细胞单位”的激活。它们在突尼斯“革命”中的行动在一些方面与东欧“颜色革命”中的活动相似：

“自发”提出起义设想；

暴动者在一段准备期和游行示威爆发后控制了大城市和首都，警方则对此无能为力；

使用信息技术反复传播“革命”消息，形成自发性舆论；

一批活动分子被逮捕，包括那些确定致力于民主制度建设或民主控制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智库派来的组织或个人；

出现一个强大的政党，其具有控制力但并非多数派。

这一纲领也将被应用于诸如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塞尔维亚、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观察这些事实后，我们发现在本·阿里倒台后，恢复旧体制的进程正在推进，且正通过相同的手段在被称为“Kasbah古堡行动”[3]的框架内迅速外溢。

下列三个表格将指出谁在2011年1月14日前后的两个阶段对突尼斯“革命”的组织工作发挥了作用。

参与突尼斯“加强民间组织”机制的机构

突尼斯活动分子在抗争前后及参加政治过渡进程的活动轨迹的几个示例

政治“企业家”轨迹

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是超国家的政治进程，并因外部干预沦为乌托邦和四不像。利比亚的情况与伊拉克类似，采用暴力引导的方式推动变革，重蹈了伊拉克式的混乱。突尼斯的情形则只能作为研究其周边国家和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教父卡塔尔的失败例证。西方人在此变革中的态度是奇特的，他们竟同意将最重要的角色让与一个海湾小国，它对民主的概念简直一窍不通。我们还将对阿拉伯“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一袖珍国家与美国保持的特殊关系进行长期调查研究。作为这些新政权的单一资助人，卡塔尔实际上主导了这些国家的瓦哈比化进程，且其一直在马里的伊斯兰“圣战”小派别中保持存在，这使得相关国家的局势无法达到美国希望的稳定状态。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的另一次冒险——阿富汗。的确，出资人决定未来，出资人决定战争走向。

塔乌费克·布尔古

[1] 马什里克是对阿拉伯世界东部地区的一种称谓，该词的字面意思为“东方”，更文雅或诗意的称法是“日出之处”。——译者注

[2] 波斯湾沿岸国家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

[3] 按照乌克兰所发生的那样，活动分子采取静坐方式，并占领Kasbah广场。

“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角色

在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如果它发生了，你完全可以打赌它一定是某种“设计”使然。

——富兰克林·罗斯福

穆巴拉克下台近一年后，2012年2月8日全世界报刊都采用了一条源自开罗的消息——埃及法院指控一些非政府组织从事非法“政治”活动。[1]媒体称：“紧张事态缘于2011年12月29日对当地17家埃及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搜查。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组织，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等。”针对搜查事件，包括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在内的3名美国参议员，“周二（2012年2月7日）就这一事件警告埃及，称之为两国间少有的如此严重的‘灾难性的’断交危险”。

在事件发生后几天，媒体披露，“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称，19名美国被告中目前仅有7人在埃及，其他人已在‘禁止出境’命令下达前离境。其中一些人，如‘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分部负责人、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之子萨姆·拉胡德，已经到美国大使馆避难”。[2]

这些新闻明显引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些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被控进行非法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力，让一个美国部长的儿子担任其埃及分部的领导人？这些指控为何如此严重，竟让美国部长之子窘迫地躲入了美国大使馆？是什么飞虫蜇了埃及法院，让它“胆敢”攻击美国组织和侨民，并让埃及冒着失去美国给予其每年130亿美元援助的风险？为什么麦凯恩参议员要亲自介入，而不将此事提交美外交部或国务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温几年前发生的“颜色革命”。

吉恩·夏普与“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一些东欧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重大变革，即先后发生在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等的重大事件。

这些“民主化革命”的推动者是一些集中了当地青年活动分子的运动组织，他们亲西方，经验丰富，都是民主斗士。这些成功推翻独裁制度的运动都运用了美国哲学家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理论。

作为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是《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该书是近20年来非西方世界那些梦想推翻本国“独裁体制”的活动分子的枕边书。这位马萨诸塞大学前名誉教授、哈佛研究员，在1993年编写了这一“持不同政见者的完美指南”的第一版，供身处泰国的缅甸反对派使用。目前，该书已被译成27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并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3]

吉恩·夏普在书中描述了为推翻现行制度简便易行的198种非暴力行动方法，重点是拉拢警方、示威游行、组织抗议弥撒、提供音像设备支持、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利用强力标语和口号（如文字“下台”和握紧的拳头图案）、在游行期间布置死者照片以及掌控后勤组织工作等方面。除了“颜色革命”中这些相关经验外，诸如群发短信、利用社交媒体和清扫游行使用的公共场所等手段后来也被加入。

这些方法的可行性被罗伯特·赫尔维证实，此人是美国前陆军上校、地下行动专家及美驻外使馆武官培训学校校长。[4]罗伯特·赫尔维曾于1983年至1985年在仰光美国大使馆任武官，在哈佛大学一次评定研究奖学金的会议上结识了吉恩·夏普。此后他初步掌握了哲学理论，并成为非暴力理论的信徒。1992年退休后，他投身缅甸和平反抗教育。同年，他利用吉恩·夏普的船只组织潜入缅甸。“在这里，我们进入这片丛林，点燃蜡烛来阅读吉恩·夏普的著作。”[5][6]他回忆道。这次冒险之后，《从独裁到民主》的第一个译本诞生了。

1992年到1998年，赫尔维15次造访缅甸，其间接触了500多名缅甸联邦议会议员和一个亲民主的缅甸组织，并为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吉恩·夏普理论的课程，[7]但徒劳无功。多年来，希望推动“民主”的美国机构做了大量努力，并为缅甸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均以失败告终。吉恩·夏普就这一彻底失败提出疑问，并找出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反对派派系林立，甚至每一个派系中又分好几个小派别。他说：“所有这些武装派别都认为它们能战胜政府军，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判断，因为政府军更庞大、更强势，还有更多武器装备。”[8]

21世纪初，美国“推进民主”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欧国家和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缅甸的情况相反，“夏普式”的非暴力运动在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是罗伯特·赫尔维亲自培训出了“抵抗”运动中的塞尔维亚活动分子。在接受《和平》杂志的长篇采访时，他承认塞尔维亚“革命”运动收到了美国机构2500万美元的援助。[9]

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时，塞尔维亚运动人士建立了“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由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这一中心由“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资助，[10]专供非暴力斗争培训。它还负责其他“颜色革命”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培训，以及阿拉伯活动分子的培训，尤其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们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垮台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的。[11]

“推动民主化”的美国机构

众所周知，各类“颜色革命”背后均有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自由之家”或“开放社会研究所”（OSI）等美国“民主输出”机构的资助、指导和支援。[12]

这些“革命”的手法已被多位作家披露，玛侬·卢瓦佐也多次做过详细报道。[13]而来自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萨斯曼和克莱德，在其2008年发表的一篇很翔实的文章中写道：“2000年到2005年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盟国的政府均被不流血的‘革命’推翻。尽管西方媒体普遍将这些造反行为归为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和普罗大众的（民权），但‘颜色革命’毫无疑问是经过长期和大量谋划的结果。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施以高压，并运用财政和技术手段推进民主。”还有：“大量外国要素介入了民主变革的进程，其中USAID、NED、OSI（由乔治·索罗斯赞助的研究所）、FH（为饥饿者提供食物组织）以及国际中心等机构干预了这些非暴力冲突。事态发展均被精心设计，就像七国集团凭借其在商贸、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东欧地区推行一些更为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开放政策一样。”[14]

尽管被贴上“非政府组织”的标签，但这些美国机构实际上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

USAID是美国一家“正式的”独立事务所，1961年创立。该机构负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文援助，只要这对美国有利。该机构穿梭于世界各地，从事颠覆活动，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前文已广泛述及。[15]此外，USAID在其网站称自己曾在过去20年里花费约90亿美元来“提升逾100国的民主管理水平”。[16]NED于1983年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授意下创立，号称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私人基金会。事实上，它的预算须由美国国会投票，其资金由共和党、民主党、美国商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LO）代表联合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NED 90%的年度预算来自美国政府。仅是2009年，这一预算就被提高到了约1.32亿美元。NED的创建者之一艾伦·温斯坦如此描述NED的角色定位：“当前我们的很多工作是秘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这已有25年。”

事实上，NED的行动可通过4个不同组织联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以及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

IRI董事会由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主管，克林顿时期的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则是NDI（“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首脑。马克·维斯布拉曾在英国《卫报》发文叙述其对IRI的思考：“当我看到IRI被国际媒体奉为‘推动民主的组织’时，我不禁放声大笑。”[17]他在文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一组织（单独或与前述其他机构一道）直接参与了破坏许多国家社会稳定的行动。

“自由之家”创立于1941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助力自由事业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尽管这是官方描述，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USAID、NED和索罗斯基金会。[18]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国诸多名人的豪华董事名单而闻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卡特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克林顿时期分管财政的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助理兼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至于NED，这一组织参与了遍布全球的众多旨在破坏目标国社会稳定的资金援助项目。[19]2006年，盖伊·丁摩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自由之家”“是由美国国务院挑选的为伊朗地下活动接受注资的组织之一”。[20]

美国著名匈牙利裔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也致力于输出“美国制造”的民主，并为此创建了其一干基金会中的一个——“开放社会研究所”。它创立于1993年，起初致力于东方阵营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转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积极参与资助“颜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21]

显然，这些组织不但不是什么非政府组织，反而极具政府背景。理查德·福尔克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评论其活动属性：“有时，这些单位甚至被媒体冠以‘民间组织机构’：往好里说，是无知；往坏里说，则是一种故意欺骗。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其活动，但认为它们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都是大错特错的。”[22]至于这些组织“民主推行者”的角色，众多评论家持怀疑态度。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伪非政府组织在外国引领的深度颠覆性活动在美国是禁止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所说：“我们在国外做着在国内被禁止的事。”[23]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开端

2009年夏天，搅动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实，“颜色革命”期间已知的和已被应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种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丰富起来。

第一，他们小心利用社交网站动员伊朗的活动分子，并即时引导网络信息。推特、脸书、优兔和其他社交媒体点燃了博客世界，显示出其打击力度。

第二，美国政府强烈鼓吹并声言捍卫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网站的权利，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24]这种介入甚至上升到对一些美国社交网站直接进行干预，以让持不同政见者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工具。美国国务院还曾要求推特推迟其需要中断服务的运行维护工作，因为这将剥夺伊朗反对派的联系途径。[25]而且，基于美国政府与私企间奇怪的密切联系，推特接受了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赋予伊朗人的这种使用社交媒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是美国公民在游行示威时也未被授予的。[26]

第三，西方常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大规模传播和灌输多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从而使一些有悖真相与伦理的拙劣报道充斥荧屏，并总以此自夸。它们还有一种惯例：将录音或录像中“不和谐”的部分以杂音覆盖等方式进行掩盖，或以视频片段回路的方式通过优质手机传播，以此让人难以发觉。此类作品的质量与行业标准相去甚远，且为避免与其他行动交叉而暴露，难以用天线传输。

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报道”几乎能在瞬间传播开来，且数量极大，明显引发人们对伊朗网络反对派与西方媒体巨头间紧密关系的怀疑。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网络反对派都受过CANVAS的培训。正如该组织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宣称的那样：“我们已出现在37个国家的活动分子周围。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鲁吉亚和2004年在乌克兰，但也有失败的，如在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伊朗。”[27]再次重申，CANVAS是一个培训尚未成熟的网络反对派的机构，它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办事处，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别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输出”的美国专业组织的资助。[28]

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输出”

根据美国的地理划分，阿拉伯国家分属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我们所想的不同，对于阿拉伯“革命”的准备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而是小布什时期。此外，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民主输出”方面的立场几乎一致。它们都致力开展联合行动，正如我们见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动那样。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哪个党及何人当政，都会为这些项目和参与者保驾护航。

我们应认识到，所有触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阶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论的运动方式。一些人引领着体制变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总统即将离任之机起事（如也门）。在其他国家，非暴力阶段则仅是昙花一现，变革迅速进入包括多种形式的外国干预的暴力阶段，国家陷入血腥的内战阴影中，这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面。叙利亚政府目前仍在面对由美国在内的一干国家大规模资助、支援和“保护”的反抗军。还应注意，这两国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发于边境地区。被内战困扰的这两国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复古”的旗帜，作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象征。

在这场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民众游行示威主要由网络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引领和组织，他们热衷于新科技。反对派的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运动的共同点。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发性。

网络反对派从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培训中获益。一是现实空间中的“领航”技术，二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其中一部分人会脱颖而出，为领导层所赏识。埃及著名网络活动分子、“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者艾哈迈德·马希尔指出：[29]“使网络运动活跃与使街头运动活跃是两码事。”这种认知在圈内是常识性的，显示出活动分子及其领导层的现实主义态度。

CANVAS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

对示威者来说，现实空间里的“领航”包括如下技术：动员民众的艺术；与警察拉关系的艺术；后勤保障能力；发生暴力行为时的应变能力；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时的应对能力。网络反对派领导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动员、训练和组织街头示威活动。而这些难题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好几年，就已被CAN-VAS解决。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动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为“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KADEM）的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大中东民主计划”资助的中心，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30]得到了乔治·索罗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资金支持，还与“自由之家”[31]开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还曾为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好几个组织工作。[32]

在拍摄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纪录片[33]过程中，加利接受采访，承认在2007年11月参加了CANVAS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举办的一次培训，并展示了培训时的照片。他明确指出，培训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组织者就是CANVAS组织中的塞尔维亚人。

通过突尼斯快报广播的一次播音，我们得知两名突尼斯著名网络活动分子——斯利姆·阿玛姆和艾玛·本·杰玛也参加过此次培训。[34]要知道斯利姆·阿玛姆曾在后本·阿里时代的首届政府中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他本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大肆鞭挞本·阿里政权，而这仅仅是短短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斯大学生总联盟（UGET）秘书长伊兹丁·扎阿杜尔在前述的纪录片中宣称：“‘抵抗’运动给了我们一本描述其所有战略的书。”这本书正是由CANVAS出版的，书名是《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反对派的完美行动手册大量借鉴了吉恩·夏普的理论，已成为方便实用的必备品，当时被译成了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书中提及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广泛使用，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访谈时，斯利姆·阿玛姆承认其受到了一些美国机构的“帮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机构。[35]

埃及人也从塞尔维亚人传授的专有技术中获益。大量参考资料提到，“4月6日青年运动”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实习，比解放广场发生骚乱时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亚·阿马拉拍摄的纪录片中承认此事，并透露是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分子一起接受培训的。[36]他还宣称经过实习，已非常熟悉组织群众的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随后，他也和职业培训者搞起了培训。阿德尔这一夏季实习也被“自由之家”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项目负责人谢里夫·曼苏尔[37]证实，这也是该组织资助CANVAS培训活动的证据。在此应当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运动”间的关系早在此次实习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讲述艾哈迈德·马希尔的文章中，作者戴维·沃尔曼强调了“（谢里夫·曼苏尔）多年来与马希尔及其集团的紧密联系”。[38]

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39]

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40]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41]

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

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

第33招：拉拢敌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

第37招：反复且有节奏地高呼口号。

上述招数不胜枚举，指出了CANVAS慷慨贡献的培训是怎样严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吉恩·夏普就对埃及网络活动分子的行动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对自己的追随者的执行力感到“特别自豪”,[42]并意识到“穆巴拉克倒台是他所见过的最‘顶尖’的民主革命”。[43]穆罕默德·阿德尔则自诩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革命。CANVAS只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44]

“网络版阿拉伯联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美国“民主输出”机构为阿拉伯网络活动分子提供的第二种类型的培训便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

显然，社交媒体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工具能够让各国反对派在空前短的时间内联系数量惊人的个人，并在一国内外进行重要资料、信息的数字化交换。美国国务院和各机构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反对派绕过本国审查，提升地理定位技术，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时传送图像和视频，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来，引人注意的还有美国对新技术的巨大关注。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多次干预以捍卫自由使用互联网，以及要求正在发生民众抗议的国家不中断互联网浏览，这些都大为可疑。

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证实“互联网已成为21世纪的公共空间”，“脸书、推特和优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链接技术正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加速器”。[45]她还宣称，将拿出2500万美元“支持在线表达热爱自由的项目或工具的开发”，并促使推特在开设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后增设汉语和俄语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谷歌之间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个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武器”。[46]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网络反对派频频在媒体上出现，被称为“脸书革命”，他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这似乎只是一些无政治立场的年轻人使用新技术，动摇了数十年来已深植于政治舞台的独裁体制。

但是，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他们如何在既没有获得相当程度的培训，又没有与一个明确组织相联系的情况下动员如此众多的民众？事实上，除了资助中东、北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那些从事“民主输出”的美国机构，还用新技术为这些国家的网络反对派提供新技术培训。为此，它们运用青年运动联盟（后发展成为movements.org）等实体组织。青年运动联盟在其官方网站上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组织，并宣布其使命为：在利益相关地区寻找网络反对派；通过一些民间组织的专家和成员的帮助，在网络反对派间建立联系；通过对网络反对派进行培训、提供建议和建立平台，支持其加强联系和壮大发展。

在movements.org的创建者中，我们发现了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前顾问、“谷歌理念”主管贾里德·科恩，以及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谷歌工作的贾森·利伯曼。[47]另外，青年运动联盟执行总裁戴维·纳赛尔领导了关乎NDI、USAID和IRI利益的中东项目。[48]

特别是，青年运动联盟组织的年度会议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谷歌、脸书、优兔等公司资助的。它迄今共召开了三次：2008年在纽约、2009年在墨西哥城、2010年则在伦敦。这些参与者和与会者中不乏美国名人，如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推特创始人兼总裁杰克·多尔西，以及大批来自谷歌、优兔、美国国务院、“自由之家”、IRI、NDI、NED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甚至大名鼎鼎的“自由之家”成员谢里夫·曼苏尔也在其中。2009年的会议则因希拉里·克林顿以个人名义参会，被标记为“干预行为”的呼声越发高涨。这些人都与来自5大洲15国的网络反对派青年代表分享了经验。

“4月6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埃及活动分子也参与了青年运动联盟在纽约召开的2008年年会。他们当场与世界各地的网络反对派建立了联系，还参加了一些关于运用社交媒体的研讨会，接受了如何逃避本国网络监督的新技术培训。[49]

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这类会议，吸引了一些高级别美国名人的参与，还邀请了很多经过身份鉴别、由美国大使馆负责的网络反对派人士，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这类活动中的利益和牵连。另外，新技术领域全球巨头的参与，也证实了这些企业、“输出民主”机构和美国政府间的密切联系。

2009年，16名埃及青年活动分子在华盛顿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他们接受了捍卫人权的相关培训，并会见了美国政府、国会及一些媒体和智库的代表。与我有着相同观点的罗恩·尼克松在一篇载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直接参与了‘地区革命’和激进改革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和昂特萨·卡迪等一批基层活动分子，都受到了IRI、NDI和‘自由之家’等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资金支持。”[50]

其他几个培训机构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开始建立了，这使得各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并最终整合起来。基于此，记者皮埃尔·布瓦斯雷将这种网络活跃分子群体命名为“网络版阿拉伯联盟”。[51]在此举例说明，他们2009年在开罗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就是分别由美国政府和索罗斯名下的OSI组织的，斯利姆·阿玛姆也均有出席。突尼斯和埃及的网络活动分子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面对面交换了各自的认识和看法。[52]

另一个促使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会面的事件，是2009年12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会议，该会议是突尼斯网络活动分子萨米·本·加尔比亚发起的。与会名人包括斯利姆·阿玛姆、毛里塔尼亚人纳赛尔·韦德迪、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曼和摩洛哥人希沙姆·阿尔米哈阿（笔名）。[53]斯利姆·阿玛姆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采访时明确承认了这一点。[54]

还有其他消息提及“网络版阿拉伯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始于2008年。最初是在埃及人与突尼斯人间，随后扩展到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甚至伊朗人。伊朗人虽然不是阿拉伯人，但同属中东地区。[55]

在这些埃及活动分子中，一些人在穆巴拉克最后的日子里来到了聚光灯下。其中之一便是瓦伊尔·高尼姆。他被投入监狱12天后获释，在接受埃及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叙述被俘经历，并为之落泪。节目播出后他一夜之间成了英雄。瓦伊尔·高尼姆是一名生活在迪拜的埃及人，曾出任谷歌公司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他在“4月6日青年运动”开始后才变得活跃起来，并与艾哈迈德·马希尔联系紧密。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是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说，“瓦伊尔·高尼姆的成就太令人自豪了”,[56]仿佛“干革命”就是像任何公司市场负责人的本职工作一样。

网络反对派与互联网自由

对网络反对派而言，在互联网上做到行动完全自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匿名和绕开审查。为达到这两个条件，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些公司来设计翻墙软件，典型的便是一种叫TOR的翻墙软件。翻墙软件被免费发放给网络活动分子使用，使得互联网上的匿名引导行动得以进行。TOR的一名代表表示，“TOR的使命是允许人们在极权国家能够安全地表达观点或分享信息”。[57]

用户可以免费下载使用TOR（仅2010年下载量就超过3600万次），那么谁在资助这个软件的发展？参考其官方网站，我们了解到TOR拥有众多资助者，包括谷歌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它的主要出资方并未被证实，但伊夫·厄德让我们了解到TOR曾在数年间获得了联邦基金的赞助。[58]

TOR的一个代言人是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雅各布·阿佩尔鲍姆曾游历众多阿拉伯国家来推广他的软件，并面向网络活动分子召集关于如何使用该软件的研讨会。在整个突尼斯“革命”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并帮助突尼斯活动分子解决网络迟缓问题。[59]还应注意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他还是维基解密的活跃成员。[60]

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时已经表示：“我们（美国政府）同样支持发展能让公民绕过政治审查、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工具。我们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团体提供资金援助，只要它们致力于确保人们使用当地语言操作相关的软件，或者为需要安全进入互联网的人们提供培训。”[61]

对美国政府来说，开发“反审查”信息系统极为重要，为此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还为开发这类工具的企业提供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62]

目前正在开发的一个视频软件“commotion”,“允许建立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需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它是移动的、水平的、完全分散的，能躲过任何监测，因为它在传输时具有匿名和限定收视的特性”。[63]该项目除了美国国务院资助的200万美元外，还有23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其首个版本将于2012年底发行。“commotion”软件由美国开放技术研究所（OTI）接纳和资助，其领导人非瓦伊尔·高尼姆的老板埃里克·施密特莫属。另外，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也参与了该项目，曾任“commotion”软件的投放参事一职。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个对研究社交媒体巨头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尤其是埃及网络反对派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性的事件。

在骚乱最盛时，埃及政府认为网络是危险的，决心断网。于是从2011年1月28日到2月2日，埃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隔离博客的国家。为使埃及网络反对派能够继续为国际媒体“提供资料”，谷歌和推特携手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抢救系统，用户通过拨打固定电话就可以将语音信息转变为“推特”信息。除了这一技术上的“壮举”，还有3个电话号码可以免费拨打。[64]

这证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断“革命”。

美国人的资助

除了培训网络反对派，“民主输出”机构还像为自己的分支机构提供资金一样，资助散布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但仅有NED每年公开其主要活动报告，有关数据如下表。

2009年至2010年NED面向阿拉伯非政府组织的金援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到，仅NED在2009年对阿拉伯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补助便超过1500万美元。此外，报告文本中还详细叙述了一些很有趣的信息。

例如，也门非政府组织“无枷锁女记者”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曾接受NED的补助。这看起来很平常，但该组织是由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塔瓦库勒·卡曼（目前唯一获过此奖的阿拉伯女性）创建并领导的。另一方面，因领导了也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她被认为是也门“革命”的女激进分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伊斯兰政治活动分子与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走得很近，不仅得到了大使馆的赞助，还被邀请访美，并在美国和希拉里·克林顿、米歇尔·奥巴马会面，而这些事情远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既已发生。[65]

活动分子与美国大使馆关系密切绝非也门独有。维基解密公开的大量电报揭露了美国驻埃及大使馆的频繁动作。[66]这些电报有助于证实一些活动分子是美国外交代理的“不懈的”合作者。如网络活动分子巴塞姆·萨米尔，他是NED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埃及民主学院”的执行董事，[67]希拉里·克林顿曾在2010年1月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名演讲——“互网络自由”中点名嘉奖他，[68]美国国务院也正式向他发出访问邀请。还有一个小细节：以“脸书女孩”和“4月6日青年运动”联合发起人[69]而在埃及闻名的伊苏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埃及民主学院”的项目负责人。

汉利曾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2005年以来，超过1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NDI、IRI、USAID资助的“民主”和“治理”项目，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28个国际组织和埃及当地机构。[70]我们还了解到，USAID在2011年曾申请过一笔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高达1.04亿美元的特别捐款。一些原始资料认为，美国政府“为提升民主和良治”,[71]仅在埃及每年就花费了约2000万美元。这一节奏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加快了。2011年6月，美国新任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承认，自2011年2月以来，美国为在埃及“推进民主”至少花费了4000万美元。[72]这一事件引发美埃两国政府间火星四溅的紧张关系。所有其他中东、北非国家也被波及。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之事：除了“中东民主项目”的资助，阿米尼·加利领导的“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是由NED资助的。[73]

在约旦，活动分子欧莱博·阿尔-兰太维领导的“圣城政治研究中心”则由NDI资助。[74]

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CNCD）引领着社会反抗活动。该运动汇集了各式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在它们中，我们能看到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LADDH）、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SNAPAP）及文化与民主联盟（RCD）。NED的年度报告咨询会披露，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曾于2003年[75]、2005年[76]、2006年[77]和2010年[78]接受过美国的资助。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则与“团结中心”（NED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有着紧密关系。[79]2011年3月4日，“阿拉伯之春”全面爆发之时，“团结中心”国际部主任凯茜·法因戈尔德，给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写了封信。她在信中表达了对阿尔及利亚警方针对“和平示威”采取暴力的担忧：“我们（‘团结中心’）对最近受伤的人，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公共部门主席拉希德·马拉维深表关切。”[80]她在信中三次提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的领导人拉希德·马拉维。[81]维基解密则披露文化与民主联盟主席曾与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展开“革命是否会波及他人”的辩论。[82]

在分析了维基解密公开的与叙利亚有关的系列电报后，《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自2006年以来就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推动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在“正义与发展运动”的旗帜下重组，并捐约600万美元助其组建电视台，同时向叙利亚境内输入各式反政府“活动”。这些赞助始于小布什时期，并且至少延续至奥巴马时期的2010年9月。另一方面，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一封电报披露了一笔金额为1200万美元的资金，曾从2005年到2010年以美国国务院中东伙伴关系倡议项目的名义资助叙利亚。[83]

查利·斯凯尔顿在其一篇由英国《卫报》发表的详细描写“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文章中指出，巴斯玛·库德玛尼、拉德万·齐亚德和奥萨马·莫纳贾德等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与美国“民主输出”机构早在2011年之前就已有紧密联系：[84]“其实，相当一部分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用以破坏阿萨德政权，这种资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已启动。”这篇文章的一个小细节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拉德万·齐亚德也与NED有着密切联系。[85]

在利比亚，“捍卫人权”的反政府组织“利比亚人道和政治发展论坛”创始人阿里·拉马丹·阿布扎库克、“透明的利比亚”组织创始人阿布德尔·马吉德·比乌克，以及逃到伦敦的“利比亚消息”网站发起人阿舒尔·艾尔-沙弥等人均受到了NED的资助。[86]

“民主输出”机构在“阿拉伯之春”高潮时开展的这一“超级行动”被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注意到，他给予了高度赞誉。除了多次发表灌输民主和军事干预思想的宣言，人们还看到他亲自访问“已被民主化的”一些国家：2011年2月21日访问突尼斯；2011年2月27日访问埃及；2011年4月22日访问利比亚。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美国参议员在“阿拉伯之春”扫过的大地上东奔西跑？当然，这既不是基于其参议员身份，也不是基于其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身份，否则向他那些参议员同事问这些“无所事事”的问题或许更适合。其合理解释不就是他才是“投资民主”的IRI的“老板”吗？这不就是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的问题之一的答案吗？

我们可以打赌，约翰·麦凯恩现在正梦想着被反对派的绿白黑加三颗星旗帜的海洋包围，在叙利亚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的大街上耀武扬威。

∗

尽管缘于糟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但阿拉伯街头“革命”也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自发的。显然，存在某种造成不稳定的“沃土”，它让“推动民主者”的工作容易得多了。

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的那些年，大量“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就已将数百万计的美元花在了培训和资助阿拉伯国家反对派身上。效力于CANVAS的塞尔维亚人、社交媒体和新技术的专家们利用其专业知识技能为反对派，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的反对派提供了高效服务。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美国国务院及其位于阿拉伯国家的使馆网络，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此次改写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规模战役。在此框架下，谷歌、脸书、推特和优兔等新技术的“巨头”们与美国国务院展开了协调一致的合作。

美国称赞那些反民主的海湾君主国的“教育有方”，这一殷勤态度让人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春天化”进程中究竟有多大分量充满疑问。更重要的是，美国对麦纳麦政府血腥镇压巴林示威者一事无动于衷，甚至支持麦纳麦政府，显示出“民主”和“人权”仅是其虚伪的借口。

难道那些阿拉伯君主国的人民，就不能和那些阿拉伯共和国的兄弟姐妹一样，拥有享受“民主之春”的权利吗？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美国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的典范。因此，美国毫无疑问将继续对“已民主化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说三道四。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在外交上具有双重标准：对一些人睁眼，而对另一些人闭眼。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

[1] AFP,《Égypte:la justice accuse des ONG d'activités“politiques”illégales》,Le Point.fr,8 février 2012,http://www.lepoint.fr/monde/Égypte-la-justice-accuse-des-ong-d-activites-politiquesillegales-08-02-20121428827_24.php

[2] AFP,《Égypte:début du procès de membres d'ONG égyptiennes et étrangères》,L'Express,26 février 2012.

[3] G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98ce.html

[4] Ahmed Bensaada,《Libye:les limites de la théorie de la non-violence de Gene Sharp》,El Watan,2 octobre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d13cad04ca46

[5] Sheryl Gay Stolberg,《Shy U.S.Intellectual Created Playbook Usedin a Revolution》,The New York Times,16 février 2011,www.nytimes.com/2011/02/17/world/middleeast/17sharp.html?_r=4&pagewanted=all

[6] David Caviglioli,《Le gourou des révolutions arabes》,Le Nouvel Observateur,11mars 2011,http://bibliobs.nouvelobs.com/essais/20110311.OBS9521/le-gourou-des-revolutions-arabes.html

[7] John Bacher,《Robert Helvey's Expert Political Defiance》,Peace Magazine,avril-juin 2003,p.10,http://archive.peacemagazine.org/v19n2p10.htm

[8] Simon Roughneen,《Gene Sharp:Why Burmese Resistance Has Failed So Far》,The Irrawaddy,22 mars 2011,http://www2.irrawaddy.org/article.php?art_id=20981

[9] Metta Spencer,《Training Pro-Democracy Movements:A Conversation with Colonel Robert Helvey》,Peace Magazine,Janvier-Mars 2008,p.12,http://archive.peacemagazine.org/v24n1p12.html

[10] Ahmed Bensaada,《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le cas de l'Égypte》,Le Quotidien d'Oran,24février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fa8fa32bacd5

[11]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Éditions Michel Brûlé,Montréal（2011）,Éditions Synergie,Alger（2012）.

[12] Ibid.

[13] Manon Loizeau,LesÉtats-Unis à la conquête de l'Est,2005.Ce documentaire peutêtre visionné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2248625849494744048

[14] G.Sussmanet S.Krader,Template Revolutions:Marketing U.S.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London,vol.5,n°3,2008,p.91-112,http://www.westminster.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1/20009/006W PCCVol5-No3-Gerald_Sussman_Sascha_Krader.pdf

[15]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16] USAID,Initiatives to Improve Evaluation of USAID DGAssistance Programs: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Agenda（SORA）,http://www1.usaid.gov/our_work/democracy_and_governance/technical_areas/dg_office/sora

[17] Mark Weisbrot,《Why American‘democracy promotion’rings hollow in the Middle East》,The Guardian,31 janvier 2012,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2/jan/31/american-democracy-promotion-rings-hollow

[18] F.William Engdahl,《Géopolitique et“révolutions des couleurs”contre la tyrannie》,Horizons et débats,n°33,octobre 2005,http://www.horizons-et-debats.ch/33/33_16.htm

[19] D.Barahona,《The Freedom House Files》,MR Zine,3 janvier 2007,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7/barahona030107.html

[20] Guy Dinmore,《Bush Enters Iran‘Freedom’Debate》,The Financial Times,31 mars 2006,http://www.ft.com/intl/cms/s/48d26298-c05211da-939f-0000779e2340.html

[21]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22] Richard Falk,《When is an‘NGO’not an NGO?Twists and Turns beneath the Cairo Skies》,Foreign Policy Journal,15 février 2012,http://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2/02/15/when-is-an-ngonot-an-ngotwists-and-turns-beneath-the-cairo-skies/

[23] RTAmerica,《Taxpayer billions promote democracy hoax abroad》,op.cit.

[24] Ahmed Bensaada,《Téhéran-Gaza:la différence médiatique》,Géostratégie,3 juillet 2009,http://www.geostrategie.com/1724/teheran-gaza-la-differencemediatique/

[25] Technaute,《Iran:Washington intervient auprès de Twitter》,18juin2009,http://techno.lapresse.ca/nouvelles/internet/200906/16/01-876173-iranwashington-intervient-aupres-de-twitter-.php

[26] Ahmed Bensaada,《L'Occident,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s révoltes populaires》,Le Quotidien d'Oran,18 août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190634f1c2ca

[27]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L'Hebdo,11 mai 2011,http://www.hebdo.ch/a_lecole_de_la_revolution_102803_html

[28] Voir,par exemple,le documentaire《Les nouveaux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démocratie》de Marie-Laure Gendre et Sofia Amara.Émission《Printemps arabes:Un an après》,Spécial Investigation（Diffusée sur Canal+,le 9 janvier 2012）.Elle peutêtre visionn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docandfiction-tv.fr/printemps-arabes-un-an-apres-special-investigation-canal-plus-zoom.php

[29] Radio-Canada,《Ces jeunes qui défient Moubarak》,1er février 2011,www.radio-canada.ca/nouvelles/International/2011/02/01/004-Égyptemouvement-jeunes.shtml

[30] Project on Middle East Democracy,MEPI's structure,http://mepi.state.gov/structure.html

[31]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32] Bertelsmann Stiftung,《The Arab Spring:One Year After,Transformation Dynamics,Prospectsfo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rab-European Cooperation》,Europe in Dialogue 2012,http://www.bti-project.de/uploads/tx_jpdownloads/Europe_in_Dialogue_2012_Arab_Spring.pdf

[33] The Revolution Business-World,juin 2011;Ce documentaire peutêtre visionné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www.wat.tv/video/the-revolution-business-world-3s4f1_31wod_html

[34] Express FM（Tunisie）,《Les blogueurs s'expliquent sur leurs rapports présumés avec les USA》,Émission Net Show,20 novembre 2011 à 14h.Cette émission peutêtre écout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KLULz Isu Y&feature=player_embedded

[35] Algérie-Focus,《Interview de Slim 404,le blogueur tunisien devenu ministre》,28 juin 2011,http://www.youtube.com/watch?v=t9nr-TMKx1c&feature=player_embedded

[36] Sofia Amara,《Monde Arabe:l'onde de choc》,Spécial Investigation,（Émission diffusée sur Canal+,le 21 février 2011）.Elle peutêtre visionn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interobjectif.net/specialinvestigation-monde-arabe-l-onde-de-choc/

[37] Documentaire《Les nouveaux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démocratie》de Marie Laure Gendre et Sofia Amara.op.cit.

[38] David Wolman,《Did Egypt Detain a Top Facebook Activist?》,Wired,2 février 2011,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2/leading-egyptian-facebook-activist-arrested-friends-say/78757_

[39]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op.cit.

[40]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41] Ahmed Bensaada,《Le printemps arabe,un an après:révolte,ingérence et islamisme》,Conférence organisée à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20 janvier 2012,http://www.ahmedbensaad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2:conference-q-le-printemps-arabe-unanapres-revolte-ingerence-et-islamismeq&catid=46:qprintemps-arabeq&Itemid=119

[42] Aimée Kligman,《Why is Gene Sharp creditedfor Egypt's revolution?》,Examiner,5 mars 2011,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why-is-gene-sharp-credited-for-egypt-s-revolution

[43] Samuel P.Jacobs,《Gene Sharp,The 83 Year Old Who Toppled Egypt,14 février 2011》,The Daily Beast,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1/02/14/gene-sharp-the-egyptian-revolts-prophetof-nonviolence.html

[44]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op.cit.

[45] Le Monde,《Hillary Clinton milite pour la liberté sur Internet》,16février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2/16/hillaryclinton-milite-pour-la-liberte-sur-internet_1480855_651865.html

[46] 《Google,lesÉtats-Unis et l'Égypte》,Le Monde,3 février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2/03/google-les-États-uniset-l-Égypte_1474508_651865.html

[47] Movements.org,《About》,http://www.movements.org/pages/about/

[48] 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Attendee Biography》,Sommet 2010,http://www.movements.org/page/-/Bio%20Book%20AYM%20Summit%202010.doc

[49] Jenny O'Connor,《NGO:The Guise of Innocence》,The South African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ervice,17avril 2012,http://www.sacsis.org.za/site/article/1269

[50] Ron Nixon,《U.S.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The New York Times,14 avril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4/15/world/15aid.html?pagewanted=all

[51] Pierre Boisselet,《La“ligue arabe”du Net》,Jeune Afrique,15 mars 2011,http://www.jeuneafrique.com/Article/ARTJAJA2617p052-056.xml0/internet-facebook-hosni-moubarak-zine-el-abidineben-alila-ligue-arabe-dunet.html

[52] Evgeny Morozov,《Facebook and Twitter are just places revolutionaries go》,The Guardian,7 mars 2011,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mar/07/facebook-twitter-revolutionariescyber-utopians

[53] Pierre Boisselet,《La“ligue arabe”du Net》,op.cit.

[54] Algérie-Focus,《Interview de Slim 404,le blogueur tunisien devenu ministre》,op.cit.

[55] David D.Kirkpatrick et David E.Sanger,《A Tunisian-Egyptian Link That Shook Arab History》,The New York Times,13 février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2/14/world/middleeast/14egypttunisia-protests.html?pagewanted=all

[56] AFP,《Égypte:le PDG de Google“très fier”de ce qu'a accompli Wael Ghonim》,15 février 2011,http://www.france24.com/fr/20110215-Égypte-le-pdg-google-tres-fier-qua-accompli-wael-ghonim

[57] Laura Onstot,《Jacob Appelbaum,Wiki Leaks Researcher Detained By Feds,Defended by His Employer》,Seattle Weekly,3août2010,http://blogs.seattleweekly.com/dailyweekly/2010/08/employer_defends_seattlebased.php

[58] Yves Eudes,《Washington défend l'Internet libre…mais sous surveillance》,Le Monde,21 février 2011,http://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11/02/21/washington-defend-l-internet-libremais-sous-surveillance 1483056_3210_html

[59] Damien Leloup,《Les Tunisiens osent enfin parler,et cela,aucune censure ne l'arrêtera》,Le Monde.fr,10 janvier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1/10/les-tunisiens-osentenfin-parler-entre-euxet-cela-aucune-censure-ne-l-arretera_1463210_651865.html

[60] Laura Onstot,《Jacob Appelbaum,Wiki Leaks Researcher Detained By Feds,Defended by His Employer》,op.cit.

[61]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Washington,DC,21 janvier 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62] Yves Eudes,《Washington défend l'Internet libre…mais sous surveillance》,op.cit.

[63] Yves Eudes,《Commotion,le projet d'un Internet hors de tout contrôle》,Le Monde,30 août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8/30/commotion-le-projet-d-un-internet-horsdetout-controle_1565282_651865.html

[64] Google Blog,《Some weekend work that will（hopefully）enable more Egyptians to be heard》,31 janvier 2011,http://googleblog.blogspot.ca/2011/01/some-weekend-work-that-will-hopefully.html

[65] Ahmed Bensaada,《Mais qui est donc Tawakkol Karman,la première femme arabe nobélisée?》,Le Quotidien d'Oran,13 octobre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8e60f04bc483

[66]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67] NED,《Egypt》,2010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0-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egypt

[68]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op.cit.

[69] Egyptian Democratic Academy,《About us》,http://egyda.org/blog/about/

[70] Charles J.Hanley,《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Washington Post,13 mars 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3/12/AR2011031202234.html

[71] RTAmerica,《US dollarsfight tofundpopular movements abroad》,14janvier 2011,<http://rt.com/usa/news/usa-funding-movements-abroad/

[72] Cam McGrath,《EGYPT:Military Rulers Clamp Down on Civil Society》,IPSNews,5 janvier 2012,http://www.ipsnews.net/2012/01/egypt-military-rulers-clamp-down-on-civil-society/

[73] NED,《Tunisia》,2011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1-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tunisia

[74] Charles J.Hanley,《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op.cit.

[75] Sourcewatch,《Algerian League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Algerian_League_for_the_Defense_of_Human_Rights

[76] NED,《Algeria》,2005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5-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description-of-2005-gra-1

[77] NED,《Algeria》,2006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6-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ern-africa/description-of-2006--1

[78] NED,《Algeria》,2010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0-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algeria

[79] Solidarity Center,《Algeria》,www.solidaritycenter.org/content.asp?pl=863&sl=407&contentid=861

[80] Cathy Feingold,《Letter from AFL-CIO International Director Cathy Feingold to Algerian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4 mars 2011,www.solidaritycenter.org/files/algeria_cflettertobouteflika030411.pdf

[81] Cathy Feingold,《Letterfrom AFL-CIO International Director Cathy Feingold to Algerian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14octobre2011,http://www.solidaritycenter.org/files/algeria_cfletter101411.pdf

[82]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83] Craig Whitlock,《U.S.secretly backed Syrian opposition groups,cables released by Wiki Leaks show》,Washington Post,17avril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us-secretly-backedsyrian-opposition-groupscables-released-by-wikileaks-show/2011/04/14/AF1p9hw D_story.html

[84] Charlie Skelton,《The Syrian opposition:who's doing the talking?》The Guardian,12 juillet 2012,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jul/12/syrianopposition-doing-the-talking

[85] NED,《10 years of the Reagan-Fascell Democracy Fellows Program》,2012,http://www.ned.org/docs/Reagan Fascell Democracy Fellows Progra m Tenth Anniversary Tribute.pdf

[86] Christophe Ayad,《Quand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mesys aidait Kadhafi à traquer les opposants libyens》,Le Monde.fr,2 décembre 2012,http://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1/12/02/quand-la-societefrancaise-amesys-aidait-kadhafi-a-traquer-les-opposants-libyens_1612924_3212.html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

最让人感到尴尬的，莫过于思想本已明确，却偏要在言辞上含含糊糊、飘忽不定。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

每年，美国政府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加强民主的有关项目上花费超过15亿美元。华盛顿拥有与此相匹配的人力、后勤资源和手段来支持那些寻求民主改革的人。这一充满睿智的步伐始于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1984—1989年）。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创建了大批企业，政府担心出现投资回流热潮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亦使其避免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太过张扬而引发诸多争议。

此后，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就得到了美国私人及公共基金的大量资助，并成为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美国私人基金会借此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些基金会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其极好地代表了超越美国各党派的政治共识——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只要能够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美国的一个新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推动民主的计划进行大幅调整，将施加国家间影响（自上而下战略）的传统战略束之高阁，转而实行在具有“高战略价值”的国家大举资助“公民社会”以推动“民主革命”（自下而上战略）的新战略。

之所以重新定位，主要目标是确保制度的稳固，其方式是赋予军队关键角色，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制度的延续性。其次是积极支持“公民社会”，保证民主化的可控性，发挥好非政府角色的作用，甚至采用“由下层”提出协商的做法。“这是为了对那些被认为不稳定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度变革”，使之走向自由的现代化，即从遗留的专制制度走向“开放社会”模式。

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一项长期工作，不仅仅是优先致力于颠覆政府。若一些独裁者陷入当地活动分子的猛烈抨击，活动分子已经成功发动了群众，那就再好不过，但大多数情况不会如此神速。在华盛顿的战略家看来，更重要的是一点一点地建设成稳固的“开放社会”，并将其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中。

“开放社会”的特征在于政府能注意到街头的呼声，并不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举性改革设置障碍。它是一种非独裁的社会模式，该模式下的政治机制是透明的，建立法治国家，实现媒体的自由与多元化发展，开展市场经济。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NED及其他美国基金会建议的推动一些国家在政治上改旗易帜的方法，在每一个国家的做法和模式都极为相似。这已被世人察觉，不论是2000年强迫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放弃权力，2003年驱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至1990年任苏联外长，1992年至2003年任格鲁吉亚总统）下台，还是2011年2月推翻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

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每次都能观察到一个相同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场景。那就是和平示威的人群开始行动时，总会使用统一的简单标语，远离任何党派意志，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在运动中避免了民众分裂。这一非暴力战术尤其多见于家庭中的年轻人或母亲，他们迫使警方妥协，快速彰显出这一“为人不齿”的政权具有显而易见的脆弱性，下一步就是将其推翻，或者利用选举发力（塞尔维亚、伊朗），或者加速独裁者下台（突尼斯、埃及）。

仔细回望，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绝对是有组织的街头动员，它们抹杀了民主革命的几分政治色彩，人们不会再误以为这些“革命”完全出于自发。

为阐明最近在中东、北非地区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中美国基金会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将提出一些问题，以明确怎么给美国对该地区的普遍民主计划定性。我们还将详细研究NED的本质、资助模式及其当前在该地区所支持的计划的类型。换言之，我们要探寻NED想在这片区域推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它为何将大部分建设民主的工作交由当地的政治派来做，自己只为其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

为阐明华盛顿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内部事务中所做的具体承诺，我们将列出时任美国国务卿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会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两段讲话摘要。这些讲话是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

我们不能忘记：当阿拉伯城市的街道还安安静静的时候，NDI已来到这片区域，忙着建立关系，支持那些致力于将阿拉伯从漫漫严冬带向新的春天的人们，让他们的声音能够顺利表达。我们无法得知那些勇敢的人们下一次将在何时何地呼唤其权利的回归，但我们打赌，NDI已到达了那个区域，因为它是自由最好的卫道士。成立超过了25年，NDI及其在NED内部的盟友已成为美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

我们恭喜NDI所做的工作，它建立了一套行为规则，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政党。我们应推进这些民主规则，让那些人遵守规则，负起责任。

细细品味这些语句，我们就会发现存在“一整套”民主模式，所有开展“革命”的人士可以随取随用。

我们来看NED，它通过传播“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此处意味着推进市场的民主化，通过当地角色建立起这种效应，并使之上升为政治意志，从而完美完成其传播华盛顿乐见的根本政治思想的任务。它深知目标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其无法回避的政治前景，但不具任何论战精神，并从实质上混淆“民主”一词本身在政治上的细微差别。

换言之，基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NED希望在全世界各处建立起敢闯敢干的“公民社会”，并依靠因各类自身原因被收买的精英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工作，而这完全是去政治化和非党派化的。我们观察到，在美国官方演讲中，如2012年7月NED旗下日报《民主日报》的一些文章称，华盛顿已准备好与当地任何政治对话人达成妥协，只要后者不离开美国所能接受的民主框架并与美国利益兼容。

NED，一个独立机构？

NED创立于1983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法律机构，由美国国会资助，并由私营部门管理。自成立起，它便开始资助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从当选官员的培训到提升媒体的独立性，并获得了一些政治集团组织和人权保护联盟的帮助。它平均每年向当地个人、参与其行动的美国组织授予1000份奖金。2013财年，该组织预计得到1.04亿美元预算。

NED由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人士联手创办，以理事会治理方式在两党间达成平衡，并由美国国会支持。尽管其95%的资金来自国务院，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许可，但由于法律给予的自由行事权，它在法理上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政府无须直接监督它的行动。

因此，NED的运作具有高度的透明性和责任性，也反映出其创始人的深厚信仰，即海外民主的推进应以可见的方式领导。它优先发表的文件，同其预算和其对目标国的捐赠一样，在其网站上是公开的、可见的。此外，成立时的法律文本明确规定：它每年应向美国国会提供一份活动报告，并应服从“政府会计室”领导的独立审计评估。

在里根政府的促进下，美国国会通过创立NED表明“民主干预”的时刻已到，如NED一般的基金会可以向对华盛顿推崇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理念持开放态度的伙伴，提供经济和后勤帮助。

创建NED的法案禁止其直接干预外国选举。任何基金均不得由NED及其分支用以资助政治活动。[1]然而，NED 1984年就干预了巴拿马总统选举，其间向巴军方支持的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提供了15万美元资助。尽管巴尔莱塔赢得了选举，但随后又被军队赶下了台。里根政府一开始还为NED大量出资的行动辩护，称其是为推动极权国家或民主基础尚脆弱国家的民主事业。

与NED相同，美国还动用“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其作为“推动民主”的工具。USAID从未排斥通过渗透、去稳定化等手段在大型产业、经贸领域进行秘密政治操作。

USAID于1961年由肯尼迪政府创立，是接受美国外交国务秘书指令的联邦机构。这一机构负责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其使命包括支持经济增长、助力美国长期外交政策，尤其是推进农业、经贸、公共健康项目、民主，预防冲突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它还承担减少贫困、救济自然灾害受害者的使命。自1961年以来，它在大量不同项目中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谋求解决国家发展的束缚性问题。因此，它的使命和目标较NED更为庞大，后者更集中于政治和短中期任务。

1995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简要地指出：“推进民主方面的工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令人满意。它发展了我们的利益。”华盛顿在柏林墙倒塌后重拾其青睐的民主和平理论，抛弃了中央情报局从前的粗暴做法，改变了行事方法及形象，转而优先运用“软实力”，在年轻人那里找到了新的拥趸。

NED的理论基础

在有关NED的著作文献中，我们经常发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国理念的进步，这一进步又能成为推动民主的媒介。由于对这个因素的复杂性缺乏预期，我们先做出一个假设，即民主将由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推动，其活动不利于那些被认为是低效、腐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主权国家。“跨国性”在于它是在超越国家框架的全球化空间中被构建的，很大程度上在国家控制的范围外实现。

用几句话来总结跨国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

搁置完全的国家主权，立足于促进全球化。

承认多中心的现实。

拥有高效沟通方法和广大财政手段的非国家角色（非政府组织及各类基金会）大量存在。

超越国家领土框架，推进经济、外交和文化等的世界一体化。

为建成“开放社会”而进行社会和政治空间重组。

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质疑国家的作用已成为惯例。例如在东欧新诞生的民主国家和独联体的“新兴民主国家”中，非政府组织完全靠“超国家的理想”来服务于具体利益，组织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政治活动。总之，就是在不推崇自由市场的主权国家发展自由市场，也就是扶植起自由选择其政治和社会方向的政府。

同理，还要颠覆那些任人唯亲的腐败专制政权，因为这种国家难以完全融入超国家的框架。此处我们可以联想到突尼斯和埃及。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非政府组织填补了国家缺位、治理不善留下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些独联体国家。正是在这些区域，NED资金一拥而上，意在建立“公民社会”。

据美国官方言论，“推动自由民主”应允许民间组织在“小国家”内部充分发展，国家只负责保障内部安全，保障创业权，发展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正如其他跨国投资者一样，务必要全心全意服务于美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NED的目标在《民主杂志》上曾有过清晰的表述。

我们能将美国人的目标概括如下：“所谓‘软实力’，就是能主导规则。”“软实力”是一种通过既有模式的吸引力来施加政治影响的技术。确切地说，所谓良治，就是推进市场的民主。现在，我们来了解NED所用的方法有哪些主要特色。

透明度。NED对外的资金、后勤援助是公开运送的，从不将其活动神秘化。它也向一些遭遇财政窘迫而难以继续完成任务的第三方机构及NED的受益者提供帮助。如2011年NED为IRI在叙利亚的任务提供了多达50万美元资金。

独立性。NED在援助民主时会精心运用无党派色彩的手法，以确保其决策是由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委员会做出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两党在NED董事会有很多代表。

尊重多元化。NED旨在建立或加强民主，常在受援国资助多个政党。因此它并不寻求在目标国操纵选举结果，而是建设一个政治竞争体系。

关于这最后一点，现实毫无疑问离理论很远。美国公共基金通过NED或USAID捐出的资金支持一个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似乎才是准则，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和中东欧的塞尔维亚（2000年），甚至更久远的保加利亚（1990年选举）。正如在突尼斯那样，我们能想象NED资助埃及的工人政党或新马克思主义工会吗？

NED资助机制的源泉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享有税收优惠，其出资人亦可减税，如为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可享受这一待遇。按照章程，美国非政府组织有权在境外开展活动、资助他国的非政府组织。

NED的资助行为每年须由美国国会针对国务院提供给USAID的预算项目进行投票。NED还得到了几个协会的资助，这些协会本身也通过签订联邦合同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政府资助，如“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约翰·奥林基金会”及“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

美国国会给予NED年度捐助，随后将这笔资金转移至4个与之有联系、致力于实现其社会目标的基金会。这4个基金会再负责将资金分发给外国受益者，这些受益者通常是一些非政府组织，还有工会、政党、媒体等。这4个基金会分别是：

（1）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活跃于全世界工人和工会当中，领导人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约翰·J.斯威尼。

（2）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负责商业和工业事务，领导人是被称为“老板中的老板”的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

（3）“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领导人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4）“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领导人为美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NED向一些转向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直接提供金援（“酌情补助”），或通过前述的4个机构间接提供。如是，它向不同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工作、经贸和工业事务以及政党发展。

NED官网指出，2011年其基金被注入100多个国家，“正式说法”是投入超过1.18亿美元，分散在当地数以千计的项目上。我们看到其资助的机构均很特别，都有“精准的政治目标”，且必须符合清晰的政治和战略目标。

NED在中东、北非“革命”中的行动

从东欧到独联体，以及当前从阿拉伯世界到伊朗的一系列“革命”，民众动员之风日盛。这里有对选举结果非法性的争议，也有对当权者合法性的纯粹和直接的疑问。在所有情形中，掌握交流新技术（推特、脸书、带照相功能的手机等）的年轻人，成为大量非暴力游行示威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执行者。

在北非和中东，尽管自2000年初以来革命就规律性地时隐时现（反食品价格革命、大学生革命等），但直到2010年底，街头压力才显著增长。但这一次，不同于警方，军队没有做出反应。与前些年不同，军队选择放任示威者的行动，在突尼斯和埃及，这导致人们一直相信必将“永存”的领袖和政党被推翻。

但是，这一变革没有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深层次结构。深入那些政治“革命”尚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国家就能发现，即使到2012年秋，这些政治体制仍极不稳定。在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公民社会被发动起来，而军队、警察及那些或多或少即将放弃特权的阶层也是如此。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现场向网络反对派提供后勤和资金支持，并持续给予政治和经济建议。

在局势持续动荡、仍极不稳定的背景下，与其他积极从事“推广民主”的美国基金会一样，NED继续进行实质性工作，这项工作在2010年底大动乱之前好几年就已开始。

回想起21世纪伊始，东欧发生“颜色革命”并取得成功。自2003年以来，众多记者、研究人员和政治分析家，找到了“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决定性角色的证据。它们全部或部分由美国的公共基金资助。

尽管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要经过长篇论述，才能发现各国局势实际存在很大区别，但它们有如出一辙的推翻政府的框架，先后在中东、北非地区迅速推进。本·阿里（突尼斯，2011年1月）、穆巴拉克（埃及，2011年2月）和卡扎菲（利比亚，2011年8月）纷纷下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时能动员超过100万人。这些示威游行在数周内充斥着荧屏，显示长久以来被剥夺的话语权终重获，被过分侵犯的尊严得到挽回。一些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发泄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怨念的场所，这在西方民主眼中其实是极令人惊讶和难为情的。

此前的伊朗

在此，我们首先提及伊朗2009年的政坛大骚动。当年6月12日，伊朗人走向投票箱选举新总统，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对垒，后者希望不再由保守派掌权。但是，投票的结果却是内贾德以超过85%的得票率当选。反对派候选人立即大呼选举不公正。社交网站即刻采取动员行动，大量公民走上大城市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宣布此次选举结果无效。该事件被称为“绿色革命”，被认为是“网络革命2.0”的第一次实战。民众用英文写的一些简单标语，包括最有名的“我的选票哪去了？”在德黑兰街头飞舞，引起西方媒体在数周内大规模报道。

尽管这些事件震动了体制，但伊朗今天依然存在，被怀疑选举舞弊的总统依然在台上。尽管2004年以来华盛顿通过“自由之家”、USAID和NED等途径采取了各种技术、金钱手段，试图在当地赞成民主的组织的帮助下，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但互联网这一表达抗争的工具也没能推翻阿亚图拉（对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制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丹尼斯·罗斯主导着华盛顿的伊朗政策，其在小布什时期显得非常积极。美国对推进伊朗民主项目的资助从2004年的1500万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000万美元。此后由于2009年6月12日选举期间发起的“绿色革命”失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中止从小布什时期就发起的推进民主项目，因为美国不希望给伊朗一个放弃核问题谈判的借口。

奥巴马时期，伊朗人权文献中心、“自由之家”、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等机构，争相向“拥有参与自由和公正选举权利”的公民提供支持，但NED的主要组成部分IRI的2011财年的财政预算却被美国国会驳回。至于2012财年，据NED官方网站数据，其在伊朗仅资助了5个项目，总预算为1 345 285美元，其中957 800美元“用于支持保卫新闻自由的机构”。自那时起，尽管震惊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德黑兰街头仍然陷入沉默，伊朗政权依旧稳固。

“阿拉伯之春”的活力

好几个问题浮出水面，既有关于这些民众运动的自发性的，也有关于权力转移的程度的。如此真切的“革命”形势是否引领了“革命”的完成？遭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众是否获得了完全自由，并在洗清了凌辱之后重拾骄傲？

产生“革命”的过程、“革命”对日常政治的影响和美欧的外交姿态让我们困惑。2010年底以来，民主在中东、北非地区急速推进。但它涉及哪些形式的民主转型？尤其是NED等非政府组织如何干预政治变革？

正如NED在其官网“我们在哪儿工作”一栏中所指出的，这些年来，NED在所有“重点国家”的存在感都极强，尤其是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政治机构和媒体。因为显然对华盛顿来说，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制度濒临破产，不再能承担起确保美国战略和能源利益的安全阀功能。即使华盛顿确实不知道断裂点怎样，何时，在中东、北非何地出现，但承认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已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美国观察到了太多问题：人口变革（低出生率）、技术变革（新交流、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的失业率、高涨的食品价格及日益猖獗的腐败。一切都被贴上如下标签：当局不尊重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经过一年多的和平抗议，“革命”行动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一些交流、信息新途径，在这一地区的家庭中持续传播，但2010年底的那种情况再难回归。

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非存在政治体制变迁，而是政治体制变迁后的机能缺失。奥巴马政府一直深知此事。正是这些情况让NED、“自由之家”及USAID等非政府组织加速培养精英以成为体制稳定的基石。

在潜在的不安全背景下，积极的公民社会而不是正处于加速解体阶段的专制政府，成为“推进民主”机构更可靠、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公民社会更希望参与交流，更愿意提出社会倡议，比陷入绝境奄奄一息的政权的态度更为缓和。显然，对NED来说，更希望合作的民间组织能以更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帮助讨论和弥合社会分歧。公民社会希望通过选举向新领导人摊牌，它能引导民意，寻求建立“政治和公民参与”，限制极端主义：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赌注。

基于这些原因，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开放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战略需要，因其旨在确保一种必要的政治稳定性，从而确保地方、地区和国际安全。当然，民主转型的危险也确实存在，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但这不会妨碍NED继续其支持建立开放和民主社会的行动。关键目的是要平稳地实现这一转型，其基石是开展政治改革，举行具有政治代表性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倘若它只带来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或许会对一些少数族裔、宗教少数派及少数人种不利。长期的民主依赖于稳定的民间组织、国家对法制的尊重、独立机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华盛顿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政治代理人能接受多元化选举结果。在华盛顿还希望新政府，不管是埃及穆兄会还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能以清晰的思路实施改革，要意识到没有人相信改革能一蹴而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用“民主转型”来为当前这一时期归类。

对于最近突尼斯和埃及的选举中伊斯兰政党的获胜，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原则上是否将这些政党作为有效对话者尚未表态，但NDI已在第一时间拒绝与埃及穆兄会接触。

为说明美国在面对自2010年底打响第一枪以来的阿拉伯“革命”时，秉承的实用主义思想，我们首先摘录了几段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演讲。

理性的个人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一些东西，包括所有各方，不论是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应该达成一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更有助于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和相关国家的人民建立自信，使之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艰难取得的权利。介入民主事业的政党应抛弃暴力；它们应尊重法制，尊重言论、宗教、结社、集会自由，尊重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一旦其选举失败，它们就应放弃权力；在宗教和人民内部存在深刻分歧的区域内，它们不应擦起引发新动乱的火花。

换言之，各政党发表的演说没有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政治态度重要。

没有人希望看到另一个伊朗的出现，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些政党有军事分支或其外交政策受到好战主义的影响。当一些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镇压其同胞或颠覆民主原则时，我们将站在那些反对他们和保卫民主的人的一边。

无独有偶，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11年2月3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毫不隐讳地向记者雷切尔·玛多透露：NED已存在于埃及，并致力于基层政治的建设，尽管当时穆巴拉克尚未下台。当天奥尔布赖特在受访时，还提及了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选举并成为美国伙伴的可能性，她说：“有很多组织表达了其愤怒情绪，其中就有伊斯兰派别，它们希望参与和平政府。”她还说：

而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经常忘记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而后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代之。

……

你们看，有“伊朗模式”，但同时也有“印尼模式”。我相信埃及人将开放地谈论未来的政府，并吸纳那些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我们长久以来与埃及一道致力于发展完善的公民社会，而且与准备好参加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反对派组织了讨论、谈判。

……

若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伊斯兰组织放弃了将暴力作为表达方式的做法，我相信它们将被吸纳成为温和的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自打奥尔布赖特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卡特时期（1976—1980年）负责外交政策后，她就成为美国政坛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宣布支持“印尼模式”，允许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掌权，掌握实权的军方亦退居幕后。美国前国务卿的这一访谈难道没有挑明美国已试图在中东、北非地区打破“零记录”，清除挡路甚至危险的领导人，且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希望军方确保权力延续吗？

“颜色革命”的经验

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其政治进程具有相似性。那么，从塞尔维亚到埃及，从乌克兰到突尼斯，它们在政治进程上又有哪些不同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列12个方面来介绍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我们在很多国家观察到的政治进程规划：

（1）家族统治日趋不稳，传统盟友只提供口头保护。

（2）年轻活动分子（大部分是网络反对派）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在“自由之家”、NED、CANVAS、USAID、NDI、IRI、OSI等外国组织内接受较长时间的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

（3）这些活动分子再接着从公民社会的关键部门内吸收、培训积极分子，以支持、壮大其行动。

（4）设计一些简单的拥护联邦制的标志和标语，随后以小册子、胶黏物、传单、网站和博客等形式大量传播。

（5）通过首都内外的社交网站号召以和平方式示威，以扰乱警察工作。

（6）为示威者配备经过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的骨干，在上街游行时，在摄像机和手机镜头前大量展示其统一的标志、标语和口号，并利用手机将相关图片上传至社交网站。

（7）在街上围观或收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节目的民众，很快深信力量对比对现政权不利，并被煽动起来推翻政府。

（8）受到侮辱的领导人面对广泛动员和越发增强一致性的游行时心慌意乱。他们会进行反击，警方则或多或少地使用暴力镇压。

（9）随着时间推移，军队会放弃支持现政权。

（10）在民众运动的坚决要求下，领导人常面临国际舆论压力，甚至来自其从前的盟友或朋友的压力，然后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是领导人放弃权力（埃及、突尼斯）；二是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伊朗、白俄罗斯）；三是在外国军事干预下被推翻（利比亚）。

（11）临时政府在那些“已被解放的”国家中被组建起来，并在“民主转型”的号召下开创新时期，美国希望这个时期越短越好。

（12）组织自由选举，通常一些保守政党将上台，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民众运动的发起者如最激进的社会和社团力量（左翼党派、萨拉菲派等）排除在外。

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1998年10月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伙学生创建了“抵抗”组织。2010年至2011年，该组织的标志（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突然出现在伊朗、埃及和突尼斯街头。因为自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抵抗”已成为非暴力青年运动的榜样。这一组织随后改组为政党，后又自称是独立的非政府咨询组织，现在则被称为CANVAS。

在2000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2]美国记者罗杰·克恩披露“抵抗”大量接受美国的援助。他提到了USAID为推翻米洛舍维奇启动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款项。USAID副署长唐纳德·普雷斯利宣称，还向“抵抗”组织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直接用于落实“示威必需品”，如T恤、小册子和印有拳头标志的粘贴物。而IRI通过NED给“抵抗”的资助高达180万美元。

2002年，一些“抵抗”成员建立了CANVAS，开始致力于为非暴力抵抗的阿拉伯、古巴或玻利维亚的年轻活动分子，提供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倡导的非暴力理论的培训。当时该理论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3]

CANVAS还向非暴力政治反抗运动和大量东欧、独联体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青年组织提供培训。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够了”、乌克兰的“是时候了”、白俄罗斯的“牛仔”、阿尔巴尼亚的“够了”、俄罗斯的“保卫”、吉尔吉斯斯坦的“站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锤”和黎巴嫩的“自由脉冲”等。2011年，大量青年活跃分子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CANVAS总部的实习后，“4月6日青年运动”在埃及诞生。

“抵抗”的标志是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首先被CANVAS采用，随后成为通行标志。从此前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再到2010年底以来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一象征符号背后始终隐藏着“革命”的自发性问题，以及面对华盛顿时的国家政治主权问题。

被操纵的“革命”?

2011年6月7日，瑞士记者伊娃·格林在《日内瓦论坛报》披露了2011年2月前后，即埃及“革命”发生之前和期间，促使穆巴拉克下台的埃及青年示威者同贝尔格莱德的联系及其所获的建议。以下是文章摘要：

2011年5月16日，在刚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及首都，“4月6日青年运动”与塞尔维亚的“抵抗”举行会议，商讨苏丹问题，就是在那里启动了一个青年运动组织。和“抵抗”一样，“4月6日青年运动”决定不组成政党和推选候选人参与选举。和塞尔维亚人一样，埃及人也在培训未来的革命者，他们与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青年人均保持着联系。埃及人充当着联络先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德纳塞在法国《论坛报》2011年6月1日的采访中表示，[4]多国首脑发生变动应归因于“阿拉伯之春”：“我不相信这些准备了多年的革命是自发的。2007年到2008年，在‘自由之家’、IRI和CANVAS等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导下召开过多次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博主及相关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种下民主的种子，并为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土壤。苏联解体、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等事件如出一辙。”

外国政治影响有条不紊地隐藏在有身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背后，这些组织的引领者常接受“自由之家”、IRI及NDI等组织的培训，而所有上述机构的资金均部分或全部由NED，事实上就是美国国会赞助。

“阿拉伯之春”期间，这些“革命”最具迷惑性的一面就是所有国家的示威者均使用无党派和有争议的标志和标语。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的核心口号是“人民希望政权垮台”，这意味着现政权难以控制和反对这种一致性。但从2010年底到现在，还有大量其他标语也已为世人所知：

2011年1月25日“革命”的18小时中，数千埃及人有节奏地高呼的“离开”，成为“阿拉伯之春”期间最强势的口号；

另一个不论在利比亚还是在叙利亚均被反对派齐声高喊的口号是“人民希望推翻政府！”;

在叙利亚，为回应建议拿起武器的人们，“造反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和平，和平！”，以宣示他们对让其有机会在街头付诸实行的非暴力革命理念的忠诚；

在叙利亚登场的著名标语“不再要部落制度：我们是同一个大部落”，将市场营销手段暗地引入政治，企图将所有民众集中到一个没有丝毫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主计划上；

其他经常出现在街头的关键词或表达还有“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都具有支持联合和易于发动民众的特点。

非暴力行动作为推翻政府的一种技术，它替代了武装反抗和传统的城市冲突策略，后两者常逐步升级为暴力并最终失败。它以推动权力关系改变、颠倒国内力量对比为目的。特别是非暴力行动的关键目标是改变反政府人士的观念，通过激起民众行动的一致性使推翻现政府成为可能。同时，通过诋毁和嘲笑现政府，非暴力运动将成功抑制公民的恐惧心理。

但最具效率的口号岂不是“阿拉伯之春”这种简单的表达？它超越了各国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所蕴含的一致性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还超越了国界。这个口号使民主成为一种政治前景，但不会引发任何关于政治前景的争议，这正是华盛顿倡议并被美国基金会传播的模式。我们认为，这些基金会的行动正是为杜绝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思想表达，以防其演化成一种不能被美国接受的不稳定局势。

凭借着无处不在的简单标语，我们注意到相当一部分传统的、更为政治性的和社群性的标语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街上。没有围绕泛阿拉伯主义、乌玛（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反美主义（没有美国国旗被烧）等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标语，也没有关于巴以冲突或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标语。此外，所有民众示威开始时，均有工会、行业性组织、特定群体（农民、穷人、无稳定职业者等）等民间请愿行动大量出现，但统一口号后，这些示威要求统统消失了。

获公共基金资助的“私人”基金须具备两大前提：

一是对社会政治学有内在深入的认识。这样才能动摇政权，同时在当地培训出一批社会精英阶层，作为良治以及信息、沟通新技术的基础。

二是指出一种超越任何分裂的统一政治前景。分裂妨碍所有国家对“一致”精神的追求。一开始反对派可能会有分裂，但民主活动分子将进行任何尝试，将它们团结到清晰而简明的目标上：短期目标是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推翻现政府；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开放、和平、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

确切地说，NED是一个传播简单的讲话、统一的口号的非政府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在全世界支持自由”。该口号让两种人相互认识：一是世界上所有曾遭受或仍在遭受高压和反民主政权极度折磨的公民；二是（几乎）所有相信并希望美国总统经常在演讲中自诩的救世主姿态降临（“美国就像山顶上的灯塔”）得以实现的美国政客。

NED在中东、北非的优先行动领域

目前，“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系列革命是纯粹自发的”这一假设引发质疑，因为存在众多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已是明显事实，尤其是在埃及，NED资助了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源自公民社会的机构。其《2007年战略》对其优先目标表述如下[5]：促进“极权国家”（伊朗、古巴）政治领域的开放；助力“半极权国家”（独联体）的民主人士和民主进程；助力新民主国家出现（塞尔维亚、独联体）；支持武装冲突后的国家（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建设；推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主化。

其《2012年战略》使上述5个优先目标在2007年至2012年得以实施。我们能从该文件中获知什么？我们了解到，当阿拉伯系列“革命”于2011年初开始时，NED迅速对埃及和突尼斯民主变革中的信息传播媒介集中开展额外援助。我们还了解到，它是首批资助班加西公民社会的机构之一，很快该城市就被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

通常来说，尽管NED的预算仍保持不变，但其资源已被优先转向并集中于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项目。这份14页的报告还指出，它的预算远未满足支持所有可能或正在发生民主变革的国家。它不能同时以同样的高效帮助所有国家。因此，像摩洛哥这样被认为是稳定国家的就被削减预算，以便更好地支持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情况紧急的国家。

NED针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全部做法在该文件中被归纳为四点：

第一，进行自我动员，向那些国家的民主活动分子提供政治和精神支持，保护当地公民社会。

第二，建立和发展超越国界的社交活动网络，主要由“世界民主运动”（WMD）秘书处承担。“世界民主运动”是一个由NED部分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其打造的活动分子的“网络中的网络”，使活动分子聚在一起交流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经历。

第三，加强致力于“推动民主”的各机构间的合作。因在“推动民主”领域内具有约30年的经验，NED成了这些机构的表率。

第四，利用科研改善世界各地的民主实践，以在民主研究和实践间建立起有效连接，尤其是通过研讨会、论坛、碰头会和报告会等途径。这还得感谢包括《民主杂志》在内的期刊和研究津贴等项目的发展。

隶属于NED，尤其活跃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IMA）在报告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04年成立以来，它几乎穿梭于世界各个角落，当前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它在当地致力于促进有能力实时交换信息的媒体间的合作，以此构建亲民主的媒体网络。这说明NED对美国而言具有两大优先作用：一是发展和利用媒体来推动民主自由；二是扶植听从美国建议的精英人士。而美国所钟爱的两大支柱不是创业自由和媒体自由吗？

∗

NED的情况解释了公共基金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引申出的问题。通过其活动，我们认为它很好地代表着美国的“软实力”，即通过非军事手段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美国的影响。

尽管NED在政治领域开展的行动产生了一些政治后果，包括其在选举过程中运用资助手段（金额难以精确评估），但其2012年动用的总金额和2013年的预算证明华盛顿的政治意愿并未下降。涵盖了开放和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真的会更好吗？让我们做两项研究。

一是，非政府组织特别是NED的“民主推进”项目尤其侧重民主援助的普遍化。这涉及跨国的政治控制。

二是，美国企图用“软实力”影响白俄罗斯、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及伊朗等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其失败带来两大危险：第一，这些国家的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反感加剧；第二，这些国家将长期保持最低限度的（非自由的或程序化的），甚至是有名无实的民主模式。其结果是，民间组织循规蹈矩，以及名声不佳的非政府组织被断然拒绝，从而导致民主缺失。

NED全部或部分赞助的“公民社会”及其他同类性质的机构，能否被认为是民主可靠的中立的（诚实的）伙伴？像NED这样的“私人”组织资助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助力当地的政治棋盘翻转，这是否可以接受？

当然，华盛顿通过NED直接或间接资助当地非政府组织，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但是否应对那些招募本国雇员但雇员工资却由外国支付，通过外国资助来进行民调或控制媒体（电视、广播或报纸等）的非政府组织抱有信心呢？

包括NED在内的所谓独立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与源自欧洲持有同样目的的基金会组织没有任何不同，它们与自己的来源国政府保有的联系，与当地接受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间接相互依赖关系，都不会让人产生疑问。但这事实上将接受援助的世界各国民间组织，变成了通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政府的盟友，因为这些所谓独立的机构实际上完全依附于政府，靠其资金生存。

如何理解“独立的”机构这一头衔？NED之所以能就其自身情况确定预算，而不必受到政府或媒体的压力，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半民主党半共和党的、平衡的、无可非议的机构，且其推进民主的宗旨能获得美国国会的广泛认同。除对其捐赠的年度投票外，该组织不会引发特别关注。基于此，它才不受政治游戏的拘束，被称为“独立的”机构。

经过分析，我们能做出三项论证：

第一，NED在中东、北非地区单独或合作资助的项目均带有明显的政治特性，那些由NED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均缺乏中立性是成立的。

第二，随着在伊朗和仍在进行的大马士革战役中较小程度的失利，其对影响现存政体走向的尝试将会放缓。

第三，NED的行动通常让人认为是在干涉他国内政。

NED还参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有时被认为是适得其反的行动。那些非政府组织自“颜色革命”开始以来，就在“革命”进程中干涉他国内部事务。2010年在伊朗的失败导致埃及的大量非政府组织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目前正在开罗审理的由华盛顿资助的43名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诉讼案。俄罗斯亦通过一项新法案，迫使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外国事务所的名义注册。更严重的是，这些行动并未建立起稳固的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民主。

我们来看看1984年NED关于原则和目的的宣言：“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决的权利。行使这一权利需要一个确保言论、宗教信仰、结社自由及自由、平等选举的社会，该社会需要尊重个人和少数群体，需要保障媒体自由和法律的至高无上。”鉴于现实，我们难道还不能总结说NED宣称要在全世界传播民主，却使美国介入他国内政，包括干扰了选举进程？或者换句话说，NED不是正应验了拉罗什福科的一句老话——伪善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吗？

奥利维尔·吉尔曼

[1] 《The Early History of a Worldwide Nuisance》,James Bovard,in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2009,www.campaignforliberty.com/article.php?view=307

[2] Roger Cohen.“Qui a vraiment fait tomber Milosevic?”,The New York Times,26 novembre 2000.

[3] G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Boston,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1993.

[4] Cf.www.latribune.fr.,1erjuin 2011.

[5] NED 2007 Strategy Document（www.ned.org.）.

阿拉伯“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站

推特名为“#State-Dept”的用户说道：“我们希望加入你们的对话。”“革命”期间，这种在推特上被网络反对派广泛传播的简单而直接的信息，来源于美国战略神经中心——美国国防部。其作者亚力克·罗斯迅速从名不见经传蜕变为奥巴马政府实施新外交的象征。其实，希拉里的这位年轻顾问是“单一经济”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创新处这一国防部“新技术”之极的首脑人物。他在数月之内从幕后走出，随后被称为“用推特革命的人”。其行动证明，如有需要，美国政府将以控制论为阿拉伯反对派提供帮助。在亚力克·罗斯看来，这一新技术既能用于监视公众又能用于解放公众。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多亏它的帮助，阿拉伯“革命者”才能拿下夺取最终胜利的决定性技术，即沟通交流。没有它，“革命者”什么声音也传不出，只能被公共舆论遗忘，最终在一片漠不关心中消逝。

谁能预见到本·阿里、穆巴拉克抑或卡扎菲的下台？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府多年来深知要压制反对派言论，却没能靠审查制度达成扑灭最近这些“革命”的目的。毫无疑问，“革命”的源头绝不仅仅在街头，更大的力量在网络。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显示出其已成为一种新力量，且是决定性的力量。

新型活动分子与新型行动模式崭露头角

自阿拉伯“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批网络活动分子便在网上引人注目。那些新闻博主、黑客、翻墙专家在各自国家成为“革命”的全方位英雄。突尼斯反对派博主斯利姆·阿玛姆甚至在本·阿里倒台后成为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一些人甚至不顾性命，如死于狙击枪下的利比亚博主穆罕默德·那不斯，就曾携带摄像机到处记录卡扎菲军队的袭击事件，并将视频直接上传至其博客。

然而，仅靠这些国家的已被关注的网络，反对派并不足以取得成功。其实，非政府组织、信息技术活动分子和媒体“论坛”等组成的众多外国网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开罗反政府游行示威开始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其卫星网络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大量直接的连续的报道。尽管埃及政府禁止传播与政府相悖的内容，但半岛电视台仍在城市各处的摄像机的爱好者的直接帮助下跟踪新闻，并进行覆盖报道。这些画面不是通过需要政府审查的埃及“尼罗河”卫星转播的，而是网络反对派翻墙后通过欧洲的“热鸟”卫星传播的。此外，好几家运营商，包括“开放天空”在内，建议通过“热鸟”卫星、欧洲通信卫星组织、西班牙卫星等目前正在运行的卫星连入互联网。这样，只要卫星天线和微型电脑间连接调制解调器就能上网，而不用屈从于国内运营商。

与此相似，一些信息活动分子的网络也在介入。这里必须提到“电子公社”组织，该组织以向“革命”提供多项指向性帮助而闻名。无国界记者组织还以多数通过决议，邀请其参加2012年3月的世界反网络审查日活动，分享阿拉伯“革命”期间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伦理的和战斗的”黑客行动经验。“电子公社”组织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帮助造反者利用国外的互联网接入商，通过调制解调器将大量视频“有控制地外渗”，或用加密方法和工具将交流“匿名化”。在埃及“革命”期间，“电子公社”组织还召集广播爱好者建立无线电交流。

著名黑客组织“匿名者”也全程参与了阿拉伯“革命”。在突尼斯西迪布济德“革命”爆发后的两周内，“匿名者”就发起了“突尼斯行动”。这些初始行动是针对突尼斯政府网站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短时间内发起大量面向服务器的请求以阻塞服务器）。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操作是从境外发起的。尽管如此，突尼斯仍成了黑客积极培养人才的地方。如2007年建立的“突尼斯黑猫”组织，在“匿名者”发起攻击前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这个突尼斯黑客组织能够从多家政府网站上获取信息基础设施的详细信息。此外，突尼斯信息安全部门的一个人员，曾在“匿名者”组织当卧底，他承认有好几个突尼斯黑客曾在“革命”开始前的几个月在其部门实习过。种种惊人的“渗透”也证实了“匿名者”组织的言论：“我们已渗透进了你们的军队、警察和计算机人员中。”2012年2月，美、英、法三国情报机构秘密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神奇”地落到了“匿名者”手里，并在网上被大量下载。

阿拉伯网络反对派还得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民间行动的重要援助。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同时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日内瓦和里约热内卢设有办公室。它于2007年由联合国前法律顾问、英裔加拿大人里肯·帕特尔创立。同时，里肯·帕特尔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成员。它是致力于跨国公民运动的“公共事务”组织以及致力于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会动员的美国“前进”组织的分支。这两个组织均大力支持全球民间行动组织的行动，包括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希望集中“全世界的公民”，使之产生强烈反应并做出影响世界的决定，以及“面对包括气候变化和冲突加剧等威胁是我们未来的新挑战”的主要宗旨。在里肯·帕特尔看来，“应缩小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在政界获得了大量支持：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宣称这个非政府组织推进了世界的理想；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认为它是灵感的源泉，并已做了大量改变局面的事情；塞拉利昂前外长扎伊娜卜·班古拉则将它描绘成，一个为带来真正改变而聚集全世界各处不被优待的人的联盟。

截至2011年4月，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在193个国家拥有超过800万的成员，到2012年7月成员更是发展到了1500万。其行动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传播请愿书或让网民对重大全球性问题变得敏感。然而，在其收到捐赠（据其称，这是其融资的唯一方式）的开始阶段，该组织还派遣队伍组织非暴力主题（环境、人权、全球化等）示威游行、发送信息材料以绕开审查，或资助大型广告宣传活动。例如，其在缅甸、津巴布韦、伊朗、海地及近期在阿拉伯国家“革命”中，为民主和保卫人权运动提供技术（信息、网络、卫星电话等）支持。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利用收到的捐赠支持阿拉伯政治异见势力，曾向利比亚、也门及叙利亚派遣起义人士，提供卫星、微型照相机和摄像机、便携式无线电发送器，甚至还提供培训示威者使用这些器材的专家团队等，来打破政府对新闻、消息等的封锁，建立互联网联系。这一行动的目的在其官方网站中清楚地昭示：使“视频信号直接流通、传播，甚至在互联网和电话被切断期间也能照常运作；确保持续新鲜的国际注意力，以维持它们为变革而开展的勇敢运动”。在叙利亚，全球民间行动组织证实“只有网络能同时秘密引入医药物资和记者，以及送出图像和消息”。该非政府组织甚至宣称为保护反抗者和记者，其在叙利亚边境上设置了一些“安全之家”。

好几个来自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黑客也见证了维基解密作为动员源头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阿拉伯“革命”开始的数月前，维基解密就已大范围参与揭露、传播多个能够引发“革命”的关于阿拉伯政权内部暴行和腐败的外交电报。关于突尼斯的是，“腐败同时是政治和经济问题，透明度和责任感的缺乏致使突尼斯政治体系在经济上犯下巨大错误，即毁坏投资环境、维持腐败文化”；关于埃及的则是“酷刑和政治暴力是经常性和普遍化的”，还有关于穆巴拉克的是“诸如人权这样的伟大理想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在“革命”的前几个月，维基解密又为接下来的“革命”提供了反政府的全部论据。就这一事实，我们还能探讨维基解密为美国政府外交电报最终发挥出的作用。此外，一些人毫不犹豫地推进秘密外交信息的“泄密”，披露美国情报部门为破坏多个阿拉伯政权稳定所进行的操作。对此，细数那些参与维基解密“镜像”工程（为确保信息的持续性和广泛传播，将其转到另一个网站）的组织，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该工程意在支持被称为“慷慨的捐助者”的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索罗斯与亨利·基辛格关系亲密，是遍布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的领袖。该网络的成员包括在阿拉伯“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美国政府的伙伴“开放社会研究所”，就组织了针对培训埃及和突尼斯活动分子如何绕开审查的报告会。索罗斯慈善基金会则在20年来深入众多革命，甚至其在多个国家的行动被认定为“颠覆性的”。俄罗斯、伊朗等国还控告其是美国中央情势局“推进美式民主”的隐形触手。我们不仅要关注维基解密从索罗斯慈善基金会获得的“间接”支持，还应注意到马克·史蒂文斯是朱利安·阿桑奇的律师之一，同时也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律师。

另一个美国基金会“全球之声”则为阿拉伯博主提供了细致的帮助。该组织隶属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由前CNN记者丽贝卡·麦金农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成员伊桑·朱克曼创建，以支持博主和“公民记者”的国际网络、关注世界“博客”时事为宗旨。2011年10月，“全球之声”在突尼斯城合作组织了阿拉伯世界博主第三次见面会，并确认其协助推动“人们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民主权利”的意愿。

我们看到，中近东的这些“受到外部影响”的“革命”准备工作中的要素，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一点一点地被“孵化”了，这就不免引起人们对“革命”自发性的质疑。此外，若按时间推算，“阿拉伯之春”的摇篮应是突尼斯，其起源则应是2009年6月的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阿拉伯之春”的实验室和后方基地

穆罕默德·阿德尔，一位在穆兄会中授课的埃及年轻人，是“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4月6日青年运动”在网络上诞生，由年轻的网络反对派组成，其名称参考了2008年4月6日的总罢工。但这并非真正的自发行动，要相信穆罕默德·阿德尔的话：“在塞尔维亚，我们接受了非暴力方法的培训。他们让我们学到了如何和平动员民众，如何控制军队，以及如何有效组织起示威活动和大型事件。”

2009年6月，他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者一起奔赴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们连续两周接受了以阿拉伯语授课的培训。这次培训的目的是训练一批“革命学徒”。他们还与塞尔维亚活动分子交流，并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记者会晤。

此次“革命者”培训是由CANVAS保障的。该组织事实上是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辐射机构。其公开承认的宗旨是运用“抵抗”这个非暴力运动的专业技术。其“咨询者”的活动轨迹：

出现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

乌克兰“橙色革命”中非常活跃的“波拉”（乌克兰语，意为“是时候了”）组织，曾在2004年4月派遣18名成员到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们还注意到，在乌克兰选举前，一名CANVAS的成员被乌克兰驱逐出境。

在白俄罗斯，CANVAS还曾与亲西方的公民权利组织“野牛”运动保持紧密关系。该组织创建于2001年，旨在推翻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

2002年，CANVAS出现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视野里。

2011年1月至2月，CANVAS的标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中被开罗大街上的示威者挥舞。

为进行这些运作，一个庞大的资助机制是必要的。“抵抗”组织的创始人、CANVAS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自称组织仅接受私人赞助，而没有任何政府补贴，但事实似乎恰好相反。据一些内幕消息，有两大美国机构为其提供大规模援助，这两大机构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自由之家”。

在这些研讨会期间，参与者还学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这些人后来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穆巴拉克倒台前6个月，曾出现一个名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脸书页面，该页面号召向一位被政府拷打致死的年轻网民致敬，原因是他将一段揭露警察腐败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这个页面的创始人就是时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的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埃及人瓦伊尔·高尼姆。

“革命”的蔓延

这股“革命”之风还试图吹向非洲和中东的其他国家。

埃及邻国苏丹也未能幸免。在南苏丹独立后，损失了3/4石油收入的喀土穆正面临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2011年1月30日，苏丹首都的大学生们在脸书上好几个组织，尤其是在“1月30日，用一个词描述苏丹青年”组织的号召下走上街头。由于被强力镇压，运动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奥马尔·哈桑·巴希尔总统并未简单地下令镇压示威者，而是派出一些网络“圣战者”在网上与示威者针锋相对。这些“圣战者”的任务是在其祖国的土地上，与几乎拥有2万同情者的两大活动组织（“青年交流”和“我们已厌倦”）做斗争。这个方法卓有成效，因为如果有零星的苏丹大学生走上喀土穆大街，进行示威游行来挑战政府，政府是有能力及早驱散这些麻烦制造者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成功影响其他人群。

2011年初，一个匿名网友在脸书上创建了“也门革命”页面，上面有一张勇敢举起了“抵抗”标志性“拳头”的图片。2011年2月3日，也门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万名示威者以玫瑰色为标志。但在也门，仅有1%的人能连上互联网，文盲的比例仍很大。此次也门“玫瑰革命”影响长远，一年以后，萨利赫总统下台，也门重新组织选举，虽然大选只有一名候选人——副总统，但“南部独立”引发的众多事件导致大量投票所关闭，也门进而成为第一个靠谈判解决暴动问题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也门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南部独立”人士与“基地”组织在当地的大量存在，使该国局势难以稳定。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强势介入反恐斗争的美国特殊力量，虽不引人注目但积极地存在着。一种经常性的支持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美国无人机进行空袭。

同一时期，一个脸书小组创建了“和平的阿尔及利亚”网页，在其上可见“抵抗”的拳头标识和意思为“在一起，一切皆有可能”的标语。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网络的监控极为频密，其安全力量既能大量展开部署又能迅速集中，从而能有条不紊地驱散示威者，故“革命”只初具规模。

在其邻国摩洛哥，早有准备的国王为避免卷入“阿拉伯之春”，组织了一次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2011年11月末，汇集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公正与发展党（PJD）成为立法选举的大赢家。国王别无选择，只能任命这一激进主义政党的领袖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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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11年初以来，震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之风，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在不同国家同时造成系列事件、完成对计划的操控，很难让人不去一探究竟。

若我们在这些被看作是自发的行动中寻找一个共同点，除了被认为能推翻暴君并建立民主这一值得赞扬的目标，就是“伊斯兰主义+美国+互联网+社交网站”。众多活动分子，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就在穆兄会完成了攻击首秀，随后前往由美国组织赞助的CANVAS接受培训。其他人，如瓦伊尔·高尼姆，则在互联网巨头谷歌旗下，与美国情报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基于这些事实，很难否认美国的操控动作，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操控，何况这不一定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唯一事情。

令人好奇的是，通常作为阴谋揭发者的西方媒体，对这一主题仍十分谨慎，甚至保持了令人惊异的沉默，除少数外，它们有意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与CANVAS之间的联系。

关于“革命”的这些阴暗面将被一点一点揭开，尽管一些人会心甘情愿地“拒绝作证”。而这些“革命”深刻改变了我们已知的阿拉伯世界的面貌。“阿拉伯之春”也展示了今后将成为全球战略博弈核心的新力量，即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它将是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伊夫-玛丽·佩里
阿兰·夏莱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媒体进入“危机弧”地区的时间，实际上远早于其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进行新闻评论的时间。它们每次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操纵，都发誓金盆洗手，但每次又都迅速地回归“看门狗”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危机弧”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时，都会根据该国有没有美国军队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情况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发挥影响，直到动用军队为止。另一种情况是，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新闻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在亚洲和非洲发展恐怖主义的事件等，都是电视新闻媒体的主要报道目标，而且报道都是仿照2001年“9·11”事件的模式。

用媒体的话来讲，连“危机弧”这个概念都变得更富有弹性了。战略上定义的“危机弧”，包括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由于这里上演着“文明的冲突”，因此国际大型纸媒与视听媒体，就把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具有相似性的所有热点问题串在一起，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自2010年10月以来，这一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科特迪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埃及、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环境危机（福岛核泄漏事故），这些危机中有一部分被命名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这个叫法最早是新闻媒体提出的，用以概括自突尼斯事件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的源头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的动荡，马格里布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北部）和马什里克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往东直到伊朗西部边境为止）很快被牵扯进来，直至整个地区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更广泛地看，“危机弧”还应该包括科特迪瓦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密电门”事件[1]和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这些事件才让媒体的报道多样化，不仅仅集中在利比亚问题的解决上。国际媒体对这一连串危机的报道，无不带有纯粹的西方文化印记。

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都紧跟事态发展，时间限于“危机弧”地区各类事件发生后的48个星期，截至卡扎菲政权垮台，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国媒体。研究媒体如何应对国际危机，尤其是它们面对一连串陌生事件时的态度，足够让我们看到媒体立场。在报道新闻时，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网络，都采用大量新技术来拍摄视频。它们的目的不是要告诉公众什么信息，而是要应对媒体间的竞争。因为此时公众更关心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己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的问题。实际上，媒体已将国家空间和国际空间打乱，重新创造了一种世界新闻，以凸显“危机弧”的存在，并自认为已经变成其中的一个行为者。

媒体对新技术的迷恋

自2009年6月，伊朗选举后发生抗议事件以来，传统媒体都意识到数字技术为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数字网络”大幅报道伊朗年轻人抗议选举结果，让美国CNN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

伊朗事件时，传统媒体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伊朗示威活动刚一出现，外国记者就被驱逐出境，摄像器材被没收，[2]与外国新闻台有互联网联系的当地媒体都受到审查。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能继续报道，但也只能播放那些对伊朗政权有利的新闻。面对不符合西方思想[3]（推崇人权和民主）的新闻局面，传统媒体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使用短信和社交网站，如脸书网站、各种博客等，特别是微博客平台——推特，它是唯一不受伊朗当局审查的网站。“记者们当时都转向使用这些替代的消息来源，特别是伊朗的博客。”[4]

记者缺少事件发生地的现场情况时，会优先使用这些工具。由此，在2009年伊朗危机中，“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共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5]削弱了CNN自1980年成立以来所创立的模式的优势。[6]大型媒体不再重复过去的经验，记者将从伊朗危机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报道之中。首先是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活动，让互联网的介入达到了高潮，西方大型媒体开始使用互联网，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也开始使用新的通信手段。英国路透社和美国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这两家新闻社，早已和网络媒体建立了伙伴关系：路透社于2006年4月14日[7]与英国“全球语音在线”——一家涵盖全世界博客的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则于2007年2月9日与加拿大“公民新闻网”——一家加拿大的记者-公民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的战略规划主任吉姆·肯尼迪讲述，此次联合“能够更好地覆盖新闻，能够对我们的记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起到雷达式的补充扫描作用”。[8]在诸如阿尔及利亚这样网络不太畅通的国家，半岛电视台甚至还瞄准了移动电话，认为这是一个理想方式，可以依靠它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民众保持“同谋”关系，绕过当地政府的新闻监管。2011年2月，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门缴获了一些印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电话，这些电话专门被用来拍摄和即时传递图像。[9]

“众包”模式（众人采集图像与信息）就是要在充分信任信息提供者的前提下，发布其采集到的信息。大型媒体中，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极致的是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该电视台于2006年12月6日成立，进行了模式创新，缩小了传统电视台和互联网之间的边界。[10]除了与每日影像和优兔这样的社交平台建立伙伴关系之外，自2009年起，它还打造了欧洲电视一台的《热线电话》栏目的现代版——《观察家》。它可以通过直接采用处于事件中心人物的直接言论来报道国际局势，也可以采用视频、文章和图片等各种形式。当然，虽然没有一个报道是由专业记者提供的，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挑选和检查确认的，由电视台人员翻译并进行解说。

“众包”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必须核实信息来源。对此，BBC在报道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时深有感触。确实，“众包”新闻通常来自活动分子的采集，包括来自国家的（如印度）、活动分子的（如维基解密发布的美国外交电文）[11]或平民的（“阿拉伯之春”中就是如此）信息。各大媒体所追踪的“危机弧”地区都能使用互联网，因此也就能找到人提供信息。媒体最需要的信息就是冲突画面，特别是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攻击示威者的画面。一般来说，不管是本国记者还是国际记者都很难目睹这样的画面，他们即使没有受到当局的监视，也难以接近民众运动，在突尼斯和叙利亚就是如此。在巴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国际记者由于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而被驱逐出境。[12]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因形势急转直下，抗议运动演变成了内战。那些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国际媒体及其记者，又都来到了利比亚和叙利亚。一些人是活着离开战略“危机弧”国家的，却为媒体的“危机弧”而死。从2010年10月23日到11月28日，他们当中有10人丢掉了性命，其中一半是在利比亚死亡。[13]

传统媒体必须核实“众包”信息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没有国界，很难把控视频资料的有效性和来源。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的《观察家》栏目为与其有联系的博主提供帮助，[14]可是如果电话通信被监控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很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曾播出了一条错误消息，称叙利亚驻法国大使拉弥亚·夏库尔女士叛变祖国。当事人马上予以否认，而且消息是其竞争对手——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该台主要播放法国新闻和国际新闻）播出的。

此次事件表明，所有的信息不可能都得到核实，尤其是当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网络的“去国家化”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信息被操纵。如在2011年2月8日前，脸书网站上、有关叙利亚的某些博客上，[15]都有呼吁示威的帖子。实际上这些帖子是美国人在美国撰写并发布的，或是居住在中东的叙利亚移民撰写并发布的！[16]那么当时有些法国博主，后来跑到利比亚，在米苏拉塔受伤该怎么说呢？[17]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甚至在脸书建立大量僵尸账户，以堵塞网络或者欺骗外国记者。[18]在其他国家，又有多少活动分子成为美国国务院及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民主培训的学生呢？200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为恢复自己的国际声誉提出了多个培训计划，那些“半国营”的组织至少可以对阿拉伯国家使用它提供的两个杠杆。

第一个杠杆属于美国公共外交范畴。公共外交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机制性沟通方式，旨在更好地配合国家总体政策的需要。为此，2008年12月3日至5日，在谷歌、脸书、优兔、推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和CNN的赞助下，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联盟。[19]在阿拉伯世界，主要呼吁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呼吁，一次是2009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墨西哥，另一次是2010年12月3日至5日在伦敦。召开这些峰会的目的是让网络活跃分子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建立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培训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美国驻外代表在目标国家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峰会的与会者还有来自美国多家媒体的代表，这些媒体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十分活跃的，是西方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2008年和2009年，萨勒赫与美国驻埃及大使的关系一般，[20]表明美国外交官未能在埃及取得任何政治成果。这位埃及人向美国大使提出“在2011年总统选举前以议会民主替代当今政权”的行动计划，但是美国认为该计划“完全不符合现实”。[21]美国在意的只是，“他采用的方式与公民社会内其他规模更大的组织所采用的不同，那些组织积极主张通过策略性的手段进行逐步变革，例如加大公共宣传、制定法律草案、加强自身能力等”。[22]

第二个杠杆则属于另外一个情况。美国“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共同提出倡议，呼吁使用在塞尔维亚民主过渡时期（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曾使用的战略——开展公民抵抗运动。美国不是要争取什么新闻自由，而是要通过信息战直接引发战争。2009年，“4月6日青年运动”大约有15名干部被送到贝尔格莱德的CANVAS组织接受短期培训。这些埃及活动分子所学到的方法后来被运用到了埃及的抗议运动之中。“埃及万岁”组织撰写的文件就是证据，该组织2011年1月26日发表的长达26页的文件，详细介绍了将“革命”引向埃及首都的技术和战术。[23]

新闻报道之竞争

媒体参与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政策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意识形态在作祟，让这些公关企业纷纷加入。但它们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新闻行业内的竞争气氛越来越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危机已经扩散到新闻领域，新闻行业也在发生变革。从这方面看，使用脸书或者优兔这样的数字平台，能够将生产成本压到最低，同时又能及时做出报道，而且可以使用被禁播的画面，不用派全套人马到当地去，也不用在当地雇用固定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原因是时间不够，全世界电视台包括连续播放新闻的电视频道不得不这样做，如2004年它们必须实时报道印尼大海啸。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配备一个受到监督的新闻窗口（《观察家》栏目）是另外一个解决方式。这个创新的模式让它在全世界只有36名记者，以及300多名在其媒体伙伴（法国电视台、法国电视一台、法国新闻社、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全球广播网等）工作的“分包”人员。但该电视台体系的灵活性由将近700名公民记者来保障，他们可以随时上传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实时”新闻。因此，在报道突尼斯事件时，只需要利用“那瓦特”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和几名博主就足以了。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不仅能比它的法国竞争对手更早宣布突尼斯危机开始（2010年12月30日，它就在自己的《观点》栏目中播放“青年人的愤怒”的新闻），而且它的网站（France24.com）2011年1月的访问量创下新纪录，达到1040万次，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三个语言版本的网页浏览量共达到5200万次。它的流量也疯狂激增，宣布“革命”即将到来：来自突尼斯的流量增加1000%，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增加240%，来自摩洛哥的增加140%，来自埃及的增加80%……[24]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已经很好地扎根于从摩洛哥到埃及的马格里布国家，它甚至已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半岛电视台并驾齐驱。但自2010年12月18日以来，半岛电视台超越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对西迪布济德（位于突尼斯中西部）失业问题严重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抗议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是如此。而此时法国记者在非洲主要报道的是法国军队参与解决科特迪瓦危机，大力插手该国正在进行的民主过渡。后来，突尼斯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目标，法国各媒体接踵而至，首先是广播（法国文化台，2011年1月4日报道），随后是模拟信号的电视台（法国电视五台，2011年1月11日报道），最后是数字电视台（法国专业新闻台，2011年1月13日报道）。自2010年12月初开始，纸媒主要刊发各新闻通讯社的电文。法国所有新闻机构都已做好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的准备。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果然提出放弃总统权力。各家媒体制作了大批节目包括特别节目来报道此事，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星期。

媒体就是这样置身于“危机弧”地区的。当媒体报道集中在科特迪瓦、突尼斯以及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时，这些国家也就成了记者的关注重心。突尼斯总统下台是新闻报道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起点，各家媒体都会确定自己的主要报道对象。这也适用于埃及发生的抗议事件，正是这些抗议导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然后是2011年2月15日，将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推向战争。只是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才打断了这一日程。因为当时利比亚的拉斯拉努夫地区（利比亚精炼石油中心）的起义即将被卡扎菲的军队镇压下去，所以媒体才有时间竞相报道位于太平洋岸边的日本核电站事故。在经过这一段没人能解释清楚的多米诺游戏高潮之后，媒体才回归正常的工作日程。

确实，“阿拉伯之春”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化身”，即那些从“革命”中“冒头”的人物（通常是为纸媒工作的博主），这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自2011年2月22日起，法德合资的网络电视台欧洲艺术电视台（ARTE）就开始介绍这样一批人物，他们分别是大学生、商人、教授、家庭主妇、医生，甚至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也门，还有一些是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移民。2011年10月23日之前（这一系列节目到2012年2月24日终止，共播放202期），共有103位目击者（占63%）出现在121期节目（占60%）里，每期为5分钟，其中一大部分目击者都是经过选择的，包括埃及的（占30%）、突尼斯的（占18%）、利比亚的和也门的（各占10%）。欧洲艺术电视台通过这一系列节目，在每期不足2分钟的时间里，与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共同分享“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用自己手头的设备拍摄的节目，旨在传达他们的希望和疑问”。[25]

其他的事情还包括针对外交部长米歇尔·阿利奥-玛丽策划的“令人可笑的、不体面的片段”[26]，以及在日本海啸和核事故后发生的大论战，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演变成了法国国内事件。米歇尔·阿利奥-玛丽于2011年1月11日发表声明，建议“在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合作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保证人们有示威的权利，但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这引发众怒，最后让她名誉扫地，她于2011年2月27日辞职。不久，另一件事接踵而至，那就是自5月14日起，围绕有意竞争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的性丑闻，而引发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最终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步了外交部长后尘，被送进了美国监狱，他竞选总统的事随之被人们丢到了脑后。这些事件给人的印象是，2010年至2011年的国际新闻简直就像是“连续剧”。日本海啸则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推动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内议题，并使之变成了选举战中的本质议题，这个议题也反映了整个欧洲都在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未来法国核能将走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政治团体也没有放过机会，充分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27]

媒体广泛报道上述问题，几乎达到了“人尽皆知”的效果，导致“危机弧”地区发生的事件更贴近了法国公共舆论关注的问题。媒体更重视策划兴趣点，并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指导方针。《十字架报》也不得不跟踪国际时事，尽管这不是它的第一要务。它所做的与其他纸媒和视听媒体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刊发新闻通讯社的电文，还添油加醋。为了赢得读者，它不得不发表描写博主（如突尼斯的索菲亚纳·贝尔哈吉、黎巴嫩的沙基卜·阿勒贾布里等）以及一些勇敢的女性（如也门的塔瓦库勒·卡曼）的文章。这家发行94 163份的天主教日报当时的兴趣点就是要制订一项新的刊行计划，加强与其读者的联系，适应新的媒体手段。

所有媒体都遵从“诱导”的原则，以便投放的信息更能符合公众的期待（这些期待本来就是媒体设立的），以确保得到更多的广告来维持生存。它在进行“自我操纵”，“内容千篇一律，不是对当天的新闻等做出分析，而是根据读者的理解来选择出版什么内容”。[28]为此，《十字架报》《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观点》《快报》《现代价值》等，这些一般不刊发同一新闻的媒体，在面对阿拉伯“革命”的问题时，立场也随着民众运动的压力在几天内悄然发生变化（一致报道这些事件）。但对关注时事的电视台来说，新闻都保持了多样性，首先是那些连播新闻的大型电视台，如法国专业新闻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法国iTELE电视台、欧洲新闻台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等。自2010年6月1日起，欧洲新闻台就拥有了由谷歌提供的可以分辨出公众新闻需求的技术。下表中所说的“欧洲新闻趋势”就是一个捕捉流行词汇的工具，它对互联网上的搜索请求汇总后分析出结果，其目的是捕捉搜索引擎最高流量峰值的检索请求。这里的“公众”不是指一个电视台的观众，而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等国，所有能使用互联网的欧洲公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才是公众真正的兴趣点，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杂乱”。以2011年4月1日为例，检索词形形色色，不仅可以说明民众的关注点多种多样，而且因国家不同民众的忧虑也有所区别。此外，公众搜索最多的并不是“危机弧”问题，即使搜索最多的“核辐射”，也是媒体对日本海啸大幅报道而使人们产生关注所致。

公众的兴趣点与2011年4月1日的危机

欧洲新闻台的检索工具还揭示，欧洲各国报道的新闻也不尽相同。与人们认为的存在诸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称的“地球村”相反，[29]在国际新闻方面，存在的只是“地区村”。由于没有真正的全球媒体，每家媒体都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的文化实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行事，即使在被认为是“统一的”欧洲也是如此。[30]由此，每个国际问题都是被重新定位过的，媒体的“危机弧”也避免不了这一点。比利时更关注科特迪瓦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对科特迪瓦的邻国刚果（金）更有感情。意大利对突尼斯和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更关心，因为其国内移民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法国更关注的可能是更具体的事情，一方面是法国的经济利益或旅游，另一方面是害怕恐怖主义升级和非法移民涌入。

全世界媒体几乎一致庆祝所谓的推特革命，因为自2011年1月17日以来，人们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产生了信任。人们也可以发现，这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对网络活跃分子进行培训而发挥的作用。切断互联网（特别是在埃及）让新的行为者进入了媒体空间，其中就包括不断披露美国外交文件的维基解密网站。媒体对此次事件的迷恋性报道让朱利安·阿桑奇声名大噪，[31]他是这家号称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数字网站的领头人，宣扬“保护言论自由和媒体传播自由的普遍原则”。[32]但他所获得的媒体威望很大部分归功于国际上对该网站施加的压力（即使是报复性的压力）。[33]该网站还取得了另外一个成功，那就是全世界人民对它的巨大关注，2010年12月，它在脸书网站上的粉丝达到了1 404 337人。媒体庆祝“推特革命”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密电门”事件中所公布的文件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维基解密网站的一个原则是要让传统媒体都加入它的事业中，为此它与半岛电视台建立了联系。但是，它披露的内容只被“那瓦特”网站采用过，而且传播范围只限于突尼斯。“那瓦特”网站自己也建立了一个新网站，名为“突尼斯解密”，该网站后来也名声大震，足以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确实从“那瓦特”网站的人员中找到了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员，以便为自己在2011年1月的“茉莉花革命”期间播放的新闻增加新内容。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网站的信息也同样被法国媒体采用。

自“阿拉伯之春”开始，另外一些行为者也成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切断互联网后，这些行为者吸引了很多网络活跃分子为其服务，如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建立的与阿桑奇的网站类似的组织——“匿名者”。该网站称，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单方面宣布要开放言论自由、推动民主、面向人民……‘匿名者’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但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2008年诞生于美国的抗议组织的成员和目标。唯一勉强知道的是，它集中了所有相信互联网有益，并准备为捍卫言论自由、分享知识而斗争的人。[34]他们的行动或是将某些政府或官方网站的首页改头换面，或是制造网络拥堵，导致网站无法浏览。另一个行为者是2009年出现在瑞典的Telecomix网站，它对传统媒体来说可能更有用，哪怕网络被切断或被限制（如1月25日至27日在埃及，1月17日至18日、2月19日、3月3日至6日在利比亚），它也能保证让民众看到国际上发生的事情。[35]Telecomix网站可以通过“网络入侵”获得起义者拍摄的视频。

这些技术支持最终让全世界媒体相信，它们所面对的“革命”现象几乎可以与伊朗革命相提并论。由于能够通过社交网站获取信息，于是记者们就认为，起义者开展示威活动是通过这些信息手段的指引。但并非全然如此，2011年1月26日在开罗散发过的一些小册子，规定不能使用“受到监视的推特和脸书网站”。小册子提醒得很及时，因为埃及警方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进行了网络监视，针对目标是与突尼斯、埃及、巴林和利比亚的抗议活动有关的关键词：突尼斯的是“西迪布济德”，埃及的是“1月25日”，巴林的是“2月14日”，利比亚的是“2月17日”，还有推文涵盖的“bit.ly”[36]所提供的网络链接。

第一个观察，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在推特这个新媒体上都得到了体现。“警察”自己的分析表明，他们也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关注发生的特殊事件。推特在埃及和利比亚特别受宠爱，使用者可以通过它及时获得突尼斯和巴林的抗议事件的最新消息。使用量最高峰一般是出现戏剧化场面时，如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珍珠广场上的纪念碑被摧毁，2011年3月18日在巴林麦纳麦出现镇压，特别是埃及主要的几次示威游行，尤其是穆巴拉克下台，等等。但同纸媒和视听媒体的某些特殊网页一样，高峰时刻很快过去。即使在推特上，也是一个信息迅速取代另一个信息。

第二个观察，互联网访问的地点问题会让“推特革命”的说法失效。也就是说，要发生“推特革命”，访问必须集中在某个地区，这种信息消费才会在示威动员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消费毕竟还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此，推特更像是一个传声筒、一个桥梁，它仅表明，传统信息的来源因受到政府的监督、暴力和镇压的影响，而不太好控制。但新媒体有其重要性，这在于可以获得相对偏远国家的信息。在也门，大型媒体在那里设立的办事处很少，在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国内镇压和暴力活动都很激烈，外国记者很难在那里开展工作。只有巴林例外，那里37%的警察来自邻国，他们证明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率非常高。

国家不同，新闻报道也随之不同

在冲突局面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这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解决科特迪瓦危机时表现得十分明显。表面上看，媒体的“危机弧”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高度即时性，各大新闻通讯社都使用推特或脸书社交网站，如法国媒体所采用的有关也门消息的64%来自这些网站；二是“超级信息”功能，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群发信息。但是，它不能产生“真正的国际新闻”，只是一些媒体噪声的综合，先通过互联网广泛扩散，然后再通过视听手段传播，最后使纸媒只能对之亦步亦趋。好像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特别的局势之下，如战争、选举、体育赛事或丑闻等。结果是，媒体尽管发挥了其过滤功能，却也出现了分析能力饱和的情况。

因此，网络直接跟踪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形势发展17天后，法国媒体及其他西方媒体才开始对突尼斯的事情感兴趣。那些对国际时事不太感兴趣的纸媒和视听媒体一向很少提及马格里布国家，直到2010年冬天，它们才将该地区的时事列入报道日程。当时，媒体报道都聚焦在科特迪瓦危机上，因为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但是，法国媒体没有报道法国“独角兽行动”的情况，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地法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局势恶化的威胁。这就是媒体“分人”和“分国”进行宣传报道的例子！

突尼斯局势变得明朗化尚缺少某些鲜明的证据。媒体却欣然接受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相继发生的“革命”。但是突尼斯和埃及“去殖民地化”后建立的政权瓦解，这种表面上喜气洋洋的气氛却并未延续到利比亚，反而出现了糟糕的结局：温和的抗议最后演变成了内战。法国军队在英国、卡塔尔、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军事干预，人们担心法国会像在阿富汗那样陷入泥潭。而就在此时，从2010年11月22日到2011年10月23日，喀布尔陆续传来了25名法国士兵牺牲的消息；2011年7月19日，就在利比亚起义者占领布雷加时，法国媒体都在报道萨科齐总统为在阿富汗阵亡的法国士兵举行全国哀悼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时陷入泥潭，也就是说在报道整个冲突时缺乏具有震撼性的画面，或者缺乏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闻，导致人们对“阿拉伯之春”逐渐丧失了兴趣。这种状况在2011年4月和7月达到最低点，直到卡扎菲死亡才重新回归平衡。英国一位专栏作家2003年时曾说：“别跟我提战争的事！”[37]同样，当叙利亚也被内战折磨时，无论是媒体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出现了漠不关心的状态。

第一个观察，新闻报道要晚于当地发生事件的时间。它的反应迟钝只能用日程逻辑来解释，因为法国国内热点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安全还是体育方面的）的报道都要优先于国际问题。

第二个观察，该栏目对“危机弧”地区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妥协的结果，通常都缺少社会意义，这种情况是媒体制造的。也就是说，媒体事先就将这些事件设定为负面的，报道时只空洞地配上几个画面即可。所有不符合这个框架的都不能播出。结果是这一时期每家媒体都在进行“地理性描述”,[38]新闻节目最关心的主题是利比亚（占25%）、恐怖主义（占17%）、“阿拉伯之春”（占15%，重点是内战和独裁政权的镇压）、科特迪瓦（占13%）、日本（占10%）。也就是说，媒体最关心的是法国首要参与的两次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以及对于法国国家安全来说的两个威胁。其中之一是本·拉登于2011年5月2日被杀，让媒体兴趣大增，与5月30日至6月5日（第29周）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水平同等。至于另外一个核威胁，则直接让位于法国正在酝酿中的选举大战。

最终只剩下7档节目讨论“阿拉伯之春”，主要内容是民众抗议事件、示威的规模和密度等，而且只有突尼斯（2010年1月，占6%）、埃及（1月底至2月初，占4%）和叙利亚（断断续续地从3月到6月，占4%）被提起。对所有引发当地政权垮台的事件的报道媒体都是一笔带过。尽管如此，定位于整个欧洲文化的欧洲艺术电视台总编，在阿拉伯危机的报道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富于创造性。它的《报道》栏目在每周六19点播出，还有一名为《热点》的栏目在每周二和周日的晚上播出，两个节目一直报道“阿拉伯之春”。尽管节目主题形形色色，但只有7次报道突尼斯，6次报道利比亚，5次报道叙利亚和埃及，2次报道也门，1次报道巴林。很多报道特别是报道巴林事件时使用的都是德语。该电视台主要针对精英阶层，新闻报道显得与众不同，符合该台的特色。

从这方面看，法国对“危机弧”地区的以“阿拉伯之春”为核心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化。这样就导致人们在认知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同时媒体的描述与当时发生的事件不符。回顾“阿拉伯之春”这个词出现的顺序就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2011年1月16日《世界报》记者吉尔·帕里斯，对“阿拉伯民主的春天”的未来发展提出质疑的文章中。随后，法国文化台和法国电视五台的《报亭》栏目在1月30日采用了这一说法，《C dans l'air》栏目直到2月23日才开始采用。在此期间，互联网广泛使用这一称呼。2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分析家罗杰·哈迪在BBC新闻台宣布：“这不是什么‘阿拉伯之春’的开始，而是某些最肮脏的东西长期发酵的结果。”[39]但西方的想象足以使人们想起两件事，一件时间距今较久，而另一件时间距今较短。第一件事是1848年春天的民众抗议，它动摇了欧洲的旧制度，为民主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第二件事则是1989年秋天的各国获得自主，将中东欧国家重新带回到民主之中。这种丰富的想象也被人们运用到了对马格里布国家局势的分析之中，因为此时该地区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西方媒体。

因此，“阿拉伯之春”首先是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该地区的一部分年轻人，如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国家在外国的移民，如在柏林的突尼斯人萨米·本·加尔比亚。他们意识到了现代通信工具的力量，也意识到西方原来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民主不太感兴趣。从这方面看，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外交文件确实是一个转折。该事件让“那瓦特”网站的网络活跃分子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国家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这些突尼斯人在恢复它的名誉方面做得足够多了吗？”[40]这种向民主进发的方式肯定会取悦西方媒体，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为此异常喜悦。

因此，自2010年12月17日以来搅乱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抗议运动不是“CNN效应”，而是“半岛电视台效应”（从地区层面看）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效应”（从全球层面看）。这两家电视台从“阿拉伯之春”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声誉。“半岛电视台效应”中也有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BBC国际新闻台的贡献，“半岛电视台效应”表现在该媒体在将反抗之风吹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报道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的新闻时充满批评意味，而且都是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观众对此已习以为常。但在西方，它的形象却截然不同。因为它总自以为已经公正地报道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的问题，而它一旦披露突尼斯政权的腐败行为，并使用新媒体进行肢解突尼斯政权的宣传时，欧洲和美国媒体就认为它十分虚伪。半岛电视台变成与其他媒体没有区别的国际媒体的同时，突尼斯示威抗议的画面引起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青年人纷纷效仿。尽管半岛电视台不是“阿拉伯之春”的源头，但它的新闻报道还是让“阿拉伯之春”在整个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地区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41]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也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阿拉伯语节目且开播时正值2010年9月，而它的节目传统上用法语和英语制作。它对科特迪瓦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最终使它赢得了声誉，而这是它开播5年来一直缺乏的。与半岛电视台一样，它也曾因形象问题导致人们对其信任不足，当然这也与“法国声音”的国际影响不够有关。

如果说各电视台在传播（地中海两岸国家）人民反对当权的精英领导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如西班牙青年在2011年5月15日和6月12日发起“愤怒者”行动，采用的就是埃及模式，而且是以名为“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民主！”的网站为核心，还应当看到这些电视台围绕法国支援起义的利比亚人的军事干预行动，也策划了一个信息战，否则就没办法解释法国某些广播电台为证明法国“热风行动”有理而耍的把戏了。当联合国安理会还在讨论对利比亚进行武器禁运时，法国国内广播电台一名很幽默的主持人就邀请国防部长阿兰·朱佩到场做节目，大声高呼“向利比亚开战！”。4天之后，法国文化台的专栏主持人亚历山大·阿德勒也严肃地讨论起这个问题。当时被邀请的国际关系专家，在谈到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富汗、科特迪瓦和黎巴嫩作战，是否还有理由在地中海危机中再制造一场冲突时，所言甚少，倒是该台的主持人们喋喋不休。

当时法国媒体还披露贝尔纳-亨利·莱维自月初以来的外交活动（受萨科齐委派前往利比亚调查干预的可能性），认为他和萨科齐总统的行动简直就是密特朗在1992年6月的萨拉热窝行动的翻版。贝尔纳-亨利·莱维不时在媒体上露面，除3月1日至24日在电视上露面22次之外，还在纸媒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

法国意图“充当媒介”，即希望在冲突中扮演角色，可以从法国各广播台对利比亚问题的报道中发现，也可以从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对利比亚开战后的4月和5月的新闻报道中发现。但法国并不是真的要参与到危机之中，只是要“充当媒介”,[42]也就是说，要吸引那些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打击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各国的注意，推动它们共同反对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电视台就组织5场《讨论》节目，还安排了《焦点》和《今日问题》节目，主题是“叙利亚是否已经被国际社会遗忘”。直到2011年10月23日利比亚内战即将结束时，该问题还没有答案！然后，媒体的“危机弧”就逐渐从记者关心的问题中消失了，在法国只存在了一个季度而已。因为在利比亚内战之后，法国本土还有另外一场“内战”——2012年5月的总统大选。

至于“阿拉伯之春”，它还会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那也都是符合民主选举需要的，或者是伊斯兰分子即将掌权，或者是发生了针对西方外交代表处的袭击，等等。而所谓对民主化的描述，实际上只是媒体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所演奏的乐曲的一个小片段而已。

∗

所谓的危机弧不过是媒体在一段时间内设计的结果，是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环境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仅仅限于48周之内。但是，从科特迪瓦政治危机出现之初到卡扎菲死亡，法国媒体真正关心的只是前18周。突然大密度地出现的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以及日本海啸，很快让位于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政府镇压示威者后所导致的失望情绪。与民众之前的欢乐情绪相反，利比亚内战在媒体中的分量很小，因为内战总是断断续续发生且十分不确定。在联军开始行动前几天，各电视台就不断发布军事行动即将陷入泥潭或者遭遇失败的预言，因为当时的行动还仅限于空中打击。

法国媒体都进入了“危机弧”，自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以来就一直如此。[43]它们在一些关键节点制作长时间的直播节目或者发行加刊，然后不断重播通讯社的电文或从博客中选取的新闻。它们让专家站出来讲话，尽管有些专家在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它们都使用新媒体特别是推特和脸书网站的消息作为新闻来源，但也派遣一些记者前往各个战场。它们认为自己在传播新闻时保持了中立立场，目的是支持当地民主化。它们在这方面也许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法国没有发生“愤怒者”行动，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行动广泛。而且在法国，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激动情绪。

每次大幅报道世界事务，记者都会被一些新玩意儿拉入幻想之中。这次“危机弧”报道中的新玩意儿，不是什么新军事设备，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出现的猎鹰飞机，而是推特和脸书这种新媒体。与面对新武器一样，它们都会对自己的新发现欣喜不已，甚至说那是一次革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运作的，大量冗长的信息也让全世界与它们一同坠入幻想。而如今，似乎不使用互联网，一场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总会有一些匿名的活动分子或者某些“被祝圣的”网站，抓住时机站出来捍卫互联网的使用权。此外，美国政府还以媒体应当捍卫信息自由为借口，为其提供支持。那些已经丧失记忆或观察意识的记者甚至被提供一种“速食思想”、一些尽可能远离事实的新闻。与往常一样，记者都会说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是，只要叙利亚问题不结束，他们就会一直保持这种谨慎的沉默。

杰拉尔德·阿尔布瓦

[1] “密电门”事件是指，自2010年11月28日起，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一些美国的外交文件。——作者注

[2] 《Les médias internationaux muselés》,Le Monde du 14juin 2009 et Reuters,《L'Iran annule l'accréditation des médias étrangers》,16 Juin 2009.

[3] Hartmut Wessler,Manuel Adolphsen,《Contra-Flow from the Arab World?How Arab Television Coverage of 2003 Iraq War Was Used And Framed on Western Information News Channels》,Media Culture&Society,2008,n° 30,pp.439-461.

[4] Sylvain Mouillard,《Iran,la révolution Twitter?》,Libération du15juin 2009.

[5] Jeff Howe,Crowdsourcing,New York,Crown Businness,2008,p.246.

[6] Marshall Kirkpatrick,Readwriteweb,《Dear CNN,Please Check Twitter for News About Iran》,The New York Times du 14 juin 2009.

[7]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06/04/14/announcing-our-alliance-withreuters/（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8] http://www.nowpublic.com/ap_and_nowpublic_com_announce_a_collaboration（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9] Mounir Boudjema,《Le jeu dangereux du Qatar en Algérie》,Liberté（Alger）du 21 août 2011.

[10] Gérald Arboit,《La chaîne d'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France.L'année detouslesdangers?》,Annuaire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08,9,Bruxelles,Bruylant,2008,pp.872-873.

[11] Gérald Arboit,《Quelques réflexions autour de l'affaire Wikileaks》,CF2R,Note de réflexion,Janvier 2011,http://www.cf2r.org/fr/notesde-reflexion/quelques-reflexions-autour-de-affaire-wikileaks.php

[12] Cf.le témoignage du grand reporter du Figaro sur son expérience en Libye en février 2011,Delphine Minoui,Tripoliwood,Paris,Grasset,2011.

[13] http://fr.rsf.org/barometre-de-la-liberte-de-la-presse-journalistes-tues.html?annee=2011 et,http://fr.rsf.org/barometre-de-la-liberte-de-la-pressenet-citoyens-tues.html?annee=2011

[14] Olivier Herviaux,《Les observateurs de France 24 au coeur de l'histoire.Le sited'informationdonnelaparoleauxcitoyensquitémoignentdes événements》,Le Monde,supplément Télévision du 28 février 2011,p.4.

[15] 《Après la Tunisie et l'Égypte,crainte d'une contagion en Syrie》et《En Syrie,un appel à manifester contre la“monocratie”pas suivi》,AFP des 3 et 4 février 2011,《Les Syriens reconnectés à Facebook et You Tube》,Le Monde.fr du 10 février 2011.

[16] 《Syrie:la blogueuse gay était imaginaire》,AFP du 12 juin 2011.

[17] Elodie Auffray,Quentin Girard,《Qui sont ces blogueurs partis à Misrata?》,Libération du 28 avril2011,Rory Mulholland,《Equipée tragique pour six jeunes blogueurs français à Misrata》,AFP du 30 avril 2011,Nolwenn Le Blevennec,《Un goût de Tarnac chez les blogueurs français en Libye》,Rue 89du 5 mai 2011.

[18] Martine Gozlan,《L'Algérie peut-elle exploser?》,Marianne du 12 février 2011,p.48.

[19] Governmental ONG

[20] Cf.09CAIRO468 du 18 mars,09CAIRO580 du 6avril,09CAIRO591 du 7 avril,09CAIRO695 du 23 avril,09CAIRO1464 du 30 juillet,09CAIRO1819 du 17 septembre,09CAIRO2022 du 22 octobre et 09CAIRO2155 du 17 novembre 2009.

[21] 08CAIRO2572,op.cit..

[22] 08CAIRO2431,op.cit..

[23] Tomas Lundin,《Revolutionär plantskola（pépinière révolutionnaire）》,Svenska Dagbladet（Stockholm）du 2 mars 2011,Ron Nixon,《U.S.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The New York Times du 14 avril 2011,Nicholas D.Kristof,《The Power of Mockery》,The New York Times du16avril2011et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Montréal,Michel Brûléinc.,2011.

[24] Olivier Herviaux,op.cit..

[25] Chapôde la série sur le site d'Arte,http://www.arte.tv/fr/4063920.html（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26] 法国反对派指责米歇尔·阿利奥-玛丽接受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亲信提供的私人飞机度假。——译者注

[27] 指绿党、社会党部分成员提出废除核电。——译者注

[28] Laurent Gervereau,Inventer l'actualité.La construction imaginaire du monde par les medias internationaux,Paris,La Découverte,2004,p.103.

[29]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New York,McGraw-Hill Book,1964.

[30] Arboit Gérald,《Journalistes européens et espace public européen》,Gilles Rouet（dir.）,L'Europe et les journalistes,Bruxelles,Bruylant,2009,pp.165-174.

[31] Sur ce personnage,cf.Daniel Domscheit-Berg,Inside Wiki Leaks.Meine Zeit bei der gefährlichsten Website der Welt,Berlin,Econ Verlag,2011[trad.angl.:Inside Wiki Leaks.My Time with Julian Assange a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bsite,New York City,Random House,2011].

[32] http://www.wikileaks.ch/About.html（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33] Gérald Arboit,《Quelques réflexions autour de l'affaire Wikileaks》,CF2R,Note de réflexion,Janvier 2011,http://www.cf2r.org/fr/notes-de-reflexion/quelques-reflexions-autour-de-affaire-wikileaks.php

[34] Frédéric Bardeau,Nicolas Danet,Anonymous,Limoges,FYP éditions,2011,pp.149 et 115;《Blocages de sites:Internet au centre de la contestation en Tunisie》et《Après la Tunisie,les Anonymous s'attaquent à l'Égypte》,AFP des 5 et 27 janvier 2011.

[35] Alberto Dainotti,Claudio Squarcella,Emile Aben,Kimberly C.Claffy,Marco Chiesa,Michele Russo,Antonio Pescapé,《Analysis of Countrywide Internet Outages Caused by Censorship》,papier présenté à l'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Berlin,2 novembre 2011,http://conferences.sigcomm.org/imc/2011/docs/p1.pdf（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36] bit.ly是一个网址缩短服务，在推特等微博网站上非常流行。——译者注

[37] http://www.france5.fr/c-dans-l-air/presentation

[38] Concept fondé par Laurent Gervereau,Inventer l'actualité.La construction imaginaire du monde par les médias internationaux,Paris,La Découverte,2004,pp.113-120.

[39] Roger Hardy,《Egyptprotests:an Arab spring as old order crumbles?》, BBC News du 2 février 2011,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2339521（accédé le 21 septembre 2012）.

[40] 《Tuni Leaks,les documents dévoilés par Wikileaks concernant la Tunisie:Quelques réactions à chaud》,https://tunileaks.appspot.com/?p=37001（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41] Hugh Miles,《The Al Jazeera Effect:The inside story of Egypt's TV wars and how Saudi Arabia could be next》,Foreign Policy du 8 févri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08/the_al_jazeera_effect,et Sherry Ricchiardi,《The Al Jazeera Effect》,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march&april 2011,http://www.ajr.org/Article.asp?id=5077（consultés le 21 septembre 2012）.

[42] Héctor Borrat,El periódico,actor político,Barcelone,Pili,1989,pp.28-29.

[43] Gérald Arboit,《Les médias français dans le conflit du Golfe.De la crise à la guerre:2 août 1990-28 février 1991》,Michel Mathien（dir.）,L'information dans les conflits armés.Du Golfe au Kosovo,Paris,L'Harmattan,2001,pp.83-114.

第三部分
“阿拉伯之春”的国际影响

利比亚危机对马里北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西方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推翻卡扎菲，事实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促使伊斯兰部族发动了对马里的进攻。巴马科从一开始就曾向其伙伴指出，推翻卡扎菲应该考虑得更为妥善，因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人口（尤其是图阿雷格族）的角度看，其最后可能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但这些警告没有了下文。突然之间，马里面临着来自北部的难民潮，加剧了这个国家的贫困。而这些人之后，很快第二拨儿到来的是不计其数携带精良武器的原卡扎菲士兵。

国家和领土统一瓦解的推动因素

当地形势使马里政府丧失了权威

在马里，滋生分裂的土壤是肥沃的。北部人，其中一部分是图阿雷格人，这些年来觉得自己被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遗忘了。那里所有的族群都感觉自己被忽视，甚至被抛弃。巴马科宣称自己物质手段匮乏，曾向国际社会申请援助，用于对当时的政府来说还太过昂贵的庞大发展项目。管理松懈、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族群内部和相互间的敌对使得情况越加恶化。

在北部沙漠地区，除了少数人能成为政府雇员，还有什么其他成功的途径？这个国家的政府很穷，只能提供有限的职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还能继续无视当地的“英雄人物”吗？那些黑商以及强盗拿着“萨拉亚”卫星电话，开着漂亮的四驱车，带着武器，多年来为所欲为地走私香烟、酒类、毒品、武器，进行非法移民，与各种各样的恐怖网络相互勾结，掌控着所有的非法交易。

近几年来，马里的伊斯兰势力确实在增强，而且立场渐趋激进。人们都知道，北部的武装运动与南部的“平民”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关联。在2012年1月的阿盖洛克战斗中，除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还出现了“伊斯兰后卫”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这很清楚地说明，这些势力征服马里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随着对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的进攻正逐步实现。

但这一离心趋势的推动因素却是北约对利比亚的入侵，其结果对整个萨赫勒和北非地区都是灾难性的。

快速的进攻和征服

原卡扎菲雇佣军大量涌入马里，其结果首先就是促使一些图阿雷格族部落的立场更趋激进。原来的“阿扎瓦德民族运动”也由此变身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变更了军事和政治领导层。该组织的新领导人以前是利比亚上校，指挥着一些曾在的黎波里军队服役的士兵。而且该组织也改变了自己的诉求和方式，宣称要通过军事手段为北部地区的独立而斗争。

与军队的分崩离析相伴而来的是国家的解体和北部各地方政府遭到驱逐，因此将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边境超过8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置于伊斯兰势力手中。

不过，国际媒体很快关注到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分子，隐约观察到其中还存在着某些势力的支持。事实上，西方情报机构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隔断卡扎菲与图阿雷格族大本营的联系。那么代价呢？这还需要考察。矛盾的是，第一批难民自称是为了躲避战争和暴力，而实际上他们不是正在进行武装暴力活动吗？情况显然就是如此，尽管并不能确定西方政府曾给予他们保证。

周边同盟并不能坚持到“胜利”

开始的时候，由于并不具备独自发动进攻所必需的资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便同伊斯兰分子联合，共同进行军事行动。2012年初在阿盖洛克，它们残忍地处决了上百名马里士兵。伊斯兰分子逐渐在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已经直接控制了一部分团体，剩下的也变成了其附庸。

事实上，“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软弱已经得到大大缓解，“伊斯兰后卫”充当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掩护。除马里军队的逃兵外，伊亚德·阿格·加利所指挥的“伊斯兰后卫”成员均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核心，其与后者并无太大区别。

于是，“伊斯兰后卫”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一样，成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实际分支，即便它们并不主张国家分裂。因此，应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它们行动遵循的是，与原“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及其他萨赫勒地区盟友一样的扩张逻辑，试图从马里开始，将该地区变成“圣战者”的地盘。

然而，民众的抵抗很快加剧了占领者们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赶出了加奥城。尽管面临暴行和缺乏相匹配的斗争手段，民众仍坚持抵抗。在加奥城，民众同杀害当地民选官员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争。人员的死伤也引起了各方立场的激化，并使“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伊斯兰分子转而站到了民众这一边，同其他组织对立起来。

但是，马里的形势依然混乱。因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被赶出加奥，将该城及其民众置于无政府状态，政府和主权重建的问题至今仍丝毫未得到解决。

萨赫勒：地区和国际不稳定的新策源地

马里军队的崩溃和国家体制的完全倒塌，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其他从事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团伙控制整个北部地区提供了条件。“圣战”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后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博科圣地”）开始在萨赫勒拥有较大的自由，并以该地区为基地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甚至恐怖活动。

“圣战”组织的活动范围也因此从毛里塔尼亚扩展到乍得，从阿尔及利亚扩展到尼日利亚，以及所有与萨赫勒接壤并且情况类似的国家，如塞内加尔、贝宁、科特迪瓦等。

对西非和北非的威胁

利比亚危机和马里北部形势导致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方面，该地区所有国家未来都可能出现渐趋激进的“伊斯兰高级委员会”之类的宗教组织，温和派将被最激进和极端的势力压制。不仅是在马里，在萨赫勒地区和西非所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前途迷茫且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将导致激进主义的复苏及人员招募。

另一方面，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状况，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可能在当地产生“圣战”组织，就像“伊斯兰后卫”、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以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贝宁等国的分支一样，进而形成反对异教徒和“叛教者”（指当地政府和外国公司）的全球“圣战”。

因此，所有西非国家都成了目标。那里的侨民纷纷加入不同的组织，这也符合“圣战者”的教义，即个人完成自己本地“圣战”（针对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同时，攻击远方的敌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西方人员和投资）。

由于边界的疏于管理和民族的同质，每个西非国家包括乍得都需要当心。贝宁北部存在与尼日利亚同样的问题。尼日尔的民族成分与马里一样，但有关图阿雷格族的问题却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尼日尔的经济更为繁荣。

国际影响

在萨赫勒和西非，地盘、活动和人员的组织网络化，以及非法活动和恐怖行动的国际化，使得这块新的“灰色区域”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甚至外围国家的危险因素。事实上，它同时是通往其他地区的通道，也是后勤基地，可以招募、培训和汇集萨拉菲派组织及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世界“圣战者”运动的成员。

利比亚危机导致的武器（特别是可能威胁民用飞机的防空导弹）扩散范围临近地中海（靠近欧洲）的战略要冲。萨赫勒地区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在能源矿产方面对西方的重要性，发展计划安全阀作用的上升，对投资和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一切使得该区域以外的国家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其盟友越发无法忍受，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在阿富汗的干预。

如何走出危机

在军事上重新征服马里北部是否可期？是的，必须重新夺回马里北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接受本来完整的领土却被那些强人所难的武装组织侵犯。此外，为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与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是分不开的。

伊斯兰团伙占领马里北部被证明是对该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这还涉及西非经济共同体协定的落实问题。也正是基于该协定，人们才提出向马里派遣军事力量，帮助该国重建国防和安全部队，并恢复其领土完整。

很明显，向该国部署地区部队需要国内团结。但此时，马里还无法完全实现这样的团结，这也是为什么马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必须结束无益的对抗，并切实实现整体和解，才能在国际协助下重新收复北部。

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部分族群根据“撒哈拉身份认同”模式提出自己的要求，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附加现象。许多冲突出现在国家领土的外围，是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长期肆虐的结果，也是一些平时被无视、远离反抗中心的族群希望加入全面解放进程的结果。而这些旧有冲突的再现，突然又将身份认同问题凸显出来，使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关注的焦点。

撒哈拉-萨赫勒死亡地带横跨多国，自古就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是北非国家对自己及邻国的南部地区施加影响力的焦点，也是南北关系传统上长期不平等的体现。事实上，马格里布国家自独立以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跨境地缘政治规划，但其中共同的最根本的还是涉及跨撒哈拉边境问题。边界划分存在争议或处于未完成状态所导致的长期不稳定，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国内政治需要重启争端或对邻国施压，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敌对意图和行为保持暧昧。边界地区往往生活着很多族群，这里是他们蒙受伤害的前线，也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在撒哈拉争霸及夺取势力范围的冲突焦点。

在各国地理和政治始终存在分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利比亚主张的撒哈拉逻辑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推崇的阿拉伯或地中海逻辑，在领土划定方面一直存在冲突。不同种族间的接触层面总是越来越被忽视，一些族群最终背离中央政权，更加内倾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商品的非正式交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人文地理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族群遵循的是氏族或家庭逻辑，而这些氏族或家庭决定了交易的形式，以及归属、团结和皈依的类型。

由于汇聚了各霸权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利益，这些地区的市场可以被北非国家利用，以扩大对抗邻国的行动空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冲突，或者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在图阿雷格族问题上表现出的敌对就证明了这一点。现状是这些地区被排挤在历史进程之外，各个族群的愿望不仅受制于敌对邻国的看法，也受那些认为其历史使命已经过时的外国势力的冷落。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给这些族群提供了机会，他们对一直以来禁锢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枷锁提出质疑。目前，这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族群开始表达摆脱长期控制的渴望，追求社会公正，重提自身特殊性，并要求重新平等分配开发自然资源所得。

身份认同和领土问题的重新凸显，将成为该地区今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持续影响转型进程和地区平衡。国内和地区层面经济、政治与安全挑战的错综交织，将成为影响撒哈拉跨境区域前途的关键。

卡扎菲把利比亚及其邻国的众多少数族群当作工具。在多国人民看来，他不是和平的维护者，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特别对利比亚的柏柏尔人和图布人、对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和尼日尔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东部，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被排除在旅游业的经济收益之外；在西部，撒哈拉人则被地区和国际社会遗忘了将近40年，现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柏柏尔人

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言论衍生自纳赛尔主义，是其统一阿拉伯世界计划的基础。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利比亚柏柏尔人：不被重视的变量和意想不到的入侵》一书中指出：“人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阿拉伯‘种族主义’，那些非阿拉伯穆斯林明确地被认定为更低等，属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次级圈’。对于柏柏尔人，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就参考中世纪阿拉伯传说，多次肯定他们的阿拉伯血统和身份……因此他即便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种族主义的，其言论是建立在阿拉伯本体优越的基础上。”[1]

人们在此可以发现其他马格里布国家所鼓吹的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实际上无视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语国家群体的存在。

聚集利比亚

利比亚的柏柏尔人数量大约为70万，主要生活在该国西部的纳福沙山（因富森山）及沿海城市（祖瓦拉），属于伊巴德派；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目前主要生活在西南部，在加特（横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族阿杰尔联邦）、贾奈特（阿尔及利亚西南）、吉达米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交界）、阿加德兹（尼日尔中部）也有一部分，这些地方都是往来于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之间商队的中转站。

卡扎菲时期，柏柏尔语在教育体系、公共场所和伊巴德派的宗教活动中是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坚持柏柏尔文化的人都受到利比亚当局的威胁。因此，一些“革命委员会”和“利比亚明天运动”（忠于卡扎菲的组织）的成员，在2009年12月攻击了柏柏尔人的城市耶弗朗，以报复柏柏尔人所提出的身份质疑。但这未能阻止利比亚柏柏尔人行动主义的发展，及与北非其他国家柏柏尔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每年在提济乌祖（卡比利）纪念“柏柏尔之春”时。直到的黎波里政权倒台，柏柏尔族的许多艺术家和斗士仍被囚禁或流放。

因此，2012年2月，许多西部城市很快加入了反抗运动，并在利比亚“柏柏尔之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令人惊奇。利比亚边境重镇纳卢特在动乱一开始就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卡扎菲曾想给那里的每个居民1200美元以换取其归顺，但该城居民予以拒绝。利比亚柏柏尔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为捍卫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进行了积极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对该国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书中所指出的：“柏柏尔语的作用从动乱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即便在2011年春最困难的时期，在卡扎菲军队的炮火下，柏柏尔语仍被利比亚的士兵和突尼斯的众多难民使用……许多柏柏尔士兵已经在自己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来思考利比亚和柏柏尔的前途。”[2]

同沿海的柏柏尔地区相比，利比亚图阿雷格地区（加特和乌巴里）一直在卡扎菲控制下，处于结构性的欠发达状态。对这位利比亚领导人来说，图阿雷格地区的人是阿拉伯人，并不存在承认或提倡其语言文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积极地参与2011年1月底的动乱和柏柏尔人的示威。

在纳福沙山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纳卢特、耶弗朗和吉卡拉，忠于卡扎菲部队的败退极大激发了民族认同，柏柏尔语“革命”的字样出现在墙壁和民兵的车辆上，柏柏尔语报纸开始出版，柏柏尔人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公共建筑物上。2011年春，地方议会开始成立，并向全国过渡委员会申请给予其语言官方地位。但2011年8月的临时宪法提案并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权利，而是重申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2011年11月，祖瓦拉地方议会宣布将停止与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一切合作，利比亚柏柏尔国民大会也宣称将抵制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政府，因为后者没有给予该国的柏柏尔人任何地位。

柏柏尔国民大会主席费蒂·布扎卡在2011年9月的黎波里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宣称：“将我们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是政治问题，我们希望以政治而不是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在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我们需要民兵来保证安全，但我们对自己的年轻人说，要期盼我们的诉求能够得到政治解决。”[3]2012年5月，该地区形势再次趋于紧张，因为里格达朗的阿拉伯部落抓捕了柏柏尔大本营祖瓦拉的29名民兵，还焚烧了他们的店铺，将其驱逐出该城，以此加强对跨境走私的控制。

卡扎菲政府的独裁只维持了这一多民族国家的表面稳定，不同的种族构成在今天仍是促使该国分裂的部分原因。

图阿雷格人问题

图阿雷格人是马格里布和南撒哈拉国家分歧的焦点之一。2012年1月，他们的暴动从强度、范围、组织、规模（大约1000名士兵）和物质手段（利比亚武器）上都与以前的反抗有所区别。但最重要的还是其强调的目标：不再仅通过发展经济加大图阿雷格人的融入度，而是首先要取得自决权和独立。

100万—150万的图阿雷格人分布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之间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里和尼日尔的干旱，1990年至2000年的反抗运动，导致了数千图阿雷格人逃向邻国，特别是利比亚，因为该国政府一直鼓励其定居，当然还有阿尔及利亚。

2007年起，图阿雷格族聚集地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占据，成为越发不安全的地区。由于动乱不断、危机频现、政经废弛，这一地区显得尤为脆弱。2006年的《阿尔及尔协定》和2009年的《利比亚协定》，都规定要将图阿雷格人纳入警察或宪兵的管辖下，并创立主要由原反抗军构成的部队。但该目标没能实现，一直到2011年，地区安全框架被重新提出，要招募5000名图阿雷格人加入反恐特别部队。[4]由于其在所在国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中没有多少代表，图阿雷格人经常被本国政府指责为强盗或不法商人。尽管的黎波里针对他们的政策比较暧昧，在文化歧视和支持其抗争之间左右摇摆，但仍有许多图阿雷格人流亡利比亚，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

利比亚领导人的下台，也对那些30多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利比亚的，以及2011年冲突中逃亡到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产生了直接影响。经过长期严重干旱等灾害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移居利比亚，其中有一些加入了“伊斯兰军团”（1987年解体），这些人开始否认自己的世袭首领并攻击原来的政府。受到卡扎菲1998年在的黎波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成立时，所提出的建立大撒哈拉自治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北部、尼日尔北部和利比亚南部）的言论诱导，他们中有5000人加入了利比亚正规军。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族青年仍有机会参加泛非伊斯兰军团特别部队，来换取利比亚国籍、永久居留权或奖学金。对于那些希望入伍的人来说，只要联系利比亚南部的乌巴里（图阿雷格族地区）军营就可以了。[5]

根据尼亚美和巴马科的估计，2011年尼日尔和马里的图阿雷格人有20万人回国。考虑到他们对当地的熟悉并掌握了游击战术，尼日尔和马里政府担心这些装备精良的“难民”被伊斯兰分子或非法交易团伙招募。为了与这些回国者缓和关系，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任命布里吉·拉菲尼为总理，因为后者是伊费鲁安的图阿雷格人，而伊费鲁安所在的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动乱。

马里政府则意识到了分裂的危险，其目标是阻止原利比亚士兵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分子联合。2011年10月，马里的显贵和议员为此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负责人碰面，提出向其提供金钱支持以换取其解除武装。一部分团体拒绝了该提议，例如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穆罕默德·纳吉姆领导的团体就宣称要取得马里北部的自决权。

原利比亚军队中的许多图阿雷格族士兵仍然忠于卡扎菲，后者仍很受他们欢迎。例如在阿加德兹，就像在一些图阿雷格人的营地一样，卡扎菲的肖像仍然到处可见。2011年7月，支持卡扎菲的示威在该城被禁止，且好几个清真寺仍然为他举行祈祷仪式。图阿雷格人仍然感谢这位利比亚领导人给予他们工作和合法身份，而且曾为他们1990年至2000年的反抗说情，以及2009年在尼亚美促成了和要求分享部分铀矿开发的反抗军实现停火。

2012年1月中旬，在马里北部的叛乱，恰巧发生在这些图阿雷格自治主义分子返回利比亚的时候。

2011年秋，多个政治派别包括利比亚的许多图阿雷格人又聚集在一起。2011年10月16日，利萨·阿巴盖勒领导的易卜拉欣·阿格·巴汉加武装运动与其他政治团体联合，建立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就包括“阿扎瓦德尼日尔解放运动”“阿扎瓦德自治民主阵线”“阿扎瓦德阿拉伯爱国阵线”。该运动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拥有该地区的自决权；消灭毒品等非法交易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武装分子，也使后者很快从伊福拉斯高原的基地撤出了自己的人员。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原利比亚卡扎菲部队图阿雷格族分支负责人阿里·坎纳将军的支持，但其内部在领导权上一直存在纷争：一方是伊弗哈斯和夏马纳马斯地区；另一方则是伊姆加德地区，由哈吉·加穆上校领导，此人曾组织了利比亚图阿雷格难民回归庆典。

从2012年1月17日开始，重要的边境地区和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被反抗军占领。1月18日至26日，反抗军在攻打梅纳卡、基达尔、莱雷、安德兰布坎和阿盖洛克时与政府军进行了激烈交火。在这些城市的战斗中，有数千名马里士兵是被“伊斯兰后卫”消灭的。该组织的领导人为伊亚德·阿格·加利，曾挑动20世纪90年代的图阿雷格人叛乱。作为图阿雷格人之父、安萨尔撒哈拉阵营的领袖，他鼓吹恢复伊斯兰教法。

2012年2月8日，阿尔及利亚边境塔曼拉塞特的大门——廷扎瓦滕落入反叛军之手，也标志着特萨利城被逐步包围。该城中的马里军队自3月初开始陷入重围，但仍能得到美国的补给。由于在物资和军事力量上占优，一部分图阿雷格人拒绝了马里总理发起的对话。而此时“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时间接受了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阿尔及利亚支持的谈判，后两个国家尤其担心它们治下的图阿雷格人也跟着闹独立。

在此期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了“伊斯兰后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排挤。这些组织主张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并对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当前，马里国家的分裂和崩溃使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后殖民秩序完全失效，由于缺乏解决政治或军事纠纷的可能，该国将长时间为极端组织和犯罪组织提供温床。

利比亚的图布人

利比亚的图布人大约有80万，同柏柏尔人一样长期受卡扎菲政权压迫。现在他们希望借机使自己的语言和权利重新得到承认，通过取得石油、外交和内政这三个最核心部门的部长职位中的任何一个来获取政治地位，并统一费赞和塞兰纳伊克之间的利比亚南部地区，使其成为由地方控制的自治区。卡扎菲一直对图布人实行双重政策，给予他们边境管理权，以此换取对非法交易和跨境走私的垄断。图布族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若莫德·艾利·格蒂称：“图布人虽然担任了一些低级军官，但从未到达国家层面，包括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的热门军事长官位置。”由于靠近产油区和地下含水层，图布人一直等到政府已经足够衰弱时才公开反抗。利比亚南部、乍得北部和尼日尔东部的这片区域被提贝斯提高原环绕，也是图布人的历史发源地，因此他们希望重新探讨自己的战略地位。

2012年2月，图布人与祖瓦亚部落在库夫拉地区（利比亚东南）发生了流血武装冲突，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不仅说明了利比亚内部边界问题的紧张程度，也反映出地方势力对乍得、苏丹和埃及跨境非法活动收益控制权的争夺。乍得西北部同样也受到图布人的骚扰，因为该地区正处于从马里北部经埃及和利比亚通往欧洲和中东的毒品交易线上。

自2012年4月以来，塞卜哈周围又发生了图布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冲突，但很快得到了政治解决。图布人宣布成立由阿拉什·迈赫迪领导的“南利比亚政府”，威胁要破坏一条石油管线，并向其在乍得和尼日尔的“兄弟们”发出呼吁。由于自己是黑皮肤，图布人谴责利比亚过渡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领发动的“种族净化”运动。图布人还被其他部落指责招募尤其是来自乍得边境地区的外国士兵。

这一切源自2012年3月26日图布人的领导人阿哈马特·艾利·加勒马伊及其两名助手被刺杀，当时在塞卜哈旧人民宫正举行民兵首领会议。凶手可能是属于乌来德-苏莱曼部落的阿拉伯人。1000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600万欧元）安全预算的分配似乎是冲突的起因，当然也包括被视为财源的边境控制问题。2012年6月，就在大选初选前夕，图布人和祖瓦亚部落又爆发了新的暴力冲突，导致50多人死亡。

卡扎菲倒台后，毒品、军火、建材、各种消费品的走私活动和偷渡交易成为各部落争夺的焦点，他们都试图独自控制非法活动的收益。为结束紧张局势，的黎波里政府向库夫拉派遣了一支主要由原班加西反政府武装组成的维和部队。但这一号称“利比亚盾牌”的部队却进一步激化了该地区的紧张形势，图布人更将其视为听从祖瓦亚部落号令的部队。库夫拉的图布人要求撤走的黎波里派遣的阿拉伯部队，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

卢克·马修在《利比亚——撒哈拉的弃民》一书中称：“图布人在巴尔卡·瓦都古的治下一直垄断着跨境走私线路，但近来这一权力却被的黎波里当局转给了阿卜杜勒·瓦哈布·沙桑，此人正是6月初在巴基斯坦被美国人除掉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的兄弟。图布人对这个伊斯兰分子将拿到1700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1000万欧元），并控制由卡塔尔提供的一整船四驱越野车表示反对。当前，阿卜杜勒·瓦哈布·沙桑掌控着阿尔及利亚边境，同样将掌控尼日尔和乍得边境，但这遭到图布人的拒绝。情况陷入了僵局。”[6]

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

西奈半岛面积为6.1万平方千米，在地中海、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交汇处，是连接非洲和亚洲的三角形半岛，也一直是尼罗河谷与埃及邻国之间的战略要地。该地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梅夫塔”，意为“门闩”。

西奈半岛有埃及最赚钱的海边度假地，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是贝都因人，但长期以来被穆巴拉克政权边缘化。自2011年2月埃及动乱以来，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1979年《埃以和平协定》将西奈划为非军事区，导致那里缺少足够的军队，也使紧张局面愈加难解。因为贝都因人已被赶出了西奈的旅游业，开罗必须雇用民兵来保障那里的旅馆和村庄的运转。贝都因人仍处于游牧状态，但现在他们提出自己的村庄也应该连通水电，与治安部队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埃及政府一直以来就很难将其政令推行到贝都因人部落。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开罗似乎不再能掌控西奈半岛，通过各种渠道运往加沙的建材、汽车和武器的交易已经是公开进行的。西奈半岛的被忽视暴露出“阿拉伯之春”的离心效应。

那些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使西奈半岛变成了庇护所和发动袭击的基地，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攻击。这些人正不断扩张非法活动以及萨拉菲恐怖主义网络。穿过西奈半岛北部供给以色列和约旦的天然气管道一年内遭到了14次攻击（平均每个月一次）。

此外，该地区遭绑架的外国人数量也在增加：

2012年1月31日，“团结与圣战”组织绑架了一家水泥厂的25名中国工人，要求释放被指控在2004年至2006年攻击旅游点的5名成员。

2012年2月初，在一个贝都因人与警方交火丧生之后，19名警察被绑架。

2012年2月13日，2名美国游客及其埃及导游在圣凯瑟琳修道院被绑架。

2012年3月，贝都因人数日围攻多国观察部队（负责监督《埃以和平协定》实施）的营地，并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一些被指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部落成员。

2012年5月初，多国观察部队的6名斐济士兵被拘押近1小时。

2012年5月30日，贝都因人直接在红海的宰海卜绑架了2名美国游客，以抗议一名贝都因人被捕。

2012年7月13日，又有2名美国游客及其埃及导游被绑架。

自2011年起，贝都因人越发胆大妄为，甚至在开罗进行活动，为非埃及的组织服务。1月，他们袭击了开罗北部的马格监狱，救出了被监禁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曼·努哈尔，以及真主党小组行动策划人萨米·塞哈比。

除了各部族的抗争诉求外，更棘手的问题是自开罗发生“革命”以来，西奈半岛成了伊斯兰武装分子的乐土。年轻人越来越激进，并开始乐于听从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召唤。早在2003年成立的“圣战统一运动”，曾在2004年至2006年制造多起死伤事件，现今又重新开始活动。

安全真空使上千名哈马斯战士得以进入埃及城市拉法赫。它与加沙之间的通道被一个加沙伊斯兰运动组织掌控，该团伙招募了大量年轻的贝都因人。2012年1月30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卡萨姆旅”的一些成员进入西奈半岛，并攻击了阿里什附近的埃及军队和一个警察局。

成立于2011年12月的“圣战拥护者”组织，于2012年1月23日公开投靠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除了捣毁天然气管道，该组织还于2011年8月18日袭击了驶往埃拉特港的公共汽车。该组织还宣称，将开罗军政府、美国人和埃及科普特人作为攻击目标。

2012年8月，“伊斯兰军”对埃以边境的一个哨所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16名士兵丧生，标志着西奈安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9月21日，3名身缠炸药的恐怖分子试图强行进入以色列，并向保护边境隔离墙施工人员的部队开火。驻扎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大约1000人）由于缺乏训练、装备和积极性，自然就成了“圣战者”及其当地同伙的袭击目标。

尽管西奈半岛从1973年开始就有埃及部队驻扎，与加沙地带之间的关卡也已关闭，但“圣战”组织在该地区沙漠地带的活动依然猖獗。穆罕默德·穆尔西作为国家元首，对暴力极端活动态度坚决，号召一些贝都因部落领袖协助政府恢复西奈半岛和平。埃及情报部门的新负责人，同时也要求哈马斯安全负责人参与针对加沙和西奈之间“圣战”组织的围剿活动，以此作为重新开放2006年以来被关闭的拉法赫哨所以及封锁两地地下通道的条件。[7]

正是因为恐怖分子和贝都因人合作，大量越来越精良的武器源源不断地从西奈半岛经苏丹、利比亚流向加沙地带。乌来德·阿里和塔拉宾部落的跨境武器走私并不新鲜，但利比亚军工厂被盗使得数量庞大的武器（其中就有利比亚的2万件SA-7防空导弹中的一部分）落入了那些唯利是图的非法商人手中，然后这些武器被卖给需求巨大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利比亚和埃及之间的主要商业枢纽、合法和非法商品传统上的中转地，埃及边境城镇塞卢姆的贸易量大幅剧增。

撒哈拉人

摩洛哥长墙的建立阻断了西撒哈拉与马格里布的连通，也防止了战火重燃，使那里成为“被冻结冲突”的地区。近几个月以来，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廷杜夫地区难民营的一些撒哈拉青年，因经济无望以及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的政治封锁而发起了抗争活动。

西撒人阵一直缺乏合法性，近些年不断被质疑。它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代表地位，近来又有大量显贵逃往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北部。

2004年，该组织内部发生了分裂，由此产生了“殉教者阵线运动”。分裂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西撒人阵领导人的腐败，更涉及难民的权利和生存条件问题，而该问题已经成为撒哈拉领导人借机炒作的工具。[8]“殉教者阵线”要求与联合国就其“撒哈拉部分民意的内外代表资格”进行谈判。2005年5月开始涌现的独立要求，反映出西撒人阵对年轻一辈的吸引力下降。2012年3月，该运动发言人马哈古卜·萨勒克提出“更换腐败领导人”的口号，以此迎合青年人的要求，使他们摆脱营地的封闭和孤立。[9]

“撒哈拉革命青年运动”是最近针对在位35年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再次参选发起抗议活动，标志着出现了不再承认旧权威的新一代人。抗议者所高呼“离开”一词恰恰反映出“阿拉伯之春”对年轻人的影响。他们要求社会公正，反对领导人收买人心和实行部族主义。

2012年2月，一个撒哈拉青年组织围攻了位于廷杜夫的西撒人阵总秘书处，要求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辞职，释放在争取拉马达营地自由、民主和尊严的请愿静坐活动中被逮捕的3名同伴。

该组织一些成员从事武器、毒品交易和绑架活动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加剧了西撒哈拉领土上的政治争夺，也使西撒人阵的营地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招募目标。2010年12月，西撒人阵的数名首脑因牵涉最大的贩毒网络而在马里和毛里塔尼亚被捕；一个月之后，摩洛哥安全部队在缓冲区附近的阿姆加拉，摧毁了一个有27名成员的恐怖组织，并发现了多个藏有大量俄制武器的仓库；2011年10月，“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拉布尼难民营（廷杜夫）绑架了3名西方人道主义组织成员，而且很可能与西撒人阵内部成员有勾结。

西撒人阵成员出现在马里的加奥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地盘，该组织发言人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表明了廷杜夫营地的松散状况。犯罪团伙经常为争夺走私生意发生冲突，也使得该地区形势几乎一直处于危险状态。

在独立问题上，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否定地方和地区层面的民族本位主义。对身份认同的重新质疑以及古老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觉醒，完全属于政治上的博弈。中心与外围问题仍是未来形势发展的重心，因为人们无视其结构特征，也没有将造成领土分裂的族群冲突当作完整的危机来看待。

在地区层面，从地中海到几内亚湾沿岸，脆弱地区扩大，紧张和不稳定因素增加。这种形势要么通过政治上的反抗，要么通过非法收益的争夺以及极端主义暴力网络抬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挑战。除了多种多样的威胁层出不穷，各国经济也日益脆弱，导致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政治转型进程日趋复杂。

借助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正在发生的变化，也许认真解读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所带来的政治紧张局面，仔细分析北非和撒哈拉社会普遍性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洛朗斯·阿伊达-阿穆尔

[1] Salem Chaker et Masin Ferkal,《Berbères de Libye:un paramètre méconnu,une irruption inattendue》,Politique africaine,n°125,mars 2012.

[2] Salem Chaker et Masin Ferkal,op.cit.

[3] Yidir Plantade,《A Tripoli,les Berbères réclament leur place dans la Libye nouvelle》,Le Monde,29 septembre 2011.

[4] Il s'agit du plan établi par le Comité d'état-major opérationnel conjoint（CEMOC）basé à Tamanrasset et comprenant l'Algérie,le Mali,la Mauritanie et le Niger,qui prévoyait la mise en place de bataillons dont les effectifs auraient du tripler en 2011,passant de 25 000 à75 000 hommes et incorporant 5 000 Touaregs,mais qui n'ont jamais vu le jour.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La coopération de sécurité au Maghreb et au Sahel:l'Ambivalence de l'Algérie》,Africa Security Brief,n°18,Africa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Washington,février 2012.

[5] 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Mains-d'oeuvre africaines:un instrument au service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de la diplomatie libyennes》,Tribune libre n°16,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CF2R）,juillet 2011.

[6]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litaire de Mourzouk,fief des Toubous.

[7] 《Gaza:le pacte secret des RG égyptiens》,Intelligence Online,n°672,20 septembre 2012.

[8] 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A qui profite le gel du conflit du Sahara occidental?》,Research Paper n°30,Collège de Défense de l'OTAN,Rome,novembre 2006.

[9] Voir Julien Dedenis,《Au-delà de l'espace clos:l'enfermement vécu dans les camps de réfugiés sahraouis du Sahara ouest algérien》,Cahiers ADES,Maison des Sud,université de Bordeaux,mars 2009,pp.71-88.

走出萨赫勒危机：应重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

最近萨赫勒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属于地中海“危机弧”的传统范畴。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个“灰色地带”。

其一是阿以冲突的破坏效应，一切总要归结到这一问题，新近发生的就是黎巴嫩领海的天然气争端；其二是塞浦路斯问题，1974年土耳其和希腊通过著名的“阿提拉线”将该岛一分为二；其三是西撒哈拉问题，该地区虽然并不直接属于地中海，但却隔断了统一的马格里布联盟的出现；其四是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及毒品、军火走私和人口交易，其中丹吉尔港是主要的通道；其五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的阿拉伯“革命”衍生效应，这一威胁相当于是阿拉伯“革命”的“售后服务”，并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催化作用，成为问题重重的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矛盾。

萨赫勒地区北起撒哈拉北部，南至苏丹南部热带草原，西起大西洋，东到红海。除了在地理上十分复杂，萨赫勒地区在安全层面上也正在搅动地中海，因而成为我们当前最为关注的地区。

因此，认真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的混乱因素，才能找到最终走出危机的可能。

三个层次的威胁[1]

首先，萨赫勒地区存在着有组织犯罪、叛乱和恐怖主义三重威胁，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种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病态和混乱因素：一是存在所谓的失败国家，已成为滋生多种形式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二是反叛活动和领土收复主义对国家边界提出质疑；三是萨拉菲派武装分子活动频繁。这三种地缘政治现象相互影响。

其次，就是著名的“利比亚伤口”，它是阿拉伯“革命”和最近班加西的后殖民战争带来的，而且后者还过早地被冠以“人道主义战争”。

最后，这些威胁所带来的新变化，特别是出现在马里的政变。对这三种地缘政治病态应当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不是去批驳。

确立有效国家主权的困难

非法商人以及萨拉菲分子将部分图阿雷格人、哈拉廷人（源自毛里塔尼亚阿拉伯化黑人）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视为自己的工具，其所造成的萨赫勒的安全问题，与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当地的政治治理是分不开的。

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都是欠发达国家，它们的情况类似，都很难为分散在广袤领土上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基本保障。这三个国家各自的领土都是100万平方千米左右，相当于3个德国的大小，其中靠北边的一半是沙漠。北部地区是非法商人、反叛者和恐怖分子的活动区域。那里的居民缺少与政府合作的积极性，反而对从与政府竞争的其他政治势力那里获取物质好处更感兴趣。

就像在马里和尼日尔，南部定居居民的逻辑和北部游牧民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多数情况下，游牧社会的变化必然招致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不满。这种被遗弃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2007年毛里塔尼亚边境小镇就悄然竖起了马里国旗。

对萨赫勒国家来说，未来风险还在于社会领域被伊斯兰分子侵袭。例如尼日尔的“伊扎拉社团”就瞄准了文教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一直被政府忽视，因为政府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无能为力。

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能力和意愿问题，即如何在卫生、司法、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国家安全和社会职能。换言之，就是保证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以及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否则国家将很难保持稳定，外围沙漠地区的人也没有渠道进入上流精英社会。

在当前的情况下，主权的有效性涉及两种类型的问题：一个是萨赫勒国家的行动能力，包括物资上的、财政上的和人力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由于多元化，任何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都应建立在保障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又涉及中心与外围，即马里和尼日尔的“南部黑人”与“北部白人”之间，或者毛里塔尼亚的部落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施政条件，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对外围地区的投资不足，这也是无法建立稳定的中央集权结构的原因之一。这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及国家固有的脆弱性导致了第二种地缘政治病态。

有组织犯罪和叛乱

由于政治上无所作为，萨赫勒地区失败国家必然腐败滋生，从事非法活动的势力集团和商业网络屡见不鲜。传统的走私物品主要是油料、香烟、汽车、武器和弹药，现在又增加了毒品转运，其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沿线，一直延续到非洲之角，甚至邻近的也门。

在毒品交易的全球化中，萨赫勒地区已成为主要途径之一。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的可卡因，通过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港口运进来。亚洲金三角和金新月的海洛因，通过非洲之角进行中转。这两条线路汇聚在萨赫勒，毒品从那里转向马格里布，最后到达西欧南部。

近些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西非作为毒品交易中转站和分销点的地位不断上升，主要是沿着几内亚湾的加纳、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以及西面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由于哥伦比亚的毒枭试图开拓新的市场，北大西洋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加利西亚海域对毒品交易打击力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线路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这些毒枭开始将西非作为毒品交易的贮藏仓库，并开通了海空直接联系，如在几内亚比绍就设立了众多的秘密着陆点。同样还应该提到摩洛哥作为交易终端的巨大作用，欧洲的大麻主要来自该国，其交易网络同样适用于可卡因。

在众多叛乱中最让人关注的还是马里的。该国由两个差异较大的地区构成，只因尼日尔河和伊斯兰教（穆斯林占全国人数的95%）这两个因素才结合在一起。南部气候湿润，主要是班巴拉人（在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称马林凯人），倾向塞内加尔、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北部气候干旱，但地下资源丰富，偏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和尼日尔。该国既有白人（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贝拉必什人），也有黑人（索加伊人、索宁克人、普尔人和贝拉人）。

马里政府是在获得独立和法军撤退后才开始派军队占领北部的。1962年至1963年的叛乱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得以解决，但也给北部甚至南部人民心中留下了暴力的阴影，并使部分图阿雷格人逃亡。

1991年至1992年叛乱结束后签订的《国家公约》给予了北部省份特殊地位，其中的安全条款（2006年第三次叛乱结束后签订的《阿尔及尔协定》又进一步予以强化）规定北部实行非军事化，但允许建立以图阿雷格人为主的特殊混合部队。然而，这少量部队的装备非常差，可见南北之间的极度不信任。

对北部来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阿尔及尔协定》事实上未被执行，这成为北部再次反叛的由头。北部就在2012年4月和6月的总统与立法选举前夕又爆发了危机。利比亚的冲突磨炼了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图阿雷格士兵，的黎波里政权倒台后，这些在利比亚军队中服役的图阿雷格士兵撤退到了马里北部，他们携带着大量从利比亚军火库劫掠的装备。

这一危机还伴随着图阿雷格人内部领导权的斗争。以伊姆加德部落为主且亲利比亚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汇集了不满的北部白人及黑人团体，受到马里政府的高度重视。伊亚德·阿格·加利领导的“5月23日联盟”则与该运动并存，但并不加入其中……

在每次叛乱中，图阿雷格人都与其他部族（如索加伊人和阿拉伯人）有着复杂的关系，一会儿结成联盟，一会儿暴力对抗。政府也在利用北部的其他部族，比如一直鼓动建立索加伊和部族武装。

对此次危机，政府使用同样的策略。但反抗运动似乎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即不再只代表图阿雷格人，而是作为马里北部所有部族的代表。因此，反抗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重组，以强力对抗政府，于是，2011年11月诞生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为何它们声称要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我们谈谈第三种地缘政治病态。

武装的萨拉菲主义

作为1988年至1998年阿尔及利亚流血十年的产物，“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萨赫勒萨拉菲主义的主角。该组织到底有多少人呢？大约有2000名战士。这些人都是阿尔及利亚流血十年留存下来的，之后逐渐被“伊斯兰拯救阵线”和“伊斯兰武装集团”控制，主要由阿富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构成，他们曾去阿富汗反抗苏军入侵，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

1998年，原“伊斯兰武装”集团成员哈桑·哈塔卜建立了“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从1998年到2003年，该组织几乎联合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伊斯兰分子，并逐渐向南扩展到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由于伊拉克战争，“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于2003年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分裂，变成了两派：一派是地方主义，致力于推翻阿尔及利亚政府；另一派是国际主义，鼓吹全球“圣战”。2003年9月，以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为首的新一代人物开始执掌“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2006年9月11日，德鲁克德尔宣称“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皈依“基地”组织。但之后双方很快在萨赫勒地区发生了利益冲突。

撒哈拉地区的“圣战”组织一直由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控制，此人原为阿富汗人，掌控着香烟、武器和弹药的非法交易。在其东部地区，则是阿布·扎伊德领导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由于并未参加阿富汗战争，阿布·扎伊德试图通过攫取西部地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声望。他想排挤掉德鲁克德尔和贝尔穆赫塔尔，成为萨赫勒地区唯一的“埃米尔”。这种竞争关系就解释了为什么扎伊德治下又出现了一个新角色——阿布·阿卜杜勒·克里姆，此人是马里人，拘押了一部分法国阿海珐集团的人。

如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其他首领一样，阿布·扎伊德娶了图阿雷格族女子。近来该组织一些成员进入尼日利亚，特别是在其北部的卡诺建立了古兰经学校，更印证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非洲化”趋势。

经历了严重的军事失败之后，这些组织在萨赫勒进行了重新组合和部署，在图阿雷格地区建立了庇护所，并在那里逐渐扎根，也因此弱化了图阿雷格部落的根基。

2011年初，受突尼斯事件的影响，一部分图阿雷格族年轻人建立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力图实现马里北部政权的“民主化”。利比亚危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反抗行动。因为一些忠于卡扎菲的图阿雷格人带着武器返回该国，却与马里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坚持武装斗争，要求马里的临时总统下台。2012年1月17日，反抗军占领了东部的梅纳卡，并逐渐扩展到整个北部地区。在此背景下，又出现了以伊亚德·阿格·加利为首的“伊斯兰后卫”组织，此人出身于外交官，并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的穆斯林学校接受过伊斯兰运动培训。

伊亚德·阿格·加利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各头目均有联系，其中就有“图阿雷格人”阿卜杜勒·克里姆。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帮助下，2012年1月他在阿盖洛克制造了流血事件。2012年5月，在加奥和谈三个星期之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后卫”组织达成协议，宣称要建立独立的“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并成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过渡委员会”。在加奥和通布图，以对空鸣枪的形式庆祝该协议……

萨赫勒地区萨拉菲主义武装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西非圣战统一运动”。该组织由毛里塔尼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构成，都是从“伊斯兰武装集团”和“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营地中死里逃生的人，与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唯利是图有所区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攻击塔曼拉塞特的阿尔及利亚基地，并在2012年5月绑架了7名阿尔及利亚外交人员。

可以这样描述萨赫勒萨拉菲派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图阿雷格人的烙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历史渊源，“伊斯兰后卫”组织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遥相呼应。它们又都从属于统一的指挥链。起初是由“基地”组织总部三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指挥，此人为阿富汗的埃及人扎瓦希里的助手。由于利比在巴基斯坦边境被无人机轰炸身亡，指挥权落到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德鲁克德尔和纳比勒·马克卢夫手中。后来，该组织又进一步分化为三股势力，即“阿布·扎伊德”、“穆赫塔尔”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需要指出的是，利比的兄弟阿卜杜勒·瓦哈布·卡耶德是利比亚旅的前线指挥官，与当前的黎波里的军事首脑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纳福沙山区的柏柏尔人）关系密切。

“利比亚伤口”

“利比亚伤口”是两种原因造成的：阿拉伯“革命”的灾难和北约的最近一次的“人道主义战争”。

关于阿拉伯“革命”，应当扭转其类似“1789年阿拉伯革命”的错误认识，才能还原其在“革命”盛名下的真实面貌。在突尼斯，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拒绝对示威人群使用武力，最终本·阿里下台。埃及在美国的推动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2011年2月4日，奥巴马宣称：“我认为穆巴拉克总统占据着这个国家。目前他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留下帮助埃及顺利实现过渡这份遗产。我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2月10日，穆巴拉克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之后，白宫又再次呼吁穆巴拉克离开。[2]次日，元首打包走人了……人们可以用托马斯·迪·兰佩杜萨描述“猎豹英雄”的谚语来形容阿拉伯“革命”：“改变了一切却又什么都没改变。”

第1973号决议的影响

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时期的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称：“关于干预利比亚的第1973号决议是法国的胜利，正是阿兰·朱佩贯彻了我们坚定的外交意志。”[3]仅此而已……也许未来历史学家将会说，为了保护陷入昔兰尼加动乱的2万人，法国承担起巨大责任发动了战争。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估计，战争伤亡有5万—10万人。至于说坚定的外交，看看吧……

除了米歇尔·阿利奥-玛丽在突尼斯所做的蠢事以及对埃及外交的无所作为，北约在利比亚部署英法部队还导致了三个严重的政治后果：遏制了非洲联盟；的黎波里建立起了伊斯兰制度；利比亚陷入分裂。除了明确设立禁飞区以及保护平民的第1973号决议，英法发动战争明显破坏了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的第1970号决议。法国向驻扎在纳福沙山区由前“圣战者”指挥的柏柏尔人空投了军事物资，造成了该地区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马里的军事政变同样是一场灾难：图阿雷格人领土收复主义的重新兴起不仅影响了马里，同样也波及了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中曾为卡扎菲效力的一部分图阿雷格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后卫”这些伊斯兰团伙勾结，控制了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廷扎瓦滕、特萨利特和阿盖洛克这三个城市。在阿盖洛克，数十名被俘的马里士兵被白人武装枪杀或割喉。

这些推翻了马里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雷的反抗分子，开始在卡提（距巴马科十几千米的磁锰铁矿城）的营地举行示威，要求得到武器装备，以便更有效地对付图阿雷格人的反叛。

马里的这种不稳定并非北约干预利比亚的唯一后果。除了图阿雷格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后卫”的勾结，还活动着的另外一股势力，一直向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伊斯兰分子提供后勤支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本·拉登一伙有所区别，主要进行绑架人质的勒索活动，成了完全不同的谋利集团。该组织的阿尔及利亚首脑娶的是马里人，他们正在重新布局，除了通过与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的古兰经学校和“博科圣地”的其他武装组织合谋以实现“非洲化”外，还直接与“索马里青年党”保持联系。“索马里青年党”中的一些成员曾在苏丹受训，并在厄立特里亚得到了一些由卡塔尔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支持……

无论如何，西方阵营（美、法新保守主义者）对利比亚的战争，将进一步催生从塞内加尔沿岸到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和非法活动。除了“基地”组织给图卢兹和其他地方带来的威胁，按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局长的话来说，从大西洋到非洲之角的这部分地区“近乎成了新的阿富汗”。这一现实的威胁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不仅是在情报和回击手段上，还包括外交方面，特别是要在机制上重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双边关系，与非洲联盟委员会进行更好的协调。巴黎应当进一步承担在该地区和非洲大陆的责任。

正如阿米·艾蒂安·佩洛2012年3月13日在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中所说[4]:“这些问题与主流的政治正确无关。应当停止用那些可笑的长篇大论来阐释我们的外交，不应自大地无视法国在全球地位的下降。是时候建立新的振兴法国外交的原则了，应该在地缘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的行动手段、我们的利益，以及欧洲、地中海和非洲邻居的利益。”

与于贝尔·韦德里纳的乐观背道而驰，关于马里形势的争论，让该地区的政府领导人以及法国外交部门的新负责人都感到如芒在背。

利比亚的混乱

昔兰尼加地区的德尔纳至今仍存在着三座训练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萨拉菲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图阿雷格人，还有从索马里和也门来的巴基斯坦教官。这三个营地通过数个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卡塔尔的资助，其中就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共同组建的非政府组织“穆圣逃亡”。

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希望将该国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引向尼日尔，这当然要依靠尼日尔东部那些醉心于与乍得做生意的利比亚阿拉伯部族的支持。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结盟的图布人，希望保证利比亚南部的萨尔瓦多通道的安全，那里是萨赫勒萨拉菲分子的关节要害。

图阿雷格人则掌控着三个萨赫勒走私路线：图阿雷格人在尼日尔北部（萨尔瓦多），沿阿尔及利亚边境、加特以南；图阿雷格人和布基纳法索的图布人向北沿伊尔库之路（乍得南部）；阿拉伯部落，与乍得进行武器交易。

他们在各地区以通婚、金钱和设置取水点来换取当地民众支持，以保证通道站点的安全。在尼日尔和利比亚，他们就设置了20多个通道站点。

孔波雷的王牌则是其萨赫勒问题的代理人穆斯塔法·查菲，这是一个言论能被伊斯兰分子接受的人物。查菲，父亲是毛里塔尼亚人，母亲是尼日尔人，曾多次企图推翻毛里塔尼亚总统，孔波雷给予他政治庇护。他曾参与解救2名西班牙人质，甚至还从中讨价还价地抽取佣金。这个人同时也是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的固定代理人。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至今仍对此人高度重视，认为他可能有办法接触到我们的人质，只是因为他在提供人质存活的新证据时要价太高，法国最后不得不放弃。

如何做？危机管理与回击手段

与最近一期《青年非洲》杂志上蛊惑人心的标题“明日之战争”所体现的意思不同，阿尔及利亚并不愿意接受非盟主席、贝宁总统博尼·亚伊所希望的深度军事干预，后者竭力主张在非盟和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干预。

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人担心会使问题出现“阿富汗化”，认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后卫”以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正等着机会建立新的“圣战联盟”来对抗西方的“十字军”。

阿尔及利亚在坚持边界和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同时，提出愿意根据解救加奥被绑架外交官的谈判情况，予以“适度”的军事响应。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则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阿尔及利亚的“圣战者”。阿尔及利亚安全情报局非常清楚绑架团伙头目及其妻子身在何处。他们威胁说，如果外交官没有被释放，就要发动针对“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全面战争。此外，阿尔及利亚武装直升机刚刚击毙了20余名渗透到边境地区廷扎瓦滕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相对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更倾向于采取特种部队的形式，甚至进行重点清除。

在南撒哈拉国家之间存在对立并与北非存在密切关联效应的情况下，在该地区行使主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区域历史上曾存在诸多古老的萨赫勒帝国，如加纳、马里、索加伊以及卡内姆-博尔努帝国，受过沉重的殖民统治，也曾短时间存在过博瓦尔·乌弗埃的“萨赫勒地区共同组织”（OCRS）。

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时新独立的共和国就遇到了这一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在马里和尼日尔的叛乱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图阿雷格人的反叛活动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1916年萨努西亚领导的抗法斗争。

今天面对同样的问题，应当重建展望未来的有效的法阿和阿法关系。在中长期上，阿尔及利亚可能将面对萨拉菲—瓦哈比势力（突尼斯、利比亚、萨赫勒国家甚至摩洛哥）的包围。萨赫勒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战争的延伸，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冲突的舞台。正如阿兰·若克斯在《全球帝国的战争：金融投机、机器战争和民主的抵抗》一书中所说：“这些战争并非以反对一个民族为政治目的，但战争的标准却是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或者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来决定的，更确切地说，这是全球帝国警察权力的变形。除了这些表象，对于2011年开始并导致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倒台的‘阿拉伯之春’，华盛顿的政策就进一步说明了问题。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美国无力再维系这些独裁政权的存在，于是试图在那里推行腐败的警察式的民主，在当地建立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当然这也是以屈就那些不反对富人从政权中获益的保守伊斯兰政党为代价的。”[5]

于是，这种不安全的治理代替了国家主权……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

[1] Cette analyse reprend l'essentiel des éléments de la contribution de Jérôme Spinoza,《Anatomie d'un espace sous tension》,parue dans la revue Défense,n°149,janvier/février 2011.

[2] Communiqué de la Maison-Blanche du 10 février 2011:《LesÉgyptiens ont reçu l'assurance qu'il yaurait une transition du pouvoir,mais il n'est pas encore acquis que celle-ci soit immédiate,significative et suffisante》.

[3] Le Journal du Dimanche du18mars2011.

[4] Étienne Pellot,《Pour un changement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Libération du 13 mars 2012.

[5] Alain Joxe,Les guerres de l'empire global.Spéculations financières,guerres robotiques et résistances démocratique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Paris,2012.

“基地”组织：阿拉伯“革命”的大赢家

许多观察家存在疑问：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布塔巴德被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击毙之后，“基地”组织到底跑到了哪里。该恐怖组织似乎正处于重组阶段。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该组织并未随着首脑被击毙而消散。尽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影响陷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该“圣战”组织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大变动后，今后将利用阿拉伯“革命”带来的动荡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地”组织即便之前并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参与，但今后将试图在其中发挥作用。

“基地”组织新头目——扎瓦希里博士

艾曼·扎瓦希里博士，埃及人，2011年6月16日正式出任“基地”组织的新首脑，是本·拉登的接替者。他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此前是二号人物，并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

扎瓦希里的性格与本·拉登的有很大区别，让人感觉“基地”组织的战略可能会有所变化。当然这一过程会很缓慢，除了从利比亚获取更多武器外，该组织的后勤和人员并未有太大改观。

本·拉登是极度虔诚、传统、冷静和自省的，较封闭，对外部世界了解有限，而扎瓦希里则显得更“现代”和更有国际视野。得益于埃及、苏丹、中亚等地的历练，扎瓦希里在秘密战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两次入狱，刑期分别是在埃及三年和在达吉斯坦半年。而他的报复心则与其前任一样强。事实上，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怀有刻骨的仇恨，将其视为堕落和不道德的叛教者。他的妻子阿扎·艾哈迈德·诺瓦里及3名子女，在2011年11月阿富汗的一次空袭中丧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的仇恨。他尽管是医生出身，却表现得十分冷酷，甚至直接参加暴力流血行动。然而，他并未拥有本·拉登的超凡魅力，尽管这种魅力是当时为了成就传奇人物而故意为之。

尽管没有受到信徒的吹捧，扎瓦希里仍在继任后获得了多数依附于“基地”组织的团体的效忠。他被公认是在协商委员会和六个专门委员会（军事、情报、政治、宗教、信息、行政与财政）所有成员中最适合担任该职务的人，这些委员会构成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组织总部指挥系统。

2011年6月19日，索马里谢巴布族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拉格酋长称：“艾曼·扎瓦希里是因学识和经验被任命接替本·拉登的……我们赞同这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支持扎瓦希里，我们将像以前对他的兄弟一样忠诚于他。”同年7月7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言人阿布·奥拜达·尤素福·阿尔阿纳比也在一段录音中重申：“在追求安拉的真理和‘圣战’的道路上，您（扎瓦希里）将长期指引我们，我们保证将服从于您。我们就是伊斯兰‘圣战’的一支箭，而您作为安拉的仆人就是射手，可以将我们射向您所希望的任何目标。”

“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发行的英文版《启示》杂志第六期指出，该杂志同样承认扎瓦希里的权威。该杂志负责人阿布·巴希尔·纳赛尔·瓦赫希，随后又在2011年7月底发布的一段录像中再次确认了这一信息。在该杂志的同一期中，巴基斯坦“塔利班”头目哈基穆拉·马哈苏德，也对扎瓦希里所指挥的为本·拉登复仇的行动表示赞赏。确实，在本·拉登死后，巴基斯坦大规模袭击的数量剧增。然而，本·拉登其实并不赞赏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行动，他认为其造成了过多的穆斯林被杀害，特别是什叶派。扎瓦希里在这一点上似乎不会有什么禁忌。

“基地”组织与阿拉伯“革命”

在新领导人的推动下，“基地”组织的指挥权很大程度上归了埃及人。事实上，在扎瓦希里的影响下，埃及人已经占据了该组织重要职位的一半，而从事行动的则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人、伊拉克人、也门人和马格里布人。埃及的“革命”未来可能也将受到这种“毛细作用”的影响。对逊尼派来说，马格里布人和埃及人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并不像沙特阿拉伯人一样被认为是顶级的穆斯林，只有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的后裔才算，而这部分穆斯林大都愿意在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附近生活。

扎瓦希里清楚地知道，当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形势十分不利，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频繁地在该区域进行定点清除行动。许多骨干被消灭，换上的都是没有经验的人。此外，“基地”组织的国际“圣战分子”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好。事实上，“塔利班”更多进行的是国内斗争，而不是追求国际主义。“塔利班”的目标是取得喀布尔政权，若有可能再占领伊斯兰堡。“塔利班”的首任领袖毛拉·奥马尔清楚地知道，正是外国“圣战者”的存在才招来北约部队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他并没有改变这一认识，特别是在“塔利班”占据喀布尔时，当时的外国“圣战者”在阿富汗人口中仅占很少的部分。因此，扎瓦希里不得不尝试更多支持世界上其他地区归附于“基地”组织的那些团体。这种支持主要是后勤、训练和宣传方面的。不应忘记，这位曾经的埃及医生是沟通方面的大师，尽管由于安全原因，他不再经常出现在媒体面前。他不想像其前任一样被干掉，至少不是马上！即便并不害怕殉教，他也会认为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然而，“基地”组织开始严重缺乏资金支持，因为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富有捐赠者，虽然曾大力支持本·拉登，但对扎瓦希里却没有那么慷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埃及国籍，另一个就是某些捐赠者不再相信为建立“世界伊斯兰埃米尔国”而进行的“圣战”。事实上，十多年杀戮活动的受害者大都是穆斯林，“基地”组织在打击美国方面没能取得大的进展，尽管这一直是本·拉登的最大心愿。

在捐赠者看来，阿拉伯“革命”正在逐渐地、相对和平地在北非建立起萨拉菲政权。事实证明，西方所期望的前独裁政权民主化也为它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暗中支持的一些逊尼派激进分子，得以通过民主选举在突尼斯、埃及掌权，在利比亚和摩洛哥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

扎瓦希里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也试图渗透到阿拉伯“革命”当中，不仅是在其故乡埃及，还包括马格里布地区和叙利亚，以便引导这些新政权更符合“基地”组织的目标。事实上，“圣战者”只是将民主化和个人自由的口号作为工具，当时那些喊着这些口号参与“阿拉伯之春”的大部分示威者，在现在看来不过是“滑稽剧中的小丑”。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非洲的活动

从2008年到2010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失去了北非的部分地盘，阿拉伯“革命”又给它带来了新的冲击。总体上，西方越来越视恐怖主义组织为风险，尤其是法国。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源自“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自2012年初成立以来并没有达到自己原来设定的目标。事实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埃米尔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没能将该组织的活动转化成汇集众多激进分子和同情者的全民运动。该组织没有能力真正深入到阿尔及利亚以外的北非地区，其在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利比亚和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的尝试并无多大成效，建立“伊斯兰马格里布哈里发”的企图也严重受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试图招募外国人，但这些人效忠只是为了得到培训和物资，以便继续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地方继续活动，而把非洲的“圣战”抛在一边。结果，该组织的骨干一直只是阿尔及利亚人。特别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组织对该组织仍基本保持独立，这说明民族主义情感仍存在于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头脑中！

今天，形势开始变得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越来越有利。由于感到针对异教徒（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等）的“圣战”，要比反对马格里布国家的现政权更有号召力，这个阿尔及利亚恐怖组织开始改换自己的言辞。该组织呼吁“将异教徒和‘十字军’赶出伊斯兰国家”，并用武力夺取这些国家的政权。“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坚信，那些“叛教”的政权早晚会垮台，就像熟透的果实一样会自己落地。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可能还包括未来的叙利亚，这些国家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该组织并没有放弃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只是将当地安全部门的人员指责为异教徒的同伙，行动也更集中于西方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地区的恐怖活动，如炸弹攻击和人质绑架等都大幅增加。除了为其活动进行宣传，他们还用获得的绑架赎金给“圣战者”发放津贴。由于赎金的数额十分巨大，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武器，并且过得像贵族一样。

“圣战者”将赎金和非法所得（包括交易毒品、贩卖人口、走私香烟、偷盗汽车等）的一部分给了当地，使其赢得了部分地区特别是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民众的好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仍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们以前还能从西方旅游者和移民那里获得一部分收入，而现在这些人也不再去沙漠探险了。国家已无力满足当地人的哪怕是最基本的需求。

由于没能成功掌控原“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在欧洲的全部网络，“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转变了政策，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其周边地区，即北非。它的攻击活动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是在阿尔及尔以东卡比利的伊斯兰分子的地盘上。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不同阵营间存在着严重的恶性竞争，特别是阿布·宰义德和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的组织。不应忽视的是，该地区广袤无垠也给了这些组织独立活动、互不干扰的可能。此外在马里，各个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军，而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却没能有效地予以回应。

最后，尽管阿拉伯“革命”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但仍然有更多的新成员愿意加入进去。阿尔及利亚当局也承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人数已上千，而2011年时才只有数百人。该组织人数剧增主要是由突尼斯、利比亚的政治动荡、萨赫勒国家各自为政而没能扩大安全合作造成的。这种错误一部分应归咎于阿尔及利亚，该国坚持保有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权，把摩洛哥以及其他国家的直接协助排除在外，尤其是法国的帮助。此外，受到独立战争时反法意识的影响，阿尔及尔拒绝法国对其边境进行公开干预。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

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不稳定

利比亚军火库中所存武器已经丢失的消息流传已久，其中就有482枚SA-24防空导弹，可以装在轻型车辆上使用。这些导弹是2004年莫斯科提供给卡扎菲政府的，现在可能已落入“黑手”。此外，以卡扎菲的儿子名字命名的“哈米斯旅”部队的仓库中，存放的老式SA-7和SA-14防空导弹也已经不见踪影。此外还有数量惊人的120 mm迫击炮弹和125 mm炮弹、7万枚地雷，以及大量反坦克导弹从利比亚的军火库中被盗走。令人担忧的是，利比亚存储的军火要比被美国“安全控制”之前的伊拉克军队的多得多。其中一些武器已经被伊拉克反叛分子用在了非传统战争中。当然，这些武器并未全部落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手中，还有部分武器落入了许多不受控制的伊斯兰组织手中。可以想象，利比亚未来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索马里，陷入各武装团伙和部族的内战中。

在利比亚解体的影响下，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一直到尼日利亚都陷入了不安定之中，甚至可能波及布基纳法索，使整个区域成为真正的火药库。结果，现在北非成了巨大的军火市场，吸引着全世界的激进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马里的形势就具有标志性意义。在马哈茂德·阿格·加利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动下，图阿雷格人进行的叛乱使整个国家一分为二。马哈茂德·阿格·加利为前利比亚陆军上校，却是个马里人。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很快又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取代，并控制了该国的北部。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苏丹·乌尔德·巴迪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马里人伊亚德·阿格·加利领导的“伊斯兰后卫”。这一次，国际主义“圣战者”开始与当地部族和帮派联合起来。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出现了黑帮化倾向，特别是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因走私活动被冠以“万宝路先生”的称号，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所追求的政治宗教目标再次成为主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法交易会终止，制造财源是进行斗争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马里北部正在产生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政权，而且其触角有可能会延伸到尼日尔，甚至向东到乍得，向西到毛里塔尼亚。此外，它征服整个马里的企图仍然存在。它与伊玛目阿布巴夫尔·谢考领导并控制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进行联合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隶属于该组织的数百名成员已经加入了加奥方面。同时，该恐怖组织也非常乐意接受资金援助和源自利比亚的武器，这使其能够在尼日利亚发动反政府和反什叶派的内战，从而将该国一分为二。

最后，自2012年3月政变以来，巴马科政府已经陷于内乱，无法很好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不是政府在2012年夏天武力介入，反叛分子很可能向南一直推进到布基纳法索了。尽管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其中一些只是临时招募的娃娃兵，叛军在人力上仍明显不足。虽然叛军依然控制着所占地盘，但已无法进行长途奔袭，更不用说组织有质量的攻击行动。因为缺乏强大的后勤保障，他们难以维持对马里北部的控制。而且，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开始显露出来，很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内讧，其后果目前仍很难预料。

也门和索马里，“基地”组织的新中心？

也门在2011年至2012年爆发了“革命”，虽然成功将萨利赫总统赶下了台，但也给国内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本·拉登前私人秘书、也门人阿布·巴希尔·纳赛尔·瓦赫希领导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利用该国的混乱“解放”了南部地区，但其根基主要在北部的马里布和焦夫省。该组织试图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但在阿布塔巴德发现的一些文件显示，本·拉登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反叛者并没有足够的手段达成这一目标，因此他要求该地区的信徒更多去针对美国的利益。

然而，伊斯兰分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而且还以此为依托开展恐怖活动。2012年5月，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遭到袭击，幸好在沙特阿拉伯情报机构、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帮助下才得以幸免，腰缠炸药的袭击者被抓。此人是卡利德·易卜拉欣·阿斯利，沙特阿拉伯裔，曾多次参与企图袭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行动。由于被美国人精确地甄别出来，这名“圣战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索马里仍然是谢巴布民兵同过渡联合政府及其盟友埃塞俄比亚、尼日尔政府和索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之间暴力对抗的舞台。“基地”组织也将该国视为优先目标。但是，该组织与当地萨拉菲派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圣战者”在2012年初遭受了重大军事失败。事实上，他们因企图正面进攻对手而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不得不再次转入游击战和进行恐怖活动，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在该地区未来数年的主要风险中，有一个是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不能排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可能已经获取了利比亚的化学武器，特别是芥子气。激进分子可能尚需一定时间来熟悉掌握，以获得有效使用该武器的能力，并很可能正在马里北部地区悄然地进行着训练。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很可能会尝试进行远途袭击，如将目标放在西欧！当然，就像那些防空导弹一样，这些化学物质是有保质期的，而且撒哈拉沙漠的存储条件也并不理想。这类物质的保存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也是令人庆幸的。

因此，“基地”组织的未来尚存变数。许多分析家认为该组织必将终结。当然，如果扎瓦希里能够着眼于建立新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没有人怀疑该恐怖组织今后能够重返前台。法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尼日尔的铀矿，未来可能会受到严重威胁。

“基地”组织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索马里和也门的活动我们还是可以搞清楚的，当然这不包括叙利亚、利比亚特别是埃及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更复杂，以至于很难进行评估。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些伊斯兰分子的时间观念与西方的是不同的。他们会更长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其战斗可以延续几代。

阿兰·罗迪耶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人们在2011年上半年对阿拉伯“革命”运动最悲观的预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在许多著作和文章[1]中都给予了阐述，这些与西方普遍兴致勃勃甚至一派天真地持有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如果我们相信，在这些经历了半个世纪独裁统治、早已消灭了任何自由和多元化的国家，只要有了互联网（尽管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能使用），民主和自由就能像灯神一样突然冒出来，那就过于幼稚了。

对自由的狂热和脸书迷们的躁动一旦过去，一切就都变得明了了。政权只会落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手中，这些势力之所以可以在民族主义独裁者倒台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在财力上得到了与其价值观一致的石油君主国的支持，在政治上则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因为它们可以充当对抗东方政治影响的工具。“阿拉伯之春”仅6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伊斯兰之冬”。

被侵蚀的民主

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政党，如穆兄会和萨拉菲极端派，在“革命”后的政府和议会中占据了多数。而且危险的是，伊斯兰势力各组成部分有多元化的倾向，温和民主的种子可能会被极端势力集团排斥在外。萨拉菲分子几乎都来自穆兄会，他们尽管只是其中少数的激进分子，却因鼓吹民粹主义使得整个组织变得激进。

多数派通过军事手段维持当前的局面，但也不得不考虑重要的经济因素，却忽视了那些将其推上台的民众的诉求。而多数派仍然实行双重标准，与之前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在埃及，2011年春，它们曾在解放广场上声称无意夺权，今天却宣称公开选举出来的总统应完全掌控权力。在突尼斯，它们曾公开宣称放弃把伊斯兰教法写入宪法，却在远离西方媒体注意的乡村和重要的中等城市组织了宗教警惕委员会，实行伊斯兰教法，并且已经逐渐地渗透到了更大的城市，甚至地区首府。这些地方各种各样的禁令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对演出和新闻进行控制，削减基本自由，当然还有剥夺妇女以及非逊尼派少数族群的权利。

然而，这些反动政治势力并不担心未来的选举更替，其管理方式就是弱肉强食的、灾难性的和铁血的，就像1989年苏丹的穆兄会掌权一样。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大规模资助，这些势力已成为使阿拉伯世界保持顺从的保障，它们可以用各种手段去收买人心。因分裂而束手无策的民主政治无法阻止其继续进行统治，因为民主政治很容易被指认为外来思想，是大逆不道的。

掌权的“圣战者们”

利比亚和也门在混乱中倒下了。就在北约部队超出联合国的授权，摧毁了不怎么受尊重的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陷入了各部族和团伙的对抗中，它们纷纷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地盘和收入来源。本来就不稳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虽然受到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吹捧，但还是被一些伊斯兰匪帮头目们逐渐破坏。这些人中就有原“基地”组织的成员，得到了卡塔尔的资助。而卡塔尔则试图在任何问题的解决上都插上一手，更希望在利比亚的油气资源开发上分一杯羹。

在也门，总统萨利赫的黯然离去，为分离主义势力敞开了大门。它们从未停止过在该国捣乱，使得这个国家始终未能享受1990年南北统一的成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由于担心这个动荡邻国会一时冲动，它一直资助该国激进主义者的颠覆活动。今天，该国南部和东部的逊尼派部落的部分首领，依仗“基地”组织和萨拉菲分子，给首都萨那周围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该地区是什叶派的反对派分支“扎义德”组织的传统政治领地，一直不肯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合法性。

火的一部分

阿拉伯传统君主国摩洛哥和约旦，似乎躲过了眼下这场广泛的抗议运动。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君主国的宗教渊源，它们都传自先知家族，其合法性避免了被直接质疑。其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斯兰政党和政治势力做出了很多让步，让这些势力在议会中具有了相当多的发言权，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使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朝着宗教激进主义方向转化。最后是因为其一直尊重西方以及海湾君主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正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两国才得以维持国内的和平，但其环境仍十分脆弱，颠覆活动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发生。

令一些观察家吃惊的是，阿尔及利亚并未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因为该国早在1988年至1991年就经历了自己的“春天”，而且已经付出了代价。由于当时东西方仍然处于对抗之中，西方并未在该国实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更符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利益，也没有实行所谓的大炮政策，仅把政治伊斯兰运动视为一种危险。让人如释重负但又稍感羞耻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竟然对破坏“伊斯兰救国阵线”选举胜利的军事政变持赞同态度，甚至拍手叫好，而对萨拉菲“圣战者”令人怀疑的泛滥的暴力镇压，以及导致上万人丧生的真正内战，虽然可能内心里厌恶，却始终保持着缄默。

阿尔及利亚政府相比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专制，因而赢得了时间来组织起自己的防线，构建某种“模糊”的寡头体制。外界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国家。该国政府力图避免出现任何危险倾向，在公共生活的规则制定上向政治伊斯兰势力做了很大让步，将自己的国际扩张野心也精心隐藏起来，甚至昨天还认定萨赫勒地区是自家的后院，而今天却对那里“圣战者”的泛滥视而不见。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通过牺牲民众的利益得以独享权力。但“阿拉伯之春”已经使这些民众清楚地认识到，在残酷的镇压和激进主义的蒙昧之间，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痛苦中的叙利亚

只有叙利亚抵挡住了全球伊斯兰运动，代价是不被外界理解和遭受国际社会的指责。这里并不是要对该国的野蛮镇压进行评判。叙利亚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在400年占领期间所用过的所有手段。该国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是由1920年到1943年法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军队发展而来的，从1945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前纳粹逃亡者担任顾问，直到1990年得到了苏联克格勃顾问的指导。可以说，这些部门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行动仅注重结果。单从行动效果来评判，其源于同一文化的对手真的技不如人。

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政府是一个专制的、粗暴的和封闭的政权。但叙利亚政权并不是个人独裁，也不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的家族独裁。如同其父亲一样，巴沙尔·阿萨德只不过是这个复杂社会的冰山一角，他的离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在他身后还有200万阿拉维派教徒，这些人势必要为自身的生存而坚持斗争。更有数百万非穆斯林、非逊尼派和非阿拉伯的少数族群，他们将会因伊斯兰分子掌权而失去一切。而西方似乎正在这一地区鼓励和推动伊斯兰势力的上台。

1943年叙利亚独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军事占领压迫的逊尼派有产者，犯了典型暴发户常犯的错误。他们认为军人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军事组织只不过是保持社会进步的一般工具，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这样就使穷人有机会在这个年轻国家取得军队官员的职位。

20世纪70年代，出身于阿拉维派一个普通家庭的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进而出任国防部长，而后又在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的少数族群联盟帮助下，通过武力夺权上台，并开始对少数族群进行保护，当然他自己的家族也属于这个联盟。然后，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确保少数族群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

面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哈菲兹·阿萨德的继任者巴沙尔·阿萨德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只能背水一战，要么胜，要么死。

普通人听到的宣传是“如果不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这个国家将陷入内战”，这只能说明对该国形势的完全无知。叙利亚并不会再陷入内战，最好的解释是，自1980年以来该国就已经处于全面内战中。

叙利亚政府并不太习惯进行沟通，而是选择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当然并不是对每个反对派都这样。因为叙利亚有全世界众所周知的自由民主人士，这些人无法容忍该国的专制主义，希望巴沙尔·阿萨德能够实行政治开放。但是，这些自由民主人士只从总统那里争取到了经济自由，同时放弃实行自由改革的正当要求。这些人太过分散，没有什么手段，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们没有话语权，西方媒体也不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像利比亚的那样，可以被当作攻击独裁者的工具。

西方媒体只关注“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关于当地情况的信息，但这些非政府组织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也是一样。这个人权组织的名称在西方很响亮，也成了一些西方媒体优先的甚至唯一的消息来源，但该组织与国际人权联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该组织源自穆兄会，受伊斯兰势力领导，其中一些人曾被指责为暴力分子。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成立于伦敦，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情报机构的支持，几乎完全依赖沙特阿拉伯的资金进行运作，后来则靠卡塔尔。虽然不能说来自该组织的信息是伪造的，但考虑到该组织的创始经过和信仰导向，西方媒体特别是法国媒体，竟然将其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而不去探究消息的出处，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视为集中了该国所有的反对派，也被西方使节认定为有效的沟通者，但它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民众抗议组织。2011年该组织确立于伊斯坦布尔，仿照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是在土耳其当权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推动下建立的。建立伊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确切地说，叙利亚国旗由三种颜色的平行长方形组成。黑色的代表从9世纪到13世纪统治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白色代表从7世纪到8世纪的乌玛雅德王朝，红色则代表该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之初，“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用伊斯兰的绿色代替了国旗中的红色，正如人们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喊的“Allahou akbar”（真主至高无上），而非民主的口号。

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占据优势，是因为得到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但这也激怒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库尔德人，虽然他们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命中注定在宗教派别中要低人一等。叙利亚不是利比亚，少数族群占全国人口的1/4，也要有发言权，即便是在反对派内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大杂烩，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在此相互碰撞，使它很难符合国际社会的设想，甚至还不如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且一旦该国政府倒台留下政治空间，它是否有掌控局势的能力。

最近几个月各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完全忠于穆兄会的首任主席伯翰·加利昂下台，由库尔德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西达接替，此人正极力避免失去土耳其伊斯兰分子的友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支持，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财力支持。这两个国家还承诺将给予叙利亚“自由军”武器和金钱。叙利亚“自由军”主要由原正规军的逃兵组成，并得到了聚集在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们”的支持。这必然会导致动荡。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伊斯兰国家试图引导阿拉伯世界的抗议运动。这自然无法让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安心，或促使他们进行和解和保持克制。这些少数族群，特别是拥有国家强力机器的阿拉维派，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忧虑，并不惜为此使用暴力。把叙利亚总统赶下台，在关键时刻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本身。因为这一切针对的不是总统，也不在于总统的问题，而在于其背后的族群将因失去了方向和自己的领袖，而变得更加暴力和富有侵略性。未来，国际社会越是对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施压，那么事态就越会朝着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流血内战的方向发展。

如果解读该国最近发生的冲突，很明显那里正发生着某种形式的族群清洗，以便将阿拉维派与其邻居逊尼派隔离开来，并为撤退做好准备，因此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冲突点，尽管事实上可能并不需要如此。其他少数族群，特别是那些构成叙利亚基督徒主体，却又没能解决地盘问题的希腊东正教徒，如马龙派，不得不在逃亡和臣服于“伊斯兰祈祷团”之间做出选择。“伊斯兰祈祷团”是穆兄会的武装“圣战”组织，“基地”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国际社会2010年本来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即要求叙利亚政权进行自由改革，使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得到有效保护。既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两个支持瓦哈比主义的神权政治君主国，在理论上属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要求它们废除伊本·泰米叶的裁决，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于叙利亚少数族群受到威胁，西方国家首先是法国，只是做了不点名的批评和一些可笑的谴责，却在事实上促成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攫取政治和部分军事权力，并使那些实行神权统治的国家继续支持政治萨拉菲主义。

被神权政治嘲笑的民主

那些名声不太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如萨达姆·侯赛因、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的下台，加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陷入了内部冲突，使得石油君主国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石油美元控制阿拉伯国家联盟，并借此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施压，同时还鼓动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并给其披上民主的外衣，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

君主国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激进主义政治势力想要夺取觊觎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权，这些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奇怪的是，西方急于到处推动那些比独裁者还要不民主的激进主义者上台，并将反对者枭首示众。西方国家一边谴责自己内部的伊斯兰主义，一边却又鼓励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活动。法国为了“圣战者”毫不犹豫地出兵剿灭卡扎菲，还号召国际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并对被犯罪团伙搞乱了的马里进行军事干涉。在马里的这些犯罪团伙之所以自称是伊斯兰主义，只是因为其政治对手不是伊斯兰。

西方的媒体和政府，同样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巴林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者闭口不谈。巴林这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小国，却是由对立的逊尼派君主统治的。此外，“博科圣地”伊斯兰民兵对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屠杀也不大受媒体关注，我们的政府也并未予以多少谴责。至于国际刑事法庭4名成员被利比亚“革命者”长期扣押的事件，也被低调处理，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几乎见不到。可以想象，如果该事件是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尚未归入“民主”范畴的国家所为，那会引起多大的愤怒。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伊斯兰独裁者得到了西方政治军事支持和君主国的资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尽管缺乏逻辑引导，我们还是尽可能去探究我们政府和媒体这种奇异分裂症的心理及其根源。未来将证明我们迷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主主义是否幼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对我们处在危机中的经济给予大量投资是否值得赞扬，以致让我们对野蛮行径视而不见，还盲目地相信自己已经避免了这一切。

阿兰·舒埃

[1] 《Révoltes arabes:l'envers du décor》in《Outre-Terre》,n°29,Revue de l'Académie européenne de géopolitique,ouvrage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u Pr.Michel Korinman,Paris,10/2011.《Au Coeur des services spéciaux.Menace islamiste:fausses pistes et vrais dangers》,entretiens avec Jean Guisnel,La Découverte,Paris,09/2011.《Le printemps libyen sera orageux》in《Marine et Océans》,n°231,2e trimestre 2011,Paris.

[2] Alain Chouet,《La désintégration par le politique》in《Tribus,tribalisme etÉtats au Moyen Orient》,Maghreb-Machrek n°147,（Paris）,03/1995.

作者简介

埃里克·德纳塞（Eric Denécé），法国人，曾担任情报分析员，现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最新作品《法国的秘密机构真的一无是处吗？》2012年出版。

梅兹里·哈达德（Mezri Haddad），突尼斯人，记者、作家、哲学家和外交官，曾担任突尼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最新作品《突尼斯“革命”隐藏的一面——伊斯兰与西方，高风险的联盟》2011年出版。

洛朗·阿尔图·杜普莱西斯（Laurent Artut du Plessis），法国人，地缘政治问题方面的记者和随笔作家，著有多部作品，为博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持者。最新作品《从危机到战争：精英的垮台》2011年出版。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Saida Benhabylès），阿尔及利亚人，曾任阿尔及利亚团结部长和参议员，参与创建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获得过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

伊夫·博内（Yves Bonnet），法国人，荣誉省长，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领土监护局局长，担任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主席，以及IDES咨询公司的战略委员会主席。最新作品《大阴谋》2012年出版。

德克·博格斯（Dirk Borgers），比利时人，拥有独立身份的专家，精通石油问题，曾参加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救中心和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有关利比亚问题的研究。

安德烈·勒梅尼昂（André Le Meignen），法国人，拥有独立身份的专家，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副主席，曾参加该中心与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组织的利比亚观察团。

亚历山大·伊菲（Alexandre Ifi），法国人，记者，曾担任法国Canal Plus传媒集团驻外特派记者（先后驻伊拉克、科特迪瓦、美国），现在柏林任记者，自2012年起研究西方在利比亚的干预问题。

莉迪·博卡（Lydie Boka），拥有法国和科特迪瓦双重国籍，StrategiCo（战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专攻非洲政治、经济和金融分析及风险预测。出版多部有关非洲国家研究的专著，最新作品《贝宁》2009年出版。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拥有法国与埃及双重国籍，经济学家，著有多部作品，现任“全球替代论坛”主席，该论坛是1997年创立的世界级智库网络，他还是“世界社会论坛”的成员之一。最新作品《历史长河中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革命？樱桃时代》2011年出版。

安妮-玛丽·利赞（Anne-Marie Lizin），比利时人，担任比利时参议院的荣誉议长、欧安组织全体代表大会的副主席，还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欧洲事务国务秘书、众议员、参议员及参议长。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Richard Labévière），法国人，瑞士法语电视台的著名记者，《非洲-亚洲》月刊的合作人，提供国际关系咨询。他曾出版过10余部作品，最新作品《当叙利亚醒来》2011年出版。

马耶德·尼赫梅（Majed Nehmé），拥有法国和叙利亚双重国籍，曾任《非洲-亚洲》杂志的主编，用阿拉伯语撰写过多部作品，特别主导出版了《政治百科全书》第七卷（1980—1986年）。

塔乌费克·布尔古（Taoufik Bourgou），突尼斯人，政治学讲师，美国政治和体制研究中心主任，在里昂第三大学法学系任教。最新作品《恐怖主义，“9·11”后的考察》2011年出版。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Ahmed Besaada），阿尔及利亚人，物理学博士、教师、教育家、随笔作家。作品多次获奖，最著名的是由于教学突出而获得加拿大总理奖。最新作品《美国在阿拉伯街头动乱中的角色》,2011年在加拿大出版，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

奥利维尔·吉尔曼（Olivier Guilmain），比利时人，政治学家，曾获得比利时自由大学学士学位，在比利时选举比较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最新作品《公民社会是特洛伊木马吗？》（合著）2012年出版。

伊夫-玛丽·佩里（Yves-Marie Peyry），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阿兰·夏莱（Alain Charret），法国人，曾担任情报机构干部，担任电子刊物《情报人》的主编，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最新作品《摩纳哥的恐怖现象》2010年出版。

杰拉尔德·阿尔布瓦（Gérald Arboit），历史学博士，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最新作品《圣约翰·菲尔比对阵阿拉伯的劳伦斯》2012年出版。

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Soumeylou Boubeye Maïga），马里人，曾先后担任马里总统的特别顾问和办公室主任，还担任过马里国家安全（马里情报机构）总长、马里军队和老干部部长、马里外交部长（2011—2012年），现任马里民主联盟（非洲团结正义党）的副主席，人道组织“母亲，生命之源”组织的主席，以及“萨赫勒-撒哈拉地缘政治和战略观察团”的主席。

洛朗斯·阿伊达-阿穆尔（Laurence Aïda-Ammour），拥有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现任Geoplo Sudxonsultance机构的国际安全与防务顾问，并在“世界上的非洲”实验室任客座研究员，曾在罗马的北约大学任教。最新作品《对话中的阿尔及利亚》（合著）2009年出版。

阿兰·罗迪耶（Alain Rodier），法国人，曾担任法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现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最新作品《伊朗，下一场战争即将来临？》2007年出版。

阿兰·舒埃（Alain Chouet），法国人，曾任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安全情报处主任。最新作品《走入特别部门核心——伊斯兰的威胁：虚假的线索和真正的危险》，与让·吉斯内尔合著，2011年出版。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简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依据1901年的法律于2000年成立，是一家独立智库，专门研究情报和国际安全。其目标是：

开展学术研究，出版研究情报和国际安全的作品；

为有关公共政策部门的各方（包括决策者、政府、议会、媒体等）提供专业支持；

为大众的情报观念“去神秘化”，解释情报的作用。

中心的组织结构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分三个专业部门，有15名左右的研究人员，分别研究：

一、情报史，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情报活动，包括情报与反间谍工作，秘密与特别行动，情报拦截与密码破译，心理战，欺骗与计谋；

二、情报政策，主要研究现代情报的运作，包括情报部门的组织和协调，预算和人员，行动分析，情报技术，情报交流与伦理，议会监督；

三、新威胁和风险，主要研究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利益界定与后续发展，包括恐怖主义，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冲突，经济间谍活动，国际非法活动，网络威胁，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激烈的颠覆活动。

中心的活动

围绕上述议题，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开展如下活动：

开展研究活动，收集论文。中心每年都颁发两次奖学金，奖励那些法语学界致力于情报研究的出众作品，一个是“青年学者奖”，主要授予为获得专业文凭而撰写的学术论文，一个是“大学生奖”，主要授予博士论文。

从事专门教学，特别是授予高级研究学位——情报与安全机构管理。

举办研讨会与晚餐讨论会。

与法国和外国的情报研究中心开展学术交流、伙伴单位交流。

情报处理和分析活动。

为企业、政府和政治、经济决策者提供建议、研究和培训。

根据媒体、议会、大学及政治、经济决策者的需求，开展相应的活动。

对国际冲突进行评估。

出版供大众阅读的作品。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将其专业知识分享给记者、编剧、小说家、出版商、翻译家，帮助其理解情报学方法（帮助他们构思资料收集的工作、为电影编剧提供建议等）。

情报中心与SPYLAND计划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面向情报世界的园区，2015年在法国成立。

中心出版的作品：

——研究报告、情报通告、新闻记录、历史记录和思考等，由专家定期编写，在网站上可以查看；

——每周出版《情报人》电子刊物，收听面向外国的法语广播电台的节目并进行汇总；

——每月出版《I-source》电子刊物，统计最近出版的所有与情报有关的作品；

——出版《情报与特别行动》季刊（每期180页，由法国阿尔马丹出版社出版）;

——出版《情报与战略》月度信札，解析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重大问题的幕后牌局；

——出版另外一些与情报有关的作品（在《西部法兰西报》出版《间谍口袋书》，在椭圆出版社出版《法国情报中心》文集，在阿尔马丹出版社出版《情报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作品。

自成立以来，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从事了大量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们对法国及法语世界的情报有更深入的认识。截至2012年，它已出版了70部书、60篇研究报告、300篇文章、350篇分析报告和700期广播收听通报。中心出版4种杂志和电子信札，组织了40次晚餐讨论会和10多期研讨会。中心研究人员做过150多次讲座，主持过多次研讨会，接受过2000余次媒体（电视、广播、纸媒）的采访。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简介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在阿尔及尔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建立一个专门收集有关暴力颠覆的公开信息的组织的想法被提了出来。两位发起人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前团结部长萨伊达·本哈比莱斯夫人和比利时参议院前荣誉院长安妮-玛丽·利赞夫人。2003年7月，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在巴黎警察总部备案。

该中心主任由法国国民议会前议员兼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伊夫·博内荣誉省长出任，汇集了来自多个国家的人士，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美国、俄罗斯、比利时。CIRET-AVT的任务是在公开文献的基础上，对所有涉及恐怖主义的问题，包括其根源、发展及后果进行研究。

起初，获取、传递和利用的这些相关信息被设定为仅限于内部，也不用进行严格处理。然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涉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一个公民，与其斗争并不会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CIRET-AVT认为公民有权获得真实、完整和可访问的信息，并希望通过其网站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CIRET-AVT的目标是向公众提供准确的经严格道德规范印证的，且相对较新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数据。这项工作的首要要求是严谨，更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具备多学科知识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因此，CIRET-AVT的活动包括三个互补的方向：

掌握与抗击恐怖主义或暴力活动有关的最新资料；

细化事实认定标准；

对话及思想、知识和研判交锋。必须强调的是，CIRETAVT绝对不会干涉主权安全，更不会为此类目的服务。

CIRET-AVT自创建以来就进行了许多具体行动：

数次组织有关此类攻击性活动的严重后果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与法国和国外其他专门研究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其成员参加冲突评估行动，包括2011年春季在利比亚和2011年冬季在叙利亚进行的评估。他们在随后的18个月内就提供了包含重要材料的报告。

最后，CIRET-AVT通过其成员的众多出版物为思想辩论做出了贡献。

因此，CIRET-AVT在没有外部帮助且遵纪守法的情况下赢得了毋庸置疑的信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 （法）埃里克·德纳塞，（阿尔及）萨伊达·本哈比莱斯，（突尼斯）梅兹里·

哈达德著；王朔，周谭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217-1768-6

Ⅰ . ①阿…Ⅱ . ①埃… ②萨…③梅…④王… ⑤周…Ⅲ . ①阿拉伯国家－国际问题－研究 Ⅳ . ①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1681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

La Face Cachée des Révolutions Arabes by CF2R & Eric Denécé

Copyright © CF2R 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著者：［法］埃里克·德纳塞 等
译者：王朔 周谭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4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729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768-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关于日期、名字、翻译和音译的注解
地图列表
序言 1876年9月7日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第一章 病人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第三章 豺狼突袭
第四章 寻找同盟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第二十章 士麦那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鸣谢
注释
参考书目

关于日期、名字、翻译和音译的注解

直到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改用格里历计时。在此之前，俄国一直使用儒略历[1]——它在1914年比格里历晚13天。[2]奥斯曼帝国传统上使用的是改良过的伊斯兰教历，它溯源于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从麦加迁至麦地那（伊斯兰纪元）——不过在进入19世纪后，它改用阳历的儒略历计时（伊斯兰宗教节日仍用传统历法计时）。为保持日期简单方便，同时使一些俄国历史爱好者能够了解旧的日期，我在统一使用格里历贯穿全文的情况下，对俄国在1918年之前历史的一些重要日期使用“/”来予以区别，比如在1917年3月1/14日中，1指代儒略历，14指代格里历。

对于俄国单词，除了一些知名姓氏的常用拼写［比如尤登尼奇（Yudenich）而非伊登尼奇（Iudenich），托洛茨基（Trotsky）而非托洛茨奇（Trotskii）］，我通篇采用精简版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注释系统。同时，我在正文中略去了“软音符”和“硬音符”，以免给读者带来负担。

对于土耳其语的拼写，我通常以“c”来表示“dj”的发音（比如在Djavid和Djemal中），并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不带点的“ı”（它听起来很像uh），以区分土耳其语中的“i”（它听起来像“ee”）。同样，我力图在恰当处使用ş（sh）和 ç（ch）来帮助读者揣摩出发音，即便这些字母是1928年后阿塔图尔克（Atatürk）实施语言改革的产物。至于阿拉伯姓名，则采用最流行的西方变体（因此Hussein取代al-Husayn ibn‘Ali al-Hashimi，Ibn Saud取代‘Abd al-Aziz ibn‘Abd al-Rahman al-Saud）。我采用的这些方法很难在全文一以贯之，通常常识会占据上风。

需要向所有土耳其读者致歉的是，我在提到奥斯曼首都时，除非指现今的城市名，一直是指君士坦丁堡而非伊斯坦布尔，这是因为当代人甚至包括奥斯曼政府官员都习惯这样称呼它。同样，在俄国1914年与德国宣战后，我遵循了圣彼得堡称谓变换为彼得格勒的过渡命名法（幸运的是，我们无须考虑列宁格勒[3]的称谓变换）。至于次要城市和其他地方的称谓，我采用当前通用格式，即在旧称后使用圆括号注明当前称谓，例如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斯库皮（斯科普里）。其他一些在欧洲使用而不适用于奥斯曼的地理术语，诸如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我则借鉴外交辞令，避免从正面回答（即搁置纷争，不对领土范围进行精确定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地图应该尽可能帮助读者厘清其纷杂及伤脑筋的问题。

文中的法语、德语、俄语及土耳其语，除非特别标明，皆由我自行翻译。

[1] 儒略历是格里历的前身，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恺撒采纳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计算的历法，在公元前46年1月1日起执行，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编者注

[2] 1901—2099年：格里历日期减去13日等于儒略历日期，比如格里历2月28日，合儒略历2月15日。——译者注

[3] 列宁格勒，现彼得格勒。——编者注

地图列表

地图1 奥斯曼帝国，1876年前后

地图2 1877—1878年，巴尔干半岛俄土战争

地图3 巴尔干地区：主要民族语言群体

地图4 第一次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造成的领土变化

地图5 “戈本号”逃脱追踪

地图6 黑海：1914年10月，奥斯曼展开攻势

地图7 美索不达米亚及海湾地区

地图8 萨勒卡默什，1914—1915年

地图9 苏伊士运河及西奈半岛，1915年

地图10 亚历山大勒塔及西里西亚：英方在1915年未采取的登陆路线

地图11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地图12 加里波利战役

地图13 土耳其亚美尼亚及高加索战场：1915年的关键爆发点

地图14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地图15 埃尔祖鲁姆战役

地图16 萨宗诺夫、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签署协定分裂奥斯曼帝国

地图17 黑海：1916—1917年作战情况

地图18 汉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地图19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地图20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地图21 1920年8月《色佛尔条约》确立的奥斯曼战后边界线

地图22 1919 —1922年，希土战争

地图23 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及1923年《洛桑条约》

序言
1876年9月7日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34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670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Ⅱ）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米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米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1]比阿卜杜勒·哈米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4英尺（约1.2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1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10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持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通常被称为“高门”[2]）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3]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1876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指奥斯曼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4]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2

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6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30年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Murad Ⅴ）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5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穆拉德五世却没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5]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双）腕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诡计，并将其与谋杀的流言牵连在了一起），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6月15日，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其姊妹内斯林曾是已故苏丹后宫中最受宠溺的妃子）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Raş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并开始胡言乱语（被诊断为自杀式妄想症），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诚然，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1876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的母亲皮林穆杰哈（Pirimujgan）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她其实是普通的切尔克斯奴隶舞者，有一段时间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ecid）最宠溺的妃子，在26岁的时候死于肺痨，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才7岁］。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自然而然，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Flora Cordier）发生了风流韵事，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在他登基前的岁月，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Henry Elliott）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Therapia）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3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设法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米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承诺，后者称会“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8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9月1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4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tam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 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

[1] 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为伊斯兰教长老，总管穆斯林的事务。——译者注

[2] 高门（Sublime Porte），1923年以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3]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即“巴施巴祖克”（Bashi-Bazouk），指奥斯曼的非正规军。——译者注

[4] 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 000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

[5] 卡菲（kafes），即皇家监狱。——译者注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缔造土耳其共和国92周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新闻热点。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及“一战”遗留下来的中东领土争端问题，即使边境线早已在先前确定，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的边境线正在不断地被重新绘制。“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带来的结果吗？”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伦敦书评》中如是发问——科伯恩设想其读者听说正是由于这两个人（据说如此）签订了此协定，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分割。1 2014年，“一战”爆发100周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跨越历史琐事的纷争，重归陈词滥调，成了解释近年来中东动乱根源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简要版本。

从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来看，人们或许会以为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是“一战”中出演分裂奥斯曼这出戏码的唯一演员，而英法只是在1916年签订此分裂协定进而处置奥斯曼领土的相关参演。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在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中便不假思索地概括出了这个传统故事的大意：“马克·赛克斯（曾）是英国政府的一名官员，皮科先生（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赛克斯和皮科先生见了面，并同意战后由英法分割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奥斯曼）帝国。”2

《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谣言引起共鸣其实不难理解。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很容易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其早已消亡的帝国主义者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赛克斯和皮科其实是英法罪恶之替身，英法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拓展殖民计划，并在奴役阿拉伯中东地区的过程中最终达到顶点，进而恶化崩溃（一些人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英国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却戏剧性地尝到了复仇女神的恶果，它甚至唤醒了阿拉伯这头沉眠数世纪的睡狮以对抗近代的十字军——已经侵占了其土地的欧洲人和以色列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泛伊斯兰运动涌起，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组织力图擦除由欧洲强行划定的、人为的国家界线。这一切似乎正在将《赛克斯—皮科协定》钉死在棺材里。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诱人的故事，简单、紧凑、洗练而易懂。但克劳德·雷恩斯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总结过于肤浅，且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分裂奥斯曼帝国并非单纯由英法两名外交官在1916年双边决定，事实上，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黎波里（利比亚）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长达近12年的斗争后，分裂的决定才首次出现在1923年瑞士洛桑举行的多国和平会议上。在洛桑会议上，不论是赛克斯还是皮科都没有发挥任何值得提及的作用，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人物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刚刚在另一场从1919年持续至1922年的战争中击败希腊和英国（相关方）。甚至在1916年这个由于诞生了分裂协定而被肤浅定义的年份，由赛克斯和皮科分别充当二、三把手，妄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实际在背后真正推动，经过精密计划，早在1915年就获得了英法（3—4月就开始向英法提出要求）对奥斯曼进行分裂的认可。后奥斯曼帝国时代那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边境线争端——将巴勒斯坦从（外）约旦和叙利亚分离，或者将叙利亚从伊拉克分离，或者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分离——无一由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划定。甚至连他们当年草定的边界线方案，诸如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划定英法俄势力范围，也在战后遭到抛弃［最为有名的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Mosul），它一开始被划分给法国，直到英国决定占领此地区的油田］。俄国与德国于1918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单独媾和之后，原于1916年分割给俄国的整块地区又被划走，并从此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烟消云散。为了取代先前的俄国人，美国（处于被长期遗忘的美国历史长河中）曾被责成占领广阔的，包括现今土耳其大部分的奥斯曼领土——只是国会之后延缓了战后条约的批准。在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退出角逐后，意大利和希腊被要求认领奥斯曼残体中各自的地盘，只不过两国随后签字放弃从穆斯塔法·凯末尔处获得的领土——整个过程同样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只字未提。1916年的分割协定中甚至都没提及沙特王朝——它在征服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圣城后，从1924年便开始统治原先归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半岛。

奥斯曼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存在6个多世纪，最终倒在了“一战”的砧斧之下。从1517年到1924年［除了1802—1813年由瓦哈比教派（Wahhabi）的叛乱分子短暂统治外］，苏丹一直统治着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并承认其合法性，而苏丹自身也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赋予其成百上千万的国民以共同身份和归属于此伟大帝国的荣誉感——这种帝国骄傲和荣誉感为所有穆斯林拥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由栖居于苏丹庇护之下的帝国的多数犹太人和少数基督徒所享有。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1911—1923年战争的危急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仅仅对不动产的处置。

记者通过20世纪的早年历史来探寻今日中东问题的根源并没有错。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加丰富，且比谣言更具戏剧性。如果我们想理解“一战”对于从加里波利（Gallipoli）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再到加沙（Gaza）、巴格达（Baghdad）这一片广袤的地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必须跳过《赛克斯—皮科协定》。奥斯曼帝国纵横三大洲三大洋，使得不仅英法，还包括其他所有欧洲列强（以及一些小国）——当然，还有奥斯曼自己卷入此间的纷争之中。

奥斯曼战场非但不是“一战”的一个插曲，而且还是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并真正达成和平协议的中心地点。奥斯曼帝国的连续战争——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1911—1923年的边境冲突，是一部史诗般的斗争史。它成就了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青年土耳其党三执政——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艾哈迈德·杰马勒（Ahmed Djemal）、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ât），德国一方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海军上将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和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英国一方的基奇纳（Kitchener）、丘吉尔（Churchill）、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俄国一方的谢尔盖·萨宗诺夫、大公尼古拉斯（Grand Duke Nicholas）、尼古拉·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和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阿拉伯一方的麦加圣嗣长谢里夫·侯赛因（Sherif Hussein）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阿卜杜拉（Abdullah）、伊本·沙特（Ibn Saud），希腊一方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国王，此外还有举足轻重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Kâzım Karabekir）、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现代中东由这些伟大得多的人物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铸而出，远非《赛克斯—皮科协定》单纯决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这一时期最后档案的启封，这段历史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第一章
病人

“你对我们这种奴隶之子，并且由宦官养大的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登基成为苏丹前对一位英国朋友如是说

“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们想方设法从外部击溃它，我们从内部瓦解它，它却岿然不动。”

——奥斯曼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职位）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对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

对于一位绝症病人来说，这个欧洲病夫在死亡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奥斯曼在开始衰落的时期上演着现代史上最让人费解的室内游戏之一。导致奥斯曼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正如一个流行的土耳其说法，也许是当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1553年下达那个毁灭性的命令，将其才能卓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判处死刑之后，便将帝国置于一代又一代无能之辈的统治之下；抑或是更早些时候，在1536年与法国签署的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在此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容许法国人享有贸易特权，到20世纪早期，这种特权已发展成欧洲人在帝国内享有治外法权法律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或许是奥斯曼在1529年第一次维也纳突围战的失败，又或者是1683年第二次围攻战的失利？是标志着奥斯曼征服欧洲的首次失利，而后签订的倾轧性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1699年），还是更加毁灭性的预示着俄国将向南部挺进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1774年）？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展示了欧洲军事装备的压倒性优势？与埃及的挑战者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在1833年转投其宿敌俄国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奇特胜利，使土耳其在经济上成为强大的英法同盟的附属国？

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曾经暗示着帝国衰退的不同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正如吉本（Gibbon）谈及罗马时的那句著名言论，与其问为什么奥斯曼会灭亡，“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才灭亡）”。1在欧洲殖民的冲击之下，其他帝国遭受的远比这严重得多，从美洲的阿兹特克（Aztecs）帝国和印加（Incas）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中国的清朝、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诚然，作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君主的苏丹，或者说因1517年征服了圣城汉志（Hejaz）而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评估自己时远非诸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这种区域性帝国可比。虽然如此，土耳其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欧洲的鲁米利亚森林穿过小亚细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沙漠地带，并经过古城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土耳其更像是欧洲肉食者的一块肥肉而非一片广袤的田地。西方国家利用帝国内第三大人口的基督教少数派的生存困境，长期对帝国事务进行干涉；准确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为争夺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Bethlehem）教堂的“保护权”而发动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促发了19世纪后期（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评估其大量属国高涨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和希腊人（Greeks）；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以及人数依然占多数的希腊人。同时受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驱动，俄国人在19世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登基之前，曾凭一国之力向土耳其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他们还会在次年再度进行入侵。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会将其四倍于奥斯曼且仍快速增长的人口投放到战场，土耳其到1877年居然还在奋力顽抗。

部分原因在于两者的地理因素。与其巨大的北部宿敌相似，奥斯曼的国境线呈不规则状延伸，很难进行守护——但是同样也更难被征服。俄国拥有的是“冬将军”（指严冬），而土耳其拥有的是征服者的意念，以及山川、沙漠和加固的河道。自苏莱曼大帝时期帝国疆域被拓展至顶峰，其易于通行的边境区域——匈牙利平原（Hungarian plain）、多瑙河公国（现代的罗马尼亚）、克里米亚（Crimea）、高加索（Caucasian）黑海沿岸——到现在已经缩减了不少面积，只留下一个更多意义在于防御的边境线。[1]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甚至在英法还未出面干预之前就陷入了多瑙河的泥沼（奥地利发出通牒，声称将介入战争，迫使俄国撤出了公国区）。这条伟大的河流由斯里垂亚（Silistria）堡垒、鲁斯丘克（Rustchuk）要塞和维丁城（Vidin）共同筑成防卫，奥斯曼同时还在瓦尔纳（Varna）、舒姆拉（Shumla）和普列文（Plevna）腹地布防重兵以待俄军。多瑙河之后是巴尔干山脉，要经过这里，除了固若金汤的希普卡（Shipka）关口，再无其他通道。如果入侵军队妄图强行闯过关口，它依然得穿越广袤的色雷斯平原，在接近君士坦丁堡之前攻陷伟大的要塞阿德里安堡。毫无意外，即使是俄国，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攻克它（除了1833年被邀请前来）。

地图1

奥斯曼的基本战略定位也赋予了它外交优势。每当有列强入侵并挟持帝国的关键性阻塞点时——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1833年埃及占领通往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屈塔希亚（Kütahya），俄国在1853年越过多瑙河——奥斯曼总是能够合纵它国，与那些不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王冠宝石被某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独自摘取的大国组成同盟关系。克里米亚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奥斯曼的外交胜利。奥斯曼帝国在坦齐马特（Tanzimat）时期（得名于1839年所谓的“花厅御诏”，它首次试探性地承认非穆斯林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对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赢得了英法的同情，它们在1854年代表奥斯曼向俄国宣战［作为后来在关键时刻统一意大利的主要力量，萨丁尼亚（Sardinia）当时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编年史家的眼中，这场战争却似乎无关紧要，尽管它使奥斯曼在《巴黎和约》（1856年）中赢得了正式的承认：“（奥斯曼）拥有公法和欧洲制度的优势。”同时，英法奥（奥地利）三方保证“共同确保奥斯曼的独立与完整”。2

当然，这次外交胜利伴随着沉重的代价而来：首先便是将近12万名土耳其士兵的伤亡。而“公法优势”主要是指允许奥斯曼进入西方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用现金支付此次战争的花费）。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修建穷奢极侈的新皇宫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花费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直接导致奥斯曼在1875年出现债务拖欠状况。1856年，甚至当外国军队还集结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奥斯曼政府颁布了著名的《哈特—艾·于马云法令》（Hatt-i-Hümayun）。很明显，这部法令体现了欧洲对奥斯曼日益增长的影响，但同样，它更多地激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愤恨而非支持。很多帝国的穆斯林难以理解他们浴血奋战到最后却丧失了相对于基督徒的法定优越权，并且——在最值得注意的改革政策中有一条——它允许教堂钟声在君士坦丁堡响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遭。战后，尤其是英国对奥斯曼的看法开始逐渐恶化后，奥斯曼在1856年的“胜利”便日益失去了价值。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苦楚渗透进了最近由土耳其总参谋部编纂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正史中。作者悲叹道：“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朋友的诸强国实际上并非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倾尽所有，并且第一次向欧洲负债。”3

19世纪7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痛苦而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和对欧外交上不断加深的危险纠葛。帝国在1875年10月（无力偿付而）暂停支付债券息票的举动耗尽了英法所剩无几的同情，而财政上的紧缩也迫使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不得不依靠切尔克斯非正规军，而非正规军来恢复秩序。之后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进一步将土耳其孤立——仅有的一些戏剧化的措施，比如在密谋改革者手中完成的两次苏丹废黜事件，似乎提供了一条摆脱僵局之路。米德哈特帕夏在1876年主张的宪法，从理论上说，到达了坦齐马特时期自由主义改革的顶点。在对外政策条款中，为避免欧洲即将分裂奥斯曼帝国，此宪法也等同于奥斯曼帝国在最后一刻掷出的绝望之骰。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佩上奥斯曼之剑后，外交戏码很快开演。1876年10月下旬，奥斯曼军队歼灭了塞尔维亚军在都尼斯（Djunis）的残留部队，成功打穿从摩拉瓦流域到贝尔格莱德的通道。秉持着“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战略方针，俄国随后提议保释其垂死挣扎的塞尔维亚同盟军，并在10月31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必须与俄国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俄国将与其断绝外交关系。两周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俄国的六个帝国军团连同预备役军队，总共约55万人的兵力进行军事总动员。4随着战争狂热情绪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蔓延，格莱斯顿在宣传册上的慷慨陈词唤醒了英俄（俄国是因受到资助而发生态度转变）公众的反土耳其意识，俄军将君士坦丁堡置于刺刀尖端之下强迫巴尔干进行改革，以及列强要求在奥斯曼帝都召开会议，有关奥斯曼帝国这部前所未有的宪法的谈判由此到达了关键性的最后一步。

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答应颁布宪法作为他摄取王座的条件，但是这位年轻的苏丹却不愿成为一名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更不用说成为一个依赖欧式议会制度的傀儡。巴尔干危机的激化使他的立场更加强硬。12月中旬，正当欧洲外交官们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为分裂奥斯曼的欧洲部分草拟条款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签署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条款，它赋予了苏丹驱逐“危险”政敌的权力。此外，苏丹还保留了任意委任和罢免内阁大臣，以及召集议会和休会的权力。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将由民众投票选举组成的新的两院制议会。宪法的其他方面有：有关公民权利，刑法和税法中的奥斯曼公民或者奥斯曼属国的平等权（包括非穆斯林），连同请愿诉求权和财产安全，以及家产免遭扣押的权利等已经足够开明自由；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依旧享有最高统治权，很显然他并不愿自己的君权被削弱——当然，他不会在欧洲列强的外部压力之下表露这一点。无论是苏丹或是他的顾问，都不会情愿接受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遭到分割。宪法中的第一个条款即明确规定：“不论何时，何因由，帝国都不应被分裂。”5

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1876年12月23日下午，正当欧洲外交官在位于金角湾的（英国）海军部大楼召开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时候——这次会议注定要决定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高门政府正式颁布了这部宪法。101响礼炮宣告着奥斯曼第一次制宪时期（或称“梅斯胡提耶”）的到来，喧吵的炮声甚至足以中断会议。在会议上，奥［斯曼］方代表、外交大臣萨夫韦特（Safvet）帕夏，友好地（用蹩脚的、磕磕绊绊的法语）解释道，立宪礼炮意味着诸国代表可以打道回府了。会议解散的提议遭到了无视。列强对此外交姿态理解得太少、太晚，所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继续按程序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版图。[2]

土耳其人还抱着一些幻想，希望迪斯累里（时任英国首相）派出的谈判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能使一些老派的托利党（英国保守主义党）克服恐俄症，重新振作起来，以降低沙皇的要求，但此希望很快落空。在会议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早就总结道，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而这一次，“即使土耳其能挺过去，我们也一定要杀杀它的傲气”。6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2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令人敬畏的俄国驻土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Count Nikolai Ignatiev）及其美丽的妻子接待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巧妙地掌控了谈话内容，并且同勋爵达成有效的成果——他使索尔兹伯里和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之间的裂痕公开显露且不断加剧——艾略特本人更加靠拢迪斯累里的恐俄阵营（索尔兹伯里认为艾略特“变得很天真”）。索尔兹伯里同样对现任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印象不佳，尤其对后者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被吓坏的人，还长着异常巨大的鼻子和一副矮小瘦弱的身板”。7在会议上，尽管索尔兹伯里差点儿站在格莱斯顿的亲俄阵营一边，却没有人强势到令高门政府收回已颁布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在外部保护之下享有自治权，以及将自治的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国际宪兵队占领，另一部分为独立的黑山公国。[3]

毫不意外，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1月20日拒绝了这些屈辱性的条款，列强外交计划的落空为俄国使用武力干预铺平了道路。为确保不再犯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孤立的错误，沙俄的外交官在来自柏林的俾斯麦的斡旋下，同各方达成协议，保证维也纳的中立地位（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奥地利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保护权），以及沙俄军队自由通行各公国的权利［作为交换，俄国承诺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输送一批黄金，并对罗马尼亚的独立表示支持］。8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又恢复到了19世纪20年代前坦齐马特时期的被孤立状态——当时欧洲列强共同支持希腊进行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40多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西方政府中赢得任何持久同情，甚至连英国传统的恐俄亲土派也渐渐不再支持它。不过，苏丹和其顾问还是保留了一丝幻想，他们仍希望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能采取与其充满敌意的外交谈判代表截然相反的做法，在俄国人威胁帝都时能派遣舰队进行增援，而不是像1853—1856年那样，直到战争发生了，土耳其人才不得不和敌方单打独斗。

尽管外交环境黯淡无望，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抵制决定却并非没有意义。由于苏丹接受了这部宪法，他正与他的臣民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蜜月期。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盛气凌人的表现使其遭到几乎每一个帝都人民的憎恶，甚至包括基督教少数派——他们对将拥有的新权利更感兴趣，尤其是新宪法中规定他们能够为帝国前所未有的议会选举代表。在帝都，代表选举权将被平等地分配至穆斯林（五名代表）和非穆斯林（两名希腊人、两名亚美尼亚人和一名犹太人）享有。作为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奥斯曼的希腊人对于出现一个更大的庇佑于俄国之下的保加利亚并无太多想法。但对很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却为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愤怒抗议感到沮丧——在欧洲，他们为自身的困局发出的强烈抗议声潮盖过了欧洲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米德哈特帕夏成为第一个拜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主教，并给予其尊敬的大维齐尔：他也因而被称呼为“奥斯曼帝国的复苏者”。1877年2—3月，当沙俄军队准备入侵帝国的时候，奥斯曼举行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力挺陷入战争狂热的苏丹对抗俄国的欺凌。1877年3月19日，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显要齐聚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王宫大殿，开始召开第一次奥斯曼议会，共115名代表（67名穆斯林、44名基督徒和4名犹太人）参与，由大约14个不同的民族组成。著名的欧洲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却未能到场。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宣战——借此次入侵计划的制订者奥布鲁切夫（Obruchev）将军的话说，这次宣战的目标在于“完全摧毁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以彻底、完全解决东方问题”。9

经过6个月的准备，土耳其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奥斯曼内河舰队几乎完全控制着多瑙河，自1856年的《巴黎和约》之后，俄国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造船只或拥有港口（不过俄国早已使用“欺骗手段”改写了相关规定——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军在亚速海“漂浮”着的一支突击分队借助掩护迅速进入了黑海），因而黑海几乎无人争夺。奥斯曼在黑海的海军并不是很强大，但它的顺风优势迫使俄军保留7.3万人的军队留以备用，捍卫着俄国的南方海岸线。将近18万土耳其军队在挤满了保加利亚以后，对多瑙河沿岸要塞进行了加固，他们大多数配备着新式皮博迪—马蒂尼（Peabody-Martini）步枪。这种枪的瞄准距离有1800步，远远胜过俄国人的步枪大杂铺：克恩克（Krnkas）、伯丹步枪和卡勒斯（Karlés），其中只有伯丹步枪的瞄准精度能达到1500步（此外俄国的武器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即一种步枪一种弹药）。奥斯曼在炮兵方面也处于优势地位，它给其巴尔干半岛的士兵们配备的大炮是从克虏伯购买来的最新式钢制后膛炮。10从战斗序列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俄军将不会比1854年时更加接近君士坦丁堡。

地图2

然而，奥布鲁切夫的作战计划相当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他的计划竟然得到了如实执行。在春季的洪水退却之后，俄军派遣工兵在河两边挖掘坑道，意图在济姆尼察（Zimnitsa）和锡斯托瓦（Sistova）之间的多瑙河上打通一个交点，以此压制奥斯曼的内河舰队。坑道终于在1877年6月27—28日晚上打通，大约有800名俄国人为此牺牲。奥布鲁切夫随后要求第一支拥有12万兵力的强大军团笔直朝希普卡通道进发，而且，如果按照计划穿过通道的话，他将在君士坦丁堡后方留下第二支军团，以在侧翼和后方对付奥斯曼驻扎在要塞的军力。但是皇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却下令将其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两只稍强的从侧翼进攻鲁斯丘克和普列文，却只派Y. V.古尔科（Y. V. Gurko）带领稍弱的1.2万人先头部队向希普卡全速行进。尽管古尔科抵达并攻占了希普卡通道，但是苏莱曼帕夏率领奥斯曼增援大军随后赶到并将其包围。在更北部，奥斯曼帕夏带领着一支3.6万人的救援军急行并先于俄军到达普列文，在这个要塞城市加固了防御工事，使得土军在俄军的凶残攻势下从整个夏天坚守到秋天。最终，俄军通过围困普列文，切断奥斯曼帕夏的补给线，最终以断粮的方式迫使其就范，并夺下了这座要塞。拥有“加齐”称号的奥斯曼帕夏在奋战过程中被敌军瞄准，并被击中身下战马。他在1877年12月10日投降。

到此为止，参战双方势均力敌。俄国人在高加索地区的表现更好一些，他们分别在5月和11月拿下了阿尔达汉（Ardahan）和卡尔斯（Kars）。但是人人都知道巴尔干半岛地区才是战争的主战场，保加利亚亦如是——或许还包括君士坦丁堡本身，贪婪的俄国人妄图把它变成“沙皇格勒”——它的目标。对土耳其人来说，甚至在“加齐”奥斯曼帕夏（有条件）投降之后，形势也没那么可怕。俄国人在拿下普列文后，将腾出的兵力调遣至古尔科防守的希普卡通道进行支援，军队或许能够越过山脉——但是在冬天，通过厚雪和冻冰？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如此，军队胜算便会大大减弱；同时，为了防止俄军抵达色雷斯平原，迪斯累里已下令地中海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河口处的贝斯卡湾——只要俄国军队在6月下旬一穿过多瑙河，英军就会派出军舰进行干预——沙皇似乎更愿意利用他在普列文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奥斯曼谈判达到某个有利目的。

此时，俄军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甚至正当维也纳、柏林和伦敦的外交官们开始准备召开一个领土分裂会议时，俄军的将军们却决意继续前进。正如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说，“我们必须向中心地带进发，向沙皇格勒进发，在那里完成你已经开始的神圣伟业”。11 1877年12月27日，在希普卡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并俘获3万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古尔科循西侧原路折回，下行巴尔干山脉，突袭索非亚，并在1878年1月4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俄军随后又向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普罗夫迪夫（Plovdiv）］急行军，并在1月17日攻陷此城。三天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分崩离析，一支俄军骑兵分队在仅仅遭遇到一小股抵抗力量后，便顺利进入了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到1878年1月24日，先行部队已经抵达马尔马拉海的海滨城市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耶希尔柯伊（Yeşilköy），今阿塔土尔克（Atatürk）国际机场所在地］，此处距离帝都城门只有6英里（约9.7千米）。[4]经过数世纪的努力，俄国人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就此拿下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吗？

在这件事上，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有发言权。不论格莱斯顿制作的宣传册引来的祸害，或是索尔兹伯里的密谋策划，迪斯累里仍旧是英国首相，他不会放过这个勇敢面对俄国人的机会——但绝非和英国的爱国群众一起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挥舞奥斯曼的旗子，唱着流行新曲：“我们无意打仗，我们爱好和平，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俄国人必须滚出君士坦丁堡！”受到民众间复苏的恐俄症的支持，迪斯累里暂时辞退了他的内阁反对者，并在1878年1月23日下令军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5]面对英国的干预威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1878年1月30日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停战请求。12

这个奇迹将这位行将就木的欧洲病夫从病榻上拯救了过来。只可惜，这并非真正的奇迹。如同一个发条机被重新拧上发条——奥斯曼帝国在处于绝境的时候，其战略优势重新得以显现。在这次战争中，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没有能够完全阻止俄军兵临帝都城下，但它确保了当俄军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终会陷入精疲力竭和疾病缠身的战斗状态。到了1878年春天，俄军在圣斯特凡诺的军队有一半人被热病击倒。与此同时，土军悄悄地整编军队，并增加了将近10万名士兵来保卫帝都以防停火协议破裂。同时，也正是君士坦丁堡这次面临的威胁，重新唤醒了英国原已归于沉寂的恐俄记忆，公众舆论迅速出现180度大转弯，从格莱斯顿鼓动下的反土耳其癔症变成了对抗俄军的沙文主义式的战争狂热症。[6]仿佛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解脱，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78年2月14日行使宪法权利将议会无限期休会。

诚然，奥斯曼帝国能够得到解救要归功于外部军舰的干预，但这并非苏丹原先想要的。英军自行其是，驻扎在位于君士坦丁堡南部的普林基波（Prinkipo）海岛［布于克阿达（Büyükada）］上。对于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它与屯兵城外的俄军一样，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7]尽管如此，当初却是俄国人在圣斯特凡诺起草条例，同奥斯曼达成和平的。1878年3月3日，苏丹在强迫之下签署通过此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俄国占领的“大保加利亚”和一个版图扩大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并要求奥斯曼支付一笔14亿卢布的赔偿金（不过其中只有4 000万土耳其镑，或大约4亿卢布是用现金支付的）。此外，俄国人还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及军舰的海峡通行权。13但是，顾及停泊在普林基波的英军舰队以及对俄军获益感到不安的众列强，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份和约不可能长久。

俾斯麦随后就在柏林召开了会议（1878年6—7月）。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对奥斯曼来说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尽管俄国的“大保加利亚”计划随之宣告破产，一个新的完全由土耳其控制的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省和一个仍然置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名义之下的小“保加利亚”得以成立，沙俄不再拥有海峡的通行权，但土耳其最终还是向俄国割让了卡尔斯省、阿达尔汉省和巴统（Batum），而它剩余的几个名义上所有的黑山（Montenegro,现在领土扩大了一倍），或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现在都完全独立了。根据先前的协议,奥匈帝国获得了占领及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获得了对塞浦路斯的保护权。尽管支付给俄国人的战争赔偿金减少到了可控的范围以内（不超过2 675万法郎），而且新独立的国家也被要求一同分担奥斯曼的债务，但是随着一个新债务管理处的设立，土耳其的税收、关税和通行费被得以全面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土耳其的金融影响几乎很全面了。所有款项中最过分的当属第61条，它确定了欧洲人对奥斯曼内部事务的监督权，规定“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政府还要保证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土耳其应定期向列强知会所有事项的进展阶段，列强也会同时监督其实施情况”。俾斯麦把握到了整件事的实质，有一次他在听到自己的宠物犬向一个倒霉的外交官咆哮时，便评论道：“这条狗未完成训练，所以它并不知道咬谁，如果它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就会冲上去咬土耳其人。”14

尽管如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奥斯曼帝国收到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毕竟，帝国最终幸免于难，并且躲过了最恶劣的处置。另一方面，《柏林条约》却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得到的只比土耳其稍多一点儿。要知道，后者本不可能奢求更多。实际上，为了“解放”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宣告破产：俄国耗费10亿卢布，伤亡20万人，甚至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也在此时得到发展壮大，并于1881年3月的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中达到高潮。尽管在1878年丧失了领土，可怕的欧洲人还通过苏丹于1881年颁布的《穆哈兰姆敕令》（Muharrem Agreement）控制了土耳其的钱袋，并于同年设立了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ttoman Public Debt Commission），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感到自己在王位上坐得比以前更加安稳——尤其在欧洲银行家们强行实施了财政改革后，国库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40%，并且在可控水平上超过了年度偿付债务。这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奥斯曼帝国保护权的虚伪同样体现在它对保护国埃及的处理方式上：尽管开罗每年固定给君士坦丁堡支付贡金（每年66.5万英镑），为阿卜杜勒·哈米德承保新的贷款，但是在乞迪夫（1867—1914年土耳其派驻埃及总督的称号）政府未能及时偿还债务之后，1882年，奥斯曼竟将埃及交由英国占领。和埃及一样，其他新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省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黑山——也被迫通过国债管理处即时偿还其分担奥斯曼的旧有债务。英法两国债权人在1875年饱受债券欠账之苦，想要确保苏丹能够即时支付债券——甚至连俄国人也希望把他们的赔偿金多少打捞出来些。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欧洲列强便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照料这位欧洲病夫，使之恢复健康。15

在此事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德意志帝国。尽管俾斯麦对分割土耳其毫无兴趣——在1876年12月德意志帝国国会之前，俾斯麦已经声明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不值得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其献出生命”——由于英国对土耳其也不再热心（尤其在格莱斯顿于1880年重掌政权后），德国便有了很好的理由以否决非官方的“充当土耳其保护者—对抗俄国入侵”政策。此外，俾斯麦瞅准时机，派遣少将奥托·克勒（Otto Kaehler）奔赴奥斯曼对其军队加以训练，以响应英国在1882年进驻埃及的行为；同时，他还任命了一位更高级别的大使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前任国务秘书，曾在克里米亚危机时期出任俄国大使）前往奥斯曼帝国。俾斯麦一方面通过一个“高度保密”的 《再保险条约》（签订于1887年）悄无声息地打消了圣彼得堡方面的疑虑——条约中规定如果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发动进攻，德国将保持中立，一方面又批准德国军官利用最先进的德国进口大炮（克虏伯、毛瑟和劳，以及希肖）巩固奥斯曼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上的防御要塞。此外，他们还在陆上的查塔加（Çatalca）建立了一条新的防御工事线，以保护通往色雷斯的通道。由于德国教师一直管理着哈比耶军事学院，另一位急求成功、精力充沛的军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 Pasha）在1885年克勒去世后便接管了军事任务（指训练奥斯曼军队），奥斯曼方面也渐渐充分认可了普鲁士/德国模式：土军被分成7个军事单元，每个军事单元分配一个编号，其预备役部门随时准备在战时被吸纳进现役军队。16与此同时，德国铁路工程师正将东方快车铁路线拓展至小亚细亚地区，并计划在1892年连通安卡拉后，一直通到巴格达。

1890年，这位“铁血宰相”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逼迫下退位之后，他默默培育的德奥关系进而变得更加公开、成熟。1889年，当德皇还处于耳软心活的30岁的时候，不顾俾斯麦的极力反对（他担心德皇此举会触动俄国人），在耶尔德兹宫（Yıldız Palace）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精心准备的欢迎典礼。当苏丹以一种共谋者的姿态告诉他的年轻君主同伴，德皇“此行将会挑动列强的紧张神经”时，威廉充耳所闻的只有曼妙的音乐。许多年以后，德皇仍能回忆起此行的每个细节（尤其是苏丹的切尔克斯奴隶舞女轻佻放荡的舞姿）。17

与德国迅速发展的关系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下一次重大危机中受益匪浅。受1878年《柏林条约》（条约半心半意地担保帮助亚美尼亚人摆脱困境）的鼓舞——尽管最终落得一场空，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开始组织反对团体高喊“自由”［即达什纳克党人（Dashnaksutiun）］或者“独立”［Hunchakian革命党或罕查克党人（Hunchaks）］口号。1890年，首先在埃尔祖鲁姆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当地的奥斯曼政府官员遭到刺杀。这些事件震动了土耳其东部地区，并导致官方对亚美尼亚人展开报复。面临着将要显现的反抗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第二年组织非正规的库尔德部落居民成立了“哈米迪耶”兵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攻击亚美尼亚人无须任何动机）。1894年，在凡城（Van）附近的沙逊（Sassun）地区发生了一起亚美尼亚人暴动事件，并导致了（官方）对数百（或数千）名平民的屠杀。这场危机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热点。[8]战火慢慢波及比特利斯（Bitlis）、榟橔（Zeytun）、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Trabzon），并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占领奥斯曼帝国银行之后，普通穆斯林暴民冲上街头，对亚美尼亚人展开屠杀。没有人说得清在1894——1896年有多少亚美尼亚人丧生，但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肯定比穆斯林死亡人数（大约1 000人）要多得多。真实的数字或许介于奥斯曼官方估计的13 432名与当代欧委会报道的数字之间（共3.8万名基督徒在其他省份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剩下的5 000—6 000人于1896年8月在帝都丧生）。或者说，是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数字：10万人。最近，一位首席人口统计学家分析说，鉴于数据上无法避免的矛盾，确切结论仍难获得。18

就这样，涉及基督教少数群体的民族—宗教骚乱又一次引起了来自欧洲的关注。同时，至少凭借其他列强在1877年的中立立场，俄国还可能趁机借亚美尼亚人事件对帝国进行干涉，但是这一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有了一位福祸相依的朋友和保护人。随着抗议对亚美尼亚人施行暴行的运动在1896年秋天进入高潮——出于道义考量，现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仅仅对格莱斯顿的论调稍做重复——有一位欧洲政治家（指德皇）却在抗议声潮中超然物外。私下里，德皇威廉二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治前途心存怀疑，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却尽可能表现出极具戏剧性的姿态——1896年9月22日，德皇给他的这位好朋友送去一张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家庭合影以庆祝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寿辰，尽管此时欧洲人公开指责这位苏丹是“该下地狱的阿卜杜勒”和“耶尔德兹恶魔”。19

相比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德国在增强奥斯曼军队实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诚然，更多仿效俄国哥萨克部队而非普鲁士军队的库尔德哈米迪耶兵团在土耳其东部与亚美尼亚游击队员的作战表现难以和保加利亚的切尔克斯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此时替代了“巴施巴祖克”——后者曾是欧洲人给向平民残忍施暴的非正规军起的诨号。这支德国改造过的正规军很快拥有了一次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1897年1月至2月，克里特岛上发生一起希腊基督徒暴动事件。尽管同亚美尼亚祸乱一样，这起暴动事件源于充满争议性的民族宗教冲突，但是克里特岛的造反者还通过民族主义者帮会民族之花（Ethnike Hetairia）与希腊内陆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随后，约1万名希腊志愿者从萨拉米斯（Salamis）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乘船前往克里特岛为自己的同胞战斗。1897年2月2日，一名希腊上校蒂莫莱翁·瓦索斯（Timoleon Vassos）代表岛民讲话，宣称“Eunosis”，或者说克里特岛与希腊合并。（希腊内陆民族主义者）不甘落后。3月，大约2 600名希腊本土的游击队员穿过边境进入奥斯曼马其顿地区，意图发动一起常规性的骚乱以反抗苏丹。4月10日，希腊皇储康斯坦丁（Constantine）率领一支正规军穿过土耳其边境，向约阿尼纳（Janina）进发。1897年4月17日，战斗正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地区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奥斯曼帝国向希腊正式宣战。

土耳其已经准备就绪。在马歇尔·易卜拉欣·埃特海姆帕夏（Marshal Ibrahim Ethem Pasha）指挥下，马其顿军队进行了德国式的有条不紊的军事动员，每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小组还配备了无烟连发毛瑟步枪——远胜希腊的法式单发格拉斯型号步枪。在约阿尼纳和麦卢纳（Melluna）关口击退希腊人后，猜测到希腊人会退至特尔诺沃（Tirnovo）和拉里萨［Larissa，Yenişehir（耶尼谢希尔）］，埃特海姆帕夏便指挥主力军在其到达之前进入塞萨利（Thessaly），进行阻拦。希腊军队在上校康斯坦丁诺斯·斯摩棱斯克斯（Konstantinos Smolenskis）带领下，重新召集了大约4万名希腊人来抵抗4.5万之众的奥斯曼军队，以保卫塞萨利的枢纽多莫科斯（Domokos）。激战之后，斯摩棱斯克斯再次撤退，并在传奇性的塞莫皮莱（Thermopylae）海岸关口同奥斯曼军队展开背水一战［虽然人数上比设法抵御薛西斯（Xerxes）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还多得多］。在最后一刻胜负到来之前，俄国人——又一次按照“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逻辑——介入双方战争，并最终强迫奥斯曼在1897年5月19日签订停战协议。这次“三十日战争”（即第一次希土战争）短暂、猛烈——最终土方获胜。20

电光火石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便已驱散开笼罩着奥斯曼帝国的厄运之乌云。仅仅数月前，列强已经在准备召开另一个会议，意图借亚美尼亚大屠杀分割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他们却请求苏丹在胜利时能网开一面。扭转1877—1878年的军事耻辱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一次最好在俄国人出手干预之前休战——他明白没有必要再做多余的冒险了。虽然向希腊索要了一笔战争赔偿金，但除了并入大约20个村庄以使双方边境线更加合理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并没有再要求占领希腊的塞萨利。此外，克里特岛取得了和保加利亚相似的自治权，处于奥斯曼的宗主国管辖之下，并由俄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共同派遣军队占领，以维持穆斯林和大多数希腊基督徒之间的和平。21

就领土得失而言，这场战争或许不够成功，但奥斯曼人——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自身——却赢得了更为珍贵和有益的声誉。似乎是为了帮这位处于困境的苏丹提升声望，德皇威廉二世甚至在1898年10月对奥斯曼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场面浮夸而盛大，并于他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萨拉丁（Saladin）陵墓前臭名远扬的致悼词中达到高潮。“愿苏丹［的威严］ ，”威廉演说道，“和尊崇他为哈里发的3亿穆斯林遍布全球，请放心，德皇将永远是他们的朋友。”22

尽管德皇的虚假浮夸尽人皆知，但是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盛赞却绝非辞藻华丽这么简单。德国的新任大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上任之后，借助在苏丹的影响力挟势弄权——很快便以“博斯普鲁斯巨人”的称号闻名于世。尽管德国—奥斯曼从未签订过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双方在1898—1899年达成了一系列等同于战略合作关系的交易。苏丹要求柏林方面分享威胁其政权的革命政敌的情报；作为回报，他批准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特许权。德国人就此获得了在陆地上开凿铁路山洞的权利，其中包括挖掘到的历史文物和开采到的铜和煤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23

修建铁路的特许权签署于1899年12月23日，它意味着德国将要向德皇的好朋友投资一笔巨款。然而这个交易被大部分欧洲政府曲解为奥斯曼帝国对柏林方面的一种抵押凭证，他们认为这些条款是苏丹为使自己的权威能够深入其广袤松散的疆域（远达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和亚美尼亚地区，以及贝多因人和土匪控制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沙漠地区）而量身定做的。同时，德国通过德意志银行机构进行融资——向奥斯曼国库存放了一笔20万土耳其里拉的保证金作为担保——并保证在8年之内完成建设。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参与协商了一条款项，规定奥斯曼政府保留“收购从科尼亚（Konya）到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间铁路线的权利，且不限制时间”。在补充谈判中，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进一步承诺将在整条铁路沿线每隔65米处建造一根电线杆，以帮助奥斯曼省去在附近地区修建军事设施的400万法郎的花费，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同意苏丹自由使用这条铁路的“所有车厢，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运输军官和士兵、海军、警察、宪兵队以及所有设备”。24

尽管德国人最终发现这项工程异常困难和昂贵，其程度超出了任何人想象，但事实上，他们却不得不修建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远不及英法银行，而且后者依然掌控着奥斯曼的商业贸易——对土耳其宫廷来说，在法国人掌控的国债管理处的监管之下为德国铁路债券支付现金是极为有害的，该管理处控制着帝国绝大多数公共收入。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托鲁斯山脉（Taurus range）是物流运输作业上的一个难题，它要求大面积和昂贵的爆破；在工程最后，还需要再凿通三打隧道。项目进程在一开始就遭到中断；1905年，奥斯曼政府再次耗尽财政，甚至还没到达托鲁斯山脉的时候便出现了完全停工。

尽管如此，德国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政权的投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难以轻易放弃。正当巴格达铁路工程深陷财务困境时，另一个由德国主导的铁路项目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欧洲债券市场中是独立融资的。1901年，在首席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Heinrich August Meissner Pasha）率领下，建设项目始于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一条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这条线路是设计来给麦加朝圣的行程提速的，它由普通穆斯林募捐并几乎支付了全部费用，共计7 500万法郎。到1908年，铁路线抵达麦地那，并计划继续延伸至麦加。这样，它就可以使穆斯林朝圣经由奥斯曼港口，而完全无须途经从埃及穿越红海的另一条由英国掌控着的路线。25

在某种意义上，汉志铁路的修建象征着德奥合作关系比柏林—巴格达项目时期前进了一步，毕竟，德皇曾宣称自己是苏丹—哈里发及其穆斯林“永远的朋友”。同时，汉志铁路也得以将德皇的政治意图贯彻实施。在奥斯曼这边，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推动泛伊斯兰教主义，以巩固帝国统治。他免费印发了上千本《古兰经》给奥斯曼的穆斯林，并要求官员称呼他为“哈里发的庇护者”（Hilâfetpenâh）；他还从“个人钱袋”里掏钱修复清真寺，郑重庆祝伊斯兰宗教节日，并且提拔了更多的阿拉伯穆斯林担任帝国高级职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苏丹。此外，除了礼拜五在附近的哈米迪耶清真寺做祷告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几乎寸步不离耶尔德兹宫，后者逐渐成为所谓的“穆斯林梵蒂冈”，日益受到全世界逊尼派乌玛（umma）的膜拜。26

当穆斯林的人数在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比重稳步增长时，当奥斯曼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帝国边境逐渐式微时，一场浩大的人口回流运动正在进行中。尽管泛伊斯兰教主义浪潮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上扬，但在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南部边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民族却对此予以坚决抵制。19世纪的每一场战争都加快了此进程。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约30万名克里米亚的鞑靼穆斯林逃至安纳托利亚；不久之后，在60年代便有超过100万名切尔克斯人和阿布哈兹人从高加索北部尾随而至［这股迟一点儿的浪潮也反映在1859年，阿瓦尔人的“达吉斯坦之狮”，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的门徒战士帮奥斯曼人抗击俄国时遭到的失败——尽管一直到1862年仍有很多车臣人和阿布哈兹人在坚持抵抗］。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及随后在柏林会议上的领土分割，导致了一场被迫迁移，造成约9万名土耳其人和4万名拉兹人穆斯林从割给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迁移回了土耳其，而2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则从土耳其逃到了俄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数量还要更大：15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离开俄国前往土耳其，12万名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逃离家乡，大约60万名土耳其穆斯林离开了“罗马尼亚”公国，还有近20万名保加利亚基督徒离开土耳其，来到了刚刚获准独立的保加利亚的小国。很自然地，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展的人口普查（开始于1881年，到1893年结束）中，这个著名的多教派帝国开始呈现出向伊斯兰教倾斜的严重态势。在总人口为1 740万的情况下，穆斯林就有1 250万之众，或者说占了72%。1900年后，这种趋势得以持续。到1906年，穆斯林在整个帝国的人口占比中几乎达到了75%，而此时总人口为2 100万人。至于君士坦丁堡，在世纪中期坦齐马特全盛时闪现而过的基督徒占多数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到1897年又重新变成一座穆斯林人数占优的城市，并延续至今——在当代，穆斯林人数占优的情况更为极端。27

当然，欧洲的正派观点对哈米迪耶方面支持的泛伊斯兰教主义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同样波及对其不加甄别认可的德皇威廉二世。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及阿卜杜勒的反对者——现在大部分处于流亡之中——严厉指责他为“该死的阿卜杜勒”。然而，这种反对声越强烈，越多密谋废黜他的计划被他和德国的间谍揭露出来——苏丹也愈发开始将个人存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为一体。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被暗杀近乎偏执的忧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枪，并且不允许军队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这个时期毕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高潮阶段（七位国家元首，包括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在1881—1908年都曾遭到刺杀）。到20世纪早期，耶尔德兹已经成为一个活命主义者的场所，原先杂乱蔓延的土地被利用为农田、畜舍和车间。而“穆斯林梵蒂冈”则被固定的围墙环绕，由普列文的英雄——加齐·奥斯曼帕夏率领7 000名近卫军守护。28

从西方的感情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毫无吸引力，但是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地位可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为有利。铁路、电报以及平铺的全天候道路改善了各省之间的联系，强力刺激了国内商业，正开始将帝国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之交，每年有超过800千米的新路得以建设，另外还有450千米的旧路得到修复。尽管帝国在制造品方面仍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奥斯曼的出口品，诸如食物、棉织品、丝绸、毯子、瓷砖、玻璃、煤炭，以及战略金属如铬、硼砂和锰，却得到了急剧增长。尽管有着推行愚民主义的名声，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自身还是意大利歌剧的爱好者）私下里却支持将欧式教育推广至整个帝国。他在任期内新建立了18所职业院校，教授课程包括法语、作文、地理、统计、经济以及贸易、民事和国际法。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特意免去了一项从1883年起由时任苏丹新征收的援助附加税，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在全国新建立了几百所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供日益增长的下层识字民众进行阅读，这使得在中学进行长期性课程学习的学生人数比19世纪最后30年多了一倍。这暗示着哈米迪耶时期更多代表的是“坦齐马特的极盛时期”，而非割裂。29

同时，尽管列强不停窥探奥斯曼的民族事务，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借助他的德国保护者以及自己的外交手段，摧毁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分割计划。苏丹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他的挑拨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出现了相互纷争的局面。自治后的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部的鲁米利亚合并后，恃强凌弱；马其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MARC）于1893年成立于此区，要求民族统一（这个委员会之后发展成为更加有名的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或者叫IMRO，虽然本质上仍是保加利亚事务，但是通过更名将此意图隐藏得更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动声色地默许希腊人在此省进行造反活动，以图削弱保加利亚势力。此外，高门政府还和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协议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反保加利亚联盟。30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不断怂恿成为他们众矢之的的苏丹同德皇及他的德国顾问组成同盟。1892年俾斯麦体系倒塌之后，德国便开始面临法俄军事同盟的威胁。英法在1904年就非洲殖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友好协议”。在法国支持下，伦敦和圣彼得堡在1907年签署《英俄条约》，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使双方在“大博弈”中的紧张状态一去不再。这个三方协议对奥斯曼形成了带有威慑性质的包围圈。在此刺激之下，马歇尔大使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908年春重新协定了一份距离更远的铁路项目合同，并承诺为德国爆破托鲁斯山脉提供新的经费来源。奥斯曼与德国的合作关系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而海达帕夏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则无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物质体现——作为巴格达铁路上德国造的旗舰车站，海达帕夏车站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即将竣工。

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后，这位欧洲病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30年统治之肇始便告别了死亡，开始全面康复。然而，在耶尔德兹宫森严的城墙之外，其他对痊愈并不抱信心的人正在打磨他们的手术刀。和其他置于手术刀之下的病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只能期盼痊愈好转，绝非再度感染患病。

[1] 诚然，一直到1878年，“罗马尼亚”的公国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依然是奥斯曼的附属国，但它们其实早在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条约》中就被吸纳为俄国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境线正是多瑙河。

[2] 可以预见到，其中最冷淡的是格莱斯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日记中讽刺地写道：“土耳其宪法！！！”

[3] 诚然，同两年之后的柏林会议一样，俄国人渴求的“大保加利亚”在会议上遭到了一分为二的处理结果。但是这更多应该归功于一般欧洲国家，尤其是奥地利的反对，而非索尔兹伯里的功劳。

[4] 俄国人之后在圣斯特凡诺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教堂（Aya Stefanos）以纪念此次挺进马尔马拉海的英勇壮举，同时埋葬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1898年12月18日，大公尼古拉斯和希腊东正教教皇在此举行了宗教仪式，但是在“一战”中俄国对奥斯曼宣战之后，这个教堂被土军在1914年11月摧毁殆尽。

[5] 面临内阁的强烈反对，迪斯累里在收到俄国关于奥斯曼海峡和平协议的有利消息之后（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迫暂时撤回了向舰队下发的命令。然而，当舰队调头回撤之时，俄国人却已获悉舰队进发的消息，这显然将迪斯累里的撤销令变成了废纸一张。2月8日，英国舰队又一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次，他们留了下来。

[6] 实际上，“沙文主义”正是出自这一场危机［by jingo if we do（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

[7] 3月30日，沙皇提出要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保护”，以防英国人占领它。

[8] 最初，亚美尼亚人的诉求是由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传递出去的，他称有多达1万名沙逊地区平民惨遭屠戮。但他随后又将此数字降至900。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赶赴沙逊地区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包括5名奥斯曼官员，以及法国、英国和俄国领事，最终认定死亡人数为263，另外还有12名孩童失去了父母。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我以为它是土耳其各民族间纯朴的爱的拥抱，可他们竟然为了列强或他们自己领袖的政治利益而自相残杀。

——哈莉黛·埃迪布（Halidé Edib），
《回忆录》（Memoirs）1

当穆斯林认识到（刚继位的）哈里发的软弱无能，以及他只是那些迟早会疏离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个重大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巴龙·马沙尔（Baron Marschall），
德国驻奥斯曼大使，
1909年10月2

从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卷截取一帧画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7月的君士坦丁堡，欣喜的帝都民众一度欢欣鼓舞，一度却又极度压抑。在这个国家的民族—宗教大熔炉里，各个正升温沸腾的种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切尔克斯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真的相信几个法语单词（自由、博爱、平等）就能湮灭他们的差异，并将奥斯曼帝国从持续数百年的停滞和衰退中扭转过来，把这个国家带往现代民主宪政的日耀高地吗？

像所有革命者一样，1908年的男男女女仅仅为他们所反对的事务而联合在了一起：“耶尔德兹的恶魔”的专制统治。亚美尼亚活动家指责阿卜杜勒·哈米德创建了哈米迪耶军团，制造了1894—1896年的大屠杀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罪状。保加利亚人同样憎恶苏丹固执地宣称对其宗主国的地位，即使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85年就已默许将土耳其的“西鲁米利亚”合并至保加利亚。很多奥斯曼的希腊人仍然为希腊在1897年战争中的耻辱战败而痛苦不堪。记者们在苏丹强制推行的严格审查制度之下感到很恼火，甚至异见人士和被驱逐者也鄙视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指导下）。受过教育的女士，比如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复兴伊斯兰教感到厌恶，因为这种复兴思潮会扑灭人们在坦齐马特时期（苏丹曾经在多个场合下令规定女性在家以外的地点不能揭开面纱，或者要由男性陪伴在旁——尽管这些规定被普遍忽视）取得的关于公民平等的任何进步。3最重要的是，野心勃勃的土耳其军官和政治家们责备苏丹停止实行1876年宪法，解散议会，实行高门官僚主义，以及靠耶尔德兹的专制裁决来推行统治。

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的教友和血亲似乎才是最鄙视他的。没有基督徒能超过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ıza）的夸张修辞，后者曾是布尔萨（Bursa）的教育局局长，也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Ittihad ve Terakki Cemiyeti或CUP）的创立者，以及法土双语杂志《咨询》（Meşveret）的编辑。在里扎的杂志里面，苏丹被从各个角度描绘（如阿卜杜勒·哈米德之后通过律师提起的法律诉讼中所称）成“骗子、刽子手、上帝之鞭、嗜血的君主、血腥的暴君、堕落的专制者、穆斯林的耻辱、看守羊圈的狼”，当然，还有“沾满鲜血的苏丹”。一个名叫穆拉德·贝（Murad Bey）的切尔克斯穆斯林发行了一份反对派刊物——《地位》（Mizan），措辞强烈，与前者不相上下，他控诉苏丹“后宫的声色犬马败坏了……统治家族”。4苏丹的皇弟，“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Damad” Mahmud Pasha）不甘示弱，于1899年“潜逃”至巴黎，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晨报》记者讲述道：“整个奥斯曼帝国如同一座监狱。从苏丹穆拉德五世到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ulema）中最卑贱的成员，阿卜杜勒·哈米德无一不把他们关进监狱。”在对一位伦敦报业的雇用文人进行描述时，马哈茂德的措辞更加色彩分明，他告诉伦敦《标准报》的读者，这个“耶尔德兹的恶魔”曾“消灭了几千名人类——穆斯林和基督徒”。5

当然，我们应该对马哈茂德之类的王位觊觎者提供的证词保持怀疑。德国一份支持哈米迪耶的报纸《联邦报》（Der Bund）就不无辛辣地评述道，如果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真的憎恶他皇弟的话，他可能不会每年还给他皇弟支付300万瑞士法郎的聘金。6和里扎、穆拉德·贝及其他“土耳其党人”被驱逐者一样，马哈茂德相信，如果自己有机会上台执政，一定能比现在的帝王做得更好。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国外过得相当惬意时，这些在压迫面前的痛苦咆哮声听起来多少有些空洞。如果苏丹的独裁统治真的状况良好的话，《咨询》和《地位》也就不会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读者了，要知道这并非是因为其编辑有名或是有影响力。

客观来看，哈米迪耶被驱逐者们积极的政治活动反而说明了苏丹的“专制暴虐”比他们宣称的要温和得多。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确杀死过至少一位危险的异见人士——米德哈特帕夏，正是他帮助阿卜杜勒·哈米德掌握了政权。1881年，米德哈特接受审判并被宣判有罪，理由是在1876年谋杀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由苏丹的母亲佩尔泰尼亚提供证词）。最终这位前大维齐尔被流放到麦加西部的塔伊夫（Taif），据说在1883年5月被扼死。但是，在1896年9月亚美尼亚危机到达高峰时，尽管一场意图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阴谋事件被他揭穿——这是一次真正的CUP阴谋，大约牵扯350名奥斯曼军队和公务员中的密谋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并没有将这些反对派人士处以叛国罪，而是仅仅把他们流放至偏远的省份（将最危险分子流放到利比亚，其余的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1]如果不是苏丹在1896年实行不可思议的宽大政策——一支卓越的国际反对派中坚力量也由此形成，奥斯曼整个驱逐政治运动则相当让人难以置信。7

俄国同一时期革命流亡者的经历与此相似且饶有趣味。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使我们相信“血腥尼古拉斯”的杀伐，然而对比后来的苏联标准，沙皇治下实在是某种温和得多的警察国度。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者被宣判有罪，比如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他们登上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时，人群欢呼拥簇，还投掷鲜花，火车同样装备精良——托洛茨基还随身携带他的私人藏书（列宁作为1905年革命的后来者，尽管在1907年才再次离开俄国，却并没有被给予内部放逐的“荣誉”）。托洛茨基发觉西伯利亚不太适合徒步逃难，所以他之后在欧洲首都露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继续其反抗“血腥尼古拉斯”的战斗。同样，大多数“1896年”土耳其党人遭到土耳其内部放逐，也决心逃往巴黎或日内瓦的沙龙，而非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沙漠地区。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这些专制统治自身的温和之处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死敌。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灵活的动态变化。他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不想被流放的且有野心的人可以加以利用。比如切尔克斯人穆拉德·贝（Murad Bey），从开罗到日内瓦，在历经多年反抗苏丹的阴谋组织运动之后，于1897年被引诱投身君士坦丁堡，并列席政务院。他的杂志《地位》也摇身一变，告别以往。还有CUP的两名创始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和伊沙克·苏古蒂（İshak Sükûti），曾亲自参加1896年秘密计划，在穆拉德叛变之后，试图在日内瓦出版一个新的杂志《土耳其人》以弥补出现的空缺——却也在1899年接受了政府闲职。艾哈迈德·里扎比谁都高兴。在奥斯曼的被驱逐者群体中，他的反对派杂志《咨询》从现在起将没有任何真正的对手了。

如果具备真实性的话，那么艾哈迈德·里扎在土耳其党人运动中的地位的持久性则相当有趣。这个狂热的法国崇拜者的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父亲使用英语交谈，自从他在1895年永久性移居到日内瓦后，便几乎不怎么回家了。《咨询》的早期刊号通过欧洲驻土耳其大使的邮局被偷渡进国内，并将实证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条印在刊头，使用西历（即阳历）标注日期。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男女平等主义者和可能的无神论者，里扎似乎不太愿意隐瞒对自己出身宗教的根本敌意。（里扎年轻的时候在访问巴黎时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会支持无神论并且永远不会成为穆斯林。难以想象一个宗教总是将好处带给男性，却将危险的事情强加在女性身上……让这种宗教离我远点儿。”）里扎对待实证主义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他坚持CUP的口号应该是“秩序和进步”，而非“统一和进步”。正如与里扎一同被驱逐的一位同伴阿里夫·贝·奥格雷（Arif Bey Oǧlu）在一封私信中抱怨的：“如果伊斯坦布尔在先前没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发表这种言论，那么人们仅存的那点儿对我们有利的同情也会被毁灭。”然而更糟糕的是里扎固执的个性和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奥格雷在他的抱怨中总结的：“既然我们拒绝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为什么又要遵从艾哈迈德·里扎的意志行事呢？”或许是觉察到里扎浑身带刺的性格将有助于苏丹分化和征服其反对者，所以苏丹并没有想要诱使里扎回国，他甚至还不动声色地收买里扎的竞争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通常比他的反对者先行一步。

在里扎难以团结CUP各派系的情况下，“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自己似乎一度接管着运动。但是马哈茂德的健康状况在缓慢恶化，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疲惫不堪的旅行安排。作为一个逃难中的王室成员，且一心想要废黜在任君主，他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愿意允许他永久性居住（结果证明，即使以瑞士的耐心，也是有限制的）。马哈茂德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试图推动事情发展，他在开罗发表了一份呼吁，邀请奥斯曼所有被驱逐者——也包括亚美尼亚群体，比如达什纳克党人和罕查克党人，连同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还有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反对者——参加1902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然而马哈茂德的身体太虚弱，无法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年的1903年1月，他就去世了），因此会议的主导权由他儿子萨巴赫丁（Sabahaddin）亲王接任。

萨巴赫丁抓住机遇，声明掌握了领导权。若按传统来讲，他是一个真正的能言善辩的人。萨巴赫丁充分吸收了欧洲关于社会平等和宗教宽容的思想，同时对奥斯曼的过去秉持积极的观点，他相信这些价值观过去都被践行过——直到耶尔德兹宫的暴君上台后将其残忍地抛掉。“从它的首次露面到它的宪法，”萨巴赫丁对齐聚巴黎的47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说，“奥斯曼帝国从未不尊重它治下所有不同种族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从未”，这是说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才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压迫统治和罪恶的唯一来源，并激起了所有人的暴戾和愤慨”。为了将“帝国的哈特法令和国际条约认可尊崇的人民的权利”归还给奥斯曼的属民以便其“充分享用”，萨巴赫丁提议代表们联合起来推翻苏丹（想来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的父亲或者他自己便能够继承王位）。

对于这些观点，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几乎没有反对的。而且亲王萨巴赫丁提出的希望大家推翻耶尔德兹暴君的方式也无可非议。同时，萨巴赫丁似乎要下决心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主导权，他在多数决议上补充了一条重要的附加条款，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以游说《巴黎条约》（1856年）和《柏林条约》（1878年）的相关欧洲签约方，“获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立场上的友善举措”，并最终“将国际协议要求的内部制度付诸实施”，所涉《柏林条约》明确指代第61条，欧洲已经建立起监管“（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还要保证他们对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为迎合在巴黎的民众——在这些民众中，亚美尼亚人居于主要地位——似乎是希望重演克里米亚战争，萨巴赫丁公开表示支持欧洲代表基督徒少数派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在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之中，没有什么能比他的立场更关系重大了。

可以预见到，艾哈迈德·里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虽然里扎因西式世俗主义而享有名声，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十分敏锐，所以并没有支持欧洲人干预奥斯曼内部事务。少数人对于萨巴赫丁的决议提出了异议，里扎指出，“列强受利己主义驱动，而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总与我们国家的利益一致”。在表达希望一个革新过的奥斯曼政府能够依照“自由和公正”的原则，满足“亚美尼亚人的合法诉求”的同时，还能同样对待“帝国的所有种族”，里扎与其支持者“完全反对侵害奥斯曼帝国独立性的任何举动”。8

在这种情况下，当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似乎正要开始合并成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时，其运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并显露出来。随着“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在1903年逝世，萨巴赫丁便成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无可争议的代言人，并受到大多数基督徒少数派群体的支持，而此时艾哈迈德·里扎则为由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支配的“联合主义者”派系代言。萨巴赫丁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请求列强帮助推翻哈米迪耶政权。通过普世教会主义的方式，他甚至在1906年3月寻求梵蒂冈教皇接见，和教皇庇护十世（Pius X）讨论奥斯曼帝国天主教徒的困境。尽管萨巴赫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他主要还是希望能召唤回在坦齐马特时期亲近土耳其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胜利，”他在1906年8月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伟大的精神层面的影响长期以来由君士坦丁堡充分主宰，现在注定要呈现出理智的特点了。这样的影响随后将成为调和东西方的重要媒介。”9

在同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乞求英国干预并和教皇一起策划阴谋时，对艾哈迈德·里扎而言发出真正的奥斯曼反对者的声音绝非难事。里扎或许是个实证主义者，但他同样也是个爱国者——这种爱国情愫足以使他同那些故态复萌提倡分割帝国的放逐者对立。尽管接受了来自达什纳克党人的邀请函，函中提议在1907年12月召开一场新的巴黎会议，以让里扎和萨巴赫丁亲王达成和解，但前者仍然重申所有代表要肯定帝国的不可侵犯性，这包括苏丹职位，以及哈里发职位的权利，这意味着穆斯林将依然享有象征性的优越地位（哪怕在法律地位上难以成行）。当达什纳克党人制定了多数决议，同时自由主义者强调通过“消极抵抗”（比如拒绝纳税）、“非武力抵抗”（比如公开的雇员罢工），以及“武力抵抗压迫法令”（语义含糊但显然暗示了少数煽动暴乱）来对抗苏丹时，里扎再一次表示了异议，他坚持“我们不要做出罪恶的举动甚至犯罪，或者制造出让列强进行干涉的口实，我们要意识到目标的崇高性……我们要找到适宜我们同胞脾性的革命手段”。10

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会很高兴。甚至在他的反对派宣称使用武力推翻其统治并已经开始分解战略要点时，他也并无任何担忧。现在是他在位的第三十年，他超过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成为17世纪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而穆拉德—苏丹半疯的兄长，已经于1904年去世；在前一年，苏丹的皇弟马哈茂德也因过度劳累死去：因此再没有够得上资格的王位觊觎者来打扰他的清静了。诚然，还是会有一些暗杀事件时常发生并给他带来惊吓：1904年夏天，有一次未遂的行刺；1905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哈米迪耶清真寺祷告的时候，马车被炸毁。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多尔玛巴赫切宫里巨大的4吨重枝形吊灯掉到了地上，而当时苏丹正坐在王座上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习惯了惊吓，因此泰然自若，甚至连屁股都没抬一下。11

尽管如此，苏丹并非万无一失。如果说使用计谋使被驱逐的政客和王位觊觎者造成内部争吵和分化不是一件难事的话，他的军队内部分歧的蔓延形势则更为严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预算的削减，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其武装部队的关系一向很紧张。为了拖延欧洲债主们，从19世纪80年代起，苏丹就开始削减军队预算。拿1897年和希腊的战争来说，受到德国影响的奥斯曼军队的合理化改良被证实相当成功，但是一个庞大且在增长的心怀不满的阶层也从中产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后未能得到他们认为本应享受的优厚闲职。奥斯曼的海军如同被排在支出预算的末端一样，状况甚至更加恶化。阿卜杜勒·哈米德对暗杀的忧虑也为其带来了负面评价——正如新兵被禁止在训练时荷枪实弹，土耳其海军的舰船同样被禁止持械停泊在港口（苏丹还不允许他们闯进博斯普鲁斯海峡，生怕他们将枪口对准耶尔德兹宫）。在20世纪之交后，军人工资几乎被习惯性拖欠，这对军官团的士气产生了灾难性影响。12

酝酿中的最大麻烦来自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马其顿东西向地域从色雷斯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北靠歇亚山脉，东部的奥赫里德湖（Lake Ohrid）将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隔开。在回归奥斯曼之前，俄国人曾设法在短命的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中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划归至“大保加利亚”，通过之后《柏林条约》中第23条款项规定，马其顿重归帝国，并处于某种程度的特殊自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抵挡马其顿联合独立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进入20世纪后将马其顿地区分成了三个省份——萨洛尼卡（Salonic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和科索沃（Kosovo）。马其顿地区是巴尔干半岛种族大熔炉的一个缩影，希腊人（其中保加利亚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或马其顿—斯拉夫人（瓦拉几人），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以及大量的犹太人口集中在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欧洲列强寻找恐惧与受贪婪驱动的混合体的情况下，希腊、塞尔维亚以及半独立的保加利亚都声称要对马其顿进行历史—民族主义统一，其中保加利亚实力最为强大。1893年，戈采·代尔切夫（Gotse Delchev）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或称IMRO（原先为BMARC），这经常被看作现代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型。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它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的事务，却提倡“马其顿人的马其顿”。20世纪早期以前，马其顿曾是阴谋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深受各种恐怖活动侵扰：对清真寺和教堂的经常性袭击，由政治私利驱动的火车和邮政运输持械抢劫，以及随机的绑架事件。

地图3

1903年，这种紧张的气氛已经逐渐上升到最危险的程度。4月份，一群年轻的保加利亚无政府主义“暗杀者”（看起来并不隶属于IMRO）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暴动，意图争取欧洲干预。他们树立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采用1876年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的方式，实施20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炸毁水电厂，在一家奥斯曼银行的办公楼下面挖掘隧道并进行爆破，还意图向邮局办公楼和天然气设施纵火，并在与奥斯曼警方发生的枪战之中投掷了60枚炸弹之后自绝身亡。这些行刺者正好得到了想要的来自苏丹的回应，苏丹再一次派遣切尔克斯非正规军（Bashi-Bazouks）肃清城中的抵抗分子，这于夏天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一场更加广泛的针对基督徒的报复浪潮，并扩大至科索沃，甚至连身处斯屈普［Üsküp，斯科普里（Skopje）］的俄国领事也遭到诱捕，后者于8月中旬在一场对暴徒处以私刑的案件中成为牺牲品。在保加利亚早期危机的可怕气氛中，俄国调遣黑海舰队赶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其通过一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成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维持马其顿地区的秩序。IMRO充当着俄国与列强的攻城锤一样的工具，它组织（官方声称）约2.6万名装备重型武器的游击队员，向处于克鲁塞沃（Kruševo）和士洛夫（Smilovo）的奥斯曼敌军展开了进攻（这两座城市之后都被攻陷）。铁路线在色雷斯境内环绕斯屈普，集中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这次叛乱形势严峻，奥斯曼正规军被要求彻底击溃反叛分子：政府军切实执行命令，先是重新夺回了克鲁塞沃和士洛夫，保证铁路沿线和埃迪尔内的安全，并且在9月的第二周之前镇压了IMRO最后一支重要的抵抗队伍。大约5 300名土耳其人和6 000名马其顿人死于此次叛乱。对比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的标准，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然而几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使7万多名马其顿人无家可归，另外3万人逃至保加利亚。IMRO的创始者戈采·代尔切夫也因此遇难。13

1903年10月9日，列强利用暴力在米尔茨施泰格（Mürzteg）强行通过了一项彻底的新改革计划，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和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Ⅰ）共同签署。这项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建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与1897年向克里特岛派遣的宪兵队相似），对马其顿地区进行监管。列强在奥斯曼胜利之后再一次决定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其影响力。不难想象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的军官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愤怒——他们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刚刚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统一党叛乱，而现在他们却得知自己必须服从派遣来的欧洲军官的命令，并受其管束。表面上来看，欧洲人的出现是因为奥斯曼不足以强大到在马斯顿地区提供法制和秩序——可是土耳其军队刚刚证明过，如果不强大，它是如何完全有能力处理此次叛乱的呢（即使是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

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尤为耻辱的是他们现在要在萨洛尼卡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官们并肩共处（只有德国单方拒绝加入——这得归功于德皇对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的培植，以及他对奥斯曼军队的长期培养），而这些欧洲人最后被证明比他们严厉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自从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镇压了禁卫军叛乱之后，奥斯曼军队从服饰到军事训练都彻底西化——除了十分“昂贵”的西式服装和设备，以及社交仪式。奥斯曼始于1906年的财政预算危机导致巴格达铁路完全停工，同样使从未得到优厚待遇的土耳其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受到重创，其工资也遭遇累月拖欠。到年底，帝国各地爆发士兵哗变，原因仅仅是工资没得到支付——甚至累及军官，他们联合士兵一同抗议。到了下一年，抗议近乎蔓延全国，从1907年7月到1908年7月的12个月里发生了大约17起兵乱事件，其中大多数在苏丹偿还欠付工资以后逐渐平息。14

在马其顿地区，反叛态势更加严峻。在第三集团军内，对薪酬支付不满情绪的蔓延与对装备精良的欧洲军官的愤恨相互交杂。同时，在巴尔干半岛密谋反叛的气氛也弥漫其中。戈采·代尔切夫和IMRO有可能是或者不是“第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他们肯定清楚达什纳克党人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进行的活动，以及19世纪70年代在保加利亚爆发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阴谋——但是此先例无疑影响了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尔维亚的结社组织，他们最后发展成为黑手党。尽管IMRO的密谋者意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但对于被其盯上的土耳其士兵来说，这个组织的唯一合理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力量能够同样被借以拯救帝国。

在1908年之前，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中还弥漫着革命的气氛，而这种气氛还带有一种传奇性色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阴谋被广泛归因为受命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禁卫军的贝克塔什派托钵修会（Bektashi dervish）、共济会（Freemasonry）、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的支派，并受东马派或者“秘密犹太人”穆斯林的秘密影响——后两个犹太人组织追随其精神领袖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在1666年公开改宗伊斯兰教（在萨洛尼卡的东马派教徒数量众多），但仍坚持犹太信仰。不管真实的最后启示是什么，难以质疑的是这种隐秘潜匿的团体“组织”的确存在，每一名新成员在被蒙上双眼进入一个秘密会合地点之后，会进行效忠宣誓，郑重起誓会服从发自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甚至包括杀人或者自我牺牲。每一位新成员将仅记住少数成员的名字，而会议人数也会被严格限制在5人以内。15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严格去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一位军官朋友——厄梅尔·纳吉（Ömer Naci），是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Ottoman Freedom Society）的一名正式持证成员，然而在1907年之前发动运动时，他在一家萨洛尼卡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革命随想，并因此被下令逮捕。16 得到及时警告后，纳吉在1907年3月逃至巴黎，在那里遇见了艾哈迈德·里扎（他的“联合主义者”计划在军队军官们听起来比萨巴赫丁鼓动欧洲对帝国进行干预更加有吸引力）。9月，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更名为统一进步协会（以下称CUP），某种程度上与里扎的驱逐者运动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在苏丹的密探网络下，在巴黎开会的土耳其军官和著名的被逐政客们仍旧无法藏匿，更不用说萨洛尼卡咖啡馆里对政治事务日益公开讨论的人群了。正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所说：“革命者们围坐一桌……他们的讨论充满爱国情怀。他们提到要发动革命。他们说，革命需要一位伟大的领袖。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伟人。”17难怪一位负责奥斯曼军队训练的德国联络官戈尔茨帕夏早在1907年12月11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便指出第三集团军中这种危险的政治倾向。18

到1908年春，反叛的谣言疯传并引起了苏丹的警觉，他开始调派委任代表调查此事。在马其顿地区，尤其因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6月8—10日进行高层会晤，事态正进入紧急关头。如果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最坏打算成真，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两国将以同意分割奥斯曼在欧洲的残留部分而在大博弈中达成和解。雪上加霜的是，俄国的黑海舰队在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了震慑式军演。至此，一种大战将即的氛围弥漫空中。1908年6月11日，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为萨洛尼卡中央司令的前警察局局长纳齐姆·贝（Nazım Bey），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汇报时，遭到未知刺客枪击，据说这名刺客是奉一位年轻的CUP军官伊斯梅尔·恩维尔·贝之命。苏丹随即派出一个官方委员会进行调查，恩维尔因此也在6月25—26日逃至山中躲避。一并追随恩维尔的，还有一名阿尔巴尼亚的CUP高层共谋者——少校副官艾哈迈德·尼亚齐·贝（Ahmed Niyazi Bey），以及他带领的大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7月7日，苏丹派将军沙姆斯帕夏镇压第三集团军出现的兵变，后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CUP军官——上尉阿里夫枪杀于莫纳斯提尔大街。军队随即从安纳托利亚派出，以防止动乱朝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日子，马其顿地区的CUP委员会开始宣布恢复宪法，还正式通电耶尔德兹宫。至此，第三集团军对苏丹的叛变公开化。19

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使出绝招。随着“宪法”一词成了一种革命的法宝，并被广泛援引，苏丹仅仅将此术语顺手牵羊。1908年7月23—24日晚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议会，并在实际上恢复了宪法。8月1日和3日，帝国法令随后而至——他废除了秘密警察和其搜查和没收的权力，还撤销了预先审查制度，同时规定对出版物进行年度预算。这个在马其顿地区成立，目的在于遏制CUP活动的特殊审理委员会遭到解散；同时，对政治犯的大赦令也得到发布，并且扩大到服刑2/3刑期以上的非政治犯。看上去，CUP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成功——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愿意看到的结果。由此，这位血腥苏丹通过窃取革命者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王位。20

1908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被国外极大误解的事件，很值得人们认真反思。欧洲的记者们注意到了欣快的多民族民众在吟诵法国革命者的口号：“平等!自由！公正！博爱！”可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促使议会恢复，直到苏丹宣布以后，这一结果才得以实现；他们也并没有能够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采取先发制人的举动，在首都内没有人，在马其顿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任何革命正在进行，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清楚宪法的恢复到底是什么意思。

未来的CUP议员里扎·陶菲克博士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同库尔德脚夫上演了一场对话，将豪言壮语与事实割裂开来。“告诉我们宪法意味着什么！”脚夫们吼叫着。里扎·陶菲克博士回答道：“宪法如此重要，那些不知道它的人简直就是蠢驴。”“那么我们都是蠢驴！”脚夫们咆哮着回应。“你们的父亲同样不知道宪法。就是说你们都是蠢驴的儿子。”“我们是蠢驴的儿子！”脚夫们继续狂吼，他们是真的充满激情抑或被人操纵，无人知晓。另一位充满野心的蓄着长长的红色胡须的政治家，在说服民众的技巧上乏善可陈，他对着将要成为其选民的人群承诺“我有挚爱的妻子和5个孩子。我发誓，为了陛下和神圣的事业，我随时准备把我的家人切成碎块”。[2]听众唯一能推测其所谓的“神圣的事业”是指“拥护”苏丹、宪法，或者CUP及其纲领。21根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判断，1908年7月的最后时日，人们在大街小巷听到的最流行的口号是：“苏丹万岁！”22

困惑并不仅限于公众。在苏丹先一步洞觉他们密谋推翻他之前，CUP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制定一个除了要求恢复宪法和实行选举之外，目标更高的政治纲领。CUP的军队军官们会想要自己去竞选吗？选举听从CUP的傀儡候选人？设法渗透进政府，净化皇宫和哈米迪耶效忠者的高门官僚机构，并通过秘密命令统治？又或是仅仅在将要胜利的情况下躲进幕后，并且允许民主选举顺其自然发展？

并不奇怪的是，CUP接近一种七上八下的混乱状态。由于忠于运动的秘密监狱起源，在苏丹让步之后，CUP很快又派遣一个七人委员会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宫方面协商。此七人组包括在未来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三位人物：杰马勒·贝（Djemal Bey）少校，野心勃勃的邮政官员塔拉特·贝（Talât Bey），以及穆罕默德·贾维德·贝（Mehmed Djavid Bey），后者曾任银行职员，一家萨洛尼卡报纸的编辑，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恩维尔和艾哈迈德·尼亚齐·贝仍处于隐匿状态）。不事声张之中，七人委员会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政府，确保议会选举自由开展。表面上来看，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很好地发挥了其作用——苏丹简化官僚机构，降低官员工资——除了军队，现在反而处于优越地位。在议会选举中，规定所有25岁及以上的纳税男性在懂土耳其语的前提下才能投票选举代表。由于CUP的“联合主义者”政策，将不会出现种族指标，但同样也不会有歧视（实际上，在帝国的种族—宗教群体中，代表权迟早会以成比例地分裂而告终）。选举计划开始于10月下旬，CUP将不会打压其他党派竞选——尽管七人委员会的存在暗示其众多对手，尤其是萨巴赫丁亲王［他的事业现在由一名切尔克斯叛徒米赞哲·穆拉德（Mizancı Murad）占有，实际由君士坦丁堡方面控制］的“自由主义者联盟”追随者们，他们其实在幕后进行操纵。23

7月份的革命和秋季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对奥斯曼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民族而言，充满巨大的期望。在民众的记忆中，这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乐观与希望的火焰。哈莉黛·埃迪布，一位宫廷秘书的女儿，曾在伊兹米特（Izmit）附近的美式女子学院读书，在亲历19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受到激发，决意投身写作生涯。没有什么能比议会选举的氛围更令她感到欢愉的了。她回忆道：

项背相望的人群簇拥装饰着鲜花和旗帜的选举箱往前行进。在马车里，穆斯林和基督教牧师手挽手而坐。身着白衣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少女们一路被孩子般单纯的拥抱包围，同时在人潮中歌声涌动，热烈、充满了激情：“啊！祖国，啊！母亲，愿你今日喜悦欢愉。”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24

然而，从帝国边境传来的消息却让欢庆的人群清醒过来，同时为正在诞生的民主政治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也冷却下来。正当选举热潮在9月、10月开始传遍帝都之际，土耳其的宿敌开始向边境逼近。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除了唯一一次1875—1878年危机出现的重大破裂，并随后被俾斯麦成功调解之外，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一直谨慎相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帮助其将俄国投进法国的怀抱，有效地瓦解了旧三皇同盟，但是正如沙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03年对于马其顿地区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候，它帮助俄国集中精力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竞争），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两国就不会结盟对抗奥斯曼。在七月革命后，随着苏丹对权力的掌控度下降，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进行协商，重新开始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的外交举措：俄国支持奥地利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换取奥地利支持其修订《柏林条约》以便俄国军舰能够进入奥斯曼海峡。这个主意由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男爵（Baron 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在其位于布赫劳（Buchlau）的乡村庄园长时间秘密会谈决定。

当另一起外交上的爆炸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时，埃伦塔尔宣告的最后时机仍然悬而未决。在9月下旬，长期担任阿卜杜勒·哈米德外交大臣的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邀请欧洲外交官们共进晚餐，而保加利亚外交代表却被排除在外。这种冷落意味着苏丹难以容忍保加利亚已经独立并脱离奥斯曼统治这一概念。10月5日，皇储斐迪南大公（Prince Ferdinand），迄今只是奥斯曼一个行政区或省级长官，决定考验权势式微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勇气，宣布自己成为独立的保加利亚沙皇。似乎因被抢先一步而感到受到冒犯，奥地利在第二天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埃伦塔尔还补充说此举早先就获得了俄国的认可。克里特岛也不遑多让，随后宣布和希腊进行政治合并，或者说结成联盟。

奥斯曼的外交官们有能力通过谈判给予其失地的穆斯林以经济补偿和权利保障，及时遏制这些灾祸。可是，耻辱却无法被隐藏。雪上加霜的是，土耳其的基督教邻居们在伊斯兰神圣斋月期间，似乎在故意激怒穆斯林。在这些状况下，令人惊讶的是，少数宗教族群重蹈了他们在11月选举中的所作所为，选出了23个希腊代表、12个亚美尼亚人、5个犹太人、4个保加利亚人、3个塞尔维亚人和1个瓦拉几人，比对142个土耳其人、60个阿拉伯人和25个阿尔巴尼亚人。如果说有人“赢取”了选举的话，那就是CUP，60名代表向委员会效忠，而唯一的其他有组织党派——自由主义者联盟，仅仅获得少量代表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议会大楼里，当议会召开时，艾哈迈德·里扎被选举为议会议长，以此表彰他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似乎是在祝福注定要推翻他的革命阴谋集团一样。苏丹似乎充满歉意地解释道，他曾经停开议会，是为了完成帝国的现代化事业，一旦这项事业完成，代表们就能帮他站立于列强之林，重塑奥斯曼帝国的威望。25

然而，CUP的支配优势远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在帝都，CUP的反对力量已经滋长壮大，它被谣传通过幕后运动操控政府，虽然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CUP迄今没有在内阁获得一个位置）。作为议会议长，艾哈迈德·里扎并没有掌控实权，却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难存隐私的位置。作为一个据说是世俗主义者党派的代言人，同时议会又削弱了苏丹的权威，艾哈迈德·里扎受到了许多穆斯林的憎恨。在1909年2月，CUP才直接插手政务管理，在大维齐尔选举中策划了一场不信任投票，导致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Mehmed Kâmil Pasha，一位支持哈米迪耶的坚定分子，在1885年便被第一次任命为大维齐尔）下台，并重新任命一位忠心的委员会成员——侯赛因·希勒米（Hüseyin Hilmi）接替大维齐尔职位。不管怎样，CUP——以及它最有名的政治家，艾哈迈德·里扎——现在不论出了什么问题，都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选举活动似乎不仅使人们对斋月期间经受的外交耻辱开始觉醒，同样使越来越多意志坚定地摘下面纱的女性，例如哈莉黛·埃迪布，开始走向街头。但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来说，这都于事无补。长期以来被谣传是一位无神论者和隐秘的女权主义者的艾哈迈德·里扎，很难使穆斯林相信他能够在新政权之下继续保证其传统特权。联合主义者里扎因为与萨巴赫丁亲王不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根避雷针。简而言之，他最不可能是CUP方面能够团结公众的人选。近乎痛苦却又不可避免地，里扎在冬天将穆斯林憎恶的世俗主义和欧式政治具体化到每件平常的事之中。当自由主义者认为CUP在滥用权力，并感到义愤填膺时，其实却是和加（hoca）和伊玛目（imam）[3]暗中带头联合，由一名贝克塔什派教徒哈菲兹·德尔维什·瓦赫德蒂（Hafız Dervis Vahdeti），成立了一个反对派伊斯兰联合协会。

到了春天，伊斯兰联合协会通过其主要机构，一份名为《火山》（Volkan）的刊物，公开号召恢复伊斯兰教法——这一举动不仅将政治时钟倒拨至1907年，甚至一路退回至1838年坦齐马特改革之前。在4月3日先知诞辰这一天，穆斯林在圣索非亚清真寺进行公众集会。数日后，以辛辣抨击CUP而闻名的《自由报》（Freedom）编辑哈桑·费赫米（Hasan Fehmi），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于加拉塔大桥之上，而行凶者则在身份暴露前消匿于人群之中。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现在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同行的还有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神学生。除了他们对CUP的憎恨更为全方位之外，两者鲜有相同之处。抗议浪潮的关键性武装助力来自第一军团的青年准军官们对CUP在军中的傲慢表现非常厌恶；另外，他们将从学院毕业。革命促成了陌生的团体联合，它使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者、伊斯兰教法的宣讲者神学生等团结起来组成反CUP同盟，其中最为奇怪的要数怏怏不乐的副官们。26

抗议浪潮终于在1909年4月12—13日夜晚爆发。[4]尽管由大约3000名军团士兵组成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来自塔克西姆兵营（Taksim barracks）的哈米迪耶效忠派］，行进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包围了议会大楼，然而政治上的驱动力似乎来自神学生。尽管在这场游行背后似乎没有任何商议过的政治纲领，但神学生和叛变者们却共同高声嘶吼出其诉求：恢复“伟大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法”，结束CUP对军队的控制，恢复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苏丹君权，并移交艾哈迈德·里扎——由此一位“真正的穆斯林”就能够代替他（而他可能也会被处以私刑）。当议会还未传出任何答案时，这伙持械暴徒袭进议会大厅。惊恐万分的代表们四散逃生，其中两名据说由于被认错而惨遭杀戮［一名被认为是艾哈迈德·里扎，另一名是CUP刊物《共鸣》（Tanin）的编辑］。CUP的大维齐尔侯赛因·希勒米匆匆赶到耶尔德兹宫递交了辞呈。里扎本人设法逃脱，在德国人保护下，躲进了巴格达铁路公司的一栋大楼里。27

对于土耳其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此时正值千钧一发之际。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苏丹策划或支持这一针对议会的暴乱行为，但他显然成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出于对似乎受到好运眷顾的感激之情，阿卜杜勒·哈米德接受了侯赛因·希勒米和整个内阁的辞呈。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忠实的外交大臣，长期供职的陶菲克帕夏又成为大维齐尔。哈米迪耶的效忠者以恢复军团军官势力为目标，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一位非CUP代表伊斯梅尔·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而米赞哲·穆拉德通过自由主义者联盟全力支持新政府。似乎是受到民众真诚诉求的鼓舞——他们要求恢复苏丹的传统权威，在4月15日，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法的电报被送至每一个区域的统治者手中，仿佛要把坦齐马特时期从人们的记忆中擦除一样。穆斯林暴徒们开始涌现在各省城镇街头。在阿达纳（Adana），CUP关于恢复议会权力的号召造成了支持革命的亚美尼亚族群和当地支持哈米迪耶军队守备之间的冲突，并导致自1896年以来最惨重的屠杀事件：大约2 000人死亡，绝大多数（虽然并非所有）是亚美尼亚人。[5]而在帝都，随着CUP的高官被暗杀，报社被洗劫，一种恐怖的氛围弥漫开来。外国观察家们此时一定正在遭受鞭笞一样的痛苦：土耳其已经摆脱哈米迪耶专制统治，走向立宪，却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又重走老路。28

现世现报。在权力的角斗中存活了近33年，阿卜杜勒·哈米德或许高估了自己解读1909年4月时局的政治敏锐力。他可能也是由于接收了欠准确的情报，尤其是他的老部下、间谍头子伊泽特帕夏在德国大使馆中躲避当时的反哈米迪耶暴徒之后，在1908年8月上旬就已逃遁（德国另一个相似的反哈米迪耶的替罪羊艾哈迈德·里扎，在受庇护8个月之后，成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持久影响力的一个奇妙倒影，且不论是何派系更迭掌权）。29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苏丹都自恃过高。由于对CUP公开镇压，他不得不联合在马其顿地区反抗他的第三集团军中的强大组织，除此之外还有接受过训练的整个初等军官阶层。在将军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的领导下，以及诸如恩维尔·贝和穆斯塔法·凯末尔等青年军官的支持下，一支新的行动部队得以组成，并向帝都行进。4月22日，指挥官们在位于耶希尔柯伊（1878年，俄国人曾在此地短暂驻留）的城门外与被罢免的议会代表和其他政治名人会合。他们一致同意废黜苏丹，尽管到这座城市安全解放以后，他们才会宣布这一决定。

4月24日，这支行动部队冲进帝都。当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麻烦时已经太迟，他命令自己的军队放弃抵抗，但是仍有一些人拿起了武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主要交战于塔克西姆、[6]法提赫（Fatih）和位于斯坦布尔的旧高门，并在耶尔德兹宫（正是为了应付紧急状况，苏丹将其加筑成一个武装防御工事）进行了决战。但是，决战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到了傍晚，守备军战败投降。行动部队切断了供电，使耶尔德兹宫陷入漆黑之中。宫中侍从们“携带着成捆亚麻布和宝石首饰”，逃出皇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儿子们也逃至他们出嫁的姐姐的宫殿中寻求庇护。宫里的宦官和宫女据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最后，据苏丹的一个女儿回忆，“在这个伟大的皇宫中只剩下了女流之辈”。30

4月25日，将军塞夫凯特帕夏对君士坦丁堡实行戒严，随着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的士兵、官员进行公开处决，整个城市被恐怖的景象包围。两天之后，议会重新召开，并下令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即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似乎是为了嘲弄这位受尽羞辱的退位苏丹，CUP决定将他放逐至萨洛尼卡——此地正是密谋推翻其统治的中心。与1908年7月不同，这一次，将不再会有倒退和复辟。塞夫凯特帕夏接管了帝都内的一切军事力量，并被任命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的检阅官，以防支持哈米迪耶的情感再次抬头。CUP这一次真正掌控了权力。31

然而，新政权的状态仍处于不确定之中。从外交上来说，1908年10月的耻辱开始导致德意志帝国逐渐疏远奥斯曼帝国，后者的支持力量对稳定哈米迪耶政权而言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马沙尔男爵，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巨人，也由于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深受德土关系带来的打击，尤其在1909年3月，俄国迫于柏林压力，默许了这一行为，从而结束了危险的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正如它后来被称呼的那样）。对德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为德皇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下场感到不安，也几乎因一系列罢工事件停止了巴格达铁路的施工进程。尽管柏林和君士坦丁堡间旧有的战略伙伴因素，在诸如戈尔茨军事任务等事件中得到了及时恢复，但是这种关系的内核早已丧失殆尽。“（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哈吉”威廉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尤其信任，是因为其作为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拥有传统的伊斯兰教宗教领导权，而这似乎能帮助德国削弱其殖民竞争者的势力。既然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废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泛伊斯兰教政策，德皇便再没有热情支持奥斯曼了。

从国内而言，CUP的反对力量仍旧处于朦胧状态。对于开创大众政府的新纪元而言，戒严令很难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4月24日，在一场看起来似乎相当熟稔的政治运动中，恩维尔·贝组织了一场公开葬礼，将50名身份不明者在帝都处刑。似乎是为了治愈豁裂革命造成的政治伤口，恩维尔使民众想起“反革命”和“反—反革命”在此处则是指“肩并肩躺着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CUP新时期，他承诺道，所有的奥斯曼公民将成为“无种族和宗教之分的爱国同胞”。32 然而正如一些穆斯林批评者宣称的那样，恩维尔通过强调宗教少数派的权利，隐约承认了CUP实际上并不信任伊斯兰教法。在行动军打碎苏丹—哈里发的权威之后——他们实际上侵入了帝国圣殿这个神圣庄严的领域——对很多虔诚的穆斯林来说，青年土耳其党人似乎已根本不是穆斯林，而或许甚至是东马派教徒，或是秘密犹太人。正如马沙尔大使在1909年10月的一次外事活动中记录的，“当穆斯林得知［新近任职的］哈里发软弱无能，且只是一群几乎脱离了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场重大危机将不可避免”。为此，CUP的领袖们需要注意他们的言辞。“自从4月13日的剧变以来，”他注意到，“（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变得更加谨慎。妇女解放正被搁置一边，而伊斯兰教法则再次被提起。尽管如此，一些严格的穆斯林若非出自完全的敌意，则对整个［CUP］政权报以极大的不信任。”33

无论是源于信念、投机主义还是单纯的害怕，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9年后废除了实证主义信条，以期和占统治辖境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和平共处。到1911年4月CUP议会召开的时候，党内领袖们已经在公开提及伊斯兰教法，并指责相关成员，诸如萨洛尼卡的精于世故的金融家贾维德·贝，就被怀疑与秘密犹太人——东马派有联系。1911年4月22日，CUP的180名议员通过了“带有浓厚伊斯兰教保守色彩”34的党内纲领。在革命的一切狂飙突进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从未离开过王座。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的改革在1908—1909年的剧变中失衡之后，由现代军事学院军官同反—反革命一起，1909年4月24日确立了在军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呈现出愈加严峻的形势。1909年6月26日，一部法律获得通过，限定了各类官员的最大职别年龄，以清除“朽木”（指军团内，或未受过教育的官员，同时这些人也将老去），精兵简政，并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打通晋升渠道。1909年8月7日，为达到相同目的，军衔整肃法令获得通过，对委员会委员提出了新的学历要求。一些更长期的改革项目，已经在哈米迪耶后期进入实施提速阶段。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引进了一个特有的兵团体系：在每个兵团中，包含3个步兵师，由1名陆军中将（如同兵团的概念一样，奥斯曼军队以前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军衔）指挥。在认真研究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经验之后，戈尔茨帕夏提出构思，土耳其人同样将其步兵师简化为3个主要部分，每个师由原来的16个营缩减为9个，再分成3个步兵团，同时每个步兵团匹配3个相应的炮兵营和1个步枪营（每个师将有自己的军乐队）。这个构想将使每个师更加灵活，还有利于兵团在前线换防，同时使炮兵和步兵之间的战术配合更加紧凑。预备部队（土耳其的预备兵）也被划分为特有的军队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大炮以增强战斗力。

这些措施要完全成熟将花费数年时间。新的动员和作战计划需要被拟定，而兵团层次指挥部的参谋人员组建却几乎是从零开始。军队的关键物资，从步枪、大炮到驮畜和药品，无不短缺。尽管如此，在1909—1910年的冬天，戈尔茨帕夏相当骄傲地注意到其在马其顿地区施展的策略并非乏善可陈。1910年10月，改革后的第二集团军（此刻正战斗在巴尔干半岛前线）向战场投放了超过6万名兵力以模拟作战，由君士坦丁堡派来进行观察的军事专员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经历了禁卫军75年的压制后，奥斯曼帝国似乎终于实现马哈茂德的梦想，创立了西式军队，即便还留有很多需要熨平的扭结。35

CUP泛伊斯兰教的保守转向高潮，同时又被奥斯曼军队改革打动。德国调整政策，重新开始对这个帝国进行战略投资。在一本广泛流行的由突厥语言文学专家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所著的泛德意志主义启蒙读本中，土耳其被出售给了未来的德国官员、工程师和有如上升的新月一般的商人们。1910年12月，德意志银行主导了一笔1.6亿法郎的全新贷款，用以支付巴格达铁路的下一阶段建设。克虏伯同奥斯曼签署了亿万枪弹合同。1912年6月，德国企业F. H.施密特开始对位于争夺中心马其顿地区斯屈普市的第三集团军兵营进行大整修，以期将其改造成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域的重要战略点。毫无疑问，德皇威廉二世已经忘记并且原谅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其耶尔德兹宫的好朋友废黜，他似乎已经准备好再一次全力以赴。36

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帝国似乎终于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混沌中挣脱了出来。这位欧洲病夫虽然几乎在手术中休克，但是却最终恢复了过来，即便没有痊愈，也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这对于奥斯曼帝国再一次接受考验是非常有利的。

[1] 在1839年那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哈特—艾—谢里夫法令》中特别提到，保证奥斯曼属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要求苏丹不能肆意豪夺。人们可以从此处发现更多证据：哈米迪耶时期既是坦齐马特的“顶点”，也是与其割裂的分水岭。

[2] 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是这位发言者的邻居，她听到此番恐吓言论之后反复思考：“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却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切成碎块。”

[3] 和加和伊玛目都是对伊斯兰教的领袖或高级学者的称谓。——编者注

[4] 由于奥斯曼帝国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所以在土耳其历史上，这一事件被称为“三三一”叛乱。

[5] 数字再一次无可救药地产生了矛盾。一份初始的奥斯曼声明称在阿达纳，更多的穆斯林（1 900）被杀害，而亚美尼亚人（1 500）被认为并无伤亡。亚美尼亚声称多达3万名基督徒死亡数同样由于数目过大而不被接受。一个奥斯曼的质询委员会之后承认基督徒中的平民受害者多于穆斯林，后者还包括宪兵和士兵（两者数字分别为4 196和1 487），但是这个数字由于过少而没有被普遍认可。根据学术界的一致意见，阿达纳1909年暴动中的死亡人数，除了1 000到2 000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者之外，20 000应该是最准确的估算。

[6] 在1909年4月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强大回音中，正是由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总理将绿树成荫的加济公园（Gezi Park）改建为老塔克西姆兵营的决定，才导致了2013年5—6月的“土耳其之春”，并在加济公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不管是在1909年3月31日开始于塔克西姆的支持哈米迪耶浪潮（读作：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反CUP叛乱（读作：反世俗主义者）中，这一回响从未在土耳其消失。

第三章
豺狼突袭

如果战争爆发，列强将宣布禁止对［巴尔干半岛地区］领土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1912年10月10日，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同盟的声明1

皇帝陛下苏丹向各联盟国陛下割让其在欧洲西部大陆［划定范围起至爱琴海的以挪士（Enos）到黑海的米迪亚（Midia）］除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边境的确切界线将由列强委派的委员会决定。

——1913年5月30日，
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2

随着1909年4月对支持哈米迪耶的反革命的镇压，青年土耳其党人铲除了其在奥斯曼军队中最强劲的对手，赢得了影响力，也为现代化争取了时间。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环境中，危险总是倏然即至。1908年的7月革命将CUP带进了最后一个危机之中，促发了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塞哥维那进攻性的举动，而克里特岛和希腊也随即效仿。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几乎将欧洲拉进战争泥淖，而在德国的介入威慑促使沙俄撤退之前，不论是奥匈帝国或是俄国，在整个冬天都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避免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重蹈国内革命。到1909年冬天，当CUP的军事改革开始渐臻佳境的时候，国际紧张气氛开始断断续续地消散开去。

1910年给老欧洲带来了一种类似小阳春的愉悦宁静，似乎最坏的都已过去。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竞赛随着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登场攀上高潮，并最终慢了下来，其间多半是因为德国人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德国新任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希望以牺牲德国的高级海洋舰为代价完全退出海军竞赛，从而与伦敦和解［尽管他并没有得到德皇或是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Alfred von Tirpitz）的支持］。随着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中蒙羞，并被迫递交了辞呈，他的继任者谢尔盖·萨宗诺夫主要采取了一种更加柔和的路线，以便俄国能从1905年革命中恢复元气之时，杜绝其他外交危机发生。1910年秋天，萨宗诺夫与柏林制定出交易要点，保证俄国允许德国造巴格达铁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边境的进一步扩展。作为交换，德国将同样保证不会进一步支持维也纳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侵略性处置”。[1]1910年5月，在伦敦为英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葬礼上，国际的和解气氛可见一斑。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记载了这一值得铭记的场景：欧洲所有君王最后一次齐聚一堂。3

这一切注定难以持久。正如同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最终的暴力收尾给奥斯曼政治文化留下的深刻创伤一样，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同样也留下了数个外交上的定时炸弹，它们将同时或者在其他时间爆炸。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因奥地利人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感到的强烈愤恨。伊兹沃尔斯基在辞去俄国外交大臣之职后，作为安慰，被派往巴黎任驻法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报奥地利—德国的一箭之仇，暗中进行密谋策划。在塞尔维亚，愤慨的情绪几乎感染了所有人，首先发出声音的是半保密的“人民自卫组织”（或称民族自卫组织），其目的在于推翻对本国的吞并。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秘密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统一毋宁死”，或“团结或死亡”，或通俗上讲的“黑手会”。

还有其他更多组织。为了缓和吞并带来的外交冲击，埃伦塔尔空头承诺俄国人帮助其修订海峡公约，并通过多种方法暗示维也纳可能会给予列强补偿。“补偿”原则最开始得追溯至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众欧洲列强确定了对非洲殖民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埃伦塔尔实际上将列强在非洲实行的帝国主义黑魔法贯彻到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领土上。为了补偿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宗主权的丧失，埃伦塔尔将奥地利军队从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 Pazar）撤走，此区域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如此划分主要是为了将这些国家分开）之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延伸出来。与愉悦地接受这份“厚赐”不同，奥斯曼的战略专家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份安慰奖，毕竟这个区域的凸出部分实际上是无法防御的。通过把军队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撤走，奥匈帝国实际上在诱导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入侵，而其他国家但凡觅得良机，也一定会这样做。

同样危险的还有埃伦塔尔对罗马施行的怀柔策略。意大利自1861年统一之后，同德国一样，成为这场帝国间角逐游戏的后来者。作为“新贵”强国，它对早先已确立势力范围的其他列强充满了嫉妒，并强烈要求确定自己的位置。尽管意大利在1882年就被俾斯麦拉进同盟体系，与柏林、维也纳一同成为三国同盟的一员，但是更普遍来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问题上乃是天然的宿敌。意大利从不掩饰其对奥地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企图。意大利人差不多同俄国人一样，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感到愤怒——实际上，伊兹沃尔斯基在1910年辞职之前就已在其最后一次倡议中，设法将罗马和圣彼得堡拉进一个基于对维也纳共同敌视的双边安全协议之中。意大利支持修订对俄国有利的海峡公约；作为交换，伊兹沃尔斯基也认可意大利在奥斯曼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包含当代的利比亚）发展势力。意大利已经为利比亚从德国（双方组成共同对抗法国的防御同盟）和伦敦（以换取意大利对其占领埃及的支持）处获得担保。埃伦塔尔在波斯尼亚被吞并前曾暗示过，维也纳可能会支持意大利声称占有的黎波里，以此交换意大利对其吞并行为的接受。4这种围绕着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外交把戏，激励了俄国对奥斯曼海峡的企图心以及意大利对奥斯曼在非洲剩下的唯一据点的野心。尽管俄国想要进驻海峡的愿望依然遭受来自柏林和伦敦的强大阻力，利比亚在欧洲的视线范围内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只需要一个借口——某个新的外交危机——就会促使意大利对的黎波里采取行动。而这个危机即将到来。

1911年春天，随着法德两国因摩洛哥问题摊牌，欧洲短促的小阳春到此结束。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丹吉尔（Tangier）访问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德国意图挑衅性地迫使巴黎修订摩洛哥的独立状态（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恐吓没有起作用），来破坏1904年签订且处在发展中的英法殖民协定。6年之后，摩洛哥新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兹在遭到一场种族叛乱的威胁下，请求巴黎派兵捍卫其王座。这一次，德国皇帝并没有出马，而是调遣了一艘强大的战舰——“黑豹号”，在1911年7月1日抵达大西洋的阿加迪尔（Agadir）港。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在巴黎和柏林间形成，而英国海军部也开始第一次郑重地研究作战计划，并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幸运的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冷静的头脑战胜了战争的狂热，一次顾全情面的妥协得以达成：法国将两条位于刚果的几乎没什么价值的江河流域割让给德国。作为交换，德国正式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

奥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欧洲的新闻媒体都聚焦在德国和阿加迪尔港时，意大利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诺·圣朱利亚诺（Antonino San Giuliano）利用法国这一步棋推动意大利索求北非地区的“补偿”。随着法德两国在摩洛哥上的冲突，英国对柏林的战争警戒，俄国全神贯注于海峡问题，以及盟友德奥两国在波斯尼亚被吞并之后再无立场拒绝，圣朱利亚诺精确地安排好了他的每一步。唯一严正反对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是奥斯曼帝国自身，但是这种反对正是它所指望的。当CUP政府在1909年4月后坚决主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时候，拒绝了意大利想要攫取新的特许权以整修的黎波里海港的要求，罗马正好找到了它需要的口实。1911年9月23日，圣朱利亚诺正式向高门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意大利国民正在的黎波里遭受虐待。不久，他又发出最后通牒：奥斯曼政府必须在24小时以内同意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1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半，通牒期满。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

如果有一场单独的冲突能充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归谬性的话，这场战争无疑能排得上号。这两个北非省区稀稀落落地坐落在地中海的少数港口城镇之外［昔兰尼加的托布鲁克（Tobruk）、德尔纳（Derna），以及在地理上毗邻埃及的昔兰尼加地区的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的黎波里，在西边和突尼斯相邻］。这个地区只是奥斯曼帝国事后的想法，它是欧洲最薄弱的区域。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现石油，该区域90%都是沙漠，其原始的经济由萨努西的狂热的贝都因部落主导，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未受现代世界影响。奥斯曼坚守这两个省份主要出于感情原因：只要这个位于非洲的最后前哨站还没丢，它依然能够象征性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横跨三大陆的帝国”。正如英法在划分北非的剩余地盘之时，却撇下了利比亚，并认为它毫无价值。

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守备部队还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抵抗。保卫这两个省份的总共有大约1.5万名正规军，并被分成四个步兵团和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骑兵团，此外在沿岸还有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固定炮台。为抵抗防御，意大利投放了数量更多的海军部队，并在一开始就输送了一支3.4万人的两栖部队。10月3日，意大利开始炮击的黎波里。第二天，意大利1 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的黎波里，在没有遭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军队登陆托布鲁克，又一次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到10月中旬，大约已经有两万名意大利士兵在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登陆。从后者——昔兰尼加的港口城市，意大利士兵开始在沿岸呈扇形分散开。德尔纳也被占领，土耳其和阿拉伯部队仅仅扎营在城镇外。当10月23日意大利人终于在班加西遭遇奥斯曼主力军队时，他们才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挫折。双方在城镇郊区激烈交火。意大利人此时遇上了真正的战争。

雄心壮志的奥斯曼军官抓住了这次让自己青史留名的机会，并要求拨付佣金以在利比亚进行抵抗。晋升为中校的恩维尔·贝首先到达战场，并很快被授予在昔兰尼加的总指挥权。晋升为少校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经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抵达战场，并同样被授予了在的黎波里的名义指挥权，同行的还有他的CUP老朋友厄梅尔·纳吉。然而凯末尔从未赶赴的黎波里，相反，他相继投身于托布鲁克和德尔纳的战斗。在意大利凭借舰炮控制港口的情况下，凯末尔和恩维尔、萨努西酋长、阿拉伯非正规军通力协作，阻止其向昔兰尼加中心地带挺进。意大利不得不投放更多的士兵到战区——仅仅为控制沿岸就有总共14万名左右兵力。在这种程度下，这些游击队员可以说成功达到了目的。但是，要想将意大利人逐出北非则困难异常。

尽管当时没人知道（后来被称为的）意土战争或的黎波里战争，但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军事史上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欧洲19世纪殖民扩张的最后一次战争；从其他方面来说，它也是第一场以驱逐殖民国家为目的的现代化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仅仅通过坚持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耗尽占领方精力的目的（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花费了超过10亿里拉，超出最初预算5倍之多）。在班加西的郊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通过挖掘壕沟来抑制敌方的火力攻势，这在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防御手段。随着意大利使用飞机轰炸奥斯曼阵地，这场战争同样也第一次见证了空中威力的使用，尽管这在当时效果甚微。

更重要的是，这场短促的战争使得奥斯曼统帅部痛苦且深刻地认识到制海权的战略意义。意大利凭借其极具优势的军舰——7倍于奥斯曼军舰的吨位——切断了地中海的交通联系（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迫假扮成一名记者，并乘坐一艘俄国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这场战争对奥斯曼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赢。尽管妄图争取征服昔兰尼加，但是意大利海军在驶向下游的奥斯曼时，与其分别在红海的昆富达（Kunfuda）海湾（1912年1月）和地中海东部的贝鲁特港（1912年2月）发生了遭遇战。在北非接连受挫后，意大利移入爱琴海，占领了12个连接土耳其西南海岸线的多德卡尼斯岛屿（Dodecanese islands，包括罗得岛）。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外部要塞，意图突破马尔马拉海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慑。而奥斯曼由于在爱琴海或地中海缺乏多余的海军兵力，仅仅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禁止所有船只通行，并布下冗长的雷线，以及在水中铺设钢链进行阻拦。

意土两国的海峡决战带来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俄国由于其唯一位于暖水区的经济补给线被切断，陷入了恐慌。大体上，俄国的出口贸易有一半都是从其黑海港口出发，经由奥斯曼海峡，到达地中海，其中包括石油、锰以及国内90%的谷物，这些贸易产品收益占其本来就很困难的货币收入的主要部分。而从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反方向运输进来的，则是俄国的工业十分需要的元器件。在1912年夏天的黎波里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奥斯曼封锁海峡的影响，俄国当年的黑海出口量下降到之前的1/3，而收益也是如此。乌克兰的重工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俄国在1911—19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几乎骤然跌落至零，威胁着它快速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自然而然，俄国在1912—1913年冬天召开了一系列商讨危机处理的会议，制订意外计划以应对海峡重新封锁——包括在黑海建造无畏舰的应急计划，以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栖登陆计划。对奥斯曼来说，它从英国的造船厂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畏舰，并希望以此帮助它赶走来自海峡的更多威胁——不论意大利、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强国。希腊不甘心被奥斯曼甩在身后，也订购了无畏舰。就这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挺进的举动，引发了地中海东部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5

的黎波里战争将奥斯曼的弱点暴露无遗，并诱发帝国的其他敌人开始行动。哈米迪耶的外交官们用尽千谋百计避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被巴尔干同盟划分。马其顿的长久麻烦，在消极意义上无疑有助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为接管奥斯曼的莫纳斯提尔省和萨洛尼卡省而发生争执，即使是在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贪婪地窥视着科索沃，特别是斯屈普（斯科普里）的时候。尽管这三个正在上升的巴尔干强国关于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新帕扎尔区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在摧毁奥斯曼的欧洲势力上的共同利益却更为一致。只需要两件事就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一个有意愿和能力在它们之间斡旋协议的外部力量，以及一个开战的借口。

的黎波里战争满足了所有条件。对于俄国政治家而言，尽管在奥斯曼海峡拥有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对于打破巴尔干半岛间的脆弱平衡总是心存疑虑。由于俄国对半岛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宗教（东正教）的纽带联系，以及或许同为斯拉夫的种族渊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俄国的附庸国。可是众所周知，这些附庸国将陷入麻烦的旋涡。俄国政治家们最想看到的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国，诸如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能够突然出现在色雷斯平原上，独力将君士坦丁堡征服而无须俄国帮助。[2]然而从战略的角度，对俄国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有一个软弱而又温驯的奥斯曼政府——横跨海峡并能确保俄国的进口和出口不受限制（否则，俄国同样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但这样一来，它就需要其他欧洲列强支持对《柏林条约》进行修改）。

软弱，但也不能过于无能。在1912年春夏之际奥斯曼被迫封锁海峡时，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奥斯曼面临外部侵略时的无助，可能会同其他强国接管海峡一样，给俄国利益带来极大损害。俄国人意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却缺乏两栖作战能力，这也致使它的军事行动计划（尽管计划制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现在被放置于最高优先级）过于早产，由此，在解决海峡问题上，俄国仍然缺少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而的黎波里战争正好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在奥斯曼帝国面临被强制分裂威胁的情况下，维持海峡现状对俄国而言也似乎不再合理——或者至少对俄国的费力支撑不再安全。

1912年，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成联盟，这使很多欧洲外交官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这几个实行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巴尔干竞争者，对土地贪婪，掳取无度并长期存在纷争。俄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激情洋溢的驻贝尔格莱德大臣——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他同时也是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在迫使他们和解（尤其使顽固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双方和解）上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个联盟间的第一份协议由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于1912年3月签署。回归实质，这份分割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的协议其实是一份流氓协议，它将沙尔山脉以北的所有土地割分给塞尔维亚，将斯特鲁马河（Struma River）和罗多彼山脉（Rhodope Mountains）以东的所有地区割分给保加利亚（尽管还剩下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没被划分）。随后，一个军事会议迅速召开，每个与会列强承诺投放至少10万兵力到战场以对抗奥斯曼。5月，希腊和保加利亚达成协议，尽管目标并非为争夺领土，但也承诺，如果与土耳其作战，将会“派出所有军队互相援助，除非签署共同协议，否则绝不媾和”。最终，对新帕扎尔和斯库台湖（Scutari，阿尔巴尼亚的沿岸中心）长期垂涎的黑山，也和塞尔维亚在这些领土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口头协议。1912年10月6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意最迟于10月14日前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两天以后，黑山可能抢先其同伴塞尔维亚，向奥斯曼宣战。9天以后，在一份敷衍性质的最后通牒到期后，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也随之宣战。这场为争夺奥斯曼欧洲部分的战争至此正式开战。6

这群巴尔干半岛的豺狼选对了时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大国公开支持这个联盟——即使俄国也对此表示质疑，萨宗诺夫甚至在紧急关头丧失了勇气[3]——然而同样也没有人出来表示反对。奥匈帝国并不希望看到塞尔维亚继续扩张，但是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并不愿同俄国为其盟友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冒险”行为而发生冲突，所以只好暗中通知维也纳，表明德国将不会阻止贝尔格莱德。7

1912年7月，一个名为“军官救星”（Halaskâr Zabitan Grubu）的社团发动政变，致使奥斯曼政府同样处于混乱之中，但矛盾的是，这个社团的目标是为了将军队（或者至少是傲慢的CUP青年军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内阁被迫辞职，在8月5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秋天重新进行选举——在此期间，CUP的主要刊物《共鸣》被禁止出版。1912年9月4日，大维齐尔同阿尔巴尼亚反叛者达成协议，之后又同意大利在10月中旬签订协议［奥斯曼同意撤出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而意大利归还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然而这个协议的后半部分并没有被执行］。在黑山10月8日宣战，以及其他三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htar Pasha）同样试图与巴尔干同盟达成协议。一些负责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小分队甚至遭到抚慰性遣散，尽管这对于其对手（尤其是保加利亚）而言就像是在公牛面前挥舞红布，引诱他们进攻。这个和平的姿态对于被罢免的CUP政客和军官来说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他们重新召集公众反对大维齐尔的和解政策。随着激昂的主战派示威者将高门包围，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在10月17日做出妥协，向巴尔干同盟宣战（尽管很明显受到胁迫——这位大维齐尔在12天后才递交辞呈）。巴尔干战争因此得以在奥斯曼帝都内战的背景之下同步开始。8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前景悲惨，仍然有很多欧洲军事专家和外交官期望它能击败这支杂牌联盟军。土耳其人曾在1897年狠狠地击败过希腊，毕竟，在1876年，他们还拥有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国增援他们之前。保加利亚则无法预料，它的军队在此之前从未接受过检验。与之相反，土耳其人刚刚结束重要的意土战争，并且在不久前的1903年，同马其顿地区的反叛者进行了严酷的战斗。从人口统计上而言，与奥斯曼帝国的2 400万总人口数相比，巴尔干同盟相形见绌。保加利亚（430万）、塞尔维亚（300万）、希腊（267万）和黑山（25万）加起来只有1 000多万。正如法国军事专员向巴黎汇报的那样，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同样也“深信奥斯曼占据优势……两个阵营，不论是在人口、军队的有生力量还是任何一种资源上，都相差悬殊”。只有充分意识到对土方获胜的期望普遍存在于诸国，我们才能搞清楚1912年10月10日上述交战诸国发布的不寻常的交战宣言。在宣言中，列强称“他们禁止任何国家改变领土现状”。9如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巴尔干同盟最终获胜的话，那么自然，一切关于领土的协议将会被取消。

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要求维持欧洲现状的宣言，如同传统认知一样，是基于错误的情报信息。事实上，武力的天平坚定地站在巴尔干同盟这边。虽然奥斯曼军队在总规模上更巨大，并且“有能力”在色雷斯和马其顿战场投入将近60万兵力，然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战场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土耳其的有生力量。在和平时期，保加利亚的现役军人大约只有6.2万名，但是超过30万名预备役士兵对此予以有效的补充和加固。在进行充分动员后，保加利亚将拥有一支超过35万人的军队，就足以超过奥斯曼分散在欧洲的兵力数（更不用说仅仅在色雷斯，保加利亚将投入主力发动攻势）。塞尔维亚和平时期的现役军人号称有16.8万人，而预备役也几乎相差无几。在进行充分动员后，塞军能向战场投放23万人。希腊能够向这个军事联盟贡献另外20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奥斯曼海军装备半现代化，十分落后，且处于动荡不定中（1908—1911年，海事大臣就换了9位），而希腊却拥有大量舰队，它夸口称有16艘驱逐舰、19艘鱼雷艇、1艘潜水艇和1艘快速装甲巡洋舰——“乔治·埃夫洛夫号”（Georgios Averov），这一切保证了巴尔干同盟能够阻止奥斯曼军队从安纳托利亚穿过爱琴海进行增援。即使是小国黑山，也能投放4.45万人到战场。这样，巴尔干同盟就拥有了一支大约80万人的战斗队伍，而奥斯曼却只能召集约31.5万名有生力量（20万名在马其顿地区，11.5万名在色雷斯）。10

最重要的是，这支联盟军队在时机上占据优势。此时奥斯曼政府彻底垮台，军队混乱。在意大利和希腊舰队封锁了海峡通道的情况下，很多出色的奥斯曼军官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大陆。直到生命的尽头，穆斯塔法·凯末尔还在为这一段命运的关键时刻而感到痛惜——此时他被围困在非洲，而他在萨洛尼卡的老家（他的母亲仍旧活着）却遭受着希腊和保加利亚联合军的袭击。他在利比亚沙漠进行志愿军游击战的决定，在他事后看来，是“轻率而毫无意义的”。凯末尔由100名左右军官同伴陪伴，取道马赛（从亚历山大港）、布加勒斯特（乘坐火车），乘坐汽船到达康斯坦察（Constanţa），之后穿过黑海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次绕道旅程历经一个多月，凯末尔最后到达土耳其已是11月下旬，他之后在12月1日赶到了前线。而恩维尔由于担心将奥斯曼军队从昔兰尼加撤离会使帝国的阿拉伯省份发生政治余波，所以他反而在这片沙漠地带待了更久的时间，直到1912年12月20日才返回君士坦丁堡。11

似乎觉察到了对手的虚弱和混乱，侵略国迅速发动攻击。保加利亚试图效仿俄国人在1877—1878年的战争突围，对色雷斯展开突袭，以期开辟进入君士坦丁堡的通道。可是与俄国人相比，保加利亚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在色雷斯的要塞——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和克尔克拉雷利（Kırk Kilise，罗森格勒），与保加利亚的要塞仅有约50英里（约80千米）之距，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而奥斯曼犯的两个错误同样为保加利亚指挥者助了一臂之力。首先，出于对保加利亚领土收复主义的政治逻辑想当然，奥斯曼统帅部认为保加利亚的目标是马其顿地区（而非色雷斯），其主力会进攻南部和西部，而非东南——所以土耳其将超过2/3的有生力量分配至位于马其顿地区的第二集团军，然而保加利亚却选择将多数部队投放到色雷斯战场。其次，奥斯曼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阿卜杜拉帕夏（Abdullah Pasha）在战争大臣尼扎姆帕夏（Nizam Pasha）的指令下，忽略敌军数量远超己方的事实（阿卜杜拉原来还希望能围歼3个师，结果却遇到了8个师），在10月21日命令他的军队向前挺进。第二天，两军在阿德里安堡和克尔克拉雷利之间拉开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的战线上交火。到10月24日，土军受挫，全军撤退，丢弃了很多大炮，士兵也丢下武器仓皇而逃。阿卜杜拉帕夏之后对军队重新整编，并于10月29日在吕莱布尔加兹（Lüleburgaz）和珀纳尔希萨尔（Pinarhisar）之间组成防御线进行抵抗。这场拉锯战持续了4天，双方伤亡人数达2万。到11月2日，土耳其终被打败，还丢失了45门野战炮，再一次撤退。这一次，土军退据查塔加战线，离帝都只有40千米。当土耳其人还在这座伟大的阿德里安堡要塞进行坚守的时候，暴动发生，此时离开战只过去了两周。12

在马其顿地区，形势也未得到好转。10月24日，在保加利亚军占领克尔克拉雷利的这一天，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率10万之众，打败了在库马诺沃（Kumanovo）由泽基帕夏指挥的5.8万瓦尔达尔（Vardar）军，由此打开了通往比托拉（Bitola）和莫纳斯提尔的道路。在更西部，塞尔维亚第三集团军到达科索沃并占领了斯屈普（斯科普里），此地作为奥斯曼的基地，曾由德国予以整修（奥斯曼随后在法庭上发表声明，称由于此基地现已被塞尔维亚占领，它将不会为此建造工程支付额款）。13到1912年11月上旬，塞尔维亚人越过边界进入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并对阻碍力量予以毁灭。同时，希腊的色萨利（Thessaly）方面军在皇储康斯坦丁（现在是国王）的指挥下对土耳其发动了突袭战：10月22日，他们穿过重兵把守的萨兰塔波罗斯（Sarantaporos，又名伊庇鲁斯，Epirus）关口向萨洛尼卡长驱直入；11月2日，他们又攻克了雅尼察—瓦尔达尔（Yenije Vardar）。11月7日，希腊军队兵临萨洛尼卡，而此时一支保加利亚步枪师同样从北部靠近（大约24小时之后，保军与之会合）。当1912年11月8日谈判开始时，被废黜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了逃脱图谋复仇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之手，登上了一艘开往君士坦丁堡的军舰。当天晚上8点，奥斯曼指挥官哈桑·塔赫辛帕夏同意放弃萨洛尼卡，向希腊投降，而后者提出的条款也比保加利亚更为宽厚（其中包括在移交武器的前提下，允许奥斯曼军官、士兵行动自由，并且承诺不会逮捕市内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战争开始还不到三周，除了叫声，巴尔干战争似乎要全部结束。14

然而，剩下的却是大声的呼叫声。伴随着巴尔干同盟军的挺进，无处不在的是盟军对穆斯林市民的暴行。正如一位在色雷斯的英国外交官评述道：“沿着巴尔干同盟军的侵略轨迹，绵延80英里（约129千米）的村庄群落被毁灭殆尽。”15君士坦丁堡目睹了一场“牛车引起的交通堵塞”——从马其顿和色雷斯涌出的穆斯林家庭“疲惫而憔悴地坐在牛车的麦秆上”挤满一路。旧斯坦布尔区成为逃难者大本营，而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变成诊治霍乱的医疗点。在佩拉区，德国大使馆变成了医院。负伤的奥斯曼士兵“蹒跚越过佩拉宫酒店，爬上山坡，与此同时，一旁的华尔兹舞曲传入耳际，两者交相辉映”。另一方面，有关巴尔干半岛穆斯林被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消息内容却仅仅稍有夸张。16类似的故事充分激发了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继续战斗。

奥斯曼的第一、第二集团军尽管遭到失败，依旧坚守在战场。很多要塞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包括色雷斯的阿德里安堡、伊庇鲁斯的约阿尼纳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要塞查塔加］。希腊军队对萨洛尼卡的猛攻使得奥斯曼有机会对比托拉地区进行加固，并减缓了塞尔比亚军队的进一步推进（在他们从比托拉撤退之后，可以前进至亚得里亚沿岸以抵抗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成为西边瓦尔达尔军队撤退的后方基地，而帝国也可能会用它换取马其顿更东部的地带。黑山方面对斯库台湖的长久围攻陷入了泥淖。与此对应，塞尔维亚却在新帕扎尔和科索沃采摘了大部分领土果实，其中包括普里兹伦（Prizren）镇。正如普里兹伦争端所显现的，即使仍处于胜利中，巴尔干同盟诸国也注定会为奥斯曼的欧洲残骸发生争执。希腊和保加利亚都以武力为后盾要求索取萨洛尼卡。保加利亚凭借其强大的攻势，在色雷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破坏力，这次辉煌的战略性胜利也为它公平地划得了马其顿地区，而塞尔维亚得到了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的多数部分，希腊则分得了萨洛尼卡。

虽然在一开始遭受挫败，但是如果高门政府能施展其外交上的魔法分化敌人的话，奥斯曼帝国或许还能够泰然自若地扳回一局。然而，奥斯曼的传统盟国没有一个在战争中给予增援。英国从未对巴尔干半岛表示出半点儿兴趣。法国，在好战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在1913年1月当选为总统后，他的主导权得到了巩固）的任期下，坚决走亲俄路线，以至于它几乎比圣彼得堡政府还要亲塞（在奥匈帝国可能对塞尔维亚进行干预的时候，1912年11月17日，普恩加莱告诉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如果俄国开战，法国也会加入”）。17作为奥斯曼的新近伙伴，德国却降低了自己在外交上的支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皇仍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他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感到愤恨不已（由于德皇的妹妹索菲是希腊王后，他对当前这场战争的心情更为复杂）。虽然奥斯曼军队由德国军官训练，并且使用德国武器，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其政策，“这是一场混战，不支持任何一方”。18

地图4

如果说有哪个大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想要挫挫巴尔干同盟的锐气的话，那么应该是奥匈帝国。此时它正受到国内斯拉夫少数派（尤其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民族统一主义问题的困扰。但是随着波斯尼亚被吞并，维也纳和高门间的猜忌仍旧在滋长蔓延。尽管对塞尔维亚的扩张存在共同的担心，但是如同早先奥地利从新帕扎尔撤离诱使塞尔维亚和黑山进行侵略显示的，奥地利和奥斯曼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并不真正一致。土耳其正在遭受失败的事实很快变得清晰起来以后，新任哈布斯堡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在1912年10月10日宣布放弃“现状”，支持新的阵线，并在10月30日发表主张，在塞尔维亚不向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都拉斯（Dürres）发展势力的前提下，接受塞尔维亚的扩张。他同样建议塞尔维亚在战后同奥匈帝国进入一种“紧密的经济联盟”关系。19贝希托尔德在塞尔维亚侵略问题上的无力态度，使得奥斯曼对于争取维也纳援助不抱一丝希望。

但是，1912年11—12月，欧洲仍然蔓延着一种严重的战争恐慌情绪，这倒不是害怕奥斯曼垮台，而是为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感到担心。11月17日，塞尔维亚的第三集团军抵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莱西奥（Alessio），距南边的都拉斯大约只有50英里（约80千米）。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非正规军在北部继续进行抵抗，奥斯曼军队同时在南部作战，但是似乎塞尔维亚只要穿过这条贝希托尔德在维也纳制定的“红线”（尽管模糊不清），就能赢取它觊觎已久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作为回应，奥匈帝国在11月21日采取重大措施，组织第四、第七和第八集团军团对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达尔马提亚的塞军。同时，为了防备俄国的潜在干涉，奥匈帝国还向加利西亚调派了第一、第十和第十一集团军团。俄国的战争大臣V. A.苏霍姆利诺夫（V. A. Sukhomlinov）在次日做出回应，发文下令对俄国的华沙（大致上属于俄国波兰）和基辅（乌克兰）军区进行“部分”动员——这两个城市正对着奥匈帝国和敖德萨（Odessa，从这里可以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两栖作战）。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1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保守派主席V. N.科科夫佐夫（V. N. Kokovtsov）在会上劝告说，动员华沙军区会迫使德国采取相同行动（可能确实会如此——在此之前，德皇曾亲自向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诺，如果俄国进行军队动员，德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并会使欧洲陷入战争。与科科夫佐夫一致，萨宗诺夫同样认为，为塞尔维亚而纵容大国在亚得里亚海扩张势力并非俄国的利益所在。俄国由此勉强地避免了可能会在1912年发生的世界大战。20

欧洲躲过了一枚子弹，但是战争的恐慌并未结束。随着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在12月3日达成停战，列强促使在伦敦召开调解会议之际，德皇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8日召开国王会议。这次会议与之前俄国内阁会议相似，令人恐惧。尽管不清楚俄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可能性，德国人还是对巴尔干战争能否令整个欧洲卷入战火存在担心。从军队这方面来说，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小毛奇”）辩驳说，因为据信俄国的实力每年都在增强，所以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时间上并不占有优势。在他看来，欧洲战争“迟早难以避免”。21 但是小毛奇遭到了首相贝特曼、海军大臣铁毕子（他知道英国舰队完全领先于德国舰队）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否决，后者认为加入战争，将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道封锁起来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恼火于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冒险行为，德皇将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证明自己比俄国外交大臣还要亲塞）。22

如果说这两个联盟集团因塞尔维亚未来边界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尖锐冲突被平息的话，那么这无疑帮助避免了欧洲大战。与此对应，它并没有给奥斯曼带来好处。奥斯曼在1912年12月16—17日两个“伦敦”会议同时召开之际，实际上遭到了孤立（一个涉及各交战方，另外一个涉及1878年《柏林条约》的6个签署国家，它们希望通过裁决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问题，阻止奥匈帝国和俄国卷入冲突）。奥斯曼方代表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感觉到战争形势无望，声明他愿意接受其他国家对马其顿的占领，但是坚持保留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他还反对希腊宣称占有看护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4个爱琴海岛屿——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布罗斯岛（Imbros）、利姆诺斯岛（Lemnos）和特内多斯岛（Tenedos）］。而且，奥斯曼还主张阿尔巴尼亚应被赋予自治权，由众国监管（换言之，即不由塞尔维亚管辖）。这是一个明智的姿态，它同希腊相互妥协（它承认让与萨洛尼卡，但要求保留爱琴海岛屿），让塞尔维亚得到些好处，但赢得外部大国支持它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同塞方相持，最后只剩下保加利亚代表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v）博士在一边气急败坏。尽管保加利亚在消耗奥斯曼军力方面做了最大贡献，并且对君士坦丁堡形成有效威慑，但现在却在一天之中失去了同希腊争夺萨洛尼卡的机会，还有可能会丢掉土耳其的色雷斯，虽然后者的多数区域曾被他们在战时攻占。但是奥斯曼坚决要求保留阿德里安堡，此城先于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征服的第一座欧洲首都，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正如一位奥斯曼外交官对达内夫博士所言，“阿德里安堡是我们圣殿的窗户”。23现在，在奥斯曼守备军的坚守下，这扇窗户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是，受挫的保加利亚人设法撬开它只是时间问题。

列强虚假的“维持现状”声明显露出的伪善让一群CUP军官感到目瞪口呆。此外，由于担心雷希德帕夏会在伦敦签字割让其他领土，这群军官开始阴谋策划重新发动战争。CUP仇恨的主要目标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的自由主义者联盟政府，卡米勒帕夏在向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递交辞呈后成为大维齐尔（与之前忠心任职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治下的那位卡米勒为同一人，最近时间为1908—1909年）。据信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卡米勒曾经管辖塞浦路斯，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英国方面却声明反对他。不难看到阴谋者的动机来自何处。恩维尔·贝和许多他的共谋者仅仅在12月20日从昔兰尼加沙漠抵达君士坦丁堡。在错过了整个战争后，他们并没有心情安静地接受投降。

1913年1月17日，奥斯曼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仍僵持不下的时候，列强向高门发出集体警告——在俄国进行干预的含蓄威胁的支持下——奥斯曼将会同时失去阿德里安堡（让与保加利亚）和爱琴海岛屿（让与希腊），且结束敌对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卡米勒内阁召开大会议，重要的宗教、行政、司法以及军队官员参加以减轻政治余波。1月22日，裁决结果产生：69 : 1。奥斯曼权贵投票赞成和平方案，甚至不惜以牺牲阿德里安堡为代价。次日，恩维尔率领塔拉特和杰马尔以及约50名军官向高门发动了袭击。他们采用萨洛尼卡的旧式阴谋技能，切断电话线，派CUP拥护者值勤守备。他们在奔上楼梯的同时大喊着“卡米勒帕夏受死”，一路无任何抵抗。这位大维齐尔最终同意辞职，并逃过了厄运，而另一位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和卡米勒的副官基布里斯利（Kibrisli）上尉则没这么幸运了。恩维尔任命曾在1909年4月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行动军指挥官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为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1913年1月30日，拥有3名CUP大臣的新内阁提出放弃色雷斯的西半部分（而非阿德里安堡或爱琴海岛屿）。2月3日，巴尔干同盟拒绝了奥斯曼的提议，并且继续对阿德里安堡和查塔加防线进行炮轰。曾自夸自己能“一天工作36个小时”的恩维尔保证一定会胜利。24

从短期来看，恩维尔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1913年2月7—8日，奥斯曼向加里波利半岛北部末端的布莱（Bulair）发动了一次勇猛的水陆攻击（尽管半岛的南部在保加利亚正对查塔加防线的后方位置），刚开始时似乎充满了希望，但是固守的保加利亚人使用机关枪向土耳其人凶残扫射。在凌厉的攻势下，土耳其人很快将行动搁浅，并丧失了约6 000名士兵，最后不得不取消行动。25土耳其另一只两栖部队在马尔马拉海欧洲一侧更南部的沙尔柯伊（Sharkoi）登陆，但在2月10日被保加利亚人挫败。3天之后，塞尔维亚的重型攻城加农炮抵达阿德里安堡城外。3月20日，保加利亚人发动最后进攻，并得到塞尔维亚分队的援助。1913年3月26日，随着城内食物消耗殆尽，再加上保加利亚骑兵部队攻进城门，奥斯曼守备军指挥官穆罕默德·许克吕（Mehmet Sükrü）帕夏不得不献出了阿德里安堡。4月15日，保加利亚人同意在查塔加停战。

与此同时，在阿尔巴尼亚，由奥斯曼贾维德帕夏指挥的第六兵团在塞尔维亚人（从北）和希腊人（从南）的“钳形攻势”下溃败。3月6日，希腊军队攻占了奥斯曼在伊庇鲁斯的最后一个重镇约阿尼纳。7天之后，斯库台湖陷入黑山之手（尽管奥斯曼指挥官埃萨德帕夏最终投降，但是他拒绝由塞尔维亚或奥匈帝国占领，这迫使俄国之外的列强向黑山沿岸调度军舰；而胜利的黑山允许土耳其人携带武器离开）。

这场重启的战争给奥斯曼带来了6 000名死者和1.8万名负伤者（布莱），包括战俘在内的3.3万伤亡人数（约阿尼纳），以及1.5万名死者和6万名战俘（阿德里安堡），此外，一无所获。1913年5月30日，所有交战国签署了《伦敦条约》，见证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和加里波利半岛背后的狭长地带——从此进入了历史书。26经过垂死挣扎，恩维尔的政变明显使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仍在伦敦开会的列强）间的分歧进一步恶化，并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3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军队早已在位于萨洛尼卡东北方向的尼格尼塔交过火。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在马其顿东部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这其中的共因在于，塞尔维亚和希腊早已开始密谋对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支持希腊占有萨洛尼卡；作为交换，希腊支持塞尔维亚在马其顿西部地区和阿尔巴尼亚驻兵。1913年6月1日，雅典和贝尔格莱德正式结盟，承诺将保加利亚赶出马其顿地区。在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状态的罗马尼亚觉察到风头，要求保加利亚将其多瑙河流域的西里斯提亚（Silistria）要塞割让给它（1913年5月8日，保加利亚在俄国施加的压力之下被迫同意）。感觉到自己被同盟国侮辱，保加利亚首相伊万·格什霍夫（Ivan Geshov）在5月递交了辞呈，达内夫博士接任。达内夫作为伦敦与会代表，对其同盟国的阴谋有最直接的了解，并对报复行动有强烈的动力。达内夫作为亲俄派，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支持，但是保加利亚军队之前向马尔马拉海推进的举动暗示了保国沙皇斐迪南妄图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计划是空穴来风，这对俄国来说无疑是个威胁。正如萨宗诺夫在1913年6月24日向达内夫坦陈：“不要对我们抱有任何指望。” 27保加利亚人只能靠自己了。

1913年6月29—30日晚上，保加利亚第四集团军向沿着马其顿东部和萨洛尼卡北部的布雷加尔尼察河（Bregalnitsa river）和泽洛托维卡河（Zletovska river）驻扎的塞军发动袭击。由米哈伊尔·萨沃夫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能够穿过泽洛托维卡河，其左翼同时到达瓦尔达尔河。从索非亚赶到的首相达内夫否认了这一进攻，并要求米哈伊尔·萨沃夫辞职——只不过斐迪南最后驳回了此请求。由此带来的混乱给了塞尔维亚人几天时间来准备回击，在此期间，甚至连希腊的色雷斯军团也发动了一场进攻（同一小撮保加利亚士兵在萨洛尼卡发生了冲突，并成功歼灭之）。黑山也进行了宣战，尽管它的干预很快变得毫无意义——罗马尼亚在7月10日向保加利亚宣战，并命令一支将近25万人的军队穿过多瑙河，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多布罗加（Dobruja）。罗马尼亚的骑兵部队自由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北部，占领了黑海沿岸的瓦尔纳，之后调头深入内陆，在1913年7月23日又占领了距索非亚仅7英里（约11千米）的维扎德贝纳（Vrzhdebna）小镇。失败已成定局，达内夫引咎辞职，而斐迪南则呼吁意大利和俄国进行调解。

为了解除当前困境，奥斯曼抓住保加利亚的这次混乱，发动了一场进攻。6月11日，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济耶德广场被枪杀于自己的车中，据称是自由主义者联盟的反CUP特工所为。另一场勉强算得上CUP的阴谋随后而至，帝都军指挥官杰马尔帕夏在宣布戒严令以后，16名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有罪（包括不在场的萨巴赫丁亲王）。一位委员会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埃及总督和改革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被任命为大维齐尔，还有4位CUP大臣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塔拉特，他任职内务大臣。而风云人物却是恩维尔·贝，他说服内阁重启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并且亲赴前线。

1913年7月12日，查塔加军队穿过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向阿德里安堡进发。侦察显示，这里只有一些保加利亚占领过的痕迹留存着。7月22日早上，天资卓越的恩维尔加入骑兵主力队伍，进入城内。上午10点30分,他给帝都发去电报：“我现在已进入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人在撤退……我们已经取得大炮和装备。”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土耳其人继续向西部进军，直到8月2日才停止前进。保加利亚最终被迫和土耳其在1913年9月30日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将界线往回撤退整整200千米。

两次巴尔干战争造成奥斯曼帝国34万人伤亡（5万人丧生，10万人负伤，7.5万人染病，还有11.5万人被俘），并失去了马其顿地区、4个爱琴海岛屿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尽管谈判还在继续）。28随着另外40万名巴尔干的穆斯林被驱逐或自己往东逃至土耳其，这些痛苦的逃难者的涌入加重了帝国种族间的紧张态势：大约20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来自色雷斯、士麦那［Smyrna，伊兹密尔（Izmir）］以及爱琴海地带的希腊人被反之向西驱逐。29然而，在最终的判定中，奥斯曼重获一定程度的帝国骄傲——而令人尊敬的穆斯林英雄恩维尔，则成为埃迪尔内的征服者（光复者）。

恩维尔的胜利同样帮助CUP牢固地确立了权力。1月和6月，当敌人在进行挑衅的时候，委员会的领导者选择继续战斗。不管公平与否，自由主义者联盟现在由于6月大维齐尔刺杀事件而染有污点，他们似乎特别希望帝国置身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土耳其以获取巨大成就结束了这场战争。

刚开始秘而不宣，随后几乎公开化——一个躲身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之后的三巨头政治逐渐在君士坦丁堡显现：杰马尔·贝担任帝都军队指挥官，塔拉特·贝担任内务大臣，而恩维尔（现在）帕夏则在1914年1月4日担任战争大臣，此时他还处于年轻的32岁。CUP党人在1908年后的所有骚乱中认识到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遂不再采用过去的手段：推翻政府的各个部门、海军和军队——甚至是苏丹自己——这样只会促使土耳其的敌人发动袭击。

奥斯曼帝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政府，而且它似乎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1] 尽管俄国和德国双方外交官在1910年11月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但直到1911年9月，这场交易才正式在波茨坦签署。

[2] 据说保加利亚的“沙皇”斐迪南在他的衣橱里挂着一套完整的拜占庭时期皇帝的冠服，并准备有朝一日在这样的场合穿上。

[3] 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时并无此疑虑。在10月初，他支持塞尔维亚袭击土耳其，并且让塞尔维亚无须担心“愚蠢的萨宗诺夫”。

第四章
寻找同盟

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这是做出所有明智决策的立足点。

——1914年4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
（Abdurrahman Cami Baykut），
土耳其国家宪法党创始人1

客观评价，意大利和巴尔干战争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国民而言是一场灾难。领土的丧失除了给其带去了战略上的损害，更是一种羞辱；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手们几乎在数着战利品咯咯发笑，列强还在密谋着分赃。但是人类遭受到的磨难却难以评估，战场与平民的伤亡人数相对整个种族和种群经历的蹂躏而言只是短短的一瞬。怀着复仇情绪，巴尔干半岛施行种族清洗政策，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由此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而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此时也以迫害当地基督徒的方式进行报复。帝国正在经历厄运，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阿杜卜勒·哈米德小心呵护的土耳其亚洲领土穆斯林种族间的团结，也遭到了分化瓦解。一些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重要库尔德部落首领抓住帝国在欧洲溃败的时机，宣布向俄罗斯帝国效忠。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秘密社团开始在大马士革进行密谋，与此同时，英国人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密谋策划甚至将运动推向了小高潮。祸不单行，在阿拉伯半岛，一个强大的处于穆斯林沙特（al-Saud）和瓦哈卜（al-Wahhab）家族之间的新“兄弟会”，或称伊赫万（Ikhwan），早已盘踞利雅得（Riyadh，开始于1902年），并在1913年征服了哈萨的绿洲地带（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在沙特—瓦哈比（Saudi-Wahhabi）的强大优势前，奥斯曼在伊斯兰中心地带的势力和威望遭到沉重打击。到1913年秋天，当代的所有灾祸似乎都降临在了蹒跚而行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它在5年内失去了40%的领土。这位病夫被列强遗弃，行将就木，无疑不久于人世。2

可是，这位病夫自己却不愿意坐以待毙。尽管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但是恩维尔在埃迪尔内的“胜利”只够给土耳其党人带来一丝希望。受到临终奇迹的鼓舞，CUP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一致采用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撰文，并冠以诸如“土耳其，觉醒了！”之类的标题，而主旨也如同它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敌人，大多为土耳其民族现在“经过数世纪的沉睡已经醒过来了”。3基于很多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花费时间在法国或学习法语的事实，不足为奇的是，一种在君士坦丁堡的新的恢复失地爱国运动思潮同样也反映了同一时间在法国出现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法国自身的“觉醒”源于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对德国采取的强硬立场，并且在1913年民族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竞选总统，以及同年《三年义务兵役法》的通过中得以体现，其中兵役法更是极大扩充了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虽然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主张（并且施行）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多数目不识丁的穆斯林平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难以评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紧紧抓住了奥斯曼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正如1914年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Halil Bey）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如是劝告议员同伴们，土耳其人绝不能“忘记我们自由和宪法的摇篮：我们挚爱的萨洛尼卡、青翠的莫纳斯提尔、科索沃……整个美丽的如梅利（Rumeli）”，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滞留在边界彼端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拯救他们”。4

转换到政策上来，这便意味着土耳其需要武装自己，并且时不我待。帝国迫切需要新的军舰来使自己的舰队有能力参与竞争，甚至控制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以和希腊和/或意大利抗衡，以及守护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以和俄国对抗。因此，大量的无畏舰订单被发往英国造船厂，其中有两艘在巴尔干战争后期得以确认：1913年1月22日下水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能够架置比其他船舰更多的机枪（12英寸口径，约30毫米）——14挺机枪，以及更先进一代的“雷沙迪耶号”（Reshadieh），它于1913年9月3日下水，能架置13.5英寸（约34.3毫米）口径的机枪。一个英国海军代表团在令人敬畏的海军司令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率领下来到土耳其，帮其训练“骨干船员”，以保证无畏舰到达之时能尽快配齐人员。在1914年春夏的某一天，无畏舰在马尔马拉海完全装备好——而土耳其军官现在则被要求学习英语并且在英国待两年以完成培训。除此之外，奥斯曼海军司令部还订购了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两艘德国潜水艇和六艘法国扫雷舰——以及供沿岸炮台使用的新一代克虏伯枪，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所有这些舰炮到达还要花数月时间，但是奥斯曼海军在1913年秋冬的大规模订单已经足够给圣彼得堡和雅典敲响警钟；而在雅典，与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关于爱琴海岛屿未来处置途径的外交争论正在艰难进行。5

海军实力通过1911—1913年的战争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外交手腕却暗含着更大的作用。抛开一切事后分析奥斯曼半改革化军队表现不佳的结论，一个基本事实在于，其仅仅比欧洲战场拥有更多的人和武器。如果说奥斯曼的无畏舰能在1912年提早到达，而非计划的1914年，海军在拥有了对爱琴海的掌控权后——来自北非或安纳托利亚的军事巩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不足。然而，即使假设海军有优势，对于巴尔干而言，调遣成千上万人马的军队将花费远超奥斯曼的时间。毕竟，向保加利亚打开了色雷斯平原门户的克尔克拉雷利防御战在开战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发生了。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就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证实，奥斯曼之所以能够撤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色雷斯决定，并不是因为战术上的创新或者军队的改良，而仅仅是因为敌国同盟遭到了分化瓦解。保加利亚对其贪婪的对手的憎恨实际上抵消了它向奥斯曼施加的威胁。如果这种憎恨进一步激化，那么索非亚很可能会同土耳其结盟。

土耳其从意大利及巴尔干战争中学到的苦涩的外交课在于，将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扔向一边，因为奥斯曼帝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在缺少至少一位强国保护人有能力阻止针对它的集体侵略行动的情况下，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理解这一点，所以他狡猾地培养同德皇的友谊。德国的保护，或者至少暗中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在1896年的亚美尼亚危机、1897年的希腊战争以及1903年的马其顿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不失一寸土地。相比之下，当1913年1月17日列强发出最后通牒后集体行动时，帝国除了沮丧地或是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做无望抗争之外无以应对（土耳其人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不管德国会否回归哈米迪耶时期更加坚定的伙伴关系，或者英国能够再次拾起旧有的坦齐马特热忱，奥斯曼亟须得到“某者”的支持。到1914年春天，奥斯曼外交官们依次拜访欧洲列强，恳求结成双边同盟，尽管还没有一位同意签订条款。

尽管帝国遭到孤立，输掉两场战争（以及在没有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赢了”第三场），却还是有迹象表明更好的外交形势将会到来。不可否认，英国（争取与之结盟）是在做无用功，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对其占领埃及和波斯湾国家感到憎恨，还因为英国外交官的傲慢态度［在反犹使馆译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下，外交部认为土耳其党人是“秘密犹太人”国际主义者，不值得信任］。[1]6至于德国方面，形势则在好转。尽管柏林勉强签署了一份正式结盟协定，但是德国和奥斯曼的利益在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中再次趋同——尽管很奇怪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并不在于巴尔干国家本身，比如德皇仍继续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索求（威廉同愤怒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并不密切）。

把德国和土耳其联系一起的不如说是对俄国实力增长的共同恐惧。俄国的人口在激增，自从1900年以来已经到4 000万。它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每年几乎有10%的增速。此外，与1913年法国通过的《三年义务兵役法》相比，俄国颁布了《最高纲领》，它拟议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扩充至220万，大致3倍于德军，并且加快动员速度，以争取到1917年能在3天之内赶上德军的军事准备，这样就能够使德国同法俄两面作战的战术失效。1914年2月，俄国召开了一场海军规划会议，与军队的《最高纲领》并行，拟议大规模扩张黑海舰队（包括建造4艘新的无畏舰），使其足以强大到至1917年能通过武力轻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海峡。这个计划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1914年4月5日批准。7尽管并非所有细节为外界所知，但是不仅限于柏林，这条趋势线已足够清晰。正如一位重要的CUP军事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1914年4月30日在《共鸣》中主张：“斯拉夫世界正在超过它的邻国快速发展……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8

1913—1914年冬天的两场外交危机帮助德土进一步巩固其仍然是非正式的伙伴关系。第一场外交危机涉及亚美尼亚改革计划的重新启动，这个计划由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A. A.涅拉托夫（A. A. Neratov）在1913年6月2日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短暂间隙中提出。整个秋冬季，俄国驻土大使M. N.吉尔斯（M. N. Girs）借助奥斯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的劣势，设法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界，使其支持由俄国策动的亚美尼亚改革计划：任命一位欧洲管理者以及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监管土耳其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人”省份的改革进展（这些省份将会被合并为一个行政区）。此计划内容和1897年对克里特岛、1903年对马其顿地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有一位大使表示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巨人——德国的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他还向土耳其人告知了俄国人准备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到整个活动本质上其实是一场俄国人的阴谋，旺根海姆便要求吉尔斯当面坚持土耳其人同意争议点，诸如欧洲检察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德国人就能逃脱土耳其人的责难了。正如吉尔斯在1913年10月17日向旺根海姆抱怨道，“我们独自做出这个要求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那时土耳其会将所有愤怒发泄到我们［俄国］身上”。改革协议的最终条款敲定于1914年2月8日。正如俄国人同亚美尼亚活动家抱怨的那样，其中甚至没有（应归于德国的坚持）提及“亚美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省份”。9

第二场外交危机很快同第一场缠结在了一起。1913年12月14日，德国的一个由42名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带领下到达土耳其。在早先的春季，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受挫的时候，奥斯曼驻柏林大使、将军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夏（Mahmud Muhtar Pasha）就已经向德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尽管恩维尔支持与德国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个倡议在他掌控政权之前就已存在（阿德里安堡在7月下旬才被重新夺回）。早在1913年4月，奥斯曼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直到6月遭到刺杀）告诉旺根海姆大使，他“指望德国”能在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重组奥斯曼军队。塔拉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正如内务大臣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所说，他早已判断出土耳其必须“决定与德国站在一起，要么与德国人一起游泳，要么一起沉下去”。10

不管利曼·冯·桑德斯将军自己后来如何反对，这个由他带领的德国改革代表团（Heyet-i Islahiye Reisi）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支持团队，更带有政治色彩。当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1913年12月4日任命利曼为奥斯曼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后，博斯普鲁斯海峡防御线的实际指挥权便被赋予了一位德国国民。1912年夏天过后，由于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甚至促使萨宗诺夫在1912年10月26日请求沙皇将黑海舰队指挥权移交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吉尔斯大使）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俄国为占领海峡而制订了日益详尽的应急计划。俄国人已经对海峡状况高度警惕，但是利曼任职的消息仍如晴天霹雳，给俄国人以沉重一击。之后的两个月，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弥漫着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而亚美尼亚改革谈判更是为“利曼事件”增添了恐惧气息。俄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聚集，萨宗诺夫认为占领东巴济耶德（East Bayazit）或埃尔祖鲁姆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1914年1月6日，在一封送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照会中，俄国的外交大臣提出主张要求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致的势力划分，其中英国登陆部队占领士麦那（伊兹密尔），法国占领贝鲁特，俄国占领黑海的特拉布宗港。11在一周之后的一场紧急内阁会议中，萨宗诺夫和俄国的军队首脑开诚布公地讨论是否有必要就“利曼事件”铤而走险，挑起欧洲大战，只有主席科科夫佐夫（重演他在1912年11月担当的保守派角色）表示反对。在大战来临之前，一次外交妥协事件在1914年1月15日上演，见证着利曼从被提升为整个奥斯曼军队的元帅和检查长，到“大材小用”转任海峡防御线指挥官。12

连同几周之后亚美尼亚改革运动的决议，德俄关于利曼任职问题上的妥协得以将欧洲的战争恐慌驱散。但是，这却令奥斯曼政府感到不快。正如俄国在1912—1913年通过它支持的巴尔干同盟国展示的那样，改革运动和利曼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妄图分裂奥斯曼帝国且不再掩饰的野心。以防土耳其人并未领会亚美尼亚改革运动传递的信息，萨宗诺夫在1914年1月召唤来奥斯曼驻圣彼得堡大使图尔汗帕夏（Turhan Pasha），“不止一次”地警告他，如果再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土耳其东部发生，俄国将会进行干预。13似乎德国仅仅通过旺根海姆的坚定不移所施予的抵抗，就阻止了萨宗诺夫和吉尔斯实际上将土耳其东部六省纳为俄罗斯保护国，并联合欧洲列强支持的盘算。

利曼代表团对于帝国的生存希望同样重要。诚然，德国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至少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一些惨重损失，可以追溯到德国军官在1912年之前教授给土耳其人的“包围和歼灭”战术（尽管在日俄战争、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以固守为主的防御作战方式显示了其威力，但是这种流行于欧洲的凭借进攻时的锐气包抄敌方侧翼的战术打法仍然为总参谋部需要）。由于缺乏大炮的有效配合，先头步兵部队在进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时损失极其惨重。然而，同许多战场上的失利一样，这些教训十分有益，奥斯曼通过这些失利加快了经验的积累。土耳其人希望利曼代表团能使他们学得更快。操着一口流利德语的恩维尔帕夏在1909年被任命为驻柏林军事专员后，全身心贯注于“德国化”军官群体。从德国副参谋长到奥斯曼总参谋部，上校弗里茨·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恩维尔与他的关系比与利曼更紧密）又被升任为战争大臣。受此激励，恩维尔将1 000名兵团军官“解职”，其中包括2名陆军元帅、3名中将、30名少将、95名准将和184名上校，为在巴尔干战争中证明了自己价值的青年军官的快速提拔铺平了道路。14

1914年4月7日，在俄国沙皇批准了一项旨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海军建设计划两天后，土耳其总参谋部也通过了一项新的以增进奥斯曼针对俄国的防御力为目的的“基本作战计划”。这项新计划摈弃以往难以达到成效的进攻策略，强调在色雷斯（第一集团军在第一、二、三兵团部署九个师的兵力）采用灵活的防守战略，同时也允许在有利条件下对俄军实施“有限攻击”（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第三集团军，包括在第九、十、十一兵团的九个师，再增加两个骑兵旅，以监管边界）。15尽管各方面的短板使奥斯曼在与意大利、巴尔干同盟的作战过程中吃尽苦头，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出人意料的旺盛——至少对于改进过的军官兵团而言是这样。在利曼和布龙萨特的帮助下，恩维尔实施了新型军团级别操作训练。这使人充分相信，只要给予时间恢复，奥斯曼将在下一场战斗中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到1914年6月，战争的乌云又一次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激愤于爱琴海地区希腊人遭受虐待的谣言，以及担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2]战列舰将在几周之内下水——这将会使土耳其撤销巴尔干战争中有关爱琴海的相关决定，希腊的民族主义者在雅典擂响了战争之鼓。6月12日，希腊向高门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要求立即结束对小亚细亚希腊东正教属民的迫害，此外还需归还没收的财产。奥斯曼政府回复道，虽然会处理希腊的相关控诉，但是真正应该为此动乱负责的乃是巴尔干同盟——是他们将穆斯林难民赶往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官正极力设法阻止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免海峡被再次封锁。16 对于大多数驻雅典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家来说，随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将在7月进入马尔马拉海，希腊（在奥斯曼的无畏舰到达之前先发制人）或者土耳其（在第一艘无畏舰到达之后）似乎将马上发动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与逐渐上演的土希剧本一样引人注目的，是一伙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阴谋者，他们决心伺机而动。

[1] 这种伤害相当彻底，英国大使密谋造谣财政大臣贾维德·贝是犹太人（事实并非如此），从而使他被解除职务。实际上，贾维德是奥斯曼政府中最为热忱的亲英派。

[2] “雷沙迪耶号”后被英国政府扣押，编入英国皇家海军，更名为“爱尔兰号”（HMS Erin）。——编者注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我决定］推动土耳其人，甚至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将战争蔓延到黑海，以对付它的老对手俄国。

——德国海军“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无畏舰）指挥官，
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1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之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事实上，还有另外一起同样由塞尔维亚籍青年实施的刺杀行动——这位塞族青年在致命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向皇室车队投掷了一枚炸弹——据证实也卷入了阴谋之中（实际上，最后总共发现了7名密谋策划者）。在得到来自柏林的一张外交上的“空头支票”后，7月23日，一直踌躇不决的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称“线索显示阴谋来自贝尔格莱德”，并要求在48小时内得到答复。塞尔维亚也同样收到来自俄国的“空头支票”，它确信法国会支持其对抗奥匈帝国，因而在两天之后，塞方拒绝完全遵从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条款。由此，欧洲的军事末日机器引擎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始了动员，甚至俄国也在此之前进行了秘密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同时防备奥匈帝国和德国。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4年7月30日颁布总动员令时——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做出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预示着“可怕的杀戮”的决定时，似乎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欧洲战争的发生。2

令人奇怪的是，从1908—1909年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一直处于所有事务的旋涡中心，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时，它却在一开始置身事外。要知道，在6月份的第三周，欧洲的外交话题仍然聚焦在希土两国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上。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以及随后列强间的摊牌似乎淹没了在巴尔干半岛最近上演的戏剧。随着战事临近，列强更是将希土两国抛诸脑后。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的话，会发现，当七月危机到达可怕的顶点时——尤其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奥斯曼问题其实仍处于列强战略的核心位置。早在6月30日，萨拉热窝事件前两天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就要求海军部汇报俄军黑海舰队最新的战争准备情况。萨宗诺夫主持了二月计划会议。在会上，俄国现役长官宣誓他们会加快向君士坦丁堡派赴第一批两栖梯队的速度（由3万人，或者说大致一个兵团的兵力组成，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师），并将动员时间由10天缩至5天。正如外交大臣在其自传中回忆，如此紧迫的原因在于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1914年6月15日，随着希土两国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吉尔斯大使对萨宗诺夫发出警告，称如果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必须“立即采取对策”占领海峡。而现在，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战争可能会出现，萨宗诺夫向海军大臣I. K.格里戈里耶维奇［I. K. Grigorevich，“K”源自父名，指代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ovich）］提出一个“非常秘密和紧迫的要求”。他质询道，俄军第一支军队能否在“四到五天内”动员完毕，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作战。3

与此同时，仍然与高门保持隐匿不宣的同盟关系的柏林，一旦其外交被孤立程度在7月底开始突出，那么奥斯曼政府无价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7月24日，星期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土大使旺根海姆重启结盟对话。7月28日，星期二，奥斯曼将第一份双边军事协议拍电至柏林，结果却淹没在了同一天中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喧嚣之中。7月31日，星期五，随着俄国总动员的开展，以及英国将与德国交战的倾向性显现，形势对于柏林愈发绝望，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花时间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向旺根海姆询问道，土耳其会否以德国与之签署同盟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4 8月1日，星期六，德国向俄国发去的最后通牒期满之后，贝特曼的抵抗信心进一步崩溃：此时，利曼仅仅向德国方面保证土耳其的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与奥斯曼签署结盟协定。5

同时，俄国的政治家正准备向土耳其发动一场武装冲突，并且预计在欧战爆发后立即进行。7月27日，在塞尔维亚拒绝维也纳通牒两天后，也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一天，俄国的总参谋长N. N.亚努什克维奇（N. N. Yanushkevitch）向在第比利斯（Tiflis）的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下达绝密命令，要求其进行动员以对抗奥斯曼帝国。6在同一天，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了一份绝密的外交备忘录，并且警告道，如果俄国放弃在欧洲抵抗奥匈帝国—德国，它将会在君士坦丁堡和近东面前暴露出自己致命的弱点，“［我们］可能会被迫主动开战［以对抗土耳其］”。77月29日，正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犹豫（就像哈姆雷特的抉择一样纠结）是否要签署最终举手无回的总动员令时（实际上,他在晚上9点左右颁布了总动员令，但不到一小时,他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命令），亚努什克维奇鼓励尤登尼奇应该遵照动员令率领高加索方面军往前行进，加入“土耳其在一开始并不参加的”欧战。8 7月30日，沙皇终于打消顾虑，颁布了最终的总动员令，萨宗诺夫随后向驻伦敦大使贝根道夫伯爵（Count Benckendorff）发去急电，让他阻止英国向奥斯曼帝国移交即将交付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土耳其船员原计划在8月2日接管这两艘舰）。回溯至5月，贝根道夫曾以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请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此事，当时只有格雷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反对，理由是英国政府没有权力干涉私人的商务合同。而现在，随着欧战将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爆发，萨宗诺夫再难继续拖延。“这些军舰，”他坚决要求贝根道夫劝诫丘吉尔和格雷，“必须留在英国。”9

像是看穿了萨宗诺夫的意图（实际上对于俄国最新的要求一无所知——英国此时还未收到俄国方面的情报），温斯顿·丘吉尔此时通过其富有争议性的举动，书写了历史的注脚。7月31日，星期五，当俄国的总动员还在进行中（丘吉尔显然也不知晓这个消息），德国也正要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国海军大臣命令海军士兵登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阻止土耳其船员在军舰上升起奥斯曼国旗。由于丘吉尔这种明目张胆的非法举动，英国在战争（至少对丘吉尔而言是无可避免的）中对抗德国公海舰队问题上的立场昭然若揭。他在不经意间彻底完成了俄国首要战略目标之一——没有让奥斯曼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无畏舰——在无畏舰的帮助下，奥斯曼可以掌握黑海的控制权——这个结果给奥斯曼政府主战派献上了一份尤其珍贵的礼物，更不用说拼命想把土耳其一同带入战争的德国领导者们。10

恩维尔帕夏绝不会放任此等机会溜走。随着绝望感的加深，德国总理贝特曼在与土耳其签署正式联盟的条款中不断变软，从7月31日星期五要求土耳其许诺“采取实质上的行动”以对抗俄国到第二天下午变成土耳其仅仅做好“作战准备”，最终奥斯曼战争大臣决定互相让步。星期六早上，恩维尔获悉英国船员已经强占了两艘无畏舰（尽管丘吉尔的做法并未获得内阁的赞同，也未公布）。星期日下午，恩维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承诺，为换取条件宽厚的结盟协定，他将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移交给德国。（恩维尔的想法是将此舰停靠在德国位于北海的港口——他只字未提如何在途中逃脱大批英舰，因为他知道这艘舰已不再由他处置了!）11

在比照过贝特曼的最新指示（仅仅要求土耳其表明自己做好了“作战准备”）后，旺根海姆认为恩维尔满足了德国首相的要求。1914年8月2日星期日下午4点，这位大使在一份秘密双边防御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与之一起的是奥斯曼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协议有效期截至1918年12月31日。在这份协议中，土耳其承诺如果德国与俄国开战，它将代表奥匈帝国加入德国共同战斗；作为交换，德国承诺“如果土耳其遭到威胁，它将有义务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保卫奥斯曼领土”。[1]12旺根海姆也承诺尽快实现恩维尔的迫切需求，将德国由“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组成的地中海分舰队派往君士坦丁堡。旺根海姆并未意识到自己受奥斯曼战争大臣蒙蔽签署了一份欺诈协议，他全心全意支持恩维尔的主张，并向柏林指出“在拥有‘戈本号’的情况下，（奥斯曼）甚至在俄国领土登陆也是有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利曼·冯·桑德斯向军事代表团的德国军官发布了动员令，此军事代表团身处奥斯曼军营，且已有71人之众。13

很自然地，利曼同德国陆军司令部的莫尔特克（Moltke），以及海军部的铁毕子大元帅推断，旺根海姆已从恩维尔处获得一个约束性承诺，即奥斯曼将很快加入战争对抗俄国。这个错误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1日，星期六，恩维尔颁布总动员令以对抗俄国（土耳其内阁在星期日批准了这条动员令）；8月3日，星期一，他又下令（尽管没得到内阁授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入口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南部入口进行布雷。14莫尔特克原计划的动员安排反应迅速，安排紧凑（比如他要求对巴黎实施闪电战），但是现在看来，却已经落后于其进度表——俄国早先就已进行了秘密动员，而比利时也决意抵抗德国对其领土的侵蚀。在这种形势下，莫尔特克开始激烈质问旺根海姆，并让其催促奥斯曼介入战争对抗俄国——同时，他对英国和法国也抱有相同的希望。15一旦法德两国在8月3日星期一下午开战，德国海军部势必会在英国宣战之前为“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找到一处安全的停泊点，以免英国优良的协约国地中海舰队将其击溃。铁毕子勉强接受了丘吉尔的这份礼物，同时出于对恩维尔许诺的信任，他命令苏雄在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即刻赶赴奥斯曼首都。16

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正是为此刻而生。将强大的军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抗衡俄国掌控黑海的主张并不新鲜。事实上，苏雄早先就已在黑海上停泊过，并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返回。这给奥斯曼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以至于CUP的领袖们，诸如卡米·巴伊库特开始公开要求将“戈本号”纳入奥斯曼军队。苏雄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热烈欢迎与他之前在地中海停靠港受到的冷遇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地中海，长期占据优势的英国舰队常常限制他在这里停留，以消除他可能产生的任何积极印象（或者如德皇喜欢说的，英国的做法如同“向汤里吐口水”）。俄国人也完全了解苏雄。随着一月份利曼事件的发生，萨宗诺夫向柏林发出警告称，“戈本号”绝不能为奥斯曼军队所有。对于俄国而言，它到拥有自己的第一艘军用无畏舰还需两年以上的时间，因而此时在奥斯曼海域上出现任何无畏舰级别的船舰对它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且足以倾覆黑海上的海军实力平衡，朝向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俄国水陆攻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也将几乎成为泡影。17

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3点刚过，苏雄解码了发自柏林的命令，此时他正朝法国位于阿尔及利亚的菲利普维尔港（port of Philippeville）进发，殖民部队正在此地乘船前往西部前线。前一天下午6点，当苏雄正在从西西里岛向西南方全速前进的时候，忽然获悉德国向法国宣战，他的目标终于达成，并且如他晚年回忆道，“所有人都可以品尝到他们热烈渴望的战火时刻了”。苏雄暂时将铁毕子要求其赶赴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放到一边，继续朝菲利普维尔港开进。早上6点刚过，“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炮轰附近的波尼港之时，“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也朝法国运兵舰开火。尽管炮轰并未引起重大伤亡或者对运兵舰或港口造成实质性损坏，但是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引起了法国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奥古斯丁·布韦·德·拉佩雷尔（Augustin Boué de Lapeyrère）的担忧。他命令分舰队组成护航舰队对运兵舰进行保护，这一艰巨的任务将耗时数日。这样，通过拖延法国将阿尔及利亚士兵运往前线，苏雄已成功达到目的。心满意足之后，他才撤回船舰，折回西西里岛，希望在往君士坦丁堡行进之前先给船舰添加煤料，两地间大约相距1 200英里（约1 931千米）。18

此时，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当苏雄在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播下恐慌，阻止法国司令官进行追赶之后，仍然不得不对付由三艘巨大的巡洋战舰领衔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它们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不屈号”、“不倦号”和“不挠号”，它们和1907年下水的“无敌号”属于同一类型。尽管这三艘还达不到无畏舰级别——排水量仅有1.8万吨，与之对应，“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为2.3万吨（仅仅勉强符合上一代无畏舰）——但是英国的巡洋战舰却装备了8门12英寸口径大炮，航速达到25或26节，这同最新的无畏舰相差无几。理论上，在1911年下水，且装备着11英寸口径大炮的“戈本号”在开启5 200马力引擎全速行进的时候，能达到28或29节的航速。但是，苏雄（而非追赶他的英国人）痛苦地意识到，舰船上有三个锅炉已经损坏，其他的也发生了泄漏，因而舰船再也无法达到这样的壮举。8月3日，星期一，丘吉尔经由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伯克利·米尔恩爵士（Sir Berkeley Milne），下令“不倦号”和“不挠号”全力搜寻“戈本号”，并对它进行跟踪，“不管它去往哪里”。8月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2分，跟随着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传来的炮击声，很晚才到达的“不倦号”向阿尔及利亚行进，试图击退苏雄的进攻，在瞥见“布雷斯劳号”在船首右舷位置后，即“快速向东驶去”。几秒之内，“戈本号”被发现在船首左舷位置——几乎正对着“不倦号”。两艘军舰随即进行了交火，但是，由于英德两国还未正式宣战，因而“不倦号”的司令官肯尼迪上校只好向右转舵，切断了苏雄试图突围的通道，迫使他轻微偏离了航线。苏雄由此躲过了第一枚子弹。19

然而,他还没有逃离危险。随着“不挠号”加入追捕，英国海军部开始沸腾。丘吉尔由于接收到错误情报，认为苏雄向西南方的阿尔及利亚驶去，所以刚过正午，他就给米尔恩上将拍去电报，让其“截住”德国船舰，并且在给予“合理警告”之后，若对方还“袭击法国运输船”，则与之交战。然而即使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模棱两可的命令，在丘吉尔于内阁上遭到斥责后，两个小时后便被废除：现在米尔恩在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回溯至7月31日，给这些令人困惑的命令增加了不确定性的还有，丘吉尔指示米尔恩“在开始的时候要克制使用武力”，以及必须“在现阶段不要采取行动对抗兵力占优势的敌方”。因为不知晓苏雄船舰的锅炉出了故障，丘吉尔及其舰队司令员仍然认为“戈本号”是地中海中速度最快、力量最强大的战舰。米尔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谨慎。20

不管英军是否被授权与苏雄交战，对于苏雄而言，此时他再无法志得意满。为了逃脱“不倦号”和“不挠号”追击，并进入墨西拿——距离最近的西西里岛下风舷的“中立”港口，他在整个下午满负荷运行锅炉，在几乎要把司炉工累死的情况下才逐渐将“戈本号”加速到23节，并慢慢将追击者甩在身后。下午4点左右，英国的军舰丧失了有效射程。下午4点35分，海面上浓雾降临，“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消失在米尔恩的视野中。子夜时分（伦敦时间晚上11点），英国向德国（要求其撤离比利时领土）发出的最后通牒在期满之际仍未得到积极回复，两国至此终于进入战争状态，英国也得以许可向德军开火，但苏雄此时已完全摆脱射程，靠近中立海域墨西拿海峡了。根据中立法，任何在布林迪西港停泊的船只要在24小时之后离开。21

一场有关“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命运的激烈外交斗争就此展开。首先，苏雄对意大利当局“十分无耻的背叛行为”感到怒不可遏——意大利全然不顾自己同德国、奥匈帝国三国结盟的事实，在苏雄到达布林迪西港后仍按中立法限制他停泊的时间。在国家表明自己的真正立场后，布林迪西当局甚至拒绝给苏雄提供燃煤。苏雄不得不花费时间向罗马的奥斯曼外交使馆拍去电报，请求他们克服当局的阻挠。由于德国在地中海再无其他军舰，唯一能够护送“戈本号”的只有奥地利在普拉（Pola）港的亚得里亚海舰队。然而苏雄在8月5日凌晨两点向奥地利海军部拍电“尽快接走墨西拿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请求未获任何进展。米尔恩上将此时却已将英国战舰摆放在墨西拿海峡的两个入口处，按中立法规定，退避“6英里”（约9.7千米），守株待兔，只等苏雄超出时间限制后向其开火。奥地利考虑到即使冒险遵守约定进行营救也难以占得便宜，尤其是此时奥匈帝国和英国还未宣战。雪上加霜的是，苏雄又收到一封由铁毕子在8月5日星期三发自德国的加密电报，上面提到，“出于政治原因，［你］在当前到达君士坦丁堡是不现实的”。22

然而苏雄并未被这些坏消息吓倒，他将全舰将士的力量激发到最大程度。对于救援不再抱希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则需要储备足够多的燃煤来急速穿过（他只能假设）一支重型英国屏护舰队。因此，苏雄紧握着每只他能抓住的（将士的）手，“伴随着军乐的氛围、上好的口粮、振奋军心的演讲、一起共事的军官的英雄事例，以及我自己的鼓舞”对其进行激励。在码头上，西西里岛的小贩们向德国人兜售纪念品和明信片，这些德国人如旧时的罗马角斗士一般致意，“准备赴死”。在全舰将士无了无休的苦干下，很多人由于体力透支或中暑而身体垮掉。在船舱内，当司炉工在卖力干活倒下后，另一位又紧接着被换上。其他的运煤船则“满载冷饮和洗澡水”，开始溜之大吉。然而时间有限，在8月6日星期四下午最后一名将士倒下时，“戈本号”仅仅装载了1 580吨煤料，“布雷斯劳号”装载了495吨煤料。这远不足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苏雄不得不这样做。他随后命令将士进行“其急需的”休息，并准备在下午5点离开。23

尽管奥斯曼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权遭到撤销，苏雄还有另一个选择。在绕过“靴形”的意大利后，他可以朝亚得里亚海行进，并躲藏进位于普拉港的奥地利舰队——之前曾拒绝救援他的那一艘。但是这样做会使苏雄和他挚爱的“戈本号”被优良的英军舰队包围，使其只能消极“等待”。但是性格固执、暴躁的苏雄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因此，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要动摇我的信念让战争提前在地中海东部爆发……我希望之后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并把战争带到黑海”。24

苏雄的计划尽管莽撞，但是绝非愚蠢。预料到不管如何都会被追踪，他确保在傍晚之前离开，这样英国追踪者将能看到它向北朝亚得里亚海进发。他希望——一旦夜幕降临，便能摆脱敌人的视野；到那时，他将“偷偷摸摸向右转舵”——靠近东边的希腊岛屿，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此处的马里阿角（Cape Malea）等候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行重新补给，以保证他能完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程。尽管如此，苏雄知道要逃脱敌军的追击仍需足够好的运气。

地图5

事实证明，他的英国对手相当乐于助人。[2]在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并未了解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强行扣押了奥斯曼军事家们魂牵梦绕已久的无畏舰——这两艘强大的战舰乃公开认购。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米尔恩上将都没料到苏雄会突出重围，奔向达达尼尔海峡。米尔恩十分肯定“戈本号”将会向西边的直布罗陀和大西洋的开敞水域移动，所以他仅仅在墨西拿海峡的东部入口处派遣了一艘轻型巡洋舰（“格洛斯特号”）进行堵截［尽管他命令海军少将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Sir Ernest Troubridge）率领一支由4艘装甲巡洋战舰、8艘预备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把守亚得里亚海，以防苏雄向普拉港靠近］。25

8月6日星期四晚上早些时候，苏雄离开了墨西拿海峡。性能低劣的“格洛特斯号”除了与他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将德国军舰位置通过无线电（苏雄始终没有干扰成功）发送给米尔恩上将之外别无他法。米尔恩在接收到无线信息之后又传递给亚得里亚海分舰队。特鲁布里奇在拦截苏雄的路线上位置绝佳，子夜刚过，他动身向南部进发，期望在拂晓之前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交战。凌晨4点左右，仍未发现敌军身影，特鲁布里奇不禁重新斟酌一番。他早先将驱逐舰派出以添加煤料，此时还未归来。由于担心自己仅有的4艘性能不佳的巡洋战舰在与“戈本号”偶遇后被击毁，同时丘吉尔不要与“兵力占优势的敌方”交战的命令萦绕耳旁，特鲁布里奇随后放弃了追赶。苏雄又躲过了一枚子弹。[3]26

尽管从主要对手那儿侥幸逃脱，苏雄仍要对付“格洛斯特号”的指挥官——霍华德·凯利上校（Captain Howard Kelly），他是一个性格同苏雄一样固执的爱尔兰人。在这种动荡的战争局势中，凯利以身示范了性格的重要性：特鲁布里奇如何规避责任，他就如何越权揽责。8月7日星期五凌晨，在获悉亚得里亚海分舰队停止追踪后，米尔恩在5点30分向凯利拍电，命其“跟在敌船后面，但不要追捕”。凯利同这位他所追踪的对手一样性情暴躁，即使特鲁布里奇抛弃他将他彻底暴露在“戈本号”的猛烈炮火下，他依然拒绝撤退。星期五正午，由于锅炉发生泄漏（同时，他在布林迪西装载的煤料使他的船舰冒出黑烟），“戈本号”被“格洛斯特号”超过，苏雄推测这位英国上校可能会更愿意追踪一艘尺寸更大的战舰，便下令“布雷斯劳号”引开追踪者。到下午1点30分，“戈本号”开始刻意落后于其他舰只，尽管此时“格洛斯特号”距离前方的“布雷斯劳号”只有11 500码（10.5千米）。下午1点35分，凯利下令将6英寸口径主炮对准对方开火，并且击中不止一处（尽管没有造成任何毁坏）。“布雷斯劳号”随后反击，并发射了一连串试射炮弹，尽管没有击中“格洛斯特号”，却在它周围投掷出可怕的巨大浪花。苏雄此时在“戈本号”上，从反方向向“格洛斯特号”远远地发射出一枚鱼雷，同样没有击中。像是担心他的不听话的上校会损害德国舰船一样，米尔恩此时命凯利后退，并禁止他越过马塔潘角（Cape Matapan）进入爱琴海，以免在希腊岛屿里遭到埋伏。至此，苏雄再次顺利逃脱。[4]27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在8月2日与德国签订结盟协定以及旺根海姆许诺把“戈本号”送给奥斯曼的最初一股热情之后，恩维尔不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游布设好水雷，还下令征用俄国存放在奥斯曼港口的货物，包括石油和粮食。然而，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8月5日星期三探出风声时，他同暴怒的俄国人一样，对非法征用表示反对。这位大维齐尔忧心于：如果土耳其和俄国开战，土耳其将缺乏同保加利亚签订的足以保证色雷斯安全的协议。但是他却不可能与索非亚匆忙达成协议。因而，相比年轻、刚愎自用的战争大臣，他耍了一个聪明的滑头。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推理到，被在地中海巡查的敌方分舰队包围着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除了君士坦丁堡将无路可去。当德国人在布林迪西添加煤料时，这位大维齐尔决定向其施压。在奥斯曼政府同意苏雄将舰只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之前，他在8月5日星期三通知旺根海姆大使，德国必须满足六项条件，包括支持废除领事裁判权——支持奥斯曼几十年外交的圣杯——坚定承诺帮助土耳其从希腊手中收复爱琴海岛屿，以及帮助土耳其扩展其东部的高加索边界以便“土耳其和俄国的穆斯林进行直接联系”。苏雄在布林迪西通过铁毕子收到了这封隐含外交敲诈意味的“黑色邮件”，电报上通知他由于“政治原因”，君士坦丁堡之行尚不可取。胁迫之下，同时不希望再进一步置苏雄于危险之境，旺根海姆在8月6日星期四同意了这些条件。28

苏雄并不清楚这其中的交易，他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切十分可疑。8月7日星期五晚上，他安排运煤船“博盖德尔号”（Bogadir）在马里阿角与其碰头。为了躲避侦察，他甚至将船饰以希腊标志。而另一艘运煤船“将军号”在从墨西拿不同方向出发后不久才重新和他会合。如果苏雄知道异常谨慎小心的米尔恩上将早已取消了追赶令的话，可能会直接选择在马里阿角进行煤料添加。但实际上，直到他们在代努萨岛（Denusa）附近找到一处荒无人迹的、似乎在敌人视野之外的海岸线之前，他令他的运煤船一直跟随他驶入了爱琴海深处。1914年8月8—9日周末两天，“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保持气压的同时进行煤料装载，以便遭到突然袭击时能够快速脱身。同时，一个特殊的瞭望哨被建在岛上的最高点，以防范英军。苏雄此时距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已不到200英里（约322千米），如果有出入许可，他在一天内即可到达。但是他无法再冒险给君士坦丁堡拍电报，因为电报信号强到足以将其位置泄露给英国舰队。在奥斯曼的政治斗争形势尚未分明的情况下，苏雄又一次做出大胆选择。在星期六晚上，他派遣“将军号”到达奥斯曼的士麦那（伊兹密尔）港口，向德国驻奥斯曼海军部海军联络官汉斯·胡曼（Hans Humann）传达如下信息：

出于紧急军事需要，（我们）将在黑海向敌军发动进攻。请务必不惜任何手段拿到土耳其政府的许可证，以便我立即通过海峡，如有必要，非正式批准也行。29

在君士坦丁堡，相对于德国人，奥斯曼的协商者们的谈判优势逐日凸显，他们开始完全享受其中，甚至连早期性情急躁的恩维尔也喜欢上了这场游戏。8月5日，星期三，苏雄正在布林迪西最炎热的时候折磨他的锅炉工时，大维齐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施加压力。同一天，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军事专员M. N.列昂季耶夫少将（Generalmajor M. N. Leontiev）造访奥斯曼战争部，与恩维尔进行了会面。这位战争大臣的谈话内容使列昂季耶夫大为惊讶。恩维尔承诺将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第九和第十一兵团从土耳其东部撤出，以便俄国派出高加索军队增援欧洲前线，对抗奥地利和德国。作为交换，俄国将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份五年或者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且以牺牲维也纳利益为代价，帮助奥斯曼重新解决巴尔干问题（这个主张重新帮土耳其从保加利亚处获得色雷斯西部地区，从希腊处获得一部分爱琴海岛屿，并将阿尔巴尼亚补偿给希腊，从塞尔维亚处划分马其顿的部分区域给保加利亚，而它自己将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天，他们签署了该条约，这位被认为属于亲德派的奥斯曼战争大臣许诺列昂季耶夫，将把利曼·冯·桑德斯和整个德国军事代表团驱逐出境。30

迄今为止，恩维尔对俄土同盟的试探性声明到底有多严肃，仍不为人所知，如同内务部的塔拉特（尤其是他在克里米亚的里瓦几亚之行后，由吉尔斯大使陪同，在5月返回土耳其，并向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提出明显相似的建议）。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听到恩维尔的主张就开始急切地进行落实，但这个想法似乎并不源于外交部。从1914年8月7日星期五到8月9日星期日的整个周末，当苏雄上将躲藏在代努萨，绝望地等待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时，在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外交官和吉尔斯大使之间却进行着一系列越来越详细的结盟磋商；而另一旁，列昂季耶夫也在同恩维尔保持着接触。不管恩维尔的提议是否出自真心，它都深受吉尔斯和列昂季耶夫的欢迎，他们甚至还向萨宗诺夫建议采纳此提议。31

星期日，事态进入紧急关头。中午时分，米尔恩上将在（由于不实情报称奥地利已向英国宣战）再次耽搁了追击之后（理论上而言，这会因此威胁亚得里亚海，并从马耳他切断其分舰队），继续对“戈本号”及其三艘主要的巡洋战舰进行追赶（尽管他直到子夜时分才到达爱琴海）。星期日一大早，苏雄从士麦那把他的紧急请求拍电给身处君士坦丁堡的胡曼。在电报被解译的同时，米尔恩又开始了对苏雄的追击——这使奥斯曼政府了解到“戈本号”已经时日无多。君士坦丁堡方面，大维齐尔却一再搪塞，并欺骗旺根海姆大使称奥斯曼、希腊、罗马尼亚三国即将签订中立国条约，所以不会允许一艘全副武装的德国战舰来破坏这个协定。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与俄国的结盟对话同样在星期日接近高潮——吉尔斯大使当天给萨宗诺夫拍去两封紧急电报，要求他立即签署（结盟）协定（然而萨宗诺夫在下午收到亚努什克维奇从俄国军事指挥部发送的紧急信息，建议他在结盟谈判被泄露给新闻界之前立即中断谈判，以免被近东理解成为“［俄国］觉醒的迹象”）。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保留选择权，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向旺根海姆大使建议道，苏雄被允许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但前提是“戈本号”解除武装并“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奥斯曼的”船舰。32准确来说，这并非一个邀请。但它却是苏雄将要得到的。

1914年8月10日星期一凌晨一点，“将军号”向“戈本号”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并要求沿岸要塞投降。”两个小时之后，当苏雄还在仔细斟酌这个奇怪的指示时，他从英军分舰队获得了无线电信号，并成功进入了爱琴海。早晨6点，在未接到进一步的指示说明时，他决定不再等候，并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当接近中午，处于一半路程时，苏雄解译了另一封在夜里由柏林海军部发送的电报：“此事至关重要，‘戈本号’须尽快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确认收悉。”不论是这条或是从士麦那发送的信息，都没有提到奥斯曼政府已经批准了通行许可权，其中的奥妙在于，这个许可权并未实际给予。苏雄只能猜测其中的含义：他应该闯入还是假装作势以给予土耳其人借口让他进入。不管怎样，他将很快弄清原委——按照当前航线，他将在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33

经过一周的剑拔弩张，8月10日星期一下午，形势进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4点，在以18节航速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的途中，苏雄望见了忒涅多斯岛（Tenedos）和伊姆罗兹岛（Imbros）。随着德国通过多方面活动以迫使奥斯曼信守8月2日的结盟条约，加入战争对付俄国，“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此刻的命运维系于南部海岸的海丽丝岬（Cape Helles）和库姆卡莱（Kum Kale）在苏雄的船舰进入射程内时会做何反应。他们会开火吗？由于未收到战争部给出的明确命令，当德国船舰在傍晚7点左右被发现的时候，恰纳卡莱这座宏伟的城塞的司令官便向君士坦丁堡拍去电报请求指示。中校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Lieutenant 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在战争部与恩维尔进行了会晤，回忆如下：恩维尔刚开始拒绝在没有首先咨询大维齐尔的情况下给予答复，但是克雷斯紧逼他要求他做出决定。恩维尔随后陷入了沉默，在克雷斯面前犹如静止了一般。终于，他开了口：“他们应该被放进来。”克雷斯依然不满意。“如果英国战舰也紧随［‘戈本号’］进来，”他要求得到确认，“你们会朝他们射击吗？”恩维尔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抗议道，他无法在不与其他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就轻易做出如此重大的、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但是，克雷斯仍坚持要求得到答案。“如果那样的话，”恩维尔最终回复道，“是的。”晚上9点，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被派出接洽“戈本号”，并发出“戈本号”期待已久的信号：“跟上我。”苏雄终于如释重负，跟随这只土耳其引航船穿过布满水雷陷阱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34

很快，“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达奥斯曼领海的消息便传遍了欧洲。经过一周，苏雄终于侥幸逃脱出具有强大优势的英国舰队的各种围追堵截，而他（进入奥斯曼）的妙举也几乎立马被视为对君士坦丁堡向协约国靠拢的一次关键性打击。诚然，我们应该对事后之谈对事件真相的扭曲报以谨慎之心。[5]此时，米尔恩和丘吉尔仍认为当前形势只是一场关于边境线的闹剧，仅仅下令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以防苏雄出逃。35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尽管敏锐觉察到事态的不一般，但是依然几乎充满着自以为是。他告知内阁，“尽管我们应该坚决要求由土耳其人而非德国船员来操纵‘戈本号’，但是这并无大碍：要知道，土耳其水手哪懂得驾驶它——除非是在岩石或水雷上”。36

英国在一旁漫不经心，恩维尔下令让德国船舰进入却对英国和法国船舰（暗中）进行了封锁——这个决定在晚上10点，由胡曼向柏林的德国海军部发去的电报中得以确认。另外，当日益增多的英法船舰群集结在贝斯克海湾，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监视，在一旁抛锚等待之时，奥斯曼的沿岸炮群在星期二早晨又放行了两艘德国民用供应船，其中包括“将军号”（刚从士麦那而来）和“洛多斯托号”（Rodosto）。[6]37

无论怎样，奥斯曼已经加入了战争，它显然已经违背了中立法，并且将一只强大的饿狼放进了高门的外交羊圈。如苏雄在1914年8月12日向铁毕子发去电报时所称：“土耳其政府热烈欢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同奥斯曼舰队的合作也在进行着。我打算尽快在黑海展开作战。请立即运输军火弹药。这儿的煤料十分充足。”38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做好准备将战争带入黑海以对抗俄国。

[1] 这份协议由奥斯曼外交官草拟，措辞精妙。它规定，只有在德国根据协议与其同盟国奥匈帝国都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才会向俄国宣战。由于贝特曼受蒙蔽将重点放在合法内容上，柏林在先向俄国宣战后，条款却并不适用于土耳其（同样不适用于奥匈帝国）。意识到这点后，哈布斯堡王室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一直处于犹豫和拖延中，直到柏林向其施加重压后，才在1914年8月6日向俄国宣战。

[2] 苏雄在回忆录中称，他几乎只能指望英军出现懈怠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言自己有一种“本能——英军将领今天将不会挑战我，除非他们在主要力量上面拥有完全优势”。尽管这段评论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但是苏雄显然清楚英军在追赶过程中充满了试探性，他此时的大胆也与此信念密不可分。

[3] 特鲁布里奇少将由于未能追赶“戈本号”且“让其逃跑”，而在之后受到责难及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这个错误是丘吉尔和米尔恩的含混指示引起，特鲁布里奇最终被体面地宣判无罪——尽管他之后便失去了海军指挥权。

[4] 尽管战况不值一提，但是这场交战却广为人知——恰恰因为一艘意大利轮船在一旁经过时见证了这一场战斗。在这艘去往奥斯曼帝国的船上，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的女儿正处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在到达后，旺根海姆大使向她询问战况。摩根索6岁大的孙女巴巴拉也目睹了这场交战，并在50年之后将其记录在自己最畅销的历史作品《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

[5]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在书中描述“戈本号”“超出一艘船的功能，（带来了）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灾难”。与之相仿，另一位杰马勒帕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恩维尔在那天晚上告诉他，“一个孩子降临了”。而摩根索大使在他有趣但缺乏严谨的自传小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中写道，旺根海姆大使挥舞着电报，宣告苏雄的到来，“就像一个足球队员打赢比赛后的那种兴奋”。

[6] 他们完全可以向德国船只开火，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对米尔恩在1914年8月的消极举措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包括最近杰弗里·米勒在其所著《不可抗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逃脱背后的阴谋》（1996）中的说法：英国向希腊派出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马克·克尔少将很可能牵连进了雅典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帮助消灭“戈本号”行动的证据，以避免丘吉尔和米尔恩发觉。但是正如米勒在其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阴谋仅限于雅典的事实正日益清楚：混乱情报、错误的主张以及完全的行事无能，充分解释了米尔恩没能成功拦截“戈本号”的原因。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支队，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射出。

——“奥斯曼海军中将”威廉·苏雄，
原德国无畏舰“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指挥官，
在1914年10月25日如是诠释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命令1

苏雄在1914年8月10日晚上抵达马尔马拉海的举动对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开展的活动而言可谓出乎意料的妙举，但是它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即使是恩维尔，也曾置亲德派的同情心于不顾，在最后一刻还在犹豫如何面对苏雄（已进入奥斯曼）的既成事实，并在同俄国的结盟谈判中向俄国军事专员撒了谎。就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来说，作为一名外交艺术大师，他又花费了一两周时间向旺根海姆施加压力，并可能已经成功获取了德国助其恢复苏莱曼大帝时边界线的承诺。然而在苏雄的顽固意志下，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精明却难以施展，奥斯曼对德国的影响力随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场外交游戏，却远未结束。不可避免地，协约国的大使们要求德国战舰在24小时内离开奥斯曼海域，或解除武装。正如我们所知，大维齐尔早已策划好如何进行回应。8月11日，星期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外宣布，奥斯曼政府已经以8 000万马克的价格“购买”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尽管实际上并无金钱易手）：它们将分别被重新命名为“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并编入奥斯曼海军。由此，协约国们对土耳其让一艘交战军舰停靠在本国码头的控诉变得无所适从。[1]在一次官方授意的接洽中，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补充道，购买“戈本号”明显是针对英国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报复行为。2 这产生了两个有益的效果：它使得君士坦丁堡对英国的憎恶更甚一步，同时让德国人方寸大乱。正如旺根海姆向柏林方面抱怨的，德国要如何才能够对这场战舰的“虚假”交易抵赖。要知道，这件事在土耳其已经人所共知了。3

当然，由于之前强占了奥斯曼的无畏舰，英国人此时只能责怪自己。尽管丘吉尔最终将在使土耳其疏远的问题上遭受大部分责备，他却并不乏同伴。英国大使馆官员H.博蒙特（H. Beaumont）先生在摊上这份平息奥斯曼政府（因损失其无畏舰）怒气的苦差事后，于1914年8月6日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抱怨道，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在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出于怨恨，杰马勒不仅要求赔偿，还威胁“由于奥斯曼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要组织重建”——因为本来要停泊在此处的无畏舰不再属于土耳其，他们将撤销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合同。丘吉尔在获悉杰马勒的反应后，写道，“勿用着急”对土耳其进行赔偿，“他们可能会加入德国同盟，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省一笔钱。先继续保持谈判和拖延”。四天以后，当“戈本号”的到来米已成炊，由此威胁到英国在高门本来就不牢靠的地位时，博蒙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他在给伦敦发出的报告中记录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资金由新的贷款负担，而购置“雷沙迪耶号”的费用却来自“普通民众的小额资金征收，所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捐款人才会对它的命运尤为关心”。“在损失了这些船舰后，”他此刻才注意到，“（每一位土耳其人）感同身受，并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憎恶”，因而英国有必要承诺进行赔偿：土耳其人的索赔要求是1 500万英镑。[2]4 第二天，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又敦促伦敦通过他的赔偿要求——德国战舰——以避免土耳其舆论难以原谅丘吉尔的侮辱对其造成的损害。

土耳其人对英国大使馆已怀有更多的不满。8月15日，星期六，杰马勒帕夏令苏雄向北部帝都进发，并准备好在一接到命令后“升起土耳其国旗”。星期日，这艘前“戈本号”战列巡洋无畏舰及其辅助巡洋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靠近金角湾的入口处抛下锚。在一场盛大的公开典礼中，被博蒙特指责为“被宠坏的孩子”的海军大臣骄傲地将“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编入奥斯曼军队。尽管一支象征性的土耳其海军分遣队登上了舰，但是当苏雄和其德国军官招摇地戴上土耳其毡帽并升起奥斯曼国旗时，这次交接的真实本质继而昭然可见。（当天晚上，苏雄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不言而喻，这些船舰仍属于德国。”）5

尽管在官方上仍保持中立，土耳其却有着向协约国，尤其是俄国靠拢的迹象。8月12日，土耳其将水雷布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并且关闭了灯塔；所有进入船只此时都被要求获得许可且由导航船引导进入。6为了造成假象，让人以为苏雄的战舰已经被中立化，恩维尔和杰马勒要求德国海军部向其运送最先进的水雷，并且派遣一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换英国海军代表团，同时对奥斯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岸防线进行巩固。苏雄将这一请求转呈给铁毕子，后者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由令人敬畏的吉多·冯·乌泽多姆上将（Admiral Guido von Usedom）率领的特遣队。这支特遣队的组成人员包括海军军官、炮兵、工程师、鱼雷及水雷专家和好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事学员，此外还有大量水雷、扫雷舰、鱼雷和其他技术设备被一同运往奥斯曼。这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早在8月18日就离开德国前往君士坦丁堡。7

随着奥斯曼加入战争已成必然，德国似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8月17日，在“戈本号”及“布雷斯劳号”战舰被“转让”给奥斯曼军队的新闻传至英国后，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并授权米尔恩上将派遣“一支鱼雷分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形成威慑，并在必要情况下击沉“戈本号”及其僚舰”。[3]但是这个建议在内阁内部却遭到强烈反对，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引起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的反对，另外则是由于整件事的根源：很多人责备丘吉尔，认为他起初扣押无畏舰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人。8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早已命令黑海舰队司令官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Admiral Andrei Eberhart）“用尽一切手段阻止［‘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即使侵犯土耳其领海权也要歼灭之”。9由于苏雄在奥斯曼政府明显的默许下控制着两艘“土耳其”战舰，如同他曾经的誓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将世界战争带入黑海，对抗俄国了。

然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却不打算在土耳其还没准备充分时就将其带入战争。尽管在“戈本号”安全抵达问题上未能获得旺根海姆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可以决定苏雄能否在黑海进行活动。满心渴望离开的并不止苏雄一人。利曼将军早已同恩维尔展开协商，计划让奥斯曼军队在靠近敖德萨的黑海沿岸登陆，以对俄国第八集团军（为抵抗东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动员的最后艰难阶段）的侧翼形成威慑。海军部的铁毕子向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Cemil Bey）提议道，苏雄可以驶入黑海并朝俄国目标开炮，其他奥斯曼战舰尾随其后向空中开炮，以造成抗议其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假象。德皇威廉二世深解其中味，他在8月18日给旺根海姆的信件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欢迎奥斯曼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10但是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1914年8月17日坚决告知苏雄，以旺根海姆的方式，将不会许可任何形式的突袭。11

德国阵营遭受的挫折还在不断加剧。旺根海姆在1914年8月2日签下的密约对土耳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而8月6日的结盟条约和胁迫之下的让步除了默许“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外，并未获得任何回报——两艘战舰仅仅被奥斯曼扣押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被阻止进一步行动。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和恩维尔非但没有向俄国宣战，还悄悄地讨好它，揣测圣彼得堡会向土耳其提出什么样的条款以保证土耳其置身战争之外。8月中旬，奥斯曼的亲法派财务大臣贾维德·贝（也是一位亲英派，尽管由于菲茨莫里斯的缘故，英国大使馆并不知晓这一点）在位于席拉皮亚（塔拉布亚）的协约国大使避暑别墅分别与大使们进行了会晤，试图获寻保证奥斯曼中立的条件。即使是杰马勒也在尽力讨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欢心，后者在8月20日向格雷报告称，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保证其中立位置是切实可行的。12 8月19日，当大维齐尔同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便失去了最强说服力——但是此时仍未宣战。不足为奇的是，被奥斯曼的表里不一激怒的利曼将军，被传出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勒决斗。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同旺根海姆的关系十分冷淡［旺根海姆在去年12月抵达土耳其之后，拒绝同利曼在西鲁克兹驻地（Sirkeci station）会见］的利曼在8月19日直接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批准他及德国改革代表团的同僚军官回国。13

虽然利曼请求辞职的威胁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一方面，恩维尔请求铁毕子向土耳其派遣数百名海军专家和专门设备以巩固舰队和岸防线，同时他还承诺旺根海姆称会以“泛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8月19日出兵法属北非、俄国高加索地区、英属埃及和印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他在隔天又告诉旺根海姆，尽管同索非亚签署了条约，但是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尚未成熟：战争大臣甚至威胁如果德国再逼其出兵干预的话，他将会遣散奥斯曼军队。恩维尔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前宣布自己是伊斯兰世界“永远的朋友”后，向德国的敌人发动伊斯兰圣战就成了他最中意的方式。“哈吉”威廉从未打算让利曼离开他当前的岗位，更别提允许他同奥斯曼的战争大臣进行决斗。“我期望同恩维尔合作，”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改革代表团团长轻责道，“请你务必替我传达我对他的充分信任及问候。”14

利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土耳其拖延战术逼疯的人。苏雄上将在躲过了敌人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追击之后，很难再满足于坐以待毙，否则他早就同奥地利人躲藏在普拉港，而非历尽艰辛躲过英军的围追堵截。同这艘军舰的历史一样有趣的还有中世纪的木船海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453年奥斯曼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彼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搬运到金角湾，并从侧翼包抄拜占庭船只——奥斯曼首都并不适合一艘庞大的具有2.3万吨排量的无畏舰来进行军事演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伊（Istinye，位于今天的美国新领事馆）受压抑许久，苏雄无法测试他的锅炉是否泄漏，无法开炮，或者保持士兵的锐气。为了维持士气，有一天，他在俄国大使馆前抛锚，于是他的“军官和士兵在舱板上排列成行……庄重地摘下头上的土耳其毡帽，并戴上德国军帽”。军乐队随后奏响《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及《保卫莱茵河》，德国海员们在重新戴回毡帽之前“引吭高歌”。15

逗弄俄国人一定多少帮助苏雄平息了他的不安情绪。但是为了开个玩笑，苏雄不惜人身安全向达达尼尔海峡疾驶。25日，在15名海军军官及将近300名海军炮兵（其中大多数被派至达达尼尔海峡从事沿岸炮台固防工作）陪同下，乌泽多姆上将抵达西鲁克兹驻地。9月的第一个星期，另外400名德国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加入了乌泽多姆的特遣队。很自然，在这样一个锋镝交加的时刻从欧洲主要前线战场调遣700名技术兵种到土耳其，使德国统帅部的莫尔特克认为为了让土耳其加入同盟契约，德国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在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中，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俄国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遭到歼灭，德军从而赢得了8月26—30日的交战时间。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军队在加里西亚省被俄军击溃［伦贝格（Lemberg）/利沃夫（Lvov）在9月2日陷落］，而德国军队经过边境线的鏖战后——鏖战持续数日，极大地透支着将士们的精力——向处于西线西南方的巴黎进发。当英法的守备者们开始重组巴黎西部防线，准备投入这场可能性的决战时，德国参谋长在1914年9月4日隐晦提醒旺根海姆和利曼，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不论是登陆俄国黑海沿岸或是威胁苏伊士的英属埃及，立即采取行动牵制敌方力量将是“有利的”。三天之后，随着马恩河战役的进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劝告旺根海姆，要让土耳其人牢记“利用一切手段击溃英军的抵抗”迫在眉睫。到最后，大使被批准向恩维尔提供他要求的（向苏伊士发起攻势的）一切“武器和弹药”。16

在嗅到德军统帅部的绝望气息后，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认为再次对德国进行榨取的时机已经到来。1914年9月8日，星期二，奥斯曼战争大臣向旺根海姆提出请求：德国送给他“至少6组速射野战列炮以及充足弹药”，同时最好配备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每组8 000发。作为恩维尔主要心腹的德国海军专员汉斯·胡曼要求柏林方面为奥斯曼在苏伊士展开行动支付一笔约135万土耳其镑的资金（大约800万美元，合今天的8亿美元）。17此外恩维尔还暗示德国人不用理会大维齐尔倾向于协约国的调解立场，因为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不再掌控当前局势”。对大维齐尔而言，这可算一个新闻，他立刻公开宣布废除所有仍保留着的由欧洲列强（包括德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中包含贸易优惠权和法定的税费豁免权，以此抢过恩维尔的风头。旺根海姆曾于8月6日在理论上同意接受此项条件，但彼时由于苏雄还被困在布林迪西，此举乃迫于威胁之下。当知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最新政策后，这位德国大使勃然大怒，并效仿利曼，威胁离开君士坦丁堡。尽管旺根海姆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这个想法，但是他仍然与其他欧洲大使联合起来——包括那些同德国开战的国家大使——向高门政府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以抗议此举。但是，当然，德国除了支持别无他法。18

就恩维尔而言，至少，在他向德国进行索取的背后并不仅仅出于机会主义。尽管他自己更倾向的选择是向苏伊士发起攻势——此举也受到德国统帅部的支持——为此他特意要求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位奥斯曼战争大臣也意识到了把所有要求合在一起会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在苏伊士牵制英军的力量仍难以影响西线正处于高潮的马恩河战役。而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东线作战，则是另外一回事。单纯让苏雄在黑海展开攻势可以对俄国造成恐吓，还可能将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中立国推向同盟国——这不会使奥斯曼付出任何代价。悄无声息地且在明显没有周知杰马勒或者其他大臣的情况下，恩维尔告诉苏雄，他可以在9月12—13日周末的某个时刻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苏雄随后直奔主题，在过去了一个月后开始准备在9月15日星期二进行第一次严肃演习。但是在星期一，杰马勒在听说苏雄的准备活动后，遂下令禁止这位德国上将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用凌厉的口气告诫道，此举将等同于一次“政治行为”，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奥斯曼内阁的批准。与之前恩维尔的口头许可相悖，苏雄对于杰马勒“无耻”禁止他自由活动的命令感到怒不可遏。奥斯曼战争大臣当天晚上以蔑视的态度记录道：“完全理解我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一切会照常进行。”19

在幕后，奥斯曼内阁，更主要是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关于苏雄的问题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委员会内部，一名德国间谍在9月15日星期二报告称，恩维尔的亲德立场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但是依然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其中不仅包括财政大臣贾维德·贝，还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纳齐姆博士、沙基尔·巴切莱丁（Sakir Bachreddin）以及奥斯曼帝都警察局长贝德里·贝。20 9月16日星期三，内阁内由于恩维尔要求苏雄得到“释放”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如果恩维尔确实提出此提案，相关记录并不明确），从而导致了一场冲突。21无论如何，恩维尔在9月17日星期四苏丹身处彭迪克之前，检阅海军期间告诉苏雄，批准其战舰进入黑海活动的决议遭到了“撤销，等候另行通知”。22

苏雄却并非一个容易气馁的人。9月18日星期五，这位德国上将登岸，对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进行了痛斥，并指责奥斯曼政府“背信弃义和优柔寡断的举动”。如果高门再不批准他进入黑海活动，他威胁将自行解决问题，“做一名军官该做的事情”。然而不比苏雄顽固的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拒绝屈从。于是，这位上将又在星期六早晨同恩维尔会面，并要求，如果“戈本号”不行，那么至少应该允许它的僚舰“布雷斯劳号”（他仍然拒绝使用它的新名字“米迪里”来称呼它）以及若干奥斯曼驱逐舰在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入口的地方进行演习——表面上仍停留在靠近奥斯曼海域处以免刺激俄国人，但是实际上期冀俄国船舰遭遇他们的时候能发生冲突。恩维尔答应尽自己所能。23

当天下午，由49人组成的CUP中央委员会召开大会。委员们在会上讨论了苏雄的当前状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议题。政治路线仍然大致与他们整月遵循的一致，恩维尔为主战派发言，却遭到了贾维德·贝和纳齐姆博士等高层人物的反对，后者意图解除德国军舰的武装，并且遣散奥斯曼军队，向协约国做出和解姿态（贾维德还注意到政府财政早已出现赤字且无力给士兵发饷）。然而这一次恩维尔却准备了一场埋伏，他指示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大多数否决了贾维德的意见，并且迫使委员会对军队遣散进行快速表决，最终这位财政大臣败不旋踵。恩维尔随后在周日晚上同大维齐尔召开了大臣级会议。在会上，他透露一个新的政治武器：埃及总督及其名义统治者（处于英国保护之下）阿拔斯·希里米二世（Abbas Hilmi II）。阿拔斯在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避暑，他此刻远离开罗及英国的控制圈。埃及总督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宣称他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来帮助奥斯曼帝国“解放”埃及，摆脱英国占领。尽管大维齐尔仍试图避免挑衅埃及边境线附近的英国，他却不动声色地授权恩维尔集结军队向正对着俄国前线的锡瓦斯（Sivas）和埃尔祖鲁姆进发，并同意苏雄的战舰应该被允许进入黑海进行演习——只要“不是出于交战目的”。1914年9月20日，一切得偿所愿，“布雷斯劳号”终于进入了黑海，即使只有短暂的数个小时（“戈本号”仍然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24

大维齐尔在玩一个狡猾的游戏。星期一，法国和俄国大使莫里斯·邦帕尔（Maurice Bompard）和M. N.吉尔斯（M. N. Girs）拜访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并向他抗议苏雄在周日的小型突围违反了奥斯曼的中立原则。大维齐尔的回复十分聪明。注意到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的缺席（可能是个偶然事件），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邦帕尔和吉尔斯说：“德国人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那不是我们的错。你应该去问英国人他们是如何让这两艘舰到达这儿的。”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含蓄地承认了德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售这两艘船舰的虚假交易，但是他同样对苏雄的行动进行了合理推诿，并摆脱了法俄由于其海军无能而致使自己陷入困境的敌意。为了进一步迷惑大家，大维齐尔同意任命苏雄为奥斯曼海军中将，任期一年。表面上看，是赋予其海军改革代表团团长的一种独立身份，类似于利曼的军队委员会。但是当苏雄在9月24日星期四由海军大臣杰马勒正式授衔的时候，却被要求发誓如果没有奥斯曼统帅部正式授权，他就不能指挥土耳其船舰参与交战行动。协约国的观察家们试图猜测苏雄的真正军事行动状态以及土耳其高门政府的意图，却一直未有十足把握。即使是被好战的恩维尔和苏雄逼至死角时，大维齐尔也有办法将事情转变至对他自身——以及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25

随着德军的战略物资每天被源源不断运往西鲁克兹驻地，以及苏雄开始进行他在黑海的第一场——受到俄军舰队紧密盯防的——军事演习——对邦帕尔和吉尔斯来说，土耳其最终陷入战争似乎只是时间问题。26对于俄国及其法国同盟来说，奥斯曼加入战争绝对是难以接受的。时间回溯至8月11日，在苏雄进入马尔马拉海的第二天，法国前总理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对俄国驻法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讲，任何保证奥斯曼领土以避免它加入战争的外交承诺“直到战争结束也不应妨碍［俄国索求的］海峡问题”。27吉尔斯大使早在7月27日就向萨宗诺夫建议道，俄国甚至应该“主动带头”对抗土耳其（尽管这是在“戈本号”抵达之前——“戈本号”抵达奥斯曼之后，即结束了俄国海军对黑海的统治地位，并几乎使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的计划落空）。当吉尔斯在8月下旬汇报第一个关于苏雄的传言，称其将被允许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位高权重的俄国农业大臣A. V.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对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说道：“如果土耳其向俄宣战，那么他个人将会很高兴，因为由此土耳其问题终于可以得以解决了。”在结束与大维齐尔徒劳无益的会面之后，吉尔斯开始公开宣称要与土耳其“算账”。28

德国的处境要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得多。协约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摧毁了它妄图迅速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东部战线，随着俄军攻占了奥地利加里西亚省前的所有要塞，受到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此时已经损失了35万名士兵，并被迫后退150英里（约241千米）。另一方面，在圣彼得堡，一个吞并（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波森及西里西亚）计划正被充分讨论，这个计划与柏林同一时间制订的臭名昭著的“九月计划”［攻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北部的铁矿石区隆格维—布里耶（Longwy-Briey）］一样，充满了野心。29 1914年9月24日，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的这一天，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在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中称：“起初［德国］要求我们参战，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盟友；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困难正与日俱增。相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们对我们抱有更大的期望。”30奥斯曼参战的索价由此水涨船高。

再说伦敦，由于丘吉尔并不知晓德国在土耳其问题上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他渐渐失去了耐心。自从苏雄抵达之后，同外交上的僵局一样，英国海军也同其相持不下：英军派遣一支分舰队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伯西卡湾（Besika Bay）巡逻，但由于奥斯曼的敌对状态没能进入海峡，又碍于奥斯曼的中立国身份而无法向沿岸炮台开火。身处君士坦丁堡而无法脱身的林普斯（Limpus）上将在1914年8月26日给丘吉尔的信件中称，在他身处帝都拼命保持中立姿态的时候，奥斯曼参战或许并非最坏的事情。如果土耳其加入，他建议道，（英国）皇家海军能够轻易“挑起阿拉伯和波斯湾问题”以对付它，同时鼓动希腊“在士麦那和达达尼尔海峡之间”进行两栖作战。如果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防线遭到破坏，林普斯上将承诺“彻底歼灭土耳其的剩余力量”。31

在丘吉尔收到这份好战的报告书后第五天，以防奥斯曼加入战争，海军部和陆军部开始起草具体军事计划。9月2日，经过内阁投票，英军的地中海分舰队被授权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随航的情况下，向撤出海峡的土耳其船舰开火。一如既往先发制人的丘吉尔更进一步发挥主动性。9月25日，星期五，这位英国海军大臣任命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米尔恩则在“戈本号”事件后被不光彩地召回）接任新的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并在是否允许土耳其战舰离开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上授予他自行决定权。[4] 9月27日，星期日，卡登截住一只土耳其鱼雷艇，并令其折返。恩维尔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命海峡防线指挥官乌泽多姆上将关闭了海峡通道，禁止一切船只进出，并开始在海域布雷，接拉钢缆，还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处布下了防潜（艇）网。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名分，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战争行为。土耳其同时还一次性切断了俄国唯一一条通往世界市场且终年处于暖水区的通道——与1912年不同，这是俄国第一次正处于战争时被截断通道。32

苏雄、乌泽多姆以及德国人早在几周前就开始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终于，恩维尔如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然而，高门政府此时仍未宣战。奥斯曼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不仅激怒了德国人，也惹恼了丘吉尔，后者试图与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战，却无奈因内阁反对而作罢。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大臣——因“喀土穆征服者”（Conqueror of Khartoum）而颇负盛名的陆军元帅霍拉肖·基奇纳却认为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不敢反对他的意见，仍坚决建议应该由土耳其主动发动战争，以避免引起英属埃及和印度成千上万穆斯林属民的敌对。33

与此同时，苏雄在9月24日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后，将很快带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达黑海，这自然受到了圣彼得堡的瞩目。但是俄国人并不亚于基奇纳，他们同样打算谨慎处理土耳其的“准入条款”（俄国也需要担心其成千上万名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属民）。高门政府要求在参战之前得到柏林的所有让步。对于俄国和英国而言，则必须要让奥斯曼首先开战，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获取最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吉尔斯大使在10月上旬就告知萨宗诺夫，俄国应该对苏雄即将发动的“偷袭”表示欢迎，因为这会给俄国提供宣战的理由，且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34

吉尔斯有充分理由相信奥斯曼此时已做好参战决定。由于在奥斯曼内阁会议安插了眼线，这位俄国大使大概是君士坦丁堡消息最灵通的人。早在1914年10月4日，吉尔斯便向圣彼得堡方面汇报称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已被主战派说服，加入了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奥斯曼议会议长哈利勒·贝一边，支持参战。35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然公开宣称与主战派保持距离，但是他的反对声却不如贾维德·贝坚定——事实上，正是这位据称是中立派的大维齐尔在10月2日坦率而肯定地告诉吉尔斯的眼线，称苏雄将会“击败俄军舰队”。36吉尔斯告知萨宗诺夫，若土耳其决意孤注一掷，那么它唯一需要的则是德国的资金援助。37

吉尔斯的判断相当准确，德国人如果想让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这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土耳其军队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的动员几乎将奥斯曼国库消耗殆尽。恩维尔在1914年10月3日告诉他的朋友胡曼上尉，奥斯曼的军官也只能拿到一半军饷。此外，在8月份发布的征集令由于动员了近50万名士兵，使得夏末丰收被迫中断，并导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恩维尔使德国人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他们全方位的援助，土耳其简直绝无可能与列强抗衡。38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对奥斯曼战争进行实质性支援的想法早已在1914年8月的结盟条约和9月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军官及设备的行动中不言自明。德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甚至早在9月10日就建议向奥斯曼拨付一笔直接的参战款项，只为结束奥斯曼的拖延策略。10月1日，奥斯曼驻柏林大使马哈茂德·穆赫塔尔正式向德国要求一笔500万土耳其镑的贷款，折合成2 500万美元（合今天的25亿美元左右）。德国外交部并不反对这个主意，但是齐默尔曼和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强调任何贷款协议必须严格确保奥斯曼能参战。然而，马哈茂德·穆赫塔尔还不能确保这一点。尽管如此，齐默尔曼和雅戈还是要求德意志银行筹集了一笔必要的黄金储备。危急情况下，这笔储备将能直接存进奥斯曼大维齐尔的账户，以便绕过贾维德·贝和财务部（同吉尔斯一样，德国人早已笃定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只是故作中立姿态给别人看的）。39在表明了德国的认真态度后，雅戈又告知旺根海姆，这500万土耳其镑只是为确保奥斯曼参战的预付款：一旦土耳其投入战争，柏林将再向它投放一笔一亿镑的贷款。40

随着柏林在1914年10月1日批准向土耳其拨付一笔德国金马克以支援其在战争中做出的努力，“一战”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早在10月8日星期四傍晚，恩维尔和塔拉特便向旺根海姆承诺道，苏雄将很快被批准在奥斯曼宣战之前——很可能在10月11日星期日——进入黑海向俄国海军发动“偷袭”。尽管德国大使对土耳其在黑海“过早地”开展袭击还心存疑虑，但是当这个主意传到柏林，雅戈和贝斯曼则表现出异常的狂喜。因此在1914年10月11日，星期日早晨，旺根海姆邀请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哈利勒共进早餐。恩维尔使大使确信他现在在委员会内拥有大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尽管如此，在“释放”出苏雄之前，他仍坚持先收到前两笔100万土耳其镑的款项。这阻止了星期一的一场攻击。但是恩维尔在这一次针对德国船舰提出的通行条款中，不仅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允许苏雄发动袭击，还包括奥斯曼军队将开始准备针对英属埃及和俄国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行动。终于，在俄国咬到苏雄这个鱼饵并且向土耳其宣战后，“苏丹陛下就会向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发动圣战”。为防德国对恩维尔的郑重产生怀疑，大维齐尔——继续维持他一贯为他带来不少好处的中立态度，回避了这次早餐——但他却在10月12日星期一，经由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Markgraf von Pallavicini）使他们确信，他并不真的反对德国向俄国的海军发动突袭。41

地图6

一场奇怪的等待游戏现在开始了。10月16日，星期五，第一笔100万镑黄金已经通过铁路运送至奥斯曼西鲁克兹驻地。当柏林收到票据后，遂在星期六发送了另一笔款项。10月19日，星期一，当第二批黄金一抵达奥斯曼，吉尔斯大使便向萨宗诺夫报告，苏雄将被批准发动攻击。星期二，萨宗诺夫向俄国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指挥部发了一份绝密电报，传达了苏雄将立刻发动袭击的可能性。10月21日，星期三——第三批抵达奥斯曼这天——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克特林斯基（Ketlinskii）上将回复萨宗诺夫的电报称，黑海舰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为了确保俄国内部和中立国家最大程度的政治效应，俄国特别指示黑海沿岸的所有海军和港口军官，如果可能与奥斯曼战舰交战的话，严禁开第一枪。10月25日，星期日，吉尔斯向萨宗诺夫发去最后一条信息，称苏雄将在10月29日星期四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42

事实上，这位德国上将行动更快。恩维尔在10月24日星期六向苏雄及其随行军官颁布了密令（用德语及土耳其语两种语言书写），并嘱咐他们在舰队到达黑海，并且在苏雄接到从奥斯曼位于奥梅丹（Okmeidan）的海军部发出的电报指示时再打开。理论上而言，只有大维齐尔和内阁进行了表决批准，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才能获准打开密令（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会在读完密令后迅速将其毁掉）。4310月25日，星期日，恩维尔告诉德国海军专员胡曼上尉，他仍未得到奥斯曼内阁批准——但是他补充道，如果苏雄自行决定，也是合适的——“可以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正如苏雄顽皮地诠释恩维尔的命令：“所以我将尽快将整支［奥斯曼］舰队带进黑海进行演习。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分支，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自己发出。”44

10月27日，星期二——在吉尔斯所预测日期的前两天——苏雄指挥无畏舰（旧称）“戈本号”、僚舰（旧称）“布雷斯劳号”和一些较小的奥斯曼战舰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次单纯的训练演习，但是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一样，俄国人知道这只是个托词。在这场戏码中，为给奥斯曼保留一着后手，狡猾的恩维尔自始至终未向苏雄发电说明是否要打开密令（密令中包含要进攻的俄国海军目标）。因此，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只能自行决定。正如他在8月份郑重宣誓所言，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将战争带进了黑海。1914年10月28日接近子夜时分，奥斯曼战舰朝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附近的布雷舰“普鲁特号”（Prut）和炮舰“库班内兹号”（Kubanetz）开火［据奥斯曼和德国方面消息来源称是在这个位置，而俄国却更令人信服地称“普鲁特号”在第二天靠近赫尔松（Kherson）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地区遭到鱼雷袭击，“库班内兹号”则在敖德萨港遭到攻击］。“戈本号”在一些土耳其驱逐舰的陪同下，向塞瓦斯托波尔驶进，而“布雷斯劳号”则向新罗西斯克（Novorossisk）前进。10月29日星期五清晨的几个小时里，苏雄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击中了5艘俄国军舰，并且将“顿涅茨号”（Donetz）击沉［据苏雄称；而俄方却说苏雄在被俄军的“格奥尔基·罗贝多诺谢茨号”（Georgii Pobedonosets）战舰赶走之前，只击沉了装载着710枚水雷的“普鲁特号”布雷舰］。一艘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耶号”在炮击费奥多西亚之后，朝雅尔塔进发，并袭击了它的沿岸粮仓。“布雷斯劳号”在新罗西斯克发射了308炮，击沉了大约12艘粮食运输船，并且使50个油箱着火。据俄方消息，土耳其的鱼雷船“盖雷号”在被“库班内兹号”驱赶出海湾之后，在敖德萨击沉了炮舰“顿涅茨号”。10月29日的行动无疑意义重大，尽管最终的战略效果远不及苏雄所期望——仅仅完全击沉了俄军一艘战舰和一艘布雷舰（其他6艘战舰遭到损坏，其中一些在从“布雷斯劳号”布下的雷网上驶过时遭到爆炸性袭击）。45

由于土俄双方至此还未正式宣战，外交局面一度令人迷惑不解。苏雄到底是扮演德国自由代理人的角色，还是由高门授意（或是由奥斯曼政府中的无赖分子，即恩维尔指示）？在某种程度上，两种看法都对，或者说都错。恩维尔的命令中详细指定了俄国海岸目标，但未获得内阁批准（即使是恩维尔本人也并未最终批准苏雄打开密令）。事实上，即使是苏雄本人对土耳其支持其进行进攻与否也不得而知。让德国人惶恐的是，从奥斯曼内阁早期传出来的信号来看，大维齐尔可能会设法与苏雄脱离关系，而非向俄宣战。即使是现在，大维齐尔在手中掌握着200万镑金马克，土耳其舰队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又向俄国发动了一场清楚无误的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却一直在拖延时间。不大可能的是，奥斯曼政府在10月30日星期六发布了一份公报，称俄国在黑海率先开火，并正式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这对吉尔斯大使来说，实非其能力之所及，遂向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请求回国，后者说需得等内阁商榷之后才能给予答复。恩维尔同样十分狡黠地采用了大维齐尔新的宣传方针，他在针对10月28—29日交战情况的官方报道中称俄国的布雷舰“普鲁特号”的驾驶军官由于曾在俄国大使的游艇上供职过，所以对海峡十分熟悉。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外部布下水雷以图控制奥斯曼舰队：结果，苏雄在遭到俄军的非正义炮击之后，不得不在公海领域引爆水雷。但是鉴于俄国在黑海另一侧的6个不同港口被奥斯曼6艘以上战舰炮袭过，恩维尔的故事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但是用以给这场袭击铺上外交掩护，这个故事却足以和实际情况（苏雄确实击沉了“普鲁特号”，尽管肯定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相似。46

1914年10月31日，星期日，CUP召集27名资深官员讨论进攻事宜。由于这一次战争将切实一触即发，恩维尔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多数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干涉主义者此时被削弱至10—17人之间。而贸易部大臣、劳工部大臣和邮政大臣则加入了大维齐尔和贾维德·贝的阵营，以辞职为威胁抗议苏雄的举动。为了平息怒火，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建议向俄国政府交付一份致歉书。当德国人听闻此事时，委派胡曼上尉警告他的朋友恩维尔，称德国与圣彼得堡单独媾和，分割土耳其并非难事。为打消德国人的疑虑，恩维尔在1914年11月1日交给吉尔斯的“致歉书”中插入了一句话，称奥斯曼为“在俄军舰队挑起的事端中表现出的敌对行动”致以歉意。47

从这一点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出关于奥斯曼“会还是不会”参战的戏码中，很难忍受高门政府两面三刀的行为。协约国在欧洲大使抗议奥斯曼在9月份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条约》时，通过财物买通土耳其保持中立的行为显示出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尽管如此，却也比不上旺根海姆在8月份被迫同意后，又最终反悔。英国反对由苏雄或恩维尔批准的与军事有关的一切行动，尽管如此，它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争行为同土耳其将航道关闭不相上下。俄国大使吉尔斯花费数周时间排练他的“这让人感到震惊，太震惊了！”以作为对这次（他曾再三警告过萨宗诺夫的）袭击的回应，而黑海舰队的命令随后而至。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同英法俄大使会面的时候可算得上是和平主义的模板，而他在同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交谈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极度的渴望——“歼灭俄军舰队”。作为这位狡黠的大维齐尔的“马前卒”，恩维尔无限拖延着奥斯曼参战的可能性，这使得德国人在最后一刻还在争取——即使他们已经向土耳其支付了参战的费用。

深埋在种种欺骗与狡诈之下的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战争势必会发生，因为这是几乎每个能左右时局的人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苏雄袭击事件上，所有的外交细节却忽略了英国政府在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丘吉尔向英国皇家海军（包括卡登上将的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船舰发出命令，“立刻同土耳其交战”。48萨宗诺夫在收到恩维尔暗中带刺的“致歉书”后，同样带着讥讽的语气进行了回复，称俄国将接受道歉，但是恩维尔必须先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到目前为止，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达2 000名之多。正如恩维尔告知吉尔斯自己不会答应一样，俄国的外交大臣也清楚知道恩维尔的态度。1914年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向其属民发布公告，“在完全平静的情况下”，俄国“将同新的敌人，这个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及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压迫者交战”。49

对于奥斯曼的领袖们来说，且不管据传委员会和内阁成员会怎样的咬牙切齿，正如土耳其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这场战争终于得以确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狡猾多变的策略，仅仅虚张声势称会为苏雄袭击事件辞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辞职，还在恩维尔向俄国交递的“致歉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完全知道俄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份“致歉书”的。而贾维德·贝只身一人到最后还在进行抵抗。在1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建议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否决，理由是“军队在缺失德军专员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转”。贾维德的反战决心是真切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一直等到11月5日才辞职——这4天已经为时已晚，难以改变任何事。50最终，奥斯曼政府以不逊色于沙皇的“平静”达成了开战决议。1914年11月10日，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Mehmed Reshad V）正式向俄国及其英法同盟国宣战（连同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4天以后，谢赫·伊斯兰、于尔居普吕·哈伊里·埃芬迪（Ürgüplü Hayri Efendi）在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向苏丹进献先知之剑，以批准向协约国列强发动“伊斯兰教圣战”，或称护教战争。从欧洲延伸到高加索地区，从黑海到波斯湾，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将在战事的交汇中尘埃落定。

[1] “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以塞利姆一世的名字命名，英语为“格里姆”，他曾在1517年征服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其中包括圣地。他信奉逊尼派。据说塞利姆曾屠杀了罗姆（Rum）省的数千名什叶派教徒［Shiites，主要为阿拉维教派教徒（Alevis）］。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回响。2013年，土耳其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三座博斯普鲁斯海峡悬索桥，土耳其的阿拉维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在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政治抗议声潮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与土耳其媒体人云亦云的报道相反的是，这些舰船实际并未被完整支付。奥斯曼政府采用季度性分期付款的方式（平均每季度为“雷沙迪耶号”支付846 400英镑，最后一笔在1916年6月才付清），仍然拖延了两年时间才付清这笔款项。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还是筹集了数百万资金——其中包括一笔在1913年12月的125万英镑的付款以及一笔70万英镑的尾款，后者恰好发生在丘吉尔的强征事件数日前。

[3] 有些不一致的是，在他的提议被否决后，丘吉尔又向格雷提议没收英国政府每天为“苏丹奥斯曼一世”支付的1000英镑赔偿金——当然，除非土耳其政府将“隶属‘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所有德国将士”驱逐出土耳其领土。

[4] 丘吉尔更倾向的选择是让林普斯上将（英军派至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代表团团长）接任分舰队指挥官，后者对达达尼尔海峡防线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如我们所见，他还具备必要的好战性格）。但是丘吉尔的这个想法在内阁遭到否决，理由是“从内部”任命林普斯会被君士坦丁堡认为是另一次丘吉尔式的挑衅。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战争中的］胜利并不来自士兵的外在或装备，它来自一颗勇敢的心。

——奥斯曼战争大臣及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恩维尔帕夏
1914年12月20日对士兵的讲话1

1914年11月爆发的战争让人们发现，奥斯曼虽然进行了完全动员，但不幸的是，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它仍未做好充分准备。在8月份的欧战后，奥斯曼在1914年4月制订的作战计划由恩维尔和德国参谋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进行了部分更新，但是它依旧保留着“上一次战争”的痕迹。奥斯曼7/12的军团完整地集中在欧洲的色雷斯以及马尔马拉海、爱琴海沿岸，像是在准备同希腊挑起第三次巴尔干半岛战争（事实上，奥斯曼从七月危机之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只有三个军团在抵抗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边境完成了动员，两个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正对英属埃及——尽管德国要求它遵循参战条款中的约定，在两个前线立即展开进攻。尽早实施进攻依旧成问题，这12个军团在1911—1913年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除了一个军团，几乎都未恢复实力。正面对俄国的第九、十及十一军团，从将士到步枪、子弹、大炮、炮弹、军服、马匹、运货车、牛车等，都需要补给。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各种物资的短缺有过之而无不及。依照德国要求的两个前线的进攻计划，奥斯曼总参谋部从此区撤回了两个主要军团。按照计划，守卫摩苏尔的第十二军团此时被派往叙利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而驻守巴格达的第十三军团则被派往埃尔祖鲁姆作为先头部队向俄国发动进攻。为避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防守空白，参谋部又象征性地向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派遣了160名装备轻简的士兵，向法奥半岛（al-Fao peninsula）要塞（安置在一处非常重要的电报站）派驻了350名士兵（随携4门87毫米口径的加农炮），而在距波斯湾69英里（约111千米）上游位置的巴士拉，则安插了一支战略意义巨大的后备部队，由4 700名步兵、18门野战炮和3座机枪炮台组成。2

考虑到伦敦在1882年占领埃及以后勉强算得上奥斯曼的战略伙伴，奥斯曼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投入的简单防守便使人不难理解。但是，这仍是一个致命的疏忽。奥斯曼统帅部的一些人——恩维尔、布龙萨特或是利曼——早该明白这一点，而非选择相信英国不顾一切想让奥斯曼置身战争之外的立场。[1]因为事实上，在东地中海、爱琴海、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拥有无可争议掌控力的英国皇家海军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在各战略要点驻兵，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土耳其——实际上，英军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着手此事了。如我们看到的，丘吉尔早在1914年10月31日就下令海军指挥官同土耳其交战。毫无迟疑，两艘英国驱逐舰在11月1日——宣战前4天——进入士麦那（伊兹密尔）湾“摧毁了一艘大型土耳其游艇”。11月3日，在英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前两天，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如实回忆道，卡登上将自9月起便下令地中海分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封锁后，在当天长距离（1.3万码，约11.9千米）“从欧洲一边朝塞迪尔巴希尔（Sedd［ul］ Bahr）和海丽丝岬的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法军战列舰则“朝亚洲方向的库姆卡莱和欧哈涅（Or［h］ anie）的炮台进行射击”。3

波斯湾上段，英国一支由装甲单桅帆船、河流拖船、明轮船及两栖登陆船组成的小型河流舰队在接到丘吉尔的命令后，迅速集结在阿拉伯河三角洲河口处对巴士拉和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入口进行守备。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属印度远征军在进行了速成军事训练——“划桨、操作船只以及登陆作战排练”后，已经在巴林附近埋伏以待。这支10月16日（第一支部队于1914年10月23日到达巴林）派遣自孟买的两栖作战军队，告诉了我们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对土耳其的企图心。[2]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即BP的前身）在“阿拉伯斯坦省”边境线的波斯一侧拥有数量众多的油井，输油管道从井口连接至阿巴丹岛（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之下）的精炼厂。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皇家海军在1912年便开始不再使用燃煤而装备更快捷、以石油为动力的引擎。为此，阿巴丹岛的精炼厂才得以建造。由于掌控着阿拉伯斯坦省的油田，输油管道又在边境线上纵横交叉，阿巴丹岛因此成了伦敦以及丘吉尔最高等级的战略重点。4

尽管土耳其象征性地部署了一支守备军队，但是整个海湾区域（包括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几乎已被不列颠帝国名义上掌控。早在1846年，英国就从高门政府处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河域的自由通航权。1903年，时任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以兰斯多恩勋爵为人们熟知）宣布“在波斯湾推行门罗主义”，并且声明其他任何列强的侵略都将被看作“严重威胁”。5阿拉伯河三角洲水域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卡鲁恩河的浅流汇集而成，并最终注入波斯湾；在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在这条河上定期巡逻以保护印度售往巴士拉的单桅帆船贸易（当战争爆发的10—11月，正是此项贸易的旺季——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要出口季，此时负荷严重）。在更上游的位置，英国的商用明轮船在巴士拉和巴格达之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来回穿梭。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帝国的地方总督，他监管着自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大部分什叶派朝圣者的往来以及相关资金（什叶派大穆夫提及其神职人员的薪金都由他支付）。这位总领事有一艘特殊、灵便的“浅水武装舰”，它被适切地命名为“彗星号”（Comet），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巡逻；这只舰艇配备着老式但尚可使用的努登费尔特机枪（Nordenfelt guns）。“彗星号”的舰桥由“轻薄的硬化钢装甲板”包裹，使它能够免于贝都因狙击手的袭击。同治理巴格达和巴士拉两个行政区相比，这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船舰使这位英国领事的威望大增。大部分阿拉伯部族都接受英国的保护，一些当地的主要族长，比如阿拉伯河河口附近的战略港市科威特酋长，则完全由大英帝国支付薪金。6

直到1914年，奥斯曼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等一些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对于维持其在德里的统治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方便而有益的谎言。随着印度次大陆潜在的一亿左右穆斯林日益增加，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来说，使这些穆斯林意识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可以享受到的优越性显然不合时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宣布向协约国列强发动的圣战就像在要求英国摊牌。但是对于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宰割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的英国而言，它又怎能假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呢？英国外交部此时则表现得非常完美——1914年12月——在它占领埃及32年之后，宣布埃及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着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和英国对此地区的统治权很快发生更迭，尽管这个过程没少流血。在奥斯曼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撤出两个军团后，由苏莱曼·阿斯凯里·贝（Süleyman Askeri Bey）统率的巴士拉守备部队——包含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中的精良队伍，只有少于5 000人的兵力（英国情报机构曾高估其兵力达到了8 000人），并受到下游阿巴丹岛和法奥港两支小股部队的策应支持。土耳其人还有一艘排水量为420吨的河流炮舰“马尔马里斯号”（Marmaris）以及四艘英国造“桑尼克罗夫特号”（Thornycroft）机动巡逻船，后者的航速能够达到10或者11节。与此相对应，英军部署了一支由“顽童号”（Espiègle）和“奥丁号”（Odin）装甲单桅战舰为先锋的舰队，两艘战舰各有120名船员，排水量达到1 070吨；此外，还有“武装到螺丝钉”的明轮船“达尔豪西号”（Dalhousie）和“劳伦斯号”（Lawrence），以及小型武装拖船：“马绍那号”（Mashona）、“迈纳号”（Miner）、“刘易斯·佩利号”（Lewis Pelly）、“斯特达·纳佩特号”（Sirdar-i-Naphte）、“卡姆瑟号”（Carmsir）和“恶魔号”（Shaitan）。在英国波斯湾分舰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用以把军队运进海湾的前无畏舰“海洋号”（Ocean），以及领事的灵便的武装舰“彗星号”，后者在10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就从上游巴格达来到了此处。而来自印度的军队，由中将A. A.巴雷特（A. A. Barrett）爵士率领的远征军，总共有差不多一个整师的兵力——第六师或称浦那师，由三个整旅组成，其中包含由沃尔特·德拉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旅。由于区域作战序列向英国这方严重倾斜，结果不言而喻。无论如何，科威特酋长的结局表明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11月4日，他就向英国交出了白旗，宣誓效忠，也因此保证了科威特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7

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意识到自己的小型舰队落后于英军舰队后，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征用了德国一艘往来于汉堡和亚美利加的商业班轮“埃克巴坦那号”（Ekbatana），并将其填满沙子沉入河底，以封锁阿拉伯河通向巴士拉的入口处。德国和土耳其海军从巴格达出发向下游疾驰，对德国的“埃姆登号”（Emden）轻型巡洋舰进行增援，以防它在通过英国海湾屏护舰队时遭到毁坏而无法到达巴士拉。“埃姆登号”配备4.1英寸（104.14毫米）口径火炮，射程甚至超过英国分舰队最大的单桅舰，因此它足以在捍卫巴士拉的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的汽艇快到足以在英军发动袭击前将物资送至法奥港和阿巴丹岛，但是这艘被朝思暮想的“埃姆登号”却从未现身（它在英军5艘巡洋舰的追击下，逃进了印度洋。这5艘巡洋舰中就有“格洛斯特号”——它曾经在8月份勇敢地炮击过“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埃姆登号”最终在1914年11月9日为避免被俘获而被毁坏）。8

当英军主力开始发动攻击时，实力悬殊的奥斯曼要塞守备军此时才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1914年11月6日上午10点刚过，在向奥斯曼迫近大约1 800码（约1.6千米）之后，由“奥丁号”领衔从5 500码（约5千米）处向驻守法奥港，只有350名士兵及4门加农炮的土军发动了攻击。“奥丁号”一开始确实承受了来自港岸的“重型步枪扫射”，但是不到一个小时，火力渐渐枯竭。到上午11点的时候，英国海军陆战士兵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岸。下午两点，英军占领电报站，而撤退的土军及其伤兵则无处可寻。经过一天的战斗，包括地雷工兵和坑道工兵在内，总共有600名英国及印度士兵登岸。联合王国国旗此时在法奥要塞上空飘扬。

在阿巴丹岛的抵抗则惨烈得多。尽管土军量小力微，但他们依靠160名轻武器装备的士兵在这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进行了十分凶猛的防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下令在泥堤后挖掘战壕，使其巧妙地隐蔽在河岸的灌木丛和芦苇丛里。1914年11月6日正午刚过，土军在“顽童号”向阿巴丹岛靠近时发动突袭，凭借隐匿起来的步枪扫射，击中敌方船壳和船底20到30次，但仍未能将其击沉。英军立刻使用4英寸（101.6毫米）口径火炮和若干马克西姆重机枪进行回击，只是大部分炮弹和子弹都射进泥沼，收效甚微。“顽童号”指挥官威尔弗里德·纳恩（Wilfrid Nunn）上校随后转移到可以向战壕里的土军进行纵向射击的位置继续发动攻击。当他看到十几个土耳其士兵躲进一所小房子时，遂朝其发射了一枚炮弹，并用密集的榴霰弹火力覆盖泥堤后的战壕，直到对方再无力回击。在这场交战中，大约46名土耳其士兵丧生，英军似乎至此取得了胜利。尽管英国海军陆战士兵能够夺取阿巴丹岛精炼厂，但是，守备军们又卷土重来，在岛内警察局重组之后，继续在一处泥堡进行防卫，在英军的围攻下坚守阵地。一场拉锯战就此又持续进行了三天。

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此时再度对英军进行了突袭。他从巴士拉沿河两岸向下游派遣了增援力量——一支由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大约300人的主力分遣队——由萨米·贝带领，在边境线波斯一边的英军后方基地及泊地莫厚姆莫达（Mahommerah）的相反方向某处安营扎寨。11月10日，萨米·贝命令士兵向前挺进，但是他们在进入英军防线50码（约46米）的范围之后，又被英军凶残的火力逼退，并且损失了80名士兵。阿拉伯河上游，在英军单桅船舰前进的同时，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继续进行。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准备在距离河西差不多500码（约457米）的萨希尔泥堡（the mud fort of Sahil）展开防御，通过战略纵深减缓英军两栖登陆部队和河流炮兵的冲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11月17日，在英军确定好射程朝泥堡猛烈炮轰时，海军陆战士兵也蹚过河岸向萨希尔发动了袭击。奥斯曼在这场混乱而残忍的战斗中惨败，损失了大约800名兵力。而英国同样损失惨重——4名军官和50名士兵丧生（21名英国人和29名印度人），另外有17名军官和414名士兵负伤。到目前为止，英军虽说势不可当，但是可谓步履维艰。9

在巴士拉，正在阿拉伯河下游进行的战役却充满了奇特和不安。奥斯曼的州知事苏卜希·贝（Subhi Bey）出于安全考虑将英国居民全部关押起来，其中还包括领事。一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严重造谣基督徒受到屠杀威胁”，但是如此的屠杀事件从未被披露于世（而且这些英国囚犯似乎还受到了极好的待遇）。英军赶赴上游三角洲的疾速给当地阿拉伯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伤员不断涌入此区从而表明了战争的走向后，他们对于当初改变立场丝毫不觉得后悔。尽管巴雷特将军在经历过萨希尔战役的严重损失后也不确定当前到底处于何种形势，但是到了11月20日这天，消息传来，称土耳其守军（不仅包括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还有州知事苏卜希·贝及其顾问）在释放了英国囚犯之后从巴士拉逃走了。尽管如此，由于担心敌军会从沿岸狙击以及一些毁坏的船只（其中就有德国的“埃克巴坦那号”，它已经差不多——并非完全——封锁住了阿拉伯河）挡住了去路，英国河流舰队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城镇行进。不到两天的时间，英军大规模登陆并夺取了城镇。11月23日下午，“顽童号”指挥官纳恩上校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将军A.巴雷特爵士在进入城镇时举办了正式仪式，在军队最前端步入……而外国领事和显要也出席并站在布拉德先生身旁——布拉德最近被任命为当地领事。随后，他代表将级指挥官宣读了由珀西·考克斯（Percy Cox）爵士准备的阿拉伯文宣告书，而在西边靠近阿沙溪（Ashar creek）入口的一所显眼的房屋上方，联合王国国旗被缓缓升起。“顽童号”战舰鸣炮31响，军队举枪致敬，将士为国王欢呼三声。10

巴士拉的陷落对奥斯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座拥有6万居民的繁荣城市的进口贸易以及关税从此就要脱离奥斯曼苏丹掌握，惠及英属印度了。但是，河流下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未结束。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苏卜希·贝携奥斯曼第三十八师的数千人剩余力量退守阿拉伯河上方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古尔奈（Qurna），呈一定角度坐落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初次汇流处。作为《圣经》中描绘的伊甸园的典范，传统的古尔奈要比巴士拉小一些——它在1914年只有2 000名居民，以及一个小型海关——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却极具战略意义。古尔奈只能允许中等吃水深度的船只通行，比如英国的单桅舰——它在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深度大约3.7米）之前，通常只有1.2米的吃水深度，在干燥月份的某些时段则比这还要浅。一旦古尔奈落入英国人手中，整个阿拉伯河三角洲地带将或多或少变得更加安全（除了零散的贝都因人的突袭），而印度军队也能够更加安全地将战争物资运输至上游更远处，直达巴格达。

然而，要夺取古尔奈并不是一件易事。阿拉伯河在流经巴士拉之后水位变浅，英军单桅舰开始在入口处搁浅。由于河底基本都是泥沼，所以搁浅倒不至于太严重，但是却致使其暴露在了敌军炮火中，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土军于撤退途中在一处浅水域沉没了另一艘小型钢驳船，以此给英军通行造成麻烦。“奥丁号”战舰的船舵由于沉没船舰影响遭到了损坏，不得已退出了行动。而吃水深度较浅的拖船，比如有着凌厉名字的“恶魔号”此时则加入了战斗。1914年12月3日，英军向古尔奈守军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袭击——主力海军在正面保持进攻的同时，军队在古尔奈南部海岸得以登陆。由于古尔奈有两条小河拱卫，土军遂在枣椰树丛中挖掘了数条壕沟。在壕沟之中，土军使用步枪朝迎面而上的进攻者扫射，意图通过密集的火力遏制敌军的脚步。在河流之上，奥斯曼的枪炮对英军的拖船进行了残酷的重击，几乎将其搁浅的旗舰“顽童号”和“迈纳号”战舰击沉，这两艘战舰随后在12月4日傍晚的交战高峰到来之前向下游逃去。英军这次袭击代价巨大：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印度军官，以及3名英兵、19名印度兵丧生，另外有一群60人的印度士兵负伤。11

地图7

在休整数日进行重组之后，英军在1914年12月7日又一次发动了总攻。这一次，英军的单桅舰和拖船在猛烈炮火下驶过古尔奈进入了底格里斯河，以图在敌军的后方登陆。其中“恶魔号”的舰楼被一枚炮弹直接击中，舰长身亡，两名军官负伤——但是它依旧没有沉没。“顽童号”指挥官纳恩冒着搁浅的风险，不止一次“拉拽船舰在泥沼中前行”，为登陆部队火力支援。整个下午，两军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古尔奈在河东）的椰林中进行激烈的交战，直到黄昏时分，“顽童号”才得到消息称奥斯曼主力已经北撤。然而这一次，传闻被证明来得过早，因为整个晚上，英军的单桅舰都遭受炮火的狂轰滥炸。12月8日早晨，三名印度士兵终于成功穿过底格里斯河东岸，夺取了海滨，并在当天下午帮助70名海军陆战兵成功登陆。最终，英军完成了从翼侧对古尔奈的包围，并且“向北部防线进行纵射”。在子夜之前，土军派一支代表团同英军商议古尔奈的投降事宜——由巴士拉的州知事苏卜希·贝担任担保人（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携同少数高级军官乘坐“马尔马里斯号”逃往北部，船舰上的浓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遥遥可见）。总共有45名奥斯曼军官和989名士兵缴械，其中包括克虏伯枪和“大量步枪及弹药”。1914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半，联合王国国旗在古尔奈上空升起。12

英军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夺取了巴士拉和古尔奈这两个战略意义非凡的前哨城镇，以及实际上整个阿拉伯河河域。由此看来，恩维尔似乎为其放弃高加索地区及苏伊士的进攻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场战役难以避免。恩维尔和奥斯曼第十二及第十三军团留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个军团都兵力不足却守备着过长的战线——前者驻守摩苏尔，后者驻守巴格达——以影响阿拉伯河（英军主要凭借海军优势夺取了此地）战役的结果。英军的胜利使奥斯曼猝不及防，他们此时只能采取不同的激进方案——比如在战役开始前将第十三军团从巴格达派往下方的底格里斯河——才能够真正扭转战局。作为柏林—巴格达铁路终点的巴格达，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在此时，由于在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领航极其困难，只要恩维尔在合理时间内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调遣增援力量，此地仍然能得以防御。事实上，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已经尽自己的力量在古尔奈上方沉没了两艘钢驳船以封锁底格里斯河。而毁坏的“埃克巴坦那号”同样继续发挥着延缓英国汽船向巴士拉运输战争物资的作用，数月后，它终于完全沉入泥底，来往船只才得以相对自由地通行。13

此外，不止恩维尔一人严重低估了阿巴丹岛和阿拉伯河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最开始便期望能直接控制炼油厂，遂在1915年1月派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上校率领一支特别小组从巴格达赶赴南部。克莱因的特别小组由高度熟练的德国军官专家及两个土耳其步兵团组成，他们对输油管道的多个输运路线实施了破坏，总计12英里（约19千米），使英国皇家海军丧失了大约7 000万加仑石油，并直到6月份才开始对毁坏的线路进行修复。然而，尽管克莱因的小型土—德部队出色地逃过了追捕，却未能彻底威胁英军对海湾的控制——考虑到英国早已在此区部署了1.2万名士兵，这并不让人意外。14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德国负责土军作战的优先次序，正如柏林就曾要求土军向英俄两国发动突袭，作为其向土耳其参战支付金钱和黄金的回报。因而，德国人很难责备他们要求恩维尔做的具体事情。

恩维尔在1914年12月向高加索发动的攻击笼罩着一层迷雾，这是因为这场战役极大地违背了常理，甚至为满足恩维尔的需要，在初冬时节向俄国战场派遣增援力量以“取悦”德国人。要知道，这个时机非常糟糕。正如俄国人在1877—1878年沿色雷斯平原向圣斯特凡诺急速行军并到达希普卡一样，当时军队穿过关口进入低地平原也成为土耳其人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土耳其东部，即使是在山谷城镇——比如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守备着的埃尔祖鲁姆——海拔高度为2 000米（约6 562英尺），而群山海拔高度为3 500米（约1.1万英尺）。到12月，山谷通常会形成两米深的积雪，而山上则有这里的两倍。温度也会降到零下20到零下30摄氏度。由于正对俄国的前线在树木线上方，这意味着土军在进攻时没有森林予以掩护，也没有柴火可以用来煮饭或者生火给士兵取暖。除此之外，第三集团军还处于悲惨的物资短缺状态——司令官哈桑·伊泽特（Hassan Izzet）在1914年11月29日报告称，集团军缺少1.7万件大衣、1.74万双靴子、2.3万条毛毯和1.3万个背包。15

尽管进攻处于种种不利条件之下，恩维尔还是期待早日在高加索战区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为掩饰苏雄海军袭击带来的愤恨，俄国人在1914年11月2日正式宣战这一天（也有报告称在前一天）向土耳其发动了攻击，由贝格曼将军率领一个旅的兵力穿过奥斯曼南部边界的奥尔图，向奥斯曼小镇哈珊卡尔堡（town of Hasankale）挺进，后者处于从萨勒卡默什（Sarikamıs）至埃尔祖鲁姆的主路的交会点上。贝格曼的目标是派A. Z.梅什拉耶夫斯基（A. Z. Myshlayevskii）将军率领高加索第一军团包围沿萨勒卡默什到埃尔祖鲁姆道路分布的奥斯曼军队。哈桑·伊泽特亲自主持这场战役，他从哈珊卡尔堡以南的高地向俄军发动了反攻，迫使贝格曼的旅部向东南撤退，并加入了克普吕柯伊（Köprüköy）东部的梅什拉耶夫斯基部队——这条线路固若金汤，奥斯曼部队并未受到包围。在更北边，一支来自巴统的俄军沿黑海沿岸向土军发动了攻击，土军在格鲁吉亚穆斯林非正规部队的援助下，得以击退俄军。诚然，新克普吕柯伊前线位于土耳其边境线以内25千米（约16英里），但即便如此，俄军的进攻还是遭到了坚决抵抗，这使得恩维尔相信，奥斯曼能够成功进行一次袭击。16

对恩维尔来说，在高加索边境线上存在实施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泛突厥主义”，即从安纳托利亚到中亚和阿富汗，成立一个由突厥种族组成的联盟。尽管这有时被认为不切实际，但是恩维尔的真正目的却更加现实，而且同样意义重大。在这片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之间，由于各种少数民族群体的盘根错节，开战牵系的利害关系相当巨大。早在1914年11月2日俄土双方正式开战以前，双边就已暗中派代理人在土耳其东部及高加索地区煽动民族宗教仇恨，制造冲突。奥斯曼主要在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中挑起骚乱，这些群体包括鞑靼人、车臣人、切尔克斯人、达吉斯坦人、阿瓦尔人、阿扎尔人和阿塞拜疆人。但是也有基督徒：德国人除了在此区积极推动奥斯曼的伊斯兰圣战观念之外，还花费数年时间努力培植格鲁吉亚人对俄国的仇恨态度，他们甚至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也有自己的代理人。恩维尔在奥斯曼特别机构的组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组织负责从高加索的穆斯林中招募游击队员，对俄国人进行扰乱袭击——就像阿扎尔人1914年11月在巴统的所作所为。奥斯曼最高统帅部甚至给这些志愿军起了一个昵称：Tavuk-Civciv（大意指“母鸡—小鸡”），是指每一只“母鸡”应该孵出另外50只小鸡（“母鸡”和“鸡蛋”在军事行动上也可代指武器和弹药）。17

俄国人也在同奥斯曼的少数群体玩同样危险的游戏。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指示俄国驻土耳其东部领事联合怨天尤人的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政府，并得到库尔德三个主要部族首领的效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库尔德部族族长马哈茂德便承诺向俄提供5万名配备武器的士兵。18俄军驻第比利斯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中将则早在1914年8—9月开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武装土耳其边界上站在俄军阵营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到1914年12月，不少于4个亚美尼亚志愿营组建成立，从而有效填充了俄军的前线分遣队，并在监视土军移动动向上发挥了作用。19在边境线的土耳其一边，俄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A. A.阿达莫夫（A. A. Adamov）1914年11月1日汇报称，在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Erzincan）、锡瓦斯（Sivas）、马纳·哈图（Mana Hatun）和开塞利（Kayseri）的亚美尼亚游击群体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了秘密之处”，并且热切地等待俄军的到来，他们才能取出武器。20

暂且将俄土双方从事的暗中活动的政治爆炸性搁置一边，就这些无处不在的活动而言，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当前的战略思维了。期冀在奥斯曼爆发的暴动落空后，不难理解俄国为何在191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开始降雪的情况下冒险向奥斯曼发动进攻，而俄军由于早先向欧洲战线派出了两个高加索军团（俄军共有三个高加索军团）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此时兵力严重不足。唯一被留在后方的第一军团最多有15万兵力，其中包括哥萨克和亚美尼亚志愿营，以及一支独特的由1.5万人组成的骑兵队配合作战的步兵力量，共10万人：这虽然优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后者有7.5万正规军及3.7万非正规军——但双方的实力对比倒也不至于太过悬殊。在大炮数量上，俄军有256门，也多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168门，但是俄军在1914年11月的进攻中却只携带了很少一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境内沿着对方的补给线展开的进攻进展顺利，而且很幸运，未受到对方的追击。21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恩维尔都应该在1914年12月谨慎从事，但是德国却要求他及早在高加索发动攻势以分担俄国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省施加的军事压力。谨小慎微素来不是恩维尔的本性。1914年12月6日，利曼·冯·桑德斯同恩维尔进行了一次会谈——德国人认为在冬天向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是极其鲁莽的——而恩维尔却回复道，一旦击败俄国人，他将“计划挥师南下，越过阿富汗到达印度”——这在事后备受指摘。不管恩维尔的言论如何夸大其词，他的勇气却无可否认：他在德国朋友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参谋长的陪同下离开帝都前往埃尔祖鲁姆。另一位恩维尔的哈尔比耶参谋则在数日之前到达了此地，这位36岁的哈菲兹·哈基·贝（Hafız Hakkı Bey）上校被认为是一位比哈桑·伊泽特还要可靠的人物，而在土军于冬季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他也持反对立场。12月19日，恩维尔将哈桑·伊泽特革职，并亲自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正如俄军在1877年战争中攻占了阿德里安堡一样，恩维尔决定亲自带头重夺丢失的省份——阿尔达汉和卡尔斯。

地图8

恩维尔的作战计划十分简单——或者说，至少它更适合施用于夏季的平原地区而非严冬的山区地形。明显受到成功包围坦能堡萨姆索诺夫第二集团军的德国坎尼风格的影响，或许是经由布龙萨特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费利克斯·古泽少校，这个作战计划带有鲜明的德国印记。按照计划，恩维尔将会部署其三个军团中实力最弱的第十一军团在埃尔祖鲁姆至萨勒卡默什的道路南端“钉住”克普吕柯伊的高加索第一军团；而第九和第十军团则在道路右侧以北扎营，并从后方包抄敌军。在最左边，一支由德国施坦格少校领导的特别支队将试图孤立镇守巴统的俄军部队，同时保护乔鲁赫谷地，并夺取阿尔达汗。在左侧，恩维尔的年轻心腹哈菲兹·哈基·贝将带领第十军团从哈珊卡尔堡沿主路一路疾行，并在向东部转移以切断萨勒卡默什东侧的卡尔斯道路之后，最终拿下由伊斯托明（Istomin）将军单独率领的一个旅（大约8 000兵力）驻守的奥尔图。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九军团将沿着恰基尔·巴巴山（Çakir Baba）还算平缓的山脊（约尔峰）向恰塔克和巴迪兹（Bardiz）行进。约尔峰上疾风狂肆，但是恩维尔却希望山上的积雪能因此被吹扫得相对浅薄一些（而且他还正确地判断出俄国人尽管有一支亚美尼亚志愿营在看守此地，但会放弃防守）。最终第九、第十军团将拿下萨勒卡默什，其中第十军团从后方切断俄军连通卡尔斯的主路以及铁路；而第十一军团则牵制住俄军位于克普吕柯伊的高加索第一军团，最终迫其投降。这场进攻将于12月22日开始。由于只携带了三天的补给物资，土耳其人还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抵达萨勒卡默什。

恩维尔并非不清楚军队将会面临的困难，抑或他们在严冬战役下装备不足的事实。在1914年12月20日对第三集团军检阅之后，恩维尔注意到，严重的“物资不足将很难在当前处境中得到改善”。但是，在一场面向全体将士的演讲中，他仍尤为乐观地坚持道：“胜利并不来自士兵的外在或装备，它来自一颗勇敢的心。”他继续说道，鉴于土军被埋葬在俄国国境一侧的“无数先烈的英魂”，第三集团军的将士们应该感到宽慰（和温暖）。最重要的是，恩维尔还告知将士们在其进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时要牢记“真主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将我们备受俄国人残酷镇压的兄弟们解救出来，他们还在等着我们”。22

恩维尔的伟大的高加索进攻战开始时还算顺利。以高加索通常的气候而言，初始的天气暖和，且没有降雪，能见度也高。12月23日，第二天早晨，第十军团抵达奥尔图，伊斯托明被迫向阿尔达汉退守，在后退途中还丢弃了4门大炮。而第九军团在控制了约尔峰（尽管其行进过程被汇报给了监守此区的亚美尼亚志愿营）后，于平安夜顺利到达巴迪兹。施坦格的特别支队在急行登上乔鲁赫谷地（Çoruh Valley）后，突然转向东侧，并在12月27日夺取了阿尔达汉；与此同时，从南边追击的哈菲兹·哈基·贝率部将处于奥尔图与阿尔达汉之间的伊斯托明旅部拦腰截断（这次堵截战被证明是一次阴差阳错，使得第十军团延后了与第九军团在巴迪兹会合的时间）。迄今为止，俄军除了一再撤退外难以有其他作为，仅仅在右翼进行了抵抗，而且讽刺的是这些抵抗非常“无力”：第十一军团没能如愿将俄军牵制在克普吕柯伊。1914年12月24日正午，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命高加索第一军团从克普吕柯伊撤往萨勒卡默什。在撤退过程中，他不幸中弹（不过他最后得以幸存）。

圣诞节当天，奥斯曼第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萨勒卡默什城郊。但是由于气温骤降，军队的简陋装备难以应付零度以下的酷寒：第九军团将士们在越过寒冷的约尔峰山脊时被要求丢掉大衣以减轻负担。而且，由于哈菲兹·哈基·贝在鲁莽追击伊斯托明的途中浪费了时间（第十军团的主力军在12月26日才到达巴迪兹），导致第十军团被远远滞留在后方，使得在行进至萨勒卡默什的道路上又增加了75千米（约47英里）。[3]为了弥补浪费的时间，第十军团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面临被冻伤的危险，决定攀登3 000米（约9 843英尺）高的危险的安拉许埃克贝尔山（Allahükbar）。很多士兵在哈菲兹·哈基·贝命其“搜集伤亡者的步枪武器以弥补其他人员装备不足”的途中丧生。23意识到自己的士兵已经到达耐力极限之后，恩维尔下令第九军团12月27日向萨勒卡默什发动袭击之前，等候最后一个师的到来（即第十七师，它还严重滞留于约尔峰的后方）。两天过后，第十军团部队加入了进攻，此时土军有1.8万兵力，俄军有约1.4万兵力。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在向卡尔斯急行的一路，攻克了塞利姆镇，并且暂时切断了俄军连接东边的补给路线。如果土军攻下萨勒卡默什，那么俄军的高加索第一军团同第比利斯指挥部的联系将被截断，而恩维尔随后将在第比利斯发动一场有名的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

萨勒卡默什战役在1914年12月29日激烈交锋了整整一个白昼，继而又进入了夜晚——它标志着“一战”的第一个冬季进入了尤为关键的时刻。从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动静来看，一种对奥斯曼压倒性胜利的真正恐惧将回荡在整个区域，并且严重打击俄国的威望。和坦能堡的萨姆索诺夫不同，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由于12月24—25日在从克普吕柯伊撤退的途中负伤，他已经回到第比利斯接受治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将他逼向绝境的是一场情报泄露事件：一个携带恩维尔密令的土耳其师部的参谋长被一支哥萨克巡逻队俘获，从他身上，俄方获悉了奥斯曼的进攻企图——尽管写在纸上——但奥斯曼的野心暴露无遗并且令人恐惧。或许梅什拉耶夫斯基已经判断出恩维尔的最有利方案，在此时离开战场以应对当前的残酷现实——就这样，他将恐慌传遍了卡尔斯、耶烈万（Yerevan）和第比利斯。很快，铁路车站上挤满了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他们不顾一切地逃离本地，以躲离土耳其在取得胜利之后开始其穆斯林狂欢式的复仇屠杀。“情势危急，”第比利斯指挥部在12月30日下午3点35分向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的巴若尼维西（Baronivichi）的俄军最高统帅部发去电报称，“萨勒卡默什受重挫。铁路已落入土军手中。三支土耳其军团还在作战。土军渐渐占据上风。建议先从阿尔达比勒（Ardebil）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撤退。第比利斯方面军随后在下午4点撤退。”数分钟以后，第比利斯指挥部又拍发急电：“阿尔达比勒已被土军攻下！我们已决定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开始部分撤离。”1915年1月1日下午3点31分，第比利斯指挥部向最高统帅部汇报他们已经开始按计划撤退。在收到这些描述高加索军队溃败且极度让人痛苦的电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请求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John Hanbury-Williams）爵士从英国方面派出一支军队以牵制土军——这导致了1915年的达达尼尔—加里波利战役。24

如同在萨勒卡默什一般，浓雾笼罩，且持久不散。这场在零度以下进行的战役，对双方都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土军躲避在城镇上方高地的“石屋”的浅垒中，使用山炮向下方的俄军轰袭，炮火如同弹雨一样将俄军围困。俄军不甘示弱，使用重机枪（恩维尔曾向其将士保证对方并无此类型武器）予以反击。[4]到了晚上10点左右，随着子弹告罄，奥斯曼第十七师主力部队奋起冲过萨勒卡默什—恰伊大桥，从西翼像一把刺刀一样插进城镇。很快，大约300名土耳其士兵淹没在了俄军第156团的兵营之中，俄军随后使用大炮对这些被土军占据的兵营进行了轰击。在土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之后，到第二天拂晓，只有少数土耳其士兵幸存下来，并向敌方投降。到1914年12月30日早晨，随着在战斗以及整夜的低温中丧失了6 000名士兵，土军从萨勒卡默什的“石屋”上退却了下来。至此，萨勒卡默什危机——更不用说卡尔斯或更东边的第比利斯——在高加索军队司令部于恐慌之中下令总撤退的12个小时之前——已经过去。

与此同时，尽管俄军处于慌乱之中，奥斯曼第十军团却并没有切断卡尔斯铁路。而原先奥斯曼卡尔斯、阿尔达汉或是萨勒卡默什中的穆斯林也并未前来对土军进行支援。12月30日，俄军在萨勒卡默什以南的斜坡对土军第九军团发动了反击，并将其赶回巴迪兹。而将整支队伍拉伸至难以防守的北部及萨勒卡默什东侧的第十军团在1月1日开始撤退的时候，却遭到了由N. N.巴拉托夫（N. N. Baratov）将军率领的一支由两个师组成的强大骑兵部队的袭击（奇怪的是，这场袭击由于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的提心吊胆被下令长时间延期）。1月4日，第九军团在被围困住后，全体投降。而第十军团的大部分士兵死于安拉许埃克贝尔山上的大雪，只有大约2 500人幸存下来并回到哈珊卡尔堡。由于折回的路线更短，第十一军团行进相对顺利一些，并且在阿拉斯河流域（Aras River basin）与敌方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在更北边，施坦格的特别支队从阿尔达汉撤回至乔鲁赫谷地，并且一直待到1915年3月。第三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则退回到整个进攻起始的克普吕柯伊线以后。恩维尔本人回到埃尔祖鲁姆——向全体参谋进行了拿破仑式的告别后，又同布龙萨特在1915年1月9日匆忙赶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对新闻媒体的掌控（即禁止其报道他的军队遭受的溃败）。土耳其人压倒性的士气不仅没有助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取得胜利，反而一败涂地。

根据奥斯曼方面的估计，土军第三集团军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死亡3万人，负伤7 000人，或者说将近伤亡一半有生力量。在其他版本的估计中，伤亡数字还要更大，称俄军“仅仅在萨勒卡默什周边就发现了3万具冻僵的尸体”，这还不算另外2.7万名活着的土耳其战俘。最近一名军事史学家判断，奥斯曼死亡4.7万人，俄军死亡2.8万人，这意味着双方在前线都失去了将近一半军队。25不管真实数字如何，很清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牺牲者很可能死于冻伤、低温抑或其他与寒冷相关的原因，而不是敌人的炮火之下（圣诞节过后，气温从未高于零下25摄氏度，甚至低至零下40摄氏度）。奥斯曼第十军团面临的致命的恶劣气候条件可以在哈菲兹·哈基·贝身上得到佐证：他在1915年2月上旬死于斑疹伤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野心勃勃的对俄军高加索军队实施包围战的失败，并不能看成是一种耻辱的象征，正如恩维尔在他的告别辞中指出：他们勇敢地克服了“天气和地势的恶劣影响，丝毫不逊色于敌人”。尽管恩维尔在土耳其内部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在外界，他的溃败无可掩盖。这是一场大灾难。26

考虑到奥斯曼资源的有限及高加索战役的广阔范围，另一场在南边几乎同步进行的战役同样值得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在苏伊士运河方面发动进攻比萨勒卡默什更具有企图心，其目标不只是简单地征服一个战略要地或者驱赶敌军势力，而在于通过隔绝大英帝国联系全球的关键要地，将其一分为二。由于运河至关重要，除了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局部攻击外，向英军发动整体突袭似乎并无可能。伦敦在1914年12月18日正式宣布埃及成为其受保护国时，由约翰·马克斯韦尔（John Maxwell）爵士率领的埃及远征军队（EEF）大约有7万人之众。尽管他们不都驻防在苏伊士运河，但是只要在西奈半岛发现敌军进攻的动静，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能够在数小时以内赶赴运河。沿运河西侧，英国人还有一条铁路，这意味着增援部队能够轻易从南北两边赶赴任何危险的角落（英国人很明智地将铁路线设置在离运河大约6 000米的地方。这样一来，只有远距离重机枪才可能对其构成危害）。在东侧，运河受到西奈沙漠的天然屏障的防护，而英军也派遣了一支小型巡逻分队进行侦察保障——巡逻队为此要在一片极端炎热及缺水的地区穿行160英里（约257千米）。仅仅到达苏伊士运河，更不用说穿过运河或者攻下运河，就已经是一项现实的后勤上的成就。

然而，土耳其人却有理由保持乐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十二军团向位于大马士革、阿勒颇（Aleppo）和胡姆斯（Homs）正在组建中的叙利亚主力军队增派了两个师部的有生力量，同时又从色雷斯和爱琴海沿岸调派两支全副武装的师部到巴基斯坦加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的第八军团。而驻扎于汉志的第二十二步兵师同样被吸纳进第八军团。到1914年12月，集结在巴基斯坦的苏伊士运河方面进攻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大约已有5万兵力，而且据报道士气高涨。27

但是，第八军团的真正优势在于其令人敬畏并且名字悦耳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克雷斯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语言专家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他帮助军中既不说阿拉伯语也不说德语的土耳其军官消除了交流障碍（同时，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官杰马勒·贝也只说法语而不会说德语）。普吕弗还利用自己的语言技巧招募了大量贝都因部族居民，并且为第八军团集结了1万只骆驼——由于英国人不断抬价，这笔生意进展得十分困难且昂贵。对于克雷斯来说，他已实现了后勤上的奇迹——尽管缺乏同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联系，他却将巴基斯坦南端的贝尔谢巴（Beersheba）变成了一个前方的补给仓库。由于不论是从北部穿过西奈的沿岸路线还是南部的红海沿岸路线（后者为从埃及去往麦加的朝圣者采用的路线）都处在英国海军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克雷斯明智地选择了一条中间的沙漠路线，将从贝尔谢巴直接到达伊斯梅利亚（Ismailia，此间的沙漠地形由于地底的石灰岩构造，因此比较坚硬结实，使其比沿岸路线还要更加容易和安全地通过）。随后德国工兵和工程师被分成小组派往沙漠地带，并按照计划的行进路线在合适的间距之间挖掘深井。相比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的表现，可以说克雷斯对人的体能极限更加熟谙，他规定士兵只能携带行进15千米的装备，从而保证他们不会出现体力衰竭的情况，同时还规定行军只能在夜晚进行，这样就能躲过沙漠白天炎热天气的影响（此举也能帮他逃过敌军的空中侦察）。

地图9

克雷斯和杰马勒还相信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拥有一个秘密武器，而这个秘密武器主要存在于穆斯林对埃及与北非的观点。尽管争取埃及总督阿拔斯·希里米二世支持的努力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由于相互猜忌（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作为阿拔斯的堂兄弟，成为其在未来统治埃及的潜在对手）而受阻，但是人们仍有理由相信英国在埃及和苏丹境内的统治受到了普遍憎恶。与此同时，德国和土耳其特工出现在开罗，煽动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仇恨。而一支由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带领的秘密小组则在红海及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播英国背信弃义的骇人故事，意图激起伊斯兰圣战以推翻英国在苏丹的统治。同时，在埃及西部，穆斯林在萨努西的命令下仍在不断给意大利占领者制造事端，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将火力对准英国的目的似乎有了希望。从1914年8月起，奥托·曼内斯曼（Otto Mannesmann）便在外交掩护下被派往的黎波里从事分发圣战宣传册的活动——这些宣传册通过热气球的方式被带入埃及。虽然一起萨努西袭击威胁事件得到了英国驻开罗总领事米尔恩·奇塔姆（Milne Cheetham）的严肃处理，但倘若土军武力侵入埃及，将会引发穆斯林暴动，造成更广泛的威胁。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子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对敌军兵力做出的估计过高，他认为土军在巴基斯坦有10万人。如果这是真的，一旦土军穿过苏伊士运河，英军将陷入困境。28

在克雷斯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苏伊士发动战役之时，圣战的号角同样也助涨了土—德士兵的斗志。一面神圣的绿色旗帜被从麦加携带而来，在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由于“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都想亲吻圣旗”，还险些引发一场骚乱。一种类似圣战的列队长龙在这座圣城行进着，人潮涌动在每一个大街小巷，正如克雷斯回忆道，一种“难以描述的欢腾和狂热”的气氛包裹着“所有人群”。为当前发动圣战增添了可信度的是，志愿者们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赶来：来自黎巴嫩的德鲁兹教派，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库尔德骑兵部队，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的黎波里的2 000名穆斯林逃难者，而且很多人在此之前同意大利人交战过。杰马勒甚至将一群特殊的马拉维教团旋转托钵僧，连同其传统圆锥帽带至贝尔谢巴（不过他们并没有跟随军队进入西奈沙漠）。为了增强伊斯兰圣战气氛，第八军团中的一些少数基督徒和犹太人被特意留在了后方的贝尔谢巴（而克雷斯、普吕弗和德国军官则继续向前行进）。这支大约拥有1.9万兵力且只有穆斯林与德国人的第八军团在到达了阿普塞洛贾绿洲之后，杰马勒身着华丽的奥斯曼帕夏官袍，从扛着来自麦加的绿色圣旗的士兵身前走过，命令每一名士兵向其宣誓。军队随行教职人员随后宣读了“一些激烈言辞”。克雷斯回忆道，“他们甚至给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德国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

对第八军团而言，在胜算微弱的情况下维持全军士气并非易事。要到达伊斯梅利亚，第八军团必须先凭借充足的进攻力量拿下运河以南的桥头堡。为此，他们不得不在水井之间携带着水罐，走上很长一段距离。而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两门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每门配备8支完整的炮兵连队和炮弹、重型机枪和弹药库、医疗补给。此外，还有尤为重要的船只和架桥工具，包括德国造重型钢驳船。多亏普吕弗的壮举，杰马勒和克雷斯才有了1.2万只骆驼帮助全军背负各种军需补给。此外，300头牛和1 000匹马也分担了驼袱任务。但是士兵们也帮助背负补给品，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被限制（除了杰马勒）只能携带个人装备行走15千米——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便携床可以休息。许多土耳其士兵甚至缺少鞋子，只能光脚在沙漠上行走。不管怎样，这支由1.9万名士兵以及1.3万只驮兽组成的部队在1915年1月14日从贝尔谢巴出发后，以在夜晚行进7个小时、白昼休息一整天的速度，最终在1月31日到达了集结地点。此地处于图森姆（Toussum）和塞拉比尤姆（Serapeum）之间，在运河东北方向10千米之处。如克雷斯回忆起这一刻时所说：“我们从附近的沙丘高处第一次看到了苏伊士运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白色的沙丘上，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一片广阔的海，但是之后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30

率领大量部队穿过近乎无水的西奈沙漠到达运河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后勤成就。然而，尽管克雷斯做好了各种预防措施——避开沿岸路线，只在夜晚行军——仍然没能逃过敌军的监视。1915年2月2日下午，正当克雷斯准备对运河发动夜袭之时，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得到消息，“此时一支总数有1.9万人的敌军携16门大炮距苏伊士运河4英里（约6.4千米）到12英里（约19千米），这支军队从坎塔拉（Kantara）延伸至苏伊士运河地区；据信敌军将向前推进”。2月2日下午5点，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在战前最后一份电报中向基奇纳汇报道：“今天一整天，威尔逊将军都在监视伊斯梅利亚城外的敌军。他认为敌军将于今晚发动袭击，并且称对方兵力在6 000到8 000人之间，而他们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英国人早早就做好了准备。31

对克雷斯而言，扭转胜率仍显艰巨。当天晚上，一场凶猛的沙尘暴席卷运河地区，迫使他将原计划晚上10点30分发动的进攻推迟了5个小时。2月3日凌晨3点30分，土军第一支纵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上放置钢驳船。到了黎明时分，三支架桥的纵队——约两个连队的力量，成功穿过运河到达图森姆和伊斯梅利亚——尽管这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意即代价很大的胜利），却将其暴露在英军凶残的机关枪之下。马克斯韦尔在2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称：

“土耳其人”试图在夜晚穿过运河南部的图森姆。一开始，我们允许他们向运河接近，并使用装备登岸，但随后在他们已经开始架桥时，我们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土耳其人开始逃跑，并且将所有架桥装备丢给了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掉到水里被淹死，架桥装备现在正在被运回……我们还抓获了40名俘虏。

在伊斯梅利亚，土耳其人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并且在早晨夺下了易守难攻的桥头堡，但是他们随后又被赶回原地，还被俘获了8名军官和282名士兵。英军扫射土耳其军队的过程相当残忍。在一位英国军官的描述中，当时就像在“轰赶松鸡”。32

简而言之，这场战役来去匆匆。土军表现勇敢不屈，直到2月3日下午4点，他们都在伊斯梅利亚坚守着运河的西部桥头堡，而克雷斯则从东岸使用榴弹炮向运河上的英舰（并对“哈丁号”造成了严重损坏），连同英军在佛丹、伊斯梅利亚、坎塔拉和图森姆的要塞进行轰击。但是到2月4日黄昏降临的时候，克雷斯和杰马勒下令全线撤退，一开始他们先退至距运河10千米的后方基地，随后又一路撤回到贝尔谢巴和加沙。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超过100人，其中20人死亡，大约90人负伤（大部分是印度士兵）。33土军损失更为惨重，192人死亡，381人负伤，727人失踪或被俘（杰马勒在撤退途中穿越沙漠时，还丢失了7 000只骆驼）。34尽管如此，马克斯韦尔并没有勒令追赶土军，而土军在顽强的克雷斯的组织下进行了有序的撤退，使得第八军团仍保存了大量的完整实力——除了贝都因非正规军，他们在敌军一开火时就四散逃走。毫无疑问，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苏伊士战役不同于萨勒卡默什战役：它只是奥斯曼的一次败仗，而非灾难。

然而，苏伊士运河却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影响。鉴于战前总领事奇塔姆和克莱顿在情报部门还在担忧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会对穆斯林造成何种影响，马克斯韦尔现在可以吹嘘他得胜的规模。“我收到的报告，”他在1915年2月18日给基奇纳的信件中说道，“表明土军已经撤离运河，并且正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士气多少都有些低落。现在［在埃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土军在运河遭到了挫败。”35在奥布里·赫伯特给他的朋友及同僚托利党（保守党）议员马克·赛克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之后英国对开罗的看法。赫伯特在信件中对土军冷嘲热讽，还“机智”地建议：“土耳其人可以把这几千只骆驼带到运河前，朝它们的毛点一把火，骆驼就会猛冲到运河里把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土耳其人就可以踩着骆驼过河了。”再说伦敦，首相阿斯奎斯以充满轻蔑的口气给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土耳其人妄图在苏伊士运河上架一座桥进入埃及。但这些可怜的家伙桥还没架好，就被轰了个粉碎，他们只好退到沙漠地带。”36由于在阿拉伯河和苏伊士运河取得了看似容易的胜利，而敌军又溃败，英国的作战决策者们大为振奋，并决意彻底终结奥斯曼帝国。

[1] 正如丘吉尔在1914年9月23日——甚至在此事件导致奥斯曼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之前——给爱德华·格雷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正在蒙受土耳其的敌意带来的苦难……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激烈行动或者向其宣战，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同巴尔干半岛国家谈好条件……不用顾及土耳其的利益或是否损害它的完整性。”

[2] 士兵们被告知去往法国。但是指挥官沃尔特·德拉曼（Walter Delamain）准将在孟买时收到密令，命其在巴林登陆。

[3] 土耳其人或许同样遇到了一种自我强加的“幻想”效应，他们的地图低估了山道和城镇间的距离，因此军官们（及在其敦促下保持行进的士兵）在行进途中对迟迟未能到达下一目的地保持着强烈的不满。

[4] 平心而论，恩维尔在圣诞节当天回到城镇，准备夺取萨勒卡默什时，俄军只有两门野战炮和两挺机关枪。如果梅什拉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办法，那么整个军队都会撤离此区。但是尤登尼奇在意识到土军经由巴迪兹的补给线的脆弱性后，说服了这位摇摆不定的指挥官，并且每天向其投入增援装备。到12月29日，当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爆发时，俄军在萨勒卡默什已经有了34门大炮以及将近50挺机关枪。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通过舰队合作实施攻击的话，达达尼尔海峡似乎应是最佳目标。一旦进攻取得成功，［我们］与俄国的联系将得以恢复，近东问题也能得到解决；我们还能拉近与希腊，或许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此外，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也将得到解封。

——1915年1月7日，“喀土穆”陆军元帅，
战争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在于内阁会议室
举行的英国战争会议中的发言1

1914年12月30日，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在位于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的最高统帅部紧急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爵士。从第比利斯发来的战报源源不断。尼古拉斯告诉这个英国人，土耳其人集合了10万兵力向所有战区进军：难怪第比利斯指挥部正准备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撤退。更深一层加剧这种恐慌的是，大公还抱怨道，俄国“不得已转移了一大半高加索部队，以应付我们的共同［德国］威胁”，所以恩维尔的萨勒卡默什进攻才会畅通无阻。这使这位英国专员回想起了俄国民众的脆弱性——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之前，圣彼得堡遭到了一波袭击，这些袭击在随后的法国总统到访期间达到高潮——尼古拉斯警告道，如果俄军在同其最喜欢的出气筒（指土耳其）的交战过程中一再失利，他们将无法立足于战争之中。可是，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他们将对奥斯曼帝国诸地诉诸武力以抵消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胜利”，并由此挫败“当前敌军高涨的士气”。至于何地会受到袭击，俄军总司令表示并不清楚，但是他好心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要让土耳其人相信“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有点儿过分的是，大公最终带着一丝自怜评论道，如果俄国的英法同盟“不相信土耳其人在高加索取得的胜利已经威胁到了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好吧，随它去吧”。2

尼古拉斯大公甚至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要求英军派军队牵制奥斯曼帝国。汉伯里—威廉斯听后立马询问道，如果英军进行一场海军演习是否会有裨益。汉伯里—威廉斯后来在报告里描述，大公“在听到这个主意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汉伯里—威廉斯随后被要求在最高统帅部外交局局长N. A. 库达舍夫亲王（Prince N. A. Kudashev）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彼得格勒，[1]同萨宗诺夫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商榷事项进展。1915年元旦，布坎南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拍去一封急电，要求英国“采取行动”以缓解俄国在高加索战场的重压。通过这种方法，大公将之前充满消极攻击意味的闲谈转变成了一种成熟的战略外交推进手段。格雷随后又把大公的紧急请求转呈给基奇纳和丘吉尔。1915年1月2日，基奇纳和丘吉尔两人就如何对俄国展开援助进行了讨论。同一天，基奇纳写信给英国远征军（BEF）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询问其能否抽调军力开赴奥斯曼战场。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基奇纳周六给丘吉尔写信称，唯一能在奥斯曼帝国“进行军事演习，并能有效阻止其向东线战场增派援兵的地点将在达达尼尔海峡——尤其如果‘大公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遭到威胁的消息将会在同一时间散布开来’”。3

在盟国战时的外交历史中，很难想象还有比此时的联络效率更高的记载了。仅仅在三天之内，俄军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在遥远的东欧中心地带的一个不现实的愿景却变成了一个高优先级的（英国极具权势的战争大臣及其海军大臣）作战话题。当然，这三天时间也见证了土军侵略者在萨勒卡默什的彻底溃败。据推测，土军的这场失利使英方对大公要求其向土耳其派出牵制性力量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实际上，汉伯里—威廉斯在第三天（1915年1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时就指出：“在当前来说，高加索方面形势稍有好转，溃败的紧急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新闻媒体将一些战争之初有失偏颇的战事新闻刊登在封面，并以同样方式将撤退之类的新闻隐藏在刊物的附页位置。汉伯里—威廉斯最后在报告中重申，“如果土军施加的压力能被减轻一点儿”，俄国人“将大松一口气”。4随后，基奇纳加紧部署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计划。

为何基奇纳对大公的请求如此卖力呢？不管俄军总司令知不知晓，他请求的语气及时机都正合适。面对西线战场的僵局——德军已经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的制高点建立了牢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英国战争内阁在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就从哪个战场展开进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在一本涉及1914年12月28日所发生事件的“节礼日备忘录”[2]中记录了自己提出的建议：“我们或许应该对德国施以最有力的打击，若想取得最为长久的和平局面，我们还要同时朝它的盟国，尤其是土耳其发动进攻。”12月29日（也就是在收到大公的请求之前），丘吉尔在一封呈至首相阿斯奎斯的信件中建议波罗的海地区实施佯攻，以吸引德军在西线战场的军队——尽管如此，在阅读了汉基的备忘录之后，他也开始考虑对土耳其发动进攻。阿斯奎斯同样有此考虑，不管内阁提出什么作战计划，都会“派遣大规模有生力量对敌军进行牵制”。尽管如此，仍没有人清楚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一度认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登陆效果最佳。直到英国收到俄军最高统帅部的爆炸性消息之后，他们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此时战时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已经开始考虑土耳其了。5

尽管如此，基奇纳如此迅速地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实施作战，而非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更不用说明智地选择袖手旁观，仍让人感到几分好奇。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早在1915年1月3日就获悉土耳其人正在撤离萨勒卡默什。到1915年1月中旬，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萨勒卡默什取得了充分的胜利：奥斯曼三个军团中的两个都被歼灭，而且此时是恩维尔而非俄国人正在请求紧急增援。6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甚至罔顾俄国人此时完全不“需要”牵制性援助的事实，在阿拉伯河发动了攻击。而且，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高加索的距离更近。此外，奥斯曼第六集团军正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也为英俄两国近期向巴格达实施联合作战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俄国唯一能参加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的路线，正如大公尼古拉斯在1915年1月上旬建议的，乃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遣西伯利亚军团，经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7，到达地中海东部。更为重要的是，在吉多·冯·乌泽多姆率领下，一支由海军防御专家组成的特遣队经过数月的艰苦工作，将达达尼尔海峡筑造成奥斯曼帝国唯一一个最为坚固的防御区。根据对海峡沿岸炮台的最新情报分析——包括由重兵把守的王子群岛所处的马尔马拉海——尽管早在1914年7月就被判断为“极易拿下”，但俄国人此时已经取消了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的进攻计划。“占领海峡的最佳时机，”正如俄军最高统帅部在1915年早些时候的推断，“已经丧失。”8

如果英国的战时情报机构在奥斯曼问题上能像俄国一样准确的话，那么基奇纳和丘吉尔将得出同一个结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在1914年8月的时候还相当脆弱，但到1915年1月，已经牢不可摧。在乌泽多姆到来之前，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配备了20门口径从150毫米到280毫米的近岸榴弹炮以供使用，尽管其中的大型榴弹炮“最长射程”能达到15千米（9.3英里），但是大部分只在短程比较精准一些。正如英国所知，敌军的主力炮台设置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海丽丝岬，或者土耳其人称之为塞迪尔巴希尔），以及对面亚洲部分的库姆卡莱；而欧洲部分的基利得—巴希尔（Kilid Bahr）以及位于亚洲部分的哈米迪耶和恰纳卡（恰纳卡莱）要塞则成为海峡第二防线。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乌泽多姆及其170位德国重炮专家带来了许多重型大炮，其中包括架设在恰纳卡南部、口径355毫米的克虏伯“怪物”。许多新架设的大炮被灵巧地饰以遮蔽物隐藏起来，而别处虚设的炮台则充当吸引敌军火力的角色。到了年末，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指挥部已经拥有足够的大炮组建起第三炮营，并在海峡入口背后的库姆卡莱/塞迪尔巴希尔操纵一片新的“榴弹炮区”，“负责全力炮轰敌船”。海峡两岸此时都已覆盖了移动炮台，5门位于欧洲一侧，3门位于亚洲一侧。总的来说，到1915年2月，沿岸防线已有235门大炮，包括82门固定大炮和230门移动大炮。在水里，11条水雷线——一共323枚水雷——都被布置在海峡之中，包括被搁置在大袋子里，一路从德国运送而来的最先进型水雷（参见第214页地图）。9

最重要的是，乌泽多姆成功向土耳其沿岸炮兵们灌输了德国式的纪律和信心文化，使其掌握了职业伦理和能力。反之，炮兵们的优异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士官也分散半岛各地，使得每一位土耳其炮手都至少有一名德国人在旁协助。“土耳其炮兵们接受的训练，”乌泽多姆在1914年12月18日骄傲地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称，“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在海峡进行的射击操练目的不仅在于训练射击的精准度，还在于训练土耳其炮台军官的指令调度。事实证明，这些军官的表现远超预想，证明了自己快速学习的能力。”101915年，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在参观完防线之后，感叹他有一种“身处德国军营的感觉……每一处，德国人都在用一袋一袋沙子建造扶壁，或者加固炮台”。11

由于那些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负责的人之后被迫在调查委员会中为自己辩护，我们大概有更多的书面证据去证实他们在战争的讨论计划阶段，而非进行阶段的所思所想。我们还能因此断言，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十分确定，截至1915年1月，英国海军对乌泽多姆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所作所为近乎一无所知，而此时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即使是自我吹嘘对作战计划持“异议”的海军重炮专家，比如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在之后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对支持这场战役的人的不信任——也多次慎重表达出他对海军仅仅依靠单方面作战而非准确判断奥斯曼沿岸炮台实力的战略要点的怀疑态度。“要想依靠废弃的弹仓和几乎停止运转的船舰躲过敌军炮火到达君士坦丁堡，”杰克逊在1915年1月5日给丘吉尔写的一封批评函中说，“将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奥斯曼首都］被拿下，要想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据守这座城市也将是不可能的。”1915年1月，海军部普遍持有的“怀疑论调”仍然认定他们可以单方面凭借海军力量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其中没有提到水雷、敌军大炮的口径、沿岸炮台的架设位置，伪装物的使用及“虚设”炮台、移动大炮的部署，或者还有土军从乌泽多姆处经月接受的德式强度训练。另一位更加声名狼藉的“沉默的”异见者，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上将（Admiral John Arbuthnot Fisher）在1915年1月11日给杰利科上将的私人信件中说：“我并不赞同采取单方面行动。”尽管他并没有对在1月下旬举行的两场战时会议上讨论的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决定表示反对，我们也难以在他反复无常的信函中认定他知晓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新近举措。12

丘吉尔本人的态度是事件前后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初期，由于更倾向于在波罗的海派出牵制性力量，他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战役的主张持冷淡态度。后来，这位善变的海军大臣出于某种诡秘的原因逐渐接受了这个主张。1915年1月3日，丘吉尔给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戈登上将发电报，询问他是否“考虑［过］向达达尼尔海峡单方面派遣军舰实施有效作战”。这个主意实际并非出自丘吉尔，而是费舍尔。几乎同威严并具有英雄色彩的“喀土穆征服者”基奇纳勋爵（他掌控着内阁军务）一样，费舍尔的阶层和名声笼罩着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大臣。丘吉尔在战争开始阶段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但从此以后就备受他的折磨。

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 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 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奥斯曼苏丹，1876—1909年在任

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任

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奥斯曼军事顾问，陆军元帅，奥斯曼巴格达第六集团军司令

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奥斯曼军事大臣和最高统帅

塔尔·贝，奥斯曼内政大臣和大维齐尔

杰马尔帕夏，奥斯曼海军大臣，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司令，叙利亚战时的实际独裁者

奥托·利曼·冯·桑德斯，陆军上将以及德国针对土耳其的改革任务负责人

威廉·苏雄，德国海军总司令，“戈本号”战列舰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

“戈本号”战列巡洋舰，1914年8月并入奥斯曼海军，更名为亚沃士，停靠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伊港

温斯顿·丘吉尔，1911—1915年任海军大臣

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德国陆军中校，苏伊士运河战役指挥官，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司令杰马尔的军事顾问

德国人指挥下的土耳其士兵，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

“喀土穆”的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英国陆军元帅，战争大臣，1914—1916年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英国首相，1908—1916年在任

爱德华·格雷爵士，外交大臣，1905—1916年在任

1915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加里波利半岛

1915年，土耳其士兵在加里波利半岛

陆军上将伊恩·斯坦迪什·蒙蒂思·汉密尔顿爵士，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指挥加里波利登陆战

陆军中将（后任陆军元帅），威廉·里德尔·伯德伍德勋爵，1915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加里波利登陆战的指挥官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身着土耳其军服的委内瑞拉雇佣兵

1915年4—5月，凡城起义中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员

1915年，在埃拉泽附近，奥斯曼军队正在押送亚美尼亚被驱逐者

1915年，亚美尼亚遇难者。照片最初复制于亨利·摩根索的回忆录。地点未知

1915年，阿勒颇附近，一名亚美尼亚妇女逃难者跪在一个确认已经死亡的孩子身旁

1914年前后，底格里斯河上的库特阿马拉

1915—1917年，尼古拉斯大公，俄军高加索方面军司令

1916年，埃尔祖鲁姆的迈吉狄要塞，俄国士兵站在缴获的土耳其大炮旁摆姿势

谢尔盖·萨宗诺夫，沙俄外交大臣，1910—1916年在任

1917年，英军在加沙的战壕

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1914—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1917年任德军巴勒斯坦F集团军指挥官

相形之下，令人好奇的是，在作战方式上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为相似的阿拉伯河海军/登陆战尽管取得了辉煌胜利，却无人问津。不可否认，阿巴丹岛、法奥、巴士拉和古尔奈都已被攻陷，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在人数和大炮数量上远超敌军的土耳其人却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阿巴丹岛，奥斯曼防御者建造了原始但行之有效的泥沟作为战壕，使得英军只能凭借运河地势从侧面对土军进行纵向射击。仅仅在萨希尔之战中，英—印远征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将近500名，其中有54人死亡。古尔奈战役同样并不轻松，它耗时整整一周，而且损失数百人。阿拉伯河战役无疑是英军的一场胜利，但是它进行得尤为艰苦卓绝，耗时一个月才获得土军毫不在意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自从恩维尔赶往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参加作战后几乎被奥斯曼遗弃。除了压倒性的海军优势，更重要的是作战地点——英军在古尔奈最后的推进需要海军火力和登陆军队进行密切的协同作战。

诚然，以西线战场的残暴标准来看，英军在阿拉伯河战役中的伤亡数可能并不算多。但是从英国在奥斯曼战场的战略计划来说，这场战役的相关度则更为紧密一些。一支小型但极具破坏力的内河舰队以及一支步兵师已经成功占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炼油厂，并迫使土军一路向河流上游的巴格达撤退。高加索战况的消息随后传来，土耳其人似乎击溃俄军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取得了局部性的重大胜利——但是很快这些消息开始反转，以至于土耳其人遭受了灾难性的溃败。尽管在联合作战上缺乏深思熟虑，英军和俄军仍对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和东部防线施以重击，并且损失极小。

如果丘吉尔和基奇纳对于区域和盟军间的战略思考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其合乎逻辑的举措应该是像劳埃德·乔治在12月下旬的集体研讨会上建议的，下一步将沿着“叙利亚”海岸向土耳其亚洲防线的中心位置发动进攻。[3]但是事实上，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放飞了一个试验气球”（指试探性行为），建议派遣一支3万—5万兵力的军队登陆亚历山大勒塔，以“攻击土耳其的交通设施”（不过这只是一个假想——正如基奇纳自己保证的那样，此时并无多余兵力可供调度）。18地中海的东北角正处于咽喉要道位置，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巴格达铁路在杰伊汉（Ceyhan）和德尔特约尔（Dörtyol）之间穿过，但是由于它离海岸不足10千米，因此很轻易便处于英国海军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从奇里乞亚山区（Cilicia），铁路和道路连接通向东北正在高加索战场战斗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通向南部身处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集团军，通向东南部身处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如果英国能有一支远征军占领这片沿岸地带的话，那么奥斯曼的两支军队（第四和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切断联系，而第三集团军（此时已从萨勒卡默什溃退）也会被迫只能从锡瓦斯到埃尔祖鲁姆的一条碎石路上补充供给。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也将被一分为二，英国人就此向CUP领袖们展示他们为与德国一同作战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英国将同高门政府单独媾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只能统治被划分后的阿拉伯省份的剩余部分——这和它后来在1923年确定的边境线相差无几（仅仅没有随后而来的8年大屠杀）。[4]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证明了亚历山大勒塔防线的名存实亡，并且在开罗引发了巨大的传闻，称一支数量众多的军队将在奇里乞亚登陆。在地中海东北沿岸抛锚并非难事，而且，不同于在海峡之中，此区的水雷所存无几。此外，甚于阿拉伯河战役，登岸部队遇到的抵抗也会更软弱，而从海岸到附近的阿马努斯山脉［Amanus，努尔山（Nur）］和托罗斯山脉（Taurus）之间的山坡由于斜度平缓，比起加里波利和特洛伊半岛更易于攀登。最为有趣的部分在于，奇里乞亚的人口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构成，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象其间的亲协约国立场。事实上，在拉肯发动对亚历山大勒塔的袭击之后，要求英军登陆杰伊汉或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萦绕在开罗的亚美尼亚放逐者心头的一个想法。博戈·努巴尔帕夏（Boghos Nubar Pasha），这位埃及出生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代表在埃及政权与处在胚胎状态中的亚美尼亚政府之间充当着联络人的角色。他曾经在1915年2月3日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许诺，如果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当地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向其提供“彻底和完备的支持”。19

显而易见的是，登陆奇里乞亚的主张或许由于规模过小、过易，很难对基奇纳和丘吉尔产生任何吸引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在整体战局上谋划一个规模与影响更大的行动（基奇纳曾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形容假设中的奇里乞亚登陆战“微小但却有用”）。从1月到2月，内阁会议都围绕是否要登陆亚历山大勒塔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但是仅从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的主要进攻这层意义而言——这顶多只是一种佯攻行为，或者以最糟的情况来说，是一种基于撤退的选择。正如莫里斯·汉基在1915年2月17日给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信件中展望英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的前景时提到的：“在海军的进攻下，我们或许能成功征服海峡；另一方面，如果未能完成目标，我们还可以装作这只是一次佯攻行动，再向士麦那或者亚历山大勒塔进发。”20

就丘吉尔来说，他之所以忽略在奇里乞亚采取行动的主张，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英军在此地登陆会很容易引起法国的不安——后者在此区域有自己的战后谋划，因而对任何强国派遣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举动都异常敏感。根据1914年8月6日的一份协定，按照1912年协商达成的战前协议，法国本应该在地中海拥有全面的海军支配权，而北海、海峡沿岸和大西洋（包括法国自身的西北沿岸）则由英国负责。在比斯开湾，如果不是采用“实际上的”对海峡进行封锁的掌控权，那么戈登其实已经违反了协议精神。丘吉尔在1月13日的战时会议之后，告知法国海军专员圣·塞内伯爵，尽管他们也欢迎法国人的加入，但是戈登将不受其约束，仍会按照达达尼尔海峡计划开展进攻。此外，丘吉尔还小心翼翼地提及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可能性。这两封丘吉尔作风的信函激怒了法国海军大臣维克托·奥加尼厄，他随后亲自到伦敦进行抗议，并言法国必须掌控制海权。为平息这位法国人的怒火，丘吉尔在1915年1月26日告知奥加尼厄，法国身处地中海的海军中将埃米尔·保罗·阿马布勒·盖普拉特可以控制“勒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他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在这些地区登陆。为绝对确保丘吉尔不会“激发［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怀疑”，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次日正式知会奥加尼厄，称英国将不会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21就这样，为了使多疑的法国同盟满意，英国的决策者舍弃了摆在他们眼前的闪闪发光的亚历山大勒塔的良好战机。

地图10

另一个明显支持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是同时发生的希腊对奥斯曼欧洲领土的入侵战，以及/或者说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它们同外交上的纠纷交缠在了一起。希腊至少10万人的兵力只是费舍尔最初设想的一部分。22回溯至11月，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曾经宣布他“乐意协助”英军的任何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行动，尽管希腊此时置身事外，但他却在极力地为希腊的参战讨价还价。由于并不确定叙利亚在奥匈帝国的进攻之下命运会如何，以及出于对其侧翼保加利亚的担心，韦尼泽洛斯明确向伦敦提出，他希望英法援兵在他冒险进攻加里波利之前先登陆萨洛尼卡。但是即使英国接受了希腊的苛刻条件，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绊脚石存在着：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坚决不同意希腊加入。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和2月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向他失望的同僚们做出的解释：“俄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其他任何人胜利入［君士坦丁堡］城。”23

对于俄国人来说，当前的复杂状态更令人受挫。正如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解释的那样，整个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目标是要“重新与俄国建立联系……以及解封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因此，正如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承认的，虽然西伯利亚军团可能不会准时抵达参战，期望俄国在战役中能“有所为”便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名义上为大公负责，但是实际上由军需长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掌控，他曾明确拒绝为欧洲战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分援兵力。在整个事件中，大公的感觉糟糕透顶，并开始抱怨。1915年1月24日，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称尽管他无法承诺会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参战支持，但是他“自然会运用一切力量，在时机到来之际，向盟军施以援手”。大公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如果不是太过匆忙的话，大公在1915年2月14日正式要求俄军黑海舰队司令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开始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但是，埃伯哈特的热情随后被最新情报浇灭——情报暗示土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部分拥有8万有生兵力以及15万预备兵力。在1915年整个2月和3月，俄国人的承诺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抵达伦敦——但是确切日期却从未提及过。1915年2月17日，这位俄军上将暗中颁布军令，“除了极端紧急事件”，“禁止”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似乎是故意在达达尼尔海峡中与俄国的同盟为难。24

到1915年2月中旬，当备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丘吉尔必须忍受挫败。与其批评者声称的相反，这位海军大臣绝不反对地面部队同样参与的主张。他在刚开始询问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是否只派遣“军舰进行单方面行动”的原因在于，基奇纳曾经告诉过他没有多余兵力可供调度。因此，丘吉尔将非常乐意［如果］俄军的西伯利亚军团或者希腊的10万兵力供其指挥——然而他最终却无一遂愿。1915年1月20日，丘吉尔向俄军最高统帅部发送了一个官方指令，要求俄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投入海军和陆军作战，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一经攻破”，俄军便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25直到1915年1月28日，当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小组委员会第一次召开时，丘吉尔指出，纵使军舰强行通过海峡通道，“只要敌军仍然占领沿岸，他们还是无法向商用船只开放航道”。诚然，他并没有强调该点，因而海军部在2月份的时候依然在商讨仅仅依靠海军进行单方面作战的计划，至少在开始是这样的——甚至在此时“怀疑论者们”，诸如费舍尔已开始汇集文字记录反对这个主张（不过他从未在战时会议上反对过，即使是在要紧之时）。但是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在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必要之时会让地面部队加入——不管是来自英国的第二十九师还是俄国军队，抑或是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击溃了土—德军，而从埃及释放出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大约3.9万人）。1915年2月19日，当一次战时会议正在伦敦进行之时，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进行炮轰。实际上，丘吉尔在得知基奇纳不肯派遣第二十九师支援戈登后，便表达出了强烈的失望。“如果这次极有希望的作战行动因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充足支援而失败的话，”这位海军大臣对他的同僚说道，“我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然而，基奇纳此刻却断定在埃及的联军兵力已经很充足（尽管尚不清楚联军在何时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能够得以使用）。2月19日，国务大臣“最终”决定他将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以防万一”，但是他“并不想即时行动”。基奇纳在私下里以一种并不完全使人安心的语气宽慰丘吉尔：“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将找到援军。”26

那么，如果，并且当这些“援军”能用以调度，同时戈登的分舰队又能成功通过海峡，这些“援军”将如何行动呢？很明显，正如批评家们当时指出的那样，直到戈登实施炮轰，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计划仍未得以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其间涉及一个有希望但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想法。正如亚瑟·乔治爵士之后向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陈述的那样，丘吉尔不太可能直接跟基奇纳说，他们仅仅依靠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其“令人震惊的效力”，以及“不可思议的潜力”就能赢得这场战役。但是丘吉尔已经在1月份的战时会议上援引其381毫米口径大炮作为他辩论的有力论据，而且他在很多场合下坚称舰队能够独力通过海峡（尽管他再三强调只有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他们才能够完全征服海峡）。基奇纳比任何人都反复无常，一会儿称没有任何多余兵力可供调遣，一会儿又同意调派第二十九师，然后又反悔，之后又再次建议另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埃及的军队。使众人更加困惑不解的是，1915年2月19日，基奇纳又坚决认为先在亚历山大勒塔开展两栖作战，之后再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正是在这一天，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实行炮轰）的选择更为可取。[5]27

在地面军队问题还未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要随海军发动进攻呢？部分原因在于丘吉尔似乎想在“戈本号”被修好之前尽快通过海峡（即早至4月中旬）。这支庞大的舰队集合在蒙德罗斯湾（Mudros Bay），如今的希腊利姆诺斯岛岸，一直是闲置状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越来越容易成为敌军潜水艇的活靶子，遭到攻击。不论是否有多余的地面部队可供调遣，英国海军实力仍然足够强大，并且不缺乏造成敌军恐慌的真正袭击机会。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整个冬天都在传言说英军将要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据美国大使摩根索和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所说，奥斯曼政府早在191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特殊演练，以使苏丹及其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以及奥斯曼国家档案和金库能够体面地撤离或转移至安卡拉和科尼亚。甚至据测连消息灵通的德国大使旺根海姆也出于担心，让摩根索帮助他“在美国大使馆存放了一些贵重物品”。28

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外交部在得悉了这些谣言之后，最终决定实施攻击。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28日的战时会议上主动提出，他“认为土耳其人在听到他们的要塞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后，将噤若寒蝉”。29 在之后的质询中，格雷非但没有否认这一点，还断言君士坦丁堡会爆发“革命”——不过他坦白自己曾在这个话题上不厌其烦地问过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他的消息来源于基奇纳。格雷令人难以置信地评论道：“在有关土耳其人的心理考量上……他与一般人的经验无二。”[6]类似的看法并不限于格雷。“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戈登的继任者约翰·德·罗贝克上将（Admiral John de Robeck）在受到审讯时回忆道，“如果我们的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那里将会爆发革命。”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2月中旬被通知最新的作战计划时说道：“我们被承诺一场军事起义和最终的革命将会随着第一批要塞的陷落得以爆发。”或者如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丘吉尔（以及内阁）的主要（敌军军事部署）情报来源威廉·雷金纳德·霍尔上校（Captain William Reginald Hall）所言：“根据我们在那儿的特工提供的消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有上升的趋势，他们正指望着英国舰队的到来，并将其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多处的情报来源都得以证实。”30

霍尔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呢？与他所称的他的英国特工渗透进了君士坦丁堡各处相反，实际上，霍尔的情报信息仅仅来源于他在1915年2月1日派往雅典的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使者。霍尔背后的“操纵者”（如果贴切的话）是一位名叫乔治·格里芬·伊迪（George Griffin Eady）的铁路工程师，他在英国大使馆中扮演了一位技术顾问，并称自己在英土关系中断之前曾与大维齐尔有过简单会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曾经带有预见性地告知他自己愿意听到的——他拒绝主战，并且选择与大英帝国友好相处。伊迪的助手埃德温·惠托尔（Edwin Whittall）称自己能够接近内务大臣，因为他的侄子曾为君士坦丁堡的大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工作过，而后者认识塔拉特。31霍尔明确告知过这两位特工——丘吉尔已经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巨额资金”，并提供了三四百万英镑以“购买”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霍尔之后在讯问中并没有透露有哪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涉及其中，但是他仍坚称一些“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别要员为了满足我方特工的需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了另外一位非常高级的要员。他们在［1915年］1月29日同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到2月15日，我们已经紧紧地掌握了整个目标”。当这个含义模糊的信息传到海军部后，丘吉尔及整个战时内阁得以确信，在奥斯曼官员一边已经“准备好”与英方协商密约，打开达达尼尔海峡通道。32

在今天看来，向青年土耳其党人行贿几百万英镑以换取其同意“交与”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主意相当令人难以置信，但正如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始，类似的奇思妙想充斥着丘吉尔天马行空的大脑。在1916年秋天由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主持的长达数周的审讯中，丘吉尔提到1914年12月的“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这使人想起拉肯上校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闯进了亚历山大勒塔，并且迫使土耳其人炸毁了自己的铁路线。在那之后，“似乎所有人都皆大欢喜”。“这次事件”，丘吉尔继续用一种几乎是自责的语气说道，“促使我们对土耳其在各种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何种程度的抵抗达成了共识……我得说，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在与一个效率低下的军事力量打交道，而且极有可能会与他们达成和谈”。33

这就是1915年2月19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时各方的情势。在基奇纳的坚持下，当一支英法海军开始进攻堡垒时，没有地面部队同时配合登岸，不过之后他终于派出了一支人数和目的不明的地面部队。希腊人也表达出参与的热情，但随后又失去了兴趣。如果此时能有一场激烈的海战发生的话，希腊人可能会再次产生兴趣，但是倒不至于太过热衷，或者可能会使俄国人警觉起来。尽管如此，希腊的干预可能造成了“金发姑娘似的”（指有度的、未超越极限、处于合适状态的）威胁——既不会太“烫”也不会太“凉”，刚刚“温热”——或许会刺激俄国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进来，不过伦敦方面对于俄国人何时以及凭借何种兵力准备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并无坚定主张。英国战时内阁存在着一种明确且显而易见的共识，他们认为随着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猛烈袭击，君士坦丁堡内会暴发恐慌，还会引发支持协约国的政变；或者说，在以巨额金钱买通土耳其党人领袖们后，类似结果也会发生。实质上，在那之后，丘吉尔和基奇纳会即兴发挥。

考虑到事件背后的混乱意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端不算太坏。1915年2月19日上午9点51分——由达克沃思上将在1807年率领海军部队第一次独立闯进达达尼尔海峡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康沃利斯”战列舰远距离对准库姆卡莱以及毗邻的欧哈涅要塞开火。另一艘英国军舰，大概是“复仇号”（由德·罗贝克上将指挥），随后同样开始从远距离对塞迪尔巴希尔进行炮轰。而戈登拥有12艘军舰之众［包括法国前无畏型战列舰“絮弗伦号”（Suffren）战列舰和“布韦号”（Bouvet），前者由盖普拉特指挥］的分舰队则开始朝海峡迫近。土耳其的大炮在射程上远超对手，却仍然没有给予反击。但是戈登、德·罗贝克和盖普拉特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他们距离太远，难以得知初步炮轰的效果。

事后证明，这次炮轰的效果微乎其微。由于战舰在行进过程中，他们的炮袭难以击中目标，尤其在长距离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英军炮轰库姆卡莱以及欧哈涅的威胁，塞迪尔巴希尔将其欧洲一边处于要塞之外的炮台隐蔽起来，因而只有三个士兵轻微负伤。下午两点，在戈登的分舰队距离海峡只有6 000码（约5.5千米）时，他又开始了炮轰。这一次，塞迪尔巴希尔和库姆卡莱要塞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下午4点刚过，两枚150毫米口径的炮弹落在欧哈涅上方的观察哨，炸死了指挥炮台的德国军官、韦尔曼中尉及其土耳其语翻译和话务员。这也是一整天炮轰行动的唯一一次致命打击。20分钟后，已经准备就绪的沿岸炮台朝联合（舰队）中队开火。韦尔曼的牺牲并没有吓退他的副指挥官贡纳·约尔斯副中士（Vice Sergeant Gunner Joerss），他接管了欧哈涅的大炮，朝进攻中的船只发动猛击，并且即刻遏制住了敌军的前进步伐。到下午5点，由于落日映衬出船只侧影，使其置于危险境地，戈登取消了进攻，下令撤退。注意到当晚哈米迪耶和库姆卡莱遭受到的损失后，乌泽多姆上将评论道，萦绕着炮台有一种“冷血般的平静和镇定的”气氛。似乎是为了检验彼此的革命情谊，第一天炮轰之后，刚好有两名德国人和两名土耳其人战死。联军方面除了139枚未发射的炮弹，并无重大损失。34

由于接下来5天的恶劣天气阻止了戈登继续发动进攻，一场虚张声势的战争就此降临爱琴海。戈登所获无几，却已打草惊蛇。尽管如此，这期间的间歇却给了英法外交官们时间以说服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加入。1915年2月23日，法国正式要求俄国在联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同时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势。2月25日，身处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向萨宗诺夫传达了格雷的完全相同的要求，萨宗诺夫又将这两个请求转达给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最高统帅部直到2月28日才收到请求）。大公尼古拉斯甚至在收到这些迟来的信息之前，就已经在2月19日和23日要求埃伯哈特准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最高统帅部此时愿意提供给他一个完整的军团部队（高加索第五军团），大约3万—4万兵力。但是由于埃伯哈特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布雷情况和沿岸炮台的了解程度远胜于英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掌握程度，所以他一直拖到3月份才出发。35

同时，在雅典的英国的大臣F. E. H.埃利奥特爵士在1915年2月28日的报告中称，达达尼尔海峡进攻经过“强烈意愿”的讨论，“我们很快产生一种感觉，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能缺少希腊的通力合作”。为了在关口处打击行动迟缓的俄国人，韦尼泽洛斯在次日提议向加里波利半岛派遣三个师的希腊兵力，甚至威胁如果康斯坦丁一世（众所周知的亲德派——他的妻子索菲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妹妹）反对的话，他将辞职。1915年3月3日，俄国外交官在惊骇之中告知埃利奥特，俄方完全不可能接受希腊加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36为了解释俄方的反希腊立场，萨宗诺夫早在3月1日便哄劝埃伯哈特向其保证会下令黑海舰队“准备朝博斯普鲁斯海峡加速前进”。3月3日——当俄国人的反对意见突然传到雅典时——萨宗诺夫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高加索第五军团（由于土耳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被击溃，第五军团才得以空出兵力，尽管布坎南和英国人错过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战役）正准备立马奔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他的想法本来是只有在联军取得突破后再行动。埃伯哈特重申之前附带条件的承诺，告知最高统帅部（这个信息传达得非常缓慢——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伦敦），第五军团将不会准备另外“两到三个星期”。埃伯哈特告知其共同交战国，只有在戈登的舰队中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取得突破并且“歼灭了土军舰队”后，俄国才会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猛烈袭击”。37

对联军而言，这种两难境地令其痛苦不堪。到目前为止，希腊出示的条件更为优惠：三个有生师部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立马增援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队。而俄国允诺的则是完全禁止希腊的增援，以及一个含糊不清的承诺——近期将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实际上，俄国人几乎很明确地表示只有戈登在已经摧毁敌方舰队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加入进来，否则他们是不会增援戈登的。不足为奇的是，在感觉到自己的事业正越来越紧密地同不确定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捆绑在一起后，丘吉尔对俄国人的态度大为光火。他在1915年3月6日星期六写信给格雷：

我恳求你在当前危急关头不要犯错。三心二意的方式会毁掉一切——而且100万士兵也会死于战争的无限期拖延之中。我们的舰队正在打通达达尼尔海峡。除了我们邀请的那些，并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到达君士坦丁堡……请转达俄国人，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我们将提供慷慨、合意的条件。但是在希腊参与协作的路上则禁止有任何阻碍——我是如此担心你会失去希腊这个盟友，却将我们的命运置于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阻止希腊参与进来，我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反对其占领君士坦丁堡。[7]38

首相阿斯奎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在同一天写信给维尼夏·斯坦利时说道：“外交的苍穹开始黯淡。俄国对我们的指责和抗议置之不理，完全拒绝希腊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者随后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中来。”39

俄国将一手小牌玩转得非常高明。甚至当阿斯奎斯和丘吉尔还在为挫败于俄国的强硬态度而抱怨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大臣在1915年3月5日邀请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进行了会晤。萨宗诺夫告知帕莱奥洛格，一旦联军击败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他将有可能帮助联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俄国将“永久合并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远至以挪士—米迪亚边界线的色雷斯平原”。如果法国不同意（值得注意的是，萨宗诺夫很自信英国人不会答应），他警告道，“后果将难以预料”：这位外交大臣将“立刻辞职”。尽管萨宗诺夫没有提及谁会替代他，帕莱奥洛格向巴黎汇报道，但他的言外之意十分清晰：谢尔盖·维特——圣彼得堡最大的亲德派将被召回。这位外交大臣含蓄地威胁道，俄国一定要拿下君士坦丁堡，否则它将同德国单独媾和。40

萨宗诺夫令人惊愕的外交行动方针，如同大公第一次请求英国援助时，时限严苛。在天气好转之后，戈登在1915年2月25日恢复了对达达尼尔海峡要塞的攻击，并且进行了连续7个小时的齐射式攻击。尽管戈登的炮袭对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不过没有哈米迪耶）的炮台造成了严重破坏，却极少引起敌军伤亡。一种怀疑的看法由此第一次在英国海军炮兵之中蔓延开来。“阿尔比恩号”战列舰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注意到很多要塞由土木工事包围，这使它在低轨道炮火下坚不可摧。其中的一座要塞，吉布森报告道，“此地久攻不下，直到我们派出两艘直升机进入上空，在敌军正上方扔下数枚炸弹之后，他们才撤退”。但是土军很快就卷土重来，并且重新开始了射击。直到英军派遣了数个爆破小组登岸，他们才摧毁了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的数门大炮，破坏了48门奥斯曼大炮，为英军重新上岸扫清了障碍，而他们仅仅损失了9名士兵。当外部要塞大炮熄火之后，进入海峡的入口变得畅通无阻。通过出入口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然而，这却又将联军置于隐蔽和移动的榴弹炮营的炮口及其“俯射”之下。逃过了外部要塞的大炮，联军的扫雷舰此时又成了移动榴弹炮群的攻击目标。由于土军部署了探照灯，在夜晚进行扫雷也毫无可能。1915年3月3日——希腊人试图加入战争，同时也是俄国人否决其请求的这一天——英国人又一次投放了400名水兵，试图在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登陆，不料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造成70人伤亡——将近土军的两倍，土军6人死亡，41人负伤。而且，土军还从阵亡英国水兵身上获取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获悉了联军的意图。41英军的水上飞机在试图找到敌方的大炮位置时遭到了步枪的猛烈扫射。3月5日，土军的榴弹炮击中并摧毁了“阿伽门农号”战列舰上的军官室和船员盥洗室。6日，甚至连自诩为超级无畏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也被土军榴弹炮击中，被迫撤退2万码（18.3千米）。这些土军重炮的意外打击吓坏了戈登，他向丘吉尔抱怨说自己的船只面临着“毁灭性的”炮火袭击。42似乎感觉到了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的溃败，[8]萨宗诺夫此时想尽办法向英国做最后的压榨。43

萨宗诺夫的想法如愿奏效。在戈登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势陷入困境期间，萨宗诺夫在一场无可置疑的异常大胆的外交行为中，通过向最高统帅部暗示，“如果沙皇格勒在缺少我们的情况下被占领，结果将很难令人称心如意”，使其想起了丘吉尔的紧急请求——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3月1日和5日）；44制定条款以防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向圣彼得堡双方面投降（3月2日和3日）；45向俄国驻巴黎和伦敦大使发送了一个官方备忘录，上面概述了俄国在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领土要求（3月4日），46胁迫帕莱奥洛格建议巴黎方面满足俄国的要求，以免它同德国单独媾和（3月5—6日）；47下令最高统帅部和俄国海军部制订出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三，俄国人占领斯坦布尔，法国人占领培拉（贝伊奥卢），英国人则分得卡德柯伊的亚洲部分（3月7日）48；为了避免他的辞职威胁，帕莱奥洛格大体上对其要求做出了担保（3月8日）49；最终，3月12日，俄国关于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要求获得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完全担保。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最终导致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分裂活动的决定受到了更为密切的审查。吞下萨宗诺夫放出的鱼饵后，针对1915年3月10日战时会议的讨论主题——“一直以来，英国的政策是不让俄国参与进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事务中来……当然，这现在依然是我们的政策”，格雷辩论道，英国必须接受俄国的每一项要求，以避免一个亲德政府的产生。丘吉尔倒不至于如此天真，他强调道，俄国的声明是建立在英方取得胜利的前提之下的，而且在萨宗诺夫对奥斯曼“战利品”要求分一杯羹的暗示当中，英国自身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那种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下令明确声明自己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所有权。正如阿斯奎斯于充满历史意义的1915年3月10日这一天在他的报告中所述，维尼夏·斯坦利在这天的战时会议称，贪婪的法俄妄求“分得土耳其大部分领土”，之后，战时会议的讨论层面迅速降到“一伙海盗”上面。帕莱奥洛格则在圣彼得堡又坚持了一个月，终从萨宗诺夫处得到承诺，称其将迎合法国，承认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凡特的所有权，并且同时担保法国的金融要求（与拥有少量奥斯曼债务的英国和俄国相比，法国占据奥斯曼公共债务的主要部分，因此它在摧毁奥斯曼政权的想法上并不强烈）。尽管如此，萨宗诺夫的胜利还是很全面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现已成为协约国的正式政策，而俄国将分得它的大部分战利品。50

在彼得格勒、巴黎和伦敦，当人们贪婪地讨论如何处置战后奥斯曼的“残骸”时，戈登上将的紧张神经在濒死挣扎的土军沿岸炮火重压之下终于暴发。在英国内阁同意俄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声明时，戈登就早已断定要塞的“缓慢攻克进程”并没有奏效。正如他在1915年3月11日告知丘吉尔，舰队的“作战进展极大地受到了藏匿起来的榴弹炮的阻挠……它们威力惊人，如同固定炮台的重型大炮一样难以对付”。关于最佳作战方案的讨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方式并不奏效。丘吉尔认为“谨慎、小心的作战方式”必须中止，转而进行集中火力进攻，“在关键性的射程范围内，将所有火炮，不论是重型还是轻型，对准敌军，以密集火力淹没要塞”。戈登在回复中附和道，“强大、持续的行动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是否需要地面部队的协调作战。副指挥官德·罗贝克上将在1915年3月13日评论道，“在协调一致的重型炮袭下闯入达达尼尔海峡也在作战考虑之中”。这同丘吉尔的战术相似，只不过海军大臣还在焦急地等待基奇纳承诺的派往利姆诺斯岛的地面部队，他们在理论上将参与最后的冲锋（或殿后，这取决于他们赶到的时间）。亨利·杰克逊爵士认为敌军的炮兵部队必须被“清扫干净”，这意味着登陆部队至少要在欧洲一边（加里波利）登陆，因此在此处土军隐藏起来的炮台实力最为强大。基奇纳却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仅仅满足于海军部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持续重击，直到第二十九军抵达战场，以一种尚未明确的方式为海军扫清障碍。51

随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决定性时刻——人们希望如此——的临近，以及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战后状态决定的催促，英国的领袖们终于开始充分讨论地面部队在作战中的作用。在1915年3月10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最终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不过他们仍要经过6天时间才能出海（最后到达利姆诺斯岛的时间也会更长）。第二十九师派出了唯一一支凝聚力强且经过完全训练的师部，在它到来之前，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什么事也做不了。因为太过于信赖大公尼古拉斯的诚意，基奇纳同样告知所有人有一支不少于4.76万的俄军部队可供差遣，不过他并未说明这支部队在何时或者何地到达，以及当他们到达之后会有何举措。最终，基奇纳选定伊恩·斯坦迪什·蒙蒂思·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Standish Monteith Hamilton）——之后的英国国民军总司令——出任达达尼尔海峡的武装部队指挥官。但是，基奇纳仍旧拖延搪塞到最后，又过了两天才确认汉密尔顿的任命，而且不顾丘吉尔的强烈反对，坚持让汉密尔顿留在伦敦，直到“我们研究透他将在［达达尼尔海峡］遇到的状况”。基奇纳以其一贯隐晦的方式劝告丘吉尔，“欲速则不达”。52

历史学家们会对这番拖延充满感激——正是因为留在伦敦，汉密尔顿才得以在1915年3月12日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对话。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英国军事史上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过渡期间接管军队时的想法。在被召进战争部接受历史性的新任命时，汉密尔顿对此地带还一无所知，而基奇纳同样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启发。汉密尔顿拿到的关于敌方沿岸防线的地图也早已过时，“毫无用处”。至于登陆敌方领土后的后勤部队和补给部队，汉密尔顿之后坦诚道，“坦白来说，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了解的仅仅是此地乃奶与蜜之地”。为了平缓汉密尔顿的压力，基奇纳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再度向他保证，“希望你不要将所有兵力都投以登陆，除非身后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能够影响你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尽管毫无益处，基奇纳还向他的地面部队指挥官提到了潜水艇的必要性：“如果一艘潜水艇突然出现在加里波利城镇上，并把联合王国国旗挥舞三次，那么半岛上的所有土军守备军队将会逃之夭夭，同时英军尽快在他们向北部布莱防线逃去之际发动袭击。”因而，根据基奇纳此刻的构想，一旦土军在英舰（或者潜水艇）的威慑之下离弃达达尼尔海峡，汉密尔顿将会选择北边某处，而非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很自然，若要采取这种方式，基奇纳还得考虑一点：从何处登陆。“在取出大比例尺的立体地势图后，”汉密尔顿回忆道，“基奇纳转向我，并询问从何处登陆。”

我有些茫然和手足无措——我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前才获悉要去往此地，但是由于我去过君士坦丁堡，经过片刻的沉思之后，我冒险建议，可以冲进查塔加战线［从欧洲一侧的马尔马拉海，城市以南登陆］，在土军从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赶回来之前，从南部进入敌军后方。基奇纳勋爵说，他认为这一步非常冒险，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在卡德柯伊］……“［从此处登陆后］我将与俄国人会合，由我指挥，协同作战。”

至于汉密尔顿何时登陆并与期盼中的俄国军团会合，基奇纳不置可否，只是强调他应该一直等待，直到“英军远征军的所有军事力量得以集结完毕，这样我们才能将完整力量投入战场”。基奇纳或许承认过，单凭舰队将“难以进入海峡”，因而，汉密尔顿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投入“所有力量”夺取加里波利半岛。但是，基奇纳相信敌军更有可能在此之前投降，这样正与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战略部署不谋而合。“当守卫君士坦丁堡成为问题，”汉密尔顿回忆起基奇纳对他说的话，“我应该发现俄国人和法国人是很难打交道的，我必须得十分小心。”事实上，如果汉密尔顿“让俄国人和法国人守住君士坦丁堡，我自己的军队守卫铁路线和阿德里安堡”将是最佳方案——这样一来，他们或许就能“腾出兵力朝多瑙河进发”，以威慑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薄弱部分。因此，为了不至于招致厄运（或俄国的嫉妒），基奇纳甚至取消了他给汉密尔顿的部队起的名字（君士坦丁堡远征军），指明其进攻目标仅仅为“地中海地区”。基奇纳就这样向汉密尔顿下达了目标既宏伟又模糊的命令，“并以事情的非紧急性解决了问题”。因而，汉密尔顿又在伦敦待了一天，直到1915年3月13日才离开，在4天之后抵达蒙德罗斯湾（经由马赛）。53

基奇纳为自己辩护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915年3月还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状态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过于相信即将在君士坦丁堡发生革命的谣言——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经常在报告中向他提起此事，直到格雷爵士被恩维尔带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进行参观——爵士甚至已经派遣一位外交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之前出任驻土耳其大使馆议员）前往雅典负责投降协议的事项。54丘吉尔开始相信（极大地夸张的）报告中所称的“土耳其要塞”已经“弹尽粮绝”，从而造成了土德士兵的军心溃散（彻底的虚构），而且“无助的报告和诉请”正被发往德国以求再补给。胸有成竹的丘吉尔在3月13日告知戈登，“要扫清海峡，两三百人的损失代价是比较适度的”。55尽管戈登和正对着敌军藏匿起来的榴弹炮和水雷袭击的德·罗贝克并没有如此乐观，但是在伦敦，人们几乎对其普遍存在着一种取得迅速突破的期望。正如莫里斯·汉基回忆道，人们在3月10日战时会议期间的作战设想是“海军攻击将获得成功”，而地面军队（包括俄国军团）仅仅被要求参加“随后的战役”，即“最后的君士坦丁堡进攻战”。56

到汉密尔顿抵达时，蒙德罗斯湾的气氛有所改善。诚然，他负责指挥的士兵并未集结完毕——第二十九师在前一日才从英国登船出发——但是即便如此，陆军总算开始介入其中。同时，海军部还放弃了戈登逐个击破对方要塞的零碎战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毫无建树的戈登在前一天因身体原因递交了辞呈，并将指挥权留给了个性强烈的德·罗贝克。“我们对你托付了极大信心，”丘吉尔在1915年3月17日向他的新任分舰队司令拍去电报称，“在独立判断之后，我相信你……会认同，立即发动进攻是明智和切实可行的。”德·罗贝克立即回复道，他“完全同意”，而且“如果天气许可的话，明天就将开始行动”。他还提到汉密尔顿将军已经到达，以及他同这位新任陆军指挥官之间的会面“非常令人满意”。至此，英国人已经准备好向海峡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了。57

因此，对于丘吉尔和德·罗贝克来说，很不幸的同样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戈登身体的虚弱是因为他的体质比较差，但是在联军舰队内部，他或许已经比他周遭的人更清楚地察觉到了自己将面临的境况。自从联军在2月19日发动袭击以来，奥斯曼统帅部已经调派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以增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部，其中不仅有士兵，还有大炮和水雷。由于“戈本号”仍在维修之中，舰上大量的大炮便被拆卸下来运送到沿岸炮台用以增援；“梅德赫迪号”的情况与此类似。己方的情报准确地暗示出，奥斯曼获知俄国在援助其联军方面仍显得提心吊胆，于是他们开始不动声色地将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的兵力调派至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增援。1915年3月5—6日晚上，在夜幕掩护下，奥斯曼将两架移动的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炮台从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转移到了达达尼尔海峡；随后，口径分别为220毫米、240毫米以及3 550毫米的重炮也陆续被转移过去。在乌泽多姆的指令下，一座观察哨也得以在迈多斯（Maitos）山的最高处建立，为观察比斯开湾和海峡出入口提供了极佳的视野。最关键的在于，3月7日、10日以及11日，一支土耳其小组在纳齐姆·埃明少校（Major Nazım Emin）的带领下登上“努斯雷特号”（Nusret），在德国专家轮机工程师雷德尔的建议下，趁着夜色成功在海峡底部拉制了新的水雷线。随着奥斯曼达达尼尔海峡防线逐日得到巩固，英军的进攻却似乎在逐渐减少直至消失。1915年3月17日，在汉密尔顿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德·罗贝克接收到丘吉尔最后发出的进攻命令的这一天，乌泽多姆向柏林报告道：

最近8天，一个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时间整日整日地过去，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敌方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外部要塞的一次微弱袭击，以及之后一些少量船只出现在海峡出入口是敌军舰队存在的唯一迹象。总的印象是，敌方的行动随意，缺乏计划，这使我们更加愿意相信敌军的计划或许已经破产。58

如果说英国人非常自信的话，此时土—德军营中的士兵也正处于士气高涨的状态。

到1915年3月18日凌晨，天气状况似乎开始好转，笼罩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大雾在数小时之后终于散去。在上午11点25分，“伊丽莎白女王号”从14 400码（约13千米）处使用381毫米口径的大炮率先向海峡要塞开火，其他巡洋战舰“阿伽门农号”、“纳尔逊勋爵号”和“不屈号”随后迅速跟上。然而在将近半个小时里，由于远离敌方射程，大型战列舰仍未击中目标。11点50分左右，英军的侦察员注意到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要塞上，“爆炸尤为密集”。一位美联社记者乔治·施赖纳（George Schreiner）在欧洲一侧基利得—巴希尔附近的小镇上观察战况时险些被飞石击中。“空气中”，他在从地上爬起来后回忆道，“布满了浓厚的粉状灰浆和火药燃气的气味……依晨纳修道院（Ischanak Kalessi）的堡垒和周围城镇都裹掖着一层浓厚的烟雾，而且基利得—巴希尔的方位完全被浓烈的火药烟雾笼罩”……“同时伴以哀号声、呜咽声、尖叫声，此外还有钢铁及其他物体碎裂的呼啸声”。每一处的建筑物和民房都轰然倒地，“就像房基被扯出来一样”。然而，大部分的破坏只是对镇区的房子而非炮台造成了伤害。唯一的直接袭击摧毁了包围在土木工事里的设防炮位，但是在长距离射程的重炮之下，诸如此类的袭击少之又少。59

刚过正午，德·罗贝克派出由盖普拉特中将率领的法国分舰队，以观察在短距离射程范围能对敌方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盖普拉特以他一贯的方式，派遣“高卢人号”、“查理曼大帝号”、“布韦号”和“絮弗伦号”向海峡上方疾驰而去，恰好闯进了海峡防线的牙口中。此时，两岸的大炮齐射，海峡航道充斥着火药的烟雾和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到下午1点20分，“布韦号”进入哈米迪耶炮台的射程，炮弹如大雨一样倾注在这艘法国军舰上面。下午1点50分，哈米迪耶炮台35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直接击中“布韦号”两次，引起了巨大的爆炸，“硝烟如柱般从甲板猛然腾起并弥漫至空中”。“布韦号”倾斜向一侧，随后又碾过水雷而倾覆，并在数分钟内沉入海底，一同淹死的还有“布韦号”舰长拉若及其639名船员中的绝大部分人。可怕的寂静很快消失了，因为双方都看到了水中的这场大屠杀。大约下午3点，双方再度交火，比之前更为猛烈。“高卢人号”和“絮弗伦号”受土耳其的枪炮损害严重，只好舍弃。最终，“高卢人号”在伯西卡湾一个小岛的沙滩上得以迂回前进。下午4点，德·罗贝克派出4艘扫雷舰意图扫清海峡障碍，避免再次发生触雷事件，但是这4艘舰立马被土耳其榴弹炮的猛烈炮火包围，再度慌张折回。接近下午4点，“无阻号”遭遇了一连串来自克虏伯“怪物”枪的袭击，船首桥楼被击中并起火。下午4点09分，德·罗贝克发现“无阻号”“已经发生右倾”：它升起了一面绿色旗帜，表明自己的右侧被严重击中。尽管已经越过哈米迪耶炮台的射程范围，但它又很快漂移到了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口之下，再度被枪林弹雨覆没。所有军官能做的便是将负伤人员转移到“无阻号”一侧反应敏捷的“韦尔号”驱逐舰上，准备根据情况对它进行拖曳。下午4点11分，到目前为止仍未遭到毁坏的“不屈号”也不幸触雷，船头开始下沉，比“无阻号”遭受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舰上27名海兵在爆炸之中殉职，电灯熄灭，通风扇也停止运转，船舱内的海员由于关闭了水密门，几乎在高温之中窒息而死。至少，“不屈号”在离出入口足够近的地方“一瘸一拐”地逃离了战争，而已经推进至敌方亚洲海岸线炮口之下的“无阻号”，则没有这么好运。为了从燃烧中实施营救，德·罗贝克派出“海洋号”战列舰准备拖曳这艘遭受重袭的巡洋战舰，然而在下午6点05分，“海洋号”上同样发生了巨大的爆炸。[9]这样一来，这两艘军舰便绝望地滞留在敌军短距射程的大炮之下了。施赖纳从岸边目睹了“［土军的］致命一击”将“无阻号”击沉：

地图11

从欧洲海岸的一处要塞闪过大炮的火焰光烁。随后，空气中传来爆炸声和不绝于耳的沉闷的隆隆作响声。当炮弹在我计数到21的过程中不断朝“无阻号”发去，却极少击中目标时，我周边的士兵都紧紧屏住了呼吸。“近了。”有人用土耳其语说道。炮弹又一次闪过，再一次发出巨响和尖叫声。我继续数到——这一次是19，却没有水花溅起。“无阻号”的甲板上升起了炮弹爆炸的红色火焰。第三次命中目标。甲板上也再度发生爆炸。达尔达诺斯要塞开始开火。“打偏—打偏—打偏—击中—打偏—击中—击中—打偏—击中”……到傍晚7点30分，“无阻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好的名字在特定条件下的无济于事——它终于沉入了海底。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正是在此处登陆部队，向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开战。60

德·罗贝克此时如之前的戈登一样担惊受怕。他还会遇到什么呢？由于不清楚土耳其人在3月7日、10日和11日趁着夜幕布设的水雷，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高估敌军大炮的威力，德·罗贝克认为土耳其人一定是在耍弄某种诡计，使水雷从海峡上游顺势漂浮而来。他在3月18日给伦敦拍发的电报中告知丘吉尔，“必须重新考虑进攻计划，已经找到对付浮游水雷的方法”。尽管电报中的判断完全错误，这却是舰队将士的共同意见。负责指挥扫雷舰及之后被德·罗贝克派遣进行绝望的“无阻号”营救任务的罗杰·凯斯（Roger Keyes）之后又在当天夜晚被派出对“海洋号”和“无阻号”进行搜索，但是由于两者都已沉没，他一无所获。凯斯回忆称“最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们面临着精疲力竭的敌军……我们仍有待组织合适的扫雷部队并且制订出方案应对漂浮的水雷，以收割我们艰苦战斗的果实”。在海军部，丘吉尔却毫不气馁，他在3月20日给德·罗贝克发去电报，禁止他“公然质疑作战计划，助涨敌方士气”。正如这位海军大臣在三天之后给德·罗贝克的信件中所述，情报消息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几近弹尽粮绝……你们恢复攻势的一切准备工作应该得以继续进行”。[10]然而这封1915年3月23日的电报却从未发送出去。德·罗贝克在3月22日同汉密尔顿会面之后，认为取消海军单方面进攻的时机已成熟，并决定先投入地面军队摧毁敌方的要塞和沿岸炮台。在战时会议之前，丘吉尔对继续进行扫雷行动展开了讨论，并至少说服了基奇纳——却遭到了海军部费舍尔和杰克逊的反对。在舰队指挥官和两位高级别的上将的强烈反对下，首相阿斯奎斯也驳斥了这位海军大臣的意见。丘吉尔为此懊悔终生。61

丘吉尔的观点正确吗？在敌军弹药耗尽的问题上，他的言辞貌似有理，但是过于夸张。在奥斯曼176门沿岸大炮中，只有9门失效，而且总的来说，乌泽多姆在检查之后总结道，英军对要塞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诚然，这些在3月18日对英国巡洋战舰造成了最严重破坏的现代重型大炮并没有十分充足的备用弹药：只剩下271枚炮弹供口径为355毫米的5门克虏伯大炮使用，或者大约54枚，及30到58枚之间的炮弹供数量更为庞大的口径为220毫米和240毫米的大炮使用。然而，大部分榴弹炮炮台弹药库存充足，每一门口径为150毫米的榴弹炮仍留有130发炮弹，每一架“射地”水雷防御炮配备150枚炮弹。在达达尼尔海峡司令部，总共有大约2.4万枚备用炮弹，而奥斯曼炮台在3月18日仅仅耗费了大约2 250枚炮弹。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布设的9条水雷线依然完整无缺，正是这些致命的水下爆炸物，而非虚构出来的“浮游水雷”真正守卫着海峡。62

丘吉尔认为敌军士气将要瓦解的观点非常不符合逻辑。凯斯和丘吉尔对君士坦丁堡发生恐慌的谣言确信不疑——这不完全真实（高门档案馆、黄金储备和重要的伊斯兰教遗物确实被转移到了小亚细亚，不过大部分政府官员仍留在帝都）。他们两人似乎忽略了敌方的角度，认为沿岸炮台也发生了同样的恐慌。毕竟，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刚刚目睹了在自己岸线的火力下，三艘敌军战舰被陆续击沉，现代化、近无畏舰级别的巡洋战舰“不屈号”的致残受损，以及整支法国分舰队的溃逃。单单在“布韦号”上，英军就有超过600名士兵丧生，此外，还有60名伤亡者。相比之下，只有3名德国人丧生，14名负伤，而土耳其人的损失也并不更严重，26人死亡，52人负伤——以十分公道的代价击败了敌军三分之一的入侵力量（18艘军舰中的6艘）。

因而，在海峡的大型战役之后，土德军营中士兵们士气的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当美国人乔治·施赖纳被喜气洋洋的土耳其人包围着庆祝胜利时，他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进入土耳其大炮的良好射程范围意味着自寻死路。就大炮的射击成果而言，3月18日应该成为土耳其以及全世界的纪念日”。[11]而苏雄在位于奥梅丹的海军总部给他的妻子维奥莱写了一封信：“此处充斥着胜利的巨大喜悦。”他提到“布韦号”、“无阻号”以及“海洋号”被击沉，而其他三艘军舰则“一瘸一拐”地溃逃，而且土耳其和德国在这场海峡的大型战役中的损失“微不足道”。苏雄为自己把土耳其拉进战争中感到十分愉悦。“但愿，”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在信的末尾写道，“英国人会卷土重来。”63苏雄的戏言很快一语成谶。

[1] 由于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名字太过德国化，在同德国开战后，俄国将其改为了“彼得格勒”。

[2] 节礼日指圣诞节的次日，在这一天，传统上英国人要向穷人分发礼物（圣诞礼物盒）。在某种意义上，汉基是在建议增援“贫困的”俄国，对抗奥斯曼。

[3] 在奥斯曼时代，叙利亚省还包括黎巴嫩，即巴勒斯坦北方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带。

[4] 当然，战后奥斯曼帝都的命运尚在讨论之中。然而，如果没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以及从中诞生的外交协议的话，俄国将难以有理由索取君士坦丁堡。如果可能的话，在决定性的奇里乞亚登陆战之后，俄国同青年土耳其党人达成协议要求其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并向俄国开放海峡，以换取他们自身继续掌权的地位，那么联军肯定会同意。

[5] 考虑到费舍尔是丘吉尔人所共知的死对头，他在1916年受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查委员会的质询。稍微有点儿令人惊讶的是，相比丘吉尔，他对基奇纳的指责更为激烈，称其未能派遣地面部队协调作战而导致失败。他“很确定基奇纳……心中其实知道如果按照我在1月3日的计划行事，战役肯定能早日结束。但是他竟然考虑到英国会被入侵——你实在无法想象他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费舍尔指责基奇纳“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再拖延；缺乏想象力或者勇气”。

相比之下，费舍尔摒弃了与丘吉尔之间的异见，对其大加赞扬。“我了解丘吉尔先生，”他告诉审讯者，“他人格高尚，就像一只斗牛犬，不轻易放弃。”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不同于丘吉尔，基奇纳确实看到了选择在奇里乞亚发动进攻的战略潜力——即使如费舍尔所言，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如果基奇纳在1月上旬向前推进部队，并且坚持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进攻，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会在1915年被一分为二，整个“一战”的结局也会大为不同。

[6] 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某次透露了更多隐情的交流中，格雷被质询道：“你认为他［基奇纳］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没有任何经验吗？”格雷回答道：“当然，路易斯·马利特爵士到此不久。”（很明显，格雷认为相对于马利特大使而言——对这座城市有着亲身但有限的经验，对这座城市毫不了解的基奇纳对这座城市民众情绪的把控更有价值。）

[7] 令人好奇的是，丘吉尔从未寄出这封信。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在他寄出这封信之前得知康斯坦丁一世否决了韦尼泽洛斯的提议，而希腊内阁也随后递交了辞呈。但是还有其他的充分理由，只不过他暂时没有对外公布（他之后公布了这个“理由”）。在声称自己对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所有权得到协约国承认后，俄国的外交攻势进入了高速运转挡。因此，丘吉尔不会公开发表与内阁已经支持的主张相悖的观点。

[8] 通过俄国自己的特工及奥地利电报通信系统（他们破译了密码），俄国人全面掌握了土军的部署情报。1915年3月5日，俄国外交部的一封来自索非亚、由奥地利大臣发送的电报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仍得以顽固坚守。3月16日，一条呈送给萨宗诺夫的摘要报告说，戈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而，萨宗诺夫了解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况。

[9] 由于不太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功于敌军的重炮袭击，英方在报告中称“海洋号”的沉没是触雷而致。而土耳其方面消息则坚称这艘军舰是被发自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弹击沉——英勇的塞伊特下士在炮弹自动加载装置失效之后，亲自用手装载炮弹射出了致命一击。这个事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德国方面消息也称“海洋号”是由沿岸大炮击沉，而非触雷所致。乌泽多姆在报告中也坚持这一点。

[10] 丘吉尔很可能提及了德皇威廉二世给乌泽多姆的一条信息（由英国海军部的密码专家在3月12日破译，但丘吉尔收到这条消息时已经是3月19日），大意是乌泽多姆请求的弹药增援正在输运路途中。丘吉尔似乎把这条消息理解为乌泽多姆由于在前一天战役中耗尽了弹药库存而濒临绝望处境，实际上德皇仅仅是在对一个要求进行再补给的平常请求做出答复罢了。

[11] 不足为奇的是，3月18日实际上是现代土耳其的一个节假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海军胜利日。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诸如此类的行动，比如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猛攻……必将被永载史册；指不胜屈的英勇行为前仆后继；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

——约翰·德·罗贝克上将，
“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1

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刻，其他作战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

——穆斯塔法·凯末尔，
回忆起他于1915年4月25日在阿里角向第57团下达的命令（很可能经过润色）2

3月18日的大规模会战之后，随着弥漫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空的硝烟被一扫而去，另一段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期笼罩着爱琴海。在战役结束后的一天早晨，狂风压境，恶劣的天气又持续了整整一周。由于能见度极低，双方都停止了侦察飞行活动（土军在亚洲一侧的恰纳卡拥有数架飞机，不过他们在英国飞机活动的时候很少与其争夺制空权）。在咬紧牙关挺过海峡的生死之战后，由于联军没能再度返回并采取行动，交战双方开始逐渐忘却对方的存在。尽管奥斯曼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的士气高涨，但是乌泽多姆和在土耳其方面与他地位极为相似的贾维德·贝却不确定联军的海军攻势是否被取消，或者对方仅仅在等待天晴的到来。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而非对敌军意图的不确定），这种停顿对土德士兵极为有利。敌方在3月18日对堡垒造成的轻微破坏都得到了迅速修缮——35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炮台最先得到修整，最终所有炮台都重新进入了完整的战备状态。而所有重要堡垒的土方工程也再次得到加固，并被加高到将近10英尺（3米），由沙袋组成的新防线包围着大炮炮位。从德国运输的武器装备由于巴尔干半岛纠纷仍处于耽搁之中——仍处于战争中的叙利亚切断了通往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的东方快车铁路线；罗马尼亚拒绝武器运输通行，即使行贿也无济于事。乌泽多姆随机应变，想出其他进行战略物资补给的方法——他从士麦那和特拉布宗拿走水雷，并且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炮台处运走了更多对付俄国人的大炮枪支。如果苏雄的预言成真，联军卷土重来，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则已完全做好准备。3

然而，这场有可能会发生的冲突的性质随着双方的战略决定发生了快速的转变。3月22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参谋长沃尔特·布雷思韦特少将以及原本集结在利姆诺斯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指挥官威廉·里德尔·伯德伍德（William Riddell Birdwood）中将聚集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后世在关于与会人员的具体发言内容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首先，德·罗贝克赞同陆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直接登陆以介入战争；其次，最具攻击性的行动（受到伯德伍德的支持）——澳新军团登陆战的局限性将立刻得以显现——大概将在位于半岛北部“狭长地带位置的”布莱展开，其作用在于分散土耳其位于海峡的兵力并使海军攻势得以继续。但是后者受到反对，与会人员更加赞同在半岛的南部展开陆军—海军的联合进攻，它明确要求所有有生部队参与其中——包括从英国出发，尚未抵达战场的第二十九师。3月23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称自己需要在行动之前集结完整的集团军群，这样一来，大型登陆战将会被最早拖延至4月中旬。就在隔天，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将利曼·冯·桑德斯召进奥斯曼战争部，授予这位德国将军新建第五集团军的指挥权，并让他协调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总防线，以对抗敌军（总部设在加里波利城镇）的两栖登陆战。双方的部队都已抵达就位，并开始进行一场现在看起来难以避免的登陆攻防战。乌泽多姆、丘吉尔和德·罗贝克并未退出达达尼尔海峡，但是他们现在得同利曼、汉密尔顿、伯德伍德及其下属将士共享这个舞台。4

诚然，当恩维尔帕夏咽下自己的傲气，任命一位德国人担任指挥官时，他并不知道英军政策中的细节调整，但是他对事态的总体趋势有着良好的判断。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军队和运兵船，发自亚历山大港的来来往往的船只运输，以及在3月18日后长时间的海军作战停顿期，这一切都揭示了战事正待时而发。同样，由遍布爱琴海的土耳其线人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也暗示着快速运转的准备工作。围绕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的情报战有着令人好奇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英国在1915年冬天几乎接管了爱琴海上利姆诺斯岛和伊姆罗兹岛的海湾和港口——希腊人在巴尔干战役之后夺取了这两个岛屿——但是他们并没有驱逐希腊的管理者，而且直到9月份才接管了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口依然众多的土耳其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看到的情况加以评述和汇报，且无须受到审查。奥斯曼情报并非尽善尽美，但是直到3月下旬，恩维尔仍能得知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据他估计，人数大概各自在四五万人左右——集结在爱琴海岛屿，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是来此地度假的。5

在整个战略蓝图中，最令人关注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俄国。乌泽多姆自始至终都相信俄国人会将他的协约国联军带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泥淖之中，这也是他要求奥梅丹拆除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武器装备的原因。然而，到1915年3月末，从北部才传来这一行动的第一个明确信号。3月25日，德·罗贝克给俄军的黑海舰队指挥官埃伯哈特上将拍去电报，称“您的舰队的任何形式［配合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佯动都将产生巨大的助力。我将在未来4天通知您［我们的作战计划］”。6也许是愧疚于自己未能在之前的海峡战役中施以援手，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了首次突袭，向如梅利芬纳（Rumelifener）灯塔周围的防御工事发射了大约120枚炮弹，炸毁了一些房屋，但却鲜有成效。第二天，埃伯哈特在萨宗诺夫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最终同意正式听命于德·罗贝克的指挥。3月30日，俄军炮击土耳其在黑海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煤料的港口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科兹卢（Kozlu）、埃雷利（Ereǧli）和基利姆利（Kilimli），不过再度徒劳而返。7

俄军的这些半心半意的进攻是试探、佯攻，抑或只是团结协约国的姿态？君士坦丁堡的决策者们不得而知。但是临危受命掌握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队指挥权，同时又有谨慎性格的利曼，却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1915年4月，利曼乘坐汽船和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Joseph Pomiankowski）一同视察了最新的加里波利沿岸防线。他坦承，自己最大的担心是在英法联军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之后，“俄军会紧接着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告诉波米安科夫斯基，自己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守卫海峡两边”。波米安科夫斯基却更为乐观，他提醒这位曾经的骑兵将军，俄军舰队在两栖登陆作战上的经验比英军更为肤浅，而且他们拥有的运输船也更少。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告知利曼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安全停泊在君士坦丁堡处于修理状态的“戈本号”战舰已经重新武装，并于1915年4月1日重新在黑海下水，而且俄军“没有一艘军舰能与之抗衡”。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的合适时机已经过去，而俄军能做的仅仅是向灯塔发射几枚炮弹。8

正如丘吉尔担忧的，“戈本号”的重生的确改变了战略均势。在乌泽多姆书写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辉煌之后，苏雄上将此时再度开始发威。4月1日，苏雄上将指挥“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沿西部海岸线疾驶，以提醒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处于中立状态）黑海地区的真正统治者。4月2日，苏雄几乎狠狠羞辱了埃伯哈特——他在指挥军舰沿着俄国的黑海沿岸疾驶途中，击沉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之间的两艘重型汽船。不管埃伯哈特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任德·罗贝克指挥，并且协调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战，他此时却不能这样做——理由再简单不过：苏雄正在干扰他的信号。1915年4月8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通过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身处彼得格勒的萨宗诺夫、伦敦的贝根道夫大使以及海军部的丘吉尔），来自“戈本号”的干扰将使他无法直接与德·罗贝克联络，从而难以接收之后的指令。9

由于俄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威胁被苏雄对埃伯哈特造成的恫吓压制住，利曼才得以心平气和地开始对加里波利半岛的沿岸防线进行设防加固。但是，此项任务艰苦卓绝。他发现很多在要塞和堡垒驻防的土耳其士兵十分僵化和死板，亟须进行训练。然而，在大白天演习非常危险，因为“敌方船舰正在到处巡游，并且会向任何他们能看见的目标开火”。令利曼感到惊愕和恐慌的是，英国海军“甚至还朝视野内独行的骑手和行人开炮”。[1]因此，土军的大部分操练，随同工事筑防只得在夜晚进行。由于难以联络君士坦丁堡——位于乌尊柯普吕（Uzun Köprü）最近的铁路转运点距离加里波利有7天的路程，而且半岛上也几乎没有通行的公路——利曼只能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资源进行筑防工作。为了阻止敌军从沙滩登陆，土军将带有倒刺的铁丝网一直布设到水底；当铁丝用尽时，土军又将附近田地的围栏和铁网拆下征用。从土耳其船只上拆下来的鱼雷弹头也被临时用作地雷。由于缺乏铁锹，土军还利用农用工具和刺刀来挖掘战壕。加里波利城镇中的医院病床也在准备当中——在4月上旬已有1 000个床位，这对于战争来说还是不够，但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利曼无法知晓敌方何时会发动袭击——“要是英国人再给我8天时间就好了！”他在3月27日刚刚抵达加里波利时如是感叹——因而，他的士兵在1915年4月的每一个夜晚都保持着高度警惕。10

4月17日，当英军一艘由上尉T. S.布罗迪指挥的潜水艇E15在凯佩兹（Kephez）海岬附近的沙滩上搁浅时，利曼意识到敌军的进攻即将开始。布罗迪本想设法突围进入马尔马拉海，却撞击在土耳其的水下铁网上，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不幸搁浅至沙滩上最容易招致袭击的地点，恰好处于敌军达尔达诺斯炮台炮口之下。后者显然不认为他们还有好运，潜水艇上顷刻间弹雨如注。布罗迪自己在爬上指挥塔后被径直击中身亡，其他7名随行士兵也一同阵亡，剩下的海军士兵随后挥舞白旗投降。土军的好运还在继续：这些投降的军官中有一名名叫克拉伦斯·爱德华·斯坦诺普·帕尔默（Clarence Edward Stanhope Palmer）的英国中尉，他曾在恰纳卡出任副领事一职，并且做过德·罗贝克的情报官（在战争爆发之后，帕尔默逃至雅典，志愿加入作战行动）。帕尔默随后受到同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官的乌泽多姆以及贾维德·贝上校的盘问。在贾维德恫吓要以间谍罪处死他之后，帕尔默同意供出英军作战情报。帕尔默在口供中很聪明地混杂了准确的信息——比如其他两艘位于爱琴海的英国潜水艇——E11和E14的存在，以及汉密尔顿将军指挥联军登陆部队，并计划在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和伽巴帖培（Kaba Tepe）登陆的事实——和错误的情报：他夸大汉密尔顿拥有的兵力有2.5万之众，并且暗示英军已经放弃登陆海丽丝岬的计划，并重新考虑以主力部队登陆布莱。至于计划登陆日期，帕尔默则声称并不知情。11

如同俄国人在萨勒卡默什捕获的奥斯曼参谋部计划，帕尔默的情报口供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利曼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联系，但是仍有证据显示他在布莱的信息上受到了帕尔默的蒙骗。实际上，在加里波利半岛（东面地点由于正对着由密集水雷设防的海峡和亚洲一侧的沿岸大炮而遭到否决）的西部和南部总共只有4个潜在的登陆点：南端的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西面大致处于半山腰上的伽巴帖培，位于稍微靠北段，延伸至爱琴海的露出地层的苏弗拉湾，以及处于东北狭长地带的布莱。不论汉密尔顿选择在何地进行主力登陆，他都会在其他地点同时施以佯攻。所以第一步非常明显：利曼将其最为精良的师部（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第十九师，它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唯一一支全身而退的部队）安置在迈多斯和海峡附近留以备用。由于处于加里波利半岛的“背风向”位置，这支师部能够在其他地点遭受威胁时迅速施以增援。尽管如此，如何部署其他五支师部仍然相当重要。另外，第三师和第十一师必须驻防亚洲区以保卫海峡“特罗扬”一侧的要塞大炮，使其不被捕获；但是，由于联军舰队大炮射程范围内唯一能对登陆部队实行掩护的只有库姆卡莱附近的比斯开湾，这两个师的任务因此变得相当简单轻松。由于南岸的海丽丝岬有三个方向都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成为一个极其明显的打击目标，因而在还剩余的三支师中，至少要有一支——第九师对其进行保卫。同时，土军还要向伽巴帖培和苏弗拉湾毗邻的登陆区域，以及布莱分别派出至少一支整师的军力进行防范。但是，利曼却调遣第五师和第七师的主力军力驻防北部的布莱，只留了一个团（第二十七团，隶属第九师）守卫伽巴帖培（不过此地非常易于挖掘壕沟进行防御）。不管这位德国指挥官是否受到了帕尔默的过度影响，他对布莱的特别关注都是不可否认的。12

这一点十分明显。和2月份英军曾拱手错过的在亚历山大勒塔的大好战机并无不同，布莱几乎在引诱着敌军的进攻——正如伯德伍德于关键性的3月22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时考虑到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北端只有大约3.5英里（约6千米）宽。诚然，布莱的水域布满了水雷，而且登陆的沼泽地带有壕沟工事以及带倒钩的钢网防御，但是其他大部分登陆地点也并无不同。最关键的是，与半岛西部和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峭壁不同，布莱的大部分地势平坦。利曼注意到，“如果英军占领了萨罗斯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狭窄山脉，并且利用长距［舰载］大炮掌控了此处（在夜晚由探照灯协助），［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与每处登陆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而经由水路的交通设施也会陷入危险之中”。13而利曼也将会与凯末尔和其他第五集团军高官一同被绝望地困在半岛下方，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来到北部设法突围——同英军交战，而作战地形将只能由英军选择。的确，这样存在着潜在的劣势。如果联军在布莱建立滩头堡，并且将军队呈扇形分散遍至加里波利半岛的狭长地带，那么土耳其人也将能够从身处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得到增援，进攻北部敌军。这也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担心，因此他决定放弃登陆布莱，代之以佯攻。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利曼自己由于在布莱纠集了庞大的部队，也致使英军几乎不可能从此处登陆。汉密尔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几乎是带着一种敬畏之情：“我们成功接近并得以监视布莱的沿岸防线，但是敌方狭长纵深，且犹如蜘蛛网一样交叉、伸延的壕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参谋也认为敌方一定召集了上万名士兵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一个月才有此成果。”14

到1915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种真正的恐惧（每个人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这场冲突）笼罩着双方阵营。对英军舰炮的恐惧之情使得奥斯曼部队连同平民都不敢在白天行动，甚至一旁迅速进行的沙滩防御工程也只得在晚上开展。在忒涅多斯岛，希腊支持者“将葡萄园连根拔尽”，为一个800码（约732米）长的水泥跑道腾出了地方；在这里，飞行员可以对加里波利半岛进行常规出击。4月22日，英方出动军机对迈多斯实施突袭，在海峡对面凯末尔的总部附近投下了7枚100磅的炸弹，致使城镇大面积起火。但是，飞行任务也同样给飞行员带来了恐惧——他们观察，甚至有时拍摄下了意图登陆的海丽丝岬和伽巴帖培北部的防御工事。空军准将查尔斯·拉姆尼·萨姆森（Charles Rumney Samson）定期同汉密尔顿会面，并讨论他的令人沮丧的空中发现。4月15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并表达了自己对敌军登陆沙滩处的战壕和倒钩铁网的担忧。汉密尔顿私下里告诉萨姆森，他担心英军在最开始的登陆战中会伤亡一半兵力（不过他并没有将他的忧虑告诉士兵，或者基奇纳）。15尽管表面看起来镇定自若，利曼心中却充斥着不祥的预感，了解到不管敌方的战壕挖得有多好，“所有这些壕沟及后方区域”将会被“英军大口径舰炮的强大炮火淹没”。16

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双方都存在着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期望，即俄国人能够最终介入战争，并赢取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巨大战利品。4月中旬，当军队（其中大部分曾被送至亚历山大港进行重组和训练）终于准备就绪，而天气也得以转晴之后，汉密尔顿的确定好在4月23日——圣乔治日——登陆加里波利。4月18日，萨宗诺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给了俄军黑海舰队，并告知埃伯哈特登陆日期选定在23日，要求他“协同［协约国军队］作战”。17如果埃伯哈特遵循了这些命令，在1915年4月23日，协约国舰队的7.5万兵力从达达尼尔海峡两侧登陆的同时，他也选择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和恩维尔将得费一番周折。

4月21日，另一场在糟糕天气下发生在爱琴海的冲突将汉密尔顿的计划推迟了数日（将花费两天时间以供运兵船运载完整的部队，以及登陆沙滩的调度任务）。当4月23日天空的阴霾一扫而尽时——军队本来计划在这一天登岸——汉密尔顿下令开始运载部队。这是一个巨大的后勤任务，它要求运兵船上陆军和海军间的紧密配合，以及复杂周详的计划安排。士兵们要携带三天的口粮以及在登岸后得以卸下的替换件（包括至关重要的大桶饮用水）。每位士兵都背负了重达两磅的牛肉和饼干，以及200发步枪弹药。每个登陆小队还被要求拖运专用的上岸工具箱，诸如麻绳、绳索、纱线、镐、铁锹、斧头和铁锹，此外还有灯笼、信号灯、望远镜、莫尔斯旗帜和一个扩音器。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创意是一个改装过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的使用——它如同“特洛伊木马”，船体内装载着2 000名士兵（船上还装载着一个蒸气式开底驳船和三个木制驳船，它们被英军用作登陆架桥），并且能够在看似巧合之下自己开上岸滩。由于4月23日、24日两天的天气晴好，运载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汉密尔顿回忆道：“任何故障都没有发生……成功纠集了将近100艘商船，整个过程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且无任何灾难或事故发生，这反映了海军和陆军全体人员联合行动的极高信誉。”18

尽管至今仍不断受到质疑，汉密尔顿的最终登陆计划却并非不佳。由于向当地具有战略优势的水平面发动突袭显然已不可能，他的目标变为尽可能在更多的地点进行登陆（以及佯攻），使敌军难以判断主力进攻地点。汉密尔顿最强大的一支师部，由艾尔默·亨特—韦斯顿（Aylmer Hunter-Weston）指挥的第二十九师肩负最重要的任务——在海丽丝岬的5个不同沙滩登陆，并攻下登陆地带上方的阿奇·巴巴（Achi Baba）制高点。澳新军团将在伯德伍德的指挥下，登陆伽巴帖培北部的布赖顿沙滩，并意图从此处向东推进，攻占萨里拜尔（Sari Bair）山脉的高地，获得有利的大炮射击点位置，以避免落入南部海丽丝岬守备军的包围圈。法国军队将登陆亚洲一侧，占领并压制库姆卡莱的大炮（此地能够触及海丽丝岬的登陆地带，不过需花费极大代价）。最终，一支人数众多的海军部队将对布莱进行佯攻，意图吸引利曼北部的备用兵力，使澳新军团和亨特—韦斯顿的主力军队能够在敌方援军赶到之前占领半岛高地。

在4月25日之前，英军指挥部内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于登陆的时间：黄昏还是黎明。汉密尔顿赞成在晚上登陆，“尽管我们会失去舰炮的掩护，但是同无助地坐在船只里被沿岸大炮轰袭相比，军队在此时登陆面临的危险并不会更多”。亨特—韦斯顿争论道，如果没有光线照射，沙滩协同登陆战将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海丽丝岬，拖船得同达达尼尔海峡的涌流搏斗，还要避免撞击在岩石上。可以预见到，德·罗贝克以及海军军官站在了亨特—韦斯顿一边，他们选择在黎明时分（大约4点30分到5点左右，在大部分沙滩）进行登陆。“24日到25日的晚上，”德·罗贝克回忆道，“平静、晴朗，明月高照。”由于月亮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才完全沉下去，登陆战因而得以在清晰的能见度下进行。19

当然，正如汉密尔顿担忧的，清晰的能见度是一把双刃剑。早在第二天凌晨3点20分，驻守海丽丝岬的土耳其第二十六团（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指挥）的哨兵就向奥斯曼指挥部发出警报，称敌方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凌晨4点30分，英军开始向海丽丝岬要塞发动炮轰，并在电报中明确提到登陆马上进行。接近早晨6点，第一艘登陆拖船开始靠岸X沙滩（伊吉兹—科尤，Ikiz Koyu）、W沙滩（泰凯—科尤，Teke Koyu）和V沙滩（埃尔图鲁尔—科尤，Ertugrul Koyu）。在大约400米（1 312英尺）的位置，土耳其炮手开始使用机关枪和轻型火炮朝拖船开火。为节省弹药，土耳其步兵被告知在敌军距离40米（131英尺）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交战激烈而又混乱，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整个海丽丝岬来说并无二样：英军在爬上岸，甚至在离开船之前经受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人数。在V沙滩上，正如英国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兵（Royal Munster Fusiliers）盖伊·格迪斯（Guy Geddes）上尉的回忆所述，拖船上的士兵（与“幸运的”“克莱德河号”形成对比）“简直就像被夹住的老鼠一样惨遭杀戮”。20而“克莱德河号”运煤船上的士兵在早晨6点22分登上了V沙滩的浅岸地带之后，虽然在刚开始免于同样的命运，但随后登陆桥却未能按照计划部署（蒸气式开底驳船停止运转之后，又被一阵狂风吹离了航向）。要想从“克莱德河号”到达岸滩，只能途经一条狭长的、由土耳其步枪把守的布满岩石的防线。正午时分，这艘特洛伊木马的舷门上“挤满了伤亡者”。V沙滩早晨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另一支划着小艇登陆的小队的命运来概述——当这支小艇的水手（来自“纳尔逊勋爵号”）“回身招呼他的同伴登岸时，才发现他们都已经死了”。21 W沙滩的登陆行动也并无二致。尽管差距明显，到黄昏时，英军还是占领了每处危险的滩头堡。正如德·罗贝克后来向丘吉尔报告的，海丽丝岬的猛攻“必将永载史册……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22

地图12

土耳其方面的英雄行为同样毫不逊色。在奥斯曼方看来，英国的观察者，如德·罗贝克认为，在这一场差距明显的战斗中，土军占尽高地的地形优势以及牢固的壕沟防线的防御优势与实际并不相符。英国海军本来计划在陆军登陆之前使用大炮将海丽丝岬的土军炮台击毁，虽然最终明显未能达成目标，但是它给沿岸土军带来的恐吓却一丝不少。一位德国中尉评论道：“这场战役呈现出一种宏大和可怕的壮观景象。半岛海岬处被一圈战舰和运兵船包围。舰炮……朝着土军防线猛轰。”而且，英军的战舰恰好抛锚在土军野战炮难以还击的位置（不过土军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敌军的关键性错误——因为英军的舰炮很难在如此长的距离为登陆部队提供精准的“掩护火力”）。23如英国人猜测，土耳其人也没有重型机关枪：他们在岸滩对英军的杀戮其实来自步枪的精准射击。24第二十六团指挥官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对海丽丝岬负有局部责任，所以很自然他比敌军更有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但是在他的增援部队在4月27日赶到之前，他的兵力只有英国登陆军队的大约1/10（就兵力而言，英军总人数是其12倍之多，不过并非所有的部队都能够毫无损伤地登岸）。当英军在早晨6点15分登陆X沙滩时，此处只有9名土耳其士兵把守，而且援军仍迟迟未来。25由于英军在多个地点同时登陆，因此土军对敌方的团级（萨布里少校）和师级（哈利勒·沙米上校）部队产生了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因为利曼仍然不确定敌军会否选择主攻布莱而到达顶点。事实上，他在布莱一直待到4月25日，直到他亲眼看到英舰撤离此处才放弃了这个关键位置。26

同时，在4月25日这一天，英军在土耳其其他一些防备薄弱的沙滩登陆战中取得了全盘胜利。位于海丽丝岬东部的S沙滩（莫尔托—科尤，Morto Koyu）由土军一个排把守，英军的南威尔士边民团以及来自“康沃利斯号”的水兵和水手（他们在指挥官亚历山大·戴维森上校还未下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登陆）在登陆过程中仅仅伤亡63人——出于对V沙滩守军的懊恼，后者在整个早晨都有效抵制住了发自“康沃利斯号”的掩护火力。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如入无人之境在早晨5点成功登陆海丽丝岬西部边端的Y沙滩并占领高地。到上午的时候，英军已有将近2 000人登岸，由于过程出奇的顺利，以至于众人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很快，他们犯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错误：克上校和马修斯上校为争夺指挥权（汉密尔顿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指令）发生了争吵，他们向亨特—韦斯顿发去请求后也未收到任何答案。就这样，珍贵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他们并没有在Y沙滩的高地修建壕沟进行防御，也没有向南推进增援V、W和X沙滩上被杀戮的协约国军队——土耳其防线距此只有一个小时的行进路程。相反，“他们坐在地上吸烟，并为自己泡上一杯早茶”。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注意到Y沙滩上的“宁静的露营”情况之后，给亨特—韦斯顿发去电报并询问他是否要在此地登陆更多军队，结果仅仅收到（两个小时后）极度痛苦的拒绝答复——亨特—韦斯顿难以从血腥的南端登陆战中抽离任何部队。27

法国方面的登陆战同样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汉密尔顿只赋予了其佯攻的意义。由阿尔贝·德·阿马德（Albert d’Amade）将军率领的第一支法国登陆军队直到将近上午9点30分才登上海峡的亚洲一侧——库姆卡莱北部一处几乎无人守备的沙滩。到上午11点15分，这支大约3 000兵力的法国侵略者在“亨利四世号”舰炮的掩护下，经过一整天的小规模混战（大部分被包围的土耳其守军选择了投降，甚至在一些小队还在进行抵抗的时候，就已经有500名战俘开始被拘禁24小时），成功占领了库姆卡莱的城镇和堡垒。不管是不是意图试探门德雷斯河（Menderes River）身后静候的利曼后备军，法国海军毫无意义地摧毁了河上唯一一座大桥。汉密尔顿似乎暂时考虑让德·阿马德在1915年4月26日重新登船之前，尝试加入海丽丝岬的主攻。28

从成功登陆的规模上而言，处于中间位置的澳新军团在伽巴帖培附近的Z沙滩的登陆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天，由于伯德伍德的运兵船错过了去往北部的介于数百码到两英里之间的目标，所以指挥部在登陆地点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部提供的加里波利地图精确度低下，而且甚至连半岛上方位置诸如伽巴帖培都没有标识。29然而，与这场激烈辩论中隐含的“错误的沙滩地点”相反的是，奥斯曼方面的迹象显示，如果澳新军团按预期在布赖顿沙滩登陆，他们将会被置于伽巴帖培的6门主炮炮口之下，并会受到沙滩（同海丽丝岬的V沙滩一样，它也是一个“预期计划的歼敌区”）上方壕沟里的奥斯曼第五连队（隶属第二十七团）的猛烈袭击。30澳新军团湾（澳新军团登陆之地）由于被上方的峭壁掩蔽，使得澳新军团能够在此地建立滩头堡，并能够据此深入内陆，直达寸草不生的阿里角——在这里，他们最终遇到了土军顽强的抵抗。固然，澳新军团湾登陆战是有缺陷的——他们在下船登陆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辨别自己方位及前进方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但是事实证明，这次登陆远比其他海丽丝岬的主要登陆战成功得多。

土耳其方面却也同样对澳新军团的防御区存在困惑——这证明了汉密尔顿多个地点登陆的军事构想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优势。据知土耳其哨兵早在凌晨2点30分就听到了离岸的噪声，但是由于他们不清楚真正的登陆地点而没有采取行动。身处博加利第十九师指挥部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黎明时分听到了西海岸传来的枪炮声，并在早晨6点30分从哈利勒·沙米上校（他的第九师对此区负有局部责任）处收到了敌军在阿里角活动的报告。凯末尔随即骑马出发，穿过半岛，在上午9点40分左右到达促努克—拜尔（Chunuk Bair）的制高点。

很快，一个著名的场景得以上演。当凯末尔还在等候主力军（第五十七团及一个骑兵连和山炮连）到来的时候，他遇到了因未能有效阻挡澳新军团进攻而撤离的第二十七团土军。“你们为什么逃跑？”他询问道，随后被告知枪弹已耗尽。凯末尔随即命令他们“装上刺刀，躺下休息”。当他的五十七团从博加利（Bigali）赶到后，据说凯末尔向他的军队这样讲道：“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2]尤为关键的是，哈利勒·沙米无私地同意将自己的二十七团交付给凯末尔进行指挥，使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能够在午后不久的酷热气候下组织了一场反攻，并将澳新军团逼回岸滩。凯末尔的胜利并非绝对。实际上，七十七团存在着臭名昭著的问题——这支团大部分由阿拉伯应征者组成，他们在当天的战斗过程中悄悄离去。此外，他的反攻也未能像每一个土耳其指挥官期望的那样，“将敌军逼退至海里”。尽管如此，土耳其人在这场4月25日的阿里角之战中取得了明显胜利。与此对应，澳新军团士气大落，它的两位主将W. T.布里奇斯少将（Major General W. T. Bridges）和少将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Major General Sir Alexander Godley）甚至主张即刻从澳新军团湾撤退。伯德伍德将其撤退请求提交给了汉密尔顿，后者同其高级助理和军官对此展开了周密讨论。最终，澳新军团士兵被告知“必须坚持住”，并被建议“挖，挖，挖”。31

这一天的战斗充满了戏剧性，不过令人抓狂的是仍然胜负难分。在今天看来，1915年4月25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开始得极为迅速，并且至此持续了下去。很明显，英军舰队在为V沙滩和W沙滩提供舰炮的掩护火力之时，能够而且应该向其在S、X和Y沙滩，以及库姆卡莱和澳新军团湾登陆战中的表现那样，为登陆部队提供距离更近、更加行之有效的支持。海军舰炮在最开始的炮轰之后陷入大面积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先遣登陆部队遭到“友军的误射”，但是这正反映了英军将船舰抛锚在远距离地点的不合理性。在V沙滩上士兵们的惨遭屠杀其实是受到“康沃利斯号”指挥官戴维森做出的决定的牵连，当他本可以有效配合V沙滩登陆战的时候，却在整个早晨都在不远处的S沙滩上“闲逛”。澳新军团湾上进行的所有行动也不尽如人意，不过如果军团按预期在布莱顿沙滩登陆的话，结局可能会更糟（这一点值得商榷）。法军在库姆卡莱的登陆，或者说英军在S沙滩和Y沙滩的成功登陆本可以得到从V、X和W沙滩撤离出来的登陆部队的增援（由此可以加固胜利果实，而非无意义的失败），同时还能使其免于屠杀。在奥斯曼方面，大部分争论则围绕着哈利勒·沙米的战败展开，人们认为哈利勒·沙米对海丽丝岬的增援应该更加迅速，并且应抓住英军损失惨重的时机将其赶入爱琴海。哈利勒·沙米的第九师的下属第二十五团在整个战役中处于战略预备队的角色，它驻扎在海丽丝岬东北方向15千米处（9.3英里）以候战机，这样的位置使它能够对阿里角或者南部沙滩进行增援，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这支军团一直耽搁到将近下午6点30分才迟迟行动，然而到这时，英军的海丽丝岬登陆部队在经过惨重的损失后，已经占据了滩头堡。即使是凯末尔也因为对主要为阿拉伯人的七十七团的处理方式受到了批评——这个团由于错误的谣言称有一支联军在伽巴帖培南部的库姆帖培登陆，随即临时向南部转移。利曼因为错误地向布莱派遣援兵，也遭到了痛斥：他下令第五师迟至4月26日在此地展开行动，直到他们确定英军在此处的登陆只是佯攻。32

尽管如此，虽然这些在复杂发展的战役中制订出来的候选方案可能会改变局部战况，但是对整个战役模式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双方军队的实力均衡情况。就像西线的军事行动，一旦最初的冲突尘埃落定，加里波利的局势便几乎注定成为僵局。如果联军在第一天能够占领萨里拜尔或者阿奇·巴巴的高地，那么将真正获得唯一的决定性优势。然而，这种壮举唯有在土军陷入全面恐慌时才可能得以实现。诚然，凯末尔在促努克拜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但此举乃是出自压力之下的共识和勇气，并非奇迹。相反，土德守军唯有在为自己挖掘壕沟之前将敌军的登陆部队逼回海里，才能“赢取”加里波利之战。从海丽丝岬和澳新军团湾/阿里角的军队均势来说——在数量而非战术位置上，联军处于绝对优势——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加里波利登陆战的这种“万一”延续了它的不真实。哈利勒·沙米决定将敌军从海丽丝岬驱逐出去的反攻行为颇具凯末尔行事风格，但是这将要求第二十五团在数小时内，在通往半岛南端远达15千米的崎岖路面上进行火力掩护（如果1915年有直升机就好了）。而英军对Y沙滩进行增援，或者说至少更为明确地命其向南推进，从后方袭击土耳其阵地，则更为现实，但是这将要求英军拥有一种1915年时并没有的实时战场通信设备，特别是对于刚登岸的军官而言，他们身上已经配备着凡是能携带的一切工具（应该不包括无线通信设备，在那个时候，无线设备的重量有600多磅）。在一些登陆沙滩上出现的“掉队”情况主要源于联军指挥部的组织不力，但是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战斗——期望他们在惨烈的炮火之下保持严整的纪律性也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各种困难和摆在战斗双方面前的多重任务，客观来说，双方在4月25日的初始冲突中都表现得相当好。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加里波利战役涉及希腊和俄国的介入。当然，雅典方面的贡献显然受到了俄国的阻止，它打算出兵15万人登陆加里波利或者“扫尽”色雷斯逼近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在彼时外交环境中也遭到了反对。然而，俄国人“已经”同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发动佯攻，正如他们在2月份时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承诺一样。由于埃伯哈特上将全面掌握了土耳其沿岸部署情报，就在他能够帮助牵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的奥斯曼军队的时候，他却在2月和3月踌躇不决。

不论俄国的无所作为对其加里波利联军的影响有多严重，对它自己来说，却有着合理的理由。恩维尔、利曼和苏雄十分清楚敖德萨正在进行的海军集结情况，其中还包括两栖登陆部队和运兵船。由于“戈本号”从1月到3月底一直处于维修状态，埃伯哈特本可以沿着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试探性袭击，定期炮轰宗古尔达克附近的煤炭港口。但是每当俄军有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迹象时，苏雄就会深入黑海反向出击，将埃伯哈特吓退。3月15日，当望见俄军舰船正在靠近海岸之时，苏雄下令“布雷斯劳号”及两艘鱼雷艇突袭俄军的黑海港口。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对如梅利芬纳半心半意的炮轰又激发了土军更为强烈的报复——新近修好的“戈本号”战舰对其发动了反击。3月31日，恩维尔命苏雄开动整支奥斯曼舰队——包括“戈本号”——对俄军黑海沿岸进行恐吓。而其主要目标，用恩维尔的话来说，“为了减少部队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能性，摧毁越多的运兵船越好”。33由此导致的4月1—3日的突击行动——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炮袭塞瓦斯托波尔之前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梅吉迪耶号”、“哈米迪耶号”和一列鱼雷艇舰队，以及扫雷舰向敖德萨发动了进攻——着实对埃伯哈特造成了恐慌，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都不敢穿过黑海。此外，“戈本号”在4月11日驶过敖德萨时又一次对俄军造成了恐吓。因此，当埃伯哈特在4月18日接到萨宗诺夫命令，要其在4月23日联军计划登陆的同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34

如果俄国人想要出面领取自己的战利品，那么此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间两天的天气延误给了埃伯哈特更多时间得以振作，但是毫无疑问，他应该早在23日之前就做好准备。当联军在1915年4月25日早晨冒着敌军的残酷炮火登陆加里波利半岛时，此时距离海峡的战役高潮已经过去了将近5周时间。在最初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当俄国人被下令同时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战役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或许，更值得被记住的重要日子应该是在1月20日，丘吉尔正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要求俄国参与即将到来的战役。因此，埃伯哈特本应有3个月零5天的时间迎接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光荣时刻。[3]“从我们战舰发出的炮弹落到了远至萨热耶尔（Sariyer）和贝伊科兹（Beykos）等地。”这位俄军指挥官在4月25日报告他一天的工作时如是说道。准确来说，除了阿克巴巴——在海峡亚洲一侧的一个未设防的小镇，这些炮弹没有一枚对“人口密集区”造成明显破坏。但是随后，他的船舰却遭到了海峡一处要塞的“猛烈炮火”的袭击，其中一艘舰艇触雷并开始发生倾斜，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折回的举动也无可厚非。35一周之后，埃伯哈特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包括5艘战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艘单列“航空母舰”平台（由一艘远洋班轮改装而成，上面能够停放5架水上飞机）以及4艘拖网渔船（包括扫雷舰）。次日，在埃伯哈特的舰队于1915年5月2日被强硬的“戈本号”战舰吓跑至公海后，埃伯哈特指挥两艘最远程的军舰“三圣徒号”（Tri Svyatitelya）和“罗斯季斯拉夫号”（Rostislav）冒险进入敌军陆地范围，并向敌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处的堡垒发射了132枚口径为152毫米的炮弹，以及39发254毫米的更大口径的炮弹。埃伯哈特在报告中骄傲地称自己在埃尔马兹堡垒造成了“极大的”爆炸，但由于他的水上飞机仍无法观察目标区，他也难以确定进一步的破坏。36苏雄却似乎不为此所动。1915年5月6日，他下令“戈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哈米迪耶号”进入黑海，意图吓退俄军的下一步进攻。37

埃伯哈特察觉到了迹象。尽管俄军仍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为最终将军队调遣至君士坦丁堡做准备，但俄军的黑海舰队在整个夏季再也未能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1915年5月15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他已经集结了一支远征军——由伊斯托明将军率领的第五高加索军团，拥有大约4万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骑兵部队和医疗队。然而，法国人和英国人需要了解的是，“一旦协约国联军到达［攻克］君士坦丁堡以及土耳其舰队”——可能还包括“被摧毁”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些军队实际上“只是我们参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象征符号”。一旦海峡和“沙皇格勒”被俄国的协约国联军攻占，俄国将会很开心地领取它的战利品。可是，尽管毫无益处，埃伯哈特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海峡，“这一刻将不会在未来发生”。38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消息被陷入加里波利泥沼中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澳新军团得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事实上，由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毫无建树正在慢慢凸显，萨宗诺夫开始感到一阵愧疚。1915年5月13日，俄国外交大臣痛斥埃伯哈特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称他们未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提供我们的联军所指望的帮助”——他和大公曾清楚无误地向丘吉尔和基奇纳承诺过的这种帮助。关于俄国的袍泽遭受到的苦难，萨宗诺夫写道：“已严重恶化，因为土耳其人能够集中一切力量对抗他们。”“如果沙皇格勒——这个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缺少我们的参与，仅仅由我们的协约国联军奋力征服，”他总结道，“将是难以忍受的。”39

不论是不是真的难以忍受，对“沙皇格勒”的征服是联军们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对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士兵来说，加入这场与其毫不相干的战争相当奇怪，但是从距离更近的人来看，这场作为整体而言的加里波利战役则显得更加怪异。可能是因为他们首先到达土耳其的荒谬性——由两个大洋和几千英里阻隔的作战双方，澳新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会有什么争端呢？——澳新军团战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月25日晚上，在澳新军团湾上充满危险性的滩头堡上，指挥官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这场战役。这一天大约已有1.5万士兵成功登陆。澳新军团在深入内陆方面远胜其他战场的联军，但随后又被凯末尔击溃，并迫退至数小时之前曾满怀希望攀爬的斜坡下方。正如伯德伍德在当天晚上告知汉密尔顿的，他的师部将领们“担心他们的士兵在敌军的榴霰弹之下发生全面溃乱——因为他们在早晨精疲力竭而又无畏的战斗之后的一整天都受到了敌军榴霰弹的压制……如果我们要重新上船的话必须马上”。40 毕竟，就如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大部分士兵）在Y沙滩重新上船，法军也已经在库姆卡莱重新上船。所以，为何不同样撤退澳新军团呢？或者为什么不撤回海丽丝岬的主力部队，将其运至亚历山大港进行整修，再（依照基奇纳的最初想法）在亚历山大勒塔展开行动呢？

伯德伍德在最初呈现给联军指挥官的信件中展示的，远非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合时宜的恐慌情绪，[4]然而他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件中却具备着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并隐约提到了这场战役的最终的徒劳无益。澳新军团在一波散漫的进攻中经过全力拼搏，占领了阿里角的更高处，而英法军队在1915年4月28日和5月6—8日的两场“克里希亚战役”中，唯一能做的则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数百码（阿里角崎岖的灌木丛地带）及一两英里（海丽丝岬北方）。土耳其的反击同样无序，也未能成功将敌军驱逐出境。到1915年5月8日第一波战役结束时，联军已伤亡2万人，土耳其伤亡1.5万人。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产生的是一条位于西部战线的小范围的堑沟“复制品”，尽管守军正对的下方敌军有更为充足的弹药供应（就加里波利战役来说，这些包括海军舰炮，不过其威力最终被德军潜水艇压制）和战死的决心，但德国人因此（随同其土耳其东道主）得以再一次“享用着”有利地位，以及更佳的射程和稍好的卫生居住条件。

不同于对这场战役寄托希望的汉密尔顿，德·罗贝克对当前的困局有极好的理解，他坦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汉密尔顿将军告知我，”德·罗贝克在1915年5月10日写信给丘吉尔，“军队遇到了挫败，他们在阿奇·巴巴每次只能向前推进几码的距离，而在法国北部，类似情况也遭到了威胁。”德·罗贝克对“海军未能按预期给予陆军登陆前进足够的帮助”表示遗憾，他认为如果能够对陆军有所帮助的话，他愿意考虑再发动一次协调进攻以穿过海峡。可是他并不确定“纵使”再度指挥舰队对海峡发动猛攻会有何意义。“从敌军的顽固抵抗来看，”他推论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通道不大可能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敌军同样有可能在舰队身后封锁海峡。”3月18日之后，德·罗贝克在同丘吉尔争论是否要继续向前推进时，含蓄地提醒道：“土耳其军队在半岛战役中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的军队将很难继续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甚至是兵临君士坦丁堡。”41

那么，这将置联军于何地呢？正如汉密尔顿曾经给予澳新军团的建议，他们只能掘壕固守。同西部战线相比，加里波利的唯一侥幸在于，土耳其成了这片陆地的“光明的太阳”，两条战线上的战壕变得更干涸。这是好坏参半之事。与在泥沼里建壕沟相反，联军将选择放在了炙热的尘土上，并承受着中暑衰竭的痛苦——而且缺少树荫掩护。5、6月份的气温上升很快，直到土耳其进入酷暑，随着每一次升温，各种生物逐渐爬满了壕沟：蚂蚁、虱子、蝎子，还有蜈蚣和毒蛛。蚂蚁因为以虱子为食可能多少还有点儿用处，但是蚊子的叮咬却无从躲避。由蝇类传播的痢疾和腹泻同时在两边阵营蔓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则是腐尸发出的恶臭，因而，双方出于尊重勉强达成休战协议以掩埋尸体的现象并非偶然。尽管如此，作为“一战”中最为惨烈的死亡阵地，我们实在不该对其过度浪漫化。至于西线战场，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将头冒出护墙时同样遭到了爆头。42

基奇纳和丘吉尔本渴望加里波利战局能成为其棋盘上决定性的一着，但是最终结果与此相去甚远——加里波利已经变成了另一场困局。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阵线都涌现出了伟大的英雄行为，但与此同时，在与近距离且拥有牢固壕沟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常规交锋中，常常也伴随着各种惨烈的伤亡状况。由于双方都未采用一些主要的战术革新，或者说双方都还未将其大量的后备军投入战场，这个困局因而似乎还要继续维持到夏季。在这场海峡的生存斗争当中，这位奥斯曼病夫的死刑期似乎又一次得以延缓。然而，对小亚细亚而言，这个帝国垂死前的痛苦挣扎正在唤起一种新的恐怖。

[1] 这一点并不夸张。“胜利号”战舰的指挥官罗伯特·布莱基（Robert Blackie）中尉在1915年4月的日常摘录中回忆道，“我们有时候会朝土耳其人新挖掘战壕的地点投掷炮弹”。比布莱基做得更好的是一艘名叫“蝎子号”的英国驱逐舰，它“向一支骆驼发射了6枚炮弹，但是这个家伙居然还在平静地吃草”。

[2]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经过了润色以美化凯末尔的个人传奇。然而，这其中也多少有些事实。之后，人们在第五十七团（在随后的战争中遭到歼灭）的一位土耳其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道以凯末尔名义发出的命令——言辞上少了一些洗练：“我并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宁可重复我们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耻辱，却不愿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战士，我们就应该立刻搂住彼此，站成一条线，任凭敌军射击！”

[3] 这次拖延并非偶然。在获悉联军1915年3月18日在海峡战争中失利之后，俄军最高统帅部颁布命令，“禁止”从巴统经海路调遣高加索军队。他们认为，由于土—德舰队仍造成威胁，所以从陆路调遣高加索军队去敖德萨会更加安全。由于几乎每个决定都由最高统帅部和俄军海军部做出，因此其对协约国联军的需求考量则至多被摆在了第二位。

[4] 伯德伍德的这封信件之后变得臭名远扬，但是此时，他却成功掩盖住了澳新军团撤退的请求，直到1920年汉密尔顿出版《加里波利战役日记》后，才公之于众。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赫勒斯庞特[1]以东不存在慈悲！

——1915年4—5月，
委内瑞拉雇佣兵及奥斯曼军队指挥官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围困凡城1

增援“急需帮助”的俄国军队是英国最高统帅部向加里波利调遣军队的最初原因。如果当时并不存在一些相关的紧迫战略需求——比如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当然，考虑到诸多在沙滩上遇到的糟糕困局——以及所有包括如何击溃一支固守在更高地带的装备精良的敌军之类令人痛苦的策略问题——伯德伍德和汉密尔顿等人对土耳其更远的东部边陲（对加里波利战场有间接影响）关注度的缺失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可惜，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理由去做这样的假设。所以，至少让我们试着理清因果关系的乱麻，看看加里波利登陆战最初是如何影响土耳其东部的苦战的。

对高加索战场而言，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施展的策略最明显的效果在于成功地让俄军在第比利斯集结起来的军队得以撤离，由此俄方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加入君士坦丁堡争夺战之中。为了替换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伤亡的将士，尤登尼奇1915年2月开始从第三高加索第比利斯师和第一、第二普拉斯通旅中抽调兵力新组建第五高加索军团。高加索军参谋长刚刚把新军团组建起来，就收到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试图同意英国人的请求）下达的命令，要求他将第五高加索军团派赴敖德萨，并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由于其他将领坚称难以从关键的欧洲战场转移出多余的兵力对付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无奈只能依赖于尤登尼奇。这样，本来设想用于增援可能会受困于高加索战场的俄军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便使得尤登尼奇掌握了欧洲战场整个军团的兵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萨勒卡默什的胜利。

此外，同样蔓延于第比利斯的恐慌，由于在一开始达达尼尔海峡“分流”了一部分兵力，使得俄军在高加索地区中的战略位置遭到进一步弱化。1914年12月30日，在梅什拉斯夫斯基将军（在从萨勒卡默什撤退途中负伤，并且捕获到由恩维尔署名的令人恐惧的作战计划）造成的恐慌达到顶点之时，高加索集团军总督及总司令I. 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 I. Vorontsov-Dashkov）伯爵命令T. G.切尔诺祖博夫（T. G. Chernozubov）从波斯北部全面撤退。这个命令不同于同时要求放弃第比利斯的指令，得到了切实贯彻。或许是出自政治及战略原因，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命令才得到有效执行：大约1.2万名俄军从1908年就开始扎营“波斯的阿塞拜疆”的现实，成了英俄关系以及位于德黑兰的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半独立政府的主要刺激因素；可以理解，后者对领土的被占领有极为憎恶之情。英国驻德黑兰领事沃尔特·汤利（Walter Townley）爵士几个月以来听过很多关于对俄军在波斯北部劫掠的抱怨。他再三催促爱德华·格雷爵士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俄军撤退，以“防止［波斯的］阿塞拜疆可能会成为夹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一个战场”。在萨勒卡默什的恐慌之中，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现有机会可以减轻英方顾虑，因此切尔诺祖博夫从乌尔米耶省（Urmia）和大不里士（Tabriz）撤回了军队——尽管一些俄国部队仍驻留在德黑兰北部的加兹温（Kazvin）以及里海的雷什特（Resht）和恩泽利（Enzeli）。2

这两个相关事件发展的奇妙结果使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恩维尔于严冬之际的毁灭性溃败之后重燃希望——尤其从战略上来讲，土军还能够转移南部（俄军在波斯北部大规模的撤退无疑在招致奥斯曼军队对此区的入侵）战场的焦点。实际上，萨宗诺夫偏离了格雷要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前撤离波斯阿塞拜疆的意图，他转而强调俄军在南部战场的脆弱性——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和凡城湖（Lake Van）之间的低洼山谷起到一种战略性战场的作用，很难对移动中的敌军造成障碍。不谈其他，恩维尔的攻势其实已证明了军队在埃尔祖鲁姆和第比利斯的高山间行进的困难性——这实际上相当于将战线拉进了冷藏箱里面，并且可能会一直搁置下去。而暖和得多的乌尔米耶山谷低地则是处于土俄侦察与宣传战争中的一片零地带（指极端和暴力事件发生地）——刺探与传道活动遍布于当地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或者基督教一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信徒之间（闪米特种族，依旧使用一种东部阿拉姆语方言，有本族远溯至公元一世纪的使徒教会）。同时，间谍也穿过这片奥斯曼、俄国和波斯帝国间存在争议的模糊边界地带进行偷运武器和宣传活动。此时，经过长期慢煮，这个重要的多民族—宗教边境大锅炉，即将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之下沸溢而出。

进攻首先由土耳其人发起。1月下旬，恩维尔派他的叔父哈利勒·贝先后前往迪亚巴克尔（Diarbakır）和凡城指挥重组的奥斯曼第三十六师。这支新师的兵力抽调自边防部队、国家宪兵部队和非正规的库尔德骑兵队。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六集团军的哈利勒·贝由于到达埃尔祖鲁姆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加入恩维尔本预料能取得胜利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他此刻将带领土耳其军队攻占波斯阿塞拜疆。

然而，在哈利勒·贝的正规军到达之前，乌尔米耶战役也迫在眉睫。1月上旬，亲土耳其的库尔德部族抓住俄军撤退的有利时机，在向北部的迪尔曼（Dilman）和霍伊移动之前就开始对乌尔米耶湖附近的镇子实行了劫掠。跟随他们步伐的是由穆斯林志愿者组成的所谓伊斯兰圣战士部队，这支部队由1908年时的联合主义共谋者厄梅尔·纳吉·贝担任指挥官。此外，他此时还控制着由恩维尔设立的位于摩苏尔的特殊机构。厄梅尔·纳吉·贝的志愿军在1915年1月14日冲入大不里士，烧毁了俄国银行，并赶跑了少数滞留的俄国官员和哥萨克人。随着哈利勒·贝在凡城湖将军队集结完毕，同时，一个位于巴格达、意图获得波斯和阿富汗支持以对抗英国统治的土—德代表团正在迅猛发展，这一切似乎表明存在于奥斯曼帝国东部边陲的危险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机遇。至于戈尔茨帕夏，这位在奥斯曼帝国任期最长的德国军官，在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苏伊士运河和巴士拉接连遭遇一系列挫败之后，于1915年1月30日向德国最高指挥部报告：“波斯的各项事宜正在稳步推进。大不里士和霍伊现在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3

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到目前为止，位于波斯阿塞拜疆的战役将大部分非正规军和当地人卷入，而双方的正规军队仍集结在前线后方。厄梅尔·纳吉的志愿军则最多遇上了零星的反抗。另外，尽管俄国第五高加索军团本来是被派往敖德萨的，但只要尤登尼奇一经决定，他在第比利斯仍有充足兵力攻占波斯阿塞拜疆。就在戈尔茨帕夏报告攻占了大不里士的当天，从勒法（Djoulfa）赶来的俄军在切尔诺祖博夫率领下，冲进了这座城市。霍伊和迪尔曼在1月份时仍由土耳其人控制，但到了3月份，又被俄国人夺回，而此时，恩维尔的叔父及其奥斯曼主力仍未抵达波斯阿塞拜疆。然而，等他在1915年4月中旬到达目的地时，俄国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地图13

开始于1915年4月29日的迪尔曼之战在“一战”史上并非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它本该如此。在数月的交锋中，双方非正规军在波斯阿塞拜疆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冲突，而土俄双方正规军的真正交锋在双方“教友”志愿军的增援力量到达后，也得以首次进行，且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局势。驻守这座城市的是俄军一个营的兵力，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druzhiny）和6门大炮，由纳扎尔贝科夫（Nazarbekov）将军指挥。另外6个俄军的营部和两支哥萨克骑兵营则驻扎在以北4英里（约6.4千米）处留以备用。这样一来，纳扎尔贝科夫将军便有一支总共大约5 000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的兵力仍不足一个师。在奥斯曼这边，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拥有一支正规的步兵师——第三十六师，连同一支穆斯林库尔德人骑兵队。尽管纳扎尔贝科夫早先有两个月的时间对防御阵地加强巩固，但由于对方兵力超过一万人，他的军事实力仍然落后于哈利勒的进攻部队。哈利勒为这场进攻准备了数周之久，他从穆什和比特利斯围绕凡城湖的南部沿岸，有条不紊地穿过奥斯曼边界小镇巴什卡莱，最终到达波斯阿塞拜疆。哈利勒此时命令士兵向俄军阵线发动波段进攻——他在1915年4月29—5月2日向迪尔曼发动了5次袭击。但是，纳扎尔贝科夫及其俄—亚美尼亚军队早早做好了准备，而且哥萨克人也在一旁听候差遣。土耳其人最终被击溃。最后，在留下了“将近1 000具尸体横陈战场”后，哈利勒·贝撤回了第三十六师，并越过凡城附近的边境线往后退去。4

如果我们揭开历史卷页审视奥斯曼其他战场同时发生的事件，就能够明白为何这场不为人知的战役意义非凡。小亚细亚的另一端，4月25日开始的登陆战和重大的位于阿奇·巴巴制高点的克里希亚（Krithia）之战（4月28日及5月6—8日）期间，协约国联军对加里波利的攻势也得以迅速升温。迪尔曼标志着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右翼军力向东部挺进的最远距离，同时也意味着恩维尔挽回萨勒卡默什之败的最后机会［宣告失败］。此外，这场战役还使得尤登尼奇和俄军从此进入了守势。与此相对应，哈利勒由于重复着他侄子过度扩张的错误，导致土军右翼在混乱无序中撤退，使俄国人牢牢地掌控了战略意义重大的乌尔米耶，打开了向奥斯曼凡城、比特利斯和穆什挺进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奥斯曼阵线后方，一支反抗奥斯曼政权的亚美尼亚造反武装力量在凡城发动了暴乱——这个地点正好处在俄军在迪尔曼获得胜利后打开的通道上。[2]

这次凡城的亚美尼亚反叛武装暴动蓄谋已久。其中一支主要的革命政党及准军事组织——达什纳克党人，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盘踞在积雪盖顶的山峦和凡城湖之间。当地的达什纳克党强人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Aram Manukian Pasha）曾经是一位老兵，有趣的是，他的游击队员最近刚刚经历过战斗——他们在1913年6月同奥斯曼军队一起将一伙库尔德强盗驱逐出了凡城。同时，阿拉姆帕夏还保持着与俄国副领事S.奥尔费里夫（S. Olferiev）的定期会面。奥尔费里夫在“一战”前向萨宗诺夫汇报了关于凡城的主要结论：首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口数，而其先前有点儿模糊的忠诚度（在其他革命党之间遭到了分隔——罕查克党和亚美纳肯党同达什纳克党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此时已经表现出非常“亲俄”的一面；其次，控制此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人，“完全站在我们［即俄国］这边”；再次，凡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全副武装的兵营……所有的亚美尼亚店主在他们的店里储备着武器”。5甚至连在当地冲突之中并无利益牵扯的英国领事，也在1914年的报告中称达什纳克党人已将凡城内一些不太极端的亚美尼亚团体组织了起来，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秘密运输及分发［藏在花朵中］武器的活动中来……毛瑟枪是其最喜欢的武器；它们易于藏匿和运输，还能当卡宾枪使用，射程远达1 000米”。引人注目的是，这位英国领事还观察到“凡城内亚美尼亚人的武器装备此时已经优于库尔德人了”。6对俄国人来说，他们在整个秋冬季都在设法将武器偷运给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沿着奥斯曼边境的一些镇子，比如奥尔图、卡厄兹曼（Gizman）、厄德尔（Igdyr）以及萨勒卡默什（如我们所知，它们在监视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组建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到1915年3月，4支俄军装备的亚美尼亚“朱滋尼”组建完成，拥有1 000兵力，驻扎于凡城湖奥斯曼边境东北部一侧的巴亚泽特（Bayazıt）。7

据报道，在凡城，亚美尼亚游击队和政府武装甚至早在土耳其加入“一战”前的1914年9月就爆发了武装冲突。1914年9月24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传来消息说俄国人正在越境偷运武器弹药，并且告诫道，如果抓到任何偷运武器的人，“应该立即处死”。随着亚美尼亚入伍者拒绝服役或叛逃投靠俄方的报道不绝于耳，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在奥斯曼阵线后方，破坏事件——切断电报线，袭击当地官员及警察营房，在重要的三岔路引爆炸弹——也开始在12月份频繁出现，而肇事者（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却无迹可寻。1914年12月21日，奥斯曼官方报道称亚美尼亚团伙在凡城省的卡色盖（Karçekan）和盖瓦什区公开从事反叛活动。到1915年1月、2月和3月，反叛活动据报道已经蔓延至埃尔津詹、锡瓦斯和奇里乞亚等地，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前线附近。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报道（准确消息）称亚美尼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奥尔图、卡厄兹曼和萨勒卡默什组建了“朱滋尼”志愿军——只剩厄德尔一地尚未开展行动。在边界线的奥斯曼一侧，游击队员已经开始“对穆斯林村落进行抢劫和毁灭”。在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看来，这些急剧增长的反叛活动预示着“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8

由于担心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受到冲击，或者更普遍地讲，出于对土耳其亚美尼亚人控制补给线的恐惧，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很可能因此夸大了对他们受到的尚未组织充分的反叛分子的威胁（比如，凡城的司令官错认为俄国人已经向亚美尼亚“朱滋尼”提供了机关枪和大炮；这并非事实，不过他们确实充分装备了步枪、手枪和弹药）。9然而，在忽略其中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几乎和奥斯曼完全一致。战争伊始，驻当地的俄国领事A. A.阿达莫夫在离开埃尔祖鲁姆之前，报告称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员——不只存在于埃尔祖鲁姆，而且“广泛遍布其周边的所有城市，包括埃尔津詹、锡瓦斯、马纳·哈图和开塞利，更不用说村庄和偏远地区”——正在“不耐烦地等待俄军到来，将其从土耳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的是，阿达莫夫在报告中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秘密处所中”，并且会在时机成熟时，即在“俄国人近在咫尺时”，“勇敢地拿起武器”。时间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增援［亚美尼亚］力量的丝毫延迟，”阿达莫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出警告，“将会导致他们全盘覆灭。”10领会到其中的暗示后，萨宗诺夫在1914年12月17日指示尤登尼奇，“任何关于亚美尼亚叛乱的指令必须征得外交部的同意之后才能下达”。11

俄国人曾经同意过相关行动吗？1915年2月中旬，位于奇里乞亚西北部山区的榟橔（苏莱曼勒的旧称）的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在游历至第比利斯时曾许诺道，如果俄国人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他们将会“向土耳其［军队的］交通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同军事事务一样，还涉及了政治问题，所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介入其中，中止了提议。这意味着第比利斯指挥部并未收到萨宗诺夫关于在奥斯曼阵线背后支持亚美尼亚进行造反的指令。12

然而，不论俄国人有没有批准，毋庸置疑的是，亚美尼亚反叛活动在1915年春天，甚至是凡城暴动爆发之前，就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罕查克革命党的一名成员骄傲地向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尤登尼奇报告称，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已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地区组建了3 000个单独的武装小组，并准备在“整个奇里乞亚”掀起暴乱。（如果英军当初选择在亚历山大勒塔，而非在加里波利登陆的话，他们能够轻易征服此区域）在马拉什（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旧称），亚美尼亚逃兵进行了反抗，并在3月12日杀掉6名奥斯曼宪兵之后，逃至榟橔；在这里，他们又重新组织了另外约150名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并袭击奥斯曼武器运输队和军营，使对方损失了数百人。随后，他们在当地亚美尼亚平民的陪伴下，又逃往了山区。13到4月中旬，俄军在第比利斯的情报机构收到一份报告称“奇里乞亚发生了大规模暴动”，而在比特利斯和穆什，亚美尼亚人和政府武装力量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埃尔祖鲁姆……榟橔和郊区的有组织的屠杀”。14这份情报与一位奥斯曼军方人士的报告完全一致，后者在报告中称暴动在4月上旬就已遍及奇里乞亚，同时他还指出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远至基利斯（阿勒颇附近）、巴伊布尔特、开塞利、科尼亚和锡瓦斯。另外，据报道，游击队的活动集中在极易受攻击的巴格达铁路山脉的波赞特咽喉点附近。15

尽管这些报道令人惊恐，但它们只是凡城暴动的前奏，直到1915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些冲突才进入关键阶段。在凡城的周边乡村，暴力事件在整个冬天层出不穷，不过它们到目前为止造成的伤亡数通常只能以个位数来计算。到了3月，反叛力量则与正规军分队发生了首次小规模冲突。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部向凡城派遣了一支由杰夫代特·贝率领的600人的宪兵营以及一支来自波斯阿塞拜疆的百人老兵连。1915年3月25日，在注意到除了叛乱活动之外，俄军也有可能会从东部侵入，杰夫代特便请求指挥部再向他支援一门大炮及一支步兵营。16恩维尔在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之后，派其心腹志愿兵军官、委内瑞拉雇佣兵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杰夫代特保卫此城。不过，当诺加莱斯抵达时，凡城已经落入了反叛分子之手。[3]

在凡城发生的暴动的大量细节至今仍不清楚，甚至连开始的时间也难以确定。俄方线人（从亚美尼亚通讯员处获得的消息）称由达什纳克党人控制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政府，亚美尼亚革命联盟（ARF）早在1915年4月15日就控制了这座城市，不过奥斯曼线人称时间大约在4月18—20日——据报道，亚美尼亚游击队此时已经占领了阿克拉修道院（Akkilise Monastery），并且烧毁了大型的哈米德·阿阿兵营——尽管土耳其人仍然控制着这座兵营。这场战斗看起来混乱不堪，在建筑物的阻隔之下，战场被大致“分成”穆斯林区域和基督徒区域。亚美尼亚线人称由于遭到对方无缘无故的炮击，他们才被迫拿起了武器。不管事实如何，当地亚美尼亚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政府即将发动的猛攻，尤其因为族际间的杀戮已经在周边农村地区持续了数周之久，并逐步升级：亚美尼亚的通讯员告知俄军情报机构，土耳其人已经烧毁了上百座位于凡城的亚美尼亚村落，并且对当地居民实施了血腥屠杀。17不论是谁打响了第一发子弹，凡城省的恢宏篇章意味着1915年4月中旬的暴动到达了顶点。无论如何，这其中的暴行并不难解释：这是种族—宗教战争中最为残暴的一种——反叛分子的试探性进攻和最终猛攻、政府力量的回击、游击队的人质劫持、政府军对基督教平民（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凶残报复、对反叛嫌疑犯的即刻处决、所有村落遭到烧毁，这一切经过数月逐步升级才最终触发了战争的高潮到来。正如诺加莱斯在回忆凡城的恐怖场景时，仍然带着几分困惑：

我在这里是一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一个肮脏的基督教走狗。我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包围了3.5万名亚美尼亚人的家乡。我一点儿都不责怪亚美尼亚人对我感到恼怒……这座城市和堡垒被浓烟笼罩。在20多天的时间里，它们经受着大炮的轰击和无休止的步枪射击，那声音听起来就像远处大瀑布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那简直就是但丁式的场景。它使我想起一句老话：赫勒斯庞特以东不存在慈悲！18

姑且假定诺加莱斯缺乏文学天赋，但是他的大致观察的真实性却不可否认（尽管他说的战斗人员数量有些过多）。当代的文献资料并不认可两边的参战人员数量。根据奥斯曼档案材料，近来最为准确的官方估计数据显示，土方大约有2 000名正规军和宪兵部队以及约1 000名库尔德非正规军，而亚美尼亚游击队则有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略微多些）的武装人员。双方都装备精良，不仅有步枪和手枪，还有炸药和引爆装置。此外，奥斯曼正规军还拥有游击队缺乏的大炮，不过由于达什纳克党人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了一批威力不亚于机关枪的C-96毛瑟自动手枪，所以后者的射击更为致命一些：“他们告别了以往一次只能发一枪的方式，能够朝同一目标连发4枪、5枪，有时候还能达到6枪。”甚至关于这场战役中的半官方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学家黑格·戈苏艾安（Haig Gossoian）也出于明显原因，低估了反叛武装和军械库的规模，称凡城的亚美尼亚人除了步枪和左轮手枪之外，只有90支半自动毛瑟枪和13 500发子弹。19在这场真正意义的战斗中，反叛分子们在政府军的凶残猛攻之下足足坚持了4个星期——时间长到足以将此城交付给俄国的哥萨克人——他们在3 000名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的陪同下于1915年5月20日到达战场，此时距杰夫代特下令全线撤退，将这座要塞让予亚美尼亚反叛军已过去4天。

不论这场凡城暴动意味着什么，它在非常规战争中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亚美尼亚的胜利者们估计杀掉了大约500名敌兵（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而己方仅仅丧失了135名兵士。20另外，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甚至在土军围攻城市的时候成功与俄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由于电报线路被切断）通讯员是以将信件缝在信差衣服衬里的方式来传递。其中，1915年5月12日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说道：“我们每一天都期盼着俄军的增援到来。”[4]在修好电报线路以后，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代表“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在5月20日向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去一份正式电报，宣称已将城市交付给了俄国人，并夸口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击败了土军数月的围攻”。在向总督发去生日问候后，马努基安帕夏又为“亚美尼亚的解放”向所有亚美尼亚人表达了谢意，并且赞扬了“伟大的俄军获得的胜利”。21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主要报纸《劳动者》（Mshak）非但不愿隐瞒凡城暴动同正在进行中的俄土战争的联系，还公开吹嘘亚美尼亚游击队已经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22

在奥斯曼军事线后方的残酷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哈利勒·贝在波斯北部迪尔曼包抄俄军的努力却遭遇了失败——而此时协约国联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为攻占制高点进行着殊死搏斗。受罪于在苏伊士运河和萨勒卡默什遭受的失败，以及英军在阿拉伯河的挺进，奥斯曼帝国正在被迅速压缩成3个区域。由于游击队向奇里乞亚发动了进攻，在叙利亚的第四集团军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正面临着被切断联系的危险。然而，处境最糟糕的要数正对着俄国人的第三集团军，它同时在北部（埃尔祖鲁姆）和南部（迪尔曼—凡城）战线面对着精疲力竭的敌军。诚然，俄军向凡城前进的进程缓慢——尤其对于陷入困境中的平民而言实在是过于缓慢，但这主要是因为尤登尼奇——他在考虑到游走于此区的难受管束的游牧民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后，便坚决要求纳扎尔贝科夫指挥哥萨克骑兵师（尤其是第三外贝加尔哥萨克旅）对库尔德人进行威慑，希望重塑俄国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从波斯北部全线撤退的威望。此法得以奏效，尽管其有条不紊的节奏并不完全合尤登尼奇的口味。到了6月份，在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陪同下的哥萨克骑兵攻取了凡城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沿岸，并将哈利勒·贝的第三十六师逼回比特利斯的东部防线之后，土耳其人开始溃退。

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攻势的东部战略失败之后，陷入了一种妄想症的“完美风暴”之中。除了忧心于希腊人在加里波利制造骚乱——自1915年4月起，奥斯曼就开始将希腊的基督徒驱逐出半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又开始对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痛打——亚美尼亚人似乎要在此区的军队后方准备实施全面叛乱活动。在今天看来，亚美尼亚游击队在前线后方同俄国积极开展活动的举动充满了争议（并非简单地否认），但是当在彼时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大使摩根索远非一位亲奥斯曼的辩护者——事实上，他之后的回忆录经常被研究种族大屠杀的学者引用，以作为证据起诉土耳其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向华盛顿报告称：

一场意在帮助俄国人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在凡城得以爆发……据说这些暴乱分子占领了凡城的部分区域，并且将会在正规军难以开展行动的乡村地区进行游击战。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获得的胜利，我无法描述。“他们的人数得到了不同方面的估计”，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少于1万兵力，而2.5万人则有可能最接近事实”。23

至今，仍然无法说清在奥斯曼领土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革命党组织配备武器装备。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有书面记录（尽管当时关于协调合作的完整范围仍不明确）的凡城暴动，同样不清楚的还有他们同俄国人协调开展活动的方式。但是出于充足证据的自信，我们能够确定一件事，即亚美尼亚对俄国人前线（以及奇里乞亚、巴格达铁路附近，还有通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队补给线上的其他道路咽喉点）的威胁得到了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和国民政府的重视。24

在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的传统叙事里，事件的开端往往追溯至1915年4月24—25日（加里波利登陆战正是在这天晚上进行）——当天有大约180名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名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到逮捕。然而，根据奥斯曼档案室中最新的研究显示，驱逐运动实际上在数周前就已开始，要求对来自榟橔和马拉什（亚美尼亚人于此地爆发了第一次叛乱）的亚美尼亚名人进行“重新安置”的命令在1915年4月8日就已下达。塔内尔·阿克恰姆[5]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指出［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活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一直在不断“升级增温”。4月24日，随着首都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围捕以及两项政策法规的颁布，驱逐运动第一次得以升级。首先，由内务大臣塔拉特向各省及各区长官颁布法令，规定禁止向涉嫌通敌的亚美尼亚人颁发旅行通行证。其次，更为重要的在于战争部的恩维尔规定（不过他是在塔拉特的指导下准备这道法令的）：将边界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口减少至10%以下，并建议把已知的“反叛分子”从此区迁走，换以穆斯林人口。1915年5月2日，土耳其政府又颁布了两部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一个下令没收边界地区非穆斯林群体的武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包括埃迪尔内、色雷斯西部边界附近、黑海的一些港口以及科尼亚）。另一个法令则下令将凡城湖地区的全部亚美尼亚人迁走，以“驱散叛乱活动的温床”。25

到目前为止，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驱逐法令多多少少有些临时随意性。当局甚至还未决定驱逐目的地。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最早一批受害者们则被送到了科尼亚（即远离边界的地点）。凡城省在1915年5月2日出台的驱逐法令，决定将亚美尼亚人送往“俄国或将其分散至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不同地点”——这样一来，不管亚美尼亚基督徒身处何地，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都能在人数上超过他们了。26 5月16日，大约3万名亚美尼亚人被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珊卡尔堡（埃尔祖鲁姆附近）的附近地区“赶走”——他们除了被迫向西，往尽可能远离俄军的地带迁徙之外，并无更具体的目标。27

这场运动刚开始还断断续续，随后慢慢变得更为系统。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被驱逐者，随后是来自凡城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被重新运送至“东南部的阿勒颇、德—佐尔（Der Zor，今天的代尔祖尔省）以及乌尔法”。奥斯曼政府随后又决定取消乌尔法和阿勒颇这两个地点：将亚美尼亚被驱逐者送至更远的东南部，直至叙利亚沙漠。1915年5月31日，塔拉特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法令，要求被驱逐者远离边界地区［他们同样被要求迁移到距“巴格达铁路和其他铁路枢纽”25千米（15.5英里）以内］的6个东部省份，“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进行强迫迁徙和转移”，其首要的流放地点位于遥远且主要为荒地的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这强烈地意味着这些被放逐者的生存并非塔拉特最优先考虑的事。28到6月和7月，驱逐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几起新的暴动事件在奥斯曼战线后方的马拉什和榟橔（再次）爆发时，加济安泰普、安提俄克（安提克）和乌尔法三地遂催促第三集团军指挥部派遣三支整师赶赴南部的奇里乞亚地区对叛乱进行镇压。这起新的暴动浪潮同时给塔拉特提供了口实，使其进一步扩大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范围（之前仅限于东部省份），并借鉴梅尔辛和亚达那的奇里乞亚—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法令，同样向萨姆松、锡瓦斯和塔拉布宗颁布了新的法令。

在书面记录上，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从未被普遍实行或者应用过。身处安卡拉、士麦那（伊兹密尔）和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平民被认为幸免于难，不过我们知道仍有数千人（不止包括4月份被逮捕的180位名人）遭到了围捕。理论上，也有一些例外：亚美尼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女人、孩子、老人、现役士兵及其家属，还有难以替代的工匠（比如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铁匠、锁匠、技工和锅炉工）。安塔利亚由于比梅尔辛和亚达那的亚美尼亚人还少，也得到了官方的豁免。同样，在理论上而言，被驱逐者（如果没来得及在离开之前将其资产以大甩卖的价格卖给当地穆斯林，且拿到现款）将能拿到房屋以及他们留下的财产的补偿金：土耳其农业银行将用他们的名字开户以“接收来自租金或是买卖资产的所有存款”。29

可以预见，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执行。实际上，大部分亚美尼亚流放者是靠双脚迁徙，他们背负的行李也已接近最大负荷。即使他们能在旅途中生存下来，也不会拿到应有的赔偿金，而他们的资产也将被留下来，被投机的邻居占有，或被收归国有。[6]30 塔拉特的指导方针和“豁免”法令时常被当地官员和军队军官有意忽视。数年以来，他们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迫害“不忠的”亚美尼亚人。让人困惑的是，奥斯曼军队另一方面又在战争期间召开了上千次军事法庭会议，以审判那些“因组织或没能防止”向亚美尼亚平民发动袭击的行为，大量军官因明确的侵犯人权罪而被处死。31在亚达那，奥斯曼州知事公然反抗塔拉特要求停止继续驱逐亚美尼亚人的命令，并宣称“［内务］大臣的命令对他毫无意义，他将独自决定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采取何种措施”。亚达那的清洗运动（6 0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包括管理街灯工作的人）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整个城市都被腾空，其中还包括这位复仇心切的州知事及其家人。32

到1915年7月，在土耳其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一场大规模的暴力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而驱逐的豁免法令（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孩子）则遭到了普遍忽视——无论是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对驱逐进行了抵抗或是因为他们成为附近武装游击队员发动袭击的替罪羊，各地统治者、宪兵、长官和库尔德的哈米迪耶军团针对亚美尼亚平民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暴行。[7]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奥斯曼政府将凡城变成了但丁式的人间炼狱，此后，类似的情景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在锡尔特城外：“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山腰似乎积着雪，几千具半裸着流淌鲜血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四处横陈、积成堆垒或者相互交错地躺在死神的怀抱里。”33同时，其他远赴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却常常由于饥渴而死在能望见巴格达铁路的途中，最终到达铁路的人寥寥无几。一位迁徙者在铁路线上说道，亲眼看到“在旅途白昼之中，有1 000名亚美尼亚人死去，并倒在铁路前的不同地点”。通至沙漠的道路上也呈现着可怕的景象，“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被放逐到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那些身体不够强壮的人的伤亡情况尤为严重。根据一位学者估算，大约有8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东部省份，“只有5万人到达政府指定的居住区”。34无论是出于挨饿、干渴、疾病、单纯的体力透支，抑或是被行刑队处死，没有人知道1915年亚美尼亚人死亡的确切数字。最新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根据战前亚美尼亚大约150万的总人口数，测算出死亡数字大约是65万—70万，不过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多达上百万人罹难。最终的结果很清楚：“土耳其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世代生存的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灭绝。35

随着土耳其加入世界大战的大锅，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或许将永远难以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虽然如此，大量与战略和军事有关的意外事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俄国未能在紧急关头赶来援助亚美尼亚人。不过，之于尤登尼奇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公道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清算的时候，俄国也正好在欧洲遭遇了战略危机——1915年5月2日，德国—奥匈帝国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惊人进展，并向敌军打开了波兰平原。俄军在1915年夏的全面撤退给撤退地带带来了恐慌，致使近200万难民逃离撤退地带，其中还包括50万以上因被怀疑通德［国］而被从边界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由于敌方在俄国波兰实行了焦土策略（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差点儿使沙皇政权在1915年垮台，无怪乎俄军最高统帅部并不怎么关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命运。

同时，俄国人卷入土耳其东部事务的程度也无可否认地表明了他们在帮助亚美尼亚人的事业。当5月20日哥萨克人出现在凡城时，此地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只有亚美尼亚人还坚守着市镇。对于其他地方装备不够精良的亚美尼亚人而言，这次暴动或许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凡城，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却遭受着不幸，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穆斯林区被夷为平地），并被迫背负着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徒步逃难。[8]在这个意义上，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凡城叛乱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发生与否，而在于此次叛乱事件传播得还不够迅速——或者说未能和俄军进一步配合。诚然，俄军从迪尔曼往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它还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5月，在回到移动的战线后，亚美尼亚人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在这个还未结束的故事中，仅仅发生了一段插曲：就在凡城被贾维德·贝移交给俄军的时候，奥斯曼第三集团军也在准备反击——他们对来自埃尔祖鲁姆的三支新师加以训练，并部署其增援在南部战线的哈利勒·贝部队。俄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以为敌方仍处于混乱之中——到6月末，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指挥，德军少校古泽任参谋长的新第九军团——大约有8支强大的土耳其步兵师组成的总共7万兵力——正在集结途中，准备向前挺进。俄军沿着凡城湖北岸移动，其中的先锋部队则由第一、第二高加索哥萨克师、特鲁欣将军的第二外贝加尔哥萨克旅、第六十六步兵师的部分兵力以及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担当，他们比阻碍他们的奥斯曼第九军团移动更为灵活，但是他们的人数仅仅是对方的1/3，俄军总数还不如奥斯曼三支常规师的兵力。

像是受到了地缘重心规律的迫力，191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两股武装力量汇聚在了在马拉兹吉尔特平原上（Malazgırt）——1071年，塞尔丘克的土耳其人曾于这片平原上，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率领下与拜占庭人展开了一场极为有名的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小亚细亚的门户。[9]在“一战”编年史中，这场战役同迪尔曼之战一样，不为人所知，尽管它又是另一场应该被牢记的战役。双方的交战发生在1915年7月12—15日及20—26日。马拉兹吉尔特同迪尔曼战役相比，规模更大，战况却大相径庭。由于过度扩张，俄军冲进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当中。在数周的激烈交锋之后，7月22—23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对俄军右翼进行了包抄。7月26日，俄国人撤出了马拉兹吉尔特城镇，并下令全面撤退至战线之外。8月4日，俄国人撤出了凡城市区，随后又继续撤出凡城省，退回边界线以内，进入波斯阿塞拜疆。36

第二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很快就给被俄国人留在后方的亚美尼亚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法哈肯·达德里安（Vahakn Dadrian）称有5万名亚美尼亚人因为在5月将凡城交付给俄国人而遭到了报复性屠杀。37塔内尔·阿克恰姆则称奥斯曼军方“处死了凡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38奥斯曼军方针对此类消息拿出文件声称，凡城省有67 792名亚美尼亚人“登记在册”，然而他们未对1915年驱逐出的亚美尼亚人以及战死的亚美尼亚人给出一个概数。看起来很明显，在奥斯曼1915年8月上旬再度攻占这个叛乱省份后，如果说有任何亚美尼亚人能够存活下来的话，人数应该屈指可数。39

那么，是否有办法去拯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身处土耳其东部和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呢？如我们所见，俄国人无疑赶到凡城省进行了救援，虽然他们直到5月才迟迟到达，而且之后在6月和7月还犯了战线延伸过长的重大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俄国之后的交战行动。如我们所知，博戈·努巴尔帕夏在1915年2月上旬曾代表亚美尼亚驻开罗民族代表团，向约翰·马克斯韦尔提议道，如果英军登陆亚历山大勒塔，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全力支持”。当榟橔的亚美尼亚代表随后也在当月请求俄国支持时，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向萨宗诺夫建议道，鉴于同第比利斯相比，榟橔距奇里乞亚海岸线更近，英国或法国会设法通过两栖登陆或者隐秘投放武器的方式向此区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40基奇纳和丘吉尔对接下来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过于执着，此时无暇理会这些有益的提议，但是这些提议从未被忘记。1915年3月23日，美国的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告知英国驻波士顿领事，他们正准备将“志愿军送至奇里乞亚地区，而且此区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人将会举起暴动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此举意在请求英国向其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再一次，亚美尼亚人无劳而返。41

当关于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的悲惨命运开始在6月和7月不断传播开来时，这些诉求很自然地呈现出更加紧急的一面。1915年7月10日——正是马拉兹吉尔特之战进行的时候，美国大使摩根索报告：“由于多数为俄国属民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加入了俄国高加索军队，而且其中一些人同武装革命党运动关系密切，另外一些人还在俄国人入侵凡城地区的时候提供了帮助，所以惨烈的报复行为即将发生。” 42马克·赛克斯爵士（他之后在1916年帮助起草了著名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在1915年7月上旬便被送至开罗研究增援奇里乞亚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所以他很清楚事态的发展。赛克斯在1915年7月14日和16日向查尔斯·卡尔韦尔将军报告称，土耳其内部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希望能立即占领穆什，而埃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则希望英方为其提供运输工具和武器。作为报答，他们将为奇里乞亚登陆战筹备一支6 000兵力的志愿军。43 7月20日和22日，当马拉兹吉尔特战役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博戈·努巴尔帕夏再度同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接洽。首先，他试图搏取对方的同情心（“如果……不尽快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保护的话，如此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将会造成这一地区亚美尼亚人灭绝”）；随后，他承诺如果英军登陆奇里乞亚地区，他们将提供武装配合：

如果实施［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所称正在讨论中的军事行动的话，需要一支1万—1.2万人的部队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梅尔辛和亚达那（同时纵列行进），并且要确保1万兵力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和此区所有亚美尼亚人进行配合……而奇里乞亚的2.5万名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以及更多来自邻省的造反者将使行动成为可能。这支将近5万人的可怕军队甚至能够一路越过奇里乞亚边界，成为协约国军队的有力助手。这只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在土耳其只有亚美尼亚［即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省］和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居民才明显拥有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强烈动机。44

当然，博戈·努巴尔帕夏希望说服英国人，亚美尼亚人足以与其并肩作战，并且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然而，在我们偏颇地将他的提议搁置一边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博戈·努巴尔帕夏所说的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人数（2.5万）与摩根索同时提出来的数据相同，毫无夸大。而且，这也与俄军情报接近，“3 000支独立武装小队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区域作战”（每个小队由5到10人组成），而奥斯曼的反制对策也证明了这一数据：反叛分子肯定至少有2.5万人持有武器，以便吸引活跃在军事前线的三个师。

从加里波利战役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是在与内陆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友军与平民碰面之前，为确保成功登陆奇里乞亚海岸线所要求的“1万—1.2万名士兵”。赛克斯曾向英国战争部提议，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一半兵力（大概6 000人），这意味着英军也只需要抽出6 000兵力攻占亚历山大勒塔，然后在奇里乞亚地区呈扇形散开。在这里（在通往叙利亚的路上，大量掉队于驼道和巴格达铁路路基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在最近涌入了这个地区），大量亚美尼亚人将视其为解放者。或许这个数字比较乐观，来自埃及的亚美尼亚志愿军被认为难以同训练有素的英国兵相提并论。为了确保成功，马克斯韦尔可以增加一倍兵力到1.2万人，护送6 000名亚美尼亚武装志愿军穿过地中海以解放其受苦的奥斯曼同胞。这依然比英军在1915年8月上旬向加里波利战场的澳新军团增援力量少一半，不过彼时敌方的防守数量级远远大于他们在亚历山大勒塔面对的防守力量。[10]

英国人是否在亚历山大勒塔看到了另一个摆在他们眼前的大好时机？它或许比不上早先错过（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已经发生）的另一个机会那么耀眼，但是却更为紧迫，尤其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如果说2月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鲁莽挺进反映了其战略构想的失败，那么新近的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则同样象征着一种“道德”构想的失败。当然，英法两国对1915年降临到土耳其亚美尼亚人身上的灾难并无责任，但从间接意义上来说，加里波利登陆战在4—5月对奥斯曼政府造成了一种偏执多疑的氛围，并为大规模的驱逐运动提供了口实。然而在1915年7月，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并不算太晚。驱逐运动此时仍在蔓延（它仅仅在8月就到达了梅尔辛和亚达那）。大多数难民还未到达叙利亚沙漠。尽管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已经死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活了下来。诚然，一旦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的消息传到奥斯曼陆军司令部，可能会导致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平民的报复行动。但是同拯救无数此时正排成一条长龙横穿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难民，以及中断更远的前往叙利亚的驱逐运动（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将亲自中止这段进程）相比，[11]这种风险显得苍白无力。

让我们再回到战略范畴。英—亚（美尼亚）联军在1915年7月登陆奇里乞亚的行动将成为压垮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对付包围凡城湖的俄军及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游击分子，第三集团军已经从埃尔祖鲁姆抽调了大部分兵力，现在还不得不向南部调遣更多的师部以阻止英国远征军在极端友好的地区作战。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对土耳其东部省份的基督徒而言等同于宣判了死刑，但是这一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的结局没有再一次上演。7月和8月，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最终溃败，并为英俄保护下的亚美尼亚独立国度的历史性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开罗，至少有两个英国人看到了这种可能。首先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此时正忙于密谋怂恿麦加的圣嗣长侯赛因发动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奥斯曼——他向外交部指出，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袭击”将会重创在阿拉伯半岛（因此才会有在阿拉伯发动起义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英军正在步履艰难地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行进，而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则在巴格达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土军。45另一位则是T. E.劳伦斯（后来成为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915年，他在萨伏依酒店的办公室里凝视着奥斯曼帝国的“巨大的断面图”时，几乎对亚历山大勒塔痴迷起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安纳托利亚战略要点能够将叙利亚和其他位于南部的阿拉伯省份间的联系切断——而且英军的登陆部队能够通过此地得到支持他们的北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的增援。46但是，劳伦斯只是军队情报机构中的一名临时少尉译员，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想法。而麦克马洪尽管举足轻重，却到1915年9月下旬才提出自己的观点——此时距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已过去一个多月，他的提议也已毫无意义。

因此，尽管亚历山大勒塔几乎无人把守，英国人却没能在此地投放数支师部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进而增援俄国联军同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马拉兹吉尔特的作战，并拯救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难民。相反，它选择了在加里波利登陆另一支2.5万人的军队，并最终遭遇筑壕高地的土—德同盟军的凶残火力的猛击，扩大了失败。对英国人而言，在巴士拉和苏伊士运河战役的良好开端之后，1915年的奥斯曼战场却使形势彻底恶化。战况愈演愈烈。

[1] 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译者注

[2] 1915年5月2日，在哈利勒从迪尔曼撤退的这一天，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突破了俄军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防线，为俄军1915年的大撤退铺平了道路——而俄国大部分的波兰区域也因此落入了同盟国手中。同之后的东欧战役一样，这场战役非常关键，不过，它的重要影响在数周之后才由高加索军队深深体会到——而且之后仍然影响着此时向凡城进发的俄国先头部队。如同加里波利、迪尔曼和凡城，它并未成为奥斯曼在彼时对战局进行考虑的因素。

[3] 由于利奥波德二世自幼年起就待他如友，因此诺加莱斯最初在比利时军队志愿参战。然而，不论是比利时（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法国（他的第二选择），都不允许他在没有放弃委内瑞拉国籍的情况下在常备军中任职。诺加莱斯在中立国保加利亚由于无事可做而被掏空了，然而，他却引起了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注意——他们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

[4] 很明显带有欺诈意图的萨宗诺夫之后将这封信中的“俄国”一词删除后，转呈至了巴黎和伦敦，这样这封信读上去就像是来自无辜平民的帮助诉求，而非在同土耳其的战时敌人进行谋反通信。

[5] 塔内尔·阿克恰姆（Taner Akçam），土耳其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译者注

[6] 更糟糕的是，亚美尼亚逃难者在1916年俄军攻占了土耳其东部大部分地区之后，再度回到家乡时却被要求出具很少人拥有的“有效地产契约”，否则不予入内。

[7] 这种抵抗和报复充满了争议，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奥斯曼军方人士给出的同政府军发生冲突而致死的亚美尼亚人数中，流放至叙利亚的人数并未被计算在内。举例来说，奥斯曼军方报道称有6 500名亚美尼亚战斗人员在特拉布宗丧生或失踪，在埃尔祖鲁姆和比特利斯则分别有8 657名和89 500名（居民总数为109 521名）亚美尼亚人“非死即逃”。这些数据除了武装游击队员，似乎还包括因通敌（常常似是而非）而被处死的亚美尼亚平民。然而，对亚美尼亚受害者在战斗中丧生这一事实的抵赖已变得不再可行——奥斯曼和俄国如今都已公开了历史档案。

[8] 从凡城湖坐船到塔特万，随后再经由陆地抵达比特利斯。大约有700名到1 200名穆斯林活着到达了比特利斯（其余的不是淹死在暴风雨中，就是在船只偏离航线时被岸上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员捕获）。凡城的穆斯林区同附近的（曾支援政府军的）穆斯林村庄一道被付之一炬。

[9] 1064年，阿尔普·阿尔斯兰征服了亚美尼亚首都阿尼，因此，亚美尼亚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卡尔斯国的王子以南部的托罗斯山脉为交换条件，向拜占庭皇帝交出了他的“王权”。可是，亚美尼亚人同拜占庭人的联系十分缺乏。实际上，被过度简单化的文明冲突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很多亚美尼亚人在1071年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不过这并没有说服塞尔丘克重建已经覆灭的亚美尼亚王国。不管怎样，1915年夏，在马拉兹吉尔特参与战争的人数极少，这也说明了此地的历史地位已荡然无存。

[10] 的确，在苏弗拉湾，英军拥有2.5万以上兵力，并且大约有1.6万人在1915年8月6—7日成功登陆，而奥斯曼这边只有两个营在进行守备。但同样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这次登陆只是为澳新军团进攻重兵把守的萨里拜尔山脉制高点起了辅助性作用，后者才是这次进攻的真正目标。重点补充。

[11] 这些讨论发生很久以后，从梅尔辛和亚达那到奇里乞亚地区的驱逐运动才开始进行——事实上，担心当地亚美尼亚人增援英军先遣登陆部队而将其驱逐出境是非常表面的原因。与其在开罗进行一系列关于在奇里乞亚登陆的“谈话”为奥斯曼政府提供口实对这些亚美尼亚人实施迫害，英国人还不如真的登陆，并且拯救那些会被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我们发现土耳其人实力强大，斗志昂扬。

——1915年8月17日，
伊恩·汉密尔顿在澳新军团登陆战失败之后，
对基奇纳勋爵如是说道1

对于协约国而言，1915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英国在早期针对奥斯曼的阿拉伯河及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就被蒙蔽了双眼，并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年也充斥着痛苦的记忆，正如克列孟梭在其刊物《正义》（La Justice）中向读者痛斥道：“德国人仍然在努瓦永（法国地名）。”德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战壕防线突出位置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并推进至距巴黎60英里（约97千米）范围内——这似乎在进行自杀式袭击，故意挑逗协约国部队从两翼突破包抄自己。虽然德国人向东部战线转移了10个师的兵力以备敌军在5月份向戈尔利采—塔尔诺发动袭击，但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新沙佩勒（4月）、阿拉/伊普尔（5月）以及随后的卢斯/香槟（9月）战役中依旧一败涂地。在上一个冬季的时候，英国人还怀抱希望。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呈给英国战争会议的《军情概况报告》中记录到，“到1915年的春天，我们将开始彻底扫除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并将敌军赶回德国边境线以内”，但英军最终惨遭失败。“法国和比利时总共有大约1.95万平方英里（约5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掌控在德国人手中，”他尖刻地评述道，“我们仅仅收复了8平方英里（约21平方千米）。”2

意大利在1915年5月23日加入战争，并选择站在英法一边（即对抗奥匈帝国）的举动或许提升了协约国正在骤然下跌的士气。但是由于它参战的时机太迟——直到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将俄国人从奥地利加利西亚撵回3周之后，意大利才向同盟国宣战——哈布斯堡王室也因而得以重生；但矛盾的是，也正是意大利的介入，使得奥匈帝国最终拥有了一位可以独力击败的对手。从道义角度而言，德军于4月朝伊普尔投放毒气的行为给协约国带来了新的刺激，使协约国开始宣称自己是在为“文明而战”。然而，由于他们自己也于9月在卢斯做出了相同的举措（被打脸），使得自身形象遭到严重玷污。

最痛苦的莫过于加里波利僵局了。协约国军队本来打算绕开无望的西线，做大胆的战略推进，深入同盟国后方支援俄军，最终却再现法国和弗兰德斯的惨败——而且这一次协约国军队没法用德军的压力当作失败的借口了。诚然，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得到了德军的慷慨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兵力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构成。作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以及全球性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正在被这位欧洲病夫施以沉痛的教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英军的无用，但这种挫败和屈辱感也能够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春夏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随后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更加坚定，愈挫弥坚。为何海军部、陆军部、战时会议和内阁中这些最聪明的人却未能对付土耳其人呢——要知道近些年以来，土耳其人在同一群巴尔干人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以前还曾被意大利击败过！

相反，对于同盟国而言，他们的战略蓝图却正在改善。诚然，土耳其人曾经在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运河经历过相当令人惊恐的时刻。凡城的陷落以及雪崩式爆发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权威在土耳其东部的塌方。然而，政府军的残暴回应，俄军在马拉兹吉尔特被逆转，以及英军干预奇里乞亚地区的失败却又好像重塑了奥斯曼在东部地区的威望。这位病夫又一次诈死，不过，这难以告慰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东部近乎胜利的煎熬时刻变成了一次人间浩劫。

尽管如此，或许正如克列孟梭所说，协约国远征军仍扎营加里波利半岛，距奥斯曼帝都仅仅300千米（约186英里）。在英国最高指挥部看来，这场战役早已成了争执之源，不过它对于英国的危害似乎还不如对于土耳其大，或者说不及德军在努瓦永凸出部分进攻对法国造成的威胁。“大不列颠岛”及其盟友的相对安全性在近代初期和现代战争中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是在1915年，这种比对更为引人注目。在“一战”中参战的英国兵不论来自不列颠群岛或是联邦诸国，他们又一次在为“他人的国家”而战，要么是为他人抵抗侵略者（法国），要么是帮大英帝国夺得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加里波利半岛）。苏伊士运河战役是一个例外，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主要是英属印度兵在守卫英属埃及，而非英国人守卫英国。

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英国同世界大战的活跃前线隔绝开来，并赋予了它一定的灵活性，但随着这种“奢侈之物”而来的是选择的重压。在马恩河战役中重获新生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将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在东线战场，俄军在1914年的时候还具备着可调动性——只是在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中，这种可调动性遗失殆尽。之后，他们唯一考虑的真正问题仅仅在于撤退距离的远近。意大利介入战争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意味着它和奥匈帝国注定只能在20英里（约32千米）宽的战场进行搏杀——处于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唯一一块平地。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在关于如何平衡东、西线和土耳其三个战场的军队和军需品的分配问题上，具备一定自主性。但是由于英军控制着海洋，再加上很难同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仍处于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切断了东方快车铁路线，还朝多瑙河进行着炮击；而罗马尼亚的中立立场也阻碍着德国向土耳其大规模输运武器装备），德国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只有英国能够自由决定出于何种目标，以及向何处调派剩余兵力。而且，由于基奇纳在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之前，西线战场已经趋于稳定，所以，也只有英国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量的剩余兵力。

那么，这些英国兵应被派往何处呢？法国是一处明显的目的地，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在同德国人的较量中很难比得上经验丰富的英国远征军。正如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的战时会议上解释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地步后，数量并不足以解决西线战场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扩充数量，然而防御力量……才是永久性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因素”。3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战略体系和道义逻辑中应该得以严肃重视的奇里乞亚却遭到了我们的忽视。英军于2月份在苏伊士运河决定性地击溃了奥斯曼的进攻后，埃及似乎暂时处于安全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似乎也是选择之一，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德里和英属印度军队的战略视野内，而非伦敦及“新军”。

自然而然，剩下的加里波利便成了明显目标。汉密尔顿在1915年5月18日向伦敦发去电报请求增援后，迟迟等不到回复，直到6月7日，战时会议才决定，“将调派第一新军中仅存的三支师部以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着眼于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一次袭击”。丘吉尔和基奇纳之后在6月11日询问汉密尔顿计划部署这些新师的地点——他们自己倾向于布莱，目的在于切断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尽管汉密尔顿并不反对这个主张，但是德·罗贝克认为在布设水雷的浅水区实施此计划太过冒险，相比之下，苏弗拉湾却能够作为更安全的锚地。令丘吉尔沮丧的是，他“极为渴望”的布莱作战计划因此便被抛弃，换成了另一场“暴风雨般的”猛攻——新军将从澳新军团湾西部展开全面的侧翼突围，直到进驻海峡。由于讨论时间太久，关键时机已经被贻误，英军不得已将登陆时间一直延迟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中间的富余时间使得英军能够集结两支以上的地方师部为主力登陆做好后援准备，但是，他们也给了利曼更多时间应付将要到来的进攻——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有条不紊地集中军队的举动几乎毫不隐藏地将自己的意图暴露在敌军面前。4

尽管利曼知道某种登陆战即将来袭，但是他并不知晓具体的登陆地点。协约国军队因此可以实现战略突袭，不同于4月份，其额外优势还在于已经上岸的联军能够发动牵制进攻以掩盖登陆战。最终，一份复杂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于1915年8月6日敲定，由汉密尔顿同部属军官在7月下旬经过充分研讨得出。在过去两天时间里，将近两支完整的师部在战线内外普通民众转移的伪装下悄悄地登上了澳新军团湾，以巩固主力进攻。谣言传遍了米蒂利尼，称英军在莱斯博斯岛的亚洲沿岸登陆，更多的假情报则围绕着布莱（众人还记得利曼在4月份的时候在此地长期驻备着兵力）。由于敌军有希望在夜晚同时实施实质上的登陆（苏弗拉湾）以及真正进攻目标（更广泛来说是促努克拜尔和萨里拜尔山脉，最终直到迈多斯和海峡），一种毛骨悚然的战略性齐射式攻击应运而生，并会从南部到北部覆盖整个加里波利岛。第一波佯攻来自对海丽丝岬战线上克里希亚战壕的炮轰，大约在下午2点30分。三个小时之后，澳新军团从右翼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佯攻，它将打通道路，直通隆派恩（Lone Pine）——一座被土耳其人几乎砍光所有树木的山脊。在此处，协约国工兵在土耳其防线下挖掘了一条大约500码（约457米）长的隧道，“澳大利亚人计划像蚂蚁一样对敌方实施干扰”。接近晚上9点30分，伯德伍德将指挥澳新军团从左翼发动主力进攻，“土耳其前哨部队遭到了突袭，而协约国的纵列部队则在通往促努克拜尔的险峻沟壑中继续向前推进”。晚上10点30分，第十一师中尚无经验的新军部队将在夜幕的掩护下登陆苏弗拉湾，第十师在拂晓时刻补充跟上，并留第五十三师备用（第五十九师还未到达——战争部决策中另一起受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严厉斥责的失败案例）。这场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中将指挥，被汉密尔顿认为“相对容易”的登陆任务自苏弗拉湾向西南推进，“目标在于协助伯德伍德正在进行的另一场进攻战”。5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条卓越的妙计；如果在精力充沛及决心十足的情况下，协约国军队获胜的概率非常大。澳新军团在半岛突围能够压制海峡沿岸大炮的轰击，使英军得以扫清达达尼尔海峡的水雷障碍，并为舰队进入海峡开辟通道。1915年7月，丘吉尔在战时会议备忘录中用其无与伦比的热情洋溢的笔法解释了其中的风险：

我们此时正处于加里波利半岛上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前夕。如果我们成功了，决定性结果将产生，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将支配这场伟大的战役全局，其他事件也会显得无足轻重……除非我们9月底之前能够在没有拿下它的情况下将保加利亚拉入我方阵营或者进攻君士坦丁堡……否则，我们必须在此刻拿下保加利亚……其他情况将会影响巴尔干局势［即保加利亚介入战争，对抗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支持的塞尔维亚］……而且这些情况对战争问题也许是致命的，更会为英国带来尤为灾难性的后果。6

利曼的狂热稍逊一筹，但他也同意丘吉尔关于英军于1915年8月在加里波利进行突围战带来的潜在战略性影响的判断。由于英军舰炮统治着马尔马拉海，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德国司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恰塔尔贾的防线……拯救了土—保［加利亚］战争中的这座城市，却将失去价值，因为它的两翼都将受到敌军舰炮的打击。俄军的登陆战将无疑与英法作战计划相一致。在那时，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和雅典的报告都提到了位于敖德萨的军队和船只的集结动向。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的安全通信将得以建立，而土耳其将同与盟国分裂开来。7

哀哉，战争并非纸上谈兵之事，它更多地依仗于崎岖不平以及难以预料的地势地形，所有将士只能服从于大自然造成的各种限制条件。而当他们的对手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也会遭遇破釜沉舟的抵抗。至于土耳其人，他们已经在3月的达达尼尔海峡、4月的加里波利沙滩、5月的克里希亚以及整个春夏的澳新军团战线中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就这种不挠的勇气而言，在1915年8月的战斗中，土耳其人的气魄似乎又一次让刚策划了最近一次进攻的英国军官们感到尤为意外。

安法塔战役见证着协约国军队的伟大荣耀及再一次的功亏一篑。自那以后，这场战役也被后世不断地加以研究分析。指挥官的决定无疑关系重大，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糟糕地决定让斯托普福德负责登陆部队——斯托普福德年老体衰（61岁），而且缺乏经验（从未领导过军队）。斯托普福德从苏弗拉湾的缓慢挺进即刻变得充满传奇性。新军部队在沙滩上的落伍致使伯德伍德左翼在攀爬萨里拜尔山脉时完全暴露在土耳其的猛烈炮火之下，利曼也因而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得以将位于布莱的第十六兵团调派来增援澳新军团湾防区。在土耳其这边，安法塔战役则同4月25日的阿塔图尔克传奇一样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利曼在萨里拜尔战役的高潮到来之前，就将其第一支兵团级别（第十六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著名的是，凯末尔在1915年8月10日亲自指挥了一场猛烈的“六营”反击，并将澳新军团赶出了他们之前拼死拿下的促努克拜尔角（又称罗多登德伦坡），随后他又夺下了整座萨里拜尔山脉。8

这些指挥决策相当重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协约国军队的突围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土耳其人的战斗力更为强大，而且后者还有更强的驱动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英军这边所受的诽谤比4月时更为严重：汉密尔顿责备斯托普福德及其他相关作战军官，称“他们缺乏斗志和决心”（汉密尔顿之后又残酷而不公地补充道，“斯托普福德及其师部的将领们……无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胜其任”）。更为不公的是，斯托普福德还指责自己的军队，称其“攻击力相当令人失望”——实际上，他是在指责汉密尔顿和基奇纳给他了一支毫无经验的新兵部队，而且“没有正规军为新兵树立榜样”。尽管声称原谅了士兵的缺乏经验、体力耗尽以及口渴（沿岸的供水问题长期困扰着英军）等缺点，斯托普福德却继续落井下石，称在遭遇到敌军的榴霰弹时，己方是多么无助，他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们“并没有朝四面散开或者卧倒，却挤成一团站立着”。另一位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在注意到苏弗拉湾的落伍情况后，直接对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回击，他尖刻地指出：“很明显……调派一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在炮火猛袭下执行夜间登陆战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形之下，据说位于隆派恩和萨里拜尔的战场经验丰富的澳新军团士兵们却在挺进途中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毫不放弃的魄力——实际上，直到凯末尔重新夺下促努克拜尔，澳大利亚人仍旧坚守着隆派恩战场。然而，协约国部队在澳新军团湾战场的战斗却在土耳其人的阻击下陷入了停滞，他们的突围战也无法造成进一步严峻的威胁。尽管汉密尔顿对充当其替罪羊的军官们的指责是不公的，但是他对安法塔的最终裁定却真实客观。“我曾经希望，”汉密尔顿在1915年8月17日向基奇纳做事后总结分析道，“［土耳其的］增援力量可能并不强大，且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为不幸的是，土耳其人的士气还一度领先于一些新军……我们对抗的这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得当，作战勇猛。”9

在安法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颇为巨大。英军在4天时间内（1915年8月6—10日）伤亡2.5万人，土耳其大约伤亡2万人，澳新军团仅仅在萨里拜尔战场就损失了1.25万兵力。这场战役中的一名幸存者回忆称：“滚烫的、浮肿的尸体被烤焦，发出恶臭，尸横遍野。”10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却死于8月的痢疾，此时甚至已经到达流行病的程度。但是，两边的牺牲情况却不尽相同。土耳其人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帝都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卓越的指挥更是提升了本已生辉的荣耀。而协约国付出的代价则是澳新军团湾朝北绵延12千米（约7.5英里）的战壕防线上数以万计的士兵的生命。11

尽管安法塔的战略结果相当重要，不过，这个结果并非英国人所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既没能将土耳其击败从而将巴尔干中立国（希腊和罗马尼亚）拉向协约国一边，也未能说服保加利亚取消入侵塞尔维亚计划使其保持中立地位。正如丘吉尔担心的那样，英国的溃败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加里波利徒劳无功的恶劣影响下，安法塔溃败同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俄军的绝望撤退的大动乱一起，使战争局面进一步复杂化。8月5日，就在苏弗拉湾登陆战之前，华沙和伊万哥罗德陷落。正当凯末尔率领兵团向促努克拜尔开展卓绝的反击战时，考那斯陷落。甚至在次日，澳新军团正在萨里拜尔战线上被击溃时，俄国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伟大要塞也被德国人占领。总的来说，俄国不仅失去了波兰，还有32.5万名士兵在德—奥［地利］进攻战中被俘获。当英军惨败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消息在8月中旬传到索非亚时，人们因此原谅了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当初声称德国人可稳操胜算的判断。

德军最高司令部也屏息等待着加里波利战场传来的消息。德军总参谋长莫尔特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对俄国波兰的陷落感到非常满意，但鉴于加里波利对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他仍然深切关注着半岛战局。“如果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失败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任何对抗俄国的有利条件。”自春天以来，德国驻索非亚外交官一直试图将保加利亚拉入战争以击败塞尔维亚，并由此开辟一条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线。德国军官在整个夏天都不动声色地巡查着多瑙河战线。有感于土耳其人在安法塔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斐迪南一世派遣甘切夫中校到德军总部商榷准入条款。由于塞尔维亚的失败在预料之中，而恩维尔和大维齐尔又急切地想要将武器畅通无阻地输运进加里波利战场，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保加利亚的条款——条款中还包括割让奥斯曼领土西部的马里查河，以及将阿德里安堡与德特盖特（Dedeagatch，现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之间的铁路划归保加利亚控制，索非亚因而可以在色雷斯西部拥有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地带。随着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利益逐渐一致（尽管土耳其不太情愿被迫放弃领土），谈判也立即水到渠成。1915年9月6日，法尔肯海因、甘切夫和奥匈帝国的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30天之内，在塞尔维亚边境各自召集6支师部，而保加利亚则在之后5天之内召集4支师部对付塞尔维亚（由于保加利亚仍未参战，所以它也被命令在9月21日之前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郑重立场，德方的法尔肯海因将总指挥权让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在6月份被提拔为陆军元帅的戈尔利采—塔尔诺战的英雄。12

正如英国人在刚获悉保加利亚已进行军事动员（1915年9月25日）以及马肯森已在塞尔维亚边境线上（1915年10月4日）时就已意识到，在这种毁灭性的连环打击之下，塞尔维亚的命运就此板上钉钉了。13 由于协约国军队将几乎所有人员、枪支和炸药都投放在香槟/卢斯进攻战当中，英国人在塞尔维亚战场除了依靠希腊人向保加利亚发动攻击重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别无他法。在雅典的要求下，协约国军队同意派遣两支师部赶赴萨洛尼卡（出于政治平衡，英法各派一支师部）。很自然，他们在短期内能抽调出来的军队，只有加里波利的部队。对丘吉尔而言，这就像是在重演3月的外交噩梦，当时俄国已经否决了希腊意图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要求，并向亲德的康斯坦丁一世提供了弹药军火——后者正与其亲协约国的总理韦尼泽洛斯就外交政策进行激烈的斗争（国王赢得了胜利，并逼迫总理递交辞呈，然而1915年8月的民意选票帮韦尼泽洛斯取得了胜利，使其重返政府）。但是10月相当令人痛苦难熬——这一次并非俄国的否决，而是英国自身的无能为力使得韦尼泽洛斯却步。正当康斯坦丁一世、罗马尼亚的领袖们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每一个人开始猜疑土耳其人可能会在达达尼尔海峡坚守到底的时候，为了诱使希腊加入战争对抗保加利亚，英国不得已削减了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力。

对于英国在巴尔干的举动，康斯坦丁一世要比马肯森更为不满。1915年10月5—6日，正当奥［地利］—德联军开始炮轰塞尔维亚时，英军第一支梯形编队也开始登陆萨洛尼卡。10月7日，当英国正竭尽全力想办法说服希腊或是罗马尼亚参战，并站在一个装模作样的甚至无法击败土耳其的同盟组织一边时，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穿过了多瑙河的卡皮诺瓦（Kupinovo）到贝尔格莱德段，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的左前翼部队则穿过拉姆段，右翼部队在一天之后也穿过了多瑙河。1915年10月9日，贝尔格莱德在这场战争中再度落入同盟国之手，而且永远没再回来。两天之后，保加利亚人从南部入侵塞尔维亚，呈两支巨大的钳子状将塞军围困住，并残忍地合上了钳口。斯科普里（于斯屈布，奥斯曼以前位于欧洲的防守要点，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陷落于塞尔维亚之手前曾由德国进行了修复）在10月22日被攻陷，第二首都尼什随后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也被攻陷。剩余的塞尔维亚军队此时会集在科索沃的黑鸟地带（科索沃平原，或黑鸟平原），混乱地撤退进阿尔巴尼亚的山脉。不到一个月，塞尔维亚便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而在此之前，位于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甚至已经到达了塞尔维亚的边境线。14

塞尔维亚的沦陷对加里波利战场的协约国军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噩耗，而在安法塔的血腥杀戮之后，另一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也降临半岛。到了9月份，协约国部队这边几乎每天都有800名左右感染了疾病的士兵撤出沙滩，剩下的则继续与烟尘和蚊子为伍，情况不容乐观。至于8月份的“收获”，如一位将军颇具反讽意味地评述道，总计“500英亩（约2平方千米）的劣质放牧地”和“三场，而非两场围攻战需要我们应对”。在9月上旬，法国传来消息称正在讨论增援事项——多达4支整师的兵力！只不过，这最后又变成了另一个幻想，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最早也会拖延到11月。汉密尔顿在9月底见到两支被派赴萨洛尼卡的师部的时候，便判定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到底谁会来负责，”他1915年10月上旬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前所处的无助，绝望的困境——我们正面临着腐烂死亡，却被告知要从容不迫。”15

没有人准备放弃。个性强烈的丘吉尔试图从当前的败局中挽回些颜面。在1915年10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正当马肯森做好穿过多瑙河的准备之时，丘吉尔在一份简要准备的策略中向他的同僚们提醒道，同盟国要攻下塞尔维亚尚需时日（到头来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哪怕德国有一次机会将弹药送到君士坦丁堡，它“将仍不得不再将其送到加里波利半岛”，虽然一旦德国建立起了定期的补给线，“正对着我们阵地的炮火火力就会日趋猛烈，但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理由不能够保卫自己”。这些士兵固守着壕沟，每一条战线的场地尽管破损崎岖，却给他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得以获得效果极佳的遮蔽点”。尽管丘吉尔也承认这些战壕的条件还有待提升，寒冷的秋季和冬季需要改善卫生环境，并满足士兵们对饮水的渴望，士兵们在战壕中也需要装备更为厚实的衣物。因而，“不管会遭遇多大损失”，并没有任何理由“几乎无限期地质疑我们守住阵地的能力”。当然，丘吉尔自己也承认，“将如此规模的一支军队无限期地留在加里波利半岛，不给他们进攻的希望使他们得以解放，却任由炮火和疾病损耗其战斗力是否可取”是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丘吉尔的解决措施是赋予其远征目标，使其通过某种方式为陆军或者海军取得突破。为了这个目的，丘吉尔恳求战时会议上的同僚们“在一切已太晚之前唤醒自己，施之以有效及有力的举措”。16

1915年10月上旬，当第一股寒潮侵袭爱琴海时，一切为时已晚。10月11日，基奇纳首次谈及撤退事项，他向汉密尔顿询问若从加里波利全面撤退，估计会造成多少伤亡。汉密尔顿听闻后感到尤为震惊，回复道：“在伤亡不到总兵力一半的情况下撤出加里波利可能很难。”由于基奇纳（或是伦敦的其他高层）对这个回答不满，汉密尔顿随后被撤职。他的继任者，将军查尔斯·门罗爵士将预估伤亡数降低到大约“30%到40%”。尽管如此，将军本人却非常赞同撤退决定。由于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答案非常不满，基奇纳便转向丘吉尔一边，召唤伦敦的凯斯舰长（他3月份曾站在丘吉尔一边，希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同其制订新计划向海峡出动海军攻击，同时协调向布莱发动新的登陆战。凯斯的无畏赢得了基奇纳的赞赏，基奇纳在11月3日写道：“我完全拒绝下令撤退，我认为撤退会给我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战死或者被俘。”门罗随后也被解除了兵权，被派往萨洛尼卡战场。由于德·罗贝克极度反对这个计划，基奇纳便提议由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接管其海军指挥权，并授予伯德伍德将军（他仍然斗志昂扬）全权指挥澳新军团战区的权力。为了揭开这场萨迦（指冒险经历或英雄业绩）的最后的英勇篇章，基奇纳甚至第一次亲自奔赴加里波利视察战场。17

基奇纳的热忱却未能在这次视察中存活下去。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厄运仍未中断：凯斯被安排在伦敦组织海军增援力量，所以他未能同基奇纳在约定好的马赛会面。当这位战争大臣抵达蒙德罗斯的时候，德·罗贝克因而得以向凯斯的计划浇冷水，却未直接表示反对。然而，或许仅仅由于视野范围内沿岸无尽的徒劳无益的露营地，再加上基奇纳本人的年纪和在这次访问中退却的激情，他开始再度对向海峡挺进的计划产生了动摇。当凯斯终于登上萨洛尼卡的“达特茅斯”海港同基奇纳会面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巨子看起来“疲倦而又困乏”。“咳，我已经见过战场了，”基奇纳向凯斯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你也绝无可能通过。”在这场战役的最终篇章刚得以翻开的时候，基奇纳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正如2月19日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表现的那样。他也有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在来自开罗的麦克马洪和马克斯韦尔的建议下，基奇纳此时决定，从英法赶赴而来的增援部队随同从加里波利抽调出来的师部应该登陆亚历山大勒塔。

当然，这个计划未能在它刚开始及最有希望的冬季和春季取得结果。时间回溯至7月，若英军当时选择在奇里乞亚登陆，他们或许能够取得最直接有效的战果：拯救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并切断奥斯曼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叙利亚的军队。然而，英军当时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主要进攻加里波利的一个佯攻点。由于英军在萨洛尼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基奇纳最新的主张并未在战时会议上得到支持：既然已经在东部有了两个危险的滩头堡，为何还要再开辟第三个呢？而且，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不在德国的武器和弹药开始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前进行相对损失轻微的撤退行动，机遇之门将很快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而关闭。除了凯斯独力赞成海军进攻外，他的上级军官以及诸位将军，甚至连伯德伍德在听到塞尔维亚传来的战况后也选择了放弃，撤退似乎势在必行。1915年11月22日，基奇纳向战时会议拍发电报称除了海丽丝岬，协约国军队应撤离苏弗拉湾和澳新军团湾（尽管海丽丝岬方面部队很可能也会在短期内撤退）。他随后返回伦敦解释此事。在经过又一轮争论和诽谤之后，战时会议在12月7日决定，撤回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军队。至此，伟大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似乎是为了让英方下定决心在关于加里波利战役这个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袭击了半岛。倾盆大雨不停歇地下了整整24个小时，随后“大雪和冰雹又下了两天两夜”。澳新军团湾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新西兰和印度士兵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过冬衣物还未抵达，船舰在汹涌的海潮中难以靠岸。到了1915年11月30日，大约有1万名士兵因为冻伤或低温而患病，或者直接被冻死在沙滩。此时，不论协约国军队还保留着怎样的战斗精神，在雨天和寒冷的气候下，这种精神正慢慢消失殆尽。

当然，在这样的残酷条件下撤退绝非易事。可是，事情很快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天气之神”此时对爱琴海展开了笑脸。1915年12月的天气温暖和煦，而新鲜、凉爽的空气也改善了士兵们的健康和情绪状况。那些因病倒下去，以及从前线换防的士兵则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回国而不再需要回到沙滩。据知，协约国军队正逐渐进行秘密撤退，最终人们发现是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的士兵在12月12日进行撤退。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象随之得以上演，其中包括使用煤油罐驱动的“自动开火的步枪”装置，以保证每个小队在撤离之后，步枪能够继续进行射击。百万发子弹随同手榴弹被扔进了海中。到1915年12月20日午夜时分，北部两座滩头堡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撤离，整个突击撤退任务几乎完成。1916年1月上旬，海丽丝岬的英法军队继续撤退。途中仅仅在1月7日途经居利坡（Gully Spur）时遇到了拼死进攻的土军，但由于损失惨重，利曼再度下令撤回，使这支最后一波1.7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得以顺利离开。纵观整个战役，协约国军队最后的徒劳无功广受诟病，但是这次撤退却进行得完美无瑕，在最后的登船行动中伤亡极小。18

由于汉密尔顿和门罗在撤退之前估计伤亡人数会达到30%—50%，所以很自然，英国在完美撤退之后如释重负。但是英国的溃败却无法掩盖。协约国这边的伤亡人数超过25万人，大约有20.5万名英兵死亡或负伤，以及4.7万名法国士兵伤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伤亡者在19万到35万之间，但是他们却捍卫了帝都，更拯救了受到围困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土—德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是出自防守，并不涉及对敌方领土的侵占，但是这次胜利一定是“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正如利曼在1916年1月9日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感谢上苍，整个加里波利半岛的敌军已经被扫尽。”当利曼在回忆录里想起敌军从海丽丝岬撤退时的场景时，他一直小心维持的超然口吻终于失去了控制：

南部军群获得的战利品非同寻常。货车放置场、机动车放置场、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挖壕工具被接管……大多数帐篷和营房，以及部分设备未来得及收起来。几百匹马的尸体由于遭到射杀或投毒，成排躺在地上，但是仍然剩下大量的马匹和骡子被捕获，并被移交到土耳其的炮兵部队……不可计数的战利物资被土耳其军队使用。很多装载着蜜饯、面粉和木材的船只被移送至君士坦丁堡。而被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土耳其士兵拿走的更是无法估量。19

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英国战时会议成员更为不快。自从10月上旬起，一个高级别的德国代表团就扎营在喀布尔（Kabul），意图在阿富汗招募士兵向英国统治的印度发动圣战。这支代表团由一位杰出的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Oskar von Niedermayer）率领，还包括一位高级别的德国外交官维尔纳·奥多·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他被授权协商结盟事项。此外，两名被驱逐的印度革命党人（王位觊觎者）也在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教徒［马亨德拉·普拉塔普王子（Prince Mahendra Pratap）］，一个是穆斯林［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Mohammed Barakatullah）］。尼德迈尔的代表团还肩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对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精心准备的皇家问候。27封致印度王子，据说是离间其与统治者关系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签名，并由“奢华的皮革材料装订而成”，还有送给阿富汗统治者埃米尔·哈比布拉（Emir Habibullah）及其家臣的一些装饰华丽的礼物，其中包括“饰以珠宝的金表、金笔、金制杖头的手杖、手工装饰的步枪和手枪、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一个电影放映机”，以及一打收音机闹钟。在躲过英俄用以阻止穿越波斯边境的哨兵线后，尼德迈尔的士兵们此刻正享受着阿富汗埃米尔的盛情款待，而埃米尔则在思考是否应该越过开伯尔山口（中亚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带头入侵英属印度。20

一整年，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断收集着德国或者土耳其策划的对抗英属印度统治的阴谋迹象。1月，印度军队中的第130俾路支团酝酿的骚乱在孟买被扑灭。2月，新加坡驻防区的印度兵中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动乱，在法俄日三国军舰赶来恢复秩序之前，有47名英国军官被夺取了性命。6月，一个名叫文森特·克拉夫特的德国间谍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在审讯中，他供述自己被命令在孟加拉煽动一起叛乱，在他随身携带的地图上，准确地勾出了可能会在沿岸投放武器的登陆点。克拉夫特透露，英国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加强了海岸巡逻，并且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的沿岸地带实行了海军管制。至少有一艘（“亨利S号”）运载着由德国提供武器的船只在印度洋被捕获，另一艘沉没海底。英国人还在1915年12月中旬通过一系列突袭铲除了德国人在加尔各答煽动“圣诞节”暴动的计划。正当尼德迈尔在喀布尔博得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欢心之时，其意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协同入侵及圣战却被扑灭。21

这些广泛蔓延的恐怖密谋活动似乎在1915年渐近告终的时候策划于德里和伦敦，在许多方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来的消息则更为严峻。这一年以英—印远征军在巴士拉的胜利为开端，令人充满希望。由于底格里斯河水域较浅，英国海军难以从古尔奈北方通行，所以英军最初将重点放在巩固下游阵地的防御工事与避开土—德对卡鲁恩河流域的石油运输管道的攻击上。1915年3月上旬，一支大约5 000人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和一个德国军官小组，以及一些来自贝尼拉姆部落的当地阿拉伯人穿过波斯边境线意图袭击位于阿瓦士的英国守备军，然而，陆军准将C. T. 鲁宾逊却在夜晚先发制人对其发动突袭，进而击退了这次进攻。到了4月，巴士拉西南方向的谢巴则见证了更为不对等的作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在此地集结4 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大约1万名阿拉伯和库尔德非正规军，设法对由大约7 000名印度士兵守备的英军左翼构成威胁。在1915年4月12—14日的一系列交战中，奥斯曼军队溃败，伤亡6 000人，被俘700人。在这场战役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开火之前就溜之大吉。尽管有数千名土耳其将兵能够向北撤退，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不论是出自另一场惨败带来的羞辱还是有感于他捍卫的当地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背叛——饮弹自尽。22

看上去，英军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似乎一度保持着声望。在谢巴战役的余波中，贝尼拉姆部族和其他主要部族离弃了奥斯曼的战争事业。4月23日，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将军到达巴士拉，接管了第六浦那师，听命于总司令约翰·尼克松爵士。早在1895年，汤曾德就凭借他在西北边境的吉德拉尔港（Chitral Fort）围攻战中的表现成了印度军队中的传奇。尼克松命令汤曾德继续朝底格里斯河上游挺进。5月31日凌晨5点，汤曾德军队向位于巴林（Bahran）的土军阵地开火，使守军向阿马拉退去——阿马拉是位于阿尔麦查拉（al-Mscharra）河注入底格里斯河途中一处弯曲点的一个城镇。对于英军的内河舰队而言，此处交通十分便利。在晚春的高潮时期，此镇几乎四周环水，底格里斯河和阿尔麦查拉河此时有300米（约328码）之宽。汤曾德自己则在珀西·考克斯爵士和纳恩舰长的随同下登上“顽童号”向撤退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追击，直到“顽童号”搁浅，他们才又转移到了“彗星号”战列舰上继续追赶。然而，由于舰长马克·辛格尔顿（Mark Singleton）及9名船员所驾驶的“撒旦号”战列舰吃水水位最浅，他们始终无法与土军并驾齐驱。令人震惊的是，这艘由10个人组成的先遣舰几乎独力攻下了被水淹没的阿马拉，250名土耳其士兵及11名军官向其投降；随后，汤曾德抵达城镇，俘获了另外128名奥斯曼军官和1 384名士兵及其武器（包括12门野战炮、5门舰炮和2 718支步枪），另外还有2 000名向北撤退的土耳其人。汤曾德这边仅有4人死亡，21人负伤。很自然，受到德里总督查尔斯·哈丁的鼓励后，尼克松下令汤曾德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继续对土耳其人进行追击，意图在于“俄国人靠近巴格达之前”将其攻占。23

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区，士兵对当地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早有抱怨，天气酷热、苍蝇和蚊子成群。这里就像加里波利，却比其更热、更潮湿、更脏——就像战斗、生活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当地部族还会定期对英军进行劫掠，并从侧翼对其进行致命狙击。诚然，随着英军的每次胜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部族都离弃了奥斯曼，但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威力，但是他们对落单士兵来说却尤为致命，尤其对于那些形单影只者。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军官，都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贝都因人的血腥残忍感到震惊。正如将军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爵士所说：“阿马拉的阿拉伯人一开始对［奥斯曼］左翼部队的挺进表示欢迎，现在却开始脱离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剥光、抢劫和杀戮。”那个春天活跃在卡鲁恩河流域一带的另一位德国军官汉斯·吕尔斯（Hans Lührs）在注意到土军从阿瓦士撤退时评述道：“阿拉伯人将那些在行动中倒下的士兵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曝尸荒野。”这种场景对任何一方的正规军来说，都难以安心。24

地图14

7月，英军在幼发拉底河又赢得了另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为了夺下西北方向通往巴士拉的入口以及掩护汤曾德的左翼部队，由乔治·戈林奇少将率领的一支后备部队在无所不在的纳恩舰长驾驶的“萨珊号”（Sushan）战列舰引导下，向纳西里耶进发。此时正值盛夏，白天的气温常常达到华氏120度（49摄氏度），即使在阴凉处也是如此。当他们沿着保护纳西里耶的小溪和沟渠，快靠近土耳其阵地时，英属印度步兵不得已“［在］湿热的沼泽地里一码一码地朝前匍匐行进，从一个沟壕爬到另一个沟壕——忍受着被群集成灾的昆虫撕咬之痛”。英军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7月14日，进展不顺，400名士兵中有120人伤亡；同时，由于贝都因阿拉伯人在战后如同秃鹰一样的劫掠活动，致使英军无法收殓那些尸体，只能任其被遗弃在水域中。由于英军低估了形势，戈林奇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阵地条件已经变得“尤为艰难”。美索不达米亚夏季的恶劣条件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下游的可利用的援兵仅仅是大约350名“能够携带武器的”病兵。只在7月24日当天，一阵凉爽的微风得以使戈林奇的士兵们集结重新进攻。纳西里耶战役异常残酷，双方在紧密阵形中用刺刀拼杀，有2 000名土耳其士兵和400名英兵失去了生命。巴士拉依然牢固如初。25

迄今为止，这支印度军队势如破竹。但是，他们依旧有很多方面需要担心。政治上，这支匍匐前进的英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触动了马蜂窝。英国的盟友之间还未解决此区的吞并问题。法国想要从奥斯曼残体上分得的部分“迫切需要得到之物”，早已对英国在奇里乞亚的显见的计划表示了担忧。俄国人尽管没有声称占有巴格达，但是他们也未签字同意英国对它的统治。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领土应该被并至英属印度统治或是维持类似于埃及在1914年之前的保护国状态。如果采用后者的模式的话，谁将享有名义主权？阿拉伯部族吗？就组织上而言，英军向阿马拉镇的挺进已经将他们同上游底格里斯河的交通线延长了将近100千米，并经过古尔奈——绵延60英里（约96.6千米）的湿地灌木丛为狙击部队提供了大量掩护。而纳西里耶又将通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河路补给线自巴士拉起拉长了200千米。这样一来，向士兵们供给仅够生存的物资都变得非常困难了，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健康状况。英军征服的河道上的每处弯曲、每座泥堡、每个城镇都成了狙击手的新目标。每一场战役中负伤的士兵如果足够幸运，没落入贪婪的贝都因人之手，都会被送至河流下游撤退。汤曾德的士兵每朝前行进一英里，他们离留守在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就更近了一英里——在此处，土耳其人疯狂地召集军队以及新的宪兵部队等待英军的到来。

汤曾德并未被这些令人却步的问题吓住，他加紧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并马上到达下一个位于河道弯曲处的战略性要点：库特（Kut）。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112英里（约180千米）处（沿着河道的话相距200英里，或者约322千米），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加拉夫运河（Garraf Canal）的交汇点；路上的贸易航路也途经此处。由于人们在此地进行着粮食贸易，以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看，此地还算繁荣：大约6 000人在此居住，一支驻军，一个海关机构，以及“少量精心建造的房子和一个码头”，花园和枣椰树点缀其间。努尔丁·贝（Nureddin Bey）在接管了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的剩余武装力量以及第三十七师的部分兵力后，将军队集合在城南7英里（约11千米）处，呈强大的守势阵形等待着英军的到来。沉船被用以封锁河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汤曾德之后描述道：“最具现代风格的土木工事、战壕、多面堡排成一线。”在隐秘的地坑底部，倒置着“3英寸（约8厘米）的被削尖的木棍”。同时，这些沟渠被施以巧妙伪装，使英军的弹着点观察员无法在100码（约91米）之内的距离内有效识别；其中一些通信壕甚至深达10英尺到12英尺（约3米到3.7米）。然而，在壕沟中却有一条长达300码（约274米）的裂缝，由于土质过干无法进行挖掘。26

在经过小心与耐心的侦察之后，汤曾德准备发动进攻。1915年9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拉开了序幕：英军大炮对敌方实施齐射式轰击，同时伴以河流上一支部队的佯攻，工兵架设浮桥作势主攻，接着，英军主力杀气腾腾地冲过了壕沟上的裂缝。为掌握战场情况，英军将实时现场通信设备投入使用，但令其困窘的是，这些设备的故障使其在战役中拼尽全力才取得险胜。事实证明，奥斯曼防线中的这条裂缝比预想中要小得多。这支由德拉曼将军率领的主力军在通过的时候险些遭到围歼——仅仅因为敌方追赶速度缓慢，他们才得以逃脱。最终，努尔丁·贝的军队在消耗战的折磨下受尽打击，士气迅速下降，他唯有下令向上游河流撤退才能避免士兵们全体向英军投降。事实上，土军被俘1 153人，另有2 800名左右人员伤亡。但是英军却损失了1 233名士兵，这足以对英军将领们起到警示作用。27

这支印度军队应该朝巴格达继续推进吗？汤曾德由于担心过重的伤亡情况和补给线的安全性，倾向于在库特掘壕固守，度过冬季再说。但是尼克松却跃跃欲试，他在德里总督的支持和压力之下，试图在这个帝国的“多灾之年”里打捞些东西出来。1915年10月，加里波利败局已经清楚明了；塞尔维亚正在被同盟国击败；德国人正在喀布尔制造事端；甚至连中立的波斯似乎也开始落入土—德之手，同时德黑兰谣言满城，称艾哈迈德·沙哈在德国的鼓励下，将要效仿穆罕默德当年离弃麦加去往麦地那的策略性举动，“开始伊斯兰的新纪元，或举行出走仪式，从首都前往圣城库姆”。为了逆转这股灾殃之潮流，总督哈丁写信给伦敦称，似乎有必要“在任意某处发动袭击”，而“进攻巴格达会十分容易”。尼克松赞成这个主张，他知会德里和伦敦，远征军面对着一个“士气低落”以及“军心动摇”的对手。在关于是否要增援尼克松，抑或是仅仅让其在巴士拉按兵不动的问题上纠结良久之后，战时会议最终在1915年10月21日勉强向尼克松亮了绿灯，允许其向巴格达发动“突袭”（至少，并非永久性占领）。在3月10日关于分割“土耳其躯体”的会议上，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类似于“海盗”的黑话向莫里斯·汉基如是解释了伦敦关于攻占奥斯曼巴格达的毫无热情的批准决议：“‘此时’增强兵力吃下它是有必要的，即使之后会引起消化不良。”28

对于汤曾德和他的军队而言，这种消化不良来得太快。与预想的“简单容易”相去甚远，要拿下巴格达需要正面进攻部队向另一处位于泰西封（塞勒曼·帕克）[1]的牢固的土军防御阵地发动猛袭——在泰西封，努尔丁·贝集结了大约1.8万名常规兵力、38门野战炮、2条战壕线，以及一种由障碍船连在一起的最后一道防线。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在最近抵达巴格达，意图在刚被任命为奥斯曼第六集团军（不过，戈尔茨仍然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途中）司令官的德国陆军元帅戈尔茨帕夏的指挥下做先锋进行抵御。1915年11月22日早上8点，在以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说也就是“异常寒冷的早晨”，汤曾德指挥来自浦那师部的1.1万名印度正规军呈三列纵队向土耳其战壕线发动了进攻，同时令第四列移动纵队迂回包抄敌军左翼。主要由廓尔喀人和旁遮普人构成的中间纵队，或说“B”纵队先头冲锋。汤曾德的军队很快就拿下了第一条战壕线，并俘获了8门大炮，但他们在进攻第二条战壕线的时候却被击退——在第一天，他们损失了4 000名士兵，大多数负伤士兵的撤退问题便成了一件难办之事。短暂停歇之后，汤曾德在11月23日继续进攻，但是土耳其人仍牢牢固守着阵线。这场厮杀异常血腥残酷，11月24日早晨，双方都开始撤退到更为牢固的防守阵地——直到哈利勒和努尔丁·贝意识到印军也在撤退时，他们才又下令向前挺进。29

与阿马拉或库特不同，泰西封之战对英军而言甚至不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虽然土军再度损失了更多的士兵——1.8万名士兵中总共大约有6 188名伤亡，而英军总计1.1万名参战人员中有4 200名士兵战死或者负伤——英军的伤亡比例更为惨重，而且更难以补偿——其中还包括130名英国军官和111名印度军官。此外，这一次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仍占据战场，而英军却向河流下游折回。到1915年12月1日，这支撤退的浦那师部到达了“不可靠的避难所”——库特。在那里，汤曾德曾在10月提议掘壕过冬，只不过他随后遭到了尼克松、德里和伦敦方面的否决。不幸的是，对于汤曾德及其将士而言，这场泰西封入侵战使其在进攻防御壕沟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耗尽了他们的力量和斗志。同时，他们随后的撤退行动还受到了河流阻隔，大量装载武器的船只陷入泥沼无法动弹，他们不得已将船只点燃，防止其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驳船，舰长纳恩回忆道，“不时发生搁浅”，甚至连用来拖曳它们的河船也被缠住无法动弹，尤其是那些装载着汤曾德难以舍弃的负伤士兵的接地拖船。从河流下游传来的消息并不好，由于从巴士拉延伸至库特的补给线长达500英里（约805千米），贝都因人在受到英军撤退消息的鼓舞之后，随时有可能对其进行破坏。30

最为不祥的则是来自奥斯曼军队追击的报告。11月底，英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几支估计人数在1.2万名携带着大炮的纵队及一支骑兵旅正朝前挺进”。12月8日，努尔丁·贝从三个方位朝英军位于库特的阵地发动了炮袭。尽管无法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土耳其人却穿过并占领了河流下游萨德酋长（Sheikh Saad）的领地，从而轻易从侧翼包抄了汤曾德的军队，并完成了对库特的包围。就在包围圈闭合之前，汤曾德还能够撤走他的骑兵部队，但是他和他的步兵——加上数千名后勤人员，总共大约1.16万名战士——此刻却被围困在由泥墙防御的库特城内，只有60天的粮饷配给，却被数量超过他们的奥斯曼军队包围。这支奥斯曼军队将很快由传奇性的德国陆军元帅和奥斯曼战争大臣的叔父接手，后者把自身的声誉押在了这场库特围攻战当中。对伦敦而言，这将是一个严冬。

[1] 在奥斯曼土耳其语里面，泰西封以穆罕默德的理发师塞勒曼（苏莱曼）·帕克命名，他被认为埋葬于附近。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如果俄国人投入大量兵力朝你方发动袭击，你可以向锡瓦斯撤退。

——1916年1月，
恩维尔帕夏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
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说1

1915年的狂暴之夏过去后，似乎某种暂时的宁静在高加索和波斯战场降临。在过去的一年里，凡城的奇特命运成了它的符号。在整个春天，凡城一直蔓延着各种种族间的屠杀。5月陷入俄国人手中后，凡城又见证了城内穆斯林幸存者的出走。继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之后，奥斯曼在8月上旬又将凡城重新夺回，对基督徒进行了屠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重复了俄军的错误，将其进攻线过度延长至乌尔米耶，随后，俄军又再次在4周之内夺回了凡城，此时这座美丽且备受争议的城市已变成了一座死城。到了11月，俄军再度派出骑兵小队在凡城湖的南边沿岸巡逻，并且对通往比特利斯的通道实行了管制，仿佛奥斯曼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以及随后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从未发生一样。

考虑到其他地方的战况，土耳其人于1915年秋天在东部地区采取的低调战略倒不令人意外。俄军在波兰的撤退极大地动摇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统治，以至于他在9月亲自掌控了兵权，意图重振后方民众的信心。保加利亚在10月加入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受到的冲击也决定了加里波利协约国军队的命运，致使协约国在12月至次年1月撤退。在奥斯曼最高司令部看来，当恩维尔在11月将第三集团军的两支整师（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师）及时从埃尔祖鲁姆转移到泰西封以助土耳其的伟大胜利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战场甚至就已经开始使高加索战场黯淡无光。随着英军从加里波利的撤退得以释放出来的其他师部——共约22支师部——恩维尔甚至出乎协约国意料，建议抽出其中的7支师部增援加利西亚的奥地利盟军，同时下令备战开始在1916年春发动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攻势。在所有萨勒卡默什、凡城和马拉兹吉尔特的喧嚣与哗动之后，高加索战场似乎已被人遗忘。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忘记它。1915年9月24日，最近刚被沙皇剥夺了总指挥权的尼古拉斯大公掌握了高加索方面的兵权。从其重组的重点来看，恩维尔和德国人有必要对之倾注更多的注意力。即便大公的“光泽”在1915年的全面撤退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位罗曼诺夫（俄国姓氏，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声誉仍有口皆碑。这一次，他不会掉以轻心了。可以理解的是，最高统帅部（由于巴拉诺维奇已落入德军手中，最高统帅部此时迁至更东部的莫吉列夫）的将领们在东欧战线稳固之前，一直舍不得割舍自己的军队或战备物资。然而，到了11月，大公尼古拉斯却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将一支新组建的拥有1.4万之众（8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的远征军调派至波斯，并由骑兵将军N. N.巴拉托夫（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对土军进行追击的英雄人物）率领。巴拉托夫的先头部队在加兹温—德黑兰道路上展示了自己的武力，在其向首都发动猛袭的含蓄威胁之下，艾哈迈德·沙阿在1915年11月15日向俄国人献出了德黑兰，迫使德国和奥地利领事仓皇溃逃。到2月，巴拉托夫的骑兵队扫清了波斯北部的德国及土耳其军队，重塑了俄国在阿塞拜疆的声望，并作势从东部侵袭美索不达米亚（从理论上），大大减轻了汤曾德固守库特城的压力。2

尽管巴拉托夫取得的成就相当卓著，但是其真正含义却很快在别处得以体现。他对波斯的侵入诚然有其自身战略目的，并扫清了阿塞拜疆的敌军，但它同时为俄军在更远地区的、差不多被尤登尼奇“煮熟”（不过大公尼古拉斯还未被告知此地战况）的土耳其东部战场发动两栖进攻提供了幌子。为了赶在恩维尔从加里波利撤出兵力进行增援之前给予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致命性打击——他估计会耗时3个月——尤登尼奇设想向卫护着通往埃尔祖鲁姆的道路上的克普吕柯伊发动突击，一举撕破奥斯曼防线，并在土军援兵赶来之前“部分歼灭”奥斯曼第三集团军。1915年12月，看起来俄军每天都在从第比利斯朝南部的大不里士行军，意图增援巴拉托夫，实际上他们却在夜晚的时候往回走。为了进一步掩饰他们的“军队伪装”或是迷惑行为，尤登尼奇假装给全体将士放大假，还大张旗鼓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东正教圣诞节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场合，人们经常要花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进行悉心准备。加上新招募的士兵，这支高加索军队的人数此时有将近20万，这也意味着这场欢庆活动的规模将异常盛大——同时，这也给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做掩护：他们在冬季发动进攻所需的战略物资能够在准备节日物资的掩饰下被不断运往前线。与欢庆节日所需的喇叭锣鼓与烈酒不同，尤登尼奇的后勤部队向士兵们分发了短皮上衣、棉毛裤、手套、毡靴、皮帽。此外，每个士兵还配发了两截短木（在圣诞季节非常实用——或者说在约尔峰的寒冷荒地上可以用来生火。在之前的萨勒卡默什战役期间，就有很多土耳其士兵因缺乏木材而被冻死）。由于沙皇俄国仍然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这场狂欢活动预计会在1916年1月7—14日（西历）达到高潮。正是在东正教圣诞节的第四天——1月10日——尤登尼奇计划发动进攻。3

正因尤登尼奇对“军队伪装”战术的高超运用，他们才得以在连高加索总司令（他在1915年12月18/31日才得以就职）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物资秘密运到了前线。尤登尼奇有必要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知道数月以来，高加索战场已经远离奥斯曼和俄军最高统帅部的视线。在1915年的彻底失败之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参谋长M. V.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急切想要在欧洲恢复俄军的积极性和声望，他们考虑在加利西亚向实力稍弱的奥匈帝国敌军发动新的攻势。考虑到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战役及最近在凡城湖附近的溃败之后难以对俄军的高加索阵地构成威胁，阿列克谢耶夫意识到没有理由继续在此地留守一支大规模军队。1916年1月上旬，他要求第比利斯向波兰派遣增援力量。可以预见，尼古拉斯大公对这个将会夺走他刚掌握的兵权及其地位的命令大为震怒。他依仗此时尤登尼奇要求发动进攻的提议，拒绝执行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

俄国的突袭几乎是全力以赴的。当进攻开始时，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战争部，而他的德国参谋长古泽由于感染了致命的斑疹伤寒症，也正在德国疗养。当土耳其人应该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时候，他们在埃尔祖鲁姆的指挥部却正在昏头大睡。很明显，波斯和假日的“军队伪装”奏效了。不过，要说在土耳其这方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俄军会在近期（如果不是这么快的话）发动进攻也过于夸张。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此时身处帝都的目的主要是想从恩维尔手中获取援兵以防俄军进攻。据这位第三集团军司令所说，恩维尔对此漠不关心，他仅仅告诉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的话，他们只需要“撤退到锡瓦斯”即可。4即便恩维尔想要派兵迅速增援埃尔祖鲁姆，时间上也不可能太快。俄军的黑海舰队尽管对“戈本号”处处盯防，却足以对土耳其的黑海沿线造成有力侵袭，并有效控制了通往特拉布宗的航线。从君士坦丁堡到安卡拉有一条铁路线，但是，正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战时畅销惊险小说《绿斗篷》中的主人公意识到的，从这条铁路的末端到埃尔祖鲁姆的距离超过了500英里（约804千米）。在仅有的一条交通繁忙的碎石路上，大部分士兵只能靠双脚行军，而他们的大炮装备等则由畜力牵引的货车拖着缓慢前进。在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缺阵埃尔祖鲁姆的情况下，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的职位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暂时担任，他也因而只能倾尽所有做好防守——他在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兵团中遍布着大约7.4万名步兵，同时，他还拥有77挺机关枪和180门野战炮。5

这还远远不够。虽然尤登尼奇在数量上仅拥有非常薄弱的优势（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作战小队，总共大约8万名步兵，与此对应，土军拥有7.4万名步兵），但是他却又把土耳其斯坦第二兵团和高加索第一兵团，以及高加索第四步兵师中的85支作战营的主要兵力投放到对克普吕柯伊的进攻中，并由骆驼拖运着230门野战炮及炮弹供以援助。6实际上，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尤登尼奇精心准备的物资储备，这样他们的装备就能够在高加索的寒冬条件下远胜土耳其人。这同发动突袭的因素一样，最后被证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尤登尼奇计划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东正教圣诞节的第四天——1916年1月10日，土耳其斯坦第二兵团在普热瓦尔斯基（Przevalski）将军的带领下，向位于托尔图姆湖（Lake Tortum）和恰基尔·巴巴桥之间的奥斯曼左翼（北边）发动了袭击，旨在攻下卡拉达（黑山）的高地，并引开从哈珊卡尔堡而来的奥斯曼援兵——这支援军部队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留以战略备用，仅由6 000兵力构成。在敌军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奥斯曼机枪手的扫射之下，土耳其斯坦军队经过两天的苦战后，仍无法拿下高地。但是普热瓦尔斯基的进攻却成功地实现了其战略目标，他将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注意力引至北部防区——他在此区调派了两支师部（第三十一和第三十四师）。尤登尼奇随后又通过在阿拉斯河流域发动高加索第一兵团朝奥斯曼右翼进攻，进一步迷惑了敌军。此处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双方用刺刀进行拼杀，而俄军甚至行进到奥斯曼军队的机枪火力之下接受血腥屠杀（这些不幸的俄国农民显然没有被告知他们进攻的是一个师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俄军在这三天对敌军两翼的残酷且毫无结果的进攻中，仅仅占领了少量前方的沟壕。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并未完全上当，他推断，俄军至少有一支部队在进行佯攻——很可能是北部这一支。在此判断下，他将自己的战略后备军转移到了南部。

尤登尼奇此时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在判断到克普吕柯伊防线上的最弱一环位于沿着恰基尔·巴巴桥散布的中翼和右翼的交会处后，这位俄军参谋总长将自己最强大的兵力集合于此处，以对抗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这群集合起来的强大兵力总共大约3.5万人，由42个营组成，包含整个高加索第十四、十五和十六步兵师，并配备有26门野战炮和8门榴弹炮。尤登尼奇将其计划在第五天发动突击进攻的意图掩饰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第四天还命其数量胜过对方的第三十三师（1916年1月13日）对敌方发动了袭击，但他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将士兵送往尤登尼奇的集结部队的口中。因此，土军的中间位置在第五天的主攻之前就已经被俄军的防御火力大大削弱了。

1916年1月14日破晓时分，正值俄国的东正教新年，俄军对奥斯曼位于卡尔辛与卡伦德尔的中间位置发动了“集中炮轰”。到上午11点，俄军拿下了土耳其在马斯拉哈特（Maslahat）的主要战壕，而被击败的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十八师则被迫撤退。到了下午，俄军又越过科兹钱（Koziçan，现普路莫斯，Pülümür）与西利居尔（Cilligül）高地之间的深谷，攻占了关键性交叉点希萨尔·代雷（Hisar Dere）——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南部克普吕柯伊土军司令部的绝佳道路。在更南边，俄军的左翼在继续朝阿拉斯河流域发动的进攻中取得了更多进展，并迫使敌军撤到了中部。1月15日，俄军攻占了恰基尔·巴巴桥段，将中部和北部战区分隔开来，在约尔峰（上个冬季冻死了很多土耳其士兵）开辟了一块漫长地域。由于拥有毡靴、皮衣和皮帽，俄国人在这个冬季即使暴露在山脊外，也没遇到比土军更多的麻烦。在并不引人注目的稳步推进下，到了第七天——1916年1月16日——俄国人在阿拉斯河包抄了土军的右翼，并将其与克普吕柯伊司令部的联系切断。土军大败在即。

但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并非全军覆没。正如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时意识到的，即使是最严密的战争计划，在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之下也会束手无策，尤其是在深冬季节。尤登尼奇的主力部队为高加索军队，再加上一支西伯利亚哥萨克师，而且他们为过冬进行的悉心准备也差不多达到了20世纪早期任何一位士兵所能期望的最高标准，看起来已经坚不可摧。然而，他们仍然是肉体凡胎，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无法在大雪厚堆的山区快速行军。在嗅到胜利的气息后，尤登尼奇在1月16—17日夜晚令纵队朝南行进，以图切断土军从阿拉斯河的撤退路线。当天早些时候就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这场战役之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几个小时以前就令军队在尤登尼奇的命令生效之前进行全面撤退——即使那时俄军的追击速度由于过慢而无法切断土军。当尤登尼奇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在第九天——1916年1月18日——到达哈珊卡尔堡后，这座城市几乎毫不设防，仅仅有4个营被留下掩护撤退。这正是哥萨克士兵盼望的那种战役——他们面对的是一支被截断的、孤立无援的部队。在哈珊卡尔堡的土耳其部队遭到了彻底歼灭，死亡1 000人，被俘1 500人，还损失了仅有的4门大炮。而俄军则洞穿了克普吕柯伊防线，拿下了克普吕柯伊城。但是，多亏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敏锐思维，土耳其主力军才避免被俄军拦截，并退回到由高山构成坚固防线的安全的埃尔祖鲁姆。土耳其人再一次躲过了战斗。7

尽管如此，克普吕柯伊之战很明显是属于俄军的一次胜利，同时，它也是高加索战场上规模最为宏大、最值得注意的一场战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自萨勒卡默什战役溃败之后，又损失了另外2.2万名士兵，包括5 000名左右战俘和相等数量的逃兵，另有1万名左右伤亡者，以及在冬天被冻死的士兵。这支集团军中的第十一兵团损失将近70%兵力。诚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及时撤退挽救了近4万名士兵，这些士兵还能继续参与到接下来相对安全的埃尔祖鲁姆战役中来。而且他还被敌方俘获了二三十门大炮，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是这对一支仍然可以撤回防御要塞的军队来说也算不上特别严重。所有这些都不假，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尤登尼奇却在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土耳其人彻底击溃。俄军在边路过度积极的佯攻掩饰下，避开了奥斯曼的两翼优势，使己方中部位置的策略优势成为可能。尤登尼奇的胜利归功于战略锐气和出色的参谋工作。正如土军在事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尽管壕沟中的土耳其守军在“一战”中这一部分的优势显著，但是俄军伤亡人数——大约1万——低于土军的原因在于出色的后勤工作：“自从俄军为过冬做好准备之后，他们的伤亡数就低于土耳其人了。”8

尤登尼奇此时想要在埃尔祖鲁姆继续他的出色表现。在未能快速追上土军以包围或切断它在克普吕柯伊的分遣队后，这位俄军参谋长并不想给敌军时间以恢复实力和士气。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愤怒地抱怨着他们无能的指挥官，这更使他相信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而他们的士气也早已消散在大雪之中。哥萨克巡察队、亚美尼亚支持者以及空中侦察兵（俄军在战区有大约20架飞机）都报告称，撤退的土军已经完全丢弃了埃尔祖鲁姆的要塞工事，并一直撤至城内的堡垒和战壕中，似乎决意做最后一搏。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支意志消沉的军队对敌方的正面进攻已无任何招架之力。如果不是尤登尼奇将问题抛给最高统帅部的话（大公担心他的弹药储备会在下一轮攻击中耗尽），这至少是他向大公尼古拉斯提出的论断。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皇也感动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称职的野战司令，遂全力支持尤登尼奇组织新的进攻。

要迅速攻下埃尔祖鲁姆绝非易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是数一数二的（阿德里安堡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它共有16座要塞，并由3条牢固的要塞防线拱卫，封锁住了从东部哈珊卡尔堡延伸而来的谷地流域，2座以上的要塞“侧翼群”封锁住了以北12千米（7.5英里），以及以南5千米（3英里）的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由一组英国工程师进行了改良，随后，在19世纪90年代，另一群德国技术顾问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改造，并在帕兰德肯山的顶点处建造了几座南部堡垒（土耳其如今进行登山滑雪的最佳胜地）。对任何侵略者而言，这座山同时形成了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高度为2 500米（8 202英尺）的代韦—博云（Deve-Boyun，意为骆驼脖子）山脉控制着进入城市的中部和东北入口，使得山脉下的射界被完全置于堡垒的掌控下。城市以北的杜姆卢山脉也有2 963米（9 721英尺）之高。总之，尽管此时缩减至大约只有4万名生力军，第三集团军在埃尔祖鲁姆却拥有235门半固定式大炮，足以从控制着城市入口的山顶堡垒上向四周发射炮弹，而狭窄的隘口之上的大炮固定点也将使尤登尼奇的行进部队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举步维艰；此外，土军还有另外112门移动加农炮，能够移动至任何脆弱点进行增援。如果土军能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下存活下来，俄军将不得不在同心环形的战壕与绕着城市的线形战场上同敌军进行最终较量。而在这里，巧妙隐蔽起来的步兵与机关枪也早已准备好向俄军开火。

尽管土耳其的防线看起来固若金汤，但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漏洞。第三集团军存放在埃尔祖鲁姆的大炮主要固定在要塞内部，而且这些炮都并非现代最大口径——没有一门超过150毫米，而大于150毫米的也寥寥无几。这些炮主要为87毫米、80毫米及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此外，还有大约40架90毫米口径克虏伯速射炮。土军的几十挺机关枪被丢弃在了克普吕柯伊，大约只有39挺放在埃尔祖鲁姆。第三集团军的兵力已经缩减至4万名有生力量，而且没有一个分队还保存着完整实力。尤其是第十一兵团，甚至不到1万人，连一个师的兵力都难以达到。土耳其的“营部”此时只有约350人，与俄军1 000人的营部形成了对比。实际上，这意味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即使有心，也无力保护整条防线。即便许多山岭及隘口由堡垒和野战炮守卫，俄军在1916年1月27—28日夜晚进行一次简单的侦察探测时，还是发现在哥尔内斯（Kornes）村附近的一些关口仍毫无防备。一些讲土耳其语的俄军士兵几乎在没遭到阻拦的情况下就越过了敌军阵线。于是，他们“抓获了第三十八步兵师的指挥官及8名军官、随军兽医、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及其3名参谋”。更为这次大胆无畏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的是，在返回途中，他们又俘获了3门大炮及200名战俘。尤登尼奇从这次事件中得出判断，“前线还存在着极为巨大的缺口”。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些缺口，并且投入足够士兵的话，许多奥斯曼的防御阵地就能够从后面被攻克了。9

地图15

与克普吕柯伊之战相似，尤登尼奇猛攻埃尔祖鲁姆的计划包含相当严肃的佯攻，并集结主力军向敌军弱点发动猛攻。不过，这一次事件进展得更快，在俄军几乎同步进行的一系列“瀑布”般猛攻下，土军意图调派兵力支援这个关键性防区的希望终得以落空。在一个稍有不同的转折中，俄军向位于中间位置的代韦—博云山脉发动了主要佯攻：他们派一小股辅助性部队袭击了帕兰德肯山更东北角落的乌尊艾哈迈德（Uzunahmet），而在右翼将无大型佯攻。不过，尤登尼奇再一次试图突破奥斯曼防线中部与右侧防区之间的关键枢纽位置，穿过仅仅由卡拉格贝克（Karagöbek，位于土耳其前线）和塔费特（Tafet，靠近城市大门）的堡垒守备的居尔居—博加兹（Gürcü-Boğaz）峡谷。如果在这个防卫（相对）脆弱的缺口插入三支完整的步兵师，尤登尼奇将能够包抄所有位于南部代韦—博云山顶点的防御工事、西南部的帕兰德肯山，以及北部、西部的杜姆卢山，并到达空旷低洼的卡拉苏（Kara-Su）平原——它向下延伸至埃尔祖鲁姆的东部（卡尔斯）大门。10

在尤登尼奇的构想中，速度尤为关键，而他刚刚在克普吕柯伊之战中取得胜利的士兵也并没有让他失望。1916年2月11日下午2点，俄国将近250门大炮对准奥斯曼位于代韦—博云、乔班—代德（Çoban-Dede）及达兰格兹（Dalangöz）的两座主要堡垒，发动了炮击。土耳其人从帕兰德肯山南部外沿山脉上的乌尊艾哈迈德堡垒进行了还击。尽管由亚美尼亚上校皮鲁米扬（Pirumyan）率领的第153巴金斯基（Bakinski）团全身心向敌军投放了猛烈的火力，但收效甚微，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皮鲁米扬上校率部攀登上堡垒，向达兰格兹守军发动了突袭。经过数小时“疯狂的刺刀拼杀”，这座堡垒在黎明时分落入巴金斯基团之手。乔班—代德的东南部，第156伊莱扎韦特波尔斯基（Elizavetpolski）团在克普吕柯伊的高地同样取得了相似胜利。在第一晚赢得了两场战役后，尤登尼奇似乎指示他的主力军也迅速插入奥斯曼的代韦—博云筑垒阵地前方。可以理解的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及时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战场）在次日便下令军队夺回达兰格兹，并向来自代韦—博云的俄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意图将其消灭干净。

但他这样做却正进入了尤登尼奇的掌控之中。在代韦—博云的激烈炮火的掩护下，俄军最强师——第四及第五土耳其斯坦步兵师在令人敬畏的普热瓦尔斯基将军的带领下，同高加索第四步兵师发起了主要进攻，并在2月12日早晨进入居尔居—博加兹峡谷。被打败的土耳其第十兵团在摧毁堡内大炮之后，立即从卡拉卑格贝克撤退到围绕着塔费特堡垒的后方位置。盘踞此地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且第三十一及三十二师在2月13日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1916年2月14日，俄军对塔费特堡垒发动猛攻，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俘获了敌军1 500人及20门大炮。似乎是为了印证“战神”站在尤登尼奇这一边，一位土耳其军官在此刻逃离而去，在他身上携带着这个城市的防御点地图，其中还包括大炮的排布位置；当俄军在第五天朝土军炮台进行炮轰的时候，这幅地图立马被派上了用场。[1]当各种零星的战斗在所有战场继续进行的时候——尤其是俄军攻击力最为脆弱的帕兰德肯山的南坡，到2月15日下午，俄军飞机报告称土军正在全面撤退，而整个城市则弥漫着战火。2月16日早晨7点左右，一支捷列克哥萨克团从卡尔斯（Kars）大门进入了埃尔祖鲁姆。埃尔祖鲁姆要塞陷落。11

在“一战”史上，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俄军俘获敌军327门大炮——几乎相当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所有储备。在4万名左右守军中，土耳其至少损失了1万名士兵及相等数量的战俘和逃兵，余下的幸存者则逃至西部的锡瓦斯。俄军方面有1 000人死亡，8 000人负伤或被冻伤，但是这些士兵随后便同克普吕柯伊战役中的1万名伤兵一起，向奥斯曼一座据说坚不可摧的堡垒城市发动了猛攻，并几乎全歼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尤登尼奇取得的胜利将传遍此区，并将俄国的声望推上顶峰。

尤登尼奇希望趁土军还乱作一团的时候，继续巩固己方的胜利，他坚决强调追击行动应比上一次克普吕柯伊之战之后的追击战更为迅猛有力。早在2月16日下午，两支哥萨克团便已动身奔赴埃尔祖鲁姆西部距离最近的小镇伊利卡（Ilica）。到日暮时分，他们攻下了小镇，并俘获了300多名士兵以及30门大炮。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试图从溃退中挽回些许颜面，遂下令6支由边疆老兵组成的殿后营在巴伊布尔特（Bayburt）做殊死抵抗，同时，将其余的将士撤回到更西，近200千米（124英里）之遥的埃尔津詹。作为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曾经的皇冠之珠，埃尔祖鲁姆此时却成了俄军的前沿基地。在这里，尤登尼奇能够朝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进行刺探或是袭击。

为了在奥斯曼的加里波利援兵到达之前先发制人，并同时掩护两翼的推进部队，尤登尼奇下令左翼（乌尔米耶—凡城—比特利斯）和右翼（从阿杰利亚一直沿着黑海沿岸）同时发动进攻。尽管中部位置推进的准备工作意味着第比利斯司令部只能为左翼留出高加索第六步兵师，但这却足以证明克普吕柯伊溃败的消息早已扩散至守卫着穆什和比特利斯入口的奥斯曼第106和第107步兵团。在2月上旬一些混乱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哥萨克人的一支先头部队在第16天——埃尔祖鲁姆陷落的同一天——轻易进入了穆什，且未遭到任何抵抗。为了使一支新步兵师赶上哥萨克人，在经过暂时的停顿之后，俄军在2月下旬继续向前行进，并于1916年3月2日夜晚到达比特利斯的郊区；在这里，土耳其人在围绕着城市的山体上进行了加固设防。此时，地面仍覆盖着积雪。这一次，轮到了高加索第六步兵师的胜利日——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这是一次英雄史诗般的丰功伟绩，俄军在做好随时拼刺的准备后，在深夜静悄悄地爬上了土耳其的阵地，之后他们在“数个小时激烈的白刃战”中打败了土军，并俘获了1 000名士兵和20门大炮。而土军的幸存者也似乎放弃了继续抵抗，逃至南部（而非西部）的锡尔特。12

尽管地势险峻，俄军右翼的行进速度依然很快。若想进攻土耳其沿着多山及茂密林地的黑海沿岸的据点卢里斯坦（Luristan），俄军只能从水上进攻——这需要海军的紧密配合。好在前线指挥官利亚霍夫（Lyakhov）将军有过此种作战模式的经验，他早在1915年2月萨勒卡默什战役后的大扫荡期间，就攻占了霍帕港，并将军队推进到更西部的阿尔哈维。之后，当土耳其人在阿尔哈维河西侧挖掘高地河岸的时候，利亚霍夫将军便停止了前进。为了掩护尤登尼奇的侧翼，当利亚霍夫将军在1916年2月5日重新开始组织进攻时，他仅仅发动了一次攻击——由位于巴统的俄国海军中队进行了连续两天的炮轰——以把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中驱逐出去。最终，土耳其人在战壕中留下500具尸体后撤退至维切。10天之后，这支俄军中队又向维切施以相似惩罚，迫使土军在2月16日又进行了另一次战术撤退——埃尔祖鲁姆和穆什同在这一天陷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尤登尼奇整体战略构想协同进展得有多么顺利。尽管如此，利亚霍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成功将一艘名叫“埃底比波斯号”（Elpidiphores）的特殊的逆向航行的重型黑海货物拖船带到了众多的沿岸河流地带。而这一次，这艘货物拖船里面运载的却是军队，他们随后在奥斯曼防线后方靠近阿蒂纳的位置登陆，并切断了从里泽起始的土耳其防线的主要部分——里泽是位于巴统和特拉布宗之间最大的港口城市，而特拉布宗则是奥斯曼第三集团主要的海上补给站。1916年3月8日，俄军攻占了里泽，距特拉布宗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13

似乎是为了给奥斯曼征服者大公尼古拉斯（实际上是尤登尼奇）的伟大功绩进一步添砖加瓦，就在次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英国的委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以及法国的乔治·皮科齐聚彼得格勒开始商榷对帝国的分割事宜。实际上，在1916年3月之前进行谈判的意义并不大。彼时，英法联军刚从加里波利战场屈辱而退，甚至连汤曾德的远征军也被击败于泰西封，而且还正被围困于库特。作为奥斯曼事务主要推手的俄国人在1915年的敷衍推脱之后，终于在此时发挥了自己的重大影响力，这次对奥斯曼残体的分割事宜将极为郑重地进行。

萨宗诺夫在1915年3月的初步谈判阶段握得一手弱牌，此时却能够站在实力的立场之上。尽管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毫无建树，但是考虑到它早已声称自己会在战后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他在此时提出更多要求的举动倒也不足为奇。赛克斯和皮科早已在到达彼得格勒之前就达成了一份试探性的双边协议，两国的分割区域分别由红蓝线表示，英国分得红色区域，法国分得蓝色区域，而且英国声称拥有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法国则主张拥有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奇里乞亚，以及大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和从奇里乞亚延伸到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乌尔米耶的“库尔德斯坦”。萨宗诺夫知道，赛克斯和英国除了确保法国分区构成了英俄之间的一个缓冲带之外（伦敦和彼得格勒的战略家们都设想一旦德国被击败，他们两方会重回大博弈时代的竞争关系），他们其实对法国宣称的与俄国的边界线划分并无真正兴趣。因此，在1916年3月11日，萨宗诺夫在同赛克斯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进行的一个私人会议中坚决要求赛克斯亲自在稿图上划掉法国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蓝色区域，并将其随同波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东北部重新划给俄国。据萨宗诺夫在1916年3月13日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中的约定称：“西至黑海，东边从乌尔米耶省起始……从凡城，穿过比特利斯、穆什和哈尔普特（Kharput），至塔乌拉（Tavra）和安梯塔乌拉（Antitavra，锡瓦斯附近）山脉，这之间的所有领土都必须归俄国处置。”14

作为外交生手的赛克斯非常懦弱无能。[2]但是，俄国人却极其郑重。萨宗诺夫在与赛克斯和皮科进行这场偏颇的谈判的同时，召集陆军和海军后勤长官，意图消除俄国在战后小亚细亚上的边界问题。格里戈里耶维奇和海军不仅想要征服特拉布宗（尚未征服），还想拿下战略意义重大的锡诺普半岛——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军曾在这里卓越地摧毁了奥斯曼舰队。[3]这将使俄军的黑海舰队呈战略三角之势掌控塞瓦斯托波尔—君士坦丁堡—锡诺普，并消除黑海西半边的罗马尼亚或是保加利亚的海军威胁。由于战后土耳其的残体会被划分至“某处”，萨宗诺夫出于一种罕见的外交的谨慎考量否决了上将的建议。1916年4月26日（赛克斯已经给出了英方的批准意见），他提出最终“折中”方案，“俄国将吞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和比特利斯，在某种程度上即沿着黑海沿岸到特拉布宗（这座城市刚好在10天前落入俄军手中，从而为萨宗诺夫的声明增加了底气）西部之间的范围”。在更南部，萨宗诺夫提议到，俄国将统治“位于凡城和比特利斯南部，及穆什和锡尔特［尚未征服，不过此时处于比特利斯俄军的威胁之下］之间的库尔德斯坦省……以及众山”。作为安慰，法国被分给了锡瓦斯、哈尔普特和迪亚巴克尔，不过这三座城市都将同战后俄国的分界线接壤，并受其影响（俄国已经在计划修一条从特拉布宗到安卡拉并途经锡瓦斯的铁路）。由于法国并无军队驻扎土耳其亚洲区，所以被赛克斯抛弃的皮科除了顺从别无他法。就这样，随着俄国对土耳其不断取得胜利，臭名昭著的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更准确的表达应该为《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在俄国的重压和影响下，终于在俄国首都得以达成。15

地图16

在这个“一战”史上让人难以理解的关键时刻，唯一一件使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团结的事情正是众协约国因贪婪要求分割帝国而导致的摩擦。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命运得以延续大概依赖于英俄两国一直未能就分割事项达成一致。“病夫”的说法首次被使用源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3月同英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进行会晤时，提到要对奥斯曼进行大致上的分割（他的评论后来被用以为鲁莽的人进行辩解，比如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他曾极力主张英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4]在1878年的时候，正是迪斯累里召集舰队进驻海峡才迫使俄军退出了圣斯特凡诺。而1916年，又是英俄两国和法国组成了战时联盟，奥斯曼帝国的丧钟似乎终于要敲响了——只可惜英俄两国未能在奥斯曼战区达成协调战略。

英国人并非没有努力。如果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信守承诺派兵协同作战的话，对土战争可能在1915年春天就会结束。但是俄国却以其一贯的挖苦的方式，利用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的失败——在1916年1月10日——最后一名联军士兵从海丽丝岬撤退的次日，才派尤登尼奇发动了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之战。这确实是一类协调作战，但却几乎呈一边倒趋势。正如尤登尼奇的推断（虽然是出于明显的私心），他如果在恩维尔将士兵从加里波利转移到埃尔祖鲁姆之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获胜的机会就会更大。当然，如果他在上一个春天或夏天就发动进攻的话，土军或许会转移出加里波利的军队，而协约国军队也能在5月份的克里希亚之战或是8月份的阿纳法尔塔（Anafarta）之战中获取更大的胜算。但是，他们的斗争却非尤登尼奇的问题（虽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概在一开始是为转移高加索的土军而发动的）。同样，可怜的汤曾德身陷困境，以及英印远征军被围困在由泥墙守卫的库特小镇也都不是俄国的问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尤登尼奇和大公尼古拉斯为何会在1916年1月到2月全力以赴攻打埃尔祖鲁姆，而非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在这里，英国人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冲出包围圈，而他们随之展开的一系列残酷交战则与俄国进攻克普吕柯伊的时间惊人地一致。新组建的底格里斯军团由1.9万兵力组成，中将方东·艾尔默爵士任指挥官，在1916年1月7日，他们向库特南部的战壕防线汉纳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傍晚之前俘获了大约800名士兵以及2门大炮。但是这次进攻由于常见原因，又很快陷入了泥沼。在次日向壕线挺进的过程中，英军由于疲劳过度，始终停滞不前；随后一场大雨将一切变为泥淖。不管怎么样，他们发现土军的防守阵地“极度牢固”，其中一些战壕竟然深达9英尺（约2.7米）。在接下来两周里，英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始终未能突破土军的抵抗。1916年1月23日，艾尔默取消了进攻，并下令退守底格里斯。在这场战役中，他一共损失2 700名士兵。毋庸讳言，这一次俄国人依旧没有赶来支援。16

诚然，第比利斯在巴格达以北几百英里开外。即使尤登尼奇想要派兵引开库特的土军，也绝非易事。可是巴拉托夫位于波斯的远征部队距其只有大约250英里（约402千米）——甚至比英军位于巴士拉的后方基地都近。当巴拉托夫在1916年2月26日攻占了科曼莎（Kermanshah）之后，他的哥萨克部队距边界上的城镇汉尼（Hanekin）只有120英里（约193千米），而巴格达仅比它远80英里（约129千米）。可以理解，尼克松将军遂在此刻请求大公尼古拉斯派巴拉托夫为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曾德解围——此时，库特城外的土军（由戈尔茨帕夏率领）以及几十位从加里波利战场赶来的德国军官和工程师已经建立起由150挺“最新款式”的德国造机关枪组装而成的攻城器械。[5]尽管巴拉托夫同汤曾德之间建立起了直接无线电联络，但是，为了迫使巴拉托夫就范，大公却在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前（实际上，整个战争指挥系统稍显不灵活——北边的波斯事务由第比利斯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统辖，而不是正规军司令部）。尼克松只好降低要求下令艾尔默在巴拉托夫给出许诺之前，于3月份搬兵解围。他对艾尔默的紧迫要求的原因在于汤曾德的食物补给估计在4月15日左右就会耗尽；而且春洪将很快淹没库特城南部的所有区域，使人无法通行。为了击败奥斯曼军队的右翼或者说南侧，艾尔默令其士兵在对汉纳中部佯攻的掩护下，向杜贾尔依拉（Dujaila）要塞发动了突袭。这一波新的攻势开始于1916年3月7—8日——赛克斯和皮科也在这一时期抵达了彼得格勒。这场进攻再次让艾尔默感到懊恼，“他们发现敌军阵地坚不可摧，而且敌方的援兵正大批赶来”。这支第三十七旅的士兵在杜贾尔依拉短暂攻占了一处据点之后，又被凶残的土耳其人击至原处。这一次战役持续了数个小时，英方差不多有4 000名伤亡者，却徒劳无益。艾尔默在汉纳—杜贾尔依拉战役中颜面尽失，遂辞去了司令之职，并同意由他的参谋长少将乔治·戈林奇爵士接任。17

与此同时，在由泥墙防卫的库特城内，疟疾蔓延，食物供给中断，甚至连他们的生存给养也难以挨过5月。3月，守军被迫将城内的驮畜连同“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一同屠宰。一位士兵回忆起这段饥饿带来的影响时说：“如果你走路或是站立，你的脚底会感到剧痛；如果你躺下，你的肩膀和背部会感到剧痛；如果你坐下，你的臀部会感到剧痛。”到了4月，另一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我的腿瘦得吓人，甚至还没手臂粗，我的皮肤能将我的双腿合拢包裹起来。”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气温也已突破人的极限，经常骤升至华氏120度（49摄氏度）。到目前为止，巴拉托夫和他在波斯的俄国远征军甚至尚未朝边境实施佯攻。18

1916年4月1日，大公尼古拉斯终于投入行动，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博尔霍维季诺夫将军要求巴拉托夫尽自己所能朝巴格达进军以引开奥斯曼军队。戈尔茨帕夏对巴拉托夫如此明显的举动早有预料，遂派4支奥斯曼营部及12门大炮朝位于波斯边界线的汉尼移动。为凸显向俄军造成威胁的重要性（可能言过其实了），戈尔茨帕夏还将汉尼的指挥权托付给了一位德国军官——博普少校。博普随后可能会感到失望。与埃伯哈特在1915年春寻遍借口拒绝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巴拉托夫也称向巴格达发动正规的牵制性袭击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最为重要的适当兵力和方法”。在这些准备妥当之前，巴拉托夫拒绝越过科曼莎。

或许是感到一阵轻微的羞辱，大公尼古拉斯——也正是他曾利用自己的哀诉刺激俄国的协约国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的血腥战场——鉴于自己无援兵可派，却在此时要求巴拉托夫联合协约国军队一同行动。因此，巴拉托夫在1916年4月20日终于命他的哥萨克部队朝奥斯曼边境开进，并于1916年4月25日到达边境城镇汉尼的郊外。巴拉托夫向汤曾德报告称，他此时“距巴格达只有5天的行进距离”。这样的话，他似乎能在4月30日左右加入作战——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汤曾德在食物断尽之后被迫将整支远征军交与了土耳其人。俄国人又一次未能及时赶到英军的“葬礼”。19

事实上，这一次与埃伯哈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三心二意的袭击不同，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达战场。由于中暑、疟疾和霍乱，巴拉托夫在从科曼莎朝汉尼行进的途中损失了500名士兵，再加上广播中传来汤曾德投降的消息，他决定不再奔赴巴格达战场。巴拉托夫的马匹已经很难找到粮草，他似乎最好尽一切所能利用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挽救这场被诅咒的协约国间的牵制性进攻。在英国终于向第比利斯司令部提出抗议，指责其协约国联军毫无情义的袖手旁观之后，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5月下旬最后一次命令巴拉托夫，“沿着库特—阿尔—阿马拉下方的底格里斯河展开作战，为［英属印度军队］解围”。这一次，巴拉托夫甚至毫不掩饰，直接将他的哥萨克士兵和骑兵部队拉回更为凉爽的卢里斯坦山区。尽管如此，如果汤曾德及其士兵听到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7月称赞巴拉托夫在波斯（很明显，如果不提美索不达米亚战区的话）的表现“无比勇猛”的令人作呕的玩笑话时，只会备受打击。20

再一次，奥斯曼帝国因为它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之间的协调战略失败而存活了过来。由于俄军的骑兵队未能赶来营救，当春洪开始淹没山谷的时候，汤曾德的士兵渐渐饿死在疟疾蔓延的库特泥城内。在4月中旬的时候，英军还曾试图做最后一搏，戈林奇试图从左侧——赛纳雅（Sannaiyat）附近，底格里斯以西包抄奥斯曼阵线。他的士兵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土耳其人此时已从巴格达调来了众多人马，使突围难如登山。在4月15—16日和4月20—22日的一系列残酷袭击与反击中，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然而他们都未能洞穿彼此的阵线。一位英国军官带着一种勉强的钦羡口气记录到，土耳其人“气势如虹”，甚至连可怕的廓尔喀人也打起了退堂鼓。到此时，库特城内只剩6天的生存配给量，而汤曾德消瘦憔悴的士兵也已接近恍惚边缘。戈林奇的生力军的状况并不见得更好，他们已无力再集结军队发动进攻。总的来说，这支英属印度军队为了替汤曾德解围，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2.3万名士兵。很明显，对于戈林奇而言，库特的命运“木已成舟”，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汤曾德的投降条件——他们此时“正在门口饥肠辘辘地”与敌方谈判。21

1916年4月30日，汤曾德下令摧毁剩余的大炮和弹药库存，并在英国国旗处竖起一面白旗。随后，他向哈利勒（现为“库特”）帕夏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和手枪。对于恩维尔而言，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他的叔父现在拘押着大约1.3万名英兵（主要是印度人）——自约克镇战役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去修建巴格达铁路。22在这场巨大的胜利之后，一支由能讲阿拉伯语的英国情报军官组成的特遣队在T. E.劳伦斯带领下，意图向哈利勒行贿100万英镑以换取汤曾德及其士兵的自由，却遭拒绝（还有说法认为贿金数额在200万英镑）。23诚然，土耳其东部传来的关于俄国人接连取胜的消息十分可怕。但是紧随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恩维尔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连续击败世界一流的英国军队，那么这位奥斯曼病夫一定还有一线生机。

不幸的是，对于恩维尔而言，敌人也正在苏醒过来。正如大英帝国的大多数战争，它在这一次战役中集结军队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但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后备部队可以利用，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有非常多的间谍和线人能够给其提供不同的策略。恩维尔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叔父在库特的胜利，就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心脏地区的叛乱活动——这些活动使奥斯曼帝国宣称对穆斯林属民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1] 在《绿斗篷》中，约翰·巴肯描写了一个南非的猎人探险家带着一幅从一个德国军官身上偷来的参谋地图来到俄军阵线。不过，他的戏剧化描写未必真实。根据俄军情报，这幅奥斯曼参谋地图是在战争期间被交付于尤登尼奇的——即使埃尔祖鲁姆无论怎样都会失陷。

[2] 作为重新制定外交地图（他曾亲自承诺法国换取其支持）的交换条件，赛克斯唯一的要求是让俄国“严肃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问题。对萨宗诺夫而言，这份廉价的承诺毫无损失，且不费吹灰之力。

[3] 锡诺普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站。

[4] 不过，一般认为他并未说“欧洲病夫”。

[5] 这一段最新的细节收集于俄军情报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巴拉托夫被劝阻不要挑战土—德盟军；与此类似，这个在奥斯曼沿岸炮台的尤为优越的俄军情报机构还可能阻止了埃伯哈特插手博斯普鲁斯海峡事务。俄国人可能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并不傻。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根据1914年11月前后，
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1916年6月，
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呼唤阿拉伯的穆斯林反抗无信仰的土耳其政府2

奥斯曼苏丹被称为哈里发，或者说伊斯兰乌玛逊尼派信徒的最高统治者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世俗力量——他的军队。自从土耳其人在1517年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后，这个名号倒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但是在帝国的扩张期间，哈里发的使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顿。只要帝国强大，那么继续提醒弱小的穆斯林诸国苏丹的优越地位即成多余之事——因为此时苏丹的权威已被广泛接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反映帝国泛伊斯兰主义哈米迪耶的复苏说明了帝国并未意识到它自身的威望在现代社会正开始衰退。同时，它也成为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召集穆斯林完成其神圣事业的最后一搏。同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11月通过行使苏丹—哈里发的权力以发动圣战，抵抗俄国及协约国力量的举动也反映了土耳其与其“异教徒”盟国，比如德国向其欧洲对手宣战的理由的脆弱性。如果恩维尔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应征入伍军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的话，那么他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这一点。

尽管大规模的穆斯林暴动未能在英属埃及或印度成功实现，但是圣战并未因此遭遇彻底失败。在英属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获得宣传战争的胜利——有证据显示苏丹自称为全球伊斯兰哈里发的声明在这片遥远的次大陆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到1915年夏天，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圣战士密谋的温床，对抗英俄的圣战布道正在遍布国家的清真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奥斯卡·冯·尼德迈尔帮助组织了一次袭击，破坏了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此外，为了给反协约国行动提供资金扶持，他还策动了一系列罗宾汉式的银行抢劫活动。在布什尔附近，一位德国特工威廉·瓦士摩斯（Wilhelm Wasmuss）加入了塔尼斯坦尼（Tangistani）部落，以便在位于波斯湾的英军阵地从事破坏活动［流传甚广的是，这位“德国的劳伦斯”使用一部假无线电设备装作在与“哈吉（hajji，指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威廉交谈］。到1915年秋天——当艾哈迈德·沙阿（波斯语国王的尊称）正在考虑是否要在从德黑兰到库姆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纪元，并向英俄两国发动圣战之时——科曼莎、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却已经投靠土—德联盟，并赶跑了它们的协约国领事。诚然，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随后使其得到教训，并重塑了协约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的威望，但是他这支只有1.4万人的远征军显然无法阻挡圣战特工在这个国家的破坏活动。3

对英国人而言，土—德在北非地区为发动圣战进行的活动更令其恐慌。在1911—1912年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恩维尔已同狂热萨努西的阿勒—谢里夫酋长建立了联系，并将他的兄弟努里留在此地以维持奥斯曼名义上的统治，甚至一直到土耳其被迫向意大利投降。“一战”爆发以后，恩维尔和德国人派遣使节来到利比亚沙漠的萨努西阵营。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武器、礼物、贿金以及其他笼络其向英国发动圣战的物品。1915年11月，萨努西突袭了英军位于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前哨基地，并鼓动大约135名埃及穆斯林英军战士叛变。在12月及次年1月，萨努西侵占了塞卢姆、巴克巴克（Baqbaq）和西迪·巴拉尼，甚至远至东部的、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75英里（约282千米）的马特鲁港，同时，还占领了3个埃及的沙漠绿洲，“使其能够尤为便捷地到达尼罗河”。这已足够让埃及事务的老手基奇纳产生恐惧了。他警告道，萨努西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在“整个埃及和苏丹引发严峻的动荡和骚乱”。尽管萨努西的攻势在1916年2月渐渐得以平息，但是它却使马克斯韦尔的埃及军队牺牲45人，负伤350人，并为其带去了极大的忧虑。4

诚然，同奥斯曼战线的整体战斗规模相比，这些烦恼不值一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圣战的巨大影响广泛蔓延至这些战线，并将奥斯曼军队团结在了一起。不管这些德国制作的圣战宣传册是否真的激发了穆斯林平民拿起武器对抗“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即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的基督徒），这种宣导为自己信仰而战的主张确实使奥斯曼穆斯林战士在同其可怕的协约国敌军战斗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勇气。“那些见识了位于基利得—巴希尔的土耳其炮手的人，”加里波利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记录到，“说土耳其人在战斗时带着一种极度的狂热，他们在伊玛目为其诵经祈祷声中跑步到达炮台上的工事。”不管驱使土耳其人对抗英国异教徒的原因是什么，这却的确得以奏效。与阿斯奎特、丘吉尔及其他人认为不会遭遇激烈抵抗的结果相反，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与库特城的大规模投降期间，已经在奥斯曼战场损失了35万名士兵。5

不论土—德的圣战宣传运动是否在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明显对这种威胁姿态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这使整个情况蒙上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氛围。由于担心由德国支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会席卷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基奇纳在1915年1月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寄去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并转呈至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建议“由真正的阿拉伯血统的人［即，比如像侯赛因一样的哈希姆王族成员，据说为先知的后裔］来担任麦加或者麦地那的哈里发职位”。基奇纳认为哈里发同罗马教皇一样只是一个宗教官职，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此举将取代奥斯曼苏丹统治伊斯兰教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耳其亚洲地区阿拉伯语区的王国的最高地位——圣嗣长自己在1915年夏便在所谓的《大马士革协议》中请求开罗授予他此职位。6但是基奇纳和他的开罗顾问确实理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理解——苏丹在1914年11月向大英帝国宣布圣战之后的危险所在：遍布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国家、埃及以及英属埃及苏丹的数亿穆斯林属民。基奇纳设法将哈里发一职从君士坦丁堡移至麦加之举实质上等同于在玩土—德圣战的游戏，并增加了此职位在伊斯兰世界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侯赛因的影响力，他渐渐开始支持任职哈里发的主张）。[1]

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或是基奇纳假定的候选人圣嗣长侯赛因，都无法真正得到全世界3亿穆斯林（当然，这并不包括少数派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认可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担任哈里发）任何类似的顺从。[2]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已经不顾苏丹的信誉，借其宗教权威美化这一场奥斯曼战争，却得到了混乱复杂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麦加圣嗣长，伊斯兰教圣城保护者依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奥斯曼圣战）。如果侯赛因继续追求这个由英国提出任职哈里发的幻想，并自立为伊斯兰教王，召集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权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胜出，也同苏丹一样权力有限。

因此，对圣嗣长侯赛因来说，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同高门政府发生公开破裂，虽然由英国人支持他取代苏丹的诱人想法似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在实际上却有利可图（侯赛因自1908年任职以来，一直接受着来自开罗官邸的贡品，不过，如果他公然背叛土耳其的话，贡品数额肯定会暴涨）。此外，即使侯赛因拥有更好的血统，奥斯曼仍旧享有数目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够轻易向麦加发动进攻。侯赛因也并非唯一一位有资格担任此职的哈希姆王族成员。他的前任阿里·阿卜杜拉帕夏在1908年动乱期间便遭到强制罢免，而恩维尔也威胁如果侯赛因逾越红线的话，将会任命流离失所的哈希姆王族扎伊德一支的阿里·海德尔帕夏取代他的位置。而且，侯赛因在得到英国资助的同时，还长期接受着奥斯曼政府运送的黄金和武器。此外，如果方法得当，德国人也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捐助。正如埃米尔·哈比布拉在阿富汗发现的，如果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到1916年，这位阿富汗埃米尔每年从英属印度收受40万英镑贿金；此外，他还向德国要求1 000万英镑的报酬，以换取他组织圣战士军队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相互“竞标”的话，圣战的最终“投标”价格将会非常惊人。7如果这位圣嗣长能够设法同时取悦恩维尔和英方的话，他甚至不用为争取自己的名义权力去召集他的追随者拿起武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侯赛因正是这样去做的。在苏伊士运河战役期间，这位圣嗣长便尽可能优雅地保持置身事外。他拒绝向杰马勒增援部队或者骆驼——不过他派遣一位65岁的代表将一面绿色的麦加圣旗带给了杰马勒（那位年老的扛旗者由于圣战的刺激使他的心脏病进一步恶化，在1914年平安夜死于耶路撒冷）。此外，他在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尽其所能从英方拿到好处的同时，又派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去君士坦丁堡打听动向。

在前往奥斯曼帝都的途中，费萨尔在1915年3月长时间造访了大马士革。虽然没有准确的记录记载这段时间谁对谁讲了何事，但是看起来费萨尔的目的似乎在于征求CUP式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军官秘密组织的意见，以决定是否要支持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动一场阿拉伯人的暴动及造反行动。尽管因受到麦加哈希姆王族圣嗣长的注意而备感荣幸，但是这些阿拉伯阴谋家并没有对这个主张产生多大兴趣。他们似乎还建议费萨尔及其父亲应该坚持自己的政策，只要英国承诺支持战后阿拉伯语区的完全独立，他们也将答应帮助英国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样，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挑拨英土两国而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同意根据英土两国给出的回报行事。在大马士革考察完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费萨尔才赶赴奥斯曼帝都听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意见。

费萨尔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冷遇。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得知哈希姆王族同英属开罗往来的情况下，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同与费萨尔会见。随后，阿拉伯语学者、考古学家及探险家马克斯·奥本海姆（Max Oppenheim）介入其中进行了调停——他曾经提出圣战战略以击败大英帝国，同时，他在费萨尔的父亲还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与其结识（即在侯赛因成为圣嗣长之前）。备受奥本海姆尊崇的侯赛因因仍未宣称支持圣战事业，令奥本海姆感到深深的失望。费萨尔了解奥本海姆对他父亲抱有的热情，自己也渴望发动一次出色的进攻。1915年4月24日（加里波利战役前一天），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套房拜访了这位德国的东方学者。他告诉奥本海姆，他“感谢神使伊斯兰与德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有些过分的是，他还宣称当他的父亲侯赛因在1914年11月获悉奥斯曼的圣战法令后，便告诉他的儿子：“这样我死也安心了。”（但令人好奇的是，侯赛因却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圣战，对抗英国——他唯恐英国停止资金援助。）8

当然，这些多半是谎言。可是德土两国关系间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被费萨尔得以利用——这也揭示了侯赛因在这位东方学者的奉承背后的一种想法。据侯赛因和费萨尔所知，自从“哈吉”威廉在1898年进行了一次古怪的朝圣之旅，他到达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圣墓，并在此地宣布自己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永远的朋友”之后，伊斯兰圣战就已成了德国钟爱的事业。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出于自身原因，也在1914年11月启动了圣战，但对他们而言，圣战更多是为争取穆斯林对奥斯曼支持的一种姿态，而非出于浪漫的理想，在全球进行圣战以摧毁大英帝国。从阿拉伯麦加的角度来看，恩维尔对圣战的支持似乎比德国人更为玩世不恭。难道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强行废黜德皇的好朋友——最后一位真正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甚至还安置了一位软弱的傀儡取代他吗？难道他们没有废除哈米迪耶式任命制，不再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将阿拉伯人提拔至帝国的高级官职了吗？难道他们没有支持从非穆斯林的公民平等权到女性权利等一切不符合伊斯兰教观念的生活方式吗？难道他们没有（正如费萨尔在佩拉宫尖锐地向奥本海姆指出）将世俗学校引进如麦加和麦地那等圣城，并且教授“异教徒”（即欧洲人）的语言吗？9

在关于1914年11月的圣战宣布事项上，麦加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存在巨大的嫌隙。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侯赛因就曾直截了当地拒绝给予土耳其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用说为其集结军队进行增援。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无信仰的憎恨，但是他在的黎波里事务的决裂态度却说明了他不愿意同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驻开罗办事处发生敌对——开罗方面不仅向他赠送黄金，还监管着日益增长的麦加朝圣的交通线，这条线更是汉志省的真正经济基础所在。1914年“一战”爆发带来的汉志交通量的迅速递减，以及奥斯曼军队的征用，还有1915年叙利亚的蝗虫灾害意味着哈希姆家族对外部支援金的依赖性更大——尤其是英国的食物运输——比以往更甚。10现实的需求比伊斯兰的团结更能说服侯赛因无法割弃与英国的合算联系，而非将自己的命运同恩维尔捆绑在一起——对于后者，他无论如何也不再相信了。

然而，费萨尔却尽自己所能使君士坦丁堡相信他的父亲将会与其合作。在扭转形势之后，侯赛因的儿子建议，奥本海姆请求他们关闭麦加和麦地那的世俗学校，并代以向年轻的阿拉伯人传授圣战思想以对抗协约国列强。圣战的信息，费萨尔补充道，能够被灌输至成千上万名居住在麦加的英国属民以及更多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人的心中。颇有恶意的是，他还建议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帮助他传播汉志大饥荒的消息，并将责任推脱给英国的统治——尽管事实是英国在战争之初就陆续向红海沿岸运送了四大船粮食，并且独力供养着当地人口。更虚伪的是，费萨尔还建议道，他的父亲将会向英—埃苏丹和印度派遣圣战宣传使者，并坐在英国船只上，装扮以“不同改革群体的追随者”。当被问到他们发动圣战以对抗侯赛因的资助人的认真程度时，费萨尔回应道：“我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真主将会佑助我们取得成功。”11

这些承诺廉价、容易遵守，也容易违背。恩维尔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侯赛因如何帮助杰马勒重新在1916年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圣嗣长逃脱了第一次战役，但是不论是杰马勒还是恩维尔都不会允许此事再次发生。苏伊士运河将成为检测侯赛因忠诚度的最佳试金石：如果他依旧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袖手旁观——如同上次，让一位几乎难以扛得动旗帜的人将圣旗带到战场——那么很明显他是站在英国这边的。费萨尔随即替侯赛因做出了危险的承诺，他向恩维尔（通过奥本海姆）许诺称自己的父亲已经准备“招募一支阿拉伯骑兵队和别的贝都因人参加［近期］苏伊士运河的袭击”。不过他同往常一样，言语谨慎，并未过多地提及细节。当恩维尔听到这些后，遂召唤费萨尔并要求侯赛因至少派他的一个儿子到杰马勒位于大马士革的军营中。他还暗示费萨尔本人去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12

恩维尔知道，费萨尔长期待在作为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大本营的大马士革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说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之都，那么大马士革（尤其当英国在1882年占领了开罗之后）则是阿拉伯人进行政治阴谋之都。就像现在一样，叙利亚同样也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种族—宗教斗争的家园——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马龙派基督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基督教、德鲁兹派、本土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至于法国，表面上看它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便开始对黎巴嫩和叙利亚产生了帝国的扩张要求，实际上它也长期培养着同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唯一的）的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杰马勒在1914年12月掌握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军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即劫掠驻地的法国领事馆——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此区同协约国进行着煽动阿拉伯人暴乱的活动。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不仅基督徒，还有叙利亚的穆斯林，特别是军队中的军官也参与了阴谋暴动活动。在费萨尔结束访问奥本海姆的行程，在1915年5月下旬回到大马士革时，杰马勒已经解散了第四集团军内部三支只有阿拉伯人的师部，并且抓获了几十个有通敌嫌疑的士兵与平民（包括一些同费萨尔会见过的人）。令很多外国观察家惊讶的是，杰马勒似乎有意置基督徒的大量不忠的证据于不顾，反而专门挑选出阿拉伯穆斯林进行惩戒（叙利亚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并不特别忠心于奥斯曼政府，同时在与协约国特工进行密谋私通方面也比基督徒更为谨慎）。杰马勒1915年8月在贝鲁特处决了11名阿拉伯通敌者，其中有10名穆斯林，只有1名基督徒。而另外45名通敌者在缺席的情况下也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费萨尔和侯赛因有来往。恩维尔明确要求费萨尔充当杰马勒的助手。这样一来，费萨尔实际上成了人质，他将受到严密监视。13

虽然恩维尔与杰马勒并不知晓费萨尔的具体行事细节，但是他们对他的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到第一次处决震撼了奥斯曼叙利亚的时候，哈希姆王室成员被大规模安上了谋反罪名。诚然，他们总是对开罗与麦加之间的交易存有少许幻想：从基奇纳承诺的“神圣的阿拉伯古来氏族人哈里发”（一种从不存在的事情），到侯赛因暧昧又不可信的保证称奥斯曼军队中有10万人的阿拉伯部队（或者是25万？）将转投他的麾下。随后，侯赛因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基奇纳精心挑选的开罗高级专员继任者）就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艰难坎坷的磋商。在谈及这些区域将由谁在战后统治时—— 一些外交史学家（和一些政治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麦克马洪巧妙地避免了直接给出承诺。由于法国在不断发展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伦敦方面又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麦克马洪也未能满足侯赛因的条件。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我们才能发现蒙骗着双方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那时，当英国人承诺侯赛因及其“阿拉伯叛乱”集团以如爱德华·格雷（在一个清晰寻常的时刻）称呼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时，侯赛因仅仅想从开罗诱骗更多的好处。14

到1916年，由于一场新的苏伊士运河战役正处在准备阶段，圣嗣长侯赛因继续糊弄双方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至于开罗方面，哈希姆王室成员或许还可以多少拖延些许时日。虽然英国想要他们造反，但是它拥有的唯一筹码只是一些资助金；如果英国中断支付，侯赛因很可能会通过更大限度压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作为回应。相形之下，恩维尔和杰马勒却能够对哈希姆王室施以有力打击：无论是逮捕与费萨尔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人，还是通过对麦加的武力威胁，抑或是实质上的废黜。为了在杰马勒借苏伊士运河战役逼其摊牌之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最后一次敲诈，侯赛因在1916年早些时候向恩维尔发去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奥斯曼当局信任他的忠诚，并停止在叙利亚对60名阿拉伯共谋者的审判；此外，他还希望土耳其党人保证“［我的］整个汉志省的独立，允许我的家族的世袭”。实质上，圣嗣长是在向土耳其党人要求基奇纳和麦克马洪向他承诺过的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出于明显原因，奥斯曼唯一无法答应给予的是哈里发的称号）。这值得一试。15

土耳其当局的回应并不令人鼓舞。杰马勒在1916年4月上旬将费萨尔召进办公室，向他出示了侯赛因非分、傲慢的要求，并要求他给予解释。费萨尔唯一能做的则是表示他父亲的意思被误解了，或者信件中的信息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土耳其语时出了错。然而，杰马勒毫不理会。“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他对沮丧的费萨尔说，“即使［奥斯曼］政府同意这些条件，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安然度过当前的动乱年代，并规避因你而引起的麻烦。但是倘若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了，政府会以怎样严厉的手段对付你们呢？”为了保证麦加能领会土耳其当局的意思，杰马勒又在叙利亚逮捕了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告知侯赛因他已派遣了一支3 500人的部队穿过汉志——声称支援德国的奥特马·冯·施托青根（Othmar von Stotzingen）少校，为身处也门的奥本海姆建立一处新的圣战宣传中心。16

1916年5月，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施托青根已经抵达大马士革并正大张旗鼓地准备向汉志进军［还包括奥本海姆的德国伊斯兰专家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以及他的18岁的库尔德情妇间的一场仓促婚礼，以使他在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前正式皈依伊斯兰教］。[3]距计划中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开始还有数周时间，杰马勒向麦加调拨了5万磅黄金以及大量武器（大约1 500支步枪）以改善侯赛因承诺的贝都因人部队的装备。5月5日，他下令处决21名阿拉伯谋反人员；次日，这21名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被当众绞死。费萨尔认识其中一些受害者，当他表达了反对意见之后，杰马勒向他出示了一些手书的罪证。费萨尔强忍住恐惧（根据杰马勒的回忆所述），不得不同意称审判是公正的。侯赛因的儿子随后请求离开大马士革，以组织汉志的贝都因人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此时杰马勒的猜忌已得到证实，他便赠给了费萨尔5 000磅黄金以及5 000玛丽娅·特蕾莎泰勒[4]，并祝其好运——不过杰马勒坚决要求一支小型奥斯曼军队同行。17

阿拉伯人的肮脏、暴乱在初期是可以预见的。费萨尔一到达汉志，就甩开土耳其护送队，带着杰马勒送给他的现款潜逃而去，似乎想以此抵偿自己的背信。1916年6月5日前后，圣嗣长侯赛因据说使用滑膛枪朝位于麦加（要不然就是麦地那）的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进行造反的传统姿势。关于日期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据侯赛因向开罗做出的最新承诺来看，如果杰马勒没有威胁他摊牌的话（要不然就是费萨尔劫掠其土耳其主子的行为迫使他这样做），他或许已经在6月16日发动了叛乱。我们认为时间开始于6月5日这一天源于侯赛因的第四个儿子扎伊德同英国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于6日在吉达进行面谈时的一句偶然评论。准确来说，当斯托尔斯询问侯赛因将会做何承诺以交换英国向他提供的所有资金援助（最后一笔索款为7万英镑）时，扎伊德脱口而出称他“很高兴向你宣布［阿拉伯人暴动］已经于昨天在麦地那开始”。不论暴动是否真的已经开始进行（在麦地那或者麦加？），扎伊德透露出的这个消息又成功说服斯托尔斯向他和阿卜杜拉提供了一笔1万英镑的资金和5车香烟（此外，斯托尔斯还承诺提供一挺马克西姆机关枪——虽然它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抵达吉达）。不管开始于何时，侯赛因的造反行动似乎在1916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正式进入运作。到月底，侯赛因的军队已经制服了土耳其在麦加（而非在麦地那实力强得多的守备军——他们由发自大马士革的铁路线供应物资）和塔伊夫（位于麦加南部山脉）的小型分遣队，而至于红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吉达和延布，英国皇家海军则完全能够凭借自身力量遏制敌人。18

这些早期的胜利却将他们带入了歧途。一般认为，阿拉伯进行暴动对抗奥斯曼政权的真正价值（如侯赛因向开罗承诺的那样）在于它引发了土耳其军队士兵的大规模溃逃，并以此削弱了土耳其军队实力。很清楚的是，为了发动这种叛乱，侯赛因在他自己阿拉伯语的发行物（这与售往开罗的版本不同）中将他的军事行动披以虔诚的安拉信徒的宗教外衣，向阿拉伯人宣传了此事。他提醒真主安拉的真正的阿拉伯战士，奥斯曼政府的“联合与进步”违背了——

神的箴言，“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还妄称男女平等。他们越陷越深，移动了真理之根基……他们利用新的、愚蠢的理由让士兵在麦加、麦地那和大马士革守备，破坏了斋戒期……他们削弱了苏丹的权力，遮去了他的荣耀，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他们做的其他类似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作为宣传读物而言，这显然经过精心构思。侯赛因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不敬的控诉多半也是事实，而且还轻易即戳穿了当局发动圣战的谎言。然而，从结果来看：在奥斯曼军队中除了少数军官，并没有一个阿拉伯小队叛逃至英国这边，我们可以说他的号召遭到了彻底失败。如同奥斯曼一样，侯赛因自己的圣战之火也未能点燃。19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宣传毫无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赛因的造反引起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在于打扰了英属印度的安宁。或许开罗正向汉志传递大量信息，承诺他们将不会“吞并阿拉伯半岛，包括伊斯兰教圣城在内的任何一片领土，同时，我们也不会允许其他政府这样做”，但是英国自身的穆斯林属民并不傻，他们非常清楚麦加叛乱的始作俑者是谁。从德里发来的绝望的报告看，同德国在前一个冬天意图在印度次大陆输出圣战的行动相比，英国自身在1916年夏对圣战的阻挠似乎激起了此地穆斯林更多的憎恨。印度的穆斯林“对阿拉伯人毫无怜悯心”，他们不仅仅对麦加传来的消息毫无感觉，很多人还强烈地谴责侯赛因的背叛行为。20

对协约国的目标来说，麦加暴乱造成的另一个更有希望的间接后果在于它恶化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在关于派遣施托青根—诺伊费尔德军事代表团穿过汉志到也门的问题上，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摩擦——这个据说由一支充满了威胁性的土耳其部队护送的代表团刺激侯赛因进行了反叛。而诺伊费尔德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荒谬的公开皈依仪式，以及由德国资助的圣战宣传运动则让杰马勒更为恼火。为争取什叶派大穆夫提支持，弗里茨·克莱因少校在率领德国代表团到访卡尔巴拉的时候，他本人还冒充穆斯林——当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得知与他们亲吻问候的德国人并不是真的穆斯林后，不得已又进行了分为三个步骤的净手仪式。得知消息后，恩维尔向德国军事专员警告道，“即使有土耳其人的护送，一批德国人想要穿过麦地那和麦加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保证他们在路上不会遭到杀害”。随后，他仅仅勉强批准了施托青根代表团前往也门（奥本海姆的一个好点子）的建议。似乎是为了印证恩维尔的观点，在6月份的侯赛因叛乱爆发之后，施托青根代表团在延布附近遭到了贝都因人的袭击，土耳其护送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于埋伏（很奇妙的是，这两位德国人却得以幸存，不过在同月，另一个德国特工组却在吉达北部遭到了屠杀）。虽然施托青根将此归咎于恩维尔镇压哈希姆王室叛乱的不力，但是他也坦陈，恩维尔在关于前往汉志路上保证其安全的观点是正确的。21

尽管奥斯曼的新闻媒介在初期拒绝提及侯赛因的谋反事件，但是到了夏末，英法两国的宣传机构已满心欢喜地将此消息传遍了世界，奥斯曼当局再难继续压制此事。然而，这非但不能说服阿拉伯士兵逃跑，英国人在汉志资助的叛乱活动还被大多数土耳其士兵看成是欧洲人背信弃义的标志——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此时不仅带来了俄国人对他们的征服，还导致阿拉伯人叛离了奥斯曼帝国。即使此时在土耳其军队中从军的德国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也无济于事——到1916年有将近1万德国人——军队在此时正处于分崩瓦解的状态。一本在军队中传播的反德宣传册便劝告土耳其士兵不要“为了将这个国家变成德国人的殖民地”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在1916年上半年，便有24名土耳其军官因攻击或骚扰德国侨民而遭到军法审判。当特拉布宗陷落的消息在4月份传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被视为德国利益代表的恩维尔帕夏受到了一名狂热穆斯林的攻击，他责备恩维尔将土耳其带入了德国的战争（恩维尔存活了下来）。221916年6月——侯赛因起义的月份，俄国特工报告称德国大使及其他德国人在佩拉居住和工作的大楼受到了德国机关枪部队的保护，以隔离开穆斯林暴徒的愤怒。8月，德国平民被分发手榴弹用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身处锡瓦斯的德国军官则被其土耳其同僚提醒尽快离开土耳其，以免遭遇“可怕的屠杀”。23

在那恐怖的一年里，德国并非土耳其民众憎恨的唯一对象。沿着俄国人向卢里斯坦行军的路上，针对黑海附近希腊人的报复性仇杀事件被大量报道（很可能因为他们向入侵者提供了援助）。紧接着，随着特拉布宗港市落入俄国人之手，特拉布宗省的希腊人很快就在5月遭到了驱逐（他们被发配到卡斯塔莫努和锡瓦斯内陆——目前来说，这两座城市还免受俄国人的威胁）。当希腊最终参战的谣言在9月开始传播时，一场大规模的希腊人驱逐运动随即宣告开始——主要集中在诸如色雷斯和士麦那（伊兹密尔）等西部地区。尽管奥斯曼的希腊人在1915年并没有遭受亚美尼亚人那样大规模的驱逐，但是也至少有15万人在1915—1916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这同他们在巴尔干战争到1914年的迁移数据接近。24

不足为奇的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1916年的灾祸之中也未能逃脱迫害。尽管塔拉特在1915年秋就在理论上结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他之后又在1916年3月15日给地方长官的信件中重申了这一点），但是一些官员仍利用其中的漏洞对一些“危险分子”实行迫害。通过一些开放式的借口，他们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从科尼亚、安卡拉、安泰普（加齐安泰普）和马拉什的家园驱赶出去。同年11月，当士麦那（伊兹密尔）的公墓附近的一处武器藏匿点被发现之后，大约3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驱逐——尽管德国人很少给予强力干涉，但是这一次利曼·冯·桑德斯（他此时正在镇上进行巡视）却介入其中，使这些亚美尼亚人没能被驱逐至更远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仅根据宗教对其治下平民予以区别待遇，还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名库尔德人从俄军前线附近的区域迁移到了其他地区。25

没有一个外国人或者少数群体能在1916年真正幸免于席卷奥斯曼帝国的这波仇外浪潮，甚至连君士坦丁堡的世界各群体聚居心脏地带佩拉区在这一年也听不到任何外语（包括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军官被告知只能穿着奥斯曼制服，以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在帝都大学任教的教授及医生则被下令使用土耳其语教学，同时戴上土耳其毡帽。当恩维尔和塔拉特开始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要求其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德奥被迫在1917年1月同意）时，很多德国和奥地利侨民认为离开土耳其的时刻已经到了。由于许多外国工程师的离开，巴格达铁路正在被“土耳其化”。1916年10月，给铁路提供资金的德国银行家们请求在丧失一切之前撤出资金（由于铁路还未完成，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正如恩维尔的朋友汉斯·胡曼在1916年11月给东方学者恩斯特·耶克的信件中所说：“我认为，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德国和土耳其再也不会理解彼此了。”26

1916年席卷土耳其的仇外浪潮之所以会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因为土耳其在同意大利和巴尔干同盟三年战争之后，“一战”又将它带入更为精疲力竭的状态。到1916年夏，土耳其人已经至少损失50万人。由于每年的应征入伍者有9万人，如果它再照这样的速度损失兵源，到1918年或1919年，它将再无士兵可用。土耳其军队对新鲜兵员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恩维尔在1915年4月废除了最后一个针对非穆斯林的征兵豁免令——但是，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当局对其大量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持续迫害，他意图重新振作忠诚的基督徒战士的努力遭到了破坏。到1916年侯赛因反叛的6月，英俄两国间谍高兴地报告称奥斯曼军队征募的士兵竟然有老至55岁的人——这充分表明奥斯曼的绝望处境。27正如恩维尔在11月向胡曼解释土耳其迅速发展的仇外及反德浪潮时所说：“我们已经丢了7个省份，牺牲了大量人民，而且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完全摧毁。”28

当然，恩维尔自己的政策同帝国的人力窘况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做出的令人难以揣测的决定——正如已经提及的，他将7支训练有素的师部从加里波利撤出以增援1916年的奥匈帝国战线——由此，他们便再无兵力增援杰马勒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或者镇压侯赛因在汉志的反叛，以抵挡俄国人的前进。在埃尔祖鲁姆陷落之后，第三集团军受到了重创。据估计，仅逃跑人数就达5万人之众。29为了竭力巩固高加索战场以对抗俄国人，恩维尔不得不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他从色雷斯的第二集团军及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新组建的第十六军团（大部分由加里波利战场上的老兵组成）中零零碎碎地凑集了一些兵源。这支部队随后被派往迪亚巴克尔，意图在尤登尼奇完全摧毁第三集团军之前袭击俄军在比特利斯的南翼部队。恩维尔希望，如果他们进展顺利的话，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就能够在埃尔津詹平原实现会合，并且重新夺回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可惜的是，第二集团军直到1916年8月2日才发动攻势——这对第三集团军来说已经迟了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在7月25日交出了埃尔津詹城。凯末尔的老兵团确实重新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但是由于第三集团军已经被击败，这些依然属于皮洛士式的胜利。到9月底，第一场大雪降临山脉，土耳其人再次撤退，而俄国人则坚守着从特拉布宗到埃尔津詹、穆什，并最终深入比特利斯（奥斯曼第二集团军正拼命固守此地）上方的山脉的阵线。30

当恩维尔将他最后一支后备军投入高加索战场以对付俄国人时，土耳其几乎也同时在19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发动了两场大胆的攻势。在汉志的叛乱爆发之后，恩维尔和杰马勒或许已经取消了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然而，侯赛因的大胆放肆却驱使他更为迫切地想要扭转自己在其英国老主顾面前的不利形势。但是，由于第一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已经引起了土—德两国的警觉——而且英国从加里波利的撤退中解放出了四支师部以增援埃及远征军（EEF），并由阿希巴尔德·默拉里将军指挥，这可比上一次困难得多。作为前副总参谋长的默拉里已经选定前沿防御政策，决定修建一条从坎塔拉到喆沙（Qatia），并进入西奈沙漠的单轨铁路。这条铁路位于运河以东28英里（约45千米），将使英国人能够巩固罗曼尼（Romani）附近、处于阿里什和运河之间的主要绿洲城镇的防御。尽管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在得到风声后，在1916年4月23日预先向英军的轨头发动了一次突袭，但是他仍然难以攻下喆沙或者切断英军同罗曼尼的联系。当克雷斯在8月上旬返回参加主攻时，英军已经在喆沙—罗曼尼间，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将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建起了一条前沿防御线。

虽然如此，克雷斯已经尽了全力。他再一次利用阿里什绿洲——向英国人发动了袭击，而且至少——他率领第四集团军第三步兵师的12支营部成功穿过了西奈沙漠。与他们一路同行的，还有数支德国机关枪连队、4个奥地利及德国造10厘米榴弹炮炮台、迫击炮营，以及德国特种突击队。不管有没有当地酋长的随同，这支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军队在1916年8月3—4日夜晚抵达了罗曼尼，他们此时拥有11 873名兵力，并且携带着3 293支步枪、56挺机关枪以及30门野战炮。在仔细侦察过英军在罗曼尼的阵线以期发现漏洞但毫无所获后，克雷斯最终抛开了谨慎并在8月4日早晨发动了袭击，结果却被一支凶猛的由澳大利亚第一和第二轻骑旅以及新西兰骑兵旅领衔的英国骑兵部队击退。英国声称俘获了4 000名战俘，并造成了敌方9 000名伤亡者（英方认为对方士兵总数达1.8万人，不过这比真实数字至少多了一半）。克雷斯自己却声称仅仅损失了大约1 000人，不过他并没否认自己的军队遭受了严重挫败。1916年8月7日，土耳其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在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中甚至能够望见运河的地方遭遇了失败，他们随后开始穿过西奈沙漠，向西部的阿里什撤退。31

恩维尔在1916年夏做出的决策仍然令人费解，他利用自己叔父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胜利入侵了波斯，并且批准了调遣第十五兵团的3万人前往奥地利的加利西亚。1916年5月，恩维尔亲自到达巴格达，并命令由阿里·伊赫桑帕夏（Ali Ihsan Pasha）统率的第十三兵团向被俄国人掌控的波斯阿塞拜疆的中心地带发动大规模进攻。19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第十三兵团抵达哈马丹市郊外。在数日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巴拉托夫下令哥萨克士兵在8月9—10日晚上从城镇撤离，并将主力拉回至加兹温。阿里·伊赫桑帕夏随后也令从巴格达一路赶来的已经精疲力竭并且被病痛折磨的士兵进行休息——这场休息整整持续了一个冬天。通过这场奇异的进攻，恩维尔成功地给巴拉托夫的波斯远征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严重削弱了巴格达防线，使英军不论何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重新开展进攻成了一件难事。几乎在同时，第十五兵团在8月5日到22日之间也到达了加利西亚——他们在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于6月份攻破奥匈帝国防线之后，及时巩固了加利西亚防线。在9月同俄国人的激烈交锋中，奥斯曼军队为保卫奥匈（二元）帝国再次遭到围困，并损失了7 000名士兵。32

对于奥斯曼而言，它在1916年同英国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的良好开端已经随着从黑海到苏伊士运河的糟糕表现变成了一连串灾难，穿插其中的，仅仅是在次要战场如波斯和加利西亚取得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胜利。当然，这一年对交战双方来说结果都不算太好。德军在凡尔登（2月—12月）以及英法联军在索姆河的进攻（7月到11月）都已成了西线战场上惨败的典范——尽管双方都在血流成河的拼杀中设法证明自己更胜一筹，但最终两者都毫无所获。紧跟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之后的索姆河战役在阿斯奎特自由党政府的心脏上插入了一把利刃，使他最终被劳埃德·乔治取而代之，阔别首相之职。在德国，法尔肯海因因凡尔登之战遭到责难，但他也因此为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残酷的新政权铺平了道路——平民大臣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被排斥在外。甚至是俄国，在取得埃尔祖鲁姆大捷和布鲁西洛夫在加利西亚的突破之后也开始溃退。跟侯赛因的反叛类似，布鲁西洛夫的进攻最终也成了一种相互的自杀契约，同时摧毁了意图进行突破的奥匈帝国军队和发动这场战役的军队，而俄国自身则损失了100万以上士兵。33

尽管如此，如果说有任何交战国准备在这场战争的糟糕的第三年——1916年的碎片中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有俄国可以做到。尽管俄军可能在欧洲战场饱经折磨，但却比奥匈帝国军队的状态要好得多，而且俄国人还有极其充裕的后备军力可以调用。在战争初期经过数量庞大的短暂停顿之后，俄国的军工生产终于开始大面积复工。此时，俄国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图拉的军工厂的炮弹生产量已经有奥匈帝国4倍之多，且已接近德国（它将生产的炮弹大量运往西线战场）。随着协约国武器进口量的急速增长，俄国运往北部摩尔曼斯克港的军工生产量也得以进一步扩张。当他们正在尚蒂伊和彼得格勒在协约国内部会议上考虑1917年的前景时，众协约国的将领们却“斗志昂扬”——考虑到他们此时在东西线正拥有“超过敌方至少60%的人力和武器优势”，这也不足为怪——俄国人则计划在1917年夏天之前重新组建24支新师。在土耳其看来，尤登尼奇在物资和人力方面的优势至少是二比一，而且很可能还要更多。在士气方面，由于俄军准备在1917年重新发动攻势，从埃尔津詹朝锡瓦斯和安卡拉推进，他们对土军的优势几乎更加不容置疑。在卢里斯坦，俄国人正沿着从巴统到特拉布宗的海岸建造一条新的铁路线，而后者在此时已成为一座重要的前沿基地。为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黑海舰队的新任总司令A. V.高尔察克此刻也正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特殊的“沙皇格勒”团，以带头攻取君士坦丁堡。1916年11月30日，俄国期待已久的黑海无畏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号”已完全进入运作。很快，“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号”也预计将在1917年春完工。[5]由于“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正在维修中，俄国此时也于1914年7月之后第一次在黑海上拥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在见证了协约国为它赢取加里波利的战利品的努力付诸东流之后，俄国此时决意独力攻取君士坦丁堡。34

[1]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1924年废除哈里发之后，侯赛因终于宣布自己任哈里发一职。不过，彼时他并未引起世界的关注。

[2] 德国人在向卡尔巴拉的什叶派大穆夫提交付了一笔1.2万美元的定金后，确实获得了其对奥斯曼圣战的认可。但是这被证明同尼德迈尔从阿富汗的埃米尔·哈比布拉处得到的侵入英属印度的承诺一样空洞无用。

[3] 卡尔·诺伊费尔德曾被穆斯林关押在苏丹长达18年之久。1898年，他被基奇纳在乌姆杜尔曼释放出来。但是，诺伊费尔德似乎并不因此感激英国人。

[4] 泰勒，旧时德意志诸国的大银币——尽管泰勒铸造于1780年，但从那之后它被用来奖励阿拉伯人。——译者注

[5] 实际上，“玛利亚皇后号”已在1915年冬天下水并进行了相关活动，但是它之后在1916年10月发生内部爆炸并沉入海底。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

——1917年3月，
——1917年3月，巴威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及俄国临时政府首任外交部部长1

俄国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一直对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并将其看作东正教传统的第二个罗马，而俄国的战略家们甚至也早早地将其命名为“沙皇格勒”。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68—1774年的战争中击败奥斯曼之后便首次郑重提及此事，并宣称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在19世纪，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已经成为某种老生常谈的事情，英国音乐剧院上演的歌曲也常常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作。当然，这类歌曲的副歌部分“俄国人不该得到君士坦丁堡”在1829年和1853—1856年，尤其是最近的1878年也起到了验证沙皇野心的作用。但是，此时的局势已经大为不同了。从1915年3月到1916年5月，随着《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最终签署，英国政府同意了俄国对君士坦丁堡长期令人厌烦的占有声明。此时，阻挡沙皇实现这个古老梦想的唯一绊脚石是俄国自身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的举棋不定。

1916—1917年冬，随着“戈本号”（亦称“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尽管这个称号只适用于土耳其人）战列舰的撤退，发动两栖进攻的时机也变得比以往更为有利。自从1914年奇迹般地摆脱了英军的追赶，并在与俄军的一系列交锋中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不沉战船”的名声之后，苏雄的这艘德国造无畏舰对协约国而言便如鲠在喉。正如一位英国钦佩者在加里波利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伦敦《晨邮报》中无奈地向读者讲述道：

报道再次称“戈本号”又一次出现在了黑海，并且遭到一艘潜水艇的袭击和毁坏。不论是出自极度准确的判断力，抑或是难以置信的好运气，这艘德国巡洋舰似乎受到天庇神佑。自从在战争初始逃脱勇敢的小型“格洛斯特号”的追击以来，它自身船体上的水雷被对方鱼雷击中，再加上在海上遭到敌方痛击，它的船上便自然而然发生了爆炸；它也曾安装大炮以应对沿岸火力；它还使用过由水泥黏合的假底，而它在进行大维修时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干船坞[1]供其使用。2

尽管没能遏止俄军的前进，但是“戈本号”在1916年的交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16年2月，“戈本号”将奥斯曼包括炮兵部队和机关枪分遣队在内的供给运送到特拉布宗，几乎（尽管不是特别足够）拯救了埃尔祖鲁姆。但是据报道，这一次竟成了这艘坚不可摧的战舰的最后一次航行。由于船体和螺旋桨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严重的煤料短缺使它无法继续进行燃料补给，“戈本号”随后被解除了所有武装，并几乎“赤裸裸”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处抛锚。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当高尔察克上将派出“沙皇格勒”团时，他将比加里波利的丘吉尔要幸运得多。[2]

更广泛而言，俄国人甚至在“戈本号”被迫退出舞台之前，就通过1916年的一系列战役建立起了自己对黑海的主宰权。尽管俄国的第一艘黑海无畏舰“玛利亚皇后号”在10月沉入塞瓦斯托波尔湾，但是它在1916年1月却成功将苏雄吓退：它向“戈本号”发射了96枚305毫米口径的炮弹，而后者仅仅发射了5枚作为回应（在俄国军舰退出射程之前）。这一次遭遇战毫无结果，双方都未受到严重损坏。但是从战略上来说，“玛利亚皇后号”通过此战传递出一个信息：“戈本号”从此不再是黑海的霸主了。尽管俄国的无畏舰比苏雄的旗舰速度慢一些，但是它在火力方面却远超对方。3

因为俄国人已经在驱逐舰、巡洋舰、鱼雷艇及其他水面舰艇等各方面占据全面的优势，所以“戈本号”优势的丧失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全盛时期，“戈本号”也无法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立刻到达某处，而俄国的舰队则贯穿战争始末沿着黑海沿岸的各个方位对土耳其军队和煤料运输船进行侵扰。苏雄的两艘德国战舰在1916年早期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埃尔祖鲁姆战役中的表现就早已暗示两军实力的不平衡——由于奥斯曼战舰不足以护送运输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便承担起了运载士兵和战争物资的任务。这样一来，实际上能得以运输的物资便十分有限。“戈本号”将429名军官和士兵，以及大炮、机关枪和300箱弹药运载到了特拉布宗；“布雷斯劳号”则仅仅运送了71支连队及其武器。相比之下，俄国人在拿下里泽和特拉布宗之后却能够通过海路向尤登尼奇增援相当可观的兵力，其中包括两个哥萨克的普拉斯通旅、两支炮兵旅和两个常规步兵师。单单在1916年5月、6月，俄军舰队便穿过黑海向占领的土耳其领土运送了大约3.5万名士兵、马匹、武器和装备。4

地图17

在更西部，俄国人在为控制宗古尔达克和埃雷利周边水域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同样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两处地点在首都以东150英里（约241千米），并提供着君士坦丁堡主要的煤料资源。虽然拱卫着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雷成功将俄军舰队隔离在东部入口之外，但是俄国人也已开始布设自己的水雷以对苏雄的交通设施造成干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经过时都发生过触雷事故，但是它们却多次成功将煤炭运输船护送到了帝都。1915年夏，随着德国将潜水艇送至黑海，事态得到进一步升级。俄国也开始予以还击，其中还包括世界上第一艘布雷潜水艇，它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名字——“铁索号”（Krab）。实际上，对敌舰的破坏主要由俄军的水面舰艇完成——它们经常击沉土耳其的运煤船，甚至在“戈本号”进行护送的时候也照做不误。据一位德军舰长所说：“这些有着惊人速度，且携带着大炮的俄军驱逐舰才是海洋上的真正主宰者，它们无须惧怕任何人。”1916年2月，俄军在宗古尔达克附近的军事行动中投入了第一代原始的航空母舰（由远洋班轮改造而成），还使用水上飞机向港湾投掷炸弹，并击沉了一艘运煤船。在1916年期间，俄军的黑海舰队击沉了4艘德国潜水艇、3艘土耳其鱼雷艇、3艘炮舰、16艘蒸汽式运输船及拖船、4艘汽船，以及大约3 000艘正在行驶中的运煤船（不过总数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土军经常在浅水水域将船只暂时性沉没在海里，当俄军舰艇离开附近水域之后，他们才将其浮上海面）。海洋上的局势愈加紧张，土耳其人不得不通过萨卡里亚河重新开辟了一条内陆供给线路。当苏雄在1914年8月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向铁毕子保证帝都的煤料资源绰绰有余。然而到了1916年年末，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供给缺口，德国人每个月从宗古尔达克沿着巴格达铁路运往土耳其的煤料就有1.4万吨。

这还远远不够。这类似一种恶性循环：为战舰提供动力的燃料出现短缺状况意味着苏雄无法争夺宗古尔达克附近的海域——这又会更进一步削弱他的燃料补给来源。1917年1月，煤料匮乏的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奥斯曼帝国没有一艘战舰，甚至是“戈本号”、“布雷斯劳号”，抑或是“图尔吉特·雷斯号”“哈米迪耶号”也无法进行军事演习。仿佛已经放弃了对黑海的争夺，苏雄便拆除了这些他曾引以为傲的船只上的大炮，并将其安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炮台上。[3]5

据苏雄所知，以奥斯曼军队目前的状态来说，他们无法抵抗住俄军的最后推进。第三集团军的兵力此时已经缩至最多3万人，它的各小队几乎已烟消云散：它的军部此时缩减成师部，师部缩减成团，而它的团也只有营部规模，其中一些甚至只有连队左右的规模。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恩维尔及其新任战区司令维希普帕夏在1916年9月淘汰了所有旧军团指挥部，并将目前第三集团军所剩的兵力划分为两个新的军团，乐观地冠之以“高加索第一及第二军”的名号（然而他们意图接近外高加索的期望在1917年的时候又划归为零）。8支整师就此从名册上烟消云散——这同他们在1916年失去的战斗部队大致相近。新组建的奥斯曼第二集团军比其略强，大约有6.4万名有生力量。即便如此，在经过夏末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之后，他们的处境也同样不容乐观。尤其在1916年9月26日，第一场大雪降临了战区，这比往年早了好几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右翼位置（即南部地区）遭遇的寒流正好最为强劲：第三集团军在从埃尔祖鲁姆退至遥远的西部后，此时被困在低地之中，而第二集团军则延伸穿过比特利斯（海拔1 400米）附近的高地，以及通杰利（海拔1 500米到1 700米之间）和宾格尔附近的山谷（山峰处达海拔3 000米）。在被大雪覆盖的比特利斯战场，无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第十六军团还留有多少士气，他的士兵都将在这个记忆中最为恶劣和漫长的冬季坚守阵地。到1917年3月，第二集团军将损失一半兵力——超过3万人将被冻伤，感染斑疹伤寒及其他流行性疾病，或者是营养不良、挨饿及单纯的体力衰竭。同样，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早期也只剩3万有生力量。6

尽管如此，在俄国人看来，奥斯曼帝都的局势仍更有希望。自从协约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后，恩维尔将奥斯曼第五集团军拆散至几乎只有两个师的兵力，并将其派驻南部以守卫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由于之前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被抽调了大量兵力，仍然守护着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也遭到了削弱，它此时只剩一支完整的步兵师第四十九师，以及唯一一支骑兵旅。高尔察克推测恩维尔至少要花两周时间才能将北部加里波利的增援部队派来进行支援，他便通知沙皇（通过他的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俄军的任何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其附近登陆都将仅仅遇到一支色雷斯师的抵抗。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对将欧洲战场上大量的军队转移至此进行一次并不确定的两栖登陆战（他认为将耗费几十支师的兵力）心存怀疑，但是高尔察克却深信俄军派出5支步兵师便足以同时攻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欧两岸，从而赢取他们的伟大战利品——沙皇格勒。7

当然，沙皇自身的农民部队也正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而恶劣的天气状况对他们及其敌军一样，都是颇为严酷的考验。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在整个欧洲范围的情况都尤为严峻——天气比往年更为寒冷，还伴随着饥饿。德国人将1916—1917年的冬季称为“芜菁之冬”，由于食物短缺形势异常严峻，作为对英国封锁的报复，鲁登道夫在1月公开派出U型潜艇（“不受限制的潜水艇战争”）以（饥饿）迫使英国人就范。对土耳其而言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君士坦丁堡的面包配给量从最开始本已极其有限的250克每天降到近乎挨饿的180克。与此同时，暴风雪降临俄国，并席卷铁路运线，使火车无法行驶，造成了可怕的供应瓶颈问题。彼得格勒的物资匮乏还引起了燃油及面包的巨大价格波动。这些现象反之又激起了亲德的高层叛国的恶意谣言的传播。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故事由于太广为人知，故此处无须多作赘言，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些许要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前线士兵们普遍的厌战情绪（尤其在欧洲）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情绪至少在政治危机的早期并非是推动帝都所有事件发展的原动力。在1916年11月1/14日关键的杜马（俄帝时代的国会）辩论中，受人尊重的自由派政治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巴威尔·米留可夫对沙皇的新任内阁主席鲍里斯·施蒂默尔（Boris Stürmer）反复痛斥（“这是愚蠢还是卖国？”），他的辩论主题并非要求政府结束战争，而在于谴责政府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全力以赴。甚至连社会革命党（SR）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也在这一天的杜马会议上对“卖国”的议题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抨击，他强烈指责沙皇的大臣们并非战争贩子，却是“懦夫以及弑兄者”。而围绕着农民的信仰治疗师拉斯普廷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恶毒谣言则称他们同德国人共谋叛国（由于沙皇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施蒂默尔是被沙皇皇后在那一年早期提升为内阁主席的）。不幸的是，施蒂默尔拥有一个德国式的名字，所以他随后又被排挤出内阁以平息民众的怒气。接下来，便轮到A. P.特列波夫（A. P. Trepov）面对1916年12月2日的杜马会议了。为了安抚激烈的质问者，特列波夫首次公开透露英法两国已经应允在战后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划归俄国管辖。这并非俄国政客最后一次借用沙皇格勒来稳定民众情绪。正如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在一封发往巴黎的急件中记录的，那个冬天在彼得格勒流行一首歌曲，其中的副歌部分广受传唱：“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又何在呢？”8

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对此心存质疑，但这种主张在俄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已经慢慢蔚为风潮。沙皇最高统帅部的外交事务长尼古拉·巴济利（Nikolai Bazili）在1915年为萨宗诺夫制订了吞并计划之后曾极力倡导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不过他的主张却由于将军们的个人偏见而遭到了长期忽视。[4]受高尔察克和巴济利激情的感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12月24日批准成立了一支两栖登陆黑海特种师，并由高尔察克的“沙皇格勒”团领衔，不过它自吹只有大约3 000名生力军。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坚决要求在宗古尔达克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因为如果在前者登陆，他们能够获取煤料资源并且向上转移到萨卡里亚河。

1917年2月21日/3月6日，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任外交大臣N. N.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向最高统帅部递交了一份照会，并建议军部尽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以保证俄国的战利品不会因战争结束而被其协约国盟友拿走。

最高统帅部在做出回复之前，彼得格勒爆发了革命：23日国际妇女节这天，罢工的工人们加入了女性的游行示威队伍；25日，巴甫洛夫斯基警卫团朝兹纳缅斯克广场的人群开火；当巴甫洛夫斯基军营的士兵郑重声明不再向抗议者开枪之后，哗变蔓延至整个彼得格勒的守备军队。鉴于彼得格勒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阿列克谢耶夫在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召集了巴济利以及旧政权下已经退休的两位政治家一同造访了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和施蒂默尔——以讨论波克罗夫斯基的请求。施蒂默尔由于有过之前的经验，便明确提倡道，此时攻占君士坦丁堡“非常必要，它可以平息公众舆论的压力”。阿列克谢耶夫反对道，他无法再从欧洲战场抽调出部队进行登陆战，不过他也确实做出了让步，应允将此时守备特拉布宗的三个营抽出参加两栖登陆战。然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参谋长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以及海军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布勃诺夫（Bubnov）上将却极力赞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登陆计划。他们同高尔察克一起开始组织运输船，以备在阿列克谢耶夫交付出所承诺的部队之后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突袭。事实上，黑海的天气状况使俄军无法在6月之前发动主攻，所以他们此时仍有时间。9

当他们在计划登陆战时，革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撕裂了整个彼得格勒。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及12日，叛变的士兵分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强占了汽车，抢劫了军火库、商店、餐馆和富有的住宅区。沙俄的政治家被私刑处死，暴徒还洗劫了内务部和秘密警察（奥克拉那警备队）总部。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红色旗帜在冬宫升起，一个自称为“苏维埃”，或者说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继承了彼得格勒的统治权。次日，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向俄军颁布了“1号法令”，命令军队服从苏维埃，并向士兵与海员委员会交出武装控制权。尽管这份法令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撰写，辞藻华丽，但是一般的农民却并不难理解它的主旨：“解除军官的武装。”接下来，新政府又对沙皇时期的所有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并解散了警察机构。1917年3月3日/1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迫于阿列克谢耶夫及众将军的压力）宣布逊位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下令逮捕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大公尼古拉斯。

人们可能会认为沙皇政府的垮台会导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夭折。实际与此相反，彼得格勒的混乱状态使此计划重获新生。在幕后，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缝过渡得以转嫁到实际统治俄国的政权身上。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同，一个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它甚至在苏维埃主导公共领域的时候依然履行着内阁职责。这个新内阁的成员主要由当权派自由主义者构成，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接替波克罗夫斯基的职位，成为新任外交部部长，而进步同盟创始人及监管军工生产的军工委员会负责人杜马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整个3月，古契柯夫通过其广泛的业务联系，使用采购到的运煤船和商业船只，为高尔察克计划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突袭做好准备。10而新任自由派外交部部长则重拾波克罗夫斯基与巴济利所中断的计划，意图通过攻占沙皇格勒赢回公众的支持。正如米留可夫对一位自由派朋友说道：“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11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告知米留可夫，到5月中旬将有两支整师准备好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第三支师部也将有希望在那个夏天晚些时候到达。12与此同时，高尔察克汇报称，在古契柯夫极具英雄气概的努力及对罗马尼亚的舰队和商船（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27日欠妥当地加入战争之后被奥地利—德国联军击溃，随后他们将舰船开至赫尔松寻求庇护）的征用下，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运输工具。13尽管阿列克谢耶夫仍在拖延，但是当巴济利在1917年4月8日/21日给米留可夫寄去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件之后，邓尼金显示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昂的热情。14

这些通信并非毫无意义。整个冬天和春天，俄军都在进行着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准备。在黑海师部集结的敖德萨，每天都有从内陆通过火车运送而来的军队到达。黑海上每一艘可利用的船只，从多瑙河上的驳船到希腊的运煤船，甚至连远航的燃油汽船都配备了武器装备以进行登陆准备。四艘罗马尼亚客轮——“赖盖莱·卡罗尔一世号”（Regele CarolⅠ）、“达契亚号”（Dacia）、“图拉真大帝号”（Imperator Trajan）和“罗马尼亚号”（Romania）在德军控制多瑙河流域之前逃进了黑海，并被改造成为水上飞机运船以协助俄军的“阿尔马兹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号”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号”；每一艘都能运载4到7架水上飞机。虽然“1号法令”的影响力在3月份蔓延至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新罗西斯克以及遍布俄国的市中心区，但是它的最初影响却相当有限。“当然，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极端主义者，”一位英国海军联络官G. W.勒·佩奇在1917年4月29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报告中称，“但是我们的大致感觉是，我们必须继续向前推动战争，直到同盟国遭到毁灭。”在奥斯曼前线——而非俄国的欧洲前线，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对立状态在同一种信仰之下得到了缓和。正如佩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述：“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拯救了太多杀戮。”4月中旬，高尔察克上将被授予更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但是他随后表示了拒绝，因为“他想要待在这里”，策划如何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指挥和他拥有同一目标的将士进行作战。15

不论用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协作配合，高尔察克都将派“沙皇格勒”团投入战斗。因此，在1917年3月的最后一周，正当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在商议抛弃“帝国主义式的”吞并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时候，俄军派黑海舰队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发动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1917年3月26日，在两艘驱逐舰的护送下，高尔察克的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色雷斯的海岸。161917年4月4日这一天，米留可夫因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俄国将不会放弃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的消息而与彼得格勒苏维埃闹得不欢而散。在这次声明中，他称俄国人将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回归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乌泽多姆上将给德皇的报告中所述），他们会派出一支完整的由“5到6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以及不少于3架水上飞机运输船组成的分舰队，直驱黑海沿岸，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贝伊科兹。这一次，空中战场也真正爆发了激战——为了阻止敌军的城市防线的监控，德国和土耳其派出7架水上飞机以图将俄军飞机驱逐回他们的运输船上。17

尽管高尔察克1917年春的飞机出击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但是对于为践行彼得格勒所盛行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战斗而言，它的重要性却也不言而喻。虽然随着沙皇及其秘密警察的倒台，关于这场战争目标的争论点在一开始被掩盖在了民众的欢欣鼓舞之中，但是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个议题作为政治问题又得以显现出来。要不然，这些数百万的悲惨的农民——从芬兰湾到比萨拉比亚的锡雷特河，穿过黑海直入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波斯阿塞拜疆——战死沙场又是所为何事呢？甚至在1917年3月中旬，当“1号法令”传达至军队的时候，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正席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如果你问巴拉托夫他的士兵是为何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带领俄国走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道路。”18如果你问尤登尼奇——这位在1916年对土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缔造者，以及现任高加索军队总司令（由于大公的垮台）——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正如尤登尼奇在他的士兵对“1号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报告道，“士兵委员会全体人员”决意“竭力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9一同策划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对两栖进攻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这3位在1917年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坚定的进攻派之后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白军的领导人物绝非偶然。在彼得格勒，米留可夫虽然曾在1917年4月10日试图淡化自己的立场以安抚苏维埃政权——他声明俄国基于民族自决寻求“永久的和平”，但是他和古契柯夫都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如果你问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米留可夫的话，答案将会是俄国的农民正“被这场恐怖的战争所榨尽和摧毁”——言外之意（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对此予以阐述）是指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是非正义且应遭到抛弃的。如果你问那些实际参与作战的士兵，那么答案将基于他们的作战立场（实际上，在俄军取得胜利的土耳其和波斯战场上的厌战情绪要远远低于同德国人交战的欧洲战场）及指挥他们的将军（大量拥有德国名字的军官在1917年春被私刑处死，这说明士兵们不愿意被德皇的军队征服，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20

当列宁在1917年4月3日/16日晚上11点10分到达彼得格勒后，这场迅速发展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论战再度迎来高潮。如果说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充分把握的话，那非这位被驱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莫属——列宁从1914年起便在中立国瑞士发布声明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公开指责。[5]列宁不赞同苏维埃政权所奉行的暧昧的妥协主义，却也更反对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及其他自由派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派头。列宁在到达芬兰车站以后——在德国军队护送下从苏黎世经由斯德哥尔摩，被送到对岸——便立即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指责临时政府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要求推翻它（“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明确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在国外安全避难之时，他们却在国内受尽磨难）大量人的反对，但他最终在1917年4月7日/20日将此发布在了《真理报》上，从而在战争问题上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带去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仅仅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工具？

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正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激进分子，但是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也在同时设法消除俄国西方盟国（1917年4月之后，美国也加入其中）的疑虑，因此俄国将不会放弃其共同目标而与德国单独媾和。为了解决目前的两难之局，米留可夫与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领袖进行了商榷——后者仍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作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是唯一一位身兼内阁成员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人）。但是克伦斯基本人却承受着来自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的压力——后者同列宁一样曾被长期流放在外，而且毫无心思进行和谈：切尔诺夫想要米留可夫的首级，并且希望有一位能够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人代替他上台。随后，克伦斯基抓住了一次申明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他策划了一种“毒药丸”的折中计划，使米留可夫在呈往俄国的协约国的一份照会（在这份照会中，俄国坚守承诺以“履行［它的］义务”）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并没有就此解释清楚，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刚好有力地重申了俄国的战争目标。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米留可夫照会”内容被刊登在了俄国刊物上，并在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引起了轰动。随后，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决议对此表示了反对，理由是“革命者的民主政府将不会允许任何出于侵略目标的流血牺牲发生”。一支由一位名叫西奥多·林德（Theodore Linde）的社会主义者军官率领的芬兰守备团进入了马林斯基宫（Mariinski Palace，临时政府经常举行会议的场所，不过这一天临时政府成员聚集在战争部的古契柯夫办公室进行会晤）表达抗议。随着临时政府自二月革命之后第一起严重的街头暴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请求镇压军中正迅速发展的哗变。内阁听从了克伦斯基的意见，驳回了科尔尼洛夫的请求。在嗅到血腥味之后，列宁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决议案，他们对临时政府“完全的帝国主义”行径表达了谴责。随后，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者们举着旗帜涌上街头，宣告“打倒临时政府”以及“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为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组织领袖N. I.波德沃伊斯基（N. I. Podvoiskii）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召集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海兵——臭名昭著的好战者——抵达城市。到1917年4月21日/5月4日下午，政府支持者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涅瓦大街发生了暴力冲突，3名抗议者丧生。科尔尼洛夫再次请求重组皇家部队，却也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来自苏维埃的公开挑战，后者向军队传达指令称，若高级军官（比如克伦斯基）不能提供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确认的命令，他们不得予以服从。感到尤为不满的科尔尼洛夫随后请求解除了自己在彼得格勒遭到削弱的军职，并被重新任命为加利西亚战场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21

一直躲在幕后的列宁之后对推翻政府的意图进行了否认。但是在“四月天”的骚乱背后，他的操控之手却清晰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描绘出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并对战争和临时政府进行了否定。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未能成功推翻政府，却给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自由党之间关于战争的分歧暴露了出来。此外，他们还摧毁了军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处所获得的微弱独立性。古契柯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递交了辞呈，而米留可夫在4天之后也步其后尘。俄国自由党的式微为克伦斯基带来了最直接利益，他接替古契柯夫，成了新任战争部部长（新任外交部部长M. I.捷列先科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主要受克伦斯基支配）。在1917年5月5日/18日，经过洗牌的新内阁重新宣布了战争目标，他们发誓要“实行军队民主化”，以及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令人信服地声称“如果俄国及其协约国失败的话，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世界和平将会被再次拖后，甚至难以实现”。

由于米留可夫已经退出舞台，此时便轮到克伦斯基向越来越多不满的军队解释这场战争的意图。此事殊为不易，但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他更为合适了。即使在那场杜马公开指责沙皇专制及卖国的激愤的演说之前，克伦斯基也早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他深知如何提出自己的充分理由。在前往前线的巡回演说中，他在煽动军队方面展示出了不衰的精力——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现在是一个崭新俄国的先锋，他们不再为卑鄙的沙皇而战，而是为民主主义、协约国、社会主义和人民而战。一位目睹了克伦斯基演讲的人将其前线之旅比作一阵“飓风”，另一个人则将其比作“一座喷薄火焰吞噬一切的火山”。

这位社会革命党演说家在现场待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士兵们的情绪都被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开始变得群情沸腾，充满爱国精神和激情。但是，观察家们同样注意到更为关键的一点，“一旦克伦斯基离开了战场”，这些演讲的影响“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士兵一有时间对此进行仔细思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遂得出结论：克伦斯基的努力并未通过“嗅觉考试”。至于原因，确切地说，对这些农民军而言，同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者甚至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而战相比，难道为俄国的协约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至于塞尔维亚——俄国最初进行宣战的导火索，则早在1915年就被攻克了）而战就更有价值吗？不论克伦斯基关于民主和共同理想的演讲内容有多么精彩绝伦，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些前线的士兵为遥远的在首都——不论是在彼得格勒、巴黎，还是在伦敦——所策划的战争目标而战死沙场。“我们此刻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将得到土地，”一句流行的歌曲如是描述，“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仗，使自己变成残废呢？”[6]22

不论克伦斯基在兜售他的外交政策时显得多么真诚，他也在其中夹杂了大量欺瞒细节。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束缚——1914年9月的《伦敦公约》（它禁止任何协约国国家同德国单独媾和），上一个冬天在彼得格勒和尚蒂伊召开的协约国内部峰会（各方要求俄国在1917年在东部战场牵制敌军以减轻西线战场的压力），以及道义—物质上的因素，诸如协约国一年到头都在将战争军备运往摩尔曼斯克，更不用说法国的“贵妇小径”驻军从1917年5月便开始蔓延的叛乱活动。克伦斯基所遭受到的压力很难不让人同情——他不得不有所作为，以解除俄国盟军遭受到的围困，防止德国将其位于东欧的军队转移过来摧毁法军——即使他此时所代表的苏维埃和街头游行队伍越来越想要退出战争。克伦斯基的困境正是俄国自身的困境。和他一样，大部分俄国人想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他们不想继续参与战争，但是他们也不愿不光彩地向德国人投降。从这层意义上说，克伦斯基是一位很理想的民主党政治家——他通过自己的演讲和政策引导着公众的情绪。

然而，他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位非常好的政治家。俄国公众的情绪问题在于它还未得以充分发展，且仍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它需要克伦斯基更为强有力的引导。如果克伦斯基想要在街头重建法律与秩序，在军队中重建纪律，那么他本可以让科尔尼洛夫放手镇压四月骚乱，并且在之后调集前线军队为向西方协约国承诺过的加利西亚进攻做准备。相反，如果克伦斯基真的想终结“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实行“军队民主化”，他就应该放弃对奥地利加利西亚的进攻——毕竟，这场战役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反复指控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总参谋部曾计划在1914年入侵奥地利加利西亚以到达喀尔巴阡山脉，并以此巩固俄国在欧洲的防卫线。为了削弱奥匈帝国，布鲁西洛夫曾在1916年再度入侵加利西亚。似乎仍受到这些旧政权的将军的束缚，克伦斯基甚至任命布鲁西洛夫为军队新任总司令，希望他能在这同一个战场施展魔法，重塑他去年夏天的辉煌。对克伦斯基而言，他对布鲁西洛夫的任命等于暗中承认了自己对他们在1917年6月16日/29日入侵加利西亚一事并不知情。这支军队正奄奄一息。当德国的增援部队在1917年7月6日抵达战场后，俄军遂临阵溃逃——他们的行径表明了克伦斯基的演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相同的矛盾也发生在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时所持的战争目标。1917年5月15日/28日，米留可夫之后的新外交部试图根据苏维埃4月份的“不吞并和平”宣言，对《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调解。一处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似乎为了确认俄国的帝国主义之幽灵并没这么容易被埋葬掉，他们在宣称先前属于奥斯曼的一些省份——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将“永远归属亚美尼亚人”之前，便在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目标的新声明中提到，“通过战争法权占领土耳其的亚洲区省份”。为了使旧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统治同新式的开明人道主义相协调，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还尴尬地规定，这些“亚美尼亚”省份将由俄国官员管理，他们将会帮助把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难民遣返回国。23

在这份修订过的声明中，他们暴露出了一处遗漏。当然，这个明明存在却被人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由于俄国人仍未“通过战争法权”获得这两处地点，克伦斯基“改革过的”外交部自然未对其进行考虑，仿佛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对俄国的政治家造成困扰，同时还帮助划定了新政权第一次政治危机的边界线一样。然而事实是，不管彼得格勒苏维埃批不批准，俄国的上将们仍在策划着对奥斯曼帝都的征服战争。当“1号法令”颁布后，兵变甚至蔓延至黑海舰队之时（大约20名海军军官丧生其中），克伦斯基到4月底则宣称已经重新恢复了军队纪律。[7]5月中旬，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苏维埃在关于是否要邀请列宁前来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列宁早因为主张立即结束战争而变得声名狼藉。投票数是342对20，提议未获通过。24尽管岸上正盛行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甚至连水兵的敬礼仪式也遭到了反对，但是只要在船上，大多数士兵仍会服从命令。当克伦斯基在加利西亚进攻之前奔赴前线煽动士兵们的爱国精神时，俄军战舰仍继续在黑海沿岸地区来来回回作战，且未受一丝破坏——他们甚至险些消灭了从宗古尔达克运往君士坦丁堡的煤炭供给。5月23日，克伦斯基的舰队对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现在由德国控制）实施了突袭，他还指挥水上飞机向康斯坦察投掷了炸弹。次日，克伦斯基突袭锡诺普，击沉了奥斯曼34艘满载粮食和烟草的运煤船。英国海军专员满意地记录道：“很显然，土耳其人认为俄国人可能太专注于国内事务而不会出航。”5月25日，俄军分舰队再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这只是一场布雷行动。受到惊吓的苏雄在次日汇报称俄军的巡洋战舰幽灵般地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沿岸的基利奥斯（Kilyos）。俄军的黑海舰队在国内革命之后非但没有放下武器，却似乎比以往更为活跃。25

然而，岸上军队的士气却开始衰退。“军官和士兵之间似乎并不意气相投”——4月上旬，当“1号法令”开始产生效果时，佩奇在报告中称：“军官对士兵的福利漠不关心，他们不愿为士兵们制定游戏以助其打发时间。”[8]尽管克伦斯基德高望重，但是他的职位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舰队中流传着一个恶毒的谣言，称他在二月革命期间为了避免港口发生暴动，才命令舰队出航。虽然正如大部分沿着土耳其海岸活动的水兵证实了他们愿意在船舰上尽职尽责，但是招募进黑海舰队师部的士兵却毫无顾忌。比如，1917年5月24日的锡诺普作战计划本应包括一支2 000人的部队登陆并烧毁港口，然而，没有一个步兵同意这样做。甚至连克伦斯基也在此刻失去了登陆沙皇格勒的勇气。“关于黑海舰队铁一般纪律的传说，”他告诉佩奇，“早已腐烂。”对这一切感到极为厌烦的克伦斯基遂请求解除自己的指挥权。随后，卢金中将暂时替代了克伦斯基的职位，而克伦斯基则处于水兵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中。26

6月21日，正当俄军向加利西亚急增援军的时候，另一场兵变震动了整个敖德萨：4名“持异见的”军官被他们的士兵逮捕。随后，事态又迅速升级，水兵委员会宣布了克伦斯基被免职（而非满足兵变者要求，解除他的武装——这位傲气的上将将他的佩剑扔出船外）。不管怎样，虽然港口一片混乱，但这支俄军集结规模最大的分舰队终于在1917年6月26日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刚好在加利西亚进攻开始的3天前——这支分舰队包括潜水艇群、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3艘布雷舰、4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和航线上的1艘船，以及第一次在战争中亮相的无畏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此时重命名为“Svobodnaia Rossiia”，或者“自由俄国号”）。下午2点15分，“自由俄国号”上的船员瞥见“布雷斯劳号”喷出浓烟，俄军随即从舰首炮塔向其开火，并连发9轮炮弹，不过都未射中目标。俄军派出一些驱逐舰对“布雷斯劳号”进行追赶，并在它消失在布雷区之前将其赶回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场短暂的空中交战由此产生：土耳其的一艘飞机成功对俄军的一艘水上飞机运输船实行了轰炸，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中断了攻势，拉回前军。27

沙皇格勒之梦不愿就此终止。但是，这与虎口拔牙无异。1917年7月9—10日夜晚，俄军一艘军用机在圣斯特凡诺（耶希尔柯伊）——差不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所在地——上空盘旋，并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内的恐慌。随后，军机朝金角湾的“戈本号”和“将军号”投掷了10枚炸弹，并在之后又向奥斯曼战争部投放了两枚炸弹。所有的空投都未能击中目标，但是少量停靠在“戈本号”附近的鱼雷舰却遭到了损坏，战争部的马场也遭到一枚炮弹的毁坏。然而，只要苏雄和乌泽多姆细心加以辨认的话，这些轰炸其实来自爱琴海而非俄国（事实上，是一名来自蒙德罗斯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亨德里·佩奇设计的0/100 3124型轰炸机进行轰炸）。28 8月23日，一支俄军分舰队出现在土耳其海岸以掩护另外328名士兵在奥尔杜的两栖登陆——此处大约位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之间的中点位置。农民兵的锐气远不及于此，他们炸毁了海湾内的少量建筑物，却没能点燃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土军的飞机库。随后，他们重新登船，打道回府。4天之后，俄军又在沃纳（Vona，今天的佩尔申贝，或称“星期四”）附近发动了另一次“半心半意”的登陆战，随后在遭到土军来自岸边的开火反击后，中断了进攻。就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攫取权力的前夕，仍待在黑海指挥部的一个军官兵团还在继续计划向锡诺普发动一次主要的两栖登陆战，并打算投入一个整军团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削减为8支步兵营和8支骑兵营发动一次“突袭”，到最后，整个计划也化为了泡影。29然而，这场战争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7月26日到来：当一艘俄国汽船蜿蜒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布雷区并在距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扔掷了一封瓶中信的时候，敖德萨也爆发了兵变。这封《由俄国革命者的舰队送呈至土耳其国民的公告书》声明如下：

德国人不该再染指俄国和土耳其事务。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德国士兵、军官及官员都应该被逐出土耳其，这样我们就能同睦邻一样和平相处。［要知道］当今世上唯一存在的专制统治［即在俄国革命之后］只剩德国和奥匈政权了。

通过这种方式，俄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沙皇格勒之梦中断在革命的浅滩上。30

但是，这真的管用吗？在经过仔细阅读后，土耳其人发现这封来自俄国革命党舰队的瓶中信与旧政权关于奥斯曼海峡的外交备忘录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性。就像克伦斯基、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革命党水兵对两种方式都抱有幻想。正如俄国的爱国者们仍然对于“土耳其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封锁海峡的举动”非常生气（他们误解了后一场冲突，但这也暗示了一般俄国民众对此事的观点）——土耳其以其在战争中未宣布的举动“给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尽管这些红军水兵骄傲地告知“土耳其国民”，称其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兄弟已经“宣布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但是依然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绝不允许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落入德国人之手，因为俄国会因此受制于德国人”。听起来就像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在声称德国出于自身在近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而“逼迫土耳其加入战争”一样，这些撰稿者暴露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治主张的固执的天真化理解——这同他们自身意识的缺乏相一致。然而，除了萨宗诺夫协商过的关于放弃君士坦丁堡的声明，这些革命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将全体德国人驱逐出土耳其，以及保证俄国自由出入海峡的权力）与沙俄传统的带着一种欺凌口吻的外交政策又有何不同呢？31

与所有革命运动相似，但毫不逊色的一点是，他们在目的与手段上十分混乱。如果黑海水兵——革命分子，比如克伦斯基及其苏维埃同僚真的想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又为什么将高尔察克解雇，并削弱海军指挥权呢？当他们将迄今为止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黑海舰队削弱至几乎难以运作的程度时，这些水兵又能凭借什么向奥斯曼政府提出要求呢？同时，通过将战争的责任推究至德国对土耳其的帝国主义目标，这些愚昧的理论家不过是在重复最初俄军情报机构为破坏土军士气以助尤登尼奇征服这个国家所谋划的老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革命分子对奥斯曼的类似宣传鼓动行动的确切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说服青年土耳其党人向德国宣布战争，他们自己的资助者和捐赠人又是谁呢？正如他们在瓶中信中向土耳其人所总结的，民主国家遍布全球各地，“尤其是自由的美国”——它此时已经向德国宣布战争了，因此，一个自由的土耳其也应如此。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征服沙皇格勒更为脱离现实的美梦。32

在充斥着政治派系斗争的俄国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力避免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类似的混乱。对列宁而言，克伦斯基为了美化俄国明显出于帝国主义利益需求所进行的战争，费尽心力打着追求民主及反抗德国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旗号，以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加以粉饰可能并不适用。列宁所承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或许有两件都无法实现（他没有面包可供食用，也没有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他更希望将土地国有化），但是关于“和平”这一部分的许诺却是真实的：列宁确实想中止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将要放弃丰厚的战利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幅标语就写着：“我们不想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就随它去吧。如果这意味着再无借口与英国、法国和“自由美利坚”等“民主”盟国肩并肩站在一起，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要求敌方停火意味着本国将成为德国的代言人，那也将只是一个为换取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和启动世界性革命的微小代价。换言之，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唯有列宁想对外交政策发动革命——一场真正的与旧政权外交政策决裂的革命。

到1917年秋天，局势正按列宁的想法向前发展着。8月下旬，克伦斯基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生不和，并导致政府与军队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决裂。8月30日/9月12日，少数因7月起义被关押起来并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次大赦中得以释放（列宁早逃至芬兰，躲过了监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全力准备1917年9月19日及9月25日/10月2日及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苏维埃选举大会，并最终第一次同时在这两个城市的代表会议中赢取了大多数席位。诚然，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着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计划于11月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毫无胜算。但是，列宁对此类细节毫不在意。随着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孟什维克党由于其自身原则限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这要求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之前先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遂成了唯一一个拥有明确计划的政党：终结战争。作为政治纲领，这或许无法赢得大多数俄国人的赞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人。但是，这已足够推翻克伦斯基政府。

德国人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遵循着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策略——他们在俄国敌人正毁灭自己的时候没有横加干涉——到了10月，他们继续沿波罗的海沿岸行军，并攻取了里加湾的一些岛屿，随后又占领了里加湾。俄国人也撤离了塔林——德国和彼得格勒之间的最后一处武装据点。克伦斯基在10月9日/22日下令增兵救援，却遭到了守备军委员会的无视，后者还责备他将科尔尼洛夫解职，并将其他罪行也归咎到他身上。由于受到孤立，同时又被其他爱国者及反战革命分子厌恶，克伦斯基只好在冬宫沉潜待发，悉心准备着他和彼得格勒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党人起义的来临。彼时，列宁已经从芬兰回国（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国的）；10月10日/23日，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对是否发动进攻进行了投票。让列宁大为恼怒的是，托洛茨基搁置动议要将革命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直到一个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并为此次起义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后再进行。托洛茨基的提案以10 : 2的票数获得通过。因此，直到1917年10月25日/11月6日，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者展开行动，遍及彼得格勒每个角落，并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关键性的咽喉要道。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没有人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由于政府军不再支持克伦斯基，革命分子所遭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在冬宫办公的临时政府的宫外守军（克伦斯基本人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实。他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之处借了一辆汽车，溜出城外，并期望从前线招募一支忠诚的军队）。[9]1917年10月26日/11月7日凌晨两点刚过，内阁成员遭到逮捕，赤卫军将时钟停摆以纪念这一刻（直到现在，这座时钟还指着2点10分）。

布尔什维克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拿下莫斯科和俄国欧洲区的城市中心，又耗费了5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征服沙皇时代的剩余领土。但是，他们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变革却是非常迅速的。1917年11月8日/2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体大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法令》——它也被记录在列宁的指令之中，以一种类似于宣言的方式要求世界战争结束（它主张在席卷全球的革命之后，所有的交战国都应放下武器）。1917年11月9日/22日，列宁的《和平法令》被传呈至各外交使节手中，但是当各协约国收到这份声明书的时候，它却随即被宣告了死亡——各协约国把列宁看成是德国的奸细。3天之后，列宁又把自己的和平法令发给东部战线的德军总部（德国并未在俄国派驻外交官）。这一次，他的单边停战请求（对方正是这样解读的）却受到了友好得多的待遇。毕竟，德国外交部在4月将列宁送回俄国时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这种结果近乎完美：次日，柏林方面负责同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外交代表团接洽的联络官库尔特·里茨勒向德国所有派驻在外的外交官发出一封通告，要求他们在招待会上“隐藏自己的欢欣”。33对于德国人而言，列宁对权力的攫取是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对于高门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俄军黑海舰队给土耳其人带来的惊吓一个接一个，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终于进入了安全区；至于曾在春季威胁会碾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军队也将安然挺过这个冬季。但是，当北部由来已久的威胁正逐渐退却之时，帝国的南部防线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压力。由于奥斯曼最高指挥部正被俄国上演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英国采取行动的时刻也得以到来。

[1] 干船坞是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船池。——译者注

[2] 为了证明这艘传奇之船的真实性，“戈本号”/“亚沃士号”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冷战早期暂时击退苏联之后，“亚沃士号”最终在1950年退役，在1973年被拖走进行拆解——它也由此比丘吉尔和它的大多数对手都活得更为长久。

[3] 由于苏雄正全神贯注于为英国在1916—1917年冬天向达达尼尔海峡重新组织发动的两栖进攻制订计划——这似乎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愈发“巴洛克式”的自责同步，所以他一定未被充分告知英国的议会政治局势。如果苏雄看到丘吉尔在数周充满了敌意的反复交叉讯问中的局促不安的话，他肯定会在1917年将北部达达尼尔海峡的沿岸大炮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调换这些大炮自1915年以来所搁置的方位。

[4] 巴济利起源于希腊的法纳尔人（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的法纳尔区主要家族的成员）。他的爷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康斯坦丁，且刚好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他曾于1827年参加了纳瓦里诺战役——这场战役摧毁了奥斯曼的地中海海军，并使希腊获得独立。

[5] 战争爆发时，列宁正身处维也纳。当奥匈政府得知他支持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之后，便向他提供了一份签证使其可以自由出入瑞士。

[6] 在大卫·里恩的史诗作品《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出色的构想场景：一位克伦斯基一样的委员站在一个啤酒桶上面劝告士兵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女人——而非可耻地向德国人投降。士兵们欢呼着——直到啤酒桶倒塌，委员落入啤酒中。士兵们哄堂大笑。

[7] 这个听起来不太妙，1917年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变更为严重，至少有150人丧生其中。此外，大多数在黑海舰队中遭到攻击的军官都有德国名字（比如前任总司令埃伯哈特），这表明1916年俄军在占据优势的战场上还残存着些许爱国主义。

[8] 为了显示自己的前瞻性，佩奇还建议教授这些士兵英式足球，然而他的俄国军官同僚却告诉他，“这种野蛮粗俗的娱乐活动并不可取”。

[9] 在为争取前线士兵支持他发动反革命进攻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中彻底失败之后，克伦斯基离开了俄国，而他也将同彼得格勒永别。50年之后，他被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关于俄国革命。他声称自己对于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他想要英国派出军队来助阵，但是拒绝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或者与法国人产生任何牵连。

——1917年1月30日，
一位英国间谍将麦加圣嗣长之子
费萨尔·本·侯赛因的谈话内容报道给情报机构1

1917年在奥斯曼军事史上是一个奇妙的年份。高加索地区在1916年整个世界战争中大概是最为活跃的战场，可是到了1917年，它却一反往常的安静，人们对这个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1916年春、夏的战争中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也愿意在革命撕裂俄国的同时进行休整和重组。在俄国这方面，由于其尚未被击败的高加索军队的士气正在迅速恢复，所以其欧洲战场的军队中爆发的叛乱行动并未怎么出现在占领了土耳其东北部的军队中。诚然，尤登尼奇令穆什在1917年5月撤退，但这只是一个取悦第比利斯苏维埃的政治性姿态，且与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无任何关联。在土耳其总参谋部出版的官方战争史中，所有关于1917年的记录在1660页的总页数中只占了20页，而在这20页记录之中，几乎没有提到俄国人。2

然而，土耳其官方史对1917年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仅是俄国的战略失败。同充满戏剧性反转的北部战场一样，南部战场在这一年也遇上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大逆转。1915年和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利曼和凯末尔的带领下意外地召集后备部队，成功将朝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挺进的协约国军队赶跑，并随后在库特城俘获了汤曾德的全部远征军。然而，正当恩维尔庆祝他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胜利之时，英国却已经开始播撒他们最终胜利的种子。

回顾往事，我们不难发现英土战争的关键转折点：1916年8月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尽管克雷斯又一次成功创造后勤运输上的奇迹，带领一支包括机关枪和列炮在内的大规模军队穿过了西奈沙漠，但是这群土耳其人在距离运河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第二次被敌方击溃，因而未能再度抵达苏伊士运河。1916年12月，埃及远征军攻下阿里什和拉法，并建立了英国对西奈的紧密控制——这意味着发自坎塔拉的铁路此时能够向西延伸，穿过沙漠。1917年早些时候，在一次象征性的卫兵换岗中，英国建立的西奈铁路从德土两国所建立的西南部的从杰宁和贝尔谢巴所发出的单轨铁路上通过——这条单轨铁路由总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所建（他还建造了汉志铁路）。此时，开罗便对奥斯曼巴勒斯坦构成了威胁，而英属埃及则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3

与此同时，尽管侯赛因在麦加发动的民族主义者及泛伊斯兰教主义者叛乱未能给奥斯曼防线后方造成很深影响，但是这些活动却开始威胁到奥斯曼在汉志北部的交通设施——此地位于向巴勒斯坦开进的英军的右翼位置。由于所谓的“阿拉伯叛乱”在战后中东留下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残余力量，奥斯曼也非常有必要暂停行动以厘清当前的威胁势力。首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战士仍继续效忠苏丹，侯赛因为激发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所发出的战事号令便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奥斯曼军营中，只有少量变节的军官，而非一个阿拉伯团的士兵叛逃至敌方阵营。在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的带领下，忠于圣嗣长的阿拉伯战士很快制服了麦加及塔伊夫（附近山区的“避暑首府”）的小股奥斯曼守军。在英军舰炮的帮助下，阿卜杜拉成功占领了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吉达——此城成为英属开罗和麦加之间正在发展的军事同盟的主要物流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也仅此而已。作为汉志最大城市的麦地那，由于享受着自大马士革铁路运输而来的物资供应，尚无粮草之虞，依然安稳如山。阿拉伯人对麦地那的最后一波猛攻由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在1916年10月上旬发动，最终却遭到土耳其人的“痛击”，于是，费萨尔不得不将他的剩余部队撤退至拉比格附近的山区。由于俄军在1916年率领压倒性的兵力向东部安纳托利亚开进，“阿拉伯叛乱”遂变成一件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接着，正当“阿拉伯叛乱”开始倒塌之时，T. E.劳伦斯介入进来——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尽管关于这个关键时刻的时间是准确的，但是传统的故事叙述（最为出名的是大卫·里恩指导的史诗性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却隐藏了之后所做出的关键性决定的本质。事实上，当劳伦斯在1916年10月16日第一次访问吉达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8岁的年青上尉。尽管他是一名具备敏锐感知力的情报官员，但不管对于开罗抑或是汉志来说，他的作用无足轻重。劳伦斯离开了军队，并加入由开罗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所率领的代表团，斯托尔斯将劳伦斯带上主要是因为喜欢他的陪同，而非其他原因（斯托尔斯在知道劳伦斯因为身材矮小而被正规军拒绝之后，把他称作“小劳伦斯”）。因此，劳伦斯也多半出于偶然第一次遇见了阿卜杜拉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前者来吉达向英方请求更多的战争物资支援，而后者则负责一支被派往吉达和汉志的大型法国军事代表团——这支代表团远胜于英国人对他们的贡献：它由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构成。凭借自身敏锐的读图能力，劳伦斯在开罗的萨伏伊酒店中迅速介绍了战役的区域秩序——这使侯赛因获得了详尽的信息（据说阿卜杜拉曾惊奇地发问道：“这家伙是神吗，他怎么知道所有事情？”）。受到震惊后，阿卜杜拉遂接受了劳伦斯的私人邀请，前往汉志，以向英国驻开罗当局提供此地的第一手军情报告。对劳伦斯来说，这是其人生轨迹上的一次真正巨变，尽管随之而来的对费萨尔在拉比格附近军营的参观——持续了26个小时——（如果他没有在吉达与费萨尔第二次邂逅的话——这一次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结果）并不会最终带来太大影响。4

这次参观是与布雷蒙一起，不过这个法国人似乎并未太注意劳伦斯。根据非正式记载以及阿卜杜拉听到的传闻，当这个法国人在一场带有“阻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意味的晚宴上招待他的英国同行时错失了良机。出于对自己盟国的信任，同时相当理性地考虑到那一年早些时候关于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布雷蒙为了分享法国对阿拉伯问题的基本看法，便在漫谈中漫不经心地透露到，法国十分关心“阿拉伯叛乱”，如果这场暴乱蔓延至汉志北部，英国或者（特别是）法国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诉求就会受到侵害。作为政策而言，这意味着布雷蒙想要向汉志派出1万兵力的英法正规军，以助侯赛因苦苦挣扎的“反叛”活动免于失败。此外，他们也想凭借此举明确宣示此区的真正掌控者。由于现场有人毫无道德原则地泄露了机密，布雷蒙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跌进了陷阱之中——一种我们在今天称之为完整的“原声摘要”的东西便由此出现在了这场陷阱中。5

劳伦斯是这样的一个人。同他后来因作为一名杰出的外务员所取得的声誉相反，这位年轻情报军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对英帝国官僚政治的理解及掌控：斯托尔斯在从开罗启程的旅途中曾告知他，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由于担心向汉志派兵的政策会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带来负面效果，便对此政策表示了反对。《古兰经》中清楚地记述到，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两座城市麦加和麦地那禁止异教徒进入。可能更重要的是，劳伦斯知道他的好朋友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同意麦克马洪的观点——克莱顿是开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及阿拉伯分局的创办人，他的影响力深入埃及远征军（他是麦克马洪同默里将军间的联络官）和位于苏丹的埃及军队（他同样还是喀土穆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酋长，或说总督的联络官）。在这3位负责英国对土战争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场的人（默里、麦克马洪及温盖特）当中，只有温盖特支持朝阿拉伯半岛派送军队，但是斯托尔斯和克莱顿都认为他们能说服他，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分散法军在凡尔登的压力，黑格将军在7月发动的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此时正迎来其苦涩的结局：英军损失将近50万人）在英国人当中掀起了一股广泛蔓延的反法浪潮。利用自己之前在旅途中所搜集的充满价值的情报，劳伦斯在1916年11月7日首次在喀土穆向温盖特报告称，费萨尔的士兵真正需要的乃是“士气及物资保障”，而布雷蒙想要向派往汉志的法国顾问最好不要由英军护送。尽管温盖特并未被完全说服，但是他最终同意将增援部队缩减为一个旅的兵力，且派其固守岸边，以备不时之需。

回到开罗后，劳伦斯和克莱顿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得知温盖特被任命接替麦克马洪的高级专员之职后，这两个人决定通过抹黑布雷蒙的名声以派出一支旅部增援位于吉达的法国军队，从而使温盖特的计划无法实施。1916年11月16日，在两人会晤之后一份立即被记录的政策备忘录中，劳伦斯扮演了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阿拉伯人对英方的支持“深表感激”，“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独立，他们便会同我们维持良好的友谊”。但是他也警告道，“不管有没有圣嗣长的支持，如果英国人在拉比格登陆一支足以威胁到麦地那的武装部队的话”，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将肯定会声称‘我们遭到了背叛’，并对他们进行驱赶”。随后，他给出致命一击：他告知英方的决策者，布雷蒙坚决“禁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以此显示出法国人并不真的希望“阿拉伯叛乱”成功。狡猾的是，克莱顿将此劳伦斯执笔的备忘录呈给默里将军——他知道这位埃及远征军司令在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一位战场军官如此充分的认可之后会很高兴，不过他并没有将此呈给温盖特——他有可能会反对。默里随后又立即将劳伦斯的备忘录转呈给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将军，还附上自己的注解，称费萨尔和劳伦斯执拗地反对法国人所支持的“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白种人军队”的计划。接下来几天里，劳伦斯的名字便传遍了伦敦战时内阁每一位成员的口中，如同阿拉伯人的神使一样。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使得温盖特无法避而不见，后者开始拒称自己曾提议过诸如派兵支持布雷蒙之类引起异议的计划。此外，他还当面主张让劳伦斯担负新的、并不重要的拉贝格军事联络任务。布雷蒙就这样被一名自己毫不认识的人彻底击败：在劳伦斯将他的谈话内容泄密给西部战场的最高指挥部之后，可怜的布雷蒙上校受到了来自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的无情斥责——在这封严厉的电报中，霞飞暗示法国并不希望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征服麦地那。6

通过这种方式，T. E.劳伦斯（或说吉尔伯特·克莱顿——可能是整件事情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在1916年11月几个决定性的星期当中便勾勒出了英国在战后与法国面对面处理奥斯曼问题所采取的政治途径，即由费萨尔代表麦加圣嗣长所带领、自发产生的“阿拉伯叛乱”为协约国战争期间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阿拉伯人也应在和平到来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应得到法国在《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所宣称的领土）。与理解阿拉伯人的思维或掌握游击战技巧等天赋能力不同，这才是将劳伦斯抛向英国决策上层的原因。

劳伦斯利用自己新建立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一系列即将发生的偶然性事件。被劳伦斯捧上天的费萨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真正的撕裂者”）遂立即重重摔在了地上——他在1916年11月陷入一支土耳其武装巡逻队的包围，他的阿拉伯士兵随即从山上的盘踞点仓皇逃至山下延布的海岸边——他在此处等待着英国派遣军舰予以救援。随后发生的反转结局充满了反讽意味：劳伦斯发现自己正是在延布遇见了布雷蒙，而后者则迅速给开罗的温盖特发去一份电报请求英法部队实施登陆行动，以“不知不觉地援救圣嗣长和他的阿拉伯士兵”。但是法国人明显出于报复的心态却十分短暂，当穷追不舍的土耳其人看到港内的英国舰船后立马撤出延布，以规避对方的增援部队。随着土耳其人撤至内陆的麦地那，英军此时能够向延布北部的一座港口城镇沃季登陆一支小型的阿拉伯武装先遣队（不包括费萨尔），以再一次展示自己远超麦加哈希姆王室的海军实力。在整件事情中，一个略微尴尬的例子是，费萨尔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在1916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停靠于港内的英舰上睡觉，直到土耳其从延布撤离再另做打算。而一直抗命不肯返回开罗的劳伦斯也几乎由于费萨尔的溃败而遭到灭顶之灾。相反，费萨尔对于他的朋友的纵容和恭维却十分感激，他甚至向开罗（经由吉达）发去一份电报要求劳伦斯同他待在一起。另外，明显受到朋友教唆的费萨尔在1917年1月告诉一位谈话对象，虽然“他十分想要得到英军的帮助……但是并不想接受任何来自法方的帮助，或者与其产生任何关联”。劳伦斯将这位哈希姆王室的王子哄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惨败似乎只会把他们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7

由于劳伦斯的阴谋诡计，“阿拉伯叛乱”失去了来自英国或法国的援军支持，从而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开罗在1917年的战略重点在于入侵巴勒斯坦——奥斯曼撤回军队，在从海岸上的加沙到贝尔谢巴之间构筑一条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防守线。而由英国工程师建造的起始于坎塔拉的西奈铁路则在1月份到达了关键的绿洲城市，使得默里能够集结埃及远征军及战略物资直通奥斯曼巴勒斯坦的边境。到此时为止，埃及远征军已经在战区集结了超过20万人的军队——考虑到饮水问题，这着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每天有超过120万加仑（约90万升）的水资源被从运河运送而来，这要求成千上万只骆驼和铁路货车进行运输。在他们穿过西奈沙漠后，征服加沙及贝尔谢巴绿洲的动力便不难获得了。据一位英国中尉记录，当第一次看到巴勒斯坦耕地时，他便认为，这个“经过绵延数英里的沙漠之旅”所到达的“令人愉快的国度”乃是一个启示。8

地图18

然而，如果说英方这边的士气旺盛的话，对方阵营也不遑多让。在从攻势转换为守势后，奥斯曼军队此时在为帝国所不可或缺以及极具战略意义的一块领土而战。尽管土军在沿着加沙和贝尔谢巴之间30英里的战线上只有大约1.1万名步兵，而且敌军数量几近他们的3倍，但是他们却挖掘了战壕，同时，在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无与伦比的领导下，他们坚守着一块牢固的防御阵地。土耳其人拥有150门大炮——这大致上与埃及远征军（不过英军拥有毒气）相当，以及1 000名骑兵——这使得克雷斯能够在需要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时更加机动灵活。在选择性地忽略贝尔谢巴后，默里在1917年3月26日令炮兵对加沙发动了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显然震住了土耳其人，并使其陷入一片沉寂。默里认为敌军就此被击败，而且有可能会向靠近雅法的北部海岸撤退，于是他派出骑兵部队对城镇展开侦察，却获悉他们的对手仍寸步不让。接下来两天，这支埃及远征军的步兵向对方发动了波浪式进攻，却被击退。战斗场面残酷血腥。据一位德国军官回忆：“他们为每一处树篱、每一座房子而战斗。”总体而言，默里这边损失了大约4 000名士兵——大概是土耳其人的两倍——包括被敌军埋葬的1 500名战亡者。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罔顾加沙仍未攻陷的事实向伦敦战争部拍去一份电报，宣称自己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9

巧合的是，劳伦斯在加沙战役的第一天便在距东南部大约500英里（约805千米）的地方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此处位于汉志铁路的阿布纳姆站（Aba el Naam），在麦地那以北大概40英里（约64千米）。劳伦斯实际上（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一点）已经放弃了费萨尔，在1917年3月中旬，他便艰苦跋涉至侯赛因次子——位于内陆阿斯谷（Wadi Ais）的阿卜杜拉阵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在于说服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向汉志铁路开展袭击，以阻止土耳其人通过铁路运输增援巴勒斯坦的克雷斯的麦地那援军。再回溯到2月份，英方的情报机构曾截获了杰马勒从大马士革发往麦地那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下令土军撤离伊斯兰的第二圣城（以及汉志的最大城市）。劳伦斯并不知道的是，CUP党人选出来代替侯赛因圣嗣长的阿里·海德尔提出来放弃圣城的主张遭到了杰马勒的强烈训斥，后者随后又发送了第二道命令要求废除第一道命令。然而，位于阿布纳姆的汉志铁路交叉路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它对于测试劳伦斯的游击策略也是一个极具战略潜力的重要地点。更为重要的，则是劳伦斯怂恿哈希姆成员加入实际战争的本领。如果铁路被成功切断的话，那么他们总算能在“阿拉伯叛乱”中做出些聊以自慰的事。

结果错综复杂。同费萨尔一样，阿卜杜拉的拒绝介入也让人感到失望。但是，在1917年3月25日，劳伦斯通过游说其他酋长，成功获得承诺，得到了800名阿拉伯兵力（不过到了次日，实际上只有300人跟随他）。在一名不太有名的英国军官赫伯特·加兰少校的训练下，劳伦斯掌握了如何在铁路轨道上布雷，并在火车通过的时候引爆炸药。于是，他便在南部通至交叉路口一处由两挺机关枪掩护的战略位置上埋设了地雷。同时，他派出一支阿拉伯小队在北侧要道（这一侧却没那么成功）布雷。随后，他还准备了伏击——他将阿拉伯炮手隐藏在山丘的各个方位之中，预备同时向敌军开火。他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奏效：敌军主要的水罐被炸毁，而遭受突袭的土方守军在总共大约400人的情况下损失70人，被俘30人。但是，土耳其人仍坚守着交叉路口。尽管劳伦斯自己布设的地雷按计划引爆了，但是对其掩护的阿拉伯炮手的中途逃跑却给了土耳其人充裕时间对铁轨进行维修，且毫无搅扰。正如劳伦斯在报告中一反常态，谦逊地表态道：“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10

即便劳伦斯在汉志铁路上成功炸出一个洞来，也不会对土耳其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入侵产生任何影响。诚然，杰马勒改变从麦地那撤退的主意，或者说英军夺取加沙的失败并非他的错误——尽管他没有从汉志调遣援军。同时，默里的远征军在1917年4月17—19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中的再次失败也不能归咎于劳伦斯——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英军首次在奥斯曼战场运用了毒气，还部署小型舰队沿着海岸为进攻任务提供掩护火力。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尽力抵抗英国正规军在陆地和海洋上展开的军事攻击——实际上，他们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就未全心投入——那么劳伦斯同阿拉伯游击队分分合合的联盟将很容易给杰马勒或者克雷斯带去巨大的恐慌。

然而，这场战争别处的战情发展终于在1917年春季转向了英国一边，其影响也将迅速波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年年末，二月革命将会严重破坏俄国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将有可能在协约国的抗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通过废除俄帝独裁专制使得美国介入战争的条件更加成熟，而协约国也因此能够为同一个民主理想而战（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讲，俄国此时便是“这个荣誉联盟的理想伙伴”）。当然，这也是德国人自取其咎：他们发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随后又愚蠢地想方设法破坏美国任何可能性的介入——他们甚至在1917年1月16日美国介入之前就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墨西哥城发去了密电！——并且承诺道，如果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德国将同意其在战后对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处置意见。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随同俄国出现的“民主”终于给威尔逊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掩护。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德国宣战（不过并没有向德国的盟国宣战）。11

至少就宣传运动而言，协约国在此时同步策动的一场对外宣传运动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前局势。当英军对加沙的第一次进攻在1917年3月28日被勉强击退后，出于安全考量，杰马勒帕夏下令从沿着海岸以北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雅法撤退。这个决定本身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早在2月，由于土军指挥官总是利用军事前线附近的人口中心区为守军扫净撤退阵线以防敌军从中突破，所以他们在英军发动进攻之前就撤离至了加沙。雅法的问题首先在于时间上——逾越节期间——这不可避免地惹毛了这座城市大量的犹太人口，他们聚集在北部的特拉维夫区。在杰马勒的撤退命令中，犹太人并非独者：城市里大部分的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也遭到了驱逐。事实上，由于当地犹太领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杰马勒便给了犹太人额外一周时间让其妥当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并在4月6日之前离开本地——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加入了“一战”。在这次撤退事件中，大约有1万名奥斯曼属民在1917年4月被从雅法驱逐到了叙利亚内陆的不毛之地，其中有1/3都是犹太人。[2]对于杰马勒或者奥斯曼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光荣时刻，但是在整个帝国驱逐运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这场战争中的其他地方，这只是一桩小事。

然而，关于雅法的故事将不止于此。在那时，尽管杰马勒在这个坐落于巴勒斯坦沿岸，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小镇上发起的驱逐运动不为人知或未得到广泛报道，但是在1917年5月期间，这场运动却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轰动一时的事件。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马克·赛克斯——也正是他在1916年同乔治·皮科和谢尔盖·萨宗诺夫制定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定。1917年4月27日，身处开罗负责裁决法国同阿拉伯哈希姆王室关于叙利亚领土争端问题的赛克斯与一位奥斯曼犹太裔农学家阿龙·阿龙索恩（Aaron Aaronsohn）进行了会面，后者除了担当杰马勒的顾问为其解决叙利亚的蝗灾以及处理润滑油的相关事项外，还为协约国经管着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的情报网络。当阿龙索恩告知“特拉维夫已遭洗劫”，而且有“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正处于流离失所抑或食物短缺之中”后，赛克斯遂将此消息传达给了一份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刊物《犹太人编年史》以及阿龙索恩所告知他的一些身处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被适当夸大复述的故事都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雅法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驱逐暴行”）的封面上。到了夏天，大部分早在战时就分成两个阵营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柏林仍然是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的总部，而俄国则长期被看作世界犹太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敌人——开始决然转投进协约国列强的怀抱。至于协约国，现在有了美国的加入以及民主俄国的再次振兴，似乎已经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12

为这种充满必胜决心的潮流添砖加瓦的则是在伦敦出现的一个更为强大的联合政府——它不仅决意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想要通过将其焦点转移到东部战线来达成目的。此外，它还更愿意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加里波利及库特的惨败，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首相阿斯奎斯也在1916年12月随同全体内阁递交了辞呈——除了战时国务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迅速同保守与统一党以及前首相亚瑟·贝尔福组成联盟，并接任了外交大臣一职。随着格雷和阿斯奎斯的离任，丘吉尔受罪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政治流亡以及基奇纳的去世，[3]关于这场战争的新方案实施的所有障碍遂得以扫清，而劳合·乔治对自己的偏好也毫无隐瞒：一个专注于征服奥斯曼帝国的东方战略。到1917年春天，据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记录，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已经“完全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全力对付土耳其非常必要”。首相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则体现在新任外交大臣在1917年11月2日所颁布的《贝尔福宣言》中，它指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它还同时承诺保护“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族裔的公民权和宗教权”）是其着重于奥斯曼战场新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不过这并不一定比英国向法国、圣嗣长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所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更为重要。[4]13

当然，在劳合·乔治实施其东方战略之前，仍有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着英国的问题——它在奥斯曼战区饱受羞辱。加里波利和库特之战由于作战无能仍能见诸报端，而两次加沙战役的失利似乎也预示着巴勒斯坦战场将难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到目前为止，鉴于英军的军事表现，我们并不难理解阿拉伯部落成员——尤其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在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命运同其身处开罗的金主绑在一起时的犹豫心态。

然而，正当英国人的所有希望行将落空之时，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消息却极大恢复了他们的威望及阿拉伯人的信心，并更为广泛地传遍了更为重要的近东地区。在库特战役之耻后，重组的底格里斯兵团又面临着基本问题：他们在1916年的剩余时间里专注于解决物流供应的问题。由于汤曾德被俘，艾尔默和戈林奇又碌碌无能毫无作为，最高指挥部遂请来一位局外人，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Sir Frederick Stanley Maude），以期他能够助英军挽回颓势。作为克里米亚战争英雄之子，以及从布尔战争到西部战线和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莫德乃是一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军人。莫德对赛克斯—皮科的政治以及英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意图毫不在意，他仅仅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对巴士拉港口进行现代化建设，监管医院和修船厂的建设以及立即让他的工程师开始着手修建通往底格里斯河上游阿马拉的道路——包括一条处于地面之上，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并且能够抵御洪水的道路——70座新桥，以及1条通往纳西里耶的铁路线。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不仅用于通行：莫德还从美国订购了1 000辆福特货车，其中有700辆将在冬季到达。从库特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得到了充足的时间以恢复健康，而从印度而来的援兵也正开始源源不断涌入战区。到1916年12月，底格里斯兵团的现役部队已有超过10万名兵力，其中有4.5万名步兵、3 500名骑兵以及174门为主攻库特和巴格达的野战炮。与其交锋的是一支奥斯曼军队——由哈利勒·“库特”帕夏所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只有大约1.1万名有生兵力。14

然而，正如艾尔默和戈林奇在前一个春季的发现——莫德也将很快领教到——这些土耳其人在库特城下挖掘的沟壕十分精妙。从1917年1月9日到19日，为了攻陷底格里斯河拐弯处的哈伊迪兹（Khaidiri）据点，第十三师经历了将近10天的“激烈交锋”。而另一处拐弯处达拉，也同样历经10天时间，才被第三兵团在2月中旬攻占——尽管在大炮数量上是土耳其人的20倍。据一位英兵对达拉的土耳其人写信称：“虽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他们的卓绝表现表示钦佩。”位于赛纳雅的壕沟几乎是参照西线战场的德国标准建造的，因此第七师在发动突袭（他们最终失败）之前又花费3天时间利用航空侦察所建造的伪造工事进行排练。第三次库特战役同第二次一样残酷、冗长。由于天气缘故，战役从1916年12月中旬到1917年2月22日进行得断断续续，当莫德的部队最终在库特城北方的底格里斯河上搭建起桥梁穿行其中时，他们却发现哈利勒帕夏早已朝巴格达方向退去，在上游百英里之远。15

根据最近的表现来看，接下来的巴格达战役也不会更容易。但是这一次，英军通过其敏捷的追击规避了敌方组建严密防守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将所有赌注都投向了库特的哈利勒帕夏却未能在巴格达城外准备任何有效的防御工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还遗弃了泰西封（塞勒曼帕克）的旧有防线——这意味着库特城实际上已经成了巴格达的最后一个据守点。土耳其人单单在库特就已经有将近7 000名士兵被俘，此时整支军队只剩下一个框架（不过英军可能并不知晓这一点，他们对在库特的奥斯曼兵力估计过高，并认为其有两万人之众）。同时，恩维尔在1916年夏天时徒费心机向波斯派遣的奥斯曼第十三兵团却仍旧滞留在哈马丹——当阿里·伊赫桑帕夏接到关于库特惨败的消息时业已太迟，他也因而没有对哈利勒进行援助。在英军的紧急追赶之下——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使用了一种叫作“超级铁骑”的内河舰队——当哈利勒在1917年2月26日到达巴格达后，他认定这座城市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防卫。考虑到战略及威望方面的因素，恩维尔便否决了他的判断，并下令坚守巴格达。哈利勒倒也竭尽全力执行任务，他命士兵沿着迪亚拉河（位于巴格达以南，同底格里斯河交汇的一条支流）河岸8英里（约13千米）的战线挖掘战壕。但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当英军在1917年3月7日到达城下时，大炮的安置工作居然尚未完成。3天之后，第三十八兰开夏旅在密集的火力之下开始在迪亚拉河上搭建桥梁。由于英国骑兵巡逻队已经包围了火车站——始发自君士坦丁堡和柏林的著名铁路（不过尚未竣工）——哈利勒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遂下令所剩无几的第十八兵团在1917年3月10日晚上8点撤出这座城市。巴格达陷落。16

在军事上，在库特的所有戏剧性事件之后，巴格达战役则带来了某种令人扫兴的结局。实际上，英军对此城的攻占可以说是一种肮脏的勾当——莫德的部队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抢掠和纵火——尽管他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好几个月都未尝过的新鲜水果——但仍对这座东方传说中的城市普遍感到失望，“这座城市的街道狭窄、肮脏、发臭，坍塌的房屋和成堆的垃圾阻塞着城内的每一处角落”。即便是这些攻占者用以进行行政管理的大楼也“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且害虫滋生”。此外，这种糟糕的印象也是相互的——向来对仪式程序缺乏耐心的莫德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未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公开宣告。[5]

地图19

尽管如此，莫德所取得胜利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巨大。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的光辉岁月——750—1258年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所在地，它更是最近德国战略的焦点——德皇梦想从北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终点。在马克·赛克斯爵士——一个比莫德（他曾被要求向阿拉伯人民制定一份官方的政府公告）更富有想象力（但却顾虑更少）的人的掌握下，巴格达的陷落开始听起来几乎是应验了《圣经》中的内容。在念诵完关于灾难的冗长祷文之后——这段祷文产自1258年蒙古人对这座城市的洗劫，尤其是在奥斯曼世纪，“众多高贵的阿拉伯人为了阿拉伯民族的自由事业和摆脱异族土耳其统治者的掌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赛克斯宣告道：“不仅我的国王及其属民，同样还有与其联盟的诸多伟大的国家都希望你们应该在过去，当你们的土地还肥沃……而巴格达还是这个世界的众多奇迹之一时能够歆享繁荣昌盛。”17

除了华丽的辞藻，巴格达在1917年3月的陷落在奥斯曼帝国崩塌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在俄法两国（以及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刚在第一次加沙战役中遭到击溃）的协约国事业陷入低潮期时为英国赢取了其亟须的可信性。在那短暂的瞬间，英俄两国似乎会携手终结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在这样一个有可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刻，英国的骑兵军官及其俄国同人在对从波斯撤离的土耳其第十三兵团的包围勉强失败之后，第一次在巴格达东北方向的迪亚拉河的克兹尔罗巴克（Kizilrobat）进行了会晤。而巴拉托夫也终于行动起来，并在1917年3月下令哥萨克部队穿越哈马丹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然而，似乎是为了遵从某种阻碍真正的英—俄合作以对抗奥斯曼的地理规律一样，出于对英国人和土耳其人而言同样神秘的因素，巴拉托夫的攻势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停顿。事实是，“1号法令”已经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传达下发出去，因此，即便是巴拉托夫的强大的库班和捷列克河哥萨克骑兵也组成了苏维埃，在“无休止的会议”中讨论了“军需事项”，以及巴拉托夫所反感的被称为“一般性的问题”。由于俄国的威胁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土耳其第十三和第十八兵团便得以在萨马拉和提克里特之间重组军队，他们甚至还在英军主力盘桓在巴格达西北的逊尼派三角地区时，在摩苏尔以南建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虽然幼发拉底河的下一个奥斯曼港口城市费卢杰以及从费卢杰发出的位于上游的巴格达铁路火车站拉马迪都早在1917年3月下旬被敌军攻破，但是从那之后，莫德便决定在巴格达沉潜待发——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计划下一步行动。18

在劳伦斯的英勇表现下，奥斯曼战场的势头此时再度回到巴勒斯坦这一方。这位年轻的英国联络官在1917年5月9日从红海港口沃季出发，进入阿拉伯沙漠。在只有45名阿拉伯部族成员的陪伴下——不包括费萨尔（他仅仅向内陆行进了一两英里路，以向劳伦斯做礼仪式的告别，之后，他又原路返回同英国人策划政治活动）。当他在穿越一片众所周知以El Houl（意即“恐怖”）为名的贫瘠荒漠时，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勇气。这支团队的目的地是叙利亚南部的瓦迪瑟罕谷地，大约需要3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才能到达，劳伦斯希望以此赢得由奥达·阿布·塔衣（Auda Abu Tayi）所领导的霍威塔部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支持。尽管历经可怕的沙尘暴、脱水和疲劳等问题，他们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差不多得到阿布·塔衣的保证之后，劳伦斯又在1917年6月上旬出发前往北部的叙利亚沙漠，以图征询主要绿洲城市的意见。在阿兹拉克，他遇到了位于大马士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南以及阿拉伯半岛以北之间的沙漠地带里最为强大的贝都因部族以培育骆驼为业的如洼拉（Rwala）族酋长盖努里·本·沙拉安（An-Nuri Ibn Shal’an，本·沙拉安也是一位非常残忍的战士，据传他曾“亲手杀掉不少于120个人”——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兄弟）。虽然比不上阿布·塔衣所做出的承诺，但是这个年轻固执的英国人冒险进入敌军领地且到达如此之北的沙漠地带的壮举还是感染了本·沙拉安。[6]后来，劳伦斯在开罗的上司也因他的叙利亚沙漠之旅为他颁发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19

此时，劳伦斯神秘任务中的第三段，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程即将开始。亚喀巴进攻始终环绕着一股传奇的气息。在最初的时候，攻打亚喀巴并非劳伦斯的主意。这个正好坐落于红海与西奈半岛以北汇合之处的小型港口城市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和奥斯曼为了争夺此城，曾在1906年的所谓“亚喀巴危机”中大动干戈。[7]由于距离最近的铁路兵站位于马安［内陆75英里（约121千米）处］，此城的防备情况十分薄弱，在和平时期，奥斯曼守备军只有150人，而在战争时期的人数也不容乐观。因此，亚喀巴自然成了一个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英军曾在1916年10月就征得侯赛因圣嗣长的同意攻打此城。作为一次两栖进攻战役，这同加里波利之战相比简直易如反掌，而在难度上，它同红海沿岸的吉达、延布和沃季争夺战相比也不过是婴儿学步——实际上，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并且在1916—1917年的整个冬天在开罗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个计划未得到实施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劳伦斯再一次把握住了良机。1917年1月，布雷蒙上校在法军最高指挥部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后，便对新任开罗高级专员提议向亚喀巴发动一场法—英两栖联合进攻。温盖特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却遭到了默里将军的反对。随后，仍然充斥着反法热情的劳伦斯也对此进行了煽动（迄今为止，他的声誉还未受到加沙之败的影响）。他反对称，费萨尔曾明确表态自己不想要法国人的帮助。在他的帮助下，此事最终尘埃落定。就这样，布雷蒙关于从海上攻取亚喀巴的明智主张便被无限期搁置了下去。[8]20

因此，当劳伦斯在1917年6月18日由大约500名部族战士（大部分来自霍威塔部族）陪同，从瓦迪瑟罕出发的时候，亚喀巴仍未攻取。在途经拜尔——前往马安的主要绿洲城市时，劳伦斯的分遣队发现土耳其人早已炸出了3座水井，但由于炸弹未能引爆，第四座水井并没有被成功开凿出来。意识到敌军在引诱他前进后，劳伦斯令一支小队假装朝北部位于安曼（今日约旦首都）的兵站行进。土耳其人随后从马安派出一支由550人组成的纵队。在10天的时间里，这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军队却一直未能与对方遭遇。最终，在1917年7月2日黎明时分，当土耳其人在夫维拉（Fuweila）——从马安距亚喀巴仅仅40英里（约64千米）的一处关键通道的路上休息时，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伏击。100名左右土耳其人逃走，剩下的或被杀或被俘，抑或被留在战场附近的一条小溪岸边等死。同这场屠杀相比，亚喀巴攻城战实际上显得“平淡无奇”：奥斯曼警备司令在1917年7月6日便开门投降，“几乎一弹未发”。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劳伦斯此时又步行（偕同两名阿拉伯向导）150英里（约241千米），穿越西奈沙漠，到达苏伊士港市，并将攻占亚喀巴的消息及时做了报告，使得英军能够在土耳其人返回重夺亚喀巴之前登陆军队及补充军需品。21

尽管夺下亚喀巴的战略地位并不如编年史家有时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在游击战中通过（同劳伦斯在其职业生涯的其他表现一样）巧妙的时机安排仍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成就。自从巴格达在3月陷落以来，英国人已经在加沙输掉了两场痛苦的战役；在西线战场上的尼韦尔进攻战期间，法军又在贵妇小径发生了叛变；而俄国革命则历经从振奋人心到绝望的过程，随着自由党人在5月份的衰落，克伦斯基也在6月份损失惨重。当劳伦斯在亚喀巴所取得的功绩在1917年7月9—10日传到开罗及英军最高指挥部时，协约国军队正急需好消息鼓舞军心，而这个消息正好来得恰逢其时。加重这种效果乃是开罗最近刚上任的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以“血腥公牛”著称的他拥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继默里在加沙的史诗性失败后，他在6月下旬前来开罗接管埃及远征军。1917年7月12日，劳伦斯被邀请前来向新任总司令介绍基本情况。这场对话中，劳伦斯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做了宣传，并提议在土耳其后方开展精密的游击作战，而对于艾伦比的右翼部队——他建议此时应该继续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当听到有人切实在奥斯曼战场做了如此多的贡献之后，艾伦比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在向伦敦汇报时，他几乎难抑热情地说道：“在我看来，劳伦斯上尉提议的由阿拉伯合作者提供的便利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中尽全力获取最大利益。”22

这些话语并非空洞无效。英方从来不吝啬给予侯赛因及其儿子的补助金在此时得到了戏剧性的大幅攀升。刚开始，英方每月向其支付一笔5万英镑的定金，当“叛乱”在1916年6月发生后，侯赛因在1917年冬季将这笔定金增加到12.5万英镑，之后又变成20万英镑。当劳伦斯激发了艾伦比的想象力之后，英方给予“阿拉伯叛乱”的补助金在1917秋天又达到了惊人的每月50万英镑，以1917年美元来算相当于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年20亿美元——这笔费用通过阿拉伯人唯一信任的现货金镑支付。在战争的末期，罗纳德·斯托尔斯估算英国已为“阿拉伯叛乱”花费了大约1100万英镑，而在当时，开罗政府的总黄金储备只有260万英镑（这意味着侯赛因的补助金基本上是由伦敦的国库支付，即由英国的纳税人——以及美国的债券买家买单）。无怪乎在50年之后，一位贝都因酋长在看了大卫·里恩的电影后询问其是否还记得“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干脆地回答道：“他是一个拥有巨额黄金的人。”23

这笔钱是否得到了明智的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费萨尔和他的大约1000名部族战士在被运到亚喀巴之后，首次受到一名新联络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的适当训练。后者虽然不及劳伦斯富有魅力，但他似乎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支自吹自擂的“阿拉伯军团”——即使从战俘营里得到2 500名奥斯曼老兵的进一步扩充——却从未受到重用，他们甚至不如艾伦比埃及远征军右翼中的一支小型辅翼部队；同时，他们也从未被艾伦比放心地投入战场予以使用。至于被派送到东部进入叙利亚南部沙漠以煽动当地贝都因人进行“叛乱”的劳伦斯，则完全未能完成艾伦比向他安排的主要作战目标——摧毁位于德拉以西15英里（约24千米）处、耶尔穆克峡谷（Yarmuk gorge）附近的一座高拱形的铁路高架桥，以对奥斯曼的交通设施形成骚扰。同往常一样，这支贝都因人部队中的很多人在朝目的地行进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劳伦斯的最终失败还归结于糟糕的运气：一个士兵失手掉落了步枪，声响巨大，被土耳其哨兵发现。阿拉伯人遂迅速逃离，劳伦斯不得已也加入其中。24

即使劳伦斯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当他在11月上旬到达耶尔穆克的时候，已经开始以及随后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加沙战役也将会使此次破坏活动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尽管很乐意帮助劳伦斯实现他的抱负，但是艾伦比在发动巴勒斯坦进攻之前并无意再等候沙漠方面的消息（艾伦比的仓促可能归结于劳合·乔治对他的要求——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以向厌战情绪高涨的英国公众献上节前“礼物”）。10月31日，埃及远征军向加沙发动了齐射式猛烈炮轰。但这只是佯攻，真正的插进则来自内陆的贝尔谢巴——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凭借出色的突击完好无损地占领了敌方17口水井中的15口，为埃及远征军继续向巴勒斯坦挺进提供了充足的饮水保证。尽管克雷斯的军队（此时已经重组为第八集团军）还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加沙，但是此时从贝尔谢巴到耶路撒冷的内陆通道打开在了艾伦比眼前。为确保自己的两翼无恙，艾伦比让第十六兵团折回红海沿岸，在1917年11月2日向加沙发动突袭。1917年11月7日——劳伦斯试图炸毁耶尔穆克高架桥但遭到失败的同一天，最后一处奥斯曼阵地失守。土耳其人对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的信心和信任也由此开始动摇，他们随后急忙向北部的耶路撒冷撤退。1917年11月16日，雅法陷落。但是土耳其人在犹太山丘做出了顽固的防守，他们在11月下半月的一系列激烈交锋中使向前挺进的埃及远征军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2月9日，土耳其人弃守耶路撒冷，而艾伦比则穿过雅法大门，在一场正式的仪式中进入了这座圣城——同行的还有劳伦斯，后者暂时告别了自己的艾伦比朋友，加入这位征服者的队伍中来（艾伦比显然原谅了他在耶尔穆克的失败）。25

从象征意义来看，至少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陷落的影响比3月份巴格达的失守更为重大。至少从名义上来说，进一步巩固了艾伦比胜利的事实在于，他所击败的奥斯曼军队此时由德军前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掌控——后者在5月份被送往土耳其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闪电球）奥斯曼集团军（被德国人称作F集团军）。在恩维尔的最初设想中，当艾伦比在秋天介入进来，这支新集团军反而被派赴巴勒斯坦之后，他准备重新夺回巴格达，然而他的3支德国步兵营及9支土耳其师由于（由恩维尔在加利西亚部署的军队返回后组成）到达时间太晚，未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法金汉本人在1917年11月6日才到达耶路撒冷——当他到达的时候，正好望见土军从加沙撤离以及向艾伦比投降。这一年见证着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所经历的尸骨成山的惨状、法军在贵妇小径的叛变、俄军的不断崩塌，以及德—奥（地利）联军在同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战役中的溃败（1917年11月），而“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则是劳合·乔治一直期待的奇迹——整个英国的教堂钟声都为庆祝这一胜利而奏鸣。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同巴格达所差无几——它们带来的军事意义非常有限。正如在巴格达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早已于早期在贝尔谢巴和加沙进行，而且为英军带来了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军在逃脱的时候仍完好无损，没遭到包围，没被大量俘获。尽管这对开罗、伦敦和协约国列强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征服耶路撒冷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却绝非决定性打击。事实上，据君士坦丁堡传出的消息，恩维尔已经在别处策划新的进攻了。

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雕像，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

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埃及远征军司令，在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

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大维齐尔

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奥斯曼帝国苏丹，1909—1918年在位

穆罕默德（瓦希代丁）六世，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1918—1922年在位

康斯坦丁一世，希腊国王，1913—1917年及1920—1922年在位

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希腊总理，1910—1915年及1917—1920年出任总理一职

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18年

1919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锡瓦斯。从左起，第二个至第四个分别是劳夫（奥尔巴伊）、贝基尔·萨米（昆杜）、穆斯塔法·凯末尔

萨卡里亚战役，1922年8—9月。从左起，第四个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哈莉黛·埃迪布，土耳其小说家，民族主义者及女权主义领袖（1884—1964年）

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夫人拉蒂菲·哈尼姆，于1923年

戴维·劳合·乔治，英国首相，1916—1922年在任

1921年，温斯顿·丘吉尔、T. E.劳伦斯和埃米尔阿卜杜勒在耶路撒冷的外约旦

[1] 听到风声后，土耳其人在敌军阵线扔下传单，嘲笑默里道：“虽然你在战报上击败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加沙战胜了你。”

[2] 早在1914年，大约750名俄国犹太人就因其潜在的安全风险，被从雅法驱逐出境。

[3] 在1916年6月5日的一次意外巧合中，当基奇纳参加一个访问俄国的代表团途经北海时，不幸触雷身亡——几乎与他所计划策动的“阿拉伯叛乱”同时发生。

[4] 1916年，在自己的政治黑暗时期（十分短暂），丘吉尔赶赴西线战场参加战斗，并负责指挥第六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手团。丘吉尔作战勇猛到了几乎鲁莽轻率的地步，他曾亲自36次冲锋至无人地带，直至精疲力竭，返回伦敦。

[5] 莫德的塑像被竖立在市中心，直到1958年革命才被摧毁。但是他的声名却并没有被人遗忘：2003年战争之后，英国位于巴格达绿区的指挥部便被取名为莫德宫。

[6] 据说直到劳伦斯向其提供了6 000金镑，他才答应。

[7] 1905年，在之后修建了汉志铁路的德国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提议向西部亚喀巴建造一条支线，使这座关键的港口城市在受到威胁时能得到土军的及时援助，而非依靠骆驼从118公里开外的马安兵站通行。英军和土军都在1906年向西奈派遣了军队，而亚喀巴危机也几乎演变为一场战争。

[8] 在大卫·里恩的史诗电影中，土耳其人在亚喀巴布置了口径为305毫米的大炮，炮口正对着大海，这提示了劳伦斯从陆地发动作战行动。但是土军的大炮数量一共只有两门，这使得射程远超土军大炮的英国或法国海军能够轻易压制地方火力。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亚喀巴两栖作战将轻而易举。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在乌克兰首都，牛奶和蜂蜜料想会被随意倾倒，而我们却连一片面包也无法获得。

——1918年3月23日，
威廉·格勒纳（Wilhelm Geoener）
对埃里希·鲁登道夫说道1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列宁掌控权力的时机正恰逢其时。俄国的停火请求首先在1917年12月3日传至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耳中，随后，这个消息在12月17—18日夜晚传遍所有奥斯曼战场。在这之前的两周，君士坦丁堡内的面包配给量从原先本就不足的180克一天降至一半，帝都在那个冬天恐怕会遭遇大面积的饥饿。在布尔什维克党起义之前，塞瓦斯托波尔的“革命水兵们”正沿着土耳其海岸线进行常规突袭，其频繁程度吓跑了来自宗古尔达克的运煤船。转瞬间，列宁的停火使得运煤船向君士坦丁堡运输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连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也能穿过黑海运往目的地。土耳其人——至少那些幸运地居住在帝都的人——不用在那个冬季忍受饥饿或挨冻之苦了。2

黑海海路的打通也很快熄灭了德土间日益加剧的关系危机的火苗，避免其陷入危险的边缘。1917年12月上旬，德军指挥部的鲁登道夫在俄军停战前不久便警告道，德国将不再向土耳其供应燃煤——这在土耳其出现粮草匮乏的情况外，又为其带去了燃料不足的隐忧。德国人因3月巴格达的陷落而广受指责：谣言风传德国军官在哈利勒·“库特”帕夏弃城逃跑之前早已迅速离开。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扑灭这种谣言并同时加固奥斯曼帝国的南方防线，鲁登道夫派法金汉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军团，只是这位德军前总参谋长却在后来忍受了耶路撒冷投降于艾伦比的奇耻大辱。此时谣言又盛传法金汉允许艾伦比进城，以阻止这座基督教圣城陷入混乱。3除此以外，德国人正因食物和燃料不足而照常受到大众媒体指摘。1917年9月6日，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的标志性象征——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旗舰站，海达尔帕夏车站——在一场大火中，被子弹、燃料以及爆炸物吞噬，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爆炸，以至于在海域另一边“位于培拉的房屋都被炸得粉碎”。尽管蓄意纵火遭到普遍怀疑，但是并没有罪犯受到逮捕。如果物资短缺持续到冬季的话，不知道德国还有什么资产会成为土耳其暴徒的袭击目标。此时，多亏了列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德国人才有机会通过海路向君士坦丁堡运送当地急缺的食物——不管是从友好的战后乌克兰，或是从被占领的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这位德国上将正是在此地确立了自己刚获得的黑海掌控权。4

在奥斯曼前线，从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仍然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首都的食物配给量不充足，对前线的影响会更糟糕——据利曼观察，当很快失去信任的法金汉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的掌控权被接管之后，士兵们“被饿得半死，或直接饿死，且衣衫褴褛”。5 1917年春夏的革命激乱已经足够推翻俄军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计划，且束缚住尤登尼奇计划在埃尔津詹开展的所有进攻。作为俄军在土耳其东部防御整合战线的一部分，穆什守军在5月份就撤离了。虽然如此，俄军部队仍扎营在防守薄弱的埃尔津詹、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以及凡城湖沿岸等地。6虽然“1号法令”也被传达到了高加索和土耳其东部，但是出于明显原因——俄国高加索军队早在1916年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此地的反叛氛围并不热烈。在1917年4月第比利斯召开的一次士兵苏维埃会议上，一位高级别将军居然被选为主席，这充分显示出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仍然保留着些许尊重。布尔什维克党在整个夏天试图在高加索军队中创建革命基层组织，不过除了第二掷弹师和第一高加索师的一些团部之外，所获甚微。第比利斯苏维埃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党和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掌控，除此之外，少量坚决想要击败土耳其人以报1915年大屠杀之仇的达什纳克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也掺杂其间。1917年11月8日，第比利斯苏维埃公然抨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变的非法性，并暗示他们的士兵想要同土耳其人开战。但是，停火协议终止了一切。当这场战争已结束，大量被侵占土地的农民开始返回家园时，那些最为热心高涨的农夫，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坚守岗位呢？7

布尔什维克党的停战命令带来的后果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强调——作为列宁的“和平、土地和面包”口号的关键政策要点，它也使布尔什维克党有别于俄国其他争权夺利的派系。按照自己的方式，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保守党以及君主主义者都十分想要赢得这场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从1917年11月的选举来看——克伦斯基的党派获得了40.4%的选票，已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24%的选票，而与克伦斯基结盟的“激进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的选票——列宁的“和平”政策最多只得到了1/4俄国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停火命令在本质上便已饱受争议，似乎为了进一步加剧这种争议性，当停火命令传达到前线的时候，一种带有恶作剧意味的指示也掺杂其间，俄军士兵开始同敌军“结交”。当总司令杜霍宁将军接到这些命令时，他拒绝服从。因此，列宁通过广播向军队传达命令，并宣称他们的总司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捕捉到有利时机后，一伙激进士兵迅速将杜霍宁私刑处死。同高加索军队的逐渐瓦解类似，俄军总部的兵变并不产生于1917年的革命动乱大潮之中，而是出自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长期谋划。正是列宁——而非克伦斯基或者苏维埃抑或俄国民众——终结了对土战争。8

此外，列宁放弃所有战线的行为并不单单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可以就此存活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二月革命通过中止俄军从埃尔津詹经过的进程以及将高尔察克组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意图带进僵局，就已经给了奥斯曼一丝喘息之机。它的真正结果在于改善了奥斯曼在俄国前线的战略态势：将奥斯曼从单方面绝望的防御状态转变成双方都已极度疲惫的胶着状态。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敌军此刻正面临着崩溃瓦解。当俄军船舰还未遭叛变者破坏时，其依旧处于优越地位的黑海舰队便遵循停战协议，费力地驶回了港口。在安纳托利亚，停战委员会在距埃尔津詹以北45千米（约28英里）处的积尔积克（Kilkit）正式成立，以便从理论上适当地将当前的俄—土前线结合在一起。但是俄方的士兵却立刻开始回家，场面杂然无序。出人意料获得胜利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司令维希普帕夏对俄国人在离开时的野蛮行径表达了极力抗议——后者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一片狼藉。9

在现代时期将奥斯曼帝国从临终之际拯救回来的所有奇迹中，列宁的革命无疑影响最为巨大。上一个冬天曾见证着土耳其的岌岌可危：一旦俄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推进开始，英法两国做好占领奥斯曼帝国残体的准备，土方的残破军队将不得已进行绝望死守。此刻，俄军正值分崩离析，现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认为列宁革命已经“为土耳其东部帝国的实现打开了大门”。奥斯曼一些清醒的刊物，如《今晨》（Sabah）正在讨论“即刻收复东部安纳托利亚及外高加索的土地”。反映到政策上，这意味着被送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磋商停火协议的奥斯曼外交官们不但会要求收复土耳其在1914年同俄国确立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俄国在1877年最后一场俄土战争后占领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省”。甚至连巴库——俄国的石油产业中心及通往里海和中亚突厥各国的门户，此时也有可能被卷入纷争之中——不过此地的土耳其人会同他们的德国盟国产生竞争关系——后者对石油也怀有企图之心。在经过1916年的波折之后，恩维尔此时似乎决心要成为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最伟大的土耳其人——要知道，他曾击败了帝国北境的最主要强敌。10

当然，将恩维尔变成一位伊斯兰战斗英雄的，并不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掌握权力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从列宁的角度来看，停战进一步加速了沙皇专制的崩溃瓦解，并根除了反革命最为危险的武器，这固然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接受俄国的敌人，借此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或许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但却真的并非克伦斯基和协约国政府所称，是一位德国间谍。当布尔什维克党外交部部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高兴地向《曼彻斯特卫报》发布《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之时，他有意通过揭露所有参战国（而非仅仅协约国——他碰巧在档案中发现他们的相关通信）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使其窘迫。同样，列宁同意停战并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去代表的策略并不是为了满足德国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俄国不得不签署明确繁重的投降条款之前，为复制革命在整个欧洲进行而赢取足够时间。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道：“同其他协约国一样，在带着唤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劳工党的希望之下，我们开始进行磋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长久地推迟协商会议，以为欧洲的工人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苏维埃革命。”11

1917年12月22—28日进行的第一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谈判有点儿像一场闹剧。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是同为前孟什维克党员的托洛茨基的心腹好友）和列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列宁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心腹）倒是足够严肃庄重。但是与加米涅夫和越飞随行的还有一群杂七杂八的文化人和罪犯，比如从西伯利亚监狱释放出来的阿纳斯塔西娅·比岑科夫人（Anastasia Bitsenko，她的罪名是行刺总督）和罗曼·斯塔什科夫（Roman Stashkov）——他是越飞在到达目的地后意识到己方缺少一名“农民阶级代表”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随便抓来的一名农民。[1]虽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仍希望圣诞节气氛能够推动协约国政府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遣代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显得特别着急，同时，他们也缺乏一个合适时机。斯塔什科夫被看到用双手“通过那不修边幅的络腮胡”往嘴里猛塞食物。当被德国东道主询问想要红酒还是白酒来搭配晚餐的时候，斯塔什科夫高兴地回复道：“哪个酒劲儿更大（上哪个）。”12

然而，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之下，谈判桌的两边正营造出一种相当紧张的态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奥匈帝国在战争中的局势比经历过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之后的土耳其更为绝望。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那年11月去世之后，在1917年，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帝国就此沿国界线分崩离析，而这一切也差点儿得以实现。与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喘息之机相比，俄国革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拯救意义也同样十分巨大；而且维也纳的食物短缺情况也并不比君士坦丁堡更加乐观。奥地利的首席谈判代表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伯爵被警告道，如果这场谈判被拖得时间太久的话，奥匈帝国将会崩溃。像是被圣诞节气氛（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宣传）勾走了魂魄的切尔宁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宣布如果协约国诸国能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参加谈判的话（众协约国把列宁政府看作德国人的傀儡政权，因此他们都拒绝将此会议谈判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和平会议），奥匈帝国将会放弃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领土。切尔宁的建议激怒了在场的德国将军及柏林的强硬派媒体，后者随即对德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里夏德·冯·屈尔曼展开攻击，并指责他任由切尔宁建议放弃“成千上万名士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而保加利亚的小型代表团也同样对自己可能要交还他们所占领的塞尔维亚、上多布罗加部分地区以及索非亚十分觊觎的下比萨拉比亚（或者是奥斯曼在1915年放弃但此时又想收回的色雷斯西部地区）等感到非常恼火。正如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内西米的声明，土耳其的态度微妙，却又清晰依旧：在土耳其考虑放弃领土主张之前，俄国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奥斯曼领土。鉴于这些胜利者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谈判在1917年12月28日休会，以供每一方仔细考虑。13

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的不止托洛茨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或许还期待着革命能在中欧爆发，并以此阻碍德国吞并俄国领土的计划。但是，德国人也同样可以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来：他们邀请了主张分裂俄国的独立派系前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比如3位来自乌克兰国会或称拉达的代表——他们曾在12月宣布从俄国独立。同时，土耳其人在原先属于奥斯曼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鼓动民众重新加入帝国。1917年12月22日，恩维尔建立了一个“高加索委员会”，同土耳其的盟国商议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重新合并问题。德国驻土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对恩维尔的要求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恩维尔的主张乃“东方式的讨价还价”，并给予了否定。14但是，据恩维尔所知，屈尔曼对土耳其人的愿望更为友好（他本人曾任驻土大使，实际上，他就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支持乌克兰拉达式的解决方法，并建议土耳其就吞并事项在这些前奥斯曼行省举行公开投票。在屈尔曼为土耳其吞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及俄帝高加索军队压境助阵背书的情况下，恩维尔要想恢复土耳其1877年时的边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15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还握有王牌。十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为控制俄国少数族裔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由斯大林接管。12月，斯大林开始武装高加索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老兵，试图以此抵抗土耳其的渗透。到了月底，亚美尼亚军团——亚美尼亚人期望能发展成为一支国家军队的萌芽部队——由大约24个步枪营、8支民兵营和约1 000名骑兵组成——总共有2万人之众。161918年1月11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合签署了一份特殊法令，为1917年5月28日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一份模棱两可的宣言做出了修改和更新；这一次，他们对“土耳其亚美尼亚”的“民族自决”原则表达了公开支持。1918年1月20日，塔拉特帕夏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亚美尼亚军团的行为提出正式抗议。17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号召，塔拉特控诉道，“俄国人依旧本性难移”。18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亚美尼亚人取代了尤登尼奇多数由俄国人—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战争在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便又开始形成了新的战线。抛开所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进行的愉快交谈，高加索又将面临另一场残酷杀戮。

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在1918年1月9日重新开始，协约国仍无迹象参加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感觉似乎正随着真正谈判的开始而遭到弃绝。布尔什维克党此时知道德国人打算将乌克兰从俄国分裂出去，而土耳其也正在准备重返高加索进行战斗。毫不奇怪的是，列宁令托洛茨基亲自接手谈判。正当托洛茨基强制其小组（斯塔什科夫也身在其中）在单独的区域休息饮食以和德国人隔开，以避免被免费的葡萄酒和香槟腐化时，假日乐趣戛然而止。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演讲家随后同屈尔曼在关于“民族自决”（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十四点原则”中急切提出）的准确含义的争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2]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没有阻止全球媒体对谈判进程的报道，而托洛茨基对德国的帝国主义和伪善的抨击也因此得以传播开去。尽管深深困扰于谈判者的夸张举动，屈尔曼却在试图迫使托洛茨基在对人民主权的正义性（德国人主张通过大众投票决定是否将乌克兰和波罗的省份从俄国分割出去）的问题上进行摊牌的过程中勇敢地将讨论导向了愈加抽象的方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托洛茨基相抗衡。很难插得上话的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受够了“同这头野兽无止境的精神角力”，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将这位蓄着山羊胡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刺死在浴缸之中。19

由于对这场关于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学术争论感到厌烦，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于1918年1月18日代表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最高指挥部向托洛茨基呈送了一幅划定了战后俄国边境线的拟议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德方出让了所有由德军占领的土地，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区域。霍夫曼还在讲话中说漏了嘴，称“即使在和约签订一年后”，德国也完全没有从原先属于俄国的领土上撤军的打算——而屈尔曼和切尔宁随即对此表达了遗憾。由于无力改变德国军事行动的残酷事实，托洛茨基只能在请求休战以接收来自彼得格勒的进一步指示之前气急败坏地发出抗议：“全民公决怎么能成为体现所有人想法的最佳方法呢？”

这位布尔什维克外交部部长此时进退两难。在第二次与第三次会议之间的休息期间返回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正处在列宁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派的斡旋中心——双方在关于是否要签署屈辱和约或者发动“革命战争”对抗贪婪的帝国主义德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消息传到俄国首都，称德国人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在东欧的利益后，列宁遂召集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主要根据地的政党领袖前来彼得格勒参加会议——莫斯科、乌拉尔及首都本身。1918年1月21日，代表们就关于战争的3条可行性政策进行了表决。在63张选票中，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人签署和约（尽管条件苛刻）的提议赢得了15张。怀着德国后方爆发革命[3]的期望，布哈林有关继续与同盟国作战的提议以32票获得了微弱多数。托洛茨基争辩道，如果与德国人的战事继续拖长，那么俄国失败的可能性将“十分清楚”；与此同时，他巧妙地提出了另一个折中办法：他曾在10月策划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义的翻版。他向有点儿目瞪口呆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僚解释道，他们应该做的是“宣布战争结束，不过我们拒绝签署德国强加的吞并主义和约”。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一种“教育性的示威游行”。通过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一种盛大的宣传姿态遣散俄国军队，他们能够立即实现两个目标：摧毁民众认为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间谍”的普遍看法以及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阐明这份由“德国刺刀”强加给俄国的条约并不具有合法性。托洛茨基的新提议随后又变成了标语“不战不和”，并在政党领袖会议进行之前仅仅赢得了63票中的16票。但是实权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里，托洛茨基的折中办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以9∶7获得通过。带着这项奇怪的使命，托洛茨基返回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20

随后的会议才是最受瞩目的。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战后议题（乌克兰议题）到来之前的所有一切只是一幕开场戏。毕竟，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在1915年便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因此，托洛茨基对这些地区从俄国脱离出去的抗议有点儿像竹篮打水。乌克兰拥有富饶的“黑土地”农田、煤矿资源和工业中心，是一份非常丰厚的“战利品”，因而，失去它对任何俄国政府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从战略方面来说，控制乌克兰，尤其是吞并于1783年的克里米亚半岛，乃是俄国在现代史上崛起以及奥斯曼衰落的核心要素。只要沙皇控制了黑海，那么不论是土耳其的北部沿海地区，抑或君士坦丁堡自身，都将永无宁日。相反，若是乌克兰中立化，那么当俄国沦为二流国家，奥斯曼首都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时候，奥斯曼领导者们将能够再一次开始重建霸权。此外，同外高加索不同，乌克兰是同盟国一致同意的一个议题。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此地都无领土要求。诚然，奥匈帝国的担忧似乎有理：乌克兰独立将会为它自己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树立先例。但是，维也纳极度匮乏的食物状况轻易消除了此类顾虑：奥地利人真正想要的是粮食、土豆和煤炭。表面上，独立的乌克兰拉达（以及德—奥—匈的占领军）能够提供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同盟国每一方在渴望削减俄国力量方面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诉求，而将乌克兰分割出去则是最为明显的方式。1918年2月1日，停战谈判的第三次会期开始，塔拉特向恩维尔写信告知，与帝国主义者不相上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意在建立一个包含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联合共和国”。为了预先阻止北境诸如此类的传统威胁死灰复燃，大维齐尔向恩维尔保证道，他将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以将其从俄国独立出来。21

为将托洛茨基逼入困境，屈尔曼和切尔宁让乌克兰拉达代表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上台发言。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遂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一篇指责意味强烈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训斥布尔什维克党背叛革命精神，攻击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压迫乌克兰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自由的渴望。托洛茨基回击称拉达所代表的领土还不及德国人为其租赁的酒店房间大。据霍夫曼将军的记录，托洛茨基的风凉话有其价值所在。实际上，位于基辅的拉达正摇摇欲坠，而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正得到进一步壮大（一周之后——2月8日，他们将攻占这座城市，并将拉达驱逐下台）。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掌控了黑海舰队，并影响到了诸如敖德萨之类的港口城市——在这里，当地拉达向列宁政党宣誓效忠。22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在德国这边也取得了进展。正如德皇威廉二世在1918年2月9日发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份电报中的尖锐控诉，“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停战谈判的掩护下，“使用明码广播向我的军队进行演说，并刺激士兵反抗及公开违背长官命令”。[4]23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两面派手法激怒后，德国人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了单独媾和。库尔曼随后告知托洛茨基，他要么在24小时之内签署和约，要么重新开始敌对行为。托洛茨基此时打出王牌，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及遣散军队，不过他们拒绝签署“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和约”：德国及其盟国现在必须要向其厌战情绪高涨的民众解释为何他们还在与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作战。霍夫曼将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前所未闻！”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宣传妙计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便返回了彼得格勒。或许是想到了双方之间的这种交锋，美国同列宁未被承认的政府的联络人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称托洛茨基为“混账东西，但却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24

托洛茨基的新奇策略打乱了敌人的阵脚。1918年2月13日，德国人在王室会议上举行了早该数周之前就应进行的辩论。对于最高司令部而言，鲁登道夫称自己已经受够了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他希望迅速解放东部战线的兵力用来支援西部战线，以期在美国军队形成威胁之前凭借春季的压倒性进攻终结法国的抵抗。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继续抗拒签约的话，那么德国人应该朝彼得格勒进军并且推翻他们的政权。尽管同样对托洛茨基感到失望，但是屈尔曼代表外交部反对深陷“革命传染病中心”，并提议德国人采用1917年用过的《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在东部战线无为而作，以避免激起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国主义反革命。25

屈尔曼是一个讲逻辑的人，但是在王室会议上，他的情感却将他推向了另外一边。尽管德国人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全力支持，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挑动他的军队叛变十分反感；他也开始接收布尔什维克化的彼得格勒“疯狂统治”的最新报告（比如政府颁发了“没收”私人银行账户的法令）。上了年纪的总参谋长兴登堡陆军元帅一向对鲁登道夫为其策划的主张全力支持，这一次，他说道，德国人不能冒险将乌克兰和粮食拱手让给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他们更好。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继任者乔治·冯·赫特林伯爵试图勇敢地进行调停，却遭到了德皇和众将军的否定。虽然是否要攻占彼得格勒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众人却下定决心要在1918年2月18日继续东线的进攻。26

尽管有时十月革命的结果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鲁登道夫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虚张声势的看法却同这场虚张声势本身一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决定。托洛茨基所持的经过授意的“不战不和”政策并不是注定的：这个政策在一场更大的政党会议中遭到压倒性的否决后，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险胜——如果这场会议在一周之后举行——正值德国被大罢工撼动之时，这个决议或许会按布哈林的方式进行。俄军1918年1月29日下达的“志愿”遣散令在所有历史中也无先例可循。27同样，鲁登道夫关于1918年2月下旬入侵一蹶不振的俄国的提议极为不合常理——他意图推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或多或少是在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他为此争取的每个人都无法投入他计划的次月西线进攻当中。[5]或许德国人铲除自己在俄国种下的布尔什维克灾祸，或者在美国兵介入战场之前将所有资源投向在法国的攻势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同时这样做太过于疯狂了。28

虽然如此，刚开始的结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在波罗的海战场，德文斯克在1918年2月17日不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随后，德国人又向前进一步推进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到了月底，德国战机开始朝彼得格勒投掷炸弹。在中心战区，德国人移到了白俄罗斯，并轻易拿下了明斯克和普斯科夫州。在更南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军队迅速进入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918年3月1日陷落，德国人因此得以开始与拉达草拟条款，将乌克兰的粮食转移到柏林、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德军最高指挥部有意安排奥匈军队留在基辅城外，并让其转而进攻敖德萨。同时，正当麦肯森将军率领一支南部军团突袭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德军的先锋部队在威廉·格勒纳将军的领导下开始朝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进军。到1918年5月8日，德国人已经身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m）和塔甘罗格（Taganrog），同时他们还派出侦察小组到达东部伏尔加河的察里津（Tsaritsyn，之后是斯大林格勒[6]）及南部的高加索。在短短10周之内，德国人便征服了比（战前）德国领土面积还大的一片辽阔土地。东部战线总指挥官霍夫曼将军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喜剧意味的战争——人们几乎只坐在火车和汽车上进行作战。少量步兵携带着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火车上朝前行进，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铁路站时，攻下它，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再派遣另一支分遣队乘坐火车继续前行”。禁不住揭人伤疤的冲动使霍夫曼又补充道：“托洛茨基的理论无法阻止实际的发生。”29

在奥斯曼战线，进展几乎同样快速。由于对托洛茨基的乖张姿态怀有同样的厌恶，德国人遂改变了之前反对土耳其侵占高加索的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终稿中规定：“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地区的俄国军队……将被清扫殆尽。”重组后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此时它还吸收了来自已解散的第二集团军的兵力）在维希普帕夏的指挥下，于1918年2月24日拿下了特拉布宗——尽管过程充斥着杀戮（将近有600人死亡，700人在弹药库的爆炸事故中负伤；伤亡者还包括1 050名俄国人和250名希腊人）。30在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战线，新成立的高加索第一集团军在穆萨·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帕夏（Musa Kâzim Karabekir Pasha）率领下于2月24日拿下了马纳·哈图。随后不久，他们又攻下了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于3月12日陷落。就此，1916年的糟糕裁定遂遭到了推翻，卡拉贝克尔和维希普此时又将边界线推回至1914年以前。1918年4月4日，似乎是为了帮恩维尔摆脱自1914年以来的阴影，奥斯曼军队推进至萨勒卡默什。接下来，当土耳其人正朝他们遗失的最后3个省份进军的时候，是时候将时钟调至19世纪70年代了。在几天时间里到达阿尔达汉省后，维希普帕夏在1918年4月12日接受了巴统的投降（历经数小时的散乱抵抗）。4月25日，奥斯曼第一高加索集团军势如破竹地攻进了卡尔斯。就此，奥斯曼帝国便在两个月内收复了丧失40年的领土。31

地图20

当然，同总部的参谋部地图上显示的情势相比，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布尔什维克化俄国的胜利进军更为复杂混乱。为了控制乌克兰资源，德国人及其盟军几乎将这个国家翻个了底朝天。当德国人在1918年3月上旬向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行进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已经变成“布尔什维克据点”，并饱受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困扰——“武装团伙在城市中游荡、抢劫、偷窃、谋杀，逮捕资产阶级市民和官员，歇斯底里地制造混乱”。32当德国人3月13日到达敖德萨之后，震惊地发现石油已被劫掠一空，坦克燃着熊熊大火。煤料不论花多少代价也买不到，此外，由于这座城市的食物无法供应其本来的人口——再加上此时20万名从农村地区赶来的难民，他们对粮食盈余的期望便已成空。33 尼古拉耶夫（Nikolaev）——黑海最大的造船厂所在地（俄国人正是在此处建造他们的无畏舰），已经被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夺取诸造船厂及电报站的战斗十分残酷：12人战死，40人受伤，另外70人失踪。34在赫尔松，4支德国连队遭到“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埋伏。在海上，持续着一场奇怪的僵局：德国潜水艇对乌克兰港口形成了包围，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反叛者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战舰，而且意图不明，所以德国人仍然无法安全进入。局势愈加严峻，德国军队甚至请求身处奥梅丹的苏雄给予帮助——后者迅速派出新近修好的“戈本号”，并亮相于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赫尔松。35

俄军的黑海舰队极具价值，所以德国人期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其拿下。列宁政府在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规定，俄国战舰在“所有参战方获得全面和平结局”之前要“留”在港口——而德国人则妄图在此之前没收这些船舰。然而，在德国人到达乌克兰的沿岸港口之时，俄国船舰却已所剩无几。比如，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维修状态的“玛利亚皇后号”无畏舰——人们希望它能继续充当俄军旗舰。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控了权力之后，维修工作停了下来。“玛利亚皇后号”再次下水，并迅速沉没——这一次，却是永远。俄军的黑海舰队剩余的——只有2艘（缺编严重）无畏舰、“沃利亚号”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号”以及5艘驱逐舰，一些运输船和鱼雷艇，及少量潜水艇——它们被送至塞瓦斯托波尔并抛锚在此处。由于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官都遭到了处决，所以当德军第一波侦察队到达时，这些被交付的船舰几乎毫无用处。据一位德国舰长在1918年3月中旬报道，俄军无任何海军将领,或者是能够指挥舰队的军官留下。即使有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煤料或石油启动船只，也缺乏弹药以填充炮塔（大部分炮弹和其他军械在船上的各种兵变中被扔进了海里）。然而，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军舰队仍继续维系着正常化的作战，并同往常一样掌控着黑海，威慑土耳其沿岸地区——直到1917年秋天。据德国情报机构在1918年4月上旬估测，它的攻击力量已经削弱了99%。36此外，这个估测还是在1918年4月30日最严重的沉船事件发生之前进行的——30日这一天，在看到第一支德军野战炮兵连登上塞瓦斯托波尔上方的高地后，俄军便沉没了自己的最后两艘黑海无畏舰以及20艘鱼雷舰、驱逐舰和运输船。37

希望落空后，德国同乌克兰拉达的关系急速恶化，甚至超过了同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不乏生动地嘲讽道：基辅的社会主义学生证明了他们管理自己首都的无能，更不用说［管理］乌克兰了。铁路城镇周边的农村地区驻扎着德国军队；在这里，混乱肆虐，农民们纷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不受强盗团伙的侵害——包括德国及奥匈军队。在这片之前归属于沙皇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化的土地上，农民们很快采用了一种熟悉而痛苦的方式对待这些进行扫荡的军队：他们带着“诅咒你全家”的憎恶取消了市场交易，并将自己生产的粮食作物藏在地下贮藏库中。不论德国军队同拉达签署了何种协议，他们连粮食也无法获得。据格勒纳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叙述，德国人曾天真地以为乌克兰首都的“牛奶和蜂蜜”遍地都是，但是实际上，“我们连一片面包都无法得到”。因此，1918年4月23日，鲁登道夫批准格勒纳在食物供给无法到来的情况下推翻拉达，并建立法治政权，保护私产，以哄劝农民卖掉他们的粮食。4月28日，德国士兵占领了拉达，并逮捕了代表。在一次由官方授意的接触中，格勒纳拥立一位沙俄军队的哥萨克老兵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Pavlo Skoropadskyi）——哥萨克亥特曼国（Hetmanate）或者说哥萨克扎波里日亚寄主（Zaporizhian Host）的后裔，在1649—1764年，他们曾统治乌克兰中部一带——为盖特曼（最高军事官员）。在帮助知识阶层布尔什维克党如托洛茨基和拉达的乌克兰学生激进团体取得权力，又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问题上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交锋之后，德国人此时已经解冻了一种自17世纪以来再没见过的哥萨克强人统治方式。38

在高加索战线，各种战情不再给人以启发。在战争中四度易手的凡城见证着亚美尼亚人在俄国人离开之后进行的鏖战——大约有1 000人为争夺此城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39当卡拉贝克尔的军队在2月下旬抵达埃尔津詹时，他们报告道，“所有的水井都填满了尸体”，而且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沿着特拉布宗—巴统战线，维希普帕夏目睹了同样熟悉的骇人场景，他向位于第比利斯的俄军总部发去一封紧急文书，并请求采取措施抑制亚美尼亚人，他们“决心歼灭摧毁奥斯曼的穆斯林”。40位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也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呼吁，并请求德军击退土耳其人。后者正通过进军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又一轮镇压——在这两个城市，“亚美尼亚人血流成河”，而俄国属民也未能幸免于难。“拯救亚美尼亚民族及其人民，”委员会毫无理由地宣布，“同德国息息相关。”41很清楚的是，奥斯曼在1918年春天发动攻势期间，高加索战线上的战斗情况依旧残酷激烈。

对外高加索的控制依然悬而未决。在列宁掌控权力之后的混乱中，各种各样的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主要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少量阿塞拜疆鞑靼人也加入了其中）在第比利斯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乌克兰拉达的雏形议会，称作塞姆。又一次，在乌克兰人的领导下，塞姆宣布与同盟国议定和约，并决定不宣告独立。由于无法组织代表团及时到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塞姆便转而向特拉布宗派出了代表，以期同土耳其人签订双边和约，并获得其承认。这个外高加索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伪政府因此也发现自己在奥斯曼军队推进至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的时候，在这场同自己的征服者的谈判中处于十分奇怪的位置。实际上，正是奥斯曼的将军们想要让塞姆宣布独立，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效仿德国人对拉达的所作所为（在其式微之前），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在这场不利的开局中，塞姆在1918年4月22日——巴统陷入维希普帕夏之手后，便立即宣布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独立。土耳其人此时有了自己的“拉达”可供摆布，而且他们马上就开始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其中包括“外高加索的所有铁路供土耳其人自由使用”。其中的意味已十分明显：奥斯曼军队打算拿下巴库。42

同基辅相似，第比利斯独立之曙光很快就消逝而去。一旦“外高加索”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它就开始在民族的派系存亡争夺战中分崩离析。格鲁吉亚人在放弃了与亚美尼亚人暂时结盟带来的便利后，请求德国人给予保护。刚刚从叙利亚赶来的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遂被立即派往第比利斯担任军事全权大使。在为柏林争取到优渥的采矿权后，克雷斯于1918年5月27日在第比利斯市政厅批准了格鲁吉亚独立的公告，这实质上结束了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的短暂存在（塞姆也因此解散）。在遭到同类的基督徒格鲁吉亚人的离弃后，亚美尼亚人将他们的民族委员会从第比利斯迁到了耶烈万——后来成为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不可避免地，外高加索第三大民族性团体“阿塞拜疆鞑靼人”——或者我们今日称呼的“阿塞拜疆人”——此时也宣布独立——尽管他们受到奥斯曼保护，后者还承诺，“出于之后的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考量，他们将在必要情况下向阿塞拜疆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不言而喻的一点在于，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是阿塞拜疆鞑靼人却希望土耳其人能帮他们夺取巴库（就像德国人为拉达重夺基辅一样），这座城市此时由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于4月上旬在沙兰坎尔（Shamkhor）历经了残酷巷战之后逃到了山冈上。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达什纳克党武装部队屠杀了几千名阿塞拜疆鞑靼穆斯林］拼凑成的一个激进“公社”控制。43

在外高加索的这三个新国家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将为其独立而战。5月底从亚历山卓普撤离后，亚美尼亚人在耶烈万城外的卡拉基利塞（Karakilise）和萨达拉巴（Sardarabad）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并使奥斯曼军队在1918年的进军中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耶烈万并非亚美尼亚人对于首都的第一选择：第比利斯才是——尽管是格鲁吉亚王国的前首都，但是它却是亚美尼亚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战前人口中，亚美尼亚人就占40%，多于格鲁吉亚人的35%；此外，亚美尼亚人掌控着当地经济，并且拥有阅读量最为广泛的报纸。相比之下，耶烈万只是一座不兴旺的地方市镇，且远离外高加索的主要战略干道（从巴统穿过第比利斯直到巴库——在这条线上还有一条铁路线和石油管道）。尽管如此，维希普帕夏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同意将耶烈万割让给土方的敌人。眼下，亚美尼亚将得以存活下来。44

外高加索最富有争议的战利品在于巴库的油田。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人早已被阿塞拜疆萌芽政府邀请进入了这座城市，然而，他们并未对它形成实际控制。德国人在占据了从格鲁吉亚穿过的中线管道（不过它的终点不在巴统）之后，还希望能首先到达这座城市，或者让布尔什维克党将它献给他们。随着德军士兵和水兵从苏呼米和波蒂涌入格鲁吉亚，以及土耳其人在巴统登陆增援部队，巴库之争行将开始。到了5月底，德国驻巴统联络官奥托·冯·洛索将军对土耳其入侵外高加索的行为表示了抗议，并直接赶到柏林进行进一步说明——其中包括他的严苛评价，他认为土耳其人“没有能力管辖［阿塞拜疆］及管理［巴统的］石油产量”。1918年6月9日，鲁登道夫从指挥部赶来请求恩维尔将其军队撤退到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榷的界线之后。维希普帕夏告知恩维尔，德国士兵被看到同亚美尼亚人在卡拉基利塞并肩作战。在拒绝投降后，维希普帕夏将其部队派赴北部的格鲁吉亚，并在一个叫沃龙佐夫卡（Vorontsovka）的小镇附近的亚历山卓普—第比利斯（Alexandropol-Tiflis）的路上遇上了克雷斯的一小撮散兵。1918年6月10日，这里发生了“一战”史上第一次土军和德军交火事件。土耳其人击溃了数量远不及他们的德国人，并俘获了“大量战俘”。鲁登道夫大怒。他警告恩维尔，如果维希普帕夏不把这些战俘还给克雷斯，德国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它的所有军队——约两万人之众。不得已，恩维尔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请求，并下令维希普帕夏向南部撤退。45

恩维尔的让步只是策略性的。在向克雷斯和德国人让出格鲁吉亚后，他下令维希普帕夏在南部和东部配合他的攻势，穿过亚美尼亚向伊丽莎白波尔靠拢——在这里，阿塞拜疆鞑靼人已经在逃离巴库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首都。有迹象显示，恩维尔把夺取巴库作为重点：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召回他的叔父哈利勒·“库特”帕夏继续统领全局，并任命他的弟弟努里帕夏（曾负责监视与利比亚萨努西关系的发展）为新建伊斯兰军司令——这支由第五高加索师的正规军、阿塞拜疆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志愿军组成的军队旨在增强战斗力，以实现所有外高加索穆斯林建立国家的愿景（当然是置于奥斯曼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为了招募志愿军，努里帕夏在1918年5月25日来到伊莉莎白波尔（Elizavetpol），但是因应征人数过少令他深感失望，[7]结束任务只得依赖维希普帕夏的正规军——后者在6月20日借道亚美尼亚赶来。到7月中旬，努里的伊斯兰军，尽管人数远少于他和恩维尔的期望——由1万生力军组成——却已向巴库方向推进了50英里（约80千米），并将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吓得胆战心惊——他们随即请求驻扎在波斯北部的一支由邓斯特维尔将军指挥的1 000人的英国部队穿过里海来拯救他们。46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也变成德国人的一份安慰奖。与成为施展日耳曼人力量的前进基地不同，第比利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那些逃离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历经惨烈战役的人的中途驿站，其中包括德国及奥匈帝国属民。到1918年8月，克雷斯耗费大量时间请求德国海军司令部帮助难民从波蒂撤离，以及为其士兵从乌克兰运输粮食（由于德国人无力为柏林、维也纳或君士坦丁堡征用足够的粮食，我们可以预见到他所需的粮食同样不会到来）。因为大批行进中的难民会堵塞通往努里帕夏军队的补给线，所有土耳其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德国人抱怨道，土耳其人现在几乎把帝国内所有可供调遣的军队都送往巴统以增援伊斯兰军队，却忽略了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岌岌可危的防线。47

当然，土耳其人对德国人的作为可能也有相似的不满：德国人在鲁登道夫的大型春季攻势，以及1918年7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之后，将其必不可少的人力转移到东部被占领的俄国，造成溃败局面。为了保证相关省份从俄国独立，德国军队还被派到远至芬兰的地区，甚至还有传言（始于8月）称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下，向摩尔曼斯克派赴了多达5万兵力以驱逐协约国军队。西方协约国因此十分愿意将“重新恢复东线战场”（他们介入俄国北部的战略性目标）归功于自己，但是实际上，正是德国人自身的愚行才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尤其是在占领的乌克兰。在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盛怒释放在沙俄之后，德国人正接受着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学的令人痛苦的教育。私产的颠覆曾导致相互为战的局面，德国人此时统治的这个国家（通过他们的哥萨克酋长）充斥着“抢劫、谋杀、屠杀、惨烈的暴动、强盗的激战、纵火、爆炸、戒严令的颁布等天天发生在眼前的事”。与出口过剩的煤炭资源不同，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煤炭以保证火车正常运行。由于市场上没有粮食出售，德军只得开始用枪口指着农民的方式征收粮食——反过来，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需要更多的士兵来执行任务。到1918年9—10月，乌克兰已经吸纳了60万名德国驻军——这场战争一度被选定在西线战场进行。诚然，这些军队并非处于最前线，但是他们无疑每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为了争夺食物，他们经常同农民游击队进行小规模战斗。仅仅通过将两三支兵力相当的完整军队转移到乌克兰，鲁登道夫及最高指挥部便能在1918年11月征收总共3.5万货车食物。在这些食物中，奥匈帝国接收了2万车，德国分得1.4万车，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则各少于200车。48

似乎是对自己迄今为止在东线的过度扩张不满意，鲁登道夫打算在1918年秋天向俄国调赴更多军队。不论德国在西线的运气看起来有多坏，他们在东线拥有的潜力却似乎仍然是无限的。算一下就知道：沙俄已经导致了30个不同政府的产生，其中列宁政府居于首位（它控制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5月份，一批被释放的有4万人之众的支持协约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犯人在同支持德国的匈牙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经过小规模冲突之后，接管了西伯利亚西部（包括喀山的黄金储备）。此时担任战争部部长的托洛茨基下令解除这批犯人的武装，但结果却发现更多人拿起了武器。这一段插曲伤害了托洛茨基同协约国代表团之间的信任感，并使后者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一边。此时，赌注被下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瓦解上——实际上，就在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逮捕了200名英法侨民前不久，英国驻列宁政权使节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便在7月下旬向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支付了1 000万卢布。1918年8月1日，列宁请求德国人派赴军队驱赶摩尔曼斯克的协约国军队，并（他希望）助其镇压在高加索北部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保护下作战的志愿军。由于德国人正同时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后者接受的资金超过了1 500万卢布，甚至超过英国对志愿军的投入）进行谈判，所以列宁的最后一项要求未能实现——尽管鲁登道夫看到了在俄国北部（“如果”借道彼得格勒的话）部署兵力的价值。因此，在1918年8月6日，鲁登道夫颁布命令宣称应该向彼得格勒派赴“六七支”德国师部，而他们的具体目标仍不确定（鲁登道夫自己妄图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仍遭到来自屈尔曼和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惜的是，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鲁登道夫在1918年9月27日取消的“梯形作战”计划的结果了。49

与此同时，巴库之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里，如果德国人不是正在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谈判的话，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和柏林的利益将会趋于一致——而他们与恩维尔及奥斯曼政府的共同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争辩道，巴库的战略地位比莫斯科还重要；如果没有巴库的石油，俄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输的大部分铁路网络就会慢慢停止下来。[8]在一份签署于1918年8月27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补充协议中，德国同意“防止第三方军事势力［即土耳其］逾越高加索地区”的军事红线——由阿塞拜疆大部分区域构成，包括巴库。作为使土耳其人远离里海而签下的这份保证的交换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同意永久性向柏林提供“产自巴库地区的原油量”的25%。此外，在德国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还同意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反过来，第比利斯政府则承诺一旦拿下高加索北部城市，他们将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向德国供应精制油。如果恩维尔没有迫于外交压力取消伊斯兰军行动的话，为了争夺阿塞拜疆，克雷斯已经令两支以上的德国炮兵连及三支野战炮兵连开赴前线——7月，他们经由波蒂到达了战场。到1918年8月，当支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7月31日被驱逐出巴库苏维埃的时候，克雷斯在格鲁吉亚的德国军队大概有5 000人左右，形势更为有利（尽管列宁政府不信任德国人，但他们并未将此事告知对方）。50

巴库之争损害了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剩无几的信任。1918年8月4日（邓斯特维尔将军及其英国部队正是在同一天抵达巴库），鲁登道夫通过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直接警告道，如果土耳其军队向巴库推进，他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所有德国军官。8月14日，泽克特被召回至比利时斯帕的德军总部；在这里，他和鲁登道夫的意见取得了一致：德国人将“用尽所有方法”抵抗土军向巴库进军——这包括破坏努里帕夏为补给军队所使用的铁路。就这样，鲁登道夫企图征服彼得格勒的计划便同向高加索派赴军队以争夺巴库的构想相撞了。8月22日，鲁登道夫批准派一支完整的步兵师和一支骑兵旅奔赴格鲁吉亚，以增强克雷斯的部队，并期望通过此举吓退恩维尔朝巴库的进攻。与此同时，努里帕夏向恩维尔抱怨道，布尔什维克党掌控的巴库公社一直通过里海和伏尔加河上的汽船向乌克兰的德国人运输石油（至少在7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被从公社驱逐之前）。为了给土耳其军制造麻烦，德国人烧毁了连接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和巴统的一座铁路桥。作为报复，努里帕夏炸毁了附近的一座公路桥，以阻止德国人向阿塞拜疆运送军队。尽管享有亲德派的名声，恩维尔此刻下定决心要攻下巴库，他明确指示他的兄弟在到达里海之前消灭任何挡在他眼前的德国军队。51

鉴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军计划，这当中并不存在无效的指示。1918年9月13日，鲁登道夫向克雷斯颁布了“最高机密”的命令（通过“亲手传递”），让他开始准备即刻向巴库发动突袭。[9]两天后，努里帕夏率土耳其军向巴库西部的狼门发动了猛烈的炮火轰击。这场战役卷进了约7 500名土耳其人和大致同样数量的阿塞拜疆鞑靼人非正规军，以及8 000名迅速被击败的亚美尼亚—英国士兵。到了下午，土耳其人的炮弹已经穿过城镇到达里海的主要海港，大撤退正在进行之中。在一种令人痛苦的必然性之中，巴库此刻膨胀的亚美尼亚人口遭到了清洗——以作为对4月上旬（虽然这场屠杀由此时已经离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共同施行）穆斯林遭到屠杀的表面报复——最终，至少9 000或者1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大部分为阿塞拜疆鞑靼人民兵），另外有5万或6万人跟随邓斯特维尔及其英国部队乘船从里海逃脱。52

考虑到为获取这场高加索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利品所付出的牺牲，巴库在1918年9月15日的陷落应该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进行狂欢的绝佳时机。然而，事实上并无任何庆祝活动进行。由于受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诱惑，土耳其已深深陷入俄国的泥沼之中，恩维尔和土耳其人对于集结在帝国南部和西部边疆的军队实在无暇顾及。就连德国也难以永享他们在东线获取的重大胜利果实。尽管俄国战场上演着纷乱的盛大戏剧，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却由他处战况决定。

[1] “同志，你要去哪儿？”越飞的助手向斯塔什科夫问道，“跟我们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同德国人讲和。”为了对这位“农民阶级代表”进行审查，他们之后又询问斯塔什科夫的政治观点。在得知他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后（跟大部分农民一样），越飞又问他：“左派还是右派？”“左派，同志！”这名农民很快回答道。“最左。”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2] 威尔逊有意在布尔什维克党将协约国的“秘密条款”发布在《曼彻斯特卫报》后从列宁处重获道德高地，其关于调整殖民地要求以与“相关民族”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言论被证明切实有效可行——尽管远非威尔斯的本意，但这些言论如同一根大棒，给身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带去了恫吓（第六点规定德国军队必须“撤离俄国领土”）。

[3] 有趣的是，恰恰在此一周之后，在“拒绝吞并的和平”的主张驱动之下，一系列规模盛大的罢工着实震撼了德国工业中心——这说明布哈林多多少少具备一些预见性——不过罢工遭到镇压的速度之快也暗示了托洛茨基基于德方在1918年1月时士气的判断的正确性。

[4] 当火车驶进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亲自从火车上朝下扔“和平”传单。

[5] 德国官方历史声称他们在1917—1918年冬天从东部战线解放了38支师部军力，以增援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其中包括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卫军、猎手营，最厉害的普鲁士、施瓦比和巴伐利亚师。从理论上说，只有二流军队才被留在后方，而35岁以下的士兵及大部分马匹都被投进了战场。尽管如此，即使从最为有利的估计上来看鲁登道夫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鲁登道夫在1918年3月21日深入西线战场的时候，仍有将近一半德国兵力——超过100万兵力被滞留在东部战场。

[6] 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7] 有趣的是，据说努里的一位受到包围的征兵人员在遇到一位年老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后如此评论道：“伊斯兰军没有专职信教者的职位。”

[8] 实际上，在共产党人于1920年4月最终夺回巴库之前，铁路网就已停止运行了。

[9] 土耳其人在1918年9月15日征服巴库的两周后，斯帕仍然发来命令让德国人夺取这座城市，并且“在里海插上德国旗帜”。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仅仅因为法国人想得到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得到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便无法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戴维·劳合·乔治1

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理解土—德联军在1918年朝苏俄推进，尤其是在9月争夺巴库的愚行——也正是在这个月，协约国军队开始攻破一个又一个战线。然而，我们事后去评价恩维尔和鲁登道夫未能预见到“诸神的湮灭”却有失公允。要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战争将在此刻拉上帷幕。迟至1918年9月3日，英国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预测到，一旦美军完全进入战争，诸协约国将于1919年7月实施“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在此5天之后，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对英方的判断表达了认可。协约国军队最高统帅斐迪南·福熙（Ferdinand Foch）对击溃敌军抵抗的形势更为乐观，但是即便如此，他在1918年9月做出的军事计划却是以认定战争在次年夏天结束为前提的。就在9月的最后一周，协约国仍无法攻破齐格菲或者兴登堡防线——它们被认为筑成了“一段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在战争史上最难逾越的防线”。作为一位军力对比分析家，列宁认为德国会获胜——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德国军队有所求，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忠实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履行义务，在1918年9月10日和30日向德国支付了5期分期赔款中的前两期，包括93吨黄金。同时，即使德国人被击退至兴登堡防线之后，他们还可以撤至莱茵河，并炸毁桥头堡。若帝国在东线舔着德国人的鲜血取得胜利，那么德国人将完全有理由继续战斗。2

最后，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安静的战场之一——马其顿上演了一场令人意外的转折。这次转折也成为同盟国战败的真正催化剂。起初几乎被人遗忘在加里波利的戏剧性之中，接着又因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分赃争议被深埋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法—英萨洛尼卡登陆部队刚开始仅限于4支师部的兵力，后来却偶然发展成为多国武装，其力量之大足以扭转东线战场的局势。协约国在1915年10月下旬才到达前线——由于迟了几周，他们未能阻止同盟国军队（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对叙利亚政府的颠覆，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次等目标——将希腊拉向协约国一边的失败。同大量兵力被迅速投向加里波利的过程出奇相似，马其顿兵力布防的无效性同样为进一步增援提出了有力的理由——似乎只有通过向萨洛尼卡派遣更多的兵力才有可能挽救回些许损失（比如希腊的介入）。到1917年4月底，协约国军队——包括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军的残余部分，甚至还有少量俄军师部——在马其顿共拥有将近25万兵力，以及另外15万人左右的保障人员。在这个对于协约国而言异常可怕的时刻——俄国正经历革命，法军处于准兵变时期，负责马其顿地区协约国军队供应问题的英军上将自然提出请求，建议全军撤退到更为活跃的战线。然而，经研究，英国战争部在1917年5月得出结论：撤退会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舰队更加劳累。因此，协约国军队仍原地不动，等待下一步通知。3

协约国军队在前奥斯曼马其顿地区原地待命的举动最终被证明是整个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决策（或者说非决策）之一。最开始，希腊介入冲突还尚有可能。法国曾多次提出将马其顿军队派往南部进入希腊以废黜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并且解除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党的束缚，让其自行其是。尽管英国驻雅典外交官强烈反对全面入侵，但是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英国舰队在6月上旬封锁了希腊港口，随后，法军在雅典东南部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11日，协约国军队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收到信息后,康斯坦丁遂邀请流放至克里特岛的韦尼泽洛斯回国，并开始为在1917年7月2日向同盟国宣战做准备。尽管这对战场初期的影响相当有限——法军仍陷于根深蒂固的僵局，但是到了1918年，希腊人已经贡献出了9个师。不论突破战何时进行，协约国军队都将拥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然而，到了最后，破坏马其顿战略均势的并非协约国所作所为，而在于敌方联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分裂。尽管保加利亚在1915年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使得同盟国牢牢地控制住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在同俄国的停战谈判中，保国外交官的无足轻重引起了索非亚的深深愤恨。在马其顿地区，为防止巴尔干半岛任何可能性的军事突破，保加利亚还承担着防守职责的主要部分——它的20万兵力也由此在南部遭到压制，使它无法参加1918年对俄国的重大分割事宜。为此，保加利亚对德国进行了责备——后者从来没有向马其顿派出足够援兵或足够补给品（这使人想到保加利亚在1918年从被占的乌克兰中仅仅分得200车粮食）。似乎为了证实关于索非亚的可怕假设，德军最高指挥部在1918年5—6月从马其顿撤出6支步兵营和6支野战炮兵连。4不管怎么说，保加利亚是一个在俄国扶持下成立的斯拉夫国家，而亲俄的风潮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间。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保国不再心存幻想，据他们估计，“至少2/3”的保加利亚人都在秘密支持协约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将保加利亚人控制在手中仅仅得自对德国武器优势的信念，然而，随着一系列失利，这种信念将不复存在。5

至于保加利亚同高门政府的关系——对保加利亚而言，他们对土耳其人的接受度一直颇为勉强——近在1913年，他们还是战场上的敌人——后来出于便利考量，他们又成了联盟伙伴。保加利亚的外交官仍然盯着奥斯曼阿德里安堡——索非亚曾经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以同土耳其在1915年的结盟关系为条件，要求土方割让色雷斯的西部领土。当保加利亚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对上多布罗加和下比萨拉比亚提出领土要求时，土耳其人却坚持让保国归还他们在1915年从土耳其占领的土地。最终，双方于1918年5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保加利亚仅仅获得了上多布罗加的南端，剩余部分则由同盟国共同管辖。[1]1918年6月，当土德两国在沃龙佐夫卡第一次就外高加索分割事宜发生争执的时候，保加利亚对其盟国给自己带来的挫折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内阁被推翻，另一位温和的亚历山大·马利诺夫（Alexandar Malinov）接任了首相一职，后者遂同协约国开启了秘密谈判。6

战斗正在远离保加利亚人，他们此时正控制着战争中对同盟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防线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对为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付出流血和牺牲感到了厌倦（保加利亚在“一战”中共伤亡26.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马其顿战线参加作战）。[2]在确切获悉对手士气低沉之后，新任萨洛尼卡协约国军队总司令——他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名字，路易斯—费利克斯—马涅—弗朗索瓦·弗朗谢·德埃斯佩雷（Louis-Félix-Marie-François Franchet d’Esperey）——在1918年9月上旬进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之后，便在15日下令沿战线发动进攻。数小时之内，协约国军队在敌军防线上炸开了一个将近11千米的突破口。到了次日，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至25千米宽；到9月17日，宽度达35千米，深度达15千米；到9月20日，突破口已宽达50千米，并紧贴敌方阵线。7

甚至当协约国军队面对着据说牢不可摧的齐格菲防线时，他们仍在东部刺穿了一个足够整支军队通过的缺口——他们有两个选择：朝北，进入巴尔干和中欧；或者朝东，由英军将领乔治·弗朗西斯·米尔恩率领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右翼军队穿过色雷斯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是丘吉尔和基奇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时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战略性突破。鲁登道夫在得知保加利亚失守之后——这意味着同盟国的失败——在告知自己最亲近的副官时，不由得摊开了双手，深表绝望。8尽管遭到连续猛击和挫伤，己方的士气在协约国一连串更为猛烈的进攻之下也开始瓦解，但是德军最前线的残余军队仍能够在西部的齐格菲防线背水一战，或者在东线进行重新部署，以守卫住广阔的、寥无人烟的中欧地区；不过，德军无法同时进行。

战争的战略中心在1918年重回巴尔干半岛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适宜的事——在这里，大战已经开始。在齐格菲防线上的决定性战役中，开始于1918年9月26日的马其顿突破战的确切影响还难以估量。正如我们所知，这场战役确实挫败了鲁登道夫的斗志，或者说至少是瓦解了他的士兵斗志——他们已经开始大面积投降。9不管怎么样，在奥斯曼战线上，这种影响异常迅速和猛烈。当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乘坐东方快车从柏林外交使团返回时（就在它被协约国控制前不久），便目睹了保加利亚的崩溃瓦解。在被保加利亚高级官员告知他们将要投降时（他们最终在1918年9月29日投降），塔拉特转向一位土耳其副官，只说了一句：“我们完了。”（从字面来说是“他妈的”。）10

就在保加利亚战线沦陷4天之后，艾伦比又开始了在巴勒斯坦的攻势。1918年，由于战争双方都在忙着将士兵和军备转移至其他战场：英军在鲁登道夫进攻之后要加固西线战线，土耳其人则要配合恩维尔的外高加索军事行动，所以巴勒斯坦/叙利亚战线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显得悄无声息。埃及远征军确实在3月份拿下了杰里科，但是他们却在3月和5月穿过约旦河，在为夺取安曼所进行的两场小规模战役中遭遇了失败。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个安静的时期——当近乎所有人都已经忘掉巴勒斯坦战场的时候，劳伦斯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却进入了繁盛时期，他们通过在叙利亚南部前线开展的伏击式突袭对土耳其人构成了威胁。1918年1月15日左右，劳伦斯率领费萨尔的500名阿拉伯部队（不过，费萨尔显然不在场）向塔菲拉（Tafilah，今位于死海附近，是约旦的一个省份）的土耳其守军发动了突袭，其中贝都因人骑着骆驼从侧翼攻击。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阿拉伯人使用英国的维克斯及霍奇基斯机枪向敌军扫射，土耳其人则以马克西姆机枪作为回应。尽管阿拉伯人在追击守军的过程中捕获了对方200名士兵，但是他们这边的伤亡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一些：25人死亡，40人负伤。劳伦斯又一次未能完成同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在埃里哈会师的任务。在1918年1月26日做出的实地报告中，劳伦斯对“阿拉伯叛乱”进行了精彩的回顾：

这里的事态相当古怪。我们在15日包围了这里（在得到两份错误情报以及在最后经历过一场小型战斗之后）。当地人分成了两股敌对派系，因此他们对于彼此和我们都感到十分害怕。一种不安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每个夜晚，街道上都充斥着枪声。观念的冲突、当地的血仇以及党系利益疯狂滋长（这种无序时刻是整个地区渴望多年的），没有人能够立即将所有事情摆平。11

当恩维尔把他实力最强的部队调遣至高加索战线——他的军队又因逃亡遭到大幅度削减，土军的实力一落千丈：当艾伦比开始在1918年9月发动袭击的时候，他们再难以进行任何有效抵抗。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仍然在叙利亚部署着3支军队：第七和第八集团军驻扎在沿岸地区，第四集团军（杰马勒最初所统率部队的剩余部分）则驻扎在内陆的安曼。但是，这些仅仅是一副空架子。据利曼记述，他的士兵正遭受着“弹药匮乏、营养不良等困难，他们衣衫褴褛，而且大部分都赤着脚”。而他们缺水的骆驼每天也只有不到一千克的食粮，已经饿得“无力再拖运任何武器装备了”。士兵们开始“成群”溃逃，当敌方开始进攻的时候，耶尔德勒姆军团仅剩2.9万人，其兵力实际上达不到兵团级别。掌控着第七集团军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坚守前线中心区域的过程中只得依赖一支仅有7000人左右的前线部队。“我们就像一根棉线，”他在艾伦比的攻势开始前一周写道，“穿过［敌方］阵地。”12

1918年9月19日凌晨4点30分，艾伦比的军队在地中海沿岸和美厉多（Megiddo，《圣经》中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附近山脉之间的所有战线上对奥斯曼第八集团军形成了压制性的火力震慑。破晓时分，英军战机开始在土耳其阵地上空盘旋，并朝一些奥斯曼指挥部和控制点扔下炸弹，还切断了电话线。因而，虽然电话线就在上午7点前不久才遭到破坏，但是利曼和凯末尔直到上午9时才获悉敌军已在沿岸取得突破的消息（由于巴勒斯坦并无铁丝网能够阻止敌军前行，这为进攻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帮助）。由于在沿岸地区并未遇上第八集团军的有力抵抗，艾伦比遂转向东部进攻凯末尔的第七集团军——后者正开始向东部的约旦河撤退。尽管穿越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撤退过程中的土耳其人却遭到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侵袭和骚扰——后者隐隐约约感觉到土耳其统治时期将要结束。另一件标志着此阶段统治交替频繁时期的事件在于：奥斯曼第八集团军中的一整支阿拉伯团扔掉了武器，投向了英国人怀中。在意识到守卫巴勒斯坦的兵力出现不足后，利曼和凯末尔便退却至大马士革，随后又继续向北部撤退，一直到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溃败就在眼前。13

雪上加霜的是，苏维埃俄国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就在次日告知奥斯曼大使，布尔什维克党此时不再承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涉及土耳其的条款。由于奥斯曼总是随德国人而动，所以它对俄国的“胜利”总是一种虚幻缥缈之事。随着两场同步发生的军事灾难的冲击，恩维尔政权开始跌跌撞撞，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心思再度伪装下去。[3]因此，除了色雷斯战线开辟后包围首都的任务，奥斯曼最高司令部此时面临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全面崩溃的前景，还有俄军在高加索及土耳其黑海沿岸军事行动的复燃。当整个局势摇摇欲坠之时，恩维尔最终接受了利曼（以及凯末尔，不过他从不听取后者的建议）自1914年起一直向他提出的建议，并撤出军队以加固帝国防线。1918年10月2日，恩维尔下令外高加索军队撤退，以从中解放出4支师部（理论上）保卫首都。[4]仍沿着波斯战线散开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第九师遂被命退回摩苏尔，以抵抗从巴格达赶来向北进军的英属印度军队。14

然而，他们所剩的时间太少，而且至少迟了一年。土耳其在1917年末耗费的战斗兵力过于巨大，他们有限的战争物资供给和通信线路又被拉得过长——利曼曾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前夕向恩维尔建议道，他们可以聚集足够兵力“在一个战场发动一场猛烈进攻”。但是，这位奥斯曼总司令却孤注一掷，将奥斯曼帝国战场进一步扩大到了里海。尽管恩维尔对“泛突厥主义”的浪漫主义依恋程度，或者说关于统一中亚地区突厥民族（阿富汗、波斯以及突厥化奥斯曼帝国的高加索地区）的主张有时遭到了夸张叙述，但是不可否认，恩维尔为帝国在1918年的外高加索进攻中的力量不足贡献良多——他将自己实力最强的两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和叔父——这清楚表明他将此战看得同巴库争夺战一样重要。正如德国人抱怨的那样，土军从罗马尼亚战线解放出来的前线军队被送往巴统和阿塞拜疆，却非色雷斯或巴勒斯坦。甚至就在英国人集结军队为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进攻做准备时，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却评论道：“在土耳其人这边……所有能够得以利用的后备军和人力、战争物资都被送往了高加索。”恩维尔整个春天都忍受着来自利曼的恶毒批评，终于在6月同意将高加索军团中的奥斯曼第三十七师和第四十七师抽调出来给利曼以进行巴勒斯坦方面的战役。但是，由于在抵达目的地的过程中耗费了太长时间，最终及时参加9月战役的只有第一批到达战场的8支营部。1918年春，利曼的耶尔德勒姆军团还十分强大，艾伦比甚至一度打消了穿过约旦发动突袭的计划。但是到了9月，利曼军团只剩2.6万支步枪、1 200名骑兵以及250门大炮。与此相对应，艾伦比却拥有5.7万支步枪、1.2万名骑兵和550门大炮。[5]由于一直对巴库虎视眈眈，恩维尔差点儿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割让给敌方——可能是通过政治操作。一个足以证明土军总司令战略重心错位的事例在于：一支奥地利轻骑队在1918年10月1日攻占大马士革（叙利亚内陆首都及奥斯曼第四集团军的长期性指挥部）的军事行动未曾遭到抵抗——尽管土耳其人并无剩余兵力守卫这座城市。15

与大马士革相仿，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巴格达——土军未经一战便弃城而逃。位于摩苏尔并由伊斯梅尔·哈基·贝统率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年底时，已经缩减为3万左右兵力；到1918年9月，这支集团军又因饥饿和疾病遭到进一步削弱，并失去了1.7万名士兵——尽管他们自3月下旬在提克里特（Tikrit）附近的小规模冲突以来就再未历经任何军事行动。16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到了1918年如一泓死水般停滞不动，但是从马其顿和叙利亚传来的战情看，这场战争可能会在英属—印度远征军司令莫德（他在1917年11月死于霍乱）的继任者威廉·马歇尔征服摩苏尔之前结束。在整个冲突中，一个明显颇具政治意味的指令在于，1918年10月2日，战时会议指示马歇尔：“尽可能占领大部分石油地区。”17

尽管比起在伦敦时的热切有点不情愿，马歇尔仍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任务。1918年10月28日，在突破了奥斯曼位于舍尔加克（Sharqat）的防线之后，马歇尔在早晨七点半接受了哈基·贝的投降，并俘获了11 322名战俘。10月30日，英土两国签订停战协议；31日中午，协议生效。这一天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就在4年前（一天也不差），丘吉尔和英军（一天也不差）便过早地开始了波斯湾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马歇尔却对相关条款置之不理，并继续朝前推进，在1918年11月2日到达了摩苏尔。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摩苏尔已经被许配给了法国，但是国王陛下政府却不再希望它获得这座城市。与同盟国之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的争吵相似，英国和法国也已经开始为分割奥斯曼残体而争执不休了。18

尽管英军挺进至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对中东的战后格局影响重大，但是这实际上与奥斯曼战争的结果毫无干系。恩维尔为其高加索的愚蠢策略付出的真正代价在于土耳其欧洲部分——奥斯曼在此处的“军力储备”已被消耗一空，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危如累卵。驻守这里的第一集团军经过削减之后，在1917年只剩不到两支整师的兵力，随后，这支集团军1918年夏又被剥得一干二净，所剩无几。9月份在马其顿和巴勒斯坦的惨败之后，恩维尔令高加索第十步兵师返回色雷斯，但是直到停战协议签订，这支部队也未能抵达，而这支大约7 500人的军队也就此被留在了适当的位置，以抵抗米尔恩将军的7支整编师——后者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于9月28日强迫保加利亚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得到空隙，朝君士坦丁堡推进（萨洛尼卡主力军则朝北推进，帮助塞尔维亚重新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并且在10月底到达了多瑙河）。曾在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巧妙地击溃了协约国军队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也已在1918年夏天缩减至只有两支严重缺编的师部（第四十九及第五十七师），力量几乎不足以保卫沿岸炮台。在这里，恩维尔同样从高加索调来军队进行增援，但是他们抵达时间太迟，实难影响战局。19

在保卫首都无望的情况下，塔拉特帕夏遂请求协约国在191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停战，另一方面，鲁登道夫也在这段时间停止了战斗（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获悉柏林已经求和，而塔拉特也能够说服奥斯曼内阁投降）。塔拉特甚至在德国人请求威尔逊总统根据“十四点原则”——似乎提供了一条避免领土最大程度损失的途径——进行斡旋的时候采用了相同的外交策略。作为对美国人有利的条件，塔拉特提议（再次听从鲁登道夫的主张）他及同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三巨头的恩维尔和杰马勒辞职，并成立一个更支持协约国的政府，以换取不太苛刻的停战条款。7月，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逝世，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已经继位成为新任苏丹。为了维护他的兄弟未曾拥有过的苏丹权威，瓦希代丁建议塔拉特将权力交付于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作为旧的哈米迪耶忠实拥护者，陶菲克曾在1899—1909年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升至大维齐尔之前——“三三一事件”之后短暂的反革命时期，他曾担当反CUP派系的象征性领袖）。鉴于他的过往，陶菲克帕夏坚决要求肃清内阁中的CUP党人的主张倒并不出人意料。不过，塔拉特并不同意。在经过一周的讨价还价之后，一个折中的政府得以组成，包括少量CUP党人（比如一直反对与德国结盟的贾维德·贝），以及位居其上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他曾在1916年的高加索战场任凯末尔的指挥官（伊泽特帕夏也赞同凯末尔的观点，认为与德国联合是一个错误）。从外交角度来说，最关键的任命是侯赛因·拉乌夫（奥尔巴伊）舰长——作为一名著名的亲英派，他曾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争执。此时，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6]当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在1918年10月13日辞职之后，同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相似，正是这些新任职官员将要承受投降带来的屈辱。20

就像鲁登道夫一样，土耳其人对“十四点原则”的确切内容知之甚少。与普遍观点相反，威尔逊并没有真的在这些原则或者随后的“四项说明”中规定胜利者将不会获得领土收益；相反，他对此类根据一般原则进行的吞并行为做出了限制（每一寸领土处置……必须符合相关人民的利益）。德国人也将很快发现威尔逊其实并不反对法国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只要它遵循早期的“民族自决”理念（实际上威尔逊于1918年10月16日在私下里向法国保证了此事，不过，或者说当然，他并未知会柏林）。而土耳其人将学到关于帝国内少数民族的“自主发展”理念——由威尔逊在第十二条原则中提出——并不与英法两国强行肢解帝国的行为矛盾。无论如何，同信任鲁登道夫相比，塔拉特对威尔逊的信任甚至更无多大的意义。美国并未同奥斯曼帝国作战，也并非任何相关分割协议的利益方。21

事实是，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的突破以及德军随之而来的瓦解已经削弱了高门仍然多少还剩余的谈判砝码——不论是亚美尼亚人或是其他别的什么。1918年10月12日，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军队截断了巴尔干半岛上位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铁路联络线，使得土军保卫首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青年土耳其党人想背水一战。当然，奥斯曼依然有久经沙场的师部占领着外高加索，而在叙利亚北部，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剩余兵力仍在撤退途中作战。迟至1918年10月25日，凯末尔只剩5 500人的残余部队还在为守卫阿勒颇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非正规军进行战斗。通过借鉴劳伦斯的经验，凯末尔还收买了贝都因人离开城镇。[7]22在（短暂）恢复阿勒颇的秩序之后，凯末尔撤退至西北部位于守护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阿曼（努尔）山脉缓坡上的城镇卡特马（Katma）。在这里，据说他建立了“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8] 利曼以一种本可以改变战争（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天的话）进程的充满了标志性政治意义的举动，在1918年10月31日将叙利亚的指挥权交给了唯一人选——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曾亲自赞扬后者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他还为凯末尔的同僚及士兵在与艾伦比“远优于”土方军队的作战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勇敢”赞叹不已。就这样，他优雅地退出了战场。然而，一旦停战得以宣布，凯末尔也回天乏术。《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俄国在此时退出战场之后——英国和法国在此时则多多少少想制定一些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停战条款，然而，由于彼此的信任缺失，以及向意大利和希腊“分食”足够利益以满足这些机会主义的共同参战国的需求，使得他们迟迟没有进展。23

在被将土耳其拉入战争的那些人离弃之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奥尔巴伊）尽一切所能同帝国的（主要）英国征服者周旋。但是这十分困难，而他们自身的缺乏经验使其每一步都更为不易。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于相信了查尔斯·汤曾德将军的话——汤曾德曾在库特—阿尔—阿马拉战役中投降土军。在自己的大部分印度士兵被送往巴格达铁路线从事苦役的情况下，汤曾德却自1916年出奇地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纵容——他得到了一套位于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基波岛（比于克阿达）的豪华别墅，并被允许在都市社会中自由走动——这使得他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贝等人渐渐熟识。[9]1918年10月17日，汤曾德代表土方同英国斡旋。他的建议——在同英国讲和的框架下，通过给予“十四点原则”中建议的帝国沿线区域自治权，使得奥斯曼能够掌控外高加索（仍然在土耳其人手中），以及此时由英国占领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遭到了经验更为丰富的官员的怀疑（毕竟汤曾德已经有两年半时间未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了）。汤曾德还用基于自身受到的优渥待遇的证据进一步使英国相信：“土耳其急于想同英国友好相处。”另外作为报答，他还请求伦敦在德国于战争末期停止资助的时候能够给予土耳其经济援助，以减轻其财政紧缺的状况。尽管对汤曾德送来的礼物吹毛求疵，拉乌夫和伊泽特帕夏却同意让他代表土方同英国海军部联系。1918年10月20日，这位自己做主的中间人被带上了米蒂利尼沿岸的一艘英国船舰，并很快同停靠在利姆诺斯岛的蒙德罗斯港上的“阿伽门农号”的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官萨默塞特·考尔索普（Somerset Calthorpe）上将进行了会晤。此刻，土耳其人就会知道英国人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24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一直处在变化当中。德军的最后一处主要防御工事——赫尔曼防线在10月20日遭到突破——汤曾德也正是在这一天同考尔索普进行了接触——因而，德方也提出了停战请求。即便如此，德军仍在抵抗，并在有条不紊地朝莱茵河的撤退途中造成了协约国军队极大的伤亡。在英国战时内阁中有一种感觉：英国对奥斯曼停战协议的需要程度几乎同土耳其人一样紧迫——一旦协议签订，他们就能够将海峡的兵力解放出来并将其派遣至黑海，以从后方对同盟国构成威胁。诚然，英国想在战争结束前拿下摩苏尔和阿勒颇（提及此事的命令颁布于1918年10月24日）。但是，其在土耳其亚洲战场毫无建树的协约国的贪婪声明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劳合·乔治10月3日告知内阁，“［难道］仅仅因为法国人想要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要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人就要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吗？”25劳合·乔治甚至提出抛弃《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加快同土耳其的谈判进程，不过到最后，他的保守派同僚、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和财政大臣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却迫使他打消了念头。在10月6—8日举办于凡尔赛的协约国内部峰会上，劳合·乔治初步起草的奥斯曼停战协议勉强获得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在这份协议中，规定了土耳其最先接洽的国家（他假定将是英国）可以开启和平谈话。同样，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坚持下，英国付出的代价是接受了大量苛刻的条件：给予协约国军队占领“亚美尼亚行省任意部分”，或者更广泛些来说，“任何战略要点”的权力——和英国一样，无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未能成功攫取他们垂涎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在收到汤曾德和考尔索普的回音之后，战时内阁在10月21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于劳合·乔治的观点达成了共识，并认为英国应单独迫使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这帮助弗朗谢·德埃斯佩雷迫使保加利亚单方面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并由此开创了区域性的先例——使得他节省了时间，并将军队解放出来调遣至塞尔维亚）。在外交实践中，这意味着考尔索普将能够坚持英国自己的停战主张，而不用考虑其他协约国。虽然将土耳其人视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敌人”的枢密院院长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认为英国应该坚持让敌方完全服从自己的要求，但是劳合·乔治却赢得了军事首脑们的支持——他们对德国的意图仍然不十分确定——他们想在冬天之前打开海峡通道。[10]战时内阁遂同意了考尔索普上校留有余地的主张：放弃法意提出的遭到土耳其人反对的条款。当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被及时告知考尔索普正在代表他们同奥斯曼帝国开启停战协议后，他们尽管希望对方能够接受所有的二十四条草拟条款，但仍极力强调前4条——其中广泛保证“进入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完全自由及安全”。26

如果被派遣到蒙德罗斯的外交官经验丰富的话，土耳其或许已经通过满足英方诉求而非其他协约国贪得无厌的索取将事情迅速解决，获得一个相对宽厚的停战协议了。法意两国从未直接为英国作战，而且由于坚决要求获得占领土耳其的权力，他们还有可能将这场战争继续延长下去。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尤其是劳合·乔治对此尤为不满。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伊泽特帕夏派去谈判的是拉乌夫（奥尔巴伊）——一位非常信任汤曾德的亲英派。由于曾接受过英国海军军官的训练，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公平竞争”观念根深蒂固。当土耳其海军大臣在1918年10月27日登上“阿伽门农号”后，考尔索普上校便给拉乌夫留下了“正直、开明的印象”。在蒙德罗斯，考尔索普及其副司令官，爱琴海中队指挥官西摩少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后者甚至在拉乌夫面前“表现出一副对报复行动不为所动的样子”。而使这一切更为令人困惑的在于，当拉乌夫已经签字向考尔索普兜出自己的老底，并且在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接受了法意最为苛刻的要求后，他们仍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27

不管别的什么，拉乌夫似乎不太理解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其实是一个极为狡猾的谈判策略。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向不守陈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供应食物和饮料并非事出无因；在同样充分的理由下，托洛茨基截断信息传播，封锁谈判对手，以恢复俄国的自尊和外交主动权。而这一次，在没有托洛茨基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所有参会人员都一致认为在“阿伽门农号”上进行的停战会谈十分友好和善，没有任何一方对此心存抱怨。考尔索普似乎毫不着急，他仍小心翼翼地朝前推进着条款——直到黄昏时分，他们才开始谈及爆炸性的第十六条条款，它要求“位于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的所有［奥斯曼］守军向距离最近的协约国司令或者阿拉伯代表投降”。而保证协约国“占领任意战略要点”（由意大利坚持要求）的模糊的、开放式的第七条条款遭到了考尔索普的忽视，如同无关紧要一样；他仅仅称自己将咨询伦敦方面关于这一条的实质意义。对于法国人的毒药丸计划而言，当考尔索普开始讨论第二十四条条款时，已近夜幕时分，这条款项中规定“以防亚美尼亚行政区管理无序，协约国将保留占领任意地区的权力”。对于这一点，拉乌夫由于太过精疲力竭而无力反对。一整天以来，他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提出各种反对意见，但是他唯一获得的让步在于考尔索普承诺不会让意大利或者希腊军队占领任何海峡港口。

对拉乌夫的评价要公平合理，毕竟他面对着经验丰富的谈判对手。无论如何，考尔索普成功说服了奥斯曼海军大臣，并称条款七并不意味着协约国军队可以向奥斯曼帝国的任意地点派驻军队——仅仅是“一些战略要地”。关于这一点，他希望英方的盟友能够给出更为明确的定义；而“将君士坦丁堡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意味着控制其造船厂，关于这一点，条款中将专门进行说明；条款二十四允许协约国［即法国］在“发生具有威胁性质的混乱时”向“亚美尼亚”地区派遣军队，实际上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即在土耳其出现新的屠杀事件或者政府更迭）；最后，考尔索普建议（不过，他无法在停战协议上提出这一点）希腊战舰不要在士麦那（伊兹密尔）或者君士坦丁堡停泊。土耳其自己提出的以经济援助取代德国人提供资助金的要求立马遭到了反对。最终，为了迫使对手就范，考尔索普拒绝了拉乌夫向君士坦丁堡通电，以询问苏丹和大维齐尔是否同意条款七的请求。他还恫吓道：“停战协议拖得时间越长，整个谈判中断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拉乌夫只得独自决定是否要在考尔索普给出的时间线——1918年10月30日晚上9点之前签署这份严苛的停战协议拟稿。最终，他在协议上签了字。28

此时，土耳其人终于尝到了恩维尔在里海愚蠢推进种下的恶果。[11]单独来看的话，《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上的条款听起来或许还算公道合理，但是若总的来看，它们则构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完全肢解。尽管“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的占领”以及“打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道以进入黑海”（条款一）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首都的占领，但是这一点隐含在条款九中，甚至在考尔索普比较温和的表面要求中也有所暗示：“可以使用土耳其所有港口及兵工厂的船只修理设施。”通过规定奥斯曼守军从相关区域的撤退及/或投降，波斯和外高加索（条款十一）、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条款十六）、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条款十七），以及赋予协约国控制巴格达铁路的“托罗斯隧道系统”的权力，《蒙德罗斯停战协议》有效地将奥斯曼帝国削减至它的安纳托利亚残余部分——即便他们没有在正式和约中宣告这一点。两座仍置于土耳其控制下的主要港口城市巴统和巴库则不仅被要求撤军，协议中还明确规定协约国将占领这两座城市（条款十五）以及所有外高加索铁路。此外，通过故意使用符合奥斯曼未知行政区划的旧有地理术语（“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英国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留下了巨大的余地。随着条款五关于遣散奥斯曼军队的规定的提出，余下唯一限制协约国分裂奥斯曼的因素便是拉乌夫曾不幸寄望的英国公平竞争的观念。29

更糟糕的事也很快到来。拉乌夫从考尔索普处哄骗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让步在于第十六条条款的修正——土耳其也由此能够在“奇里乞亚”撤出一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保证有足够军队“维持此地秩序”。其观点在于，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阿拉伯省份的军队不同，此区的部队将不用投降。其暗含的必然结果是，遵循“停火”主张的艾伦比军队将不会逾越停火线。早在1918年11月5日——就在马歇尔（明显违背了停战条款）拿下摩苏尔不久之后——英方便通知穆斯塔法·凯末尔，英方打算占领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像是料定凯末尔不敢有所行动似的。

然而，他们挑错了对象。早在两天前，凯末尔就已经请伊泽特帕夏向他解释与其防区有关的相当模糊的停战条款：他将要撤军（不过不是全部）的“奇里乞亚”到底指哪儿？英方对亚历山大勒塔提出要求的含混借口在于，他们在已经占领了阿勒颇的情况下，还需要一处附近的港口来补给兵力以及撤离伤员。相比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心存怀疑的凯末尔认为敌方的真实意图在于切断他的军队，并迫使他投降。1918年11月6日，凯末尔向大维齐尔拍发了一份电报，并告知自己已批准军队向任何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军队开火。[12]“我的本性，”凯末尔向伊泽特帕夏解释道，“不允许我执行为英国人欺诈行为正名的命令，如果我这样做，要比英国人自己做令人信服得多，所以我请求你尽快重新任命一位继任者……接管我的指挥权。”30

凯末尔的天性和他对英国及其盟国意图的判断十分合理。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位耶尔德勒姆残余军团的骄傲司令官因违令受到了伊泽特帕夏的严厉斥责，并被要求撤销抵抗亚历山大勒塔英军的命令。1918年11月7日，耶尔德勒姆军团由苏丹下令解散，凯末尔则被召回了战争部。在历经3年的局部战争和4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战斗离开了土耳其人，甚至离开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将军——此时，他将在搞清楚事情之前被撤销新的指挥权，并返回奥斯曼首都。然而，在离开之前，他签署了一份密令，以在协约国获得托罗斯隧道之前将军需品运输至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并将武器分发给安泰普（加济安泰普）的民兵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1] 作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补充，由同盟国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在俄国瓦解之后遂失去了效力。

[2] 当然，大部分伤亡者是在1918年9月的马其顿战役中造成的。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的损失却并非无足轻重。到那个时候，保国在马其顿战线损失了大约4万或5万人。对保加利亚政治家在1915年加入同盟国的投机主义进行诽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与希腊—塞尔维亚联盟对抗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复仇动机。当然，由于胜利果实似乎又一次遭到共同交战国的窃取，这些都使索非亚在1918年重温同样的痛苦。

[3] 当德国在几周之后开始呈现式微之态时，他们对德国人也揭下了面具。除了宣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条款作废，布尔什维克党还抢劫了德国驻彼得格勒领事馆，他们在此处找到了30袋相当重的外交邮袋，里面塞了2.5亿卢布。

[4] 引人注意的是，恩维尔下达此命令正是在鲁登道夫紧急请求恩维尔撤出所有可调动部队以规避色雷斯灾难之后整整一周。此外，鲁登道夫还提议德方派遣克里米亚的第16后备师到阿德里安堡。

[5] 在恩维尔的防守中，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实力骤降并非他本人的错误。鲁登道夫曾在6月要求将利曼麾下的德国军队召回欧洲（这也是恩维尔不得已做出将高加索的援兵派遣至巴勒斯坦决定的最直接原因）。虽然并非所有的德国士兵都返回了欧洲，但是利曼也确实损失了8个营。而巴勒斯坦战场也因此成了恩维尔的高加索策略及德国人在法国的全面危机的牺牲品。

[6] 1915年1月，拉乌夫没收了德国赴阿富汗外交使团团长奥斯卡·冯·尼德迈尔的衣物和装备，包括他的大部分武器。由于非常讨厌德国人，拉乌夫将在“二战”结束自己驻伦敦大使的职业生涯。

[7] 没人在阿勒颇发现劳伦斯的踪影。在大马士革沦陷两天之后——在这场战役中，劳伦斯的唯一贡献在于在战后驾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进入了城镇。劳伦斯请求艾伦比批准他回到英国——他在当初离开的地方又开始书写自己的传奇。

[8] 但是，这个故事没劳伦斯传奇令人信服。事实上，凯末尔在停战之前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开始鼓动其他未被雇用的前任军队军官涌入首都。

[9] 并不是说汤曾德对这种纵容心存感激。他曾抱怨道，在别墅内遭受的其他“折磨”中，他被迫要支付自己的生活用品。

[10] 英国着急打开海峡通道在战略上是很合理的。舰队若能通过海峡通道，将会立刻削弱德国对乌克兰和黑海的控制力，以及柏林在任意和会上的谈判地位。

[11] 这种推进根本没有结束。当有关停战协议的消息逐渐传到高加索的时候，伊斯兰军仍继续出现在外高加索地区，并在巴库陷落之后向北部达吉斯坦转移。1918年11月8日，达吉斯坦首都彼得罗夫斯克（今马哈奇卡拉）陷落，征服军此时才获悉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并将连同此处以及其他高加索战利品如数归还。

[12] 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开始考虑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奇特选择极具标志性——由于凯末尔及其叙利亚剩余部队的涌入，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防守此时比战争期间更为坚固——他们在战争期间拿下这座城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从我掌握的东线情况来说，我不禁想到这副被举得高高的好牌将狠狠摔落在地，支离破碎，几乎不堪一击。

——枢密院议长、前印度总督及随后
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乔治·寇松1

尽管考尔索普凭借出色的谈判手段说服土耳其接受了近乎所有停战协议拟稿上的条款，协约国这边却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毕竟，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很难做到宽容大方——尤其是经历过1914—1918年欧洲及中东的残酷战斗之后。考尔索普对法国利益的无私迁就并没有得到巴黎方面的理解。法国人在得知考尔索普明确拒绝法方谈判者代表他的上司（在1914年的协约国内部协议中，法国被赋予了地中海指挥权，不过这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多米尼克·戈谢上将登陆“阿伽门农号”后，勃然大怒。1918年10月30日——当停战协议正在蒙德罗斯签署的时候，法国的强势总统乔治·克列孟梭在奥赛码头与劳合·乔治会面，并就法方在谈判会议上被怠慢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据威尔逊总统在最高司令部的联络人E. M.豪斯对这场充满敌对情绪的会面的回忆，“他们俩，或者说至少劳合·乔治就像街头泼妇一样吵嘴”。当克列孟梭抱怨法国被赶出了停战协商会谈后，这位英国首相反驳道：“英国已经俘获了3到4支土耳其军队，并在对土战争中损失了成千上万名伤亡者。而其他国家仅仅派出少量黑鬼警察查看我们是否夺走了圣墓大教堂！”除此之外，更为老练的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提醒克列孟梭，由于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曾单方面迫使保加利亚签署了停战协议，考尔索普只有遵循法国先例。克列孟梭只好在明显的胁迫下接受了这一点。劳合·乔治盛气凌人的语气暗示他们在已经掌控了土耳其的情况下其实并不打算执行《赛克斯—皮科协定》。2

在阿拉伯省份，关于争夺奥斯曼遗产的战斗早已开始上演。在英军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由于克列孟梭在1918年12月（口头上）同意英国对这两个地区（包括摩苏尔——1916年，它就被划分为法国领地以作为缓冲带对抗现已布尔什维克化的俄国）的控制，所以法国无法再做出进一步领土要求。为了在蒙德罗斯开放式的条款框架下宣称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奇里乞亚的主权，法国部队可以而且也确实在贝鲁特、亚历山大勒塔和梅尔辛（亚达那附近）登陆。但是在他们1918年占领而现在转由艾伦比军队占领的叙利亚内陆，则是另外一回事。在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期间，英国曾同意向法国让出奥斯曼叙利亚大部分地区，不过只有沿岸地带（即今天的黎巴嫩）由法国直接管辖，内陆部分则由“独立的”阿拉伯（实际上是指费萨尔及侯赛因的其他儿子）管理。理论上来说，在法国和阿拉伯控制地带之间会有一条边境线穿过大马士革、胡姆斯、哈马和阿勒颇——这几个城市都划归阿拉伯——不过这些城市仍然正好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法国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主宰这些此时被英军占领的地带呢？

伍德罗·威尔逊的介入加剧了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由于美国军队在瓦解西线德军士气上可能做出了具有决定性的贡献，而美国银行机构此时又极大地影响着协约国的金融（协约国在战争中对其产生了大量负债），所以美国总统即被视为一月份巴黎和会前夕最具权势的人物。正如我们在德国和奥斯曼的和平请求中看到的，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目标已经在1918年获得了外交及政治上的通用护身符。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在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将至少不得不对其表示口头支持。

在这场安抚美国人对于处置奥斯曼敏感性的新奇的外交博弈中（虽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交战），劳合·乔治和英国人认为他们在费萨尔及其阿拉伯非正规军之中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一个在背后进行操纵的假象。事实上，恰恰是为了掩盖英国对叙利亚的征服,艾伦比才试着效仿费萨尔以阿拉伯民族自决的名义从幕后指挥对大马士革的征服——只是当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仍在千里之外时，土耳其人便开始撤出这座城市（连同大部分奥斯曼政府官员）。1918年10月3日——大马士革陷落两天之后，费萨尔本人才抵达现场。而在此之前，一伙支持哈希姆王族的小团体已经被英国人讽刺性地安置在了政府机构中。艾伦比虽然敢于告诉费萨尔他将在“法国的指示和经济支持下”统治叙利亚内陆地区，但事实是，英国军队（实际上是澳大利亚人）早已占领了大马士革，而且他们哪儿也不会去。3

此时，奥斯曼叙利亚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征服者将通过一种外交上的神秘变化转变为阿拉伯人。在预料到英国的这一策略之后，法国媒体开始通过大肆鼓吹劳伦斯在领导阿拉伯人作战中的重要性来动摇费萨尔军队的军心。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他后来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劳伦斯在战争结束之前由于受到操纵，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完全不为人知。艾伦比及其首席政务官吉尔伯特·克莱顿早已在公报中隐瞒了劳伦斯的作用，以便不会损害到费萨尔的政治前景。迟至1918年12月30日，《伦敦公报》发表的关于大马士革陷落的新闻中仍未提及劳伦斯。4实际上，第一次发布劳伦斯的“新闻”的是一家法国报纸，其用意在于贬损费萨尔的艾伦比军队。《巴黎回声报》在1918年9月下旬的报道中描写道，骑着马走在一支由“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组成的骑兵队前头的劳伦斯上校，已经“通过破坏德拉附近的汉志铁路，截断了位于大马士革和海法之间的敌军的交通设施”，他也由此在“巴勒斯坦胜利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5

通过将劳伦斯宣传到全世界，法国人实现了一种自毁性质的目标。为了削弱费萨尔的影响力，《巴黎回声报》又对他的这位最得力的支持者进行了美化，称其生来就是为了缔造历史。与否认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的角色相反，劳伦斯对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进行了巧妙粉饰。他并没有将自己表现成一名帮助阿拉伯游击分子炸毁铁路岔路口的联络官，相反，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目睹阿拉伯民族觉醒的见证者。起初，劳伦斯还含糊其词，渐渐地，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开始彻底捏造阿拉伯人对占领叙利亚的贡献：他称费萨尔带领着一支4 000人的阿拉伯军队率先进入大马士革，并由此不可撼动地确立了对叙利亚首都的主权。劳合·乔治随后将数字进一步夸大，并诱使费萨尔发表声明称有不少于10万名阿拉伯人曾为他作战。英国此时向费萨尔支付的补助金已达每月15万英镑——他们正在对自己的投资品加倍下注。6

英国人对自己的宣传内容深信不疑，甚至还借用费萨尔来美化犹太复国运动。为了让英国履行其在《贝尔福宣言》中做出的承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招募了一支特殊的犹太人部队同艾伦比并肩作战；这支部队在1918年2月抵达战场，刚好赶上英军朝大马士革的推进（即便不是征服巴勒斯坦——因为雅法和耶路撒冷早已陷落）。但是，在占领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才迟迟发现怂恿犹太人进一步行动——更不用说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很难得到当地阿拉伯基督徒和（尤其）穆斯林的支持。[1]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也因此在1918年12月费萨尔访问伦敦的时候督促他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签订某种协议。由此产生的《费萨尔—魏茨曼协定》遂于1919年1月3日正式签订，它充分体现了英国外交部令人惊叹的自私立场。在这份协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了费萨尔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以换取“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限制性条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和刺激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迁徙”。然而，这个荒谬的协定体系是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实现独立为条件的——这个原则也正是费萨尔本人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此处的犹太人并未占到大多数）的主权要求而予以象征性拒绝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费萨尔或许也在无意中失去了对巴勒斯坦沿岸的领土要求——尽管他的哥哥阿卜杜拉之后被分得了一处位于广袤沙漠中的王国（外约旦，或今天的约旦）。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费萨尔服下贝尔福“毒药丸”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其家族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力。7

当费萨尔在1919年2月6日到达巴黎讨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自治政府”问题时，劳伦斯和英国人已经为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关系小组，并将这位哈希姆王族王子英勇无畏的故事宣传给那些易受骗的新闻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在向最高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费萨尔身着“镶着金边的白色长袍”，并“佩带着一把弯刀”——他也就此开创了阿拉伯领袖在20世纪进行外交会议时全副武装的古怪传统。由官方授意，劳伦斯亲自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翻译”了费萨尔的演讲内容（事实上，劳伦斯的阿拉伯语相当糟糕，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利用费萨尔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传言说费萨尔的演讲其实是在背诵《古兰经》）。在为费萨尔代言的过程中，劳伦斯讲道，阿拉伯人最希望得到的是民族自决。从豪斯上校（费萨尔“激发了他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和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费萨尔“似乎闻到了乳香的芬芳”）吐露的内容判断，这场劳伦斯—费萨尔表演彻底愚弄了美国人民。失算的法国人则公开指责令人大怒的费萨尔“戴着阿拉伯人头饰，却践行着英国帝国主义”。8

双方在此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都相当令人吃惊。着眼于安抚威尔逊和美国民众，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遂在1918年11月9日联合签署了一份“英法宣言”，这在表面上对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表达了支持（“各国政府、机构的设立得自立法提案权的自由运用及原住民的选择”）。尽管劳合·乔治希望克列孟梭能够执行宣言内容，使法国企图占有叙利亚的计划落空，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真的打算遵守此类原则。克列孟梭绝不是傻瓜，他已经因此承诺协约国将提供“此类支持及有效帮助以保证这些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面临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人民做出的模棱两可的声明，法国首先做的便是设法将他从英国劝离，甚至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这一切尝试失败以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把他的名字从巴黎委任代表的名单中划去来迫使他退出。[2]当费萨尔结束1919年2月的御前演出之后，克列孟梭召集了一名声称代表“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阿拉伯人舒凯里·加南以提醒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麦加的哈希姆王族先前同他的国家并无联系，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英国人遂悄悄向威尔逊总统塞了一张纸条，并指出加南在过去35年里一直居住在巴黎（事实上，他甚至忘记了阿拉伯语）。9

在对这种字谜游戏感到厌倦后，1919年2月15日，克列孟梭单单向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只要英国将大叙利亚的管辖权和摩苏尔1/4的石油产量让予法国（石油将通过法属叙利亚即将修建的输油管道运往市场），法国将同意废弃《赛克斯—皮科协定》，并正式让出摩苏尔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不愿意放弃手中的费萨尔这张牌，遂表示拒绝。10

费萨尔专门演给伍德罗·威尔逊看的表演并没有给威尔逊留下深刻印象。威尔逊在短暂地返回华盛顿之后，又在3月份返回巴黎，并决意坚持自己的立场。1919年3月20日，这位总统被邀请前来在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之间进行调解。在忍受了更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演之后，威尔逊让英国人摊牌。“如果在战后建立阿拉伯世界是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话，”威尔逊建议道，“为什么不派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来‘了解这些区域的民众诉求’以为最终解决方案提供‘最为科学可行的准则’？”此时，轮到克列孟梭进行愚弄了。他同意道：“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叙利亚人民是否愿意接受法国的统治——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是否愿意成为英国的属民。”此时又轮到让克列孟梭摊牌了，威尔逊命令协约国最高理事会详细调查一些地区的民众意见，“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东的阿拉伯国家、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奇里乞亚，或许还有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区”，以保证这些地区建立的政府是在“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管辖的。[3]11

美国政府在奥斯曼问题上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在某些方面同威廉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突然出现具有相似之处——后者在彼时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是威胁最小的国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作战，所以美国人几乎被所有战后奥斯曼派系看成是理想的战后庇佑人——他们在此区未曾受到帝国野心的玷污。威尔逊派赴土耳其亚洲部分调查民众意见的委员会由美国人查尔斯·克兰和亨利·C.金带队（不管是克列孟梭还是劳合·乔治，都不愿意通过委任自己人来表达对这场调查的重视）。据报道，由于美国被视为最有可能接受阿拉伯独立的国家，因此几乎各方都支持它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托管。12 1919年2月，甚至连费萨尔也将他与劳伦斯的友谊以及巨额的英国资助金搁置一旁，支持由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托管——美国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感到相当惊讶。英国官员，比如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也一度考虑给予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以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埃及的缓冲国家”。13

最重要的是，正是身处巴黎，由博戈·努巴尔帕夏（为全球流散的犹太人代言）和艾维迪斯·阿罕罗尼安（Avedis Aharonian，一位代表新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达什纳克党老党员）带领的亚美尼亚代表团向威尔逊伸出了求救之手。这群为亚美尼亚人事业奋斗的志士长期见证着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经受的各种苦难，而他们关于1915年大屠杀的证词对于引导西方舆论也极为重要。在美国本土，有大量支持亚美尼亚人事业的维权组织，尤为突出的是由前美国大使詹姆斯·杰勒德（James Gerard）领导的美国亚美尼亚独立委员会，众多名人也都投身其中，比如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最高法院法官及未来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纽约州州长，以及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前往巴黎之前，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被各种请愿书淹没，人们要求他“帮助亚美尼亚人获得足够的补偿，以弥补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到的巨大损失”。14

实际上，美国人介入土耳其亚美尼亚，或者以更大范围来说整个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有很多原因。除了自身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以外，威尔逊总统一贯主张土耳其人必须同样遵循“民族自决”原则——这意味着美国官员将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公平地进行斡旋。在诸列强之中，唯有美国持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支撑其对安纳托利亚实施可能必要的长期占领，以保护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些人估计，这可能会需要多达10万人的兵力。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还能够依靠英国甚至是法国（尽管有些勉强）的支持。1919年3月7日，当豪斯上校告诉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美国终将接受对相关地区进行委托管理时，英国人对美国人终于承担了这一“神圣使命”感到尤为高兴。当然，正如劳合·乔治透露出来的所有信息一样，这背后也隐含着一个动机，而且不难理解（一旦美国人在这些地区确立了地位，他们将很有可能不让法国进入小亚细亚）。尽管如此，由美国托管“亚美尼亚”（不管定义有多广泛）仍将受到巴黎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的欢迎。15

甚至当巴黎流传着的关于美国人将进行托管的消息传入土耳其之时，民众也对其表达了支持。大约是为了“将奥斯曼帝国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拯救出来”，一个位于君士坦丁堡，并由现在已成为前大维齐尔的伊泽特帕夏担任领导的特别政府委员会专门组建起来，以鼓动美国人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进行接管（或其被瓜分剩下的任意残骸）。同君士坦丁堡的知识阶层一致，奥斯曼近乎所有的主流刊物都对此表达了支持。正如《时间》报编辑艾哈迈德·埃明·贝（亚尔曼）提出的理由，“如果不选择由美国托管，我们得到的将只有混乱无序”。甚至连那些逃往内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支持这个主张。里扎·努尔——后来成为安卡拉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创建者之一的一名军医认为，“如果美国接受进行托管，并且公正行事的话，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将在20年之内达到土耳其人一个世纪也无法实现的地步”。体现了这个主张受到普遍拥护的另一个事例在于：1919年9月，民族主义者议会在锡瓦斯通过了美国进行托管的提议，但条件是美国人不会破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对于伍德罗·威尔逊而言，托管亚美尼亚的主意也充满了诱惑。经过数月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在1919年5月14日于巴黎接受了此提议，接下来只需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就这样，关于分割奥斯曼的最为复杂和道义上令人纠结的争议之一似乎在每一方都满意的情况下终于得以解决。16

当然，美国对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或者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托管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人民并不想要这些地盘。支持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以及支持其他前奥斯曼属民进行“民族自决”是一回事，但是将年轻人送往危险的征程，使其去往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并将颇具难度的处置办法施予那些不守规矩的、有充分理由不信任他人的民族则是另外一回事。5月份，当威尔逊的神经开始崩裂之前，他曾反复告诫最高理事会不要指望美国管制奥斯曼居地。正如这位总统曾以一种罕见的坦承态度说，他“没想到相比在亚洲的军事责任，美国人民不太愿意接受他们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处置方式”。当金—克兰委员会1919年8月28日提交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后——他们在调查中提倡美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市郊、“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剩余部分[4]这3部分进行托管——由于威尔逊已经离开了巴黎，而他们在此地协商的条约更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强烈批评——这个主张将注定在美国参议院上遭受失败。因此，这些亲美派在此时报告的意见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一奥斯曼崩溃的非常时刻，一个或许会变成民意的历史记录反而被束之高阁（金—克兰报告只在1922年发表过，直到今日，仍不为人知）。17

美国如此快速地从奥斯曼议题上撤出的行为确实令人失望，但是这并不算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这些不同的群体组织，比如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支持美国进行托管，而非英国或法国的原因——美国人的毫无兴趣及在此区缺乏野心——却也充分解释了为何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逗留太久。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对于在1919年分担帝国的新义务并无单纯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动乱和暴力的角落——在这里，他们的经验甚至不如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的教会学校。[5]美国的超脱性对那些期冀逃离欧洲帝国主义者掌控之爪的民族形成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同样，他们的期冀为何只是海市蜃楼也很容易让人明白。

美国人不敢踏进的领域正是他人十分渴求之事。作为这场战争新贵的希腊人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合理利用了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突破战前不久加入了协约国一边的好运气。[6]就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希腊军队便从保加利亚手中占领了爱琴海的德特盖特（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口以及保加利亚色雷斯的残余部分。1月上旬，希腊人推进到色雷斯西部的奥斯曼板块，当他们向当地希腊人分发武器，并且迫使土耳其穆斯林作战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了4月，希腊人的进军路线（协约国刚开始还保持缄默，后来便已明确批准）已经远至泰基尔达，只留下少量守卫帝国首都的后方地区。18

由于急于阻止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夺走所有奥斯曼战利品，法国人的行动速度几乎赶上了希腊人。尽管只要艾伦比的军队仍在叙利亚，他们就无法进驻此地，但是法国人早从1918年12月11日起便已沿着沿岸登陆军队了，他们的士兵分散在哈塔伊，还拿下了安提克。12月18日，法军向更北部的梅尔辛登陆了一支小型部队，以肃清北部敌军，并占领亚达那——“奇里乞亚”（一个仍有待给予明确定义的地理术语）的最大城市及名义上的首都。至于奥斯曼的欧洲板块，法军攻占了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之间的东方快车铁路的关键枢纽站，并派遣了一支旅乘坐火车，与从爱琴海摆渡的英国军队一同占领君士坦丁堡。到1919年年初，协约国军队占领首都的兵力已经达到3 500人，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声称应该拥有造船厂——这也因此拆穿了考尔索普修改过的《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中关于第九条的谎言。相反，这些占领者侵吞了首都内所有的主要不动产，并接管了塔克西姆的军队营区、位于鲁梅利卡瓦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以及其他战略要地。英国人在哈比耶的军事学校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法国人则把位置选在第六区的市政大楼，同加拉塔石塔之上的杜耐尔高点一个高度，意大利人则进驻了位于妮祥塔西（当代伊斯坦布尔的时尚街区）的一处帕夏的豪华别墅。更广泛一点儿说，意大利人的占领区域由这座城市的亚洲部分构成，包括于斯屈达尔、卡德柯伊和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岛屿。英国人占领的北部欧洲管区从塔拉区（贝伊奥卢）向北延伸到了黑海。法国人擅自占领了本该属于俄国的区域：古老的拜占庭（伊斯坦布尔的古名），包括东方快车火车总站西鲁克兹站。19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不满足。根据条款七——“倘使发生威胁到协约国安全的事故”，协约国将有权进行占领——法国在1919年3月借宗古尔达克附近爆发的一起游击队暴动（大部分是希腊人）向该区登陆了军队。20

要论行动敏捷，意大利人也不遑多让。早在《伦敦条约》中——在这个条约下，意大利于1915年5月介入了战争——意大利就曾被许诺“合理分得阿达利亚省［安塔利亚］邻近的地中海区域”。寻得恰当时机后，意大利的外交大臣西德尼·桑尼诺男爵在1917年4月——协约国正处于战争低潮期，以及（非常关键）希腊还未介入战争之时，迫切要求协约国澄清意大利在分割奥斯曼中能够得到的利益。涉及这一点，由于处于俄国革命的军中正蔓延着兵变，而协约国在东线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处境，劳合·乔治便只好在1917年4月26日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中勉强答应了意大利的要求，将其分得区域向西拓展至爱琴海，包括卡什/卡尔坎区、费特希耶，甚至还有艾丁和士麦那。（令人尴尬的是，基于分得士麦那的条件——尽管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希腊在劝服下于两个月之后介入了战争。）早在1918年12月，希腊小股分队和意大利军队便已登陆士麦那，以宣示自己国家的所有权——这场僵局很快便有了历史性结果。但是真正的行动到了1919年3月底才到来：意大利人根据法国人用来为自己向宗古尔达克推进的行动做辩护的条款七，向安塔利亚、卡什和锡利夫凯（位于安塔利亚和梅尔辛之间）登陆了军队，并且迅速沿着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呈扇形散开。21

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人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各种侮辱之下竟然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温顺。同英国越过停战分界线推进至摩苏尔和阿勒颇一样，法国移至叙利亚沿岸和奇里乞亚都在预料之中。但是，意大利进入安塔利亚和郊区则多多少少有些荒谬了（意大利人提出的“历史理由”是罗马曾在2000年以前统治这个区域）。尽管如此，意大利对土耳其南部，或者说法国对宗古尔达克的要求权远远不如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占领带来的威胁大。在这些饱受盗匪之困的区域有军队进驻倒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其他地方，比如费特希耶，意大利人似乎还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根据不同说法，或许是为了利用意大利与更具威胁的英国相抗衡，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游荡期间，曾与意大利高级专员卡罗·斯福尔扎伯爵有过接触。22甚至连希腊推进至色雷斯——由恩维尔愚蠢地削弱了守卫首都的兵力所导致——尽管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种族清洗，却仍被君士坦丁堡以一种“既成事实”得到了承认。

同样，对于骄傲的土耳其人而言，尽管协约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犹如自己吞下了一颗苦涩的药丸，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要知道，在得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已扫清水雷）的自由通行权后，协约国舰队此时正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当小型阴谋团伙开始会面进行秘密策划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却已完全听命于协约国占领当局。1918年11月11日，随着伊泽特帕夏将大维齐尔一职让位于年老糊涂的哈米迪耶陶菲克帕夏，内阁中最后一批CUP分子也遭到了清除。12月，陶菲克帕夏同意让协约国设立战争罪行法庭以审判违反人道罪的CUP官员，尤其是那些参与了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苏丹对此表示同意。不过，由于担心政府对协约国的谄媚过于明显会招致公众的强烈抵制，瓦希代丁遂请求英国同样考虑战争中针对土耳其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1919年2月12日，这个请求，连同另一个希望4个中立国（丹麦、西班牙、瑞典和荷兰）派出代表参与这一过程的请求被呈送给了协约国高级专员。然而，这两个请求都遭到了拒绝。23

不管是出自对正义的真切渴望抑或是为了将指责转移到现已失势的CUP党人身上，奥斯曼政府在协约国管制之下及时召开了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审判。在这之后不久，各大省会城市，尤其是约兹加特（安卡拉附近）、特拉布宗、埃尔津詹和巴伊布尔特也都设置了战争罪行法庭。1919年1月底，大约有30名CUP高级官员在首都遭到了逮捕。不久之后，又有100名次要人物被捕获。CUP的7位领导人物（比如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纳济姆博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以战争罪。恩维尔臭名昭著的特设机构也牵连进了对亚美尼亚人进行驱逐以及屠杀的相关罪行之中。虽然有大约67名囚犯——差不多占刚开始遭到逮捕人数的一半——在5月份得到释放，但是少数受到严重控诉的罪行仍在1919年7月受到审判，尤其是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和纳济姆博士——被判处死刑。尽管在对CUP领导层的第一拨审判之后，审判节奏明显放慢了，但是法庭的判决一直持续到1922年。

这场伊斯坦布尔法庭审判的本质和重要性从那时起便一直饱受争议。奥斯曼的法律体系从来都不是特别透明清楚，这些审判也不例外。出于权宜，政府在指控被告时并没有传唤证人做证，这些证人只是通过书面文件或者在别处进行做证。此外，被告——即使那些确实在场的人——还被剥夺了交叉询问权。为了确保不会激怒那些认为法庭审判代表“胜利者的正义”的批评者，奥斯曼政府可能暗中设法破坏自身的裁决效力，所以这些审判可能存在着幕后操纵。签署《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后，考尔索普上将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接任英国高级专员一职，并在1919年8月向伦敦发出警告：这场审判“是一出闹剧，它对我们的威信和土耳其政府造成了伤害”。审判记录保存不善，而且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历史学家如果想设法重建证据的话，只能依靠奥斯曼政府公报中流出的历史记录以及大众媒体关于这个过程的报告。这些信息源给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提供了资料，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对战后法庭审判研究相当彻底的塔内尔·阿克恰姆将其大量的CUP（尤其还包括恩维尔的特设机构）“种族灭绝”案例建立在与未能发表的起诉文件有关的证词之上，这是因为这些文件据说被离开的领导层“夺走”了。阿克恰姆甚至还发现了奥斯曼政府关于销毁文件的残存命令——正如政府的检查官抱怨的那样，这意味着许多与1915年驱逐运动有关的大量资料确实在1919年消失了。在战后审判期间讨论篡改文件的证据具有一定的暗示性，但是关于暗示的具体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24

到最后，战后战争罪行法庭的结果果然难孚众望。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CUP党人罪行以及侵犯人权的证明文件来满足亚美尼亚人或想要为前者伸张正义的协约国，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对CUP党人中的罪魁祸首的死刑判处也并没有执行，所以受害者的冤屈也由此难以得到伸张。[7]另一方面，也没有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因在战争期间对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审判，这也更广泛地损害了法庭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奥斯曼穆斯林心中的公信力。在战争期间，无意讨好国外列强的奥斯曼政府便已召开了上千次军事审判，以处理那些“被发现犯了组织或未能阻止对（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平民［袭击］罪的”官员。相形之下，更为夸大的战后法庭却仅仅将少数人定罪。无怪乎考尔索普上将的专员之一德·罗贝克上将断定，他们的“发现毫无价值”。25

对奥斯曼穆斯林而言，他们或许从未认可战争罪行法庭的完全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同样的磨难困苦。如果政府的请求——中立国参与其中，以及对穆斯林犯下的罪也遭到起诉——得到执行的话，这场审判将很有可能更具分量，并且会使土耳其人在战时迫害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问题上进行更为郑重的反省。即便如此，土耳其人的自制仍存在限制，而这些限制正遭受着剧烈的测试。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占领，希腊在色雷斯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已足够糟糕。但是当土耳其人知道法国人已经邀请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参加对奇里乞亚的占领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支“亚美尼亚军团”由所谓“东方军团”4个营部中的3个组成，他们受训于塞浦路斯，并且在1918年艾伦比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附属于英国的第二十一兵团）。它的大部分志愿军是来自安提克以北高地的奥斯曼属民，在驱逐运动开始时便拿起武器逃到了一艘法国军舰上，这艘舰艇在1915年8月上旬曾出现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沿岸。经过在塞得港的休整，这群亚美尼亚难民请求法国对他们进行武装以“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26

此时，他们确实如愿了。法国人满足他们要求的部分原因在于自己在此区并无多余军队——占领奇里乞亚主要由亚美尼亚军团实行。此外，他们还从伊斯拉希耶和亚达那拿下了波赞特到德尔特约尔段的巴格达铁路。沿途中，他们横冲直撞。据军团司令阿默兰在1919年2月2日向法国高级专员发出的报告，他的亚美尼亚兵“对多年遭受压榨的经历满怀复仇欲望”，因此，他需要用“铁律来束缚他们，使其同法国士兵保持一致”。显然，这群亚美尼亚兵无法照做——正如阿默兰悲叹道：“自从他们到达奇里乞亚，我没有一天不接到当地奥斯曼当局或英国当局投诉的：亚美尼亚人对当地人群的各种放肆行为（偷窃、武装侵袭、抢劫、谋杀）。”当正牌法国军队的第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分遣队在1919年7月到达奇里乞亚的时候，要消除亚美尼亚军团在当地穆斯林中营造的坏印象已经为时过晚。27

协约国在1919年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允许希腊人占领士麦那。如果说帝国存在着一个亟须小心进驻以通过多国宪兵队实施占领（根据1897年克里特岛或者1903年马其顿的先例）的地方，那么正是此处。尽管总人口数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口众多，在1919年大约占到一半或者将近30万人。或者说，希腊的大商人和实业家从制造业到外贸领域都掌控着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在艾登省的4 600座工厂和手工店中，有超过4 000座都属于奥斯曼当地希腊人，这也引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憎恨。28在人口争议问题上火上浇油的是，当士麦那的经济在19世纪得到蓬勃发展以后，大量本土外的希腊人从“大陆”涌进了这座城市——一部分原因在于重建希腊—拜占庭帝国的“伟大理想”的传播，其中以士麦那最盛。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士麦那的兴旺发展，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希腊化，当地希腊人的比重也随之达到顶峰，占据了将近一半人口。这为雅典的扩张主义者，例如韦尼泽洛斯的民族统一主义主张提供了论据。然而，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种人口激增态势骤然冷却：至少有15万名希腊民族居民被迫出走爱琴海沿岸，其中包括1万名士麦那地区（不过更多人来自附近城镇，比如瑟凯、瑟夫迪耶科伊以及切什梅）的希腊人。与此同时，大量穆斯林难民从欧洲涌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29正是这次种族内部的纷乱差点儿使土耳其与希腊在1914年夏天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萨拉热窝事件抢占先机，阻止或者说推迟了这场大屠杀的发生。干燥的导火线已经接上，巴黎的最高理事会应该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点燃的危险。

最后，或许只剩一个人能够扭转局势并支持希腊人进驻士麦那，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毕竟，戴维·劳合·乔治从未隐瞒过他对希腊人事业的热忱。这位威尔士英国首相同伦敦的希腊商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奥斯曼希腊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他曾在1917年韦尼泽洛斯的政变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此外他也将很快拿出其巨额资产中的大部分来支持希腊对小亚细亚的入侵。劳合·乔治和韦尼泽洛斯从1912年起就成为好友，所以他在巴黎全力支持这位希腊首相便一点儿也不足为怪了。正因为这两个人的关系如此亲近，所以克列孟梭和法国人对待韦尼泽洛斯便十分冷漠，他们还暗中鼓动意大利人进驻安塔利亚以制衡希腊。但是意大利人的表现有些过火，他们同样开始在亚得里亚海制造事端，并坚持对阜姆和的里亚斯特（协约国本打算将其划分给塞尔维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斯拉夫）港口的控制权。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代表团离开巴黎以示抗议，这使得罗马方面在讨论士麦那问题（“四巨头”遂减少成了“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时候遭到了孤立。韦尼泽洛斯迅速抓住机会，向三巨头发出警告称，意大利正在从阜姆往前推进，并将向士麦那派出军舰。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意占罗兹岛上的希腊人向威尔逊呈送了他们的诉求，并对他们遭到的虐待进行了控诉。“意大利威胁着和平！”这位总统大怒道。他也以此认定，规正意大利粗暴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佳做法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区域划归希腊管辖。5月7日，意大利人提出重新加入最高理事会的申请，而在此前一天，三大巨头已经会面并抢占了先机。当这位亲希［腊］派威尔士人（指劳合·乔治）简单提议“我们应该告知韦尼泽洛斯向士麦那派赴军队”时，总统给予了充分的指导。他回应道：“为何不让他们现在就登陆呢？”被召唤而来的韦尼泽洛斯在听到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后随即简单作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0

1919年5月15日凌晨两点左右，一支名副其实的希腊舰队——包括一艘英国护航舰“铁公爵号”在内共18艘战舰——到达了士麦那海港。与其随行的，还有一支1.3万人的两栖步兵部队、4 000只驮兽和750门火炮。可想而知，这座城市的内部反应呈两极分化态势：欣喜若狂的希腊人挥舞着故土的蓝白旗帜，点燃了火炬，聚集在大街小巷等候着他们的解放者的到来，而穆斯林则被宣礼员（穆安津，在伊斯兰教寺宣礼塔上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的人）召集前来进行抵抗。土军驻地彻夜战鼓隆隆，城内传布公告的人四处奔走，唤醒教众并告知他们城池正在被希腊人占领的噩耗。据传，一名意大利陆军少校参与串通并放出了监狱里的几百名土耳其罪犯以图阻止希腊人。在一种难以规避的痛苦之下，当希腊军队向奥斯曼军营接近，他们的精锐步兵旅的旗手遭到枪击后（时至今日，这一枪由谁射出仍无法得知，不过在现场的希腊士兵将其归咎于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记者哈桑·塔赫辛·雷杰普，并立即将他打死），战斗随即开始。希腊士兵回以愤怒的反击，他们朝军营及（据报道）周边平民最为集中的区域进行狂射，这也反过来刺激了穆斯林组织起来（如果说他们之前还未组织起来的话）同城市内的希腊人争斗。在被俘后，来自兵营的土耳其士兵同掉队士兵，以及其他同希腊人发生冲突的人（“被击倒、刺中、射杀，或被剥去贵重物品，扔进大海”）一道，被押解穿过城镇。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概有三四百名土耳其人，以及100名希腊人被杀。31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向大维齐尔踵门拜别，他随后将乘坐轮船前往萨姆松及土耳其内地。这两件事并非毫不相干。同士麦那一样，尽管经历过战时驱逐，黑海沿岸仍拥有大量希腊人口。在萨姆松—吉雷松地区——尤其在城镇里，希腊人保持着人口优势。作为因渴望占领士麦那而付出的部分代价，韦尼泽洛斯再三向最高理事会保证，由于他已经“满足于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因此不会再向黑海有所要求了。为了缓解黑海沿岸希腊人和穆斯林正迅速发展的紧张态势，英国人被迫于1919年3月在萨姆松登陆了一支200人的军队，但是他们发现，锡瓦斯和埃尔祖鲁姆残存的奥斯曼退伍士兵人数大大超过了他们，而且后者此时正在重新合并组成新的第九集团军。几乎同允许希腊人进驻士麦那的决定一样目光短浅的是，英国高级专员居然同意任命穆斯塔法·凯末尔为第九集团军巡视员——表面上是为了监管武器的征募及调查行伍中的“苏维埃”的组织情况（英国人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传播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抵抗的威胁更大）。

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抵达萨姆松。[8]不管他有没有提前下决心采取行动，不久之后，他便感觉到民众支持进行反抗的高涨情绪。据凯末尔后来回忆，如果“敌人没有愚蠢地来到［士麦那］，那么整个国家可能还在昏睡”。从布尔萨到黑海沿岸，直至埃尔祖鲁姆，抗议希腊人占领的群众性集会蔓延全国。到了5月底，抗议传至首都；在这里，人群集中在古老的、主要为穆斯林区的苏丹艾哈迈德。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抗议集会还出现了大量女性，其中包括哈莉黛·埃迪布——她鼓励自己的同胞“真心实意地加入正义的起义”，以反抗“欧洲的政府军队”。6月上旬，考尔索普上将代表高级专员公署向伦敦警告，“反对希腊人的声潮”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依我看来，阻止这一切已显得毫无希望”。让他们懊恼的是，英国驻萨姆松指挥部发现凯末尔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电报”以同周边城镇联络，并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在高级专员的压力之下，战争大臣谢夫凯特·图尔古特帕夏1919年6月8日颁布命令，让凯末尔返回首都。但是，凯末尔早已在一撮追随者的陪同下溜出了英国控制的萨姆松，并在内陆50英里（约80千米）处的哈姆扎成立了办事处。凯末尔大胆质问让他返回的理由，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32

在号召奥斯曼军队军官反抗已经倾向于失控的协约国占领的过程中，凯末尔继续推动着一扇打开的门。凯末尔的一位来自萨洛尼卡的老朋友雷费特（贝勒）——最近主要在君士坦丁堡宪兵队担当司令官一职——曾陪伴凯末尔到达萨姆松，且在此时忠诚地为其出任非正式参谋长。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将军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到达了内陆。曾于4月份掌管埃尔祖鲁姆的第十五军团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在凯末尔仍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向他建议在东部建立一个新政府；他很高兴看到凯末尔此时也“苏醒”了过来，并提供了全力支持。[9]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他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时就曾任职于凯末尔麾下，并帮助凯末尔往北部的托罗斯偷运武器——在凯末尔到达萨姆松的时候还身处安卡拉，并掌控着第二十军团。将反抗浪潮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签署者拉乌夫，他决心此时为自己遭受的羞辱复仇。1919年6月19—22日，阿里·福阿德、雷费特、拉乌夫和凯末尔同聚阿马西亚制定进行全国抵抗的原则。这群策划者随后来到埃尔祖鲁姆——在这里，卡拉贝克尔将自己1.3万人马之壮的军团贡献了出来（7月23日—8月7日）。之后，他们又来到锡瓦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9月4日—11日）。最终，他们制定了民族宪章。宪章中的关键词包括复员令的中止，拥有土耳其多数人的区域（毫无疑问，宪章并不允许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在东南部或者黑海的希腊边境线，色雷斯抑或爱琴海区域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相形之下，托罗斯以及阿曼山脉以南的阿拉伯省份却被允许以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独立）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代表委员会的创立——以和首都政府区分开，并由凯末尔率领。随后，凯末尔以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反抗举动辞去了军队职务——他也因此开创了20世纪最为伟大的政治事业之一。33

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正在酝酿的事端仍旧后知后觉。理论上，这一整个地区仍然由美国托管保护。但是，直到威尔逊在10月上旬中风，以及美国参议院在11月对《凡尔赛条约》否决，协约国才意识到美国托管只是一纸空文。同时，英国同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长期不和耗费了劳合·乔治的大部分精力。最终，迫于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士兵复员以及经费削减，而非懊悔感，这位固执的威尔士人在1919年9月13日做出了让步，他告知克列孟梭，英国将在11月从叙利亚撤军。艾伦比的军队一撤离驻地，由亨利·古罗率领的法军便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在贝卡谷地发生了冲突，他们随后通过武力攻占了巴勒贝克。很快，当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受亚美尼亚军团侵略性的刺激）不断侵袭奇里乞亚的法国人时，法国人便在叙利亚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1920年1月21日，土耳其人包围了法国—亚美尼亚占领的马拉什，并展开了为期三周的围困——这场战争见证着自1915年凡城围攻战以来最残酷的族际厮杀。当法国援军在2月10日左右从亚达那赶来的时候，城镇内已所剩无几，存活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和法国士兵只能向南部叙利亚边战边退。一路上，他们仍然不时受到穆斯林游击队的侵扰。据报道，当离去的军团战士对他们经过的村庄的穆斯林施以种种残虐暴行的时候，成千上万名亚美尼亚平民死于行军途中。在意识到同时据守奇里乞亚和叙利亚的代价将会过高后，古罗向凯末尔（此时已经在安卡拉）做出了和平试探，并由此打开了协约国占领区最严重的一个缺口。这将不是最后一次。34

劳合·乔治在士麦那对希腊人的纵容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土耳其穆斯林将永远不会甘心接受国外列强的统治，尤其是那些依靠希腊和亚美尼亚援军，并且主张对争议性地区进行民族统一的国家。自从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之后，随着俄国在奥斯曼的分割利益被剥夺，很多事情都已改变。[10]如果没有俄国高加索军充当的攻城锤角色，协约国很难有能力掌控土耳其心脏地带。然而，与拥有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相反，劳合·乔治只有意大利人（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机会破坏自己对手利益的意大利人已经先于法国人开始同凯末尔谈判了）。由于对意大利人的动机起了疑心，劳合·乔治便转向韦尼泽洛斯和希腊人，以处理英国的脏活——作为占领者，他对土耳其人来说同俄国人一样难以接受，只不过他会显得稍微容易对付一些。

1919—1920年之交的冬天对于土耳其来说应该是对英国的政策进行重新衡量的最佳时机。尽管奇里乞亚的战斗还在进行，然而，由于天气太冷，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业已停止了重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剩余地区都因选举而出现了不同的停顿。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多数派于1920年1月16日（凯末尔本人由于被高门政府视为罪犯，因此还留在安卡拉）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召开议会，并迅速通过了民族宪章。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伍德罗·威尔逊此时却成了残疾人（虽然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残疾状况）。在整个凡尔赛协议之后，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会员资格在参议院上遭到了失利，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也已支离破碎：显然，人们不再对美国托管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或是安纳托利亚抱有希望。法国人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同样，他们还将以自己的方式同凯末尔打交道。虽然英国方面搜集的关于凯末尔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情报仍不太可靠，但是到达伦敦的消息已经足以显示某种严峻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动乱在大英帝国控制的中东地区蔓延，阿拉伯—犹太人的紧张关系在巴勒斯坦升温沸溢，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还存在着民众严重不满的迹象。劳合·乔治在1919年1月召回了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内阁陆军（及空军）大臣。在议会要求大幅削减军事经费及全面复员的环境中，丘吉尔如何布防帝国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便显得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国内动乱爆发、工厂罢工以及爱尔兰问题使目前的困局雪上加霜。“我们同德土媾和的不断拖延造成的复员的推迟，”丘吉尔早在1919年8月便向劳合·乔治抱怨道，“已经使军队预算多出了6 000万英镑，但这却还未得到议会的认可。”1919年10月，丘吉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询问道：

是否说除了那些在战前就拥有的利益，欧洲列强不应该同时放弃各自在土耳其帝国的所有利益。也就是说，希腊人应该撤离士麦那，法国人应该放弃叙利亚，我们应该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意大利人则应放弃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把帝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相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使它同战前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应该将帝国置于国际控制的严格框架之下，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君士坦丁堡管理它。

意识到自己的提议同劳合·乔治对于帝国日益宏伟的愿景发生冲突之后，丘吉尔温和地向首相提醒，英国已经拥有的“相当辽阔的领土……早已足够养活好几代人了”。战略规则应该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将资源集中起来发展我们现已拥有的帝国地区，而非在新的地盘将其挥霍殆尽。35

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劳合·乔治毫不理会。与在事情变糟之前及时止损相反，他在土耳其问题上加倍下了注。无疑，劳合·乔治长久以来都在考虑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施以决定性一着，但是奥斯曼国会在1920年2月12日正式批准凯末尔主义民族宪章，以及在马拉什发生的新一轮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巴黎）却给他提供了他需要的口实（在英法决定不做出进一步刺激凯末尔的举动之前，马拉什屠杀事件同样为劳合·乔治在法国人面前提供了政治掩护）。因此，在1920年3月5日，最高理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之后在色佛尔强加于土耳其的和平条款。这些条款中还包括一些极富争议的条目，比如将士麦那和色雷斯（北至恰塔尔贾边线）正式让予希腊，以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尽管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条款会引起民族主义者阵营何种激烈抵抗，劳合·乔治还是以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做出决定：以暴制暴——他希望协约国能够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反抗吞没他们之前将其消灭殆尽。因此，考尔索普和其他高级专员遂被命令占领君士坦丁堡（即调派比先前更多的部队）并且实行军事管制，甚至还包括镇压奥斯曼新议会（或者至少清洗民族主义者代表）。为了进一步确保无虞，劳合·乔治向专员们承诺道，如果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难以完成任务的话，韦尼泽洛斯曾大方许诺提供10万名希腊士兵以征服首都。1920年3月10日，协约国三位高级专员一致抗议通过武力方式施加严苛的和平决议的新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必然会刺激“议会向安纳托利亚迁移”以及将凯末尔送进布尔什维克党的怀抱。但是同丘吉尔相比，劳合·乔治对他们意见的兴趣更小。命令已经开始发挥效力了。36

1920年3月15—16日晚上，英舰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开始在城市周边的战略要点登陆。凌晨五点半左右，英国海军向第十高加索师的军营发射炮弹，并打死了4名土耳其人（另说是6个人），造成了10人负伤。其他部队在城市呈扇形散开，逮捕了有名的对民族主义者怀有好感的政府大臣和军队军官。与此同时，装甲车隆隆驶过街道。上午10点左右，英军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法军遍布旧斯坦布尔，占领了位于萨拉迟尼的帝国仓库，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托普卡帕宫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协约国部队在关键据点上架设了机关枪以震慑抵抗者和暴民，其中，法军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方安置了一处机枪扫射点。协约国掌控了土耳其所有的主流报纸，并对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同时，他们还对那些庇护土耳其民族主义造反者的人执行了死刑，甚至连土耳其的红十字办公室也“遭到了30名士兵的突击搜查”。城市的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和恐惧。据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英国士兵搜查每一处房屋，挖掘出年久的坟墓以搜寻炸弹和武器。”到了正午，电报局被占据，不过，关于首都当前局势的消息却已在此之前传给了安卡拉的凯末尔。37

对奥斯曼首都的“第二次占领”是决定性的一步。对土耳其人这样骄傲的战斗民族来说，强加的和平条约永远不会持续太久。在推翻了自己的顾问的建议后——包括那些不得不执行他的富有争议的政策的人，劳合·乔治此刻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战争。但是，他对自己希望得到的本应更加谨慎。

[1] 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带着明显的苦涩：“我们不能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触，因为他们在与我们作战（即他们忠诚于奥斯曼军队，而非加入费萨尔的军队）。”

[2] 法国人显然不清楚英国支付给费萨尔的巨额资助金。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预付给费萨尔的定金并不足以买来他足够的忠诚，以阻止他向青年土耳其党人承诺向坊间传播麦加指责其蓄意大规模使穆斯林挨饿的事。如果说存在彼此势均力敌的狡猾的外交舞伴，这三者毫无疑问正是最好的例子。

[3] 据说费萨尔获悉此事后进行庆祝，这也使得他为阿拉伯穆斯林事业代言的诚意遭到了更多质疑（任何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都产生了相同的怀疑）。

[4] 金—克兰委员会勉强接受了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托管，以及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但后者比较特殊，因为它“并非建立在民众的意愿之上，而是出于维持法国同大不列颠的友好关系的国际需求”。

[5] 从最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反干涉行动来判断，我们可以在今天得出相同结论。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分担百人的负担”）到1919年的汉基和劳合·乔治，1946年的丘吉尔，到近些年的尼尔·弗格森，英国人在设法以帝国主义事业说服美国人上一直遵循着长久而又庄严的传统。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6] 尽管希腊动员组织了23万人的军队，但是它仅仅失去了5 000人，负伤2.6万人。在所有参战国中，除了日本和美国，它遭受的损失最小。

[7] 不过富有争议性的是，亚美尼亚复仇追捕者后来执行了对这些人的裁决：他们于1921年3月在柏林以及1922年8月在第比利斯分别对塔拉特和杰马勒实行了刺杀行动。恩维尔后来在对抗红军的土耳其巴斯玛奇起义中死在了杜尚别，即今日的塔吉克斯坦。

[8] 自从1935年起，这一天便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全国性节日。

[9] 不可避免的是，之后出现了关于谁首先开始、在何处、建议的什么内容等相关问题的争论。至于卡拉贝克尔和凯末尔这两位反抗运动中最强力的土耳其领袖，如果说他们大概在同一时间怀着同样的决心开始领导运动的话，可能更加公平一些。

[10] 并不是说俄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至少那些站在白军一边的爱国的帝国主义者不是那样。高尔察克的临时俄国政府在1919年7月向巴黎派遣的代表要求俄国参与新的奥斯曼海峡统治之中，并且对亚美尼亚进行托管。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这些要求遭到了无视。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将躺满［敌人］尸体。

——穆斯塔法·凯末尔 1

1920年5月11日，《色佛尔条约》被送交给凡尔赛的奥斯曼代表。对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军队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招募海报。似乎想有意激怒更多的土耳其人，劳合·乔治的条款正好触动了他们所有最为敏感的按钮。1914年9月被废止的广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被再次完全恢复，其中还包括由西方监督奥斯曼所有的政府收入及支出——部分原因在于确保土耳其能够支付同其作战的协约国的赔款。英法两国攫取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权，或者说意大利控制了安塔利亚与阿菲永[1]之间的安纳托利亚中南沿海部分都还算在预料之中，但是关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决定充满了争议性。由于美国拒绝进行托管，因此当时独立的亚美尼亚被划归的领土范围便不仅包括亚美尼亚人自己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还包括奥斯曼先前省份的领土：凡城省、埃尔祖鲁姆（包括埃尔津詹）、比特利斯和特拉布宗。此时残疾的亲亚美尼亚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被邀请（以推波助澜）绘制最终的边界线。尽管这一条约未能从技术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但是为了支持广义定义上的自主权，它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实实在在赋予了库尔德人公民表决的权利。希腊得到了色雷斯东部和爱琴海上所有有争议的岛屿的控制权，此外，规定在5年之后举行全民公投的士麦那也已被希腊军事占领。在战时条约中被承诺划归于俄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则由土耳其名义统治，实际上，却由国际委员会共同管辖。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残骸便只剩萨卡里亚河另一边的安纳托利亚的残余部分，这里只留有一些著名城市——安卡拉、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萨姆松和锡瓦斯的市中心区。2

地图21

在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下，劳合·乔治苛刻的和平条约从原期望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苏丹政府处榨干了所有剩余的政治合法性，并将帝国缩减至只剩残渣大小的领土。1920年3月17日——就在协约国军队解散首都的奥斯曼议会的第二天，穆斯塔法·凯末尔便以惊人的魄力极其迅速地召开了新的大国民议会。毫不令人意外，很多在君士坦丁堡时逃出了协约国为诱捕他们而设立的包围圈的议员被选为新的议员（在布满君士坦丁堡大街小巷的通缉告示中，所有庇护民族主义者的人都受到了“死亡”威胁）。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而这一天之后也被确立为土耳其主权日及儿童日。[2]次日，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尽管出于不愿违背奥斯曼或伊斯兰传统的打算，凯末尔宣布大国民议会正扮演着捍卫此时由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占领者“囚禁”的苏丹—哈里发的角色，但是他也阐明，议会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权威，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实际上（而非根据法律），土耳其统治权在此时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安卡拉。

尽管《色佛尔条约》帮助凯末尔及民族主义者扫清了政治障碍，但是安卡拉的战略蓝图却不容乐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此时占据土耳其的兵力已超过5万人，远远多于奥斯曼的剩余军队。希腊则在士麦那的桥头堡投放了超过10万兵力，同时，他们对于向内陆进发已经显得“急不可耐”3。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暂时移除了奥斯曼传统的东、西部威胁，但是这同《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迫使土耳其从外高加索撤离）一道，给了新亚美尼亚共和国大展拳脚之机。到1919年2月，奥斯曼人在协约国的监管下将其西部边境线完全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模样。英国的小股部队4月份一离开卡尔斯，亚美尼亚军队便占领了此地；此外，他们还迅速夺取了亚历山卓普—卡尔斯—萨勒卡默什铁路线，并将其兵力分散至北部的阿尔达汉省及南部接近卡厄兹曼的地带。在1919年5月10—11日的周末——希腊占领士麦那的同一个星期——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主席亚历山大·卡蒂西安（Alexandre Khatisian）于“历史悠久的使徒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之前在阅兵仪式中穿过了卡尔斯。在教堂里，他宣布亚美尼亚军队将很快扫荡艾拉斯克特（Alashkert）平原，以获得历史上亚美尼亚的剩余地区。4

尽管亚美尼亚征服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而言都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事业同俄国一样虚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内战会带来陌生的同盟者，卡蒂西安在耶烈万据支配地位的达什纳克党——尽管它创立之初是作为反对沙俄及奥斯曼压迫的社会主义政党而存在的——却发现自己为了阻止红军攻占外高加索而在俄国内战中站在了白军一边。[3]与此同时，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本着对协约国——协约国支持白军（尽管热忱程度不同）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恨意，正设法同布尔什维克党开启外交关系。由此，胚胎中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现自身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境况之中——出于特殊的国家利益考量，劳合·乔治在1919—1920年冬天离弃了白军事业，解除了在波罗的海对彼得格勒的封锁，并中断了对白军的援助。当白军在1920年2月以惨重的代价撤离新罗西斯克后——这将志愿军（邓尼金辞职后，由P. N.弗兰格尔男爵接任司令）逼退至克里米亚半岛——红军向南部推进消灭独立的外高加索共和国便只是时间问题了。5

1920年4月，红军席卷里海沿岸，并在穿过独立阿塞拜疆的边界之前夺取了彼得罗夫斯克（Petrovsk，达吉斯坦首都，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曾被土耳其人短暂占领）和杰尔宾特（Derbent）。1920年4月28日，应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此时称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邀请，红军在破晓前不久便以势如破竹之势推进至巴库。5月7日，格鲁吉亚在明显的军事压力下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苏维埃承认格鲁吉亚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政体，同样，这也向耶烈万——其边境线环绕巴统省，包括克洛齐（乔鲁赫）谷和其他亚美尼亚声称占有的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传达了明确的信号。5月10日，卡尔斯和萨勒卡默什爆发了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动——这两个城市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在最近获得。次日，红军进军至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一处充满激烈争端的区域（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尽管达什纳克党坚持要求独立，但是到1920年5月底，亚美尼亚共和国被亲布尔什维武装从多个方向慢慢扼死。6

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战略联盟——协约国高级专员在君士坦丁堡时曾为此徒劳地警告过劳合·乔治——此时得以结出累累硕果。双方建立在对英国和协约国敌意之上的共同利益早已长期存在。当这两个国家已经搁置领土争议的时候，协约国很难再组织有效的干涉行动。在俄国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向莫斯科派赴使者甚至也变得充满危险——当多方通过秘密方式进行谈判（比如恩维尔帕夏和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柏林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极易造成混乱。当红军于1920年4—5月推进至外高加索时，将凯末尔与布尔什维克党阻隔开的便只有受到围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了。[4]达什纳克党曾指望英国和法国的帮助，此外，它还将其政治资本押在白军事业上。虽然这个政策在“一战”末期以及1919年秋天（当尤登尼奇的西北军对彼得格勒形成威慑之时，邓尼金也在朝北部的莫斯科进军途中取得了进展）看起来足够明智，但是到了1920年，这已经过时。俄国白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英法最后一批军队则途经巴统离开了这个区域（尽管协约国最高理事会曾赞成至少在理论上向亚美尼亚军队提供武器支持）。7

尽管亚美尼亚受到了孤立，但是共和国的覆灭结局并非不可避免。亚美尼亚国民军曾在1918年同努里帕夏的伊斯兰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他们在12月（或多或少）击败了格鲁吉亚人，并在1919年攻克了卡拉巴赫和卡尔斯的大部分地区。据保守估计，亚美尼亚军队优于埃尔祖鲁姆的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规定遣散军队后唯一一支完整幸存的奥斯曼兵团。即使是在规模上远胜于亚美尼亚武装力量的红军，也曾犹豫是否要直接消灭对手——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想要遵循并吞阿塞拜疆的相对兵不血刃的方式来拿下共和国。卡拉贝克尔也并不急于同亚美尼亚人较量，或者说，他至少还未集结能够确保胜利的足够多的军队。1920年6月8日，此时被任命为东线司令的卡拉贝克尔下令进行部分动员，不过进展缓慢。6月18—22日，亚美尼亚人侵入富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奥尔图。他们虽然遭到了鞑靼人及土耳其非正规军的抵制，并在埃尔祖鲁姆遇到了十分激烈的抗议，但是卡拉贝克尔方面的回应并不明显——凯末尔还未授权卡拉贝克尔同亚美尼亚人开战（部分原因是就在那一周，希腊便在协约国的授权下向前推进并越过了士麦那）。奥尔图入侵事件非但没有使亚美尼亚—土耳其重启杀戮，还促使耶烈万和安卡拉首次交换外交照会。尽管这次交换并无定论，但是它显示了这对宿敌间正在滋长的某种谨慎的尊重。8

只要同苏维埃俄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中，耶烈万同安卡拉便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1920年的夏天对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是一场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型聚会。尽管波兰在1920年4月对乌克兰的入侵（目标在于基辅）令红军暂时处于下风，并使弗兰格尔的白军一直存活到11月，但是到了8月份，随着红军向华沙推进，事情开始朝莫斯科方向发展。在这个月，共产国际第一次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会，遍布欧洲的代表们在红色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经历了令人极为惊讶的历程，其中的特殊贵宾在刚从白军和波兰手中重夺过来的乌克兰展开了胜利之旅。1920年9月1日，很快就成为传奇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这次大会通过广播传递出信息：苏维埃俄国同世界受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反抗欧洲帝国主义。[5]随着共产主义的世界性革命——或者至少是红军——似乎赢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地区的外交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莫斯科。9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仍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对土及对外高加索政策。在这个夏季的情绪高涨时段，当红军向波兰进军的时候，凯末尔民族主义政府派出的使节、切尔克斯人贝基尔·萨米（Bekir Sami）同苏维埃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奇切林签订了合作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向安卡拉提供武器；作为交换，土耳其将凡城和比特利斯两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划分给亚美尼亚。然而，当这个信息传递给凯末尔的时候，战线上的情势变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俄国和亚美尼亚的战略地位。当波兰在8月份将红军击败于华沙之后，他们又在9月份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将俄国人逼退到尼门河后，直至乌克兰。经过巧妙的时间安排，凯末尔批准卡拉贝克尔在1920年9月20日——莫斯科正在向华沙乞和的时候进入卡尔斯。9天之后，奥斯曼军队夺取了萨勒卡默什。由于亚美尼亚人正朝卡尔斯撤退，他们只遭遇了散漫凌乱的抵抗。

1920年10月16日，凯末尔凭借此时强大的实力砝码，向奇切林做出正式回应：土耳其将不会让出任何已经占领的土地。到如今，在几乎失去了独立的希望后，亚美尼亚遂请求莫斯科成为其保护国，以换取耶烈万至少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控制权（如果不能获得西方协约国在色佛尔上承诺过划分给它的所有领土的话）。凯末尔在掌控主动权（以及红军全体到达高加索之前——之后，红军肃清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白军残敌）的同时继续向前推进。1920年10月24日，他命令卡拉贝克尔进击卡尔斯。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中，苏维埃全权大使鲍里斯·列格兰（Boris Legran）在10月28日同耶烈万签订条约，承认卡尔斯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天之后，卡拉贝克尔征服了卡尔斯大本营，俘获了超过2 000名亚美尼亚士兵。11月，卡拉贝克尔继续朝卡尔斯东部边界线推进，迫使耶烈万求和。1920年12月2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同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签署了惩罚性的《居姆吕克条约》——这也是凯末尔政府签署的第一份正式条约。4天之后，红军进驻耶烈万，以吞并无法抵抗土耳其进攻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一种奇怪的半敌半友关系下，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同红军随后继续朝前行进，以瓜分外高加索的剩余部分——红军吞并了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并率先拿下巴统，土耳其人则占得阿尔达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尔特温。1921年3月16日，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条约，双方承认了由武力缔造的新的边界线：土耳其人复得卡尔斯和阿尔达汉2/3的区域，俄国人得到了巴统。卡拉贝克尔在卡尔斯立下的战功确保了土耳其东部战线的安全——这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10

由于安卡拉还有许多战线值得担忧，这个条约对于它而言便显得十分有利。由于法国人日渐忙于叙利亚方面的战事，当土耳其于1920年6月在奇里乞亚夺取了波赞特之后，法国遂同其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不过战斗仍在托罗斯山脉持续了整个冬天，其间土耳其人在10月份突袭了由法国—亚美尼亚据守的萨因贝利（Saimbeyli）要塞，不过之后又于1921年2月在经受法军长达10个月的围困之后失去了安泰普（加济安泰普）。意大利人由于遭到对手的重挫，也未能在1920年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带去任何麻烦。即便如此，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带仍然硝烟弥漫，凡在凯末尔民族主义影响力羸弱的地方，总是有切尔克斯及库尔德的不同部族强盗在横行肆虐：比如起始于士麦那的内陆地区，伊兹密特沿岸，环绕屈塔希亚及博卢附近的山脉，甚至还有通往安卡拉的西部通道。不论民族主义者何时能够投入正规军，他们要驱散这些反叛者易如反掌。但是，凯末尔要想凭借自己掌控的有限军力从所有方位开展进攻却分外困难——他最多只有1万或者1.5万兵力，而且这些士兵装备匮乏，缺乏充足弹药。凯末尔在现阶段的真正成就在于将战争限制成为自己能够获胜的小型战役，并且阻止他的众多敌人——亚美尼亚共和国、奇里乞亚的法国—亚美尼亚占领者、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英国人——联合起来对抗他。只要希腊的对手不使它越过士麦那，凯末尔就能够继续挑选实力逊于自己或者至少没有过于优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战斗。

最终，扭转局势的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1920年6月上旬，一小股土耳其民族主义军对靠近伊兹密特的博卢山山坡下方的反叛分子实施追赶。与此同时，一支为守卫通往君士坦丁堡亚洲方向的要塞工事的英国营部刚好驻扎在这里。尽管伊兹密特湾上的协约国战舰的炮火击退了土耳其人对英国前哨的进攻，但是当地指挥官在意识到敌方兵力远大于己方之后，便下令炸毁储物库，做好被围困的准备。这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同英国占领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同时，这也是相当严重的一次。由于在君士坦丁堡只有4 469名步兵，另外有2 272名步兵守卫着伊兹密特和阿菲永（南部）之间的铁路线，如果凯末尔发动猛烈攻势，英国将无足够兵力包围首都，而附近也无增援部队（除了657名守卫着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士兵）。当然，如果在伦敦掌权的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现实问题可能会使英国人重新考虑迫使土耳其人签署一个明显难以接受的和平条约的明智性——尤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占领军队予以支撑。但是同其他协约国以及自己的大多数顾问不同的是，劳合·乔治决心完全遵从《色佛尔条约》——强制性瓜分土耳其的政策。他一得知英军无法完成任务的消息，便在1920年6月14日召唤韦尼泽洛斯到伦敦，并问他希腊军队是否能够为英国完成这件事。11

希腊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开启了对土耳其的第二阶段入侵。为了让法国及英国的内阁批评家赞同自己的政策，劳合·乔治立即同意将希腊的进军范围限制在士麦那的东部及北部，一直到班德尔马；同时，希腊人将向位于伊兹密特的米尔恩将军的部队临时调派一个师。刚开始，整个军事行动还是遵循计划进行的。在韦尼泽洛斯精心挑选的指挥官莱昂尼达斯·帕拉斯基沃普洛斯（Leonidas Paraskevopoulos）的领导下，希腊军队在1920年6月22日从士麦那分三路呈扇形分散至内陆区域，其中的先头部队“列岛师”急速行军至靠近班德尔马的铁路——7月7日，班德尔马和巴勒克埃西尔失守。希腊人随后向东部转移，并在7月8日拿下了布尔萨。尽管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布尔萨却是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帝国缔造者奥斯曼即埋葬于此处，而且此地一直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一个重要宗教文化中心。毫不意外，布尔萨的陷落在安卡拉激起了一波哀痛悼念的浪潮，黑色旗帜在窗户上被挂起；据说很多大国民议会议员流着泪，悲恸到连话都讲不出。12

理论上而言，希腊的攻势到此便结束了。虽然帕拉斯基沃普洛斯还想继续朝前推进，但是韦尼泽洛斯怕辜负劳合·乔治的信任，所以在1920年7月7日告知位于斯帕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希腊军队将原地待命直到苏丹签署《色佛尔条约》。然而，希腊人却在暗中继续往前推进。通过巧妙的隐瞒手段，帕拉斯基沃普洛斯从班德尔马和士麦那分别拔出一个步兵团和一个师部的力量，以加固色雷斯的希腊武装。1920年7月26日，希腊人进入阿德里安堡——继布尔萨之后，奥斯曼的第二座首都——由此引发了安卡拉又一轮哀哭。8月下旬，希腊人移进乌沙克，随后又在9月上旬进入盖迪兹和坎德拉（Kandira）。9月5日，希腊军队长驱直入亚洛瓦——马尔马拉海东南海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马尔马拉海也正是在此处注入伊兹密特湾（直到现在，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轮渡都是去往旧斯坦布尔的）。这些入侵极其严重地违背了韦尼泽洛斯向最高理事会做出的承诺以及劳合·乔治在春季确定下来的条款且未受惩罚。正如协约国内部调查委员会对1920年夏季的这些进攻做出的评述：

希腊人在推进途中烧毁了成百上千座村庄和城镇，并且袭击了当地居民，刚开始占领艾丁省时施行的大屠杀虽然没有再度系统性发生，但是其暴虐残酷使得成千上万名土耳其人逃至土耳其战线后方。13

就在暴虐的希腊军队充当着劳合·乔治的攻城锤角色时，由协约国操控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派遣代表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

在所有戏码换来对手的最终妥协后，协约国的强制性条约的正式签订却已显得索然无味。安卡拉顿时又一次陷入如丧考妣的悲恸之中，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也未能得以幸免：店铺关停，黑旗悬挂在建筑物上，道路交通停顿。大国民议会适时向苏丹政府中那些支持签订条约的人提出了强烈谴责（“叛国罪”），但是在8月的时候他们还无动于衷。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奥斯曼议会——此时位于协约国力所不能及的安卡拉——还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条约其实还未获得批准，或者说，至少还难以解决问题。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者明显不承认条约的效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心思迁就条约，对它进行讨论。除了希腊人在9月上旬进驻亚洛瓦以外，大部分战线都暂时陷入了停顿，直到卡拉贝克尔开始朝卡尔斯进军。

同样，希腊国内的民众对土耳其战争的厌倦情绪也开始增加，韦尼泽洛斯也被迫在9月份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韦尼泽洛斯感觉到自己历史性的机遇时刻有可能就此烟消云散，遂下定决心在冬季来临之前——或者，最理想的是，在11月的希腊选举开始前——进一步推进至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5日，受到围攻的希腊首相向劳合·乔治发送了一份长文电报，建议“以决定性摧毁［安卡拉］和本都周边的民族主义武装为目标”发动两栖进攻，并建立一个沿黑海沿岸，同协约国创建的（至少以书面形式确定在《色佛尔条约》中的）大亚美尼亚邻近的新的希腊超级国家。为了掩护自己的侧翼，韦尼泽洛斯请求英军从伊兹密特进发，以巩固萨卡里亚河盆地。同时，英国人还被要求向希腊人提供武器、羊毛制服以及每月300万英镑的补助金。为了进一步诱导英国人履行承诺，韦尼泽洛斯含蓄地威胁称，如果这些条款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撤出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下旬，韦尼泽洛斯令部队朝前做出有限的推进，希腊军队遂开往布尔萨以东的山坡，并攻占了伊内格尔、卡拉米塞尔和拉里萨（耶尼谢希尔）。14

这一次，韦尼泽洛斯走得太远。由于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劳合·乔治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对于进一步刺激凯末尔怀有慎重态度，所以即便是作为主要希腊主义者的劳合·乔治也没有鲁莽地支持希腊人在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上从爱琴海朝黑海挺进的举动。虽然劳合·乔治还在思考如何处理韦尼泽洛斯的爆炸性提议，厄运却已降临雅典。9月30日，年轻的“韦尼泽洛斯主义”国王亚历山大——在1917年支持协约国的政变中替代了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在塔托伊宫御花园中散步。在追赶跑入灌木丛中的宠物狗时，国王被一只猴子咬中了小腿。刚开始，亚历山大的伤势还不严重，但是很快，他高烧不退，并在1920年10月25日死于败血症——此时，韦尼泽洛斯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新的攻势。考虑到哀悼期，希腊将选举推迟至11月14日。由于复位的事突然冒了出来，声援康斯坦丁一世的反对浪潮遂将这场选举变成了某种针对韦尼泽洛斯及其所有外交政策的全民公投。让所有人（不过不是全世界）吃惊的是，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在选举中遭到挫败，他们在议会369个席位中只赢得了118个。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绝相当彻底，他随后在必然会面临的不信任投票之前辞去了职务，而另一场关于让康斯坦丁一世复位的全民投票则迅速被安排在12月上旬举行。

初看上去，猴子咬伤事件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预示着希腊会向土耳其做出让步。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身处伦敦和巴黎时，一直不受欢迎。早在1920年12月4日——就在安排为康斯坦丁复位进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天——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就发表公告对这位国王“在战争期间的不忠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谴责，并称为其复位投票的行为将会被看作“对其敌意的一种认可”；同时，如果国王成功复位，协约国将会收回对希腊做出的承诺，包括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不管怎样，康斯坦丁在1920年12月5日星期日举行的全面公投中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60%左右），并在两个星期后胜利返回雅典。由于协约国援助资金的中断以及对行政部门和军队中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的清洗行动很可能在短期内到来，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也将时日无多。

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如期发生。为了体现大希腊主张比其他任何支持或反对韦尼泽洛斯的党派主张都要走得更远，新组建的季米特里奥斯·拉利斯（Dimitrios Rallis）政府在1920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份挑衅意味十足的声明，它使协约国想起希腊士兵“为列国的共同利益奋战在小亚细亚前线”，同时，还宣布希腊在“恢复了自由及国王复位之后将会以比以往更大的激情”完成这一任务。15随后，被放逐克里特岛的康斯坦丁主义者阿纳斯塔西奥斯·帕坡拉斯（Anastasios Papoulas）将军接替帕拉斯基沃普洛斯的职务，成为新任总司令。

为了消化雅典的政治革命并搞清楚这将给《色佛尔条约》带来什么，劳合·乔治在1921年2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首次勉强同意由贝基尔·萨米率领的凯末尔主义代表团的到访。似乎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民族主义者的诚意，帕坡拉斯甚至在这场会议召开之前就命希腊军队立即从布尔萨开往埃斯基谢希尔。1921年1月6日，进军途中的希腊人在伊诺努火车站附近遇到了一支在壕沟中进行防御的民族主义者武装部队。经过数日的激烈交锋，伊斯麦特将军开始率领土军撤退，不过他们随后又惊讶地得知希腊人也在向后撤退。尽管以“一战”的标准来说，这场战役胜负不明，规模较小——土耳其95人死亡，183人受伤——但是正如它后面被称呼的那样，这场第一次伊诺努战役有惊人的战略影响力。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抵抗军力优于自己的希腊侵略者的话，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已经向法国和意大利做出了足够的展示。法国军队早已在奇里乞亚对阵土耳其人的时候尝过被击败的苦涩滋味。1920年5月同凯末尔签订的停战协议使古罗将军在那个夏季不用担心自己的北部侧翼，并粉碎了费萨尔的阿拉伯军，轻易拿下大马士革，迫使费萨尔接受就任伊拉克国王的“安慰奖”。[6]相比之下，据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921年2月在伦敦的评述，托罗斯北部的法国军队——

已在那个战区同土耳其人周旋了一年多，因此他个人对这支被希腊首相［即韦尼泽洛斯］鄙视为所谓乌合之众的部队充满了明显的敬意。法军的经历足以证明要驱散土军并非易事。这些军队使法军受到重创。他们对重兵把守的艾因塔布［安泰普］的围困持续了一个月。简言之，法国人发现土耳其军队斗志昂扬，他们个个作战勇猛，死守着每一寸土地。16

1921年3月9日，白里安同贝基尔·萨米签署了一份彻底的停战协定，承诺法军将撤出托罗斯山脉以北的所有奇里乞亚地带，仅仅保留在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地区——即今天的哈塔伊——的军队，以换取解除原打算保护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武装的经济让步（以及巴格达铁路土耳其部分的全面通行权）和供应物资。三天之后，意大利人签署协议，承诺撤回安纳托利亚的所有部队，并支持土耳其对士麦那和黑海沿岸的所有权，即反对希腊对这些地区的声明，以换取经济让步以及尊重意大利对罗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所有权的承诺。1921年3月16日，凯末尔在莫斯科的代表阿里·福阿德帕夏同苏维埃俄国签署协定，暂时维持土耳其东部边境线不变。在这份协议附录中，苏维埃外交部部长奇切林承诺向土耳其汇出1 000万金卢布以供其“经济发展”之用；此外，他还承诺加快向黑海地区交付武器的速度——包括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就在康斯坦丁国王统治下的希腊新政府同他们在1917年加入的协约国慢慢疏离之时，凯末尔政府遂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实际上（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承认。

英国仍旧在抵抗，但是在伦敦，政策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尽管劳合·乔治自身仍支持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但是他不再掌控内阁对他的支持，也无法通过软磨硬泡争取特殊资金。这位首相甚至被迫依靠希腊接受修改《色佛尔条约》来限制它对士麦那省的所有权——尽管为了得到这个让步，他曾在1921年3月7日悄悄地同意解除最高理事会的禁令，默许了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行动——而他的这一决定在之后触怒了他的顾问。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总结内阁的态度时评价道：“整件事令人恶心。在我看来，劳合·乔治的朋友——希腊人最终会完全覆灭。”首相的理由在于，虽然他向帕坡拉斯开了某种绿灯，但是伦敦会议的结果其实是对希腊军队的一种舍弃。从官方上来讲，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高级专员此时在希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也不再会允许希腊陆军或海军进入首都，或从海峡运输战争物资。希腊人只能靠自己了。17

地图22

1921年3月23日，帕坡拉斯恢复了进攻。南部战线的进展非常迅速。3月27日，阿菲永沦陷。然而，在沿着伊诺努的主要战线上，土耳其人却再次守住了阵地，并在3月31日的猛烈反击中将希腊人逼退，而土军的司令官也因此在今天被称为伊斯麦特·伊诺努。在伊斯麦特的胜利的鼓舞下，南线司令官雷费特在4月7日夺回了阿菲永。战场又一次出现了暂停，这使协约国军事专员想到侵略者可能会往后退兵以巩固成果。事实上，帕坡拉斯正在进行焦土战略撤退，他烧毁了成百上千座位于其供给线两侧的土耳其村庄，以保证自己侧翼的安全。与此同时，大量外国观察家，最有名的阿诺尔德·汤因比随后便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发送的一系列电讯中将这一事件披露给了世界。帕坡拉斯发狂似的召集着后备军，到他准备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他拥有的希腊占领军队已经超过了20万人。曾在1897年的克里特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指挥希腊军队同土耳其作战的康斯坦丁国王在1921年6月12日到达了士麦那，为希腊人的光荣事业主持了宣福仪式。“你们在这里，”国王向他的士兵们保证，“是为了希腊的理想而战。就在这个产生了伟大理想的地方，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文明永远受到全世界的艳羡。”在经过两个月的刺探及初步小规模战斗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第四次将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将在此刻真正爆发。18

1921年7月10日，希腊军队向阿菲永和屈塔希亚之间的土耳其中心地带发动了猛烈进攻。此时，两军的兵力都处于巅峰状态，希腊大约有12.6万人，土耳其大约有12.2万人（不过希腊人的装备更优越，他们有410门野战炮，对手只有160门；他们有4 000挺机关枪，对手只有700挺；他们有20架军用机，对手只有4架）。在这里，这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平地上，面对盛夏烈日的灼烤，从侧翼进行包抄将显得极为有利——但是这里没有可供士兵和马匹饮用的水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希腊人一突破土耳其在屈塔希亚的防线，帕坡拉斯就令一支先锋队向北部和东部移动，接近埃斯基谢希尔，同时，他的右翼部队切断阿菲永北部的铁路线。为了避免遭到包围，土耳其人被迫弃守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撤退到波拉特勒火车站附近的萨卡里亚河的远处河岸，这里位于安卡拉以西75千米（约47英里）处。土耳其在战场上的损失已经达到4万人，而且很多人已经逃跑。大国民议会内部出现了撤离安卡拉，退守开塞利或锡瓦斯的言论。

对于土耳其人以及凯末尔本人来说，此刻性命攸关。虽然议会议长不再是现役军官，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督促军队向安卡拉方向撤退——由于将如此辽阔的领土丢弃给敌人，他早已处在政治枪口之下。既然连首都也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议员遂主张让凯末尔本人领导军队。1921年8月5日，凯末尔接受挑战，承担完全责任，成为总司令，为期三个月。尽管他的领导权能在理论上遭到大国民议会的撤销，但是实际上，他却握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独裁权——当然，这是以他同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为条件的。为了提高士气，凯末尔颁布公告，郑重宣布，侵略者“的尸体将躺满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

私下里，凯末尔对于自己能够抵挡萨卡里亚河以西的希腊人其实并不自信。帕坡拉斯的军队兼具数量优势和火力优势。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凯末尔认为他的军队能作为一只战斗力量存活下来远比萨卡里亚河或安卡拉重要得多；但是他也知道大国民议会和安卡拉的百姓都要求他能够保卫首都。即便如此，寄往开塞利的档案中的常规命令仍规定若希腊人突破成功，政府将会全面撤退。8月12日，凯末尔在视察部队的时候跌下了马，并摔断一根肋骨，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疼痛，使他难以入睡，对他的心情影响十分大。为了给自己的军队补充物资，尽管知道会遭到刚刚从“一战”的掠夺中勉强恢复过来的辛苦农民的深恶痛恨，凯末尔还是颁布了新一轮请购单，从粮食、燃料到马匹和驮兽，相当烦琐。同他的士兵一样，凯末尔并不缺乏抵抗希腊侵略者的爱国动力，但是在经过十年的持续性战争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冲劲儿和激情，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希腊方面也同样进行了重新考虑。他们退至士麦那的补给线已被拉长，并且充满了危险性——土匪及土耳其非正规军经常骑着马向他们够得着的任何地方发动侵袭。虽然希腊人为了根除战线后方的“土匪”实施了异常残酷的焦土战略，但是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兵力严重落后于敌方，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从士麦那桥头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越往东部走，穆斯林人口越多。正如康斯坦丁的王位继承人及希腊阵营内的谨慎派安德鲁王子在谈到击败凯末尔存在的问题时说道：“我们追上他还要走多远？我们能跟着他穿过广阔无垠的小亚细亚，一直到库尔德斯坦和波斯边境？”在1921年7月28日屈塔希亚召开的关键性计划会议上，帕坡拉斯的参谋顾问们几乎对穿过荒无人烟的盐土荒漠，朝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带更深处的贫瘠平原冒进表示了一致反对。况且，即使民族主义首都遭到占领，面对如此众多怀有敌意的人，就能高枕无忧吗？既然协约国已经中止了援助，雅典又能坚持多久呢？最终，支持继续作战的唯一真正论据充满了政治性：毁灭土耳其民族主义，并缔造一个更大的希腊帝国——这也是帕坡拉斯采纳的观点。因此，继续朝萨卡里亚河进军的命令被下达。另外，如果土耳其抵抗失利，他们将进一步从波拉特勒向安卡拉进发。但是，这些看起来充满进攻性的命令还包括撤退方面的考量：如果“条件不利的话”，希腊人准备炸毁铁路，撤回埃斯基谢希尔。就这样，希腊军队便被推进了凯末尔的陷阱：穿越盐土荒漠时，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似乎提前对他们的到达发出了警告。19

尽管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外并不为人所知，但是这场发生在1921年8月23—9月12日的萨卡里亚河战役却具有历史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战”最后一场真正的战役。在沿着60英里（约97千米）宽的战线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分别陈列了10万及9万兵力。在规模上，萨卡里亚战役难以同索姆河战役或者凡尔登战役，甚至是加里波利战役相比较。以“一战”标准来看，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两边大概都有4 000人死亡，1.8万到1.9万人负伤。但是，这场战役的利害关系却使势均力敌的宿敌为争夺同一块领土而大打出手。诚然，即使是最为沙文主义的泛希腊主义者也并未声称萨卡里亚河盆地是希腊主要民族的居住地，但是这些侵略者却实实在在地向沿着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大片安纳托利亚地带提出了领土主张——这片希腊人正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所争取的土地。这些利益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据目击者称，双方军部都弥漫着令人紧张心烦的气氛。

没到最后一刻，双方仍旧胜负难分。希腊人在整个夏天一直是胜利的一方，他们不断从土耳其人处夺取领土——而且继续在萨卡里亚河保持攻势。尽管防御者守着东部河岸上的更高阵地，从凸出的不同峭壁和小山顶上朝下方的敌军倾射枪弹，希腊人仍然在土耳其炸毁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桥梁之前，于1921年8月23日晚成功渡过了河流。随后，希腊人一个接一个占领了河流东边的重要据点。1921年9月2日，希腊人向此区的最高峰恰尔峰（Çaldağı）发动了突袭。站在这片“黑墨色土地的高耸山冈上”，侵略者第一次从远处隐约望见了安卡拉的灯火。次日，希腊先锋队在阿赫尔库尤（Ahırkuyu）切断了安卡拉—波拉特勒公路，将凯末尔的军队截成两段。在首都的人民此刻已能听到枪火的轰鸣声，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迅速蔓延，祈祷者几乎挤满了所有清真寺，羊只也被宰掉用以驱邪。在得到战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后，雅典的康斯坦丁主义议会多数议员领袖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Dimitrios Gounaris）向英国大使讲道：“可以考虑土耳其的死期了。”20

这个判断有些为时过早。在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之后，凯末尔制定出一个虽然欠缺勇气，但不乏明智的“纵深防御”政策：挖掘多重壕沟使士兵在作战的时候能够进行战略撤退。尽管希腊人突破前两道防线，夺取了大部分制高点，甚至还将土耳其军队一截为二，但是他们全力以赴的进攻已使帕坡拉斯的前线士兵筋疲力尽，而凯末尔却还在缓慢地从安卡拉和东部据点召集新鲜的预备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凯末尔的任务相对简单：土耳其人只需要在希腊人耗尽全力之前熬过战役初始阶段就行了。帕坡拉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一到9月2—3日，他的神经便开始趋于崩溃：尽管他在这两天里赢取了不少阵地，但是希腊总司令却向雅典拍去电报询问他是否可以和凯末尔讲和。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1921年9月8日——这场战役的第十七天，凯末尔终于下令发动猛烈反击，对希腊一方的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21年9月11日，帕坡拉斯宣布撤退，并对一名来自《伦敦时报》的记者承认了失败（“战役结束了”）。次日，恰尔峰被土耳其人重新夺回。不久之后，其他所有在最近丢失的制高点也重新回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见证了土军猛攻恰尔峰过程的哈莉黛·埃迪布后来回忆这番场景时说道：“一个土耳其人朝着落日孤身伫立，他的水壶在蓝金色的苍穹下闪闪发亮。”[7]21

由于帕坡拉斯之前对铁路的破坏以及希腊军队的火力掩护，凯末尔无法进行大规模追击。希腊占领军也因此得以存活下来。然而，萨卡里亚战役是希腊侵略战以及“大希腊”主张正处于高潮阶段的一次明显胜利。在这场战役中证明了自身的安卡拉凯末尔主义政府就此得以长期存在下去。

[1] 阿菲永又称为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karahisar”表示建立在城市上方的高耸岩石上的“黑城堡”。虽然阿菲永—卡拉希萨尔今天仍是这座城市的官方名称，但是大部分（当时和现在的）土耳其人为简便起见，都称其为阿菲永。

[2] 大会本来应在4月22日星期四召开，只是凯末尔的代表委员会一直等到星期五祈祷之后才举行，以在穆斯林中赋予其更大的合法性。

[3] 耶烈万方面也没有闲着。它在1919年同时向高尔察克上将的西伯利亚人民军和安东·邓尼金的志愿军派赴了外交使节。高尔察克甚至授权达什纳克党使节格里戈尔·德沙默夫（Grigor Dsamoev）在他的指挥部升起亚美尼亚旗帜。此外，他还向亚美尼亚人签发了护照和签证。

[4] 当然，亚美尼亚所能转向的合理的区域伙伴乃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然而，由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领土争端问题，亚美尼亚曾在1918年12月入侵格鲁吉亚——这场战争短促却又残酷，并在圣诞节（位于第比利斯的协约国代表大受震动，并在这一天进行了斡旋）达到高潮。

[5] 巴库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在于恩维尔帕夏的出席——他被共产主义土耳其代表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者及战争犯。

[6] 古罗效仿威廉二世的做法，造访了萨拉丁墓——虽然缺乏谦逊。“萨拉丁，”他向这位曾抗击法兰克基督教十字军的中世纪穆斯林战斗英雄说道，“我们回来了。”

[7] 当今天的游客前往安卡拉的时候，他们会在波拉特勒以西看到相似的场景，在这里竖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一名土耳其士兵正举起手臂，提醒入侵者停止前进。

第二十章
士麦那

残酷傲慢的敌军已经被击败。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

——1922年9月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军队的讲话1

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此刻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状态。虽然土耳其人输掉了每一场交战，但是他们最终在萨卡里亚河彻底击败了希腊人，并以损失800人的代价俘虏了敌方1.4万人。尽管如此，为了拯救自己的部队，帕坡拉斯早已在放弃指挥权之前及时撤回了部队，并摧毁了安卡拉以西的铁路、主路和桥梁，以确保土耳其人无法实施追赶。在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的部队重组之后，希腊人开始掘壕固守。除了挺过这个冬天，以及为凯末尔随时发动的袭击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之外，他们并无其他计划。据英国驻士麦那领事哈里·兰姆（Harry Lamb）向伦敦汇报帕坡拉斯在撤退时实行的焦土政策时所说：

希腊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撤退，但是他们决心罔顾他人的利益，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所有有时间或者能够搬运走的东西都将被他们转移至希腊，土耳其人则会遭到烧光抢掠。安纳托利亚的命运将单单由鲜血和大火决定，无一幸免。2

随着大希腊理想的陨灭，希腊士兵待在安纳托利亚的动力也不复存在。1921年10月辞去第二军团的指挥官职务之后，安德鲁王子从士麦那向家乡寄去一封信：“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把我们从小亚细亚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停止虚张声势，面对真实情况。因为，到最后哪种结局会更好呢？——是掉入大海还是被按进［水中］之前逃离？”希腊阵营的士气相当低沉。很多被批准了假期以返回希腊本土的军官却再没回来。普通士兵则在文物及一些他们希望能带回家的掠夺品上寻求慰藉，却发现在他们烧毁土耳其村庄之后，已无太多值得夺取的东西。希腊驻士麦那的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看到希腊逃兵在1922年开始大量涌入士麦那的情况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告知美国领事乔治·霍顿（George Horton）：

在此处的士兵们烧杀抢掠，在他们的麻袋里塞满了沉重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烈日下连日徒步前行。打开这些麻袋，我们发现里面装着石头、砖块、没用的普通土罐……甚至难以成对的旧鞋子……当我们把袋子腾空，询问他们为何要带这些一文不值的物件走这么远时，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们，做不出任何应答。在得到食物并且经过一两天休息之后，所有这些如同一场梦境都已过去，而他们也重新变得温顺、理性，并表示要重返战场，继续战斗。3

帕坡拉斯的真正希望所在以及他的占领军唯一能指望的是劳合·乔治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摆脱困境——魔法似的变出足够的资金和战略物资，使希腊人重新掌握对凯末尔的主动权。1922年1月12日，希腊首相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同劳合·乔治以及英王的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在罗马进行了会面。这一次，这位亲希（腊）派首相由于受到寇松及内阁剩余成员的反对，无法给予希腊任何承诺。2月，古纳里斯前往伦敦继续磋商此事。他在一封给寇松的信件中描述了帕坡拉斯军队的悲惨境况，并且威胁如果英国不进行援助，他们将撤出土耳其，留英国独自面对凯末尔。寇松并未受到触动，而劳合·乔治在最终得到来自内阁的示意之后，也拒绝了古纳里斯见最后一面的要求，直到他返回雅典。而希腊士兵却被要求坚守阵地，到最后再进行大撤退——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最终的撤退成为战后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能够有序进行。4

希腊人在萨卡里亚的溃败并非削弱他们在伦敦谈判立场的唯一因素。由于多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听闻的是小亚细亚的单方面（即土耳其）暴行，所以当英国的普通民众得知希腊军队以及散兵游勇在土耳其西部的残忍作为之后感到尤为震惊。一个反映了希腊人在土耳其践踏人权的可靠消息来源于阿诺德·汤因比的报道——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希腊中世纪及现代史的教授，而他的职位则是由希腊船主捐赠的——发布消息的报纸是《曼彻斯特时报》，它是一份传统的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的格莱斯顿式的自由派报纸。当1921年5月——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落入希腊人之手后，汤因比刚从君士坦丁堡乘渡船来到亚洛瓦便告知《时报》的读者，除了两个村庄，这个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村庄都被希腊军队或者散兵游勇烧毁（他并不确定到底是谁所为）。6个星期之前，亚洛瓦的土耳其居民尚有7 000人，而此时只有不到700名幸存者，而且“整个穆斯林族群都遭受着恐吓威胁，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汤因比在6月朝东部的伊兹密特进发，随后“当场看见希腊军队在烧毁土耳其村庄”——他强调道，穿着制服的正规军“冷酷地烧毁了村庄以及停靠在岸边的船只”。汤因比继续前往那些被希腊征服的区域，目睹每处被烧毁的房屋的“废墟之下都掩埋着被烧焦的尸体”。总而言之，他总结道：“希腊人在凡是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土耳其人聚居的地方对其实行的破坏及毁灭——极其成功。”由于对这些事情的大胆报道，汤因比被解除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希腊历史学教授职位。5

汤因比并不是唯一目睹如此暴行的人。他的报道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证实，首先是他的妻子罗莎琳德——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件中描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6 1921年夏天，美国高级专员、海军少将马克·布里斯托尔在向国务院发送的大量报告中对希腊人在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的暴行进行了描述。7来自瑞士的红十字会代表莫里斯·格里在率领一支协约国内部观察委员会参观这个区域被毁灭的村庄之后，看到了“每一处都掩埋在冒烟的废墟之下，以及少量居民。剩下的人逃到了深山之中。8具尸体，4具是女性……一些已经遭到了肢解”。一位随行的希腊军官为了对幸存者声称来自希腊内陆的正规军都是罪犯的言论进行辩驳，便传唤了一个“小女孩儿”，他认为“从孩子口中得到的才是事实”。“这个孩子，”格里记录到，“安静却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希腊士兵犯下了这些罪行。”8

当然，土耳其人在战争中也实施了很多暴行。但是，在“一战”期间盛行的模式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未在西方引起关注。1921年夏天，当希腊人还在进军的时候，一艘希腊战舰对黑海主要港口伊内博卢实施了轰炸——这个港口主要是将来自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的黄金和武器运往安卡拉。出于报复，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大胡子”努雷丁（此时）帕夏（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雄）下令将15—50岁的希腊男性驱逐至内陆。至少有2.5万名希腊人因此被赶出了家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死在了半路上，不过鲜有报道。单单在1921年下半年，一个为了审判民族主义叛徒而设立于萨姆松的独立法庭就宣判了485人死刑，其中大多数是希腊或亚美尼亚非正规军。9

这非但没有激起西方对土耳其的反对，而且使希腊人因残酷的希土战争向黑海沿岸蔓延受到了普遍谴责——他们违反协约国禁令，通过海峡输运战舰进入黑海以达成自己的军事目的。伊内博卢只是开始，希腊战舰随后在1921年夏天对萨姆松、锡诺普和特拉布宗实施了轰炸，使成千上万名平民横尸岸边。此外，希腊人还炫耀性地登上许多据说（并不总是不准确的）由布尔什维克党送至凯末尔的装载着武器的船只。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爵士在1921年7月30日及8月4日向寇松汇报了希腊人的违规做法，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英国外交部对希腊的不满。10因而，寇松在那个冬天对劳合·乔治请求帮希腊人摆脱困局泼冷水的做法便不足为奇了。“我不太确定，”寇松在1922年2月给英国驻雅典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的信件中写道，“招致我们对贷款要求的厌恶和他们得到战败的耻辱会比他们在被击败，以及得到贷款之前（如果它成功的话）离开小亚细亚更好。”11

长期以来作为伦敦宠儿的希腊却在此刻被遗忘在了冷风中。雅典在西方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1922年3月22—26日于巴黎召开的法—意—英峰会上，没有一个国家建议希腊坚守士麦那，更不用说它仍然占领的更东部的安纳托利亚。寇松倒确实主张希腊撤退应以土耳其根据《色佛尔条约》接受和平解决为条件。但是即使是这个也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度，他们已经开始同凯末尔做出了自己的安排。前任法国总统（此时任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否认《色佛尔条约》的合法性，并坚持希土的停战应以希腊的撤军为前提条件，而非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法国自身在武装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军团中扮演的角色，普恩加莱甚至否定了寇松关于将奇里乞亚、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归还给（苏维埃）亚美尼亚，以及派遣国际宪兵队保护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提议。普恩加莱争辩道，凯末尔同亚美尼亚和苏维埃俄国的双边条约早就木已成舟，并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武力支持和接受；如果协约国试图改变，那么他们就得向凯末尔开战。寇松告知伦敦内阁，甚至连他的《色佛尔条约》的精简版——剥夺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初稿中被允诺的大部分领土——此时也被法国视为“完全中立，并表示了公开敌对；意大利人也只对此予以了不温不火的支持”。最终在巴黎达成的停战协议要求希腊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不过，它能够保留色雷斯西部，包括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英国人希望它不要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同时，土耳其人也被要求恢复领事裁判权以保护西方人的基本利益（就算不一定是希腊人）。在意识到这可能是希腊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之后（尽管被夺走了英国对其为战争努力提供的经济援助），希腊议会接受了这些条款，条件是向安纳托利亚派驻国际宪兵队保护希腊基督徒。12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传来的回应却未给足情面。首先，他们坚决拒绝恢复领事裁判权。他们的推论足够合乎逻辑：列强要求签订停战协议仅仅是因为“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战役之后不再适合发动攻势”，但是凯末尔却并不愿放敌军脱身。“我们没时间进行和平谈判。”他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告知英国使节，“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向希腊和协约国施加我们的条款的有利位置。”1922年4月22日，安卡拉向高级专员提交了他们对协约国停战提议的正式回复。尽管措辞客气，但是凯末尔坚决要求希腊立即无条件撤出安纳托利亚，并且拒绝了派驻国际宪兵队的提议。正如他预料到的，这些条款遭到了寇松，尤其是劳合·乔治的异议，后者曾在整个冬天坚决主张希腊军队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安纳托利亚，以迫使凯末尔接受最严苛的和平协议。13

凯末尔拒绝屈服，有坚实的物质原因。安卡拉政府的外交转向随着伊诺努和萨卡里亚战役而来。这两场战役之后，安卡拉此时已不如希腊孤立无援。意大利对希腊在土耳其的利益诉求一直怀有敌意，而法国在1919—1920年的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法军撤出奇里乞亚后，他们甚至将多余的武器和制服交给了土耳其人（包括至少1万支步枪和500箱弹药）。同时，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1920年9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块金锭；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14白军在1920年11月最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1922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大约37 812支步枪、324挺机关枪、近4.5万整箱弹药、66门大炮和20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1922年4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1 000万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如果希腊侵略者不愿撤军，或者其伦敦的金主要求他们不撤军，那么土耳其人将只好通过自己的方式使他们离开。凯末尔以一种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领会的方式（他们也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期间驱逐过外国军队）向俄国大使解释道：

非常好，我们应该以武力证明我们存在的权利。直到我们扫净家园的干涉主义者，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同个体一样，一个国家很难得到注意和公正，除非它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15

凯末尔关于在1922年夏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一场赌博，但是这场赌博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军事态势一天比一天危险，而土耳其军队则在不断调集力量。对安卡拉来说，他们唯一的真正战略风险来自劳合·乔治——为了拯救希腊人及自己摇摇欲坠的政策，他有可能继续让英国人加入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但是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可能性极低。到1922年，伦敦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明白如果重新与土耳其交战，凯末尔仅仅靠夺取摩苏尔附近的产油区就能够在这个地区给英国的利益造成更大损坏而非相反。美索不达米亚非但没能成为帝国策划者希望得到的战利品，反而早已变成了马蜂窝——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在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战争中使其在1920年和1921年至少损失2 000人。16

坐在类似于此的人造火山上，以及获悉凯末尔在萨卡里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很自然请求伦敦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拉克边境线上的友国的安全”。此时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向内阁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并发出警告，“几千名土耳其人进驻摩苏尔行政区的举动”将迫使英国要么撤出这块产油区，要么调遣更多兵力进行增援。说得更直白一些，英军驻开罗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曾在现场向英国军官和外交官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同土耳其人成为朋友，并且停止我们的亲希腊政策；或者我们必须冒着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和摩苏尔（即便没有巴格达）的风险……只要还有一名希腊士兵在土耳其领土，我们就绝不可能同土耳其讲和。”17

但是，通过反对来自现场的顾问的建议，坚持要求希腊军队待在安纳托利亚，劳合·乔治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凯末尔以可乘之机。与同土耳其人进行的接触相反，劳合·乔治把协约国的谈判立场押在一支被充满敌意的平民包围的疲惫之师身上——其中的大部分军官和招募士兵只是简单地想要回家。这并不影响乔治·哈齐内斯蒂斯（George Hatzianestis）将军——安纳托利亚军队总司令帕坡拉斯的继任者——被他的同僚军官广泛视为心理失衡。乔治·哈齐内斯蒂斯在1922年6月视察了前线之后，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静，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他总结道，如果凯末尔发动进攻，前线将很容易被占据。诚然，希腊人仍在安纳托利亚保留着22.5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机关枪、野战炮和运载车辆等装备都比对方精良。但是战场上的士气则是另外一回事。希腊人坚守的阵线将近400英里（约644千米），包括从盖姆利克（位于阿菲永东南部的马尔马拉海上）延伸出来，并沿着门德雷斯河流域折回东南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种巨大三角半岛。而且，通过由协约国提出并被希腊议会接受的停战协定，所有这些土地都将归还土耳其。因而，这些士兵倦怠冷漠的状态便十分容易理解了。哈齐内斯蒂斯在巡视前线的时候同样未能发现共产主义思潮在希腊军队中的快速蔓延——由于凯末尔同莫斯科的战略同盟关系，土耳其人帮布尔什维克党将宣传册分发至希腊军中——“敦促僵持中的希腊人回家，并让他们的土耳其同志留下”。对于很多疲倦而又意志消沉的希腊士兵来说，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将战争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头上，并为他们的退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到1922年夏天，”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在《爱奥尼亚憧憬》（Ionian Vision）中写道，“希腊军队就像一个内部被虫子或病害侵蚀的苹果，表面看起来完整结实，但在重击之下会随时碎裂。”18

凯末尔似乎对注定会被击败的敌军怀有同情之心，一直从6月等到了8月，以看希腊人是否会明白这一点，并决定自行离开。即便希腊人选择离开，这个过程也不会那么容易，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要面临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多。大部分连接阿菲永和埃斯基谢希尔到沿岸的铁路都是单行轨道，这将对运输容量形成严重制约（而且他们之前对铁路线的破坏行为会使自身在撤退中易受攻击）。由于希腊人还可能从陆路撤退，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赶在9月的雨季之前出发。似乎是为了检测进行适当撤退所需的基础设施，哈齐内斯蒂斯在7月将两个营和三个步兵团撤至色雷斯——由于此举对协约国而言只是在君士坦丁堡面前的一场表演，所以这场撤退仅仅削弱了他抵抗凯末尔的兵力，并进一步孤立了希腊。1922年7月29日，高级专员对哈齐内斯蒂斯警告道，希腊军队对中立区首都的任何侵犯都会遭到武力回击。在8月4日面对民众的一场演讲中，劳合·乔治抱怨协约国“不允许希腊人拼尽全力作战”时，却或多或少对这一警告做出了回应，并且赞颂希腊人在“通过进入［安纳托利亚］长达几百英里的狭隘通道”时呈现出来的“勇敢大胆的军事进取心”。但是，尽管劳合·乔治的动员讲话在雅典得到了广泛宣传（很多报纸都把他的讲话作为头条报道），对于奋战在土耳其前线的希腊士兵来说，这仅仅如同一杯无味淡茶——尤其是协约国毫无援助的动向。尽管有劳合·乔治的讲话支持，希腊人却只能依靠自己。19

一年以来，凯末尔都在有系统地准备着主动发起进攻。2月，他颁布了新的征兵令，要求在1881—1901年出生的年长土耳其人加入已经服役的新建部队。此外，他还以被逮捕的逃亡者的家属参军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了部分大赦。成百上千名在战争期间被沙皇俘虏的经验丰富的前奥斯曼军官也被布尔什维克党交还给了土耳其，以替补在萨卡里亚战役中战死的大量土耳其军官。土耳其同布尔什维克党、法国分别签订的分别关于新高加索边境以及奇里乞亚的协定也使得这些边境线上的大部分民众解放出来，填充进军队以对抗希腊人。到1922年夏天，凯末尔已经集结了大约20万名士兵以及8 568名军官，还有将近8万只马匹和驮兽。尽管货车不足，机关枪及大炮也劣于敌方，土耳其军队却有更为优秀的骑兵部队以及最为重要的士气。

到7月底，希腊人撤退的时机很明显已经过去。同拯救自己的军队相反，哈齐内斯蒂斯佯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进一步削减了军队实力。对充满斗志的土耳其军官来说，这无疑等同于在公牛面前挥舞红旗。7月28日夜晚，凯末尔同战地指挥官在前线附近的阿克谢希尔会面，他的借口是来参观两队军官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在那个夜晚，他们终于决定在8月中旬发动进攻：由努尔丁帕夏率领第一集团军对位于阿菲永以北制高点的希军凸出部分发动袭击，第二集团军同时向巴士拉发动佯攻。8月17日，凯末尔再次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离开了安卡拉。为了掩饰自身意图，他指示下属传播消息称自己将在21日位于钱卡亚的住所处邀请主要军官进行茶会［为了增强效果，凯末尔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楚贝伊德撒谎，在赶赴前线的当晚称自己将参加一场茶会］。[1]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第一集团军在来自第二集团军分队的支援下，趁夜色进行了转移。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到达第一集团军军部以指挥即将展开的战役。

当晨光划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天空时，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开始沿所有战线展开炮火轰击。大部分敌军观察哨都被摧毁，希腊炮手也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尽管如此，当土耳其步兵试图突袭阵地时，希腊人还是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双方在长达25英里（约40千米）的战线上来回拉锯，许多山顶要点不断易手。一位土耳其指挥官雷沙特上校曾向凯末尔承诺他将在半小时以内拿下目标——西吉尔峰。由于未能完成任务，他居然自杀身亡。到黄昏的时候，土耳其人少有收获，希腊人很明显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然而，土耳其人很快就迎来了突破。1922年8月27日，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早上，由凯末尔丁·萨米率领的第四兵团刺穿了希腊人的阵线，并拿下了位于克门山的制高点——阿菲永西南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支土耳其骑兵兵团随后穿过希腊阵线中的一条缝隙，到达了敌军后翼的开阔场地。由于担心遭到包抄，希腊第一兵团指挥官特里库皮斯将军下令撤退，并将大量军需品留在了阿菲永——凯末尔随后就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新指挥部。这次突破相当迅速，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失去了同师部指挥官的无线联络，并使得希腊人从凸出部分退却的时候陷入了巨大的混乱。20

与萨卡里亚的结局不同，这一次的追赶极为迅速和持续。土耳其人在赶上敌军之前甚至没有停下来消化胜利，这也使得特里库皮斯难有时间进行恢复。由于前方的骑兵侦察情况显示特里库皮斯第一兵团的剩余兵力正在试图重新加入由迪肯尼斯将军率领的希腊第二兵团——他们在位于多鲁佩纳尔（Dumlupınar）附近，前往士麦那途中，阿菲永以西30英里（约48千米）处——凯末尔遂在8月31日下令土耳其第二集团军从北边冲将下来将多鲁佩纳尔截断，同时努尔丁帕夏从南边将其围住。由于此法会使希腊第三兵团从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北翼逃脱，所以凯末尔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包围并压制南部的希腊主力，以打开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道路。1922年9月1日，凯末尔在位于多鲁佩纳尔以北的一所房子里颁布了一道迅速为世人所知的命令：“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土耳其人没有让凯末尔失望，他们立马越过了整支希腊军队，并在9月2日接受了里夫金和迪肯尼斯的投降。他们的行动是如此敏捷，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在被土耳其人俘获两天之后，被雅典方面任命为安纳托利亚新任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则被解除了职务）——他们沦陷的消息显然还没传到国内。在俘获了特里库皮斯之后，凯末尔向他提供了咖啡和雪茄，并且安慰他，战争不过是一场运气游戏，“优者常败”。这在残酷的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人性一幕。21

并非所有人都有此雅量。为了调查多鲁佩纳尔的烧毁状况，同凯末尔一起出征的哈莉黛·埃迪布观察到“横尸遍布其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以他们死亡时的姿势躺在地上”。无怪乎希腊士兵花费大把时间进行抢掠或者偷窃陶器或古物，他们在撤退时烧毁了经过的所有靠近海边的城镇。朗博尔德在前往士麦那的途中接到来自领事哈里·兰姆爵士的报告后，向寇松做出汇报称，希腊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在撤退途中烧杀抢掠，足以编纂出一部“充斥着兽行和暴虐行为的恐怖案宗”。兰姆不甘居人后，他将撤退途中的希腊军队的行为描述为“难以形容的令人作呕”。22尽管没有过多描述，兰姆却可能提及一些传闻，称希腊士兵以及散兵游勇在阿拉谢希尔和马尼萨等城镇劫持、强奸并残害了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女孩儿——这些传闻起初被很多协约国官员忽视，到后来，当实情调查团奔赴希腊人在撤退时摧毁的镇子进行调查时，这些传闻才得到证实。23土耳其西部遍布人道主义窘况，美国领事霍顿早在1922年9月2日便从士麦那发出报告。也正是在这一天，凯末尔接受了希腊兵团指挥官的投降：

这一天由于希腊军队精疲力竭、士气消沉而变得格外沉重。希腊军队昨日撤出乌沙克和屈塔希亚后已将它们付之一炬……位于埃斯基谢希尔的［希腊］第三军团可能会很快撤离并烧毁这座城镇……恐慌正在外国基督徒和希腊人中蔓延，很多人都在设法离开这个地区。当意志低沉的希腊军队到达士麦那时，严重的动乱及烧平城镇的流言传遍了整座城市。

5天之后，霍顿通知华盛顿“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乌沙克、马格尼西亚［马尼萨］、阿拉谢希尔、艾登和纳兹勒等地区的主要城镇已被摧毁或遭到大面积破坏。这些城市的居民人数在3.5万—10万”。协约国和土耳其的调查委员会都证实了霍顿报告的真实性。此外，他们还加上了卡萨巴的名字——作为一座位于发自士麦那的内陆铁路线的终点城市，卡萨巴拥有两万名人口，具有重要的贸易功能。然而此时，它已变成“一处布满灰烬与石块的冒着烟的废墟”，在希腊人纵火烧毁这座城市后，仅仅留下了8 000名生还者。在乌沙克的时候，希腊人甚至没放过苹果园。由于城市难民无处可躲，同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士麦那变成了难民营。“在总共约5万名不幸的人群里”，霍顿汇报道，“有相当多的土耳其人”，他们“此时睡在教堂的院子里，睡在清真寺中，甚至还有的睡在过道上”。24

随着溃败的希腊军队同奥斯曼希腊人（他们担心会牵连进希腊军队的暴虐行为）回流涌入城市，协约国领事和士麦那的国外及基督教群体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协约国将他们的所有战舰停靠在港口处——11艘英国舰、5艘法国舰、3艘美国舰和2艘意大利舰——同时，他们还派遣小型海军陆战分遣队登陆，以保护西方属民和财产。一位曾前往内陆对希腊人的热烈程度进行评估的美国海军情报军官J. G.韦尔说，他听到“希腊军官一再威胁要烧毁这座城市”。很自然，在这些威胁之下，加之希腊在撤退穿越土耳其西部时实施的焦土战略的先例，美国、法国及英国领事在1922年9月6日向希腊战争大臣尼古劳斯·塞奥托基斯（Nikolaus Theotokis）发去电报，要求他做出书面保证，承诺希腊军队不会烧毁士麦那或在城内进行劫掠。考虑到无人完全确定何人实际掌控着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希腊军队——塞奥托基斯此时才刚刚获悉自己任命该职位的最新抉择是一名战俘——他便坦陈自己“无法就此做出保证”。塞奥托基斯或许已经转而依赖士麦那的希腊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后者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他对民族主义者的周期性镇压以及反穆斯林的暴行受到了当地奥斯曼希腊族群的猛烈抨击，只不过他已在英国的保护下于1922年9月8日星期五晚上乘船离开了士麦那——他乘坐的是随同希腊人在1919年5月实施占领的舰队之中的“铁公爵号”战列舰，炫耀般离去。[2]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避免在士麦那遇到障碍，雅典下达命令让希腊士兵在撤退的时候换道切什梅（在士麦那以西及以南的一座港口城市），直接从希腊控制的希俄斯岛穿过。由于并无希腊当局留下来保护士麦那或者向土耳其人投降，协约国众领事遂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提议他们亲自赶赴内陆的卡萨巴以谈判士麦那的投降事宜，并要求保护基督教人口——这似乎已承认了希腊对士麦那的占领自始至终都由西方列强控制。在这场战争中见惯了希腊人的残暴虐行，并始终保持镇定自若的凯末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勃然大怒：“这是谁的城市？他们又想把它给谁？”25

协约国其实不需要费心向卡萨巴派赴信使。土耳其军队的行动尤为迅猛，1922年9月9日星期六早晨11点左右，头一支拥有400兵力的骑兵团便冲进了士麦那。当凯末尔的副官把这一消息带给他时，他恢复了平静，而他的情绪也随之转为对发动这场灾难性侵略的人的同情：“可怜的劳合·乔治！他明天会遭遇到什么事呢？他将被摧毁。”士麦那当地人对土耳其人的最初印象相对比较积极。土耳其部队出现的时候，“衣着光鲜，纪律严明”，尤其“营养充足，朝气蓬勃”。相形之下，希腊士兵在穿过的时候却“一身污秽，肮脏，无精打采”，更不用提那些在地上的全身污泥的城市难民。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由凯末尔签署的公告，他下令立即处决骚扰平民百姓的土耳其军官。一位来自英国的护士在寄往家中的信件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对土耳其人的回归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欣。”9月10日星期日下午4点，凯末尔亲自驱车进入士麦那。“他坐在敞篷车队的最前位置，车上还装饰着橄榄枝”，象征着这位征服者的和平意愿。土耳其穆斯林向凯末尔祭献了一头牛，不过后者并未停留参加典礼。凯末尔沿着码头闲逛，随后，他走进了克雷默酒店的一间酒吧，向主要的希腊顾客问道，康斯坦丁国王是否有同他们一起举杯饮酒。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凯末尔揶揄道：“那他为何还要费心攻打士麦那呢？”26

这对土耳其士麦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是，在历经一场长达3年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变得一个比一个残忍，再加上希腊人最近的暴虐行径，这些都注定了土耳其占领者无法长久保持克制。甚至连那些被土耳其人“格外守纪”的表现打动的外国人也观察到“军官默许或者至少是准许下的针对市集的大规模抢劫活动”。星期六下午，关于暴力事件的报告此起彼伏，到了晚上，随着尖叫声响遍城市的大街小巷，暴力活动已经处于疯狂滋长的状态了。一位沿着水边骑行的土耳其骑兵被击落于马下，这随即招致了报复行动。一位英国上尉看到一群土耳其士兵将一位不听指挥的希腊人击毙。艾登火车站附近又发现了五具尸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出逃的斯蒂吉亚德斯，同其教民留在士麦那的希腊都主教克里索斯托在大官邸受到努尔丁帕夏接待后不久，却遭到了一伙穆斯林暴徒的私刑处置——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努尔丁帕夏的明确指示。其他“卖国贼”，包括为希腊占领当局工作过或者主要与其合作的土耳其人被军事审判及枪毙。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希腊人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经辞去工作加入撤退行列，所以这些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人区——在这里，手拿武器的基督徒也确实进行了回击。死亡数字逐步平稳上升，在开始的3天里，已有大约400人死亡。在星期三读完了所有来自士麦那的报告后，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模棱两可地汇报称，尽管“亚美尼亚人居住区的当地暴徒实行了大规模杀戮，但是带有大屠杀性质的事件却绝没有发生——虽然土耳其军队在进驻城镇的时候遭到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三次射击和轰炸”。27

随后，情况变得一团糟。1922年9月13日，当布里斯托尔正在向美国国务院发送这份报告时，士麦那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突发了大火。这场大火迅速燃遍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木质建筑，并沿着水边烧毁了许多非常美丽的地点，包括“法兰克大街”（旧时法兰克人，即欧洲商人的贸易殖民地）的商铺，电影院和咖啡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荷兰以及俄国领事馆，士麦那剧院，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甚至还包括克雷默酒店。英国《每日邮报》的通讯记者沃德·普赖斯（Ward Price）在安全的“铁公爵号”战列舰上观察到岸上“一面长达2英里（约3千米）的着火墙体上，20条清晰可见的炽烈火焰正参差不齐地翻腾着，火焰翻滚高达100英尺（约30米）”。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仓库、商业建筑以及欧式住宅楼”，他叙述道，“燃烧得就像愤怒的火炬”。码头的景象如同但丁描写的地狱——不论是从海湾上见证这一景象或是目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都感受到了相似的震撼——刚开始，烧成炭以及正在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与此同时，那些试图逃离致命烟尘的人发出的绝望叫喊声传遍了人耳。在“乔治五世号”上，一位英国上尉认为“很多人被推进海里，仅仅是因为最靠近房屋的人群试图离这些房子更远一些……很多人确实由于惊慌失措而跳进了海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水源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大多数海湾里的船只已经装满了难民——它们开始时出于对翻船的担忧，拒绝了搭载更多乘客的请求。最终，到夜幕降临之时，很多协约国战舰靠近岸边，并放下了小艇拯救溺水人群——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求审查这些受害者的国籍（据说那些能够正确读出“J’ai perdu mes papiers”的人更受法国船舰的欢迎）。当这场大火在9月15日星期五烧尽的时候，离水边最近的希腊、亚美尼亚和法兰克街区已经化为废墟，成千上万人丧生于火海或者溺死于港湾之内。28

如同莫斯科1812年的那场大火一样，关于纵火者和纵火动机的讨论自此从未中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火灾首先发生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这也意味着亚美尼亚人的纵火动机被排除。不出意料的是，希腊官员和政治家将责任推给了土耳其人，并指责他们烧毁了“希腊人的”士麦那，而后者则反驳称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烧毁一座自己刚刚征服的城市。不管有没有必要，两个间接证据却指向了土耳其一边。首先，到1922年9月13日，土耳其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而且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大多数还未撤离的希腊士兵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切什梅。其次，这场火灾从未波及穆斯林—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区——坐落于山冈以南，海港区之上；很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区也未受到牵连——他们也同样居于内陆，以及相同的地理方位。部分原因在于风向，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三，大风不寻常地刮向北方的大海（一些外国观察员提示到，这或许为纵火犯作案提供了借口——有一些人确实声称看到了土耳其纵火犯）。另外，还有报道称一条绕着土耳其人及犹太人居住区的壕沟被迅速挖掘出来以防止火势蔓延至此，一支消防队也站在一旁以确保这些区域无恙。29

当然，所有这些都无法构成故意纵火的证据。像是为了规避对其军队的必然指摘，凯末尔早在1922年9月15日同法国领事米歇尔·格拉耶（Michel Graillet）的会谈中，便指控手拿武器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纵火——这份控词在两天以后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发往了安卡拉。作为补充，他还称土耳其士兵已经“尽自己一切所能扑灭大火”。然而，通过拉蒂夫（Latife）——曾于士麦那招待了凯末尔，并很快成为后者所有情人中最为出名的一个（两人在1923年结婚）——的说法，这位士麦那征服者在火势仍在蔓延的时候说：“让它烧，让它覆灭。我们可以换掉一切东西。”[3]对这场火灾最有名的当代新闻报道之一来自法利赫·里夫金（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这场大火毁掉了大量穆斯林的财产”；阿塔伊又进一步声称他看到“成千上万名［土耳其］士兵……正奋力扑灭大火”。然而，这位阿塔伊后来在其未经审核的自传初稿中写道：“异教徒的伊兹密尔已化为灰烬，并在白昼黑夜的烈焰硝烟中走向了覆灭。然而，正如我们在彼时被告知的那样，这场火灾的始作俑者真的是亚美尼亚人吗？”阿塔伊引用自己在1922年9月写的日记：“掠夺者帮助把火势蔓延开来……为什么我们要烧毁伊兹密尔？难道因为担心如果这些江岸边的官邸、酒店和酒馆保留原样，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少数族群了吗？”同希腊人纵火烧毁土耳其西部城镇的说法相比，伊斯麦特·伊诺努在自传中对士麦那大火灾的见解同样十分有趣。“起火原因，”伊斯麦特写道，“应该在历史中的各种大事件之中去搜寻。那些下级军官会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高层人物则会推责于纪律漏洞。”不论是谁点燃了士麦那大火，确定的一点在于，土耳其人似乎将其视为对希腊人将深远内陆地区的许多城市付之一炬的理想惩罚。鉴于此，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失去了财产，几座清真寺也被烧毁，但是实际来说，士麦那的基督徒才真正失去了一切。30

随着古老的士麦那在1922年9月一同消亡的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小亚细亚，或者在希腊本土一同和平共存的主意。如果希腊人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实行的焦土运动开创了种族隔离的话，那么士麦那大火则为此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为了预防种族间暴力的进一步爆发，努尔丁帕夏给予那些想离开的士麦那基督徒一段时间的宽限期，尽管时间不长（起初，截止日期是9月30日，但由于持续性的港口受阻，这一日期遂被推至10月15日），这便在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奥斯曼公民身份。到了1922年10月2日，通过美国海军情报消息，多达20万名主要由希腊人组成的难民乘坐希腊或者协约国船只从士麦那撤退到了希腊内陆——这些难民希望能够被希腊政府接受市民身份；其他的协约国情报则称这一数字高达30万。但是，这些希腊人属于幸运的一批——大部分是女性、孩子和老人。所有18—45岁的参军的或者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奥斯曼亚美尼亚男性或希腊属民——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大概10万或12万人——都被送往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战俘营或被强征入劳力行伍以“重建希腊军队在作战期间毁灭的村庄和道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可疑的整数数字。虽然如此，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士麦那的希腊群体，以及随撤退军队逃往西部的希腊城市难民——一共大约35万人——被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赶走，而且大部分人将永远无法再见。另一方面，这也为两个主权国进行很快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交换确立了先例：希腊的穆斯林属民将被驱逐至土耳其，而奥斯曼的基督徒也会被“换回”到希腊。31

在此期间，战争还在继续。对于凯末尔来说，士麦那的陷落并非结束，这不过是其实现民族宪章准则运动的一次重要胜利。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的东部边境此时明确确立了下来；它同法属叙利亚已就东南边境达成一致，而与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即便未达成协议，也几成定局；而且希腊人被逐出了安纳托利亚西部。但是，仍有希腊军队驻扎在色雷斯东部，协约国军队也还在君士坦丁堡沿着伊兹密特湾的地方，以及邻近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些海峡炮台中：如果凯末尔想要履行民族宪章中的内容，那么这些外国武装力量要么自行离开，要么由土军武力驱赶出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凯末尔领导下得以重生的奥斯曼帝国此时正大致处于14世纪早期的帝国位置——彼时巴士拉还是帝国首都，土耳其人还未进入欧洲。凯末尔是否会拿起武器追随征服者之路，重新夺回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协约国及希腊人和平撤离以阻止又一年的流血杀戮？

同许多其他产生于战争末期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劳合·乔治。尽管希腊军队还未离开色雷斯东部，但是到1922年9月18日，他们的最后一支完整分队已经借道切什梅离开了小亚细亚——这意味着海峡和伊兹密特的凯末尔军队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不再有希腊军队。在士麦那，凯末尔接待了英国总领事哈里·兰姆爵士，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弄清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在被告知这位领事代表着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的利益后，凯末尔回复道，他的政府“认为自己同大不列颠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不承认这位高级专员”。正因如此，凯末尔认为他将“以关押所有英国属民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过他又向兰姆保证自己并无计划这样做，而且在土耳其的英国人“出境自由”。在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凯末尔稍做让步，并指出安卡拉和伦敦之间还未建立联系。事实上，凯末尔是在邀请——或者说激将——劳合·乔治给予他政府上的外交承认，以显示对土耳其并无敌意。如果劳合·乔治拒绝，那么凯末尔的军队将会朝前行军，以确保土耳其边界线同民族宪章中规定的一致。32

来自英国方面的第一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早在9月7日，土耳其人占领士麦那之前，英国内阁——在没有咨询议会或是协约国的情况下——便授权驻土耳其和黑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派军队占领加里波利半岛，以预防土耳其人从此地登陆前往色雷斯。出于不难领会的原因，温斯顿·丘吉尔对坚守加里波利的举措表达了强烈支持。虽然长期饱受希腊事业的折磨，但是丘吉尔认为在事关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非同一般：他的想象力得以焕发，血液也开始沸腾。“深海中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的那条线，”他争辩道，“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一切方法保证这条线的安全。如果土耳其人拿下加里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所有的胜利果实。”在丘吉尔立场大转弯的鼓励下，加之深信希腊人并未就此完结，劳合·乔治更进一步，他告知内阁，如果土耳其人提议武力穿过海峡的话，“我们应该同他们战斗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为了使埋葬在加里波利的英国人不白白牺牲，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议更多的人再次为之浴血奋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提议甚至比1915年走得更远：1922年9月12日，哈林顿率军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莱登陆，似乎有意诱使凯末尔出兵驱逐。这场为控制海峡自1918年搁浅至今的战役从而再次得以升温。

然而，反凯末尔联盟正在严重瓦解。尽管他们极其勉强地争取到了内阁的支持，但是在协约国这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就没那么好运了。法国和意大利刚开始同意向海峡的欧洲一侧（加里波利）派遣小型分遣队，但是他们拒绝随哈林顿进驻亚洲一侧。普安卡雷通过法国高级专员佩莱将军暗中向凯末尔保证，法国将不会参与英国在海峡的战役。1922年9月15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加拿大的总理发去电报，请求他们重演加里波利的史诗篇章，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帝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包括解放海峡在内）”。这一次，他的呼吁却未激起太大浪花。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礼貌性拒绝，而南非则不屑给予回复。在巴黎和会的时候，这几个受到平等外交礼遇的自治领此时却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这也令伦敦大吃一惊。即便连主战的《每日邮报》也拒绝加入其中，并进行轰动性新闻报道：“停止新的战争！”普安卡雷也向日益受到孤立的劳合·乔治施压，并在1922年9月18日下令所有法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法国此时明显已经放弃了海峡，内阁随后授权寇松赶赴巴黎——后者几乎以一种恳求者的姿态请求法国给予援助。1922年9月23日，普安卡雷对这位前印度总督进行痛斥，致使寇松崩溃垂泪，并坚称英国放弃凯末尔的所有领土要求，包括君士坦丁堡、海峡和色雷斯东部。凯末尔不仅征服了“希腊人的”士麦那，将希腊人逐出亚洲，还将大英帝国撕成碎片，摧毁了巴黎和伦敦之间仅存的外交友谊。33

这还不是全部。像是没受够目前的羞辱，劳合·乔治坚持要哈林顿坚守立场，并在土耳其人威胁恰纳卡莱的时候加入战斗。寇松在巴黎或许已经签字放弃了海峡，但是这位首相想明确说明的是他将其给予凯末尔只是作为协商解决的一部分，而非向其军队投降。同时，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劳合·乔治深信英国会取得胜利。他秉持此信念的假设条件在于：希腊军队并未真的被彻底击败，只是遭到了不忠的康斯坦丁国王的背叛，以及疯狂的哈齐内斯蒂斯的力不胜任。[4]考虑到康斯坦丁在1922年9月27日退位后，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已重获权力，劳合·乔治对一个重焕生机的希腊再次进入战争充满把握。劳合·乔治对他的主张愈加起劲，在刚获悉雅典爆发了革命之后，便向内阁解释道：“土耳其人将在色雷斯碰到的不会是康斯坦丁的疲软、涣散且毫无斗志的军队，而是受韦尼泽洛斯及革命激励的全民性抵抗。由于有大英帝国的支持以及老将军的复职，希腊部队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劳合·乔治还明确地将自己的公信力下注在恰纳卡莱冲突上，他承诺道：“当凯末尔被击败并被控制之时，我们就能够强大到从恰纳卡莱转移到伊兹密特——在此处，我们投放一支相对小型的部队就能够切断他的交通设施，并迫使他屈辱投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劳合·乔治在1922年9月29日星期五向哈林顿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以转呈给凯末尔，上面写道：“如果他的军队未能在由你确定的时间内撤离的话，我们所有能够支配的联合军队将会在适当的位置，从海上和空中朝土耳其人发动攻击。”34

事情的发展没能朝劳合·乔治期盼的方向发展。莫里斯·汉基说，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全体内阁“整个星期六都在屏息等待着是否有枪支交火或者土耳其人撤退的消息”。但是，并无消息传来。事实证明，哈林顿曾找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进行协商，最终，他们两人都决定不将最后通牒转呈给凯末尔，以防招致战争。就此，劳合·乔治便被他的下属夺走了他极度渴望发动的战争，[5]而他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亲希［腊］政策的溃败也致使他从1916年领导至今的联合政府产生了分裂——保守党人终止了与自由党的联盟关系。在1922年11月15日举行的选举活动中，劳合·乔治及其自由党被彻底击败，他甚至未能当选反对党的领袖，而工党则超过自由党票数，第一次在席位上登上第二的位置。在躲过“一战”最后两年以及和平时期头四年的各种国际危机之后，劳合·乔治及其整个政党被凯末尔引进了被遗忘的政治角落里。

协约国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成了凯末尔的胜利军的下一个受害者。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并将官方政权从高门转移到了安卡拉政府。两周之后，已成为普通公民的瓦希代丁乘坐（非常适当的时机）一艘英国战舰前往马耳他，再也没有回来。在苏丹被迫离开的暗示下——尽管外交上还没给予确认，所有之前由奥斯曼苏丹签署的条约和协议都被终止，甚至包括备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凯末尔此时终于能够以一个对等的政权形式同西方列强协商最后的和平协议了。

在存活了6个多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终于覆灭于“一战”的千钧重压之下。凤凰会从灰烬中涅槃，帝国也将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式得以重生。

[1] 楚贝伊德夫人绝不傻，她在看到儿子凯末尔身着军装后，说他的着装不太适宜茶会。

[2] 由于担心会在希腊面临难以避免的军事审判或者民众的私刑处置，斯泰吉亚德斯借道罗马尼亚，转而去了法国。

[3] 拉蒂夫本人在这场火灾中失去了大量财物。事实上，正是她面对损失时的泰然（“我不在乎，把所有都烧了吧”）才似乎引发了凯末尔的这番讲话，而非无意识的狂喜。

[4] 在同样令人宽慰却难以置信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包括首相古纳里和军队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在内的8位主要康斯坦丁主义者于1922年11月13日在雅典接受了审判，罪名是叛国——两周以后，他们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刑（而这两位最不重要的人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这件事常常被称为“六人审判”的原因）。

[5] 虽然在自传中经常出现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是劳合·乔治却没有对恰纳卡莱手下留情。“我当然想要开战，”他写道，“而且我很确定我们会赢。”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在1922年12月1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1

在经过超过11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万人）到1923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据记录，仅在1916年就有20.7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当然，伤亡人员的原始数据在奥斯曼战争的可怕故事中只是很小一部分。所有民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所有国家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也随之被破坏。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灾难众所周知，但是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里，这绝非独有：这1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尔干穆斯林因巴尔干战争离乡背井，不计其数的希腊基督徒在1913—1914年、1916年及1921—1922年反复遭到驱逐，还有无数名高加索边境上的鞑靼人及切尔克斯穆斯林在1914—1915年被驱逐出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1915年遭遇了蝗虫灾害，数不胜数的土耳其穆斯林在希土战争中被烧毁了村庄和家园，更多的希腊人在1922—1923年冬天再次被赶出士麦那。更多的事例难以言尽。

要弄懂这些损失的重要性，以及探寻数百万难民面临流离失所窘况及同样多的痛苦的军人、平民死亡的意义，可以说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变迁后，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它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奥斯曼帝国在跌跌撞撞地走进了20世纪后，虽然已难巍然挺立，但却也尚存早期令人敬畏的威势。尽管欧洲以领事裁判权及经济监管的方式侵蚀着帝国，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然被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属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奉拜为苏丹，而一些更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把他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诚然，1908—1909年的剧变推翻了哈米迪耶政权，并且撼动了苏丹统治根基，但是，从远至英属印度传来的报告来看，直到1918年，全球的穆斯林仍对苏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忠：这甚至包括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沙德），到之后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后者在1922年11月1日被凯末尔废黜，并由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接任哈里发（而非苏丹），直到1924年3月，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哈里发一职。在奥斯曼连续战争带来的所有持久变化之中，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废除哈里发一事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常因此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责备（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但是，实际上真正摧毁奥斯曼威势的乃是帝国在1918年的大惨败。在土耳其的例子当中，区别在于王朝的覆灭还毁掉了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并通过源自伊斯兰教古典时期的哈里发来联系他们的最后一处机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侯赛因国王在1924年3月听到土耳其传来的消息后，便马上宣布自己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不过，他在6个月之后便失去了对麦加的控制，后者由伊本·沙特领导的瓦哈比教派占得，但伊本·沙特并未宣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能够团结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一职从1924年之后便不再存在了。

从地球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及哈里发。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之后，帝国本身终于分崩离析，再难回归。诚然，所有“一战”参战国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俄国——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瓜分了俄国一部分领土，当然，还有其他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范围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奥斯曼都是独一无二的。1938年，希特勒合并了土耳其的战时同盟国德国及奥地利，他们试图恢复旧时边境线。同时，为了重建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上的东方帝国，他们还在1941年实施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是，希特勒的策略为时不久，而且同1914年之前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此时早已被割去了大片边境面积。苏维埃俄国在重新获取沙俄时期几乎所有领土方面显然更为成功，此外，它甚至（比如加利西亚和加里宁格勒等少数地区）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领土范围。由于凯末尔在1922年的军事胜利的完满，国外诸强也没有为争夺土耳其新确立的边境线而爆发严重冲突（除了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其胜利末期曾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他最后未能如愿）。

地图23

在所有由“一战”造成的地理格局上的大破坏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稳定以及最不稳定的边界线变动都存在于前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中东战后和解的脆弱性在近些年已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一些被定义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也于近些年在这些地区出现，并成为当前的不安因素所在（不过或许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然而，由千万名战士的鲜血锻造而成的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而非通过缥缈的外交文件确立——已经证明了自己同那些东南邻国一样坚不可摧。凯末尔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在1923年洛桑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除了在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通过法属叙利亚的公民投票从其手中吸纳了哈塔伊一地——这使得土耳其顺利实现了1919—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中提出的最后一处领土要求。[1]根据早些时候同法国及意大利签订的协议，凯末尔总体接受了意大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控制以及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同样，他也没有对英国对摩苏尔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尽管由于他们在此区拥有广大的土耳其人口（土库曼人），此地也包含在《土耳其民族宪章》之中，而且他或许还能在伊拉克轻易击败逊于自己的英国军队。作为自己对于胜利上的克制的交换条件，凯末尔要求永久废除受人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最终，他如愿以偿。

考虑到在主要目标上的持续成功——界定土耳其同其战时敌国的边境线——奇怪的一点在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并未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如果到今天还有人记得的话，那么洛桑首先代表了一件事：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在士麦那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希腊东正教基督徒的撤退及被驱逐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签订于1923年1月30日的《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公约》完成了这项始于战时的任务——在战时，位于希腊沿岸的加里波利和黑海前线便出现了选择性的驱逐运动。唯一的新动向在于：希腊的穆斯林属民此时也将被迫逃至另一个国家。在奥斯曼所有属民中，希腊东正教教徒或东正教出身的人大约有120万——包括那些已经逃走或者被迫离开的人（大概占3/4）——他们被赶向西边的希腊。与此对应，大概有40万穆斯林被驱逐至东边的土耳其。

时至今日，安纳托利亚被废弃的教堂沉默但生动地记录着基督徒的出走；另一方面，前奥斯曼鲁梅利（包括萨洛尼卡——不过它常因卓越的犹太教文化而遭人遗忘）的空置清真寺、澡堂和礼拜寺则提醒着来访者这座城市被湮没的伊斯兰文明。“如果你试图单从建筑上弄懂欧洲东南边缘的历史，”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在《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中写道，“你也许会得出结论：一些极其严重的大浩劫——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造成，都对爱琴海两岸带来了重创……这个地区还未完全恢复。”洛桑会议上决定的“人口转移集合”原则在整个20世纪发挥了作用：斯大林在1944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人和其他切尔克斯穆斯林的驱逐，“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对大量德国侨民的驱逐（早在194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明确引用《洛桑条约》以证明驱逐的正当性），1948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以及大量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的出走/被驱逐，还有在那一年中东战争之后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的离去。最近，“洛桑先例”已经应用于（尽管经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诸多事例当中：1989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穆斯林的驱逐，前南斯拉夫战争后的种族清洗，亚美尼亚在1994年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开始对阿塞拜疆穆斯林的清洗，甚至还有进行中的极富争议的独立乌克兰分裂运动。2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为洛桑会议带来的遗留问题感到遗憾。尽管它标志着土耳其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获得了承认，但是相比在战场上被击败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今天对于《洛桑条约》的抨击更为激烈。就人力资本来说，土耳其在人口交换中比希腊失去的更多——不管是数量（离开的人数约为接收人数的3倍）还是质量（离开的人一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而且更富有；相形之下，接收的大部分为农民）。几十年以来，从商人到药师，直至工程师、熟练技工，土耳其共和国什么都缺。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土耳其经战争毁坏并急需所有人努力复兴的经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就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而言，到图尔古特·厄扎尔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土耳其经济一直没有真正起死回生。就文化来说，土耳其大概也未获得复兴。虽然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旅客比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佩拉（今天的贝伊奥卢）的旧欧洲区已经恢复了它旧时国际大都会的些许风采，但是能够极大丰富城市文化、经济生命力的旧时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族群却一无所留。由于土耳其语言的拉丁化，大部分土耳其人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文学、诗篇或者典籍——这将他们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洛桑协议以及它代表的不友好的多数主义—种族国家主义保持谨慎。在1911—1923年的剧变之前，很少有牵连进人口交换的民族像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一样将其自身划入国家范畴——他们只是将自己看成同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的类群。虽然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基督徒——已经被逐出了他们的社区或者被迫成为劳工，但是那些在1923年依然生活在故土的人却从未得到过询问，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告知要打包离开家乡的时候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如果征询他们的意见，似乎很清楚，这些被驱逐者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及其先祖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尤其是这些漠视其迁徙自由的令人震惊的条款（洛桑协议命令人口进行“强制性交换”，并且规定“这些人在没有土耳其政府或是希腊政府的各自授权下绝不允许返回土耳其或希腊居住”）。甚至连那些在一开始期望能幸免于难的少数群体，比如遗留在卡帕多西亚（1911—1923年，这个地区实际上并无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的5万名基督徒，也在最后被送上了难民之路。[2]

以现代人的情感来看，所有这一切会令人感到强烈不快。然而，在没有理解这些政治家试图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谨慎对其进行评判。希腊和土耳其及西方外交家不过是在设法终结这场残酷的战争。他们同样还要应付严峻的难民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名平民从这两个方向的交战区逃离而去，他们都需要迁入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尽管这些决定对那些想待在自己愿意待的地方的人来说残忍又不公，但是它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观：他们以命令房屋当前所有人离开的方式为那些即将到来的难民打开了家门。对于洛桑的决策者而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相互分离似乎成了“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事实上，提出此类建议的人正是挪威探险家及外交家、首任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乔夫·南森。“拆分近东人口，”当洛桑会议在1922年12月1日召开之际，南森做出如下提议，“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尽管这些人会难以避免遭受微不足道的伤害和不公，但是实际上的人口交换进行得相对平和，少有暴力事件报道。虽然很多西方的自由派报社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批评声称南森使得自己成为土耳其及希腊政府美化自身恶意的工具，但是洛桑会议上一致通过种族—宗教分离的事实却依旧没变。为了帮助斡旋人口交换，南森甚至于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这份殊荣是为了表彰他早期在欧洲进行的活动，但是也明确地提及了他“当前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难民工作”）。3

当一个帝国坍塌之时，我们不该忘记大量混乱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此外，人们还会为世界大同黄金时代的逝去而备感哀恸，这是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宽容。但是在被经年冲突以及1919——1922年的战争——已经变成邻里间最为残忍的种族内部间的杀戮——撕裂的安纳托利亚，世界主义或者仅有的一点儿宽容已经所剩无余。对于希土情谊的突然衰退，两国世仇在1912—1913年、1917—1918年以及1919—1922年因传统、老式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战争都负有明确的责任。因此，去责备一个终结了这些争端的和平条约显得毫无意义。

前奥斯曼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国家对奥斯曼垮塌表现出来的悲恸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尽管作为征服者及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并不受爱戴，而且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但是帝国却使数百万无宗派的人统一在一起，并赋予了他们同样的身份。依照伊斯兰教法，所有非穆斯林的地位不平等，但是大部分黎凡特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非常吃香，而且到了现代，他们还凭借自己在贸易与同西方列强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身份。诚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昌盛兴旺常常会招来憎恨和迫害，但是只要奥斯曼的威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穆斯林属民位于社会顶端的骄傲还完好保持，那么这期间就会存在一种大致的均衡以保护多数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最严重的伤害。正如哈布斯堡帝国及霍亨索伦帝国的瓦解在中欧产生了一个褊狭和反犹太主义的时期一样，奥斯曼的崩溃在中东地区也开启了一个祸患时期。1948年的中东战争及其结果致使数以万计的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从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从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被迫出走，超过50万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巴格达曾一度兴盛繁衍的犹太社区到今天几乎归零。伊拉克和埃及的古老基督教族群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只剩一小部分，而且每年都在缩减。[3]黎巴嫩内战更使近100万居民背井离乡。没有人知道叙利亚的恐怖内战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根据过去的区域性先例来看，其注定的结果在于：不论哪个交战派系（逊尼派或什叶派/阿拉维派）失败，德鲁兹派和基督教少数族群必会遭遇不幸。然而，所有这些仅仅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的前奏。当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比如基地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早期国界线肆意破坏，甚至连波及范围更广的什叶派—逊尼派战争也在不断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外蔓延——这不仅会使“伊斯兰国”，还会让两个主要国外支持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卷入纷争，并投入一场为伊斯兰精神而战的至死方休的战争当中。

尽管如此，自从帝国瓦解之后，不管中东历史多么混乱和暴戾，我们都不该浪漫化奥斯曼的过去。这是因为西方世界不知晓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勒斯坦发生的大量事端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在“一战”介入之前就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景象。在1914年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就已经处于多层次内战中部，而其结果仅受别处军事结局的影响。如果欧洲的影响真的有决定性力量，那么麦加的侯赛因无疑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国王（或者，相反地，奥斯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会使恩维尔一方的人——伊本·拉希德获得这个头衔）。但是相反，伊本·沙特的瓦哈比兄弟战士——尽管他们也希望像哈希姆家族一样能享受来自英国的资助金——却在阿拉伯半岛缔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同他们缺席的1914—1918年的战争并无太大差别。

当然，同阿拉伯半岛相比，叙利亚在“一战”期间更为直接地卷入了纷争之中。尽管如此，早在1914年以前，对于它在后奥斯曼时代的争议性控告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彼时，阿拉伯的秘密社团同位于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络，恳求得到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到德皇威廉二世间每一个人的谒见。“一战”使其得以公开，将其中的深层次种族—宗教裂痕展现在黎凡特世界之中，并刺激了外部列强对他们加以利用。协约国的胜利使得法国提出了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英国也开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扶持。鉴于土德胜利将会延缓所有这3个帝国（或者说准帝国的）的计划，人们可以争辩说“一战”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播下了持久冲突的种子。然而，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处于长期沸腾的状态了——虽然还未到达白热化程度。1917年夏，德国大使问时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德国是否能够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英国人重重一击。由于曾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及大屠杀期间出任内务大臣，并因此具备非常丰富的处理奥斯曼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塔拉特回复道：“我会很乐意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只可惜，在他看来，付诸实践的意义不大，因为“阿拉伯人只会把犹太人杀死”。4

那些因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内部无休止的冲突而责备英国和法国的人对帝国由来已久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有着非常正当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运用于已经难以驾驭的地区的策略会加剧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等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他们应该记得这些占领国早已在1946年和1947年就撤出了所有军队，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还未爆发。

在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第三次——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国家进入对抗关系后，伊拉克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比以色列/巴勒斯坦还要令人难堪的痛点。很清楚的是，英国外交官在“一战”后确立的边境线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检验，比如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便率领军队越过了由珀西·考克斯爵士绘制的将伊拉克和科威特分开的“沙漠界线”。奥斯曼摩苏尔和其他北部的库尔德（及土耳其）区域从未同南部的主要为阿拉伯人的奥斯曼行政区巴格达和巴士拉结合在一起过。由于逊尼派三角地区十分接近巴格达和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及卡尔巴拉，所以逊尼派—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分界线要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反复无常，这也导致了两派十分危险的离心倾向——什叶派把目光投向了东部的伊朗，逊尼派穆斯林则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以求救援和资助。在这些教派冲突，以及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种族争端和零星战争中，人数更少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通常设法保持低调，以避免被卷入争端。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在2003年遭到颠覆之后，该国的恐怖暴力连同其他沉痛教训已经教给了世界一点：他们曾依靠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来平息这个（由大英帝国胡乱拼凑而成的）破碎国家的种族间、种族内部及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后奥斯曼时代伊拉克国内的严重暴力从1920年便开始，并延续至今。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1914年之前也同样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地方，虽然这些暴力事件并不突出（也没引起西方的注意）。当时一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记录了这一地区有关建筑学上的一种奇特特征：尽管位于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当地房屋并没有安装窗户，这是为了避免居民被枪炮震碎的玻璃波及。贝都因人对村庄、城镇甚至奥斯曼守备军的突袭非常普遍，普通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游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一件十分不明智的事。英国驻巴格达领事并不愚蠢，他在底格里斯河来来回回的时候都是乘坐着一艘特殊的装甲艇。根据1914年5月卡尔·菲多尔（Karl Figdor）在《福斯报》中的报道，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被迫建造复杂的、加固的营房来确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一道不断延伸的装有倒钩的铁丝网环绕着营地，”菲多尔说道，“只有正对着受到保护的内部庭院的门窗才能够打开……处于最危险区域的位置根本就没有窗户，只有墙里的有角裂缝保护着这些位置，使其免受贝都因人的枪弹。”甚至连穆斯林雇员也不得不“每天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前往工作场所”。5在战争期间，英国、奥斯曼及德国士兵都为死伤于贝都因战士之手的人遭受到的虐待备感震惊——这些盘旋在所有战场上的贝都因人就像秃鹫一样劫掠着死人和掉队的士兵。“阿拉伯人，”一位德国老兵汉斯·吕尔斯写道，“将那些战亡者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横尸荒地之上，他们还常常对其进行毁坏或者亵渎。”6不论这些边境线是以何种方式或者被何人界定，伊拉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易于管理的国家。

如果说奥斯曼统治在战后转换为哈希姆（实际上是英国）政权的过程中有什么遗失掉的优点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奥斯曼在管理上的高明手段。奥斯曼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施行太多暴政，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愿进行管理。1920年夏，当伊拉克起义正处于高峰之时，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的政府还比不上旧土耳其体制。他们在当地征召的士兵多达1.4万人，并且在每年平均杀害200个阿拉伯人以维持和平。我们有9万名士兵，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我们在这个夏天大概杀了1万名阿拉伯造反者。我们不能指望维持这样的平均数。”7不管劳伦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如何，他正在弄清楚英国人以及之后的美国人在伊拉克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部族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长期不和，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交战派系（除了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但是，他们至少都是穆斯林，他们要求的合法性都是通过奥斯曼哈里发付诸实现的。除了人数不多的犹太人及基督徒，很少有伊拉克人愿意接受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统治。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不与英国争夺摩苏尔了——尽管此地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石油储备。1918年之后，伊拉克终于不再是土耳其的梦魇了。

总的来说，奥斯曼—阿拉伯世界在战前比（由英法监管下的）战后更为平和一些，但是它在战前却不一定更稳定。到了1914年，奥斯曼的统治权在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假象——尽管它或许是有益、积极的那种。同俄国逐渐接管土耳其东部和波斯北部一样，欧洲外交官、工程师和商人在此区长期的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在不用发动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就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拽进西方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分别丢掉了非洲和鲁梅利欧洲一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爱琴海大部分海域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不再属于帝国了。关于土耳其决策者做出介入“一战”决定的最好理解是：这是他们为通过对德国加以利用，并对抗那些更为危险的、对奥斯曼领土怀有企图之心的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大致是这样的排序）——以延缓帝国衰退和分裂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即使同盟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就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个得胜的德国很有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和经济实行强制监管。即使那样，一个半胜利状态下的英国仍然会以接受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地位为条件，对奥斯曼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实施占领。考虑到帝国在1914年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其无限期维持某种原状的现实方案，他们只有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最终，在1918年恩维尔的高加索进攻战失败之后，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经过分类，放弃了难以控制的帝国及其难以管辖的少数民族，转而支持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紧紧掌握的、排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目标中，他们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在土耳其的边境线之外，奥斯曼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着，看不到尽头。

[1] 这两幅地图并不完全相同，凯末尔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将色雷斯西部让给希腊，将摩苏尔让给英国。1923年，哈塔伊同样被划出了土耳其范围，但是16年之后，土耳其又将其合并。除了这几点之外，这两幅图完全一致。

[2] 最终，有两个著名的例外。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代表们希望驱逐出境的东正教教堂主教被允许留了下来，不过其旧有的政治功能（比如在税收方面）却丧失殆尽；同样，足够数量的希腊人也被同意留下来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希腊人的最终出走到1955年才发生）。作为交换，10万名穆斯林被允许留在色雷斯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土耳其将这块领土让给希腊，同其强硬派进行和解的举动。

[3] 就伊拉克来说，这部分人口在10年前降至5%，随着2003年战争带来的死亡及出走（超过100万基督徒），这一数据已经只剩1%或更少。在2011年被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的运动浪潮后，生活在埃及并于中世纪就已构成了人口大多数科普特派基督徒到今天据信只剩不足10%。

鸣谢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负债累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仍受聘于安卡拉的比尔肯大学，我欠阿里·多拉马哲（Ali Doğramaci）太多。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学院的真正工作，并陪我坚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之后。在这里，我必须要对奥姆兰·伊南（Umran Inan）校长以及萨米·居尔格兹（Sami Gülgöz）院长给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的历史系同事迪莱克·巴尔拉斯（Dilek Barlas）、永贾·柯克萨尔（Yonca Köksal）、詹·纳卡尔（Can Nacar）、阿斯利·尼亚佐格鲁（Aslı Niyazoğlu）、马克·贝克尔（Mark Baker）和亚历克西斯·拉帕斯（Alexis Rappas）表示感谢。此外，科克大学董事会的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和厄梅尔·科克（Ömer Koç）也给予我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暖心的鼓励。我在之后同土耳其错综复杂的学院官僚制度发生冲突与这些受人敬重的朋友或者同事并无干系，但这促使我最近又搬到纽约州安南代尔哈得逊（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关于安排我目前在巴德学院就任历史学教授一事，我要感谢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校长及米谢勒·多米尼（Michèle Dominy）院长，还有我的历史系新同事——格雷格·莫伊纳汉（Greg Moynahan）、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马克·莱特尔（Mark Lytle）、奥马尔·舍塔（Omar Cheta）、迈尔斯·罗德里格斯（Miles Rodriguez）、塔别塔·尤因（Tabetha Ewing）、克里斯蒂安·克劳奇（Christian Crouch）、卡罗琳·德瓦尔德（Carolyn Dewald）、迈拉·阿姆斯特德（Myra Armstead）、艾丽斯·斯特鲁普（Alice Stroup）、德鲁·汤姆森（Drew Thomson）和真纳迪·什克利亚雷夫斯基（Gennady Shkliarevsky）。尤其是格雷格，他远远超出自身的职责要求来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并在其他重要事情中向我施以援手——他为我的孩子找到了相当好的日托班。马克和理查德将他们积累的知识无私分享给我，让我备感亲切。尽管这本书只有最后几章写于此（安南代尔），但是我已经发现巴德学院是一处非常适合教学与写作的地方。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时光回溯至2002年，除了在刚开始邀请我加入他的土—俄中心外，诺曼·斯通还教会了我大量关于土耳其和俄国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由于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多年，因此我知道，如果不吸收埃德·埃里克森（Ed Erickson）在奥斯曼军事史上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开始理解土耳其军队的。埃德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种疑问，我也对此表示感激。就我所知，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的《奥斯曼战争之路》（Ottoman Road to War）是关于土耳其在1914年介入“一战”的论战的最好介绍，而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则是研究俄—奥（斯曼）冲突在地缘政治影响上的必读之书。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量问题，迈克却从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从不犹豫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同样，我还从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奥斯曼历史——除了他的书籍之外，还有他多年前在萨拉热窝做的一个关于英国如何在1915年败走亚历山大勒塔和奇里乞亚的精彩演讲（我制作的关于加里波利登陆的地图就是受他启发）。对麦卡锡的仰慕者和批评者而言，他主要是以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著称，但是我却发现他同样相当精通与奥斯曼后期事务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事和战略学。对于《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和《洛桑条约》之间的时期——如果没有我在比尔肯大学的已故前同事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开创性多卷历史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我肯定会迷失方向。这项稍微有些古怪的研究将各处档案文件中久远、原始的参考引文整理在了一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幸亏有肖，一般人才能够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舒适地研读这些资料而无困难，他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这与肖的结论吻合与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但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与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的经典旧作《高加索战场》对于研究俄土战争仍然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亦寸步难行。此外，我还想对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达敬意，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也是我在阿拉伯一方的着墨重点。勿用多说，我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单独责任。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一战”中东战场的雄心勃勃的历史著作。我只后悔没能在此之前获得一份原始底稿。但愿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史中应得的中心作用。

首先建议我展开这项巨大而重要课题的是企鹅（美国）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同时，他还相当专业地指导我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w Lownie）使这个课题最终成形。我非常感谢他宝贵的时间及犀利、批判性的眼光。企鹅（伦敦）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仔细研读了本书稿，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也使本书的最终结局获益颇大。

多年以来，在这项课题上帮助我的人遍布各国，难以言尽，不过我想特别提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他在2014年整个盛夏的下午为我扫描材料，以在极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前交付文稿。

如果没有我耐心、宽容的妻子内斯林（Nesrin），以及我可爱的孩子艾拉（Ayla）和埃罗尔（Errol），我不可能写出这些或者其他文字。我是为他们而写——即便孩子们还没有到阅读这一类型的书的年龄。我热切地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拿起我写作的书籍，并且会喜欢它们。

注释

序言 1876年9月7日

1. 哈斯利普（Haslip），《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The Sultan: The Life of Abdul Hamid Ⅱ），84—85页。关于桥和缆车的预兆的引用，来自罗德里克·戴维森（Roderick Davison），《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第355页。

2. 格莱斯顿，《保加利亚惨案》（Bulgarian Horrors）。关于格莱斯顿的线人艾德温·皮尔斯以及迪斯累里，《咖啡馆的胡言乱语》，参见R. W.西顿—沃森（R. W. Seton-Watson），《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52—53页（和注释）。关于不同伤亡数据的最好概括，参见B. H.萨姆纳（B.H. Sumner），《1870 —1880年，俄国和巴尔干半岛》（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171页，n1；关于格莱斯顿的俄语翻译，参见上书，187页，n1。

3. 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63，78—79页。

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199页，n3。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传说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1. 帕特里克·科伯恩，“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带来的结果吗？”，《伦敦书评》，卷35，no.11（2013年6月6日）。

2. 来源于大卫·里恩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台词。

第一章 欧洲病夫

1.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落的一般性意见》，《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509页。

2. 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272页；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4页。

3. 引自费格斯（Figes），《克里米亚》（Crimea），483页。

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20—221，228页；威廉·富勒（William Fuller），《战略与权力》（Strategy and Power），314页。

5. 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386—387页。关于格莱斯顿，“土耳其宪法！！！”，参见哈尼奥格鲁（Hanioğlu），《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118页。

6. 引自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37页。

7. 引自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索尔斯伯利》，160页。

8.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99—300页。

9. 同上书。同样参见曼塞尔，《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304—305页。

10. 富勒，《战略与权力》，323，326页。

11. 引自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06页。

12.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359页；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07页。阿亚·斯特凡诺斯［（Aya Stefanos），脚注］：参见迪莱克·卡亚·穆特鲁，《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43卷，no.1（2007年1月）：75—86页，《俄国人在阿亚·斯特凡诺斯（圣斯特凡诺）留下的胜利纪念物：失败和复仇之间，牢记和遗忘之间》，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废弃建筑物》，在线查看：http://www.hayal-et.org/i.php/site/building/ayastefanos_ant。

13.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401—405页中的条款。

14. 引自盖斯（Geiss），《1878年柏林会议》（Der Berliner Kongress 1878），xxiii，n68。关于原始法语版本条约，参见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附录10，658—669页。关于金融方面，参见艾伦·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160—161页。

15. 斯坦福（Stanford）和埃泽尔·库拉尔·肖（Ezel Kural Shaw），《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卷2，221—225页。

16. 埃里克森（Erickson），《各个击破》（Defeat in Detail），13—14页。

17. 麦克米金（McMeekin），《柏林—巴格达铁路》（Berlin-Baghdad Express），9页。

18. 福阿德·丁达尔（Fouad Dündar），《滔天罪行》（Crime of Numbers），141—145页。另一个关于相矛盾数据的有用概述参见莱维（Lewy），《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Massacres），20—26页，及布洛克萨姆（Bloxham），《种族灭绝大博弈》（Great Game of Genocide），51页（对于1894—1896年的死亡人口总数，布洛克萨姆给出的数据是80—100 000，不过他并未给出数据来源）。

19.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页。

20.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14—15页；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iner）编，《1860—1905年，康韦遍布全球的战舰》（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387—392页。

21. 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184—185页。

22. 威廉二世，《大马士革的晚餐演讲（1898年11月8日）》，参见厄恩斯特·约翰（Ernst Johann）编，《德皇讲话录》（Reden des Kaisers），81页。

23. 1899年6月23日，陶菲克帕夏同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达成一致，PAAA，R 14155；关于开采权，1903年5月12日，奥本海姆同比洛签订相关协定，PAAA，R 14559。

24. 最初的特许权报告，参见QO，Corr. Pol.中篇小说系列，土耳其，卷334中剪贴的1900年1月3日的《泰晤士报》（伦敦）《巴格达铁路》。关于补充条款，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46页。

25. 参见麦凯尔（Mckale），《革命引发的战争》（War by Revolution），19，239，n5。

26. 哈尼奥格鲁，《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Bri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Impire），128—130页，以及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20页及全书各处。

27. 人口普查数据参见卡尔帕特（Karpat），《奥斯曼人口》（Ottoman Population），148—149页；君士坦丁堡部分，104页；参见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卷2，241页。

28. 同上书；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158页；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55页。

29. 这段叙述取自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卷2，第三章；关于教育方面的描写主要在112—113、249—253页；关于经济发展方面，在230—235页。参见齐歇尔（Zürcher），《统一的要素》（Unionist Factor），12—13页。

30. 所有内容见哈尼奥格鲁，《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133—135页。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1. 埃迪布，《回忆录》，272页。

2. 1909年10月7日，马沙尔从席拉皮亚到达柏林，PAAA，R 14160。

3.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55—356页。

4. 引自拉姆绍尔（Ramsaur），《青年土耳其党人》，37、42页。

5. 1900年1月16日，《晨报》；《穆罕默德帕夏和苏丹》，见于1900年1月22的《标准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6。

6. 《奥斯兰》，见于1900年8月14日《联邦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7。

7. 哈尼奥格鲁，《青年土耳其党人反对派》，84—86页。

8. 引自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67—72页。

9. 萨巴赫丁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件，见于1906年8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8。

10. 刘易斯（Lewis），《现代土耳其的诞生》（Emergence of Morden Turkey），202页。

11. 哈斯利普，《苏丹》（Sultan），254—255页。

12.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63—264页；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16—117页。

13. 关于最准确的伤亡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43页；杰拉维奇（Jelavich），《巴尔干半岛史》，94—95页；“更为令人绝望的战斗。土耳其人以极大伤亡代价击退了敌军”，Fielding Star，卷25，第53期（1903年8月17日），2页。

14. 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30—131页。

15. 同上书，102—103页。

16. 更多有趣的描写参见曼戈（Mango），《阿塔图尔克》，67—68页。

17. 同上书，74页。

18. 引自图尔凡（Turfan），《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崛起》，65—66页。

19. 这些叙述有很多。我主要根据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32—136页，曼戈，《阿塔图尔克》，76—78页，以及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266—267页。

20. 同上，以及哈尼奥格鲁，《简史》，149页。

21. 引自埃迪布，《回忆录》，259—260页。

22. 引自图尔凡，《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崛起》，144页。

23. 哈尼奥格鲁，《简史》，149页；肖，《奥斯曼帝国史》，274—277页。

24. 埃迪布，《回忆录》，271—272页。

25.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48—349页。

26. 关于抗议中的军队群体，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3—24页。

27. 马沙尔男爵在1909年4月13日从佩拉赶往柏林，PAAA，R 14160；艾哈迈德，《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当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3（3）（1968年7月），29页，以及肖，《奥斯曼帝国史》，280—281页。

28.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诞生》，211—212页；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y），33页；麦克默里（McMurray），《疏远关系》（Distant Ties），49页。关于阿达纳骚乱中的伤亡估计分析，参见丁达尔，《滔天罪行》，144—145页。

29.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69、73页。

30.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52页。

31. 肖，《奥斯曼帝国史》，282页。

32. 引自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诞生》，213页。

33. 1909年10月7日，马沙尔从席拉皮亚动身，PAAA，R 14160。

34. 1911年4月22和23日，马沙尔从佩拉动身，PAAA，R 14160。

35.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4—30页。

36. 1914年1月11日，德国总理办公室通过德国驻佩拉大使馆将外交信件呈给高门政府，BOA，HR-H 329；普通照会时间是1915年5月7日及1916年5月9日，BOA，HR-H 336。

第三章 豺狼突袭

1. 《列强的注释》，参见1912年10月10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2. 土耳其和巴尔干联盟之间的和平条约签署于1913年5月30日，地点在伦敦，见赫斯特（Hurst），《列强间的重要条约》（Key Treaties for the Great Powers），853页，编号190。

3. 塔奇曼，《八月炮火》，第一章；麦克米金，《俄国起源》，14—15页。

4. 阿尔贝蒂尼（Albertini），《“一战”起源》（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卷1，201，306—311，341页。

5. 麦克米金，《 俄国起源》，第一章。

6. 1912年4月29日，于索非亚签订的军事协议中，《友好条约中的秘密兼并以及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结盟》；1912年5月16/29日，保加利亚和希腊签订防守同盟条约；1912年10月6日，塞尔维亚和黑山结盟：均见赫斯特，《列强间的重要条约》，819—829页。同样见杰拉维奇，《巴尔干半岛史》，卷2，97页及其他各处；以及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66，376—377页。

7. 引自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81页。

8.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89—291页。

9. 同上，以及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76—377页。

10. 在大多数关于这场冲突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数据似乎都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关于奥斯曼方面的最佳估计，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67—72，169—170页，对比于霍尔，《1912—1913，巴尔干战争》，22和46页。奥斯曼对于敌军的人数估计，同样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112页，以及杰拉维奇，《巴尔干半岛史》，卷2，97页。

11. 曼戈，《阿塔图尔克》，106，110—111页。

12. 细节和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86—122页，以及霍尔，《巴尔干战争》，22—32页。

13. 普通照会时间是1915年5月7日及1916年6月9日，BOA，HR-H 336。

14.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171页及其他各处（萨洛尼卡投降协定重现于225页）。

15. 引自麦卡锡，《奥斯曼民族及帝国的结局》（Ottoman Peoples and the End of Empire），79页。

16.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64—366页。

17. 黑皮书，1912年11月17日，345—346页。

18.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02页。

19. 引自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卷2，394页。

20. 麦克米金，《 俄国起源》，23—25页。

21. 引自霍尔，《随从》，263页。

22. 引自费伊（Fay），《世界大战起源》（Origins of the World War），卷2，207页。

23. 引自霍尔，《巴尔干战争》，71页。

24.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94—295页；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44—245页；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67—368页。

25.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5—6页。

26. 关于色雷斯和阿德里安堡：同上；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51—282页。关于斯库台湖：霍尔，《巴尔干战争》，91—97页。

27. 引自霍尔，《巴尔干战争》，104页。关于萨宗诺夫、保加利亚人和海峡问题，参见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28. 引文及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22—339页。

29. 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23，44页。

第四章 寻找同盟

1.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34页。

2. 关于沙特—瓦哈卜的征服战，参见罗根（Rogan），《阿拉伯人》（The Arabs），177页。俄国人和库尔德人：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六章和第十章之后。阿拉伯秘密社群：参见第十三章之后。

3.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29—30页。

4. 同上书，27页。

5. 翻译成俄语的奥斯曼海军指导手册，1911年12月5/18日，AVPRI，fond 138，opis’ 467，del’461/480，list’4（and back），5；1914年1月6/19日，格里戈里耶维奇对萨宗诺夫的讲话，in AVPRI，fond 138，opis’467，del’462/481，2-4（and backs）。关于希腊人的恐慌，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第二章；关于更普遍的俄国人，参见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6. 关于英国人为驱逐贾维德做出的努力，参见1911年5月1日和5日，马沙尔离开佩拉，PAAA，R14560。关于菲茨莫里斯，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76—78页。

7. 1914年2月8/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

8. 1914年2月8/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

9. 1913年10月4/17日，吉尔斯大使向沙俄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发送的“秘密电报”被抄送给了S. D.萨宗诺夫，AVPRI，fond 172，opis’514-2，del’633，list’19。至于未能提及“亚美尼亚人”或“亚美尼亚人省份”以及俄国人/亚美尼亚人的反应，参见霍瓦尼西安（Hovannisian），《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问题》，《从古代到现代的亚美尼亚民族》（The Armenian People from Ancient to Morden Times），237页。

10. 引自沃尔夫（Wolf），《加里波利1915》（Gallipoli 1915），19—20页。

11. 1914年1月6日，萨宗诺夫向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发送的照会，复述于Krasnyi Arkhiv，卷6，41页及各处。有关俄国对利曼任命的回应，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76页，以及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12. 波克罗夫斯基，《三场会议》（Drei Konferenzen），40—42页。

13. 1914年1月15日图尔汗帕夏将萨宗诺夫的意见转达给高门政府，引自雷诺兹，《奥斯曼—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的斗争》，125页，n114。

14.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38—341页。利曼反对进行整肃，但是他无能为力。见利曼，《土耳其五年》，7—9页。

15.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38—341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7页。

16. 1914年6月15日，阿吉罗普洛（Agiropulo）对吉尔斯，no.244，IBZI，卷3；1914年6月18日，吉尔斯对萨宗诺夫，no.304，IBZI，卷3；关于分析部分，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第二章，特别是45—50页。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1. 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77页（苏雄的回忆录）。苏雄或许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过润色。他在1914年9月21日从君士坦丁堡发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作战报告中提到了自己对于8月6日废止的命令的某些相似的应对措施（“我决定坚决履行职责侵入地中海东部……［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因此将战争带进黑海”），他甚至决定使黑海局势“违背土耳其人意愿”（不过他并没有讲明自己的目标是迫使土耳其加入战争）。BA/MA，RM 40/457，402 and 403（back）。不管怎么样，这在文字修饰方面非常到位。不论它有没有讲清苏雄要在1914年8月6日或者8—9日采取行动，但是这的确抓住了苏雄在10月份采取举措的本质所在。

2. 麦克米金，《1914年7月：“一战”倒计时》。

3. 1914年2月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del’462；1914年6月30日，萨宗诺夫对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询问，no.24，IBZI，卷4。吉尔斯“立即对策”，参见1914年6月15日，吉尔斯对萨宗诺夫的讲话，no.265，IBZI,卷3。关于“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萨宗诺夫，《改变世界的年份》，126—127页。

4. 引自特林佩纳（Trumpener），《德国和奥斯曼帝国》，15—16页。

5. 1914年8月1日（下午2点30分），贝特曼向旺根海姆发去电报，no.547，DD,卷3。

6. 1914年7月14/27日，亚努什克维奇向第比利斯司令部的尤登尼奇下达命令，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3。

7. 1914年7月14/27日，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的文件内容，参见波克罗夫斯基，Tsarskaia Rossiia v mirovoi voine，卷1，4—5页，以及文件154，IBZI，卷5，125—126页。

8. 1914年7月16/29日，亚努什克维奇对尤登尼奇的鼓励，RGVIA，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9。

9. 1914年7月17/30日，萨宗诺夫对贝根道夫的讲话，文件281，IBZI，卷5，195页。关于移交一事，参见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戈本号”逃出生天》，40—41页。

10. 关于丘吉尔的行为及即时背景，尤其参见于弗罗姆金（Fromki），《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Peace to End All Peace），52页及全书各处。

11. 1914年8月2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4及24，fn.7。至于恩维尔在事先知道英军夺取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事实（特林佩纳忽略了这一点），见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61页。

12. 这份联盟条约复述于no.733，DD,卷3。

13. 1914年8月2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阿克萨卡尔，103—104页。

14. 同上书，104—107页。

15. 1914年8月2日，莫尔特克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no.662，DD,卷3；参见于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6页。

16. 1914年8月4日凌晨2点35分，上将对苏雄发出指令，引自特林佩纳，26页（参见DD）。据知这道命令破译于1914年8月4日凌晨3点15分，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

17. 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35页及fn.67。关于“向汤里吐口水”：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中的苏雄回忆录，167页。

18.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35页；关于苏雄的事后记述，苏雄在1914年9月21日离开海达尔帕夏到海军部，见BA/MA，RM 40/457，400。关于“品尝到他们热烈渴望的战火时刻了”：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73页。

19. 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58—59页。

20. 同上，及塔奇曼，170页和全文各处。

21.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0（back），以及《“戈本号”逃出生天》，58—59页。

22.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1（back）；参见于米勒，《不可抗力》，第四章（引用自fn.53和fn.54）。

23.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0（back）；细节参见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67—68页和塔奇曼，《八月炮火》，177页。

24.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1（back），402.

25. （包括关于苏雄的脚注部分）引自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69—70页。

26. 米勒，《不可抗力》，第六章（《特鲁布里奇上将改变了他的主意》）。

27. 同上书，第七章。米勒声称凯利错认为“戈本号”开了火，“事实上，它并没有开火”。根据德国海军部档案中苏雄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戈本号”确实开火了（尽管他承认自己并不确定鱼雷是否击中了目标——似乎并未击中）。

28.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16页，以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8页。

29. 苏雄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4页。

30. 1914年7月23日/8月5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记录，及相同日期的后续照会原件，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0 and 13。

31. 1914年8月9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记录（两次），nos. 48 and 49 in IBZI，vol. 6/1。关于背景及分析，参见阿克萨卡尔，127—130页。

32. 同上，以及1914年7月27日/8月9日，亚努什克维奇对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29（and back）。1914年8月9日，旺根海姆对贝特曼的谈话，引自特林佩纳，29—30页。关于米尔恩：参见米勒，《不可抗力》，第七章；塔奇曼，《八月炮火》，181页。

33. 苏雄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4及之后。

34. 同上；关于克雷斯和恩维尔的交谈，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38页。

35. 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84页（同样有丘吉尔的引用部分）。至于杰马勒（脚注）：《土耳其政治家的回忆》，126页；关于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71页。

36. 1914年8月12日，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no.122,《阿斯奎斯，信件》（Asquith, Letters），168页。

37.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0页及全书各处），采纳了米勒十分有趣的主张，当英军未能追上敌方或开火时，记录下了很多奇妙的情况（比如，8月11日“将军号”及“洛多斯托号”上）。然而，我仍对此保持怀疑。尽管十分有趣，但是米勒的理论基本上失败了。英方关于“戈本号”的情报信息收集于雅典，他们大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追赶——但是这根本不难解释这些报告是如何及为何没能及时到达丘吉尔或米尔恩手中，足够准确地来说，以扭转局势。即使假设一位英国准将参与了“共谋”，帮助苏雄的船只加煤，也无法证明英国战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叛徒。米勒自身的叙述谨慎、证据充分，他提出的证据要比其醒目的书籍封皮更为真实。

38.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0页。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1. 威廉·苏雄，布龙萨特同苏雄的谈话记录（交付给恩维尔），1914年10月25日，BA/MA，N 156—2，2。

2. 1914年8月11日，博蒙特同格雷的谈话，《关于导致同土耳其关系决裂的事件的通信》（以下称《土耳其通信》）。

3. 1914年8月14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1—32页。

4. 1914年8月6日及10日，博蒙特同格雷的谈话，以及脚注引用部分，1914年8月8日，丘吉尔对格雷—博蒙特通信的笔记，FO 371/2137。

5.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8月15日及16日，BA/MA，RM 40/184。

6. 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1页。

7. 1914年8月15—19日，苏雄同铁毕子的通信及回复，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35—136页。

8. 1914年8月17日，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阿斯奎斯，信件》，171页。

9. 1914年7月27日/8月9日，萨宗诺夫同吉尔斯的谈话，文档38，IBZI，vol. 6，35。

10.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36—137页。

11.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8月17日，BA/MA，RM 40/184。

12. 1914年8月20日，马利特同格雷的谈话，《土耳其通信》，见前引书。

13. 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及利曼同德皇威廉二世在1914年8月19日的谈话，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3页及n25。

14.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38页，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3—34页。

15.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79页。

16. 1914年9月7日，贝特曼同旺根海姆的谈话，PAAA，R 21124。1914年9月4日，莫尔特克给利曼的信件（交付给了苏雄），及苏雄的回复，BA/MA，RM 40/454，346—348。

17. 1914年9月8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PAAA，R 21124；1914年9月10日，齐默尔曼同雅戈的谈话，引自阿克萨卡尔，150页。

18. 参见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7—38页。

19.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1914年9月14日，BA/MA，RM 40/184。要点补充。

20. 1914年9月15日，“Aus Unterredungen mit türkischen Vertrauensleuten”，BA/MA，RM 40/4。

21. 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2页。

22.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1914年9月17日，BA/MA，RM 40/4。

23.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8—49页。

24. 同上书，1914年9月23日德国间谍的报告，BA/MA，RM 40/4（116—118）。

25. “Mitteilungen vom 21. 9. 1914,”，BA/MA，RM 40/4，127—128，以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42—43页。

26. “大概在9月底10月初，”俄国海军部在报告中记录道，“土—德海军开始频繁在黑海海域炫耀武力。”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2页。

27. 1914年8月11日，伊兹沃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复述于波克罗夫斯基， Tsarskaia Rossiia，卷1，17页。

28. 1914年7月27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波克罗夫斯基，Tsarskaia Rossiia，卷1，4—5页；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吉尔斯同G. N.特鲁别茨科伊（Trubetskoi），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224。关于克里沃舍因（Krivoshein）：引自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7页。

29. 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三章。

30.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5页。

31. 引自米勒，《海峡》，第十九章（《温斯顿·丘吉尔的前进政策》），n.24。

32.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67页；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7页；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47页。

33. 参见阿斯奎斯，1914年8月17日，见前引书，及弗罗姆金，66—67页。

34. 1914年9月19日/10月2日以及9月27日/10月10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84和215。关于分析部分，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四章。

35. 1914年9月21日/10月4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87。

36. 1914年9月19日/10月2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见前引书。

37. 1914年10月17/19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82，del’4068，list’230和233。

38. 胡曼，“Besprechung mit Enver am 3. Oktober 1914”，BA/MA，RM 40/4，91—92。

39. 1914年10月1日，齐默尔曼与雅戈的谈话，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7页。

40. “Vertrauliche Mitteilungen vom 5. Oktober 1914”，BA/MA，RM 40/4，82。

41.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72页。关于谈判细节：“Besprechung mit Enver Pascha am 9. Oktober 1914”，BA/MA，RM 40/4，70—72；“Bericht über die Beratung beim Botschafter am 11.10.1914”，BA/MA，RM 40/4，61—63。

42. 1914年10月19、20、25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及1914年10月21日，克特林斯基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233、234和235。

43. 苏雄，“Besprechung mit Enver Pascha am 23. Oktober 1914”，BA/MA，RM 40/4，31—33。

44. 威廉·苏雄，布龙萨特同苏雄的谈话记录（交付给恩维尔），1914年10月25日，BA/MA，N 156—2，2。关于摧毁指令：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76页。

45. 最全面的信息来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4—291页，及格雷格， 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45页。关于土耳其情报叙述，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5页。

46.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80—181页。

47. 同上书，183页。

48. 丘吉尔，引用本人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0页。

49. 1914年10月20日/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以宣传单的形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92。

50. 引自Yasamee，《奥斯曼帝国》，257—258页。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1. 1914年12月20—21日，恩维尔帕夏“借鉴”Ahbisor，复述于Askerî Tarih Belgeleri Dergisi，30’Uncu Tümen Sarıkamış Harekatî Ceridesi（战场：1914年12月20日—1915年1月10日），6—7页。

2. 奥斯曼方面的具体部署，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2—47页及（关于美索不达米亚）66—67页。

3.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1页。

4. 关于向巴林派赴远征军的日期，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 des Ottomanischen Reiches，105页。关于德拉曼的密令：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4页。

5. 引自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23页。

6. 《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的海军合作报告》（以下称《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威尔弗里德·纳恩司令，PRO，ADM 137/204，16—22页。关于大穆夫提和什叶派朝圣交通，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07页。

7.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22—25页。

8. 同上书，26页及全书各处。追击“埃姆登号”参见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2—543页，参见奈特，《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军队》，14页。

9.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47—53页。

10. 同上书，56—57页；关于“埃克巴坦那号”的沉没及巴士拉方面的情况，参见克里斯蒂娜·本内特夫人，《巴士拉日记》，1914年11月4—22日的内容。

11.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59—67页。

12.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68—79页。

13.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68—79页。

14.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04，278页。

15. 引自斯特罗恩，《“一战”》，卷一：《拿起武器》，722—723页。关于生火用的柴火，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2—103页。

16.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4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3页。

17. 肖，《“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773页。

18. 1913年3月7日，基尔萨诺夫从摩苏尔来到吉尔斯处，AVPRI，fond 180，opis’ 517/2，del’3573，list’38—39（and backs）；具体说明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148—149页。

19. 1914年8月18/31日，尤登尼奇同亚努什克维奇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谈，RGVIA，fond 2000，opis’1，del’ 3851，list’12（and back），13。

20. 阿达莫夫关于离开埃尔祖鲁姆的报告，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RGVIA，fond 2000，opis’1，del’3860，list’613—614。

21. 奥斯曼方面的数据，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7页；俄国方面的数据，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15页。

22. 1914年12月20—21日，恩维尔帕夏“借鉴”Ahbisor，见前引书。

23. 哈菲兹·哈基·贝上校，“23 Aralık 1914 Tarihi İçin Taaruz Emri”，复述于Askerî Tarih Belgeleri Dergisi，30’Uncu Tümen Sarıkamış Harekatî Ceridesi（战场：1914年12月20日—1915年1月10日），24页。

24. 斯托利察（Stolitsa）从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去急电，时间分别是1914年12月17/30日下午3点35分（两次），以及1915年12月19日/1月1日下午3点31分，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12—14。梅什拉耶夫斯基从参谋长身上捕获情报及之后的反应：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67—268页。

25. 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58页。

26. 为了编辑萨勒卡默什的情节，我除了引用以上的俄国及奥斯曼文档，还借鉴了其他众多报道，包括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2—60页；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22—728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3—104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49—277页；伊诺斯特兰采夫将军在Revue militaire française中“L’opération de Sarakamych”部分系列，卷105，nos.164—165，1935年2—3月。（这篇文章的一本复制品存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尼古拉·巴拉托夫馆藏，box 1。）

尽管人们对于总体后果与结局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这场战役中的大部分个体事件达成了一致意见。埃里克森的研究主要基于奥斯曼方面的资料，他对战争消极的一面不太重视，并认为尽管行进至萨勒卡默什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它却是一项“非凡的成就”（p.60）。他总结道：“土耳其遵照计划，在敌军钳口闭合的情形下，以头发丝的宽度进行包抄的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基本作战原则。”

吸取俄国方面的翻译资料（尤其是伊诺斯特兰采夫的文章）进行研究的斯特罗恩却对此并不感冒，他记录（724）道，奥斯曼战役带有德国思维痕迹，“把重点放在计划与时间表上，而非灵活性与现场发挥”。恩维尔的最终计划“设定了行军规划，却忽略了人性的软弱和军需问题”。当然，更不用提“地形与天气”的不利因素了。虽然埃里克森充满同情的叙述抵消了西方文学中对萨勒卡默什的主流否定评价，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斯特罗恩的批评文章中的睿智之处（他将侧重点放在德国的教授与恩维尔个人身上）。

27. 数据取自埃里克森，《死亡命令》，69—70页。

28. 克莱顿：引自斯特罗恩，737页。关于奇塔姆：1914年12月7日，奇塔姆同格雷的谈话，引自麦吉尔克，《萨努西的小规模战争》，63页。关于曼内斯曼和弗罗贝纽斯：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87—90页和第七章。

29. 克雷斯，Mit den Türken zum Suezkanal，78—80，88页。

30. 克雷斯，Mit den Türken zum Suezkanal，90页。

31. 1915年2月2日，东印度群岛总司令来到海军部及同一天（下午5点）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埃里克森在《死亡命令》中不经意地强调：“土耳其人在各方面都已完成了完整的突袭。”英国情报机构则给出了相反的消息。

32. 1915年2月3日和4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轰赶松鸡”，引自麦吉尔克，《萨努西的小规模战争》，84页。

33. 1915年2月4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

34. 数据来自埃里克森，《死亡命令》，71页。骆驼丢失：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42页。

35. 1915年2月18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

36. 1915年2月3日（午夜），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no.288,《阿斯奎斯，信件》，414页。赫伯特同赛克斯的谈话：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21—122页。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1. 1915年1月7日英国战时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49。

2. 1914年12月31日，库达舍夫备忘录，复述于《君士坦丁堡和海峡》，no.11，卷2，128—129页。关于“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时，谣言会同时传播开来”：参见下条。

3. 1915年1月2日，基奇纳同丘吉尔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2章，n54。（重点补充。）

4. 1915年1月3日，汉伯里—威廉斯同基奇纳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2章，n.56。

5. 1915年1月3日，汉伯里—威廉斯同基奇纳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nn.26，40，41。

6. 1915年1月7/20日，杰米多夫从雅典到达彼得堡，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22；最高统帅部同一天的报告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2页。

7. 作战计划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2页。米勒在《海峡》中将此称作丘吉尔的“古怪计划”。事实上大公亲自提出这个计划，并认为这是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有所作为的唯一办法。

8.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4页。

9. 细节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77—81页（地图参见192页）；埃里克森，《加里波利1915》，11—14页，28—29页。

10. 1914年12月18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41.

11.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210页。

12. 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36（杰克逊）和第24章，n.27（费舍尔）。米勒的叙述为围绕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及事后调查的英方记录提供了最为充足的检验：他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丘吉尔或他的将领知道他们面临的奥斯曼沿岸炮台已经经过了修复。

13. 1915年1月13日，莫里斯·汉基的内阁会议记录，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103—104页。丘吉尔对“戈本号”的认知：米勒，《海峡》，第23章，nn.44—47。

14.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5页（引自一位极佳的德国目击证人的叙述）。

15. 米勒，《海峡》，第22章，n.17。

16. 同上书，nn.21—22；关于人质的细节部分，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30—132页。

17. 1915年2月3—4日午夜，阿斯奎斯，no.288，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14页。

18. 1915年1月7日战时会议的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n.49和51。关于基奇纳的假设主张（“空想的”），参见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93页。

19. 引自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104—105页。

20. 1915年2月17日，汉基给鲍尔弗的信件，引自米勒，《海峡》，第26章，n.30。

21. 引自米勒，《海峡》，第25章，nn.9和10。基奇纳：见前引书。

22. 同上书，第24章，n.10。

2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关于周期2/7/15—5/9/17的证据和文件的声明》（以下称为《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格雷的讯问，PRO，ADM 116/1437B。

24.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5，210页。关于大公同汉伯里—威廉斯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5章，n.14。关于一再请求，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131—134页。关于俄国海军部在2月17日发出的密令：引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316页。

25. 1915年1月7/20日，丘吉尔通过布坎南和萨宗诺夫向最高统帅部发送指令，KP，vol. 2，129—130。

26.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33页。关于“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1915年2月19日战时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6章，n.36。

27. 1915年2月19日战时会议记录，见前引书。

28.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185，187页；1915年1月4日，关于来自佩拉的帕拉维奇尼的进一步证据，Liasse Krieg 21a. Türkei，box 943。尽管当帕拉维奇尼的报告进一步佐证了君士坦丁堡的平民领袖及外交官间的恐慌氛围，但是摩根索坚称“几乎所有德国军力及海军部队认为［敌方朝］达达尼尔海峡推进不仅很有可能，而且还是难以避免”的看法却是错误的。至少利曼，尤其是乌泽多姆并不这样认为。

29. 汉基引用格雷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收录于秘书室的文件”，PRO，ADM 116/3491。这里给出的日期是1915年1月13日，但是根据米勒，《海峡》（第26章，nn.27及28），这一说法于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提出。

30.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报告，对格雷、德·罗贝克以及（次要的）丘吉尔的质询，PRO，ADM 116/1437B。关于约翰·弗伦奇：米勒，《海峡》，第30章，n.14。

31. 米勒，《海峡》，第30章，nn.1—3。

32.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丘吉尔的第一次讯问（对霍尔做补充讯问，即霍尔为丘吉尔提供证词，充当他的辩护律师），PRO，ADM 116/1437B。

3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丘吉尔的第二次讯问，PRO，ADM 116/1437B。

34. 1915年2月21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1。更多细节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7—88页。

35. 1915年2月10/23日，伊兹沃尔斯同萨宗诺夫的通信；1915年2月12/25日，贝肯多夫同萨宗诺夫的通信，以及1915年2月15/28日、2月28日/3月1日萨宗诺夫将信息传达给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492，list’2，5，7，10—11。关于大公和埃伯哈特：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2—213页。

36. 1915年2月28日，3月1日及3日，埃利奥特同格雷的交谈，引自米勒，《海峡》，第30章，nn.19，28，32。

37.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3页。关于1915年3月布坎南同格雷的交谈：引自米勒，《海峡》，第30章，n.40。

38. 1915年3月6日，丘吉尔同格雷的交谈（已经拟定草稿，但并未发出），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5页。

39. 阿斯奎斯，1915年3月6日，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60页。

40. 1915年3月4、5、6日，帕莱奥洛格向德尔卡塞报告，复制于尼古拉斯·德·巴西利（Nicholas de Basily）作品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box 9。

41. 1915年3月17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41。

42.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6—208页；蒂莫西·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25—27页；及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9页。

43. 关于俄国情报脚注：俄国外交部从索非亚拦截，并于1915年2月20日/3月5日转呈给萨宗诺夫，1915年3月3/16日转呈给库达舍夫，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6/496，list’46，58。

44. 1915年3月1日及5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交谈，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6/496，list’32（and back），38。

45. 1915年2月17日/3月2日，萨宗诺夫备忘录，以及1915年2月18日/3月3日，萨宗诺夫同亚努什克维奇的通信，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3 and 4.

46. 1915年3月4日，萨宗诺夫向大使发送备忘录，no.XVI in RAT，118—119。

47. 1915年3月5、6日，帕莱奥洛格向德尔卡塞报告，见前引书。

48. 1915年2月22日/3月7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谈话，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6。

49. 1915年3月8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谈话，no. XX in RAT，122—123。

50. 1915年2月27日/3月12日，帕莱奥洛格备忘录；1915年2月28日/3月13日，萨宗诺夫的回复，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7 and 8。法国的最终接受：1915年4月10日，帕莱奥洛格给萨宗诺夫的“外交文书”，no. XXXVII in RAT，134。格雷在战时会议上的辩论：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38页。阿斯奎斯：1915年3月10日，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69页。

51. 1915年3月11，14，15日，戈登和丘吉尔：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20—221页。德·罗贝克：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28页。

52. 1915年3月12日，基奇纳同丘吉尔及汉密尔顿同丘吉尔的谈话，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9—210页。关于1915年3月10日的战时会议以及47600名俄国人：“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基的审讯，PRO，ADM 116/1437B。重点补充。

5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密尔顿的审讯，PRO，ADM 116/1437B。

54. 米勒，《海峡》，第30章，no.16。

55. 1915年3月13日，丘吉尔同戈登的谈话，复述于“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收录于秘书室的文件。通信来自大臣（丘吉尔），以及M. P. A.汉基上校”，ADM 116/3491。

56. “达达尼尔委员会”，对汉基的审讯，PRO，ADM 116/1437B。关于摩根索和恩维尔，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0页。

57. 信件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23—224页。

58. 1915年3月17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 40—41。

59. 1915年3月19日，乔治·施赖纳给弗雷德里克·罗伊·马丁的信件（由英国情报机构拦截），PRO，WO 106/1465。

60. 同上。关于英方的军事行动细节：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同丘吉尔的谈话，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33—234页；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64—69页。关于土—德的军事行动细节：1915年3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41；埃里克森（塞伊特河的故事），《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19—21页。

61. 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给丘吉尔的信件，以及1915年3月20日、23日，丘吉尔给德·罗贝克的信件，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33—238页。凯斯：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69页。关于摊牌的更多细节：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52—153页。关于丘吉尔声称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弹尽粮绝的可能性情报（脚注）：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20页，n.28。

62. 1915年3月23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41；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4页；关于小口径火炮数据，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26—27页及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6—37页。

63. 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3页。关于施赖纳：给弗雷德里克·罗伊·马丁的信件，1915年3月19日，见前引书。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1. “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约翰·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46页。

3. 具体细节参见乌泽多姆至德皇威廉二世，1915年4月23日，BA/MA,RM 40—41；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5页。

4. 1915年3月22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会议内容：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9—42页。利曼的任命：利曼，《土耳其五年》，57页。

5. 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5页。

6.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6页。

7. 1915年4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见前引书。

8.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7页。

9. 1915年3月26日/4月8日，埃伯哈特向萨宗诺夫发出的报告，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53。关于“戈本号”在1915年4月上旬的行动：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

10. 利曼，《土耳其五年》，61—62页；关于后勤的更多细节，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02页。

11. 1915年4月20日，贾维德·贝同恩维尔的通信，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48—49页；1915年4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见前引书。

12. 利曼对布莱的关注尤其参见特拉弗斯（引自米尔曼），《加里波利1915》，49—51。关于第27团守卫伽巴帖培的细节，参见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48—49页。

13. 利曼，《土耳其五年》，60页。

14.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密尔顿的审讯，PRO，ADM 116/1437B。

15.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23页。

16. 利曼，《土耳其五年》，63页。

17. 1915年4月5/18和7/20日，萨宗诺夫通过库达舍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至埃伯哈特，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57 and 59。

18. 汉密尔顿，“加里波利半岛军事行动报告”，PRO，WO 32/5118。

19. 同上书，及“1915年4月25—26日，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军队。约翰·M.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0. 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65页。

21.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42页。

22. “1915年4月25—26日，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军队。约翰·M.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3. 引自利曼，《土耳其五年》，70页。

24. “侵略Teke（W）湾”和“侵略Ertugrul湾（V）”，参见Birinci Dunya Savaşı’nda Çanakkale Cephesi（25 Nisan 1915—1904 Hazıran 1915），卷5，150—154页。

25. “侵略Ikiz（V）湾区域”，同上书，155页。

26.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76页。

27.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45—146页。

28. 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75—78页。关于门德雷斯桥，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10—111页。

29. 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85页。

30.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49页。

31. 同上书；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101页。关于对凯末尔的引述及其注释：曼戈，《阿塔图尔克》，146—147页。

32. 关于哈利勒·沙米，参见埃里克森，71—73页；关于大体上的事后调查，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第三章。

33. 1915年3月31日，恩维尔向苏雄下达的命令，及1915年2月3日、3月4日及3月16日的苏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

34. 1915年3月29日，3月31日，4月11日，苏雄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关于俄国这边的情况，参见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关于禁止从巴统派遣军队经由海路赶赴战场的命令的脚注：引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319页。

35. 1915年4月12/25日，谢拉菲莫夫（Sera fimov）从德特盖特向埃伯哈特传达消息，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 60。这条消息直接经由土耳其边界上靠近希腊这边的最近的“中立”城镇德特盖特传达给了埃伯哈特，显示了其重要性。但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却不为所动。海军部档案甚至没有记录这次半心半意的进攻。俄国人似乎也并不太相信埃伯哈特的要求：帕夫洛维奇并未在其半官方苏维埃历史小说《“一战”中的舰队》中提及4月25日的进攻。勒内·格雷格稍微更为具体的日志体小说Die 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49）重述了埃伯哈特关于向沿岸堡垒开火的要求，但并未给出炮弹击中的目标及造成的伤亡数量。

36. 1915年4月20日/5月3日，Man’kovskii交付给埃伯哈特，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61。关于开火：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帕夫洛维奇在《“一战”中的舰队》（326页）中对5月3日的情况给出了相同的数据。关于5月2日，帕夫洛维奇和格雷格在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中报告到他们发射了上百枚炮弹，不过他们似乎将炮弹投掷进了公海中，并未达到有效效果（很可能是向“戈本号”的大致方向惊慌开火）。

37. 1915年5月4日，6日，苏雄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关于“只有少量房屋遭到毁坏”，参见1915年5月23日，乌泽多姆从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1。

38. 1915年5月2/15日，库达舍夫通过萨宗诺夫向埃伯哈特传达的消息，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67。

39. 1915年4月30日/5月13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通信，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

40. 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53—154页。

41. 1915年5月10日，德·罗贝克同丘吉尔的争论，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350—351页。

42.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25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分析，参见希克马特·厄兹代米尔（Hikmet Özdemir），《奥斯曼军队1914—1918：战场上的疾病和死亡》中的“无处埋葬的英魂”。我找到的关于加里波利战壕中的生存状况的最好描述，尤其是土耳其这边，见于路易斯·德·贝尔尼埃被低估的小说《无翼鸟》，第63章。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1. 诺加莱斯，《命运战士回忆录》，269页。

2. 1914年10月8日，汤利向格雷发送的电报，电报no.269，PRO，FO 438/3；1914年12月24日/1915年1月6日，斯托利察向萨宗诺夫发送的消息，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list’18。

3. 1915年1月30日，戈尔茨向齐默尔曼发送的报告，PAAA，R 21035。关于作战细节，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89，296—297页。

4. 同上书，298—299页。

5. 1913年3月18日/31日、3月25日/4月7日，奥尔费里夫从凡城向吉尔斯发送的报告，AVPRI，fond 180，opis’517—522，del’3573，list’53—55，85。

6. 1914年1月10日，史密斯同马利特的通信，引自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84—185页。

7.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99页及n.1。

8. 许克吕对凡城反叛活动的总结，关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大约在1915年4月，ATASE，528—2061，21（1—18）。同样转载于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引自114页段落）。

9. 同上。

10. 1914年10月19/11月1日，阿达莫夫一离开埃尔祖鲁姆发出的报告，RGVIA，fond 2000，opis’1，del’3860，list’613—614。我在自己的《俄国起源》中也复印扫描了这份文档，162—163页。

11. 1914年12月4/17日，Gul’kevich通过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送的消息，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24。

12. 1915年2月7/20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从第比利斯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82。

13. 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4页。莱维在《亚美尼亚大屠杀》（1040）中认为奥斯曼一方在榟橔冲突中死亡500人，但是这一数据似乎过高。

14. 1915年3月28日/4月10日，涅拉托夫同贝肯多夫的通信（传达至第比利斯指挥部），以及1915年4月3/16日，斯托利察从第比利斯指挥部向萨宗诺夫发送的消息，in 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93—94。

15. 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2—166页及179—181页，和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94—197页。

16. 引自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96—197页。

17. 1915年4月23日/5月6日，斯托利察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并被传达给了外交部的萨宗诺夫，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2。

18. 诺加莱斯，《雇佣兵回忆录》，269—270页。

19. 诺加莱斯，《新月旗下四年》，以及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209页。

20. “Vozstanie v’Vane”，见Russkoe Slovo，no.141（1915年6月20日/7月3日），剪贴于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7—8。

21. 来自马努基安（Manukian）帕夏的电报以及发给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由Begri-Kala在1915年5月7/20日呈至第比利斯，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6。

22. 1915年9月30日，《劳动者报》的封面故事，由第比利斯指挥部翻译（成俄语）并剪贴下来，转呈给萨宗诺夫和大公尼古拉斯，AVPRI，fond 151，opis’482，del’3480，list’20。

23. 1915年5月25日，摩根索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大量引用于：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92页，及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6—167页。这一同摩根索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大相径庭的引用不够充分（这本自传中唯一提到武装的亚美尼亚人的地方是说他们在凡城同土耳其人战斗时的“1500人”）。毋庸多言，这本自传更广为人知。重点补充。

24. 这是埃里克森在《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中的基本论点：很明显，人们能够根据术语——“反暴动”讨论这一点——正如埃里克森本人承认的，这在1915年已经过时（即使这种观点或许会在日期上早于具体术语）。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威胁感知”是不是更是一种掩盖其反亚（美尼亚）恶意的幌子，而非对当前事务的合理回应，历史学家们设法将其归罪于种族屠杀“预谋”的努力无法更快消抹掉1915年4—5月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奥斯曼司令部对后勤/安全不断变化着的关心程度，而非那些试图为土耳其人开脱罪名，销毁其之后在那个夏天对亚美尼亚平民系统性征收、迫害、驱逐和屠杀的证据。

25. 引自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85—189页。塔拉特在4月24日给恩维尔发送的命令，ATASE，BDH 401—1580，1—3，同样转自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27—129页。关于对希腊人的驱逐，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51及n.50。

26. 引自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89页。

27. 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89页。

28. 1915年5月31日，“内务大臣”塔拉特帕夏颁布的法令，“高压的政治环境使得亚美尼亚人的迁移成为必然”，ATASE，BDH 361—1445，1—4；同样转自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31—137。关于德—佐尔问题以及塔拉特对亚美尼亚流放者最终命运的打算，尤其参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52页，以及阿克恰姆—丁达尔及他人的详述。

29. 引自肖，《“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卷2，1061—1062。关于这场战役的更多延伸情况、豁免以及他们如何遭到漠视的，参见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89页及124—125页。关于巴格达铁路雇员的具体规定，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54—258页。

30. 关于亚美尼亚人资产的处置，尤其参见阿克恰姆，《可耻行为》，272—273页。参见霍瓦尼西安，《协约国及亚美尼亚》，163页。

3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58—59页。

32. 参见1915年9月16日，由巴格达铁路公司工程师温克勒博士从阿达纳外部的库什处拉发送的报告，PAAA，R13531。更多阿达纳知事和塔拉特之间的摩擦，参见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84页。

33. 诺加莱斯，《雇佣兵回忆录》，287页。

34.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52页。

35. 根据最近出版的书籍来看，150万似乎成了“一致同意”的死亡数据，但是鉴于最新的研究，很少有学者认同这一数据。2005年，京特·莱维整合所有冲突数据，估算出642000名亚美尼亚人从中丧生，这在战前175万总人口数中大约占37%。2010年，福阿德·丁达尔根据对所有人口统计和伤亡数据的充分分析，得出的死亡数据略高：664000人丧生（《滔天罪行》，151），这在战前150万人口总数中占45%。每一种估算都饱受争议，但是这已比早先的虚假数据真实很多，这不仅是因为同战前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口相比，过高的死亡数据即意味着没有幸存者存活下来——这显然是不够真实。尽管更为赞同传统的种族灭绝叙述，但是唐纳德·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141）和塔内尔·阿克恰姆（《可耻行为》，183）却认同死亡人数接近80万，并不过百万。奥斯曼军方对驱逐人员的记录：其中统计着那些“非死即逃”的亚美尼亚人的数据，出版于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59页。

当然，关于种族灭绝“意图”的解释和问题依然存在争论。有趣的是，近年来正是土耳其学者塔内尔·阿克恰姆等人主导着公众讨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奥斯曼档案文件做了最为彻底的研究。阿克恰姆由于其对重要文件（比如将“抢劫和偷窃”解释为屠杀；罔顾史实，将其意图归结为“消灭亚美尼亚人”）的选择性解释受到了来自沙欣和福阿德·丁达尔的批评。总的概述，参见沙欣，《穆斯林少数族裔事务期刊》，2008年8月28日（2）期，“对阿克恰姆的历史叙述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细读”。阿克恰姆在新书《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243，n.56）中对丁达尔进行了回击，他说丁达尔“不加甄别地接受一些否定论者对土耳其的论辞”。关于丁达尔本人对“意图”的观点，参见其论文《将一个民族赶进沙漠：亚美尼亚问题的“决定性解决方案”》，苏尼（Suny）及其他人编，《种族灭绝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这次关于术语的战争为何会引起轩然大波。定义同意图的作用都十分重要。尽管如此，不管奥斯曼政府是故意的（实施“种族灭绝”）还是“仅仅”对受迫城市难民的幸福和生存的恶意漠视，我们至少会后悔学者们对亚美尼亚难民受难和死亡命运的可怕性的否认。

在更深一层的结尾中，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前线区域的穆斯林平民在战争期间的死亡率也同样巨大。雷诺兹在《破碎的帝国》（154—155页）中评述道，1914—1921年，凡城、埃尔祖鲁姆和比特利斯的总死亡率平均为40%（其中凡城的死亡率高达62%），这与亚美尼亚人45%（亚述人基督徒的死亡率与此相近）的死亡率相差不多。亚美尼亚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基安（Grigoris Balakian）在评述被赶出家园的库尔德人和穆斯林时说：“在德—佐尔沙漠上，这些难民同亚美尼亚流放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雷诺兹却不乏明智地指出，这并不能成为奥斯曼政府反对穆斯林平民深受战争重压伤害（不过很多穆斯林遭到了亚美尼亚游击队的杀害），未能向被赶出家园的亚美尼亚人提供保护和食物的借口。即便政府的目的并非想通过预谋，以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及的大屠杀方式来“根除”亚美尼亚人，但是很多奥斯曼官员（他们经常滥用塔拉特的法令）对这些被驱逐者仍抱有恶毒的意图。

36.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02—310页。

37. 引自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48页。

38. 阿克恰姆，《可耻行为》，140页。

39. 奥斯曼军队的流放记录，见前引书，159页。

40. 1915年2月7/20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从第比利斯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见前引书。

41. 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05页。

42. 同上书，105页。

43. 1915年7月14日和16日，赛克斯给卡尔韦尔的报告，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201页和nn.94，95。

44. 1915年7月24日，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发出的消息，转载于博戈·努巴尔论文，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05页。

45. 1915年9月24日，麦克马洪向外交部发送的报告，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201页。

46. 参见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95—99页。安德森提到在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有一个情报部门在1915年1月3日所做的记录，并由劳伦斯批准，其中概述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好处，引自劳伦斯在之后给其顾问大卫·贺加斯的信件。他在这些信件中以代码暗指亚历山大勒塔。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1.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对基奇纳所言，参见PRO，WO 32/5119。

2. 1915年6月18日，丘吉尔，《关于军情概况的进一步说明》，再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420—428页。

3. 同上。

4. 1915年6月11日和12日，战争部对汉密尔顿的电报回复；1915年6月12日，汉密尔顿对战争部的电报回复；1915年6月15日，丘吉尔对基奇纳所言，同上，再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416—419页。土—德预期的一场新的登陆战：1915年7月25日，从恰纳卡赶赴而来的乌泽多姆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谈话内容，参见RM 40—41，94；利曼，《土耳其五年》，79页。

5.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发出的报告，PRO，WO 32/5119。“像蚂蚁一样对敌方实施干扰”，参见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48。

6. 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444—447页。

7. 利曼，《土耳其五年》，89页。

8.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139—166页。

9.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呈给基奇纳的总结报告，同上，以及1915年8月18日，斯托普福德备忘录，PRO，WO 32/5119。吉布森：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189页。

10. 同上书，172—173页。

11. 埃里克森，166页；沃尔夫，161页。

12. 法尔肯海因，《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策》，159—161页。

13. 丘吉尔回忆得知这些日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498页。

14. 法尔肯海因，《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策》，175—192页。

15. 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97，302页。

16. 1915年10月5日，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的讲话，转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507—510页。

17. 1915年11月3日，基奇纳对伯德伍德的授命，转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517—518页。

18. 关于撤退的过程，我主要借鉴了穆尔黑德在《加里波利1915》中第十七章的俱佳叙述。

19. 利曼，《土耳其五年》，103页。“感谢上苍”：引自埃里克森，《加里波利1915》，180页。关于伤亡人数估计，参见厄兹代米尔，《奥斯曼军队1914—1918》，114—115页。

20.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25—229页。

21. 细节请参见霍普柯克，《关于君士坦丁堡西部的情报机关》，第12章（《圣诞节秘密计划》）。

22.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10页。关于阿瓦士，参见于汉斯·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95—103页。

23.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07页。更多有关阿马拉的细节：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123—124页；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

24.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97页。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81—82页。

25.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09—119页。

26. 同上书，123—125页。

27.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25—130页。

28.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33，137，143页。

29.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57—166页。

30. 同上书；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关于伤亡数据和“不可靠的避难所”），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12—114页。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和库特

1. “Enver Paşa şöyle düşünüyordu,”引自Mareşal Fevzi Çakmak，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 ed.的“Dördüncü Konferans”章节，112页。

2. 麦克米金，《俄国的“一战”起源》，第七章。

3. 细节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22—329页；尼克·科尼什，《俄国军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88—89页。

4. “Enver Paşa şöyle düşünüyordu”，见前引书。

5.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1页。

6. 细节参见“Azap Yarmasi（Kroki-29）”，1916年1月12日的记录，章节“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见前引书，116页。

7. 战役描述主要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330—343页，具体细节收集于奥斯曼有出处的记述，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见前引书，1916年1月12—16日的记录，116—117页。

8. “Azap Yarmasi（Kroki-29）”，1916年1月16的记录，参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见前引书，118页，“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部分。

9.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4—125页。

10.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55—357页。

11. 同上书，357—363页。关于土耳其人的防守细节，及这座城市的弹药库起火：“Ruslarin Erzurum’a Taarruzu Erzurum Müstahkem Mevkii（Kroki—31）”，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部分，见前引书，124页。关于俄方情报称土耳其逃兵移交地图一事：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32页。

1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64—368页。

13. 同上书，368—372页。

14. 1916年3月11日，布坎南的备忘录，关于马克·赛克斯根据萨宗诺夫指示修改地图的陈述报告，以及1916年2月29/3月13日的萨宗诺夫备忘录，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3月1/14日签署，nos. LXXV和LXXVII，Razdel aziatskoi Turtsii，157，160—161页。

15. 1916年4月13/26日，萨宗诺夫为帕雷奥洛格草拟的备忘录，以及1916年4月26日帕雷奥洛格在备忘录上做的笔记，nos. CLL和CIV，Razdel aziatskoi Turtsii，185—187页。关于最终的法—英划分方案，参见1916年5月15日，康邦对格雷的谈话内容以及1916年5月16日格雷和康邦的谈话内容，见巴特勒和伍德沃德编，《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档案》，第1辑，卷4，244—247页。

16.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

17. 同上。至于脚注中提到来源于俄国情报机构的德国机关枪：Strelianov，Korpus generala Baratova，24页。

18.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43页。《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霍普柯克，《关于君士坦丁堡西部的情报机关》，213页。

19. 巴拉托夫，《俄国波斯远征军团的命令摘录》，1918年6月10日，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巴拉托夫藏书（斯坦福大学），box 3。

20. Strelianov，Korpus generala Baratova，41—46页。

21.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37—248页，以及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

22.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51页。

23. 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52页。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1. 宣传册由美国驻阿勒颇领事J. B.杰克逊在1915年4月8日提交给摩根索大使，存于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卷6。

2. 引自史努克·许尔格龙涅（Snouck Hurgronje），《阿拉伯半岛叛乱》（Revolt in Arabia），43页及全书各处。

3.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3及16章。

4.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5章。

5.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82页；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76页。

6.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03—104，174页。

7. 赛特（Seidt），《柏林喀布尔莫斯科》（Berlin Kabul Moskau），81页。

8. 1915年4月24日，奥本海姆与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谈话内容记录于Compte rendu d’une séance politique，MvO 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9. 同上书。

10. 关于蝗虫灾害及其区域影响，见塔迈里（Tamari），《蝗虫之年：一个士兵的日记与巴勒斯坦对其奥斯曼过往印迹的消除》（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11. 奥本海姆—费萨尔，Compte rendu；奥本海姆，“Besuch be idem Scherifen Fessal ［Feisal］ in Bujukdere am 30. April 1915”，MvO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12. “Texte des instructions au Grand Chérif de Mecque remis à son fils Chérif Faïsal Bey par son Excellence Enver Pacha le 9 mai 1915”以及奥本海姆，“Besuch be idem Scherifen Fessal ［Feisal］ in Bujukdere am 30. April 1915”，参见MvO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13. 恩维尔非常确定他在同其德国同僚比如胡曼的会话中提及了这一点。参见胡曼的报告，1916年7月12日，EJP，1/35。

14.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85页。

15. 奥本海姆再版了这份电报原件，MvO，1/19，参见回忆录的“Personalien... Stammbaum der Scherifen vol. Mekka. Fesal. Aufstand im Hedjaz”板块。

16.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93页。

17. 1916年6月，沃尔夫—梅特涅（Woldd-Metternich）从佩拉向来自巴格达的梅克伦堡传达信息，PAAA，R 13571。

18. 细节参见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88—189页。

19. 引自史努克·许尔格龙涅，《阿拉伯半岛叛乱》，43页及全书各处。

20. 引自威尔，Kein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223，297页。关于英国人承诺不对阿拉伯进行分割的内容，见1916年夏前后，被奥斯曼情报机构截获的英文版宣传册的法语版翻译，BOA，HR.SYS 2318—6。

21. 1916年5月5日及1918年7月16日，施托青根分别从El-Ula和大马士革提出的建议，PAAA，R 21142。参见麦克卡尔，《革命缔造的战争》，178页。

22. 1916年6月1/14日，科皮安（Khogopian）发出的急电遭俄国军方情报机构拦截；1916年6月15/28日，巴克赫拉克（Bakherakt）从伯尔尼将俄国间谍曼德尔的施塔姆的报告发给了萨宗诺夫，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73，99—100，114。

23. 1916年8月14日，来自锡瓦斯的韦特，PAAA，R13753。

24. 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05—111页，及关于被驱逐的希腊人总数，87—89页。关于“一战”中的被驱逐总数，阿克恰姆给出的数据是481109，其中129727人被赶出色雷斯，剩余的人则被赶出小亚细亚。他的资料来源是土耳其对一条1919年2月的希腊新闻报道的转载——此时“一战”刚结束不久，各种各样的夸张要求铺天盖地涌来，以对正在凡尔赛商讨各国命运的协约国施加影响。布洛克萨姆在《种族灭绝大博弈》（98—99页）中的估计略低，但似乎更为可靠——尽管他的判断依据也并非真凭实据。小亚细亚的战前及战时希腊人口统计研究仍滞后于亚美尼亚人人口研究，因此我们必须等到我们的知识得到进一步完善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大体的人数估计。不管如何，“一战”期间被驱逐出家园的希腊人口并非无足轻重，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高峰：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以及随后1916—1917年秋冬时节再次进行的战争。

25. 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205—208页；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98—99页。

26. 1916年11月15日，胡曼给耶克的信件，PAAA，R13753。

27. 英国间谍对君士坦丁堡特工在1916年6月3日到27日之间活动的报告，于1916年7月11日从亚历山大勒塔发出，RGVIA，fond 2000，opis’1，del’3888，168。

28. 1916年11月15日，胡曼给耶克的信件，见前引书。

29.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5页。

30. 1916年8月和9月，“Altinci Konferans”，参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215—218页。关于总结，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7—133页，及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22—428页，440页。

31. 1916年8月24日，克雷斯同铁毕子的通信，BA/MA，RM 40/215。更多内容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7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53—155页；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07—108页。由于乌尔里克森使用的是英方的情报，他对英方的描述更为详细，不过他仍高估了克雷斯的攻击规模。

3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30—435页。关于加利西亚的部署，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37—141页。

33. 关于哈布斯堡王室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参见滕斯托尔，“奥匈帝国和布鲁西洛夫的1916年进攻”，历史学家70（1）：30—53。关于俄国的损失，参见蒂莫西·道林（Timothy Dowling），《布鲁西洛夫进攻》（The Brusilov Offensive）。

34. 细节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9章；（关于“玛利亚皇后号”）1917年3月29日，德国海军情报机构从布加勒斯特发出的报告（根据一名被俘获的俄国海军军官），RM 40/192。关于亚历山大三世：艾拉佩托夫（Airapetov），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5页。到1917年夏的24支新师组建完成：参见由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12月26日签署的急件，尼克拉斯·德·巴西利作品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box 1。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1. 斯蒂茨（Stites）引自米留可夫，《俄国革命》的序言，《米留可夫和俄国革命》，xii。

2. 1915年12月28日，伦敦《晨邮报》，“土耳其的炮舰被击沉。俄国人在黑海的壮举”（欢欣鼓舞的德国海军部将此页剪下并保存在BA/MA，RM 40/223）。

3. 哈尔彭（Halpern），《“一战”海军史》（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237页。根据二次文献，哈尔彭将“玛利亚号”错当成“叶卡捷琳娜号”，但是其他的细节描述都经过核实。

4. 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36页。

5. 同上书，237—243页；及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34—244页。苏维埃历史学家帕夫洛维奇在《“一战”中的舰队》（446页）中对“这一时期俄国海军在海洋上取得了霸主地位的问题”进行了确认。

6.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35—137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38页。此外还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5—226页。

7. 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6页。

8. 1916年10月31日，帕莱奥洛格发给白里安的急件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尼古拉斯·德·巴西利馆藏，box 9。关于特列波夫部分内容，参见派普斯，《俄国革命》，257—258页。

9.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巴济利从最高统帅部向N.N.波克罗夫斯基发送的信件，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and back）。

10. 1917年3月19日/4月1日，古契柯夫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电报，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尼古拉斯·德·巴西利藏书，box 11。

11. 同上。

12. 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向米留可夫发送的信件，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4—6（and backs）。

13. 1917年3月23日/4月5日，高尔察克向俄国海军指挥部发送的电报，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1.

14. 1917年4月8/21日，巴济利从最高统帅部向米留可夫发送的电报，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2—16。关于罗马尼亚船只：参见G. W.佩奇在1917年1月4日给H. G.格伦费尔的信件，in PRO，ADM 137/940。

15. 1917年4月29日，G. W.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H. G.格伦费尔发出的报告，PRO，ADM 137/940。

16. 1917年4月3日，勒·佩奇从彼得格勒向H. G.格伦费尔发出的报告，PRO，ADM 137/940。

17. 1917年4月16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 —4。七架海上飞机：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1页。

18. 1918年6月10日，巴拉托夫，“Prikaz’zakluchitel’nyi voiskam’Otdelnago Kavkazkago Kavaleriiskago Korpusa... Generala ot’Kavalerii Baratova”，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box 3，第3—5文件夹（“俄国远征军。告别军队”）。

19. 引自卡齐姆扎德（Kazemzadeh），《外高加索之战》，61页。参见维尔德曼，《俄帝军队的结局》，卷2，141页。

20.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329，399 — 400。更多针对拥有德国名字军官的叛变，参见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8页及全书各处。

21.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399—403页。

22. 同上书，413页。

23. 1917书年5月15/28日，调整过的“Rukovodiashchiia ukazaniia General’Komissaru oblastei Turtsii，zanyatyikh’ po pravu voinyi”以适应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不吞并和平”宣言，AVPRI，fond 151，opis’482，del’3481，list’ 81—82。

24. 1917年5月23日，G. W.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H. G.格伦费尔舰长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

25. 1917年9月24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送的报告，BA/MA，RM 40—44；1917年5月23及30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1917年7月4日的德国情报，BA/MA，RM 40—192。俄国在1917年5月25—26日的更多作战细节，见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1—62页。

26. 1917年4月3日和5月30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关于高尔察克在二月革命期间派遣舰队的传言：Novoe Vremya，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的文章，剪贴于BA/MA，RM 40—192。

27. 1917年6月23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参见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52—253页，及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460—463页。

28. 乌泽多姆在1917年9月24日发送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BA/MA，RM 40—44。然而乌泽姆呈报的一些细节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战机并未在阿塔蒂尔克上空投掷炸弹，乌泽多姆认为金角湾的所有炸弹对准了“将军号”，而非“戈本号”（虽然这无法很好地证明英国轰炸机的准度）。关于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参见哈维，《“一战”航空国际期刊》，卷38（no.3），165—167页，《君士坦丁堡上方的炸弹》。

29. 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3页。

30. 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附近的一艘俄国摩托艇于1917年4月26日投掷而来，乌泽多姆在1917年9月24日发送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BA/MA，RM 40—44。

31. 同上。关于敖德萨兵变（发生在7月19—20日），参见德国特工在1917年9月2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报告，BA/MA，RM 40—193。

32. “Proklamation der revolutionaeren russischen Flotte um die tuerkische Nation”，见前引书。

33. 1917年11月25日，库尔特·冯·勒斯勒从希腊指挥部向柏林的外交部发送的电报，PAAA，R10085；1917年11月26日，里茨勒尔从斯德哥尔摩向柏林外交部发送的电报，PAAA，R2000。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1. 1918年1月22日，T. E.劳伦斯发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PRO，WO 158/634。

2. 埃里克森记录于《死亡命令》，160—161页。关于穆什及尤登尼奇下令撤退的原因，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49页；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68—169页。

3.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70—271页及271n。

4.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99—200页。“小劳伦斯”：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26页。

5.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98页。

6.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33页。

7.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35—243，257—258及264页。

8. 引自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09页。关于这场战役奥斯曼方面的命令细节：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4—275页。

9. 利曼，《土耳其五年》，164—165页。

10.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83页。

11. 最佳叙述见于塔奇曼的《齐默尔曼的电报》。

12. 关于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后记。《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03页。

1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36页。关于《贝尔福宣言》：参见第18章之后。

14. 纳恩舰长，《关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远征军进行海军联合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及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37—342页。关于1.1万名有生兵力：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3页。

15. 纳恩舰长，《关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远征军进行海军联合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及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43—359页。

16. 利曼，《土耳其五年》，161—163页。

17.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73页。

18. 巴拉托夫，“Bor’ba v’ Persii vo vremenii Revoliutsii”，巴拉托夫馆藏，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box3。更多的作战细节，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3页；利曼，《土耳其五年》，163—164，181—182页。

19.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11—323页。关于亚喀巴危机：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6—27页及n.26。

20.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64页。

21.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28—338页。

22. 1917年7月19日，埃及方面军队总司令，伦敦，PRO，WO 158/634。

2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12页；关于斯托尔斯估计的总数，参见223页。关于开罗黄金储备的数据和规模：1917年1月29日，温盖特从开罗发送的报告；1917年7月18日，温盖特从莱姆拉发送的报告；1917年11月15日，温盖特从开罗发送的报告，PRO，FO 371/3048。

24.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89—390页。

25. 细节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92—293页；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11—113页；（关于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08页。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1. 略微改写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25—126页。

2. 俄土停战协议转自库拉特，Brest-Litovsk Müzakereleri ve Barışı，378—379页。俄土前线及海域的规定细则，参见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25页，及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52页。

3. 曼戈，《阿塔图尔克》，167页。

4. 1917年9月24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送的报告，BA-MA，RM 40-4。关于土德1916—1917年的紧张态势，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8章。参见于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57页。

5. 利曼，《土耳其五年》，189 —191，195页。

6.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29页。

7. 卡齐姆扎德，《外高加索之战》，43—44，61页；维尔德曼，《俄帝军队的结局》，卷2，135页。

8. 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70—73页。

9.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30页。关于更多离开的俄国人犯下的暴行，参见“Nouvelles alarmantes”，Ribal，1918年2月8日，由德国海军部剪下，保存于BA/MA，RM 40/215。

10. 引自格卡伊（Gökay），《帝国冲突》，17—18页。

11. 引自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15页。

12. 同上书，85—87，114页。

13. 同上书，118—119页，及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74—175页。

14. 1917年12月17日，贝恩斯托夫同屈尔曼的通信，PAAA，R 13755。

15.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75—176页。

16.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58—459页。

17. 此法令转自库拉特，Brest-Litovsk Müzakereleri ve Barışı，385—386页；塔拉特的抗议：390页。

18. 引自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1908—1918》，333页。

19. 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65—166页。参见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页。

20.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1页；派普斯，《俄国革命》，582—583页。

21. 引自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83页。

22. 1915年3月28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向NATEKO发送的消息，BA/MA，RM 40—251。

23.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584页。

24. 引自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52，226—228页。

25. 引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3—25页。

26. 同上书，25—26页。关于征用私人银行存款，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第一章。

27. 基根，《第一次世界大战》，382页。

28. 鲁登道夫进攻之前的德军部署数据及分析，参见史蒂文森，《浩劫》，398—399页。

29.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19—127页。关于霍夫曼，参见派普斯，《俄国革命》，586—587页。

30. 1918年3月9日，胡曼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报告，BA/MA，RM 40—251。

31.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n Lage im Kaukasus”，BA/MA，RM 40/215；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35页。

32. 1918年3月8/9日，霍夫曼传达给罗马尼亚巴列斯库上将，BA/MA，RM 40—251。

33. 1918年3月28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发送的消息，见前引书。

34. 同上书，及1918年3月23/24日，总指挥部从战场向贝内传达的消息，BA/MA，RM 40—251。

35. 1918年3月23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发送的消息；及1918年3月26日，贝内从战场传达的消息，BA/MA，RM 40—251。

36. 1918年4月14日，上尉在俄国的黑海港口之游后，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报告，BA/MA，RM 40—252。

37.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62页。

38. 同上书，124—129页。

39.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 Lage im Kaukasus”，见前引书。

40.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372页。

41. 1918年4月13日的德军副本，BA/MA，RM 40—251。

42.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467页；格卡伊，《帝国冲突》，26页。

43.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 Lage im Kaukasus”，见前引书；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00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95页，n.1。

44.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06—215页。

45.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61—363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86—187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76—478页。

46.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27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65页。

47. 1918年8月6日，克雷斯向黑雷斯特莱通（Heerestleitung）上校和赫特林总理呈送的请求，以及1918年8月24日得到的回复，BA/MA，RM 40—254。关于土军被击退至巴统，参见德国特工在1918年8月19日的报告，“Rundreise im Asow-Meer”，BA/MA，RM 40—254。

48.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32—133，147，150页，n.166。

49. 同上书，109—117及142页（关于给顿河的哥萨克人的补助金）。同库班河哥萨克人之间的协议，诸如移交其领土上的德国战俘及亚速海上的航海权，参见“Niederschrift der Besprechung am 15. August zu Jeisk”，BA/MA，RM 40—254。

50.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94页，n.80。同格鲁吉亚签订的关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协议，参见德国特工在1918年8月19日的报告，“Rundreise im Asow-Meer”，BA/MA，RM 40—254。

51.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1908—1918》，468—469页；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0页。

5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94—495页。突袭巴库的命令，“将德国的旗帜插在里海上”：引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4—205页。关于沙兰坎尔和巴库大屠杀充满了争议的伤亡数据，参见卡齐姆扎德，《外高加索之战》，70—73，83—84页；派普斯，《苏联的形成》，103页；格卡伊，《帝国冲突》，23页。土耳其最初称有1.2万名阿塞拜疆人死于沙兰坎尔的说法几乎肯定过于夸张，不过至少3000左右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同样，他们声称7万人在9月死于巴库的说法也遭到了无视，这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进行了有序的大撤退。尽管如此，当这座城市落入伊斯兰军队之手后，阿塞拜疆人和当地亚美尼亚人遭到了血腥处置。据统计，死亡人数已逾数千。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1.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6页。

2. 引自劳埃德，《百日王朝》，139—140。关于黄金输运，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第5章。

3. 更多“萨洛尼卡撤退事件中的通信”，PRO，WO 106/1359。

4. 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12—213页。

5.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79页。

6. 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25页及全书各处。

7. 如上，229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0—381页。

8. 引自史蒂文森，《浩劫》，468页。

9. 关于最近讨论，参见劳埃德，《百日王朝》，及史蒂文森，《背水一战：1918年的胜败》。

10.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85页。

11. 1918年1月22日，T. E.劳伦斯从塔菲拉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发出的报告，PRO，WO 158/634。

12. 引自利曼，《土耳其五年》，269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3—384页；及曼戈，《阿塔图尔克》，179页。

13.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97—199页；曼戈，《阿塔图尔克》，179—180页；及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33页。

14.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4—385页；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50—251页。

15. 同上，及利曼，《土耳其五年》，196页。

16. 同上书，243页。

17.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64页。

18.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结局：汤曾德，《当上帝创造地狱》，432—435页。

19. 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88，197，202页（目录7.3，7.4，7.5）。关于弗朗谢·德埃斯佩雷和米尔恩：史蒂文森，《浩劫》，483—484页。

20. 细节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185—186页。关于拉乌夫：参见1915年1月18日，旺根海姆发往柏林的报告，PAAA，R 21034，以及1915年4月20日扎勒同纳多尔尼的通信，PAAA，R21042。关于拉乌夫这方的故事，参见Keleşyılmaz，Teşkilat-i-Mahsûsa’nın Hindistan Misyonu（1914—1918），91—94页。

21. 记录于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58—259页。

22. 关于劳伦斯在1918年10月的情况：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473—474，484页。参见艾伦比为伦敦公报所做的报告，存于PRO，WO 32/5128。

23. 利曼，《土耳其五年》，320页。凯末尔的“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阿克欣，Ana Çizgileriyle Türkiye’nin Yakın Tarihi 1789—1980，114页。关于彼得罗夫斯克的陷落，参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51页。

24. 汤曾德，《当上帝创造地狱》，432—433页。关于汤曾德提议的条款，参见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9页。

25.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6页。

26. 同上书，316，321—322页。参见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64—365，370—371页。

27.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35页。

28.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35页

29. 最终的停战协议条款和后续修改，以及奥斯曼方面对个别条款的意见，转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81—93页。

30.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92页。

第十八章 色佛尔

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00页。

2.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3页。

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41页。

4. 未在《伦敦公报》中提及：参见艾伦比为《伦敦公报》所做的经过审查及未经审查的报告版本，存于PRO，WO 32/5128。

5. 引自巴尔，《划清界限》，61—62页。

6.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7页。

7.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485—486页。

8. 巴尔，《划清界限》，75—76页。

9. 麦克米伦，《巴黎1919》，390—391页。

10. 巴尔，《划清界限》；《1918年11月7日英法公告》，http://www.balfourproject.org/anglo-french-declaration/。

1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25页。

1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429页。

1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4页。

14.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378—379页。

15. 引自麦克米伦，《巴黎1919》，379页。

16. 曼戈，《阿塔图尔克》，246—247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26，430—431页。

17. 金—克兰委员会的报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448—450页。《无关紧要的美国人民》：引自麦克米伦，《巴黎1919》，379页。

18.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63页及全书各处。

19.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144—145页。

20. 曼戈，《阿塔图尔克》，196 —197页。

2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603—604页。

22. 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204—205页。贝尔尼埃在《无翼鸟》中有趣地重现了意大利人对费特希耶的突然、短期占领。

23. 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77页。

24. 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人道罪》，10 —17页及全书各处。当然，阿克恰姆本人十分自信文件遗失暗含的证据：这是一场为故意掩盖奥斯曼政府在1915年施行种族灭绝意图的运动。加上一些自1915年流传下来的真实文档，他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结论，并为奥斯曼政府的“故意性”提供了强有力且证据确凿的论辩，这比那些仅仅依靠道听途说的土耳其官员在那一年所作所为的说法更言之有据。然而，我们必须要说，根据阿克恰姆承认的那些结论都是源于伊斯坦布尔法庭“不完整”的审讯记录，这些记录的准确性依然存疑。在某些方面，土耳其政府自身为审判那些对平民犯罪的官员而设立的战时军事法庭更为可靠，这是因为这些裁决并未受到占领军的外部施压，而且他们的大部分判决都得到了切实执行。关于战时军事法庭，参见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58—59页。

25. 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81页。

26. 1916年9月25日，“Les réfugiés Arméniens de Port Said”，记录于“Armement des contingents irréguliers”的文件夹，VSHD，7 N 2150（“Section d’Afrique. 1915—1918. Subventions aux corps de partisans d’Orient... Irréguliers，Arméniens，etc.”）。

27.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878—879页；参见克尔，《马拉什之狮》，33—34页。

28.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69—470页。

29. 参见曼塞尔，《黎凡特》，190—191页。

30.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77—78页；麦克米伦，《巴黎1919》，431—432页。

31.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89—90；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516—519页。

32. 引自曼塞尔，《黎凡特》；曼戈，《阿塔图尔克》，225—226页。

33. 同上书，及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战争的开始》及全书各处。

34. 巴尔，《划清界限》，101—102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901页及全书各处。

35. 1919年8月23日，丘吉尔同贝尔福的通信；1919年10月25日的丘吉尔备忘录，同上书，404—406页。

36.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808—811页。

37. 同上书，824—827页；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206—207页。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1.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318页。

2. 《色佛尔条约》中的条款，普遍适用，参见http://www.hri.org/docs/sevres/part1.xhtml（以及第2、3、4部分等）。

3. 这个词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3页。

4. 霍瓦尼西安（Hovannisian），《亚美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rmenia），卷1，《吞并卡尔斯》。

5. 关于劳合·乔治离弃了白军，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132—136页。关于亚美尼亚人对此的看法，参见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2，《俄国的危机及外高加索》。

6. 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3，《外高加索的布尔斯维克运动》及《亚美尼亚五月起义》。

7. 曼戈，《阿塔图尔克》，240—245页。关于1918年12月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之战，参见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1，《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纠葛》。

8. 同上书，《1920年的夏季战役》，卷2，尤其在298—305页。

9. 关于1920年8月的战略蓝图，共产国际大会和莫斯科民众的普遍欢欣气氛，参见麦克米金，《红色百万富翁》，第5章（《莫斯科》）。

10.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55—259页；曼戈，《阿塔图尔克》，290—295页；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244—245页。

11.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3—125页。

12.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81—1183页。

13. 同上书，1180页。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6—130页。

14.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86—1188页。韦尼泽洛斯向劳合·乔治提出的要求：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31页。

15.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91—1192页。

16. 同上书，1125—1126页。

17.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83—197页；曼戈，《阿塔图尔克》，308—311页。威尔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254—1255页。

18. 引自曼塞尔，《黎凡特》，209页。关于汤因比发送的电讯及其在西方尤其是英国造成的影响，参见第20章之后。

19.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27—331页；（关于安德鲁王子）吉尔斯·弥尔顿，《失乐园》，210页。

20. 引文和细节来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346—1349页。

21. 同上书，1350—1352页；（哈莉黛·埃迪布）吉尔斯·弥尔顿，《失乐园》，214—215页。

第二十章 士麦那

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692—1693页。

2. 同上书，卷3，第1部分，1352页。

3. 1922年9月7日，霍顿向美国国务卿发送的报告，转载于《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

4.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49—252页。

5. 段落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汤因比的急件》，1265—1270页。关于汤因比遭解雇的内容，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329页。

6.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272—1273页。

7. 1921年7月2日，布里斯托尔向国务卿发送的报告，参见《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文件31。

8.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13—214页。

9. 曼戈，《阿塔图尔克》，329—331页。

10.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335页。

11.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51页。

1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2部分，1608—1612页。

13. 同上书，1639页。关于劳合·乔治坚持让希腊军队原地待命以同凯末尔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56页。

14. 关于布哈拉的黄金，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67—68页。

15.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2部分，1620，1675页。

16.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497页。

17.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1643—1645页。

18.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76页。

19. 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06—307页。

20. 同上书，309—314页；曼戈，《阿塔图尔克》，341—342页。

21. 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6页。

22. 1922年9月19日，朗博尔德发送给寇松的报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00页。哈莉黛·埃迪布：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6页。

23. 这些传闻得到了相关人士证实，比如，1922年10月3日，美军军舰“埃德萨号”的巴里上尉与一位在同一时期到访马尼萨的法国国会议员在游历了数个土耳其的西部城市之后得出了相关结论。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10—1716页。

24. 1922年9月2和7日，霍顿从士麦那发出报告，转自《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土耳其调查委员会：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04—1706页。

25. 1922年9月9日，J. G.韦尔从美军旗舰“天蝎号”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发送的情报报告，转自《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关于斯泰吉亚德斯在士麦那当地希腊族群的坎坷名望，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尤其是91—101页及全书各处。“这是谁的城市？他们又想把它给谁？”：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8页。

26. 韦尔向布里斯托尔发送的报告，见前引书；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21—322页。“营养充足，朝气蓬勃”：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6页。“一身污秽，肮脏，没精打采”，“每一个人对土耳其人的回归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欣”：引自曼塞尔，《黎凡特》，213—214页。

27. 细节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6—308页；曼塞尔，《黎凡特》，214—215页。

28.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8—311页；曼塞尔，《黎凡特》，215—218页。

29. 卢埃林—史密斯在《爱奥尼亚憧憬》，曼塞尔在《黎凡特》中都坚持这些观点，而且他们还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肖在《从帝国到共和国》中却针锋相对地争辩道，土耳其人同样在士麦那失去了大量财产。他写道（卷4，1734页）：“土耳其人在重新征服了这座自己的城市并举行了欢庆仪式之后又把它付之一炬的说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肖的结论稍显薄弱，“即便有人或者团伙纵火，但是最终真凶……很可能永远无法追寻到了”。鉴于肖在追踪每一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暴行的言论时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他在这里的缄默实在很不搭调。然而，就在我们因为肖支持土耳其的立场而简单否定他的叙述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大部分关于士麦那大火的流行说法却呈一边倒之势：希腊人在士麦那的滨海区陷入恐慌的同时却在朝沿岸行进的途中烧毁了安纳托利亚城市的说法已经快速蔓延。肖真正设法做的事情在于在希土战争的广阔故事之中重建平衡，并还原历史语境。

30. 凯末尔和阿塔伊的引用内容，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346页；阿塔伊的更长段落引用，参见曼塞尔，《黎凡特》，223—224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尤其还引用了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的长篇文章——而非他的日记或自传。

3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40—1741页。在《黎凡特》中（220页），曼塞尔引用的数据显示在12.5万名被驱逐的人当中，有1.5万人最后返回了家园，不过这一信息摘自希腊方面的资料，有可能夸大了人数。尽管如此，这些被驱逐者遭到虐待却是不争的事实。按照洛桑条约规定的人口交换，很多在那个冬季存活下来的人之后被送往了希腊。更广泛来说参见布鲁斯·克拉克的研究著作《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驱逐运动是如何缔造现代希腊和土耳其的》（Twice a Stranger：How Mass Expulsion Forged Morden Greece and Turkey）。

3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49页。

33. 同上书，1754页。关于自治领及《每日邮报》：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550页。

34.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66及1788页。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1. 引自赖纳·蒙茨（Rainer Munz）和赖纳·奥利格（Rainer Ohliger），《大迁移与种族移民》（Diasporas and Ethnic Migrants），93页。

2. 克拉克，《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2页及全书各处。

3. 克拉克，《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95页。

4. 引自策希林，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371页，n.116。

5. 改写自乔纳森·麦克默里（Jonathan McMurray），《疏远关系》（Distant Ties），《菲多尔的报告》，99页。

6. 吕尔斯，Gegenspieler des Obersten Lawrence，81—82页。

7.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497页。

参考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美 ) 西恩·麦克米金著 ; 姚志宏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9

书名原文 :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1908-1923

ISBN 978—7—5086—7894—8

Ⅰ . ①奥… Ⅱ . ①西…②姚… Ⅲ . ①奥斯曼帝国-历史－1908-1923 Ⅳ . ① 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第171791号

审图号 GS（2018）2846号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著者：［美］西恩·麦克米金

译者：姚志宏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目录

序曲：房子

第一部 返归
沉默何所知

小橄榄树
三只小鸟
最后的绅士
黄金
提早收获
别告诉邻居
阿布·金恩，这样你满意了吗？
沙亚先生出现
最后的呢喃
海瑞拉的乌德琴
城堡

第二部 家园
思乡

罗莎娜灌木丛
笨猫
帘幕
盐腌米克塔
危险消逝
家
更糟的时刻
以圣父之名
返家
哦，莱拉
我的马佳永

尾声

致读者

献给我的妻子娜达、女儿莱拉、儿子马利克
也献给杰代迪特马佳永，从过去到未来

真正爱恋着维也纳的人，永远活在借来的记忆里。他怀着苦乐参半的乡愁，记忆着自己其实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此时此刻的维也纳，与历来任何一个时刻的维也纳一样美好。然而最光华灿烂的维也纳，却是一座从来不曾存在的城市。

——奥逊·威尔斯，1968年短片《维也纳》

佩戴白玫瑰的年轻人是作者的外曾叔祖父米克巴尔。

中坐者为芭希雅。

中坐者为伊斯伯·萨玛拉，右坐者为芭希雅，左后站立的是纳吉布，右后站立的是拉提巴，前方拿花的小女孩是赫达。

序曲：房子

千年来，阿拉伯语随着时间慢慢演进，语汇几乎无所不包，细节可说无微不至。“bayt”直译是“房子”，但是它的含义丰富，超出了房舍与墙垣，召唤出人们对于家族与家园的渴望向往。放眼中东地区，“bayt”是个神圣的字眼，帝国衰亡、国家覆灭、疆界改易，旧日的忠诚可能消失无踪，或者一夕易主。然而“bayt”，无论指的是建筑物，还是熟悉的根据地，归根究底，都代表一份永不褪色的认同。

马佳永位于今日的黎巴嫩。很久以前，伊斯伯·萨玛拉留下一间房子。这间房子从来不曾要求我们驻足或进入，它只是等待着，必要时提供庇荫。伊斯伯·萨玛拉把房子留给我们，也就是他的家人，让我们与过往联系起来，维系我们的生存，作为许多故事的场景。我曾经花了许多年时间，拼凑伊斯伯的事迹。他年少时白手起家，我喜欢想象他如何生于斯、长于斯。霍兰的原野向远处延伸，连爱做梦的他也难以理解想象。

在一张历代相传的老照片中，伊斯伯的肩膀看似厚实，但已显出老态，尽管他并没有机会老成那个样子。而且他的表情带有一抹淘气的味道，感觉相当年轻。与其说伊斯伯英俊，不如说他引人注目，他的脸庞在风吹日晒中磨损，但眼睛依然是漂亮的也门蓝，与周遭景物的闪族棕对比，分外独特罕见。伊斯伯生养了六名子女，他看起来非常不修边幅，红棕色的头发纠结蓬乱，胡须像一撮粗大蓬松的画笔。他从小就出社会闯荡，想证明自己的能耐；后来，他也相信自己已经证明。

伊斯伯与家人拍摄这张照片时，年纪大约四十来岁。然而更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后来的伊斯伯：他变成一位父亲，雄心壮志不复当年，为了子女生存而将他们送往美国。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想象，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和一代又一代后人，度过跟他一样变化莫测的人生。他是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预见我们流浪回来，走上龟裂的台阶，打开老房子的门？

伊斯伯传承了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好客传统，他的房子总是欢迎旅人光临。这幢房子是由岩石与瓷砖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完工，周遭种了许多橄榄树与李树。它至今矗立在我们的故乡，那地方的战争经常让时间停止流动；它像一幅水中反射的倒影，在家族成员心中萦绕。我们是一个永远无法安身立命的家族，成员关系紧密，从数十年前的几个世代就开始背井离乡。当我们想到“家”，根源意义或者地方意义的“家”，我们总是想到伊斯伯的房子。

伊斯伯的房子建在一座小山丘上，洋溢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1]风情，也透显出他期待渴望的生活形态。它让人想起一个失落的开放年代，当时奥斯曼帝国尚未灭亡，各色各样的人们在共享的土地上迁徙。伊斯伯房子所在的塞瑞尔区，过去曾是当地最美不胜收的小区，石灰岩建材、尖顶拱门、红瓦屋顶。这些红屋瓦是从法国的马赛进口的，在十九世纪初年见证了当地的四通八达与都会时尚。此外它们也像奥斯曼帝国士绅戴的塔布什帽一样，透显出黎凡特风格。塞瑞尔区的士绅们，银器总是擦得发亮，每日午后必喝咖啡。家族元老，有如一张布满尘埃的老旧长沙发，拿起绣有姓氏字母的手帕，擦拭着湿黏的眼睛。他们父子世代交替，传承备受看重的姓氏。然而，伊斯伯的姓氏原本并不特别显赫。

在伊斯伯所处的地域和时代，白手起家的例子并不常见，但他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他所属的大家族默默无闻，只有“不到二十间房子”。他的家具价格不菲，远从叙利亚进口，但也是不久之前才成为他的财产的。他的房子独树一格，原因不只是新颖而已。建造这幢房子的伊斯伯是个作风粗犷的商人，唯有他的妻子芭希雅才能够让他不要一直盯着账簿。这幢房子连接的时代，既蕴含珍贵的文化素养，也曾发生难以想象的悲剧。此外，它彰显出一个善良但并不完美的人，如何善用自己的一生。伊斯伯建造的房子告诉世人，他挚爱以及赖以维生的事物；也提醒我们，日常生活的所在尽管并不起眼，但具备丰富的意涵。进入房子的双扇门高大宽阔，正适合伊斯伯这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关不住的人。

伊斯伯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名叫瑞伊法，她生下了我的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关于伊斯伯的回忆让他死而复生，那些故事让他变得真实起来，同时也将我的家人传送到他的世界，一座已从新近出版的地图上消失的驿站：杰代迪特马佳永（Jedeidet Marjayoun）。我的家人提到故乡时，一定是称呼它为杰代迪特马佳永，不会只说“杰代迪特”或者“马佳永”。我们使用全名，表达敬意，因为这地方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存在的根本。

我的祖先定居的马佳永，曾经是商品货物的集散地，贸易的路线由基督徒、穆斯林与犹太人开拓经营，三大族群编织出古老中东的图像。马佳永是地区交通的门户，通往地中海之滨的城市西顿、赫尔蒙山另一边的大马士革、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耶路撒冷、古罗马城镇遗址巴勒贝克。由此可见，马佳永算是这个地区最具国际色彩的城镇，它的文化与发展鹤立鸡群。

然而今日并不时兴对小地方的流连忘返，这些小地方与大世界格格不入。的确，马佳永的光彩逐渐黯淡，而且过程已持续数十年。广受欢迎的星期五市集，如今难以为继，过去人们总是盛装打扮参加，女士穿上来自大马士革的华服，男士挂上购自美国的怀表。现在夜里的马佳永，只见得到摇曳微弱的灯火，连走投无路的旅人都有可能错过。来到城里的广场，店铺的商品满布尘埃，几十年来都标明降价求售。店主不再把柜台擦得发亮，不再送上雪水酿成的果子露，也不再贩卖来自异国的烟草。过去有一位坏脾气的长老会帮人看病，心情好时还会开药方，现在早已歇业。马佳永已经停止研究外面的世界，也完全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城里四处散落着各种碎片，几十年前的旧报纸，昔人特别留下的古怪物品。当然，如今已没有公路通过马佳永；它的影响力曾经遍及叙利亚全境，笼罩埃及西奈半岛的大城阿里什，一路延伸到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2]的汇流处；相较之下，现在沿着马佳永最大的一条街走上一英里路，它就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

就在这地方，我的家族曾经协助竖立一座十字架，打乱了当地的平静。我们虽然是马佳永最早期的基督教徒，但是向来缺乏性情温和公允的名声。我们曾经走过这些街道，在开辟的过程中决定它们要通往何方，后来又沿着它们背井离乡。虽然我们家族仍持续有新生代加入，但在情感方面依旧保持深藏不露的传统，尽管我们回顾往事有时候还是会热泪盈眶。

马佳永有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子，伊斯伯大宅是其中之一。我们称这类房子为“mahjour”，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遗弃、荒废、寂寞。它们摇摇欲坠，有如鬼屋，诉说着马佳永一去不返的辉煌岁月。许多年头过去，战争与死亡此起彼落，许多人从它们旁边走过，把这些房子视为朋友。望向一扇又一扇破碎的窗户，行经的人看到的是闪亮的玻璃，以及玻璃后方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想象看着那些幽暗的房间，除了看见斑驳剥落的墙面、尘埃堆积的地板，还有几位老友正点亮油灯、燃起煤炉。

马佳永的故事就是以这些房子写成，写成一段各奔东西的历史。“我还是每天都会想起他们。”离去的人留下来的房子四处可见，不再受到人们眷顾。“他们刚开始还会寄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留下的人记得我们失去的人。“我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的房子成了空屋。”走进这些破落倾颓的房间，人们会听到幽灵的声音以及悔恨，来自仍然记得它们的人们。

闭上双眼，忘了马佳永。接下来你将穿过利塔尼河谷，翻山越岭，来到杰赞，再前往海岸边的西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曼帝国从崩解走向灭亡，一股持续百年的移民潮应运而生，我的阿姨、叔伯、祖父母与曾祖父母也随波逐流。马佳永地处内陆，当时隶属于所谓的“大叙利亚”，阿拉伯文称之为“bilad al-Sham”，战争带来经年累月的无政府暴力状态，血腥杀戮是家常便饭，各种疾病猖獗，饥荒情况严重；后者是拜英国与法国之赐，两国强行封锁地中海岸所有的阿拉伯港口。数以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从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到伊斯伯的家园，都无法幸免于难。一项针对一百八十二座村落的可靠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住宅毁于战火，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亡。

这可怕的十年以及后续的冲击，促使许多村民背井离乡，飘洋过海，我的家人也是如此。从南美洲、西非到澳洲，都是他们的寄居之地；也有一些人来到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俄克拉何马市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这段流离的年代结束之后，1920年，当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时，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竟然比国内人口还多。

我的档案柜中有一个绿色的文件夹，标题写着“家族纪录”。里面有归化公民与婚姻的证书，美国陆军发给我祖父的退伍令，一位姑姑为祖母写的生平事迹，祖父从贝鲁特搭乘“拉佐号”轮船来到波士顿的纪录。还有两份皱巴巴、折了三折的族谱，涵盖我的母系与父系祖先，也就是萨玛拉与沙迪德两大家族。其中一份家谱上最早的一位先人萨玛拉·萨玛拉生于1740年，后来参与一场历史性的大流亡，据说是由霍兰地区（位于今日的叙利亚）的一群女性领导，来到山峦起伏的马佳永。家谱的其他部分就更为复杂，开枝散叶成两百多个名字，以英文和阿拉伯文一一仔细记录。

文件夹里也有照片，其中一张出现我的外曾叔祖父米克巴尔，脸庞看起来还有点孩子气，穿着很不合身的西装外套，翻领上别着一朵硕大的白玫瑰。其他的照片，女士们愁眉苦脸；男士们蓄着翘八字胡，一簇一簇的头发似乎永远梳不整齐。无论女士男士，都拿出星期日才会穿的考究衣裳，打扮得非常花俏。老米克巴尔开了一家布料服饰店，招牌上写着“物美价廉”，但是英语翻译就不是那么肯定：“宾主互惠”。上面的字体显然是出自母语人士之手，带着阿拉伯文的优雅斜度，向左边倾侧，压倒正经严肃、直挺挺的拉丁字母。

吸引我家人移民的美国，远在马佳永七千英里之外。尽管山道崎岖，海路凶险，然而旅程中最艰难的一段，却是在刚离开家园的几英里路，离开那些日后不再熟悉的面容。等到我们抵达纽约、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时，我们已经失去许许多多事物。美国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道：“旅行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并不存在。”换言之，你动身时不仅留下其他人，也留下你所知的自己。随家族姓氏而来的权势或惩罚消失了；先人胼手胝足换来的名声，到新国度之后无人知晓；了解你生命历程的人消失了；足以解释你所犯错误的过往缘由消失了；在你抵达新国度的那一天，除了你的姓名之外，一切都会消失，甚至就连姓名都有可能被迫更改。

为了生存，太多的事物必须抛弃。你的感受遭到忽视，因为有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对这些旅人而言，他们还能拥有的就只是生存，以及回忆中的脸孔，直到他们珍藏的照片磨损不堪，甚或四分五裂。尽管我们都无法唤起它的形象，伊斯伯·萨玛拉的大宅兀自矗立，诉说他的与我们的姓氏。这是一个让人回顾过往的地方，有如一具船锚，回顾留在那里的一切。对于我的族人，无论是离散还是团圆，伊斯伯的大宅向他们宣示：记得过去，记得马佳永，记得你的本来面目。

[1] 黎凡特（Levant）在历史上泛指地中海东岸地区，大约包括现今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区、塞浦路斯、土耳其的哈塔伊省，以及伊拉克部分地区和西奈半岛。

[2] 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是尼罗河的两条主要支流。

沉默何所知

2006年7月30日

“慢一点，”民众对着一名推土机司机大喊，他正在夷平镇上残存的建筑物。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失去家园，“慢一点，慢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声音。

有些苦难无法以文字来报道。对我而言，受苦似乎已是家常便饭。身为一位中东事务记者，我报道的是战争、战争的幸存者与死难者，以及许多既是幸存者又是死难者的人物。在黎巴嫩南部的村镇卡纳，某一天上午，以色列的炸弹找到了牺牲品。我们看到的死难者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环顾四周。原本安静的早晨被撕裂开来，一段时间之后，卡纳的声音与故事、盘与碗、信函与文字，还有它的历史，全都灰飞烟灭。推土机驶过去，清除人们残存的生活痕迹：一袋洋葱、一罐豆子、一张染血的蓝色床垫、一个茶壶、一帧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即将成年，模样不太自在。

慢一点，慢一点。这请求不断在我脑海出现，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些细微但意味深长的事物，准备再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闻到雪松与松树的芳香，非常清新，让人精神一振，仿佛象征更新的承诺。后来我才发现，当地原有的雪松与松树，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遭到摧毁。

来到卡纳，只见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闲置在一处看似街道的地方。有些黎巴嫩人相信，耶稣就是在这个遍布葡萄园、橄榄树与无花果树林的地方，施行把水变成酒的神迹。然而当我在那个夏日来到卡纳，可能有百年历史的橄榄树多瘤多节的树干被劈开来，像牙签一样。一辆雪佛兰老爷车被爆炸的威力抛出来，后窗露出一截破旧的波斯地毯。一头驴子发出嘶鸣，以色列军方的炮击又在远方隆隆响起，吓得一只猫冲过瓦砾堆。过了些许时刻，一位救援人员从废墟中现身，微微弓起背，怀中抱着一个才一岁大的婴儿，名叫阿巴斯·哈辛姆，卡纳炮击事件的第二十七位罹难者，绿色围兜前方悬着一个蓝色的奶嘴，前额上有一大片瘀伤，舌头从嘴巴疲软无力地垂下。他的身体后方放了一本《天堂之钥》，书页的边边角角已经烧焦。

大部分的死者都满布尘土或瓦砾，但还留下全尸，因此保持着最后的姿态：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呼救；一名老汉拉起裤子；十二岁的胡赛因·哈辛姆如胎儿般蜷缩，嘴巴似乎呕出泥土。穆罕默德·查尔胡布坐在地上，右手骨折；他的妻子哈蒂雅与母亲哈丝娜都死了，两个分别为十二岁与两岁的女儿赫拉与莎赫哈死了，三个分别只有十岁、九岁与七岁的儿子阿里、亚希亚与阿塞姆也死了。查尔胡布膝下全虚，悲从中来：“我原本还希望，上天至少会留一个孩子给我。”

战争再度登堂入室来到黎巴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黎巴嫩对战争比对和平更熟悉。我连续十八天报道以色列最近发动的攻击，和几位同行合作，追踪这场自1982年以来死伤最惨烈、破坏最严重的战事；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占领黎南长达十八年。这一回，先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军事组织真主党渗透以色列重兵防守的边界，在伏击中杀害三名以军士兵，俘虏两人。以色列大举报复，发动完全不成比例的反击，连续三十三天重兵压境，彻底摧毁一座又一座村庄，至少造成一千一百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以军的“驰车式”主力战车长驱直入；无人驾驶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如昆虫般嗡嗡作响。以军使用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F16战斗机、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麻雀飞弹、响尾蛇飞弹，还有借由集束炸弹留下的四百万枚小型炸弹，它们像播种一样撒在土地上，战争结束许久之后，仍然可以杀人伤人。

我的团队挥别卡纳时，我只希望一路顺风，踏上蜿蜒的道路，快速通过丘陵地带与硝烟四起的绿野，逃之夭夭。我开着自己那部吉普切诺基老爷越野车驶向提尔，抵达当地再各奔东西。来到提尔，我注意到的并不是更多的死亡；虽然当地有八十六副脸孔躺在廉价的棺材中，让黎南炽热的阳光暴晒。最让我动容的是一排妇女，身穿黑衣，在场地的一角哀悼。气温越来越高，少数几位女子掀起面纱，小心翼翼地动作，仿佛生怕一个微小的动作就可能扰乱这个世界。提尔的妇女并不畏缩，也不说话，更不要求旁人注意她们的哀伤。她们为众人服务，只要还有棺木等待入土，等待被送入巨大的墓穴，她们就不会离开。中东地区为人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沉默的意义。从这群妇女的沉默中，我们看到的是信仰。

我的沉默中有我的家族，从这场战争开打以来，我心中就一直挂念着他们。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亲戚都是背井离乡之人，而我总是和他们匆匆告别。告别的时机最好是在凌晨，天光未亮，婴儿还没有开始啼哭，妻子还没有醒过来，印度班加罗尔的信用卡公司人员还没有打电话来要求入账。我宁可自己一句话都不说，快速离开。沉默总比相隔千万里的揣测来得好。一把抓起行李箱，注意出租车的车头灯是否出现，抽一根不该抽的烟。上路。

然而我最常前往的地区，当年曾令我悠然神往，如今却是风光不再。过去数十年来我所迷恋、挂念、悲悯的中东地区，已经消失无踪。第一次深入认识中东，是大学时期到耶路撒冷度过一整个夏天。后来我又去了许多次中东，前往苏丹濒红海的奥斯曼帝国边境据点萨瓦金，来到靠石油业发展起来的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横越沙漠，抵达也门首都萨那。我造访某个气氛奇幻的古镇，一间一间房子有如玩具，搭配彩色玻璃窗、白色石灰覆盖着奶油色的泥砖。我继续旅行，行经波斯湾沿岸碧蓝的海水，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却虚幻的首都。特别让我动心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然而潜藏在万事万物之下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自在、优雅、没有多余的事物。任何事物只要让人感觉匆忙仓促、肤浅浮面、唯利是图、虚妄欺人，都会遭到排拒。这种生活态度的核心是一种悠长缓慢，让人们仔细考虑每一个选择的精神。人们相信，这样的精神显现在细小的事物与仪式之中，然而战争爆发，打乱了一切。

当战争让时间停止，代表价值的古老传统与安抚心灵的生活习惯也都随之中断。生活变得无人闻问，原本恒久的事物从此消失。当战争本身、战争的威胁或者战争之后的损失成为生活的方式，旧时的黎凡特生活也日渐式微。在我于2006年抵达黎巴嫩时，在此地交流的文化已经少之又少，政治化身为死硬的宗教论述或者更古老的从属关系；身份认同完全决定于这些从属关系，不再牵涉文化和语言。我们似乎只剩下没有公民意识的部落。世世代代连结人们的家园，很早就已沦丧；虽然古老的建筑仍然矗立，通过破旧的砖石与孤零零的拱门，喃喃诉说过往的时代。

2006年8月10日，凌晨3点30分，以色列军队进入马佳永。这个地名的阿拉伯文意思是“泉水之地”。战争已经杀到故乡的大门口，我当然担心伊斯伯大宅会不会毁于一旦。我知道自己必须跑这一趟，而且几天之后就出发。伊斯伯大宅已经荒废多年，旁边就是当地人称为“老人山”的赫尔蒙山。

开车前往马佳永的旅程，照理应该是心旷神怡的。一路山峦起伏，几个小时后抵达商业繁荣的纳巴泰，接着穿越利塔尼河谷，下一站就是马佳永。然而那天经过提尔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走哪一条路才不会遇到战火。后来我们选择一条曲折蜿蜓的小路，希望能够安全通过，避开空袭的威胁。人们说，当飞弹来袭，要等到它击中你的汽车，你才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我还是全神聆听，尽量保持安静，我要是开口说话，几乎一定会对同行者失去耐心。

我刚从伊拉克战场脱身，在那里待了三年。先前我参与过三场战争，如今突然间又要投入第四场战争，而且残酷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为了继续报道，我得依赖大量烟草，足以让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安非他命生意停滞。我的头发开始灰白，但那并不是年华老去的迹象，至少当时还不是。灰发是从约旦河西岸的拉玛拉与巴格达带回来的纪念品，再加上最后半年的婚姻生活，婚姻的影响尤其显著。过去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的冲突加剧，日子感觉特别漫长。她和我生了一个女儿，一直对我工作的死亡风险耿耿于怀，一切都是从2002年3月开始的，当时我人在拉玛拉，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射伤。

回想那一天，还没听到子弹声之前，我就已经先跌倒在地，声音震耳欲聋，我分不清方向。我本来以为是一枚震撼手榴弹爆炸，手脚动弹不得，但是没过多久，脊椎传来一阵刺痛，射伤我的这枚子弹原本可能是瞄准我的脑袋。我还记得自己告诉身旁的巴勒斯坦籍同事：“我想我中弹了。”感觉像是意会到自己中弹之后许久，但实际上只有一下子。他躺在我旁边，焦急地拍打我的身体并寻找出血的地方。

我瘫痪在死灰色的天空之下，温暖的鲜血浸透了我肮脏的衣服，几乎可说有一种安抚慰藉的感觉。后来我的伤势大致复原，但是我的妻子并没有，我们的家庭出现裂痕，岌岌可危，最后分崩离析。抵达黎巴嫩时，我就只剩一只行李箱和一部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输送带上飘流。

为了前往已经被以色列占领的马佳永，我们先向北赶路，来到利塔尼河，但是找不到渡河的路。桥梁残破不堪，临时开辟的便道也在空袭中柔肠寸断。利塔尼河虽然不算什么大河，但是水很深，就连在夏季也无法涉水而过。还好有人看到一座便桥，显然前一个晚上才搭起来（可能是供游击队运送军火之用），让我们得以设法通过。我们抵达首都贝鲁特，但是马佳永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当时的贝鲁特流行一首歌，《哦，贝鲁特，世界女士》，玛吉妲·鲁米唱道：“在废墟中绽放，像一树四月的杏花。”她的声音不断拔高，“绽放吧，贝鲁特！”然而我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意识到，不久之前的贝鲁特是如此生气勃勃，明日的贝鲁特却已不可能恢复旧观。进城之后，放眼望去，机场的燃料库还在燃烧，冒出一柱一柱的白烟，笼罩海边的天空。游击队每发动一次攻击，以色列就升高轰炸的力道，按部就班地摧毁贝鲁特的基础建设，成千上万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些好战政治力量与深厚信仰结合的城区，营造出一种凶险、恐惧、反抗的气氛。

我们驶过住宅区，居民观看电视上的战事报道，但战事就发生在几公里之外，人们听得到，也感觉得到。街道上，救护车的轮胎痕碾过满地的碎玻璃。呼唤信徒祈祷的声音，在突然间荒废的街道上回荡。偶尔有汽车擦身而过，多半是往叙利亚边界开去，那是逃离黎巴嫩的最后一条生路。

我们从贝鲁特出发，翻山越岭，进入扎赫勒，穿越贝卡山谷与当地的葡萄园，经常要为车队寻找汽油。我们驶过废弃的检查哨，蜿蜒的山路以月亮为路灯。周遭没有其他车辆，街道没有人烟。在以色列的直升机与侦察机大军压境之前，黎巴嫩政府军的官兵早已逃之夭夭。

午夜之前，我们来到马佳永附近，但是被迫回头。马路上出现一个弹坑，那里正是转弯绕过一座山丘的地方，山丘上的台地多处崩塌，山石饱经风霜。另一条路被岩石挡住去路，只能步行通过。还有一条沙土小径通往镇上，绕过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越过一道山脊，可进入邻近马佳永的山谷。然而以色列人还在镇上，占领我家族的城镇，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一位小镇的镇长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我们借宿，我站在他房子的屋顶上，眼前丘陵起伏，几百年前，我的先人就是被这些山丘吸引，从叙利亚出走的。赫尔蒙山有如一名站岗的士兵，但是不再白雪皑皑。此地距离马佳永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然而我知道故乡的橄榄树果实累累，只是还没有成熟。我想到卡纳被炸裂的树干，开始怀疑马佳永的橄榄树能否活到今年秋天，让农民收成。马佳永虽然是在历史进程中发展成形的，然而它从来没有遭遇过以色列摧枯拉朽的军力，而且本来应该不至于遭遇，只是战争的王牌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一两天前在宾特·杰贝尔的时候，我看到瓦砾像雪片般纷飞，苍蝇群集在死者的眼睛上，数百位民众听说了谣言，生怕找不到避难所，纷纷躲进一座十字军城堡附近的医院，在黑暗之中相拥。几位老妇人双脚肿胀，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裹着一层一层纱布，在地下室中等候。地下室以烛光照明，照着一个个汗湿的脸庞。

“老天爷！”六十岁的萨黛·阿瓦达从破烂的垫子上跳起来嘶吼，“不要再轰炸了！”地下室的儿童哭得更厉害了，一股热浪似乎越来越逼近。

“闭嘴！”拥挤的走廊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叫，阳光稀微。

在这里，战争的每一个要素都与个人相关。今天的攻击或轰炸行动之下，埋藏着某一个家庭发生的事件，时间可能是昨日，也可能是数十年前。以色列小说家戴维·格罗斯曼的儿子尤里死于2006年的战事，他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从人生的每一个部分出走，家的意义从此荡然无存，连身体都不再是你的家。”一个受过训练的军人在两国交战时的遭遇，这是一回事；然而当战火延烧到家园，发生在我们的街道中、院子里与土地上，发生在家庭，却是另一回事。卡纳的死难者不愿意逃亡，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这就是“bayt”的意义。

“慢一点，慢一点，”在那座古老而悲伤的城镇，当推土机碾过生活的遗迹，他们高声呼喊。我还记得破裂的盘碟与粉碎的物品交错发出的声音。马佳永会不会沦为战争的另一个注脚？我还有几天才能进入马佳永，但是这座小镇和伊斯伯在很久很久以前兴建的大宅，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希望它存活下来。

头一回走进伊斯伯大宅的正门，已是几个月前的事，当时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自己跟它有任何关系，而且大宅的环境凌乱不堪。以色列占领时期，我的家族放弃了大宅。我试着打开正门，钥匙不听使唤。努力尝试了好久，正门终于咿呀作声，向右边移动，一阵烟尘在我身后冒起，细致的蜘蛛网有如古代建筑遗迹。

伊斯伯死后，大宅一分为二，楼上是家人居住，我的祖母瑞伊法就在这里出生，她的母亲芭希雅·阿布拉·萨玛拉在这里住到1965年过世为止。伊斯伯死前，大宅才盖好没几年，芭希雅几乎全心全意保养维护，她的绣花枕头是屋子里的摆饰，米色的窗帘装点窗子与拱廊。日复一日，芭希雅跪在地上，亲手擦亮大理石地板。大宅并不会发光，但是会反射光线：访客到来时，他们的脸会浮现在各种物体的表面上，煤油灯的火焰在玻璃上闪烁。

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欣赏这幢伊斯伯大宅；对于它以及它的建造者，都还没有做好邂逅的心理准备。然而我迈出试探的步伐，踏进外曾祖父最喜欢流连的阳台，眺望不远处群山环绕的山脚下，在倾颓的别墅与休耕的田地之间，流溢着三眼小小的泉水：提尼、萨夫萨夫与席布里。泉水是马佳永地名的由来：卡比拉泉位于一条通往邻近村落的山坡路上，萨吉拉泉的距离也不远。

外曾祖父伊斯伯在1928年过世时，他的子女纳比、纳比哈、瑞伊法、拉提巴、纳吉布与赫达都还没有成年。我从未见过外曾祖父，但是还记得自己如何拼凑他的形象。我努力尝试了好几个年头，通过旅行、书信、家族纪录与各种故事。无论有何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是得来到伊斯伯的土地上才能催化这一切。黎巴嫩的美既不夸张，也不招摇，而是一种柔和之美：山丘被岁月磨成浑圆的形状，台地在千百年间日渐倾颓。

我眺望远方的赫尔蒙山，山区仍是漫漫寒冬，峰岭与山谷交错，大地向地平线延伸。风景如画，连绵不绝，无穷无尽，有如中国的山水画，地平线向云雾退去，如此缓慢渐进、模糊朦胧，让人无法确定大地究竟是在何处消失。我的视线随着景物移动，不断向后，搜寻尽头，徒劳无功。

马佳永的返乡之旅终于抵达目的地，然而当初驱使我踏上征途的问题，并没有从此消失，反而在我梦中不断出现：这地方剩下什么？还有什么留存下来？

语言文字无法完整重现战争的气味。我发现自己努力洗刷，尝试从头发上、手指间洗去战争的气味。我甚至不止一次用水冲洗鞋底。我们抵达马佳永的前一天下午，以色列从当地撤军，然而街头仍然冒出稀薄的袅袅烟尘。广场上弥漫着战争的气味，我的每一口呼吸也是如此。然而我不希望自己来到外曾祖父的旧居时，战争的气味还是挥之不去。

和其他什叶派城镇相比，马佳永遭受的损害是小巫见大巫，但马佳永的确受创不轻。先是几名据称与真主党结盟的战士，对一支以色列军方车队开了几枪，于是以军强力还击，随意开火，重创广场上的建筑，原本繁华的市区化为火海。萨米尔·拉祖克开设在广场上的店毁于一旦，一部彩票机、塞满长年收藏稀奇古怪商品的货架、恶名昭彰的一窝老鼠，全都消失了。以军所到之处，毁灭随之而来，房舍一幢接着一幢遭殃，密布弹孔与弹坑。以军占据了几个地方，有时候就在屋内地板上大小便。

马佳永镇长福阿德·哈姆拉说：“不用说，他们带来大队战车。”他呆滞无神的眼睛似乎跟不上他说话的速度。马佳永有大约四百名居民，老年人居多。对他们而言，以色列人有如幽灵，藏身在烟雾与黑暗之中，或者戴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头盔。以军撤退之前，马佳永人躲在家中，只敢小声交谈。他们知道战地就是如此：声音会引来子弹。

访问过镇长之后，我出发前往伊斯伯大宅，行经一条高低起伏的道路，暂时放下工作，不接电话，不做报道，不赶大限将至的稿子。我来到大宅所在的塞瑞尔区，这地方原本繁花盛开如云、一片静谧祥和；如今我却不知该怎么告诉远方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亲人有时会为选择牙签这种小事争执不休；有时又突然满脸笑意，掐着你的脸颊；有时意味深长地看你一眼，仿佛在说你会被打入大牢，折磨到不成人形（有其道理）。他们天性善变、热情。马佳永的镇民如果还记得他们，一定会毫不掩饰地说：“沙迪德家的人都是疯子。”我并不认为我的家人有丧失神智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身负特殊使命，要将每一个人都逼到疯狂的边缘，然后尽管受害者因为症状复杂，需要接受几十年的治疗，他们却会说：“我可不花这个钱！”

我的亲戚有时候会讲故事，但你最好别主动要他们开口。他们向来不会轻易透露讯息，也未必愿意回忆往事。他们聚居在俄克拉何马市的几个街区，住址顶多只相隔几幢房子，从来不曾远离彼此。我的亲人绝对不会遭受离群索居的厄运，从移民美国之后就一起生活，有朝一日也会一起死亡。小区就是一切，家园就是一切，如果你曾失去自己的小区与家园。

离开马佳永镇的广场，短短几分钟之后，我来到外曾祖父的大宅，然而脑海里浮现的身影却是祖母瑞伊法，她十二岁之前都住在这幢大宅，唱过的歌谣从黎巴嫩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大平原，继续唱给下一代的孩子听，我也听过。“哦，莱拉，她的眼睛谁都比不上，无比神奇。”在那奇特、纠结的一天，我坐在阶梯上，听到的就是这些简单的歌谣。阶梯旁边，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伊斯伯把瑞伊法抱起来，送上一辆马车，行经赫尔蒙山与利塔尼河谷。那是在瑞伊法还没有冠上另一个身份之前，在贝鲁特之前，在乘船之前，在汪洋大海之前，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之前，在墨西哥之前，在过河进入美国之前，在有着牛仔皮带扣环与涂口红、烫头发女子的俄克拉何马之前。我看着左右两侧古老的橄榄树心想，当年瑞伊法背井离乡时，是否也看着这几棵树？

这时我的直觉意识到，有一样东西正等待我仔细检视，于是目光也转移过去。一枚炸开一半的以色列火箭，硬生生撞进大宅的二楼，崩裂一大块墙壁，冒出熊熊大火。如果瑞伊法看到父亲的房子如此下场，不知会有何感想。当初伊斯伯从多尔什威、罕夏拉、卜提格林等地请来石匠，帮他把想象中的家园化为真实的建筑。这些黎巴嫩石匠认为石灰岩建材固若金汤，但是战争结合了新科技与历史恩怨，电光石火之际，无坚不摧。

发现那枚火箭之后几个小时，我跟人借了一把铲子，回到大宅，开始挖掘。表层土壤受尽风吹雨打，变得贫瘠易碎。我越挖越深，大石头被小石块取代，深层的土壤也比表层肥沃许多。先前我花四美元买了一棵橄榄树，大概是被敲竹杠了。它的树干跟一支笔差不多粗细，树枝延展的高度还不到我的胸口。我把它放进挖好的坑洞里，距离祖母年代的橄榄树大约三米，只希望这棵后起之秀未来能够彰显我的理念，让我的女儿以及她们那一代了解，无论保存状况好坏，伊斯伯大宅始终是一座值得付出心力的家园。

当时我感受到的就是“bayt”，它让我在心里许下承诺，如今已经坚持三年，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对承诺未必能坚持，而且我向来也不是乖乖待在家里的人。

小橄榄树

2007年8月10日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自从发现伊斯伯大宅被火箭击中那天下午以来，我仿佛又漫游了几个世代。我弯下腰来，触摸一年多前种的那棵橄榄树。它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我在骄傲之余却也难掩失望，小橄榄树是长大了，可是程度不如我的想象。过了这么多个月，它在石造的大宅前方，仍然显得无足轻重，主干似乎经不住一阵强风的吹袭，还要再过很久才能脱离弱不禁风的状态。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把小树培育成大树的人，一个顾家的人，一个慷慨大方的人。然而我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而且就像外曾祖父伊斯伯一样，我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扬名立万。我以为人们了解我的使命有多神圣，愿意为我改变生活的节奏，结果我错了。

但是那天我再度来到伊斯伯大宅时，饱受战争冲击，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婚姻破裂，失去女儿莱拉。我一如命中注定，从此孑然一身。我不去华盛顿，不去巴格达，不去贝鲁特，而是来到马佳永，2006年的战事已结束一年多，我准备重建这幢石屋，它是伊斯伯的家园，我们的家园。

在马里兰州郊区的某个地方，我和妻子曾试图修复关系，只是我们撕裂关系的力道似乎更强。那里有一个房间，躺着一个婴孩，我跟她道别之后，再次上路追求事业。我为离去感到歉疚，但是这份歉意还不足以停下我的脚步。我试图兼顾家庭生活，但却成了家庭中的客串角色。有时候，当战事恶化，我会忽略掉家事的变化。有一年夏天，事情看似有了转机，我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和女儿已经搬离。草地有人修剪，花木有人照顾，西红柿渐渐成熟，然而房子里面一部分的东西消失无踪，不多不少，正好一半。分割方式无比精确，有如外科手术，这个与我结婚四年的女人不愧是一位医生。

近来这段时日，世界每个地方似乎都有荒废的屋子，缺乏温暖的房间。在伊斯伯年轻的时候，在战争还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之前，他所知的世界并不是这副模样。

伊斯伯与芭希雅在1899年成亲，当时人们都说这桩婚事顺理成章，这说法并没有贬义。芭希雅的祖先来自萨尔特，她的面容柔润，没有心机，不会一天到晚想着钱，是一个和善又可敬的人。芭希雅家里有六姐妹，她是最漂亮的一位，但这倒不必大书特书，因为六姐妹都不难看，都是好妻子的人选，像一列鸟儿一样，亭亭玉立。

芭希雅凡事讲求真实，对伊斯伯而言有如一盏明灯。伊斯伯说的故事，经常是为了配合特定目的，他有许多心眼，未必都会表达出来。但芭希雅展现出一种超越了力量的特质，一种平静与均衡。她说话时，一字一句都不会是戏言。如果没有芭希雅，伊斯伯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伊斯伯的眼珠湛蓝、眼神严厉；芭希雅的眼珠则介于碧绿与淡褐色之间，眼神带有恳求的意味。伊斯伯个性强悍，桀骜不驯。芭希雅是马佳永当地人，自尊心强，受过教育，但性情沉静。她很害怕人与人的冲突，总是避开蜚短流长。根据她所受的教育，沉默是一种价值，可以阻挡任何事物。

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移居马佳永的，我已经不太确定。我等候了一段时间，希望有人跟我同行，但是与朋友讨论计划时，他们却都吓得六神无主。没有人愿意同行，我只好一个人上路，向《华盛顿邮报》请了长假，在马佳永租下一间公寓，当作伊斯伯大宅整修完成前的临时住处。我的房东名叫米歇尔·法迪西，开一部庞大笨重的红色奔驰，一看就知道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脑满肠肥，稀疏的头发染成黑得发亮的颜色。他有点像夜总会的乐队指挥，与三教九流的人士来往，抽红包的万宝路，一根接着一根，导致呼吸有如喘息，严重到让人不忍心开玩笑模仿。他对金钱相当在意，而马佳永是一个商业历史悠久的城镇，对自家的“shatara”引以为傲。就字面上来看，这个字的意思大约是狡猾、精明、机灵、聪明。不过一般在使用的时候意思更为广泛，暗示一个人诡计多端，多少会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这种人无疑比其他人来得聪明，对于那些天生注定要在市场讨价还价的人而言，这是令人羡慕的特质。

法迪西自认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谈公寓房租的时候，他对我在当地的朋友谢比尔说悄悄话，要求我第一个月的房租就要支付全额一百美元，虽然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大半，理由是他特别为我保留这间公寓，一再拒绝其他有意承租的房客（其实我在会面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间公寓的事，不过我没有提起）。

我怀疑法迪西根本是把我当成冤大头，准备好好捞一票。我的阿拉伯语带有俄克拉何马口音，不时用到埃及人的俗语，法迪西可能因此认定我是个傻瓜，更何况在他看来，所有外国人都是傻瓜。因此我表示异议，指出公寓墙壁上的水渍、摇摇欲坠的门、长满青苔的入口走道，以及满园的杂草。与其相信这样一幢公寓会有多抢手，不如形容它像某个连续杀人魔的童年故居。到最后，法迪西似乎不愿意继续浪费时间讨价还价，耸耸肩膀，像个一手烂牌但是大胆出击的扑克玩家，尝试说服我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但我就是无法认同。

傍晚时分，我买的几样家具送到了，看着搬运工人进进出出，我感觉到有人正看着我，目光来自一棵无花果树后方的窗口。没过多久，一位老妇人走向我，上下打量我一番，开始百般打探我的来历。从她的表情看来，她并不欢迎我的出现。她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殷勤待客的热情。阿拉伯人向来以多彩多姿的招呼语自豪，但这位老妇人完全不来这一套。

“你的房租多少钱？一百美元吗？”她问。

我点点头。

“你结婚了吗？”

我摇摇头。

“你会带自己的家具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斜眼瞄着老妇人，不太确定她这么问的用意，连谢比尔也被她搞糊涂了。这时突然停电，这是马佳永生活的家常便饭，老妇人总算离开，口中念念有词，说这间公寓对我来说空间太小、租金太贵。几分钟之后，老妇人再度出现，虽然还是一脸的不高兴，但手中拿着一支蜡烛，让我得以在这个停电之夜照亮新家。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离开暂住的公寓，继续筹划伊斯伯大宅的改建工作。我无意间看到谢比尔的一件旧衬衫，先是塞在厨房墙壁上的一个破洞里，后来被风吹过成熟的石榴树丛，成为赫尔蒙山景观的点缀。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我已经开始戒烟，那天我不断深呼吸，很高兴自己起床后一直没破戒。然而表象之下，却隐隐约约有些不安。朱玛娜是我在黎巴嫩硕果仅存的近亲之一，比沙拉是她的朋友，承诺会带工人过来，投入改建工作。不对，说“改建”太谦虚了，应该是：伊斯伯大宅的脱胎换骨。比沙拉带来的也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群艺术家！大师级人物！一场建筑的奥林匹克即将登场。比沙拉仿佛是野心勃勃的纳粹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对于马上就要破土开工的计划满怀热忱，唱作俱佳。他的描述有如歌剧序曲，墙壁倒下的声音轰然响起；接下来的咏叹调则是献给计划中的新卧房。（他劝我一口气盖五间卧房，贼头贼脑地说：“男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几间卧房。”）

比沙拉有如站在聚光灯下，开始一段冗长的独唱，引导我在想象中穿越一道门廊；新盖好的浴室，有着闪亮且无比昂贵的装置；排场足以举办国宴的餐厅；能够供应流水席的巨大厨房；以及一间气氛平静祥和的客厅，让精神崩溃的我得以复原——看过大家都绝口不提的账单之后，我一定非崩溃不可。

根据这位建筑大师的规划，楼上原本的一层会扩建为两层。一座优雅的新阳台俯临入口处的门厅，视野开阔，面对三排有窗的拱廊，以及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比沙拉希望保留屋顶的红瓦与门厅的大理石，还有阳台与窗边已有百年历史的铁栏杆。有些美丽的黎凡特风格瓷砖，或许也值得保存；房子的石材则需要好好清理。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建材都要汰旧换新。看着这份计划，我不由得打起冷颤。计划的文字叙述无比精确，有如勒索赎金的字条，我觉得我遇上了一个疯子。

而且，我们有时间这样大兴土木吗？

我向报社请了一整年的假，但我怀疑这场整修工程恐怕连厕所都还没盖好，一年就到了尽头。

那天早晨，我穿过芭希雅的花园，那里如今杂乱无章，遍地都是一团一团枯死的野草，砖瓦砾则来自崩裂毁坏的门墙。我心想整修工程总算要开始了，至少我希望如此。然后我走向大宅，以为会见到比沙拉的团队，然而整个工地却空荡荡的，只有工程师福阿德·拉胡德正在工作，他是朱玛娜的先生，做起事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他拿着一个看似金属书挡的东西，慢条斯理地敲打刮除已有几十年历史的灰泥。他的淡定和我的焦躁相映成趣，他看着我微笑。他的用意显然是想让我心安，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心安。

我努力做好心理准备，知道当天已经不可能戒烟，第二天恐怕也不可能。福阿德对我解释，那位眼光远大的比沙拉还在几个小时车程外的贝卡山谷，进行另一项工程计划。至于工作团队的其他成员，因为担心政府与真主党对峙的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已经撤回叙利亚。这场危机导致黎巴嫩瘫痪，各方在首都贝鲁特为下一任总统人选僵持不下。敌对阵营的电视台唇枪舌战，嘲讽对方的支持者是民兵或打手。大家似乎都已认定，唯有暴力才能够解决问题。

我心想，整修工程开工遥遥无期。伊斯伯会怎么做？我点燃一根烟。

苦等开工却没着落，当时我来到马佳永已经一个月。一个月前，我驾驶自己那辆绿色的吉普切诺基，补给品包括一条黎巴嫩人称为吐司的面包、五罐鲔鱼罐头、一些奶酪、几袋烤花生、几包杏仁、两瓶水、几根芦笋、几片棕榈心、腌秋葵、咖啡和一个马克杯。此外行囊里除了衣服、凉鞋，还放了一瓶格兰菲迪苏格兰威士忌，一路晃荡。

大宅没有地址可寻，黎巴嫩并未建立美国那种精确细密的邮政编码系统，方向指示仅供参考，连和平时期也不例外：经过一座倾颓的灯塔，看到一幅革命画像时右转，走到一座看似帕夏雕像前左转，就在一处乱石纵横的不知名干谷附近。每一条道路都有故事，虽然有些细节是新近添加，但景观与多年前我的家族看到的景观并无二致，他们离开马佳永，前往贝鲁特与美国。

1894年前后，马佳永出现逃亡潮，沙迪德家族是最早动身的居民之一。当时有一名来自梅图拉的长老遭人杀害，他所属的德鲁兹教派信徒差一点就对马佳永发动攻击。易卜拉欣·沙迪德个头不高，瘦削结实，蓄着很漂亮的翘八字胡，认定自己在这个充斥家族恩怨的国度已经结下太多梁子。于是他远离家乡，耗费了一个月的工夫，骑驴、乘船、搭火车，最后不得不用步行。他从贝鲁特出发，行经法国，抵达纽约，来到红河与俄克拉何马州界附近的一座小镇。易卜拉欣的最后一站是得克萨斯州的谢尔曼，一座草原小镇，地名来自得克萨斯州革命英雄西德尼·谢尔曼将军，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曾经招待度蜜月的江洋大盗杰西·詹姆斯。

易卜拉欣的兄弟阿亚什留在家乡，然而当他们的另一个兄弟谢哈德决定远赴得克萨斯州投靠易卜拉欣时，阿亚什也将他的大儿子米克巴尔送到美国，叔侄同行。当时米克巴尔只有十四岁，圆脸蛋，窄肩膀，手腕上有个十字架刺青，可以防止恶灵侵扰。米克巴尔遵循父亲的心愿，但是此生再也见不到父亲；虽然其他陆陆续续来到美国的亲戚，会为他带来点点滴滴的家人讯息，包括奥斯曼帝国征兵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米克巴尔跟着叔叔一起打拼，从街头小贩做起，后来移居新近才成为美国一州的俄克拉何马州。这地方盛产石油，朝气蓬勃，无法无天，和得克萨斯州一样属于边疆地带。

我开车到马佳永那天行经的干谷，历史上许多帝国曾经在此处相互激荡，赫梯、阿拉米、亚述、巴比伦、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塞尔柱与十字军。帝国带来帝王：尼布甲尼撒、提革拉·毗列色、便哈达。更多的后继者前来，从阿穆尔到库尔德的十字军克星萨拉丁[1]都是，接续他们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贝伊与帕夏、英国的陆军元帅与法国的高级官员。

奥斯曼帝国的发迹地是一个不起眼的酋长国，在十四世纪由奥斯曼酋长建立。但是帝国势力扩展到今日的黎巴嫩，始于稍后的塞利姆一世，他的禁卫军威震八方，征服了埃及与叙利亚。帝国在塞利姆一世继任者领导下登峰造极，这位称号一点都不谦虚的苏莱曼大帝，造就了当时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可能也是最先进的国度。奥斯曼帝国自称为“永恒之国”，横跨三个大陆，绵延超过六个世纪，等于是伊斯兰世界的罗马帝国，版图囊括中东、北非与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

然而如今没有人会向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人们就算回想起那个时代，提到的往往是屠杀，还有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在赋税与商业上遭遇的歧视，那是一个公平性荡然无存的年代。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百年间，它跨越原有疆界的阻碍，将许多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联系起来，有如拼贴出一幅精彩的织锦画，也形成一个整体远大于部分的文化。这个帝国能够延续数百年，关键就在于它的多元化特质，以及它自身的“包容”概念。阿尔巴尼亚人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与匈牙利人都有机会任职帝国政府，禁卫军多的是基督徒。就在距离马佳永不远的地方，当年曾经有穆斯林与基督徒、犹太人与撒马利亚人、切尔克斯人与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聚居。

1492年，穆斯林与塞法迪犹太人[2]被逐出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皇帝派遣舰队横渡地中海进行救援，并将他们安置在伊斯兰教律法较为宽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深受传统、神秘主义，甚至当地世居基督教徒的影响。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奥斯曼人”，有些人认为这正是后来帝国衰败的原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灭亡，从此再也看不到如此多样的文化同时存在于如此广大的地区。

战争是结束，也是开始。直到现在，马佳永最年长的居民都还记得奥斯曼帝国末年的“seferberlik”。这个字眼指的本来是征兵制度，后来意义丰富起来：饥荒、恐怖与疾病，在那个年代夺走无数的生命，耗竭了无数人的精神，迟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在马佳永当地，那个艰苦年代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清一色惨不忍睹：居民在堆肥与鸡粪中翻捡食物残渣；为人父母的会在晚上溜进田地，割下麦穗的顶端，将未成熟的谷粒磨成难以下咽的粉末，喂孩子吃；还有人直接吃草，只图一饱。在其他几个旧日的奥斯曼重要城镇，人们劫掠仓库，抢夺谷物、橄榄油、酥油、糖与洋葱。“我好饿！”的呐喊声，在夜里响彻贝鲁特的广场。斑疹伤寒与疟疾横行，老弱妇孺受害最烈。蝗虫侵袭瘟疫肆虐的乡间。死者陈尸沟壑，衣不蔽体，皮肤薄如纸片。崩溃发疯的故事时有所闻。

1920年，法国取得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开始处理新领土的十八个宗教派别，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德鲁兹教派、亚美尼亚天主教、犹太教等等。从以前到现在，这些教派对国家的形态毫无共识可言。于是危机接踵而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更加恶化。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到1990年；其他的冲突此起彼落，各阵营斗争不休，生灵涂炭。

通往马佳永有一条旧路，所经之处以各种旗帜、横幅与肖像划分彼此冲突的各个阵营，每一个都有口号式的主张。黄色代表真主党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地盘，他们是黎巴嫩规模最大的教派。一位遭暗杀领导人的肖像代表人数居次的逊尼派，他在行经贝鲁特一条滨海公路的弯道时遇袭，在烈火与爆炸中丧命。灿烂的绿色、红色与橙色代表基督徒，他们四分五裂成无数派系。有些教派仍然一厢情愿，自认高人一等，追求政教合一。每一个阵营的领导人都有头衔：赛义德、博士、将军、教授、教长、老师或贝克[3]。在这场有如迷宫的竞争局势中，每个阵营都相信未来的局势攸关生存，但是谁都没有把握自己能够存活下来。

抵达马佳永的第一个夜晚，朋友谢比尔以苏格兰威士忌与一张空床接待我。谢比尔能说善道，连悲伤时也不例外。谈话是他的戏法花招，用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掩饰自己的秘密。从他的窗口可以看到赫尔蒙山，1967年以色列占领部分山区，延着山脊设立检查哨，历历在目。再过去就是叙利亚，山脊则朝着约旦下降。

我们喝着酒，远处的梅图拉灯火通明，好像在奚落嘲笑我们，因为马佳永这边忽明忽暗，电力供应很不稳定。我已经习惯了巴格达的夜晚，灯光下只看得到堆积如山的垃圾与军方运送的混凝土（一天供电只有十二个小时），对于稳定持续的供电，反倒觉得惊讶。那天晚上的电流有如故意挑逗，有时正常运作，有时消失无踪，让我们陷入连续几个小时的黑暗。

我还没来得及谈起这个问题，谢比尔就先发制人，灯光再度熄灭，他醉醺醺、大剌剌地说：“妓女走掉了。”黑暗笼罩，这回时间更久。等到眼前又是一片光明，谢比尔大声说：“妓女回来了。”

谢比尔与马佳永的关系密不可分。他的家族以前在当地颇有名望，如今则默默无闻。他的健康状态不太稳定，夜里总是辗转难眠，满怀怒气，一再爆发，翻出一桩又一桩不满怨恨、想象出来的轻蔑，以及没完没了的争吵；他必须凭借这些情绪，才能证明自己仍然活着。谢比尔住在一个以回忆维系的荒凉城镇，但是对他而言，马佳永等于全世界。

一年多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原本有点犹豫，后来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的房子掩映在一片橄榄树林中，还有许多会结果实的仙人掌，距离马佳永的大路很近。房子有数百年历史，是一幢石造大宅，后来变成无法无天的大学生宿舍。家具破旧，每一件都盖着布，药柜里塞满了维他命和没喝完的酒瓶。一堆一堆的录音带布满灰尘，旁边是立体音响与唱片。一本占星学的书躺在茶几上摊开来，书页边缘都是折角。谢比尔对我说：“我们双子座的人都很会沟通。”不过他与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女子的婚姻，却也因此难以为继，他解释两人离婚的原因：“她是巨蟹座，我是双子座。”

房子外面有一辆1971年的白色奔驰，是他的车。他停车时不厌其烦，总是要开进开出，左右调整，直到位置恰好为止。

他说：“我停好的车一定要随时可以开走。”的确如此，他的车头一定朝着山坡下方。

我问他为什么。

“这样逃命比较快！”他大笑回答。

几天之后，他再次对我说明他的计划，但是以忠告的方式。

“不加豆蔻的咖啡，就像没穿礼服的新娘。”我的表亲朱玛娜有一天和我到邻居家喝咖啡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大意是如此。后来我又做了几次拜访，多认识了全镇各地的几张脸孔。刚到马佳永这段时间，喝咖啡的邀约让我应接不暇。芭希雅那个年代的习俗流传至今，苦涩的咖啡盛在有如特大号套筒的杯子里，从一个蓝色长把手的咖啡壶倒出来，整组用具则是放在一个镶金边的银碟上。

相关记载可以上溯到1716年，一位外地来的访客发现，马佳永人消耗的咖啡相当可观，他认为这要归因于居民的贝都因人根源；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维系着这个游牧民族的热忱慷慨。这位访客回忆：“我在杰代迪特（马佳永）找不到任何一家客栈或餐馆，但发现每一户人家都有如客栈。”（另一桩令他大感惊讶的经验，是他在一户人家做客整整三十天，居然从未见过家中女眷的脸，这大概也是贝都因人的传统。）将近三百年之后，马佳永的咖啡依然无所不在。一位朋友说：“杰代迪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咖啡，如果你请客却不送上咖啡，那就表示对方根本算不上客人。”

芭希雅非常清楚。

在芭希雅那个年代，在她生存的土地上，女性学到一些维系和平的方法。时代的氛围偏激极端，但女性呈现的是各种仪式与沉思，茶与谚语，一畦一畦的花园安抚人心，折叠整齐的纺织品让人安静而满足，让酱汁越来越浓稠的搅拌动作。每一个片刻都具备一些特质，让人们的眼睛、心智与感情暂时从悲伤中转移出来。

芭希雅是习惯的动物，一板一眼，而且自认是马佳永最顶尖的咖啡师。结婚之后，每天凌晨四点醒来，最迟不超过五点，就开始煮土耳其咖啡。她在露台上点燃一种名叫“kanoun”的炭炉，炭烧热之后，再将名为“rakwa”的长柄壶放到炉火上烧水，烧到沸腾再拿起来，倒进一匙又一匙咖啡粉，过程有如一场仪式。然后她把长柄壶放回炭炉上，拿着一把汤匙在沸水中搅拌。煮一壶咖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宛如沉思冥想，咖啡在她的搅动之下沸腾，她挪动长柄壶，壶面的泡沫涨潮又退潮，直到咖啡的滋味恰到好处为止，征兆就是所谓的“wijh”，一层薄薄的泡沫，芭希雅凭直觉分析它的黏稠度与色泽。

由于我是单身汉，朋友特别警告我，到单身女性家中喝咖啡，一家只能去一次，如果去第二次，就会有教士等着为我和女主人证婚。当地还流传一些古怪可怕的故事，声称有些女人会利用咖啡施展巫术，诱惑条件不错的男性上钩（一位朋友说，他那场莫名其妙的短暂婚姻，就是咖啡巫术害的）。这些女性都精通以咖啡待客的仪式，数百年积累的实际做法，让她们的每一个姿势都无比优雅。根据马佳永的习俗，客人吃过糖果、水果或者胡桃与葡萄干之后，主人才能送上咖啡或茶，通常还会再送上巧克力。聚会的时候要先招待客人，然后才轮到家人与主人。伊斯伯大宅整修应该开工却没有动静的那一天，朱玛娜、她的先生福阿德、比沙拉和我坐在一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很高兴：主人先招待比沙拉，送上加豆蔻的咖啡，接下来是福阿德，然后才是我。

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附近这一带的状况，以及那种令人不安的平静气氛。主人瓦迪娅·达巴基是国立马佳永学院校长的夫人，家住大宅对面，为我点名介绍尚未搬离这一带的住户：她、她丈夫莫里斯，还有跟他们相隔几道门的一位裁缝，通常夏天才会来住。瓦迪娅先前告诉过我，其他居民若不是到贝鲁特念书，就是到国外工作，美国或者某个石油业蓬勃发展的地方，例如迪拜。迪拜的女人会帮哭闹不休的婴儿穿上范思哲名牌童装；市区四处可见镜面，但是人们只看得到自己的影像。

瓦迪娅说：“你是本地的第四位住户。”脸上浮现淡淡的一抹微笑，显示她并不满意这么渺小的数字。她对孤独没有兴趣。

我们谈起大宅的重建工程时，谢比尔加了进来，说道：“我感觉很不对劲。我很不希望眼睁睁看你白忙一场。这地方并不属于你，你为什么不买一块土地，盖一间新的房子？或者买一间真正属于你的房子，整修装潢一番？这幢大宅住过太多人，它不属于你。”

谢比尔喃喃说出一句阿拉伯谚语：“一小块土地也会消灭一群人。”然后点点头。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时思索谢比尔和其他反对者的意见。简而言之，他们担心我并不是大宅的所有权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在马佳永当地，后代子孙间的争议经常会阻碍重建工作。家族纠纷旷日费时，导致许多老房子沦为废墟，犹如被遗忘的帝国边境据点。如果爆发争执，我不太确定自己会有何命运。

我在一种天真单纯的氛围中长大成人，与我阿拉伯祖先的务实经验很不相同。生长在阿拉伯地区的人，不但要体会何谓失落与反思，同时也会感受到混乱带来的无尽愉悦。人们为了特殊目的而表现或者伪装愤怒。愤怒能够转移注意力，有如某种诡计，用来帮一个站不住脚的主张模糊事实，或者掩饰自己真正的动机。从谈判桌上到晨间市场的争执，戏剧化表现都不可或缺。在这里，家族斗争像货物一样四处转送。沙迪德家族的成员向来暴躁易怒，留下不少故事，然而我那些坐在俄克拉何马市郊区家中吹冷气的叔伯阿姨们，并没有因此努力改善自己的坏脾气。谢比尔家住的那条路再往下走，有个地方叫作沙达德尼区，就是以我们家族为名的；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时，我一心以为会遇到成群结队的愤怒小矮人，趁着夜色为非作歹，动不动就拳脚相向。

很久以前，家族一位先人阿尼斯·沙迪德当过马佳永的镇长，很懂得如何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他头上戴着过去很受欢迎、奥斯曼风格的塔布什帽，永远端端正正，一丝不苟。他总是衣冠楚楚，皮鞋闪闪发亮，拐杖上端是纯银打造的把柄。然而这些装扮完全无法掩饰他脾气发作时，仿佛有蒸汽从他的太阳穴冒出。任何人恳求他改变心意或者调整做法，都会遭到断然拒绝。尤其当问题涉及他对水烟管的热爱时，更是没得商量。

有一位沙迪德家族的成员对自己的学校生活很不满意，于是将书本埋进花园地下，希望能够种出一棵知识之树。另一位沙迪德则是为了展现忠诚或者感情，试图为自己的爱犬“巴比·沙迪德”申办护照（“巴比”与阿拉伯语的“狗”同音）。我那位比较理智的祖父阿卜杜拉·沙迪德与祖母瑞伊法结婚前不久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在产油地带四处游荡，后来转往底特律，进入工厂与汽车厂工作，参加工会组织，和其他被称为土耳其人或者叙利亚人的黎巴嫩移民并肩作战。俄克拉何马是他的下一站，与底特律相比算是乡村地带。阿卜杜拉在这里尝到受尊重的滋味，难能可贵，原因则是一家货架满布尘埃的布料服饰店。阿卜杜拉买下这家店，原来的店主却在同一条路开了另一家新店。我爷爷自觉上当受骗，气坏了，和一位亲戚半夜偷溜出去，依照村庄复仇的法则办事，一把火烧了那家店。

什么样的家族在什么样的国度，才不会把金钱、房屋或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搅和得无比复杂？会引发争端的因素除了贪婪之外，还有怨恨、敌意与童年结下的梁子。当然，狂热但是声情恰到好处的谈判技巧会让情况火上浇油，就连自家人也难以避免。想象一下，一场没完没了、火冒三丈、立场快速调整的谈判。想象一下，威胁的话语脱口而出，越说越露骨。

我们就是如此开始的。在黎巴嫩，无论是房屋或者土地，或者包括房屋与土地但是荣景已消失的地产，任何财产的所有权都要分割成二千四百股。不必追问这数字是怎么订出来的，因为一定会有人主动告诉你，他们的口吻斩钉截铁，但是并不在乎资料是否正确。接下来会有其他人更正数字，越说越大声，越说越愤愤不平。于是短短半个小时之内，一段友谊或者一场婚姻可能就岌岌可危。有人拿文件出气，撕毁或丢弃，然后呢？摔门离开？那倒未必。争执者拂袖而去之后会再回来，挑起更多冲突。在这地方，时间就像一个无形的漩涡。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喜欢讲一个故事：有一名男子的父亲遭人杀害，他誓言要报仇雪恨，然而四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采取行动，邻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时候还早。”态度淡定，满怀耐性。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官方文书，大宅的所有权人顺理成章，仍然注明是“伊斯伯·萨玛拉的后人”。但这群人总共有23位，每个都是火爆脾气，散居在天涯海角，包括黎巴嫩、巴西以及美国的五个州——俄克拉何马、堪萨斯、密苏里、爱荷华、佛罗里达。我父亲那一辈，基本上每个人分配104股，再加减一些零头。我自己分到34.78股，必须四舍五入才能宣称分到35股。

几位新邻居一致认为，我要整修伊斯伯大宅，是愚不可及的鲁莽之举，而且过于轻率，相当危险，只有“美国人”才会这么做。

尽管旁人表示焦虑，也发出警告，但我心意已决。朱玛娜和我达成共识，整修大宅是为了家族，或者是为了某种家族的观念，带有烈士牺牲的意味。我们不会改变所有权的状态。我想我应该知会美国那边的伊斯伯后人，寻求他们的祝福，或者应该说是征求他们的同意。但是我承认，我一直没有这么做。那些堂表亲距离太远，长久以来也不关心这些事，我等于是拿到一张可以随意签的空白支票。

夕阳西下，我再度回到伊斯伯大宅。一路上，许多房子无数的裂痕隙缝，笼罩着柔和而迟疑的光辉。

伊斯伯大宅已经将近百岁高龄，是一幢宏伟的两层楼建筑，令人望而生畏。它的功能性相当实用，但优雅特质不可掩抑。它的石材层层对称，向上叠加，多达三十五层，最高处则是一层“armid”，这个阿拉伯语词汇源出土耳其语，指的是一种红瓦屋顶板，带有旧日黎凡特的都会风格。屋顶的支撑来自木造拱形结构，看起来像是小提琴的琴头，只是更加结实。两座阳台俯临一株粗壮的梅树，周遭以精致但生锈的铸铁栏杆围绕。较大的一座阳台凸显出大宅最优雅的部分：以两根大理石柱支撑的三重拱门。至于三重拱廊，则是最能够凸显黎巴嫩传统建筑风格的设计，灵感可以上溯到将近三千年前的古罗马建筑。

芭希雅晚年，大宅的楼下租给外人，有时候是两户人家。接下来的岁月里，大宅一直无法摆脱黑暗。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劫掠者将大宅洗劫一空，精细的家具丢进院子，让占住者乘隙而入。漫长的以色列占领时期，有个看起来怪异、阴险的人住在大宅楼上。对于艾伯特·哈达德这号人物，有人说他是以色列的间谍，有人说他是领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薪水的干员。哈达德人见人怕、恶形恶状的故事，甚至飘洋过海传到美国。2000年他跟随以色列人撤离，镇民在他的门廊上发现一具腐烂的狗尸，链子甚至都没解开。手段残暴变态的情报人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叫作“Mukhabarat”，多半会豢养凶恶野蛮的军犬，执行侦讯或刑讯之类的工作。

我走过花园，粉红色的天竺葵凌乱狼藉，就快因为缺水而枯萎。一位邻居不想看到倾颓毁败的大宅，于是沿着一道石墙种下这些天竺葵。大宅的大门锁着一道金色的锁，上面有个商标“拳击师”。整个门摇摇欲坠，由铁板、木料、纱门与缆绳拼凑而成，铰链的部分像是农家院落的门。它和大宅所有的门户一样，破破烂烂，丢三落四，门锁少了一道，把手与镶板也都不见了。我拿到一副钥匙，前几次都打得开门，今天却不听使唤。后来，门总算在吱嘎声中打开，后方升起一股烟尘，几束光线由上而下，穿透昏暗凌乱的房间，蜘蛛网从门口一路绵延，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大宅楼下的大部分地方，看起来都像被人劫掠过，也让我想起萨达姆·侯赛因刚垮台时的巴格达。一张褪色的画像钉在横梁上，来自某本阿拉伯生活杂志，女模特儿身材结实，发型是十年前的风格，电线与灯饰从天花板垂钓下来，只是大部分灯泡已经不见。地板上留着十多个不同的鞋印，显示这家人逃走时相当慌乱。我慢慢看出这地方的基本架构，隐而不显的设计。整个地方没有尖锐的转折，每一条动线都可以延伸。我走向平滑的石造楼梯，注意到脚下厚厚的尘埃之中，露出几块华丽的意大利地砖，让我为之神往，原因我说不清楚。我并不是很注重美感的人，但是知道这种地砖叫作“水泥花砖”（cemento，现在称之为sajjadeh，阿拉伯文“地毯”的意思，着眼于它那五彩缤纷且重复出现的图案）。这些瓷砖埋没在尘土中，看起来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但是我猜想应该还有别的颜色，只不过年深月久湮没了。

我造访中东地区许多回，但是从来不曾注意这些我踩过无数次的水泥花砖。例如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对面的费瑟青年旅舍，应该就有铺这种地砖。我曾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当时还是个愤怒的十八岁学生，为巴勒斯坦的一家英文周刊工作，报道第一次巴勒斯坦抗暴。后来我似乎开始对这种地砖有印象，那是到开罗做报道，在市中心的塔拉特哈伯广场，葛罗皮巧克力店、瑞奇餐厅与希腊俱乐部都有水泥花砖。塔拉特哈伯广场以巴黎为楷模，但有挥之不去的埃及色彩，这三个地方都是广场的地标。此外，我还记得曾经走访贝鲁特与纳布卢斯、大马士革与阿勒颇没落街区的住家、商店与餐厅，地板上的图案与色彩；在那些地方，我总是想要攫取某些根本不属于我的事物。

然而，真正让我神往的，还是伊斯伯大宅的水泥花砖。通往大门的楼梯底下，在一块石板旁边，铺了二十块水泥花砖，可能是最后的神来之笔，因为占的面积很小，是只有几米宽的狭长形状，既不对称也没有设计（尤其是和我在楼上发现的水泥花砖相比，后者面积更大，经过仔细安排）。我的外曾祖父伊斯伯节俭成性，绝不会浪费多余的地砖。眼前这二十块大概就是他的杰作，为整体环境画龙点睛。我一直盯着看，欲罢不能，陶醉于它们错综复杂的图案，以及原本丰富的色调。我用靴子扫去上面的尘土，终于看到淬炼一个世纪但仍未消褪的色彩：温柔的黄色、紫色和绿色，都是我先前从未看过的地砖颜色。

得知比沙拉还在贝卡山谷忙碌后，又过了一个星期，周末的早晨，福阿德来到我的公寓。他以一种安抚人心的绅士姿态，加上黎巴嫩人特有的信心，说服我大宅整修计划还有药可救。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正在深思熟虑，一定能找出解决之道，前提则是要与他的兄弟阿曼多合作。两兄弟会搞定设计的问题，解救我的苦难。阿曼多好像也是一位建筑师，福阿德不想给我不切实际的希望，已经先带他看过大宅，分析整修工程的概况。谢天谢地谢谢所有人，阿曼多没有被吓跑。

两兄弟的想法是：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建筑师，可以全面接手整修工作。比沙拉的计划太过复杂、太耗时间、太花钱，我们应该缩小规模，招募当地的师傅工人。我们会考虑时间（一年）和经费（永远不够），尽力而为。由于，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没有任何人对整修计划表达一丝一毫的关心，这是第一次，因此我同意和福阿德兄弟签约。

“我们会遇到许多惊喜。”福阿德说，我点燃另一根烟。

福阿德与阿曼多每星期会来工地一次，不过我们还需要找一位工头，负责监督日常工作，解决各种无可避免的疑难杂症。福阿德说，邻居或许可以介绍适当人选。我想了一下，想到希克马特·法尔哈，一位气宇轩昂、身材魁梧的男士，住在同一条路上的一幢庄园般的豪宅。希克马特是我在镇上最早认识的人之一，不过想不认识他也难：宽阔的肩膀、必不可少的胡须、英挺的鹰钩鼻、日渐稀疏往后梳的头发。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他：“你一定是马佳永镇上个子最高的人。”

“第二高。”他修正我的话。他实在是鹤立鸡群，但我相信他所言不虚。

我运气不错，希克马特有一个人选可以推荐。对方是他家族的朋友，1975年内战爆发之前，曾经帮他的家族盖加油站，加油站位于城镇边缘，是一座混凝土庞然大物。这人名叫阿布·金恩，希克马特打电话给他的儿子，转告说请他来一趟。一个小时过去，依然不见人影。我再打一次电话询问，希克马特说阿布·金恩已经来过，等了一个小时没看到人，于是回家喝咖啡。其实我们一直待在室外，站在大街上，他居然会找不到，这样的人实在让人很不放心。尽管如此，我还是去接他，反正马佳永的任何地方都没多远。结果，我还没认出阿布·金恩，他就认出我来，因为我是镇上的稀有人物：异乡客。他从阳台上对我挥手，就像一艘船的船长看到许久未见的同胞，邀请对方登船相会。

我问阿布·金恩能不能现在就过来一趟，他茫然地看着我。我再一次提出要求，他端详着我，似乎还是听不懂。我又大声说了一次，他终于点点头，要我给他一点时间，一边啜饮着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一边结束和一位客人先前的对话，后者一直狐疑地看着我。阿布·金恩总算下楼，来到街上，我们不再多说什么，很快就上路。刚开始他走得慢条斯理，大模大样；还好谢天谢地，过了一会儿他加快脚步，直奔伊斯伯大宅而去。

阿布·金恩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然而浓密的头发并不显老，向后梳得整整齐齐，而且花白的部分很少。他的脸庞黝黑，皮肤坚韧，满布年华老去与长年日晒的痕迹，但是整体而言仍然像年轻人一样紧实，尤其是下巴的线条有如雕像。

他习惯抽一种廉价的黎巴嫩“雪松牌”香烟，总是有半截烟叼在嘴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注册商标之一。几十年的尼古丁熏染之下，他的胡须已经变色。虽然只是中等身高，但他看起来非常强壮。尽管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却又有歌剧红伶的架势。毕竟，他是所谓的“maalim”，这个字眼很难翻译，用在营建业上，大致是指专业人士、专家或者高手，例如地毯高手、石匠高手、电工高手。

阿布·金恩是一位建造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位混凝土建筑的“maalim”。他拥有超过半世纪的专业经验，也不断对我耳提面命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每个小时都会提及。后来我了解到，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不理会其他人的想法，特别是其他工程师的想法，对年轻一辈的工程师尤其不屑一顾。他以艺术家自命，特别强调他一个人可以抵六十个艺术家，还会越说越激动。阿布·金恩绝不是个害羞的人，这对他而言天经地义。一走进伊斯伯大宅，他就把高谈阔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侃侃而谈当初的建造者，仿佛对他们的每一个意念与手势都了如指掌。来到那个天花板高耸的房间，他一边拍打着墙壁一边说：“这就是他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出这样的墙壁。”这时他随手一指，显然是在无意之间，指的不是某个特别坚实的墙面，而是墙上的一个破洞，贴着几张纸，在微风中飞舞。

有一回我跟他提到，我们可能需要找人清理大宅的石材，重新涂上灰泥，我问他：“你有适合的人吗？”

阿布·金恩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理会别人的问题。就算他肯纡尊降贵考虑某个问题，通常也不会立刻做出裁示，而是说一些模糊、安抚的话。

当时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告诉我：“你应该放轻松一点，不用担心。”我提醒他，工程必须在五月底之前完成。他以慢动作掐指数算，现在是八月，九月、十月与十一月都可以工作，十二月、一月与二月可用的时间都不多，不过到了三月就可以恢复正常进度。

他看着我，斩钉截铁地宣示：“我们会及时完成工程。”

然后他又说道：“上帝保佑。”重复说了三次，有如表明他与上天有某种特殊的约定。

第二天早晨，福阿德与阿布·金恩一起在大宅前等候。整修工作还有非常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我前一天晚上辗转难眠，看着一只蟑螂大模大样地走过，痛苦地想到，许多美好的关系都是被一个目中无人的因素破坏：不义之财。换句话说，对于阿布·金恩的酬劳，我和他还没有达成共识。那天早晨，我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先寒暄了几句，话题很快就转到酬劳上。阿布·金恩又开始大谈他的六十年经验，然后以发誓强调自己的诚实，例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之类的话。

他继续自说自话，滔滔不绝，用了各种夸大的形容词与骂人的话。他一边说我们一边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上楼又下楼，最后走到前院的橄榄树旁边，福阿德请求我介入。

我说：“阿布·金恩，我不是黎巴嫩人，而是美国人，做事方式和你们有一点不同。我有一定的预算，必须知道要花多少钱。”

我的要求徒劳无功。

阿布·金恩说：“我们应该先看看工程要花多少钱，无论是一天的工、两天的工，还是三天的工。我们会白纸黑字写下来，到时候再结算花费。”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的意思很清楚：“等到工程结束时，我要你付多少钱，你就得付多少。”

他微笑着说：“别担心，顺便告诉希克马特，叫他也别担心。”

他一边向我保证，一边捏我的肩膀，拍我的手臂，继续微笑。他凝视着我，样子就像老爷爷看着刚出生的孙儿。为了让气氛轻松一点，开始以敬语称呼我，叫我“effendi”，土耳其语的“先生”；称福阿德则是“sayyid al-ikram”，这个字眼在贝鲁特大概已经一个世代没有人认真使用。

福阿德终于动了气，阿布·金恩也终于开价：“七百美元，七百美元左右。”换算成黎巴嫩镑，大约是一百零五万元。

福阿德转头问我：“你能接受吗？”

我耸耸肩，阿布·金恩又开口说道，不知道是对谁说，又像是对全世界宣示：“每个人都追逐金钱，结果却失去了自己的人性。”

说老实话，我喜欢这个人的心思。

[1] 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国最负盛名的国王。提革拉·毗列色是亚述王，开创了亚述帝国。便哈达是大马士革王。阿穆尔是穆罕默德同代人，带领穆斯林攻占了埃及。萨拉丁为埃及苏丹，曾带领穆斯林对抗十字军，并夺回巴勒斯坦。

[2] 塞法迪犹太人指的是住在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

[3] 即“大人”之意。

三只小鸟

历史书写的用意，有时是要针对我们想象中的身份，为其背后的神话找出根据。马佳永以及它创建过程的神话，多半围绕着一连串的逃难过程。战争与流亡的故事，十八个世纪以来反复诉说，经常提到一座水坝，曾经为沙漠带来盎然生机。说故事的人如果继续铺陈传奇，他们就会提到三只小鸟，其中一只指引一群担惊受怕的流民，来到一个地方，也就是我家族的根据地。

这个起源传说是从地形崎岖嶙峋的也门开始说起，这是示巴女王的国度，古代乳香与香料的运输路线行经此地，蜿蜒穿越阿拉伯与阿比西尼亚。就是在这里，著名的马里卜水坝引水浇灌焦渴的大地；然而将近两千年前，它偶尔发生的溃决，也引发一场几乎毁灭一切的大火，导致马佳永居民的先人被迫迁徙到土地肥沃的霍兰，故事这样反复传诵着。在霍兰以及别的地方，这个沙漠部落的贵族与战士被称为“盖桑之子”，在传说中，他们成为帝国的佣兵，罗马人的盟友，贸易路线的捍卫者，兵员的来源，与波斯人争战的附庸国。他们所属的教会仍然保留“罗马”（Rome或Rum）的字样，显示他们的先人来自罗马帝国。

更多的流离出走随之而来，只是这些背井离乡的故事如今已很少有人传述。其中一则故事的开头，一群焦急惶惑的老百姓向领导人求助，希望得到睿智的忠告：我们是不是应该逃离眼前无所不在的苦难？为了解答人民的问题，这位领导人阿布·拉杰赫拿出三只小鸟，先把第一只的羽毛拔光，再把第二只的翅膀切掉，第三只则原封不动。阿布·拉杰赫坐回椅子，老百姓一边等候，一边思索领导人的意旨，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想当然的结论：有翅膀的鸟儿才能够远走高飞。于是他们上路，来到今日的马佳永。

阿布·金恩出现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在马佳永漫游，让自己重新熟悉这个地方，发现与体会它的美，记录已经消逝的一切。我越来越熟悉镇上的景观：多刺的玫瑰花丛有如漩涡，无比凌乱；红屋瓦滑落地面，摔得粉碎；一个原本很亮眼的蓝色涡卷图形，似乎是漆上去的，引导行人的目光去注意几面做工精致的木质百叶窗。没多久之前，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依循传统，在园子里种几棵柠檬树，可是如今只有在一条小路上还看得到寥寥几棵，我经常走这条小路到镇上广场。过去人们会以酸涩的柠檬汁来吓阻恶灵。

马佳永位于一处高地，色调是柔和的灰色、褐色和绿色，相融混合，和谐地映照马佳永的过往岁月。从伊斯伯大宅外面的几个制高点看去，马佳永周遭的形势一览无遗。从马佳永的进出门户再过去，是今日属于以色列的胡拉山谷，过去镇上的有钱人家会在那里置产。马佳永的西边有一道山脊，山脊的另一侧是利塔尼河，河水从橡树、尤加利树、松树的林荫下曲折流过。东边是赫尔蒙山，以色列与叙利亚的界山。再过去就是戈兰高地与库奈特拉，后者几乎已经荒废，因为以色列占领军在1974年撤退时大肆破坏。更远的地方则是霍兰，叙利亚一块幅员广大的内地，伊斯伯曾在那里做了多年生意，追求财富与名望。

面对赫尔蒙山，西侧有一处悬崖峭壁，下方是泰姆干谷与阿寇布，还有几座城镇，数个世纪以来形成一幅多样化但相互融合的宗教景观，基督徒、穆斯林与德鲁兹教派信徒，在这片山谷、山坡与山麓中生活。马佳永向来是这些城镇中最大的一个，镇上除了有一座逊尼派的清真寺，四个基督教派也各自建造一座教堂：东正教（最具规模）、天主教马龙派、希腊礼天主教和新教。第二大城镇迪宾的什叶派占多数，苍翠山谷另一边的布拉特与希亚姆也是如此。布拉特与希亚姆两个小镇之间夹着伊伯萨奇，居民以德鲁兹教徒与基督徒为主，橄榄树与葡萄园相当有名。赫尔蒙山上的修巴村是逊尼派村庄，与哈玛姆村、舍巴一样。以五彩缤纷陶器出名的拉夏雅富哈尔以东正教与天主教马龙派为主。更远一点的哈斯巴雅有德鲁兹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彼此交往密切，界限模糊。

马佳永周遭山丘的石材是淡灰色泽，与节节高升的台地融为一体。土地本身则有许多裂痕与褶皱，急转直下，犹如划过赫尔蒙山的线条。道路与小溪交错，小溪汇合深沟，深沟注入河谷。没有任何事物会呈现粗糙不规则的表面，全都被磨得圆润，就连从泥土窜出的岩石也是如此。最桀骜不驯的也许是风，总是呼啸不息。

近年来，在马佳永不太容易看到新生的树木，老树倒还是很多的，雄伟高耸，像哨兵一样矗立在山丘上。松树的针叶与球果散落满地。道路边上是一丛一丛的葡萄树，姿态毕恭毕敬，是当地风景的缩影。这些葡萄树又类似雕像，树干有如压缩、枯萎的岁月残余。我的公寓对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看起来高大茂盛，甚至颇有热带风情。有一天上午，它大模大样地摇摆着，我看到一个小女孩站在街道旁的树荫下，四周寂静，枝叶沙沙作响，她用一根棍子将树枝压下来，摘了一颗无花果，动作从容而轻巧。

过去经常轰隆驶过镇上的小卡车，如今不见踪影，它们将手提式扩音器架在车顶：铝材、铁材、汽车蓄电池大特价。如今镇上只听得见风声，和往昔一样的风声，轻轻拂过树林。

和阿布·金恩讨论酬劳问题两天之后，他早上九点打电话来，要我去接他。然后我们一起前往广场，会见法伊兹，他来自叙利亚西南部的达拉，三十岁年纪，已经同意参与大宅整修工作。法伊兹戴着一顶软塌塌的蓝色帽子，气质沉静温和，马佳永人会以“彬彬有礼”来形容他。我们三个人买了一部绿色的独轮手推车、两支拔钉锤、两支把手可以分离的铲子、一支凿子，还有一把我活了三十九年所看过的最巨大的大铁锤。

回到大宅，阿布·金恩带着法伊兹参观，先到一间我称之为“洞穴”的拱顶石室，然后是厨房、卧房。他告诉法伊兹：“用点大脑，估算一下要花多少经费。”

法伊兹的反应和几天前的阿布·金恩如出一辙，一样的手势、话语和点头动作——好的，好的，真主庇佑。阿布·金恩紧紧盯住：“估计一下你需要多少钱，然后告诉我。”法伊兹是个中高手，不肯踏入陷阱。游戏规则：不到最后一刻，不做任何承诺。

阿布·金恩再度出击：“你到底要多少，告诉我。十万镑？”法伊兹大笑，连我都觉得这价码有点可笑。

法伊兹终于开价：“五十万镑。”

阿布·金恩仿佛大吃一惊，夸张地倒退一步，“五十万要做什么？”开这种价码等于是侮辱人家的母亲，亵渎宗教圣人。阿布·金恩走到墙边，随手扯下一块灰泥，显示这项工作是多么轻而易举，他说：“你连铁锤都用不到。”

法伊兹辩解：“不是这样的。其他部分都是混凝土。”他考虑了一会儿，“我降价五万，四十五万可以吗？”

“还是高得离谱。”阿布·金恩回答。

法伊兹很想敲定这笔交易。

“你的底价是多少？”他问阿布·金恩。

阿布·金恩沉默了半晌，“三十五万。”接着他竟然当着法伊兹的面，对我眨眼睛。

不可思议的是，法伊兹居然接受了，不知道他是对价码满意，还是无力再缠斗下去。

我们走出大宅，上车转往别的地方之前，身为基督徒的阿布·金恩说了一段话，我上回从母亲口中听到过。

“一切托付在真主手中。”

身为穆斯林的法伊兹回答：“托付真主。”简明扼要，别有一种美感。

几分钟之后，我把车停在市场边上，阿布·金恩下车时转身对我说：“打电话告诉希克马特，他完全不必担心。”

刚到马佳永的几个礼拜，我经常寻求朋友的意见。例如海瑞拉·麦迪医生，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曾经担任地方首长长达五十五年的卡里姆·萨拉马年事已高，谈到海瑞拉医生时总是低头看着地板，“他对贫民不收费。”卡里姆接下来的话，我听希克马特说过许多次，阿布·金恩更是经常挂在嘴边。希克马特说：“今天的马佳永，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了。”

希克马特告诉我，曾经有一名病患带给海瑞拉医生六颗鸡蛋，充当医疗费。其他病患则是送上奶酪或者一种光滑细腻的拉布聂酸奶[1]。希克马特回忆说：“海瑞拉医生是为了不伤病患感情，才收下这些东西。”后来我总算查到海瑞拉医生的电话号码，但是联络时相当尴尬，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不过他还是主动提议来接我，而且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我的公寓。马佳永人的对话，十之八九是以家世背景当开场白，家族历史的回忆与描述，迷宫般人际关系的仔细铺陈。我的祖父名叫阿卜杜拉，海瑞拉医生对他没什么印象。阿卜杜拉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足迹。而且，我来到马佳永已经几个星期，还是不知道他的故居在何方。不过当我提到阿卜杜拉的父亲阿亚什·沙迪德，海瑞拉医生点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号人物。

我对沙迪德家族的认识，还不如祖母萨玛拉家族这一系。因此海瑞拉医生带我造访沙迪德家族过去聚居的地方。他对着蜿蜒曲折的街道指指点点，那里是达希尔家族的地盘，再过去转个弯是贾巴拉家族，旁边是艾德家族；至于这里，他以理所当然的语气告诉我，就是你祖父沙迪德的老房子。

沙迪德的老房子和伊斯伯堂皇的大宅，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老房子风格简单，两层楼的混凝土，旁边就是塞瑞尔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地方政府总部。它没有伊斯伯大宅让人敬畏赞叹的石材构造，没有炫耀财富的意味，没有展现品位的拱门。环顾它四周的街区，也不像前者那么气派，反而有难以遮掩的贫穷气息。平坦的屋顶在冬天雨季会化成一片泥泞，必须用石头压着，防止雨水灌进。

海瑞拉医生也住在这条街上，我和他走进他家里，与他的夫人坐下来喝咖啡。我们的谈话以四种语言展开：英语、法语、保加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海瑞拉医生曾到东欧国家攻读泌尿科，1985年出任马佳永医院院长。医院成立于1960年，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迈克尔·沙迪德医生。他为了这项计划，向俄克拉何马、堪萨斯等地的203位金主（我祖母也是其中之一）募集了30273美元。如今医院门口仍然挂着一块镶金的黑色牌匾：“哈拉蒙慈善医院，迈克尔·亚伯拉罕·沙迪德医生创立，经费由泰姆干谷与马佳永的移居人士赞助。”

海瑞拉医生领导这家医院长达十六年，一段对马佳永与黎巴嫩而言都非常艰困的时期，历经了战争、孤立与以色列占领。今日镇民回顾往昔，都认为虽然艰困，海瑞拉医生的任期却是这家医院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他的领导能力。

后来我意识到，海瑞拉医生是上一代马佳永人的典范，当时战争还没有耗竭人们的同情心，变化还没有颠覆人们引以为傲的行为模式。海瑞拉医生今年六十五岁，已经离开医院，但仍然望重一方，他白发苍苍，戴着一副彰显好学不倦精神的眼镜。尽管年事已高，他瘦削的身材并没有发福走样，下颚依然棱角分明，衬托着同样瘦削的脸庞。然而当我们一路谈到夕阳西下，他的话语开始微弱含糊，我知道他终究是累了。我已听说海瑞拉医生病得很重，从他显而易见的疲惫来看，这个传言不假。此时他小心翼翼，挪着犹豫迟疑的步伐，陪我走到街上。离开之前，我看一看他的花园，几棵果树久未浇水，还有几棵凌乱欠修剪，自生自灭；野草长满了台地，纠缠住海瑞拉医生先前种的植物；石块从挡土墙崩落，四处散置。我想到希克马特告诉我的一句谚语：“物如其主。”

马佳永人很少谈论癌症，认为这个字眼会招来厄运。提到癌症有如发出凶兆，会导致坏事发生，人们会改说：“那种病，愿主保佑我们。”希克马特称之为“邪恶病”，他对我说：“大部分人绝口不提这种病，将它视为秘密。”他耸耸肩解释海瑞拉医生为什么不谈自己生的病，“他会告诉你他生病了，但是不会说明是哪一种病。”海瑞拉医生罹患前列腺癌，虽然他没说，但是我知道病情相当严重。

接下来几天，我研读海瑞拉医生借我的书，一直难以忘怀他的尊严。这些“书”其实只是几个装有影印文件的档案夹，在满怀希望的亲朋好友之间传递。马佳永是我的第二故乡，通过文件上的模糊字迹，它的历史在我面前开展，呈现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仿佛铭刻在岩石上。几个星期下来，我的精神状态潮起潮落，我已经离开战场，但是并没有真正返家。我请长假，暂且放下新闻记者的工作，摆脱赶在一个又一个期限之前交稿的恐惧，心中并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我很想念女儿莱拉，她才六岁大。对她而言，我只是电话另一端一个飘忽的声音。在马佳永，电话系统经常出问题。

今日的马佳永是从五百年前开始辟建的。当地民众坚称，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当贝鲁特还只是一个省会的时候，马佳永的规模可以和它平起平坐。这种说法凸显出镇民是如何好大喜功，吹嘘过往历史；一个自豪的程度胜过实际重要性的地方，多半会有爱提当年勇的倾向。然而回顾马佳永历史的时候，羞耻与乡愁也是经常出现的情绪。在这个战争永不平息的国度，与过往的荣耀相对照，马佳永今日的情况让人感到一股悲哀，它无所不在，也让人们更容易把今与昔混为一谈。对于早期马佳永的人口，奥斯曼帝国有一份比较中肯的报告，撰写者是两个小鼻子小眼睛的奥斯曼官员，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2年，马佳永的居民有3752人（正教徒2195人，天主教徒890人，新教徒370人，穆斯林297人）。

今日的马佳永，人口只剩800左右，与全盛时期的数千人口完全不能相比。回顾当年的马佳永，几乎每一天早晨，来自伊伯萨奇、梅图拉与阿寇布的农民，都会带着酥油、牛奶与拉布聂酸奶到镇上的广场，在黑色火山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贩卖。大部分的屠夫都是在星期天宰杀，星期五是市集日，小贩会在石头上铺稻草垫，叫卖自家商品。人群聚集，呼吸着烤坚果与水烟燃烧的香气，游手好闲的人在擦鞋工旁边玩双陆棋；还有一些人坐在理发店外面的椅子上，让微风吹拂在刚刮好胡子、香气扑鼻的脸庞。也有人偷偷摸摸，在一家店里喝着亚力酒；这家店位置隐密，算是马佳永的地下酒吧。酒客一边畅饮，一边听着小贩南腔北调的叫卖声。

一名小贩高喊：“西瓜！西瓜！西瓜！买了就可以切的西瓜！”

商人一个个口若悬河，出奇制胜：“我的小黄瓜就像婴儿的手指！”“西红柿……红西红柿、青西红柿……来自山谷的西红柿！”“小萝卜有营养，可是吃了会放屁！”有一家店只能听到模糊的叫卖声，一名基督徒店主帮顾客配药材，药方来自邻近迪宾地区的一位什叶派长老，他看病人不分信仰。无论病人有什么疾病或症状，这位深知安慰剂妙用的长老只开两种药方：罗望子[2]、大茴香加茴香的复方剂，或者蜂蜜、鸡蛋、肉桂、肉豆蔻、丁香、生姜、液态苏合香、爪哇安息香与胡椒。（他会先用繁复的咒语进行治疗，如果无效再开药方。）

马佳永的社会层级分明，但是广场上的儿童没有什么阶级意识，总是一起玩小石子、球、山羊或绵羊的骨头；后者是向镇上的屠夫讨来的。弹弓是很受欢迎的玩具，不过迁徙的候鸟就倒霉了，它们的飞行路径穿越胡拉山谷，飞往跨越非洲与亚洲的大裂谷。星期天的时候，它们会聚集在一方小池塘上，让幼鸟玩耍。这座池塘是阻断一道从泉水涌出的小溪蓄积而成，也是一位雄心勃勃镇民的杰作。

年轻时代的伊斯伯·萨玛拉喜欢来这里戏水，特别是天气潮湿的夏日。也许就是在这里，他头一回见识到更上层社会的生活，有些孩子的玩具绝不只是旧弹弓而已，有些父亲的衣冠楚楚让他大开眼界，有些人像亲眼目击一样侃侃而谈历史大事。

伊斯伯·萨玛拉生于1873年，父亲名叫苏莱曼·萨玛拉，祖父名叫易卜拉欣，曾祖父名叫米哈伊尔，生于1770年；高祖父名叫萨玛拉·萨玛拉，在霍兰长大成人，后来定居马佳永。伊斯伯与三个兄弟法里斯、拉希德与赛义德曾经回到霍兰的草原，努力工作，追求功成名就。一开始，四兄弟将土地分租给佃农（抽取作物收成的80%），还养了绵羊、山羊与骆驼，此外也放贷并要求借钱客户拿土地当担保品。四兄弟也经商，贩卖“jibneh baida”[3]、拉布聂酸奶与酥油，用羊皮纸包着，以马匹运送，做得有声有色。

萨玛拉四兄弟野心勃勃，积极进取，但也锱铢必较。伊斯伯会在兄弟为酥油与小麦秤重时，偷偷用脚踩住秤来增加斤两，卖给贝都因人。萨玛拉家族使用一种独特的方言“Badraji”，在贝都因顾客前侃侃而谈时，不会泄露自身意图。

他们相当熟悉霍兰的沙漠地区作风、习俗与态度，当然，这是他们的家族传承。萨玛拉家族的行事标准，让马佳永的士绅难以认同，那是沙漠与霍兰的生存方式与做法。他们的阿拉伯语比较接近贝都因人，而不是其他较古老家族的黎巴嫩阿拉伯语，例如马佳永的沙迪德家族。萨玛拉家族会使用一些贝都因人的字眼，例如“南方”是“ibli”而不是“janoub”，代表游牧民族心目中圣地麦加的方位。

萨玛拉兄弟也具备贝都因人的热忱好客与荣誉感，两者都是长年以来沙漠生活的法则与传统；一个人能否在沙漠中生存，往往决定于邻人是否发挥善心。萨玛拉兄弟也有贝都因人的游牧习性，鄙视与他们做生意的农民，也瞧不起工作时间与内容固定的铁匠、杂货店主与其他开商店的人，尽管这些人都是他们的顾客。伊斯伯与兄弟奉行沙漠的行为准则，形态多样但是一清二楚，其制定者非常了解生活的危险多变。

广场当年风生水起正繁荣的时候，中心地带有一座“manara”，也就是灯柱，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遗物。当地人盛传，它曾经充当官方的绞刑架。这座灯柱竖立于1908年，竖立者名叫哈姆迪·贝克，是奥斯曼帝国的总督，镇上第一盏煤气灯也是他竖立的，他还在广场上留下许多设施。广场周遭有清真寺、省政府，以及大约八十家商店。这些商店吸引不少远道而来的顾客，卖的是五金、杂货、水果、蔬菜、糖果、面包、肉品，还有几家理发店。市集喧嚣，充斥着令人困惑的问候语，各种方言的大声争执，不堪入耳的秽言秽语，双陆棋石子的碰撞声，还有小贩的叫卖声。

广场最有名的建筑物，无疑就是逊尼派阿卡威家族的餐厅。花盆与花朵围绕着天井中一座喷泉，桌椅由低而高一层一层摆放。阿卡威用新鲜水果做成的冰霜远近知名，冰块来自赫尔蒙山的最高峰，每天供应。每年耶稣受难日的时候，这家穆斯林经营的餐厅会用扩音器播放祈祷文，当时还年轻的哈纳·沙迪德一方面赞美上帝，一方面也会回报这份情谊。

年复一年，在餐厅天井用餐的顾客会看到身为东正教徒的哈纳，庄严肃穆地登上清真寺的宣礼塔，转身朝向麦加，然后开始朗诵穆斯林的祈祷召唤，一字一句小心翼翼。多年之后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亲戚们提到这一幕都还会莞尔，回忆哈纳的吟唱是多么动听，但更有意义的是他与马佳永共同发扬表彰的立场。一百多年来，哈纳的呼唤一直回荡在马佳永人心中，他们与家人分离，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在动乱的年代，镇民会惊讶于穆斯林竟然能够接受一个基督徒，在他们与真主之间扮演沟通的桥梁。

在俄克拉何马市郊的一家杂货店里，我的两位阿姨纳吉芭与纳比哈回想人们专注凝视的脸庞，哈纳的作为让人们连接在一起；而当时马佳永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的人民学会了包容。哈纳帮助广场的每一个人，帮助马佳永的每一个人寻找神祇，这样的宣示在全世界传扬了数十年，哈纳·沙迪德为所有的男男女女寻找神祇，他仿佛告诉世人：“这就是马佳永。”

迈克·沙迪德是我一个远房堂兄的孩子，家中排行第十二，从小跟着不识字的母亲长大。马佳永曾被形容为“不重视环境卫生”，而迈克有九个兄弟姐妹在童年夭折，全都是病死的。迈克回忆，看病的医生只有“胡椒药膏、奎宁与甘汞”可用。他的父亲早逝，留给他母亲吉希菲一间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两头骡子和一笔钱，为数不多，但可以维持一家生活好多年。吉希菲决心要努力维持家计，经常向上帝恳求，在圣像前焚香祝祷，每天夜里也跪下来祷告。为了挣更多钱，她烘焙面包、洗衣服、帮人打扫房子。买衣服或者买食物的时候，也就是她示范如何节衣缩食的时候。她的三个孩子永远没穿鞋，一年只在复活节的时候吃一次糕饼。平时这一家人的餐桌上只有米饭、麦粉、晒干的无花果、橄榄、面包与蜂蜜。

在早年的马佳永，那些有土地、有职业、有生意可做的上等人家，总是对农民不屑一顾，耕种土地会让人看不起。马佳永人会说这是教育带来的荣耀感，其他地方的人则说这是一种傲慢。走在马佳永街上的男人，口袋里一定放着笔，腋下一定夹着报纸。来自邻近拉夏亚·富卡尔的哈吉·阿塞德·巴希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马佳永和一位法国专员见面，自我介绍时就说他是《自由报》的订户。识字与学习是值得骄傲的事，马佳永有三所学校，分别隶属于三个教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比较传统的人认为新教的学校是异端。当年最强大的正教国家俄罗斯帝国，资助马佳永的正教学校“莫斯科学校”与大约四百名学生。多年之后，有些老人家都还记得几句当年学到的俄语。

马佳永曾经有四家报纸，立场各有特色：《南方回声报》倾向自由派；《马佳永报》主张建立大叙利亚；《正言报》带有一点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复兴报》则是固守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马佳永是个满怀自信的城镇，追求“复兴”的社会在这里蓬勃发展，让它成为这一片广大内地的首府。

马佳永分成两个区，中间以一条大路隔开，路名就叫“大道”。大道西边是地势高耸的卡拉区，设有一座防守要塞；地势较低的是塞瑞尔区，是行政机关所在地。镇上最有钱的家族，像是法尔哈家族、巴拉卡特家族与戈麦亚家族都有漂亮的石材与红瓦宅邸，与早年叙利亚任何一个地方的豪宅相比都不逊色。

过去马佳永的教士会到富人与穷人的家里造访，一年两次，分别是在复活节假期，以及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纪念日。他们带着一桶一桶受过祝祷的水，泼洒在屋子的墙上。他们没有薪水，生活依靠祝祷带来的捐款，以及主持婚礼、洗礼与葬礼、撮合婚姻收取的费用。

当时和现在一样，宗教无所不在，是生活潜在的节奏。人们对着圣母玛利亚、弥赛亚与十字架起誓；感谢万能的主赋予人们工作能力，帮助人们延年益寿，庇佑旅人平安。对于尚未报复的深仇大恨，人们祈求上帝掩埋仇恨。

然而上帝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在塞瑞尔区，富丽堂皇的廊柱拱门建筑是奥斯曼帝国在马佳永的据点，也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很久以前，就是在这里，一名官员可能是因为一心想着午餐，也可能是喝了一杯亚力酒的缘故，搞错了伊斯伯出生的年份，导致他被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征召入伍，那时他已四十三岁。三年之后，伊斯伯被判处死刑。

伊斯伯·萨玛拉被征召入伍，显然是行政人员的疏失。然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德国结盟，官员显然有比文书工作更迫切的职责。帝国政府人手短缺，百废待举，于是从城镇征召年轻男子，尽管这些城镇数百年来都豁免兵役义务。许多届龄男子逃往美国或巴西，耗尽所有积蓄只为一张船票，要抢在贝鲁特港被封锁之前，搭上最后一班意大利轮船，那时是1915年。留下来的年轻男子则四处躲藏，有人还男扮女装，照常出门。

伊斯伯出生证明显示的年龄，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上十岁，他不认为这种行政疏失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但是奥斯曼帝国当局似乎并不这么想。伊斯伯径自回到马佳永，当地驻扎一支人数不多的土耳其部队，于是他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伊斯伯被解送到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关了好几个礼拜，等待处决。这座广场是大马士革的行政与商业中心，闪闪发亮的青铜列柱相当著名，是将近十年前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竖立的。

对于丈夫入狱的事情，芭希雅得到的信息很少，但是她推测出是怎么一回事。她有六个孩子要养，而且和丈夫不一样，不会以冒险犯难为乐。她也从不认为，日常生活的事情可以任凭她摆布。她保持耐心，按兵不动，但是伊斯伯最小的弟弟拉希德毫无耐心可言，恳求大哥法里斯展开行动。法里斯比伊斯伯大十六岁，大呼小叫的个性和伊斯伯的沉默寡言完全不同，他收集家族中所有的黄金，远赴大马士革，四处找门路行贿，但徒劳无功。时间越拖越久，法里斯担心大势不妙。不过就在伊斯伯被送上绝路之前，法里斯终于靠贿赂打通关卡，但四兄弟多年来的辛苦积蓄也几乎葬送。

从行刑者手中逃过死劫之后，伊斯伯似乎变了一个人，或者至少让他更加相信自己是如此独特，是天意眷顾的人。他的自信心越来越强，认定人生的路向由他决定。对于大难不死、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并不陌生。然而个人的一次胜利，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许许多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有些人幸免于难之后反而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并不值得享有如此的幸运。有些人将幸运视为获得肯定，代表命运向独特非凡的自己低头臣服。伊斯伯就属于后者，我希望我不会如此。然而我躲过那颗索命子弹的时候，要比等待处决的伊斯伯年轻，对于理解或者厘清事态的能力，在今日看来恐怕并不足够。毕竟，我是伊斯伯的曾外孙，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1] Labneh，去掉乳清的酸奶。

[2] 罗望子，别名：酸角、酸豆、罗晃子、甜目坎等，拉丁文名tamarindus indica l.，为苏木科罗晃子属常绿乔木。原产印度及热带非洲，1900年引进中国台湾，东南亚国家将罗望子入菜，但在台湾均栽培为观赏树。罗望子不仅是调味料，还是水果的一种。广州等地有引种栽培。

[3] 一种奶酪。

最后的绅士

我在2006年战争之前就认识了谢比尔，他比我年长二十岁，头发乌黑，但是像青少年一样剪得很短，胡须也修剪得一丝不苟，要求无比精准。他的眼神经常闪烁着亢奋惊讶，越来越大的肚子则让他越来越不舒服。俄克拉何马市是我们的交集，我在那里出生，谢比尔则是七十年代在那里工作，当时他以“山姆”为名，工作之外也念过一点书，并且经常大量嗑药。这么多年下来，他仍然有吸食大麻的习惯，也一直大力鼓吹吸食大麻的好处。谢比尔有一种长期嗑药者茫然的抽离感，任何事都不会让他感到不对劲，也从来没有任何急迫感。

有一天我在伊斯伯大宅工作，中途休息，发现谢比尔待在自己家里，站在阳台上，只穿一条四角裤，没穿上衣，端着一杯威士忌，一张波斯地毯挂在阳台栏杆上，难得的是，地毯清理得很干净。

“你身体还好吗？进行得怎么样了？”他的声音浊重。

我走进他家，他倒了一杯酒给我。

“敬酒！”我用阿拉伯文对他说。

“祝你胃口大开。”他也以阿拉伯文回答。

然后又以英语说：“老兄，干杯。”

谢比尔总是热忱好客，在这方面远胜于其他当地人。他和老一辈的人一样，以自己严格遵循古老家族规范的礼节为傲。谢比尔的一位朋友说，马佳永人总是坚持要求：“下回您到马佳永的时候，一定要来我这里吃顿午饭。”然而下回你来到这里，他们并不会真的邀请你，而只会重复先前的建议：“下回您……”然而有些人连这种勉强为之的客套话都说不出口。在我租住的公寓附近，有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刺耳到令人害怕，她经常对丈夫或女儿大吼大叫，顶着一头乱发在街道上游荡。有一回她居然跑到我的门口摘花，我一脸讶异，她瞪着我看的眼神，却似乎带有一种满足感。相较之下，谢比尔的好客精神无穷无尽，表现得和蔼可亲。我喝完第一杯威士忌之后，他拿来一杯冰块，把格兰威士忌的酒瓶放在地上，大喊：“倒酒！”

冰块杯旁边放了一些腌渍物与各种点心，有腰果、南瓜子、花生与开心果。场面变得有点尴尬，因为我没想到谢比尔随手切换电视频道，居然转到一家色情电视台“上等香料”。于是我们就在一场生猛春宫戏的陪衬之下，开始讨论烹调，谢比尔建议以葡萄叶包覆小黄瓜，这样可以加快小黄瓜腌渍的速度。烹调之后，我们谈起政治。

谢比尔认为，1973年是黎巴嫩的最后一个好年头。这个国家的战争与危机，显然令他身心俱疲。谈到2006年时，他似乎更是疲惫不堪。促使我来到马佳永的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余波荡漾，仍然吞没了黎巴嫩的一切，政府试图围堵真主党的势力；当然，以色列在一旁虎视眈眈。

真主党的领导人说，以色列如果胆敢再度发动攻击，一定会“大吃一惊”。没有人能对情势放心。

“我操！这个鸟国家。”谢比尔骂道。

他的健康一直问题丛生。我们继续聊，他娓娓道来，一五一十介绍自己经常作怪的胃部。然后他详细描述自己动过的一场手术：缝合直肠的一道裂口。后来，他又经历过一次憩室炎发作。曾经从鬼门关口逃过的他，试图拉起大肚子上紧绷的衬衫，想要让我看他的伤疤。不过我们的对话很快就绕回伊斯伯大宅。谢比尔的立场毫不放松，要求我放弃整修计划。

他说：“马佳永的人都认为你疯了，应该关进精神病院，不能放出来。”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别误会，然而你是美国佬。”

“穆萨·巴拉卡特！”谢比尔突然大喊一声，让人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开始挥舞手指，这是他平常发布重要讯息时的招牌动作。谢比尔单刀直入：穆萨在荣耀心与历史感的驱动之下，希望把家族的房子翻修一新。他试图和亲戚达成协议，把家族在约旦的农田与柑橘园让给他们，马佳永的房子则由他继承。如果价格方面有落差，彼此可以相互补偿。然而等到穆萨花了十五万美元来整修房子，他亲戚却撕毁已经写成白纸黑字的协议。据谢比尔描述，事发之后，穆萨一开始甚至无法走进房子，亲戚的狭小肚量令他伤心欲绝。直到如今，他仍然耿耿于怀，还是不太愿意接近那幢房子。谢比尔说：“听好了，你这浑小子，小心一点！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就把老二割下来自己吃掉。”

我大笑回答：“谢比尔，我完全同意，这件事的确很冒险，只有上帝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你想象一下，我的整修计划可以让一些失落的事物重新出现。”

“那倒是比该死的康塔·金特[1]要来得好，他死抓着自己的房子不放，谁都奈何不了他。”谢比尔说。

“马佳永人脚踏实地，也非常和善，前提是不要碰触到财产问题。”谢比尔接着再次引述那句谚语：“一小块土地也会消灭一群人。”突然间，我觉得心境平和下来，他的情绪和二手烟有一种镇静的作用。

“你要记在心里，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会像植物一样突然冒出来，整个家族就像杂草丛生一样，你根本搞不清楚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谢比尔的双下巴摇晃着，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就是马佳永人的心态。”

日复一日，一车又一车的瓦砾从伊斯伯大宅向外送。阿布·金恩使用一把铁锹，把墙壁上那些比我还老的空心砖撬松。他每用力一次，灰色与棕色的沙尘就像小溪一样向下淌。墙壁不断震动，工人法伊兹抡起大铁锤，敲打曾经是卧房楼梯的地方。另一位工人马利克看起来一肚子不高兴，让我想到开罗的街头恶棍，或者巴格达的火爆民兵。他站在一个桶子上，一块一块铲掉“洞穴”的灰泥。马利克按部就班，法伊兹则手脚勤快，迅速摧毁一面又一面墙。两个人的脸上都是灰尘，化成石头的颜色。

我站在那里，法伊兹猛力挥击四次之后，灰泥开始出现裂痕，空心砖开始移动、崩解。看着他工作，我觉得既兴奋又害怕，等待天花板塌陷下来，房间在我们眼前化为瓦砾。

“再解决一块空心砖就好了。”阿布·金恩眨着眼安慰我，然后，他对付的那座墙就在重击之下垮掉，碎片撒得满地都是。

这场毁灭有其意义，过程相当优雅，代表大宅以高速奔向自己的终点，但终点也是新的起点。尘埃如云，涌出房门，随风飞散，迅即消失。风吹过大宅，扬起一阵薄雾，遮掩午后的日光。香烟的烟雾舞动着空气中悬浮的尘粒；鹤嘴锄撞击石头迸出火花；光芒化成弧线后被尘埃吞没；声音一阵一阵咄咄逼人，仿佛军乐队的鼓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过去曾被占住者盘踞的房间已经消失，厨房的大理石水槽和浴室的固定装置，也被一一摧毁或拆解。许多我不知其出处的物品，随之一扫而空。独轮车每出去一趟，大铁锤每挥击一次，大宅的一段十年历史就跟着烟消云散。这场有如漩涡的毁灭过程，需要强大的力量、赤裸裸的蛮力，才能够卸除这幢大宅的苦难历史，让现在和过去分离。随着大宅的每一段十年从我眼前飘散，大宅开始展现自身面貌，让我看到历史。

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周遭的世界感到不满，因此越来越关注伊斯伯的世界。与我的世界相比，伊斯伯的世界虽然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动荡混乱的程度不相上下。伊斯伯把这幢大宅打造成自家的堡垒，无比坚固，屹立不摇，仿佛是从地底的岩床直接生长出来的。大宅可以弥补他的粗野不驯，为他的家人提供栖身之所和未来的保障，同时也是一份遗产。我的家人都不在身边，他们对大宅整修计划兴趣缺缺。有几回跟女儿莱拉谈话的时候，她会问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重建我们的家园。”然而以她那么小的年龄自然无法理解。我的离家远行，说也奇怪，目的是为了要与身边所有的人弥补修复关系。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毕竟我在美国的家园已经消失，再也不可能恢复旧观。也许伊斯伯大宅整修计划，终究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补偿，只能满足我自己而已。每当我心中浮现疑云，我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整修工作上。为了某种原因，可能是我在俄克拉何马那些垂垂老去、日渐衰颓的亲人，也可能是其他因素，我必须坚持下去。大宅是家园，曾经代表丰富的意义，我要让它重生。

我们都很想知道，如果我们让大宅返璞归真，还原到伊斯伯当年最核心的愿景规划，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甚至是短短几天之前，大宅给人的感觉还是其貌不扬、空间狭窄、光线昏暗，有些房间会给人无法忍受的幽闭感。然后大宅进入毁灭的过程，得到解放，显露自身的根源，也就是一百年前刀砍斧劈的石材。地下室连接着充当地基的岩石。在“洞穴”的拱廊上，较小的石块层层叠叠，有如混乱的几何构造，粗糙、无秩序，但仍然完美。较大的石块砌成一道又一道墙，由来自黎巴嫩北部的石匠精心打造。这些石块有一种不经意的美，棱角的设计透显出力量感。两道平行的拱门也是由石块构成，过去曾经是堂皇雄伟的入口，通往我外曾祖父辟建的大宅。多年以来，拱门的下方被石块填塞，曲线变成一道墙的轮廓。更糟的是，它们后来还被混凝土掩埋。如今，拱门恢复旧观，俨然是通往另一个时代的门户，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代，伊斯伯·萨玛拉的绅士风度开始打折扣。

1918年的收成很好，德鲁兹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都大发利市，将农产品卖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垒的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养活数以万计的士兵。英国人坐拥大笔黄金，与阿拉伯盟友向德鲁兹教徒采购谷物，伊斯伯和兄弟们那一年的收成有六百蒲式耳[2]，一半卖给土耳其人，但是希望另一半能卖到更好的价钱。最后伊斯伯同意土耳其人收购另一半谷物，然而拒绝接受他们的纸币，也不接受奥斯曼帝国的金镑货币。伊斯伯眼光独到，当时就预见奥斯曼帝国可能来日无多，因此要求买家以英国的金币支付。土耳其人别无选择，萨玛拉兄弟黄金入袋。

这笔谷物交易改变了萨玛拉兄弟的一生，在敲定的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日后会发生什么事。萨玛拉兄弟的孩子后来迁居数千里之外，看到的却是一幅永难忘怀的景象：他们的父亲永远活跃在记忆之中，像小男孩一样奔向他们，奔向家园，无忧无虑。有一个孩子在长大成人许久之后，仍然会以苦乐参半的表情，回想起当时家中的客厅，金币堆得像小山一样，在夕阳照射之下闪闪发亮。

一天早晨，我暂时放下整修工作，离开工地，约谢比尔十点钟碰面，一起去逛马佳永的星期五市集。村落市集是发源自贝都因文化的传统，马佳永附近的许多小镇都会举办。克拉亚的市集在星期天，纳巴泰在星期一；最有名的萨德汉市集在星期二，这个小镇离考卡巴不远。所谓的市集其实只是大杂烩，匆忙搭建的帐篷，摇摇晃晃的小摊，叫卖的商品五花八门，从围巾、螺丝起子、酒瓶拔塞钻到盗版CD，无奇不有。“价格实惠公道！”小贩高喊着，并没有特定对象。不管局势有多紧张，甚至就算战争爆发，什叶派的肉贩还是会把肉品挂出来，割一块烧烤一番。务农的德鲁兹教徒戴上白色毛线帽，穿着宽松的裤子，贩卖腌渍的山苦瓜与高丽菜。

谢比尔有时候自称是俄克拉何马人，然而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马佳永人。有一回我和他走在一起，他突然退缩却步，原来是一头黑山羊从我们面前走过，这件事更让我确认了他与马佳永的渊源。黑山羊和邪灵一样都是凶兆，不可等闲视之。冬天的时候，谢比尔出门之前一定要往自己脸上泼冷水。他经常谈起自己的迷信，今天我们来到市集，他一边环顾四周人群，一边警告我：“你要特别提防那些牙齿有裂痕和蓝眼睛的人，”口气无比严肃，“还有额头窄小的人。”

我们走着走着，谢比尔告诉我一个又一个马佳永镇民的故事。法里德·马路夫的每根手指有四个关节，比普通人多一节。法里德的一双大手，曾经将一匹马打倒在地。谢比尔突然睁大了眼睛，想起一个他很佩服的人：纳比赫·阿布·卡塞姆。他说：“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早晨，纳比赫和几位朋友正喝着酒，大家觉得肚子饿了，纳比赫二话不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拿了一把刀，悠哉游哉地走到屋外，看见一头绵羊，直接从它屁股割下一块大理石颜色的肉。绵羊痛得惨叫，纳比赫走回屋内，刮掉这块肉表面的肥油，切成一片一片，撒上盐巴，和朋友分享。这一伙人继续饮酒作乐，浑然不管那头绵羊的哀嚎。

谢比尔深受马佳永的文化与传统影响，这座城镇虽然江河日下，但伊斯伯时代的一些特质仍然保留了下来：在这里，轻视会引发不满，不满会变成怨恨，累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谢比尔近来怨恨的对象是杂货店老板萨阿德·巴拉卡特，事情起于有一回谢比尔走进巴拉卡特店里，试吃了两颗杏仁。

巴拉卡特问他：“要不要我帮你开一罐啤酒？”谢比尔从柜台抽了一张面纸，拿起自己刚买的一罐软性饮料，把上面擦干净。巴拉卡特又问：“你以为我是明爱会[3]的人吗？”

“这些烂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边走，谢比尔一边问。

谢比尔一口咬定，好客的传统如今只能追忆。人们再也不会看重任何事物。谢比尔满腹牢骚地指出，现在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将自己的长子名字拿来用，例如阿布·加桑的意思就是“加桑的父亲”，阿布·金恩则是“金恩的父亲”。马佳永特有的口音也逐渐消失。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说的都是带有贝都因腔调的阿拉伯语。然而正如同英语殖民了全世界，贝鲁特口音也取代了马佳永多彩多姿、独树一格的方言。谢比尔讨厌贝鲁特口音，我们穿过市场，他继续抱怨，现在人们表示“我不知道”时会说“ma baarif”，而不是过去的“baarafsh”，“没事”现在是“ma fee”而不是“feesh”；“我不要”现在是“ma badee”而不是“badeesh”。谢比尔担心再过不久，马佳永特有的词汇，例如“kooz”（一种小水壶）和“dashak”（一种座椅，底下可以藏东西），都会消失。

对谢比尔而言，旧有口音成为绝响，地方历史多样性与整体性渐趋扁平化，都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造就昔日马佳永独特面貌的认同感与影响力，也已经消失无踪。贝都因沙漠部落的方言是从霍兰的草原传来；巴勒斯坦人的语音抑扬则是跟随着贸易商，从胡拉山谷以及更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谢比尔总觉得，方言的消失代表马佳永历史荣耀的最后遗迹也随之没落。

“如今，会大老远来到马佳永的人，只有死去的人。”谢比尔的声音透出一股无助感，甚至是自暴自弃，“他们把死人送到这里埋葬。”

萨玛拉兄弟的谷物交易完成之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奥斯曼帝国彻底灭亡。1919年4月，伊斯伯从霍兰回到家中，强风吹动着他宽松的裤子与骆驼毛斗篷，春天已经降临，罂粟秋牡丹攀附在地面，绽放深红色的花朵，与柔和洁白的雏菊交错，蔓延山麓，遍地岩石，泛着一股不像现实世界的灰色。

在伊斯伯行经的山谷，另一端是犹太人聚居的小镇梅图拉，埃德蒙·罗特希尔德男爵在1896年买下当地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法国与英国，当时正在拟定计划，打算沿着梅图拉的边缘划定疆界，分隔日后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不可一世的法国当局，势力甚至已经延伸到遥远的霍兰。马佳永附近的地区动荡不安。1919年春天，大战结束之后的六个月，萨玛拉兄弟的家园还没有成为黎巴嫩（当时仍然归属叙利亚），但是已经和过往一刀两断。奥斯曼统治者原本看似千秋万世，如今却留下既深且宽的权力真空。

首先趁势崛起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其他团体争夺奥斯曼的疆域，名义上的领导人是一位阿拉伯酋长谢里夫·侯赛因[4]，他因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名扬后世；实际行动则是由侯赛因最得人心的三子埃米尔·费萨尔领导。费萨尔担心法国和英国另怀鬼胎，下令部属等到奥斯曼势力撤退，要赶在欧洲势力进驻之前，立刻建立一个阿拉伯政府。一百二十位疲惫但意志坚定的骑士来到马佳永，宣告新政府已经成立。

穆拉德·戈麦亚是马佳永人，曾在1909年担任奥斯曼国会代表，也曾经是费萨尔的支持者。他回想当年，费萨尔骑士团抵达马佳永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位同志忙着寻找合适的布料，准备要制作一幅旗帜，在塞瑞尔区升起。第二天，戈麦亚亲自上场，集结满脸疑惑的镇民，伴随着二十一响礼炮，宣布新政府已经成立。

戈麦亚后来骄傲地写道：“那是整个贝鲁特、叙利亚、阿勒颇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一面阿拉伯旗帜。”多年来，只要有听众，戈麦亚就会津津乐道这段故事，尽管他的名气和费萨尔建立的国家一样短暂。

伊斯伯大概不会关心这些事情，至少当时还不会。他家财万贯，不在乎混乱的时局，决心要与那些过去看轻他的家族平起平坐。然而伊斯伯就连在自己的家族中也吃不开，财富并未能提升他的地位。那些远房堂表亲戚，也是伊斯伯唯一的“重要”亲戚，拒绝将自己的豪宅卖给他，因此他和兄弟们决定自己盖房子，而且彼此为伴，风格上则是罗马的成分多于希腊。早在大战之前，他们已经向马佳永的望族戈麦亚家族，买了一块位于塞瑞尔区的土地。伊斯伯选的地点俯瞰一座他觊觎已久的豪宅，旁边是一处名叫哈拉尔的泉水，他希望自己盖的房子能够屹立数百年，媲美马佳永其他的世家大族。其实伊斯伯从几年前就开始着手进行，现在他从霍兰回来，大战也已结束，他终于可以完成兴建大宅的计划。

谢比尔的房子也很有他的个人特色，只不过方式较为怪异。他在星期五市集中和我说话时，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高个子男人靠近我们，下巴翘得高高的，走起路来步伐坚定，仿佛要让人拍照。他的名字叫卡里姆，自我介绍时总要强调自己是沙迪德家族的成员（其实他和沙迪德家族的关系得上溯到他祖父的曾祖父）。

我这位远房堂兄既迷人又令人窒息（谢比尔说他可以滔滔不绝三四个小时，几乎不停顿），你一认识他就会充分领教。他对我很有意见，起因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感性地赞美马佳永的橄榄树、赫尔蒙山、历史与家族，标题《黎巴嫩，我的黎巴嫩》确实有点做作。文章中有一段话，以反思的笔调写下，谈的是沙迪德家族的名声：“人们会以疯狂来形容，而且年纪越大越是如此。”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段文字，尤其是在文章见报之后。然而卡里姆显然另有想法。

卡里姆告诉我：“你得到的是错误信息。”他的眉毛耸起，露出讥讽的表情。

他瞄了一眼谢比尔，比个手势要我安静，告诉我等到中午吃饭时，我们再单独谈这个问题，“以堂兄弟的方式来谈。”

许多马佳永人不太愿意透露自己的确实年龄，卡里姆也是如此，只含糊表示他已经五十岁。其实他和我的房东一样，头发染成深黑色。他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说话时话中带刺，字斟句酌，像熨衣服那么讲究。他的太阳眼镜让人想起美国时尚女王安娜·温图尔，头部经常微微后仰。我不得不说，卡里姆实在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人。

卡里姆和他的兄弟一样，都受过良好教育，曾经就读贝鲁特一家声誉卓著的中学“国际学院”，后来进入贝鲁特美国大学深造，拿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硕士，同时还到黎巴嫩大学取得法律学位。除了精通法语之外，卡里姆的英语也相当流利，带有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留学时的口音。卡里姆以律师为业，只是工作似乎并不稳定。

在黎巴嫩内战时期，像卡里姆这样的遭遇比比皆是。他的父亲是一位会计师，曾在伊拉克石油公司担任主管，但是英年早逝，五十一岁时在睡梦中死于心脏病。当时卡里姆才十七岁，他满怀遗憾地回想，父亲在马佳永盖了一幢新房子，却不曾在里面睡过一晚。

卡里姆继续告诉我，他有个姐姐，结局同样令人遗憾。她是小儿血液科专家，任教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然而三十四岁就过世了。那一天是1976年6月12日，卡里姆形容为“贝鲁特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全城停电；黎巴嫩左派和巴勒斯坦人结盟，与叙利亚军队战斗不休；合纵连横瞬息生变；政治主张投机骑墙；每一条街道都陷入瘫痪。卡里姆还有另一个姐姐，五十四岁死于乳癌。

卡里姆总是说：“我们周遭的邪灵太多太多了。”他解释他为什么有时候要在房子与花园里焚香，“我祈祷，请求全能的上帝帮我们阻挡邪灵与嫉妒的人。”

第二天，我公寓的门缝被塞进一张纸条，一张卫生纸上草草写着：“东尼，我路过这里，顺道拜访，可惜你不在。卡里姆。”

一个小时之后，卡里姆再度来到我的公寓，大声敲门。我逐渐了解到，马佳永没有隐私权这回事，人们也不会事先打电话告知。当时我正在炉子上煎蛋卷，表情有一点不悦。卡里姆毫不在乎，他料到我会请他进来坐。

他说：“我只待几分钟。”他的几分钟至少等于一个小时。

“耶稣基督！”他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公寓，身穿一件有白色领圈的深蓝色T恤、牛仔裤，一进门就骂声连连，谈起镇上最新的八卦，“混—”他先提高声音，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说：“混—帐—东—西。”他本来想再用阿拉伯语骂一句“我操（kiss umak）!”结果却说成英语的“亲我（Kiss me）!”

卡里姆和我在桌子旁边坐下，我吃着蛋卷，当着他的面，浸了许多橄榄油。我问卡里姆要不要吃点东西，但他婉拒。接下来他继续问我各种问题，就好像上一回的质问还没结束。我的炉子花了多少钱？热水器呢？热水器有什么毛病？恒温调节器呢（他会修理）？我需要橄榄油吗？我最近为装点房子而买的一株植物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他是三万五千黎巴嫩镑，他说他听到的数字是三万镑。

我看着他，摇摇头，不可置信。

“你怎么知道这个价钱？”我问卡里姆。

“嗯。”卡里姆先是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后开始解释。他听说有人看到我抱着一盆植物走在街上，于是锁定几家我可能会光顾的商店，挨家挨户探访，询问植物的价格与我支付的金额，确认两者是否相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对自己以及自身的本领相当满意。

几天之后，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我和希克马特夫妇坐在一起。希克马特的妻子阿米娜有黎巴嫩与美国血统，出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当时正怀着她与希克马特的第一个孩子。希克马特本人有三个兄弟、四个姐妹，自己排行第二。在这么多兄弟姐妹之中，希克马特与马佳永的关系最为紧密，他和他的父亲都在此地出生。

“马佳永是什么？是许多回忆。”希克马特告诉我，“它已经死气沉沉，但还是拥有回忆。”我了解他的意思，“对每个人而言，马佳永都提供了回忆。拥有这些回忆的人，不会变卖自己的财产。”

希克马特请我吃午餐，然而当我问他：“你是说真的吗？”他立刻发火，大声嚷嚷指责美国人有多不懂礼貌，转身对妻子阿米娜说：“我差一点叫他去死。”

他对我说：“不管你来或不来，我们都要吃饭。”

几分钟之后，谢比尔开着他摇摇晃晃的白色奔驰来了。他和希克马特从童年就认识，但是两人近来很不对盘。谢比尔还是会登门造访，希克马特也愿意尽地主之谊。我们坐在希克马特的阳台上，今天主人的心情相当开朗。

“你的人生就像抽烟，抽着抽着，将烟熄灭，人生就结束了。”希克马特对我说：“所以你一定要快乐。”他看着不远处的一座墓园。我知道在马佳永，墓园代表凶兆。就连墓园周边铅笔一样又高又细的雪松，也被视为透露着死亡的讯息。但是希克马特不以为意。

他说：“我喜欢坐在这里。”我们吃着羊绞肉丸子和鸡肉，他继续说道：“那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人生总有尽头，因此做人要快乐，要诚实，要信仰上帝，要当好人。”

谢比尔点点头回应：“上帝带给我们平和。”

我们聊着聊着，阳光照上我的脸庞，逊尼派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的声音响起，在这个基督徒居多数的城镇显得薄弱，但依然回响。这种呼唤给人孤寂、幽怨的感觉，由弱转强，戛然而止，然后再度响起，宣示真主的无所不能。我们倾听了一阵子，希克马特提到一种观念，多年来我不时会听到：每一位阿拉伯的基督徒，内心都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成分。谢比尔同意这个观念，无论人们信仰哪一种宗教，都愿意承认彼此共享一个文化，这个文化能够跨越不同的信仰，伴随着共通的风俗习惯与传统，以及风俗传统带来的一切：荣誉、好客、羞辱、骄傲、尊严、对神的力量的敬重。许多穆斯林与基督徒甚至认为，彼此同出一源，祖先都来自传说中遥远的也门。

“如果你把我切开，就会看到黎巴嫩的一切。”希克马特带点夸张的意味说道：“你会看到先知穆罕默德，看到伊玛目阿里，看到雪松。他帮我们倒威士忌，拿起一张纸，一边讲故事，一边写数字：有三兄弟继承了父亲的十七头骆驼，老大可以分到一半骆驼，老二分到三分之一，老三分到九分之一。然而十七这个数字不能这样分，三兄弟吵了起来，最后彼此同意，向伊玛目阿里求助。他是一位战士、一位智者、七世纪的哈里发，被什叶派信徒视为穆罕默德天经地义的继承人。为了解决三兄弟的纷争，伊玛目阿里借给他们一头骆驼，凑成十八头，于是老大分到九头，老二分到六头，老三分到两头，加起来正好是十七头。伊玛目阿里说：‘现在，请把我的那头骆驼还我。’”

希克马特问我：“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不敬佩他？”谢比尔摇摇头说道：“伊玛目阿里是一位伟人。”然后从《辞章之道》引用了两句话。《辞章之道》汇集了阿里的嘉言、讲道与演说，长久以来都代表阿拉伯世界最高尚的表达方式，地位相当于拉丁语文中的西塞罗演讲录。

希克马特又说：“而且那个故事发生在十四个世纪之前。”

风越来越大，吹散夏日最后一丝暑气。谢比尔赶着回家，不想错过午睡。我也作势想离开，但希克马特坚持要我留下。我们畅谈历史，他回忆起父亲乔治·法尔哈，当年是一位“zaim”，也就是村子里有头有脸的名人、头目或者封建领主。希克马特似乎一直很在意父亲对自己的印象。七年前，希克马特决定回到马佳永，浪荡人生从此告一段落。他在这段人生中，一路从黎巴嫩流浪到堪萨斯州的威奇托、沙特阿拉伯，以及圣詹姆斯俱乐部；后者位于安地瓜东南岸一个与世隔绝、面积数百英亩的半岛上。回到马佳永之后，希克马特整修房子，花光积蓄。但是在这里，他可以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他典型的口吻就是：“我绝不会一边跟你握手，一边跟你要东要西。”他的父亲也经常这样说。

我们坐在餐桌旁边，希克马特扮演的角色是乔治·法尔哈的儿子，法尔哈家族在马佳永的子嗣，继承了历史、身份认同与智慧。阿拉伯文的“谚语”一词和美式英语的含意完全不同，在这里，陈腔滥调的说法成为长期累积的真实，希克马特引述他父亲最喜欢的一则，“我们有一则谚语说：谚语绝不会骗你。”有些谚语饶富趣味，甚至充满机智。希克马特又说了一则，“谁娶了我妈，我就叫他叔叔。”并且进一步解释：“如果我妈要嫁人，我能怎么办？真是受够了。叫对方叔叔可以让我好过一点。”有时候人们说谚语用意良善，但表达方式拙劣，希克马特对我说：“我宁可在自己的国家当国王，也不愿到美国当乞丐。”

我心想，谁不是这样？

“到美国当总统。”希克马特总算改口。听起来还是很奇怪，不过理智告诉我，最好不要追根究底。

谚语通常会提供一种人生法则，也就是谢比尔几天之前感叹已经凋零的传统之一。希克马特用阿拉伯语说了一串话，意思大概是：生命是被授予的，不是你的选择。午后时光消逝，希克马特跟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毕竟我是个外来者，我的距离感似乎让他可以流露自己脆弱的一面。他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事，都是上帝为你做的选择，由不得你。”他进一步解释：“你不能做选择，你无法选择自己的方向。”

差不多在这时候，我的堂兄卡里姆接获消息，说我的车出现在希克马特家附近，因此不太高兴。他曾经直率地批评希克马特骄傲自大，而且教育程度不如他。卡里姆说：“他以为自己是个‘zaim’，也以为他父亲是个‘zaim’。”他瞪着我瞧了一会儿，摇摇头表示轻蔑。

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我见识到马佳永的另一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积怨之深，有如在战争中落败的国家。

卡里姆与希克马特对于彼此的分歧，倒是很有共识：卡里姆曾在2001年竞选马佳永的公职，但是铩羽而归，原因复杂到令我无法理解，然而卡里姆认定希克马特是罪魁祸首。

“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一千倍的报复。”卡里姆说，声音中伤痕累累，“我是基督徒，不应该怀恨记仇。但是希克马特伤我很深。”

希克马特告诉我，整整两年时间，卡里姆拒绝从他家门口经过。这似乎是很典型的卡里姆作风，他从来不与曾经侮辱他的人握手；如果非要表示礼貌不可，取决于侮辱的严重性，他可能会将手放在胸口，代替握手。否则他只会点头示意，而且心中怒气越深，他点头的幅度越小、动作越快。

我很快就得知，希克马特结婚时没邀请卡里姆，两人关系每况愈下。

“真难想象。”卡里姆至今提起，仍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希克马特与谢比尔的关系也有问题。希克马特说：“我为谢比尔感到难过。”虽然他比谢比尔年轻，但总是以老大哥自居，把对方当成迷途的浪子。谢比尔结束俄克拉何马的学业，带一位朋友回到马佳永时，有人这么说：“他们离开时是驴子，回来时却变成骡子。”希克马特听了很高兴。

早在我回到马佳永之前，希克马特与谢比尔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到无法和解的地步。两人最近发生的一次侮辱事件，其实看似稀松平常。有一回谢比尔带一位女性友人拜访希克马特，希克马特一度暂时离开房间，回来时看到那位女客正在捏谢比尔的手，或者是轻拍他的腿（希克马特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是何者），于是以为两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尽管谢比尔否认有这么回事。

“他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家里对我不尊重？”希克马特描述事情经过，不禁问道，然后又说：“一个人如此跟自己过不去，谁都没办法帮他。”

接下来的几天，希克马特反复谈起这件事。那个女人在谢比尔耳边说悄悄话！

“那个混蛋！到别人家里做客，居然在主人背后说他坏话？我操！在我家里撒野？给我小心一点，生活中的小事情，有时候可会造成大问题。”

有时候，戏剧化的言行会让一个人精神百倍。

[1] Kunta Kinte，美国小说《根》（Roots：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的主角。——译者注

[2] bushel，计量单位。蒲式耳与千克的转换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是有区别的。

[3] 明爱会（Caritas），天主教慈善组织。——译者注

[4] 十三世纪起，麦加的政治首长称为谢里夫。

黄金

晚间天色转晴，干爽宜人，也让我看到了以往不曾见识过的赫尔蒙山的面貌。

我有许多时间来端详群山的风貌，因为伊斯伯大宅整修工作停滞不前。计划起头的拆除工作进展相当顺利，然而之后工人的工作节奏变得非常“乡村”，意思是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有时候几天过去，一个工人都不见踪影。感觉上，大宅比以前更加荒芜，纯粹的寂静之中，大风扬起阵阵尘埃。工地中就算有人，也一定是阿布·金恩，偶尔带着另一名工人。阿布·金恩会临时雇用一名工人一天，自己站在旁边几个小时，嘴里叼着一根雪松牌雪茄，看着工人一块一块凿掉水泥、灰泥，以及长期累积覆盖在房子上硬化的泥土。阿布·金恩仿佛借此告诉我：我负责一切！（勉强算是吧。）

阿布·金恩声称镇上找不到其他工人，口气跟教宗一样笃定。我们还没有跟任何一位水管工谈过；提到要找电工师傅时，阿布·金恩也只是耸耸肩。一位邻居估计，按照这样的进度，整修工程要五年才能完成。我脸色凝重，点头同意。阿布·金恩也知道我的挫折感，我们几乎每一回谈话都会触及这个主题。然而无论怎么谈，结果都一样。

结果有两种版本。第一种，阿布·金恩会将大拇指与四根指头撮在一起，手心朝下，上下抖动，用阿拉伯文告诉我：“放轻松（Ruq shwaya）。”第二种版本，他会疑惑地看着我，用阿拉伯文问我：“你要我怎么做（Shou baddi aamel）?”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进行着，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拖过整个十月。这些对话包括：我们有没有问过哈斯巴雅的一位电工？铁匠今天会来吗？水管工呢？我们有没有告诉负责屋瓦的师傅，请他和我的工程师堂兄见面？石匠对屋后的那堵石墙怎么说？问题层出不穷，阿布·金恩以不变应万变：“放轻松。”我会表示不满，但是他恐怕根本听而不闻，总是那句老话：“你要我怎么做？”

有一回我们坐在他家的露台上，他的妻子送上香蕉、葡萄与咖啡，我以恳求的语气开口：“阿布·金恩，我没有别的路可走，非得完成大宅整修工作不可，而且我没有多少时间。如果必须多花一点钱，我也愿意。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人手，开始工作，现在就要开始。”这番话经过反复练习，在我脑海发表过十几遍。只是阿布·金恩的回答同样驾轻就熟：“你要我自己动手吗？我能怎么办？能做的我都做了。”

当然，还有他的口头禅：“你要我怎么做？”

他的妻子像希腊剧场的合唱团一样，喊出同样的借口。

她接着又大喊：“今天是宰牲节！”这是穆斯林的节日。

我们坐在露台上，阿布·金恩看着没有人吃的葡萄，开始发脾气：“你为什么一直那么急？你要赶去哪里？”他推开桌上的盘子，帮我剥了一根香蕉，又喝了几杯咖啡。这场本来只需十分钟的拜会，变成一个小时。

“我会好好照顾你，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用心。”他的口气非常坚定。

阿布·金恩这么说，我也只能认输投降。当初伊斯伯·萨玛拉希望在塞瑞尔区留下长长久久的基业，不枉费他用大笔黄金买下土地。我也曾经怀抱雄心壮志，想象大宅堂皇华丽、变化万千的水泥花砖，黄色、紫色、绿色，尽管终将在时间的阴影中逐渐黯淡，优雅的形象始终不变。然而如今我却坐在这里，一边吃香蕉，一边恳求一个老先生帮我找水管工。

萨玛拉兄弟的财力不多不少，比他们富有或者贫穷的人都会瞧不起他们。他们的房子盖在一条泥土路上，街道弯曲如弓，从马佳永大道的下方通过。这几幢房子谈不上大胆创新，也没有违背传统，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水泥花砖的设计。三兄弟偏爱的建筑风格，希望能够彰显出屹立不摇的感觉，并且彰显屋主的地位，因此需要上等的建材。

19世纪60年代的马佳永石匠，来自以石匠工艺著称的城镇多尔什威，还有罕夏拉与卜提格林。他们带来了黎巴嫩山脉地区的概念、风格与形式。当地有许多寺院，以及封建领主的宫室。石匠的美学风格不走细致路线，他们偏爱浑厚的体积感，轮廓粗犷的棕色、黄色与灰色。在马佳永，伊斯伯的房子尽管还比不上最豪华的宅第，但仍然是一幢不可忽视的建筑物。

根据他自己对兴建过程的纪录，伊斯伯喜欢看石匠干活。他向来很少讲话，但是显然会全神贯注，确保工程能够以稳定的进度推展。他雇用的师傅知道在何处、何时与如何使用凿子，为大宅打造出平滑的墙面。他们也知道如何摆放石块，来诱发拱门艺术古老的奥妙精华。每一块石材的大小与颜色都不同，切割下来的碎片散落在硬邦邦的黏土地上。

马佳永的房子如果要以富丽堂皇取胜，那么不可或缺的就是三重拱廊，以精细的木质窗花点缀，出自山区师傅的手笔。对于这种设计风格的起源，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它是出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建筑，借由数百年的贸易往来传到黎巴嫩。从威尼斯出口的盐、木材、亚麻布、羊毛、天鹅绒、蜜蜡与意大利珊瑚，横渡地中海，卖到埃及、小亚细亚、黎凡特地区与波斯。东方则供应丝绸、香料、地毯、陶瓷、珍珠与贵金属。不过，马佳永的三重拱廊一方面受到异国文化影响，一方面也是当地的创新。

拱廊后方的大厅是整幢大宅最正式的房间，用来举行宴会与接待宾客，地上铺满意大利货轮运来的大理石砖，每一块六十公分见方，白底黑边，铺设的工作是细活。大厅中间的地板上有四块黑色大理石，构成一幅几乎看不见的图案。大厅上方则是雪松颜色的木料，在一个森林早已砍伐殆尽的国家，这是相当昂贵的建材。其他规划给家人居住的房间，伊斯伯要求铺上水泥花砖，当时这类建材在欧洲是半个世纪来的主流，在黎巴嫩却才刚开始风行。丰富的几何图案，深深铭刻在花砖内部。负责制作的师傅都是老手，使用铸铁模子与液压机，将大理石粉末、白色细致的波特兰水泥与天然的土质颜料，做出五颜六色的花砖，图案则多半来自欧洲。

伊斯伯的品位比较传统，因此许多花砖的图案都是简单的黑色条纹，以对角斜线或者沿着边缘呈现。另一种图案较为华丽，一个一个长方形并排，造成立体的视觉效果。同时使用两种图案的花砖并不多，一旦出现，会让人感到晕眩。花砖的图案似乎有生命，会从表面浮起来，或者彼此连接成窗格的模样。花砖的每一个角落都点缀着一朵小花，看起来像是倒置的鸢尾花，四种颜色，最常见的是紫色，会让人想到提尔人的染料以及古代的皇室。

米亚娜·玛丽亚·鲁思·法尔哈生于8月21日，星期二。希克马特与阿米娜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从贝鲁特回来，他们在希克马特的母亲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一看到希克马特，就觉得他变了。黎巴嫩战乱频仍，近来是休战期，希克马特却在这个节骨眼诞育新生命，但他不以为意。2005年2月14日情人节，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到暗杀，之后情势剑拔弩张，叙利亚和以色列两个原本就在黎国境内对峙的国家，这时开始发生冲突，贝鲁特陷入混乱。

在黎巴嫩对垒的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共识可言，怀着猜疑与愤怒张牙舞爪，深陷在这个各种意识形态、派系关系与争议观点交织的国度之中，后者最为重要。真主党长期抵抗以色列，它的对手掌控政权，主张与以色列和平共存，或者至少保持距离。真主党的支持者是伊朗与叙利亚，政府则仰赖法国与变化无常的美国。各方角力的结果就是黎巴嫩从中间一分为二，而且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跨越鸿沟。黎巴嫩逐渐被拖向另一场危机，以色列按兵不动，背景则是真主党与政府激烈内斗，有如一部放低音量的电视剧。军事冲突山雨欲来，大部分黎巴嫩人忧心忡忡，然而并不意外。

死亡大军步步逼近，连续几天或几星期，敌对阵营近距离交战，相互攻击，损失惨重，恐惧笼罩。我们看不到这些创伤的疤痕，也不知道冲击有多深，或者什么地方最受冲击。美国人舒舒服服地在客厅观看灾难的影像，还没等到同情心浮现或者问题变得过于复杂，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导向新的层面。电视以及我所从事的新闻业，传达的是戏剧性，而不是事件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如果事件的结果微妙，而且是在手拿笔记本的记者离去之后，事件才发生或浮上台面。我们总有一个倾向，注重一场战役、战争或冲突的解决，而忽略那些连最确定的结论都无法止息的悲剧。我们从来不曾查明或者主动探问，一座村庄是否会重建，或者一名神情茫然的妇女后来有何下场，她在某个诡异奇特、无限延长的片刻间，被剥夺了母亲的身份。

在伊斯伯生活的时代，将近一个世纪，寻常百姓不断受到战争、占领，或者所谓的“事件”干扰。每当遇上这样的时节，时间就仿佛停下脚步，生活被迫延宕，受到宰制。传统宣告死亡。所有正常的事物都乱了套。生活在战争时期被架空，人的存在出现裂缝，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填补？这个国家正试图从失落中复原，它的失落无从记忆，也无法陈述，然而无所不在，在人们的脑中、在眼睛的后方、在眼泪与脚步声以及话语中。生活经历了扭曲、撕裂与爆炸，化为碎片，需要许多年时间才能愈合，甚至永远都是碎片。剩下的只有伤疤与耻辱，苟延残喘的耻辱。偶尔回首过往，向传统与神话寻求慰藉，结果却是更多的耻辱，现况引发的耻辱。我们已经丧失先人缔造的荣耀，误入歧途。对于这一点，人们每天都受到提醒，在这个地方，旧世界的遗迹依然触目可及，总是无法掩饰它的优越性。

芭希雅告诉孩子们：我们必须离开。她担心劫掠者会把房子烧得精光。瑞伊法一定是一醒来就察觉到，今天会发生很特别的事。她的母亲平日循规蹈矩，但是那天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煮土耳其咖啡，而且也没有去菜园整理。园子里排列整齐的西红柿，平日被当成小动物一样对待，一天要浇五次水，可是那天也无人闻问。

伊斯伯大宅是在辉煌的年代规划与建造的，如今打开大门，朝向另一个地方与年代。在马佳永和其他饱受饥荒与动乱摧残的城镇，奥斯曼帝国势力撤退之后，引发长达数年的骚乱。马佳永的奥斯曼驻军逃之夭夭，来自希亚姆、伊伯萨奇、布拉特、迪宾与希尔拜的村民攻击并洗劫了塞瑞尔区。为了寻找小麦，他们开始硬闯当地的豪宅。许多居民有的一走了之，有的发觉苗头不对，纷纷留下财物，逃命要紧。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伊斯伯·萨玛拉如果努力回顾，或许会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想象芭希雅带着孩子，走上那座大山旁边的一条路。当时局势陷入无政府状态，暴力日益猖獗，他们被迫离开新家，尽管伊斯伯并没有同行。当然，伊斯伯不会待在家里，他一如往常，留在霍兰工作。马佳永大宅完工之后，他对这个城镇感到厌倦，尤其厌倦它那种井底之蛙的势利眼习气。对于家人遭遇的危险，伊斯伯要到威胁解除之后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伊斯伯一家人刚搬进大宅不久，然而芭希雅担心的并不是房子或财物能否保全。她知道自己必须抢救孩子，她也这么做了，而且不等丈夫或其他人伸出援手。芭希雅立刻行动，收拾能带走的一切，为每一个孩子指派任务。瑞伊法负责拎着衣服，芭希雅特别告诫她不要拖在地上。大女儿纳比哈背着最年幼的弟弟纳吉布，后来她一辈子念念不忘这件事。芭希雅自己则带着小女儿赫达。她们逃往拉夏雅富哈尔，途中曾经登上赫尔蒙山的阿寇布地区，在那里等候一段时间，直到芭希雅判定安全无虞才继续上路。

的确，希克马特变得不太一样。他的动作稍稍缓慢了一点，多了一点试探的味道。我能感受到他压力很大，疲惫发红的脸庞不时闪现疑问的表情。女儿将来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马佳永会对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马佳永和女儿能不能存活下去，样样都令他焦虑。他似乎心事重重，抱怨腿部、臀部与颈部都会疼痛。

我问他有什么感觉。

他说：“当爸爸的感觉。”

阿米娜告诉我，希克马特原本不太敢抱女儿，生怕自己把她弄伤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对女儿的感觉。希克马特耸耸肩，对我说他曾经想象女儿会有多小，他摊开手比划着说：“就这么小。”

我们看着小宝贝的照片，她的眼睛很像爸爸，我称赞她的美丽。

希克马特说：“一只猴子在自己妈妈眼中，就像瞪羚一样美丽。”他咯咯笑着，“她是我们的女儿，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都会说她是个美人。”

午餐桌上摆着扁豆煮成的“mujadarra”、鹰嘴豆泥、腌渍物、橄榄、面包、炸薯条、色拉、茄子与不可或缺的威士忌。我们的对话从餐桌转移到沙发，希克马特拉开百叶窗，一道柔和的阳光泛进整个房间。他与阿米娜点燃香烟，他们的一位朋友法希玛端过来一碟苦涩的阿拉伯咖啡豆。阳光映射出袅袅烟雾。我已经戒烟，至少暂时如此。

“我不希望我的宝贝遇到战争。”阿米娜对我说，带着一点肯塔基口音。希克马特摇摇头，他的语气混合着听天由命与高高在上两种态度，遣词用字很有“zaim”的架势，权威感十足，仿佛自己比其他人都更为世故、厌倦。他说：“我们都是在战争之中出生的。”

希克马特的政治立场变化无常。对于黎巴嫩南部基督徒的命运，他经常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但还未完全明确的恐惧。他曾多次形容黎南的基督徒是“西方国家的沙包”，然后告诉我：“安东尼，情况很糟糕，我很担心黎巴嫩，真的很担心。”

几乎日复一日，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非法飞越黎巴嫩边界，发出回荡的音爆，希克马特总是会谈起战争、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以色列的意图、黎巴嫩陷入混乱与无政府状态。黎巴嫩的电视台党派分明，一小时接一小时播放着威胁、警告与愤怒，关于合作与背叛的暧昧暗示。暗杀与爆炸案在贝鲁特此起彼落，营造出一种社会瘫痪的氛围，导致人们完全不去想下星期、下个月或者下一年。黎巴嫩领导阶层对于危机似乎乐在其中，信口雌黄的发言令人害怕，挑衅意味十足。许多人觉得，黎巴嫩已经受到诅咒。不过，像希克马特小女儿这样的新生命仍然继续来到，浑然不知今夕何夕。

希克马特用阿拉伯文说：“惊奇（Mufajaat）。”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先前曾放话，要为他的敌人带来“惊奇”，他尤其针对以色列。

“还会有什么惊奇？”

阿米娜的口气相当直率，情绪激动，显然要刻意挑起争论。

“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就得离开。”

她转向另一位客人，陆军军官艾利·迪克，以恳求的语气说：“请你告诉我，不会有战争。”

这位军官伸出食指，在大腿上画了一个问号。

伊斯伯来到镇上的广场，心里想着一家人要何去何从。有几个人争论着移民美国的好处坏处，但他们对美国的认识，大多仰赖已经定居那边的儿孙或亲戚寄信回来。每年都有数十人离开马佳永，他们的家书往往要在写好之后数个星期、数个月，甚至数年，才会寄到故乡。信封里都会塞点钱，有时只是区区几文钱。信上则会形容美国是个如何神奇的国度，街道夜里有灯光照亮，车子在铁轨上运行，道路连绵不绝。纽约的大街两旁都是大楼，楼层高到根本数不清；这座城市的人口似乎比全黎巴嫩还多。家书中很少提及不如意的事，更几乎不谈有些人遭受的嘲笑与欺压。他们经常被当成希腊人、土耳其人或犹太人，饱受揶揄讥讽。美国南方的三K党会焚烧十字架，此外还有复杂的种族主义与民粹仇恨。（奇怪的是，没有人会记得当年因为种族而遭到的侮辱。这问题要再过一两代人才会呈现。）

马佳永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得克萨斯州油田区的生活是如何无法无天，或者俄克拉何马州查克托的煤矿如何吞噬掉大量财富。读过这些侨民家书的人，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努力工作就能挣钱，维持安逸的生活，永远不受远方战争、村里世仇的影响，也不必担心那些经常肆虐马佳永的强盗。这些新公民所呈现的美国，正如它为自身塑造的形象，部分是神话，整体而言显然是一个理想。

伊斯伯听人们大声念出这些海外家书，任何人只要有故事可讲，他都愿意聆听，讲的可能是对方的亲戚与邻居到某个地方的历险记。伊斯伯相信沉默是金的传统美德，很少发表意见。他在霍兰做了许多年生意，因此更加深信言多必失。他看过少数衣锦荣归的侨民，戴着西方风格的帽子，提着大行李箱，里面是手工西装与各种礼物——丝绸手巾帕、绣花桌布、珠宝首饰，几乎每一位亲戚都有份。伊斯伯哥哥法里斯的大儿子阿里夫和妹妹欧法一起前往纽约。伊斯伯的大姐哈拉雅则是和她的酒鬼丈夫法里斯·塔努斯渡过得克萨斯州的红河，来到俄克拉何马。他们都是伊斯伯的消息来源。遥望美国，那里没有人会死亡，没有人会失败，没有人会对自己发现的机会失望，没有人会想逃离自己的新家园。少数人从那里回来，却对故乡的一切满怀怨怼。

和希克马特以及阿米娜聚会之后不久，我和卡里姆共进午餐，感谢他最近送了我一些东西，包括防蚊液和一块装在粉红色盒子里的杏仁香皂。卡里姆说：“我不太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对你倒是一见如故。”他说话的样子充满自信，太阳眼镜架在额头上。我们走进马佳永大道上的一家餐厅，选了一张桌子，他继续说道：“这份交情是上帝的礼物。”

我们坐定之后，卡里姆不断介绍人们让我认识，通常会顺带提及此人与我们家族的渊源。例如：“这位先生的祖母是沙迪德家的人。”或者“这位先生的母亲来自沙迪德家。这里沙迪德家的人很多，多到让你惊讶。”

马佳永人最常触及的话题便是家族渊源，而且谈的时候无比深思熟虑，旁征博引。由于家族之间通婚频繁，因此人与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虽然人们并不会侮辱其他人的家族，至少不会当面这么做，但是每个人都非常在意自己家族的高贵特质，也不会忘记其他家族的严重缺陷。

姓氏的追本溯源，让人们乐此不疲。希克马特属于法尔哈家族，伊斯伯属于萨玛拉家族，我属于沙迪德家族。从姓氏本身就可以看出家族的根源、迁徙的过程。结尾是元音的姓氏，例如法尔哈、萨玛拉、戈麦亚，都来自叙利亚的霍兰，伊斯伯和他的兄弟曾在当地工作。如果我们相信传说，马佳永人的迁徙历程长达数百年，从也门发源，再到约旦，霍兰只是其中一站。这几个元音结尾的家族被称为“霍兰家族”（“霍兰”本身也是一个姓氏）。结尾是辅音的姓氏，例如沙迪德与塔亚尔则被称为“在地家族”，早在霍兰家族于1613年抵达之前，在地家族已经定居马佳永。后者也是从外地迁徙而来，但他们是陆陆续续到来，不像霍兰家族是集体行动，而且拥有史诗一般的迁徙故事。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纳伊法的命名来自一位著名的老太太，法尔哈在阿拉伯文里的意思是快乐，沙提拉是聪明才智的意思。至于戈麦亚的来源，据一位家族长老说，是来自一场复仇，死者是族中一位青年“Ghoulam”，“Ghoulam”的复数是“Ghalalimah”，后来又变成“Gholmia”，也就是戈麦亚。有几个姓氏像迪巴、巴尤德、拉祖克、兹盖尔、萨卢姆都是出自“希里维什”这个姓氏；后者的来源则是一位霍兰的客栈主人哈里什。霍兰在古罗马时期叫作奥拉尼提斯省，当时就是著名的粮仓。

有几个家族被称为“拉巴尼亚家族”，来自阿拉伯文的拉班，意思是酸奶，当年他们在草原上就是拿酸奶与贝都因人交易。另一个家族的名称来自家族史上一位大美人扎伊娜。塔亚尔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是鸟，据说这个家族当年突然离开原本的村庄，毫无预警，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萨玛拉在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鞣皮”，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取名的缘由。沙迪德就比较容易解释，意思是强壮、有力、严厉、刚硬、暴力、强烈、剧烈、敏锐、严重、激烈或伟大，至于哪一个才最贴切，我们只能猜测。

希克马特警告我，别去招惹沙迪德家的人；他把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则是斩钉截铁。同样的意思还有多种变化，谢比尔很肯定地说：“千万别说沙迪德家的人不够聪明。”对于这个家族的疯狂天分，他有一番特别的见解：“疯狂并非没有来由，而是来自过度思考。疯狂就是这么回事。疯子都是聪明人，他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大脑过度发达！他总是过度思考！”

这些相传久远的名声与争议，至今仍是马佳永多彩多姿的一部分，尤其是霍兰家族与在地家族的分歧。两大家族集团向来很少通婚，直到最近才解禁。镇上有些区域至今仍是特定家族的地盘。值得注意的是，旧日的方言仍然残存。对于这些经年累月生成的差异，没有人比卡里姆更重视。

对卡里姆而言，差异是一种典范，是他研究这个世界的方式。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性格，都可以从他或她的出生背景来解释：霍兰家族，或者在地家族。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他特别不满谢比尔与希克马特说沙迪德家族如何疯狂；尽管平心而论，还有其他人跟我说过同样的故事。卡里姆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反驳两人的说法，语调之强烈有如俄克拉何马的龙卷风：“他们声称沙迪德家族的某个人很疯狂？告诉你，法尔哈家族几乎全部都是疯子。还有贾巴拉家族，哦，几乎都是。阿布拉家族，他们若不是腿长歪了，”卡里姆从椅子上跳起来，模仿跛脚走路，“就是心长歪了。”

我们继续讨论其他家族，卡里姆一一发表意见。他的斩钉截铁让我觉得很有趣，就像一位独奏家，夸张狂放，大开大阖，为自己的演出而狂热。马佳永并没有给他应得的尊敬，现在他终于报仇雪耻。只是我们点的菜还放在面前的盘子里，已经冷掉了。

提早收获

我将收获的橄榄寄放在谢比尔家，但是回来之后发现，橄榄已经发霉。谢比尔说那层霉是盐分，其实并不是。

后来他说那是盐分的衍生物，也不是。

接着他又告诉我“别担心”，去年他的橄榄也有过类似情形。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以橄榄专家自居？他的话无法让我安心，但他还是提出更多建议。他的口气像个老师，只是疲惫感多于不耐烦，告诉我用盐巴腌橄榄的时间要久一点，瓮中的水要少一点，瓶子不要洗。我不堪其扰，直接问他，这些橄榄还要多久才能吃？

“三个星期，也许要一个月。”谢比尔的回答模棱两可，“如果你把橄榄压碎，十天就可以；如果只是切片……”他又点燃一根大麻烟，“至少要等上两个月。”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说法已经改变，“我是说至少，至少两个月。”这样就得等到圣诞节了吗？他回答：“至少。”期限再一次拉长。

“只切片，没有压碎。”他继续说，一副很明智、权威的样子，让人想到肖恩·康纳利，身穿礼服，玩百家乐纸牌游戏之前点了一杯酒。“知道了吧，只切片，没有压碎。”他又说了一遍，靠回椅背，飘飘欲仙。

我得从故事的结尾细说从头。

马佳永的橄榄树无所不在，在通往利塔尼河的代尔米玛斯，周遭的平原就有许多橄榄树林。它们会在带点粉红色的夕阳余晖中闪耀，既粗壮结实，又孤独落寞。有些满布木瘤的树干，蕴藏着几个世纪的历史。伊斯伯大宅的门口有两棵雍容华贵的橄榄树，落叶平铺在地上，有如一张淡褐色、做工细致的丝绸地毯。有一回我和谢比尔坐在树下，他说：“橄榄树是一种受到庇佑的树。”他耸耸肩，一时间找不到话接下去，仿佛人们会因此问起他的信仰。这种外形怪异的树木，能够生长出奇特、美味的果实，倒也合情合理。橄榄可能是所有水果之中最细致微妙的一种，虽然我在来到马佳永之前，并不曾认真看待它的存在。马佳永人一天三餐，橄榄不可或缺，关于它的起源与特质（有些纯属想象），经常会激发热烈的讨论。橄榄毕竟是“餐桌之王”，当收获时节逐渐接近，人们就会密切注意它的生长状况与外观。

后来我知道，时机无比重要。

马佳永人常说，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是第二个夏天。这时秋天尚未降临，来这里逃避贝鲁特酷暑的外地人已经回去，整个马佳永仿佛昏昏欲睡，街道人群稀疏，生活步调放慢，虽然差异并不是非常大。从十月底到十一月，阳光渐渐变得柔和，不再咄咄逼人，在这片和道路一样无尽延伸的土地上，橄榄的收获季节到了。

每当我谈到要采摘伊斯伯大宅的两棵橄榄树，人们就会告诉我：“下第一场雨之后再开始采，甚至可以等到第二场雨。”谢比尔与其他人对我耳提面命，但是我缺乏耐性，毕竟我是美国佬。而且，收获带有一份无可否认的浪漫感。至少拉开距离来看，收获是一场安抚的仪式，是全然的新生和疗愈。上回战争结束时，我曾经坐在这两棵橄榄树下，如今我却可以在和平时期（黎巴嫩的和平都是相对的）采集它的果实。到十月时，橄榄已散落得满地都是，每一颗都让我觉得不舍。我不得不这么做，每天从地上舀起保存状况最好的橄榄，不时将几颗放进口袋里，其余的则收进一个黑色塑料袋。

收获在本质上也具有侵略性。橄榄树遭到劫掠，果实遭到摧毁，枝条被剥夺殆尽。人们在地上铺一张防水油布，然后拿棍子击打橄榄树的枝条，直到树枝承受不住，释出果实。也许是我太多愁善感，然而我就是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两棵我祖母曾经凝视过的百年老树。因此我选择徒手摘取，一颗又一颗。我买了一把梯子，一张淡蓝色的防水油布，准备一份有鸡肉、烤西红柿、凉拌卷心菜与腌渍物的午餐。我开始采摘橄榄，时间的确是早了一点，但心想谁会真的去算日子（从邻人的质疑探问看来，会算日子的人还真不少）。树丛中的五颜六色令人着迷，我紧抓着枝干。比较成熟的橄榄是棕色泛着紫色，与树皮的颜色融为一体，身影笼罩其他橄榄。较嫩的橄榄是绿色，随风轻触银灰色调的树叶。每一回转身的时候，我都会尽量伸长手臂，朝着街道上优雅低垂的枝条，摘取最末端的橄榄。

没过多久，收获工作开始带有沉思冥想的成分。在马佳永的一天之中，午后是最宁静祥和的时刻。家家户户吃过丰盛的传统午餐，开始睡午觉。周遭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没有鸟叫、没有虫鸣、没有人声，只有小镇的沉寂与风声的呢喃。我将梯子转到各个方向，爬上第一棵树的更高处，摘下一颗又一颗橄榄，丢进系在腰间的塑料袋。我伸手摘果，梯子摇摇晃晃。塑料袋终于鼓胀起来，短短几个小时，树上就只剩少数几颗橄榄。想摘取它们，就得离开梯子，爬上树枝。我真的爬了，但是树枝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结实。我俯身向前，尽量伸展，屏住气息，斜眼打量，将树枝扯向自己，但最后还是放弃，算是与这棵树停战。我再次提醒自己，有些东西注定非我所有。那几颗橄榄将在树上枯萎，多年以来都是如此，蒙上尘埃，风吹雨打，悬挂在我无法触及的枝头。

我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乔治·阿布拉对我大喊：“那是我姨妈的树！”老人家已经九十好几，是我曾祖母的外甥。他身穿一件磨损的西装外套，头戴一顶蓝色的编织帽子，有点像头上冒出一颗棉花球。他在街道上停步，拄着一根木质拐杖，对这两棵橄榄树表示赞赏。我对他笑一笑。

薄暮时分，采摘工作结束，我坐在树下。我的前臂、肩膀与背部，都被靠近树冠的隐密枝干刮伤，尘土沾染了我的胡须。村庄仍然寂静，大宅感觉空荡荡的，有如鬼屋。日光逐渐黯淡，从西方投射过来，阴影中透显出大宅的荒凉与孤绝，无所不在。重建工程让我感觉无比沉重，阿布·金恩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他会将每一个小小的工作或者计划调整，变成一场冒险或者灾难。在此同时，许多工匠虽然保证会上工，时间到了却不见人影。大宅至今仍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也可以看成一件文物。然而此刻我坐在橄榄树下，在冲动的提早收获之后，我只感觉到一种单纯的联系，就算它只是源于我从两棵属于过往的树上采摘橄榄。

我发短信给谢比尔：“我采摘了一百公斤的橄榄。”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谢比尔显然紧张起来，开着他的奔驰轿车来到大宅，一如往常，停车停得乱七八糟。他告诉我每个人都说过的事：我应该至少等到下过第二场雨之后，再开始采摘橄榄。他说了一遍又一遍，边说边摇头。

我对阿拉伯文情有独钟，原因可能是我把它当成第二外语来学习。阿拉伯文的字词优雅细致、富含逻辑，在时间、历史与世代之中流转，雕琢出特有的意味。随着文字慢慢展现其奥秘，渐渐改变其意义，一种美感油然而生。作为一种语言，阿拉伯文要比英文更为丰富，据说描述任何事物都可以只用一个单字。阿拉伯文挖苦讽刺的本领也高人一等，而且运用起来无比精确，还带着音调恰到好处的反讽语气。开罗的民众会故意给别人戴高帽子，以强调语气送上名不副实的奥斯曼帝国荣衔，例如帕夏、贝伊，或者我最喜欢的“巴许莫罕迪斯”（bashmohandis），意思是总工程师，这些字眼反而会让对方心虚。我称呼谢比尔为“乌斯塔兹”（ustaz），这个字包罗广泛，从“先生”“律师”“老师”到“教授”，都有可能。谢比尔察觉我的讽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我就成了“长官”（Ya ustaz）、“大人”（ya khwaja）、“吾爱”（ya habibi），同时扮演三种角色，“长官、大人、吾爱，如果你等到下雨之后再采摘橄榄，它们就会长成这个样子，”他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比划，就像在比划一包印度大麻，“如果你愿意等待。”

谢比尔对任何事都心存怀疑，怀疑我改建大宅的计划，怀疑我采摘橄榄的计划。收获季快到时，他质问我：“什么，你要雇用二十个叙利亚工人来采橄榄？”问题越来越荒谬，“你的橄榄树有一百万棵吗？你的橄榄园有二十亩吗？”而且语气越来越讽刺，“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叙利亚总统，请他支持一万名叙利亚工人？”他捧腹大笑，“一个工人摘一颗橄榄！”

他对我的质疑与其说是嘲笑，不如说是企图强调自己的专业。在马佳永这个地方，谢比尔没有多少事情可以自豪，不过他倒是很懂得腌渍橄榄（还会腌渍各式各样的蔬菜，当威士忌的下酒菜正好）。他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例如哪一种黄瓜最适合腌渍（小一点，但是不要太小）、香料怎么搭配最恰当（千变万化）、盐水中盐与水的比例（盐巴要加到能够让鸡蛋浮起来）。但是我连在腌渍橄榄这件事上都不愿意肯定他的专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他的嘲弄带有一种防御性的骄傲，我在马佳永每一回遇到他，他都是这个调调，简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天晚上，我将收获的橄榄带到谢比尔家，不难想见，一件简单的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变化的过程似乎无影无形，不可思议，唯有他本人才能诠释。谢比尔对我大谈橄榄腌渍艺术，其复杂难解犹如混合了核子工程与苏菲派神秘主义。腌渍过程的神秘特质激发出更多的问题，也促使他提出更多稀奇古怪的答案。尽管有时候疯疯癫癫，谢比尔仍然讨人喜欢，尤其是他醉醺醺的模样。然而无论我做什么事，他都可以纠正我；他乐此不疲，我却感到难堪。

● 洗涤：我从地上捡起来的橄榄有些已经烂掉，但我把它们一起留下来，整批橄榄可能因此遭殃。

● 腌渍：我忽略了一件事，我那两棵树有绿橄榄也有黑橄榄，而两种橄榄的腌渍方式不一样。

● 混合：我一直无法理解“托许拜达”（tosht al-bayda）的精妙之处，也就是估量水中要放多少粗盐（前面说过，要放到可以浮起鸡蛋的地步）。

● 其他细节：我接收到各种相互冲突、抵触、矛盾的指示与纠正，从如何选择晾干橄榄的地方，到橄榄腌渍前泡水要泡几天，无所不包。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好几天。

我们找到一些柳橙叶、柠檬叶与月桂叶，塞进罐子里，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腌渍橄榄的工作。我们还切了几片柠檬与红椒，分别放进不同的罐子。然后再沿着罐口边缘倒进橄榄油。一个星期之后，谢比尔和我在我的小厨房里工作，踩着一张破旧的波斯地毯，那是多年前我在巴格达一场拍卖会上买的。谢比尔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橄榄油吗？”口气像个老学究，“因为要让水分和盐分充分渗透进入橄榄内部。”

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十四个瓶子挤在我厨房的平台上，里面装满了腌渍橄榄。尽管我提早采摘，但是这收成看起来不算太差。我不时检视它们，在几分钟、几小时、几天之后拿起来，对着阳光，看能不能瞧出一些变化。柠檬片飘向瓶底；盐结晶着落在橄榄上，反射光线，仿佛不想让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我注意到瓶中少数几颗形状完美的橄榄，叹为观止，椭圆形的表面十分光滑，不像其他饱经风霜的橄榄，满布沟槽裂痕。我想象着它们的滋味，舌头开始绕着橄榄核打转。

我骄傲地宣布：“这是几个世代以来，沙迪德家族第一批橄榄收成。”

谢比尔回应：“有人帮了不少忙。”用阿拉伯文说了一句：“好好享用。”然后玩起语言跳跃游戏，用法语说：“祝你胃口大开。”

我在马佳永很寂寞，尽管人们不断讨论黎巴嫩的内部纷争，然而我停留得越久，战争似乎就越遥远。我经常想象小女儿莱拉走过石墙，走上弯曲的车道，走向那扇我决定保存的古老前门。我想象有一天我要带她过来，来到这幢可以让她据为己有的房子。近来的夜晚，雾气开始弥漫翻腾，山岚模糊了时间感。我也想到伊斯伯，意志坚定的他，对年轻时住的房子和上方的山峦告别，然后走过这个曾经和他一样繁荣成功的城镇。

可以这么说，我开始熟识伊斯伯·萨玛拉。我认为我和他应该有一些共同点，而且不只是野心。令我惊叹的是他兴建这幢大宅，成为往日中东的见证物，当时的中东虽已消逝，但激励振奋的力量仍在。他的故乡比别的地方更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想象芭希雅在厨房里忙着，为孩子们准备新鲜面包，涂上糖与奶油。在秋天来临后的几个礼拜，我经常想到谢比尔告诉过我的一段话：“和一群人在一起四十天，你若还没离开，就会变成他们的一分子。”我来到马佳永已经超过四十天。

我一直在学习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的基本规则与传统。规则之一：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买任何一样东西花了多少钱；如果真的要说，那就对折报价。尽管如此，无论我说多少钱，人们都会发出一样的感叹：“真可怜。”并对我的天真易上当寄予无限同情。在家人与朋友之间，罪恶感的操纵也是一门艺术，至少这是我的经验。来到马佳永，我总是成为他人咄咄逼人的对象，形态五花八门，关系再远的亲戚都可以教训我一番。他们会问：“为什么你这个月没来我家？”如果我已经去过，问题会变成“为什么你这星期没来我家？”如果我确实去过，问题会变成“为什么你今天不早一点来我家？”或者“为什么你那么快就要离开？”

卡里姆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法。任何人如果从贝鲁特或者其他地方回来，却没有先到他家做客，他都无法忍受；要是连电话都没有立刻打，那更是忍无可忍。他会以反省的语气告诉我：“你没有打电话……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口气就像在问：“你为什么像打小孩一样打我？”充满了辛酸与绝望。其实卡里姆打了四次电话找我，两次从他贝鲁特的房子，两次从他健走的地中海滨大道电话亭。后来谢比尔几天没跟我联络，再度出现在我租住的公寓时，我就将卡里姆和其他人这四十天来对我的教诲学以致用，决心要反败为胜。

“你跑去哪里了，我亲爱的长官？”语气忿忿不平，表情不可思议。谢比尔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是我在马佳永历经的第一趟罪恶之旅，让人心满意足。

对于大宅整修计划以及相关工作，阿布·金恩的想法和我南辕北辙。我把他当成工头领班，是整个计划的负责人，要通过意志力来达成艰难的使命。然而阿布·金恩的想法却是，他是看在希克马特的面子上才接下这个计划的。我知道如果我想让大宅完工，就必须和阿布·金恩全力合作。我们大体上相处得不错。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本古老的笔记本，让我写下重要的电话号码。他会打电话，但要我大声、缓慢地念出数字。每隔几天，他会坐进我的车，驶过坑坑洼洼的道路，到克拉亚镇找木匠，到布维达找水泥工，到希亚姆采购石材、瓷砖与其他物资。马佳永本地有铁匠、电工与瓷砖师傅，还有一个水管工，经常在他表兄家的商店外闲晃，吞云吐雾，好像自己还是个高中生。

阿布·金恩有车，一辆1960年的法国宝狮轿车，但是他从来不开。原因可能是害怕开车，也可能是耍聪明：反正我会载他，何必浪费汽油钱？

工作进行不顺的时候，阿布·金恩也会跟我起争执。我大多会主动离开现场，知道这种年轻人与老人吵架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希克马特告诉过我，过去马佳永的年轻人在街上遇到年长者，还会主动把烟熄掉。）尽管如此，沙迪德家族的诅咒还是萦绕不去。

每隔几个礼拜，我的脾气就会爆发，阿布·金恩怒气冲冲地离去，不过通常第二天就会回来，忿忿不平地告诉我，前一晚我是如何恶劣，让他受尽委屈，回到家中还念念不忘。这时我会向他道歉，解释说这是沙迪德家族的特性。他点点头。他听得懂这样的语言。有一回我道歉之后，他告诉我，他所属的阿布·卡塞姆家族也有疯疯癫癫的名声。我并没有跟他争辩。原来沙迪德家族与阿布·卡塞姆家族都是疯人当道，希望这次疯人合作能够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希克马特对我说：“我百分之一百一十信任阿布·金恩。”在他看来，阿布·金恩是诚实的典范，对他的忠诚远比对我根深蒂固。

“从我父亲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和阿布·金恩的家族来往。”希克马特说：“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们不知邪恶为何物，拥有纯净原始的精神。你以为黎巴嫩有很多这样的人吗？现在黎巴嫩到处都是黑手党。真令人遗憾，黎巴嫩只有一个阿布·金恩，顶多两或三个。”

希克马特是营建权威，或者至少是以权威自居，因为他在几年前改建了自己的房子。

希克马特说：“每个人都有意见。”他指的不仅是工作人员，还包括邻居、朋友、远亲与路人；改建工作让他伤痕累累，至今未消。“这种事会害死你，你会像个白痴一样，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针对你高谈阔论。”他回忆当时情况，从工人灌水泥开始，人们就会过来指指点点：“你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

工头终于忍不住，对旁观者大吼：“你们这些混蛋！统统给我滚开！闭嘴！滚开！”

希克马特怨叹人们对他大呼小叫，把他当成白痴，但是一天之后，他到大宅找我，开始把我当成白痴。阿布·金恩与阿米娜都在，我们漫步走过老旧的车库门，门已经锈迹斑斑、扭曲变形、脱离墙面。然后我们小心翼翼走进屋内，绕过一堆堆可怕的泥土与石块。一个房间的地板上积了一摊深灰色的水泥，上面插着一把铲子，呈四十五度角，旁边有三袋水泥，一包原封不动，两包已经撕开，此外还有一个装了水的白色水桶。墙面上以前糊着一层泥巴与稻草混合而成的“巴格达涂料”，现在剥落下来堆在地板，上面堆放着木材、灰泥与屋瓦，甚至还有一张旧椅子，看起来摇摇晃晃，但仍拒绝解体，似乎会永远存在。

希克马特转身对着我。

“我原本以为情况还会更糟糕。”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我大笑，眉毛都打结了。

阿米娜察觉到希克马特的大胆伎俩，知道他为了让我恢复信心，干脆拒绝面对现实。她说：“我想情况会越来越好。”语气中带着一点忧虑。

希克马特不理会她。

他很有把握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他看看石墙四周，然后走向餐厅，“告诉福阿德兄弟，很简单。”他停下脚步，“告诉福阿德，这工作很简单。”

他一心一意要颠倒黑白，但是阿米娜不断把他带回现实。

她告诉我：“你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工作。”

希克马特在大宅中漫游，大模大样，仿佛自己是改建工程的负责人。他指着窗外的栅栏说：“不要拆掉那些金属栅栏。”然后走进餐厅，说道：“把卫浴移到这里来。”尽管他趾高气扬，但我相信他是诚心想要帮忙。他下令：“厨房的窗子不要封死。”探头到另一个房间，大剌剌地宣布：“这里的采光已经足够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冒出来，仍然是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他的笃定振奋了原本垂头丧气的我。他建议我：“把‘洞穴’铺上拼花地板，其他有意见的人都去死。”

我们走向希克马特的车子，他又开始责怪我的姻亲工程师福阿德，“去他的福阿德。告诉他，工程只要有延误，都是他的错。”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希克马特巡视大宅时发生的每一件事，他表现出来的夸张言行，其实背后有一套严格的逻辑。已知：希克马特推荐家族好友阿布·金恩接下改建工作。因此：阿布·金恩的失败会让希克马特颜面无光，显示他的判断力有问题。已知：福阿德是外地人，希克马特不必太在意对方会怎么看他。因此：把任何过错都归咎于福阿德，我在黎巴嫩最正直、和善与慷慨的朋友之一。

这样的想法直接、精确、无情。

去他的福阿德。

别告诉邻居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家族关系与地理位置，伊斯伯大宅很容易成为各方觊觎窥伺的对象。我的邻居威萨姆也是亲戚，他的房子是由伊斯伯的兄弟法里斯建造的，他的母亲是我祖母的表姐妹。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纠缠不清，但他完全不当一回事。威萨姆很不友善，秃头，抽烟斗，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很不耐烦。我来到大宅之后，他打招呼的方式竟然是摘取大门旁一棵梅子树上的紫色梅子。后来他发现我不可置信地瞪着他，于是才从冰箱里拿出来奉还，还有些冰冰的触感。他声称摘梅子是为了帮我清洗，还等我跟他说谢谢，场面很尴尬。我终究没说，他对我的厌恶也因此更深一层。

最近一段时间，他又是老大不高兴，因为大宅改建工程扬起的尘土侵入他的地盘，导致他提出一连串要求。我能不能请个女佣帮他打扫家里？我能不能帮他清理红屋瓦？我能不能修好大宅和他家交界的倾颓石墙？当然，费用完全由我负担。

大宅后方的土地属于马苏德·萨玛拉。在马佳永，任何一种财产都可能引发紧张关系。既然如此，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我怎么会感到讶异？

有一天马苏德、他的测量员和我站在一起，他问测量员：“我的土地边界到哪里？”他一问再问，我越来越害怕、烦恼、担忧，心想：他会不会侵占我的土地？会不会步步索讨？会不会在我的土地上砌一堵墙？

问题越来越多。马苏德和测量员要求，我和他的土地交界处有一棵无花果树，枝叶已经越界，应该整棵砍掉。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下不了手，而且说了三次。我恳求：“这棵树在我外祖母的时代就有了，来自她那个年代。”他们无动于衷，不过在几分钟的你来我往之后，他们认为冲突虽然必不可免，但是不急着立刻引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领略到越来越多马佳永古怪的特质。许多已被人遗忘，有些令人抓狂，有些相当窝心，都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发生在塞瑞尔区我的邻居之间。他们有时候热情洋溢，有时候冷酷、多疑、沉默，总觉得我很有钱。他们做许多事都会投机取巧，仿佛那是一场风靡全镇的比赛，以蠢蠢欲动的战争阴影为背景。

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和贝伊都已消失，留下一片从此无法平静的土地。无政府状态演变成流血冲突、动荡局势、暴动叛乱、背井离乡。旧日的恩怨死灰复燃，化为每一个人的诅咒，而且在帝国的操纵之下变本加厉。法治荡然，帮派趁势坐大，土匪强盗也浑水摸鱼，民族主义则煽风点火，为阿拉伯文的“混乱”赋予新的意义。

马佳永局势混乱，伊斯伯和他的房子无足轻重。

奥斯曼帝国孕育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过日子的风格，原本并不是那么样的脆弱，后来却破裂成粗糙危险的碎片。奥斯曼政权后继无人；或者说除了欧洲势力之外，没有人可以分一杯羹。整个中东分崩离析，内陆地区尤其如此。过去中东世界唯一的认同感来源，如今已然消失，真空无可填补，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马佳永的塞瑞尔区仍然华贵而安定，日常生活波澜不兴。老树的枝干庇荫街道；每到清晨，雾气从河谷升起，来到这个平静封闭的地区；在那些有头有脸的居民看来，某些事物最好视而不见，这时雾气就会带来一种美好的朦胧感。什么样的力量才能破坏这里的平静？光凭伊斯伯·萨玛拉是不够的，他新来乍到，地位远不如那些老家族，例如法尔哈家族与巴拉卡特家族，据说他们的先人是在远古时期与橄榄树一起来到马佳永的。

伊斯伯等待了许多年，不断规划与重新规划，终于让大宅与世人见面。大宅散发着一股特殊的荣耀感，伴随着活跃的想象力，但是在主人的要求之下，永远没有完工的一天。工匠与手工艺师傅拿出绝活，汇集黎凡特生活的所有特色，创造出优雅的集大成作品。伊斯伯桌上的烛光倒影能够平息恐惧，带来平静，但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大宅终究无法与外界发生的事情隔绝。它随着周遭的景观改变，伊斯伯也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顾家的人，一个不再那么注重野心与荣耀的人。他的房子一开始是要呈现荣耀感，后来成为他替妻子儿女营造的家园。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变成一个避难所，一段由我们负载的回忆；无论我们是否曾经踏入它的门户，回忆都在那里。

一天晚上，我和谢比尔相聚小酌，谈起无花果树事件。我告诉他，我和马苏德·萨玛拉是用阿拉伯文对话，但是我的意思用英文表达可能会比较委婉。我描述我的恳求，如何强调那棵无花果树来自我外祖母的年代，然后问谢比尔，我是不是太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他大叫，“咄咄逼人？”

谢比尔摇摇头。

“我告诉你什么才叫咄咄逼人。”他从椅子上坐起来，弓着背，大声说道：“你这婊子兄弟，休想碰那棵树，否则我操翻你的姐妹！”

“你这婊子兄弟！”他又大喊一声。

谢比尔很满意地看我一眼，就像他弄对了腌橄榄罐中要放多少盐。

“姐妹比较好。”他特别提醒。

“这个时候还不适合扯到人家的母亲。”

邻居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许多马佳永人眼中，关于我最客气的形容词是“精神错乱”：整修大宅的计划证明了一切。有些人推测我应该是家财万贯，有些人认为我是个危险的疯子，不少人相信我是伪装巧妙的间谍。一则谣言指称，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花钱让我整修房子。后来我才知道，间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是卡里姆几位年长的女性朋友，以及在马佳永大道开了两家杂货店的迪巴兄弟俩。

兄弟俩中的哥哥长相难看，有如妖怪，从来不肯和我说话，并视之为生活守则。每当我走进他的店里，他就匆匆避入后面的房间，可能是害怕只要跟我说话，就会被我记录成电文，传送到美国大使馆。后来我就不再光顾他的店，改去他弟弟比较小也比较朴素的店。乔治·迪巴很爱说话，搞政治已经失败，做生意欲振乏力，看起来很像严格节食中的蛋头先生。

只要我来到乔治的店里，他一定大喊我的绰号“谢比尔老师！”（因为我是谢比尔的朋友）或者“华盛顿邮报！”（因为我在报社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幌子，乔治和他哥哥一样，对我的情报员身份深信不疑，而且决心要搞清楚我的任务。乔治会炫耀几个英文单词，是他三十年前在学校学到的，如今说出来已不知所云。他还会没头没脑、突发奇想，有一天跟我说：“你一定是来这里研究我们的气候！”原因可能在于天气永远是谈话的题材，也可能是他对我的马佳永任务的最新猜测。

我们谈起我想买的东西，粗盐他有，月桂叶没有。他记下我的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货就会告诉我。不过他很快就亮出底牌，问我能不能帮他在报纸上宣扬他的政治野心？

我告诉他，这么做可能得花数千美元。

“哦！”他大叫一声，“不能免费吗？你能不能免费帮我做？”

他说他只需两行文字，内容是提名自己为黎巴嫩新任总统的候选人。选举结果再过几个礼拜就会出炉。他问我：“有何不可？如果诈骗犯与江湖郎中都可以当总统，寻常百姓为什么不行？”

他宣称：“我拟了一个漂亮的计划，分为二十五个要点，还可以增加，但都已经准备就绪。”他写在一本记事簿的两面，纸上印有云斯顿香烟的商标，“这就是我的计划。”他一边说一边翻着四页的记事簿，快速浏览各个细项。

我问他，哪一个要点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他不停翻阅，看来看去，仿佛不由自主，眉头深锁，越来越困惑。

“它们都很重要，所有二十五个要点都很重要。”他继续看记事簿，注意到其中一点，以承认的口气说：“嗯，这一点没那么重要。”接下来又说：“这一点只对黎巴嫩重要。”他的手指往下移动，“这一点有国际意义。”停顿一下，“这一点对我们这地方有意义。”他耸耸肩，将记事簿塞回柜台下方。

我离开时说：“谢谢您，乔治老师。”他大声回应：“是乔治总统！”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与阿布·金恩的合作终于有了成果，只是谈不上什么大突破。改建计划如期进行，然而后来我们遇到承包商的问题。他们自成一个群体，但是内部四分五裂，运作大打折扣，很容易就会爆发内斗。

最重要的一位承包商是托玛阿拉·卡德里，人们都叫他托玛。托玛和妻子萨娜娅住在我远亲威萨姆的隔壁，租金一个月一百美元，有三个简单的房间，面对着“工作坊”，那是伊斯伯大宅现在的别名。

托玛身材肥胖，走起路来从容不迫，什么工作都能做。但是每一样工作都有代价，包括他开那辆红色奔驰老爷车去运石材的油钱（一趟大约十六美元）。托玛诡计多端。结果有好有坏，阿布·金恩一直很提防他。

电工伊马德·迪巴生性高傲，不苟言笑，是第二个加入团队的成员。下一个加入的是水管工福阿德·阿布拉，饱受战争折磨。卡米勒·哈达德最令人难忘。他的头发茂密灰白，眼睛淡蓝澄澈，几近透明，没有人喊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阿布·萨利姆。现今真正的石匠寥寥无几，阿布·萨利姆是其中之一。他相貌英俊，脸庞棱角分明，就像他雕凿了六十年的石块一样。

电工伊马德总是抱怨工作太多，脸色阴沉地告诉我：“这是一场大工程。”水管工福阿德会警告我，他还有其他的案子要优先处理。阿布·萨利姆在大宅里走来走去，充满权威感，挥舞一把大铁锤，一只手对付重量与他体重差不多的石块。我有没有提过？他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与阿布·金恩同年。他计划在车库门口建一堵墙，改建成房间，用石材将一扇窗框起来，把另外三扇窗缩小，将另一扇窗扩大成一道门，并且修复“洞穴”，全部工程开价一千一百美元，我同意了，不敢还价。第二天清晨，阿布·萨利姆上工，六点钟来到大宅，汽车车身上薄薄一层露水还没干。

阿布·萨利姆嘱咐徒弟：“小心点，小心点，对待它要像对待新娘一样。”他们拖动一个窗框。阿布·金恩不久之后抵达，说道：“阿布·萨利姆，无论你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阿布·萨利姆的回答，充分展现了阿拉伯文的优雅本色：“我只需要您平静祥和，安全无虞。”

不久之后，三个人都开始对付一道墙，各自拿着鹤嘴锄、铁锹与大铁锤，移除窗户下方的石材，准备把它扩大成一道门。

阿布·萨利姆一边奋力打墙一边大喊：“这才叫作建筑物的基础！”他兴高采烈，“这些石头不动如山。”打墙进度缓慢，反而让他欢喜。建筑毕竟是一种艺术，阿布·萨利姆正在欣赏一件艺术品，“这才是盖房子的老办法！以前的人就是这么盖的。”

他告诉我：“建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生活艺术。”语气十分严肃。

“这种建筑很快就会绝迹，真是太可惜了。因为它就像是直接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有如土地的酵母菌。”

阿布·萨利姆为我说明各种工具的阿拉伯文名称：“每一种都有特定功能，”他谆谆善诱，“不可以交换使用。”

他介绍了“tartabeek”（一种鹤嘴锄）、“mahadda”（大铁锤）、“makhal”（铁锹）、“fas”（斧头）、“mankoush”（另一种鹤嘴锄）、“shauuf”（一种木锤或者凿子）。此外还有“shaqoul”，算是一种铅锤，用来衡量石材表面是否水平，相当巧妙。阿布·萨利姆的“shaqoul”以一条绿色的绳索连接，一端是木材，另一端是黄铜块。

阿布·萨利姆看着自己的“shaqoul”，脸上又浮现出欣赏的表情，“这一副已经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问他，这是不是他最重要的工具，他大笑，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或者是太年轻而不懂事。他大喊一声：“双手才是最重要的工具！”

阿布·萨利姆问我：“你想知道事实真相吗？”当天稍后，他和我坐在大宅外面，早晨的阳光十分温暖，“以往的世界比今天的世界纯净。环境的氛围，人们的气质，都是如此。不像今日，弥漫着仇恨与报复。当时人们的生活很有荣誉感。当时没有电力，晚上点蜡烛，燃油灯，就这样过日子。吃晚饭时一家大小相聚，和乐融融。好吃的东西有无花果、烤鹰嘴豆、葡萄干。人们一大早七点起床，出门工作，晚上才回家。那样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战争，不必担心孩子的命运。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阿布·萨利姆从岩石的本质下手。他知道光凭机械的力量，无法让一块岩石就范，服从他的意志。毕竟，岩石是大地的酵母菌。因此阿布·萨利姆不会和岩石硬碰硬，而是设法劝诱它、说服它、怂恿它。阿布·萨利姆对岩石累积的经验越是丰富、知识越是精深，就越能够以直觉掌握整个过程，例如岩石会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裂解。我看着他工作，想起以前读过的东西，描述最老练的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总是可以快速掌握自己每一个动作的结果。阿布·萨利姆也是如此。

他继续移除下一块岩石建材，一尺一尺来，每一尺见方重约五十磅，甚至更重。石块上面涂着灰泥，阿布·萨利姆和阿布·金恩知道不好对付。

阿布·金恩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以前的水泥。”

阿布·萨利姆用阿拉伯文回答：“我当然知道。”

无论是人生还是事业，这两位先生都已接近终点；而且对他们而言，人生就是事业。他们很熟悉自己的工作，对每一个角度与基础都了如指掌。

“这就是建筑工作！”阿布·萨利姆再次高喊，“你给出什么，它就给你什么。你接受什么，它就接受什么。”老人家得意洋洋，甚至有点飘飘然，“老建筑的力量不在于钢铁或者水泥，而在于石材。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气力都来自于蜂蜜与山羊油脂。”

工作进行了一整个早上。阿布·萨利姆的大铁锤像雨点一般落在岩石建材上，有的高度到他腰部，有的从他头顶上方崩落。他让人叹为观止，一锤一锤地敲打着，从不间断，就像机器一样。卖力工作的时候，阿布·萨利姆会朗诵诗歌：“艺术家从不休息，天上的星星对他唱歌。我的儿啊，别怪罪老人家，人家过去可是独一无二。”

后来他说：“你看，”摇摇头，刻意对自己的杰作保持低调，“作品之美，就在于追求完美。”

有一天，我到贝鲁特采购东西，回马佳永之后直接到谢比尔家喝酒。我问他近况如何，他以阿拉伯文回答：“Zift。”这个字的意思是沥青或者糟糕透顶，谢比尔指的应该是后者，“黎巴嫩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沥青一样一团糟，只有街道没铺沥青。”

我如果不在伊斯伯大宅，大部分时间都与希克马特、卡里姆和谢比尔在一起，但是三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他们近来很少联络，不过希克马特的女儿米亚娜出生时，谢比尔曾经打电话到贝鲁特道贺。

“我对希克马特说：‘恭喜恭喜。代我问候你的夫人。等你们回来，我再去探望。’就这样，很友善。”谢比尔停顿一下，“我和希克马特没有任何恩怨，但是他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上，从来不关心别人。我并不怨他，但是为什么希克马特越来越自负？”

谢比尔帮我倒了一杯威士忌，话题又回到希克马特身上，总是如此。“我原本要去拜访他。”他想当面恭喜希克马特，送小女娃一份礼物，结果那天他却午觉睡过头，从下午三点睡到晚上九点半。谢比尔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俄克拉何马的牛最会翻身”，紧绷着他的肚皮。

我告诉他希克马特已经回贝鲁特，他破口大骂，然后说：“我大概要等到希克马特的女儿订婚，才有机会到他家做客。”我大笑。

至于卡里姆，他永远心怀不满。每一回谈话时，他总是会质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害他一个人胡思乱想，是因为他要我为他种的植物浇水吗？他是不是说错什么话？希克马特有没有捏造事实挑拨离间？

后来卡里姆又送我一堆礼物，装在两个有粉红色圆点的白色塑料袋中：其中一袋有卡尔文·克莱恩的“Escape for Men”润肤露、卡罗琳娜·埃莱拉的“Men”刮胡膏与“212”沐浴乳、一个已经调好闹铃时间的黑色闹钟。另一袋装着防蚊药剂、黄色烟灰缸、刷厨房水槽的刷子、泡茶用的小滤网。卡里姆送这些礼物可能是要祝贺我搬新家；也可能是想表达歉意，因为上一回我们见面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希克马特，我跟他吵了一架。

在他看来，我不够冷静。

他很了解地说：“你有沙迪德家族的本质，坏脾气。”

卡里姆是个敏感、执着的人。

几天之后，希克马特告诉我：“这个该死的地方，八卦一出来就乱成一团。你本来就不必选边站，你是马佳永的客人。”

他还说政治议题也是如此，无数人的友谊已被政治终结。仅仅在一两代人之前，马佳永还能够兼容并蓄各种运动与意识形态，以及以代言人自居的政治领袖。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整个中东地区刚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殖民霸权。马佳永的报纸分成两大阵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此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共产党，以及1932年由安东·萨阿德秘密创立的叙利亚民族社会党。

希克马特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马佳永要感谢那些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共产党员，他们将生活并不宽裕的马佳永人组织起来。不过这两个阵营互相瞧不起对方，支持者几杯黄汤下肚，就会从大道上的一家酒吧涌出来，大打出手，但只用拳脚，不动枪械，一直斗到20世纪60年代。加入这两个阵营的人，几乎都支持某种普世通行的公民意识标准；一直到今日的黎巴嫩政坛，这种人都还是少数特例。

马佳永有些家族，过去的政治立场广为人知，如今则淡化许多，而他们支持的政党也是今非昔比。苏克里耶家族、沙马斯家族与沙布尔家族都曾经力挺共产党，有个穆加利·沙马斯甚至把房子漆成红色（几年之后，马佳永的共产党分裂成两派：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沙迪德家族、塔亚尔家族、扈利家族与穆萨拉姆家族则是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传统信徒（谢比尔曾经把党徽贴在电话机上）。可想而知，内战过后，政党支持者越来越少，意识形态的狂热也退烧，老一辈的党工大多凋零，或者不再过问政治。在马佳永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人转向宗教寻求认同。我的家族是基督教徒，在黎巴嫩，许多基督教徒追随一个退役将领米歇尔·奥恩，他粗鲁莽撞、行事有如堂吉诃德。（他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人挑衅，我会说：下地狱去吧！”）这种认同感更加凸显了基督教徒的少数地位；而且我总是担心，少数族群的特异性终将导致他们的灭绝。

希克马特父亲年代的意识形态，焦点在于疆界。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都企图依照自己的条件要求，扩大势力范围。阿拉伯地区的国界都是人为强制划定的，本身即是一种压迫的工具，同时也被各个阵营视为障碍，抹杀了阿拉伯世界最美好的部分。看一眼地图就知道，这些国界没有道理可言。线条太笔直、太精确，无法涵盖地理与历史的模糊暧昧。它们是没有边疆的疆界，无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形成的轨迹。马佳永因为国界的划定而遭殃，失去了它真正的腹地：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以及当地所有交通便捷的城镇。比较古老的城镇如海法、阿克雷、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以及戈兰高地上欣欣向荣的库奈特拉，与马佳永有共同的地理、历史、贸易与文化，向来不受国界局限。几个世代以来，对于选择留在马佳永的人，这片土地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如今，好景不再。

许久以前的奥斯曼帝国年代，早在难以捉摸的民族主义之前，各个民族与信仰在黎凡特交会。但是这样的景观已经消失。在这个长久以来各方共享的土地上，想要加入一个新的民族，就得想象出相关的神话。历史被虚拟创造，天命被宣扬主张。国界强化了国家的特质，但这些国家唯一的野心，就是确保某个小独裁者的权位、某个民族的霸权行径、某个部落的恐惧，以及让国际化的都会逐渐降格为国内城市，过程无可挽回。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一个世纪，这些国家全都成了失败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野心，也无法为国内长期共存的不同种族划定楚河汉界。

当然，从此马佳永不再有街头争斗。

阿布·金恩，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的公寓对面街道上，停了一辆四四方方、破破烂烂的雷诺轿车，每天早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车主会发动引擎，踩下油门，让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它时而尖叫，时而低吼，强烈显示车子已经老旧，车主不顾他人感受，也不了解自己的车子。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眼睛越睁越大。

这意味着在马佳永寒冷的早晨，我早早就醒来。十一月即将结束，秋天仍坚守不退，但终将放弃。人行道上本来有许多老人家，每天晚上坐在椅子上抽烟聊天，这时都退入室内。商店提早打烊，少数人还在街上行走，步伐越来越缓慢。一部隆隆前进的蓝色奔驰老爷车，车顶绑着十几张地毯，司机猛按喇叭兜售。车厢后方塞了更多地毯，民众会买来铺在冰冷难以行走的瓷砖上。走到希克马特家附近，我依稀闻到小块木柴在冬日火炉中燃烧的气味。烟雾从烟囱冉冉冒出，狭长的排烟管探出石材打造的窗口与门口。地平线上，大雪飘降在赫尔蒙山的峰顶。

大宅开始出现生机，我可以想象生命在这里活动的情景。我对参与重建工程的人千恩万谢，他们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承认他们的工作成果卓越，可能会丧失对报酬讨价还价的机会，再也不能指责他们做得不够。现在大宅有五位工匠，阿布·金恩也算在内，但是他就像当红歌唱家，经常不见人影。他背负沉重压力，仿佛全世界对他都有所期望，而他的自我期望也很高，再加上工地环境嘈杂，让他无所适从，因此别无选择，只能每隔一阵子就消失在一团尘埃之中。

两个叙利亚工人阿布·贾西姆与毛希丁正在铲除室内墙面的灰泥，用小车子从橄榄树下运出去。此外他们也对付大宅后方的一道石墙，刮除上面的混凝土，并以水泥强化屋顶的结构。阿布·萨利姆继续吟诗，把厨房的窗子扩大，浴室的窗子缩小。大宅的车库原本是败笔，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阿布·萨利姆重新竖立旧日的墙壁，同时顾及采光，让一束束光线射进室内。

阿布·金恩用空心砖建造另一堵墙，对每一块砖，先用铁锤从上往下敲一记，再从旁边轻敲一两下。然后只见他手腕一转，倒出一团灰泥，时间无比精准，以他的年龄而言难能可贵。然后他拿起一把泥刀，迅速把灰泥抹平。他将空心砖举到适当的位置，先以拳头打，再以铁锤敲，最后用泥刀抹平灰泥，让空心砖一一定位。建墙的时候，墙面上紧紧绷着一条黄绳，如果它突出或者松弛，阿布·金恩就知道墙的角度有问题了。

他对我说：“看到我们的工作了吗？这才是工作。”

他摇摇头，疲惫，但是满意。

“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他紧接着问我，但我只能回答，就这样了。

“就这点工作？我才七十四岁！”他转过身，朝向最后一块以高超技术砌好的空心砖。几秒钟之后，“不对，我已经七十六岁了。”

阿布·金恩又想了一下，“我是1931年出生的。”点点头，带着肯定的意味。

铁匠纳西卜·苏卜希亚说：“你看起来像五十岁。”不过阿布·金恩没有听到，因此我帮苏卜希亚重复了一遍，提高音量，并且靠近他的耳朵。他用阿拉伯文对我说：“我的后事托给你了。”满是灰尘的手指抚摸我的胡须，非常温柔，指尖停在我的下巴。

马佳永的历史很难用“温和”来形容，它像周遭的土地一样伤痕累累。然而随着秋去冬来，伊斯伯大宅出现了一个群体。脸孔越来越熟悉，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连我都感到意外。这种气氛在贝鲁特是天方夜谭，台面上的人物总是水火不容。首都的民众一遇到刚从外地来的人，就会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提出连珠炮一般的问题，务必搞清楚对方所属教派。人们首先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从名字看不出端倪，例如纳比，那就追问你的姓氏，当成线索。姓氏通常也平平无奇，例如哈吉，于是问题转向亲人的姓名，从父亲与母亲开始。假设你的父母亲名叫纳比勒与娜达，对方会追问你的家乡。如果你的家乡有不同教派聚居，例如贝鲁特郊区舒夫山脉的阿莱，对方可能会问：“你对德鲁兹教派领导人瓦利德·琼布拉特有什么看法？”或者“你是琼布拉特的支持者吗？”问的人追根究底，一位朋友形容，这是一种“强行归类与过度简化”。

这种情况连大宅都难以避免。基督徒工匠有时会批评某种设计或者色彩图案过于伊斯兰化。信任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钱的时候，都会盖上教派的印记。不过，至少在最近这段期间，教派的区分淡化了一点，不再那么贴近个人。我认识托玛几个月之后，才知道他的家族是逊尼派或者什叶派；更有趣的是，每年圣诞节，他的家人都会在客厅角落摆一棵简单的树。日常喝咖啡休息的时候，大家绝口不提政治，那是党派认同的标签；我们为黎巴嫩哀叹一番就够了。

如果还不够的话，那么，乔治·贾拉迪登场了。

乔治走路不太方便，我本来以为原因是长年旧伤，或者是他一瓶接一瓶的亚力酒。他与托玛是表兄弟，正式登记的职业是石匠，但那只是头衔而已。乔治负责建一道石墙，标示大宅与马苏德土地的界限；然后他还要对大宅的石材墙面做喷砂处理，重新涂刷已有九十年历史的灰泥。他的工作分量相当重，但是速度相当快。乔治从来不会被时间表绑死，但是决心要赶上计划的期限。

有一天他大喊：“我们要动起来！我们要干活！”

我以阿拉伯文告诉他：“有动作的人有福了。”

这句话让他得意洋洋。

“来吧，阿布·金恩！来吧，年轻人！”他大喊：“上工！上工！乔治希望你们只要一摸眉毛，就会摸出一手汗水。”

乔治年轻时一定是相貌堂堂，他身材高大，肤色黝黑，有点像埃及的一位电影明星。只是如今他已饱经风霜，脸上一道一道皱纹，皮肤松弛，终身贪杯加上红牌万宝路，就是这种结果。他每天都穿的毛衣与裤子，总是不合身。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谈话中提到自己时，习惯自呼其名。还有他走路的问题，当年内战时期，他在西顿一处六层楼的建筑工地工作，附近有人引爆一枚炸弹，爆炸威力让他从三楼直接摔落地面。

他告诉我：“爆炸让乔治飞了出去。”他左腿和两手的手腕摔断了，背部也受了重伤，“乔治意识清楚。乔治一直没昏过去。乔治还会说话：‘不要移动我！不要移动我！’”

当然，那天没人听他的，结果断掉的骨头并没有好好复原。不过到了现在，他一拐一拐走路的模样，反而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他笨拙地漫步着，有如在开罗街头讨生活的混混，又有点吉恩·凯利的味道，可以快速前往某个地方，但是不会让人觉得他行色匆匆。

十一月天气转冷之后，有一天我站在大宅楼下，身旁是越来越懒散的阿布·金恩，试图弄清楚除了抽烟、等着喝咖啡、对托玛出一些没有用的主意之外，他还做了什么。这时乔治大声说道：“乔治一大早就来了！阿布·金恩，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也在这里。”阿布·金恩随机应变，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困窘过。

今天乔治的状况很特别，没有什么事物是他不能冒犯的，就连刚送来的咖啡也一样。咖啡照例用红色水壶盛着，放在一个伤痕累累的银盘上，旁边还有四个小小的白色杯子。

“该死的咖啡！”他连骂了三次，“我们再赶一点工，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今天没有时间喝咖啡，只有时间工作。”乔治看到我浮现微笑，为他的戏剧化表现莞尔，他告诉我：“工作就要像这样才行！”猛然挥拳，有如拳击手出场，“我们必须完成工作。”

阿布·金恩也笑了。近来他都叫乔治“阿布·阿贾赫”，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口没遮拦的大嘴巴”。

乔治摇摇头说：“阿布·金恩，乔治就是要动起来！”其实是说给我听，“来，年轻人，来吧！”他又连说了两次，然后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婊子兄弟。”

一整个早上，乔治大模大样，戏味十足，在大宅这个工作坊，上演一场以劳动为主题的滑稽模仿秀。对乔治而言，沉默是不情不愿的暂停，让他想好下一串连珠炮般的咒骂。

第二天，乔治的石墙从大宅后方耸立起来，一排又一排石块，墙面上绑着一条粗钓鱼线，确保整体角度正确。乔治一如平常，神经兮兮，穿戴着有如制服的灰色毛线帽、肮脏的毛衣、沾满水泥硬块的白色手套。向来抽烟一根接一根的他，这时嘴里也叼着一根烟。

乔治指出，阿布·金恩砌空心砖只能做到整齐排列，一块叠着一块。但他自己砌的石墙经过特意设计，布局有如一座迷宫。乔治找到适合的石材，但是还需要切磋琢磨一番，正面与棘手的角度都要特别讲究。他指点徒弟海赛姆，指着石材的正面说：“这就是石头的脸庞。”乔治用的字眼指涉女性，他的意思也是拿女性来比喻。他把石材转过来说：“这是它的屁股。”雕凿每一块石材时，他都要敲打十下，但没有人看得到的“屁股”不受影响，他试图威吓每一块石材，连续敲打，用锤子与棒子重击。然后他会转为好言相劝，轻轻拍打，有如爱抚。

他大喊：“婊子兄弟！它拒绝屈服。”

石材终于屈服，但却是沿着错误的隙缝裂解。在乔治看来，这是再一次证明天地间满怀怒气。他将裂解下来的碎片丢到墙后，和小石块、沙土、大石头堆在一块。接下来他不屈不挠，再度开始对付下一个爱人，缠斗、劝诱、恳求、威吓。

“阿布·金恩，这样你满意了吗？”乔治像是走迷宫一般，搜寻下一块石材。

阿布·金恩喃喃自语。

乔治大喊：“来吧，托玛！”动起来！

托玛向来不理会他，这回也不例外。乔治继续搜寻石材，对阿布·金恩的冷淡响应感到恼怒，他站起身来，要把话讲清楚。阿布·金恩负责采购石材，乔治故意刺激他，把这批石材数落得一文不值。

阿布·金恩反驳：“这些都是很好的石材。”

乔治一边走在小径上，一边踢着地上的石材，“该死的东西！这一块有什么好的？”他踢了另一块石头，“这一块也一样。”他边走边踢，一而再再而三，最后以严厉的语气大声说道：“全都是烂东西！托玛，今天你和阿布·金恩的工作，乔治很不满意，一点都不满意。”

一位木匠师傅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伊斯伯·萨玛拉是在一百一十二年前盖了这幢大宅。但我反驳，大宅的历史还不到百年。木匠大力摇头否认，就好像一位沙漠隐士接到命令，必须搬进城市过生活。他的信心如此坚定，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

大宅的林林总总，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搜集资料多半只会导致困惑，让我再次被徒劳无功的失落感淹没。有时候我的心情变得阴暗动荡，又开始抽烟，心中弥漫存在主义的思维，行为举止像个疯汉。在比较清明的日子里，我会试图理解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古怪勾当——似乎是一场糟蹋建筑的勾当。我朝着一处深渊滑落，在我并不自觉的情况下，改建计划蹒跚前进，永远无法完成，但是又不会立刻宣告失败。

乔治与托玛清理过大宅外部的每一块石材，还有一楼的墙面与拱门。石材本身就给人许多启示。涂上新的灰泥之后，房子结构的各种角度，让整体恢复了秩序感与精确感。色彩从旧日时光中恢复；阴影置换为奶油色的百叶窗，又染上许许多多色调，泛着蓝光。来到大宅的一楼，电力已经恢复，电线沿着地板延伸，埋进条状的混凝土。门窗被拆卸下来，阳光照进那些从大宅完工之后就不见天日的角落。

在我思前想后但仍然毫无章法的抉择之中，大宅有如一幅油画，画面逐渐浮现。有时候我会担心我们的做法太过火，掏空了大宅的原始内涵。然而后来我还是要求做各种修改，幅度远超过原本的规划。

我犹豫迟疑，拿不定主意，一个又一个决定都是模棱两可，让阿布·金恩这些师傅认定我是个软弱、脆弱的人。每当阿布·金恩察觉这一点，他就变成开罗的出租车司机，以他的知识见闻来欺压我。有一回我们在大宅里走动，我提出建议，楼下有几扇拆下来的门，似乎已经无法修复，不妨改装成桌子。我只是建议而已。

“你在说什么话？”他对我大吼，嘴里叼的香烟随着恶声恶气的话语起起落落，“人们会把你当成笑柄。”

这时，就像处理马苏德·萨玛拉与无花果树的问题一样，我搬出家族先人。

阿布·金恩以嘲讽的口吻说：“这来自你外祖母的年代，这来自你外祖父的年代。”指着拱门、窗户与大理石，一个一个点名。“愿上帝怜悯你的爷爷奶奶！”他的口气中带着玩笑、尊重，以及太常听我讲这种话而感到的厌倦。

战争与暴力的威胁，在黎巴嫩就像风吹草动一样平常，一样难以预期。伊斯伯·萨玛拉与这份威胁共存，虽然在大宅的兴建过程中，他似乎刻意和威胁保持距离。当他的家人已然习惯大宅的富丽堂皇时，他却无法继续消受。未来有许多变数，充斥着危险。在他和家人周围，贝都因人与盗匪正在劫掠乡间。木桩打入土地，标示出新的疆界，过去从来未曾真正统一但也未曾分离的事物，从此开始隔绝。法国人与英国人为他们帝国属地的未来进行协商。巴保特尼亚、塔拉纳哈斯，和其他新设的关税站，将马佳永与霍兰地区分割开来，对伊斯伯这类人而言，那是他们需要的呼吸空间。

旧帝国与新殖民地的司法体制相互冲突，造成困扰。经济状况改变，奥斯曼帝国灭亡的时候，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货币。首先登场的是汇率钉住英镑的埃及镑，然后是钉住法郎的叙利亚镑。危机四伏的派系分歧与民族主义，在恐怖与残酷的动荡中招兵买马。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阴魂不散，但是旧日的关系与路线在冲撞新疆界时，被改变方向，扭曲为某种人为而拙劣的形态，就像断掉的腿没有好好接合。

伊斯伯知道这些争议，他听到邻居讨论他们效忠的对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法国人与俄罗斯人，后者当时深陷革命乱局，放弃东正教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转而充当共产国际的急先锋。伊斯伯也听说了美国“金恩克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1919年访察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与小亚细亚地区。当法国与英国瓜分从奥斯曼帝国掠夺的赃物，并攫取石油蕴藏时，美国的委员会想知道阿拉伯人需要什么形式的政府。可以想见的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无人理睬（有人认为马佳永人先是支持阿拉伯独立，后来也能接受美国某种程度的掌控）。

伊斯伯告诉家人，就算战争与叛乱受到遏阻，黎巴嫩还是没有未来可言。至少他心目中的黎巴嫩是如此，其领土从泰姆干谷一路延伸到戈兰高地，再进入霍兰地区。他认清现实，痛苦不已。

多年以来，伊斯伯一直打算送大儿子纳比进医学院，在重视教育的马佳永，这会让伊斯伯家族晋升精英阶层。此外，伊斯伯对每个孩子的教育都做了周详的考虑。当学校在战乱暴力中被迫关闭时，他就请家教来家里上课（他们非常欣赏他女儿拉提巴的创意与才华，她小小年纪就已经能用阿拉伯文创作诗歌）。伊斯伯担心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前途。他的黎巴嫩濒临地狱边缘，情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还难预测，而且从法国人、阿拉伯领导人、边界对面的英国军队到旧秩序的掌权者，任何一股势力都无法挽回局势。

1920年到来，伊斯伯的烟瘾越来越大。他的体重日渐减轻，脸形越来越长，胡须越来越明显。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名声与财富，以及让世人崇拜的成就。然而最近一段时日，他的目标有所转变，开始期望孩子们能够拥有像样的环境，不受恐惧与战乱影响，实现自己的志向，建立自己的家庭。当周遭环境越来越混乱，伊斯伯清楚地知道，就连当地最好的学校，包括医学院在内，都无法确保他的孩子能长大成人。他担忧大儿子纳比会遇到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死于非命。他担忧暴力犯罪持续猖獗，让两个较大的女儿，十六岁的纳比哈与十二岁的瑞伊法，有遭到杀害或者强暴的危险，尤其是万一他本人或者芭希雅遇害、受伤，情形会更糟糕。

美国可以提供和平与机会，伊斯伯认为，这两者在他度过一生的祖国都将永远消失。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被死神夺走，可能就触动了年轻时的旧伤。他的哥哥赛义德曾经和兄弟们一起打拼，开创共同的事业。当时赛义德才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他们会一起前往霍兰，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经常睡在满布黑色细沙土的草原上。有一天晚上，一匹马受到鬣狗与胡狼叫声惊吓，这两种野兽至今仍漫游在叙利亚的荒野上；结果那匹受惊的马践踏到睡梦中的赛义德，害他送了命。赛义德只比伊斯伯大三岁，从此伊斯伯一直怀着丧兄之痛，不曾遗忘。现在，伊斯伯决心要与死神斗法，让孩子摆脱死亡威胁，平平安安长大。

所有的孩子，他们的人生。

在一个寒冷的十一月夜晚，谢比尔和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专心聆听收音机广播，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演说。当时停电，收音机靠电池运作。谢比尔找来日光灯，连接一部老旧尚未更换的汽车电池。从收音机喇叭倾泻出来的话语，是典型的纳斯鲁拉风格，他是当代最具领袖魅力的什叶派演说家。

纳斯鲁拉在贝鲁特举行大规模集会，他告诉群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伎俩就是煽动，鼓励黎巴嫩人自相残杀。他登上舞台，声音洪亮，为真主党拥有武器辩护，声称那是“反抗运动”。纳斯鲁拉对群众有一种直觉的掌握，以正统的阿拉伯文字汇陈述主张，然后以日常对话的成语来强调重点。情绪最激动的部分直接表达，毫不修饰，再以笑话稍稍冲淡；有些话语声音温柔，有时候突然加进一句旁白，虽然有一点口齿不清，但是效果丝毫不减。

这些话语呼应了我和谢比尔周遭的景观。从谢比尔家一路下去，真主党的海报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好像游行一样。一张海报上写着“失败的年代已经过去”，另一张海报则说，“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

纳斯鲁拉说，各位兄弟姐妹，以色列一边擂响战鼓，一边空谈和平……任谁都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以色列与美国合作，企图将叙利亚拖入战局，让整个地区烽火连天。这就是布什总统的计划。纳斯鲁拉说，这是作战计划，不是和平计划。

“这是一场强而有力的演说。”我告诉谢比尔。

“嗯。”他点点头，声音中带有赞同与忧虑。

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谢比尔家，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房间。他的椅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堆满了生开心果的红色外壳。地板上有一本1999年9月号的《疯狂》杂志。封面大剌剌写着“第十六页介绍超级愚蠢的恶搞电影”，还有“第十八页介绍对付活龙虾的十八种方法（不包括活活煮死！）”。谢比尔曾经跟我保证，他有一卷“深紫色”摇滚乐团专辑《日本制造》的八音轨录音带，只是不知塞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屋子里，我看着他，一股悲伤涌上心头。谢比尔很痛苦，手部有严重的关节炎，全身其他的关节也嘎吱作响，朋友与家人都遗弃了他。他有四个兄弟，如今只剩老大还与他有来往，其他三人则以他为耻，认为他是家族中的失败者。他们与马佳永大部分的家族一样，非常看重学历与财富。与谢比尔年龄最接近的兄弟，造访马佳永时甚至不愿与他打招呼。这种情形实在非常离谱，因为造访期间两兄弟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只不过从不同的门户出入。

谢比尔的问题，也不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几个星期之前，我和他以及他的两位兄弟，到利塔尼河畔的一家餐厅聚会。那是一家很迷人的餐厅，简单的露台结构，周围都是柳橙树与柠檬树；河岸弯曲，一片翠绿；河水流过清浅的石头，孩子们戏水钓鱼。强风伴随着急流，一阵一阵灌入河谷，吹过松林；过去此地曾有一座宫殿，如今已然消失，只剩这片当作地界的松林。餐厅料理的鱼无与伦比，尤其是以大蒜与柠檬皮填充的鳟鱼；萝卜的滋味也无比鲜美。

用餐过程中，谢比尔的两个兄弟都不太理会他，他也埋头喝着威士忌。那天我们出席一部美国电影的私人试映会，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到兄弟对他的藐视，还是他全神贯注看着电影，在大麻烟雾与酒精的作用之中，试图抓出阿拉伯文字幕的翻译错误。

尽管有些犹豫，我后来还是问他当天的感受。

他告诉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欲言又止，“外人看来，一切正常。但是在自家人看来，就很难说了。”他似乎要隐藏自己的伤痛，如果他刻意忽视，痛苦或许会减轻。“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内部的恩恩怨怨。家人有时就是无法和平相处，这就像一个大原则。你能找到一个风平浪静，从来不会大呼小叫的家庭吗？”他不再多说，我也不再追问。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谢比尔，问他想不想拜访一位朋友艾斯阿德·马图克。马图克原本在美国当厨师，回到黎巴嫩娶妻。那天谢比尔中午威士忌喝多了，昏昏欲睡，我等候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于是直接到他家去。

我到的时候，谢比尔一如往常，无精打采；但最可悲的是，其实他的状况本来并没有这么糟。1982年，以色列入侵几个月之前，谢比尔从俄克拉何马回到黎巴嫩，进入声誉卓著的国立马佳永学院，当了四年英文老师。教书工作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受人尊重。后来他转到镇上的东正教学校，再下一站则是山谷对面、车程不远的希亚姆，在那边的学校待了五年。最后他回到马佳永的东正教学校又工作了三年，2000年离职。

谢比尔对我说：“离职之后，我再也没教过书。”但他一直没有解释原因。

他坚称，过去的学生仍然尊称他为老师，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学生对他已无敬意可言。除了记忆中的场景之外，他不再拥有任何朋友。除了出门买水之外，日复一日，他几乎足不出户。他似乎慢慢走向死亡，病因和这地方一样：马佳永人的经商本领今非昔比，生计每况愈下，如今只能靠援助、外地汇款与海外侨民捐助来维持。谢比尔不以伸手拿钱为耻，甚至非常期待；马佳永也是如此，只能坐等外界的慈善援助，自己拿不出任何办法。

谢比尔告诉我：“我受够了这乱七八糟的一切。”

电视正在播映一部电影，他瞄一眼自己的椅子，椅垫因为坐了多年而松弛下垂，罩着过去五颜六色、如今和其他家具已无分别的椅套。他指着破旧的椅子说：“这实在很可耻，这是我的屁股，它侵蚀了椅子。”

他深深坐进椅子中，夜越来越深，他的烟越抽越凶，说道：“这就是命运，听天由命吧。”我们开始闲聊，讨论如何用阿拉伯文表达惯用语：“Allah yikhaleek”（真主保护你）、“Allah yihadi al-bal”（真主赐你平静）、“Allah yitawil omrak”或者“Allah yaateek al-omr”（主为你延年益寿）。最后他提到“Bi-sahtak”（好好照顾自己）。

谢比尔头向后仰，姿态仿佛投降。几分钟之后，他的眼睛半闭，电影还没播完，音量已经调低，但光影流泻过他的脸庞时，还是听得到声音。快落幕时，一个满怀怨怼、憎恨自己的角色大声嚷嚷：“我是负责清理人性的垃圾工。”

沙亚先生出现

在让大宅恢复昔日荣光的过程中，最诱人的要素是什么？这样的探索已经成为一场小小的漂流返乡之旅，至少在我心中是如此，而且我想也不足为奇。我会期待别的可能性吗？当我展开大宅重建计划时，追求的不就是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吗？我只能说，非常神奇的是，一个目的地会指向下一个目的地，最能够满足我要求的人物会适时出现，就好像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暗中引导我实现这场堂吉诃德使命。

贝鲁特的马鲁夫贸易公司有如通往另一个年代的门户，在深沉、丰富的静默中，不时会浮现令人神往的发现经验。街道的声音完全被阻挡隔绝，每一句话语都是满怀敬畏的轻声低语。马鲁夫贸易公司弥漫着迷人的寂静与撼人的尊严，与周遭喧嚣混乱的世界截然不同。它的气味也相当古老：尘埃、霉菌、海盐；大海近在咫尺。和许多老房子一样，倾斜的地板铺满黎凡特风格的瓷砖。各种器皿与文物，在我面前呈现静默休息的姿态，古老而精致，可远观不可近玩，更全然摆脱了实用性。它们在宁静祥和中等待，指向看似较为和平、其实未必如此的过往年代。

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英国与法国仍然在中东地区纠缠不清。英国信口开河，做出各种承诺，从费萨尔家族、其阿拉伯敌对势力、决心要在巴勒斯坦立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法国人，通通有份。英法两大帝国强权在1916年缔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敲定战后如何瓜分得自奥斯曼帝国的战利品。双方做了太多的承诺，但是意图并不明确，也未经深思熟虑。法国与英国知道情势无可避免，1920年在意大利再次达成协议，法国人很快就掌控了自己的新地盘。

费萨尔家族支持者穆拉德·戈麦亚在马佳永建立政府，但是只维持了两个月就垮台了，两百名法国骑兵进驻接管。他们来到塞瑞尔区，拿掉戈麦亚草草缝制的旗帜。费萨尔自己的政府也在1920年7月24日的梅撒伦战役中一败涂地。有一个故事虽然只是稗官野史，但是发人深省：战争结束的隔天，法军指挥官亨利·顾豪将军长驱直入费萨尔的首都，来到萨拉丁的坟前，说了一番显然是要留名史册的话：“醒来吧，萨拉丁，我们回来了。我在此地神圣见证，十字架终于战胜新月。”

在这片原本没有国家的土地上，法国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国家。过去借由历史、传统、氏族与商业联系的地方，如今由帝国强权划定疆界，声音最大的一方就是赢家。在黎巴嫩，与罗马天主教廷关系密切的马龙派脱颖而出。奥斯曼帝国时期，马龙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法国与他们渊源深厚，到了近代更俨然是他们的监护者。马龙派的宗教与政治领导阶层，向来致力于扩大势力范围。奥斯曼垮台之后，他们认为有机可乘。法国虽然有所保留，但还是配合协助。马龙派原本的地盘只是弹丸之地，但是法国送上滨海城镇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与提尔，原本都隶属于奥斯曼的贝鲁特省。此外，法国也对奥斯曼的大马士革省动刀，将土地肥沃的贝卡山谷割给马龙派，马佳永也在其中。

马鲁夫贸易公司是伊斯伯·萨玛拉那个时代的遗迹。它有一个美国人所谓的展示厅，里面设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壁龛以及隐密的空间，例如家庭度假别墅、仓库、从外面看不到的隔间。马鲁夫藏身在葛拉斯咖啡馆转角的阴影中；尽管当地夜生活十分热闹，然而这家咖啡馆仍然保持本色，抗拒时尚潮流。马鲁夫对面有一家商店，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仿佛是为了弥补自身的平凡，总是飘散着小茴香、花椒与肉桂的香味，让这条位于贝鲁特老市区的街道一路上香气弥漫。

在马鲁夫，房间一个接着一个，仿佛连绵不绝。首先是入口处的厅堂，摆着石瓶与石瓮，一块块瓷砖，精致的灯具。墙壁没有油漆，苍白有如落叶，在时间中变化。倾颓、剥离、掉落，灰泥的下方是深色的石材。

米歇尔·马鲁夫沉默寡言，偶尔露出似笑非笑的别扭表情。他是个以专业背景为傲的商人，任何人如果敢挑战他的信心，那就是不了解这家公司多年来通过进口贸易，累积了庞大而且可观的库存，来自无数遭到劫掠的房舍，以及一去不返的黎凡特地区。马鲁夫的商品陈列展示，号称可以比拟开罗埃及博物馆的古文物展览，石棺与圣甲虫在凌乱的历史场景中现身。在马鲁夫贸易公司，十二扇门堆栈在一起，靠在墙上，有些刻着交缠的葡萄藤蔓；有些则雕着传统的三方块图案，和伊斯伯大宅最古老的门一样，以极为含蓄的方式呈现艺术家的手法。公司的每一件事物，都传达出细致微妙的情味。刻意装饰的石材堆得满地都是，挡住美轮美奂的房门。窗、瓶、瓮呈现出各种形态：方形、矩形、圆形、椭圆形。书法与图案相得益彰。我看到房间后方堆放着木质的窗花，是从某些房子的三重拱廊上拆下来的；那些精致优雅的房子已被摧毁殆尽，只留存在记忆中。窗花多达约一百件，细致的形态与木料非常脆弱，顾客触碰时必须小心翼翼。

我似乎变成这个地方的人质，浑然忘却此行真正目的。后来我回神，走到院子里仔细检视水泥花砖。眼前的成品呈现出故事与场景，抽象的图案，阴沉的天色，早已消逝的空间与时间，任何见证的话语文字也都已泯灭。秋阳照耀，这些花砖裹着沾满灰尘的塑料布，堆在木头货板上，我想买来铺设在伊斯伯大宅中，但是又担心价钱太贵。

“每一平方米二十五美元。”马鲁夫的口气毫不含糊。

这等于是一块砖要价一美元，开销相当可观，因为在马佳永，一个普通大小的房间也有好几百平方米，铺一整层需要数千块花砖。对于我的讶异，马鲁夫的反应只是耸肩。

他的眼神似乎在探问：“你在想什么？”讨价还价显然免谈，因为既不适当，也不尊重，甚至会被视为侮辱。

我在马鲁夫贸易公司看上的花砖，没有人能确定起源自何处。这个奥秘为它们更增添了吸引力，它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或年代。有人说意大利工匠受到花岗石与大理石的自然色泽启发，创制出这种花砖。也有人说是法国在1850年左右最先生产，来自罗讷河畔的维维耶一些最早的水泥工厂。后来这类工厂有如雨后春笋，从里昂到马赛都有。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说法。有人则说，水泥花砖1857年出现在巴塞罗那，后来风行整个西班牙。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水泥花砖被视为华丽风格的象征，沙皇的宫殿、蔚蓝海岸的豪宅、柏林的高官办公室，都用它来铺地板。它也出现在巴塞罗那，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不但使用，还亲自设计图案。殖民者将水泥花砖带往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它随着法国的外交专员与轻骑兵部队，来到黎凡特的国家，后来与这个地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代表一个消逝的年代。水泥花砖也流行到菲律宾、巴西、智利与阿尔及利亚，直到20世纪50年代被比较便宜、缺乏特色的产品取代。

中东地区称水泥花砖为“sajjadeh”，在阿拉伯文中是地毯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名号：古巴瓷砖、水硬化马赛克、传教瓷砖、上釉瓷砖、液压瓷砖、水泥瓷砖、圆砖、水硬化瓷砖、调和瓷砖、巴塞罗那瓷砖、葡萄牙瓷砖、乡村瓷砖等等。语言是“中心”，代表水泥花砖的发源地；各种称呼则是“边陲”，代表它散布的远地异国。

水泥花砖设计多变，有非常简单的黑色或灰色线条，也有三四种或者更多种颜色，组合成精致复杂的几何图案、风格化的花卉图案，或者其他类型的图案，动物或人像则很少出现。花砖风格跨越文化与时代，有混合也有融合：装饰艺术、新艺术、新伊斯兰的影响纷至沓来。有些图案难以归类；有些极为特别，效果宛如水彩。

水泥花砖既美丽又单纯，启动一场美学革命。它是手工制作的，没有两块会完全相同。如果在一个大房间的地板上铺满数百块花砖，看起来数量会相当庞大，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特色，诉说自己的故事，传达某种情调或者气氛。最有意义的就是，它们跨越了当时尚未完全阻隔的国界。

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过伊斯伯大宅，心思便回到过往的年代。我凝视着被水泥覆盖的拱门，想象近一个世纪之前，这里是一处堂皇雄伟的入口。我想象芭希雅跪在地上，努力擦亮瓷砖与大理石，直到地板能够映照出她的眼睛，眼神也许是悲伤，也许是忧心，思索着这块如今名叫黎巴嫩的土地何去何从。

1920年9月1日，法国专员顾豪将军在贝鲁特官邸的门廊宣布，“大黎巴嫩”诞生。不久之后，法国开始恣意划定边界，分割他们在叙利亚新占的地盘。等到殖民强权撤离时，这个原本由山脉、河流与山谷划分的地区，已经变成一个政治迷宫，由五个身份未明的国家代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和外约旦。

马佳永过去曾是通往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西顿与海法的门户，如今被并入黎巴嫩，范围小得可怜，由与法国结盟的马龙派控制。马佳永的外围地区并入其他新成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它与霍兰之间隔了两道国界。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的新界线，后来由两名英国与法国官员决定，他们骑马巡行，每隔两公里打下一根木桩。胡拉山谷有肥沃的农田、湖泊、沼泽，马佳永商人与地主经常造访，但是却被划归巴勒斯坦（1947年，联合国将胡拉山谷划给以色列。马佳永人虽然失去土地，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从此与马佳永隔绝。

关税站沿着边界设立，边界标示出法国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势力范围，以及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势力范围。旧有的贸易路线遭到切断，土地产权重新分割。库奈特拉、海法与耶路撒冷这类城镇，多年来马佳永人原本会到当地工作旅游，如今变得更遥远了。

伊斯伯与其他马佳永的东正教徒，当阿拉伯人当得很自在，语言、风俗、传统与历史都是如此。他们仍然深受霍兰的影响，当地有一些贝都因部落是基督徒。某些东正教徒会觉得自己比穆斯林邻居更像阿拉伯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穆拉德·戈麦亚草草缝制旗帜的故事，令他们记忆犹新。对于费萨尔及其建立大阿拉伯王国的雄心，他们也深刻同情。这些事情都令马龙派不满，他们在马佳永的住宅区高唱：“哦，红褶边裙女孩，现在是法国人当家，你就活活气死吧。哦，东正教徒！”

法国人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分而治之，天主教徒的待遇优于东正教徒，东正教徒优于穆斯林，乡村优于城市，少数族群优于多数族群。许多东正教徒怀疑马龙派会照顾他们的权益；穆斯林对于法国基督徒当家作主的状况，更是无法接受。穆斯林的反对运动开始深化，先是帮派利用法纪不彰的状况作乱，后来则是以民族主义号召成立叛乱团体。派系冲突逐渐蔓延全国，一年又一年，危机越来越深重。一位历史学家形容，黎巴嫩的男人几乎都随身带枪，不是法国货就是德国货。

马鲁夫的水泥花砖有一种微妙而含蓄之美，透显出来的不是战争，不是边界，不是窄化的空间，而是广大的视野。这些花砖回到了另一个天地，这里不但能欣赏接纳想象、艺术与工艺，而且鼓励自由发挥，追求独特与迷人、微小与完美、繁复而细致。人们在这里看到的物品，来自平静的心灵与双手，经过长期练习与训练。战争爆发，摧毁了能够创造这些宝藏的价值与传统。一切都荡然无存，原本看似坚若磐石的文化，像玻璃一样粉碎，所有维系文化的要素再也无人闻问。我相信，那些工匠、艺术家、厨师与银匠，都是和平的缔造者。他们带来优雅的精神，让这世界趋于平静。

对于已经消逝的马佳永，我脚边的瓷砖有如遗迹，阿拉伯文叫作“atlal”。它们代表一种理想，让人想起一去不回的黎凡特风格；许多人一提到黎凡特，就会想到一个较为古老、较为包容、较为放纵的中东。黎凡特有一部分是地理概念，以较松散的定义来看，包括地中海东岸、肥沃月湾，南方以苏伊士地峡为界，北方直到托罗斯山脉。然而黎凡特与其说是一片土地与几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它呈现为一种生活与思考方式，将小亚细亚与中东、埃及与两河流域联系起来。就本质而言，黎凡特混杂融合了众多的殊异性，是纵横交错的地域，是语言、文化、宗教与传统的十字路口。它的领土与家园对任何人都来者不拒，而且尊重欣赏各种差异。至少在概念上，黎凡特是开放心态、国际视野，并不强调自身的特异性，也对狭隘的定义或身份没有什么兴趣。伊斯伯·萨玛拉的房子就是黎凡特风格的象征，他有时会从塞瑞尔区漫游到叙利亚南部的火山平原，走过峰顶白雪皑皑的赫尔蒙山，行经一丛丛野花与玄武岩断崖。在黎凡特文化兴盛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欣赏研究其他人的世界，然而随意划定的疆界改变了一切。水泥花砖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礼赞，礼赞它曾经滋养了那么丰富的想象。

这就是我想在大宅里铺水泥花砖的原因，然而马鲁夫很不好说话。

“一平方米二十五美元。”他重复一次，口气一样坚定。我们继续在他公司里讨价还价，我非买到这批水泥花砖不可。

我摇摇头，他指一指墙壁，有一大块天花板靠在上面。它显然是由一双满怀爱意的手打造，面积约二十二平方米，上面有八种图案：一朵紫花、一团阿拉伯风格的蓝花与红花藤蔓、一朵倒置的百合花饰漆成与门板相同的绿色，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阴暗的植物浮雕，但是没有上漆。

“哼！”他咕哝着要我估价。这块天花板要价一万两千美元。

展示间里还有许多类似的物品：黑色或金色的铁栅栏、大理石壁炉。壁炉靠在另一面墙上，有如君权神授的象征，但是风格偏向欧洲而非阿拉伯，更适合欧洲君王而非伊斯兰的哈里发。两根柱子高高耸立，其中一根镌刻着“以上帝之名”，两根的柱头都已断裂，上头空荡荡地站着。

在和马鲁夫讨价还价的时候，我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黎巴嫩人，设法取得一些谈判的优势，结果却是毫无优势可言，只能从运费做文章。我说话很快，试图不要放弃，翻来覆去，想办法将这批水泥花砖运到马佳永的花费扣一点零头下来。我指出这批花砖其实质量欠佳，此外还找了一堆借口：我的出价是由重建计划工程师、工头、建筑师与瓷砖师傅决定的，他们都是专家，认为开价太不合理。马鲁夫根本不理会我。

他问：“二十五美元会有多贵？”仿佛我刚才说的都毫不相干。

这人名叫阿布·阿里，他的指示非常清楚。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你在外面等。不要进停车场，我会找到你。”出租车把我放在贝鲁特的一条街道上，十五分钟之后，阿布·阿里开着他深绿色的丰田四轮驱动车出现，停在一家麦当劳与史宾尼斯连锁超市的人行道旁边。

阿布·阿里身材清瘦，有点憔悴，但也带点凶狠模样。他抽着红包万宝路，我坐进车子前座，寒暄几句，他接了一通电话，开始骂人，“不准再犯！”他的口气冰冷，说话慢条斯理，清清楚楚，简短有力。

我和他商谈日后还需要更多花砖，过程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用了许多对象模糊的代名词。

阿布·阿里问我，需要多少？

我回答：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他告诉我，他大概有三十五平方米的花砖。

我强调，破碎不完整的不算。

他问我，万一有破碎的要怎么办？

我建议先付一半货款，另一半晚一点再付，他似乎非常讶异。我表现得相当熟练，相当顺畅，只是有点神秘兮兮，好像是在买海洛因，随时可能听到警笛大作。

阿布·阿里是商人、鉴赏家与劫掠者，他没有办公室，拆除历史悠久的老房子之后，他就在瓦砾堆中做交易。阿布·阿里住在非常穷困的达西亚区，当地也是贝鲁特政治气氛最浓的地区，真主党黄色的旗帜飞扬，代表伊玛目阿里护胸甲的颜色。对真主党的支持者而言，达西亚区有如圣地，是一座象征屹立不摇精神的堡垒。

阿布·阿里的真名是侯赛因·阿里·布瑞迪，他和达西亚区许多居民一样，来自贝卡山谷，巴勒贝克邻近的一座小镇，特产是窃盗、石材与水果。阿布·阿里的父母亲早年来贝鲁特找工作，带着他和他的六个兄弟与四个姐妹。那时阿布·阿里才十二岁，几年后辍学，当了木匠，后来发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变成一个“解构者”，以进行摧毁过程、贩卖过程中所得物品为生。当军队撤离、游击队转移阵地，总有人要进行这种工作。

阿布·阿里的工作有利可图，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会收集到许多好东西：橡木门、阳台的窗格栅与铁制品、水泥花砖与其他瓷砖，还有任何能带走的钢制或石材物品。有时候他会直接为建商供应建材，据他估计，黎巴嫩重建的房屋中，有70%用到他的建材。

“人们会跑来咒骂我：‘你为什么要拿走这些老东西？’甚至连朋友都不太谅解我拆掉老房子。其实我比他们更热爱老房子，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不这么做，别人也会做。’”

他说：“黎巴嫩有许许多多的老房子，永远都会有。我干这一行已经二十年了，拆了无数房子，但是怎么样也拆不完。”

阿布·阿里的水泥花砖有两种基本图案，颜色是大地色系：有绿色、金色，还有一种显眼的紫色，只是快要变成棕色。多年来，它们铺设在一幢三层楼别墅的地板上。别墅位于穆塞特贝区，是当地最后一批老建筑之一，旁边的大马路通往机场，也通往马佳永。

每平方米十三美元，这是阿布·阿里的出价，几乎只有马鲁夫的一半。我刻意掩饰自己的惊讶，假装不是很感兴趣，但说服力不怎么高明。我说，再考虑看看。

然后我们回到阿布·阿里的丰田四轮驱动车，开到麦当劳旁边，准备在那里让讨论告一段落。阿布·阿里从来不求人，他扮演的是给予者、协助者。我想起先前住在贝鲁特时，和房东讨论房租，他有点不太高兴地告诉我：“我又不会骗你。”他停顿一下，修饰用语，“嗯，我可能会骗你，但是不会骗这么厉害。”

阿布·阿里知道，我还没上他的车，这笔交易就已经是他的囊中物。他开价四百五十五美元，相当于每平方米十三美元。我还价十二美元，他接受，但是声明运费要一百美元，所以总价款是五百二十美元。我还价五百美元，他再次接受，毫不犹豫，一气呵成。这充分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的状况：阿布·阿里的价码也许比马鲁夫便宜，但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在这场交易中吃了大亏。

如果魅力可以用各种颜色来表示，那么埃德加·伊斯坎尔德·塔努斯·安德劳斯·沙亚应该归类为最深的深红色。这位黎巴嫩商人是我采购瓷砖的最后一站，跟他谈了几分钟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绝对不会直呼他埃德加，以英文或法文称呼他为先生，或以阿拉伯文称呼他老师。我只会称他为“沙亚先生”。沙亚先生已七十九岁高龄，衣冠整洁，无懈可击，外套胸袋里塞着一块丝巾。他总是叼着烟斗，但是烟瘾不像我那么大。他点燃烟斗的时候，火焰闪过他修剪整齐的胡须，映现在他四四方方框住的镜片上。这时他还会微笑，仿佛认定没有人能做出这么优雅的动作。

一位身材匀称的黎巴嫩同事和我同行，沙亚先生兴致盎然地开玩笑说：“你简直是个人体模型。”语气中充满欣赏，并没有粗俗感。

我花了一点时间进入状态，两人一开始先用英语交谈，直到他突然打断我，脸上浮现讶异的表情，“等一下，我有几个客户来自加拿大的沙迪德家族。你来自哪里？”

我告诉他是马佳永。

“你不会说阿拉伯语吗？”

我回答：“Walaw（当然会）。”光是这个字眼，就让沙亚先生对我的口音赞赏有加，意义非同小可。他立刻用阿拉伯话追问：“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服务吗？你在美国的房子需要瓷砖吗？”

我说：“不是，不是，是我外祖母的房子（bayt Sitti）需要。”

“什么房子？”他热切地问。

我重复一次：“是我外祖母的房子，在马佳永。”

“原来你是说‘bayt Sitti’!”他大喊，夸大我的发音问题，“Bayt Sit-tee!”

他要我对在场的每一个人念一次，一次又一次。

“Bayt Sitti!”“Bayt Sitti!”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沙亚先生”就变成他唯一的代名词。无论我是与他对话，还是跟朋友提起他，他都是“沙亚先生”；就连在电话簿里，我也是毕恭毕敬地写下“沙亚先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沙亚先生的记忆中，伊斯伯·萨玛拉的房子再也不是“萨玛拉的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或者我家族的房子，而是“外祖母的房子”。姑且不论文法问题，后来他提到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学我的发音高喊：“外祖母的房子怎么样了？”

沙亚先生的家族经营水泥花砖事业，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只不过他们不像马鲁夫之类的人，动辄提醒世人自家的经验有多丰富。沙亚先生的祖父从1881年开始制造水泥花砖，后来事业交给沙亚先生的伯父经营，接着又由沙亚先生的堂兄继承。但是到了1975年，由于战争、廉价机器制砖的竞争，加上堂兄缺乏热忱，家族事业终于破产。年轻时候的沙亚先生，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对家族事业有兴趣，他从事货币兑换，累积了一笔财富。1995年，沙亚先生已六十六岁，在财务上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决定退休，全心追求个人兴趣，驾船航行黎巴嫩碧蓝的地中海岸。然而这样的退休生活并不够，沙亚先生告诉我：“我感到疲倦，但又躁动不安。”

由于有家族背景，沙亚先生的一位堂兄送他一组黄铜模具，破破旧旧，有点像饼干压模，整整一代人都没用过。堂兄告诉他：“这套工具对你伯父非常重要。”他开始把玩，自己回忆说：“就像个孩子玩着乐高积木一样。”他很快就对这一行认真起来，但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抱持玩票心态，总是要想办法精益求精，这是他的人生目的。他告诉我：“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做出第一块水泥花砖。你可以想象我的决心有多坚定。”

连他自己回顾时都感到惊讶：“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

沙亚先生说，这份工作释放了他对祖父、对童年的回忆，“我回来做瓷砖，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寻根。我想回到古老的时代，回到事物的根源。我对新事物、摩登事物的厌恶愈强烈，对旧时代的眷恋也就愈深挚。”他在瓷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他决心要保护历史的遗迹，不让它们永远消失。

1975年爆发的内战，彻底消灭了旧日的贝鲁特。对于钱财永不餍足的已故大亨政客拉菲克·哈里里，将贝鲁特市区仅存的露天市集、奥斯曼建筑与蜿蜒曲折的巷弄一一夷为平地。沙亚先生一口气购买拆除下来的一万两千块瓷砖，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存它们，以免它们被哈里里规划的新市区吞没。新市区有着要价五十万美元的公寓、著名设计师的专卖店，它们的风格模仿旧时代，但是缺乏灵性，有如一座轻松愉快的游乐场。

沙亚先生微笑着告诉我：“我最讨厌肤浅与虚假造作的事物。”

他跟哈里里买下的瓷砖，绝对没有模仿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块可以归类，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特质、记号、标识或怪异处。沙亚先生说：“有时候我遇到有瑕疵的瓷砖会发笑，感到很快乐。因为我知道制造者在什么地方出错，为什么出错。他可能很疲惫，他可能满身大汗。这就是制造瓷砖美妙的地方，这就是人性。”

投入瓷砖业十一年之后，沙亚先生融合各家设计的瓷砖，出现在重新整建的别墅、贝鲁特美国大学、波斯湾地区的大型商场、西非加纳的一家旅馆、约旦死海边上的度假中心，以及欧洲与美国的豪宅。他从祖父传下来的小型模具开始，进而制造更大块的瓷砖，有些甚至是小块的两倍大。沙亚先生设计的图案都以贝鲁特的行政区或者黎巴嫩的乡村为名，从哈姆拉到罗塞，从西顿到扎赫勒。他的工厂请了三位工人，去年一年生产了大约两万块瓷砖，平均一天二十块到六十块。他特别强调耐心：每一块瓷砖的浇铸过程需要十五分钟，干燥过程需要一天，完全制好需要两个星期。

沙亚先生的价码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些作品的价格高达百年老砖的十二倍。我之所以说“后来”，是因为沙亚先生过了很久之后才透露玄机。他不是一心想敲定交易的阿布·阿里，也不是缺乏耐心的马鲁夫。他可以等候。有时候当其他人都焦躁不安，他却能够悠闲地欣赏黄昏的天光。

他谈起自己在这一行打过交道的人，娓娓道来那些设计师、工程师与建筑师，“有些人我并不认识，但他们都认识我。就像人们说的：每个人都认识戴高乐，然而戴高乐并不认识每个人。”

沙亚先生不时与我闲谈，但谈话内容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与生意有关。当我终于开始讨价还价，他却以迷人但坚定的态度拒绝我。他的瓷砖一平方米二十五美元，相当于每块一美元，和马鲁夫最贵的产品一样，尽管这一批瓷砖是新品，没有图案，制造过程也比较容易。我厚着脸皮，开门见山：“沙亚先生，求求你，我在这幢房子上已经花了好多钱。”但他不肯让步，他的工人要领两倍工资，近来燃料价格上涨，原料沙也相当昂贵。

我恳求他，看在外祖母房子的份上。

“我也不想拒绝你，但实在没办法。”他一毛钱都不让，“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相信我，我不能做赔本生意。你想看看价格明细吗？”他伸手拿文件夹。

我摇摇头。

他再次点燃烟斗，缓缓吞云吐雾，满脸微笑，靠回椅子。

“你的名字埃德加要怎么拼？”我一边开支票一边问。

几天之后，我回到马佳永，瓷砖已经到了，由平底卡车运送，总共有三批，堆放在乔治·贾拉迪正在砌的石墙边上，排列得整整齐齐。马鲁夫的瓷砖有多种颜色与花样，沙亚先生的瓷砖则是清一色的棕色，风格赏心悦目。此外还有阿布·阿里的三十八平方米瓷砖，比我订的多出三平方米，他果然不说谎。那天以及接下来的好多天，我简直在这些瓷砖中玩疯了，那种兴奋之情，就好像当年我在贝鲁特、巴格达与开罗做新闻报道一样。

我准备了一个装满雨水的红水桶，一把绿色的刷子，一块油腻得让人想丢掉的海绵，将瓷砖一块一块清干净，先依照图案分类，每一种图案再依照颜色区分。我自己做了一套分类：最常见的（我在阿布·阿里那边一见钟情）、最美丽的（阿拉伯风的车轮，十二条轮辐，有红色、绿色、蓝色和米黄色）、最优雅的（八角星，有红色、蓝色、棕色和米黄色）。我找了一片混凝土空地，排列几十块彩色瓷砖，边界排成正方形。我先刷干净每一块瓷砖，再随意擦洗，这时总会发现有趣的事物：出人意表的颜色或漩涡图案，乍看之下是随意挥洒，但组合起来却透显出某种精细的设计。

短短几天之内，花园里堆积的瓷砖越来越多，每十块一叠，整整齐齐，占据了屋顶板与黑色铁桶之间的空间。我数过的瓷砖超过两千块，但是时间过得飞快。我的双手肮脏，满是割伤，背部也疼痛不已。我的两脚满是泥巴，脏到无药可救。乔治看到我，摇摇头大表不满，高喊：“安东尼，你这样会把手弄得很粗。不要虐待你的手。”我笑一笑，看看周遭场景，感觉我正在将历史一块一块拿起来，再一块一块放回它应有的位置。

接下来几天，我测量大宅每个房间的大小，而且测了两次。我走过地板，心不在焉，仿佛一个陷入出神狂喜状态的伊斯兰教苏菲派信徒，想象瓷砖很快就会铺满地面。我为每一块瓷砖编号，拍了三四张照片存证，每张照片都用夏比奇异笔注记。我描绘每个房间的平面图，精确到小数点以下第二位。我列出清单，每一块瓷砖都有名字，例如红色六边形、红星、露台、洞穴、棕星、阿布·阿里之星。我在当记者时用的笔记本上画示意图，在一条一条网格线上，尽可能画出拱门的模样，以及门与窗粗略——非常粗略——的位置。我揣摩如何将一米长的瓷砖，在纸上以一公分表现。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买不到足够的瓷砖，来模仿那些巴塞罗那豪宅或者贝鲁特别墅的风格，将每个房间铺满瓷砖。我采购的瓷砖几乎每一组都会少个几块，边界或角落常会缺个一两块。很多块瓷砖都严重破损，无法使用，缺口、破洞、边缘破裂，或者表面已被人们的脚步磨平。因此我必须省着用，先将阿布·阿里与马鲁夫的瓷砖铺成地毯大小，再以沙亚先生比较朴素的瓷砖围绕。这种设计叫作“bahra”，也会用于石材，当建材数量不够时，就必须实行这种务实的做法。我也希望它用在瓷砖上能产生用在石材的效果，随着大宅年深月久，它也将愈发显得优雅动人。工作进行到最后，我想象波斯地毯铺在伊斯伯大宅的地板上，掩盖住时间。

我有一个愿景，并不完美，难免冲动。而且就像典型的沙迪德家族成员，我看着笔记本上每一个凌乱的角度，告诉自己，我会奋战到底。

最后的呢喃

阿布·金恩已经打电话找师傅来铺瓷砖，我和他站在房子外面等候。这时，我每天早晨的痛苦根源竟然大剌剌开进车道，感觉就像有人将一具大型电钻丢进我的浴缸。眼前出现一部红色的雷诺轿车，就是它的引擎每天早晨发出隆隆巨响，日复一日折磨躺在床上的我。无尽的早晨越来越冷，我被惊醒之后，会开始想象那位车主的模样。如今他即将现身，而且要来为我工作。

拉比布·哈达德沉重缓慢地走向我们，阿布·金恩负责与他寒暄；马佳永人开始谈正事之前，一定会先来这样一段闲聊。寒暄耽误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眼前的工作。外面的木架上放了一堆一堆水泥花砖，拉比布可以负责吗？他给了肯定的答案，不过一如往常，工作时间并不明确。

马佳永的瓷砖师傅寥寥无几，拉比布是其中之一，也因此很受注意。很少有师傅像他这样，能够对付大理石、一般瓷砖，或是较少见的水泥花砖。不过拉比布给人的印象很淡泊，他沉默寡言，就算说话时也是口齿不清，让听者难以明白。不过这种习惯对他有好处：从第一次见面的早晨到日后的对话，拉比布从来不曾对我说“不”，从来不曾拒绝铺瓷砖的工作，从来不曾因为自己另有工作而要求延期，从来不曾要求我谅解什么。

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再耽搁拖延，工作进度和他的步伐一样拖沓。而他的招牌动作就是猛烈摇头，就好像在说：拜托，这是行不通的。为了让我闭嘴，他答应隔天再过来一趟。

结果他食言了。阿布·金恩告诉我：“我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但是瓷砖师傅没来。”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吗？”我问。

阿布·金恩开始大吼大叫：他的电话在哪里？我要用谁的电话？如果他正在忙怎么办？“这个人不来、那个人不来，我能怎么办？难道要我揪住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拖过来工作？”

他的确应该这么做。

“难道要我拜托上帝请他过来？难道要我请上帝降临，再让上帝送他过来？”

我摇摇头。批斗已经开始，大门已经突破，舰队已经离港，只有上帝才能恢复和平，因此我翻找自己的手机。打了几通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了拉比布，我开车前往希尔拜的一座教堂。这座小镇与马佳永毗邻，地名的意思是“废墟”，因此后来被注重形象的居民改名为“波吉穆鲁克”，意思是“诸王之塔”。

拉比布在这座教堂的地下室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教堂的教士原本性情温和，但是前一天夜里专程开车到拉比布家中，为迟迟无法完工的地板工程责骂他。见到我的时候，拉比布对我和蔼可亲，既不羞愧也不后悔，只告诉我明天他一定会去，并且点头保证。

第二天是个阴天，拉比布果然现身，阿布·金恩带来水泥，托玛的一位朋友也前来帮忙铺瓷砖，一辆卡车把沙土倾倒在车道上。

拉比布悠悠然走向瓷砖，抚摸上面的图案花纹，手指沿着边缘移动，然后告诉我：“这个样子不行。”显然很努力表现出遗憾的模样，表示在他开始工作之前，每一块瓷砖都必须清理、磨光。我站在那里哑口无言，甚至可以发誓：我看到拉比布嘴角浮现一抹微笑。他说：“早知道你用的是这种瓷砖，我就会告诉你。”他慢慢走开，弯腰驼背，显然是年复一年铺瓷砖造成的结果。

他说：“我就在附近。”

我心想，这还真恰当，拉比布居然愿意等我。

阿布·金恩比谁都了解我的失望感。

天空反映我的心情，给人一种寂寞荒凉的感觉，云层被吹向赫尔蒙山，逐渐变得阴暗带雨。天气就像拉比布的心意一样多变，雨真的来了，但只是毛毛细雨；吹过整个房子的风，也只是呢喃细语，而不是咆哮嘶吼。这样的风声，我真不希望只有自己听到。

阿布·金恩说：“到我家喝咖啡。”他几乎每天都会邀请我，有时甚至一天邀两三回，而我几乎每天都会婉拒他。这回他改变了邀请内容：仙人掌果、葡萄、苹果，以及咖啡。我察觉他非常在意我的不给面子，于是怯生生地接受邀请。

阿布·金恩的房子并不豪华，但是景观极佳，远方的山谷与赫尔蒙山一览无遗。我们停车时，阿布·金恩告诉我他祖父因为嗜饮亚力酒，卖掉了家中的土地；这种含有大茴香成分的酒，有人热爱，有人痛恨。阿布·金恩的祖父最后只剩下这一小块地，边上种着美丽的桃树。他想买下旁边的另一小块地，但是地主开价太高，远超过他的能力范围。

阿布·金恩脱口而出：“金钱这该死的宗教，婊子养的。”

我们吃着仙人掌果，阿布·金恩悲叹命运多舛。他说山谷中过去种满了无花果树，一片青翠茂密，但如今无花果树已不见踪影。随着当地居民离开，无花果树也跟着消失，被比较容易种植、比较温和的橄榄树取代，但橄榄树同样受到忽视，它是和平之树，而黎巴嫩没有和平。

“十二。”阿布·金恩不断说这个数字，反应越来越愤怒，开始摇手指。

我很快就得知，阿布·金恩在十二岁那年逃往纳巴泰，当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那是战争。我们有一百年历史的战争。婊子养的。”他提到的数字无关紧要，但是他紧抓着不放。这有一种恢弘的感觉，甚至有如史诗，“一百年历史的战争。”他又说了一遍。

当时是1920年1月，开始下雨了。到了高海拔的山峰，雨化成雪，飘落在赫尔蒙山的山坡上。

伊斯伯坐在椅子上，椅子是在叙利亚买的，有大马士革镶嵌设计风格。同一组家具的另一件则是由多种木材拼成，包括胡桃树、杏树、玫瑰、橄榄树、柠檬树，呈现各种形状与大小。用得最多的是胡桃木，打造的工艺有上千年历史传承，使用的珠母贝来自大海与河流，来自大海的叫作“巴赫里”（bahri），来自河流的称为“纳赫里”（nahri），然后再以象牙镶嵌。纳比走进房间，和父亲坐在大主教埃利亚·迪亚布的画像下方。这幅画像是迪亚布在前往智利传教之前送给伊斯伯的，下方以阿拉伯文写着“勿忘我”。

伊斯伯显得焦躁不安，身旁放着几个芭希雅缝制的靠垫。他希望大儿子自己做决定，但是他那双从来不透露任何讯息的眼睛，这时一定真情流露。儿子会不会开口说他想要离家？纳比会不会成为第一个与伊斯伯道别的儿女，代表这个家庭即将分崩离析？

天气寒冷、阴沉、灰暗。大理石地板触感冰冷。尽管是在冬天，芭希雅还是舍不得铺上地毯，遮掩大理石的光泽；每年这个时候，阳光最是微弱，大理石地板的光泽也最是柔和。像伊斯伯大宅这样的房子，维持温暖靠的是燃烧木柴或者碾碎的橄榄核。因此每到晚上，房子里总是看得到明亮的炭火。

纳比当时十九岁，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他还没有重回原本就读的学校，那间由基督教会兴办的医学院。时局动荡不安，前往远在贝鲁特的医学院尤其危险。从舒夫山脉通往哈斯巴雅、马佳永与霍兰的道路上，经常有歹徒与反政府军出没。预料中的流血事件，引发一连串的攻击、报复、仇杀、清算旧账，有如野火燎原，连续数月不息。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艾因伊比勒，这个村庄的居民有马龙派与东正教徒，距离马佳永很远，但同样属于黎巴嫩南部，邻近今日的以色列边界。艾因伊比勒周边的什叶派村庄与几个对法国人日益不满的武装组织，听到传闻说艾因伊比勒的居民与法国人合作，接受法国人提供的军火。传闻越来越多：有人竖立起一块石头，说是代表先知穆罕默德，拿来当成练习的标靶；基督教徒骚扰一位卖酸奶的穆斯林女子，扯下她的头巾。什叶派于是再度攻击艾因伊比勒，杀害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十人，纵火焚烧整个村庄。

一如预期，法国当局展开报复，引发强烈的冲突与恐惧。伊斯伯觉得难以忍受，希望长子远赴国外。这个家族过去也曾经长途跋涉，起点在家族传说中是也门，在家人尚未断绝的记忆中则是霍兰。如今他们必须再次出走，原因可能与以往相同。然而伊斯伯身为一个父亲，无法开口要自己的儿子背井离乡，对长子尤其困难，因为知道他恐怕再也不会回来。纳比必须自己决定。

伊斯伯只简单地问：“你打算怎么做？”纳比做了决定，离开。

在伊斯伯看来，有两个目的地可以考虑：巴西，他兄弟拉希德的儿子已经过去；美国，其他亲戚追求未来的地方。

纳比选择美国。他说他知道有个法耶兹家族的人即将回到美国，或许还有另外二十个人要跟着一起走。

伊斯伯的情感向来深藏不露，平常沉默寡言，这时他也只对儿子点点头，然后提出一项要求：带他的大女儿纳比哈一起去。纳比答应了。伊斯伯再问，瑞伊法呢？她是他的二女儿，快要成年了。

纳比说：“先缓一缓吧，我不想一次带两个女孩。”

伊斯伯那个年代的呢喃，回荡在马佳永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一个我未经历、但却经常想象的年代，对我而言几乎比现在还要熟悉。当初吸引我走向中东地区的因素，就是这个年代的零碎遗迹，奥斯曼帝国与黎凡特文化的遗留。我经常想到伊斯伯，他的人生因为那个时代的事件而意外转折，会不会像我一样，也对黎巴嫩的命运感到沮丧？那股将我带往伊斯伯大宅的失落感，他自己又有多深的感受？毫无疑问，他相当悲伤。幼年穷困的伊斯伯，一直期望成为一位奥斯曼帝国的绅士，大宅代表他的身份地位，代表他重视的价值。然而到了后来，他的立足点全然动摇。奥斯曼绅士不再是一个可以借由奋斗来达成的目标，时局变化让这类人物沦为不合时宜的家伙。随着生活越来越困难，伊斯伯一定渴望并且念念不忘某些他几乎不曾碰触、也没有机会好好体验的事物。当他发现经过数十年之后，人世间至少还有一位地地道道的奥斯曼绅士，也许他会感到如释重负，或者至少会惊讶不已。塞西尔·胡拉尼曾经对我说：“我经历了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呢喃。”

当初我告诉塞西尔我即将启程前往马佳永时，他非常高兴，知道我以一个马佳永人后裔的身份，计划整修重建镇上众多大宅的其中一座，只要不是伊斯伯大宅就好。他和谢比尔一样，很担心家族共同持有房屋产权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反对我重建伊斯伯大宅，而且立场相当坚定。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想在马佳永帮我物色另一幢房子，让我买下来整修重建，任何一幢都好。他甚至联络远在美国的亲戚，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卖掉荒废多年的房子。

塞西尔写信告诫我：“在这段期间，我建议你不要去碰我们一起参观过的伊斯伯大宅，它会让你花一大笔钱，到头来还是非你所有。而且它尽管有一些不错的特色，但整体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整修工作也会是烫手山芋。因此我要请你保持耐性，你还有别的可行做法。”他尝试改变我的想法，这一点无可厚非，许多人一定都会赞同他，而我也只能因为面子问题而坚持。但是他竟然说大宅“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实在是不可原谅。

现在我坐在塞西尔家中，但他不再提起整修大宅是否明智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塞西尔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他只是接受我的决定已是既成事实。我很惊讶，本来以为他会把我训诫一顿。塞西尔聪明外露，犀利敏锐，偶尔闹脾气，毕竟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九十多岁老先生；他不仅是一位奥斯曼绅士，而且是马佳永人。

那天刚见面时，我们似乎都刻意避免挑起敏感话题，塞西尔犹豫了一阵子，然后带我到外面的花园，享用加上莴苣的“塔布里”（tabouli）料理，还有一道用茄子煮的“穆塔巴”（moutabal），茄子是我和他一起采摘的。花园里的石桌上放着一瓶淡绿色泽、自家酿造的亚力酒，旁边摆着两个小酒杯，还有橄榄、一个个淋了橄榄油的拉布聂酸奶球和面包。

石凳旁边有一丛丛的红色芦荟，茉莉的藤蔓上开着白花，就像是直接从石墙绽放出来。从塞西尔家的露台眺望，山脉与阿寇布地区的村镇一览无遗。这是一幅美好的景观，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我终于拿掉围巾。

塞西尔告诉我，山谷景色如此美好，要归功于那些翠绿色块的晕染。我点头表示同意。我一直尝试理解这地方的景观，但是塞西尔只以短短几句话就道尽其中奥妙。山谷的色调与岩石的米黄色泽，还有很阴柔的地形变化，形成一种对比。塞西尔说：“我称它为失落的山谷，但是取正面的意思。它还没有被发现，我希望它永远存在。”

塞西尔身材清瘦，鼻子高挺，双眼细眯，仿佛在算计着什么。他长年过着流浪汉般的生活，他所属的家族背景显赫，血统高贵，功业彪炳。他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父亲法德洛·胡拉尼是一位知名企业家，1891年移居曼彻斯特，但是一直与故乡保持联系，后来协助创办家乡声誉最卓著的国立马佳永学院。他的母亲苏玛娅·拉西出身邻近城镇伊伯萨奇的望族。法德洛与苏玛娅的孩子是在两个世界中长大成人的，塞西尔在二十五年前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录这段历程：

我的三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在曼彻斯特出生，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回忆是两个面貌：一个是近东的、黎巴嫩的，洋溢着诗歌、政治与商业；另一个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面貌，星期天上教堂，主日学，其中一部分也是英格兰的，因为我有一位英格兰奶妈，还有一个接一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厨子与女仆。我的世界一分为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饮食：每逢星期六，父亲会和同样来自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企业家以及外国客户在家中共进午餐，享用黎巴嫩乡村食物，“奇布”（kibbe）炸肉丸与传统的周末菜肴“姆加达”（mujaddara），或者“以扫炖汤”（Esau's pottage）；但是到了星期天，我们会享用英式烤肉，饭后甜点是苹果派或者牛奶布丁。

虽然塞西尔在英国出生，拥有牛津大学的显赫学历，但他仍然全心全意接受先人兼容并蓄的作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他冒险前往东方。埃及港市亚历山大码头上无法无天的混乱，挑夫争先恐后卸下乘客的行李，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第二站就是马佳永，他遇到父亲的几位姐妹，一再用阿拉伯文对他说：“我的后事托给你了。”塞西尔告诉我，当时他听得懂的阿拉伯文寥寥无几，这句话是其中之一。接下来他前往战火连绵的开罗，进入英国陆军服役；他后来转战外交界，阿拉伯联盟成立，他担任外交官，当时也正是以色列建国的关键年代。塞西尔还当过大学教授，只是没多久之后就转任财务顾问，先后为突尼斯总统与约旦的哈桑亲王效力。过了退休年龄很久之后，塞西尔又担负起新的使命，要协助阿尔巴尼亚逊王雷卡一世复位，并在1997年推动公民投票（结果并不成功，雷卡一世复位失败）。

我认识塞西尔的时候，他的职业生涯已近尾声，在马佳永一待就是几个礼拜，有时更久。他住在祖传的老房子里面，有蓝色的百叶窗、古雅的门与美丽的花园。

塞西尔可以归类为所谓的“马佳永民族主义者”，对挚爱的故乡付出无与伦比的心力，但是也发现它深不可测。在马佳永的移居者之中，他的足迹比谁都广。他与希克马特同一年当选镇议会代表，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他想尽办法让马佳永恢复生机。首先他发起运动，与邻近受创严重的村庄密切合作；后来他重建了镇上的电影院，成立每星期五登场的农民市集，让广场区的艾卡威餐厅重新开张。他致函那些并未全力支持的人士，告诉他们战争其实带来了机会。

他写道：“我们应该把这些事件当成意志力的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决心，证明马佳永不但没有‘江河日下’，而且是朝气蓬勃，能够克服各种问题。如今我们掌握机会，要让马佳永再次承担历史的使命，成为整个地区的中心。”

塞西尔谈起任何事情，都带有一种权威的口吻。他对马佳永更是全力以赴。

我告诉他：“你曾经度过一段黎凡特的岁月，那在今天已经不可复得。”塞西尔垂垂老矣，行动缓慢，但我看得出来他微微转头，眼神一闪，透露出认可与赞同。他并不会经常赞同别人，也曾表示自己到了这把年纪，说话早已百无禁忌。不过我刚才的一番话，显然触动了他的心弦。他是黎凡特的过客，而黎凡特——他的黎凡特已经消失无踪。他说：“那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奥斯曼帝国的呢喃终于销声匿迹，无处可寻。”

塞西尔一生的事业和兴趣都带着黎凡特的印记，他所属的胡拉尼家族几乎就是黎凡特的缩影。胡拉尼家族的成员散布在全球各地，共享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超越了单纯且多半是人为的民族观念。他们并不是特别现象：早年的大家族有许多都会开枝散叶到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地区，当时这些国家都还没成立，但是共享一个没有国界的先进文化。

我问塞西尔是否怀念那个年代，他耸耸肩，似乎不想追忆。但是那个年代依旧萦绕，欧洲帝国强权尽管泰山压顶，还是无法完全消灭奥斯曼年代的链接、路径与轨迹。塞西尔告诉我，他还有一些朋友尽管散处世界各地，但的确可以算是地道的黎凡特人。

他说：“然而，这些家族正在快速消失。”

“我努力要求自己，不要为过去的事感到后悔。”他坚决地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我们吃完午餐，将剩菜与亚力酒带进屋内。但是塞西尔想让我多看看他的花园，它本身就是传统价值的体现。塞西尔以若有似无的热忱拿起手杖，我们缓缓迈开步伐。我看着四周，对花园占地之广感到讶异，触目所及都是，一阶又一阶的台地营造出更大的距离感。花园里有无花果、石榴与橄榄树，其中五六棵是塞西尔种的，三十五棵由他的外祖母乌姆·法德洛亲手种下。老太太来自伊伯萨奇，1926年以九十九岁高龄过世。这些树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世纪。

塞西尔的园丁阿里采摘橄榄，可以留下一半的收成。塞西尔说：“他很开心。”花园里也种了许多柳橙树，品种很多，让我眼花缭乱。柳橙在冬季成熟，有瓦伦西亚橙、脐橙与类似血橙的“马格拉比橙”（mughrabis）。还有柠檬树。我们走着走着，塞西尔拿着手杖，在奇形怪状的石头之间带路。他身穿粗花呢外套、灰色长裤与黑色皮鞋。他说：“想象一下，一个在英国成长的人，居然会开辟一座有柠檬树的花园。”他低声咯咯笑了出来。

花园墙边种了巨大的仙人掌，枝干十分古老，原本平滑的绿色纹理已经硬化、干燥有如老树皮。一位巴勒斯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会用这种仙人掌来当作纪念，纪念以色列在1948年战争以及之后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那些村庄被推土机碾平，名称从地图上消失，记忆只留在家族历史之中。然而这种仙人掌的根扎得很深，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在主人早已流离失所之后，它们会再度出现，召唤已然消失的野地、花园与家园。它们是被剥夺的残余，是求生存过程的见证；一如塞西尔的树与花，见证了在混乱之中，仍然可以保有优雅与教养。

我们回到屋内，塞西尔拿出一片阳台与窗台用的铁栅栏，上面的黑漆已经剥落，几个连接点被撬开，铁杆弯曲像衣架。它的形体完整，以年代而言，算是保存得相当好。塞西尔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就像临时想起，告诉我这片铁栅栏是卡里姆·库尔班在20世纪70年代送给他的礼物。我回想这个名字，先是摇摇头，后来才微笑点头。几十年前，库尔班买下伊斯伯兄弟拉希德的房子；拉希德原本住在库尔班隔壁，共享一道墙。

铁栅栏就来自拉希德的老房子，设计和伊斯伯大宅阳台的铁栅栏一样，后者已经摇摇欲坠。塞西尔希望我收下它。

他说：“这是我送给你先人的一份礼物。”

纳比与妹妹纳比哈在那年二月离开，大家心情都很平静。芭希雅从阁楼找出几枚金币，放在儿子的口袋里；伊斯伯已经给儿子一袋现金，用绳子紧紧绑住袋口。伊斯伯跟马车夫说话，叮嘱他路上一定要小心。

纳比小时候坐过马车，当时只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现在，随着马儿一步一步走过泥土路，这对兄妹回头看着房子的米色石材和绿色百叶窗。纳比要过十多年之后，才会再看到这幢房子。至于纳比哈，更要等上四十年。

三天之后，这对兄妹抵达贝鲁特。二月十八日，他们搭上一艘轮船“莲花号”前往马赛，然后步上其他黎巴嫩移民的后尘，坐火车前往勒阿弗尔，再从那边搭船到美国。到了勒阿弗尔，他们登上另一艘船，一百七十七米长、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籍蒸汽轮“沙伏瓦号”，驶向纽约。根据这艘船的乘客名单，纳比与纳比哈分别是第二十九号与第三十号乘客。

在沙伏瓦号的甲板上，许多乘客深受晕船之苦。纳比哈和表姐妹埃德娜·阿布拉玩在一起，这趟旅程只有她们两个女生。纳比和家族中其他二十一个男子坐在一起，远赴美国。三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1920年3月24日，纳比踏上纽约，从此对这个日期牢记在心。

沙伏瓦号驶过自由女神像，她的手臂高举，满怀信心；她的火炬、王冠与长袍仍然是深铜棕色，还没有化成一片铜绿。萨玛拉家族的子孙与马佳永的离乡者纳比，说了两句自己永志不忘的话。

“这是神的国度。这是家。”

午餐过后，回到伊斯伯大宅，放眼望去一片混乱，没看到的地方可能更糟：那些为房间角落或橱柜凿出的空间，足够让我拿起距离最近的一瓶亚力酒。阳光通常只会煞风景，这时更让我看到难以置信的大量尘埃，一旦有人吸进去可能会造成肺部严重损伤，必须长期住院疗养，家属伤心之余采取法律行动，几百名律师闻风而至。我看着一堆奇奇怪怪的物品，总有一天要打包带走：窗框、白色大理石水槽、金属材质百叶窗、白杨木板、铁皮浪板、有如碎玻璃的塑料。一堆棍棒神秘地出现，预示着将来会有一场失控的营火晚会。

厨房的角落有一块大石头，让我的挫折感达到最高点。阿布·金恩八月就答应我要移开它。

“明天。”他每天都是这么说。

除了麻烦与困扰之外，大宅有时候还是会带来一些希望的。屋顶有一部分已经铺上红土屋瓦，取代沿用八十年的混凝土。大宅后方乔治建造的石墙也接近完工，砌了六层，没有任何歪斜，完全看不出来砌墙者有多爱喝亚力酒。乔治大感振奋，也将大宅的石材墙面清理干净，刮掉老旧的灰泥，有些像长期干旱的土壤一样剥落。然而瓷砖还是一大问题，尽管那间教堂的神父对拉比布大发雷霆，甚至威胁说要让上帝降下神怒，拉比布还是没有完成教堂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必须另外找一个瓷砖师傅，才有可能展开一楼的工程。很有团队精神的阿布·金恩第二天就找来马利克·尼可拉·贾维什，他是出租车司机、猎人、屠夫、渔夫、难民、抽水烟的老烟枪，也是瓷砖、水管、暖气与空调工程的高手。

马利克告诉我：“精通工艺的人当家作主。”说得直白一些，你把他丢到任何地方，他都能够站稳脚跟。这句谚语简直就是马利克的写照，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说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泛泛之论、言不及义还是一针见血，都会带着惊叹号。例如他会大声说：“我从不撒谎！我说四点钟到，就是四点钟到！”“许多做这一行的人后来都放弃了，但是我从二十八年前到现在，没有一天不上工，没有一天！我都是为最顶尖的人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很诚实，我有正当工作，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马利克铺完四块瓷砖，拼成一幅环环相扣的图案，然后用一个磨损的小扫帚扫干净，并说：“瓷砖干净，比什么都重要。”干净似乎是优秀工匠的行规。每一个层面都要维持在最完美的状态，边缘要平滑，角度要锐利，转折要精确，线条要一丝不苟。瓷砖工程变得效率高超，我和阿布·金恩运来瓷砖，马利克的助手搅拌水泥，马利克像蒸汽引擎一样前进，铺好一列又一列瓷砖。

我对他说：“马利克，你是一位艺术家。”他哼一声表示同意。这时我听到脑海中的某个角落，一个在旁观看的小魔鬼，以无声的话语说道：而且我很坦白。

有一天我们工作特别顺利，快结束时，阿布·金恩用来挡住房间门口的一块板子掉落下来，我探头进去看看进展：瓷砖已经铺好，而且铺得非常漂亮。我走到另一个门口，从另一个角度欣赏。

我看着“洞穴”这个房间，感觉就像俯瞰利塔尼河，河谷的美景让人目不暇接。地上仍然到处都是沙子，两堆破裂的瓷砖摆在角落，瓷砖碎片随处可见，形状难以辨识，因为大宅供电虽然正常，但是还没装灯。无论如何，大宅终于开始呈现它独一无二的模样，至少这块弹丸之地是如此。我心头浮现一股胜利感，尽管只是小小的胜利感。

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担心：大宅开工已经四个月，我们却只铺好了一个房间的瓷砖。

不久之后，我从一个朋友那边得知，拉比布发现我们找马利克铺瓷砖，勃然大怒，显然感觉遭到背叛，于是如此咒骂我：“他会跟蚂蚁交配，还喂它们吃奶。”

我还不曾被人这样咒骂过。

海瑞拉的乌德琴[1]

十二月一个起雾的夜晚，我和一位朋友坐在伊伯萨奇的一家酒吧，享用花生、红苹果切片、南瓜子之类的点心。身旁是一个以碎橄榄核为燃料的铸铁暖炉，火焰与外面的寒冷抗衡，有如西西弗斯一样徒劳。角落里有一部电视机一直在播放节目，宣传煽动与垃圾谈话震耳欲聋。我只听到一些片段，出现“僵局”这样的字眼，提到美国、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危机与选举。谣言在全国各地流窜，有人说示威抗议群众准备要对警察和军人开火，僵局将延续数月甚至更久，冲突可能再度爆发。贝鲁特的领导阶层认为，内战恐怕已经开始。那天传来消息，负责选举总统的国会第七度延后开会。黎巴嫩总统悬缺数个月，国家陷入瘫痪。法国外交部长向各方保证，协议指日可待。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协议遥遥无期。

“暗杀”这个字眼不久也跟着登场。遇害者弗朗索瓦·哈吉是一名将军，有人遥控引爆一枚汽车炸弹，撕裂一条俯瞰贝鲁特市区的街道，人行道上的碎玻璃片在晨光中闪耀。对于那些身份不明的犯案者，杀戮是黎巴嫩政治算计的一部分，也是争取民众关注最廉价的方法。于是在十二月的那个夜晚，和许许多多夜晚一样，巨大的响声此起彼落。

长期以来，黎巴嫩一直在为最根本的认同问题角力：人民最重要的身份是阿拉伯人还是黎巴嫩人？他们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是与一个远远超越其国界的领域——例如穆斯林世界——休戚与共，还是保持自家特殊性，延续古代腓尼基人的历史？大约一个世代之前，黎巴嫩有左派有右派，有无神论者，有虔诚信徒，有激进分子，有改革人士，有坚定的毛主义者，还有上承千年历史的萨拉菲派，他们有时会在贝鲁特的哈姆拉街共享一张桌子，这种百家争鸣的热烈态势在1975年的内战中画下句点，尽管在那之前很短的一段时期，弹丸之地的黎巴嫩曾经是一座大舞台，各种理念与斗争轮番上演。多年以来，它都是阿拉伯异议分子、巴勒斯坦流亡人士、黎巴嫩自家各个派系各种主张人士的避难所，而这些人则为阿拉伯政治带来一种节奏变化；当时的环境中虽然充斥着冲突、压迫与贫穷，但相对而言仍然算是自由与无拘无束。

而现在，斗争的视野不再宏伟，反而日趋狭隘，黎巴嫩也变得远比以往更渺小。2006年战争爆发之后，黎巴嫩深陷在接踵而至的冲突之中。冲突的本质其实从未改变，其中一大部分是静态的，只有一种感觉例外：冲突永远冲向悬崖边缘。欲振乏力的陈腔滥调一再出现，一个月又一个月，呈现为一种过度僵化的论述，无法涵盖那些尚未沦为老生常谈的可能性。除了目光如豆的局限性之外，这样的情形也是悲哀的证明：黎巴嫩已经失去知识理念的大胆开创性格。如果政治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改变这些由社会催生出的政治秩序，如今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会被灌输现实的政治意识。集体行动的观念现今也完全消失了，人们为了某些原则或理念而结合，似乎只是浪漫的回忆，像是昔日街头海报上人们过时的发型，AK47突击步枪的图像与激励人心的国歌，似乎唤起了乡愁却又如此切身。尽管黎巴嫩周遭的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板块推移般的变化，无比漫长的冬天之后，想象中的春天即将出现，然而黎巴嫩除了宗教与其背负的神圣性之外，并无意参与疗愈伤痛或者振奋人心的过程。对话变成软弱的表现，同理心则是懦弱辩护者的看家本领。各派原教旨主义内部只有琐碎或抽象的争执，真正的辩论却付之阙如。于是我们不断面对骇人奇观，就像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发生的事件。

年关将近，情势更加紧张。2006年战祸结束后，许多地区进行重建，然而营造工程的铁锤、推土机、锯子与电钻的声响，几乎已被派系领袖们愤世嫉俗而戏剧化的叫骂声淹没。这些沙场老将知道，他们的存在价值相当于寄生虫，寄生在冲突之中，而冲突掩饰了真正的问题。一家基督教电视台的节目一开始就严肃地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种满城风雨的预感，事态始终无法水落石出，不时让人产生熟悉的感觉。

1911年，纳比与纳比哈·萨玛拉离开黎巴嫩之前九年，阿亚什·沙迪德过世，留下妻子沙瓦卡与几个孩子，住在塞瑞尔区附近一间涂泥屋顶的简陋石屋。他们的长子米克巴尔在几年前离开马佳永，是家族中的第一人。他逃离家乡的原因和许多人一样，母亲无法忍受他去为来日无多的奥斯曼帝国出征，死在遥远的战场上，无论是干燥贫瘠的撒哈拉沙漠，还是欧洲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米克巴尔已经逃过征兵，但他母亲担心二儿子阿卜杜拉（我的祖父，当时差不多十八岁）在劫难逃。沙瓦卡要求阿卜杜拉立即行动，到美国去找大哥。

米克巴尔离开还不满十年，阿卜杜拉也远离家乡，还带着妹妹阿迪巴同行。兄妹俩骑着驴子，摸索通过利塔尼河一道又一道深谷，连续数日翻山越岭，终于抵达贝鲁特，身上的钱只勉强够买船票。到了法国，他们设法登上“拉佐号”轮船，在1911年10月1日抵达波士顿。当地一个慈善组织宣称：“除了绝对不可能变成美国人的中国人之外，叙利亚人是外国人之中的外国人。”

一段时间之后，阿卜杜拉改名艾伯特，他在法律文件上的签名显得颤抖而不确定。他的字迹有如小学二年级学童，潦草写出成年后才学会的语言。对他而言，学习英语与其说是为了生活需要，不如说是为了自尊荣耀。

阿卜杜拉在美国落地生根之后，他与米克巴尔都会寄钱回家给母亲，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邮务工作断绝。后来邮务终于恢复，一封信送抵沙瓦卡手上。尽管已分隔多年，她仍然认得出那是大儿子米克巴尔的笔迹：“致阿亚什·沙迪德的妻子，如果她已经过世，那就转交给她的子女，如果她的子女也都不在，那就转交给一位亲戚。”信附在一份包裹上，米克巴尔寄来衣物与金钱，正是沙瓦卡和子女们缺少的。米克巴尔特别嘱咐，要帮年纪最小的妹妹、当时只有十岁的纳比哈买糖果。

当时贝都因人不把法国统治者放在眼里，大肆劫掠胡拉山谷以及巴勒斯坦边界的村庄。马佳永也一再受害遭殃，塞瑞尔区遭到焚毁，米黄色石材化成焦黑，纸张从窗口飞散而出，就像游行时撒的彩色碎纸。劫掠者终于来到沙迪德家前面那条路，阿亚什的房子付之一炬，米克巴尔寄来的衣物难逃一劫，没烧完的部分沿路丢弃，或者凌乱焦黑地堆在院子里。歹徒在石头上摔碎装有食品与油的罐子，陶瓷碎片嵌入草地与泥土。

沙瓦卡、女儿纳吉芭与纳比哈、儿子哈纳，一家人在动乱之后决定离开，远赴美国投靠亲戚。米克巴尔寄来一千美元，让他们加入马佳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离乡团。接下来三天，他们徒步走向贝鲁特，带头的人是舒克瑞拉·沙迪德牧师。

来到贝鲁特，他们搭乘“红星号”客轮，儿童以半价睡在统舱，日后有人回忆这趟旅程“像在赶牛”。十二天之后，这群马佳永人抵达马赛，停留了几个星期，寻找能送他们去美国的船。后来他们在“勒布朗号”的最底层甲板找到位子，踏上前往纽约的旅程。

1920年10月5日，舒克瑞拉·沙迪德牧师手里拿着自己的遗嘱，和家人以及乡亲来到俄克拉何马市，火车驶入圣塔菲车站。牧师告诉十六岁的侄儿：“美国是一个新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你怎么选择。”这年轻人多年后仍然记得这番话。

“他们说黎巴嫩是中东的瑞士。”海瑞拉医生的夫人伊万卡告诉我，那天我到他们家做客。她的口气带点讽刺，但语调温和多于挖苦。“塞西尔还说马佳永是黎巴嫩的女王。”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虽然海瑞拉医生对那句出自他朋友的话有点困窘。他转身朝向窗口，看着窗外冬日的阳光，马佳永的冬天多半晴朗。伊万卡正在装饰圣诞树，棕褐色调的房子里，这时绽放着五颜六色。

海瑞拉医生比上回我见到他时更加消瘦苍白，而且带着一股疲惫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罹患癌症，朋友告诉我，他生病前非常开朗热情，经常开怀大笑。我大概认不出那样的海瑞拉医生。在我眼中，他似乎总是在沉思冥想，散发着一股疲惫的尊严感。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答应会去他的地下室工作坊，他在那里打造一把小提琴；伊万卡年轻时是保加利亚的小提琴家。十二月的这一天，我们喝过咖啡，走下楼梯，来到他的工作坊，墙壁上刻着四行阿拉伯诗：

乌德琴的呻吟有如忏悔者的悲叹

当人们相聚，总是期盼它的出现

鸟儿站在乌德琴上面，婉转啁啾

想念琴身取材的树枝

架子上堆满了碟子，里面装着钉子、钻头、胶带与胶水。纸质模板是乐器的模型，散放在地板上，旁边还有废木料、地下室暖气用的火种。桌子上、工作台与墙边散放着各种模型。海瑞拉医生指着工作台说，它有一百多年历史，台上的刮痕就是见证。

天花板悬挂着大约五把乌德琴，还有四把布祖基琴[2]。一把做好的乌德琴靠墙放着。自从童年第一次听到乌德琴，我就深受感动。没有任何一种乐器像梨形的乌德琴，能够唤起如此丰厚的灵性。乌德琴的弦声，清脆但浑圆，适合伴随着人们叹息。根据传说，乌德琴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源头，是由亚当第六个孙子拉麦发明。拉麦唯一的孩子五岁就夭折，他用孩子一部分的骸骨做成乐器，传达自己的悲伤。他边哭泣边弹奏，直到双眼失明。

海瑞拉医生打造乐器的功力比弹奏更强。我一直追问：制作一把乌德琴需要多少时间？他只说自己并不在意时间，制琴是他的兴趣，重要的是收获，而非奖赏。“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两个月。”他的回答并不模糊，也不轻蔑，而是中庸温和，沉稳精确。

乐器是海瑞拉医生的热情寄托，以木材、胶水与亮光漆结合而成，表面纹理决定于他使用的木材，可能是冷杉、桑树、椴树、柠檬树，或者其他当地生长的树木。海瑞拉医生最喜欢的材料是冷杉，一部分来自他多年收集的旧衣柜背板。每一件乐器都嵌着一块阿拉伯文名牌：海瑞拉·麦迪医生制作，马佳永，黎巴嫩。

海瑞拉医生让我看一把双弦的布祖基琴，就算以他的高标准来衡量，都是一件精品，琴身下半部由一整块木材雕凿而成。他指着另一件得意之作说：“这很花时间。”这把乌德琴浑圆的底部完全由火柴棒构成，几千支排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为了它，海瑞拉医生每天晚上工作，花了两、三个月才完成，他说：“当时正逢第一次伊拉克战争。”

对海瑞拉医生而言，时间经常通过创痛来透显其意义：他在内战之前成为医生，在烽火连天时回到马佳永，在以色列占领时期进入马佳永医院，在占领结束之后离开医院。他本来拟订了一个计划，然而凡事预先设想并不是木工之道，这门手艺讲究直觉。海瑞拉医生从来不曾拜师学习制琴，他依赖的是灵感。

他说：“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想象力。”并未多加说明。

曾经有一位女士想买他的布祖基琴，打算送给远赴波斯湾的儿子。她出价一千美元。

海瑞拉医生回答：“就算你出价一万美元，我也不卖。”

我们开始往楼上走，我看到楼梯井的一张凳子上堆了许多乐器，算一算应该有九把。海瑞拉医生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五把乌德琴推开，让我看到一把很特别的布祖基琴，由三枚葫芦制成，外形野性、粗犷，显然是他的实验性作品。他定睛看着，仿佛第一次注意到它的存在，“真有趣，明年夏天，我会做个东西来收藏这些乐器。”

他抱起那把野性洋溢的布祖基琴，花了几分钟调音，然后弹奏了一首热情的歌曲，原唱者是黎巴嫩歌后法鲁兹：

哦，劳尔，你的爱烧灼我的心

我将我的爱与情都给了你

请记住那青春的原野

还有我们在那里立下的誓约

海瑞拉医生一边弹奏，一边以口哨吹出旋律，然后放下那把布祖基琴。

他又说了一次：“明年夏天，我要为它找个容身之处。”他的口哨声变得哀怨忧伤，有如道别。

搭乘“红星号”远渡重洋的沙迪德家族成员，都是伊斯伯的邻居。两家人的房子之间，隔着一户戈麦亚家与其他几户萨玛拉家，走路只需五分钟。纳比哈与纳吉芭从小跟伊斯伯的女儿瑞伊法玩在一起。伊斯伯不太情愿地相信，沙迪德家两个女孩会像他自己的两个大儿子，踏上同样的旅程。他心想，也许瑞伊法也可以飘洋过海。

瑞伊法才十二岁，还太年轻，不能像当年大哥纳比那样和父亲对话，这一回伊斯伯必须自己做决定。他与妻子芭希雅坐在一起，喃喃自语，两个人尽可能不交谈，思索女儿是否应该离家。“瑞伊法”的意思是和善与同情，虽然她如今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但还是很脆弱。尽管她成年后是小个子，但十二岁时与同年龄少女相比还算高大，看起来不只十二岁。这让伊斯伯格外担忧：她不再是一个在乡间可以安全无虞的小女孩。无论马佳永变成什么样子，伊斯伯不能送她一个人上路，她就是年纪太小。伊斯伯决定再跟死神斗智一回，就像在霍兰，就像他躲过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愿意等待。

伊斯伯犹豫不决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姐姐拉希亚来看他，那天他在门厅上方的阳台抽烟。拉希亚比伊斯伯大五岁，先生米哈伊尔·阿布拉是芭希雅的亲戚。她告诉弟弟，自己和先生准备要移民美国，和那边的子女团聚。他们的女儿埃德娜当初和纳比、纳比哈同行，儿子埃利斯也已经到了美国，落脚俄克拉何马州。

伊斯伯问：你们能带瑞伊法一起走吗？

在马佳永，在伊斯伯的大宅，瑞伊法接受的是奥斯曼社会的教养：长大后要嫁一位有头有脸的士绅，从此跟其他女性一样，安安静静过日子。然而这并不是她的命运。她即将离开。相比那些我在柯达相片上看到的年长女人，瑞伊法在伊斯伯大宅生活的时间感觉上恐怕只有几天或几个小时。

瑞伊法在父亲的房子里，感觉自己无比安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伤害她；对于这段家中岁月，瑞伊法还记得多少？她是否还记得那些一闪而过的脸庞；母亲缝制的刺绣洋装；母亲擦拭、打磨过的器物发出亮光；父亲一整夜待在阳台上，对着火光熊熊的山区沉思？白天父亲吞云吐雾，一阵一阵飘向空气清新的山谷，利塔尼河从山谷流过。

动身前往美国的那天早晨，瑞伊法可能会看着窗外，注意到一部漂亮的马车，闪闪发光，那是父亲雇来的，要将她从他身边永远带走。但是那天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刻就要上路，她才十二岁。马车是父亲送她的最后一样礼物。

离别那天，无论伊斯伯对女儿说了什么，我相信他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那部闪亮的马车。如果是那节奏快速、浮光掠影的一天，瑞伊法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讯息。那天她一定非常讶异，前一夜竟然是自己睡在父母亲房子的最后一夜。原本看似平平无奇的早晨，却是她生命的一大转折。

无论芭希雅对女儿说了什么，我相信她都是通过亲手缝制与刺绣的衣物，有的柔软，有的温暖，为一个她无法想象的未来准备。什么样的母亲能够解释或者面对，这些洗得漂漂亮亮、折得整整齐齐的衣物，可能就是她给儿女最后几件她曾经亲手抚触的东西？

去过海瑞拉医生地下室工作坊几天之后，我又到他的厨房拜访他。他要教我如何烹调“阿瓦玛”（awarma）：煮熟的羊肉浇上融化的油脂与盐。他告诉我，“阿瓦玛”这名称来自土耳其，冬天还没来到之前就要准备好这道菜肴，因为冬天肉店不开门，人们买不到肉，尤其是像马佳永这种比较遥远的地方。阿瓦玛不需冰箱冷藏也能放上好几个月，烹调时通常是加上鸡蛋或者“奇希克”（kishk），一种粉状的谷类食品，主要成分是一种名叫“柏古尔”（burghul）的碎小麦，以牛奶与酸奶发酵，在秋天麦子收成后制作。这种做法是数百年的传统，但海瑞拉医生告诉我：“现在它却成了精致美食。”

海瑞拉医生从刀鞘抽出一把刀，橡木刀柄是他亲手做的，刀身则来自一柄车库操作杆，显示他的巧思。我看得出来，他以自己的巧思为傲。

三公斤的肉，鲜亮的红色来自煮熟的甜菜。海瑞拉医生把羊肉油脂倒进锅里，伊万卡一直觉得锅子的大小不对。她咄咄逼人，语带讽刺，但他还是对她一往情深，在她的奚落中发现幽默，可是不会接受她的建议。她微笑着说：“他总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完美无瑕，然而人生没有完美这回事，唯有上帝才完美。”

海瑞拉医生说：“我们要开始了。”他点燃炉子的火。

“我认为战争终将爆发。”他突然说道，油脂温度升高。他的两只猫普西与波赫多（Pokhto，这是保加利亚语，意思是小胡子）蹲在窗台上，小口吃着碎肉片。“这让人很沮丧，我们好不容易才终结一场战争，结果却又掀起另一场。总是如此。”他的声音中没有悲怜的意味，但每个字都很诚恳，毕竟影响他一生最大的就是战争与逃离战火。

伊万卡打断丈夫的话：“还要再过一段时间。”言之凿凿，“这是我的战争经验，天气要暖一点才打得起来。”

“我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上教堂，尊重所有宗教。”海瑞拉医生有如在对病人宣告坏消息，“但是就我现在的观察，三十年内，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会全部消失。”

电视还在播放节目，新闻跑马灯都是更多冲突的消息，敌对派系在贝鲁特剑拔弩张。对于下一场战争的预期和恐惧，令我疲惫到极点。

海瑞拉医生说：“我们没有能力阻止。”

油脂开始融化。海瑞拉医生舀了一勺，倒进放在另一个锅子上的筛网过滤器，开始按压，让融化的油脂滴入锅中。味道很刺鼻，肉味十足，但是有点不太新鲜，让人闻了不太舒服。

他告诉我一句阿拉伯格言：“诗人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这是向诗人在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致意，诗人也是异议分子、论战者、预言者、历史学者、煽动者、圣徒传作者。对海瑞拉医生而言，这句格言也是对独断专行者的一种洞察。他说，拥有权力的人自行制定规则，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和平；至于无权无势者，他们没有这种诗一般的任意特权，就只能自求多福。

海瑞拉医生说：“黎巴嫩永远都会有战争。”他低头看着锅中的油脂，“读这个地方的历史，是没完没了的战争。我们可能永远与和平无缘。我在战争中出生，在战争中成长，我的子女也是如此。”

2006年，以色列军队进占马佳永。两天之后，海瑞拉医生跟随一支由数百部车辆组成的车队逃离，同行者多达三千人。那天下午，他们踏上一条曾经被以军炮火蹂躏四个星期的道路，缓缓前行。来到哈斯巴雅，联合国部队不再护送，因为没有得到继续前进的授权。车队原本就是乌合之众，这时很快就四分五裂，一群群的车子经由贝卡山谷向贝鲁特驶去。混乱变成恐惧，灾难随即降临。

晚上十点，接近满月，夜空明亮。规模已经缩水的车队正蜿蜒行经一处山坡，来到和平时期以葡萄酒著称的基夫拉亚附近。这时突然传出一声巨响，立刻引发大混乱，第二辆车爆炸起火。以色列军队对这支毫无抵御能力的车队发射十多枚飞弹，造成七人遇害，其中有两人来自马佳永，面包师傅艾利·萨拉马与一位村长的妻子柯莉特·拉希德。第二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怀疑这支车队帮真主党战士走私军火，因此发动攻击（后来承认根本无凭无据）。以色列还说，车队并未得到授权就离开马佳永，这个说法已被联合国驳斥。海瑞拉医生见证了军事攻击的邪恶，尽管事发现场距离前线将近五十公里。

“这就是战争。”他再次说道。

1920年又称为“二之年”（Year of the Twenty），马佳永人过去完全无法想象如今事态的发展。伊斯伯与芭希雅可能相信，女儿能够或终究会忘掉他们，或许他们也希望女儿这么做。

伊斯伯在女儿的行囊中也放了一个袋子，绑得比纳比那个还要紧，里面装有金币，是他大战时期在霍兰贩卖小麦的所得。芭希雅给女儿许多黄金首饰，让她随时都可以变卖。夫妻俩告诉女儿：“好好照顾自己。”一遍又一遍。

她无法说话，无法道别，她大哭，但是说不出她想告诉爸妈的话。她即将离开家园，离开她日常围绕着玩耍的橄榄树，离开她采摘来吃的无花果树，离开她经常攀爬的石墙。

芭希雅说：“上帝与你同在。”马车离开这幢有橄榄树的房子，载走了她的女儿，那个后来成为我祖母的女孩。芭希雅再说一次：“上帝与你同在。”

到1920年那天，许多人已经挥别黎巴嫩和马佳永。没有人会注意到，瑞伊法·萨玛拉虽然千方百计压抑感情，但是发现自己尽管在十二岁女孩中算是高大，然而还是做不到不动声色。当她与姑姑、姑丈共乘的马车启程离开她的父母，离开伊斯伯与芭希雅的家园，而且很可能就是永别，小女孩显示出她真的没有什么保持平静的能耐。她不必看也知道，姑姑拉希亚与姑丈米哈伊尔同样坐立难安，他们要离开马佳永，一路前往贝鲁特、马赛与美国。但是他们的严肃僵硬不难预期，表现情感会让世界大乱。自制力就像适当的服装，将虚荣隐藏、消音。年轻女孩的眼睛不是直直凝视的，而是有一下没一下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她的姑姑与姑丈并不是抛儿弃女，而是要与儿女相聚，他们在俄克拉何马发展得不错。马车缓缓驶向克拉亚，与马佳永交界的山丘棱线上，矗立着一排泥土房子。离开克拉亚，道路转折三回，一度陡峭爬升，然后又向利塔尼河缓缓下降。紧接着他们就看到博福尔城堡，阿拉伯语称之为“夏奇夫”（Shaqeef），一座海拔六百三十米的十字军城堡，位于河谷的最高点，看起来很不真实。瑞伊法后方是圣伊莱贾修道院，周遭是一片岩石露头，就好像曾有一阵洪水把下方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道路倾斜回转，一路向山谷滑降，路边巨石层层叠叠。马车来到哈达里桥，很久以前这里是博福尔城堡的前哨站，河谷壮丽的景色一览无遗，既美好又孤寂，满山的香瓜、西瓜、胡萝卜和玉米田都有灌溉渠道，但是不见人影。

圣伊莱贾修道院仍然历历在目，有如站岗的卫兵。赫尔蒙山、巴勒斯坦边界、霍兰与更远处的叙利亚，也都还看得到，然而马佳永已经消失在山边。前方就是贝鲁特。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瑞伊法安安静静，坐在姑姑拉希亚身旁，一定是吓坏了。马车越爬越高，空气变得凉爽，阳光映照下的阴影横越谷地，旁边是被岁月磨得浑圆的悬崖。

第二天他们离开杰赞的时候，她的姑姑和姑丈指着镇上的瀑布要她看。还有几个月才入冬，瀑布还只是水流。瑞伊法基于对长辈的尊重，保持微笑但不以为意。道路从镇上向外平缓延伸，逐渐向大海的方向下降。天气越来越暖。离开杰赞之后不久，瑞伊法第一次看到地中海，湛蓝的海水带着一抹绿色，海面有薄雾轻舞，犹如海市蜃楼。瑞伊法只觉得大海无边无际，完全不像陆地上的河流，不像她熟悉的利塔尼河。这是美，像一场梦。她坐在车上看海，眼睛睁得大大的。马车行经西顿，沿着海岸前进，驶向贝鲁特。

[1] 北非、西亚和中亚等地区使用的一种传统拨弦乐器，有“中东乐器之王”之称。

[2] 一部分学者认为，布祖基琴来自土耳其，也有人认为这种琴来自希腊。

城堡

大自然仍旧是马佳永生活的主宰，在冬天尤其如此。一部破旧的汽车每天都会驶过马佳永蜿蜒的街道，用装在车顶上的扬声器广播：“铝料、铁料、汽车电池大甩卖！”声音哀怨愁苦，腔调单调平板，街道旁的石榴树挂着干枯的果实。“铝料、铁料大甩卖！”这部汽车周遭所有的事物都是灰蒙蒙的，笼罩在雾中。更远处，暴风雨从地中海岸席卷而来，越过艾米尔山。雷声隆隆响彻山谷，大雨即将降下。雨水流过泥泞的街道，注满每一道隙缝、每一条裂痕与每一个坑洞。

电力供应状况也主宰了每一件事，调控日常生活的进行：被我称为“叙利亚雷达”的卫星形状的小型电热器何时运作；天花板垂下的五个灯泡中的三个何时发光；热水器何时大发神威，让莲蓬头冒出大量蒸汽；小冰箱何时能开始冷藏里面稀少的食品：腌渍物、酸奶、奶酪、西红柿，以及柳橙、小柑橘等冬季水果。（电力供应吃紧让每个人都火冒三丈，希克马特对我说：“美国人在伊拉克只花了二十亿美元，就让那个国家大放光明，黎巴嫩花的钱更多，结果竟然还是无电可用？”我心想：2007年的伊拉克居然变成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可见状况有多糟。）

每到晚上，我就偎在铸铁暖炉旁边，虽然我的手指已经被它烫伤，手腕被它烙印，毛线衣袖口被它烧焦。它烧柴油，门廊上那个蓝色油罐装的就是。如果暖炉热度不够，我会找一份黎巴嫩日报《新闻报》铺在地上，然后小心翼翼拿起油罐，将暖炉的油槽加满。这个油罐是2006年战争的遗物，当时我得自行准备车子用的汽油。过去一年多，油罐一直空荡荡地摆在后面，旁边有一个蓝色油箱与一个较大的油罐。后者是灰扑扑的橄榄绿色，破旧的塑料材质，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盖子防止溢漏。现在油罐油箱总算有了新用途。每当我笨手笨脚地把燃油倒进暖炉，总是有一些会滴在红色的埃及地毯上，那是十年前我在开罗收到的三十岁生日礼物。

一月，我回到马佳永，先前在美国待了几个星期。阿布·金恩在大宅门口迎接，我走过烂泥巴路，来到强风吹袭的一楼。我原本还天真地期待，这层楼在一个月前就可以住人。阿布·金恩一见面就质问，但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于恼怒。

我从美国回来，为什么没帮他带东西？

“他带来他自己。”托玛帮我回答，我微笑以对。

工匠都在大宅里。电工伊马德·迪巴穿着工作服安装电力线路，把一部分电线埋进石头之间的灰泥。拉姆齐·巴赫里负责装饰性天花板，将一个铝制框架固定到混凝土屋顶上。我的邻居托玛是万事通，从清理瓷砖边缘到将铁栅栏漆成黑色，他都能做，今天也一如往常工作。乔治·贾拉迪和他一起。我领悟到，要以希望来对抗经历的事情。就连“马林姆”的法则也无法让我动摇。

“马林姆”在阿拉伯语中是专家、大师的意思，在大宅中经常被人提起，用来彰显荣耀、表达敬意、震慑对方、结束争论、提高收费、辩解延误、驳斥批评。它既轻如鸿毛，也重如棍棒，可以诱惑，也可以威吓。希克马特有一回带着刻薄的语气对我说：“去他们的，我不断听到马林姆、马林姆、马林姆。”

每当我质疑某位工匠的决定，他就会说：“我是马林姆。”我则会回答：“我知道。”再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争论，但是等到我看见对方石雕一般的表情就会投降。我算什么，居然敢质疑一位马林姆？我心想，如果我问的是能不能跟对方的老婆上床，他也会摆出一模一样的表情。

“我是马林姆。”阿布·金恩告诉我，和我一起看着一根快要倾倒的混凝土柱子。这根柱子会突然显得多余，要感谢阿布·金恩难得一见的天才手笔。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从漏水、裂痕、缺口到墙壁、屋顶或地板的破洞，他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灌水泥！”有一回他将水泥灌进支撑天花板的桥状架构，于是我们就可以移除那根坑坑洼洼、摇摇欲坠的混凝土柱子，让入口拱门的优美对称显现出来。阿布·金恩自己也知道，他告诉我：“拱门有如一位美女，这根柱子却像一个巨大、丑陋的鼻子。”他伸手比划，仿佛眼前悬吊着一根象鼻。

他答应我会将它移除：“明天。”

对我而言，阿布·金恩是想象力与着迷的泉源。如果他根本是能力不足，我应该早就看出来，但他极少如此。阿布·金恩做事拖拖拉拉，借口很多，把自己当成本地的包打听，表现出我所见过最厉害的被动攻击性。我如果问他有没有打电话给某个还没出现的工匠，通常会引发一阵富于哲思的谩骂：没有理由催促那些工匠，没有理由感到挫折，没有理由大发脾气。阿布·金恩解释，无论我怎么做，工作总会完成。不管阿布·金恩怎么做，那些马林姆想工作时才会工作。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通常一路保持沉默，怒火中烧，忿恨难消，希望阿布·金恩消失一整天。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平静，他毕竟没有恶意，尽管他小气吝啬到极点，而且对阿布·贾西姆和其他叙利亚工匠毫无来由地很不客气。

大宅其他的马林姆似乎还算喜欢阿布·金恩，虽然他们对他有时不太尊重，甚至会心怀不满。

雨停了几天，我和乔治·贾拉迪、托玛，还有托玛的妻子萨娜娅坐在屋外，我对乔治道歉，因为我在他面前点烟。他总是欢欢喜喜，但是现在不抽烟，他说：“坐！坐！你别担心。”他告诉我，过去他一天要抽两包烟，但最近健康拉警报，只得戒掉。他对咖啡也是，他说以前一天要喝上四十杯，我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就修正为二十到二十五杯。无论如何，现在他一天只喝一两杯。他说：“乔治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两者是绝配，就像阿布·金恩和这幢房子一样。现在乔治不喝咖啡了，所以乔治也不抽烟了。”

当时才下午一点钟，阿布·金恩却准备打道回府。

他只说了一句：“再见。”然后吃力地走下车道。他今天衣冠楚楚，可能是要参加婚礼，可能是要参加葬礼，也可能是要拜访希克马特，所以他才会穿上他最光鲜亮丽的衣服。

托玛对他大喊：“时间还早，阿布·金恩。”

他回答：“我要去吃午餐。”

托玛说：“但是你昨天就吃过午餐！”

阿布·金恩被激怒了，爆出一连串粗话，一如往常，语无伦次，毕竟他已是我祖父那个年纪的人了。他大吼：“王八蛋！婊子兄弟！”

乔治加入战局：“干嘛生那么大的气？你今天穿得像个新郎官！你的新娘子呢？”

阿布·金恩行走在冬日的寂静中，没有听到乔治的话。

随着冬天继续进行，这种轻松愉快的善意，似乎开始磨耗消失。连续几个星期，阿布·金恩一直叫乔治为“阿布·阿贾”，意思是大嘴巴，对乔治说过或者没说过的话，他都要加以反驳。现在他又加了一句难听的话：“乔治的屁股很会摇。”表面意思是乔治的屁股像果冻，实际的意思是乔治是个懒惰虫。

之后，乔治就没有那么和颜悦色了。他负责将楼上的石墙做喷砂处理。完成之后，他走进院子，把喷砂机对着自己开动，就像在淋浴一样，浅红色衬衫和牛仔裤冒出一阵尘雾；他永远只穿这件衬衫。他转过身来，撑起一条腿，好像一只正在尿尿的公狗，然后抓抓腋下。沙尘像漫画图像一样出现，从他的耳朵与鼻子、眉毛与胡须、头发与手臂冒出来。他用力跺脚，跺掉鞋子里的沙。

我们从院子走到托玛的家，坐在烧柴的暖炉旁喝咖啡。乔治刚完成他的单人表演，对我大声嚷嚷：“安东尼，乔治要在你房子的大门口挂一幅阿布·金恩的大幅肖像。”托玛的女儿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写学校作业，正值青少年的尴尬期，不愿意和宾客有任何眼神的接触。萨娜娅在厨房里做菜，满屋子都是洋葱的香气。乔治和我又喝了几杯咖啡，显示他声称的戒咖啡很有问题。乔治告诉我，他很担心。

“安东尼，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的神态转为严肃，“如果你继续和阿布·金恩合作，大宅要再过两年才会完工。”我点点头，不情不愿地承认，“我知道，我知道。”

“阿布·金恩只想捞钱，”乔治并没有注意我说了什么，“为了多捞点钱，他要让工程拖久一点。”他停顿了一会儿，“但是你不要告诉阿布·金恩，乔治跟你说了这些。”

乔治指一指大宅里面，在一道墙后方，另一道墙的转角处，一堆沙子的上方，一座拱门的前方，我先前要求移除的柱子还耸立在那里。已经过了几个礼拜，它还是纹丝不动，仿佛在嘲弄我：大宅最美丽优雅的特色所在，却有一个如此巨大丑陋、有如鼻子的东西煞风景。“福阿德两个月前就要阿布·金恩移除这根柱子，两个月！如果他交代乔治，十五分钟后柱子就不见了。”乔治似乎对那根柱子情有独钟，“柱子还在那里，”他摇摇头，“该死的柱子！乔治很生气，安东尼，乔治对那根柱子很生气，它还在那里，好像在对你比中指。”他比出手势，脸孔因为愤怒而扭曲。

“十美元。”托玛也加进来，他的意思是，移除那根柱子只需十美元。

我曾希望能在这个冬天就搬进大宅，至少搬进一楼，那里是改建工程的重点。结果希望落空，我对任何没有完成的部分都感到失望。那根柱子是一个可悲的隐喻，代表还没有完成的一切。又过了几个星期，看得出来的进展少得可怜。从远处看，大宅仍然有如鬼屋，等待救赎。

几天之后，那根柱子终于消失。前一天，没有人说过跟它相关的任何话，也没有任何事情促使阿布·金恩做出决定，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这项工作完全符合一个马林姆的时间感，由它自身无法解释的惯性来驱动。当天早上，阿布·金恩大铁锤一挥，直接敲掉柱子，然后灌水泥，灌水泥！他在拱门下方弄出一块新的地板；几个世代之后，这道拱门总算能以清爽的面貌见人。阿布·金恩移除了大宅最碍眼的东西，一时间，我觉得大宅有如宫殿。

阿布·金恩看到我，满脸微笑。他向来只要看到我微笑，也会微笑以对。今天他还有一点得意洋洋，告诉我：“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这话让我犹豫了一下，我要永远和这个人在一起？阿布·金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骄傲，完全无视于其他的挫败。“这是我建的。”他双唇之间叼着烟，手指戳着餐厅的墙，“这也是我建的。”他指向卧室，“这还是我建的。”这回他指着浴室。“谁是大宅的马林姆？”他拍拍胸脯，“就是我！”

“阿布·金恩，我完全信任你。”我告诉他。

他重复一遍自己的话：“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一天又快结束，我试着肯定大宅自开工以来，有多少事情已经发生：的确不多，但还是比我愿意承认的多。现在，每一个房间都有了初步的特色。“洞穴”是第一个完工的房间，如果“完工”代表工作已经结束的话。其实它还凌乱不堪，有待建筑工人收拾，上方的阳台会滴水，一个蓝白两色的水泥袋覆盖着房间中央的水泥花砖。然而其他的一切，都与几个月前截然不同，灰泥墙壁、水泥地板都不见了，连灯光都变得很不一样。大宅的房间在一波三折之中浮现成果，我偶尔会发现自己凝视着水泥花砖，想象自己身在另一个地方。花砖的图案覆盖了旧日的空间，原本的墙壁已经消失。

我很骄傲地注意到，阿布·金恩经常巡行的空间，如今已被重新诠释。当年芭希雅租给房客的几个房间已经全部打掉；那些房客都是她的侄女或外甥女，在大宅楼下住了几十年。另一个消失的地方是车库，以色列间谍哈达德曾经在这里修理他的美国老爷车，地板上油渍与血迹斑斑。浴室和厨房也都消失了，几堵墙壁被打掉，五个房间变成三个。旧日的拱门重现，在大宅入口形成一道拱廊。石墙恢复旧观，呈现出灰色、蓝色与米色，灰泥则是最柔和的褐色。大宅慢慢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赋予自身全新的意义。

改建工作继续进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住进大宅，它代表伊斯伯对于安全与奢华的梦想，已经成为我对家园唯一的定义，但是改建工作的完成遥遥无期，似乎永远不可能让我迁居，并且把女儿也带过来。我有时会想到祖母瑞伊法，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她前往纽约的漫长旅程中停留过许多地方，认识了许多人，但是父母亲与兄弟姐妹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时可能会心想：我到底是谁？我和祖母一样，都能理解身份认同的问题，知道一个人一旦被撕裂为二，总有东西会失去。

瑞伊法跟随哥哥姐姐的足迹来到贝鲁特，遇到同样一批热切的汽船代理商和各种商人，他们有门路贿赂官员，拿到护照；并且扮演掮客，安排顾客走快捷通道，用小船送到汽船上。贿赂是必要的：海关官员要半个土耳其马吉迪；来往码头与汽船之间的渡轮上，检查员要得更多；但价码最高的还是汽船跳板上的检查员。伊斯伯为女儿准备了足够的钱来打通关节，她也想办法买到二等舱的票，不必挤在统舱里。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瑞伊法与姑姑、姑丈抵达法国马赛。从衣服到女人，这里的投机商人什么都卖。几个勇敢的叙利亚人为刚到的乡亲准备住处。瑞伊法茫然地看着一切，对电灯、火车、有轨电车、高楼大厦感到惊叹。她的一位亲人后来写道：“一切土耳其的事物都消失了。”他们很快就再次动身，搭火车前往巴黎，然后转往勒阿弗尔，买了船票，驶向纽约，一个早已活在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这趟旅程让人筋疲力尽，远渡重洋更是折磨，瑞伊法饱受晕船之苦。

她的胃装不下任何东西。只靠着苹果与柳橙维持健康。驶向纽约的旅程非常艰辛，不比从马佳永出发的旅程轻松。对瑞伊法而言，旅程中屡屡出现危机，充满着泪水、嘶吼与绝望。面对每一场危机，她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我可以了解那种渴望，家园被夺走的人的渴望。

影像在电视屏幕上飞掠，一连串没有关连性的照片，熟悉却令人忧心。我的手机出现一则又一则带有标题的新闻讯息，都是关于黎巴嫩那些敌对的领袖。“叙利亚政权要将黎巴嫩的紧张局势推向内战。”一则新闻说。“像真主党这种极权形态的政党，无法与其他组织和平共存，我们不希望黎巴嫩变成各方与以色列冲突的竞技场。”另一则新闻说。在贝鲁特以及那些位于派系、团体、意识形态断层的城镇，冲突接二连三爆发，情况让我联想到一位朋友在巴格达告诉我的话：“舞台上正在演一出戏，我们是其中一部分。人生其实无所谓好坏，它就是一出戏。”

我告诉谢比尔：“我已经察觉到了，我会完成大宅改建工程，战争会爆发。我会完成大宅改建工程，但是再也没有机会踏进去。”

一小堆有如白水晶的香料，在谢比尔暖炉的角落里慢慢燃烧。他说他先前曾经想打电话找我，让我知道他帮不上我的忙。我们一起喝酒，他拿来一个老旧塑料盆的腌渍物，加上百里香、胡椒还有“可能是小茴香”调味，是2006年战争时期的产品。谢比尔回忆道：“那天以色列空投宣传小册，我正在采小黄瓜。”他完全没有感受到我近来的焦虑，虽然他是基督徒，但却热烈支持真主党，声称其敌人都是“该死的以色列叛徒”。他还信心满满地宣称，真主党这个什叶派穆斯林的运动，与骑墙派退役将领米歇尔·奥恩领导的基督教盟友合作，一定会获得胜利。

谢比尔说：“别担心，安东尼，反对阵营会阻止战争爆发。”

谢比尔近来和往常一样，状况很糟糕。他一拐一拐地从门口走到座椅，疼痛的腿拖慢了他的速度，他自我诊断开的药方也不管用：认定自己只需多吃绿色蔬菜。他的身体看起来正在崩解，穿得灰扑扑的，呼吸声相当沉重，蜷伏在椅子上。

身体的痛苦还只是谢比尔众多问题的其中之一。“我的建议是，离你的亲戚远一点。”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坨莴苣放进嘴里，同时也劝我吃一点，“亲戚比什么都糟。”他很崇拜自己的大哥，好几回对我提起，把他描述成圣人。自从那天在河滨吃过午餐，他对其他兄弟的憎恶也更深了，而且越来越骂不绝口。后来黎巴嫩发生一场小地震，让状况恶化到极点。那场地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当时我坐在房子里，还以为是一辆卡车从下方的路开过去。一会儿之后，谢比尔的一位兄弟打电话来。

“房子有没有怎么样？”他问谢比尔。

除此之外完全没问谢比尔有没有怎么样。

“谢比尔脾气很不好，对不对？”我问希克马特，那时我花了几天时间，思考谢比尔这个人和他的处境。希克马特总是习惯扮演主人，一开始先表示同意，然后脸色改变。

“他并不是脾气不好，他只是对他自己受到的待遇作出反应，只是反应。”希克马特指出，每个人都把谢比尔当成窝囊废、乞丐，每当他提出什么要求，人们就会低声引述一句谚语：“乞丐也敢谈条件。”希克马特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你是个乞丐，想吃一块面包，我说你到我家来，敲敲门，我就给你一整条，结果你反问：就这样？”

希克马特说，羞辱，一次又一次，一个场合又一个场合，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让谢比尔的脾气越来越大，让他变得愤怒。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如此可以解释他与兄弟的争斗，一闹起来就是几个礼拜。谢比尔与镇上的屠夫也处不来，我想他一定感受到对方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有一天谢比尔说他的秤有问题，从此再也进不了他的店。谢比尔的脾气爆发是维持尊严的最后手段，他尝试借此维持有限的尊严。

希克马特说：“他令我难过。他很寂寞，没有同伴。”

谢比尔近来可能更寂寞了。希克马特告诉我，谢比尔最崇拜的大哥得了肺癌，已经是末期，无法开刀，来日无多。我似乎记得，谢比尔曾经提过他想去贝鲁特，探访一位生病的兄长，但口气听起来只是感冒之类的小病。我不知道谢比尔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对其他事都百无禁忌。

希克马特告诉我：“那是邪恶的疾病。”

关于我其实是间谍的谣言，持续流传散播。的确，有些事情会让人起疑心。从吉姆·费尔比到艾利·柯恩，中东地区向来充斥间谍，他们的掩护伪装也从来不会太炫丽。一位朋友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曾经有个褴褛邋遢的乞丐，在贝鲁特西区的街头出没，又穷又疯。没有人注意他，大部分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可是1982年以色列军队入侵，他却站上街头，指挥装甲兵纵队前进。如果我的朋友没记错，一名以色列军官甚至向他敬礼。

间谍故事在中东有如秘教信仰，让人念念不忘。从我1991年第一次造访黎巴嫩以来就是如此。当时我冒险进入一处市区，在十五年的战争之后，放眼望去都是废墟、尘埃与野草，荒凉的房舍只有占住者和无所事事的军人。一区又一区的建筑物，已经沦为开膛破肚、仅剩骨架的残骸。街道上密布弹坑，积满了死水与污物，只有几名好奇的司机开车经过，紧张兮兮地瞄着残破的巷弄。唯一扩散开来的颜色，是几幅蓝色的广告，帮一家招牌公司拉生意。广告上说：我们的招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招牌有什么共同处？两者都是随处可见。

萨米尔·阿布·贾乌德建议我：“保持低调。”他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曾经在马佳永发行报纸，他本人也经常到马佳永。

他在晚餐时告诉我的话，让我很尴尬。有五个人来拜访他，声称我是美国间谍，大宅改建工程也是由美国大使馆出资（另一个版本则说，是布什总统自掏腰包）。他们劝告他跟我说话一定要小心。他叙述这件事时，越说越生气。

“我告诉他们，在我的房子里，永远不准用这种方式说话！”萨米尔开始咆哮。至少这是他的讲法。但我疑心他自己也调查过细节，打探我的家人、朋友与相识，揣测我的行动，推敲我是否有其他的财源，猜想我在马佳永、贝鲁特与其他地方的任务内容。

“和马佳永有渊源的人，怎么可能当间谍？”后来谢比尔如此问我，我们坐在他高热的暖炉旁边，柴油弄脏了暖炉的金属滴油盘。他说我在重建大宅，我的父母都是马佳永人，沙迪德家族与萨玛拉家族都在这里留下历史。他坚持如果真有间谍，“姓名应该会不太一样，”例如伊里亚斯、柯恩或者约翰逊。“沙迪德？怎么可能？除非中情局比我们所知的还厉害。”他想了一下又打消念头，“如果我发现你真的是间谍，”他摇头表示不可置信，“我会割自己脖子。”

谢比尔对此的感受是：那是马佳永的诅咒，秘密与好奇心的混合带来痛苦，加上不可或缺的邪恶之眼。他说：“每个人都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去探究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如果你不告诉他们，隐瞒某些信息，就会惹毛他们，让他们火冒三丈。”他告诉我他有时候开车去拜访人家，会把车子停在五十米外的地方，然后走路过去，如此就可以引爆别人的好奇心。

“那样会让人抓狂。”他告诉我。

也会让我抓狂。我满怀善意来到马佳永，或者说至少是满怀天真，结果却像包括谢比尔在内的许多人一样，被降格为一个引发怪异猜测、无聊耳语的人物。

黎巴嫩的危机引发喧闹的指责争执，一条新闻标题写道：“汽油弹、石块与子弹出现在贝鲁特街头”，但是马佳永人很快就有了新的关注目标。它完全起源于很久以前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一篇文章，曾经让卡里姆和其他沙迪德家族的人火冒三丈。我的写作初衷只是单纯的反思，提及几个月前我在大宅旁边种下的一棵橄榄树。文章中也谈到赫尔蒙山，当时白雪飘落在山沟之中。我还发出感叹，以温柔的笔调传达，满怀着敬意，仿佛我是从一处想象的家园背井离乡。我写道：“尽管景色如画，马佳永正面临死亡。”看过这篇文章的马佳永人寥寥无几，卡里姆是其中之一，他对故乡的忠诚有如黑道兄弟，这篇文章刺伤了他。我把文章归类放进档案柜中的绿色旧档案夹，和我祖父的归化入籍文件放在一起。

两年之后，《田野之泉》（Ayoun al-Marj，这是将马佳永的地名重组）杂志出版第七期，封面是一张马佳永的照片，标题写着“拉哈尔博士回应安东尼·沙迪德，页三十”，塞西尔·胡拉尼与曾经在贝鲁特任教的纳比勒·拉哈尔写了满满两页，长篇大论反驳我那篇没有人看过、也不会有人想看的小文章。不过塞西尔与拉哈尔这篇反驳倒是会有不少读者。

“安东尼·沙迪德最近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令我深感悲哀，因为对于我们挚爱的马佳永，这篇文章有如死亡证明，预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马佳永会成为一座幽灵城镇，回荡着乌鸦粗嘎的叫声。”拉哈尔写道，“我们难道要继续忽视我们的故乡，让安东尼·沙迪德得意洋洋？还是我们要一起努力，恢复马佳永昔日的荣耀，抢救几乎已失去的希望？”拉哈尔提了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佳永的离乡者应该经常回来，并且改建自家的老房子。

我每天都会到一家文具店“马佳永书局”买报纸，有一天一位顾客问我：“你是沙迪德家族的人吗？”另一个人插嘴说道：“你是不是在改建萨玛拉家族的房子？”书局老板萨米尔·拉祖克认识我，告诉他们：“这位就是安东尼·沙迪德。”两人脸上闪过“原来如此”的表情，心里可能恍然大悟：“你就是那个写文章侮辱马佳永的家伙。”

骚动从此展开。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镇上都在谈论这件事。塞西尔在家中客厅的黄铜桌上放了一份文章的复印件，好像是在昭告各方：千万别错过这篇文章。平常很少说话的一位邻居，现在对我很感兴趣，有一天我匆忙出门，他大声问我：“你知道他们在马佳永杂志上响应你吗？”海瑞拉医生可能是出于善意，以他典型细致、若有所思的方式表达支持：“你说得对，马佳永正面临死亡。”他的语调哀伤。

就连阿布·金恩和善但不识字的妻子，也听说了这篇文章。有一天她正在卷葡萄叶，准备丰盛的礼拜天午餐，站在露台上大喊：“没错，马佳永已经死了。”她看着我的表情就像我在问她，可不可以拿马路上被撞死的动物取代“奇布”（kibbe）里的羊绞肉。她说：“只有下葬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贝鲁特来马佳永。我们欢迎他们的方式，就是把他们送进坟墓！”她还告诉我，就连帮外地人造棺材的木匠埃米尔·塔亚尔也这么说。

阿布·金恩坐在我身旁，轻蔑地点点头，骂出一连串粗话。然后他站起来，他那松垮、七十六岁高龄的屁股正对着我，以夸张的动作伸手抓住，“你应该拿他们的文章来擦屁股！”他的妻子放声大笑。

我对马佳永不再有任何幻想，它觉得自身渺小，而我对自身也有同感。马佳永排斥自身的历史，对自身的现况缺乏兴趣，对过去也一笔勾销；这不仅是它衰败的象征，也是其原因：如果马佳永的过去无足轻重，它如何能够肯定自身具有值得他人关注的价值？马佳永的自我形象，似乎是在每一个决定之中毁损。日复一日的无人闻问，都让它对衰败的耻辱感更加恶化。长久以来的信念沦丧，无数个有如一潭死水的午后，让人们很难考虑采取任何行动。到如今，追上步伐或者推动变革需要的能量已经太过巨大，无从蓄积。

艾哈迈德·阿卡威是一位逊尼派的穆斯林，他在马佳永广场开的店过去在耶稣受难日也会传出祈祷声，一年多前遭到以色列攻击，如今只剩废墟。这家商店似乎成了镇民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细节。两道过去会定期漆成蓝色的门，它们所属的城镇曾经不知衰败为何物，如今就这样一直被钉死着，而且就在城镇的中心地带。

20世纪30年代，马佳永爆发示威抗议，居民涌入街道，前往塞瑞尔区，高喊：“我们要面包！我们要小麦！我们要吃饭！我们在挨饿！”现在居民只会行礼如仪，晚间八点打开电视新闻，安静地看着无可避免的事态发展，前提是电力供应正常。唯一会引发兴趣的只有毫无意义的戏剧节目与谈话节目。也许现在的世界就是如此，然而让人难过的是，马佳永正逐渐脱离轨道。

海瑞拉医生的妻子伊万卡告诉我：“我们住在这里，”她指着厨房的瓷砖地板，然后指着南方，“隔壁已经没有人住了。”她将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分别指着三个不同方向，提到所剩无几的居民。她问：“我们死了之后，谁会来到这里？塞西尔说马佳永是乐园，乐园怎么可能是一座空城？这里有房子，但是没有人。”

思乡

没有任何道路，没有任何一条道路，通往我们曾经到过的地方。

我已经被马佳永内地景色之美宠坏了，但此时眼前的景色仍然令我心动。我看着水面与静谧的风景，阿塞德·马图克打了一个线结，把一团湿面包卷在鱼钩上；他是一位大厨，先前从美国回到故乡黎巴嫩，完成终身大事。我们在路边垂钓，坐的地方原本是以色列军方的大炮，后来被真主党改造成一处祭坛。山谷的一边是峭壁，高耸入天，上面有洞穴、岩脊与岩棚，是千年来河水冲刷的结果。我们身旁就是利塔尼河，一道混浊的绿色急流。

我笨拙地拿起钓竿，甩竿，结果却将卷线器甩进水中，好不容易捞回来，鱼线却应声断裂，迫使我为鱼钩重新穿线，可是后来鱼钩却钩到邻近的一棵树。我踢翻钓具箱，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阿塞德近在咫尺，但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丑态百出。

阿塞德全神贯注进行自己的例行活动，到处走动，试图钓到大鱼，从平坦的河岸、一堆乱七八糟的混凝土、急流旁的弯道、陡峭的山丘到石头堆，都有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发表意见，但基本上说法一样：这条河的水位太低。阿塞德看着河面，看不到代表鱼群的银色闪光。他说这里以前有鱼，他总是能有所获。然而今非昔比，这地方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故乡。

才过了十分钟，阿塞德就决定放弃。

我和阿塞德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过一会儿他先对我说：“我痛恨黎巴嫩。”然后才请我抽烟喝酒，“我真希望自己没回来过。”他回到故乡，一开始是大失所望，现在则是彻彻底底的轻蔑鄙视。

阿塞德身材矮小，眼皮总是抬不起来，长得有点像小一号的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开设一家餐厅，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模仿萨达姆·侯赛因。他描述自己的餐厅，说起1942年电影《北非谍影》海报、水烟壶、阿拉伯灯、长念珠、织锦挂毯、刺绣桌布，全都来自黎巴嫩。换句话说，这家威斯康星餐厅代表阿塞德寻寻觅觅的中东，一个已经消失的地方，甚至根本不曾存在过。来到他马佳永的家中，桌子上摆的东西反映了他的时代：英国鼓牌烟草、卷烟纸、装白色瓜子的塑料罐、一瓶珍宝威士忌、三包红盒云斯顿、一包云斯顿淡烟，还有一封他朋友德蒂的来信，签名旁边印上一个有如滚石合唱团唱片封面的口红唇印。他的DVD放映机里面有四部影片，都是他餐厅的广告或故事。有一部影片的标题是“阿塞德·马图克人生的一天”，内容就真的是他在美国一天的实际生活。片中的阿塞德在花园中劳动，种植餐厅要用的蔬菜；或者坐在一张沙发上，有时女朋友陪在旁边，一起吃一道名为“奇布纳伊”（kibbe nayye）的生肉，喝亚力酒。我被迫和阿塞德一起看这部影片，而且看了两次。这种相互作用似乎带有一种哲学性质：无所事事的阿塞德，看着自己无所事事。

幸好其他几部影片比较有点内容，尤其是我们认识当天看的“一分钟烹调”，他在其中一部身穿全套的阿拉伯服装，还戴上头巾、穿上长袍，看起来相当俗气。

他谈起记忆中的马佳永，对比如今暂时居住的马佳永，我强忍住不要发笑。他说：“我只对马佳永的往日还有美好记忆，那时我经常在乡间行走，走过松树林与橄榄树林，手里拿着弹弓，朋友陪在身边。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美好回忆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时候，他回答：“十八岁之前，应该是十六岁吧。对，十六岁。”他点了一根烟，烟灰的红光映照在他脸上。“现在我对马佳永人的尊敬，还不如对自家养的猫狗。”

阿塞德还说，他是为了家人才回到故乡，“我原本期望……”他停顿了一下，寻找适当的措辞，他的父母亲已经过世，但他在黎巴嫩还有两位兄弟与两位姐妹。

“我需要一点家庭生活，”他停顿了一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我会想念故乡。”这样的感觉我懂。阿塞德的亲戚提议要帮他改建老房子，那是一幢简单的石屋，只有几个房间，他的祖母曾经住过。他告诉我：“当时我好兴奋。”

阿塞德还没从美国回来之前，负责改建工程的侄儿做出滔滔不绝的承诺：清理过的石材、美丽的瓷砖、中央暖气系统、太阳能电池板与上漆的木材，“最上等的木材”。

“结果他用的是最廉价的木材，而且根本没上漆。”阿塞德连珠炮一般，开始罗列自己遭遇的委屈。

现在只要提到那位侄儿的名字，他就会露出憎恶的表情，字正腔圆地大加挞伐：“他买的所有建材，都是其他计划不要的废料，便宜没好货的脏东西。”他指着窗子上的金属护栏说：“看到那金属了吗？我只用手就可以扯下来。”

阿塞德还说，房子的屋顶就像一块海绵，下雨的时候，大量雨水会从天花板流下来。原本计划用石材打造的阶梯，后来只以水泥应付了事。他的侄儿先前开出八千美元整修预算，一路暴增至三万美元；他当初向叔叔买下房子产权也只花了一万五千美元。这场谈话让我心有戚戚焉，焦虑到开始流汗。老天爷，我的房子万一也是如此该怎么办？

“我一直信任侄儿，一直寄钱给他，但是你看看我的下场。”阿塞德说他回到马佳永、第一次看到房子、踩在木头门廊上的时候，整个人差点没疯掉。他抬头一看，房子上方写着自己的英文姓名，华丽而俗气的大写字母。但这还只是开始，后面还有一连串怪异的建筑做法。他的期望可能太高，因此就算房子改建完全依照他的计划，他可能还是会感到失望，也可能不会。无论如何，当时他只想狠狠揍那个侄儿一顿。

“我那时想打断他的脖子，”阿塞德说，“还好有人阻止我。”他检视房子周遭，“看看他们干的好事。”

“令人作呕，”他摇摇头，“令人作呕。”

我没办法不同意。

阿塞德回来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观看旧日的影片、喝酒、准备下一餐。他心情恶劣，怒火中烧，脑海里不断播放侄儿的恶行劣迹，想象那个年轻人的心态，大声说道：“‘阿塞德从美国回来，是个蠢蛋，我们可以狠狠敲他一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他们偷走我的钱，一群贼！”

他卷好一根鼓牌卷烟，动作优雅纯熟，继续说道：“这完全是陷阱，一群鬣狗为我设下陷阱。他们毫无天良，没有尊严，非常、非常、非常恶劣。”

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开始幻想各种经过。他睡不安稳，亲戚出现在梦境中，甚至变成蛇，他只能任凭摆布。

海瑞拉医生是阿塞德的朋友，也是阿塞德在马佳永少数欣赏的人之一。他曾经说过，阿塞德回马佳永是为了娶老婆，但是乡亲并不了解他这个人。他的幽默有股冷峻的味道，就像他在威斯康星州餐厅搭配鹿肉与麋鹿肉的红酒，在这里却被视为古怪。他经常面带微笑，这在马佳永并不是聪明才智的象征。他还会大笑，更让人觉得他是个傻瓜。阿塞德对自己的遭遇并不讶异，毕竟他是马佳永土生土长的，他说：“我大部分的人生都远离家乡，乡亲不会了解我，但是我了解他们。”

阿塞德并没有提到结婚的事，但是我想海瑞拉医生说对了，他回乡主要是为了娶老婆。从他的谈话来看，他似乎吃过不少次闭门羹。

“黎巴嫩的女人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娼妓，”他边抽烟边告诉我，“她们只在乎金钱和外表，狗屎！”他每隔几分钟就吐一点口水，试图把舌头上的烟草碎片清掉，“我那些堂表姐妹也都是娼妓。”

他的亲人，尤其是女性亲人，知道他一肚子不高兴，走在路上遇见他时只会简短打个招呼。“他们会这么做。”他快速地举起手挥动，“他们经过时就是这样打招呼，好像在抓苍蝇。”

“我比较喜欢这么做。”他一边说一边比出中指。

阿塞德对马佳永的观感如此恶劣，无人能出其右，但他不是唯一如此表达的人。希克马特楼上住了一位名叫法希玛的女士，也是从外地来的人，批评马佳永也是不留情面。她来自戈兰高地边界对面的库奈特拉，是个出名的碎嘴，任何耳语、谣言、历史片段都不放过。她对马佳永相当熟悉，年复一年地观察、解读，特别注意各种愚行，为事态变化设想疯狂的缘由。我总觉得法希玛和蔼可亲，但有点寂寞。我有时候认为自己花太多时间陪她和阿塞德，他们的观点强化了我的自怜和沮丧；但是遇到挫折时，他们的支持也让我很受用。

法希玛说：“这就是马佳永人的疯狂。我向上帝发誓，他们都疯了。”她点点头，历数各个疯狂的家族：阿布拉家族、法尔哈家族、贾巴拉家族、哈达德家族；说老实话，也包括沙迪德家族。她说：“问题在水，水质不好，水里有奇怪的东西。”

我们坐在她的餐桌前，我充满期待地看着她抽烟（我又戒了）。咳了一阵之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达乌德在1991年过世，过世前三个月医生要他戒烟。法希玛坚称父亲死于戒烟，如果她戒烟，她也非死不可。她转头看着电视，我伸手拿她的那盒烟，电视上都是抗议与抗争的画面，她摇摇头。从马佳永通往外界的路，散落着许多有关“烈士”的回忆，包括前总理与逊尼派穆斯林领袖哈里里，他在2005年死于一场汽车炸弹攻击；伊马德·穆格尼耶则是一位行踪飘忽的真主党领袖，被指控发动多场攻击，杀害数百名美国人与以色列人。穆格尼耶成名远早于奥萨马·本·拉登，他亲手策划的1983年贝鲁特美国大使馆与陆战队营区攻击案，让黎巴嫩蒙上无法磨灭、极为负面的形象。我迁居马佳永的时候，穆格尼耶在大马士革突然毙命，一颗小型炸弹炸毁他的车，效率之高连他本人都会赞赏不已。

哈里里与穆格尼耶各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代表黎巴嫩危机的关键：两种文化的竞争。哈里里为国家规划的愿景，基本上是要让黎巴嫩回归为地中海的交汇中心，一方面繁荣和平，另一方面贪污猖獗，充斥自私的权谋交易。穆格尼耶则代表真主党的理念，与以色列永无休止的冲突，以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话来说，就是要把黎巴嫩变成一个“反抗的国度”。

两种文化都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哈里里的支持者宣称：“不能让他们夺走我们的黎巴嫩。”我们的黎巴嫩。另一个口号则是“黎巴嫩的未来”。这些话语大剌剌地写在哈里里的肖像上。每一回我开车经过他的告示板，心里都会问：什么未来？哈里里已死，已成回忆，但是他的神话与相关的浪漫想象，将黎巴嫩拖向另一场内战。这就是黎巴嫩的诅咒：它总是根据过去来勾勒未来。

穆格尼耶的图像同样无所不在，极尽煽动之能事。他一辈子深居简出，落脚处总是引人猜疑。死后的他成为公众偶像，人们为他竖立有如切·格瓦拉的肖像，上面写着“决定性胜利的急先锋”。一条街道上贴了几张海报，以更坚决迫切的方式宣扬他的理念，例如“我的血为耶路撒冷而流”，或者“我们的头号敌人以色列，我的血将带来胜利”。

在马佳永通往外界的道路上，哈里里与穆格尼耶的肖像交替出现。两人的愿景与遗志也是如此，糅合了未来与过去。两种视野的角力随处可见。

“乔治害怕这种状况，真的害怕。”乔治告诉我。他和我坐在托玛的公寓里，天气寒冷阴沉，大宅的工程陷入停滞。乔治对政治的谈兴远高于托玛和萨娜娅这对夫妻，“马佳永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很安全，但是贝鲁特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孩子在那里会遇到枪林弹雨和狙击手。”萨娜娅转着电视频道，大部分都是报道即将在贝鲁特举行的悼念哈里里仪式。我一杯接一杯喝着咖啡，有点欲罢不能。乔治说他想把所有的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全都锁进国会大厦，一个都不能少；然后他要准备一吨的黄色炸药，“把他们全都炸死，这样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他笑着再说一次，“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

乔治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东西，大声问道：“你在写什么？”他躺回椅子，“乔治什么都没说。”

我和法希玛喝过咖啡之后不久，阿塞德和我计划去钓鱼，他扬言要离开马佳永，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钓鱼。阿塞德心情沮丧的时候，经常扬言要离开。但是我最近心情不错，原因难以解释，希望不会被这趟钓鱼之旅破坏。阿塞德的话语有感染力。钓鱼那天我迟到了，他一如往常，很不高兴。他打电话给我，但不等我答话就挂掉。我回拨电话，告诉他我已经上路，他只简短回答：“好的，再见。”我到达的时候，他似乎闷闷不乐。我问他今天过得如何，他以标准答案响应：“老样子。”

我们开车前往利塔尼河，阿塞德开始回忆童年的美好景象。他的父亲塔努斯是个裁缝，经常拿排泄物开玩笑，开在广场的店里卖鞋子、围巾与针线，当年算是镇上的传奇。阿塞德说：“这地方以前并没有房子，”他凝视着地平线，回忆往日，“我们会一路走过去又走回来。”他说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黎巴嫩正处于罕见的和平时期。阿塞德在战火熄灭期间长大成人，或许因此将那个单纯的年代浪漫化了。他说：“这里以前有六七部汽车。”都是美国车：迪索托、普利茅斯与别克。我们俯瞰山谷，远方干净整齐的小镇梅图拉，标志着以色列重兵防守的边界。阿塞德再一次谈起，他和兄弟姐妹经常来这里打猎，有时只带一把弹弓。

“你知道当我离开黎巴嫩时，我会怀念什么吗？橄榄、无花果、葡萄。”他思索了一会儿，“还有杏仁。”

又过了一会儿，“还有野生的草药。”

我感觉到——虽然我并不想要这种感觉——自己与这个满怀怨恨的人产生了一种联系。阿塞德对马佳永或者黎巴嫩说了好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也因此想起，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浮现一股自然而然的怀旧之情：向往那段和平但生机蓬勃的过往岁月。我不免怀疑，阿塞德尝试着要回到一个不再存在的地方。每当我们再度尝试回归故乡，不都是如此的心境吗？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一路风景如画，阿塞德指着一个地方，告诉我那原本是一座混凝土游泳池，池水来自一处墓地旁的泉水。我听说过这座游泳池，年代相当久远，伊斯伯·萨玛拉曾经在其中戏水。

阿塞德说：“我就是在这里学游泳的。那时我才十岁，我们都不穿衣服的，都是小孩子，而且马佳永很穷。”他说当年没有人家买得起足球，有钱一点的小孩才能骑脚踏车，“整个镇上只有八辆脚踏车，哈比布·拉胡德提供计时出租服务。”他指着一丛松树，“我们会拿着弹弓到树丛里打猎，到处都是小鸟，那个年头就是如此。”他静默了一会儿，“现在不一样了，鸟儿飞得远远的。”

我们返回镇上，再一次经过那些褪色的烈士肖像，但我只注意到1988年8月18日牺牲的海赛姆·苏卜希·达布克。这男孩的眼镜可能是给年龄比较大的人戴的，放在他脸上显得太大，稀疏的胡须也还没成熟，悲伤的眼神让我念念不忘。当年我的祖母瑞伊法被父亲伊斯伯抱上马车之后，就是沿着这条路离开马佳永的；海赛姆的年纪比当时的瑞伊法大不了多少，此外，他的父母亲对儿子这趟旅程也有不同的想法。

登上埃利斯岛之前，拉希亚要求侄女瑞伊法交出爸妈临行前送她的黄金与珠宝，坚称瑞伊法还是个孩子，经过海关可能会被没收，或者放在某个地方而忘记了。拉希亚对侄女保证，会帮她好好保管；口气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命令。

瑞伊法的姑丈米哈伊尔和所有移民一样，在埃利斯岛接受身体检查。结果当局说他得了沙眼，有可能导致失明，或者以海关的黎巴嫩翻译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眼睛会报销。”沙眼让米哈伊尔被挡在美国大门之外，几乎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的妻子与侄女，要和他一起从纽约被遣返。拉希亚离开之前，身上的黄金与珠宝都被一名趁火打劫的检查员没收。瑞伊法出身富裕，如今却一文不名。等待被遣返期间，她和姑姑、姑丈以及一群人待在一起，他们被拒绝入境的原因不一，例如图谋不轨、各种疾病、精神失常。其中有几个人会说阿拉伯语，建议他们三个人可以搭船到墨西哥，再从当地偷渡通过美墨边界。他们认为可行，于是动身，心里想着有哪些人会欢迎他们。米哈伊尔和拉希亚的子女已经到了美国，拉希亚的姐妹哈拉雅与瑞伊法的大哥纳比也是。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想办法转往邻近边界的华雷斯城，当地也是墨西哥革命的古战场。埃利斯·阿布拉带着爸妈发的电报，在那里等候他们。一天深夜，他们在夜色掩护之下，渡过一条水浅而多泥沙的河流，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帕索。

他们历经前所未闻的艰辛旅程，终于抵达美国，余悸犹存。他们从帕索继续前进，渡过红河，来到石油业兴盛的威尔逊，瑞伊法和哥哥纳比会合，他先从俄克拉何马市搭火车到阿德莫尔，再坐出租车转往威尔逊。他以阿拉伯语对妹妹说：“谢天谢地，你平安无恙。”

瑞伊法泪水夺眶而出，不知如何是好，低头看着地上。

“大哥，愿上帝赐你平安。”

罗莎娜灌木丛

那天阿布·金恩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两样。他的确是上了年纪，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我发现他有些变化：现在他的精力似乎和烟瘾一样强。他脸色红润，头发和胡须一样黑。他变年轻了，身体有如弓弦一般挺直。他戴着金边眼镜，我觉得他并不只是某个渴望他人注意、乱发脾气的老家伙，而是勤奋工作的象征。我不得不承认，阿布·金恩就像石头与瓷砖一样，已经成为大宅的一部分。他日常穿着的褐色长裤已经褪色陈旧，但是他近来开始穿的一件红色格子新衬衫，似乎显示某种新的心态。也许是因为春天到了。

新降临的季节很快就包围了马佳永。人们谈论季节如何来到，话语中充满期待与如释重负感，虽然季节的转换过程总会有暂停的时候。可能某一天降下冷雨，第二天却是暖风习习，让人觉得实在来得太早。黑白斑块的牛群在房舍旁的道路上漫步，走进空荡荡的田野，懒洋洋地在邻人的土地上吃草。我看着各色花苞渐次开放，埃及金盏花有白色花瓣与黄色花心；罂粟秋牡丹的色彩满布田野。赫尔蒙山依然白雪皑皑，但是正慢慢融化，即将消退。

我第一次确切感受到马佳永地名的由来，我从来不曾想象一个地方会有如此丰沛的泉水。大宅下方就有泉水，水源邻近周边和邻居比邻的石墙，流向后方我们和马苏德·萨玛拉共同修建的石墙。泉水从人行道边缘渗出，从墙的后方滴下。我们往任何地方挖掘，都会有泉水立刻涌出，有时候只是一个蚂蚁洞大小的通道。

天气重新点燃阿布·金恩这位老人家对世界的信心，对生存的信心。他眯着眼睛大声对我宣示：“无论我说什么话，每个人都应该完全赞同。”他穿着黑色军靴，上面印着显然是日期的一串数字“02 12 02 1997”。这双靴子已经严重磨损，露出柔软的棕色内衬。那天阿布·金恩处理阳台使用的木材，他估计这座阳台已有四十到四十五年历史，但可能有点夸大。他一边将木板钉入特定位置，弄出灌混凝土的框架，一边诅咒这些木材。

“混蛋！这木材还真硬！”

阿布·金恩一直保有乡村民众的作风，习惯用“亲爱的朋友”“师傅”“兄弟”“珍贵的朋友”这些话来称呼人。例如他会告诉学徒：“我珍贵的朋友，这里，就这个角度。”他用的钉子跟被钉的木材有点相像，磨损、歪斜、扭曲到无法使用。他又大喊：“这木头太硬了！钉子钉不下去。”不过最后还是钉了下去。他做好一部分木框之后，用力拉扯一下。至于我，我是个闯入者，让他工作时碍手碍脚。我的一位同事曾说：我受欢迎的程度，就像一个留下来吃早餐的妓女。我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会惹恼阿布·金恩，他以权威的语气告诫我：“注意你的脑袋。”

但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你没有别的事可做吗？

每当我看到阿布·金恩以这种方式工作，我对他的尊重就会提升，无论如何不情不愿，至少短时间内如此。他叼着烟，长长的烟灰仿佛不敢掉落。他踩在两根木梁上，距离地面约六米高，他每走一步，木梁中间就凹陷几分。他的正下方是一把破旧的铁制梯子，让他爬上爬下。他快步来回走动，轻松自在。托玛带着一丝崇拜的语气，看着他说：“阿布·金恩今天好像不摔跤不罢休。”但是阿布·金恩知道什么东西该放什么地方。他的工作方式讲究精确，而且信心十足。他手里的老虎钳虽然锈得很严重，还沾着混凝土，但他照样拿着来固定木板，敲打定位。

我开玩笑说：“阿布·金恩，你做得真漂亮，但是再发生地震怎么办？”他回答：“如果真有地震，我会这样撑住这片墙壁。”他像黎巴嫩民间传说中的硬汉“阿巴戴”，将双手高举到头顶，姿态有如希腊神话中的亚特拉斯。这时候我还真有点相信，他会在地震时这么做。

一天将尽，快到下午四点时，阿布·金恩收工。他敲掉一块混凝土外侧的木板，结果混凝土并没有散掉，而且相当平直，令人赞赏。他看着我，微笑说道：“你想学吗？来吧，学一学。”

我和阿布·金恩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会开车行经克拉亚，他一遍又一遍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当地居民如何建造房子，好像是什么新发现一样：“他们将双手放在牛屁股后面，接过满手的牛粪，然后涂在墙上！这就是克拉亚这地方的做法。”他言之凿凿，“后来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引进印度大麻和鸦片，捞了一笔钱，把克拉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婊子兄弟！”我和阿布·金恩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争执不休，大吼大叫，直到他忿然离开。有一天我的脾气大爆发，把汽车钥匙摔在地上，怒火中烧，无以复加。阿布·金恩像连珠炮一样攻击我，但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做错了。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阿布·金恩几乎每一天都会提到这件事。毕竟他比我年长，他认为以我的年纪而言，根本不应该对他大声说话或者发脾气。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是长者，我必须尊重他的年龄。

他以请求的口吻强调这一点。“阿布·金恩”的意思是“金恩的父亲”，对他来说我就跟金恩一样。

他告诉我：“你和我的儿子没什么不同。”

我知道他是说真的。从那天开始，我和阿布·金恩的关系改变了。我学会几件事：一段时间之内，只能要求他做一件事；在他说明事情的时候，让他从头到尾畅所欲言，不要打断；最重要的是，我从此了解阿拉伯语的“明天”是一个很难掌握的字眼。

“我们明天会把这堆东西打掉。”他指着门廊上一块丑陋的水泥，“我们明天还要灌混凝土，以后就不会再弄得脏兮兮了。明天，你就可以光着脚从这里，”他先指一指丢了满地垃圾的露台，“走到那里。”然后指向屋子。

他大喊：“我们会做好，然后把钥匙交给你。这样你就高兴了吧？”

我点点头，心想，明天要做的事还真多。

“我只想让你高兴。你的脑袋轻轻松松，我的脑袋也轻轻松松。”阿布·金恩笑着继续说：“我是怎么说我儿子的？你和他简直是同一个人。”

明天永远不会到来，不过我倒是有了一番体悟。有一天，阿布·金恩帮我种植一种名叫“米克塔”的小黄瓜，他把菜园分成三畦，弯下腰来，在每一颗种子上面抹一点泥土，动作非常精确。播种过后，他站起身来，伸个懒腰，得意洋洋。

“明天，瓜藤会长得到处都是！”

他这么一说我就完全明白。归根究底，明天就等于未来；至于到底是哪一天，永远都说不准。

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样展开。

“阿布·金恩，这样做对吗？”我问起大宅整修无数细节中的一项。

“对吗？当然对，亲爱的朋友。”

然后他说：“挽住我的臂膀。”我们一起走，手臂挽着手臂。他带我来到阳台，那是我外曾祖父欣赏美景、戒备盗匪的地方，如今已整修完成。阿布·金恩走到他砌的一堵墙边上，这堵墙分隔卧室和浴室，与门口通道形成完美的角度。我们走着走着，阿布·金恩开始唱一首为婚礼暖场的歌：“我们带来新郎，我们来了，新娘的母亲，我们来了！”这是他最可爱的时候，不再是一个工头，反而像我的叔叔伯伯。其实他并不那么在乎大宅，但是他显然喜欢这段友谊。他觉得我说阿拉伯语很有趣，似乎让我变聪明了。每当我做笔记的时候，他都以为我正在写下美丽的诗句，要我大声朗诵。阿布·金恩每天都想让我快乐，他在乎我。

有一回他和乔治站在一起，递了一根烟给我。我接过来，对他眨眨眼，他微微一笑。我向左侧点头，表示感谢，他又笑了。

乔治说：“你们两个就像一对恋人，简直就像从戏台上走下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阿布·金恩，你已经占据他的心房。”

阿布·金恩继续微笑，一个字都没听到。

尽管我和阿布·金恩已经和好，然而大宅其他工匠对他敢怒不敢言的憎恶，却被表达得一清二楚的鄙夷取代。他们的恩怨在冬天酝酿，在春天爆发，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人会对阿布·金恩说好话。乔治带头煽风点火，发动一场叛变。

“明天乔治为铁栅栏喷砂的时候，阿布·金恩要站在这里，我要对他喷砂。”这时阿布·金恩就站在我身旁。

情势越来越紧张，我被迫出面当和事佬。敌对双方不再交谈，于是我变成传令兵。

阿布·金恩节俭成性，在他眼中，任何人为任何目的花任何钱，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堕落与不负责任（他从来不开自己的车，买东西永远是赊账）。他的想法是：自己花的钱越少，工作表现就会越好。节俭是他的资产，虽然有时候做得太过分，例如他曾经拒绝支付叙利亚工人的工资，租卡车时杀价两千黎巴嫩镑（1.33美元）。节俭也变成他的瘾，在他看来，我是史上罕见的冤大头，有如演出一场现代悲剧，苦难无穷无尽。

那天我们开车到邻近的希亚姆，要去一家大型的瓷砖工厂，阿布·金恩告诉我：“每个人都在骗你。”他自己例外，“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二十五就是二十五，一千就是一千，一就是一。”

“他们很贪心。”阿布·金恩没有提到乔治或托玛的名字。

“该死的金钱。”

我不在大宅的时候，争论和纠纷导致工作瘫痪，各方都试图搜集对手偷鸡摸狗、中饱私囊的证据，大家相互质疑，各怀鬼胎，结果就是工作停滞。乔治不再和阿布·金恩说话，电工、水管工、油漆工、天花板师傅也是如此。阿布·金恩每隔几分钟就会大吼大叫，越来越火爆，但是让人听不懂。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压力太大（恐怕不是），还是忠实扮演工头的角色（比较可能）。近来这段时日，只有瓷砖师傅马利克还会和阿布·金恩打交道，虽然只是在一旁敲边鼓。马利克让人望而生畏，像军中的训练士官一样强壮。

有一次我从贝鲁特回来，阿布·金恩问我：“你有没有帮我带威尔刚？”

马利克高喊：“阿布·金恩！你不需要威尔刚，你只要吃花生就好，每天都吃一堆！每天！”

阿布·金恩摇摇头：“我的轮胎已经没气了。”

马利克这个人有如一股力量，一工作起来就像拼命三郎，让别的工匠有时也受不了。他戴着一顶兔宝宝卡通人物艾尔默·傅德的猎人帽，帽带扣住下颚，看起来有点古怪，但还是令我敬畏。有一次我想请求他改变楼下客厅的瓷砖图案，于是在心里不断演练如何开口。后来我想，强硬要求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要这种图案，这是我的房子。但是真的到了开口的时候，我怎么样也强硬不起来。

我怯生生地开口，马利克师傅，我想请你做一件事，可能会让你生气。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连开口都觉得很抱歉，但是如果有可能，我能不能在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加几块瓷砖？问完后我咬紧牙关，准备面对他的答复。他问我：“你的瓷砖够吗？”我迟疑地点头，像个被母亲责骂的小孩。他说：“没有问题。”我轻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马利克虽然作风粗犷，但是在我看来，他是大宅整修工程中唯一一位名副其实的“师傅”，我始终这么称呼他，而他也如此要求，他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如果我说星期二，那就是星期二；如果我说星期三，那就是星期三。”他说到做到。

他跟海瑞拉医生一样，将工艺视为优雅风格的呈现。他是最地道的工艺师傅，非常尊重工作时使用的材料。我问他，瓷砖铺下去之后可以维持多久时间？

他回答：“一千年。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些瓷砖可以代代相传，跟这东西一样。”他指着我们后方墙上的石材，“石块，瓷砖，都一样。”

大宅风格最传统的部分，整修工作仍然有一大部分尚未完成：楼上的起居室、三重拱门、大理石地板。但是由于马利克努力工作，大宅的一半已经有模有样。

马利克在楼上工作，另一位师傅法迪·加巴尔使用一部巨大的机器来清理楼下的瓷砖，机器上的商标写着“哥伦布”。沿着圆形轨迹来来回回，法迪用它清理掉累积好几代的尘土，扬起一阵尘埃，飘进“洞穴”和其他房间。我再次发现瓷砖花样与颜色的精彩之处。这些瓷砖历经不同阶段，逐渐展现自身：首先是马利克将它们铺在地板上，然后由法迪清理干净。瓷砖上方是两道石造拱门，犹如大宅迈向未来的通道。

近来每当我在大宅里漫游，孤寂感便油然而生，就像好几个月之前我以陌生人的身份第一次走进大宅时一样。大宅很安静，而且似乎最近变得更安静了。当春雨降下，我也回到往昔，走过各种设计图样，仿佛听到这个已消失文化的呢喃。花砖的图样，融合了多种我一无所知的生活方式。无数场大灾难的幸存者，化为久久不褪的色泽，化为瓷砖上的沟痕与露头，有如另一个年代的地图。对于我们失去的事物，它们都是注脚。

1925年7月19日，霍兰的德鲁兹教派农民击落一架法国飞机，展开一场反抗法国统治的革命，领导人则是深具偶像魅力的阿特拉什苏丹。双方冲突持续两年，蔓延到叙利亚与黎巴嫩各地，成为马佳永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关键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吞噬了人们的储蓄。干旱蹂躏霍兰与其他地区至少三年时间，大马士革、马佳永等谷仓地带遭到重创。泉水与井水一一干涸。在霍兰地区，许多村落空无一人，收成一蹶不振，税负却越来越重，而大自然也和人类过不去，冬天格外严酷。在这种情势之下，法国殖民当局的铁腕统治，很快就激发民族主义者的怒火与憎恨，就算是心怀善意的外国占领势力，他们也深恶痛绝，而且法国人绝无善意可言。

法国飞机被击落之后，实力坚强的阿特拉什苏丹向霍兰进军，这位深具领袖魅力的酋长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短短几星期，他的军队扩张到一万人，而当地人口也不过五万人。除了他所属的德鲁兹教派信徒之外，贝都因人、农民、叙利亚兵团的逃兵与失业者也加入他的行列，发动攻击。马佳永一位编年史家兴高采烈地估计，当时阿特拉什的大军其实已达到一百万人，“他每到一个村庄都受到热烈欢迎”。法国方面的反应是烧杀掳掠同情阿特拉什的村落，但这么做反而让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更加壮大。

不同教派的人接受德鲁兹派村民的指挥，贝都因穆斯林就是如此。基督徒也愿意支持，但东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积极。有些基督徒甚至拿起武器，与阿特拉什并肩作战。

然而后来情势出现变化，随着叛乱蔓延，反政府军派遣一支三百人的部队，由汉姆扎·达维什率领。他们从霍兰出征，行经降雪的赫尔蒙山，进入泰姆干谷，在1925年11月抵达哈斯巴雅。一位编年史家描述，他们受邀到伊伯萨奇吃午饭，这个村落的居民有德鲁兹派也有基督徒，位于通往哈斯巴雅的路上，离马佳永很近。就在这趟旅程中，一场侮辱引发了战争：一名反政府军战士要求考卡巴的一名基督徒交出武器。

据说，那名反政府军这么说：“你不适合用这件武器。”

冲突随即爆发，至少在编年史家看来，这场原本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叛乱，已变质为教派斗争，基督徒与德鲁兹派剑拔弩张。等到冲突结束，德鲁兹派杀光了考卡巴的马龙派天主教徒村民，对日后这两个族群的关系造成无法磨灭的影响。

1925年结束之前，法国军用飞机开始轰炸哈斯巴雅，12月时重新夺占。来年，这场叛乱遭到彻底镇压，死伤惨重。法国人将先前的土耳其统治者描述为残暴现实的东方民族，反政府军则是土匪强盗与好战落伍的山野之人，然而现在法国人却对自己的名声做出无可弥补的损害。他们的杂牌军由外籍兵团、摩洛哥骑兵与切尔克斯非正规军组成，四处劫掠村庄，留下废墟。法国人以火炮与飞机滥炸大马士革，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六千名反政府军阵亡，超过十万名平民无家可归，饥荒的威胁阴魂不散。战争终于结束，大叙利亚由五万名法国军人占领。

伊斯伯·萨玛拉以及他那个年代所知道的黎凡特，就像一阵逐渐止息的微风。

“马佳永最美好的岁月是什么时候？”我问海瑞拉医生。

“1975年之前。”他不假思索。

他笑着继续说：“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好时光。”

海瑞拉医生自愿帮我设计大宅的庭园景观，我们一起行经利塔尼河谷，前往一座小镇吉布奇特，当地有许多苗圃。每一次我们都早早动身，清晨七点半就离开马佳永。我和海瑞拉医生在采购这些花草树木的行程中，逐渐成为好朋友。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对他敬畏有加。简单地说，我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是又担心自己永远做不到：温和善良，坚持原则，永保好奇。他似乎从来不担心选择的问题，因为他把人生发挥到极致，前进的方向自然容易浮现。我在他身边时会觉得羞涩，会太急切想让他留下好印象，小心翼翼避免冒犯他，我想我对他是过度崇拜。我们的旅程进行缓慢，远离大宅整修工作的最后期限，时间不再带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压力。我们的对话随着周遭风景漫游，谈花卉与音乐，谈阿塞德与伊朗，谈阿拉伯的弦乐大师，从穆罕默德·卡沙布吉到阿布德·阿卜杜勒阿尔。

周遭的风景呈现缤纷的色彩，但几个星期前只看得出端倪。这是海瑞拉医生最喜欢的季节，让他尽情浏览它的美好成果。原野上遍布黄色的花朵，瓦札尔比较粗犷的黄色很快也会出现。罂粟秋牡丹开得到处都是，流露柔和的红色与紫色，此外还有埃及金盏花的纯净白色。海瑞拉医生闻不到这些花的气味，因为他在几年前便失去嗅觉。野生菠菜已经不能食用，绽放出红色的花朵。我们沿着下方的河流，转过一个弯。

“你看这座小山丘，战争前的它非常美丽，种满了杏树，每年到这个时候百花齐放，一片白色的花海。”海瑞拉医生更靠近地看着，“你看，还有几棵杏树的残桩。”我一开始并没有看到，后来仔细一瞧，那些树干才浮现眼前，高度不超过三十公分，焦黑的痕迹尚未褪去。

海瑞拉医生说：“战前，整座山都是杏树。”

吉布奇特有几座苗圃在黎巴嫩数一数二，位置靠近一座山丘，道路行经一堆凌乱的混凝土建筑物，分不清是乡村还是都市。海瑞拉医生一如平常的作风，采买时相当谨慎小心，最大手笔的可能是一株栒子属植物，他准备要种成盆栽。不难想见的是，我就没有他那么节制，在几趟旅程中，我先后买了几棵柑橘类果树，包括克莱门氏小柑橘、柠檬和一种名叫“阿布苏拉”的柳橙；还买了一种名叫“劳齐亚特”的树、梅树、杏树与桃树。我也买了木槿、杜鹃、玫瑰、栀子花、紫藤、九重葛与忍冬，还找到三种茉莉。此外我又买了一棵松树，一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植物“艾什·纳尔”，还有一批我始终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阿拉伯文的“花园”有两个字（可能更多），“jeneineh”的面积比较大，有时会请园丁照顾，需要浇水和修剪，也很花钱。“haqoura”小一点，其实就是一小块土地，有时杂草丛生。尽管我会装模作样，但也不得不承认我的花园只是一个“haqoura”，我对它的野心永远超出它的能耐。人们对于我的“haqoura”总是言之凿凿，只有海瑞拉医生例外。

“你必须这个礼拜就种树！”乔治以迫切的语气大声告诉我。这位石匠向来权威感十足，没有商量或质疑的空间。我如果不在这个礼拜种树，那些树非死不可，这就是命运。每个人都有意见，托玛说我应该把橄榄树种在靠近房子的地方，这样果实成熟时才不会落到街上。乔治希望我为西红柿多留一点空间。托玛的妻子萨娜娅担心她没地方种香菜。唯有谈到意大利丝柏的时候，大家才出现共识。

意大利丝柏高而细瘦，我在想象中把它种在石墙边上，有如明信片上的意大利别墅。我认为这种树高贵堂皇，其他人却说我亵渎神圣。后来我很快就知道，意大利丝柏在黎巴嫩多半是种在坟场墓园，于是抗议我种植这种树的声浪越来越强。我的堂表兄弟首先发难，对我种意大利丝柏的想法不寒而栗。我百般恳求，他们说你要种就种一棵，其他捐给教堂。乔治所见略同：这种树只适合种在坟墓旁边；从水管工到马利克，大宅其他工匠也都这么认为。就连阿布·金恩也忠告我：“老一辈的人说，砍掉意大利丝柏的人会自寻死路，或者生不出孩子，那是禁忌。所以没有人会把它种在屋子旁边。”话虽这么说，但我邻居庭院的车道旁边就有一棵，我怯生生地指给阿布·金恩看。

他粗声粗气地回答：“那样做是堕落。”

大宅的花园本身倒不是各方表决的结果，而是海瑞拉医生的杰作。随着我越来越忙碌，他也成为我唯一会听信的人。每当我告诉大宅的工匠海瑞拉医生要来探访，看看花园的情况，大家的反应总是寂静无声。有些人挺直背脊，有些人扎好衬衫。阿布·金恩会把烟熄掉，慨叹海瑞拉医生的癌症。

海瑞拉医生开着一部灰色奔驰轿车来到大宅时，太阳正要下山。每个人都称他为“医生”，跟他打招呼时毕恭毕敬。海瑞拉医生慢慢走向我们，灰色的爱尔兰帽，灰色长裤，黑色皮鞋，穿成这样来做园艺显然太正式。阿布·金恩赶来帮忙，他比海瑞拉医生年长十岁，身体却更健朗。我们种下的第一棵树是梅树，我从来没尝过这么顺口、甜美的果实，尽管我的感觉可能是先入为主。

海瑞拉医生说：“我们的做法是把里面的泥土清干净，弄成一个杯子的模样。”他绕着梅树走动，检视每一根树枝，还转换不同的角度，就好像在画廊里欣赏画作一样。“这根我要，”他指着一根较粗大的树枝，“我可以带回去，”他停顿一下，摇摇头，“也许明年。”

海瑞拉医生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垂死之人，话语中总是会触及未来的人生。我觉得，他继续工作是为了传授知识。他要把事情做对，也要我把事情做对，这非常重要，犹如一种德行，一种正当的精神运动。我问他是如何学到的，他一如往常，不愿居功，只说：“靠练习。”

过去七八年来，他看着几位园丁修剪自己与别人家的树木，如今他对园艺也情有独钟。遇到细小的枝干，他会直接采取行动。面对粗大的枝干，他会端详研究一番：角度、位置与其他枝干的相对关系。他告诉我：“这一根会向下弯，所以我从这里修剪。”他又指着另一根说道：“这一根会承受不住。”

他笑着说：“现在我是工程师，你是工人。”然后引述一则谚语：“儿孙不必教，让他们从人生中学习。”

大宅围墙的起点邻近一座输电塔，旁边有一丛灌木，我偶尔会浇浇水，但多半不会注意。但海瑞拉医生一眼就看出那是“罗莎娜”，摘了一片叶子给我，气味非常美好。我摇摇头，气味好强烈，好像香水，有人会拿它来泡茶。海瑞拉医生跪下来，鞋子深深踩进泥土，他开始修剪。他的动作迅速但深思熟虑，一会儿之后，他哼起一首名字就叫“罗莎娜”的民歌，他也告诉我歌词：“哦，罗莎娜，她无比美丽。”

接下来几个星期，海瑞拉医生经常造访大宅的花园。修剪过梅树之后，他又帮我照顾新种的果树。有一回他到贝鲁特接受癌症治疗，回来后似乎相当疲惫，步伐比以前更慢了一点，爬坡或者上楼梯都有点缓慢。他不太愿意跟人打招呼，但是像艺术家一样，打量着花园里的树木与灌木。每一次他来的时候，都会为花园带来一些新东西，还有对于未来季节的想法。我最喜欢的是颜色随季节变换的紫薇；还有西番莲，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南美洲发现它，花朵的图案很像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因此命名为“受难花”，顶端的花冠有如光环或者荆棘冠，花药是耶稣受的伤，花柱是铁钉，五片花瓣与五片花萼代表犹大与彼得之外的十位使徒。

海瑞拉医生在另一次造访时带来自家花园种的芦笋，还有两瓶他前一年酿的草莓甜酒。不久之后，他又送我不同品种的仙人掌，来自他家里的一座温室。他告诉我他正在打造一座草莓园，准备下一个冬天派上用场。未来几个月，他打算用著名的舍巴樱桃来酿酒。

我会在花园耗上许多时间，有时候是和海瑞拉医生在一起，有时候是一个人。我每天大概要绕行那些植物四五回，看着玫瑰绽放，几个星期前才种的梅树与桃树果实累累，我移植的一丛野生郁金香已经盛开，原本看似了无生机的葡萄藤也冒出花苞。矮牵牛的根已经长好，忍冬也是。杜鹃花开出令人惊艳的紫色花朵，茉莉花则是送上白色与粉红色的小花，香气像罗莎娜一样浓郁。橄榄树满布花苞，塞西尔·胡拉尼送我的三棵石榴有两棵活了下来，长出几片新叶。我学会尊重这座花园，在这里仪式与正确的行动才是决定因素。寂静之中有一种救赎，季节让人恢复元气。我领悟到，花园有疗愈的功能。

伊斯伯·萨玛拉有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26年冬季，在如此遥远的今日看来已经模糊褪色。这张照片像是来自梦境，而不是照相机的产物。伊斯伯凝视前方，穿着他最体面的服装。他的迪史达什长袍垂到脚踝，是以叙利亚草原生产的羊毛织成的，凸显他扮演的乡绅角色。对他而言，阿巴亚长袍的角色太过地方化，并不适合。他的西装外套也是西方风格，代表他通过做生意或者盖房子而接触外面的广大世界：从霍兰为他带来酥油的人，收割小麦的农民，卖他屋顶红瓦的马赛商人，卖他起居室大理石地板的意大利人。

芭希雅也出现在照片中，坐在伊斯伯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这对夫妻之间的距离，显示他们在公开场合的互动是如何抑制情感，或许在私下也是如此。芭希雅的服装非常简单，没有一针一线会特别引人注意。她的洋装垂到脚踝，裹住手腕，相当端庄。她的羊毛外套做工细致，没有什么装饰或褶边，显然是那个年代掌权但保守的女性偏爱的上等货色。她唯一容许的额外装饰，就是头上戴的曼迪尔，边缘点缀着色彩鲜艳的花朵，每一朵都围绕着许多漂亮的小花。颜色采用紫色，就像春日远方山麓的花朵；她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她的双手做过无数工作，端庄地交叉放在怀中，可能正为难得的歇息而高兴。

这是一张告别的照片吗？不是。它是三个孩子离开之后，伊斯伯一家剩下的家人合照。纳比不在照片中，只有几个较年幼的孩子围绕着双亲。其中有年纪比纳比小十二岁的小儿子纳吉布，站在伊斯伯与芭希雅身后，看起来怯生生的，但是面带微笑。他那不合身的外套披挂在肩膀上，白衬衫的纽扣一路扣到领口。他的眼神若有所思，尽管有点悲伤，不过他后来成为镇上最英俊的男子之一。

纳比哈也不在照片之中。几个孩子中最有才华的拉提巴站在伊斯伯身旁，手搁在父亲左肩上。她的姿态似乎在保护什么，就好像她知道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父亲心中想的人是谁。在某些方面，这个小女孩似乎无可挑剔，具体呈现了母亲的风格。她穿着一条简单的裙子、短上衣、羊毛外套，但是多了一些装饰：口袋上垂着一条彩带，一长串珍珠项链大胆凸显她富裕的家境，芭希雅就无法如此自在。拉提巴的口红与眼影不只显示她即将成年，可能也预示她未来的反抗，如果她的精神力量能维持下去。萨玛拉家族的女性向来沉默，拉提巴也许会打破这样的传统。瑞伊法也不在照片之中。

全家最小的孩子赫达坐在一张凳子上，靠着父亲的膝盖，脸庞呼应着伊斯伯的凝视与母亲的眼睛。她的头发是全家最漂亮的，用带子绑起来，看似有点随意。她穿一件有白色翻领的外套，捧着一束白花，花瓣落在有蕾丝边的鞋子附近。萨玛拉全家人看着照相机，这部机器让他们有一点心生敬畏。

这一家人已经知道，今天的种种到明天未必还会存在。这一家人已经知道，不可预料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伊斯伯·萨玛拉相信自己从这世界学到了什么？他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骄傲？红瓦屋顶的房子？通往过去美好岁月的门厅？仍然围绕在身旁的子女？到另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生活的子女？他让子女在美国重获新生，如果他还可以积极努力、四处漫游，或许他也会梦想远征这个国家。

伊斯伯·萨玛拉并没有造访美国。拍摄那张照片一年之后的1928年1月29日，我的外曾祖父过世，享年五十四岁，死因是肺炎，家人归咎于马佳永那年冬天特别凌厉的寒风。一定是如此，因为伊斯伯曾经多次在强风之中跋涉，当他前往或离开已经不再属于他的霍兰时，强风吹翻了道路两旁的麦田。

笨猫

那年二月，美国海军驱逐舰“柯尔号”开抵黎巴嫩外海，停留两个多月，美国政府声称目的是要展现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但是真主党与其盟友质疑这个政府的正当性。无论当局给了什么说法，柯尔号的部署引发各种揣测，每一种都言之凿凿，这也是黎巴嫩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一份报纸的标题写道：“柯尔号来到，局势难以收拾。”另一家反对阵营的报纸则形容，这根本是恐怖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天与几个礼拜，似乎每个人都在为无法预料的后果做准备。

有一天我和阿塞德、谢比尔、谢比尔的朋友西蒙·迪亚布会面，我的手机出现一则短信“紧急事件”，内容则是“沙特阿拉伯驻贝鲁特大使馆呼吁该国公民离开黎巴嫩”。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共进晚餐，享用阿塞德料理的粗鳞鳊。又一则短信传进我手机：“科威特驻贝鲁特大使馆呼吁该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西蒙是一位创意十足的寓言家，总是声称自己掌握了真主党、以色列、联合国、美国与法国的秘密，他低声警告说，真主党正在赫尔蒙山下方挖掘一条大型隧道，通往以色列，势必引发战争。

“再过两三个月，情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他还告诉我他的证据：马佳永附近的西班牙籍联合国部队对他透露，他们现在都穿着军靴就寝，以便随时都可以起身战斗。

他说：“我们现在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谢比尔与阿塞德志同道合，经常结伴旅行，相互帮衬。他们会一起在记忆中漫游，不管是真实的记忆或者想象的记忆。从那天之后，只要我去拜访阿塞德，谢比尔一定在座。一段时间之后，好处显现出来。阿塞德原本一肚子复仇的怒火，成天想着如何报复，完全听不进去我那套鼓吹宽恕的陈腔滥调，也厌倦了我一直找他去钓鱼（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回），他需要的是另一种感受：同情。

谢比尔了解这一点。我们和西蒙共进晚餐之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又聚在一起，阿塞德再度讲述他如何受骗上当，讲得像希腊悲剧一样，不时谈到自己的家人如何巧取豪夺。我已经听得筋疲力尽，没有任何话可以响应，但是谢比尔有话说：“阿塞德，上帝会让你好好教训他们。”他的声音洋溢着同情与关怀，虽然是宣战，但是语调温柔美好，有如枕边细语。谢比尔再说一次：“上帝会让你好好教训他们。”

阿塞德点点头，反复思索这个念头。

不过他们两个可能太像了，过没多久，马佳永琐碎狭隘的风气也感染了他们的友谊，阿塞德的性格缺点也是如此，他对家人和几乎每一个人都满怀怨恨。谢比尔对我说：“我不希望他跟别人谈到我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口气。如果他说自己的堂表姐妹是妓女，那就意味着他对我也不会客气。”

我们坐在谢比尔的房子里打发时间，他告诉我，阿塞德对谁都不会客气，对他如此，对我也是如此。事实上阿塞德曾经抱怨我总是迟到，我摇摇头说：“我们是在马佳永！在一个无事可做、无处可去的小镇上，哪有迟到这回事？”

“我又不是在马佳永。”谢比尔一如往常，有点语无伦次。“你知道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吗？我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但我还是不在马佳永。”

谢比尔把我的酒杯装满冰块，放在沙发前一张摇摇晃晃的锡桌上。然后他走进卧室，拿出一瓶只有大约两分满的格兰威士忌，用阿拉伯语吩咐：“倒威士忌。”我们又谈了几分钟，“倒威士忌。”

我告诉谢比尔：“我觉得我不太了解阿塞德这个人。”

几天之前，我请阿塞德到阿布·恰贝尔餐厅吃午饭；那是一家简单的餐厅，位于利塔尼河畔一处美丽的河湾。阿塞德一直把离开的日期延后。

他抱怨餐厅里苍蝇太多，告诉我隔壁桌客人吃的鹌鹑，比他点的任何一道菜都美味。他对鱼肉挑三拣四，露出嫌恶的表情，又感叹餐厅的环境卫生不及格。在这些问题中，我只关心环境卫生。我们正在用餐时，一只老鼠匆匆经过，老板阿布·恰贝尔的妻子一路追到院子，以矫健的身手将它活活踩死，再用火钳夹起它残破的小小尸骸；同样一把火钳，她也用来翻动烤架上的鲑鱼，然后送上我们的餐桌。没等到她把火钳放回原位，我就转过头去，心想眼不见为净。未来几天，这件事会变成阿塞德的主要话题，谢比尔也会一听再听。

谢比尔说：“每次和阿塞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谈一些肮脏龌龊的事物，像是内裤上的屎斑、脚趾缝的污垢，都是些肮脏透顶的东西。”

我说：“跟他对话，有时候的确是很恶心。”

“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在吃东西时提这些事情？我原本以为他是个比较有趣的人，结果不是，他很令人沮丧。我自己就够沮丧了，好像已经累积了一千年的分量可以送人，实在不需要别人加重我的负担。”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阿塞德越来越闷闷不乐。他决定留下那幢房子，尽管他为了它一肚子不高兴。但是他在马佳永再也待不下去，而且这回是说真的。

他告诉我，他再过几个礼拜就要离开。

我问他为什么急着走？

他回答：“我非走不可。我觉得自己老了，疲倦了，被惹恼了，整个人很不舒服。”

阿塞德在马佳永的时间所剩无几，他一直想念两个在美国等他的朋友，迪德·姆拉兹与拉里·达尔，提到后者时总是刻意把“达尔”的元音拉长。阿塞德说，上回他和拉里谈话时，对方告诉他威斯康星的人都很想念他，“拉里说，每一天都有人问起，阿塞德去哪里了？阿塞德去哪里了？”

他也开始想象回到美国之后的场景，他们会在烤架上料理晚餐，几头鹿从旁边落荒而逃，“我回到美国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兴奋，非常、非常兴奋，会有盛大的欢迎派对，参加者将多达一百五十人，在一座湖边举行，很大的西塞勒姆湖。”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受够了，于是问阿塞德他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却是落空。他陷落在两个地方之间，对前者而言，他永远是个异乡客；对后者而言，他已不再是本地人。时间与变化，使他成为一个永远的旅人，再也无法随遇而安，就像许多失去家园或者漫游世界的人一样，永远在追寻家园。有如契诃夫笔下梦想着莫斯科的三姐妹，他向往一个能够满足自身强烈渴望的地方，却从来没有找到那个不存在的地方或者自己想象的地方。有时候我会觉得，阿塞德到任何地方都是格格不入。

阿塞德离开的前一天，日落时分，我来到他的房子，他似乎不太舒服，站在门廊上喝威士忌，手里拿的却是喝亚力酒的特大玻璃杯，对我说：“这是我的第二杯。”房子里一部红色的卡式录音机，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西班牙语背景音乐，门窗全都打开。他的猫搂着毯子，坐在床上，床是他用牛奶箱做成的。这只猫每天喝牛奶，吃沙丁鱼和肉片，长得相当肥胖。

我走上水泥台阶，阿塞德对我说：“我在回忆美好时光，这是我餐厅里的音乐，我很想家。”我一直不太确定他所谓的“家”是指什么地方。他又说：“这是午夜的音乐。”过去，他的餐厅到了夜晚，当醉醺醺的顾客开始狂欢时，他就会播放这样的音乐。他再说一遍：“我很想家。”

我们走进房子，他告诉我，返回美国这件事让他焦躁不安，这让我很惊讶。他说：“对于未来要做的事情，我感到疑惑，非常疑惑。昨夜我失眠，一直想这件事。我在美国没有房子，餐厅也卖掉了，现在悔不当初。而且我也快瞎了。这趟旅程好辛苦。”

对他，我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该生气。从我认识他以来，他谈的都是他美国的朋友，在那边的美好时光，每个周末玩到深夜的派对。但是现在，他却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回去。美国冬天的冰雪让他担忧，他一直说那地方一年要下六个月的雪。他已经在规划，等到马佳永猎鸟的狩猎季开始，他要再回来，他说：“我可能十二月回来，避过雪季。到时候再看看情况，有可能会开一家餐饮公司。”

“阿塞德，你会难过吗？”我问他。

他回答：“不会。”我半信半疑。和他说话时，我似乎察觉他刻意否认，他说：“我只是对离开这间屋子感到不安，没有别的事。”

“那只猫怎么办？”我笑着问他。

猫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野性流露，仿佛在试探什么；我每看它一眼，就觉得它又胖了一点。阿塞德在露台上放了一个空的鲔鱼罐头，猫围着它绕圈。他对我说：“没有人会照顾它。”这是很典型的阿塞德语气，挫折、泄气、放弃。他点了一根云斯顿烟，再看那只猫一眼，“我真希望我娶了一个喜欢猫的老婆。”

他吐了一口气，声音很响，然后坐回椅子。

“我会想念的人，只有你和海瑞拉医生。”

“就这样？”我问。

他想了一下，“还有肥尾绵羊，因为美国没有肥尾绵羊。”

他拿着一串钥匙在那只猫的头上晃动，叮当作响。他嘴里叼着烟，想要让猫有反应，打了个响指，然后又大叫：“过来！”但是猫不肯就范。我觉得它可能是被激怒了，弓起背，满怀戒心，似乎只希望阿塞德不要烦它。

“笨猫。”阿塞德最后说道。

阿塞德的无所归属感，让我被他吸引。我在马佳永和他一样，从来不觉得自己归属于哪一个群体，虽然我希望有那种归属感。他离开之后，我开始担心我的孤独感会是一种家族遗传，我的家族注定要不断面对离别。我担心我会像阿塞德一样，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家园，在俄克拉何马找不到，在马里兰找不到，在马佳永也找不到。我想这是一代人的诅咒，我们总是在寻求更多、要求更好，这是享有太多自由的代价。然而我们继续搜寻，而且有时候并不自觉。我知道我需要一种家族的意识，也正因如此才会来到马佳永。随着春天降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像芭希雅那样，已经找到这种家族意识。

守寡的芭希雅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已经五十岁了。她家境富裕，伊斯伯留下不少黄金，被她藏在屋顶上方颜色斑驳的木架上，架子和屋顶等长。她恪尽母职，抚养留在身边的两个孩子：纳吉布与赫达。拉提巴到二十五岁时已经够大，很快就跟着叔叔拉希德离开，远赴海外。

拉希德的年纪与伊斯伯相仿，对这位兄长向来十分敬重，房子也盖在旁边，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兄弟两人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着赫尔蒙山对话。伊斯伯过世之后，拉希德尽心尽力协助嫂子芭希雅，试图在侄儿侄女面前扮演一个权威型的家长。然而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他感觉到岁月不饶人，决定出国投靠两个已经定居巴西的儿子赛义德与卡里姆。

他向大哥法里斯告别，法里斯决定留在马佳永，他是芭希雅的邻居，后来把房子卖给妻子娘家的亲戚库尔班家族。拉希德为了向伊斯伯致意，主动提议要把拉提巴带到巴西，后来她嫁给他的长子赛义德，再也不曾回到马佳永。

多年以来，只有纳比曾经从美国重返故乡，在1931年抵达，距离他和妹妹纳比哈一起移民出国，已经超过十年。当时纳比三十多岁，急着想结婚，原本打算停留几个月，结果却待了将近三年。他的卧房就位于起居室旁边，在他回到美国多年之后，仍然刻着他的名字。芭希雅从来不肯承认，但是大儿子纳比永远是她的最爱，而他也以近乎崇拜的尊重，来回报母亲沉静、无言的爱意。

纳比和守寡的母亲一起旅行，在这之前，芭希雅从未去过距离马佳永一小时步行路程之外的地方。他们的第一站是要履行义务，来到塞德纳亚圣母修道院，那是中东地区相当重要的基督徒朝圣地点，矗立于山间一处高地，遥望大马士革。修道院以疗愈的神迹和信念的再生而著称，根据传说，建造者查士丁尼大帝当年率领拜占庭部队，跋涉大漠，无水可饮，看到远方出现一头瞪羚，于是追上前去，正准备张弓放箭时，瞪羚幻化为一道亮光，圣母玛利亚显灵，嘱咐查士丁尼就在那个地方建造一座教堂献给她。传说中，该隐就是在那个地方杀死弟弟亚伯的。查士丁尼建造教堂时遇到难关，圣母以瞪羚的姿态重返他的梦境，将修道院的设计图交给他。后来，奇迹接连发生。

纳比两岁时曾经面临生死关头，当时芭希雅祈祷并许愿，如果儿子痊愈，就要带他去塞德纳亚圣母修道院还愿。结果她真的遇到奇迹，三十年后带着儿子来还愿。纳比刚离开的俄克拉何马，是一个无法无天、桀骜不驯的边疆地带，民歌手伍迪·格思里曾形容当地城镇是他所见过“最爱开枪，最爱斗殴，最常流血，最爱赌博，最喜欢随身携带枪械、棍棒与刀片”的地方。纳比在修道院过了一夜，石墙后方的湿壁画以蜡烛照亮，据说已有十三个世纪的历史，而当地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烟。

母子俩从修道院出发，花了两个礼拜时间漫游巴勒斯坦，造访拿撒勒、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伦的始祖墓穴，然后才返回黎巴嫩，前往他们非常陌生的贝鲁特。马佳永与大马士革之间的车程不到两个小时，母子俩去了许多回，那是一个比较有亲密感的城市，纳比一个堂表兄弟卡玛尔住在那里，已经结婚，妻子当媒人，为纳比引见阿迪巴·拉耶斯的父母亲。阿迪巴的年纪只有纳比的一半，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心想：美丽的女孩。但是他也想到：“女孩太年轻了，我要如何对待她？”

纳比很快就被说服，与阿迪巴结婚。婚礼在1933年的圣诞节前夕举行，向来对节庆没什么兴趣的芭希雅不大开心，因为宾客会在起居室跳狄布开舞直到深夜，可能会刮伤、踩裂、踩破她那天特别擦亮的大理石地板。来年，纳比与头胎怀孕七个月的阿迪巴离开故乡，开车的司机有唱不完的歌，甚至把按喇叭当成打击乐。芭希雅为离别而痛苦，但是一语不发。

帘幕

就像伊斯伯大宅一样，马佳永有自身的秘密，马佳永的每一个家庭也有。我抵达这里不久，和卡里姆以及他的朋友在哈斯巴尼河午餐时学会了一个新字眼“mastourin”。那天的客人是芭希玛·艾德，一位七十多岁、但仍美丽大方的可爱女士，对我提到“mastourin”这个字。她长住国外，大部分时间待在纽约的女儿家里，向来对传统不屑一顾。就算是遇到将虔诚与否视为社会地位象征的狂热基督教徒，芭希玛还是大鸣大放，声称她虽然尊敬耶稣基督，但是对于祂的神性与奇迹的可能性没有多大兴趣。对于黎巴嫩内战，她也是一样爱唱反调，对我说：“我怀念内战。”语气并无讽刺，“我很高兴自己经历过内战，它让我们的人生更为丰富，看到美国人根本梦想不到的场景。”

芭希玛说，她的美国人邻居欠缺她熟悉的其他特质，他们一点也不“mastourin”，这个字最确切的翻译是“隐私”，但意义其实更为广泛。它的阿拉伯文字根有遮蔽、覆盖、隐藏、伪装的意思，加上恰当的代名词，意思会变成抵挡、防卫、保护。用于描述，“mastourin”这个字带有骄傲的意味，或许还有一点野心勃勃。芭希玛告诉我，如果某人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其他人都不会晓得。“mastourin”的人从来不会抱怨金钱问题、表白自身缺点、承认失败挫折，因为这么做会透露太多讯息。无论是深埋入土或者隐身幕后，秘密都会深藏不露。

那些从马佳永出走、落脚俄克拉何马州与得克萨斯州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就像被水浸过、褶皱有如小孩手掌的老照片，对这世界透露的讯息极其有限。他们很少提及过去，心中永远有一道帘幕，带着故乡的风俗与传统，将秘密深埋其中；而那些风俗与传统，都带有贝都因人的耻辱与荣耀。

瑞伊法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已经出现一个黎巴嫩移民社群，他们的故事流传多年。一位黎巴嫩人在马赛上错船，两年之后才搞清楚自己抵达的国家其实是澳洲，不是美国。1907年有近6000位黎巴嫩人来到美国，1913年与1914年都超过9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厉行强迫征兵，移民美国人数减少，但后来又开始增加，在1921年达到5105人，瑞伊法和哥哥则是在前一年移民的。美国社会对移民敌意渐增，加上由来已久的仇外思想，导致国会通过限制移民的法律。1921年5月的《配额限量法》只容许882名叙利亚人进入美国，1924年的《移民法》更将名额缩减为100人。

艾德·扈利是第一位马佳永移民，从纽约一路叫卖到俄克拉何马州，当地像美国许多地方一样属于边疆地带。对许多定居者而言，边疆地带希望无穷，土地价格便宜，查克托的煤矿业蓬勃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峰，留下一连串以矿场老板与经营者为名的城镇：黑利维尔、道市、威尔伯顿、亚当森、奥尔德森与菲利普斯。俄克拉何马的石油业发源于一口油井“奈利·约翰逊”，黑色烟柱让木制鹰架相形失色的形象深入人心；石油让许多城镇快速兴盛也快速没落，出身当地的伍迪·格思里形容，城镇居民“荡尽家产、满怀怨恨、无法信赖”。当时的黎巴嫩移民只有一小部分在矿场与油田工作，大部分都选择经商，开设杂货店与布料服饰店，构成这些发展中城镇的商业景观。乔治·沙赫迪甚至成为邮局局长，1898年，他出于思乡之情，将他的邮局命名为“俄克拉何马领地的叙利亚邮局”。就如同移民迁徙不定，这也是一间流动邮局，后来在1907年7月31日关闭。

马佳永逐渐在记忆中淡化消失。

那年四月，塞西尔·胡拉尼回到马佳永，这是他在当地杂志刊出那篇反驳我《华盛顿邮报》文章的评论之后，第一次回来。我已经学乖，不再提起那篇文章的事。原因并不是塞西尔会局促不安，担心他会困窘更不可能。事实上，他似乎很喜欢当着我的面，告诉别人他有多讨厌我写马佳永的文章。他有一回还说，这件事会永远纠缠着我，他对自己这番话很得意。

他对其他客人坚称，我写那篇文章之前是在冬季造访马佳永的，整个镇陷入停滞，我访谈的人不仅人数太少，而且他们的信息都有问题。我刻意忽视马佳永的潜力和愿景，不明白只要内战停火、和平降临，马佳永就会重获生机。我把塞西尔视为朋友，从来不曾反驳他的说法。这些日子，我对“尊重”很有体会，不想轻启纠纷。塞西尔常说自己年事已高，说话可以随心所欲。至于我，年纪还轻，最好谨言慎行。

那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他到一家餐厅共进晚餐，这地方有乡野的景观，因此我们昵称为“瑞士小木屋”。侍者没有立刻送上银制餐具，让塞西尔很不高兴，对老板娘抱怨说：“我们又不是贝都因人。”老板娘身材丰满，虽不再年轻，但美貌依旧。

对于我们的谈话，我有时候会漫无头绪：塞西尔在突尼斯的岁月；他准备参加孙儿电影在纽约的首映；他那非常地道的英国女婿；黎巴嫩永无止境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危机。他说：“我称之为荒谬剧场。”

这些都还只是开场白，真正的主题是一桩关于海瑞拉医生的秘密；前面提过，他曾经担任马佳永医院的院长。2000年5月，以色列结束占领行动，黎巴嫩南部的每一个人，包括真主党的对头在内，都将这一刻形容为“解放”。以色列军队撤离之后，真主党很快就接管宾特·杰贝尔的医院。另一个什叶派组织“希望”则夺取了海瑞拉医生的马佳永医院，他们的纪律不如真主党，贪腐情形却远远超过。“希望”接管医院之后，海瑞拉医生遭到正式起诉，罪名是勾结以色列当局。由于他在名义上隶属于黎巴嫩卫生部，因此必须接受审判。（塞西尔认为整个事件是闹剧一场，以色列对医院帮助极大，一年至少投入两百万美元经费，兴建新的产妇病房、一幢大楼、一座直升机停机坪。）

审判从2003年开始，塞西尔暗中打听得知，承审法官属于德鲁兹派，他向来对走后门乐此不疲，于是直接找上德鲁兹派领导人、摇摆善变的琼布拉特。但塞西尔只简单地告诉我：“琼布拉特帮了不少忙。”他仍然保有政府顾问低调神秘的作风，十分了解如果知识就是力量，话还是少说为妙。他告诉我：“我是唯一公开声援海瑞拉医生的人，他对马佳永民众极度失望，镇民不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然而他却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塞西尔摇摇头，流露我已经很熟悉的试探意味，我们把当地品牌“阿玛札”啤酒喝完。他继续说道：“海瑞拉医生受到很恶劣的待遇，因此之后他总是独来独往。”

马佳永的夜晚，我一次又一次看着旧照片，照片上都是曾经住过伊斯伯大宅的人。有一帧看起来很像油画，以世纪末风格呈现美丽的十七岁女孩瑞伊法，坐在一张雕花的木椅上，淡棕色略带红色的短发，是来自父亲的遗传；伊斯伯有一头著名的乱发。瑞伊法抿着嘴唇，表情与其说是微笑，不如说是固执，与她一米五高的身躯很不搭调。她肤色苍白，仿佛与身上典雅的衣着融为一体。她穿一袭白色洋装，披肩懒洋洋地覆盖着身体。这幅肖像有一种天使般的特质，以灰色调绘成，可能很快就会模糊成一片。我的祖母虽然还是个少女，但是看起来威严十足，认真严肃，冷静自持。

其实并非如此。

瑞伊法跟着姑姑、姑丈渡过红河，年仅十二岁的她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威尔逊与哥哥纳比会合，这地方得名于马戏团大亨约翰·林林的秘书查尔斯·威尔逊，他协助兴建一条通往美国西岸的铁路，但工程最后止步于威尔逊。

纳比先前从纽约离开，他曾在那边的一家布料服饰店工作，也当过街头小贩，后来到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工厂做工，一个礼拜六天，建造一种他始终搞不清楚用途的产品。纳比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听说一位姑姑哈拉雅住在俄克拉何马市，姑丈法里斯·塔努斯原本游走各地当小贩，后来定居当地。纳比决定前往投靠姑姑与姑丈，心想自己应该会受欢迎，因为他们没有小孩。1920年9月，在埃利斯岛下船六个月之后，纳比在下午五点搭乘火车抵达圣塔菲车站，五十位来自马佳永的亲朋好友等在那里迎接他。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心想：“虽然我还不认识什么人，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已经喜欢上这个城市。”哈拉雅借了两百美元给侄儿与爱喝酒、不识字的丈夫当资本，在俄克拉何马市开设一家杂货店。接下来的一年多，他们共同经营这家店，先用马匹送货给顾客，后来才花五百美元买了一辆汽车。

纳比把瑞伊法带回姑姑与姑丈家，她很快就开始上学。但是每个人都要工作，瑞伊法每天下午会到西方大道的一家饼干加工厂上班。虽然她个头娇小，但站在箱子上照样可以包装好一盒一盒的饼干。到了夜幕低垂，她回到家中，还得清洗姑姑留下的脏衣服。如果她回家晚了一点，姑姑就会叫骂：“你做什么去了？站在街角找男生吗？”

瑞伊法原本娇生惯养，过着奥斯曼乡绅千金的优渥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全家只有父亲要工作。但是来到俄克拉何马，姑姑强迫她在八年级辍学，说她学的已经够多了。她性情温和，与人为善，让校长相当欣赏，试图把她留在学校，他对她姑姑提议：“如果你让她继续念书，我负责所有费用。”老一辈的骄傲感突然发作，哈拉雅勃然大怒，痛骂校长和他的提议。她再次强调，瑞伊法学的已经够多了。

对话结束，这位积极任事的校长吃了闭门羹。

几天之后，海瑞拉医生再一次从贝鲁特治疗癌症回来。因为他在花园里工作了几个小时，脸庞黝黑了一点，呈现不均匀的棕色，与他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灰发形成强烈对比。我觉得他看起来更有活力，甚至好像已经恢复健康，但我也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相约一起吃午饭，但他还是依照习惯，先到我的花园走一圈，几乎无视我的存在，仔细检视我们一起到吉布奇特买的以及他送我的植物：矮仙人掌、受难花、紫薇。我需要为紫藤加铁剂，为其他花草树木施肥，海瑞拉医生说，植物的叶子需要氮肥“才会长得更茂盛”，根部需要磷酸肥“才会更强韧”，钾肥则会帮助植物开花结果。他看到一株他送我的茉莉花，表情扭曲了一下。这株茉莉花还很细小，我也还没有把它种下去，希望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能够凸显它是海瑞拉医生送的礼物。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实情，结果茉莉花也在等待中枯萎成秋日的赤褐色，叶子也因为乏人照顾而变得干皱。

海瑞拉医生嘱咐我，立刻把茉莉花种进土里，天天浇水，语气相当急切。他做任何事都要贯彻到底，从修剪梨树的接枝、照顾橄榄树盆栽、为蓄水池砌墙，到将石块搬上贯穿整座花园的阶梯，都是如此。他对每一件工作都深思熟虑、多方衡量、仔细安排、一再考虑，有如灌注一份对生命的尊重。对于自己逐渐败坏的垂死身体，他无能为力，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春天好好经营自家的花园，诱发羞怯的树根、说服被修剪的枝丫、呵护无数的花朵。那株茉莉花的命运让他伤心，我漫不经心，让它乏人照料，对种植的工作提不起劲。对于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我并没有充分意识。

我和海瑞拉医生坐进他的车，他要我听听一位巴勒斯坦裔黎巴嫩小提琴家的演奏，认为他是全阿拉伯世界最顶尖的小提琴家，名字叫作阿布德·阿卜杜勒阿尔。海瑞拉医生告诉我：“他的小提琴就像会说话一样。”阿尔演奏埃及女歌手乌姆·卡图姆的名作《废墟》。这首歌让我了解，为什么每当她在开罗举行连唱数小时、不知疲累为何物的演唱会时，当地的印度大麻价格就会上涨（她的声音足以震碎玻璃，因此麦克风要放在距离她嘴巴半米远的地方）。海瑞拉医生从挡风玻璃看出去，陶醉在孤寂的和弦中，那声音有点悲伤，但是风格大胆。直到今日，我始终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语言会是一种干扰。

我和海瑞拉医生来到大道旁的一家名叫“槲鹳”的餐厅，在桌前坐定，两个人都点了青椒牛肉与阿玛札啤酒。塞西尔曾经告诉我，三年前海瑞拉医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并没有告知儿子和女儿。他怀着身为父亲的骄傲，不愿意让自身的烦恼变成儿女的负担。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惭愧，他是医生，向来会叮嘱病人要做前列腺检查，但自己却没有做到。现在我和海瑞拉医生共进午餐，我想问他塞西尔告诉我的故事：当年他被指控通敌的时候，没有人为他挺身而出。但是我也知道不能直接问，于是从他漫长的医学生涯谈起。虽然行医这条路并不是他的选择，但我认为，他终究喜欢乡村医生这样的角色。

他对我说：“离贝鲁特越近的地方，人心就越坏。”我微笑以对，问他，那么马佳永人如何呢？他们会感谢他吗？他回答：“有些人会，有些人很冷漠。”再多说一些，可能就会流露傲慢，但海瑞拉医生永远保持谦逊。在马佳永，虚张声势往往是必要之举，尊重会被视为软弱，缺乏自信则等于愚笨，然而海瑞拉医生仍然保持谦卑。他说：“大体上，我想人们还是尊敬我的。”

我们又点了两杯啤酒，谈起他在以色列占领结束之后遭遇的苦难，他比我预期的更为坦白。以色列撤军两、三天之后，几个他所谓的“带枪混混”来到医院，他们属于无法无天的什叶派下游组织“希望”，要求接管医院。海瑞拉医生说他坚持立场，告诉对方自己只接受卫生部主管官员或部长本人的指令，当时的部长卡拉姆就是在邻近的村庄希亚姆出生的。这些混混后来退让了，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摸清楚自家新地盘的形势。然而到了来年，海瑞拉医生便大祸临头。

“希望”的党羽继续纠缠，要求海瑞拉医生雇用多达六十名该组织成员，动辄到医院进行检查。海瑞拉医生说：“他们折磨我整整一年。”他回忆当年受到的羞辱，表面上平静淡定，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受伤很深。后来政府决定将医院民营化，黎巴嫩的任何交易都可以让特定组织上下其手，于是“希望”拿到医院。海瑞拉医生卸任院长，后来又领了三年薪水，直到他在六十四岁那年退休。取代他的医生来自邻近的布拉特，是个投机分子，效忠国会议长的“希望”领导人纳比·贝里，医院从此走上败坏之路，缓慢、痛苦、无可避免。

当然，这只是苦难的开始。海瑞拉医生很快就遭到指控，他还记得，就算是以民间私设法庭的标准来看，那些罪名都荒唐可笑。其中一项声称他是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的军官，让他百思不解。另一项罪名则说他是安东·拉哈德的顾问，此人是萨阿德·哈达德的继任者，在黎巴嫩南部为虎作伥，带领一支由以色列资助、武装、训练的民兵，帮以色列干肮脏事。海瑞拉医生承认自己经常拜访拉哈德，但目的是解决医院与拉哈德人马之间的问题。当时拉哈德在马佳永唯我独尊，拜访他是别无选择，而且双方只是谈话，何来叛国通敌之说？

海瑞拉医生终于被送上贝鲁特的法庭受审，三度出庭。他告诉我：“整整一年，我活得心惊胆战。”最后他被定罪，所幸不必服刑，他归功于塞西尔的帮助。审判结束之后一个月，他与妻子伊万卡前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参加儿子的婚礼，然后返回马佳永，过着疾病缠身、默默无闻的退休生活，而我也是在马佳永认识他的。

我问他，在他受苦受难那段时期，只有塞西尔出面声援，他会不会难过？海瑞拉医生脱口而出：“我当然生气。”他回答问题时通常会略带迟疑，但这回例外。他的脸部扭曲，话语滔滔而出，我从来不曾见他如此激动。我试图稍稍平息他的怒火，告诉他我认为当时马佳永人只是害怕，但他说：“他们并不害怕，他们是懦夫，他们的心态就是如此，只在乎自身的利益。”我们开车回家，再一次聆听阿布德·阿卜杜勒阿尔，再一次几乎不发一语。他的小提琴音听起来就像阿拉伯的耐笛，柔和、略带忧伤与孤寂，他演奏的是同一首歌。

哦，不眠的人，快去安睡，醒来时要记得你的承诺，

如果一道伤口开始复原，记忆中另一道伤口就会显露，

所以要学会遗忘，学会消除。

亲爱的，凡事命中注定。

厄运并非我们亲手造成。

开车到我家的半路上，我们行经马佳永医院的指示牌，我以为只有我注意到，但是当它从车窗掠过时，海瑞拉医生将音量转大了一点。

瑞伊法的姑姑在家里招待另一位富裕的马佳永移民贾可布·拉希德，他住在爱荷华州的麦迪逊堡。这位客人要为他十七岁的儿子法里斯物色媳妇，部分原因是要阻止他娶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女人。瑞伊法的姑姑和贾可布商量婚事，她在一旁聆听，让姑姑做主；哈拉雅姑姑甚至拿着那颗钻石订婚戒指去找珠宝商估算价值。不久之后瑞伊法结婚，搭火车前往麦迪逊堡，贾可布在那里为儿子和新媳妇开了一家杂货店。

又过了几个月，有孕在身的瑞伊法被丈夫遗弃；法里斯当丈夫太年轻，但年纪已经够大，也不应如此不负责任。瑞伊法一个人顾店，后来被迫卖掉。她的自尊心使她不愿意依赖公婆，分娩之后，她把小孩留给婆婆照顾，自己上街卖东西赚钱维生，拖着一个和她身材差不多的大皮箱，里面装满各种布料与针线。她好不容易存下九百美元，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她买了一袭毛皮大衣和一顶毛帽，稍稍缅怀马佳永的美好生活。后来她回忆往事时，会告诉女儿：“买一件衣服，弄得漂漂亮亮。”

马佳永留在瑞伊法身上的痕迹，除了大衣之外还有别的。她遗传了伊斯伯与芭希雅的性格，在沉默中承受苦难，说话字斟句酌，各方面都要考虑到。沉默有时比话语更有表达能力。她也像父母亲一样，只让人们看到她想要表现的形象；一段时间之后，她身边的人都是如此。艾娃年纪还小的时候，瑞伊法和女儿合影，然后将照片寄给在外游荡的丈夫，期望能让他浪子回头，和女儿团圆。不久之后，法里斯果然回来，和一个朋友带着瑞伊法到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家俱乐部，拿出办理离婚的文件。他已经另外娶了一个女人，而重婚是犯罪行为。马佳永对瑞伊法的影响仍然大于美国，她拒绝离婚。在马佳永，离婚是很丢人的事，几乎闻所未闻，瑞伊法拒绝让家族蒙羞。

法里斯睁大眼睛告诉妻子：“如果你不签字，”他的朋友也在一旁助纣为虐，“我们就把艾娃带走，丢进河里。”

瑞伊法签了字。

她的婆婆莎蒂对她相当疼爱，请她坐下来谈。婆媳俩一起喝了几杯马佳永风味的咖啡，杯底都是咖啡渣。

瑞伊法才十九岁，莎蒂说：“你还年轻，迟早会再婚，我不希望你浪费生命。”莎蒂自己生了十七个孩子，有十一个活了下来，她告诉瑞伊法：“回去和你的哥哥团聚。”她的公公贾可布也同意，但是坚持孩子必须留在麦迪逊堡，认为他们家不缺钱，更适合养儿育女。瑞伊法拒绝，莎蒂也支持她，告诉丈夫：“我不会那样对待她。”瑞伊法提出折中做法：由她独力抚养艾娃，对夫家一无所求。贾可布勉强让步，瑞伊法最后一次搭上从麦迪逊堡开出的列车，回到俄克拉何马市，与哥哥纳比相聚。当地的黎巴嫩裔社群在许多方面仍然捉襟见肘。

当时俄克拉何马市还没有东正教的教堂。舒克瑞拉·沙迪德牧师只能在家里举行仪式；他娶了伊斯伯·萨玛拉的姐妹，1920年偕同米克巴尔与阿卜杜拉·沙迪德搭上“红星号”客轮。沙迪德牧师在家中主持仪式十一年，人们习惯叫他舒克瑞拉牧师，当地的黎巴嫩社群持续发展，牧师一直是核心人物。

牧师很快就找上瑞伊法，提出建议：嫁给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阿卜杜拉·沙迪德。他用阿拉伯语告诉她：“他有一个孩子，你也有一个孩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好男人，希望你能见见他。你们如果能结婚，对两个人都是好事。”

舒克瑞拉牧师带着阿卜杜拉到纳比家，几个星期后举行婚礼。新嫁娘瑞伊法从此加入阿卜杜拉·沙迪德的迁徙流离家族，这个家族的性情和她自身的家族一样强烈。

盐腌米克塔

“你有看过宝藏吗？”乔治·贾拉迪问我。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再过几天我就要搬进大宅楼下，或者说至少希望能搬进去。乔治又问一次：“你看过埋在那边的黄金吗？”

大宅旁边有一座蓄水池，就是地上的一个洞，一直被一块厚约十五厘米的混凝土板掩盖着，上面堆满了泥土。蓄水池的墙壁是石材打造的，深入地下约2.4米。池底有几公分的积水，我往下看，只觉得它像个岩洞或者挖开的坟墓。这座蓄水池很大，让人大开眼界，更严重的是，它一团糟。

我听人说过，芭希雅·阿布拉浇灌西红柿的水，来自花园里的一处泉水。从早到晚，一天几回，她会把一个长嘴水罐装满，帮西红柿浇水。这是她的日常工作，就像邻村召集信徒祈祷的呼声一样，让每一天井然有序。过去我一直怀疑那座蓄水池恐怕早就已经塌陷，不然就是在几年前的道路拓宽工程中消失。后来托玛的儿子帮我种一棵梅树，才让它重见天日。但是池子里面都是肮脏东西，托玛、乔治和其他人很快就帮它取名为“粪坑”。过去长期住在大宅、让人害怕的艾伯特·哈达德，将污水排放管连接到蓄水池，把它变成化粪池。

有些人运气好一点。谢比尔和我的房东米歇尔·法迪西都告诉过我，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村民逃离战祸之前，将钱财藏在房子与院子里。谢比尔的姻亲艾利·巴尤德也是其中之一。工人整修巴尤德房子的时候，在一堵墙后方发现三桶金币。他们不需多做讨论，就决定全部带走，谢比尔说：“他们逃之夭夭，再也没有回来。”我觉得这故事不太可信：有谁看到那些工人发现金币？但谢比尔坚称千真万确。

另一方面，我还是得清干净蓄水池里的脏东西。梅树种好之后，我央求两位工人帮忙，提出让他们满意的工资，他们也点头了。我们把挖出来的脏东西铺在院子里，就像一层泥炭。我已经开始想象可以在上面种些什么：南瓜和胡椒，会让我想起祖父在得克萨斯州狭长地带贫瘠平原上的花园。

瑞伊法后来的丈夫阿卜杜拉·沙迪德当初来到得克萨斯州之后不久，就上街头当小贩，走遍阳光炽烈的乡野，闻着牛的气味。马佳永的乡亲都以为他会在美国发现黄金，但财富靠的是累积，不是发现；阿卜杜拉就是靠着新行业累积可观的财富。如果黎巴嫩有哪一个行业是每个家庭都熟悉的，应该就是街头小贩；它特别适合一个还没有多少汽车、巴士、商场的国家。小贩只要努力工作，收入都相当不错，远高于工厂工人的工资。从美国各地到墨西哥的小镇，都有阿拉伯移民小贩，提着装满成衣与布匹的大皮箱。连巴西的穷乡僻壤都看得到他们的踪迹。

这些小贩什么都卖：从领扣、鞋带、彩带、手帕、蕾丝、袜带、吊带到东方风味的商品，如橄榄木雕、珠母贝、叙利亚刺绣、耶稣被钉十字架像、念珠、东正教圣像；这些东方商品有可能是在纽约制造，但是来自圣地的小贩让它们显得货真价实。大部分小贩都是拖着行李箱走江湖，少部分幸运儿拥有马车，和伊斯伯·萨玛拉的差异只在于贩卖的商品和地区，将前者的霍兰地区，置换为后者的怀特豪斯、德里夫特伍德与切罗基，都距离俄克拉何马领地的叙利亚邮局不远。

阿卜杜拉和哥哥米克巴尔不像其他同胞那么心思单纯，对他们而言，工作只是手段，享受人生才是目的。他们热情洋溢、幽默风趣、容易兴奋，经常夜夜歌舞，较量兄弟俩的嗓音。阿卜杜拉年纪比较轻，性情也比较浮躁，小贩生涯给他自由，他挽起袖子，走上街头，为女性顾客带来别针、缝衣针、线团等商品，但他对拈花惹草的兴趣更大于做生意。不久之后，阿卜杜拉转往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工作，后来被征召入伍，退伍后带着第一任妻子薇拉迁居俄克拉何马；薇拉脾气暴躁，和他不相上下。这段婚姻风波不断，夫妻俩晚上经常吵架，然后伴随着留声机沙沙的唱片声，在热烈的舞蹈中和解。

但是这段婚姻维持不了多久，薇拉离开了，带走阿卜杜拉以父亲阿亚什命名的儿子；阿亚什也是伊斯伯·萨玛拉在霍兰的朋友。夫妻俩分道扬镳，阿卜杜拉的家人再也没有见过薇拉，她在五十多岁时过世。阿卜杜拉继续游荡，最后终于和其他的家人会合：母亲沙瓦卡、两个姐妹纳比哈与纳吉芭、兄弟哈纳，他们都在1920年跟随舒克瑞拉·沙迪德牧师，搭乘“红星号”客轮离开贝鲁特。

沙瓦卡对儿子大吼：“这就是你要带给我的美国吗？”

米克巴尔的家人抵达美国之后，转往俄克拉何马州西部繁荣的布林克曼，到一个黎巴嫩家庭经营的农庄工作。每天晚上，阿卜杜拉和新来乍到的母亲与兄弟姐妹挤在一间木屋过夜；这间屋子比他们远在黎巴嫩的石造房子还小，尽管后者也只是一般大小。他们白天要采棉花，弯着腰在一畦一畦的田里工作，一次摘一个棉铃，放进狭长的白色粗棉布袋。这种袋子是在邻近的布料服饰店买的，借由一条宽布带斜挂在肩膀上。到了夕阳西下，他们的手指已经流血，因为棉铃上长满尖刺，保护里面毛绒绒的棉絮。俄克拉何马的平原上，目力极尽之处是地平线，夏季十分潮湿，沙瓦卡的火气也越来越大。

“这就是美国吗？”她再一次大吼。

没多久之后，一家人收拾细软，转往底特律。但是米克巴尔留下，而且对家人的计划不以为然，纳比哈还记得他当时的质疑：“你们不会想到大城市生活的，太危险了。”她说：“可是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还是去了。”1920年代的底特律市况繁荣，做什么工作都比摘棉花来得好。当地的汽车工厂已经吸引数以百计来自传统叙利亚地区的工人，他们被归类为叙利亚人或者土耳其人，哈纳很快就加入他们的行列。阿卜杜拉到一家农产品公司工作，纳比哈与纳吉芭进入全国饼干公司，穿着白色制服上班。他们全部住在一间木造二层楼房，母亲沙瓦卡体弱多病，受不了中西部漫长的冬季。这一家人在底特律的三年岁月，结束在1924年一个白雪纷飞的寒冷夜晚，屋子里的暖气微弱，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待在这个城市。

阿卜杜拉只简单说了一句话：“我们回俄克拉何马吧。”

他们回去了，回到瑞伊法先前寻求庇护的地方，再也不曾离开。

来自邻镇克拉亚的木匠卡米尔·萨拉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作准时，总是以季节来计算估量时间。有一回他在大宅工作了三天，只把四个入口的门板固定在门框上。来自伊伯萨奇的德鲁兹派信徒法迪·加巴尔和他一起上工，负责用一部笨重的机器清理瓷砖。但是卡米尔不肯在法迪之前完工，而法迪也不肯在卡米尔之前交差。我希望把大宅楼下清理干净，但是托玛要我等卡米尔（还有法迪）做好分内工作。伊马德·迪巴准备安装热水器，告诉我所有零件会在某天送到；那一天到了，然而送货的人没来。我被迫学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文，例如“bortash”是指一小块石板或者大理石板，用途是挡门。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个字眼，是因为我始终缺一个“bortash”。

一项决定促成另一项决定，造成又一次停滞，迫使我再一次做出决定，造成更多的延宕。因此我只能亲力亲为，在法迪清理好的房间，我花好几个小时擦洗瓷砖，上面还有漆斑，我有时得用餐刀才能刮除。我清理了楼下的厨房、卧室和浴室，洗干净各种装置与地板，清除每个角落与隙缝的泥土。我扫地、拖地，拿着一块抹布跪在地上擦瓷砖。我也擦拭窗子与百叶窗，徒劳无功地对抗灰尘和工程废土。

卡米尔经常会丢下他固定门板的工作，严重耽误进程，导致原定的进程已毫无意义。我跪在地上擦拭瓷砖时，他居然来找我聊天。

卡米尔喜欢谈话，谈他申请美国签证成功的可能性，谈以色列占领黎南时期的生活有多好过，后者尤其是卡米尔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与其说他怀念以色列人，不如说他怀念以色列带给马佳永的财源。就连谢比尔也承认这一点；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最为好战。谢比尔曾经告诉我：“我们一直被关在一座大监狱之中，但是犹太人还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比较好过。他们有钱，因此我们也有钱。那时我有工作，用电免费，用水也免费，没有账单要付，人们赚得到钱。”他想到一句谚语：“以色列的钱一走，问题就来了。”他停顿了一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为了赚钱而接受犹太人，我不愿为了个人福祉而忍受占领。千真万确，我不愿意。”

卡米尔没有那么矛盾：“我回顾那段时期，只觉得那是马佳永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岁月。”

卡米尔属于天主教马龙派，在大宅的基督教徒工匠中，他对穆斯林的态度比谁都严苛，一直劝我不要雇用他们。他说从2000年以色列撤军（他甚至称之为解放）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曾经雇用他，既然如此，我们基督教徒何必给他们工作机会？

不管我是否同意他的论调，我都会倾听他的长篇大论。他的政治立场和我南辕北辙，听起来就像另一种语言。但是我也了解，卡米尔是被大环境造就的：他的村庄克拉亚在以色列治理时期，享有以往无法想象的繁荣，财源滚滚而来，村民有工作与安全感，基督教徒仍然大权在握。以住宅为例，解放之前，村子里每年会兴建十到十五幢新屋；然而，解放到现在七年，“只盖了六间，甚至都还没完工。”

换句话说，一切都结束了。卡米尔有许多朋友都逃离家园，逃往以色列或者任何提供签证的国家。收入消失无踪。对卡米尔而言，基督教徒岌岌可危，很快就会在一个“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消失。

他说：“我不抱任何希望。”

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回卡米尔开车载她去纳巴泰，在车上和她有一番对谈。卡米尔承认，他的朋友十个有八个住在以色列。他们开下一条蜿蜒的山路，路旁就是以色列城镇梅图拉，它高踞山丘之巅，对面正是马佳永。他停下车，指着一幢绿色房子说：“我的一位朋友就住在那里。你能想象我们的距离有多近吗？但是我竟然十年没有见过他，将近十年。你会想，我怎么知道他的生活过得如何？我知道，因为解放之后我们曾到他家聚会，聚在一起，什么都不必说。如今，我们却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卡米尔凝视着梅图拉那些油漆得光鲜亮丽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隔着一丛灌木。他说：“看，以色列有多美丽。”我的朋友问他，如果有机会，他是否愿意迁居以色列？他转动方向盘，将车子驶离道路，开玩笑地说：“如果可以，我现在就过去。没错，黎巴嫩也很美，但我们在这里活不下去。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过日子吗？他们有工作，有社会福利，残障人士会受到照顾，他们很幸福。我们只想活下去，在以色列那边就可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项学术研究报告：《叙利亚文化特质形成初探》。

这篇论文无足轻重，但其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值得注意，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这论及移民对适应环境的渴望，或许有一些见地。“我们以一位来自黎巴嫩小村庄的天主教马龙派信徒为例，看他如何应付人际关系……与虔诚的美国清教徒互动时，马龙派信徒在心态上和言语上，会把自己当成来自圣地的人。与美国天主教徒互动时，他会把自己当成天主教徒。与马龙派信徒互动时，他就是马龙派信徒。与贝鲁特的清教徒互动时，他是黎巴嫩的基督教徒。遇上来自阿勒颇或者大马士革的人，他是叙利亚人。认识来自埃及的穆斯林，他是阿拉伯人；与见多识广的美国人谈话，他是腓尼基人。到一家犹太人开设的公司应征工作，他是闪族人。如果这家公司属于任何一个基督教派，他显然是基督教徒。与政府以及重视爱国精神的机构打交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就像这位马龙派信徒一样，萨玛拉家族、沙迪德家族以及其他来自马佳永的黎巴嫩人，都一心一意要融入当地的小区。学好英语是一种方法，但是舌头有时不太听话。改名是另一种方法，有的人是在埃利斯岛就被美国官员随便改了名字，还有一些黎巴嫩姓名的美国化光怪陆离。一位黎巴嫩妇女玛丽在圣诞节假期抵达缅因州，把人们对她说的“圣诞节快乐”听成“玛丽·圣诞节”，以为人们都亲切地直呼她的名字，后来有人对她解释缘由，但她还是满心欢喜，于是决定改名为“玛丽·圣诞节”。

沙迪德一家人挑名字的时候，希望至少能保留一些阿拉伯原文的根源。米克巴尔变成迈克，阿卜杜拉变成艾伯特，哈纳英语化之后变成约翰；纳比哈更进一步，变成内华达，把她姐妹的名字简化为“碧”。他们的姓氏也经过一番变化，沙迪德的阿拉伯文发音是“希迪德”，后来被改成各种拼法，米克巴尔一家改成谢迪德，阿卜杜拉一家改成沙迪德。沙迪德的各种拼法差别不大，但是像“纳伊菲”就被搞不清楚的移民官员选择性或是随意乱改成奈菲、内孚、内法、纳法、内夫。而库里斯、扈利斯、库瑞斯、艾库里斯其实是同一个姓。哈洛兹变成哈里斯。巴拉卡特变成巴凯特。达巴基变成迪巴奇。俄克拉何马最出名的马佳永人是阿迪布·艾德，对姓名的选择非常奇特，他从少年时期就迷上棒球，偶像是贝比·鲁斯，于是他把“阿迪布”改成“贝比”，“艾德”改成“艾迪”，从此阿迪布·艾德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贝比·艾迪。

如果移民要忠于传统，有时就会遇到问题。伊斯伯的大儿子纳比遵照故乡习俗，以父亲之名来为儿子命名，他在俄克拉何马市一家医院拿到出生证明时，赫然看到“伊斯特·萨玛拉，女性”。

纳比大喊：“拜托，不是伊斯特！是伊斯伯！而且他是男生！”

移民对姓名改换可以逆来顺受，但是对于那些让他们独树一格的传统，他们还是排除万难，坚守到底。

对每一位移民而言，最重要的传统就是饮食，从洗礼（教堂盖好之前，通常是用一个结实的圆形澡盆）之后的丰盛午宴，到比较普通的无花果与盐腌米克塔，都是如此。阿卜杜拉甚至特别种了一畦小麦，这种起源于肥沃月湾的作物，目的是为了做一道名为“佛瑞克”的菜肴，搭配羊肉尤其美味。访客如果是美国当地人，往往会对他们的某些仪式感到讶异。有一回舒克瑞拉·沙迪德牧师照惯例主持洗礼，然后举行丰盛的午宴。一位宾客马多克斯先生看着这些黎巴嫩人享用“希毕兹马库克”，一种薄如纸片、对折起来吃的面包。

马多克斯先生对太太说：“我的天哪！他们在吃餐巾！”

还有一回，一对美国夫妻直接把希毕兹马库克当成餐巾，铺在膝盖上。

在移民者的美国邻居看来，他们的婚礼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热情洋溢的程度经常登上《俄克拉何马人日报》的版面。一篇1924年的婚礼报道，谈到一位叙利亚教士“以东方信徒特有的鼻音诵读吟唱”，还有典礼之后的“狂欢盛宴”。另一场1913年的婚礼，夫妻俩都来自萨玛拉家族，也登上这份报纸的二版，文章中提到婚礼场地“位于一个破旧的街区”，附近邻居听到“喧闹骚动”，于是报警处理，而警方也以为“发生大规模暴动”。一位宾客以阿拉伯口音的英语对记者解释：“我们只是在玩乐，就这样而已。”记者本身似乎也对这番奇观相当着迷。

社会化是当务之急，拜访做客是乡村生活的节奏，八卦经常伪装为关心。一场对话有时候会变成惠斯特桥牌或者扑克牌游戏，用胡桃充当筹码。任何一个夜晚都有可能举办即兴派对，唯一需要的是“德贝克鼓”，一种沙漏形状的鼓，据说发明年代比椅子还早。阿卜杜拉·沙迪德唱歌时喜欢用手掌捂着耳朵，从嗓音听得出来他一天要抽三包烟。狄布开舞行列很快就会形成，有时候跳得太过热情激烈，体力稍差的人往往会颓坐在椅子上，只是双脚仍然持续配合舞蹈旋律打拍子。参加者一句英语都不说，在这样的夜晚，他们回到了马佳永，回到了家，一起回去。

那一天终于来临。场景有如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的尘暴干旱区大迁徙[1]，我跟托玛的姻亲借了一部丰田小卡车，将我在马佳永的所有物品都堆栈上去。九个月小镇生活累积的一切：两张椅子、一张长沙发、一张餐桌、四张餐椅、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书桌椅、一个冰箱、一个铸铁暖炉和排烟管、几张组合桌、衣服，此外还有一堆厨房用品，包括仅存的几罐橄榄、冬天泡茶用的大茴香、盘子碟子和银器，后者是一位记者同行送的，她离开贝鲁特时带不走。这一大堆东西几乎要从卡车散落下来，但是托玛的儿子阿里坐在车子后方，老神在在地大声叫卖：“两公斤鲜鱼！”一点都不输马佳永街头任何一个鱼贩，他们会溅出水的小卡车成了水族箱，“苏丹易卜拉欣鱼！”

来到伊斯伯大宅，我们把所有东西搬进“洞穴”，那个最接近完工状态的房间。因为卡米尔一如预期，还没把门做好，于是我们把床铺竖起来，当成外面那道门。我们在阿布·金恩的废料堆中找到一扇门，用扫帚扫干净，充当里面这道门。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会亮，其他的灯座还没有安装灯泡。大宅没有暖气，四月的夜晚仍然寒冷。外面有狗狂吠，我开始担心那两道门是否牢靠，但是又摇摇头，其实无关紧要，我已经累到无法担心。我把床垫放在地板上，把所有毯子摊开来，穿一件长内衣再加一件毛衣，然后爬进毯子下方。

距离伊斯伯·萨玛拉动工兴建大宅近一个世纪，这是四十多年来头一回，终于有萨玛拉家族的人在大宅里过夜。

第二天是星期天，马佳永人不工作。我在大宅里四处走动，看到出乎我意料的美。瓷砖重新铺设，擦洗一新。大宅浮现一种棕褐的色调，但是蓝色与红色也有微妙的点缀。油漆相当漂亮，由约瑟夫·阿布·海尔负责，他的父亲是一个四处派驻的军人。但是看起来闪闪发亮的石块，才是大宅的重心。我凝视着石块的体积与色彩，注意到许多地方都有瑕疵，但却是美丽的缺陷。一道墙由十一排砖砌成，它是屏障、地基、背景与入口。这些石块是庞然大物，向外扩张却坚定不移，是这座亘古不变、身份永存的大宅的一部分。对那道墙，我怀疑它永远不可能被摧毁，它前方的那些尖拱也是如此，它们并肩耸立，有如巨人亚特拉斯的肩膀。

尖拱是地地道道的黎凡特创意，起源自远古的两河流域，穆斯林在一千年后抵达当地时，尖拱的设计仍然相当普遍。穆斯林让尖拱发扬光大，向西越过地中海。我凝视着那些尖拱，想到阿布·萨利姆·哈达德，这地方最后一位真正的石匠，负责装饰这些尖拱。我们刚开始工作时，他告诉我：“看看那些尖拱，你可以搭配各种地板，可以在这幢房子上面再叠五层地板……一幢房子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拱门，一道不会垮的拱门。”当时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如今都明白了。这些拱门是幸存者，如今它们的特质已经超出原本的建造目的。原本封闭的，现在打开了；原本实用取向的，现在变得柔软多变；优雅的风味既是刻意设计，也是无心插柳。

托玛说：“你就是花一百万美元，也盖不出这样的石屋。”他陪着阿布·金恩和我走过大宅。

阿布·金恩点点头，很难得地对托玛的话表示同意，“今天哪里找得到师傅盖这种房子？找不到的。”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把百叶窗打开，让阳光照进来。光线显得微弱，远比大宅还是“工作坊”、任凭大自然摆布的时候来得柔和。阳光优雅地映照地板与墙壁，透显出石块的阴影。

那天午后，塞西尔来访，迈着谨慎的步伐走向我的大宅。他有一点点驼背，肩膀有一点点高耸。他的衣服是大地色调，地道的马佳永人风格：褪色长裤、绿色毛衣、灰褐色破旧夹克。我已经几个礼拜没跟塞西尔说话了，他很想看看大宅变成什么样子。我还记得几个月前他写给我的信：“我对你的忠告就是，不要碰伊斯伯大宅。”但是如今大宅已有模有样。

塞西尔说：“这幢房子发人深省。”我从来没听过他以这种口气说话，他平常说话字斟句酌，但是现在却带有一股敬畏感：“我万万没想到，它会变成今天的模样。”

塞西尔走进每一个房间，就好像要做大宅专题报道一样。有几个房间，他默默地徘徊。你可以察觉他年迈但仍犀利的心智，正在计算各种角度。

他问我：“你第一次见到大宅的时候，一定无法想象它今天的样子，对不对？”

瑞伊法嫁给阿卜杜拉的时候，俄克拉何马州的黎巴嫩移民增加不少，已经超过七百人，包括萨玛拉家族与沙迪德家族。马佳永人移民美国的风潮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现在已戛然而止，他们定居俄克拉何马，不再迁徙。

定居也带来危险与苦难。阿卜杜拉的哥哥米克巴尔一家人定居布林克曼，开设布料服饰店，店里到处都是泛黄的“今日特卖”告示牌。他们一直是街坊邻居眼中的异类，米克巴尔的子女很快就增加到十个之多，大儿子乔治刚上学时只会说阿拉伯语，被当地的男孩霸凌。沙迪德家的孩子在教会被牧师质疑，认为他们肤色太深，不可能是基督教徒，牧师还对女孩们大吼：“你们如果没有被救赎，就会下地狱！”她们哭着跑回家，跟妈妈哈菲莎诉说她们的命运。

她告诉女儿们：“别担心，你们已经受过洗礼。”她的英语还不太行，发“r”的音很没把握，“ap”与“ab”也永远分不清楚。

哈菲莎摇摇头，继续温柔地说：“你们不会下地狱的。”

当时三K党在俄克拉何马再度崛起，从种族暴动到动用私刑，暴力像镰刀一样横扫全州各地。从不守戒律的清教徒到黑人、犹太人、美洲原住民与天主教徒社群，都沦为三K党的攻击目标。他们实际犯下与被指控犯下的攻击事件，实在太过猖獗，迫使作风进步的州长杰克·沃顿宣布两个郡进入戒严状态，最后更扩及全州（他对三K党的憎恶感，最终导致他遭到弹劾，在位仅十个月）。

靠近得克萨斯州的布林克曼也无法幸免于难。刚开始，米克巴尔和家人受到的威胁还只是窃窃私语。米克巴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店主，总是以顾客熟悉的母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和他们交谈，而他们也会悄悄警告米克巴尔。到后来，威胁日益强烈，镇民不愿光顾米克巴尔的店。当地警方充斥着三K党分子或其支持者，不时直接警告米克巴尔一家人：你们应该离开。米克巴尔的大女儿格拉迪斯永远忘不了1923年的一个夜晚，家中的前院，在一畦菜园旁边，有人竖立一座十字架，浇上汽油并点火焚烧，烈焰在夜空中张牙舞爪好几个小时。然而米克巴尔坚持，既然他来到了美国，他可以要求州长采取行动。他说到做到，打电话到沃顿州长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处理，而州长办公室也的确做了处理。米克巴尔的家人一直搞不清楚过程，哪些人受到告知？哪些人受到传唤？哪些人受到警告？无论如何，从此没有人会在他们家前院竖立十字架，也没有人敢再来威胁他们。

为了保险起见，米克巴尔买了一头斗牛犬，养在店里，命名为“雷克斯”。

米克巴尔似乎很容易招惹麻烦，难缠的岳母拉希亚可能是祸首，她在纷争与混乱中自得其乐。拉希亚会鼓励女儿女婿吵架，然后坐下来好好欣赏，脸上浮现一抹凌虐者的微笑。她重男轻女，老大格拉迪斯的出生让她火冒三丈，因为她只想要个孙子。她在女儿的乳房上淋酸液，使她无法哺乳。拉希亚不在家的时候，哈菲莎才敢在女儿嘴里放一颗糖球。然而这样营养还是不够，格拉迪斯发育不良。哈菲莎胸口痛楚，精神濒临崩溃，最后只能恳求姐妹马莎代她哺育格拉迪斯。

“不要告诉妈妈。”哈菲莎恳求马莎。

拉希亚过世的时候，人们都记得她女儿的反应。

哈菲莎说：“不必为她哭泣。”

的确没有人为她哭泣。拉希亚的儿子法兰克六个月大时，就被母亲遗弃在黎巴嫩，如今成为家族的领导人。他的姐妹性情温和软弱，他自身则是典型的马佳永之子。他独断专行，面容严峻，左太阳穴有一道疤，说一不二。米克巴尔的大儿子乔治生病，躺在床上由医生照顾，法兰克来到后开了一味药方：马尿（居然有效）。另一个侄儿朱诺感染肺炎，法兰克赶走医生，在朱诺身上涂抹自制的芥末膏，以芥末粉混合面粉与水，据说可以治疗支气管病症。法兰克围绕着侄儿病弱的身体，大呼小叫差遣米克巴尔夫妇，胡乱治疗一番，才两岁的朱诺一命呜呼。其他人只能旁观，法兰克把手放在侄儿的眼皮上，让他永远闭上双眼。

“他走了。”法兰克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保利娜有一头略带金色的棕发，是米克巴尔与哈菲莎所有孩子当中最漂亮的一个，而且遗传了父亲的魅力。在家里十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四，生性独立，二十一岁那年谈恋爱，但不是年轻男女的盲目热恋。保利娜和男友都已成年，相约终身厮守，但法兰克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坚持侄女只能嫁黎巴嫩佬，不能再与布林克曼的邻居约会。

哈菲莎每天花许多时间在厨房里忙碌，子女眼中的她，永远都在煮饭做菜。她在厨房里放了一罐石炭酸，用来消毒鸡肉，鸡来自房子旁边的鸡舍。法兰克下达命令之后不久，保利娜喝下一罐石炭酸，这种难闻的腐蚀性溶液会造成昏迷、感觉麻木、脉搏放慢，最后是死亡。人们还来不及发现她做了什么，保利娜就已香消玉殒。

六个星期之后，保利娜的情人向她的兄弟戴维借车，打算开车四处走走，越过绵延地平线的平坦田野。戴维因为同情对方而答应，两个人便坐上家里的1935年蓝色别克。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停下来走出车外，欣赏风景。戴维转过头去的时候，保利娜的情人从车门走到车后的挡泥板。戴维闲适地眺望远方，保利娜的情人则拿出一罐石炭酸，像她一样一饮而尽。他结束了生命，如愿以偿。

乔治·达巴基说：“我的认同感正在重新形成。”他是我邻居、国立马佳永学院校长莫里斯·达巴基的儿子。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因此请他解释一番，他说：“问题在于：你要一直活在过去？还是你向往别的地方？如果答案是后者，又是什么地方呢？”

乔治和我趁着美好的春日出外旅行。乔治既有趣又多话，有如一位向导。我们坐进一辆出租汽车，他说：“这地方的历史极为丰富，触目所及都是历史。”他看着周遭风景，我也是。山谷再过去就是赫尔蒙山，积雪日益稀疏，几乎无法铺满山的轮廓。乔治指着一片陡坡说，四千年来，侵略者都是从那个地方进军的。

我们开车行经马佳永下方的“草地”，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美丽与古老的景观撼动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在这一带与法国维基政权作战，我们沿着一条弹坑累累的道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座座英国人用以抵挡战车的石造工事，但最令人惊叹的还是自然景观。旧日的壕沟上方与周边生长着橄榄树，麦田一片青翠，无花果被橄榄与花朵取代。有一种花名叫“骆驼荆棘”，是骆驼的食物。我们爬上一座平缓的山丘，当年可能是迦南人或者犹太人的坟场，从这里眺望，这片土地被各国的国界划分割裂：南边是以色列，东南边是约旦，东边是叙利亚；在伊斯伯·萨玛拉的年代，这些国家都不存在。

我们站在山丘上，一位老农夫走了过来，阿布·阿里·旺萨是迪宾人，他说解放之后自己在黎巴嫩一座监狱被关了六个月，罪名是勾结以色列，不过他对乔治和我最津津乐道的是，当地众多族群过去如何和平相处。他们相互通婚，与土地密切结合，坚持的原则是和睦共存而非信仰教条。我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伸出手杖，在草地上敲一敲，以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

“战争。”简明扼要。

我对政治的看法和乔治差不多，两人站在山丘上，开始讨论阿拉伯地区的基督教世界。乔治并不是沙文主义者，不会像木匠卡米尔那样敌视穆斯林。然而对于马佳永基督教徒在这个日渐衰败城镇的命运，他跟我一样满怀恐惧感与失落感，他说：“我没有勇气说再见，然后离开。”我想到自己的先人，还有他们如何勇敢离开。他继续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在黎巴嫩掌权。”

我不能不赞同他。我们身为基督教徒，一直面对边缘化危机，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为了坚持原有的身份，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命运。我想到塞西尔在贝鲁特的建筑师朋友阿西姆·萨拉姆，他在2006年战争期间说过，黎巴嫩的每一个族群都缺乏“生存的保证”。

权力意味着生存，没有权力，一切都无法持久。这是中东地区的运作法则，从我的黎凡特演进而来。缺乏权力意味遭到忽视，尤其是渺小的族群。乔治以伊拉克的基督教徒为例：“他们已经完蛋，已经消失。”他指着我们先前和农夫阿布·阿里伫立的山丘，“那个人说我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没有人要听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必须向别的地方寻求认同感。”对于“认同感”这个字眼，我想乔治是指一种情感的或者心智的主权，也就是生存，也就是想象更丰富与更宽广的事物、想象另一种族群的能力。“我们与土地的联系，可能不像某些族群那么紧密。”

后来我们到乔治的父亲家吃饭，谈话自然而然触及马佳永的历史，几个观念也呼应了塞西尔与我的谈话：马佳永曾经让不同的宗教族群和平相处。这一方面是怀旧之情，一方面也有其道理。他的看法涉及权力与信心，指向一种不那么僵化的认同感；这发生在比较不受边界局限的土地上，甚至可以带来某种生存的保证。

我的邻居、乔治的父亲莫里斯说，这些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称之为：“消失的过去。”

[1] 20世纪30年代，俄克拉何马州及得克萨斯州因为干旱，加上耕作方式的问题，造成连续数年的沙尘暴灾害。当时灾区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往加州与其他地方迁徙。

危险消逝

一个春日的夜晚，我等待希克马特来访。一个多礼拜以来，我大部分晚上都待在屋子外面，吃新鲜杏仁，喝威士忌，享受一种久违的平静感。大宅非常安静，只听得到风从树林吹过。茉莉花的香气笼罩着我。

我坐在门口，灯光映照着梅树茂盛的绿荫，两棵橄榄树的绿荫则带着银灰色泽。花园中各种植物的朦胧轮廓宛然可见：罗勒、罗莎娜、海瑞拉医生送我的受难花。微风送来阵阵暖意。我终于逃离了战争，爆炸的震荡、直升机的声响，现在全都消失了。今年二月伊马德·穆格尼耶遇刺身亡之后，黎巴嫩的危机陷入最恶劣的僵局状态，虽然战事尚未爆发，但也没有人愿意妥协，流血冲突的风险阴魂不散。电视广告呼吁各方对话：“就算不是为了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的子女，请开始对话。”商店贴出告示，要求顾客不得在店内谈论政治。然而走上街头，只见一队一队军人部署在十字路口，恐惧气氛弥漫。

穆罕默德·海德尔是什叶派信徒，来自邻近小镇迪宾，希克马特曾经警告他：“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立刻带着所有孩子离开迪宾。这回什叶派与真主党可不会开玩笑。”希克马特的意思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大对决。他的妻子仍然担心女儿未来的命运，他对她的语气就比较让人安心，很有自信地预测：现在还是春天，战争要到夏天才会爆发，“现在天气寒冷，遍地泥泞，没有人会想在这个时候出兵。”我们所见略同，就算战争果真爆发，真主党也不可能被击败，这也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共识。现任政府宣称继承了哈里里的衣钵，大约得到一半国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也力挺。然而真主党代表的什叶派是黎巴嫩最大的族群，而且他们的靠山伊朗和叙利亚，远比美国更了解黎巴嫩。

希克马特很快就到了，这是我搬进大宅楼下之后他第一次来访。希克马特像老师傅一样走进大宅，肩膀向后张，头向后仰，不时点头表示赞许。大宅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希克马特可能比马佳永任何一个人都了解。

“现在你已经和这幢房子建立了关系，”他对我说，“你那些美国的混账亲戚，现在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没有门，没有瓷砖，没有石块。”他指指点点，“你和大宅关系密切，你了解它的情况，你重新发现了那些拱门，你做到了，其实很简单。你已经和这幢房子建立了关系。”

希克马特说：“它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是你身体的子宫，它就是你，就是如此。”

他严肃地看着我，像一位父亲。他说我的女儿莱拉应该来这里，她一定会感觉大宅也是她的大宅。她应该认识自己与马佳永的关系，认识你与马佳永的关系。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这是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不应该再断绝。

我从希克马特送我的酒瓶里为他倒了一杯威士忌，坐在装饰艺术风格的家具之间，垫子是酒红色的布料，是我在贝鲁特巴斯塔区的旧家具市场买的。他喝着酒，逐渐陷入沉思与个人问题。

“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看透他的心。”希克马特告诉我，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时候，他能看透她的心。他也曾看透妻子阿米娜的心，感受到她的良善。他觉得上帝让他到人世来，就是要照顾她们、保护她们。他说：“写在你额头上的字，你一定看得见。”我在巴格达的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谚语，用以解释什么叫命中注定。

我可以感觉到，希克马特和女儿米亚娜的感情越来越深。如果他的性格中还有父亲与保护者的成分，这就是。他也很坦诚：“现在每当我远离女儿，就会非常非常想念，想念抱她的感觉，她喜欢我抱她。”他又喝了几口威士忌，“我过去从来不怕死，但是现在，我不想死。”

海瑞拉医生的朋友哈利勒·阿布·穆拉德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回他走进一家卖烤坚果的商店，店主问他有几个孩子，哈利勒回答：“一个女儿。”结果店主大喊：“真该死！结了那么多年的婚，只生一个女儿，值得吗？”显然是老一辈的观念。希克马特在这方面值得肯定，我从来不曾听他抱怨没生儿子，他谈起米亚娜的样子也让我嫉妒，因为我自己的女儿不在身边。我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莱拉，每隔几个月才见得到她一次，一次几个礼拜。我告诉希克马特，这样的相处远远不够，陪她的时间这么少，让我很羞愧。

我继续说，陪女儿的时候，每当我们读完床边故事，她就会告诉我：“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没有人比你更棒，绝对没有。”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完还会抱抱我。这番告白似乎让希克马特心情激动，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明白长期缺席的我是如何需要女儿的肯定，也许是深刻了解亲子之情。他红了眼眶，一滴泪水滑落脸颊。他没有擦拭，也不会因为被人看见而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父亲，都缺乏安全感，都担心女儿长大之后的际遇，都害怕世界与未来的变化。

我们正谈话时，阿米娜打电话来，问希克马特何时回家。

我们原本计划一月就要完成大宅的一楼，结果拖到四月才完工。想到剩下的浩大工程，我不寒而栗。我们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一天下午，其他人都回家吃午饭之后，我走到楼梯上方的阳台，阿拉伯文称为“istayha”的地方。从一个角落望出去，越过一道石墙，可以看到一丛石榴、高大的松树、一大片矮壮的无花果树，赫尔蒙山的景致令人陶醉。亲戚们告诉我，芭希雅以前会坐在这个角落做针线活，缝制枕头与毯子。如今我站在这里，心里想着，对于这幢她当家作主半个世纪的大宅，她会如何看待？

从厨房拆下来的一块大理石板，斜靠着走廊上的一堆瓷砖，旁边是几块碎裂的门挡。两扇旧窗靠着餐厅的墙壁，旁边是一副坚固的百叶窗，颜色是大宅窗户原本的绿色，我非常喜欢。芭希雅那个年代留下的事物，大宅触目皆是。

芭希雅的秋天也是马佳永的秋天。没有人能否认，整个镇正逐渐衰败没落，但是她对变化没有什么话可说。她年事渐长，几乎不再离开大宅。她何需离开，大宅已经是她的世界，到处都是她缝制的靠垫与窗帘。她特别喜欢白色，看起来很干净，而干净是她最重视的美德。不过有时为了点缀，她会把布料浸在茶水里，染成淡淡的褐色，绝不会太深。

对芭希雅而言，外面的世界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她最熟悉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伊斯伯大宅的房间里。埃利亚·迪亚布大主教备受喜爱的肖像，依旧挂在大宅最显眼的地方，是过往时日仅存的文物。伊斯伯经常看着老友的肖像，心怀喜悦。这位教士和许多人一样离开马佳永，但是他的告别特别有意义，肖像上还写着：“勿忘我。”芭希雅或许也是靠这句话活下去的。大宅里，伊斯伯似乎无所不在，阳台上，书桌前，在起居室抽水烟。芭希雅的子女也是无所不在，有一回她告诉女儿，她一直可以听到厅堂传来子女的声音。那么她是否听到自己在子女年幼的时候教他们唱的一首儿歌？

“哦，莱拉，哦，莱拉

哦，莱拉，她的眼睛举世无双

她的眼睛拥有魔法

哦，莱拉，哦，莱拉”

过去，她每一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等候贝都因妇女送来面包，然后为瑞伊法和拉提巴做奶油与糖三明治。现在，两个女儿去到世界的另一端，只能通过书信描述她们的人生。

芭希雅会在秋天腌橄榄，尽管她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有没有在罐子里放柠檬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后，她的心智还是相当健全的。她待人和善，自尊自重，在镇上相当受人敬仰。她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煮咖啡，端到阳台享用，欣赏白色、蓝色与紫色的绣球花。她坐在阳台上，邻居对她仔细打量，觉得她比实际年龄年轻。她有时会暂且放下早晨的清洁工作，与阿布拉家的两个外甥女罗琳达和瓦达德闲聊，她们和丈夫住在楼下。她有时也会与邻近基地的军人交谈。大宅永远整理得一尘不染。她跟丈夫一样节俭，伊斯伯留下一笔钱，瑞伊法与纳比也会寄钱回来，可她省吃俭用。但是她对大宅很舍得花钱。她买东西时也像丈夫一样，会问一大堆问题，务必要争取到最划算的价格。她会仔细检视各种商品，让店主很不耐烦。

白天的时候，哈利姆·苏卡里赫会帮芭希雅送来蔬菜、水果与肉品。园丁阿里快中午时上工，帮助日渐年迈的她料理植物，照顾她的石榴与橄榄，采摘芫荽与薄荷，浇灌她的菜园。他十分英俊，一个眼珠的蓝色比另一个更淡一点。戴着黑色头巾的侯赛因为芭希雅送来煤炭，也当她的杂务工，任何东西坏了他都能修。只要是来到大宅的人，芭希雅都为他们烹调精致的午餐。到了下午，接近傍晚时分，她坐下来钩针、编织、刺绣，她身边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她亲手做的，甚至包括那些非常精美的桌布。每年圣诞节假期，她会编织毛线上衣，送给她最喜欢的亲戚的小孩。

每天早上，她擦净煤油灯的玻璃灯罩，并在夕阳西下时点灯。晚上七点，有时候更早，她就要准备就寝。她后来搬进纳比的房间，这等于是不甘愿地承认儿子再也不会回来。至于她原本的卧房则租给驻防马佳永基地的军官，他们多半会待上一两年，然后调往别的地方。随着她日趋老迈，基地的军人成为她的帮手与守卫，但她还是独居。当煤油灯在她睡前熄灭冷却，保护全家免于危险的她再也听不到往昔伴她入眠的声音：儿女的窃窃私语，丈夫在另一个房间的脚步声。

到最后，危险终于消逝，芭希雅的大半生也随之结束。

过去几个月来在大宅工作的人，阿布·贾西姆是我最欣赏的一位，我甚至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之前便对他有了好感。

阿布·贾西姆一头卷发，身材粗壮，笑容之中带着一抹哀伤。他喜欢炫耀自己的英文词汇，但也只有大约十个字，让他不断重组，语无伦次，例如：“这里，三个，门，非常好。”我笑一笑，以阿拉伯语问他：“你好吗？”他会回答：“很好。”

他永远是个怀疑论者，每当他看着大宅的黎巴嫩师傅虚张声势，眼中总是会闪过一抹看透对方的神色。尽管如此，五月的某一天，他还是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他居然表示大宅整修工程的剩余部分完工有望。他的乐观振奋了我，因为当时大宅楼上的状况仍然有如一辆汽车遭到彻底解体，几百个引擎零件散布在车道上，没有人想把它们组合起来。如果“凌乱”只是不够整齐的意思，那么大宅楼上应该是“混乱”，而且是从入口就开始，一块一块凝固的焦油、残破的窗框、被凿缺锤打的石块，集合起来欢迎人们光临。

但是阿布·贾西姆也说对了一件事，我必须承认：大宅还有许多事要做。尽管我对即将来到的工程最后期限满怀挫折感，我会想象伊斯伯在自己的老房子中踱步。我想到当初兴建大宅的石匠与师傅如何搬石块、铺瓷砖、强化阳台、架设生锈但精致的铁栏杆。我很想知道伊斯伯会不会像我这样，让延误与失望引发满怀的焦虑。我看着大宅内外的石块，现在已清理干净，缝隙间涂上新的灰泥，泛着最柔和的米色。我们决定让餐厅与起居室的石块露出来，不要以水泥覆盖。这是一种创新的做法，我的创新：石块原本是不外露的，但我觉得它们很温暖，散发出一种恢弘的美感，一点都不输大理石地板或者三重拱门。我走过起居室与餐厅，知道他一定会感到骄傲。我的祖母离家时才十二岁，从不曾对大宅产生这种感觉。她怎么可能有感？她要在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园。

这些布料服饰店的照片有某种一致性，它们由瑞伊法、阿卜杜拉、两人的亲戚，以及其他的黎巴嫩移民开设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偏僻城镇，像是德克索拉、林赛、布林克曼、斯奈德与塞尔，有些不久之后就衰败成鬼镇。照片的灰色背景转为泛黄，彼此很难区分。店内的地板永远是木板或者混凝土，柜台至少有一列会铺上玻璃，一定是与墙壁平行。靠近天花板的货架上放着行李箱，下方是一匹匹布料，折得整整齐齐的纺织品，一盒盒的鞋子、化妆品、针线等等。成衣挂在衣架上，毛皮翻领的大衣覆盖着桌子。阿卜杜拉的兄弟米克巴尔经营的商店，张贴着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广告，上面有他引以为傲的字迹，其中一幅写着：“价钱无比公道。”

几乎每一位移民都是自信满满，马佳永人天生的精明干练，加上他们放下一切、背井离乡、追寻未知的决心。没有任何事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事千真万确。移民每天长时间工作，展现出聪明过人的一面，有时可以从他们狡狯的眨眼看出。一位很有生意头脑的黎巴嫩裔商人在柜台旁边放了一把扫帚，每一位顾客结账的时候他都会把扫帚算进去，如果顾客事后发现，气冲冲地回来理论，收银员会指一指扫帚。

“你买了这把扫帚，为什么不带走？”

家

马佳永的广场区还有另一幢无人居住的老房子，也是大型庄园，比伊斯伯大宅更具规模，开车行经大道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它。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教训：如果我们不整修伊斯伯大宅，这就是大宅的命运。

一天午后，太阳即将西落，我来到这座面目全非的废墟。它一度富丽堂皇，现在却无人闻问。石块色泽黯淡，完全不像伊斯伯大宅的石块，蓝色、灰色、棕色，鲜明生动。百叶窗的绿色已经消褪，铁栅栏锈痕斑驳，不过还算完整。大门没有上锁。它诉说着时光飞逝、忽视与羞辱。屋内一片寂静，唯一的声音是外面的噪音，从街上传进来，毫无阻隔。多年以来，我是第一个踩上屋内尘土的人，而尘土也已累积多年。前任屋主是一位国会议员，20世纪90年代死在任上，他留下的唯一印记是墙上的涂鸦，似乎也已年代久远。

涂鸦写着：“暴君坐镇在此。”

离开这幢房子之后，我的老房东米歇尔·法迪西走出自家经营的商店，跨越街道来找我。我以为他要催我交上个月的房租，他提醒的方式向来有如哑剧表演，从来不直接提钱的事：坐上他的奔驰轿车，手臂伸出窗外，手指相互搓动。

这一天他告诉我：“这间房子过去很热闹。”我们站在路边潮湿的碎石堆上，旁边有一棵枝叶凋零的无花果树，再过去几米就是老房子的大门，“客人们就像蚂蚁，就像尘土聚积在地板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老房子还是门庭若市，选举前尤其热闹欢畅，各大政党会举行晚会，饮酒唱歌，跳狄布开舞，到凌晨还欲罢不能。他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据他所知，接下来的几年，房子的产权转移给议员的二十五个亲戚，对于房子要何去何从，是要卖掉、重建或者等它垮掉再说，没有任何人能够达成协议。米歇尔指出：“继承权的问题，谁能够解决？”

米歇尔年轻的时候，这一带的民众会到马佳永来采购，从灯具、厨房用品、珠宝到汽车零件，甚至冰淇淋，老习惯至今犹存。尽管马佳永从很早以前就开始逐渐没落，但它仍是整个省的中心，因此成为人们必来之地。米歇尔开始回顾马佳永那段岁月，每一间房子都有人住，面包店到中午就卖光。广场周边都是商店：裁缝店有七家，鞋店有四五家，理发厅有十几家。当时的教士会访问每一个家庭，帮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疑难杂症。但是现在，教士坐在教堂上方的寓所，和小区的联系已经断绝。整个地区的重心已经转移，一边是转到纳巴泰，在通往贝鲁特的路上：另一边则转到哈斯巴雅，在一条不确定通往何处的路上。

马佳永的地位被国界颠覆，价值被时间贬损。最让它感到羞辱的是，远在大道之外的许多小地方，如今都蒸蒸日上，例如基拉村与克拉亚，原本都是默默无闻的村落，只有与马佳永的大马路相形见绌的泥土路。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人会问通往马佳永的路怎么走。经过广场，通过坟场，来到大道前方，走到伊斯伯大宅时转弯。

米歇尔说：“对马佳永来说，真丢脸。”

我问他，你还喜欢这个地方吗？

“它是我的城镇，我怎么能不爱它？但是我必须工作，如果在这里找不到，那就非离开不可。难道要我从墙壁后面挖钱出来？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这里工作，完全不愿意。他会回来吗？不会。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人们关门、上锁、离开。“真是受够了，我们去美国吧。等到这一代都死了，谁来取代他们？不会是我的儿子，也不会是你的儿子。你认识海瑞拉医生吧？他越来越老了，等他过世之后，他的孩子会回马佳永生活吗？一个都不会。”

去美国。这句话说来勉强，却打中我的心事。马佳永与它离散子民的关系充满冲突，我从米歇尔的话语中听出一丝苦涩。马佳永人对于本地子民的成就感到骄傲：波斯湾地区的胡拉尼家族，还有移居堪萨斯与俄克拉何马的几乎每一个家族，沙迪德、奈菲、萨玛拉、法尔哈、洪西、拉哈尔、沙布尔，都累积了可观的财富。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杰出子弟的贡献，例如已故的迈克尔·迪贝奇博士，就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心脏外科专家。巴西也有许多马佳永子弟，而且成就斐然。但是马佳永人对于杰出子弟的背井离乡还是带有一丝怨怼，因为这些人都不肯回来。过去有海外侨民返乡的时候，马佳永人都会热忱欢迎，举行盛宴与庆典。这种阿拉伯风格的欢迎方式，让人应接不暇。米歇尔告诉我：“这里面带有一点骄傲感，对他们与对自己的骄傲感。”希望也是一个因素，马佳永人希望借此让侨民慷慨回报，帮助家乡发展。有一回一位侨民看到自己即将享用的盛宴，只能摇头惊叹，表示他在美国没见识过这种场面：“我不知道马佳永人这么有钱！”

他对马佳永的“富裕”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并没有做任何捐献。

也有一些侨民回来整修房子，可能每年夏季住上二十天。夏季是马佳永市况最繁荣的时候，只是镇民对“繁荣”的标准越来越低。

而且，夏季之后呢？米歇尔很疑惑。

“到了冬天，他们还会来吗？”米歇尔追问，“侨民可能会回到自己的房子住几天，但他会定居吗？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吗？他整修房子，很好。但马佳永需要的是人口，不是整修过的房子。人在哪里？我们需要有人到镇上定居。”

我回来了，拯救了一幢房子，以某个理想之名，向历史与记忆致意，不在乎受到误解。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我终将抛弃它，无论它再怎么功能健全或者美轮美奂，我都只能留下一座遗迹。每当这种事发生，马佳永这个社会又将没落几分。

过去伊斯伯大宅虽然年久失修，还是有人占住。这些占住者再怎么讨厌，都还是当地社会的一分子。相较之下，我会在大宅暂时居留，但是永远不会长住，也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个地方。米歇尔点点头，好像解读出我的心思。

他以阿拉伯语说：“只见石块，不见人影。”

几年的岁月无法抵消几个世纪。对于既有的一切，需要好几个世代才能够削弱。

马佳永人的主要信仰是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因此在教育和观点上更接近英国与美国，而非法国。美国传教士在马佳永一直很有影响力，在1867年创立了一家清教徒学校，虽然被传统的东正教士视为异端，但还是做出重要的贡献——普及英语。就好比耶稣会在贝鲁特与黎巴嫩山脉地区，培养出一个熟稔法语的受教育阶层。多年以来，有一位美国传教士一直备受敬仰，有如圣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波斯特是一位医生，留着先知一样的胡子，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外科医学与植物学，他来过马佳永几回，为贫穷、病重而无法远道求医的村民动手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占有巴勒斯坦，马佳永的亲英美特质也变得更加明显，这不足为奇。为了配合英国人划定的边界，奥斯曼时代的联系与路径因而改变转移。许多马佳永人却仍忠于旧日祖先留下的路径，前往巴勒斯坦与更远的地方。在马佳永，很难找到哪一个家庭与巴勒斯坦毫无关连。芭希雅·阿布拉有平辈亲戚住在海法与伯利恒；还有一个姐妹住在贝森，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当地居民遭到驱逐，大举逃亡，基督教徒则是被强制迁徙到拿撒勒。原住民离开，地名也随之改变，贝森变成贝特谢安。以色列建国之后，马佳永与巴勒斯坦的核心联系永远断裂，结束一段横亘数代的年代，一个只有边疆、没有国界的年代。

没有人可以否认马佳永的没落。巴勒斯坦消失了，马佳永各个家族在胡拉山谷的土地化为乌有；它的腹地过去曾在海法、耶路撒冷与加利利为它提供商机，后来也不可能延续。伊拉克石油公司没有任何新的工作机会可提供，学校也没有教职空缺。有些家族从外地回来，有些踏上冒险的旅程，前往美国与巴西。1967年，与马佳永关系密切的霍兰，伊斯伯·萨玛拉曾经漫游的地方，也和马佳永永远隔离。以色列在那一年占领戈兰高地与库奈特拉，将原本位于交通要塞的霍兰变成渺无人烟之地。对外道路已然断绝，阻碍重重。每天来回的出租车停止营运，追求财富的商人也裹足不前。当时内战还没有爆发，但是咖啡厅的闲聊已经是人心惶惶，浮现不祥的预兆和阴暗的预言。即将降临的是内战带来的恐怖与不公不义，现代中东地区史上最恶劣的罪行，地名与时间至今撼动人心：1982年，萨布拉、沙提拉和泰拉札塔[1]。

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见到卡里姆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贝鲁特。他依照习惯，定期与我联络，晚上打公用电话找我，因为那个时段比较便宜。有一天他在电话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在滨海公路上健走！”他再一次恳求我帮他留在马佳永的花草树木浇水，一直问：“我这样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其实他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他又说：“我找你是因为你热爱植物。”

夏天来到，卡里姆终于回到马佳永，我在他可爱的小花园等他，周遭是柠檬树、柳橙树与匀称的橄榄树；石榴树悬挂着浑圆的红色果实，有如美丽的珠宝。

卡里姆和我打招呼，照惯例抱怨我很少打电话给他，不过还是开心地欢迎我，“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有手机，那就好联络了。”他也向我保证，“我这个人最灵活，不拘一格。”

他上下端详我，眯起眼睛，撅着嘴说道：“信不信由你，我很想念你。”

他给我三个吻，一个大拥抱，问我是否变胖了。

“我很想念你。”他又说了一遍，快乐地哼起歌来。

一如往常，他准备了礼物：自己做的碎薄荷、一个黄色盖子的空瓶子（“为你的厨房增添几分颜色”）、防蚊液、两个看不出是梨子或茄子造型的淡绿色碗，他说：“可以装鹰嘴豆之类的东西。”我礼尚往来，送他一整袋卫生用品：保湿乳液、银宝善存、治疗关节僵硬的营养补充品。

礼物交换完毕，我们绕行花园，边走边谈，天南地北，节奏飞快。他指着自家的橄榄树，有些枝丫被尚未清理的残雪压低。他对自己的克莱门柑橘树非常骄傲，树上开满了小白花。他还夸耀说：“等你看到石榴再赞美吧。”接下来卡里姆一如往常，谈起政治，他预言战争即将爆发：以色列和美国同一阵营，对抗叙利亚与伊朗。他突然大声说道：“啊！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一天卡里姆来到大宅，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赞叹不已，我知道那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似乎看得目瞪口呆，声称我的黎巴嫩根源正在显现：“这些根源会逐渐流露，你以为这里是美国？这里是黎巴嫩。”他又撅起嘴唇，摇头晃脑，检视大宅的每一个角落，“我打从心底为你高兴，为你感到骄傲。”

不过他还没有高兴到可以不发表批评的地步。

大宅外侧一道墙上，为什么会有一块灰色水泥？房间里的灯具也太难看了吧？花园是不是应该再撒一层土？客厅的瓷砖为什么不再擦亮一点？“哦，拜托，安东尼，你一定要这么做，你一定要这么做！”没完没了，直到他最后说道：“我真的真的为你感到骄傲。你很有品位。”于是我才了解，他的批评其实不是建议，而是恳求，恳求我承认他也有品位。

我们坐下来，饮用海瑞拉医生送我的私酿草莓酒，举杯互敬。

卡里姆到来之后，马佳永变得不太一样，连气温都似乎升高了几度，空气仿佛变得可燃。尽管卡里姆也出身马佳永，但他一直无法与家乡真正契合。无论他对霍兰家族与在地家族的古老世仇有多着迷，马佳永实在是一个小地方，让他施展不开。他的教育程度太高，为人太慷慨。他耽于享乐，看尽大千世界（他曾对我说：“我坐过灰狗巴士，搭过飞机，乘过火车，到过印地安人保留区。”），马佳永无法达到他的期望，永远无法。马佳永的居民也是如此，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见过的世面远不如他，对他也不够尊重。

卡里姆的孤独与拒绝盲目崇拜，还有他的热情，让我深深被他吸引。但他的政治立场则不是这么回事，他似乎很喜欢刺激我，经常提出最具争议性的政治立场。

他说：“我受不了什叶派，受不了真主党，受不了纳比赫·贝里，受不了侯赛因·纳斯鲁拉。”就算是标榜中庸温和的什叶派，在他眼中也是真主党的同路人。这时他突然沉默，瞄一眼隔壁桌。

“那个人是谁？说不定是个什叶派。”

“卡里姆，你不担心黎巴嫩的事吗？”

“不怎么担心，我认为各方会停战休兵。”

卡里姆的沙文主义立场似乎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很悲观，对黎巴嫩的一切感到幻灭，语调忧心而虚无。他先前对我说：“我对黎巴嫩人再也没有好感，真的，我受够了他们。我受够了，我们受够了。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局势充满无力感。”不过他造访大宅的那一天不太一样，他似乎已经豁出去：如果人们都拒绝接纳他（一个始终不曾真正归属黎巴嫩的人），那么他也不会接纳任何人，包括什叶派、所有的穆斯林，甚至包括马佳永与在地家族作对的霍兰家族。我觉得他成年之后的人生，在黎巴嫩的战争与和平之间度过，让他变得很不快乐。对于他的幻灭，政治恐怕只是一种隐喻。他和许多同世代的东正教徒一样，年轻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至于现在，他告诉我：“我只主张黎巴嫩至上。”

那么他的马佳永呢？我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正迈向死亡。”

“不，不，不要这样说。”他恳求我，音调越来越高。对于马佳永的生存，他似乎仍然怀抱信心，或者至少必须相信，相信马佳永总有一天会恢复它四通八达的地位。马佳永拥有辉煌美好的过去，它值得生存下去。至少这是卡里姆的信念。他并指出，马佳永是巴勒斯坦、叙利亚与约旦的交会地，马佳永人会到海法、库奈特拉、大马士革与贝鲁特工作。20世纪20年代的马佳永，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都超过哈斯巴雅与纳巴泰。卡里姆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再度到来。

我摇摇头，告诉他：“我们已经等了六十年。”

他回答：“马佳永仍然是我的故乡，我的根，我的源头，我的身份。在贝鲁特的时候，我并不是贝鲁特人。”

“马佳永也是我死后要归葬的地方，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大、很美丽的坟墓。”

真正重要的不是马佳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未来和平是否降临；重要的是它的过去，一个派对、飨宴、宾客、礼拜天招待四十人午餐、每个人都在欢笑的地方。卡里姆有他自己的马佳永，无论我如何预言这个城镇的衰败，他永远不会放掉自己对马佳永的回忆。他似乎是在说，才不要管那些人，反正他本来就没多喜欢他们，但他还是热爱他的马佳永。

“你死了之后，马佳永会变成什么样？”

“我何必操心？”他笑着说：“我死的时候，大家都去死吧！”

一年又一年，阿卜杜拉搜集美好的回忆，值得不断想起的回忆。他的漫游生涯已经结束，开始他自抵达美国以来最安逸的生活。他的脾气始终火爆，但是他非常喜欢唱歌，尤其是当亲朋好友聚在家里，品尝苦涩的阿拉伯咖啡，饱餐腌得恰到好处的米克塔。他手上似乎总是拿着烟。小孩围绕在身旁时，他会要他们拔他的白头发，一根白头发换一分钱。他整夜欢笑，以他甜美而深沉的声音娱乐宾客。

阿卜杜拉不像妻子瑞伊法那么勤劳。他喜欢玩乐，她正经严肃。他喜怒无常，她按部就班。他会在客人面前夸赞妻子，让她困窘难安。瑞伊法像父亲，担心祸从口出，宁可保持沉默。就像照相时要摆姿势，但也要不动声色。她会说：“就算你有什么优点，也不要谈论。其他人会谈，但是自己不要谈，什么都别说。”阿卜杜拉听到这些话，总是不屑一顾地挥挥手。瑞伊法在杂货店工作，他在户外劳动，照顾他引以为傲的果园与乐在其中的花园。果园里的葡萄藤长得很茂盛，虽然果实并不甜，但是瑞伊法会拿叶子做成一道美食。阿卜杜拉会嗅闻花香，樱桃花、梅花、桃花与杏花，一边闻一边告诉儿女，他想象自己回到马佳永一座山丘的山麓，对着赫尔蒙山，让凉风吹拂着脸庞。

[1] 萨布拉与沙提拉是贝鲁特西南市郊的难民营，收容许多巴勒斯坦难民与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穆斯林难民。1982年内战期间，此地遭到报复性屠杀，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人。泰拉札塔则是贝鲁特东北市郊的难民营，1976年内战期间由于基督徒势力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冲突，导致此地有将近三千名巴勒斯坦难民遭到杀害。

更糟的时刻

距离大宅完工的时间只剩几个星期，阿布·金恩负责赶工。

眼前的主要工程是通往大宅入口的楼梯，有点复杂。两条走道相互垂直，高度不同，要在楼梯处会合，再上升三级。两个圆圈以四十五度角连接，长度也各不相同。我的两个表亲分别是工程师与建筑师，他们合作画下精细的蓝图。

阿布·金恩没时间弄这些细活（他第一次看蓝图时虽然假装专心，但是图却上下拿反了），他要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用粉笔画蓝图，结果很快就磨灭掉。他在做出承诺的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动工。尽管每天似乎都是错误的开始，但他显然不以为意。

一点也不。

他测量楼梯长度，照计划应该是二百二十米长，结果只有二百一十七米。

他用阿拉伯语大喊：“正确！”

然后他把水平仪放在他浇灌的混凝土上，判断水平程度。液面的气泡移到最左边，显示平面严重倾斜。

“很好！”他骄傲地大喊，虽然很不合时宜。

法迪上工，负责磨亮客厅、餐厅、厨房与卧室的瓷砖。然而到了第三天，他表示无法继续工作，除非我能供应足够的电力，让他使用他的工业级装备。我很忙，因此请他直接找电力公司，而且是拜托他去。但他婉拒，表示自己不是马佳永人。阿布·金恩也不想去，他提醒我，大宅是在我的名下。所以我只好去了，十分钟之后，电力供应恢复正常。法迪说太棒了，但他还是希望等马利克铺好所有瓷砖再开始工作。马利克摇摇头，他从邻近的希亚姆订的两个门挡还没送来。他顺便提醒我，他的海绵不够用。阿布·金恩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他希望马利克先铺好走道的瓷砖，然后才要进行楼梯工程。可是马利克要等阿布·金恩灌好混凝土，才愿意开始铺走道的瓷砖。在这么多折腾之后，还是没有人知道楼梯会是什么样子。

明智的人都会接受显而易见的事实：休假即将结束，在我离开马佳永之前，大宅整修工程不可能完成。但是明智不是我思考的特色，我不断告诉自己，大宅一定可以如期完工。如果有谁比阿布·金恩更让人难以忍受，那个人就是我。黎巴嫩南部的电话线路一团糟，电信业者不肯用心维护网络，而且以色列军方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可能都会进行干扰。但我还是不放弃，用一部电池盖不见了的电话机打了几十通。我联络马尔万，问他什么时候把门送到他的工作坊油漆。我联络托玛的表亲，问他有没有适合大宅墙壁颜色的油漆：淡玫瑰红、石头色、米白色。我联络并恳求纳西卜把修复的铁栅栏送回来，安装到阳台与窗台上。我每天都问拉姆齐，木质天花板什么时候才能做好，他想让我轻松一点，不断告诉我他会在期限内做好，但期限一延再延。木匠卡米尔的延误更是严重，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每一个期限都延误的概率有多高？后来他干脆告诉我没办法上工，因为一个刚出生的表亲夭折了。

我用阿拉伯语说：“真主怜悯他。”然后立刻追问卡米尔，能不能派他的埃及学徒舒基过来，大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打电话到贝鲁特一家公司，敦促他们赶快做好大宅的窗户、百叶窗和拱门的木质窗花。我恳求西顿的一家公司，赶快来铺设另一间卧室的镶花地板。他们是来施工了，但抱怨说阿布·金恩铺的水泥地板不及格。阿布·金恩反应激烈，大声抗辩，用手抚摸着地板的沟槽，无比得意。

“平滑得像丝绸一样。”他坚持。

接着我的沙迪德家族特质爆发了。

托玛和阿布·金恩又吵了起来，一如以往，导火线是钱。阿布·金恩坚持避免花钱，一分钱都不肯多花。但是托玛对我收费就没那么节制，再琐碎的工作都会成为名目。连开几分钟的车去看石模做好没有，也要跟我收油钱。今天托玛和阿布·金恩的争执焦点是水泥，托玛要阿布·金恩再买一袋，但阿布·金恩坚持楼上还有多的水泥。一个说“我们需要更多”，另一个说“我们的存量足够”。争吵没完没了，但两个人说的话都一样，只是声音越来越大。

“够了！”我大吼一声。

我从口袋掏出皮夹，丢在地上。

“自己拿钱去买。”

我的大发脾气也让托玛暴怒，他立刻走开，边走边咆哮；阿布·金恩也一样。我的口不择言加上一个脏兮兮的皮夹，引发一连串效应，感情受创、自尊受伤，那天的工作就这样结束。其他人试图调停，祈求上天帮忙，煮和解咖啡，但是都没有用。

乔治开着他的破旧白色奔驰轿车来了，他为这部车取了一个名字，来自他情有独钟的一名妓女：贾米拉。

“怎么啦？”

就算是在最绝望的时刻，乔治还是会让我微笑。我拍拍他越来越大的肚子，问他：“预产期什么时候？”引来哄堂大笑。

大家七嘴八舌报告情况之后，乔治要当调解人。

“安东尼，乔治每天跟你说什么来着？乔治在马佳永工作，在那边的工地。”他指着镇上的大道，“只要有问题，打电话给乔治，乔治会帮你解决。安东尼，乔治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生气，不要让脑袋受伤。”

我们坐在橄榄树下，枝丫布满果实。

“乔治直话直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只走直线。乔治会帮你做好，而且不收钱。打电话给乔治就对了。乔治会做的。”

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但还是感谢他的心意。我跟祖父一样，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和乔治又谈了一会儿，我答应他，不会再对任何人发飙。

“你的酸奶够纯吗？”乔治用阿拉伯语问我。

意思是：我是不是真的心平气和了。

我点点头：酸奶是纯的。

乔治离开之后，阿布·金恩在我耳边低声说：“叫他去死！”

但是第二天，托玛、我跟阿布·金恩都不再提买水泥的事。

五月的某一天，我去拜访海瑞拉医生。我自己做了一张CD，收录伊拉克乌德琴大师拉希姆·奥哈吉的歌曲，送给海瑞拉医生表示感谢。我问他是否安好，他原本想说还好，但是脸庞闪过一丝疑虑，终于说了实话。

“不太好。”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的脊椎下半部（以他的术语来说是L4，第四腰椎），痛苦非常剧烈，似乎令他起了变化。他浓密的灰发仍然中分向后梳，有如默片时代的演员，或者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纨绔子弟。但是他的脸色变得更黑、显得更长，我感觉他更衰弱了。他的步伐迟疑，反应也慢了下来，不像先前在我那边修剪梅树时那么灵敏。

海瑞拉医生身边坐着一位什叶派的家族朋友阿里，他来自邻近的村庄，带儿子做身体检查。阿里转身对我说：“再也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人。”边说边朝着海瑞拉医生点头。这对父子离开时，海瑞拉医生完全没提费用的事，拍拍小孩的屁股，这是我认识他以来，头一回看到他如此轻松俏皮、活力十足。

伊万卡送上咖啡和一盘深红色的梅子，味道非常甜。海瑞拉医生让我看一张照片，是他为孙儿金恩制作的布祖基琴，金恩今年要过四岁生日。这把布祖基琴是用野生梅树制成，琴把是黑色，琴面颜色较浅、质地较脆，底部是一个葫芦。琴身刻着一行阿拉伯文：“爷爷送给金恩”。

我的手机响了，又是一则黎巴嫩危机的短信。僵局转变为新的紧张情势，有谣言传出，反对派策动的贝鲁特大罢工将会引发暴力冲突。海瑞拉医生也听过同样的说法，非常不高兴。

他说：“我们变成那些人的舞台，让他们任意演出。”

“海瑞拉医生，内战会再度爆发吗？”

“这由不得黎巴嫩人做主，做主的是外人。我们沦为战争的工具，他们利用我们。”

连续几个礼拜，我请求海瑞拉医生让我看他从1990年开始收藏的盆栽。他终于拗不过我，让我一睹为快。首先看到的是他和我到吉布奇特买的铺地蜈蚣，他已经修剪过，用铝线缠住枝丫，塑造出他想要的形状。他介绍一盆又一盆植物，像目录一样仔细描述，他对自家的花园也是如此。他的话语流露一股满足感与成就感，谈到这些小小的植物，就好像谈到他制作的乌德琴。花园里有一株种了两年的紫藤，还没有被他完全驯服。此外还有一棵阿拉伯胶树、无花果树、杏树、茉莉、无刺玫瑰。手机里的黎巴嫩危机短信让我分心，他说：“你看。”他指着一棵野梅树、一棵树干直径有如啤酒杯的茂盛橄榄树，还有花园中最老的树：一棵十年树龄的樱桃树。海瑞拉医生谈这植物的时候，似乎仍把自己当成一个刚入门的园丁。他说，一株盆栽至少要十年光阴，才能培养到完美的状态。

我心想，十年，他的铺地蜈蚣才种了几个星期。

他说：“有些盆栽可以养到一百年、一百五十年，原则就是要有耐心。”他和人谈起自己的三十种花草树木时，对方总认为花那么多时间不值得，他告诉我：“人们做什么事情都想速成。”但他知道这种时间投资的意义，有时候光只为了决定要种什么，就得花上两三年时间。他说：“我怕自己会把植物宠坏。”

我们安安静静站着，看着植物细致又精确的姿态展现。

“有如一种沉思冥想，”海瑞拉医生说着说着笑了出来，“我把植物当成活生生的事物，对每一株都感到同情。尤其是你自己亲手种的植物，如果几年之后死去，你会觉得失去了一样和你互动的东西，那种感觉很不好。”

我的手机又响了，另一个世界侵入，我必须离开。

我看得出来，海瑞拉医生越来越容易疲惫，他说医生建议他用吗啡止痛，但他拒绝。他以看诊的口气告诉我：“这时候用吗啡并不明智。”身为一位医生，他很清楚自己的病况：“如果我现在就用吗啡，以后怎么办？我会需要别的止痛药。”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日后的情况。

“还会有更糟的时候。”

照片上写着“温菲尔德照相馆，俄克拉何马市”，以草体字母写在右下角。照片的主角是三十来岁的瑞伊法，虽然年轻时的模样已经有点走样，但还是风韵犹存。她的头发剪短，做了造型设计，向后梳理。她的脸庞则变得有些沉重，过去无比细致的肩膀与手臂也是如此。但是在这张比较晚近的照片中，她的一个特征让人念念不忘：眼睛。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仿佛看着远处，那是一种透显出苦难的距离感。在我看来，深陷战争中的人、暴力与损伤的受害者、见证过太多事情的人，都会透显出类似的情感。瑞伊法还算年轻，有五个小孩，已经历过不少让她不堪回首的事。

1942年1月，瑞伊法和阿卜杜拉定居俄克拉何马市，这是他们离开黎巴嫩之后第一次安顿下来。拜畜牧业与发现石油之赐，当地欣欣向荣，俄克拉何马市本身就有油田。瑞伊法和阿卜杜拉也有小小的贡献，盖了一间里面有杂货店的房子，把几个房间租给药剂师达克·罗伊开药局，房子后方是阿卜杜拉引以为傲的果园。这房子朴素、简单，然而对流浪多年的他们而言，却显得相当豪华。

后来阿卜杜拉开始抱怨健康问题，曾到俄克拉何马州肖尼市的退伍军人医院检查身体。有时候到了晚上，他会躺在床上，唱着年轻时学会的阿拉伯文歌曲，曲调悲伤，也是他对痛苦消失的恳求。然而在1942年1月的那一天，他无病无痛，歌唱欢笑，在杂货店里谈笑风生，洋溢着幸福感，快步走过果园；尽管树枝染上灰色，有如空疏的蜘蛛网。他心情轻松，侃侃而谈，和瑞伊法、儿女以及顾客都相谈甚欢。

夜幕低垂终结了他的暂时缓解，他突然惊醒，觉得消化不良，胸口出现恼人的疼痛，会让人屏住气息，期盼痛苦终将消退。情况越来越糟，他告诉瑞伊法：“我很痛苦，我的胸腔好痛。”他的表情扭曲，从床上起来，慢慢拖着脚步，走向隔壁房间。他坐在地毯上，旁边是一个棕色的瓦斯炉。他仰卧躺下来，瑞伊法跟进房间，凝视着黑暗，蹲在他身旁。

“回床上来吧。”她以阿拉伯语请求他。

没有响应，瑞伊法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大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孩子们被吵醒，跑进房间。最小的儿子学电影情节，把父亲的眼皮撑开。最大的儿子才十三岁，拼命想让父亲恢复清醒，然而徒劳无功。瑞伊法搓揉阿卜杜拉的手，感觉越来越冰冷。一辆救护车终于赶到西北十街，但为时已晚。阿卜杜拉·阿亚什·沙迪德，移民、军人、石油工人、杂货店老板、园丁与流浪者，终年四十九岁。

“他死在我的怀中。”瑞伊法永远记得。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午夜，瑞伊法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绪一个接一个展开，金钱、子女、孤独的未来。她走到屋外，大门没关，她一定觉得这房子令她窒息。她在星空之下，人们听得到她的声音。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她以无所求的眼神，凝望着无云无月的冬季夜空，寻寻觅觅。命运仿佛矗立在她面前，她张开双臂。

她说：“上帝帮助我，引导我，帮助我继续走下去。”

大女儿发现她，扶着她回到家中。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之后说：“我要继续开杂货店。”

大宅有许多部分，可以说是我多年来想象的回忆。在马佳永的花园，我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我会想起某一年潮湿的夏天，马里兰州的郊区，慵懒的夜晚，我和莱拉以及当时的妻子在一起，我母亲闲坐在老家的砖造门廊上。我身边长着一丛米克塔，从来不结果，但还是努力在花园蔓延，中间有几株西红柿已经长得比我还高，结实累累的枝条要以铁丝、绳索与木棍固定。萤火虫在黑夜中闪烁。

在我的马佳永花园中，如今有数十株米克塔在地上匍匐蛇行。马利克送我的西红柿已经开花，萨娜娅种了几畦荷兰芹、芫荽、洋葱与大蒜。克莱门柑橘与阿布苏拉两种柳橙树绽出白色花苞，兴致勃勃想要开成花朵。阿布·金恩在花园边缘铺了一列石阶，结果在预料之中，铺得歪歪斜斜。我从步道走下石阶时，听到远方传来宣礼员的唤拜声，那声音孤单寂寥，依稀模糊。唯一会让人想到外在世界的是联合国直升机在空中轰隆盘旋，旋翼制造的声音与其说是噪音，不如说是振动。我想起将近两年之前，来到伊斯伯大宅，发现它被一枚火箭重创。我记得直升机旋翼的声音，便坐在台阶上，试图体会领略这样的情境。

我在两棵橄榄树之间架了一张桌子，这两棵树是伊斯伯种下的，让瑞伊法终身怀念。我的桌面是一块大理石板，来自阿布·艾利旧厨房的料理台，我们很久以前就把那地方拆了。我到同一条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三张白色塑料椅，这天晚上，我坐在树下桌前，凝视远方，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

阿卜杜拉过世之后，祖母的人生在很多方面都一如往常，简简单单。杂货店客人大部分都是赊账，但是阿卜杜拉一死，许多人就来清偿欠款，表示对遗孀和五个遗孤的同情。瑞伊法的哥哥纳比每天晚上都来店里探望。就算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间店还是很不起眼，只有6米到7.5米宽、18米长，但是建筑坚固耐用。瑞伊法拿出父亲在马佳永盖大宅的精神，整修店面时物尽其用，不丢弃任何东西，半块砖也能重复利用，墙壁在七十年后仍然屹立。纳比教瑞伊法的大儿子当屠夫，让他接手父亲的工作，将牛的臀部与后腿以及腹部切成腹腿牛排、T骨牛排、沙朗牛排和烤牛肉，储藏起来或者送上货架。每逢星期六，一位顾客会来买鸡，通常一买就是二三十只。阿卜杜拉的大儿子就得拿刀或者徒手杀鸡，割断或者扭断脖子。二儿子卖农产品，绝不浪费：胡萝卜、小萝卜与芹菜有坏掉的部分就切掉，重新包装；莴苣则剥掉外面的叶子，重新上架。

店内商品没有标价，顾客问价钱的时候，两个儿子会对瑞伊法大喊：“一罐豆子多少钱？”或者“卫生纸要怎么卖？”然后由她喊出价钱，她无所不知。到了晚上，母子三人会围着一个大腹便便的黑色炉子，这个炉子不知烧焦过多少顾客的外套。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到晚上八点，然后打开收音机，听过广播剧《阿摩斯与安迪》之后才上床睡觉。有一段时间，瑞伊法会拿出一本《圣经》，两个儿子轮流念诵经文。

接下来的好多年，这一家人都没有汽车。瑞伊法唯一的社交生活就是招待上门的访客。夏天的时候客人很多，享用丰盛的米克塔。在燥热的夜晚，空气凝滞，孩子们会拖来一张酒红色的波斯地毯，拿出自己的床单，睡在草地上。这时俄克拉何马的黎巴嫩裔小区已经成形，舒克瑞拉牧师在家里举行十一年的仪式，吸引了太多信徒，因此非盖一座教堂不可。他们本来想命名为“圣乔治教堂”，纪念马佳永一座历史悠久、建于十九世纪的同名教堂；但是俄克拉何马市的希腊裔居民已经盖了一座圣乔治教堂，因此黎巴嫩裔只好改用“圣伊莱贾教堂”。1931年9月14日，教堂落成启用，它是一座小小的木造教堂，面宽九米、纵深十二米，工程经费两千美元。教堂内供奉圣伊莱贾与圣乔治两座圣像，后者是马佳永教堂的主保圣人。

每一个族群都需要奇迹，圣伊莱贾教堂也不负所托。1935年11月，谣言开始流传。《俄克拉何马人日报》报道，住在圣伊莱贾教堂附近的贝尔夫妇，还有柯罗斯克瑞夫人，有一天深夜被一阵钟声唤醒。钟声持续超过半个小时。他们无法入睡，于是打电话给舒克瑞拉牧师，拜托他不要在半夜敲钟。但牧师摇摇头，不确定自己是否听不懂对方的英语。他告诉这几个人：圣伊莱贾教堂根本没有钟。两天之后，牧师的邻居又听到钟声，于是他带邻居参观教堂，证明那里确实没有钟。舒克瑞拉牧师和信徒都认为，钟声是教堂主保圣人显现的神迹，他告诉一位记者：“我们已经接到指令，要为教堂添一座钟。”短短不到三个月时间，圣伊莱贾教堂有了钟楼与钟。瑞伊法会在礼拜天听到钟声，她的大哥纳比如今就像她孩子的父亲，礼拜天开车到西北十街，送她到教堂。

以圣父之名

那天我在拜特迈里的伊利亚斯教堂，参加希克马特女儿米亚娜的洗礼。当地有许多罗马帝国与拜占庭时期的废墟，这座教堂就建立在废墟中，俯瞰贝鲁特与地中海，有三棵橄榄树掩映。与周遭景观相比，教堂本身似乎相形逊色，但仍然颇有可观，内部铺着红色波斯地毯，十三排简单朴实的木头长凳，深色木质的祭坛，手工雕刻的藤蔓与花朵图案，还有耶稣基督、众使徒与主保圣人的圣像。

这间教堂建于1872年，圣像排列在墙上，伊利亚斯拿着剑耀武扬威；出身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的圣乔治，面对无所不在的恶龙，他因为拒绝崇拜异教神祇而牺牲。四个香炉低低垂挂着，第五个吊在十字架上，绑缚着象征三位一体的三道铁链。从十二使徒的时代开始，基督教徒就有焚香的习惯，伊利亚斯教堂的正厅也是香烟缭绕，象征人们的祈祷冉冉上升到上帝的所在，被圣灵的恩宠围绕。

焚香的气味让我回到童年，我站在俄克拉何马的圣伊莱贾教堂入口，看着一排又一排蜡烛。教堂虽然是在美国，却传出东方的唱诵，让人想起遥远的时代与失落的家园，拜占庭与君士坦丁堡，带有希腊、罗马、波斯的音韵腔调，还似乎能听见阿拉伯的部落越过叙利亚的沙漠。在拜特迈里的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一阵回音，什叶派穆斯林在阿舒拉节的唱诵声。那是什叶派最神圣的节日，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会在绿、黑、红三色旗帜下前进，捶打胸膛，涌入一座有金箔圆顶与宣礼塔的清真寺。我犹如重返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报道战事，漫步在哀叹的气氛中，看着那些写有圣徒姓名的旗帜，鲜血从字里行间流下，象征他们杀身成仁。

希克马特穿着一件灰色西装，系一条黑灰相间又有粉红色条纹的领带。阿米娜穿一袭黑色宽松的洋装。米亚娜戴着白色的围兜，洗礼仪式开始，从她的表情看来，她真的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她跟我的女儿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大。哈里斯神父蓄着黑胡子，披着一条镶紫边的肩带。另一位教士菲力波斯神父年纪较大，希克马特告诉我：“我爱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以前会来拜访我父亲。”

受洗典礼十分繁复，大部分的东正教仪式都是如此。希克马特家族的女性围绕在婴儿旁边，将米亚娜视为她们的一分子，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女性与这个可爱孩童之间的关系。米亚娜哭了起来，菲力波斯神父也加入女眷的行列，胸口低低挂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十字架，紫色长袍镶上金边。他开始吟唱，声音美好，旋律优美，带有一种温柔，让人想到一个伟大年代的宽容。

神奇的是，米亚娜停止了哭泣。

哈里斯神父卷起袖子，开始进行“圣灵光照礼”，这套仪式一千五百年来没有多大改变，要将老旧而有罪的，转化为新生而纯粹的。神父在米亚娜身上吹气三次，然后在她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以圣父之名……

天气暖和，是典型的春日。洗礼前的几个星期，一天早上，希克马特和我坐在他家的门廊上喝茶。他觉得天气太温和了，于是在两人的茶杯中加了一点威士忌。我们谈到对人的尊重，我才知道他对这个问题有多重视。他告诉我：“你必须尊重别人。”并提出一套我猜是家族传承的准则：尊重别人，不要咄咄逼人，以支持来帮助他人。他说：“一定要对人表示关心，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报你的尊重。”他又说了一遍过去曾说过的一则阿拉伯谚语：“仇人会挖你祖父的坟。”如果你得罪某人，他会拼命挖掘你家族的秘密；在一个弹丸大的小镇，他可以毁灭你。

“归根究底，我们都要接受社会的审判。社会就是上帝。”

“马佳永的法尔哈家族，我了不起的家族。我父亲和他的家族备受爱戴。我父亲很了不起。”他发觉自己的错误，有自夸的嫌疑。他说，去问问乔治·阿布拉，或者阿布·金恩，他们都知道，“我看过几位好父亲，每个人都有父亲，但谁都比不上我的父亲。”

哈里斯神父将右手放在米亚娜头上。

以你之名，真理的上帝；以你唯一的圣子与你的圣灵之名，我把手放在你的侍女米亚娜身上，她值得呼求你的圣名，在你的翼护之下寻求庇荫。

希克马特的父亲乔治·迈特里·法尔哈1906年生于马佳永，在全家七名子女中排行第二，也是唯一有子孙的人。希克马特回忆：“我们是被父亲的兄弟姐妹养大的。那时候，所谓的财富是食物，而不是金钱。是房产与食物。”乔治·法尔哈将长子命名为里法特，希克马特是次子，排行和父亲一样。希克马特告诉我：“你从你的家庭学习到爱，我的父亲爱我们，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因为这么做的人会被我父亲杀掉。”

乔治·法尔哈相貌英俊，身材比希克马特还高。内战之前的马佳永曾经相当繁荣，乔治·法尔哈大权在握。当时，开车到贝鲁特要五个小时，因此马佳永能够比较独立地处理自身的事务。希克马特的母亲回忆，当时镇上还有不少排场很大的人物与家族，当时人们会踊跃参加婚礼，对葬礼也不忌讳。乔治·法尔哈房子对面住的是米歇尔·沙布尔，他几乎已失聪，但还是要听收音机，把耳朵贴近喇叭，音量开到最大。马佳永充斥着各种噪音。

希克马特说：“我们过去在马佳永过得很好。”

内战的苦难岁月，犹如代表马佳永长期衰败的墓志铭。在这段期间，乔治·法尔哈协助保护镇民不被民兵绑架。他对各族群一视同仁，帮助对象遍及逊尼派、什叶派、东正教与马龙派。希克马特说：“我父亲会保护弱者，伸张正义。人们看重他说的话，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内战爆发，希克马特一心想参战。他冲动地寻找武器，但是父亲阻止他，告诉他：“当两个国家开战时，你就把头埋起来。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1976年，乔治·法尔哈带着一家人逃离战祸，来到拜特迈里。他每天晚上就寝之前，都会闭上眼睛祈祷，然后为每一个已经离家的孩子在空中画十字，同时默念：“在迪拜的哈拉，在巴巴多斯的希克马特，在瑞士的里法特。”希克马特对我说：“我相信我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因为他的祈祷。”乔治·法尔哈在1993年因肺炎过世。

“那时候的人很不一样，对不对？”希克马特说。

哈里斯神父展开四节祈祷的第一节，米亚娜开始哭泣。希克马特走开了，就好像是他无法接受女儿的不舒服。神父再度开口。

撒旦，上帝谴责你。

希克马特心中还有另一个模范人物：他的外祖父。老人家出身纳萨拉干谷的奥贝德家族，当地位于叙利亚西部，丘陵连绵起伏，居民以基督教徒为主，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要塞“骑士堡”。据希克马特描述，哈纳·奥贝德是一位高大魁梧的硬汉，留着神气的翘八字胡，但是从来不笑。他有气喘宿疾，希克马特形容：“他呼吸起来像一头狮子。”他也拉帮结派，有一群恶狠狠的党羽。根据传说，一名东正教的主教侮辱了奥贝德家族，于是哈纳决定送出口信：“请你自尊自重。”

主教不予理会，我行我素。

“我的外祖父召集手下，前往基里斯修道院。这间古老的寺院有两座教堂，其中一座有八百年的历史。他吩咐手下，把进出修道院的两条路堵住，好好教训那个主教，揍他一顿，让他崩溃。”

哈纳的手下执行任务，两条路各有十来个人。主教终于离开修道院，被石块挡住去路。哈纳的手下逮住主教的司机，用手枪抵住他的头说：“混蛋，别动。”然后他们对车上的主教大吼：“下来，你这个魔鬼胡须，下来。”

主教乖乖下车，跪在地上，恳求说：“我以哈纳·奥贝德之名起誓，请不要伤害我。”希克马特继续说故事：“其中一个人，是做什么来着？理发师。”他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膝盖，“理发师从袋子里拿出剪刀，修剪主教的胡须，让他变成一副魔鬼的样子。那时候还是法国人统治，没有人敢这样做，但他剪了主教的胡须！”

哈里斯神父又在米亚娜身上吹了三口气。

把潜藏在她心中所有邪恶、不干净的灵驱逐出去。神父每吹一口气就说一遍，米亚娜呆呆看着神父动个不停的黑胡子。

作伪的灵、狡诈的灵、偶像崇拜的灵、贪婪的灵、欺骗的灵，以及所有由撒旦造成的不纯净。

赐予她理性，当成你神圣羊群的一头羊，你教堂的荣耀成员，虔诚奉献的容器，光明的孩子，你王国的继承人。

希克马特在马佳永的家中，壁炉的左边，挂了一帧父亲的照片，右边角落挂着一串念珠。希克马特与父亲都有法尔哈家族特有的鼻子。

希克马特曾说：“马佳永是我父亲的家园，马佳永就是我的父亲。”

希克马特一心要继承父亲身为镇上领导人的遗业，希克马特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获得马佳永的尊敬。他改建自家的房子，成为镇议会的一员，并以父亲之名发言。

他又说了一遍：“马佳永就是我的父亲。”

撒旦遭到弃绝，耶稣基督降临，哈里斯神父要求所有怀着“信仰、敬意与对上帝的畏惧的人”和他一起，向上帝祈祷。

愿她和我们都能免于各种伤害、愤怒、危险与匮乏。

“我接受上帝的赐予。”希克马特问我，“兄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同意吗？”

希克马特谈论上帝对我们的赐予，让我们倚靠。对他而言，那就是家庭、荣耀、名声与尊严。他强调家庭第一，是其他三者的源头。

他曾说：“没有叶子的树，一片赤裸。”

我想到他说的话，看着他站在教堂里，对着胸口画十字。

哈里斯神父毫不疲倦，继续主持仪式，为洗礼的水祝圣。

赐予它救赎的恩典，约旦河的祝福。让它成为永生的泉源、圣洁化的礼物，来减轻罪孽、抗拒软弱，摧毁邪恶的力量，阻断反对的力量，充满天使的力量。

哈里斯神父对着橄榄油画十字，再以十字形倒入洗礼水中，反复三次，然后把米亚娜抱过来。

希克马特和我经常讨论，到底什么才能够挽救马佳永。他和塞西尔一样满怀希望，但我不同。我们谈到风力发电计划，利用吹过利塔尼河谷的强风。他曾想过利用当地盛产的碎橄榄核压制成木料。多年来，他还希望马佳永建立一所学院，甚至是一座大学。

“我们的价值非常重要，不能失落。”有一天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希克马特告诉我，“马佳永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它还拥有这些价值。”他像许多当地人一样，归功于霍兰家族从遥远的叙利亚草原带来贝都因文化，“我们身为基督教徒，基本上也是贝都因人。但我们也了解穆斯林，而且行为与他们很相像。”贝都因传统让马佳永独树一格，希克马特对它们相当推崇。

“你必须在人家家里住上三夜，才能够请对方帮忙或者服务。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然后才能够开口。”

“这些文化要素经得起时间考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家在马佳永的屋子历史比美国还悠久？四百年。听起来或许很傻，但我很骄傲。寻求帮助，提供帮助。不是科技的价值，不是机器的价值，不是钱的价值，而是人的价值。这些事情才有价值，这种文化对我们很重要。”我再为他倒一杯酒，夜深了，他说：“希望它们不会消失。”

哈里斯神父将哭泣的米亚娜浸进水里，一连三次。她不再哭泣，法尔哈家族的女眷露出惊恐的神色，有些人以为她已经停止呼吸，神父要她们放心：“洗礼不会出人命的。”米亚娜又开始哭泣，声音变小，身体仍在颤抖。

他为米亚娜涂油，她很快就换上洗礼服。

上帝是我的光，我的救赎。圣歌响起，典礼接近尾声。我要畏惧谁？上帝是我的保护者。我要畏惧谁？

一天午后，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坐在希克马特家的门廊上，享用葡萄叶裹馅料的美食，还有百里香与奶酪面饼。住在楼上的法希玛送来她自己用盐腌的黑橄榄。

她把橄榄倒进希克马特身后的一个碗里，希克马特转身对着她。

他问：“我父亲是不是一个好人？”

法希玛热泪盈眶。

“你永远不会是你父亲，”法希玛告诉他，但她的话语既不残酷，也不恶毒，“你是个好人，但是你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父亲。”

“人生会改变，”希克马特显然有同感，“我今年五十五岁，四十年前，我一句话就可以让市场歇业。如果有人敢对我如此的话，”他比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人甩他巴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仅我是如此，我的兄弟也是如此。那些人现在哪里去了？”

洗礼之后，我注意到门上贴了一个信封，收信人是纳吉布与纳比·萨玛拉，我祖母的两位兄弟。那是一张水费账单，计费日期是2002年到2008年，要缴1030美元。我和谢比尔开玩笑，单子上应该注明：欢迎光临马佳永。

谢比尔说得更直接：“这是在恶搞你，因为你要整修房子。”遇到这类问题，我总是需要帮助，于是问希克马特可不可以在自来水公司碰面，地点就在我先前租的公寓附近。让我讶异的是，希克马特犹豫了片刻才答应。他从来没去过自来水公司，有点怯生生地走过公司所在的一幢老旧别墅，绕了一圈才找到入口。几个员工坐在外面，喝黑咖啡晒太阳，旁边一幅告示牌写着：“非谈公事者，请勿进入。”

希克马特以优雅温和的口气，想找人问这件事。那些员工大部分低头盯着自己的咖啡杯，有些人看着别的地方，一个人举起手，指一指屋内，里面有一个人，因为无事可做而显得懒散，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

希克马特据理直言。当初房子破破烂烂、无人居住那段时期，为什么要缴水费？凭什么要子孙为先人的账单负责？账单上的名字既然不是屋主本人，凭什么要他付钱？小官员比希克马特年轻，坐在桌子后面，摇摇头，流露政府衙门常见的“被动攻击性”：提供协助等于丧失权力。

在这种地方，每一次交涉都有其微妙之处。希克马特发现小官员来自泰布，这意味着他是什叶派，希克马特怀疑他的政治立场反映出教派立场，八九不离十是真主党的支持者，因此属于反政府阵营。希克马特点点头，开始批评政府，说那些部长如何窃国营私，更重要的是，批评四面楚歌的总理福阿德·西尼乌拉。希克马特希望自己的解读正确，然而这名懒散迟钝、奄奄一息、面无笑容的小官员，唯一的反应就是点点头。

小官员对这番谈话兴趣缺缺，最后终于写了一封信，要我们拿给市长签名。他写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写完后再眯着眼，一句一句检查。这封信只有短短六行，他却写了十五分钟，字迹细小而精确。希克马特大可以离开，避免被羞辱，但是我和他都很清楚，那封信只是一张纸，我还是得交那笔水费。

后来我们回到他家，坐下来喝苦涩的土耳其咖啡。

“政府里面一个不入流的角色，我却治不了他。”希克马特怒气冲冲地问，“你想想看，如果是我父亲那个年代，我们会要交这一千美元的水费吗？”

“希克马特，你父亲会怎么做？”

“我父亲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必付钱。他会直接联络一位部长，不必浪费唇舌。”希克马特摇摇头，用阿拉伯语说“haik”，意思是“就像这样”，像希克马特先前与小官员的谈话。

我们坐在阳台上的一张白色塑料桌前，我们曾在这里度过许多时光。天气仍然凉爽，强风吹过他十五杜南姆[1]的土地，从他家石阶下方向前展开。希克马特和园丁在地上种香瓜，现在已经结出拳头大小的果实，让他非常兴奋。

“希克马特，你父亲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吗？”

他眨眨眼，表示肯定。

“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众，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心态。过去年轻人会尊重老年人。什么都不一样了。‘akhlaq’这个字在英文里怎么说？”我说道德，他继续说：“啊！道德。现在人们的道德就是要当坏蛋。”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马利克、阿塞德、谢比尔都说过，现在轮到希克马特，他原本比其他人都更有信心。对他而言，道德表现在细微之处，“我十八岁时如果在街头遇到一个三十岁的人，我也会把手中的烟熄掉。”

“安东尼，我们对祖父母的事迹都感到骄傲。”希克马特说，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贵族，有地位也有影响力，只要一现身，就足以改变一场对话的语调气氛。他指着隔壁的一间房子，有如宫殿但已荒废的法尔哈大宅，“这一代人，谁还能够盖出这样的房子？每一块石材都值一块金币，一块金币！想一想每一块石材，这就是他们的黄金，他们把黄金留在这里。”

我们继续聊，风势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响，吹过白杨树。身穿白色T恤与绿色长裤的希克马特，从一包“高卢”牌香烟当中抽出一根点燃。

“如果我正在抽烟，一位老人家从眼前经过，我会把烟藏起来。”他又说了一次，“在年长者面前抽烟，是不礼貌的行为。”

希克马特摇摇头，再也无话可说。

[1] dunum，即一千平方米。

返家

大宅的整修工程正全速进行，每一天都非常热闹，让人精神抖擞。几个星期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工程有如一摊死水，把我吓坏了。但是现在情形不同，大家积极行动，有人拿扫帚扫地，有人用铁锹拆卸鹰架。一袋一袋水泥开封，一堆一堆瓷砖打散，模板被抽出，一块一块大理石铺成地板。

工作成果快速累积，每天都有新的房间粉刷好，虽然还没有任何一间真正完工（工作越来越困难，因为我近来才发现：协助油漆房间的托玛是个色盲，尤其是当一个房间要漆成三种颜色时，这个问题就会格外明显）。从不喊累、粗犷令人生畏的马利克负责铺设楼上剩余部分的瓷砖，包括起居室、厨房、餐厅、卧房与阳台。法迪开始清理瓷砖，预计要花许多天的时间。清理瓷砖上的尘土只是初步工作，但已经展现出神奇的效果。图案怯生生地显露，仿佛在挑逗暗示，虽然它们真正的光彩还没有焕发出来。铁匠纳西卜开始安装古色古香、漆上黑漆的阳台铁栅栏，它们是少数从芭希雅那个时代遗留至今的事物。

剩下的工作多不胜数，但必须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有些是很平常的工作，例如安装厨房的料理台和橱柜。也有一些工作相当精细，例如整修拱门，恢复伊斯伯·萨玛拉初建大宅时的风格。我们还必须完成屋顶、油漆房门、建造楼梯、铺设车道瓷砖、固定窗台石壁的铁栅栏、在墙上加涂两层漆、修复客厅中以石膏做成的华丽通风口。一条又一条电源线，蜿蜒行经尚未打亮磨光的大理石地板。起居室里有一个金属大桶，锈迹斑斓，装满污水，从二月以来纹丝不动。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大宅整修工程头一回完工在望。

五月的某一天，我和阿布·金恩开车到几公里外的基拉村，公路沿着以色列边界前进，弯弯曲曲。我们要帮马利克采购瓷砖，他抱怨厨房的墙面歪歪斜斜，很难铺瓷砖；那道墙是阿布·金恩用空心砖砌成的。

阿布·金恩说：“我真应该打他屁股。”有点口齿不清。过去一个礼拜，他上工时都没戴假牙。我们进入克拉亚，阿布·金恩问我知不知道当地居民以前是干什么勾当的。在一趟又一趟的驾车旅程中，这故事我已听过无数次。

我说：“啊！阿布·金恩，他们会把双手放在牛的屁股后面，接住牛粪，然后涂在自家墙上，他们就是这样盖房子的。”

阿布·金恩双手一拍，大笑几声。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快乐。在他眼中，我终于变成一个地道的马佳永人：知道如何侮辱邻居。

我们抵达基拉村，我付了瓷砖的钱，一位员工请我们喝咖啡，我一饮而尽，起身准备离开。阿布·金恩直视着我的眼睛，这样我就知道他还不打算走。他靠着椅背，宛如在自己母亲的家中。他啜饮着咖啡，宛如每一滴的滋味都不放过。一口与一口之间，他会深深吸他的雪松牌香烟，宛如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根烟。烟灰越来越长，宛如在另一种时间的度量中燃烧。

这本皮革封面的口袋笔记本，保存状况可圈可点。封面满是褶皱，毕竟已有五十年历史了，但其他方面都还算完好。它记录了时年五十二岁、孩子都已离家的瑞伊法如何踏上旅程，前往欧洲，返回中东。

瑞伊法启程之前十年，将杂货店关闭。她已经赚进足够的财富，将三个儿子栽培成律师、牙医与医生。她身价不凡，对房地产与投资眼光独到，住进俄克拉何马市最高级的小区。四十年前，瑞伊法还是个饱受惊吓的小女孩，紧紧抓着父亲给她的黄金与母亲给她的珠宝，乘船行经天涯海角。如今她踏上返乡之旅，却是坐飞机回去，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飞行经验。

她的护照勾勒出当年旅程的路线：英国、瑞士、意大利与法国。当年她途经法国，来到并不欢迎她的纽约。她到过的每一站都留下纪录，显示她行经当年离开时国界刚划定的黎凡特地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但国界再度变化。1960年，东耶路撒冷被划入约旦王国，包括那座如今已经关闭的机场。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那是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愿景，虽然一年之后就解散了。

瑞伊法在日记的扉页写下这趟旅程想见的人，她的阿拉伯文写起来小心翼翼，跟写英文一样。她说到了叙利亚的塞德纳亚之后，要去拜访一位修道院的院长哈贾·玛利亚。朋友事先安排，务必要让她所到之处宾至如归。扎基·奈菲写了一封短笺给贝鲁特商人福阿德·纳斯尔，后者在艾什拉菲区的苏尔萨克露天市集二十二号开店。扎基的短笺写道：“亲爱的福阿德，我们的朋友瑞伊法会到府上拜访，她是阿卜杜拉·沙迪德的夫人，就像我们的亲姐妹一样。请你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瑞伊法和姐姐纳比哈（当初和纳比一起离开马佳永）同行前往埃及，拜访小弟纳吉布。纳吉布为伊拉克石油公司工作，派驻叙利亚，但是家人住在开罗。瑞伊法在笔记本上写明他的地址：艾丝玛·萨玛拉，西泽阿里街十七号，花园市，开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个姐姐离家时，纳吉布还是个孩子；姐弟再重逢时，他已年近半百。那天，瑞伊法和纳比哈坐在纳吉布的公寓里，喝着美国口味的咖啡，纳吉布走过一道高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格的房门。他的子女自从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哭。

那年八月，瑞伊法和姐姐搭乘一辆由专属司机驾驶的汽车，从贝鲁特出发，前往马佳永。多年前瑞伊法离开家乡，坐在马车上，眼泪模糊了视线。如今她看到当地著名的景色：西顿港的湛蓝地中海；杰赞的悬崖峭壁遍布松树林、葡萄园与果园；利塔尼河谷的山丘上有一丛一丛杏树，高低参差。瑞伊法在博福尔城堡下方驻足，欣赏一望无际的美景，山坡陡峭，冲向下方汹涌翻腾的河面。这是一种严峻的美感，就像一位傲气老人的脸庞，显现一生历经的艰苦风霜。通往马佳永的公路已经铺上沥青，整个镇似乎缩小了，瑞伊法一时间只觉得全然陌生。

车子转入塞瑞尔区，她想起童年的街坊邻里。司机停下车，她和姐姐怯生生地走上一座小山丘，走向旧时的家园，感觉既熟悉又遥远，像是相框中的旧照片，经常一瞥而过，很少定睛凝视。回家的喜悦蒙上一层阴影，那是回忆，是当年离别的痛苦。两位妇人站在山丘顶上，一位是芭希雅·阿布拉，裹着头巾，驼背有如一弯新月，旁边那位是她的姐妹。

“赞美真主，你们都平安。”两位老妇人边喊边哭。

瑞伊法冲上前去，纳比哈紧跟在后。她站在两位老妇人前面，迟疑了一会儿才抱住母亲，但是她认错人了，抱的是姨妈。一阵尴尬之后，四个人全都大笑起来，又笑又哭。

瑞伊法大喊：“我是不是疯了？”

瑞伊法在美国还年轻时曾经发誓：如果还能再见到母亲，她就会到塞德纳亚圣母修道院还愿。这座修道院位于大马士革郊外的山巅，以宗教奇迹闻名于世。1960年，瑞伊法结束马佳永之行，随即履行誓言，将一笔献金亲手交给哈佳·玛利亚院长。瑞伊法离开俄克拉何马之前，特地将院长的名字以阿拉伯文写在笔记本上。

一个星期二，我来到谢比尔家，准备跟他一起去逛汗恩市集，地点就在他家附近，每逢星期二举办。走进屋内，谢比尔和平常一样阴阳怪气。我不久前和海瑞拉医生共进午餐，谢比尔问我地点，我告诉他是槲鹳餐厅。

“你们点了什么菜？土狼吗？”

他谈起马佳永的女人。“这地方的女人眼睛不够漂亮，像野猫那种眼睛。”

然而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自己无药可救的鼻塞症状。他要我看，用食指敲敲自己的额头，他说吃东西时脑袋里会有回音。

“嘎吱嘎吱的声音。”他的嘴巴做出很夸张的咀嚼动作。

汗恩市集与一般的市场一样，名称来自过去它为商队提供服务的地方。这些商队长途奔波，将哈斯巴雅、拉夏雅、考卡巴与马佳永连接在一起。市集在早晨最是繁忙，什叶派屠夫和来自周遭城镇的基督徒推销员一起做生意，真主党摆了一个蓝黄两色的募款箱。一部黄色箱型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赞扬军方的海报：“向英勇的黎巴嫩陆军致敬”。一张桌子上摆了几个廉价的金色烟灰缸，印有每一个教派的代表图象：穆罕默德、真主、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此外还有圣母玛利亚、约瑟、耶稣与最后晚餐的图片。这地方居民多半属于德鲁兹派，汗恩市集的商人也是。德鲁兹派是黎巴嫩唯一有鲜明服装特征的教派，至少在汗恩市集这种比较乡村、传统的地方是如此。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大腿部分特别宽松，到膝盖与小腿逐渐收窄，最后在脚踝的地方以带子束紧。他们通常戴白色毛线帽，或是裹着白色头巾，女性则以围巾遮住脸庞的下半部。

汗恩市集很受欢迎，不像贝鲁特的市集那么光鲜亮丽，族群的区别也在商业运作之下模糊，最傲人之处就是商品种类五花八门。德鲁兹派园丁卖各种树木，包括梅树、杏树、橄榄树、松树、柳橙树与柠檬树，种在空的板油罐里。摊子上的衣架摇摇晃晃，挂着各色成衣，还有一些摊在桌上展示，通常包着塑料袋，上面标有产地——中国或者叙利亚。

走下像楼梯一样的市集拱廊，一张红色塑料桌子摆放贩卖的短袜；另一张蓝色塑料桌子陈列男女内衣，桌子有一只脚是木头的，像义肢一样；长袜用绿色塑料绳吊挂起来，最显眼的一双有拐杖糖的条纹图案。市集里有实用的商品，例如园艺用品；也有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例如一张桌子摆满了廉价的珠宝、香水与化妆品。小山丘最高处有两个卖油炸鹰嘴豆饼的摊子，黑色大桶里沸腾着滚烫的烹调用油，柜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材料：西红柿、芜菁、莴苣、包心菜、洋葱、荷兰芹和炸薯条。

小贩大喊：“价廉物美！价廉物美！”一群人穿着黑色军靴走过，混乱中一名店主对行人高喊：“欢迎光临，我的荣幸！”

谢比尔买了半公斤的南瓜子，价钱是三千黎巴嫩镑，大约是两美元。我什么都没买，只是站在那里欣赏，仿佛见证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汗恩市集并没有受到威胁，繁荣的光景不逊黎巴嫩南部任何地方。米亚娜接受的洗礼仪式，会像信仰一样长存于世。然而在那个早晨，我开始怀疑，孕育出这些仪式的社会还能存在多久。在某些方面，它们是一个文化的残余部分，这个文化正在走向灭亡，它所在的小镇虽然也奄奄一息，但还是苟延残喘到今天，尽管生存环境已经被架空。

它提醒了我，有一回我和谢比尔造访马佳永的市场时，他告诉我：“他们只会把死人送回来埋葬。”

只有仪式留了下来。

谢比尔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我整修大宅，几个月过后，尽管我已经住进大宅，但他似乎并没有改变想法。

他指出我做错的地方，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卡里姆一直想让我知道他品位出众，但谢比尔不一样，他只想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傻瓜。他看着浴室的设备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用Grohe这个品牌？你为什么不把通往“洞穴”的走道弄大一点？为什么那几道门还没有做好？他指着客厅斑驳的油漆。他担心瓷砖会造成回音。

他点点头，带着些微的恶意说道：“这是你自找的。”

他可不是在赞美我。

“今天是几号？”谢比尔问我，他刚从贝鲁特探望他的哥哥回来。他嗑药了，自己也承认。他已经抽了两根大麻烟，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卷第三根，对着我说：“我不合时宜。”

上一回我问起他哥哥的病况，他说：“好一点了。”

这一回，他没有那么乐观。

“还好。”他茫然地凝视着电视机。

谢比尔认定哥哥罹患癌症要归咎于嫂嫂，她烟瘾很重，最近才戒掉。他说嫂嫂抽烟时从不开窗，最近他去探望哥哥时，走进兄弟俩一起长大的房子，却非常勉强才能和嫂嫂打声招呼。

“不，不，我没有对她说‘哈啰’。嗯，我是说了‘嗨’，但她没有搭理。她只看着电视，我干嘛理她。”

“真的吗？”

“就算她说了‘嗨’，我也不会再说什么，该死的女人。我和哥哥谈话，但跟她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另一位兄弟来了，她就跟他说哈啰，还关掉电视。”他摇摇头，“她就是这种女人。”

根据希克马特的说法，谢比尔众多手足之中，只有这个哥哥善待他。谢比尔说：“他是一位天使，比天使更好，从来不做坏事，而且脚踏实地，为善不欲人知。从我八年级开始，他就会拿钱给我，支付我的所有开销，但嘴巴上完全不说。他从来不提自己如何帮助别人。”

我看得出来，哥哥的病让他非常担心。

我们坐在谢比尔的房子里，他似乎比以往更寂寞了。长久以来，他靠母亲与这位哥哥照顾，如今母亲已经过世，哥哥也来日无多。

电视光影闪烁，变成客厅的背景。一幕幕的影像都令人消沉：好战的政客开着沉闷的会议，耶路撒冷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谢比尔看的是真主党的电视台，节目带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战士与家人诀别，新兵接受训练，此外当然还有死亡。影片配乐是黎巴嫩左派音乐家马塞尔·哈利法的歌曲：“我们心志忠贞不渝，坚守不退。”

“如果战争爆发，你认为会是‘tahina’吗？”谢比尔问我。

他又追问：“你知道‘tahina’是什么意思吧？”

“全面战争。”

他摇摇头。

第二天晚上，我到塞西尔家做客，窗外屋檐低垂，室内有木头屋梁。我看着窗外，天气有了变化，安静但并不平静。

我说：“塞西尔，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担心未来。”他表示同意，但似乎认为焦虑没有必要，甚至会让人分心。“其实我不会担心，因为我遇过太多类似的经验，不必再担心了。”新闻报道令他厌倦到极点，他已不再看电视新闻，尽管几乎每一个马佳永人都习惯以宗教热忱来追踪新闻。我谈起我听到的谣言：示威者准备对军警开火，连续几个月没完没了的僵局，以及内战的可能性。贝鲁特有几位领导人认为，其实内战已经开始。

我说：“我喜欢黎巴嫩的生活，但是从来不曾如此，觉得毫无希望。”

塞西尔点点头，我们其实相当契合。我担心他是不是变软弱了，希望不是。他说：“现在这段时间，就是最糟糕的阶段。”

哦，莱拉

五月里的某一天，一位访客来到，脸庞有点熟悉。然而在一个近来难得的晴朗早晨，随着他越走越近，我认出他是石匠阿布·萨利姆的兄弟纳吉布。我带他参观大宅，他告诉我艾伯特·哈达德的可怕故事。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时期，这个通敌者一直住在大宅楼上。

我已经听过许多哈达德的事迹，但是纳吉布的讲法似乎最权威。工人继续进行我所期待的最后工作，纳吉布则娓娓道来，铺陈出伊斯伯大宅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哈达德通晓希伯来文，纳吉布坚称他与以色列军方情报单位“504小组”合作，随身携带一把附有消音器的手枪，执行暗杀工作。哈达德领导一个由三百名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从杰赞、基拉村到克拉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以色列给他不少报酬，包括一辆白色路虎越野车、一辆绿色奔驰房车和一辆深蓝色丰田箱型车。他养了一群让邻人如坐针毡的恶狗，平日生活中只有点头之交，显然无法信赖任何人。他结过两次婚，但两任妻子都死于癌症，他自己则在1995年差一点遭暗杀。纳吉布说：“这个人非常危险，人见人怕。”

哈达德来自西顿附近的一个城镇，我问纳吉布，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听说他已回到出生地，也有人说是以色列，一位朋友说就在舍莫纳镇，位于胡拉山谷的以色列边界城镇，1974年一个巴勒斯坦派系在当地犯下大屠杀罪行。

纳吉布回答：“没有人知道答案。”

他还问我，哈达德有没有对大宅造成损坏。我想到起居室与车库的坑坑疤疤，拱门与木板屋顶受到的伤害，于是点点头。

“别担心，”纳吉布告诉我，“黎巴嫩发生过许多更糟糕的事。”

芭希雅迈入九十岁大关时，背部已经因为骨质疏松而严重变型，脸庞与双手布满马佳永风吹日晒的痕迹。我凝视着一张照片，上面标明“草地照相馆”，那是马佳永的一家老店。照片中的外曾祖母身穿黑色衣服，她坐下来接受拍照时，整个人已经变得不太一样。对她而言，新认识的人很快就变得模糊，成为无名氏。她连家人的姓名也会遗忘，前一天要求的事，第二天就全无印象，必须由阿里与侯赛因提醒。她的想象四处游走：伊斯伯从霍兰回来、家里满满都是人、一家人齐聚一堂，这些似乎都比她的实际存在更为真实。芭希雅·阿布拉在1965年过世之前几个月交出房子的产权；差不多同一段时间，瑞伊法的亲戚也注意到她变得情绪不稳、苍白虚弱。

瑞伊法解释：“我得了流行性感冒。”

她听从身为医生的小儿子的劝告，接受身体检查。

五十七岁这一年，瑞伊法得知自己得了胃癌。她的大女儿回忆：“在那个年代，这等于是宣判死刑。”瑞伊法拒绝接受命运，她一直在悲剧中搏斗，努力过日子，没有享受可言，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她的子女都很有成就，为她带来满屋子的孙儿孙女。她不想死，一点也不想。她完全不要求同情怜悯，靠着意志力支撑下去。

我有一张瑞伊法的照片，日期是1968年11月28日，她怀里抱着第十四个孙儿，才两个月大。瑞伊法一直保持优雅形象，一个礼拜做两次头发。然而照片上的她显然饱受癌症与手术的折磨，相当痛苦。据儿女描述，她总是睡不好，白天坐在一张橙色沙发的角落，腿收在身体下方，身上裹着一袭羊皮大衣，衣角塞入椅垫底下。她的身体前后摇晃，比起以往更为瘦削，完全仰赖意志力，期盼小儿子为她找到救星。

在这些沉静的时刻，瑞伊法会唱起儿歌，童年在马佳永学的儿歌。

哦，莱拉，哦，莱拉。

她摇着头，眼神迷失在思绪中，记忆在阴影中摸索，暗示自身原本的模样。再一次，她再一次离家远行。

哦，莱拉，她的眼睛谁都比不上，

无比神奇，

哦，莱拉，哦，莱拉。

瑞伊法问女儿：“为什么我还会记得自己小时候唱的歌曲？”

芭希雅留在黎巴嫩的子女，在她过世之后继续照顾马佳永的大宅。他们不时造访，夏天尤其常来。之后的许多年，大宅一直干干净净，就像芭希雅在世时努力维持的模样，尽管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家。

芭希雅过世十年后，1975年4月，黎巴嫩内战打响第一枪，从此绵延十五年。南部地区距离贝鲁特太远，距离以色列太近，驻扎当地的黎国军方也因此分裂。巴勒斯坦派系如雨后春笋，从根据地阿寇布出击。克拉亚等地的居民武装结队，叙利亚和以色列争相拉拢。马佳永走上无可避免的命运，从此一蹶不振。

一位基督教会的教士，如此描述当日镇上的情况：

市政瘫痪，电力与自来水系统严重损坏。电话线路不通。地区医院关闭（院内只有四位修女兼护士），仅剩一位医生（老沙迪德医生，既没有设备也没有药物），一位牙医（卡比斯医生）。能上课的学校只有两所，而且无法全天上课。国立马佳永学院关闭，塞瑞尔区的建筑关闭，法院关闭，警察解散（几名警员加入地方军队）。邮政停滞，杂货店停业。镇民急需多种商品以及香烟、饮料。还需要大量的水泥与其他建材，以便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害。银行关门大吉。商业活动消失，农业彻底瘫痪。

（摘自毕特·哈米兹拉奇[Beate Hamizrachi]，《南黎巴嫩安全带的出现》。）

芭希雅的房子也沦为牺牲品。来自基督教城镇艾夕亚的歹徒劫掠大宅，能带得走的东西都带走，带不走的就丢在花园里，旁边就是芭希雅的西红柿园。十件家具被丢在泥土地里，包括几张长沙发和椅子，由胡桃木、珠母贝与骆驼骨打造而成。后来它们一直躺在那里，风吹日晒雨淋，周遭的花园长满了杂草、野百合、紫茉莉，黎巴嫩的荒废房屋经常伴随着这样的花园。迫击炮弹从天而降，在客厅正上方的屋顶炸出一个大洞。接下来的两年，雨水直接落在红地毯上，这张地毯有米黄色的滚边和蓝色纹路，是纳比在大马士革买的，花了他五十金镑。芭希雅在世时每天擦拭的大理石地板不再闪闪发亮。水泥花砖的紫色、绿色和黄色图案全被尘土掩埋。三重拱廊的木质窗花开始一块一块剥落。大门以精细的木雕来模仿飘动的船帆，被一具生锈的挂锁封住。大宅成为一间空屋。

那天是谢比尔的五十九岁生日，我到的时候，他在家门口等我，手中拿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是一瓶还没开的格兰菲迪威士忌。

我说：“哦，好东西。”

他请人喝酒向来大方，但这比他平常喝的格兰特威士忌更高档。

他回答：“当然，有何不可？”

我说：“好好庆祝一下。”

他正经八百地说：“政府应该宣布今天是法定假日。”

我盯着他的衣服看，上一回看到有人这么穿，应该是某位20世纪70年代的过气色情片明星出现在加州的泳池派对。短袖衬衫分成三种颜色：墨绿色、白色，还有一条淡绿色横过他越来越大的肚子。短裤也是淡绿色，鞋子的淡绿色则略有变化。他的心情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开着他的白色奔驰老爷车，载着我爬上一条陡峭的公路，一路笑个不停。

我告诉他：“我的大宅工程快完成了。”

他问：“楼上弄好了？”

“是的。”

“匆匆忙忙。”

我在马佳永的日子即将结束，于是邀请他到舍巴镇共进午餐。当地附近有一片八平方英里的争议土地，位于以色列、黎巴嫩与叙利亚三国交界处。最近这段时日，它因为政治问题而名声大噪：真主党誓言，在以色列撤离1967年战争占领的农地之前，他们绝不会放下武器。然而对我而言，这里是黎巴嫩南部最美丽的景点之一，种植着品种最好的樱桃，还有一股令人惊叹的泉水“胡桃泉”。谢比尔从小就喜欢那地方的餐厅，因此爽快答应了我的邀约。但我反而有点惆怅，因为知道这次分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见面。我向《华盛顿邮报》请的长假就要告一段落，虽然计划日后要常常回来，但是下回住在马佳永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谢比尔，我能不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他继续开车，“你快乐吗？”

“什么？”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我们谈过阿塞德，他一直很消沉，但我觉得你不会。”

“我遇到过很多糟糕恶劣的事情，你也知道，烂事来来去去。我希望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但是我并不真的快乐。”他偷喝了一口格兰菲迪威士忌，“我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就是这样，生活很无聊。我看起来不会很消沉，但我并不快乐。”

一阵沉默，后来还是被我打破：“我想我已经喜欢上马佳永了，也许不是小镇本身，而是我的朋友、我的房子、时空背景。”

“你以为我没有同感吗？”他说。

“你觉得你哪一个时期最快乐？”我问。

“大学时期。”

“在马佳永呢，哪个时期最快乐？”他沉默了许久，可能有一分钟，我抽了一根烟。他始终没有回答。

谢比尔养车就像养小孩，它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财产，几乎每一次对话都会提到。我们继续谈话，油量表逐渐归零，我们开进一座加油站加油，之后又开进三座加油站，寻找谢比尔需要的变速箱油（结果当然是找不到），路上还问过一家轮胎行。后来车子在努力爬坡的时候遇到一头黑山羊，让他紧张了一下。谢比尔总是如此迷信。

我谈到海瑞拉医生，那天稍早我见过他，病势相当严重。我说：“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的背部。”

“真的？从前列腺转移到背部？他自己治得好吗？”

“我觉得治不好。”

谢比尔说：“我为他祈祷，以真主之名起誓，我每一回到伊利亚斯教堂都会为他祈祷。我为哥哥祈祷，也为海瑞拉医生祈祷，因为我爱这个人，以真主之名。他是个好人，马佳永如果还有像他这样的人，那就太好了，我们会成为一座美好的城镇，然而事与愿违，像海瑞拉医生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谢比尔将他的奔驰停下来，街道上许多家庭熙来攘往，两边都停了车。车子还没在餐厅前熄火，我就看到他脸上的失望表情。四周传来难听的阿拉伯流行音乐，震耳欲聋。我们坐在一颗胡桃树下，它正是胡桃泉得名的由来。

谢比尔说：“一群死小孩，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坐在这里，还可以吸大麻烟。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下，“我真希望能看到几位老朋友。”

侍者送上三只塑料杯和一个金属冰桶，附带夹子。谢比尔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杏仁，他剥下的壳就丢到花园围墙的另一边。他把我的杯子加满冰块，高声喊道：“大叔，倒威士忌！”

我告诉他：“谢比尔，我会想念你的。”

一遇到有人表示善意，谢比尔往往就会很兴奋，他大声说：“我也会想念你。天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举杯互敬，“干杯！”然后碰杯。接下来是为我的女儿莱拉干杯，为阿布·莱拉，也就是莱拉的爸爸干杯，一杯又一杯。我笑了，谢比尔坚持要帮我买一颗“蓝眼珠”，“抵挡厄运和乱七八糟的事。”他早在2006年1月就提过这件事。

烤鸡和羊肉上桌，谢比尔开始回忆他在俄克拉何马的西尔斯百货公司工作的岁月。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抽大麻是在1973年，和同事在斯克文广场饭店的一场派对上，“我喜欢那种感觉。”虽然他工作懒散，但在公司很受欢迎，绰号叫作“溜冰王”。他的大学成绩单上面的名字是“山姆”，社会安全证也是。我开始想象，“山姆”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对谢比尔自己而言也是。

“我以前约会过的每一个女孩，现在都还留着她们的电话号码。嗯，大部分都留着。”

“留在哪里？”我问。

“一张卡片和几张纸，我有一次还数了一遍。”

“多少人？”

“大约是一百五十四个女孩。”

“不可能。真的吗？”

“没错，说不定还更多。”

我问谢比尔，他后来为什么离开俄克拉何马。

他说，1975年的时候，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爸妈，一张是凯伦·契斯，来自俄克拉何马的琼斯市，“我在美国只爱过这个女孩。”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发现凯伦的照片掉在地上，“于是我决定返回黎巴嫩。”

“为什么？”

谢比尔说：“我很迷信，如果是我爸妈的照片掉在地上，我大概会待在俄克拉何马。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征兆。”三月十八日，谢比尔回到黎巴嫩；四月十三日，内战爆发。他说：“告诉我，还有谁比我更幸运？”

“你后悔吗？”

“不后悔。”然后又以他特有的方式变卦，“我后悔，但是我拒绝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

我们回到车上，两个人都有点醉意，他把车子打到一档，引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们继续前进。

“我真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吸尘器可以插进我的鼻孔，把鼻涕吸得一干二净。”他指着自己的脑袋，鼻塞的症状还是令他很困扰。

他已经微醺，一边高速前进一边说笑话：“哪一种比较好？三剑客还是银河？”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他大笑：“我说的是两种巧克力！”

这种笑话只有谢比尔自己听得懂。

我的马佳永

感觉夏季似乎已经来临，大宅完工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向报社请的长假也即将结束。现在是五月时节，我预定六月底销假上班。我尽量不去想这些迫在眉睫的事，专心将我从山谷买来的泥土铺在花园中。这种工作会让人陷入沉思冥想，虽然阿布·金恩并不会如此。

他把一张白色塑料椅子拉近我，坐下来，慢慢抽着他的雪松牌香烟，发号施令。

“那边的泥土太低了，”他边喊边指，“再多撒一点！”

他的反应完全是不假思索，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个小土丘的泥土已经太多了。他继续下指令：装土的时候要把独轮车转过来；为什么不等泥土干一点再弄，那样不是比较容易打散土块？这条水管上再多盖一点土。

阿布·金恩说：“大叔，已经够好了，不要太拼命。”

“我干活，阿布·金恩你却坐着看。”我笑着说：“感觉如何？”

他摇摇头，这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话时的反应。

在山谷另一边的希亚姆，地平线笼罩着云雾。春日的阳光显得有点灰暗，格外柔和。午后的道路上几乎没有车，街坊比平日还安静。画家约瑟夫·阿布·海尔从寂静的马路走过来，笑着告诉我：“可能会下雨，对你的植物很好。”从那一天开始，我感觉到事情的结束，知道自己即将回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尽管只是一个小镇，马佳永仍然无法抵挡现实世界的入侵。大量短信涌入我的手机，贝鲁特爆发冲突，当年的内战犹如借尸还魂。在托玛家吃午饭的时候，电视连珠炮一般地播出新闻。托玛打了两次电话找在贝鲁特念书的儿子亚拉，确认他是否平安无恙。在马佳永，几乎每个人都在看电视，就好像冲突是发生在隔壁邻居家。人们一开口就会谈到贝鲁特的战斗，声音充满焦虑；街道上弹痕累累，汽车遭到焚毁，这样的画面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放。战争降临。和平时期再一次结束。

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抗罪恶感，或者应该说是压抑旧日的野心。我应该要在贝鲁特，做记者的工作；然而另一部分的我，对于充斥着枪炮与苦难的旧日生活感到无比厌倦。我不想再看到提尔或者卡纳或者巴格达，如今只想在花园里搬运泥土。

但我还是离开了。

阿布·金恩一再告诫我：“小心啊，贝鲁特现在一团混乱。”

我再度踏上那条已经走过数十回的路，重返新闻报道工作。那天傍晚，暮色的光线特别美。一路走过海岸，景观有了改变。士兵三五成群，把老旧的草绿色战车停在路边，他们的钢盔同样老旧，不过偶尔会看到一个站在炮塔后方的枪炮手，戴着比较神气的绿色扁帽。红白两色的路障，凌乱地堆在道路中。焚烧轮胎的刺鼻气味飘过路障，飘向远方。我经过一道在2006年战争中遭到摧毁的桥梁，交叉的强化钢梁张牙舞爪，水泥块悬吊在半空中。距离贝鲁特还有半个小时车程，但我已经能看到这座城市，对山雨欲来的内战满怀恐惧，耳语不断，然而却永远美得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真主党领导的反对阵营发动罢工，表面理由是要抗议经济状况恶化，但真正的动机是要展现实力，对抗政府；真主党相信，政府对其武装单位“伊斯兰反抗运动”是一大威胁。

我开车进入贝鲁特的时候，事态每况愈下。数百名真主党及其盟友的支持者阻断道路，冲突分阶段爆发，街坊像火炬一样熊熊燃烧；逊尼派与什叶派民众住家外面的马路都被火光照亮。政府支持者高喊：“真主与逊尼派同在！”他们的死对头则在马路另一边高声回呛：“什叶派热血沸腾！”

冲突引发报复，挑衅唤醒世仇。政府军坐着装甲运兵车赶进赶出，试图阻止战斗，驱散群众，但他们只能对空鸣枪。整个城市很快就陷入瘫痪，通往机场的道路上，卡车与推土机倾倒一堆一堆的沙土，暴动者骑着摩托车来回穿梭。

真主党领导人侯赛因·纳斯鲁拉誓言：“企图逮捕我们的人，会被我们逮捕。对我们开火的人，会被我们反击。伸手阻挡我们的人，会被我们砍掉双手。”他指称政府的决策等同于宣战，“我们的回应就是，包括我们的父兄在内，任何人只要宣战或者发动战争，我们就有权利捍卫自身与生存权。”

真主党的成员与结盟组织的战士，很快就盘踞了穆斯林居多的贝鲁特西部，只花几个小时就击溃了效忠政府领导人的民兵。戴面罩的男子手持突击步枪，在街道上四处游走，百叶窗紧闭，汽车被砸毁，建筑物冒出浓烟。他们身穿防弹背心，头戴黑色棒球帽，在检查哨拦下车辆，要求受检者拿出身份证明文件。支持政府的电视台与广播电台被迫停播。公路干道与十字路口的路障越来越多，机场与港口遭到封闭，邻居之间的往来也被断绝。有些民兵聚在星巴克喝咖啡，把火箭弹放在椅子上，呈现黎巴嫩特有的全球化风情，就连支持反政府阵营的民众也看不下去。

看着这些景象，我仿佛听到时钟滴答作响。几个星期之前，我答应莱拉要带她参加我母亲在华盛顿举行的婚礼，她要当花童。为了这件事，她已经挑好一个盛装粉红色花瓣的白色篮子，一双黑色漆皮鞋，一袭粉红色裙子，配上同色的丝带，腰际缝上一朵花。我过去也曾经让莱拉失望，我因为工作而背弃她，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

将近五年之前，2003年的12月14日，我从巴格达回到华盛顿家中，到前妻家里接莱拉。第二天早晨，我和女儿坐在沙发上，等着要看绿湾包装工队出赛。这时我的电话响起，美军逮到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满脸胡子、形容憔悴的他躲藏在家乡附近的提克里特的一个1.8米深的坑洞里。总编辑并没有要求我重返巴格达做报道，他根本不必要求，只说了一句：“你自己决定。”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将莱拉送回前妻家，然后前往巴格达，心情很恶劣，只觉得自己注定要一次又一次让女儿失望。

这一回我不打算再让女儿失望，订了凌晨四点十五分飞往巴黎的班机。我在贝鲁特的公寓等了几个小时，午夜刚过，一位同事开车送我到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为了写一篇报道，我很晚才出门，也因此担心能不能赶上飞机。婚礼预定周末举行，我必须在一天之内赶回华盛顿。贝鲁特气氛阴郁昏沉，我旧时的邻居经常夜夜笙歌，如今却已不知去向，灯火黯淡。街道上偶尔有几部汽车驶过，整个情境就是黎明之前的感觉。通往机场的道路在前一天设下重重路障，垃圾桶翻倒，沥青路面脏乱不堪，一堆一堆的木材与垃圾仍在闷烧冒烟。我坐在车上往外看，马路左边有一群年轻的民兵，原本无事闲聊，一看到我们就振作起来：有事可做了！

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民兵大模大样地走过来，另一人凑近车窗，问我的黎巴嫩同事：“你们要去哪里？”

她回答：“我要设法赶到机场。”

“是他要去机场吗？”车窗旁的民兵追问，“他不能去，你们到不了的。”

她说：“我们还是要试试看。”

民兵生气了：“为什么？机场已经关闭，道路全面封锁，你显然是在说谎。”

“不，我没有说谎。”同事镇定如常。

“如果你说你要回家，我会相信你，还告诉你怎么走。但是你却说要去机场，机场明明已经关闭，道路也被封锁。”

她说：“我们还是要试试看。”

民兵觉得无趣，终于放行。后来我们又遇上两处检查哨，同样的场景又上演了两回。来到最后一道路障，三块铁制鹰架挡在路中间，我下车移开。

机场的情况相当惨淡，灯光明亮，但是空荡荡的一片。航站楼除了我之外，只有另一名乘客，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到机场的。我抬头看电视屏幕，下定决心非回到华盛顿不可，然而情况不妙：每一班飞机的后面都注明“取消”。我凝视屏幕几分钟，希望情况会有变化，后来在一张长条铁椅上躺下来，拿计算机包当枕头。机场扩音器每隔半个小时会依序以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播出一段话：“欢迎来到贝鲁特的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

清晨七点三十分，我一醒来就看到机场冒出黑色浓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示威者又焚烧了两堆轮胎，浓烟不仅气味刺鼻，而且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层薄薄的黑色污垢。机场四面楚歌，气氛恐慌，到了上午时分，我的心情无比低落，决定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准备回到自己的公寓。

短信持续涌进手机。“贝鲁特的玛地那·瑞亚德亚区爆发枪战。”“贝鲁特港关闭。”“沙特阿拉伯要求召开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贝鲁特阿拉伯大学爆发激烈枪战。”

我不想再关注这些事情，麻木地从机场门口走下街道，明亮的阳光炙烤着黄土色的景观。我拖着一个行李袋，右肩背着计算机包，走到一处路障前方，打断一群似乎在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戴着面罩，有些把围巾绑在脸上，有些骑着机动脚踏车冲来冲去，这种交通工具在战时随处可见。

附近一个垃圾桶冒出火焰，浓烟冲上天际，出租车没什么生意，从路障到机场虽然只要几分钟，但却开价一万黎巴嫩镑（七美元）。几个男孩帮旅客扛行李，索费一千或两千黎镑。我好不容易通过路障，却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有一架中东航空的班机可以起飞，另一个人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可以转机到波斯湾与欧洲，包括一班下午四点飞往巴黎的班机。

我转身走回机场。

我又紧张又疲惫，衬衫已经汗湿，六年前受过枪伤的肩膀此时也疼痛不止。我走向航站楼，几个街头混混跑过来，还好大部分都没有恶意。我拖着行李袋，爬上一座土丘，不小心跌了一跤，勉强站起来。细细的水流淌过街道，沥青路面龟裂磨损。我被烟熏得一直流泪，不时瞥见远方平静的地中海。

当天下午，一架飞机总算从机场起飞。

我在飞机上。

我再度回到黎巴嫩时，暴力冲突已经夺走数十条人命，严重程度是内战结束之后最严重的。每一个阵营都有烈士，阵营领袖除了主导流血冲突，也操控与这些烈士相关的记忆。最后或许是因为真主党大获全胜，才让死亡人数就此打住。讽刺的是，随着政府废除几项严重威胁真主党的决策，黎巴嫩的掌权者很快就开始协商。阿拉伯国家的调停者邀集各派系，到波斯湾的酋长国卡塔尔举行会谈。真主党主导对话过程，各方为公报的文字讨价还价，宣布的时间一拖再拖。经过五天会议，几度面临破裂边缘，各方终于达成协议，选出新任总统。对我而言，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是暂时化解，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什么都没有解决。我想，黎巴嫩这场戏规模太大，舞台却太小。

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许多好奇和关心的人齐聚贝鲁特市区，观看一场长达一年半的静坐抗议如何结束。真主党领导的反对阵营策划这场静坐抗议，导致首都一部分的地区瘫痪。

工作人员带着对讲机，接受真主党干部指挥，无疑就是几个星期之前四处劫掠的武装分子。他们清理掉破旧的床垫、肮脏的枕头、迷你丁烷炉、皮沙发、锅子、平底锅、生锈的帐篷支柱，以及廉价的叙利亚制暖炉。这地方原本是一座精致的花园，真主党成员戴着黄色鸭舌帽，种下玫瑰、灌木与树木，自称为这个伤痕累累的城市进行整容手术。

那天我走过贝鲁特，行经一座电子布告栏，上面显示着“1193”这个数字，那是前任总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遭到暗杀至今的天数。他的死亡引发危机，至少最新这场危机是如此。无数人曾经对我表达他们的愤怒，我也深有同感。事件发生至今三年三个月又八天，危机、紧张、忧心、焦虑、不安。许多人因此丧命，生活破坏无遗。

三年、三个月、八天。

我回马佳永的前一天，打电话给塞西尔的朋友，八十三岁的建筑师阿西姆·萨拉姆，然后开车前往贝鲁特的兹卡克布拉特区，到他的豪华别墅探望他。

阿塞姆对危机感到无比厌倦。他的想法跟我一样，充满挫折感，黎巴嫩虽然拥有优秀的人才与丰富的资源，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期以来，却似乎始终无法摆脱内战、占领、武力摆布的阴影，沦为改变的工具。我对阿塞姆谈到自己的感受：黎巴嫩的地位太重要，无法当一个单纯的小国；但是将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各种冲突，恐怕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阿塞姆摇摇头，他认为黎巴嫩太小了，无法扮演重要角色，它的痛苦都是自作自受，因为它永远不死心，想要提升自身的地位。

“黎巴嫩真的有其生存之道吗？”阿塞姆问我。

我耸耸肩，阿塞姆继续说：“从黎巴嫩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这就是一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问题并未消失。”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阿塞姆抽着雪茄。火光微弱，从红蓝两色的玻璃窗映射过来，上方是优雅的黎凡特风格拱门，建于一百七十六年前。房子里随处可见往昔的遗迹，代表一个比当今更有自信的年代。

阿塞姆说：“我真希望自己是叙利亚人，或者埃及人。黎巴嫩受苦受难三十年，你能想象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感觉吗？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摇摇头，愤怒退潮，但沮丧弥漫。

他说：“黎巴嫩一定有什么不对劲，一定有，人们必须扪心自问。”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贝鲁特的公寓，回到马佳永的大宅。

法迪用阿拉伯文对我大喊：“师傅您好（Ya maalimeh）!”

我笑了，大宅开工之后将近一年，我也俨然成为一位“师傅”。

法迪对我说：“以后地板会像镜子一样，让你用来刮胡子。”他推着一部笨重的清洁机，处理芭希雅起居室的地板。

我点头表示赞同。几个月来，大宅的大理石地板埋没在木料、尘土、沙土、成堆的瓷砖里；生锈的金属桶装满脏水，有如一名哨兵矗立在那里。有谁还会记得当初芭希雅跪在地板上，用力擦洗地板的模样？如今，过了整整四十年后，大宅地板终于恢复往日的闪亮。法迪跟我保证，只要他再处理一次，我就可以拿出刮胡刀。

“你说的够多了，”阿布·金恩对他大吼，“不要光说不练。”

法迪回答：“阿布·金恩，你也可以来帮忙。”

我的假期只剩一个星期，大宅整修全面赶工，进展之快，和我置之不理的黎巴嫩危机不相上下。这可能是大宅开工以来的头一遭，每一个人都到齐，大家密切合作，场面令人动容。法迪继续在起居室忙碌；拉姆齐准备完成屋顶的工程；托玛改装客厅老旧通风系统的石膏部分，每到夏天，这些手工打造的设计会将清凉的空气引进最大的几个房间。阳台上方的钢梁重新油漆，上面铭刻的字样“Senelle PN 180”，就是近一个世纪之前安装这些钢梁的法国公司。就连偶尔才出现的铁匠都特地过来丈量尺寸。拼花地板已经铺好，百叶窗挂上窗户。负责窗户工作的西撒个性迷人，但是喜怒无常，如今斩钉截铁地保证，他的工作到星期天就会大功告成，但他又补了一句：“最迟星期一。”马利克和我表白对彼此的仰慕，虽然我对他还是相当敬畏，但已经能够表达赞美。我告诉他的儿子尼可拉：“你父亲是马佳永最顶尖的师傅。”他们父子俩一起上工。马利克很开心，表示他之所以来大宅工作，完全是出自对我的忠诚：“我为安东尼工作，诚心诚意。”

近来这些日子在大宅，连危机都有办法化解。厨房料理台需要一块黑色花岗岩石板，马利克将尺寸送到希亚姆的一家工厂，当天晚上工厂老板自己来了一趟大宅，有点偷偷摸摸地自行丈量。结果不难想见：老板量错了。我之所以会知道，完全是因为花岗岩石板运来之后，厨房传出一连串咆哮声。

“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更改我的丈量？”马利克大吼，但是并没有针对任何人，“谁这么大胆？我当师傅当了二十八年，居然有人敢质疑我？”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我当师傅当了二十八年。”

他转向我，继续咆哮，似乎期待我一方面认错，一方面安慰他。“我没办法安装这个东西，不可能的，我做不到。”他说着说着，双手往上一摊。

这意味我们要重新裁切大约六块石板。马利克拿着石板，和我跟阿布·金恩挤进车子，展开一场既漫长又痛苦的旅程。我心想这问题一定要好几天才能够解决，但我当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会恳求工厂通融，他们则会以待处理的石材太多为理由拒绝。我们的订单会排在最后面，我原本希望厨房在今天晚上就能完工，现在只能期望下个星期，甚至还可能拖延更久。我们抵达希亚姆那家工厂，看来大事不妙，切割石材的师傅正在睡觉。

“你给我起来！”马利克对他咆哮。

石匠真的起床了，眼睛还半闭着，马利克完全不给他犹豫的机会。他昏昏沉沉、摇摇晃晃地走向锯子，马利克大声下达指令、尺寸与斥责，“二十八年！”

锯子的声音淹没了其他所有声音，冷却花岗岩的水柱射入空中。马利克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看着石板切割成他指定的大小，非常高兴。

阿布·金恩和我把重新切割后的石板，一块一块送回车上，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开车上路，返回马佳永。又过了一个小时，大宅的厨房终于完工。

这段日子里，我不时退后几步，欣赏我们这一年来的成就。工程中产生的碎石块，不再令我感到困扰。地上的厚纸板、窗边装满工具的水桶、“埃及艳后瓷砖公司”的空箱子、百事可乐的空宝特瓶、五个塑料杯、一张“纽顿无花果”饼干的包装纸、一叠垫在空心砖底下的2003年报纸，这些东西不再吸引我的目光。对于三把梯子、大理石地板上蜿蜒的园艺水管、三桶油漆、六个厚纸板箱、填缝料的管子、钉锤、纸胶带、拆卸下来的鹰架，我也视若无睹。大宅仍然门户洞开，蚂蚁和蚊子像多年来一样进进出出，微风也继续吹拂着各个房间。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大宅变成一座家园，鲜明的美感逐渐浮现。我们即将大功告成。

又过了几天，在我离开之前，大宅整修工作可说是已经完成，或者至少是几乎完成。

我走上楼梯，上面的缺口与裂缝透露了年纪，石块则是岁月与坚毅的象征。原本的实用风格转变为优雅，触目所及皆是如此。我走进拥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大门，它的立面就像一袭翻腾的船帆。来到起居室，光线从三道拱门映射进来，我的脚下就是芭希雅当年擦亮的大理石地板，边缘是黑色的，中央有四个同样颜色的小方块，透露出细致优雅的风格。伊斯伯·萨玛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购买的瓷砖，和我向阿布·阿里零零星星采买的瓷砖并列。抬头看看天花板，样子与芭希雅独居的岁月没有两样。

走上阳台，眺望外面的世界，铁栅栏仍然攀附着大宅，以传统的东方工法打造，一枚钉子也没用到，也完全不需要焊接。一片固定在另一片上面，像小小的扣环一样。铁栅栏的打造者期望它们长长久久，通过时间考验。焊接的栅栏总有一天会剥落断裂；但是这种扣环式的栅栏，会在年深月久之后更为优雅，因为弯曲而更为紧密，没有断裂之虞。我留下那些旧的水泥花砖，铺在大门口，它们的形状与颜色营造出一种三度空间的感觉。

我漫步行经这一切，归属感油然而生，还伴随着一种亲密感。一年之前，我和亲戚一起来到大宅，轻声细语，生怕音量太高会冒犯这幢与我们陌生疏离的房子。但是我现在独自一人，屋内一片寂静。对我来说，寂静意味着接纳。

一天午后，我正在为远行做准备时，一位教士来拜访我。我们素昧平生，而他离开之后我也遗忘了他的名字。他身材魁梧，蓄着黑胡子，身穿黑衣，在镇上以制作镶嵌画出名。他对我提出几个建议。

我是不是可以把铁楼梯改建成木楼梯？吊灯的缆绳是不是能换一下？我为什么不用木料来制作百叶窗？

“你们做得很好，但可惜的是，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他耸耸肩，一脸严肃，慢慢走开，没有祝福。

后来我走到屋外，一位邻居凑过来。大宅整修工作即将完成。他问我，为什么不把百叶窗漆成绿色，和隔壁的房子一样，那是他姻亲的房子。我说我比较喜欢褐色，他耸耸肩说：“不管怎么说，你糟蹋了我们的房子。”

他们的说法无关紧要。大宅是我的。

我告诉阿布·金恩，2003年在巴格达，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将美国掀起的战争形容为“大决战”，这说法很快就带有一股讽刺意味。

“今天就是我们的大决战。”我对阿布·金恩如是说。

他点点头，但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搬家工人把我的家具送来之前，我们还有几个小时来完成一些工作：法迪要把大理石地板再磨一次；铁匠试图将铁制扶梯焊接起来；卡米尔应该要将拱门上的窗花位置调整好；托玛必须再修饰一下油漆的颜色；伊马德正在为灯光开关的盖子上螺丝；其他人则忙着扫地板、擦瓷砖、清理垃圾、冲刷石块，我们光着脚，卷起裤管，将冲下来的东西铲进桶里。

过没多久，搬家工人就来了。我看着起居室内部，从我抵达马佳永到现在，头一回有所领悟，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工作及时完成。搬家工人将我贝鲁特公寓的家具送进大宅时，地板才勉强算已经干燥。那间公寓的租约已经到期，我在贝鲁特无处可住。大理石地板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照见自己的胡子，越来越灰白了。

夜晚的忙碌告一段落，我坐在伊斯伯·萨玛拉的阳台上。我自己准备晚餐，尽可能使用自家花园生产的食材：扁豆米饭里的洋葱；青西红柿；我用盐腌得恰到好处的米克塔；胡椒、薄荷、洋葱与更多米克塔做成的色拉。我的餐桌桌面是大理石，取自厨房旧有的料理台，当年楼下的占住者阿布·艾利曾在上面切荷兰芹和西红柿。我脚下的瓷砖拼成某种图案，也是跟阿布·阿里买的。我看看大宅内外，拱门、大门、百叶窗与石块，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感受：满足感。如果经费再宽裕一点，我就可以买更漂亮的窗户把手。如果时间更充裕一点，我就可以挽救几道旧门与旧拱门。但是整体而言，我把一幢荒废的、遭到战争重创的房子，变成一个气氛祥和的地方。它不只是通往过去的管道，也不是过去的复制品，而是一个新的存在，结合了过去与未来、现状与可能。伊斯伯的家园，从雄心勃勃中诞生，在一对父母亲的牺牲中发光，他们为了孩子的平安，甘愿忍受失落的痛苦。我的家人如果来到这里，就可以像我一样，从过往汲取自身需要的东西，从故事里感受到我寻求的慰藉与发现的承诺。对于过往，有时与其回忆，不如想象。

第二天早上是个大晴天，我站在花园里，看着几道弃置的旧门，那是几个月前我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我凝视着几片大理石板，那是一座旧料理台的遗迹。原本我很想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但是后来想到瑞伊法在俄克拉何马的时候，连半块砖头都会收起来，省下每一分钱，务必做到物尽其用。于是我知道自己不能乱丢东西，必须留下家族生活史的一切，伊斯伯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片段，过往的一切，我外曾祖母与祖母碰触过的所有事物。在马佳永这幢房子里，我看到过往与现在并存，看到值得保存的事物。黎凡特文化一去不返，但是大宅借由三重拱门的优雅、工匠师傅的尊严与骄傲、海瑞拉医生的音乐、伊斯伯的悲伤与牺牲，一直在提醒我：政治纷扰的背后有祈祷的话语，代表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希望。

马佳永面貌多端，有今日的马佳永，也有记忆中的马佳永、想象中的马佳永，或者期望如此想象的马佳永，其中充斥着朋友、亲人与房屋，后者具体呈现了被遗忘的过往、赫尔蒙山的面貌，也映照出我们自身，或是我们对自身的期许。我的黎巴嫩就是我祖母的黎巴嫩，一个饱尝战祸的地方；然而我的马佳永不同，它是一个理念，来自伊斯伯大宅。任何事都无法摧毁它，战争也对它无可奈何。我永远可以前往我的马佳永，它永远与我同在。

先前我答应自己，要为自己在马佳永的最后一夜保留一罐橄榄，庆祝大宅整修终于大功告成。我从柜子拿出罐子，选了一个适合这场仪式的白碗，倒出十来颗橄榄，尝了两三颗。它们虽然是由新手摘取的，时机太早，但是成熟得恰到好处，不再苦涩，咸味也稍稍淡去。我一边吃一边想到女儿，我返回伊斯伯大宅时为她种下这棵橄榄树，我想象有一天能和她一起品尝这棵树的果实。伊斯伯大宅是一幢老房子，但新生命源源不绝地到来。

六月的某一天，一大早天气晴朗。我站在伊斯伯大宅的阳台上，手机响起，是海瑞拉医生打来的。

寒暄一阵之后，他对我说：“我的状况不太好，卧病在床。”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悦，然而是针对他自己，或者针对他的身体，因为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身体却不行了。他告诉我，癌细胞沿着他的脊椎蔓延，从第四节腰椎蔓延到第五节。

我局促不安，因此改变话题。

“医生，你一定不会相信，那些受难花长得非常茂盛。”我看着楼下的花园。

受难花是他送的，我种下去之后不久，它就蓬勃生长，生机无限，卷须缠绕着铁篱笆，有时候似乎要穿越石墙。

海瑞拉医生说：“你应该把它的尖端切除，这样它就会向两边生长。”

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他对这个话题有点兴趣，甚至感到兴奋，他问道：“开花了吗？”然后立刻自己回答，“不，不可能。时间还太早。”

第二天，我到海瑞拉医生家里探望他，伊万卡应门。她告诉我，医生仍然卧床，无法下楼。她建议我上楼，二楼左手边最末端的房间，就是他的卧房。我上回拜访是两个星期之前，这一回再看到他，我试图估计他病况恶化的程度。他躺在一张白色的木床上，蓝色的格子花呢床单与白色的被褥，几乎要将他整个人淹没。他的脸庞消瘦，甚至已经发黄。我走进房间，他试图坐起来，靠着床头板上一个盖着白毛巾的枕头。他周围的墙壁挂着五张照片，是他的一对儿女与孙儿金恩。床头柜上放着一面镜子，旁边有一幅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圣像，再旁边则是一个白色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红玫瑰。这个花瓶是他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伊万卡的生日是六月十九日，和莱拉同一天。

我们坐在房间里，沉默不语，隔壁房间的电视开着，伊万卡正在观看在贝鲁特举行的雅各布·哈达德宣福礼，他是一位黎巴嫩裔的嘉布遣会修士。我听到典礼的片段：“向上帝祈祷……象征我们的信仰与爱……感谢祂的赐予。”

“你看到受难花开花了吗？”他再问一次。

我摇摇头，他小心翼翼地起身，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室内园艺指南》，坐下来，翻到索引，检索受难花的数据，为我翻开那一页。我看到一幅精致的图片，总算了解为什么西班牙传教士会在其中看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萼片与花瓣有如使徒，蓝色与紫色条纹有如光环（或者荆棘冠），雄蕊与花柱有如伤口与十字架的铁钉。它是如此微妙而鲜明，栩栩如生。

海瑞拉医生告诉我：“明年，你的受难花就会开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回，他没有主动表示要帮我修剪树木，没有建议我们可以到吉布奇特的苗圃买什么植物，没有要送我插枝或者教我如何嫁接。这一天，他不再做任何承诺。他感叹自己无法走到自家的花园，只能从卧房窗口观赏，当一个旁观者。对于樱桃的季节即将过去，他满怀遗憾，因为他本来想酿造三十瓶樱桃酒，但现在已无能为力。我说下回我开车上山到舍巴时，会帮他买一些樱桃，但他摇摇头。

他说：“我做不来了。”

他说了两次，仿佛是在道歉。

几天之后，海瑞拉医生打电话给我。我本来很担心，因为他的车子没有停在家门口，而且家里大门深锁。他告诉我他住进了纳巴泰的一家医院，我第二天就去探病。

病房的油漆颜色惨白，气氛悲凉。我走进去的时候，想起巴格达战争时期的一家医院，装潢简陋，只有医疗功能，没有人味，无法舒缓死亡告别的痛苦。海瑞拉医生躺在里面，伊万卡坐在一张沙发上；整个房间唯一的颜色，就是一条围绕墙壁的绿色饰带。他试图下床，站起来迎接我，但是无能为力。他非常虚弱，皮肤毫无血色，好不容易才坐起来，颤颤巍巍地倚靠着床板。

他对我说：“我好疲惫。”

他正在发烧，有尿道感染症状。他的肝脏肿大，担心癌细胞已经转移过去。

就连这一天，我见到他的最后一天，我还是只能称呼他医生，这称号再适合不过。

“医生，我九月再来看你，中间只隔几个月。”

他回答：“希望如此。”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其实我心里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海瑞拉医生也知道。

他耸耸肩说：“希望如此。”

我拦下一部出租车，坐回马佳永，司机注意到我的表情。

“你有认识的人住在那家医院吗？”

我好不容易才说出海瑞拉医生的名字。

司机告诉我：“你必须把事情交托给上帝。那家医院的病人已经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不能动手术，没有医生帮得上忙。只有上帝能让他们恢复健康，只有上帝。”

他又用阿拉伯文说：“医生只是‘wasila’。”

“wasila”是工具、手段的意思。

出租车驶过一处弯道，我点燃一根烟，想起有一回我和海瑞拉医生经过此地，他指着光秃秃的山麓，那是许久以前战火蹂躏的结果。

海瑞拉医生问我：“你看到那座山丘了吗？”

他告诉我，山丘上原本种满了杏树，从树干就可以看出年龄，比他还早几十年。每年春天，枝头开满杏花，一片雪白，美得难以置信。

那景象恍如另一个世界，那是他的马佳永。

他告诉我：“你看，山坡上还有一些杏树的残桩。”

尾声

2011年2月，晴天霹雳，剧变的时代突然降临，埃及脱胎换骨，爆发革命，革命落地生根，暴君遭到推翻；原本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战胜所有的死亡与拘禁、苦难与失望，即多年来埃及人民生活的常态。这种风起云涌的精神，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表现得最为鲜明强烈。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广场，近年风光不再，有太多的战役在这里败北，太多的生命遭到羞辱压抑。广场爆发的事件，源自年深月久的挫折感、对于过往的集体记忆、对于改变的梦想。那是一场想象力的行动，人们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展开行动，营造未来的愿景。人们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并且与过去连接。

马佳永大宅整修工程完成几年之后，我重回工作岗位，踏上开罗的解放广场，埃及革命很快就到达兴奋的高峰。那天是星期日，午夜过后几分钟，雨水流过寂静的街道，整个地方变得很不一样。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穆奈姆披着一条毛毯，和我走过尼罗河宫殿桥，笑眯眯地对我畅所欲言：“我的愿景，远远超出我眼睛的视野。”

广场周遭围绕着纪念碑，代表江河日下的威权政体。在那一天，反抗的呐喊最后变成胜利的欢呼，在人山人海中响彻云霄，男男女女高喊“欢迎来到自由埃及”。夜幕低垂时分，气氛稍稍平静一点，欢呼与呐喊逐渐柔和，广场变成即兴演出的舞台，让人们朗诵诗歌、表演才艺、辩论政治。艾哈迈德和我一同走进广场时说：“我这辈子还没看过这样的场景。”他的笑容绽放开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比清醒。”

小吃店为大家准备三明治，免费供应。义工把茶水送到路障旁边，慰劳疲惫的看守者。药房分送绷带与药水、消毒剂与吸入器、静脉注射液与胰岛素。艺术家在沥青路面挥洒美学素养，作品未必令人难以忘怀，但是很能够振奋人心。夜色蔓延开来，小贩缓缓走过平静的街道，走过手牵手的情侣，走过身上贴着绷带的男子；这些男子与恶形恶状、胆大妄为的政府支持者搏斗，绝不让对方阻止自己追求新家园的梦想。

有人大喊：“一杯茶一埃及镑！”另一个人叫卖：“库夏里！库夏里！库夏里！”那是一道用米饭、扁豆和面条煮成的简单菜肴，可以喂饱饥饿的民众。义工分送长棍面包，高声说道：“我的同胞们，快吃吧！我们来帮助你们！”大家似乎感觉到胜利指日可待，扩音器播放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兹的歌曲，歌词中唱道：“哦，时光，为我们拍一张照片。”他是上一个年代的埃及偶像，“我们越来越接近彼此，那些离开广场的人，永远不会出现在照片中。”

我走着走着，和一位医生聊起来，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医生，特地从国外回来，见证历史时刻，她说：“人们会爱上这座广场。”我们走近一排战车，其中一辆被抗议者涂鸦喷上“埃及是我的”。女医生继续说道：“我们会把广场清理干净，好好爱惜它，让它成为开创新境界的象征。”

凌晨五点刚过，柔和的晨光映现天空，呼唤穆斯林祈祷的声音响起，距离我最近的一位宣礼员高喊：“祈祷比睡眠更美好。”男男女女，一些民众已经起床。在这座别名“千座宣礼塔之城”的首都大城，呼唤声不断回荡。我和穆罕默德·法鲁克走向尼罗河宫殿桥的入口，他看着逐渐醒转的骚动，回过头来告诉我：“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你想要的社会。”边说边指着广场。

我想到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语“Ibn al-sa'a”，意思是“时间之子”，以比喻的角度来说，它象征着稍纵即逝的事物，以刹那瞬间凝聚一生的光阴，短暂地展现其命运。解放广场正是时间之子。

三月，我来到利比亚的一个小镇，它的地名我先前一直懒得去记。利比亚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但仍然可以做困兽之斗。政府军在一处临时检查哨拘留了我和另外三位记者。子弹四处跳射，射入地面时激起柔软的土块。我奔跑逃离，被一座沙丘绊倒，全身肌肉紧绷。几分钟过后，我发现自己跪在地上，旁边是一幢简单的屋子，只有一个房间，一名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婴儿，母女俩都哭到无法自已。几名士兵拿枪对准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口袋里的东西搜刮一空，逼迫我们脸朝地面躺下。一名个头较小的士兵冲向我，大声嘶喊：“你是翻译！你是间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度秒如年，另一名士兵也过来，双眼冒出怒火，把我的脸压进泥土。

他以阿拉伯语冷静地说道：“枪毙他们。”

我纹丝不动躺在地上，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前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我躺在死灰色的天空下，背部中弹受伤，等待死亡降临。我回想起2006年在卡纳，一群民众大喊：“慢一点！慢一点！”黎巴嫩军人、红十字会员工与义工，拿着锄头、铲子或者徒手挖掘，搜寻失落生命的残余片段。那种感觉2003年出现在巴格达，拉娃·贾迈勒残破的尸身被人从美军轰炸后的废墟拖出来，她的母亲看到女儿断裂的头颅，当场呕吐。我想起马佳永的山丘上，一座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宅，沦为遭到羞辱的对象，空荡、贫乏、绝望，完全没有创造性与想象力可言。

第二天，我们被关进监狱，位于地中海滨一座名为锡尔特的城市。我想，阿拉伯世界应该有更糟糕的监狱，锡尔特这一座漆成黄色，气氛还不错。几位同事和我戴上手铐，被人丢进一间位于地下室的牢房，里面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床垫，一个用来小便的瓶子，一罐水，一袋黏糊糊的枣子。解放广场感觉非常遥远。墙壁上有一位虔诚的囚犯涂鸦，向上苍祈求：“真主解救我们。”旁边是一行小字，透露出这名囚犯的心事：“我挚爱的佛达丝。”

隔天早上，我们被转送到一座军用机场，遭到最惨烈的殴打。我被蒙上眼罩，戴上塑料手铐，头部挨了一记枪托。我摇摇晃晃，等待下一记重击，再下一记，心想到底还要挨多少记。我坐上一架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塑料手铐紧紧勒住我的手腕，肿胀的双手逐渐麻木，我开始恐慌。在运输机的隆隆声中，有人听到我的求救，走了过来，我转头朝向他，等待又一记重拳。但是他俯身靠近我，我的耳朵感觉到他的呼吸，他轻声说：“对不起。”

第二天，的黎波里，土耳其外交官员与利比亚当局协商，让我们重获自由，开车载我们离开利比亚。在这之前不久，我们来到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一位文质彬彬的利比亚外交部官员与我们聊天。他的闲话家常透露出困窘，后来我几乎完全忘记他说过什么，只记得他对我的同事说了几句地道的英式英文。

其中包括叶芝的两行诗：“我不恨我所对抗的人/也不爱我所保护的人。”

然而我恨他。我也恨我在被俘一个星期之后，离境时看到的那块告示牌，为一个不值得悲怜的政权进行宣传。一枚旭日形胸针上写着一则口号：“四十一年无止境的快乐。”另一则口号写着：“民主是人民做主，不是人民表达。”我恨这一切的代价。我想回家，因此我带着新婚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来到马佳永。我从利比亚获释之后要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疑问。

伊斯伯·萨玛拉的先人抵达马佳永时，仍然带有霍兰及其贝都因居民的游牧作风。他们没有多少财物，但据说每一个家庭都带着磨咖啡的木制“米赫巴吉”与烘焙面包的铁制“萨吉”。任何人只要听到磨咖啡豆的声音，都可以登堂入室做客。那声音仿佛在说“留下来”“接受我们的照顾”。我回到马佳永时，心里想着这些往事，想着已经失落的事物以及或许可以复原的事物。我想象那些在沙漠漫游的部落，虽然信仰不同、理念不同，但行经草原时，为彼此提供协助与救援。我回想起提尔的黑衣女子，以一种静默的尊重，为八十六具编上号码、即将葬入同一座墓穴的棺木哀悼。我还记得解放广场，还记得在那个短暂的时刻，人们想象的一切。

我经常走过伊斯伯的石砌大宅，走过那两棵最古老的橄榄树，从我祖母与家乡道别的那一天矗立至今。我想到再过不久就要来到的女儿，她会踏上曾祖母当年离家时走下的楼梯，等着听曾祖母传唱的儿歌。我在想象中看到莱拉，似乎一夕之间就长大了，站在两棵橄榄树旁，重复背诵我教她的阿拉伯文，这些文字将她带回伊斯伯的世界，在那里，利塔尼河流过马佳永，流过我们曾经拥有的土地。

那就是家园，就是我们的想象。

2011年9月

致读者

本书缘起于2006年的一个想法。多年之后，想法能变成一本书，有两个人居功厥伟：乔治·霍吉曼与罗伯特·谢泼德，他们是我所认识最好的人。罗伯特是我的经纪人，总是对我展现信心、付出友谊，尽管可能是所托非人。乔治则是当今出版业最杰出的编辑，他会表达绝望、百般劝诱、滔滔不绝、激励振奋，直到一本书脱离原本混乱不堪的状态，展现全然不同的风貌。就如我的上一本书《长夜将至》，乔治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封面上。

女儿莱拉是激发我写这本书的源泉。妻子娜达的爱与付出，让我得以完成它。儿子马利克陪着我一起写作，仿佛知道这本书是他的家族史。我向父亲巴迪与母亲朗达学习，为家族过往感到骄傲，他们两位代表了一个家庭应有的一切。他们目前各自的伴侣莎拉·沙迪德与查尔斯·莫斯契拉一直把我、我的姐妹仙侬与兄弟戴蒙当成自己的子女。

我们是俄克拉何马市的大家族，就算成员彼此分离，也还是心意相通；我一直希望以《石头之屋》来见证这个家族。的确，往者已矣，但精神长存：祖父母辈的艾伯特、瑞伊法、乔治与欧尼迪，叔伯姨婶辈的纳比、纳比哈、纳吉芭与南妮特。还在世的亲人花了许多时间与我合作，特别感谢格拉迪斯阿姨、阿迪巴阿姨与艾娃阿姨，查理叔叔与爱德华叔叔，亚玛玛阿姨、乔治安阿姨与盖桑·迈克·萨玛拉。在所有家族成员中，伊斯伯大宅对我的表姐朱玛娜·拉胡德最为重要，多亏她、她丈夫福阿德、小叔阿曼多的帮助，大宅整修工程才能完成。每一位堂表兄弟姐妹都像我的兄弟姐妹，大宅对他们永远开放。努尔·马拉斯为整修计划花了许多时间心力，他的研究成果是无价之宝。迈克尔·普洛文斯、莱拉·法瓦兹与卡萝尔·哈基姆慨然应允审阅本书的史实部分。最后，我还要感谢那些我到马佳永才认识的家人，他们帮助我了解想象的意义，以及想象能够营造出什么样的社群。我也要感谢我在马佳永认识的每一位朋友、与我一起工作的师傅，当然还有阿布·金恩与海瑞拉医生。

我在之前几本书提过，将阿拉伯文转拼为英文，通常会是非常麻烦的工作，这本书更是如此。妻子和我尽可能忠实呈现口语的发音，但是一直无法订出一套标准。通晓阿拉伯文的人应该会觉得我们的拼法很熟悉，至少在语音上是如此。同样的名字有时会有不同拼法，目的是区分不同人物，例如Nabeeh与Nabih，Nabeeha与Nabiha。本书大部分人物都是真名，但也有人是以假名登场，马佳永毕竟是个小镇，我不希望为他们带来难堪和困扰。

本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那些代代相传的家族故事；然而书中也有不少部分，非常仰赖学者对于这个地区及其发展历史的研究。我尤其要感谢哈纳·哈丹·扈利与他博大精深的作品《马佳永与泰姆干谷家族的新闻史》（The Rich News of the Families of Marjayoun and Wadi al-Taym），还有亨利·阿布·埃拉吉收录的《马佳永旧报纸》（Old Marjayouni Papers）。此外我还大量参考了以下的书籍，迈克尔·沙迪德的《远征医生》（Crusading Doctor）、法里德·胡拉尼的《欧琳妲的梦》（Olinda's Dream）、塞西尔·胡拉尼的《未完成的奥德赛》（An Unfinished Odyssey）、法里德·胡拉尼的《赫尔蒙山麓》（At the Foot of Mount Hermon）、弗里德里希·拉格特的《黎巴嫩建筑》（Architecture in Lebanon）、赫布·哈姆的《三位一体崇拜》（Worshipping the Undivided Trinity）、汤姆·考德威尔的《黎巴嫩山岭》（From the Hills of Lebanon）、普洛文斯的《大叙利亚革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勃兴》（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伊莉莎白·汤普森的《殖民地公民》（Colonial Citizens）、菲力普·扈利的《叙利亚与法国托管》（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毕特·哈米兹拉奇的《南黎巴嫩安全带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he South Lebanon Security Belt）。此外，本书的史实部分也从考德威尔、贾布尔·沙迪德、雷蒙德·哈比比未出版的著作获益良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家园、家族与消逝中东的回忆 / （美）安东尼·沙迪德著；阎纪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House of Stone：A Memoir of Home，Family，and a Lost Middle East

ISBN 9787508698670

Ⅰ. ①家…Ⅱ. ①安…②阎…Ⅲ.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1209号

HOUSE OF STONE: A Memoir of Home, Family, and a Lost Middle East, by Anthony Shadid

Copyright ® 2012 by Anthony Shadi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卫城出版授权

家：家园、家族与消逝中东的回忆
著者：[美] 安东尼·沙迪德
译者：阎纪宇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699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867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引言 疑问
第一章 初见，1897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第十章 和平，1993
第十一章 我控诉，1999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第十七章 在海边
致谢
资料来源
照片来源

献给我的挚爱，汀娜

引言 疑问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9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年10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500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年3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复苏，医治着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1991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2002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9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世纪80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18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1995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

第一章
初见，1897

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

这次朝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1]比赫茨尔更为远大，甚至，是罗曼蒂克式的。没错，他痴迷于赫茨尔《犹太国》（Der Judenstaat）英文版[2]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 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伊斯兰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另一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系着的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异地游商，往来于伯明翰和剑桥之间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创始人之一；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女子，为他孕育了九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国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本特威奇热爱旅行、诗歌和戏剧，他喜欢莎士比亚，甚至知道莎翁在湖区的故居。当然，他并没有违背犹太教信仰。他同妻子苏珊共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由英裔犹太人组成的和谐大家庭，他们一同晨祷、唱赞美诗，研读坦尼森[3]和迈蒙尼德[4]，举行安息日仪式，接受牛津剑桥的教育。本特威奇相信，就像大英帝国肩负着使命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使命，而看顾在东方遭迫害的犹太同胞，就是身处西方犹太人的使命。我的曾祖父无比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特的英裔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如果我见到赫伯特·本特威奇，我可能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确信我会跟他对着干。他的世界，尽是保皇党、宗教主义、宗族主义，还有帝国，距离我的世界就像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但是，当我从遥远的彼端（100多年的距离）观察他时，我发现，我无法否认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我惊讶的是，我同那古怪的曾祖父之间，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再次自问：为什么他在那儿？为什么他要踏上那艘火轮？就他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身临险境，他在伦敦的生活富足而充实，为什么他就这样驶向雅法？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浪漫主义。1897年，巴勒斯坦尚未落入日不落帝国的王权之下，但英国已经心怀觊觎。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锡安的向往不亚于犹太人。乔治·艾略特[5]的《丹尼尔·德龙达》铺就了道路，劳伦斯·奥里芬特（Laurence Oliphant）[6]又使之更进一步。在那个殖民时代，锡安的魅力撩拨着英国浪漫主义人士的心弦。对于我的曾祖父这样一个浪漫的男人、一名犹太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来说，这个诱惑简直无法抵挡。对锡安的渴慕已然成为点燃他整个生命的激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

另一个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中肯，即赫伯特·本特威奇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他在19世纪末从白教堂区奋斗到圣约翰伍德区的经历，相当于20世纪犹太人从下东区进入上西区[7]。190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曾祖父面临着与21世纪美国犹太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没错，赫伯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仅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固然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英裔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4月16日，他抵达了古老的雅法港口。我看着他在清晨5点起床，走出他的头等舱；我看着他穿着浅色的夏装、戴着软木帽，走上舷梯，登上“奥克苏斯”号的木甲板；我看着他站在甲板上远眺，太阳缓缓从雅法的拱门和炮塔上方升起。我曾祖父看到的土地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温柔的晨光下闪闪发光，沉浸在微弱的希望之光中。

我希望他登岸吗？我不知道。

我痴迷所有打上英国标签的东西。就像本特威奇一样，我深爱这片土地，从兰兹角到斯诺登尼亚山峰，到大湖区；我深爱着英式风情的别墅、酒馆以及乡村；我深爱着早茶、下午茶文化以及德文郡的凝脂奶油；我深深痴迷于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高地，以及铺满柔软绿茵的多塞特山丘。英国人对自己民族深深的认同感让我感到由衷敬佩；同样，让我深为迷恋的，还有这座800年间不曾被征服的伟大岛屿的宁静祥和、绵延不断的香火传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风范。

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下船登岸，他将告别这一切。他将把自己、他的孩子、孙子以及曾孙永远带离英格兰苍翠的土地，而让我们在这里——荒凉的中东，世代安居。这样做太愚蠢了吧，这不是太疯狂了吗？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不列颠群岛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居的过客，因为我们的旅途是那样漫长又充满艰辛。绿色的英格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临时避难所，一块旅途中的暂栖地。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地揭示：在赫伯特·本特威奇无法看到的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犹太社群将减少三分之一。从1950年到2000年，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数量将从40多万减少到大约30万。犹太学校和教堂将会关闭，城镇——比如布赖顿和伯恩茅斯中的犹太社区将会大为缩减。异族通婚的比例增加超过50%。年轻的非正统犹太人会疑惑，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意义何在？

类似的进程也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在丹麦、荷兰、比利时，非正统犹太人的社区将逐渐消失。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勒、卡夫卡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犹太人的思想，200多年来，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犹太人将逐渐离开欧洲舞台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将遭到质疑。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5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甚至会冲击强大、富有的美国犹太人社区。美国社会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率将大幅降低。异族通婚将比比皆是。古老的犹太社群组织将失去活力，几乎不会有非正统犹太人愿意遵循或者参与犹太教信仰生活。比起欧洲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虽仍然充满活力，犹太人能够看到21世纪意味着什么，但那幅图景并不乐观。

那么，我的曾祖父应该下船吗？如果他不登岸，我也许将在英国过着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我不用服兵役，不用面临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不用忍受道义两难的啃噬。我和家人将在多塞特郡有茅草屋顶的乡村小屋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夏季，我们会去苏格兰高地。

如果我的曾祖不登岸，我的孩子也许会只拥有一半的犹太血统。甚至，他们根本不会成为犹太人。不列颠将会抹去我们的犹太身份。在古英格兰的草甸和新英格兰的密林，世俗的犹太文化也许将化为云烟。在大西洋的两岸，非正统犹太人将逐渐消失。

当本特威奇和他的团员下船时，地中海是如此安详，就像一汪湖水。阿拉伯码头工人将“奥克苏斯”号的乘客接上粗糙的木船。雅法的港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挨，进城时，这些欧洲的旅行者们发现，今天恰好是雅法城的集市日。对于集市上悬挂的动物尸体、腥臭的鱼和腐烂的蔬菜，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那些乡村女子、瘦骨嶙峋的孩子们以及他们浑浊的眼神。这里的环境拥挤、嘈杂且肮脏不堪。16位男士、4位女士及1名女仆，打算前往市区的旅舍，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游公司派遣的精致马车很快抵达。刚一驶离混乱的阿拉伯雅法港，这些欧洲人又重新兴致盎然。4月的柑橘林散发出来的甜美气味，窗外怒放的红色花朵，以及羞涩的紫色野花，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精神。

这21名旅客受到我的另一位曾祖父——希勒尔·约夫医生（Dr. Hillel Yoffe）的热烈欢迎。他给这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希勒尔·约夫在六年前来到雅法港，被同一批阿拉伯码头工人带上岸。在这里，他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医疗工作——对根除疟疾的研究——已声名远扬，他的社会工作——作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主席——更是杰出非凡。像这些英国朝圣者一样，约夫赞成享有优越生活的西方犹太人必须扶持穷困的东方犹太人的理念，并以此为己任。这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愚昧哥萨克人的魔掌，还有基于向他们传播科学及教化的道义责任。在这个偏远的奥斯曼省的艰苦环境中，约夫医生堪称推动这一进程的第一人。他的使命，不仅在于医治他的病人，也在于救助他的同胞。

在约夫医生的带领下，本特威奇一行来到了法国人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时值逾越节（Passover holiday）[8]，学生正放假，但教师和员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米凯维以色列学校如同这一旅程中的一方绿洲，其优秀的教工指导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年轻人以现代方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其使命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农业家和葡萄种植者。这些法国式的农业技术将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并将沙漠变成绿洲。欧洲旅客欣喜万分，感觉看到美好未来的种子正在他们眼前发芽，而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未来。

离开米凯维以色列，他们又到了里雄莱锡安殖民地。殖民地的开拓者和赞助人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代表男爵的当地官员在殖民地庄园招待了这群可敬的朝圣者。英国旅行者很喜欢这个法国人。在这样闭塞的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主人、这样精美的食物，实在令他们松了一口气。最令他们高兴的是，在这个拥有15年历史的殖民庄园，男爵居然兴建起了一家强大的、技术先进的酿酒厂。他们对“将巴勒斯坦变成东方的普罗旺斯”这个概念啧啧称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在800年后的犹太人家乡，在红屋顶的殖民房屋和郁郁葱葱的葡萄园里，第一次飘荡着希伯来葡萄酒的醉人气息。

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了兰布尔。此时距离他们在巴勒斯坦登岸已有七个小时。本特威奇一行的大部分队员都坚信：犹地亚正是那些在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安居之所，巴勒斯坦将成为拯救犹太人的乐园。不久，他们将坐上从吕大（Lydda）开往耶路撒冷的火车。像赫伯特·本特威奇这样的男人绝不舍得浪费宝贵的每一分钟。他的同伴已经精疲力尽，他们一边休息，一边默默地回味这一路来的所观所感，但是，我的曾祖父却难以入眠。他穿着白色夏装，戴着白色软木帽，爬上了拉姆拉城中心地标式的白塔。在那座巨大的塔楼上，我的曾祖父眺望着整片大地。

1897年，在这片尚显空荡的领土上，本特威奇极目远眺，他看到了平静、空旷和希望。这是一方即将上演剧目的舞台，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又有很多事即将发生：鲜花如地毯覆盖，古老的橄榄树林荫郁郁，犹大山投下淡紫色的剪影。就在这里，耶路撒冷！就是这偶然的机会，我的曾祖父成了这出剧目的中心。在这个时刻，他必须做出决定：此路，或彼方；向前，或者后退；选择巴勒斯坦，或者拒绝。

我的曾祖父并不适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全貌。坐在优雅的小马车里，从雅法到米凯维以色列，他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卡比尔；从里雄莱锡安到兰布尔，他没有看到萨拉凡德；在兰布尔，他没有注意到，兰布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城；而现在，站在白塔之顶，他没有看到哈迪塞、基姆佐、埃尔库巴布。我的曾祖父也没有看到基色山上的阿布舒莎城。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新的千禧年里，我问我自己。我的曾祖父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在1897年，巴勒斯坦拥有超过50万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拥有20个城镇，以及几百个村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它们，从拉姆拉塔远眺的本特威奇，目光敏锐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片土地上已有人栖息，已经有另一支民族，此刻，正占据着这片原本属于他的祖先的土地。

我并不想批评或者指责什么，相反，我意识到，在他的概念里，巴勒斯坦是一块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包括了今天的约旦王国。而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的原住民，它可以为从反犹主义欧洲而来的犹太幸存者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伟大的巴勒斯坦，可以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家园。

我也注意到，本特威奇所观察的土地上，充斥着人口众多的贝都因人。而在那里居住的贝都因人，大部分都是没有产权的农奴。1897年，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简陋的小村庄里，他们的房子不过是泥土堆砌的小屋。贫困和疾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而对于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绅士来说，本特威奇是不会观察到他们的。

也有可能，本特威奇，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白种人，并不能平等地看待非白种人。他很可能轻易地说服自己：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更能给这片土地的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欧洲犹太人会医治这些居民，教化他们，培养他们。所有人会以一种高尚且有尊严的方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友邻。

但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观点：在1897年4月，还没有巴勒斯坦人民。那时的巴勒斯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觉，也没有民族运动这一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还在遥远的地域之外：在大马士革，在贝鲁特，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在巴勒斯坦，尚没有出现强烈的民族认同，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奥斯曼帝国的这些偏远之地没有自治权，巴勒斯坦也没有自治权。如果是一名来自大英帝国的骄傲公民，他将这片土地视作一块无主之地、一块犹太人可以合法继承的土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我还是要问，他为什么没有看见。毕竟，阿拉伯的码头工人在黎明时分叫醒了他，并用简陋的木船把他带上了岸。在雅法的集市上，他从阿拉伯商贩中穿行而过，也是阿拉伯人在他居住的雅法旅舍服侍他。在马车行进的途中，他可以看到沿途阿拉伯人的村庄，以及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居民。即便是在他自己的托马斯·库克马车上，也有阿拉伯向导、马夫和仆人。巴勒斯坦旅行指南手册特别强调了，拉姆拉城是由阿拉伯人兴建的，还有拉姆拉的白塔，也是阿拉伯风格。

随着我观察本特威奇在塔顶眺望那片土地时遗漏的视觉盲区，我完全理解了他的心思。我的曾祖父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因为如果他一旦知晓，他也许就不得不打道回府。而我的曾祖父，从不后退，所以，他选择了“看不见”，这样他才能继续前行。

……

所以，他继续前行。他召集了同行的朝圣者，登上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铁道是几年前一家法国公司修建的，发动机是现代化的蒸汽式，拉着设有舒适软座的车厢前行。当他为这新式火车展露的进步信号而兴奋时，窗外的景致更是震撼了他。透过法国人建造的车厢的宽大窗子，他看到了希伯来基色古城的遗迹（但他没有看到与阿布舒莎相邻的巴勒斯坦村庄）、莫迪因的英雄马加比家族坟墓（但没有看到巴勒斯坦村庄米迪）以及参孙纪念堂（但没有看到阿图罗）。他没有看到迪尔哈瓦，也没有看到哭泣教堂。我的曾祖父关注着通往耶路撒冷曲折峡谷中的古老荣耀，却并没有看到，在耶路撒冷周边辛勤耕种崎岖梯田的巴勒斯坦人民。

在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内心，有两股驱动他前行的力量：鲜活的历史记忆交织着不断进步的信仰，以及对历史荣耀激发起的实现现代化的决心的渴求。是的，他致力于解救正在沙皇暴政下的俄国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忘记1881年至1882年的乌克兰大屠杀和最近罗马尼亚迫害中的幸存者。但是，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圣经》和现代化。他真正的热情在于恢复先知文化，以及铺设电报线路。对于他而言，在神话般的过去和技术先进的未来之间，没有当下；在历史记忆和梦想之间，没有“这里”和“现在”。在我曾祖父的意识里，没有这块土地已有归属的概念，也没有那些站在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旁，挥舞着手，向穿着精致亚麻衣服的英国旅行者们问好的巴勒斯坦居民的位置。当他透过车窗望去，他们被湮没于圣经化的景观中。

当我跟着火车去往耶路撒冷时，我想到了斐迪南·玛利·德·雷赛布（Ferdinand-Marie de Lesseps），这位制订了用人工水渠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详细方案的驻埃及法国总领事，他建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来筹措资金，以实现他的计划。十年后，耗费巨大人力的苏伊士运河完工，雷赛布向19世纪证明了人的无限潜能——在那个时代，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理性进步面前，没有一座山峦可以成为障碍。

赫伯特·本特威奇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虽然，他不是笛卡尔的信徒，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雷赛布的精神仍然影响了他。他相信必然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合理方案。对于他来说，西奥多·赫茨尔就是犹太人问题中的德·雷赛布。赫茨尔制定了宪章，绘制了蓝图，并以建立股份公司的方式筹集了资金。赫茨尔将建立一个伟大的人为的民族国家，它将联结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并将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上演重大事件和标榜卓越丰功的舞台。

曾祖父的同伴们也非常兴奋。从黎明到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雅法、米凯维以色列、里雄莱锡安、拉姆拉、裘德平原以及通向耶路撒冷的峡谷。火车在缓缓前行，这些旅客利用这点时间翻阅起各种指南和参考书：贝德克尔、史密斯、汤普森、奥列芬特以及“秃鹰”气枪。当通过阿亚隆山谷时，他们重温了《圣经》里记述的发生在这里的伟大战役。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辨认出了哈斯摩尼人在伯和仑取得辉煌胜利的遗址。他们感觉自己正在穿越时空，回到了以色列之子光辉的历史纪元。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他们当中，有16位男士和5位女士，16个英国人，3个美国人，以及两个欧洲大陆人。只有3个不是犹太人，只有1个有钱人，几乎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自足、来自现代化社会并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的穿着有点古怪，思想天真，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恶意。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是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滋养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当中涌动的巨大暗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与技术——将彻底改变这片土地。而一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科技被他们的坚定信念浇灌成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步伐。这些强大的力量将夷平山岭、掩埋村庄，将一个民族替换成另一个民族。于是，当火车载着这些沉浸在阅读中的旅行者继续前行时，变革将不可避免。

……

在21名旅行者中，只有一人并不天真。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是一名知名作家，撰写过国际畅销书《犹太区里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hetto）。他言辞刻薄，明察秋毫，冷血无情。他并不赞同曾祖父仁慈的保守主义和浪漫的人道主义。他不自我欺骗，不刻意探究什么，也不对一切视而不见。所有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雅法、吕大、拉姆拉的巴勒斯坦城镇，也看到了卡比尔、沙拉番、哈迪塔、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他看到了所有的简陋房舍，以及至耶路撒冷沿线生活悲惨的村庄，也看到了在耕地上劳作、向驶过的法国火车挥手的农民。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赞格威尔将他看到的公之于世。在纽约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中，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将以“耶路撒冷已被占据”的事实震骇他的听众。他指出，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口密度足足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这位激进的锡安主义者，不仅仅公布了这个颠覆性的人口统计数字，他同样宣称：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不是依靠实施武力来赢得胜利的。赞格威尔做出了结论——因为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的子民们就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那样，用利剑驱逐占领地上的部族。”

赞格威尔的演讲被锡安运动者视为可耻的异端邪说。在1897年，甚至直到1904年，除了赞格威尔，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做出这样直率而尖锐的分析，并得出这样残酷的结论。演讲后，这位另类的作家被驱逐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但他将在几年后再次回归。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回归时，他继续向公众宣扬：“阿拉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占领那几公里的土地，‘收起帐篷，悄然离去’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习俗。就让他们现在证明吧……我们必须温和地说服他们踏上一段艰苦跋涉的旅程。”而这样的话，在当时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敢说出来。

但是，这一切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现在还为期尚早。1897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经历了漫长而刺激的火车旅行，本特威奇朝圣团终于抵达新建的耶路撒冷石式车站。我的曾祖父欣喜若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时间紧迫。他们抵达时正值逾越节，几小时之后将迎来自由的假期，犹太人将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庆贺节日。所以，在车站接受耶路撒冷老犹太区知名人士的欢迎后，他们匆匆忙忙赶往老城区。他们再一次被迫面对东方式的痛苦：黑暗曲折的小巷、肮脏的集市以及饥饿的民众。贫困的阿拉伯人以及世代居住在圣城里，和以慈善和祈祷为生的当地犹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惨的图景。然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哭墙（Wailing Wall）时，却为信徒们的虔诚所折服。在圣殿仅存的残垣前，信徒们哀悼着犹太民族在1 80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大胡子犹太老人唱起苍凉的挽歌，深深地触动了他们。

这些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他们的美国、欧洲大陆同伴惊讶地发现，同样的渴慕与哀切如洪水般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潦草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塞入哭墙的缝隙中。因为时间不足，本特威奇催促着气喘吁吁的朝圣者们赶紧前行，穿过黑暗曲折的幽巷，来到卡米尼兹旅馆，在那里，将为他们举办逾越节的家宴。接着，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赶往大卫城以及大卫冢，然后转去险峻的橄榄山。无论朝圣者们走到哪里，所见都是惊人的对比：过去的辉煌图景与现今的贫困肮脏并立于世。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拥有令人窒息的美丽，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被贫困生活所折磨。年轻的男孩们苍老如翁叟，疾病与贫穷无处不在。

逾越节后的第二天，他们向北方进发。这可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兄弟展示他们杰出才能的时候了。在收取每名乘客44畿尼的费用后，这家著名的旅游公司提供了马和骡子一共100匹，包括免费的英式马鞍和专门为女士铺垫的横式马鞍，以及优质的白色印度帐篷，还派遣了超过48名仆从，包括1个屠夫、1个厨师和1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生。每天早晨，备好的英式早餐端上餐桌，午餐打包进手工编织的野餐篮子里，晚上则会享受一流的美食，包括热汤、两种肉类或家禽类主食和三款不同的甜品。

从1897年4月20日至27日，赫伯特·本特威奇带领着欢乐的殖民地车队穿过了这片土地。从耶路撒冷到贝特埃尔，从贝特埃尔到希洛城，从希洛城到纳布卢斯，从纳布卢斯到杰宁，途经唐谷。离开杰宁，他们经由伊兹拉山谷前往他泊山；从他泊山出发，他们沿着哈丁战役遗址来到太巴列。他们又在加利利海沿岸花了两天时间，然后，乘船前往迦百农，再从迦百农到罗什平纳，又从罗什平纳沿约旦河直至它的源头，然后去了黑门山、大马士革和贝鲁特。

这是殖民主义吗？如果一个生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些照片看上去有种罪恶感：白色的猎装，软木帽，带托马斯·库克标志的帐篷。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同样摆脱不了嫌疑，遣词造句没有歧义，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这些赫茨尔锡安主义者还寻求帝国的支持，作为自己行动的强力后盾。他们不断地向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申请。他们需要一个主流欧洲强国的支持，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将锡安主义付诸行动。他们希望西方可以驯服这块阿拉伯土地。他们希望这块阿拉伯的土地被西方收缴，于是，一个欧洲问题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域得到解决。

可是，本特威奇代表团谋求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而是为了拯救一群受迫害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正代表帝国，而是一群被剥夺权利的人苦心寻求帝国的帮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他们不是为了盘剥这片土地，而是为了开发。除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剥夺和驱逐。

所以，当我观察这些坐在质地考究的英式马鞍上的绅士们，以及在横式马鞍上摇摇欲坠的淑女们时，我看不到任何罪恶，我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睥睨、抢夺穷人羔羊的企图。尽管，他们的设备是殖民式的，习俗也是殖民式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并不属于任何一股殖民势力。尽管，他们的外貌、思想和行为举止是欧洲式的，但是，他们也不代表欧洲。恰恰相反，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他们站在这里代表了另一群被欧洲迫害的终极受害者。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一代是属于被解放的犹太人中的一代，他们热爱欧洲，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摆脱了禁锢他们几百年的犹太区，他们昂首前行，热情拥抱开明的欧洲——使这片大陆富足，也使自己富足。然而，当19世纪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犹太人意识到，欧罗巴并不像他们热爱它那样热爱着自己。对于这些新解放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欧洲宛如一个代孕的母亲，他们尊敬她、崇奉她、爱慕她，他们给她一切所能给的，然而，突然，这些全心投入的儿子们发现欧洲母亲不想接纳他们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眼中的这些儿子们就有了一副新的、古怪的模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异味，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儿子看出了母亲眼里跳动的疯狂与忍耐，于是，他们知道，是时候离开，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耶路撒冷一行后，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日记突然中止了。也许，巨大的疲劳终于把他压垮，又或者，他太兴奋了。有一个目击者称，本特威奇不小心跌进了当地的刺梨仙人掌丛，那些细小的尖刺令他痛苦不堪，几乎不能安坐，更别提写些什么了。但是，其他同伴的记录却描述道：离开之前，本特威奇从斯高帕斯山望向耶路撒冷，暮色中的圣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仍久久沉浸于那幅图景不能自拔。就在第二天，这位朝圣者中的领袖又沉迷于可怕、古老而又静谧的塞巴斯蒂安遗迹。他被同《圣经》描述如出一辙的撒玛利亚景色深深感动：阶梯状的丘陵，橄榄树的园子，沉静的山间幽谷。他还看到了神奇的基利波山。而最令他难忘的，当属那日落时分，被连绵赤色山岭环绕的加利利湖，以及他在清晨悠悠荡桨于静谧湖水中的经历。

我注视着我的曾祖父，带领着有100匹马拉着的车队一路上行，从加利利海到金农沙山谷中的胡拉湖，又从胡拉湖到巴尼亚斯的山泉，白雪皑皑的黑门山顶就悬在他们头顶，距离他们那样近。就像20世纪距离他们那般近一样。而我的曾祖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而在紧接其后的下一个50年，为了恢复民族主权，犹太人又将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现在，一切还很平静，这片土地还享有和平。你可以听到马儿翻越黑门山时哒哒的蹄声，载着沉思的绅士和安静的淑女。我的曾祖父回头，最后一次望向这片土地：那宁静的加利利，湖水魔幻般涌动，还有那带着惊人预示的哈丁战役遗址。这片土地还没有被他未来的事业所波及，这片土地还没有被犹太人的贪婪和绝望所颠覆。

赫伯特·本特威奇赶不上参加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了。尽管他会出席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但是，不能在1897年赫茨尔召集的历史性集会上做报告，这是一个遗憾。不过，只要回到伦敦，他会毫无保留地陈述和撰写他的一切经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他这样宣称，并与锡安的评论家们辩论，坚持巴勒斯坦完全适合“数百万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只需要克服极小的苦难并怀揣希望，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未来的辩论中，我的曾祖父会占尽上风。在朋友和同伴的帮助下，他会在欧洲最重要的首都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一股坚强势力。巴勒斯坦朝圣之行20年后，他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团与英国王室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会晤。那时，这位年迈、高贵的律师已成为旧时代古董式的标识，但是，出于荣誉和礼仪，他仍然被邀请参与早期的谈判进程。半年后，1917年11月2日，谈判诞生了著名的、仅有70字的《贝尔福宣言》，它以信件的形式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寄送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勋爵：

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地代表英王陛下将下述对锡安主义者之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达给您，该宣言业已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做出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群的公民权利及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政治地位的行为。”

蒙您向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晓以此宣言，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

这就是本特威奇的巴勒斯坦之旅，短暂而匆忙，甚至有点荒诞，但却改变了我曾祖父的一生。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重拾维多利亚绅士式的做派。他不再满足于从事法律事务，演奏室内音乐，阅读莎士比亚，把他的九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培养成伦敦式的淑女和绅士。12天的耶路撒冷之行，令本特威奇难以继续在伯青顿的海滨别墅里享受舒适的优越生活。在肯特郡的海岸线上竖有一座灯塔，本特威奇就长久地对着它吐露心声。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被巴勒斯坦的神秘魅力所征服。到191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女儿和女婿将在雅科夫的殖民地葡萄园修建起一座豪宅；1920年，他的儿子将出任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第一位检察总长；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在基色山和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建立第一个英裔犹太人殖民地；1929年，年迈的本特威奇终于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直到三年后去世。这位家族的领袖被埋葬在斯科普斯山西坡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旁，不远处，就是他在1897年4月回头眺望日暮下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故地。

回到那时，火轮载着本特威奇一行从耶路撒冷返回伦敦，船正划过幽暗的海水驶向君士坦丁堡。5月的夜晚酷热难耐，我的曾祖父站在甲板上，凝视漆黑的海水以及席卷而来的白色泡沫。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也只隐约地预见到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将发生的改变。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有限了。不过，他的确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另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当“奥克苏斯”号出现在雅法的港湾，当它缓缓泊岸，当所有的人走出船舱登上那片土地时，的确有什么发生了——这改变伟大，而又可怕。

[1] 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圣会主义，阿拉伯世界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由犹太人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也泛指对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园表示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并非所有犹太人皆支持锡安主义。——编者注（本书中带*的注释为作者原注，其余都为编者注或译者注）

[2] 《犹太国》英文版书名为《The state of the Jews》。

[3] 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09~1892），是华兹华斯之后的英国桂冠诗人，也是英国著名的诗人之一，著有《尤利西斯》等多部诗作。

[4] 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犹太神学家、哲学家。

[5]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19世纪英语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与萨克雷、狄更斯、勃朗特姐妹齐名。《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于1876年出版，是其经典作品。

[6] 劳伦斯·奥里芬特（1829~1888），英国著名的作家、旅行家、外交家和神秘学者。著有《圣地海法见闻录—1882~1885》（haifa,or Life in the Holy Land）。

[7] 内伦敦的西区，是英国王宫、议会和政府机关的集中地；也是大商店、剧院和高级住宅区的聚集区。而东区则是工业区，多为底层人民的聚集区。

[8] 逾越节，又称无酵节、巴斯卦节，是犹太教的主要节期之一。逾越节即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我正驶向北方。从特拉维夫到哈代拉的道路全部由沥青柏油铺就，沿途有加油站和大型购物商场。拥挤、粗俗的众多城市不时显现，区分它们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以色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生活节奏快，消费至上，酷热不堪。我向东拐弯，驶过巴图阿和乌姆埃尔——费赫姆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混居村庄，抵达伊兹拉山谷，这是本特威奇在1897年曾经走过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富饶的盆地。耕犁的农田被翻开，露出褐色的肥沃泥土。在浓重的泥土气味的萦绕下，我继续向东，抵达以色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点。越过一个名叫伊兹拉的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的前面是哈罗德山谷和基波利山的岩石山脊，可以看到伊萨查高地铺满柔软碧草的山坡，还有数不胜数的农场。这里感觉平静安详。然而另一个时代的魔咒仍然高悬在哈罗德山谷之上。

在第一个农场艾因哈罗德破旧的档案堆里，我查阅着地图、计划、方案、文章、信件、个人日志等资料信息。我浏览着20世纪20年代的黑白照片：时间定格在了我们初入山谷之际。随之一幅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征程。

……

哈罗德山谷走势狭长，位于南部起伏的山岭与北部和缓的高地之间，它的东面是贝特谢安城，西面是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这个山谷有三个巴勒斯坦村庄和两个巴勒斯坦小聚落点。这片面积达三万德南（dunams）a[1]的土地隶属于亚历山大的撒索克家族（the Sarsouk family）。当地的许多居民都是撒索克的农奴。

本地的历史悠久，并且充满血腥。当以色列的军队被腓力士人击溃时，扫罗王（King Saul）和他的儿子约拿单（Jonathan）战死于基利波的山顶，他们的尸体被亵渎。基利波山下的汩汩清泉旁，基甸（Gideon）带来了他的勇士，借助哈律泉来测试英勇的人和胆怯的人、适合保卫民族的人和不适合的人，最后，他带着300名勇士击败了来犯的米甸人。

1904年，在这狭长地带的中央，一条由德国人设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建的铁路铺设完毕。不过，这个山谷的滞后与僵化掩盖了这些进步因素。每隔两天，蒸汽火车呼啸着穿过寂静的山谷，但是，之后寂静又把这片土地彻底驯服。直到1920年，这片土地和灌木的荒原还是难以耕种。致命的沼泽零星分布在旷野里，这里疟蚊繁殖，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大多都因此感染上疟疾。沿哈律泉旁的小径迤逦而下，可见穿着长长黑袍的赤脚乡村女孩，她们头上顶着装满泉水的陶罐；骨瘦如柴的牧羊人驱赶着瘦弱的羊群在山岭间游荡。在这条土耳其和德国建造的铁路两旁，当地的生活如牧歌般缓缓流淌，千百年来如此平静。然而，死亡的气息依旧充斥在空气中。它潜伏在巴勒斯坦毒气弥漫的绿色沼泽里，它盘旋在濒临灭绝的欧洲犹太人的头顶之上。

1903年4月，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爆发了复活节大屠杀。49名犹太人被杀死，上百人受重伤。全世界的犹太人处在动荡的中心。西奥多·赫茨尔被深深震撼，他考虑买下撒索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安置欧洲反犹主义迫害中的幸存者。一位投资顾问审核了他的提议，认为哈罗德山谷美妙绝伦，只是，疏散那片土地上的农奴需要使用暴力。

1903年的赫茨尔锡安主义尚不能接受暴力驱逐。但是，17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再这样挑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他们的心肠变得坚硬。所以，1920年，最后与撒索克家族签署交易时，明确指出的行为手段原则是：果断、迅速。新一代的犹太人，开始付诸行动。

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约有100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不到35 000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有明显的两种选择倾向：想要美好生活的大多数人去了美国；而那些想要构筑乌托邦的犹太人，则组织了“阿利亚”（aliyah）行动，前往以色列的土地。不像1897年我的曾祖父在殖民地看到的传统农民，这些后基什尼奥夫的移民是世俗的、乌托邦式的。他们都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只是为了寻求救赎——通过人道的和环保型的社会主义，谋求国家和个人双重意义上的救赎。

这次乌托邦尝试的伟大创造就是公社。1909年，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公社——迪甘妮亚，规模很小，但是，社员之间关系亲密，充分尊重个人需求和个人自由。迪甘妮亚公社延续了下来，但是，乌托邦尝试却宣告失败。在这严酷、贫瘠的土地上，很多人感到孤独，不少人陷入沮丧和绝望，还有少部分人自杀身亡。大部分人放弃了，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美国。

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觉得就像看到了《圣经》里描述的末日战场。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弥赛亚降临。尽管世界充斥着战争、解放运动和各种内战，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甚往昔，大屠杀无处不在。

巴勒斯坦乌托邦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和东欧犹太人的严酷危难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寻找新的出路。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为驯服这块土地，就需要一支不畏艰苦、意志顽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Labor Brigade）。

1920年夏，劳动军成立了。一年后，劳动军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人的强大队伍。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先锋队，说话的方式也像，他们的行事就好似走在游行队伍前的革命精英，而紧跟其后的就是他们要解放的人民。没有任何工作是卑贱的，也没有任何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以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名义，他们可以做一切需要他们做的事。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照片。我看到的这些年轻男子，的确都属于新式的犹太人。他们强壮、健康，心中充满坚定的信念。很难想象，遗留在东欧的他们的父母只是小商人或者贫民窟的教员。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青年身上就发生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改变。现在，他们戴着平顶的贝雷帽，穿着卡其布裤和无袖衬衫，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健壮的四肢。他们肌肉强健，被晒得黝黑，看起来就像革命的标准模特。在前几代人遭受羞辱之后，以色列小伙子开始以满满的男子气概形象展露于世人面前。

而姑娘们，则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性感。有的姑娘的打扮追随欧洲时尚，如果不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海岸，她们可以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音乐声中跳起查尔斯顿舞。即便她们穿着斯巴达式的卡其布制服，也仍然诱人。因为，在巴勒斯坦没有上帝也没有父亲，一切都是自由的，那里没有宗教也没有宗族，一切都是开放的。那空旷的天际下没有怜悯，也没有诸多束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20世纪革命运动中最雄心勃勃和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1921年的夏天，整个山谷和煦安详。除了铺设的铁路，所有的一切就像几百年前的一样。在20世纪前25年，这里的景致同美国旅行家约翰·里奇韦（John Ridgway）在19世纪最后25年描述的完全一致：“山谷满是收割庄稼的人，拾蒿者，以及赶着牲口的运货者。驴车满载着成袋的谷粒，妇女们忙着拾取遗漏在地上的东西。你时常可以听到收割者在唱歌，麦秆随着古老歌谣的节奏摇曳生姿。”

在山腰的纽瑞斯村庄之下，遍布着撒索克家族为艾因杰劳德的农奴修建的石头房屋。伊兹拉农场所在之处，可以看到宁静的扎林村，在群山环绕的一处小丘上有坍塌的泰尔菲泥屋。再往下，零星的沙塔村舍若隐若现。翻过北部的高地，可玫村俯瞰着整个山谷。

河水缓缓流淌，沿着老旧的磨坊从欢快的哈律泉奔向萨哈内（Sahneh）的湖泊，千年如一日。偶尔，河水细细注入农民挖掘的沟渠，滋养他们贫乏的土地。然而，这些河水也滋生了毒气蒸腾的湿润沼泽，横行的疟疾病毒将里哈尼雅村庄变成了一块死地。这里所有的一切，从谢赫·哈桑（Sheikh Hassan）的坟茔到哈桑泉的周边，都是那样寂静——这方古老的土地，陷入长久的安眠。

然而，某些力量将在这个平静山谷里轰然释放。这股能量来自基什尼奥夫大屠杀，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大屠杀。而它被允许释放的机会则源自《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以及与撒索克家族的交易。东欧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驱使他们逃亡进入山谷。新一代犹太人的新身份也吸引着他们进入山谷——塑造和改变自我，在这个山谷里彼此友爱相邻。

1921年9月21日，一支古怪的车队开进了哈罗德山谷，共计有两辆汽车、四匹马，以及大量的运货车。车队里，数十名劳动军的拓荒者兴奋十足，无比确信他们将颠覆历史。一个青年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没有马路，也没有乡村小径。我们沿着铁轨前行，Z.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两辆汽车、运货车队和整个军团。天气酷热难耐。已过正午，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重复着停下、前进……

现在我们必须右拐，向基利波山进发。山脊的脚下，哈律泉欢快地流淌。这眼泉水就是山谷的水源，我们必须占领它。哈律泉便是征服哈罗德山谷的密钥，而我们必须俘获这把钥匙。Z.依然在队伍的最前面，骑着他那匹高贵的阿拉伯骏马，走向哈律泉。我们跟在后面，行走在水池与阴冷沼泽之间，直到我们抵达哈罗德山。这时我们发现，泉水从山坡的一处洞口汩汩流出——正是哈律泉的源头。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们就像跟随英雄基甸拯救以色列的祖先那样，跪在水边，快乐地捧起水大口咽下。泉水以东有一个叫杰劳德的小聚落。我们在泉水的西边搭起了35顶帐篷。我们把铁棍敲进土里，再罩上带倒钩的铁丝网。我们还挖了战壕。几小时后，我们建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营地。就像一个军团一样，我们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现在，有了战地厨房，女同志们开始做晚餐。日落时分，我们结束了在艾因哈罗德的第一天劳作。我们一起进了圣餐，并跳起霍拉舞为山谷祷告——这可是山谷里出现的、来自先锋队的第一支舞。

艾因哈罗德的先锋队深深印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立足点。对我来说，艾因哈罗德同样有着特殊意义——我的家族在这里。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常常来这儿度暑假。那时的我总被基布兹的神秘光环所吸引。我喜欢走在它阴暗的小径上，享受这个典型公社午后的宁静与慵懒。我会站在公共餐厅的门廊下面，俯视下面青翠的山谷，目光穿越雄伟的基利波山。

现在，我坐在艾因哈罗德残破的档案堆中。我仔细翻查着有关拓荒者抵达第一天的资料，发现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构成要素：酷热、泉水、阿拉伯人、帐篷以及带倒钩的铁丝网。这些拓荒元勋们流露出来的意识显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未来的行动也许需要暴力。他们决意必须占领哈罗德山谷——不择手段。

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这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临界点，我认为，不要单单放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我们与他们、以色列与其他。确切地讲，我要扩大观察视野，探求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同维度的叙述怎样在哈罗德山谷中发生相互作用。

1921年，局势是很明确的，非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没有能力将巴勒斯坦开拓成殖民地。如罗斯柴尔德殖民地（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访问的那个）一般，那些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永远完不成任务的市场调控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尽头。类似迪甘妮亚这样的乌托邦公社同样也行不通。自由、亲近和个人主义与职责和使命是不能兼容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取得胜利，这就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具有社会主义结构的新社群。从撒索克家族购入的29 000德南的土地，为架构新社群提供了领地基础。就在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占据了这块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建立他们庞大的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基布兹。

基布兹社会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几个原因。没有先锋队的努力，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能度过殖民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没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会拥有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对保证殖民过程成功进行至关重要。没有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者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的举措也将被视为不公正的殖民运动。只有基布兹社会主义能给锡安主义者带来社会凝聚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那个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道义律令。只有社会主义基布兹劳动军的民族精神，才能鼓舞锡安主义者占领哈罗德山谷，才能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

他们的行动不仅辉煌出色，而且英勇无畏。这支在哈罗德山谷扎营的青年劳动军并没有自问，在1921年期间定居巴勒斯坦的8万犹太人要如何面对当地60多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疑虑，一小群巴勒斯坦社会主义者如何领导大离散中的1 500万犹太人开启一段大胆的历史性冒险征程。同赫伯特·本特威奇一样，这74名艾因哈罗德的拓荒者们也是选择性失明的，这种天真庇护着他们也诅咒着他们。他们看到了阿拉伯人，却选择“看不见”；他们看到了散发毒气的致命沼泽，却刻意忽略；他们知道这里的历史环境相当不利，却乐观地相信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气质之一，就是钢铁般的反抗精神。对抗着所有的困难，他们在深谷里扎下营地，建立了艾因哈罗德。

当然，他们是叛逆的。他们的革命性至少有六重。这些着手建立艾因哈罗德的74名弱冠青年，他们反抗着那些在大迫害和大离散中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反抗着那些不事生产、仰赖别人施舍的腐朽的犹太人，反抗着基督教的欧洲，反抗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反抗着巴勒斯坦的有毒沼泽和巨大石砾，反抗着巴勒斯坦的那些土著居民。当这支劳动军先锋队在哈律泉边安营扎寨时，他们反抗着20世纪阻碍犹太人生存的各种势力。

我看着营地在扩张。最开始是位于泉水边，以便能够绝对控制山谷的水源。几星期后，艾因杰劳德的农奴放弃据点离开，他们的营地便扩张到了山坡、空置石屋的右边。到现在为止，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基布兹已经有了150名同志，搭起了70顶白色的圆锥帐篷。

每顶帐篷的中央都有悬挂煤油灯的赤铁条，三张金属支架床围绕在铁条周围，床上铺着灰褐色的军毯。没有桌子和椅子，但每一张床边都立有用老旧的木质水果箱改造的简易柜子，队员们用以存放私人物品。每个帐篷还配备一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白色的沙砾覆盖了这片不毛之地。为了防止在即将到来的雨季中帐篷被毁坏，帐篷周围都挖掘有深深的排水沟，每一顶帐篷都用军用绳拉紧，并用金属钉固定。

一切看起来棒极了，艾因哈罗德的青年创始者们欣喜若狂。“这可真令人吃惊，”其中一人写道，“我忍不住想起《圣经》里以色列的子民们在沙漠中住帐篷的情景。不过他们还要继续前往埃及，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站——这是我们流浪的终点。”巨大的兴奋不单单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整个群体。劳动军的男女队员们齐心协力建起了艾因哈罗德，他们又唱又跳，尽情抒发内心的快乐。在那个夜晚，年轻的双脚踢向天空，年轻的双手紧紧相握，一张张脸庞热情洋溢，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围着篝火跳着欢快的圆圈舞，就好像在举行一场祈祷仪式，他们跳着，就好像在山谷扎营具有圣经式的意义。庆贺的鸣枪声直冲云霄。

漆黑的夜空被篝火映得通红。受压迫的农奴们好奇地观望这些唱歌、跳舞、鸣枪的新来者，思考着他们是何方人士。惊讶的哈罗德山谷也想知道，这些流浪者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搭起了帐篷，并且跳舞直到夜深，将它从上千年的沉睡中唤醒。这舞动的欢快何尝不是一种粉饰？当这群跳到精疲力竭的青年回到帐篷、瘫倒在铁架床上，又有谁会意识到，他们所有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孤儿。他们切断了家族根脉，背弃了父母，于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无父、无母、无神。他们建在基利波山坡上的营地，更像是一座孤儿院。

归根结底，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属于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当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因为背离了家乡，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这块土地。

在艾因哈罗德，这种孤独感则更加深切。它占据了每一个拓荒者的心房和梦境。其中一个青年这样写道：

当迁入这片土地……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抛却了过往。隔绝了曾经。我们放弃了旧有的身份，又疏远了最亲近的人。一夜之间，我们就将自己从承载父辈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连根拔除，即使那泥土已沉淀了几千年的历史。然后，冥冥之中伸来一只大手，粗暴地将我们扔进这片不毛之地。如今，在烈日暴晒的焦渴荒野间，裸露的岩石如火在烧。我们直面这烈焰，直面严酷的生存环境，受不到任何保护。在这里，这个荒凉的峡谷，我们必须雕刻我们的生活，用这些山岩雕出我们的基石。在这艾因哈罗德山谷，我们必须挖掘、再挖掘，直到找见那滋养以及鼓舞我们新生活的深藏源泉。

……

孤儿的身份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艾因哈罗德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将这群人的孤独和绝望转变成一部独特的、输送能量惊人的发电机。因为这里没有父亲，也就没有了界限和束缚；因为这里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舒适和安慰；因为这里没有神，也就没有了仁慈和怜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不会有希望的奇迹。

艾因哈罗德的建立，一开始就基于残酷的现实。这群精疲力竭、现在躺在白色帐篷里酣然入睡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了避难所。再没有阴凉供他们休憩，再没有大树供他们掩藏。一切暴露在极其残酷的历史背景下，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终极考验：生存，或者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些小男孩和女孩稚嫩的肩上。他们能胜任这个任务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力和毅力？

当犹太人在欧洲没有了希望，犹太人中的青年就挑起了大梁。这是犹太民族的破釜沉舟。这支独特的先锋队走在了历史的前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欧洲的犹太人将被消灭干净。这就是为什么建设艾因哈罗德成了绝对的当务之急。在这个新建立的基布兹里，没有怜恤，没有放纵，没有宽容，也没有自怜，同样也没有个人权利、个人需求以及个人意愿。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考验。然而，尽管荒凉孤寂，这个山谷却将见证这些犹太人能否在他们的古老家乡建立一个新的世俗文明，将见证这支野心勃勃的先锋队能否确实带领他贫困潦倒的人民在这里开辟一方新天地，又或者，这个营地将成为又一个没有民众基础和储备的、通向死亡之谷的桥头堡。

当太阳逐渐升起，这里呈现的景致令人惊艳。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点缀在梦幻般的山峦间，一个苏醒的队员将这些帐篷形容为从远方大陆飞越而来的群鸟，降落在荒凉岛屿的山岩上，休憩、恢复体力。

这些队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胆大妄为，就好像书写一部新的《旧约》。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特拉维夫的劳工联盟（the Labor Movement）派来了三辆老式的美国拖拉机，又从加利利的某地买来12匹强壮的、纯种的匈牙利马。于是年轻人可以开展工作了。他们首先清理满是卵石和巨岩的土地，然后种下第一批人造林（有桉树、松树），再铺设一条碎石子路，连接基布兹和当地的铁路车站。姑娘们开辟了一小块蔬菜园。在艾因杰劳德的废弃石屋，小伙子们建起了木工、制鞋、焊接及鞣皮的作坊。诊所也开放了，接待了第一批疟疾患者。他们又兴修了一个公共食堂，招待所有的人，并建了乡村面包房以及临时图书馆。不知何故，还从某个地方运来了一架钢琴。

几周后，所有人翘首以盼白昼的降临。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山谷，新建的餐厅里，人们开始骚动。早早到来的人们喝着热咖啡，吃着涂满橄榄油或果酱的厚片吐司。当用餐完毕，男人们整齐地排成一列，唱着歌，踏着军队节奏的步伐，向田野进军。

那些岩块、野生灌木和荆棘已被清理干净，现在的田野正徐徐展开一幅宏大的图卷。两对拉着现代铁犁的匈牙利马引领整支队伍，后面跟着四对阿拉伯骡子，套在本地铁犁上。这支队伍在田地中慢慢前行，犁铧深深刺入土地，留下一条条犁沟。片片日光跟随着翻犁泥土的铁铧，刺穿这个古老山谷的坚硬外壳。当这些铁犁开始耕作，犹太青年们仿佛回到历史长河中，并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男子气概。当他们翻犁着田地、从事着体力劳作时，他们将自己从客观变为主观，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受害者变为统治者。

几天后就到了播种的时候。巨大的喜悦洋溢在这群青年之间。6名播种者肩上扛着半袋麦种，撒播在田地上的每一寸土地。他们迈一步，伸手进袋子掏出一把种子，用力一扬，麦种便划出一道大弧，落入翻犁好的土地里。就这样一步接一步，他们种下了大麦和小麦。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劳作回到营地时，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与欢乐里。1 8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这片山谷，播种土地。他们在公共餐厅唱起欢乐的歌谣，整夜整夜地跳舞，直到黎明。

……

工作进展得非常快。仅仅几个月，艾因哈罗德先锋队就耕作了1 900德南的土地，又播种了其中的900德南，越来越多的野地被清理完毕。他们炸山建起了一个采石场。在奶牛场里，他们挤着牛奶，鸡舍里的母鸡也开始产蛋。在这个6个月大的基布兹，队员们的数量稳步增长：从180人到200人，再到220人。而更令人激动的是，现在这些队员穿着自制的鞋子，享用着自己烘焙的面包，喝着基布兹所养的奶牛产出的香醇牛奶，吃着基布兹鸡舍里捡出的鸡蛋，庆祝从地里采摘的第一批番茄。

当先锋队的一名领导者环视他的队员时，他惊异于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他觉得他的同志们就像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那失去船只被海浪席卷上荒岛后不懈求生的勇士。像鲁滨孙一样，他和他的队员们从不哭泣，也不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像鲁滨孙一样，他们检视着荒凉的岛屿，想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像鲁滨孙一样，他们利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他们是这样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他们英勇无畏，就像鲁滨孙一样，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人造的奇迹。

1921年的冬天来势汹汹。呼啸的北风如鞭子一般抽打着营地，带来毁坏与灭亡。大雨如瀑布般从山脊倾泻而下，不时有白色帐篷坍塌。这个临时避难营地不再是避难之所，这群无家可归的青年失去了家园。

悲剧笼罩着这个营地。艾因哈罗德建立仅仅5个月，其中一个创始人就已经离开了这里——年仅24岁的他死于一颗猎枪的铅弹。一个月之后，三声空洞的枪声再次撕裂了宁静的早晨，循声而去，他们发现一个20岁的漂亮姑娘倒在血泊中，身边躺着她25岁、毫无生气的英俊爱人。欲求、绝望和猜忌在营地里蔓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人们的情绪同样如此。

其中一名最具有反省精神的队员试图阐释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我们赤裸地站在宇宙间，我们完全暴露。在这样可怕的形势下，我们试图缔造一种新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是暴露而严酷的。我们没有前几代人的微妙玄通，也没有仁慈暧昧的黄昏。这里只有白天和黑夜。白天，我们正午出去进行艰苦劳作，黑夜，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辩论。一个有爱的家庭应当有母亲的温柔呵护，以及父亲严厉却饱含鼓励的瞪视。这样的爱意可以令人们甘心承受艰苦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爱意却不存在于这里。即使是随处可见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实事求是地说，明显是粗暴而生硬的。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自己身上暴露的问题，完全坦诚，完全面对。每一束光的火花，我们都必须注入心田。每一步生命的足迹，都必须从我们灵魂之源的深处行出。而我们去哪里寻求力量？我们如何才可以有能力前进，进而征服每一天？我们又应当去哪里寻求强盛，去哪里？

即便如此，基布兹依然没有瓦解。即便大雨倾盆、狂风怒号，营地依然还是那个热情高涨的营地。自杀及谋杀的阴影只徘徊了一会儿，他们便克服、否认，甚至几乎遗忘了。孤独固然狠狠啃噬着心灵，却同样迫使这个边境社区紧密连接，维系他们脆弱的团结。在漫长的冬季夜晚，他们不再热衷跳舞，而是唱起了民谣、革命歌曲以及哈西德派（Hasidic）曲目。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如恶作剧、笑话、讽刺素描。他们还创作了第一台戏。图书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书籍：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克鲁泡特金、汉姆生等。爱情孕育滋生，新生儿出世。一些人思索着未来，在帐篷里结合。颀长瘦削的小提琴手结束采石场一天的劳作后，在自己帐篷里奏响美妙的音乐，吸引艾因哈罗德的年轻人侧耳聆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那琴声听起来像孤独的哽咽。

1921年12月，当伊扎克·特本金（Yitzhak Tabenkin）加入艾因哈罗德时，劳动军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特本金比他们都年长，他将近34岁，已经拥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在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运动中，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普通大众，而特本金却是社会名流。他从波兰移民至巴勒斯坦的10年间，已经崛起为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鉴于他的朋友及竞争伙伴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决定从特拉维夫发起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特本金选择加入这个已然令犹太民众心驰神往的新基布兹。尽管他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局外人的身份，但他的出现将艾因哈罗德变成了基布兹运动的圣地。

1888年，特本金生于白俄罗斯，在华沙长大。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背弃宗教，投身激进的政治运动，母亲亦在波兰的革命知识分子中表现活跃。他的父亲在作为政治犯羁押期间去世，母亲则为前途远大的儿子奉献了一切。18岁时特本金就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界中享有盛名；24岁时他来到海法港，穿越山谷，定居特拉维夫。尽管信奉并且鼓吹劳动，可年轻的特本金并不擅长劳动。比起耕犁田地，他更喜欢高谈阔论。他无法实践自己宣扬的那一套理论，这深深折磨着他，常常令他沮丧万分。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过自杀。

对特本金来说，加入哈罗德山谷的首个基布兹，也算是一种补偿。他终于可以同真正的劳工一起，做着真正的活计。最后，他站在了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前沿。尽管特本金并不擅长分析或者雄辩，也并非才气纵横，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艾因哈罗德的青年队员都将他视作父亲或者老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特本金就成了基布兹中的领袖、艾因哈罗德的世俗拉比（rabbi）。

从个人气质和个人信念来看，特本金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深受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影响，他反对政府，痛恨所有的当权者，怀疑一切军事架构、等级制度及国家统一。当然，特本金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非战主义者，他承认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他的领导风格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并坚持好战的政治立场。特本金不尊重任何个人，无论是谁。对于他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促成事业的简单、原始的原材料。他认为艾因哈罗德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先锋，而先锋的要求就是摒弃所有个人权利，因为这些个人权利可能会危害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的蓝图。

而所谓的蓝图是什么，艾因哈罗德的梦想又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成为一个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基布兹。特本金及其拥护者拒绝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不需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也不信任国家外交。他们的途径是社会主义，注重实践和务实。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鄙弃本特威奇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以及赫茨尔资产阶级上层的精英主义。他们希望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统治，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阶级的大公社。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从艾因哈罗德开始。让艾因哈罗德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让它坐拥更多的田地，从山谷攫取更多资源，开拓其在工艺制品、轻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的利润空间；让它征服目极之处的每一片土地，征服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让它臣服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及满足其他一切所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梦。

春天来临之时，艾因哈罗德先锋队需要排干山谷的水。一天晚上，一名安静、认真的工程师抵达年轻的基布兹。他穿着灰色的西装，站在困惑的队员们跟前，解释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他打开一张地图给他们看，蓝色的粗线是运河主道，细线则是辅助的小水渠。众多小水渠均通往运河主道，最后将山谷中的污水尽数排出。这些由粗线和细线架构的网络，就像渔夫手中的渔网，撒在山谷间，它们将祛除盘踞山谷几千年的沼泽、淤泥及其滋生的疟疾祸患，使山谷清澈并引领它走向进步。

几天以后，山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男人。他们穿着卡其布的短裤以及看起来十分怪异的橡胶高筒靴，这些测量员们看起来就像史前的两栖怪兽，然而这群蛙人却能在受诅咒的沼泽中自由行走。他们沿着主运河和小水渠将要开凿的线路打下桩钉，系紧绳子。当他们完成的时候，高筒靴、绳索、各式各样的铲子也被运送到了营地。太阳一出，劳动军的队员们就一头扎进了哈罗德山谷的沼泽。酷热令人难以忍受，而蚊子使这一切更加糟糕。它们萦绕在耳边、眼旁甚至身体私处，从强壮而年轻的躯体里吮吸新鲜血液。沼泽的恶臭汹涌而来，高大的芦苇丛中到处都是蛇，而他们必须开凿运河。

小伙子们五人一组。每一组铲掉一层淤泥，然后前进，下一组紧紧跟上，再深挖一层。袒胸露腹的队员们站在两码宽的湿淋淋的渠坑里挥舞铲子，又把铲起的污秽从头顶上方抛出。当掩埋在沼泽淤泥下几千年的硬土终于显露时，人们爆发出节日庆典般的欢呼。此时，姑娘们也走过来，手里挎着装满白色沙砾的篮子，那是从早上开始就用她们小巧而高效的凿子开凿下来的。当姑娘们的沙石铺满小伙子们开凿的沟渠时，才开始供应午餐——罐头牛肉和几片面包，就用这些来充饥。

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项排水工程看起来还很不现实——像挖掘苏伊士运河一样野心勃勃，像开凿巴拿马运河一样危机四伏。然而现在，这些沼泽一天天地退却。陶土制的排水管道被安放在新凿的、铺设好的水渠里，用来排出那些致命的地下污水。7月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下山。一英亩又一英亩，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地。锡安主义者的周密计划，锡安主义者的专业知识，锡安主义者的辛勤劳动，打败了诅咒哈罗德山谷几个世纪之久的沼泽。曾经肆虐的疟疾发病率急剧下降，就连周围的阿拉伯邻居也得益于这项奇迹般的工程。荒凉的哈罗德山谷，正逐渐披上绿茵。

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们将试图确定哪一条道路才是努力的主要方向：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有些人认为，在那个关键时期，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占领那片土地而采取的狡猾手段，社会主义给这个迟来的殖民计划罩上正义、合法的光环。作为哈罗德山谷的殖民者，他们并不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主人或者罗德西亚的英国种植园主，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赤手在土地上劳作，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进行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们驳斥任何控告他们占领别人土地的言论。然而，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规划不过是托词，未来的批评者们依然会进行声讨：这是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道德掩饰，它真正目的在于掩盖其殖民主义及领土扩张论的本质。

真实或者虚假。就在1922年的国际劳动节前，一位住在艾因哈罗德的年轻诗人将《国际歌》翻译成希伯来文。译本在原词基础上引申出一处尖酸的潜台词：原本有一句指全球的工人阶级，而在希伯来译本里，不单指世界上贫穷的无产阶级，还包括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这就是艾因哈罗德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毁灭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从伤痕累累的背脊上卸下沉重的负担。因为那里没有上帝，没有帝王，没有英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突破重围。我们将在永恒之战的最后战役中光荣获胜。昨天，我们一无所有，明天，我们将赢得一切。

特本金正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共栖关系的化身。35岁时，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男人，有着性感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他并没有多么深邃的智慧，却有着历史主义的悲情和信念。他并没有撰写太多文章，却擅长长篇的、富有激情的演讲。他身上有着一些真正苏联式的东西。如果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也许会在某个偏远的苏联集体农场，站在列宁或斯大林的身边，或者参加新西伯利亚某个无产阶级聚会。

但是，特本金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在20世纪，犹太民族将走向灾难。在大屠杀之前的20年，他就已经每天都感觉并呼吸到大屠杀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他相信只有在犹太青年当中才有真正的补救之法，只有犹太青年才能在逼近的灾难面前拯救整个民族。但是，他知道没有时间了。他感到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巴勒斯坦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罗德山谷可能还没有真正归属我们。这就是特本金这样苛求的原因。他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他人一样无情，他爱说教，责骂人，态度严厉。他一遍遍地宣扬，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一遍遍地布道，每个年轻的先锋队员应该成就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艾因哈罗德的先锋性应当超越它的能力，艾因哈罗德必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本金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比起其他革命者，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然而，这位艾因哈罗德的拉比却有一个强大的观念：激进。

在意识形态上，激进主义意味着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革命价值；在社会上，激进主义角斗着人性，并改变着事物的不公正秩序；在政治上，激进主义主张掌握主动权，并以暴力对抗阿拉伯人。但是，激进主义还有比这一切更广阔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消极的过去的反抗，是犹太人对他们悲剧命运及接受悲剧命运的反抗。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准心，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敦促人勇往直前的力量，是犹太人抵制被湮没命运的最后尝试。

就像本特威奇一样，特本金并不是我所欣赏的绅士。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忍受苏联式的政客、教条式的革命，以及鼓吹但不实践的领导人。但是，当我在艾因哈罗德的档案里翻看特本金的旧照片时，我更加宽容了。这个男人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他没有本·古里安的政治天赋，没有其他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的深邃智慧，也没有艾因哈罗德那些同志们令人钦佩的职业道德和端正品行。但是，他有满腔如火的热情。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更明白大离散，以及大离散中的复杂情绪。与当地的其他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反对犹太教，但他的的确确是个犹太人。尽管他奋起反抗宗教，但他反抗的途径也是宗教式的。在他攻击和驳斥上帝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神，于是，他尝试缔造一个信仰自由、无神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特本金成了联系哈罗德山谷与东欧事件的纽带；这就是为什么特本金可以代表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与山谷里的青年对话，又代表山谷里的青年向大离散中的犹太人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特本金忧虑在山谷中完成的工作是否充分，忧虑山谷中的青年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将东欧犹太人从淹溺他们的死亡之海中拉出。

在首个周年纪念日，艾因哈罗德庆祝着它的成功。到目前为止，这个一周岁的基布兹已经掌控了8 390德南的耕地。其中，谷类作物占据了7 000德南，橄榄园和葡萄园450德南，蔬菜园200德南。又有600德南的树林，内有14 000株桉树、200株松树和1 000株柏树，这是基利波山脉第一次被覆上希望的绿芽。

到1922年夏，艾因哈罗德已经有了将近300名同志。除却特本金和少数几个人，他们的年龄在19岁至25岁之间。200顶白色的锥形帐篷围成一个年轻、繁荣、活力充沛的社区家园，改变了山谷，也改变了谷中居民的生活。谷中又兴建起了四个新的基布兹。哈罗德山谷的发展势头快速而强盛，视野所及之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

现在，很多人前来探访这个奇迹。随着艾因哈罗德的实验逐渐扬名，全世界范围的犹太社群和进步人士都被它吸引了。有些人将它的革命形式与新生不久的苏联比较，也有些人将之视为建设成功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唯一范例。一名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士在对其做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后，有了不同的见解。这位深受感动的国际道德领袖这样评价道：

这个国家的死亡山谷崛起了新的一代。新生代的年轻人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复兴着我们祖先的语言，从而寻求到了生命的意义。在我们的人民被迫流亡之后，兴建了覆盖这片土地的水利工程，治理了哈罗德的沼泽——这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然而，这个奇迹更象征着治理我们国家所陷入的两千年流亡的泥泞沼泽。你们，哈罗德的先锋者们，无愧为新一代的英雄。你们所做的，是在医治这片土地，也是在医治这个国家。你们将引领我们回到发源之地。

这些聆听的同志们并不是英雄。他们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没有英雄主义。他们脚踏实地，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做所有能做的，但他们没有自我膨胀，也没有多愁善感、矫揉造作。纵然被卷入超越自身的历史舞台，他们也只是继续前行，翻开又一条犁沟，清理又一亩田地，治理又一个沼泽，直到他们真正拥有这个山谷，直到这片土地再次归属以色列。

然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外的景致。艾因杰劳德的农奴虽已离去，沙塔的农奴依旧留在那里，他们居住在山谷中央的铁路车站旁。纽瑞斯的村民从山顶虎视眈眈地俯瞰艾因哈罗德。扎林的村民也曾为山谷的繁荣贡献过一臂之力。泰尔非和可玫的村民成倍增长，因为这里不再有疟蚊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贝都因人也越发被这山谷所吸引。随着夏季到来，他们在山谷北部支起了黑色的帐篷。他们将成群的绵羊驱赶入田地，他们年轻的、武装的骑兵恐吓着基布兹的姑娘们。所以，任务尚未完成。的确，有一支坚强的犹太人驻扎在山谷里，五个不同的基布兹已经开始形成这个国家的第一条犹太人聚居带。但是，工作仍未完成。哈罗德山谷的阿拉伯人仍然阻碍着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而这项解放运动要求把阿拉伯人清出山谷。

1926年4月17日的中午，哈罗德山谷的工作日被打断了，从采石场传来最后的爆炸声。一小时后，田地里的收割工作全部停止。艾因哈罗德的年轻队员们被召回营地。同样被召回营地的还有泰尔尤瑟夫、基瓦、贝特阿尔法及赫弗齐芭的基布兹青年队员。整个山谷的基布兹社员都在洗澡、剃须，之后他们换上白色的安息日服装。在采石场，他们正在搭建一个木制的舞台，下午4点全部完工。装饰着绿色棕榈叶的旧钢琴立在舞台上。数千名先锋队员或骑马，或骑骡，或驾四轮马车，或驾运货马车，或步行，涌向山谷中采石场的圆形剧场。

从一开始，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先锋队员们就对音乐情有独钟。其中一名队员这样解释道：

古典音乐的演奏填补了我们生活中的空虚，只有音乐响起之时，我们的集体餐厅才恍如一个朝圣之地。我们生活空虚是有原因的。远离上帝对我们造成了可怕的冲击，它摧毁了我们作为犹太人的生活根基，这成为我们新生活的悲剧矛盾。我们必须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文明。而这个文明的建设，没有任何根基，我们失去了根本原则。在我们头顶之上，有湛蓝的天空和光芒四射的太阳，却没有上帝。这就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真实，一刻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的空虚。对我们来说，音乐就是填补空虚的一种尝试。当小提琴的琴音流淌在我们的餐厅，它同时也令我们反思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激荡起埋藏于我们心间最深的、已被忘怀的感觉。我们闭上眼睛，回归内心，仿佛被一个圣洁的光环包裹。

几个月之前的深秋，刚举办了第一次采石场音乐会。当时数千人从山谷各处赶来，聚集于此，聆听当地唱诗班演唱的赞美诗，以及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的弦乐四重奏。当地的一位教员说，在那伟大的一天，基利波山得以复活。一名年轻的姑娘朗读了以西结感灵见枯骨复生的经文。当消瘦、颀长的艾因哈罗德小提琴手在采石场墙壁的背景下奏响巴赫的音乐时，全场陷入了寂静。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将要登台的是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

海菲兹出生于1901年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纳。他3岁开始习琴，7岁已能出色地公开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12岁就被公认为欧洲的音乐天才之一，16岁时——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前一周——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完成了传奇般的美国首秀。现在，海菲兹是美国公民，也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他之于20世纪音乐，就像卓别林之于喜剧，爱因斯坦之于物理。他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天才，一个非凡人类的罕见化身，几乎可称得上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这就是哈罗德山谷的先锋队员们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喜爱音乐，并视之为神圣，也并不仅仅因为音乐能让他们释放自己、减轻苦痛、滋润他们的眼睛，还基于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家，通过在他们荒凉的采石场举行音乐会的方式，肯定他们贡献的重要性。这是犹太人在大离散中所建立的最好的世俗文明，向他们在山谷中建立的崭新的世俗文明表达敬意。海菲兹不仅是海菲兹，他同样也是雅沙，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从过去及当今犹太人的痛苦与绝望中崛起并从中提炼出天赋才华的人；一个逃离无望的东欧并选择美国的人。所以，当杰出的同族选择认可他的年轻的犹太同胞们——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磨难，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逃至不同的地方——就连劳动军中最强硬的队员也陷入了狂喜。他们觉得类似《圣经》中记述的奇观将呈现于眼前。

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挤满坚硬的灰色卵石搭成的临时座位。当海菲兹最后登场时，我看到了大师级的音乐家，以及入迷的听众。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像那个世纪一样古老；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将成为那个世纪的标志。他们共同讲述着那个世纪的犹太人传奇。当哈罗德的青年男女狂热地站起来鼓掌和欢呼时，这个直到他们平静下来，才开始演奏的维也纳男孩，被真切地感动了。尽管，他是一个冷静的、追求完美的表演家，他同样被感动得不知所措。这个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的年轻男人，以及那些站在临时搭建的圆形剧场里的年轻队员，他们之间仿佛突然展开了一场亲密对话。从现代犹太人遭遇的不幸中急剧爆发出来的两股强大的力量、两股创造性的能量，它们代表着20世纪的犹太人做出的两个伟大选择，如今面对面地冲撞在一起。在哈罗德山谷的采石场，两种力量互相致意。

当海菲兹伸出他的手臂，小提琴弓在琴弦上飞舞，我想的却是那些即将在山谷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接下来的3年，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在兴建的第一个水泥造牛奶场里蜷伏数天，以躲避阿拉伯邻居的火枪。

在接下来的9年，阿拉伯村民将被迫离开，他们位于铁路车站旁的家园将被一个新的基布兹所取代。

在接下来的10年——恰好一天也不差——阿拉伯人突然意识到，犹太人已经侵占了他们的大部分领土，于是，阿拉伯人放火把山谷里的田地焚烧殆尽。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焰，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硬起他们的心肠。

在接下来的12年，艾因哈罗德将成立第一支英裔犹太人精英突击队。这支突击队将夜袭阿拉伯人的村庄，杀死村中的一些阿拉伯平民。

几个月之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犹太士官的课程将在哈罗德山谷中开讲。这门课程将为以色列未来的军队奠定最初的基础。

在未来的20年，艾因哈罗德——以及它扶持的几股势力——将会拥有真正的军事实力。在未来的22年，这支军队将会袭击纽瑞斯、扎林及可玫的村民，将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尽数驱逐。

当海菲兹奏响的音乐回荡在安静的采石场时，我想的是哈罗德山谷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我想的是，当他们站在那片裸露的荒原直面自己赤裸裸的命运时，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苏；我想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缔造属于自己的祖国的惊人决心。我想的是燃烧在他们心中的那团伟大火焰，没有这团火焰，这个山谷不可能被驯服，这片土地不可能被征服，犹太人的国家也不会建立。然而，我却知道，这团火焰终将失控。它将烧尽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也将焚毁它自身。它引燃的火焰，最终将人们对艾因哈罗德的惊叹变为质疑。

我合上艾因哈罗德破旧档案里的海菲兹文件，走出屋子，迈入初降的夜幕中。我与我亲爱的亲戚长辈们一起吃晚饭。我徘徊在基布兹退化的道路上。在过去的30年里，它失去了方向。艾因哈罗德的经济基础崩溃，社会结构解体。许多年轻人离开了，许多长者在绝望中老去。曾经的集体餐厅空无一人，曾经的集体育儿园被关闭，曾经的集体精神消失殆尽。基布兹崛起的同时也在衰落。我向外眺望，看到下面的清泉和山峦的剪影，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选择：是获得胜利的基甸，还是被击败的扫罗王？然而，直到消逝的光芒爱抚着渐暗的山谷，我依旧，没有寻到答案。

[1] “德南”是土地丈量的传统基本单位，出自一天之内耕犁的土地面积。1德南约为1/4英亩。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柑橘，是巴勒斯坦的特产之一，在当地已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19世纪50年代，在雅法的柑橘园诞生了一个新品种——硕大椭圆、丰厚多汁的沙莫蒂甜橙。1890年，这种新品甜橙已被奉上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餐桌。1897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登陆偏僻的雅法港时，那些送他上岸、头发斑白的码头工人，每一年冬天都要装载数千箱的沙莫蒂甜橙（现在叫雅法蜜橘），将它们送上开往利物浦的货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维生素C营养价值的新认识，使得整个欧洲柑橘类水果的需求量急剧上升。1925年，巴勒斯坦只有30 000德南的柑橘园，两年后，这个数值就增长了将近一倍，又过了两年，1929年，柑橘园的种植面积增加至87 000德南，到1935年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柑橘园已经坐拥28万德南的土地。在10年里，巴勒斯坦柑橘的种植面积已上升近10倍。这个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小小行省，成了一个强大的柑橘出口地，以至于到1935年英国进口的柑橘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雅法蜜橘。

20世纪20年代，在雷霍沃特殖民地，人们发现了柑橘的价值。这个杜兰的奥斯曼封建庄园位于雅法东南约15英里处，建立于1890年，占地10 600德南。这片土地被收购后，曾经占据这里的贝都因人遭到驱逐，那些期望在以色列土地上寻求平静和富足的俄国、波兰犹太人占领了雷霍沃特。这些移居者做得相当不错。在雷霍沃特，正统教徒和世俗者、富人和穷人、阿什克纳齐犹太人[1]和也门犹太人，和谐相处。所有的犹太居民也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相安共居。至1935年，快速发展的雷霍沃特已成为巴勒斯坦最繁华的犹太人殖民地，引领着当地的柑橘产业，也引领着这个国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雷霍沃特与柑橘园堪称一对完美的黄金搭档。雷霍沃特的干热淋溶土壤（hamra）呈棕红色，肥力十足。其独特的沙、泥、黏土的配比使土壤兼具良好的储水和排水性能，也使充足的空气得以到达果树纤细的根须，非常适合柑橘树的种植。雷霍沃特的温和气候同样适合柑橘树。春天果树开花，气候温和；冬天结果之时，也不会太冷或者刮大风。雷霍沃特拥有果树成长所需的充沛水源，并且靠近雅法港。雷霍沃特接受自由市场原则，私营经济蓬勃发展，邻近的阿拉伯村庄提供了大量廉价、高效的劳动力。此外，雷霍沃特还受益于新成立的农业研究所推行的尖端科技。研究所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德国犹太裔的农艺学家，他们引进了高效的加利福尼亚式种植法。在西方技术、阿拉伯劳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共同作用下，雅法蜜橘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品牌。因此，当欧洲和美国仍然处在经济大萧条的窘境时，雅法蜜橘和巴勒斯坦移民浪潮却使雷霍沃特焕发一派繁荣盛景。当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失去了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家园时，那些选择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却踏上了兴旺发达之路。于是，20世纪30年代初，拥有最优越条件的巴勒斯坦与怀揣美好愿望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雷霍沃特相遇了。

我将讲述一个关于独特的柑橘园的故事，这个柑橘园建立于1931年。据说有一个人从他的英国犹太裔岳父那里继承了一小笔遗产，这个人就拿着这些钱从科贝比村的村民手里购入了70德南的土地。土地位于迪尤谷的丘陵地带，正处铁路的北方，站在小山丘的高处可以俯瞰雷霍沃特。这个人首先开垦了贫瘠的荒地，然后雇用戴着贝雷帽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和戴头巾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清理土地上顽固的毒草，并委托一支拥有优秀挖掘工人的流动工程队开凿了一口水井。然而，直到那些兴奋的挖掘工人欢呼着他们找到了水，这个人才意识到，这片土地太适合种植果树了。他用白色的绳子和木棍细致地在土地上做了标记，每隔4米挖一个半米深的坑，在坑中种下从附近苗圃带来的柠檬苗，覆盖上土，夯实，浇水。然后，生于英国的他的娇美而阳光的妻子，站在笨重的老式柯达相机前，带着满怀的希望拍下了一张照片。

几个月后，这位雷霍沃特的农夫将沙莫蒂甜橙的枝条嫁接到柠檬初生的根茎上。他温柔小心地把沙莫蒂甜橙枝条插接、包裹在柠檬砧木上，浇水，施肥，祈祷大风不要掠走幼苗，冰雹不要击打新枝。在经受了长达一年的忧虑后，这名柑橘种植者终于看到长势喜人的嫁接植株，沙莫蒂甜橙和柠檬合二为一了，红色的土壤高兴地接纳了脆弱的苗株。于是，他和他美丽优雅的英国妻子再次站在了柯达相机前，在长排的、刚萌发新芽的果树间，留下了又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开始。这对年轻夫妇，丈夫穿着平整的卡其布西装，妻子穿着斜纹裁的丝绸连衣裙，站在从裸露的土地上长出的实验性的柑橘树苗旁。

这名柑橘种植者是雷霍沃特本地人，在其他柑橘园中已工作了好几年。他自律而挑剔，及时浇水，适时施肥。他修剪掉所有多余的枝条，清除掉杂草，用水泥封好井壁，在井上安装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齿轮泵，又兴修了一个大的露天的方形水池蓄积从井中汲取的水。他规划了一套水泥砌成的灌溉水渠网络，使水流四通八达，又在柑橘园的沙质土壤中开凿沟渠来引水。还在每一株沙莫蒂树苗周围开挖了一个沙坑，这样树苗就永远不会缺水。随后，他兴建了一个现代包装厂（厂房是长方形的，有方形的窗户和红色的屋顶），并且他为果园的阿拉伯守卫们盖了一栋两层楼高的塔楼式住房。在果园的入口，他竖起了一道装饰极其华丽的铁门。然后，他足足花了四年时间，耐心等待这些果蔬孕育出甘美的果实。

1935年的春天，当柑橘园的果树开始结果时，犹太复国主义也同样成熟了。现在，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已不再是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途经雷霍沃特时，那般天马行空式的幻想，也不像1921年9月在哈罗德山谷创下的斯巴达式的革命事业。1935年时，犹太复国主义已不需要先驱者们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牺牲。它已经有了一群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舒适而悠闲。它有了城市、城镇、殖民地和村庄。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超过了巴勒斯坦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这个数值还在以超过10%的增长率逐年递增。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在海法，建立了以色列理工大学。已有25年历史的特拉维夫俨然成了一个小型都市，放眼望去满是剧院、餐馆、咖啡馆和众多的出版社。然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眼前的任务就像赫拉克勒斯所面临的那般艰巨。但是，在全国各地，成功的预兆是那般明显，锡安主义的冒险变成了锡安主义的现实。在青翠欲滴的雷霍沃特柑橘园，春天里湛蓝的天空仿佛带来了未来的承诺。

那时萦绕在人们心中的不仅仅是成功感，还有正义感。1935年的春天，犹太复国主义成为正义的民族运动。在德国选择纳粹主义的两年之后，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性不言自明。无须赫茨尔的先知天赋，或是特本金的危机意识，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看到欧洲已成为犹太人的死亡陷阱。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不会及时地敞开大门，拯救饱受蹂躏的欧洲犹太人。只有一个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国家，才能拯救数百万濒临死亡的生命。1935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是无可反驳的普遍正义。

在那段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当地阿拉伯人造成的不公还是有限的。诚然，在哈罗德山谷，在雷霍沃特，在巴勒斯坦其他许多地方，巴勒斯坦的佃农被剥夺了土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农民在他们的阿拉伯主人手下讨生活时，生活水平比犹太殖民者执掌这些土地时要差得多。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财产实权，而当犹太人占领后，很多人得到了现金和土地作为补偿。而且，当这些巴勒斯坦人确实遭受苦难时，很多人也的确受益于先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科贝比、扎努加和环绕雷霍沃特的其他阿拉伯村庄，犹太人的资本、犹太人的技术、犹太人的医疗，都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福祉，给绝望的巴勒斯坦社会带来了进步。所以，雷霍沃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依旧可以相信：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还不能预见到那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新生的柑橘园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是关键性的。柑橘种植者必须启动大功率的水泵，从深井里汲水；必须清理灌溉渠中冬天脱落、积压的还未成熟的果实；必须再次开挖沟渠和土坑、除草、清理土地、修剪干枯纠缠的树枝；必须确保在夏季第一场雨到来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

1935年4月底，灾难降临。滚滚热浪袭击着果园，4月27日，温度计中的水银柱爬到35摄氏度（95华氏度）。4月30日，又一举攀上了38摄氏度。接连十天，干燥的沙漠风暴肆虐着娇柔的白色柑橘花。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种植园主将失去果园中一半的柑橘，这一年的收获季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这个新生的雷霍沃特果园的第一次灌溉刻不容缓。清洁的井水被水泵抽出，注入水池，又从水池流经那些露天的、水泥加固的水渠，从泥栅的圆形开口流进沙沟。阿拉伯人守卫卷起裤脚直到膝盖，赤裸的双足全是泥巴，用锄头将水从这棵树引流到那棵树。他迅速地在每一棵树旁垒起高高的土堆，将水聚在其中，这样这些果树就能承受干燥、致命的沙漠风暴了。

滚滚的热浪令人恐慌。果园需要更多的水源，并且需要想尽办法节约用水。柑橘种植者和阿拉伯守卫们在闷热的天气里一起工作，长久地驻扎园中。然而，在这样的惴惴不安中，他们仍然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奔来看喷涌的井水，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大声叫嚷。当这些孩子伸出小手参与这项伟大的协同劳作后，他们跑到方形水池旁，欢快地跳进凉爽的水里。当成人们还惴惴于灾难临近的恐慌，并与酷热苦苦斗争时，年幼的孩子却在人造的伊甸园里，发现了属于他们的乐趣。

在热浪消退和紧急灌溉工作完成之后，5月、6月和7月，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回到柑橘园。他们在水池里洗澡，在水渠里放出纸船，在密密的树林中捉迷藏。7月底，他们吃惊地看着从遥远南部来的骆驼长车队提前抵达果园，用黄麻袋运来一袋袋满满的羊粪。到了夏末，雷霍沃特丰润、肥沃的干热淋溶土壤造就出了一个优良的沙莫蒂甜橙园，枝条上开始冒出闪闪发光的小香橙。

1935年7月底，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去世。9月中旬，纳粹德国强制执行了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以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看，这两件事件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德雷福斯是犹太裔的法国军官，他被迫害的遭遇令赫茨尔恐惧，这就是20世纪等待着欧洲犹太人的噩梦。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证实他的忧虑是对的。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数百万的犹太人将被投入化学毒气中。而就在1935年的夏天，柏林的犹太人正在经历他们一百年来都未曾体验的事情——大屠杀。当这个消息在夏末抵达雷霍沃特时，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大雪崩开始了，欧洲犹太人将被灭绝。

那个时候，圣地中的犹太人正沉浸在欢庆的汪洋。1935年2月，海法——里雅斯特航线新启用的三层甲板新式轮船在特拉维夫举行入水庆典。豪华游轮成为这个季节的时尚主题。1935年3月，特拉维夫市主办了普珥节，人们如《旧约》记载一般狂饮至不省人事。五万人在首个希伯来城市的大街上欢庆了三天三夜，直到喉咙嘶哑。1935年4月，又举办了马卡比运动会。来自28个国家的3 050名犹太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展示着自己的肌肉力量。1935年的5月人们见证了1934~1935年度的收获季打破了历史纪录。新数据显示巴勒斯坦输出了700多万箱的柑橘、葡萄柚和柠檬，而前一年只输出了550万箱。1935年6月，在这块应许之地，拍摄了电影《应许之地》（Land of Promise）。一支由德国摄影师组成的强大队伍，用胶片记录了先锋者们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演绎的奇迹。1935年7月，特拉维夫市为一个月后即将在瑞士的卢塞恩召集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了选举。选举和大会共同证明，现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成熟而强大的政权体系，并且正以有序、文明和民主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运行。

1935年，雷霍沃特很好地折射了犹太复国主义已取得的全部成功。1890年建立伊始，这个殖民地只有280人，到1935年6月，这里已经居住着5 500人。并且雷霍沃特仍然在膨胀。在1936年1月，人口将达到6 500人。到接下来的夏天，将达到9 000人。几乎每天，都有医生、科学家、农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音乐家从德国逃亡到这个乡村殖民地。逐渐地，他们改变了雷霍沃特，赋予它在学识、格调、文化上更高层次的体验。1935年6月，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第一家分行打开了它典雅的大门。新建的、现代的市政厅有着可伸缩的屋顶，每周将在这里放映两部电影，每月都将举办一次音乐会。现在，雷霍沃特有了一个冰库、一家小制药厂和一家大橙汁厂，有了一个农业研究所和一个科学研究所，以及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和手球的运动场。雷霍沃特不再仅仅是农业的，它还是科学的、金融的、工业的、文化的以及体育的，一年比一年更好。

整个秋天非常平静。逐渐地，雷霍沃特的人们开始意识到1935年9月15日在德国生效的新法案的全部意义。更多有关37个德国城市中犹太人被袭击的消息传到了这里。但是，在巴勒斯坦，天气还很晴朗。8月相当凉爽，9月也是如此。柑橘种植者终于放心了，4月酷热带来的恐慌被远远抛在身后。现在，他必须铺设从果园到包装厂的窄轨铁道，几个月后，这些铁轨将承载特莱西恩施塔特制造的特雷西纳轨道车。不过这并不紧急。秋天的工作可以缓慢开展。在对果园和未来的殷切希望中，工作完成了。

1935年10月，这个柑橘种植者坐在他宽敞的雷霍沃特豪宅的阳台上，他翻阅着当地的周报，远处水泵那儿传来安静的水滴声。报纸上满是福特汽车、西屋冰箱、RCA收音机、麦斯威尔咖啡和吉百利巧克力的广告。他注意到一则关于本周在英国发起的雅法蜜橘广告大战的报道，非常高兴。他愉快地阅读着英国电影院和百货商场正在推出雅法蜜橘的消息。显而易见，在英国市场上，雅法蜜橘领先于来自西班牙、南非和加利福尼亚的竞争对手。当这位柑橘种植者读完报纸，在他阳台的石头椅子上闭上眼睛放松心情时，他听着柑橘园里辛勤工作的水泵处传来的滴答声——这是安静的声音，是和平和富足的声音，没有任何声音如这般甜美，同时也代表一段试验中的征程抵达终点。由此上溯到1 800年，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生活；由此上溯到1 800年，犹太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如此安心、充实、平静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在雷霍沃特周边，萦绕着令人不安的阿拉伯人问题。柑橘种植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的本土居民，他了解那些阿拉伯人，知晓他们的语言辞令和行事方式。他认为与阿拉伯人相处的关键是相互尊重。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种植园主，他觉得他懂得一个人什么时候需要坚强和刚硬，什么时候需要谦恭和慷慨。所以，当黎明时分，科贝比和扎努加的村民来到柑橘园工作时，柑橘种植者是严厉的。种植者让村民站成一排，一个个地检查，确认他们双手干净，不会弄脏他优良的柑橘树，确认他们都修剪了指甲，不会划伤他珍贵的果实。当其中一位村民被怀疑偷了一头毛驴时，这位种植园主没有当众给他难堪，而是谨慎小心地拜访了村中的长者，结果，那头毛驴被悄悄送了回来。当其中一位村民惹上警察陷入麻烦时，柑橘种植者将他保释了出来。他还提供医疗和财务担保。在果园工作的阿拉伯村民都非常尊重他，他们钦佩他的学识，感激他的公平，畏惧他作为主人的权威。他们看待他，就像奴隶们看待一个仁慈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柑橘种植者看待这些阿拉伯村民，就像任何一个殖民点的任何一个种植园主看待他的工人一样。他认为他的工人是优秀的，他们强壮、灵活，又严守纪律。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倾力侍奉主人。一直以来，这个柑橘种植者这样认为。

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不同的，这个人就是柑橘园的守卫阿比德（Abed）。他完全忠实于种植园主，也深得种植园主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他与高挑苗条的妻子、高大健壮的儿子以及年轻漂亮的小女儿被允许住在柑橘园。每当种植园主离开，阿比德就接管了果园。寒冷的早晨，是他走在覆满露珠的地上，启动强力的水泵。夏天，他灌溉；秋天，他施肥；在冬天即将来临之时，他擦洗着包装厂房。他戴着白色的针织帽，穿着滚边的东方马裤，蓄着傲人的黑胡子，以威严领导他的同事。他比他讲究的老板更挑剔，要求所有他看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整个柑橘园都得到精心的养护。

与其他工人一样，阿比德在邻近的扎努加村出生并长大。雷霍沃特近一半的劳动力都来自这个村庄。而柑橘种植者也与村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非常清楚近期的一个趋势：在过去的10年里，扎努加的人口翻了一倍，居民总数达到了2 400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的柑橘园面积也扩大一倍，达到了2 555德南。在接下来的10年，房地产的价格将飙升10倍。如同雷霍沃特，扎努加也在高速发展。因为太多的扎努加村民在雷霍沃特工作，并在那里花费了大量时间，所以他们也从雷霍沃特获益良多。他们现在可以驾驶拖拉机，操作水泵，打理现代的柑橘园。他们建造了现代的石头房屋，越来越多的民房模仿雷霍沃特的房屋式样。在雷霍沃特，他们购买了西式夹克、西式家具、锅碗瓢盆、牛肉、罐头食品、医药和婴儿食品。所以，到1935年秋，柑橘种植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拉伯人不再是一个问题。在柑橘园工作的阿拉伯工人不是问题，阿比德和他的家人更不是问题，甚至邻近的扎努加村也不是问题。雷霍沃特发展，扎努加发展；雷霍沃特兴盛，扎努加也兴盛。每天早晨，扎努加的工人们来到柑橘园的大门前，看起来一切都很好。每天，几十个扎努加的小青年们骑着自行车进入雷霍沃特，一切看起来也很好。没有理由去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能在这里和平共居。没有理由去相信，有一天，扎努加村与雷霍沃特会终止往来，扎努加的村民将一去不返，忠诚的阿比德和他的家人将被逐出雷霍沃特的天堂。

然而，在遥远的北境，距离柑橘园很远的地方，正发出一些其他的声音。虽然还没有成形，至少，还不够让坐在整洁阳台上的柑橘种植者看清，然而多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某种地下活动，现在即将浮出地面。

伊兹·阿卜德·阿尔卡德·穆斯塔法·尤瑟夫·艾德丁·阿尔卡萨姆（Izz Abd al-Kader Mustafa Yusuf ad-Din al-Kassam）出生于1882年的西叙利亚。他在开罗学习了伊斯兰教义，回到大马士革后成为一个激进主义的革命者。1918~1920年，他在叙利亚领导了一场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宗教起义。起义被镇压后，他逃亡到海法北部的海滨城市做教员，并且成为伊斯提克拉一所清真寺的布道人。他的魅力，他所宣扬的阿拉伯爱国主义，以及他对阿拉伯穷苦百姓的奉献，使他迅速成为当地的英雄。与变质和腐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同，他是来自人民中的人，被人民所认可，被人民所爱戴。阿尔卡萨姆并不是个伪君子。他实现了伊斯兰圣战与反对文盲与无知之战的有机结合。他既带来了宗教激进主义，也带来了社会激进主义。如同社会主义的锡安主义者，他旨在缔造社会内部与外部的改变。他促成了一场民族的、政治的、精神的和经济的革命。

1925年，阿尔卡萨姆制订了一个五阶段计划：做好革命的思想准备，建立秘密的革命基地组织，收集武器、资金和情报，屠杀犹太人，以及发动全面的武装斗争。1930年，这个计划开始执行，巴勒斯坦北部形成了秘密基地组织的网络。每一个基地组织都有5名全心致力于伊斯兰教、保密工作以及对抗犹太人的成员。晚上，阿尔卡萨姆在迦密山的采石场训练他的人员，从这里可以俯瞰海法。他鼓吹宗教、道德，收集步枪，自制炸弹。1931年4月，阿尔卡萨姆的信徒们杀害了三名驾着干草车走在回家路上的基布兹社员。1932年1月，一名农夫在家门口被他们杀害。1932年3月，他们又谋杀了另一名农夫。1932年12月，在伊兹拉村庄，他们向村民家里投掷炸弹，炸死了一名农夫和他8岁的儿子。

当警察实施追捕时，这些秘密的基地组织又转移到了地下深处。而他们的领导者不断地鼓吹，这就是“圣战”的实现方式，犹太移民正在从巴勒斯坦人民手里偷走巴勒斯坦，每一个犹太移民都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时机还没有到来，他们必须耐心，他们必须训练、准备，等待一个信号。

1935年10月18日，当柑橘种植者正为他的首个收获季做准备时，一艘满载比利时水泥桶的货轮抵达了雅法港。一个桶掉下来摔破了，从里面滴溜溜滚出成千上万发步枪子弹。整个港口陷入一片恐慌。显而易见，这些非法的军火正要运往那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加纳。几小时之后，港口的恐慌席卷了全国。此刻，巴勒斯坦人民发现，不仅仅有来自犹太移民的威胁，犹太人的军备同样也是一个威胁。在发动一场大罢工之后，阿尔卡萨姆决定展开行动。在距离雷霍沃特柑橘园80英里的一处地方，他发表了最后的演讲。“我教导过你们教义，也教导过你们国家的意义，”他对他的信徒们说道，“现在，你们履行责任的时候到了，就是进行‘圣战’。喔，伊斯兰的教徒们，出发，‘圣战’!”

当这个布道人结束他的宣讲时，所有的人热泪盈眶。信徒们亲吻他的手心，承诺为安拉献出生命。但是，当午夜他离开海法前往撒玛利亚北部点燃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的革命之火时，只有12个男人跟随了他。最后，起义的唯一“成果”就是在1935年11月7日，在距离哈罗德山谷不远的基利波山，枪杀了警察摩西·罗森菲尔德（Moshe Rosenfeld）。一天之后，阿尔卡萨姆团伙开始遭到英国军队的追捕。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一处避难所可以容身，不论是在艾因哈罗德之上的纽瑞斯，还是艾因哈罗德附近的扎林。于是，这些叛军逃到了道唐谷，被一架英国飞机发现。这场在大英帝国和绝望叛军之间爆发的战争持续了三个小时。五名巴勒斯坦人被抓获，三名被击毙。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伊兹·阿卜德·阿尔卡德·穆斯塔法·尤瑟夫·艾德丁·阿尔卡萨姆，他死于1935年11月20日。于是，当阿拉伯工人带着首次收获所需的木梯、草篮和修枝剪抵达柑橘园时，雷霍沃特的柑橘种植者再次平静了下来。阿尔卡萨姆死亡一周之后，他没有看到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所看到的：阿尔卡萨姆仅仅是一个开始。阿尔卡萨姆的死亡神话，其危险性远远超过这位叛党领袖活着时候的所作所为。阿尔卡萨姆将成为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如同切·格瓦拉般的传奇将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流传，令他成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标识。然而就目前来说，柑橘种植者并不理解北方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英国政府已经成功铲除了突然出现在基利波山的毒草，没有理由再报以忧心。现在的时间该用来关注那些硕大圆润、甜美多汁的果实了，它们坠在郁郁葱葱的柑橘树的枝条上，正在变成橙黄色。

11月极其潮湿，大雨下了13天。在三天的时间里，112毫米的降雨席卷了整片橙树林。每天晚上，柑橘种植者在他宽敞的别墅大厅里踱来踱去，忧虑冰雹的到来。如果冬季的冰雹如那场春季热浪一般扫荡果园，这第一年他将一无所获。好在随着风暴消散，天空再次变得明澈，柑橘种植者发现，他的果实安然无恙。当他站在果树下——现在已经挂满累累的蜜橘，他觉得充满希望。也许，11月降雨的祝福弥补了4月哈木辛的诅咒。也许，在历经重重困难之后，他年轻的果园将迎来第一个收获季的繁荣。

柑橘种植者并不是那类相信可以白白获得福祉的人。这片土地所需要的，是汗水、奉献和严谨。1935年12月的第一周，柑橘种植者清理了通向柑橘园以及园中的小径。他剪去了果树的丫杈，这样，在收获时就不会擦伤果实。他打开了包装厂沉重的大锁，那里是他存放梯子、修枝剪、背包和篮子的地方。他确保这些梯子是牢固的，修枝剪的长刀片被磨得锋利。他将粗糙的篮子用软黄麻线串起来，用以保护果实。

12月底，早期的采摘工作开始了。为了保护敏感的青色果实，工作全部由手工完成。1936年1月，当冬日金色的暖阳把雷霍沃特上方的天空涂抹得蔚蓝，沙莫蒂甜橙的收获工作正式开始。阿拉伯的采摘工人两人一组，一个人蹬上三脚梯，在上面采摘柑橘，另一个人隐在灌木丛中，在下面摘。采摘柑橘时，他们用左手手掌温柔地笼住柑橘，再用修枝剪的圆形刀片扣住叶柄处剪下，令果实从树枝上剥落，然后，再把柑橘小心地放进背包里。

柑橘种植者站在队伍中监督工作，确保梯子不会撞到柑橘，确保修枝剪不会在果皮上落下疤痕，确保柑橘是轻柔地快速放入背包中。当这些加利福尼亚制造的背包装满了柑橘，他召唤来一个贝都因姑娘，让工人们把袋里的柑橘悉数轻柔地倒入她的草篮中。当草篮子也满了，他就让工人帮忙把篮子举到贝都因姑娘的头顶，然后，这个贝都因姑娘就加入了她同伴的队伍——她们分布在果园的各个角落。柑橘种植者乐于见到贝都因姑娘的队伍走在柑橘树间的景致，她们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头顶的草篮里满载着发亮的雅法蜜橘。

当时间步入1936年，柑橘种植者开始有点忧虑。令人不安的传言在流传。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媒体正在煽动民众反对犹太人。雷霍沃特的一些朋友担心有什么恶劣的事情正在逼近。但是，当地的周报仍然在1936年1月12日报道，巴勒斯坦出口了2 794 165箱柑橘；到1月19日，这个数值达到了2 923 571箱；到1月26日时，上涨到3 259 609箱。柑橘的产量令人满意，市场条件非常有利，犹太复国主义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家摩西·史密兰斯基（Moshe Smilansky），雷霍沃特众多柑橘种植者的领导人，在当地周报上用强烈坚定的语气这样写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进入一个国家的方式像我们进驻我们的国家一样。一切的发生有两条理由：第一条，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等待我们的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进驻一个不属于我们的新国家；第二条，我们的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在我们流亡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在古文明中注入了来自新文明的伟大财富。我们把所有的财富作为礼物，带回到我们古老的土地，也带给在我们离开时定居此地的人民，那些周边的东方人……

从来没有一次殖民活动像我们一样，给被殖民的土地和人民带来这般福祉。我们脚步踏过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良好的变化。我们行善是为自己，也是为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正义事业的骄傲。没有一个殖民活动像我们的事业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必经的历史进程。没有这个国家，我们不能复兴；没有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复兴。这个必要的历史进程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伟大事业不会受到人为的阻碍。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绝对正义。它基于尊严和大爱。

仲冬，姗姗来迟的冬雨冲刷着包装厂的红瓦屋顶。在温柔的雨中，贝都因姑娘们头顶着草篮，走进包装厂长长的、昏暗的大厅。她们的主管将姑娘们的篮子卸下，帮助她们轻柔地把篮子里的柑橘倾倒在铺有草席的水泥地上，然后，把柑橘拢成一堆堆高约一米的果堆。在2月的黎明曙光中，在新盖的现代包装厂，柑橘种植者看到了从地上升起的一堆又一堆柑橘。

首先工作的是分拣工人。这些也门的分拣工有着锐利机敏的眼睛，他们的双手在果子间飞舞，从中挑出达到出口质量的柑橘。然后是包装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来的欧洲犹太男女。他们用精致的棉纸包裹每一个柑橘，就像它们都是一颗颗宝贵的珍珠。

现在轮到装箱工人出场了。他们戴着工作帽，穿着卡其布的制服。他们是包装厂工人中的精英。凭借惊人的速度和精度，他们在每一个箱子里装满一排排新鲜的柑橘，也装入巴勒斯坦的骄傲。

最后，则是木匠，他们在前面的门廊处工作。他们小心地用铁锤把钝的、生锈的钉子敲进板条箱盖，将箱子封好，这样柑橘就不会互相挤伤，安然度过漫长的海外旅行。

现在，装满柑橘的板条箱一个叠一个成排地垒在包装厂附近。不久以前，它们还需要被骆驼驮到码头，但是现在有了小型卡车，小卡车载着板条箱，沿着沙砾路开上了雷霍沃特的主干道。到了雅法港，箱子被卸下，送上开往利物浦的轮船。在利物浦，这些柑橘将被送往伦敦科芬园的批发市场。从科芬园，它们将被送到切尔西、贝尔格维亚、汉普斯特德、樱草山、圣约翰伍德，甚至白金汉宫。

柑橘种植者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善于行动。但是，当冬雨袭来时，他在长长的大厅里来回踱步，看着这些分拣工、包装工、装箱工和木匠。他看到他们双唇紧闭，专心工作。他们沉浸在安静、有序、神圣的工作氛围中，似乎男女工人们都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项远超乎他们自身的伟大事业。柑橘种植者想起了史密兰斯基说过的话，那些言论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此刻的情绪。犹太店主们的儿女已经变成了优秀的柑橘种植者。他们学会了爱惜这些柑橘树，精心地培育它们。这一代，犹太人完全改变了自己，以至于现在美国农业部担心巴勒斯坦飞速发展的柑橘产业将破坏国际柑橘市场。

厂房外，卡车的引擎咆哮着；门廊上，木匠们用锤子叮叮当当地装钉柑橘箱；但是，在门内，安静无声，一个个柑橘被包裹上精美的二苯纸，一个个柑橘被轻柔地放进箱子中的合适位置，一切都是那么精准、熟练，如同朝奉一般。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男人，女人；也门犹太人，阿什克纳奇犹太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两块大陆的两个不同的族群，肩并肩地一起工作，共同生产出金色的果实。

几年后，史密兰斯基的侄子伊扎尔（Yizhar，后来成为以色列主流作家之一），将试图捕捉20世纪30年代雷霍沃特的魔法。他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不疾不徐，有条不紊。每个人都过着舒适而节制的生活，出行骑毛驴或马。一切都是开放的，切切实实的开放。一切都是宽广的，带着农民优秀的坚定精神。尽管那里的麻烦从未停止过，那里也经历了忧虑和紧张的时光，但是，雷霍沃特却变成了一块和缓而冷静之地，那里的人们值得尊敬。

那里平静而安全，事情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就好像，在往来的人们、丰收的柑橘园、缓缓飞行最后降落在桉树顶上的鸦群之间，存在着什么秘密协定。到了夜晚，寂静完全地笼罩了这里，大地沉浸于水泵汲水的滴答声中，以及从遥远处飘来的弦乐，还有豺的吼叫声。在安静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听到远方的海浪声。

在灯笼的微光下，作家写文章直到夜深。公鸡一轮轮地啼叫，毛驴从腹腔深处发出嘶鸣。一切仿佛诉说着，不论怎样，都没什么可担心的，整个世界都秩序井然。

当你来到雷霍沃特，就好像来到一个严肃而阴沉、诚恳而又坦率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谈论着至关重要的议题，也关心无关紧要的琐事。肥沃的柑橘园中，一片片青翠绿得发蓝。金合欢围绕的篱墙散发着阵阵香气，金色的花朵点缀在金色的道路上。骆驼们驮运着沉重的柑橘箱，灌溉池如梦幻般荡漾，鲁莽的小伙儿子们在池中尽情畅游。这儿仿佛始终有一颗活跃的心脏在跳动，一下又一下，永不停息。在柑橘树荫下，清水日日夜夜地不断从沙土地的深处涌出。

然而，当我回顾过去，在1936年的3月中旬，我目送柑橘种植者在甜蜜慵懒的下午时光，骑着他的马儿离开包装厂，我看到的不止这些。这个柑橘种植者尚不知晓，就在铁路以南的一栋两层楼的石质建筑里，在这个新成立的西弗研究所，将诞生以色列未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研究所的裘玛斯克家族试验田中，将涌现以色列未来的现代农业技术。这些居住在米勒周边的包豪斯式房屋里的德裔犹太科学家和农学家们，用他们的天赋和学识改变着这个殖民地国家。1936年的雷霍沃特是安详、冷静、和谐的，这里孕育着未来的种子，一个令人惊异的未来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返回雷霍沃特的路上，柑橘种植者骑着马儿路过了冰库，路过了小制药厂，以及新铺砌的赫茨尔大道上新建的咖啡屋。柑橘种植者还途经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面包房、理发沙龙、新建的巴士车站以及新来的澳大利亚摄影师经营的新商店和兜售电气设备的新商场。他路过了体育场，年轻人正聚集在这里进行体育锻炼，还有乡绅俱乐部，德高望重的当地乡绅正在里面聚会。然后，在新建的妇产科医院旁，马儿爬上了山丘，来到宏伟的犹太教堂，在这里就能俯瞰整个雷霍沃特。向西望去，柑橘种植者看到了工人们的营房。向东眺望，便是属于富裕的柑橘种植园主的宅邸。南方，是也门人的地方。北方，就是著名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为犹太复国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博士建造的宫殿般的现代别墅。2000年以来，犹太人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定居，而现在，在雷霍沃特，他们有了一个安居之处。

1936年，在雷霍沃特一切都很平静。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与革命所带来的演变之间维持着平衡，快速发展的需求与稳步发展的决心之间也维持着平衡。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人士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一致同意，逐步发展才是进步之路。两派人士都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并自然地实现人口的逐渐增长。这里并没有暴力占领土地的言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想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完成身份的自然构建过程。他们想通过土地耕作的方式，实现民族的融合。1936年3月，雷霍沃特没有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军国主义。雷霍沃特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人道、务实、温和而平衡的，它把19世纪末种在这里的种子浇灌成鲜活的现实。

1936年4月初，在柑橘园中举行了季末派对。这个柑橘种植者并不是热衷聚会的派对党，但是，他的特拉维夫朋友们却坚持要举行派对。他们说，现在的时尚就是在沙仑、犹大和雷霍沃特的柑橘园里举行野外的春季派对。他们认为柑橘园里的包装厂正是举行聚会的好地方。他们自发地安装好了笨重的发电机，聘请了流行爵士乐队，在新兴都市的维也纳风格的咖啡厅里做了宣传。他们邀请了苗条的柏林姑娘，以及披着水貂皮的波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这些客人驾驶着美国豪华汽车，组成了欢乐车队，从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开到柑橘园的大门前，兴奋地按响喇叭，打着车灯。

柑橘种植者并没有真正地加入派对。他不唱歌，也不跳舞。尽管喧哗的客人们向他举杯致意，但他更喜欢在一旁观看。他的包装厂已经成了夜总会，他站在角落，看着特拉维夫的年轻企业家们，正为也门妙龄女郎一杯杯痛饮的雷霍沃特年轻的柑橘种植者们，以及现在定居特拉维夫的世故的欧洲城市移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他惊讶地看着这些浮华的进出口代理商拥着醉醺醺的、几乎衣不蔽体的少女，滑进临时铺就的舞池。乐队演奏的音乐愈发轻快，最开始是华尔兹，然后是探戈，然后到深受欢迎的狐步舞。在舞会女郎们喧闹过后，一对对的舞伴更加肆无忌惮了。柑橘园里，有几对舞伴从亮堂处悄悄溜进了昏暗的地方。

当太阳升起时，从城市来的人群已经散了，柑橘种植者又变成了独自一人。守卫阿比德和他的儿子们将桌椅搬出厂房，扎努加的工人们平整院子，清洗水井房。带着一点沮丧，他们捡起了遗落在灌溉池旁的一件丝绸文胸。柑橘种植者背过身，踏着他的高筒靴，走进厚重的晨露中。

他思考着犹太人与柑橘之间的神秘联系。他们大约同时到达了巴勒斯坦，扎根在同一块沿海平原。他们都需要这里的肥沃土壤，这里的阳光和蓝天，这里的温和气候，以及面朝大海的生活。如果英国没有统治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柑橘都无法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1936年4月，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和柑橘同时走向繁荣昌盛。

柑橘种植者在柑橘园里漫步，一群野鸡扑腾着，一只兔子蹦跳着跑开，一只狐狸从灌木背后偷偷打量，蜜蜂在上空嗡嗡地跳着圆圈舞，然后猛地降落在花蕾吸食它的蜜汁。柑橘种植者还发现了猫鼬和豺的新鲜足迹。柑橘园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缩影。

柑橘种植者觉得，一切都是那样不可思议。此时，距离他从科贝比村民手里购入迪尤山谷的70德南荒地仅仅6年，距离他清除地上的毒草、种下1 000株瓦伦西亚树苗和4 000株沙莫蒂甜橙仅仅5年。而现在，似乎眨眼之间，这5 000株幼苗就变成了一片森林。曾经灰色、干旱的荒地变成了一个动植物的绝佳栖息地，就好像它们一直在这儿一样。柑橘种植者环视四周，他看到一个人造的自然盛景。

柑橘种植者思索着犹太人的复兴和这个国家的复兴。现在，巴勒斯坦大约有30万德南的柑橘园，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果林属于犹太人。预计下一年柑橘的出口量将达到1 000万箱。到1939年，预计将出口1 500万箱。如果没有灾害的侵扰，到1940年，巴勒斯坦将出口超过2 000万箱的柑橘，这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柑橘产业的主导力量。犹太人在当地柑橘园的成就充分证明，这些海量的橙色黄金可以无限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这片土地的慷慨是无限的，巴勒斯坦吸纳和拯救犹太人的能力也是无限的。

这名柑橘种植者登上了果园的制高点，环视四周。在果园的南方，是红白相间的雷霍沃特房屋。西方，则是科贝比和扎努加沉睡的石头房屋，殖民种植园就夹在它们当中，与它们和谐共处。果园的北方，是巴勒斯坦大地主们宏伟的东方式宅邸，这些大地主们与新兴的犹太人以及他们枝繁叶茂的果园，一同走向兴旺发达。向东眺望，通向兰布尔的道路长满高大的棕榈树，远处，可见耶路撒冷山脊浅蓝色的轮廓剪影。这位柑橘种植者并不天真，他关注着来自德国的消息，他留意着从阿拉伯城市和村庄中冒出的不详的谣言。他知道，1936年的雷霍沃特正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威胁，这股力量冲击着欧洲犹太人，改变着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他站在自己柑橘园的最顶峰，无论看向哪个方向，入目所及之处，都是柑橘园。有新生的，有长熟的，有犹太人的，也有阿拉伯人的。它们从地上冒出，就好像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涌出地表一样。于是，这位柑橘种植者觉得，这片土地是被祝福的，这片土地充满希望。雷霍沃特的殖民地就是一部鲜活的圣约，预示着犹太人将在犹大平原结束他们两千年的流浪历程。他们将来到这里，建立一个家园，种下一棵树，扎下它的根系。他们将白手起家，创造如绿色海洋般的柑橘园，这里将是充满着和平和富足的家园。

[1] 阿什克纳齐犹太人（Ashkenazi Jews），也叫德系犹太人，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克纳齐是希伯来语“德国”的音译）。他们普遍采用意第绪语或者斯拉夫语言作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1936年4月15日，响起了第一声枪声。黑暗的清晨，在撒玛利亚山上图勒凯姆路的非法检查点，大约有20辆车被拦截下来，停泊在一排排山岩和沥青桶旁的小站。头戴面罩的武装人员要求每名司机和乘客交出钱财，以支持阿拉伯事业所需的步枪和弹药。但是，当55岁的兹维·丹嫩贝格（Zvi Dannenberg）和70岁高龄的伊斯雷尔·哈赞（Israel Hazan）开着满载雏鸡的卡车驶向特拉维夫的市场时，卡车被歹徒拦截，持枪的歹徒认出他们是犹太人，将他们拽出卡车并射杀。丹嫩贝格当场死亡，哈赞因失血过多死在了未熄火的卡车旁。

第二天，沙仑平原的艾普鲍姆香蕉园，两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犹太人来到了阿布·赖斯（Abu Rass）的临时小屋。当时，已近午夜，阿布·赖斯听到敲门声，起身为这群不速之客打开了门。这群人向他和他同屋的埃及人开了11枪。阿布·赖斯当场死亡，他的埃及室友在漆黑夜色中爬行100码后虚脱而死。

第二天，伊斯雷尔·哈赞的葬礼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很快，送葬的人群失去了控制，葬礼变成愤怒的示威游行。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街上，高喊复仇。几伙人试图将镇上正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阿拉伯卡车司机和鞋匠以私刑处死。“在血与火中犹太陨落，”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声呼吁道，“在血与火中犹太将得到复兴。”

两天后，谣言在雅法蔓延，宣称四名阿拉伯人在特拉维夫附近遭到谋杀。几百名阿拉伯人涌上街头，向城市的警察局和政府总部进军，要求他们交出那些“死者”的尸体。随后，他们成群地聚集在街道的每个角落，等待那些牺牲的阿拉伯人的尸体，向犹太人的巴士、出租车、汽车扔石头，攻击每一个路过的无辜犹太人。

一名23岁的法官助理，哈伊姆·帕什哥德（Chaim Pashigoda），在前往雅法司法登记办公室的路上，被一群手持石头、锤子和刀的巴勒斯坦人袭击并杀害了。埃利泽·拜索基（Eliezer Bisozky），一位上了年纪的操依地语的犹太人，试图逃离愤怒的雅法城。他跳上了一辆前往特拉维夫的马车，不幸又摔了下去，落到暴民手中，被拳打致死。30岁的泥水匠哈伊姆·科恩菲德（Chaim Kornfeld）和34岁的维克托·库珀米兹（Victor Koopermintz），正在雅巴尼亚的专属阿拉伯区粉刷一栋宏伟的阿拉伯宅邸，从柑橘园港口而来的暴徒将他们殴打致死。同样被打死的，还有伊扎克·弗伦克尔（Yitzhak Frenkel）和耶胡达·希曼托维（Yehuda Siman-Tov）。电工戴维·夏巴多（David Shambadal）来到一家咖啡馆安装新的照明系统，被一帮阿拉伯青年剁成肉泥。齐利格·莱文森（Zelig Levinson）在雅法边境遭到步枪扫射身亡。

第二天，又有7名犹太人遇害。短短三天里，16名死于阿拉伯暴行的受害者被埋葬在特拉维夫，80名伤者在市内医院接受治疗。由于血液短缺，还发动了公众献血。

在接下来的一天，国内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总罢工。现在，暴力采取了一种新形式。在耶路撒冷，在卡法梅纳科姆的众多基布兹，在北方的贝尔福森林，暴徒们开始纵火。哈罗德山谷的田地被焚毁，成百上千德南的柑橘园被砍伐或者夷平。三周后，5月13日的耶路撒冷旧城，两名犹太人被谋杀。5月16日，在耶路撒冷的爱迪生电影院，一群观众正走出场厅，当中的三名犹太人遭到狙击手射击。8月13日，在萨菲德，一伙暴徒闯入一家正统犹太人的宅邸，杀害了正睡觉的父亲、16岁的儿子、9岁和7岁的女儿。第二天，4名犹太人正开车前往位于卡梅尔森林一处静谧山庄休养，遭到阿拉伯人伏击。第三天，在距离雷霍沃特不远的萨拉班德，一名犹太人被谋杀。就在萨拉班德被害人的葬礼仪式上，暴徒从一辆过路火车上向特拉维夫繁华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19名犹太人受伤，一个8岁的犹太男孩死亡。第二天，在雅法公立医院，前来上班的两名年轻犹太护士被射杀身亡。三天后，一枚步枪子弹射穿了一名学者的头骨，那时他正在耶路撒冷自家简陋的书房中研读一份古老的伊斯兰手稿。接下来的一天，在卡法萨巴柑橘园工作的一名犹太女工和三名犹太男工在下班回家路上被谋杀。

整个犹太社会惊骇万状。的确，之前曾有过类似的暴行。1920年3月，曾在加利利北部爆发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第一次对峙。1920年4月，耶路撒冷发生了几次骚乱。1929年8月，在希伯伦和萨弗德发生了大屠杀。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短促零星的暴力事件，来得快也去得快。一位英国官员将之精确地描述为内盖夫地区的山洪暴发（内盖夫位于巴勒斯坦南部沙漠）。然而，1936年的持续暴力事件是不同的，它在巴勒斯坦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席卷全境的矛盾冲突。因为，它伴随着巴勒斯坦总罢工，并且由巴勒斯坦国家机构推动，它不会被误解为别的含义，其本质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集体的民族主义大起义。

1936年的春末和夏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应是很拘谨的。直到下半年的8月，阿拉伯恐怖袭击的四个月之后，犹太人才采取了第一批的报复行动。1936年的夏季8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伤亡数字，烧焦的田地，被夷平的柑橘园，路边的伏击以及持续整晚的枪击，改变了犹太人的集体意识。1936年4月至8月发生的残酷事件，将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乌托邦式的幸福状态推至反乌托邦式的斗争状态。由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现在主张并要求立即停止犹太移民，所以，现在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定居这片土地的事实，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唾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事实。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认识到它正面临着一场阿拉伯解放运动，而这场运动试图驱逐已定居在海岸线一带的犹太人。

日复一日，报纸刊登都是死者通告，以及诸多的葬礼演变为游行的报道。但是，在犹太社会里，并没有恐慌或者绝望。相反，一天天地，他们看起来越发不屈不挠。悲惨的现实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坚强意志，反而更加鼓励了他们，令1936年定居巴勒斯坦的350 000犹太人结成了一个战斗的团体。

11月，以皮尔（Peel）勋爵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Enquiry Commission）抵达巴勒斯坦。仅仅几周，这个委员会就意识到，不断恶化的现实是极其严峻的。八个月之后，1937年7月，委员皮尔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这片土地划分为两个民族国家——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同时，报告建议现居犹太国家的阿拉伯人需要“移居”到其他地区，现居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从这一刻起，这种“移居”的意识——特指阿拉伯人口的迁出——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思潮的一部分。1935年时，“移居”意识曾不被理睬，而1937年，它被接纳了。在犹太复国运动发起之初，这种意识曾是绝对的异端，而当犹太复国主义面对面地与一个民族运动对峙时，它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

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劳工运动的精神领袖，在1937年11月发表了一次演讲：“我的良知绝对清楚这件事情。一个远方的邻居好过附近的敌人。他们移居并不会失去什么，我们更不会有损失。总之，这次改革对双方均有利。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佳解决办法。而在骚乱期间，我开始确信，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但是，我从没想过会移居到纳布卢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确信，他们会移居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在1938年6月发表讲话说：“对于犹太国家的阿拉伯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请他们移居到阿拉伯国家。”一年后，本·古里安宣称“强制的转移将为我们清出广阔的领土。我支持强制移居，在其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不道德的成分”。

1940年12月，约瑟夫·韦茨（Yosef Weitz），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林业部的主管，拜访赫伯特·本特威奇位于特拉基色的宅邸后，在私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必须明确，就在我们之间，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进展将引领我们达成目标——在一块小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宽敞无比；如果阿拉伯人留下，这片土地依然狭小而贫穷。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上，至少以色列的西部土地上，没有阿拉伯人。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进展良好……但是，它仍然没有为以色列人民建立一个国家。没有别的解决方式，除了将阿拉伯人从这里迁出到邻近国家。迁出所有的阿拉伯人，伯利恒、拿撒勒、耶路撒冷旧城也许可以除外。不保留任何一个村庄，或者任何一个部落。移居地可以是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因为，这样才会获得资金，大量的资金。只有通过这样的移居方式，这片土地才有能力吸纳我们数百万的兄弟姐妹，犹太人问题才会得以解决。只有这种方式，没有其他。

20世纪3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还没有办法促使阿拉伯人移居。但是，人们大肆谈论复国主义领导人关于新国家的畅想。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登陆雅法港时被压抑和否定的东西，现在都浮出了水面。曾经令人震惊的、来自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深刻洞悉现在变成常规思维的一部分。不到一年时间，对现实的一种残忍见解在人们心中扎根：我们，或者他们；生，或者死。

意识形态的改变不仅发生在领导人阶层，整个犹太社会都改变了。1936年一系列暴行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蜕变。不再有清白、自欺欺人、道德自律。随着新的、残酷的现实感知，兴起的是新的、残酷的决心：我们绝不后退，我们绝不让步。我们将竭尽所能，来传承犹太复国主义。

1936年秋至1937年秋，暴力事件暂时偃旗息鼓。但是，1937年10月，阿拉伯起义再次爆发。我祖父最好的朋友，阿维龙·亚林（Avinoam Yalin）在耶路撒冷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外被射杀后，犹太人采取了复仇行动，谋杀了一个阿拉伯路人和一个亚美尼亚的摄影师。在犹大山地，当五名种松树的先锋队员遭到伏击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接连杀害了两名阿拉伯人，然后在城市的繁华市场旁，一辆汽车爆炸，车里的两名阿拉伯妇女被烧死。仅仅一个月，无辜的阿拉伯受害者数量就超过了无辜的犹太人受害者数量。

1938年，阿拉伯大起义达到高潮，阿拉伯人试图占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警察局被烧毁，山区一片混乱。阿拉伯解放运动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变得野蛮而残酷。在一年的时间里，超过1 800人遇害。尽管，大多数伤亡是来自英国人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间的对抗，但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数量也上升了。在这场血雨腥风中，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暴行，以及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暴行，变得更加恐怖狰狞。

1938年3月，阿拉伯人袭击了一辆从雅法开往萨菲德路上的汽车。他们杀害了车上的六名犹太乘客，当中有两位女士、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姑娘被强奸，然后被杀死并分尸。这次事件掀起了愤怒浪潮，导致加利利一个犹太极端分子对阿拉伯巴士发动了袭击，但是没有成功。6月底，一个犹太恐怖分子被绞死，犹太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了疯狂。7月3日和4日，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生了若干起暗杀事件。7月6日，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害死了18名阿拉伯人。7月15日，在耶路撒冷旧城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炸死10名阿拉伯人。7月25日，在熙熙攘攘的海法集市，犹太人引爆了一枚高能炸弹，炸死了超过35名阿拉伯人。8月26日，在雅法港的柑橘集市，犹太人引爆一枚隐藏严密的炸弹，炸死24名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没有坐以待毙。6月23日，他们袭击了基瓦艾达殖民地，造成3人死亡。6月5日，蓄意谋杀艾因维拉的柑橘园工人，4人死亡。6月21日，基亚特哈洛希尔贫穷的工人区遭到一次计划周密的袭击，5人死亡。8月4日，基布兹哈克维什一条土路上的地雷爆炸，6人死亡。8月28日，基布兹艾因撒玛遭到袭击，两人死亡。9月10日，麦斯密安枢纽站的电力公司员工遭受私刑折磨，7人死亡。9月14日，一枚地雷在哈罗德山谷东部的外围地带爆炸，3人死亡。10月2日，太巴列爆发大屠杀，8名成年人和11名孩童被杀害。

1938年上半年，以色列人的暴行与阿拉伯人的暴行有一个明显区别：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大多数阿拉伯民众纷纷支持袭击犹太平民，而袭击阿拉伯平民则遭到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大多数犹太杀人犯都是边缘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蔑视巴勒斯坦犹太社会选举出的领导人，蔑视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指示。另外，一些犹太人的行为远比阿拉伯人的行为更致命。1938年的夏天与1936年夏天的不同点在于，被谋杀的阿拉伯受害者的数量远远超出被谋杀的犹太人数量。

夏天大屠杀带来了另一个戏剧性转变的事件。在哈罗德山谷，反抗的苏格兰突击队战士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上校建立了五支夜间特别行动队。1938年6月，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正式组建后，小队的任务是保护穿越山谷的伊拉克——海法石油管道，然而，他们真正的任务却是开展反叛乱的斗争，以英裔犹太人的反恐行动对抗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开始时，温盖特的战士们在山谷中设伏，与阿拉伯人的武装团伙斗争。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突袭阿拉伯村庄，对村民发动恐怖袭击。

这时，关于抢劫和死刑犯的报道越来越多。1938年秋，夜间特别行动队变得更加残忍。当艾因哈罗德的当地英雄伊扎克·斯特曼（Yitzhak Sturman）因乘坐的汽车碾过地雷而被炸死后，英裔犹太人游击队愤怒地扫荡了基利波山上的帕奎村。当提比利亚的19名犹太人被杀害后，游击队在前往萨菲德的路上、在达布利亚村和赫提村采取了报复行动。14名阿拉伯人在萨菲德路上被杀，15人死于达布利亚，在赫提村，大量平民遇害。

指挥夜间特别行动队的是英国的军官。一般来说，英国士兵是更无情的战士，但是，哈加纳的战士们愿意与他们结成搭档。随着这种新的好战精神被认可，他们成为巴勒斯坦年青一代希伯来人的英雄。9月13日，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的圆形剧场，温盖特启动了一个军士长课程。这个笃信宗教的基督教民兵指挥官毫不怀疑这起事件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建立锡安之军。”他对面前的100名犹太青年说道。

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以铁腕镇压了阿拉伯大起义。但是，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收敛。1939年2月，海法火车站、海法集市、耶路撒冷集市发生爆炸，超过40名阿拉伯人丧生。5月29日，在比阿达斯，4名阿拉伯妇女被谋杀。6月20日，一枚炸弹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爆炸，大量无辜的阿拉伯人丧生。6月29日清晨，5个驾着马车进入雷霍沃特的阿拉伯村民被枪杀。7月20日，在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又有3名阿拉伯人遇害。

1939年9月19日，哈加纳的总参谋部成立了。在一个犹太国建立之前，兴起了一支组织精密的军队。阿拉伯人起义虽然终结，但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却做出一个建设性的决定：组织国家的军事层级架构。1945年5月15日，帕马奇武装突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成立。期间，哈加纳的军需工业不断壮大，并且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青年都接受了准军事化的训练。

现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意识到，1936~1939年的残酷内战仅仅是个开始。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为新一轮的暴力做准备。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将再次爆发矛盾冲突，且来势凶猛。人们已将1936年夏天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并从中吸取教训。在1939年4月19日早晨，当哈伊姆·帕什哥德、埃利泽·拜索基、哈伊姆·科恩菲德、维克托·库珀米兹、伊扎克·弗伦克尔、耶胡达·希曼托维、戴维·夏巴多尔以及齐利格·莱文森在雅法遇害之后，锡安主义与之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重新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一个象征和一个圣地。当它被重新定义、转变自己后，它需要一个新的中心。

马萨达仅高于海平面63米。但是，由于马萨达东部的死海低于海平面大约400米，所以，马萨达台地则高于高盐的海水460米。它的西部是犹大沙漠，南部是索多玛，北部有艾因基底、艾因费什察和耶利哥。在晴朗的日子里，隐约可见远方耶路撒冷模糊的轮廓。

山壁陡峭，几近90度垂直。山顶呈平坦的扁菱形，长645米，最宽处315米。沙漠的悬崖由沉积岩组成，岩层顶盖为白云岩和石灰岩。从远处看，马萨达看起来就像一座孤独的沙漠堡垒，有着震撼人心的威严，让人敬畏。

哈斯蒙王朝首次在这个自然的堡垒上人为建造了一座要塞——马萨达。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建造了马萨达要塞。在此后的100年中，马萨达要塞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要塞。但是，使马萨达成为一个建筑传奇的却是希律王（King Herod）。在公元前36年至公元前30年，他围绕着岩体修建了带岗楼的掩蔽墙，建造了瞭望塔、兵营、华丽的房屋、宽敞的仓库、石头雕刻的水池，并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一座惊人的宫殿。

当公元66年爆发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时，马萨达是义军攻占的第一个要塞。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了起义，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寺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小群犹太教的坚贞教徒坚守马萨达，进行最后的徒劳反抗。公元72年，罗马第十军团（the 10th Roman Legion）包围了马萨达。公元73年春，军团准备攻入要塞。在进攻的前夜，960名马萨达男子、妇女和儿童自杀身亡。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屈从罗马人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萨达。坚贞信徒的故事被视作极端主义者的自杀行径，马萨达遗址也被遗弃了1 000多年。1838年，美国游客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和伊莱·史密斯（Eli Smith）成为首次识别马萨达遗址的现代人。1842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W. 沃尔科特（Samuel W. Wolcott）及英国画家W. 蒂平（W. Tipping）首次登上马萨达要塞。1875年，著名的英国船长克劳德·赖格尼尔·康德（Claude Reignier Conder）首次绘制出马萨达的精确地图。1932年，德国学者阿道夫·舒尔滕（Adolf Schulten）在废墟遗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研究。

1923年，记载马萨达传奇的唯一史料——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成书于公元75年）被译为希伯来文。1925年，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满怀激情地转述了马萨达传奇中的坚贞信徒。两年后，伊扎克·拉姆丹（Yitzhak Lamdan）出版了他的悲剧诗歌《马萨达》（Masada）。当犹太民族主义复兴后，民族主义者同样感兴趣于那个偏远的、被遗忘的遗址以及遗址所体现的一切。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中生组织了若干次前往马萨达的旅行，直到一次旅行发生一起致命的意外事故才终止。不过，一直到阿拉伯大起义结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萨达并没有完全俘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只有边缘的民族主义者才崇拜马萨达传奇中自杀的狂热信徒。

1942年1月，什马利亚胡·古特曼（Shmaryahu Gutman）年满33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极富魅力。他略显矮胖，但是身体敏捷，行动起来十分快速。在沙漠徒步旅行和攀岩方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909年，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3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定居哈罗德山谷外围的麦哈维亚。青年时期，他在米凯维以色列的农艺高中求学，并成为青年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1岁时，他建立了基布兹“纳安”（Na’an）。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基布兹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这位年轻、精力充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这片土地上旅行，也带领一批批青年徒步旅行。他是《国土报》耶迪亚特（国土知识）运动（Yediat Haaretz Movement）的支柱，他的理念就是研究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达到地与人的融合。与此同时，古特曼同样与劳工党领袖、犹太复国主义者伯尔·卡茨内尔森、伊扎克·特本金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Israel Galili），是哈加纳军事组织的战略策划师。

在1940年早期，古特曼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但是，实际上，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内部圈子的一员。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一名杰出的道德权威，古特曼可以秘密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隐秘的部分。他认为，他的角色就是引导希伯来青年专注于前方的道路。

1942年1月，古特曼决定带领青年先锋运动的精英们前往马萨达。这次旅行并不是普通的远足。古特曼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徒，试图改变青年们的集体意识。他想让这些希伯来青年团结在某个强大、具体的象征周围，而这个象征他认为就在马萨达。1941年10月，他带领马萨达研究的初级实验班来到特拉维夫，然后选择了46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将在次年1月带他们去马萨达。在他看来，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特工即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成为马萨达的新传教士。他们将使马萨达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标识的新中心地。

1942年1月23日，星期五，古特曼和他的46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清晨，一辆阿拉伯巴士载着他们来到希伯伦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雅塔。三匹骆驼驮来了他们从当地巴勒斯坦人那里租来的帐篷、装备、食物和水。向导是巴勒斯坦的贝都因人。青年男女们穿着短裤、高筒靴，帆布背包里装满了卷好的军用毛毯。一些人拄着手杖，一些人在脖颈围上了阿拉伯式头巾，所有的人都带着水罐。当他们沿着白色的山峦走进犹大沙漠，他们大声地唱起了歌，满怀无限热情。

古特曼要比这些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想得更多。事实上，他是忧郁的。就像他在50年之后告诉我的，他完全清楚这些17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积极乐观。在过去的几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自从阿拉伯人起义被粉碎、阿拉伯民族运动瓦解后，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在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经济呈飞跃式的发展，犹太人组织也凝聚了力量和权威。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业已发生。ATA公司（ATA Ltd.）现在正在为英国军队的士兵生产制服，与此同时，埃立特公司（Elite Ltd.）、莱伯公司（Liber Ltd.）和Z.D.公司（Z.D. Ltd.）正为他们提供巧克力棒。梯瓦公司（Teva）为英国皇家军队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艾西斯公司（Assis Ltd.）则提供橘子酱和果酱，而社会主义的索莱尔·伯尼集团（Solel Boneh）则为英属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地修建桥梁、铁路和军事基地。柑橘产业虽然陷入危机，但是，钻石行业已经取代它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出口商品。于是现在，以色列不仅出口雅法蜜橘，还出口帐篷、绳索、伪装网、降落伞、靴子、水罐、起重机、烤箱、刮胡刀、轮胎、测量设备、塑料制品、光学设备、医疗用品、干冰、丙酮、乙醚、啤酒、皮革、电话线、电线和地雷。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雇员数目在短短三年间增长了三倍，工业产值在五年里已增长五倍，出口总额也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现在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业产值与阿拉伯工业产值的比率达到了6∶1。因为就业岗位增多，工资大幅上涨，工厂以每天三班倒的轮班制，昼夜不停地开工。集体所有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蓬勃发展。剧院总是座无虚席，咖啡馆的客人川流不息。当古特曼带领他的年轻学员进入沙漠时，特拉维夫正在举办第四届——也是最成功的一届——时装周，迷人的皮兹咖啡馆里，华丽舞会正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如此自信。他们是幻想与憧憬的儿女，而现在，这个幻想将变为现实。他们自力更生，不断创新，他们的生活体验是惊人的集体功绩。

但是，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知道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抵挡住了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伯起义，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奇迹，但是，历史却对英勇无畏的犹太民族事业关上了大门。阿拉伯人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殆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非常清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残酷战争将再次打响。

然而，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阿拉伯人。就在距离利比亚的班加西不远的地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刚刚成功击溃了英国的防线。1941年的夏天，德国人看起来会从北方攻入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将要从南方进攻。面对阿拉伯和纳粹的双重威胁，显然，如果不使用暴力，犹太复国主义将以失败告终。它依然将被载入史册，却以虚假的弥赛亚之名。这就是以色列的青年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原因。只有锡安的儿女，才能拯救锡安主义彻底毁灭的命运。

巴勒斯坦的向导们迷路了。天色渐晚，在沙漠泉水处短暂休息两次后，队伍终于抵达一处贝都因人的营地——计划中本来应是正午时分到达的。一些旅者想在这里过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骆驼也走不动了。尽管遭遇挫折，古特曼依然决定继续前行。毕竟，这正是他带领这些学员来到沙漠的原因：锤炼他们的意志，坚定他们的决心，教导他们面对任何逆境都不要退却。太阳已经下山，沐浴在月光下，他们继续跋涉。骆驼不能负重前行，年轻的男人们就接过来担在自己的肩上。

现在这场旅行已经完全改变了。向导错误、行程延误、对贝都因向导的疑虑，瓦解着这群徒步者的意志。他们从前天凌晨三点开始赶路，而昨夜他们也没有真正睡着。他们经历着焦虑和疲劳。在漆黑的夜晚，他们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缺水，他们的喉咙干渴难耐。沉重的背包，重量全落在肩带上，几乎要把他们的肩膀切成两半。空气都是咸的。沙漠里满是沟壑和峡谷，看不见任何植物、动物或禽鸟。只有不断前进的队伍，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当然，古特曼并不知道，就在上个星期二，1942年1月20日，第三帝国的15个部门代表聚集在柏林的万湖别墅，通过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他也不知道，向东驱逐犹太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他更不知道，在六个星期之后，在偏远的名叫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将建成一座狭小的红砖房，这是德国人建立的首个毒气室，用来消灭犹太人。但是，古特曼确确实实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犹太人未来的黯淡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他知道，在德国占领的每一个国家，德国人将找出犹太人，把他们聚集在一处，送进犹太人区。

因为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古特曼意识到，对犹太民族来说，现在的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典型欧洲战争中常规的反犹太大屠杀。有些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正在发生。十几万犹太人已经遇害，而这个数字将很快上升到数十万。如果苏联红军不能在克里米亚和列宁格勒阻挡住德军，灾难将很快来临。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来说，1942年可能是自第二圣殿覆灭后最悲惨的一年。它可能是犹太人灾难性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年。

当古特曼看着这些徒步者，他理解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有多么艰难。他们不像他一样善于行走在沙漠里，他们也几乎没有应对口渴和疲劳的经验。马萨达的峭壁陡峭险峻，难以攀爬。银色的月亮刚刚自头顶升起，微弱的光芒尚不能在漆黑的夜色中照亮道路。很多人的汗水浸湿了衣衫，呼吸困难。有的人步履踉跄，有的人摔倒在地。在持续赶路16个小时之后，46名学员已濒临崩溃。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这群青年出生于巴勒斯坦斯巴达式的20年代，经历了充斥暴力的30年代，如今，他们如磐石般坚强。带着新希伯来文化的力量与坚忍价值取向，学员们顽强而坚定。即便他们的双腿违背着意志，他们仍继续前行；即便他们跌倒在地，他们爬起来继续前进。古特曼看着他们微笑。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在这群青年闪亮的眼睛里看到了决心，这正是他所希望寻求到的。

古特曼是理智的。他生长于哈罗德山谷附近疟疾肆虐的沼泽旁，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一场斗争。他顶着山谷里阿拉伯人仇恨的目光生活，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斗争。他一直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所蕴含的孤注一掷的精神，认为锡安主义的本质就是勇往直前——永不退却，永不止息，一直向前。新一代的希伯来人必须提升犹太人能做到的极限，提升人类能做到的极限。他们必须与命运抗争。

但是，现在，古特曼察觉，犹太复国主义的能量场即将撞上一堵墙。终结英勇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太强大了：前方的阿拉伯人，前方的德国人，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崩溃。他的学员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一想到这点，古特曼就忍不住战栗。来到哈罗德山谷20年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要求它的追随者们进行全民动员，并且准备牺牲。可是，从山谷、柑橘园、特拉维夫走出的年轻的徒步者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沉浸在犹太复国主义数十年成就的喜悦中。他们陶醉在希伯来人的复兴、创新、荣耀等等体验中。就在不久之前，古特曼听伊扎克·特本金说道“我们正濒临深渊”，伯尔·卡茨内尔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描述这段时间的恐惧，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们”，所以古特曼知道他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来改造这些年轻人。这就是他的角色——当那个时代来临，这些守门人站在大门迎战时，他在这些守门人身上涂抹膏油。

古特曼选择马萨达有着自己的考量。他16岁时，曾参加早期的死海徒步跋涉，却因身体虚脱没有登顶。年轻的古特曼曾发誓要回归。而在几年后，他确实做到了，尽管他差点丧生，却成功到达顶峰。在马萨达度过的几个小时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隐约感觉自己与那个可怕的地方联结在一起。在过去的九年里，那个山顶要塞并没有放他离去。他总是梦到那儿，即便清醒，眼前也会浮现那个古老遗址的图像。他开始相信马萨达是这片土地的真正心脏，是犹太复国主义传奇的关键所在。直到去年，古特曼才意识到，他在那群犹太青年的集体意识里烙下了马萨达，而马萨达同样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烙印。在1941年10月的早期行程结束后，他派遣一位官员拜访国家领导人，经多方游说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于是现在，他可以连接生活的不同轨道。作为一个导师，他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业余考古学家。他可以将公元73年的恐怖行径与1942年的英雄挑战联系在一起。他可以使马萨达复生，使它成为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

山丘投下的阴影笼罩大地，就像一艘笨重沉船的影子。人们忘记疲劳，歌声嘹亮。倏然之间，这些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不再感觉行路艰难，他们奔向要塞的巨大剪影——犹太民族主权的悲情之地。篝火已经在山脚起舞，那是早先抵达的守卫们所点燃的。第二圣殿的义军曾用篝火进行联络，拉姆丹的马萨达诗歌也满篇充斥着这样的火焰。但这是新马萨达所燃起的第一簇火焰。待他们抵达篝火旁，46名徒步者脱掉他们的背包，展开他们的毛毯，扎营过夜。

黎明时分，古特曼警告他的门徒们，攀登马萨达非常危险。有人曾经在攀爬中不幸身亡。从现在开始，每个登山者必须照顾好自己，也必须照顾身边的登山者。每一步都暗伏危险。古特曼爬上马萨达高耸的城墙，大声背诵拉姆丹描述“最后一个屠戮者”的沉痛诗句。

年轻人们静立在马萨达的山脚。他们都太熟悉此时他们的导师念诵的正典里的病态文辞。他们听着这些文句长大，在学校里研习，很多人将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在这传奇的要塞下，这些词句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唱起了歌，就好像进入沙漠寻求最后避难所的绝望人们唱起了国歌。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研究马萨达，研究马萨达的精神，以及古特曼的马萨达之旅。我阅读了相关档案室和图书馆里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采访了还能接受采访的所有人。我重读了对古特曼漫长访谈的所有笔记，那是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的。我一片片拼合起这块历史拼图。然而，在我完成所有的研究之后，一切似乎难以取信。尽管基于理性和实践精神，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现在，却笼罩在神话的光环之下。我了解它们越多，反而距离它们越远。在这个充斥着批判主义、犬儒主义、自我意识的时代，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理解这群学员准备第一次攀登马萨达的精神状态。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矛盾正是锡安式马萨达精神的本质，它象征着世俗和现代，却超越了世俗和现代，是一个超越人工建造水平的人文标识。古特曼所做的——将这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团队引领至这座沙漠废墟，正是利用希伯来人的过去深化希伯来人的现在，迈向希伯来人的未来。为实现一个具体、现实、民族的目标，古特曼赋予这座要塞一段基于神秘主义的人文历史。

……

穿着卡其布衣服的青年们排成长队，从东部开始攀登，他们攀上罗马人建造的白色壁垒，它们主要用来攻击犹太狂热信徒要塞的城墙。当队伍抵达壁垒与顶端之间的裂沟时，他们更加努力攀登。最前面的五名徒步者用镐锄敲击岩面，然后敲进岩钉，系上绳索，再把绳子放下去给其他人。

令这项任务更艰难的是，他们必须把沉重的给养全部吊上顶峰，包括帐篷、毛毯、罐头食品、水、背包、武器和弹药。年轻人串成了人链，将这些辎重手把手地传送到顶部。在古特曼眼里，人链传送的景致是那么鼓舞人心。“锁链未卸”一句出自拉姆丹的诗歌，而古特曼将把它立为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古特曼指示他的学员们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向下看，只能一直向前。一直向前、向上攀登的46名青年前行着，他们抵达了城墙，攀上了城墙，最终，他们发现自己站立在马萨达之上。

这是古特曼第三次爬上顶峰，但是，他仍像九年前第一次登顶时那样兴奋。沙漠的山脊，可怕的峡谷，静谧死海漾起的银色波浪激起他心中的深切悲伤。直到50年后他回忆这番情景，古特曼仍然着迷于那环绕孤独山丘的八个罗马军团营地。即使被遗忘了1869年，那幅景致仍然令人窒息，令他感觉仿佛第十罗马军团大军仍包围着1 000名反抗的犹太人；令他清楚地感觉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再次执掌了强大的、历史的力量。

在他从城墙俯瞰深谷的几分钟里，他陷入了迷茫，片刻后，他摆脱了他的幻觉，重新思考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该如何行事。年轻人们不能体会古特曼深切的焦虑和欢喜的幻想。但是，他们同样兴奋着，兴奋地观看被落日染成粉红的沙漠的山丘，以及山顶上矗立了2 000年的哈律王的遗迹。古特曼留意到，这些青年的快乐心情没有失控。黄昏很快来临，他们必须快速支起帐篷。古特曼将他的学员们分成若干组，有的采集柴薪，有的去溪流取水，有的在要塞的废墟里搭帐篷。他们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一个厨房和一间教室。当太阳落下，在马萨达平坦的峰顶，营地已经建成。当夜幕降临在莫阿维的山脉，古特曼为这个从废墟中升起的营地而骄傲。年轻的人们点燃了篝火，又唱又跳。

古特曼对学员们发表了演讲。他讲述了马萨达和它的英雄们的传奇故事。“我们的帐篷，同样，也搭在深渊之上。”他这样说道。当演说结束，他退回到夜色里，目视舞会重新开场。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表演。他们的眼睛仿佛跳跃着火焰，他们的舞步像风一样轻快。以色列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回到了马萨达，在深渊上尽情跳舞。

古特曼没有跳舞，不过现下这自发的仪式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知道，锡安主义没有教堂，没有神学，也没有神话。他清楚锡安主义正岌岌可危，它需要一个鲜明的象征，而这象征足以代替教堂、神学和神话。他在马萨达找到了这个象征，它将团结和鼓舞锡安主义的追随者们。他为锡安主义找到了一个支柱，它具象、神秘而崇高。古特曼认为叙事和图像的合一将深化希伯来青年的思想。马萨达将吸引他们，赋予他们力量，激励他们迎接前方的挑战。这座悲壮的山丘将为他们揭示斗争的意义。以马萨达的名义，这些正在跳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将加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拯救锡安主义，拯救犹太人。

古特曼知道，他的事业是有争议的。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很多人认为马萨达的坚贞信徒就像那些抢劫、谋杀以及最后自杀身亡的凶残的极端主义者。犹太事务局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就非常忧虑马萨达传奇，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自我毁灭的故事。但古特曼却有不同看法。他相信他正宣扬的不是一个马萨达复合体，而是一个马萨达悖论：只有这些年轻的希伯来人愿意去死，才能保证他们安全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他们愿意战斗到底，才能阻止他们的末日的到来。

年轻的人们唱起了歌谣：

我们征服并登上了悬崖，

我们开拓并清理了道路，

我们开辟了山道——直到山谷。

古特曼在歌声中离开。他带着一个手电筒，走到古老的东南生活区，那里仍然残留着镶嵌的地砖。他继续走向一座有两个前院的建筑，德国考古学家舒尔腾（Schulten）曾描述过这个建筑，并进入了西间豪华的殿宇，但将之错认为希律王的宫殿。他穿过舒尔腾描述为小宫殿的方形建筑，然后走进山的北尽头的巨大宫室，在那些众多的厅室中徘徊。他走过了浴室，走过塔楼，徜徉在长长的走廊。

这里是士兵的营房，古特曼猜想着。这里住着希律王的军官，这里储藏食物，这里是军械库。古特曼极度兴奋。手电筒打出的灯光在厚重的城墙间蜿蜒。他的手掌抚摸过粗糙的刻石。对古特曼而言，这座沙漠上的城堡就像吉萨金字塔一样奇妙。但是，捕获这位锡安主义革命者心神的并不是希律王的天赋和智慧，而是义军们在这废弃的宫殿寻求庇护的想法。这名业余的考古学家，打着手电搜寻那群坚贞信徒遗留下的东西。也许是在那四年大起义中铸造的几舍客勒的硬币，也许是最后时光里他们在石头上刻下的铭文，也许是收集清水的陶罐、松垮的凉鞋、撕裂的晨祷披巾，或者黏土制的油灯。但是，所有古特曼在黑暗中找到的，不过是义军准备用来射穿罗马人头骨的圆形的石制弩炮和罗马人从远处射进叛军要塞的石弹。当他检查这些石制品时，他的思绪被牵引到那个最后夜晚的最后几个小时。

公元73年的那个可怕夜晚又重现在古特曼的脑海中。希律王的炮塔掩蔽墙已被突破，义军们临时搭建的木墙也遭焚毁。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罗马人的步伐，他们将在拂晓时分攻入马萨达。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Elazar Ben Yair）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

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

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远远地看着他的年轻学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当他看着他们时，思忖着他的导师特本金最近说过的话语：“在这场战争里，我们犹太人是最孤单的人民，我们众叛亲离，也最正义。”古特曼也回忆起他的另一位导师卡茨尼尔森在欧洲战争爆发时说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随着这个世界的崩溃，我们的孤儿生涯更加艰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民，虚弱的翅膀担负起重担，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可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未来就取决于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最艰巨的任务，已不请自来地压在我们肩上。”古特曼还想起就在几个月之前，卡茨尼尔森新加的几句话：“虽然在圣殿被毁时，在我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时，我们的命运都不确定，但是，现在是时候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知之不详，直到毁灭之火即将立即包围离散全球的全部犹太人。”

古特曼清楚这些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自1940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已经严肃地考虑了启示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必须坠落，我们就坠落，带着我们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夏天，特本金这样说道。自1941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一直担心英国将撤出巴勒斯坦，德国人将进攻，而纳粹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将终结锡安主义。“我不奢望我们能死在这片土地，”特本金说道，“但我希望我们不离开这片土地，至少，活着时不离开这片土地。”1941年11月28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敏·侯赛因（Haj AminalHusseini）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会面，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运动与第三帝国结成正式联盟。于是现在，1942年的早冬，特拉维夫的恐慌升级了，人们担忧可能发生的德国与纳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联合攻击。现在看来，遥远的过去正与现在结合，神话正与现实相伴。

午夜，舞会结束了，营地一片寂静。只有古特曼仍然清醒。在他的帐篷里，他在提灯的灯光下准备明天的课程。尽管，他的使命是教化和再教育，古特曼却不是单纯的政治委员。尽管，他的目标定位于意识形态，但是，他并不仅仅着眼于简单的宣传。他要求他的学员认真地研习马萨达。他要求他们熟悉马萨达的地理、历史、考古——一切有利于其科学体系架构的知识。为了使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仔细考订了康德绘制的精密地图。他阅读了舒尔腾的考古调查资料——虽然有一些被舒氏误解。他阅读了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著作，并为弗莱维厄斯对英雄史诗枯燥而精确的描述方式所震撼。最后，他再次阅读了拉姆登冗长、哀伤的诗歌。这位在俄国大屠杀中失去家人的移民诗人对成功并不抱信心。他向读者表示，他并不确信，20世纪的锡安主义马萨达将逃脱公元一世纪那些坚贞信徒的命运。所有拉姆登主张的，就是堡垒即最后的机会。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古特曼带着他的年轻学员在马萨达度过了五天五夜。第二天，他向他们展示由平行的两道墙组成的掩蔽墙，并解释了其中的建筑细节。他向他们展示墙体30座岗楼的遗迹。第三天，古特曼带着学员们沿堤考察罗马人围攻马萨达的八个营地。他满怀激情地申明，罗马人集中这样规模的军力包围偏僻、荒凉的马萨达，证明这些反抗的义军确确实实地挑战了那个强大帝国的权威。

第四天，古特曼挑选了最优秀的和最适合的学员来帮助他探索马萨达未知的部分。他们悬空在峡谷上方，冒着生命危险，坚定的小伙子们成功发现了那未被以前的探索者发现的、迷失于历史的蜿蜒小径的部分遗迹，并找到了一条至今未被人所知的高架渠，这条水渠把东方的清水引至山丘要塞。

在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古特曼带领学员们回到壁垒，拓宽墙体，这样，数千人可以一起攀登。他派遣其他人去附近的山顶堆起干燥的木料，这样，夜晚的告别仪式将再现公元一世纪时叛军们一山接一山的火把信息传递方式。

但是，夜晚暴风雨来袭，所以结束仪式在一个似乎是叛军曾居住过的洞穴里举行。人们大声诵读从古老的弗莱维厄斯和当代的拉姆登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篇章。“锁链”被多次谈及，这锁链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马萨达之日并没有结束，他们这样说。以色列英雄的声音将永不沉寂。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永不做奴隶。

就餐时，就像过逾越节一样，他们屠宰了一只贝都因人的羔羊，同样在逾越节的晚上，马萨达的城墙被攻破，义军们舍生取义。他们大声念诵着约瑟夫的诗篇中关于爱力阿沙尔最后行为的描述：

在那最后的时刻，他们紧紧拥抱深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他们亲吻她们，泪流满面……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躺在地上，环拥着死去的妻子和孩子……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检视所有的尸体……确认所有人死亡之后，他放火焚烧宫殿里的每一个角落，用尽所有的力气把剑刺入自己的身体，倒在死去的亲人身边。

古特曼沉迷于这些词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体会到其中的恐怖，但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同样意识到1942年即将来临的恐怖。他并不热衷培养自杀的风气，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培育勇于反抗的精神。他知道，1942年即将迎来终极审判。尽管爱力阿沙尔的马萨达与古特曼的马萨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古特曼却要求他的马萨达传奇以完全不同的结局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训辞是“马萨达将永不沦陷”；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诫他的年轻学员不要做马萨达失败的狂热分子，而要做成功的坚贞信徒。他想看到的是继承这座古老要塞的果敢，换一个角度，将这种毁灭的精神转变为胜利。

夜深，风在洞口呼啸，这场史诗般的马萨达仪式即将抵达终点。学员们在青年工会的马萨达书卷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装进一个玻璃瓶，埋在他们立起的墓碑下。他们大声喊着“锁链未卸”，大声叫喊着马萨达召唤以色列为这片土地而战。他们唱起社会主义之歌：“我们的兄弟用强壮有力的双手建设这片土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还没有沦丧。”随后年轻人收起帐篷，收拾好帆布包，准备下山——现在这座山已经镌刻在他们的意识中。

是否真如爱力阿沙尔所写，上帝封杀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1月下旬，就在古特曼的马萨达学员回到耶路撒冷的当天，陆军元帅隆美尔（Rommel）结束了他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突围。四个月之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战略天才在比尔哈希姆击溃了英军，抵达埃及。1942年6月，隆美尔距亚离历山大港西部仅有100公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猜测，一旦亚历山大失陷，大英帝国将撤出中东，在印度完成军队重组。一些报道宣称，在开罗的办公室，英国军官们正在焚毁秘密档案。还有一些报道宣称，英国的精英军队正在撤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很多人谈论着，犹太人正在把财产卖给阿拉伯人，在修道院准备藏身之所，向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朋友寻求帮助。有些人在申办外国护照，另一些人购买了毒药。

但是，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宣布，战争的结果就是消灭犹太人。1942年3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积极执行灭绝计划。几天后，贝尔泽克和索比堡的灭绝集中营开始咆哮着将特殊的烟喷吐到欧洲春天的天空。1942年3月17日，卢布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贝尔泽克。3月24日，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27日，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30日，第一辆从巴黎来的、满载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巴勒斯坦，很少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希特勒大规模灭绝计划的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一旦英国失守埃及，同样一场大屠杀将发生在巴勒斯坦。因此，1942年3月，犹太人开始考虑，在迦密山建立现代马萨达的想法。他们没有在迦密山自杀的意图。一项绝密的计划是：在沿海的迦密山区，集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样就能发动一场战争拖慢德国人进军的步伐，说服英国不要抛弃犹太人。然而，1942年夏，在特拉维夫市的夜间讨论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并没有预料到最糟糕的情况。

古特曼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曾说：“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保卫我们自己直到最后时刻，哪怕付出遭到灭绝的代价也要坚守。”

古特曼的导师伊扎克·特本金说：“这里50万的犹太人不应退却，哪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幸存。我们必须站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为了未来，为了自尊，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忠诚。这就是马萨达教给我们的道理，甚至在马萨达之前，我们也是被这样教导。这就是第二圣殿毁灭所教给我们的道理。”

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早期的领导人，伊扎克·格伦鲍姆（Yitzhak Gruenbaum）这样说：“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比起带着荣耀死去，他们更愿意像挨打的狗一样苟且偷生。一旦德国人发动进攻，将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上帝保佑别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做到抛弃马萨达的传奇。”

特本金又说：“我们，犹太人，没有退却和撤离的选择。有的人说，必须救助女人和孩子。这里没有救助他们的余地。这里不存在需要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公义……我们必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面临灭绝。德国人难道会放过雅格基布兹，艾因哈罗德基布兹，或者德加尼亚公社吗？”

当天气渐热，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5月11日，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们放弃了长期自然增长的旧有观念，转而支持在巴勒斯坦尽快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的要求。在比特摩尔大会召开的前后几周里，帕马奇武装突击队实施了第一次爆炸袭击行动，并训练了第一支五人分队。

1942年6月，哈加纳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几分钟关于“迦密山上的马萨达”计划（Masada-on-theCarmel plan）。7月，在伊兹拉山谷举行的一个特殊集会上，这个计划得到全面而详细的讨论。最初的准备包括设立武器、水、食物的藏匿处，以及在海法和山谷之间的地带建立可供十万人藏身的避难所。现在，人们已经明确地讨论着，要将迦密山变成马萨达。

也难怪，从1942年2月到7月，古特曼提倡的马萨达精神扎下了根。青年运动周刊对马萨达之行及其学习班做了大量报道，并将爱力阿沙尔的最后演讲刊登在3月31日周刊的封面上。其他劳工出版社也赞美和颂扬马萨达。古特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扬马萨达，在公众间唤起了强烈共鸣。46名年轻的领袖向他们的青年运动学员分享并传递着马萨达的信息，所以，包含200多名青年的第二次马萨达之旅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就成行。全国各地的逾越节青年营和青年团体都致力于为马萨达奉献一切。当隆美尔逼近国门，当欧洲犹太人身处犹太区，当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极端的主意，古特曼的马萨达信仰如星火燎原之势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团体向马萨达进发，帕马奇的队伍也向马萨达进发。马萨达成为公众话题。短短几个月之内，马萨达精神就在青年一代中蔚然成风。现在，马萨达俨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的标志。

秋天，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恐惧平息了。盟军指挥官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对隆美尔展开了反攻，隆美尔自11月4日的伊利阿拉曼开始败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纳粹进一步进攻的危险。

然而，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放松心情，重拾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之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变得严峻。1942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在威斯敏斯特宣称，纳粹德国正在灭绝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显而易见，希特勒心里想的不是大屠杀，而是大灭绝。每一天，数千犹太人被杀害。1942年，就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戮。战争结束后，也许欧洲犹太人已经完全消失。

1943年，马萨达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在，它不仅仅是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就像以往一样，伊扎克·特本金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阐释新的见解：“我们感觉到终极的孤独……我们无法知道会幸存多少犹太人……我们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能幸存下来。我们苦痛，因为意识到，我们孤立无援，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像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这样的精神领袖而言，大灭绝有三重意义：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人类的大灾难；自第二圣殿毁灭以来，犹太人从未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大灾难；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威胁犹太复国主义的大灾难。对于犹太复国事业来说，大灭绝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锡安主义计划拯救的那些伟大的犹太民众已一去不返，能拯救锡安主义的伟大的人类宿主一去不返，锡安主义存在的理由也一去不返。即便希特勒被打败，留下的也许依然是被击败的犹太民族。没有东欧的人口支柱，锡安主义变成了一座没有援军穿行、保护或坚守的桥头堡。

但是，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将灾难变成了使命。他们三人，以及其他人，开始宣讲希伯来青年们在这灾难性的境遇下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十倍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总数的同胞，以色列土地上的每一个希伯来小伙子都要以一当十，”被特本金所激励，古特曼这样写道，“在这个现实的黑色阴影下，你们，以色列行动的年青一代，必须继承创始者的基业，手举光明的火炬，引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走向复兴。”

事实证明，1942年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悲惨。就在这一年，27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戮。在这一年里，全世界每六个犹太人就有一个被杀害，每四个欧洲犹太人就有一个死于疾病、饥饿、枪杀或者毒气。犹太民族将永远不能从这记重击中恢复。锡安主义将永远无法挽回损失。

但是，马萨达的精神将得到继承。当1942年的恐怖暴露后，在古特曼1942年1月学习班中锻造的马萨达精神将成长得越发强大。所以，那些询问这种精神是否仅仅基于虚构事实的人真是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定义马萨达精神的不是爱力阿沙尔，而是古特曼。公元73年，事件是否确实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元1942年历史轨迹上，它的确发生了。古特曼提出的马萨达精神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决定1948年的命运，将塑造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19世纪中期，法国心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首次推翻“生命适应于环境”的传统观念。伯纳德认为，适应周遭环境的是死亡，生命现象就是保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悖。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应就等同于死亡，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从那以后，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来到吕大山谷的？就像它抵达巴勒斯坦的其他山谷和平原一样。

1903的秋天，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闭幕之后，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以80 730法郎的价格购入哈迪萨村庄2 330德南的土地。其中，有1 946德南土地肥沃而平坦，剩下的384德南则全是丘陵和荒原。它们共同组成一条狭长地带，从阿拉伯吕大城的银色橄榄园延伸到吕大山谷至耶路撒冷一线的灰色低山丘陵。拜特·阿里夫（Beit Arif）的产业变成了贝谢门（Ben Shemen）的产业，这片土地成为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购买的首批地皮之一。

两年后，当内厄姆·威尔鲍什（Nahum Wilbosh）穿越全国考察了其他几处地方，这位土木工程师决定在吕大山谷建立阿提德（Atid，希伯来语，意“未来”）工厂。他投资150 000法郎，从英巴银行购入100德南土地，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工厂在橄榄园中榨油，并用橄榄渣制造优质的肥皂。前四年，阿提德是令人失望的。橄榄油浑浊不堪，肥皂品质低劣，而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但是，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阿提德否极泰来。它给工厂主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令工人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而它的阿拉伯邻居也因售卖原料给新兴犹太工业而有了额外的收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提德就倒闭了。曾经的阿提德工厂没有为吕大山谷留下什么遗产，除了那阴郁的、被遗弃的废墟。

威尔鲍什建成工厂后的第二年，一位名叫伊斯雷尔·贝尔坎德（Israel Belkind）的教员建立了“基亚特之书”（Kiryat Sefer）农业学校。学校位于贝谢门的土地上，占地55德南，接收三年前在可怕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中幸存的孤儿。在山顶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贝尔坎德建起几栋被开阔庭院环绕的两层楼的房子，让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在这里接受训练，成为技艺娴熟的农夫。但是，在花费43 000法郎购置土地、建造教室和宿舍后，贝尔坎德再也拿不出学校运营所需的资金了。就这样，“基亚特之书”也倒闭了。

1908年，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几年后，为纪念这位奠基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在吕大山谷种植1 000株橄榄树。在赫茨尔园林（Herzl-Wald）选择种植橄榄树，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象征意义，其目的就是，证明新犹太人能够种出像吕大山谷阿拉伯古老橄榄园里那样美丽的、枝繁叶茂的橄榄树。1908年早期，在阿提德工厂和“基亚特之书”学校之间的地带曾有过一个苗圃，就在那里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为了响应犹太民族运动，犹太工人们某天聚集在苗圃，将阿拉伯工人种下的橄榄树连根拔起，又亲手补种回去。于是，1909年，当赫茨尔园林工程启动时，所有都成了犹太人独有的劳动成果。这些新犹太人在起伏平缓的山坡种下了12 000多株橄榄树，从园林眺望，可以看到吕大城的尖塔。树苗渐渐长成，看起来似乎赫茨尔园林确实变成了位于巴勒斯坦的、真切的、枝繁叶茂的橄榄园。但是很快，战争、蝗虫和绝望接踵而来，有的橄榄树被连根拔除。赫茨尔的橄榄林消失了，就像它在吕大山谷出现时那样迅速。

1910年，兴起了一场从也门到巴勒斯坦的移民浪潮，鲍里斯·沙茨（Boris Schatz），耶路撒冷著名的比撒列艺术学院的美术教授和创始人，决定把技艺娴熟的也门银器匠人安置在吕大山谷。他希望建立一个朴素的工匠殖民地，其居民通过20世纪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自力谋生。为此，他在毗邻贝谢门庭院和赫茨尔园林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小型社区，在社区里建起简陋的房屋，把12户贫困潦倒，但艺术传统深厚的也门犹太人带到这里。整整三年，这几户家庭努力在吕大山谷扎根，但是，艰苦的条件、水源的短缺，以及婴儿的高死亡率使他们无法生存。就像阿提德、基亚特之书、橄榄林一样，工匠殖民地也消失了。

1909年，第一个来到贝谢门橄榄苗圃工作的农学家伊扎克·维坎斯基（Yitzhak Vilkansky），将贝尔坎德的庭院变成了模范的农业企业。在贝谢门的橄榄苗圃，维坎斯基建立了巴勒斯坦的第一个现代牛棚，让强壮的德国公牛与适应性强的大马士革母牛杂交。维坎斯基又尝试养蜂，尝试种植扁桃树和小麦。他改进了灌溉方式，提出了混合养殖概念，使定居巴勒斯坦的每一户犹太家庭都能在自家田地上运行一套给养系统，这套系统将使每一户全年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家的每一寸土地。他将经验丰富的农民编成工作组，把他们安置在也门犹太人留下的废弃房屋里。维坎斯基训练这些经验丰富的农民，建成了一个小型但欣欣向荣的劳工村。在16年里，维坎斯基在吕大山谷上演着奇迹，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所说：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希伯来人的双手能导演神奇。

但在1926年，维坎斯基将他的实验农场搬到了雷霍沃特殖民地繁荣的柑橘园。经历了五次尝试和四次失败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面对着在23年前就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吕大山谷定居，从岩石山脉到贝谢门的荒废庭院、阿提德的废墟以及阿拉伯的吕大城里伸出的诸多宣礼塔（minarets），在这片狭长地带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齐格弗里德·莱曼（Siegfried Lehmann），1892年生于柏林。他学习医学，在德国军队做一名军医。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被同化的德国犹太家庭，但在“一战”期间，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找到了努力振兴犹太教的意义。1916年，他在东柏林的一处贫民窟里，为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建立了一处收容中心。1919年，在立陶宛的科夫诺[1]，为犹太战争孤儿开设了一处避难所。受到精神导师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及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的启发，莱曼相信，犹太人在德国没有未来，而西欧犹太人必须通过重新联结东欧犹太人、重新联结他们的传统和仪式的方式实现自我重铸。

1925年，这位由医生改行的导师意识到，高涨的反犹浪潮将妨碍他维持考弗那儿童之家。他们已经无路可去——除了前往巴勒斯坦。开始的时候，莱曼打算在哈罗德山谷重建他的独特机构——就在1921年夏末，艾因哈罗德曾在那里搭建白色帐篷。但他了解到，沼泽中成群的疟蚊将可能威胁孩子们的生命，这位爱因斯坦的门徒改变了他的路线。于是，在冬季的一个雨天，莱曼带着他的妻子和12个科夫诺孤儿，抵达20年前伊斯雷尔·贝尔坎德为基什尼奥夫孤儿们修建的庭院。

其他人都失败了，莱曼却成功了。1927年，莱曼的青年村庄只有55个学生，1931年，数量上升到220个，1946年，则约有600个。村庄里10德南的耕地，已经拓展为500多德南。现在，这里有了一个很好的牛棚、一个大羊圈、一间马厩、一个柑橘园、一个菜园，还有麦田、鸡舍和一个葡萄园。从“基亚特之书”学校的庭院到阿提德工厂的和缓山坡上，建起了一排红屋顶的宿舍。学校成立了，又开挖了游泳池，兴建了体育场，沿着小路建了花园。校舍明亮，莱曼坚持为孩子们创造家庭般温暖的学校氛围。十年时间里，这位德裔犹太人在吕大山谷成功地打造出犹太复国运动中最讨人喜欢的事业之一。

莱曼的村庄是独一无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实现了创始人的乌托邦式价值观。这位柏林自由派犹太人支持的柏林医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锡安主义者。尽管，他致力于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的救助事业，但他将自己的人道主义使命纳入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他意识到，犹太人民的生活已然变得难以承受。他认识到，犹太人经历的被迫迁徙流散在身体、心理、精神三方面威胁着他们。但莱曼认为，在20世纪，并不单单只有犹太人经历了流离失散，他发现无归属感同样也对当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威胁。莱曼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同时应对现代犹太人民和现代人。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完成一项紧急的国家任务，而这一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将造福全人类。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不被殖民之名玷污的定居运动，成为不被沙文主义打下烙痕的民族运动、不被城市分化所歪曲的民族运动。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绝不能建成一个封闭的、居高临下的巴勒斯坦殖民地，忽略它的周边环境和本地居民。它也绝不能建成一个欧美国家指挥东方的边塞。相反地，莱曼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必须以一种有机的方式使犹太人在他们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必须尊重东方，成为东西方之间桥梁。尽管莱曼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他将吕大山谷的青年村视为理想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范例。它将是一个救赎工程——为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家园，为生如浮萍之人提供根脉，为生命重塑生活的意义。莱曼的贝谢门将为孩童与丧失和谐的时代带来和谐。

莱曼医生相信，犹太复国运动唯有与中东融为一体才能赢得胜利。1927年7月，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古老吕大城的大部分区域，数十名居民遇难，这位年轻的医生匆匆赶往受创的阿拉伯城市吕大救助幸存者。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他在灾难期间发挥的深远社会影响力，莱曼与吕大的贵族绅士及邻近阿拉伯村庄——哈迪萨、达哈里亚、吉姆祖、达尼亚尔、德尔塔里夫和拜特拿巴拉——的达官显贵们结为了朋友。他注意到，村民们在焦炙的夏日来往吕大城，便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大门口修建专门设计了欢迎喷泉，让村民们可以享受凉爽的泉水和清凉的树荫。若有巴勒斯坦人前来寻医，莱曼便指导青年村的诊所提供医疗救助。他认为贝谢门的学生理当被教导尊重他们的邻居，尊重他们邻居的文化。几乎每个周末，贝谢门的青年们都要拜访这些村庄。他们也同样频繁地拜访吕大城，考察吕大的集市和学校。阿拉伯的乐师和舞者则被邀请参加青年村的节日，青年村的村民们学习并赞美在东方庙会中展示的阿拉伯农村文化。

当“二战”后，好莱坞电影《国土》（Land）在莱曼的青年村上映时，影片捕捉到的镜头描绘了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在这部黑白片中，导演赫尔玛·雷斯基（Helmar Lerski）展示了一派虚幻的现实。在这里，侥幸逃出德国的孩子们生活在进步、民主的教育机构里，在这《圣经》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青年们生活在康复之家；在这里，年轻的希伯来牧人在哈迪萨和达哈里亚之间的崎岖、古老的山峦间放牧羊群；在这里，年轻的织工们转起纺锤纺起纱线，就好像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代人的法国村民和德国村民一样；在这里，孤儿们组成了社区，接受欧洲巴勒斯坦式的乡村文化熏陶，享有刚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在安息日（Sabbath）的前夕，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聚集在铺着白布的桌前点燃蜡烛。他们虽然没有父母，但他们有信仰。一些人演奏巴赫的音乐，一些人唱起赞美诗，一些人讲述托尔斯泰（Tolstoy）撰写的犹太传奇和故事。在贝谢门大厅的所有人，从8岁到18岁，都参与到这个世俗犹太年轻人融入圣地圣洁的特殊仪式。

吕大没有怀疑，也没有去想象未来将要发生的事。44年来，它旁观锡安主义者进入山谷。首先是阿提德工厂，然后是“基亚特之书”学校，然后是橄榄林、工匠殖民地、小小的工匠村、实验农场，然后是由古怪的德国医生领头的古怪青年村——这个医生对吕大人民是那样友好，为那些求医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

吕大城有两座清真寺，还有一座叫作圣乔治的大教堂。尽管，依据基督教的传统，吕大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城市，吕大的人民却并未看到犹太复国运动将变成一条现代的恶龙；他们没有看到，当莱曼医生倡导和平的同时，其他人却在怂恿战争；当莱曼医生带领他的学生拜访邻近巴勒斯坦村庄的同时，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率领他们到了马萨达；当青年村教化人文主义和兄弟情谊的同时，它背后的松树林却进行着军事课程，教导贝谢门的青年们投掷手榴弹、组装冲锋枪、发射反坦克炮。吕大城的人民没有看到，进入山谷为一个国家的孤儿们带来希望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残酷、坚决的运动。它已经决定，要以暴力夺取这片土地。

44年里，吕大见证着犹太复国运动的推进，而吕大城也走向繁荣。从1922年到1947年，吕大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8 000增长到19 000。飞跃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现代化无处不在。1927年，地震造成破坏之后，许多旧式的土坯房被新的、坚固的石头住宅所取代。在大清真寺和大教堂旁边，又兴建了一个商业中心和一座新的清真寺。在城镇的西边，又出现一个新的、街道笔直的现代街区。吕大成了巴勒斯坦铁路系统的中央枢纽，火车公司的高官们居住在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新建的英式花园郊区。一些街道已接通电力，一些宅邸也有了自来水。吕大城的男孩和女孩分别在两所州立学校和一所圣公会学校接受教育。两个诊所、五名医生和两个药店保证着良好的医疗服务。死亡率降至12‰，与此同时，生育率则大幅上升。在20世纪上半叶，在吕大城，已然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

吕大的经济同样发展快速。英国的委托统治、犹太复国运动的间接影响以及黄金地段的区位因素，使它的经济如骏马疾驰。在英国委任统治的那几年，正处巴勒斯坦中心的吕大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城镇南方的火车站以及北方的国际机场为吕大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途经吕大的跨国公路则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拥有3 200德南的柑橘园，吕大也同样受益于柑橘市场的繁荣。在这个古老的城镇里，液力榨油取代了人工榨油。三个工厂生产油和肥皂——就像阿提德曾经生产的一样。镇上还有一座颇为成功的制革厂。大量的纺织厂生产阿拉伯头巾和毛纺织品。咖啡馆人来人往，商场里摆满最好的现代商品。在周一和周四，从远近赶来的数千人来到吕大著名的牛市和集市。除了富裕的地主阶级，又兴起了繁荣的商业中产阶级，将吕大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兴旺昌盛的城市。

然而，1947年，巴勒斯坦问题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2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久积累的冲突使英国政府决定撤出圣地，让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6月，一个由11人组成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抵达巴勒斯坦，并在途中走访了贝谢门和吕大山谷。8月，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能共存于巴勒斯坦。因此，委员会建议将这片土地分割为两个民族国家。11月，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通过分治决议，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以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均拒绝执行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Resolution 181），暴力抵制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显而易见，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打算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使用野蛮的暴力摧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同样，犹太人必须保卫他们自己，因为没有别的人会来拯救他们。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5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残酷内战愈演愈烈。英国撤离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全面战争爆发。

12月，一列由七辆车组成的车队在前往贝谢门的路上遭到恶意袭击，13名犹太乘客被残忍杀害。1948年2月，大约400名悲伤的青年村学生乘坐巴士车，在英国装甲车的护送下从吕大山谷撤离。莱曼医生心碎了。4月，青年村已经成了被围困的军事据点。5月，吕大城的市长劝告贝谢门投降，但贝谢门拒绝了。这位市长仍然央求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不要攻打这个孤立的辖区，因为它不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吕大。当毗邻贝谢门的阿拉伯田地被战争殃及起火时，一些青年村的毕业生仍然匆忙赶去救火。即便战火熊熊燃烧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均将吕大山谷视为战争禁区地带。

但在1948年7月4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提出了征服吕大的拉尔拉行动（Operation Larlar）。7月10日至11日，以色列国防军（IDF）第八旅攻占了吕大山谷北部：德塔里夫和哈迪萨的村庄，以及国际机场。与此同时，伊弗塔克精英旅（elite Yiftach Brigade）也拿下了山谷南部：伊拿巴、基姆祖、达尼雅尔和达哈里亚。以色列军队第一波师级规模攻势仅仅展开24小时，莱曼医生如此深爱并教导他的学生去爱护的所有村庄就全部沦陷。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南部、东部、北部包围了吕大山谷，现在，它准备攻克吕大城。

7月11日，第三军团的两个排从沦陷的达尼雅村，向分隔贝谢门和吕大城的橄榄园进军。从吕大郊区开火的重机枪阻止了他们的步伐。与此同时，摩西 ·达扬（Moshe Dayan）的第89团抵达了贝谢门。就在莱曼医生为他的阿拉伯邻居建造的喷泉旁，达扬将89团编成装甲队。一个接一个，他们站在那儿待命：巨大的装甲车载着加农炮，还有威力十足的半履带车，以及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下午晚些时候，装甲队驶离了贝谢门，闪电般地进攻吕大城，47分钟的闪电战后，100多名阿拉伯平民被射杀——女人、孩子、老人。而89团有9名士兵战亡。傍晚时分，第三军团的两个排进入吕大城。在几小时内，士兵们就占领了市中心的要害位置，并将数千平民圈禁在大清真寺、小清真寺和圣乔治大教堂。入夜，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了吕大城。

第二天，两辆约旦装甲车误入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冲突。约旦军队在犹大城以东数英里，这两辆车不足以造成威胁，但一些吕大市民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解放吕大的先兆。而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也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第三军团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约旦人的攻击。于是，以色列的士兵在小清真寺一带开火了。年轻的士兵们，曾经的贝谢门毕业生，现在穿上了制服隐蔽在壕沟里。军团的指挥官同样也是贝谢门的毕业生，正是他下令开火。士兵们向四面八方扫射。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扔进民房里，一名士兵用反坦克炮射击小清真寺。在正午的30分钟内，200多平民被射杀。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吕大城进行的大屠杀。

当这个血腥的消息传到设在被攻占的巴勒斯坦雅祖村的拉尔拉行动总部时，伊加尔·亚伦（Yigal Allon）询问本·古里安如何处置阿拉伯人。本·古里安挥着手道：驱逐他们。吕大城沦陷几小时后，行动指挥官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对伊弗塔克旅发出书面命令：“必须迅速驱逐吕大的阿拉伯人，不论老少。”

第二天，谈判在圣乔治大教堂的教区进行。出席人员有什马利亚胡·古特曼——他现在是吕大的军政府首长，以及被占领城市的各位政要。不知所措的政要们急于拯救他们羊群[2]的生命，然而，狡猾的古特曼急于在没有明确驱逐令的情况下驱逐这一大群民众。1948年7月13日上午，谈判结束，双方同意吕大市民以及驻扎吕大的难民立即撤出吕大城。中午时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启动了。到晚上，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离开吕大向南进发，越过了贝谢门的青年村，渐渐消失在东方。犹太复国主义毁掉了吕大城。

吕大就是我们的黑匣子，里面盛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暗隐私。其真相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吕大。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和吕大之间就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矛盾，只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如果吕大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太明显了。当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拉姆拉的白塔眺望吕大时，他本来应该看到，如果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中心就不能存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他本来应该知道，吕大就是建立犹太国家道路上的障碍石，总有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移除它。但是，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犹太复国主义选择回避。于是，半个世纪以来，它成功地掩藏了自己，掩藏了犹太民族运动和吕大之间的实质矛盾，45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假装与吕大和平相处，在阿提德工厂，在橄榄林，在贝谢门的青年村庄。然后，在1948年激变的夏天，在三天时间里，矛盾和悲剧显露。吕大城不复存在。

现在，20年之后，我认识到吕大是我们的黑匣子，我尝试着破译它的密码。我找到了当时的军团指挥官，与他交流许久。我找到了军政府首长，在他的基布兹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花时间与第三军团的士兵一起生活，采访青年村曾经的学生。为了撰写这一章节，我翻出我当时采访时录下的录音带，听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吕大城大屠杀的故事。

军团指挥官1923年出生于，他的父亲是莱曼医生的同事。他成长在特拉维夫的社会主义家庭，15岁时被送到贝谢门的青年村，在这里他迅速成为他父亲最好朋友的最中意的人。在安息日的早晨，他被邀请至莱曼的小屋，与他们一起倾听留声机里传出的罕见录音：海顿、莫扎特、巴赫。在节假日，他护送莱曼医生去邻近的村庄做礼节性拜会。偶尔，他随同莱曼医生前往吕大拜访朋友和学校。他喜欢上了吕大，喜欢它的集市，它的橄榄油作坊，它的旧城。在贝谢门，他来往于牛棚、葡萄园、柑橘园。他打手球，又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但最重要的是，他热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以及民谣。他在贝谢门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就是数百名学生静静坐在宽敞的庭院里，倾听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巴赫的《农民康塔塔》（Peasant Cantata）。

然而，在贝谢门人文的、音乐的世界之外，这个17岁的小伙子还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世界里。每到夜晚，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要前往青年村外的树林，在那里，他们学习组装和拆卸英式步枪，学习使用机关枪和投掷手榴弹。当这位音乐爱好者从贝谢门毕业后，他加入了帕马奇武装突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的第一支分队。在1942年冬天，他爬上了马萨达。1942年夏，他前往南方用燃烧弹阻止隆美尔的纳粹军。

21岁时，他晋升为连长，23岁时，他在一次全国性的培训课程中担任指挥官，24岁时，晋升为军团的指挥官。当1947年年底战争爆发时，这位贝谢门的毕业生指挥一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锐部队。

这位指挥官意识到两个世界的矛盾了吗？他能否将莱曼守则与士兵二者结合？对于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当他谈及北方战斗时，展现出令人吃惊的直白。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直白地说道，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阿拉伯人发动进攻之前清缴加利利地带。如果他们不预先肃清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口，一旦面对与阿拉伯联盟的对外战争，这个即将诞生的犹太国家将无法生存。所以，他们首先在太巴列——塞菲德地带肃清所有的阿拉伯人。之后，1948年4月，他们占领了太巴列——这里的阿拉伯人在占尽上风的以色列军队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下，已经尽数撤离。随后，他们占领并摧毁了塞菲德周边的阿拉伯村庄。5月，他们攻占塞菲德，当地的阿拉伯人在炮火中四散逃亡。然后，他们驱逐了胡拉山谷的村民。1948年5月末，胡拉山谷的阿拉伯人已经全部被赶出。整个塞菲德——太巴列地区的阿拉伯人全部被驱逐。整个加利利东部地区的阿拉伯人被全部驱逐。在这位贝谢门毕业生的指挥下，东加利利变成了一个阿拉伯无人区，变成了新犹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当这位军团指挥官谈到吕大，他的声音变了。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沉静，几乎是痛苦的。他叙述起来显得谨慎小心，也许还不太坦诚，就好像谈及吕大时，他突然意识到那些矛盾和悲剧。他缓缓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那些村庄——他曾在安息日陪伴莱曼医生拜访的村庄：基姆祖、达哈里亚、哈迪萨。他缓慢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山谷，占领吕大城。他讲述，那天早晨，他被告知约旦人的两辆装甲车已经闯进了城市，不久之后便了解到第三军团的一些贝谢门毕业生遭到袭击。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下达命令的人——下令射杀在城中街道的任何人，下令疏散整个城市。他以及那位军政府首长，就是驱逐吕大平民、让他们排成长队走向东方的人。

很显然，这位军团指挥官心痛欲裂。从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并不是说他对我蓄意隐瞒。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感觉到了什么。他对吕大的讲述是模糊的，缺乏颜色、气味和细节。他回忆中的贝谢门鲜活灵动，却对占领吕大的记忆模糊。他没有提及曾经拜访的学校、他所知道的那些家庭、他曾经如此喜欢的那些社区，他完全没有提及那座他深爱却又被他摧毁的城市。只有他黯淡的语气流露出他压抑的东西。他的第一次道歉是：我们当时被包围了。第二次道歉是：我们当时内外交困，危险迫在眉睫。他的第三次道歉是：来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做决定。他的第四次道歉是：在战争中总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些道歉似乎没有一个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解释那压抑的、持续三天的吕大大屠杀。

布尔多瑟则不同于这位军团指挥官。尽管，他同样带着1948年战争的精神创伤，他的精神创伤是不同的。他大幅度地提高了声音，语气粗野而低俗，显得紧张、易怒而不安。他承认在那该死的战争中他丧失了内心的平静。这么多年来，他再也找不到内心的安宁。

布尔多瑟同样出生在东欧，但在特拉维夫长大。在他7岁时，有一天他正从学校回家，一个阿拉伯人在途经的火车上向繁忙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数十人受伤，站在他附近的一个8岁男孩死亡。就在那一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这里将爆发一场同阿拉伯人的全面战争。尽管，在青年时代，他步行去了阿拉伯的雅法，结交了阿拉伯的朋友，但他一直都知道，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悬挂着一把利剑。他一直都知道，这片土地的归属最终决定于战争。

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打拳击，骑马，擅长运动。他的体型和力量是他绰号的来源，并令他成为男孩们的领袖、女孩们的最爱。14岁时，他成为哈加纳秘密组织的一员。15岁时，他开始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16岁时，在靶场进行实弹训练。17岁时，爬上了马萨达。布尔多瑟在18岁时加入了帕马奇，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信某种基布兹的乌托邦，而是因为，他想在战争来临之时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1948年的第一个月是轻松的，任务只是突袭村庄和路边伏击。但当他完成反坦克弹射手的训练后，战争局势开始紧张了。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第三军团都需要他的反坦克火箭炮。4月、5月和6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惨无人道。一个亲密朋友死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痛苦变成了愤怒，愤怒变成了冷漠。没有时间去理解，没有时间来哀悼，也没有时间流泪哭泣。他们必须把阿拉伯人驱逐出加利利，必须阻止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进攻加利利。占领加利利，净化加利利，保卫加利利。务必确保——加利利属于犹太人。

突袭艾因扎伊通，是他们首次出于占领的目的袭击一个阿拉伯村庄，而不是为了复仇。布尔多瑟生动地回忆起那场午夜的预谋袭击。他回忆起了那场突袭，风暴般的火舌，以及惊喜——占领一个村庄是多么容易。当第三军团的小伙子们闯进石砌的房屋，他们只看到燃烧的灯笼、温暖的毯子，以及从奶锅里沸腾而出的牛奶。他们走进了这些民居，而被吓坏的主人们已经逃进茫茫夜色中，抛弃了这些屋舍。他回忆起亲眼见证一个鲜活的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鬼村的可怕感觉。

布尔多瑟回忆，他的第一项野蛮行径就是审讯战俘。有那么一会儿，他坚定的声音变得犹豫起来：可以说吗？但在短暂的停顿后，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倾诉。因为他又高又壮，于是被分配一项任务——协助情报人员审讯在艾因扎伊通逮捕的七个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他将这些恐惧的囚犯捆绑在一张矮凳上，在一端令他们的额头碰到地面，另一端将他们的脚绑在一起。他用一根短棒击打囚犯的头部，然后用另一根长棍击打这个囚犯的双腿。当他开始虐打这些囚犯，他开始享受虐待他们的快感。他感觉自己正为那些死者复仇，他正在做那些已故战友们希望他做的事。他让这七个囚犯向情报人员招供所有他们知道的，让他们流血，直到他们再也坚持不住。

接着，塞菲德被占领，这是第三军团第一次攻占一个城市。一开始，进展得非常困难。当武装的阿拉伯暴徒对他所在的建筑物展开风暴式的攻击时，布尔多瑟觉得，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战斗。那些暴徒们大喊着：“杀光犹太人！”弹药耗尽了。他感到死亡正在迫近，忍不住打冷颤。但到早晨时，局势逆转，犹太增援部队抵达，阿拉伯人撤退了。拿着他的加拿大制步枪以及新补充的子弹，布尔多瑟在这个古老城市里，在阿拉伯人寻求庇护的古老石屋间，猎杀着阿拉伯人。在狩猎过程中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因屠杀而快乐。这种快乐堪比令男人瘫倒的性快感。

战斗结束后，布尔多瑟前往当地的医院，在那里，他发现三个战友横躺在冰冷走廊的地上——他们的脸庞毫无生气，恐惧在脸上冻结。即使他如此强硬，仍然感到害怕。一周后，在一次针对某些阿拉伯村庄的深夜行动中，由于他是最后撤离的人员，他将最后一辆卡车泊在集合点。半小时后，他意识到那些曾经跟他在一起的战友们都死去了。再一次，他感觉到恐惧。突然，在那一刻，他认识到，战争中的这几个月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过着怎样一种噩梦般的生活。

5月下旬，他被调到了约旦峡谷。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光。他带着自己的反坦克火箭筒，在前线阻止叙利亚坦克向德加尼亚基布兹进军。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注视着第一辆坦克向他开来，注视着这辆坦克瞄准了自己。在最后一刻，他率先发射反坦克火箭炮弹，阻止了坦克，同时自己也负伤了。

他所经历的另一个糟糕时刻，就是看见约旦峡谷两个基布兹的两名幸存者逃出他们被焚毁的房屋。见证基布兹社员变成难民带来的震撼，使他第一次考虑失败的可能。他意识到，自己所投身的战争，也许将以犹太复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而一旦犹太复国主义覆灭，即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就同在欧洲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犹太人将再次变成犹太人，他们将全然无助。

待布尔多瑟抵达吕大山谷时，他已经疲惫不堪。他已经看见了太多，做了太多，又杀戮了太多。这一次，他已不再好战。但当命令下达，他依然遵从。他跟随第三军团的队伍进军，从银色的橄榄园开进吕大。当太阳升起之时，他漫步在吕大的街道，寻找他能够抢掠的相机商店——他是那么喜欢相机。突然，枪声响起。有传言说装甲车进攻吕大，战友们被围困在小清真寺旁的壕沟里。当布尔多瑟赶到小清真寺时，他看到这里的确正发生着枪战。一颗手榴弹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他便指示其中一个下属用反坦克炮向小清真寺射击。当投弹士兵拒绝并离去后，布尔多瑟将反坦克炮拿到了自己手里。尽管，他深知在这种狭窄的巷子里发射一枚反坦克炮弹，会使身为炮手的自己受伤，但他无论如何都要发射。他拆卸下狭窄巷子里公共卫生间的大门，尝试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尽可能地掩藏在卫生间里。很明显，手榴弹是从宜礼塔处投掷过来的，但是，他没瞄准塔，而是瞄准了清真寺的墙体——他能听到从墙后面传来的人声。他从六米远的位置向清真寺的墙体发射了反坦克炮弹，杀死了70个人。

这一支受训队伍，由来自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雅法的120名青年运动的毕业生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红海沿岸、靠近埃拉特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基布兹。1947年的夏天，这群18岁的青年们在加利利沿海的一所老基布兹接受了关于基布兹生活的培训。他们清理田地，建造公共住房，修补渔网，在香蕉园和牛棚里工作，把羊群带出羊圈放牧。一个月里有十天的时间，他们研习地形和导航，学习如何操作冲锋枪、组配炸药。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维持着集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开设了一门文学课、艺术研讨会、一个政治经济讲习班，以及一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课。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分析它践踏人的尊严，他们探求究竟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塑造了人类。他们阅读泰戈尔（Tagore）、茨威格（Zweig）、海塞（Hesse）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著作，阅读凯斯特勒（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甘地（Gandhi）的《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布伯（Buber）的《我和你》（I and Thou）。他们演奏和聆听音乐，门德尔松（Mendelssohn）、帕格尼尼（Paganini）、多米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这些都是他们特别喜欢的音乐家。在加利利海边的树林里，受训组的小伙子和姑娘围着留声机坐成一圈，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奇马罗萨的悲剧双簧管，它忧伤的乐音在沙沙作响的桉树林和轻轻拍击的湖波间回荡。

1947年12月，受训组的几个小伙子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报复行动，目标是上加利利的一个小型的阿拉伯村庄。因为女人和孩子们被意外杀死，他们决定炸毁两间布满尸体的村舍。1948年1月，受训组一名男孩牺牲。姑娘们围着他的身体点燃一圈蜡烛，整个夜晚他们都坐在他身旁，就像为他守灵一样。不久，又一名小伙子在行动中遇害。然后是又一个，接着又是两个小伙子被杀死。有一些小伙子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变得有些病态。有一些给姑娘们留下了遗嘱。

在1月中旬，八个小伙子执行了他们的第一次路边伏击。他们用机关枪向一辆阿拉伯出租车开火，射杀了车里的全部无辜乘客。在2月中旬，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第一次突击队形式的突袭，炸毁了加利利一个偏远村庄的16间石头房屋，炸死了60个人。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开始退化。留声机的音乐会仍然在夜间举行，但现在谈论的主题却是复仇。文学讨论和意识形态辩论仍在进行，但常常在军事行动之前先来一场战前舞会。就像画上的印第安勇士，就像贪婪的阿拉伯刺客，这些希伯来小伙子们用牙齿咬着小刀，高高举起匕首一圈圈地绕着场子行走。五一节的前夕，他们沿柯那安的山峦而下，第一次占领一个村庄。他们驱逐了800名居民，将村子洗劫一空，最后炸毁了这个村庄。他们从地球的表面抹去了这个村庄。

现在从我桌上的录音带里传来的女声，来自受训组的其中一个姑娘，我对她了解颇深。她回忆起当小伙子们深夜出发袭击村庄时，她所感受到的焦虑。而当他们在日出时分返回时，他们骑着抢来的驴子，包着抢来的阿拉伯头巾，戴着抢来的串珠。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取代了几个月以来的紧张。似乎，突然之间，战争不再是严肃而阴郁，而是充满乐趣。小伙子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触——对于权力和解放的感触。取代卡其装、斯巴达精神和自律意识，他们感觉卸下了重担，抛弃了道德的枷锁。他们霸占的用来当基地的酒店房间，现在堆满了色彩斑斓的布料、串珠、铜器和水烟袋。其中一扇门贴着手写的标语：“吃饱，喝足，抢掠，因为明天我们就将灭亡。”看起来，被毁坏的不仅仅是一座在五一节那天被攻占的阿拉伯村庄，同样沦落的还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曾经宣扬的民族精神：谦虚、行善、服务大众。

一些小伙子参与到对村民囚犯的残酷审讯中。审讯结束后，其余人把这些血流不止的囚徒带到一处干涸的河床。当囚徒们被处决时，有的小伙子转过了脸，但更多的人嬉笑着观看。与此同时，在塞菲德市，一个小伙子成了一名优秀的狙击手。他的声音从我的磁带上传出，显得非常冷酷。他叙述，有一回他射杀了一名妇女，还有一次狙击一名牧师，然后是一个孩子。每一次他击倒一个阿拉伯人，他就在他的加拿大狙击枪的木托把上刻下一条凹槽。总共有50条凹槽，他这样说道。

接下来就到了声势浩大的塞菲德战役，他们清洗了整个城市，然后把塞菲德洗劫一空。“我们的庭院就像阿拉伯村庄的庭院，”其中一个姑娘在信件中写道，“这里太热闹了。母鸡到处乱跑，咯咯咯地叫着，牛时不时地闯进院子里……但在所有这些带来的兴奋中，我意识到，一切抢夺而来的财产都不是正义的，这令我恶心。在一天结束之后，我看着这些东西，一切都令我作呕。我几乎不认识这些同伴了。所有的人都醉醺醺地欢庆胜利，被抢劫的欲望所驱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拿走了所能拿的全部东西，沉浸在挣脱束缚的胜利喜悦里，尽情地抒发仇恨和报复的快感，变成了真正的动物。他们粉碎，破坏，杀死阻挡他们道路的任何生灵。复仇的渴望喷如泉涌，我的同志们丧失了所有的人性。我简直不敢相信人类居然能做下这样的事情：冷血地杀死数十名同胞。不，我做不到这般冷血，充满激情。日复一日，在我们心中，人类的感情变得越发淡漠。”

1948年7月11日，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向吕大进发。城镇东郊的枪击把他们限制在与贝谢门接壤的橄榄园。蚊子嗡嗡嗡地在他们身边打转，热浪滚滚，头上戴着的新式钢盔被烈日蒸得嘶嘶作响。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余人则被炮弹震得有些呆滞。受训组第一个白天的战斗并不顺利。但当达扬的炮火风暴摧毁吕大的抵抗意志后，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夹在第三军团的士兵中间挺进了吕大城。他们引领着排成长队、高举双手投降的吕大居民走进大清真寺，将他们圈禁在这里。他们监禁了数千名平民，包括老人和孩子。他们听着这些平民尖叫、咆哮和哭泣，看着女人和孩子眼里流露出的深深恐惧。

第二天，约旦装甲车闯进吕大城之后，培训组的其中一个领导人负伤。当时，一枚手榴弹突然从小清真寺投出并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手。这一事件激得布尔多瑟将那枚反坦克炮弹射入清真寺。而当这位反坦克炮手自己受伤后，复仇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向清真寺里的伤员扫射。另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投进邻近的民房中。还有人在大街上架起机枪，射杀任何移动的活物。这一场报复持续了半小时。之后街道上多出了数十具尸体，又有70人陈尸清真寺。夜晚，清真寺里的尸体被拖出，埋葬在附近阿拉伯人挖掘的深洞里；天亮之前开来了一辆拖拉机，铲土填平尸洞。

“我们真是残忍。”受训组的另一个姑娘写道。“这该死的战争把人类变成了野兽。”一个小伙子这样写道。而另一个小伙子写着：“我累了，我太累了。这种疲惫体现在很多方面上，但最累的莫过于精神。我还是太年轻，挑不起这样的重担，挑不起这一切。”在我桌上摊开的所有信件中，最令我难过的，是来自另一个男孩的信——现在我视他为我的导师和朋友：

“日复一日，我看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日复一日，我的恐惧在滋长，担忧我们这一代将无法担起肩上的重担——建立我们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梦想。我陷入全然的焦虑和担忧中。当我回想那些偷盗、洗劫和肆无忌惮的掠夺，我意识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催生出一个腐败的时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郑重的态度、深入的思考，以及带着历史维度的反思。我们所有人，将为这个时代承担责任。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我感觉在审判中，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现实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个国家的希伯来力量的快速转变，驱使着人们走向疯狂。否则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精神状态、希伯来青年（尤其是当中的青年精英）的行动。这个国家从数千年中的弱势中锻造而成的道德准则，现在正迅速地堕落、恶化和瓦解。”

占领吕大城的军政府首长就是那位塑造马萨达的人。尽管，就他个人来说，什马利亚胡·古特曼是世俗而理性的；但他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是神秘的。他将革命运动视作一个人在灭亡边缘的生命爆发，视作一个失败国家不再等待弥赛亚、主动承担弥赛亚使命的雄心壮志。他坚信这5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每一次，一波移民浪潮消退，另一波又出现。每一次，一代人衰弱了，下一代人就伸出强壮的手接过了火炬。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些东西却变化了。阿拉伯问题，一直存在的阿拉伯问题，此时突然给未来打下了一个问号。全国各地，阿拉伯村庄开始走向现代化，阿拉伯城市开始变得更繁荣。新兴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促进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结成独特的、高度危险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一身份认同。所以，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不再适用。所以，渐进地赎买土地，渐进地迁入训练有素的移民，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都不再适用。于是，有必要采取不同的举措。战争固然是不人道的，但它允许一个人做出和平时期不能做的事情，它可以解决和平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

距离古特曼率领他的第一批46名学员登上马萨达已经过了六年半。自那次以后，他又把数千人带上了马萨达，独力地改变了一代人。而现在，他的工作已然不仅仅是激励年轻一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杰出的情报员。在第一次马萨达之旅后，他就利用他的阿拉伯语、他的狡诈、他的敏锐直觉，协助搜集阿拉伯诸多村庄的情报。每一份情报文档都包含一张航拍照片、一张地图和一张人口统计细目表，以及村庄的领导人、力量及弱点、道路和偏僻小径和指挥所。每一份村庄的文档，都意味着一个村庄的覆灭。

这几年里，古特曼的思想秘而不宣。只有同他最好的朋友——哈加纳的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显露坦诚的一面。只有他们两人私下相处，他们才会讨论那些不能讨论的事情——那些心里明白、不能言明的、道德禁止的事情。当这场规模宏大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谋划时，显而易见，这两位密友将战争的第一要务定为：确保清出一个阿拉伯的无人区——为了犹太人领土的延续和统一。古特曼坚信，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他非常了解这些阿拉伯人，推测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内部结构，或者说，不具备国家主权的精神。他相信，一旦这些阿拉伯人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决心和火力，他们将痛快地离去。

1948年的战争爆发时，古特曼正负责帕马奇的特殊秘密情报站。哈加纳的保守派阿拉伯专家们，仰赖他们与全国范围内的友好阿拉伯村庄签署的和平条约，古特曼与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古特曼声称，当事态严重时，即使是最忠诚的阿拉伯人村庄领导人都无力承担来自泛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他们将撕毁条约，转而对付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盟友的确在这几年成为犹太人的支持力量，而就在保守派依然致力于打造阿拉伯联盟之时，这位精力充沛的教育家和阿拉伯专家，却自始至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这场宏大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的争夺。

古特曼居住在那安，这个他协助建造的基布兹就在距离吕大不远处。那安隔壁就是阿拉伯村庄那安尼哈和贝都因村庄萨塔利亚。萨塔利亚建于58年前，为了给雷霍沃特殖民地的柑橘园腾出地方，萨塔利亚的部落从杜兰的土地上被驱逐到这里。1948年春，那安基布兹的领导人与萨塔利亚部落的首领会面，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古特曼却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站起来，对贝都因首领们说道：“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当战争来临时，那安基布兹无法支持你们，或者保障你们的未来。”萨塔利亚的部落首领立即听出了言外之意。第二天一早，萨塔利亚的贝都因人就匆匆离开家园，逃往加沙。几个星期后，那安尼哈的村民们也逃了。无须举手之劳，无须承担任何战事，古特曼就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样消失了，即使他与村民们相交颇深，即使他们之间维持了15年的亲密友邻关系。

与军团指挥官、布尔多瑟以及受训组员不同，古特曼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完全知晓他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他并不想杀死或者驱逐他们，他只是要引导他们自愿离去。

古特曼被分配到吕大担任军政府首长完全是出于偶然。1948年7月11日，他正因为一些情报事务前来寻找伊加尔·亚伦和伊扎克·拉宾。他从那安驱车赶往特拉基色附近老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产业，最终却在被攻占的、荒废的达尼亚尔村找到了两位将军。当他们在达尼亚尔注视着军队挺进吕大，亚伦告诉古特曼，一旦这座城市被占领，他将是吕大城军政府的首长。古特曼便问亚伦道：“我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阿拉伯人？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我没有什么嘱咐你的，”亚伦回答，“你将看到事态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你就可以行动。你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必须做的事。”

黄昏时分，古特曼抵达吕大，成为军政府首长。在黯淡的暮色里，他看见几千人排成长龙，静静地涌向大清真寺。他们主动接受圈禁，否则宵禁时间后任何在外面的人都要被射杀。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恐惧的人类聚集在高天顶的屋子里祈祷。这里闷热、拥挤，令人窒息，没有食物，没有水，空气浑浊，也没有坐下或躺卧的空间。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些病弱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就会窒息而死。

午夜时分，军政府首长释放了女人和孩子。然后，他释放了磨坊主和面粉店主以保证面粉供应，令面包师去烘烤皮塔饼，又释放了水井的操控人员来供应清水。稍后，他释放了两百个来自那安尼哈的难民，提供给他们食物、水、骆驼、驴子，让他们可以在灾难降临之前逃离这个城市。到了早晨，他释放了大部分的青少年。尽管这样，清真寺里还是拥挤不堪。上午，第三军团全面接管整座城市后，事态再次恶化，更多的人涌进了清真寺，他们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眼里充满恐惧。

7月12日，正午的枪声突然响起时，这位军政府首长正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与吕大的政要们谈判。第三军团的行动长官被派往镇子查看到底出了什么该死的事情。几分钟后，一个激动的年轻士兵前来报告，说有人从小清真寺里扔出了手榴弹，投向他的战友们。军团指挥官转向军政府首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您怎么说，首长？您要下达什么命令？”他这样问道。但军政府首长没有挖苦也没有被逗乐。他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事态将会失控。于是，他建议向每一座开火的房屋射击，把子弹射进每一扇窗户，射杀每一个被怀疑参与暴动的叛乱分子。

古特曼形容接下来的30分钟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30分钟。几十年后，当他复述这起事件时，录音带里他的声音依旧显得紧张不安。那些恐慌的喧闹，永不止息的枪响，上帝的义怒，当枪声终于止息，寂静是那般的甜美。然后，部下通报在小清真寺发生的事实。这位军政府首长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埋葬死者，抹去不利的证据。

古特曼现在清楚，木已成舟，吕大城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已经无法回头。但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驱逐令，他不能变出一份。他回到阿拉伯政要们聚集的圣约翰大教堂教区，控制住自己，做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这些达官贵人们，吕大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争夺国际机场。他说，就像他们看到的，在大战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恐惧的政要们询问，如果他们请求离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是个不吉利的问题，”军政府首长回复道，“我必须好好想一想。”他走进隔壁房间休息，放松他的大脑，暗想，如果这一大群阿拉伯人不在这里的话事情将多好解决。但他仍然决定，不管怎样，他不会命令阿拉伯人撤离。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政要们那里，告诉他们，他必须同上级再次磋商。

当他们第三次会晤时，阿拉伯的政要们已经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请求离开吕大城，只附加一个条件——释放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所有囚徒。第三次，这位军政府首长以磋商为由离开了。但这一回他折返回来，带着两名陪同的年轻军官——他请他们来见证这番决定命运的谈话。

政要们：“那些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囚徒们，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古特曼：“你们过去怎样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就将怎样对待他们。”

政要们：“不，不，请不要做那样的事。”

古特曼：“为什么？我刚才有说什么吗？我说的不过是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将怎么对待你们。”

政要们：“请不要这样，主人。我们请求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古特曼：“好吧，我们不会这样做。从现在起，十分钟以后，所有的囚犯都会被释放。叫他们离开清真寺，离开他们的家，离开吕大城——连同你们以及吕大的全部人口。”

政要们：“谢谢您，主人。上帝保佑您。”

古特曼觉得，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占领、屠杀和精神压力产生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48小时的炼狱生涯后，他并没有命令吕大的人民撤离。在屠杀的间接威胁下，是吕大的领导人令他们撤离。

现在，古特曼从教区穿过了街道，走进大清真寺。他面向人海，告诉这些囚徒们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他告诉他们，根据吕大政要们的决议，吕大居民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撤离吕大城。严禁携带武器，严禁乘坐轿车或者电车，但可以携带其他财产——只要他们立即离开吕大城。

这位军政府长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成千上万的人，低着头，离开了大清真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诅咒，没有人唾弃他。他们完全屈从地排着队走出去，散开了。他爬上大清真寺高高的尖塔。从这处制高点，他注视着混乱把这座城市吞噬。吕大的民众匆匆打包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面包、蔬菜、海枣和无花果，袋装的面粉、白糖、小麦和大麦，银器、铜器、珠宝、毛毯、褥子。他们手里拖着不堪重负的行李箱，背上驮着由床单和枕套制成的简易包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马车上，驴子上，骡子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匆忙和恐慌中完成，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

古特曼从尖塔下来，走到镇子的东角，俯瞰贝谢门。离开城镇的平民们聚集成了一支长长的、圣经化的、数千人的队伍。当军政府首长注视着这支被放逐的行伍，注视着人群中那一张张脸孔，他想着，如果耶利米（Jeremiah）[3]在他们当中，又会如何哀叹他们的灾难和耻辱。突然间，他心中涌上一股冲动——加入行进的人群中，成为他们的耶利米。在那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他们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他希望成为吕大民众的耶利米。

在他终于描述完行进的队伍后，军团指挥官的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站在他的指挥车旁，他注视着吕大的人民走在路上，背上背着由毯子和枕套制成的沉重袋囊。逐渐地，他们卸下了背不动的包袱，将阻碍他们前行得更远的背囊丢弃在路边。在这酷热的天气里，忍受可怕的口渴，老人和女人们濒临崩溃。就像古犹太人一样，这些吕大的人民走向流亡。

看着这支队伍，军团指挥官会感到内疚吗？没有内疚，没有怜悯，他在磁带里这样说到。随即，他把话题从人性体验转到全局的战略背景上。“伊扎克·特本金支持驱逐阿拉伯人，”他告诉我道，“特本金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处的职位并不能下达特殊命令，但他对帕马奇总部做出了宏观指示：战争为解决阿拉伯问题提供了一次性的机会。伊加尔·亚伦同样也这样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离开这里了，他们必须离开。亚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说阿拉伯人绝不能留在这儿，否则，这里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当亚伦委任这位军团指挥官时，他明确地告诉他：你所战斗之处，不应该留下阿拉伯人。于是，这样的情形出现在太巴列和塞菲德，出现在加利利的村庄，出现在吕大山谷的村庄里——伊拉巴、达尼亚尔、基姆祖、达哈里亚和哈迪萨。“只有吕大城出现了混乱，因为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东边又有军队围城，战斗一旦打响，这些阿拉伯人没办法逃离。”

这支队伍产生的原因来自一个早先制订的驱逐计划或者一份公开的驱逐令吗？“不，不，”受惊的军团指挥官答道，“拉尔拉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直接指挥的。在1948年7月，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进攻吕大的部队正是新诞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军队。大灭绝是这起事件的背景。本·古里安总理没有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清除阿拉伯人，深谋远虑的伊加尔·亚伦也没有这样做。亚伦清楚地知道本·古里安没有下达驱逐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驱逐人民。但是，本·古里安和亚伦都认识到，绝不能允许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城依旧矗立在国际机场旁边，矗立在距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允许它保留，我们将不会胜利，也会丧失国家的意义。本·古里安和亚伦之间也许有过口头交流，但没有下达书面命令。”

亚伦和军团指挥官同样没有下达驱逐令。但军团指挥官在帕马奇接受的训练使任何命令都显得多余。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即使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于是，当约旦装甲车开进吕大城时，至少，还有一个借口，事实就是这样：约旦人的大军向以色列中部进发，从东部袭击了吕大。第三军团遭受了内外夹击的压力。吕大拥有大量人口，又有相当多的约旦军队在吕大东部集结。于是，当吕大的阿拉伯人向军政府首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告诉他们向着阿拉伯军队行进就有了战略意义。“这是一个有利的结果，”军团指挥官说，“百分之百奏效，从吕大城撤离的平民队伍让阿拉伯的军队只能东进。这样一来，不费一枪一炮便扫平了大片土地。”

然而，当我请求这位军团指挥官回忆一下地点、时间以及个人体验时，他显得非常吃惊。亚伦和拉宾离开了吕大，赶往另一处前线阵地，于是，驱逐吕大平民的责任就落在了这位军团指挥官、他的副手、他的团长，以及军政府首长的肩上。这四名军官不得不面对东部再次开战的危险，以及城中士兵们疯狂掠夺造成的混乱。他们必须负责埋葬我们的战友和阿拉伯人。还要看顾那支行进中的队伍，可怕的、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撤离吕大的队伍。

“军官也是人，”军团指挥官说，“而作为一个人，你此时突然面对一个分岔口。一边是青年运动，青年村，以及莱曼医生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边则是吕大城中的残酷现实。你惊讶于自己所惊讶的。你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准备了那些村庄的档案文件，你被告知不可避免的一场战争正在迫近，你被告知这些阿拉伯人必须离开。但即使这样，你还是震惊了。在吕大，战争就像它本身那样残酷，充满杀戮，劫掠，愤怒和复仇的感情。然后，那支队伍走过来了。尽管你强大、训练有素又适应力强，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感到精神崩塌。你感到你所接受的一切人文教育都在崩溃。你看看那些犹太士兵，再看看这行进中的阿拉伯人，然后，感到一种沉重的、深沉的悲伤。你感到就像正面对什么极广大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处理，甚至都不能伸手握住。”

布尔多瑟记不得那支队伍，因为他朝小清真寺射出反坦克炮弹后就受伤了。他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几天后苏醒过来，他的战友们过来告诉他，他做得很对，他杀死了70个阿拉伯人。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看到他负伤流血的愤怒，他们当时还冲进了小清真寺里，用全自动火力的枪械向幸存的伤者扫射，然后闯入附近的民居扫射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晚上，他们被命令清理小清真寺，移出寺里的70具尸体并安葬他们。于是，他们带来另外8个阿拉伯人，命他们挖掘葬坑，然后又射杀了他们，把这8个人同那70具尸体埋在一处。因为，自小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后，他们不再犹豫彷徨，而是强硬如钉。“这些家伙放弃了高尚的举止，”布尔多瑟道，“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而他们所做的，与驱逐吕大人民并将他们赶出犹太国家边界的决定相一致。”

来自受训组的一个小伙子清楚地记得那支队伍。他记得，上午小清真寺大屠杀过后，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清理小清真寺的东区。他记起一份明示的驱逐文告，指示驱逐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出城，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这名理想主义的第三军团士兵，穿行在吕大的现代街区，沿着笔直的街道挨家挨户地用阿拉伯语叫喊：“Yallah,Yallah.”（快走，快走。）他们向天空鸣枪，恐吓并催促吕大新兴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这些富裕的阿拉伯人惊慌地召集孩子，带着他们的驴、马以及财物，在酷热的天气里走向城郊，踏上通往贝谢门的马路。

其他小伙子记得的要少一些。他们对吕大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他们记不得在那关键性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在做什么。那7月里的三天时光，他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图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紧闭的窗户，白旗，大清真寺里拥挤的人群，小清真寺响起的枪声，半小时的炼狱，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便是在寂静中，被击败的阿拉伯人排成沉默的队伍，他们的手举向天空示意乞降。于是现在，年轻的士兵可以骑着抢来的自行车满大街乱逛，闯进吕大的奢侈品商店，带走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地毯、水烟以及精美的铜器。他们没收了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柑橘园，以供未来的基布兹建设之用。还有供未来的基布兹驱使的巴士，他们在里面装满了吕大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时，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暂停之后，我所采访的这些男人注意到了那支队伍。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描述那支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及这些人遗弃再也搬不动的日用品所留下的长长的痕迹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令人震惊。一袋袋的面粉、白糖、小麦、自行车、褥子、孩子们的玩具、衣服、鞋子。

受训组的领导人对那支队伍记忆深刻。在他受伤前，他还闯入一家理发店，找来干净的毛巾和酒精，为在战斗中受伤的吕大儿童包扎伤口。在小清真寺旁的战壕里受伤失去右手后，他被送到市中心的临时战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医护人员用绷带给他包扎、用吗啡给他镇痛时，他听到了镇压吕大起义的严厉命令。然后是反坦克炮的声音，以及机枪地狱般的“啪哒哒哒”声。第二天，当一辆军用救护车载着他撤离至贝谢门的野战医院时，他们撞见了正撤离吕大的队伍。透过救护车的窗户，受训组的组长看见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景：老人、妇女和儿童，拖着驴子、骡子、马车，带着婴儿车走在路上，脸上挂着大难临头的表情。这位受训组领导人再也不确定，他究竟同情哪一方更多。是他死去的战友，他自己，他这一代人，还是这成千上万的穿越吕大山谷的民众？

古特曼同样记得这支队伍。他爬下了尖塔，走在这些行进者之间，这位军政府首长心绪翻涌。他扪心自问，他鼓励军团的士兵向吕大的民居开火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然后，他沉默地自答，如果不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可能覆灭。他看着这些行进中的男男女女，他震撼地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即便他们现在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他难以理解，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竟能就这样被摧毁。在城镇外，军政府首长看到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民众围着一口井汲水，缓解7月的干渴。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另一个人在惊慌中被踩踏致死。他看到骚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着生产。他看到一个男孩迷路了，他的母亲大喊着寻找走失的孩子。他看到士兵们强迫队伍中的人上缴现金、手表和珠宝。他制止了这些士兵。他看到在两排武装的犹太士兵之间，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如何离开了城市，排成一支长队。队伍变得越来越长，走出了吕大城，穿越了吕大山谷，经过了贝谢门可爱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村。

对这支队伍记忆最完整的要数奥特曼·阿布·哈曼德（Ottman Abu Hammed）。他的祖父曾在阿提德工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并帮助犹太人种植了橄榄林。他的父亲曾经为青年村供应蔬菜，待莱曼医生如朋友，并陪同他在吕大注射霍乱疫苗。他自己则在童年时期经常地拜访贝谢门的青年村。他热爱着那里的现代化牛棚和游泳池，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裤、露出晒黑美腿的姑娘们。

奥特曼跟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差不多年纪，但1948年战争爆发时，他远比他们更无辜。他缺乏良好的教育，也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他真的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他的父亲试图阻止对贝谢门的攻击。他的父亲在田野跟贝谢门的人见面，然后，他的父亲被指控叛国，又在最后一刻从行刑队处逃离。对奥特曼来说，1948年夏天的吕大，就是一座充斥着隆隆爆炸声的城市。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雅法、塞菲德、那安尼哈逃到吕大，为这座城市带来金钱。随着食品和蔬菜的价格飙升，当地居民赚得了两倍至三倍的利润。咖啡馆营业至夜深，跳肚皮舞的舞者无处不在。镇上到处放着音乐沉浸在娱乐氛围中，而女孩们随处可见。

奥特曼同样也记得暴力。开往贝谢门的犹太车队遭到袭击，乘客遇害。一辆吉普车的犹太人司机被谋杀在主干道上。一天，两个年轻的犹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犹太姑娘的尸首被带进镇子，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被抓获、女孩被强奸，然后三个人全部被杀害。当这三具被侵犯的尸体在吕大繁华的商业大道被展示时，奥特曼惊得目瞪口呆。但无论是这个18岁的青年还是他的家人，都想象不到那即将到来的未来。当吕大在7月10日夜晚遭受一支犹太空军的炸弹袭击，又在7月11日遭到犹太炮兵的炮袭时，他们完全震惊了。当11日中午一支犹太装甲队扫射吕大的街道，留下数十具尸体时，他们完全震惊了。他们惊骇、恐惧、沮丧。

奥特曼记得，7月11日的晚上，犹太士兵突然地出现在附近。安装在吉普车上的大喇叭叫喊着，命令所有的男人都进入大清真寺。奥特曼跟随他的父亲走出来，加入到街上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清真寺里闷热而拥挤，没有地方坐卧。奥特曼吓坏了。他哭着，泪水把自己打湿。当小清真寺大屠杀的一些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犹太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父亲合上他的眼睛祷告。奥特曼感到极度的恐惧。但第二天，噩梦般的36小时后，犹太人似乎与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最终这些阿拉伯人被允许走出清真寺。尽管奥特曼的父亲注意到，小清真寺受害者葬坑的疏松土壤，但他相信，生活现在将回归到正常轨迹。

当他们回到家里，母亲热烈地问候他们，就好像他们死后复活一样。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两个士兵站在那儿，大声叫嚷道：“Yallah,Yallah。收拾你们的东西，赶紧离开！去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那儿，去约旦！”其中一个士兵敏感而羞涩，显然，他并不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另一个留着薄薄一层胡须的士兵，非常享受现下的每一分钟。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希伯来语书写的信件，在信中莱曼医生为他正派的阿拉伯朋友做担保，希望这位贝谢门的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大胡子的士兵一点都不在意。他把信一丢，用他的枪口抵着父亲的胸口，说道：“如果你不马上滚蛋，我就开枪。快滚去阿卜杜拉那里。”

母亲哭起来，她以为父亲就要被开枪打死。而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陷入了震惊中。他低着头，叫母亲赶紧收拾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去召集祖母、三个姑姑，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两名犹太士兵的枪口下，阿布·哈曼德家族匆忙地收拾行李：面粉、大米、白糖、珠宝、床褥。他们将行李装上马车，又帮助半瞎的祖母跨上驴子。

最令奥特曼感到耻辱的，就是在吕大市郊的检查站，那些士兵对女人进行搜身。一个士兵拿走了奥特曼身上的现金，另一个取走了他的手表。犹太士兵的黄麻袋里，迅速地装填着项链、耳环、银器和金器。而女人们——不论老少——所遭受的羞辱证实了他们所有人现在是多么屈辱。

奥特曼牵着马的缰绳，他的父亲在后面推着马车。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有人说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男婴，又有人说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女婴。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不能停步，不能往回走，不能向后看。

在匆忙中，人们急于携带面粉和大米，而不是水。所以，现在没有水，而酷热令人难以忍受。镇外，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当他被拉上来时，人们吸吮他的湿衣服。人们吸吮野地里找到的西瓜，茄子，任何含有水分的东西，只要能暂时缓解他们兽性的干渴。大部分女人都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上顶着麻袋。一些男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些穿着优质的欧式西服。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边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孩，向因疲劳而倒下的老祖母做最后告别。不一会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奥特曼的堂姐把她的孩子遗弃在另一棵树下——她再也受不了一周大的婴儿发出的饥饿的哭号。但奥特曼的父亲命令她回去树下把孩子带回来。尽管，父亲也是绝望的。他看起来都快失去理智。他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

在距离贝谢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群穿着制服的犹太人站在两辆指挥车旁，注视着这支队伍。其中一个人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抬起眼皮，走向那位指挥官。贝谢门的毕业生，以及贝谢门的蔬菜供应商，面对面地站在夏季的田野里，两人沉默无言。最后，那位指挥官说父亲可以留下。父亲说如果他留下，他将被视为叛徒，会被处死。指挥官返回指挥车，带下一罐子（jerry can）[4]的水，搬至父亲的马车上。指挥官看着父亲把水喂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媳，他的儿子；看着父亲拉着他的家族马车，重新加入队伍，一直向东。

我开车驶向吕大。现在正是7月，热浪令人窒息，就好像回到了1948年的7月。厚重的黄色雾霾堵塞住吕大山谷。小清真寺因为最近装修而关闭，但大清真寺是开放的。我穿过了吕大居民们曾经迈进的石头大门，穿过了他们曾经涌入的方形庭院，站在高高的圆拱之下——他们曾经站在这儿足足36个小时。几码远的地方就是庄严的圣乔治大教堂。穿过小路，就到了军政府首长古特曼与吕大城的政要们举行会谈的教区。

这里曾经耸立的老式石屋、橄榄油榨油作坊、旧城的胡同小巷，在20世纪50年代被毁坏了。但是，站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咫尺之地（它曾经坐落于古老的吕大）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些事情错得离谱。这里有一处古怪的建筑遗迹，那里又有一处无法解释的废墟。在丑陋的贫民窟、破旧的市场、廉价的商店之间，很明显，吕大还有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不像以色列攻占过的其他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感觉得到伤痕的存在，不像其他地方靠现代化遮掩了过去，在这里过去依然存在。

我应该为犹太复国主义洗手以示无辜吗？我应该对犹太民族运动在吕大的行径置之不理吗？就像军团指挥官一样，我面对着某些极广大的东西，以至难以处理；就像古特曼一样，我看见一个自己不能操控的现实；就像受训组领导人一样，我不仅仅是悲伤的，我还感到恐惧。当一个人打开这个黑匣子，他就会明白，尽管小清真寺大屠杀是基于一个误会而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意外事件链，但占领吕大、驱逐吕大居民却不是意外。它们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根基。吕大是我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我试着坦诚地对待它时，我看到选择是如此明显：或者因为吕大拒绝锡安主义；或者，连同吕大一起，接受锡安主义。

就我而言，有一点是清楚的：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府首长有权对假惺惺的以色列自由派生气，这些人在几年后谴责他们在吕大做下的事情，却享受他们行动的成果。我谴责布尔多瑟，否定那位狙击手。但我并不责备军团指挥官、军政府首长以及受训组的小伙子们。相反，如果有需要，我将站在受责的一方。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以色列的国家将不会诞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诞生。他们做了肮脏的、龌龊的工作，但令我的同胞、我自己、我的儿女可以生活。

在东方，银色的橄榄园消失了。阿提德工厂的遗迹也消失了。那久远的吕大阿拉伯人的田地，现在已成了以色列基顿合作社和贝谢门合作社枯萎的向日葵花田。莱曼医生的青年村依然矗立在这里，但自1948年战争，以及莱曼医生1958年去世后，它的精神也消失了。现在，在缓坡下矗立的是一栋毫无特色的建筑，一个毫无特色的教育机构。只有仍然耸立的一排长长的、红屋顶的建筑（那曾是为欧洲的孤儿们建造的）向人们证明，贝谢门曾经是什么样的，它又希望成为什么样子。贝谢门的庭院仍然保留，一个主项目正在准备对它实行保护。

我从贝谢门青年村的制高点眺望吕大山谷。我看到了吕大的城市，以及大清真寺的高高尖塔。我看到了消失的橄榄园，消失的赫茨尔森林，消失的阿提德工厂，消失的莱曼青年村。我思索着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在犹太复国主义以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在吕大山谷煽动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犹太复国主义以无家可归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遣送出山谷。在沉重的热浪下，透过阴霾，沿着干燥的棕色田野，我看到那支队伍正向东进发。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支队伍仍然在向东进发。因为队伍——就像吕大的队伍——永不停步。

[1] 现在叫考那斯（Kaunas）。

[2] 指人民，犹太人的习惯表述。

[3] 耶利米，是《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的一位先知，他常为耶路撒冷和神的子民而哀痛哭泣，被称作“流泪的先知”。

[4] 军用盛装液体的罐子，一罐装4 ~5加仑的水或油。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我与泽夫·斯坦赫尔（Ze’ev Sternhell）教授在他耶路撒冷的朴素公寓里会面。

斯坦赫尔是一位在研究欧洲法西斯主义方面成就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因反对犹太法西斯主义而备受赞誉的政治活动家。他身材颀长，举止优雅，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我聆听他的人生故事，也试着理解我自己的人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传说。

“我出生在加利西亚一个世俗的富裕家庭，父母老来得子，因此，我备受宠爱。”斯坦赫尔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我父亲则是他的合伙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连同一个女佣及一个保姆在家照顾着我。我的姐姐艾达（Ada）比我年长13岁，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我沐浴在爱中。直至今日，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仍是我的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脸贴着脸。”

“突然，战争爆发了。我在半夜被惊醒。所有的灯都亮着，我的父亲身着波兰军队的制服，跟我们道别。几周后，当他战败而归，一切都坍塌了。我的父亲死了，我的祖父也死了。苏联人占领了波兰东部，也抢占了我们大宅的一半。我们没有女佣和保姆了。母亲必须要工作。母亲和姐姐尽了她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在那个动荡的世界，她们是我唯一的依靠。

“我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巴巴罗萨行动（Barbarossa operation）就发生在我们建于维斯瓦河岸的房子前面。我记得被震碎的窗户、燃烧弹以及德国纳粹军令人震慑的势力。几个小时内，我们看到了惊恐的苏联战囚排成的长龙。几个月后我们被发送到隔离区。转变是骤然的：从我们的宏伟大宅到隔离区的一个角落，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并且我们忍饥挨饿。

“然后开始了灭绝行动（Actions）。隔离区被分阶段清理，每一次是不同的捕杀。我记得我们自己被追捕的情形。母亲、艾达和我在一个类似岩洞的地洞里躲了三天，其他几个人和我们躲在一起。与此同时，外面的隔离区正进行着大捕杀。我从一道地缝里窥见那场捕杀。我看见男人们被枪杀，孩子们被枪杀。我是一个躲在地底下的六岁的孩子，而我透过一条缝看见别的藏在树顶的孩子被开枪杀死并掉在地上。

“我根本不能用言语描述我的情感。我成长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殷实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五年的极乐之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我们的神圣被践踏了。我们的自然守则被颠覆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隔日之间。在隔离区，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权基础，以及他的身份。他不再是人，我不再是人。而在这个坍塌之后的世界，想要生存下去便要付出全部的代价。

“第一次行动过后又来了第二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德国人又开始捕杀犹太人。那是一场真正的捕猎，就像猎狐狸或者猎兔子一样。然后命令下来说没有工作许可的人都要在隔离区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我的母亲和姐姐去了。我记忆中，这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我的姐姐跟妈妈说：我们还年轻，我们会找到工作，我们会活下去的。她们知道，她们要离开我了。她们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她们不想吓着我。而且，她们也心存盼望。她们相信她们会回来，而我也一样。我甚至没想过她们不能回来，或者，我会再也见不到她们。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把我留给我的婶婶。我看着她们离开，越走越远，越变越小。

“我的婶婶拼尽全力弥补母亲的缺失给我留下的遗憾。我的叔叔极其足智多谋，他把我们从隔离区中救了出来。尽管叔叔婶婶努力地安慰我，但是，从母亲和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就是独自一人了。从7岁开始，我没有跟任何人谈心。我知道，我必须靠自己活下去。虽然我只是个孩子，我知道，我不能依靠任何人，无法向任何人求助。这是一种完全孤独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事情。我的叔叔在里沃夫找到一位房主，他曾经是波兰军官，愿意帮助犹太人。在波兰当时糟糕的反犹太气氛下，这个概率是1‰。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也帮助了我们，这两个家庭救了我们。我们伪造的证件上说我们是雅利安人，是波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没有被捕，婶婶还教了我天主教的故事及祷告词。至关重要的是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像天主教徒一样地生活。渐渐地，这不再是一个伪装。我喜欢上了这一切：复活节，圣诞节，圣诞礼物。耶稣的故事，马利亚的塑像。天主教教义是一种精神支柱。你不需要像犹太人或者新教徒一样独自奋战。耶稣为你而牺牲了他自己，而玛利亚时时刻刻为你守望，你求她来拯救你。而当身为孩子的你处在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身边是一场大屠杀，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母亲也死了，这时候，你非常容易被引诱相信这一切，你希望这会拯救你。你会跪在圣坛前，说着每一个天主教孩子说的话。

“战后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十分可怕。尽管纳粹不在了，你仍然能够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嗅到对犹太人的痛恨。我记得一个女人对犹太人叫嚷着：‘渣滓！你们从洞穴里出来啦，真可惜希特勒没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记得，从集中营里返回的犹太人隐藏他们的身份，一旦被曝光，他们就被诅咒和暴打。不断传来谣言说战后还会有大屠杀。真是再明显不过了：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在经历过这一切，目睹一切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做犹太人了。我们必须更换我们那旧的、被咒诅的身份。

“我正式接受了洗礼。我的波兰名字变成了泽维格纽·奥乐斯基（Zvigniew Orlowski）。我是克拉科夫大教堂（Krakow cathedral）的祭坛圣童。我与神父一起祷告，帮助他行圣餐礼。每一天我都跪拜。服侍上帝的仆人让我觉得亲近上帝。然而比那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是犹太人了。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永远的逃亡。要隐藏，要撒谎，要伪装。我从中脱离，我结束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为了生存，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946年，局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在克拉科夫也没有未来。一列红十字会的儿童运输火车把我从波兰带到了法国，从一个婶婶那儿到另一个婶婶那儿。我当时11岁，再次孤身一人。当我到达法国时，我把在波兰发生的一切都埋在我的心里。我不想记住任何事。从我的记忆里，我抹去了我的母语波兰语，同样也抹去了我的天主教背景。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法国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法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我在阿维尼昂的一间有名望的高中就读，到15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浸淫在法国文化中了，甚至我的口音都听不出外国味儿了。我正大踏步地迈向索邦大学。

“法国教会了我自由、平等以及人权。我学习去信奉普救论、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一直知道，法国不是我的家。尽管，我试图去抹掉过往，可我无法抹掉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记忆。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死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从别处来的。作为一名犹太人，我觉得我永远不能在法国成为完整的人。我不是地道的法国人。在法兰西和我之间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的消息激起了巨大的兴奋。你和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斯坦赫尔告诉我，“在波兰，即使是在战前，我们家庭成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阿维尼昂的婶婶在犹太国家基金会中非常活跃。在每个房间里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海报。我曾经每天读三份报纸，关注巴勒斯坦的局势。13岁的我非常害怕阿拉伯人会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军队英勇奋战并且胜利了，犹太国家建立了。这简直超出人的想象。四年前，红军才解放我们。六年前，纳粹刚扫荡了隔离区。而现在，这些曾被关在隔离区，被捕杀的犹太人，同样的犹太人，兴起并建立了国家。甚至对每一个像我一样世俗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些超自然的历史事件。突然有了犹太人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一面国旗，一本护照，一身制服。如今犹太人不再依靠外邦人了，现在犹太人就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为了自己而挺身而出。回溯过往，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我感到一种近似于宗教升华的感觉。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世界里，犹太人没有尊严。犹太人是尘土、人渣，他们以猪狗不如的方式被处死。他们的待遇不如动物，你可以同情动物，却不能同情犹太人。犹太人是低于人类的，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一无是处。而现在，仅仅是在奥斯威辛之后三年，犹太人成了一个人类的实体。现在，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开始反击。体面的反击，他们为胜利而战。我在杂志图片上和纪录片上看到他们：年轻，强壮，荷枪实弹。突然，他们成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人类。他们能够像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爱的教育》中的意大利人一样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再是任人奴役、捕猎及杀害的生物。对身在法国南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传奇。这是发生在真实、具体的历史上的神迹。

“在16岁的时候，我决定返迁（aliyah[1]）。我独自移民到以色列，和一大群从马赛来的孩子们在一条船上，非常拥挤，但是非常有趣。我记得我们站在上层甲板上，迦密山映入眼帘，以色列就在前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一些孩子们跪下亲吻了土地。我没有跪下也没有亲吻土地，但是我觉得我到家了。这就是终点——不再有漂泊，不再有转变，不再有伪造的身份。再没有欺骗和伪装，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因为，这里不再需要借口和谎言。我再也不会感到虚伪和恐惧了。有些事，我需要不断为自己辩解。然而在以色列的国家，我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解释。这是何等的解脱。我那时还不会说希伯来语，也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还是孤身一人，没有财产，不受保护。但是，我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充满，好像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大屠杀相关小说——《1939年的巴登海姆》（Badenheim 1939）、《奇迹的时代》（The Age of Wonders）、《铁轨》（Iron Tracks）——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我现在正在他耶路撒冷附近梅瓦塞莱特锡安郊区的家，同他一起坐在地下工作室。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声音柔和，眉宇间或闪过一丝邪气的光芒。就像我聆听斯坦赫尔一样，我花了几天时间倾听阿佩菲尔德。在倾听阿佩菲尔德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2年，我出生在切尔诺夫策[2]附近，”阿佩菲尔德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实业家，也是维也纳的前国际象棋冠军。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实在是个大美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快把我宠坏了。他们给我买冰激凌、蛋糕、各种玩具和童话书，给我讲民间故事。他们希望我能在柏林或者维也纳做一名律师。总的说来，他们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维也纳，注视着那里的歌剧、剧院和大咖啡厅。犹太教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事务，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未来是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我们家资产丰裕。我们雇用了一名保姆和一名厨师。家里有一架钢琴，还有许多书、漂亮的水彩画、彩色的花瓶，以及一个砖砌的壁炉，温暖冬日里的厅室。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家庭有时会外出度假，我们会去维也纳、布拉格或者喀尔巴阡山脉。我喜欢穿着奥地利的短裤、袜子、高筒靴，在维也纳公园里，我喜欢站在秋天落叶铺就的柔软地毯上。当我们回到家，我的母亲会弹起钢琴，说着下雪的故事哄我入睡，那些雪花经常落进我的梦里。每逢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玩他给我买的电动火车，我的母亲会在房子的另一边叫我：‘欧文，你在哪里？’我就会这样回应她：‘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

“1941年夏天，那时我9岁，我们正在喀尔巴阡山脉我祖母的庄园度假。我生病了，中午时我正卧床休息。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呼唤着父亲与母亲，这时传来更多的枪声。我从窗户跳出来，躲在房子后边的玉米地里。这时，我听到那些德国人在田地里折磨我美丽的母亲。我听到我的母亲在尖叫，我听到德国人杀害了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

“父亲是在晚上回到家里的。他成功地躲过一劫，又为了我回到这里。他在高高的玉米丛中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切尔诺夫策，发现我们的家被洗劫一空。那些书、漂亮的画、彩色的花瓶、钢琴、砖砌壁炉全部没有了。我们被带到隔离区，每十个人分得一个房间。房间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毫无体面可言。垂死老人的呻吟回荡在整个房间。几天后，我们被命令排好队伍前往火车站。到处都是骚动，人们的高声呼喊，狗的狂吠。时不时会响起一声枪响。我们被装在拉牛的火车车厢里，我们快要窒息了。我的父亲把我举到他的肩膀上，这样我才没有窒息而死。火车停下了，又是一阵骚动，人们大声喊叫，狗也在狂吠。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推下车厢，然后被踢进了德涅斯特河。强壮的人在水里游，病弱的人溺水而死。几乎所有的老人和孩童都淹死了。因为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救了我。

“当我们抵达河对岸，我们被命令继续排队前行。那时，夏天已经结束了，天气正在转冷，还下起了雨。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白日里在泥泞中赶路，夜晚就睡在野地里。一些人在沼泽地消失，一些人在疲劳中倒下，一些人在病痛中离世。但我的父亲强壮而坚韧。尽管我已经九岁半了，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但大部分的旅程，他都把我扛在肩膀上。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废弃的集体农庄，这里已经被改建成集中营。孩子们与成年人被分隔开。父亲就这样失踪了。直到10岁之前，我就这样孤独地活在世上。

“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营地，我将会死去。于是我逃跑了。我敲开了乌克兰农夫的家门，但他们赶跑了我。我饿极了。我感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在家里我听说，当大限即将来临，你要倚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静静等待。于是我倚在一棵树上，闭上我的眼睛，等待。但饥饿、寒冷、潮湿让我一直保持清醒。几小时后，一束阳光射进树林，于是我继续行路。我找到了避难所，那是一个乌克兰妓女的木头小屋。我成了她的仆人。在之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挤牛奶，打扫地板，注视着粗鲁的农夫们以各种体位操弄着妓女。但当我感觉到危险时，我又逃了。这次我找到的庇护者是一伙马贼。马贼认为我很有用，因为我身材瘦小，他们可以在晚上把我偷偷送进牲口棚，我从里面把大门打开，然后马贼们就能牵走那些马匹。但后来我又感觉到有危险，于是，我又跑了。就这样，我从一个下层社会跑到另一个下层社会。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片森林到那片森林。我生活得像头野兽。那个被宠坏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少爷，在那三年里活得像只老鼠。

“当苏联红军抵达后，我成了其中一个旅的小伙夫。这些苏联人渴求食物、酒和女人。我看着他们占领土地、洗劫钱财、强奸妇女。我看着他们喝得醺然大醉，大喊大叫。当1945年战争结束，我离开了他们。13岁的我再次孤身一人，我没有任何方向。我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历史的前瞻性。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整个欧洲到处都是难民。不论你去哪里，每个地方都有难民。成群的流离失所的孩子正在寻找一个家，但我已经没有了家。我的母亲遇难，我的父亲失踪。英军犹太旅的士兵们找到了我，当然他们也找到了其他跟我类似的孩子。他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偷偷运出，最先送到意大利，然后是南斯拉夫。但我自己仍然满腹愁肠。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又属于哪里？

“哈加纳号从萨格勒布[3]驶进了海法。这艘轮船载满了人，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生病了，每个人都在呕吐。当我登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兴奋。这不过是旅途中的又一个车站，又一个隔离区。我知道，他们还会继续追猎我，就像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追猎我那样。我将生存下去，就像过去的五年我苟延残喘的那样。而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赚取人心。在这里，同样，我必须证明，我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必须证明，我值得他们让我活着。”

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1995年至2006年间的以色列首席大法官，此刻，正坐在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Herzliya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舒适的办公室里。他是一名才华横溢、崇尚自由主义的大法官[4]，他重塑了以色列的法理哲学，享誉世界。但我走进他，正如我走进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一样，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想理解我自己的故事。在聆听巴拉克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着理解20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6年，我出生在立陶宛，我的名字是艾瑞克·布里克（Erik Brik）。”巴拉克告诉我，“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但他完全地背弃了家族传承。他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并成为科夫诺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的主任。我的母亲是一个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上了大学，然后教习历史、德语和俄语。我们的家庭很朴实，但却是快乐的。跟着我的父母，我学会了依地语。跟着我的立陶宛保姆，我学会了立陶宛语。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不太记得大屠杀之前的生活，也许我的潜意识压抑了它，于是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大屠杀开始的。德国的纳粹空军轰炸着城市，不久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家。我们把少量的行李装上马车，搬进隔离区。我的第二段记忆就是那些德国人来到隔离区，他们召集了犹太人，并进行分配。一个德国军官负责对每个人的分配判定：右或者左。右边的人将被遣回家，左边的人将迈向死亡。我那时才五六岁，我的记忆很模糊，这个背景也记不太清楚。我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但我记得机关枪扫射，一排排犹太人像割草一样被放倒。我记得大批的家乡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然后就到了灭童行动（Children’s Action）。在1944年年初，德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在被击败之前，他们想要尽可能地杀掉犹太人。于是，他们决定消灭科夫诺隔离区的所有犹太儿童。我记得士兵从一户人家走到下一户人家，带走12岁以下的男孩或者女孩。我那时8岁。我的母亲跑回家，紧紧抱住了我。她带着我离开，把我藏了起来。我及时地得救了。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住在隔离区里的犹太男孩，但隔离区里现在不应该还有活着的犹太男孩。于是，我的父母把我装扮成12岁的样子：踩着高高的鞋，戴一顶帽子，穿大人的衣服。但我生活在恐惧中，我害怕有人会看破伪装，发现我不是一个少年。有一次，一个德国警官发现了我的身份。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我又一次得救了。

“我的父母意识到，整个隔离区就是一个死亡陷阱。尽管极度危险，他们仍然决定把我偷运出去。我的父亲在一家为德国国防军缝制制服的血汗工厂[5]担任副经理。

从血汗工厂出来的制服会装进大帆布袋，堆在马车上。他们把我装进帆布袋里，扎口，丢上了马车。他们将这个袋子放到堆物的最顶部，以免我会窒息。但这是一个大错误，马车的车夫就坐在装我的袋子上。我差点没被压扁，呼吸困难。但8岁的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之后，我被扔进了一个牛棚。因为我在隔离区长大，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牛。当最后袋子被打开时，我感到有条舌头在舔着我的脸，正是那胖胖的、友好的动物。

“几天后，我的父亲成功地把我的母亲从隔离区偷送出来，于是，我们团聚了。在1944年年初，到处都是纳粹，到处都是纳粹的同党，但一户立陶宛家庭为我的母亲和我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在他们小屋的其中一个房间建造了双层墙。我的母亲和我就在两道墙之间一米半宽的夹缝里生活了六个月。只有在晚上，我才被允许出来，在田野里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我甚至可以骑一会儿马。但在漫长的时光里，我跟我的母亲坐在墙后头的黑暗隔间。她会教我一切她知道的知识：数学、拉丁语、历史。

“我的父亲待在科夫诺隔离区直到结束。隔离区被烧成平地，里面的居民被消灭，但我的父亲活了下来，虽然他的父母已经遇难，我母亲的大部分家庭成员也被杀害了。所以，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我。苏联人解放科夫诺后，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但最终放了他。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逃亡。我们从科夫诺逃到维尔纳[6]，从维尔纳逃到格罗德诺[7]，从格罗德诺逃到布加勒斯特[8]。在布加勒斯特，我们登上了火车的运煤车厢，来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我们逃到俄占奥地利，然后又从一条山路逃至英占奥地利。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反犹太主义、屈辱和抢劫。我记得，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拿走了我父亲的手表。他们羞辱我的父亲，看不起我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污垢。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我看到了父亲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所以我才得以存活，我们才得以维持作为人的尊严。当我们抵达英国区时，我们遇到了犹太旅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翻领的制服，领子上缝着蓝白相间的旗子，讲着希伯来语。他们真正地关心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兴奋。即使现在，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时候，我仍然心绪翻涌。在发生这一切事情后，犹太士兵成了一个梦。他们是弥赛亚的启示。

“犹太旅把我们带到了米兰，从米兰我们转道去了罗马。在罗马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栋宅邸里，这栋宅邸之前属于一个法西斯伯爵。突如其来的，记忆以来，第一次，我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们被人照顾，我们有了食物。我们享受正常人的待遇。我去了学校，开始上学。母亲带我到镇上看了歌剧。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宅邸里的地下室——我在某一天发现的。在里面我找到了伯爵的华丽衣服、剑和匕首。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里，穿上伯爵的衣服，挎上伯爵的剑，想象着我也是一个伯爵。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伯爵。

“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晚上。当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海法的灯光时，我的父亲母亲紧紧抱着我，我们大哭起来。早晨时分，我们靠岸，一切都迅速而有效率。离开海法港，我们被带到位于特拉维夫的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几天后，我独自一人被送到沙仑平原村庄的亲戚家，学习希伯来语。芬芳的泥土、柑橘园以及犹太农民，在第一时间就震慑住了我。几天后，我的姑姑带我去了霍德哈沙仑村的一家阿塔工人服装店。她为我买了一顶以色列产的钟形帽，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一个星期。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不了解那片土地。但当我脱下我的旧衣服时，我也告别了过去，告别了大屠杀，告别了隔离区。当我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站在阿塔的商店，我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以色列人。”

露易丝·安纳齐（Louise Aynachi）是不同的。她是一个女人，从伊拉克而来，她并不被公众所知。但就像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一样，她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许多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转变。在北特拉维夫她女儿的豪华公寓里，我坐在起居室听她讲述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另一篇章。

“在长达2 600年的岁月里，伊拉克的犹太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安纳齐告诉我，“当英国建立起现代的伊拉克，他们被赋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权利。当1932年伊拉克取得独立，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仍然得以保持。在伊拉克，100个人里就有30个犹太人，1 000 000犹太人居住在首都巴格达，在它的商业和学术生活中占据着主要角色。许多大型企业都是犹太人开办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一些人在议会上拥有席位。我的父亲是国家铁路公司的高管。我的叔叔在议会。在20世纪30年代，在我长大的伊拉克，犹太人不是仆人而是主人。在萨西耶的现代街区，在底格里斯的河岸，我们过着有尊严、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对伊拉克的影响与日俱增。《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纳粹的宣传被散布得随处可见。亲纳粹的艾尔弗塔瓦（Al-Futuwa）青年运动得到普及和支持。因为法西斯势力的增长，犹太人成了英国的合作伙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然而，至于那些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巴格达，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朋友圈都拒绝去看那即将到来的事情。他们说，巴比伦的犹太人离散是完美的犹太人离散。巴格达赋予犹太人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平等、安全、繁荣以及声望。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一天一道闪电会摧毁这一切。

“1941年4月1日，一场反英的军事政变爆发了。5月，英国镇压了兵变。在英国人支持的国王返回首都的第二天，民族主义的士兵和市民因为政变的失败而感到沮丧，他们将怒火发泄在途经艾尔胡和桥、前去问候归国国王的犹太政要代表团身上。很快，艾尔鲁萨法街区和阿布塞菲扬的犹太人遭到袭击。整整36个小时，亲纳粹的士兵和年轻人们大肆破坏着犹太人的产业。他们的队伍由贫穷的贝都因人和警察组成。在五旬节的假日，几百栋犹太人的公寓被毁坏，几百个犹太人的商行遭到抢劫。犹太人的律法书被亵渎，犹太教堂被焚毁。总共有700名犹太人受伤，180名犹太人遇害。遇难者有老人、母亲和婴儿。

“当我们接到farhud[9]、大屠杀的消息时，父亲召集了家庭全部成员，我们全搬到位于巴格达中心的姑妈家。我们把自己锁在房子里，恐惧万状。我们听到那些暴徒正在逼近。我们看到，他们挥舞着刀子和斧子。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暴徒闯进了隔壁的犹太家庭。强奸女人，残害婴儿。街上血流成河，还有人体的残肢。巴格达一片混乱。平静的巴格达突然之间变得疯狂，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它的正常运转。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幸存。不知道为什么，暴徒们放过了我们躲藏的房子。当farhud结束后，我们试图忘记。我们试着当作从来没发生过。我嫁给了一个富裕的纺织商人纳伊姆·安纳齐（Naim Aynachi），我们抚育了三个孩子。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们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栋优雅别墅里。享受甜美的生活。

“1948年5月，以色列建立了。7月，伊拉克政府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9月，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商人被绞死在巴士拉。10月，犹太政府的工作人员被烧死。1950年3月，政府通过了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令。这时还有威胁和零星的攻击。现在巴格达的大多数年轻犹太人都不再相信：在巴格达，犹太人还拥有未来。在farhud事件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在以色列建立之后，他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人掀起席卷整个伊拉克的反犹太狂潮。他们明白了，在巴格达生活了2 600年的犹太人将不再享有任何恩惠。他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但我父亲的家庭以及我丈夫的家庭仍然相信巴格达的承诺。他们紧紧攫住底格里斯河畔的快乐记忆，尽心尽力地相信。

“到1950年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起初，每个月有1 000个犹太人取道伊朗逃出国；然后，每月2 000到3 000个犹太人直接乘坐以色列安排的飞机逃亡。到1951年春天，每个月逃出伊拉克的犹太人数目达到10 000至15 000人。当社会崩溃时，即便是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也意识到，除了逃亡没有其他出路。违背了他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951年3月登上了飞机；违背了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丈夫、我和三个孩子在1951年6月登上了飞机。在事件发生整整十年后，farhud胜利了。我坐在摩萨德（Mossad）[10]的‘空中霸王’飞机的木板凳上哭泣，注视着巴格达离我越来越远。两个小时后，‘空中霸王’在吕大降落。”

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和安纳齐不过是1945至1951年之间抵达以色列的750 000名犹太难民中的四个。在这个数字中，超过90%的人在这个国家建立的三年半内来到以色列。在42个月内，迁入的移民数量（685 000）超过了吸收他们的本地居民数量（655 000）。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值——想想21世纪的美国，在三年半内吸纳350 000位移民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数值是如此惊人，所以也带来了挑战。这个犹太国家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

这挑战不仅仅在于人口。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来自隔离区、林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人没有技能、不识字、老朽或者病弱。大体来说，他们的民族与文化面貌与现在以色列的资深居民有着显著区别。他们身上所带着的创伤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些移民正在被吸纳。到1957年，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战后移民。在十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至原来的三倍。社会完全被改变了，国家也是如此。在建成一个自由的、稳定的实体之前，以色列变成了新式的以色列。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及独立后的高温锻造，以色列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最开始情绪是低落的。第一批抵达这个自由的犹太国家约有100 000名移民，他们被送到刚刚逃离雅法、海法、阿卡[11]、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人空置下来的房屋中。数万移民被安置在数十个巴勒斯坦鬼村，这里的石头房屋适合居住。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遗弃的房产已经不能解决惊人的移民浪潮所带来的严峻问题。超过100 000名移民发现，自己只能居住在令人沮丧的、建于英国军事基地中的营地里，大部分营地周围还环绕着铁丝网。他们住在帐篷里，卫生间和洗浴间都是公用的。营地泥泞不堪，乱成一团，很容易感染上疾病。这不是移民们所期待的应许之地应有的模样。为了应对这番人间惨剧，121个“帐篷城市”和难民营在全国范围内被匆匆搭建起来。到1949年年底，93 000名移民搬进了这些营地的锡棚小屋。到1951年中期，这个数值激增到220 000。至1951年年底，增长到257 000。几乎每两个近期迁入的移民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些“帐篷城”或者难民营。11 500个家庭居住在帐篷里，15 000个家庭住在狭小的临时窝棚，30 000个家庭住在锡棚小屋。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在1949年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国家经济仍然趋于崩溃。失业率接近14%，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0%，政府已经无力偿还债务。而大规模的移民负担将压垮这个年轻的国家。

政府最终在1952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lira）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地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1950年与1959年相比，后者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创造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供给。致力于消除“帐篷城市”，为每一个居民的头上撑起一片屋顶，政府发起了200 000座公寓大楼的建造工程。最开始建的是狭窄的24平方米和32平方米的单元楼，然后，建造了更合理的48平方米和52平方米的公寓。在短短几年里，供给房小区就像长长的白色火车，点缀着风景。这是针对一个大问题采取的廉价、高能、大众的解决方式。“帐篷城”里的居民数量从1952年的160 000人下降到1954年的88 000人，又降至1956年的30 000人。公共贷款使大多数的新来者得以购置新房，这些新房就好像政府在一夜之间建好的一样。到1957年，以色列是世界上自家房产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供给房、师昆公司（ShiKun）[12]，已然成为以色列国家福利的定义性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个国家工程是农垦。从1950年到1951年，以色列新建了190个基布兹和莫沙夫[13]。建筑平均增长速度为每4天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从1951年至1952年，又建立了110个新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筑平均增长速度现在是每个星期建起1个新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村庄数量增长了14%，从290个上升到680个。耕地使用面积从1 600 000德南增长到3 500 000德南，土地灌溉面积从300 000德南增长到1 250 000德南。农村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当400个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拆毁，400个新的以色列村庄形成了以色列的新经济和新地图。

50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1954年，第一把乌兹冲锋枪[14]被制造出来。1955年，航空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年以色列开始规划它的第一个科学的核反应堆。紧随其后是死海的溴化工业和内盖夫的磷酸盐工业，约克尼穆（Yokneam）开设一家金属工厂、海德拉（Hadera）开设一家轮胎制造厂、阿卡开设了一家钢铁厂。从1953年到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80%。当它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一次快速而又激烈的工业革命。

以色列的能量永不停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拆除和建设。1950年，政府的主要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了国家总体规划，根据该项规划，现代的以色列国家将取代消失的巴勒斯坦。除了那些新建立的村庄，还将建立30个新的城镇。铺设道路，建造发电站，规划一个新港口。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利用一个中央集权的规划来打造新以色列，就像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项目一般。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还健全了自己的机构：一个议会，一个政府，一个司法机关。颇受欢迎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的大熔炉。它也执行许多非军事的职责，比如教导它的希伯来新军士兵。这十年里，国家教育体系在范围上扩展了三倍。国家银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业服务中心都建立了。公立医院和公共健康诊所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它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它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从海法港出来，斯文恩·斯坦赫尔（Svern Sternhell）被送到犹太事务局在海法的一处移民帐篷，但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往马基叠一个小镇上的阿利亚青年寄宿学校。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这个16岁的男孩扔掉了他的欧式西装——这是他在阿维尼翁[15]的姨母为他的返迁生涯特地缝制的。在他上工的第一个早晨，他已经穿上了蓝色的工人制服和黑色的工人靴子。当他第一次来到柑橘园时，他简直像小鸟一样欢乐。太阳，湛蓝的天空，柑橘。自从他们家被带到隔离区后，第一次，他感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仅仅几个星期，斯坦赫尔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几个月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农夫。他在柑橘园里工作，一天要吃掉几十个柑橘。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把自己的欧洲名字换成了一个希伯来名字，泽夫（Ze’ev），但他拒绝更改自己欧洲名字的姓氏，因为，那是他的父母和姐姐留给他的姓氏。现在，这个17岁的幸存者决心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抑制它。他担心过去的负担将会损害到未来。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全新的根基上建立起全新的自我。

斯坦赫尔的新同伴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虽然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睡在同一间小屋里，但他们确实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少数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创伤。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然而，这些年轻人都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乐观。无论是闷热的夏日还是刺骨的凛冬，他们不悲伤，也不抱怨。他们从不愤愤不平。他们不允许自己像孤儿一样思考，或者感觉像个孤儿。相反地，他们决定把自己尽可能快地转变成一个以色列人。挤牛奶，在田地里工作，加入一个基布兹。为了忘却。为了开始一段未来，就像过去从未发生那样。

因为斯坦赫尔已经是一个思想者，他对同伴们仅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概念。他知道，犹太人需要一个庇护所，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庇护所；他明白，犹太人需要一片屋顶，而以色列就是他们仅有的屋顶。即便是那些没有上帝信仰、没有宗教生活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对他们的灵魂和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像他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将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们将没有家园，没有集体归属，没有未来。因此，斯坦赫尔完全接受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新身份。只有在以色列，他才不用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用躲藏。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从历史的客体转变成历史的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2年的夏天，斯坦赫尔和他的同伴搬去北方的一个基布兹。早晨，泽夫在基布兹里劳作，下午，他去海法上学，夜晚，他回到基布兹并承担基布兹的警卫工作。因为继承了一笔少量的遗产，所以他能够搬回海法，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并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1954年8月，他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他通过了基本训练，一门班长的培训课程和一门军官培训课程。十年前，他是克拉科夫[16]的一名圣童，十年后，斯坦赫尔则是戈兰高地步兵旅的一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1956年10月，西奈战役期间，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排长发现，他的士兵被困在布雷区，他打头阵，引领他们走出了那里。灵敏的头脑、强健的体魄、无畏的精神，标志着斯文恩–泽夫·斯坦赫尔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他已经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隔离区走出来的备受折磨的男孩，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

从船上下来，欧文·阿佩菲尔德被带到阿特利特[17]的一处移民营地，又从阿特利特被送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在农场里，34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尝试在这个陌生的新国度学习它的生活规则。他们比赛谁第一个学会驾驶拖拉机，谁更健康，谁晒得更黑，谁能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谁看起来最像一个犹太人。他们尝试着假装那些隔离区、林区以及集中营从来没有出现过。假装切尔诺夫策[18]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曾存在维也纳。不曾存在父亲，也不曾存在母亲。

阿佩菲尔德担忧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自我感知。他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将学习希伯来语，学习《圣经》，学习种植树木、浇灌花圃，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一切都将被证明是美妙的。”其他孩子看起来相信了。他们迅速地摆脱了过去。第一天他们从田地回来，被晒伤。第二天他们回来，被晒伤。但到了第三天，他们变成了晒成棕褐色的以色列人。但是，14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不同的。他不想让自己依附于一门不属于他的语言，依附于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不想失去童年时代的德语、剧院和音乐。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直到有一天，在所有人都离开后，他独自坐在餐厅里，拿出一个学校的笔记本，写下了大量孩子气的信：“我父亲的名字——迈克尔（Michael），我母亲的名字——布里安（Bulia），我祖父的名字——迈尔·约瑟夫（Meir Joseph）。我的家在切尔诺夫策的马萨利卡大街。”第二天，当欧文读着这份清单，又添加了一些唤起童年记忆的凄美文字，他感到从内心荡漾出的一种温暖。“我有了一个家，”他想着，“我有了一条街道。我有了一个爸爸、妈妈、祖父，我有了一个城市，一个公园，还有一张秋天树叶编织而成的柔软地毯。尽管，我经历了一切事情，我还有着一些维系自己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孤儿。”

在1948年战争期间，16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一名接受过准军事训练的战士。为了躲避纳粹，他隐居乌克兰丛林长达四年，他用一挺机枪保卫他生活的农场，因为附近的阿拉伯人要屠杀农场里的青年。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精英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学习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一年后，他被派往艾因卡陵新开办的一座农业学校，教导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移民小伙子们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六个月后，他被派往位于拿哈拉的女子农业学校担任看门人。在这些学校工作时，欧文感到全然的孤独，这些地方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他觉得，他与那些傲慢的萨布拉犹太人[19]、东方的新来者，或者那些没有礼貌的以色列姑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1950年他应征入伍，被训练成为一名迫击炮手。这个时期，孤独已经不堪忍受。安息日，他所有的战友都回家了，欧文却无家可归。他就独自待在基地里。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会在内坦亚[20]附近的小镇待上几个小时。他会坐在一间海边的咖啡馆里，注视着往来路过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幸存者，但阿佩菲尔德看到的只是人类的残骸。他看到，20世纪被赶出家园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搅得粉碎。

阿佩菲尔德反思着本·古里安宣称的平等团结的以色列与真实的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命运悲惨的人民现在只能挤在移民营地和供给房里；他反思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虔敬的、开创性的华丽文辞与现实的新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尽是喧闹的酒鬼、赌徒和妓女，他们从不曾拥有内心的安宁；他反思着以色列上层的全体动员与以色列下层不和谐音之间的‘鸿沟’。他所看到的是由醉醺醺、荒淫的移民组成的以色列，正尝试忘却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他服兵役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阿佩菲尔德以自学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希伯来大学录取。他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附近租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这个从未上过一年学的男孩现在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学者的学生：他师从多夫·萨丹（Dov Sadan）学习依地语，跟随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学习卡巴拉（Kabbalah）[21]，跟随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学习经文。但欧文对他的进步毫不在意。没有支撑他的东西。他缺乏基础牢固的身份认同，他努力控制着十年经历给他带来的众多改变。独自待在雷哈维亚的房间里，阿佩菲尔德试图解读他自己：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谁；他来自哪一片海域，又被冲到哪一处岸边。

在耶路撒冷铺满青翠草地的德国殖民地，有一家彼得咖啡厅，只有在这里，阿佩菲尔德才感到轻松自在。这里的人说着他童年记忆里带奥匈帝国口音的德语[22]，端上来的是奥匈帝国风味的家常菜。那些坐在精致餐桌旁的优雅女士，看起来就像他的母亲。这里没有大熔炉[23]的法令。在这里，他可以回忆他的母亲，可以怀念她。他想象着，尽管她已经遇害，却仍然以某种方式回归。在1956年的彼得咖啡馆，阿佩菲尔德可以唤起他记忆里的地下室，那个在1956年被以色列封锁的地方。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草草写下了几行单词，然后是一些句子，然后是零散的文段。破碎的断章，零星的剪贴资料，不成文的断简残篇。一个故事，两个故事，三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的灰飞烟灭。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世界的灰飞烟灭。故事讲述了一个男孩所见证的生活——大屠杀之前、大屠杀之中、大屠杀之后。而现在，大屠杀十年后，他坐在彼得咖啡馆里，尝试着收集自己，修复自己，定义自己，找到他自己的声音。

当艾瑞克·布里克一家抵达耶路撒冷时，艾瑞克·布里克已经经历了五次变故：在战前的科夫诺度过的被呵护童年，在战时的隔离区度过被迫害的童年，在战争临近尾声时躲藏在墙壁里的童年，战争结束后作为一个难民四处流浪的童年，以及战后的几年里住在犹太事务局宅邸的休养时光。但当布里克家庭在雷哈维亚区的一间小公寓定居下来后，这个11岁的男孩告诉自己，所有过去的将再不会发生。这里是我们的家乡。这里是最后的开始。他将扎根在这里。

一开始是困难的。艾瑞克个性温柔，胖乎乎的，博览群书。他喜欢歌剧。那些在以色列出生的六年级萨布拉嘲笑他，视他为一个虚弱、苍白的离散犹太人。但仅仅几个月，他就证明了他的本质。他学会了希伯来语，改掉了立陶宛口音。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出生在本土的以色列人，并且行为得体。他没有跟任何人谈及民主广场、灭童行动、隔离区，以及在墙壁里的生活。仅仅一年的时间，艾瑞克就显示出他卓绝的天分。他的数学和历史尤其出色，也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他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先是幼童军的成员，然后是小队长，再然后是童子军的领袖。作为学生会主席，他被选中拜见本·古里安，就在古里安于沙漠里召集的退休会[24]上。因为他在童子军中的角色，他在基布兹领导一个劳工营地，并打算定居在一个基布兹。布里克内化了以色列老一辈先驱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将这个犹太国家完全定位于给他提供庇护的避难所。他将以色列视作一个正奔向未来的动态的、开明的、建设性的实体。这个把名字改为阿哈龙·巴拉克[25]的男孩，现在决定要抹去他的科夫诺的过去，投身以色列的未来。

同样做出类似决定的还有他的父亲与母亲。利亚·布里克（Leah Brik）曾经是立陶宛的一名受人尊敬的高中教师，但到了以色列，她在一所工人阶级的小学教授三年级。兹维·布里克（Zui Brik）曾经是立陶宛犹太事务局的负责人，但在以色列，他只是一个办事员。两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两人都不满足专业需求，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大屠杀使之无法实现。兹维失去了他的父母。利亚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这个家庭微小而悲伤，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个家庭是痛苦的，经常可以听到哭声。利亚和兹维仅有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在儿子身上他们灌注了全部心血。阿哈龙是承诺，阿哈龙是希望，阿哈龙是从绝望的过去射向充满盼望的未来的利剑。

1954年，巴拉克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他想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加入一个基布兹，而是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法律。1956年，耶路撒冷大学的教员们都达成一个共识：阿哈龙·巴拉克是一个司法的天才。1957年，他结婚、组建家庭，他的许多朋友都毫不怀疑，总有一天，这位年轻的新郎将成为以色列的首席大法官。

当露易丝·安纳齐抵达吕大机场时，她发现她从巴格达寄过来的行李箱，有一半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一半也被人打开了。这个家庭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孩子们正在大哭。从机场出来，她被带到航空站末端的一个寒冷的房间。一个粗鲁的护士揪起她的头发，查看有没有虱子。尽管这个护士没有找到一只虱子，却依然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向她的头发和身体喷滴滴涕（DDT）[26]。然后又喷了露易丝的丈夫纳伊姆，然后是他们的孩子胡达（Huda）、纳比尔（Nabil）、莫里斯（Morris）。纳伊姆非常震惊：“她以为我们从哪里来？”他问道，“我们又落后了多少？”

安纳齐家庭填写完所有各式各样的官僚形式的表格之后，犹太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将这个家庭送上一辆卡车。卡车在黑暗里颠簸了三个小时，驶向未知的目的地。卡车抵达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军营的地方：一座座军用帐篷，外围环绕着铁丝网。露易丝试图按捺她的恐惧，因为她的孩子们已经害怕极了。她把所有剩下的行李取出来，码在分配给他们的军用帐篷的角落。她尽力安抚孩子们入睡，枕着稻草制成的枕头，盖着秸秆。第二天早晨，当纳伊姆醒来时，他的愤怒爆发了。“在伊拉克，我们在国王的王宫里是尊贵的客人，而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被尊重，我们没有荣誉，我们连财产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挤在帐篷里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安纳齐家庭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他们选择移民以色列，伊拉克政府已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纳伊姆曾成功地经伊朗私运出一小笔资金，但当他们抵达以色列时，他才得知，他所信任的货币兑换商人私吞了这笔钱财。他们还要忍受滴滴涕、帐篷里的屈辱生活、本地以色列人居高临下的态度、阿什克纳齐移民的蔑视目光。事实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把巴格达视作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而是野蛮人占据的未知领地。在一个星期之内，安纳齐家庭经历了从天堂堕入羞辱和堕落的突然蜕变。

露易丝坚持了下来。即便很明显，那些钱永远不会抵达以色列，她仍然没有崩溃。即便她在混乱的难民营里挣扎生存，但在侮辱与落魄前，她仍然挺直了腰板。为孩子们着想，她假装一切都很好，假装这只是某种形式的沙滩夏令营而不是世界末日，假装这只是前往新大陆途中拐过的一段小弯路。在那片新土地上，他们将开始新的冒险和新的生活，那片新土地上流淌着牛奶与蜂蜜。

从阿特利特的移民营地出来，安纳齐家庭被运往内坦亚附近的帐篷城——从一座帐篷到一所锡棚屋，从潮湿到酷热，从震惊到消沉。但几个月之后，纳伊姆在特拉维夫南郊的霍隆小镇[27]找到了一处公寓，并在特拉维夫的奥特拉咖啡屋找到一份工作。这处公寓完全比不上底格里斯河畔的别墅，咖啡屋的工作也完全不能与纺织厂的总经理的工作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家庭，纳伊姆需要照料八个家庭成员（祖父母、姨母、妻子和孩子们），而他的工作也并非上不得台面。所以在一年后，露易丝就感觉他们正在从深井里爬升到他们一开始的坠落之处。不像其他许多从伊拉克移民过来的人，纳伊姆没有崩溃，他只是非常伤心。在他余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伤心着。

露易丝父亲的命运则更加悲惨。他没有女婿那样幸运，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Eliyahu Yitzhak Baruch）没有在以色列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他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他的不动产、资产和钱财。他和他的妻子离开难民营后，不得不居住在霍隆的斯特鲁马广场的破旧单间公寓里。每天早晨，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离开单间公寓，前往洛兹亚女士内衣厂。整整一天，这位前火车公司的总经理推着他的小贩手推车站在工厂大门旁，尝试向贫困的工人们兜售口香糖、蜡烛和巧克力。每天夜晚，当他回到自己在斯特鲁马广场的狭小公寓，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便想起底格里斯河。他的心因想起底格里斯河而哭泣，直到再也不用忍受痛苦，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7年11月，我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边疆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接近了200万。1948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诞生。1956年西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使这个国家获得了稳定。吸纳将近100万移民的超人壮举成功了。20个新城市、400个新农村、20万栋新公寓楼、25万个新工作岗位，证实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时，斯文恩·斯坦赫尔已经成为陆军中尉斯坦赫尔，他离开了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历史和政治学。欧文·阿佩菲尔德已经变成了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正在编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瑞克·布里克已经成为了阿哈龙·布里克，他即将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学位。露易丝·安纳齐仍然在霍隆的移民区里奋斗，但她的三个孩子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经历了战后10年以及疯狂的国家建设，狂乱的节奏过后，一个稳定的迹象出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再是一个临时的营地。这个国家不再被视作一个疯狂的冒险，而是一个坚实的政治事实。当然，坦率地说，这里没有和平。阿拉伯人仍然将这个犹太国家视为一个诡计，他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认为犹太人是卑鄙的。但这里同样没有战争。1948年和1956年的胜利遏制着敌人。与法国的新联盟使以色列空军装备有最先进的战斗机群：“飓风”战斗机（Ouragans）[28]、“神秘”战斗机（Mystères）[29]、“超神秘”战斗机（SuperMy s t ère s）[30]。英国和西德同样支持这个坚毅的国家，这一点在他们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前一年就已经证明了[31]。以色列与美国关系良好，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整个世界注视着这只犹太凤凰从沙漠中飞起。以色列的柑橘园、以色列的考古、以色列的科技，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我在秋天出生。雷霍沃特，我出生的城市，那时正打算创办一个核子物理部门。尼尔·博尔（Niels Bohr）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即将来到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向这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国家里的前途光明的年轻物理学家们致以问候。与此同时，特拉维夫新的艺术表演中心，弗里德里克·R. 曼恩大礼堂开放了。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和雷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也来到大礼堂，他们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杰出音乐家和热情听众一同庆祝以色列国家9岁生日。排干加利利胡拉河沼泽水的国家工程完工。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第一个大型超市。

当苏联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以色列的媒体们仍然关注着国内，报道电冰箱和洗衣机销售的惊人业绩。经济的繁荣和德国的赔款也唤醒了古老的饮食嗜好：数十家熟食店在特拉维夫中心开张了。当以色列庆祝它的10岁生日时，到处洋溢的都是创造成就——甚至是创造奇迹——的强烈意识。第一届十年展览会正在规划中，1958年夏天，它将在耶路撒冷举办，以突出以色列的成功。它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以色列现在是中东地区最稳定，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熔炉。这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人造的奇迹。

但这个奇迹建立的根基却是背弃。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已经把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抹去了。推土机夷平了巴勒斯坦的村庄，授权令没收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律撤销了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的家园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的基布兹艾因哈罗德旁躺着裘穆亚（Qumya）的废墟。雷霍沃特的柑橘园旁是扎努加和科贝比的遗迹。以色列吕大的中部，巴勒斯坦吕大城的残骸真是太扎眼了。然而，似乎在人们的思维里这些遗迹与占领他们的人没有丝毫关系——而那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年前。10岁的以色列已然从它的记忆和灵魂里，把巴勒斯坦拭去。自我出生起，我的祖父与祖母，我的父亲与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都像从未有其他民族在这里存在过似的那样生活；就像以色列从未驱逐过他们；就像其他同胞没有在杰利科、在巴拉他、在德黑夏、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里饱受折磨。

背弃有自己的原因。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建筑工程的非凡努力消耗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内疚或者同情。以色列吸收的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它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而与此同时，广阔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伸出哪怕一根指头去帮助这些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1957年，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将他们自身定义为一支独立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民族运动。世界为他们感到遗憾，但世界也否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并不将他们视作一个合法的国家实体。因此，无怪乎以色列选择把阿以冲突看作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作以色列大卫与阿拉伯哥利亚（Goliath）[32]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巴勒斯坦的悲剧边缘化，仅将其视作某种形式的不愉快的外围问题。

然而，这种背弃是惊人的。700 000人无家可归是既定的事实，他们的家园消失得干干净净。阿斯都变成了亚实突，亚基变成了以革伦，巴谢特变成了阿瑟雷特，达尼亚尔变成但以理，基姆祖变成了贾姆祖，哈迪他变成了哈迪德。阿拉伯城市吕大，现在变成了新的移民城市吕大。数十个城市、数百个村庄、数十个定居点获得了新的身份。在家园里，在野地里，为了那些现在成为难民的以色列人，一个巨大的难民复兴计划正在启动。

然而，对巴勒斯坦灾难的背弃，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奇迹所仰赖的唯一根基。年轻的以色列同样也背弃了犹太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大灾难。尽管在耶路撒冷正在兴建亚德瓦谢大屠杀纪念馆。每年4月，以色列都会标出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而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欧洲犹太人的悲剧总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国内本身，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期待幸存者诉说他们的故事。在大灾难过后的十几年里，本地的媒体和艺术创作根本不关注大灾难。大屠杀仅仅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最低点。以色列持续地拒绝着创伤，拒绝挫败，拒绝痛苦，拒绝悲惨的回忆。此外，以色列仍然没有个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依然是抽象的、独立的。它并不真正关心在我们中间生活的人。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专注未来。

这番背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以色列充满朝气和自信，但它不够强壮，不足以应对过去的恐怖。它仍然还是一个散乱的社会，正在为它的生存和未来而奋斗。这个犹太国家就是一个边远的绿洲，四周受到沙漠的威胁。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自我剖析，它还没有安宁到可以用正确的维度反思自己的剧目。还有太多的挑战。还有太多的痛苦。没有自我约束、自我压抑和一定程度上的残忍，所有的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但是，背弃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是的，野心勃勃的泽夫·斯坦赫尔和阿哈龙·巴拉克看到了这个代价。他们热情地接受他们的新身份，想要跑得离过去越远越好。但善于反思的阿佩菲尔德，看起来正在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恐惧。人们以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一种口音代替另一种口音，一个身份代替另一个身份。为了生存，他们清除了他们的过去；为了发挥作用，他们摧毁了他们自己。他们变成了只会行动的人，个性僵化变形，灵性肤浅。他们失去了犹太文化的博大深邃，而是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合成文化，缺乏传统习俗，缺乏精微玄妙，缺乏反讽精神。他们已经丢失了根基，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确切地说，这两项背弃实际上是四重背弃：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四种遗忘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曾经的土地和曾经的大离散，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和对我们的种族灭绝。当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塑造一个新身份时，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的果园，埋葬了犹太村的神学院，埋葬了700 000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埋葬了6 000 000遇难犹太人的消失。在本·古里安的急迫发展下，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的美丽、大离散的历史深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大灾变。

很有可能，这些多重的背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以色列就不可能运行，不可能建设，不可能生存。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顽固的漠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意识的缺乏对以色列建国十年来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以色列承认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将无法生存。如果以色列表现得善良或者同情，它将可能走向崩溃。我出生在这个成立9周年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背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

……

为了证明背弃的重要意义，我采访了施皮格尔家族（Spiegels）。我知晓他们好几年了，他们的家族传记引人注目。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诺·施皮格尔（Erno Spiegel）已经去世，但我成功采访到了他92岁的妻子安娜（Anna），在她最后清醒的日子里。他们的女儿耶胡底（Yehudit）将自己的记忆添加到家族故事里。当我翻阅着这个家族的记录、相簿和文件时，我发觉，施皮格尔的故事正是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又一个强大例证。

1918年，安娜出生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斯瓦拉瓦小镇。1944年春天，当德国人进攻时，26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然后大门被敲响，犹太人的黄色星徽被践踏。犹太人如羊群一般被赶进当地的砖厂。十天后，犹太人被拉出来游街，然后送往火车站。他们在密封的装牲口的车厢待了三天，然后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的嫂子和四个月大的侄子被送去左边的集中营。幸运的安娜同其他几百名妇女被送往右边。首先，他们来到一个拥挤的淋浴间，然后是全身剃毛，丧失了所有的身份表征。她在集中营的营房待了三天，窗户外火葬场的火苗正跳跃起舞。由于安娜年轻而强壮，她被送到一系列的劳工营，一次是飞机制造厂，一次是飞机场，然后到丛林进行艰苦的劳作。她成功地参加了3月的撤退，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厄尔巴河，这些艰苦跋涉的幸存者们被解放了。在布拉格的火车上，许多女性幸存者被苏军士兵强奸。在布拉格，她与她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切都从地狱回归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的父母和姐姐舍娜（Sheyna）却永远不会返回。在布拉格，安娜遇到了厄尔诺·施皮格尔。

1915年，施皮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但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穆卡兹小镇长大。在战前，他是捷克军队的一名军官。1941年，他被亲纳粹的匈牙利人送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待了两年。1944年，他被德国人送去了奥斯威辛。施皮格尔从奥斯维辛站台带来的一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尔医生（Dr. Mengele）双胞胎实验的实验材料，施皮格尔被门格尔委任为这对双胞胎的主人。他的工作是监控和组织双胞胎配合门格尔的实验，包括他的妹妹。好几次他救下了别人的性命，包括他妹妹的性命。到了晚上，他尝试安抚年轻双胞胎的孤独，缓解她们的恐惧。他向她们保证，她们的父母没有死亡，并且战争结束后他将使她们与家人团聚。1945年1月底，施皮格尔带着32个孩子离开了刚刚解放的死亡集中营。不久后，他神奇地护送着这支幸存者队伍穿越了欧洲的废墟。在他把双胞胎送回她们的家乡后，施皮格尔回到了穆卡兹，随后又搬到了卡尔斯巴德。他干回了他的老行当，做了一个记账员。在一次首都之行中，厄尔诺遇见了安娜，三个月后他们在布拉格的古代犹太教堂结婚。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1949年3月，厄尔诺和安娜·施皮格尔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驶进了海法港。以色列的士兵把船泊岸，并分发柑橘。安娜悲不自胜。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家，柑橘。她觉得这是对希特勒的胜利。安娜和厄尔诺一同对希特勒的胜利。两岁的耶胡底对希特勒的胜利。以色列国对希特勒的完全胜利。

从海法出来，施皮格尔家族被送往贝尔雅科夫的移民营。军用帐篷被铁丝网环绕，3月的雨渗入防水布，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水坑。所有在营地的人都在大声叫嚷和抱怨。来自混乱国家的混乱移民使用着混乱的语言。婴儿耶胡底染上了急性痢疾，生命垂危。在一些帐篷里，婴儿很快夭折。尽管如此，安娜·施皮格尔仍然是快乐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地盘。

当安娜在营地里奋斗的时候，厄尔诺前往特拉维夫求职。他在一家小小的会计公司找到一份簿记员的工作。施皮格尔家族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最终，在抵达以色列九个月后，他们攒够了钱，搬去位于特拉维夫东部郊区的供给房，一座拥有一间半房间的公寓。

1949年12月，施皮格尔家族抵达比萨隆。在比萨隆大街和胜利路之间，是匆忙建在沙地上的长长的、白色的供给房。人行道挨着狭小的、泥泞的庭院。在人行道的尽头，三段混凝土的阶梯从泥土中指向一个小小的、被遮盖住的入口。右边是工程师费希尔博士（Dr. Fischer）的公寓，左边的公寓则被资深会计师，施皮格尔先生购置。34平方米——一个房间，半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令安娜·施皮格尔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除了犹太事务局提供的三个金属床，小小的公寓空无一物。但就在这些天里，施皮格尔家族从卡尔斯巴德寄来的柳条箱都到了：毛毯、毛巾、床上用品、针织桌布、壶、锅、镀银的餐具、两套茶具。还有了一个电炉，一个机械绞肉机，一个咖啡机，以及一个罂粟种子的研磨机。沉重的捷克式家具无法通过微型公寓的大门，所以他们换成了轻便、现代的以色列制造的桌子和椅子。当厄尔诺·施皮格尔成为刚刚建立的卡梅里剧院的簿记员后，他们添置了更多的家具：扶手椅、一个沙发、一个冰柜、一个收音机。在一年的时间里，空旷的公共住宅单元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娜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着牛肉汤（goulash）、红椒酱（paprikash）以及罂粟籽发酵蛋糕，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佳肴的香气。

对于厄尔诺·施皮格尔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他告诉他的妻子，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每天早晨8点，他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戴上帽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剧院的办公室。每天下午4点，公交车又带他回到家里。用完一顿清淡的晚饭，他会休息一下，听一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读一读中立派的《晚祷报》（Maariv）。然后，在大厅的桌子上，他会审核那座私营剧场的账目，这令他拿到很高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足够的钱添置另一个房间，为耶胡底购置一架钢琴。

安娜·施皮格尔是一位家庭主妇。早晨，她烹饪香辣的匈牙利菜。下午，她带着耶胡底去上私人的钢琴课程。她对自己的穿着和女儿的穿着非常讲究，她缝制、熨烫衣服，还在衣服上刺绣。一周里有一天是专门洗衣服的，一个月里有一天是专门缝纫的。偶尔，她会去集训堂（Ulpan）[33]上一门希伯来语课，或者参加妇女俱乐部的母亲聚会。不像厄尔诺，安娜从未停止谈论那里，谈论这个巨大的奇迹——她的家庭以及其他的犹太幸存者们，得以从那边来到这里。

耶胡底进入了供给房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毗邻的街区，然后是供给房自己的社区学校。在她的班上，几乎所有的孩童都是阿什克纳齐移民的孩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不时地有人会说：“爸爸在夜晚尖叫。”时不时地有人会说：“妈妈又病了。”他们会讨论父母手臂上的数字刺青，讨论游击队、隔离区、集中营。但所有这些阴影都不能掩盖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迹般的事情。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加利利胡拉湖沼泽的排水工程。1954年，开挖国家引水项目的第一期工程，这期工程最终将把加利利海水引入内盖夫沙漠。1955年，在距离加沙地带不远的赫勒兹发现了石油。1956年，以色列赢得了西奈战役的胜利。所以，在供给房社区的学校，没有人再抱有疑虑。显而易见，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庆祝以色列的第九个独立日成了孩子们的愿望。而这些孩子当中，耶胡底是最突出的。没有什么耶胡底做不了的事情。运动、侦察、英语、法语、钢琴，她样样精通。她是班长，是青年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金牌运动员。穿着她的蓝色褶裙和白色的刺绣衬衫，11岁的耶胡底·施皮格尔象征着胜利，是对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毒气营的胜利，是对该死的德国人的胜利，是对犹太人恐怖历史的胜利。以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营出来的厄尔诺·施皮格尔之名，以从劳工营走出的安娜·施皮格尔之名，耶胡底将大步向前、征服世界。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一处最能代表1957年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不会选择我的家乡雷霍沃特，不会选择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个新城镇。我也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海法或者特拉维夫中心。我选择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

1957年，比萨隆有师昆公司建造了19栋供给房，每一栋安置有16户人家。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欧洲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死亡集中营、林区、隔离区的幸存者。很多孩子就像耶胡底一样，在战后不久就出生了，出生在欧洲的废墟上。每个小家庭都没有祖父，也没有祖母，没有叔伯或者姨母。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最多有两个。曾经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这样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的上空。泰歇（Teicher）先生娶了另一个妻子科恩（ Cohen）太太，又有了两个女儿。肖莎娜（Shoshana）的妈妈整天卧病在床，因为肖莎娜的弟弟和还是婴儿的小妹妹再也不能从集中营回来。在守夜人温斯托克（Weinstock）和劳动党官员卡茨（Katz）先生整洁、干净的公寓里，他们的妻子被无休止的偏头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抬高声音说话，或者嬉戏玩闹，以免惊扰他们的妻子。不要唤醒沉睡的魔鬼。供给房社区的每一对父母，尽管才30岁或者40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整个家庭不复存在；供给房社区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在沉默的死亡的大山下苟延残喘。

然而，供给房社区并不是消沉的。夹在长如火车般的供给房建筑群间的人行道上，企业林立，业务繁忙。大多数父亲都是政府、工会办公室或者小型私营公司的小职员。大多数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做着兼职工作。每一个街角都有小商店。这里开了间小杂货店，那里就有了家文具店，你做了水管工，我就做一名摄影师。夏皮罗（Shapiro）太太用从美国寄来的特殊搅拌机制成胡萝卜汁在店里出售，利维（Levy）太太就用进口的胜家缝纫机[34]为女士们缝制花式裙子。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成了送牛奶的工人，另一个做了警察。这个供给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鞋匠、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以及一个装订商。隔壁的供给房区有了一个化妆师，还有人修补丝袜。在20号楼，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26号楼和30号楼，可以买到黑市的黄油。冬天，当卖煤油的商人拉响他的铃铛，每个人手里提着金属的简易油罐聚集在商人马拉的圆柱形红色油桶旁。夏天，大家围着售冰者的方形蓝冰车，喷溅而出的冰水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那些在家里拥有浴缸的幸运儿，他们会在星期四把浴缸注满水，往里面扔进一条鱼，以便为安息日预备鱼丸。每个夏天的傍晚，移民们坐在自家的阳台，读《晚祷报》，或者工党的《话报》（Davar），或者匈牙利语的《新东方》（Uj Kelet）。到了夜晚，俄国犹太人喝着伏特加，波兰犹太人打牌，捷克犹太人听古典音乐。一年又一年，一个社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在1949年炙夏抵达比萨隆、满目疮痍的犹太难民的大杂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成了一个稳定的社区。

在政治上主要支持工党。当劳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前来视察供给房社区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在停于胜利路的卡车后边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时，供给房社区陷入了狂喜。毋庸置疑：对于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而言，工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位伟大的全能母亲。工党建造了供给房，召集了难民，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保护。供给房社区的医疗诊所、社交俱乐部以及运动设施也都是与工党相关的。社区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在与工党相关的办公室或机构工作。在胜利路的另一头的供给房社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欧洲犹太居民支持前进党。半英里以外居住的东方犹太人崇拜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投票给他的利库德集团（Herut Party）[35]。一英里以外的供给房社区，支持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20号楼，一些俄国犹太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中心，工党有着稳固忠诚的群众基础，甚至这里的心态也带有工党色彩：温和的民族主义，节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没有人过于激进，没有人过于正义，没有人坚持绝对公平。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相信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但他们也相信为了到达既定目的地，有时必须采取一点迂回策略。

比萨隆社区已经有了很多机构：一个合作制的小型超市，一间医疗诊所，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运动场，一个社交俱乐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博尼姆（Habonim）这所建筑学院。这个拥有两层楼建筑的学院是社区生活的绝对中心，也是社区的熔炉。在这里，欧洲幸存者的孩子们学习数学、英语、希伯来语以及《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开始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了解他们的英雄先驱们，这些英雄排干哈罗德山谷的沼泽水，创下柑橘产量增长的奇迹，赢得独立战争的非凡胜利。他们学习犹太国家基金的造林计划，学习以色列在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学习年轻以色列在工业上的巨大成就。那些说着依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比萨隆成年人，看着哈博尼姆把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以色列人。

每一个移民社会，每一个战后社会，孩子都是问题的核心。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孩子就是一切。像利亚和兹维·布里克夫妇，这些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是被遗弃的一代。虽然他们被从灭绝中救出，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来临。但是他们的孩子是不同的。就像布里克的儿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射向未来的利剑。虽然弓被烈日晒焦，在大火中变形，但它依然能射出承载未来的利剑。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们可以做任何工作以抚育年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可以为他们去黑市买黄油，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任何私人课程。因为孩子们的教育是第一要务，人们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在比萨隆，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尽管未来的大门已经对他们父母关闭，但孩子们却因为这一切所行得以敲响那扇大门。

孩子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只有雅各布（Yaakov）的父亲，希姆尔·果戈里（Shmuel Gogol）每年会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诉说其他父母不愿回忆的过往。在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从他七岁起他就开始演奏口琴。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口琴。口琴救了他的命。作为那个死亡乐队的口琴手，他为那些走向工作的人吹口琴，也为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吹口琴。在那些年里，他只能闭着眼睛吹口琴。即使现在，当他为哈博尼姆的学生们演奏口琴时，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孩子们更愿意忘掉果戈里令人心碎的故事和口琴。他们也想忘掉他们父亲的噩梦，以及他们母亲的偏头痛。他们想玩排球、篮球、足球，参加童子军和各种聚会。他们只想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相信的一切。譬如我们现在很强大，譬如我们是最棒的，譬如我们不是待宰的羔羊，譬如我们将长得更高更强壮，我们将成为飞行员、空降兵、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将战胜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战胜荒芜的沙漠，我们将战胜我们的缺点、畸形的基因、屈辱的历史。在这里，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我们将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

于是，在供给房社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整洁的公寓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痛苦的捆绑。尽管大灾难已经过去，痛苦依然存在。死者的黑白照片被追思蜡烛照亮。但屋外的白天却是一片欢腾。当你走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你可以听到费希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施皮格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贝尔德伦（Belldegrun）家的男孩拉着小提琴。

在特拉维夫市政大厅的地下档案馆，我俯身翻阅比萨隆供给房社区14号小区的厚厚档案。这是一栋具有两层楼结构的建筑，是1949年以色列总工会的师昆住房建设公司为它的员工建造的。土地所有者为犹太国家基金会，该计划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和30年代特拉维夫的工薪阶层住房工程。尽管14号小区由一长排的房子组成，但每个单元被漆成不同的颜色，以赋予它们某些外观特征和个性。在计划方案里，每一层有430平方米，被分隔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将占地53.2平方米。但在实际建造中，由于1949年的经济动荡，师昆公司只建造了指定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这些图纸上，出现了每个单元34平方米“既有建筑面积”与剩下的19.2平方米“未来建筑面积”的区分。

1951年12月，工程师以利埃泽·费希尔（Dr. Eliezer Fischer）博士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可以在他公寓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1953年5月，簿记员施皮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1953年8月，沃尔夫·托斯特夫斯基（Wolf Dovrovsky）递交了同样的申请，还有1955年9月的扎尔曼·温斯托克（Zalman Weinstock）、1956年5月的阿里耶·曼德科勒（Arieh Mendkler）。一天天，移民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把14号小区建设得更好。墙壁用空心砖砌成，天花板以混凝土加固，使用的灰泥都经过防水处理。北向的房屋有漂亮的高窗，南向的房屋有方形的窗户和矩形的阳台。建筑现代化而不冷酷，功能齐全却不廉价。显而易见，在那个困难时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拥有尽可能好的住宿条件，当局竭尽全力。尽管住房已经扩大，这些公寓看起来还是相似的。一进门就是一间小客厅，左边是小厨房，右边是浴室。客厅挨着两间方形的、互相连通的房间，其中一个通向阳台。通过厨房就抵达前院。20世纪50年代期间，大多数布满灰尘的庭院逐渐变成了花园，栽着梅花、番石榴、菊花和蔷薇。1957年，师昆公司于1949年建造的长长的住房区已经铺满绿色的植被。

供给房社区的周边点缀着柑橘园。一些犹太人的柑橘园结出了果实，其余遗弃的巴勒斯坦柑橘园正在枯萎。在临近地带，新的供给房社区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冒出。新的工厂也一个个出现。西弗朗斯公司（Sypholux）生产国内的冷饮柜，安姆科公司（Amcor）制造出以色列第一台电冰箱，阿加斯公司（Argaz）组装巴士汽车。一座以色列军工厂被栅栏围起来，谁也不知道军工厂里生产着什么。1957年的比萨隆仍然被野花环绕：秋番红、野百合、风铃草、银莲花，美丽得令人吃惊，但它们即将消失。发展建设的狂潮将使越来越多的供给房取代它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将住进来，快速地转变成新的以色列人。

我离开市政厅档案馆，开车驶向比萨隆。60年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满山遍野的住宅区，正在变得越发高贵阔气。但住宅区的结构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19排长长的建筑群，18条人行道，还有一座仍然叫哈博尼姆的学校。

我漫步在分隔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的小径上。1957年的孩子曾经在这里玩着躲避球、跳房子、“西蒙说”的游戏。他们在这里滚铁环，向小伙伴们喷水嬉戏，直到他们的母亲在阳台叫他们回家吃晚饭。收音机里会响起新闻快报，然后是以色列的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唱诗班的和声颂歌。当我环视着小径，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施皮格尔家的整洁客厅，耶胡底正在弹钢琴；还有贝尔德伦家的客厅，阿里（Arie）正在与小提琴较劲，而他的密友平夏斯·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却已经熟练掌握了技法。从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令人心碎的口琴乐在某个地方响起。与此同时，科夫诺隔离区的幸存者亚巴沙·阿克塞尔罗德（Abrasha Axelrod）正在用依地语写着无情的诗篇，救助门格尔双胞胎的厄尔诺·施皮格尔正合上他的记账簿。费希尔博士正起草在沙漠里架筑一座立交桥的工程计划，水管工萨哈里科夫斯基（Zahlikovsky）正在与朋友打牌。摄影师利昂·泰歇（Leon Teicher）正在冲洗他两个心爱儿子的照片，其中一个将卷入以色列未来的战事。夜幕降临，卧室里，阳台上，灯光变得模糊。孩子们的尖叫声平息了。以色列强迫撑起的欢笑，白日里的坚强意志，融入夜色，慢慢消散。地毯被卷起，扶手椅被放到一边，客厅的沙发打开就成了床。最后他们躺下入睡，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租户们闭上眼睛，坠入梦乡。在他们的梦里——他们做着噩梦——他们看到他们的社区正沉入海洋。

然而，当我漫步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的小径上，我意识到，比萨隆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奇迹。不幸不能定义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定义它的应当是人类的伟大。面对重重困难，供给房社区的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战胜了它；面对重重困难，本·古里安的以色列渡过了难关。泽夫·斯坦赫尔将成为一个政治学教授。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露易丝·安纳齐的孩子们同样表现出色。阿里·贝尔德伦将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同时也是洛杉矶一名非常成功的投资者。耶胡底·费希尔将成为波士顿一名希伯来文学的教授。泰歇家的幸存男孩什洛莫（Shlomo），将成为以色列最好的牙医之一。耶胡底·施皮格尔将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与她的丈夫一同创办投入高达10亿美元的医药公司。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比萨隆将成为未来以色列精英集团的中心。它的后代将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以色列，1957年年底，我生于此，这个国家不仅仅克服了它的可怕过去，还推出了一个灿烂的未来。

[1] aliyah，这里做专有名词，指犹太人大规模地移居以色列。

[2] 今乌克兰西南部的一个州。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多拉荷伊县（今博托沙尼县）的一部分。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划归乌克兰。

[3] 现为克罗地亚首都。

[4] 以色列宪法革命的积极推动者，被称作以色列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巴拉克任内的最高法院是以色列自由主义司法哲学的巅峰。

[5] “血汗工厂”（Sweatshop）是指：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长期、艰苦的超强度劳动而待遇极其低下，这种工厂称为“血汗工厂”。

[6] 波兰城市。

[7] 白俄罗斯城市。

[8] 罗马尼亚首都。

[9] 上述1941年4月1~2日发生在巴格达的反犹太暴行的专有名词。

[10] 摩萨德，全名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1951年4月1日成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被誉为世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

[11] 以色列西北部海港。

[12] 师昆公司，以色列负责经营和管理公有住房的一家公司。

[13] 莫沙夫（moshav），私人租地集体耕作制的农庄，以色列农业定居点的一种形式。由60~100个分散家庭组成，是以土地国有、家庭经营、合作互助、集体销售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合作组织，自给自足。

[14] 乌兹冲锋枪，1949年由以色列陆军中尉乌兹·盖尔（Uziel Gal）参照捷克斯洛伐克Vz23系列冲锋枪和ZK476式冲锋枪的结构特点，并结合中东地区的沙漠环境条件设计；最终在50年代初定型，并由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MI）生产，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制式冲锋枪。

[15] 法国东南部城市。

[16] 波兰南方的一个小镇。

[17] 以色列北部、海法附近的一个小镇。

[18] 这里指乌克兰东南部切尔诺夫策州的首府。

[19] 萨布拉犹太人（Sabras），指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20] 内坦亚，以色列沿海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以北。

[21] 建立在对《圣经·旧约》的神秘解读基础上的古犹太神秘哲学。

[22] 奥匈帝国存在于1867年至1918年间，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奥地利部分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23] 源自美国学者德克雷弗科提出的“熔炉论”，意指民族的融合和同化。

[24] 退休会，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一种静修活动，意思是从世俗繁忙中抽身退下，到旷野中休息，静思，重新得力。退休会期间安排有研习、会议、讨论、聚会、娱乐活动等。

[25] 阿哈龙、巴拉克都是常见的以色列人名字。

[26] DDT，又作“滴滴涕”，学名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曾经是最著名的合成农药和杀虫剂。对人类毒性低，但不易降解。

[27] 霍隆，以色列西部海岸的一座市镇，位于雅法以南，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的一部分。

[28] 指达索“飓风”系列战斗机，Ouragan MD-450，是马塞尔·达索设计的系列战斗机中的第一型。1955~1956年以色列从法国空军的剩余物资中购买70架，在随后的15年里这批达索飓风战斗机多次参与实战。

[29] 指“神秘”ⅣA战斗机，在“飓风”的基础上将原来的平直机翼换成了后掠翼，将英制“恩”发动机换成仿制的“阿塔”（Atar）发动机，以色列在1956年从法国购入60架，一直服役到20世纪70年代末。

[30] 指“超神秘”B2战斗机。以色列在1958年从法国购置36架，在随后十年里多次运用于中东战场，以挂载“响尾蛇”导弹用作轰炸战斗机用而名噪一时。

[31] 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围绕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冲突。

[32] 哥利亚是《圣经》中巨人族的勇士，后来被大卫王杀死。

[33] 以色列用集训办法为移民开设的课程或学校。

[34] 胜家缝纫机，缝纫机由美国人列察克·梅里瑟·胜家发明，美国胜家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公司。

[35] 利库德集团，以色列右翼政党。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早在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怀疑，“那个地方”有一个秘密。没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什么，甚至连点提示都没有。我怀疑到秘密的存在，因为我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留心大人们的谈话。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雷霍沃特的科学家圈子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即便不是直接指向那些听起来就很邪恶的地方——比如希尔基地、第四车间以及赫梅德吉默尔，也总是围绕一些秘闻。我的父亲是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前途光明的青年化学家，而他的许多同事——他们经常聚集在我家——则是以色列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经常讨论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Israel Dostrovsky）的工作进行得如何，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进展到哪一步，沙赫维特（弗赖尔）（Shalhevet Freier）如何沉溺于研究，阿莫斯（德·沙利特）（Amos de Shalit）正准备做什么尝试。而他们的交谈总是在绕了一圈以后，回到了正在内盖夫（Negev）进行的某个宏大的、没有名字的项目，而这个宏大的、难解的项目需要我父亲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父亲启程前往内盖夫。在雷霍沃特，就已经弥漫着达成目标的紧迫感。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安静的、精心修剪的草坪上方，更是笼罩着期待的安静气氛。尽管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开，但某些证据表明，这些看着我长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被期待着挽救我们的命运。

我的叔叔，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了那片沙漠。在沙漠的边缘、贝尔谢巴[1]郊区附近，有一片方形的、混凝土浇筑的平顶别墅区，这是政府为科学家们修建的房舍。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工程师们离开他们整洁、昏暗、安静的房舍，登上一辆灰色的巴士，巴士将他们送到那处机密的所在地。下午，巴士又把他们带回家。像我一样的孩子们知道，不可以询问他们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基甸（Gideon）、罗伯托（Roberto）、米西卡（Mishka）、扎基叔叔（Uncle Zeki）和约斯卡叔叔（Yoskeh）所做的，远远超出在炎热的夏天夜晚集会上唱民歌、边讲故事边抚摸我的头发、招待我吃一片切得厚厚的西瓜这些事。我知道，他们的别墅和精心照料的花园，有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沙漠里一些事情正在发生，而它们将永远地改变一切。

9岁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抽下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原子科学家们的个人传》（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讲述关于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另一本我感兴趣的书，是以色列学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研发以色列原子弹的文章合集。我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把它们与魏茨曼科研所的期待联系起来，与沙漠别墅区那幅庄严神秘的景象联系起来。我意识到，我可能伴随着以色列的曼哈顿计划一同长大，而我身边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s）、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s）、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ey Groves）。10岁时，我已经知道，身边那些戴眼镜的工程师和羞涩的物理学家，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一项神话般的事业。

半个世纪以后，这个秘密仍然是秘密，但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国际媒体报道过：为什么以色列要建造迪莫纳，以色列如何建造迪莫纳，以及以色列在迪莫纳做了什么。但是，官方仍然推行“核模糊”政策，迪莫纳的核反应堆依旧秘而不宣。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也不允许以色列人公开讨论迪莫纳。我尊重并遵守这一国策，我所撰写的这一章节也通过了以色列有关部门的审查。然而，即便讨论迪莫纳必须克服这层神秘的阴霾，迪莫纳依然明显是以色列故事的中心。

……

根据核物理学家们——例如法兰克·巴纳比（Frank Barnaby）的论断，迪莫纳的核站大致呈长方形。在靠近入口的地方设有行政办公室、教室、餐厅和图书馆。核站的南部是4号车间（废料处理车间，处理从钚提取过程中排出的放射性废物[2]）、8号车间（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3]）和9号车间（这里储藏有激光同位素浓缩装置）。中央区域之外设有5号车间（铀燃料棒插入反应堆之前在这里涂铝）。中央区域被草坪和一排排棕榈树一分为二，途经3号车间[4]（此车间的作用是从黄饼[5]中提炼出铀）和2号车间[6]（是主要的生产设施，钚、氘化锂和铍在这里被加工成核武器的部件），直通1号车间。1号车间就是核反应堆本身，有一个高高的穹窿屋顶[7]，反应堆直径18米，高25米。镀银的穹窿顶下面设有迪莫纳的中央指挥机构。是中心，也是核心，是整个中东的重中之重。

这样说的理由，就其基本条目而言，可能会包含下述内容：为了创建和维护地处中东的一个犹太国家，为了给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事业撑开一把保护伞，为了给因步入这片土地而激起仇恨的犹太人提供庇护，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机构。他们不得不需要这样一个保护伞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受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的侵害。

第一个保护伞是由英国提供的。只有在英国委托统治的高墙内，这些车间的建造才能免遭审查。即便英国从以色列撤离，面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恶意敌对——这种恶意敌对在他们选举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后愈演愈烈，西方的霸权主义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色列的领导人们发现这把西方的保护伞正在慢慢收拢。殖民时代即将宣告终结，欧洲正节节败退，而以色列，则被抛弃在对它充满敌意的沙漠上。与此同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正在凝聚，正在被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和迅猛的军备建设所改变。

以色列的领导人们惊慌失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赖以生存的根基，犹太复国主义奇迹得以滋生的土壤，都不存在了。尽管这个年轻的国家正蒸蒸日上，正迅速地吸纳移民、人口扩张为原来的三倍，但现在这个国家完全地暴露在那些恶意敌对前。

因此，1955年，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不再仰赖于西方对中东的霸权，以色列必须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1956年夏，本·古里安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提炼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现在，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8]。

在1956年，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苏联和英国。甚至连法国都要在四年后才有能力生产、组装核弹。与这些富裕的国家相比，1956年的以色列是一个只有1 800 000人口的脆弱的移民国家，连制造半导体收音机的能力都没有。这个弱小的国家能成功获得核能力？仅是想想就觉得狂妄和疯狂。然而，这个犹太国家的创始人格外坚决：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本·古里安相信，阿拉伯与以色列积怨太深，二者之间的争端已经无法解决。他忧虑从长远看来，以色列的军事霸权难以维持。他感到了压力，为他小小的祖国承担个人责任的压力。在秘密会议上，他分析了以色列所面临的战略威胁，并得出结论：以色列的最终安全将很可能仰赖于核威慑所提供的生存保障。

很多高级内阁成员和政客都反对他：贸工部长平夏斯·萨皮尔（Pinchas Sapir）、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教育和文化部长扎尔曼·亚兰（Zalman Aran）、议会长戴维·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及经常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阿莫斯·德·沙利特）、高级军官（以伊扎克·拉宾为首）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以赛亚·雷伯维兹(Yeshayahu Leibowitz）、以法莲·奥尔巴赫（Ephraim Auerbach）、埃利泽·利弗尼（Eliezer Livneh）最为突出]。这场辩论既不合乎道德也不合乎伦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在被围困的以色列共和国，大屠杀的记忆仍如影随形，现实的威胁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支撑起这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理由：我们有权要求拥有核选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系统地驳斥权力政治的观点：有些人担忧经济破产，有些人害怕外交破产，其他一些人则忧虑军事的破产。有的人提醒这将导致与法国新缔结的盟约失效，另外的人则警告，当心美国的怒火和苏联的制裁。还有其他一些人宣称，这整个想法就是一个白日梦。没有任何一个贫穷、只有部分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弹丸小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承担一个大多数大国都未曾尝试的科技壮举。

全面、系统的核选择反对论，是由两位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伊加尔·亚伦、伊斯雷尔·加利利提出的。这两人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突出的鹰派，但在核问题上却成了鸽派。他们的立场是：首相大人对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概率充满了历史悲观主义，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以色列的科技创造力；而他们恰恰相反——历史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亚伦和加利利反对核弹的观点是三重的：在中东，不可能形成基于相互威慑的稳定政权。既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权，以色列将成为在核打击的恐怖下暴露最多的政党。因此，为了保障其自身安全，以色列不应追求有可能引发一场中东核军备竞赛的核能力。因为，此类竞赛一旦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地区开展，将切实危及犹太国家的生存。

本·古里安没有被吓倒。在1956年的夏天，他派遣了他的巫师学徒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前往巴黎挥动他的魔杖。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国防部的处长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巧妙地操控着苏伊士时代的反阿拉伯情绪，以及维希迫害[9]十周年后的犹太人情绪，他宣扬伤痕累累的阿尔及利亚爱国主义感情，宣扬殖民主义的灭亡，宣扬欧洲的衰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位33岁的贝谢门青年村学校的毕业生——和平主义者齐格弗里德·莱曼的学生，成功实现了战后最大的战略壮举之一，说服了一个主要的欧洲强国支持一个小小的中东国家拥有自己的核选择。佩雷斯接受的选项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工程师、技术人员、科技、专项技能和培训。根据国际出版著作的相关描述，这个核工程包括了一个核反应堆、一部钚分离设备以及导弹能力。本·古里安的宏图，佩雷斯的精明，其他几个同佩雷斯一起前往法国的以色列人的辛勤工作，将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放在了以色列的手心。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消灭别人的能力。

在阿夫纳·科恩博士（Dr. Avner Cohen）的著作《以色列与核弹》（Israel and the Bomb）中，他提供了下面的细节：1956年9月，他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意建造EL–3核反应堆的模型。1957年10月3日，达成建造大型G1反应堆以及秘密建造钚分离车间的重要协议。1958年年初，在迪莫纳东南14公里的罗特姆高原，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核反应堆开始在这里运行。1959年2月，从挪威购入20吨的重水[10]。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从当地的磷矿石中提取铀，也从美国和南非秘密购买铀。1963年4月，又与法国达索特武器制造厂签署购买MD–620导弹的协议。1963年10月26日，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1964年，位于地下的钚分离车间建成，于1965年年底开始生产钚。1965年3月，耶利哥导弹系统开始接受测试。1967年，以色列已经有能力组装出它的第一枚核装置。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富人区拉马塔维夫的一条僻静街道旁。我找到了那栋公寓，按响对讲机，乘电梯到达八楼，一个高大、宽肩膀的八十出头的老人正在那儿等着我。他握手非常有力，声音有些粗哑：“请进。”他用命令的语气说道，“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拜访。”

客厅的陈设简单而舒适：斯堪的纳维亚出产的金色木头制成的沙发和扶手椅，一张破旧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水彩画和油画——招待我的主人亲笔画的以色列柑橘园的生动美景。桌上放着一瓶芝华士威士忌和一碗咸杏仁。角落里的电视机自顾自地播报，特写镜头中的人正在讨论另一则新闻片段所提及的伊朗核威胁问题。“胡说八道，全都是胡扯，”主人说道，“伊朗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枚核弹。有一个核弹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一个国家有渴望，有手段，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工程能力，那么它就会拥有一枚核弹。如果你决定去制造一枚核弹，你就会制造出一枚核弹。”

他应该知道，阿夫纳·科恩宣称，以色列的确在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制造了第一枚核弹。主人就是迪莫纳那时的总监和负责人。当他问候我的时候，我也打量着他。我们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双方都将不置一词。主人将威士忌倒入两个平底玻璃杯，向我举起酒杯致意，祝福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夜晚。在沉默数十年后，他愿意在遵守官方誓言——他们曾向国家宣誓——的前提下，讲述一些与他相关的部分。他的讲述紧紧围绕着那个秘密，但不会暴露那个秘密，也不会暴露他所参与的部分。他要求，在他有生之年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但即便他叙述得那般委婉，也无法掩盖他所见证的那出伟大剧目，无法掩盖他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1926年，他出生于耶路撒冷。他最初的记忆就是一片血腥：1929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期间，他的父亲前往耶路撒冷旧城救助受伤居民，当他回到家时，汽车座椅上全是血，他的衣服和手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他家搬去了里雄莱锡安，在那里，他的父亲成了一名富裕的柑橘种植者。殖民地农庄的生活舒适而快乐。这位柑橘种植园主被宠坏的儿子几乎不怎么去上学。他热爱运动，锻炼出了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魄，加上他对技术的好奇心，以及非凡的勇气，共同构成他的完整人格魅力。11岁时，他就可以驾驶着家里的奥斯汀——莫里斯老爷车在里雄莱锡安周边的沙漠里到处跑。16岁时，他在父亲的新别克轿车里赢得了姑娘们的芳心。他的青春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回忆，不过是从这个游戏到那个游戏，从这个聚会到那个聚会，从这个姑娘到那个姑娘。直到1943年春天的一个美丽早晨，他的父亲开着车驶出家里的柑橘园，被一个阿拉伯人射杀，他的生活从此改变。

在他的人生中，父亲的遇害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经历。他不再放纵自己，之后，在海法的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学位，并在哈加纳指挥官们授予的课程中表现优异。独立战争期间，父亲的遇害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动机和残酷的力量，他成为了一名复仇者。1947年12月，他接到了北方步兵排的命令，在1948年1月期间保卫加利利东部的一个孤立的基布兹。1948年4月和5月，他领导了对加利利东部巴勒斯坦村庄的征服战争，并于6月至7月在南方抵挡埃及军队。1948年10月，他将北方的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家园驱逐出村庄。在十个月的激烈战斗中，22岁的排长看着自己的士兵杀死了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埋葬了数十名战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战争把他锤炼得坚韧，也令他的心肠刚硬，教会他智慧、能力和胆量。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位指挥官觉得没有所谓的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被征服。

战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951年，他被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征调。陀斯特夫斯基过着双重生活：既是雷霍沃特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杰出科学家，同时也是以色列军队一个秘密机构赫梅德吉默尔的负责人。陀斯特夫斯基任用他招募的新兵做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这位工程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勘察内盖夫的矿产资源，搜寻沥青、磷矿和铀矿。他记得那次沙漠之旅，尤其记得，当他用地质学家的地质锤敲开一块沙漠岩石，只见里面鱼骨纹的物质在黑夜里涌动着炫丽的绿色光芒。但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在他从沙漠回来的时候。他回到雷霍沃特，与陀斯特夫斯基见面，陀斯特夫斯基从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大块用蜡纸包裹的金属块。陀斯特夫斯基教授把它放到兴奋的年轻运营官的手里，问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铅，但是比铅重多了，”这个年轻人回答，“是铀，一定是铀。”两个人都沉默了，不需要再明确地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明白了赫梅德吉默尔建造的目的以及它的使命：为这个犹太国家创造一个新的保护伞。

在拉马塔维夫这间客厅的茶几上，有一堆国际科学期刊，旁边放着阿夫纳·科恩著作的一份复印本。我的主人高度评价了科恩的书，凭借这种态度，他暗示，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不透明的裹尸布中进行下面的谈话。

“那时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的主人开始讲述，“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教授做他自己的事情，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也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他们开始谈话时都使用挪威语或者法语。我研究如何从磷矿中回收铀，陀斯特夫斯基致力于重水的研究，物理学家们则进行核的科学研究。但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协调好、互相配合的，它们也不是一项统一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它们源于十几个人的一种认识——这个时代是核的时代，而以色列必须走在核的前沿。如果以色列在核军备竞赛上落后于阿拉伯国家，那么以色列将不复存在。阿拉伯人本来就因数量庞大而难以击败，最终，他们将因太强盛以致无法击败。然后，在1948年春天和1948年秋天的加利利众多村庄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再上演。时间紧迫，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这个国家的公民还不能明白，但我们明白；军队的将军们还没有明白，但我们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直到太阳落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阅读、研究、实验、创作、发明，只要一种新的性能出现了，我们立马利用。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因为那是20世纪50年代，因为那种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没有人去问我们要跑向哪里，每个人只是不停地向前跑，一直跑。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末，没有一个人曾经停下过脚步。”

这场马拉松开始于雷霍沃特，陀斯特夫斯基的团队建起了笨重的克莱因施密特装置，这种装置能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重水进行蒸馏处理。运营官的团队从内盖夫带回了磷矿，并发明了各种方法来从大桶大桶的溶剂中提炼出铀。蒸馏富含重氧（O18）的重水立即获得了成功。它使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但铀的提取过程却是缓慢而艰辛的。数年的努力工作只产出了几克的铀。但这两个过程打造出以色列在核研究该项领域的初始能力，这两个过程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兴趣，允许以色列参与国际合作。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在柑橘园的林间，以色列获得了它的核装备的立足点。

以色列与法国的第一次核联系缔结于20世纪40年代，中间人是恩斯特·戴维·伯格曼。1956年年末，伯格曼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要在迪莫纳建造一个核反应堆。西蒙·佩雷斯建立了核事务上的外交联盟，法国在1957年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这两个年轻人营建并加深了与法国的联系，但秘密科学技术专员沙赫维特·弗赖尔，以及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几乎没有分到什么荣誉。通过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直接协作，这两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并促进了巴黎与雷霍沃特之间科学、技术以及战略方面的密切关系。1956年到1957年之间，运营官频繁地拜访巴黎，与法国人敲定了一个协议。协议督促双方保持沟通，每一方都要完全地通告另一方其进展状况。1957年，我的主人搬到了法国，以便学习核进程当中最为关键的阶段。1958年，他被邀请访问法国最神圣的地方，法国最先进的核设施所在地。从那时起，一切都对他开放，他可以看到一切。当他服完兵役后，这位赫梅德吉默尔的年轻运营官成了一名工程师，负责法国——以色列最敏感、最秘密的部分。

我出生的那年冬天，运营官返回了以色列。七年前，他坐着一辆指挥车前往内盖夫寻找铀，如今，这位工程师再次坐着指挥车来到沙漠，寻找建造法国——以色列核反应堆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个调查队包括了八个法国人和两个以色列人。这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并不喜欢对方。一个是迂腐的上校马内斯·普拉特（Manes Pratt），另一个是前陆军军需部的指挥官，现在是专业工程师，负责建造以色列的洛斯阿拉莫斯[11]，而这位傲慢、有时有些冲动的工程师将承担未来核设施最为关键的部分。但在现下这个剧情里，这两个以色列人都只是小人物。决策者是法国人。当指挥车护送车队到达罗特姆高原的472三角测点，法国人一致同意这就是最佳地点。就在迪莫纳镇东南14公里的地方，将建起以色列的核反应堆。

根据官方协议，以色列的核反应堆是非常低调的EL–102类型，输出功率只有24兆瓦。然而，依据阿夫纳·科恩所述，在地面部分，法国圣戈班公司（Saint-Gobain）为以色列复制了法兰西共和国建在马尔库尔的G1核反应堆。国外的出版物宣称，沙漠里的这个升级版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至少在24兆瓦以上。而那些同类型的出版物认为，这个核反应堆还包括一个未在官方协议里提到的秘密的钚分离装置。我有理由相信，工程师在法国度过的三年时间里，他很可能参与规划以色列核反应堆最为重要的单元。而在他频繁地来往以色列期间，他肯定会观察其建设进程。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因分离装置与核反应堆本身过于接近而引起的严重问题。然而，工程师对下面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无论他或者马内斯·普拉特的贡献多么意义非凡，迪莫纳依旧是法国对以色列创下的惊世之举。这是衰落的殖民力量送给这个年轻前沿国度的离别赠礼。在东方，这个被西方扶植出来的国家，现在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因为工程师与马内斯·普拉特的激烈竞争关系，当迪莫纳的建造工作于1961年完工时，工程师没有出席。当1962年法国人离开，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Negev Nuclear Research Center，官方称呼是迪莫纳）正式落成，工程师也没有出席。至关重要的1963年年底，当核反应堆被激活，工程师仍然没有在场。事实上，在迪莫纳建成的第一年，工程师只是远远地眺望迪莫纳。然而，当他在1965年被任命为迪莫纳的掌舵人时，他惊讶地发现，他最重要的工作将放在政治层面。

1960年，美国就知道了法国正在罗特姆高原为以色列建造一个核反应堆。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坚决反对迪莫纳的核武器生产。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从1962年开始，美国专家检查小组可以每一年前往沙漠的核反应堆检查一次。在他们前四次的检查中，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发现。但随着一次次的拜访检查，以色列的故作姿态越难取信于美国人。1965年，根据阿夫纳·科恩和其他人的论断，以色列面临着最戏剧化的时刻。

工程师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他40岁之前，这个里雄莱锡安种植园主的儿子的角色就是对付美国人。他的使命就是愉快地、谨慎地、优雅地说服美国人，使迪莫纳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据某些并非源自以色列的消息，他们建造了模拟控制室，地下入口处铺砌与水平线平齐的地砖，又在安置有禁用设备的建筑物周围散布鸽子粪便，营造出这里未被使用的假象。

每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检查的星期六，都是紧张、令人筋疲力尽的。工程师与来访研究人员进行交谈的每分每秒，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都远远地注视着。每一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工程师的自信和魅力创造了奇迹。1966年3月的检查通过了，没有任何事变；1967年4月的检查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障碍需要以色列去克服。1958年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当选法国总统，他上任不久随即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以色列与法国之间开展的核项目合作。1960年，他下令终止这一合作。但亲以色列的法国部长们允许在迪莫纳的建造工作到1961年至1962年完成。即便在1965年，戴高乐开始敌视以色列的时候，法国与以色列的核合作仍在继续。就像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法国的原材料和法国的技术，迪莫纳就无法发挥作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觉得应该对这个国家承担义务，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科学贡献，因为这个国家遭受的大屠杀，因为这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方面提供的情报。即使在委员会中，不亲近犹太人的成员，也认为这是历史的正义行为，认为以色列是西方设在东方的堡垒。工程师的戏剧性工作就是维系与法国核项目专家领导人（他们敢于违抗总统）的联盟，使迪莫纳成为可能。

我想询问工程师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但我知道，他不会从生产方面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在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沉默后，现在他也不会轻易松口。所以，我只开口要了第二杯威士忌。客厅的窗外，夜幕降临。

为了缓解访谈节奏，我在我的主人面前放置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报道，来自缪尼亚·马尔多（Munia Mardor），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这段记述出自他的回忆录，但这段材料一直被人们忽略，直到几年后艾勒夫·本（Aluf Benn）在《国土报》发表，又在不久后被阿夫纳·科恩在书中引用，其重要意义才被人们注意。此段记述的日期标注为1967年5月28日：

我走进了会议大厅……这个团队正在组装武器系统，这个系统的改进和生产需要在战前完成。现在已经是后半夜。工程师和技术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的表情是庄严的、沉思的，就好像他们完全认识到这套导致操作警报的系统所蕴含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个项目的参与人员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工程师大笑起来。他知道马尔多写的是什么，但他不假思虑地否定了：他不会谈论那个迪莫纳的决定性时刻，但他打算谈一谈迪莫纳的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兴奋到颤抖，我们也从来不开香槟庆贺。我们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引人注目的夸耀或者崇高的说辞。”

而军备竞赛还没有结束。1967年3月17日，六日战争后不久，两架埃及的米格21战斗机（MiG 21）飞至迪莫纳的上空侦察，引发了耶路撒冷的空袭警报。工程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他的特殊工程。但在战后的一年里，工程师面对着他最大的技术性挑战——机遇。1967年后，以色列感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战前几周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灭绝的恐惧。但由于它在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1967年后的以色列同样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它无所不能。这种恐惧与全能感觉的混合结果，就是技术上的肆无忌惮。根据阿夫纳·科恩的观点，在工程师成为迪莫纳总负责人的第三年，迪莫纳的产出能力提高了两倍。

成功之后，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工程师大胆地提高产出量。在他的指挥下，以色列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发展出卓越的专业技术。他们将以色列建设成了自给自足的核国家。不再需要法国的庇护或者仰赖美国，凭借先进的核能，这个犹太国家现在已经举世瞩目。

然后就是核进程的最后阶段。1968年和1969年，美国检查员的检查都通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同物理学家阿莫斯·德·沙利特一起，工程师把检查员们整得疲劳不堪，又将他们带入歧途，再次成功地掩盖了迪莫纳的秘密。但在1969年7月12日，长达18个小时的检查后，果尔达·梅厄改变了策略，与美国进行了一场直接对话。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推动下，美国也改变了策略。1969年9月底，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梅厄总理举行会晤，美国和以色列就迪莫纳问题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共识。罗特姆高原上的核反应堆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而国际社会将接受和采纳以色列对于其存在的不透明政策。

工程师的叙述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966年的12月的事件。根据国际出版物介绍，就在那个时段，以色列组装了第一颗金属球，这枚核弹足以炸毁一个城市。他们真的没有起鸡皮疙瘩？他们的手真的没有颤抖？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吃了禁果？工程师真的一点都不曾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我的主人没有肯定或者否认任何国际出版物。“就算他们说的是准确的吧，”他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以色列必须震慑它的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总有些人必须要做这项工作。总有些人必须要在1955年进入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必须要在1960年前往法国，必须要在1966年建立迪莫纳。”

总有些人要做这些事，于是他做了。他尽力做到尽善尽美，掌管以色列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其中之一。这个产业展现出以色列的敏锐、精明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保障了以色列半个世纪的生活。

记笔记时，我不时抬头看着工程师的笑脸，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被谋杀的父亲。尽管，这起谋杀案发生在阿拉伯大起义结束的四年之后，但就像影响他这一代人的1936年至1939年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一样，1943年春，在他家柑橘园响起的枪声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这位工程师。那起谋杀将他变成了坚强、可怕、一心复仇的战斗机器。曾经被宠坏的、理性而冷漠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百无禁忌。无论是作为戈兰高地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成为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法国工程师，还是迪莫纳的总管，他一直在战斗。他将他的内在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尽数灌注在犹太人为土地进行的民族斗争中，灌注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确保以色列生存的义务高于一切，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每时每刻，工程师都只有一个使命：确保犹太人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确保没有一个敌人在春日美好的早晨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把犹太人射倒在地。

接下来想到的，是1948年这位工程师摧毁的诸多阿拉伯村庄。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很显然，那些村庄阻挡了直通迪莫纳的道路。1948年的驱逐行动使迪莫纳成为必需。因为那些被摧毁的村庄，巴勒斯坦人总是在追逐我们，他们总想夷平我们的村庄。因此，有必要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张盾牌，而工程师毅然亲自担当重任。我们决不允许巴勒斯坦的悲剧危害我们的不朽事业，我们所规划的事业将结束我们自己的悲剧。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工程师自己。他讲述得越多，我越发明白，他这个人是不需要深入探究的。他并不具备本·古里安对于历史走向的敏锐把握能力，也没有阿莫斯·德·沙利特的悲剧性洞察力，或者陀斯特夫斯基的辩证的精明。他是真的不理解自己行为的复杂性，不理解自己行动存在的问题。他对于自己的暴行和所作所为的恐怖程度没有任何概念。他整个人充斥着国家强盛的需求、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主义倾向。他永远没有能力正确地看待他这一生所做的工作。他工作的能力正是来自于他不能看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我的主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试图解读我的思想。我坦率地回答他沉默的质疑。我告诉他，他的成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作为一个只有2 500 000人口的弹丸小国，却成功地赢得了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未曾拥有的能力。尽管它国土狭小，本身存在不少困难，却被认为是世界六大主流力量之一。而事实上，它并没有就此停步。根据国际出版物记载，在成功踏入主流力量之列之后，它还建立了一个军械库，里面装满大量的核弹头：原子弹和氢弹，低能量的和高能量的，核炮弹和核地雷。我告诉他，在这些书问世的年代，即使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一个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成就。根据那些非以色列的核专家所说，甚至在工程师执掌迪莫纳的早期，沙漠里的设施就不仅仅依赖法国的分离技术，而是还使用了以色列人的方法。这些专家们声称，通过久经考验的引进的技术，以及国产的新型技术，这个科学机构生产出谁都想不到的产品：一种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能力。

工程师微笑了一下。他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但科技成就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我继续说道。与以色列研发核弹的能力相比，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还没有核弹的情况下，将这个决定付诸行动。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有着两个学派的思想：那些绝对信奉核弹的为一派（就像摩西·达扬和西蒙·佩雷斯），他们相信，国家安全可以建立在核弹的基础上。那些绝对反对核弹的为另一派（就像亚伦和加利利），他们认为，核弹将最终危害国家安全。但在1962年加利利海边的休息寓所，本·古里安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会议进程中两个流派合二为一：理论上，以色列应当拥有核能力，但是要表现得好像不拥有核能力一样。这种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快中东的核化进程。以色列也没有采取鲁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安全策略。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的谨慎远远超过美国和北约；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都将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负责。以色列完全了解核恶魔的可怕本质，并且将一直把它锁在地下室。

工程师微笑，似乎对这个分析非常欣赏。

我继续说。我告诉他还有第三个同等重要的成就。迪莫纳的十年时期（1957~1967年）同样也是以色列恢复正常的十年时期。在那几年里，前往巴黎的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及核工程师们。画家和雕塑家也前往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进修，作家和诗人频繁出入拉丁区的咖啡馆。当他们返回以色列，他们深受萨特（Sartre）、加缪（Camus）、布哈森（Brassens）、普莱维尔（Prévert）等人的影响，并且带来一种全新的个人主义精神。他们去纽约、伦敦旅行的同事也是如此。有些人受到W. H. 奥登（W. H. Auden）的影响，有些人则接受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思想，还有些人则被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带动。特拉维夫成了一个洋溢着文化和艺术热情的城市，在这里，出生于以色列的新一代艺术家和作家反抗着旧式的保守的犹太复国主义法令。在胡尔达基布兹，年轻的阿莫斯·奥兹（Amos Oz）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短篇小说。在耶路撒冷，A. B.约书亚（A. B. Yehoshua）撰写了表达新一代人心声的现代主义小说。当一个法国式的核反应堆在内盖夫建造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西方国家，“我”取代了“我们”。在这两个进程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衔接：迪莫纳不仅仅是现代化与个性的表现者，还是现代化与个性的引导者。在这个新的钟罩的保护下，新兴的以色列可以更加轻松，可以少做一些动员。以色列人远比以前更自由和轻松，他们可以真切地追求个人幸福。迪莫纳使这个犹太民族家园的居民过着相对理智而又充实的生活，与那些西欧的犹太人有着根本不同。

我告诉我的主人，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三个成就是卓有成效的。保护伞的解决方案确实发挥了作用。迪莫纳是那样令人惊叹，无论是它的存在，还是它的不透明度，还是它所培养的准常态。迪莫纳象征着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最好的一面：视野、想象力、冷静、勇气、坚韧、力量、约束以及决心。那里有一种理性的严格规章，一种非帝国主义的严格思想，一种非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它是一个凝结外交智慧和睿智通达的独特联合体，有一点谦虚，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对现实的精练理解，也有管理这个现实的勇敢努力，试图寻找一个合理方法解决当时疯狂情形。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给中东带来46年的相对稳定。因为在那个时期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区域性的火灾，以色列便没有考虑到更大的火灾爆发的可能。迪莫纳防止了全面战争的发生。因为有迪莫纳，那些和平协议才有可能签订。46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迪莫纳是对的吗？如果阿拉伯人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魔鬼，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工程师以及他的同事，会不会打开了一扇通往地狱的未来的大门？

工程师喜欢我的分析，但不喜欢我的问题。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他慢慢走近隔壁的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本长方形的相簿。封面用薄薄的铜片制成，上面錾着图画，沙漠里棕榈树间露出一座圆顶屋。

相簿里的照片几乎全部都是那座圆顶屋。1960年，建设中的圆顶屋。1961年，完工后的圆顶屋。1963年，本·古里安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65年，总理艾希科尔（Eshkol）站在圆顶屋前；1970年，梅厄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72年，国防部长达扬站在圆顶屋前。还有带领本·古里安、艾希科尔、梅厄来到圆顶屋的核工程师小组的成员。我看到达扬脸上洋溢的欢欣微笑，也看到梅厄脸上的严肃表情。

我认出了很多工程师的脸孔，他们三四十岁。我记得他们在独立日的晚会上翩翩起舞，记得他们在夏日的海边沙滩跟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耍嬉戏。我记得我10岁时候，他们为我们这些孩子讲笑话，表演魔术。而在照片里，他们正在向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展示这个机密。他们在上演属于1948年的那一代人的沉默决心。他们既没有得意也没有焦急，既没有骄傲也没有畏惧。但他们脸上的表情以及实现自我的方式似乎在说：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于是我们做了，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在很多照片中，工程师都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他走在前头，显得精力旺盛、意志坚定，他的秃头闪闪发光，他的嘴唇厚厚的，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浑身都散发着信心，充满信念。当他开着雪铁龙D3在直升机场会见那些高官政要，带领他们游览他的沙漠王国时，他看起来是那么的自豪。但是，这些相片并没暴露那个秘密。即便在这本秘密的相簿里，那个秘密仍然得以保守。我只看到沙漠里的施工现场，尘土下的索莱尔·伯尼建筑公司（Solel Boneh building company）；看到60年代新兴的现代流线型结构；看到棕榈树和木麻黄；我还看到了新种植的草坪，以及众多叶子花属的植物，以及巨大的、银色的穹窿顶，就像为悲剧的现代而建造的大教堂。

然而，有一张照片令我不寒而栗。这是一张空房间的照片。圆屋顶下的一切工作都没有人类的干预，一切都沉默地运作着。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在沉默中，每一天将产出几十克的浓缩铀，每一年将产出几公斤的钚；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我童年中，平静的、冷淡的以色列人生产着那些钚，并将它们制成黑色的金属按钮。当梅厄太太的脸转向照相机，她的眼里盛满恐惧，莫不是因为她看到了那些黑色的按钮？

当工程师合上长方形的相簿，他只想透露一个秘密。他告诉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果尔达并不喜欢他，她不喜欢他管理的那些设备。然而逐渐地，她开始接受他，并开始表现出对于那些设备的更大的兴趣。她把那个设备称为“varenye”。varenye就是装果酱的罐子，在有麻烦的时候，东欧犹太人就把这种罐子放进碗柜里。当一场大屠杀爆发，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果酱养活自己的家庭，直到人们的狂怒过去。每当工程师迈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迪莫纳的进展情况，这位总理就会问道：“呶，varenye里有什么新东西吗？”

1973年10月，看起来果尔达·梅厄的以色列需要用到varenye了。以色列被迫考虑它的迪莫纳能力，它决定发挥它们的威慑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梅厄还是十分谨慎的。她表现明智并且尽责。根据非以色列的信息，以色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展示了它的核导弹，供俄罗斯和美国卫星拍摄照片，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使用它们。很快，危险就过去了，迪莫纳也再次消失。但是创伤依然存在。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明确地证明，迪莫纳就是以色列看不见的锚，是其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迪莫纳，以色列就像沙漠中的一株孤独的柽柳。

然而，迪莫纳为以色列带来的历史喘息已然接近尾声。以色列在中东的核霸权也很可能接近了尾声。迟早，以色列的核垄断将被打破。第一个敌对国家将走向核化的道路，然后是第二个敌对国家，再然后是第三个。在21世纪的前半段，中东地区必然走向核化。世界上第一个核领域的竞技场，将出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

我对我的主人描述了我的担忧。我对他说，在现下的非常时刻，伊朗的工程师们正在从事你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所做的事情；在现下的此时此刻，各式各样的微型迪莫纳正在纳坦兹和帕琴基地兴建。伊朗的核科学家们正被送往国外，竭尽所能地从西方学习一切他们能学到的知识。精明的代理商们正在从东方和西方窃取一切他们能偷的东西。伊朗现在正跑着你们从1957年到1967年跑完的马拉松。而他们并不孤单，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全都表现出对核的兴趣，如果伊朗可以取得成功，他们的兴趣将更加浓厚。他们认为，既然以色列有权兴建迪莫纳，他们便也有权利兴建他们的迪莫纳。而一旦其他中东国家行使他们的权利，以色列的迪莫纳将从一个祝福变成一个诅咒。我们将重新审视亚伦和加利利的警告，然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将重新审视那些我在父亲的图书馆里读过的知识分子的论文，然后发现，他们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这个使以色列从1967年一直繁荣到新千禧年的第二个十年的事物，将变成以色列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也许会将以色列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工程师没有驳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他非常肯定地预见到中东正在发出放射性的绿光。他直言不讳。很可能基于政治方面的不正确说法，他轻蔑地做出结论，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像我们这般行事，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他们就会使用它。就在这里，在特拉维夫的上空。就工程师而言，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先发制人。谁要前来杀你，你就奋起先宰了他。尽管他相信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核弹，依旧先打他们。全力以赴、用尽一切力量打他们。现在必须积极主动，就像工程师和他的同事那时那样积极主动一样。“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等挨揍，”他咆哮道，“我们绝不能坐等在一个美好的春日，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从我们家园的上空升起。”

我给工程师看了一篇文章的一部分，这是我在1999年秋天撰写的，当时《国土报》雇用了一辆路虎的守护者吉普车，带着我前去位于内盖夫的秘密研究中心。

从一开始，以色列就非常清楚迪莫纳本身所蕴含的危险。它建造了迪莫纳，但决定不会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以色列没有利用迪莫纳的非常规优势，在常规外交手腕、常规政治策略、常规军事对抗方面占尽上风。它也没有将迪莫纳纳入日常安全战略，没有在迪莫纳的基础上构建军事假想，没有把迪莫纳变成政治资本。没有利用它使以色列的民众冷静下来，也没有利用它削弱军事战备。它真的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份：只是一个选项，只是为了应对预想的最糟糕灾难的选项。是因以色列生存状态基本的、原始的焦虑，而产生的超现代的答案。

看起来，核模糊似乎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既定的公约，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公开宣扬的事物。但事实上，核模糊是一个天才的构想。这一举措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因此以色列不愿意让人知道迪莫纳，要看到它只能在有颗粒的照片里——那是从很远的地方用长焦镜头拍摄的；要听到迪莫纳的信息，只能从外国的文献和国际出版物里。迪莫纳是至关重要的，（迪莫纳是模糊的，这在以色列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为了将某一天不得不使用迪莫纳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不管是出于任何使用目的），以色列知道，决不能单单依赖迪莫纳。我们应该像迪莫纳不曾存在那般继续生活。

但迪莫纳就在这里。当布满灰尘的守护者爬上被推荐观看那个秘密的山峦，早晨的雾气升起，突然你可以看到你在那些卫星照片里看到的图景：迪莫纳的混凝土、沥青和棕榈树，是如何铺满整片沙漠。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是如何矗立在这片浩瀚沙漠，就像规划严密的西方前哨的小广场，就像一个孤孤单单的以色列现代殖民点，被电网的栅栏所环绕。

我走出吉普车向四周望去，打量迪莫纳周边的一切——小火山口张开的血盆大口，陡峭的通向索多玛的岩壁——思考着那些建造迪莫纳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世，已经不能被语言、感觉或思想所安慰。他们是20世纪中期犹太世代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20世纪前半期犹太人所经历的事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辛勤工作。所以，当以色列的国家陷入僵局，告诉他们需要他们打破僵局，他们就去打破它。他们建造的核反应堆，不单单只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

他们做下这些事情并没有考虑得太多。没有口号，没有陈词滥调，也没有胡思乱想。这批优秀的工程师满怀信心地工作，是出自国家承诺的巨大吸引力，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不论好坏。没有疑问，没有顾虑。只有行动。

现在，当太阳在约旦山脉的上空高高升起，沙漠的空气开始变暖，远处的银色圆屋顶熠熠发光，而我在思考迪莫纳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最基本的是，它是我们的绝对禁地。我们为大众所知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它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科学的，具象的，是我们在这里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在这里生存的独特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把我们的视线从迪莫纳移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不要了解它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知道它在那儿，却不关心它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忽略隐藏在以色列巨大秘密中的悲剧。

工程师把文章放在他面前的桌上，摘下他的眼镜，亲切地告诉我，我想得太多了。我想到的事情是他从来不曾想过的，而这就是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复兴的原因。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因此明天将比今天更美好，明天的明天将比明天更加美好。“如果每个人想的都像你想的这样多，”他告诉我，“他们将永远不会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花费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思考将使他们陷入瘫痪，使他们不能建造迪莫纳。”

“但是你邀请了我，”我对工程师说道，“你想要谈心。你认为在合适的背景下呈现一些东西是重要的。你认为你所说的会湮没于历史，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程师用锐利的目光与我对视，“我知道，我的日子是可以数算得清楚的，”他说，“一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我这一代人落在最后的一个。与那些一开始就走在前面的人，那些实干家相比，我的的确确是最后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将某种认识告诉你。不是知识，只是认识。通过你，我要确保，你这一代人将知晓我这一代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从来不曾谈论，我们紧闭着嘴唇。就因为我们不能说话，属于我们的部分将被历史遗忘，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虑后，我在这个晚上邀请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你交谈，就像之前我做的一样。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谈论过。这就是我的遗产。”

工程师累了。我们又喝了一杯威士忌，这个晚上的最后一杯。我们听着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指挥的克莱采奏鸣曲。“真是个天才，”工程师说道，“虽然他厌恶以色列，但仍然是一个天才。真不敢相信这个国家产生了这么多天才。这个国家所创造的音乐、美术和诗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里，沙漠的边缘，在死亡线上，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天赋、快乐和无穷创造力的国度。”

工程师询问我正在撰写的书。因为他向我敞开了心胸，我也向他打开了心扉。我告诉他关于山谷的故事，柑橘园的故事，马萨达的故事，吕大的故事，供给房社区的故事。我告诉他迪莫纳是山谷、柑橘园、马萨达、吕大、供给房社区的必然结果。我敢于告诉他这里正发生着悲剧。我们不仅给内盖夫带来了清水，还带来了重水。我们不仅给这边土地带来了农业上的现代化，还带来了核的现代化。因为在大屠杀和民族复兴之间，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我们做出了迪莫纳的壮举。对接下来的世世代代而言，这个举措究竟是祝福还是邪恶诅咒，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我对我的主人说，也许现在我们谈论的一切都不是巧合。你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行动派，而我是一个对行动的解释者。你是一个建筑师，而我尝试着揣摩你所造的建筑的意义。你是经验的，我是意识的，而你需要意识。哪怕是你的邻居，都不知道亏欠你什么。所有你身边的人都耽于享乐，追求享乐的特拉维夫已经忘记了它曾亏欠了你。而你看到历史的车轮开始向反方向转动。现在已经有布尔什维克的核反应堆，以及伊朗的纳坦兹离心机。在你生命中，第一次，你不再仅仅像个工程师那样思考，思考它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你现在也同样是意识的，你看到了这个背景。这个背景令你充满骄傲，也同样令你充满恐惧。你意识到你所做过的事情，这事情对你来说太大了。对全人类来说太大了。

工程师说了很多。天色太晚，他很累了。他承诺会思考我说的话。他从扶手椅站起来，带着我走过那些绘着他童年时代的柑橘园的水彩画和油画。当他带我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这个夜晚他倾诉了那些从没有想过他会说出口的事情，重游了那些他从未想过还能再次拜访的地方。接着，他要我承诺我会谨慎对待这些放射性的原料，我会公正地看待他，我会公正地对待迪莫纳，我会给予以色列这个国家应有的公正。

一个月后，这位工程师去世了。

[1] 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

[2] 废料来源于Machon 2的的钚提取过程，4号车间对这些废料进行常规的转化处理，也可以将其中的铀提取出来进行再利用。

[3] 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的部分只是Machon 8的840单元。Machon 8其余单元包括一个实验室，主要作用是进行测试和技术开发。

[4] 化学车间，生产锂-6氘化物，加工处理天然铀以及制作反应堆燃烧棒。

[5] 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中间产品，粉碎后的天然铀矿石经多种溶液萃取、沉淀制成，主要成分是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呈黄色，常加工成饼状，故名。“黄饼”名称源于最初的工艺产出的非纯净成品的颜色和形态，而通过现代先进科技手段生产的“黄饼”，实际上呈褐色或者黑色。

[6] 分为钚铀自动分离萃取车间，钚生产和回收车间、氘化锂和铍弹药制作车间。

[7] 60米高；镀银。

[8] 指一个国家研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后来引申为比喻重大的不可逆的选择。

[9] 指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

[10] 重水（heavy water），由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分子式D2O，分子量20.0275，比普通水的分子量18.0153高出约11%，因此叫作重水。原子能发电站的心脏是原子反应堆，为了控制原子反应堆中核裂变反应的正常进行，需要用重水做中子的减速剂。

[11]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的原子能研究中心。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一个不知道六日战争的人就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67年5月，埃及军队进攻西奈沙漠，封锁了蒂朗海峡，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国。国际社会没有回应，在以色列，许多人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忧这次泛阿拉伯的进攻将摧毁以色列。但当以色列1967年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在三个小时里，以色列国防军便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在六天时间里，以色列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阿拉伯的军队被击溃，阿拉伯国家蒙受耻辱，而小小的以色列，领土扩张了三倍，并成为区域霸主。建国19年后，以色列共和国成了一个帝国。在第二圣殿毁灭1 900年后，在耶路撒冷古老殿宇曾经矗立的圣殿山，犹太人再次成为它的主人。

一个不知道赎罪日战争的人同样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73年10月6日，整个以色列都在这个神圣的假日里遵循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军队出乎意料地突袭了以色列。他们渡过了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这是以色列用来护卫国土南翼的防线。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越过了北境，摧毁了以色列的防御，占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短短几天里，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牺牲、受伤、被俘。以色列空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机。有时，以色列看起来似乎即将被攻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动摇了信心，以《启示录》的论调说，第三圣殿的毁灭迫在眉睫。经过整整十天的浴血战斗，以色列夺回了主导权。它击败了进攻的敌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威胁埃及首都开罗，同时迫近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然而，迟来的军事成就并不能消除几近失败的创伤。这次战争被视为巨大的失败。以色列领导人集团和以色列军队的信念被击碎了。同样被击碎的还有以色列的自信。历史上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前进，反而撤退。

定居点，就是对这两场战争的直接回应。1967年事件的急转弯——从灭绝的恐惧到响亮的胜利——间接抨击着7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共同制定的严格自律精神。以色列国家陶醉在胜利里，全国充满了欢乐、傲慢以及弥赛亚式的华美妄想。而六年后，这个国家又经历了一个几乎是瞬间的转变，从帝国意识变为了畏缩消沉，伴随着对领导集团、价值观、身份认同的深刻批判。以色列现在充满了绝望、自我怀疑和真实的恐惧。很多人对以色列失望了，在耶路撒冷寻求安慰。相距不过六年却截然相反的战争体验，使以色列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鲜明的对比，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促使了定居点的诞生。

1980年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学生，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定居点正在制造着灾难。25岁时，我为“现在和平运动”写了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我斥责定居点为愚蠢的工程。那是我出版的第一份文本，在册子里我写道，一旦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增长到五倍——从20 000人增长到100 000人，那么以色列将会迷失。今天，在西岸地区已经有将近400 000以色列犹太定居者。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和平运动人士，作为一个记者，我迫切的警告都是徒劳的。伟大而高尚的以色列和平运动失败了，国际社会阻止定居点扩张的努力也失败了。我们预想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30年后的今天，我开着车驶向奥弗拉的缘由。奥弗拉是所有定居点的母亲。我现在去那里，并非是为了对抗她，而是为了理解她。理解定居点如何从右翼势力的幻想变成了历史的事实。理解是什么力量驱使20世纪末的以色列推行了这个徒劳的、与时代脱节的殖民工程。理解奥弗拉将走向何方。

在一个凉爽的冬日，我自特拉维夫驱车向东驶往奥弗拉。我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越过了“绿线”[1]，越过了撒玛利亚，越过了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地区。沿着这条路，分布有20个小的定居点，以及一个定居者的城镇。然后我开车向南，越过阿里埃勒抵达以利，又从以利到达奥弗拉。公路沿着撒玛利亚山脉的分水线，这片地区大约分布着另外20个小定居点，坐落在巴勒斯坦村庄之间。山峦错落参差的峭壁景观，就像这里统计出来的人口数量那样令人震惊。在12月水晶般明净的天空下，看起来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纠葛已经无法解开。占领已成事实。《圣经》中以色列土地上最美丽的地区，现在成了被现代以色列占领的最凄惨的地区。这里是庄严的，也是令人沮丧的；是壮丽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也许，这里是毫无希望的。

在此前的一天，我会见了约尔·宾·努恩（Yoel Bin Nun），他是虔诚教徒集团（Gush Emunim）[2]定居者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奥弗拉的创建者。在他的家乡约旦河西岸南部，就是定居点阿龙什瓦特。在那个寒冷、潮湿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询问他，为什么他要推行定居者运动，是什么力量促使以色列在1967年6月占领土地上建起定居点。

宾·努恩的回答正是他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二战”前夕，1939年夏，他的母亲乘坐最后一批船次的其中一艘船驶离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海法城长大，接受开明的宗教教育，并成为温和的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一名成员。60年代中期，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经学院（Mercaz HaRav yeshiva），在压抑而自制的学院气氛中学习。随后，1967年春天，他经历了那个关键时刻。那时是六日战争爆发的三周前，拉比兹耶胡达·哈科恩·库克（Ziyehuda HaCohen Kook）召集他的学生分享他心中的一个期待，这份期待在他心中埋藏了20年。“我们的纳布卢斯在哪里？”这位年迈的学院创始人大声叫喊道，就像正在这一时刻、这个地方经历神的启示，“我们的希伯来在哪里？我们的耶利哥在哪里？我们的以色列国王在哪里？我们的神殿在哪里？”激动的宾·努恩在房间里踱步，高高的窗户外，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6月初战事爆发，宾·努恩在东耶路撒冷的巷子里战斗。库克拉比预言式谴责结束后的第22天，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圣殿山，拉比的叫喊在他耳畔回响。他告诉我，那时他感觉仿佛天空打开了，天空触摸着大地。“突然间，”他说道，“大地在呼唤我们，召唤我们。这片土地灌注入我们的灵魂。”就好像《圣经》突然获得了生命。一个圣经级的历史性事件发生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以色列人民重新掌管以色列。

当宾·努恩对我述说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站起来又坐下，拽着自己的胡子，在他的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他向我提起，战后两个月，数百名拉比和学院学生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次集会：“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确信，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就在那一天，虔诚教徒集团定居者运动的萌芽成形了。的确，当时它还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一个平台。但在1967年夏天，非常明确的是，直到六日战争前还没有热切地希望看到一个大以色列，也没有对大以色列宣誓效忠的民族宗教团体，现在将完全投身于大以色列。”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要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并使它们成为以色列主权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的间隔期，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确，耶路撒冷南部的加什艾泽恩，在1948年被遗弃和毁坏后，被重建起来。在希伯来，1929年大屠杀之后的第4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社区。但这些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总数量尚不到3 000人，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住在撒玛利亚。工党政府遏制民族宗教运动扩张野心的目的实现了。然而，赎罪日战争削弱了工党政府。战后的创伤和迷惘令本已存在的弥赛亚式冲动变成了坚定而富有侵略性的政治力量。阻止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野心的水坝再也不能抵御狂涌的浪潮。

宾·努恩为我重新梳理了这些事件。1973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一小群信奉宗教的年轻妇女觐见了果尔达·迈尔总理，建议她在撒玛利亚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以鼓舞士气，证明赎罪日战争没有击垮以色列人民的精神。而迈尔认为这些年轻女人失去了理智。1974年冬天，当哈南·波拉特（Hanan Porat）、本尼·喀左威（Benny Katzover）、梅纳赫姆·菲利克斯（Menachem Felix）以及约尔·宾·努恩从战场返回后，他们接过当年宗教妇女们的接力棒，继续展开斗争，并在果尔达·迈尔的居所和办公室附近组织了一场静坐示威运动。令他们惊讶的是，更多的民众自发加入了他们，先是几百人，然后上升到几千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了。之后，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在耶路撒冷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

精力充沛的狂热分子与疲惫衰弱的工党政府之间的僵局持续了一年半。一次又一次，坚定的年轻信徒尝试在撒玛利亚夺取土地，建立定居点；一次又一次，他们被疏散；一次又一次，非法的边区村落在约旦河西岸被建造起来；一次又一次，它们又被拆毁。然而，一次次不曾间断的对抗运动锻造、巩固了虔诚教徒集团的定居者运动，并且授予该运动更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宗教信徒对这一运动表示认同，并欣然加入。即使在非宗教人士中间，定居者运动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并被视为新时代的新先驱。在那些决意要去撒玛利亚的人身上，有一些吸引人、诱惑人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即使某些以色列人意识到，在占领地建造定居点是非法的、不道德的、非理性的，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抗拒定居点运动。在其他火炬逐渐熄灭的时候，虔诚教徒集团被看作了犹太复国主义点燃的新火炬。

宾·努恩告诉我，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并不是拉比，真正的领导者是大约12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青年男人，年龄在20多岁至30岁出头之间。他们身上有一种赤诚热情与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与狡猾诡诈的罕见结合。他们同时兼备宗教信仰和政治技巧。他们崇拜历史上的劳工运动，但鄙视工党现在的模样。他们把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与以色列的肆无忌惮结合，决定以之代替，或者说继承劳工运动曾经开展的理想主义的先锋运动。穿着法兰绒的衬衫，罩着军大衣，戴着针织的圆顶帽，这些男人成为以色列新的先锋派。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的默许支持。以色列当选政府感到了恐惧。垂死的工党政府被视为过去的领导者，而虔诚教徒集团将自己看作未来的领导人。它向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民主的以色列发起挑战，要求在撒玛利亚建立自己的艾因哈罗德。

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奥弗拉的诞生并不是基于绝望的离散犹太人，而是基于一个主权国家。它不打算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是要兴建犹太人的王国。它对抗的不是一个外国势力，而是犹太人的民主国家。然而，对于它的创始人来说，奥弗拉就是艾因哈罗德的直系后裔。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一块几千年来不曾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就像艾因哈罗德，它证明了意志力的胜利。以自己的方式，奥弗拉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乌托邦强加于现实，就像艾因哈罗德54年前做的那样。

平夏斯·沃勒斯坦（Pinchas Wallerstein）在他的奥弗拉红屋顶宅邸中，用热情的握手欢迎我的拜访。作为奥弗拉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勒斯坦与宾·努恩有着显著不同。他身材矮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充满朝气，又富有实践精神。他不是那种具备深刻思想的人，但他行动起来果敢迅速。不过，就像宾·努恩一样，他用他的人生故事回答我的问题。他出生于海法郊区基亚特阿塔的一个工人家庭，童年生活十分贫困。他的父亲每天清晨5点就要离家，驾着马车分发新鲜的面包。母亲的迷人微笑掩盖了大屠杀的深重苦痛。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独的，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然而，他们年轻的儿子，作为一个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将告别悲惨，告别贫困，告别痛苦。尽管他年纪小，又有诵读障碍，但他逐渐在社交上表现活跃。尽管他被经学院高中部开除，但他成了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领袖，并把青年运动当成他真正的心灵归属。尽管他居住在以色列的外围，但他崇拜着基布兹，并梦想成为一个基布兹的社员。在1967年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在医院休养了两年。但他克服了残疾和读写困难，结了婚，有了孩子，并完成了学业。他一直都不能安静下来，总在寻找着另外的东西、另外的地方。1973年战争结束后，沃勒斯坦意识到，他想要找到一条复兴犹太复国主义的途径。25岁时，他成为一群青年男女的领袖，呼吁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但直到1975年，他才想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将确实地使撒玛利亚定居点成为可能：与其与政府对抗，不如诱骗政府接受，最后承认狡猾的撒玛利亚定居点的既成事实。为了在撒玛利亚山地建起第一个定居点，善于实践的平夏斯·沃勒斯坦随即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另一名奥弗拉的创始人，耶胡达·伊曾（Yehuda Etzion），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待了我。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在奥弗拉寻找什么？这位身材颀长、蓄着胡须的定居者不相信一个左翼倾向的记者可以平和、公正地看待奥弗拉。但在一个小时的闲聊后，他的态度软化下来。他为我冲泡口感浓郁的土耳其咖啡，用葡萄干和烤杏仁招待我，之后，我们开始了谈话。伊曾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不像宾·努恩和沃勒斯坦，早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就对《圣经》里描述的以色列土地感到一种深深的渴慕。他至今还记得独立战争后他父母的愤怒，因为本·古里安没有坚持将旧城保留在“我们的手中”。他还记得以色列建国前冷酷的斯特恩帮（Stern Gang），他十分钦佩他们，欣赏他们当初的誓言——要把英国人强硬地驱逐出这片土地。然而，即使是伊曾，六日战争对他而言仍然是一个引爆点，一次大爆炸。他告诉我，当东耶路撒冷被解放时，他欣喜若狂。他感到一种对圣殿山的渴慕，在那里，曾经矗立着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他所经历的现实告诉他，圣殿山是关键所在，他决定登上圣殿山。将《圣经》引入他的生活。

距1967年天国打开六年后，天国随着赎罪日战争的到来逐渐崩塌。当他背着尸体爬下戈兰高地，一系列问题敲击着他的心灵：我们遭遇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虚弱，虚弱得可怕？

耶胡达·伊曾告诉我，比战争更糟糕的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政治的雪崩。突如其来地，以色列政府愿意放弃一切。外部，压力的确在增加；但国内并没有树立真正的抵抗意志。相反，充斥的是愤世嫉俗、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在战后的那个冬天，在那几个月里，他意识到，有些东西错得离谱，有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已经消失。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种精神的衰退。世俗的、开创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被自鸣得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所取代，被一种世俗的薄弱意志所攫取。这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同化，以色列的精神已经向西方投降。而战争把这些潜在的进程全部摆上了台面。的确，第三圣殿没有在这一次倒下，但当它遭遇下一个挑战时，它也许就会崩塌。所以，救赎的使命现在落到了信徒的肩膀上。火炬已经传递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使命，就是在山的顶峰点燃圣火。一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定居点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定居点是完全可行的。它将引领犹太复国主义迈向全新的方向。

伊曾告诉我，对于建立奥弗拉，虔诚教徒集团有一个战略上的理论基础：最终，以色列的永久疆界将跨过犹太人开挖的最后一条沟渠。他们相信，只有设立犹太人定居点的领土才是属于犹太人的。但伊曾承认这个鹰派的战略基础仅仅是他们雄心勃勃的事业的一小部分。“纳布卢斯，撒玛利亚的首府，是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一座城市，”他这样告诉我道，“征服耶利哥后，就在这座城市，约书亚更新了与上帝的盟约。以伦摩利附近就是亚伯拉罕进入以色列后建立第一个圣坛的地方。在以伦摩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To your offspring I shall give this land.）所以，神的启示就发生在以伦摩利和纳布卢斯。在第一次返迁中，以色列人民所移居的以色列土地就是撒玛利亚山地。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没有爬过撒玛利亚山脉。它仍然待在平原。赎罪日战争后，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生和复兴不仅仅在于获得约旦河西岸高地的战略控制，同样还包括将以色列的人民引领至以色列的山地。从攀爬山脉的过程中，从以色列国家没有一种信仰深度就不能维持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犹太复国主义、拯救以色列。从平原犹太复国主义必将灭亡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它。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我们祖先所走的道路，我们必须返回我们祖先的土地，返回我们失去的山地。我们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带回撒玛利亚山地，同时把撒玛利亚山地带回至犹太复国主义。”

沃勒斯坦是平淡的，而伊曾却是令人难忘的。在他朴实的奥弗拉的家，在他简陋的客厅里，他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尽管，我拒绝他的世界观，鄙薄他的行为，我却不能对他的话语无动于衷。令人惊讶的是，我认识到了拉着他走向奥弗拉的强大力量。我理解他所说的平原、山地，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带着惊惧，我意识到，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透过伊曾客厅的矩形窗户，我可以看到巴力哈措尔山。它的峰顶是撒玛利亚的最高点：1 010米。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空军选择在这里设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远程预警雷达站。因为我与伊曾面对面地交谈，我可以透过他那边的窗户看到那个巨大的、科幻小说式的金属球体，正扫描并保护着以色列的天空。除了战略重要性，这个雷达站还具有历史意义。它为伊曾在撒玛利亚获得立足点提供了理由。1974年冬天，他23岁时，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的伊曾成功成了建造秘密雷达站的耶路撒冷承包商的转包商。伊曾的任务就是在巴力哈措尔雷达站四周竖起安全篱。于是，这位独出心裁的狂热分子得以召集民族主义的青年，组建了一支小的工作队，每天来到山上竖起围栏。这就是为什么，伊曾有理由要求找一个地方供篱笆工人睡觉。这就是他成功找到的一条通向禁地的路径。

伊曾的语言艺术是平静、简洁、不带感情的。他总是十分注意，不过多地赞扬自己的功绩，不自吹自擂。但当他告诉我他第一次上山的那段日子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而当我说他第一次上山时必定感觉到了上帝的显灵，他没有反驳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他说，“我也从不喜欢健谈者。我总是说，‘去做’。但你是对的，就在那个冬天，我理解了我们的角色。突然地，一切都明晰起来，以色列的土地在召唤我们，上帝在召唤我们。一个宗教使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使命点燃了我们的躯体和灵魂，点燃了我生存的全部意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处理细枝末节的琐事：给路虎车加油，装载金属管和铁丝网卷。然而，当路虎驶上巴力哈措尔山，山顶映入眼帘，我可以与天国对话。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在做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请行使你的职责。’是的，我在与上帝对话。我向上帝说以色列的子民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们用篮子装着头批成熟的水果并摆在神殿，他们这样对神说：‘这里，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的这一份。请做你的那一份，庇佑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

1975年年初，所有事情都碰到了一起。约尔·宾·努恩厌倦了虔诚教徒集团在约旦河西岸举行的喧嚣的示威游行。平夏斯·沃勒斯坦正在寻找一个渗透撒玛利亚的可行方法。耶胡达·伊曾知道工作队的借口不能持久。这三个人都意识到，是时间采取不同形式的行动了，谨慎而机智的行动。

起初，伊曾打算在巴力哈措尔山西边的鞍状山口建立定居点。他想把奥弗拉建在上帝赐予亚伯拉罕土地的地方。但他务实的同伴说服他这个愿望是徒劳的。突进撒玛利亚的唯一方法就是占领位于艾因耶卜鲁德已废弃的约旦军事基地，然后突袭其他非私有的、已经建有建筑的土地。在动力消散之前，在青年们丧失希望之前，在定居者运动瓦解之前，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立即采取行动。

行动被策划得像一次军事进攻。工作日结束了，伊曾的工作队下了山，抵达山下的废弃基地。这时，沃勒斯坦率领耶路撒冷的队伍即将抵达。与此同时，虔诚教徒集团的领袖，哈南·波拉特正在与同情定居者运动的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联系，这样，当军队发现基地被入侵后，他会给军队施加压力，令军队视而不见，接受这一事实。在夹缝中，建立奥弗拉，将成为既定事实。

1975年4月20日，星期日，沃勒斯坦率领一支小型的车队从耶路撒冷的虔诚教徒集团办公室驶向撒玛利亚。在下午晚些时候，伊曾的工作队走下巴力哈措尔山。傍晚时分，两支队伍在艾因耶卜鲁德基地汇合，并占领了基地。几个小时后，地方军事指挥官抵达基地，命令进攻者们离开。伊曾和沃勒斯坦拒绝了，他们宣称，他们的行动代表国防部的利益。当这两人被带到军队设在拉姆安拉的总部时，波拉特对佩雷斯以及他的三个鹰派副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深夜，佩雷斯指示军队既不要帮助定居者，也不要驱逐他们。伊曾和沃勒斯坦立即抓住了这些含糊指示的历史性意义。在军队总部，他们找到了一瓶葡萄酒，举杯庆祝。午夜，这两个年轻的领导人被赶出总部，他们坐在军用吉普车里，带着胜利返回艾因耶卜鲁德。意志坚定、足智多谋、狡猾诡诈，他们战胜了以色列政府。在奥弗拉，他们为20世纪的最后一个殖民工程铺设下地基。

1975年3月初，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特拉维夫的萨沃伊酒店，八名客人遇害。联合国没有谴责这次袭击，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看到了他国际地位的上升。3月底，亨利·基辛格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的意图宣告失败。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指示他的国务卿重新评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国——以色列联盟陷入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也正面临崩溃的边缘。1975年4月18日，红色高棉（Khmer Rouge）占领了金边[3]。1975年4月20日，老挝共产党的最后一波攻势展开。1975年4月30日，南越失陷。美国的直升机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救出了最后一批美国公民。在以色列，民众普遍认为，西方也将同样放弃以色列。西方的软弱，以色列的软弱，而国际社会的孤立非常明显。很多以色列人担忧着在西贡上演的事件将同样发生在特拉维夫，那么以色列的命运将与南越相似。无怪乎出现了紧紧抓住奥弗拉的本能反应。不仅是胡言乱语的右翼分子，很多现实主义的中间派也将奥弗拉视作对正滑向深渊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的一个象征性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以色列官员——高级的和低级的——暗中支持奥弗拉；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公众人物也支持奥弗拉并为它捐献财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来自公众的海潮般的支持将奥弗拉从一个临时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定居点。

当平夏斯·沃勒斯坦描述早期奥弗拉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就像一个企业家。他告诉我，最开始，他们用塑料板挡住约旦基地建筑的破损窗户，临时搭建起一间厨房、一个食堂，搬来了水罐，配置了用化学剂清理的简易厕所。然后，在岩石地带铺设了道路，搭起帐篷，将长长的军营分隔成小型的家庭单元式住宅。之后，他们非法地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水资源系统引来清水，又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电网里抽取出电力。他们挖了一个化粪池。他们建立了一所田间学校、一个五金车间、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工作小组以及一个生产飞机舷梯的工厂。他们引进了第一座活动板房。然后他们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讨论奥弗拉的未来规划。他们决定，奥弗拉不是一个基布兹，也不是莫沙夫，或者一个睡房社区[4]。它将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奥弗拉将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定居点社区。

耶胡达·伊曾说起早期的奥弗拉时就像一个浪漫主义者。“奥弗拉的第一原则就是所有的居民都要在这里工作，”他告诉我道，“第二条原则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得到永久性的雇用。第三条原则是奥弗拉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农业基础。”对于伊曾来说，农业是奥弗拉的关键。他那时相信，现在也这样相信，除了在土地上劳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坚守这片土地；除了与土地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到这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用他赤裸的手清理出这片土地的第一块地皮，在第一个夏天种上黄水仙，在第一个秋天种下樱桃树。当定居点日益强盛后，他便专注于他的樱桃果园，他坚信，这是上帝要他做的事。

当我问及阿拉伯人，无论是沃勒斯坦还是伊曾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难道看不到定居点附近的阿拉伯人吗？不，他们当然看到了他们。他们难道不知道奥弗拉周边尽是巴勒斯坦村庄，西尔万、马扎拉特、阿沙基亚、艾因耶卜鲁德、巴亭和塔伊比赫？不，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村庄的存在。难道他们不明白嵌在犹太人的奥弗拉与它周边稠密的巴勒斯坦人口之间的内在矛盾？不，他们当然知道。

沃勒斯坦告诉我，1975年的阿拉伯并不是今天的阿拉伯。那些村庄狭小、贫穷，非常原始。它们的存在感非常薄弱。村民们也与敌视和暴力无缘，他们没有显现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迹象。在最初的几年里，奥弗拉的定居者们频繁地拜访这些村庄，与村民们交易，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当地的阿拉伯人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到他们。相反，那时候的村庄都有一种原始的美，这种美把《圣经》里对山脉的神奇描述更放大了，历史上，奥弗拉曾安置在这片充满情感的地域。这些阿拉伯的村庄看起来并非是真正的障碍。

另外，伊曾更了解这一点。他会讲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人一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购买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他甚至对阿拉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同情。他尤其赞赏这一点：不像世俗的城市犹太人，乡村的阿拉伯人将自身维系于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我感觉，伊曾从一开始就清楚，在奥弗拉和这些村庄之间注定会有一场战争。他相信，战争结束后，这些村庄将会消失。这位历史主义思想的民族宗教领袖从未忘记艾因哈罗德。他确信，拯救奥弗拉的正是某种形式的未来灾难，就像1948年的灾难席卷艾因哈罗德一样，它即将降临，席卷约旦河西岸。

然而，当我倾听沃勒斯坦和伊曾的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一个关于阿拉伯问题的定义完备的学说。当他们在撒玛利亚定居，与其说他们是邪恶的，不如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的软弱，意识到以色列的危机不仅仅在政治上，还在精神上。他们感到有义务解决以色列的危机，但他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荒谬的，完全忽略了人口现实。沃勒斯坦和伊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年轻而叛逆，他们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热衷挑战禁忌、越界、挑战权威。他们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方向，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他们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建立了奥弗拉。

平夏斯·沃勒斯坦担任奥弗拉的秘书长已经有四年了。他领导着奥弗拉的建设，从被约旦遗弃的基地，扩张到周边的巴勒斯坦人私有的田地。他使奥弗拉的人口翻了一番。他在奥弗拉建立起一间幼儿园、一座学校、一个小型超市、一间邮局以及一座犹太教堂。在他的授意下，奥弗拉铺设了一条公交车路线，架起了电话线。他发起并规划了奥弗拉的第一个有50栋住宅的社区。1977年，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沃勒斯坦说服以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为首的内阁承认奥弗拉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定居点。被认可的结果就是政府各部门鼎力支持奥弗拉的建设：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和防御工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非法的据点变得稳定、可行。奥弗拉成了定居者运动的召集地，定居者周刊的发源地，是定居者政治机构的组建地。所有最初的定居点现在成了所有定居点的首都。它是定居者运动和定居点现象的标志。

然而，平夏斯·沃勒斯坦想要更多。一个奥弗拉是不够的。就像虔诚教徒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他在1979年痛心地看着以色列右翼政府拱手让出西奈沙漠给埃及，借以换取和平。他看着以色列的疆域急剧收缩，也许很快就要退到约旦河西岸。即使奥弗拉是定居点成功的一个例子，但它也不能阻止自己走下坡路，不能阻止它的创始人计划终止它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认为有必要接管约旦西岸的广大地区。沃勒斯坦试图通过建立数十个奥弗拉，阻止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签订。他这么做了。1979年，沃勒斯坦被任命为本雅明区的市政局负责人。在本雅明，沃勒斯坦兴修公路，创办工业园，建立犹太社区。他精力充沛，富于创造，精明强干，成功地赢得了以色列政府对虔诚教徒集团的梦想的认可和推动。在他从政的这28年间，沃勒斯坦建立了40个定居点，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定居者的人口从1 000人增加到43 000人。与此同时，沃勒斯坦在耶沙委员会[5]扮演着重要角色，迫使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支持140个定居点和数十个非法定居点。他协助成千上万的定居者进入占领区。成功建立奥弗拉定居点后，沃勒斯坦意识到，定居点的建立没有任何阻碍。在1973年之后的以色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于是，沃勒斯坦得以建立一个又一个奥弗拉。一个奥弗拉，十个奥弗拉，一百个奥弗拉。同他的朋友和同伴一起，他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革命走向体制化。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口政治的现实，而这个人口政治现实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程。

耶胡达·伊曾同样想要更多。他在自己的樱桃果园工作了四年。时至今日，他仍然可以高兴地回忆起拖拉机的轮链第一次在奥弗拉的土地上发出刺耳的噪声。他从耶斯列山谷带回了樱桃树，用桩钉和白色的绳子划出果园的界线。他回忆，他如何为树苗挖掘树坑，又把水灌注到坑里。他在果园的第一个区域种植欧洲酸樱桃，第二个区域种下日本李，第三个区域则是欧洲甜樱桃。之后他又开垦了第二个果园，就在20英里之外的地方，种下了桃子、油桃和葡萄。从种植初始一直到第一次收获，整整四年。他向我讲述，当经过精心装饰的马车驶入奥弗拉，装载他的第一批果实时，他是如何的欣喜。

但伊曾同样意识到，即使奥弗拉已经在这里扎根，但它的成功是局部的，并且是有限的。梅纳赫姆·贝京总理背叛了以色列，坚持让以色列人归还西奈半岛。平原上的以色列人将不能站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次的撤退是充分的撤退，似乎很明显，犹大和撒玛利亚都有可能沦陷。美国主义不过是新的希腊精神，它使以色列非犹太化，使它变得软弱、空洞、腐烂。如果要拯救以色列，只能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行动、新的事件，这些新事物将改变以色列的历史。

圣殿山一直令胡耶达·伊曾神魂颠倒。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跟随父亲前往西耶路撒冷边境，朝拜曾经被占领的圣殿遗迹。直到六日战争爆发，伊曾一直迷恋着圣殿山。甚至当他在努力建造奥弗拉的时候，他一直认为，奥弗拉只是通往圣殿山的这条路的其中一个站点而已。“圣殿山是这片土地的中心点，”伊曾这样告诉我，“然而它却在非犹太人的手里。只要阿克萨清真寺[6]和奥马尔清真寺[7]仍然矗立在圣殿山上，以色列就无法获得救赎。”

1979年，当沃勒斯坦开始在本雅明市政局工作的时候，伊曾也开始在耶路撒冷会见约书亚·本·肖山（Yehoshua Ben Shoshan）、梅纳赫姆·利夫尼（Menachem Livni）和沙卜泰·本·多夫（Shabtai Ben Dov）。四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任何伊斯兰的令人厌恶的事物都不应出现在圣殿山上。圣殿山是上帝和以色列盟约的象征，是犹太人生命的根源和中心。在伊曾等人看来，圣殿山将会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复兴之地。只有圣殿山的激动人心的行动才有可能重新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正确、纯洁的、真正的以色列。

……

沃勒斯坦当时不知道这一情况，直至1980年，他从伊曾那里得到了部分信息。他们仍然在奥弗拉居住，彼此的住宅紧邻，仍然是奥弗拉的道德领袖。沃勒斯坦钦佩伊曾的精神，伊曾也尊重沃勒斯坦的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从事的是两项截然不同的事业。沃勒斯坦决心要建立越来越多的定居点，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正在做的工作。但是，伊曾开始确信，沃勒斯坦建设的定居点远远不够。定居点是很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层次的内在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这就有必要让以色列王国替代以色列国家。西方的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伟大的犹太人法院、评议会。全能的上帝将会介入现代史，拯救他的以色列，拯救他的子民。

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与沃勒斯坦的交谈，我与伊曾的交谈之间则显得比较趣味相投。在这之前，耶胡达·伊曾从未像现在这样说起圣殿山的计划，流露出他那时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恐惧。“当我们建立奥弗拉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斗争就时刻准备着面临真理和谬论的对抗，”伊曾告诉我，“政府试图在撒玛利亚建立犹太自由区是一个错误。我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是善良与邪恶的斗争。犹太人的传说教导我们，这样的斗争或许会以令人惊讶的结果结束——邪恶自己会说出‘阿门’。被击败后，他将被迫面对真实。这也是这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即便我们遭遇的势力更强大，但最终，我们的真理会取得胜利。那时，即便是工党的领导人，也会说出‘阿门’。

“奥弗拉的成功带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于奥弗拉的成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前来拜访我们，加入我们。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感到惊讶。突然，他们看到山顶有灯光在闪烁，随之，我们点燃了奥弗拉的灯，点燃了埃隆莫雷赫的灯，点燃了希洛的灯，点燃了贝特艾的灯。当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仍在低地，我们已经爬上了高山，在山顶燃起越来越多的篝火。

“但我仍活在恐惧中，安全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所建立的根基还没有稳固，一切看起来似乎是脆弱和容易摧毁的。与埃及可耻的和平协议、政府的口是心非、工党与初衷背道而驰。如此种种，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相信国家领导人，我感受到了背叛。所以，我必须反对以色列国家，他们不再是以色列民族的使者。我不得不靠自己为以色列的民族争取权益和利益。因为没有真正的领导权，没有真正的国家，所以，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70年代末，我被推荐阅读沙卜泰·本·多夫的著作。本·多夫准备了一个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有效计划。从他那里，我认识到，定居点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迫切需要是替换以色列以前所吸纳的外来价值观。欧美观念必须废除。我们需要接受从以色列的律法书中直接演化出来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民主付诸脑后，回到起点。我们必须发起一场以色列王国的革命。

“我知道圣殿山是一个关键点。这座山是我们在天堂的祖先与我们联系的地方。事实上，圣殿山不在我们的手里，就是证明我们沉沦有多深的最确凿证据。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是对以色列人的侮辱，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侮辱，是对上帝的亵渎。摧毁清真寺将使我们通往天堂，为评议会和神殿铺设一条圣洁、神圣的道路。它将结束腐朽和落后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以律法启示的国家代替世俗的以色列国家。

“第三次世界大战？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游行？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我想象过这些场景，但我得出结论是，它们都是悲观和危言耸听的说辞。我意识到，当苍穹崩塌时，地狱也会崩塌。但我没有想到，数以千计的坦克会开进以色列，数以百计的导弹会对准以色列。但我同样意识到，即便我错了，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的根基证明了战争的合法性。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建造一个神圣的以色列，使对抗所有以色列的敌人的战争合法化。”

……

80年代初，当平夏斯·沃勒斯坦调动民主以色列越来越多的资源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时，耶胡达·伊曾也动员越来越多的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定居者发动一场革命，企图推翻民主以色列。当沃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僵局施加影响时，伊曾试图在圣殿山点燃一场末日大决战。奥弗拉的成功让这两个人更加肆无忌惮、野心勃勃。当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成功地让以色列共和国成为大以色列的一个分包商时，以救世主形象出现的伊曾则是希望重建一个以色列王国，以取代以色列共和国。

时至今日，当他重新回忆三四十年前的大事件时，沃勒斯坦仍然精力充沛，他的讲述详细又有说服力。他记得自己规划的每一条路，自己建立的每一个工业园，自己经手的每一笔政府财政预算。修建的塞弗里路、每个工业园和政府拨给的每次财政预算。他拆东墙补西墙，推波助澜，让以色列的主流政治家们追随虔诚教徒集团。

伊曾在进行沉思和反省。他悄悄告诉我，他如何得出结论，说时机已到。并不是一个或一千个奥弗拉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他经营着樱桃园，从阿拉伯人手里买下土地，规划奥弗拉的犹太教堂，与虔诚教徒集团的领导人进行每周例会。但是他的思维却在别处。他的心与圣殿山同在。他收集古老的雪松圆木，这些雪松圆木据说以前是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他想象着圣殿，思索着圣殿，在脑海里重建着圣殿。他确信，不挽回圣殿，就不会有救赎。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非常规的思维所推延，那么这次，他同样也不会被占据头脑的非常规思维所推延。因为他一直厌恶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因此他知道他必须行动。他在夜晚爬上了橄榄山，观察圣殿山，研究它的防御体系。他绘制了地图，获得了航拍照片，尽可能收集与之相关的情报。他还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动员了一些男人，指导他们拿到炸药。他抵达了一处地点，在那里他预先安置了4个爆炸装置（每个20公斤），它们将炸毁圆顶清真寺的四根柱子。然后他抵达另一处地点，那里有12个小型的爆炸装备（每个7公斤），它们将会炸掉环绕在圆顶清真寺周围的12根柱子。他准备就绪。“在我的脑海里，”伊曾告诉我，“我已经准备好看着圆顶清真寺在巨大的扬起的尘土中轰然崩塌。然后不再困惑，以色列不再结巴，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旧篇章结束，新的篇章即将开启。一个时代走到尽头，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上帝即将开始做属于他该做的那份。”

1984年春，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抵达奥弗拉，逮捕耶胡达·伊曾。社区竭力反抗。官方公开指责伊曾的行为，但许多人表示了支持。很快，伊曾被曝他不单单是一名奥弗拉的居民，而是现在臭名昭著的“地下犹太人”[8]恐怖组织的一员。部分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就住在奥弗拉。由这类恐怖主义分子设计的一系列连锁事件已经被成功实施，这些事件就是在奥弗拉策划的。从奥弗拉传出指示，恐怖分子在三个巴勒斯坦人市长的车上放置饵雷，致使两个市长失去了双腿。在短短五年之内，奥弗拉定居在巴勒斯坦人中，就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培养意识形态上的犹太谋杀犯。奥弗拉成了孕育好战的弥赛亚主义的家园，成了孕育激进的、相信可以用无限制手段改变这片土地的学派的家园。

伊曾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暴露震惊了以色列。尽管现在，以色列正在从这种震惊中慢慢恢复。现在，即使是奥弗拉的定居者也意识到，弥赛亚主义是放射性的，形而上学与政治的结合将导致疯狂。在最初的风暴平息后，狂热分子的方法被拒绝。大多数的奥弗拉居民选择了实用主义而舍弃了原教旨主义，选择自我约束而舍弃极端主义，选择了支持沃勒斯坦而放弃了伊曾。在扩大了奥弗拉的同时，定居者也增强了它的实力。定居者获得了更多土地，找到了新的邻居。作为一个社区，它在巴勒斯坦人的两次暴乱中存活了下来[9]。他们承受痛苦，埋葬了死者。他们承受随时发生的暴乱，承受生活在一片有争议领土上的持续的不确定性。的确，有时奥弗拉的暴徒们会自行执法，并对邻近巴勒斯坦村庄进行野蛮攻击。即使是沃勒斯坦自己也卷入了一起枪击事件——当一个巴勒斯坦小伙子用石头砸他的车，他开枪把小伙子打死。但是，作为一项规则，奥弗拉不会公然地反抗国家。奥弗拉的推进方式不是对抗国家和法律，而是利用它们。采用旧工党的逐步逼近法，奥弗拉变得越来越强大。1983年，它只有500名定居者，到1995年的时候，它的定居者增加到1 200名。而今天，人口已经接近了3 500。

然而，当我和耶胡达·伊曾坐在一起，听着他的讲述，我知道，他仍然是奥弗拉基因的一部分。因为伊曾是正确的：奥弗拉是无用的。像这样的定居点毫无希望。尽管沃勒斯坦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但这个定居点仍然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孤岛；尽管沃勒斯坦兴建了社区、工业园、公路和桥梁，定居者仍然是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少数民族。由于国际组织永远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这个定居点就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由于平原上的以色列人永远不会接纳定居点，他们就只能是偏远和孤立的，生活在山那边的黑暗里。就像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10]，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正走向死路。

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没有想到解决方案。他在山脉间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11]。他所建造的房子没有持久的地基，他所栽下的树木没有深深的根系。拯救沃勒斯坦不朽工程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耶胡达·伊曾的方式，对奥弗拉的未来抱以信心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大灾变降临，或者相信神的干预，或者两个同时相信。伊曾诚实地说出了这一点，但奥弗拉的每一个聪明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心灵避风港埋藏着对一场伟大战争的信念，通过战争他们将赢得对自己的救赎。

毫无疑问，将会有一场战争。因为1948年和1967年，因为奥弗拉，将会有一场战争。但战争不会拯救奥弗拉，也不会拯救以色列。沃勒斯坦、伊曾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创造的现实，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而现在，奥弗拉的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就像癌症那样，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直至危害到整个身体。奥弗拉的殖民主义让世界将以色列本身看作殖民主义的实体。但是，因为21世纪没有殖民主义实体存在的余地，所以西方逐渐抛弃了以色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这就是以色列内部争执不休的原因。虽然奥弗拉创始人的初衷是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削弱了以色列。因此，当一场大战真正爆发时，它将邂逅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斥的、支离破碎的以色列——一个几乎不能保护自己的以色列。

在这个晴朗的冬天，一切都是安静的。巴力哈措尔山的雷达站扫描着蔚蓝的天空。奥弗拉白色的房子和巴勒斯坦人西尔万村庄的石屋两两相望。远处坐落着葡萄园、樱桃园、灰色的岩石、土石的山丘。一千年的记忆，一千年的沉默，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耶胡达·伊曾继续诉说着。他跟我讲述他出狱后推行的项目，新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一个没有清真寺也没有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一个拥有第三圣殿的耶路撒冷。平夏斯·沃勒斯坦也继续讲述，“我们没有犯错，”他这样说道，“我们建设了一个辉煌的工程。我们做了祖先在哈尼塔、在艾因哈罗德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继承工党的精神，使用工党的方法。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我们在撒玛利亚做了工党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在艾因哈罗德做过的事。”

“但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我打断，“问题就是，奥弗拉究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性沿袭，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性变异？”当然，答案就是——它两者兼备。一方面，二者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明显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公平的观察员会否认这个说法，奥弗拉的确是艾因哈罗德的后裔子孙。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历史背景和观念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的延续而是偏差，是艾因哈罗德的一个怪诞的轮回。

沃勒斯坦并不理解我的说法，所以我解释给他听。我告诉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如履薄冰。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它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在起初的50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试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非常肯定的是，那时的它是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启蒙的运动，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是合作关系。它以伟大的明智解决了它的核心矛盾。它成功地经历了1948年的大战，成功地变强大，以一个犹太人的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姿态，成功地自战争阴影中走出。它明确了国家边界，犹太人成为国民构成的主体。它已经将原本的移民社区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避免了与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相同的命运，犹太复国主义将被视为一个拙劣的殖民工程。

我对沃勒斯坦说：“但在1967年和1973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自我约束和历史主义的洞察，这些建国第一年的特征，开始逐渐褪色。你的殖民者利用了这份虚弱，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你滥用了工党的缺点和利库德集团的鲁莽。虽然你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但你错了。你错误地以为，1975年你在奥弗拉做的事就是1921年祖先们在艾因哈罗德做的事；你错误地以为，就像一场革命运动可以圈占未定义的土地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也可以占领别人的领土。你没有领会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供给房政策的深邃智慧，也没有领会20世纪60年代迪莫纳工程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领回了巴勒斯坦人，而本·古里安已想尽办法请他们离开。你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移民社区与本土以色列社群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事，你让一切都陷入危险之中。你的能力固然引人注目，但你所做的种种事情无一例外都是完全错误的。你渴慕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和它的尊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损害了它的利益。你为我们带来了灾难，沃勒斯坦。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你的行为是历史主义的自杀行为。”

我带着愤怒与沮丧走出平夏斯·沃勒斯坦的房子，来到伊斯雷尔·哈雷尔（Israel Harel）的家。哈雷尔是我在《国土报》的同事，是一位专栏编辑，也是跟我讨论国家未来的长期搭档。他和蔼、聪明而又低调，不像沃勒斯坦和伊曾，他从来不会目中无人或者固执己见，而是深思熟虑、忧肠满结。1967年，他是抵达圣殿山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1973年，他又是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当他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它是“伟大以色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当他成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奥弗拉建立后就定居在这里。他创办并编辑面向奥弗拉定居者的周刊杂志《nekuda》，建立定居者的居民委员会——耶沙。虽然我喜欢哈雷尔并且尊重他，但我现在对他非常残酷。“我越是观察奥弗拉，越是思考奥弗拉，我更是得出结论：你简直是疯了。你是一个狂热分子，头脑发热蒙蔽了你的眼睛，一种集体的民族宗教狂热令你看不到你周围的阿拉伯人。你的种族心态和荒诞不经的思想导致你把以色列引上一条不归之路。”

我的激动对哈雷尔没有任何影响。透过他厚厚的眼镜，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回之以令人吃惊的坦率。“任何一个来到奥弗拉谋生的人都被要求提供一个答案，”他说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也被要求答复。”于是他列出了四条答复：

1.从苏联或者美国来的一波移民高潮即将来临，这将解决人口问题。

2.他们自己一致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离开，前往约旦，同那里的阿拉伯人住在一起。

3.以色列国家不会通过武力改变它的人口，但是将鼓励个体的阿拉伯人移民到阿拉伯国家。

4.将会出现一场类似1948年那样的战争。

“那么，我还是对的，”我大声说道，“奥弗拉的假设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逗留。它希望来一场世界大战，让阿拉伯人消失。”

哈雷尔礼貌地忽略了我，继续说道：“我们一直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里。虽然从没有人谈起。它隐藏在黑暗的角落。但是，从奥弗拉建立的第一天，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大事件将会发生，就像1967年战争和1948年大战那样。而这件大事情将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它不会让我们的奋斗付诸东流，它会让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并且加入到我们当中。特拉维夫的人们将会明白，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根系，没有深度，没有生活。大量民众将蜂拥而至。到了那个时候，当1 000 000犹太人在山脉间定居，以色列将绘制新的地图，伴随着新的观念。开创于奥弗拉的伟业，将会再次使以色列犹太化、锡安主义化。”

当我听完哈雷尔所说，我才理解，虔诚教徒集团之所以强大，乃是基于这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运动。通过前往犹大和撒玛利亚，它试图将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安息日的社会转变为一场革命运动；通过建立定居点，它试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叙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对奥弗拉的渴慕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发自肺腑的。只有在以色列主权国家边界外的那些有争议的领土，这个民族宗教主义的部落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这些未被定义的土地上，它才能定义自己；只有在奥弗拉，这些民族宗教主义的青少年才能高举他们的双手，在世界上找到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看到奥弗拉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闭眼不看奥弗拉即将走向终结的现实——就是当下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在21世纪，奥弗拉将不复存在。

目前，奥弗拉还在这里：3 500人的庞大人口基数。当我离伊斯雷尔·哈雷尔的家，漫步在商业中心，参观日托托儿所，参观幼儿园和学校，生动活泼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生活是美好的，天空万里无云。只要你不抬眼看邻近的巴勒斯坦村庄，只要你不知道，你脚下的土地是如何获得的；只要你不知道，一切过后，这里是如何维持着如此的平静。

这就是奥弗拉所欺骗我们的事情。从一开始，它就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产物，被孕育于国家法律、国家边界、国家主权之外。时至今日，奥弗拉仍游离在国际法之外，毫无国际背景，缺乏国际援助。奥弗拉存在着，同时又是虚无的。显而易见，迟早有一天，奥弗拉的内部逻辑将会被曾经反抗和忽视的外部逻辑摧毁。

我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罗得西亚的农民在他们的大农场里感到十分安全。他们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看不起批评家和怀疑论者。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现实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它是多么脆弱。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富裕的虚拟现实是持续的、可供生存的现实。我想起加沙地带的尼泽尔哈扎尼定居点，就在我拜访它不久之后，它在2005年的解约中被疏散、拆毁了。我记得，当我听到尼泽尔哈扎尼毁灭的消息时，我是多么恐惧。它就像奥弗拉，繁荣且自信。但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一天之内，它便消失了。这一秒它还存在，下一秒就消失不见。

我同情奥弗拉。我对奥弗拉抱以强烈的同情。以至于我因它而动怒。

奥弗拉的档案室就如药房那样干净、整洁。在其中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份来自耶胡达·伊曾的久远声明：“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神强大、政治强势、令人骄傲的王国。”在另外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幅破烂的地图，标注着坐落在山岩之间的约旦艾因耶卜鲁德基地的16栋混凝土建筑。一张黑白照片上，一座孤独的阿拉伯石头房屋俯瞰着第一批定居者占领艾因耶卜鲁德。在8毫米的镜头下，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妇人正在打扫被遗弃的军营。相片中还有一辆婴儿车，一个水箱，晾晒的衣服，穿着短裤和背心的年轻男子正在大力建设，穿着T恤的少妇粉刷着白色墙壁。23岁的耶胡达·伊曾戴着一顶红色的钟形帽。26岁的平夏斯·沃勒斯坦愉快地与同伴交谈。历史记录了属于1975年4月的天真和盲目，登上山顶点燃篝火的决心。为了逼迫上帝介入历史，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他的以色列。

[1] 绿线，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停火线。

[2] 虔诚教徒集团，以色列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宗教组织。

[3] 柬埔寨首都。

[4] 形容一个社区失去社交、置业、娱乐等社区功能，对居民来说，这儿的唯一功用便是晚上用来睡觉。

[5] 代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犹太定居者利益的组织。

[6]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

[7]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也叫圆顶清真寺。

[8] “地下犹太人”，主要是由定居点犹太人组成、由虔诚教徒集团领导的一个松散恐怖组织，活动于1979年至1984年，从1980年开始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著名人士的“温和”恐怖活动。

[9] 指1987年年底，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乱。

[10] 津巴布韦的旧称。

[11] 一句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或得不偿失的胜利。典出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在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9年间以重大牺牲打败罗马军队。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占领之后的第20年、奥弗拉建立后的第1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了。1987年12月，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反抗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道。城市、村庄和难民营都被抗议的浪潮吞噬。前所未有的巴勒斯坦反抗挑战着以色列，差点推翻了以色列在占领区域上的统治。但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以色列展开了反击。它动员了军队，将之训练成一支有效的警察队伍。它出动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以这个效率出众的特工部对付反抗的、手无寸铁的民众。

在几个月之内，以色列军方就建立了若干个拘留营，用来监禁被军事法庭定罪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几年之内，反抗活动明显减少。压制力量系统的、果断的出击发挥了效力。巴勒斯坦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消失了，大范围的对抗可以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观念也消失了。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蜷缩在拘留营里。在很多方面，对他们的大规模监禁败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形象。

1991年3月，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并且即将成为一个父亲。当我因为年度的预备役集训到那个距离吕大不远的军事基地报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次的训练意味着什么。当我被告知要在加沙拘留营担任看守，我惊骇极了。作为一个反占领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我不愿意违背我所相信的一切，生命中第一次，我严肃地考虑违反法律、拒绝义务、入狱。

但当以色列国防军的汽车载着我和我的预备役士兵同伴驶向南方时，我有了更好的主意，我要记录下这番经历。我将记录一个以色列公民突然之间转变为一个军队狱卒的体验。我相信，记录下占领是比拒绝参与之中更行之有效的抗议方式。在加沙海滩拘留营度过的12天里，我做了大量笔记。在接下来的三天，我将这些笔记组织成一篇3 000字的小文章。《在加沙海滩》（On Gaza Beach）首次发表在《国土报》上，然后被《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杂志转载。在此期间，我的大女儿塔玛拉（Tamara）在英国出生。

地中海岸几百码长的白色沙滩如田园风光一样闲适。每天早晨6点，渔船出海捕鱼，让我感觉仿佛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克里特岛。西边的风光捕获了我的心房：湛蓝的天空，蓝绿色的波涛，满怀希望的渔夫。但是，吹进瞭望塔的清新微风也吹向了东边，拂过了尖刺竖立的铁丝网，拂过了黑暗的军事帐篷，鼓舞了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鼓舞了被监禁的犹太人的精神。

瞭望塔的守卫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地中海，海水的色泽变幻莫测。早起的囚犯们也望向大海，在锡棚屋的洗手间，他们执着地站在唯一能看到地中海的狭窄窗户边，踮起脚尖向外眺望。也许有一天，当自由的巴勒斯坦共和国建立，政府铁定会将这片地带出租给某些国际大企业，他们将在这里建起地中海加沙海滩俱乐部。也许有一天，这里会迎来和平，以色列人会来这里度过短暂的假期。他们会在蓝绿色的海水边，喝着白葡萄酒，跳着桑巴舞。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会在国际候机楼冷气开放的免税店里购买刺绣的巴勒斯坦黑色礼服，从和平的巴勒斯坦回到繁荣的以色列。

但就目前来说，没有自由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和平的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早上要准备好交接班。穿着蓝色囚衣的囚犯排成长长的队伍，被带到卷曲的铁丝网下。那些拿着M–16步枪催促他们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在4月初的晨曦微光里，犹太士兵们紧紧握着步枪。他们命令这些囚犯停下，前进，停下。当清新的微风从海上吹来，他们命令囚犯们把手伸到身前。一个年轻的士兵给他们依次戴上手铐。

这里就是加沙海滩拘留营。这里是自1987年12月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近年来，在加沙地带匆匆建起的数个拘留营中的一个。超过1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监禁在这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不过是游行示威者，或者是扔石头发泄不满的人。很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有一些体格矮小，看起来还是小男孩，夹杂在他们之中，分散在拘留营各地。

拘留营有两间审讯室以及四个带围篱的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12个老旧的棕色军事帐篷，每个帐篷关押有20名到30名囚犯。在过去，会有50个到60个男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现在条件有所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了些。

按照惯例，每个院子都被带尖刺的铁丝网环绕。在这些围篱外设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看守使用。经过通道，然后抵达另一道外篱——由装满水泥的金属桶组成的简易墙。当看守们在两道围篱之间来来回回地踱步时，我突然感到，被监禁者与监禁者的界限其实并不明确。我觉得整个营地就是这里每个人的监禁生活的象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被围篱监禁在这里。

拘留营还建有12个瞭望塔。令一些犹太士兵震惊的是，这些瞭望塔与他们之前在学校书本中看到的某些瞭望塔非常相似。但这种震惊仅仅是感觉上的。那些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瞭望塔都是用产自德国和波兰的重木材建造的，然而，加沙海滩拘留营里的瞭望塔却是用加利利生产的以色列薄金属制成。这些瞭望塔配备有探照灯，但它们很少被使用。那是因为，营地整夜沐浴在由数百根灯柱发出极强的、微黄色的灯光之下。只要电力系统不关闭——就像它被要求的那样，到黎明时分，这些灯泡和灯塔仍然发光，直到白天。

拘留营里还有一个公共食堂、一间小卖部、洗浴室、卫生间。巴勒斯坦囚犯们要被分配刷洗以色列士兵的卫生间，一天三次到四次。唉，某些士兵仍嫌弃这些巴勒斯坦囚犯们的卫生标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个监狱同样为预备役士兵设置了一套帐篷、一间指挥官办公室、一间设备控制室。营里有两个厨房，一个为看守们烹饪，一个为囚犯们而准备。两个厨房仅隔着一张隔网。有时，当看守们的咖啡喝完了，他们的厨师就叫囚犯们的厨师通过隔网传过两三袋那种没有味道的劣质咖啡。在一家医疗诊所里，一位医生可能在处理完一个预备役士兵的眼部感染之后，立即接着处理一个囚犯被过于狂热的审问者所伤到的腿。就像这样，一切都秩序井然。加沙海岸的拘留营遵循着规则，有条不紊地运行。

鉴于他们所陷入的情形，拘留营的主管人员们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他们是正派的绅士。在他们的命令下，这些囚犯可以得到大量的食物和香烟。根据他们的政策，这些囚犯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囚犯还被允许经营他们自己的厨房，有他们自己的军需官，并得到了足够他们维持运营的日用供给品。监狱主管们会与囚犯领导人进行每日谈判。他们使这里的生活继续平静地走下去。现在，距离上一个军官射杀一个试图攻击他的囚犯已经整整两年了，当年，即使那个年轻的男囚倒在血泊中，军官仍旧朝他不停地开枪。与过去不同，如今，家人和律师有权在每个周五探望这些囚犯。红十字会也会定期拜访。

然而，一种邪恶的臭气正在空气里飘荡，甚至连地中海的微风都不能把它带走。尽管这么说不够公平且没有事实根据，但那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不是出于反以色列宣传活动的暗示，而是体现在士兵们使用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言辞上。当A起床去其中的某个问讯室站岗，他会说：“我去审讯了。”当R看到囚犯们排成长队在他朋友们的M–16枪口下前进时，他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说：“看。‘行动’（Aktion[1]）已经开始了。”即使是N，一个持强烈右翼观点的人，会跟每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M会带着浅浅的微笑自嘲说，自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他已经积攒了太多天的服役期，以至于他很快被提升为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

而我，一直都憎恶这种感觉，总是激烈地与发出这些暗示的人争论，我几乎不能控制我自己。那些联想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个1号圈棚的男人透过铁丝网叫来2号圈棚的一个男人，给他出示他女儿的照片，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到一个刚刚被捕的年轻人带着屈从、恐慌以及骄傲等待我的命令时，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从镜子里瞥见我自己，震惊于我身在此处，一个记者正身处这个可怕的监狱，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着我周围这大约1 000个人被锁在圈棚里、笼子里，这种感觉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就像一个信仰动摇的信徒，我审视着长长的反驳清单，审视那些众所周知的差异性。最明显的是，这里没有火葬场。在20世纪30年代时，并没有两个民族间的实质冲突。德国，以及它的种族主义学说，其组织体系是邪恶的。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也并不存在任何实质危险。但是，随即我认识到，问题并不出在相似性上——没有人会真的以为二者之间存在什么切实的相似性。问题在于，它们不同的地方还不够多。差异的程度还不够强烈，以致不能让这一切平息，不能让所有邪恶的回声平息。

也许辛贝特应当为此接受问责。每个夜晚，当它在审讯室里对一些青年严刑拷打后，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会将一张清单交给掌控加沙城市的以色列伞兵部队，上面都是那些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青年们的密友的名字。而任何站在大门口的人，就像我，都能看到伞兵部队的吉普车在午夜离开拘留营，驶进被占领的、黑暗的、正在实施宵禁的城市，去逮捕那些据称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当他们坐着军车回来时，我仍然站在门边，看着那些被捕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们。他们咬紧了牙关，紧闭着眼睛，眼皮后面的眼球鼓鼓地凸出。有时候，他们已经被毒打了一番。士兵们围过来，围观他们脱衣服，围观他们穿着内裤颤抖。当他们恐惧得瑟瑟发抖时，即便是在被占领区拥有一家塑料厂的S，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他问道，“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逼迫这些孩子？”

或许，营地的医生应当为我耿耿于怀的感觉负责。他当然不是门格尔，但当我在死亡之夜叫醒他去诊治一名刚被带进来的夜间被捕囚犯，这名囚犯赤着脚，伤痕累累，看起来似乎癫痫发作了，这名医生对他大声叫嚷。尽管这名囚犯只有17岁，尽管他抱怨着背部、胃部、胸部都有伤，尽管确实他全身都是血迹，但医生大声冲他叫嚷道：“我真希望你死了。”然后转向我，笑着说道：“我希望他们都死了。”

或许，那些尖叫声应当为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感觉负责。结束了站岗，当我从预备役的营房走向洗浴间，我突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就在我穿着短裤和木屐、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洗漱包走在路上时，我被从另一头的审讯室镀锌铁皮栅栏处传来的尖叫声震惊得寒毛直竖，这尖叫声就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从我读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权报告中，我知道栅栏那头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正在用“香蕉捆缚”（banana–tie）[2]进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其他更加残忍的方式？或者他们只是使用简单的、粗鲁的严刑拷打的方式？

不管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我都认识到，从这一刻起，我将无法享有安宁。因为当我在50码外的地方洗浴，试着冲洗掉一天以来的尘土和汗渍，他们在尖叫；当我在80码外的地方的食堂吃东西，他们在尖叫；当我在100码外的床上试着入睡，他们在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正有其他穿着跟我一样制服的人令他们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我的犹太国正令他们尖叫。以一种有条不紊的、规划严密的、绝对合法的方式，我亲爱的民主以色列正令他们尖叫。

别激动，我告诉我自己。不要急于下结论。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黑暗的地窖吗？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秘密机关、特殊部门和隐藏的审讯机构吗？只不过我的运气不好，恰巧被送到一个可以让我听到所有声音是如何响起的地方。但当尖叫声越来越响，我知道，我刚才告诉自己的根本不可信。因为在这间特定的审讯室，他们并没有在审问危险的间谍、叛徒或者恐怖主义分子。这里没有定时炸弹。近几年来，在以色列树立的各种各样的监狱建筑群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被酷刑折磨。在我们的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十几个致命的敌方特工，问题也不在于一系列有限而精确的反间谍行动。被镇压的是一场人民起义，针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强迫占领。我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全体民众——银行职员、保险经纪人、电子工程师、零售商人和学生，正在监禁别的国家的全体民众——砌砖工人、泥水匠、实验室技工、记者、神职人员和学生。这是西方所没有的现象。这是民主所不能容忍的暴行。而我承认，我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尖叫声变得越来越弱了，变成了啜泣和哀号。我知晓，从这时起，一切都将不同。一个听过另一个人尖叫的人发生了改变。不论他是否参与其中，他都被改变了。而我已经听过别人的尖叫声。我同样被改变了。即便那些尖叫的男人停止了尖叫，我仍然能听到他们在尖叫。我无法平息他们的尖叫。

所以，尽管没有对比的基础，我仍然开始理解，那些站在另外某些地方的另一群看守，是如何威吓被锁在栅栏后边的另一群人；我开始理解，这些守卫是如何能对其他人的尖叫声听而不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邪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那些正在施暴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施暴，他们只是简单地服从命令，或者等待一次晋升，或者当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回家、安全和稳定的时候，他们只是必须做可以让他们继续生存的事情。他们担忧着自己的赋税、担忧孩子们在学校惹麻烦。但当他们思念着家乡、思念着妻子、思虑着要支付的账单时，他们的手不假思索地握紧了武器，他们的目光落在栅栏后啜泣的另一群人身上。

大部分预备役士兵在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是震惊的。他们觉得眼下这幅把另一群人锁在围栏中的图景令人难以置信。当他们第一次听到那些尖叫时，他们动摇了。但是，60名预备役士兵中，只有两名拒绝在审讯室里执行警卫任务，只有四个或者五个人是真正饱受心灵上的折磨，而其他人，却适应了。在抵达拘留营的一两天后，大部分的预备役士兵觉得看到人们被锁在带刺的铁丝网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审讯室里的执勤也变成了日常服役任务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一样。就好像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初的使命。而那些在服役初期浮现出来的道德疑虑也被士兵的乏味日常生活所掩盖。部队的下一次休整是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回家？新做的制服什么时候抵达营地？毕竟这里只是另一个军事基地，尽管这个军事基地既不曾保护国家边界，也不曾对士兵进行战斗训练，它做的只是把一个个小伙子锁起来。这个军事基地把小伙子们带出院子时，还让他们戴着脸罩。

当我们早上一点半起床整队执勤时，我看着我的预备役同伴们——看着他们慵懒的身躯，肥大的裤子，凌乱的发型。我们是邪恶的士兵吗？我们是残酷的代言人吗？我们是压迫的无情看守吗？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愿意再留在这里。我们不喜欢这份工作。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以色列可以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周边围绕着阿亚图拉（ayatollahs）[3]。困难在于，尽管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以消费为导向和技术性民主里的实打实的公民，但是，我们发觉我们自己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就在我们所站立的令人厌倦的半圆地带——我们劳累、绝望，我们系着的破皮带、穿着污秽的不足以保暖的衣服——我们同样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但事实并不像这样简单。当队伍解散，我登上梯子爬上六号岗楼，我认识到，令这座营地运转的正是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使罪恶在没有恶人的情况下，在这里清晰可见地上演。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那些投票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党的人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不曾在深夜围捕这些巴勒斯坦青年；那些在政府里代表右翼选民的部长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拳头打在这些小伙子的胃部；陆军参谋长并不是罪恶的，他所实施的是一个合法的、当选的政府要求他做的。连同拘留营的指挥官也不是罪恶的——他尽其所能地做到了最好。至于那些审讯者们——好吧，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管理这些被占领地域。还有那些看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是罪恶的。他们只想抛下一切回家。

然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这些非罪恶的人集合起来，导致了一个罪恶行径的结果。而罪恶总是比其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后果比造就它、执行它的人所做一切的后果更严重。尽管我们不修边幅，我们笨手笨脚，我们在情绪表达上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我们在加沙的确是罪恶的。但我们的这种罪恶是一种狡猾的罪恶。因为它是一种惯常状态的罪恶，就像它本来就在那儿一样；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罪恶，不能说应该由某个人对其负责。这是一种没有行恶人的罪恶。

从六号岗楼眺望，我可以看到大海、营地，以及加沙城。加沙是一座没有希望、无可救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1948年，他们的房屋和村庄被我们占据，1967年，他们的避难所被我们征服。在几十年的漫长占领期，我们剥削这座城市的居民，否认他们的人权、公民权和民族权利。在加沙，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加沙不需要我们在西岸地带的某些战略要地设防。加沙也不像犹大或撒玛利亚的某些地区，被认为是我们历史上的既定领土。加沙是清楚而简单的。它是占领的荒谬性的缩影。它是徒劳的占领，是野蛮的占领。它在给我们的生存抹黑，它给我们存在的合法性抹黑。

我俯视着那些帐篷、栅栏以及铁丝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尝试着理解这个地方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尝试着理解创造这个地方的必要性。我收集了我们所有的合法要求，以及所有的减罪情节：难道我们不也是难民吗？难道我们不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吗？如果我们要在中东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强大。当我们遭到袭击，我们就必须反击。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都是为了在一片混乱中保全我们。只有使用武力的决心才能让我们得以在这里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理由不适用于这里。在这个加沙海滩拘留营，它们不会发生效力。因为这片地带、这片地带的这些情况，都是清晰可见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情形。这里没有错综复杂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减罪情节。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以大起义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事实：对于我们占领加沙，巴勒斯坦人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

22年前，我从六号岗楼观察我的巴勒斯坦敌人以及以色列指挥官们。如今，那座岗楼已经不复存在。在我从加沙海滩回到家的两年半后，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在这个难得的幸福时刻，以色列的正直征服了以色列的野蛮，巴勒斯坦的现实主义征服了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在几个月之内，对加沙城的占领就成为过去。1994年春，以色列的拘留营被拆除。但是巴勒斯坦政府没有把海岸地带租给任何一个地中海俱乐部的企业家。政府把它移交给自己的安全部队——远比以色列的更野蛮。不久之后，这个世俗的巴勒斯坦政府就被激进的教徒组成的哈马斯圣战组织所推翻。短暂的平静之后，巴以冲突又开始了。再一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又陷入了他们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暴力，以暴制暴，对以暴制暴的以暴制暴。因此，那个关于加沙海滩的伟大隐喻仍然适用：关于看守与被看守者的密切关系，关于围攻者与受困者的复杂关系，关于监禁者被自己的监禁所监禁。事实是：我们生活着的现实是超现实的。

也许这就是直至今天，我在加沙海滩拘留营的所见所闻仍然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原因。我被这个观念所困扰着：我们扼杀着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我们压迫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压迫着我们。我们因巴勒斯坦人而陷入困境，巴勒斯坦人也因我们受困。每隔几年，冲突就会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更加可怕的形式。每隔几年，暴力的模式就发生着变化。悲剧在这一章结束，又在那一章开始，而悲剧，永远不会有结局。

[1] 德语的“行动”。

[2] 指将囚犯铐在一张椅子上，把铁链的手铐和脚镣连起来，迫使囚犯弯曲成香蕉形，身体拉伸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有时，审讯人员还会将椅子抬到空中，然后突然摔到地上，让囚犯顿时不省人事。

[3] 波斯语音译，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宗教职衔和荣誉称号，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安拉的迹象”。伊斯兰什叶派现教阶从低到高依次为：毛拉、阿訇、乌莱玛、穆智台希德、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

第十章
和平，1993

就像定居点，和平，同样是1967年与1973年战争的结果。

就理论上而言，渴望和平的意愿一直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儿子诺曼（Norman）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不仅仅有犹太人的时候，它存在着，于是诺曼加入了由耶路撒冷知识分子推动的犹太人和平同盟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1]。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伊扎克·塔本金定居哈罗德山谷的时候，它存在着，而犹太激进分子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运动，导致了对阿拉伯佃户的驱逐。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当雷霍沃特的作家以及柑橘种植者摩西·史密兰斯基警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犹太人，我们必须和非犹太人和平共处时，它存在着。史密兰斯基告诫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什马利亚胡·古特曼率领他的学员登上马萨达之时，它存在着，于是犹太人文主义者公开指责他以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俘获了这群年轻人的心灵。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帕马奇的部队清空了巴勒斯坦的村庄、占领阿拉伯的吕大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史密兰斯基的侄子伊扎尔写下了《基伯希兹安》（Khirbet Khizeh）[2]，一篇讲述野蛮驱逐的中篇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建立并武装自己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左翼人士发出一个和平倡议，承诺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难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本·古里安建立迪莫纳核反应堆时，它存在着，于是那些道德维护者公开指责以色列和中东的核化进程。

70年以来，对和平的渴慕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边缘地带，尝试着压抑犹太民族运动的可耻的本能。但在1936年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之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权利。它在口头上说着为和平服务，却没有意愿为其付出实际的代价。它将移民、定居点及国家建设视为最主要的目标，却不重视和平，并没有将其奉为最高事业。

真正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和平运动诞生于1967年和1973年战争结束后。只有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开拓的新视野才将和平之战引进到以色列的公共舞台。同样在那些年，大以色列的观念以及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需求也萌芽了。第一个定居点所经历的十年，同样也是第一次和平示威所经历的十年。随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所发生的结构转变，同时兴起的还有新左翼势力和新右翼势力。这两股势力都反对工党的顽固领导方式，反对僵化不变的现实。两股势力都主张一种激进的解决方式，鼓吹即时达成乌托邦的秘诀。当它们彼此角逐、彼此界定、彼此促进的同时，和平运动和土地运动也开始成为新以色列的塑形之力。

这一次我不需要进行长途跋涉，约西·萨里德（Yossi Sarid）就住在距离我家5英里的地方。从他位于北特拉维夫的宽敞公寓的角窗向外眺望，可以听到湛蓝而宁静的地中海发出声声召唤。作为以色列左翼势力标志人物，这个男人以一个轻柔的握手迎接我。我们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次竞选活动里，我甚至自愿担任他的非官方顾问。但多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然而这一次，约西知道，我前来并不是缘于争辩，而是出于理解的目的。和平运动是从哪里发起的呢？我问道，它包含哪些特质？它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又从哪里步入歧途？为什么它现在迷失了方向？

1940年，萨里德出生在雷霍沃特。他的双亲都在一座萧瑟的波兰小镇拉法洛卡长大，之后在1935年返迁。几年后，纳粹抵达了拉法洛卡，将犹太人赶进森林，指挥他们在地上挖坑，然后开枪射杀他们，让他们栽进他们刚刚挖好的坑里。约西的母亲杜芭（Duba），因此失去了她的母亲、父亲、姐妹和兄弟。她患上了临床抑郁症。他的父亲雅各布（Yaakov），尽管失去了他的整个家族，但仍然对生活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1945年，雅各布把他的儿子约西放在厨房的一张板凳上，告诉儿子，为什么他决定把他们的姓氏从“施耐德”（Schneider）改成“萨里德”（意思是“幸存的”），因为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对于约西来说，厨房里的这一刻是决定性的。听着他父亲的教导，他确信，在这个星球上他们都是孑然一身。

雅各布·萨里德表现十分出众。在短短几年里，这位学校教师成了学校的校长，然后担任所有社会主义学校的总监，然后担任以色列教育部主任。约西·萨里德同样十分出众。他是一个卓有天赋的孩子，在各个领域表现优异，经常胜过他的同龄人。但是杜芭·萨里德，仍然忧郁着度过了一生。在拉法洛卡大屠杀的第19个周年纪念日，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约西·萨里德就被寄予厚望。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诗人和教授，而他的同学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无论萨里德走到哪里，他都因为他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言辞以及矜傲的态度超类绝伦。从一个男孩成长为青少年，他都是耀眼的、叛逆的、自矜的。他从不盲从权威。他是一个输不起的人。他的野心、天赋和挑衅性格使他成就不断。16岁时，他在以色列最富声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诗歌。23岁时，他在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担任一名主要的新闻编辑。24岁时，他成为长期执政的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发言人。

萨里德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工党的后代。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劳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的邻居是工党的，学校是工党的，他参与的青年运动也是工党的。工党是他唯一的参照系。难怪这位年轻的政党代言人迅速地赢得了党内元老的信任和喜爱。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外交部长平夏斯·萨帕尔（Pinchas Sapir）、秘书长果尔达·梅厄，都把他视作一个心爱的儿子。这些笨口拙舌、垂垂老矣的统治者们栽培着他们雄辩滔滔的发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收养了他。他们给予他来自全能的强大机构的鼎力支持，而他回报以一条通向一个年轻以色列和一种新式媒体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他们以前未曾想到的。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用不了多久，萨里德就将继承工党，成为以色列的总理。

六日战争后不久，萨里德前往美国求学。他在自由的纽约度过了他的研究生生涯，那时的纽约正关注越南战争。这个精力充沛的以色列人参与到斗争中。他积极支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参加了示威游行，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当他在1969年回到以色列后，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在他眼里，以色列的政策是好战的、轻率的、过时的。尽管他参加了竞选，但他的观点与政府的鹰派路线有着很大不同。当他意识到，果尔达·梅厄不愿为了和平归还被占领土，他愤怒了。于是，曾经的萨里德–梅厄友好同盟，演变成充满敌意的、彼此仇恨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萨里德就已经明确地认为，占领是一场灾难，诸多的定居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平势在必行。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的国境线，必须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进行谈判。一些激进的左派人士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意他的观点。但在工党内部，他是一个弃儿，他的新的政治立场——绝对异端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排挤。在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的推动下，以色列已经沉迷于刚刚赢得的帝国权威，不愿理会一个被灌输以美国反战运动思想的傲慢王子的审慎警告。

赎罪日战争粉碎了梅厄和达扬的帝国妄想。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基于抗议的新政治文化。而萨里德就成为这种新政治文化的捍卫者。他掌控了媒体，与行政机构、定居者、腐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77年大选的异变带来了梅纳赫姆·贝京[3]以及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这令萨里德更加强大。工党现在敌视他，同样敌视他的还有工党的中坚分子。在学术界、媒体界、商业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很多人都疏远了他。

但萨里德并不介意这些敌视和疏远，这正与他挑衅的、傲慢的本性相合。现在他成了明星。他站起来反对利库德集团，反对定居者，反对以色列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宗教主义浪潮。他尖锐地批判着1973年后及1977年后的以色列观念模式，深刻程度超出其他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萨里德最美好的时光在1982年降临。当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4]将以色列卷入虚伪而离谱的黎巴嫩战争时，在以色列的议会上，萨里德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成员。一时间，他成了全民公敌：被辱骂、被攻击、被排挤。但结果表明，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愚蠢至极，萨里德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参与反战示威游行的数十万以色列民众来说，萨里德是以色列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英雄。随着和平抗议运动汇集成一股浪潮，萨里德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两年后，萨里德退出工党，加入了左翼的梅雷兹党。尽管他最终成为这支小党派的领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再也没有重现他在20世纪70~80年代时的显赫。脱离工党令这个满怀希望、特立独行的人只能徘徊在以色列的政治边缘，陷入沮丧和愤懑。尽管备受尊重，萨里德却错失了一个引起反响的良机。他所走的路是别人不曾走过的。

萨里德的脸庞镌满了深深的纹路，蚀刻他的是失望。他身材瘦削，头发几乎掉光，穿着打扮是令人吃惊的过时。他饮用的咖啡加了很多奶，味儿很淡。他客厅里的陈设也是注重功能性的。尽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人，思维敏锐，善于讽刺，但他依旧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小时，留给我的却是困惑和沮丧。

“我来到这里，并不仅仅因为你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标志人物，”我告诉萨里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传记就是左翼的传记。在新和平运动取代衰落的劳工运动的过程中，你就是当中的顶梁柱。从工党走向和平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也是从建设走向抗议、从实践走向讨论、从领导走向反对所经历的深刻思想变革。而你就是这种转变的化身。以色列由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实践的劳工文化，转向了基于以色列自由派的抗议而产生的和平文化，而您就是这种转向的化身。”

萨里德没有对此表示否认。他看到了左翼势力所经历的与他所经历的之间的相关性。他说：“塑造我的，是我双亲在拉法洛卡消失的家园，是我在雷霍沃特经历的快乐，是以色列建国之初所经历的19年。但六日战争破坏了所有的秩序，而美国又开拓了我的眼界。赎罪日战争把我激怒了，因为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以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时，我拒绝成为当初我所期待的王子的角色。我曾经是任性的孩子。我不愿跟随长者的脚步，我想要彻底的变革。我想要推翻和颠覆已经背叛我们的国家领导集团。”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道，“你以及和平运动，总是不停地‘反对’，反对梅厄，反对贝京，反对占领。尽管你们有权利表达愤怒，但你们的失败恰恰在于你们总是持否定的态度。你们抗议，你们举行示威游行。不像老工党的党员，你们从没有建立任何东西。你们没有建造一处房子，也没有种下一棵树。你们也从来没有承担处理以色列复杂现实的沉重责任。从情感上说，你们仍然沉浸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少年抗议阶段。和平运动的否定特质令它毫无效果，并最终失去了吸引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情绪上，它都是徒劳无益、不结果实，甚至起到了腐蚀性的作用。没有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的怜悯，却有着过多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填补衰落的劳工文化所留下来的空白。在你们上演一幕弑父弑母的鸿篇巨制后，你们自己却没有成功地担当父母的角色。没有抚养，没有鼓励，也没有领导。你们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选择。最后时刻，你们这一代只达成了创始者们已建立的功绩当中的一小部分。你认为，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没有船长、没有罗盘、没有方向感，在大海中迷失，但这只是你的视角，别人可不这么认为。”

萨里德立即就有了答案。当他用他短小的、指甲露出被啃噬痕迹的手指玩弄着他的无框眼镜时，他开始迸射一大段冗长的尖刻言论。

“重点关注占领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这样说道，“占领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是所有暴行的根源。当我们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我们就打开了一扇门，罪恶的风就从这里吹了进来。你在今天的以色列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源自占领。譬如那些残忍暴虐、欺诈谎言，以及腐朽衰落。甚至军队当下正在腐化，也是因为它被强迫成为一支占领的军队。因为占领，我们已经被由一群以弥赛亚自居的狂热分子所组成的疯狂团伙所俘虏，他们将毁灭我们，就像他们的祖先毁灭了第二圣殿一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恐怕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看到它们正在降临，我提前预见到了所有的一切。当我看到占领的第一批种子之时，我就知道那是毁灭的种子。”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继续说道，“你问我和平运动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呵，我这样说吧，以色列的和平运动是为了恢复常态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想要的就是正常化。上一代人告诉我们，战争是我们的宿命。这就是事物运转的方式。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国家，战争是正常的。但当我们抬起头，环顾四周，却看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永恒的冲突是不正常的。这不是别人生活的方式，这不是民族之间处理他们差异性的方式。比方说德国与法国、越南、中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所以我们拒绝摩西·达扬臭名昭著的声明：‘刀剑将永远杀人[5]’。我们寻找一种方式来担保，刀剑并非永远杀人。说我们一直都在反对和否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是带来和平新希望的人。我们宣扬接连不断的战争并不是某条既定法令，我们宣称和平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我们宣告我们想要拥有像其他人那样的正常生活，我们想要享受其他人所享受的和平。”

“这就是了，”我质疑萨里德，“你们发现了世界，但你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你们忘记了1948年战争，忘记了它所造成的难民问题。你对犹太复国主义令人心寒的后果视而不见，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公平驱逐视而不见。你们也没有认识到，西方犹太人文明下的民主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宗教矛盾和身份冲突。你们没有考虑到，从我们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来看，事实上，和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萨里德理解我的意思，但他的答案就像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历史不是一个火车站，”他这样说道，“因为即使你滞留在最偏远的火车站，你仍然确信，即使你误了这趟火车，下一趟火车仍会抵达。你也许会等待一个小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但下一趟火车仍会到来。历史并不这样。在历史的情境里，如果你错过了你应该登上的那趟火车，就不能指望还会有下一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恼火、大失所望。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任总理，我势必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定。也许我还会设法挽救一些定居点，或者是一小部分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但因为那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既傲慢又冷酷，于是时间流逝了，机会溜走了，火车驶离了车站。现在我没有看到下一趟火车的到来。一列火车都没有。而这只会令我更加悲观和沮丧。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深爱着这片土地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我归属于这个国家。在我的噩梦里，我看到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向着耶路撒冷进军，我看到数百万的阿拉伯人向着以色列进军。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除了即将葬入的坟茔，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有时，当我看着我的孙辈们，我的眼睛就涌出了泪水。我不再确定，他们的命运会不会与拉法洛卡孩子们的命运一样。”

我与尤西·贝林（Yossi Beilin）会面的地方，在赫兹利亚[6]高新技术塔楼里他的豪华办公室。他穿着浅色的套装，系着白领带，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尽管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位由和平运动政治家转行的商业顾问却拥有一张年轻的脸庞，只有几行纹路镌刻其上。虽然他只比萨里德年轻8岁，但贝林显得更为成熟。在这些年里，他一直是和平运动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不是只会提出抗议，而是付诸行动；不是被情绪压垮，而是谋划着行动。

在以色列建国的那年夏天，贝林在特拉维夫出生了。他的家庭充斥着犹太人的历史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早些年前，他的祖父曾作为一名代表，两度出席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的父亲是特拉维夫记者工会的簿记员，学识渊博，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教授阿拉伯语、《圣经》以及考古学，并对工党的日报《话报》（Davar）贡献颇多。他们全家居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这个家庭没有太多的财富，却并没有失去骄傲以及学习热情。在屋子的墙上，悬挂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奠基人、大屠杀受害者以及哭墙的照片。贝林的双亲都为他们能活到救赎之日来临而感恩，并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他们年轻的儿子约瑟夫（Yosef）。

贝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他有着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后裔坚定果敢的魄力。在小学时，他勤奋而刻苦，求知欲旺盛，并获得了著名的赫兹利亚高级中学的奖学金。他从不浪费时间，从不反抗权威，从不自由行动。下午时，在青少年广播站担任通信员。8岁时，他变得严守教义，配备了经文护符匣，只食用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物。但他真正信奉的上帝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戴维·本·古里安。每逢周五，年轻的尤西都要走到犹太国家基金大道，去看那位有着不羁发型的白发老者迈出他的豪华轿车，走进朴素的两层楼的宅邸。在这里，他凭借无限智慧引领着犹太人民前进。当本·古里安退休时，贝林失声痛哭。

贝林印象中的以色列，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这里有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迪莫纳的核反应堆，特拉维夫的演艺中心，国家的引水工程。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新加坡和韩国，贝林回忆起来都为之惊叹。国家的边境也是安宁的，阿拉伯人离我们很远，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什么问题。那时有着深深的安全感。犹太人的悲剧终于远离了我们。犹太复国主义在实现救赎的神迹之后，又成功地将以色列的国度引领向现代化和开明进步。

在1967年5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恐惧的。在那战争迫近的日子里，特拉维夫的人们谈论着要在城市的公园里挖掘大型坟墓。有些人担忧会经历第二次大灭绝。但贝林服役的富于谋略、坚毅无畏的以色列国防军，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战争。而贝林，同样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属于他这一代人的战争。当战争确实爆发后，以色列的国家军事机器运行得就像一只瑞士产的时钟。短短几天之内，它就粉碎了阿拉伯的军队。埃及士兵烧焦的尸体横在沙滩，他们的双目还大睁着；19岁的以色列士兵被这幅景象震撼了。当他手里握着的晶体管收音机宣布耶路撒冷获得解放，圣殿山回到我们的手中时，贝林像个孩子一般大哭起来。这个国家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保卫自己、实现权利，就像它已经证实的那样。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贝林在大学研读政治学和文学，并为《话报》撰稿，积极参与政治（工党）。他工作努力，学习刻苦，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尽管他并不是鹰派人士，但占领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他造成过困扰。他甚至支持一些早期定居点的建立。他完全地信任果尔达·梅厄、摩西·达扬，以及他们的工党政府。再一次地，边境平静下来，阿拉伯人远去，巴勒斯坦人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一切就像它本来的模样。

1973年10月6日，贝林待在家里。他刚刚为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做了赎罪祷告，就惊骇地听见拉响的空袭警报。他觉得肯定是弄错了，难道阿拉伯人愚蠢到在遭受1967年的屈辱惨败之后再来袭击以色列吗？但数小时之后，这位25岁的预备役士兵就穿上了制服，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坐在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所里。他亲耳听到了以色列士兵的溃败，他亲耳听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士兵哭喊着救命。将军们在互相大吼。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尊严。通信网络传来恐慌的尖叫。崇敬的摩西·达扬在走廊里踱着步，就像一个战败的元帅。在以色列最高统帅部的大厅里，人们谈论着第三圣殿的末日来临。

而战争还在肆虐。贝林背弃了宗教，他不再携带经文护符匣，也停止食用那些符合教规的食物。他在安息日开车和写作，他再也没有走进犹太教堂进行祈祷。破灭的不仅仅是他的信仰，他所信任的世界也崩塌了。他曾经崇拜的神现在看起来什么都不是，只是惯于欺骗的偶像。“看起来就像某种宗教的启示，不过恰好相反，”贝林告诉我，“神的显圣、神的存在突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痛苦和空虚。一切都失去了效力。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聪明，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没有上帝，也没有领袖，没有人可以让我抬头仰望。

我已经孤单一人。我背负着所有的责任。我不得不亲自确保不会降临又一场战争或者灾难，确保第三圣殿不会遭到毁灭。”

在赎罪日战争之后的十年里，贝林成了工党里前途光明的年轻思想家。1977年，他是西蒙·佩雷斯的助理、工党的发言人。1984年，他是利库德集团——工党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然后，他成了一个和平运动的倡导者。1987年，他作为站在西蒙·佩雷斯一方的外交部长，尝试与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进行和平谈判。1989年，他在海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进行间接对话。1990年，他在耶路撒冷签署了一份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声明。当约西·萨里德离开工党并开始游走在政治边缘后，贝林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和平运动中被寄予厚望的人。他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缔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的那个人。

1992年6月，伊扎克·拉宾带领工党在国家大选中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一个中左翼的政府。拉宾看不起贝林，贝林也不屑与拉宾为伍，但机会是无法抗拒的。在黎巴嫩战争失败以及1987 ~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右翼势力被粉碎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以色列的议会里，和平的呼声占据了大多数。首相做出承诺，要在6~9个月之内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错失这个机会，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坐等首相引领他们踏上通往和平的道路。

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贝林擅自行动了。1992年12月4日，他委派他的特使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前往伦敦参加一个秘密的、未经授权的会议，与巴解组织的财政部长阿布·阿拉（Abu Ala）会面。1993年1月20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以及另一名特使罗恩·蓬达克博士（Dr. Ron Pundak）在奥斯陆[7]南部的萨尔普斯堡与阿布·阿拉谈判。1993年2月11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和蓬达克在萨尔普斯堡启动了第二轮谈判。总理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此时还毫不知情，但在萨尔普斯堡，正在起草一份严肃的文件。文件声称双方达成一致，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区撤军，赞成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并启动关于双方最终状态协议的直接谈判。

直到1993年2月中旬，贝林才将挪威的草案文件出示给佩雷斯。他着意淡化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欺骗了自己的上级。尽管他告知了佩雷斯，但佩雷斯并没有完全理解萨尔普斯堡会谈的意义。因此，当外交部长向总理做汇报时，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奥斯陆和约的含义。拉宾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有指示佩雷斯停止谈判。以色列最重要的两名政治家被贝林玩弄于股掌。就像耶胡达·伊曾、平夏斯·沃勒斯坦、哈南·波拉特从1975年拉宾——佩雷斯政府设法得到的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的模糊许可，贝林从1993年的拉宾——佩雷斯政府获得了与巴解组织谈判的模糊许可。大坝裂开了一条缝，一个加速的和平进程开始运行了。

1993年春，举行了另外的三轮会谈。5月，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加入了挪威的以色列团队。6月初，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拉宾的心腹——约尔·青格尔（Yoel Zinger）也登上了飞机。1993年6月6日，拉宾指示佩雷斯中止谈判。看起来似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团队的意义，并为此感到恐慌。几天之后，他默许了此事。现在的谈判开始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互相承认为中心。以色列谈判方由四人团所操纵：拉宾、佩雷斯、贝林和青格尔。他们每个周末秘密地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赫兹利亚会面。但是，主要的决策人是外交部副部长贝林。他是唯一知道谈判方向的以色列人，也是唯一知道每一个步骤意义的人。他是引领以色列总理和外交部长以及整个国家议程的人。

“你曾经探讨过你所做事情的历史意义吗？”我问道。“从来没有。”贝林冷静而坦率地回答。我又问：“你曾经探讨过当中蕴含的风险吗？”“从来没有。”“你曾经考虑过备选方案吗？”“没有。”“你是否意识到，你当时正在推动巴勒斯坦建国？”“我的确意识到了，尽管拉宾和佩雷斯不太明确这一点。我假设奥斯陆会谈是一条密道，这条密道会一直是一个秘密。它所达成的政治结果应该是，以色列政府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达成一项有限的自治权协议。没有人会预见拉宾和阿拉法特的和解，没人知道，以色列的合作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以色列团队要处理的就是细节问题。我们在小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如今回顾时却发现，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重要性。”

在7月末的时候，当他们自信心不断增强时，巴勒斯坦人却说，如果双方没有互相承认，他们就不会在临时协约上签字。拉宾非常恼火，但这时他已经被困住了。他困扰于之前许下的达成政治突破的许诺，在叙利亚问题丝毫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就是他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再一次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走上了贝林引领他走上的道路。8月18日，拉宾授权西蒙·佩雷斯在奥斯陆签署了秘密协定。9月10日，伊扎克·拉宾承认了巴解组织。9月13日，拉宾在最后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策略上对阿拉法特做出让步，在协约的序言中将“巴勒斯坦团队”换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小时后，以色列的总理与美国总统及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一起，走向白宫的草坪，缔造这段历史，名垂青史。尤西·贝林坐在草坪上后排的一个位置，他还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他将拉宾和佩雷斯引领到了这里。他将以色列引领到了这里。他实现了和平。

“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对贝林说道，“首先，你并不是一个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的虔诚信徒。在遭受赎罪日战争的创伤之后，你想要和平，你意识到，占领是危险的，而你认为，签署一个协定把约旦河西岸归还约旦就能解决问题。但在1988年年底，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一点儿也不想处理西岸问题。于是1992年，你面临又一次选择时，与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谈判就不能公开了。而那时留给你的只有阿拉法特，但阿拉法特不是能轻易应付的。阿拉法特代表了巴勒斯坦全体人民——不仅仅是占领区里的居民，还包括了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化身。因此，如果能与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定，这个协定将完全不同于与当地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协定。一个能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和平协定将基于巴勒斯坦的大转变：对犹太民族的承认，对犹太民族运动及民族权力的承认，对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放弃。

“事后看来，很明显，你并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宗教、文化以及生存空间问题上的冲突。你不记得阿拉伯世界对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排斥，不记得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公开后阿拉伯人的暴行，也不记得1948年战争后所遭受的灾难。你看到的只是1967年相对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占领，而你认为你能够以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解决它。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却被诱惑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达成和平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你没有利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特殊情境最终引领人民走向真正的和平，却选择了和平的表象。你以为你操纵了佩雷斯和拉宾，但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操纵着你。尽管他们处在战略劣势，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把你甩在了地上。”

贝林安静而耐心地聆听着。他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时刻保持超然、冷漠的能力。“如果是我的话，”他说，“我会在那时、那地达成一个关于双方最终地位的协议。我会在短时期内解决你提到的所有核心问题。然而，在1993年，拉宾并不想要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和平。我不得不缝制一件他愿意穿上的衣服。我知道，这件衣服还远不够完美，我知道，任何延误都会埋伏下和平的隐患。但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我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工作。在白宫的典礼之后，我立即飞往突尼斯，与阿拉法特最高级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开始了关于真正和平协议的谈判。这需要时间，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1994年2月，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展开希伯伦大屠杀[8]。然后，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在1995年11月刺杀了伊扎克·拉宾。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能预测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如果拉宾没有被暗杀，和平最终会实现。我们也不会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以色列会同巴勒斯坦、叙利亚及阿拉伯世界和平相处。”

和平的故事同样也是我的故事。对于像我这样的中上层阶级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来说，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它还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和平是一种社会整合，也是我们民族之火的支柱。和平是我们的信仰。1965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最神圣的歌就是和平歌曲《明天》（Tomorrow），但歌曲许诺的和平却是抽象的。歌曲中的士兵脱下了他们的制服，但士兵中却没有阿拉伯人。这是人们渴望却不敢相信的和平。到我读十年级的时候，我们最神圣的歌曲是《和平之歌》（Song for Peace）。这首和平之歌表达了一种抗议，是死去士兵的令人心中发寒的强烈抗议。歌中有反抗，但同样，没有阿拉伯人。《和平之歌》中的和平是愤怒的、对抗的、政治的，但它仍然是模糊的，就像它的前任一样。然而，它所反映的对和平的需求仍然是令人愉快的。

从《明天》中的和平到《和平之歌》的和平历程，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在六日战争以及占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后，我们相信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在赎罪日战争后，理所当然地，我们认为以色列争取和平的行径使我们失去了阻止战争的时机。经历了1977年的政治动荡、定居点的建立、黎巴嫩战争之后，和平成为我们反对右翼人士和定居者的悲叹。和平从来没有基于一个清醒的历史判断，也没有提出一个现实的战略预测。和平成了面对持续的、不堪忍受的冲突所表现出的一种情感、道德及理性立场，成了正在改头换面的以色列。

我读高中时，经常参加和平运动的聚会。我钦佩地聆听那些卓越人士——比如小说家阿莫斯·奥兹、记者乌里·艾弗纳瑞（Uri Avnery）以及前上校迈尔·帕伊尔（Meir Pa’ il）——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士兵，在休假时，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耶路撒冷火炬和平游行，怀着忠诚的信仰聆听约西·萨里德和尤西·贝林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大学生，我是和平运动狂热积极分子。我撰写和分发和平运动的小册子，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做出的许诺。然而，直到3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聆听那些巴勒斯坦人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意识到，和平的许诺毫无事实根据。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道德角色，但它却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和平的许诺固然是善良的，但它却因我们生活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一系列否定而深陷泥沼。

我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假定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里：两个民族共享着同一个家园并为之争战，而这场战斗几乎是永无止境的。70年来，我们犹太人拥有了承受这个悲剧的毅力。我们充满活力，可以忍受这场持续不断的冲突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倒下时，我们开始否认悲剧。我们想要相信，在我们生存的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悲惨的法令。因此我们假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什么悲惨的境遇，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1967年我们占领的土地为这个急需的假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它允许我们关注一个内部化的问题，它允许我们专注于一个我们自己造成的内部冲突。右翼们说：“只要我们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安然无恙。”左翼们说：“我们只要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享有和平。”右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都是因为左翼的错误观念。”左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要怪右翼的狂想。”与其直面一个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悲惨现实，不如我们选择自行创造一个左右翼互相对抗的简单叙述。这不是阿拉伯人的过错，而是犹太人的；这不是中东的过错，而是以色列政府的；这不是以色列基础条件的过错，而是某些特定的以色列政客所造就的特定的错误。于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我们将我们生活中的悲剧转变为一出寓言剧。我们创造出一幕虚假的现实，它使我们能够责备我们自己，而不用面对我们所陷入的残酷现实。

从这个一般性的理论中，我明白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左翼的理论：它的根本缺陷是，它从来没有对占领问题及和平问题进行区分。在占领问题上，左翼是完全正确的，它认识到，占领是一场道德的、人口的以及政治的灾难。但是在和平问题上，左翼是有些天真的。它指望着一个从来不曾真实存在的和平伙伴。它假定，因为我们需要和平，因此，和平就是可以实行的。然而这个地区的历史冲突和地缘战略暗示着和平无法实现。左翼所主张的正确的道德立场，因其不正确的经验主义假想而受到连累。

为什么左翼要紧抓着这个经验主义的、不正确的假想不放呢？因为这个假想能够令它否认1948年的悲剧，能够令它忽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犹太复国主义困境之间的裂痕。大家都知道，1967年的盲目幸福令右翼们相信大以色列是可能实现的；却没那么多人知晓，同样的盲目幸福导致左翼们相信大和平的可能性。这两种幻想的权力斗争使左右翼双方可以逃避现实，也令以色列可以逃避现实。因为占领是不道德的、是破坏性的，所以左翼放弃了坚持结束占领的合理的、理性的态度，于是左翼赞成这个不健全、非理性的信念——结束占领将带来和平。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倾向：

将定居者和定居点视为罪恶的源头，忽视没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地位。当时还有一种神奇的信念，认为以色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致能够以结束占领的方式结束冲突。左翼采取这种和平假象，因为它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它要赋予以色列一种崭新的生存状态。它要以一片假想未来的开阔蓝天取代我们脚下的荒原。

于是我们得知，和平不再是和平。它不再受到政权、利益、时机、威胁以及同盟的现实分析的约束。它不再受到合理判断的束缚。它忽略了阿拉伯人的愿望及政治文化，忽略了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这些难民不关注占领，而是迫切希望返回他们失去的巴勒斯坦。这种和平不是基于诸多事务的真实状态，而是基于思想的情感状态。它是一种心愿，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在我所长大的以色列，和平是一种生存需要，从中催生出一种救世主观念。它令以色列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White Ashkenazi Supporters of Peace,WASP）相信，他们可以不用做残酷的事情就能成为以色列人。这种观念令不断前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可以安抚犹太复国主义被剥夺的其他继承权。因此和平演变成世俗部族的图腾。和平承诺我们，我们可以是纯正的、公义的、美好的。和平意味着，我们不用再进行持续几个世纪的争战，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悲剧书写下一个愉快的结局。

我开车驶往耶路撒冷，去拜访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以及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这三位都是以色列和平运动进程中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两位是我的大学教授，第三位是我的政治导师。我询问他们究竟哪一步出了差错，又是什么挫败了和平进程。

斯坦赫尔说，奥斯陆协定作用太小，签订得也太迟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左翼势力从来没有成功地超越那些信誉卓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精英集团，它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地拯救以色列的原因，”斯坦赫尔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如今饱受焦虑，”他这样说，“以色列就是我的生命，但我却看到以色列正在走向衰亡。我看到一种不治之症吞噬着我如此深爱的国家。”

布林克尔的观点就仿佛是我自己理论的翻版，这令我感到惊讶。他说，就像右翼一样，左翼也屈从于六日战争后随之而来的救世主妄想。这种妄想深信以色列是全能的，确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是天真的，但我们同样也是傲慢的，”布林克尔说道，“原则上，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我们不愿去承认这种立场是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的。首先，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对我们说‘不’。然后，侯赛因国王也说‘不行’。巴勒斯坦人总是那么浮躁善变。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难题。我们坚持认为，如果以色列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和平就会来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受到来自右翼的攻讦。一次又一次，右翼揭露了我们的内在矛盾，证明我们所指望的阿拉伯同伴从来不曾真正在那里。”

马格利特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他根本都不信任奥斯陆协议。人不能两步跨过一条鸿沟。他预见到了暴力、谋杀以及某种势头的受损。他预见到，现在的欢欣鼓舞会像蒸发的水汽一样消失殆尽，而其反作用将会占据上风。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拉宾、佩雷斯和巴拉克，也不相信在戴维营[9]可以达成所谓的和平，但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判这场和平进程，因为他不想对它造成妨碍。作为一场运动，这次和平运动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这样说道，“这么多年来，关于占领的辩论中，我们占主导地位，我们甚至赢得了对右翼的口头胜利，这使他们最终采纳了我们关于两国解决方案[10]的措辞。然而，在最后的决斗中，我们经历了惨败。我们没有阻止殖民活动，我们没有结成一个足够广泛和强大的联合体来阻止定居者。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的境况几乎毫无转圜余地。我没有看到在以色列国内还有什么力量，足够强大到阻止这个我的父辈们所建立的国度变成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我坐在耶路撒冷德国殖民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附近，在劳埃德乔治大街上，矗立着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总部，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黎巴嫩战争——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定居点运动——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带来和平——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没有成功阻止世俗的右翼势力和宗教的右翼势力攻占我们挚爱的、理智的以色列。这里有充满力量的经历，这里的战斗鼓舞着我们。那些抗议活动支持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对和平的期望赋予我们意义。然而，在聆听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和马格利特的讲述之后，我扪心自问，我们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宣告失败？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争取和平是正确的。我们送贝林的团队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面，为他们提供一桩伟大的交易——让一个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与一个犹太民主的以色列沿着1967年的边界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也是正确的。但我们决不应该向我们自己许诺和平，或者假想和平即将来临。我们应当足够清醒地说，占领必须结束，即便结束占领并不能平息争端。我们的目标是划下一条边界，并为这条边界争取国际认同，然后逐步地、谨慎地退至这条新的边界。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以色列的公众，一个占领别国领土的以色列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一个结束占领的以色列是可行的，也是强大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设计最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土地分治。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世界和我们的人民说必须停止占领，即便不能取得和平。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自己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事实，即他们想要回到1948年前的村庄和家园。与其勇敢地面对当下的现实，我们更倾向于“现在实现和平”的浪漫信念。因此，当绝佳时机在1993年降临时，我们错过了它。在奥斯陆，我们试图以一个有缺陷的和平理念在中东现实施加影响，但很快遭到拒绝。然而，即使在遭到非常明显的拒绝后，我们仍然紧握着这个有缺陷的理念不放。当公交巴士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爆炸，我们仍然唱着我们假想和平的圣歌。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来自同胞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弃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和平的渴望正在转变成一出可怕的闹剧。我们的失败，并不是我们所遭遇的对抗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弱点，出于我们所缺乏的理智、正直和勇气，出于我们的不成熟。对于那些我们理当继承的来自以色列创始人的遗产，我们从不屑去继承；对于那些我们理当跟从的步伐，我们也从不屈就遵循。和平集团回避着历史的连续统一性。它拒绝承担真正的责任，依旧延续着20世纪70年代抗议运动的模式。

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以及马格利特，是我这一代人的导师和领袖，而我感觉距离他们如此之近。我感受到了共鸣和吸引。尽管我与他们争论，我们仍是一体的。萨里德、马格利特和布林克尔理解1967年夏天的占领是多么愚蠢。贝林和斯坦赫尔看到了1973年战争及1977年剧变之后的光明。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很早且很清楚地抓住了历史的这一面。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战斗，哪怕被一致认为是疯子和叛徒。但是我的导师们所培育的恋母政治文化，其主题却是弑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没有长大过。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领袖。而且，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将占领问题从以色列生命及中东现实的广阔背景中剥离。至少三次，他们是盲目的：他们看到了国内圈子里的冲突，一个以色列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巴勒斯坦的大卫，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在外部圈子中，一个阿拉伯伊斯兰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以色列的大卫；他们看到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67年的占领是灾难性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还有其他的事件远比占领更严峻，他们发自肺腑地投以关切，比如他们在1948年失去的家园；他们知道，以色列不得不处理关于占领的挑战，但他们忽略或者说不予理会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其他严峻挑战。因为这三个认知缺陷，他们的视野有了缺损，他们所接触的现实范围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些善良的以色列左翼及以色列和平运动的领导人，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

我开车驶回特拉维夫，与阿莫斯·奥兹会面。我们很早就彼此相熟。20年里，我们曾经面对面地探讨人生和文学，辩论和平与政治。尽管我确实敬爱他，但近年来，我却经常与他意见分歧。奥兹就是那个和平的预言家。他是和平运动的古鲁，是以色列和平圣会的领军拉比。

我发现阿莫斯的心情大好。在意大利，他们刚刚上演了一部歌剧，正是以他的诗歌小说《同一片海》（The Same Sea）为底本。他的书已经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在数十个国家流传。这个曾经的耶路撒冷孤儿在胡尔达基布兹建立了家庭，现在是以色列最杰出的作家。但他的头颅仍然没有高高昂起，就像他一直以来那般谦逊。我和他相约在拉马塔维夫的一家整洁朴素的咖啡馆里见面，他穿着格子的衬衣和米黄色的裤子，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站起来迎接我，并和我握手。

“我不是一个东方学者，”奥兹说道，“但我每天早上所做的工作——从早5点开始，就是尝试进入人们的大脑，想象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1967年6月，当我穿着制服，提着乌兹冲锋枪，自西奈沙漠的战场返回耶路撒冷时，我看到的不是大卫王的都城。我看到擦皮鞋的阿拉伯男孩恐惧地看着我。我回忆起了我在英属托管所度过的童年时光，记起了板着脸的可怕的英国士兵。我明白，尽管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但它仍然是个外邦城市。我明白，我不该统治它，以色列也不能统治它。古老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过去，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并将危及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喜欢对其‘神圣的安宁’的描述，而我们不能被这样的宁静所诱惑”。

“当我回到胡尔达时，我意识到，我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情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右翼和工党主流都将1967年战争视为1948年的完成。我们在那时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我们在那时不能征服的地方，现在被我们攻占。我认为，这种思想状态是危险的。我意识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是巴勒斯坦穷人们的羔羊。我知道，我们绝不能占领它。一英尺都不行，一个定居点都不行。我们必须以一个担保人的身份持有这片领土，直至和平降临。

“工党的狮子们——列维·艾希科尔、平夏斯·萨皮尔、阿巴·埃班（Abba Eban）、伊扎克·本·阿哈龙（Yitzhak Ben Aharon）——就跟我想的一样。然而那些狐狸却想着吞并这块土地。于是，当狮子们不再咆哮时，狐狸们昂起了它们的头颅，而我孤军奋战。记者乌里·艾弗纳瑞和阿莫斯·凯南（Amos Kenan）固然在我之前，但在工党的内部世界里，我的确是‘出头炮’。我撰文反对摩西·达扬关于‘生存空间’的渴望，反对号召土地解放的华丽辞藻。我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我综合考虑了道德和现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独立建国。

“我遭受到凶猛的攻击，即便在我自己的工党报纸《话报》上，即便在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一个专栏作家同事要求《话报》停止刊登我的文章。其他人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叛徒或者疯子。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还有杰出诗人乌里·兹维·格林贝格（Uri Zvi Grinberg）、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和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这些以色列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和诗人都赞同大以色列的观点。我看着这个国家渐行渐远，变换了它的面容。它不再是我心目中以色列，不再是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在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实震撼并改变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1973年的战争令阿拉伯人认识到，他们不能以暴力占领我们。1987年至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令以色列人认识到，这里还有一支巴勒斯坦民族，他们不会离去。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停留定居。在一百年的集体失明后，我们突然看到了对方的存在。另一方消失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为什么，极少数以色列人所持有的观点在六日战争后被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接受。1967年左翼人士的思想，变成了拉宾、佩雷斯以及1993年政府的舞台。和平，从边缘地带转移到政治的中心。

“我近距离地观看到拉宾和佩雷斯所走过的和平进程。我非常了解他们，两人都经常在周五的夜晚来到胡尔达拜访我。改变拉宾的是以色列的青年们。他意识到，这些21世纪的小伙子们可不会像他在1948年那般投入战斗。改变佩雷斯的是世界。他访问了很多国家，倾听了很多言论，然后，他意识到，他绝对不想把以色列变成一个新的南非。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方式，拉宾和佩雷斯都认识到，冲突必须停止了。他们曾经是具有远见的鹰派，现在变成了迟疑不决的鸽派。

“当佩雷斯秘密给我送来一份奥斯陆协议的草案，我发现了问题。我明白，在现实情况里，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是一份棘手的三方协议，三方涉及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那些定居者。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奥斯陆协议能够使阻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认知高墙轰然倒塌。一旦这座高墙倒下，我们就将前进一大步。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前进，迈向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

“我犯了一个大错，低估了恐惧的重要性。右翼最强大的论据就是恐惧。他们不曾大声地宣告这一点，因为他们羞于说出口，但他们有最令人无可辩驳的论据，那就是我们在害怕。这是一个正当的论据。我同样也害怕那些阿拉伯人。因此，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启和平运动，这会做出改变。我将指出我们对阿拉伯人的畏惧。我将就以色列人对灭绝的恐惧心态发表一个真诚的对话。

“绝望吗？我还没有绝望。奥斯陆协议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因为它只是一个不被父母所爱的婴儿。但还不算太晚，定居点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双方都知道，妥协和折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曾彼此相爱。他们互相欺骗，他们互相大吼大叫。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他们互相看到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的情感突破是真实的。禁忌被突破了。认知的障碍物倒塌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直面巴勒斯坦人，国家与国家直接对话，探讨对这片土地的分治方法。这是不小的功绩，那时的和平是尚未失败的实验成品。”

就这样，我在胡尔达，在这个阿莫斯·奥兹居住了半辈子的基布兹结束了我寻访和平的旅程。胡尔达是贝谢门的孪生妹妹，它以一个种植业农场的形式兴起，其目的是教导犹太移民如何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工作。它地处国家的中心，建在1908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从阿拉伯人手里购置的土地上，临近雅法至耶路撒冷的铁路以及阿拉伯人的村庄胡尔达。一个纪念西奥多·赫茨尔的橄榄园也被种植在这里，还建有一栋名叫赫茨尔庄园的富丽堂皇的宅邸。但是，在1929年夏天，胡尔达农场被它的阿拉伯邻居们袭击并焚毁了。因此，一年后，当温和的、追求和谐的社会主义公社戈登尼亚在这里定居时，在赫茨尔庄园的宅邸、在橄榄园附近的赫茨尔松树林，社员们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尽管我们被瞄准射击，尽管我们的房子被焚烧殆尽，尽管我们的林木被连根拔起，然而，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梦想。

在18年的时间里，胡尔达的犹太复国主义公社和胡尔达的巴勒斯坦村庄和谐相处。这些建造乌托邦的先锋者们与那些遵循传统的村民们是关系融洽的邻居。但当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拟定后，敌意忽然迸发，事态改变了。1948年3月31日，阿拉伯人袭击了一支正驶向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胡尔达的车队，杀害了22名乘客。本·古里安决定，犹太人已经受够了。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六个星期前，这位想要成为建国者的人决定，犹太人必须向前推进攻势，占领沿途的阿拉伯村庄，打通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1948年4月6日，凌晨两点刚过，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离开了胡尔达基布兹，穿过了赫茨尔森林，袭击胡尔达的阿拉伯村庄。凌晨4点时，村庄被攻占。村民们四散逃亡，在几个星期之内，房子被拆毁，田地被劫掠干净。很多巴勒斯坦胡尔达村庄的土地，被转移到了胡尔达基布兹的名下。

45年后，我同巴勒斯坦的难民穿行过以色列。1993年4月，当挪威正在推进秘密的和平进程时，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Jamal Munheir）回到胡尔达。我一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寻找胡尔达的难民，最终找到了他。这位70岁的巴勒斯坦老人铭记着他的村庄，就好像他刚刚离开不久一样。他从来不怀疑任何事情，他告诉我。他还能怀疑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他观察着他的犹太邻居们，最开始是满腹疑虑，然后是感到惊奇，再然后是带着钦佩。他看着这些从俄罗斯来的苍白、贫穷的犹太人来到这里，看着他们逐渐强大，在这里扎根，将他们的橄榄园打造成一块人间天堂。他们学会了种植小麦、照料羊群、榨橄榄油。从他与犹太人毗邻的田野里，他感觉到他的新邻居们是正派而勤劳的。尽管他们的行事非常奇怪，尽管他们的女人几乎是半裸的，尽管他们服从公社的分配，不允许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们有着一种奉献精神。尽管他们不敬畏安拉，但他们是恭敬的。村庄与公社分享水井。当巴勒斯坦的姑娘们从深深的古井里汲水时，这些基布兹的社员礼貌而耐心地在一旁等候。他们还会参观村庄的马达法旅馆，还会邀请村民参观他们自己的公共餐厅。他们从村民那里购置蔬菜，同时为村民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贾马尔同样与他的邻居们有着生意往来。到晚上，他会与那个讲阿拉伯语的田地看守阿哈龙坐在一处。阿哈龙会给贾马尔讲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贾马尔会告诉阿哈龙那些关于恶魔的古老传奇。他们会安静地坐在篝火旁，小口地呷着小杯子里的浓郁黑咖啡，侧耳倾听从周边村庄传来的遥远的夜号，那是豺在这美好的夜晚发出声声嗥叫。

然而，很快，1948年4月，一支犹太军队来到这里，在深深的古井旁架设了一部迫击炮，开始炮击这座村庄。然后，犹太士兵们踏上了姑娘们曾经来来往往的小路，她们在过去头顶着装满水的陶罐，稳稳地走在这条小路上。整个村庄都被机关枪的火力笼罩了。贾马尔·蒙赫尔带上他的老母亲，把她推上一只骆驼的背上，带着家人逃到代尔慕黑森[11]。然后，就在第二天，代尔慕黑森也遭受袭击，他带着母亲和家人又逃到阿布舒莎。而两个星期后，他在阿布舒莎看到推土机把他在胡尔达的家园夷为平地，他出生在那里，他父亲出生在那里，他祖父也出生在那里，而现在，他看到白色粉尘聚成的巨大云朵从那个村庄冉冉升起。

一个月后，犹太军队抵达了阿布舒莎，贾马尔·蒙赫尔又逃到艾尔古拜卜。从艾尔古拜卜，他逃到艾因阿里；从艾因阿里，他逃到亚塔；从亚塔，他逃到安曼；然后又从安曼回到亚塔。从那时一直到现今，他成为希伯伦郊区、西岸的亚塔村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难民。

然而，贾马尔告诉我，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他从未忘记过胡尔达。因此，当1993年春天，我开车载着他行驶在通往胡尔达的公路上时，他咧嘴笑得像个孩子，嘴里呢喃着：胡尔达，胡尔达。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媲美胡尔达的土地。他带着我来到打谷场的遗迹，收获的谷物曾经堆积在这里；带着我来到一堆碎石残壁，这里曾经是他姑母的房子；带着我看一堆碎砖瓦砾，这里曾经是他叔叔的房子；还有他曾经的家，现在是一堆废墟。他告诉我，他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述他心中所想。只有神知道，只有安拉自己知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处地方，再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这里是贾马尔·蒙赫尔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家园。

离开已成废墟的村庄，我们驶向赫茨尔森林，我把车泊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我们坐在古老的松树下，一阵轻柔的带着玫瑰芬芳的微风轻抚着我们的面庞。四下是森林的寂静。贾马尔抬起手，指着我们前方土地说道：“这就是我的基址，这就是我的土地。这里有蒙赫尔家族数百德南的土地。”

“在过去，你可真是个富有的人。”我说道。立即，我意识到，我犯了个可怕的大错。贾马尔爆发了：“当我来到这里，我的心像有火在焚烧。我步入这里时，我都要疯了。我们曾经是受尊敬的人，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尊敬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话语是有分量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东西？乞丐而已！

没有人会听我们讲话，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我们，曾经拥有这片土地，现在却不能拥有它出产的一粒小麦。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不过是一张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所颁发的难民证。”

他沉默了。在古老的松树下，唯一的声响就是我的小录音机录下的沉默。直到贾马尔再次转向我，他哭着说，从胡尔达诞生伊始，他的祖辈们就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去世，在这里安眠。几百年来，他们开垦这片土地。世世代代，他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汲水。直到犹太人来到胡尔达，抹去了蒙赫尔家族；直到犹太人征服了这里，把胡尔达洗劫掠一空。“拉希德在哪里？”贾马尔哭道，“穆罕默德又在哪里？我们村庄的人民又在哪里？我们的胡尔达又在哪里？”

在胡尔达村庄的所有房舍中，只有马达法旅社得以保存。这个小型而迷人的旅社仍然矗立在南部山峦的顶部，居高临下，美景令人窒息。它有着坚固的黑色玄武岩墙体，平坦的屋顶，拱形的窗户。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雕塑家的工作车间，四周是一个雕塑主题公园。在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来到这里的将近20年后，当我走近这座建筑，恰逢警报声划破了宁静。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吞噬我的警报声是记忆中的警报。所以，我在马达法前立正站立。在尖啸的警报声中，我看到了那个消逝的村庄——胡尔达。

距离贾马尔·蒙赫尔引领我穿过他的胡尔达已经过去了20年，村庄的废墟已经彻底被破坏。什么都不曾留下，除了马达法、角豆树、一小段仙人掌组成的灌木篱墙、一些房屋的残垣、另一段墙以及一堆碎石瓦砾。巴勒斯坦的胡尔达村庄已经被犹太人的基布兹米什马尔戴维所继承。近些年来，米什马尔戴维处境艰难，已不能再称其为一个基布兹。所以现在，继承村庄的基布兹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以色列新兴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一个中上层阶级的社区。一辆巨大的推土机将原基布兹的一座旧式的、象征平等主义的房屋夷为平地。在这个曾经的阿拉伯村庄里，在贾马尔·蒙赫尔曾经的家园和土地上，阿拉伯工人们为犹太人建起了一座座别墅。

这一次的行程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完全复制了20年前，我与贾马尔走过的路程。我开车来到赫茨尔森林，把车停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在古老的松树林间徜徉。还是同样的寂静，还是同样的轻柔的风。

我首先登上殖民的赫茨尔庄园的外部楼梯，来到二楼的游廊。我向外眺望那片森林，体会这片森林对犹太人的慰藉。然后，我来到一座纪念雕像前，他是一名著名的守卫，1929年因保护这片森林和这栋房子牺牲在这里。然后，我走出森林，踏上分隔胡尔达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的小路。这是犹大平原上最漂亮的小路之一，小路两边都是一排郁郁的、高大的棕榈树，一直连至地平线。微风是柔和的，天空是一种高贵的蓝。我的左边是胡尔达基布兹的轮廓，我的右边是消失的阿拉伯胡尔达村庄的剪影。

胡尔达是我个人传记的一部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冬天的周末来到这里的森林寻找蘑菇。当我长成一个少年，我跟我的朋友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冒险。当我成为一名士兵，我会开着我父亲的车载着女朋友来这里休假。之后，当我成为一名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我开着我的红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载着阿莫斯·奥兹参加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示威游行。然而，自1993年春天，我跟着贾马尔·蒙赫尔拜访这里后，我心目中胡尔达的意义改变了，我心目中的家乡也改变了，和平运动，同样也改变了。我现在意识到，为什么以色列活跃的反战分子要反对占领。我现在理解了，我们这些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现在的冲突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过去冲突里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侵害。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避免历史重演，重蹈覆辙，不让贾马尔·蒙赫尔的遭遇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专注于占领，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自己，证明那矗立于胡尔达中部的豪华葡萄园就是某种不法行径的证据。

葡萄园在1999年被建造，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葡萄园之一。6种不同品种的葡萄在这里生长，包括梅洛、赤霞珠和长相思。葡萄园里的葡萄被精心照料着，长势喜人，健壮繁荣，每一排葡萄的末端都盛放着一丛粉红的玫瑰。

葡萄园中第1排至第190排葡萄位于西胡尔达。这里，在基布兹和小路之间，曾经坐落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橄榄园。第191排至第285排葡萄位于东胡尔达。这里，在小路和水井之间，曾经是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肥沃的土地，贫瘠的土地。土地就在我们的脚下变换了模样。

我走下干涸的河床。那口深深的水井现在已经被锁上了。我找到了那个方形水池，井水被抽上来后在这里蓄积。我走上了那条小路，那些巴勒斯坦的姑娘们曾经头顶着陶质的水罐在这里来来往往。我走上这条以色列士兵曾经登上的小路，他们在井边架设了迫击炮，用直径三英寸的炮弹射向村庄。我再次在村庄的山丘顶驻足，俯视着胡尔达村庄。两英里之外是特拉基色的黄色峰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在那里定居。一英里半外是阿布舒莎的灰色废墟，1940年，约瑟夫·魏茨曾经在那里得出结论：为了生存，犹太复国主义必须清缴土地，驱逐本土的阿拉伯居民。这里也是基布兹胡尔达从田野里兴起的地方。赫茨尔森林，赫茨尔庄园，以及那口古井，还有胡尔达的葡萄园。两排郁郁的棕榈树向天边延伸，一直到消失在地平线。

这里是胡尔达，真是愚蠢。这里不是奥弗拉，而是胡尔达，我这样告诉自己。奥弗拉是一个错误，一个畸变，一个疯子。但是，在原则上，奥弗拉也许会拥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胡尔达则是问题的症结。胡尔达不是冲突的确切指向，胡尔达没有解决办法。胡尔达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的倾向是明确的。基布兹胡尔达并不是出自恶意。它的意愿并不是为了主宰。它也没有企图剥夺、驱逐或者取而代之。所有胡尔达先驱们所想达成的，不过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公社。他们的梦想只是聚集一个由四五十个自由人组成的大家庭，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结成伙伴关系工作，人人平等，与自然交流，从而证明，犹太民族身上因大离散生活造成的隐疾是可以治愈的。他们寻求着一条出路，以期待解决现代人离心离德的危机，征服机械，在胡尔达的土地上，种下一个和谐、正义、和平的种子。

难道我们不曾来到胡尔达吗？或者，当战争爆发时，难道我们不曾在胡尔达浴血奋战吗？难道我们不曾派遣我们的士兵征服胡尔达临近的阿拉伯村庄吗？难道我们不曾占据这些村庄的房屋和田地吗？难道我们不曾硬起心肠、残忍地对待我们的邻居们，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灾难吗？

他们的态度同样也是明确的。难道他们不曾反对我们对山谷的渗透吗？难道他们不曾袭击、烧毁、破坏我们殖民地的农田吗？然而，一个世代后，难道他们不能阻止对胡尔达车队的残酷袭击，难道这不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的一部分吗？在他们经历惨变之后，难道他们不会仇恨我们，恨我们占领他们的村庄、夺取他们的田地、把他们送上放逐之路吗？难道这样的仇恨可以消除吗？难道可以期待这些巴勒斯坦人放弃伸张胡尔达村庄的正义的要求吗？难道有人可以期待贾马尔·蒙赫尔的儿女和孙辈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在他们被毁的家园上修筑房屋、在他们被劫掠的田地上种植六种品种的葡萄的事实吗？

使这片土地上的这两支民族实现和平共处，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人类能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的诉求。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生活。阿拉伯人的胡尔达和犹太人的胡尔达不会真正地正视彼此的存在，不会真正地彼此承认、实现和平，约西·萨里德、尤西·贝林、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阿维赛·马格利特以及阿莫斯·奥兹针对愚蠢的占领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战斗，尽一切所能推行和平。但一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真正地正视贾马尔·蒙赫尔，他们不能正视胡尔达的事实。出于那些最美好的缘由，他们对和平的承诺其实是虚假的。

现在，我在胡尔达只看到一位真正清楚地知晓残酷现实的领导人，那就是摩西·达扬。在1956年，一名年轻的治安官员罗伊·罗滕伯格（Roy Rotenberg）在巡视以色列——加沙边境的执勤中牺牲，而当时这位以色列的参谋长在他的葬礼上说下了关于巴以冲突的最诚挚的讲话：

在前一天的黎明，罗伊被谋杀了。春天早晨的宁静蒙蔽了他，以至于他没有看到那些隐匿在犁沟后面想要杀害他的那些人。今天，我们不要责怪那些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可怕的仇恨，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八年来，他们就坐在加沙的难民营帐篷里，用他们的那双眼睛见证着，我们是如何把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自己的家园。罗伊的血债，不仅仅要归在加沙的这些阿拉伯人身上，还要算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么能这样闭目不看我们的命运，怎么能拒绝正视我们的命运，拒绝正视那残忍至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让我们在今天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定居点的一代，如果没有这些钢盔和枪口，我们不可能种下一棵树、建造一座房屋。我们不要畏惧生活在我们周边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不要畏惧充斥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对我们的仇恨。我们不要垂下我们的目光，以免我们的手臂变得虚弱无力。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时刻准备着、武装着、强硬着、艰难着——否则，刀剑就会从我们的手中脱落，我们的生命将终结。

随着岁月的流逝，达扬的洞察力已经变得黯淡无光，被人遗忘。以色列人已经无力承担它的残忍智慧。六日战争令我们可以摆脱它尖刻的睿智。右翼孕育了自以为是的幻想，而左翼则被自己的道德假象所迷惑。经历了两代人后，奥弗拉的罪恶遮蔽了胡尔达的罪恶。但胡尔达依旧在这儿，胡尔达依旧在这儿停驻。而胡尔达，毫无解决之法。胡尔达宣告着和平将不会到来。

我沿着山下来直到井边，走到葡萄园。这里是那样的美丽、平静。但这里的土壤是坚硬的，这里的土地是被诅咒的。因为就在这里，1948年的4月6日的胡尔达村庄，历史的大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就在这里，在赫茨尔森林的尽头，犹太人迈过了存在于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田地之间的门槛，进入了禁地。在经历1800年无权的生活之后，犹太士兵们雇佣了一支庞大的、有组织的军队，占领了另一支民族的土地，占领了数十个村庄——其中，胡尔达是当中的第一个。就在这里，在胡尔达深深的古井边，我们从历史的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从道德的一面转到另一面。长久以来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就在这里。而那些将继续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也在这里。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萦绕，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地纠缠。

[1] Brit Shalom，由青年工人党于1929年建立的政治组织。其指导思想是的所谓“双民族国家”，具体内容为：巴勒斯坦既不是犹太人的国家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它是一个双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分。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内部事务管理方面都有各自独立的自主权，但在共同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面对巴勒斯坦的现实，它主张阿拉伯人应承认犹太移民有进入巴勒斯坦的权利及购买土地的权利，而犹太机构也应当相应地取消禁止雇佣非犹太人的规定。但这个政治组织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阿拉伯人的响应，影响并不大。Brit Shalom在《犹太复国主义史》 （[英]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为“布里特沙洛姆”;《战时中东》（[英]乔治·柯克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译为“伊胡德”;《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英]R.艾伦著；艾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为“布里·沙隆”。

[2] Khirbet Khizeh，小说里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的名字。

[3]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年8月16日~1992年3月8日），波兰籍犹太人，1977年至1983年出任以色列总理。是第一位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1978年因以色列与埃及和解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82年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

[4]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前国防部长（1981~1984）、前总理（2001年3月7日~2006年4月11日）。以色列建国以来战功最大的将军，也是利库德集团创建人之一。

[5] 出自《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26节：“押尼珥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6] 以色列西部海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以北15公里。

[7] 奥斯陆，挪威首都。

[8] 1994年2月25日犹太右翼极端分子、美国公民巴鲁克·戈尔茨坦在西岸城市希伯伦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向正在做礼拜的1 100名穆斯林乱枪扫射，打死29人，打伤约150人；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引发多起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报复性恐怖袭击。

[9] 历任美国总统的度假行馆，位于华盛顿以北113公里的马里兰州山区。建于1938年，最早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休假地，后来成为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专用疗养所；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改名为“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

[10] 阿莫斯提出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独立建国的方案。

[11] 一个位于拉姆勒（Ramle Subdistrict）的阿拉伯村庄。

第十一章
我控诉，1999

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Aryeh Machluf Deri）本来可以在巴黎成为一名律师。他在摩洛哥北部城市梅克内斯长大，富裕的生活使他梦想成功的人生，梦想被法国所认可。在20世纪60年代，哈桑二世国王将他的庇护延伸到犹太人身上。在这个年轻的北非王国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生活秩序井然，充实丰盛，带着地中海式的宁静韵律。犹太人的社区非常强大。然而，当伊利亚胡（Eliahu）和埃丝特·德里（Esther Deri）意识到，他们5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时，他们期望他可以展开翅膀，飞越他们所居住的快乐的摩洛哥犹太人社区。因为他们总是仰望法国，仰望它的现代化、它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赋予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德里夫妇希望他们的儿子可以在那里开创一个未来。他们想象在巴黎、里昂或者马赛，他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或者一名数学教授。

在伊利亚胡10岁的时候，他成为孤儿。一天早晨他发现她深爱的母亲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就在他的身边。接下来的十年，他过得非常艰难。他被年长的兄弟欺负。他给一个裁缝当学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法国军队缝制和熨烫制服。但伊利亚胡做得非常棒，他逐渐长大了，结了婚，成了自食其力的男人。他在梅克内斯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店，成为一个成功的裁缝。北非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快速的现代化令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这正是伊利亚胡所擅长的。政治家、商人和官员们，全都来到他的小店订购服装。不久之后，这位从拥挤的姆拉克犹太区走出来的身无分文的孤儿，就有能力将他的小家庭迁至新的城镇维尔努维，他们搬到一栋带门房的智能建筑的宽敞公寓里。他们拥有两个女仆、一台电视、镀金的家具。他们会在丹吉尔最好的度假胜地度过夏天的假期。当埃丝特的仆人们烹饪、打扫、照料孩子时，她就能偷偷穿过街道到电影院观看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的电影。阿里耶像一个小王子那样长大，他喜欢踢英式足球、游泳，他喜欢阅读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在假期，伊利亚胡会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去犹太教堂，伊利亚胡盛装打扮他们，给他们穿上剪裁得体的西装，系上丝绸的领带。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曾经贫穷的孤儿已经拥有多么好的生活。德里一家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是战后摩洛哥的资产阶级犹太人所享受的典型的、充满希望的生活。

梅克内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姆拉克犹太区保存了犹太人的社区和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维尔努维城镇也为法国人提供富裕的生活。德里一家，以及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会在安息日的早晨参加犹太集会，但他们的孩子们却在周六下午踢足球、看电影。他们与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所有人都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身份的唯一性。在战后的那些年里，后殖民时代的梅克内斯成功地保持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半殖民地时期的和谐，在这里，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以及法国文化交织在一起，现代与传统兼备。

六日战争破坏了这种融合。在1967年的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顾客们不再光顾伊利亚胡·德里的裁缝店，阿拉伯的雇工们开始在他背后窃窃私语。一天，一个过路人吐了口唾沫在德里精致的西装上，嘴里咕哝道：“Sale Juif.”意思是“肮脏的犹太佬”。德里愤怒地回到家。“我们应该去以色列。”他这样说道。没有告知他们的邻居，他们变卖了所有能卖出去的东西。他们把他们的家具打包进一个集装箱，他通过犹太事务局兑换货币，将现金都缝进伊利亚胡为孩子们缝制的冬衣外套的双衬里，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要去法国度假。在一个深夜，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驶抵卡萨布兰卡。从卡萨布兰卡，他们飞到了马赛，在马赛，他们登上了一艘去海法的轮船。

埃丝特还记得，当他们离开梅克内斯时，她哭了。当他们登上去卡萨布兰卡的飞机时，她再次哭了起来。摩洛哥的生活是优渥的。但不管她如何恳求和劝诱她的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都听不进去。阿拉伯人突然的心态改变羞辱了他。直到他栖身在马赛的临时中转营时，他才开始为自己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直到他抵达海法的港口，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当他得知他们的行李还没有抵达时，他大发雷霆。当他知道他在马赛的住房承诺不能兑现时，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恐惧地看着暴怒的伊利亚胡掀翻了一张桌子。

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记得，早在马赛的中转营地里，他的父亲与母亲已经关系紧张。但他们对未来的以色列生活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并购买了可以让生活更舒适的一切所需：一个冰箱、一个洗衣机、一个搅拌机。船上的旅程其实充满了乐趣。孩子们在甲板上疯狂地嬉戏，到了晚上，成人们会跳起探戈和斗牛舞。但当他们在海法下船后，他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说话大声，情绪紧张，茫然若失。他还不能理解他草率选择的这个新世界的诸多规则。于是，他会提高他的声音，大声高呼和叫嚷。他失去了他的高贵。

这个家庭被送到特拉维夫南部、里雄莱锡安的一个海滨城镇。他们的狭小的公寓里，除了犹太事务局定制的金属床和几张军用毛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现金还没到账时，伊利亚胡每天都去银行询问；集装箱还没抵达时，他每天都跑去犹太事务局。他要求一个更好的公寓，要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有更好的条件。他开始变得情绪暴躁，他的血压也上升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他躺在床上整天哭泣。

三个月后，这个家庭从里雄莱锡安的50平方米的公寓搬到位于巴特亚姆的一间100平方米的公寓。现在的居住空间大了一点儿，但附近的环境非常糟糕。很多居住在伊利科恩供给房社区的利比亚移民家庭就生活在社群的边缘。一些邻居是正派且努力工作的，但另一些则是有轻微犯罪的罪犯。他们吸毒、卖淫，有的还是街头帮派的成员。由于伊利亚胡·德里患上了抑郁症，保护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责任就落在埃丝特·德里的肩上。她把他们锁在家里，以免他们被街上的习气带坏。

一天傍晚，两个穿着长长的黑色外套的极端正统派年轻犹太人敲响了德里家的大门。他们听说德里家的男孩们天分卓绝，建议把这两个男孩送进内坦亚的一所宗教寄宿学校。埃丝特·德里大吃一惊。她完全不懂极端正统派，送她的孩子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主意把她吓到了。这听起来可不人道。但她对毒品、卖淫、街头帮派更加恐惧。经过漫长的、令人心碎的考虑后，埃丝特将她的长子耶胡达（Yehuda）以及天分卓绝的阿里耶，交到了这两个年轻男人的手里。这两个才华横溢的摩洛哥男孩被送到内坦亚的桑茨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完全与妹妹、弟弟、母亲和受创的父亲断绝了联系。

桑茨犹太学校的拉比是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导师，很快俘虏了阿里耶·德里的心房。但这个地方本身却是荒废破旧、肮脏不堪、令人痛苦。阿里耶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为什么他会在九岁半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在晚上，他会痛哭失声，白天，他会尝试逃跑。他从垃圾桶里收集了很多瓶子，卖给当地的杂货铺，用这些钱买了一张巴士车票回到了巴特亚姆。在家里，他大哭着，想要说服他的母亲让他留下，直到那位拉比来到家里，告诉埃丝特，她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前途光明的犹太律法学者。环视着阴郁凄凉的供给房，她再次把她的儿子交到了拉比的手里。

在这期间，埃丝特开始在巴特亚姆的一家工会所属的纺织厂上轮班。伊利亚胡也有所好转，为一家工会所属的男子服饰用品店裁剪雨衣。荣誉还没有回归，富裕的生活也不曾到来，也没有太多的快乐。然而，德里一家在被摩洛哥到以色列的急剧转变打击后，这个家庭正在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生活——东方以色列人无产阶级灰色的、沮丧的生活。

阿里耶这个神童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在内坦亚悲惨的极端正统派寄宿学校里度过了他来到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夏天。他逃跑，回来，又逃跑。几个月之后，他被送到另一所极端正统派的寄宿学校，然后又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在海德拉，生活条件同样是寒碜的，孤独感差点儿毁了这个孩子，但当他10岁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校长舒坤（Shukrun）拉比，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并对他的教育投入极大的热情。阿里耶一个月回家一次，当他在家时，他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通过电视观看阿拉伯的电影，或者在安息日踢足球。但在学校里，他戴着圆顶小帽，研习塔木德[1]。三年后，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塞法迪犹太人[2]的波拉特·约瑟夫神学院。两年后，他被送到一所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混合犹太学校。在经历七年半的塞法迪犹太人低等、中等学校教育后，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抵达了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极端正统派世界的伊顿。

希伯伦也是戴维·约瑟夫（David Yosef）的学校，他是以色列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的儿子。这位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儿子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正需要才华横溢、富有魅力的德里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回报，他建议阿里耶成为他弟弟的导师。于是，在阿里耶18岁的时候，伊利亚胡·德里和埃丝特·德里的儿子进入了约瑟夫的家庭。在莫里代号轮船停靠海法港的十年后，甲板上那个来自梅克内斯的被宠坏的世俗传统男孩阿里耶·德里，成为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贵族法院的后起之秀。

阿里耶的梦想就是为塞法迪犹太人的学生建立一所精英神学院。但在首席拉比的家里度过的生活令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德里与一个漂亮的孤儿雅法（Yaffa）结婚后，一个朋友说服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公共服务。他自封的使命是说服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约瑟夫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超级拉比艾拉扎·沙克（Elazar Shach），联名保举建立一个新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政党。于是，沙斯党诞生了。1984年，阿里耶·德里25岁时，他统治着这个东方的极端正统派政党，在它参与的第一次大选中，沙斯党一举获得以色列议会的四个席位。他即将改变以色列的面孔。

当他26岁时，阿里耶·德里是内政部部长旗下的一名有影响力的顾问。当他27岁时，他成为内政部的处长。当他29岁时，他成为内政部部长。尽管他没有任何公共行政方面的经验，也不清楚以色列社会，却不妨碍阿里耶·德里在一夜之间成为政坛明星。他同时增进了极端正统派和东方犹太人的事业。因为他是一个鸽派，因此左派对他有着好感。因为他支持定居者，因此右派也很欣赏他。因为他在内政部设置的议程令外面很多选民受益，他也赢得了商界和媒体的尊重。德里还成功地在不疏远其他选区的前提下，壮大了他所代表的两个少数民族选区。在他30岁时，他成了进入以色列国家权力核心集团的第一位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他是最令人激动、最承载希望的新以色列的人物。

1990年6月，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刊登了一系列调查报道，声称德里贪污腐败。国家审计官和警方公开了调查结果，德里实施了报复性的反击。他攻击《新消息报》，攻击国家审计官，攻击警方。人民的英雄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他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受贿者，而且还被认为蓄意地无视法律。他失去了左翼的喜爱，失去了右翼的支持，精英集团也不再接纳他。阿里耶·德里只能撤退到一个忠于他的主场：传统的东方犹太人社会。

三年来德里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内政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以色列贡献巨大。他积极推动吸纳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在防止以色列卷入第一次海湾战争上，起了积极作用，他也一直都是拉宾总理重要而勇敢的同盟。另一方面，他已经失去了一名标准政治家的正统性。因此，他把自己非凡的能量倾注到一个平行的以色列体系的构架中：一个宗教的东方世界，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挑战并破坏其权威。这位沙斯党的领袖利用他的政治力量，兴建了一套宗教教育体系和一套宗教福利体系，它们将替代以色列这个腐朽的福利国家中功能失调的通用体系。他发挥了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组织建设能力，建立起一个被压迫者和被践踏者的王国。因为开明的以色列拒绝了他，他也拒绝了开明的以色列。与其做一个联合者和医治者，阿里耶·德里更倾向于做一个东方传统犹太人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反抗这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国度。

……

反抗的第一次爆发发生在1996年的大选期间。那是刚签订奥斯陆协议的那几年，政府是主张和平的政府。以色列的上层阶级感觉到以色列的世俗主义又重新掌握了力量。但在下层社会，被压迫的犹太人的反抗情绪正在酝酿。就国家层面而言，这场运动的图腾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但从民族层面说，其身份的贯通是通过沙斯党。德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看到了，蕴含在由于文化分歧导致的不满情绪的潜力。他同样看到了，那一波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和平承诺化为泡影，恐惧因此震慑住了以色列人的心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给他的选民们提供一些另外的东西：一些神秘的东西。德里再次找到了拉比伊扎克·卡杜瑞（Yitzhak Kaduri），一名100岁的卡巴拉神秘学大师，他使德里成为大选上的明星。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被分发给全体民众，而这位年迈的拉比乘坐直升飞机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巡游，参加绝望的、穷苦的传统东方犹太人召集的集会，他们紧紧抓住年迈拉比所说的每一个单词——尽管有时玄妙得难以理解。通过利用卡杜瑞和卡巴拉神秘学，德里从这些曾经拒绝世俗进步的犹太人手里，从这些曾经建立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手里，赢得了25万张选票以及在以色列议会上的10个席位。他带领很多塞法迪犹太人回到他们传统的神秘学的根基，回到骄傲与慰藉的源泉。

反抗的第二次爆发在1997年4月降临。以色列世俗的、鸽派的精英集团将内塔尼亚胡——德里的政府视作一个非法的政府。德里在法庭上为之倾力斗争。突然，在逾越节前夕，国家突然指控德里疑似说服内塔尼亚胡总理委任一名变节的律师以期逃避进一步的腐败指控。警方以失信罪控告内塔尼亚胡总理及其他涉事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但不像塞法迪犹太人的德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审判。这个结果引起了公众的义愤。在希伯来大学的体育场，成千上万的沙斯党支持者穿过了犹太议会和最高法院，聚集在一起声援德里。民族间的内战迫在眉睫。

但德里克制着自己，也约束着他的民众。他呼吁浩瀚的、愤怒的人群不要诉诸暴力。但在那个炙热的日子里，他选择的那些词句被视作他对这个国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告别。“犹太复国主义的宏图已经失败了，”他这样说道：

现在，世俗的犹太人害怕沙斯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状态。他们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运动是异端邪说的运动。他们把我们的父亲与母亲视作原始人。他们想要改变我们父母的宗教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送到偏远的城镇和村庄，那里的生活极其艰难困苦。他们让这些父母的孩子接受徒劳无益的教育，直到我们来了，才开始照料所有在偏远地区忍受折磨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迫害我们。这是民族的迫害，也是宗教的迫害。然而，他们越是羞辱我们，我们就越发成长。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度的本质。

反抗的第三次爆发发生在1999年的春夏。1993年3月17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查处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的罪行——收受贿赂，金额高达155 000美元。一个星期后，他被判决四年有期徒刑。一反常规，法院的判决宣读通过广播电台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报道。法官不仅宣读了对他的判决，还把他描述为一个道德败坏、居心叵测的人。当他从法庭走出来时，他的支持者感到心灰意冷，看起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但仅仅几小时，阿里耶·德里又聚集起了力量。此时距离选举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悲剧变成这场选举的主题。他把自己和一个摄影师锁在办公室里，发表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演讲：“我控诉[3]!”他哭了起来。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融合了两个观念：把他自己与法律法规联系起来，把塞法迪犹太人的教义与这个国家联系起来。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现在成了东方犹太人的象征：被拒绝、被羞辱和被迫害，世俗的阿什克纳齐当权派对尊重传统东方犹太人的不甘愿，被以色列犹太人所排斥。

德里的“我控诉”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为了满足需求，白天成千上万的盒式录像带在欧洲生产出来，连夜运向以色列。这一次不需要卡杜瑞的护身符，也没有多少兴趣投注在奥瓦迪亚·约瑟夫身上，整个大选其实都在关注德里。城镇发展、穷困区的自治市镇，还有那些偏远的村庄，全都火了。每个人都想看着德里、接触德里、与他产生共鸣。当一个以色列人宣判他有罪，另一个则认为他是无辜的，并让他成为英雄。一波基于以色列种族分化的抗议浪潮高涨起来。20世纪50年代刚刚抵达时遭受的创伤，60年代民族同化时的痛苦，70年代被歧视的感觉，80年代的抗议苗头，如今一起汇集成对这个刚刚被判有罪的东方犹太人领袖的支持。德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成了一名殉道者，在东方犹太人痛苦和悲剧凝结的十字架上，德里就是那个酷刑的承受人。在法庭宣判这该死决议的60天后，430 000张选票投给了德里和他的政党，东方犹太人的反抗到达了一个高潮。在1999年的6月，几乎每6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把选票投给了这位挑战现行秩序，并且已被判4年徒刑的革命领袖。沙斯党在议会中占据的席位，从上一次选举中的10张增加到了17张。

2000年7月，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德里的上诉，但把他的刑期减少到3年，因为最高法院发现德里从他的校友处接受的贿赂只有6万美元。问题是，如果在官司结束10年后发现，最初的指控只有这么点儿钱，德里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惩罚仍然是合理的吗？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以色列的高级政客从朋友处收受非法的钱财，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吗？然而法律就是法律，而现在，这个宣判是最终判决。

2000年9月3日，新学年的第一天，阿里耶·德里带着他年幼的女儿们来到他在耶路撒冷创办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小学。这所小学以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已故妻子玛格丽特·约瑟夫的名字命名。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哭泣着向他的三个女儿告别。离开学校，他被送到监狱。沙斯党的支持者们想让他们的领袖作为一个国王走进监狱，而不是作为一个重罪犯。当他离开耶路撒冷时，成千上万的民众等在那里支持他。从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几乎瘫痪，因为将近一千辆轿车和公交车由一支摩托车队引领着，跟随着德里从首都直到玛西亚胡监狱。在监狱外，又聚集了更多的达数十万的民众。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让这些民众相信，就像《圣经》里下埃及的约瑟，德里将离开监狱，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德里请求民众的宽恕，但他发誓他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被这样的挫折所击倒。在一个方阵的警察的护卫下，在他的跟随者们反复的高声吟诵中，德里与他的妻子雅法和他的父母告别，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当夜幕降临，他躺在他的9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单人囚室的双层铁架床上，把脸深深埋进手里，听着他的崇拜者们在监狱的高墙外歌唱。他想象着他的妻子和父母忧心如焚的脸庞，思索着他所走过的长长旅程。突然，他感觉再也不能承受了，他崩溃了。在混乱的十年后，他在夜晚失声痛哭，就像他曾经在寄宿学校失声痛哭时候的那样：“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你故事中的核心是什么呢？”十年后，我问德里，“东方犹太人故事的核心又是什么呢？这两个故事真的可以汇聚于同一点吗？”

我们现在坐在他耶路撒冷偏僻的办公室里，这里是阿里耶·德里隐退下来独居、思考的地方。四周的墙壁覆满了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以及其他鲜为人知的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照片。书架上堆放着成卷成卷的圣经、密西拿[4]和塔木德。书桌上放置着昨天的报纸。在他为我冲泡了浓郁的黑咖啡后，德里建议我尝试一下他朋友刚给他寄来的精致的比利时巧克力。然后，他坐下来，抚摸着他修剪整齐的胡子，拍着他的黑色圆顶小帽，就这样看着我。他的眼里有喜悦，他已经准备好了，情绪放松，几乎是安宁的。结束监禁已经好几年，他不再感到愤怒。坐在他的黑色皮沙发上，他可以平静地详细讲述他的个人传记。有时候，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不敢相信在他生命中这么短的一段时期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不敢相信他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难以置信。”他小声咕哝道，似乎比我还难以相信。但我要求他告诉我更多时，他眯着眼睛，陷入了沉默。

“我不是那种以色列的典型东方犹太人，”德里告诉我，“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移民到这里的东方犹太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抵达这里的，但我来到这里时，已经是1968年。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移民所遭受的巨大创伤——比如他们刚抵达时被不加区分地喷洒滴滴涕、住在有辱身份的难民营帐篷里——这些我都不曾经历过。然而，当20世纪60年代抵达巴特亚姆时，满目疮痍，这一切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造成的，我看到一个满是裂痕的东方犹太人的社会。”

“发生了什么是一览无余的，”德里详细解释道，“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社区、会堂以及父权。父亲是非常强大的——太强大了。他是支撑整个家庭的人，是整个家庭的王。他告诉他的妻子应该做什么。他告诉他的孩子学习什么、如何为人处事。即便在现代化的时代，即便受到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父亲和拉比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宗教、传统和父权，使东方犹太人得以保存并延续1 000年。我们没有经历欧洲风格的世俗化。我们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宗教反抗运动。我们过着宗教、传统以及初始现代化相融合的生活。我们仰望拉比，敬畏父亲，这样，我们才以一个社群的形式幸存下来。”

“抵达以色列后，”德里说道，“这个社群瓦解了。因为一种蓄意的政策让我们瓦解。拉比失去了他的权威，社群被分割，犹太会堂大为削弱。但最糟糕的是，父权发生了改变——父亲的形象崩塌了。在这里，他不能像在摩洛哥或者伊拉克那样供养他的家庭；在这里，他失去了在突尼斯或者利比亚时的权威，他失去了他的风度，他陷入了沮丧消沉，他失去了他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同样也是我们的危机，”德里说道，“当我们抵达以色列时，这里没有社区，没有会所，也没有拉比。而我的父亲是窘迫的。他明白，在我们邻居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整个家庭陷入了悲惨的穷困境地。我们这些孩子开始行为不端，开始讲起粗话。我的一个堂兄弟在街头帮派的对战中被枪杀。是母亲拯救了我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她意识到，她不能再依赖父亲，于是，她积攒了足够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她是一位明智的、坚强的女人，她把我们锁在家里，因此我们没有误入歧途。但当她意识到这还不够时，她同意了敲响我们家门的两个拉比的提议，把我们送到寄宿学校。就个人和情感来说，这对她委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因为她太爱我们，她没有让她的心支配她的头脑。她其实不太明白，她要把我们送去的是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我们将成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她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使我们不再混迹于街头。”

“你所说的，”我质疑德里，“一切都太偶然了。比起宗教化，你的父母显得太世俗；比起传统，你的父母则太现代了。他们喜欢亨弗莱·鲍嘉，他们跳斗牛舞。所以，如果没有年轻的拉比敲响你们家的门，你的生活很可能都不会有宗教的痕迹。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世俗机构敲响你们家的门，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民主派工党的领袖。”

德里点头，但他十分谨慎，没有用自己的语言附和我的假设。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继续说道：“听着，我对工党可没有意见，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没有意见。在家里，没有人说过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压迫着我们。那种感觉是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灾难。我能理解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毕竟，以色列是一个贫穷的、年轻的国家，而且被它的敌人所包围。它是脆弱的，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总共才有65万人口。而突然之间，这个弱小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国家被从中东迁来的大离散中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洪流所淹没——从也门，从摩洛哥，从突尼斯，从阿尔及利亚，从利比亚，从黎巴嫩，从埃及，社群一个接一个地涌入。

“于是，国家为这些新移民营造了供给房，为他们兴建工厂。几年之内，它拆除了那些丑陋的难民营，为这些新来者提供了立足之地和工作场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个由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所主导的国家不理解的是，这其实是夺走了东方犹太移民的社会、骄傲和传统。它粗暴地拆散了他们的社群和标准架构，而这种社群和架构令他们在大离散期间保持着联合统一。他们没有工具来应对这个新世界，没有与之相关的教育和意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权威，也失去了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街头宣泄暴力，虚度光阴。于是，就这样，一代人迷失了。然后又一代人也迷失了。数十个贫民区和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变成了巴特亚姆的伊利科恩所变成的模样：被忽略，犯罪猖獗，前途渺茫。成千上万的东方犹太人青年在没有父亲、没有纪律、没有人生意义的环境下长大。”

“那些被拯救下来的人，”德里说道，“就是那些拥有强大母亲的人。这是一个母亲的时代。在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故事里，这些母亲是真正的英雄。但我认为，我的母亲还难以独自支撑。她需要一所寄宿学校。那些像我一样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了犹太律法学者；那些进入世俗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为工程师或者保险代理人。只有一位强大母亲和一所相应的寄宿学校的结合，才可以把你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只有当你离开你的家，离开你崩溃的父亲和瓦解的文化，你才能被拯救。”

“我告诉过你，我不怨恨工党，”德里道，“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有一件事情真的激怒了我：那种精神层面的同化。当它修建难民营、供给房以及偏远的工厂时，工党的心里还是没有恶意的。但在精神层面，它确实怀揣恶意。那些工党的老派阿什克纳齐犹太人认为，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迁来的民众都是落后的，因此必须经历一个世俗的、欧化的开化过程。所谓的‘大熔炉’是西方式的大熔炉，它想要完完全全地改变我们。那些工党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丝毫不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传统的美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切断我们的根系，践踏我们的文化遗产。这是可怕的、恶毒的错误。这些人所做的不是建设，而是毁灭。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灵魂，却没有给我们新的灵魂。而他们在没有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一种新文化或者新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就撇下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面临着极端的经济困难和身体考验，我们发现，自己以一种精神赤裸的姿态存在在这个世界里。”

“在这样的空虚状态里，极端正统派走进我们的生命，”德里说道，“在开始的几年里，我并不是真心敬畏上帝的。我只是学习着被教导的知识，做着被告知要做的事，按照被指导的那样穿衣打扮。当我独自一人时，当我在家里时，我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敬虔。当13岁的我来到耶路撒冷时，我才发现律法世界的丰盛意义。我被波拉特·约瑟夫学校的拉比们深深吸引住了，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被古老的耶路撒冷卡巴拉神秘学的奥秘深深吸引住了。圣殿的西墙[5]俘虏了我的心房，耶路撒冷的圣洁令我心醉，我开始以敬虔的态度研究犹太教。”

“我并没有碰到东方犹太人的问题，直到后来，”他这样讲道，“因为我是从一所塞法迪犹太人的温室转到另一所，我并没有遇见那些非塞法迪的犹太人。我也没有遇见那些非东方犹太人的犹太人。只有在希伯来的神学院，我才看到塞法迪犹太人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而他们的领袖也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领袖卑躬屈膝。这里没有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愤怒，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对他们接纳我们、接收我们、教导我们的感激。但我不喜欢这种自卑，我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逐渐地，我注意到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政治代表，没有优质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教育。我们完全地依靠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我们捡起善良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面包屑。”

“最初的时候我并没进行政治层面的思考，”德里继续说道，“那时我并不是以色列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一分子，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所求的只是建立一所为塞法迪犹太小伙子们开设的、高质量的神学院。但是，在奥瓦迪亚拉比的家里，我开始理解政治。我看到了塑造以色列的政客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建设沙斯党的主意。我相信，凭借沙克拉比和奥瓦迪亚拉比的联合，将会打造出一个政治的团体，它的意图是代表塞法迪的犹太教，并赢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宗教支持。我并不是想要对抗。一些以色列黑豹党人[6]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想要的只是给予我的民众表达意愿的权利，给予一处地方放置他们的尊荣，让神圣的王冠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德里靠在他宽大的书桌上，他的目光明澈闪亮：“直到我成为内政部的处长，我才真正理解了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问题。直到那时，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才真正离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封闭世界，开始了解以色列的社会。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正在对成千上万的市民负责，而他们中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或者东方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所遭受的最苦楚的部分就是东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楚。我发现，我考察的每个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是被忽视的。在每一个贫穷的地区，我发现东方犹太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我发现社群被破坏了，家庭被撕裂了，他们的荣耀和传统被夺走了，他们眼中的火花已经熄灭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背后是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拉比、没有希望的以色列。传统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被抛弃，独自地艰难求存，却常常迎来悲惨的失败。”

“我在政府工作的第一年，”德里告诉我，“我是想融合为一体，而不是自我隔离。我那时可是很受欢迎的，我是一个政坛明星，也是媒体的宠儿。我与很多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政治家、记者和企业家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喜欢我的直率、开朗和活力。在他们的以色列文化和我的以色列文化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所以，我很有信心，以为可以在塞法迪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在宗教与世俗的鸿沟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我相信，就如同那些精英们认同了我，他们也会认同我所代表的公众。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治愈和联合。要加强东方犹太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力量，只能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多族群的以色列，在这里他们将找到一块栖息之地。

“但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他们的指控。国家检察官、警察和司法部接踵而来。右翼和左翼的精英们都背弃了我。我无尚尊重和喜爱的沙克拉比，也抛弃了我。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在1990年与西蒙·佩雷斯尝试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我变成孤单一人。我失去了我在世俗世界结交到的新朋友，也失去了我以前的拉比和极端正统派的阿什克纳齐朋友。现在，我不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被迫害的；我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贱民。我所剩下的一切只是我的族群：塞法迪犹太人。只有他们仍然信任我，给了我一个拥抱。东方犹太人认同我，他们认为我的人生经历与他们何其相似。他们确信，我是一个把自己的心胸向以色列敞开的摩洛哥犹太人，以色列接受了，直到有一天，以色列在他面前猛地关上了大门，尽一切所能地打击他。”

“那段时间是很难克服的，”德里轻声说道，“孤独感真是太糟糕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仰望。我失去了曾经当作母亲和拉比的以色列，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当作父亲的以色列。因此我被卡巴拉神秘学所吸引。我前往加利利参加宗教的退休会。我去乌克兰旅行，在乌曼，我躺在布莱斯劳拉比的坟墓旁边。尽管我不是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人，我却需要神秘主义带给我的安慰。我转向了原始的信仰。来自塞法迪犹太教、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的支持带给我力量，让我在四周的一切轰然坍塌时仍能昂首站立。在夜晚，我大声地对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

“所以，在1996年大选中我利用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并不是纯粹的操作手法，”德里继续说道，“它同样也寄托了我的个人苦楚和情感需求。1999年大选的愤怒也是如此。‘控诉’并不只是一招绝妙的政治策略，而是情感上的真实的抗议呐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阿里耶·德里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群体所经历的事情，都有着惊人的相关性。在建国50年后，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内部抗争，而这次抗争将改变它的身份。”

“他们将我视为一个威胁，”德里告诉我道，“这里就站着一个人，就像他们一样正直。没有畏惧，没有羞愧。他是一个组织者、规划者、领导人，而这个人以最现代和最有效率的方式操作着一切。但是他代表着犹太教，他为东方犹太人仗义执言。他把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带出了他们居住的隔离区，他把东方犹太人从压迫中拯救出来。他在全国各地创造着变革——他建立了非传统的学校、社区中心，给人民提供了其他选择。他威胁着以色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文化的霸权地位，凿下了它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身份的外衣。而这个人正日益强大，领导着这个国家短暂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把我踢出游戏，”德里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踢出政府，切断我与国家资源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我的人格，这样甚至能让我的选民都来谴责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查我，而不是审查其他任何人——用一把梳齿细密的梳子审查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判我，而不是审判其他任何人——用推翻所有证据的方式审判我。他们对我动用私刑，将我打造成邪恶章鱼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功了：他们把我驱逐出政坛，把我投进了监狱，把我变成了一个恶魔。

“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又失败了：他们攻击我，却令那些民众更坚定了跟随我的信念。100万的以色列人相信，当政府尝试驱逐我的同时，也将试着驱逐他们。当政府对我关上了大门的同时，他们也将被滞留在外面。当这100万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他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经历。滴滴涕，难民营，卑躬屈膝。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我们能在议会赢得17个席位。如果大选推迟一个月举行，我们会拿到25个甚至28个席位。我们将取代利库德集团，成为中右翼政治势力的领导。而计划就是当我出狱时，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将拾起我们遗留的一切，赢得议会的30个席位。但当我在监狱的期间，我决定不要撕裂那道伤口，不要重新点燃那个火堆。这并不是说伤口就不在那儿，火焰也是如此，依然在那儿逗留。你根本不能想象，仍然在那里的伤口是多么疼痛。但我得出了结论，就是一切已经足够了。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以色列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而我不想重蹈覆辙。每当我现在想到那时即将发生的事情，我都不寒而栗。如果成真，只有上帝才能阻止20世纪90年代从我们自家屋顶上燃起的熊熊大火。当我重新开启我的政治生涯、登上公众平台，我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现在，我要以一种新方式处理那道旧伤痕。”

德里与我差不多年纪。我们共同的世代经历是相似的，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主张也相距不远。我们有着相同的信念与共同的语言。德里的行事具有非常直接的以色列的特点。他行动迅速，反应敏捷，他的高智商正与他骄傲的自我相衬。在他身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我喜欢他。然而，德里生活的世界是遥远的。他有着另一种承诺和忠诚。他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而这个世界是我所不知道的。他活在当下，却是这样难觅其踪；他是这样开放，又是这样神秘莫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没明确自己是谁，自己又将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徘徊在世界之间、身份认同之间的流浪者，他象征着伟大的以色列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混乱。

德里不是某个问题，而是一个象征。他会过得很好。在离去13年后，德里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再次成为沙斯党的政治领袖。尽管他的个人魅力有所削弱，也失去了传奇般的声望，但他再次跻身以色列的权力角逐的游戏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游戏者。所以当我离开他的耶路撒冷办公室时，我思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社群。东方犹太人的故事是简单而残酷的，我这样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经历了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因为他们与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关系良好，他们享受着法国与英国的保护。他们享受着之前从未有过的权利。许多在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都受益于这些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亚历山大、突尼斯以及卡萨布兰卡的东方犹太人的帮助。但20世纪40~50年代，东方犹太人的魔法如蒸发的水汽般消散。殖民主义退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犹太复国主义取得胜利。在短短几年里，一个文明轰然坍塌，历时千年的社群在几个月之内解体。历史的“利剑”轻轻一划，古老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柔软下腹就被撕开。那个令人心醉的、多元的东方消失了。100万阿拉伯犹太人流离失所，他们的世界被毁坏，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他们的家园荡然无存。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同样也是简单而残酷的。以色列应当是东欧犹太人的家园——这是这个国家的设计理念。但是从1939年到1945年，东欧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只能转向更东的东方。结果是讽刺的，在1897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蓄势待发时，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7%是东方犹太人。1945年大屠杀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10%是东方犹太人。但在以色列，到1990年时，以色列犹太人中的东方犹太人比例超过了50%。一个为一支部族设计的国家，却在人口上不敌另一支部族；一个立足于一种文化的国家，却被另一种文化所占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没有承认，或者说不能承认，这个已经发生的突然性转变。它不能承认，初始的蓝图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改变。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前行，并蓄意地忽略了它所造成的伤害。以色列的大熔炉便以残忍的高效率翻滚着，它固然塑造出了一个国家，但同时也烧焦了那些人的身份，煎熬着那些本应得救的灵魂。

所以，当1959年德里在梅克内斯出生时，以色列第一次世俗的东方犹太人起义在海法的瓦迪塞里伯贫民区爆发。当1970年德里在悲惨的海德拉寄宿学校艰难度日时，第二次世俗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起义在耶路撒冷的马斯拉拉贫民区爆发，当地的黑豹党也随之出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里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时，一种世俗的、文化的东方犹太人起义爆发了，伴随着兴起了一种新式的东方犹太人的音乐，尽管被主流电台和电视平台所忽略，但在巴特亚姆街道上的每一家夜总会里演奏着。德里并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含义，因为他加入以色列的时间很晚，因为那时他一直生活在一块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飞地上。即便德里在1977年选举中赢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热烈支持，德里的热情也一点儿都不高。作为一名沙克拉比的门徒，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他也不赞成贝京的犹太民族主义。然而，当贝京消失后，留下了一大帮孤立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德里看到了这块空白并迅速填补了它。最开始，他利用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扮演父亲的形象来代替贝京。然后，他又引进卡杜瑞拉比作为神秘的安慰师。然后，他将自己定义为东方犹太教的一名殉道者。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让自己超脱出政治和世俗，并同时获得了一个半神话人物形象的理想世界。

当我开着车驶离耶路撒冷时，我听着琐辖·阿尔格弗（Zohar Argov）的一张歌曲汇编专辑。阿尔格弗出生在里雄莱锡安，1968年，德里一家就被送进这个街区。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阿尔格弗和德里住得相距不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羞涩的、瘦长的歌手用他温柔的、令人心痛的歌声征服了下层的以色列民众，他的歌声成为他们战斗的圣歌。他们在特拉维夫混乱的中央巴士车站出售歌曲的盒式录音带，他们在婚礼上演唱，他们的歌声在巴特亚姆、雅法、内坦亚、拉姆拉的东方犹太人夜总会里回荡。这么多年来，阿尔格弗并不为上层的以色列人所知。当他终于被接纳时，他服用了过量药物，与世长辞。尽管他令人心碎的歌声大多数的主题都是歌唱爱情和失去，但我的车厢里似乎充斥着被压迫的巨大苦痛。当我驶上德里的车队开向玛西亚胡监狱的那条高速公路，我从阿尔格弗的歌谣中听到了长期遭受痛苦的东方犹太人的尖号。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东方犹太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承认。尽管他们占据了以色列近一半的人口，但他们是被压制、被忽略的。以这种古怪的方式，他们仿佛在场又仿佛不在场，仿佛归属于这里又仿佛不属于这里。他们的身后始终跟随着一团疑虑的烟云。他们不是我们的成员，不能真的算作我们当中的一员。

在军队里我已经是一个少数派。我在伞兵排里服役，像我这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精英是不被尊重的。直到1977年把梅纳赫姆·贝京送上权力高位的政治动荡，以及暴力的、极富煽动性的1981年大选，才令政治权力转移到另一支部族的手里。人们再也不能忽视东方犹太人占据大多数人口的事实。他们从难民营、供给房、发展中城镇里走出来，几乎一个世代，他们都被限制在这些地方，而现在，他们即将俘虏城市广场。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他们是建筑承包商和小企业主；就文化方面而言，他们是琐辖·阿尔格弗的歌迷——尽管他的歌我并不怎么喜欢。

但在自由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圈子里，东方犹太人掀起的浪潮是一种带敌意的回应。20世纪80~90年代的种族歧视比以前的时代更加面目可憎，带着蔑视的诽谤：那些人是暴发户，那些人行为不检，他们的英语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对于关乎荣誉的事情总是神经过敏，他们是印度人，他们都是地中海东部人，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分子，他们令我们建立的国家蒙羞，而最终他们将打倒我们。从这些评论里，我看到了开明的以色列黑暗的一面，以及那些自诩文明的人缺乏教养的一面。东方犹太人的故事令我着迷。随着我聆听到越来越多的移民故事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压迫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们做错了。我忧虑着，也许有一天，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苦楚将把我们炸成碎片。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像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故事。同样的国家否认了大离散，否认了大屠杀，否认了巴勒斯坦，同样否认了东方犹太人。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为了生存，当权派试图打造一支强大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付出的人性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我们伤害了数百万的东方犹太人。

然而，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一切。在政治上，有一个很难表达的错误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为这些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帮了一个忙。那里的犹太人在新巴格达、新贝鲁特、新开罗、新梅克内斯都不会有真正的未来。如果他们继续停留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被彻底消灭。但是，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确是莽撞、冷酷、残忍的做法。直到今天，很多东方犹太人还不清楚，是以色列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了对他们怀揣敌意的阿拉伯中东，让他们脱离那种苦难、落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感觉到它强加给东方犹太人的痛苦：它摧毁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和身份。无论是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它的东方犹太人民众，都没有完整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创伤。任何一方都没有寻求一种方式来尊重它、遏制它，来实现和平。这就是为什么，这条创伤历久犹存。

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盖尔·加拜（Gal Gabai）。加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是我的朋友和同行。我问她，是什么使她支持阿里耶·德里。“你是一个世俗的、女权主义的左翼分子，”我对她说道，“你致力于民族、自由和法治。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被判受贿罪的极端正统派政客如此着迷？他的世界离你那么遥远。”

比德里年轻10岁的加拜说，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个贝尔谢巴的小姑娘，她记得那时被两种极性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情形。一个是ruge raas：法令要求你高昂起头颅。另一个是khshumeh的力量：羞愧，需要在人前掩藏，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你的耻辱。数十年来，khshumeh的力量一直强于ruge raas，羞愧强于骄傲。“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就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加拜说道，“是一种被玷污、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在他们面前贬低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我厌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深深不安。直到德里来了，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昂首屹立，骄傲地、平等地走在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之间。德里将北非犹太人的传统带上了中央舞台。他告诉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我们也是不错的。他唤醒了我们心中的ruge raas，他让我们能够高昂起我们的头颅。他甚至赋予像我一样的东方犹太嬉皮士与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并让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德里认为，我可以被特拉维夫所接受，而不是回到贝尔谢巴。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背弃东方的情况下就能在西方取得成功。

“我记得，我对德里产生的压倒一切的认同，源起自我祖母的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加拜回忆道，“德里让供给房社区找回了传统，这是工党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利库德集团从来不曾鼓励过的。德里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羞愧的、落后的，也不是狂热的。他终止了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模仿，他扫除了我们的羞耻。他并不是通过伪装自己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不像他之前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领袖，德里是真实而坦率的。他认同自己，也认同他的东方犹太人身份。当其他人假装成欧洲人时，德里大声说出他是一个摩洛哥犹太人。这是一种解放。你都不能想象，阿里，这是多么意义非凡的一种解放。终于，我们其中的一个，从梅克内斯来的一个摩洛哥犹太人，不再畏惧他的身份，不再害怕诉之于口。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为他的全部而骄傲。”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加拜说道，“血腥镇压换来归属顺从。在归属的河流里，我们东方犹太人流的血还不够多。我们没有在大屠杀中遇难，我们没有在独立战争中牺牲，我们没有参与大屠杀后英雄主义式的复兴传奇。我们是被输送到这里的，而我们被输送的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被输送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欧洲犹太人已经灭绝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壮大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片阴影盘旋在我们头上：这个地方并不真正地适合我们，这些公共住房并不那么适合我们。它与我们不相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家园，但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并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

“让我这么说吧，”加拜继续说道，“就其职权范围和使命宣言而言，以色列国家的计划里并不包括阿里耶·德里或者盖尔·加拜。在以色列的思维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些人。然而，到了最后，欧洲的堡垒里却住满了讲着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例如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城堡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者的精神意志判决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维持待在城外的状态。西方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畏惧我们。它畏惧我们带来的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的音乐，阿拉伯式烹饪的气味和味道，阿拉伯的言谈举止。想一想，这里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将100万的阿拉伯犹太人带到这里，以便在人口上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从阿拉伯世界输入了100万人；但当它把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带进来后，却恐慌起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从我祖父的摩洛哥音乐、我祖母烹饪的摩洛哥菜肴、我父亲遵循的摩洛哥传统习俗中，它感觉到危险。它畏惧我们这些东方犹太人会从内部分化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要压迫我们，”加拜说道，“他们必须支配我们。问题不在于某种社会经济的不公正，不关乎住房、福利或者收入。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同样生活贫苦。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最开始的归属地不同。他们被包含在以色列国家的意义和计划之内，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的怀疑。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遭到阉割。我们被期待着放弃以前的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是阿拉伯人。其结果就是一场分裂我们的内部战争，一直持续至今。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爱自己。我们被分割到不曾真正相交的不同世界。我们总是被要求出示当下的证据。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不是劣等的，不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彻底被同化了。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

“你还没有理解，”加拜告诉我，“你是这里的人，你是归属于这里的人。在以色列，你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拥有这个地方。我虽然生长在这里，却清楚地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内部圈子的，而我并不是当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社群甲，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家庭充满了爱，我因此而获得力量。我拥有了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坚持要打进这个圈子。我想要跟那些强大的、归属这里的人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家庭教导我的。他们教导的首先是教育：学习，学习，学习。但显而易见，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得漂白我们自己。而漂白后裔就是社会流动中最可靠的媒介。我敬爱的祖母会用她的母语这样告诉我：‘对于你，盖尔，一个摩洛哥人不能成就任何事，除非你搭上一个波兰小伙子。’这一点钻进了我的潜意识。找一个摩洛哥配偶是毫无出路的——如果我与一个摩洛哥人结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工作者，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高中教师。晚上，我们会在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一间三室的公寓聆听美妙的民族音乐。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

“我们的家庭到处充满音乐。即便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的房子里也流淌着温暖的摩洛哥音乐。但我的祖母带我去听了场古典音乐会，当我走出剧场时我就暗下决心，我将来要演奏曼陀林——不是摩洛哥的乌得琴，而是俄罗斯的曼陀林；不是演奏法里德·艾–阿塔什（Farid al-Atrash）[7]，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目。我热爱着柴可夫斯基。我热爱曼陀林。但在我心目中，总是有一种对已失去的向往，对阿拉伯的向往。当我拜访阿拉伯的朋友，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当我观看阿拉伯电影，我就会被挑动所有的情感。我知道，在那里，在摩洛哥，我的父亲是安闲自在的。在以色列，他从来不曾享受过安闲自在，他把他的不自在也传给了我。尽管我住在特拉维夫，主持一个电视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安闲自在，我不想自欺欺人。阿拉伯国家已经将我关在门外。但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同样也将我拒之门外。虽然我的三个孩子已有二分之一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血统，但以色列仍然不会接纳我。以色列仍然对我心存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德里如此重要，”加拜说道，“在德里之前和德里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东方犹太人都把他们的苦痛引向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或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是武断的、错误的，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都不是极端主义者。而当德里到来时，情况不同了。他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自卑情结，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向往，他将我们的痛苦合法化，但真正奇妙的是他与拉宾的联盟。当伊扎克·拉宾与阿里耶·德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成联盟时，其意义远超出政治认同。拉宾代表着基布兹、帕马奇和特拉维夫，他是一个神话般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士。德里则经历了梅克内斯、巴特亚姆、耶路撒冷。他是东方犹太人的英雄。当拉宾和德里站在一起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当拉宾和德里四目相对时，我们所有人都直视着彼此。现在，有了相互认可。现在，有了一种方式可以将政治稳定和民族自尊结合起来。现在，东方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可以不通过仇恨阿拉伯的方式，而是成为沟通阿拉伯人的桥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的希望，不论是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然而，随后，拉宾被暗杀，德里被定罪，一切都土崩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恩惠随着时光流逝了，德里越遭到迫害，愤怒便积累得越多。人民对追猎德里的白人当权派感到愤怒，但人民同样也因德里而感到生气。也许政坛上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但他不应该被腐蚀。他应该比洁净的人更洁净，因为他肩负着一个使命，他承担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他是我们的入场券。他本来应当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归属于这里。但是，因为他的坠落，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的期待似乎成了幻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将不能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模仿别人，我们只能放弃自己模仿他人。我们只能回到khshumeh。”

加拜停止了讲述，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睛。“当我的朋友们读到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后，他们想必会非常生气，”她说，“他们认为，前进的唯一通路就是否定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的痛苦。我们绝不能回头，绝不能沉溺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假装那道族群的伤口已经结了痂。他们想要相信，社会经济流动和异族通婚已经淡化了这个问题，已经扑灭了心中的火。他们认为，东方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分界线是以色列即将克服的一条分界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可能。我亲眼看着我的兄弟和我的妹妹窒息而死，我看到他们所受的折磨。在夏亚阿利亚难民营，两个暴徒用暴力带走了我那时才9岁的母亲，剪下了她迷人的长发，然后撇下被剃光头发的、遭受屈辱的、无助的母亲。他们伤害了她的灵魂。他们告诉她不可以做她自己。贝尔谢巴的阿什克纳齐犹太教师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看着我，用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伤害了我的灵魂。她告诉我，我是有缺陷的。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所有的东方犹太人都被伤害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犹太人的灵魂是受伤的灵魂。它从稳定与宁静中被拽出，撞进了狂暴的湍流，又在湍流里遭受羞辱，又从羞辱到自我否定，到被迫西化。但在西化之下，涌动的是痛苦与不满。我们的强大敌人就是痛苦与不满，而德里将我们从痛苦与不满中释放出来。他本来应该带领我们反抗，引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当德里跌倒时，我们都跌倒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再次置身于黑暗。在黑暗里我们疼痛着，我们流血，我们得不到安慰，找不到疗法，找不到家园。”

[1] 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是犹太教经典中仅次于《圣经》的典籍。主体部分成书于2世纪末~6世纪初，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有关律法条例、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

[2] 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现多居于中东、拉丁美洲等。1949年以色列独立后，大量塞法迪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大部分人迁移至以色列。

[3]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写下名文《我控诉！》。1898年1月13日发表于《震旦报》。其起因是左拉愤怒当局对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判决，致信总统要求公正对待。

[4]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5] 即哭墙。

[6] 1971年成立的东方犹太人的政党。

[7] 叙利亚——埃及混血作曲家、歌手。20世纪阿拉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巨擘，乌得琴大师。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尼尼（Nini）说：“最终，你可以真的生活在以色列。”他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千禧年临近之时，尼尼在这里第一次感觉很酷。曾经，每一次他从短途的阿姆斯特丹之旅返回，他都要自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这里。但是今年，他突然意识到，在特拉维夫，他生活得很好。他可以在这里呼吸。特拉维夫自由自在，充满乐趣。就感觉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做出了决定：够了，一切都够了。每个人都厌烦了那些废话、那些政治主张、那些恐怖袭击、宗教狂热人士、占领区、军队的预备役以及这里一直以来把每个人的大脑搅得一团糟的所有压力。

伊奇克·尼尼（Itzik Nini）是艾伦比58俱乐部的舞者。31岁的他相貌英俊，体格健美。他穿着一件紧身黑色T恤，外罩一身迷彩军服，脚蹬黑色的高筒靴，看起来就像一个欧洲俱乐部的会员。事实上，他出生于小镇宾亚米纳，不过他在13岁的时候来到了特拉维夫。他什么都见识过了，什么都尝试过了，什么都体验过了，包括所有的俱乐部：大剧院俱乐部、企鹅俱乐部、麦德龙俱乐部。他离开过，又回来，又再度离开。他追求的生活是一种演员、模特、舞台表演者的混合人生，他在特拉维夫时髦的沙因克因街区及阿姆斯特丹的夜场之间来回穿梭。所以他知道，在这里，有些事情是你仍然不能做的，例如施虐和受虐狂。这里现在还不足以开放到接受它的程度。

这里是中东。无论如何，施虐和受虐狂都是太西方化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及其他少数色情东西，他突然感觉，在这里，一切都开放了，几乎做什么都可以。这种变化真是棒极了，有时候他甚至都飘飘然起来。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改变？尼尼说，是和平。因为和平，以色列现在轻松多了，也更加自信了。他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窗外就是特拉维夫中心商业区的耶胡达哈勒维大街。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人们坐在咖啡馆里消磨好几个小时，他们对生活极其满意。再也没有老女人大嚷大叫道：“有点羞耻心吧！当士兵们被杀害时你们在做什么，享乐、泡吧、上床？”

还有另一件事物导致了这种改变，那就是MTV。这种视频剪辑的作品切切实实地让人们记住了它，并为之神魂颠倒。现在，当你看到那些来自偏远的、发展中城镇的15岁的孩子，他们身上带着穿环和刺青走进城市，你便知道，他们这番打扮的原因就是即便在他们传统守旧的家乡，他们也看过MTV。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想要活得鲜活。他们是这样渴望活得鲜活。

但是，尼尼说，造成这种改变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毒品。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它们以浩大的声势冲击着这个地方，每一年毒品的浪潮都会来得更加猛烈。每次他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这里，他都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在特拉维夫的感觉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在吸毒，整个世界都在吸毒，毒品使他们经历极其美妙的事情。现在是可以诉之于口的时候了。它们让每个人都感到开心，它们释放了你，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尤其是摇头丸。摇头丸，真是千禧年的神药。它不像迷幻药，让你经历梦游般的幻觉。它不是让你游离在现实之外，而是让你在现实里感觉更好一些。它源起自那种为易怒的人所调制的药物。它就是一种药丸，软化他们，让他们更加温和、更加友爱，而这就是它为以色列人发挥的效力。它让以色列人不那么愤怒，不那么紧张。看看这些大街，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有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将大把大把的迷幻药倾倒入国家输水系统里，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快乐和悠闲。就拿男同性恋者做例子，尼尼说，仅仅在几年以前，同性恋还见不得光。当一个男同性恋者走在街上，扎着长长的马尾，人们会冲他叫嚷道：你这个疯子，你这个死同性恋。而同性恋者的活动领域被深深埋藏在黑暗之中，同性恋者不会超过一百个或者两百个人。但是现在，这个数目变成了上千个，上万个，而他们也不再感到羞耻。他们不再畏惧，他们一点儿都不在乎了。“你看过在拉宾广场举行的普珥节狂欢吗？”他问道，“你看见过爱的游行吗？还有在那个夜晚，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大选上赢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阿里耶·德里，同性恋者们在大街上举行派对。还有设拉子（Shirazi）那些事情——再没有比这个更火辣的了。”每个人都出柜了。千禧年的以色列已经撬开了囚禁他们的铁栅栏。

尼尼说，如今，甚至连最强硬的东方犹太人都对此不置一词，而那些异性恋者甚至都嫉妒起同性恋者。现在，很难区分二者。“如今，所有的异性恋者看起来都像同性恋者，所有的同性恋者看起来也像异性恋者，”他这样说道，“一切都是七颠八倒的。现在这里的开放度是我们从来不曾有过的。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确实连空气里都是爱的味道。现在的特拉维夫真令人兴奋，毫不逊色于纽约。也许比纽约更令人兴奋。阿姆斯特丹也不会比特拉维夫更令人意外——也许比不过特拉维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说特拉维夫火辣无比。而这里的景致实在是漂亮迷人，它值得你专程为这景致来一趟。它变得有点儿像伊比沙[1]。这里充满着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晚宴，毒品，开放，性感，以及完全的自由。与以前的以色列完全不同。”

裘平（Chupi）说，只要你想想这件事，你都会觉得真是神奇。就在五六年前，在以色列，浩室音乐（housemusic）[2]还完全处于边缘状态。在1993年甚至到1994年，当他展示他的CD盒，开始演奏那些确实很长的音轨，人们认为这是疯疯癫癫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音乐，来自下一个千禧年的音乐。他们不能理解，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不知道如何跟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仍然要求音乐有歌词，有确切的含义，要有人声。即便在艾伦比58俱乐部，人们一开始也不想接纳它。它太怪异了。

“在那时的以色列，谁知道芝加哥浩室音乐是什么？”裘平大声说道，“谁知道底特律工业舞曲是什么？或者纽约车库是什么？谁知道高峰和顶点的区别？那时，谁知道最重要的角色就是DJ[3]？那时，人们完全没意识到，DJ不是什么熟练更换CD碟的技术员，而是在每个特别的夜晚创造一次性的音乐盛会的音乐家。他们不知道，DJ在调频器里创造出那些混音，然后在一个最佳鼓点击拍出那些顶点，于是，突然地把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突然地将一千人变成一个人。因为DJ的存在，一千人同时举起他们的手，一起脱掉他们的T恤，一起幸福地高声大叫。是DJ解放了他们，从冲突、战争、压力以及这个国家所有狗屎一样的东西里解放了他们。”

裘平说，他必须坚持下去。他必须让这些年轻人和俱乐部老板经历一次严谨的教育，让舞动的人群适应这个新玩意儿。他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他自己的音乐受众群体，浩室音乐的受众群体。然后，将这个群体与音乐联系起来，然后通过音乐将这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联系起来。他的目标就是要让艾伦比58俱乐部成为浩室音乐的圣地。他去了欧洲，拜访那些引领潮流的DJ们，带回来最新的音轨。同其他一些人一起，他在这里创造出一个音乐现场，足以与伦敦、阿姆斯特丹或者巴黎的音乐现场媲美。这个音乐现场起作用了。所有玩硬摇滚浩室音乐和俱乐部迷幻舞曲的人都知道，特拉维夫现在成了最好的音乐圣地之一，以色列真是棒极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现场是那样特别。也许是因为战争，因为压力；也许是因为这片海，这样的天气，这里的氛围，这里对生活的态度。但显而易见的是，以色列的音乐受众有着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对音乐的惊人的渴望。

他真正的名字是沙伦·弗里德利克（Sharon Friedlich）。他是德国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的儿子，从德国犹太人那里接受了古典音乐的教育。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他剪短了头发并染了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了一名超级DJ。“当你成为一名超级DJ后，”裘平告诉我，“你就拥有了超级的力量。当你站在你的位子上，站在玻璃后面的高架亭里，你知道，只要你按下一个按键，就好像你按下了可以同时控制一千人的按键，这就是力量。总的来说，是性的力量。因为现在他们真切地全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控制着他们。如果你想，你就可以送他们进天堂，你可以让他们欲火中烧。那在舞池里酝酿的能量是性的能量，而他们向你恳求的就是给他们高潮。你开始考虑，要不要把他们的迫切需求赐给他们。他们完全仰赖你。但如果你是个出色的DJ，你会等待。你不会在顶点后又打出一个顶点，你应该玩弄他们。你激起他们的欲望，但你仍然不给他们。这快把他们逼疯了。于是，他们更大声叫道：‘给我们！’然后，最终，当你给他们时，这个俱乐部就成了一个燃烧着的火球，就像一枚原子弹爆炸。上帝就是一个DJ,DJ就是上帝。感觉就好像你已经触摸到一千个人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然后你看到所有的血液自他们身上冲刷而下，汗水自他们身上滴落如雨。他们是你的，完全地属于你。他们感激你，崇拜你，因为你给了他们某些强大而完整的东西，某些生活中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某些你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世间找到的东西。”

设拉子说，以色列已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再是伴随着他长大的以色列。在过去的五年里，一切都完全变了样。而他的群体，男同性恋者群体，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直到他在艾伦比58俱乐部进行周五夜场表演之前，同性恋社群都处在边缘。它被隐藏在那些昏暗而秘密的地方。只有几百个人知道这些地方，而他们并不想被人看见进出那些地方。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以色列不能容忍同性恋。以色列是完全笔直的。它有着循规蹈矩的社会、尊奉旧式的阳刚之气，坚持严格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当艾伦比58俱乐部在1994年开张后，设拉子说服了他的老板奥里·斯塔克（Ori Stark），让他可以自由支配星期五的夜晚。他们称俱乐部为游戏室，然后他们分发了邀请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害怕的。他们不知道笔直的特拉维夫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们不知道特拉维夫的同性恋者会不会害怕来到这样一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型场所。然而结果证明，特拉维夫再也不像以前那般笔直了；结果证明，那些同性恋者们不畏惧出现在这样的场所。他们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带着野性十足的全套装备，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姿态成群结队地进来。他们来了，丝毫不见羞耻。相反地，他们的神情放肆而骄傲。“我站在那儿，站在艾伦比58俱乐部的大门口，看着这支令人吃惊的同性恋群体聚集在一起，我的眼睛确实湿润了，”设拉子说道，“我知道，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最终获得了解放。特拉维夫的同性恋者获得了解放，特拉维夫获得了解放。以色列成了一个崭新的以色列。”

“男同性恋者是整个社群的领导人，”设拉子这样宣称，“因为男同性恋者所拥有的特质就是总体性。男同性恋者是非常一体化的社群，这一点让我们的社群凌驾于其他社群之上。如果有人穿奇装异服，那么其他人都会穿奇装异服；如果有人吸毒，那么其他人都会吸毒；如果有人渴求性，那么其他人也都渴求性。任何参加我们周五夜晚聚会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一切都是坦率直接的，我们提供了一切。这里你不需要忍受整整一个晚上的刁难，只为最后‘她’会给你电话号码或者同你去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一旦我们彼此看对了眼，就走到一边，找个厕所，然后开干。你周围还在持续升温，这里有艳舞舞男，脱衣舞男，还有变装皇后。这里有摇曳的灯光，有浩室音乐的强烈节奏。再没有比这里更激情的了。”

“然而，这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同性恋者，”设拉子继续说道，“每天晚上当艾伦比58俱乐部的大门打开时，你就会感觉到有事情正在发生，就在这里，就在现在。在酒吧里，你无法维持冷静，你无法只是呷一小口酒。你身边是那些音乐，频闪灯，肉体与肉体的碰撞。裘平那帮家伙们脱下了他们的衬衫，全场都疯狂了，赤裸裸的性欲寻找着发泄口。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超能量的以色列突然出现，坚持聚会，坚持吞噬生命。”

设拉子出生在离这里不远的沙因克因大街。但设拉子说，那时的沙因克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古怪的、宁静的街区，有东方犹太人邻居和一个小公园。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这个地方会成为特拉维夫的苏豪区。他自食其力，一穷二白起家，凭着辛勤工作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他赢得了现在社群领导人的地位。他是男同性恋群体的国王。每一周他必须给子民们惊喜。每一个周五的夜晚，他都要创造一些新的、更强烈的颤栗。这一周是水手派对，下一周便是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派对。这一周是法西斯制服派对，下一周则是变装晚会。每隔两个月，他都要在豪曼17号举办他的一流舞会，号召一场前往耶路撒冷的黎明朝圣之旅。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起，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极其热爱以色列。无论哪个以色列人在国外赢得了哪种荣誉，他都感到由衷的自豪。当蓝白相间的旗帜在任何一座体育馆冉冉升起，都令他激动得颤抖。然而最令他自豪的，就是以色列的变性人达娜·英特纳什那尔（Dana International）赢得了1998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冠军。这就像一枚证明以色列已经改变的公章，证明以色列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身份。“于是现在他们说，艾伦比58也许是世界上第五重要的俱乐部，”他告诉我，“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聚光灯对准了特拉维夫的现场。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场景是世界级的。全欧洲的众多DJ和变装皇后都想来这里。因为事实是，虽然这里的生活是苛刻的，但这里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以色列确实热爱享受乐趣，我们沉溺于享乐。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在享受。我们必须不停地举办派对。也许是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也许是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的所有问题，然而，我们有释放这些所有被禁锢能量的深层次需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在特拉维夫的夜场，洋溢着某种独特的温暖，这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在这里突然发生的事情，在艾伦比58俱乐部、在特拉维夫、在以色列的许多城市里发生的事。这就是当人们突然打开以色列的壁橱、开始生活时，从里面跳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凌晨两点的舞池，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他们呼唤着DJ，男人们脱下了衬衫，互相碰触着、感觉着，融为一体。”

米甲·纳达尔（Michal Nadel）说她感觉就像在一个部落。当音乐开始时，氛围是好的，节奏是好的，大家的身体一起扭动，所有人成为一体。她认为，这一切是非常原始、非常美妙的。当她进入迪吧，闭上眼睛，不停甩动她的头，她确确实实地从音乐声中听到了来自非洲古老部落里的隆隆鼓点，以及野马奔腾的蹄声。“这里有一种非常刺激感官的氛围，它富于韵律，深入人心，真叫人无法抵挡，”她这样说道，“在这种性感的、令人疯狂的气氛下，所有人都融为一体。你可以接近他们，你可以碰触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有时的确会发生某些事情，但大体上，这是一种轻柔的爱抚，非常轻柔。因为在这里，人们会感觉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不是富有攻击性的，他们不会威胁另一个人。你感觉你甚至可以同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这样接近。你对一个人微笑，他也会以微笑回报你。因为在这里我们是一体的，是兄弟姐妹。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融为了一体。”

米甲的父亲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位三星将军，她的哥哥是一名战斗飞行员。但是，米甲所处的以色列以新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特质。每个星期四的午夜，她站在艾伦比58的大门前。她盛装打扮，以一种挑逗的言谈举止，告诉保安们哪些人可以进来，哪些人要赶走，直到她挑出某个人，同她在黎明时分一同享乐。这就是选择的权力，米甲告诉我。这种权力就是像从海洋中捕鱼一样，决定谁被接纳、谁被拒绝。“因为艾伦比58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拉维夫来说，就像54号工作室对于70年代的曼哈顿，”米甲说，“有的人闪闪发光，也有的人毫无价值、华而不实。每个人都想进来，有时会有好几千人挤在门口。男人们穿着皮裤，姑娘们半裸着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只会让最绚丽迷人的那些人进去。我放进去的人不仅要漂亮、帅气、富有，还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为之不择手段。他们已经准备好献身于我们在这里创造的可供选择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旧以色列，而是新以色列。那不是真实的生活，但要比真实的生活好得多。这个现实充满了浩室音乐、浩室的性、浩室的毒品，充满了一个心醉神迷的部落的咆哮。”

38岁的奥里·斯塔克就是艾伦比58的拥有者。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美丽迷人的莱维德·齐尔伯曼（Ravid Zilberman）是艾伦比58一个25岁的女郎。奥里是特拉维夫公认的夜王子，而莱维德是他的女友。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喜欢谈论他们创造出来的景象。

莱维德说，如果你在白天进入艾伦比58，你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曾经是电影院的地方只是一个丑陋的、恶心的大厅，水泥砌成的墙，散发着一点儿恶臭。但当黑暗降临，夜场开始时，人潮开始涌动，灯光开始闪烁，音乐突然喷发，然后所有的一切立即像触电般兴奋起来。你的皮肤开始感到刺痛，因为你知道，有什么将要发生。你进入了一片并不真正存在的领域，一个让你快速甩动头颅的梦境。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你被改变了。即便是像莱维德一样的优秀的中产阶级姑娘也被改变了。在来到艾伦比58一小会儿后，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性和毒品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莱维德说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人们极度兴奋时，他们会完全敞开，他们一点儿都不在乎。然而，并不仅仅是性和毒品，在特拉维夫的众多酒吧里，摇头丸并不仅仅存在于血液中，它融化在空气里。每个人都呼吸进去，然后爽翻天。每个人都在摇摆身体。这不是某种兽性的行为，这是某种密码，让你感到安全，感到被保护。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下来，因为你感觉你是被保护的。”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莱维德说，“你能看到一些住宅区里的姑娘，还有追求她们的富有的花花公子，但她们根本没把那些花花公子放在眼里。还有粗鲁的商业区的东方犹太人，他们更加真实，感谢被允许进入。然后是裘平那帮怪胎，他们在舞池简直跟疯了一样，半裸着身体，满身是汗地拥挤在一起。拥抱，摇摆，舞动，他们创造出来的能量漩涡是如此强大，以横扫之势感染其他所有人。星期六的晚上，士兵们会过来，看到士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点水和柑橘——他们甚至都不喝酒。但即便如此，从午夜到早上6点，他们都不曾停止舞动，他们在舞池中倾力演出。然后当夜场结束，他们从艾伦比58出来直接登上巴士，前往黎巴嫩，或者占领区，或者偏远地带参加一些小规模战斗。确实，以色列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地方。当这些还是孩子的士兵们吻别他们的女友，穿上他们的制服，然后上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这真让我心碎。”

“酒吧里有五个姑娘，”莱维德说，“我们的角色就是啤酒女郎。我们只为人们倒啤酒，但他们真的很尊重我们。做艾伦比58酒吧的女郎是最好的，你就像一个女神。当你穿着短短的紧身裙和小小的吊带衫，裸着你的后背，而酒吧里拥挤着200个饥渴的男人，你要知道应该如何主持游戏，如何恰到好处地、温柔地与他们调情。总而言之，他们尊重你。因为在艾伦比58，你可以尝试，而不是去威胁。如果你得到回应，很好。你可以去楼上的画廊，去一个黑暗的角落，或者一个漆黑的房间。如果你没有得到回应，你就继续努力。你不用大惊小怪。因为在艾伦比58，我们有这个共识。事实上，这是一种文化，一个被很好地定义的世界。但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是属于当今的以色列的世界，这是新一代以色列人的世界。”

奥里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运动。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拉宾广场，参加巴拉克的胜利庆祝会，他们发动了20万人参加特拉维夫爱的游行。“这个国家还有谁能把20万民众带上街？”他这样说，“也许德里的政党——沙斯党可以吧，但不会再有其他人了。确实，它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也没有一个平台，没有提出什么主张。现在不是60年代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死了，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死了，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死了，再也没有革命运动了，也不存在清白无辜。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消息，可是，政府、议会以及当权派真应该注意一下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都是关乎战争和死亡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教义都是非常悲伤的，比如赎罪日以及其他教义，总是告诉你要受苦、要牺牲。但是，在这里，我们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力量说出：‘去你的！’我们再也不需要经历苦难和牺牲，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建国50周年的国家，而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也不会再侵入。没有人可以征服和毁灭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呼吸。我们必须自由呼吸，而且我们不止可以呼吸，我们还可以微笑，大笑，疯狂地笑。”

“这是我们应得的，”斯塔克说道，“对于全世界的所有人来说，这是我们应得的。所以让我们这样生活。和平已经实现了，如果还没有，那就是即将实现。不久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耶路撒冷会是它的首都，一切都会好的。所以，我们还要背负着这个重担多久呢？这个已经拖累了我们整整五代人的精神包袱。政府、议会和当权派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在本·古里安的影响下长大的，是古里安将所有人送去内盖夫。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你可以在艾伦比58看到这一点，你会听到年轻人们叫嚷着：‘够啦，享乐时间到啦。’这就是以色列的新一代，需要快乐的新一代。”

奥里·斯塔克的父亲是一名工党官员，母亲是一名女演员。在特拉维夫郊区长大的他，是一名表现优良的工党小伙子：参加童子军，念高中，积极服役。但他总是因为旧式以色列令人窒息的沉闷氛围而感到痛苦。于是，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他因心理因素从军队退役了。他去了伦敦，在那里学到了俱乐部文化，而当他回来时，他已经准备就绪。他逐渐打响了名气，被称为“帅气的奥里”、“一个顶尖时尚设计师的年轻恋人”、“特拉维夫夜生活的新王子”。1983年，他举办了他的第一次盛大派对，以8毫米胶片的色情电影为特色，吸引了数千人。然后，在10年的时间里，他前后经营了12家酒吧和俱乐部，直到1993年年底的一天，奥斯陆协议签订不久，当他走进艾伦比电影院巨大的、被忽略的大厅，他便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这就是明日之星。就在这里，他将建立起他的快乐王国。他会将这座空旷的电影院变成一个快乐的圣地。因为奥里厌恶悲伤。而就在这个逃离现实的集合地，他将为他自己和其他人营造快乐，欢庆直到末日降临。

“你读报纸吗？你关心政治吗？你有思想倾向吗？”我问他。“当然。”他这样回答。他支持左翼，一直都是如此。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参加了和平示威游行。但如今，他相信“现在召集聚会”要远比“现在实现和平”运动更具有实质意义。“艾伦比58所在之处，也是政治运动正在上演的地方，”他这样说道，“在过去，特拉维夫的俱乐部颂赞着男子气概、高级军官和军队英雄。但是现在，没人再去关心这些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精英突击队的指挥官走进来——没问题，但谁他妈的在乎他是谁。这里的英雄是那些歌手、演员，是那些能令其他人感觉很棒的人。而这才是以色列的21世纪、全世界的下一个千禧年将要关注的事情，而不是我即将成为市长、设拉子将成为副市长，也不是又有一个盛大的爱的游行即将举行，而是享乐占据着中央舞台。这才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年轻人不再读报纸，但他们疯狂地跳舞。他们不会前往沙漠，或者建造基布兹，或者成为军队的英雄，他们将疯狂地寻欢作乐，享受欢愉。

“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人们还要求生命具有意义，音乐具有意义，”奥里说，“然后，迪斯科兴起了。但惭愧的是，迪斯科没有蕴含什么意义。而现在你可以说出任何话，不需要羞愧，不需要伪装，没有任何压力。你不用歌唱爱情，你有了性，就在现在，就在这里，就在厕所里。而这种肢体接触是真实的，满足了刺激、愉快和兴奋的需求。这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关乎的事情。忘记犹太复国主义的那堆废话吧，忘记犹太人的废话吧。我们有派对，每时每刻都有派对。”

“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奥里说，“看看你的四周，不再装模作样，不再惺惺作态。音响是那么大声，你甚至都不能讲话。所以你不用问她喜欢什么红酒，或者在上次选举中她把票投给了谁。这里用不着前戏，一切都是迫切而迅速的。你叫什么名字？我们走吧。这些孩子活在网络世界里。他们点击鼠标，购买。所以，他们的爱情也是网络速食爱情，他们没有耐心，他们要求立刻得到满足。而当他们在15分钟后离开厕所时，我观察他们：没有拥抱，没有喜爱，没有温柔。他走这条路，她走那条路。这就完了。我们来，我们来了，我们走了。”

他们自称为国度，舞蹈的国度。在大多数星期四的夜场，凌晨3点是艾伦比58的高潮。尼尼登上台，开始他的挑逗性的表演。裘平通过他的曲目精心策划了他最强烈的高潮；设拉子被他的肌肉男所包围；米甲加入了她的清晨舞伴们；莱维德淹没在数十个衣着暴露的身体中，他们攻占着她的酒吧；而奥里像一个帝王一般跨坐在他的国民之间。当粉色、白色的脉冲射灯切割着黑暗的大厅时，舞池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也挤满了人，顶上的阳台也站满了人。看起来就像这里有着什么东西，超出了夜生活的意义，超出了在新千禧年的黎明时分、一个火热城市里的一个火辣的夜晚。在这里，一场伟大的反抗正在上演。尽管它是困惑的、不明确的、笨拙的，没有理想、没有口号、没有伟大的宣言，但这是我所见证的最具魅力的反抗。

这些年轻人都很漂亮，这里讲述着一个关于以色列成功的故事，却甚少被提及。在这里，大海、太阳以及显著不同的基因库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性感之美。而艾伦比58热情的封闭空间令这种性感的美更加明显。同时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反应快速。但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现行经济体制的死板法律条文。即便是他们分离出来的世界，也是建立在等级分化、优胜劣汰、市场营销、经济效益的组织原则上。当周末结束，他们在会计事务所，或者电视台，或者一家刚起步的公司又开始了新的一周。然而，在拂晓时分，在艾伦比58，这些年轻人的确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通过他们的解放发表了一个宣言，通过他们的性开放和有节奏的仪式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试图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有着固守仪式、充满欲望和乐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就在酒吧的舞池上、二楼平台上，在最黑暗的隐蔽处，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企及某种个人的真实感，某种完整的以色列。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在这个局势持续紧张的地区，社会不再为这些年轻人提供真实与意义，而这又是他们所寻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投入到艾伦比58的仪式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沉溺于摇头丸、销魂夜、浩室音乐以及这座建筑里的无比欢娱。

清晨5点，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队伍出发了。首都里早起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进这个沉睡的城市，古怪的仿佛从未来穿越而来的音乐震耳欲聋，从他们的车窗里飘出。青年们坐在车里，询问去豪曼大街的方向，他们脸上挂着微笑，眼睛红红的，打扮得像吸血鬼或带着干草叉的邪恶魔鬼，也有人只扮成水手、公主或者粉红色的精灵。在黎明的灰色天空下，在这个偏远工业区的车库、车间和廉价的家具城之间，一支巨大的奔流涌向豪曼17号的仓库。狂欢的人海被俱乐部所吸引，就好像那儿有一种磁力，以一种不祥的节奏吸引着他们前来。

设拉子的余兴派对（after-parties）只对完全沉浸在狂欢中的那些人开放。如果你没有一套完整的装扮，至少你的脸要有亮粉的装饰或者你的衣服可以发出磷光。尼尼是正确的，现在是男同性恋者引领潮流的时代。他们定下了基调，他们掌控着舞池。但设拉子也是对的，这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的时代，这是一个混合的时代，而这种混合正在发挥效力。当所有这些不同的性感能量在一个地方、在同一片屋顶下发生碰撞时，产生了极度深刻的东西。剃着光头的瘦削小伙子们在舞台上热烈地互相拥抱，穿着透明衬衫的艳丽姑娘们在酒吧里热舞，大麻的强烈气味充斥着这里的空气。每一分钟，都有几对离场去另一个房间。男孩和女孩，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

一切都颠倒了。这是耶路撒冷里的特拉维夫，这是白日里的夜晚，这是耶路撒冷最神圣日子里的哈桑那节（Rosh Hashanah），也是犹太新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主要的俱乐部，在洞穴状的大厅里，证明他们可以开着浩室音乐连续庆祝10~12个小时，而不会变得好斗、不耐烦、粗鲁。证明那些认为新以色列还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体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毒品，一切不会发挥这样的效力，但毒品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切，很多因素都在当中发挥了效力。以色列是一个移民社会，还没有根深蒂固，还有着非宗教的保守主义。以色列是一个幸存者的社会，他们渴望着生活。以色列是一个处在边缘状态的国家。在这里，豪曼17号，能量突然迸发的结果并不像它在伦敦、巴黎或纽约表现的那样，所以，尽管设拉子的余兴派对只是一个极端现象，但它透露了很多现象本身的信息。它透露了在新千禧年的开始，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在文化和情感层面的表现。你在耶路撒冷豪曼17号的舞池里听到的，是现世主义解放的号叫；你在耶路撒冷豪曼17号的舞池里看到的，是21世纪的青年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法令、约束的反抗。够了，他们说。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及时行乐。

舞台上的表演开始了——就在几年前，它还被认为是离谱的事情：一个小伙子在另一个小伙子面前跪下，崇拜他巨大的勃起。屋外，是耶路撒冷一个盛大节日的正午。但在这咆哮的大厅里，似乎没有人为正在舞台上进行的色情的崇拜仪式感到困扰。因为这不是他们在乎的问题。他们在乎的是这群年轻人正在崇拜：解放，自由，以及冲破禁忌。摆脱对他们的压制，跨越每一条边界，活到一种极致。高举起他们挥舞的手，这些浑身是汗的半裸小伙子们在个人享乐的圣坛上献上崇拜；高举起她们挥舞的手，这些苗条的、挑逗的姑娘们在震耳欲聋的快乐圣坛献上崇拜。而在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拼命试图从这一切中塑造出一个国度，试图塑造一个可代替的国家，一个可代替的现实，一种可代替的人生意义。起来反抗以色列的过去，起来反抗以色列的命运，起来反抗以色列的现状。

[1] 西班牙一个极为美丽的小岛，一个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2] 最早的电子音乐形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旋律反复，受到迪斯科舞曲的影响。

[3] DJ，英文全称Diss Jockey可以理解成唱片骑士。DJ是随DISCO发展起来的，是现场打碟职业的名词。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穆罕默德（Mohammed）淡褐色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你必须知道，它是没有用的。你的犹太思维让你提出了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设想，这是聪明的幻想。但这个设想不会生效，这种幻想站不住脚。所以，比起谈论我们即将共同经历的漫长旅途，我们应该做的是安静地坐下来，拼凑出一个新的协议。因为你没有其他盟友了，我是你唯一的盟友。比起寻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你应该来找我；比起尝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具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然后把他们都带到以色列，你应该跟我商讨。因为我在这里，就在你的身后；我就在这里，不打算去其他任何地方；我就在这里，状态良好。”

“采访我，”这位巴以混血的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Mohammed Dahla）说道，“跟我交流，把你的手伸给我，让我成为你的伙伴。因为，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在中东就是一支少数民族。尽管你的国家参加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篮球也打进了欧洲联赛，但如果你打开一本地图集，翻翻地图，你就会看到，在你周围，3.5亿的阿拉伯人包围着你，15亿的穆斯林包围着你。所以，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可以继续掩藏在虚拟的犹太国家的构想里吗？你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凭借一个矛盾的犹太民主国家保护你们自己吗？坚持这个犹太国家的犹太人特性，委实是生活在刀刃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将再也不能这样做。世界会发生变化，力量的平衡会被打破，人口也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人口正在发生改变。你们要在这个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世界里继续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与我结成同盟，我是你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你们今天不与我结盟，明天也许就太晚了。到你变成一个少数派的时候，你会来找我，但我那时就不在这里了。到那时，我也许对你要提供给我的东西不再感兴趣。那时可就太晚了，我的朋友。”

一大早，我们就踏上旅程，从耶路撒冷一路向北。从盖代拉开车前往哈代拉，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仇敌——穆罕默德·达哈拉这样对我说：“看看这栋建筑，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它的异域风格是这样凸显，显得如此陌生。就像某支侵略军队从海里冒出来，然后登陆。它缺乏对地形地貌的敏感度，也对区域特征不甚了解。那些从远方来到这里的移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毫无感觉。他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建起了这些建筑，他们修建了高大而傲慢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看起来几乎是粘在地上的。它们不是拔地而起，它们不属于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这般不协调。它们是具有侵略性的城市建筑群，有着令人不快的混凝土面孔。”

“看看这些路标，”穆罕默德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用希伯来语和英语书写的，没有阿拉伯语。因为你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当游客们来这个国家旅游时，会认为这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犹太国家。但是，我在你们的路上，同其他的160万阿拉伯人一起。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这般难搞定。为了保持你们杜撰的一个欧洲犹太国家的漂亮小小说，你们尝试隐藏我们的存在。你们尝试彻底抹掉我们的景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

“难道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吗？”我问达哈拉，“难道犹太人民没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吗？难道犹太人不允许在1967年边界内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吗？”达哈拉告诉我，现在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当然有民族自决权，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拒绝执行联合国在1947年制订的分治计划。任何人都必须了解，在这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在你的权利和我的权利之间没有维系平衡的点，”他这样说道，“从一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犹太人就没有法律的、历史的、宗教的权利。他们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从他们被迫害的遭遇中衍生出来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不能说明，他们夺走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78%的领土就是合理的。这个权利并不能为反客为主的事实做辩护。到最后，拥有这片土地优先权利的人应当属于本土居民，而不是移民——属于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人，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就像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一样。我们不像你们，我们不是陌生来客，不是流浪者，不是移民。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几个世纪，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连根除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分割出去，即便是你们也不行。”

1968年，达哈拉出生在加利利的图兰村。他学习刻苦，工作努力，自食其力。在希伯来大学的法学院，他表现突出，之后，他成为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首名阿拉伯法官助理。1993年，他在耶路撒冷开启了自己的法律事业，很快生意兴隆。1995年，他成为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Legal Center for Arab Minority Rights,Adalah）的创办人之一。2000年，达哈拉与苏哈德（Suhad）结婚，她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奥马尔（Omar）在2002年出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局势紧张的那两年，穆罕默德和我都是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董事会（the Association of Civil Rights in Israel,ACRI）的联合主席。所以，当我们坐在他蓝色的梅赛德斯汽车里一路向北进发时，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基于一个共同价值观和理念：人权、少数族群权利、自由民主。但不像我们曾经有过的谈话，这次谈话中，我们每个人都唤起了他的民族历史感和洞察力，以及他心中存在的焦虑。这一次着实令我吃惊，穆罕默德对我坦露了他整体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他不再相信对于这块土地的分治计划，不再相信一个所谓的两国方案。

他在村庄里长大，他的身份是本土的，他告诉我，他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小伙子。直到进入大学，他才获得了一个民族上的巴勒斯坦人身份，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两国方案是武断且不充分的。它不能解决1948年的阿拉伯人问题（那些在战后仍然逗留在那儿或者返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处理被战争驱逐的阿拉伯人灾难。但当奥斯陆协议在1993年签订时，他被暂时地说服了，认可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然后到2000年，他意识到，这是毫无希望的。这个和平议程实际上只是一个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屈服于以色列意愿的议程，是一个维持占领的议程。以色列并没有为一个历史性的和解做好准备。他们并不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所以，没有其他方法，只有斗争。以色列的社会必须要被动摇、被扰乱。然后最终，这个解决方案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解决方案，一个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民主国家，一个有着回归的犹太法律和回归的巴勒斯坦公民权的国家。在这个政治实体中，希伯伦的定居者将离开他们现在的处所，1948年战争中，被摧毁村庄的巴勒斯坦难民也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

这是我们第二次去加利利。2000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暴动波及北部全境。戴维营和谈失败后，出于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的抗议很快演变成了暴力。前来的以色列警察遭到袭击，他们枪杀了13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回击。在这个残酷的一周的最后一天，穆罕默德用他的梅赛德斯车载着我，让我亲眼见证这场斗争。我们参观了一个犹太社区，这里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购买房产。我们拜访了烟雾弥漫的乌姆伊利费赫姆城，这里的火焰刚刚熄灭。我们顺道拜访了雷德·萨拉赫（Raed Salah）酋长，他是极端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位眼睛明亮的酋长谈论着全国各地被毁灭的村庄里的废弃清真寺，谈论着笼罩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危险。他宣称，犹太人对圣殿山根本没有历史权利，他们的圣殿山故事完全就是虚构的小说。然后，我们去了一座帐篷，哀悼年轻的沙希德（Shaheed）——他是一个为事业牺牲的殉道者。在卡纳的村庄，一位刚刚失去他17岁儿子的父亲自豪地告诉我们，每天他的儿子参加示威游行后回来都会遗憾自己活着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没能活着回来。然后，我们走上拿撒勒的空旷街道，走进废弃的餐馆。每一处我们走过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就是寂静，恐惧的暗哑寂静，感觉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为他们刚刚做下的事而感到恐惧。尽管双方都以一种自愿宵禁的方式缩在自己的家里避难，但与此同时，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出现的未来。

尽管如此，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如今，这里到处都是人群，有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瓦迪阿拉区熙熙攘攘，全是犹太观光客。拿撒勒的餐厅人满为患，几乎找不到一个位子。讲希伯来语的人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并排坐着，铲起带鹰嘴豆沙的皮塔饼[1]。人们大声地点烤肉，声音中夹杂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就好像，已经恢复了和平；就好像，2000年10月的伤口已经愈合；就好像，暴乱从未发生。

所以，当穆罕默德和我再次穿过萨拉赫酋长朴素办公室的大门，我们进来后都惊讶了。这位酋长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他的眉头紧锁。他用说得还不错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以色列将在不久之后试图把阿拉伯人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他说，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提议将瓦迪阿拉区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针对人口迁徙的精妙手段。如今，就感觉在阿拉伯的村庄里，历史将重演，1948年已经发生的事情即将再次上演。

萨拉赫酋长在他的白色长袍外面，套着朴素的深色外套，一顶针织的白色无边便帽盖住了他一头灰色的头发。现在同那时一样，他神情庄重，态度亲切。隔着他布满灰尘的桌子，他警告我，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其实是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认为，在21世纪就有可能重现20世纪时英国和法国强加给中东的压迫的殖民主义统治，这也是错误的。萨拉赫说，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明白，尽管阿拉伯人已经沉默了100年，但他们不会继续沉默下去。15亿穆斯林将不再沉默。“我不是一个先知，”他这样说，“未来在上帝的掌控中。但如果你们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演变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其后果将是恐怖的。那些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新教徒[2]，他们想要的是末日大决战[3]。所以，世界，中东，确切地说，这片土地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阿克萨清真寺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感觉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这场灾祸将危及犹太人的未来。”

我们与酋长告别，前往穆罕默德的家乡——加利利。当我们经过阿罗尼姆枢纽时，（“卡夫拉曼达枢纽”，达哈拉坚持道。）穆罕默德说，他不一定赞同萨拉赫酋长的全部观点，但他尊重萨拉赫的信念和谦逊，以及他的活动事迹。他指的是旗帜行军活动，由萨拉赫酋长带领的每周朝圣之旅，把满载信徒的巴士从加利利带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策划实施的行动，它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因此，尽管穆罕默德不是一名宗教人士，尽管他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接受了它的很多价值观，但他说，他，萨拉赫酋长，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你们的故事——圣殿是3 000年前索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的——完全是纯粹的小说，”达哈拉对我说道，“萨拉赫酋长回应说，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存在了1 400年。这句话捕获了我的心。在这样的延续里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当我聆听那位酋长的讲述时，我感觉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我同早期的以色列联结在一起，同奥马尔·伊本·哈塔卜（Omar Ibn al-Khattab）[4]哈里发联结在一起，我的儿子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与伟大的伊斯兰连接在一起。这带给我一种深刻的平静感和安全感。我知道了，我们不是注定要被击败的。我知道了，我们不是一个少数派。一个少数派的主张是与伊斯兰文化不相容的——它适合犹太教，但不适合伊斯兰文化。而你环视四周，你就会发现，我们确实不是少数派。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占大多数的犹太人才是少数派，而（阿拉伯的）少数派实际上是多数派。所以，每一次那些当权派追击萨拉赫酋长，我都会提供帮助。对于那些专长是犹太法律的人，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

我们前往犹太人的莫沙夫特兹珀瑞。（“是萨法瑞亚”，穆罕默德提醒我。）“在1948年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有着数千人口的庞大村庄。于是今天，这里拥有了数万的后裔——有的人在叙利亚，有的在黎巴嫩，还有的在加利利的村庄，甚至连我的姐夫都是从萨法瑞亚来的，”他说，“他的孩子们也将自己看作萨法瑞亚的后代。后来，在独立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壮观的纪念集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保证，“我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原谅。”

他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系着条金色的领带。他身高均等体型匀称，有着充沛的精力以及深色的皮肤。他为自己的肤色正是土地的颜色这一事实而感到自豪。他将自己的肤色与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这样说道。当我们泊好车，达哈拉带我观看特兹珀瑞国家公园里的几丛瘦骨嶙峋的刺梨以及附近的一些石砌台基。他告诉我，确切地说，虽然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不像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但他也不愿意接受犹太人对“大屠杀”这一术语的垄断。“虽说这里的确没有集中营，”达哈拉说，“虽然大屠杀已经停止，但是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仍然还在持续。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对人的屠戮，而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是一场对人和土地的屠戮。是对我们人民的毁灭，”他说，“也是对我们家园的毁灭。”

特兹珀瑞的民宅漂亮而整洁，有着白色的墙体和红色的屋顶。在一栋房子的前院中，一位美丽的年轻母亲向她一岁的儿子张开手臂，这孩子正朝他的母亲迈出他的第一步。但穆罕默德说，他不知道人们怎么还能住在这里。“理论上说，这片乡村有着田园牧歌般的风景，魅力十足，但事实上，这里就是一个墓地。从表面上看，你正在你的花园里散步，但事实上，你正走在众多的尸体上。这简直不是人类能承受的事情，”穆罕默德说，这就好像他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一个美国郊区小区建在一块美国公民公墓上，墓中的鬼魂便在他们坟墓上方的家庭里徘徊不去，“我不是鼓吹神秘主义，”穆罕默德说，“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精神还滞留在这里，而我知道，他们会不停地在你们之间徘徊。”

宗教基布兹贝特利蒙坐落在图兰山的岩石山脊的峰顶上，俯视着穆罕默德、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出生的村庄。“几百年来，我们居住在这里，”穆罕默德说道，“从法典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就居住在这里。这片山区成千上万德南的土地都被英国托管行政官指派给图兰村村民以保证他们的利益，直到以色列的政府从中夺取了一万德南的土地，用以在山顶建造贝特利蒙阿尔法、贝特利蒙贝兹以及贝特利蒙吉姆瑞。犹太主人高高在上，而巴勒斯坦奴隶生活在底层。”

当我们沿着山路抵达这个基布兹，绕过锁着的铁门后，穆罕默德的手机响了，一个恐怖分子试图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酒吧厨房外引爆丁烷气罐，他的家人向达哈拉这位自由战士求助。达哈拉同意了，并打电话给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俄罗斯收容所警卫部，让其询问那名被拘留的恐怖分子的下落。当他处理完毕后，我问他是否认为，贝特利蒙是一个定居点；他是否认为，在占领区定居点上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贝特利蒙。“逻辑是相同的逻辑，”穆罕默德回答道，“思维形式是相同的思维形式。甚至还有一个在实质上的相同之处——相同的规划、相同的建筑风格。这就是外邦的。这就是从上而来的异己力量，并在这片土地上施加影响。”正是早中午的时候，空气清新，可见度良好。“看看那边的犹太社区，还有那边的犹太社区，”穆罕默德说道，先指向右边，又指向左边，“它们规划的是那样整齐、受到严格管制，欧式风格那样浓郁。它们与我们的村庄完全不同——我们的村庄从干涸的谷道延伸到山峦上，就像一株攀缘的植物。显而易见，它们侵入了我的加利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建造出来。为了在村庄与村庄之间造出分隔。为了防止加利利变成一块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阿拉伯的加利利不能要求领土的自治权，不能要求脱离以色列，不能要求加入巴勒斯坦国。”

“你真的认真考虑过要求加利利的自治权吗？”我问道。达哈拉回答说：“对我而言，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基于两个民族的一个国家民主政权。然而，如果不通过一场‘两个国家’的运动，我们是不会满足于一个缩小的、破碎的、不能拥有自己领空的巴勒斯坦国家。这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笑话。因此，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加利利的自治权运动将不得不高涨起来。而且自治权的要求不仅仅在于文化方面，还包括了领土、治安权以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控制。我们将需要三块自治州：在北部，拥有对加利利的自治权；在中部，对阿拉伯三角地带的自治权；在南部，拥有对贝都因内盖夫的自治权。此外，以色列国土上，居住在雅法、拉姆拉或者吕大的巴勒斯坦人，也享有与上述三个巴勒斯坦自治州的同等的个人自主权。”

我们穿过穆罕默德的图兰村，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为我展示邻近的卢比亚村废墟比在家乡停留更重要。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的村庄已经被完全包围了。这里是贝特利蒙，他不能在这居住；这里是特兹珀瑞工业园，他不能在这建造一座工厂；这里是一个军事基地，却没有他的军队；这里是戈兰尼大桥的纪念碑，它所纪念的回忆却不是他回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已经得救，”穆罕默德这样说道，“如果我认为，我的家庭因为几个月的黎巴嫩放逐而成功逃离了1948年的大灾变，我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在这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这里，我处在永久的假释状态；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权力。因为，高高耸立在戈兰尼分叉口，我们的玛斯卡南分叉口的纪念碑，欢庆着获胜者，遗忘了失败者。戈兰尼分叉口的麦当劳餐馆，以色列装甲车，蓝白相间的旗帜，清晰地宣告：我们征服了你。而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我们的力量便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土上欢庆我们的胜利，在你们加利利的土地的中心深处欢庆我们的胜利。”

达哈拉蓝色的梅赛德斯沿着公路驶抵犹太国民基金会建造的南非森林，然后，驶上松树和针叶树之间的砾石小路。“这不是一片清白无辜的森林，”我的朋友穆罕默德说道，“这是一片象征否认的森林。通过种植这片森林，你们自认为，你们可以否认你们犯下的罪行。”然后他告诉我，这片森林第一次打动他的事情。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参与了巴勒斯坦上层人士与以色列和平反战分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举行的非官方会晤。在一次会谈中，巴勒斯坦人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赔偿，要求以色列为将来的巴勒斯坦国支付这笔赔偿金以供巴勒斯坦使用，就像以色列利用德国支付的赔偿金进行国家工程建设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要求。但那些反战分子变得暴怒起来。就因为这一个请求，谈判破裂了。达哈拉和他的同伴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他们寻求的历史公正的认可化为泡影。

不久之后，他跟着他母亲的亲戚马哈茂德（Mahamoud），一个卢比亚村的后裔，来到这片森林。他跟着马哈茂德沿着森林间的小径爬上山，当他们抵达这个遗址后，马哈茂德认出他家园的废墟，然后他哭了。“我的家乡湮灭了，”他哭道，“我的人生也湮灭了。”而成功的以色列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站在他身旁，同他一起哭泣。

我问穆罕默德：“所以，你要说的是什么呢？”“那些对巴勒斯坦人做下的不公正的行径，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回答道，“因为在那个时刻，当以色列人在南非森林的树下野餐时，卢比亚村庄的难民正在叙利亚的雅穆克难民营里衰败腐烂。因此，公正就是，我们有权利返回到这里。至少那些在难民营里衰败腐烂的人应当被允许返回。”

“我并不知道这些人会有多少，”他说，“也许不到100万，也许有几十万。但我看到他们的回归。就像我的家庭从黎巴嫩返回到这里，在数月的放逐后，骑着他们的毛驴，带着他们的行李，沿着图兰山的岩石山脊来到这里，其他人也将回归。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将全部回归。”

在拿撒勒，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5]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欢迎我们的到访。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位出生在加利利的哲学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的阿拉伯政党，他也曾经是议会的一名引起争议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议员。在这间巴拉德党领导人的总部，屋子里没有标语，门上没有标示牌，但他的办公室通风而舒适。墙上悬挂着一幅装框的、刺绣的巴勒斯坦地图——整体的巴勒斯坦，没有特拉维夫的雅法，没有雷霍沃特的吕大，没有抹大拉哈梅克的拿撒勒。当然，一张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照片也挂在那儿。这位埃及总统和20世纪60年代的泛阿拉伯领袖是比沙拉心目中的英雄，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就从巨大的黑白照片里俯视着我们，一身灰色的西装，系着黑色的领带，撇着他的小胡子愉快地笑着。

自1996年起，这位议员就以直言不讳著称，而现在，他变得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正在等待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份决议将决定他的政治前途。与其说他像一头危险的猛虎，不如说他看起来更像一只营养充足的肥猫。他待人友善而热情，乐于助人。他为我冲泡了一杯高浓度的黑咖啡，询问我是怎样减掉这么多赘肉，询问我的恋爱经历。他跟我谈论起他刚刚撰写的一篇评述和刚刚完成的一篇小说。他看起来显得小心翼翼，就好像他可能正在遭受着政治上的心力交瘁。但他强调了，法院不取消他的参政资格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法院因为他拒绝承认以色列为一个犹太国家而判决不让他参与接下来的选举，那么这个决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判决。它将被视为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尝试。甚至形式上的民主面貌都将就此消融。

“他们还会发动像2000年10月那样的暴动吗？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将把以色列分割成碎片吗？”我问他。比沙拉指出，他现在没有任何资格来做任何威胁。但达哈拉扬着头，说出比沙拉因为小心谨慎而没有说出的话：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得不到保障，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暴动将爆发。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时，穆罕默德告诉我：“比沙拉是我的身份的另一面。他象征着我们现代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同样也象征着一个现代的世代，一个没有经历过失败和驱逐的世代，一个因为了解而并不真正惧怕以色列的世代。这一代人从以色列学到了肆无忌惮与厚颜无耻，因此他们不祈求什么，他们提出要求。他们不采取防守，他们进攻。他们不像少数派那样思考，也没有少数派的认知感觉，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派。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穆罕默德·达哈拉总结道，“不管你们尝试什么把戏，你们都不能在这里以犹太人的身份特征维持一个西方化的国家。你们所能实现的就是角色的逆转。我们将成为主人，而你们将变成我们的奴仆。”

几个星期后，最高法院将允许比沙拉再一次参与国会议员的竞选。但四年后，2007年，比沙拉将因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向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通报火箭袭击战略位置的嫌疑而遭到警方问询，之后比沙拉逃出以色列。达哈拉心目中的世俗英雄比沙拉将开始流亡，然后，成为泛阿拉伯卫星电视网络媒体半岛电视台的明星，但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会将他视为一个叛徒。达哈拉心目中的伊斯兰宗教英雄雷德·萨拉赫酋长将被送进监狱，又出狱，但他仍然是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颠覆性政权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但现在，夜幕逐渐降临，穆罕默德非常累了。

未来的一切还为时尚早。他让我替换他开车。当我在黑暗里开车向南进发时，他在我旁边睡觉，我思考着他也思考着我自己。我想知道，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在这样可怕的历史中，我们还能幸存吗？

我喜欢穆罕默德。他聪明睿智，工作勤奋，充满活力。他是坦率而热情的，同时天赋过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现在想必已经成了一位法官，或者一个和平反战分子，一个市长，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社区的一名领导人。他就像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以色列人。他是我朋友中最机敏的。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在一个国家里，同在一个家乡。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然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是可怕的分裂。我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穆罕默德？我在黑暗中漫步。在我的女儿塔玛拉和你的儿子奥马尔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呢？而在我的土地上，你的土地上，又将发生什么呢？

[1] 当地最受欢迎的主食。大多为圆形面饼，外形有点像面包，中间空心像个口袋。

[2] 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基督教团体或后来由其形成的基督新教成员。这里是比喻的说法。

[3] 《圣经》里描述的在世界末日发生的善恶大决战。

[4] 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二任哈里发（634年起），先知穆罕默德最著名的拥护者和战友之一。

[5] 阿兹米·比沙拉，1956年生于巴勒斯坦拿撒勒，是一个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曾是以色列议会成员之一，巴勒斯坦学者、政治家、作家，阿拉伯研究和政治学中心主席。1996年至2007年4月期间代表阿拉伯政党国家民主大会任以色列国会议员，他也是该政党的领袖。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占领是明显的，但不仅仅是占领。如果今天的以色列就像它早期时候那样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保持专注，它现在就已经在处理占领问题了。迟早，常理判断将占据上风。经过一些判断的失误和鉴察后，一个公道正义的共和国的一帮通情达理的国家领导人集团将采取行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他们将终止占领。然而，尽管占领是错误的、无效的、邪恶的，它依旧不是所有罪恶的来源。有一些事情在以色列已经发生了，远比占领要深远、普遍、复杂得多，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的以色列公共事务观察员们却忽略了它们。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项反抗都是寻求公义的，它们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诉求公义，呼吁解决潜在的但至关重要的需求。它们都掀起了一波震荡中央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之前是被蓄意忽略或处于边缘状态的。然而，这七轮反抗却导致以色列共和国的崩溃。之前为国家地位奋斗50年以及在建国21年里精心培育的那些东西，在1973年战争后的40年被大大地腐蚀了。因此，尽管大多数的反抗是公正和必要的，但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与其做一个在中东的危险水域中平稳驾驭的强大、稳固的政治实体，以色列选择成为一个奢侈的大街市。

定居者们奋起反抗政治的规章和约束；反战分子奋起反抗历史与地缘的现实；自由主义者们奋起反抗太过强势的国家；东方犹太人们奋起反抗西方犹太人的控制；极端正统派们奋起反抗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者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体思维定式的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犹太民族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反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本·古里安所打造的犹太国；反抗那个兴建了供给房、创立了迪莫纳、稳定了年轻的现代犹太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以色列。在征召了一代人、管制了一代人、动员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个以色列的群体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一种被轻视和怠慢的人类情感想要得到宣泄，想要被释放，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所有这些人、群体、情绪从来没有找到令它们并存不悖的表达途径。它们从来没有规划出一个新式的政治架构，以允许以色列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代表它们。这样就会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充满生气的社会，伴随急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现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个名存实亡的以色列共和国。

从这一点上说，所有的反抗都是必要的，它们都是成长与开放必经的重要进程。但从某个角度说，它们价值不大却很危险，而且它们是不能停止的，即使是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也不是本·古里安打造的庞大集权下的经济体制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的缺失，是领导方向的缺失，是反抗者自身执政能力的软弱。一个曾经过分强势的国家，现在则是太虚弱了。以色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本身就是混乱的国家。

传统观点认为，1967年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的一年。这个说法既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以色列历史上有三个关键的年份：1967年，1973年，1977年。在这十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个非凡的胜利，一个令人痛苦的挫败，一个不朽的政治突变，经历了工党将近30年的执政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大选。这三起戏剧般的事件震撼了国家以及权力核心，导致了占领，又把占领变成了一种制度。然而在事后看来，这三个起决定意义的年份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创伤终结了统治以色列的旧政权，它传播了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对国家，对政府，对其领导集团。它赋予了个人权利，削弱了集体主义。它摧毁了本·古里安的遗产，摧毁了他打造的具体的国家形象。

而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旧有的不满重新浮上水面，旧有的伤口再次被撕开。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牧羊人或者主人，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道德典范，再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教化、指导整个国家。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时候，大熔炉本身熔化了。拒绝融为一个整体后，以色列的不同群体开始走上他们的不同道路。以色列的个体同样也是如此。又经过半个世纪的组织、动员、训导后，他们拒绝再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命令，他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们变成了不为人所知的无政府主义者。

1989年至1991年期间，迁入的大量俄罗斯移民更增添了混乱。这些在三年内涌入以色列的100万移民固然盘活了经济、壮大了犹太人口，但也削弱了本就缺乏的凝聚力。当他们抵达以色列的时候，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大熔炉已经不再运转了。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来者感觉他们比接纳自己的本土居民更加优越，因此，他们没有像之前的移民者一样，褪下他们的旧有身份签署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保持了俄罗斯价值观体系，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大量俄罗斯的飞地。他们在促进以色列的科技、技术、艺术以及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快了将以色列社会转变为一个松散的不同群体联盟的历史进程，这个联盟不再紧密联系，不再共享一个绑定的国家代码。

以色列从来不曾拥有一部宪法，其选举制度和政治架构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治的理念，也失去了统治的精英集团。没有人可以控制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掌管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不能被统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旧有的统治精英现在背弃了他们失去的国家，而新的统治精英——那些反抗力量，又懒得自己创造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贤能的精英集团。结果就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裂开的真空，没有可尊敬的领导集团，没有发挥效能的行政部门，只有一个虚弱的公共部门和破裂的民族精神。新的政治游戏是互相指责的游戏：左翼指责右翼，右翼指责左翼。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成熟、理性地承担起运转这个国家的责任。以色列失去了它的政治理念。

这个游戏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侥幸的区域博弈。赎罪日战争之后的33年是以色列最平静的时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还有太多的噪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巴勒斯坦起义、黎巴嫩战争、两次海湾战争。但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来自任何一个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攻击，甚至没有受到过威胁。迪莫纳的冲击和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但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以色列享受着利欲熏心的阿拉伯世界罕见的稳定时期所带来的便利。埃及和约旦确实与以色列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其他不怎么接受调解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苏联衰落了，美国崛起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他们自身的内部缺陷使阿拉伯的独裁者们确信，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因此，以色列得以享受一个特殊的、长期的战略安定，忽略外面的世界，沉溺于自己的奇思怪想和愚蠢。

现实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00年10月，戴维营谈判破裂不久。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以色列的城市里肆虐了整整三年，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面临着什么。然而，在旧时代的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以色列奋起接受挑战。在最初的震惊后，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进行了富有经验、成效卓著的反击。以色列社会证明了自己远比预期中的恢复力强。2004年，以色列成功地阻止了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这真令人欢欣鼓舞，它重新赢回了安全感和自信心，促使了一场经济的繁荣。2005年，自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真是一种解脱——在最初同样被认为是又一个成就，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安全感。将军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战略地位从来不曾这样好过，随着以色列越发成长、越发繁荣，这个国家再次沉溺于自我满足，沉溺于放荡的生活。

2006年7月12日，现实的冲击再一次袭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持续了33天，带走了165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以及大约1300名黎巴嫩人的生命，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危及过以色列的存在。尽管这场战争一点儿也不像赎罪日战争，但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没能打败敌人。而这次的敌手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对手只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只有8 000个强壮的男丁。以色列无力阻止真主党将火箭炮架在北方城镇的现实委实令人震撼。以色列的脆弱和无能委实令人震撼。整整一个多月，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生活在炮火之下，大约有50万的以色列人逃离他们的家园。这个国家感到了无助和羞辱。

于是，就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回荡在全国各地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结束了半废弃的加利利城令人忧愁的旅行之后，我尝试在《国土报》上的一篇短评中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被政治的正确性所蒙蔽了。有关政治正确性的论述在最近十年里占据了最高地位，但这是与现实脱节的。它关注占领问题，却没有指出以色列已经陷入了遍布宗教地雷与文化地雷的生死存亡的冲突之中。它太过关注以色列过去犯下的错误行径，却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关注得太少。

以色列政治正确性同样给出一个假定：以色列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保持这种势力的需求遭到了轻视。因为军队被认为是一支占领者的军队，它遭到了公开指责。任何有关军事的、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事物都遭到了蔑视。集体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权力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旧式的以色列男子气概遭到阉割，我们放纵自己，沉溺于绝对的公正和绝对的欢娱。旧式的关于使命和承诺的演说被新式的关于抗议和享乐主义的演讲所取代。

还有另一些因素。以色列迷恋于对常态的幻想。但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是一个地处阿拉伯世界的犹太国家，是一个地处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地处专制统治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它与它周边的环境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在以色列与它周边世界之间存在的持续、固有的张力。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不能拥有像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那样正常的欧洲生活。但是，由于它的价值体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尝试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这是个本质的矛盾，也是个永久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造就一种足够处理这种消极的、异常态以色列生活的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初的30年里，通过一些独特的社会发明——比如基布兹、以色列总工会引导的工党社会经济，来引导人民实现的。这就是以色列建国初始的30年所成就的，通过维系以色列独特的国家需求与其国民对个人空间及理性程度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然而，在1967年、1973年、1977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色列陷入了疯狂。我们陷入了幻想，幻想这个风雨飘零的港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避风港。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可以定居在这片海滨，其他民族可以居住在他们的那片海滨。我们浪费了以色列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掘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希望以色列达到正常态的人，将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一片混乱的国家，非但不能将以色列引向正常，而且只会令它完全陷入混乱。

政治正确性和对于正常态的幻想都是在精英集团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公众们则保持着头脑清醒和坚强。以色列中产阶级没有忘记以色列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在困难时期，他们坚韧且恢复力强。但以色列的精英们却将他们自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剥离。商业、媒体以及学术模糊了以色列的视野，削弱了它的精神。他们不再翻阅地理地图，他们不再铭记历史或者理解历史，他们对民族主义、军事主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连续攻击从内部不断侵蚀以色列的存在感。通过商业彻底的私有化和建立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式，绞尽脑汁地灌输一个正常态的幻想，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解决这个国家所陷入的冲突。学术界绞尽脑汁地灌输僵化的政治正确性，将富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方式转变为强迫性的解构主义。媒体推销一种虚假的意识观念，将狂热的消费主义与伪善的正义结合在一起。抛弃了意志和承诺，以色列的精英们陷入自我疑惑和愤世嫉俗之中。每一个领域都以自己的方式暗中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它们误导以色列，让以色列相信特拉维夫就是曼哈顿，市场就是国王，玛门[1]就是上帝。正因为这样，它们没有为年轻的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合乎标准的工具，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一个没有平等、没有团结、没有对自己事业的信念的国家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年轻的小伙子愿意为之征战沙场或甘心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但是在中东地区，一个没有年轻人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种时光不会持续长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它根本就不能处理死亡迫近时的威胁。于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恢复力量与常态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防御盾牌上面的划痕。在这么多年的错误幻想、自我欺骗以及鲁莽轻率后，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生命的旨意。

不幸的是，战争是以色列国家力量的证明。1948年以色列的非凡胜利，证实了在独立战争之前的20年，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塑造了怎样一个坚毅果敢、组织精良的社会。1967年以色列的惊人胜利，彰显了在六日战争之前的20年，本·古里安打造了怎样一个紧密团结、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2006年以色列的萎靡无能，显示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的20年，从旧式以色列的灰烬里兴起的奇形怪状的政治实体是如何迷失方向、功能失调。没错，占领的确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给了我们致命一击，但是，占领不是萎靡不振的原因，而是结果。在21世纪，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在和平或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它面临的挑战应当是如何恢复国家效能。一个无力的以色列不能实现和平，发动战争，或者结束占领。2006年的创伤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实体总体状况的精确图景：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领导集团，一个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一个腐败的公共部门，一支腐化的军队，以及大都市与外围的惊人脱节。

但2006年的经历也提供了一幅以色列周边世界的精细全景图：伊朗正在崛起，真主党在北部兴起，哈马斯在南部积累着力量。和平已经无从谈起，占领已经宣告失败。单边主义不复存在。在南方和北方，以色列在过去收回的每一块土地都被一支足以用火箭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实体所占据。当伊朗上方盘旋着核威胁时，成千上万的火箭环绕着以色列，危险迫在眉睫。面对着新兴的生存危机，以色列却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是多么糊涂而麻痹啊。

严峻的新地缘政治现实与国家本身固有的内部缺陷笼罩着以色列。的确，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主党将在发动新一轮袭击之前再三思量。它可不想看到黎巴嫩再一次被彻底摧毁，就像它上一次惹怒以色列那样。但这一事件平静地了结后，以色列所面对的要比它在2006年受创的夏季所遭遇的糟糕十倍。下一次，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迪莫纳核反应堆都可能处于战火之下。那些因为以色列存在而怒火中烧的人们将向以色列的每一处基址、每一个家园发射火箭，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市民将被杀害。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世纪，犹太人被证明是生机勃勃、足智多谋的。他们从容迎接每一个挑战，战胜了许多危及以及甚至几乎终结他们民族事业的巨大障碍。他们镇压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大起义，赢得了1948年战争。1967年，兴建起迪莫纳保护这个小小的年轻国家。1973年，以色列普通士兵的战斗精神把这个国家从鬼门关拯救了回来。因此，伴随2006年的崩溃，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还需求什么。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还需要什么才能使犹太人像第一个100年他们所做的那样，奋起迎接挑战、保卫他们的民族事业。

以色列的基础是良好的：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天赋超群的人民以及引人注目的判断力和恢复力。但以色列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正饱受病痛折磨，萎靡不振，根深蒂固。七轮以色列的内部反抗从下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精英集团的不满从上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被束缚的以色列传奇已经土崩瓦解。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为平静而稳健的以色列多数派进行辩护。没有一个高见妙策，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可以处理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建国的前十年相比较，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第七个十年远不及当时坚固。

当战争在北方肆虐时，我决定重游特拉维夫，欣赏那里的夜景。现在这个时候，艾伦比58已经关门，但耶路撒冷的豪曼17号已经把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个巨大车库变成了一个跳舞、毒品、约炮的新圣地。在黎巴嫩南部，当以色列的军队拼命挣扎着向真主党控制的领土推进时，我在充斥着汗味的拥挤酒吧待了一个晚上，然后我去了巴特亚姆的一家俄罗斯舞厅，然后继续拜访特拉维夫南郊阿亚隆高速公路旁刚刚开张的一家新会所。我在特拉维夫的一家秘密的嘻哈舞厅终结了这个夜晚，它位于一个地下室，墙壁漆成了黑色。这里有异性恋者，有男同性恋者，也有双性恋者。这里有很多黑暗的东西。“人类真是太需要这个玩意儿了，”一个25岁的金发心理学学生递给我一小瓶可卡因，我礼貌地拒绝了，她这样告诉我，“摇头丸会让你爱上性，可卡因会让你疏远性。”她继续说：“在和平土崩瓦解、自杀式炸弹袭击盛行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天真就让位于令人眼窝凹陷的派对，就像你今晚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派对一样。这是露骨的、胆大妄为的，但没有爱情，也没有喜欢。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希望。”

我看着我周围的一切。孩子们当然是漂亮的，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性感。色情而刺激。但今晚的北方正发生着战争。就在这个时刻，年轻的士兵还在灌木丛中奋战，压制着他们心中的恐惧，嗅着近在尺咫的死亡滋味。而那些在黎巴嫩忍耐的士兵与这些在特拉维夫黑色墙壁的地下室里的泡吧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几乎年龄相仿，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接受同样的教育。但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星。他们正在演绎以色列的精神分裂。

以色列的所有战争都有着这种形式的张力。1948年，当市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被射杀时，其他人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里调情；1969年，当士兵们在苏伊士运河的哨站开火时，其他的以色列人正在特拉维夫的迪斯科舞厅举办一场舞会。这种二元性是以色列健康和力量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约定：今天我站岗，你参加派对；明天我参加派对，而你站岗。以这种方式，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营房，生活才真正地有价值；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一边继续生存，一边保卫我们生存的权力。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现在这里有一条完完全全的隔断。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战争看起来这般怪异。士兵们在战斗，北部的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难民，但太多的其他人生活如常，并不真正在意。很多富人在自己的游艇上度假，很多中上层阶级的人正在埃拉特寻找避难所。夏季的巡游、夏季的派对、夏季的毒品一切照旧。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陷入战争，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遭受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现象。这里没有以色列人的患难与共。这个国家无力保护它的国民，而它的国民也不会走出来支持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这个国家人民凝聚在一起。

这一次，我们幸存了下来。这一次仅仅是未来几年将会发生事情的预告片。然而，当袭击我们的不再是小规模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的某些真正强大的对手决定开展攻击时，那些漂亮的舞者和这个性感的特拉维夫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束了一次快速的邂逅，25岁、金发碧眼的姑娘在酒吧与我会合。她用呆滞的目光环视四周，扯出一抹困惑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泡沫，这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泡沫，它不会持久。”

[1] 玛门（Mammon）。古迦勒底语或古叙利亚语，于新旧约时代之间于犹太人间兴起的恶魔名号，意思是财富。在新约《圣经·新约》中使用，是钱财的代名词。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斯特劳斯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家庭如何发家致富，还是讲述了以色列勤劳的资产阶级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还是一个讲述以色列繁荣以及它是如何繁荣兴旺起来的故事。

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希尔达·斯特劳斯（Hilda Strauss）在德国的乌尔姆结婚。不久之后，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了政权。1934年5月1日，迈克尔-彼得（Michael-Pater）出生了。一年后，当希尔达抱着自己的长子时，她听到了戈培尔（Goebbels）通过无线电发表的讲话。当这位纳粹宣传部长贬低犹太人时，她感到从身体内部发出一阵疼痛，她知道灾难即将来临。1936年4月，斯特劳斯一家人将他们的行李装上汽车，驶向瑞士。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正在移民。我们将前往何方？前往我们祖先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色列之地。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我们出生于此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挚爱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尊严，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为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而感到欢喜，并不仅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基于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前往一个新的家园。”

1936年6月18日，斯特劳斯一家抵达了海法的港湾。一张清晰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他们登陆时的情景：理查德穿着宽大的、白色的亚麻短裤和白色的T恤，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希尔达穿着一身长长的、格子的夏裙，抱着吵闹不已、只穿着短裤的迈克尔–彼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住在莫沙夫拉莫特哈夏维姆村，不久就搬到贝尔图维亚的南部殖民地，然后又迁到了纳哈里亚的北方殖民地。这里非常炎热，条件十分艰苦，而1936~1939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更是野蛮残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理查德，在这片他选择的土地上感到失落不已。他发觉自己很难放弃他的学术梦想，很难适应他的新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偏远的行省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失望慢慢渗入了，就像蛇的毒液，”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在这片新土地还没有一个家，我们感到极度失望。日子变得非常漫长，充满痛苦。只有孩子欢乐的大笑才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存活。”

1937年4月，在购置土地数月后，斯特劳斯一家终于获得了那一小块土地：纳哈里亚东部边缘，九德南的长方形土地。同这块土地一起的还有一栋4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牛棚、若干基本的农业工具、一套灌溉系统，还有沿着地产边界的一条轨道及配套的敞篷马车，以供产品的运输。房子很小，对未来的疑问却是很大。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将成为什么模样？我们的命运掌握在陌生人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信任上帝。”

几个星期后，乐观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纳哈里亚的小屋。希尔达在日记里记述道：“今天已经是第八天，牛棚里有了一些牛。屋子里有了牛奶，乳白色的新鲜牛奶。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学习运营一个奶牛场所需的专业知识。”

斯特劳斯一家就是新兴讲德语的殖民地上的自由企业精神的最佳范例。他们学得非常快。每天早晨，理查德挤牛奶，注入巨大的铜罐，又将铜罐装载上他的自行车，骑着车挨家挨户地兜售斯特劳斯鲜奶。但纳哈里亚已经有很多奶牛场，对鲜奶的供给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希尔达意识到未来的出路在于制作奶酪。她研究了奶酪制作工艺，将她的小厨房转变成一个小型的制酪场。通过欧洲的专业的期刊，她学会了如何制作难闻的林堡干酪和气味淡薄的罗马杜尔干酪，并试验了用软质干酪搭配胡椒和辣椒粉。她将100克规格和500克规格的奶酪用蜡纸包装成小包，盖上一个令人骄傲的蓝白相间的鸵鸟纹章。1938年，她赢得了乳制品的英国高级专员奖（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prize）。1939年年初，她说服理查德关掉了奶牛场，卖掉奶牛，集中生产优质奶酪和其他乳制品。1939年的夏天，当德国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即将终结之时，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家乳制品工厂。当欧洲犹太人消失在大屠杀的巨大黑暗之中，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斯特劳斯–纳哈里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纳哈里亚的发展，把这个奋斗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休闲城市。正享受着战时繁荣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这个德国犹太人的纳哈里亚的欧式魅力深深吸引。沙滩上挤满了人，膳宿酒店满客，咖啡馆熙熙攘攘，供应着草莓和冰激凌，优质的面包和进口的肉类。室内音乐会、爵士乐演奏会、探戈晚会、查尔斯顿竞赛在这里举行。在海滩，坐落着一排排格雷–加利尔公司（Galei-Galil Company）的彩色棚屋。纳哈里亚沙滩小伙子们的强壮手臂划着各种帆船和划艇，向地中海进发。特拉维夫的苗条姑娘们来到这里度假，中午在沙滩棚屋旁与人打情骂俏，晚上在爵士乐酒吧享乐。在欧洲陷入一片战火之时，在这个小型的欧式村庄，这个由欧洲的幸存者们在地中海海滩上建起的避难所充满了生命力。纳哈里亚现在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著名的乐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个农业经济体系转变为工业经济体系。在孤立的中东拥有一个先进的后勤和科技基地，英国的这一需求，使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成为私营企业和改革创新的一个中心地。这一进程促进了以色列工业的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斯特劳斯一家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然而，当战争爆发之时，悲剧也降临了：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理查德美丽的姐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理查德同样也经常感到沮丧。他经常陷入暴怒的情绪，经常在纳哈里亚年轻姑娘的臂弯里寻求安慰和欢娱。然而，希尔达仍然专注于工厂生产。她看到战时繁荣提供的机会，并紧紧抓住了它。她以坚韧的精神与来自邻近基布兹的牛奶供应商们谈判，她积极进取，将乳制品推向繁荣的咖啡馆，拿到膳宿酒店的超额订单。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刚刚起步乳制品工厂，她一丝不苟地制定了职业道德、卫生标准以及产品标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期间，希尔达·斯特劳斯为她的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作为纳哈里亚的一家德国犹太人开办的高级制酪厂，这里生产卓越的欧式奶酪。独立战争之后，希尔达撤下了斯特劳斯鸵鸟徽章，代之以一个更相称的：水塔商标。

20世纪50年代为斯特劳斯家族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德国的赔款。就像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一样，他们以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受益于1952年戴维·本·古里安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签署的赔偿协定。希尔达和理查德投资了他们的制酪厂，他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收到的德国马克为他们弥补了在乌尔姆失去的一切。他们从德国进口了他们的第一批商业生产设备，也同样输入了专业生产技能。他们把在纳哈里亚出生的小女儿莱雅（Raya）留在家里，将他们早熟的儿子迈克尔送到瑞士和德国，完成他在乳制品生产专业的学业。在20世纪60年代，斯特劳斯的企业开始在德国拓展业务，希尔达与理查德同欧洲食品行业的巨头达能集团（Danone）旗下的一家德国子公司成功结成战略同盟。这一合作关系伙伴的确立很可能基于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背景：如果不是希尔达，达能集团可不会同这样一个偏远国家的小制酪厂结成这样的联盟。达能集团改变了这个家族企业，重新将希尔达与一个世代前拒绝她的祖国联结起来。它同样令斯特劳斯家族得以从巴勒斯坦的边缘地区返回到欧洲的中心，跟进最新的欧洲技术和商务活动。在1973年夏天，在斯特劳斯家族九德南的小块土地上，就在这片1937年严酷冬天时他们紧紧依靠的土地上，现代化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正式开放，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工业上的胜利。在戏剧般的30年后，曾经从欧洲逃亡、在纳哈里亚建起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得以摆脱欧洲而幸存的三个灵魂，现在又将欧洲引入了纳哈里亚。

当父母在纳哈里亚定居时，迈克尔–彼得只有两岁半。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赤着脚走在牛群之间；当长成一个少年，他向酒店和咖啡馆兜售母亲做的奶酪。然而年轻的迈克尔大体上就是个自己把自己养大的野孩子。他的母亲固然爱他，愿意为他付出，但她忙于生意。他的父亲脾气很坏，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他的妹妹比他小6岁，是父亲最爱的孩子。迈克尔是在足球场、篮球场以及沙滩上接受教育的。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度过的，与双亲之间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他的父亲与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却不愿意去上学。他的父母都是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但他却是不守规矩的反抗分子。他的父母传统而保守，但他却是一个传统观念习俗的破坏者。在欧洲礼仪的屋顶下，一个富有魅力、凭直觉行事、热爱生活的以色列沙滩小伙子成长起来，他将为斯特劳斯家族的制酪厂带来以色列的特征。

从13岁到22岁，是迈克尔的离家漂泊期，他曾经在海军学校、海军军队、商人的船队里生活。他非常适应水手的艰苦生活。但在瑞士和乌尔姆接受培训后，23岁的他回到了这里，回到父母的制酪厂，同他的母亲一起工作。迈克尔为他们的企业贡献胆识和毅力。他认为天空才是他们发展的上限：母亲小小的制酪厂可以征服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当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的生意濒临崩溃时，他迈进了耶路撒冷贸易与工业部长的办公室，申请应急资金。当60年代一家银行为难他们，他说服特拉维夫的另一家银行贷款给斯特劳斯家族更多的钱。凭借个人魅力，迈克尔赢得了合伙人的支持，战胜了竞争对手，用甜言蜜语诱哄并且安抚雇员、管理层和销售代理商。凭借他的决心和精明，迈克尔成功地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扩大了销售，让斯特劳斯的产品打入了以色列每一家杂货店。然而，迈克尔真正的专长是他对人类的感知：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人们的长处、人们的弱点和人们的需求。在20世纪70~80年代，迈克尔·斯特劳斯将斯特劳斯制酪厂变成了一家现代化的公司，利用其在欧洲的能力，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切所需。

以色列是一块严酷、焦热的土地，而冰激凌却是凉爽而令人舒适的。因此，以色列消耗的冰激凌要比北美和西欧多得多。1950年，希尔达·斯特劳斯意识到了冰激凌的潜力。尽管生产过程充满困难，她坚持她的制酪厂要生产冰激凌。但迈克尔，却把他母亲的冰激凌做成了一个国家品牌。他造就了竞争对手阿提克公司（Artik）的崩溃，收购了竞争对手魏特曼（Vitman），与英荷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结成了合作关系。今天，斯特劳斯冰激凌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冰激凌制造商，占据了几乎一半的市场。

以色列是一块充满痛苦的土地，乳制品甜点是甜蜜并且慰藉人的。因此以色列热爱着乳制甜点。在1967年战争后不久，希尔达·斯特劳斯和迈克尔·斯特劳斯就意识到了乳制甜点的潜力。他们明白，属于禁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基本款白色奶酪和薄薄的、乳酪样的酸奶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更好的时代降临，人们也需求更好的、更丰富的乳制产品。因此，他们对特努瓦合作社的垄断发出挑战，为新的以色列顾客提供优质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单品。在新建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他们制造出一种牛奶巧克力布丁，取名“丹尼尔”，丹尼尔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生产出一种受德国风味影响的、黑巧克力和生奶油甜点米奇（Milky），米奇几乎打入了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冰箱。斯特劳斯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巨擘，掌控着目前以色列乳制品市场的最大那块蛋糕。

以色列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容易激动的国家，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增加的刺激。斯特劳斯的团队明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尝起来有风味的。他们意识到，以色列的咸味点心必须比他们的美国同行的点心更咸，糖果必须比欧洲糖果更甜。巧克力和香草的味道要更加浓郁。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存在细微差别，一切都必须是强烈的、富有侵略性的，用味道狠狠刺激味蕾。举个例子，以色列的米奇，加入的生奶油就是在德国的两倍。但以色列人需要的不是量大，他们需要新鲜的东西。他们非常容易厌倦，所以斯特劳斯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要远比其欧洲姐妹公司的速度快得多。为了在这里继续生存，斯特劳斯必须不停地跑步前进。而迈克尔和跟随他的员工喜欢跑步前进。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奔跑者。所以他们接收了希尔达的小型的、稳固的德式工厂，把它变成了一个以色列的超能帝国。

1975年，理查德·斯特劳斯博士在纳哈里亚去世。1985年的夏天，希尔达·斯特劳斯在德国去世。他们留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孙子，以及中东地区最先进的乳制品制造公司。1997年，希尔达去世12年后，斯特劳斯家族收购了伊莱特公司（Elite），这是以色列顶尖的巧克力和咖啡制造商。这一举措令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及饮料生产集团。2000年，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在加利利新开设了一家制酪厂。这家全自动化的亚希忽（Ahihud）工厂每一年生产超过10亿杯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在2005年前后，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兼并了东欧和南美的几家咖啡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该公司渗透进美国市场，并更名为斯特劳斯集团（Strauss Group）。2010年，它在弗吉尼亚州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鹰嘴豆沙制造工厂，现在已经占据了50%的美国市场份额。2011年，斯特劳斯集团的销售额将近20亿美元，营业利润将近1.8亿美元。每年的销售额增长率接近10%，主要基于海外业务的扩张。一段时间以来，以生咖啡的采购额计算，斯特劳斯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咖啡制造公司——超过了拉瓦萨（Lavazza）和世家兰迪（Segafredo）。

迈克尔·斯特劳斯在他海蓝色游艇的甲板上欢迎我的拜访。这艘游艇叫“幸运号”（Lucky Me），停靠在克罗地亚人的渔村哈弗。迈克尔身材高大匀称。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稍显凌乱，他的声音雷鸣般洪亮。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有着一个年轻水手般的作风、举止、活力，以及调皮的模样，他渴慕生活，永远在寻觅着下一个越轨行为。但是在工作时间里，斯特劳斯是纪律严明的。我发现他正在浏览几小时前从公司总部发送来的电子邮件：季度报告、年度工程项目、中国市场分析报告。在给我倒了一杯香槟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必须继续工作。尽管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并且正在享受夏天的假期，但一个人必须做他该做的事。直到他读完最后一封公司的简报后，他才登上甲板与我会合，尝试理解为什么我要经过长途跋涉来同他谈话。

“对于斯特劳斯集团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以色列的什么因素使得斯特劳斯集团走向成功？”迈克尔立即回应道：“是以色列的人民，以色列有着非凡的人民。以色列的人力资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以色列的商业业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有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套效率极差的官僚机构，还有战争。以色列永久的不确定性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缺点。然而，弥补这一切障碍的却是以色列人本身。我已经环游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民。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中午时分，迈克尔和我顺着船尾的楼梯下到救生艇，救生艇载着我们穿越了海湾，抵达一个偏僻的小岛。现在还不到旅游的旺季，岛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两个俄罗斯的富人正在享受阳光，随同他们的是三个铂金色头发的艳丽姑娘。迈克尔与一位身体穿环并且文身的酒吧女郎调情，她为我们调了一杯正午的夏敦埃（Chardonnay）。在诱人的酒吧的茅草屋顶下，她没有拒绝斯特劳斯，而是与他玩起了游戏。在这个亚得里亚度假胜地，一切都是透明的：财富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年轻，并且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我询问迈克尔，斯特劳斯家族的故事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故事。迈克尔说，尽管他的母亲不善言辞，但他经常可以感觉她的深深的疼痛：离开了德国，从欧洲被驱逐，然后发觉自己正处于一块偏远荒凉的土地，而她从来不曾完全掌握这块土地的口音。当他的父亲用其他女人转移自己的疼痛时，他的母亲用制酪厂转移自己的疼痛。借着从她所遭遇的痛苦中兴起的力量，她维持了自己的家庭，创办了自己的生意。希尔达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旧有家园背叛的创伤让她珍惜新家园。她认为这座制酪厂就是她参与营建这个犹太国家的方式。直到她注意到，斯特劳斯家族与以色列交织在一起。当以色列成长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成长；当以色列一路穿过历史的长廊，斯特劳斯一路进军市场。因此，即便希尔达从来不曾涉及政事，从来不曾熟练地掌握希伯来语，也从来不曾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她仍然是个以色列人。她象征着以色列的需求，体现着以色列对未来的决心，讲述着以色列奇迹般的传奇。

当我们回到游艇后，迈克尔下到他的客舱享受一个夏敦埃酒后的小睡，我独自留下来，与我的思绪作伴。乌尔姆同样也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乡，爱因斯坦是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一个科学天才与泛世的人文主义者的结合。然而，爱因斯坦和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犹太人大离散却是命中注定的。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希尔达前往纳哈里亚。希尔达没有沉溺于自怜自哀，而是发动了反击。她意识到，她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生存。她明白她的世代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以便他们的孩子能够在这里重塑自我。在这个新世界，她从来不曾有家的感觉。她的生活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最终，她的孩子和孙辈将拥有一个家乡，拥有一个家。他们把希尔达的厨房制酪场变成了一个跨国的巨人，雇用了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4万余名工人，生产数百种产品。于是现在，当游艇的主人带着水手般的微笑从他的客舱里冒出头来，欧洲幸存者儿子的这艘闪耀的游艇滑入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港湾。经过一番操作后，它在一堆俄罗斯大亨、法国百万富翁、英国贵族们的游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带着欧洲的趾高气扬。

里克特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科比·里克特（Kobi Richter）出生在1945年的圣诞前夜。他的父亲卡尔曼（Kalman），是秉持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一个门徒。卡尔曼出生在波兰的利沃夫（Lvov）,193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改信了工党，在塞多姆（Sdom）的一家钾碱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北部的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他的母亲米拉（Mira），出生在利沃夫的一家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她的家族没有及时移民到巴勒斯坦，在大屠杀中遇难。卡尔曼成了拉玛特约翰南的一名焊接工，同样也是这个基布兹的财务和经济主管。米拉在一个奶牛场里工作，并管理着日常服装仓库。卡尔曼和米拉是强硬而严格的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忠诚士兵。

里克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回忆就是战争。1948年初，当里克特一家坐在基布兹的防空洞里时，两岁的里克特将他的手指伸进空花生壳里，把它想象成头盔。但他的童年时光是非常平静的。在20世纪50年代拉玛特约翰南非常繁荣。没人提及大屠杀，战争是英雄史诗般的回忆——目力所及中不存在真正的危险。在他的眼里，基布兹就是以色列社会的精英团体，是以色列人民的精英团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英团队。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基布兹的儿子，是人生顶峰的顶点。

科比·里克特天赋非凡。4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阅读，7岁的时候他一周能读完4本书，10岁的时候他就阅读了狄更斯（Dickens）和海塞（Hesse）的著作。8岁时他学会了游泳，12岁时成为基布兹的游泳冠军，16岁时在以色列混合自由泳比赛中名列第二。7岁时他在焊接车间掌握了不同螺丝钉的用法，10岁时他学会了焊接，15岁时他组装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少年时代，拉玛特约翰南是一个人间天堂：这里有游泳池、金属加工车间，以及大片的麦田；这里有拖拉机、马和姑娘；在这里可以猎鸭、撬锁、采摘蘑菇，还可以开着借来的车在晚上兜风。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

科比·里克特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小伙子。在他的受诫礼（bar mitzvah）[1]临近之时，他就认识到，基布兹所持有的两种价值观——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尽管他意识到了公社生活中的嫉妒、虚伪、吝啬，但他仍然投身于基布兹。他用歌声和舞蹈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节日庆典上载歌载舞。当女人们围着圆圈跳舞，当男人们手执犁头重新开垦一轮收获季，当孩子们被高高举起，科比的眼睛便会湿润。他完全支持犹太先锋者们这种世俗化的、极富魅力的宗教。何其有幸，他能成为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能带领他的人民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软弱走向强大、从浩劫走向复兴。

拉玛特约翰南并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公社，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范例。在这里的现代化奶牛场里，母牛的产奶量是美国中西部奶牛场的两倍。这里新建的塑料厂是基布兹运动中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基布兹里还有一个鳄梨园，16岁的里克特在这里架设了一套革新的灌溉系统。基布兹还有一块棉花田，17岁时，里克特为这块棉花田设计并组装了一台机械采摘机。拉玛特约翰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它的工业则实现精细生产。这个公社不仅是浪漫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温室，同样也是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引人注目的技术能力的温室。当1964年里克特加入以色列空军时，他发现自己最被看重的是卓越的能力、竞争意识和高新技术。他爱上了掌控这些飞行机械的感觉，它们就是为了敢于挑战高度和速度的男人而设计的。对于里克特来说，飞行员就是一个孤独的骑士，一个与另一些孤独骑士进行生死相搏的孤独骑士。里克特热爱战斗。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热爱每天挑战自己的能力。他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他在同伴和指挥官中受欢迎，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非凡的天赋。这名优秀的学生、焊工、游泳运动员、猎人、舞者和技术奇才，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在20世纪60年代，英俊、骄傲的里克特成为了以色列空军中的偶像人物。

1967年6月5日，科比·里克特驾驶着一架法国制造的“飓风”轰炸机在吕大机场起飞。同他107空军中队的同伴一起，他向南低空飞行，保持无线电通信的绝对静默，直到转向东南朝埃及飞去。这次“焦点行动”（Operation Moked）以色列空军演练了好几年。里克特自己就演练了数十次。“焦点行动”的战略思想就是令以色列几乎所有的战斗机倾巢而出，同时升空并精准地突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30个空军基地。而现在，当107空军中队盘旋在西内盖夫的上空，里克特激动地看到这个计划变成了现实。数十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些飞向卢克索（Luxor）[2]，一些飞向安曼（Amman）[3]，一些飞向大马士革（Damascus）[4]。成群结队的黑鹰亮出尖喙准备攻击，天空几乎要被它们染黑了。里克特感觉就好像小小的以色列国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股嘎嘎作响的能量正冲向整个中东。他感觉自己就是这股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倏然升空。每一架轰炸机都在它的正确的位置上，都在正确的海拔高度上，都在正确的航线上。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绝对的静默和完美的协调中，就像一场非凡的圣礼。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将永远不会重现。

在他的“飓风”0745号上，里克特驾驶着飞机从300英尺爬升到3 000英尺。他看到的阿里什（El-Arish）空军基地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机场控制塔台，那些跑道，那些米格战斗机。里克特向高射炮组发射了76枚火箭弹，30秒后，基地的对空高炮化为乌有。然后他又折返，发动了三次精确袭击，摧毁了地面上的三架米格–17。在15分钟内，107空军中队废掉了阿里什空军基地。在30分钟内，以色列的空军摧毁了四个国家的空军力量。当里克特启程返航，飞越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在吕大机场着陆时，他知道这一时刻就是战争胜利的时刻。以色列现在成了一个地域大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强盛的国家。

1968年，科比·里克特接受了拦截训练。从1969~1973年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的空中格斗战，击落11架敌机。他现在成了空军的王牌战斗飞行员之一，为以色列赢得了制空权。当他还在服役期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从1979~1982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几年后，里克特上校离开了空军，连同其他军事安全系统的四名研究生，创办了他的第一家高新技术公司奥伯特（Orbot）。奥伯特公司为印刷电路板的大规模生产研发了一套革新的自动化光学检测系统（AOI），在这个领域内，奥伯特公司的生产速度和创新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奥伯特将它的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到1989年时，奥伯特控制了全球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的60%的份额，兼并了以色列竞争对手奥多特（Optrotech）之后，奥宝（Orbotech）诞生了，控制的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份额达到了80%。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奥宝的员工人数达到1 500人，年收入超过了4 000万美元。1992年，里克特从公司辞职，准备投资其他业务，但他仍然是奥宝公司的最大股东。

1992年12月，里克特创办了梅蒂诺（Medinol）公司。他意识到，在心血管领域的下一件大事是斯滕特氏固定模（stent），这是一种由金属丝脉管组成的小型装置，用于插入一条动脉保持张开状态，以便让所需的血液流动畅通无阻。20世纪90年代初的斯滕特氏固定模是有问题的——有的太坚硬以致很难插入，而有的在插入后又太容易滑动或者坍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式的斯滕特氏固定模，要求它在插入时是柔韧的，在插入后则是稳固的。里克特同最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工程师格里沙·平夏斯克（Grisha Pinchasik）一同研发了这种新式的、兼具柔韧性和稳固性的斯滕特氏固定模。它的第一个模型诞生于里克特在拉玛特约翰南的厨房，是用空的白干酪容器雕刻而成的。在与波士顿科学院（Boston Scientific）签署了一项合作与分销协议的五年后，梅蒂诺斯滕特氏固定模的月销量达到10万件，年销售额达到2亿美元。到1999年夏秋时分，这间以耶路撒冷为基地的极小型公司，占据了国际斯滕特氏固定模市场的35%的市场份额。

而令梅蒂诺的成功更富有传奇性的是科比·里克特发明的独特的生产方法。其结果是，梅蒂诺每一美元营业额的税后利润达到了86美分。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比·里克特和耶胡迪·里克特坐拥世界上最盈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在里克特家族与波士顿科学院之间爆发了一场痛苦的法律纠纷，生产和分销陷入停滞。经过五年的法庭交锋后，里克特家族获胜了。他们获得了7.5亿美元的赔偿，这笔钱财令门格尔双胞胎其中一位的女儿（她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长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士兵的儿子（他在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长大），成为以色列最富裕的夫妇之一。

我与科比已经相识多年，他是我的一位好友。像往常一样，我与他在特拉维夫北部、繁华的阿素夫郊区的海边别墅里会面。他站在他的客厅，按下一个看不见的按钮，召唤出盛放极品葡萄酒的液压升降酒柜。他打开了一瓶1964年的勃艮第，倒入醒酒器，等待一会儿，然后倒进玻璃杯。他询问我对酒的评价，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评价。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勃艮第葡萄酒以及产出这瓶酒的特定葡萄园和酿酒厂，当地继承法是如何塑造勃艮第葡萄酒的传统的。之后，在品尝了这杯酒之后，他给出了他的最终裁决：美妙绝伦。他高举起酒杯，向美好的红酒佳酿、向美好的书籍、向所有完成的工作致意。

我拿曾经问过迈克尔·斯特劳斯的问题询问科比：“是什么将以色列引向成功？对于奥宝和梅蒂诺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里克特回答，秘诀就是“将宝剑锻成犁头”（to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他笑着说，不是因为这对和平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对犁头是好的。宝剑的锻造不仅仅是以赛亚书（Isaiah）和弥迦书（Micah）的预言呼唤，它同样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令奥宝和梅蒂诺成为可能、令以色列高新科技的繁荣成为现实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在先进军工业生产方面投入的庞大资源。军工业对于以色列的意义，就像航天计划对于美国的意义。军工业造就的惊人的人力资本、开发的尖端技术，最终惠及高新工业生产，并推动其发展进步。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由三个飞行员以及两位以色列安全奖的获奖人取得的；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基于以色列的激光和导弹生产技术。50年来，国家为保卫自己所投入的资产产生了效果，获得了高新科技蓬勃大发展的大量股息。

但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里克特说道。奥伯特拥有一支由杰出个人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我们有最好的人工智能，有最好的计算机硬件，有最好的精密机械。这个团队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典型的以色列风格——有一支由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小型精英团队，他们一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夜以继日地工作。梅蒂诺是这支相同的主旋律中的一段变奏曲，在梅蒂诺，一个人要处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司里所有事务：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精密机械。在美国的大企业里，让一个程序员理解血管生物学或者让一个医生理解材料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的决议需要协商拟定通过，这是一个繁琐而不精确的过程。但是在梅蒂诺，这是综合的，就像奥宝是一个完全跨学科的公司一样。时间被节省下来，效率则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于是，企业就像一个紧密结合的有机体一样运作：专注、强大、健康，并有能力达成最佳的结果。在很多新兴的以色列企业，类似的体系以不同的模型和形式运转。他们小型和统一的团队有着忠贞的精神、权宜的考量、创新的推动力，这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移民，里克特这样说道：“在20世纪90年代，100万的俄罗斯人来到了以色列，其中，又有数十万的、极其出色的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奥宝和梅蒂诺都从中受益。从这一方面说，我们的雇员有85%左右都是俄罗斯移民。俄罗斯移民是软硬结合板（rigid-flex）的发明人，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整个以色列工业生产都因这股移民浪潮而受益。当犹太人的创造力与俄罗斯人的彻底精神相逢，就碰撞出出类拔萃、富有成效的功绩。如果你问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成功，造就了以色列高新技术革命的成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以色列的创造力、俄罗斯人的技能，以及一个整合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小型无畏的团队。让我的公司走向成功的独特组合也同样作用于以色列，以稳固这个新兴国家的方式拯救了以色列。”

里克特一边品尝着他的红酒，一边试图将一个个历史节点连接起来：“在以色列忙于兴建基布兹的20年里，我生活在一个基布兹。在以色列忙于军队建设的20年里，我正在军队里。在以色列忙于高新科技研发的20年里，我从事着高新技术。我恰巧处在以色列前进的每一个聚焦点里。我的生活将我从以色列的一个传奇带入下一个传奇。”

“在农场里，我们感觉就像是上帝的儿子，”科比说道，“我们体格健壮，英俊迷人，皮肤被太阳晒成健康的颜色，就像令人骄傲的犹太贝都因人，赤脚走在田里，驾驶着拖拉机，追逐着姑娘们。我们是从旧犹太人的灭亡中兴起的新的、强壮的犹太人。我们看不起大离散中的犹太人，看不起颓废的特拉维夫市民。我们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者，我们是以色列存在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就是我们，我们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我正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5]20世纪60年代对我们的基布兹考察中所描述的那个小伙子：一个做梦的小伙子。”

“在空军中我是王牌飞行员。1969年至1970年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空中格斗，实际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支持阿拉伯的苏联之间的战争。所以，我的拦截队伍配备了最精良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的。但我的队伍比美国人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我向美国人的空军拦截队和海军拦截队传授经验。我的的确确是张王牌。我不是在扮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角色，而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着我。在成为战斗飞行员十年后，我成了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之一。我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冠军。再一次，我发现我把传奇拟人化了。当基布兹日渐衰落，空军就是以色列卓越精锐的缩影。我的同事们和我，就是以色列能力和优越实力的体现。”

“但是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科比说道，“军队的传奇衰落了。尽管以色列的空军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我意识到，以色列绝对统领天空的时代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没有军事权力和军事胜利，就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基本问题。然而，当第二个传奇摇摇欲坠时，第三个传奇又出现了：高新技术。最开始的时候是赛天使公司（Scitex）[6]，然后是奥宝集团，然后是一百个新兴的企业，然后是一千个、一万个。这里有了风险投资基金、研究与开发中心、电信业、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清洁科技产业。创造力就宛如一柱令人惊异的喷泉，突然从这片贫瘠的土地喷涌而出。在世界上，以色列是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比法国更多的新兴企业。每一家跨国集团都想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因为他们都认可我们的非凡创造力——所有那些精妙绝伦的金点子都出自所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当基布兹和军队衰落后，第三波以色列浪潮已经掀起。这第三波的技术革命浪潮令我们摆脱困境。尽管有诸如占领、定居点、国家腐败等问题，它令我们得以保持昌盛繁荣。它是以色列生命力的新的化身。”

斯特劳斯和里克特的故事，代表了以色列经济腾飞传奇的两个方面。斯特劳斯代表着坚实的以色列传统工业的革新，而里克特体现了以色列耀眼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创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蓬勃发展。在21世纪，诸多的像斯特劳斯、里克特以及其他千余家公司的企业，令以色列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要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在罗得西亚出生，在伦敦接受教育，在美国赢得了职业声望。从1994年到2001年，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副总裁。从2002年到2005年年初，他担任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副主席。八年来（2005~2013）他担任以色列银行（Bank of Israel）[7]的行长，成为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在他赫兹利亚的宅邸里，穿着莫卡辛鞋[8]、棕黄色的百慕大品牌的短裤、绿色的鳄鱼牌的衬衫接待我。

当他谈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时，他更倾向于列举确实的数据，而不是空洞的吹嘘。他坐在大大的红色扶手椅里，衬得他本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他用缓慢、平和的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语（Anglo-Saxon Hebrew）谈论着那些相关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他对我说，“但以色列呈上的演出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经济成就。

费希尔告诉我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当我问及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回答得非常谨慎。“我们面临着四个困难，”他说，“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已经恶化，而这一点危及我们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但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及以色利瓦伊持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丹·本·戴维（Dan Ben David）则不像费希尔这般小心翼翼。我开车从赫兹利亚驶抵耶路撒冷，在以戴维为首的智囊团队中，听这位经济学教授明确地谈论那些政府与央行都只能暗示的事情。“以色列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2年，”本·戴维告诉我，“在那些年里，以色列GDP的增长速度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两倍，同时以色列还保持着西方最平等国家之一的身份。尽管它吸纳了数百万的移民，参加了三次战争，但它仍然成功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优质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团结。”

“但在1973年，一切都出了问题。在赎罪日战争的创伤后，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经济增长开始缓慢，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即便通货膨胀在1985年被成功抑制，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沦为20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国家的经济负担不再是国防开支，而是福利救济——从1972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了四倍。与其投资在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上，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大笔的资金转让给穷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不断扩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人群体，不能充分地参与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个25年，它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持着美德、凝聚力和社会公正；但在刚过去的25年里恰恰相反。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德、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公正已经被腐蚀得岌岌可危。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过是前一代人在人力资本方面长期的投入所结的果实。然而，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创造了一个繁华的闪耀泡沫，掩盖了当今我们并没有对未来的人力资本进行同等投入的事实。财政预算有了缺陷，公共政策走向失败，以色列的社会生病了。如果以色列不尽快改变方针，即便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奇迹也终将逐渐消失。”

本·戴维在美国长大，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少数几个外流的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就在20年前，外流的学者数量有很多。当他在萄比中心（Taube Center）宽敞的办公室里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正的焦虑。“看看这个。”他招呼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指着他的电脑屏幕上一系列彩色的图表对我说道。

“令这一切更加糟糕的就是人口，”他说，“就像你在图表上看到的，在过去的30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在这些年里，学龄期儿童的入学比例中，进入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的孩子从4%上涨到将近20%，进入阿拉伯学校的学龄期儿童从20%上涨到28%。所以现在，所有的学龄期儿童中有48%都在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或者阿拉伯学校。又有另外的14%在现代正统派犹太学校，只有38%的孩子在世俗的学校。这意味着到2030年，以色列原本占大多数的世俗犹太人将缩减为少数派。以色列的文化特性将改变，同样改变的还有它的社会经济概况。世俗犹太人是那些工作、生产、纳税的人。一旦世俗犹太人寡不敌众，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法迎接第三个千禧年的挑战。”

我说：“你给我展示的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的灾难。”本·戴维悲伤地点头：“如果以色列拥有一个高效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它将能够对抗这个灾难性的趋势。现在还不算太晚，但是很快就要来不及了。而与此同时，持续功能失调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奖励这些不工作的少数派们，用津贴拉拢他们，而不是要求他们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教育。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国家奋斗的组成部分，都不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承担社会生产环节的士兵，肩上的重担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养活那些不工作的犹太人。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加快奔跑的速度，以带动那些一点都不挪步的犹太人。一个失败的政权体系保证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定居者、富豪们的特殊利益。然而承担生产的中产阶级却被国家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筋疲力尽的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痛苦。他们感觉国家已经背叛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正濒临崩溃。”

施穆里（Shmuli）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1980年2月，伊奇克·施穆里（Itzik Shmuli）出生在特拉维夫。他的父亲出生在雅法，是一个餐馆老板；他的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保姆。施穆里一家五口人，居住在拉马特甘（Ramat Gan）[9]的一间拥有一个半卧室的公寓里。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的家庭是温暖的。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小妹妹，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伊奇克·施穆里是一个举止得体的高中生，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后来成为一名正派的士兵。服完兵役后，他跟随父亲在他们特拉维夫的简陋的餐厅里工作。2004年，他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的无家可归的饥饿儿童。在24岁的时候，施穆里登上了飞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一家孤儿院。当他回到以色列，他在一所省立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并被选举为本校的学生会主席。三年后，他成为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的会长。

2011年7月14日，施穆里正在纽约。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一个名叫达芙妮·利夫的24岁的视频编辑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中央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以行动抗议高涨的房价[10]。一天之内，数百人加入了她的队伍。两天之内，数千人加入了她的队伍。施穆里登上飞机返回特拉维夫，加入了罗斯柴尔德的抗议运动。几天后，他成为这场抗议运动的负责人。

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缺乏经验和组织能力，而施穆里两项兼备；当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时，施穆里则是一名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为了不失去公众的支持，这场抗议运动就不能是宗教的或者激进的。他希望这场运动可以代表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因此，他同样也在大道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两个星期后，施穆里已经成为要求新社会秩序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领导人。

7月23日，三万青年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高呼着一个新的复古口号：“人民要求社会公正。”7月30日，队伍壮大到13万人；8月6日，壮大至30万人；9月3日，45万人——以色列6%的人口——涌上了街头。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施穆里是大会的主旨发言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他向33万名欢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让我们住在我们所爱的国家。”

从许多方面看，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所有抗议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东方犹太人的沙斯党运动从来不曾召集过如此之多以色列人、点燃过如此高涨的热情、赢得过如此广泛的公众支持。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沙斯党运动也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文明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将国民联合起来。以色列2011年的国内抗议运动，远比开罗的更和平，远比纽约的更有效。总体而言，这些占领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年轻人要比这一年晚些时候占领华尔街的青年更温和节制、更富有策略、头脑更清醒。在世界上，所有的由社交网络发起而演变为社会抗议（socialnetworks-to-social-protest）的运动中，以色列的这一次运动是最温和的。温和而非暴力，它成功地赢得了80%的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夏季里，它再次团结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种希望。然而，就像这波反抗的浪潮兴起一样，它又消失了。因此，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施穆里走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帐篷，没有游行示威者，也没有社会变革。狂欢节结束了。它完全就像一个仲夏夜晚的甜蜜的梦。

施穆里则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可以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他这样说道，“我可以跑很长一段路程。我知道生活有其固有节奏，我知道革命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2011年的夏天将只会是第一个赛段。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段。我不需要每天都有示威游行，也不期待不间断的抗议运动。但我真的认为，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临界点。它的意义，远比住房价格、食品价格或者富人关于规则的辩论要大得多。2011年的夏天让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不是无助的个体，不是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成员。而以色列的人民所求的，就是社会公正。”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这样才会促成国家变革。的确，现在的罗斯柴尔德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回家了。但我们经历的转变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将自己看作愤世嫉俗的享乐主义者。如今，我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人生拥有了意义。这种拥有意义的新感觉就是2011年所达成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次爱上了以色列，信任以色列，我们决心变革以色列。

施穆里令我着迷。他中等体格，身材瘦削，有着棕色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面带羞怯的微笑。当他穿着牛仔裤、T恤、背着一个背包走在大道上，年轻人们走向他，与他击掌，告诉他不要放弃。“继续战斗，”他们告诉施穆里，“让政府看看，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政府。”这名学生领袖既不是才智过人，也不是空想家；他没有超凡的魅力，也不具备权威。但是在他推行的过程中，他的许诺是理智并庄重的。他的领导风格不是大男子气概式的，但是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他拥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程。他将成为以色列议会中的一员，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将塑造未来的以色列政治。2011年的概念性革命将改变以色列的精神状态和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所以，施穆里争取希望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我也希望他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是否可以将2011年的反抗用一种温和而建设性的方式落实到制度。

当施穆里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大道上。它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人们在这里悠闲漫步，遛狗的小伙子，遛狗的姑娘，遛狗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现在在脑海里组合着不同片区的拼图——所有我从斯特劳斯、里克特、费希尔、本·戴维以及施穆里处听到的一切。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以色列工党的霸权自1973年战争后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分崩离析。古老旧体制的衰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的以色列个人主义将新的以色列资本主义转变为巨大的成功。自由的市场令以色列的天赋和主动性迸发并创造了急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持续地削减公共支出和军费支出加速了这一进程。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货币自由同样也是如此。当私营企业一派欣欣向荣时，公共部分则变得摇摇欲坠。

一个平庸的政府及其狭隘的政治不能让国家制衡自由市场的弊端。反垄断法及强制执法是那样软弱。匆忙地执行私有化。没有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保护措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水平都在下降。没有住房政策。几乎所有私有的东西都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公有的东西都面临破产。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有太多的宣言，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没有任何宣言。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没有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斯特劳斯将一个乡下的制酪厂变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帝国，而科比·里克特用他独特的洞察力创造出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巨擘。然而，同样在这种背景下，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少数的以色列大资本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以及其他资产。困扰着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潜在不安正在蔓延，日益恶化。伊奇克·施穆里奋起反抗的不公正制度已经扎下了根。人们幻想着这个市场可以替代政府，于是以色列人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服务他们、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再没有政府可以调控市场的运作，处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少数派或阿拉伯人少数派带来的挑战。再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来抑制定居者和贪婪的富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维护辛勤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中产阶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根本的问题被忽视了。20家强大的商业集团统治着以色列的经济，也统治着以色列的媒体和公共话题。然而在近些年，在以色列政治生活的外表下，一种批判意识正在酝酿。所以当达芙妮·利夫在罗斯柴尔德大街上搭起帐篷，整个国家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所以当伊奇克·施穆里领导这场国内的抗议运动，所有公众都予以回应。在25年的新自由主义的霸权统治后，一股新的社会民主的浪潮浮出了水面。然而还不明确的是，2011年的这场概念革命是否将变成一个政治现实；这里是否有了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平台，可以将新以色列人的诉求变成新以色列的现实。

在罗斯柴尔德大街的两侧，昂贵的新式公寓区和国际风格的建筑被一盏盏灯点亮。以色列的富裕正在这里上演。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衰退。沿着中央的大道，穿着破牛仔裤的男人们正在散步；泡夜场的俱乐部会员们旁观着，化学般的充满诱惑的光芒在他们眼里闪烁；一个漂亮的姑娘骑着她时尚的自行车。当黎明降临，大道上空旷无人，我尝试权衡着成功与失败，冒险与回报，希望与绝望。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美德和很多缺陷正是来自相同的源泉。正是这相同的基因造就了我们，也危害着我们。

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的秘密就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而以色列国家的缺陷也正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犹太人的律师、犹太商人、犹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犹太移民催生了一个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公民群体。而这个不可预料的公民群体创造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能量，不允许国家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履行职责。在半个世纪里，本·古里安的官僚专制给这种能量套上了辔头，组建了一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后，这个他塑造的国家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它无法再统治它的族群、派系和个人。它无法再包容它的多元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互相抵触的身份特征。这个国家不再处理以色列的真正挑战，停止了合理的运作。以色列不再是一艘向着目标进发的突击艇，而是成了一艘寻欢作乐的轮船，没有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

2011年夏天，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正尝试重新改造这个民族。在大道的尽头、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的古老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建筑上方，新的一天亮起曙光，我希望这个警钟可以真正地将我们全部唤醒。确实到醒来的时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必须重新启航。这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必须成长。在崩溃与绝望之余，我们必须奋起迎战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的挑战：家国的重建。以色列共和国的复兴。

[1] 受诫礼（bar mitzvah），为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

[2] 卢克索（Luxor），埃及中东部的一座城市。

[3] 安曼（Amman），约旦首都。

[4] 大马士革（Damascus），叙利亚首都。

[5] 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以其对儿童和教育的研究而著称。儿童自闭症经典研究的发起人。作品有《仅有爱是不够的》（1950年）和 《魅力的用处》（1976年）。

[6] 赛天使（Scitex），全球最大的宽幅数码印刷设备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以色列纳塔亚，在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欧洲布鲁塞尔、南非和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共有500多名雇员。2005年10月被并入惠普集团的Inkjet Industrial部门。

[7] 以色列的央行。

[8] 莫卡辛鞋（moccasins），北美印第安人穿的无跟软皮平底鞋，通过手工缝线将鞋面和鞋底（鞋帮）连合在一起。

[9] 拉马特甘（Ramat Gan），以色列西岸城市。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中的最大卫星城，位于特拉维夫东北。

[10] 以色列“帐篷运动”。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我第一次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威胁是在2002年。那时，一场关于是否进攻伊拉克的激烈辩论席卷美国。那时，以色列正努力遏制第二次巴勒斯坦反占领起义发起的又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然而就像其他少数以色列人一样，我意识到，美国必须尽力遏制的区域力量不是伊拉克，而是伊朗。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存在的威胁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人。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整个中东就拥有了核武器，世界秩序将趋于崩溃，以色列危在旦夕。

三年后，我开始用一种激进的、甚至是急迫的口吻来撰写关于伊朗威胁的文章。然而，即便在2006年、2007年、2008年，当我述及伊朗的浓缩铀旋转离心机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听。只有极少数人同意伊朗的核问题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引人注目的挑战。对于我来说，任务是明确的：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不久之后就将遭遇可怕的困境——（伊朗的）核弹或者（以色列的）轰炸。然而，不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很多人都把我视为一个杞人忧天的人，不怀好意地散布着恐慌和焦虑。那些我身边的以色列的著名人士以及我所工作的以色列媒体只是对伊朗徒逞口舌，却拒绝去了解伊朗。国际社会与国际媒体也是如此。尽管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威胁在那儿——而且更加迫近——但鲜有人承认这一点，更少有人殚精竭虑地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以阻止伊朗的核威胁。

伊朗的核挑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自1945年起，国际社会就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成功遏制了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就会导致核武器的全球化，这可能最终危及到长崎事件后（post-nagasaki）奇迹般的和平局面。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有一个美国背景。在进攻伊拉克和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操控力量被认为是减弱的。随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美国失去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联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旦华盛顿在与德黑兰的战略对抗中败北，它将可能失去中东对美国的尊重。一个核化的伊朗将成为世界一块重要区域的主导力量，并且将带动这块区域对抗美利坚帝国。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也有一个以色列的背景。确实，大家都说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是以色列从来不曾利用它的核武器。尽管以色列一直受到来自邻居的威胁，但它从来没有恐吓说要消灭它的邻居。在核领域，以色列有着极其负责和克制的态度。伊朗却是不同的。伊朗谋求区域霸权，他们想要看到以色列的毁灭。如果他们获得了原子弹，很可能会使用它，或者把其交给可能会使用它的人。一个核化的伊朗将会迫使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走向核化，环绕着以色列将诞生一个不稳定的、多极化的核体系，使它的战略地位崩塌，将其国民的生活拉入一个无休止的噩梦中。

然而，尽管这三重背景已被人们知晓并认可，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以色列，这么多年来都对伊朗不闻不问。其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道义，而在于认知。在纳坦兹和福尔道，那些面对着铀浓缩设施的人没有好人或坏人的区分——只有看到和没看到的分别。在21世纪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以色列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其一切所能，使之不要抵达核弹爆炸的临界点。但以色列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伊朗的挑战。战略制定和情报机构会关注这个问题，但广大公众却忽略了它。因为伊朗的威胁还没有造成直接的后果，或者耗费有形资产的成本，所以这个威胁仍然是抽象而模糊的。它没有成为政治辩论或者公共话题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还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就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阻碍让我们不能看清伊朗，耗费了我们关键性的十年，而我们本可以在这十年中利用我们的力量阻止伊朗。

被这个认知障碍遮蔽的不仅仅是以色列。2005年，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知晓了伊朗的核计划。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都知道这可能危及美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未来。但是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观念上，西方的公众舆论无法处理这个挑战。西方的媒体、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们正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伊朗的挑战不闻不问。很多人不愿去听，不愿去看，不愿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在遏制伊朗的行动上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搁浅了。没有及时地强制实施严厉制裁。一份与俄罗斯达成的对伊朗实施贸易禁运的协议遭到搁浅。伊朗的最高领袖并没有收到一个确切的最后通牒：是要（军事上的）核化，还是（政治上的）生存。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德黑兰碰上了一个虚弱而心不在焉的西方，这样的西方根本不能阻挡它迈向核弹的脚步。

以色列的认知障碍和西方的认知障碍有很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战略上的成功与稳定造成的后果。40年来，在迪莫纳的保护伞下，以色列人享受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开始认为，以色列战略上的区域垄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或者干脆拒绝去想象这种垄断有可能结束，而一旦结束将带来可怕的后果。确实，曾经爆发了两次海湾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但它们不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既然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自满的情绪便开始滋生。以色列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迪莫纳的核保护伞破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70年以来，在西方战略优势的安全保障下，美国人和欧洲人享受着和平而富足的生活。因此，他们同样也将这种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意识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核威胁的出现将直接影响到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的美好生活。确实，在此期间曾经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布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但是除了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62年）之外，美国和欧洲还不曾暴露在真正的核威胁之下。当战略稳定没有遭遇到真正挑战，他们的自满情绪也在滋长。美国人与欧洲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核威胁危机到他们的安逸生活和幸福追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伊朗的核工程就像一棵猴面包树。在它成长的早期阶段，它非常容易被连根拔起。伊朗早期的核工程无法同西方力量对抗。但是在它成长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人认真尝试要把它连根拔起。因为在伊朗的坚韧同以色列与西方的自满之间，伊朗人占据了上风。美国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沼，并没有关注伊朗。以色列忙于处理定居点问题，没有关注离心机。欧洲因为其内部弱点而陷入瘫痪。西方和以色列都看到了从伊朗长出的可怕的核武器的大树，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却都没有砍伐它。

我与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会面的地方是在特拉维夫东部、嘉美约瑟夫（Karmei Yosef）舒适的家中。从阳台向外望去，这里的景致真是美极了：特拉维夫的天际线、地中海的海岸线、雷霍沃特白色的城区、胡尔达灰绿色的葡萄园，特拉基色（Tel Gezer）的考古遗迹。园篱外大约500码的地方，基色山的山坡上，是一片受到精心照料的果园，那里曾经坐落着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舒莎以及我的曾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来此定居时居住的豪华宅邸。

1981年，八名以色列飞行员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这是由法国人建造的核反应堆，亚德林（Yadlin）少校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作为军事情报团的首席成员，亚德林将军负责收集关于朝鲜人修建的叙利亚代尔祖尔（Deir ez Zor）[1]核反应堆的情报。从2006年到2010年，亚德林在以色列对抗伊朗核工程的行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并不是那个把“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2]概念化的人，但他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以色列的贝京学说不允许任何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两度成功贯彻贝京学说，而第三次尝试差一点就成功了。所以我坐在这里，坐在庭院用椅上，认真聆听这位圆圆脸庞的以色列将军，聆听这位思想深邃的将军如何一次又一次恰巧地邂逅决定历史的时刻。

亚德林首先跟我谈起他在内盖夫的哈泽里姆基布兹度过的童年时光，在那里开拓土地的农夫们在盐碱地上挣扎着努力工作，并最终征服了这片土地。抚养并塑造了亚德林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他们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他们温和而仁慈，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征服沙漠，为犹太人民在沙漠中建起一个家园。然后，亚德林告诉我他在以色列空军里度过的早期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他很为自己属于这个最专业、高效的以色列机构而感到自豪，空军保证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存在。然后，亚德林向我谈起那受创的18天以及赎罪日战争的那个晚上：他同队的7名飞行员牺牲，5名被俘，而他所在空军中队拥有的30架天鹰轰炸机（Skyhawk bombers）中17架被摧毁。当战事在亚德林周遭全线爆发时，他学会了更加坚强，并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在1973年后的恢复时间里，以色列空军（IAF）也是这样。1980年的夏天，当亚德林从犹他州的集训返回以色列时，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第一支F–16战斗机中队里顶尖飞行员中的一员，他与他的同伴都感受到一种复兴的力量。

1981年的任务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轰炸巴格达郊区法国人为伊拉克建造的核反应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巴格达过于遥远，以色列的空军还没有掌握实现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技术。那时还没有GPS，没有智能炸弹，也不能实现空中加油。这样的任务也没有一个先例：世界上还没有一支空军曾经轰炸过一个核反应堆。然而，1981年6月7日，当地时间16时，八架最先进的F–16轰炸机起飞，飞越了埃拉特海湾，低空飞行了600英里，穿越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他们越过了山峦、沙漠、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山谷，越过了高原、运河、铁路、房屋和田地。一些伊拉克的平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向低空掠过他们房顶的飞行员们挥手致意。然后，在飞行了103分钟后，亚德林在20秒内从500英尺爬升到10 000英尺的高度。现在，他可以看到核反应堆的圆顶，5秒钟后，核反应堆就进入了炸弹的射程瞄准。10秒钟后，这个年轻的基布兹社员按下了按钮，投放出两个2 000磅重的炸弹。20秒钟后，他快速下降躲入防空导弹喷发的滚滚浓烟中，再次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飞越了渐暗的伊拉克沙漠，穿越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逃回了家。亚德林坐在驾驶舱里，他知道，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瞄准目标、细致入微的一分钟就解除了第二次犹太人大屠杀的威胁。

2007年的任务看起来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摧毁朝鲜人为叙利亚建造的，并未挑起战争的核反应堆。亚德林没有跟我谈论那些被非以色列的媒体认为是以色列操作的技术细节，但是很多关于“果园行动”（Operation Orchard）信息都被国外记者和专家们披露报道。

这一次的挑战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观念层面。飞机和炸弹并不是最困难的，困难的是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且及时做出正确的决定。2006年，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摩萨德）的局长迈尔·达甘（Meir Dagan）认为，在叙利亚进行情报资源的投入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无用功，因为叙利亚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威胁到以色列。阿莫斯·亚德林不敢苟同。他记得三年前，以色列就未能侦查到利比亚的核工程；于是他要求他的助理们扫描所有可以得到的材料，看看有没有潜藏的惊喜。2006年夏末，其中一名助理发现，在位于代尔祖尔的一座大型建筑里可能潜藏着朝鲜人民的钚反应堆。到秋天的时候，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看似疯狂的假设。根据一些并非出自以色列的消息，亚德林向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以及一名被解雇的美国情报官员诉说了他的忧虑。这两人都受到达甘的影响，达甘坚持叙利亚不存在核反应堆。然而，2007年3月，一则情报完全颠覆了达甘的认识。根据一些非以色列的材料，这位摩萨德的局长现在要求在核反应堆激活之前，在叙利亚认识到他们的大秘密被发觉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在2007年春末这段时期，亚德林成为这项行动的负责人。非以色列的消息宣称，正是亚德林建议总理和参谋长计划一个低调的行动，以免令叙利亚的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感到尴尬，以免他发动一场全面的报复性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还为阿萨德提供了掩护，他们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非以色列的消息还宣称，亚德林的军事情报同样证明，还有足够的时间计划一次合理的、高度冒险的空袭，最佳时机就在几个月之内，当核反应堆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现在看来，亚德林的确是正确的，果园行动的精确定时定性达成了两项基本目标——清除核心，没有战争。

根据美国记者和分析人士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的说法，2007年9月5日午夜刚过，四架F–16轰炸机腾空，飞向叙利亚的核反应堆。飞机从伊兹拉山谷空军基地起飞，26年前，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飞机同样从这里升空。在2012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的一篇长文中，马科夫斯基描述道，四架F–16飞机由四架F–15飞机护航，从沙漠里的空军基地起飞——这个基地距离亚德林孩提时代的基布兹不远，后来他在这里担任指挥官。八架以色列飞机，配备有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沿着地中海沿岸、沿着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飞来。午夜过后，他们向生产钚的工厂投放了17吨的炸弹，将之夷为平地。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气氛十分紧张：叙利亚会回以一个毁灭性的导弹袭击、让特拉维夫陷入一片火海吗？会爆发一场威胁到几千条生命的战争吗？就像亚德林所预料到的那样，一个被打垮的叙利亚没有任何回应。以色列的力量、威慑和秘密行动能力，令叙利亚在被击溃的沉默中低下了头颅。这是贝京学说的第二次贯彻，也是引人注目的又一次成功。当全世界都无法阻止一个阿拉伯的独裁政权走向核化，当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际，以色列抓住了主动权，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谨慎地盘旋在目标之上，以色列再一次地解除了第二次大屠杀的威胁。

然而，对伊朗的任务要远比1981年或2007年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伊朗人要远比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更富有经验，也更加狡猾。他们的战略目标不是快速地建造一枚核弹，而是安全地建造出一枚核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程有那么多迹象可循：他们在布什尔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阿拉克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帕尔钦建起一个军事基地，在纳坦兹兴建铀浓缩设施，在福尔道兴建了一个地下燃料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尝试在国际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小心地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确凿的证据。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挑衅到西方，以免激怒西方，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就在亚德林于2006年1月被任命领导以色列情报机构时，伊朗开始在纳坦兹提炼浓缩铀。他们先获得了几台离心机，然后是几十台、几百台。在2007年初，他们还只有1 000台离心机。到2013年，他们拥有的离心机超过了15 000台，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尖端的产品。因此，伊朗的浓缩铀产量从2008年初的区区50公斤增长到2013年中旬的7 000公斤。尽管国际社会（虚弱地）提出了抗议，并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制裁，但伊朗人耐心而顽强地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以色列国防军13层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亚德林将军所监控到的情况就是，伊朗人愚弄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愚弄了联合国，愚弄了西方列强，越来越接近他们觊觎的原子弹。

以色列回应伊朗的时候已经晚了。2002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要求迈尔·达甘化解伊朗的核威胁。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摩萨德收到了大笔的资金，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惊险行动，包括了网络攻击和对核能专家的暗杀，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战略成果。然而，达甘的正常的自信心态变成了傲慢。在2005年，他向他的同事和上级承诺，伊朗不可能旋转起哪怕一台离心机。两年后，当超过1 000台的离心机在纳坦兹旋转起来时，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IDF High Command）开始担忧达甘的方式将把以色列引向一个死胡同。当外交交涉和制裁措施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除了考虑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情报机构头目亚德林、空军指挥官埃利泽·沙基德（Eliezer Shkedi）、副总参谋长丹·哈雷尔（Dan Harel），都坚持以色列必须准备一个可靠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Gabi Ashkenazi）仍然命令空军去规划一个行动计划。情报开始被收集分析，飞行员开始接受训练，就像1981年和2007年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准备着要把贝京学说第三次付诸实施。

2007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代表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共同观点提出，尚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朗确实在尝试发展核武器。当亚德林与他的美国同行在罗马会面后，他明白了这份令人惊异的报告诞生的原因：以伊拉克战争的创伤为前提，以白宫操纵的错误情报为基础，美国情报界决心阻止总统乔治·W. 布什突兀地对伊朗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卷入与第三个伊斯兰国家的第三场战争。但是当亚德林返回特拉维夫，与他的参谋们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这份报告站不住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四支不同的分析团队宣称，伊朗正在发展军事化的核力量，而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伊朗核计划的操控水平。

孤立伊朗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伊朗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印度都与伊朗有合作。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与伊朗有贸易往来。而美国身陷战争，对伊朗分身乏术。甚至在以色列内部，领导集团也没有对伊朗投入过多关注。人们普遍地认为达甘可以阻挠伊朗的核工程。当伊朗的离心机成倍增加、伊朗的铀成堆地生产出来时，以色列正在呼呼大睡。一些非以色列的资料表明，即便是沙基德和亚德林的军事行动也正变得不为人重视。

直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当他在2009年4月踏进办公室的时候，跟随他进来的还有他全新的应对伊朗的方式。就像他看到的那样，他认为伊朗就是21世纪的纳粹德国，其非常规的体制配以非常规的武器会是致命的。21世纪初的西方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那般虚弱而颓废。但是犹太人民不会再次走向某个核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的犹太人民有了一个国家，有了一支军队，有了技术力量。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防止特拉维夫变成广岛。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随着他将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阿莫斯·亚德林和他的将军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的打算发动一场袭击，或者他们只是在玩一局前所未有的战略游戏。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他的上级进行了一个测试：他要求他们拨付特殊资金和授权特殊的情报收集权力，所需的这些都是在谋划一场真正的袭击过程中才会需要的。巴拉克驳回了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于是这位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也许国防部长有自己的秘密议程，但总理却是认真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真的相信犹太民族命悬一线。如果其他方式都失败了，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展开攻击。

华盛顿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9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接触政策上，2010年都浪费在强迫联合国实施制裁的失败尝试上。但是在2011年，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下了一步棋，令人忧虑，以致促使鸽派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非鸽派的措施。奥巴马首先批准了对伊朗的网络战，然后，在协调好欧洲人以后，他开始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最终，他命令五角大楼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然而，当以色列的军事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成功时，以色列内部却乱套了。达甘拒绝承认付出宝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网络战没有达成击败伊朗的战略目标。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坚决反对将他设计的军事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一场大型的斗争爆发了，一边是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另一边是达甘和阿什克纳齐。国家安全局辛贝特的局长尤瓦尔·迪斯金（Yuval Diskin），以及大多数的军队将领支持达甘和阿什克纳齐。而总理和国防部长认为，他们的下属缺乏历史远见和勇气，而这些高级军事将领们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以救世主自居的、煽动战争的狂热分子。两方的激烈争论很快变成了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粗俗而令人厌恶。为了使这场辩论更切题而少一些针对个人，亚德林将军起草了一个包含17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旨在让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只有当亚德林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肯定的答复，以色列才有理由对伊朗展开一场袭击。

随着以色列内部的辩论逐渐失控，各种各样的灾难预言传播开来。鸽派认为以色列无缘无故地发动突袭将危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一场区域战争，引发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将因此丧生。而鹰派则坚称，现在的不作为将导致中东地区多元化的核体系的建立，将导致整个地区走向激进，卷入无休止的常规战争中，特拉维夫将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袭击。而亚德林尝试走第三条路。一方面，他赞同以色列的轰炸将阻止一枚伊朗的核弹是合理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会导致末日战争降临。他相信以色列的军事选择是有效的，并且不论是以色列还是西方国家，都足以承受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如果以色列回避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几百颗伊朗导弹和几千枚真主党的火箭弹，以色列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亚德林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合法性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美国拒绝辅之以制裁，只需两年时间就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亚德林宣称，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采取行动后的十年。他敦促内塔尼亚胡总理不要与奥巴马总统争执，而是与之建立一个亲密的战略同盟。只有庞大的美利坚民主政体与小小的以色列民主政体齐头并进，才能阻挡正在上升的什叶派的力量。

内塔尼亚胡无视亚德林的建议。他不仅没有以占领区的让步换取奥巴马的支持和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改善，而且他激怒了奥巴马。他使以色列陷入半遗弃状态。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外，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为其宏伟的军事行动建立起合法性的外衣。当这项军事选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以色列的总理开始自视甚高。在2012年的夏天，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在这一年秋天，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已经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红线演讲”（red-line speech）[3]，号召国际社会在伊朗的核计划进入最后阶段之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示让步的发言。在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动袭击后，他将关键点挪后到2013年至201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以色列的命运交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手里。但亚德林告诉我，在这次重要演讲之后，情况已经恶化了。伊朗发动“突围”（breakout）——发动核弹袭击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到不到3个月，很快又缩减到一个月。亚德林说，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伊朗人已经越过了内塔尼亚胡的“红线”。他们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而以色列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不久以后，他们将抵达目标，届时，即使是美国也会发觉自己很难阻止他们。揭晓真相的时候到了，如果西方还不赶快清醒，如果美国还不下定决心，以色列将很快面对最戏剧化的十字路口。它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轰炸，还是被轰炸。

亚德林认为，伊朗总统选举中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的令人惊异的胜利，暗示了内塔尼亚胡的策略是部分成功的：以色列在2010年至2011年的威慑力导致了2012年的国际压力，并相应地导致了伊朗在2013年的政局变化。如果西方没有让步，如果西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提出一个军事选择，就可以达成一个化解伊朗核危机的全面协议。但是，第二任期内的奥巴马政府优柔寡断，伊朗也许已经占据了上风。亚德林再一次地被吸纳入以色列的决策圈，他认为，揭晓真相的真正时刻就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或者2014年的第一个季度。一旦犹太国家被逼至绝路，它将义无反顾地发动突然攻击。

对伊朗的决议，也许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以色列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仿效了迪莫纳的决议。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承担的风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需要的都是无畏、责任和狡猾。以色列必须与西方势力合作，但也同样必须经得住它们的压力。面临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国家必须动员它的全部资源和技能，由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支持并推动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我坐在阿莫斯·亚德林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运营迪莫纳的工程师。贝京学说是对迪莫纳的一个补充，用以确保在整个中东只有一个迪莫纳。而亚德林和他的同伴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挑战与工程师及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没什么不同。不过，有一个主要区别。当建造迪莫纳时，年轻的以色列有着堪称典范的行为举止，但面对纳坦兹和福尔多时，中年的以色列步履蹒跚，摇摇欲坠。诚然，伟大事迹的实现要归功于卓越的情报和技术。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这些成就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这个曾经创造奇迹的国家现在还没有调动它的全部力量、采取适当的抗争，来应对它眼前的最富戏剧性的生存挑战。

亚德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带着苦笑，再现了他任期时的那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一年，每个人都相信达甘会解决掉伊朗问题，而亚德林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情报资源花在当前对伊朗的斗争上。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二年，情报和军事能力都显著提高，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美国的NIE报告又搅了浑水。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三年，他已经手握对伊朗的充分情报，但此时在纳坦兹，伊朗人已经转入到秘密地下工作状态，已经建造了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已经跨上了以色列先前定义的不归路。在亚德林任期的第四年，内塔尼亚胡再次启动了阻止伊朗的战斗，但不久就证明，亚德林和达甘所指望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网络战作用非常有限。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五年，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说服国际社会果断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逐渐变得越来越丑恶。但是在亚德林退休后的几年里—2011年至2013年——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果实。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对伊朗实施了强制制裁，虽然制裁时机已经迟得令人无法原谅。伊朗的经济开始崩溃。诚然，伊朗人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浓缩铀，足以令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爆发性地制造出6~7枚核弹。然而最终，他们脚踩的大地开始颤抖。希望在最后一刻，他们可以被成功阻止。

也许已经太迟了。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除了包容伊朗或者以武力阻止它。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沮丧后，亚德林想要相信西方能够在午夜降临前的一分钟醒来，相信西方不会舍弃以色列，让它独自面对意在把它消灭的狂热势力。

“请给我讲一讲那些伊朗人，”我对亚德林说道，“当你阅读着从德黑兰来的机密情报，你从中知道了什么呢？你看到了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怎样的一种体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在伊朗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宗教狂热和战略审慎的融合，”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戴眼镜、热心的退休将军说道，“伊朗人野心勃勃。他们将自己与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斗争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文明是更为纯正、正义，因此理应更加强大。对于他们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明是一种邪恶的帝国主义文明，而这种文明正处在衰退阶段。他们因看到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在伊朗所做的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而感到由衷愤怒。他们完全相信，因为我们的文明是被宠坏的、是道德败坏的，因此我们的文明不能经受挫折，没有恢复能力，必将腐败堕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将占据优势地位，丝毫不怀疑他们最终将使以色列、欧洲和美国衰败。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崛起的文化将颠覆我们的文化。”

“可是，”亚德林继续说道，“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这些狂热分子行事老练而克制。他们并不着急，也不轻率，他们很少犯错误。与其提前直接挺进他们的目标并且吸引战火，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广泛而稳定的战线，慢慢向目标进发，这样就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高度的精确性占领它。我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这一点，而当我真正领会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后，我被折服了。除了向这些伊朗人表示尊重，你无法给出其他评价。他们极其严肃，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事，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跟我说说以色列人吧，”我对亚德林说道，“我们是怎样行事的？我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吗？”

“我们的问题是，在每一个方面，伊朗都离我们太远了，”他回答道，“于是，伊朗没有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有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与我们不相干，而有的人认为我们承担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这两种想法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我们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对付加沙地带闹独立的巴勒斯坦人，我们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商议和平进程——但是，我们没有关注伊朗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处理基地组织、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没有关注伊朗。没有认真处置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因此对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来说，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对摩萨德说道：‘拿着这些钱，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摩萨德拿了这些钱，但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以色列国防军才奋起应对这个挑战；而一直到2009年，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集团才应对这个挑战；一直到2011年，全世界才清醒了过来。这个戏剧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清醒是不是来得太迟了。我们不知道答案。”

如果说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充斥着抗议的夏天，那么2012年的夏天就是一个充斥着焦虑的夏天。在这一年年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埃胡德·巴拉克就暗示过，对于他们来说，2012年是决定性的一年。两人都认为伊朗即将进入“免疫区”，这个免疫区将令以色列无法对其实施军事对抗行动。如果国际社会不打算立即停止对“免疫区”的塑造，以色列将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阻止伊朗——通过行使其现在享有盛名的军事行动。随着夏天的临近，局势越发紧张。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我随同总理参加了两次非公开的会议，随同国防部长参加了三次非公开会议，当我走出会场时，我觉得双膝在颤抖。他们真正的意思真的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些吗？内塔尼亚胡真的觉得奥巴马总统就像在1944年选择不轰炸奥斯维辛的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吗？巴拉克真的认为仅仅在9个月或者12个月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发动一场袭击吗？很难解读巴拉克的想法，但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似乎确信他就是21世纪的丘吉尔，他必须从终极邪恶中拯救他的家园，拯救整个西方。

但是，内塔尼亚胡的行事并不像丘吉尔。他没有与他的人民分享他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也没有使他的国家准备好应对一个终极考验。尽管他正确地看待了伊朗的挑战，尽管他是一个富有天赋和战略眼光的战略高手，他并没设计出他理应完成的宏图。在他的领导下，人们认为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是耶路撒冷，而不是伊朗。因为他的个人行为，在以色列内阁、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人民以及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我曾经对以色列的几名杰出的战略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刊登在2012年夏天的《国土报》上，他们证实了我在十年前凭借直觉理解的事情：伊朗并不是内塔尼亚胡创造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妖怪，它是确实存在的威胁。所以当焦虑的夏天即将结束时，却没有发动一次攻击，我知道这仅仅是一次中场休息。伊朗危机没有解决，它只是简单地被推迟了。在巴勒斯坦战线重新燃起战意之后，在以色列陷入激烈的竞选之后，原本应该在2012年年底做出的决定被推后。但是伊朗危机仍然在这里。伊朗给以色列的未来笼罩了一片浓重的阴影。

2013年的上半年意义非凡。尽管现在以色列人充分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困境及其意义，但他们选择了忽略。在以色列2013年的竞选中，伊朗议题的谈及次数还不如三个月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谈及得多。当以色列的新政府在2013年春组建时，伊朗还不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如今，几乎所有的老牌政客——巴拉克、达甘、阿什克纳齐、迪斯金和亚德林以及一些参与到伊朗议题讨论中的著名行政部长们——都已经离开了，但有一名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政客仍然留了下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与这位连任的总理及他的新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龙（Moshe Yaalon）以及新任参谋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的会谈中，我非常明确地看到伊朗问题已经被排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给予奥巴马一个机会、给予制裁一个机会、给予外交一个机会之后，他们确实感觉手中的论据是前所未有的强悍。而现在，以色列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也同样感觉到地缘战略的变化——叙利亚的彻底垮台、真主党的软弱、逊尼派（Sunnis）和什叶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这一切宣告鸽派所称的危言耸听成了过去时。如果以色列发动袭击，收到的反击将不会是灾难性的，中东不会被区域战争的战火所吞噬。所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是一个美国问题。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有这个决心吗？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会阻止伊朗或者允许以色列阻止伊朗吗？不像以色列的普通公众，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充分地意识到，2013~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最期待的事件就是伊朗事件。

在与阿莫斯·亚德林告别后，我看向外面古老的基色的坟冢，在这里有着二十多个文明遗迹，我看向特拉维夫的地平线。特拉维夫自由开明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就像纽约文化一样：它只能在西方战略优势的保护伞下生存。然而，特拉维夫比纽约更为暴露，它能倚靠的不只是迪莫纳，还有迪莫纳的补充——贝京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在1981年和2007年，特拉维夫有能力实践贝京学说，保障它的未来。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当世界改变了，迪莫纳的垄断也褪色了。到2020年、2030年，特拉维夫还能维持它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生活吗？最先进的轰炸机，低低地飞过基色古老的坟茔。

[1] 叙利亚东部城市。

[2] 198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派出八架F–16战机彻底摧毁了巴格达附近的核基地，并在内阁公报中写道：“以色列绝不允许敌人对我们的人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以色列的公民。”该事件定义了以色列现行的国家安全策略，即著名的“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才是最好的防御。

[3] 内塔尼亚胡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做一般性辩论发言，通过一张画有炸弹和导火索的卡通图表向各国代表说明了伊朗核计划的具体进展情况，并在标注伊朗核计划第二阶段位置着重画出一条加粗红线，警告说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因此为了确保能够阻止伊朗核计划，应首先在其铀浓缩活动这个要害部位上画条“红线”。“画一条‘红线’是和平阻止伊朗获取核弹的唯一途径，‘红线’不会导致战争，‘红线’会防止战争。”图片参考：http://pic.jschina.com.cn/0/13/99/45/13994593_574957. jpg。

第十七章
在海边

每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前往英国旅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也可能是因为英国与我的家乡就像世界的两极。当以色列陷入一片狂乱、动荡不安时，英国安宁平静、政局稳定。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一种真切的、难以名状的归乡情绪占据了我的心房。而我载着我的妻子与三个孩子穿过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郡（Dorset）时，那平静之感越发深切：我们经过了成群的羔羊、乡村的酒馆以及古老的教堂。当我们抵达南德文郡（South Devon）的海岸我们租下来的石头的乡村别墅，我的幸福感满满的要溢出了。白色的峭壁从我们的宅邸一直延伸，横亘田野。在细雨中，我与妻子汀娜，以及我的孩子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站在悬崖边，看着深绿色的溪谷向下蜿蜒，一直到灰绿色的海洋。这里就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支外族可以成功入侵这里。几十年以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借着它坚实的特性所带来的深刻的平静，英国具备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并且以后也可能不会拥有的一切：和平。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历史更为悠久。当我们撰写《圣经》的时候，在这座绿岛上生活的人们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但我们的历史就是“你要离开本地”[1]的历史，而我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座坟茔，生命一层层堆叠直至毁灭。是的，当英格兰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就已经拥有了耶路撒冷。但是，英国拥有的是我们只能在梦境里奢望的：生于安乐之时，死于宁静之期。没有一场世界大战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总是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战火之间。我们在灾难之中繁衍壮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应变力、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神经敏感、高调行事和难以包容。我们就生活在冒烟的火山不断逼近的阴影之下。

英国给了我的祖先们很多优待。大英帝国为赫伯特·本特威奇敞开了它的大门，并赋予他权利、自由以及机会，这些都是1 500多年来犹太人不曾享有的。英国让他的两个儿子得到了西方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20世纪的前半叶，它让成百上千被解放的犹太人得以在仁慈的帝国冠冕下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虽然某些岛屿也被反犹主义所污染，但犹太人仍然在商业、科学甚至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了英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的精英。因此，在100多年前，本特威奇家族就会像我们一般度假。盛夏时分，他们有时前往康沃尔郡，有时就待在英格兰湖区。但大多数假期本特威奇家族会选择位于肯特（Kentish）海岸的家族产业——卡梅尔庄园。在他们的这座爱德华时期的庄园里，他们生活得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里描述的拉姆齐家族生活的那样。本特威奇家族的假日正如拉姆齐家族的假日一样。当汀娜在我们租住的乡村别墅的厨房中忙碌，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喧闹嬉戏的游戏时，我思考着我的英伦祖先本特威奇家族，思考着我自己。如果我的曾祖父不曾带我们迁离英国的这片绿色海岸、定居巴勒斯坦的那片荒凉海岸，我会变成怎样的人？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控制住了他对锡安城的痴迷向往，我的母亲、我自己以及我的孩子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我想象着我是一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文学老师，或者是BBC的一名制片人。我会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在西多赛特（West Dorset）拥有一座有着茅草屋顶的乡村别墅。我的生活将远比我的以色列生涯惬意得多、安全得多。我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欣赏诗歌和音乐。我的孩子们的未来将不会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会有更加丰盛的内心体验吗？我的人生经历会更有意义吗？

人口统计学的结论是非常糟糕的。当我的曾祖父在肯特郡的海滨消遣他的闲暇时光时，犹太人还占英国总人口的0.8%。而今天，犹太人的人口比例不到0.5%。而令人口构成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成千上万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大不列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后代占曼彻斯特（Manchester）当代犹太社群三分之一的人口，占伦敦当代犹太社群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当今的犹太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犹太人的后裔。赫伯特·本特威奇的英国犹太社群的人口消失率是十分惊人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很多英国古老犹太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是犹太人。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英国犹太人社群是引人注目的。犹太人的天赋与英国的文化结合，催生了许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律师、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革命者。犹太裔的英国人至少赢得了12次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各种改变公共话语权的激进运动中表现突出。然而，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社群正在迅速萎缩。低出生率和高通婚率使非正统犹太人减少。在英国，他们似乎逐渐丧失了对犹太人生活和犹太人身份的兴趣。近年来在英国出生的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后裔不是犹太人，他妻子的英国祖父的后裔也不是犹太人。在英国，还有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Goldsmiths）以及米利班德（Millibands）的后裔，但在一个世代或两个世代之后，他们也将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当我站在德文郡（Devon）的灰色悬崖上向外眺望，如果我的曾祖父没有把我带出这片海岸，今天的我很可能也只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很可能完全不会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我在汉普斯德特和多塞特的个人生活将充实而宁静，但我们所归属的集体将消失在我们身边。

对了，还有美国。北美仍然保留着非正统犹太人的生机勃勃的犹太社群。在美国，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骄傲的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者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撰写文章。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移民美国的两个女儿一样，我也许会在这里保护好我的犹太人身份。但是美国犹太人的人口统计同样令人堪忧。这些数值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1950年，有3%的美国人是犹太人；1980年时，2.4%的美国人是犹太人；而2010年，这个数值大约为2%。到2050年，犹太人可能只能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舒适的生活条件使英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过去的50年里大为缩减，而同样舒适的生活条件将很可能使美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大为减少。在21世纪，北美的犹太人生育率很低，而通婚率则居高不下。犹太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被接纳的犹太人是正统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或者只是老人。大多数的世俗犹太青年可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对以色列和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挣脱犹太人身份的万有引力，进入非犹太人的宇宙空间。一些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年轻的美国后裔，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再遵循犹太人的法典，所以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在我的世俗英国犹太人家庭和世俗美国犹太人家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穷途末路。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最终结局。

因此，当我看着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踏上小路，走向海边孤零零杵着的粉刷好的渔夫小屋，我陷入了自我纠结之中。我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故乡，这样他们也能过着如同《到灯塔去》里的那般生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部落已经无法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上生存。这片岛屿没有大屠杀，没有迫害，没有公开的反犹主义，它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开明的欧洲同样也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就像民主的美国所做的那样。温和的西方文明将毁灭非正统的犹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肯特郡的海岸驶向雅法海岸的疯狂旅程显得那么必要。因为这些柔软的英国山峦和古老村舍都不是我们的。它不间断的历史、坚实的身份、深刻的宁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地处边缘，即将启程。这就是为什么将非正统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那么必要。而非正统犹太人能够汇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雅法之旅是无可规避的。我们必须在雅法周边建造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拯救我们自己。

几天后，我从德文郡返回以色列，穿过雅法的古老港湾。曾经，这里是一个柑橘的出口港，然后成为一个移民的港口，再然后成为一个渔港。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港湾。我找到一间位于旧仓库的大型酒吧，坐在里面呷着我最喜欢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看着年轻帅气的以色列小伙们吃着，喝着，寻欢作乐。我聆听着以色列动感十足的夜生活的甜蜜呢喃。

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是离散中犹太人口的写照。1897年，约有5万犹太人居住在这里。而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超过了600万。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不到20%，美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350%，而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比率超过了10 000%。

大离散的犹太人口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对比是十分惊人的。在1897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只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4%。1950年，上升到10.6%。到1980年，上升到25.6%。而现在，我们占据了大约45%。为了在应许之地汇集全世界大部分犹太人的历史工程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今天，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是全世界两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犹太人将成为以色列人。

20世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土地的大移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它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论断，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预判带来了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另一个胜利就是他们在以色列创造的杰出的人口出生率。2012年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为2.06，英国的为1.9，意大利的是1.4，德国的也是1.4。而以色列的人口出生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65，是目前为止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与会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当欧洲的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却非常年轻。当大离散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的犹太人正忙于繁衍生息。当一半的欧洲犹太人超过了40岁，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还不到30岁。他们令我们的城镇和城市生机勃勃，在雅法港的这间酒吧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生机勃勃。

所以，在犹太复国主义实施的第一个世纪，在我们的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施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离开了雅法港，踏上了追随我曾祖父足迹的旅程。不像赫伯特·本特威奇，我没有在米凯维以色列停留。离开雅法，我驶向里雄莱锡安，穿过了在1897年还不曾存在的特拉维夫的卫星城：霍隆、巴特亚姆、阿祖尔。旅途中，自1897年后一个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抹去了：特拉伊利卡比尔、亚祖尔、贝特达扬。高速公路上车道纵横，十字路口拥堵不堪。在柑橘的装货港和朱迪亚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之间，已经不再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再有草地或者牧场。没有骆驼或成群的羔羊，没有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为移民修建的大量住宅占据了巴勒斯坦，无休止的丑陋的供给房一直延伸到雅法南部和东部。1897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马车队所走过的十英里的线路上，如今已经塞满了酷热、喧嚣的城市。

当1897年4月我的曾祖父抵达里雄莱锡安时，这里大约有100户家庭、50座房屋、30个马厩以及3条街道。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块殖民地周围环绕着4000德南的葡萄园，农夫们在这里种下了100多万株的优质的葡萄植株。这里的葡萄酒厂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葡萄酒厂，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葡萄酒厂之一。山顶上坐落的犹太会堂令人印象深刻，开阔的殖民地林荫大道两旁，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屋拔地而起。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希伯来人的专属学校、世界上第一个专属希伯来人的市政厅以及巴勒斯坦一流的管弦乐队。尽管它仍然处在幼年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预见里雄莱锡安光明的未来。就像它在1897年打动了我的曾祖父，它同样打动了一年后拜访这里的赫茨尔博士。“但愿，”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者在里雄莱锡安写道，“从这个地方可以涌出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

从这个地方确实涌出了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犹太人从70个不同的国家逃亡到里雄莱锡安。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897年的500人上升到2013年的将近25万人。里雄莱锡安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四大城市，拥有40所小学、一所快速发展的大学、一个交响乐队以及一个急速发展的商业区。单单在过去的25年，它的居民数量就上涨到原来的2.5倍。73%的当地家庭拥有自己的公寓，74%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81%的家庭拥有一台个人电脑，96%的家庭可以接入互联网。平均而言，里雄莱锡安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2.5部手机、两个以上的卧室。这个中产阶级的城市同样也代表着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它既不保守，也不自由放任；既不偏向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不偏向塞法迪犹太人；既不宗教化，也不世俗化。在2013年的选举中，这里将近一半的选民都把票都给了中间派的政党。里雄莱锡安是第三个千禧年中的典型的以色列犹太城市，它的居民都是辛勤工作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在这里世代繁衍。

从高速公路上，我右拐至西里雄。在1985年，这里还什么都没有，除了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从远方眺望到的沙丘。在100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带来了100万的移民，他们迅速在这里定居下来。10年后，沙漠上铺设了一条条马路。20年后，新西里雄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西里雄的旧有面积。在它100年诞辰之时，犹太复国主义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它再一次地上演了白手起家的奇迹。又一个现代化的以色列城市诞生了。

在湛蓝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座公寓楼。迫切而庞大的需求使大量的公寓楼快速建成。它们有效而经济，但却没有灵魂。街道就像它们是从制图桌延伸下来的一样。这里洋溢着富裕的气息，但却没有和平的气息。

就像邻近的雷霍沃特，两三个世代以来，里雄莱锡安保持着它的身份和特质。在柑橘园取代古老的葡萄园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柑橘园殖民地。1948年后，它又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人口激增的浪潮。区域认同被抹去了，独特的特质也被抹去了。如今，民族大熔炉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而是经济形态的。它仍然运作着，将不同的种族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在一个巨大的屋宇下统一了所有的移民。

埃胡德·巴拉克曾经将这个国家视作丛林中的一栋别墅。但真实的以色列不是别墅，而是一座购物中心：廉价、喧嚣、热情激烈、充满活力。这座购物中心象征着以色列的状况——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在经历了不正常的历史之后，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尝试过着一种假装正常的生活，眼看不正常的未来近在咫尺。西里雄就是这样一个购物中心。维持它生存的就是消费。

我走进电影城，这是一座由26家剧场所组成的华丽殿宇，为里雄莱锡安提供成为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一切。沿着走廊，矗立着超人、蝙蝠侠、查理·卓别林、亨弗莱·鲍嘉的蜡像。这里有Ben and Jerry’s的冰激凌、多米诺（Domino）的披萨以及可口可乐（Coca-Cola）。年轻人穿着迪赛（Diesel）的牛仔裤、GAP的运动衫、A&F的夹克，手捧大桶的爆米花。里雄莱锡安独特的最初承诺一丁点儿也没有保留下来。然而，透过20世纪的恐怖的棱镜，入目所及的一切只会唤起我的同情。因为里雄莱锡安是一个拯救生命的工程。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像，听起来也不像，但它确实是一个难民进行康复治疗的城市。

离开西里雄，我启程前往拉姆拉。1897年，拉姆拉是一个拥有6 000人口的阿拉伯城镇，以其清真寺、教堂、旅馆和市集闻名。它的很多旅馆都是为了满足朝圣者们从雅法前往耶路撒冷之行所需而开设的。今天，拉姆拉成为一个由68 000的混合人口组成的不快乐的城市：50 000名犹太人、15 000名的穆斯林、3 000名的基督徒。1897年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所有后裔，几乎在1948年被驱逐干净。今天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由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在以色列建国早期，他们的祖先从他们的村庄迁移到这里。

继承拉姆拉的犹太人主要是移民，其中将近30%的人口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期间，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迁徙而来。这些阴沉的供给房里所居住的居民，很多都是年轻而贫穷的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都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如果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一到十的十档，拉姆拉只能划到令人沮丧的第四档。

仍然还有一些漂亮的巴勒斯坦式的建筑矗立在这里。有一些壮观的历史遗迹，现在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市集活跃而繁华，一些不错的民族风味餐馆坐落四周。

在古老的穆斯林公墓旁，正兴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新的现代街区，旨在吸引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然而总体上说，拉姆拉是令人沮丧和忧虑的。在失去了它的阿拉伯特征后，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身份。里雄莱锡安还给予它的居民一个消费主义的光环，而拉姆拉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这座城市还没有从1948年的大灾难中恢复。

巴勒斯坦人也许会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乘着托马斯·库克的马车抵达这里时，也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病菌。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病菌彻底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免疫系统和巴勒斯坦的文明，糟蹋了古老的拉姆拉。我不会对此提出辩驳，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终，同样的致命的病菌也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梦想。在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还能设想一个总体规划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来实现任何计划。重重需求、重重压力、重重危机。这些天真的征服者们陷入了他们最初行为造成的后果的混乱风暴中。使他们从欧洲迁移到拉姆拉的历史使命如今造成了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阻止。这场灾难首先摧毁了土著文化，然后又摧毁了开拓者的文化，然后又将我童年时代的迷人的柑橘园连根拔起，然后它创造出令人不满的、毫无特色的以色列城市。

我登上白塔的119级台阶。以色列的沿海全景令人着迷。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一栋公寓接一栋公寓。将近300万的人口拥挤在3 000平方公里的特拉维夫郊区。

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在当今的时代，为了保持世俗犹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聚集在一个地方。如今，这种人口的聚集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以色列的本质。因为看起来我们犹太人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联结，甚至彼此争斗。就好像我们不能以个体的形式独立生存，就好像我们恐惧着，如果我们独立我们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没有私人领域的概念，我们不会把个人从集体中摘出。在严寒中，我们互相依靠彼此取暖，我们过着集体的生活，聚集在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片供给房社区，众多的人口拥挤在一处，从海德拉到盖代拉，从西里雄到东拉姆拉。

……

离开拉姆拉后，我来到了吕大。火车站仍然坐落在1891年法国人为土耳其人修建的石砌的枢纽站上。1897年春天，英国犹太人的朝圣团等待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的地方，现在站着微笑的以色列士兵，他们扛着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拿着可乐罐和巧克力棒。两个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正热烈地探讨着时事新闻。一对年轻的说俄语的夫妇正在压低声音争吵。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头巾的漂亮穆斯林年轻姑娘正从旁边经过。

在开着空调的火车车厢，透过全景窗，我向外眺望着拉姆拉、吕大以及犹大平原。铁路的东边是特拉基色。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曾矗立着基色的古老定居地。在公元前1700年，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富裕而强大的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城市，以及历时1900年的、叫作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1923年，曾祖父本特威奇在这里购置了一栋华丽的宅邸。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的吉瓦提步兵旅占领了阿布舒莎村，杀戮、驱逐、放火烧村，阿布舒莎消失了。如今，特拉基色的山脉南部坐落着嘉美约瑟夫的以色列社区，阿莫斯·亚德林以及雷霍沃特柑橘种植者的孙辈们在这里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代表了以色列的胜利：面对着古老的、阴森的坟冢的豪华宅邸。

几架F–16轰炸机从头顶飞过，准备着又一场战争。这里又包含一个悲剧的胜利：当黑暗消失，犹太人终于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村庄，他们终于承认了他们所陷入的且无法退却的戏剧化情境当中。他们没有恐慌，没有畏缩，也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他们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在这道铜墙铁壁里，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复兴了希伯来语，创造了充满活力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制作了音乐、戏剧、美术和电影。他们相爱，结婚，孕育后代。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命运，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在这里守护了100多年。

铁路沿线，有耕犁好的田地，还有葡萄园和一排排紧紧包裹的棉株。山岭之外，有一个秘密的导弹基地。

所以，如果我正要出席一次假想的、盛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我会谈什么呢？我也许会谈我们的需求是真实的。我们天才般的洞察力。我们的宏图是激动人心的——雄心勃勃，但不疯狂。而我们的坚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毅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适应力、可塑性及其意志决心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落后一步，让大屠杀抢占先机，使大量东欧犹太人涌入这片土地的前提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认为阿拉伯人的抵抗是软弱的前提也是错误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工程没有成为它期待的模样：一个宏大的、精心策划的伟大工程，就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以及荷兰的围海造田一样。它没有成为一桩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社会中其中一个最丑恶的问题。它没有用现代医学根除肺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根除反犹主义，也没有用现代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问题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以不完美的解决方式仓促应对严峻挑战，这一过程是难以驾驭的，它呼唤新的需求，适应新的环境，创造新的现实。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造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绝望的情况。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一步步前进的方式，这就是它塑造这片土地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当这辆火车驶向耶路撒冷的山峦，我看到的景致是这般模样：就像一床胡乱缝制的被子，布满补丁，总是临时拼凑解决方法。

火车经过了贝特西迈希——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城镇，现在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据——滑向索雷克峡谷。轨道两旁，岩石的山延绵起伏。有一些山坡是光秃秃的，另一些则覆盖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种下的茂密的松树林，树林的灌木丛中，隐藏着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的废墟。

将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的举措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如果又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袭击这里，它将可能是犹太人所遭遇的最后一次灾难。那些开创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辈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正带领着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走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自己以及对别人有那般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那样一套精于算计、机变狡诈、训练有素的方式行事。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是人类的能力难以企及的，就如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人类的能力难以承担的一般。然而，多年以后，它已经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高水准的革命纪律性。它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奉献、严谨和献身的精神。承袭的一代人失去了历史眼光和责任感。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所愚弄，他们没有看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径中所蕴含的风险。逐渐地，他们失去了在深渊之上走钢丝所需的专注与谨慎。当意志衰落、智慧耗尽，再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来领导孩子们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几乎一切都是对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他的火车驶进耶路撒冷，赫伯特·本特威奇冲出这个城市的古老而迷人的火车站，奔向最神圣的犹太遗迹——哭墙（第二圣殿的遗迹）。当我抵达耶路撒冷时，我冲出耶路撒冷新的、毫无魅力的火车站，奔向以色列最神圣的地点——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纪念馆。

当我走到入口处，我屏住呼吸。墙上挂满了幽灵般的黑白照片。孩子为导师拉响了小提琴。情侣在雪地上滑行。犹太村，一辆有轨电车缓缓穿过。年轻人围着圆圈跳舞。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两个姑娘挥手对我说再见。

纪念馆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三角形结构，穿山而过，就像一个地堡。在隧道似的主展厅两侧是讲述故事的黑暗画廊，讲述基督徒的反犹主义，纳粹的反犹主义，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2]。记录了书册被烧毁，犹太教堂被烧毁，人们被监禁。种族主义的法律，（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戴的）黄星布，隔离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570万犹太人，被绞死，被枪杀，被毒气夺去生命。而三角形隧道的两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论据：波纳利（Ponary）[3]、巴比谷（Babi Yar）[4]、马伊达内克（Majdanek）[5]、索比堡（Sobibor）[6]、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7]、达豪（Dachau）[8]、特雷布林卡（Treblinka）[9]以及奥斯维辛。还有波兰外交官简·卡思基（Jan Karski）令人难忘的脸庞，正是他的回忆披露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那位在1944年下令不轰炸奥斯维辛的人[10]。发黄的地图上散落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荷兰的140 000犹太人——死亡102 000人。罗马尼亚的817 000犹太人——死亡380 000人。匈牙利的825 000犹太人——死亡565 000人。苏联的3 020 000犹太人——死亡995 000人。波兰的3 255 000犹太人——死亡3 000 000人。

但这些数字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巴比谷大屠杀中犹太人的遇难人数。在1941年9月29日和30日，33 771基辅犹太人被带到森林中。纳粹命令他们站在深谷边，然后在谷边射杀了所有人，并把他们埋在深谷里。在巴比谷的48小时里，被射杀的犹太人比锡安之战之前的120年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比以色列所有战事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理解这个建筑设计：这条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隧道最后通向一个明亮的阳台，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耶路撒冷山峦的深绿色的森林。而当我站在大屠杀纪念馆的阳台，我无法抑制地为以色列而感到自豪。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活着像以色列人，我也将像个以色列人那样死去。

从大屠杀纪念馆出来，我又继续前行，来到基瓦扫罗。为了使犹太复国主义赢得1948年的战争，为了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会终结于某个巴勒斯坦的巴比谷，本·古里安指示哈加纳在这一年的四月继续进攻。他命令犹太武装军队占领巴勒斯坦的村庄——胡尔达、代尔–牧塞、贝特马赫、萨里斯、艾尔–奎斯特，以封锁通往耶路撒冷的通路。配合着哈加纳的行动，民族主义的伊尔根（Irgun）[11]和斯特恩帮也对自己的村庄展开了进攻。1948年4月9日的清晨，他们袭击了西耶路撒冷的村庄戴尔亚辛，至少100名巴勒斯坦村民被屠戮。弹痕累累的尸体被一个排的17岁左右的士兵所埋葬，他们被送来收拾残局。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孙子，在他的余生里，他所见证的恐怖情景在心中萦绕不去。然而，以色列处理1948年战争创伤的方式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在1951年把巴勒斯坦戴尔亚辛的废墟遗迹变成了封闭的精神疗养院卡法扫罗（Kfar Shaul）。

我走近白色的金属大门，询问守卫我是否可以进去。她拒绝了。所以我沿着篱笆走，找到一个缺口，偷偷溜了进去。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个用于专业治疗的木器店。另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间开放式的病房。还有更多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封闭式的病房，用以收容那些会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病人。最震撼我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病人的庞大数目。他们当中，很多男人戴着白色的圆顶小帽，很多女人遮住了她们的头。尽管各处的迹象都显示，这里是一个现代的病院，但归根结底，那个古老的村庄仍然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多数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后，少数几个保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村庄成了巴勒斯坦大灾难的核心标志。它无声的石头房屋仍然在讲述着故事：这里曾经是什么，当犹太人发疯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什么。

戴尔亚辛的山顶现在被卡布兰大街和卡兹尼兰博根大街所环绕，这是哈尔诺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的主街道。以色列工党成员并不情愿建设这个被玷污的山峰，但新以色列人可没有这些顾虑。利库德集团和沙斯党看到了戴尔亚辛的房地产的潜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就在距离卡法扫罗围篱缺口——我钻进来的这个口子——几步远的地方，坐落着两座花哨的、宏伟的神庙——尼珥哈伊姆犹太学校和利夫·阿哈龙犹太学校。在他们之间，是欧罗特·海特舒瓦犹太学校的大型住宅区、宏伟的奈提维·海特尔穆德犹太学校以及小型的米希坎·哈特拉犹太学校。超过20所的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宗教学校坐落在戴尔亚辛的北坡，还有20所坐落在其东坡和南坡。这里的宗教机构占据了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它们的学院不工作、不纳税、不服兵役。规划了伟大的梦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可怕的罪行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戴尔亚辛的土地上建立的，却是一个新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隔离区。

离开戴尔亚辛，我来到以色列的国家纪念基址——赫茨尔山国家公墓（Mount Herzl）。这里汇集了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过去，这里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的沙拉发山，在西耶路撒冷气势雄伟的山峰上，散落着一些巴勒斯坦的石头房屋和采石场。1948年4月，一支伊尔根小队驻扎于此，机关枪的火舌如雨倾泻，降落在戴尔亚辛。16个月后，西奥多·赫茨尔被安葬在这座山上。他的庄严的国葬被认为是战争结束的象征性标志以及犹太民族运动的胜利。克服了面对的所有障碍，这段始于1897年的伟大旅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梦想实现了：锡安主义抵达了锡安。

这一栋建筑是庄严而压抑的。赫茨尔的朴素的黑色花岗岩坟墓顶部平坦，四周环绕着不规则椭圆形的园圃、花园小径和石头的围篱。公墓一角是赫茨尔的家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们的坟墓。公墓的另一角是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的坟墓，他是右翼修正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也是“铜墙铁壁”[12]的预言者。第三个角落安葬着以色列的总统们、总理们以及议会的议长们。这里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山顶，犹太复国主义融入了以色列，以色列也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里是自赫茨尔美景演变成真实的以色列的确切反映。这个象征性的基址是端庄而神圣的。它的力量蕴含在共和国的谦逊、经济和苦行主义中，蕴含在它开阔的沙砾小径和稀疏的地中海灌木中。它是理性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弥赛亚主义或沙文主义的迹象。这里没有人为雕琢的痕迹。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是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军人的公墓同样也是民主而节制的。这些牺牲的一排排士兵的名字并没有刻在墓碑上。几乎在每一片墓区，将军们都和下士们并排地安葬在一起。这里没有颂扬英雄主义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题词。这里不会试图剥除每一个死去的人的特质。相反，小小的石碑强调着安眠在它们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简洁的墓志铭并没有让战争中的死亡变得圣洁，而是留下它原本的模样：最终的，可怕的。

赫茨尔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以色列。它是1967年以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以色列。它是世俗的、民主的、纪律严明的，兼顾了严酷苛刻与人文主义，兼顾了集体主义和个人感知。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媚俗，没有宗教的媚俗。在静谧的尊严中，它发表着宣言：这个山顶——全是富有远见的智者。在智者之下，有他的门徒；在门徒之下，有国家的领袖们；在国家领袖之下，有军人。他们艰苦跋涉，他们追求梦想，他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都在问着同样的可怕问题：我们还活着吗？我们战胜了过去吗？赫茨尔山则说，我们应当做到。它专注地讲述，宣告我们理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去。我们应当生活下去，因为我们成功地压抑了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我们应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公正、强大、现代。我们的以色列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团结、进步和勇气占据了以色列这个主权国家的制高点。然而，这种良性的讲述终止于1967年。我们还能复兴吗？21世纪的以色列还能重建赫茨尔山的共和国吗？

离开赫茨尔山，我来到了斯科普斯山。站在1897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对他渴慕的城市道别的地方，我反思着那些经典的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这个犹太国家还能再存活一个世纪吗？在2097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吗？

这几年来，耶路撒冷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与千禧年之交的那段日子相比，它有了更多的夜生活、更多的艺术活动、更多的年轻的能量。但是这个首都的人口是没有前途的。1897年，犹太人的数量占了大部分，达到62%。到1967年，犹太人的比率上升到79%。然而在上一个十年中，人口数量降低到1897年的水平：63%。在当代的耶路撒冷，进入学校的适龄儿童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约占40%，阿拉伯人的比率超过了35%。耶路撒冷的青年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比率不到四分之一，非宗教的犹太青年的数量只有八分之一。看起来就像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从未出现过一样。

诚然，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人口的统计数字都不容乐观。如今，大以色列的全部居民中，有46%是巴勒斯坦人。预计他们的总人口将在2020年上升到50%，到2040年时则增长到55%。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锡安的未来将变成非锡安主义。

为了探究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我向北进发，从斯科普斯山来到贝特艾。当我的曾祖父看到被认为是雅各梦见天使上下往来的梯子[13]的考古遗址时，他的心陷入宗教的情感而不能自拔。然而，如今这些遗址淹没在预制的水泥墙和水泥塔之间，以色列的占领者用这些水泥建筑保护定居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以免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怒火波及。追随着我曾祖父的足迹，我又从贝特艾来到希洛。我曾祖父看到的拜占庭式教堂的遗迹横亘在这里，一直延伸到一个被高高的围篱所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们选择成为以剑谋生的奴隶主。无论是贝特还是希洛，它们的问题都是：究竟会是以色列终结了占领，还是占领终结了以色列？同样的问题也围绕着纳布卢斯和道唐山谷。犹太政府会拆除犹太定居点吗？是犹太人的政府将拆除犹太人的定居点，还是犹太人的定居点将拆除犹太人的政府？这个交叉点只有四条通路：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我仍然相信，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倾向于第四条道路。但这些人并不团结，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以色列缺乏领导这场痛苦而冒险的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同样不明确的是，以色列共和国是否拥有撤销定居点和划分土地所需的能力。在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穿越而过的撒玛利亚地区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定居点工程。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能力召唤出可以保护它的力量。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创造出来的悲惨现实中，它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

我偏离了我曾祖父的路线，向巴力夏琐山进发。在本书的引言中，我写道，有两个因素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国家：占领和威胁。在21世纪，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征服另一支民族，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受到威胁。现在，当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将我带上撒玛利亚的最高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占领和威胁。在监测以色列领空的雷达基地里，我思考着以色列周围渐渐迫近的威胁。

外围是伊斯兰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在很多穆斯林中间激起宗教仇恨的犹太国家。占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放大了这种仇恨，然而，这却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在这片对伊斯兰具有神圣意义的、四周环绕着伊斯兰的土地上生存的方式。于是，这就造成了这个小小的犹太国家和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的紧张关系。这么多年来，以色列明智地处理着这种宗教上的紧张关系。它与稳健派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联盟，而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秘密的商业往来。它与伊斯兰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利益，谨慎小心地避免将地区冲突转化为宗教冲突。但近几年来，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纵横政界后，以色列便失去了一些伊斯兰的同盟。犹太极端势力与伊斯兰狂热势力相互依靠。在某些伊斯兰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正日益活泛。在今天的西亚与北非的政局面貌中，反以色列的潮流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抓住任何一个时机，这些力量就会燃烧起来。伊朗是巨大的威胁，但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样也是巨大的威胁。一个包含15亿穆斯林的巨大的圆圈包围了这个犹太国家，并威胁着它的未来。

中间圆是阿拉伯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建在阿拉伯世界心脏位置的犹太国家。阿拉伯民族运动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国——但是失败了。阿拉伯的国家试图毁灭以色列——但是失败了。因此，以色列作为一个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于中东地区，就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的见证。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阿拉伯的民族主义遭到削弱、腐化堕落时，它被迫暂时搁置了它的不满，表面上承认了以色列。于是造成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以及区域稳定。然而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改变了这一切。当稳健而腐化的政治体制被新的政体所取代，公众的紧张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群众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大型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但区域的稳定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色列现在面对的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多，但却需要面对更多的阿拉伯动乱。当阿拉伯民族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崩溃时，环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将是一圈失败国家[14]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就像开始于2013年8月末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证明的那样，新的危险正在酝酿。所以和平如履薄冰。由3.7亿的阿拉伯人围成的圆圈包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威胁着它的生存。

第三个圈子是巴勒斯坦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被它的邻居看作建立在本地的巴勒斯坦的废墟之上的定居者的国家。很多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视作外邦，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聚居地，以至于无立身之地。庞大的巴勒斯坦族群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盼望阻止以色列的政治运动，因为以色列的政治运动破坏他们的社会、摧毁他们的村庄、清空他们的城镇、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只要以色列还拥有压制性的力量，稳健的巴勒斯坦人就会掩藏他们的愿望甚至压制它。但稳健的巴勒斯坦人的阵线正在回缩，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不断增多。当宗教极端主义和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开始主导整个区域时，巴勒斯坦的实用主义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因此，如果有那么一会儿以色列虚弱下去，被抑制的巴勒斯坦愿望就将猛烈爆发。而由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总人口超过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他们将赢得真正强大的力量支持。由1 000万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核心力量威胁着以色列的生存。

近几年中，这三个威胁圈已经融合了。随着伊斯兰军事力量的增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稳健派的势力遭到削弱，达成全面和平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以色列从南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为不时用火箭弹和导弹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清出了大片的土地。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以色列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军，那么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是穷途末路；但如果它真的撤军了，它就会面对一个以伊朗做后盾、由伊斯兰兄弟会（Islamic Brotherhood）支持的西岸政权，其拥有的导弹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结束占领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样，结束占领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三重威胁圈的抵御都是非常有效的。以色列高明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伊斯兰的圈子合并成一个足以扼杀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拉伯的圈子获得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的智慧阻止了巴勒斯坦的圈子用恐怖主义袭击破坏以色列政局的稳定。然而，巨大的压力正压在以色列的铜墙铁壁上。一枚伊朗的核弹，阿拉伯新一波的敌对浪潮，或者一轮新的巴勒斯坦危机，也许就会把它击垮。所以，以色列在它建国的第七个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它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所面临的挑战那般戏剧化。当我站在巴力夏琐山的山顶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约旦河西岸的最高峰，我向北进发抵达他泊山。当我到达山顶时，我走出汽车，绕着方济会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而行，观察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穿越撒玛利亚经过的山谷。在那时，还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到处都是沼泽，有自给自足的农夫，还有贝都因人。但是自他泊山开始，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伊兹拉山谷，大多数居民都变成了犹太人，但是在加利利的山区，阿拉伯人占据优势。当犹太复国主义攻克了圣地的山谷，它的山脉间仍然遍布巴勒斯坦人。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没有占领内盖夫的山脉、加利利的山脉以及中部山区。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是一个幻景，将它的长长卷须伸入内陆的山谷。美吉多和拿撒勒之外的村庄里的白色宣礼塔，让这一幅图景更为清晰。消失的阿拉伯人回来了。

以色列一直忽略了它的阿拉伯平民。它还没有找到吸纳它的五分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合适途径。没有在1948年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了几十年。

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没收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践踏着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平等。这几年来，压迫有所减轻，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缔结一个真正的公民契约以保障阿拉伯人的完整公民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犹太民主国家对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也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民主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从未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总是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执法，而是允许他们的部分城镇和村庄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造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危险处境。很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不尊重中央政府，也感觉不到他们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更亲近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北美和西欧的少数民族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是犹太国内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本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变成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从未有人处理这个复杂的事实，也从未有人明确阐释这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相转化的关系。目前为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还是有一定保障。尽管他们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境况已经比在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要好得多。但是，政治的隐患仍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持续增加，随着他们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将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身份属性。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骚乱是不可避免的。

我继续我的旅程，从他泊山来到太巴列（Tiberias）。本特威奇的代表团曾经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南面、加利利湖的湖滩上搭起了白色的帐篷。我开车赶往更远的南方，穿过了约旦河，来到加利利海的南部边缘。这里就是德加尼亚，它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基布兹，试图融合乌托邦理想、公社集体生活和殖民主义。在这片湖滩之上，曾经进行着激动人心的人类社会实验：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拯救犹太人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它成立的39年后，德加尼亚被叙利亚军队袭击，经历了空袭、炮击和装甲突击。保卫公社的基布兹社员和士兵们用反坦克火箭筒、步枪和燃烧弹阻挡了入侵的坦克。数十人在战斗中牺牲，安葬在战场的不远处。一辆在战斗中被俘获的坦克被安置在基布兹的大门口，以纪念他们的牺牲。

站在神话般的坦克前，我思索着21世纪以色列所面临的精神挑战。德加尼亚的守护者能以这样的生命成本阻挡叙利亚的军队，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乌托邦的梦想和公社迅速成长的现实，赋予他们精神力量来承受诸如1948年战争这样的挑战。然而，当代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梦想，没有了公社，曾经拥有的决心和承诺也只是虚有其表。没有了它们，我们还能在这里生存吗？我们还能为我们陈腐的以色列奋勇作战吗？就像德加尼亚的战士们为他们的基布兹梦想而战。当真正的艰难日子降临，我们还能保持我们的消费至上的民主吗？在伊斯兰的威胁圈子、阿拉伯人的威胁圈子、巴勒斯坦人的挑战圈子以及国内的威胁圈子之内，还有着来自精神挑战的第五重威胁。以色列的集体意识是否已经不再适应以色列的悲惨现状？

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乘着船渡过了加利利海，而我开着车绕湖而行，途经了太巴列、塔布加和迦百农。距离古老的渔村北部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教导门徒的地方，现在是殖民地罗什平纳。1897年，有一位叫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的教师曾经定居在这里，尝试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在同一所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十年后，这里是农艺学家海姆·马格里斯·卡拉瓦瑞斯基（Haim Margolis Kalawariski）的家园，他是第一批致力于实现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位内科医生基甸·梅尔（Gideon Mer）就居住在罗什平纳，在他的诊所里，救治了饱受疟疾摧残的阿拉伯邻居们。但是在1937年，在罗什平纳出现了第一位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 Yosef），在他尝试谋害一辆正在驶向迦南山地的阿拉伯巴士上的乘客后，他被英国人实施了绞刑。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六重威胁是道德威胁。一个陷入无休止战争泥沼的国家是很容易堕落的。它很可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或者只是变得残忍无情。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持久的国家战争中，以色列仍然维持了大体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着一个合理的社会道德体系。大多数人尊重人权，支持自由与民主。但是在近几年，以色列民主的核心正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占领对以色列的道德造成负面影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俄罗斯移民的少数群体常常并不珍惜民主观念，而是视为理所当然。对日益增长的占据人口优势的阿拉伯族群的恐惧孕育了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正在实施的占领、正在进行的争斗、人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塌令黑暗的力量威胁着这个国家。半法西斯主义思想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一批右翼的边缘势力，现在又赢得执政党里的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支持。然而，就像2013年大选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没有全然地充斥着黑暗。以色列仍然拥有一个理智的中产阶级核心。然而，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1937年在罗什平纳爆发的残忍暴行仍然在继续。以色列仁慈民主的身份依旧在不间断地被质疑。

从罗什平纳向北进发，我抵达了约旦河。当赫伯特·本特威奇骑着马穿过胡尔达山谷时，这里住着阿拉伯人，这里还是一片浅水湖。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阿拉伯人被赶走。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湖被填平，为农业定居点铺路。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克服了它在这个山谷所面对的两大障碍。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它清理掉了巴勒斯坦人。随着一项宏伟工程的开展，它清理掉了浅水湖，清理出一整块区域供资深的开拓者和新移民居住，落后的巴勒斯坦被现代的以色列所取代。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期年代，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成功地引领着一个新的、强大的希伯来身份属性。

这个希伯来的身份是革命性的。它把自己定义为对犹太宗教、犹太人的大离散、犹太人的被动生存状态的反抗。它坚持以希伯来的土地、希伯来的语言以及对希伯来人对未来的信念为根基。它将《圣经》的历史视为神话，同时也忽视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和传统。它珍视进步、行动以及对生活的世俗的态度。它以一种普世的视角来小心地平衡民族热情。它的其中一个意向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另一个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但两个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抵制外邦人。两个都是集体信心与启蒙运动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相信它是合适的，并且说服别人它是合适的。这是一段长长的、长长的旅途，但我们必须走上这段旅途，我们还要边走边唱。我们必须上路，并且相信它并非还要好几年才降临而是立刻降临，相信它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将凭一己之力实践这种新的、世俗的宗教，相信我们将凭借自己的能力，驱逐阿拉伯人、填平浅水湖、移走山峦。

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以色列把自己镀上了希伯来的身份。在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这种身份保持着主导地位。它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正是它战胜了193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战胜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战胜了1967年的阿拉伯国家。它是建立一个国家、保卫一个国家、吸纳移民定居于这片土地的力量所在。从某些方面说，它又是一个残酷的身份。它把以色列人从大离散犹太人的群体中分离出来，它切断了他们的犹太根基，令他们失去了传统，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虚假的身份，将一个基于抑制和否定的人为身份强加于以色列人身上。失去了犹太人灵魂的深度和多样性。但是，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要想取得胜利，革命的希伯来身份是无法避免的。它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种狂妄自大的观念，但是却适合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它赋予以色列最高权力，没有这个权力以色列将无法生存。它做下这一切时并非严肃地板着脸，是高高兴兴的。它令以色列的整整一代人，高兴而乐观地走上他们需要走上的路。我们正踏上我们的旅程，他们这样高歌。我们在路上，吆么嗬嘿，吆么嗬嘿！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个希伯来的身份变得晦暗不明。到21世纪初的时候，它看起来似乎已经分崩离析了。占领、全球化、大量的移民以及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势力的增长，已经磨损了希伯来的霸权。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加野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僵硬死板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与普救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大离散和宗教的世俗反抗平息了。世俗的信念遭到削弱，进步遭到削弱，集体主义的观念已然消失。就像胡尔达的苦咸水又渗透回它的河床，犹太教、犹太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度折返。就像曾经在这个山谷里发生的残忍行径再度出现，犹太人集体心理曾经经历的残忍行径也杀了个回马枪。蓬勃发展的以色列的自信心笼罩上了生存问题的阴影：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毁灭？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七重威胁就是它摇摇欲坠的身份所造成的威胁。我途经的众多基布兹就像一块画着以色列现代景观的油画布：高高耸立的桉树、挺立的苍柏、耕犁好的田地以及堆满谷物的筒仓。但是在基布兹的大门后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已经空无一人。曾经在这里的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定居于这个山谷、并且很快在这个山谷站稳脚跟的希伯来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它们改变了形式，改变了特质，变成了还没有被定义的某种东西。当我离去，将山谷远远抛在身后，我意识到，这个身份问题将是核心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它就像性别的更改。在我们的病例中，手术看起来是成功的，结果看起来是非凡的。但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获得内在的平静，仍然处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而现在，他完全崩溃了。我们的新的、暴躁的身份正崩解为大量的身份，其中一些非常脆弱、令人困惑。到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

赫伯特·本特威奇从约旦河登上了黑门山的山腰。而我则更有野心：我的目标是山顶。越过了卡拉特宁录的十字军要塞，越过了迈季代勒舍姆斯的德鲁士村庄，越过了内夫阿提维的以色列定居点，越过了滑雪胜地的低缆车、高缆车，我抵达了黑门山上封闭的军事基地。这里海拔2 230米，我站在以色列的最高峰。

以色列有七个威胁圈，分别来自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我们选择了这块土地，便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七重同心圆的威胁圈的中心。然而在21世纪，尤其危险的是，自从我们抵达片土地就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力量正在遭到削弱。西方世界处在相对的经济和政治衰退阶段。大离散犹太人群体正处在人口的衰退阶段。以色列与西方开明犹太人的同盟正处在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在中东维持秩序的能力也在衰退，他们在第三世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也是如此。当伊斯兰的狂热势力日益增长，却没有多少西方力量可以站在以色列的身旁。以色列的占领、犹太极端主义以及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削弱支持以色列的剩余力量。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黑门山，并在山顶建立了一个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基地。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攻占了这个基地，俘获了里面的工作人员。两周后，数十名以色列士兵在这个陡峭的山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以色列得以恢复在这个最重要的山峰上的控制权。如今，大部分最尖端的科学技术都出自这个如同科幻小说一般的山顶工作站。黑门山的高科技城堡让以色列能够密切监视叙利亚以及叙利亚以外的广大区域。

因此，当我注视着山下荒芜的叙利亚平原以及身旁复杂精妙的以色列高科技城堡，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城堡。就像800年之前的十字军，我们正住在一个面朝东方的悬崖之上。就像基督教的骑士们一样，我们仰赖我们高高的围墙、锋利的宝剑，是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在这个想要清除我们的地方。然而，这个现代以色列城堡的力量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它如今的行事和感觉已经不像一座城堡。

它并非一贯如此。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夺得这片土地的方式是修建乌托邦式的水塔，就在水塔下面我们兴建红屋顶的基布兹房屋，我们在祖先的土地上灌溉耕犁棕色的农田。然后，当现实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修建带有瞭望塔和围栏的定居点来夺取土地：这些预制的要塞能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带着敌意攻击他们的境况下仍然能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经历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以色列便装备上了瞭望塔和围栏。就像十字军一样，它过着基于意识形态、谦逊和纪律的宗教般虔诚的生活。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强硬刻板令我们征服了这片土地，令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令我们能够征收并保卫这片土地。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我们的要塞是如此成功，以致它停止了发展，看起来再也不像一个要塞。每隔几年我们就会想出一个新的发明：迪莫纳、摩萨德、空军、辛贝特、箭式导弹、“铁穹”防御系统。这些发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在常态下创造出来的力量将使常态永久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我们带来对手不曾拥有的优势。再也没有必要需求瞭望塔与围栏式的十字军精神。相反当十字军还需要集体节欲来维持他们的要塞，我们将解放和个人主义转变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以色列的要塞已经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要塞，从中产出源源不断的霸权。

但是时代正在变化。西方的逐渐衰落和东方的骚乱使天平倾向于叙利亚和东非大裂谷地带的一边。而在黑门山，这种体现几乎是直观的。旧的叙利亚消逝了，伊拉克改变了，约旦的稳固正面临质疑。就像大规模屠杀平民和使用化学武器证明的那样，残忍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在山顶边界迎面吹来的呼啸的风，正在变成横扫中东的十二级飓风。因此，悬崖要塞的未来暧昧不明。当我注视着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遗留下来的土地时，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把我们奇迹般的生存故事延续多久。再多一代人，两代，三代？直到最终我们再也不能紧紧握住手里的宝剑，直到最终这把宝剑锈迹斑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直面这样一个周边的世界——世界都拿着矛对准它，对峙了100多年。

针对以色列所面临的七重威胁，2013年有了两个戏剧化的进展。一个是新中东，另一个是新政治。

在刺激国际舆论几年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15]仍然在改变着阿拉伯的世界。由埃及塔利尔解放广场革命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深刻、持久和惊人的影响。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半世俗的、伪现代的独裁政权的灭亡，宣告了持续半个世纪专制、腐败政权的终结。重要的民族阿拉伯国家的崩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力量组建的、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缘政治现状。如今，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部落主义。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阿拉伯的现代化走向恶化。随着阿拉伯民族国家和阿拉伯的国民一统性遭到削弱，混乱滋生。虽然阿拉伯君主专制仍然坚挺，失败国家、极端主义运动、四分五裂的国家取代了曾经世俗而紧密团结的阿拉伯共和国。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梦想已经破灭，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不战不和”不复存在，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哈菲兹（Hafez）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推行的残酷的复兴世俗主义已经消失。目前，尚不清楚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在20世纪结束后不久，曾经在20世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就分解了。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随着这个犹太国家证明自己是西方国家唯一可靠的中东盟友，它重新赢得了某些旧有的正统性，并再次被视作一个有价值的资产。随着高科技的以色列与其衰落的邻居们之间的军事鸿沟的拉大，它再次恢复了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地位。当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陷入持续混乱，旧有的一场全面常规战争爆发的威胁也随之减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让阿拉伯新兴的宗教势力疲于奔命。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都倾注在阿拉伯内部的问题上，暂时消减了他们危及以色列生存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把他们从激进元素中拯救出来，因为现在这些激进元素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现在，朝气蓬勃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看起来比它100年来的对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团结得多、有效得多。由贝尔福勋爵在1917年11月2日签署的宣言，已经被证明——到目前为止——要比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及查尔斯·弗朗索瓦·皮科特（Charles François Picot）在1916年5月16日达成的协议要更为切实可行。1916年的协议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之间的阿拉伯土地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定义出现代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诚然，以色列是在暴风骤雨的海洋中孤独矗立的一块礁石。但是在它出现的66年后，这块礁石似乎远比它周边的水域更为稳固。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中东可能要比旧中东更加危险。如今，和平已经毫无希望：没有一个拥有必要合法性的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签署一项终止争端的新协议。而现在，即便是基于威慑的稳定也很难保持：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足够稳定和强大到可以保证边界稳定和长治久安。现在，以色列将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替罪羊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伊斯兰的政治力量不能实现它的承诺，如果民众们继续奋起反抗它，宣泄这种愤怒的简单方法就是将之转向他们隔壁的、生活得异常繁荣和自由的异教徒身上。

精良武器落入狂热分子手中的危险正在增加，他们非常渴望将这些武器用在这个犹太国家身上。简而言之，随着阿拉伯军事力量的旧威胁的衰落，新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令人不安的情况正是阿拉伯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正在敲响以色列的大铁门。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和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

新政治是以色列2013年大选戏剧性的结果。富有魅力的电视明星、中立派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以及年轻的软件企业家、民族宗教主义的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的惊人成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投票中，2011年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转变成了压倒性的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票选优势。以色列中产阶级不再奋起反抗金融寡头，他们反抗的是宗教极端分子和尸位素餐的政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断缩水的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突然振作了起来，阻挡着不断扩张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并尝试抓住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国家的控制权。一种新的力量浮出了水面。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件正在发生。以色列新的政治游戏，其名字就叫新政治。

拉皮德以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方式启动了他的竞选——他成立了未来党（拥有未来，Yesh Atid,There Is a Future）。他的成功引发了对未来党现象的讨论，未来党是新政治的核心，但还没有适当的定义。以下是未来党的一些特征：拒绝旧有的左右翼划分；故意漠视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威胁以及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强对普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主要关注高额的生活费用和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因为他们没有与公众分享利益；赞扬工作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肩负为保障以色列继续航行的军事和财政负担；奉承实用主义的、理智稳健的以色列身份。

未来党的政治基础就是那些辛勤工作、纳税、服兵役的以色列犹太人，这正是丹·本·戴维在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及过的。在未来党中，这些从事生产的、中间派的以色列人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图标。在这个拉皮德缔造的政党里，这些理智的以色列人可以看到能够将犹太国拉出泥沼、引领它前行的火车头。因此，2013年的大选唤起了希望；因此，变革正在空气中酝酿的感觉鼓舞人心。

确实，这种变革在空气中扩散。尽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拉皮德因其保守的紧缩预算而受到批评，他仍然是这番变革的一位强力代理人。改革无处不在。一阵社会运动和经济复兴的浪潮登上了当代以色列公共生活的中央舞台。开始尝试征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改革政府、限制垄断的能量、削弱工会，以及促进更为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想法是残酷的撒切尔主义的，但其他主张都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然而这种对政治的活跃态度经常被平民主义所感染。大部分主张都是被立即取悦广大民众的渴望所驱使，代表着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满足和利己主义。而这远超过一些带有敌意的、针对弱势的少数派的反自由主义。这些党派政治的运作方式带上了一些不民主的污点，其对目前占领状况的默许令人担忧，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缺失更令人惊恐。尽管新政治已经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复兴中的以色列的新图景，但还不明确在这幅图景之后，真正埋藏的是什么。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好消息，就是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邻国强大，以及以色列决定变革它自身。但这个十年里的坏消息就是，中东地区正在扩张，而以色列已经背弃了中东。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已经让新的以色列变成古怪的孤立状态：他们只关注内部，他们忽略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现在变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屋子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16]，没有人敢谈论。临近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仿佛隔着几千英里远一般。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回避和地缘政治的满足，让以色列再一次地陷入了极端的自鸣得意中。

作为犹太人，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得这般好。20世纪是犹太民族戏剧化的历史中最戏剧化的年代。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时期：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民，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离去。但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却是令人惊叹的。在北美，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大离散犹太人；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建立了现代的犹太主权国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犹太人同样过着优越的生活。21世纪的犹太人拥有着他们的曾祖父母只能在梦境里才能拥有的东西：平等、自由、繁荣、尊严。我们曾经是被迫害的人民，而现在我们获得了解放。曾经令人怜悯的人民现在赢回了骄傲。我们获得了充实我们自己、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一场史无前例的犹太人的文艺复兴令三代犹太人相信他们逃脱了犹太人的命运。在美国，一项引人注目的工程已经完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自由的、由精英实施管理的犹太人社会已经建成。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成就非凡。犹太民族解放运动赋予了犹太人民他们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赋予了他们曾经失去的生活期待。它征服了一片土地，解放了一个民族，进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革命。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会比特拉维夫港的革命更加明显。就在这里，雅孔河的南岸，第一届犹太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马加比厄运动会——于1932年春天在这里举行。短短几周之内，一个体育馆被匆匆搭建起来，数千名的观众在这里聚集，观看从21个国家来到巴勒斯坦的数百名运动员，他们要证明，20世纪的犹太人是一个全新的犹太民族：运动的、健壮的、强大的。就在这里，马加比厄体育馆以南，特拉维夫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黎凡特展销会——于1934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竖起了一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36个国家的2 200家公司在这里展示他们的商品，展示他们对现代特拉维夫的信心。大约60万的参观者前来观看了这个奇迹：在雅孔河的南岸上，中间东方的场地，竖着一只飞驼——这是黎凡特展销会的会标，证明其建筑和杰出的商业连接着西方和近东。在黎凡特展销会的西边场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6年夏天建立的第一个港口。短短几个星期，一栋海关大厦竣工，包括众多的仓库和一个木头搭建的码头。码头上，第一个希伯来码头工人扛着第一个水泥袋走进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港口。数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高唱着充满希望的国歌《希望之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七个月之后，当巴勒斯坦爱乐乐团（Palestine Philharmonic Orchestra）第一次音乐会举行时，他们再一次在简易大厅里唱响了《希望之歌》。当反法西斯主义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着法西斯主义下的65名幸存者，在特拉维夫的海岸奏响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时，很多观众热泪盈眶。两年后，一名前俄国的革命者在简易大厅的北面开设了一家里程碑式的电站。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位灵巧的工程师平夏斯·罗滕伯格（Pinchas Rotenberg）带领着他的1 0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建造了雷丁电站，加速了这片土地的电气化，为快速发展的特拉维夫提供了电力。与此同时，在雷丁电站以北，这座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机场里的第一条跑道铺设完毕。1938年秋天，第一架国际航班升空：从特拉维夫途经海法到达贝鲁特。在这块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区域里，在六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六起不同的大事件，每一件都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在特拉维夫的北部边缘，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富有创造的、至关重要的、热爱生活的犹太人生存的地基。

我选择从机场向南走。漫步在跑道与大海之间的长廊上，恰巧碰上一家高新科技的公司员工出游。20个戴着头盔的男人和女人骑在红色轮胎的赛格威电动车上。在他们身后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穿着无袖T恤和莱卡短裤，表情坚毅。清晨的慢跑者显得更为轻松：有结婚的夫妇，有男性的同性伴侣和女性的同性伴侣，他们装备着带荧光的跑步设备。我看到穿着溜冰鞋的苗条姑娘、固执己见的退休者以及业余的垂钓者。我面前、地中海的海岸上坐落着以色列的中央公园，这里是中东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四周萦绕着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给予其公民的寂静和安宁氛围。在这里，有着犹太人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感。

20世纪30年代，在这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成就的六项事业奠定当代特拉维夫的根基。他们孕育了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他们的体现有所不同。马加比厄运动会和黎凡特展销会，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赢得胜利。但是港口、乐队、电站和飞机场是诞生于危险之上的成就。它们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聚拢的阴云之下，发生在德国的威胁和阿拉伯的威胁之间，发生在欧洲预计到的灾难和开始于巴勒斯坦的战争之间。当前两项奇迹发生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视野；当后四项成就发生时，面对的是残酷历史的钳形攻势的迫近。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令人惊叹的能量为特征，但这个特征在193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那时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加强对抗命运的信念，与命运搏斗，付诸行动。因此，挖掘港湾、演奏门德尔松、建设电站、铺设跑道，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兼具了英雄主义和悲情。

这个电站令我着迷。在后来的日子里，电站被添加了某些丑陋的结构。但1938年的原始建筑物是朴素而宏伟的。罗滕伯格的建筑师们所选用的里程碑式的国际风格突出了现代的力量。尽管20世纪30年动荡不安，但是使巴勒斯坦走向电气化的涡轮机仍然被安置在雅孔河北部河岸的神社里——这是在几个月内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拉维夫故事的意义并不止这些。在阿拉伯大起义切断了特拉维夫与雅法港之间生命线整整一个月后，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木制的码头。在它竣工的当天晚上，它就被冲到了海里，但很快就被一座坚固的铁制的码头所取代。但是这还不够。特拉维夫修建了一条防波堤，并修建了更多的码头。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这个城市从自己的码头送出了第一箱柑橘——送往白金汉宫。通过这样做，它整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抗那些意图毁灭它的行动模式。它并不是用恐惧回应恐怖，而是用建设回应恐惧。它表达了一个年轻国家坚决战斗的生命冲动，并相信它想要生存下去的信念将克服环绕它四周的死亡氛围。

我站在温暖的瀑布旁，它从电站落入地中海。当又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思考着，我们身上是否还有在特拉维夫修建电站、开挖特拉维夫港口的坚韧刚毅。因为如果要面对落于我们身上的七重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智慧、能量和献身精神。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个体，这些所有的特征都体现在“是的，我们能”的精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创新和如此出色的别出心裁。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我们所有曾经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国家功能严重失调，我们的政治是如此的可怕。如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但是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出现在这里的自由社会，是否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力量来抵御危及它的外部和内部威胁。

过去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一次又一次，我们奋起迎接挑战。这种克服威胁的模式不断重复着，甚至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特拉维夫港也是如此。2002年，一波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每个月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遇难的人数多达数十人。整个国家吓得目瞪口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然而，就在街头血迹未干之时，一个新的倡议就被提出来——翻修历史悠久、被忽略多年的港口。两年之内这些废弃的旧仓库就变成了繁荣的休闲场所建筑群：商店、咖啡馆、餐厅、酒吧、夜总会。就在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战胜了阿拉伯人大起义。将近70年后，这种以色列的精神又战胜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所以，现在的挑战是战胜我们内部的弱点。我们有寄予厚望的充分理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能够被统一到我们的现代社会中，这将带来一股类似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移民所带来的能量。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能够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平等，他们可能更喜欢民主以色列为他们提供的平等，而不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激进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如果对近海天然气的意外之财（这很快让以色列成为能源富裕国，并使之更加富裕）进行适当的投资，这将为一场真正的内部革命提供大笔资金，而以色列共和国将得到复兴。就像2013年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非失去了一切。它还拥有理智，还拥有建设性的态度和前进的深切愿望。当越来越多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现代正统犹太人以及俄罗斯移民接受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民族精神后，反民主的势力将会平息。

我穿过雅孔河进入港口。尽管还是早晨，但木夹板上的咖啡馆中已经熙熙攘攘。我周围都是漂亮的女人和男人，健康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年轻的家庭和年轻的单身人士。他们吃着欧式早餐、有机早餐和以色列早餐，呷着他们的双倍浓咖啡、金巴利开胃酒和香槟。我看到了自行车、小轮摩托车、滑板和婴儿车。一束束氦气球，它们的彩色铝制护鞘在日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一幕正在上演的哑剧，这是一场即兴的手风琴演奏会。这是一杯鸡尾酒：在蓝色地中海背景布之下的移民社会和武士社会。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的现在和蓝色的天空。痛苦的基因在这里绽放出喜悦快乐。律法研读的基因在这里迸发、创造。生活在边缘，生活在水边。

我登上甲板，经过一家时髦的瑜伽俱乐部。一位年轻的母亲走过，穿着名牌的紧身牛仔裤和红色的全明星运动鞋。当她走进去后，她将橘色婴儿车推到另外十几部婴儿车旁边，加入了其他母亲的队伍中，做起瑜伽中产后恢复的仰尸式。这里充满了活力，这里充满人类的希望。这是几乎灭绝的种族的自我复苏。不像欧洲的自由社会，以色列的自由社会是再生的。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关乎政治不满和道德败坏，而是关乎温暖和家庭。我们的自由社会热爱孩子，将他们带至这个严酷的世界，让他们在面朝大海的彩色垫子上爬行。就像我看到的那样，以色列就是未加工的钻石。以色列就是破碎的彩色万花筒，各种身份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不知何故，一些不可思议的迹象在这个既古老又新潮的国家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创造的、革新的，我们还是真实的、直接的、温暖的、真诚的和性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这里的人际往来是引人注目的。归根结底，以色列是无家可归的。尽管他们彼此不同，尽管他们属于对立的部族，这些在海滩聚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仍然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奇特的、声音洪亮的、多元化的大家庭。

我的孩子正向我走来，22岁的女儿塔玛拉带着9岁的迈克尔和4岁的丹尼尔。两个穿着花哨紧身衣的划船手划着他们的赛艇出海，丹尼尔冲他们大声呼唤，迈克尔挥着手，塔玛拉放声大笑。当我沿着码头往回走，我突然意识到，都在这里了。这个在错误的地方匆忙修建这个港口，这个不合理工程，它不能把这个浅水港变成深水港，不能为这个小小的人工港口提供庇护，以阻挡冬天充满破坏力的波涛。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整个工程在地理位置上是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是无意义的，在计划上是不周密的。但是因为它是引人遐想的，不曾拥有特拉维夫港股份的数千人加入了特拉维夫港的修建。因为它是对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的回应，数千人修建起特拉维夫港。最终，这股涌出的力量创造出远超过其缺陷的东西。因此，尽管特拉维夫港发挥其预期作用的时限只有短短三年，它仍旧成为彰显我们独立、创新和活力的一个标志。每一代人、每一波移民都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它成为这样一个嘉年华。数千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歌颂生活，享受生活。迈克尔勇敢地跑在我的前头。丹尼尔尝试与他的哥哥竞争。塔玛拉加入了她弟弟们的队伍。在港口流淌的金色阳光下，赫伯特·本特威奇孙女的孙辈们在木质的甲板上欢快地奔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毫不在意，对成为一个犹太人毫无负担。就像过去不曾有过迫害，未来也不会有迫害。就像过去不曾有过大屠杀，未来也不会有大屠杀。他们的脚下是坚实的土地。他们身处自己的家园。

我们以色列人面临着赫拉克勒斯一般的艰巨任务。为了在这里居住，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一个国家，不得不划分土地、讲述一个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将不得不恢复一个破败的国家，统一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培养一个值得信赖的平民领导集团。在结束占领后，我们将不得不在新的边界竖起一道新的、坚固的、合法的铜墙铁壁。面对区域内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浪潮，以色列将不得不成为教化的孤岛。面对七重威胁圈，以色列将必须成为一个符合道义、进步、紧密团结、富有创造性的强大的以色列。当我们在雅孔河的港口创立这个现代的勇敢工程之时，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除了更新我们在这里发起的一切。我们的生存之战仍然在延续。

当塔玛拉带着迈克尔和丹尼尔回家，我继续前往雅法港。近几年，这个港口也经历了改造，现在有了画廊、餐厅、酒吧。一个关于未来的金属架构取代了古旧的阿拉伯仓库，但几十条木质的渔船仍然在古老港口后的平静水面微微晃荡，这里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登陆的地方。

我们也许必须得来到这里。而当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带来了奇迹。不管怎样，我们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上演的是最奢华的现代戏剧。这个剧目是激动人心的。但直到最后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起始点。只有我们知道了主人公已经经历了什么，我们才会知道他是对还是错，才会知道他是战胜了还是屈服了悲剧的裁决。

这里不再有乌托邦。以色列将永远不会成为它起初规划的理想国，它也永远不会脱离欧洲。这里不会有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但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进化出来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消失。一系列伟大的反抗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它鲜活、热烈、迷人。这个自由的社会富于创造、富有激情和狂热。它赋予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以独特的生活品质：温暖、直接、开放。诚然，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父亲。我们没有一致的身份，也没有连续的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市民文化。我们的魅力是来自野性的半野蛮的魅力。这是未经束缚的、粗野的年轻魅力。我们不尊重过去，不尊重未来，也不尊重权威。我们是不敬虔的。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没有秩序的。然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孤单的，我们因此而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就成了命运路途上的手足兄弟。

这里期望和平，但是这里没有和平，至少不会很快迎来和平。这里期望安宁，但是这里没有安宁，至少在这一代没有安宁。我们建立的家园，根基是摇摇欲坠的，不断的地震在动摇它。因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拥有的东西是不断前进的冒险，是一场长途的奥德赛征程。这个犹太国家不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不是安全、幸福和内心的平静，它提供的只有生命岌岌可危的强烈感觉，是生活于危险、贪婪和极端的肾上腺素刺激。如果一座像维苏威那样的火山在今晚突然爆发，终结我们的庞贝城，被惊呆的就是这样一支鲜活的民族。这支民族从死亡走出来，活在四面环绕死亡的处境里，然而，它却创造了生活的壮观奇景。这支民族不停地跳着生命之舞，直到末日降临。

我走进几周前曾来过的同一间酒吧。再一次地，我坐在吧台边，呷着我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我透过窗户注视着古老的港口，我注视着人们坐在餐厅里，在画廊里漫步，在码头徜徉。我认为，就其底线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要复兴犹太人的活力。以色列就是一部排除万难仍然生机勃勃的传奇。所以这样的二元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是你能想象的最平凡和最棘手的民族。我们不能容忍清教徒般的拘谨或者多愁善感。我们不信任激情的演讲或者高大上的概念。而我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惊人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参与的事件远远比我们自身更重要。我们是一部史诗电影中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也不能领会我们要经历的情节。编剧已陷入疯狂，导演已经逃离，制片人已经破产。但我们仍然在这里，在这幕圣经化的背景之下。摄影机仍在旋转。随着摄影机的摇摄和升降，它记录着我们在这片海岸汇集，在这片海岸坚守，在这片海岸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在这里。

[1] 《旧约·创世记》第12章第1节，“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m, Get thee out of thy country, and from thy kindred, and from thy father's house, unto a land that I will shew thee.”译为“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 或译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3] 立陶宛维尔那城郊的一个地方，立陶宛犹太人被驱赶到这里，然后被全部枪杀。

[4] 基辅市外的一条深谷，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部。该城市的犹太人于1914年被德国军队杀害。

[5] 波兰卢布林城东南4公里。“二战”时，纳粹德国在此设立大规模死亡集中营，先后囚禁过26个国家的15万公民，死难者达8万之多。

[6] 波兰的卢布林城索比堡村附近。建有犹太人集中营，约2.8万名犹太人在此遇难。

[7]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距汉诺威州采勒（当时属普鲁士）西北16千米处的贝尔根和贝尔森两村附近。1943年7月建立，部分为战俘营，部分为犹太人转运营。从1940年到1945年，这里关了大约12.5万人，约7万名被关者遭到杀害。纳粹用推土机将尸体推入万人坑掩埋。安娜·弗兰克于1945年3月死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她的战时日记《安娜日记》后来轰动了全世界。

[8] 达豪集中营，距慕尼黑市20千米，从1933年到1945年间，共登记在押206 206名囚犯，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反对党人、同性恋、犹太教徒、吉普赛人、政治犯、国家敌人、犹太人、战俘。从1933年到1945年间，共登记在押206 206名囚犯，死亡人数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有记录的死亡统计数字是31 591人。

[9]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距离华沙到比亚维斯托克主干线上的马乌基尼亚火车站2.5英里。建于1942年夏初，是赖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纳粹计划通过该行动灭绝普通政府地区（波兰的内陆地区）的犹太人。总共约870 000人在特雷布林卡遇害。

[10] 1944年，曾被关在集中营、后冒险逃出的简·卡思基辗转来到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真相。

[11] 伊尔根（Irgun），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

[12] 指为了生存，犹太人将不得不建立一支“铜墙铁壁”的军事力量，直到阿拉伯人接受了他们的国家。

[13] 《旧约·创世记》第28章第12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之后神显现，将雅各躺卧之地赐给雅各及其后裔。

[14] 失败国家，意指一个被认为未能满足和履行某一些作为主权政府应有的基本条件和责任的国家。

[15] “阿拉伯之春”运动，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力运动。

[16] 形容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人刻意回避。

致谢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我的至爱、我的灵感来源——汀娜·罗森赫玛（Timna Rosenheimer），这本书将不会问世。在写作的五年时间里，我没有很好地担负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而我的生活伴侣一直用勇气、温暖与恩赐支持着我。我对她欠下的债是永恒的。

加利亚·里希特（Galia Licht）是我写作搭档。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及初步的编辑工作，她让我的写作过程非常愉快。这本书中的所有闪光点都有她的功劳。

辛迪·施皮格尔（Cindy Spiegel）是一位来自施皮格尔和格劳出版社（Spiegel & Grau）的乐于助人的编辑，她大胆地决定信任我，相信我确实能在书中写出她预想中的以色列。辛迪的支持和指导贯穿我的整个旅程，她杰出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敏感为原始文本提供了所需的塑形和准确性。

我还需要感谢另外两名将本书带入这个世界的助产士。缇娜·贝内特（Tina Bennett）不仅仅是我亲爱的代理人，同样也是我的守护天使。在我们遭遇的所有困难和障碍中，她一直以亲切的态度来帮助这本书，也帮助我。朱迪·福利吉特（Judy Friedgut）不仅仅是我亲爱的秘书，还是我站立的双腿。她拥有我所缺乏的纪律性和明晰的条理，她夜以继日地工作，使这一切美梦成真。

我亲爱的朋友戴维·雷姆尼克（D avid Remnick）以他特有的职业水准为我检查了手稿，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他是鼓励我撰写这本书的人，他也是自我创作伊始就亲切地关照本书的人。在我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是我亲爱的内兄吉利·罗森赫玛（Gili Rosenheimer）给予了支持。同样支持我的还有老友加比·平克（Gabi Pikker）和阿维·伊利亚胡（Avi Eliahu）。对这三位我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那坦基金会（Natan Fund）可以接受这部手稿，并授予其最佳图书奖，对此我深表感激。伊斯特·艾什洛夫（Ester Asherof）做了最后的研究工作。我的唯一，塔玛拉·沙维特也贡献了她的力量。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就是塔玛拉的未来，也是她的弟弟们——迈克尔和丹尼尔的未来。

《我的应许之地》是基于对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男人和女人——的大量采访和讨论。他们都打开家门，敞开心胸，同我分享他们的以色列经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致谢，但是，我确实深深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人。这些与我同胞们的亲密而热情的谈话，赋予了我关于我们挚爱而饱受摧残的家园的独到见解，而这正是我要讲述的故事。

资料来源

《我的应许之地》并非是一篇关于历史的学术报告。相反，它是一个人穿越当代以色列和以色列历史的个人旅程，通过几十个具体的、深远的、辛酸的以色列人的故事来详细讲述大以色列的传奇。

“初见”是基于本特威奇家族的家族文献、赫伯特·本特威奇自己撰写的文稿、一些他留在旅伴处的笔记，以及当时发表在犹太人英语出版物和希伯来语出版物上对1897年马加比朝圣团的描述文章。

“步入深谷”的资料包括对伊扎克·特本金的信徒的一些访谈，以及艾因哈罗德档案室里数目庞大的记录和回忆录。

“柑橘园”一章的灵感来自与雷霍沃特诸位年老的柑橘种植者的大量谈话，他们在21世纪初仍然健在，还有雷霍沃特档案室里的地方志。

“马萨达”一章中关于旅行和学习班的资料是基于1992年我对什马利亚胡·古特曼进行的采访，以及1942年春天在劳工运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吕大城”章节整合了大量的创伤性事件的记述，它们都是20世纪90年代由穆拉·科恩（Mula Cohen）、什马利亚胡·古特曼、伊斯里尔·格劳尼克（Yisrael Goralnik）、加百利·科恩（Gabriel Cohen）、雅艾尔·德加尼（Yael Degani）、奥特曼·阿布·哈曼德以及其他1948年悲剧的事件参与者所提供的。

“供给房”一章讲述我采访的大屠杀（或者大迫害）幸存者的人生故事——来自泽夫·斯坦赫尔、阿哈龙·阿佩菲尔德、阿哈龙·巴拉克、露易丝·安纳齐、安娜·施皮格尔、阿里·贝尔德伦、耶胡底·费希尔、什洛莫·泰歇以及其他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居民。

“核工程”一章的核心来自我与约瑟夫·塔里曼（Yosef Tulipman）在2009年的不寻常的会面，他是迪莫纳核反应堆在关键性的1965年至1973年期间的迪莫纳基地的局长。

“定居点”一章是对关键性定居点奥弗拉的建立的复原，基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我对约尔·宾·努恩、平夏斯·沃勒斯坦、耶胡达·伊曾、伊斯雷尔·哈雷尔以及其他奥弗拉建立者的采访。

“加沙海滩”首先发表在1991年的《国土报》和《纽约书评》上，那时，我刚刚在臭名昭著的拘留营服完兵役。

“和平”一章的材料来自我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对约西·萨里德、尤西·贝林、阿维赛·马格利特、梅纳赫姆·布林克尔、阿莫斯·奥兹的采访，以及更早的对贾马尔·蒙赫尔的访谈（1993年）。

“我控诉”是阿里耶·德里向我讲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故事，来自我对他与他的母亲的访谈，以及他的个人传记和以色列杂志描述他20年生活的文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是关于特拉维夫夜生活全面的、最新版本的片段景观，在上一个千禧年接近尾声之际我发表于《国土报》上。

“上加利利”同样最先发表在《国土报》上，时间是2003年1月。

“现实的冲击”体现了2006年我亲身经历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的真实感悟。

“占领罗斯柴尔德”基于我对迈克尔·斯特劳斯、科比·里克特、伊奇克·施穆里的深入访谈（2007~2011年），以及与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谈话（2011年）。

“生存挑战”出自阿莫斯·亚德林对伊朗事件的解释，这是他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向我描述的，此外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见解。

“在海边”一章包括了这几年的行程临近结束时，我在家乡旅行所观察到一小部分现象。

在追寻我的以色列之旅的过程中，无论是古老的以色列还是新式的以色列，我阅读了数百册的书籍和数千份的档案文献，这些材料赋予我灵感，丰富了我的感悟。为了确保所有的细节都是正确的，我用文献史料对口述史料进行了核对和再核对。采访具体个人的兴奋过程，与数据收集和事实核查的细致过程交织在一起。然而，当此书完本之际，《我的应许之地》关乎所有的人。我撰写的这本书是每个以色列人看到的以色列传奇，而我是其中之一。

照片来源

第VII页：米哈·巴–艾姆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Micha Bar- Am/Magnum Photos

第2页：美国殖民地/马特森精选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American Colony/Matson collection,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第24页：亚伯拉罕·索斯金/拉冯学院档案馆，特拉维夫

Avraham Soskin/Lavon Institute Archive, Tel Aviv

第48页：美国殖民地/马特森精选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American Colony/Matson Collection,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第68页：阿扎里亚·阿龙提供

Courtesy of Azaria Alon

第96页：本诺·罗森伯格。照片版权为本诺所有

罗森伯格的著作权只属于以色列梅塔有限责任公司

Beno Rothenberg. The copyright of the photograph of Beno

Rothenberg belongs solely to Meitar Collection Ltd., Israel

第130页：罗伯特·卡帕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Robert Capa/Magnum Photos

第170页：《泰晤士报》/北爱尔兰辛迪加

The Times/NI Syndication

第196页：米哈·巴–艾姆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Micha Bar- Am/Magnum Photos

第222页：摄影者佚名/档案馆：GPO，耶路撒冷

Photographer unknown/Archive: GPO, Jerusalem

第234页：波阿斯·拉尼尔提供

Courtesy of Boaz Lanir

第268页：摩西·米尔纳/档案馆：GPO，耶路撒冷

Moshe Milner/Archive: GPO, Jerusalem

第296页：帕维尔·瓦尔贝格提供

Courtesy of Pavel Walberg

第312页：阿姆鲁·伊利–阿巴里/ Zochrot组织，特拉维夫

Amr El-Abari / Zochrot Organization, Tel Aviv

第326页：戴维·塔特科瓦提供

Courtesy of David Tartakover

第340页：伊利达·拉法里提供

Courtesy of Eldad Rafaeli

第366页：戴利亚·阿莫茨，特拉维夫戈登画廊提供

Dalia Amotz, courtesy of the Gordon Gallery, Tel Aviv

第384页：泽夫·柯恩提供

Courtesy of Ziv Kor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沙维特著；简扬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2016.5重印）

书名原文：My Promised Land: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ISBN 978–7–5086–4791–3

I. ①我⋯ II. ①沙⋯ ②简⋯ III. ①以色列－历史IV. ① K3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757号

MY PROMISED LAND: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Copyright © 2013 by Ari Shavit. Map copyright © 2013 by Mapping Specialists Ltd.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piegel & Grau,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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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著者：[ 以] 阿里·沙维特
译者：简扬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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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行走观察：牵动全球的百年纷争（套装共8册）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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